谢选骏全集第243卷 《海权论》煽动和策划了美西战争 "On Sea Power" incited and planned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海权论》煽动和策划了美西战争

"On Sea Power" incited and planned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2023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43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43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1、“海权论煽动和策划了美西战争”：因为马汉不是一个布衣，而是军事首领——他是一个带节奏、带风向的指标人物。因此他所说的话，绝不是一种个人意见，而是集体智慧——就像茅坑里的毛泽东思想一样。

2、若从海权的角度看汉尼拔，他只能算是“战术之父”，战略上却是一个孙子，结果自然一败涂地——因为他始终未能建立制海权，就去攻击大海对面的罗马，那就迟早会陷入力有不逮的绝境。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汉尼拔更主要的致命弱点，在于他所率领的是雇佣军而不是国民兵——这些职业军人看起来英勇善战，但却会计算成本；一个国家如果依靠雇佣军，就像跌入了一个财政陷阱。例如，现在的美国就存在这样的危险。

Executive summary

1. "The theory of sea power incited and planned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Because Mahan was not a commoner, but a military leader - he was an indicator figure with rhythm and direction. Therefore, what he said is by no means a personal opinion, but collective wisdom - just like Mao Zedong Thought in the latrine.

2. If you look at Hannib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a power, he can only be regarded as the "father of tactics", but in terms of strategy, he is a grandson. Naturally, the result was a complete failure - because he never established sea control, he went to attack Rom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ea. , then sooner or later you will fall into a desperate situation where you are unable to do anything. This is no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Hannibal's main fatal weakness is that he leads mercenaries instead of national militia - these professional soldiers look brave and good at fighting, but they can calculate the cost; if a country relies on mercenaries, it is like falling into a financial trap. trap. For example, such a danger ex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另起一页）

【第一部分】

《海权论》煽动和策划了美西战争

【第二部分】

【战略侏儒汉尼拔】

【第三部分】

【海权新论】

（另起一页）

【第一部分】

【《海权论》煽动和策划了美西战争】

【导论、《海权论》煽动和策划了美西战争】

网文《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报道：

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年9月27日—1914年12月1日）是一名美国海军的上校及预备役少将。马汉的思想深受古希腊雅典海军统帅地米斯托克利及政治家伯里克利的影响，主要著述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1793－1812》、《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海军战略》等。

生平

马汉1840年9月27日出生在西点军校的教授楼里，其父丹尼斯·哈特·马汉28岁时就成为了当时西点最年轻的教授。他给儿子取名赛耶是为了纪念为西点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赛耶校长。1854年马汉进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学院。[1]虽然丹尼斯·马汉是美国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马汉却违背了父亲的意愿1856年转入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三年级就读，1859年以第二名优异成绩毕业并进入海军服役，曾任炮舰舰长。1885年任海军战争学院教授，讲授海军史及海军战略，并开始其著述生涯。

马汉在1886－1889，1892－1893年两度出任海军战争学院院长，在职期间马汉将自己的军事思想投入到教学中，把以前的分散的舰只战术综合为舰队战术体系，还亲自为学生上课，制作模型。被学员尊为海军中的若米尼。1896年马汉退休，但仍然继续研究写作相关海权论著。1898年担任美西战争的指挥官。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以美国代表团顾问身份及美国海军作战委员会委员出席，坚决反对裁军。1902至1903年马汉被选为美国历史学会的会长。1906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把所有曾在内战时服役的海军上校皆昇为备役少将，马汉虽接受了这份荣誉，但在著作上，仍保留其上校阶级。1908年出任美国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1911年发表《海军战略论》。1914年12月1日因心脏病发作，逝世于华盛顿海军医院，享寿74岁。

海权论

马汉认为制海权对一国力量最为重要。海洋的主要航线能带来大量商业利益，因此必须有强大的舰队确保制海权，以及足够的商船与港口来利用此一利益。[2]马汉也强调海洋军事安全的价值，认为海洋可保护国家免于在本土交战，而制海权对战争的影响比陆军更大。他主张美国应建立强大的远洋舰队，控制加勒比海、中美洲地峡附近的水域，再进一步控制其他海洋，再进一步与列强共同利用东南亚与中国的海洋利益。马汉的海权论对日后各国政府的政策影响甚大。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控制中美洲的“巨棒政策”是以马汉理论为基础。直到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部署都以马汉理论为原形。马汉并且提出了相关的战略，主要以英国为例，讨论一国的地理、人口、政府政策等六项基本因素对海权的影响，其因素分别如下：

地理位置：最理想的位置是居中央位置的岛屿，并靠近主要的贸易通道上，有良好的港口和海军基地。例如：不列颠群岛与欧洲大陆的距离不远不近，既足以使英国获得对抗外敌入侵的相当安全保障，又便于打击敌人，换言之，进可攻退可守。英国以英吉利海峡和欧洲大陆相隔大，不仅有水为屏障，且距欧洲大陆近，因此英国不须维持大陆军，而可集中国力发展海权，以优势的海军来封锁欧洲大陆港口，并控制出入欧洲北部的航线。与英国成强烈对比的是法国，他不仅要维持大陆军，而其海军也必须分驶大西洋与地中海，因此在海权竞争中，法国对英国便居于劣势。

自然地理形态：具绵长之海岸线及拥有良好可用的港口。海岸线可决定向海洋发展的难易程度，良好港湾则代表向海发展的先天潜力，而土地的肥沃与否，则影响人民讨海为生的意愿和需求。一个国家的海岸线是其边界的一部份，凡是一个国家其疆界易于与外界接触者，其人民便较容易向外发展，与外面世界相交往。地形平坦、土地肥沃可能使人民安土重迁，不愿投身海洋，如法国。相反，则逼使人民不得不讨海维生，如荷兰、葡萄牙。岛国及半岛国家受限于地形上的因素，若欲发奋图强，则必须重视海权的发展。

国家领土大小范围：供应必要物资，但地形未经河川严重分割，大到难于防守；马汉认为国土的大小必须与人口、资源及其他权力因素相配合。一个国家人口的总数与海岸线总长度的比例，具极大重要性。否则广大的领土可能反而成为弱点。如面积太大，而人口与资源不成比例的国家，防守密度低，国家的危险性增高，假使又被河川或港口所割裂，则更是一大弱点。以美国内战时的南方为例，以人口和资源的比例而言，其面积是太大了，尤其是有了太长的海岸线和太多的内陆水道，兵力易被分割而导致失败。领土幅员应和人口、资源等因素相配合，地广人稀、过度绵长的海岸线及内陆水道众多等，有时反而成为弱点，如美国南北战争时之南方领土即是。

人口数量：提供从事海洋事业的人口培育，储备海军后备力量；人口数量和素质对海权均为重要基楚，海权国家不仅应有相当数量的从事航海事业人口，而其中直接参加海洋生活的人数更应占相当高度的比例。国家的平时航海事业(包括航运和贸易)足以决定其海军在战争中的持久力。英国即为典型例证，他不仅是航海国家，而且也是造船和贸易国家，拥有发展海权的必要人力与技术资源。想向海洋发展的国家，不仅应有相当数量的人口，而且其直接或间接参加海洋活动的人数，也应占相当的比例。

民族性：面向海洋，具冒险犯难的性格，促进商机及航运发展；国民对海上贸易的意愿及航海生产能力的心理因素亦极重要。若国民以向海洋寻求财富为荣，航海事业自然蓬勃。海洋商业与海军的结合，再加上殖民地的开拓，终使英国成为海权霸主。主要为贸易愿望(重商主义)和生产能力；有此心理基础，人民才会走向海洋寻求财富。

政府的性质和政策：政府的战略主张，影响海军武力的运用；政府必须明智而坚毅，始能对海权作长期发展。英国的成功主因即在此。自詹姆士一世开始，英国的国家政策即一直以追求海外殖民地、海上贸易和海军优势为目的。政府若明智而坚毅，培养其人民对海洋的兴趣，则海权的发展也自然比较容易成功。

马汉认为英国之成就为空前海洋强权，除了具备上述基本条件的优势外，其政府海权运作的适切，实居关键。在海权运作方面，马汉认为英国若无海运贸易能力，无广大殖民地(资源、基地和市场)，以及训练有素的海员和船舰，则英国虽有先天优越条件，亦将无能为力，尤其在战争工具运用上，即制海权争取上，英国通常均以在海上击灭敌国舰队或对敌港口建立封锁为一贯指导，更是重要因素，相反的，法国却热衷于领土的征服而未著眼于击灭英国舰队，于是结果便完全不同。

脚注与参考文献

美国海军历史学家、海军战略理论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年9月27日出生于美国西点军校的一位教授家庭。1859年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即在海军任职。他参加过南北战争，担任过舰长，后来曾在美国海军学院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任教，主要教授海权理论和海军史，并两度担任海军学院院长。  

马汉一生致力于海军战略理论研究和著述，共留下专著二十多部和论文130多篇。《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是1890年出版的，它是马汉海权论的第一部成功之作，是海权论三部曲之第一部，也是马汉海权论的奠基之作。后两部著作是《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 1793-1812》（1892年出版）；《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1905年出版）。  

马汉在这本书里主张应该拥有并运用优势海军和其他海上力量确立对海洋的控制权力和实现国家战略目的。他把产品、海运、殖民地归结为海权的三大环节，并提出了影响海权的六个条件即：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民族特点；政府的特点和政策。他通过讲述欧洲和美洲的历史，特别是海上战争史，揭示海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在美国再版32次，几乎被所有欧洲国家翻译出版。英国的评论家把这本书看作为他们的军官和政治活动家应遵循的原则的说明。德国皇帝命令将此书的译本放在他的新海军的每条舰船的舱室里供军官阅读。日本政府特别命令将本书的译本分发给陆、海军军官、政治领袖和学校。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称马汉是“美国生活中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美国的军事院校和军事理论研究机构均把本书列为必修的课程。因此，海权论不仅成为美国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对西方国家和前苏联的海军建设和海军战略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争得国家海权、保卫国家海权、保护国家海洋权益的观念和斗争艺术已被广大的海洋国家所认同。海权观念即将经历新的世纪的检验。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作者的阶级立场所决定，马汉在这本书里片面地过分夸大了海上力量和舰队决战的作用，但是它的基本观点仍将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与学术价值。  

该书出版以后，西方评论界认为，该书的绪论与第一章，即约占全部文字六分之一的部分，是涉及国家战略、国家政策的部分；而且，他们认为，从马汉在这一部分中的概括性论断中，可以看出马汉在政治立场上已经成为一个强硬的帝国主义者。该书的第二章至第十四章，约占全部文字的六分之五。评论界认为这些文字“是直接讲述历史，并侧重讲述海上战争史，企图为海权在历史上所起的‘支配作用’，提供使人们理解的资料”。在这些章节里，马汉综述以下战争，并着重综述海上战争，这就是：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1667，法国、丹麦于1666年2月与荷兰结成同盟，共同对英作战）；第三次英荷战争（1672-1674，英国与法国组成联合舰队对荷兰作战）；1688-1697年奥格斯堡联盟战争（法国支援被英国国会废黜的英王詹姆斯二世而引发的英法海上战争）；1701-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8年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15-1739年英国西班牙战争；1740-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英国与法国西班牙海上战争）；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英国与法国西班牙海上战争）；1775-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海战；1779-1782年英国与法国西班牙海上战争等等；并在第十四章中，专门对1778年的海战进行评述，认为当时的海上强国——英国，所以能够称霸于海洋，是依靠它实际拥有的和潜在的“强大的海上力量”，依靠它的海上“贸易”（即商品与鸦片输出）和海上“武装运输队”，依靠它的海外殖民地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军站（海军基地）；马汉还认为：“这些国内外据点的联合及其间的交通线，可称之为总的军事形势的战略特点”，“作为海上交通线卫士的海军，是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海权，是一个战略范畴，是国家海洋战略与海军战略的核心与基础。海权，是在古代随着海上武装力量在海上战场的武装斗争的发生、发展而萌生并逐步形成与发展的一个战略概念，是海上战争实践的产物，而不是任何人的头脑的天赋创造。海权的实质是，国家通过运用优势的海上力量与正确的斗争艺术，实现在全局上对海洋上的控制权力。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集团，都可以运用这一战略范畴去进行海洋上的竞争与斗争；而它们在运用这一战略范畴时，都不可避免赋予这一战略范畴以不同的形态与内容，从而使之形成具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集团的历史时代特征与阶级属性的海权理论。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海权论煽动和策划了美西战争”——别说上文不懂“海权论煽动和策划了美西战争”这一历史发现，除了我以外似乎谁也不懂“海权论煽动和策划了美西战争”。这是因为我看到了，马汉不是一个布衣，而是军事首领——他是一个带节奏、带风向的指标人物。因此他所说的话，绝不是一种个人意见，而是集体智慧——就像茅坑里的毛泽东思想一样。

（另起一页）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

 

马汉（美国）

1890年版

（另起一页）

【前言】

撰写这本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认真地研究欧洲和美洲的通史，研究有关海权对欧洲和美洲历史发展的影响。一般说来，历史学家对海上情况知之甚少，他们有时对海洋既没有特殊的兴趣，又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往往忽略了海上力量对重大事件的深远影响，他们有时对海权发展的总趋势还比较了解，但是对特定场合下海权的作用却不甚了解。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使用海洋和控制海洋，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能够找出并且能够说明海权在一种特定场合下的确切意义，却是比较困难的。然而，除非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否则只一般泛泛地承认海权的重要性，那将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也是不实际的；因为这种承认，不是象本来应做的那样，即不是依赖于搜集一些特殊的事例，通过对这些特殊事例所处特定时期的环境分析，明确地说明了海权的确切作用。  

我们可以举两位英国作家轻视海上力量对重大事件的影响作为例证。看起来这两个例子让人很难理解，因为英国与其它国家相比，其强大更多地应归功于海洋。一位英国作家阿诺德在他所著的《罗马史》中写道：“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两次，独特的天才人物与一个大国的各种资源和组织机构进行斗争。但是，每一次都是大国获胜。一次是汉尼拔 [译者注：汉尼拔（公元前247-183）迦太基统帅。] 与罗马斗争了17年；另一次是拿破仑与英国斗争了16年。汉尼拔的斗争是在扎马结束的；拿破仑的斗争是在滑铁卢告终的。”另一位英国作家爱德华·克里西爵士在引用《罗马史》这本著作时，补充说道：“但是对两次斗争中的相似点，几乎都没有进行足够的、详尽的研究。这就是最后打败强大的迦太基的罗马将军西庇阿 [译者注：西庇阿（公元前236-前183），古罗马统帅。] ，和最后彻底推翻法国皇帝的英国将军威灵顿是异常相似的人物。他们都担任高级重要指挥者多年，但是他们都远离战争的主要战场。他们各自最重要的戎马生涯都是在同一个国家——西班牙度过的。正是在西班牙，西庇阿同威灵顿一样，在反对主要的斗士和征服者本人之前，连续不断地遭遇和打败了几乎所有的敌军处于次要地位的将军。西庇阿和威灵顿都在使他们的同胞在遭受一系列败北之后，重新对战争恢复了信心，他们每个人都是在完全彻底地打败了所选中的敌军指挥官和所选中的有战斗经验的敌军之后，才结束了一场长期的和危险的战争。”  

上述这两位英国作家都没有提到这种更惊人的巧合，即在这两次战争中，胜利者都掌握了制海权。罗马人控制了水路，迫使汉尼拔不得不经过高卢 [译者注：高卢，历史地名，领有今意大利北部、法、比、荷等国，属古罗马帝国一部。] 进行那种远距离的危险行军。行军途中，一多半的老战士变得很虚弱，从而使当时从罗讷河向西班牙派兵的老西庇阿[投笔从戎注：原文为“大西庇阿”。按此处提到的应为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当时罗马的两位执政官之一，后来在西班牙战败被杀；他是在扎马最终击败汉尼拔的那位西庇阿（也叫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后来尊称阿非利加努斯）的父亲，一般习惯称为“老西庇阿”。] ，能够截击汉尼拔的交通线，又能够返回本土，并且能够在特雷比亚对付入侵者。整个战争期间，古罗马军团不受干扰，精神抖擞地经水路来往于汉尼拔的基地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在梅陶鲁斯河的决定性战役中，相对于哈司德鲁巴尔和汉尼拔的军队来说，罗马人的部队处于内线位置，按理说这种态势原本应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但是由于汉尼拔的弟弟哈司德鲁巴尔不能从海上，而只能经高卢从陆路运送援兵，最终让罗马军团取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此后，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时刻，迦太基的两支大军在狭长的意大利被分开了，其中一支被两位罗马将军的联合行动摧毁了。  

另一方面，海军历史学家们很少考虑通史与他们自己所研究的海军史这个特定的题目之间的联系，通常只把他们自己局限在单纯编撰海军事件的编年史上。与英国人相比法国人不是这样；天才的有教养的法国人能够比较认真地调查取得异常结果的原因，调查各种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但是，就我本人所知，还不曾有一部著作曾经讲授过我们这里所探讨的这种特定的题目，即评价海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和对国家繁荣、兴旺的影响。至于其它一些论述各国的战争、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历史，也只是偶尔、一般冷漠地提到一些海上事件。本书的目的，在于把海上利益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但是，又不使它们与总的历史中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周围环境相脱离，并且试图说明周围环境又是怎样影响海上利益的。海上利益又是怎样改变周围环境的。  

这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期，是从有独特特点的帆船时代开始的1660年，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的1783年。虽然在这本书里以一系列海上事件为基础的通史的连贯性不是很明显，但是这本书已经尽力提供一个准确的、清晰的提纲。作为一名热爱自己本职工作的海军军官，我在撰写本书时毫不犹豫、毫不拘束地离题论述了海军政策、海军战略和海军战术问题；我尽量避免使用海军技术术语，希望在这本书里所提出的这些简单问题，将会引起非专业读者的兴趣。  

 A·T·马汉 1889年12月  

谢选骏指出：由独立战争引起的仇英亲法的情绪，百年之后依然存留在美国社会，马汉就是一个例子。因此他在抨击英国历史学家忽视海权的时候，绕过了一个问题——无论制海权多么重要，决定性的战役还是在陆地上进行的。马汉似乎不懂，雅典是如何败给斯巴达的，意大利又是如何败给土耳其的。而且最直接的——英国是如何败给美洲殖民地的。

（另起一页）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海权组成要素的探讨  

第二章　1660年的欧洲形势 1665-1667年第二次英荷战争 洛斯托夫特海战和四天海战  

第三章 1672-1674年英法联合反对北部七省的战争 1674—1678年法国反对欧洲各国联盟的战争 索莱湾海战 泰瑟尔岛海战和斯特龙博利岛海战  

第四章 英国革命 1688-1697年奥格斯堡联盟战争 比奇角海战和拉乌格海战  

第五章 1702-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马拉加海战  

第六章 法国摄政时期 西班牙大臣阿尔韦罗尼 英国沃波尔和法国弗勒里的政策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 英国在拉丁美洲的非法贸易 1715-1739年大不列颠与西班牙的战争  

第七章 1739年大不列颠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 1740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44年法国与西班牙联合反对大不列颠 马休斯、安森和霍克进行的海战 1748年的《亚琛和约》  

第八章 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 英国势不可挡的力量和它在各海域、北美洲、欧洲、印度和西印度群岛上的征服地 宾在梅诺卡岛外海的海战 霍克和康弗朗斯的海战 波科克和德·阿赫在印度进行的海战  

第九章 从巴黎和约至1778年的事态发展 美国独立战争引起的海战 阿申特岛外海之海战  

第十章 1778-1781年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之海战 海战对美国独立战争进程的影响 英法两国舰队在格林纳达、多米尼加和切萨皮克湾外海的军事行动  

第十一章 1779-1782年在欧洲海域进行的海战  

第十二章 1778-1781年发生在印度的若干事件 1781年絮弗昂从布雷斯特港起航 1782年和1783年絮弗昂在印度海域进行的辉煌战役  

第十三章 约克敦陷落之后西印度群岛上发生的若干事件 德格拉斯与胡德的遭遇战 1781年和1782年圣基茨海战  

第十四章 对1778年海战的评述  

（另起一页） 

 

 

【提纲】 

 

绪论  

海权历史是国家间的斗争史，因此主要是军事史  

具有永久性的历史教导  

现代海军的看法未定  

历史上各类战舰的对比  

上风与下风的主要区别  

关于进攻和防御阵位  

继而对海军政策产生的影响  

专适用于战略的历史教导  

不太适用于战术的历史教导  

战例：  

1798年的尼罗河之战　  

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角海战  

1779-1782年围攻直布罗陀  

公元前31年亚克兴之战和1571年的勒班陀之战  

公元前218-201年第二次布匿战争  

现在比过去更需要战时与平时的战略结合  

广义的海军战略  

第一章 海权组成要素的探讨  

海洋是一片开阔的公有地  

海上运输优于陆上运输  

海军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贸易  

贸易依靠安全的海港  

殖民地和殖民地港口的发展  

海权的三个环节：产品、海运、殖民地  

影响海权的总的条件：  

1. 地理位置  

2. 自然结构  

3. 领土范围  

4. 人口  

5. 民族特点  

6. 政府的特点和政策  

英国政府的特点和政策  

荷兰政府的特点和政策  

法国政府的特点和政策  

殖民地对海权的影响  

美国的情况：  

海权薄弱  

主要兴趣是国内发展  

来自封锁的危险  

海军依赖于海运事业  

海权要素探讨的结论  

叙述历史的目的  

第二章　1660年的欧洲形势 1665-1667年第二次英荷战争 洛斯托夫特海战和四天海战  

查理二世和路易十四就职  

紧随其后的一些大战  

由亨利四世和马扎然制定的法国政策  

 1660年法国形势  

西班牙的形势  

荷兰联合七省的形势  

他们的贸易和殖民地  

他们的政府的特点  

国内的派别  

 1660年英国的形势  

法国、英国和荷兰的舰船特点  

欧洲其他各国的形势  

路易十四在欧洲起主要作用  

路易十四的政策  

柯尔贝尔的行政纲领  

 1665年第二次英荷战争　  

 1665年洛斯托夫特海战  

纵火船与鱼雷巡逻艇相比  

编队队形  

帆船的作战队形  

 1666年四天海战　  

双方舰队的军事功绩  

指挥双方舰队的司令  

 1667年德·勒依特在泰晤士河的战斗　  

 1667年的《布雷达和约》　  

摧毁贸易的军事作用  

 

第三章 1672-1674年英法联合反对北部七省的战争 1674—1678年法国反对欧洲各国联盟的战争 索莱湾海战 泰瑟尔岛海战和斯特龙博利岛海战  

路易十四侵犯西属尼德兰  

联合七省的政策  

英国、荷兰、瑞典三国同盟  

路易十四的恼怒  

莱博尼兹建议路易占领埃及  

莱博尼兹的建议书  

路易十四与查理二世间的交易  

英法两国国王对联合七省宣战  

此次战争的军事特征  

荷兰海军的战略  

德·勒依特的战术  

荷兰海军行政机关的无能  

 1672年索莱湾海战  

战术评论  

战斗对战争进程的影响  

法国在荷兰的陆战  

荷兰州长德威特被谋杀  

奥兰治威廉得到权力  

欧洲各国的不安  

 1673年斯库内维尔德海战  

 1673年泰瑟尔岛海战  

对总的战争的影响  

法国舰队的可疑行动  

海上联合总是无效的  

德·勒依特的军事才能  

联合反对法国  

英国与联合七省间的和平条约  

西西里反抗西班牙统治  

 1676年斯特龙博利岛之战  

对克拉克海军战术的阐述  

德·勒依特兵败阿戈斯塔  

英国成为法国的敌人  

联合七省遭受的损失  

 1678年的《奈梅根和约》  

战争对法国和荷兰的影响  

德埃特雷的短评  

 

第四章 英国革命 1688-1697年奥格斯堡联盟战争 比奇角海战和拉乌格海战  

路易十四的侵略政策  

法国、英国和荷兰的海军状况  

詹姆斯二世继承王位  

奥格斯堡联盟的形成  

路易十四对德意志皇帝宣战  

英国革命  

路易十四对联合七省宣战  

威廉和玛丽成为国王和王后  

詹姆斯二世在爱尔兰登陆  

法国海军的失误  

威廉三世在爱尔兰登陆  

 1690年比奇角海战　  

图尔维尔的军事特点  

 1690年波因河之战  

爱尔兰的斗争结束  

 ]692年拉乌格海战  

法国舰船的毁灭  

海权对此次战争的影响  

对贸易舰船的进攻和防护  

法国私掠巡航舰的特殊作用  

 1697年《利斯维克和约》  

详尽论述法国的原由  

第五章 1702-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马拉加海战  

奥地利王室的西班牙国王没有直系继嗣  

西班牙国王希望将继承权交给安茹公爵  

西班牙国王去世  

路易十四接受了遗产  

路易十四占领西属尼德兰的一些城镇  

英国、荷兰和奥地利间的攻势联盟  

宣战  

联盟宣布卡洛斯三世为西班牙国王  

比戈帆船事件  

葡萄牙加入联盟  

海战的特点  

英国夺得直布罗陀  

 1704年马拉加海战　  

法国海军的衰退  

陆战的进展  

同盟国占领撒丁和梅诺卡岛  

马尔伯勒失宠  

英国提出议和条件  

 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　  

和约条款  

战争给交战国带来的结果  

大不列颠的统帅地位

海权取决于贸易和海上力量  

与海权有关的法国位置  

不景气的法国  

英国贸易兴旺  

摧毁贸易战无效  

迪盖-特鲁安远征里约热内卢　  

俄国和瑞典的战争  

第六章 法国摄政时期 西班牙大臣阿尔韦罗尼 英国沃波尔和法国弗勒里的政策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 英国在拉丁美洲的非法贸易 1715-1739年大不列颠与西班牙的战争  

安妮女王和路易十四去世  

乔治一世继任  

奥尔良菲利普摄政  

西班牙的阿尔韦罗尼施政  

西班牙人入侵撒丁  

奥地利、英国、荷兰和法国四国同盟  

西班牙人入侵西西里  

 1718年西班牙海军在帕赛罗角外海被毁　  

阿尔韦罗尼的失败和被免职  

西班牙接受和谈条件  

大不列颠介入波罗的海  

奥尔良菲利普去世  

法国的弗勒里施政  

法国贸易的发展  

法国在印度的活动  

英国和西班牙间的纠纷  

英国人在拉丁美洲的非法贸易  

西班牙对英国商船的非法搜查  

沃波尔为维持和平进行斗争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  

产生两个西西里波旁王国  

波旁家族的协议  

法国得到了巴尔和洛林公爵领地  

法国对西班牙作战  

英国对西班牙作战是符合道义的  

法国海军的衰退  

沃波尔和弗勒里去世  

第七章 1739年大不列颠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 1740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44年法国与西班牙联合反对大不列颠 马休斯、安森和霍克进行的海战 1748年的《亚琛和约》  

 1739-1783年战争的特点  

法国政府忽视海军  

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  

迪普莱克斯和拉布尔多奈在印度的活动  

各国海军情况  

弗衣和安森的远征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爆发  

地中海的海军形势  

海权对战争的影响  

 1744年土伦外海之战  

英军失败的原因  

战斗之后军事法庭的调查  

英国海军的无效行动  

 1745年新英格兰殖民者占领路易斯堡　  

几种原因凑在一起抵销了英国的海权  

法国蹂躏比利时和入侵荷兰  

安森和霍克进行的海战  

海军准将伊艾蒂安杜尔卓有成效的防御  

迪普莱克斯和拉布尔多奈在印度的行动方案  

海权对印度形势的影响  

拉布尔多奈攻陷马德拉斯  

 1748年的《亚琛和约》　  

用马德拉斯与路易斯堡交换  

战争的结果  

海权对此次战争的作用  

第八章 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 英国势不可挡的力量和它在各海域、北美洲、欧洲、印度和西印度群岛上的征服地 宾在梅诺卡岛外海的海战 霍克和康弗朗斯的海战 波科克和德·阿赫在印度进行的海战  

《亚琛和约》留下了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迪普莱克斯继续他的侵略政策  

迪普莱克斯从印度被召回国  

法国放弃了迪普莱克斯的政策  

北美洲的骚动  

 1755年布雷多克的远征　  

和平时期英国捕获法国舰船  

 1756年法国远征马翁港　  

宾离港去援救马翁港  

 1756年宾在马翁港外海的作战活动　  

法国海军政策的特点  

宾返回直布罗陀  

宾被免职，接受军事法庭审判并被处死  

法国和英国正式宣战  

英国了解战争具有海战特点  

法国被引入陆上斗争  

 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开始  

皮特成为英国首相  

位于北美洲的作战活动  

 1758年路易斯堡陷落  

 1759年魁北克陷落 1760年蒙特利尔陷落  

海军对大陆战争的影响  

英国海军作战活动的总计划  

舒瓦瑟尔成为法国大臣  

他计划入侵英国  

 1759年土伦舰队离港　  

土伦舰队不幸与博斯科恩遭遇  

继而使入侵英国的计划受挫  

计划入侵苏格兰  

布雷斯特舰队起航  

 1759年霍克与布雷斯特舰队遭遇并将其驱散  

查理三世继任西班牙王位  

乔治二世去世  

克莱武在印度的活动  

 1757年的普拉西之战　  

海权对在印度的斗争的决定性影响  

 1758、1759年波科克与德阿赫进行的海战　  

法国海军在印度缺少基地  

法国舰队放弃了斗争  

最终法国失去在印度的权力  

法国海军的毁灭  

法国与西班牙结盟  

英国对西班牙宣战  

迅速征服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  

法国和西班牙入侵葡萄牙  

入侵受到英国的抵制  

西班牙人在各处遭到惨败  

西班牙乞求和平  

英国损失的贸易舰船  

英国贸易的不断增长  

大不列颠的霸王地位  

英国与葡萄牙的关系  

《巴黎和约》的条款  

大不列颠国内对和约的争论  

海战的结果  

大陆战争的结果  

海权在政局不稳的国家里的作用  

美国与中美洲地峡的利害关系  

七年战争对大不列颠近代史的影响  

战后大不列颠获得的好处  

英国的胜利归于海上优势  

海港与舰队相互依存  

第九章 从巴黎和约至1778年的事态发展 美国独立战争引起的海战 阿申特岛外海之海战  

法国对《巴黎和约》不满  

法国海军的复兴  

法国海军军官中的纪律  

舒瓦瑟尔的对外政策  

大不列颠的国内纠纷  

大不列颠与北美殖民地的矛盾  

热那亚将科西嘉割让给法国  

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就占领福克兰群岛产生争论  

舒瓦瑟尔被免职  

路易十五去世  

路易十六的海军政策  

 1778年海战的特征  

路易十六给法国舰队司令的指示  

英国海军力量  

美洲军事形势的特征  

哈得孙河上的航线  

伯戈因从加拿大远征  

豪将其陆军从纽约运到切萨皮克  

 1777年伯戈因投降　  

美国的私掠巡航活动  

法国私下支援美国  

法国与美国之间签订的条约  

法国舰队对美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世界各地的军事形势  

法国与英国绝交  

英国舰队和法国舰队离港  

 1778年阿申特岛之战　  

战斗中舰队司令的位置  

第十章 1778-1781年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之海战 海战对美国独立战争进程的影响 英法两国舰队在格林纳达、多米尼加和切萨皮克湾外海的军事行动  

 1778年德埃斯坦离开土伦驶向特拉华湾　  

英国命令英军撤离费城  

豪勋爵的调动迅速  

德埃斯坦抵达的太晚  

德埃斯坦跟踪豪到纽约  

德埃斯坦在纽约没能进攻然后驶向纽波特  

豪跟随德埃斯坦到纽波特  

大风驱散了双方舰队  

德埃斯坦率其舰队驶向波士顿  

豪的主动在各个方面都挫败了德埃斯坦  

德埃斯坦驶向西印度群岛  

英军占领圣卢西亚  

德埃斯坦企图将英军逐出圣卢西亚但没有成功  

德埃斯坦夺取格林纳达  

 1779年格林纳达海战　英军受挫  

德埃斯坦没能利用他的优势  

德埃斯坦失职的原因  

法国海军政策  

英国在南部各州的作战活动  

德埃斯坦率其舰队驶向萨凡纳  

德埃斯坦对萨凡纳的无效攻击  

德埃斯坦返回法国  

查尔斯顿的陷落  

戴吉尚接任西印度群岛指挥  

罗德尼到来指挥英国舰队  

罗德尼的军事特点  

 1780年罗德尼与戴吉尚第一次交战  

突破战列线  

其后罗德尼和戴吉尚的调动  

罗德尼将其舰队一分为二  

罗德尼率一部分舰船驶向纽约  

戴吉尚返回法国  

法国部队抵达纽波特  

罗德尼返回西印度群岛  

英国与荷兰之间的战争  

 1780年对美国来说是极不幸的  

 1781年德格拉斯离开布雷斯特驶向西印度群岛  

德格拉斯在马提尼克岛外海与英舰队遭遇  

康沃利斯蹂躏南部的一些州  

康沃利斯退至威尔明顿并从那里到弗吉尼亚  

阿诺德在詹姆斯河的行动  

法国舰队离开纽波特拦截阿诺德  

 1781年法国舰队在切萨皮克外海遇到英国舰队  

法国舰队返回纽波特  

康沃利斯占领约克敦  

德格拉斯离开海地驶往切萨皮克  

 1781年德格拉斯与英国舰队的战斗  

 1781年康沃利斯投降  

对英国海军的作战活动的批评  

德格拉斯表现出的才能  

大不列颠在1778年的战争中的困难处境  

克服困难的最好军事方针  

 1780年位于纽波特的法国分遣队的情况  

大不列颠的防守地位和数量劣势  

因而需要积极主动性  

华盛顿对海权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影响的看法  

第十一章 1779-1782年在欧洲海域进行的海战  

同盟国在欧洲作战活动的目标  

西班牙对英国宣战  

 1779年同盟国舰队进入英吉利海峡  

巡航毫无收效  

罗德尼率领装载军需品的舰船驶向直布罗陀  

英军打败西班牙唐胡安·德兰加尔分遣队援救了直布罗陀  

同盟国舰队捕获一支大的英国运输船队  

 1780年波罗的海国家的武装中立条约  

英国对荷兰宣战  

英国舰队司令德比再次率舰船为直布罗陀运送粮食  

 1781年同盟国舰队再次在英吉利海峡出现  

同盟国舰队撒离英吉利海峡，这次行动并没有给英国造成损害  

一支驶往西印度群岛的法国护航运输船队被驱散  

 1782年马翁港陷落　  

同盟国舰队在阿尔赫西拉斯结集  

 1782年同盟国对直布罗陀进行大规模的攻击，最终遭到失败  

豪勋爵成功地为直布罗陀进行再补给  

豪的舰队与同盟国舰队间的作战活动  

英国政府对1778年战争的指导  

海权的影响  

正确使用海军力量  

第十二章 1778-1781年发生在印度的若干事件 1781年絮弗昂从布雷斯特港起航 1782年和1783年絮弗昂在印度海域进行的辉煌战役  

法国政府忽视印度  

英国与迈索尔王国和马拉他人的战争  

康特·德奥维斯指挥的法国分舰队抵达  

法国分舰队没起任何作用返回法兰西岛  

 1781年絮弗昂率5艘战舰驶离布雷斯特　  

 1781年进攻位于佛得角群岛的英国分舰队　  

此次进攻的指导思想和结果  

絮弗昂作为一名海军指挥的卓越功绩  

絮弗昂使佛得角脱离了英国  

絮弗昂抵达法兰西岛  

絮弗昂接任法国舰队司令  

絮弗昂在马德拉斯与休斯率领的英国分遣队相遇  

对印度海军战略形势的分析  

 1782年2月17日絮弗昂与休斯间的第一次战斗  

絮弗昂对印度海军形势的看法  

絮弗昂在战术上的疏忽  

絮弗昂没有得到其舰长们的大力支持  

絮弗昂前往本地治里　休斯前往亭可马里  

 1782年4月12日絮弗昂与休斯的第二次战斗  

絮弗昂的战术  

双方舰队都遭到相应的损失  

同时代的英国人批评休斯的指挥  

絮弗昂的舰队缺少供应  

絮弗吕的能动性成功地弥补了供应不足  

他与迈索尔苏丹海德·阿里的联系  

絮弗昂的坚定和洞察力  

絮弗昂不执行法国政府要他离开印度海岸的命令  

 1782年7月6日絮弗昂与休斯的第三次战术　  

休斯的才能  

英国舰队司令和舰长们的顽强战斗  

絮弗昂免去3位舰长的指挥权  

英军舰队司令休斯的缓慢行动  

絮弗昂攻击并夺取亭可马里  

这次成功地夺取亭可马里在战略上的重要性  

英法两支舰队修理物质情况的比较  

英国政府派出强有力的支援部队  

法国宫廷没有支援絮弗昂  

 1782年9月3日絮弗昂与休斯的第四次战斗　  

法军的失误和损失  

英法双方舰队的舰长的对比  

絮弗昂舰队的2艘舰船搁浅  

舰队司令比克顿率领的英国增援部队抵达  

天气不好的季节即将来临，休斯前往孟买  

法英两国在印度的军事形势  

德比西率领的法国增援部队未能及时抵达  

絮弗昂将其舰队带到了苏门答腊的阿彻姆  

絮弗昂回到印度沿海  

德比西抵达印度  

法国在岸上的力量减弱  

英国水陆围攻位于古德洛尔的德比西  

絮弗昂援救了古德洛尔  

 1783年6月20日絮弗昂与休斯的第五次战斗  

絮弗昂的行动具有决定性作用  

议和的消息传到马德拉斯  

絮弗昂率舰驶回法国  

絮弗昂沿途受到了赞誉和欢迎  

他的卓越的军事才能  

他的后半生和去世  

第十三章 约克敦陷落之后西印度群岛上发生的若干事件 德格拉斯与胡德的遭遇战 1781年和1782年圣基茨海战  

海上斗争从美洲大陆转到了西印度群岛  

德格拉斯驶向西印度群岛  

 1782年1月法国远征圣克里斯托弗岛（即圣基茨岛）  

胡德企图救助守备部队  

英法双方舰队的机动  

德格拉斯与胡德间的战斗  

胡德占领德格拉斯放弃的锚地  

德格拉斯攻击位于锚地上的胡德  

胡德坚持其阵位  

守备部队投降  

胡德行动的功绩  

对德格拉斯的指挥的批评  

罗德尼从英国驶抵西印度群岛  

罗德尼和胡德在安提瓜汇合  

德格拉斯返回马提尼克  

同盟国汁划占领牙买加  

罗德尼进入他在圣卢西亚的阵位  

法国舰队起航并受到罗德尼的追踪  

 1782年4月9日的作战活动  

对这次作战的批评  

追击在继续，法军舰船的不幸  

 1782年4月12日圣基茨海战  

罗德尼突破法国战列线  

英军俘虏法国舰队司令并捕获其5艘战舰  

作战的详情  

分析罗德尼的机动的作用  

海军装备改善的战术意义  

此次海上战役的教训  

罗德尼没有追逐法国舰队  

调查其原因和真实情况  

失败对合约条块的可能影响  

罗德尼对4月12日之战的看法  

罗德尼担任指挥期间所取得的成就  

罗德尼被新内阁召回  

夸大了这次战斗对战争的影响  

德格拉斯被俘后的生涯  

军事法庭对法国舰队中某些军官的处理  

法庭的判决  

德格拉斯不服判决  

德格拉斯受到国王严厉训斥  

德格拉斯、罗德尼和胡德去世  

第十四章 对1778年海战的评述  

 1778年之战纯属海上战争  

 1778年海战具有特殊的意义  

研究和评论一场战争的各个进程  

 “目的”与“目标”的区别  

 1778年海战的各方  

不同交战国的目的  

海上英帝国的建立  

受到殖民地反叛的威胁  

与同盟国相比英国舰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  

目标的选择  

舰队成为各地形势的关键因素  

观行海战必不可少的因素  

 1778年海战的作战基地：  

欧洲  

美洲  

西印度群岛  

印度  

信风和季风的战略意义  

海外基地一般缺乏资源  

因而使交通线的重要性不断增加  

海军是交通线的保护者  

欧洲和印度中间需要港口  

调查海军力量的部署  

在海上难于得到情报  

海军远征的目的地令人困惑  

防御的不利方面  

 1778年英国处于守势  

因而需要明智和充满活力的行动  

形势的关键  

在拿破仑战争中英国海军的政策  

七年战争中英国海军的政策  

这种政策的困难  

英国海军在1778年战争中的部置  

结果是在许多关键的地方处于劣势  

影响海军加强海军基地  

英国海军的分布暴露它在许多点上数量被对方超过  

 1778年的英国海军政策与其他战争中的海军政策对比  

同盟国的海军政策  

完全不同的联合目的  

 “最终目的”  

同盟国海军有意取守势  

这种行动纲领的危险  

摧毁贸易战的迷惑力  

 1783年的和谈条件  

（另起一页）

【绪论】  

海权的历史，虽然不全是，但是主要是记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国家间的竞争和最后常常会导致战争的暴力行为。海上贸易对各国的财富和实力的深远影响，早在指导海上贸易的发展和兴旺的正确原理被发现之前，就已经被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了。一个国家为了确保本国人民能够获得不均衡的海上贸易利益，或是采用平时立法实施垄断，或是制定一些禁令来限制外国的贸易，或是当这些办法都失败时，便直接采取暴力行动来尽力排除外国人的贸易。这种各不相让的夺取欲望，即或不能占有全部，至少也要占有大部贸易利益，和占领那些尚未明确势力范围的远方贸易区域，这些利益冲突，所激起的愤怒情绪往往导致了战争。另一方面，由其它原因引起的战争，其实施方法和结局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是否控制海洋所制约。因此，海权的历史，从其广义来说，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但是海权的历史主要是一部军事史。因此，在下面的章节里，虽然不是全部的，但是主要是叙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一些伟大的军事领导人物曾告诫过，应该我们像这样去研究过去的军事历史，这种研究对于纠正我们的思想，对于巧妙地从事未来的战争都是必不可少的。拿破仑是一位很有抱负的军事家，他从他所研究的战役中列举了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实施的战役。但是，这些人还不知道黑色火药。于是在专职作家中似乎成了一项重要的默契，即虽然战争的许多条件，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随着武器的发展有了变化，但是在历史学中有一些正确的学说被保留了下来，现在继续存在，因而成为普遍适用的学说，而且可以上升为总的原则。同样的理由，尽管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由于科学进步和采用了蒸汽作为动力，使海军武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将会看到，研究过去的海战史，通过它来说明海战的总的原则，将是很有教益的。  

像我们这样有鉴别地研究帆船时代的历史和海战经验，是有双重必要性的。因为，这种研究能提供现在进行运用和评价所需要的教训，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蒸汽舰队海军的历史还较短，尚未能够形成明确的学说。对于帆船，我们已经有了许多实践经验；而对蒸汽舰船，实际上我们还没有任何实际经验。因此，有关未来海战的理论几乎全部都是推断的；尽管我们曾试图通过详细研究蒸汽舰队与历史悠久的、闻名的靠桨航行的单层甲板桨帆战船舰队之间的相似点，使这些理论具有比较坚实、可靠的基础；但是未来的海战在还没有完全经过验证之前，海战的理论一定不能过多地依赖蒸汽舰船与桨帆战船之间的这种相似点，尽管这种相似决不只是表面的。蒸汽舰船和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具有不依靠风力可以向任何方向航行的能力。

可是蒸汽动力，又使这些不同级别的蒸汽舰船同帆船有了根本的区别；至于帆船，有风时只能向有限的几个方向航行，无风时必然是寸步难行。但是人们既要懂得观察事物的相似点，同时也应善于观察事物的不同方面。因为当人们的想象热衷于所发现的相似点时——这是精神追求的一种最愉快的事情——容易对新发现的相似物中的不同之处产生厌恶情绪，因此便会忽略或拒绝承认这种不同点。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和蒸汽舰船，虽然得到了不同的发展，并且都具有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些性能，但是它们至少又有两点是不同的；因此我们要从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历史中给蒸汽战舰提供有关的教训时，必须牢记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否则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动力，使用时必然会迅速衰减，这是因为人的体力不能长期维持这种消耗。

其结果是虽然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可以进行战术运动，但是进行战术运动的时间是有限的；[原作者注：因此，伯罗奔尼撤战争期间，叙拉古（今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锡拉库萨）的赫莫克拉蒂斯主张，勇敢地阻击进攻叙拉古的雅典远征军（公元前413年），和坚守在敌进攻线侧翼的这种策略。他说：“因为他们前进的速度一定是很慢的，所以我们有无数次机会去进攻他们；如果他们的战船倾巢而出，并一起迅速地向我们袭来，他们必须拚命地划桨，而当他们精疲力竭时，我们可以进攻他们。”]其次，单层甲板桨帆战船时期的攻击武器不仅是短距离的，而且战斗几乎全部都是短兵相接。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这两个条件必然导致交战双方进行短距离的快速突击。当然，并不排除双方在进行短兵相接之前，企图巧妙地对敌舰实施包抄或迂回。根据这种快速突击和混战，当代海军中出现了一种很盛行的、比较一致的、甚至是很著名的意见，认为现代海军武器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必将进行一种大混战，在这种混战中，正如其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将很难分辨敌友。不管怎样证明这种意见是有价值的，但是，决不能单凭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和蒸汽舰船在船艏都装配有撞角，和都可以随时直接驶向敌人的事实作为这种意见的历史根据，而不顾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和蒸汽舰船两者之间的区别。因为到目前为止，这种意见还只是一种推断，所以最好要经过实战检验，有待这种战法的优劣进一步明朗化，才可以做出最后的判断。即或这种战法获得肯定的判断，人们也会提出不同的见解——两支实力不相上下的舰队之间实施混战，战术和技术就是无足轻重的了。在现代，海军装备有复杂的、威力巨大的武器，实施混战不是其最佳的选择。如果一位舰队司令具有较强的自信心，其舰队战术展开较好，他的舰长们也都很出色，他必然不愿意与同等兵力的敌人展开一场混战。因为在这种混战中，上述这些有利条件将不能充分利用，而运气将起最重要的作用，并且等于把他的舰队看作是一伙过去从没有在一起活动的舰艇凑集成的乌合之众。[原作者注：作者必须谨慎用词，以避免似乎提倡复杂的战术运动而造成无意义的争论。他深信一支舰队为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必须接近敌人，但是不能等到取得了某些有利条件之后再去交战。这种有利条件一般是通过机动来获得的，所以训练有素和管理得当的舰队是能取得这些有利条件的。事实上，无结果的战斗是由于轻率地短兵相接和最没有信心的轻率的战术行动所造成的。]至于什么时候混战是适宜的，什么时候不适宜，历史上已经有很多的教训。  

当时的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只有一点非常类似于现在的蒸汽舰船；而在其它方面却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因为这些不同之处不是一目了然，所以很少受到重视。相反，就帆船而言，其显著的特点正是它与现代蒸汽舰船的不同之点；所以帆船和蒸汽舰船的相同之处，尽管存在也容易看到，但是不是那么一目了然，因此不大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与蒸汽舰船相比，由于意识到了帆船要依赖于风的这种严重的弱点，加深了它们之间的不同点的印象。除去这一点，帆船与帆船作战时，其战术运用方面的教训还是很有教益的。鉴于单层甲板桨帆战船不会因为无风而使其丧失战斗能力，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它的战术运用应该比帆船更受到人们的青睐；但是事实是帆船取代了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并且在使用蒸汽舰船之前，它一直是最好的舰船。帆船具有能从很远的地方去攻击敌人的能力，而且这种机动不管需要实施多长时间都不会使人员精疲力竭，这样就可以使大部分船员都去操纵武器投入进攻，而无需耗费精力去操纵桨橹。这些正是帆船和蒸汽舰船的相同之处。如果从战术角度考虑，这些能力至少与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在无风或顶风运动时的能力一样重要。  

人们在寻找相同之处时，不仅有一种容易忽视不同点的倾向，而且还容易根据自己想象把相同点进行夸大。可以这样去考虑，我们指出了帆船有穿透力较强，射程较远的舰炮和射程较近但破坏力很大的臼炮时，也指出了现代蒸汽舰船有射程较远的舰炮和鱼雷。鱼雷只是在有限的距离内，通过猛力撞击使敌舰造成损坏，而舰炮与过去一样其目的是穿透敌舰。虽然这些只是从战术角度去考虑的，但是无疑它们必然会影响舰队司令和舰长们的计划；这种相似是实际的，不是勉强的。帆船和蒸汽舰船都希望与敌军实施舰对舰地直接交锋，帆船通过强行登上敌舰将其俘获，蒸汽舰船通过撞角将其击沉；但是对于帆船和蒸汽舰船来说要完成这种任务困难是很大的，因为为了有效地达成这种任务，必须使舰船航行到战场的一个独特的位置上，而抛射武器却不是这样，它可以从广阔海域的许多点上实施射击。  

依据风向而定的两艘帆船或两支舰队的相对位置，涉及最重要的战术问题，并且可能是那个时代的海军将领们最关心的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在现在条件下，它对蒸汽舰船是无关紧要的，因此，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如能比较认真地考虑一下下风和上风“相对位置”[原作者注：这是说一艘舰占据了上风位置，或能利用风的“有利条件”。风能使这艘舰驶向它的对手，而不允许对手直接驶向它。风正直地从一方吹向另一方的情况是极罕见的；但是，在这条线的两边仍然有很大的范围适用于“上风”这个名词。如果把处于下风的舰作为圆的中心，有将近八分之三的区域，处于和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上风优势。下风与上风是相对的。]的显著特点，主要是抓住它们的主要特征，而不去考虑其它的枝节，就会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舰艇占据上风位置的显著优点是能随意进行战斗和撤出战斗，随后又能在选择攻击方法时形成有利的进攻态势。但是这种优势又会带来某些弊端。例如，往往会打乱战斗队形，会暴露于敌纵射炮火之下，并使攻击者的部分舰炮或全部舰炮失去作用。这些都是在向敌人逼近时常出现的情况。占据下风的舰艇或舰队不能进攻，如果不想撤退，其战斗只能局限于防御，并且只能按照敌人的意图进行战斗。但是如能镇定自若，那就能较容易地保持战斗队形，而且可在敌舰无法还击的时候持续不断地对其实施舰炮攻击，这样便能弥补上述不利条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有利的和不利的特点，在所有各个时代的进攻和防御作战中都是极其相似的。进攻者为接近和消灭敌人，要担一些风险和遭到一些损失；但是防御者，一直是这样，不愿意冒险前进，严密保持良好的战斗队形，并且还可以利用攻击者的自我暴露。透过一些细节可以清楚地看出上风和下风之间的这些根本区别。英国人常常喜欢占领上风位置，因为英国人的一贯政策是袭击消灭他们的敌人；而法国人通常都习惯于占领下风位置，因为这样做常常使他们在敌人逼近时，能够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并且可以避免决定性的遭遇战，从而可以保存自己舰队的实力。法国人几乎总是一贯地把海军作战服从于其它军事考虑，他们不愿意把钱花在海军身上，并且力求节省海军开支，使其保持防御态势，并将其作用限制在击退敌人的攻击上。为了贯彻这种方针，只要敌人是为了显示武力，而不是为了进行作战，法国人就会欣然采用这种运用娴熟的下风战法。但是，当英国海军将军罗德尼不但为了进攻，而且表明要利用上风，在敌战线的某一部分大量集中兵力时，他的谨慎的对手法军舰队司令戴吉尚便改变了战术。罗德尼与戴吉尚进行过三次交战，在第一次交战中，法军占领了下风；但是当戴吉尚意识到了罗德尼的目的之后，便向顺风方向移动，不去进攻，而是撤退，除非条件对他有利时，他才去进攻。现在采取攻势或撤退，不再依赖于风力了，而是取决于舰队是否具有较快的速度。在一支舰队里，这种速度不仅只依赖于每艘单舰的速度，而且还要依赖于他们的战术行动的统一。从今以后，具有较快速度的舰艇将能够占有有利位置。  

因此，我们从帆船和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历史中寻找有用的教训，不是象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徒劳的期望。帆船和单层甲板桨帆战船都有与现代舰艇相同的地方，也都有与现代舰艇截然不同的地方。这些不同的地方，使我们不能引用他们的经验或作战样式作为仿效的战术先例。但是一个先例的作用不同于并小于一条原则的作用。一个先例可能本来就是错误的，或者由于情况的变化，可能已经不再适用了；而原则反映事物的本质，尽管随情况变化，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运用，但是它们仍然是一个准则，按照这一准则去进行战斗，必然会取得胜利。战争确有这样一些原则，它们是通过对过去多次战争的胜利和失败的研究而确立的，是永远不变的。情况和武器都会有所改变，但是为了妥善地应付情况或成功地使用武器，就必须遵循那些永恒的历史教导，在战场上采取正确的战术，或者正确地实施大规模作战活动，也即采取正确的战略行动。  

但是，在包括整个战场的这些大规模作战中，和可能涉及地球大部分的海上竞争中，历史的教训具有比较明显和比较经久的作用，因为许多条件是较长时期不变的。战区可能大些或小些，其困难可能明显或不明显，敌对两军可能强或弱，必要的调动可能难或易，但是所有这些只是规模和程度的不同，不是本质上的不同。随着野蛮被现代文明取而代之，随着通信手段倍增，道路畅通，河流上架起了桥梁和食物来源不断增加，作战活动也随之变得更容易、迅速、广泛，但是作战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仍然没有变。当用汽车运送部队代替徒步行军时，当火车代替汽车时，作战距离增加了，或者也可以说缩短了作战时间；但是诸如决定部队应当集中的地点、需要运动的方向、要进攻的敌阵地的哪一部分，以及保护交通线等，这些原则都没有变。在海上也是这样，从提心吊胆地由一个港口缓慢地航行到另一个港口的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发展到可以大胆地航行到天涯海角的帆船，又从帆船发展到我们现在的蒸汽舰船，海军作战活动的范围扩大了，舰艇的速度也加快了，但指导海军作战的原则，却无需改变。因此，前面所引用的2300年前赫莫克拉蒂斯的讲话中包涵有一个正确的战略计划，其中的一些原则和当时一样，现在也适用。在交战双方的陆军或舰队进入“接触”之前（用“接触”这个词可能比其它的词更好，它指出了战术和战略之间的界限），有许多问题需要指挥员做出决定，其中包括整个战场的全部作战计划。这些计划包括海军在战争中的确切职能；海军的真正目标；海军应当集中的某一地点或某些地点；建立燃料和各种补给的仓库；保持这些仓库与本国基地之间的交通畅通；还包括研究作为一种决定性或辅助性的作战活动——破坏贸易的军事价值；以及破坏贸易采取的最有效方法：采用分散巡航或者是采用重兵把守商船所必经的一些重要交通枢纽。所有这些都属于战略问题，而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历史上已经有过很多记载。最近在英国海军界展开了一种有意义的讨论，其主要内容是关于英国两位有名的舰队司令，豪勋爵和圣文森特勋爵，在同法国作战时，对英国海军部署所采用的方针的功过进行比较。这个问题完全属于战略问题，而不只是对历史感兴趣的问题，这也是当前极其重要的问题。海军部署所依据的原则，现在和当时一样没有变。圣文森特的部署方针挽救了英国，使其免遭入侵，而在纳尔逊将军和他的同事手中把英国直接引入了特拉法尔加角海战。  

所以，在海军战略方面，过去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学说，其重要性仍然没有减少。这些重要学说的作用，不仅可以用来阐释原则，而且在条件相对未变的情况下还可以用来作为先例。当从战略角度考虑需要使舰队在某一地点投入战斗时，但从战术的角度来看，它不一定十分正确。人类在不断进步，武器也在不断地变化；随着武器的变化，必然引起作战方式的不断变化，即部队或舰艇在战场上的运用和部署的变化。于是在与海上事件有许多联系的部门内出现了一种倾向，认为研究过去的经验不会得到什么教益，并且认为这是浪费时间。尽管出现这种看法是很自然的，但是他们不仅完全看不见导致各国把舰队部署于海上的那些广泛的战略意图，甚至对战术的看法也是狭隘的和片面的。舰队已经表明了它们的活动范围，并且舰队已经如此改变了，并且将继续改变世界历史。过去一些战斗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这些战斗是否能贯彻作战原则。因此海军若仔细地研究这些战斗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不仅会发现而且会逐渐领会这些原则，还会不断学会把这些原则运用到他那个时代所使用的舰艇和武器的战术中去。他还会看到战术的变化不仅发生于武器变化之后，而且武器的变化必然的会引起战术的改变。人们还会看到武器和战术的两次变化之间的间隔时间是相当长的。其原因多半是武器的改进是通过一两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改变战术原则必须战胜保守阶层的习惯势力，而这种习惯势力非常顽固。只有真正承认每种变化，认真研究新舰或新武器的威力和局限性，继而采用适应于它的特点的战术，才能够纠正这种习惯势力。历史已经表明，希望军人们都普遍努力这样做是徒劳的；但是如果有人能承认这种变化，那么对于作战将是大有裨益的，因为教训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接受一位法国战术家莫罗盖的见解，他在125年前这样写道：“海军战术是建立在各种条件基础之上的，引起这些条件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武器，武器是可能发生变化的；武器的变化反过来必然引起舰艇构造的变化，操纵舰艇方法的变化，最后引起舰队部署和舰队指挥的变化。”莫罗盖进一步阐述：“海军战术不是一门以绝对不变的原则为基础的科学，”海军战术更易于受到批评。更确切地说这些战术原则的运用要依据武器的变化而变化。无疑战略原则的运用也不时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很小的；因此比较容易承认战略的基本原则。上面的阐述对于我们要从历史事件中找到一些说明这个题目的例证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1798年的尼罗河之战，英国舰队不仅完全彻底地打败了法国舰队，而且对摧毁法国与拿破仑在埃及的部队之间的交通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次战斗中，英国舰队司令纳尔逊为大战术树立了最光辉的典范，它被誉之为“战斗之前和战斗进行期间进行很好结合的艺术”。当时所进行的特定的战术配合取决于一种现在已经不存在的条件，即一支锚泊的舰队的下风舰船，在舰队的上风舰船被摧毁之前，无法前去支援它们；但是构成这种战术配合的一些原则，即选择敌队形里最不易得到援助的部分，和用优势兵力去攻击它，这些都还不曾过时。英国舰队司令杰维斯在圣文森特角海战中，用15艘舰战胜了27艘敌舰，尽管这次敌人不是在锚泊，而是在航行途中，但是他也是按照上面所讲的那些原则进行的。然而，人们有时对各种稍纵即逝的情况的印象，似乎比对处理这些情况的永恒性的原则的印象更深。相反，对纳尔逊的胜利在战争进程中起到了战略作用所包含的一些原则，不仅较容易予以承认，而且已经看出这些原则也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法国在埃及的冒险性活动的成败，取决于它的海军能否保持其与法国本土之间的交通畅通。尼罗河之战的胜利使英国摧毁了唯一能确保交通安全的法国海军，并因此决定了法国最终失败的命运；人们不仅很快看到了这种打击是按照打击敌交通线的原则进行的，而且还会看到这种原则现在也是正确的，并且不论是在单层甲板桨帆战船时代，还是在帆船时代或蒸汽舰船时代，也一样都是正确的。  

但是，现在有一种轻视过去的错误看法，认为那些都是陈旧过时的东西，加之人们生来的惰性，甚至视而不见海军历史中蕴藏着那些长期有效的战略教训。例如，有多少人不是把特拉法尔加角海战，把纳尔逊获得的荣誉及其天赋和才能看成是一件异常伟大的孤立事件呢？有多少人向他们自己提出这个战略问题，即“舰船是怎样恰好到达的呢？”又有多少人认识到了特拉法尔加角海战是延续一年多的伟大战略性戏剧的最后一幕呢？在这场戏剧中，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两位最伟大的指挥者，拿破仑和纳尔逊在相互较量。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的失败者不是法国舰队司令维尔纳夫，而是拿破仑；获胜的不是纳尔逊，而是被挽救的英国；为什么呢？因为拿破仑的联合行动失败了，而纳尔逊的直觉知识和能动性使英国舰队继续不断地追踪敌人，并使其在决定性时刻赶到了。[原作者注：请看本章结尾的评论。]特拉法尔加角海战的战术，尽管细节尚有待评论，但是其主要的特点是符合战争原则的，并且英国人的冒险行动已被当时的紧急情况和海战的结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英国人在备战效率、实施过程中的活动能力和干劲、以及战前几个月英国指挥官的思想方法和观察方法等方面的一些主要教训都是战略教训，并且至今仍然是很重要的。  

在尼罗河之战和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战争都取得了合乎规律的、决定性的结果。现在可以引用第三个战例，在这个战例中，因为没有取得上两次战斗中所取得的那种明确的结果，所以容易对于应该做些什么展开争论。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法国和西班牙于1799年结成联盟反对英国。联合舰队三次出现在英吉利海峡，其中一次帆船战舰总数竟达66艘，由于英国舰队在数量上处于明显的劣势，迫使其不得不躲在港内。当时西班牙的主要目的是收复直布罗陀和牙买加；为了进攻直布罗陀这个几乎坚不可摧的要塞，法国和西班牙从海上和陆上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可是这些攻击都是无效的，因此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纯属海军战略问题，即：法国和西班牙用控制英吉利海峡，用攻击英国港口里的舰队，用破坏贸易和入侵本土来威胁英国，是否会比竭尽全力直接攻击英帝国的这个远距离的、非常坚固的前哨基地会更有把握呢？长期没有遭到入侵的英国人对于入侵恐惧万分，如果突然使英国人动摇了对其舰队的充分信任，也会相对地使他们失去勇气。不管最后怎样决定，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战略要点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当时的一位法国军官提出了另一种方式，他赞成直接大举进攻西印度群岛的一个可以用来与直布罗陀交换的岛。但是英国人不可能放弃能控制地中海的要隘，去换取其它任何海外领地，尽管英国可能为挽救其家园和首都会放弃这块领地。拿破仑曾经宣称他要在维斯瓦河畔[译者注：维斯瓦河，为波兰境内河流。]重新夺回本地治理[译者注：本地治里，为印度东南部联邦政府直辖区。十八世纪曾多次为英、法两国争夺的对象。]那样的地方。如果他能够控制英吉利海峡，像联合舰队于1779年曾短期控制它那样，对他在英国海岸上能够占领直布罗陀那样的地方还会产生怀疑吗？  

为了更牢记历史能够为我们提供战略研究的材料，又能够通过史实来说明战争原则这一事实，再举两个例子，其发生的时间，比本书所涉及的起始的时间还要早。一次是在东西方强国之间在地中海进行的两次大较量期间，其中一次使闻名世界的帝国处于危急之中。人们可能会提出，这两次大较量中，敌对舰队怎样碰巧都是在彼此相距这样近的亚克兴和勒班陀相遇的呢？这纯粹是一种巧合吗？或者是由于已经重复出现和可能再一次出现的情况呢？[原作者注：1827年土耳其和西方强国之间的纳瓦里诺之战也是在这附近进行的。]如果是后者，研究出这种情况是值得的，因为如果再次出现一个像安东尼或土耳其那样的东方海上强国，它们的战略问题将是类似的。目前看来，海权的中心确实主要是在英国和法国，并且是以压倒之势存在在于西方。但是如果出现某种机会，俄国除控制它现在已经控制的黑海低地外，还占领了地中海的入口处，那么，目前影响海权的战略条件可能会完全改变。现在，如果西方一致起来反对东方，英国和法国会立刻停止对抗，像1854年那样，他们一起到黎凡特地区[译者注：黎凡特地区指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和岛屿，广义包括自希腊经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至埃及的地中海沿岸地区。狭义只包括上述地区中的亚洲部分地区。]去，或像英国于1878年单独去一样；一旦出现所提出的这种变化，东方会像从前两次一样，在半路上与西方对抗。

  

图1 地中海  

在世界历史一段非常惹人注目、非常重要的时期里，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海权在战略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影响。现在我们还找不到足够的材料，以供详细研究海权对第二次布匿战争[译者注：布匿战争是古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的战争，共三次。战争结果罗马争得西部地中海的霸权。因迦太基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而罗马人称腓尼基人为布匿（Poeni），故历史上把这三次战争称作布匿战争。]结局的影响；但是就目前所遗留下的一些迹象。有充分理由可以断言，海权在布匿战争中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对于这一点，我们还不能只依据所掌握的一直留传下来的战争事实，构成一种正确的判断。因为像往常一样，人们已经轻蔑地忽略了海军学会的一些会议记录；为了从很少的迹象中，依据对于一些著名历史时期的可能了解，得出一些正确的推断，有必要去熟悉全部海军历史的详细情况。控制海洋不管实施的怎样有效，并不意味着敌人的单舰或小型分舰队不能溜出港口，不能经常横渡汪洋大海，不能骚扰、袭击一条漫长的海岸线上的未设防点，不能进入被封锁的港口。相反，历史已经表明，不管双方海军实力相差多么悬殊，较弱的一方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可能逃避这种封锁和控制的。所以这与罗马舰队全面控制海洋或控制其关键的部分是不矛盾的，迦太基海军将军伯米尔难道不是在战争的第四年在坎尼取得辉煌胜利之后，成功地使4000名士兵和一群大象在意大利南部登陆了吗？在战争的第七年，伯米尔卡又突然躲开了位于锡拉库萨外海的罗马舰队，再一次出现在当时由汉尼拔控制的塔兰托。而汉尼拔也向迦太基多次派遣了传递公文的舰船。甚至最后汉尼拔与他的残余部队又安全地撤到了非洲。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证明迦太基政府可能不断给予汉尼拔以支援。实际上，汉尼拔并没有得到这种支援，但是，上述这些事实自然会造成迦太基政府已经支援了汉尼拔的印象。所以还有必要通过仔细调查已经明确的事实，来很好地证实有关罗马海上优势对战争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才会对海权对战争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做出正确的评估。  

蒙森[译者注：蒙森，威廉·蒙森爵士（1568-1643年）英国海军军官，以所著《海军短文集》驰名于世。]说，战争开始时罗马人控制了海洋。不管是哪一种原因或哪几种原因，原本不是一个海运国家的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它的海军已经超过以航海为业的对手迦太基人，建立起海上优势，并继续保持了这种优势。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没有重要的海战，但是从这种情况的本身和其它已经查明的与其有很多联系的事实，可以看出罗马具有类似于其它时期已经具有的这种海上优势。  

由于汉尼拔没有留下什么回忆录，所以也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经过高卢和越过阿尔卑斯山进行危险的、几乎是毁灭性的远征。不过可以肯定，位于西班牙沿海的汉尼拔舰队没有足够的力量与罗马舰队对抗。如果汉尼拔的舰队真的很强大，但是有种种原因影响他，使他可能仍然会沿着他所选定的路线前进；如果他经海路进行远征的话，就不会使与他一起出征的6万名老战士损失了3.3万人。  

正当汉尼拔进行这种危险的远征时，罗马人把其舰队的一部分派到了西班牙。罗马舰队在两名年龄较大的西庇阿[译者注：西庇阿是古罗马科尔内利乌斯贵族家系之一。不少统帅和国务活动家都出身于这个家族。][ 投笔从戎注：此处指老西庇阿兄弟俩。]率领下，运送一支由执政官指挥的陆军。此次航行没有遭到严重损失，并且使部队安全地驻扎在汉尼拔交通线上的埃布罗河以北地区。与此同时，另一个罗马分舰队与另一名执政官指挥的一支陆军被派到了西西里。两个分舰队总共有220艘舰船。每一个分舰队都在各自的阵位上，与一支迦太基分舰队较量，最后是罗马人轻而易举地将迦太基分舰队击败，这些都可以从很少的战斗记载中推断出来，并且可以说明罗马舰队是真正强大的。  

第二年之后的战况如下：汉尼拔已经从北部进入意大利，在接连获胜之后，已绕过罗马向南进军，并将自己的部队驻扎在意大利南部，就地征收给养，这样促使其与当地人民产生矛盾，特别当他依靠罗马在那里建立起来的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控制系统征收给养时矛盾就更加尖锐。所以汉尼拔首先急需的，就是要与某一可靠的能够不断提供补给和增援的基地建立联系，按现代战争的术语来说，也即建立交通线。有三个友好的地区：迦太基本土、马其顿和西班牙。可以把其中一个或三个看成是这样的基地。而他与前两个基地之间的交通，只能经海路。汉尼拔可以从西班牙得到最有力的支援，如果没有敌军封锁通道，他既可经陆路又可经海路抵达那里，而经海路其路程短且又安全。  

战争的最初几年，罗马人依仗其海上力量，完全控制了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和西班牙之间的第勒尼安海和撒丁海。从埃布罗河至台泊河沿岸的居民几乎对罗马人都是友好的。但是坎尼战争之后的第四年，叙拉古[译者注：古希腊移民城市，在今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南锡拉库萨。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纪势力强盛，为西西里岛东部霸主。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曾抵抗罗马侵略。公元前212年为罗马所灭。]放弃了与罗马联盟，反叛行为蔓延至整个西西里；并且马其顿也与汉尼拔签订了攻守同盟。这些变化必然不断扩大罗马舰队的作战活动，加重了他们的负担。由此会产生什么样的部署呢？这种部署怎样影响这场战争呢？  

迹象清楚地表明罗马人从未放松对第勒尼安海的控制，这可以从罗马舰队能不受干扰地从意大利驶到了西班牙得以证实。而在西班牙沿海地区，直到小西庇阿[译者注：小西庇阿即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埃米利安（约公元前185-前129年），老西庇阿长子的养子，罗马统帅、执政官，公元前146年攻陷并毁坏迦太基城，从而结束了第三次布匿战争。][ 投笔从戎注：此处似有误，这里应指大西庇阿，老西庇阿的长子，小西庇阿的养父。他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暂时遣散驻西班牙半岛的罗马分舰队。]看出了在适于暂时停止使用舰队之前，罗马人在此一直享有充分的控制权。罗马在亚得里亚海的布林迪西部署了一个分舰队并建有一个海军站以控制马其顿，他们忠于职守，从未让马其顿的一个方阵士兵进入意大利。蒙森说：“由于腓力[译者注：这里的腓力是指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公元前238-前179），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与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结盟反对罗马。]缺少一支战斗舰队，使他没有能力去进行各种调动。”这里海权的作用不再只是一种推断，而是明显的事实。  

在西西里，斗争是以叙拉古为中心。迦太基和罗马的舰队交战于此，但是优势显然属于罗马人，因为尽管迦太基人曾几次成功地向叙拉古城里运送了补给品，可是他们避免与罗马舰队作战。由于罗马舰队控制了利利巴厄姆（今马尔萨拉）、巴勒莫和墨西拿，使它能在该岛北岸建立起牢固的基地。位于南部的通道对迦太基人是开放的，因此他们还能坚持反抗。  

总观这些事实，这种推断是合情合理的，并且是以全部历史进程为依据的，即当时的罗马海上力量控制了北部从西班牙的塔拉戈纳到西西里两端的利利巴厄姆，由此绕过该岛北端经墨西拿海峡，向南到叙拉古，再到亚得里亚海的布林迪西的广大海域。整个战争期间这种控制没有被动摇过，并且一直持续着。诚如前面所述，这种控制不能完全制止迦太基人规模或大或小的海上袭击；但是这种控制确实阻止了汉尼拔所急需的那种持续可靠的交通线。  

另一方面，似乎同样很清楚，战争的头10年，罗马舰队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在西西里和迦太基之间的海域，进行长期作战。的确罗马舰队也不能超出所限定的南部界限，到较远的地方去活动。汉尼拔一起程，他便派出一些舰船保护西班牙与非洲之间的交通线；可是当时的罗马人并不打算袭扰这些交通线。  

所以，罗马舰队完全放弃了在马其顿的战争。罗马舰队也没能制止迦太基人在西西里所遂行的多次有效的、骚扰性牵制活动；但是这支舰队确实妨碍了迦太基人向当时在意大利的汉尼拔运送最急需的部队。至于西班牙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汉尼拔的父亲和汉尼拔本人曾把西班牙地区，作为他们企图入侵意大利的基地。在此次战争开始之前的18年，他们就已经占领了这个地方，并且非常有远见地扩大和巩固了他们在这里的政治和军事实力。父子俩已经召集一支庞大的军队，并在当地战争中经受了锻炼，成为当时一支很有经验的部队。汉尼拔一起程，就把政权交给了自始至终忠诚于他的弟弟哈司德鲁巴尔，这种忠诚是汉尼拔无法从迦太基本土可恶的宗派斗争中得到的。  

随着汉尼拔一起程，迦太基人便在西班牙取得了从加的斯到埃布罗河的使用权。尽管居住在埃布罗河与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一些部落对罗马人都很友好，但是当罗马人不在的时候，他们无法抵御汉尼拔。汉尼拔把他们镇压下去之后，留下1.1万名士兵由汉诺指挥，对这个地区实施军事占领，以防罗马人进驻和袭扰汉尼拔与他的基地之间的交通线。  

但是，同一年克纳斯·西庇阿[投笔从戎注：老西庇阿的弟弟。]率领2万名罗马士兵经海路抵达那里，打败了汉诺，并且占领了沿海地带和埃布罗河以北的内地。这样就使他们能够完全切断汉尼拔与哈司德鲁巴尔之间的相互支援，并且还可以从这里攻击迦太基驻扎在西班牙的部队；而罗马人与意大利的水上交通又可以使其得到自己舰队的保护。罗马人把塔拉戈纳作为海军基地，与哈司德鲁巴尔在卡塔赫纳的海军基地相对抗，然后入侵迦太基领地。罗马在西班牙的战争是在有经验的西庇阿兄弟俩[投笔从戎注：老西庇阿兄弟俩。]指挥下进行的，表面看来这是一场次要的战争，七年来双方各有胜负；战争结束时哈司德鲁巴尔给了他们毁灭性打击，西庇阿兄弟俩被杀，迦太基人也几乎成功地通过比利牛斯山去增援汉尼拔。但是这种袭击暂时受挫，当准备再次开始袭击之前，卡普阿陷落了，围攻该城的1.2万名罗马老战士，在卓越的指挥官克劳迪亚斯·尼罗指挥下被调到了西班牙。这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这位罗马将军所做的最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调动。这种来自海上的及时增援，再次确保了罗马人对哈司德鲁巴尔行军路线的控制，对迦太基来说一条既快又方便的通道，已被罗马海军截断了。  

两年之后，后来获“阿非利加西庇阿”称号的普布利乌斯·西庇阿[投笔从戎注：原文为“小西庇阿”。按此处应为大西庇阿，老西庇阿的长子。]，接任在西班牙的指挥，采用陆海联合进攻，占领了卡塔赫纳；但是此后他却令人不可思议地解散了舰队，并把舰上人员调至岸上充当陆军。西庇阿[投笔从戎注：原文为“小西庇阿”，按此处应指大西庇阿。]不满足于只作为一支“牵制”[原作者注：牵制部队，是指在一次联合军事行动中，被派去执行遏制和阻滞敌某一部分向前推进的部队，而部队的主要力量或主力部队则用在另一个方向上。]部队去封锁比利牛斯山脉的要隘来对抗哈司德鲁巴尔。他向前推进，进入西班牙南部，在瓜达尔基维河上进行了一次激烈的，非决定性战役；战后哈司德鲁巴尔悄悄溜走，匆忙北上，从比利牛斯山的西端通过，向意大利奋进。那时汉尼拔在意大利的处境日趋困难，部队的自然减员没有得到补充。  

当哈司德鲁巴尔途中仅遭受轻微损失进入意大利北部时，战争已经持续了10年。假如哈司德鲁巴尔带来的部队能安全地与汉尼拔会合，战争就会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因为罗马本身也已疲惫不堪；把罗马与其殖民地和盟邦连接起来的铁链的抗拉强度已经到了极限，有些早就断裂了。但是汉尼拔兄弟俩在军事上的处境也是十分危险的。一个在梅陶鲁斯河畔，另一个在阿普利亚，相距200英里，各自要对付一支优势的敌军，而罗马的两支大军位于其对手之间。造成这种困难局面以及哈司德鲁巴尔姗姗来迟，都是因为罗马人控制了海洋。整个战争期间，由于罗马人控制了海洋，使汉尼拔和哈司德鲁巴尔兄弟俩的相互支援被限制在绕经高卢的这条陆路上。正当哈司德鲁巴尔经陆路进行远距离危险的绕行时，西庇阿[投笔从戎注：大西庇阿。]已从西班牙派出了1.1万名士兵经海路去增援与哈司德鲁巴尔对抗的罗马陆军。结果是哈司德鲁巴尔给汉尼拔送信的传令兵不得不通过广大的敌占区，落入了指挥南部罗马部队的克劳迪亚斯·尼罗之手，使其得知哈司德鲁巴尔准备采取的路线。尼罗正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并且避开了汉尼拔的监视，率领8000名最精锐部队快速前进与北方部队会师。这种有效的会合，使罗马的两位执政官能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进攻哈司德鲁巴尔，并将其部队全歼，哈司德鲁巴尔本人阵亡。关于这场灾难，汉尼拔得到的第一条消息，是抛进他营房里的他弟弟的脑袋。据说他曾大声疾呼，罗马将是当时的世界霸主；所以梅陶鲁斯河战役一般被看成是罗马和迦太基两国之间的决定性战役。  

最后导致梅陶鲁斯河之战和罗马胜利的军事形势，可总结为如下几点：为了推翻罗马人的统治，迦太基人必须进攻罗马在意大利的力量中心，并破坏以罗马为首的牢固的联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迦太基人需要一个坚不可摧的活动基地和一条安全可靠的交通线。前者已由天才的巴卡[译者注：汉尼拔·巴卡是迦太基大家族的姓。公元前237年汉尼拔之父哈米卡率军远征伊比利亚半岛，夺取了西班牙西南沿海地区，得名“巴卡”（“闪电”之意），便以此作为家族的姓。]大家族在西班牙建立起来；而后者迦太基人却从没有得到过。对迦太基人来说可能有两条交通线，一条是直接经海路，另一条是经高卢绕行。第一条被罗马人的海上力量封锁住了；第二条处境危险，并且最后由于罗马陆军占领了西班牙北部也被截断了。罗马陆军所以能够占领西班牙北部，是因为罗马人控制了海洋，而迦太基人从未危及过罗马人对海洋的控制。因此对于汉尼拔和他的基地来说，罗马人占领了两个中心位置：罗马本土和西班牙北部，两者靠一条安全可靠的内部交通线——海洋来连接，靠这条交通线不断进行相互支援。  

假如地中海是一片平坦的“沙漠”，在这片沙漠里，罗马人占据了资力雄厚的科西嘉和撒丁岛“山脉”，在塔拉戈纳、利利巴厄姆和墨西拿构筑了坚固的哨所，占据了热那亚附近的意大利海岸并将马赛和其它据点的要塞实施联防；假如罗马还拥有一支能够随意穿越沙漠的武装部队；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对手在这里处于劣势，为了集中部队又不得不绕大圈，我们马上就可以看清这种军事形势，这支特殊部队的价值和作用就毋用赘述了。此外还会看到敌方武装部队，尽管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也会突然侵犯或袭击罗马所占领的地方，可能会烧毁一个村庄或毁坏数英里边疆领土，甚至可能会不时地中断一支护航运输船队，但是从军事观点来看，并没有对交通线形成任何威胁。这种掠夺性作战活动，古往今来，海上交战较弱的一方都曾进行过，但是决不能据此做出与众所周知的事实相对立的推论，即因为“罗马舰队有时到非洲沿海去巡视，迦太基舰队也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在意大利外海”，就说“罗马或者迦太基根本没有控制海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海军在这片假定的沙漠地带起到了一支特殊部队的作用，但是绝大多数作家对这支部队所起的作用不甚了解，因为这支部队的成员从远古以来就是一批与众不同的怪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宣扬者，他们既不宣扬自己，也不宣扬他们的使命，所以这支部队对那个时代的历史所起的巨大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对世界历史所产生的影响都被忽视了。如果上述论点是正确的，从产生这种结果的诸主要因素中删去海权，那么这种剖析就是不完全的，如果把海权断言为唯一起作用的，那也是不合理的。  

上面所举的例子，相隔时间甚远，有这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期之前的，也有之后的，但是这些例子都是用来说明本题目所固有的重要性，和从历史中所必须吸取的教训。正如前面已经注意到的，这些例子多半属于战略范畴，多与指导战役实施有关，而属于指导战斗的战术范畴的较少，因此具有较永久性的价值。有关这一点可以引用一位权威人士若米尼的话，他说：“1851年底，在巴黎偶然我很荣幸受到一位知名人士的咨询，他问我最近火器的改进，是否会在作战方式上引起重大的变化。我回答说火器的改进可能对战术的细节问题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在规模较大的战略性战役和大的联合作战中，现在和过去一样，仍要运用那些曾使古今伟大的将军们如亚历山大、恺撒、腓特烈和拿破仑等获得胜利的原则。”对海军来说，进行这种研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现代蒸汽舰船具有巨大的、可靠的航行能力。在单层甲板桨帆战船时代和帆船时代，指挥员设想出的最佳方案，有时迫于恶劣的天气可能招致失败，但是现在这个难题几乎不复存在了。古往今来适用于指导大规模海军联合行动的原则是从历史中推断出来的；但是在执行这些原则时，不必过多地考虑天候条件，只是最近的收获。  

通常给“战略”这个词所下的定义，是把它局限在包括一个，或几个完全独立或相互依赖的战场的联合军事行动上，总是注目于战争中现实的或当时的几场战斗。不过这可能是指岸上战略，最近一位法国作者非常正确地指出，这种定义对海军战略来说范围太窄了。他说：“海军战略区别于军事战略，在于平时和战时，都十分需要制定自己的战略。实际上，平时通过收买或签订条约，可以在一个国家中，占领有时甚至难以用战争手段取得的最好的据点，从而获得决定性胜利。这种战略会指导我们利用各种机会，在某海岸上一些选定的地点驻足，起初只是暂时占领，然后明确提出占有这些地方。”有一代人会欣然接受这位作者的意见，他们已经看到英国在10年之内，以一些貌似暂时的条款和条件相继占领了塞浦路斯和埃及，但是这些条款和条件迄今没能使之放弃所占领的地方。实际上，现在所有的海上强国都坚持不懈地把他们的人民和舰艇，渗透到各海洋中去，寻找那些远不如塞浦路斯和埃及著称和有价值的一个又一个的战略要地，这些事实就足以说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事实上，海军战略就是为了自身的目的，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要建立、维护和不断发展本国的海权。”因此，研究海军战略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全体公民来说，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尤其是对于那些负责国家外交和军事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在本书中，我们将仔细研究一个依赖海洋强大起来的国家，所具备的必要条件和影响其强大的一般条件；然后，我们将较多地专门思考17世纪中叶，本书开始其历史评述时欧洲几个海洋国家的情况，这将有益于说明这个总的题目，并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评论：纳尔逊光辉的名字，的确会使与他同时代的所有人的名字黯然失色。英国人对他是绝对信服的，并且把他看成是唯一能够把英国从拿破仑的阴谋计划中拯救出来的人；当然也不应该掩盖纳尔逊只是或者只能活动在整个战场的某一部分的这一事实。在以特拉法尔加角海战结束的那次战役中，拿破仑原来的目的是使法国的布雷斯特舰队，土伦舰队和罗什福尔舰队，与西班牙的庞大的舰队在西印度群岛汇合，组成一支他所需要的绝对优势的部队；并使之一起返回英吉利海峡，掩护法国陆军通过海峡。拿破仑当然期望利益遍布世界各地的英国，由于不了解法国各分舰队的确切目的，会造成慌乱和精力分散，使英国海军离开他所要攻击的目标。赋予纳尔逊指挥的战场位于地中海，其任务是监视法国在土伦的大军火库，和通往东部和大西洋的交通干线，所以他的任务不比别人的轻松。而在纳尔逊的心目中，由于坚信拿破仑会再次执行进攻埃及的计划，因此感到自己的任务显得更重要。由于持有这种看法，纳尔逊第一步棋就走错了，他耽误了及时追踪维尔纳夫指挥的法国土伦舰队。土伦舰队得利于持续的顺风，而英国舰队是在逆风中航行。尽管所有这些都是实情，尽管拿破仑联合行动的失败必须归因于英国严密封锁住布雷斯特外海，归因于纳尔逊有力追击向西印度群岛逃窜和再次匆忙返回欧洲的土伦舰队，但是历史还是给了土伦舰队应有的荣誉；本文也维护了它的声誉。纳尔逊的确没有看穿拿破仑的意图。正如某些人所说的，这可能是由于缺少洞察力；但是可以更简单地归因于防御的一方在敌军来袭之前通常都存在不清楚何处会遭到攻击的问题。能够把精力集中在决定形势的关键性问题上是很有见识的；纳尔逊完全看到了决定形势的关键是法国舰队，不是军港。所以他的作战活动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实例，这就是怎样坚持自己的目的，并在实施过程中进行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够弥补最初的过失，进而挫败敌人的阴谋诡计。纳尔逊在他地中海的辖区内要遂行的任务很多，并且有许多事情需要他照管；但是他清楚地意识到了其中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要消灭法国的土伦舰队，土伦舰队也是拿破仑皇帝进行海上联合作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纳尔逊的注意力毫不动摇地死盯住这支舰队，以至于他把这支法国舰队称之为“他的舰队”，这种称呼使敏感的法国评论家感到十分恼火。纳尔逊对军事形势准确无误的分析，使他更大胆地下定决心，承担了放弃军港的重大责任，以便跟踪“他的舰队”。他之所以能极其明智地进行坚决的跟踪追击，应该归功于伟大的决心。尽管由于情报不准确，和没有判明敌人运动之目的，曾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延误，但是纳尔逊如此精力旺盛地进行追踪以至当他返抵加的斯时，比维尔纳夫进入费罗尔还早一个星期。这种孜孜不倦的追踪热情，使他能及时地把他的舰船从加的斯派至布雷斯特，即便维尔纳夫坚持其计划驶抵附近港口，位于那里的英国舰队照样会优于维尔纳夫舰队。英国舰队在舰船总数上少于联合舰队，但由于及时增加了8艘富有战斗经验的战舰，使其在战略上处于最佳位置。以后我们在论述美国独立战争时，我们还会谈到与此相似的情况。英国海军在比斯开湾组成一支庞大的舰队，这支舰队位于布雷斯特和费罗尔两个法国分舰队之间，英国舰队在数量上超过任何一个法国分舰队，并且有足够的能力，在另一个分舰队赶来之前，与这个分舰队相对抗。这是英国当局多方面有才能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而最重要的是纳尔逊一心一意地追踪他所称之为的“他的舰队”。

这种有趣的一系列战略调动是于8月14日结束的，这一天维尔纳夫绝望地驶抵布雷斯特，然后又转向驶至加的斯并于20日锚泊在那里。拿破仑听到这个消息，对舰队司令大发脾气之后，又立刻下令在乌尔姆和奥斯特利茨进行一系列调动，结果使拿破仑决定放弃进攻英国的计划。[投笔从戎注：此处译文有误，按此时拿破仑获悉集中联合舰队的计划失败，放弃入侵英国，将大军团调离英吉利海峡沿岸，向东行军指向中欧，投入到乌尔姆战役和奥斯特利茨战役中。]时经两个月的大规模追踪运动，最后的结果是10月21日的特拉法尔加角海战。抛开这些追踪运动，就时间而论，它仍然是纳尔逊天才的标志，并在他不久之前所做的辉煌成就中得以体现。尽管当时拿破仑皇帝已经放弃了入侵英国的打算，但是英国确实是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得救的。在这里应该特别强调一下，联合舰队的毁灭，确定了英国战略性的胜利，并已不声不响地挫败了拿破仑进攻英国的计划。

谢选骏指出：不论是罗马人对迦太基人的胜利，还是英国人对法国人的胜利，都取决于制海权——这是因为，前者在地中海周边发生，后者在大西洋和印度洋发生。这些历史的分析，基于马汉的领土野心——夺取西班牙这个没落的海上霸权的海军基地，例如古巴、菲律宾、关岛。但是，不同于英国的岛国处境的俄国，制海权对它的意义就不大了——即使它在日俄战争中战败了，也不妨碍它继续参加一战，并在二战中大肆掠夺。

【第一章 海权组成要素的探讨】

 

从政治和社会的观点来看，海洋使其本身成为最重要和最惹人注目的是其可以充分利用的海上航线，或者更确切些说，海洋是人们借以通向四面八方的广阔的公有地，但是在这片公有地内，过去经常使用的航线，由于受各种原因的制约，只能选择其中某些作为航线，它们被称之为贸易航线。为什么只能选择这些作为航线？其答案要从世界历史中去寻找。  

尽管海上有各种常见和不常见的危险，但是无论是旅行还是运输，经海路总比经陆路方便、便宜。荷兰的贸易发达不仅是因为它拥有较发达的海运事业，而且也由于它拥有无数条安全的水路，通过这些水路可以迅速地进入荷兰和德意志的内地。200年前的情况是陆上的道路少且又不好，并且战事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所以水路运输较之陆路运输就更具明显的优越性。尽管当时海上运输有遭抢劫的危险，但是仍然比经陆路安全、迅速。当时一位荷兰作者估计到了他的国家有可能要与英国交战，他在诸多事情当中，格外注意到了英国国内的水路不畅通，不能通过它们进入其腹地；由于内部道路不好，所以必须经海路把货物从王国的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而经过海路途中又有被抢劫的危险。目前对纯属国内贸易来说，这种危险一般是不存在的。现在在大多数文明国家里，尽管水路运输仍然比较便宜，但是沿海贸易的破坏或消失，只不过是一件不方便之事。可是直到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兰西第一帝国战争时期，尽管当时海上有成群结队的英国巡航舰，法国内陆又有很好的道路，但是那些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们和围绕这段历史所产生的通俗海军文学作品，仍然经常提及沿法国海岸从一个地方偷渡到另一个地方的护航船队。  

但是，在现代条件下，濒海国家的国内贸易只是其整个贸易的一部分。而外国的必需品或奢侈品必须由本国的或外国的船舶运至它的港口，这些船舶返回时又从事这一地区的产品交换，所交换的产品或者是大自然的产物，或者是人们的劳动成果；但是每一个国家都希望这种运输业应该由自己国家的船舶来承担。这些往来穿梭的船舶返回时必须有安全的港口；整个航行期间，国家对船舶的保护，必须跟踪至尽可能远的地方。  

战时，这些运输船舶必须由武装舰船为其提供保护。所以从狭义来说，海军的出现是由于平时有海运，随着海运的消失，海军也将消失。除非当一个国家有了侵略意图时，才会保持一支海军，并且也只是作为军队编制的一部分。因为美国目前还没有这种意图，并且也无需为商船护航，所以从严谨的逻辑推断出的必然结果是美国的武装舰队会逐渐减少，并且对武装舰队普遍不感兴趣。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当美国再次发现海上贸易有利可图时，对海运产生的浓厚的兴趣将会重新迫使它去恢复其海军。而当经过中美洲地峡的一条运河不久即将出现时，十分强烈的侵略欲望也可能会促使它去重建其海军。不过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一个爱好和平、获得博爱的国家是缺少远见的，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要作充分的军事准备，必须要有远见卓识。  

作为一个国家，随着它的非武装船舶和武装舰船离开其海岸的那一刻起，就立刻会感到需要一些能供平时贸易、避难的补给的据点。目前，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一些友好的港口，作为这样的据点，虽然这些友好港口是外国的；并且在和平时期，这些地方都可以用作为避难场所。但是情况不会总是这样，尽管美国现在已经得到了如此有利的持久和平，但是和平不会长期永远存在下去的。早期，商船船员为了寻求在新的和没有被勘察的地区进行贸易，冒着失去生命和自由的危险，从持怀疑态度和敌对态度的国家里得到好处，而他们在搜集足够和有益的货物时，要耽搁很长时间。所以商船船员以其直觉感到需要在贸易线的远处寻找一个或多个停泊地，他们往往通过诉诸武力或施以恩惠得到这些地方，然后使船员或其代理人可以比较平安地呆在那里，使他们的舰船可以安全地停泊在那里，可以连续不断地搜集在大陆上有销路的货物，等待本国船队把它们运回去。早期这种航行获利巨大，虽然其风险也很大，但是这种机构仍然成倍地增长和扩大，直到将这些地方变成殖民地为止。这些地方最后的发展和成功，取决于创建殖民地的国家的性质和所提出的政策，他们构成了一部非常重要的世界历史，一部独特的世界海洋历史。如上所述，所有的殖民地不是简单地自然地产生和发展的。就殖民地的起源和创建而言，有些是比较正规的，是纯属政治性的。就统治者的行为来说，与其说是为了人民，不如说是为了私人团体。但是以后随着贸易站的逐渐扩大，只是为追求利润的冒险家的工作，在道理上和本质上同精心组织和租用殖民地的工作是一样的。这两种情况都是为了使本国在外国的土地上获得一块立足之地，都是为了给本国出售的货物寻找一条新销路，为了给本国的舰船获得一个新的活动场所，也是为了给本国人民谋求更多的职业，使它的国家更加繁荣富强。  

但是，陆路与海路不同，当陆路的另一端能够确保安全时，就不需要为贸易做各种准备。而海上航行的距离较远也比较危险，所以在海上常常会遭到敌人围攻。在开拓殖民地最活跃的日子里，海上盛行着一种目无法纪的行为，如今人们几乎已将其全部忘记了。海洋国家间的持久和平是极为罕见的。因此，沿途需要一些象好望角、圣赫勒拿岛、毛里求斯那样的海军站，这些海军站的主要目的不是为贸易，而是为了进行防御和战争。海洋国家要求占领像直布罗陀、马耳他和位于圣劳伦斯湾出口处的路易斯堡那样的港口，这些港口的价值虽然未必完全相同，但主要是战略性质的。殖民地和殖民地化的港口的性质有时是属于商业的，有时是属于军事的，但是，同一个地方，象纽约那样在商业和军事两方面都同样重要是比较罕见的。  

生产，是交换产品所必需的；海运，是用来进行不断交换的；殖民地是促进和扩大海运活动，并通过不断增加安全的据点来保护海运。在这三者中我们将会找到决定濒海国家的历史和政策的关键。一个国家的政策是随着时代的精神和统治者的性格和英明程度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但是，濒海国家的历史不是由政府的精明和深谋远虑决定的，而是由它的位置、范围、自然结构、人口和民族特点——一句话称之为自然条件所决定的。可是又必须承认，并且将会看到：由于某些个别人的明智行为或愚蠢的行动在一定时期内，必将从很多方面大大地影响了海权的发展。这不仅包括用武力控制海洋或其任何一部分的海上军事力量的发展，而且还包括一支军事舰队源于和赖以存在的平时贸易和海运的发展。  

影响各国海权的主要条件可以列举如下：1. 地理位置；2. 自然结构，包括与此有关的大自然的产品和气候；3. 领土范围；4. 人口；5. 民族特点；6. 政府的性质，包括国家机构。  

 1. 地理位置——首先可以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所处位置，既不靠陆路去保卫自己，也不靠陆路去扩张其领土，而完全把目标指向海洋，那么这个国家就比一个以大陆为界的国家具有更有利的地理位置。英国作为一个海上强国就大大优于法国和荷兰。法国和荷兰必须长期保持一支规模巨大的陆军，并且要不断地从事耗资巨大的战争以维护其独立，他们的力量很快就会被耗尽。并且法国的政策又经常摇摆不定，有时是明智地，有时是十分荒谬地不断地由海上转向大陆扩张。进行大陆扩张是要消耗财富的；反之，如果法国能够明智地、始终如一地利用其地理位置，就会弥补其所处位置的不足。  

地理位置本身可以促使海军力量集中或分散。在这方面英伦三岛又优于法国。法国的位置，濒临地中海和大西洋，虽然有它的有利方面，但是总的来看，它是造成海上军事力量薄弱的一个原因。位于东边和西边的法国舰队，只能在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之后才能联合起来。他们在企图这样做时，常常又要冒着很大的危险，有时还要蒙受巨大的损失。美国的位置濒临两大洋，如果美国在两边海岸上都有大量的海上贸易的话，这个位置或者是使其软弱的一种根源，或者是使其遭受巨大损失的一种原因。  

由于英国是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它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围绕它自己海岸集中部队的这个有利条件；但是，这种牺牲是很明智的，正如实践已经证明的那样，它是得大于失。随着英国殖民体系不断扩大，它的作战舰队也在不断地发展，但是，它的商船和财富增长得更快。可是到了美国独立战争、法兰西共和国战争[译者注：法兰西共和国战争（1792-1802）也称反法联盟战争，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欧洲各主要封建君主国奥地利、普鲁士、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组成反法联盟，与法国大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相勾结反对法兰西共和政府的战争。]和法兰西帝国战争[译者注：法兰西帝国战争也称拿破仑战争，主要指拿破仑一世1799年任第一执政前后和1804-1814、1815年称帝期间，对欧洲许多国家和反法同盟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时期，用一位法国作者的话说，“英国，尽管其海军发展卓有成效，属于富裕国家之列，似乎也经常感受到贫困的窘迫。”英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护卫它的心脏和各部机体；但是，同样范围广大的西班牙殖民帝国，由于海上力量薄弱，曾多次遭到侮辱和伤害。  

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不仅能有利于集中它的部队，而且还要能为对付敌人的可能进攻，提供作战活动的中心位置和良好的基地的战略优势。又是英国具有这些有利条件，英国一方面面对着荷兰和北方强国，另一方面又面对着法国和大西洋。当英国受到过去它曾多次受到的法国与北海和波罗的海一些海上强国联盟的威胁时，位于唐斯和英吉利海峡的英国舰队，甚至位于布雷斯特外海的英国舰队都占据了内线位置，这样就可以使英国联合舰队迅速反击想寻机通过英吉利海峡与其盟国会合的敌人。除此之外，在海峡的每一边，大自然还为英国舰队提供了较好的港口，和一条安全的可以靠近的海岸。从前，通过英吉利海峡，自然条件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后来，由于蒸汽舰船的出现和海峡港口条件的不断改善，一度曾使法国人感到苦恼的不利因素大大减少了。帆船时代，英国舰队以托贝港和普利茅斯港为基地来对付布雷斯特港内的法国舰队。其计划只不过是：刮东风或和风时，英国封锁舰队坚守在阵位上，是没有多大困难的；但是当刮起强大的西风，或者风太强劲时，执行封锁任务的英国舰队就只能驶回自己的港口，因为它们知道这种大风同样会使法国舰队驶回其驻地，并且在大风转向之前，法国舰队是不会出来的。  

如今靠近敌军或靠近要进攻的目标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比不久以前在被称之为破坏贸易的作战活动中显得尤为重要，法国人称这种破坏贸易的作战活动为劫掠战。因为破坏贸易的作战活动只是直接攻击无防御能力的商船，所以实施攻击的舰船的武装力量不需要很强。因为这些舰船本身的防御能力很差，需要附近有个避难处或者支援点。这种避难处和支援点或者位于本国战舰控制的那部分海域里，或者位于友好港口里。位于友好港口里的避难处和支援点可以提供有利的支援，原因是这些港口通常都固定不变的，通商破坏舰比敌人更熟悉至港口的航道。法国靠近英国因而更便于法国人从事针对英国的劫掠战。由于法国在北海、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上都有港口，靠近英国来来往往的贸易枢纽，便于驶离这些港口的巡航舰前去劫掠。尽管这些港口间的相互距离不适于进行正规的联合军事行动，但却适于这种不规则的辅助性作战活动；因为正规作战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要集中力量，至于破坏贸易的劫掠战，分散活动则是它的原则。通商破坏舰只有分散开，才能发现和捕获更多的商船。这些实际情况可以从法国许多私掠船的历史得到说明。私掠船的基地和活动场所主要是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或者是在相距较远的其它殖民地，诸如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也能提供较好的避难处。由于现代巡航舰需要不断补充燃料，所以他们比以前的舰船更依赖于港口。美国的公众舆论很信奉直接攻击敌商船的战争。但是，必须切记美国在国外大的贸易中心附近没有港口。所以美国的地理位置非常不适宜进行破坏贸易的作战活动，除非美国在同盟国的港口里找到了基地。  

如果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除了具有便于进攻的条件之外，大自然已使它坐落在便于进入公海的通道上，同时还使它控制了一条世界主要贸易通道，显而易见它的地理位置就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很大程度上英国又占据了这样的有利位置。荷兰、瑞典、俄国、丹麦的贸易以及经各大河流进入德意志内地的贸易，都必须要经过靠近英国门户的英吉利海峡，帆船还必须紧靠英国海岸航行。此外，同北欧的贸易与海权有着一种更特殊的关系，这是因为通常所说的海事补给品，主要来源于波罗的海国家。  

倘若西班牙没有失掉直布罗陀，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类似于英国的位置。从前西班牙对大西洋和地中海实施监视很方便，因为其一边有加的斯，另一边有卡塔赫纳，至黎凡特地区进行贸易必须经过西班牙控制的海区，就是绕好望角进行贸易，离它的门户也不远。但是，由于西班牙失去了直布罗陀，它不仅丧失了对海峡的控制权，而且也为它的两个分舰队的顺利会合设置了一道障碍。  

当前，如果只看意大利的地理位置，而不考虑影响海权的其它条件，似乎它的一条漫长的海岸线和一些较好的港口，会使它处于很好的位置上，这个位置使它对至黎凡特地区和经苏伊士地峡的贸易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如此。如果意大利现在能保持住原本属于意大利的所有岛屿，情况将会更好。但是，由于马耳他被英国人占领，而科西嘉又归法国人所有，这样意大利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就大大地降低了。从马耳他和科西嘉这两个岛的密切种族关系和位置来看，就象西班牙人理应得到直布罗陀一样，这两个岛理所当然应属于意大利。如果亚得里亚海是一条主要贸易交通干线，意大利的位置无庸置疑对这条干线会有重要的影响。综观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到有其不足之处，加之其它一些原因，有害于它全面稳妥地发展它的海权，人们对意大利是否有朝一日会列入海军强国之列也深表怀疑。  

因为本书的目的不是详尽无遗地讨论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对其在海洋上的发展是如何重要，而只是打算用实例来说明地理位置对海权发展的影响。因此，这个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一边，更多地列举一些能进一步说明它的重要性的实例，这些实例在历史论述中将会不断地被反复应用。不过这儿有两句话是恰如其份的。  

一句话是地中海周围的环境，已经使其在世界历史上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从贸易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来看，它所起的作用都比同样大小的海域所起的作用大得多。所以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都力求控制它，并且这种竞争现在仍在继续。因此，研究在地中海海域过去占优势和现在仍然占优势的条件，以及研究地中海沿岸各地的相对军事价值，将比在其它地方花费同样多的精力收效更大。此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地中海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加勒比海，如果巴拿马运河通航了，情况就更加相似了。研究已经得到很好论证的地中海的战略条件，将是研究加勒比海的一个极其良好的开端，加勒比海的历史相对来说是比较短暂的。  

第二句话是关于与美洲中部运河有关的美国的地理位置。一旦动手修建运河，建筑者的希望付诸实现了，加勒比海将从一个终点站，从一个地方性的贸易场所，或者最多象现在这样只是一条不连贯、不完整的交通线，变成世界上一条比较重要的交通干线。沿着这条交通于线可以进行大量贸易，并且可以把其它一些大国的利益，主要是欧洲国家的利益带到我国东西两边的海岸，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这样也就很难再使加勒比海保持过去那种脱离国际纠纷的局面了。美国的位置与这条航线的关系，将会类似于英国与英吉利海峡的关系，类似于位于地中海的国家与苏伊士运河的关系。至于对运河的影响和控制，依据地理位置而定，很清楚作为国家力量的中心，国家的永久性基地[原作者注：对“永久性作战基地”，这个词来说，不言而喻是指一个国家的所有财力和物力的来源地，是水路和陆路的交通枢纽，是军火库和武装哨所的所在地。]，当然美国离运河要比其它大国近得多。其他大国现在或者以后在岛上或者在大陆上占领的位置，不管怎样牢固可靠，也只不过是其国家的前哨基地，单就为军事力量提供的所有物质支援而论，哪一个国家也赶不上美国。但是众所周知，美国对战争毫无准备，这是她的弱点。美国的地理位置虽然靠近斗争点，然而由于墨西哥湾海岸的特点，使其丧失了部分价值。墨西哥湾缺少不受敌人干扰、又便于修理一级战舰的港口，缺少一级战舰的国家是不能妄求控制某一海区的。一旦在加勒比海出现一场争霸斗争，从密西西比河南部水道的深度来看，从新奥尔良附近的情况以及密西西比河流域进行水上运输的有利条件来看，显而易见国家的主要力量必须全部集中在这一地区，也必须在这里寻求永久性的作战基地。但是，保卫密西西比河的入口处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尽管这里有两个可互相媲美的港口：基韦斯特港和彭萨科拉港，但是它们的水位很浅，对于国家的资源来说它们所处的位置也是极其不利的。为了充分利用这里的有利的地理位置，必须克服上述这些不足之处。此外，就美国距地峡的距离而言，虽然相对来说比较近，但是仍然有一段距离，所以美国不得不在加勒比海占领一些地方，用作应急或辅助性作战基地；利用这些基地的有利自然条件、防御的敏感性和靠近战略补给中心，将使美国舰队能象任何敌对舰队那样尽快赶到出事地点。随着密西西比河的进出口有了充分的防护，随着美国人掌握了这样的前哨基地，和这些基地与本国基地之间的交通有了可靠的保障，简言之，由于它采取了各种必要的措施，有了充分的军事准备，那么美国从其地理位置和实力来看，确实在这个战场上取得了无庸置疑的优势。  

 2. 自然结构——我们刚才提到的墨西哥湾海岸所独具的特点，应当归类到一个国家的自然结构方面，这是我们要讨论的影响海权发展的第二个条件。  

一个国家的海岸线是它的边境的一部分，如果这部分边境为其提供了通向较远地区的便利通道，在这里较远的地区是指海洋，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也会愿意通过这部分边境与世界其它各地进行友好往来。设想如果一个国家有一条漫长的海岸线，但是没有一个港口，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它自己的海上贸易，也不可能有它自己的海运和海军。当比利时是西班牙和奥地利的一个省份时，实际情况就是上述这样。1648年，荷兰在一次成功的战争[译者注：是指作为三十年战争的组成部分的荷西战争，荷兰转败为胜，其海军屡胜西班牙海军，于1648年签订荷西和约，西班牙承认荷兰独立，承认尼德兰南部城市及其辖地归属荷兰。]之后，作为一个议和条件提出禁止比利时通过斯海尔德河（埃斯科河）进行海上贸易。这样就关闭了安特卫普港，并且迫使比利时把海上贸易转止给荷兰。西属尼德兰也就不再是一个海上强国了。  

许多深水港都是力量和财富的源泉，如果这些港口位于可通航河流的出口处，便于集中一个国家的国内贸易，则它们的价值就将成倍增长。但是，由于通过这些港口也非常容易进入这个国家，如果这些港口没有很好的防御，发生战争时，它们将成为容易遭到入侵的要害部位。例如，1667年荷兰曾轻而易举地顺泰晤士河溯流而上，在离伦敦不远的地方烧毁了英国海军的大部分舰船。但是，几年之后，当英国和法国联合舰队企图在荷兰登陆时，却因在海岸上遇到了诸多困难，遭到荷兰舰队的勇猛抵抗而未能得逞。1778年，如果不是由于法国舰队司令的犹豫不决，有可能会使处于不利地位的英国人丧失纽约港和其所控制的哈得孙河。如果法国人控制了纽约港和哈得孙河，新英格兰[译者注：新英格兰系美国最东北部地区名，包括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德岛、康涅狄格六州。]与纽约、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既方便又安全的交通线将得以恢复；而英国紧跟着前一年的伯戈因大败之后，又丢失这两个地方，很可能早已导致其提前议和。密西西比河对美国来说是财富和力量的主要来源；但是由于密西西比河河口的防御虚弱，加之密西西比河有无数条支流遍布于全国，使之成为南部邦联的一个薄弱环节，并且成为其战败的原因。最后还需指出，1814年切萨皮克湾被占领和华盛顿遭到摧毁[译者注：1812年战争期间，美军于1813年袭击了加拿大首府约克（今多伦多），烧毁了议会大厦。1814年夏，英海军进入切萨皮克湾，占领了华盛顿，放火烧毁了白宫、国会大厦和其它公共建筑，为约克议会大厦被焚复仇。]，这是由于最重要航道的入口处因缺少设防所造成的危害，它给我们留下了沉痛教训。虽然这件事距今时间不长，人们很容易回忆起来；但是从目前海岸防御的现状来看，似乎人们已经将其忘却了。不应该认为条件已经改变了，现在和过去一样，尽管进攻和防御的情况和细节有了一些变化，但是，主要的条件仍然没有变。  

在拿破仑进行的历次重大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法国在布雷斯特以东没有可供战舰使用的港口。而英国在这一地区却是非常有利的。在这里英国除了有一些避难港和补给港之外，还在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设有两个大兵工厂。后来，法国在瑟堡构筑了工事，弥补了它态势上的缺陷。  

除了海岸线的轮廓，包括至海洋的一些便利通道，还有其它的一些自然条件可以导致一个国家的国民到海上去或者离开海洋。尽管法国在英吉利海峡上缺少军事港口，但是它在英吉利海峡、大西洋以及地中海却都有很好的民用港口，它们坐落在各大河流的出口处，适合于进行对外贸易和促进国内贸易。但是在黎塞留结束内战时[译者注：黎塞留（1585-1642）系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执政期间由于捐税繁重，农民一再起义，均遭黎塞留政府的镇压。]，法国人对待海洋没有象英国人和荷兰人那样热情，也没有象他们那样富有成效。其主要原因似乎是由自然条件造成的。自然条件使法国成为一块理想的陆地，其气候适宜，它自己生产的东西完全可以满足人民的需要。而英国与之相反，大自然赐给它的很少，在它的制造业得到发展之前，没有什么东西可供出口的。英国人非常贫困，加之他们的好动性和其它有利于海上事业的各种条件，促使英国人到国外去，他们在国外找到了比他们本国更好和更富有的地方。由于他们的资源匮乏和民族的特点使他们成为商人和殖民地开拓者，然后成为制造商和生产者。产品和殖民地之间的联系必须由海运完成，所以他们的海上力量发展起来了。如果说英国人是被吸引到海上去的，那么，荷兰人到海上去却是出于不得已；没有海洋英国会变得软弱无力，若离开海洋荷兰就会灭亡。在荷兰处于鼎盛时期，当它是决定欧洲政治形势的一个主要因素时，一位当地权威人士估计，荷兰的土地最多只能供养它本国人口的八分之一。荷兰的制造业很多，也很重要，但是制造业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海运事业的发展。贫瘠的土地和无掩护的海岸，首先迫使荷兰人从事渔业，然后发现从事渔业加工使他们既有了可供出口的货物，又有了可供国内消费的物资，于是渔业成为他们获取财富的基础。就这样，正当意大利共和体由于受土耳其势力的压制和绕好望角航线的发现正在走下坡路时，荷兰人已经成了商人，并且接替了意大利人在黎凡特地区的主要贸易。此外，荷兰又得利于它位于波罗的海、法国、地中海之间和位于德国一些河流的河口上的地理位置，很快使其承担了几乎欧洲所有的海上贸易。200多年以前，荷兰舰船承运了波罗的海的小麦和海军所需要的补给品、西班牙与它在美洲大陆的殖民地的贸易、法国的酒以及法国的海岸贸易，甚至连英国的大部分运输业也是由荷兰货船承担的。所以不应该将荷兰的不断繁荣仅仅归之于荷兰缺少自然资源。什么事情都是事出有因。真正的情况是由于荷兰人处于贫困之中，被迫到海上去，由于他们控制了海运业，并且具有较大规模的船队，使他们能很好地利用迅速发展起来的贸易来赢利，并且在美洲大陆和绕好望角的航线被发现之后，荷兰人继而能很好地利用他们的探险精神为其贸易服务。当然，使荷兰繁荣昌盛还有其它的原因，但是主要是立足于由于贫穷而产生的海上力量。荷兰的食品、衣服和制造业的原料，用来建造和装备舰船的所有木料和大麻（他们所建造的舰船几乎等于欧洲所有其它国家建造舰船的总和）都是进口的。1653年和1654年当荷兰与英国进行持续18个月的灾难性战争时，他们的海运事业完全被迫停止，据说“曾一直使他们的国家收入有充分来源的，如渔业、商业几乎全部枯竭了。作坊关闭了，工厂停业了，须得海的桅杆林立，荷兰国内到处是乞丐；街道上杂草丛生，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有1500座房子没人租用”。荷兰只有进行蒙受耻辱的议和，才能使它免遭毁灭。  

荷兰这种悲惨的结局，说明了一个完全依赖于外国资源立足于世界的国家是非常虚弱的。毋庸赘言，现在情况不同了，虽然对当时荷兰这种悲惨结局的描述要打很多折扣，但是当时荷兰的情况有很多地方类似于现在的大不列颠，所以荷兰的情况恰恰预示了以后英国的情况。尽管这些情况在本国似乎很少受到重视，但是他们警告这个国家：若要保持国内繁荣，首先必须在海外保持其力量。人们可能对缺少政治特权不满意；但是，如果他们缺少面包，就更会感到心神不定。对美国来说，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曾被看成是一个海上强国的法国的结局。法国由于其领土范围、适宜的气候和富饶的国土等条件所造成的这种结局，已经在美国重演。起初，美国人的祖先在海边占领一块狭长的陆地，这些地方尽管不发达，但是土地肥沃有很多港口，并且靠近资源丰富的渔场。这些自然条件和英国血统的人一种爱海的天性，使他们继续保持对海洋的癖好和追求，而这些正是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赖以存在的基础。起初，几乎每一块殖民地都是在海上或者是在它的一个较大的属国里。所有的出口和进口都趋向于一个海岸上。人们对海洋的关心和对其在公共福利事业中所起的作用的正确评价，得到迅速而广泛地传播，于是一种比关心公共福利事业更有影响的活动活跃起来了，由于造船物质充足而与之有关的其它投资又较少，使海运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私人行业。众所周知，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力量的中心不再只是沿海地区。许多书刊和报纸争先恐后地描写内地的惊人发展和内地没有被开发的丰富资源。资本在内地找到了最好的投资场所，劳动者找到了最多的就业机会，但是边界被忽略了，这种政策使边界软弱无力。实际上忽略了墨西哥湾和太平洋沿岸，以及相对于密西西比河流域中央的大西洋沿岸。一旦美国人再一次感到从事海运事业有利可图，看到他们的三面海疆不仅军事力量软弱，而且国家的海运能力极为薄弱时，他们的共同努力可能会再次为美国的海上力量奠定基础。直到那时，那些了解法国由于缺少海上力量使其发展受到限制的美国人，可能会对自己国家，也正在被一种类似的因国内资源丰富有余而忽略了海上力量的作法感到十分内疚。  

在影响海权的许多自然条件中，可以注意像意大利那样的地理形状——一个狭长的半岛，中心地区的山脉将其分成两个窄长条，连接不同港口的道路必须沿其伸展。意大利只有完全控制了海洋，才可以确保其交通安全，因为意大利人不可能知道敌人会从可见地平线以外的哪一点上进行突然袭击。但是，如果意大利有庞大的海军能够进行集中部署，那么在其还没有遭到敌严重破坏之前，仍然有很大的希望去攻击既是敌基地，又是敌交通线的敌舰队。美国狭长的佛罗里达半岛的顶端有基韦斯特港，尽管半岛地势平坦，人口稀少，但是乍一看，这里的情况很象意大利。相似可能只是表面的；但是如果海战的主要战场是在墨西哥湾，通过陆路至岛端的交通可能是一个重大问题，并且这条交通线极易受到攻击。  

当海洋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边境或者把一个国家包围起来，而且海洋还把一个国家分隔成两部分或三部分时，控制海洋就不仅仅只是一种欲望了，而是一件涉及国家存亡必不可缺的事情了。这样一种自然条件或是使其海军诞生和强大，或是使其国家软弱无力。这就是目前意大利王国和它的撒丁岛、西西里岛的情况。意大利王国刚一成立，在其财政收入还不很充足时，就用十分充沛的精力和智慧去创建一支海军，甚至还提出要拥有一支完全优于敌人的海军。意大利的海军以其岛屿为基地，要比以大陆为基地好得多；因为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半岛上没有安全可靠的交通线，如果一支入侵的陆军处于敌对人民包围之中，并且又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就会陷入绝境。  

把大不列颠群岛分隔开的爱尔兰海，象是一个港湾而不是一个实际的分离物；但是历史已经表明，它曾给联合王国造成威胁和危机。路易十四时期，当法国海军几乎相当于英国和荷兰的联合舰队时，爱尔兰出现了最严重、最复杂的情况，该岛几乎全部被当地人和法国人所控制。然而，与其说爱尔兰海对英国是一种威胁——英国交通线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还不如说它对法国非常有利。由于法国不敢叫它的战舰冒险进入它的狭窄的水域，才把准备进行登陆的远征军派至英国南部和西部海岸。在决定性时刻，被派至英国南部海岸的法国大舰队彻底地打败了位于那里的英国和荷兰的联合舰队；与此同时，25艘法国快速帆船被派至圣乔治海峡，进攻英国的交通线。位于爱尔兰的英国陆军处于敌对人民包围之中，处境十分危险。但是博因河之战和詹姆斯二世外逃，挽救了英国陆军。这种进攻交通线的行动，严格说来是属于战略问题，这次进攻与1690年的进攻一样，都对英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在同一个世纪里，西班牙由于没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把其各个领地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这种分散所造成的软弱也为我们提供了上述深刻的教训。西班牙在其强盛时期的末尾，当时它还仍然占领着尼德兰（现在的比利时）、西西里和一些意大利的领地，更不用说它在美洲大陆还有许多殖民地了。但是，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已经非常软弱，因此当时的一位见识广、头脑清醒的荷兰人曾明确指出：“在整个西班牙海岸上，只有几艘荷兰舰船在航行；自从1648年西班牙和荷兰议和以来，西班牙只有寥寥无几的舰船和海员，以致使他们开始公开租用荷兰舰船驶往西印度群岛，从前西班牙人是非常小心的，他们不准外国人进入西印度群岛……”这位荷兰人继续说道：“很明显，作为西班牙腹部的西印度群岛（因为西班牙的所有收入几乎都来自那里），必须通过一支海上力量与其头部西班牙本土相连；那不勒斯和尼德兰像两支不能为西班牙竭尽全力的臂膀，若不运用海运，西班牙就不能从这两个地方得到东西，和平时期西班牙利用荷兰的海运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战争时期利用荷兰的海运却存在许多困难。”半个世纪之前，亨利四世的主要大臣苏利，把西班牙描绘成“一个双腿和臂膀强壮有力，而心力却极度衰竭的国家”。自从苏利时代以后，西班牙海军不仅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而且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不仅是耻辱而且是堕落。其结果主要是海运被毁；制造业也随之消失。西班牙政府所需支援，不是依赖于分散于各地的屡遭打击后幸存下来的贸易和工业，而是依靠几艘运宝船从美洲运来的白银作为涓涓细流的财政收入，而这些运宝船经常受到敌巡航舰的截击。不止一次，由于损失6艘大帆船，使运宝船的活动瘫痪了一年多。当战争还在尼德兰进行时，荷兰控制了海洋迫使西班牙派出的部队无法走海路而是经陆路长途跋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于同样的原因，西班牙的必需品供应短缺，以致双方达成了现在看来是很可笑的协议，即：由荷兰舰船为西班牙提供必需品，这样荷兰的舰船就供养了本国的敌人，可是反过来荷兰人却得到了在阿姆斯特丹进行交换倍受欢迎的硬币。在美洲，西班牙人得不到本国的支援，尽可能躲在共济会会员背后保护自己；西班牙人在地中海未遭侮辱和伤害，主要是因为荷兰人对地中海不感兴趣，而法国和英国还没开始在那里争夺制海权。随着历史的发展，西班牙帝国由于没有海运，因此原本属于它的尼德兰、那不勒斯、西西里、梅诺卡岛、哈瓦那、马尼拉和牙买加相继被别国夺走。总之，西班牙海运的毁灭可能成为它全面衰退的一个征兆，它已是西班牙陷入深渊的一个主要原因，到目前为止，西班牙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困境。  

除了阿拉斯加，美国在本土以外还没有领地——没有一块地方通过陆路不能抵达。美国的外形使其几乎没有什么突出部造成的特别薄弱的部分，并且所有比较重要的部分都很容易抵达——乘船便宜，乘火车迅速。即便最薄弱的边境太平洋沿岸也远离可能的最危险的敌人。美国的国内资源与现时需要相比，是极其丰富的。用一位法国军人对作者说的话来说：“在我们的小天地里”，我们能够无限期地依靠自己生活下去。但是一旦这个小天地被一条新的通过地峡的贸易航线侵犯了，美国就可能猛然唤醒那些曾放弃分享在海洋上享有共同权力的人。  

 3. 领土范围——影响一个国家能否发展成为海上强国的自然条件中的最后一条是领土范围。这里所说的领土范围只涉及国土本身，不涉及居住在那里的人民。这样就可以用较少的几句话简单地说明这一问题。  

影响海权发展的领土范围，不只是指一个国家总面积的平方英里数，而且还包括它的海岸线的长度和将要被考虑的港口的特点。有关这些，应该说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是一回事。海岸线的长度依据人口的多少是一个国家强弱的根源。在这一点上，一个国家像一个堡垒，警卫部队必须与其所保卫的场地相匹配。在最近的南北战争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事例。如果南方有众多的人口，人民又赋有尚武精神，并且，又有一支与海上强国的其它财力、物力相称的海军，那么它的漫长的海岸线和无数个港湾，就是其强大力量的组成要素。北方人民和当时的北方政府十分得意于对整个南部海岸实施了有效封锁。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功绩；但是，如果南方人口再多一些，而且又拥有众多的海员，那么要想取得这种成就是不可能的。但是那里的情况不是像以上假设的那样，而是面对着不仅不适于海上生活，而且数量不足的全体居民，这样的封锁完全可能的。那些回忆封锁是怎样坚持下去的人们，和在战争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执行封锁任务的各级舰船，深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个计划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面对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个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北方舰艇分散在南方海岸线上得不到支援，它们面对着便于南方部队进行秘密集中的一大片内陆水上交通网，是以单舰或小分队坚守在阵位上的。在第一道水上交通线的后面，是一些较长的港湾和分布在各处的坚固要塞，南方舰船总能退入这些港湾和要塞，躲避追踪或者得到保护。如果南方有一支海军能够利用上述这些有利条件，或者利用北方舰艇的分散部署，北方舰艇就不敢再进行分散部署了；它们为了相互支援就不得不集中起来，这样南方就可通过许多小的但是是可利用的通道实施对外贸易了。但是，像南部海岸那样，由于海岸线长并且有许多进口，可能会成为一种力量的源泉，由于这些特点，也可能会遭到严重的损害。打通密西西比河这件大事，明显地说明这场战争要在整个南方持续地进行下去。北方战舰正从海岸线上的每一个缺口进入。曾有利于南方运载财富和支援南方脱离美国的贸易渠道转而成为不利因素，这些河流把敌人引进了内地。南方各个地区到处呈现一片惊慌和不安，对控制局势感到无能为力。这些地区如果是在一些比较乐观的人的主持下，可能会使一个国家，在经过一场消耗巨大的战争之后仍然保持活力。海权的作用过去从没有像在这场斗争中这样重要，或者这样更具有决定性影响。这场斗争将决定世界历史的进程，也即在北美洲大陆上继续保持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不是分裂为几个敌对的国家。北方联邦虽然对过去所取得的荣誉感到自豪，并且承认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应归于海军优势，但是那些了解这些事实的美国人，决不应忘记提醒他们过于自信的同胞，他们所以获胜，是因为南方不仅没有海军，不是一个以航海为业的民族，而且它的人口与它必须防御的海岸线的长度也是极不相称的。  

 4. 人口——在考虑了一个国家的自然条件之后，紧接着应该仔细研究一下影响海权发展的人口特征。在人口特征中首先要考虑的是生活在它的领土上的人数，因为人口与刚才讨论过的领土范围有着密切的联系。已经说过就领土范围而言，不仅仅是指平方英里数，而是要考虑与海权有关的海岸线的长度和特点。同样就人口而论，不仅仅计算人口总数，而且必须把当水手或至少是可以雇用在舰艇上和可以生产海军物质的人数计算在内。  

例如，从法国革命之前，一直到革命之后的几次大战，虽然法国在人口数量上远远超过了英国；但是，就总的海权而言，这包括平时贸易和军事效率，法国远不如英国。在军事效率这个问题上，法国的劣势就显得更为突出，因为就战争爆发时的军事准备而言，法国多次处于优势，但是法国不能保持这种优势。例如1778年，当战争爆发时，法国按照它注册的海员，一次就能配备50艘战舰，相反，英国由于它的海上力量赖以存在的海运遍布于世界各地，使它在国内征集海员配备40艘战舰都很困难。但是到了1782年，英国服现役或可以迅速服现役的舰船就有120艘，而法国却从未超过71艘。1840年当英、法两国在黎凡特地区再次处于战争边缘时，当代一位有造诣的法国军官，在称赞法国舰队的高效和舰队司令的杰出才干，在表达法国舰队与一支力量不相上下的敌人作战，对作战结果充满信心时，继续说道：“在我们能够集中21艘战舰组成分舰队之后就没有预备役战舰了；没有一艘战舰在6个月之内能够服役。”这不仅仅是由于缺少战舰和缺少好的装备，尽管这两者都是必需的。他继续说道：“因为我们为了配备21艘战舰，把注册的船员都用完了，在各地建立的常设征募机构，不能提供人员去替换已经巡航3年以上的海员。”  

这样进行的对比表明，在持续作战能力或预备役力量方面的差异甚至比活动在海上的实力差异还要大，因为庞大的舰船群活动在海上，除海员外，还需要大批雇员从事各种不同的手工作业，来辅助海军器材的制造和修理，或从事其它多少与海洋或与各种舰船有关的行业，从事这些类似行业的人，毫无疑问从一开始就要有适应海上需要的能力。有一件轶事说明了英国一位杰出的海军将领爱德华·佩洛爵士对此事是很有见识的。1793年，当战争爆发时，照样遇了缺少海员的问题。由于急于出海，爱德华·佩洛爵士，除了配备一些未出过海的人员以外，别无它途，于是他命令他的军官们寻找科尼什矿工充当海员。从他对这些矿工的生活环境和职业的危险性的了解进行推断，认为这些矿工将能够迅速适应海上生活的需要。结果证明他是很明智的，因为这样做避免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耽搁，并且还非常幸运地在一次单独作战中俘获了第一流的装有大炮的快速帆船，最有教益的是，尽管这些矿工才服役几个星期，而他们的对手已经服役一年多，但是双方所遭受的主要损失几乎不相上下。  

可能有人固执地认为，这种预备役力量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那种重要性，因为制造现代舰艇和武器需要很长时间，而且现代国家发展本国的全部武装力量的目的，是为了在战争爆发时，在敌人能够组织一支同等的力量之前，能迅速地给敌人以致命性的打击。用大家所熟悉的一种说法：要使一个国家的所有抵抗组织没有时间发挥作用；要首先打击已经组织起来的舰队，如果舰队投降了，其余的组织机构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这种说法有它一定的正确性，但是另一方面，尽管从程度上来看，预备役力量的重要性现在比过去稍有逊色，但是有一支预备役力量总是正确的。假定两支实际上代表两个国家现实全部力量的舰队相遇，如果其中一支舰队被摧毁了，而另一支舰队仍然适于战斗，那么，舰队被摧毁的一方，能够依赖其海军进行那场战争的希望现在比过去更小了；结果将是惨重的失败，并且失败的惨重程度完全与国家对海上力量的依赖程度成正比。如果当时英国舰队同联合舰队一样，是其国家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被打败的是英国，那么对英国的打击一定会比对法国的打击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特拉法尔加角海战对英国如同奥斯特利茨会战[译者注：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击败奥俄联军，联军被歼27,000人，根据普雷斯堡和约，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茨二世失去了大片领土，成为奥地利的弗兰茨一世。1806年奥地利帝国也被消灭。]对奥地利，耶拿之战[译者注：一般是指拿破仑在1806年指挥法军两翼在奥尔施泰特和耶拿击败普鲁士军，普军死伤22,000人，被俘18,000人。到11月中旬，整个普鲁士都已处于拿破仑的控制之下。]对普鲁士一样；一个帝国由于它的军事部队被摧毁或者被瓦解，已经处于被征服的地位，据说，摧毁和瓦解敌军是拿破仑最喜爱的目标。  

但是，我们只需回顾过去这些具有特殊性的灾难，就能说明低估预备役力量是正确的吗？这种预备役力量是以这里所考虑的适合军事生活的居民数为基础的。刚才提到的一些打击，是由一些杰出的有才能的人，指挥一些训练有素、有团结精神和有威望的武装部队进行的。除此这外，被打击的目标是那些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劣势和以前的失败、士气多少有些低落的对手。奥斯特利茨会战是紧接着乌尔姆会战之后进行的，在乌尔姆，3万名奥地利人不经一战就放下了武器，因此，从前的历史曾是一部大量记载奥地利的失败和法国胜利的历史。特拉法尔加角海战发生在几乎连遭失败的巡航战之后，确切地说是发生在一次战役之后。再往前，但是仍算近期，可追述到对联合舰队里的西班牙人的圣文森特角海战和法国人的尼罗河口之战。除了在耶拿，这些毁灭性的打击，不只是单纯的失败，而是决定性的打击，在耶拿战役中，双方在数量、装备和总的战争准备上是不同的。由于这种不同，使耶拿战役不适于用来作为考虑一次单独的胜利可以产生什么样结果的战役。  

英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在蒸汽和装甲时代，它保持了在帆船和木船时代所具有的那种优势。法国和英国是两个拥有最强大海军的国家；但是，迄今为止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如果可以把他们从事海战的物质力量看成是相等的，究竟哪一个国家更强大些呢？一旦发生冲突，能够设想由于人员或者是准备上的不同，一次战斗或一次战役可能会产生力量对比的决定性差异吗？如果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差异，那么后备力量将开始生效。首先是有组织的后备力量，然后是以航海为业的人员、熟练的机械工人和财富等后备力量开始起作用。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英国在机械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它有一支由机械工人组成的后备力量，他们能够很快使自己通晓现代装甲舰。此外，它的商业和工业由于受战争的牵累，多余的海员和机械工人将会转移到武装舰船上去。  

后备力量能否发挥作用的全部问题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在一次战役中，如果一方被打败，那时有可能很快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吗？到目前为止海战还没有做出回答。普鲁士对奥地利的决定性胜利，德国对法国的决定性胜利，都是一个较强的国家战胜一个较弱的国家，不管其软弱是由于自然原因，或者是由于政府的无能。像时间拖得那样长的普列文之战[译者注：1877年俄土战争期间，普列文之战共进行了四次，前三次是俄军进攻普列文，但伤亡惨重没有得手。第四次是土军突围，被俄军打败，退回普列文，日落前投降，结束了持续143天的抵抗。]，如果土耳其有可动员的国家后备力量，这对战争的结局会发生怎么样的影响呢？  

正如大家都承认的，时间是战争中一种最重要的因素，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尽管其主要领导人根本不是军人出身，其人民同所有自由人民一样，不赞成花大钱建立庞大的军事机构，但至少应设法使军事机构有足够的力量，以备一旦战争爆发能赢得必要的时间，把人民的精神和才智转移到战争所需要的新的活动上来。如果现有的力量，无论是陆上的或是海上的都很强大，即使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这个国家可以尽力依靠其自然资源和力量——数量、财富和各种能力的优势进行拚搏。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这个国家拥有的部队很快被消灭或被击溃，那么，最好的自然资源也不能使其摆脱屈辱的境地。如果它的敌人是明智的，也不能使其在未来进行报复。在较小的战场上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某某能够再坚持稍长一点时间，这里便能得救了，或者那里就可完成任务了。”正如人在生病期间常听说：“只要这个病人能够再坚持一段时间，他的体质就能使他脱离危险。”  

现在英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上面所说的这样一个国家。荷兰过去是这样一个国家，它不愿意付出代价，如果它躲过了灾难，也仅是侥幸。荷兰伟大的政治家德威特写道：“荷兰人在和平时期和由于害怕与人决裂，不会下决心预先花钱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荷兰人的特点是，除非危险就在眼前，否则他们才不会心甘情愿地把钱用在国防上，我现在必须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他们在应该节省的地方挥霍浪费，而常常在他们应该花钱的地方却又十分吝啬。”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国家也应接受这种指责，这是举世瞩目的事。美国不拥有具有防御能力的盾，躲在这种盾的后面可以争取时间发展本国的后备力量。至于能够充分满足美国可能需要的海员又在哪里呢？与海岸线和人口相称的这种资源，只能从一个国家的商船和与商船有关的工业中去寻找，这些美国现时还不存在。不管这些舰艇上的水手是本国人或者是归属美国的外国移民，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爆发战争，美国在海上的力量足以使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能够回到美国。如果数以千计的外国人能被承认有选举权，那么，在战舰上给他们分配战斗岗位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尽管对于本题的讨论已经有些离题了，但是可以承认，从事与海上事业有关的众多人口，现在与从前一样，是海权的一种主要因素。美国在这方面是不足的，因此美国只有把海权的基础建立在悬挂本国国旗的大批商船上。  

 5. 民族特点——下面要考虑的是民族特点和民族习性对发展海权的影响。  

如果海权真正建立在一种广泛的平时贸易的基础之上，从事商业的习性往往必然是依靠海洋强大起来的民族的显著特点。历史已经毫无例外地肯定了这个事实。除罗马人之外，再没有一个与此相反的值得引起注意的例子。  

所有的人都追求利润，并且都或多或少地爱钱；但是，追求利润的方法将会对商业的命运和居住在一个地区的人民的历史起到重要的作用。  

如果历史是可信的，西班牙人和他们的同族葡萄牙人，寻求财富的方法不仅有损于民族的特点，而且是对兴旺发达的商业的致命打击；也是对商业赖以存在的工业的致命打击，最终是对经错误途径取得的国家财富的致命打击。这种获利愿望，在他们身上产生了可怕的贪婪，所以他们在新发现的促进欧洲国家商业和海运发展的新世界——美洲大陆，不是在寻找新的工业基础，甚至也不是在进行健康的探索和使人兴奋的冒险活动，而是在寻找金银。西班牙人有许多优秀品质，他们勇敢，有进取心，有节制，能够忍受疾苦，热情并且有强烈的民族感。西班牙人除了具有这些优秀品质之外，他们还有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处于有利地位的港口。事实上，也是西班牙人最先占领了美洲大陆的大部分和一些富饶的地方，并且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一个能与之竞争的对手。西班牙在发现美洲大陆之后的100年里，在欧洲一直是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它完全能够期望在所有的海军强国中居首位。但是众所周知，实际情况恰恰与之相反。自从1571年的勒班陀之战以来，尽管西班牙参加过多次战争，但是在西班牙的海战历史上却没有留下成功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光辉篇章。由于其贸易衰败，造成了战舰甲板上所表现出的使人伤脑筋的，有时是很荒谬可笑的笨拙。不容置疑，这样的结果不能简单地仅归咎于一种原因。西班牙政府很可能在许多方面束缚和甚至摧残了私人企业的自由健康发展。但是一个伟大民族的特点会冲破或塑造其政府的特点，如果人民非常喜爱贸易，无疑也会使政府的行为卷入到贸易的洪流之中。西班牙的大片殖民地，也与妨碍这个古老国家发展的专制政府疏远了。事实上，数以千计的西班牙人、工人阶级和上层人士离开了西班牙；他们在国外从事的职业只给国内提供很少的硬币，或仅需少量航运吨位的小部分商品。西班牙本土除了羊毛、水果和铁几乎没有其它产品；工厂倒闭；工业亏损；人口逐渐减少。西班牙和其殖民地几乎全部依靠荷兰为其提供众多的生活必需品，结果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工业产品几乎不够换取这些生活必需品。一位同时代的人写道：“所以荷兰商人带钱到世界绝大多数地方去购买日用品，但是必须从唯一的欧洲国家——西班牙把那里的人民购买他们商品的钱带回来。”西班牙人这样热切追求的财富——钱，很快又从他们手上丢失了。前面已经指出，从军事观点来看，西班牙由于海运衰退，已经变得非常虚弱。西班牙装在有限几艘舰船小货舱内的财富，基本上都是沿着几条常规航线运回国内的，它们很容易被敌人俘获，从而使军备处于瘫痪状态。但是，英国和荷兰的财富分散在世界各地无数艘舰船上，在多次消耗战中，虽经受了沉重的打击，仍未停止增长，尽管这种增长很费力气，但是是很稳妥的。在西班牙最危急的历史时期，与其联合的葡萄牙的命运同样跟着走向没落；尽管葡萄牙最初在利用海洋发展的竞争中，站在前列，可是它已完全落伍了。“正如墨西哥和秘鲁的矿藏曾是使西班牙没落的祸根一样，巴西的矿藏也毁了葡萄牙。他们愚蠢地轻视各种制造业，不久之后，英国不仅向葡萄牙提供服装，还向葡萄牙提供所有的货物和日用品，甚至咸鱼和谷物。葡萄牙丢弃了金银财富之后，甚至放弃了国土，波尔图的葡萄园终于被英国人用通过葡萄牙人的手流通到英国各地的巴西黄金买去了。”我们确信50年来，葡萄牙来源于巴西矿藏的收益共有5亿美元，但是在这一时期结束时，只有2500万硬币了，——这是一个引入注目的有关真实财富和非真实财富完全不同的例子。  

英国人和荷兰人获利的愿望不亚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南欧诸国的人民。英国和荷兰已依次被称之为“店小二之国”，但是，正是这种嘲笑为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合乎正道的行为增添了光彩。他们毫不畏惧，奋勇向前，忍辱负重。他们很有忍耐力，不顾人们给这种劳动取了个羞辱性的绰号，他们还是用它来寻求致富，而不是用武力。因此他们采用了最长期的，代替了似乎是最短捷的致富之路。但是这两个民族，实际上是一个种族，还有另外的与刚刚提到的那些品质同样重要的优秀品质，这些优秀品质加之他们的周围环境有利于他们向海洋发展。他们是天生的商人、贸易者、生产者和交易者。所以，他们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国外，无论是定居在文明国家的港口里，或者是在东方野蛮统治者的港口里，或者是在他们创建的殖民地里，到处努力挖掘当地的一切资源，使之得到发展和增长。英国人和荷兰人具有天生的贸易者的本领，如果你喜欢也可以称之为“店小二”，他们不断寻求新的商品去进行交换；而这种追求加之几代人劳动所养成的勤奋，必然使他们成为制造者。在国内他们成为主要的制造商；在国外，他们所控制的地区逐渐富起来，产品成倍增长，于是国内和殖民地之间进行必要的交换，需要更多的舰船。他们的海运事业也就随着这些贸易的需求不断增加，而那些对海上事业不太敏感的国家，甚至连很强大的法国也需要他们的产品，需要他们的船舶运输。这样一来便使英国和荷兰用多种手段去争取海上霸权。这种合乎自然规律的发展趋势，由于时时受到其它国家政府的干扰，确实受到了限制和严重挫折。这些国家的政府妒忌英荷两国的繁荣富强，而其人民只有靠人为的支援才能拥有这种繁荣富强。这种人为的支援将留在“影响海权发展的政府的行动”的一题里再去讨论。  

发展海权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民族特点是喜欢贸易，包括必须生产某些用来交换的产品。假如一个民族有喜欢贸易的习性，并有一条较好的海岸线，海上的各种危险，或对海洋的反感都不可能阻挡一个民族通过海上贸易去寻找财富。通过其它的方法可能会找到致富的地方；但是未必会取得海权。以法国为例，法国有一块很好的国土，有一个勤劳的民族，占据一个极其理想的地理位置。法国海军曾有过闻名遐迩的光荣历史，在其发展处于最低谷时，也从未丧失它所热爱的军事荣誉。但是，现在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其牢固的基础是建立在海上贸易之上，而法国与历史上的其它海上民族相比，只是占有一个相当好的位置。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由不同的寻找财富的办法的民族特点决定的。当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通过从地下挖掘黄金致富时，法国人的特点是使他们通过节俭、节约和囤积致富。据说守财要比发财困难得多，这是很可能的。这种什么获利多就想冒险的特点与为贸易而征服全世界的冒险精神极其相似。爱节省储备，胆子不大只敢在小范围内去冒险，也许能在一个相应的小范围内扩张财富，虽然不会遇到各种风险，但是不会使对外贸易和海运事业得以发展。举例说明——所举的事例尚未考证，不妨姑妄听之——一位法国军官在与我谈到巴拿马运河时说道：“我在巴拿马运河上有两份股票。在法国不象你们美国，在你们那儿少数人就有很多股份，而我们一大批人只占据一份或很少的几份。当拿这两份股票到市场上时，我的妻子对我说：‘你拿两份股票，一份给你，一份给我。’”就确保个人财产的稳定性而言，这种深谋远虑无疑是很聪明的；但是当过分谨慎或在财政上缩手缩脚成为一个民族的特点时，必然会妨碍贸易和国家海运的发展。与生活有关的金钱方面的这种谨慎已经妨碍生育，因此法国人口几乎停止增长。  

欧洲的贵族阶层从中世纪起，就继承了一种傲慢的轻视平时贸易的传统，根据不同国家的民族特点，这种平时贸易确实影响了每个国家的发展。西班牙人的傲慢很容易迎合轻视贸易的态度，与造成惨重损失的不愿工作，坐等财富的习性结合起来，使他们厌恶经商。甚至连法国人自己都承认爱虚荣是他们的民族特点，并已在法国起到了与傲慢一样的作用。法国有大批煊赫的贵族阶层，他们所享有的受尊敬权力，给他们所藐视的职业标上了一个下等的标志。一些富有的商人和制造者都渴望得到贵族的尊称，一旦他们得到了贵族的尊称，便放弃了赚钱的职业。因此，虽然勤劳的民族和肥沃富饶的土地挽救了贸易免遭全面衰退，但是经商是带着一种耻辱感进行的，这种耻辱感促使一些最好的从事贸易的代理人一有机会就要迅速摆脱它。路易十四在柯尔培尔[译者注：柯尔培尔或译柯尔柏（1619-1683），出身富商家庭，路易十四时期法国财政大臣，奉行重商主义政策，通称柯尔培尔主义，主要内容为发展工业，扩大输出，减少输入，增加国库收入。该政策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未能根本改变其封建制度的基础。]的影响下，颁布了一项法令：“凡愿从事海运、经商的所有贵族都无损于他们的高贵身份，但不准他们进行零售。”采取这种措施的理由是“经商能为我们的臣民输入所需要的货物，以满足我们的需求，消除普遍认为海上贸易与高贵身份是不能共存的那种流传已久的社会舆论。”但是，所颁布的法令没有消除有意识的、公然占优势的偏见，特别是当虚荣心是一个民族的显著特点时，更不能消除这种偏见。多年之后，孟德斯鸠教导说，贵族阶层从事贸易违背了君主政体的精神实质。  

荷兰也有贵族阶层，但是这个国家名义上是共和制，允许私人充分自由地发挥他们兴办企业的能力，国家的权力中心是在一些大城市里。使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是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财富。在荷兰，财富是区分公民社会地位的一种基础，谁有了财富，谁在政府中就有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社会地位，并受人尊敬。在英国这种情况同样也很盛行。英国的贵族阶层虽然很傲慢，但是在代议制政府里，财富的势力还是起作用的。在人们的心目中财富是特权，受到人们的尊敬。英国与荷兰一样，财富来源的职业，与财富本身享有同样的荣誉。因此，在上述的这些国家里，由民族特点产生的社会舆论，会明显地影响这个民族对待贸易的态度。  

从广义上讲，民族特点还会以另一种方式影响海权的发展。这是就一个民族是否有能力建立相当多的殖民地。开拓殖民地与发展其它事业一样，越合乎自然规律，发展就越快。所以由全体人民迫切需要和本能的欲望创建的殖民地，其基础是最坚实的。当这些殖民地极少受本国约束，人民又具有自治能力时，尔后的发展将是确定无疑的。过去三个世纪的人都非常了解殖民地作为国内产品的销售地，作为贸易和发展海运的发祥地对于本国的作用；但是致力于开拓殖民地的起因不尽相同，制度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不相同。不管政治家们怎样深谋远虑和小心谨慎，他们的努力都不能弥补所缺少的上述这种强大的合乎自然规律的推动力。如果能在民族特点中找到一种自我发展的因素，那么，来自本土的最详细的规定，不如对殖民地的放任自流会产生较好的结果。有些政府在成功地取得殖民地后，所表现的聪明才智，通常不如在尚未成功地取得殖民地时所表现的更明智，也许还会越来越不明智。如果具有十分完善的体制和管理制度，采取谨慎地达到目的办法和孜孜不倦地精心管理，可能有益于殖民地的发展。然而英国人与法国人相比，英国人缺少组织才能；但是，事实相反，是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殖民地开拓者。成功地开拓殖民地，殖民地继而对贸易和海权产生影响，这一切主要取决于民族特点。因为当贸易和海权很好地得到发展时，殖民地自然也会得到发展。殖民地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殖民地开拓者的特点，而不是本国政府对殖民地的关心。  

这个道理越来越清楚了，因为所有本国政府对待殖民地的态度，一般来说都是自私的。不管殖民地是用什么方法建立起来的，本国政府一旦认识到了殖民地的重要性，殖民地便成为本国挤取牛奶的一头奶牛。当然这头奶牛也会受到很好地照料；但主要是由于它作为自己的一项财产，给一点好处也是值得的。立法就是为了垄断殖民地的对外贸易制定了法律；政府为来自本土的殖民地居住者提供有益的邮船；殖民地像通常都是静寂的那样，往往海洋被看成是适合于国内那些难以控制的人和无用的人居住的地方。可是只要军政当局还留在殖民地里，它仍不可避免地具有国内固有的特征。  

英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殖民地开拓国，所取得的罕见和惊人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也就无需赘述。英国取得成功的原因，似乎在于该民族的两个特点。一个是英国殖民者愿意在他们新开辟的地区里定居，这是与他们的利益一致的。尽管殖民者对他们的祖国充满怀念的深情，但是他们决不会为渴望返回祖国而焦虑不安。其次是英国人会本能地、迅速地、从多方面寻求开发新地区的资源。特别是第一个特点，英国人不同于法国人，法国人总是愿意回顾可爱的故乡的那些令人愉快的事情。后一个特点又不同于西班牙人，西班牙人的兴趣和志向范围太狭窄，以致限制他们全面发展一个新开发地区的能力。  

荷兰人的特点和贫穷，自然促使他们去建立殖民地，到1650年已经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建立了大片的殖民地，仅列举这些殖民地的名字就会占居很多篇幅。当时荷兰占领的殖民地远远超过了英国。尽管最初建立这些殖民地，从其性质上来看完全是为了贸易，这也是合乎规律的，但是荷兰人对于这些殖民地似乎一直缺少一种发展的原则。“荷兰人在建立这些殖民地时，未曾想谋求扩大帝国的范围，单纯是为了商业和贸易。只是当荷兰人受到周围环境逼迫时，才试图夺取这些殖民地。荷兰人普遍满足于在独立自主的国家的保护下进行贸易。”这种只满足于获利的愿望，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如同法国和西班牙的专制国家那样，倾向于使殖民地与本国保持贸易依赖关系，否定了殖民地发展的固有原则。  

在结束这个探讨之前，有人可能会提出质问，如果其它的条件都非常有利，那么美国的民族特点是否适合发展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呢？  

如果取消立法障碍，把有利于兴办企业的地区填补起来，似乎不需要回忆太远的过去就可以说明，美国不用很久就会取得海权。美国人具有进行贸易的才能，具有兴办企业追求利润的冒险精神，而且对促进贸易和追求利润的各种线索具有敏锐的嗅觉。如果未来任何地方需要殖民化，不必怀疑，美国人将会把他们在自治和独立发展方面的一切传统才能带到这些地方。  

 6. 政府的特点——在讨论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制度对于发展海权的作用时，必须避免过多的哲理研究，应当把这注意力局限在那些明显的、直接的原因上，和由这些原因所产生的结果，不必离开上述这些太远去探讨各种间接的、最后的影响。  

但是，必须注意，特殊形式的政府和制度，以及不同时期各个统治者的特点，已经对海权的发展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各种不同的特点，相当于自然条件，一个国家象一个人那样利用这些自然条件开始其生涯；而一个政府的作用就相当于运用聪明才智。如果这个政府是聪明的，精力充沛和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就会使一个人的一生或者一个国家的事业获得成功，否则注定是失败。  

如果一个政府完全按照人民的癖好办事，那么在各方面的发展将是卓有成效的，这似乎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就海权而言，如果一个国家是在一个完全受人民的精神鼓舞，并且完全了解大多数人的真正爱好的政府的领导下，这个国家一定会取得最辉煌的成就。当人民的意愿和其自然形成的最佳代表们的意愿，在组建这个政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个政府是最牢靠的。但是这种自由民主的政府时常达不到它的目的，而相反，精明而坚定的专制政府行使权力，往往能用更直接了当的方法创建一支强大的海上贸易队伍和一支卓越的海军，而比自由民主政府缓慢的行动更容易达到目的。但是这种方式的困难是在某一暴君谢世后，政府的目的是否能够坚持下去的问题。  

无疑英国已经超过任何一个近代国家，成为最强大的海上强国，所以英国政府的行动应当首先引起人们的注意。尽管英国政府常常不值得称赞，但是各届政府的行动在总的方向上，一直是一致的。英国政府的目的一直是为了控制海洋。英国政府的一种最傲慢的表现形式，早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就存在，那时的英国除了本岛之外，几乎还没有其它的领地，还没有在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建立殖民地。下面这段话是黎塞留叙述詹姆斯政府的：  

亨利四世是有史以来最具骑士气概的亲王之一，他的大臣苏利公爵在加来登上了一艘主帆上挂着法国国旗的法国军舰，这艘军舰一驶到英吉利海峡，就碰上了在那里迎接他的一艘英国传递公文的小船，该船船长命令法国军舰降下法国旗帜。苏利公爵考虑到他的军舰的性能，不会使他遭受什么侮辱，便大胆地拒绝了；但是随着这种拒绝而来的便是3发炮弹，炮弹打穿了军舰，就好象刺穿了所有善良的法国人的心一样。强权迫使苏利公爵屈服于正义所禁止的事情，后来尽管他进行多次控诉，但从英国船长那里得到的回答不外乎是：“那恰恰是他的职责责成他向这位使者一行致敬，同时也必须迫使这位使者向作为海上统治者英国的国旗致敬。”虽然英王詹姆斯本人说了一些比较有礼貌的话，但仍不能平息苏利公爵的愤懑，使他采取克制态度伪装满意，他的创伤象针扎似的一直在隐隐作痛，是医治不好的。虽然亨利大帝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克制自己，但是他已暗下决心，另找机会利用海上力量来维护他的君主权力，这种海上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是能够派到海上去的。  

英国这种不可宽恕的带有侮辱性的行动，用现代观念来看，与当时许多民族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令人惊愕的行动，也是英国企图冒各种危险去夺得海洋的一个最早的迹象。但是，苏利公爵受到的侮辱，恰恰是在英国的一位胆小怕事的国王当政时，施予直接代表法国最勇敢和最有才能的君主亨利的使节的。英国的这种强制对旗帜致敬的愚蠢要求，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它只达到了一个政府向外公开声明的目的。然而这种没实际意义的要求，在克伦威尔统治下和在历代英国国王统治下一样，是被严格执行的。1654年荷兰遭到惨败后，“向旗帜致敬”也是被迫接受的议和条件之一。克伦威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事事都专制的暴虐的统治者，他对所有有关英国荣誉和实力的事情都非常敏感，并且为了宣扬英国的荣誉和实力，一刻不停地纠缠在毫无实际意义的礼仪上。那时的英国海军几乎还没有什么力量，但是在他的严格控制下，迅速呈现现出一派生机和活力。位于世界各地的英国舰队，在波罗的海、地中海、西印度群岛以及针对北非伊斯兰教各国，为其国家夺得权力，或为其国家遭受的损失要求赔偿。英国在克伦威尔统治下开始征服牙买加，并用武力扩大其帝国，这种扩大已经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来发展英国平时的贸易和海运。克伦威尔制订的著名的《航海条例》，宣布所有至英国或至英国殖民地的进口商品，必须全部由英国的舰船，或由生产或制造这些产品的国家的舰船来承运。这个法令是专为对付欧洲运输业较发达的荷兰的，它引起了整个贸易世界的不满。但是处于民族竞争和相互仇恨时期，这种法令显然对英国是非常有利的，并且在君主制度下持续了很长时间，125年之后，纳尔逊在发迹成为一名著名将领之前，就十分热衷于英国的海运事业。在西印度群岛，纳尔逊通过执行《航海条例》反对美国商船。克伦威尔死后，查理二世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查理国王背离了英国人民，但是，他仍然忠实于使英国强大的政策，忠实于其政府依靠海洋的传统政策。所以在他背叛英国人民与路易十四私通，想借助于路易十四摆脱英国议会和英国人民的羁绊时，他在致路易十四的信中写道：“对于英国和法国联合现在存在两个障碍。第一个是英国非常担心法国现在正在为发展贸易积极创造条件，担心法国将成为一个颇具影响的海上强国。这是我们非常疑虑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我们英国的贸易和英国的海上力量才能占有这种重要地位。因此法国在这一方面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将会使两国之间的猜疑长期存在。”

在英法两国国王准备进攻荷兰之前的谈判中，对于两国联合舰队该由谁来统率的问题，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查理二世在这一点是是坚定不移的。他说：“控制海洋是英国的传统惯例。”因此，他坦率地告诉法国驻英国大使，即使他同意由法国人统率，他的臣民也不会听从他的。在计划对北部联合七省[译者注：北部联合七省：1579年脱离西班牙独立，后来成为荷兰王国基础的北海沿岸低地区诸省。]进行分割时，查理二世在控制斯海尔德河和默兹河河口这些有利的位置上，为英国保留了它的海上利益。在查理统治下的英国海军，一段时期内保持了由克伦威尔的铁腕统治所留存下的精神和纪律，尽管后来海军还是分享了标志这个罪恶君王统治的士气全面衰退。1666年英国的蒙克由于战略上的重大失误，把他的舰队的四分之一派至海上，在海上他发现自己要对付一支占很大优势的荷兰舰队。蒙克不顾力量相差悬殊，毫不犹豫地进行了攻击，起初三天内，尽管他的舰队遭受一些损失，但还是赢得了荣誉。蒙克的这次行动虽然不是一场战争，但是英国人民和政府，对他一心一意关注英国海军的威望从而促使其采取这种行动的做法是一致赞同的。几个世纪来经过一些失策之后，这种做法已经孕育着最后成功的奥妙。查理二世的继承者詹姆斯二世，曾是一名海军军官并曾指挥过两次较大的海战。在威廉三世继承王位时，英国和荷兰政府都由他一个人掌管，直到1713年缔结《乌得勒支和约》之前，英国和荷兰为了反对路易十四一直保护这种联盟，换句话说这种联盟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英国政府越来越稳定，并且有目的地努力扩大其海上控制权力，鼓励发展海上力量。英国公开与法国为敌时，经常从海上进攻法国；作为荷兰的朋友时，他狡猾地不断削弱荷兰的海上力量，很多人起码都持这种看法。英国荷兰签订的条约，规定荷英两国海上力量之比应为三比五，换句话说，英国的海上力量将近是荷兰的一倍。除此，还有另一条款规定荷兰应保持一支10.2万名陆军，而英国只保持4万名陆军。这两条规定相结合，实际上就意味着将来陆战依靠荷兰，海战依靠英国。这种倾向，无论是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都是一目了然的。于是，在和平时期，当荷兰从陆上得到补偿时，英国除了在法国、西班牙和西属西印度群岛得到了贸易特权外，还得到了地中海的直布罗陀和马翁港，得到了北美的纽芬兰、新斯科舍和哈得孙湾这些重要的海上租借地。法国和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从此以后，荷兰的海上力量也在逐渐削弱。这样，英国在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地中海都取得了立足之地。此后，便可稳步地沿着这条从英王国向英帝国的道路发展。《乌得勒支和约》之后的25年，决定法英两个濒海大国的政策的首相们致力于维护和平；但是即使在最动乱的时期，尽管大陆政策摇摆不定，各种小规模战争和变化多端的条约层出不穷，但是英国人的眼光总是牢牢地盯在保持它的海权上。在波罗的海，英国舰队制止了彼得大帝进攻瑞典，一心想把波罗的海变成俄国的一个内湖的冒险行动，从而在这一海区保持了力量均势。从这一海区英国不仅获得了大量的贸易，而且还得到了大部分海军补给品。丹麦靠外国资本的帮助，力图建立一个东印度公司。英国和荷兰不仅不允许他们的臣民加入东印度公司，而且还对丹麦施加压力，英国和荷兰就这样制止了一个他们认为有损于他们海上利益的计划。按照《乌得勒支和约》的条款，尼德兰已划给了奥地利，在那里以奥斯坦德为港口，类似的东印度公司在奥地利皇帝的支持下建立起来了。这一措施对低地国家[译者注：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总称。]来说，意味着通过斯海尔德河的天然出口恢复了这几个国家曾失去的贸易。但是，这一措施遭到了海上强国英国和荷兰的极力反对。在这件事上，英国和荷兰垄断贸易的欲望得到了法国的帮助，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这个公司最后还是被镇压下去了。在地中海执行《乌得勒支和约》实施和解受到了奥地利皇帝的干预，奥地利是当时英国欧洲现行政策的固有同盟者。在英国的支持下，奥地利占领了那不勒斯，并且声称要用西西里换取撒丁。西班牙反对奥地利的这种做法，致使西班牙的海军，在一位精力充沛的大臣阿尔韦罗尼的领导下，刚刚开始复兴时，便于1718年在帕塞罗角外海被英国舰队彻底打败并遭全歼。第二年，一支法国陆军，按照英国的旨意，穿过比利牛斯山脉摧毁了西班牙海军的船坞。这样，英国除了自己占领了直布罗陀和马翁港外，还看到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已落入其朋友奥地利手中，而它的一个敌人西班牙被打垮了。在拉丁美洲，限定贸易特权仅属于英国人，这样就迫使西班牙陷于贫困的境地，后来一个庞大的，几乎毫不掩饰的走私系统又滥用了英国人的贸易特权，当被激怒了的西班牙政府采取了过火的行动进行镇压时，英国建议和平的大臣和主张战争的反对派各自提出了和平和战争对英国海权和荣誉的影响，为各自的观点进行辩护。尽管英国的政策一直是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扩大、加强其统治海洋的基地，但是，欧洲其它政府对于英国在海洋上的发展所产生的危险似乎熟视无睹。西班牙似乎忘记了以往由于对其力量过于自负而造成的灾难，也忘记了最近由路易十四的野心，和他的至高的权力所挑起的残忍的、高代价战争的教训。在欧洲政治家的心目中有一第三种势不可挡的权力正在稳步地、明显地建立起来，这种权力注定是用来达到利己的，侵略的目的，尽管这种权力不是十分残酷的，但是所取得的成功要远远超出以前所有的成功，这就是海权。对于对海权的记载远远少于对武装冲突的记载，因此，尽管其作用已经明显化，但还是常常不为人们所注意。在本书所选定的全部历史时期里，几乎不能否认英国不受干扰地支配海洋的权力，肯定无疑地是决定最后结局的所有诸军事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原作者注：在若米尼的《法国革命战争史》开头一章里，我们会看到这位伟大的军事权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论证，即之所以形成这种结局应归因于大不列颠海军力量。他拟定作为欧洲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允许海军部队无限制地向一个不能经陆路进入的国家扩张——这种阐述是完全针对大不列颠而说的。]就此而论，尽管从《乌得勒支和约》之后，就已经预见到了这种权力的影响，但是12年来，由于法国统治者的人事变更，使其站在英国一边反对西班牙。1726年当弗勒里[译者注：弗勒里，也译福列里，法国红衣主教。1726年继波旁公爵执掌实权。]开始在法国执政时，虽然完全改变了这种政策，但是法国海军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其执政时，给予英国的唯一打击是1736年法国确立波旁家族王子，一个英国的当然的敌人，为两个西西里王国[译者注：1504年，西班牙在意大利战争（1494-1559）中占领了那不勒斯王国，随即将南意大利与西西里合并，建立了两西西里王国。]的国王。1739年，当英国与西班牙交战时，英国海军在数量上稍多于西班牙和法国联合海军。在其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战争几乎接连不断，这种数量上的差别也在不断扩大。在这些战争中，英国起初是本能地，后来是在一个认识到了它的强大的海上力量的机遇和希望的政府领导下，有目的地迅速建立起以殖民地开拓者的特点和舰队实力为基础的强大殖民帝国。严格说来，在欧洲的各种事务中，英国源于海上力量的财富，使它在这一时期里起到了惹人注目的作用。莫尔伯勒[投笔从戎注：马尔波罗]战争之前半个世纪，英国开始实施的对外财政援助，半个世纪之后，在拿破仑一世战争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在维护英国的同盟国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英国的财政援助，这些同盟国即便不会完全瘫痪，也将大大削弱其战斗力。所以没人能够否认英国政府一方面用钱在大陆上加强了其软弱无力的同盟国；另一方面又迫使它的敌人离开海洋，离开他们的主要殖民地——加拿大、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哈瓦那、马尼拉，而使它的国家在欧洲政治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世人皆知，这个只有狭小陆地、资源贫乏的政府的所有力量都直接来源于海洋。尽管皮特在战争结束之前已经离职了，但是他是整个战争期间一位比较突出的人物。他的讲演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英国政府在战争中执行的政策。皮特在谴责由他的政敌签订的1763年和约时说：“法国作为一个海上强国和贸易强国，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我们难以对付的主要国家。我们在这方面怎样才能对我们最为有利呢？是通过摧毁其贸易来损害它。但是，你却允许法国保留了使它的海军得以复苏的能力。”不过英国在战争中的收获是巨大的，它确立了在印度的统治，它在北美洲控制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地域。至此英国政府的前进道路表明，它已接受了其传统势力，并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了。从海权的观点来看，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确实犯了一个大错，但是，这些一般的失误，导致英国政府不知不觉地卷入了这场战争。如果不从政治和法规上去考虑，只把美国独立战争看成是纯军事和纯海军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美洲殖民地是远离英国的一个巨大的和正在发展的群体社会。只要这些殖民地仍然隶属于英国，并且仍然热爱自己的祖国，那么它们就会在世界的那一部分为英国人的海权形成一个牢固可靠的基地。但是这些殖民地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远离英国，如果某一个强大国家愿意帮助这些殖民地的话，英国就不能指望通过武力来控制它们。但是，这个“如果”包括一个众所周知的可能，因为英国曾使法国和西班牙蒙受了奇耻大辱，这两个国家对于这种耻辱记忆犹新，他们一定会寻找机会进行报复。人人皆知，特别是法国已经在小心翼翼地、迅速重建其海军。如果美洲殖民地是13个岛屿的话，英国的海上力量会迅速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美洲殖民地的离心倾向不是由自然地理障碍形成的，而纯粹是由于地方间的猜忌所引起的，一旦一种共同的危险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完全能够消除这种猜忌。英国经过认真考虑之后，准备进行一场战争，企图用武力来控制远离本土的这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而与其敌对的地区，重演与法国和西班牙的七年战争。但是，与其不同的是，在这次战争中美洲的人民不是支持它而是反对它。七年战争曾是英国的一个沉重的负担，一个明智的政府应该懂得不能再承担另外的负担了，并且也应该看到有必要去安抚殖民地开拓者们赢得其支持。但是，当时的英国政府是不明智的，以致损失了大部分英国海上力量，这完全是由于英国错误地投入了这场战争，不是有意的，是由于骄傲自大，而不是由于软弱。  

对于英国历届政府来说，依据国家各种情况的明显迹象，始终如一地坚持一条总的方针政策不难做到。某种程度上英国抱定这种单一的目的也是不得已的。坚决维护其海权，决心使其发挥作用，并使其军事要素保持良好的备战状态，都是由于它的政治制度的特点决定的，这种制度实际上使这一时期的英国政府落入了地主贵族手里，不管这个阶级在其它方面有什么缺点毛病，但是这个阶级愿意继续坚持一种明智稳妥的政治传统，自然对国家的繁荣昌盛感到骄傲，而对保持国家繁荣昌盛的大众的疾苦却漠不关心。为了备战和长期从事战争的需要，他们毫不犹豫地加重了经济负担。作为一个富有的团体，这种负担对它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地主贵族阶级不从事贸易，其财富来源不会直接受到危害。因此它没有那些资产面临危险、贸易受到威胁的人特有的那种政治胆怯性——众所周知的资产阶级的胆怯性。不过英国的地主贵族阶级对涉及贸易好坏的任何事情并不是麻木不仁的。英国议会的两院竞相密切注视着扩展和保护英国的贸易，一位海军历史学家把议会不断加强对海军实施卓有成效的管理，归因于议会经常进行调查研究。这样的一个阶级也自然吸收和保持一种尚武精神，在所谓的团体精神还没有完全起到代替作用的时代里，尚武精神在军事制度里是最重要的。尽管海军和其它地方一样，在体现这种精神时也充满了阶级感情和阶级偏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允许把出身微贱的人提升成为享有最高荣誉的人。所以每个世纪都有一些海军将领是一些从地位最低下的人中涌现出来的。在这一点上，英国上层阶级的特点显然不同于法国人。直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法国海军编制表中仍编有一名军官专门负责审核那些想进入海军学校的人是否出身于高贵的家庭。  

自从1815年以来，特别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英国政府经常落入一般人民手里。英国海权是否因此要受到损害呢？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英国的海权仍然是以一支规模庞大的贸易队伍、机械工业队伍和一个范围广泛的殖民体系为基础的。一个民主政府是否会有远见，是否会对国家地位和荣誉十分敏感，在和平时期是否愿意用足够的钱来确保国家的繁荣昌盛，所有这些都是军事准备所必需的，而且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民众政府，不管多么需要，通常也不愿意在军事上进行过多的开支。因此有迹象表明英国有落伍的趋势。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荷兰共和国从海上获得的繁荣和生存机会，甚至已远远超过了英国。但是，荷兰政府的政策和特点非常不利于给海权以一贯的支持。由七个省份组成的其政治名称为七省联合体的荷兰，按权力实际分配情况可以概略地说成是美国州权扩大的翻版。每一个濒海省份都有自己的舰队和海军部，于是便随之产生了各省之间的相互猜忌。这种逐渐瓦解的倾向，由于荷兰省的巨大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被缓解了。荷兰省自己就提供了六分之五的舰队和百分之五十八的税款，所以它在执导国家政策时就有一份相应的力量。尽管荷兰政府也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也愿意为自由做出最后的牺牲，但是由于人民的贸易精神渗透到可以称之为一个贸易贵族统治的政府里，使其不愿意进行战争，也不愿意为备战耗费必要的开支。正如以前曾提到的，当危险还没有迫在眉睫时，它的一些主要行政长官是不愿意为他们的防御支付款项的。但是在共和政府继续存在的那段时间里，不管怎样，政府对使用在舰队方面的开支还是毫不吝啬的。因此，到1672年约翰·德·威特去世时和1674年与英国议和之前，荷兰海军就其数量和装备而言，都能较好地对付英法两国的联合舰队。无疑，此时荷兰的实力使英法两国国王共同策划的灭亡荷兰的计划破灭了。随着德·威特去世，荷兰共和政府不存在了。在此之后出现的是奥兰治威廉君主政府。这个政府只执政18年，但是它的一贯政策，是反对法国的路易十四、反对法国扩大势力。为了和法国对抗，荷兰的陆上发展明显地优先于海上，由于英国退出了战争，则更进一步助长了这种发展趋势。早在1676年，荷兰舰队司令德·勒伊特将军就知道分配给他的舰船和部队不足以对付法国一国海军。由于奥兰治威廉君主政府的眼睛死盯在陆地边界上，使荷兰海军迅速衰退。1688年当奥兰治威廉需要一支舰队护送他到英国去时，遭到了阿姆斯特丹市市长的反对，因为海军实力已减少许多，一批最有才干的海军指挥官被免职了。那时，英国国王威廉兼任七省联合体的最高行政长官，并且仍然在荷兰执行他的欧洲总政策。威廉在英国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海上力量，并且可以利用荷兰的资源进行陆战。尽管奥兰治威廉过去是位荷兰王子，但是他同意荷兰海军将军在联合舰队和战争委员会里，应当位于资历较浅的英国舰长之下，于是荷兰的海上利益如同荷兰的自尊一样，为了满足英国的要求很快被放弃了。威廉去世之后荷兰政府仍然执行他的政策。它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陆上，集中精力为结束延续了40多年的一系列战争而签订《乌得勒支和约》，在这些战争中，荷兰在海上一无所获，既没得到权力，也没得到资源，同样在殖民地扩张或贸易权力上也没有取得任何成就。  

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在阐述这一系列战争中的最后一场战争时说道：“荷兰的经济状况极大地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名声和贸易。位于地中海的军舰总是得不到足够的粮食，他们的护航船队不但缺少战斗力，而且装备极差，以致于我们每损伤一艘舰船，他们却要损伤5艘。于是便形成了一种总的看法，即我们是靠得住的、具有良好的信誉的运输者。因此，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不是减少。”  

从此以后，荷兰就不再拥有较强大的海上力量，并且迅速丧失了依靠其海上力量在各国中建立起来的领导地位。这恰恰说明了荷兰这个小国尽管很坚决，但是面对着坚持敌意的路易十四，无论执行什么样的政策都无法使其免于衰败。荷兰如果与法国友好，便可确保其陆地边界的安全，至少能够使其在较长的时间内与英国争夺海上控制权。荷兰如能和法国结为联盟，两个大陆国家的海军，则有可能会制止住英国海上力量的迅速发展。英国和荷兰都想争夺海上霸权，彼此要想实现海上和平，唯一的可能就是其中一方要实际屈从于对方。而法国和荷兰之间的海上和平则是另一种情况，所以荷兰开始崩溃未必是因为它的国土小、人口少，而是由于它的两届政府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但是，判定哪个政府应负更多的责任，则不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法国的地理位置具备了拥有海权的极好条件。对于法国政府的政策，它的两位伟大统治者亨利四世和黎塞留曾给予明确的指导。法国政府应该把从陆路向东扩张，进攻由奥地利王室统治的奥地利和西班牙的计划，与从海上进攻英国的计划相结合。法国为了实现其在海上反对英国的计划和其它一些原因，应与荷兰表示亲善并与之联盟。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应鼓励发展作为海权基础的贸易和渔业，并且准备建立一支海军。黎塞留在他所谓的政治遗嘱中指出，依据法国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法国有可能获得海权。因此，法国作家把黎塞留看成是法国海军的真正创始人。这不仅是因为他为法国装备了舰船，而是因为他的远见卓识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以确保建立健全的组织机构和使海军获得稳步发展。黎塞留去世以后，马扎然继承了他的意愿和总的方针政策。但是，马扎然不具备他那种高尚和尚武的精神。因此在马扎然统治时期没有继续出现新组建的海军。1661年，当路易十四开始执政时，法国只有30艘战舰，其中仅有3艘装有60门火炮。此后，一个精明能干的、有组织能力的专制政府开始了它的惊人的工作。负责贸易、制造、海运和殖民地工作的柯尔培尔是一位伟大的具有实干精神的人。他曾在黎塞留手下任职，并且已经完全领略了黎塞留的精神和政策。柯尔培尔以法国人所独具的精神追求其目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有组织的进行，每一件事情都必须由内阁作出决定。柯尔培尔的目的是，“把生产者和商人组成一支强大的队伍，使其受到一种积极和明确的指导，以便通过制度和共同努力确保法国工业取得成功，并要使所有的工人采用公认的最佳工艺程序进行生产，以获得最好的产品……要把海员和远距离贸易组织起来，像制造业和国内贸易那样，成为一个巨大的团体。为了支援法国的贸易，要建立一支具有坚实基础的海军，至于它的规模，迄今还不能预料。”上述这些就是柯尔培尔的目标，是有关海权三个环节中的两个环节；至于第三个环节，那就是航线远方一端的殖民地，显然也是有意按着政府的指示和组织去做的，因为政府开始从当时拥有加拿大、纽芬兰、新斯科舍和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当事人手中买回了这些地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法国政府为了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海上强国，正以一种丝毫不受拘束完全独断独行的权力，逐渐将所有用以指导国家发展和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种手段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详细讨论柯尔培尔的政务活动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我们只是想让人们能够看到法国政府在建设国家海权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并且能够看到柯尔培尔这个伟大的人物，不是只注意把他的政府建筑在一种基础之上，排斥其它的，而是使所有的基础都统管在由他领导的英明的、有远见的政府之下。当时法国的农业产品不断增加，工业产品也在成倍地增长；国内的贸易航线和贸易规章都便于内部和外部之间的产品交换；有关海运和关税的规定，使贸易运输落入法国人之手，进而促使法国发展海运，利用海运使国内同殖民地之间相互进行产品交换，通过对殖民地的管理和开发，使一个远离本土受国内贸易垄断的市场不断发展起来；与外国签订的条约有利于法国贸易；对外国船舶和外国货物实行征税，有益于法国阻止竞争国的贸易——上述这些措施，包括无数个详细规定，都是为了逐渐扩大法国的（1）生产；（2）海运；（3）殖民地和市场——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为了扩大海权。如果有人运用一种合乎逻辑的程序来研究这个课题，要比耗费许多时间去研究一个比较复杂的政府里的利益冲突简单方便得多。我们看到了法国在柯尔培尔执政的几年里，把海权的全部理论有系统地，以中央集权制的法国方式付诸实践；而在英国和荷兰的历史中，对海权理论的阐述已经流传了几代人。不管怎样，法国发展海权是很勉强的，并且取决于密切注视它的专制政权对其感兴趣的时间能维持多久，因为柯尔培尔不是国王，一旦他失去国王对他的宠爱，他便立即中止对法国政府的控制。然而最重要的是要看到他在政府活动的领域里——在海军里，所取得的成就。前面已经说过，1661年他上任时，法国只有30艘战舰，其中只有3艘装有60门舰炮。到1666年，已经有70艘战舰，其中50艘是战列舰，20艘是纵火船；到了1671年舰船已从70艘增至196艘；1683年，装备24门到120门舰炮的战舰共107艘，其中12艘装有76门以上舰炮，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小型舰船。船舶修造厂采用的制度和体制，使他们比英国船舶修造厂的效率高得多。当柯尔培尔所取得的成就仍然在他的儿子手里起作用时，一位被监禁在法国监狱里的英国舰长写道：  

当我最初在那里被俘时，在布雷斯特的一家医院里养伤达4个月之久。在那儿我对法国人配备船员和装备舰船的速度感到惊讶。直到那时，我还在想他们配备船员和装备舰船的速度哪个地方也比不上英国，我们英国拥有的舰船是法国的10倍，当然，我们的海员也应该是他们的10倍。但是在那儿我看到了20艘帆船，每艘约有60门舰炮；只用20天时间便一切装备就绪；他们把帆船拖进船坞，卸下船员；根据来自巴黎的命令，将这些帆船有的侧倾、有的翻转进行修理，然后装上索具和帆桁等，储备食物、配备船员，在规定的时间里十分从容地驶出了船坞。我还看到一艘有100门舰炮的战舰只用4或5个小时就把火炮全部拆掉。在英国我从未见过在24小时内不费力气，不发生一点事故就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是我亲眼目睹的发生在医院窗底下的事情。  

 

一位法国海军历史学家曾列举了一个简直不能令人信服的例子，他说4点钟开始安装一艘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龙骨，到9点钟这艘桨帆战船就全副武装离港了。这些传说加之那位英国军官的一些比较认真的陈述，都可以说明法国在舰船制作方面的体制和制度非常完善。而且还具有充裕的工作设施。  

但是所有这些惊人的发展，是由于政府的作用促成的，这种发展像朝生暮死的植物一样，当失去政府的支持时，也就消衰了。因为这段时间很短，不可能使这种发展深深地扎根于广大民众之中。柯尔培尔的工作就是直接执行黎塞留的政策，并且在一段时间里，似乎还在继续执行使法国不仅在陆上占有优势，而且还要成为海上强国的方针政策。其原因不是本书需要说明的。法王路易从一开始就对荷兰怀有刻骨的仇恨，由于英国的查理二世也同样痛恨荷兰，这样便促使这两个国王下决心要消灭荷兰共和国。这场战争是于1672年爆发的。尽管进行这场战争违背了英国人固有的感情，但是，这场战争对英国来说，它与法国不一样，还不能算是政治上的失误，特别是就海权而言，更不能说是一个错误。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法国正在帮助英国，去消灭它自己的一个可能的，并且是确实不可少的同盟国；而英国则在为自己去消灭它的海上最大竞争者，的确那个时候这个竞争者在贸易上仍然占有优势。当路易登上王位宝座时，法国正处于债务累累，财政混乱之中，1672年由于柯尔培尔的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法国才开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这场战争持续了6年，使柯尔培尔的大部分工作失去了作用。农民阶级、制造业、商业和殖民地都受到了战争的冲击。柯尔培尔的行政机构失去了活动能力，财政上确立的制度被推翻了。因此，路易独揽政权的行为冲击了法国海权的根基，疏远了最好的海上同盟国。这期间法国的领土和军事力量不断地扩大，但其贸易和海运却大伤了元气，尽管法国海军在若干年里保持了它的光荣和效益，但是，没多久就开始衰落，到路易执政末期，法国海军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上述有关海权的错误政策标志了路易长达54年的统治结果。除了战舰，路易越来越不顾及法国的海上利益。或许是路易没有看到或许是路易无知不懂得，如果平时支援战舰的海运和工业衰败了，战舰便没有多大用途，它的命运也就很难预料了。路易所执行的政策的目的是利用军事实力和领土扩张在欧洲取得最高权力，但是他的政策迫使英国和荷兰结为同盟，这种同盟正如以前所述的，其直接作用是将法国撵出了海洋，而间接的作用是继而压制了荷兰的力量。柯尔培尔建立起来的海军被消灭了。在路易统治的最后10年，尽管在海上仍经常不断地发生战争，但是法国已没有强大的舰队可投入海洋了。这种愚蠢的君主专制统治的政府对海权兴衰的影响产生了何等深远的影响啊！  

路易的后半生就这样亲眼看着法国海权的逐渐消失。这种消失是由于作为海权根基的贸易和贸易带来的财富逐渐减少造成的。法国继任的政府同样还是独裁的，由于它的既定目的和顺从英国的要求，放弃了保持一支有效海军的一切图谋。其原因是新国王尚未成年，而摄政者由于与西班牙国王有刻骨仇恨，为了打击西班牙国王和保存自己的势力，与英国结为同盟。法国帮助英国使其宿敌奥地利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建立起强大的势力以损害西班牙，并且使奥地利与英国携起手来摧毁西班牙的海军和船坞修造厂。这时法国再一次出现了一个忽视法国海上利益的统治者。他毁灭了一个天然盟友，如同路易十四一样，间接地或在无意中帮助了一个海上霸主不断发展壮大。1726年随着摄政者去世，这种瞬变的政策结束了，但是从那时起直到1760年，法国政府仍然不关心其海上利益。据说，法国由于对财政制度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改革，主要是在自由贸易方面的改革（和由于一位出身于苏格兰的大臣劳的努力），法国与东方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确实有了惊人的增长，并且使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繁荣富裕起来了。但是，当战争爆发时，因其海军处于衰退时期，它的贸易和殖民地只能任凭英国摆布。1756年，情况已经不再是最坏时，法国只有45艘战列舰，而英国大约有130艘战列舰。当这45艘战舰需要配备武器和装备时，没有材料，没有帆缆，也没有补给品，甚至没有足够的火炮，一切皆无。  

一位法国作者写道：

由于政府里缺少制度，造成了官员们缺乏责任心，并为混乱和纪律松懈大开方便之门。不正当的提升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频繁，也从未见过人民大众这样普遍不满。金钱和阴谋诡计代替一切，利用它们可以得到权力。贵族和暴发户利用在首都的权势，在海港里傲慢骄横，任意胡作非为，无止境地滥用国家和船坞修造厂的税收。荣誉和谦虚都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好象这些罪恶还不算大，更糟的是牧师们尽力使人们忘却过去曾使法国免遭彻底毁灭的光荣传统。继贵族统治时期的激烈斗争之后，接着海军又奉宫庭之命，执行“事事要谨慎小心”的方针，为了保存几艘无用的武装舰船，时常把一些有利的机会送给了敌人。由于这种不适当的原则，使法国被束缚在防御上，上述原则不符合法国民族特点，只对敌人有利。人们在敌人面前这样小心谨慎，是由于受命令所制约，其结果是违背了民族的心愿。此外，由于制度的弊端还导致了无纪律和临阵背叛的行为，这种例子在法国前一个世纪的历史里是绝无仅有的。  

法国执行大陆扩张的错误方针，耗尽了国家的资财。这种方针还具有双重危害性，因为它使法国殖民地和贸易处于无防御状态，进而中断了最主要的财富来源，事实上这些都已经发生了。法国派到海上去的小型舰队被占绝对优势的敌舰队摧毁了；商船运输业消失了；加拿大、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落入了英国人之手。如果叙述这些不会占据太多的篇幅的话，我们还可以引用一些有趣的摘录，用以说明法国令人遗憾的悲惨遭遇。这个国家曾放弃了海洋，而在法国所做的各种牺牲和努力之中，却使英国的财富不断增加。一位当代英国作者曾这样描述他对法国这个时期的政策的看法：  

法国由于如此热心地从事对德战争，已大大削弱了它对海洋的注意和税收，这使我们英国能狠狠地打击它的海上力量，尽可能地使它再不能死灰复燃。由于从事对德战争，它放弃了对殖民地的防御，这样做意味着我们就可夺取它所占有的某些最重要的地方。对德战争也使它放弃了对贸易的保护，致使贸易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与此同时，英国的贸易，得利于和平的环境，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由于法国从事这场对德战争，所以当它与英国直接交锋时，使自己遭到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法国在七年战争中，损失了37艘战列舰和56艘快速帆船——这个数字相当于帆船时代美国任一时期海军舰船数量总和的三倍。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在谈到这场战争时说道：“自中世纪以来，英国第一次几乎没有任何盟国，单枪匹马地战胜了拥有强大援军的法国。英国完全是依靠政府的优势获得了胜利。”不错，确实是这样，但是，这主要是由于英国政府，在使用其海上力量这个强大的武器方面占有优势，这种强大的海上力量，是始终如一地坚持一个目的的政策和必然结果。  

从1760年至1763年议和，在这期间法国蒙受的耻辱达到极限，这对处于颓废时期的美国贸易和海军来说，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应避免遭到法国所经受的那种耻辱，希望我们美国能够从法国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从1760年至1763年，法国人也曾不断起来反抗，并与1793年一样，也曾公然宣称他们应该有一支海军。“政府巧妙地引导民众的感情，向全国提出‘必须重建海军’的要求，用各个城市、公司和私人的捐款制造舰船。从前死气沉沉的港口，出现了异常活跃的气氛，到处都在制造和修理舰船。”这种活动坚持下来了，军工厂又开始了生产，每一种物质都有了充足的来源，炮兵进行了整顿，上万名受过训练的炮手进行了实际操练，并被保存下来。  

法国民众的这种举动当时很快鼓舞了海军军官的思想和行动，的确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不再只是等待，而是开始工作。当时海军军官所表现的这种崇高精神和业务上的积极主动，是过去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的。由于政府的涣散，几乎曾使他们的舰船完全遭到了破坏。一位与我们同时代的法国著名军官这样写道：  

路易十五统治时期海军状况极其悲惨，由于军官们的大胆进取心遭到挫伤，不能从事成功的战斗，丧失了光辉灿烂的前程，迫使他们求助于他们自己。他们从研究中获得他们想几年以后准备进行实践的知识。到1769年，法国各方面已经呈现出辉煌的前景，一批才华横溢的著名军官的活动延伸至天涯海角，在他们的作品和调查研究中囊括了人类的各种科学知识。创建于1752年的海军学院又重新组建起来了。[原作者注：古热尔所著的《海军》、《黎塞留和柯尔培尔》。] 

海军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比戈·莫罗盖是一艘小军舰的舰长。他写了一篇详细阐述海军战术的论文。这是自保罗·霍斯特以后第一篇有关这个题目的文章，它有独到见解，并且可以取代保罗的论文。莫罗盖肯定是在法国没有舰队，并且是在其敌人打击下，甚至在海上全然不能昂首挺胸时，研究并系统地阐述了战术问题。而在此期间，英国却没有人撰写这种书。1762年一位英国海军上尉，仅仅翻译了霍斯特巨著的一部分，而把大部分删节了。差不多20年后，一位苏格兰无官职绅士克拉克才发表了一篇有独创性的海军战术研究论文。他在文章里，向英国海军将军们指出了，利用这种战术体制，法国曾挫败他们缺少周密考虑而协同欠佳的进攻。[原作者注：不管对克拉克自称的在组建海军战术体制方面的独创性可能是怎样想的，和这种独创性受到过什么严厉的指责，但是不能怀疑克拉克对过去的批评是正确的。我认为，他作为一个既没有受过海员训练，也没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员，在这方面能有独到的见解是应该受到称赞的。]“由于法国海军学院开展了学术研究，这种研究有力地促进了军官们的工作，正如后来所表明的，法国海军在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时能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与之是不无关系的。”  

前面已指出，美国独立战争使英国背离了它传统的正确政策，使它从事一场远离本土的陆战。与此同时，其强大的敌人正严阵以待，寻找机会从海上发起攻击。正如法国在前面刚提到的对德战争中一样，也正如后来拿破仑在西班牙战争中一样，英国由于过于自信，使自己的朋友成为敌人，并因此使其力量的根基，面临着一种严峻的考验。而另一方面法国政府却避免了它经常陷入的那种圈套。由于法国放弃了并吞欧洲大陆的野心，有可能在大陆上获得中立地位，与邻国西班牙结成可靠的联盟，使其得以利用一支较好的海军和一批尽管经验可能不足，但有较好才能的军官进行这场战争。在大西洋彼岸，法国得到一个友好民族的支援，在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上，它有自己的港口和同盟国港口可供使用。这种明智的政策和政府的行动对海权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一目了然的。但是有关战争的详情，不属于我们所讨论的题目，这里就不展开阐述了。对美国人来说，那次战争的主要利益在是陆上，但是，对于海军军官来说是在海上，因为这场战争基本上是一次海战。20年来，聪明理智的法国人由于持续不断的努力，取得了他们应得到的收获，尽管海上战斗损失惨重，但是，由于法国和西班舰队的共同努力，使英国的实力着实受到了削弱，并且使其殖民地被抢占。法国海军在执行各种海上任务和从事历次海战中，基本上维护了法国的尊严，尽管在考虑总的题目时，难免会得出这种结论，即与英国相比，法国海员缺少经验，出身于法国贵族的军官对于那些出身不同的军官们的狭隘的妒忌情绪，尤其是早已提到的近四分之三个世纪所传留下来的一项糟糕的政策，即政府教育军官们第一位的是保存舰船，节省物质，束缚了法国海军将领们去获得更多的荣誉，并且已经多次妨碍他们去利用已经到手的有利条件。蒙克说一个国家要想控制海洋必须永远进攻，他为英国的海军规定了基本的方针政策。如果法国政府对海军军官的教育能够不断地灌输这种思想，那么1778年的战争可能会比实际结束得更快些，结果也会更好些。那种批评法国海军的做法似乎有些不太礼貌，平心而论，我们的国家之所以能诞生而没有夭折，应该感激这支军队。但是它本国作者的很多作品都对政府持批评的态度。一位在战争期间在海上服役的法国军官，在一部作品里用不太严厉，但略带有批评的语气说：  

那些与德埃斯坦在圣迪胡克，与德格拉斯在圣克里斯托弗岛，甚至那些与德特尔南抵达罗得岛的青年军官们，看到这些将领回国后没有受到审判，他们又会想些什么呢？[原作者注：拉塞尔著：《关于法国海军历史和评论文集》。] 

后来另一位法国军官，在谈到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一段话里又一次证明了上面已表述的意见是正确的。他说：  

有必要摆脱法国摄政时期[译者注：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他的曾孙路易十五继位时年仅五岁，由奥尔良公爵腓力摄政，至1723年路易十五始亲政。]和路易十五统治时期这些世俗偏见。但是，这种偏见造成的灾难遍及各部门，其时间距今很近，很难使我们的大臣们将其忘却。由于一种令人极不满意的犹豫不决，曾使英国感到震惊的法国舰队又缩减到常规大小。内阁顽固地坚持一种错误的节俭方针，他们以保持舰队需要过多的开支为由，主张海军将军们必须保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好象在战争中采取折衷的办法不会总是导致惨败似的。与此同时，政府又命令我们的分舰队司令，要求他们尽可能长时间的坚守在海洋上，战斗中不要损失舰船，因为舰船有了损耗就可能难以补充了。因此，已不止一次地使原本依靠我们海军将领的熟练技术和舰长们的勇敢能取得的全面胜利，却变成了一些不太重要的胜利。作为一条原则规定，舰队司令不能使用他手中的部队，在与敌交战时，似乎预定的目的是接受敌人的进攻，而不是去进攻敌人。这种以不断削弱士气，达到节省物质资源为目的的规定，必然产生不幸的结果……这种可悲的规定，无疑是路易十六时期、第一共和时期和第一帝国时期纪律松懈和令人吃惊的背叛的一个主要原因。[原作者注：拉贝鲁斯著作：《法国海军史》。] 

 1783年，媾和之后不到10年，迎来了法国大革命，尽管这种巨变动摇了国会的根基，解除了法国社会制度的束缚，并且迫使原君主政体中依恋旧事态的军官几乎全部离开了海军，他们都是受过训练的。然而，法国海军却没有从一种错误制度中解放出来。这也就是说推翻一个政体要比根除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容易得多。现在我们再听听第三位有文学才能的法国高级军官的评论。他在谈到尼罗河之战中指挥法国舰队后卫的行动迟缓的维尔纳夫将军，当舰队的前卫正在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情况下，按兵不动没有离开锚地时，说道：  

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维尔纳夫的这一天来到了，也轮到他象从前的德格拉斯和迪谢拉一样，抱怨他舰队中的有些战舰没能前去支援他。我们已开始对这种不幸巧合的某些奥秘产生怀疑。在这么多可尊敬的人员中，我们觉得舰队司令和舰长们如此经常地招致这样一种指责是不正常的。即便今天能把他们当中某些人的名字与我们所记忆的灾难联系起来，我们仍然可以肯定，错误的责任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们自己。相反，我们必须责怪他们所从事的作战活动的性质，责怪法国政府所制定的防御式作战方针。皮特曾在英国议会中宣布这种防御式作战方针预示着必然的失败和毁灭。这种防御式作战方针，当我们希望抛弃它时，它早已成为我们法国人的习性了。可以说防御式作战方针彻底地削弱了我们的武装力量，并使我们束手待毙。的确，我们的分舰队经常离港去执行一种特殊的任务，但是这些分舰队有意避开敌人，偶尔遇到了敌人将是件极大的不幸。只是迫不得已我们的战舰才投入战斗，他们屈服于敌人，而不是迫使敌人就范。……如果布吕埃斯[译者注：布吕埃斯是1798年英法尼罗河口之战时法军的舰队司令。是役法军两面受敌，遭到严重打击，只有两艘舰船幸免于难，布吕埃斯被打死，他们的旗舰被烧毁。]在半路上遇到了纳尔逊能够与其交战的话，命运女神就会在英法两支舰队之间长时间地犹豫不决，也就不会产生这种极不利于法国的结果了。由于英国海军某些将领的慎小谨微和坚持老的战术传统，使维拉雷和马丁曾进行过的这种缩手缩脚缺乏自信心的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尼罗河口之战就是打破了这种传统战法，现在实施决定性战斗的时刻已经到来。[原作者注：摘自瑞里安·德·拉格维拉耶尔著《海战》。] 

几年之后进行了特拉法尔加角海战，法国政府再次为海军采用一种新的政策。前面的那位作者又说道：  

皇帝过去一直以他的敏锐的目光，像为他的陆军那样，也为他的海军制订了战役计划。现在对于这些意想不到的失败感到厌烦。他不再只把其注意力集中到某一命运不好的战场上，而是决定在海洋以外的其它地方与英国纠缠。他着手重建海军，可是在比以往更激烈的战斗中，不给其任何任务……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有任何松劲情绪，我们的舰船修造厂的工作任务增加了一倍。每年都在制造战列舰或者有战列舰加入舰队。在他的控制下，威尼斯和热那亚又恢复了昔日的那种壮观，从易北河两岸到亚得里亚海海角，所有欧洲大陆港口都竞相支持皇帝的具有开创性的想法。在斯海尔德河、布雷斯特锚地和土伦集中了许多支分舰队……但是直到皇帝去世之前，这支充满豪情和自信的海军却没有得到一次机会以检验其与敌人作战的能力……由于不断的失败使皇帝感到沮丧，所以他保持这些武装舰船只是为迫使敌人对其实施封锁，因为这种封锁耗资巨大，当敌人耗尽了资金，封锁自然也就随之停止了。  

法兰西第一帝国垮台时，还有103艘战列舰，55艘快速帆船。  

抛开我们从过去历史中汲取的这些特殊的教训，谈谈政府对它的人民在发展海洋事业上的影响的一般性问题。可以看到政府的影响是在两个性质截然不同，但是又是密切相关的方面起作用的。  

首先，在和平时期，政府可以利用其政策支持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并支持它的人民利用海洋进行冒险和满足获利的癖好，如果这种民族工业和对海洋的厚爱本来就不存在时，就竭力培植它们，或者与之相反，政府由于措施失当，就会制止和束缚人民在各项事业中取得进展。因此，在平时贸易的各项事务中，都会感到政府在上述的任何一个方面对国家海权的影响，也即或成之或毁之。所以，无论怎样经常强调，平时贸易是一支强大海军的基础也不会过分的。  

其次，在战争时期，将会看到政府的作用是以其最合理的方式，保持一支武装齐备的海军。这支海军的规模同海运的发展以及同其有重要利害关系的行业的发展是相称的。比海军规模更为重要的是海军的组织机构，它应有助于形成一种健康的思想和健康的行动，战争期间能充分利用预备役人员和舰艇，并且能够考虑到人民的特点和追求，采取适当的措施，把前面提到的总的预备役力量动员起来为迅速展开做准备。毫无疑问，在备战的第二个问题里，必须保持适当的海军站；武装舰船必须跟随贸易商船到那些世界上遥远的地方。对这些海军站的防卫必须直接依赖于军事力量，如像直布罗陀和马耳他一样；或者是依赖于周围友好人民的支援，如象美洲殖民主义者曾一度对英国非常友好那样，并且可以推测出，现在的澳大利亚殖民主义者与英国人是非常友好的。这种友好的周围环境和支持，与适当的军事供应相结合是最好的防御，当这种防御与海上的绝对优势相结合时，就会使像英国那样殖民地四处分散的庞大帝国高枕无忧。尽管一次意想不到的进攻，能够在部分地区造成某种不幸，但是真正的海军优势会阻止这种不幸成为总的惨败，或不可挽回的惨败。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英国海军基地遍布于世界各地，但是，英国的舰队能为这些基地提供及时的保护，使这些基地之间的交通保持畅通。反过来，舰队又依赖于它们提供避难场所。  

所以，隶属于本国的殖民地，是从其外部为它的海上力量提供了最可靠的支援。和平时期，政府的作用是通过各种办法激励殖民地依附本国的热情，并且促使其利益一致，使一方的繁荣成为整体的繁荣，一方与人反目，则作为整体的各方群起而攻之。战时，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战时，使所有人员都感到这些组织措施和防御措施是对各方都会从中获利的负担的合理分配。  

美国没有这种殖民地，并且也不可能有。至于纯粹的军事海军站，100年前一位英国海军历史学家在谈到当时的直布罗陀和马翁港时，真实而精辟地表达了当地人民的感情。他说：“军事政府不太赞成其人民从事贸易行业，而他们本身与英国人民的特点格格不入，以致使我对一些有见识的人和各党派人士同意象丹吉尔被放弃一样，应该放弃这些军事政府并不感到意外。”因为美国在国外没有什么机构，既没有殖民地也没有军事基地，所以战时美国的作战舰艇将会象陆地上的鸟一样，不能远离自己的海岸。一个政府为自己提出发展国家海上力量的使命，首先要做的，是为战舰提供歇息场所，在那里它们能够补充燃料和进行维修。  

我们进行这种调查的实际目的，就是为了从历史教训中得出适用于本国和行政部门的结论。现在该是提出美国的严重危机究竟到了何等程度，和为了重建它的海上力量需要政府方面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了。说美国政府从南北战争起直到现在，已将其活动全部有效地致力于所谓构成海权的最主要的环节上并不过分。国内的发展，主要是生产的发展和随之而产生的自给自足，这些都已成为政府要努力达到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府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已经如实地反映了这个国家各个管理部门的能力，尽管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要想使这些管理部门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无庸置疑，美国的情况可能是这样，它缺少殖民地，同样也缺少作为中间环节的平时海运，和与海运有关的各种行为。简言之，三个环节，美国现在只有一个。  

在过去的100年里，海战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致会使人们怀疑现在的海战能否再会对一方造成灾难性影响，或会使另一方取得辉煌的成就，如在英法之间的历次战争曾出现的那种情况。当英国无所顾忌、傲慢地支配海洋时，它把枷锁强加给中立国，这种情况以后永远不会再出现了，所以旗帜保护贸易的原则是永远靠得住的。除了实行战争禁运，或驶至被封锁的港口，否则交战国一方的贸易可以安全地由中立国家的船舶来承担。至于对港口实施封锁，现在已能确实可靠地进行了，将不再是只有宣言而无实力的纸上封锁了。关于保护美国海港避免被占或被征用的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看法是一致的，但在实践中却是漠然置之。如果撇开这个问题，那么美国还需要什么样的海权呢？直到现在，美国的贸易仍需使用其它国家的船舶，如果美国有了海运船舶，则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来保护它们，那么，美国人为什么需要它们呢？就此而言，这是个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战争给国家带来的灾难和损失与海运是有直接关系的。因此，假设美国来来往往的对外贸易，都是装载在敌人不敢触犯的舰船上，除非它们必须驶往一个已被封锁的港口，否则一次有效的封锁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现在，有效封锁的定义是指对于一艘试图进入或离开这个港口的舰船构成明显的威胁。显然这种意义的伸缩性很大。很多人能够回忆起南北战争期间，南部邦联对位于查尔斯顿外海的美国舰队进行了一夜攻击之后，第二天早晨支持南部邦联的一些人，派出一艘携载外国领事的轮船到海上去，领事们没有看到一艘美国封锁舰船，就此而言，他们非常满意，并发表了一份声明。凭借这份声明的力量，南部一些权威人士主张在技术上封锁被突破之后，在没有发表一个新的通告之前，美国不可能重新进行封锁。为了能够对偷越封锁的舰船构成真正的威胁，是否有必要使封锁舰队位于能够看得见的地方呢？如果有6艘快速蒸汽舰船位于距新泽西和长岛海岸之间的20海里处巡逻，就会对试图通过主航道进出纽约港的舰船构成一种真正的巨大威胁；使用同样的部署可以有效地封锁住波士顿、特拉华湾和切萨皮克湾。如果封锁舰队的主力不仅准备俘获商船，还要对付想突破封锁的军事冒险，那么封锁舰船就不需要位于可见之处了，也不需要部署在能被岸上观察到的某个位置上。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的前两天，纳尔逊舰队的大部分战舰活动于距加的斯50海里的海面上，只用一个小分遣队密切监视加的斯港。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是于早晨7时起航的，尽管当时的通信条件较差，可是纳尔逊9时30分就知道联合舰队起航了。位于加的斯附近的英国舰队，确实对它的敌人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水下通信发达的今天，封锁部队靠岸和离岸，从一个港口驶向另一个港口，在整个美国海岸上彼此都可以用电报进行通信联系，所以迅速实施相互支援是可能的。如果军事行动配合得好，一个分遣队遭到了大举进攻，它就能通知其它部队，并可以向那里撤退。位于某港口外的封锁，即或一旦被粉碎，在那儿坚持封锁的舰船全部被赶走了，但通知重新建立封锁的电报随即便能迅速地传到世界各地。为了防范这种封锁，海上必须保持一支部队，这支部队随时可对封锁舰队构成威胁，使其无论如何不敢坚守在它的阵位上。但是，中立国家的船舶——除了那些装满战时禁运品的——可以自由往来，所以利用这些船舶可以使这个被封锁的国家与外界保持贸易关系。  

因为美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可能有人认为对美国实施全线封锁是不会奏效的。那些牢记美国怎样对南部邦联海岸实施封锁的军官，比任何人更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但是，根据目前海军的状况来看，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要进行的封锁没有超出政府[原作者注：自从上面这段文字写成以后，1889年海军部长在他的报告里已推荐了一支舰队，这支舰队应该实施这里所建议的非常危险的封锁。]以前所提出的，像波士顿、纽约、特拉华湾、切萨皮克湾和密西西比河口这些地方，换句话说企图封锁主要的进出口中心，对于一个海上强国来说都不会象以前那样力不从心了，尽管法国在布雷斯特、比斯开湾海岸、土伦、加的斯部署了一些强大的分舰队，然而英国却在同一时间里将它们都封锁住了。当时从事贸易的中立国家船舶，的确能够驶入除上面提到的美国其它港口，但是这样强行改变所进入的港口，将会给这个国家的交通运输造成多么大的混乱，时时都会感到供应不足，铁路、水路运输工具、船坞设备、驳船和仓库等都很短缺，随之发生的难道不就是资金浪费和经济上遭受损失吗？在经历了许多痛苦和耗费了巨大费用之后，当你刚战胜了部分灾难时，可能又会导致敌人去堵住这些新的入口处。美国人确实不会饿死，但是，却要忍受巨大的痛苦。至于战争禁运的物资，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美国现在能否单独应付，这种担心难道是没有道理的吗？  

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应该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是要为国家建立一支海军，这支海军，即或不能到远处去，至少也应能使自己的国家的一些主要航道保持畅通。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美国已不再把其注意力放在海洋上，执行这样一种政策和执行与其相反的一种政策的结果，可以用法国和英国的实例来说明。无需坚持美国的国情同英、法两国都多少有些相似的地方。可以断言，尽可能地保护商业和贸易不受外来战争的影响，对整个国家的财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不仅要使敌人离开我们的港口，而且要使敌人远离我们的海岸。[原作者注：在战争中，“防御”这个词包含两种概念，为了能够在思想上形成准确的概念，应当把它们区分开，一种是纯粹的、单纯的防御，是巩固它自己并等待被进攻。这可以叫做消极防御。另外还有一种防御观点是主张为了己方的安全，防御准备的真正目的要通过进攻敌人得到最可靠的安全，就海岸防御而言，纯粹和单纯的防御是采用永久性防御工事、布设水雷和建筑固定工事，它们的目的是阻止一支企图进入的敌人。第二种防御方法包括所有不等待进攻和为迎战敌舰队采取各种措施，使用各种武器，不管敌舰队是相距几海里，或者是靠近它自己的海岸都应该这样做。这种防御看上去好像是真正的进攻战，但是它不是进攻战；只是当它的进攻目标从敌舰队变成敌人国土时，它才变成了进攻战。英国对它自己海岸的防御和对殖民地的防御，是通过把它自己的舰队部署在法国各港口附近，如果法国舰队出来就与它作战。美国在南北战争中，把它的舰队部署在南部邦联各港口外海，不是因为美国害怕南部邦联本身，而是通过使其与世界各地隔绝，并且最后进攻这些港口，以达到推翻南部邦联的目的。上述两种方法是相同的，但是目的一个是防御，另一个是进攻。两种概念的混淆，导致许多有关陆军和海军他们各自在海岸防御中的范围的争吵，消极防御属于陆军的；一切在海上的活动都是属于海军的，海军有这种进攻性防御的特权。如果把海员用在坚守要塞上，他们就变成了陆军的一部分，如同真正的陆军一样；当他们上船作为舰上定员的一部分时，他们就成为海军的一部分。] 

值得怀疑的是不复兴商业航运，这支海军能够维持下去吗？历史已经证明了像路易十四那样的专制君主完全能够创建一种单一的海上军事力量。但是这种海上军事力量貌似强大，而实际上它象一种没有根的浮草一样很快会干枯的。在一个代议制的政府里，任何军事开支的背后都有一种确信这种开支是符合他们需要的强大的势力为其后盾。对于海权来说不存在这样一种势力，这种势力没有政府的作用是不能存在的。应当如何建立这样一支商船队伍，是通过补助金，还是通过自由贸易，是通过行政机关长期不断地贴补，还是通过公开的自由发展，这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即使美国有了一支强大的全国性的海运队伍，是否接着就会产生一支强大的海军，也是值得怀疑的。美国离其它强国很远，这一方面可起到一种保护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建立强大海军的一个绊脚石。美国拥有一支海军的企图——如果这种企图存在的话——现在中美洲地峡运河的开凿可能会对它会有所促进。让我们期望它的诞生不会太迟。  

至此，我们已经结束了有关影响国家海权发展的一般性讨论，包括各种主要因素，有利的和不利的。目的一直是首先考虑这些因素固有的倾向是有利还是不利；然后用特殊的事例和过去的经历来说明。无疑这样讨论涉及的范围很广，但主要限定在区别于战术的战略范围。战略范围考虑的事情和原则，是属于不变的或者是不可改变的。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仍然如故。事实上，战略是属于大自然的规律，关于它的稳定性问题，如今已有很多人在论说；而战术则是使用人所制造的武器作为其工具，分享着世世代代人类的变化和进步，战术的上层建筑也不得不经常地改变或全部解体；但是过去的战略基础仍然没有变，好似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之上。下面紧接着要研究欧洲和美洲的通史，特别要从广义上研究海权对欧洲和美洲的历史，对民族的财富所产生的影响。我不时地，一有机会就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通过一些特殊的事例来回忆和加深过去已存在的教诲。因此，研究的总方向将是战略方面的。按以前曾承认和引用的广义的海军战略是：“海军战略的目的是平时和战时都要创建、支援和发展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至于特殊的战斗，我们一方面应直率地承认一些具体实施方法的变化已经使许多学说过时了，而同时要尽力指出在运用了或者忽略了这些正确原则的地方，已经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其它情况相同时，我愿意介绍一些与最优秀的军官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战例，这些战例可以用来说明正确的战术思想，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部门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在古代兵器和现代武器之间表面上呈现的一些相似的地方，希望不用过分强调它们的相似程度，就可得到它们所提供的教训。最后一点必须切记，在所有的变化中，人的本性没有变，尽管在特殊的事例中，数量和质量是不确定的，但是肯定会找到个人在观察上的误差。

谢选骏指出：马汉对于历史的分析描述，是完全实用主义的“为我所用”，甚至达到了胡乱编造的地步，例如他说——

“美国独立战争使英国背离了它传统的正确政策，使它从事一场远离本土的陆战。与此同时，其强大的敌人正严阵以待，寻找机会从海上发起攻击。正如法国在前面刚提到的对德战争中一样，也正如后来拿破仑在西班牙战争中一样，英国由于过于自信，使自己的朋友成为敌人，并因此使其力量的根基，面临着一种严峻的考验。而另一方面法国政府却避免了它经常陷入的那种圈套。由于法国放弃了并吞欧洲大陆的野心，有可能在大陆上获得中立地位，与邻国西班牙结成可靠的联盟，使其得以利用一支较好的海军和一批尽管经验可能不足，但有较好才能的军官进行这场战争。在大西洋彼岸，法国得到一个友好民族的支援，在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上，它有自己的港口和同盟国港口可供使用。这种明智的政策和政府的行动对海权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一目了然的。”

我看由此可见，《海权论》完全是概念先行的、以论带史“理论著作”——不是学术著作。

【第二章 1660年的欧洲形势 1665-1667年第二次英荷战争 洛斯托夫特海战和四天海战 】 

我们把要研究的历史时期的起始时间大致划定在17世纪中叶，开始的确切时间是1660年。这一年的5月，英国的查理二世在全体人民的欢呼雀跃声中恢复了王位。第二年的3月，法国红衣主教马扎然刚一去世，路易十四便召集其大臣并对他们说：“我叫你们来是想告诉你们，如今使我感到满意的是，我可以做那些会受到已故红衣主教马扎然左右的大事，从今以后我就是首相。除了我的命令，不能确定任何法令；国务大臣和财政主管人员，没有我的命令，不能签发任何法令。”这种由一个人执掌的法国政府，就这样维持了半个多世纪。  

英国和法国的政局经过了一段持续的混乱之后，他们的国家生活都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就看出了这两个国家尽管发展不平衡，但是已经在近代欧洲和美洲的海洋史上，或更笼统地说，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然而，海洋史只是被称之为国家历史中国家兴衰的一个因素。因此，如果忽视了与海洋史密切相关的其它因素，将会产生一种，或者是言过其实，或者是相反的，歪曲其重要性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与海洋关系不大的国家的人民，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国人民，如果不是实际上没有看到，也是大大地低估了海洋史的重要性。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要研究海洋史的缘由。  

我们确定的研究起始时间1660年是紧接着在标志着欧洲事态和解和作为历史上有名的“三十年战争”的结果签署的条约，即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或《明斯特条约》之后。在这个条约里，西班牙正式承认早已存在并已独立的北部联合七省；在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1659年法国和西班牙两国之间又签订了《比利牛斯条约》，上述两个条约使欧洲呈现出一段表面上的全面和平时期，其后便很快爆发了一系列几乎影响全世界的战争。这些战争持续的时间与路易十四在位的时间（1643-1715）一样长。毫无疑问，战争使欧洲各国的版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期间，将出现一些新的国家，一些国家在走向衰败，并且所有的国家，或是领土范围或是政权，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对于这些，海上力量直接或间接地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必须首先考虑本书所叙述的历史开始时期欧洲各国的总的形势。在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结束标志的斗争中，著名的奥地利皇室家族已拥有使其它各国感到恐惧的强大力量。在查理五世[译者注：1516年西班牙国王死后无嗣，外孙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继承西班牙王位，称查理一世（1516-1556），后又从父亲方面继承奥地利王位。1519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五世（1519-1556），1556年退位将领土分别传给其弟斐迪南及其子腓力二世。]长期统治时期，这位在一个世纪前退位的奥地利皇帝已把奥地利和西班牙连同这两个国家的所有领地的两个王冠戴在他一个人头上，这些领地包括现在的荷兰和比利时，并且在意大利也有压倒一切的权势。随着皇帝查理五世退位，奥地利和西班牙这两个较大的君主国被分开了。虽然这两个国家由不同的人来统治，可是他们仍然属于同一个家族，因此有助于两国在这一世纪和下一个世纪的和睦相处。这种和睦是建立在一种皇朝关系的共同目标和感情基础上的。除此之外，他们还有着一种共同的宗教信仰。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前的一个世纪里，不断扩大的家族势力和宗教势力，是政治活动中的两种最强大的推动力。这个时期是国家之间、诸侯之间，并且常常是在同一个国家里宗教之间龙争虎斗的长期宗教战争时期。宗教迫害引起了荷兰联合七省的新教徒起来造反，反对西班牙的统治。经过长达80年左右的持续战争，迫使西班牙最后只得承认其独立。宗教信仰的不一致，有时导致内战，它使法国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精力分散，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法国的对内政策，也影响了法国的对外政策。这个时代前后出现了圣巴托罗缪惨案[译者注：是指法国胡格诺战争期间，在1572年8月23日到24日夜里，即圣巴托罗缪节的恐怖之夜，三千名胡格诺教徒被杀害，尸体被扔进塞纳河。]、亨利四世被天主教徒谋杀的事件、围攻拉罗歇尔和西班牙的罗马天主教与法国的罗马天主教之间不断勾结等动乱。宗教势力过去经常在原本不属于它的范围里活动，按理说，在这个范畴里，它没有合法的地位。随着宗教势力的逐渐清除，国家的政治需要和利益才开始享有适当的权力。在前一时期，国家的政治需要和利益虽然不是全部受到了冷漠，但是宗教的仇恨或者蒙蔽了政治家们的眼睛，或者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在法国，由于新教徒少数派的数量和特点，它自然是宗教狂热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应该首先看到这种作用并应给予极大的关注。法国位于西班牙和各个日耳曼人的国家之间，在这些日耳曼人的国家中奥地利排在首位，它没有一个竞争对手。法国政治生活所需要的是保持内部团结并且扼制奥地利皇室的势力。幸运的是，法国连续出现了两位伟大的统治者，亨利四世和黎塞留，他们没有宗教的偏执，并且当他们不得不在政界范围内承认宗教时，他们主宰宗教，而不是成为宗教的奴隶。在这两个人的统治下，法国的一些治国之才得到了一种明确的指示，黎塞留规定把这种指示作为一种长期贯彻执行的总方针，它们包括：（1）加强王国内部的团结，平息或镇压宗教斗争，把权力集中到国王手里；（2）抵制奥地利皇室的势力，实际上这就必须与新教徒掌权的日耳曼人国家和荷兰结为真正的联盟；（3）把法国的边界向东扩张，这样遭受损害的主要是西班牙。当时西班牙不仅占领了现在的比利时，还占领着其它很久以前曾与法国合并的省份；（4）创建和发展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以增强法国的财富，同时也是专门用来战胜法国的宿敌——英国。为了这一目的，法国再次期望与荷兰结盟。这些就是著名的、天才的政治家们为指导其国家所制订的政策要点。这个国家的人民已不再是无故地要求成为欧洲文明的最完美的代表，最重要的是在前进过程中把政治进步和各项发展结合起来。这种政策被马扎然继承了下来，后来又被路易十四所接受；可以看出路易十四是如何忠实于这种传统政策的，以及他的行动对法国产生了何等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人们可能会注意到使法国强大所必需的这四种要素，海权是其中的一种，并且因为第二种要素和第三种要素实际上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所以可以说海权是使法国对外保持强大的两种主要因素中的一种。这样英国在海上，奥地利在陆上，它们就成为法国应该致力对付的两个国家。  

上面我们已谈到1660年法国的情况，和法国准备继续沿着黎塞留为其标定的道路前进的情况，可以说法国内部的和平有了保证，贵族势力被彻底地打垮，教派不和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宽大的《南特敕令》[译者注：1598年4月13日，法王亨利四世在法国西北部的南特城颁布的一项敕令，敕令规定天主教为法国国教，同时承认胡格诺教徒享有信仰自由和其它的一些权力。1685年该敕令被法国路易十四完全废除。]仍然有效；新教徒不满分子的残余势力已被武力镇压下去了。所有的权力完全集中在国王一个人手里，但是，在其它方面，尽管这个王国处于和平时期，可是情况不是令人非常满意的。实际上它没有海军，对内和对外贸易十分不景气；财政处于混乱之中；陆军规模也不大。  

位于其它国家之首的西班牙，一个世纪之前曾无忧无虑，但是，现在早已开始衰退，并且到了几乎难以应付的状况。中枢的软弱已经扩散到行政机关的各个部门，但是其幅员仍然很辽阔，西属尼德兰仍然属于它；它占领着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撒丁；直布罗陀此时还没有落入英国人之手；西班牙在美洲的大片领地，除几年之前被英国人占领的牙买加外，其余的仍然没有被触及。有关西班牙海上力量在平时和战时的情况，前面已概略地作过介绍。很多年之前，黎塞留就曾与西班牙结成过短暂的联盟，凭借这种联盟他对西班牙的40艘战舰取得了支配权；但是，西班牙的战舰状况极差，绝大部分装备不良，指挥不当，因此不得不将这些战舰退回给西班牙。西班牙海军当时处于全面衰退之中，法国红衣主教敏锐的观察力一眼就看穿了它的软弱无力。1639年，西班牙舰队和荷兰舰队之间进行的一次遭遇战，最清楚地表明了，这支曾妄自尊大的海军，已处于完全衰败之中。  

戴维斯在其《荷兰历史》一书中，对西班牙海军有这样一段叙述：  

此时西班牙海军遭受了一次打击，而且在这场战争中，它要接二连三地承受这种打击，因而使它从东西半球海上霸主的高位坠落为在海洋强国中备受鄙视的地位。它的国王准备派出一支较强大的舰队，把战火漫延至瑞典海岸，并且为了装备这支舰队，国王还命令从敦刻尔克运送增援人员和补给品。这支舰队奉命起航了，但是却遭到荷兰海军冯·特龙普将军的攻击，一些战舰被俘，其余的被迫驶回港内。不久以后，冯·特龙普抓获了3艘从加的斯驶向敦刻尔克的中立国英国的舰船，船上装载1070名西班牙士兵。他卸下了部队并释放了舰船。他留下17艘战舰封锁敦刻尔克，自己率其余的12艘战舰去迎战驶近的敌舰队。很快他就看到了进入多佛尔海峡的西班牙帆船舰队，总共有67艘，船上装有2000名士兵。在德·威特率领的4艘战舰与其会合之后，他用较少的部队向敌人发起了一次决定性的攻击。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西班牙舰队司令率舰躲进唐斯港时为止。如果西班牙舰队敢出来，冯·特龙普决心与其进行战斗；但是，西班牙舰队司令奥肯多率领的强大的配备60门至100门舰炮的舰队被封锁于港内。英国海军将军告诉冯·特龙普他已接到命令，一旦开战，他将加入西班牙一边。于是冯·特龙普向国内请示。英国的这种做法只会招致荷兰动用大批的海军力量。冯·特龙普很快得到由96艘帆船和12艘纵火船组成的一支增援部队，并受命进行攻击。他留下一个分舰队监视英国，一旦英国人帮助西班牙，该分舰队便对其实施攻击。冯·特龙普开始是在极其不利的大雾中进行战斗的，西班牙人利用大雾的掩护砍断锚链逃跑。许多战舰逃跑时因离岸太近搁浅了，余下的企图撤退的绝大多数舰船有些被击沉，有些被俘获，还有一些被赶到了法国海岸。这是荷兰海军所取得的从未有过的较为彻底的胜利。  

当一支海军在执行上述这样一种作战方针时，其战斗风格和自豪感已经完全不复存在了，这支海军随着西班牙各方面的总衰退而日益没落。从此以后，它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作用逐渐削弱。  

基佐在《英格兰共和国》一书中写道：  

在它的富丽堂皇的宫殿和华丽的辞藻之中，西班牙政府感觉到了它自己的软弱，并寻求把这种软弱隐藏在其稳定之中。腓力四世和他的大臣们对于只能被征服的斗争感到厌倦，除了寻求和平和安全，只能把所有需要他做出努力，而他自己又无能为力的问题搁置起来。已经被分裂和被削弱的奥地利皇室，既没有实力也没有抱负，因此，除非确实受到威逼，否则一种自负的惰性便成了查理五世继承者们的政策。  

这就是当时西班牙的情况。西班牙的那部分领地，当时有名的低地国家，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尼德兰（现在的比利时），已成为引起法国和其天然盟国荷兰共和国之间不断争吵的一种根源。荷兰这个国家，政治名称为北部七省联合体，其影响和实力当时已经达到了顶峰——正如以上所述，这种实力是完全以海洋为基础的，并充分运用了由荷兰人民庞大的海运事业和贸易天才形成的有利因素。一位法国现代作者在描述法国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荷兰的贸易和殖民地情况时认为，除英国之外，它已超过其它任何国家。这已充分说明了富饶的海洋能够使一个本来很软弱、资源很贫乏的国家富强起来。这位作家写道：  

荷兰曾变成了近代的腓尼基。北方七省联合体作为斯海尔德河上的霸主，封锁了安特卫普至海上的通道，并且继承了这个富饶城市的贸易权力。在十五世纪，一位威尼斯派来的使节曾认为安特卫普可以与威尼斯相媲美。荷兰除了接管了西班牙的一些主要城市外，还收留了逃避西班牙专制统治的低地国家的工人。荷兰的服装制造业、亚麻织品制造业等，雇佣了60万工人，为与从前从事奶酪、渔业和贸易竞争的人开辟了新的就业机会。仅凭渔业本身就足以使荷兰人致富。鲱鱼捕捞业供养了荷兰五分之一的人口，每年制造30万吨咸鱼，收入可达800多万法郎。  

北部七省联合体的海军力量和贸易能力的发展很迅速，单是荷兰的商船队就有1万艘帆船，16.8万名海员，并且供养了26万名居民。荷兰的商船队曾承担了欧洲运输业的绝大部分。自从议和以来，不仅承担了美洲和西班牙之间的全部商品运输业务，也为法国港口进行运输，并能经常保持3600万法郎的运输收入。经过波罗的海进入勃兰登堡、丹麦、瑞典、俄国、波兰等北方国家的通道，对荷兰人是开放的，这些国家对荷兰来说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交换市场。他们通过在那儿出售自己的产品，和购买那里的小麦、木材、铜、大麻和毛皮供养其运输业。荷兰每年在各海洋上运输的商品，总价值超过10亿法郎。用一个现代词汇来描述，就是荷兰人已使他们自己成为各海洋上的马车夫。[原作者注：勒凡弗尔·彭塔利：《让·德·威特》。] 

北部七省联合体利用其殖民地，使其海上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它曾垄断了所有的东方产品。每年它从亚洲运入欧洲的产品和香料，价值为1600万法郎。创建于1602年，势力强大的东印度贸易公司，曾在亚洲建立起一个帝国，它包括了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得的一些领地。1650年，这个帝国控制了好望角，为其舰船获得了一个停泊场，它还作为一个统治者统治着锡兰[译者注：斯里兰卡的旧称。]，并且控制着印度的马拉巴尔和科罗曼德尔海岸。这个帝国已经使巴达维亚[译者注：雅加达的旧称。]成为它的政府所在地，并把交通线延伸至中国和日本。与此同时，迅速组建起来的但寿命不长的西印度公司已拥有800艘战舰和运输船。它曾利用这些舰船在几内亚和巴西沿海捕获残存的葡萄牙舰船。  

那时北部七省联合体已成为拥有各国产品的批发庄和货栈。  

此时荷兰的殖民地遍布于东方的各海洋上，它们分散在印度、马六甲、爪哇、摩鹿加和澳大利亚北面广大群岛的各个部分。他们在非洲西海岸上也有领地，并且直到现在新阿姆斯特丹仍然掌握在他们手中。在南美洲，荷兰的西印度公司几乎拥有从巴西的巴伊亚州向北，沿岸300个社团，只是最近有很多社团已摆脱了他们的控制。  

北部七省联合体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权力，归功于他们的财富和舰队。海洋曾像一个顽固不化的敌人连续不断地冲击着他们的海军，但是海洋已被征服并成为一个有用的仆人；而陆地却将成为他们被毁灭的根源。他们一直与一个比海洋凶猛残暴得多的敌人西班牙，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残酷斗争，北部七省联合体妄想休养生息和媾和的许诺取得了良好的结果，但是却敲响了其灭亡的丧钟。只要西班牙的力量没有受到削弱，或西班牙的力量至少还能维持其早已形成的恐怖统治，北部七省联合体的强大和独立就有益于受到西班牙威胁的英国和法国。西班牙多次蒙受耻辱，说明它的软弱是真实的，不是表面的。但是当西班牙真的垮台了，英国和法国的其它企图便代替了他们先前的恐惧。英国的企图是觊觎荷兰的贸易和在海上的统治权力；而法国则期望得到西属尼德兰。因此，北部七省联合体既必须对抗英国，也必须防范法国。  

北部七省联合体由于受到英法两个敌对国家的联合进攻，很快就显示出其内在的软弱，并且越来越明显化了。荷兰易于从陆地上遭到进攻，它的人口少，加之其政府不善于把人民的力量联合起来，更主要的是不善于进行充分的战争准备，因此这个共和国的衰败比其兴起更惊人更迅速。但是，直到1660年共和国即将垮台的迹象还不是很明显的。北部七省联合体还仍然站在欧洲主要强国之前列。如果说1654年北部七省联合体在与英国作战中，曾表明了一支已在海上如此长时间地压制了西班牙人嚣张气焰的海军，此时却令人吃惊地处于无准备状态，但在1657年，北部七省联合体却有效地制止了法国对其贸易的直接进攻。一年之后，“由于北部七省联合体涉足于位于丹麦和瑞典之间的波罗的海，他们已经制止了瑞典在北方建立对它来说是一种灾难的优势。他们强迫瑞典使进入波罗的海的通道保持畅通。在这一海区，没有其它的海军，敢于和他们争夺这里的制海权。由于荷兰舰队力量占优势，部队勇猛，外交人员老练又坚定，使他们的政府的威望得到了公认。尽管最近与英国的一场战争，使北部七省联合体受到了削弱，并蒙受了耻辱，但是他们已把自己重新置入欧洲强国之列。正是在这个时候，英国的查理二世复辟重新登了王位。”  

前面已经提到了荷兰政府总的特点，这里只需重新回忆一下。这个政府是一种结合松散的联盟，它受一个可准确地称之为贸易贵族的支配。因此，这个政府具有贸易贵族阶级所具有的政治胆怯的全部特点。在战争中必然要遭受极大的危险。地方之间、部门之间的相互猜忌和营利精神，对海军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和平时期没能保持一支适当的舰队，而舰队内部又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相互倾轧，所以确切地说这样一支舰队是一种海事联合体而不是一支统一的海军，其军官也没有真正的军人气质。没有比荷兰人更勇敢的人民；荷兰海战编年史确实提供了不少有关荷兰人民的冒险进取和坚韧不拔精神的实例，并且肯定在别处找不到能够超过他们的或者是能与其相比拟的。但是，荷兰的编年史也确实提供了为数不少的背叛和表明缺少军人气质、处置不当的实例。背叛和缺少军人气质显然是由于缺乏专业自尊心和专业训练造成的。这种专业训练当时在所有的海军中几乎都不存在，但是在君主统治的国家里，由于军事特权阶层的感情，在很大程度上使这种缺陷得到了弥补。仍然需要讲明的是，这个政府由于上面已经提到的原因，已经变得非常软弱；如今，由于荷兰民族分裂成相互仇恨的两大部分，使其更加软弱了。这两大部分中，一部分是当时执政的商人（市长和镇长），他们赞同所描述的联盟制共和国；另一部分人则希望建立在奥兰治王室统治下的君主政府。主张共和的那一派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应该与法国联盟，并且希望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而拥护奥兰治王室的一派则支持英国，因为奥兰治王子与英国王室的关系极其密切，他们主张拥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处于这种情况下的政府，加之其人口数量不足，幅员狭小，所以说1660年北部七省联合体，以及它的大量财富和对外活动，很像一个靠兴奋剂维持的人一样。人为的力量不能无限期的维持下去，但是非常奇怪地看到了这个小国，尽管其人口数量和幅员无法与英、法两国相比，但它却经受住了他们的单独进攻和长达两年之久的两者联合进攻。它不仅没有被摧毁，而且也没有丧失它在欧洲的地位。他们把这种伟大的奇迹部分归因于一个或二个人的判断能力，但是主要应归因于他们的海上力量。  

英国的情况不同于荷兰和法国，其介入即将爆发的战争是较适宜的。尽管它是君主政府，并且国王手中握有很多实权，但是国王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决定这个王国的政策。他不得不认真地对待人民的情绪和希望；而在法国，路易国王却用不着这样做。路易为法国所得到的，也为他自己得到了，法国的光荣就是他自己的光荣。英国的查理首先是为他自己的利益，然后才是为英国的利益；但是，由于查理国王总是不能忘记过去，所以他下决心想尽一切办法不再重演他父亲被斩首的悲剧，也不再过他自己曾过过的那种被流放的生活。因此，当危机迫在眉睫时，他会顺从英国人民的意志。查理本人憎恨荷兰，他憎恨它是一个共和国，他憎恨现存的荷兰政府，是因为这个政府在国内事务中反对他的亲戚——奥兰治王室。现在他更憎恨它，是因为他在流放时期，共和国曾作为与英国的克伦威尔政府媾和的条件，把他从荷兰赶了出去。查理被法国接纳，是由于他在政治上得到了一个将要成为独裁统治者的同情，也可能是由于他对罗马天主教的偏爱，而更大的可能是由于法国国王路易给他钱、使他基本上摆脱了英国议会的控制。但是，查理在追求他自己的这些志向时，不得不考虑英国人的一些既定希望。英国人和荷兰人同属一个家族，并且具有相类似的条件，在控制海洋和贸易上，英国人被宣称是荷兰人的竞争对手；并且由于荷兰人是当时家族的领导，使英国人更渴望得到这些，也更怀恨在心。一个特殊的引起英国人极为不满的原因，是由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所做所为，“该公司要求垄断东方的贸易，并且与远方的君主（侯爵）商议责成他们关闭所辖领地不对外国开放，这样不仅把英国人赶出了荷兰殖民地，而且还把他们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所有的势力范围内驱逐出去。”英国人意识到了自己有较强大的力量，希望抑制荷兰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甚至在英国共和时期，就曾寻求把一种联合强加于两个政府之上。于是英国人对荷兰人的敌对情绪和仇恨，首先支持了查理国王的意愿。因为几年来法国在欧洲大陆上已经不令人望而生畏了，这种意愿便越来越强烈。然而，当路易十四的侵略意图被普遍认识到时，英国人，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很快都感觉到了法国像一个世纪以前的西班牙一样，孕育着极大的危险。西属尼德兰（比利时）划归法国后，将有助于法国征服欧洲，并且将给予荷兰和英国的海上力量的以沉重的打击，因为不能期望路易会允许斯海尔德（埃斯科）河和安特卫普港继续关闭。上述两个港口的关闭是按照荷兰迫使软弱的西班牙签订的条约实施的。安特卫普港对贸易重新开放，对阿姆斯特丹和伦敦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随着英国人恢复了他们与法国人的传统对立，血缘关系就开始起作用，并且使他们开始回忆起过去反对西班牙专制的那种联盟。相似的宗教信仰，仍然是一种强大的动力，它把英国和荷兰凑合到一起了。与此同时，柯尔培尔为法国逐步建立的贸易和海军所做的一切努力，激起了这两个海上强国的戒备之心。虽然他们之间原本是竞争对手，但是，他们本能地转而反对一个闯入他们势力范围内的第三者。查理抵不住怀有这种动机的人民的压力，于是英国和荷兰之间的战争停止了，并且在查理去世之后不久，就结为亲密的联盟。  

尽管1660年英国的贸易范围不大，但是其海军优于荷兰，特别是在体制和效能方面的优势尤为突出。坚定的、热衷于宗教的克伦威尔政府，以军事实力为基础，已对其舰队和陆军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护国主克伦威尔领导下的几名高级军官中，蒙克的名字名列榜首，不断地出现在描述由查理领导的与荷兰的第一次战争的史料中。但是，英国人的良好思想状态和严明的纪律，在腐败的宫廷特权的影响下，在一个放肆的政府里逐渐消失了。1665年荷兰在海上基本上是被英国一国打败的，而1672年它却成功地抵御了英、法两国联合舰队的进攻。至于这三国舰队的舰船情况，据我们所知，法国战舰的排水量和与之相关的火炮和补给品的重量都大于英国战舰，因此当它们满载时，他们可以保持较多数量的舰炮。法国战舰的船体具有较好的外形。这些有利条件自然应归功于那些精心地和有条不紊地使当时处于衰退之中的法国海军重新振作起来的各种措施。它对于相似条件下的我们美国海军来说，是一个很有教益的借鉴。荷兰的战舰由于受其海岸的特点决定，多是平底舰船，吃水很浅，所以当他们受到紧追时，能在浅滩中找到隐蔽处，但是也因此使其不能在恶劣天气时航行，船体各部的尺寸都普遍小于英、法两国的舰船。  

我们已尽可能简要、梗概地叙述了西班牙、法国、英国和荷兰当时这四个主要濒海国家的形势、实力地位，以及它们已经提出的和起支配作用的政策的目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些国家将是最主要的，并且也是最经常引起人们注意的。但是，因为其它的国家对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并且，因为我们的目的不只是研究海军历史，而是要正确评价海军和海上贸易对总的历史发展的作用。因此，有必要简要地叙述一下欧洲当时其它国家的情况。到目前为止，美国还不曾在历史的篇章上占据一席之地，也不曾在内阁的政策上起到一种明显的作用，所以我们将其略去不谈。  

德意志当时被分成许多小的政体和一个较大的奥地利帝国。这些小国的政策变幻莫测，而法国的目的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小国，把其置于它的影响之下，并使它们追随法国传统的反对奥地利的政策。奥地利一方面正遭到法国的反对，另一方面又遭到逐渐衰败，但仍然很强大的土耳其帝国的不断进攻，其处境极其危险。法国的政策早已倾向于同土耳其保持友好关系，这不仅可以牵制奥地利，而且按照法国的愿望还可以独占与黎凡特地区的贸易。柯尔培尔热切期望法国能够拥有较强大的海上力量，赞同与土耳其联盟。我们还应该记住，当时的希腊和埃及都是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  

如现在所知，当时普鲁士这个国家尚未建立，诸小国中，较强大的布兰登堡的选帝侯正准备成立联合王国。这个小国当时还不能完全独立，但是它非常小心谨慎，避免沦入正式的隶属关系。波兰王国仍继续存在，由于它的政府软弱和不稳定，使其成为欧洲政治舞台上的一种最不安定和最重要的因素。其它的国家对波兰政府非常担心，唯恐由于某些意想不到的变化，会使它对自己的对手有利。法国的一贯政策是使波兰独立和强大。当时的俄罗斯仍然没有冲击地平线，正在进入，但还没有完全进入欧洲各国的政治舞台，与他们还没有现实的利益冲突。它和其它濒临波罗的海的国家自然是为争得这一海区的竞争对手。其它的国家，特别是所有海洋国家，因其各种海军物质主要来源于这里，与它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当时的瑞典和丹麦已长期处于不和，并且我们会看到他们在目前的争吵中，会站在不同的两边。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以及在路易十四早期所进行的战争中，瑞典绝大部分时间是与法国联盟，这是因为它的偏见促使它这样做的。  

欧洲总的形势如上面所描述的那样，使各个车轮运转起来的动力掌握在路易十四手里。他周围的邻国都较软弱，他的王国有丰富的资源只待开发，他专制独裁的权力形成了统一指挥，他本人的实际才能和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加之在他统治的前半期，集中了大臣们的卓越才能，所有这些使欧洲的每一个政府，或多或少惟其马首是瞻，如果不是跟随他，也是模仿他的榜样去做。法国强大是路易十四的目的，使法国强大有两条途径可供选择——通过陆地或通过海洋，但不能完全采用一种而否定另一种。法国尽管当时很强大，但是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同时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  

路易选择了从陆上扩张的道路。他已与当时西班牙在位国王腓力四世的长女结了婚。尽管按照条约规定，腓力长女放弃了继承其父的全部遗产，但要找到无视这些条款的理由也并非难事。他从尼德兰和法国伯爵领地的某些遗产中，找到了使条约无效的法律根据，并且开始与西班牙宫廷进行谈判，以便全部取消婚约中规定的条款。这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因为继承王位的男性继承人很软弱，显而易见，这个出身于奥地利家族的西班牙国王的王位最终将落入他的手中。路易十四一心想由法国王子或者是他自己来继承西班牙王位，这样就把法国和西班牙两个王国的王冠戴在他一个人头上，或者戴在他家族的另一个人头上，随之就可以把波旁家族的势力置于比利牛斯山脉的两边。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并把路易十四后期的统治引入了歧途，最后导致法国海上力量彻底毁灭，使其人民陷入了贫穷和悲惨的境地。路易没有能够认识到，要这样做他不得不认真地对付整个欧洲。路易赤裸裸地想登上西班牙王位的企图，还需等待西班牙王位出现空缺，但是他已准备好了立即向法国东部的西班牙领地推进。  

为了使其进攻更奏效，路易用巧妙的外交手腕切断了西班牙与外界的一切可能的联盟，仔细研究这些外交策略，有助于说明战略在政治领域中的作用。但是，路易在这样做的时候，犯了两个严重的有损于法国海上力量的错误。20年之前西班牙王国与葡萄牙曾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并且西班牙至今一直没有放弃对葡萄牙的要求。路易考虑到如果西班牙重新占领了葡萄牙王国，将会使西班牙很强大，不易于使其达到目的。而在他所采取的另一个防范性措施中，又促使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和葡萄牙公主结婚，结果是葡萄牙把印度的孟买和直布罗陀海峡有名的良港丹吉尔割让给了英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位法国国王，由于急切地希望经陆路扩张，把英国请进了地中海，并促成英国与葡萄牙联盟。后者简直令人不能理解，因为路易早巳看出了西班牙王室正在衰败，因此他应该期望比利牛斯半岛上的两个王国能够统一起来。然而事实上，葡萄牙变成了英国一个独立的前哨基地，利用这个基地使其在拿破仑时代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在半岛上登陆。确实，葡萄牙是一个极其软弱的国家，即使它不受西班牙的支配，也必然会置于海洋强国的控制之下，并且也非常容易遭到入侵。路易继续支持葡萄牙反对西班牙，并且使其获得了独立。与此同时，法国还干涉荷兰，强迫荷兰归还从葡萄牙手中夺取的巴西。  

另一方面，路易从查理二世那儿得到了克伦威尔曾占领并使用过的英吉利海峡上的敦刻尔克。查理放弃敦刻尔克，是为得到路易的钱，但是从海权的观点来看，这种放弃无论如何是不可宽恕的。因为敦刻尔克是英国进入法国的一个桥头堡。对法国来说，敦刻尔克是法国私掠船的避难场所，而对英国人来说，是其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进行贸易的祸根。随着法国海上力量的逐渐衰退，英国在一个接一个的条约里，要求拆除敦刻尔克的防御工事，可以说敦刻尔克是法国著名的让巴尔和其主要私掠船船员来往的母港。  

与此同时，路易时代的最伟大和最聪明的大臣柯尔培尔正为建立一种体制在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这种体制是通过不断增加国家财富，并使其具有坚实的基础，这比国王浮夸的进取心会带来更多的实惠和繁荣。除了附带提到柯尔培尔对农业和制造业都非常关心之外，本书不想更多叙述法国当时国内发展的细节，但是，必须指出，法国在海上开始执行一种巧妙的侵犯英国和荷兰海运和贸易的政策，并且立即引起了他们对法国的不满。法国通过成立一些较大的贸易公司，把其事业引向了波罗的海、黎凡特地区、东印度群岛[译者注：西方国家历史上曾用过的地名，系印度、印度支那及马来群岛的总称。]和西印度群岛；修改关税法规以鼓励发展法国的制造业并允许把货物储存在一些较大的港口里的关栈中，利用这些方法希望法国能够取代荷兰成为欧洲主要贸易货栈，法国的地理位置使其极适宜于起到这种作用。法国一方面征收外国船舶的吨位税，同时，还直接鼓励国内建造舰船，并利用谨慎而严格的殖民地法令，使法国船舶垄断了来往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鼓励法国商船的发展。对此英国立即采取报复行动。由于荷兰的运输业很发达，而他们的国内资源却很贫乏，所以他们所受的威胁较大。然而，荷兰只一度表示抗议；但是，三年之后，它也进行了报复。柯尔培尔依据法国具有的有利条件，对其将成为一个实际的和可能的制造商充满信心，但他担心法国不能在所规划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这条道路就是在建立一支强大的商船运输队伍的同时，要为发展军用船舶打下坚实可靠的基础。由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已推动军用船舶的迅速发展，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当年柯尔培尔开始接管财政和海运时，法国还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但12年之后，国家各部门都很兴旺发达，物质极大丰富。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说道：  

在柯尔培尔的领导下，法国在和平时期如同在战争时期一样，得到了迅速发展。柯尔培尔巧妙地从事关税战和保险费战，有助于在合理的范围内，限制荷兰以损害别国利益而使自己的贸易和海上力量获得过快的发展；并且也有助于抑制英国急切希望从荷兰手中夺取海上霸权和在欧洲出现危险时使用它的企图。看起来当时法国所关心的是在欧洲和美洲保持和平；但是法国过去以及后来的政策却是要把其好战行为带到其它海岸上去，这种做法是不可思议的。[原作者注：马丁著作：《法国历史》。] 

法国的这种企图是通过莱博尼兹之口表达出来的。他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人物，他曾向路易指出，法国应该调动它的武装部队去进攻埃及，这将有助于法国在控制地中海和东方贸易方面战胜荷兰，其价值超过在陆上所进行的最成功的战役，并且还可以在确保法兰西王国内部所急需的和平的同时，能够在海上建立起一种确保其在欧洲占优势的权力。这个建议将使路易从追求陆上荣耀，变为寻求拥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使法国长久地成为伟大威武的国家。正是由于柯尔培尔的才干，已使路易掌握了海权的要素。一个世纪以后，一位比路易更伟大的人物拿破仑，试图按照莱博尼兹指出的道路，提高他自己和法国的地位。但是，他没有路易所拥有的那样一支，能够完成他所提出的各种任务的海军。有关莱博尼兹的这个方案，在谈到它被首次提出的时候，将予以详细介绍。路易在他的王国机制和海军效率达到了顶峰时，站在了十字路口上，但是他后来选择了一条注定不会使法国成为海上强国的道路。这个决策使柯尔培尔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也断送了法国兴旺发达的前途，其结果影响到以后的世世代代。因为英国的强大海军，在一次接一次的战争中席卷了各大海洋，通过艰苦奋斗确保了这个岛屿王国的财富不断增长。与此同时，使法国贸易的外部资源干涸，其必然的结果是使法国遭难：从路易十四开始的这种错误政治路线，在其继承者的年代里，使法国在印度大有希望的前景给毁掉了。  

这期间，英国和荷兰这两个海洋国家，尽管用猜忌的眼光注视着法国，但是他们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并且还在不断加深。在查理二世的精心策划下，这种恩怨导致了英国和荷兰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真正原因无疑是贸易上的妒忌，但是冲突的直接原因起源于两个贸易公司之间的利害冲突。敌对行动开始出现在非洲西海岸。1664年，英国的一个分舰队在那儿夺得了荷兰的几个停泊地之后，驶向了新阿姆斯特丹（现在的纽约），并将其占领。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1665年2月正式宣战之前。这次战争无疑在英国是倍受欢迎的，蒙克一语道出了英国人的天性，据报道他曾说过：“不管出于哪种原因，这都无关紧要。我们所需要的是荷兰现在所拥有的贸易。”无庸置疑，尽管各个贸易公司都主张战争，但是北部七省联合体政府却尽量想避免战争，这是因为荷兰有才能的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是站在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微妙的位置上。他们依据1662年制定的防御条件要求法国给予支援。路易虽然批准了这种要求，不过，是极不情愿的。仍然很年轻的法国海军实际上没给荷兰以任何支援。  

图2 英吉利海峡和北海  

英荷两个海上强国之间的战争几乎全部是在海上进行的，并且具有所有海战的总的特点。他们共进行三次较大的海战，第一次是1665年6月13日，在诺福克海岸的洛斯托夫特外海；第二次是1666年6月11日-14日，有名的“四天海战”，是在多佛尔海峡进行的，该海峡常被法国作者称之为加莱海峡；第三次是1666年的8月4日，在北福兰角外海。英国在第一次和第三次海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二次海战对荷兰有利。我们只详细叙述第二次海战，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份详尽，连贯的可以清楚、准确地描述这次海战的报道。在这些海战中都有一些要点，研究这些要点比研究某些过时的战术运动细节，总的说来更适用于现在。  

在洛斯托夫特外海的第一次海战中，荷兰舰队司令奥普达姆，看来不是一名海员，而是一名骑兵军官，他受领的战斗命令非常明确；但是，却没有交给他作为舰队司令在战场上随意调动部队的权力。内阁通常都非常喜欢这样干预陆上指挥官或海上指挥官的指挥权力。一般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灾难。路易十四时期，最伟大的舰队司令图尔维尔由于受到干预，被迫否定自己的判断，使全部法国海军遭难。一个世纪之后，英国海军将军基思由于执行他生病在港内的顶头上司的强制性命令，又使一支较庞大的法国舰队逃脱了他的攻击。  

在洛斯托夫特海战中，荷兰舰队的前卫败退了，不久接着，荷兰舰队主队，奥普达姆分舰队中的一位年轻的海军将军阵亡，舰员们惊慌失措，从军官手中夺取了指挥权，退出了战斗。随后，12艘或13艘战舰也离开了，使荷兰战列线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这件事情再次说明了荷兰舰队缺少严明的纪律，军官们的风气不佳，尽管这个国家的人民有良好的作战素质，尽管在荷兰人民当中确实有比英国舰长更好的海员。荷兰人天生的坚定不移和顽强不屈，不能完全弥补那种职业自豪和军事荣誉感，而这些恰是一个健全的军事机构要鼓励达到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普遍的感觉几乎也是茫茫然，官兵的个人勇敢和整个军事成效之间，没有什么衔接措施。  

奥普达姆看到了战斗越来越对他不利，似乎觉得已经陷入了绝境。他企图咬住英国舰队司令，当时英国国王的弟弟，约克公爵的旗舰厮杀。但是，他失败了，在其后所进行的拼死的斗争中，他的座舰发生了爆炸。接着，荷军的3艘（有一份报告说是4艘）战舰彼此相撞，并被英军纵火船烧毁；其它3艘或4艘战舰也随之逐一被毁坏。当时荷兰舰队乱作一团，他们开始在冯·特龙普的分舰队掩护下撤退。冯·特龙普是共和政体时一位有名的曾驾驶一艘桅杆上只悬挂一把扫帚的船驶过英吉利海峡的老舰队司令的儿子。  

在这次海战中，我们已看到了纵火船起到了异乎寻常的作用，与1653年相比，其作用更可靠了，尽管在这两次战争中，它们都是舰队的附属成分。表面看来，纵火船的作用非常类似于现代海战中鱼雷巡逻艇所起的作用。主要的相似点是它具有极其猛烈的攻击能力，船体都较小，实施攻击要求具备许多条件。主要不同点是现代舰船具有相对的可靠性，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装甲舰优于老式战舰，使其易于操纵；鱼雷给敌舰造成的损坏有瞬时性，它的攻击在瞬息之间即可确定其成败，但是，纵火船要达到目的则需要一定的时间；鱼雷和纵火船都是彻底摧毁敌舰，而不是使其丧失活动能力或者使其降服。正确评价纵火船的作用，和研究使纵火船获得最有成效的环境以及纵火船消失的原因，可能有助于一些国家作出是否完全用鱼雷巡逻艇装备其舰队的决定。  

一位一直从事法国海军史料研究的法军官指出，纵火船作为舰队的一种武器，首次出现于1636年。  

不管是专门为这种目的建造的，或者是从其它舰船改装成适于遂行专门任务的纵火船，都有一种特殊的装备。其指挥权交给非贵族出身的船长。船员有5名下级军官和25名海员。通过安装在帆桁上的铁钩一眼就可将其辨认出来。18世纪初期，纵火船的作用已逐渐减少。最后，由于它的航行速度慢，拖累了整个舰队的速度，而且使队形展开复杂化，因此它在舰队中消失了。由于战舰船体不断增大，使它们与纵火船在一起协同作战已日趋困难。另一方面想把纵火船同战舰放在一起组成既拥有进攻又拥有防御的各种装备的几个组的想法早已被放弃了。组成迎风行驶的战列线时，通常把纵火船部署在二线位置上，距敌舰最远达1.5海里，这样他们越来越不适宜完成其任务。1704年马拉加之战开始后，很快制定出来的正式计划，说明了纵火船在这次战斗中的地位如保罗·霍斯特所主张的完全一致。最后一点是弹体内装有炸药的爆炸弹的使用，可以使舰艇更容易更迅速起火，爆炸弹是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被用到舰上去的，尽管普遍使用它的时间要更晚一些，但是它的使用最终使纵火船在海军装备中消失了。[原作者注：古热尔的著作：《海战》。] 

那些精通理论，并熟悉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有关舰队战术和武器这个题目的人们，根据以上所作的简要介绍，将会清楚地认识到长期废弃的舰种进行论证中的某些思想并没有过时。纵火船从被它“拖累了速度”的舰队中消失了。在坏天气里，较小舰船的速度总是较慢。现在，据我们所知，在中等海浪的海洋里，鱼雷艇的速度将从20节降到15节以下，航速17节至19节的巡洋舰就能逃脱正在追击它的鱼雷艇，并且能将鱼雷艇置于它们的机枪和舰炮射程之内。这些鱼雷艇如果进行远洋航行，“并且设想无论在什么样的天气里它们都能坚持在海上活动，但是在一艘110英尺长的鱼雷艇上，即使海上天气非常好，据说也是极不舒服的。高温、噪音和发动机的快速振动使人难以忍受。举炊似乎不成问题，但是，据说即便食物烹调的有滋有味，几乎也没有人能够品尝。在这样的条件下，加之鱼雷艇的快速运动，要得到必要的休息几乎也是不可能的。”有人主张建造较大的鱼雷艇，但是在恶劣的天气里，它依然存在着降低速度的可能，除非使鱼雷巡逻艇的艇体逐渐增大，以致使它们除装备鱼雷外，还能装备更多的武器。与纵火船一样，小型鱼雷巡逻艇会使它们所加入的舰队的速度受到拖累，并使舰队难以进行队形变换。[原作者注：上面这段文字写成之后，1888年英国秋季演习的经验已证实了这个陈述；要求任何试验都要确立一种不言而喻的事实是没必要的。]我们已经知道，由于使用了爆炸弹和燃烧弹，加快了纵火船被淘汰的速度。所以，为了从事远洋作战，把鱼雷安装在较大一级的舰艇上，来取代单一用途的鱼雷巡逻艇，不是不可能的。直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纵火船仍然用来攻击锚泊的舰队；同样，鱼雷艇在港口近距离之内进行攻击通常也总是有效的。  

 200年前，海军实践的第三阶段，在我们所引用的摘录里，提到了一种在近代讨论中大家都很熟悉的概念，即编队。“把纵火船和战舰放在一起组成几个编队，每个编队都具有进攻和防御的所有手段”，这种想法过去曾一度被采纳过，据我们所知，后来它被放弃了。将一支舰队里的舰艇分成二组、三组或四组，使它们专门活动在一起，目前在英国是倍受欢迎的；而法国却不太喜欢，并且遭到了强烈反对。这类由任何一方大力提倡的问题，在没有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之前，不能由一个人的判断来决定。但是，它可以说明在一个组织较好的舰队里实施两级指挥都是很自然的，也是必要的，即不能取消，也不能小看。这种两级指挥，其中一级就是把整个舰队作为一个单位来指挥。而另一级就是将每艘舰艇作为一个单位，由舰长自己来指挥。如果舰队的建制太大不适于一个人指挥时，必须把它分开，所以，在战斗最激烈时，被分开的两支舰队，实际上是执行一个共同的任务。正如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的重要命令中说道：“二级指挥，在了解了我的意图之后（‘之后’两字上打上加重号，可以明确地说明舰队司令和二级指挥的职能），将全面指挥他的战舰，对敌人实施不断地攻击，直到他们被俘或被摧毁。”  

当前，由于每艘装甲舰的体积庞大，造价较昂贵，因此舰队里的舰艇不会太多，所以不必再进行分级指挥。但是，不管是否实施分级指挥，都不影响分组的问题。如果只注意构成理论的原则，而不管这些特殊的编组所呈现的表面上的战术不灵活，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原来的舰队司令和各舰舰长的两级指挥之间，是否会出现第三个人为的指挥机构呢？这个人为的指挥机构一方面能部分代替舰队司令实施指挥，另一方面可部分节制舰长的指挥权限。还有一个困难是由于狭义的支援原则所引起的，尤其是对于作为分组依据的特种舰船的支援原则。由于舰长要注意与特种舰船保持一定的关系位置，当他不再能看到信号时，他要履行对自己舰艇和对整个舰队负责的职责就更加困难了。这些特种舰船必须适时到达非常突出的位置，以便使舰长能看到它。这种分组在古代曾经作过试验，但是没有经过实战检验，后来就无人再提分组之事了。过去这种分组的形式今后是否会有人重新采用，时间将给予回答。在结束这个题目之前，还可以提一下，舰队的航行队形相应于陆军的便步行军，是一种松散分组编队队形。这种编队有它一定的优点，采用这种队形各舰不需要严格保持准确的位置。对于舰长和甲板上的军官们来说，要使自己战舰昼夜严格保持准确的位置必然是一项极度劳神的工作。但是，除非一支舰队在战术协同上已具备高超的精确性，否则决不能保持这样一种航行队形。  

我们再回到纵火船和鱼雷艇的问题上。人们经常这样说，鱼雷艇通常总是在敌对舰队双方都实施轻率攻击之后形成的混战中才能发挥作用。那种烟雾和混乱时刻是鱼雷艇实施攻击的最好时机。听起来这种说法好象很有道理，鱼雷艇的活动能力是纵火船所不具备的，而两支舰队之间的混战却不是纵火船攻击的最好机会。这里我们引用另一名法国军官的话，他在新近出版的期刊上非常清楚地论述了英荷之间的海战，他的论述是很有启发的。他说：  

不是阻止纵火船直接参战，因为它们在1652年战争的几次混战中是无用的或几乎是无用的；但是从最近分舰队活动的规律和效果来看，似乎相当有利于纵火船。纵火船在洛斯托夫特海战、加莱（多佛尔）海峡海战和北福兰角海战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战列舰保持了较好的队形，确实使纵火船得到了火炮的有效保护；也使纵火船能比从前更有效地向着一个确定无疑的目标挺进。[原作者注：夏伯-阿尔努尔：《1885年海军与殖民地军队人数和装备的核查》。] 

在1652年的混战中，“可以说，纵火船是单枪匹马在行动，偶尔找到一艘能与之格斗的敌舰，要冒犯错误的危险，由于不能防御敌舰炮，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它不是被敌舰炮击沉就是被烧得完全无用。现在1665年，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纵火船要攻击的敌舰被清楚地指出了，目标明确之后，它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它在敌战列线中所占据的比较固定的位置。另一方面，自己分队的舰船能够看到它，并且可以护送它至尽可能远的地方，并可用舰炮对其全部航程提供掩护。如果进攻的企图很快被敌舰察觉，而使攻击失败时，可在其燃烧之前离开它。很明显，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作用经常也是不可靠的（不能有另外的选择），但是较之过去，它获得了更多的成功机会。”这些有教益的评论，大概还需要一些有限定的，或附加的说明，这就是当敌人的队形混乱，而你自己的舰队仍然能保持着井然有序的队形时，才会提供进行猛烈攻击的最好机会。这位作者继续追述纵火船的消失：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纵火船的重要性已达到了极限。这种重要性将逐渐减少。当舰炮的性能变得越来越完善，它的射程、命中率、射速都获得不断提高时；[原作者注：近来速射舰炮和机枪的发展，以及口径的不断增大，和由此而使射程和穿透力获得进一步增大，再现了上述阶段的发展周期。]以及舰型不断改进，舵效更好，航行能力更大更可靠，使其能够躲避进攻他们的纵火船时，纵火船也就在公海交战中不再出现，它本身也随之而消亡了。最后一点，那时的舰队象胆怯似的，熟练地按战术原则行动，这种战术将会在一个世纪之后的美国独立战争的全过程中占主导地位，那时舰队为了不破坏他们的理想的有规律的战斗队形，将会避免近战，而把决定战斗命运的任务交给了舰炮。  

在这个论述中，作者考虑到了主要的特点，它既有助于说明纵火船的作用，同时也提示了1665年的战争在海军战术史上的特殊意义。在这次战争中，首次发现迎风航行战列线无可争辩地被选定为舰队作战队形。显而易见，当这些舰队像往常一样有80至100艘舰船组成时，无论这种战列线是连贯的，还是间断的，每当急需时都不能很好地组成；但是不管实施的多么不尽人意，总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发展这种战斗队形的荣誉大概应属于约克公爵；后来应属于詹姆斯二世[投笔从戎注：此处译文有误，按英国海军统帅约克公爵是国王查理二世的弟弟，查理死后登基为英国国王，称詹姆斯二世。]。至于改进的功劳应归于谁，对于今天的海军军官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从大型帆船及其舷炮的诞生，到系统地采用最适于发挥舰队全部威力进行相互支援的战斗队形，经历了如此长时间，与此期间有教益的事实相比，确实是无足轻重的。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掌握了问题的一些要点，并且了解了最后得出的结论，似乎得出这种结论是很简单的，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为什么当时一些有才能的人需要如此长的时间才能理解它呢？其理由——对于今天的军官来说是很有教益的——无疑与现时作战队形仍处于这种不确定的状态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就是在荷兰人还没有遇到能与他们在海上相匹敌的英国人之前，虽然战争已不可避免，但并没有使荷兰人下定决心。导致组成战列线的一连串想法是很明确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尽管海军官兵对这个问题了如指掌，但是在这里还将引用前面那位作者的一些话进行阐述：  

随着战舰动力的不断增大，航行能力和作战能力的不断完善，使用舰艇的艺术也同样有了长足的进步……随着海军展开和机动愈加熟练，其重要性也日益增加。海军进行这些活动需要基地，他们从基地起航，然后再返回那里。一支舰队必须始终处于战备状态，以便随时迎敌。因此，从逻辑上来看，舰队离开基地就要求保持战斗队形。自从单层甲板桨帆战船被淘汰后，在每一艘战舰上的所有火炮几乎全都安装在舰舷上。从此以后，在战斗中始终必须将舰舷对着敌人；另一方面友邻舰必须不能妨碍其观测敌舰。因此只有一种队形能够充分满足同一个舰队里各舰船的这些要求，那就是舰队成单纵队。就这样，这种战列线被用来作为唯一的作战队形；随后又被用来作为所有舰队战术的基础。为了使这种战斗队形，这种长长的舰炮成一字排列的战线，不致在某一薄弱点上被破坏或被突破，因此，必须由即使不是力量相等，至少也是舷炮火力强度相等的战舰组成同一条战列线。这样，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是，在战斗队形被限定采用单纵队的战列线的同时，必然形成了战列舰与轻型战舰之间的区别，战列线必须由战列舰来组成，由轻型战舰只能用于其它用途。

除此之外，如果我们能进而考虑导致战列线成为迎风航行的战斗队形，那末我们的问题就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但是这一连串的推理，250年前与现在一样非常清楚，为什么这个问题要用那么长的时间才得以解决呢？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由于过去的传统——那时的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作战传统——已经支配并且扰乱了人们的思想，更主要的是人们太懒惰，不愿意探索那个时代的基本事实，也不愿意发展建立在这些基本事实基础之上的作战理论。作为有远见的，认识到了形势的根本变化，并且预示了其结果的一个罕见的实例，是法国海军的拉布罗斯将军于1840年所写下的最富有教育意义的话。他说：“感谢蒸汽，给了舰船快速向四面八方运动的能力，以致使撞击的作用，如从前一样，有可能，甚至必将取代抛射武器，并且再不需要熟练的机动测算。金属撞角只会有助于加快舰艇的速度，而不会有损于它的航海性能。只要一个国家已经采用了这种可怕的武器，处于明显劣势的其它国家也会随之采用。于是乎，海战将成为金属撞角对金属撞角的战斗。”一方面我们要避免无条件地迷信作为当代主要武器的金属撞角，实际上法国海军已经将其舍弃了。但另一方面可以把上述简要的论证看成是很好的研究方法，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未来的战斗队形，会取得很好的结果。一位法国作者在评论拉布罗斯的文章时说道：  

从1638年建造“王冠”号算起，到1665年，从适合于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横队战斗队形到单纵队战斗队形，这27年对于我们的前辈来说是极其宝贵的，从1830年第一艘蒸汽舰加入我们的舰队，到1859年由于建造了“索尔费里诺”号和“马让塔”号产生了逆转的变革，确定了运用金属撞角的原则，我们用了29年的时间。的确如此，真理总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见到光明……这种变化不是瞬息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新的舰艇需要时间去建造去装备，更主要的是新的动力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没有引起绝大多数人的注意，这是令人痛心的。[原作者注：古热尔：《海战》。]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1666年6月非常著名的“四天海战”。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不仅是因为双方有众多的战舰参加了这次海战，也不仅是因为在这场连续四天的激烈战斗中，人员能保持如此落吧的体力，更主要的是指挥这场海战的双方舰队司令蒙克和德·勒伊特，他们都是优秀的海军将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17世纪英国和荷兰杰出的海军统帅。在英国海军编年史上，蒙克的地位可能仅次于布莱克；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德·勒伊特是第一流的人物，不仅在荷兰海军中，而且是他那个时代所有海军军官中的第一流人物。下面的叙述主要摘自近期的《海军与殖民地军队人数和装备的核查》，它是发表在这份刊物中的新近发现的一封信，它是一位志愿在德·勒伊特舰上工作的荷兰绅士写给他在法国的一位朋友的。他的叙述非常清楚，也很真实，他所讲的在以前的战斗叙述里从未有发现过；更令人满意的是，在吉什伯爵的回忆录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论述。他也是志愿在德·勒伊特舰队里服务的，并且他是在他自己的战舰被纵火船烧毁后，到德·勒伊特舰上去的。他的叙述在一些主要细节方面证实了前者的叙述。这种额外的收获，美中不足的是，在这两篇文章里，发现某些句子雷同；在进行一些比较之后，说明两篇文章叙述的内容不能看成相互无关的。但是两篇叙述内在的不同点，又说明这两个叙述是由两个不同的见证人提供的，这是完全可能的。这两个不同的见证人，在把他们的叙述送给他们的朋友之前，或者是在写入他们的航海日记之前，进行了核实并进行了修改。  

参加“四天海战”的两支舰队的战舰数是：英国约为80艘，荷兰约为100艘；这种数量上的不相称，由于英国许多战舰船体较大得到了一定的补偿。战斗之前，伦敦政府犯了一个较大的战略性错误。英国国王得知一个法国分舰队已经驶离大西洋前来与荷兰舰队会合，便立即把其舰队一分为二，派遣20艘战舰，由鲁珀特王子指挥西行去迎击法国分舰队，其余的在蒙克指挥下，到东边去对抗荷兰舰队。  

英国舰队当时所处的位置，受到两面遭受攻击的威胁，给指挥员提出了严峻的考验。英军遭受的压力很大，为对付两个方面的进攻，是否要象英王查理所做的那样，把自己的力量一分为二呢？事实上，除非具有绝对优势，否则一分为二只能是一种错误，它使两个部分都处于挨打的地位，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实际上这种态势在战斗中已经出现了。开始两天，由蒙克指挥的英国较大的分舰队遭到惨败，然后被迫撤回鲁珀特；这种及时撤退也许能使英国舰队免遭严重损失，或至少避免被封锁在他们自己港内。140年之后，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之前，在比斯开湾进行的令人激动不已的战略性运动，英国舰队司令康沃利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将其舰队一分为二，使他们之间不能进行相互支援。拿破仑当时把它描述为愚蠢行动的典型。这个教训在所有各个世纪都是一样适用的。  

荷兰舰队乘有利的东风向英国海岸驶去；但是，后来风向由东转向西南，天气不好，风很大，德·勒伊特避免被风吹的太远，锚泊在敦刻尔克和唐斯之间。[原作者注：请看图2，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地图。]然后，他又令舰队向西南南航行，前卫部队位于右侧，而原来队形的后卫指挥特龙普位于左翼。由于某种原因，左翼位于最上风，由德·勒伊特指挥的中央主队位于下风，而右翼的前卫部队又位于中央主队的正下风。[原作者注：参阅图3，1666年6月11日态势I，图中V为前卫；C为主队；R为后卫。在这一海区进行的战斗中，荷兰舰队的队形被颠倒了，所以实际上的前卫应该是后卫。由于这次英荷海战双方参战的战舰数量较多，不可能在图中清楚地标明每一艘战舰。本图中的每一艘战舰标号都代表一组数量不等的战舰。]这就是1666年6月11日白天，荷兰舰队的阵位部署。尽管不是明确说明是这样部署的，但是，从整个叙述来看，这种部署是可能的，总的来看，荷兰舰队的队形不是很理想的。  

  

图3 1666年6月11-12日英荷两国海战  

那一天早晨，仍在锚泊的蒙克了解到荷兰舰队处于下风，尽管他自己的舰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他仍然决定立刻发起进攻，希望通过保持上风的有利条件，尽量使自己在最好的条件下投入战斗。他一直沿荷兰舰队的右舷戗风航行，与荷兰舰队右翼和中央主队之间的距离超出了舰炮的射程，最后与特龙普指挥的荷军左翼并肩航行。当时蒙克率领的战舰足有35艘；但是，后卫已经分散开，并且逐渐远离主队，这是一些长的纵队易于出现的毛病。蒙克率领35艘战舰一起转舵迎风驶向已砍断锚链也在右舷戗风航行的特龙普指挥的前卫（V′）。就这样交战双方的两条战列线一同驶向法国海岸，海风使战舰倾斜，以致使英军不能使用低甲板舰炮（态势II，V″）。荷兰舰队的主队和后卫也砍断锚链（态势I，C′）并随之进行运动，但是由于仍然位于下风，一段时间内不能进入战斗。正在这个时候，一艘较大的荷兰战舰，脱离了舰队并遭到了攻击，最后被烧毁。德·吉什伯爵很可能就在这艘舰上。  

在荷兰舰队驶近敦刻尔克时，英国舰队也驶近那里，很可能他们是一同前往的。因为，在英国舰队调转航向，先向北然后向西行驶时，原来的前卫部队遇上了德·勒伊特亲自指挥的荷军主队，并受到了猛烈攻击（态势II，C″）。这种命运本来很可能是落在后卫的头上，因为同时进行调转航向已使原来队形的位置颠倒了。这样，英国参战的舰船已位于下风处，这样使德·勒伊特能够追上他们。在这里英国两艘旗舰失去了战斗能力，并且被切断了退路，其中一艘“快速”号在年仅27岁的海军中将阵亡之后，投降了。一位当代作者骂道：“伯尔利中将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尽管他的战舰脱离了战列线，遭到敌人的围攻，舰上大批人员被杀，他的舰失去了活动能力，荷兰人从各个方向强行登舰，但他仍然独自继续战斗，亲手杀死了一些荷兰人，并且不接受宽恕，直到最后一发步枪子弹打中了他的喉咙，他退出舰长室，平躺在一张桌子上，全身几乎都是血，死在那里。”另一名被分开的英国将军，也同样相当勇猛，但是结果却比较幸运。他的事迹尽管不那么有教益，不过也是值得引用的，因为它生动地描述了那个时代的激烈战斗的场面，并为那种枯燥乏味的详细叙述增添了一些情趣。  

由于他的舰在很短的时间内失去了战斗能力，敌人的一艘纵火船钩住了它的右舷。经过他的海军上尉的几乎难以令人置信的努力之后，这艘舰又重新获得了自由。海军上尉在烈火中取下钩住它的铁钩，并且大摇大摆毫无损伤地回到了舰上。荷兰人决心摧毁这艘时运不济的英舰，派第二艘纵火船钩住了它的左舷，这一次比第一次成功得多，帆布即刻起火，乘员惊恐万状，50名船员弃舰跳水。海军将军约翰·哈曼爵士看到这种混乱的情景，便手握出鞘的剑，在余下船员中来回奔跑，威胁道，“谁敢首先弃舰，或不竭尽全力灭火，即刻处死。”船员们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控制了火势；但是由于多数帆缆被烧，一个中桅帆桅桁掉下来，打断了约翰·哈曼爵士的腿。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第三艘荷兰纵火船又准备钩住它，但是，还没等它完成任务就被舰炮击沉了。接着荷兰海军中将埃弗森向其逼近，并声称给其宽恕，可约翰·哈曼爵士回答道：“不用！不用！还不到那种地步。”他用全部舷炮向其齐射，打死了这位荷兰指挥官。此后，失去指挥的荷兰舰队全部转向撤退了。[原作者注：坎贝尔：《海军将军们的传记》。] 

在我们引用的这段叙述里，报道了英国损失2艘旗舰，其中一艘是被一艘纵火船烧毁的，这是意料之中的。那位作者继续写道：“英国主将仍然继续左舷戗风行驶，当夜幕降临时，我们能看到他非常得意地率领其战舰通过了‘北荷兰’和‘西北岛’中队（原来的前卫，现在成了后卫）。这两个中队从中午到天黑一直处于下风，所以没能与敌人接触（态势II，R″）。”蒙克的进攻，作为一种大战术[译者注：某些西方国家军事学术用语，也称小战略，其内容相应于我军的战役法。]其作用是很明显的；并且与纳尔逊在尼罗河的大战术极其相似。由于蒙克及时看出了荷军队形的弱点，采用了使其敌人只能将部分兵力投入战斗的方法，攻击了一支庞大的优势部队。尽管英军实际损失惨重，但是他们获得了崇高的威望，并且已经在荷兰人的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和妒忌。目击者继续写道：“战斗继续到晚上10时，敌我双方交织在一起，很可能是两败俱伤。从叙述中我们将会注意到英军在这一天里的成功和不幸，这不幸是由于他们兵力过于分散，战列线太长造成的。对于这些我们不能象从前那样，为了节省时间和篇幅将其放过。蒙克的错误，是没能较好地使其舰船集中在一起。”也就是说没有缩小舰与舰之间的距离。评论是公正的，但对他的批评有些牵强附会。在这样长的一支帆船纵队里，战列线中出现缺口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正是蒙克进行战斗时想要利用的机会。  

英国舰队远离海岸，左舷戗风向西或西北西行驶，并于次日返回重新进行战斗。荷兰舰队当时按正常队形，左舷戗风位于右边，率先向西航行，并准备占据上风。但是，因为英舰更适宜于戗风航行，并且因为他们训练有素，很快占据了上风位置。这一天英军有44艘战舰参战，荷兰约有80艘。许多英国战舰如前面所述，是比较大的。两支舰队相向接舷而过，英军位于上风。[原作者注：参阅图3，6月12日，态势I，V，C，R。]但是，位于荷兰舰队后卫的特龙普看到了他们的战舰组成了拙劣的队形，分成2行或3行，重叠在一起，相互妨碍射击，便逆风换戗占据了敌前卫的上风位置（R′）。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战列线太长，并且与他们舰队并行的英国舰队正偏离风向。“此时，位于荷兰舰队前卫的两位将军相距甚远，将其尾部（V′）暴露给英国人。德·勒伊特非常吃惊，企图予以制止，但是已无济于事，于是他不得不模仿他们的动作，以便使他所率领的分舰队聚集在一起；但是他这样做是为了使一些战舰聚集在他的周围，而位于前卫的一艘舰由于对其顶头上司不满，也加入了他的分舰队。特龙普当时的处境十分危险，英国舰队在中间把他同自己的舰队隔开了（这样的局面开始是由于他自己的行动，后来则由于前卫的行动造成的），如果不是德·勒伊特看到情况危急，命令他停下来，他的舰可能早已被摧毁了。”荷军的前卫和主队退向后卫，其航向与参战时相反。由于英国人唯恐德·勒伊特会占据他们的上风位置，并且因为他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不愿放弃已占据的上风位置，所以终止了他们对特龙普的持续进攻。特龙普和前卫的那些年轻将军的行动，尽管表明了不同的战斗热情；但是，他们的行动充分说明了在荷兰海军军官中，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观念还不强，并缺少已被指责过的作为一个群体的军事意识。当时在英国舰队中却不曾出现过这种迹象。  

德·勒伊特对他的上尉们的行动是多么敏锐，可以从特龙普在这次战斗之后登上他的旗舰时他的讲话中看出来。“特龙普一登上旗舰，舰员们就向他欢呼，但德·勒伊特说，‘现在不是高兴的时候，而应感到悲伤，’的确我们的处境很糟，各个分舰队各行其是，形不成战列线，所有的战舰乱作一团活象一群羊，这样聚集在一起，英国人就会用他们的40艘战舰把我们包围起来（6月12日态势II）。英国舰队的队形很好，但是它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不去利用这个有利条件都是不应该的。”无疑其原因与经常妨碍帆船利用有利条件的原因是一样的——残缺不全的桅杆、帆桁和帆缆使舰船丧失了战斗能力，使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舰队不适于冒险进行一次决定性战斗。  

尽管德·勒伊特遭到英国舰队猛烈地攻击，但他仍能够把他的舰队拉出去，并重新组成战列线。两支舰队再次相向而过，荷兰舰队位于下风，德·勒伊特的旗舰位于其纵队的最后，在他的舰通过英国舰队后卫时，失去了主一接桅和主帆的桅桁。在再次遭遇进行局部战斗之后，英国舰队向西北方向他们自己的海岸驶去，荷兰舰队跟随其后。风向仍然是西南，但是风力很小。当时英国舰队完全处于撤退之中，荷兰舰队追踪活动持续了一整夜，由于德·勒伊特的旗舰没有主一接桅和主帆桅桁航行缓慢，远远落在后面。  

第三天，蒙克继续向西撤退。据英国人报道，他烧毁了失去战斗能力的战舰，把受伤严重的战舰调至前面，而他自己和那些仍然能战斗的战舰成为舰队的后卫，对蒙克当时掌握的舰船总数报道众说纷纭，按英国报道为28艘或16艘（图4，6月13日）。英军一艘有90门舰炮的最大最好的战舰“王家亲王”号搁浅于格洛泊浅滩，并被特龙普俘获（图4，a）；但是，蒙克的退却是从容不迫，井然有序的，没受到任何干扰。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荷军的损失也一定是很惨重的。接近黄昏时，德·勒伊特的分舰队接近了；而英国的所有舰船，除了在战斗中负伤不能正常航行的，最后终于都集中到一起了。  

  

图4 1666年6月13-14日英荷两国海战  

次日，刮起了西南大风，使荷兰舰队处于上风位置。英军取消了原打算相向航行的计划，依靠其舰船的速度和技巧从尾部赶上来。这样就使交战全部在左舷进行，英军处于下风[原作者注：图4，6月14日态势I，E、D。]。荷军由于没有很好地运用其纵火船，所以也没有对英国舰队造成任何损害，而英军却烧毁了2艘荷兰战舰。就这样两支舰队继续向前行驶，相互进行长达2小时的舷炮射击，最后大部分英舰通过了荷军战列线。[原作者注：态势I，V、C、R。这样结果可能主要归于英国舰船具有较好的顶风航行能力。也许应更准确地说荷兰舰队随风漂流，使他们从英国战列线的前面漂到了后面。]所有有规律的队形都不存在了。目击者说“此时，前景叵测，因为我们的战舰和英舰都被分散开了。但是，幸运的是围绕着德·勒伊特将军的绝大部分战舰仍然位于上风，而英军司令周围的大部分战舰仍位于下风（态势I和态势II，C和C′）。这就是我们获胜他们失败的原因。我们的德·勒伊特率领他自己的分舰队和其它分舰队的舰船共35艘或40艘，因为各个分舰队都分散开来了，根本无什么队形可言。其余的战舰已经离开了他，前卫分舰队指挥官范尼斯率14艘战舰追赶3艘或4艘英舰，英舰利用满帆曾占领了荷兰舰队前卫的上风（态势I，V）。特龙普和其后卫分舰队已经处于下风，并且不得不跟在范尼斯的后面（位于德·勒伊特和英军主队的下风处，态势I，R），为重新与舰队司令会合，只能绕过英军主队。”德·勒伊特和英国主队之间的激烈交战仍在继续，并一直持续不断地逆风换戗行驶。特龙普已张帆赶上了范尼斯，并使其担任前卫的各舰调转航向加入范尼斯的分舰队（V′、R′），但是，由于英军主队不断地沿锯齿形折线逆风换戗行驶，使特龙普和范尼斯始终位于英军主队的下风，不能与位于上风的德·勒伊特会合（态势3，V″、R″）。德·勒伊特看到了这一点，向其周围的舰船发出信号，命令主队乘着当时强劲的风力离开（态势3，C″）。“很快发现我们已经插入英国舰队的中间，遭到夹击的英军，看到由于我们的行动和当时刮起的大风把他们的队形完全打乱了，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这是最激烈的战斗（态势III）。我们看到了英国舰队的高级将领与他的舰队分开了，跟随他的只有一艘纵火船。由于他占领了上风，并通过了‘北荷兰’分舰队，使其再次位于重新聚集起来的15艘或20艘战舰的前面。”  

这场大海战就这样宣告结束了，它的某些方面是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并且也是过去的海战所罕见的。在众多的相互矛盾的报道中，我们只能对海战的结果进行估计。一份较公正的没有偏见的报道说：“荷兰在战斗中失去了3名中将，2000名士兵和4艘舰船。英国有5000名士兵丧生，3000名被俘；除此之外，他们损失17艘舰船，其中9艘被荷兰人俘获。”[原作者注：勒凡弗尔-彭塔利：《让·德·维特》。]无疑英国人遭受的损失要大些，这完全是由于他们开始时向另一个方向派遣了一支较大的分遣队，削弱了舰队实力酿成了大错。有时敌人的一支大的舰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灾难；但是，在这次海战中不存在这种必然性。即使荷兰的同盟国法国舰队逼近了，对英军来说正确的方针应该住法军到达之前，用其整个舰队进攻荷军。这个教训，今天和过去一样适用。第二个教训可能同样适用于今天，即无论何时都需要完善的军事组织机构和制度，以灌输正确的军事思想、荣耀和纪律。英国开始的大错虽然导致了惨重的失败，但是，如果不是由于崇高的精神和娴熟的军事技术，使蒙克的下属能很好地执行其计划；如果不是由于荷军的部下对德·勒伊特缺少这种支援，英军的结局无疑会比现在更糟。在英国舰队进行调动时，我们没有听说有两个部属在紧急时刻逃跑；也没有人受不该有的热情驱使错误地驶至敌舰队的另一面。英国人熟练的技术和精确的战术，当时就受到了人们的注意。法国人戴吉尚在目睹了这次“四天海战”之后写道：  

没有什么可与英国舰队在海上的漂亮队形相比。也没有一条线比他们的战舰组成的战列线更直；所以他们能使所有的舰炮都对准那些靠近他们的敌舰……他们象一列训练有素骑兵完全按照条例进行战斗，并且能独自尽力迫使来犯者后退。反之，荷兰人则象那些离开了自己阵线的骑兵中队那样前进，各自为战地实施攻击。  

荷兰政府反对军费开支，它的非军事化状态，和长期以来由于轻而易举地战胜了衰败的西班牙海军所形成的轻敌思想，已使它的舰队完全沦为一种武装商船的集合体。克伦威尔时期，情况最糟糕。七省联合体吸取了上次战争的沉痛教训，在一位有才能的人的领导下，为改变现状已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当时还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  

法国海军的一位作者写道：  

 1666年与1653年一样，战争的好运看来倾向于英国一边。在三次较大的战斗中，英国人两次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三次战斗，尽管对英国不利，但也为英国海员增添了荣耀。这归功于蒙克和鲁珀特的机智勇敢，归功于部分海军将领和舰长们的才能，以及在他们领导下的海员和士兵们的娴熟的技术。北部七省联合体政府所做的英明和卓有成效的努力，以及德·勒伊特不可否认的胜过他的一切对手的丰富的经验和才能，仍然不能弥补荷兰部分军官的软弱和无能，不能弥补在他们领导下的士兵们的明显的自卑。[原作者注：夏伯-阿尔努尔：《1855年海军与殖民地军队人数和装备的核查》。] 

正如以前曾说过的，英国仍然受克伦威尔铁腕统治对它的军事组织机构及其制度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已经越来越淡薄了。蒙克在下一次与荷兰的战争之前去世了，接替他的是蹩脚的骑士鲁珀特，宫廷的奢侈如同吝啬的市长一样，削减了海军装备，宫廷的腐败破坏了纪律，当然也不会关心贸易。其结果在六年之后，当这两个国家的舰队再次交战时，就看得非常清楚了。  

当时，在所有的海军中都存在一个众所周知的特征，对此我们需简要地评论一下，因为人们未必能看到或不能全面地看到它的正确意义和作用。这就是舰队的指挥和单舰的指挥常常交给陆军，交给不熟悉海洋和不知道怎样操纵舰船的军事人员，他们又把操纵舰船的任务交给另外一类军官。仔细研究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它使作战指挥和舰船航行指挥截然分开了。这是事情的本质；不管舰船的动力是什么，其原则是一致的。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种体制带来的麻烦和低效率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逐渐地使这两种职能全部由一种特殊军官来承担。结果是产生了广为为人知的现代海军军官。[原作者注：这种变化的真实意义经常被误解，而且后来做出了错误的论断。这种变化不是新的职能代替旧的职能问题，而是在一种军事组织里必须维护军事职能对所有其它职能的必要的和必不可少的统治地位。]但不幸的是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不重要的职责占据了重要位置，起初海军军官感到更骄傲的是灵巧地操纵舰艇动力装置，而不是熟练地发挥舰艇的军事效能。当操纵舰队的目的达到后，对军事科学缺乏兴趣所产生的坏作用就全变得非常明显，因为在这时只有熟谙军事才能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事先进行学习，即便是对单舰的指挥也是如此。此后，特别是在英国海军里，海军的自豪已取代了陆军的骄傲。英国海军军官想的较多的是把自己比作商船船长而不是使他成为类似富有军事经验的人。在法国海军里，这种情况并不普遍，这可能是由于政府具有较强的军事思想，特别是贵族阶层，军官的位置是为他们设置的。对法国海军军官来说。他们交往的全部都是军人、他们的朋友都把战争看成是出身高贵者的终生事业，因此，他们不可能只想到帆和帆缆，而不想到舰炮或舰队。而英国海军军官的出身是各种各样的。作者认为他们的来源比麦考莱[译者注：麦考莱（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作家、政治家。]的名言里描述的还要多：“在查理二世时代的海军里，有海员，有绅士；但是海员不是绅士，绅士也不是海员。”问题不在于有或没有绅士，而在于在当时的情况下，绅士是军事团体中的卓越成分；在英荷战争之后，海员逐渐加入了绅士的行列。随着海员加入绅士行列，这种不同于单纯勇敢的军事气氛和精神亦离开了部队。传记作者霍克爵士说道，甚至“像威廉三世的海军将军赫伯特和拉塞尔的家族成员们，确实都是水手出身，但是，他们只能在选定这种能吃苦的水手们的狂暴的生活方式时，才能使他们自己坚持下去”。法国人的民族特点使他们作为海员是不称职的，但是作为军人他们是优胜者，这不是指勇敢，而是指技能。至今上述这种倾向仍然很流行；在拉丁美洲国家的海军里，对轮机驾驶不象对军事职能那样看重。法国人的特点是办事认真，具有较好的组织能力，这就有益于使法国军官，只要他不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人，他就能以一种合乎逻辑的方法，去考虑和发展战术问题；使他们自己不仅只作为一名海员，而且还要作为一名军事人员操纵舰队。虽然美国独立战争是一部令人痛心的政府忽视海军的历史，但是结果表明首先是军事人员，尽管作为海员的资历不如他们的敌人，但是他们在战术运用上完全能与其敌人抗衡。实际上，在操纵舰队方面他们处于优势。前面已指出了法国指导其舰队的错误理论，他们在作战活动中，不是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而是为了保存自己的舰船，尽管法国人的战术运用能力被用于错误的战略目的上了。但是这并不影响军事人员在战术运用上优于海员的事实，对荷兰军官的主要来源确实没有报道过，虽然1666年英国海军历史学家说过，荷兰舰队的大部分舰长是有钱的市长和镇长们的儿子，为了政治原因，他们被昔日的大市长安排在海军里，根本无经验可谈。1676年，当时法国海军最有才华的将军迪凯纳，在评论荷兰舰长们训练的严格性和业务的熟练程度时，与他自己的舰长相比，在言词中贬低了荷军的舰长。很多迹象表明，他们很可能是普通商船上的海员，几乎原本就没什么军事素质；但是国家和民众对失职军官的疯狂情绪和严厉惩罚，似乎已驱使这些完全不缺少个人勇敢的军官，意识到了所需要的军事忠诚和上下级之间的从属关系。他们在1672年的表现，已完全不同于1666年了。  

最后在结束对“四天海战”的研讨之前，还可引用另一位作者的话作为结束语：  

这就是四天血战，或加莱海峡海战，是近代最值得纪念的海战。它之所以值得纪念，实际上不是由于其结果，而是由于它的不同阶段的态势，是由于参战人员的勇猛，指挥者的大胆和技巧，和它赋予海战的新特点。更重要的是这次海战清楚地表明了，作战方式已从老式战法过渡到17世纪末叶的战术。我们好象首次能按计划跟踪交战双方舰队进行的主要活动。看来很明显，荷军像英军那样也已经有了战术手册和信号代码；或至少这种信号代码已经有了广泛而准确的书面细则。我们感到当时每一个海军将军手里都有自己的分舰队，连舰队司令在战斗期间都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他舰队里的各个分队。把这次海战与1652年的那些海战相比，一个明显的事实展现在眼前，即在这两个年代之间，海军战术已经经历了一次变革。  

这些变化使1665年的战争不同于1652年的战争。正如当今时代一样，舰队司令仍然认为，占据了上风位置对于他的舰队来说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是，从战术角度考虑，它不再是最重要的，甚至我们几乎可以说，这纯粹是一种偏见。现在舰队司令寄于最大希望的是使他的舰队尽可能长时间保持良好而紧凑的队形，以便战斗期间能协同作战和便于对各分舰队进行调动。请看德·勒伊特在“四天海战”[原作者注：夏伯-阿尔努尔：《1885年海军与殖民地军队人员和装备的核查》。]接近尾声时的情况，他曾费了很大力气占据了英国舰队的上风，但是为了使被敌人分开的舰队能够联合起来，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个有利的上风位置。后来在北福兰角外海的战斗中，荷军各分舰队之间的间隔太大；其后卫又不断撤离主队，因此，德·勒伊特痛惜舰队被分开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他在他的正式报告里确实是这样惋惜的。他甚至控告特龙普（他的私敌）通敌或胆怯，这是一种不公正的控告，但它说明了今后在战斗时注意把舰队重新组成一个严密的整体并长期保持这种状态，是极其重要的。  

这个评论就它指出的总的目的和趋势来看是正确的；但是，结果不象可以从其推断的那样圆满。  

尽管，英军在“四天海战”中损失惨重，但是使荷兰人意想不到的是只有2个月的时间，英国舰队再次出现在海上，并于8月4日在北福兰角外海进行了另一次激烈的战斗，使荷军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被迫退回自己的海岸。英国舰队紧跟其后，并成功地进入他们的一个港口。在港里，他们摧毁了一支较大的商船队和一个较重要的城镇。到1666年底，双方都对战争产生了厌恶情绪，战争既为双方的贸易带来了巨大损失，同时又削弱了双方的海军力量，而法国却从中渔利，使海上力量迅速发展。于是英荷双方开始寻求和平谈判，但因查理二世对北部七省联合政府没有好感，并且相信路易十四会不断对西属荷兰提出新的要求，以致会使荷兰和法国之间现存的联盟崩溃。查理二世鉴于荷兰在海上遭受惨败，提出了十分苛刻和傲慢的要求。为证明这种行动方针是正确的并继续坚持执行之，查理二世应该保存其舰队，随着舰队不断取得胜利，将会大大提高舰队的威望。但是，取而代之的是由于贫穷、铺张和他的国内政策，使他听任海军衰退，大批舰船被封存起来，他还欣然接受了一个迎合他吝啬作法的意见。这种意见在所有各时期的海洋史中，都曾有过一些鼓吹者，因此，我们应该在这里提一下，并给予评论。蒙克坚决反对这种意见。持这种意见的人提出：  

因为荷兰主要依靠贸易资助，其海军的给养也离不开贸易，经验已经表明损害荷兰贸易会极大地打击荷兰人，因此陛下应倾全力破坏荷兰的贸易，这样才能最有效地打击荷兰人的锐气，并且用以破坏荷兰贸易所需的经费要比每年夏天英国在海上保持这样强大的舰队少得多……[原作者注：坎贝尔：《海军将军传记》。] 

基于上述考虑，英国国王作出了一个不幸的决定，封存大部分舰船，只留几艘快速帆船在海上巡航。  

英国按照这种省钱的理论继续从事这场战争，其结果是使荷兰的州长德·威特能于头一年对泰晤士河口的水深进行了测量。1667年，他派出由60艘或70艘战列舰组成的一支舰队，由德·勒伊特指挥进入泰晤士河，6月14日，荷兰舰队上航至格雷夫森德，摧毁了位于查塔姆和梅德韦河里的英国舰船，并占领了希尔内斯。炮击的火光在伦敦市都可以看到。直到6月底，荷兰人一直占领着泰晤士河口。在遭受这种打击之后，以及其后形成的瘟疫和伦敦大火，使查理二世同意媾和，和约是于1667年7月31日签订的，这就是有名的《布雷达和约》。战争取得的较为永久性的结果是把纽约和新泽西割让给英国，从而把英国在北美洲北部和南部的殖民地连为一体。[译者注：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1667）结束时，在签订的《布雷达和约》中，英荷双方各有得失，英国放弃了对东印度群岛的所有要求，更改了《航海条例》，荷兰承认西印度群岛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并割让哈得孙河流域和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的殖民地给英国。] 

在重新研究各个历史时期总的进程之前，最好考虑一下，1667年使英国遭受惨重损失的这种理论，即主要通过损害敌贸易来维护海上霸权。这个只保留几艘快速巡航舰和一些不需要国家负担费用的私掠船，能长期节省开支的计划，看起来似乎是合理的，能够得到一些人的贪婪精神的支持。当然不可否认，这个计划会对敌人的财富和繁荣造成一定的损害，尽管战争期间，商船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悬挂外国国旗来掩护自己。这种战争法国人称之为捕获敌方商船，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摧毁贸易战。如果这种战争本身是成功的话，它必然给外国政府带来诸多麻烦，并使其人民遭受危难。但是，这种战争是不能单独进行的，用军事术语来说，这种战争必须得到支援，这种战争本身是不可靠的、瞬息的，因为它不能离开基地太远。这种基地必须是巡航舰的母港，若不然就是国家力量在岸上或海上坚实的前哨基地，一个远方的领地或一支强大的舰队。没有这种支援，巡航舰只能匆忙离开母港到不远的地方去，并且它所施予的打击虽然也能给对方造成麻烦和痛苦，但不是致命的。1652年克伦威尔强大的战列舰舰队执行的政策是把荷兰商船关闭在港内，并使阿姆斯特丹的街上长满了野草。1667年英国执行的政策却不是这样。荷兰吸取了失败的教训，经历了两次疲劳不堪的战争之后，一直在海上保持一些强大的舰队，尽管荷兰贸易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它挑起了与英国和法国联合作战的重任。40年之后，由于法国资财耗尽，路易十四被迫执行查理二世为了节省开支而采取的政策。当时法国较大的私掠船首领有吉恩巴特、福尔班、迪盖-特鲁安、迪·卡塞等，他们在海上很活跃。实际上，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1702-1712年）法国正规舰队已撤出了大洋。法国海军历史学家说道：  

由于不能更新海军装备，路易十四在法国经常活动的海洋上增派了一些巡航舰，特别向英吉利海峡和日耳曼海增派了巡航舰（大家会注意到这些地方都离本土不远）。在上述这些地方，巡航舰总是位于便于截击或拦阻装载部队和各种给养的运输船队的位置上。在这些海洋上，在世界贸易和政治的中心，巡航舰总能找到事干。尽管没有强大舰队的支援，使它们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是它们有利于法国和西班牙两国人民的事业。这些巡航舰面对着英国和荷兰的海上力量，需要靠运气、需要勇敢和技巧。我们的海员不缺少这三个条件，但是他们有什么样的头目和舰长呢。①[原作者注：拉贝鲁斯-邦菲斯：《法国海军史》。] 

另一方面，英国历史学家承认巡航舰使英国人民和英国贸易遭受了严重损失，他们在不时地严厉指责其政府的同时，也反复地提到整个国家日益繁荣，尤其是贸易更加兴旺发达。相反，在前一次战争中，从1689年到1697年，当法国把强大的舰队派至海洋上去争夺海洋霸权时，情况则截然不同。同一位英国作者在谈到那次战争时说道：  

就我们的贸易而言，我们确实遭受的损失很大，不仅大于法国（这从我们拥有众多的商船是能够料到的），而且比从前任何战争中的损失都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执行海盗作战方式的法国人的警惕性造成的。完全不用怀疑，总的来说我们的贸易损失已超乎寻常，我们的很多商船遭到了毁坏。[原作者注：坎贝尔：《海军将军传记》。] 

麦考利在谈到这一时期时说道：“在169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与地中海的贸易几乎全部中断。一艘离开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商船，如果没有保护的话，决不能安然无恙地驶抵世界各地，途中它肯定要遭到法国私掠船的劫掠。然而，商船却很难得到武装舰船的保护。”原因是英国海军舰船都用以执行监视法国海军舰船的任务，他们从监视法国巡航舰和私掠船转为监视法国海军舰船，构成了对摧毁贸易战的必不可少的“支援”。1696年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在谈到同一时期的英国时说道：“国家财政状况悲惨，资金匮乏，海上保险只有30%，实际上《航海条例》已中止执行，英国的海运被迫悬挂瑞典和丹麦的旗帜。”[原作者注：马丁：《法国历史》。]

半个世纪之后，法国政府由于长期忽视海军，不得不再次进行巡航战。其结果怎样呢？首先，这位法国历史学家说道：“从1756年6月到1760年6月，法国私掠船共捕获英国商船2500多艘。应该说，1761年这一年，尽管法国在海上没有一艘战列舰，尽管英国人已捕获240艘法国私掠船，可是他们的同伙仍捕获812艘英国商船。”他继续说道：“这些捕获数字，说明了英国海运的增长是惊人的。”[原作者注：马丁：《法国历史》。]

换句话说，英国有这么多的商船被捕，必然会严重伤害一些个人利益和引起众人的不满，但是，它并不妨碍整个国家和团体的不断发展。英国海军历史学家谈到这一时期时说道：“虽然法国的贸易几乎全部被摧毁了，可英国的贸易船队却遍布各海洋。它的贸易额逐年增加，战争消耗的钱财已用其工业品换回来了。英国商人雇用8000艘商船。”在指出英国从外国领地把大量的硬币带入王国之后，概述这场战争的结果时说道：“英国的贸易逐年增加，并且在进行一场长期的代价高昂的血战时，国家呈现这样一种繁荣景象是从前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曾见过的。”与此同时，法国海军历史学家在谈到这场战争的最初阶段时说道：“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与英国舰队相抗衡，他们遍布于各海洋。我们的私掠船和势单力薄的巡航舰，由于不能制服众多的敌舰队，注定是短命的。有2万名法国海员被关押在英国监狱里。”[原作者注：年鉴，第27卷第10页。]

另一方面，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当法国重新执行柯尔培尔和路易十四早期统治时期的政策，并且在海洋上保持庞大的舰队时，再一次取得了图尔维尔时代所取得的成就。忘记了或者对1693年的经历一无所知，并且只铭记最近几次战争的荣耀的年鉴写道，“这是第一次迫使英国商船利用外国的旗帜进行掩护。”[原作者注：年鉴，第27卷第10页。]

最后，在结束这个议题时，可以谈谈法国在相距遥远的马提尼克岛有一个强大的属地，并以此作为巡航战的基地。在七年战争期间，和以后的第一帝国时期，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是众多私掠船的避难场所。“英国海军部的记录记载，英国在七年战争的最初几年，在西印度群岛的损失为1400艘商船被俘或被摧毁。”据此，英国对上述两岛进行了攻击并将其占领，这不仅使法国的巡航战体系彻底崩溃，而且使法国贸易的损失远远超过法国巡航舰给英国贸易造成的损失；但是，在1778年的战争中，由于有较强大的舰队保护，这两个岛没有受到任何威胁。  

至此，我们已经回顾了一种单纯的巡航战的作用，它不是以歼灭敌人强大的分舰队为目标，而是依据这种战争的理论，致力于消灭敌力量的特殊部分——贸易、总的财富和各种战争资源。迹象已经表明，这种样式的战争即使为了它本身的特殊目的，也是不会有决定性结果的，它只能给敌人制造麻烦，但不是致命的伤害，而且几乎还可以说这种战争会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痛苦。但是，作为战争的一种方式并且是一种辅助方式的政策对战争总的结局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对使用这种方法的人民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因为历史史实会不时地详细地论述，所以这里只需概述一下就行了。在查理二世时代，已经看清了它给英国造成的后果——它的海岸受到了侵犯，它的舰船几乎在首都能够看到的地方被烧毁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控制西班牙是当时的军事目标，尽管法国依靠巡航战破坏对方的贸易，但是没有对手的英荷两国的海军，守卫着这个半岛的海岸并封锁了土伦港，迫使法国援军必须翻过比利牛斯山脉方能进入西班牙；因为他们使海上航道保持畅通无阻，从而使法国靠近作战地区的地理位置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他们的舰队占领了直布罗陀、巴塞罗那和梅诺卡岛，与奥地利陆军合作，一举攻下了土伦。七年战争中，英国舰队占领了，或者作为辅助力量占领了法国和西班牙所有最有价值的殖民地，并且不断地袭击法国海岸。美国独立战争中，因双方舰队实力不相上下，战争没有提供什么教训。对美国人来说，下一个最引入注目的实例是1812年的战争，众人皆知，当时各海洋上到处都有我们的私掠船，由于我们所拥有的海军比较弱小，这场战争必然，实际上也只能是一场巡航战。除了在一些湖泊里，在海洋上我们的舰艇是否有两艘以上在一起活动过都令人值得怀疑。完全可以承认，英国贸易遭到了一支曾被低估了的没有料到的远方敌人的攻击，确实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巡航舰得到了法国舰队的有力支援，法国大小不等的舰队集中在帝国控制下的从安特卫普到威尼斯的港口里，把英国舰队束缚在执行封锁任务上。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法国皇帝垮台使英国腾出手时，我们的海岸便到处遭到了侵犯，英军入侵并控制了切萨皮克湾，造成其海岸无法与外界通航，接着溯波托马克河而上，华盛顿被烧毁。尽管北部边界有一些在总体上说较弱小，但是在该地区相对强大的分舰队，能够进行一般的防御，但是仍然是惶恐不安。南部的密西西比河毫无反抗地被入侵了，新奥尔良也没有能够保住。当议和开始时，英国对待美国使者的那种强硬态度，决不是那些感到自己国家受到威胁和无法容忍的凌辱的人们所能接受的。在最近的南北战争中，随着“亚拉巴马”号和“萨姆特”号私掠船以及它们的同伙参战，再次恢复了摧毁贸易战的传说。就摧毁贸易战而言，它是达到总的目的一种手段，如能有一支在在其它方面较强大的海军作为依靠，它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法，但是，面对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不能期望，这些巡航舰能经常创造奇迹。首先，北部联邦政府决心对南方实施封锁，给这些巡航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不仅南部主要贸易中心被封锁了，而且南部海岸上的每一个入口都被封锁住了，这就使北部联邦减少了追踪巡航舰的舰艇；其次，即便在有1艘巡航舰的地方能吸引10艘舰艇跟踪追击，南部邦联也无法阻止北部联邦舰队对南部海区的入侵，他们进入了可从海上进入的每一个点；最后一点，虽然摧毁贸易战直接地和间接地使个人和国家工业的某个部门遭受不可否认的损害（至于航运事业，在作者的评论中占多么重要的位置不需要去重复），但丝毫不影响，也不妨碍战争的进程。这些损害，如不伴随其它的损害，充其量只能是使人烦恼，而不能削弱其力量。另一方面，有谁能够否认，北部联邦的庞大舰队的确改变并促进了一种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结局呢？在我们所考虑的这些战争中，以海上力量而言南方当时所处的地位类似于法国，而北方的情况类似于英国。南部邦联像法国一样，受害的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其政府和整个国家。捕获的商船或护航船队不管是少还是多，都不能使一个国家的财力枯竭；只有拥有占支配地位的海上力量，才能迫使敌人的旗帜从海洋上消失，或者只允许他们作为一个逃亡者出现。这种占支配地位的海上力量，能够通过控制主要海区，封锁至敌海岸的贸易航道。这种支配力量只能有强大的海军来承担，并且这种力量（在广阔的海洋上）现在已不如在没提出中立旗帜豁免权时的作用大。一旦海洋国家间发生战争，一个拥有强大海上力量，并且希望摧毁敌方贸易的国家，很可能试图以最适合它的当时利益的方式来解释“有效封锁”的涵义。可以断言，使封锁有效的舰艇速度和舰艇配置的距离都比过去更大，而使用的舰艇比过去更少。这个问题的决定不取决于较软弱的对方，而取决于中立国家的力量。它将引起交战国和中立国之间的斗争。如果交战的一方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它可能会达到目的，就会象英国拥有海上霸权时一样，长期拒绝承认有关保护贸易的中立国旗帜的原则。

谢选骏指出：马汉研究了“交战国和中立国之间的斗争”——在他死后不久，美国就投入英法一边参与一战，这一方面由于英国的宣传，但主要是因为英国的制海权，诱使美国的中立政策不得不逐渐倾斜，慢慢偏向了协约国一边。因为英国的制海权，从这种“美国和战争双方大做生意”的状态下，获得了更大的利益，而德国通过无限制潜艇战破坏英国运输线的行动，就使得美国的战争横财变成了战争横祸——这才是美国参战的主因。

【第三章 1672-1674年英法联合反对北部七省的战争 1674-1678年法国反对欧洲各国联盟的战争 索莱湾海战、泰瑟尔岛海战和斯特龙博利岛海战】 

在缔结《布雷达和约》前不久，路易十四就已经为占领西属尼德兰和弗朗什孔泰地区迈出了第一步。他在其陆军向前推进的同时，就发送一份要求占领有争议地区的通牒。牒文清楚地表明了这位年轻国王的博大野心，使欧洲各国感到恐惧不安，无疑也使英国主和派的力量不断增加。在荷兰领导下，由于英国首相的衷心合作，两国已与迄今为止仍是法国朋友的瑞典结为联盟，以便阻止法国路易十四的势力变得过于强大。1667年法国先是对尼德兰的进攻，接着1668年又对弗朗什孔泰地区发动进攻，西班牙显得软弱至极，已无力保护它的领地；致使它们被法国轻而易举地攻陷了。  

北部七省联合体的政策，与此时路易十四的要求相关，可简言之为，“法国可以作为自己的好朋友，但不适合作为它的一个邻邦”。北部七省不愿意破坏他们与法国的传统联盟，但是，他们更不愿意让法国位于他们的边境上。英国人的政策转向了荷兰人，但这决不是英国自己的意愿。随着路易十四的势力日益强大，他对整个欧洲构成的威胁也日趋明显；对于英国人来说威胁更大的是，一旦路易确立了法国在欧洲的优势，就会放手发展法国的海上力量。英国大使坦普尔写道：“弗兰德一旦控制在路易十四手里，荷兰人就会感到他们的国家只相当于法国沿海的一个省份。”由于坦普尔持有这种看法，“他主张英国应该执行反对法国的政策，他认为法国在低地国家的统治，预示着它将征服整个欧洲。他接二连三地向其政府指出法国征服沿海地区，会给英国带来多么大的威胁，并且急切地指出，需要加快与荷兰之间的相互了解。他说，‘这将是我们对上次在与北部七省联合体的战争中，曾欺骗了我们的法国的最好报复’。”鉴于上述考虑，使这两个国家与已经提到的瑞典组成了三国联盟。它在一段时间里，有效地制止了路易十四势力的不断扩大。但是，英国和荷兰两个海洋国家间的战争刚刚结束，英国曾在泰晤士河上遭受了莫大的耻辱，两个国家间仍然存在的对抗是很实际的，也是根深蒂固的，以致使他们之间的联盟不能持久。只有在路易十四的势力不断扩张，而且坚持不懈地威胁双方时，才能使两个生来的对手联合起来。不伴随另外的一场血战，这种联合是无法达成的。  

路易十四对三国联盟恨之入骨，并把他的恼怒全部转向了荷兰。鉴于荷兰所处的位置，路易十四认识到了荷兰是他难以对付的对手。但是路易似乎暂时愿意忍让，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西班牙王室可能即将断嗣，他早已有野心，即当西班牙王位空缺时，占领更多的法国以东的大片领土。尽管他假装忍让，但是从那时起，就已下定决心要消灭北部七省联合体。这种政策直接违背了黎塞留所制定的方针，也不符合法国的根本利益。至少在当时，英国从本身的利益考虑，认为北部七省不应该被法国蹂躏；然而对法国来说，荷兰不应该隶属于英国，这对法国更有利。因为英国与大陆不相连，它只能靠海洋与法国抗衡；但是，法国由于受它的大陆政策制约，不能期望不依靠联盟可以从英国手中夺取制海权。路易建议打破这种联盟，并要求英国帮助他。最后的结果早已是众所周知，但是对于斗争的要点现在还需要重叙一下。  

在法国王室的意图付诸行动之前，并仍然有时间使法国致力于另一种企图时，一种与之不同的行动方针向国王提出来了。这就是以前曾提到的，对我们的主题有特殊意义的莱博尼兹计划。它建议改变路易当时制定的方针，使陆地上的扩张成为辅助性的，使越过海洋的发展成为法国最主要的目的，公开宣称，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国家的强大要以控制海洋和控制贸易为基础。这是当时向法国提出的现实目标。随着这种目标被达到，它不应该停留片刻而应立即征服埃及。埃及面对着地中海和东部海洋，扼守主要的贸易航线，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于苏伊士运河已开通，使其位置尤显得格外重要。但是这条航线的作用，曾因绕好望角的航线的发现有所减少，而当时由于它所处的海洋动荡不安，并经常有海盗活动，使其作用更明显减少；但是，随着一支真正强大的海军占领了这个关键的位置，这条航线的重要地位将得以恢复。如果有这样一支部队驻扎在埃及，在奥斯曼帝国早已衰败的情况下，不仅可以控制住印度和远东的贸易，还能控制住黎凡特地区的贸易。但是，这种冒险精神不能就此罢休，还必须控制地中海，并且要打通曾被持偏见的穆斯林关闭，不准基督教徒的舰船通行的红海通道，进而迫使法国不得不占领位于埃及两边的阵位；并且导致法国，象英国占领印度一样，一步一步地去占领诸如马耳他、塞浦路斯、亚丁诸要点。一句话，使它成为一个海上强国。这一点现在来看虽然是很清楚的。但是听听200年前莱博尼兹试图用来说服法国国王的一些观点，那仍将是很有趣的。  

莱博尼兹指出，在欧洲土耳其帝国[译者注：即奥斯曼帝国，建立于十四世纪，十五、十六世纪最强盛，地跨欧亚非三洲。十六世纪末开始衰落，一战期间参加同盟国，战败后帝国瓦解，1923年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已经衰落，由于奥地利和法国的传统同盟国波兰已被煽动起来，会使其处境更加困难，他还说明法国在地中海没有一个武装敌人，在埃及那边它可以迎合葡萄牙殖民者，因为他们渴望能在印度抵御荷兰人。接着他在建议书上继续写道：  

征服埃及，那是东方的荷兰，比征服北部七省容易得多。法国需要在西方保持和平，希望战争在远处进行。与荷兰的战争很可能会毁灭新成立的印度公司和法国最近已恢复的殖民地和贸易；并且战争将会减少法国的资财，增加人民的负担。荷兰人会退居于他们的沿海城镇，处于安全的防御地位，而当他们在海上采取攻势时，又有成功的极好机会。如果法国不能对荷兰取得决定性胜利，法国也就失去了它对欧洲的所有影响。相反，如果在埃及法国即便被打败了，当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也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如果胜利了法国便会取得对海洋的控制权力，并会控制基督教占优势的东方和印度的贸易，甚至还会控制在奥斯曼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东方帝国。随着法国占领了埃及，也打通了它征服亚历山大的通道[投笔从戎注：译文似有误，按此处应是在以建议书里预想中的征服类比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进行的征服。]；极端软弱的东方各国也不再是一个秘密了。无论谁占领了埃及，谁都会占领印度洋的所有海岸和印度洋上的所有岛屿。只有在埃及，法国才会征服荷兰；只有在埃及，荷兰才会被抢夺使其繁荣的东方宝库；只有在埃及，荷兰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受到打击的命运。如果荷兰企图反对法国侵占埃及，全体基督教徒的一致仇恨将使荷兰不知所措，相反如果荷兰在本土遭到进攻，不但荷兰可能击退入侵，而且对具有雄心壮志的法国持怀疑态度的公众舆论，一定会持续不断地支持荷兰报仇雪耻。[原作者注：马丁：《法国历史》。] 

莱博尼兹的建议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为了消灭一个国家，野心和人们的深谋远虑所能做的各种努力，路易十四当时都做了。在很大范围内都体现出了他要孤立和包围荷兰的外交战略。路易已没有办法使欧洲各国允许法国去征服比利时，但他希望劝诱他们不必担心会看到荷兰的垮台。”路易的努力基本上是成功的。三国联盟被破坏了；英国国王违背了本国人民的意愿，与路易十四签订了攻守同盟。当战争开始时，荷兰发现它自己除了软弱的西班牙王国和当时决不是第一流国家的勃兰登堡选帝侯之外，在欧洲它没有一个盟国。但是，路易为了得到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的帮助，不仅忙于给予他大量钱财，而且还从其在荷兰和比利时的占领地中，割让瓦尔赫伦岛、斯卢伊斯和卡德赞德，甚至还割让控制主要贸易河流斯海尔德河和默兹河河口的戈里岛和福尔纳岛，至于两个国家的联合舰队，商定由英国舰队司令担任总指挥。由于法国没有派出舰队司令，保留了它的指挥席位，但是实际上是将其放弃了。显而易见，由于路易十四一心想要消灭荷兰和热衷于他的大陆扩张政策，他所做的一切正好是将海权径直地交给英国人。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这样说是完全是道理的：“对于上述协商，过去做了错误的评价。经常有人反复指责查理二世把英国出卖给了路易十四。但这种指责只适用于对内政策。查理二世确实借助于外国力量的帮助，密谋策划镇压国内政治和宗教领域中的敌对势力；但是至于对外利益，他并没有出卖它们，因为消灭荷兰的绝大部分好处都将落入英国人手里”。[原作者注：马丁：《法国历史》。] 

在此次战争之前的几年里，荷兰在外交上尽一切努力以制止这场战争。但是，由于对查理和路易的憎恨，最后它没有进行任何让步。英国皇家的一艘快速帆船受命从位于英吉利海峡的一些荷兰战舰旁通过，如果荷兰战舰没有降旗，就对它们开炮。1672年1月，英国发出最后通牒，要荷兰承认英国国王对英国各海洋的主权，并命令荷兰舰队要向英国最小的军舰降旗致意；而这些要求都得到了法国国王的支持。荷兰不断地屈服，但是，最后终于认识到了所有的让步都是徒劳的。2月荷兰当局命令除一些较小舰船外，将75艘战列舰编入现役。3月23日，英国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攻击了一支荷兰商船船队，29日英国国王宣战。紧接着路易十四于4月6日宣战，并于28日宣布亲自担任法国陆军指挥。  

战争终于爆发了，它包括第三次即最后一次英荷之间在海上进行的主要交战。这场战争像前两次战争一样，不是一次纯粹的海战，因此有必要谈谈它在陆上战斗的梗概，这样做不仅为了给人们留下清楚的概念，而且也能说明北部七省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最后，北部七省依靠伟大的海军统帅德·勒伊特手中控制的海上力量，使其得救了。  

这次海战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前两次海战。但是，最不同的一点是，荷兰除开始一次外，它再没有派出舰队去迎战敌人。因此，这次海战可完全称之为是荷兰人对他们的危险的海岸和浅滩的一次战略性运用，他们依靠这些地方进行海战。因为他们是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战斗，所以不得不采取这种作战方式。但是，他们并不是把浅滩只作为一个隐蔽场所——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防御-进攻战，也即先组织防御以消耗敌人，等待时机转入进攻。当风有利于英国联合舰队进行攻击时，德·勒伊特以岛屿为掩护，或至少依靠敌人不敢前往的陆地；但是当风使德·勒伊特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进行攻击时，他便转而进攻敌人。在他的身上明显地体现出一种比较高级的，过去不曾见过的战术协同迹象，尽管前面所述那些微不足道的局部攻击，其实只相当于向法国分遣队示威，这些特殊的行动很可能是出自于政治动机。对荷兰舰队没有猛烈攻击法国舰队这种无可怀疑的事实，作者在别处没有找到解释；但是，似乎可能是北部七省统治者们不希望使敌舰队遭受更大的耻辱，以至更加激怒危险的敌人。不希望伤害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更不愿意接受荷兰的提议。然而我们在进行这种推测时，同样从军事角度考虑，还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即德·勒伊特认为法军仍然缺少战斗经验，所以在向英军实施大举进攻的同时，对法军进行牵制就可以了。整个战争期间，英国人与过去一样仍然英勇善战，但是他们的纪律却远不如过去那么严明，而荷兰人的进攻具有持久的无可非议的活力，表明荷兰人在军事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法国人的行动不时地遭到怀疑，据说路易命令其舰队司令尽量保存自己的舰队，使其不要遭受更大的损失，到两年快结束时，从英国仍然与路易保持联盟，可以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的确这样命令过。  

北部七省当局，在了解到位于布雷斯特的法国舰队准备与泰晤士河上的英国舰队会合时，竭尽全力装备其分舰队，以便在两支舰队会合之前攻击英国舰队。但是，由于北部七省的海军统帅机关缺少集中指挥，使计划没能实施。因为西兰省的行动缓慢，使它的分舰队——整个舰队的一大部分，没有及时准备好。这种耽误不只是管理不当，而主要是由于对控制政府的党派不满。在联合舰队抵达之前，荷军用绝对优势的兵力，在其自己的海域内，先去袭击英国舰队，是一种正确的军事思想；从事后判断来看，这样做可能会对整个战争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最后德·勒伊特终于来到海上，并遇上了联合舰队，尽管他渴望交战，但是他却先于敌人撤回自己的海岸。联合舰队没有跟踪追击，也向后撤退，显然他们是为了自身的安全退到了英国东海岸距泰晤士河口以北约90海里的绍斯沃尔德湾。他们分成三个分队停泊在那里——两个英国分队是联合舰队战列线的后卫和中间部分，位于北面，南面的前卫是法国战舰。德·勒伊特尾随其后，1672年6月7日清晨，荷兰舰队看到了位于北面和东面担任警戒的一艘法国快速帆船发出的信号；荷兰舰队乘东北风驶向联合舰队，此刻联合舰队的一大批小艇和人员正在岸上供水队里。荷兰舰队的作战队形分成两线，前面一线有18艘战舰和一些纵火船组成（图5，A），荷军总共有91艘战列舰；联合舰队总兵力为101艘战列舰。  

风吹向海岸，这里的海岸几乎成南北走向，联合舰队处于不利的位置。他们不得不起航，但是无法后退赢得组成战斗队形的时间和空间。联合舰队的绝大部分战舰砍断锚链，英舰右舷戗风向西北北航行，但是很快他们不得不逆风换戗；法舰左舷戗风航行（图5，B）。因此，战斗开始时，联合舰队处于分散状态。德·勒伊特派一个分舰队进攻法舰，或更确切地说是牵制他们；虽然荷兰分舰队处于有利的位置上，如果他们愿意，完全可以选择近战。可双方却只进行了远距离炮击。后来这个分舰队的指挥班克并没有受到指责，据此可以猜想他是按照作战命令行事的，而且在一年以后，班克确实参与了作战指挥，并在泰瑟尔岛之战中，既表现出卓越的判断能力，又表现出落吧的勇敢。德·勒伊特对英国的两个分舰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显而易见，他占有绝对优势；因为一些英国历史学家声称荷英两国舰队的兵力之比为三比二。[原作者注：《莱迪亚德》第2卷，第599页；坎贝尔《海军将军传记》。还请参见理查德·哈多克爵士的信件《海军编年史》第17卷第121页。]如果上述情况能够被接受的话，它清楚地表明了作为一名将级军官的德·勒伊特的优秀才干超出了与他同世纪的任何人。  

  

图5 1672年6月7日绍斯沃尔德湾海战和1797年2月14日圣文森特海战  

这次战斗的结果仅仅被看成是一次交战的结果是不明确的。这次战斗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但是荣誉和实质性好处全部属于荷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属于德·勒伊特。他在谋略上战胜了联合舰队，他先以撤退，给人以错觉，而当他出其不意返回时，使联合舰队毫无准备。联合舰队由于错误的调动使其占总数三分之二的英国舰船先驶向北然后又向西，而另外的三分之一，法国舰船先向东然后向南驶去，把兵力分散开了。德·勒伊特将其全部力量投入这个突破口，只在法军跟前部署一支很小的分舰队，但是这支队舰队却占据着上风的有利位置，它有选择是否进行近战的机会。德·勒伊特利用余下的战舰以优势的兵力进攻英国舰队（图5，B）。保罗·霍斯特说过[原作者注：霍斯特：《海军战术》。]，指挥法国舰队的副司令德·埃特雷为戗风转变航向，突破前面的荷兰分舰队，以便重新与联合舰队总指挥约克公爵会合，采取了很多措施。实际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德·埃特雷是个非常勇敢的人，但是，不是一个地道的海军将领，不能充分估计这样做的危险，然而他想与英军重新会合的机动始终无法实施，而英国人和德·勒伊特都认为法国舰队只会躲避，不会寻求近战。如果德·埃特雷真的逆风换戗，并且企图用无经验的法国海员去突破有经验的、占据有利位置的荷兰海员组成的战列线，那损失将会是十分惨重的。这种损失与125年之后，在圣文森特海战中，西班牙舰队司令企图突破杰维斯和纳尔逊的密集队形，重新聚合他被打散的舰队时遭受的损失一样（参阅图5，a）。通过众多的各种不同的评述，逐渐使真相大白，尽管约克公爵是一名正派的海军将领，一名勇敢的战士，但是，不是一个有才干的人。他的舰队没有组成理想的战斗队形，因此遭到了突然袭击。由于事先他的命令不明确，致使法国舰队司令没有按命令行事，采取了与舰队司令相反的航向，并因此使各分舰队处于分散状态。德·勒伊特之所以能赢得胜利，是由于他非常巧妙地利用他早已准备好的突然袭击，和他的敌人赋予他的极好机会。如果情况不是象所指出的那样，法国舰队司令利用东北风右舷戗风航行，会使其离开海岸，取得机动的余地。如果约克公爵也选择这种方法，联合舰队就会一起来到海上，不利的只是风和战斗队形。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德·勒伊特能够并且完全可能象一年以后，他在泰瑟尔岛那样——用少量部队牵制作为前卫的法国舰队，而用其舰队的大部兵力去攻击联合舰队的中间部分和后卫。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下，使用了相似的作战方法，说明了在绍斯沃尔德湾海战中，他的主要目的是消灭英国舰队，对法军只是进行牵制。  

在这次战斗中——一般称作绍斯沃尔德湾海战，也称索莱湾海战——德·勒伊特显示的军事才能和魄力，直到絮弗昂和纳尔逊出现之前，在海上再未出现过。他在1672年战争中所进行的战斗，决不是“谨慎小心之战”，尽管他从事这些战斗时表现得很小心谨慎；他的目的就是组织良好的协同动作去猛烈地攻击敌人。在索莱湾战斗中，尽管其力量与敌人不是相差很悬殊，但是与他的敌人相比仍处于劣势，在后来的战斗中情况更是如此。  

索莱湾战斗的实际结果完全有利于荷兰。联合舰队原打算用攻击西兰岛来增援法国陆军的作战活动，但是德·勒伊特的进攻使联合舰队蒙受了巨大损失，并使其弹药耗尽，不得不使舰队出航延期一个月。这是一次牵制性战斗，不仅极其重要，而且对于在岸上已处于绝望之中的北部七省更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对摧毁贸易战理论的一种有教益的评论，还可附带地提一下，在对敌优势力量进行的这种令人吃惊的牵制之后，德·勒伊特与一支荷兰商船队会合并安全将其护送至港内。  

现在有必要简述一下陆上战役的进展情况。[原作者注：请图2的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地图。]5月初，法国陆军分成几个军团向前推进，穿过西属尼德兰郊区，直接从南面和东面向荷兰发起猛攻。荷兰执政的共和党曾忽视了陆军，而当时又错误地把他们现有的陆军分散在许多设防的城镇中，希望每个城镇中的陆军能为阻止法国陆军向前推进各尽其责。但是，路易接受蒂雷纳的建议，集中精力只攻击一些比较重要的城镇，那些次要的城镇一经招降就会立即投降。北部七省的陆军以及他们的领土，就这样一部分接着一部分非常迅速地沦陷给了敌人。一个月之内，法国就占据了这个国家的中心，获得全面胜利，他们的前线已没有有组织的部队能阻止法国陆军向前推进。索莱湾之战后的两个星期里，共和国内部呈现出一派恐怖和骚动。6月15日，荷兰州长得到国会的批准，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去会见路易十四，乞求他提出能与荷兰媾和的谈判条件；在政客的心目中，忍受外国人给予的耻辱，比看到自己垮台，由对立的党和奥兰治王室掌握政权要稍好一些。尽管谈判在继续进行，但荷兰的城镇还在继续不断地向法国投降。6月20日，几名法军进入通往首都阿姆斯特丹的要隘默伊登。他们只是几名迷路的士兵，而他们的大部队就在附近。默伊登的市民受整个国家盛行的恐怖情绪的影响，让他们进入了。但是，当市民了解到他们只是几名迷路者时，很快将其灌醉，并把他们杀死。那种崇高的精神激励了阿姆斯特丹的市民，在默伊登得到了发扬。首都急忙派出一支部队前去增援，挽救了这个小城。“默伊登靠近须德海，距阿姆斯特丹只有2小时路程，位于几条河流和运河的会合处，不仅控制几条主要堤堰的水闸，可利用起保护作用的洪水把首都阿姆斯特丹包围起来，而且还控制通往阿姆斯特丹的要隘，所有从北海经须德海到阿姆斯特丹的舰船不得不通过它的炮击区。荷兰人保住了默伊登并打开堤堰放水阻止法军的进攻，使阿姆斯特丹有了喘息的机会，并顺利地切断法国的陆路交通，而自己的给养则靠海路来维持。”[原作者注：马丁：《法国历史》。]这是入侵的转折点，如果在这个决定性时刻的两星期前，联合舰队进攻了他们的海岸，对因失败而沮丧的荷兰人的士气和慌乱的议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从这一点来看，索莱湾之战确实挽救了荷兰人。  

谈判在继续进行。荷兰的市长和镇长们——代表富有者和贸易主的政党——赞成妥协，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财产和贸易会遭受损失。谈判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但是，正当荷兰谈判的使者们还在路易十四的兵营里时，平民百姓和奥兰治政党一致行动起来进行反抗。6月25日阿姆斯特丹的防护堤被打开了，其它城市也仿效它打开各自的防护堤，这些城市承受了巨大的损失，然而，被洪水包围的农村和城市保住了，它们像屹立在水中的岛屿一样，在结冻之前没有遭到陆上部队的攻击。剧烈的变革在继续进行。7月8日奥兰治威廉担任了北部七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并担任了陆军和海军统帅，后来他成为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几个星期之后，共和党的首领德威特兄弟被一伙暴徒杀害了。  

路易十四提的条件过分苛刻，使源于人民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自尊心的反抗情绪更加高涨。显而易见，北部七省必须获胜，否则只能被摧毁。与此同时，欧洲其它国家也逐渐意识到了如果荷兰被灭亡后给自身带来的危险。于是德国皇帝、勃兰登堡选帝侯和西班牙国王公开发表声明支持荷兰。瑞典尽管名义上与法国联盟，但也不愿意看到北部七省被消灭，因为那样将有利于英国的海权。但是，第二年，即1673年对法国大有希望的一年开始了；并且英国国王准备履行他在海上的那部分协议。但是，荷兰在奥兰治威廉的坚强领导下，牢牢地控制住了海洋，拒绝接受他们自己在头一年里提出的议和条件。  

 1673年，共进行了三次海战，所有这些海战都是在北部七省海岸附近进行的。前两次在6月7日和6月14日，是在斯库内维尔德外海进行的，海战的名字是以这个地方命名的；第三次在8月21日，就是著名的泰瑟尔岛海战。在这三次海战中，德·勒伊特按照他所选定的时机进行攻击，并适时撤退，依托自己的海岸进行防御。同盟国方面，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和在海岸线上进行佯攻，或一方面为削弱财政紧张的北部七省的海上资源，都首先必须成功地对付德·勒伊特指挥的舰队。这位伟大的舰队司令和他的政府都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决定，“舰队应该部署在斯库内维尔德航道上，或者更南一点接近奥斯坦德，以监视敌人，如果舰队遭到攻击，或者它看到敌舰队有意进攻北部七省海岸时，应进行坚决抵抗，阻止敌舰队实施其计划，摧毁敌舰。”[原作者注：布兰特：《德·勒伊特传记》。]荷兰舰队从这个位置上很好地进行警戒，就可了解到联合舰队的任何调动。  

英法联合舰队大约是在6月1日出海的。舰队指挥是国王的嫡堂兄弟鲁珀特王子，由于英国通过了出任公职者必须信奉国教的法律《审查条例》，约克公爵不得不辞去指挥之职。这个法律是直接针对那些信奉罗马天主教担任公职的人的。法国舰队由德·埃特雷海军中将指挥，他曾在索莱湾海战中指挥过这支舰队。由6000名英国士兵组成的一支部队在雅茅斯准备就绪，如果德·勒伊特被打败，他们就可以立即登船起航。6月7日荷兰舰队出海了，停泊在斯库内维尔德的浅水区。联合舰队派出一支分遣队引诱荷兰舰队出来。然而，德·勒伊特无需引诱主动出击，风助他一臂之力，他紧跟这支分遣队，希望在联合舰队还没有组成较好的战列线之前攻击他们。这次是法国分舰队占据了中心位置。如果在这场一支劣势部队攻击一支优势部队的战斗中双方的损失不相上下，并且使敌人没有达到主要目的，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战斗不会是决定性的。一个星期之后，德·勒伊特再次进攻，尽管结果同上次一样，尽管这次海战也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它迫使联合舰队返回英国海岸，重新进行装备和补给，荷兰有55艘战舰参战，他们的敌人有81艘战舰，其中54艘是英国的。  

联合舰队再次出海已是7月下旬，这次舰上装载了准备登陆的部队。8月20日，联合舰队发现荷兰舰队在泰瑟尔岛和默兹岛之间航行。鲁珀特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当时的风向有时是北风，有时转为西风，使联合舰队处在上风位置，有利于它选择进攻方式。德·勒伊特利用其对当地情况的熟悉，紧靠滩头航行，使敌人不敢靠近，到了天黑时，敌人更不敢靠近。夜间，风向改为东南偏东，于是到拂晓时，我们引用法国一份官方记事报道的话来说，荷兰舰队“全部起航顺风向航行，勇敢地投入了战斗”。  

联合舰队位于下风，左舷戗风航行，航向南，法国战舰担任前卫，鲁珀特位于中间，爱德华·斯普拉格爵士指挥后卫。德·勒伊特把他的舰队分成三个分舰队，最前面的分舰队只有10艘或12艘战舰，其任务是攻击法舰；与此同时，德·勒伊特用余下的战舰攻击位于中间和后卫的英舰（图6，A、A′、A″）。如果我们同意英国对双方参战舰船数量的估计的话，那么英军应为60艘，法军应为30艘；荷军有70艘战舰。德·勒伊特的进攻计划，与索莱湾之战一样，对法军只是进行牵制，从而使其能以对等的力量与英军交战，这场海战按几个不同的阶段进行叙述，可能效果会更好些。由马泰尔指挥担任前卫的法舰，理所当然地成了联合舰队的前导分队，他受命扬帆向前航行逆风换戗，占据荷兰舰队前卫的上风，使荷兰战舰位于两面炮火夹击之中。这一点马泰尔做到了（B）；但是一年前在索莱湾海战中，曾审慎地进行这种机动的班克，当看到了法军这样做的危险时，便立刻转舵使船向风，率领他自己的12艘战舰穿过余下的由德·埃雷特指挥的20艘战舰（C）。这对班克来说是一个值得赞誉的功绩；但对法军来说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然后，班克调转航向驶向正与鲁珀特进行激烈交战的德·勒伊特（C′）。德·埃特雷没有跟踪班克，从而使这支重要的增援部队没受任何干扰地来到了荷兰舰队的主攻方向上。实际上，法国舰队已就此了结了它在战斗中承担的责任。  

鲁珀特在与德·勒伊特作战时，不断避开敌人，目的是引诱荷兰舰队远离海岸，这样一旦风向改变，荷兰舰队就不再能利用其海岸进行防御。德·勒伊特紧跟在鲁珀特的后面，从而使中间部分和前卫分离（B、B′），德·埃特雷便以此作为他没能及时回援的原因之一。不过看起来德·埃特雷并没有阻止班克与其主力会合。  

  

图6 1673年8月21日泰瑟尔岛海战  

后卫爱德华·斯普拉格爵士的一次异常的行动，使联合舰队乱上加乱。基于某种原因，他把荷兰舰队后卫指挥特龙普看成是他本人的对手，为了促使特龙普参战，他使整个英军后卫停驶以等待他。爱德华·斯普拉格不合时宜的自尊心，似乎产生于他曾向国王许下的诺言，即要把特龙普本人，或者是他的尸体带回英国，否则他就战死沙场。后卫的停驶，使人想起前一次战斗中，年轻的荷兰海军将军不负责任和不服从领导的行动，不可避免地拉大了后卫与主队之间的距离（A″、B″、C″）并迅速地偏至下风。斯普拉格和特龙普都只能依靠自己率领的分舰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这两位年轻的海军将军亲自相互追逐，旗舰之间的战斗更是达到了白热化，以致使斯昔拉格不得不两次转移到其它战舰上；第二次他所乘坐的战舰被一发炮弹打沉了，他也被淹死了。  

鲁珀特被他的前卫和后卫遗弃了，发现自己正单枪匹马地迎战德·勒伊特（B′）。德·勒伊特由于得到了前卫的增援，准备切断联合舰队中间部分的后一个分队，并用他自己的30舰或40艘舰船包围剩下的20艘英舰（C′）。由于当时的舰炮射击术还不是很高明，因此并没取得更大的战果，所以是不值得称赞的；然而，需要切记的是德·勒伊特的卓越的军事才华，除了在很短的时间里，几乎他都是在相同的条件下与英军作战；但是其数量上的劣势是不能完全克服的。所以英国和荷兰的损失可能都很惨重，也可能是相等的。  

最后鲁珀特终于使自己退出了战斗，而当他看到其后卫（C″）没有给其最近的对手有利还击时，便驶向那里，德·勒伊特也紧跟其后。敌对双方的主队并列航行，相互位于舰炮射程之内；但是，可能是由于双方都缺少弹药，彼此默契似的相互没有进行炮击。下午4时，双方的主队与各自的后卫会合了。接近5时，新的战斗开始了，这次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7时德·勒伊特撤退，他撤退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法国舰队的逼近。按照法国人自己报道他们大约是在此时与鲁珀特会合的。随着德·勒伊特的撤退，战斗便宣告结束。这次战斗象这场战争中以前所有的战斗一样，可以称之为一次不分胜负的战斗。但是，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给这次战斗所下的结论很可能是正确的：“荷兰，因其舰队司令精明强干，使他们在这次战斗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由于他们使完全被封锁住的港口重新开放，和战胜了一次可能的入侵，而使敌人放弃了所有入侵的想法。”[原作者注：坎贝尔：《海军将军们的传记》。] 

在以上的叙述中充分体现了这次战斗的特点：德·勒伊特的卓越的军事才华；班克的坚定和果断，他首先牵制了法国分舰队，然后又穿过他们的战列线；法国分舰队显然不是忠诚可靠的，或者至少也是极不称职的。斯普拉格不服从指挥并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至于鲁珀特，他除了艰苦战斗外，其它则一无可取。同盟国沉溺在激烈的相互指责中。鲁珀特谴责德·埃特雷和斯普拉格；德·埃特雷意识到与鲁珀特一起驶向下风是错误的；而德·埃特雷自己的第二把手马泰尔，在一封使其被关押在巴士底狱的信中，直率称他的上司为懦夫。法国国王命令布雷斯特海军总督进行调查。总督为此呈送了一份报告[原作者注：特鲁德：《1673年法国海上战争》。]，我们的叙述主要是依据这份报告进行的，报告对法国舰船在这次战斗中的不光彩行动毫不怀疑。法国海军历史学家说道：“德·埃特雷是想要人们都了解国王希望保存舰队，并且使人们了解英国人是不可信赖的。正当他不断收到来自各地的警告，说平民和贵族都在私下抱怨，反对这种联盟，而英国国内也可能只有查理二世一个人希望这种联盟时，他不信赖作为盟友的英国的诚意难道是错误的吗？”[原作者注：特鲁德：《1673年法国海上战争》。]可能不是这样吧。如果他希望任何一个军人或军人团体完成当时分配给法国海军将军不很明确的任务的话，他肯定也是错误的，舰队的损失也许是一个不太大的灾难。不忠诚或胆怯（对后者的推测是不能被接受的），对目击者来说如此明显，以致荷兰海员在讨论为什么法国舰队不进行攻击时，有人说道：“你们这些蠢货！还不了解法国人已雇佣英国人为他们作战，他们在这里只是坐山观虎斗。”在前面已提到的布雷斯特总督正式报告的结束语里有一种更直接和更有意义的说法：“在所有这些海战中，很明显德·勒伊特似乎从未想进攻法国分舰队，而在最后这次战斗中，他只是派出西兰岛分舰队的10艘战舰去牵制它”。[原作者注：特鲁德：《1673年法国海上战争》。]在德·勒伊特看来，法国分舰队对联合舰队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或者不是忠诚可靠的，对此不需要有强有力的证据去证明。  

 1673年8月21日的泰瑟尔岛海战，标志着另一次海上结盟的结束。这次海战与其它海战一样，充分证明了一位近代法国海军军官用以说明这些海战的话是完全正确的：“由于为了暂时的政治利益而结合，最终濒于仇恨而被分开的那种联盟，无论在会议上或者在行动上从未一致过，所以这种联盟从未产生过好的结果；或者至少所产生的结果与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一个共同的敌人的作用是不相称的。法国、西班牙和荷兰海军都曾在几个不同的时代里联合起来过，结果只是使英国海军取得了更彻底的胜利。”[原作者注：夏伯-阿尔努尔：《1885年海军与殖民地军队人员和装备的核查》。]除了已搞清的联合倾向外，还需要补充众所周知的一点，即每一个国家对于其邻国势力不断增长都怀有妒忌之心，而且也必然不愿意看到民族家庭中的另一名成员被打垮，而使这种势力不断增长，它们会采取一种有力的措施使一个国家得到所需要的海军实力。一定不能像某些英国人曾想象的那样，可以对付所有的联合者，但是必须在有利的条件下只对付最强大的一个，确信其它的国家宁愿袖手旁观，也决不会介入摧毁政治均势的斗争。1793年，当法国革命的暴力行为似乎会威胁欧洲社会的秩序时，英国和西班牙在土伦之战中结成了联盟；但是，西班牙舰队司令直接了当地告诉英国人，法国海军的覆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班牙人，可是它的覆灭不能不损害西班牙的利益。所以一部分法国舰船由于西班牙将军持有这种观点而得救了，这种观点不仅被公正地描述成是非常坚定的，而且是受最高的政治理智支配的。[原作者注：瑞里安·德·拉格拉维耶尔：《海战》。] 

泰瑟尔岛之战结束了荷兰和英国为控制海洋所进行的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战争。泰瑟尔岛之战，显示了荷兰海军拥有最高的效率，它的最能增添光彩的人物德·勒伊特达到了鼎盛时期。尽管德·勒伊特那时已66岁高龄，但他从未失去军人的气魄，其进攻的猛烈程度不亚于八年之前的战斗，而他的判断力因经历了上一次战争显然已越发成熟，因为与以前相比，他有更明确的军事计划，和更敏锐的军事洞察力。在州长德威特为首的政府领导下，荷兰海军的纪律不断加强，而且士气旺盛，这些都应主要归于完全赞同他的领导统帅德·勒伊特。德·勒伊特全身心地投入到两个海上强国之间的最后的较量，利用他手中的一支精良的受过锻炼的，但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部队所取得的荣耀去挽救他的祖国。完成这项任务不是单凭勇敢，而是依靠勇敢、深谋远虑和技术娴熟三者结合。在泰瑟尔岛之战中，进攻的总方针与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一样，放过敌前卫，集中全力攻击其主队和后卫。与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一样，敌前卫失职，没有及时往回增援，证明了这种行动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不利于德·勒伊特的条件比纳尔逊多，所以他取得的胜利不如纳尔逊的大。在索莱湾战斗中班克所起的作用（参见图5，C、C′），与纳尔逊在圣文森特角海战中，以自己的单舰挡住西班牙分舰队的去路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同。然而，纳尔逊采用这种方式并没有得到杰维斯的命令，而班克却完全是按照德·勒伊特的作战计划行动的。德·勒伊特又一次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并且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取得的，使这位不折不扣的英雄人物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为了使其光荣更加鲜明，在这里似乎适合插入一点戴吉尚伯爵[原作者注：《回忆录》。]描述他在“四天海战”里的行动，从中可以看出他朴实和勇敢的双重性格。  

我从没有见过他（在最后的3天里）心情那样平静，并且当胜利确有把握时，他总是说是好心的上帝赐给我们的。当舰队处于混乱和遭到损失时，他似乎只是为国家遭到不幸而有所激动，但是，他总是顺从上帝的意志。最后可能有人会说他有些过于坦率，并缺少我们统帅的风度。在结束我要对他进行描述的话时，是想谈谈在胜利后的那一天，我看见他正在打扫自己的房间，并且在喂他的小鸡。  

泰瑟尔岛海战之后9天，1673年8月30日以荷兰为一方，西班牙、洛林和德意志皇帝为一方组成了正式联盟；并且赶走了法国驻维也纳的大使。几乎与此同时路易十四向荷兰提出了相当适度的条件，但是北部七省因为有了新的同盟国站在他们一边，并且有了曾给予他们有利支援的海洋为其坚强的后盾，便以更强硬的态度反对路易十四。在英国，人民和议会的呼声越来越高；新教徒的反感和对法国的宿怨，正如国家对国王的不信任一样与日俱增。尽管查理本人对共和政体的仇恨丝毫未减，可是他不得不让步。路易看到了正在聚集的暴风骤雨，按照蒂雷纳的忠告，决心从荷兰撤兵，离开危险的前沿阵地，并企图一面与西班牙、奥地利王室和德意志继续进行战争，一面则与荷兰单独媾和。这样就使路易恢复了黎塞留的政策，并且保全了荷兰。1674年2月19日，英国和北部七省联合体签订了和平条约。荷兰承认英国舰队拥有从西班牙的菲尼斯特雷角到挪威的这片海域的绝对控制权，并给予战争的赔款。  

战争的后4年，由于英国退出了战争，一直保持中立，从而使这场战争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海战的性质。法国国王认为他的海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实力上，都不能单独与荷兰海军抗衡，于是也将其海军撤出海洋，而把他的海洋计划只局限在地中海，派一支或二支武装私掠船远征至西印度群岛。北部七省由于解除了来自海上的威胁，除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曾热衷于进攻法国海军外，也缩减了它的舰队。战争逐渐变成了陆战，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其它欧洲国家参战。德意志诸邦逐渐与奥地利共命运，1674年5月28日议会对法宣战。这一代法国人没有很好的完成其国家所奉行的政策，因为奥地利已在德意志确立了霸权统治，荷兰也不曾被摧毁。在波罗的海，丹麦看到瑞典逐渐倒向法国之后，匆忙与德意志帝国合作，派出了15000人的军队。在德意志诸邦中只有巴伐利亚、汉诺威和符腾堡仍然忠实地与法国保持同盟。这样就使陆战吸引了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战争的主战场自然也就越过了法国东部边界，推向莱茵河，位于西属尼德兰境内。然而，当此战役正在激烈进行时，由于丹麦和瑞典成为交战双方，而使战争出现一次海上作战活动。对这次海上作战，除提到荷兰曾派出一个分舰队，在特龙普领导下，与丹麦舰队会合组成联合舰队，于1676年战胜了瑞典，并捕获其10艘战舰外，其它细节毋庸赘言。显而易见，荷兰的海上优势极大地削弱了作为路易十四同盟国的瑞典的作用。  

在地中海，由于西西里人反抗西班牙的统治，引发了另一次海上冲突。[原作者注：请参阅图1的地中海地图。]法国应西西里人的请求给予支援，对西班牙进行了牵制，但是西西里的反抗行动只是一个枝节问题。它之所以能成为重要的海上冲突，是因为德·勒伊特又一次亲临现场和他的对手迪凯纳进行了一场较量，这位迪凯纳可以与那时法国海军将领中名列前茅的图尔维尔相提并论，某些人甚至认为他还胜过图尔维尔。  

 1674年7月墨西拿反叛西班牙之后，法国国王立即将其置于他的保护伞下。西班牙海军自始至终表现得很笨拙，其效率确实极差。1675年年初，法军安全地驻扎在墨西拿。这一年，法国在地中海的军事力量得到了迅速发展；而西班牙由于自己不能防守西西里岛，请求北部七省派舰队进行支援，并且愿意承担所有的费用。北部七省由于长期征战，已“精疲力竭，负债累累，贸易损失巨大，还必须向奥地利皇帝和德意志诸邦的君主偿付借款，资财耗尽，已无力装备他们曾一度拥有的，用以反对法国和英国的强大舰队”。但是，他们答允了西班牙的请求，并派遣德·勒伊特率一个分舰队前去支援，该分舰队只有18艘战舰和4艘纵火船组成。德·勒伊特早已注意到了法国海军的发展，深知他的舰队势单力薄，所以出航时精神压力很大。但是他泰然自若地接受了已往经常分配给他的这种任务。9月，荷兰分舰队驶抵了加的斯。在此期间，由于法国占领了控制西班牙东南的奥古斯塔港，使其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德·勒伊特的行动又一次被西班牙政府耽误了，直到12月底，他才驶抵西西里岛北部海岸。此间的逆风使他不能进入墨西拿海峡，他游弋于墨西拿和利帕里群岛之间，准备拦截为迪凯纳运送其急需的部队和补给品的运输船队进行护航的法国舰队。  

  

图7 1676年7月8日斯特龙博利岛海战  

 1676年1月7日，德·勒伊特看到了法国舰队，总共有20艘战舰和6艘纵火船；荷兰舰队只有19艘战舰（其中1艘是西班牙的）和4艘纵火船。在这次战斗中荷兰战舰的情况尽管没有详细的资料，但是必须切记，它们通常总是不如英国战舰，而在这次战斗中它们甚至都赶不上法国战舰。第一天双方是在机动中度过的，荷舰占据了上风位置。当天夜里狂风大作，迫使西班牙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和荷舰一起在利帕里群岛避难。夜晚风向改变成西南西，使法国舰队占据了上风位置，并有利于它进行攻击。迪凯纳决意利用上风，把护航舰队放在前边，组成右舷戗风向南航行的战列线；荷兰舰队采取同样措施，等待其到来（图7，A、A、A）。  

  

图8 1758年波科克和德阿赫进行的海战  

人们看到伟大的荷兰舰队司令德·勒伊特7日放弃了进攻的机会，定会感到非常吃惊。当天拂晓，他看到敌人向他驶来；一份法国报道说，下午3时，德·勒伊特改变航向，与法国舰队的航向相同，但是彼此的间隔超出了舰炮射程，处于有利的位置上。如何评论德·勒伊特3年前曾在索莱湾和泰瑟尔岛进行过拼死进攻，而现在他似乎不愿意发起攻击呢？不愿意的理由没有被记载下来，可能是这位头脑清醒的海军统帅已经认识到了利用下风防御的好处，特别是准备用一支劣势部队去迎战一支勇敢而鲁莽并缺少航海技术的部队时下风防御的好处。是否是这种思想影响了他，可从最后的结果进行判断。斯特龙博利岛之战部分地预示了100年以后法国和英国的战术；但是在这次战斗中是法军寻求占领上风，寻求进行猛烈地攻击，而荷军完全是取防御态势。结果正如克拉克在他的著名的有关海军战术的著作中向英国人指出的那样。下面的评论全部摘自拉贝鲁兹-邦菲尔著《法国海军》。  

已经说过两支舰队组成右舷戗风战列线向南航行。德·勒伊特没有主动出击，而是等待法军的攻击。由于他的分舰队位于法国舰队和其港口之间，他认为法国舰队必须投入战斗。上午9时，法国舰队各舰同时成45度角对荷兰舰队实施进击，这是难以准确进行的机动；在此期间，攻击者会遭到敌人炮火攻击处于不利地位（A、A″、A″′）。在进行这种机动时，法国前卫的两艘战舰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位于‘谨慎’号上的拉法耶特首先开始战斗，但是，他已经莽撞地驶入敌前卫中间，由于舰船被损坏，他不得不撤退”（a）。这种困难的机动打乱了法军的战列线。“指挥前卫的海军中将普雷于利驶离时，由于各舰之间的间距太小，所以当再次逆风航行时，战舰都拥挤在一起，舰与舰之间相互阻挡，妨碍射击（A′）。拉法耶特从战列线中撤出。使‘完美’号处于危险境地，遭到了2艘敌舰的攻击，失去了主一接桅，不得不撤出战斗进行修理。”法舰再次轮番投入战斗，而不是一起全部投入战斗，这是实施这种机动时通常出现的，甚至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在他的部分战舰进行交战之后，“指挥中间主队的迪凯纳处于敌猛烈炮火之中，其位置与德·勒伊特的分队成垂直状态。”法军后卫参战的时间比主队还要晚（A″、A″′）。“法国舰队主队的两艘大舰‘兰格龙’号和‘贝蒂内’号遭到敌优势兵力的致命打击”。大家都知道法国参加战斗的战舰较荷兰多，怎么能产生这种结果呢？其原因正像这个叙述告诉我们的那样，因为“法军当时还没有调整好，第一次调动后使队形造成混乱”。但是，最后所有战舰都参战了（B、B、B），迪凯纳的队形逐渐得以恢复。荷舰沿整个战列线作战，抗击法舰的进攻，荷军所有各舰全部进行近战；这对于劣势舰队的司令和舰长们来说是无可挑剔的。对余下的战斗没有较明确的叙述。据说德·勒伊特不断地使其前面的两个支队撤退，这是否是软弱的表现，或者是一种战术行动，还看不出来。荷军的后卫与主队之间的距离拉大了（C′），德·勒伊特和后卫的指挥都不知所措，但是，法舰企图包围和孤立荷军后卫都没有成功。这可能是由于法舰桅杆损坏严重，因此只有一艘法舰绕过了被分开的荷兰主队。除了后卫，其余部分的战斗是于下午4时30分结束的。西班牙单层桨帆战船很快驶来，拖走了失去活动能力的荷舰。他们逃跑时从容不迫，说明了法舰遭受的损坏一定是非常严重的。C和C′的位置是用来说明荷军后卫与主队相距甚远，而且队形较混乱。在混乱中舰队扬帆作战，桅桁遭到损伤是其必然结果。  

那些对克拉克于1780年左右出版的关于海军战术的著作比较熟悉的人，将会清楚地认识到他所描述的斯特龙博利岛之战的所有特点。他在论述与他同时代和他以前的英国海军和对手们所使用的作战方法的论题里，要求英国海军界要对所有这些特点给予极大的关注。克拉克论题的假定是英国海员和军官在技术上或气质上，或者两者都优于法国，并且舰船具有较快的速度；英国海员和军官由于意识到了这种优势，所以急于进攻，同样法国人也因意识到了自己的劣势，或出于其它原因，不愿意进行决战。受到这些条件的制约，法国人感到他们可以指望英国人进行盲目的猛烈进攻，逐渐形成了一个巧妙的计划，利用这个计划看起来他们好象在作战；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在力争避战，与此同时又竭尽全力去伤害敌人。其计划是要占据下风，下风位置的特点如以前曾指出的那样，是采取守势并等待敌人进攻。按照克拉克的说法，这是法国人从实践中学到的，他们能够利用英国人的错误，使自己的战列线与敌战列线平行，或近乎平行，然后再一起离开，以舰对舰的方式攻击敌战列线中的对手。以这种方式一起离开使攻击者不能有效地利用其绝大分部舰炮，并且还会使他们全部暴露在敌炮火之下，其必然结果是造成异常混乱，因为在任何时候，保持这种进攻队形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在炮火烟雾之下，帆已被扯破，桅杆已坠落，其难度更可想而知。迪凯纳在斯特龙博利进行的攻击恰恰就是这样，也正是在那里再现了克拉克指出的结果——战列线混乱，前卫首先抵达并遭到防御者炮火的攻击，几艘战舰丧失了活动能力，引起后卫的慌乱等等。克拉克进一步断言，看起来他的断言是完全正确的，他说，随着战斗进入高潮，法舰很快离开驶至下风处，促使英舰反复进行同样方式的进攻；[原作者注：按克拉克所说，法军的调动不是整条战列线同时进行的，而是按一种更具科学性和军事性的方法进行的。每次由2艘或3艘组成的一组战舰，在烟雾和战列线里余下的战舰的持续不断的炮火掩护下撤退，及时地组成部分第二条战列线，这条战列线反过来掩护第一条战列线中留下的战舰，因为这些被留下的战舰的撤退是在被暴露中进行的。在图7中，在b、b、b点上的荷舰就表示这样的撤退。18世纪英国官方的报道经常提及法舰是按这种方式进行作战的；英国军官把克拉克大力描绘成巧妙的军事机动，归因于他们的无比英勇，这种机动在攻击者驶向妨碍他们自己使用舰炮的方向时，防御者有机会使攻击者失去战斗能力。1812年，由迪凯特指挥的快速帆船“美国”号在与“马其顿人”号作战，使用了同样的战术；南部邦联的炮艇利用同样的方法，在莫比尔使法拉格特的旗舰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就其主要特点而言，现在，当攻击者由于强烈的攻击愿望或情况所迫直接逼近时，速度较快的防御者可能采用这种作战方式。一条处于下风的战列线落到更远的下风处的间接原因还从未被人所注意。在这条战列线中，当一艘舰（例如在C点上）发现它的正前方没有一个对手，而在它后面紧接着它的舰艇也许还在进行激烈交战，它将会自然转向上风使其全部舷炮对向敌舰。虽然获得了这种有利条件，但是失去了下风位置，和随之产生战列线混乱；如果有几艘舰都这样做了，使整个战列线全部撤离才能恢复这种战斗队形。]我们也发现在斯特龙博利岛海战中，德·勒伊特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作战的，尽管他并没有说出他的动机。克拉克还指出，假设由于某些战术原因，必须采用下风位置，就要瞄准攻击者的桅杆帆桁，瞄准攻击者的动力部分，使攻击者的进攻不能再向前推进超越被攻击者所选中的距离。在斯特龙博利岛海战中，法军战斗力被削弱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德·勒伊特已处于下风位置，并且已无法支援他的被分开的后卫时，不曾有一艘舰被击沉，实际上是他没有受到法舰的袭扰。虽然当时还不能肯定地把审慎选择下风的功劳归功于德·勒伊特，因为这种选择当时还没有先例。但是显而易见，德·勒伊特得到了下风位置的所有好处；而与他同时代的军官们的特点是，作为海员来说他们缺少经验，但却很鲁莽。这恰恰为一支兵力薄弱采取守势的部队提供了最有利条件。敌人的素质和特点是一个有才华的指挥员所考虑的主要因素，而纳尔逊把这种因素和其它别的因素一样看成是他取得辉煌胜利的原因。另一方面，法国舰队司令令人不可思议地采用了一种不科学的一艘战舰对一艘战舰的攻击方法，而不是集中力量攻击敌人的某一部分，甚至不想把敌军牵制住，等待墨西拿附近的8艘法国战舰前来加入战斗。这种战术除了在索莱湾或泰瑟尔岛海战中利用过外，在别处再也没利用过。但是，因为迪凯纳是法国在这个世纪除图尔维尔外最好的军官，所以这次战斗在战术史上有其一定的价值，无论如何不能完全忽视它。从舰队司令享有的声望证明了法国海军战术到目前为止已达到了顶峰。在结束本讨论之前，可能会注意到克拉克的补救办法是，进攻敌战列线的后卫舰船，并且最好是攻击位于下风的舰船，敌舰队的其余部分或者必须放弃后卫舰船，或者必须顺风向航行进行一次大战。按克拉克的要求，这种大战是英国海军求之不得的。  

战斗结束之后，德·勒伊特驶向巴勒莫，他的一艘舰在途中沉没了。而迪凯纳前往墨西拿外海，与早已等在那里的法军支队会合。至于西西里之战的其它事件对于总的题目无关紧要。4月22日，德·勒伊特和迪凯纳再次相遇在阿戈斯塔外海。迪凯纳有29艘舰，西班牙和荷兰联合舰队有27艘舰，其中西班牙有10艘。遗憾的是这次是由西班牙人担任联合舰队的总指挥，并且使西班牙战舰占据了战列线的中间位置。德·勒伊特深知其同盟者们是无能之辈，希望把西班牙战舰分散配置在整条战列线上，以便可更好的支援他们，但是西班牙的总指挥没有接受他的劝告。德·勒伊特本人位于前卫，占据了上风位置的联合舰队进行了攻击；但是，中间部分的西班牙战舰位于舰炮射程之外，使主要战斗压力都落在了位于前卫的荷兰战舰身上。后卫模仿舰队司令的动作，也只进行了一些不太激烈的战斗。一生从未遭过炮击的德·勒伊特，在这次令人痛心的毫无指望的战斗中，仍光荣地履行了自己职责，他在战斗中受了致命的重伤。一周之后，他在锡拉库萨去世了，荷兰和西班牙在海上进行抵抗的最后希望也随之破灭了。一个月以后，锚泊在巴勒莫的西班牙和荷兰舰队遭到了攻击，使许多舰船被毁。在此期间，从荷兰派至地中海的一支增援支队，在直布罗陀海峡遇上了法国分舰队，迫使它不得不到加的斯避难。  

西西里的战斗仍然只是一种牵制，并且把它放在了极其次要的位置上，清楚地表明了路易十四还是全力以赴进行大陆战争。如果路易十四已经把目光放在埃及和经过海洋扩张的话，西西里完全对他产生截然不同的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人反对法国人的情绪越来越高涨，他们与荷兰人的贸易竞争似乎已不那么重要了。英国曾作为路易的同盟国参加了这场战争，但是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前，很可能会拿起武器反对路易。这除了相互猜忌之外，很可能是由于英国看到了法国海军不断发展壮大，很快在数量上会超过它自己。一段时间里，查理一直抵制国会的压力，然而到1678年1月，英荷两个海洋国家间订立了一个攻守同盟，直到此时，国王才召回作为法国陆军一部分正在参战的英国部队。当国会于2月召开会议时，查理又要求拨款装备90艘战舰和征集3万名士兵。路易十四料想到会产生这种结果，立刻命令部队撤离西西里。在陆上，他不惧怕英国；但是，在海上他不能对付两个海上强国的联合进攻。与此同时，他加强了对西属尼德兰的进攻。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使英国海军不卷入战争，他就尽量避免触犯英国人敏感的比利时海岸。但是，现在路易十四已不能再安抚他们了，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猛烈进攻荷兰最担心的地方，使其感到惶惶不可终日。  

事实上，北部七省联合体是反法联盟的主要动力。尽管从范围上看，他们是联合起来反对路易十四的最小国家，但是，他们的统治者奥兰治亲王意志最坚定，目的最明确，并且也最富有。他们一方面支援了同盟者的陆军，另一方面又使贫穷和贪婪的德意志诸邦的君主们忠实于这个联盟。北部七省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凭借贸易和海上实力，几乎独自承担了这场战争的全部负担，尽管他们有时犹豫不决，叫苦连天，但他们仍然忍受了。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英国同我们现在所说的荷兰的情况完全一样，强大的海上力量是它反对法国野心的坚强后盾，但是，它的损失是巨大的。它的贸易由于受到法国私掠船的劫掠，损失惨重；另外一种非直接损失是来往于各国之间的曾给荷兰带来了兴旺发达的运输业。当英国的国旗成为中立国的旗帜时，这种致富的生意转到了英国船上，由于路易急切希望安抚英国，使航行在各海洋上的英国舰船有了安全保障。也正是这种愿望促使他对英国在贸易条款上的苛求做了巨大的让步，从而极大的削弱了柯尔培尔寻求用以发展目前还很虚弱的法国海上力量的贸易保护政策的作用。但是，这些让步只能暂时抑制英国的激情；英国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其坚定的目的是要与法国决裂。  

在路易表示希望和平之后，延长战争已对荷兰无任何好处。陆战只能是一场灾难，并且是其衰败的根源。荷兰为自己的陆军和同盟国的陆军开支，不得不削减其海军的经费，并耗尽了来自海洋的资财。从路易十四要达到的目的，充分证明了奥兰治亲王始终坚持对其持顽强不屈的反对态度是非常正确的，尽管这种态度可能是忽明忽暗的，这里没有探讨的必要；但是不能怀疑，由于荷兰耗尽了财富，而丧失了海权，也损害了他们在世界各国中享有的声望。一位荷兰历史学家说道：“坐落于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北部七省联合体，自从他们独立于西班牙之后，不是与这两个国家中的这个，就是与那个，持续不断地进行战争，耗尽了资财，毁灭了海军，使他们的商业、制造业、贸易迅速地衰败。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就这样被无缘无故的、持续不断的敌对行动给毁了。英国与荷兰友好对荷兰造成的损害常常不亚于与其为敌时。而当一个实力在不断地扩大，而另一个实力在不断地缩小时，两者的联合便成为巨人和侏儒的联合。”[原作者注：戴维斯：《荷兰历史》。]到这时为止，荷兰一直是英国公开的敌人，或强大的对手。此后，它又成为英国的一个同盟国。不论处于上述哪种情况，荷兰都因其幅员小、力量单薄和位置不适，只能是一个受害者。  

一方面由于北部七省已精疲力竭，他们的商人和主和派不断的吵闹，另一方面由于法国灾难深重，财政困难，除众多的敌人外，又有英国海军的威胁，使进行这场持久战的两个主要方面都倾向于议和。路易十四早已愿意与荷兰单独媾和，但是北部七省一直拒绝。起初是为忠实于在其危险时刻加入这场战争的那些国家，后来是由于奥兰治威廉有个坚定不移的目的。随着两国之间的争论和纠葛逐渐消除，1678年8月11日，北部七省和法国之间签定了《奈梅根和约》。之后，其它国家也很快在和约上签了字。主要的受害者自然是幅员广阔，但很虚弱的，以西班牙为核心的君主国，它把弗朗什孔泰地区和西属尼德兰一些设防的城镇割让给法国，从而使法国的边界向东和东北方向扩展。路易十四为消灭荷兰发动这场战争，但是，荷兰在欧洲却没有失掉一寸土地；在海外，只是丢失了位于非洲西海岸和圭亚那的殖民地。荷兰能在这场战争开始确保自己国家的安全，和最后能成功地与法国抗衡，完全归因于他们的海上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把他们从危险的境界中拯救出来，并且使他们幸存于后来的大战之中。可以说海上力量已是一种主要的因素，并且在正式决定结束大战的《奈梅根和约》中不亚于其它任何因素。  

尽管荷兰作了很大努力，但是其实力仍然被削弱了，并且其后许多年间的一些类似的严峻考验终于使它衰落了。但是，战争对这个较大的国家法国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它的国王的狂妄野心是导致这场耗资巨大战争的主要原因。许多用来说明法国年轻国王统治初期的兴盛的一些有益的活动，都远不如柯尔培尔的活动那样重要，那样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柯尔培尔首先是克服混乱的财政状况，然后将其建立在国家富有的稳固基础上。这种富有，当时要受到法国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的影响，靠鼓励生产的方针，靠有助于健康发展的贸易，靠大批商船，靠一支强大的海军和扩张殖民地来发展。上述各项有些是海权的渊源，其余的实际上是组成海权的要素；对于一个濒海国家的确可以说这些即便不是它的力量的主要来源，也永远是它的力量的伴随物。经过将近12年的努力，一切都发展得很顺利。法国在这些方面的重大发展虽然不是等速前进，但都是很迅速的，国王的税收也有了飞快地增加。接着便到了他必须作出抉择的时刻，究竟是按照自己的野心致力于向外扩张呢？还是应该控制海洋，并通过不断促进贸易和贸易赖以存在的各项事业的发展？前者虽然作出巨大努力，却不能维系而是妨碍人民的正常活动。

由于没有对海洋实施可靠的控制，而使其贸易遭到了毁损；而后者坚持不懈地控制海洋，虽然需要很多经费，但却可以使法国的边界保持和平，通过贸易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能为国家赢得其所花费的全部或者几乎与其差不多的钱，这种情况决不是什么幻想。由于路易对荷兰所采取的态度和由此而产生的结果，首先促使英国，在他那个时代沿着柯尔培尔和莱博尼兹寄希望于法国会取得成功的道路前进。他使荷兰的运输落入英国人之手，允许英国人不受干扰地定居在宾夕法尼亚和卡罗来纳，允许他们占领纽约和新泽西；他还以牺牲法国贸易发展为代价来换取英国的中立。所有这些尽管不是一朝一夕的，但是是非常迅速的，使英国挤进了海上强国的前列，尽管英国和某些英国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它仍然甚至在战争期间保持了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无疑法国不能忘记它的大陆位置，也不能完全摆脱陆战；但是，可以相信，如果它选择了发展海权这条道路。可能会避免许多次战争，即或某些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那时承担这些战争的费用也可能会轻松得多。法国在《奈梅根和约》中的损失是无法补偿的，“农民阶级、贸易、制造业和殖民地同样都受到了战争的冲击，媾和的条件虽然有利于法国保持其领土和军事实力，却不利于它的制造业，而降低保护关税的条件有利于英国和荷兰”[原作者注：马丁：《法国历史》。]两个海上强国。法国王家海军卓有成效的发展曾激起了英国人的妒忌，但是由于它的商船海运受到了冲击，它就象一棵没有根的树，受到战争的冲击很快也就枯萎了。  

最后，在结束对法国和荷兰这场战争的讨论之前，谈谈德·埃特雷伯爵的一份简短的评论，将有助于说明许多还没有海员经历的法国海军军官的情况。德·埃特雷受路易的委托负责指挥索莱湾和泰瑟尔岛海战中的联合舰队中的法国分舰队。1667年，德·埃特雷第一次出海时只是一名成年男子；但是，1672年我们却发现他担任了一个重要分舰队的总指挥，在他指挥下的迪凯纳是一名已有近40年的海员生涯的海军将领。1667年，德·埃特雷从国王那里一次得到了8艘战舰，并同意由他支付这些战舰的维修费用，条件是如果获得战利品，他可以他分享其中的一半。他利用这个分舰队轻率地攻击了当时荷兰的多巴哥岛，这说明了他在泰瑟尔岛令人费解的行为，并不是由于缺乏勇敢。第二年他再次出海并别出心裁地指挥使其整个分舰队搁浅于阿韦斯群岛。作为当事人的旗舰舰长的叙述既令人发笑又富有教育意义。这位舰长在报告里说：  

分舰队搁浅那一天，领航员已测定了太阳高度，海军中将与往常一样，叫他们在他的船舱里记下舰船的位置。我正准备进去请示下一步千什么时，遇上了第三领航员布尔达卢，他边往外走边哭泣，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回答说：“因为我测定的偏航比其他领航员多，将军同往常一样威胁并在辱骂我；然而，我只是一个尽力做事的可怜的男子汉。”我走进船舱，看到将军非常生气，对我说：“布尔达卢这个无赖，总是跟我说些无聊的和没用的事，我将把他驱逐出舰。他把我们领到我不晓得而魔鬼晓得的航向上。”舰长相当天真地说道：“因为我不知道谁是谁非，所以我也不敢多说，唯恐招致将军对我大发雷霆。”[原作者注：古热尔：《海军》。] 

这幕闹剧结束之后几个小时，恰似这份摘录的原作者，法国军官所说，“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几乎是荒唐可笑的，但是它却是当时海上情况的真实写照，整个分舰队全部丧失在名为阿韦斯群岛的一组暗礁上。这就是当时法国海军军官们的情况”。旗舰舰长在他的报告的另一部分里说道：“舰船失事是海军中将德·埃特雷总的指挥方法所致。他的雇员的意见，或舰上正式军官们以外其他人的意见总是在舰上获胜。对德·埃特雷来说，这种行为方式是可以被理解的。德·埃特雷没有他新近从事的职业所必需的知识，他总是使用一些微贱的顾问，盗用他们为其提供的意见以掩饰全体船员对他的真实才能的了解。”[原作者注：特鲁德：《海战》。] 德·埃特雷在他已成为中将两年之后，才第一次登舰。

谢选骏指出：英国与荷兰之间的战争主要于发生于17世纪——海上单挑，荷兰根本不惧英国，还打进英国本土，炮轰首都伦敦。但是荷兰的综合国力，毕竟不敌英法两国的联合攻势，英国从海上，法国从陆上，终于粉碎了荷兰的雄心。这很像小规模地预演了二十世纪的德国，在英美和苏联的夹击下，无条件的投降。三次“英荷战争”，终于像是三次布匿战争。

 

【第四章 英国革命 1688-1697年奥格斯堡联盟战争 比奇角海战和拉乌格海战】  

 

在签订《奈梅根和约》之后的10年里，欧洲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战争，然而这期间欧洲的政局并不稳定。路易十四在和平时期与在战争时期一样，致力于将其边界向东扩展，并且迅速地、接连不断地占领了和约不曾给予他的一些地方。凭借古代的封建关系不时地对一些地方提出要求，其中包括过去签订的条约中曾经割让给法国的城市和地区。[译者注：1680-1683年路易十四成立“属地收复裁决院”，责成法学家调查和决定，过去哪些地方是属于历次条约中曾割让给法国的城市和地区。在“收复”的借口下，路易派军队占领卢森堡、斯特拉斯堡等地。]有时他采用购买的方式，有时则赤裸裸地使用武力，或通过显示武力作为威胁的所谓和平办法来取得他所声称属于他的各种权力。从1679年至1682年，路易都在进行这种扩张。使欧洲，特别是使德意志帝国感到最震惊的侵略是1681年9月30日路易占领了帝国的斯特拉斯堡城；同一天曼图亚公爵把意大利的卡萨莱卖给了他。这表明路易的野心不仅要向北方和东方扩张，而且对意大利也是垂涎欲滴。这两个地方都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一旦战争爆发，即可对德意志和意大利构成威胁。  

这两件事情使整个欧洲骚动起来。但是路易十四对其权力深信不疑，致使他到处树敌，并且正在疏远他从前的朋友。瑞典国王由于直接受到了侮辱，并且在德邦特斯公爵领地受到了伤害，所以他像意大利诸邦一样转而反对路易。早已表明法国国王热衷于使新教徒改变信仰，并且准备废除南特敕令[译者注：1598年法王亨利四世为结束新教徒与天主教之间的内战在南特颁布的敕令，实际上是交战双方妥协的和约，规定天主教仍为法国国教恢复原有特权，新教徒获得信仰自由和担任官职的权利。]已使教皇本人站在了其敌人一边。尽管对路易的不满极其强烈，也很普遍，但是需要进行组织和引导，把它组织起来并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其作用，这所需的勇气再一次在荷兰和奥兰治威廉身上得以体现。但是使组织工作完善需要一定的时间。“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已把自己装备起来了。不过，每一个国家，从斯德哥尔摩到马德里，都在谈论、写文章、游说……文战先于武战许多年；政治家们努力不懈地向欧洲舆论界呼吁：新君主政体的恐怖已经以各种方式向四处扩散。”这个君主政体正寻求取代一度被奥地利王室所占据的位置。世人皆知，路易力图使本人或其儿子成为德意志皇帝。终因各种复杂情况，诸如个人利益、缺少资金，使他不得不推迟其行动计划。尽管奥兰治威廉本人很希望，但是北部七省不愿意成为负担这个联盟开支的财东；奥地利皇帝由于东部边境受到了反叛的匈牙利和土耳其的严重威胁，不敢冒险在西部再发动一场战争。  

与此同时，法国海军在柯尔培尔的监督管理下，其实力和效率日益发展，并且通过不断攻击北非伊斯兰教各国的海盗船和他们的港口，培养了英勇善战的习性。而在这些年间，英国和荷兰的海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是每况愈下。早已听说，1688年，当威廉需要荷兰舰船远征英国时，遭到了反对。其理由是现时的荷兰海军远不同于1672年时的情况，“其实力正以难以预测的速度在削弱，一批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早已离开了”。在英国，随着纪律松懈，产生了一种物质节俭政策，舰队的数量不断减少，舰队的状况不断恶化；当预料之中的与法国的战争于1678年骤然爆发后，国王把海军交给了一批新的人员管理。对此，一位英国海军历史学家说道：“这个新的管理机构持续了5年，如果这个机构再持续5年的话，很可能会纠正使皇家海军产生衰退的许多重要弊病，并且会消除未来产生错误的隐患。1684年一种责任感驱使英国国王恢复由他亲自掌管舰队，并使昔时的绝大多数军官官复原职；但是，在他掌管舰队还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之前，1685年英王陛下去世了。”[原作者注：坎贝尔：《海军将军们的传记》。]国王更换是一件大事，这不仅只是对英国海军而言，从其最终的作用来看，它对路易十四的计划和正在着手进行的大规模侵略活动都有很大的影响。詹姆斯二世对海军非常重视，他本人是一名海军将领，并且亲自担任过洛斯托夫特海战和绍斯沃尔德湾海战的总指挥。他了解海军实际是处于被压制状态，所以他立即精心地采取各种措施使其在数量上和效率上得以恢复。在他统治的3年时间里，他确实为英国装备一支部队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这支部队后来被首先用来反对他本人和他的最好的朋友。  

詹姆斯二世继承王位，对路易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却促使欧洲一致行动起来反对他。因为斯图亚特王朝与法国国王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并且詹姆斯二世很赞同路易的这种专制统治，所以他曾运用国王仍有的巨大权力，从政治和宗教上制止英国人反对法国。除了这种政治同情外，詹姆斯二世对罗马天主教的赤诚，促使他采取了特别使英国人反感的行动，最后的结果是他被从王位上赶了下来。由于来自议会的一致呼声，使其女儿玛丽的丈夫奥兰治威廉继承了王位。  

在詹姆斯继承英国国王的那一年，一个外交上反对法国的广泛的联合行动开始了。并且是从宗教和政治两个方面同时着手进行的。一些新教徒国家对法国新教徒不断遭迫害极为愤怒；随着英国詹姆斯的政策越来越转向罗马天主教，这种愤怒情绪也越来越高昂。北方新教徒国家，荷兰、瑞典和勃兰登堡一起结成联盟，并且期望得到奥地利和德意志皇帝的支持，期望西班牙和其它的罗马天主教国家，出于政治上的担心和愤怒也会支持他们。因为奥地利和德意志皇帝近期已在反对土耳其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使其可以腾出手来反对法国。1686年7月9日，奥地利和德意志皇帝、西班牙国王、瑞典国王和一些德意志诸邦的君主在奥格斯堡秘密签订了一项协议。起初，它的目的只是防御法国；但是，很快它变成为一种攻势同盟，其名称为“奥格斯堡联盟”，两年之后的大战由此联盟得名，称之为“奥格斯堡联盟战争”。  

第二年即1687年，奥地利和德意志帝国大败土耳其和匈牙利。很明显，法国从这一地区的转向已得不到任何好处。与此同时，英国的不满情绪和奥兰治亲王的野心已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奥兰治亲王希望通过继承英国王位，使个人的权利和地位得到不寻常的提高。但是，要实现其强烈的政治愿望和信念，必须永远抑制路易十四的权力。为远征英国，他需要北部七省提供舰船、钱和人员。可是荷兰人犹豫不决，因为他们非常了解，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荷兰同宣布詹姆斯是他的同盟者的法国国王作战。最后终于导致他们采取了这种行动是因为路易十四恰好在此时废除了《奈梅根和约》中曾给予荷兰的贸易特权。由于荷兰的实际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使他们不能继续再犹豫不决了。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说道：“这样公然违背《奈梅根和约》的条款，是对荷兰贸易的致命打击，使其在欧洲的贸易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从而消除了荷兰在实际利益中仍然会遇到的宗教感情的障碍，并将整个荷兰置于奥兰治威廉控制下，不再有任何理由去讨好法国。”[原作者注：马丁著《法国历史》。]这是发生在1687年11月的事情。第二年夏天，一个继承英国王位的人的出生，使事态发展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英国人的忠君爱国观念已使他们容忍了元老的统治，但是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不能再容忍继续忠诚于罗马天主教的统治者。  

事情终于发展到我们已关注了多年的这种决定性时刻。路易十四和奥兰治威廉长期为敌，而此刻欧洲政界的这两个主人物，由于他们都具有较强的个性和各自所代表的事业，所以在许多重大活动中都是站在最前边，并且以后许多世代的人都会感受到他们的作用。这位专制的暴君奥兰治威廉站在荷兰海岸上，向往着自由的英国，使其与英国分离的狭窄的海峡，构成了岛国的防线，并且可能是他实现其强烈愿望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至于法国国王如果当时他愿意的话，他有能力控制海洋。路易十四把法国的权力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象从前一样，面对着东方，眼看着整个欧洲联合起来反对他；而在他的侧翼是颇具敌意的英国，也正渴望加入反对路易的斗争行列，只是此时还缺少一个领头者。是否应听任连接头部和躯体的道路畅通无阻[译者注：按照我们的理解，此处马汉将英、荷两国的本土比喻为头部，广大的殖民地比喻为躯体。][ 投笔从戎注：译者的理解有误，此处马汉将英国比喻为躯体，奥兰治威廉比喻为头部。]，并使荷兰和英国这两个海上强国置于一个人的统治之下，仍然留待路易去决定。如果他从陆路进攻荷兰，并把优势海军派至英吉利海峡，有可能会把奥兰治威廉限制在本土上，此外把他限制在本土上的另一原因是受国王宠爱的英国海军可能会比昔日更忠于他们的头目。但是因为路易一生的固执自己的偏见，也许他永远不能摆脱这种偏见，他又转向了大陆。1688年9月24日，他对德意志宣战，把其部队调至莱茵河。此时的威廉看到了实现其抱负的最后一个障碍已不复存在了，欣喜若狂。但是，逆风使他推迟了几个星期。10月30日他终于从荷兰起航了。远征舰队由500多艘运输舰船组成，运载1.5万多名士兵，并有50艘战舰护航。这支远征舰队的特点是政治和宗教的结合，因为其大部分陆军军官是上次战争之后被法国驱逐的新教徒，奥兰治威廉手下的总司令就是胡格诺派教徒、一位法国前任元帅。第一次起航由于猛烈的风暴没能成功；11月10日他再次起航，顺风向驶过多佛尔海峡和英吉利海峡。15日，威廉终于在托贝登陆了。詹姆斯在这一年的年底逃离了英国。第二年的4月21日，威廉和玛丽宣布为大不列颠君主，从而使英国和荷兰联合起来共同进行这场战争。随着威廉入侵英国，路易立即对北部七省宣战。在荷兰筹备远征的过程中和因逆风被推迟的几个星期里，法国驻海牙大使和法国海军大臣，都曾请求国王用其强大的海上力量制止这次远征——如此强大的法国海军，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其数量远远超过了英国和荷兰的总和。但是路易不愿意这样做，看起来，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都是一样的愚昧糊涂。处于恐惧中的詹姆斯二世，坚定地拒绝法国舰队的援助。虽然他企图在舰上举行天主教的弥撒仪式时，曾引起了舰员的骚动和反抗，并险些把神父扔进海里，但是他仍然坚信不移地认为英国海员忠实于他。  

法国就这样单枪匹马地投入了奥格斯堡联盟战争。“法国政策最担心的和长期以来防止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英国和荷兰不仅结为联盟，而且是联合起来在同一个人统治之下。英国摆脱了长期以来受斯图亚特王朝的束缚，实现了加入这个联盟的强烈愿望”。至于海战中进行的各种战斗，其战术价值远不如德·勒伊特所进行的那些战斗。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各个主要问题上，已在海上占有决定性优势的路易都失算了。在詹姆斯逃至仍忠于他的爱尔兰时，路易完全可以去支援他，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其次是法国大舰队逐渐从海洋上消失，这是因为路易为自己选择了耗资巨大的大陆政策，使其无法维持这些舰队；最后不太重要的一点是随着大舰队的消失，使法国的破坏贸易和私掠巡航战成为其独特的和主要的作战方式。起初，这种作战方式和它所产生的作用，似乎与已谈过的在没有舰队支援时这种作战不会产生好的效果的说法相矛盾。但是下面我们在对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之后，就会看到这种矛盾只是表面的，不是真实的。  

吸取上次战争的经验，法国国王在为自己挑起的这场大战中，应该首先致力于直接反对两个海上强国，反对奥兰治威廉和英荷联盟。当时在英格兰，仍然有许多人支持被流放的国王詹姆斯，甚至那些请来奥兰治威廉的人也对其王权实施戒备性限制。奥兰治威廉统治的最薄弱地方是爱尔兰，只要爱尔兰尚未被征服，奥兰治威廉的政权就不牢靠。1689年1月，逃离英格兰的詹姆斯，在一些法国士兵和一个分舰队护卫下于同年3月在爱尔兰登陆。除了在新教徒居住的北区，在其它各地他都受到了热烈欢迎。他把都柏林作为首府，并且一直在那里呆到第二年的7月。在长达15个月的时间里，法国在海上具有强大的优势，他们曾多次使部队在爱尔兰登陆，并且还在班特里湾海战[原作者注：请参阅图2英吉利海峡地图。]中战胜了企图阻止其登陆的英国舰队。虽然詹姆斯已被很好地安置下来，这对他维持自己的统治是极为重要的；虽然在詹姆斯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和伦敦德里经过围攻被攻陷之前，阻止奥兰治威廉取得一块立足之地同样也很重要；尽管1689年和1690年法国的海上力量比联合起来的英荷两国的海军强大；但是法国海军却让英国海军上将鲁克不受干扰地把增援部队运至伦敦德里，并使斯康伯格元帅率领一支小型陆军部队在卡里克弗格斯附近登陆。鲁克切断了爱尔兰和有许多斯图亚特王朝支持者的苏格兰之间的交通往来，然后，他又率领一支较小的分舰队沿爱尔兰东海岸航行，企图烧毁都柏林港内的舰船；只是由于风不作美未能得逞。最后他来到了詹姆斯占领的科克外海，占领了港内的一个小岛，并于10月安然无恙地返回了唐斯。这些活动有助于解除对伦敦德里的围困，并且可以使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的交通保持畅通，虽然这种情况持续了整个夏季，但是法国却不试图予以阻止。如果法国舰队在1689年夏天能够进行有效的合作，通过使用爱尔兰脱离英格兰来损害奥兰治威廉的权力，几乎不容怀疑，法国定能打败所有反对詹姆斯的爱尔兰人。  

第二年，法国在战略上和政治上犯了同样的错误。象詹姆斯这种依靠一个软弱的民族和外国帮助的冒险性行动，如果不能取得进展，其必然结果就是丧失实力。但是如若能与法国衷心合作，首先是与其舰队合作的话，幸运仍然属于詹姆斯。公正地说，象法国那样一支纯粹为军事目的建立起来的海军，在战争开始时其战斗力必然是最强大的，而海上强国联合起来的海军依靠其众多的商船和财富资源，也会日臻强大。1690年，力量的对比仍然有利于法国，但是已远不如前一年了。对法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用这支海军。按照海军战略的两种观点，有两个主要方向。一个是攻击英荷联合舰队，如果能把他们彻底打败，则可能会使奥兰治威廉丢失他在英格兰的王位；另一个是使舰队成为爱尔兰战役的辅助力量。法国国王选定了前者，无疑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像他实际做的那样，忽视了最重要的任务，即切断两岛之间的交通线。早在3月，他曾派出一支大舰队装载6000多士兵和一些战争补给品，没有受到太大的阻挡就把他们送上了爱尔兰南部港口；但是在完成上述任务之后，被雇用的舰船返回了布雷斯特，直到图尔维尔伯爵集结他的大舰队之前，整个5月和6月这些舰船都闲置在那里无事可做。在这两个月里，英国正在他们的西海岸聚集起一支陆军部队。6月21日，奥兰治威廉命令其部队，在切斯特敦，登上了有6艘战舰护航的288艘运输舰船。24日，威廉在卡里弗格斯堡登陆。随后战舰被解散了，以便使他们能与英国大舰队会合，然而，他们是做不到的；因为此时，图尔维尔指挥的舰船已经出海，并且占领了英吉利海峡以东海区。最令人吃惊的莫过于在爱尔兰尚处于争夺期间，双方却都对其对方与爱尔兰岛之间的交通线漫不经心。尤其令人费解的是法国，因为它有较强大的海上力量，并且肯定已收到英国不满分子提供的相当准确的有关英国下一步活动的情报。看起来好象有25艘法国快速帆船组成的分舰队，由战列舰支援受命前往圣乔治海峡值勤，但是实际上它们从未驶抵过阵位；并且当詹姆斯在波因河战斗中彻底垮台时，只有10艘快速帆船最远驶至金塞尔。英国的交通线从未受到过威胁。  

图尔维尔的舰队总共有78艘舰船，其中70艘组成战列线，此外还有22艘纵火船。这支舰队是在奥兰治威廉登上英国舰船后的第二天，即6月22日起航的。30日法国舰队驶抵利泽德外海，使位于怀特岛外海，处于完全无准备状态，甚至不曾向西面派出警戒舰的英国舰队司令惊慌失措。他匆忙出海，驶向东南海区，在其后的10天里，不时地有一些英荷两国的舰船加入其舰队。这两支舰队继续向东行驶，并不时地彼此都能看到，但是没有交火。  

英格兰的政治形势危机四伏，詹姆斯的拥戴者的不满越来越公开化，而且多次进行了示威游行。爱尔兰反叛成功已一年有余，而奥兰治威廉当时还正在爱尔兰，只把王后一个人留在伦敦，情况非常紧急，议会决定必须与法国舰队决一死战，有关作战命令已下达给舰队司令赫伯特。遵照命令他率舰队出航了，7月10日，他占领了有利位置，并借助于东北风组成了战列线，然后顺风向航行，攻击等待其到来的法国舰队，后者正前桅帆递帆[原作者注：那几乎是静止不动的。]，右舷戗风向先向北然后向西航行。  

其后进行的战斗就是著名的比奇角之战。参战的战舰，法国为70艘，英国和荷兰按他们自己的统计是56艘，按法国统计是60艘。在联合舰队的战列线中，荷兰的战舰位于前卫；由赫伯特亲自指挥的英舰位于战列线中间；后卫是由英荷两国的战舰混编组成。战斗的各阶段如下：  

 1. 位于上风的联合舰队以横队驶向对方。与往常一样，这种机动不是完成的十分理想，并且与以往发生的情况一样，前卫先于中间主队和后卫首先遭到炮火攻击，并且舰船首当其冲遭到损坏。  

 2. 海军上将赫伯特，尽管身为总指挥，没有用其中间主队实施强有力的攻击，而是使其位于较远的地方。联合舰队的前卫和后卫进行了近战（图9，A）。保罗·霍斯特在其《海军战术》一书中，把联合舰队的这种机动，说成是这位海军上将想集中主要兵力进攻法军后卫。为此，他使中间主队靠近后卫，并使其位于射程之外的上风处，从而可以阻止法国舰队戗风转变航向和折向后卫。如果上述是他的目的，他的计划尽管总的构思不错，但细节方面问题不少。因为中间主队进行这种机动，使其与前卫之间会形成一个较大的缺口。相反，他应该象德·勒伊特在泰瑟尔岛海战时那样，攻击他认为他能够对付的尽可能多的法军后卫舰船，并且撤向其前卫，指派它去阻止法军前卫。一位舰队司令，因其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不可能象他的敌人那样，展开一条长而密集的战列线，不让敌战列线与他的舰队两端取齐是可以允许的；但是，为此目的，他不应该像赫伯特那样，使中间部分形成一个很大的缺口；相反他应不断增加后撤的前卫战舰之间的间距。联合舰队的这种做法使前卫和中间两处都遭到敌军迂回的危险，并受到了攻击。  

 3. 法军前卫指挥看到荷舰向其战列线逼近，和荷舰的战斗力远不如自己时，便敦促其前面的6艘战舰全速前进，然后逆风换戗，从而使荷舰处于两面炮火夹击之中（图9，B）。  

与此同时，图尔维尔击退了敌中间部分的前导分队之后，由于赫伯特的部署，图尔维尔发现自己在中间部分已没有对手，因此命令其先导舰加速向前推进，加强攻击荷军前卫的力量（B）。  

于是在两条战列线的前端出现了一场混战，混战中，处于劣势的荷舰损失惨重。使联合舰队幸运的是风停了；而当图尔维尔本人和其它法国战舰放下小船进行牵引，准备再次投入战斗时，联合舰队已精明地使所有的战舰抛锚，并且张帆待航，在图尔维尔还没有看清形势之前，随着西南方向的退潮已使其舰队退出了战斗。最后，图尔维尔在距其敌人3海里的地方抛锚了。  

下午9时，当潮流改变方向时，联合舰队再次起航，向东航行。他们当中的许多舰船遭到了严重损坏，在英国人看来，宁愿摧毁这些失去战斗能力的舰船，也不愿为保存它们再去进行一次大的较量。  

  

图9 1690年7月10日比奇角海战  

图尔维尔继续追踪，但是并没有命令进行全面追击，而是保持原来的战列线，使整个舰队速度放慢，以照顾速度较慢的船。实际上此刻恰是进行一场混战的极好机会，而且确实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对一支被打败和正在逃跑的敌人，应该不遗余力地进行追击，并且只需注意不使追击的舰船失去相互支援的队形——一种完全不同于战斗开始或战斗实施过程中所要求的舰船的相关方位和相互距离。但是图尔维尔没有下令进行全面追逐，这说明他在军事上尚欠成熟；这种失误的本身，正如这次战斗一样，是发生在他一生中的决定性时刻。他从未有机会担任这样大的战斗的总指挥，并且这次战斗，正如旗舰上的霍斯特所说，是一次从未有过的大胜仗。的确当时应该说是一次很大的胜利，但是不是一次完全可能取得的决定性胜利。据霍斯特所说，法军不曾损失一艘小船，更不用说损失战舰了。如果霍斯特所说情况属实，图尔维尔漫不经心的追踪更应该受到谴责；尽管联合舰队逃跑时，有16艘舰船搁了浅，并在敌人可见之处被烧毁了，而法舰最远却只追至唐斯。英国人承认联合舰队损失了8艘战舰，这种估计可能与法国估计的方法完全不同。赫伯特率其舰队驶抵泰晤士河口利用移动浮标阻止敌人继续追击。[原作者注：莱迪亚德说，移动浮标的命令没有被执行（《海军历史》第2卷，636页）。] 

在法国，如果我们不把琼巴特为首的著名私掠船船员计算在内，那么图尔维尔就是这次战争中唯一在历史上最有名的海军将领。而在英国舰队中，卓越的功绩不能归于指挥分舰队的某个英勇而有胆识的将领。至此，图尔维尔已在海上服役近30年，他既是一名海员又是一名军人。他曾以极大的胆量，在年轻时候就为人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曾在法国舰队中参加过英荷战争、地中海战争和与北非伊斯兰教各国海盗的斗争。晋升为海军上将之后，在这场战争的最初几年，他亲自指挥过法国历次派出的最大舰队，因此在指挥上具有一定的科学战术知识。他掌握的这种知识是以理论和实践为基础的，此外，他通过实践对航海业务非常熟悉，这样便能在海上最有效地运用战术原则。尽管图尔维尔具备上述这许多优点，但是在众多勇士都无力承担重大责任的地方，他似乎也无能力为。[原作者注：当时的法国海军部长塞涅莱，称他为“胆小的脑袋”。]在比奇角海战之后，他对联合舰队追击时的谨慎小心，与两年之后他在拉乌格海战中促使其舰队几乎遭到全歼的情况截然不同，但究起根源都是出于他的同一性格特点。他在拉乌格海战中，是因为口袋里装着国王的命令。图尔维尔做任何事都很勇敢，但是他缺少承担最重要的责任的能力。事实上，虽然图尔维尔是未来世纪谨慎和熟练的战术家的先驱，可是他仍然不失17世纪海军指挥官的鲁莽苦战的特色。毫无疑问比奇角海战之后，他感到他已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所以自己感到很满意，但是实际上做的不像他所感觉的那样。用纳尔逊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我们已把敌人的11艘战舰打沉了10艘，而让最后的，能够捕获的一艘逃跑了，我决不能称这一天是成功的一天。”  

比奇角海战中法军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不能算是完全的成功。这次海战之后，詹姆斯二世的事业在爱尔兰海岸上已告失败。因为威廉仍能不受干扰地把部队运至那里，使其位于那里的部队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强于詹姆斯的，至于作为一名领导，威廉本人也胜过前国王詹姆斯。路易十四劝导詹姆斯应避免决战，必要应撤至完全忠于他的地区中的香农。虽然放弃了占据一年多的首府，毫无疑问会影响士气，但是放弃它肯定会达到阻止威廉登陆的目的。詹姆斯同意占据波因河一线，以掩护都柏林。7月11日威廉和詹姆斯两军在波因河遭遇，结果是詹姆斯被彻底打败。詹姆斯本人逃到了金寨尔，在那里他找到了10艘准备控制圣乔治海峡的快速帆船。他登上这些帆船，再次到法国避难，请求路易利用比奇角外海所取得的胜利，让他自己和另一支法国陆军在英国本土登陆。路易十四恼怒地拒绝了，并且命令留在爱尔兰的部队应立即撤回。  

当时至少在海峡两岸，正在出现一些对詹姆斯有利的契机，即便确实存在这种契机，詹姆斯也把它想得过于乐观了。在联合舰队平安地退至泰晤士河口之后，图尔维尔按照给他的指令在英格兰南部进行了几次示威性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对恢复斯图亚特王朝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在爱尔兰，情况则完全不同。波因河之战以后，爱尔兰陆军与法国分遣队一起后退至香农河，并在那里坚持反抗。路易十四气消之后，继续为詹姆斯派遣增援部队和提供给养。但是大陆战争的爆发已经迫在眉睫，使他不能提供足够的支援。一年之后，由于阿瑞姆之战的失败和利默里克的投降，结束了在爱尔兰的战争。波因河之战，以其特殊的宗教色彩，获得了一定的实属人为的名声。人们把波因河之战看成是英国王位继承战争中决定性之一役，自此，英国王冠就被牢牢地戴在威廉头上了。但是应该更确切地说威廉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欧洲各国在奥格斯堡联盟战争中战胜了路易十四，主要是由于法国舰队在1690年海战所犯错误和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尽管在那次战役中法国首次战胜英国取得了极其引人注目的胜利。至于一些值得引起注意的军事活动是人们惊奇地看到图尔维尔是在威廉离开切斯特之后起航的，并且是在波因河之战的前一天到达了比奇角。但是，真正的失误在于图尔维尔听凭威廉不受任何干扰地把一支强大的部队运至爱尔兰。如果只让威廉进入爱尔兰，而没有这样一支强大的支援部队，也许形势可能会有利于法国。爱尔兰战役的结果是牢固地确立了威廉在英国的王位，建立了英荷联盟，使两个善于航海的民族联合起来，置于一个君主的统治之下，利用他们的贸易和海上力量以及从海外获得的财富，确保他们在大陆上的同盟者能够成功地进行这场战争。  

 1691年比较有名的海上重大军事活动只有一件。这就是后来法国人都非常熟悉的图尔维尔“远洋”或“近海”巡航。它作为一种不同凡响的战略和战术表演，至今一直留在法国海军的记忆中。前面已经谈到，作为国家持久力的海权不仅仅只是一种军事建制，而应是建立在民族特点和追求之上的力量。这种持久力当时已开始与同盟国一起起作用。尽管联合舰队失败了，并且失去了比奇角，但是，1691年在拉塞尔海军上将指挥下的100艘战舰又重新占领了海洋，而图尔维尔只能集结与头一年相等的72艘战舰。“6月25日，他率领这些战舰离开布雷斯特。在敌人还没有来到英吉利海峡，他就占领了入口处的巡航海区，并向各处派出了警戒舰。在得知联合舰队为掩护来自黎凡特地区的护航运输船队安全通过海峡，已停泊在锡利群岛附近时，他毫不迟疑地驶向英国海岸，因为另一支来自牙买加的商船队也正迅速驶向那里。图尔维尔利用易造成错觉的航向，欺骗了英国巡航舰，驶抵了商船队附近，捕获了几艘商船，并在拉塞尔抵达与之交战之前，将整个商船队冲散。最后，当图尔维尔来到联合舰队面前时，熟练地进行了机动，并且总是占领上风位置，将联合舰队引至远海，让它消磨了50天的时间，却没有找到一次交战的机会。在此期间，遍布于英吉利海峡的法国私掠船，不断地骚扰敌人的贸易，并保护了本国至爱尔兰的护航运输船队。毫无结果的努力已使拉塞尔精疲力竭，最后驶向爱尔兰海岸，图尔维尔在完成了保护法国护航运输船队之后，再次锚泊在布雷斯特锚地。”  

图尔维尔的舰队捕获了几艘商船，这件事本身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是它通过缠住同盟国舰队使其不能脱身，为法国贸易破坏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英国这一年的贸易损失比起第二年要少得多。同盟国的贸易损失似乎主要是在荷兰北海。  

在英国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尽管陆战和海战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但是它们仍然是互不相干的独立的战争。陆战与我们的题目无关，因此，没有必要去叙述它。1692年，法国舰队在著名的拉乌格海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从战术角度考虑，这场战争并不十分重要，而战争的实际结果却被过分地夸大了；但是流传的许多报道已使其成为世界上一次著名的海战，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置之不问。  

路易十四被来自英国的报告，尤其是被詹姆斯的陈述所迷惑，詹姆斯盲目地认为在英国仍然有许多海军军官效忠于他，对他的热爱远超出于对他们的祖国。路易决定由詹姆斯本人亲自指挥入侵英国南部海岸。作为入侵英国的第一个步骤，图尔维尔率领50-60艘战舰（其中13艘来自土伦）与英国舰队交战；期望有许多英舰会临阵脱逃，造成士气低落，从而导致法国轻而易举地取得彻底的胜利。实施计划的第一个障碍是土伦舰队因逆风没能准时到达，图尔维尔只能率领44艘战舰出航，但是他收到了国王武断的命令，即当遇上敌人，不论众寡，也不论情况如何，都要与其作战。  

  

图10 1692年5月21日拉乌格海战  

 5月29日，图尔维尔看到了同盟国舰队先向北方然后向东驶去，其数量为99艘帆船战舰。当时的风向为西南，他有选择交战的机会。但是，他首先把所有的将级军官召集在他的舰上，并且向他们提出是否应该进行战斗的问题。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应该，他随即拿出国王的命令；[原作者注：作者在本文里按传统的和一般可以被接受的方法叙述了图尔维尔的作战命令和作战动机。法国作家克里斯诺伊在一篇有关事前和全过程的秘史的报道中，对许多传统的陈述进行了详细考虑。据他说路易十四对英国军官对其总司令詹姆斯的忠诚不抱任何幻想；他下达给图尔维尔的命令，尽管在一定条件下是带强制性的，但是并没人强迫法国舰队处于这种地位去战斗。不过，国王命令的语气暗示了他对图尔维尔以前在巡航中的行动不满，这可能是指比奇角海战之后的追击，并且对他在战役开始时的魄力表示怀疑。这种耻辱迫使图尔维尔拼死地攻击同盟国舰队。据克里斯诺伊说，在舰队司令舱房里的军事会议和国王的戏剧性命令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于是没人再敢提出质疑，尽管他们已经知道带着相反命令的轻型舰船甚至当时正在搜寻这支舰队。会后，出席会议的军官返回各自的战舰，整个舰队一起驶向联合舰队。此时，正在等待他们的联合舰队，右舷戗风向东南偏南航行。在联合舰队里，荷兰战舰担任前卫，英国战舰担任主队和后卫。当两支舰队进入有效射程之内时，法国舰队改变航向右舷戗风占据上风位置。图尔维尔由于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不能完全避免被敌战列线延伸至其后卫。而他的战列线由于拉得过长战斗力必然显得薄弱；但是，他为了避免重蹈赫伯特在比奇角海战中的错误战法，令其前卫后撤，扩大舰船之间距来阻止敌前卫并用其中间部分和后卫进行近战（图10，A、A、A）。没必要过多注意这种在力量上不相称的战斗的各阶段。但是它的战斗结果却是不寻常的：战斗持续到大雾弥漫和无风的夜间，当炮击停止时，竟然没有一艘法舰降下其旗帜，也没有一艘被击沉。双方海军部不能提供有关军队士气和军事效率的较有价值的实例。图尔维尔的航海技术和战术技能对这种不寻常的结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还必须承认，这次战斗对同盟国舰队来说，决不是一种荣耀。两支舰队于黄昏时抛锚（B、B、B），一组英舰仍然位于法国舰队的西南方（B′）。后来这组舰船砍断缆绳任其漂流穿过法军的战列线，以便重新与主力舰队会合；在此过程中他们受到了猛烈攻击。  

为维护舰队的荣誉，图尔维尔已经尽了很大努力，并且情况已表明继续战斗是徒劳无益的，他当时想到的是撤退。到了午夜，法军借助于不大的东北风开始后撤，第二天风向没有改变，法军继续撤退。联合舰队紧跟其后，已丧失活动能力的旗舰“王室荣耀”号妨碍了法国舰队的行动。因为它是法国海军中最好的战舰，所以图尔维尔始终不忍心将其摧毁。与图尔维尔在一起的战舰有35艘，主要撤退方向是海峡群岛，其中20艘顺潮流通过了奥尔德尼岛和大陆之间的以奥尔德尼急流著称的危险水道，并安全驶抵了圣马洛。在余下的15艘舰船通过之前，潮流改变了方向；被抛下的锚链浮动起来，舰船随潮流向东漂至敌人的下风处。其中3艘企图在当时既没有防波堤也没有港口瑟堡避难，其余的12艘仍留在拉乌格角；最终这些舰船或是被他们自己的船员或是被同盟国船员烧毁了。法国就这样损失了最好的15艘舰船，这些舰船每艘最少装备60门舰炮。但是这只略多于联合舰队在比奇角的损失。尽管损失不大，但它对一贯歌颂路易十四光荣和成功的民众，产生了不同凡响的影响，并且使图尔维尔和他的同伴们的无私奉献精神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拉乌格海战也是法国舰队进行的最后一次大战，此后法国海军便迅速衰落，所以可以说，这次灾难似乎是对法国海军的一次致命性打击。但是，事实上，图尔维尔第二年就率领70艘战舰出海了，并且此间损失已得到了补充。法国海军的衰败不是由于某一次失败，而是由于法国已精疲力竭和大陆战争的巨大开支。这次战争的主要承担者是英国和荷兰两个海洋国家，促成他们之间的联合是威廉在爱尔兰战役中取得的胜利。如果1690年法国海军的作战活动换一种指导方式，不用争辩，其结果会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他们的指挥错误是导致这种结果的直接原因，并且也是法国海军衰败的主要原因。  

在欧洲各国联合起来以武力反对法国的奥格斯堡联盟战争其余5年时间里，没有什么重大海战和非常重要的海上事件。为正确评价同盟国海上力量的作用，有必要简明扼要地概述一下，同盟国海上力量从各个方面持久地向法国施加的压力。的确如此，海上力量平时也一直在悄悄地起作用；正是因为这种作用不是暴风骤雨般的，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所以我们就必须认真地予以指出。  

路易十四敌对一方的头头威廉三世的兴趣在于陆军而不是海军，两者政策致力的方向不谋而合，于是使现实的战争成为陆战而不是海战。在此期间，同样起到了使战争转向作用的是法国大舰队逐渐退出战斗，使同盟国舰队在海上没了对手。此外，英国海军尽管在数量上是荷兰的2倍，但此时它的效率呈下降趋势。英国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造成的混乱，在其弟弟执政的3年时间里没能完全克服，并且出现了一种更令人担心的政治状况，其起因是曾提到的詹姆斯相信英国海军军官和海员对其本人有深厚的感情，不管这种想法是否正确，但它却残留在现时统治者威廉的头脑里，引起了他对军官们的忠诚和是否可以信赖的怀疑，从而助长了海军机关内部的混乱。我们得知“商人们的控告得到国王全力支持，并且愚蠢地将一些不合格的人提拔到英国海军指挥部门；然而时至今日这种祸根还没能消除，因为一些长期服役具有丰富经验的人，被认为是不忠诚的”。[原作者注：坎贝尔：《海军将军们的传记》。]怀疑气氛弥漫着英国内阁和城市，军官之间存在着派系斗争和优柔寡断；一个在战斗中遭到不幸或者无能的人，深知接踵而来的便是更严重的被指控为叛逆。  

拉乌格海战之后，同盟国海军的军事活动主要致力于三个主要方向上：首先是攻击法国港口，特别是位于海峡和布雷斯特附近的港口。攻击这些港口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局部破坏和摧毁海运，还不如说实际上是摧毁法国私掠船经常出入的巢穴，尽管有时舰上装载许多部队，但是威廉只是用此来威胁和牵制法国，迫使路易十四从大陆战场上撤出部分部队以进行海岸防御。总的来说，在这次战争和以后的战争中，进攻法国海岸的所有计划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即使是作为一种牵制，也没有使法国陆军受到削弱。如果法国港口缺少防卫，或其水道直通内地，象我国的切萨皮克湾和特拉华湾以及南部海湾那样，结果可能就应另当别论了。  

其次，当路易决定在1694年对西班牙发动进攻时，同盟国海军虽然没有进行海战，但是直接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西班牙，尽管自身非常软弱，但因其位于法国背后令路易十四感到不安。最后他决定把战火引至东北海岸的加泰罗尼亚，迫使西班牙议和。他的陆军行动得到了图尔维尔指挥下的舰队支援，直至占绝对优势的同盟国海军逼近，迫使图尔维尔退至土伦之前，吞并上述难以取胜的地区的行动进展非常顺利。同盟国舰队的到来，挽救了巴塞罗那，从那时起直至两个海上强国决意媾和，他们一直在西班牙海岸附近活动，并阻止法国部队向前推进。1697年当威廉表示愿意议和而遭到西班牙拒绝时，路易十四再次入侵巴塞罗那，因为同盟国舰队没有再出现，巴塞罗那被法军攻占了。与此同时，法国海军的一次远征成功地到达了南美洲的卡塔赫纳。西班牙在连续遭到两次严重打击之后，被迫投降，而法国施予它的打击完全依赖于法国海军对海洋的控制。  

第三，同盟国海军的军事作用是保护他们的海上贸易；就此而言，如果历史记载是可以信赖的话，那么他们在这方面的收效甚微。任何时期所进行的破坏贸易战，其规模和成就都比不上这个时期。拉乌格海战之后不久，就在法国大舰队逐渐消失的那几年里，破坏贸易战的范围之广，威力之大，显然与其必须以强大的舰队和邻国的海港为其坚强的后盾的断言有些矛盾。现在时机已经成熟，需要我们对其进行充分的讨论，因为私掠船的活动给贸易带来的灾难，是海洋国家渴望和平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们的贸易除维持他们自己外，还要为从事大陆战争的陆军支付费用，使战争得以持续下去并迫使法国接受媾和条件。所以说对贸易的攻击和防护至今仍然是一个实际问题。  

首先，应该看到法国舰队的衰败是逐渐的，和它在海峡上出现所起到的精神威胁作用。法国舰队在比奇角的胜利和在拉乌格战争中的骑士行为，一段时期里给同盟国舰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它迫使同盟国舰船只能聚集在一起以舰队形式活动，而不敢分散活动追逐敌巡航舰。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实际上是帮了敌人巡航舰的大忙，它相当于在海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另外上面已经提到了英国海军的效率很低，而其领导机关的效率可能更糟。与此同时，英国的一些叛逆者为法国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报。例如拉乌格海战之后第二年，法国在收到了一支庞大的护航运输船队驶往士麦那的准确情报之后，命令图尔维尔于5月，按他们早已打算的那样在同盟国的联合舰队准备把其封锁在布雷斯特港之前出海，由于英国领导机关办事效率不高，使护航运输船队推迟出海，最大的不幸是英国政府直至其舰队已与商船船队一起起航时，才得知图尔维尔已率舰队离开了布雷斯特。图尔维尔突然袭击了位于海峡附近的护航运输船队，400多艘运输船中的100多艘被摧毁或被俘获，其余的全部溃散。这不算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巡航战，因为图尔维尔舰队共有71艘舰船；但是，它充分说明了英国领导机关的低效无能。事实上，紧接着拉乌格海战之后，巡航舰的劫掠成为最大的灾难。其原因有二：其一是同盟国为了集结部队准备在欧洲大陆登陆，因此使联合舰队滞留在斯皮特黑德达两个多月之久，从而听任法国的巡航舰不受干扰地进行活动；其二是法国在这个夏天已不能再派出舰队出海作战，因此允许海员到私掠船上工作，从而使私掠船的数量激剧增加。这两方面的原因相辅相成。破坏贸易的活动尽管在英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并没有受到制止，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大。一位英国海军编年史编者说道：“必须承认，在前一年法国控制海洋时，我们的贸易损失远远少于第二年当其大舰队被封锁在港口时。”显然其理由是法国已经没有什么海上贸易了，并且相当一部分舰队里雇佣的海员，当舰队被搁置不用时能够转移到巡航舰上。随着战争压力逐渐增大，和路易继续缩减现役舰船，使破坏贸易的舰船有了新的来源。“法国王家海军的舰船和军官，按照一定的条件，有些被私人商行雇用，有些被借给了渴望从事私掠事业的公司，甚至连内阁大臣们都不鄙弃参加这种行为。”的确，他们被怂恿这样做是为了讨好国王。总的规定是在私掠收益中应提取一份进贡给国王，以作为使用舰船的报酬。这种雇佣注定会使部队造成混乱，但是这种混乱不一定是突然产生的。并且这些条件会暂时给私掠巡航活动以精神作用和能量，但是，是不能持久的。事实上，国库没钱不能供养海军，便使其与私人资本相结合，其结果是只能拿闲置无用的舰船去冒险，并且为追求利润去劫掠敌人。这种摧毁贸易的遂行方式不只是单艘巡航舰各自为战，有时也由3艘或4艘多至6艘的舰船组成的中队，由一个人指挥在一起活动。说得准确些像让·巴尔、福尔班和迪盖-特鲁安等海员的领导下的一些中队善战胜似善劫。1697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私掠远征队（也是唯一的一次）离开法国海岸驶向西班牙本土的卡塔赫纳，除许多小船外，还有7艘战舰和6艘快速帆船，并且还装载了2800多名士兵。这次远征的主要目的是强迫卡塔赫纳交赋特别税。但是它对西班牙的政策的影响众所瞩目，并且最后导致了议和。私掠活动的这种特点和协调一致的行动有助于代替支援舰队，但是不能完全取代它。尽管同盟国继续使其庞大的舰队集聚在一起，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和领导机关效率的改进，使破坏贸易的活动受到了限制。此外，得不到支援的巡航舰，甚至是在极为有利的条件下，有时也会遭受巨大损失。为了证实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列举英国的一篇报道，即战争期间捕获法国59艘战舰，而法国承认为18艘，一位法国海军历史学家认为这种数字上的差别很可能是由于英国人没有严格区分所谓的战舰和借给私人商行的那些舰船。实际上捕获的私掠船不包括在我们所引用的这个统计里。“所以，在这次战争中，破坏贸易战的显著特点，是巡航舰以中队的形式在一起活动，不远离他们的基地，而敌人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其舰队集中在别的地方。尽管如此，虽然英国海军领导机关低效无能，但是随着法国大舰队的消失，巡航舰的活动也越来越受限制。”所以说1689-1697年的战争结果并没能推翻下述总的结论：“要使破坏贸易的巡航战能起到破坏作用，必须辅之以一种中队战和战列舰分队的活动。这些辅助活动能迫使敌人集中力量，才能使巡航舰幸运地攻击其贸易。缺少这种援助，结果只能是巡航舰被俘。”战争接近尾声时，形势越来越明朗了。而看得更清楚的是在下一次战争中，法国海军的地位必将进一步削弱。  

尽管两个海洋国家遭到了损失，但是，给他们的事业带来了好处。战争开始时，法国人采取攻势，结束时他们到处处于守势；并且迫使路易十四违背其不可改变的偏见和合乎情理的政治欲望，承认被他看成是一个篡位者和他的仇敌的人为英国国王。从表面和整体上来看，这场战争几乎完全是以陆战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其范围从西属尼德兰以南的莱茵河一线，延伸至意大利的萨瓦和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英吉利海峡上的海战，和远处规模日益缩小的爱尔兰斗争，看起来只是一些插曲；而作为基础的商业和贸易活动完全被忽略了，或只有当他们呐喊、述说损失时，才被引起注意。贸易和海运不仅遭受了严重损失，而且还要支付与法国作战的陆军的大部分费用。两个海洋国家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其同盟国的国库，决定这种流向，某种程度上加速这种流向，是由于法国在战争开始时未能正确地使用其海上力量的优势。当时如果用一支优势的精良的海军给予一支没有准备好的对手以致命的打击，不仅战争开始时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后来仍然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机会被错过了，而让原本较强大的，有良好基础的同盟国的海上力量却赢得了坚持下去的时间。  

 1697年在利斯维克签订的和约对法国极为不利；条约使它失去了签订《奈梅根和约》以后19年来它所获得的一切，唯一重要的例外就是保留了斯特拉斯堡。路易十四在和平时期，用诡计或武力获得的所有一切，又全部放弃了，并且还要给德意志和西班牙巨大的战争赔偿。给后者的赔偿是在尼德兰，其直接受益者是北部七省联合体，但实际上对整个欧洲都有利，当然也有利于西班牙。按条约条款规定，给予两个海洋国家很多贸易好处，这样在有助于他们不断扩大自己的海上力量的同时，也不断地损伤法国的海上力量。  

法国曾进行过一次大搏斗，当时它是孤军作战，并且后来它不止一次地独自一国反对整个欧洲。这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现在可以谈谈像北部七省联合体那样的国家提供的教训，不论一个国家活动能量多么大，多么有进取心，如果它本来人口少，范围小，就不能只依靠外部资源，而法国自身的情况说明了一个国家无论人口多么众多，幅员多么辽阔，国内资源多么丰富，也不能只靠自己无限制地维持下去。  

据说，柯尔培尔的朋友有一次发现他精神恍惚地从窗户向外望去，而当问及他在沉思什么时，柯尔培尔回答说：“我在注视我眼前的这块富饶的土地，我想起了我在别处曾见到的那些地方；法国是一个多么富饶的国家啊！”正是这种信念，支持他在其任职期间，为克服因铺张浪费和国王发动的历次战争导致的财政困难做不懈的努力。自从柯尔培尔那个时代以来，这个国家的全部历史进程已证明了这种信念是正确的。法国拥有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民勤劳、节俭。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也没有一个人在断绝了与外界的正常往来时，能够茁壮成长。无论生来体质怎样强健，他也要求有益的周围环境，和自由地从各处吸取一切有助于其生长、壮大和繁荣昌盛的各种营养。不仅内部的有机组织必须进行良好地运转，而且还要顺利完成新陈代谢和自启动到运转的过程。但是无论是精神还是有机体，都必须从其自身之外吸收和补充有益的和各种不同的营养品。法国由于自身各部之间缺少往来，缺少与他人进行交换，即缺少国内和国外贸易，从而使其耗尽了她的自然资源。说这场战争是这些过失的原因至少道出了部分实情；但并没有详尽无遗地论述此事。战争带来了大家公认的许多灾难，特别是当它使一个国家与外界隔绝，并且使其只能依靠自己时，其灾难就尤为严重。的确，可能有些时候这种凶残的打击，会起到一种兴奋剂的作用。但是这也只是一种特殊的情况，而且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所以并不会使总的陈述失效。路易十四后期发动的几次战争，使法国陷于孤立的地位，并且几乎毁灭了法国，而柯尔培尔一生的主要目标，正是想使法国摆脱这种困境。  

法国只要能将战争往后延迟到在其内部和外部建立起流通过程，并能有效地运转之后爆发，战争本身就不会使法国陷入困境。柯尔培尔接任时，上述条件都不具备，为了使法国能够经得起战争风暴的袭击，不得不创造这些条件，并且使其具有可靠的根基。但是柯尔培尔没有时间去完成这个伟大的工程，路易十四也没有把其驯服和忠诚的臣民所享有的活力引向这个轨道上来，以支持他的大臣的计划。所以当这种严峻的考验降临于这个国家的政权机关时，不是从各地通过各种渠道吸取力量，也不是像英国人那样，在类似的困难条件下，利用其商船和海员的努力，使整个外界都给它提供经费，而法国只能自己依靠自己，因为英荷两国的海军国加之大陆上的敌人已经把法国包围起来，使它与外界隔绝。摆脱不断加剧的饥饿现象的唯一办法，是对海洋实行有效控制；创建一支强有力的海上力量，应使其能够确保陆地上的财富和民族工业充分发挥作用。对于这一点，法国的三个沿海地区，英吉利海峡、大西洋和地中海具有极其有利的天然条件；而在政治上，它曾丧失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没能使自己的海上力量与荷兰的海上力量联合起结成友好同盟，以此与英国对抗。在路易的力量处于鼎盛时期，他只知道对王国内部实行绝对控制，抛弃了这种强大的支援力量，并通过多次的侵略，不断激起欧洲各国起来反对他，在我们所研究的这段时期里，法国凭着自己是一个泱泱大国，坚持其与整个欧洲为敌，并且总的说来是成功的，因此，它为自己的自信和胆量进行辩护。法国没有前进，也没有大踏步的后退。但是，这种耀武扬威使法国搞得筋疲力尽；这样就一点一点地耗尽了这个国家的元气，因为它完全依靠自己，而不依靠通过海洋可与其不断保持联系的外界。在其后的战争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活动，但是不具有同样的活力；法国处处挨打，濒于灭亡。国家与人一样，无论怎样强大，与外世隔绝时，并且断绝可立即得到能够支援其内在力量的资源时，就会衰退，这两种教训是相同的。一个国家象我们早已说明的那样，不能无限期地依靠自己供养自己；使它与其它各地联系并使自己的力量不断得到补充的最便利的途径就是海洋。

谢选骏指出：马汉没有意识到，他所分析的历史，都是“地中海沿岸的历史”（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和“大西洋沿岸的历史”（西欧美洲的现代文明）——他就此得出一个“海权论”也是顺理成章了。但是，他的这套逻辑，用来分析内陆文明例如所谓“草原文明”、“内陆帝国”的时候，就不怎么见效了。例如马汉说，“国家与人一样，无论怎样强大，与外世隔绝时，并且断绝可立即得到能够支援其内在力量的资源时，就会衰退，这两种教训是相同的。一个国家象我们早已说明的那样，不能无限期地依靠自己供养自己；使它与其它各地联系并使自己的力量不断得到补充的最便利的途径就是海洋。”——这就是局限于“地中海”或“大西洋”论事的。如果马汉有点历史的全局观，他就会发现，“与外世隔绝”所引发的最大危机，并非“断绝可立即得到能够支援其内在力量的资源”，而是失去了必要的刺激和挑战，因此也就随之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生命的动力。

【第五章 1702-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马拉加海战】  

 

 17世纪最后三十年，发生的各种武装冲突和外交斗争，已经清楚地预示了，即将出现一件会挑起新的和更大争端的事件。这就是当时西班牙王位上的奥地利王室家族分支没有直系继嗣。当身心衰老的西班牙国王不久即将离开人世时，需要决定的问题是新的君主是否要从波旁王室中产生，还是从德意志的奥地利家族中产生。不论出现哪种情况，都需要决定这样继任王位的君主是否应该继承西班牙帝国的全部遗产，还是为了欧洲的力量均势，应对全部遗产进行某种分割。然而这种力量均势不再只是狭义地理解为在大陆上的领地分配，而且人们还进一步密切注视着新的安排对贸易、海运和对控制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影响。两个海洋强国的影响和他们的根本利益已经日趋明显。  

为搞清楚我们现在将要着手解决的可完全称之为的战略问题，有必要回忆一下当时在西班牙统治下的各国的情况。这些国家包括欧洲的尼德兰（现在的比利时）、那不勒斯和意大利南部、米兰和北部的其它省份，地中海的西西里、撒丁和巴利阿里群岛。科西嘉当时隶属于热那亚。在西半球，除了古巴和波多黎各，那时西班牙占据着现在被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各国分割的整个大陆，这些地区的广阔贸易前景正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在亚洲的一些群岛上，西班牙也有大片的领地，但是它们没有卷入当时的斗争。由于中心王国衰败，这个帝国极度虚弱，但是到目前为止其它一些正忙于眼前直接利益的国家都无暇顾及它这么巨大的一片领地。但是，当那里出现一个强有力的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政府，并通过与欧洲一个主要强国联盟，能够得到支持时，这种现象就不复存在了。  

详细研究为寻求用和平手段达到政治均势，而把一些人和一些领土，从一个统治者手中转交给另一个统治者的外交协商与我们的题目无关，无需进行详细研究。但是，可以简单概述一下每个国家的政策要点，西班牙内阁和西班牙人民，反对任何肢解这个帝国的解决办法。英国和荷兰反对法国在西属尼德兰的扩张行动和法国垄断与拉丁美洲的贸易。他们担心波旁成员继任西班牙王位必然会导致上述这种结果。一旦西班牙被分割，路易十四要为他的一个儿子争得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从而使法国在地中海拥有一个可靠的阵位。但是，这个阵位应该完全受海上强国支配——现实迫使威廉三世默认了这种要求。奥地利皇帝坚决反对使地中海的这些阵位脱离其家族，并且拒绝签署任何分割条约。在外交协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之前，西班牙国王去世了。他在临终之前，在其大臣们的劝诱下签署了一份遗诏，把他的所有各邦遗赠给路易十四的孙子——当时的安茄公爵——后来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采取这种措施是希望在防御上谋取最近的和欧洲最强大的国家的支持和援助，以保全西班牙。这里所谓最近的国家，并没有将控制海洋的一些强国考虑在内。实际上对这些海洋强国来说，港口对其舰船开放的任何国家距他们都不远。  

路易十四既然接受了这份遗产，他就必须在道义上反对分割西班牙的一切企图。两个王国联合起来在一个家族统治下，这对法国是极其有利的。从此以后，在其后方消除了一个宿敌，这样当其向东扩张边界的时候就不再有后顾之忧。事实上，自那时起，存在于两个王国之间的联盟从未中断过，只是由于西班牙的虚弱，这种家族关系没有对欧洲其它国家构成威胁。但是它们很快认清了这种形势，并且看到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法国国王把战争向后推迟了。似将发生的战争，必须依靠英荷两个强国的财富来支撑，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家建议应该把意大利诸邦划给奥地利皇帝的儿子，比利时应该由他们两国占领，并且建议西班牙新国王不应该让法国在西印度群岛享有超越其它国家的贸易特权。必须指出，从战后十年所看到的这个在总体上是最好的妥协方案，应归功于这些政治家的聪明才智；并且也可从中领略到了通过海洋扩张的重要性已不断增加。但是，路易十四不愿意屈服；相反，受西班牙地方长官们的纵容，他占领了尼德兰的一些城镇，这些地方曾被荷兰部队按照同西班牙签订的条约占领过。此后不久，1701年2月英国议会召开了会议，并且宣布废除允许法国对地中海实施管辖权的任何条约。荷兰开始武装起来，奥地利皇帝将其部队推进到意大利北部，他们将在这里进行一场对路易极为不利的战役。  

同一年，即1701年9月，两个海上强国与奥地利皇帝签署了一项秘密协定，为即将进行的战争制订了主要的作战方针，但是不包括在西班牙半岛上的战争。按照该协定，同盟国应共同征服尼德兰，以便在法国和北部七省之间嵌入一个屏障；征服米兰以确保奥地利帝国其它地区的安全；征服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同样也是出于这种动机，并且也是为了确保大不列颠陛下臣民和北部七省臣民的航海和贸易安全。为了航海和贸易的利益，这两个海上强国应有权征服西属西印度群岛的一些地区和城镇；在那里他们能够占领应该属于他们的，并且永远属于他们的所有地方。一旦战争爆发，同盟国当中任何一个国家不与其它国家一起，不采取适当措施都不能应付这场战争。这些措施即：首先永远阻止法国和西班牙王国置于一个国王统治之下；其次，阻止法国人成为西属西印度群岛的主人，或向那里派出直接或间接从事贸易的舰船；第三，确保英荷两国的臣民，在西班牙所有各邦内，享有前任国王统治时所享有的一切贸易特权。  

我们可以注意到所有这些条件都无意打算反对波旁王室继承西班牙王位，因为波旁王室是应西班牙政府的要求继承王位的，并且起初曾得到了英国和荷兰的许诺，但是，另一方面，奥地利皇帝不撤回集中反映他本人意愿的要求。在这种联盟中，恰似保护他们的贸易利益的条约条款所表明的，海上强国的意见是至高无上的——尽管他们曾打算在陆地上用德意志的陆军从事战争，所以不得不考虑他们的要求。正如一位法国历史学家所指出的：  

这的确是一个新的瓜分条约……指挥一切的威廉三世非常谨慎小心，他既要设法不消耗英荷两国的实力，同时又要保持西班牙现有的君主制度，而又不触怒奥地利皇帝。他的最终目的，是迫使西班牙新国王腓力五世立即确保英国和荷兰在西班牙君主统治的所有地区享有贸易使用权；并利用他们在海洋上所占据的重要军事位置共同抵御法国。[原作者注：马丁：《法国历史》] 

尽管战争已势在必行，但是准备进行这场战争的一些国家却仍犹豫不决。没有英国，荷兰不会单独采取行动；尽管英国对法国极为不满；但是制造商和商人对上次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记忆犹新。正当局势动荡不定时，英国的詹姆斯二世去世了。路易十四出于同情和在其知己们的劝说下，正式承认詹姆斯的儿子为英国国王；英国人对此非常恼怒，把它看成是一种威胁和侮辱，于是他们便放弃了所有纯属谨慎的考虑。英国上院宣布：“如果不使西班牙君主国的篡位者变得理智些，安全就不会有保证。”英国下院除了为德意志和丹麦援军提供财政援助外，还提议征召5万名士兵和3.5万名海员。此后不久，即1702年3月，威廉三世去世了。但是，王后安娜继续执行他的政策，并且这种政策已经成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政策了。  

路易十四试图在德意志其它诸邦中成立一个中立国同盟，以阻止似将来临的暴风雨；但是，奥地利皇帝巧妙地运用了德意志人的感情，并通过承认勃兰登堡选帝侯为普鲁士国王，将其争取过来，这样便产生了一个北德意志新教徒的王朝，其他新教徒诸邦自然聚集在其周围。后来，它成了奥地利的最可怕的敌手。它的直接后果是使法国和西班牙投入了除巴伐利亚以外没有任何同盟国的战争，其理由是众所周知的两个王冠问题。5月，荷兰对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宣战，英国也对法国和西班牙宣战。即使宣战时，安娜王后也拒不承认腓力五世为西班牙国王，因为腓力曾承认詹姆斯三世为英国国王。奥地利皇帝甚至更坦率地宣布反对法国国王和安茹伯爵。就这样，这场规模巨大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序幕拉开了。  

在讨论持续10年之久，涉及范围如此广泛的一场大战时，既要分清一般的和与我们的题目密切相关的叙述，又不忽略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难以达到我们预定的目的，因为我们不是单纯去研究一部海军事件编年史，也不是只是脱离通史中的周围事物的因果关系，去探讨海军的战术和战略问题，而是要正确评价海权对战争最后结局和对国家兴旺的影响。为了使大家能更一目了然，我们不妨再次指出威廉三世的目的，也即他不是要阻止腓力五世继承西班牙王位——这是件与海权毫不相干的事情，他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他们的贸易和殖民帝国的利益，去夺取他能够夺取的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部分殖民地；与此同时，把这些条件强加于西班牙新君主头上，或至少可以使英国和荷兰避免失去他们在奥地利家族统治时所享有的贸易特权。基于这种考虑，两个海上强国自然不会把其主要精力放在西班牙半岛上，而是把它放在了美洲；同盟国舰队很可能不会进入直布罗陀海峡。因为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将归属于奥地利，而不会归属于英国。后来发生的一些情况，改变了整个计划，1703年联盟使一个新侯选人，德意志皇帝的一个儿子，以卡洛斯三世的名字继承西班牙王位，于是便使西班牙半岛变成了一个胜负难分的血战战场。使英国和荷兰舰队不得不游弋于半岛海岸附近。这样这两个海上强国在拉丁美洲就没有进行任何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活动。但是由于英国在这场斗争中控制了直布罗陀和马翁港，此后便使其成为在地中海有势力的强国。在公开宣布卡洛斯三世继位的同时，英国又与葡萄牙议订了《麦特温条约》，使英国实际上垄断了葡萄牙的贸易，并把巴西的黄金经里斯本运到了伦敦——这是一个绝好的条件，在物质上有助于在欧洲大陆继续进行这场战争，同时还能供养其海军。在此期间，英国海军的效率不断提高，尽管法国巡航舰对其造成的损失仍然很大，但是英国完全可以承受这些损失。  

战争爆发时，英国按既定的方针，派乔治·鲁克爵士率领由50艘战列舰和运输舰船组成的一支舰队，运载1.4万人的部队进攻加的斯，它是西班牙与美洲进行贸易在欧洲的重要集散中心，西欧的硬币和产品汇集到那里，并从那里扩散到欧洲各地。占据卡塔赫纳也曾是威廉三世的目的，它也是西班牙和美洲之间进行贸易在西半球的主要集散中心。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他在临终前6个月，即1701年9月，曾把昔日的传统式海员本鲍指挥的一个分舰队派到了那里。本鲍在卡塔赫纳以北遭遇了法国支援和加强该港的分舰队，并与其交战；尽管本鲍在力量上占优势，但是由于他的几位舰长不听指挥，没投入战斗，打乱了他的作战计划。他的座舰孤立无援，他本人受了致命的重伤，但仍坚持战斗，结果让法国分舰队逃跑了，同时英军也没能占领卡塔赫纳。本鲍临终前收到了法国分舰队司令的一封来信，大意是：“昨天早晨我本毫无希望，似乎我只能在你的船舱里进晚餐了。[译者注：言下之意是成为本鲍的俘虏。]至于你的那些胆小的舰长，确实应该绞死他们，他们真是死有余辜。”就这样，他们当中的2名舰长被绞死了。乔治·鲁克远征加的斯，尽管很有把握，但却没有成功；因为下达给他的命令是安抚西班牙人民，并劝说他们不要服从波旁王统治。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命令束缚了他的手脚。在远征加的斯没能得逞之后，他获悉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几艘满载着白银和货物的西班牙大帆船，由法国战舰护航驶入了维哥湾。他立刻前往，并发现敌人正停泊在那里。虽然港口通道只有四分之三海里宽，并且设有防御工事和密集的栅栏；但是，乔治·鲁克冒着猛烈的炮火，强行通过了密集的栅栏，占领了这个地方，船上的货物和大部分硬币不是被拿走就是被沉入海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维哥湾大帆船事件。这次战斗在作战技艺上是很漂亮的，叙述起来也是饶有兴趣的，但它除了在经济和声望上给予法国和西班牙两个君主以沉重的打击之外，不具任何军事特色，因此，我们也没有必要给予阐述。  

但是，维哥湾大帆船事件在政治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有助于改变海上强国的上述总的行动方针。葡萄牙国王由于惧怕法国，已经承认腓力五世；可是他内心反对腓力，但是他又害怕法国的影响和势力进入他弱小的、孤立的王国。乔治·鲁克的部分任务是拆散他与法国和西班牙两个君主的联盟。维哥湾事件发生在距其边境如此之近的地方，使他充分认识到了同盟国海军的威力。事实上，葡萄牙距海洋比距西班牙更近，所以它必然要受到控制海洋强国的影响。尽管过去曾对其进行多次劝诱，包括奥地利皇帝答应把西班牙的领土割让给它，海上强国提供经济援助；但是在奥地利王位要求者可能要在里斯本登陆，使同盟国既在打一场大陆战争又要投入半岛战争之前，葡萄牙国王一直不轻率表态。奥地利皇帝把继承王位的要求传给了他的第二个儿子——查理。查理在维也纳宣布继承西班牙国王，并得到英荷两国的承认之后，便被联合舰队带到了里斯本，1704年3月他们在此登陆。这必然迫使海上强国对其计划做重大修改。因为同盟国曾发誓坚决支持卡洛斯，所以他们的舰队被拴在了半岛沿海海域和用来保护贸易；而在西印度群岛的战争则成为一场小规模的次要战争，并且毫无结果。从那时起，葡萄牙就成了英国的忠实同盟者，在这场战争中，英国的海上力量与其所有对手相比，占有极大的优势。葡萄牙的港口是英国舰队的避难场所和供给地，在后来与拿破仑进行的半岛战争中，英国舰队也是以葡萄牙为基地的。一百多年来，葡萄牙从英国人那里得到好处多于来自其它任何国家，但是它对英国的畏惧也甚于其它国家。  

英荷两国具有绝对优势的海上力量，对这场战争的结局，尤其是对英国此后一个世纪成为无可争辩的海上帝国至关重要。但是尽管如此，英荷两国的海军在这场战争中却没有进行一次具有军事意义的海战。他们与法国大舰队仅交过一次锋，可却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此后，法国便放弃了海上斗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特点代表了18世纪，除美国独立战争之外，所有战争的特点。海权具有一种无声的、持久的、使人筋疲力竭的压力。它在断绝敌人的资源的同时，保护了自己的资源；它没有直接参加重大战斗，或只处于不引入注目的地位去支援战争，并且偶尔地给予一些公开打击；尽管这些都鲜为人知，但是通过此次战争和后来半个世纪的一些要事对细心的读者来说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我们所谈到的这段历史时期里，占绝对优势的英国海上力量是决定欧洲历史的一种重要因素，它使英国一面在国外从事战争，同时又能使国内人民安居乐业，并且建立起了现在依然存在的大帝国，但是因其过于强大没有敌手，所以它的作用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几乎不存在要求其参战的机会。其优势如此明显，以致使一些冲突不能称之为战斗。从1700至1778年期间，可能除了宾在梅诺卡岛和霍克在基伯龙湾的战斗（后者成为海军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外，势均力敌的双方没有进行过决定性的，具有军事意义的较量。  

基于这种特点和考虑到我们的议题，为了避免过繁的叙述，我们只能对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作一总的概要的阐述，并指出总的影响，特别是舰队活动的影响。海军自然与在弗兰德、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战争无关；可当他们曾有效地保护了同盟国的贸易，没有中断陆战所需要的财政援助时，他们已经起到了他们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在西班牙半岛上，情况则截然不同。卡洛斯三世在里斯本登陆以后不久，乔治·鲁克爵士便驶向巴塞罗纳，本来以为舰队一出现在那里，这个地方就会自动投降。但是，这里的总督忠实于他的国王，并将亲奥地利的一派镇压下去了。因此，乔治·鲁克驶向土伦，那里正停泊着法国的一支舰队。途中乔治·鲁克看到了另一支来自布雷斯特的法国舰队便对其进行了跟踪，但是没能追上；结果是两支法国分舰队在土伦会合了。这里值得提起注意的是，当时英国海军并不打算，象他们后期那样，在冬天封锁法国港口。这期间，舰队象陆军一样进入冬季营房。春天曾派另一名海军将军克劳德斯利·肖维尔爵士去封锁布雷斯特，但是因其抵达的太晚，其猎物早已飞跑了，于是他立刻驶向地中海。而那时乔治·鲁克深感其力量不足，不能对付联合起来的两支法国分舰队，便撤回到海峡。因为此时，英国在地中海既没有港口，也没有基地，更没有可依靠的同盟国，最近的避难场所是在里斯本。乔治·鲁克和克劳德斯利·肖维尔爵士在拉古斯外海相遇，并在那里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上级别较高的乔治·鲁克宣布了已下达给他的命令，其大意是没有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的同意，不准随意行动。这道命令确实束缚了他的手脚。乔治·鲁克对没有进行任何战斗感到丢脸，对没做任何事情就回国感到莫大的耻辱，最后他决定进攻直布罗陀。其理由有二：其一是因为他听说直布罗陀防范不严；其二因为直布罗陀作为一个港口，对现时的战争无关重要；其三因为占领了直布罗陀会为英国女王陛下的武装部队增光添彩。他首先对其进行炮击，然后用小艇强行攻占。英国对直布罗陀的占领应从1704年8月4日算起。这一行动使乔治·鲁克的名字永垂不朽，英国占据了地中海的咽喉要地完全归功于他的正确判断和勇敢负责精神。  

西班牙的波旁国王准备立即将直布罗陀夺回，并且请求位于土伦的法国舰队给予支援。图尔维尔已于1701年去世，法国舰队由图卢兹伯爵指挥——路易十四的亲儿子，当时他只有26岁。乔治·鲁克也向东驶去，8月24日两支舰队在韦莱斯马拉加外海相遇。同盟国舰队利用东北风占领了有利位置，两支舰队同时左舷戗风向南行驶然后又向东驶去。对于两支舰队战舰的数字没有确切的报道；法国有52艘战列舰，他们的敌人可能比他多6艘。[译者注：根据《简明世界战史词典》“马拉加海战”条目的介绍，英荷联合舰队有45艘战舰，法国舰队有53艘战舰。]同盟国舰队一起离开，然后各舰再各自去寻找其对手；显然，乔治·鲁克率领的英舰不想组织任何战术协同。马拉加海战的确在军事上不具任何重要性，只是我们在这次海战中第一次领略了克拉克批评过的英国所使用的完全不科学的攻击方法，并且可以看到，这种方法又有了充分发展，并且在整个18世纪都很盛行。这次战斗的结果与其它按同样原则进行的战斗的结果完全一样，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很有教益的。联合舰队的前卫展开与主队分离，中间留有相当大的空隙；而法舰便企图仅仅靠战术运动突入这个空隙来隔离和孤立敌前卫。我们发现在马拉加海战中根本不存在克拉克后来一个时期正式承认的那种谨慎、熟练的战术。从蒙克、德·勒伊特和图尔维尔能实施的各种战术协同退化到只剩航海技术的新纪元是马拉加海战的最显著的特点，这也算是它在历史上唯一的“重要性”吧。马拉加海战使麦考利曾歌颂过的那种原始的战斗方式更逼真了，并多年存留在英国海军的思想中：  

双方指挥官发出冲锋命令；  

双方步兵手持长矛和盾牌大踏步前进；  

双方骑兵的靴刺将马踢得流血；  

面对面的部队边吼边战。  

人类的活动不总是永远向前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海军期刊的文学作品里就可看到一种类似的迹象。马拉加海战进行的很激烈，从上午10时持续到下午5时，但是完全不是决定性的。第二天因风向改变，法国舰队占据了上风位置，但是他们并没有利用这种有利时机去进攻。如果说他们前一天曾要求得到这种有利条件是有充分理由的话，那么现在具备了这种条件他们却没有利用它，则应受到严厉谴责。乔治·鲁克已不能继续战斗，据说他的舰队近乎一半，约25艘战舰已用完了舰上的全部弹药。甚至正当战斗还在继续进行时，同盟国舰队的几艘战舰已从战列线中被拖走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可供一次齐射的发射药和弹丸了。无疑这是进攻直布罗陀造成的，在那里他们共消耗了1.5万发炮弹，也是由于他们缺少作为补给基地的港口——随着新基地的占有，今后可能会消除这种现象。激励乔治·鲁克占领直布罗陀，和在南北战争开始激励美国占领罗亚尔港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正是这种目的曾使帕马公爵敦促其国王在派出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前，先占领荷兰海岸上的弗拉辛（今弗利辛恩）——如果按此建议行事，就不必进行至北英格兰的使人意志消沉的灾难性航行。同样的理由，任何企图进攻我们美国沿海的国家，无疑将去占领距中心地区较远的和防御薄弱的，像加德纳斯湾或罗亚尔港这些地方。在我们海军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可利用其舰队占领这些地方以供其舰队使用。  

乔治·鲁克安全地撤到了里斯本，途中他把舰队多余的食品和弹药留在了直布罗陀。如果把这次战斗看作是图卢兹获胜，可是他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撤回了土伦，只派10艘战舰去支援对直布罗陀的攻击。法国进攻这一地区的所有计划都落空了；所投入的分舰队最后全部被摧毁，并且陆上的进攻变成了一种封锁。一位法国海军军官说道：“随着这种失败，在法国出现了一种令人遗憾的反海军情绪。海军所创造的奇迹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也被彻底地遗忘了。人们已不再相信它的作用。相反，与国家有更直接关系的陆军却非常受倾慕和同情。当时盛行的一种错误想法即法国的兴衰依赖于莱茵河的某些阵位，持有这种想法对海洋事业是极为不利的，而海洋事业已使英国强盛，使我们衰败。”[原作者注：拉贝鲁斯-邦菲尔：《法国海军史》。] 

 1704年进行了布莱尼姆之战。战争中，法国和巴伐利亚部队被马尔巴勒[投笔从戎注：马尔波罗]和欧根亲王指挥的英国和德意志部队彻底打败。此次战斗的结果使巴伐利亚放弃了与法国的联盟，并且使德意志成为大战的辅助战场，后来的大战主要是在尼德兰、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上进行的。  

第二年，1705年，同盟国分两路进攻腓力五世——一路从里斯本出发进攻马德里，另一路是取道巴塞罗那。前者毫无成效，尽管把进攻的基地设在海洋上，但战斗主要还是要在陆上进行。这一地区的西班牙人毫不掩饰地表示他们不欢迎借助外国力量继位的国王。加泰罗尼亚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卡洛斯三世亲自率领同盟国舰队向那里进发。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法国海军，只好呆在港里；法国陆军也不露面。同盟国部队有3000名海员帮助，并且有舰队不断为他们送来补给品，很快包围了这个城镇。对同盟国部队来说，舰队既是他们的补给基地，又是他们的交通线。10月9日，巴塞罗那投降。所有加泰罗尼亚人都热烈欢迎卡洛斯三世，欢迎活动蔓延至阿拉贡、巴伦西亚，巴伦西亚省的资产阶级也表态支持卡洛斯。  

第二年，1706年法国在通向葡萄牙山区的要隘实施防御，而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边境上发起猛烈攻势。由于当时同盟国舰队不在，缺少舰队的支援，同盟国方面的抵抗是无力的，致使巴塞罗那再次被围。这次法军对巴塞罗那的包围，得到了舰队的支援。这支舰队由30艘战列舰和许多装载补给品的运输舰船组成，是从附近的土伦港驶来的。法军的包围从4月5日开始，一切进行的很顺利，卡洛斯三世被围在城里，如能将他俘获那将是意外的收获。但是5月10日随着同盟国舰队的出现，法国舰队便撤离了巴塞罗那，包围即被解除。腓力五世不敢退至阿拉贡地区，便取道鲁西永退至法国，把阿拉贡让给了他的对手。与此同时，另一支靠英荷两国财政援助供养的陆军从葡萄牙——一个英荷两国海军共同控制和使用的基地——向前推进。此次西部进攻比较成功，先后攻陷了埃斯特雷马杜拉和莱昂省的许多城市。当同盟国的将军们得知巴塞罗那的包围已被解除时，立即取道萨拉曼卡向马德里逼近。此时逃至法国的腓力五世已经通过了比利牛斯山的西部返回了西班牙；但是，当同盟国部队逼近时，他不得不再次逃跑，把其首府留给了同盟国部队。1706年6月26日，葡萄牙和同盟国的部队进入马德里。同盟国舰队在巴塞罗那攻陷之后，又占领了阿利坎特和卡塔赫纳。  

同盟国军事上的成就到此已结束了；但是他们曾错误地估计了西班牙人的意向，并且也没有看到他们的决心和自尊心，以及他们国家的地形特征所拥有的力量。盟军的入侵，激起了西班牙对葡萄牙的民族仇恨，和对异教徒的厌恶情绪，英国将军本人就是一名胡格诺派教徒的难民。马德里和周围地区的人都对之不满，与此同时，南方各省的人民也纷纷保证他们效忠于波旁国王。同盟国部队不能在充满敌意的首府久留，更主要的是在这一地区附近找不到给养，而且到处都是游击队员。同盟国部队向东撤退，退向卡洛斯三世所在的阿拉贡。1707年4月25日屡屡受挫的同盟国陆军在阿尔曼萨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损失了1.5万名士兵。整个西班牙，除加泰罗尼亚省以外，又重新被腓力五世所控制；后来加泰罗尼亚省的一部分地区也被其征服了。第二年，也即1708年，法国虽然在这一地区取得了一些进展，可仍然没有能力进攻巴塞罗那，但是他们却攻下了巴伦西亚和阿利坎特。  

 1707年这一年，没有任何海军要事。夏季位于地中海的同盟国舰队离开了西班牙海岸，前去支援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对土伦的进攻。后者从意大利出发沿地中海海岸前进，同盟国舰队从海上支援其侧翼，并为其提供补给品。但是，包围没有成功，所进行的战役也不分胜负。英国舰队司令克劳兹利·肖维尔爵士率几艘战列舰一起回国，途中搁浅于锡利群岛并丧生在失事舰上，后来这成为历史有名的事件。  

 1708年，同盟国舰队占领了撒丁。因为该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并且离巴塞罗那较近，卡洛斯三世只要在同盟国舰队的帮助下控制了海洋，它就会成为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同一年同盟国舰队占领了梅诺卡岛和它的良港马翁港，从那时算起英国对其控制了长达50年之久。由于占领了直布罗陀，封锁了加的斯和卡塔赫纳，并用马翁港对抗土伦，此时的大不列颠象法国或西班牙一样，在地中海有了坚实可靠的基地。而另一方面，它的同盟国葡萄牙控制了里斯本和直布罗陀两个阵位，可以密切注视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贸易航线。到1708年的年底，法国在陆上和海上均遭到了惨败，国内又出现了严重的灾害，几乎无望继续进行正在使法国招致毁灭而对英国来说并非重负的战争。路易十四不得不提出带有耻辱性的让步条件以换取和平。他同意交出整个西班牙君主国，只为波旁国王保存那不勒斯。同盟国拒绝接受他的提议，他们要求法国放弃整个西班牙帝国，安茹公爵统治的地方也不例外；拒绝称其为国王，并且还增加了一些能使法国毁灭的条件。因为遭到路易十四的拒绝，战争只得继续进行。  

在以后的几年里，同盟国的海上力量不断地进行各种活动，但此时已成为大不列颠一国的活动，很少得到荷兰的帮助，尽管它们不那么惹人注目，但其作用不能低估。卡洛斯三世绝大部分时间被限制在加泰罗尼亚，他与撒丁以及奥地利国在意大利半岛的诸省份的联系全靠英国舰队。此时，法国海军已完全销声匿迹，路易十四显然不让舰队出海，因此，使英国可以缩减其地中海舰队的实力，而让它的更多舰船去执行保护贸易的任务。1710年和1711年，英国远征法国位于北美洲的殖民地，占领了新斯科舍，但是进攻魁北克的计划却没能实现。  

 1709年的冬季，路易十四将法军全部撤出了西班牙，从而放弃了他孙子继承西班牙王位的事业。然而正当法国国力已极度虚弱，似乎可能被迫让步，使其沦为一个二等强国时，在联盟中代表英国一方的马尔伯勒因在国内失宠，使联盟是否继续保持下去受到了威胁。在马尔伯勒失去女王对他的宠爱之后，反对战争的一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反对继续进行战争的一派，掌握了权力。这种变化发生在1710年的夏季。因为英国当时处于有利的谈判地位，和英国当时承受的负担过重，所以使议和的倾向不断地加强。显而易见，英国所承受的沉重负担不能给它带来与其相称的益处。软弱的同盟国荷兰已逐渐停止提供按条约所规定的海上部队，尽管一些有远见卓识的英国人，看到消灭了一个与之竞争的海上强国会感到满意，而当时大多数的英国人，看到更多的和感受最深的，是现实的战争经费不断增加。大陆战争和西班牙战争，都主要靠英国的财政援助来支撑；尽管用在大陆上的财政援助对英国无利可图，可他们清楚，不花费比这场战争经费更多的钱，决不能迫使西班牙人拥戴卡洛斯三世。此后不久，英国和法国之间进行了秘密谈判。由于要继承西班牙王位的卡洛斯三世的兄弟德意志皇帝死于意外，使谈判有了意想不到的进展。因为没有其他的男性继承人，卡洛斯很快便成为奥地利的皇帝，不久，又被推举成德意志皇帝。英国人不希望看到两个王冠都戴在一个奥地利人头上，更不希望看到两个王冠都戴在一个波旁皇族的头上。  

作为1711年议和的条件，英国提出的要求表明它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海上强国。这不仅是事实，而且自己也俨然以海上强国自居。它要求不能由同一个人同时兼任法国和西班牙国王；尼德兰的设防城镇应转让给荷兰和德意志，作为抵御法国的一条屏障，法国应归还从同盟国手中夺取的一切；并且还要求将直布罗陀和马翁港正式割让给英国，有关这两个地方的战略价值早已指出了；摧毁法国劫掠英国贸易的私掠船的老巢敦刻尔克港，要求法国割让纽芬兰、哈得孙湾和新斯科舍殖民地，后者当时已被英国占领；要求与法国和西班牙签订以供应非洲奴隶契约著称的贸易条约，并垄断与拉丁美洲的奴隶贸易，1701年西班牙曾将这种权力交给了法国。  

尽管敌对行动依旧在继续进行，但谈判并没有停止。1712年6月，英国和法国之间签订了4个月停火协定，英国撤走了他们在大陆同盟国中的陆军，其主要指挥马尔伯勒已于前一年被免职。1712年的战役有利于法国；因为大不列颠已将部队撤出，所以战争的结束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英国对荷兰提出的抗议的回答是，自1707年以来，荷兰已没有提供他们应提供的额定舰船，他们提供的舰船不到额定数的三分之一，他们参战的时间不到一半。1712年下院在致英皇的一份上书中抱怨道：  

整个战争期间，海上勤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极其不利于陛下您的王国。因为每年必须为各大舰队提供充足的装备，以使其在地中海保持优势，和抵御敌人可能在敦刻尔克，或在法国西部港口集聚起来的部队。陛下已做好为装备联合舰队中您的那部分舰船的一切准备，但是却没有劝使荷兰也这样做。它每年装备的舰船与陛下每年装备的数量极不相称……所以，陛下已不得不用您的其它舰船进行补充，并且已迫使陛下的大批舰船不得不持续在远海和不合时宜的季节里活动，这极有损于海军。这种情况已使贸易护航出现了困难，王国的海岸也因缺少巡航舰而非常容易招致攻击，陛下对敌人与西印度群岛的效益最高的贸易已无能为力，他们的大量财富来源于这种贸易，没有这些财富他们便无力承担这场战争。  

事实上，从1701年至1716年，法国与拉丁美洲的贸易，曾使其获得了价值为4000万美元的硬币。对于这些抱怨，荷兰赴英国使者只能回答说，荷兰的情况已使它无力履行合同。1712年的失败，增强了英国媾和的决心，同样也决定了荷兰必须走这条路。尽管英国对其同盟国不满意，但仍然一如既往，坚持反对法国，支持荷兰的正当要求。1713年4月11日，历史上一个标志着全面和平的里程碑，著名的《乌得勒支和约》在法国和英国、荷兰、普鲁士、葡萄牙和萨瓦之间签订了。虽然奥地利皇帝仍然坚持反对议和，但是，英国不再为其提供财政援助，使其陆军的活动受到了限制，随着海上强国逐渐撤出，大陆战争已进入尾声。然而，腾出手来的法国，于1713年在德意志打了一个漂亮的、成功的战役。1714年3月7日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签订了和约。战争的余火仍然残存在加泰罗尼亚和巴利阿里群岛，那里的人民仍然坚持他们的宗教信仰反对腓力五世。可是当法国武装部队调转头来对其实施攻击时，反叛很快被镇压了下去。1714年9月，法国强行占领了巴塞罗那；第二年的夏季巴利阿里群岛也被迫投降了。  

由这场持久战造成，并经和约认可的一些变更，除去一些不太重要的或暂时不太重要的细节外，可归纳为如下几点：1. 确定由波旁王室继任西班牙王位，西班牙帝国继续占有它在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的领地，当英国答应支援奥地利王子并因此将其大部分海军拴在了地中海时，威廉三世反对西班牙对上述地区行使统治权的企图也就此落空了；2. 西班牙帝国失去了它在尼德兰的领地，海尔德兰将成为新普鲁士王国的领地，比利时将隶属于奥地利皇帝，西属尼德兰就这样变成了奥属尼德兰；3. 西班牙失去了在地中海的一些主要岛屿：撒丁割让给了奥地利，梅诺卡岛连同其良港一起交给了英国，西西里割让给了萨沃伊伯爵；4. 西班牙失去了它在意大利的领地，米兰和那不勒斯割让给了奥地利皇帝。这些就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总的结局。  

法国支持本王室的腓力五世，如愿以偿地继承了邻国西班牙的王位，可战争已使法国变得虚弱至极，并失去了相当可观的一部分领土，其海上力量损失殆尽，人口锐减，财政濒于崩溃。在欧洲割让了其北部和东部边界上的领土，它还放弃了对敦刻尔克的使用权，这里曾是英国商船十分惧怕的私掠战的中心。在美洲，法国割让新斯科舍和纽芬兰，已为半个世纪后失去整个加拿大做好了准备。不过目前它还保留至圣劳伦斯湾和圣劳伦斯河要隘的布雷顿角岛和它的路易斯堡港。  

英国通过条约和战争所获得的，几乎相当于法国和西班牙失去的总和，这些都有助于它继续扩大和加强其海上力量。地中海的直布罗陀、马翁港和前面提到的一些北美洲殖民地，为不断扩大和保护其贸易的海上力量提供了新的基地。英国通过这次战争除了获得大量领地之外，对它来说，仅次于此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陆战的沉重负担已使法国和荷兰海军衰败。有关这方面的迹象后面将予以介绍。在联合舰队中荷兰完全没有按照规定补足其应承担的舰船定额，他们即或派出的那些舰船状况也是极差，尽管为英国增添了额外的负担，但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因为它迫使英国海军发展得更快和更有成效。法英之间本来实力就不相称的海上军事力量，由于敦刻尔克被毁，这种不相称就变得更加明显了。尽管敦刻尔克本身不是一个一级港口，水位不深，可是由于人们经常使用它使其具有重要的军事作用，其位置极适于骚扰英国的贸易。它距南福兰角和唐斯只有40海里，与其平行的海峡只有20海里宽。敦刻尔克是路易十四最早获得的一块领地，所以他对它非常重视并不断进行开发，现在它的防御工事已被拆除，港口已被填堵，这一切使他蒙受了刻骨铭心的奇耻大辱。但是英国的能人智士不会把它的海上力量单纯地建筑在军事基地之上，也不会仅仅建筑在舰船之上，而是建筑在通过战争和和约获得的巨大的贸易优势之上。英国获得与拉丁美洲进行奴隶贸易的特权是有利可图的，随着这种贸易成为与这些国家进行大量走私往来的主要部分，获利就更大，这一切对英国在攫取领地的不足方面得到了部分补偿。法国把南美洲的一些领地割让给葡萄牙，但主要的受益者仍是英国，因为它已利用于1703年的条约控制了葡萄牙的贸易。被割让的北美洲殖民地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它们不仅是主要的军事基地，也是重要的贸易基地。英国还与法国和西班牙签订了对其极其有利的贸易条约。当时的一位英国大臣，在议会中为条约进行辩护时说：“英国从这个条约中得到的好处，主要表现在有益于我们的繁荣兴旺；最近在我们的造币厂铸造了大量的条金；议和以来，从事海运、渔业和商业的舰船迅速增加。进口关税和制造业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出口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一句话，从各方面促进了英国贸易的发展。  

战争使英国加速运转起来了，并且将其放在迄今仍保持的那种海上霸主的位置上，而使在贸易和斗争中总是与其为敌的对手望尘莫及。作为战争的结果，荷兰在海上一无所获，既没有得到殖民地，也没有得到基地。与法国签订的贸易条约虽然使它与英国享有同等待遇，可在拉丁美洲，它没有象其它盟国那样得到一块立足之地，实际上，在议和的前几年，尽管这个联盟仍然扶持卡洛斯，但是英国首相早已背着荷兰与卡洛斯签订了一个条约，英国已实际上垄断了西班牙在美洲的贸易，表面上是与西班牙共同分享这种贸易，实际上是它一国垄断。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个条约被公开了，它给荷兰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但是因为当时英国对同盟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它不会受到被其它盟同遗弃的威胁。荷兰在陆地上获得的只是占领了奥地利尼德兰的一些设防地区，即历史上有名的“屏障城镇”，这对增加荷兰的税收、人口和资源并不起什么作用，也无助于它必须依靠军事机构来增强国家实力。荷兰，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放弃了使其繁荣兴旺和使其在各国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举措。由于它在大陆上的处境十分危急，曾导致它忽视海军，以致在上次战争中的私掠船巡航战时期，它的运输业和贸易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尽管整个战争期间，它一直趾高气扬，可其虚弱的征兆已明显地显现在武装力量的衰退上。所以，尽管北部七省达到了联盟发动的战争的主要目的，并没让西属尼德兰落入法国人手里，可它是得不偿失的。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没有参加欧洲战争，并退出了欧洲的外交舞台，部分原因可能是它看到它从战争中得到的太少了，更主要的是由于它实际上已十分虚弱，已经无能为力。在进行了这场艰苦的战争之后，出现了一种反思，它毫不掩饰地说明了一个领土范围狭小，人口较少的国家所固有的软弱性。北部七省从签订《乌得勒支和约》开始，明显在走下坡路；然而，实际上的衰退比这还要早。荷兰不再被列入欧洲强国之列，其海军也不再成为外交斗争中的一种军事因素，随着国家的全面衰落，贸易也在衰退。  

余下的问题只是简单扼要的谈谈战争对奥地利和德意志诸邦造成的影响。按照和约的规定，法国让出了莱茵河屏障和莱茵河东岸的一些设防地区，前面已经提到，奥地利得到了比利时、撒丁、那不勒斯和位于意大利北部的一些西班牙领地。但是，奥地利仍在许多方面表示不满，尤为不满的是没有得到西西里岛。此后，在它得到该岛之前，一直不断地为此进行谈判。对于德意志诸邦和整个欧洲来说，一件比奥地利获得这块遥远的异国地区更重要的事情，是普鲁士的崛起。这场战争一开始，普鲁士作为一个属于新教徒的国家和好战的王国，使其注定要加入反对奥地利的斗争行列。  

上述这些就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主要结果。这场战争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欧洲所经历的一场规模最大的战争，其主要军事行动都是在陆上进行；它是有史以来两位最伟大的将军，马尔伯勒和欧仁亲王指挥的。这场战争中的布伦海姆之战、拉米伊之战、莫尔佩克之战和都灵之战，即便不甚了解历史的读者，对这些名字也并不陌生。与此同时，一大批有才华的人在其它战场上，在福兰角、德意志、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屡建战功。而在海上只进行过一次规模虽大，却不值得一提的战斗。我们仅仅根据目前这场战争所产生的直接的结果，仍然可看出究竟是谁从中得到了好处：是法国吗？其唯一收获是使波旁家族的一名成员继承了西班牙王位。是西班牙吗？它得到的只是一个波旁家族的国王，而不是奥地利王室的国王；使它与法国结成较亲密的联盟。是荷兰吗？它确实得到了设防城镇作为屏障，但是它的海军被毁灭了，而且它的人民也已经疲惫不堪。最后，是奥地利吗？虽然它用海上强国的钱去打仗，并且得到了诸如尼德兰和那不勒斯这样一些沿海国家。显而易见，得到好处的，难道不是那个逐步把这场战争局限在陆上进行，和目光越来越盯在陆上收益的国家吗？或者更确切地说难道不是英国吗？他们确实为大陆战争付出了不少的代价，甚至还动用其部队进行支援，可在此期间，它正逐步建立起海军，并不断加强、扩大和保护它的贸易，占领了一些海上阵位。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其海权的创建和不断发展是建立在其竞争对手、朋友和敌人的毁灭之上的。强调英国海军的发展，并无意贬低其它国家的收获；把它们列举出来只能更清楚地说明英国的收获是巨大的。法国的收获是它的后方不再是一个敌人，而是一个朋友，可它的海军和海运却败落了。西班牙的收获是经过一个世纪的政治僵化之后，使它密切了与法国这样充满生机的国家的相互往来，并保全了它曾受到威胁的大部分领地。荷兰的收获是它最终摆脱了法国的入侵，使比利时掌握在强国而不是弱国手中。奥地利的收获无疑主要是以牺牲别人为代价，制止了它的世敌的发展，并且还得到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以其为基础在英明政府的领导下还可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然而，无论哪个国家的收获，甚至这些收获并在一起，在重要性和可靠性上都无法与英国的海上力量相比，它在奥格斯堡联盟战争期间就开始领先，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依靠它，运用一支没有敌手的军事海运力量，在其它国家处于疲惫不堪，无暇他顾的情况下控制了公海上的主要贸易。并且这支海运力量在当时世界上所有有争议的地方都有安全可靠的基地。尽管当时英国还没有开始创建其印度帝国，可它的强大的海军优势，能够控制其它国家与这些富饶的遥远区域的交通线，并且使它能在不同国家的贸易地区产生的争议中坚持其意志。它的贸易曾使其繁荣兴旺，并保持了它的同盟国的军事实力，尽管在战争期间受到了敌巡航舰的堵截和骚扰（对此，处于百忙之中的英国只能在局部地区予以注意），可当战争即将结束时，却呈现了一种崭新的局面。世界各国都已精疲力竭，人们都渴望重新富强和从事贸易，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财富、资金和海运上，像英国这样做好了准备，能促进和取得每项事业的优势，并且凭借这种优势，通过合法和不合法手段促进商品交流。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利用它的聪明经营之道和其它国家的疲惫不堪和资源枯竭，不仅使它的海军，而且使它的贸易逐步发展壮大。的确在那些危险的海域会经常遭到法国不断派出的那些肆无忌惮的巡航舰的阻袭，海军的作用就是安全护航，因此，它越来越多地为商船所雇用。与荷兰相比，由于英国的商船受到较好的保护，而获得安全远洋运输公司的美名，自然运输业也越来越多地落入了它的手中。一旦喜欢雇用他们的习性形成了，很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  

一位英国海军历史学家说道：  

通观全局，我怀疑英国以往的声望是否会超过这一时期，或人民的进取心会比现在更强。我们的武装力量在海上获胜，需要保护我们的贸易，和用各种切实可行的办法以提高我们的海上力量，这些都是逐年增加我们的力量所要采取的措施。此后，即1706年底英国皇家海军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舰船数量而且质量都大大超过了革命时期和革命之前。所以说我们的贸易在上次战争中不是逐渐减少，而是逐渐增加，并且通过不断地与葡萄牙加强交往，使我们受益非浅。[原作者注：坎贝尔：《海军将军们的传记》。] 

虽然我们通常总是把海权与海军联系在一起，但是英国的海权不仅只在于其强大的海军。1688年，法国曾有过这样一支海军，但是，它像被火烤过的树叶一样枯萎了。海权也不只单独存在于兴旺的贸易之中。在我们所谈到的这一时期的之后几年，法国的贸易已相当可观，但是，最初的战争风暴，像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国海军曾一度横扫荷兰的贸易一样，摧毁了法国的海上贸易。海权在于强大的海军和海上贸易两者的结合，经过精心的培育，英国超过其它各国获得了海权。这显然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应从此算起。战争之前，英国只是海上强国中之一员，战争之后则成了举世无双的海上强国。它单独拥有这种权力，既不与其朋友分享，也不受其敌人的制约。唯独它自己富有，由于它对海洋的控制和拥有庞大的海运事业，它掌握了丰富的资源，以致现时在海洋上它没有一个危险的竞争对手。所以它所获得的海权和财富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牢靠的，是全部掌握在它自己手中的；而其它国家的收获不仅在程度上逊色，而且质量也差，他们或多或少取决于其他民族的友好愿望。  

人们可能会提出疑问，是否这意味着任何国家的强大和繁荣都只取决于海权呢？当然不是。合理的使用和控制海洋，只是用以积累财富的商品交换环节中的一环，但是它却是中心的环节，谁掌握了海权，就可强迫其它国家向其付特别税，并且历史似乎已经证明，它是使国家致富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在英国，对海洋的控制和使用是多种原因综合在一起自然促成的。除此之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前几年，它已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措施，促进其更加繁荣兴旺。这些措施被麦考利称之为“坚实可靠的基础。在英国出现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最庞大，最兴旺的贸易机构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然而，可能有人又会提出疑问，是否某些民族热衷于贸易和由于贸易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他们的这种民族特点就不易于采取上述措施？是否他们所采取的措施，至少不完全是出自于对海权的考虑，也不会增加国家的海上力量？不管怎样，那是可能的，我们已经目睹了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岸，在竞赛中一个比英国起步早的国家——其位置和资源都极其适于通过战争和贸易对海洋进行控制。法国所处的特殊位置，在所有海上强国中，唯独它，拥有一种选择的自由。其它国家在其边界外部活动，或主要受陆地的制约，或主要受海洋的制约。然而，法国除了有一条漫长的陆地边界，还有一条与三个海洋相连的海岸线。1672年，它明确地选定通过陆路扩张的政策。那时，柯尔培尔已掌握法国财政大权12年之久，而且已使他们的国家从可怕的混乱中得以恢复，法国国王的税收是英国国王的两倍。这个时期，法国向欧洲其它国家提供财政援助，但是，柯尔培尔的计划和对法国寄于的希望是建立在使其成为海上强国基点上的。与荷兰的战争，使这些计划没能实现，进一步兴旺发达的运动中止了，国家重新回到了自己依靠自己与世隔绝的时代。路易十四统治结束时的这种悲惨的局面，无疑，是由许多原因交织在一起形成的，例如：连续不断的战争，后半期的管理不善，自始至终的铺张浪费。但是，实际上法国从未遭到入侵，战争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其边界或边界之外进行的，它的国内工业几乎没有遭到战争的直接破坏。在这些方面它堪与英国相比，并且所处地位好于它的敌人。为什么结果是这样不同呢？为什么法国这样不幸，这样筋疲力竭？而英国却这样喜笑颜开，繁荣兴旺呢？为什么要由英国提出和约条款，而法国只能接受呢？显然是由于财富和储备所致。法国要独自对付许多敌人，他们之所以能起来与法国为敌，把战争继续维持下去，完全靠英国的财政援助。

 1706年，英国的财政大臣在致马尔伯勒的信里说：尽管英国和荷兰的土地和贸易承受了过重的负担，可我们和荷兰的财政储备仍然很多；而法国的资金几乎全部被耗尽，以致他们向王国外付一个便士，除非付硬币，否则不得不付20%和25%的利息。

 1712年法国支出的战争费用高达24000万法郎，而它的税收总收入只有11300万法郎，扣除损失和必要的支出之后，国库只剩3700万法郎。解决财政赤字的办法是提前使用其后年间的税收，并征收一系列名目繁多甚至不可理解的税收。  

 1715年（议和后两年）的夏季，似乎形势已经不能再恶化了：政府没有财政储备，私人也没有存款；国家没有更多的净得税；大部分税收是没有保证的，不得不预征其后年间的税收。劳动和消费都不能满足继续流通的需要；这个濒于崩溃的社会高利贷盛行。物价不断上涨和货币贬值终于压垮了人民。困难，人民中不断出现暴乱，甚至涉及到军队。制造业日趋衰落，有些被迫停业，很多人不得不靠乞讨生活，使城市难以承受。农民由于缺少工具、肥料和牲口，只能使土地荒芜；很多房屋将倒塌。看起来君主政体的法国将随其年老的国王一起行将灭亡。[原作者注：马丁：《法国历史》。] 

这就是拥有1900万人口的法国的情况，而当时英国人口总共只有800万；法国地大物博；大革命之前拥有丰富的煤和铁。“而英国的情况则与之相反，1710年议会的巨额财政援助冲击了法国；因为这一时期法国的财政储备很低，或从某种意义上说完全没有，而我们的财政储备达到了极限。”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我们的商人斗志昂扬，使他们能卓有成效地执行其计划，以致使整个王国的资金不断流通，并且极大地支持和促进了所有的制造业，所以后来的人们在困难时期，经常情不自禁地提起那个时代。”

在与葡萄牙签订的条约中，我们是主要的获胜者……葡萄牙人开始感受到巴西金矿对他们是至关重要的，而在其后与我们所进行的许多贸易中，使他们的大部分财产成为我们的财产，并且此后一直是这样。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支付这场战争的费用……英国内部的流通现金增加的相当可观，很大程度上必须归功于我们同葡萄牙的贸易；而这一点，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应完全归功于我们的海上力量（它使葡萄牙脱离了两个君主联盟，并将其置入海上强国的保护伞下）。我们与西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取道加的斯，在这场战争开始时，曾多次被中断，但是后来大部分都被恢复了，直接经大公统治地区的一些航线，和取道经葡萄牙的航线，都进行了大批的非法贸易。与此同时，在同西印度群岛的西班牙人进行的贸易（也是非法的）中，我们也是主要的获利者……我们的殖民地，尽管抱怨不被重视，但也逐渐富强起来，人口不断增加，甚至贸易活动的范围比过去更大了……有关英国的目的，在这场战争中找到了详细的答案——我指的是法国海上力量的毁灭，因为在马拉加海战之后，我们再也听不到法国大舰队的活动情况了。尽管大舰队的销声匿迹使法国私掠船的数量猛增，可我们的商船损失，后期远远少于前期……一件着实令人欣慰的事情是：起初我们曾看到法国国王在1688年集结了这样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而当时我们却是在困境中斗争，当我们于1697年终于摆脱了这场使人伤脑筋的战争时，发现我们已负债累累，以致短时期的和平也无法偿还。然而到了1706年，我们看到的不是法国的海军在我们的沿海活动，而是我们每年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不断袭击他们的沿海，我们的海军不仅在大西洋比他们占优势，在地中海也一样，迫使他们只要见到我们的旗帜便逃之夭夭……利用这支舰队使我们与黎凡特地区的贸易有了保障，并且还加强了我们对意大利境内各城邦君主的影响；此外，它还使北非伊斯兰教各国心惊胆战，而且还迫使土耳其苏丹[译者注：旧时土耳其君主的称号。]不敢接受法国的建议。这就是我们的海上力量不断壮大，和利用海上力量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这样一些舰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可随时保护我们的国家和盟国，并使这些盟国屈从于我们的利益；而最最重要的是这支舰队如此有效地为我们的海上力量树立了威望，甚至时至今日（1740年）我们仍然能够愉快地感受到这种威望的作用。[原作者注：坎贝尔：《海军将军们的传记》。] 

不再需要作过多的叙述了。法国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那个年代，虽然英国海军那样坚守岗位，但是法国的巡航舰仍然能依靠劫掠对方的贸易来养育他们自己。英国作家承认这方面的损失是惨重的。依据英国上院的一个委员会的报告，按照1707年的统计，五年之内，也即“开战以来，英国已损失30艘战舰，1146艘商船，其中有300艘被夺回来了，而我们已捕获和摧毁法国80艘战舰、1346艘商船，此外还捕获了他们175艘武装私掠船。”绝大多数法国战舰，如前所述，可能是进行私掠活动。但是，不管怎样，这些有关的数字，除刚才的叙述外，不需要提供更多的材料，即可看出，没有一些大的舰队为基础，单纯依靠巡航战是决不能摧毁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的。琼·巴特死于1702年，可他留下了福尔班、迪卡塞和其他一些人，特别是迪盖-特鲁安这样有名的后继者，他们是世界上罕见的摧毁贸易战的干将。  

西班牙王位继承最终结束之前，迪盖-特鲁安的名字使人想起他最重要的私掠远征活动。在那个时代很少有海员能象他那样远离本土从事私掠活动。它再准确不过地说明了那个时代的冒险精神，和法国政府被迫采取的这种权宜之计。1710年，法国一支小型中队曾进攻过里约热内卢，由于战败，一些法国人成为俘虏，据说他们都已被处死了。迪盖-特鲁安要求国王批准他为法国报仇雪恨。国王同意派出舰船和配备舰员，并且以国王为一方，雇用的迪盖-特鲁安公司为另一方，签订了一份正式合同，规定由双方为远征提供费用和补给品，其中我们发现了奇怪的事务性规定，即上舰的任何一个士兵在巡航期间死亡，被杀或开小差，公司要付30法郎的罚金。国王要得到五分之一的纯利，并要承担任何一艘在战争中失事或被摧毁的舰船的损失。按照罗列在一份冗长的合同里的规定，迪盖-特鲁安得到6艘战列舰、7艘快速帆船和2000多名士兵。1711年他率领这些舰船和部队一起驶向里约热内卢。在进行了一系列战斗之后，夺取了这个地方，并且同意除用500箱糖，还需4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100万美元）可以赎回这个地方。私掠公司在这次冒险活动中净得利92%，因为返航之后，有关2艘战列舰的情况无任何消息，所以国王获利可能很少。  

当整个西欧正忙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一场会对此次战争结局产生重大影响的斗争，正在东方进行。这就是瑞典和俄国正在交战，匈牙利已经反叛奥地利，1710年底之前，土耳其也终于被卷入了这场斗争。一旦土耳其帮助匈牙利，就会出现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的有利于法国的一种牵制作用。英国历史学家提醒人们注意，土耳其是由于惧怕英国舰队，因此在所有各重大事件中它都不敢轻举妄动，匈牙利也被迫屈从于奥地利的统治。瑞典和俄国之间的战争，将导致后者在波罗的海占据优势；法国的老盟国瑞典沦为个二等国家，与之同时，毫无疑问俄国将要闯入欧洲政界。

谢选骏指出：英国因其陆地上的劣势，而被迫发展其海上的优势。其海权条件比荷兰更好，不仅面积更大、人口更多，而且因为英国还是一个海岛，入侵英国没有海军的协助是不可能的。马汉之前的拿破仑和马汉之后的希特勒，虽能横扫欧洲，但入侵英国都是功亏一篑，最后都像荷兰一样，遭到海陆两线作战的夹击而走向了失败——这是因为他们遭遇了英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但却没有吸取荷兰的教训。希特勒虽然知道不能跌入英国的陷阱，还是身不由己，一头栽了进去。

【第六章 法国摄政时期 西班牙大臣阿尔罗韦尼 英国沃波尔和法国弗勒里的政策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 英国在拉丁美洲的非法贸易 1715-1739年大不列颠与西班牙的战争】

签订《乌得勒支和约》之后不久，英法两国的统治者相继去世，他们都曾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安妮女王于1714年8月1日去世，路易十四卒于1715年9月1日。  

继承英国王位的是日耳曼族的乔治一世。尽管他是经英国人自己选中的，可他们并不十分喜欢他。但是英国人宁愿将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失望和不幸，同意接受一个新教徒来作他们的国王，而不愿一个天主教徒来继承王位。乔治除了感受到自己的支持者的冷漠和厌恶情绪外，他还发现了一个相当大的对他不忠诚团体。这个团体希望詹姆斯二世的儿子继承王位。所以他的政权很明显不是太稳固的，但目前他仍然是英国国王。相反，法国的王位继承人是无可争议的；但是继承人只有5岁，是个孩子，因此法国人非常担心摄政者拥有一种比英国国王更专制的权力。得到和行施摄政权的是王位第二继承人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但是不得不使他忧虑的是，不仅他国内的对手企图动摇他的统治，而且在位的西班牙波旁国王腓力五世对他的仇恨也在不断加深——这种仇恨似乎是起源于上次战争期间，奥尔良公爵阴谋取代腓力继承西班牙王位。所以，在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中都存在着一种不稳定和恐惧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影响了两国政府的政策。至于法国和西班牙的关系，虽然会按照路易十四的愿望，从家族关系出发，暂时保持友好，但是现实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仇恨必将有害于两国的实际利益。  

法国摄政者奥尔良公爵接受当时最有才能和最有威望的政治家迪布瓦神父的忠告，表示愿意与大不列颠国王联合。他首先采取的措施是一般英国人都可以接受的商业让步，不准法国舰船到南部海洋从事贸易活动，否则将处以死刑，此外，还降低了英国煤炭进口税。起初，英国人小心翼翼地接受这种友好的表示，对此，法国摄政者并没有失去信心，并且还进一步提出迫使觊觎英王位的詹姆斯三世撤离阿尔卑斯山。他还同意填塞马迪克港，这是一个新发掘的港口，法国政府企图用它来补偿它失去的敦刻尔克港。我们可以看出，所有这些让步，除去一条，都是以牺牲法国海权和贸易利益作为代价的。其结果诱使英国同意签订一个条约，依据条约两个国家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相互保证执行《乌得勒支和约》的条款，特别是有关路易十五去世时，如果没有后嗣则应由奥尔良王室继承法国王位的这一规定。同样也要保证由新教徒继承英国王位。荷兰被战争搞的精疲力竭，起初不愿意与这两个国家签订新的条约，但是最后终因对其进入法国的某些商品能实行免税，它才同意签订条约。这就是1717年1月签订的三国同盟条约，此后若干年内该条约一直使法国受束缚于英国。  

正当法国主动向英国做出友好表示时，西班牙在另一位有才能的教士领导下，也在寻求这种联盟，并致力于发展其国家力量，以期收复它失去的意大利诸邦。新的大臣阿尔韦罗尼枢机主教向腓力五世许诺，如果能有五年的和平时间，收复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是不成问题的。他为增加税收，重建海军和陆军忘我地工作，与此同时，他还提倡发展制造业、商业和海运事业，并且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西班牙曾因失去了直布罗陀使其在地中海的势力受到严重削弱。因此它合乎情理地一心想收复其失去的领地，并利用它们确立其在地中海的势力。但是它的雄心壮志，由于腓力五世不合时宜的企图推翻法国奥尔良摄政者的计划，而没能实现，阿尔韦罗尼被迫疏远法国。法国和西班牙的海上力量都密切关注着西西里，看它能否掌握在朋友的手里。阿尔韦罗尼不得不博得海上强国英国和荷兰的欢心以代替与法国的那种自然联盟。他还通过贸易让步以求达到此目的；允诺英国立即享有《乌得勒支和约》规定的那些特权，对于这些特权西班牙一直迟迟未作允诺的。作为回报，西班牙要求英国应在意大利起有益的作用。眷恋着日耳曼民族的乔治一世，由于属于日耳曼民族的奥地利皇帝在其意大利辖区内受到了不友好的对待，因此他对西班牙的一系列友好表示持冷漠态度；被激怒的阿尔韦罗尼就不再向英国表示亲近。加之三国同盟保证执行现存的法国王位继承办法，更激怒了一心想要维护自己应得权利的腓力五世。所有谈判的结果是使英国和法国联合起来反对西班牙——实际上这两个波旁王国都采取了一种盲目愚昧的政策。  

由于各国的统治者持有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感情，因此当时欧洲的主要态势是：奥地利皇帝和西班牙国王都想得到西西里，但是《乌得勒支和约》已规定把它交给萨沃伊公爵；法国和英国都希望看到西欧保持和平，因为战争会给他们国内的反叛者提供可乘之机。但是乔治一世的地位比起奥尔良公爵的地位牢靠得多，所以后者的政策倾向于听从前者，这种倾向由于西班牙国王主动表示不友好变得越来越明显了。乔治一世，作为一名日耳曼人，希望属于日耳曼民族的奥地利皇帝获胜；而英国的政治家们自然希望看到西西里掌握在他们新近的盟国和可靠的朋友手里，而不是由西班牙人来统治。法国，由于摄政者地位不牢靠，违背了它的正确政策，也持这种观点，并且建议修改《乌得勒支和约》将西西里从萨沃伊手里转交给奥地利，把撒丁交给萨沃伊。但是，又不得不考虑在阿尔韦罗尼领导下的西班牙，已经有了一定的军事实力，并且已令那些熟知其在上次战争中软弱无力的人感到十分惊讶。但是，西班牙当时还没有作好打仗的准备，因为枢机主教阿尔韦罗尼所要求的五年和平时间还只过了一半。可是，它更不愿意放弃它的宏图大志。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导致了战争突然爆发。一位西班牙的高级官员，由罗马经陆路回西班牙，路经奥地利皇帝所属的意大利诸邦，按照仍然自命为西班牙国王的这位皇帝的命令，把他作为一名反叛臣民抓起来了。对于这种侮辱，腓力五世非常恼怒，派出一支由12艘战舰和8600名士兵组成的远征军进攻撒丁，阿尔韦罗尼没能有效地劝阻他。当时撒丁的移交还没有生效，他们在几个月之内，攻克了该岛。这是发生在1717年的事情。  

无疑，西班牙会立即进攻西西里；而法国和英国积极进行调停，以制止行将发生的大战。英国向地中海派出一支舰队，并且在巴黎、维也纳和马德里举行会谈。会谈的结果是英国和法国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尽快实现前面曾提到的撒丁和西西里的交换，作为对西班牙的补偿，把意大利北部的帕尔马和托斯卡纳割让给它，并且规定奥地利皇帝应该永远放弃他提出令人不愉快的对西班牙王冠的不合理要求。如果必要的话，这些协商办法将诉诸武力强制实施。起初，奥地利皇帝不同意；但是，鉴于阿尔韦罗尼的准备工作正在不断完善，终于使他不得不接受这种有利的提议，由于荷兰也同意这个协议，历史上称之为“四国盟约”。西班牙人固执己见，由于阿尔韦罗尼在发展西班牙实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乔治一世热情地表示愿意用放弃直布罗陀换取它的同意。如果法国摄政者奥尔良公爵了解了这一点，就会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促成这种谈判进行辩护。  

阿尔韦罗尼企图尽力将外交活动扩大至整个欧洲以支持其军事力量。在此期间，欧洲政治舞台风云变幻：为了想使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在计划对英国的入侵时俄国和瑞典联合起来了；在荷兰，由于代理人的原因，“四国盟约”的签署被推迟了；在法国，出现了一种反对摄政者的阴谋活动；土耳其人被煽动起来反对奥地利皇帝；整个大不列颠都在酝酿对国王的不满；一些国家在努力说服因要交出西西里而受到伤害的萨沃伊公爵。1718年7月1日，3万名西班牙陆军，由22艘战列舰护航来到了巴勒莫。萨沃伊部队撤离了这座城市，并且几乎从整个岛子撤出了，全部抵抗力量集中在墨西拿城堡。在该城堡被围之后到英国海军上将宾[原作者注：后来的托林顿勋爵，海军上将约翰·宾的父亲，1757年中弹身亡。]锚泊在此之前，那不勒斯一直都很担心遭到西班牙的攻击，因为西西里国王当时已同意“四国盟约”的条款，宾的舰上搭载了2000名奥地利士兵，准备在墨西拿登陆。可是当他驶抵那里时，发现该城堡已被包围了，他写信给西班牙将军，建议中止武力冲突2个月。自然这个建议遭到了拒绝，所以奥地利士兵再次登上了意大利的雷焦，而宾通过墨西拿海峡搜寻已向南逃窜的西班牙舰队。  

接着进行的交战几乎不能称之为战斗，尽管当时战争一触即发，可实际上双方还没有宣战。这种形势虽然可能会发生一些小的冲突，可就英军而言，他们的攻击进行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正确的，这就难说了。似乎可完全断定宾事先就决心俘获或摧毁西班牙舰队，并且作为一名军人，他的命令证明他是正确的。西班牙海军军官不打算进行任何形式的战斗；他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很可能是在同一时期里阿尔韦罗尼仓促恢复的海军，没有陆军那样更具活力。英国舰队气势汹汹地逼近时，一艘或多艘西班牙战舰开始炮击，于是处于有利地位的英舰顺风向航行，使西班牙战舰遭到毁灭性打击；只有几艘逃到了瓦莱塔港。西班牙海军实际上已彻底被打败。重视宾这次战斗的一些作者对他在这次进攻中为什么不组成战列线感到难以理解。实际上，位于他面前的，是一支在数量上和纪律上都处于劣势的溃逃部队。似乎可以更确切地说，他的功劳在于他愿意承担一个比较审慎的人会想方设法推脱的责任。在这次战斗和整个战役期间，他为英国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他消灭了这个既或不是现在的也可能是未来的对手，使英国的海上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他因为贡献突出获得了贵族爵位。有关这一天的成就被记载在一份报告里，它得到了英国历史学家的一致赞同。英军派出一名上校率一个分遣队前去进攻逃跑的西班牙舰船。上校给舰队司令的报告是这样写的：“阁下，我们已捕获或摧毁了在这个海岸附近的所有西班牙舰船，数字见每页的边白。G·沃尔顿敬上。”一位英国作者进行估计，而另一位英国作者作批注，这种多此一举的做法是对法国的一种特殊的嘲弄，如果在法国，这种边白上的注释叙述起来可能会写成许多页。[原作者注：坎贝尔：《海军将军们的传记》，被马汉勋爵引用在他的《英国历史》中。]这份报告如此写法也可能是英国人感到这场所谓的帕塞罗角“战斗”不值得进行过多的叙述。沃尔顿上校也可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如果所有的海军报告都模仿他这样写，那么海军历史就无法依据官方材料来编写了。  

 1718年8月11日，西班牙海军就这样在帕塞罗角外海彻底被打败。如果在此之前西西里的命运仍然是悬而未决的话，那么现在可以说一切已经明朗化了。英国舰队游弋在该岛附近，以表示对奥地利的支持，与此同时并对西班牙人实施了封锁，在媾和之前不准一个西班牙人离开。阿尔韦罗尼的外交计划，命中注定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了。第二年，为执行同盟国的条款，法国入侵了西班牙北部，并摧毁了位于那里的船坞，除烧毁了7艘舰船的设备外，还烧毁了船台上的9艘大舰，这些行为是在一位随同法国司令部的英国武官的唆使下完成的。于是西班牙海军被彻底地摧毁了。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这种做法是出于小心翼翼注意保护英国的海上力量。法国指挥官贝里克公爵，斯图亚特王室的一个私生子写道：“英国政府这样做是为了能向下一届议会表明，为了削弱西班牙海军，它没有放弃任何一次机会。”正如英国海军历史学家所说的，乔治·宾的行动使这一时期英国的目的暴露无遗。正当奥地利人、英国人和撒丁岛人对墨西拿的城堡和要塞实施包围时，对于防波堤内的西班牙军舰的归属问题产生了争执。“宾自己反复考虑，如果让这些舰船完整无损地回到西班牙人手中，守备部队可能会停止抵抗，但这是他决意不能容忍的。另一方面，在关键时刻，对这归属问题如果在有关诸侯之间引起一场激烈争论，最后决定这些军舰不能为英国所有，那么最好也不能归属其它任何一国。因此，他建议奥地利将军默西伯爵构筑一座炮台，将停泊在港内的军舰全部摧毁。”[原作者注：坎贝尔：《海军将军们的传记》。]其它几方面的领导尽管提出了异议，最后还是同意了。如果说有了这种坚持不懈地注意和处处提防的精神应该取得成功的话，那么英国得到海权确实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然而，对法国在这一时期在这方面所做的蠢事，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呢？  

一连串的败北，和由于没有海军，根本不可能去争夺远方海上领地，终于使西班牙停止了抵抗。英国和法国坚持要求免去阿尔韦罗尼之职，而腓力只得屈服于“四国同盟”提出的条款。随着英国占据了直布罗陀和马翁港，一定会支持英国的奥地利的势力，在地中海中部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牢固地确立起来了。英国当时掌权的大臣罗伯特·沃波尔爵土，后期没能支持这种有利的联合，并因此完全违背了国家的传统政策。撒丁从那时开始置于萨沃伊王朝统治之下，并且继续维持下去；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撒丁国王的头衔与另一个大国意大利国王的头衔合二而一了。  

与阿尔韦罗尼主持内阁和西班牙出现雄心壮志的小插曲同时和稍后发生的，是在波罗的海沿岸进行的一场斗争，我们必须予以注意，因为它再一次强有力地说明了英国的海上力量在北方和南方都一样，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就会使令人毛骨悚然。1718年瑞典和俄国之间的长期较量暂时中止了，为了寻求和平，两国间联合起来共同解决波兰王位继承问题和恢复斯图亚特王室在英国的统治，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对于这个计划，阿尔韦罗尼曾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但是，最后由于瑞典国王在战斗中去世，而使其没能执行。战争继续进行，沙皇看到瑞典已筋疲力尽，决定执行其全部征服计划。随着波罗的海的力量均势被打破，波罗的海将成为俄国的一个湖泊，然而英法两国都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特别是英国，平时和战时它的海上力量赖以存在的海军补给品主要来源于这里。这两个西方王国都通过外交途径予以干涉，与此同时，英国还派出了舰队。正在与它的传统敌人瑞典进行战争的丹麦，当时已准备投降；但是彼得大帝直至最后英国海军舰队司令受命率领舰队加入瑞典一方，并准备重演帕塞罗角海战的历史之前，彼得大帝才慌忙撤走其舰队。他对受到不言而喻的威胁感到很恼怒。这件事情发生在1719年；尽管彼得大帝受挫，但并没有被征服。翌年，英国再次进行更有效的干涉，尽管没能及时使瑞典沿海城镇免遭袭击和毁坏；可是确使沙皇意识到了他不得不与英国的这种坚定不移的决心进行较量，并且从他的亲自观察和亲身经历中，了解到了英国海上力量的效率，最后只得同意议和。法国在这种满意的结局中，使用外交手段为自己提出了许多要求，并且声称英国对瑞典的支援是无力的；法国希望瑞典放弃位于波罗的海东岸的一些地方，因为这样有了出海口的俄国会使其丰富的内陆资源对英国贸易开放。这完全可能是真的，并且完全能够感受到英国正在寻求它自己的利益，特别是有关其贸易和海权的利益。但是对彼得大帝影响最大的是英国舰队的军事效率和逼近其门户的能力。从彼得大帝好斗不屈的个性完全可以证明这种论点是正确的。按照1721年8月30日签署的《尼施塔特和约》，瑞典放弃了波罗的海东岸的立窝尼亚、爱沙尼亚和其它一些地方。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一些小国来说，能够保住他们自己已是一年难于一年的事情了。  

西班牙不满于“四国盟约”的十分苛刻的条款是容易理解的。其后的12年被称之为和平时期，但是，这种和平是完全靠不住的，并且潜伏着各种战争危机。引起西班牙不满的原因主要有三条：西西里和那不勒斯被奥地利占领；直布罗陀和马翁港掌握在英国手中；最后一点是英国商船和舰船在拉丁美洲西班牙领地从事大量非法贸易。人们可以看到英国是这些损害行为的积极支持者；所以说英国是西班牙的主要敌人，但是西班牙却不是英国唯一的敌人。  

随着阿尔韦罗尼下台之后出现的这种平静，主要取决于法英两国首相的特点和政策。他们希望能出现一种全面和平。对于法国摄政者的政策和希望和平的理由前面已经作了表述。在上述理由的激励下和为消除英国可能进行意外的攻击，迪布瓦除了为英国取得了《乌得勒支和约》给予它的贸易好处外，还使西班牙向英国做出了更大的让步，同意它每年派一艘船到西印度群岛从事贸易。据说这艘船在锚泊以后，需要持续不断地依靠其它舰船的供给，以致它所运载的鲜货到达目的地时，很快都成了陈腐的东西。迪布瓦和摄政奥尔良公爵，在任职8年之后，于1723年下半年相继去世。这期间，他们完全改变了黎塞留的政策，与英国和奥地利结为联盟，并且为了他们牺牲了法国的利益。  

法国的摄政权和名义上的政府传给了王室家族的另一名成员，但是真正的统治者是枢机主教弗勒里，他是当时只有13岁的年轻国王的导师。尽管为取代这位导师做出了许多努力，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1726年不仅给了他首相的权力，还给了他首相的头衔。这时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已经成为英国的首相，从他具有的影响和权力来看，他实际上已完全主宰了这个国家的政策。沃波尔和弗勒里都非常希望和平，特别是西欧的和平。于是使法国和英国为了和平目的继续采取一致行动，尽管他们不能完全制止各种抱怨，可几年来他们却成功地制止了战争的爆发，尽管两位首相的目的貌似一致，但是，激励他们的动机却是截然不同的。沃波尔期望和平，是看到英国王位继承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看到英国的贸易在和平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是过去未曾有过的；还可能是由于他的个性使他容忍不了政府里出现能与他相匹敌的人，害怕战争会在他的周围产生更强有力的人。弗勒里认为国内不存在王位继承问题；而且他的权力相当可靠，但是象沃波尔一样，他也希望国家在和平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并且因为他年事已高，自然喜欢宁静，惧怕战争。他上任时就已73岁，去世交出权力时已90高龄，在其不偏不倚的管理下，法国复兴了。来来往往的旅游者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和人民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不过人们可能会提出质疑，即这种变化是否归于这个宁静的老头所领导的政府，或只归于法国人民的天赋灵活性，他们既不愿被战争拖垮，也不愿脱离世界其它各国。当时法国官方声称，法国的农业尚未恢复。但是，法国海运事业得到了发展，出现了令人惊奇的繁荣兴旺，这是确凿无疑的，其原因主要是路易十四去世后，立即废除了对贸易的各种限制。当时，西印度群岛发展的很快，他们自然要与同他们进行贸易的祖国共同分享这种繁荣。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和路易斯安那的热带气候，和奴隶们的辛勤耕作，这一切都有助于当地的世袭准军政府获得良好的成就。当时的法国所有殖民地都建立这种世袭的准军政府；然而，在气候寒冷的加拿大却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此时，在西印度群岛，法国与英国相比占有绝对优势，仅半个海地的作用就相当于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全部收益，并且法国的咖啡和糖正在把英国挤出欧洲市场。据一些法国历史学家声称，法国在地中海和黎凡特地区的贸易也同样强于英国。与此同时，法国的东印度公司已开始复兴，法国的东印度公司所在地——布列塔尼亚地区的洛里昂很快发展成一个雄伟壮观的城市，“洛里昂”法文的原意就是“东方”的意思，其名字道出了它与东方的关系。位于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本地治里，和位于恒河上的昌德纳戈尔，它们是法国在印度的权力机关和贸易中心的所在地，都得到了迅速发展；波旁岛（留尼汪岛）和弗朗斯岛（现在的毛里求斯），其位置有利于对印度洋的控制，其中一个已经成为富饶的农业殖民地，另一个已经成为强大的海军基地。大公司被限制在垄断国内与印度主要基地之间的贸易，整个印度洋上的贸易对私人企业开放，并且得到了迅速发展。这种大规模的发展完全是自发的，而政府甚至持有一种不信任的眼光。其中最典型的有迪普莱克斯和拉布尔多奈两人。前者在昌德纳戈尔，后者在弗朗斯岛，他们是各项企事业的指路人和领导者。这些企事业逐步确立了法国在东方诸海洋的权力和威望。这些已着手进行的活动，后来使法国成为英国在印度斯坦半岛上的竞争对手，并且使法国曾一度幻想得到一个大帝国，但是这个大帝国已经把一个新的头衔赠给了英国女王。法国的这种幻想面对着英国的海上力量，最后只能退缩和消失。法国贸易范围不断扩大，是由于和平和取消了各种限制，决不是因为政府有了保护贸易的意识。路易十四去世时，法国只有300艘商船，20年之后已增至1800艘，这就是法国贸易范围迅速扩大的最好证明。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声称，这个事实有力地批驳了“由于多次灾祸和不幸而产生的法国不适宜海上贸易的令人叹息的偏见，只有贸易才能不断扩大一个国家的力量和其活动范围。”[原作者注：马丁：《法国历史》。] 

弗勒里完全不能接受法国人民所从事的这种自由而愉快的活动，他似乎已从母鸡孵出小鸭，而对母鸡有所怀疑的故事中领略了这一点。沃波尔和弗勒里本人都赞成和平；但是沃波尔不得不认真地对待英国人民，他还深知，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如果海上和贸易中出现竞争，英国人民对此都会即刻引起不满。弗勒里曾继承了路易十四的错误政策，他的眼睛只盯在大陆上。但是，他的确不希望步前任摄政者的后尘与西班牙争吵，而是希望与西班牙亲善，尽管一时他还不能为此而牺牲其和平方针，因为西班牙人对英国人恨之入骨，所以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加强法国在大陆上的地位，在他力所能及的地方建立起波旁王室的诸侯国，并且通过家族联盟，使他们团结起来。但与此同时，他却听任其海军越来越衰退。“正值法国人民自己积极努力要重新得到海洋时，其政府却把它放弃了。”当时法国的战列舰和快速帆船已减至54艘，并且绝大部分状况极差。尽管5年来英国的战争一直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但是，法国只有45艘战列舰，而英国却有90艘之多，这种差异预示了其后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争的结局。  

在此期间，沃波尔由于需要依仗与弗勒里的合作，因此坚决反对英国与西班牙公开进行战争。但是西班牙及其家族联盟不时形成的威胁和令人恼怒的行动往往给沃波尔的和平方针带来困难。但是，这种困难常引起英国海军的示威性活动，并暂时被它成功地制止了，它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很多国家都曾领略过，并向其屈服的那种海上力量。1725年，西班牙国王和奥地利皇帝同意捐弃旧怨，并在维也纳签订了一个条约。条约中有一项秘密条款规定：如果需要的话，奥地利皇帝应该用武力支持西班牙对直布罗陀和马翁港的要求，俄国也表示愿意参加这个联盟。于是一个与其相对立的联盟在英国、法国和普鲁士之间形成了，英国还派出一支舰队到波罗的海威胁女沙皇，并派另一支舰队到西班牙沿海制止其政府的行动和保护直布罗陀，第三支舰队被派至靠近南美洲北岸的贝卢港，对聚集在那里的帆船队实施封锁，并通过断绝补给，即时告诫西班牙国王，他离不开美洲的硬币，也离不开英国控制的使其与美洲相连的交通线。沃波尔下达给位于贝卢港的英国舰队司令不许打仗只是进行封锁的严格命令，清楚地表明了他反对战争。

由于舰队长期滞留在疾病流行的沿海地区，大批海员死亡使英国政府感到十分震惊，也是若干年后导致首相下台的原因之一。在这次封锁活动期间约有3000-4000名军官和士兵，其中包括霍西尔将军本人在内都死于那里。但是，沃波尔的目的达到了；尽管西班牙经陆路对直布罗陀进行了不明智的进攻，但是英国舰队的存在，保证了它的补给和粮食供应，并防止战争正式爆发。奥地利皇帝退出了联盟，在英国的威逼下，取消了他曾批准的以奥斯坦德港命名在奥属尼德兰成立东印度公司的特许权。英国商人不仅要求除掉这个竞争对手，而且还要求取消在丹麦形成的类似竞争者。在荷兰的支持下，英国获得了奥地利皇帝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让步。只要英国的贸易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沃波尔的和平政策，随着多年来的丰衣足食和国民普遍满意，就会轻而易举地维持下去，即便西班牙不断威胁并对直布罗陀提出蛮横的要求也无妨于它。但是不幸的是它当时深陷入一种使贸易烦恼的行动方针里。这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供应非洲奴隶，或奴隶贸易和每年派舰船到南美洲的特许权；虽然这些特权只是英国在这些地区进行贸易的一部分。西班牙与其各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是极其有限的，并且具有排外的特点；但是它在企图使殖民地与外国断绝贸易时，忽略了为其提供必需品。结果，在美洲西班牙的所有领地涌现了大量的走私和非法贸易。这些主要是英国人干的，他们利用供应非洲奴隶和每年派舰船进行合法贸易的机会，从事不合法的至少是不允许的贸易。无疑这种贸易方式对一些西班牙殖民地开拓者的大集团来说是有利的，因此受到他们的鼓励，就连殖民地总督也纵容他们这样做，这有时是为了钱，有时是受当地的舆论的影响，以及由于他们自己被蒙在鼓里，对情况很难了解。但是，一些西班牙臣民，看到他们自己的生意，由于英国人使用和乱用这些特权受到了严重损害，由于偷税漏税，使国家政府在经济上和自尊心均受到了严重伤害。西班牙当时已开始把弦绷紧。已经废弃的一些法规又重新生效，并开始执行。对西班牙人在过去这场争论中所作所为的描述，非常适用于近期以美国为一方的争吵。“尽管条约的精神实质被放弃了，但是它在形式上当时仍然被执行着。尽管英国舰船仍享有可随时进入西班牙港口进行修整和补给的特许权，可是他们并不享有友好贸易往来的好处。他们受到一种审慎戒备目光的监视，和海岸警备队的严格检查。除每年允许派出的舰船外，（西班牙）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以阻止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进行任何贸易。”如果西班牙人能够把他们自己仅限制在更密切的监视，和在自己的水域内，强行执行一些与当时认可的总的贸易概念没有本质区别的关税规定，即或这些规定也很使人伤脑筋，但可能不会给西班牙带来更大的灾难。然而，当时的形势和西班牙政府的特点，不会使其就此罢休。但是把守并能有效地封锁住一条长达几百海里、有无数个入口的海岸线是不可能的。商人和海员认为，追求利润是他们的权利，决不能被罚款吓倒，也不会考虑会不会伤害西班牙人的感情。西班牙的力量不足以迫使英国内阁接受他们的海运规定，也不会使他们不顾商人的感情停止乱用条约的特权。于是较弱的国家，被无理地虐待和扰乱所折磨，被迫采取了完全非法的做法。西班牙的战舰和海岸警卫队接到命令，至少是经过上级默许的，在西班牙管辖范围外的公海上，拦截和搜查英国商船。西班牙人傲慢的秉性，不受软弱的中央政府的限制，使许多次检查，包括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检查，成为侮辱性甚至是暴力性事件。与上述这些完全一致的原因，产生的某些类似的结果，已经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西班牙官员与美国和美洲商船之间。有关这些暴力行为的传说传至英国各地，由此联想起财产被没收和贸易困难所造成的损失，自然激怒了英国人民。1737年西印度群岛的商人向下院请愿说：  

许多年过去了，他们的船舶不仅经常被扣留和被搜查，而且经常在公海上被西班牙的巡航舰以貌似有理的保护他们自己的海岸为借口，用暴力拘捕。船舶的主管和船员受到非人的虐待，他们的船舶被带到西班牙的某一港口，并在那里宣布他们的货物被没收。显而易见，这种行动完全违背了两位君主间现存条约的规定；陛下的大臣们在马德里提出的抗议没有受到重视，这种侮辱和抢劫必将迅速摧毁他们的贸易。  

 1729年以后的十年时间，沃波尔为了制止战争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那一年他在塞维利亚签订了一个条约，声称要对上述事件进行调解，以恢复四年前的贸易状况，并且规定6000名西班牙部队可以立即占领托斯卡纳和帕尔马。沃波尔与其本国人民争辩说，战争会使他们失去已经在西班牙领地获得的贸易特权。在此期间，他不断地与西班牙进行谈判，寻求西班牙的让步和赔偿，以平息国内的吵闹。正在这时爆发了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法国国王的岳父是一个王位要求者；而奥地利却支持上述要求者的对手。由于法国和西班牙共同敌视奥地利，使他们再次团结起来。因为撒丁国王希望从奥地利手中夺取米兰，并把它并入他的皮埃蒙特地区，也加入了他们的联盟。英国和荷兰由于法国许诺不进攻奥地利的尼德兰而保持中立，在英国看来法国对其任一部分的占领都是对其海权的威胁。1733年10月，三国同盟对奥地利宣战，他们的陆军一起进入意大利。但是，西班牙人离开了同盟国部队转向南方，致力于他们渴望已久的目标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因入侵者已经控制了海洋，所以他们迅速地、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这两个王国，并受到居住在这里的全体居民的欢迎。宣布西班牙国王的第二个儿子为其国王，称号为卡洛斯三世。这样就出现了两个西西里[译者注：当时指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大陆部分称为那不勒斯王国。]波旁王国，由于沃波尔厌恶战争，使他放弃了一个长期存在的联盟，结果是将地中海中部让给了一个必然与大不列颠不友好的国家来控制。  

沃波尔就这样抛弃了奥地利皇帝，可他本人也被他的朋友弗勒里出卖了。法国政府一方面公开与西班牙联合反对奥地利，一面又同意签订一项直接针对英国的秘密协议。协议写道：“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看起来对我们两个国家都很有利时，就立刻清除已经蔓延至贸易中乱用特权的弊端，特别是英国人的乱用特权；如果英国反对，法国将通过陆路和海洋不遗余力地给予他们的敌对行动以还击。”如传记作者洛德霍克指出的，“这项协议是在法国与英国公开保持密切联盟时签订的”。[原作者注：伯罗斯：《洛德霍克伯爵传记》。]“于是威廉三世最终制定了要求英国和欧洲以武力反对法国的政策”。如果沃波尔对这项秘密协议早有所闻的话，很可能是他赞成和平的另一个原因；因为他的敏锐的政治嗅觉告诫他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危险，他告诉下院，“如果西班牙人私下没有得到实力比他们自己大得多的国家的怂恿和支持，他们决不敢去干已在你们的惩罚法庭上证实的那种侮辱和伤害”；并且他认为，“英国不是法国和西班牙的对手”。  

弗勒里确实使这位经常与之打交道的老朋友下不了台。引起历时两年的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的根由，就是为一个注定要从欧洲国家花名册上很快消失的无所适从的王国挑选一个统治者。这似乎是一件小事，但是，反过来由于参与这场战争的强国的行动给欧洲政局带来的变化，使其具有不同凡响的重要性。1735年10月，法国与奥地利达成一项协议，之后撒丁和西班牙也赞同协议条款，其要点是：继承波兰王位的法国要求者放弃其要求，但取代的条件是得到在法国东部的巴尔和洛林公爵领地，并且规定波兰国王死后这些领地完整无缺地交给他的女婿法国国王；进一步明确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两个王国归属于西班牙波旁亲王唐·卡洛斯；奥地利收回帕尔马。撒丁君主也使他在意大利的领土有所增加。于是法国在偏爱和平的弗勒里的统治下，使其在巴尔和洛林的力量得到了增强，这是许多好战的统治者曾梦寐以求的愿望。与此同时，用牺牲英国的利益来加强它自己的对外力量，把地中海中部的控制权转交给它的盟国。但是，弗勒里的内心深处却完全没有勇气，因为他没有忘记与西班牙签订的阻止英国贸易的秘密协议，并且看到在法国海军衰退的同时，英国的海上力量却在不断地强大。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秘密协议，后来两个西西里王国也同意了，当时正值英国和西班牙关系紧张，协议本身孕育着英国和波旁王室之间的几次大战。大战的结果是英帝国诞生和美国独立。  

在英国，结束西班牙暴行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并且得到沃波尔反对派的全力支持。当时沃波尔已年逾六旬，很难改变他的既定信念和当初制定的政策。面对着各国和各民族间的压制不住的冲突，他只能在短时期内采取一种镇压和妥协的办法。英国人全身心地投入开发西印度群岛和拉丁美洲，而西班牙政府则竭尽全力予以制止。有害于这种制止政策的是，由于西班牙人在公海上对英国船舶进行了不合法的搜查，并对英国海员实行暴力，从而使沃波尔政敌的力量不断得到加强。一些英国海员被带到了下议院的惩罚法庭上，并且证实了他们不仅被洗劫一空，而且受到了严刑拷打，锒铛入狱，他们被迫在令人难以忍受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最有名的事件是一艘方帆双桅商船的船长詹金斯讲述的，他说，一名西班牙军官扯掉他的一只耳朵，命令他把它拿到他的国王主子那儿，并且说如果国王在场的话也要享受这种待遇。法庭问及这位船长在危险和痛苦之中心情如何，据说他的回答是：“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了上帝，并把我的事业献给我的祖国。”这种措词巧妙的戏剧性表述，由于出自于这种地位的人的嘴，使人们对他经过高度渲染的全部叙述多少有些怀疑。但是，完全可以料到，在一场激烈的民众运动中，它是一种多么重要的战争呼吁啊。反抗的怒潮终于冲垮了沃波尔拼凑起来的和解方案。1739年10月19日，大不列颠终于对西班牙宣战了。  

英国最后通牒坚持要求西班牙正式放弃它所提出和实施的搜查权力，并要求对英国就北美提出的要求给予明确答复。其中一条是，与当时刚建立的，毗邻西班牙的领地佛罗里达地区的乔治亚的殖民地的范围有关。  

英国违背了他们的有才干的首相的分析判断，极力主张和开始进行的这场战争要进行什么范围才算是正确的，已引起国内持两种观点的作家对其进行了深入激烈的争论。西班牙与其殖民地进行贸易的法律规定与英国在《航海条例》中所阐述的贸易规定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并且西班牙海军军官发现他们当时的处境与半个世纪后在西印度群岛担任一艘快速帆船舰长的纳尔逊的处境完全相同。那时的美洲商船和商人在离开了他们的祖国之后，继续从事他们曾作为殖民地开拓者所进行的贸易；纳尔逊当时积极为英国争得贸易好处是众所周知的，他强制执行《航海条例》，并因此发现了西印度群岛和殖民地当局对他的这种做法非常反感。他和支持他的那些人似乎没有进行不合法的搜查，因为英国的实力．不用采取不正当的方法，就足以能够保护他们的海运利益。相反，从1730年到1740年，实力较弱的西班牙却一直冒着风险想捕获那些曾损害过它的舰船，不论它们在哪里，即便在其合法的管辖范围之外发现它们也不例外。  

在读完了伯罗斯教授所著的《霍克伯爵传记》中有关沃波尔的主战派对手对情况的富有同情心的介绍之后，一个局外人依据当时所公认的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权力，不难断定那样指责西班牙人是极不公正的，尽管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容忍他们所要求的那种搜查权力。  

与我们的题目关系极为重要的是，要注意这种争执主要是一个海运问题，它源于英国人民为了扩大他们的贸易和殖民地利益的无法控制的冲动。英国作者断定，法国的行动很可能也受到了同样的刺激；但是弗勒里的特点和他的总方针，以及法国人民的天性，使他们未必能那样做。那时法国没有议会，也没有表达民意的在野党，而此后，已经有人对弗勒里的特点和其政府发表完全不同的评论。英国人相当看重弗勒里为法国取得洛林和为波旁王室取得西西里的能力，并且谴责沃波尔被哄骗了。法国人说弗勒里，“他终日都在寻求他晚年的安逸。他使用麻醉剂已使法国麻木不仁，而不是用努力工作使它康复。直到他去世，也没能使这种寂静延续下去”。[原作者注：马丁：《法国历史》。] 

当战争在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爆发时，“西班牙要求得到它与法国结为防御同盟应得到的好处。弗勒里不得不违心地派出一个分舰队，而他表现的非常小气”。这个分舰队有22艘舰船，其任务是把在弗罗尔集结起来的西班牙舰队护送至美洲，并作为一支增援舰队以阻止英国的进攻。[原作者注：需要说明的是，1739-1744年正值英国与西班牙交战期间，法国与英国的这种特殊的政治关系，因为它取决于实际上已过时的国际义务观点。按照它与西班牙的防御同盟，它曾保证在西班牙卷入某种战争时，它将为西班牙提供一支所规定的分舰队，但是，它声称它派出的援军决不对英国采取敌对行动，不致于破坏两国之间现存的和平。虽然按条约规定法国战舰位于西班牙舰队里活动是英国的敌人，但是法国和其所有的武装部队，无论是海上还是陆上，都是中立的，享有所有的中立特权。当然英国不会接受这种会引起麻烦的主意的，并且也不能使法国的行动成为一种宣战的理由；但是法国却完全不这样认为，并且英国实际上接收了这种主张，尽管两国的关系，很可能导致像1744年那样正式的战争。几年之后，将会看到当荷兰派出一支规模较大的陆军援助奥地利反对法国时，它也向法国提出了上述这种中立的权力。]“弗勒里仍在向沃波尔解释，并希望和解——一种毫无理由的希望，曾严重地损害了我们的海上利益，并妨碍法国在战争初期，为了确保其在东部各海洋上获得优势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但是另一个法国人说：“随着沃波尔被赶下台，弗勒里便认识到了自己听任海军衰退的罪过。海军的重要性后来曾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清楚那不勒斯和撒丁国王所以放弃了与法国的联盟，只是因为英国的一个分舰队威胁要对那不勒斯和热那亚进行炮击，并且要使一支陆军进入意大利。由于法国缺少组成强大力量的这个主要成分，只能默默忍受奇耻大辱，并且只能抱怨英国巡航舰的暴力行为，抢劫了我们的贸易，破坏了各国的法律。”[原作者注：拉贝鲁斯-邦菲斯：《法国海军史》。]这一切都发生在已经不复存在的有名无实的和平时期，即从法国舰队仅局限在保护西班牙以防英国进攻到战争正式爆发。说明这些不同的观点似乎不是很难的。这两位首相已达成默契，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超越彼此同意的界线。也即允许法国通过陆路自由发展，只要它不激起英国人的妒忌之心；而沃波尔本人清楚地意识到英国的利益是通过海上竞争获得的，这种观点正中弗勒里的下怀。一个是通过海洋寻求权力，一个是通过陆路进行扩张。哪一个更明智些呢？

战争将做出答复；因为西班牙作为其中一方的一个同盟国，战争是势在必行，并且一定要在海上进行。两位首相都没能看到他们各自的政策的结果。沃波尔于1742年被赶下台，卒于1745年3月。弗勒里在1743年1月29日死于任上。

谢选骏指出：马汉的身体虽然是个“新大陆的人”，但马汉的精神却停留在“旧大陆的心”。我为何这样说？因为他的海权分析，几乎仅仅着眼于西欧几个国家——马汉“把产品、海运、殖民地归结为海权的三大环节”，完全是局限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而马汉“提出了影响海权的六个条件即：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民族特点、政府的特点和政策”，也都没有分析欧洲以外的其他社会的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民族特点、政府的特点和政策。这是因为，马汉的《海权论》并非一部学术著作，而是海军学院的教材，是“美西战争的战斗动员令”。

【第七章 1739年大不列颠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 1740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44年法国与西班牙联合反对大不列颠 马休斯、安森和霍克进行的海战 1748年的《亚琛和约》】

现在我们已经谈到了一系列大战的开始阶段，这些大战注定要持续近半个世纪，尽管其间可能会有短暂的和平时期。在大战的许多使人迷惑不解的细节中，有一个主要的特点使它们区别于从前的和以后的许多次战争。这场战争波及全世界，不过各地的战斗只是些枝节问题，其主要斗争发生在欧洲。它所要决定的是一些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主要问题，例如对海洋的控制和对一些远方国家的控制，对殖民地的占领，并依靠这些不断增加财富等等。但是十分奇特的是，直到这场持久争夺战快结束之前，才出现大舰队的交战，并且使斗争转移到了它的合适战场——海洋上。关于海上力量的重要作用，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地显示出来了；但是，在很长的时期内，并没有进行一场有影响的海战，其原因是法国政府还没有认识到这个真理。扩大殖民地的运动在法国普遍受欢迎，虽然有几位知名之士曾论述过这个问题；但是统治者对此的态度是既冷漠又多疑：因此便开始忽视海军，在这个主要问题上预示着法国的最后结局是失败，并且暂时毁灭了其海上力量。  

这就是即将爆发的一系列战争的特点。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这三个主要强国，除了在欧洲之外，在世界其它各地也将卷入这场战争，因此，认识它们彼此的态势是十分重要的。  

在北美洲，英国当时占据着从缅因至佐治亚的13个殖民地，即最早的美国。在这些殖民地里可以看到英国殖民地那种特有的高度发展的形式，一些基本上自治和自立的自由民团仍然是效忠于英国的。就职业而言，他们既从事农业、贸易，又从事航海。从这些地区的特点和产品来看，从它们的漫长的海岸线和有防护的港口，以及他们本身来看，他们拥有发展海上力量的一切要素，而且它们确实有了较大的发展。依靠这样的地区和人民，英国皇家海军和陆军在西半球有了牢固可靠的基础。英国殖民主义者对法国人和加拿大人是非常留意提防的。  

法国在北美洲占领着加拿大和路易斯安娜，当时后者的地名比现在使用得更广泛。按照最早发现权和作为圣劳伦斯河和墨西哥湾之间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他们要求占领整个俄亥俄河流域和密西西比河流域。这个中间地区当时还没有完全被占领，英国人也没有承认他们的要求，英国殖民主义者坚持无限制地向西扩张其权力。法国的实力地位是在加拿大；圣劳伦斯河为他们进入中心地区提供了便利的通道；尽管法国已失去了纽芬兰和新斯科舍，但他们仍然控制着布雷顿角的重要港湾和河流要隘。加拿大具有法国殖民体系的特点，其气候条件不太适宜它。一个愚蠢的世袭军政府妨碍了私人事业和自由联合的协会的发展。法国殖民主义者放弃了贸易和农业，只生产供现实消费的食品，并沉溺于武器和打猎上，他们所从事的主要贸易是皮毛。因为他们自己没有什么机械制造工业，所以他们必须从英国殖民地购买部分舰船，从事境内的航运。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军队，全体人民都要服兵役，每一个人就是一名战士。  

除了承袭了来自本国的敌意外，两种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间，必然存在一种对抗作用，它是直接对立的并且是相互并存的。加拿大远离西印度群岛，其冬季气候不适宜舰队驻扎，从海军的角度来看，它对法国所起的作用远不及英国殖民地对英国的作用。此外，在资源和人口方面也无法与英国殖民地相比。1750年，加拿大的人口总数为8万，而英国殖民地的人口为12万。力量和资源相差如此悬殊，加拿大支援法国海上力量的唯一可能是通过直接控制邻近海洋，或者通过在别处进行有力的牵制以减轻对法国的压力。  

在北美洲大陆上，西班牙除占领了墨西哥及其以南的一些地方外，还占领了佛罗里达。它包括这个半岛没有明确立界的大片地区，它们在这场持续较长时间的战争中，一直都没有起到重要作用。  

在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西班牙除占有古巴、波多黎各和海地的一部分外，主要的占领地是那些现在仍然被人称作西属美洲（也称拉丁美洲）国家；法国占领了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和海地的西半部；英国占有牙买加、巴巴多斯和一些较小的岛屿。这些小岛拥有的肥沃土地和商业产品，气候条件也不是那么恶劣，看来，它们将成为殖民战争中各方都想掠取的目标。但是实际上除西班牙希望收复牙买加外，其它国家都没有进行征服的尝试，也没有打算获得一些较大的岛屿。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英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使其成为主要的侵略者，加之受大批英国人的愿望的影响，已将其力量集中于北美洲大陆上。西印度群岛的每一个岛子都太小了，除非一个国家对海洋实施了有效地控制，否则无法牢固地占领它们。但是这些小岛在战争中都具有双重作用：一是为控制它的部队提供军事基地；另一个是在商业上的作用，或者是用其来增加自己的资源，或者是用其来减少敌人的资源。争夺它们的战争，可看成是贸易战，而这些岛子被看成是满载着敌人财产的舰船或运输船队。所以它们就象赌台上的筹码一样转来转去，而当和平到来时，又总是恢复原来的状态，然而最后的结果是使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为英国人所控制。但是，事实上是每一个在此贸易中心有利益的列强都引来了一些大大小小的舰队，尤其是在大陆上不适宜于军事活动的季节更会如此，而在西印度群岛多次出现的舰队活动说明了长期以来这一系列战争的规律。  

在遥远的印度，英国和法国之间也在进行一场战争。在那里，如同在北美洲一样，一切结局最后将由这场战争来决定。在印度，两个敌对国家的代表是他们各自的东印度公司，它们直接掌管各自的政权和贸易。当然，他们的背后有其祖国为其后盾；但是与当地统治者直接联系的是由公司指派的总督和官员。此时，英国在那里拥有的主要殖民地是西海岸的孟买；东海岸的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加尔各答在恒河的下游，距海洋有一段距离。在此期间，马德拉斯稍南一点的另一个城镇和基地，一般英国人都称作圣大卫堡，有时也被称之为古德洛尔，不久之后也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此时，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三个大管辖区是相互独立的，并且只对在英国的董事会负责。  

  

图11 印度半岛和锡兰  

法国立足于恒河上的金德讷格尔，其下游是加尔各答，在东海岸它还占领着位于马德拉斯以南80英里的本地治里；在西海岸它还有一块不太重要的位于孟买以南很远的第三个基地马埃。前面已经指出，法国在印度洋中已占领中间站和邻近法国及波旁王国的一些岛屿。这方面它具有较大的优势。使法国人更幸运的是当时负责印度半岛和这些岛上事务的迪普莱克斯和拉布多尔奈都是有声望和才干的人。英国在印度的官员，没有谁在才能和魄力上能和他俩相比。如果这两个人能够真诚的相互合作，可能会摧毁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但是这两个人意见不合，彼此之间矛盾很厉害，也即根据法国自身的地理位置，它的主要力量应该放在陆地，还是应该投至海洋，两人意见有分歧。迪普莱克斯的精力，尽管不是对商业漠不关心，但是他的目标和精力主要是集中于建设一个强大的帝国，在这个帝国中法国应当成为统治当地各诸侯的君主。在追求这个目的时，他表现出机智过人，并且显示出了孜孜不倦的活动能力，那也许是一种雄心勃勃的妄想；但是，当他与拉布尔多奈在一起时，立即会产生了意见分歧。拉布尔多奈比较坦率和正确的观点是为取得海上优势，为取得建筑在与本国有自由可靠的交通之上的统治，而不主张与东部诸部相勾结和联盟，认为后者的统治是建筑在以沙滩为基础上的，是不可靠的。一位认为迪普莱克斯是有远大抱负的法国历史学家说道：“海军劣势是阻止他前进的主要原因；”[原作者注：马丁《法国历史》。]但是海军优势正是作为一名海员和一个岛子的总督的拉布尔多奈本人明确追求的目的。与英国的殖民地相比，由于加拿大软弱无力，海上力量已经不能改变那里斗争的实际结局；但是在印度，当各国处于竞争的情况下，一切都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  

以上所述就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在国外主要战场上的相对态势。没有提及非洲西海岸上的殖民地，因为它们只是一些贸易货栈，在军事上不具任何重要性。占领好望角的荷兰初期没有积极参加战争，但是长期以来它对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使其在本世纪的前几次战争中，幸免加入同盟。有必要简要提一下各国海军的情况，但是，因为当时其重要性还没有被认识到，所以既不能提供准确的舰船数量，也不能详细地描述舰船的情况；但是彼此的实力对比情况可以适当地估计出来。那个时代的英国海军历史学家坎贝尔说：1727年英国有装有60门以上舰炮的战列舰84艘，装有50门舰炮的战列舰40艘，还有54艘快速帆船和一些小型舰船。到1734年战列舰已降为70艘，此外还有50门炮的战舰19艘。1744年在与西班牙一国进行了四年战争之后，英国有90艘战列舰和84艘快速帆船。他估计此时法国海军有45艘战列舰和67艘快速帆船。1747年，第一场战争即将结束时，西班牙皇家的海军的战列舰降为22艘，法国海军的战列舰为31艘，而英国的战列舰已增至126艘。我们请教一位法国作者，他认为这些数字不太准确，但是同意上述数字不仅说明了法国海军的舰船数量已锐减成少的可怜，而且舰船的状况也极差，船坞缺少设备。在战争的全过程中，法国一直忽视其海军，直到1760年国家才意识到恢复海军的重要性，但是已经为时过晚，已无法使其免遭最严重的损失。英国与法国一样，由于长时期的和平，已使纪律和行政管理逐渐松懈，众所周知派出去的武装部队是极不称职的，于是使人追忆起克里木战争爆发时那些臭名远扬的丑闻。由于法国过去的舰船几乎完全消失了，必须有新舰来接替，于是使派至海洋的战舰都较现代化，设计得较科学，以致每一艘军舰都比英国同一级的老舰优越得多。但是，我们在听取个别作者的抱怨时必须十分小心；我们会不时地听到法国作者声称英国舰船速度较快。而与此同时，英国人却抱怨他们自己的舰船速度较慢。作为一般可以接受的实际情况是法国舰船建造于1740年至1800年之间，与英国同级舰船相比，其设计较好，船体较大。但就海员和军官而言，无疑英国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优势。因为英国长期在海洋上保持一些舰队，不管他们是好还是差，但是可以使军官不完全脱离业务。而法国，据说1744年只雇用了不足五分之一的军官。英国所拥有的优势，由于此后不断用优势兵力封锁法国的军港，使之得以保持并不断发展。而敌人的分舰队一旦出海，便立刻发现自己在实际操练上明显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尽管英国海员数量很多，但是，由于从事贸易需要众多的海员，以致当战争爆发时，发现海员分散在世界各地，并且部分舰队总是由于缺少舰员呈瘫痪状态。但是海员经常不断地被商船雇用，可以确保他们掌握较好的航海技术，可是由于舰队水手缺额太多不得不通过无选择地强迫征募进行补充，于是便不可避免地拉进一批可怜多病的人，严重削弱了舰队成员整体的质量。为了了解当时全体舰员的情况，有必要阅读一下送给准备进行一次环球巡航的安森的报表，或送给正在进行战争准备的霍克的报表。现在看来这些报表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并且最后的结果是极其悲惨的。它不只是一个卫生问题；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所发放的物质，也不适于海上生活的需要。法国和英国部队中的军官都需要进行大量清洗。这个时期是宫廷和政治影响最盛行时期；此外，经过一段长时期的和平之后，不可能很快地从外表看来是最有希望的人员中，挑选出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和完全能负起战争责任的人。这两个国家都有一种倾向，即依赖于30年前曾是血气旺盛的军官，其结果是极不幸的。  

 1739年10月，英国已经对西班牙宣战，英国的第一个目标，自然是直接进攻引起争执的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期望在那里不费任何气力就可以得到十分珍贵的战利品。第一支远征军于这一年的11月在海军上将弗农的率领下出海了，通过一次突然的和大胆的闪击战，占领了贝卢港。但是，在西班牙大帆船已驶离的港口里，他们只找到了为数很少的约1万美元的战利品。弗农返回牙买加时，得到了大批增援舰船，和一支1.2万人的陆军部队。1741年和1742年，他企图利用这支增援部队去进攻卡塔赫纳和古巴的圣地亚哥。但是，他在这两个地方都遭到了惨败；海陆军将领之间发生争吵，这在各自还没有理智地理解对方的职责的时代里是经常发生的。当马里亚特用一种幽默的夸张来描绘这种误会时，似乎已经考虑到了攻击卡塔赫纳时的情景：“陆军想海军可能已经摧毁了10英尺厚的石制堡垒；而海军却怀疑为什么陆军没有登上30英尺高的堡垒。”  

 1740年进行的另一次远征，由于其指挥安森所表现的持久耐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受到广泛的称赞，并因其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和最后所取得的异常结果而举世闻名。它的任务是绕过合恩角，进攻位于南美洲西海岸上的西班牙殖民地。由于政府的低能无效，这次远征经过多次推迟之后，最终于1740年年底出发。在一年里气候最坏的季节通过合恩角，使舰船连续不断地遭到最猛烈的暴风雨的袭击，分舰队被分散开，所有的舰船再没有重新聚集起来，而安森经过多次冒险之后，终于使一部分舰船集结在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2艘舰已驶回英国，第3艘丧失在奇洛埃以南。安森率领剩下的3艘舰沿南美洲海岸巡航，捕获到一些战利品，并抢劫了佩托镇，他打算靠近巴拿马并与弗农携起手来，如果可能的话，占领巴拿马和地峡，当他得知弗农在卡塔赫纳遭惨败之后，便决心横渡太平洋，伏击每年从阿卡普尔科驶向马尼拉的2艘西班牙大帆船。在横渡途中，他发现与他在一起的2艘舰中的1艘情况很坏，以致使他不得不将其摧毁。他与另外的一艘成功地完成了最后的任务，捕获1艘装有150万美元硬币的西班牙大帆船。这次远征除多次遭到不幸，和使西班牙殖民地感到恐惧和由此而产生困惑外，在军事上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但是，正是它的许多次不幸和坚忍不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所有这些已使其得到了应有的声誉。  

发生于1740年的两件大事，导致欧洲进行了一场大战，影响了西班牙和英国之间早已进行的战争。这一年的5月，腓特烈大帝成为普鲁士国王，10月奥地利皇帝，从前西班牙王位的要求者查理六世去世了。因为他没有儿子，按照遗嘱把其全部统治权力交给他的长女，著名的玛丽亚·特利莎。多年来，查理的外交政策，一直致力于为了确保他女儿能继承王位这个目的。玛丽亚继承王位曾得到一些欧洲强国的赞同，但是由于她的统治地位极不可靠，激起了其他统治者的野心。巴伐利亚选帝侯对全部继承权提出要求，这种要求得到了法国的支持；普鲁士国王要求并占领了西里西亚省。其它的国家，不论大小都与上述这些国家中的某一个共命运；英国由于其国王也是汉诺威的选帝侯，而使其地位变得复杂化了，它以上述资格匆忙签订了一个赞成选举的中立条约，尽管英国在感情上是很倾向于奥地利的。在此期间，英国由于几次远征拉丁美洲均遭失败，并且它的贸易严重受损，使国内一致反对沃波尔的呼声与日俱增，沃波尔不得不于1742年年初辞职。英国在新的内阁统治下，公开成为奥地利的盟国；议会不仅投票通过了给奥地利女皇提供财政援助的提案，而且还派出一批部队援助奥地利的尼德兰。与此同时，荷兰在英国的影响下，与英国一样，受原来条约的约束，支持玛丽亚·特利莎继任，并且也投票决定给她提供财政援助。这里再次出现了前面曾提到的那种国际关系的微妙前景。就这样上述两个国家加入了反对法国的战争，但是，他们只是作为奥地利女皇的辅助力量，而不是主要力量。这些国家，除了实际上往战场上派出部队外，整体上仍处于和平时期。这种不明确的形势，最终只能有一种结果。在海上，法国早已按照两个王国之间的防御同盟，也成为西班牙的辅助力量，尽管仍然装着与英国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并且会很奇怪地看到法国作家借口两国之间没有公开交战，严重抗议英舰攻击法国舰船。前面已提到1740年一个法国分舰队在驶往美洲途中支援了一个西班牙舰船分队。1741年的西班牙已经作为奥地利的一个敌人加入了当时的大陆战争，并派出1.5万人的部队离开巴塞罗那进攻位于意大利的奥地利领地。活动于地中海的英国海军哈多克将军搜寻并找到了西班牙舰队；但是与其在一起的还有12艘法国战列舰组成的分舰队。法国分舰队司令告知哈多克，他也在进行远征，并且接到了命令，如果西班牙人遭到攻击，他们要向英国人开火，尽管当时西班牙已与英国正式交战。鉴于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的力量几乎是他的力量的2倍，哈多克不得不返回马翁港。不久他就被免职了，由海军上将马休斯担任地中海总司令和英国驻撒丁王国首都都灵市的外交使节。1742年他的舰队里的一名舰长一直把几艘西班牙大帆船追赶至法国的圣特罗佩港；他不顾法国的所谓中立，跟随它们进入港内，并把它们烧毁了。同一年，马休斯派出一个分遣队，由海军准将马丁率领，驶向那不勒斯，迫使波旁国王，撤回其在意大利北部与西班牙陆军一起进攻奥地利的2万名士兵。波旁政府企图进行谈判，马丁的回答是只有撤走了其警戒舰船才能进行谈判，并且限定政府于1小时之内要达成协议。波旁政府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屈服。于是英国舰队在港里停留了24小时后便离开了，但是它却为奥地利女皇除掉了一个危险的敌人。显而易见，此后西班牙派往意大利战场的部队必须绕道法国，因为英国控制了海洋和那不勒斯。紧接着在圣特罗佩和那不勒斯发生的这两件事情，虽然给年老的弗勒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他认识到了一支有良好基础的海上力量的活动范围和重要性，但是已为时太晚了。英国和法国之间引起相互抱怨的事件不断增加，所以他们必须迅速脱去只作为战争辅助力量的伪装。但是，在此之前，依附于奥地利的撒丁国王，再次感受到了英国控制海洋的力量和英国财富的作用。正当撒丁国王举棋不定不知与法国联盟还是与英国联盟会给他带来危险或好处时，一项财政援助的作用和在地中海保持一支强大的舰队的许诺决定了他的行动。作为回报，他答应派出4.5万名陆军参战。这个协议是于1743年9月签订的。10月由于弗勒里已去世，路易十五与西班牙签订一项条约，按照条约条款，他答应对英国和撒丁宣战，并支持西班牙对意大利、直布罗陀、马翁港和佐治亚的要求。因此战争便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但是仍然迟迟没有正式宣战。正当名义上的和平仍然继续存在时，双方进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海战。  

  

图12 1744年2月马休斯与法西联军之战 图13 1756年5月宾与法国海军之战  

 1743年的下半年，西班牙王子菲利普曾寻求在与奥地利人不友好的热那亚共和国海岸上登陆。但是，这个行动被英国舰队挫败了，西班牙舰队被迫退至土伦。由于英国舰队在数量上占优势，使他们不敢出港在那里停泊了4个月之久。处于进退维谷之中的西班牙宫廷向路易十五提出援助要求，于是路易给海军上将德库特指挥的法国舰队下达了护送西班牙舰队前往热那亚湾或返回他们自己港口的命令，至于返回哪一个港口看来还不太清楚。德库特是一位80高龄的老人，是路易十四时代的一名老兵。他受领的命令是除非遭到了攻击，否则他不准开火。德库特也许不太相信西班牙人的能力，为确保与他们的精诚合作，他象很早以前荷兰的德·勒伊特那样，建议把西班牙舰船分散部署在他自己的舰队中。但是，由于西班牙海军上将纳瓦罗拒绝接受其建议，所组成的战列线是9艘法舰位于前卫，主队是6艘法舰和3艘西舰，后卫是西班牙的9艘舰船；总共有27艘战舰。1744年2月19日，联合舰队以此种队形离开了土伦。他们受到了一直位于耶尔外海执行巡航监视的英国舰队的追踪。22日英国舰队的前卫和主队赶上了联合舰队；但是，其后卫当时落后几海里位于上风位置，完全超出了支援距离（图12，r），当时的风向为东，两支舰队部是向南航行，英国舰队占据了上风位置。两支舰队在数量上不相上下，英国为29艘，联合舰队为27艘；尽管英国舰队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是因其后卫舰船没能跟上，反而使联合舰队在兵力上占了优势。人们普遍认为率领后卫的海军少将的行为是对马休斯的不满；因为尽管他申辩当时他的分队处于分散的状态，他要使所有的舰船聚集起来；但是以后当他能够进行攻击时，他却没有这样做，其借口是组成战列线的信号与进行交战的信号是同时发出的。意思是说他不能离开战列线去作战，他只能服从组成战列线的命令。然而后来这种借口被军事法庭作为根据法律的辩护依据接受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马休斯受到其副官的懒散的行动的坑害和干扰，他担心如果时间拖得太长，敌人会逃之夭夭，所以当他自己的前卫追上敌人主队与之并列前进时，发出了交战信号，并且立即使他自己有90门舰炮的旗舰离开了战列线，去攻击敌战列线中装有110门舰炮的西班牙旗舰“王家腓力”号（a）。马休斯在进攻的时候得到了其前、后舰船的有力支援。进攻时刻似乎已经过审慎的选择；5艘西班牙战舰已远远落在了后面，他们的司令只得到了其前后两艘战舰的支援，另外3艘西班牙战舰同法舰一起继续向前航行。英国舰队的前卫继续沿原航向航行，并与联合舰队主队进行了交战。而此时联合舰队的前卫没有交战的对手，因此，想抢戗风转变航向占据英军战列线前面的有利位置，对其实施两面夹击，但是英军前面3艘舰的舰长的聪明行动使其没能得逞。3位舰长无视攻击的信号，坚守着重要的阵位，并阻止敌人企图进行迂回。为此，他们被军事法庭免去了职务，但是后来很快又官复原职。这种谨慎小心，有情可原的无视信号的行动，除前面提到的那位少将外，被主队的所有舰长，和前卫的一些舰长不加分辨地模仿了，他们进行了远距离炮击，而他们的舰队司令却在进行近距离的猛烈的交战。一个最惹人注目的例外是霍克上校（后来成为一名卓越的舰队司令），他效仿其司令的榜样，并且在迫使他的第一个对手退出战斗之后，离开其前卫位置（b），与一艘战斗力较强、5艘英舰都无法接近的西班牙战舰进行了近战（b′），并将其俘获——这是那一天的唯一的战利品。英军前卫指挥和他的助手们也都斗志昂扬地进行了近战。对这次战斗没有必要进行更多的叙述，它作为一次军事事件是不值得一提的，它的最主要的成就是霍克做出了巨大贡献，国王和政府将永远牢记他在这次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宣战后的5年中英国舰长普遍不称职和行动不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英国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取得依据它的海军优势获得它所希望的成就的原因就在于此。这场战争是一场长达40年的戏剧的第一幕，它使军官们领悟到了，如果不愿意看到他们是对战斗毫无准备和战时蒙受耻辱，就必须研究他们所处时代的战争情况，使他们在思想上做好充分准备。[原作者注：对于各个时代的军官来说，近代海军史上，没有一个战例比土伦之战更具鉴戒作用。海军经过近30年的不太活跃之后，进行了土伦之战。它像炮火一样是对士兵们的声誉的考验。作者认为，这种教训告诫我们，对于那些忽略做好战斗准备，不仅没有做好专业知识方面的准备，而且也没有做好战争所需要的感情准备的人来说，他们必然有遭致不光彩失败的危险。正常的人不是一个懦夫，但是也不是天生的勇士，只是看他是否有能力在关键的时刻把握进程。他通过实践或通过思考或多或少获得这种能力。如果他既无实践又懒于思考，将会产生优柔寡断；不是由于不知道该做什么，就是由于不能认识他自己和他的指挥所需要的那种完全的自我献身精神。有人谈到一个被撤职的舰长时说：“在这种不幸对他的声誉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之前，没有一个人比他生活得更好，比他更体面。很多与他同时代的，最受人尊敬的，非常了解他的一些人，对于这种无可争辩的已被证实了的事实，几乎不能相信，并惊呼‘他们认为伯里斯上校不是以一个勇敢和无畏的人去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已服役25年，并已作为一名舰长在海上活动11年了。其他已被定罪的人也都是有一定地位的；甚至连为躲避审判而潜逃的理查德·诺里斯也曾是受人尊敬的人物。]不能设想这么多英国海员的行为失常，仅仅是由于缺乏训练，而这些罕见的错误则完全是由于胆怯所造成的，实际上它是由于舰长们在思想上毫无准备和缺少军事效能，加之舰队司令方面的错误领导，和可能是对其粗暴的和盛气凌人的上司的挟嫌报复，造成了这次丢人出丑的失败。谈到这里可以借此机会请大家注意长官对待部下的热情和好意所起的作用。也许它不是军事成功最本质的因素，但是，无论如何它在精神上，为其它成功因素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东西，它会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它会使人做到毫不利己，并且能够取得即便执行最严格的纪律也无法取得的成就。无疑，这是一种天赋的才能。众人皆知，在这方面，纳尔逊是海军将领中最好的榜样。他是正值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之前来到舰队的，集中在旗舰上的舰长们对其到来早已渴望已久，在表示高兴时，似乎忘记了他的司令身分。在这次战斗中阵亡的达夫上校写道：“这个纳尔逊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是一个态度非常和蔼的指挥者，以致使我们都希望能做得比他的要求更好一些，并且能比他命令中规定的期限提前完成任务。”纳尔逊他本人意识到了这种魅力和它所起的作用，在他写信给豪勋爵谈到尼罗河之战时，他说：“我有幸能指挥一帮弟兄。”  

马休斯在土伦外海之战中出了名，但他之所以出名，并不是因其在战斗中指挥卓越，也不是因为战果辉煌，而是在国内引起的鼎沸舆论，并且主要是因为战后军事法庭开庭的次数和调查的结果。舰队司令和副司令，以及29名舰长中的11名都受到了指控。舰队司令因破坏了战列线被撤职了；因为司令离开舰队去攻击敌人时，他的舰长们没有跟随他，所以这个判决是与爱尔兰人好斗的秉性自相矛盾的。按照给定的法律条款，宣判副司令无罪；因为他与主队相距甚远，使其避免了犯破坏战列线的错误。11名舰长中1名死了，1名开小差，7名被免职或被停职，只有2名被宣判无罪。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彼此也都不太满意，他们相互指控。法国舰队司令德库特被免去指挥职务，但是西班牙的舰队司令却被其政府授予维多利亚侯爵称号，这次海战充其量也只算是不分胜负，而西班牙政府授予他如此高的奖赏，确实是非常离奇的。另一方面，法国人都宣称这位西班牙舰队司令以轻伤为借口离开了甲板，战斗实际上是由恰好在他舰上的法军上校指挥实施的。  

这次战斗是自40年前马拉加外海之战以来的第一次大的海战，它“唤醒”了英国人，并带来了一种有益的反应。刚刚开始的作战方式的选择过程还在继续，但是它的成效姗姗来迟，对现实战争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那时英国海上力量所显示的总的作用，不是通过进行有缺陷的战斗，而是通过其在过去和现时所取得的这些惹人注目的成就中体现出来的；象某些有用的本领一样，当拥有时，感觉不到它的作用，但是没有时，却非常渴望得到它。当时英国之所以能成为海上霸主，是由于其敌人的软弱，而不是由于它已经掌握了一支经过良好训练的部队。所以它没有从对海洋的控制中得到它应得到的好处。最具实质性的胜利算是1745年新英格兰殖民地部队占领了布雷顿角岛。对于这支部队皇家海军确实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援助，因为舰队对于处于这种地位的部队来说就是一条交通线。英军的一些高级指挥官在西印度群岛和印度又重犯他们在土伦外海所犯的错误，以致丢失了马德拉斯。由于其它的一些原因，加之海军军官们的无能，大大妨碍了那支远离本土的海上力量充分发挥其作用。

英国本身情况是不稳定的，斯图亚特王朝图谋复辟的活动仍继续存在，尽管1744年英国打败了由萨克斯元帅指挥的1.5万名部队的一次可怕的入侵，其功劳一部分应归于英国海峡舰队，而另一部分是由于风暴损坏了集结在敦刻尔克外海的许多艘运输舰船，使许多人丧生。但是，第二年当只得到少数人支持的小僭君[译者注：指1745年凯觎英国王位的查理·爱德华，詹姆士二世之孙，老僭君詹姆士爱德华·斯图亚特之子。]在苏格兰登陆，北方王国同他一起起来造反时，真正的危险显现出来了。他的入侵一直深入至英国内地。一些有理智的历史学家已经料到，一个时期他有取得成功的可能。另一个严重妨碍英国充分利用其兵力的原因是将其注意力集中到法国在陆上的作战活动，并且采用了错误的对抗举措。法国不顾德意志的反对，攻击了奥属尼德兰，英国出于对其海上利益的考虑，不愿意看到这个地方被征服。因为安特卫普、奥斯坦德和斯海尔德河如果落入其主要竞争对手之手，它的贸易优势将直接受到威胁。虽然最好的行之有效的阻止办法是占领法国在其它地方的一些有价值的领地，并通过控制它们作为一种抵押品，但是英国政府的软弱和现实海军的无能，使它不能采取这种办法。

与此同时，汉诺威[译者注：中世纪德意志的一个公国，1692年起为选帝侯公国，后改为王国。1714-1837年与英国成立君合国。]的形势再一次影响了英国的行动；虽然只是依靠共同君主的纽带统一起来了，但是，其君主对大陆统治的热衷，对故土的眷恋，在一个随波逐流的软弱内阁里明显地反映出来了。由威廉·老皮特[译者注：威廉·皮特（1708-1778）英辉格克人，1756-1757年领导外交部门，成为英国政府的决策人。辞职后仅数月又复职，领导外交与军事部门（1757-1761），七年战争组织者之一，1766-1768组织新阁，因病去职。世人为与其子、英国首相（小）皮特（1759-1806）相区分，称其为老皮特。]对英国人的强烈感情引起的对汉诺威的忽视，激怒了国王并导致他长期不顾国家的需要，而由他自己总理政务。国内意见分歧，对尼德兰的关心，与汉诺威的关系等等，这一切妨碍了这个内部意见分歧的二流内阁，为海战提供一种正确的指导和灌输一种好的精神。但是，如果海军自身情况较好，它能取得比较令人满意的结果，可能会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事实上，战争的结果对英国和其主要敌人之间的争执几乎没有什么影响。1745年之后，在欧洲大陆上的问题可归纳为2个——奥地利领地的哪一部分应该割让给普鲁士、西班牙和撒丁；法国打算怎样从英国和荷兰那里得到和平。海洋国家如从前一样承担了战争的费用，而其主要承担者是英国。整个战争期间，位于佛兰德斯[译者注：旧地区名，位于今法国东北部，临加来海峡（多佛尔海峡）。]指挥法国部队的萨克斯元帅只用一句话向国王总结了当时的形势：“陛下，和平位于马斯里赫特城墙内。”这个坚不可摧的城市是默兹河[译者注：这是西欧流经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一条河流，上游在法国境内为默兹河，下游称马斯河。]航道的门户，也是法国陆军从后方进入北部七省的通道，因为英国舰队与荷兰舰队一起制止了来自海上的进攻。尽管同盟国共同做出了努力，但是到1746年的年底，法国几乎控制了整个比利时。直到此时，尽管荷兰用财政援助支援奥地利政府，并且其部队正在尼德兰为奥地利而战，但是北部七省和法国之间在名义上仍然保持着和平状态。1747年4月，“法国国王入侵了荷兰的佛兰德斯，宣称他不得不派遣其陆军进入共和国领土，以制止荷兰国会为奥地利和英国部队提供保护，但是他无意与荷兰绝交；只要荷兰共和国证明他们已停止援助法国的敌人，他就会把所占领的地方和省份立即归还给它。”这是一场没有正式宣战的实际战争。这一年法国占领了很多地方，使荷兰和英国倾向于议和。整个冬季持续不断地进行谈判，但是直到1748年4月，萨克斯元帅包围了马斯特里赫特，才迫使英国和荷兰媾和。  

在此期间，尽管战争规模逐渐缩小，但是海洋并不是完全平安无事的。1747年这一年，英法两国的分舰队之间进行过两次大的遭遇战，交战的法国海军遭到了彻底毁灭。两次遭遇战中，英国海军都占有绝对优势，在交战中某些舰长的战斗也很出色，法军虽在数量处于劣势，但他们却显示了坚忍不拔、抵抗到底的精神。但是从这场海战的战术来说，它唯一的贡献只是提供了一条教训。这条教训是，当敌人或是由于战败，或是由于原来力量上就处于明显劣势，不能保持队形逃跑时，我军必须放弃其它有关队形的考虑，并且必须命令对其进行一次全面追击。比奇角海战之后早已注意到了图尔维尔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在我们所讨论的第一次遭遇战中，英国的安森将军以14艘舰对付法国的8艘舰，无论从整体和单舰的战斗力来说，法国舰队都较弱；在第二次遭遇战中，英国的爱德华·霍克爵士以14艘舰对付法国的9艘舰，就单舰而言法舰略大于英舰。两次战斗中，都发出了进行全面追击的信号，并且使战斗成为一场混战。当时不能考虑其它的问题，当务之急就是要追上正在逃跑的敌人，而且唯一的办法，只能让速度最快的或状况最好的舰船跑在头里，最快的追击者的速度必然要比最慢的被追者的速度快得多，这样敌军就要么必须放弃最后面的舰船，要么使整个舰队陷入绝境。在第二次战斗中，法国指挥官海军准将伊艾蒂安杜尔没有被追至很远。与他在一起的是一支由250艘商船组成的运输船队；他派遣一艘战列舰继续为其护航，把他自己和其余8艘舰置于运输船队和敌人之间，张着中桅帆等待进攻。英舰一艘接一艘逼近，他们分散在法国纵队的两边，使纵队两面受敌。在经过了一阵顽强不屈的抵抗之后，法国有6艘舰被俘，但是运输舰船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战斗中，英舰同样遭到了严重损坏，以致使余下的两艘法舰能够安然无恙地返回法国。因此，如果说爱德华·霍克在进攻中表现出了标志着杰出军官所具有的判断力和闯劲的话，那末兵力上处于明显劣势的海军准将伊艾蒂安杜尔在这出戏里成为主角并且表演的有声有色，也应看作是一位杰出的军官。一位法国军官公正地评论道：“他保护他的运输船队象在岸上保卫一个阵地一样，为了保存一个军或者是为了确保己军的队形变换和机动，他自己被彻底地打垮了。战斗从中午持续到下午8时，由于伊艾蒂安杜尔和在其指挥下的舰长们的献身精神，他们顽强地进行了阻击，运输船队终于得救了，使250艘商船为他们的船主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这种献身精神是不容怀疑的，因为8艘舰与14艘舰作战幸存的机会几乎是微乎其微；指挥这8艘舰的伊艾蒂安杜尔不仅完全接受了他满可以逃避的战斗，而且还深知怎样去鼓励忠实于他的海军上尉们；所有的上尉都以支援这场战斗为荣，虽然最后投降了，但是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他们的保卫战打得很英勇顽强，很出色。4艘舰的桅杆全部被打断，2艘只剩下了前桅。”[原作者注：特鲁德：《法国海上战斗》。]整个海战，依据双方所实施的情况，为研究怎样利用原来的或后来取得的有利条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战例，也为研究一个英勇的战士，为了一种特定的目的，甚至是在防御无望的情况下可能取得的结果，提供了很好的材料。此外还要补叙一点，霍克由于进行了远距离追击，已经精疲力竭，没有能力继续追踪，于是向西印度群岛派遣了一艘战时传送文件的专差单桅小帆船，传送运输船队临近的消息，由于采取了这个措施，终于使部分运输舰船被英军俘获。至此，对这次海战的叙述才算是比较完整的，军事院校的学生也会感到满足，因为他们喜欢看到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竭尽全力非常英勇地遂行他们的重要任务。  

结束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和谈到和平解决之前，必须介绍一下在印度发生的事情，在那里英国和法国当时所处地位相同。前面已经说过，那里的一切事务均由双方各自的东印度公司作主；法国在半岛上的代表是迪普莱克斯，在岛屿上的代理人是拉布尔多奈。后者是于1735年被任命担当这个职务的，他的不屈不挠的才华已经在行政机关的各个部门体现出来了，但是表现更突出的是要把法兰西岛建成一个重要的海军站——一项不得不从零开始的工作，有关的一切东西都没有，仓库、船坞、防御设施、海员等等一切几乎全都要由他来筹措。1740年当战争可能要在法国和英国之间爆发时，他从东印度公司得到一个分舰队，尽管小于他所要求的，可他仍打算用它去破坏英国的贸易和海运。可是1744年当战争真正打起来时，他却接到了不准进攻英国人的命令，尽管当时两国已处于交战状态，但是法国东印度公司希望位于那个遥远地区的两个公司间能够继续保持中立。鉴于荷兰与法国的微妙关系，名义上保持和平，同时又派遣部队加入奥地利陆军，所以这种主张似乎并不荒谬。但是，它对在印度诸海域内处于劣势地位的英国来说是极其有利的。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接受了这个建议，同时宣称这个建议当然不能约束国内政府，也不能约束英国皇家海军。由拉布尔多奈的深谋远虑获得的这种有利条件，就这样完全被丧失了。尽管他首先看到这个问题并长期独自坚持这种观点，但是他的手脚被束缚住了。在此期间英国海军部派出一支分舰队，并开始捕获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法国舰船；直到这时，法国东印度公司才醒悟过来。英国分舰队在完成其任务之后，驶向了印度海岸；1745年7月这支分舰队出现于法国在印度的政治首府本地治里外海，以准备支援马德拉斯总督从陆路进行的一次攻击。于是拉布尔多奈的机会来到了。  

在此期间，迪普莱克斯一直为在印度半岛大陆上确立法国的优势做广泛的考虑，并且已经奠定了可靠的基础。迪普莱克斯刚进公司时只是一个办事员，他的能力使他被迅速提升为金德讷格尔贸易企业的头头，并使公司有了显著的发展，以致使其严重影响了，甚至可以说是摧毁了英国的贸易。1742年，他成为领地的总督，并以此被调至本地治里。他开始在这里推行他的政策，其目的就是使印度置于法国的势力范围。他看到了欧洲通过在各海洋上的竞争已不断地发展壮大，东方民族必然会迅速地加强与欧洲进行联系，并且他断定，过去经常被征服的印度，又将要被欧洲人征服。他认为法国应该得到这个争夺物，并且看到了英国是法国的唯一对手。他的计划是插手印度的政治：第一步，他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外殖民地的领导，实际上他早已经是了；其次成为莫卧儿[译者注：即莫卧儿帝国，1526年兴起于印度半岛北部的伊斯兰教国家，1857年灭亡。]大皇帝的陪臣，这是他早已打算的。对印度境内的封建王公进行分裂和征服，通过审慎的联合，扩大法国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利用法国人的胆量和技巧对一方或另一方施加影响，使原来平衡的局势发生变化——上述这些就是他的目的。本地治里尽管是一个不太好的港口，但是非常适合他实施其政治方案；因为它远离莫卧儿帝国首府新德里，其侵略扩张在变得十分强大和真相大白之前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可以使其继续下去。所以迪普莱克斯的目的当时主要集中在印度东南部，在本地治里周围建立起法国的一块巨大的领地，同时在孟加拉保持现有的一些阵位。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为证明叙述这些与我们的题目有密切联系的计划是正确的，虽然起初这种联系可能并不明显，但是这种评论是必要的——摆在迪普莱克斯面前的问题的核心，不是在印度地区和各族人民之中建立起一个帝国，而是怎样摆脱英国和最终完全驱除英国的势力。他企图在印度建立统治权的一些狂暴的梦想，其实并没超出几年之后英国的实际行动。如果不是由于其他欧洲人的反对，凭仗欧洲人的才能，他们定会取得成功的；并且上述一方或另一方的反对能否取得胜利，都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在令白种人难以忍受的气候里，为数不多的人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在许多战场上英勇地坚持战斗，但是他们必须不断地得到补充。海权在这里的作用，如同在其它地方一样，并且总是那样不显眼和不被人注意；为证实海权所起的决定性影响，我们不必贬低这个时代英国的英雄人物和东印度公司的创始人克莱武的品质、才能和经历。虽然英国海军军官在最初的交战中不称职，并且所进行的海战缺少决定性的结果。[原作者注：“尽管法国前一年在派出拉利率领一支相当大的部队来到印度，做出了不寻常的努力，但是我相信在这一年（1759年）快结束时，除非出现一些完全意料不到，对他们非常有利的事情，否则他们在卡纳蒂克行将灭亡。我们有分舰队的优势和足够的钱，我们在那个海岸上的朋友从这一地区（孟加拉）提供了各种补给，而敌人缺少一切，没有任何补救的办法。上述这些有利条件，如果能够充分注意，定会实现使他们在这个地方和印度的其它每个地方都遭到毁灭”。（《克莱武致皮特的信》1759年1月7日，加尔各答；摘自格莱格：《克莱夫勋爵的一生》）。需要提起注意的是，克莱武在这里所期望的，对孟加拉的控制和利用，正是后来英国人所得到的；在迪普莱克斯时代他们没有得到。后来已证实了克莱武在这封信里的预言全部实现了。]如果在1743年之后的20年时间里，法国舰队已经取代英国舰队控制了印度半岛海岸，控制了半岛与欧洲之间的各海洋，能够相信迪普莱克斯的计划会遭到彻底失败吗？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公正地说：“阻碍迪普莱克斯前进的主要原因，是法国海军低效无能。在他那个时代法国王家海军未曾在印度海域露过面。”尽管如此，但是仍然还需给以简单的介绍。  

 1745年，英国人准备包围本地治里，并且使用皇家海军支援陆上部队实施配合。此时迪普莱克斯政治方案的作用立刻显现出来了。卡纳蒂克省的总督以进攻马德拉斯相威胁，使英国不得不终止其行动。第二年，法国的拉布尔多奈来到印度海岸，由他指挥的分舰队和由佩顿指挥的英国分舰队之间进行了一次战斗；尽管这次战斗是一次不分胜负的战斗，但是，英国海军军官在战斗之后，舍弃了印度海岸到锡兰避难，并把控制海洋的权力交给了法国人。拉布尔多奈锚泊在本地治里，他与迪普莱克斯经常相互指责，这种争吵由于来自本国的相互矛盾的指示越来越激烈。9月，拉布尔多奈从陆路和海路同时进攻马德拉斯，并且占领了这个地方，但是他与总督签订了可将其赎回的协定，于是总督交出了200万美元的赎金。迪普莱克斯获悉此事，非常恼怒，并要求废除协定的条款，其理由是一旦这个地方被占领就该属于他的管辖范围。拉布尔多奈反对这一作法，因为不履行其许诺是不光彩的事情。正当争吵在继续进行时，一阵暴风骤雨使他的两艘战舰遭到了彻底损坏，其它舰船的桅杆也被打断了。很快他便返回了法国，在法国他的积极性和热情受到了指控，他得到的报答是3年的软禁，他在软禁中去世了。在他离开之后，迪普莱克斯中止执行协定，并占领控制了马德拉斯，赶走了英国移民并使这里的防御工事不断得到加强。在此之后，他又把注意力转向圣戴维堡，只是由于一支英国分舰队的逼近，他不得不于1747年3月解除了对圣戴维堡的包围。  

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这一年由于法国海军在大西洋不断遭难，使英国人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就控制了海洋。第二年的冬天，他们向印度派遣了一支在东方不曾见过的欧洲最大的舰队和一支庞大的陆军，总指挥为博斯科恩海军上将，他除佩戴海军军衔，还配戴陆军将军的军衔。这支舰队于1748年8月驶至科罗曼德尔海岸[译者注：印度德干半岛南部孟加拉湾海岸的一部分，北起奇斯特纳河口，南抵卡利梅雷角，长约700公里。]。本地治里同时遭到了陆路和海路的进攻，但是迪普莱克斯进行了成功的抵御。英国舰队也同样遭到了飓风的袭击，10月他们放弃了对本地治里的包围。不久便传来为结束欧洲战争签署了《亚琛和约》的消息。随着迪普莱克斯与本国的交通得以恢复，使他能够继续不屈不挠的努力以便巧妙地得到一个尽可能远的，使其可以躲避海战的地方性基地。遗憾的是他的落吧的创造能力和忍耐精神，已完全用在一种徒劳的努力上；除非他有一支海军支援，否则其它任何力量都不能抵御海上进攻，但是国内政府不能提供这种支援。议和的一个条件是，作为与路易斯堡的交换，应当把马德拉斯归还给英国，路易斯堡是北美洲英国殖民主义者在战争中夺得的，他们象迪普莱克斯不愿放弃马德拉斯一样，也不愿放弃它。这个例子实际上说明了拿破仑他要在维斯杜拉河畔夺回本地治里是夸口。然而，尽管英国的海上霸权使它对路易斯堡的控制比法国对马德拉斯和印度其它阵地的控制要牢靠的多，但是进行这种交换的获利者无疑是英国一方。然而英国殖民主义者却不会对此举感到满意，但是他们深信英国的海上力量能在距其海岸不远的地方重做他们已做过的事情。他们对这种情况非常了解。但是马德拉斯的情况不是这样。当地诸侯对法国放弃马德拉斯必然是非常吃惊的，看到迪普莱克斯正是在胜利的时候，被一种他们不能理解的力量所迫，放弃了他的掠夺物，一定会多么有损于他本人的形象和法国人在他们中间已形成的影响。他们是很正确的；他们认识到了这种神奇的力量，他们是通过其所起的作用认识的，尽管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力量不是取决于某个人，不是取决于国王或政治家，而是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法国政府很清楚，正是控制海洋的神奇力量，不允许法国能保留那块相距遥远的属地，与英国舰队抗衡，而迪普莱克斯本人却没有看到这一点。若干年来，他一直继续不断地把自己的高楼大厦建筑在东方的阴谋和谎言的沙滩上，他还愚蠢地期望它能经受住定会产生的暴风雨的突然袭击。  

结束这场大战的《亚琛和约》签署于1748年4月30日，最初是由英国、法国和荷兰签订的，最后所有的国家于同年10月都在和约上签了字。除奥地利的几个地方被割让外——西西里[投笔从戎注：应为西里西亚]割让给普鲁士，帕尔马割让给西班牙王子菲利普，皮特蒙特以东的一些意大利领土割让给撒丁国王——条款总的精神是一切都恢复到战前状况。“也许从未有过这样的战争，在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之后，和造成众多的生命财产损失之后，结果却是各参战国又都恢复到战前状态。”至于谈到法国、英国和西班牙，事实上，在英国和西班牙战争之后，接着发生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真正意向，使比玛丽亚·特利莎继承奥地利王位问题对他们关系更密切的争端的解决推迟了15年。当法国的宿敌奥地利王室遇到困难时，很容易导致法国重新去进攻它，并且也很容易会招致英国去反对法国干涉和支配德意志事务的企图。——这是出自于英国国王对德意志利益的考虑而很容易采取的一种方针。人们可能会提出疑问，是否法国的政策真想取道莱茵河和德意志，把战火引至奥地利帝国的中心，或者像他最后所做的那样，引至奥地利最遥远的领地尼德兰。前一种情况，它依靠友好的巴伐利亚地区，并帮助当时已开始显现其军事力量的普鲁士。这就是最初的战场。后一种情况，即法国把矛头指向尼德兰，这样不管后来主战场转移到什么地方，法国在尼德兰不仅攻击了奥地利，而且还攻击了总在那里戒备其入侵的海上强国。他们是与法国作战的主要力量，他们为它的敌人提供财政援助，并使法国和西班牙的贸易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路易十五向西班牙国王提出了法国的困难，作为迫使其缔结和约的理由。因为当时他的武装部队已经占领了尼德兰和荷兰本土的一些地方，所以劝诱西班牙国王同他一样同意接受上述易于接受的条款，一定是件很苦恼的事情。尽管路易十五在大陆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他的海军被消灭了，并因此切断了他与殖民地的联系，虽然可能有人会怀疑，当时的法国政府是否还有向外殖民的野心，有些人认为由于海军的覆灭，这种野心已不复存在。但是不管怎么说，它的贸易损失确实是巨大的。  

这就是法国的情况，形势迫使它不得不议和。1747年，英国发现其在拉丁美洲的贸易争夺和由于海军的效能低劣，它已被卷入了陆战。这场战争给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使它负债近8000万英镑，并且看到了它的同盟国荷兰当时正遭到入侵的威胁。和约的签订是在法国使节的威逼下进行的，如果再拖延一点时间，将预示着法国要摧毁被占领城镇的防御工事，并会立即开始其入侵。尽管它自己的资源已被耗尽，可比它更精疲力竭的荷兰还准备向它求借。据我们所知，“城市里从没有这样缺钱，财政收入几乎不及过去的百分之十二”。因此，如果在这个时候法国有一支能够抵御英国进攻的海军，即便在力量上处于劣势，因为它控制了尼德兰和马斯特里赫特，它可能会强行提出它自己的条件。另一方面，尽管英国在大陆上已被逼至绝境，但是，由于其海军控制了海洋，使其仍然可以获得平等的媾和条件。  

三个国家的贸易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损失与获利对比，英国还有大约200万英镑的顺差。换一种说法，据说战争期间，法国和西班牙的贸易损失共为3434艘商船，英国为3228艘；但是在考虑上述数字时，不应该忘记它们与每一个国家的总的商船艘数的关系。同样是1000艘舰船，但是它占法国船舶总数的比例，要比占英国船舶总数的比例要大得多，所以也就意味着它的损失要比英国严重的多。  

 “在伊艾蒂安杜尔的分舰队遭到惨败之后，”一位法国作家说：“法国的旗帜再没有出现在海洋上。现在的法国海军只有22艘战列舰，可是60年前它曾有过120艘战舰。武装私掠船几乎捕获不到什么船舶。由于他们在各地得不到保护，他们几乎总是被英国人捕获。英国海上力量几乎在海上没有任何对手，并且可以自由地，不受任何干扰地航行于各海洋上。据说，在一年之内，他们已使法国贸易额减少了700万英镑。尽管这支海上力量本可以占领更多的法国和西班牙殖民地，但因缺少统一和连贯性的指导，因此获得的领地很有限。” [原作者注：拉贝鲁斯-邦菲斯：《法国海军史》。]

总而言之，因为法国缺少一支海军不得不放弃它所获得的一切，而英国利用其海上力量保住了它的地位，尽管它还没有能够使其发挥最好的作用。  

谢选骏指出：这里是用法国的教训对美国提出了警告。但是马汉院长多虑了，因为美国是一个两洋国家，海岸线比英国这个岛国更长。而法国却只有地中海和大西洋的边边角角，天然地受制于英国，比西班牙的处境还要不如。所以美国虽有大陆性和孤立性，但和中国的海陆二元性相比，显然更侧重于海洋性。由于美国的文明是外来输入的，就像日本一样，很难做到内向为主——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外扩侵略性。与此对比，中国文明主要是内部产生的，因此天然缺乏扩张性，除非先前受到了攻击。

【第八章 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 英国势不可挡的力量和它在各海域、北美洲、欧洲、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征服地 宾在梅诺卡岛外海的海战 霍克和康弗朗斯的海战 波科克和德·阿赫在印度进行的海战】

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一些主要战参国将他们之间许多悬而未决需要彻底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引起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爆发战争的那些问题全都撂在一边，能坐下来和谈，可以推断他们期望议和的心情是极为迫切的。看起来好象这些国家都不敢认真地对待一些日后将会引起争执的事情，唯恐讨论会延长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英国因为如不媾和，荷兰的崩溃则不可避免，而决不是因为它已实现，或者放弃了它1739年对西班牙提出的要求，也即在西印度群岛海区享有免于任何搜查，能不受干扰地航行的权力。如同其它相似的问题一样，它仍然没得到解决。不仅仅只是上述这些，就连靠近加拿大俄亥俄河流域和新斯科舍半岛陆地一面的，英法两国殖民地之间的边界，也没有得到解决。显而易见这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如果说英国通过议和挽救了荷兰，却使它自己放弃了它曾得到的对海洋的控制。这场斗争的真正特点，一时曾被大陆战争所遮掩，现在又被所谓的和平揭示出来了；尽管正式战争已经停止，但是斗争还在世界各地继续进行。  

在印度，迪普莱克斯不能再公开地进攻英国人，便寻求用前面提到的方针、政策来削弱他们的力量。巧妙地介入周围印度各邦诸侯的争吵，并同时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1751年在政治上，他迅速地控制了印度的最南部——一个几乎相当于法国大小的地方。由于他被印度莫卧儿帝国授予他太守（总督）头衔，使其在当时大陆各邦诸侯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在他看来，一种纯粹的贸易政策是一种幻想；在征服和放弃之间不可能会有一种折中的办法。”同一年里，由于更多的转让使法国的势力通过广大的地区，扩大至包括所有奥里萨海岸在内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并使迪普莱克斯成为印度的第三位统治者。为庆贺其胜利，也许是遵照他为给当地人民留下深刻印象的政策，他兴建了一个城镇，并竖起一个纪念柱以显示其成功。但是他的所做所为只会引起公司董事们的不安和忧虑，他们不是向他提供他所要求的支援，而是规劝他去议和。大约在这个时候，当时只有26岁的罗伯特·克莱武开始显现其才华。他领导下的英国人支持当地反对法国的一派。迪普莱克斯和其伙伴们的事业开始逆转，不断受挫；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国内的机构，对他的政治规划没有一点兴趣，而对股息下跌十分恼火。于是为了解决困难的谈判在伦敦开始了，法国政府下令召回迪普莱克斯，据说英国政府把召他回国作为一个持久和平的绝对条件。1754年在他被召回国之后2天，他的继承人与英国总督签订了一项条约，完全放弃了他的政策，规定无论哪一个公司都无权干涉印度的内政，并且规定在卡纳蒂克战争期间夺得的领地全部归还给莫卧儿帝国。就这样法国在领地范围和人口上所放弃的是一个帝国，而法国历史学家们悔恨地指出这种让步是具屈辱性的；但是，因为英国海军已切断了他们热切期盼的增援，他们又怎么能守住这个地方呢？  

在北美洲，宣告和平之后不久，新的忧虑又产生了，它源于并表现出双方殖民主义者和地方当局对其祖国的深厚感情，和对形势的敏锐的嗅觉。北美的殖民者以他们种族的固执性坚持他们的观点。富兰克林写道：“对于我们的13个殖民地来说，只要法国人控制着加拿大，就没有安宁可言。”竞争者都对中部主权尚未确定的地区提出要求，准确地讲，也即都想占领所谓的俄亥俄河流域。如果英国人获胜了，它牵涉到加拿大将在军事上与路易斯安娜[译者注：旧地区名。1740-1748年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结束，北美阿巴拉契亚山以西至密西西比河间的地区转归英国。河以西至落基山脉，北起加拿大，南迄墨西哥湾的地区仍为法国所有，称路易斯安娜。]相脱离；相反，如果这片地区被法国人占领，将把公认属于法国的两个最边远的领地联结在一起了，将会把阿勒格尼山脉[译者注：北美阿巴拉契亚山系西北部的分支。延伸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境内。]和海洋之间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围困起来。这些问题对于当时东部十三州的领导人来说是非常清楚的，尽管这些问题比较深奥，不是他们的聪明才智所能预见的；但是如果法国政府有这种愿望，并且天才的法国人能有效地解决并占领了他们当时要求的北部和西部地区，那么其结果对美国和对全世界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就需要进行详细推测了。尽管那时在美洲的法国人清楚地看到了战争即将来临，并且也看到了他们在人口和资源等数量上与英国殖民者相差悬殊，而加拿大必须靠其支撑的海军也处于劣势。但是，国内政府视而不见殖民地的作用和要为其斗争的事实，并且法国殖民者的特点和习性是缺少政治敏感，也不习惯于开始和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保护他们自己利益的措施，所以也就不能补救本国政府的忽视。法国世袭的中央集权统治制度，曾教育殖民主义者要顾及本国利益，而本国却没有很好地关心他们。当时法国在加拿大的总督们作为审慎的和有才干的军事人员尽一切努力以弥补各种缺欠和软弱；他们的行动比起英国总督们的行动可能更协调一致和具有计划性。但是由于两国国内政府都持漫不经心的态度，最后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取代英国殖民主义者自己照料自己的能力。如果我们读一下，英法两国历史学家，对双方政治家在首先听到这场暴风雨的隆隆声时，就各自的目的和宗旨所作相互矛盾的陈述，就会感到既好笑又有趣。我们都非常清楚，一场无法控制的斗争即将发生，但两国政府却都乐意去避免这场冲突。边界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位于阿勒格尼山脉和海洋间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也没有被围困起来。  

法国的总督们在某些地区以有争议为由建立基地，1754年在对其中一个进行争执的过程中，华盛顿[译者注：美利坚联邦共和国的奠基人，第一任总统（1789-1797）。1753-1754任弗吉尼亚民军一个区的司令，在迪尤肯堡参加对法军作战。]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世界历史上。当时在新斯科舍发生了一些新的纠纷，而且英法两国政府已经开始醒悟。1755年，布拉多克的灾难性远征是直接进攻迪尤肯堡（现在的匹兹堡），它是一年前被华盛顿放弃的地方。这一年的下半年，英法两国殖民主义者在乔治湖附近又进行了一次较量。尽管布拉多克的远征是首先开始的，但是法国政府也在行动。这一年的5月，一支规模较大的法国分舰队，绝大部分战舰都增员卸炮[原作者注：是指舰上装有舰炮，但是绝大部分没有安装在炮架上，目的是为增加舱室以搭载部队。待部队上岸后再把舰炮安装在炮架上。]，携载3000名部队，新的总督德·沃德勒伊也随分舰队从布雷斯特驶向加拿大。英国海军博斯科恩将军已先于法国舰队出航了，并停泊在圣劳伦斯河口外等待法国分舰队的到来。直到这时英国和法国还没有开战，并且法国人确实在行使他们的权力，向他们自己的殖民地派遣一支守备部队；但是博斯科恩受领的命令是阻止这支守备部队。一场大雾使法国分舰队分散开，但同时又掩护它能够安全的通过。但是，1755年6月8日，两艘法舰被英国分舰队发现并被捕获了。这个消息一传到欧洲，法国便立刻召回了驻伦敦大使，但是并没有立即宣战。7月，英国派爱德华·霍克爵士率舰出海，并令其位于阿申特岛[译者注：现法国的韦桑岛。]和菲尼斯特雷角之间巡航，捕捉他能看到的所有法国战舰。除此之外，8月份又命令他捕捉法国所有各类舰船，包括战舰、私掠船和商船，并且把捕捉到的舰船送至英国港口。到这一年的年底，法国已有300艘商船被捕，价值600万美元，被关押在英国的海员达6000名，足够配备10艘战列舰。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表面上仍维持和平的时候，直至6个月之后，英国和法国才公开宣战。  

表面上看来，法国似乎一直都在委曲求全，但是它实际上正在等待时机，并且正小心翼翼地准备进行一次猛烈攻击，因为当时它已被完全激怒了。法国将一些规模不大的分舰队和分遣队连续不断地派至西印度群岛和加拿大。与此同时，它的布雷斯特船坞也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准备工作，部队集结于英吉利海峡岸边。英国看到自己受到入侵的威胁——这是英国人特别敏感的问题。当时的英国政府，非常软弱，不适于进行战争，而且遇到真正的危险和威胁很容易被引入岐途。除此之外，英国往往在战争开始时，不仅总是要保护它的贸易，而且还要保卫许多要地。此外，它在世界各地的贸易商船缺少大批海员，以致使它很为难。地中海也因此被忽视了。而法国，一方面在海峡上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另一方面又在土伦秘密地装备了12艘战列舰，由海军上将拉加利索尼埃指挥，于1756年4月10日离港，为150艘运输船和由黎塞留公爵指挥的1.5万名部队护航。一个星期之后，这支部队被安全地送至梅诺卡岛，并且包围了马翁港，与此同时，舰队也开始对其实施封锁。  

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突然袭击，虽然法国的行动终于引起了英国政府的猜疑，但是英国的行动太迟缓了。梅诺卡岛的守备部队没有得到增援，并且总数不到3000人的部队，其中有35名军官在休假，这些休假的军官中有总督和所有各团的团长。由英国海军上将宾率领的10艘战舰，是在法国舰队离开土伦3天之前才离开朴次茅斯港的。6个星期之后，当他驶抵马翁港附近时，他的舰队已增至为13艘战舰，他带来了4000人的部队；但是为时已晚，一个星期之前要塞就已经被攻陷了。当英国舰队进入视线之内时，拉加利索尼埃便离港迎战，并且堵住了港口通道。  

其后所进行的战斗，因为它所产生的奇特的、灾难性的事件，使其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这次战斗不同于马休斯在土伦外海进行的战斗，它确实在战术上提供了一种教诲，尽管它主要适用于已被废弃的帆船作战条件。但是由于军事法庭对马休斯进行的审判，在思想上给这位不幸的宾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使这次战斗与早先的战斗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整个交战期间，他经常不断地提到马休斯由于没有保持战列线而遭指责的事，看来他认为对马休斯的判决是符合法律依据的，如果自己不坚持保持战列线，必将蹈其覆辙。简言之，可以说5月20日上午两支舰队都互相看见了，在经过一系列调动之后，双方都在左舷戗风乘东风向南航行，法国舰队位于下风，位于英国舰队和港口之间。宾组成战列线偏离风向向南全速前进，法国舰队仍然保持原来航向行驶。所以当宾发出交战信号时，两支舰队不是并列行驶，而是形成了30度至40度的夹角（图13，A、A）。依照宾自己所考虑的进攻计划，是使每一艘舰攻击敌战列线里与其相对应的那艘舰。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难以实施的，而此时由于两支舰队后卫之间的距离大于前卫之间的距离，因此困难就更大。这样他的整条战列线就不能在同一时间里投入战斗。当信号发出时，前卫各舰按信号离开了战列线，并向法舰冲去（B、B），舰首对向法舰几乎与其相垂直，以致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的舰炮失去了作用；他们都遭到了来自三艘法舰舷炮纵射的攻击，使桅杆严重被毁。从前面数第六艘英舰的前桅中段已被打断，突然成顶风并向后漂移，挡住了后卫，并与后卫挤在一起。已投入战斗的宾此时确实为他人树立了榜样，并且象法拉格特在莫比尔之战中，当第二艘舰停住打乱了战列线时一样，全力以赴进行战斗。但是根据旗舰舰长提供的证词，说明了对马休斯的判决使他踌躇不前。“加德纳舰长，你知道组成战列线的信号已经发出了，但是我的舰位于‘路易萨’号和‘三叉戟’号的前面（这两艘舰在队形里应该位于他的前面）。你不应该让作为舰队司令的我冲上前去，好象我要同一艘单舰进行交战似的。马休斯的不幸是由于他没有集中兵力，而我将竭尽全力避免重蹈覆辙。”于是，这场海战完全变成了非决定性战斗；英军的前卫和后卫分开了，并且孤军投入了战斗（C）。一位法国权威人士，抱怨拉加利索尼埃没有戗风转变航向，占据敌前卫的上风，没有将其打垮。另一位说拉加利索尼埃曾下令进行这种调动，但是因为帆缆严重受损而没能完成；然而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法国分舰队所受的唯一损失是失去了一个中桅帆，而英舰遭受的损失却要严重的多。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一位论述海战的法国权威人士提出并且得到了认可的，即拉加利索尼埃认为，支援从陆路攻击马翁港，即便因此会使他自己遭到攻击，也比摧毁英国舰队更重要。“法国海军总是认为占领或保护一块征服地要比捕获一些舰船更光荣些，但是捕获舰船是更英明的，更接近于战争中提出的真正目的。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捕获敌舰也是不现实的。”[原作者注：拉马杜埃尔：《海军战术》。]这种结论的正确性，取决于对于海战的真正目的的理解。如果海战只是为了确保一个或多个岸上阵位，海军就成为特定情况下陆军的一个分队；并相应地使它的活动处于从属地位。如果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打垮敌海军，并因此取得对海洋的控制，那么敌人的战舰和舰队就是各种情况下都要攻击的主要目标。这种观点的一种模糊的感觉，似乎当英罗居埃在写海上没有必须控制的战场，也没有要占领的地方时，曾呈现在他面前过。如果海战是一种阵位战，那么舰队的行动必须服从于对阵位的进攻和防御；如果海战的目的是摧毁敌人的海上力量，切断敌人与其其它占领地之间的交通，枯竭敌人来自贸易的财源，并且尽可能地封锁其港口，那么进攻的目标，必须是活动在海上的敌人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简言之，就是他的海军。无论有多少个原因，正是这后一种方针使英国控制了海洋，在这场战争结束时，迫使法国归还梅诺卡岛。正是执行前一种方针，使法国海军无威望可谈。举梅诺卡岛之战的这个战例再合适不过了；如果拉加利索尼埃被打败了，法国就会失去黎塞留和他的1.5万人的部队，就像1718年西班牙被困在西西里一样，被困在梅诺卡岛。所以说是法国海军确保了对该岛的占领。但是，它留给内阁和公众的印象不深，以致使一位法国海军军官告诉我们说：“看起来好象是不可信的，在取得了马翁港外海之战的胜利后，海军大臣不是受一种进步的爱国热情的影响，没有利用这次胜利去推动法国建设其海军，而是认为可以出售我们港口里现存的舰船和帆缆。我们很快将会看到我们的政治家们的胆怯行为所产生的悲惨的结果。”[原作者注：拉贝鲁斯-邦菲斯：《海军史》。]马翁港外海之战的胜利不是很明显的，也不值得过分夸耀。但是完全可以相信，如果法国的这位舰队司令不考虑马翁港，而是利用这种极好的机会去捕获，或击沉4艘或5艘敌舰的话，法国人民已一定会提前爆发出对海军的热情。这种热情虽然终于在1760年出现了，但是为时已晚。在这场战争的其余时间里，除了在印度，法国舰队都是作为被追逐者出现在全面追逐战中。  

可是强加于法国舰队的作战活动，是与法国政府的总的方针政策完全一致的。约翰·克拉克的看法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即在梅诺卡岛外海的作战活动中使用的战术，显然是早已确定了的，而不是偶然出现的——按其范围和目的实质上是一种防御战术。[原作者注：克拉克：《海军战术》。]法国舰队居于下风位置，他们的舰队司令不仅为马翁港提供了掩护，而且还占据了一个有利的防御阵位，迫使其敌人必须冒各种危险去进攻。克拉克似乎要提出充分的证据以证明位于前面的法舰对英舰的攻击略事抵抗之后，确实狡猾地撤退了（C），从而迫使攻击者再次攻击并取得同样的结果。20年之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海军再次执行这种政策，并且取得了大致相同的结果。尽管这种政策从未公开说明过，但是可以断言，小心谨慎，害怕损毁战舰，从事防御战仍然是法国海军当局既定的目的，无疑它依据于当时海军格里韦尔将军提出的理由：  

如果两个濒海的国家在交战，舰船少得可怜的一国，必须总是避免无把握的交战。当它为执行其任务不得不冒交战的危险时，应该通过机动避免作战，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被迫交战，也要确保使他自己处在有利的位置上。所采取的态势基本上应依据对方的实力。请允许我们不厌其烦地重复，依据法国不得不对付的一支劣势的或优势的部队，摆在其面前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大战和巡航战，其方法和最后的结果也是截然不同的。  

对于处于这种地位的军官所提出的上述正式意见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当这种意见，已成为一个强大的和好战的国家一贯遵循的政策时，则更应给予极大的关注。然而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即如果法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海上强国，是否会因此而高枕无忧呢。从逻辑上来看，取决于所处的地位，要力求阻止势均力敌的战斗，因为你所遭受的损失要大于对方的损失。支持法国政策的拉梅图尔说：“事实上，英国损失几艘舰船会对它有什么影响呢？”于是在这种争论中，紧接着必然要采取的措施是最好不要与敌人遭遇。正如前面列举的另一个法国人[原作者注：瑞里安·德·拉格拉维耶尔：《海战》。]所说，把他们的战舰与一支敌舰队遭遇看成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并且认为一旦遇上了敌人，如果他们能体面地避免交战，指挥官的责任就是要去避免。他们有比与敌海军作战更重要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法国连续多年都在执行这样一种方针政策，所以不能不影响承担这种责任的军官们的思想和精神，并且直接导致了像不断指挥一支舰队的、勇敢的德·格拉斯伯爵那样，1782年当他有机会能够打败在罗德尼率领下的英国舰队时，却没有抓住这种战机。那一年的4月9日，他在向风群岛海域遭到英国人的追击，碰巧英国舰队有16艘舰位于他的背风处，而英军主队却在多米尼加附近，因无风而无法行动。尽管其力量优于被分散的这部分英舰，但是这种形势持续3个小时，在这期间，除了他的前卫进行了一次远距离炮击外，他并没有向英舰实施攻击；而德·格拉斯的行动被有许多高级官员并且都是很知名的人员组成的审判法庭判定是正确的，是“舰队司令的谨慎小心，这种行动是受巡航战不可告人的目的所支配的”。3天之后，他受到了他不便进攻的英国舰队的痛击，这种巡航战不可告人的目的也随之不复存在了。  

再回转头来谈谈梅诺卡岛之战。在20日那场海战之后，宾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议决定不能再做其它事情了，并且决定英国舰队应该驶向直布罗陀，以保护其免遭攻击。在直布罗陀，霍克取代了宾的职务，并将其遣送回国受审。军事法庭明确宣布他的胆怯和不忠，宣判其罪责是没有尽力打败法国舰队，没有使马翁港的守备部队得到解救；因为战争法规规定，对于这种罪过除了判处死刑，没有其它处置办法，所以只得判他死刑。由于国王拒绝豁免，因此宾被枪决了。  

在表面上还继续维持和平的时候，对梅诺卡岛的远征就开始了。5月17日，在宾开始进行战斗3天之前，英国宣战，法国是于6月20日作出回答的。28日马翁港被攻陷了，梅诺卡岛落入了法国人之手。  

英国和法国之间的纠纷的性质，以及产生纠纷的地点再清楚不过地指出了这场斗争的特定场合，通过海军的一些主要作战活动，和随之使两个国家的殖民地和国外领地所产生的一些重大变化，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当时正处于一场海战的开始阶段。这两个国家，只有英国认识到了这个事实，法国由于某些原因，再一次离开了海洋，对此我们下面很快将要谈到。它的舰队几乎再未出现过，它失去了对海洋的控制，放弃了它的一个个殖民地和在印度的所有希望。这场战争的后期，法国拉入西班牙作为它的盟国，而这只能使西班牙被来自外部的力量摧毁。另一方面，英国由于有海洋提供保护和给养，使其能到处耀武扬威，而它国内安全稳定，各业繁荣昌盛。它用钱支持了法国的敌人。七年战争结束时，大不列颠王国已经成为英帝国。  

没有一个同盟国的法国绝不可能在海洋上战胜英国。1756年法国海军有63艘战列舰，其中45艘状况良好，但是缺少装备和舰炮。西班牙有46艘战列舰，从西班牙海军过去和现在的表现来看，完全可以怀疑其数字是否与其实际兵力相符。此时的英国有130艘战列舰；4年之后实际上有120艘战舰在服现役。当一个国家，无论是陆上或是海上力量，处于法国当时所处的那种不利情况时，很自然它就没有成功的希望。  

然而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法国获得了许多有利条件。它在征服梅诺卡岛之后，同年11月，又得到了科西嘉。热那亚共和国把科西嘉岛上的所有军港都交给了法国。由于法国占有土伦、科西嘉和马翁港，使它牢牢地控制了地中海。1756年在加拿大，由蒙卡尔姆指挥的法军，尽管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是他却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印度当地一位诸侯的进攻，使英国在加尔各答的作用大为削弱，并为法国提供了一次极好的机会。  

在此期间，另一件事情也为法国提供了一个加强其在海洋上地位的机会。荷兰曾向法国许诺不恢复其与英国的联盟，但是仍然要坚持中立。英国为了进行报复，宣布“所有法国港口处于被封锁状态，所有驶向这些港口的舰船，将作为合法的战利品予以没收”。只有一个丝毫不怕中立国家起来反对它的国家，才能采取这种侵犯他们权力的措施。英国这种以实力为基础的侵略特点，可能已被法国用来拉拢西班牙和其它国家与其结成联盟，共同反对英国的理由。  

法国没有集中力量去反对英国，而是结成一个新的、不寻常的联盟发动另一场大陆战争。奥地利女皇不断在法国国王的宗教信仰上做工作，并且不断煽动因对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的不友好的讥讽而恼怒的法国国王的情妇，劝诱法国与奥地利结成联盟，一起反对普鲁士。俄国、瑞典和波兰也加入了这个联盟。这位女皇极力主张两个罗马天主教国家应该联合起来，从一个新教徒国王[译者注：指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手里夺回西里西亚，并且表示愿意割让法国早就期望得到的奥地利在尼德兰的一部分领地。  

腓特烈大帝得知他们要组成这个反对他的联盟之后，不是坐等其发展，而是着手调动其陆军并入侵波兰国王统治的萨克森。1756年10月的这一行动，标志着七年战争的开始，此次战争类似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只是战争的规模不同，它使一些竞争对手改变了最初各自不同的想法。法国当时已经卷入与海峡对岸的邻国的冲突之中，完全没有必要介入另一场斗争，这场斗争公认的目的是使奥地利帝国不断扩大，这是明智的政策一直努力去制止的，但是英国此时却早已清楚地看到了它的利益所在。它将陆战完全放在附属次要的地位，把它的主要力量集中于海上和殖民地上。与此同时，它用金钱和真诚的同情支持为保护他的王国而战的腓特烈。这样就严重的牵制了法国的力量，并使其力量过于分散，而英国实际上只在一个战场上进行战争。同一年，战争的指挥权从软弱的内阁手中转交给大胆和强硬的威廉·皮特（世称老皮特），他一直执政到1761年当战争的目的基本上已达到时止。  

英国对加拿大的进攻，有两条主要路线可供选择，——一条是经尚普兰湖，另一条是经圣劳伦斯河（湾）。前者完全是经内陆，所以它与我们的题目不相干，只要注意到直到1759年魁北克陷落之前，这条路线对英国人都是畅通无阻的就可以了。1757年进攻路易斯堡的计划失败了，英国舰队司令不愿用他指挥的15艘战列舰与在那儿发现的16艘法国战列舰交战，据他所说这15艘战舰的舰炮火力不足。不管他的决定正确与否，但此事在英国引起了愤慨，这清楚地表明了英法两国政府的现行政策是截然不同的。第二年，派出了一名军事素质较高的舰队司令博斯科恩和2万人的部队，必须公正地说他们只在路易斯堡港里发现了5艘战舰。部队上陆了，而舰队从它所担心的唯一会受到干扰的方向掩护了这次围攻；并且切断了被困者期望得到补给的唯一的一条通道。1758年这个岛子被攻陷了，打通了取道圣劳伦斯河至加拿大腹地的航线，并为英国舰队和陆军开辟了一个新的基地。  

第二年进行的远征，是由沃尔夫指挥的进攻魁北克。他的所有作战活动都依赖于舰队，舰队不仅把他的陆军运至了现场，而且还在这条河中来回航行，以进行各种需要的佯攻。起决定作用的登陆战也是直接从舰船上发起的。蒙卡尔姆的精明和决心曾于两年前堵住了英国人经尚普兰湖的进攻，他已写信要求紧急增援；但是却被陆军大臣拒绝了，其回答是除了其它一些原因外，主要是怕英国很可能会在途中阻截他们，并且说，如果法国派出更多的增援部队，英国同样也会派出更多的增援。总而言之，对于加拿大的占领取决于海上力量。  

鉴于英国人一定会取道这条河流对魁北克进行攻击，蒙卡尔姆不得不削减尚普兰湖一线的抵抗力量，然而那一年英国人的确没有驶近尚普兰湖，尽管蒙卡尔姆的这一决策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对魁北克的结局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1760年英国人由于控制了以路易斯堡为一端，魁北克为另一端的圣劳伦斯河航线，似乎已经在那里站稳了脚跟。但是法国总督德·沃德勒伊仍然位于蒙特利尔坚持抵抗，并且殖民主义开拓者仍然期待着来自法国的援助。位于魁北克的英国守备部队，尽管在数量上不如加拿大人，可他们却肆无忌惮地离开了城市，与加拿大人在旷野交锋。在那里英国守备部队被打败了，并受到敌人的追击，加拿大人几乎与英国部队一起在混乱中进入魁北克，并且用挖掘的壕沟对其进行围攻。几天之后，一个英国分舰队来到了，使这个城市得到了解救。一位年迈的英国海军编年史编者说：“敌人因此看到了在海上处于劣势地位的结果是什么；因为，如果有一个法国分舰队能够得知英国舰队已起航驶向河的上游，魁北克就一定会被攻克。”当时仍然留在蒙特利尔的少数法国人，完全与外界隔绝了，他们被3支英国军队围困了起来。其中一支是取道尚普兰湖，另两支是来自奥斯威戈和魁北克。1760年9月8日，随着蒙特利尔被放弃，法国对加拿大的占领也就此宣告结束。  

在世界所有其它各地，英国武装部队在皮特上台掌权之后，也出现了好的兆头，只是在开始时，他们遭受了一些小的挫折。但是，在欧洲大陆上情况并不是这样，腓特烈大帝在那里，以其果断和娴熟的技术，继续艰难地从事着反对法国、奥地利和俄国的斗争。研究腓特烈大帝所处困难境地和随之而产生的军事和政治困难，不属于我们所要研究的题目。海权没有对这场战争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其作用却在两个方面间接地体现出来了——第一，由于英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享有较高的信誉，使它能够为腓特烈大帝提供财政援助，英国人把其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这位健壮和有才干的人的身上；第二，由于英国攻击了法国殖民地和其本土海军，使法国处境困难，法国的贸易遭到了破坏，取消了它本来就不情愿地用于建设海军的经费，虽然其数额是微不足道的，并且是勉强提供的。由于法国不断地受到海上力量的冲击，尽管它的统治者目光短浅，并且极不情愿，但是他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去对付这种海上力量。用一支劣势海军，不能应付世界各地复杂的局面，因此决定把力量集中到一个目标上，这是非常正确的；而这个被选中的目标就是大不列颠本土，它的海岸将遭到入侵。这个决定很快被英国人觉察到了，而且感到恐惧。连续几年，它使英国海军的一些大的作战活动都集中在法国海岸和英吉利海峡里。在介绍这些作战活动之前，首先应简单扼要地叙述一下指导英国运用其占绝对优势的海上力量的总的规划。  

除前面已叙述过的在北美洲大陆上的作战活动之外，这个计划有四层意思：  

 1. 有效地监视法国在大西洋的港口，特别是布雷斯特港，进而使法国大舰队或小的分舰队不经过一番苦斗不能离港。  

 2. 用快速机动的分舰队进攻法国濒临大西洋和海峡的海岸，其后不时地用小批量部队去进行突然袭击，使敌人难以预见到攻击的方向，主要意图是迫使敌人把现存的部队分散部署在许多点上，从而削弱其用以进攻普鲁士国王的力量。尽管其意向如此，但是，对这种实际上有利于腓特烈的牵制活动是否很重要，可能会提出怀疑。我们不去专门叙述这些作战活动，因为它们对总的战争进程几乎没有产生什么明显的作用。  

 3. 在地中海和直布罗陀附近部署一支舰队，以制止法国土伦舰队设法驶向大西洋。这支舰队似乎从未打算去切断法国与梅诺卡岛之间的交通往来。地中海舰队的活动，尽管隶属于一个独立的指挥部，但它是大西洋作战活动的辅助部分。  

 4. 派远征部队去进攻法国在西印度群岛和非洲沿海的殖民地，并且在印度保留一个分舰队，以确保对附近海洋的控制，并进而支持在印度半岛上的英国人，切断法国的交通线。发生在远方海域的这些作战活动，从未间断过。在法国海军被毁使英国解除了对入侵的担忧之后，这种作战活动就显得更活跃，规模也更大。所以当没有头脑的西班牙人于1762年被卷入战争之后，便为英国的冒险精神提供了更丰盛的奖品。  

战争期间，英国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活动，首先是对布雷斯特的法国舰队实施严密的封锁，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防御性作战活动，而不是一种进攻性作战活动。因为尽管确实曾打算过，如果有机会也要与之进行战斗，但是它的主要目的是使敌手中的进攻性武器不能发挥作用；而摧毁这种武器则是第二位的。这个评论是否正确从1759年当封锁舰队不得不离开，让法国舰队逃离港口时，整个英国出现的恐惧和恼怒就可说明。此次战争和以后一些战争中的封锁的作用，是使法国海军操纵舰船的技能长期处于劣势。虽然表面看来法国舰船也很好，或者他们在数量上也与英国不相上下。布雷斯特港口所处的位置是当强劲的西风危及封锁者时，被封锁的舰队也不能出港；所以在这个时候，通常封锁者总要离开布雷斯特外海驶往英国西南部的托尔贝或普利茅斯港，而在法国的那支较大的管理不善的舰队的大部分舰船离港之前，英国舰队肯定会警惕地乘东风返回其阵位。  

 1758年的下半年，法国人对他们在大陆上的失败感到沮丧，尤其是对英国人在这一年里不断袭击他们的海岸感到耻辱和烦恼，并且他们也开始意识到了，单凭法国的财力和物力不可能同时进行陆战和海战，所以决定直接进攻英国。法国的贸易几乎全部被毁，而敌人的贸易却兴旺发达。伦敦商人自夸道，在威廉·皮特领导下把贸易和战争很好地结合起来了，并且战争使贸易更兴旺了。[原作者注：马汉：《英国历史》。]正是兴旺发达的贸易，使它能够为法国的敌人提供足够的金钱，所以说它也是陆战的主要力量所在。  

在这个时候，路易十五任命了一位新的、思想活跃的大臣舒瓦瑟尔来执政。从1759年年初开始，着手在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各港口做准备。在勒阿弗尔、敦刻尔克、布雷斯特和罗什福尔建造运输部队的平底船。计划装载5万多人的部队入侵英国，同时用1.2万人的部队去攻进苏格兰。共装备了两个分舰队，每个分舰队的力量都相当可观，一个在土伦，另一个在布雷斯特。此次重大的冒险性活动的第一个步骤，是使两个分舰队在布雷斯特会合。  

由于英国人占领了直布罗陀，并且他们拥有优势的海军，致使这个冒险性计划在此遭到了失败。似乎不可思议的是，连坚定和自信的皮特，在1757年会提出把英国用来俯视地中海与大西洋之间的通道的了望塔交给西班牙，作为它帮助收复梅诺卡岛的报酬。使英国幸运的是西班牙没有接受。1759年，英国海军上将博斯科恩担任地中海舰队司令。在对停泊在土伦锚地上的法国快速帆船进行一次攻击时，使他的一些舰船遭到了严重损坏，他不得不率领他的整个分舰队驶向直布罗陀进行重新整修。但是，他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在各处部署了一些快速帆船实施警戒，如果敌人逼近，就发射舰炮及时通知他。乘他不在之际，法国分舰队司令德·拉克律遵命率12艘战列舰于8月5日离开土伦，并于17日发现他自己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一阵强烈的东风把他带进了大西洋。一切看来都很顺利，大雾和夜幕掩护了法国舰船没有被陆上敌人发现，同时又没有妨碍他们彼此之间的目视联络。正在这时，一艘英国快速帆船隐约出现在附近。它一看到这支舰队，便知道他们肯定是敌人的，于是它便改变航向驶向陆地，并用舰炮发送信号。对于德·拉克律来说，追踪是无济于事的，剩下的只能是逃跑。他希望逃脱他熟知的英国舰队一定要进行的追逐，便率法国分舰队向西北西公海方向驶去，与此同时实行灯火管制；但是由于粗心或者是由于不满——一位法国海军军官暗示是由于不满——12艘舰船中有5艘驶向了北面，第二天早晨当他们进入加的斯时，他们看不到分舰队司令了。天亮时，分舰队司令看到他的实力遭到了严重削弱，很沮丧。8时出现了一些帆船，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他希望这些帆船是他丢失的那部分舰船。可是他们不是，他们是博斯科恩的警戒舰，总数为14艘战列舰，正在进行全速追击。法舰组成迎风航行队形逃跑；毫无疑问其舰队速度远不如具有最快速度的英舰。在追踪者处于绝对优势时，进行全面追击的总的原则，是必须保持队形，使前面的舰船与后面速度较慢的舰船能位于可以进行相互支援的距离之内，不致于使前面的战舰，在后面的舰船驶抵之前，逐一被制服。此时英国海军牢记这条总的原则，而当时又确实是适合一场激战的时机。博斯科恩的行动正是遵循这一原则进行的。而另一方面的法军后卫舰船竭力仿效伊艾蒂安杜尔在挽救他的运输船队时的那种作法。2时，法军的一艘后卫舰被英军的前卫舰赶上，并被4艘英舰包围了。这艘后卫舰的舰长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拼死抵抗，希望不仅能够挽救他自己的舰船，而且能较长时间的拖住敌人，使一些较好的帆船能够跑掉。就此而言，他取得了成功，这应感谢他对英舰造成的伤害和他们的帆船的较快速度。如果那一天法军后卫舰聚集在一起逃跑，其结果必然是被英军捕获。当他降下其旗帜时，舰上的3根中桅已经不存在了，后桅也很快掉下，并且船舱已经灌满了水，这艘舰已难以漂浮在水面上。戴萨布拉——值得记忆的名字——在拼死的抵抗中，负伤11处，他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一艘后卫舰在阻止追击中的职责。那天夜里有2艘法舰改变航向驶向西面，并因此逃脱了。其余4艘继续按原方向逃跑；但是，第二天早上，这位分舰队司令失去了逃跑的信心，驶向葡萄牙海岸，并使全部舰船搁浅于拉克什和圣文森特角之间。英舰无视葡萄牙的中立立场，跟踪并攻击了这些舰船，捕获2艘，其余的两艘被烧毁。对于这种侵犯主权的行动，英国除进行一次正式道歉外，没有向葡萄牙赔偿，因为葡萄牙过于依赖英国，以致于使它不被英国重视。威廉·皮特就这件事写信给英国驻葡萄牙公使，告诉他要减少葡萄牙政府在感情上的痛苦，与此同时一定不准放弃这些舰船，和让这位卓越的舰队司令遭到指责。[原作者注：马汉：《英国历史》。] 

土伦舰队部分被歼灭，部分被驱散，从而中止了对英国的入侵，但是位于布雷斯特附近巡航的爱德华·霍克爵士，还仍然放心不下进入加的斯的那5艘法舰。舒瓦瑟尔在他的主要计划受挫之后，仍然坚持要入侵苏格兰。位于布雷斯特的法国舰队由20艘战列舰和一些快速帆船组成，其指挥为康弗朗斯元帅，不管其头衔如何，仍是一名海军军官。对舰载部队的数量说法不一，约为1.5万至2万人。起初的目的是除用一些小型舰船外，只用5艘战列舰护送运输船队。康弗朗斯坚持整个舰队应该一起起航。海军大臣认为，他不是一位技术熟练的能阻止敌人前进的战术家，也不能确保护航船队不经过一次决定性的遭遇战，就能够安全地驶抵靠近克莱德的目的地。由于相信一次大的战斗是躲不过的，所以他认为战斗最好是在部队驶离之前进行；因为即便战斗遭到了惨败，运输船队不会遭到损失，反之战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会使这条航线畅通无阻。运输舰船被集结起来了，不是在布雷斯特，而是在远至卢瓦尔河口以南的一些港口里。就这样法国舰队抱着要与敌作战的想法和意图离港了；但是其后的进程很难与上述目的相一致，也很难与起航之前舰队司令发布的详尽的作战命令相一致。[原作者注：有关这些请看特鲁德：《海战》。] 

大约11月5日或6日，西风大作。在与大风搏斗3天之后，爱德华·霍克驶向下风并驶入托尔贝，他在那里等待风向改变，并使其舰队作好立即出航准备。这阵强劲的西风，不仅使法国舰队返回了布雷斯特，而且也为邦帕特指挥的一支小型分舰队从西印度群岛驶来溜进布雷斯特港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康弗朗斯积极忙于准备工作，把邦帕特的舰员分配在他自己的一些人员没有配齐的舰船上，并于14日乘东风出海。他迅速驶向南面，自以为他已经逃脱了爱德华·霍克的监视。但是爱德华·霍克已于12日离开了托尔贝，尽管大风又一次把他赶了回去，可他第二次起航的时间14日，仍是与康弗朗斯离开布雷斯特为同一天。霍克很快驶抵阵位，得知原向南航行的敌人已转向东驶去，他便不难断定法国舰队准备驶向基伯龙湾，他改变原来的航向，满帆驶向同一个地方。19日下午11时，法国舰队司令估计他所处的位置距贝尔岛西南偏西70海里；[原作者注：请参阅图14。]这时又突然刮起一阵西风，他收帆顶风航行，风越刮越大，并改变成西北风。黎明时候，看到前面有几艘舰船，证实他们是封锁基伯龙湾的英国达夫准将的分舰队。他发出了追击信号，英舰分成2个分队逃跑——一个顺风向离开了，另一个迎风向南驶去。法国舰队的大部分舰船跟随在第一个分队之后，继续沿着原来的航向驶向海岸；但是有一艘法舰迎风追逐第二个分队去了。紧接着法国后卫舰船发出了迎风航行信号，此信号在旗舰桅杆高处可看到。肯定是在同一时刻，位于英国舰队前面的警戒快速帆船通知它的舰队司令驶向下风。由于霍克的努力使他追上了康弗朗斯，后者在他的正式报告里说，他曾认为位于附近的敌人的力量不可能优于，甚至不可能等同于他自己的力量。康弗朗斯当时命令他的后卫分队迎风航行支援向东南方向追击的那艘舰。片刻之后，发现敌舰队迎风驶来以总数为23艘的战列舰对付法国的21艘，并且他们当中还有一些是三层甲板帆船。康弗朗斯因此召回了进行追击的舰船，并且作好了战斗准备。在他对所处的周围环境还不熟悉时，他需要确定其航向。当时来自西北西的风更强劲了，天气随时都会变坏，这支舰队距一个下风岸不远，又有一支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位于附近；因为除了霍克的23艘战列舰外，达夫还有4艘装有50门舰炮的战舰。所以康弗朗斯决定避开敌舰队，率领其分舰队进入基伯龙湾，希望并且相信，霍克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不敢追至湾内，法国权威人士把这个海湾描绘成浅滩、暗礁与礁石相连，航海者看到它不能不惊恐万状，并且通过时无不胆战心惊。正是在这种可怕的险情中，44艘较大的舰船要在这里进行一场混战；这个地方太狭窄了，不适于战舰进行机动。康弗朗斯自以为他会首先到达，并且能够迎风驶近湾的西岸，如果敌人跟进来，就迫使它位于他和滩头之间，距下风岸6海里。他的希望没有一个得以实现。撤退时，他位于其舰队前面，这种作法不能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只有他身先士卒，才能表明他要做什么，但是在公众面前他已声名狼籍，因为它给人们造成舰队司令在逃跑时位于最前面的印象。霍克作为一位大家都公认的技术熟练的海员，他从未被面前的困难吓倒；他是一个沉着和意志坚定的人，其特点具有骑士风度，他对危险进行既不掩盖也不夸大的正确权衡。他没有为我们留下他的推断，但是无疑他感受到了在他前面带路的法国人，能起到一定的领航作用，如果搁浅，法舰必然在他之前先搁浅；他相信他的军官们的勇气和经验，经过军事封锁的严峻考验，一定优于法国军官；并且他知道他的政府和国家都要求他不能让敌舰队安全地驶抵另一个友好国家的港口。正是在这一天，当他冒着风险对法国舰队穷追不舍，正在进行海战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场海战时，他的肖像在英国被焚，原因是他让法国舰队逃脱了。正当康弗朗斯率领其舰队绕过基伯龙湾入口处最南面的暗礁时，最前面的英国舰船与法军后卫投入了战斗。这是另一种以一场混战为结束的全面追击战，这场战斗是在刮着大风、波涛汹涌的海面，靠近下风岸、舰船缩帆高速航行和有众多战舰参战所组成的异常重要和壮观的情况下进行的。一艘装有74门舰炮的法舰，由于遭到敌舰紧紧追击，寡不敌众，孤注一掷，打开其下甲板舱口；海水涌进船舱，全部舰员，除20名外，与舰一起葬身海底。另一艘被霍克旗舰炮火击沉。另外2艘，其中一艘悬挂着分舰队司令旗，降旗投降。其余的全部被驱散了。7艘向东北方向逃窜，并锚泊在维莱讷河的河口处，乘2次涨潮的高水位成功地驶入了这条小河——这是过去不曾有过的奇迹。另外的7艘躲在了罗什福尔东南方向。——一艘由于严重受损，搁浅并丧失于卡瓦尔河口附近。与图尔维尔同名的旗舰在拉乌格被烧毁。黄昏时候锚泊在卢瓦尔稍北一点的克鲁瓦外海的“王室荣耀”号，整个晚上都安全地停泊在那里。第二天早上，舰队司令发现他周围只有自己的一艘旗舰，为了使这艘旗舰不致于落入英国人之手便使其搁浅了，这样做似乎多少有些轻率。这种作法曾遭到法国人的谴责，实际上谴责是多余的，因为霍克是不会让这艘舰跑掉的。法国大舰队遭到了彻底毁灭；没有被捕获和被摧毁的14艘战舰被一分为二，位于维莱讷河的那些舰船，在其后的15个月至2年时间里，只有2艘一起成功地逃跑了。英军仅损失了搁浅在浅滩上的2艘战舰（a），这两艘舰已彻底毁坏，英国人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微乎其微。夜幕降临时，霍克使他的舰队和捕获的舰船锚泊在插图（b）所标明的位置上。  

  

图14 基伯龙湾海战  

随着法国布雷斯特舰队被消灭，所有入侵英国的可能性都不复存在了。1759年11月20日之战，是这次战争中的特拉法尔加角海战；尽管英国继续对停泊在莱讷河和罗什福尔的少数法舰实施封锁，但是，其舰队当时可以随意地，以过去从未有过的规模，大举进攻法国的殖民地，后来还包括西班牙的殖民地。这一年英国经历了这场大海战和攻占了魁北克，还占领了西印度群岛的瓜德罗普岛和非洲西海岸的戈雷岛。法国分遣舰队司令德·阿赫和英军波科克之间的三次非决定性战斗之后，法国放弃了对东方印度诸海域的控制——这一放弃必然导致法国丧失其在印度的权力，并且将永远不会再得到。西班牙的国王也死于这一年，他的哥哥以查理三世称号继承王位。因为过去他曾是那不勒斯国王，那时英国分遣舰队司令曾只给那不勒斯宫廷一小时时间，以决定将其部队撤出西班牙。所以他永远不会忘记这种耻辱，并且使这位新登基的国王从内心深处对英国采取不友好态度。由于西班牙方面持有这种感情，这样便更易于使法国和西班牙团结起来。查理起初准备进行调解，但是威廉·皮特不同意。皮特把法国看成是英国的主要敌人，并且把海洋和殖民地看成是力量和财富的主要来源，尽管法国当时已经在走下坡路，但是他希望将来使它和现在一样，遭到更彻底的削弱，并且希望把英国的强大牢固地建立在法国的瓦解之上。后来查理三世提出了一些具体条件；但是受喜欢奥地利女皇的路易情妇的影响，不允许普鲁士参加谈判，而英国绝不会同意在其缺席情况下进行谈判。事实是皮特至此还没有准备议和。一年之后，1760年的10月25日，乔治二世去世了，并且皮特的影响开始削弱，因为这位新国王对战争的决心不大。1757年和1760年这两年间，腓特烈大帝仍然在这场以自己的小小王国去对抗一些大国联合起来反对他的战争中，继续进行殊死的和使人精疲力竭的斗争。他的斗争一度似乎已没有希望，他已经准备自杀，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使法国不再致力于与英国作斗争和开发海洋事业了。  

大规模远征殖民地的时机已经迅速到来，由于英国的海上力量战胜了联合起来的法国和西班牙，使战争的最后一年非同寻常。首先有必要讲述一下海上力量在东方印度半岛起到了完全相似的作用。  

迪普莱克斯被召回国和他所遂行的政策完全被抛弃，导致英法两国的东印度公司处于力量平衡的态势，这已经介绍过了。但是1754年条约的条款没有完全被执行。比西侯爵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军事指挥员，他过去是迪普莱克斯的助手，完全拥护他的政策和雄心壮志，仍然留在德干高原——位于半岛中央南部一块很大的，迪普莱克斯曾统治过的地方。1756年英国人与当地的孟加拉君主之间产生了矛盾。那里的地方长官已经去世了，他的继承人，一个19岁的年轻人，进攻了加尔各答。在进行了一阵无力抵抗之后，6月份加尔各答就陷落了，在其陷落之后，发生了著名的“加尔各答土牢”悲剧。消息于8月份传到了马德拉斯，于是克莱武，他的名字前面已经提到了，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推迟之后，终于与沃森舰队一齐起航了。这支舰队于12月进入了恒河，并于1月出现在加尔各答面前，这个地方像它迅速陷落一样，又不费吹灰之力地很快地回到了英国人手里。  

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总督恼羞成怒，便向英国人发起猛攻；与此同时，他还邀请位于金德讷格尔的法国人加入其进攻行列。尽管众所周知，当时英国和法国正在进行战争，但是法国公司，不吸取1744年的经验教训，仍然对与英国保持和平抱有一线希望，拒绝了这位总督的邀请，并且还向英国公司提出了保持中立的建议。克莱武长驱直入，与印度部队交锋并将其打败了，于是莫卧儿帝国的总督便立即要求议和，并寻求与英国结成联盟，放弃了依据其最初进攻加尔各答的实力所提出的要求。在进行了一些讨价还价之后，他的建议被接受了。然后克莱武和沃森又转向金德讷格尔，使法国殖民者投降。  

因为莫卧儿帝国的总督[译者注：这位总督是指莫卧儿帝国孟加拉省区的纳瓦布（世袭总督）西拉杰·乌德·道拉。]不希望他们这样做，所以对此很生气，于是便与德干高原的比西秘密来往，由于他性格上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的弱点，这种秘密来往是很不可靠的。克莱武对这位总督的各种私下勾结活动了如指掌，并且看到了在这个人的统治下，无望解决和于或贸易事宜，所以为废黜他玩弄了一个大的阴谋，有关这方面的详情无需进行介绍。结果是战争再次爆发，克莱武与他的3000名士兵，其中三分之一是英国人，与统率1.5万名骑兵和3.5万名步兵的莫卧儿帝国的总督对峙。双方的炮兵也是不相称的。1757年6月23日，克莱武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投入了战斗，并且取得了普拉西之战的胜利——据说这个日期被公认为英帝国开始其在印度统治的日期。这位总督被赶下台之后，任命了一位反对原总督的阴谋家执政，他是一个完全受英国支配的人，并且完全依赖于英国人的支援。这样英国人就控制了孟加拉，这是他们在印度取得的第一步胜利。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说，“克莱武已经领悟了并且运用了迪普莱克斯的方法。”  

这是事实，甚至还可以说，如果英国没有控制海洋，它在印度的基业是建立不起来的，即或建立了，也是不能持久的。印度的情况是少数欧洲人，在一些有胆识的精明人的领导下，分享他们能够取得的胜利，并通过明智的联合促进他们的好运，才能在那里坚持下去，尤其是在力量悬殊的时候，则更应如此。但是他们必须避免遭到他们同种人的反对，少数同种人能够使这种本来就不够稳定的平衡偏向另一方。正当克莱武在孟加拉大显身手时，比西入侵奥里萨[译者注：印度的邦，在德干半岛东北部，濒盂加拉湾。]，没收了英国的一些工厂，并使自己成为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之间广大沿海地区的统治者；与此同时，一个有9艘法国舰船组成的分舰队，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东印度公司的，并且远不是一流的战舰，满载着1200名正规部队——当时欧洲人参加印度之战的最庞大的陆军队伍驶向本地治里。位于印度沿海的英国海军部队，尽管为数不多，但是可以认为他们足可以抵御前来的法国分舰队。至此再不能够说印度的前途仍然是悬而未决的了，因为前几次的作战活动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1758年4月26日，法国分舰队出现在本地治里以南的科罗曼德尔海岸，并于28日锚泊在英国基地圣戴维德堡附近。其中2艘继续驶向本地治里，舰上的新总督拉利伯爵希望立即前往政府所在地。在此期间，英国舰队司令波科克已经得到了敌人已临近的消息，由于他非常害怕丢失这个基地，也正驶向那里，并于4月29日先于载有总督的2艘法舰抵达那里。法国舰队立即起航，右舷戗风驶向海洋（图8），航向东北，风向东南，并且发出了召回护送总督拉利的舰船和快速帆船（a）的信号；但是由于拉利的命令，这些舰船无视舰队司令的信号没有驶回。这一行动，如果不是起因，也必然会加剧了新总督和分舰队司令德·阿赫之间的矛盾，他们之间的不和使法国在印度的战役失败了。英国舰队与法国舰队一样右舷戗风航行占据了上风，此后，用他们当时惯用的进攻方法进行了攻击，并且取得了他们通常所取得的结果。英军的7艘战舰受命一起不让8艘法舰挨近，前面的4艘舰，包括舰队司令所乘坐的，步调一致地投入了战斗，后面的3艘，不管是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反正他们没能准时地参加战斗，但是不应该忘记这种进攻的结果几乎总是这样。法国分舰队司令看到了敌前卫和后卫之间出现了空隙，随即产生了分割他们的计划，并且发出了舰艏一起转向下风的信号。但是由于过于急躁，没有等到其它舰船回答，他就转舵使舰艏转向下风，其后卫舰也随即仿效他的动作，而前卫舰继续向前航行。英国舰队司令对这件事了解的比较清楚，所以他给予德·阿赫的称赞要多于法国作者的。他是这样描述这一时刻的：  

  

图8 1758年波科克和德阿赫进行的海战  

下午4时半，法军战列线的后卫舰已相当靠近他们的旗舰了。而我们后卫的3艘舰也接到了近距离交战的信号。很快德·阿赫就离开了战列线，并顺风向航行。位于他后面的第二艘舰，在这次海战期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紧跟在英国旗舰“雅茅斯”号之后，也并排上来进行炮击，然后改变航向驶向下风，几分钟之后，敌前卫舰也改变了航向。  

这一叙述与法国人的叙述是完全一致的，法舰在经过英国这艘大舰时对其实施了集中攻击。然后法舰顺风向驶向与其分开的2艘舰，而曾与他们进行过交战的英舰，由于负伤航行缓慢，已跟不上他们了，这次战斗制止了英国舰队对圣戴维德堡的解救，以致使其不得不于6月2日投降了。  

在圣戴维德堡陷落之后，英法两国的分舰队分别在各自的港口里进行维修，然后又重新占领了他们各自的阵位。8月份，几乎是在极其相似的条件下，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了另一次战斗。法国旗舰在屡遭不幸之后，使法国舰队司令不得不撤出战斗；但是更多的陈述其撤退的理由，完全暗示了法国在印度的事业必然以失败告终。法国的一位作者说：“谨慎小心迫使他不能进行长时间的战斗，因为战斗时间一延长，舰船受到损伤不仅影响战斗力，而且在一个几乎不能提供所需用品的地方难以进行修复。”海军实力所需要的物品如此匮乏，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法国海上作战始终贯彻一味保全舰船的方针，必将造成悲惨的前景，这种前景绝非偶然，而是有预兆的。  

德·阿赫返回本地治里之后，看到损坏的桅杆和帆缆虽然能够修复，但是缺少粮食和其它供应，舰船又需要堵缝。他原打算于10月15日以后离开这里，但是，他赞成军事会议上提出的舰船不能在这个海岸上久留的意见，因为一旦发生第三次战斗，本地治里既缺少帆缆也缺少补给品。于是他放弃了对总督的保护，于9月2日离开这里，驶往法兰西岛。众所周知，德·阿赫决定这样做是出于他对总督的敌意，因为他与总督不睦经常进行争吵。拉利在失去了分舰队的援助之后，将其力量转向内地，放弃了对马德拉斯的攻击。  

当德·阿赫驶抵法兰西岛时，那里的事态再一次充分说明了当时法国海军总的方针政策是软弱无能和目光短浅的。他离开印度是拉利所不赞成的，他抵达法兰西岛也是不受欢迎的。当时的法兰西岛各个方面都很贫乏。来自本国的3艘战列舰使这支分舰队的实力有所加强，但是他们耗尽了岛上的资源，以致要求分舰队司令要立即离开。因此舰船修复工作加快速度提前完成，11月几艘法舰为寻找粮食，驶向当时荷兰的殖民地好望角；但是，得到的粮食仍不敷分舰队食用，这种境况又再次催逼分舰队离开该岛。法舰的处境与殖民地的处境一样朝不保夕，于是舰队司令所做的相应反应是催要所缺欠的全部粮食和补给品。情况如此严峻，以致不久之后不得不取下帆缆上的索具并且不得不封贮一些舰船，从而可以把这些装备安装在其它舰船上。在返回印度之前，德·阿赫在致海军大臣的信上说：“分舰队准备离开，其唯一目的只是为使舰员免于被饿死，如果不送来补给品，就不必对这个分舰队抱任何希望，因为这里的人员和情况已不能再恶化了。”  

鉴于这种情况，德·阿赫于1759年7月离开了法兰西岛，并于9月驶抵科罗曼德尔外海。在他离开的这一年，拉利曾在东北季风季节包围了马德拉斯达2个月之久。当时英法两国的分舰队都不在这里，因为这个季节海军不适于在这个地区的沿海活动；但是首先返回的是英国舰队，据法国人说这促使了，据英国人说是加快了围攻的解除。德·阿赫返回时，他的舰船在数量和等级上都占据极大的优势。但是当两支舰队遭遇时，波科克不急于用他的9艘舰去攻击法国的11艘舰。1759年9月10日进行的这次战斗，与前两次战斗一样，都不是决定性战斗；但是德·阿赫在进行了一场血战之后撤退了。对此，坎贝尔在他的《海军将军们的传记》一书里，做了一种滑稽可笑的，但是看起来又是很认真的评论：“波科克曾使法国舰船遭到严重毁坏，并且曾杀死了他们的许多士兵；但是，所有能够说明这两位舰队司令的奇才的，是他们在18个月的时间里曾进行过三次对阵激战，而哪一方都没有损失1艘舰。”然而胜利的硕果属于兵力较弱的舰队。因为德·阿赫回到了本地治里，10月1日又从本地治里驶向法兰西岛，留下印度自己去决定其命运。从那时起，结局就已经明朗化了。英方不断得到来自本国的增援部队，而法方却一无所获；拉利的对手在能力上也略高一筹；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被英国人攻占了。1761年1月，本地治里由于受到陆路包围，和切断了海上交通线，使其不得不投降。这标志着法国在印度的势力已到此结束，因为本地治里和其它一些领地，尽管在媾和时被归还了，但是英国在那里享有的使用权，即便与他们遭到精明强干的絮弗昂的攻击时，也未曾动摇过。20年之后，絮弗昂遇到了与德·阿赫一样大的困难，但他却以德·阿赫在较有希望的时刻不曾有的活力和行动，战胜了德·阿赫不曾战胜的困难。  

由于法国没能有效地通过海洋在远方行施其权力，使其失去了加拿大和印度，所以西班牙似乎绝不会选择这个时候用其衰败的海军和分散在各地的领地介入这场战争。的确如此，法国海上力量的枯竭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事情，并且得到了海军历史学家们的充分证实。一位历史学家说“法国的资源被耗尽了，1761年这一年只有几艘单舰离开过它的港口，并且都被捕获了。与西班牙的联盟出现的太晚了。1762年偶尔出海的一些舰船也被捕获了，当时一些仍然属于法国的殖民地也不能幸免于难。”[原作者注：特鲁德：《法国海战》。]甚至早在1758年，另一位法国作者就写道：“由于缺钱，已不景气的贸易被英国巡航舰卡死了，加之缺少良好的舰船，缺少补给品，使法国内阁无法集结起强大的力量，只好采取一些计谋，用小规模战争取代唯一的合乎情理的大战——采取‘小打小闹’达不到主要目的的方式。甚至当时，4艘战列舰能避开敌人驶抵路易斯堡，都被看成是一种幸运之事……1759年西印度群岛护航船队侥幸抵达，使商人感到异常惊奇和欢快。因为在英国分舰队耀武扬威的海洋上，这种机会已经成为非常罕见的事情了。”[原作者注：拉贝鲁斯-邦菲斯。]这是发生在拉克律和康弗朗斯惨败之前的事情。法国贸易被毁，是从其商船被俘开始的，由于殖民地不断减少，其被毁程度也随之达到了极限。所以不能认为当时两个宫廷之间所做的家族协议“对两个政府的贤士是体面的”，实际上该协议不仅规定在未来的战争中要进行相互支援，而且还包括如果没有议和的话，西班牙一年之内要对英国宣战的秘密条款。这不仅对西班牙政府，甚至对诱使同一个宗族的人，介入这种不道德的交易的法国政府都是不可宽恕的。许多国家都希望法国海军得以恢复和促成中立国家联盟。除西班牙之外，他们也都有理由反对英国。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承队：“在与法国作战期间，英国巡航舰从未尊重过西班牙的旗帜。”[原作者注：马汉：《英国历史》。]另一位历史学家说：“1758年这一年，至少有176艘中立国家的舰船，连同船上装载的法国殖民地的丰富产品，以及陆军和海军的军需品，都落入了英国人之手。”[原作者注：坎贝尔：《海军将军们的传记》。]上述情况早已存在，以致20年之后波罗的海国家提出了“武装中立”，它是直接针对英国在海上提出的各种要求的。由于英国当时是真正的海上强国，使其拥有无限的权力，所以它从不尊重其它国家的主权。因为它在海洋上没有对手，所以它坚决主张夺取敌人装载在中立国家舰船上的财产，从而使这些国家不仅舰船受到令人烦恼的阻留，而且还丧失了能赚钱的贸易。也正因为如此，战争初期曾适合其对法国港口实施名义上的封锁（即只有宣言而无实力的封锁）。中立国家受到这种苛刻要求自然非常恼怒；但是选择1761年进行武装反抗是错误的，并且所有这些国家中，西班牙受战争的威胁最大。当时英国除一些预备役舰船外，有120艘战列舰服现役，他们是由受过训练并且经过5年持续海战锻炼的7万名海员操纵的，他们由于受胜利的激励，正是斗志昂扬。1758年，法国海军有77艘战列舰，1759年除8艘和许多快速帆船被毁外，还有27艘战列舰作为战利品送给了英国。确实不仅大家看得很清楚，而且他们自己的作者也承认，法国的海军已彻底被毁了。西班牙海军约有50艘舰船；但是其人员的情况除非与这个时期前后有所不同，否则他们的素质一定很差。前面已经说过了，由于缺少一支有效的海军，西班牙帝国是极其虚弱的。虽然保持中立，也不时地遭受凌辱，但对它来说其好处甚多，使其能恢复它的财源和贸易，并且也能重新开发其国内资源，但是这需要长时间地保持中立。可是西班牙国王正因受家族感情的影响，和对英国的不满，被诡计多端的舒瓦瑟尔所利用，并于1761年8月15日签订了两个君主之间的“家族协定”。那不勒斯国王也参加签署了这一协定，以保证这两个王国利用他们的所有力量来确保他们的共同领地。协定本身就是一种重要承诺；但是秘密条款还进一步规定，如果1762年5月1日，英国还没有与法国议和，西班牙就应对英国宣战。这种性质的谈判是保不了密的，皮特对此非常清楚，他确信西班牙正有意成为其敌人。皮特以其惯有的高傲和自信，决定通过宣战抢在西班牙之前采取行动。但是，在新国王的国会里，反对他的势力过于强大。由于皮特没能得到内阁的同意，便于1761年10月5日辞去了他所任之职。他的预见很快被证实是正确的。西班牙在来自美洲的装有战争急需的硬币的运宝船抵达之前，一直在热情地对英国表示友好。9月21日，西班牙的大帆船队安全地在加的斯抛锚了；11月2日，英国大使向其政府报告：“来自西印度群岛，满载着极其贵重货物的2艘帆船安全抵达了，从而使所期望的来自拉丁美洲的全部财产安全地运到了西班牙。”在同一份急件里，他还报告了西班牙内阁在措词上有了惊人的变化，并列举了当时他们所使用的傲慢的言词：[原作者注：马汉：《英国历史》。]西班牙的不满和要求骤然而起，它与英国之间的争吵发展如此迅速，以致使英国的新内阁，虽然急切希望和平，也不得不在这一年快结束时，召回其驻西班牙大使，并于1762年4月1日对西班牙宣战；从而采纳了皮特的政策，但是已经为时太晚，不能获得他曾期望得到的好处。  

不管英国方面的行动怎样迟缓，都不能改变两国间在力量和准备上的质的差异。皮特所制的计划，基本上被他的继承人所采纳，并且依据当时英国海军的情况，被迅速地执行了。3月5日，从印度返回的波科克，离开朴茨茅斯，护送一支进攻哈瓦那的运输舰队。这样英军在西印度群岛的兵力又得到了增强，由波科克指挥的部队除了19艘战列舰外，还有一些较小的舰船和1万名士兵。  

 1761年1月，在著名海军上将罗德尼指挥下的西印度群岛舰队，已经同陆上部队一起攻下了马提尼克岛，它是法属诸岛屿中的一颗明珠，和一座高耸的城堡，并且是大规模私掠巡航战的基地。据说这次战争期间，在西印度群岛海区，英国有1400艘商船是被以该岛的罗亚尔堡为主要基地的法国巡航舰捕获的。随着法国失去了这个重要港口，依其为基地的私掠巡航体系也就不复存在了。马提尼克岛是于2月12日陷落的。由于丢失了这个重要的贸易和军事中心，那些较小的岛子，格林纳达岛、圣卢西亚岛、圣文森特岛也不得不放弃。由于英军占领了这些岛屿，英国的殖民地安提瓜、圣基茨岛和尼维斯岛，以及至这些殖民地进行贸易的舰船便不再受敌人的威胁，英国的贸易骤然增加，并且所有小安的列斯群岛，或向风群岛都成了英国的领地。  

 5月27日，英军舰队司令波科克在圣尼古拉斯角外海，与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增援部队会合了，由于正值大好季节，他所率领的大舰队没有采用通常所使用的绕古巴南部的航线，而是取道已经废弃的巴哈马水道。在观察设备极差的年代里，这一行动被公正地看成是一件伟大的奇迹，并且没有发生一点意外。警戒舰和测深船位于前面开路，快速帆船紧跟其后，小船或单桅小帆船锚泊在浅滩上，并仔细安排了白天或夜间所使用的信号。由于天气很好，仅一周内舰队就顺利地通过了巴哈马水道，来到了哈瓦那面前。这次航行的细节就不准备详细叙述了。经过40天的围困，7月30日英军占领了主要防御要塞莫罗堡，8月10日哈瓦那陷落。西班牙人不仅失去了这座城市和港口，还失去了12艘战列舰，除此之外，西班牙国王又失去了300万英镑的现金和货物。哈瓦那的重要性不能只用它的范围，或它作为一个辽阔的、富饶的耕作区域的中心位置来衡量；它也是那个时代控制从墨西哥湾至欧洲的运宝船和其它舰船的唯一通道必经的港口。由于哈瓦那落入了敌人手里，他们必须要在卡塔赫纳[译者注：西班牙及其过去的殖民地智利、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都有以卡塔赫纳命名的港口，本文此处的卡塔赫纳，估计是哥伦比亚北部濒临加勒比海的港口。]进行集结并从那里顶着贸易风斜驶——这种航行通常都是非常困难的，并且使舰船长时间呆在暴露海域里易于被英国巡航舰捕获。即便对地峡的进攻也不曾给西班牙造成这样严重的打击。这种落吧的成就，只属于一个确信其海上力量已经控制了交通线的国家，这种令人感到欣慰的结果应该完全归功于它的海上力量，而它的另一个巨大成就是及时护送4000名美洲人的部队以补充因战争和热病造成的英军减员。据说当这座城市陷落时，只有2500名人员可以进行战斗。  

正当英国海上力量的所及范围和活动能力在西印度群岛得到充分体现时，它在葡萄牙和远东也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起初，联合起来的法、西两个王国政府，曾邀请葡萄牙参加他们的联盟，以便共同反对曾被他们看成从事“海洋霸主”活动的国家，使其追记起垄断其贸易的英国，正如何搜刮它的钱财，并使它回想起在博斯科恩率领的英国舰队怎样蓄意破坏它的中立地位。当时的葡萄牙首相对于这些了如指掌，并且对此也深有感受；尽管邀请明确说明了不准葡萄牙继续保持它不能执行的中立，但是这位首相正确地断定它的国家更惧怕的是英国和它的舰队，而不是西班牙的陆军。于是同盟国对葡萄牙宣战，开始对其进行入侵，并在一段时间里取得了进展，但是“海洋霸主”应葡萄牙的要求，派出一支舰队并使一支8000人的部队在里斯本登陆，他们把西班牙人赶出边境，把战火烧至西班牙本土。  

与这些重大事件同时发生的，是英军进攻马尼拉。摆在英国面前要做的事情如此之多，以致不可能再从本土抽调部队和舰船。英国在印度所取得的成就和在那里已建立起来的绝对安全的机构，以及他们对海洋的控制，可放手让印度官员自己从事殖民地远征。1762年8月远征部队起航，并于19日驶抵马六甲，在这个中立港口里，它得到了进行围攻马尼拉所需要的各种补给品；尽管荷兰对英国人扩展自己的势力很戒备，但是却不敢断然拒绝他们的要求。这次远征完全依赖于舰队，最后的结果是整个菲律宾群岛于10月投降了，并且支付了400万美元的赎金。与此同时，舰队还捕获了载有价值300万美元货物的“阿卡普尔科”号大帆船，在大西洋的一支英国分舰队也捕获了一艘来自莱马的为西班牙政府运送400万美元银子的运宝船。  

西班牙殖民帝国从未经受过如此打击。如果西班牙适时介入战争，可能会改变战争的命运，但是由于它介入的太晚，已对法国起不到任何作用，可它却及时地分享了法国的不幸。并且还有使人感到更担心的事情是巴拿马和圣多明各受到了威胁，并且英裔美洲人正准备入侵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娜……哈瓦那被占，已在很大程度上中断了资源丰富的拉丁美洲殖民地与欧洲之间的交通往来。菲律宾被降服，使它从亚洲被驱逐出去。这两件事合在一起，中断了西班牙的贸易来源，并且使庞大的、互不相连的西班牙帝国各部之间无法进行相互交往。[原作者注：马丁：《法国历史》。] 

进攻目标的选择从战略的观点看也是很策略的，因为它有效地削弱了敌人力量的主要支柱，其功劳应主要归于皮特内阁。如果他的计划能完全实施，并且又占领了巴拿马，其胜利将更具有决定性意义。英国也曾失去了抢在西班牙之前实施有效的、突然袭击的有利条件，但是在这场短暂的争夺战中，它的武装部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的各项计划都能如此神速地得以实施，都应归功于高度有效的海军和行政机关。  

由于马尼拉被征服，战争的军事活动也随之结束了。从1月英国正式宣战算起，9个月的时间足以使法国最后的希望彻底破灭，并迫使西班牙同意媾和，并且在和约中不得不放弃了曾奠定它敌对态度和要求的每一点。在对这些事件进行了扼要的概述之后，似乎已没必要再指出，英国完成其任务的速战速决和尽善尽美，应完全归功于它的海上力量。它使部队能在相距甚远的古巴、葡萄牙、印度和菲律宾群岛活动，却丝毫不担心他们的交通线会受到严重破坏。  

在叙述标志这场战争的结果的和约的条款之前，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战争对贸易、海权基础和国家兴旺的影响。由于英国内阁对缔结和约持冷漠态度，条约确实是不够完善的。  

一种令人吃惊的，自相矛盾的陈述，即用英国的巨大损失来说明它的繁荣昌盛，是此次战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重要特点。  

一位法国历史学家指出：  

从1756年到1760年，法国武装私掠船共捕获英国商船2500多艘。这样说吧，1761年，虽然法国在海上没有一艘战列舰，并且英国已经捕获我们240艘武装私掠船。但是他们的伙伴仍然捕获了812艘英国商船。说出这些捕获数字是为了指出英国舰船有了奇迹般的增长。据称1760年英国在海上有8000艘舰船，虽然他们有护航舰和巡航舰，可法国还是捕获了他们十分之一的商船。从1756年到1760年的四年时间里，法国只损失了950艘舰船。[原作者注：马丁：《法国历史》。] 

但是一位英国作家把英法两国这种损失的差异公正地归因于“法国贸易不断减少，和因害怕落入英国人之手，不让他们的许多贸易商船出海”；并且他还继续指出捕获舰船不是英国舰队实力追逐的主要利益。“象占领迪尤肯、路易斯堡、爱德华王子岛，攻克塞内加尔和后来的瓜德罗普岛、马提尼克岛，都是有损于法国的贸易和殖民地，有利于英国的重大事件”。[原作者注：坎贝尔：《海军将军们的传记》。]对于一个了解实情的人来说，法国武装私掠船成倍增长的确是一个不祥之兆，它表明在他们背后的商船无所事事，其船员和船主为了生存，迫不得已从事冒险的抢劫活动。这种冒险不是全然白费力气，而是有一定收获的。这位英国作者承认1759年商船损失与战舰损失之比相差悬殊。尽管法国枉费心机地试图重新获得海上均势和弥补他们所遭受的损失，但是都没有成效，相反“他们只是努力为英国舰队建造和装备舰船”，另一方面“尽管英国巡航舰英勇善战、高度警惕，但是法国私掠船如此众多，致使他们在这一年里共捕获240艘英国商船，主要是沿海港口间的贸易船和小船”。同一名权威人士说，1760年英国损失贸易商船300多艘，1761年损失超过800艘，是法国损失的3倍；但是他补充说：“即便法国捕获了更多和更贵重的商船，情况也不会有多大改观。他们的贸易几乎完全遭到了毁灭，他们在海上几乎没有什么商船，而在此期间，英国的贸易船队却遍布于各海洋。它的贸易逐年增加；战争用去的钱又被它的工业品换回来了。大不列颠商人雇用了8000艘商船。”其损失程度如此之大，归因于三种原因：（1）商船对护航舰船的命令漫不经心；（2）活动在各海洋上的英国船舶数量太多；（3）敌人把其全部残余兵力用于从事冒险的私掠巡航上。在上述三种原因中只有第一种情况是可以预防的。这一年，即1761年海军损失1艘战列舰和1艘独桅前后帆快船，战列舰后来又被夺回来了。在此期间，虽然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交换俘虏，但是，英国仍然关押着2.5万名法国俘虏，而英国在法国的俘虏只有1200名。上述这些就是此次海战的结果。  

最后，在概述战争结束时英国的贸易情况时，提到从西班牙得到了大量硬币之后，这位作者说：  

这些硬币扩大了贸易并且促进了工业的发展。给外国的财政援助，大部分是由居住在外国的在英国制造业中有股份的商人，用票据支付的汇款。英国的贸易逐年增加，并且在发动一场长期的，高代价的血战的同时，国家所呈现的这种兴旺景象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曾有过的。  

英国由于它的贸易逐年增加，和其武装部队所取得的上述似乎恒定不变的胜利，并且看到了法国海军的实际毁灭，当时曾一度使英国感到前途叵测，并曾激起整个欧洲惶恐不安的法国和西班牙联盟，被大不列颠一国视为不具任何威胁或沮丧之事，那就毫不足奇了。由于西班牙的政体和其帝国的分散状态，使其极易受到一个海上强国的攻击，不管当时英国政府的看法如何，皮特和这个国家看到了时机已经成熟。1739年他们曾希望抓住这种机会，但是被错过了。因为当时处于和平时期，和一位主要大臣的固执偏见，使他们的舰队实力受到了削弱。现在它不仅把手伸出去了，而且还占领了它曾希望占领的地方；如果不是由于内阁对国家利益再次不忠的话，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限制它去掠夺。  

葡萄牙的处境，以及与大不列颠的关系前面已经提过了，但是作为例子说明，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葡萄牙取得一种海权要素的方法，不管是必然的，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不是利用殖民地，而是利用联盟。前面已谈到的贸易关系“由于牢不可破的政治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两个王国所处的位置使他们彼此之间互不担心，并且他们会相互给予很多关照。葡萄牙的港口为英国舰队提供隐蔽处和补给品，反过来英国舰队也为葡萄牙与巴西的大量贸易提供保护。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间的水火不相容关系，必然使葡萄牙需要一个强大然而却相距甚远的同盟国。这种联盟对英国是最有利的，因为它在与欧洲南部国家作战时，可以并且已总是从葡萄牙得到了巨大好处”。  

这是英国人的看法，但在其他人看来，这是一头狮子和一只羔羊之间的联盟。如果声称，像英国这样拥有舰队的国家，距像葡萄牙这样一个小的海洋国家“遥远”，纯属一种谎言。英国舰队早已能，而那个时代更能随意驶向任何地方。在法国和西班牙国王以国民邀请为名，命令葡萄牙对英国宣战的备忘录里对这件事情的相反看法，同样说出了这种联盟的作用。  

备忘录的背景前面已说过了，即英葡之间的这种关系给葡萄牙带来的好处是不对等的，并且英国还漠视它的中立权利。但是葡萄牙国王拒绝放弃与英国的联盟，公开声称的理由是这个联盟由来已久，并且完全是防御性质的。对此，法西两位国王的回答是：  

依据葡萄牙的地理位置和英国兵力的特性，这种防御性联盟实质上是一种进攻性联盟。如果没有葡萄牙的港口和支援，英国分舰队不能一年四季长期活动于海上，也不能在法国和西班牙主要的沿海海域巡航，以致切断他们的海上航行。如果葡萄牙的全部财富没有经过英国岛民之手，它们也不能对欧洲所有海运造成危害，这种财富为他们提供了从事战争所需要的一切，并且真正使这个联盟成为彻头彻尾的进攻性联盟。  

两种争论中，位置和力量的逻辑推理占据了上风。葡萄牙认为英国比西班牙离它更近，更具危险性，并且几代人都保持了这种经严格考验的联盟。这种关系对英国来说，与其殖民领地一样，是很有用的，当然这种作用取决于特定时候的主要作战地点。  

 1762年11月3日，在枫丹白露草签了和约；第二年的10月2日在巴黎签订了最后的正式条约，条约由此得名为《巴黎和约》。  

按照和约的条款，法国放弃了对加拿大、新斯科舍和圣劳伦斯湾内的所有岛屿的一切要求；除加拿大外，它还割让俄亥俄河流域和密西西比河以东，除新奥尔良以外的所有领地。与此同时，作为英国归还哈瓦那的等价交换，西班牙放弃了佛罗里达，包括在其管辖下的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所有陆上领地。于是英国得到了一个殖民帝国，包括从哈得孙湾开始的加拿大和现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整个美国。当时只是预见到了这个广大区域的一部分前景，然而当时却不存在13个殖民地有谋反的任何征兆。  

在西印度群岛，英国把重要的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岛屿归还给法国。小安的列斯群岛的4个所谓中立岛被两国瓜分了，圣卢西亚交给了法国，圣文森特、多巴哥和多米尼加交给了英国，同时它还保留了格林纳达岛。  

梅诺卡岛还给了英国；因为法国曾把该岛归还给西班牙作为它与西班牙联合的一个条件，由于它不能履行这一条款，只好把密西西比河以东的路易斯安娜[译者注：旧地区名，1748年七年战争结束后，北美洲阿巴拉契亚山以西至密西西比河间的地区由法国转归英国。河以西至落基山脉的地区仍归法国所有，称路易斯安娜。1763年转让给西班牙，1800年再归法国，1803年为美国购入。]割让给西班牙。  

在印度，法国收复了迪普莱克斯开始其扩张计划之前所占领的领地；但是它放弃了在孟加拉建立防御工事，或在孟加拉驻军的权利，并因此使金德讷格尔阵地处于无防御状态。一句话，法国为其贸易得到了诸多方便，但是实际上放弃了其对政治影响的要求。不言而喻，英国公司将保存其所有的掠夺物。  

过去法国在纽芬兰沿海和圣劳伦斯湾享有捕鱼权利，现在按照这一条约仍然给予它这种权利；但是不能把这种权利交给西班牙，尽管西班牙也曾为它的渔民提出过这种要求。这种让步是英国反对派攻击最激烈的一点。  

英国一般人民和它的最有名望的政治家皮特都极力反对这个条约的条款。皮特说：“法国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和贸易国家，是我们最难对付的敌人，我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中什么是最宝贵的呢？那就是利用已取得的成就去伤害它。你们为法国保留了恢复其海军的可能性。”事实上，从海权的观点，和那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所激励的民族妒忌观点来看，这些话尽管思想偏狭，但严格说来是无可非议的。归还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和它在印度的阵地，同时又将其从前在美洲领地享有的重要捕鱼权利交给它，使其面前出现了恢复其海运、贸易和海军的可能性，并诱使它去这样做，从而有助于使它放弃它的在大陆上扩张的野心，这种野心曾对它的利益造成致命打击，并使英国的势力在海洋上得到了如此相称的空前发展。英国国内的反对派和一些内阁成员还认为像哈瓦那这样一个占有险要地位的重要据点，只通过割让不毛之地的佛罗里达进行交换是得不偿失的。对于波多黎各也提出了争议，最终佛罗里达还是被接受了。还有其它一些次要的分歧意见，这里就没有必要进行一一探讨。几乎不能否认，由于英国军事上掌握了制海权，它当时确实控制了许多重要位置，由于它的海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并且它的贸易兴旺发达，国内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它有理由提出一些更苛刻的条款，和一些具有深远意义的条款。英内阁以债务大量增加为由，为他们媾和的急切心情和让步精神进行辩护，当时的债务总额达12200万英镑，无论从哪方面考虑，这个数字当时看来都是比较大的，虽然预支未来的款项被战争的胜利证明完全是正确的，但是它也迫切要求取得军事形势能够许可的最大好处，这一点内阁没能做到。至于债务，一位法国作者完全注意到了，他认为：“在这次战争中和以后的若干年里，英国曾看到了，没有什么比征服美洲，和迅速发展其东印度公司更重要了。利用这两个地方，不仅使它的制造业和贸易有了好的销路，而且使其遭受的损失得到了补偿。眼看欧洲海洋事业逐渐衰败——它的贸易被毁，它的制造业几乎停滞不前——英国怎么能对充满广阔前景的未来感到担心呢？”不幸的是，这个国家在政府里缺少一位倡导者；并且人民所选择的代言人，也许是唯一的能够发展这种大好形势的人，但是他在宫廷里是不受欢迎的。  

不管怎样，英国的收获是非常巨大的，这不只是其领土范围不断扩大，也不只是它在海洋上取得了优势，而且它在一些国家的心目中赢得了威信和地位，这些国家当时针对它的丰富资源和强大力量已经完全敞开了国门。利用海洋所取得的这些结果与陆上战争的结果，形成了一种很好的，可作参考的对比。法国与英国一起早已撤出了那场战争，参加这场战争的其它各方向的和约，在《巴黎和约》缔结5天之后签订了。和约条款规定，各国的疆土完全恢复战前状况。依据普鲁士国王估计，这个有500万人口的王国，在这场战争中死伤的士兵就有18万；此间，俄国、奥地利和法国共死伤46万人。然而其结果却是一切照旧。[原作者注：请看1762年的年鉴，第63页。]把这一切简单地仅仅归于陆战和海战可能产生的不同结果，当然是不合理的。腓特烈的才华，又有英国出钱作其后盾，已经证实了他完全有能力对付管理不当，只在数量上占优势，却总是不同心协力的联盟。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那就是，某些国家如果有一条好的海岸线，或者甚至还有一个或两个可直接进入海洋的便利出口，那么对他们来说是最有利的，是通过海洋和贸易来寻求致富和扩张，而不应试图在那些长期拥有经协商成为公认的权力，并且产生了国民特有的忠诚或政治联系的地区，去扰乱和改变它们的政治和解。自1763年签订《巴黎和约》以来，世界上一些荒芜的地方已被迅速占领；我们已经目睹了我们的北美洲大陆、澳大利亚、甚至南美洲也被占领了。目前，在绝大多数被遗弃的地区，普遍实行一种名义上的占有，和或多或少有些明确的政治占领。尽管与上述陈述有一些特殊的例外；但是，在许多地方这种政治占领和名义占领基本上没什么区别，并且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这些地方非常软弱无力，不能只靠自己提供支持和保护。大家都很熟悉的，声名狼藉的例子就是土耳其帝国，它的存在完全是利用来自对立双方对它施加的压力，利用一些国家在对待它的问题上相互猜忌，而不能协调一致，这就是一种软弱的政治占有。尽管这个问题纯属欧洲人的事情，但是所有的人都对它有所了解，意识到了海上强国的利益和控制权利，如果不是第一位的，也是决定当时形势的主要因素；并且意识到了如果能明智有效地利用这些，将不可避免的使未来产生巨大的变化。在西半球，中美洲和炎热的南美洲的一些国家政局极不稳定，以致经常引起对国内秩序的担心，并且严重影响了贸易，影响了和平时期资源的开发利用。使用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话来讲，就是他们只要不损害别人，而只损害他们自己，这种情况就能维系下去。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些政府较稳定的国家的公民一直在寻求开发利用他们的资源，并且承担了他们在国内混乱情况下造成的损失。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仍然可为移民和开创事业提供许多机会；但是这些地方已被迅速占领，并且因为那里的机会减少了，便提出了在骚动的国家里，必须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政府，需要人身安全和机构相对稳定，使商人和其他人员对未来充满希望。这样一种要求，从当地的现实情况来看，没有实现的可能；如果确实有了这种要求时，那就不是像门罗主义[译者注：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的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则。主要内容：宣布任何欧洲强国不得干涉南、北美洲的事务，提出“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的口号。]那样的理论主张，所能阻止有关国家，企图采取某些措施去改变这种弊端。这种措施，不管怎样称之，将是一种政治干涉。这种政治干涉必然会产生冲突，这些冲突可能会不时地被仲裁所调解，但有时也能引起战争。即便和平解决，拥有最强大的组织起来的力量的国家，将会进行最强硬的讨价还价。几乎不必说，在中美洲地峡上的任何地方成功地凿通运河，都可能会加速这种迟早一定要到来的时刻。这项艰巨的事业会使贸易航线有很大的改进，大西洋沿岸和太平洋沿岸之间，有了这样一条贸易航线，在政治上会对美国起重要作用，这不是问题的全部，甚至不是问题的主要部分。目前可以预见到的是，一些美洲热带国家的稳定政府，一定会得到现时美洲或欧洲的一些强大和稳定的国家保证的时刻将会来到。根据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人们立刻会清楚地看到海权在这里，甚至比在土耳其，更能决定什么样的国家将会占据优势——即或不是实际的占领，而是靠其对当地政府施加影响。美国的地理位置和它内在的力量，给了它一种不可否认的有利条件；但是，如果组织起来的暴力机构极其低劣，其有利条件将不能发挥作用，这是自君主制以来共和制仍然争执不休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里存在着七年战争仍然在起作用的重要影响。在七年战争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并注意到了，英国拥有的陆军与其它国家相比其规模是较小的，今天它仍然如此，可它却首先成功地保卫了它自己的海岸，然后又把它的武装部队运到各个地方去，将其统治和影响扩大到遥远的地方，不仅迫使他们顺从它，而且使他们为其奉献财产、力量和荣誉。当它放松了控制并消除了法国和西班牙对海洋另一带地区的影响时，将来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在未来的海战中会打破力量均势的大国，如果同时代的人没有认识到，后来人也将会认识到，那个大国的力量在那些尚未开化的地区是会有政治前途的，并且会在经济上获得发展的。但是如果那个时候象现在一样，对海洋帝国仍不感兴趣的话，那个大国将不会是美国。  

由于英格兰民族的天性和皮特的执着精神，使英国战后仍在继续保持当时所致力的方向，并且已经对今后的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北美洲的霸主，利用它的公司正在印度称王称霸，它已被当地君主承认的征服地拥有比大不列颠人口还多的2000万以上居民和相当于本国政府的税收，英国此外还拥有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富饶的领地。过去的事实为它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教训，即西班牙由于衰弱，它不得不被那个分散的巨大帝国所拖累。英国海军历史学家叙述西班牙在上述战争中的一些话，只需少许改动一下，便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英国。  

西班牙正是英国与其斗争总能取得最大好处和最多荣誉的国家。这个庞大的君主政体心力衰竭，其资源来自远方，所以无论谁控制了海洋，都可以控制西班牙的财源和贸易。它汲取资源的领地距首府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相距都很遥远，使它比其它国家更需要顺应时势，直至它能够使它的庞大的但互不相连的帝国的各部分积极行动起来。[原作者注：坎贝尔：《海军将军们的传记》。] 

说英国心力衰竭是不实际的，但是它对外界的依赖，正是对上述这段话的一种必然联想。  

英国没有忽视这种相似的处境。从那时起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它已采取了将其海上力量获得的领地与他的海上力量相结合为主导的方针政策。通往印度的道路——克莱武时代是一条漫长和危险的航线，在这条航线上它没有自己的停泊地——由于获得了圣赫勒拿岛、好望角、毛里求斯使其有机会得到了加强。当蒸汽舰船使红海和地中海航线可以通航时，英国得到了亚丁，后来它又在索科特拉岛获得了立足之地。马耳他在法国革命战争期间就已由英国控制，并且由于它的领导地位，作为反对拿破仑联盟的柱石，使它在1815年的和约中要求得到了这个岛屿。因马耳他距直布罗陀不到1000海里，由这两个地方实施的军事控制，其控制范围相互连接。现在我们看到它的控制范围已从马耳他延伸至苏伊士地峡，从前这里没有一个阵地，而是由割让给它的塞浦路斯守卫。尽管法国妒忌，埃及还是交由英国控制，因为拿破仑和纳尔逊都知道这个位置对印度是极其重要的，因此纳尔逊在尼罗河之战刚刚结束，就即刻派一名军官把英军取得胜利和波拿巴·拿破仑希望破灭的消息经陆路送至孟买。甚至在今天，英国所以以妒忌的眼光看待俄国在中亚的发展，也正是由于那个时代它的海上力量和资源战胜了德·阿赫的软弱和絮弗昂的精明，并从法国的伟大抱负中抢走了印度半岛。  

马丁先生在谈到七年战争时说：  

自从中世纪以来，英国第一次单枪匹马没有任何联盟，成功地战胜了有强大援军的法国。英国的获胜，完全归功于它的政府的优势。  

的确如此。但是英国政府的优势在于能利用它的威力巨大的海上力量这个武器。海上力量使它富有，并反过来保护了使它致富的贸易。利用它的钱，支持和鼓励了它为数不多的援助者，主要是普鲁士和汉诺威进行拼死的斗争。它的舰船能够抵达的地方，都有它的势力，并且没人对海洋归于它提出质疑。只要它愿意，它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并且随它一起去的是它的大炮和部队。通过这种机动，它的部队能成倍地增加，而使其敌人部队被分散了。作为海洋上的统治者，它堵住了海洋上的所有交通干线。敌人的舰队不能会合，较大的舰队不能出海，或者如果它出海了，也只能用没经过锻炼的军官和舰员，去对付那些身经风暴和战争洗礼的老战士。战争中，除了梅诺卡岛被法军攻占外，英国不仅认真地防守自己的海上基地，并且急切地去占领敌人的基地。直布罗陀好似法国土伦分舰队和布雷斯特分舰队的一只凶猛的拦路虎。当英国舰队已将路易斯堡置于它的控制之下时，法国至加拿大的救援者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  

英国一国能在这场战争中赢得胜利，是由于在和平时期利用海洋获得财富，战争期间利用它的规模巨大的海军、依靠它的大批的生活在海上或靠海洋生活的臣民，并利用它的众多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作战基地来控制海洋。然而必须注意，这些作战基地如果其本身的交通线不畅通，那么他们就失去了他们自身的价值。由于这个原因，法国失去了路易斯堡、马提尼克、本地治里，同样英国自己也失去了梅诺卡岛。基地和机动部队之间的作用，港口和舰队之间的作用都是相互的。[原作者注：这些评论经常总是正确的。自采用蒸汽舰船以来，现在就显得更加正确。与所熟悉的帆船相比，蒸汽舰船所需的煤的补充是一种更频繁、更紧急、更必需的要求。海军企图到远离煤站的地方，进行精力旺盛的作战活动是不可能的。同样不保持一支强大的海军，想占领远方的供煤站也是徒劳的；它们只能落入敌人之手。但是，最愚蠢的妄想是在国界之外没有燃料补给站，而只想通过破坏贸易来打败敌人。] 在这方面，海军实际上是一支轻型部队，它使自己港口间的交通保持畅通，为敌人的交通设置障碍。此外，它还能为陆上部队清除海上障碍，它控制着地球上人们可以生存和致富的荒芜之地。

谢选骏指出：没有七年战争就没有美国革命——七年战争的强盗逻辑激化了美洲殖民地的矛盾，彻底粉碎了岁月静好的殖民主义日子。没有七年战争就没有美国革命，而没有美国革命又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国际秩序——历史就是这样纯属偶然。

【第九章 从巴黎和约至1778年的事态发展 美国独立战争引起的海战 阿申特岛外海之海战】

如果英国有理由抱怨，它不曾从《巴黎和约》中，得到它的军事成就和军事地位使其有权期望得到的一切好处的话，那么法国就更有理由对战争使其所处的地位深表不满。英国得到的几乎全是法国失去的；甚至连西班牙把佛罗里达割让给征服者，也是法国以丧失路易斯安娜为代价换来的。很自然，由于它的政治家们和人民不得不以全力去承受被战败的重担，所以只能寄报复和得到补偿的希望于未来，舒瓦瑟尔公爵虽然有些专横，但是足智多谋，多年来一直总理政务，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恢复法国被和约削弱的势力，与奥地利联盟已经不再是他追求的目的，当他于1758年走马上任时，这种联盟早已成为事实，并且已经在起作用了。但是舒瓦瑟尔从一开始就已经认识到了英国是法国的主要敌人，并且试图竭尽全力指挥法国武装部队去进攻它。康弗朗斯的失败使入侵英国的计划严重受挫，他下一步的图谋是与总的目的相一致的，即试图煽动西班牙与其结成联盟。两个王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并且他们各自都拥有一条理想的海岸线，在得力的政府的领导下，又有充足的准备时间，能够向海上派出一支可与英国海军力量抗衡的海军。无疑，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一些海上力量薄弱的国家，如果看到了这种联合成功了，并且是卓有成效的，他们就会鼓起勇气宣布反对一个因其强大令人妒忌和畏惧，而且漠视其它国家共同享有的不受控制的权力和财富的政府。可惜的是这种联盟，无论对法国还是对西班牙都出现的太晚了。1759年当法国舰队遭到实质性毁灭之后，确实曾进发出一股全民族的海军热，并且也得到了舒瓦瑟尔巧妙地鼓励和指导。“法国广大民众普遍从感情上接受了‘必须恢复海军’的呐喊。许多城市、公司和私人团体纷纷捐款筹集资金。不久前死气沉沉的港口突然气氛异常活跃；到处都在造舰、修舰”。首相也意识到了需要恢复海军实体，也需要恢复海军的纪律和精神。但是已经为时太晚了；因为当时正在进行一场不成功的大战，没有进行准备的时间。虽然“迟做总比不做好”，但总不如“未雨绸缪”这句格言更稳健可靠。西班牙的情况稍好一些。英国海军历史学家估计战争爆发时，西班牙有各种类型舰船共100艘；其中可能有60艘是战列舰。尽管在英国众多的敌人阵营中又增加了西班牙，可能会使其处境更加艰难，但是英国海军在数量、娴熟的技术、经验和威望等方面的优势是不可抗拒的。拥有7万名老水手的英国，只需维持它早已形成的地位，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议和之后，舒瓦瑟尔始终明智地坚持他自己最初的想法。恢复海军的工作在继续进行，并且随之在海军军官中，出现了一种前面已经提到的努力钻研业务和好学上进的精神，这一切都可以作为当前处于特殊情况下的美国海军的楷模。他们继续积极地大规模建造战舰，1761年开始的这种运动，到战争结束时，法国已有40艘状态良好的战列舰。1770年当舒瓦瑟尔被免职时，法国王家海军在海上已有64艘战列舰、50艘快速帆船，兵工厂和仓库都装的满满的，并且贮备了大批的造船木料。与此同时舒瓦瑟尔试图通过抑制贵族出身的军官们的傲慢态度，以提高军官们的工作效能，这种傲慢态度既表现在鄙视非贵族出身的上级军官，也表现在歧视舰船上非贵族出身的别的等级的军官，由于这些军官具备各种才干，因此要求他们留在舰船上。受这种社会等级观念的影响，在各种不同等级军官中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平等感，严重地破坏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一个社会特权阶层的所有成员，对他们作为这个阶层的平等的认识，比对下级服从上级的不平等关系的认识要清楚得多。马里亚特讲述了海军军官候补生向他的舰长提出一个有关信任的滑稽故事，似乎表明当时法国战舰上的军官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一种认识。“信任！”舰长大声喊道，“谁听说过一个小军舰的舰长和一个海军军官候补生之间的信任！”年轻人回答道：“不是，先生，不是一位舰长和候补生，而是两位出身高贵人之间的信任。”两个出身高贵的人，忘记了他们彼此的身份，在关键的时刻会产生抗争、争辩和分歧。这种平等观，扩散至国家的各个舰队的荒唐的民主观念，都奇怪地受到一个最高贵的贵族成员的反对。马里亚特进述的故事中的一个男主角说：“从他脸上的表情，我看到了这位海军上尉不同意这位舰长的意见；但是，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军官，此时此刻他只能说对。”这段话道出了英国体制中由来已久的一种优点，法国作者承认这正是他们所缺少的，他指出：  

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长官和下属之间的关系亲密无间，充满了友谊，导致下属常常议论下达给他的命令……除上面指出的原因外，纪律松懈和自做主张也是另外一个原因。这些可部分归因于军官们的就餐制度，司令、舰长、军官、军官候补生都在一起就餐；一切都是公用的。他们彼此之间像好朋友那样直呼“你”，而不称职务。在操纵舰船时，下级往往提出自己的意见，有时还进行争辩，被激怒的主管人员常常作出让步，而不愿意成为仇敌。一些诚实，令不可怀疑的目击者声称，这些都是事实。[原作者注：特鲁德：《海战》。] 

对于这种不服从和反抗上级的现象，软弱的上级往往都是让步，然而，像絮弗昂这样意志坚强而性情暴躁的人，却不信这个邪。但是，下级的不满情绪几乎发生兵变，以致使絮弗昂在第四次战斗之后，在写给海军大臣的急件中这样写道：“我的心几乎被这种非常普遍的叛逆刺破了。我本该有四次机会能摧毁英国舰队，我害怕去回忆这些不愉快的事。但是这种恐惧感仍然存在。”舒瓦瑟尔的改革冲击了这块磐石，但是，只有全民族一致行动起来，才能将其搬动，不过就全体船员来说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1767年，他重新对舰队炮兵进行改组，由1万名炮手组成的炮队，在与英国再次作战之前的10年时间里，坚持每星期进行一次有组织的训练。  

舒瓦瑟尔对他计划中的每一组成部分都很重视，在发展法国海军和陆军的同时，特别注意与西班牙结为联盟，并明智地鼓励和促进西班牙在其波旁家族中最好的国王查理三世领导下，在前进道路上取得成就。虽然法国仍然维持着继续存在的奥地利联盟，但是舒瓦瑟尔将其主要希望集中在西班牙身上。他曾一度英明地抓住英国作为法国仇敌的核心国，这种远见卓识，已被七年战争的全过程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进一步使法国人有所领悟。西班牙是他的最可靠的盟国，并因其拥有得力的政府，也是他的最强大的盟国。这两个国家靠得很近，加之他们港口的相对位置，使海军处于极其有利的态势。这种联盟由于受正确的政策、家族关系和对英国海上力量的畏惧的支配，以及由于西班牙最近所遭受的和继续存住的伤害，必然使其继续仇恨英国，使法国对联盟更加放心。直布罗陀、梅诺卡岛和佛罗里达仍然掌握在英国人手里，在消除这种耻辱之前，西班牙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也许会很容易相信，像法国一些历史学家所断言的，英国极为不安地注视着法国海军的发展，并且会对它及时地制止住了法国海军的发展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值得怀疑的是，英国是否已经愿意为这种目的发动一场战争。《巴黎和约》之后的那些年间，一连串任期短暂的英国内阁把精力主要集中在国内政策和不十分重要的党派和解的问题上，使英国的对外政策截然不同于皮特所奉行的强硬的、傲慢的，但是是一直向前的政策。国内动乱易于引起大战，而首要的是与北美洲殖民地的矛盾，它始自于1765年的著名的《印花税法》，加之其它一些原因综合在一起束缚了英国的手脚。在舒瓦瑟尔内阁期间，至少有两次机会，可以使一个坚定的、准备充足的而不是太审慎的政府，会轻而易举地将其变成爆发战争的原因；尤其是这两次都牵扯到英国比其它国家更为密切关注的目标——海权。第一次机会出现在1764年，由于热那亚人对他们不能有效地控制科西嘉感到不满，再次要求法国重新占领它于1756年曾派兵守卫的一些港口。科西嘉人也向法国派出一名使节，目的是请求它承认该岛的独立，给予的报酬相当于从前他们给予热那亚的。热那亚深感自己已无力夺回这个岛子，便从实际出发，最后决定割让它。过去热那亚共和国同意法国国王对科西嘉的所有地方和港口行使主权，作为它欠法国国王债务的抵押，而现在的割让实现了过去的许诺。这种割让以安全为借口，目的是在奥地利和英国心目中掩饰法国的扩张，这使人回想起9年前塞浦路斯，有条件地秘密交给了英国——类似于科西嘉的割让具有决定性和深远的影响。英国当时不断地告诫并愤怒地议论此事，尽管伯克说，“科西嘉作为法国的一个省对我们来说是很可怕的。”但是却发现仅仅只有下院的一名议员，即有经验的海军将军查尔斯·桑德斯爵士说，“宁可与法国作战，也要比同意它占领科西嘉好得多。”[原作者注：马汉：《英国历史》。]当时人们已完全认识到了英国在地中海的利益，显而易见，科西嘉处在这样好的位置上，既能影响意大利海岸又可控制着梅诺卡岛上的海军站。如果英国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并且愿意进行战争的话，决不会让它落入一个强大的霸主之手。  

第二次机会是1770年，当时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就福克兰群岛的所有权产生了争执。当时福克兰群岛只是一片荒芜的岛屿，既无军事有利因素，自然条件也并不良好，说明双方各自提出要求的理由都是无关紧要的。在这里英国和西班牙都有自己的一块殖民地，他们的国旗飘扬在其上空；英国在这里的海军站由一名海军上校指挥。1770年6月，一支西班牙远征军突然出现在其殖民地上的埃格蒙特港面前，这支远征军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装备齐全，由5艘快速帆船和1600名士兵组成。对于这样一支部队一小撮英国人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他们进行了几次射击之后，便易帜投降了。  

有关这件事情的消息，于10月份传到了英国，英国人听到这个消息后，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这种态度说明了侮辱比损害更难以接受。割让科西嘉，在政府机关之外，几乎没有引起什么轰动；但是进攻埃格蒙特却激怒了全体国民和国会。英国驻马德里的公使受命要求西班牙立即归还这个岛子，并且拒绝对已命令进行攻击的军官的行动负责。不等西班牙人回答，就将舰船编入现役，街头巷尾到处有强迫征兵的队伍，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支强大的舰队已经在斯皮特黑德准备就绪，要对这种侮辱实施报复。西班牙人依靠波旁家族的协议和法国的支持，倾向于不让步；但是年老的国王，路易十五反对战争，并且在其宫廷中政敌的心目中被看成是主要霸主的舒瓦瑟尔已被免职了。随着舒瓦瑟尔下台，西班牙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无奈它只能立即应允英国的要求，但是保留了有关宗主权的问题。这种结局清楚地表明了，尽管英国仍然能够运用一支高效海上力量去控制西班牙，但是它并不热中于打一场只为挫败其海军竞争对手的战争。  

我们注意到了当时发生的一件看来好象与海洋完全无关的大事，但是为了完全不脱离海权这个主题，就不去详细论述它了。这就是1772年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第一次瓜分波兰。由于舒瓦瑟尔专心致力于他的海军政策和与西班牙联盟，使这次瓜分得以顺利进行。作为对奥地利王室的牵制，与波兰和土耳其保持友好并对其进行支援是从亨利四世和黎塞留那儿承袭下来的传统政策的一部分；波兰的覆灭直接损伤了法国的自尊心和利益。如果舒瓦瑟尔还在位的话，不知道他会怎样做。但是，如果七年战争的结果是另一种情况，法国出于某种目的，可能会进行干涉。  

 1774年5月10日，正值北美洲殖民地的纠纷迅速发展，已到了紧急关头时，路易十五去世了。法国在其年轻国王路易十六统治下，继续执行维持大陆和平，与西班牙结成友好联盟和建立一支庞大的、高效海军的政策。舒瓦瑟尔制订的外交政策是直接反对作为法国主要敌人的英国海上力量，和致力于发展作为国家主要支柱的法国海上力量。据一位法国海军权威人士说，从新国王下达给其大臣们的训令可以看出从其继位到法国大革命，他都在鼓励这种精神。这些训令不管是否是出自国王之口，但是明确指出：  

密切注视即将来临的各种危险迹象；用巡航舰监视至我之岛屿的通道和墨西哥湾的入口处；继续跟踪所有经过纽芬兰海岸的舰船，并密切注视英国的贸易趋势；监视英国部队和武装力量的动向，了解英国政府的信誉和内阁状况；巧妙地介入英国殖民地事态的发展，使反叛的殖民者能够得到战争补给品，同时又要严格地坚持中立地位；悄悄地积极发展海军；修理我们的战舰，仓库要有足够的储备，以便随时能在布雷斯特和土伦迅速装备起一支舰队，同时应使西班牙在费罗尔装备一支舰队。最后一点，因对最初的交战心中无底，应在布列塔尼和诺曼底海岸上集结大量部队，并为进攻英国做好一切准备，以迫使英国集中部队，并因此削弱它在帝国中心之外的抵抗力量。[原作者注：拉贝鲁斯-邦菲斯，第3卷，第5页。] 

这样一些指示，不管是否是与相应的考虑周全的计划同时提出的，或者是不时地依据时局做出的，说明了法国国王已经对时局的发展做出了正确的预测，并且已经表示出一种深信，如果早有这种感受的话，两个国家的历史一定会发生重大变化。然而实际是计划的实施远不如想象的那样完美。  

但是，法国在发展海军这件事上，由于经历了长达15年的和平时期和扎实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1778年当战争正式爆发时，法国已经有80艘状态良好的战列舰，并且在海军征募花名册上登记注册的已有6.7万名海员。1779年西班牙作为法国同盟国参战时，其港口里有近60艘战列舰。英国要对付联合起来的总数为228艘的各种类型的战舰，其中战列舰约150艘。尽管舰船数量貌似相等，但是由于法国和西班牙的战舰在吨位和舰炮方面占据优势，所以实际上英国是处于不利地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英国的海军同属于一个国家，其目的一致，所以相对联军而言其战斗力要强一些。而同盟国却必然会感受到众所周知的海军联合的弱点，和西班牙政府的腐败无能，并且也不能不公正地说这两个国家都缺少在海上进行活动的能力。路易十六坚持执行其开始统治时的海军政策；到1791年，即法国三级会议召开之后两年，法国海军有86艘战列舰，其舰体和式样都优于英国同级战舰。  

这样，我们已谈到了一场真正海战的开始阶段，人们听了这个叙述之后，都会承认这场海战，是自德·勒伊特和图尔维尔时代以来所不曾有过的海战。一个交战国的不受约束的权势，和由此而产生的得意忘形，也许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海权的巨大威力和其所起的作用；但是这样得出的结论，即便惹人注目，却没有正在与一支劲敌作斗争的海上力量的那种壮观表演更生动有趣。因为当时的形势，不仅危及它的最重要的殖民地，而且危及它自己海岸，从而激励这支海上力量去为行使权力而斗争。承袭英帝国的一贯特点，战事同时在世界各地进行，使研究者的注意力，时而被集中到印度和西印度群岛，时而又被集中到美洲沿海，然后又被集中到英国沿海；从纽约和切萨皮克湾到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又到佛得角岛、好望角和锡兰。这是两支规模不相上下的舰队在对抗，尽管也不时出现标志着霍克、博斯科恩和安森的作战特点的全面追逐和混战，但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作小心翼翼和复杂的机动，作为海上战斗，这种机动往往不会产生决定性的结果，这些特点将盛行于这场即将来临的战争中。良好的法国战术学，承袭了其海军作战方针独具的特点，并将它运用至这场战争中，使消灭敌舰队，消灭敌海上有组织的力量，以取得对海洋的控制等，都服从于为取得一些特殊作战活动的胜利，为保留一些特殊的据点和实现隐藏的特殊战略目的。没有必要把作者对这种方针的不同看法强加于他人，也即不管这种方针作为例外如何适用，但绝不能把它当作一条规律。但是，我非常希望所有负责处理海军事务的人，都应该认识到确实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海军作战方针。其中一种酷似阵地战；而另一种方针打击的目标却是部队，部队被消灭了使阵地处于无防御状态，适当的时候阵地只能恭手相让。在认识到确实存在这两种对立的作战方针之后，就应该从英法两国的历史中认真考察这两种作战方针的结果。  

不过开始时，法国新登基的国王，并不寻求用这些谨小慎微的观点，去影响他的海军将军们。在给指挥从布雷斯特派出的第一支舰队的德·奥维利埃伯爵的命令里，海军大臣以国王的名义，在命令中写道：  

你现在的任务是恢复法国国旗曾一度拥有的荣耀；过去的不幸和错误决不能重演；只有通过最辉煌的战斗，海军才有取得成功的希望。陛下有权期望他的军官们作出最大努力……无论处于什么情况下，国王的舰队是可以信赖的，在陛下的多次命令中，都特意责令我要求你们和所有担任指挥的军官们，切记在各种场合下陛下的战舰都要以最大的魄力去进攻，并且即或身临困境你们也要竭尽全力保护这些战舰。  

国王还下达了许多内容与之相同的指示，对于这些指示一位法国军官说道：  

这些命令与上次战争期间坚持要求我们的海军将军们执行的命令是截然不同的；所以相信他们过去由于审慎和中庸，而执行在海军战术中占支配地位的胆怯和防御方法可能是错误的。政府总是认为使用海军所需经费太多，经常命令它的司令们，要使战舰尽可能长时间地活动在海上不要进行对峙战，或者甚至避免遭遇战，因为这些战斗代价普遍很高，并且还会损失难以替换的舰船。因此，常常告诫他们，如果被迫应战，要尽力避免具有决定性的有损于分舰队命运的交战。因此只要交战中一旦出现危险、紧急情况，他们就认为只能被迫撤退。于是使他们养成了一种恶习，只要敌人，甚至是劣势敌人大胆地与他们进行搏斗，就自动撤出战斗。这样派出去的一支迎战敌人的舰队，只能不体面地从敌人面前撤退，他们只能接受战斗，而不会挑起战斗，这样开始的战斗只能以失败告终。严重地挫伤士气以保存舰船——这就是查理·迪潘先生曾明确说明过的指导着那个时代法国内阁的精神。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原作者注：特鲁德：第二卷第3-5页。] 

在舰队司令德·奥维利埃出航之前，路易十六对其讲了些称赞之词后，便与他人不同地授权予他。德·奥维利埃得知国王已对英国舰队力量有所了解，相信他在按照国王的命令掌握了法国能够配备的所有海上力量之后，能够审慎地对其实施指挥。事实上，英法两国舰队的实力几乎不相上下。因为不了解每一艘舰的装备情况，所以很难确定哪一支舰队更强大些。德·奥维利埃发现自己与从前许多负责人一样，手里有两种命令，不管执行哪一种命令，如果不幸遭到失败，后果都不堪设想，而政府在这件事上也一定会成为一只替罪羊。  

我们在考察这两支海军在物质力量和精神状态方面的对比时，必然在时间上要跨越美国独立战争的开始阶段。在正式谈及那场斗争之前，最好先对缺少准确情报的英国海军的全部力量给予大致的估计，我们依据的材料是1777年11月，正值与法国交战之前几个月，英国海军大臣在上院里所做的报告。在有人抱怨海峡舰队太小时，他回答说：  

我们现在有42艘战列舰在大不列颠服现役（在国外服役的没计算在内），其中35艘配齐了舰员，并且已经一切准备就绪，听到警报即能出海……我不相信法国或西班牙的部署是直接反对我们的；但是，根据现在我向你们提供的情况，我受权断言，我们的海军胜过整个波旁王室的海军。[原作者注：马汉：《英国历史》。1777年《绅士杂志》第553页。] 

但是，必须指出，第二年3月被任命为总指挥的海军上将凯佩尔，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乐观的前景，并且（用他自己的恰当表达方式来说）“只用一个海员的眼光”来看待他的舰队；[原作者注：《凯佩尔的防御》。]6月他出海时只率领20艘舰船。  

很清楚，我们不希望在这种性质的叙述里，插入描述有关导致美国与英帝国分离的政治问题。人们早已注意到了美国与英帝国分离，是由于英国内阁所犯一系列错误造成的——从那个时代普遍盛行的有关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关系的概念来看，这并不奇怪。一个有指挥才能的人必须认识到，不仅美国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而且还要认识到，如前面指出的，美国地理位置所体现的军事力量。这种力量主要体现在：这些殖民地远离宗主国本土，而它们彼此却相距很近，不依赖于对海洋的控制，殖民者的特点——主要是英国血统和荷兰血统，以及法国和西班牙很可能会采取敌对行动。对英国来说，不幸的是有把握对付这种局面的人只占少数，并且还不当政。  

前面已经说过了，如果这13块殖民地是一些岛屿，大不列颠的海上力量早就将它们彻底孤立起来，并会逐个地攻陷，这是确信无疑的。对此，还可以补充说，这块狭窄的带状地当时是由文明人占领着，并且被许多海湾和可通航的河流分割开，实际上已经使其成为岛屿状态，就相互支援而言，这些起义的殖民地，大部分地区都不太大，都不能单独存在，然而如果它们丢失，却是一件大事，对英国的事业不能不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大家最熟悉的是，纽约湾的哈得孙航道，从一开始就被英国人所控制。1776年9月，《独立宣言》发表之后2个月，英军又占领了纽约城。无疑沿着这样的河流上、下航行，对帆船来说其困难要比蒸汽舰船大得多；然而，似乎也不能怀疑，一些积极热情有才能的人，运用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能够不时地用战舰和随同的快速帆船控制哈得孙河和尚普兰湖，进而支援一支强大的陆军在哈得孙河的发源地和尚普兰湖之间活动，与此同时，又能切断新英格兰[译者注：美国最东北部地区，包括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德岛和康涅狄格六州。这些州都在哈得孙河以东。]与哈得孙河两岸诸州之间经水路的往来。这种作战活动，酷似南北战争中，美国舰队和陆军所使用的通过控制密西西比河航线，逐渐把南部邦联一分为二的方法，其政治影响甚至远远超出了军事成就；因为在战争开始时期，独立精神在有可能被英军分割开的新英格兰地区，远比在纽约和新泽西，也许除了南卡罗来纳，比其它任何地方都更普遍，更强烈。[原作者注：“我就要谈到的对我们的形势的一种公正的看法，将会使你对我们为之苦恼的困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几乎我们所有的面粉补给，和对我们决不是无足轻重的部分肉食，都是来自于哈得孙河以西各州，这表明要在那条河流上保障一条安全的交通线，你们的分舰队和陆军的支援是不必不可少的。由于敌人控制了这条航线，将会中断州与州之间的这种必不可少的往来。他们早已觉察到这些有利条件……如果他们能够利用在其它地方进行的佯攻，把我们的注意力和力量从这个要点上引开，并且抢在我们返回之前将其占领，结果将是非常不幸的。所以我们的部署必须既注意与你（在波士顿的部署）在防御计划中的合作，又必须注意确保北河的安全，两个目标之间相距甚远，更增加了困难。”——1778年9月11日华盛顿致德埃斯坦的信。] 

 1777年，英国人企图实现这一目标，派伯戈因将军从加拿大强行通过尚普兰湖，到达哈得孙河。与此同时，亨利·克林顿爵士率领3000名士兵从纽约向北并抵达西点，从那里把他的一部分部队，运至哈得孙河上游距奥尔巴尼40英里的地方。在这里他得知位于萨拉托加的伯戈因投降了，所以他就只能返回了；但是他率领只有3000名主力部队的分遣队所做的事情，说明了一种好的指挥方式是事事都可为的。尽管这件事情发生在哈得孙河，但是英军在美洲作战部队总司令，已精心地运用了他们国家的海上力量；将其陆军的大部分——14000人的部队从纽约运至切萨皮克湾的湾头，从背后袭击了费城。这种超常行动，对于它的攻击目标费城来说是成功的。但是，这种决定是出自于政治上的考虑，因为费城是美国国会所在地，可它却违背了正确的军事策略。尽管英军占领费城后很快就将它放弃了；但是它仍然是代价高昂的胜利，因为英国部队因此被分散了，使各个兵团之间不能进行相互支援，并且放弃了控制哈得孙河上的交通线。此时，率7000人的正规部队和一些辅助部队的伯戈因，为占领哈得孙河的发源地向南运动，使位于哈得孙河口的14000人的部队被调到了切萨皮克。这样就使留在纽约城和其附近的8000人，被新泽西州的美国陆军拴住了。造成这样惨重损失的一步是于8月迈出的；10月被孤立和包围的伯戈因不得不投降。第二年的5月，英国部队撤出了费城；受到华盛顿统帅的陆军的紧迫，他们取道新泽西，经历了一次痛苦的和危险的行军之后，重新占领了纽约。  

把英国舰队占领切萨皮克岬，与1814年英国快速帆船沿波托马克河逆流而上联系在一起，表明美洲殖民地链条中又有了一个薄弱环节；但是它不像哈得孙河和尚普兰湖的两端都有敌人占领——加拿大为一端，海洋为另一端。  

至于海战，从总体上说，不必进行详叙，事实是殖民地居民无力对抗英国舰队，并且最后不得不恭手将海洋交给他们，而只能依靠主要由武装私掠船进行的巡航战，因为他们的航海技术和冒险精神极适于这种巡航战，他们利用这种战法，确实给英国贸易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英国海军历史学家估计，截至1778年底，美国武装私掠船已捕获1000艘英国商船，价值200万英镑，但是他声称美国人的损失甚至更大。事实也应该是这样；因为英国的巡航舰得到了有力的支援，并且每一艘军舰都具有较强大的威力。那时虽然美洲殖民地居民的贸易有了扩展，这在宗主国的政治家们看来已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奇迹，到战争爆发时，已发展到相当于英国在十八世纪初贸易的水平。  

英国海军大臣在议会上的报告，提供了一个重要迹象，它暗示了当时北美洲以航海为业的人数，“上次战争中，由于美洲人没有参加，使海军雇用的海员少了1.8万人”[原作者注：1778年年鉴，第201页。]——对一个海上强国来说，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损失，特别是当他们加入到敌人的行列时，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在海战过程中，总是不断发生英军捕捉中立国家在美洲的贸易舰船的事件，引起这些国家的不满。但是，这种令人恼火之事，在英国政府处于被骚扰状态时，未必会激起法国的仇恨和对此抱有希望。舒瓦瑟尔曾企图进行清算和报复的时刻似乎当时即将来临。巴黎早就考虑的问题是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从殖民地的反叛中能得到什么好处。

法国政府决定只要不与英国真的绝交，应尽可能给予殖民地的反叛者以各种支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法国政府给一个名为博马歇的法国人提供资金，以建立一个能够为殖民者提供战争用品的商行。法国出资100万法郎，西班牙也提供了与之相同金额的资金，并且允许博马歇从政府的兵工厂里购买战争用品。与此同时，还在美洲接收了一批代理商，对于法国官员在里面工作，政府完全不予阻止。博马歇的商行是于1776年建立起来的，那一年的12月，本杰明·富兰克林到达法国，1777年5月，拉斐特又来到美国。在此期间，战争的准备，特别是对海战的准备工作正在抓紧进行；海军在不断地扩充兵力。尽管真正的海战可能要在殖民地进行，但是法国已做好了从英吉利海峡进行威胁入侵的一切准备。在殖民地，法国站在一个不会失掉什么的第三者的位置上。由于加拿大早已被英国抢走，使其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在欧洲保持中立，和与美国人为友，而不是为敌，这样，重新进行的一场战争就不会使它丧失其岛屿。尽管他们了解美国人不象20年前那样坚持要求占领加拿大，但是也不会同意他们重新得到它，法国也曾明确表示它对此不抱任何希望，但是要求在即将进行的这场战争中，应保留它能够占领的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任何领地。西班牙所处地位则完全不同。它憎恨英国，想重新得到直布罗陀、梅诺卡岛和牙买加——不仅是它王冠上的璀璨的明珠，而且是其海上力量的基础——尽管如此，它还是意识到了英国殖民者起来造反，如能战胜其宗主国的迄今无与伦比的海上力量，则对它自己每年能够得到诸多财政收入的庞大殖民体系来说，也是一个危险的先兆。如果英国连同它的海军遭到了彻底失败，对西班牙又有什么好处呢？在绪论一章里已经指出了，西班牙政府的收入，不是来源于以王国的工业和贸易为基础的强大海上力量征得的税收，而是通过几艘运宝船，装载着依靠狭窄渠道提供的，从殖民地掠夺的涓涓金银溪流滴滴注入的。西班牙得到多少就会失掉多少。与1760年一样，它仍然是英国与其斗争能够得到最大利益的国家。西班牙在对英关系问题上，西班牙遭受的损害和法西王室之间的协调一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西班牙受法国的驱使，加入了反对英国的秘密敌对行动。  

对于这些爆炸性事件，伯戈因投降的消息就像是一颗火星。过去历次战争的经验已使法国人懂得与美洲人为敌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因此法国期望在他们当中找到可靠的帮手，以实现其报复计划，当时看来，美洲人即便依靠自己也能处理好他们自己的事，所以他们拒绝联盟。这个消息是于1777年12月2日传到欧洲的；16日法国外交大臣通知议会议员们，国王准备承认美国独立，并准备与他们签订一项贸易条约和大陆防御同盟条约。如此神速地达成上述交易，说明法国早已在思想上有所准备。条约是于1778年2月6日签订的，它必然会带来异乎寻常的结果。  

没有必要逐一介绍条约的条款，但是重要的是，首先要看到法国明确表态放弃加拿大和新斯科舍，预示了现在世人皆知的作为门罗主义的政治理论的要求。当然，这种要求没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是绝对不能实现的。其次是与法国的联盟，和后来与西班牙联盟，给美国人带来的好处，是使他们有了一支最急需的能与英国抗衡的海上力量。自尊心太强的美国人难道不应该承认，如果法国当时拒绝与英国争夺制海权，那么英国就一定会攻占大西洋沿岸的一些地方。我们不应该过河拆桥，也不要拒绝承认我们的祖先在为难之际的处境和感受。  

在继续讨论这场海战之前，应该首先介绍一下当时世界各地的军事形势。  

这场海战与1756年的七年战争开始时截然不同的三个突出特点是：（1）美国与英国的敌对关系；（2）西班牙较早地加入了与法国的联盟；（3）其它大陆国家保持中立，解除了法国在大陆方面的后顾之忧。  

在北美洲大陆上，美国控制了波士顿已达2年之久。纳拉甘西特湾和罗得岛仍然由英国人占领，他们还占领着纽约和费城。切萨皮克湾和其通道，由于缺少坚固的要塞，任何前来攻击它的舰队都能对它实施控制。在南方，英军自从1776年进攻查尔斯顿失败之后，再没有进行什么重要活动，直到法国宣战，重大的战事主要集中在切萨皮克湾北部（巴尔的摩）。另一方面，在加拿大，美国已经遭到失败，并且直到战争结束，这里一直是英军的可靠基地。  

在欧洲，同前几次战争相比，最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法国海军早已做好准备，并且西班牙海军也有了充分准备。英国完全处于防守状态，并且没有同盟国；波旁家族的两位国王的目的是夺回直布罗陀和马翁港，并入侵英国。但是，西班牙的真正目的是前两个目标，后一个目标是法国的目的。这种目的上的不一致，无法使海上联合力量获得成功。在绪论一章里，已经提到了两种政策所产生的战略问题。  

在西印度群岛，交战双方在陆地上的控制能力基本上相同，尽管实际上不应该是这样。在向风群岛上，法国和英国都有牢固可靠的基地，法军是在马提尼克岛，而英军是在巴巴多斯。必须看到，巴巴多斯相对于其它各岛，处于上风的有利位置，这在帆船时代，具有一种决定性的战略优势。偏巧战斗几乎全部局限在小安的列斯群岛附近。英国的多米尼加岛位于法国的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之间，所以战争开始时，它就为法军所觊觎，并被它占领了。马提尼克岛再向南是法国殖民地圣卢西亚。位于它的下风面的坚不可摧的港口以格罗斯伊洛湾著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监视法国海军在马提尼克岛罗亚尔堡[译者注：今法兰西堡。]的各种活动。英国人占领了这个岛子，罗德尼在1782年其著名的作战活动之前，以此作为安全的锚地，监视并跟踪法国舰队。再往南的岛子不具任何军事价值。至于一些较大的岛子，西班牙控制的可能要比英国多一些，因为它已经占领了古巴、波多黎各，并且与法国一起占领了海地，而英国只占有牙买加。然而西班牙却把它们看成是一个负担，无足轻重。可是英国手头要做的事情太多，因此也无暇进攻它们。在美洲，西班牙武装部队非常了解，其唯一的要点是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广大区域，当时通称佛罗里达，尽管当时它也是英国的一块领地，但是却没有加入殖民地的反叛活动。  

人们可能还记得，在印度半岛，依据1763年的《巴黎和约》，法国曾收复了它的一些阵地。尽管法国控制了半岛上的一些地方，但是并没有抵销英国在孟加拉的政治优势。在其后的几年里，英国曾不断扩大和加强他们的势力，他们的主要代表克莱武和沃伦·黑斯廷斯的声望和能力，对推动这项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当地势力强大的敌人已在半岛的南面起来反对他们，为法国在战争爆发时在东面和西南重新恢复其影响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可是法国的政府和人民，却仍然视而不见这个广大区域可能发生的事情和良机。英国却不是这样，1778年7月7日，在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加尔各答的那一天，黑斯廷斯命令马德拉斯总督进攻本地治里，并通过占领金德讷戈尔以惩一儆百。在这里每个国家的海上力量都是无足轻重的，但是法国分遣舰队司令，在进行了简单战斗之后，放弃了经历了70天陆路和海路包围的本地治里。紧接着1779年3月，法国最后一块殖民地马埃也陷落了，于是使法国的旗帜再次在这里消失了。与此同时，由休斯海军上将指挥的6艘战列舰组成的一个强大的英国分舰队来到了这里。因为那里没有法国海军部队，所以直至3年之后絮弗昂抵达，英国一直控制着这一海区。在这期间荷兰也已被卷入了战争，并且它的科罗曼德尔海岸上的讷加帕塔姆，和位于锡兰的极其重要的亭可马里都已经被占领了，后者是于1782年1月被英国陆海军联合部队占领的。这两个计划的顺利完成，使英国在印度半岛的军事形势无懈可击，但是仅一个月之后，当絮弗昂抵达时，便使这场一切按计划进行的很顺利的战争，成为一场拚死的血战。絮弗昂完全了解他自己有一支绝对强大的分舰队，但是无论是法国还是同盟国，都缺少一个用来作为进攻英国的作战港口。  

这场战争的4个主要战场，有两个位于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由于这两个战场相距较近，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其战事彼此互相掺合并且互相影响。在欧洲和在印度的斗争情况则不是这样。所以自然要把叙述分成3个主要部分进行，在某种程度上，也可把他们看成是独立存在的战争。对这三个部分进行分别考察研究之后，然后再指出他们的相互作用，同时还可从这种大规模联合行动的利和弊、成功和失败中，以及从海权所起的作用中，搜集到一些有用的教益。  

 1778年3月13日，法国驻伦敦大使通知英国政府，法国已承认美国的独立，并且与美国签订了一项贸易条约和防御同盟条约。英国立刻召回其驻法国大使。尽管战争一触即发，并且对英国极为不利，可是西班牙国王却表示愿意进行调解，从而使法国错误地拖延了进攻。6月英国海军上将凯佩尔率领20艘战舰离开朴茨茅斯进行海上巡航。在与法国2艘快速帆船遭遇时，其舰炮拉开了战争的序幕。由于凯佩尔从报纸上得知法国有32艘战舰停泊在布雷斯特，因此他立刻返航请求增援。他再次起航时，共有30艘战舰，在阿申特岛[译者注：即法国布雷斯特西面的韦桑岛。]以西，他与由德·奥维利埃指挥的法国舰队遭遇。由于当时刮的是西风，因此法国舰队处于上风位置。7月27日，这场战争中首次以舰队规模进行的作战活动开始了，这场海战通常称作阿申特岛之战。  

英法双方各有30艘战列舰参加的这次海战，是一次完全不具决定性结果的战斗。没有舰船被俘或被击沉。两支舰队脱离接触之后，返回了各自的港口。但是，公众对这次无结果的战斗所表示的愤慨，和战斗之后在海军和政界引起的轩然大波，使这次战斗在英国仍然很有名。舰队司令和第三位指挥官分属于不同的政治派系；他们互相指控，并且在后来的军事法庭上，所有的英国人主要以此分为两派。公众和海军都普遍支持舰队司令凯佩尔。  

从战术考虑，这次战斗的一些特点令人很感兴趣，并且还牵涉到一个现如今仍在起作用的问题。凯佩尔位于下风，但他希望强行投入战斗。为了这样做，他发出了向上风的敌舰全面追击的信号，这样可使其最快的战舰超过敌人最慢的战舰。如果本来舰队的速度相同，这样做是无可非议的。位于上风的德·奥维利埃，除非完全对法军有利，否则他是不想进行战斗。情况通常都是这样，采取攻势的舰队一般都能实现其企图。27日黎明时，两支舰队都左舷戗风，依靠着西南风向西北西航行（图15，A、A、A）。[原作者注：在这个插图中，放弃了在所有其它例子中所遵循的，只说明一场战斗中几个具有特点的阶段的做法，因为这些阶段是逐次发生的，是不连贯的，并且试图不断地指出两支舰队经过一系列机动和航行后最后进入战斗（从A到C）。因为这次战斗只是发生在航行中，是在两支舰队相向平行运动中进行的，一场遭遇战总是不具决定性结果，并且总是无效的，所以先前的机动成为一件人们感兴趣的事情，它在历史上之所以重要绝不是出于战术原因。]英国的后卫（R）已经位于下风处，[原作者注：在态势A中通过英国舰队中央所画的一条线，表明迎风行驶的战线（东南-南），按照严格的战术要求，在这条战线上的英舰将要相互影响。]随后，凯佩尔便向后卫的6艘舰发出占领上风的信号，以便使他们能够占领较好的位置，一旦进入战斗时，便可立刻支援主队。德·奥维利埃对其行动有所察觉，并把它看成是用优势兵力去进攻其后卫。因为当时两支舰队相距6到8海里，他连续不断地使其舰队尾部转向风（法国舰队从A到B），从而退到了下风位置，但却不断靠近敌人，并且可以更好地观察敌人（阵位B、B、B）。在他完成了队形变换之后，风变成了南风，有利于英军；所以凯佩尔没有逆风换戗，继续按照原来的航向航行了半个多小时（英国舰队从B到C），然后又一起戗风转变航向，尾随法国舰队。这更加重了德·奥利维埃原有的疑虑，因为那天早晨的风确实非常有利于英军，当时又再次变成了西风，使他们能够停驶等待法军的后卫，德·奥利维埃使他的舰队尾部一起转向风（从B到C），从而使其余的战舰能够支援，当时已变成了前卫的后卫舰，并且能够阻止凯佩尔倾全力进攻或者突破后卫。两支舰队就这样相向而过（C），[原作者注：两支舰队前面的战舰岔开了（C），按照法国人的说法，是因为英军前卫驶离了，按照英国人的说法，是因为法军前卫贴风行驶。后面的叙述是按照图示进行的。]双方的舷炮进行了毫无结果的炮击，虽然法国舰队顺风向航行有进攻的能力，但是它却没有很好的利用它。德·奥利维埃向其前卫（从前的后卫）发出舰艏转向当时位于其主队下风的英国舰队后卫的下风的信号，企图使自己仍然位于上风，并因此可以对其实施两面夹击。但是，那支分队的指挥是一位出身皇族的军官，不服从命令，于是错过了这种有利的时机。英国舰队也试图进行这种机动。英军前卫的指挥官和他的一些战舰刚脱离炮击，便戗风转变航向（D），[原作者注：位置D，与这幅图的其它部分分开了，表明前面的航线就此结束，它是从C开始的。把它与其它舰线连接起来，会造成混乱。]并且紧跟在法军后卫之后。但是由于大部分帆缆被毁，使其无法戗风转变航向，并且由于舰船一起从后面驶来，不能使舰艏同时转向下风。法舰当时位于下风，并且再次组成了战列线，然而英军却不具备进攻的有利条件。这就是战斗的最后结果。  

  

图15 1778年7月27日阿申特岛之战  

前面已经指出，这种无结果的交战仍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要点。其中之一就是英军的一位最杰出的将军约翰·杰维斯爵士，当时任英国舰队一艘舰的指挥，在军事法庭上发誓完全赞同凯佩尔的行动。的确凯佩尔当时似乎已无路可走；但是他的辩护词里的一种奇妙的说法，表明他缺少战术知识。他说：“如果法国舰队司令真的打算进行战斗，我想他就不会使他的舰队以相反航向逼近英国舰队。”这种说法只能出自于他的无知，或者没考虑到法国舰队后卫已被暴露的危险，而更令人揣摩不透的正如他自己曾经说过的，英国舰队正在等待它。凯佩尔的想法似乎是，法国舰队应该等待它并排上来，然后用他惯用的舰对舰的进攻方式实施战斗。但是训练有素的德·奥维利埃是不会进行这种作战活动的。  

炮击期间，指挥法国舰队前卫的德·沙特尔公爵[原作者注：后来的奥尔良公爵，法国革命时的菲利普·埃格里特，路易菲利普的父亲。]，没能遵照命令使舰艏转向下风，这可能是由于对命令不理解，也可能是由于渎职，于是便提出了这种仍然在争论的问题，即在战斗中舰队司令正确的位置究竟应该在何处。如果德·奥维利埃是在前卫舰上，可以有把握地使舰队按照他的意图变换队形。如果位于中间，根据情况，舰队的各个部分可能看到，也可能看不到他的信号。如果他位于前面，通过示范可迫使各舰必须执行其命令。在这场战斗快接近尾声时，这位法国舰队司令完全脱离了战列线，他是通过登上了一艘快速帆船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其公认的理由是，这样能使舰队司令更好地观察到敌我双方舰队的行动，不会被烟雾遮挡，也不会被他自己舰上的偶发事件搞的心烦意乱，并且还可以使各舰对他的信号看得一清二楚。[原作者注：1782年4月12日之战，法国舰队司令在其旗舰上被俘，也是为了想组成这种新的队形。]这种位置类似于岸上一个全然不顾个人安危的陆军将军的位置，1778年豪勋爵也采用了这种位置；但是后来豪和法国人又都不这样做了。纳尔逊在结束其戎马生涯的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位于前面指挥其纵队；但是，可能会提出的疑问是，他这样做除了对战斗充满激情，是否还有其它的目的。另两次由他担任总指挥的进攻是直接针对锚泊的敌舰，而在这两次进攻中，他都没有位于纵队的前面。所以比较令人信服的理由是由于他自己不十分了解这里的海底情况，位于前面的领舰有搁浅的最大危险。在帆船舷炮齐射时代除了受命进行一次全面追逐，一般情况下舰队司令要位于战列线内，并且要位于战列线的中间。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纳尔逊和科林伍德改变了这种习惯作法，各自率领自己的纵队可能是有一定原因的，并且常人也不愿意批评有成就的军官们的行动。这样做对于舰队如此倚重的两名高级军官所面临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们本人或纵队的领舰遭到了严重损坏，就会感到缺少他们的严重后果。事实上，他们作为舰队司令和海军将领很快被湮没在战斗的烟雾中，他们留给自己部属的除了勇敢和光辉的示范，已不再具任何指导或支配作用。法国海军的一位将军已经指出了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两个纵队袭击与其成直角的一条战列线的实际作用是牺牲纵队前面的舰，以造成敌战列线两处被突破。就此而言，这是一种成功的办法；这种牺牲是完全值得的；并且每个纵队进入这两个突破口的后续舰，几乎都是生力军，实际上形成了一支攻击突破口两侧被打散的敌舰的预备队。如今这种预备舰队的设想仍值得舰队司令考虑。由于他的旗舰本身的身份使它不便离开战斗队形。但是，如果每个纵队的司令都有这样一支预备队，根据作战的时机，使其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只是名义而是实际上拥有对其实施指挥的权力，用其遂行某项重要任务，难道这样不是很好吗？但是依靠信号系统或派遣能够像陆军将军副官或使者那样传递命令的通讯船都是较困难的，加之战舰又不能像步兵一样静止不动等待命令，而是必须要有一定的舵效速率，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便打消了舰队司令在航行途中乘坐轻型舰的想法。如果把他放在一艘轻型舰上，他就变成了一名旁观者；如果他以舰队里一艘威力最大的战舰作为旗舰，一旦交战，他就拥有最大的威力；如果这艘舰是在预备队里，那么舰队司令自始至终都掌握着总司令的权力。“有总比没有好”，依据海战的情况，如果舰队司令不能象陆军将领在岸上那样占据安全的观察阵位，那么也要尽可能地为其确保安全，法拉格特在实践中一贯都是身先士卒，在奥尔良和维克斯堡两地战斗后，也就是说在他的后半生，他的这种可以信服的经验在思想上已经定型。但是众所周知，在莫比尔湾的战斗中，由于各级军官的请求，他非常不情愿地放弃了一贯的做法，将其旗舰排在了第二位。后来他对这种做法曾坦率地表示过遗憾。但是，可能会提出争辩的是，法拉格特指挥的所有战斗都有一种独特的特点，严格地讲区别于一般的战斗。在新奥尔良、维克斯堡、哈得孙港和莫比尔湾，他的任务不是去交战，而是使舰队通过它不能制服的防御工事；而要通过这种障碍主要依赖于领航员对海底情况的了解，他与纳尔逊不一样，他非常了解这些地方的海底情况。于是使他不仅担负起军事指挥的责任，还担负起领航的责任。这样引导不仅为舰队指出了安全的航线，而且继续不断地位于烟雾之前航行，能很好地看清和判断前面的航道，并且还会对他所规定的和想通过的航道负责，而一个下级军官很可能会在这条航线上退缩。也许还没有普遍注意到，在莫比尔湾，不是一个纵队的领导，而是两个纵队的领导，在途中的关键点上犹豫不决，并且对其司令的决策产生了怀疑；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领会清楚，而是因为环境与他们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不仅“布鲁克林”号上的奥尔登，而且连“特库姆塞”号上的克雷文也违背了舰队司令的命令，并且由于离开了为他们所指定的航线，遭到了不幸。没有必要去谴责每一位舰长，但是，不可否认的结论是法拉格特的意见是绝对正确的，即一个单独负有最高责任的人，当所处的环境类似于他所进行的战斗时，应该位于前面。这里还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在这种迟疑不决的危急时刻，除了最有才智的人，通常都倾向于把决断的责任推给上级，可是由于情况紧急，犹豫和延误都可能铸成不可挽回的错误。一个被任命为主官的人应该具有才能，并且要理智行事，而下属终究是下属，他们可能会犯错误。纳尔逊在圣文森特角的作战活动将不会有人仿效，说明它的有力事实是，那天科林伍德紧跟其后，而在舰队司令发出信号之前，他却一直没有仿效纳尔逊的行动；但是，在他得到信号许可之后，按照他的判断和果断行动显示了他的卓越才能。[原作者注：下面的事情发生在1782年4月，罗德尼追逐德格拉斯期间，表明下属可以被引到何处。胡德是英国一位最好的军官；作者不想批评他的所做所为。当时他距罗德尼几海里。“被分散开位于西北的法国舰，已与我们的前卫分队同时得利于微风，勇敢地竭尽全力驶到了英国先头舰艇的上风处；那是它重新回到当时位于上风的他自己舰队的唯一办法。到了这一步，它确实进行了大胆的冒险，以致迫使塞谬尔·胡德爵士分舰队最前面的舰‘艾尔弗雷德’号驶向下风，以便让它通过。除了那些急切盼望舰队司令发出交战信号的人，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了这艘勇敢的法舰。但是舰队司令很可能是由于没有想到它是一艘敌舰，没有发出所期盼的信号，所以没有一门炮进行炮击。提到这件事，是要说明组成塞谬尔·胡德爵士分舰队的舰艇上的纪律情况，以及胡德本人，尽管他身为副指挥，在没接到舰队司令的命令之前，不愿发射一炮。‘塞谬尔·胡德爵士炮击之前等待总司令发出交战信号的理由，很可能是由于他自己认为，如果他在上述情况下过早地进入战斗，他将要对后果负责’。”（《怀特的海军学术研究》第97页）。胡德可能已受到罗德尼对待使其不满的下属的态度的影响。这两个人的关系看来已经很紧张了。]我们再谈一下指挥位置的问题，即在新奥尔良之战中，法拉格特的旗舰位于中间位置，由于天黑和前面舰艇释放的烟雾几乎失去了旗舰；美国舰队在通过要塞之后重聚一起时，发现他们的旗舰不见了。当时因为一种预备队的提法引起了一系列的联想，所以领航这个名词也暗示了某些比其自身更广泛的想法，它改变了曾说过的使舰队司令与预备队在一起的想法。蒸汽舰队改变队形较容易而且迅速，这样就完全可能使一支倾全力去攻击它的舰队，几乎在战斗开始的瞬间发现自己可能要受到没有料到的各种阵势威胁。那么舰队司令的最理想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呢？无疑他在自己战斗队形里的位置应能够最快引导其舰队进入新的阵位，或驶向新的方向，而且能够应付各种情况的变化；也就是说是在领导的位置上。在一次海战中，似乎总是有两个最重要的时刻；一个是决定主攻的方法，另一个是决定何时投入预备队和将其投入何方。如果前一点是比较重要的话，那么后一点可能要求的水平更高。因为前者可以并且应该按事先制订的计划进行，而后者可能，并且常常必须是使其适应于意料之外的迫切需要。未来海战中的一种要素是陆战所不具备的——遭遇和队形变换的速度极其快速。不管怎样，陆军可借助轮船来到战场，然后从事步战或骑兵战，并且随着他们的计划的逐步实施，如果敌情发生变化时，总司令有时间使其意图（当然是作为一种必须执行的命令）让部属知晓。而与之相反，一支数量相对较少，但其编成已经明确了的舰队，如果进行重大的变动，很可能直到变更之前都不会有什么征兆，并且这种变更只需几分钟的时间。这些有关的评论都是正确的，它们表明需要一个不仅完全了解计划，而且熟悉舰队司令的主要作战原则的副司令——显而易见，这种需要源于作战队形的两端一定会相距很远，和两端都需要了解舰队司令的意图。因为舰队司令不能亲临每一端，所以在那里最好要有一个能胜任的副指挥。有关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的位置，在本讨论开始时已经提到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胜利”号没有那样率先进攻，另一艘舰也不可能会那样做，并且当时风力微弱，他们没有料到敌舰队会突然改变队形。舰队司令本人冒很大的危险，敌战列线集中了火力对他的坐舰射击，因此几名舰长恳请他改变其作法，但是他们的这种恳求早就被纳尔逊本人在尼罗河之战后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谴责过：  

 “我想，如果上帝保佑我，使我不曾受伤的话，不会有一艘舰能够逃跑掉去搬弄是非了，但是不能认为舰队里某个人要受到责备……我只是想说，如果我的经验使我能够亲自指挥这些人的话，看来上帝也会继续保佑我所做的努力，”等等。[原作者注：N·H·尼古拉斯爵士：《纳尔逊勋爵的公文和信件》。] 

尽管上述意见的表述是基于经验，但是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他站在最暴露的位置上，并且在失去指挥时，随之产生了有关它的作用的令人费解的实例。科林伍德立刻，正确地或错误地，可避免或不可避免地，改变了纳尔逊临终时的计划。奄奄一息的舰队司令说：“抛锚！哈迪，一定要抛锚！”科林伍德说：“抛锚！”纳尔逊说：“这是我想到的最后的事情。”

谢选骏指出：纳尔逊通过拿破仑战争扬名立万，号称“海上拿破仑”；但其英雄业绩，却像卫青和霍去病一样，是通过裙带关系入门的——

海军中将第一代纳尔逊子爵霍雷肖·纳尔逊，KB（英语：Vice Admiral Horatio Nelson, 1st Viscount Nelson，1758年9月29日—1805年10月21日），在1798年尼罗河战役及1801年哥本哈根战役等重大战役中带领皇家海军胜出，他在1805年的特拉法加战役击溃法国及西班牙组成的联合舰队，但自己在战事进行期间中弹阵亡。

纳尔逊生于诺福克郡一个小康之家，1771年倚靠舅父的关系加入海军，很快在军中备受赏识，屡获擢升，1779年首次担任军舰舰长。不过他在美国独立战争完结后一度在西印度群岛惹上官非，返国后又赋闲在家，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英、法日益交恶，他才在1793年获重新重用，被派往地中海一带服役。纳尔逊在土伦附近一带参与过几场小型战事，协助英方攻下科西嘉岛，但期间失去右眼。后来在1797年的圣文生战役中，他率兵先后登上两艘敌方战舰展开恶斗，因而声名大噪。

圣文生战役后不久，纳尔逊在加那利群岛的圣克鲁斯-德特内里费进行另一次军事行动时，失去右臂，被迫返回英国休养。他在翌年1798年复出，带领英军在尼罗河战役重挫法国海军，此后继续留守地中海，协助那不勒斯对抗法国入侵，但后于1800年被召回国。在1801年，纳尔逊再获起用，前往波罗的海，在哥本哈根战役中击败丹麦海军。此后，他再被派往地中海阻止土伦的法国舰队驶离地中海，但不成功，双方于大西洋及加勒比海展开追截，最终法国舰队成功逃逸。纳尔逊返国稍作休息后，在1805年9月再度出击堵截位于加的斯的法、西联合舰队，并在10月21日爆发特拉法加战役，纳尔逊在战事中取得英国海军史上一次重大胜利，但他自己却中弹阵亡，身后遗体运返英国，落葬于圣保罗大教堂。虽然纳尔逊与汉弥尔顿爵士夫人艾玛的风流生活在他生前一度招来不少闲言蜚语，成为舆论的焦点。不过自去世以后，纳尔逊被英国人普遍视为伟大的军事人物，他的英雄色彩在19世纪中叶开始得到宣扬，令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成为大英帝国与英帝国海上霸权的象征之一。即使到现代，纳尔逊在不少英国人心目中仍享有崇高地位，现今位于伦敦西敏的特拉法加广场，即为纪念纳尔逊而在1843年建成的。

我看无论如何，纳尔逊都是个不合常规的人物，所以仅凭《海权论》这样一本“事后聪明的教科书”，是无法重建分析复杂的历史过程的。

【第十章 1778-1781年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之海战 海战对美国独立战争进程的影响 英法两国舰队在格林纳达、多米尼加和切萨皮克湾外海的军事行动】

 1778年4月15日，法国海军中将德埃斯坦伯爵，率12艘战列舰和5艘快速帆船离开了土伦驶往美洲。随同他一起前往的有一位议会特派的外交使节，他受命拒绝回答就财政援助提出的所有要求，也避免签定征服加拿大和英国其它领地的有关协议。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说“凡尔赛内阁，对于即将会使美国感到焦虑的事情并不感到遗憾，因为它将会使美国领悟到与法国联盟的作用。”[原作者注：马丁：《法国历史》。]虽然美国人知道，许多法国人对他们的斗争怀有极大的同情心，但是美国人自己一定不能视而不见法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的那一面。他们也不应该去挑剔；因为它的责任是首先考虑法国的利益。  

德埃斯坦的舰队行进速度非常缓慢。据说他是在训练上，甚至是在无用的训练上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那当然是很可能的，因为它是在7月8日才驶抵其目的地特拉华角的——这期间共航行了12个星期，驶抵大西洋就用了4个星期。英国政府早已得知他准备出航的消息；事实上，英国政府早在召回其驻巴黎大使时，便命令位于美国的部队撤出费城并向纽约集中。使英国人感到幸运的是，与德埃斯坦相比，豪勋爵的调动显得更有魄力，更有秩序。他首先将其舰队和运输舰船集中至特拉华湾，然后迅速上载各种补给品，在陆军离开费城向纽约进发时，他们也离开了那里。他只用10天时间，便驶抵了特拉华湾出口处。[原作者注：这次航行时间较长是因无风造成的，《绅士杂志·豪的信件》。]虽然他比德埃斯坦起航晚10个多星期，可是6月28日他离开那里时，却比德埃斯坦抵达那里早了10天。从前在海上一场有利的大风能够使整个舰队于2天之内抵达桑迪胡克。战争是无情的，由于德埃斯坦姗姗来迟，使其失去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战利品，并且也使其夺取纽约和罗得岛的计划成为泡影。  

在豪的舰队抵达桑迪胡克的第二天，英国陆军在通过新泽西的长途跋涉，和摆脱了华盛顿部队的尾追之后，抵达了纳夫辛克高地。由于英国海军积极进行配合，这支陆军已于7月5日被运至纽约；然后豪勋爵又返回去扼守至纽约的通道，以防范法国舰队。因为此后这里没有发生过任何战斗，所以也无需介绍其有关部署的详情。不过在伊舍斯的《海军战斗》一书里，可以读到这支舰队里的一名军官对这方面进行的详尽而有趣的描述。但是他的侧重点主要集中在舰队司令把干劲、思考、技巧和决心相结合上。摆在豪面前的任务是，用6艘64门舰炮的战舰和3艘50门舰炮的战舰，去守住一条可通航的通道，去和8艘74门甚至更多舰炮、3艘64门舰炮的和1艘50门舰炮的法国战舰抗衡——也就是说，他要对付的敌人，几乎相当于他自己兵力的2倍。  

 7月11日，德埃斯坦锚泊在桑迪胡克以南的海面上，22日之前他一直停泊在那里，并对那里的沙洲进行了探测，所有的迹象都已经表明他决意驶抵港内。  

 22日伴随着一阵强劲的东北风产生了大潮，使沙洲上的水位达到了30英尺高。法国舰队起航，并逐渐转向上风占据了适宜通过沙洲的位置。之后因领航员信心不足，德埃斯坦也随之丧失了勇气，放弃了进攻驶向南面。  

海军军官必然赞同舰队司令不顾领航员的忠告所产生的犹豫不决，特别在其很不熟悉的海岸更可能是这样。但是这种赞同不应该使他们视而不见具有最显著特点的战斗。任何人如果把德埃斯坦在纽约的作战活动，与纳尔逊在哥本哈根和尼罗河的作战活动，或与法拉格特在莫比尔和哈得孙港的作战活动作一比较，假如只从军事角度考虑，作为军事指挥者，这位法国人就显然相形见绌了。  

纽约是英国力量的中心，它的陷落必然会使战争迅速结束。但是，如果公正地对待德埃斯坦，必须切记，他之所以放弃了进攻，不完全只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无疑这位法国舰队司令也收到了类似于法国议会特派外交使节曾收到的命令，并且他可能推测出法国攻占纽约得不到任何好处，而且还会导致美国和英国议和，导致英国无所顾忌地调动其全部力量去进攻他的国家。如果不考虑上述这些原因，德埃斯坦肯定会下决心使其舰队在沙洲上冒险的。  

豪只有一个目的，在这方面，他比德埃斯坦幸运的多。由于他的不懈的努力，他已逃离了费城挽救了纽约。这种类似的迅速调动，使他赢得了解救罗得岛的许多荣誉。从英国派出的一支被分散的舰队的舰船已开始抵达。7月28日豪得知曾消失在南部的法国舰队正驶向罗得岛。4天之内，他的舰队便做好了出海准备，但是，由于逆风，直到8月9日才驶抵朱迪丝角。他锚泊在那里，得知德埃斯坦已于前一天通过了炮兵阵地，锚泊在古尔德岛和卡诺尼卡特岛之间，[原作者注：大多数报导说是位于戈特岛和卡诺尼卡特岛之间，但是这里所说的地方似乎可能性更大些。戈特岛（Goat）和古尔德岛（Gould）（常写作“Gold”）很容易混淆。自从上面的那一段文字写成之后，本人的见解已被在巴黎找到的一张同时期的原稿地图所证实。它表明锚地靠近卡诺尼卡特和沿海的哈伯岛相并列；后者标着“L'Isle-d'Orou Golde isle”。这个草图的主要细节是准确的，看来这份草图是较可信的。一名外国人在仓促和激动人心的24小时逗留期间很容易造成上述错误。]法舰还占领了锡科奈特和西部航道，并且法国舰队已经做好了准备，支援美国陆军进攻英国工事。  

虽然豪带来了援军，但是英国舰队的兵力仍没有超过法军兵力的三分之二，然而他的抵达却打乱了德埃斯坦的计划。由于强劲的夏季西南风直吹至湾里，这使德埃斯坦很可能有遭到敌人袭击的危险。但是，当天晚上完全出人所料，西南风变成了北风，于是德埃斯坦立即起航驶向海洋，豪尽管对他的意外行动很吃惊（因为他感到自己还无力进行攻击），也起航保持所占据的上风位置。其后的24小时，双方都在为取得有利的位置进行不断的机动；但是8月11日晚上，一场猛烈的大风驱散了双方舰队。双方舰船都遭到了严重损坏，其中装有90门舰炮的法军旗舰“朗格多克”号失去了所有的桅杆和舵。大风之后，英军战斗队形里的2艘装有50门舰炮的战舰，一艘遇上了“朗格多克”号，另一艘遇上了装有80门舰炮的只剩下一个桅杆的“雷鸣”号。鉴于这种情况2艘英舰都进行了攻击；但是当夜幕降临时，他们停止了攻击，打算第二天早上再进行战斗。第二天早晨，其它法舰也赶到了，使英舰错过了进行战斗的机会。我们叙述到这里需要提起注意的是，英军有一名叫霍瑟姆的舰长（17年之后成为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对捕获了2艘法舰已感到心满意足，他说：“我们必须感到满意，因为我们已经做的很好了。”这句话惹恼了纳尔逊，于是引出了纳尔逊有代表性的名言。纳尔逊说：“如果我们抓获了10艘帆船，而让我们能够抓获的第11艘跑掉了，我就决不能说这次战斗打的很好。”  

英国人退至纽约。法军再次重新集结在纳拉甘西特湾入口处；德埃斯坦鉴于其分舰队遭受的损失，决定不能再停泊在那里，便于8月21日起航，前往波士顿。于是他把罗得岛让给了英国人，并使他们在那里占领了一年之久，后来由于战略上的原因，他们才离开那里。豪努力修复其舰船，当他听说法国舰队停泊在罗得岛时，他再次驶向那里；但是途中他遇上了一艘小船，得知法国舰队已经离开那里驶向波士顿，他便跟随其后，也驶向那个港口。看到法舰在港口里的部署非常有利，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考虑到他是被迫返回纽约的，而且舰船需要进行修理和实际上他只比法国舰队晚4天抵达波士顿等这一系列事实，可以相信，豪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了他在作战活动开始时的那种积极性。  

两支舰队之间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炮击，但是兵力较弱的一方，在指挥才能上，完全胜过较强的一方，除了德埃斯坦离开纽波特之后为占据上风进行的机动（而这种上风位置并没有保持住），和豪在纽约湾中等待预料之中的攻击之外，这次军事行动的教训不是战术上的，而是战略上的并且适用于现在。无疑这些教训当中最有价值的是速度和戒备，这些都是与是否熟悉个人职责有着密切的关系。德埃斯坦离开土伦之后3个星期，来自国内的消息，使豪得知他的处境非常危险。他不得不从切萨皮克湾和其附近聚集巡航舰。不得不从纽约和罗得岛调来战列舰，和装载供1万名士兵使用的补给品，驶向南部的特拉华——无疑要用去10天时间——并不得不再次绕至纽约。德埃斯坦在其10天之后到达特拉华，比其晚12天到达桑迪胡克，并且只比他早1天进入纽波特，德埃斯坦在进入该港前已经在港外停泊了10天。英国舰队有人在谈到，从6月30日英国陆军抵达纳夫辛克，到7月11日法国舰队抵达时，英军所作坚持不懈的努力时说：“豪勋爵象往常一样亲临指导，由于有他亲临现场，极大地激励了军官和士兵们的热情，并使他们更加勤奋。”他在这方面的长处与其和蔼可亲但比较懒惰的哥哥陆军将军豪是截然不同的。  

豪的这种勤奋和警惕成为他后来作战活动的主要特点。当法国舰队向南面撤退时，英军警戒舰船便立即跟随其后，并且做好了继续追击（主要是纵火船）的准备。来自英国的最后一艘通过沙州到达纽约的战舰，是于7月30日加入舰队的。8月1日舰队与4艘纵火船做好了出海准备。意想不到的风使他的后续活动推迟了；但是，实际上他的抵达只是在敌人进入纽波特后的第二天，他的劣势兵力是无法阻挡敌人进入的。尽管他没有能力进攻敌人占领的纽波特港，但是他的出现却使其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德埃斯坦一进入纽波特港就希望赶快出来。豪所占据的位置具有极好的战略性。他依据当时盛行的风向，占据能戗风航行的位置，会使法国舰队难以通过至港口的狭窄水道来击退英国舰队，而法国舰队自身将逐一遭到攻击，即便不巧出现了顺风，这位舰队司令凭借他自己的技巧也能够挽救其分舰队。  

库珀在他的一本小说《两个舰队司令》里使其男主人公对一位爱吹毛求疵的朋友说，如果他不曾交好运的话，他就不可能从中得利。法国舰队的突围，随之而来的大风，和大风所造成的损坏是通常所称之为的运气问题；但是如果不是豪出现在朱迪丝角外海实施威胁的话，法国舰队会在他们的锚地上，安然地躲过大风。豪的积极主动和作为一名海军将领的自信曾使他交好运，如果否定他的积极主动带来了好运是不公正的。如果没有他，单凭这场大风也是拯救不了纽波特的英国舰队的。[原作者注：“法国舰队驶抵美洲海岸是件引人注目的大事；但是，许多出乎意料的不利因素，严重影响了它的作战活动。尽管不应该贬低我们的主要同盟国的功绩和好意，但是，这些不利因素确实使其重要作用大为降低。首先航行时间拉得太长就是一个主要的不幸；如果豪勋爵率领英国战舰和所有运辅舰船在特拉华河内的航行时间也拖得这样长的话，则不可避免他也要遭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亨利·克林顿爵士和他的部队没有分担伯戈因的不幸的话，他的命运一定要比他的同行好得多。继德埃斯坦伯爵的长时间航行之后的另一个不幸，是在桑迪胡克的被暴露，它使我们在两方面受害——首先使进攻纽约和向那里用舰船运载部队的计划失败了；其次是进入纽约港前，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即对港外沙洲的水深进行探测的计划给耽误了。此外还一个不幸是在进攻罗得岛的计划制订出来后，在实施阶段，豪勋爵又进行了干扰，他率领英舰只是为造成一种牵制，把法国舰队引出该港。因为伯爵17日还不曾返回该岛，尽管他是10日被引开的；它意味着陆战被推迟了，一旦拜伦的分舰队抵达了，整个计划便无法实施。”（摘自华盛顿1778年8月20日的信）。] 

 11月4日，已经修好了舰船的德埃斯坦，率领其所有舰船一起驶向马提尼克岛；同一天，英军分舰队指挥官霍瑟姆，率领5艘64门舰炮和50门舰炮的战舰，和一支被护送用以征服圣卢西亚岛的5000人的部队，一起离开了纽约前往巴巴多斯。途中一阵猛烈的大风使法国舰队遭受的损失比英国舰队惨重的多，法国旗舰失去了主一接桅和后桅。法军部分舰船的桅桁遭到了损伤，但是没受损伤的12艘战舰驶抵马提尼克岛，却只比英国59艘运输船组成的船队，驶抵比其远100多海里的巴巴多斯早一天。从桅杆遭损和这种缓慢航行的事实，说明法军的专业技术很差，而这些专业技术，不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的海战中，都起着决定的作用。  

英军在巴巴多斯担任指挥的巴林顿海军上将显示的干劲与豪一样大。运输舰船于10日抵达，部队继续呆在船上没有上岸。12日早上，运输舰船驶向圣卢西亚，并于13日下午3时锚泊在那里。当天下午一半部队已登陆，其余的一半是于第二天早晨登陆的。他们立即占领了一个较好的港口，巴林顿打算在德埃斯坦前来阻击他之前，把运输舰船移至该港。整个夜间用绞船索把运输舰船牵曳到战舰的后面，战舰停泊在进入港湾的航道上，特别加强了战列线两端的部署，防止敌人象英国舰队1798年在尼罗河之战时所做的那样，在战列线迎风的一端从内侧通过。法国舰队的力量约是英国舰队的2倍还多，如果英国舰队被摧毁了，它的运输舰船和部队将陷入困境。  

德埃斯坦两次从此向南沿英国战列线顺风向航行，进行远距离炮击，但是并没有抛锚。后来他放弃了要进攻英国舰队的打算，移动到另一个海湾里，让一部分士兵登陆，袭击英国部队的阵地。德埃斯坦在这里再次失败之后，便撤退至马提尼克；后来已被赶至内地的法军投降了。  

指出巴林顿将军令人赞叹不已的勤奋似乎没什么必要，但是正是这种勤奋和其巧妙的部署，使他取得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成功，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圣卢西亚是紧靠马提尼克南面的一个岛，坐落在它北端的格罗斯埃洛特港，非常适宜用来监视法军在西印度群岛的主要阵地罗亚尔堡兵站。正是出于这种考虑，1782年罗德尼在进行大战之前，就设法占领它们。  

由于缺少准确的资料，不能准确地判定，德埃斯坦在这次令人痛心的失败中应负的罪责。他的成败似乎取决于在陆上可能并不重要的风，并取决于使其舰队锚泊的能力。但是，事实是他两次位于射程之内沿敌战列线航行，可他却没有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战斗。他的作战方针遭到了当时他的一名伟大的舰长絮弗昂的严厉批评。  

英军又重新占领了9月8日曾被西印度群岛的法国总督攻占的多米尼加。因为当时那里没有英国分舰队，所以法军便轻而易举地将其夺回了。前面已指出了多米尼加对法国的重要作用；不过这里仍然有必要以多米尼加和圣卢西亚为例，进一步强调一下前面已经说过的，即要占领这些小岛完全依赖于海军优势。在对随后将予以介绍的德埃斯坦的下一次作战活动进行批评时，应该掌握上述原则。  

英军占领圣卢西亚之后，出现了近6个月的安定时期。英国人得到了拜伦舰队的支援，并由拜伦担任总指挥；但是因为法军也增加了10多艘战列舰，所以法军仍然在数量上占优势。6月中旬左右，拜伦率领他的舰队护送一支庞大的商船船队驶往英国，一直护送到它离开西印度群岛。德埃斯坦乘机派遣的一支规模很小的远征军，于6月16日不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圣文森特岛。6月30日，德埃斯坦率领他的全部战舰去进攻格林纳达。7月2日他锚泊在乔治敦外海，并令其士兵登陆，4日，700人的英军守备部队放弃了该岛。在此期间，拜伦得到圣文森特已丢失，格林纳达可能遭到攻击的消息，便率领一支庞大的携载部队的运输舰船和21艘战列舰，要重新夺回圣文森特，和挽救格林纳达。途中他得到了法国舰队已经到达格林纳达的确切情报，但他继续驶向那里。7月6日拂晓，他绕到了该岛的西北。德埃斯坦在前一天已经接到拜伦逼近的情报，但他仍然锚泊在那里，[原作者注：德埃斯坦锚泊的位置在图16里是用锚状物表示的。]因为他担心如果起锚，潮流和小风会使他向下风方向漂移的太远。当英国舰队出现在视野之内时，法国舰队才起航；由于法舰混乱地云集在一起，使拜伦不能立即看出他们在数量上相差悬殊，实际上法军拥有25艘战列舰。拜伦发出进行全面追逐的信号，由于法国舰队处在混乱之中，不得不在下风组成战列线，而英国舰队则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上风的有利条件，并借此有利条件逐渐逼近。所以，战斗开始时，法军位于西面，战列线还没有完全组成，右舷戗风向北航行，后卫处于混乱之中，它们位于前卫和中间主队的上风（图16，A）。英国舰队位于格林纳达岛和法舰之间，顺风向右舷戗风向南偏西航行（A），前面的英舰以一个很小的角度逼近，径直对着法国舰队还没有组成战列线的后卫驶来。此时，英国运输船队位于自己舰队和格林纳达岛之间，由临时指定的3艘战舰实施护卫（A、a）。因为在此之前发出了进行全面追逐的信号，英国3艘最快的战舰，其中一艘是副司令巴林顿的旗舰，遭到了法国舰队主队和后卫的炮击，由于他们航行得太快，因此其它英舰无法对他们进行支援（b），法军集中火力攻击这三艘英舰，使其损失惨重。当他们追上最后面的敌舰时，尾部转向风与敌舰同舷戗风航行，位于敌舰的后面和上风处向北航行；大约与此同时，拜伦看到了法国的旗帜飘扬在要塞的上空，而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要塞已被放弃了。紧接着他发出了各舰逐次舰艏转向下风的信号，并命令前面的战舰组成相互支援的战列线，停止进行全面追逐过程中的交战。正当英军主队左舷戗风，继续向南航行时，“康沃尔”号、“格拉夫顿”号和“狮”号等3艘英舰（C）严格按近战信号从事，已经位于其它英舰的下风处很远，遭到敌战列线大部分火力的攻击，因此他们的人员、桅杆遭到了严重损伤；尽管他们最后得到了前面英舰的解救，因为这些逼近的英舰是从南面相向驶来，当他们舰艏转向下风后（B、C′、C″），跟不上舰队了，被拉在了后面，并且靠近法舰。英国舰队遭受的损伤，大部分都落在上述3艘舰、由巴林顿指挥的位于前面的3艘舰以及后卫的2艘舰上（A、a）。这2艘后卫舰看到了前卫已在进行激烈交战，便没有继续前进，而是直接离开队形，驶向纵队的前面（B、a、a′）——一种完全类似于纳尔逊在圣文森特角获得崇高声望而没有遭到责备的行动。[原作者注：这两艘舰中的一艘，64门舰炮的“蒙茅斯”号（a′）据说法国旗舰上的军官们曾为这艘“小黑舰”的舰长的健康干杯。战舰的名字像家族的名字一样，常常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从前的“蒙茅斯”号，20年前，曾单枪匹马攻击并捕获了法国一艘最好的装有84门舰炮的“闪电”号。“蒙茅斯”号当时是由海军上校加德纳指挥，他在导致宾被处以死刑的战斗里，曾指挥过宾的旗舰，因对那件事情感到莫大的耻辱，使他敢于面对这种令人绝望的力量悬殊进行拼搏，并因此使他丧命，这艘舰在格林纳达遭受了严重损伤，3年之后将会看到它在另一名舰长的指挥下，在印度洋又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战斗。] 

  

图16 德埃斯坦与拜伦进行的海战  

拜伦指挥英舰的攻击至此为止，攻击中他利用了风的有利条件和法军后卫的混乱状态使其取得了主动。应该看到，这样不失时机地攻击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的法军后卫，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值得怀疑的是，是否允许巴林顿的3艘舰象他们实际做的那样，离开舰队其余舰那么远。至于应不应该全面追击，则应全面考虑。例如，当依据数量上的优势，不管这种优势是原来的，或者是后来取得的，或者是由于总的态势造成的；当最初投入战斗的战舰不会在数量上被超过许多，或者在支援部队到来之前不会遭到压倒多数敌舰的集中攻击，或者是在必须进行迅速攻击否则敌人可能会逃跑时，是允许并适合进行全面追击的，而当时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不应该让“康沃尔”号、“格拉夫顿”号和“狮”号采取这样的航线，而让敌人，几乎是迫使敌人不得不集中火力。因为对这次战斗的详情了解不多，只能指出这些不足，不能再做更多的评论，也不能把这些都说成是舰队司令的过错。  

直到这个时候，法国舰队仍遵循他们的传统政策，一直处于严格的防御状态。当时曾有过一次进行进攻性作战的良机，它是对德埃斯坦的技能的考验，为对其进行正确的评价，有必要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此时，两支舰队都右舷戗风航行，航向北（B、B、B），法军位于下风。尽管法舰没有组成很好的战斗队形，可他们的动力却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损伤，而英国舰队，由于进行了不适当的攻击，已有7艘舰严重受损，其中4艘——“蒙茅斯”号（a′）、“格拉夫顿”号、“康沃尔”号（C′）和“狮”号（C″）——丧失了作战能力。到下午3时，后面的3艘舰落后了1里格[译者注：1里格约为3海里。]，并位于英军战列线的下风很远，实际上他们距法军战列线比距英军战列线更近。而英国舰队的速度必须与战列线中因遭受损伤而航行缓慢的舰船的速度保持一致。上述这些情况强有力地说明了英国舰队的困难局面，是由于它遭受的损失集中落到几艘舰船上，而不是由所有的舰船均摊所造成的。10艘或12艘几乎未受损伤的战舰不得不减速以适应受伤舰船的航行速度。此时，德埃斯坦有25艘战舰，而拜伦能够集中起来的战舰只有17艘或18艘，而且与之相比既慢又不灵巧，它们位于法国舰队的上风，并且还应该看到，为要照顾位于上风的运输船队和位于下风的3艘失去战斗能力的舰船，英军在战术上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有3种方针可供法国舰队司令选择：（1）他可以继续向前行驶，并接连不断地戗风转变航向，使其位于拜伦和运输船队之间，使他的快速帆船插入运输船队之中；（2）他可以使其舰队一起戗风转变航向，并勇敢地面对着英军战列线遂行一场大战；或者（3）在逆风换戗之后，能够拦截3艘失去战斗能力的英舰，从而实施一场不具任何危险的大战。  

德埃斯坦没有按上述三种方案中的任何一种去做。有关第一种方案，当他听到一些对舰队的批评意见后，他写信给国内人士解释说，他的战列线太混乱了，不允许他那样做。不管他们在航海技术上相差多么悬殊，就当时这两支舰队的有关的运动能力而言，很难令人相信这个计划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第三种选择可能会出现最有利的态势，因为它能够使敌主队与其伤残舰船分开，并可能会激怒英国舰队司令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发动进攻。英国当局曾指出，拜伦说过如果这些伤残舰船遭到了攻击，他可能会再次发起进攻。下午3时，德埃斯坦使其舰队一起戗风转变航向靠近背风舰组成了战列线，[原作者注：BC线表明法军战列线的最终方向；背风舰（O）已戗风转变航向，并顺风向驶向O′。而其它的法舰尾随其后进入阵位。尽管没有明确说明，毫无疑问拜伦是以同样的方法组成一条并列的战列线。失去活动能力的舰艇（c′）几乎不能沿着他们原先的航向航行，但可能会顺利地进入这条新战列线。]并且再次顺风向驶向南边。英国舰队，除受伤太重无法进行机动继续向北行驶的前卫舰“蒙茅斯”号（a′）和3艘被分开的舰船，也模仿法军进行这种机动。这些舰中（c′）的两艘继续向北航行并再次遭到法舰舷炮的齐射。但是不能顶风航行的“狮”号（c″）转向顺风穿过敌舰舰艏，驶向距其1000多海里的牙买加，它没有遭到追击。法军的唯一的战利品是一艘运输船。指挥法国前卫舰的著名的絮弗昂写道：“如果这位舰队司令的航海技术能与其英勇无畏相媲美的话，我们就不会让4艘被打断桅杆的英舰跑掉。”“德埃斯坦30岁时从陆军调到海军，佩带见习少将军衔。战争爆发时，海军不相信其航海能力，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他在战争中的行动证明了海军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原作者注：谢瓦利埃：《法国海军史》。]“德埃斯坦像其佩剑一样凶猛，他总是士兵崇拜的偶像，海员崇拜的偶像；但是他在精神上对其军官们的这种权威，通过一系列的事件，逐渐丧失掉了，尽管很明显国王不断地在庇护着他。”[原作者注：盖兰：《海洋史》。] 

法国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德埃斯坦在这种场合下没有起到重要作用，除因他作为一名海军将领不称职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们说，德埃斯坦把格林纳达看成是他应该致力的真正目标，而把英国舰队看成是次要的目标。一位曾在此次战争中服役，并以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名义写作的海军战术家拉马图尔，在谈到这件事时，把它与约克敦之战等事件联系起来，用实例来说明法国海战的真正方针。他的话可能反映了那个时代法国部队的意见，因为他们确实是按照法国政府的政策行事，所以不能一带而过，因为他们涉及一些值得进行非常认真讨论的原则。他说：  

法国海军总是喜欢通过占领或保卫住一块征服地来获取荣耀；而不喜欢，也许是更明智的，但实际上是不现实的，捕获几艘敌舰的光荣；其实那样可能更接近于战争的真正目的。实际上，损失几艘舰船会给英国造成什么影响呢？重要的是在他们的领地攻击他们，损害他们的贸易资源和断绝其海上力量的来源。1778年的战争，恰恰证明了法国海军将军们忠实于这个国家的真正利益。例如保住了格林纳达岛，降服英国陆军迫使其放弃约克敦。此外，征服圣克里斯托弗岛也是一些重要战斗的结果，在这些战斗中宁可让敌人不受干扰地撤退，而不愿冒险给他一次援助被攻击点的机会。  

这种论点不可能比在格林纳达战斗中争论的问题提得更明确。没人否认确有一些时候，为了一次更重要的或更具决定性的战斗，放弃当前可能取得的胜利或者暂时将其搁置一边。1781年德格拉斯在切萨皮克湾之战中，由于约克敦的命运还没有最后决定，因此他所作出处置是正确的。把这里的情况与德埃斯坦在格林纳达的情况联系起来，好象这两件事情是出自同样的背景，并且想证明两者都是正确的。但是这种证明其正确不是依据各自适合于自己的特定情况所取得的成就，而是依据于一条总的原则。这种原则正确吗？这位作者在说“几艘舰船”时，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他的偏见。通常情况下，一支海军不会一下子被彻底打垮；捕获几艘舰船意味着在海上取得了一次不太大的胜利。在罗德尼的著名的战斗中。尽管也只捕获了5艘敌舰，可牙买加却因此得救了。  

为了确定那位作者声称已在上述两例中得到证明的那条原则是否正确（圣克里斯托弗之战随后将予以讨论），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需要寻求什么样的战果，和每一种情况下什么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在约克敦会战中，要寻求的战果是捕获康沃利斯的陆军；目标是消灭敌岸上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在格林纳达所选择的目标是占领一块没有什么军事价值的地方；因为必须注意，整个小安的列斯群岛，如果完全用武力进行控制，则必须派出成倍的分遣队，而他们之间的相互支援完全依赖于海军。这些众多的分遣队如果没有海军支援，很容易被各个击破。相反，如果能够保持海军优势，敌之海军难以逃脱被打垮的下场。格林纳达靠近并位于被英军牢牢控制的巴巴多斯和圣卢西亚的下风处，是法军薄弱的据点；但是，对这些岛子所要采取的正确的军事政策，是需要一个或两个有坚固设防和有部队守卫的海军基地，而其它的事则依赖于舰队。除此之外，还需要有防范巡航舰和武装私掠船攻击的安全措施。  

上述就是尚在进行争论的目标。在这种斗争中什么是决定性的因素呢？无疑是海军，是活动在海上的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康沃利斯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海洋。如果1781年9月5日有利于德格拉斯的形势完全改变了，如果法军不是比英军多5艘战舰，而是少5艘的话，就无需对其结果进行推测了。事实上，战斗开始时，与英军相比，德格拉斯占有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等于取得一次来之不易的胜利。当时的问题是，如能战胜敌人岸上有组织的部队确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但是，由于能否战胜有组织的海上力量是很难预料的，因此，他是否应该冒着风险去进行这场战斗？这不仅是一个约克敦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康沃利斯和他的陆军。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细节问题。  

这样指出来后——并且这样指出来不需要更改——只能有一种答案。但是应该清楚地看到，德格拉斯面临两种选择，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有组织的部队，作为自己的目标。  

德埃斯坦在格林纳达的情况则不是这样。他在数量上几乎与德格拉斯的兵力优于英军一样是占优势的；供他选择的目标是海上有组织的部队和一个富饶但不具任何军事价值的小岛。据说在格林纳达已经构筑了一个坚固可靠的防御阵地；但是如果这个阵地没有什么战略价值，它的内在的力量也就没有什么重要性了。为了挽救这个岛子，他拒绝利用命运曾赐予他的在数量上优于英国舰队的巨大优势。然而享有这些岛子的作用权却取决于两支海军之间的斗争。要想真正守住西印度群岛，首先需要一个坚固设防的海港，法国已有了这种海港，其次是对海洋的控制。要控制海洋决不是使岛上的分遣队成倍地增加，而是要消灭敌海军。这里的海军可准确地称之为野战军。这些岛子只相当于一些富饶的城镇；并且只需要一个或两个设防的城镇或哨所。  

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导致德埃斯坦采取这种行动的原则，至少可以说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遵循这种原则使他犯了错误。至于约克敦之战，拉马图尔阐述的原则不是促使德格拉斯那样做的正当理由，尽管它可能是真正的原因。能够证明德格拉斯是正确的，是这件事情取决于对海洋的牢牢控制，而德格拉斯只是利用他在数量上的优势，短时间里控制过它。即或数量相等，如果忠实于当时的军事职责，也必须迫使德格拉斯去战斗，以制止英国舰队司令去执行其已制订的计划。恰恰是拉马图尔不屑一顾地提到的“摧毁几艘敌舰”才取得了优势，正是凭仗这种优势，在约克敦之战中才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作为一条总的原则，无疑这个目标要比法军追求的目标好得多。当然，不排除会有一些例外。但是这些例外，很可能像约克敦之战那样，军事力量在别处受到了直接攻击，或者像在马翁港一样，一个理想的强大的军事基地处于危险之中。即使是在马翁港，这种谨慎小心是否被用错地方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霍克或者是博斯科恩，也遭到了宾那样的惨败，他们可能不会到直布罗陀去修整，除非法国舰队司令继第一次打击之后，接连不断地进行打击，使其伤残不断增加。  

格林纳达在德埃斯坦的心目中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他在那里取得了唯一的胜利。继特拉华、纽约和罗得岛的失败之后，又出现了令人耻辱的圣卢西亚事件，难以使人理解的是某些法国作者仍然对他那样信任。德埃斯坦具有天赋的才华和有感染力的勇敢，他在担任舰队司令时，亲自指挥对圣卢西亚和格林纳达的防御设施实施攻击，并且几个月后又对萨凡纳发起攻击，但是没有成功。在这些战斗中他身先士卒，表现的非常出色。  

 1778年冬季，法国海军不在期间，英国人利用没有驶往西印度群岛的几艘战舰控制海洋，决心把大陆战争转移至据信有大批亲英分子的南方诸州。远征的目标是佐治亚州，就此而言，他们是很成功的，萨凡纳在1778年的最后几天落入了他们手里。并且整个佐治亚州也迅速被降服了。从那时起，作战活动延伸至南卡罗来纳，但是英国人并没有占领查尔斯顿。  

随着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危在旦夕的消息和公众对法国的抱怨一起传到了西印度群岛德埃斯坦的耳中。美国公众谴责法国人抛弃了他们的同盟者，不愿意帮助他们，相反，他们已利用波士顿人的热诚支援，使他们已失去活动能力的舰队重新装备起来。声称法国人没有给予帮助，实际上是一种刺激，它激励德埃斯坦无视已收到的立即率领一些战舰返回欧洲的命令，而是率领22艘战列舰驶向美国海岸。当时他考虑到有两个目标——援救南部各州和与华盛顿的陆军一起进攻纽约。  

 9月1日，德埃斯坦驶抵佐治亚海岸时，英国人却全然没有察觉到；但是缺少敏捷已成为这位勇士指挥工作中的致命的弱点，使他再次丧失了良机。先是进攻萨凡纳之前浪费了宝贵的时光，使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加之天气不好的季节日趋渐近，迫使他前松后紧地没有完全准备就绪便投入了攻击。进攻中，他依然表现得非常勇敢，与美国将军一样，位于其纵队的前面；但是结果只是惨败。终止围攻之后，德埃斯坦立即驶向法国，不仅放弃了进攻纽约的计划，而且还把南方诸州交给了敌人。英国人在得知法国舰队到来时，非常仓促地放弃了纽波特。虽然他们从纽波特撤退已是事先决定的，但是德埃斯坦的到来，使撤退变成了溃逃。英国人的行动充分说明了，对于一直都在败退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如此强烈要求给予帮助的法国强大的海上力量所起的作用。  

在德埃斯坦率领全部法国舰队离开之后——至于那些没有驶回法国的战舰又回到了西印度群岛——英军又重新开始进攻南方诸州，这种进攻曾一度停止过。1779年的最后几周，英国舰队和陆军离开了纽约前往佐治亚，他们在泰贝集结之后取道埃迪斯托进逼查尔斯顿。在海洋上无能为力的美国人，除派出单艘巡航舰偶而掠获到一些单独航行的舰船外，对英军的行动只能听之任之，事实再次告诫我们，单纯巡舰战的效果，是微不足道的。对查尔斯顿的围攻是于3月底开始的——英舰毫无受损地顺利通过了沙洲和英尔特里要塞，并很快锚泊于港口，将查尔斯顿置于舰炮射程之内。来自陆上的攻击轻而易举地使英尔特里要塞迅速陷落了，而查尔斯顿城是在经过了40天的包围之后，于5月12日被占领的。接着整个南卡罗来纳州也迅速地被蹂躏了，并且处于军事镇压之中。  

德埃斯坦留下的几艘战舰，与来自法国的由戴吉尚伯爵指挥的增援部队会合了。1780年3月22日，戴吉尚伯爵接任西印度群岛海域法军总指挥。第二天他率舰队驶向圣卢西亚，一心想攻其不意，但是一个执拗、善战的英国海军传统型的老将军，海德·帕克爵士已经将他的16艘战舰部署在锚地严阵以待，致使率领22艘战舰的戴吉尚不敢轻举妄动。假定这是一次天赐良机的话，也绝不会再出现了，戴吉尚率舰返回马提尼克岛，并于27日锚泊在那里；就在这一天，位于圣卢西亚的海德·帕克与新任舰队司令罗德尼会合了。  

这位此后才驰名，但当时只是一位卓越的舰队司令，当他担任将会获得不朽声望的指挥时，已经62岁了。他具有超常人的胆略和军事技术素养，但是因为他很奢侈，即使这不是不正当的习惯，在战争爆发时，受金钱困扰曾使他在法国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他自我吹嘘如果条件允许使他回到英国，他完全能够对付法国舰队，一位听到这种说法的法国贵族，或许受骑士气慨和全国不满情绪的影响，承担了他的全部债务。罗德尼一回到英国，便得到了指挥权，并于1780年1月，率领20艘战列舰，前去救援被严密包围的直布罗陀。在加的斯外海，由于走运，使他出了名。他遇上了11艘西班牙战列舰组成的舰队，这支舰队开始一直艰难地坚守阵位，后来逃跑了。[原作者注：德林克沃特在他的《直布罗陀被围记》中解释说，这位西班牙舰队司令深信罗德尼不会随同运输船队驶入这个海峡，他已早离开它了，一直到很晚他发现自己错了。]罗德尼发出进行全面追逐的信号，并且驶向下风，突然插入敌舰和港口之间。尽管是在一个漆黑的暴风骤雨之夜，他却成功地击沉了1艘敌舰并且捕获了6艘。然后，他又火速地援救直布罗陀，使其摆脱因缺少供应造成的困难局面，他把战利品和其舰队的大部分战舰留在直布罗陀，他率领其余的战舰驶向他的阵位。  

尽管罗德尼勇敢落吧，技艺高超，并且就其运用的战术而言，他已经远远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人，但是作为一名舰队司令，他属于法国谨慎的战术家学派，而不属于激进的、不受条条框框节制的纳尔逊热情派。象我们在图尔维尔身上，已经看到了17世纪这种咬住敌人不放的拚死搏斗，逐渐与刻板而矫揉造作的——我们几乎可以说是无聊的——18世纪的阅兵式战术结合为一体那样，我们将会在罗德尼身上，看到从上述那种古板的拚死决斗中已过渡到周密思考，旨在取得重大成就的战斗。硬要把罗德尼与他那个时代的法国海军将领相比是不公正的。军事素养较高的戴吉尚，在他们一交锋时，就看出了罗德尼是要击败他，而不是为了进行无效的武力炫耀。不论命运可能会给予他什么意想不到的恩惠，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法国舰队这个目标——在敌海上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康沃利斯被征服后，征服者没有抓住幸运之神赐予的良机，没能对处于不利地位的罗德尼实施攻击。后来却让罗德尼取得了胜利，从而使英国人跳出了忧虑的深渊，英国军队夺回了除多巴哥以外，那些曾一度被同盟国运用其谨慎策略占领的岛屿。  

戴吉尚与罗德尼第一次遭遇是1780年的4月17日，是在罗德尼抵达的3周之后。正当法国舰队位于马提尼克和多米尼加之间的海峡逆风换戗时，敌人已在东南方向集结起来了。为占领上风位置，双方进行了一天的机动，最后还是罗德尼占领了上风。当时两支舰队都位于岛屿的下风处（参阅图17）[原作者注：进行战斗的地方是用两面交叉的旗帜表示的。]，右舷戗风向北面驶去，并且法国舰队位于英国舰队舰艏的下风处，罗德尼满帆行驶，向其舰队发出了准备用其全部力量攻击敌后卫和敌中间主队的信号；当他驶抵他认为合适的位置时，命令他们一起偏离8个罗径点（90度）（A、A、A）。戴吉尚注意到了后卫的危险，使其舰队一起全部舰艏转向下风，并顺风向航行去救援后卫。罗德尼发现自己的图谋失败之后，再次舰艏转向下风与敌舰队一样顺风向航行，两支舰队一起驶向东南方向。[原作者注：位于A阵位上的黑色舰代表正驶向法国舰队中间部分和后卫的英舰。Vr线是表示攻击前从前卫至后卫的战列线。V′r′阵位是表示当法国舰队尾部转向风时，英国舰队左舷戗风迎风航行之后前卫舰和后卫舰的位置。]一小时之后，正值中午，罗德尼再次发出交战信号，按照他的命令（引自他自己的急件）“每一艘舰要（全力以赴驶向敌战列线找到自己的对手实施攻击）。”这种情况听起来很象过去的舰对舰交战，罗德尼解释说，他已经指出了此刻他要找的对手，不是敌战列线中按顺序与自己相应的战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敌我两条战列线错开，我前面的舰可以攻击敌中间主队的前几艘战舰，这样整个英国舰队就只需要对付敌舰队三分之二的战舰（B、B）。”其后的困难和误会似乎主要是由于旗语通讯手册的不完善所造成的。前面的英舰（a）没有按照舰队司令的意图去做，而是张满帆以便驶抵他们预先设定的位置，按照他们在队形里的顺序在敌战列线中寻找与之相应的战舰并行。罗德尼后来指出，在他进行第二次袭击时，法国舰队的战列线延伸的很长；并且指出如果他的命令被执行了，法国舰队的中间部分和后卫，在其前卫与其会合之前，肯定会失去作战能力。  

似乎完全有理由相信罗德尼自己所说的，他自始至终都在打算出其不意地攻击法国舰队。他的意图没有达成，是由于旗语手册不完备和舰队战术不灵活造成的。由于他不久前才统帅这支舰队，故对此他没有责任。戴吉尚一眼便看穿了罗德尼的战术是凶险可怕的，当英国舰队第一次离开时，他惊叫他的6艘或7艘舰船已无法参战了；他捎信给罗德尼说，如果他的信号被执行了，他可能已成为罗德尼的俘虏。[原作者注：罗德尼在致指挥英军战列线前导舰的卡凯特的一封信中严肃谴责说：“你所采取的带头方式，导致其它战舰模仿你的坏榜样；并因此忘记了组成战列线的信号中规定彼此相距只2链，而由你领导的前卫分队距中间分队的间隔却超过了2里格，因此使其暴露于敌火力最强大的部分，而得不到任何支援。”（《自传》第1卷，第351页）。按照所有的战术常规，似乎其它战舰应保持一定距离位于相邻舰的尾部，也就是说应该靠近中间部分。在与没有参加这次交战的吉尔伯特·布莱恩爵士交谈时，罗德尼指出法国舰队战列线展开4里格长，“好象戴吉尚认为我们要从他那儿逃跑”。（《海军编年史》第25卷，第402页）。]另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证是，在以后的遭遇战中，戴吉尚都小心翼翼地不敢位于下风，从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出戴吉尚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对手具有危险性。尽管罗德尼的周密计划被打乱了，但是他在执行这些计划时表现出了一个真正战士不容抹杀的勇敢；他使自己的坐舰靠近敌舰，并且直到敌舰改变航向避开之前，一直坚持这样做，他的坐舰前桅和主帆的桅横杆都被打断了，并因船壳遭到了严重损坏，使这艘舰不能漂浮在海面上。  

  

图17 罗德尼与戴吉尚之海战  

一些法国作者和博塔[原作者注：《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都曾提到了这次战斗中发生的一件小事，他们引用的可能是法国权威人士提供的资料，但是却没有在英国报导中看到，说明了在法国人看来这种进攻是十分紧迫的。依他们所说，罗德尼看到法国舰队司令后卫的一艘舰离开了阵位，使法军战列线中出现了一个缺口，便试图从中通过（b）。但是法军一艘74门舰炮的“命运”号舰长满帆奋力前进，并使自己强行通过了阻碍其前进的一艘90门舰炮的英舰。拉佩尤兹·邦菲斯说：  

 “命运”号的行动应得到应有的称赞，如果不是由于M·德戈英派的勇敢，法国舰队的失败几乎是确信无疑的，事后整个法国分舰队都持这种看法。如果我们的战列线被突破了，那么威胁我们舰队的将是什么样的灾难呢？对于我们的后卫迅速地，继续向前航行，填补被分割舰船的空位，难道是不可能的事情吗？进行上述调动必然会引发出一场混战，在这场混战中，谁的舰队里的舰长最勇敢和最忠于职守就最有可能取得胜利。当时在这个帝国隶属的海军中，有一条公认的原则，就是被分开的敌舰就是被捕获的对象，并且战斗中实际上都是这样做的。  

突破敌军的战列线或战斗队形的效果取决于几个方面。基本的思想是，通过在敌战列线里发现的或使其形成的间隙，使其力量分散，然后再集中力量去袭击其不易得到其它部队援助的那一部分。在一个舰船纵队里，这一部分通常是后卫。被攻击的队形的疏密程度，被分开舰船的数量，他们可能被孤立和在数量上被超过所持续的时间长短，都将会对战果有所影响。而影响其结果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精神作用。例如，被破坏的战列线里将会出现混乱。驶向突破口的舰船被堵住了，后面的舰船挤在了一起。而前面的舰船继续沿着它们的航向向前航行。这种时刻万分紧急，并且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但是，在意想不到的危急时刻，人们很难看到这一点，很难立即采取正确措施，尤其是作为下级人员，如果要他们承担责任的话，更做不到上述这些。处于混乱之中的英国人，不是自以为是，而是希望利用他们较好的航海技术取得有利条件；为此不仅仅需要“勇敢和献身”，而且还要当时就显示出高超技术。“突破战列线”的所有这些作用，在1782年罗德尼的重要战斗里得到了证实。  

在此之后的一个月里，戴吉尚和罗德尼又相遇过两次，但是每一次法国舰队司令都没有占领法军十分偏爱的下风位置。此时，一支由12艘战列舰组成的西班牙舰队正驶向这里与法国舰队会合。罗德尼为堵截他们，在马提尼克岛的上风面巡航；但是这位西班牙舰队司令率舰队一直向北航行，看到了瓜德罗普岛，然后由此给戴吉尚发送一份急件，戴吉尚与其会合之后，把他们护送至港内。法西两国舰队的会合使其在数量上占据了极大的优势，使英国诸岛惶恐不安。但是由于他们缺少协调，导致了迟延和犹豫，而且在西班牙舰队中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流行病，使所有计划中的作战活动都成为纸上谈兵。8月戴吉尚率领15艘战舰驶向法国。罗德尼由于不知道他会驶向何处，既担心北美洲，又担心牙买加，只好把其舰队一分为二，一半留在这些岛屿，他与其余的一半一起驶向纽约，9月12日他们驶抵那里。罗德尼这样做是冒很大危险的，而且简直是不适当的；但是这种力量分散并没有产生什么坏的结果。[原作者注：至于罗德尼的理由，请看他的《自传》第1卷，第365页，第376页。]如果戴吉尚打算进攻牙买加，或者像华盛顿所期望的那样进攻纽约，被分开的罗德尼舰队的哪一部分都挡不住他。两次可能造成的灾难，而不是一次，都是出自于把力量较小的部队分散在两个战场上，而不是集中全部力量于一个战场。  

罗德尼担心北美洲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这一年的7月12日，盼望已久的法国援军终于抵达了，他们是由罗尚博指挥的5000人的法国部队和由德·泰尔内伊指挥的7艘战列舰。此后，尽管英国仍然在海上占优势，但是不得不把其力量集中至纽约，并且无法加强他们在卡罗来纳的作战活动。经陆路调动部队不仅距离较远，而且很困难，相比之下海上力量具备有利的条件，因此拉斐特敦促法国政府派出更多的舰队；但是法国关注它在安的列斯群岛的切身利益是很自然的，也是非常正当的，所以当时还不是解救美国的时候。  

因为罗德尼离开了西印度群岛，因此他躲过了1780年10月的飓风。这一年的年底他又回到了西印度群岛，此后不久，他便听到了英国和荷兰之间爆发了战争，宣战日期为1780年12月20日，导致战争的原因以后将会提到。这位舰队司令除捕获了价值1500万美元的多艘商船外，还迅速占领了荷兰在西印度群岛的圣厄斯塔岛和圣马丁岛。尽管这些岛屿当时仍然保持中立，但是他们起到了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拿骚曾起到的作用，并且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走私货物仓库，当时大批走私货物都落到了英国人手里。  

 1780年对美国的独立战争来说，是令人沮丧的一年，卡姆登之战似乎已决定了英国人对南卡罗来纳的统治，并且英国人有了更高的要求，希望控制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随后出现的阿诺德叛变对美国更是雪上加霜，只是由于美军在金斯芒廷取得了胜利，使美国人多少得到了一点宽慰。处于这种形势下，法国部队的大力支援便成了最振奋人心的事情。但是就连这种支援也蒙上了一层阴影，准备进行援助的第二支分遣队被英国舰队封锁在布雷斯特港里；美国人殷切地期望戴吉尚能率舰队回到北美，这个期望最终成为泡影，而代替他来的却是罗德尼，使遂行战役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然而，进行决定性激烈战斗的时刻即将到来。1781年3月底，德格拉斯伯爵率领26艘战列舰和一支庞大的运输船队离开了布雷斯特。当他们驶抵亚速尔群岛附近时，由絮弗昂指挥的5艘战舰离开了舰队驶向印度，有关他的情况后面将详细叙述。4月28日德格拉斯看到了马提尼克岛。英军分舰队司令胡德正在封锁罗亚尔堡（罗德尼仍然留在后面的圣厄斯塔），它是法国位于马提尼克岛背风面的港口和军械库，当英军了望舰报告敌舰队来临时，法军港口里有4艘战列舰。胡德面前有2个目标——一个是阻止被封锁在港口里的4艘战列舰与前来的法国舰队会合；另一个是拦阻前来的舰队，使其不能通过英军和圣卢西亚的格罗斯埃特湾之间的海域。在其后的24小时里，胡德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在戴蒙德礁的上风面逆风换戗时，他的舰队位于下风很远，使29日通过海峡的德格拉斯，驶向了罗亚尔堡，并使其运输船队位于舰队和马提尼克岛之间。胡德因为占据了这个不利的位置受到了罗德尼的严厉指责，但是这种情况可能是被小风和背风潮流促成的。不管怎样，结果是使罗亚尔堡港内的4艘法舰出海与其主力会合了。英军当时要用18艘舰对付法军的24艘舰，并且后者还占据了上风位置，虽然两军战舰的数量比为四比三，法军拥有进攻的能力，可是德格拉斯不会愿意这样做。由于担心他的运输船队会被暴露，使其放弃了一次认真交战的机会。可能有人会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其部队不信任。如果说这次不是海军进行作战的机会，那么什么时候才是其机会呢？德格拉斯却坚持进行远距离炮击，甚至英军对他这种畏缩不前的迟疑作法也感到意外。能证明这样一种行动方针是正确的吗？这种政策或传统难道会是好的吗？  

第二天4月30日，已经错过了机会的德格拉斯企图跟踪胡德，但是后者已无任何理由再去交战，因为29日他的几艘舰船遭到了严重损坏，使其本来的劣势更加变本加厉。德格拉斯没能追上胡德，因为他的舰队速度较慢，很多舰船不是铜板包底的。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尽管从样式和体积上看，法国舰船一般都比英国舰船速度快；但是因政府在采取新的改进措施方面行动迟缓，这种优势便丧失了。  

胡德与罗德尼再次在安提瓜岛会合，德格拉斯在罗亚尔堡作短暂停留之后，企图进攻格罗斯埃罗特湾，因为英军占领了这个地方就可监视法国舰队的一切活动。德格拉斯在这里受挫之后，便转而去进攻多巴哥，1781年6月2日将其攻陷。在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作战活动之后，离开了那里，并于7月26日锚泊在海地岛的法兰西角（现在的海地角）。在这里，一艘来自美国的法国快速帆船正在等待他的到来，给他捎来了华盛顿和罗尚博的急件，按照这些急件，他要在这场战争中，进行其他法国海军将军都不曾进行过的最重要的战斗。  

英国人对南部各州的入侵首先是以佐治亚为突破口的，接着是占领查尔斯顿和对两个最边远的州实施军事控制，入侵的英军继续向北推进，取道卡姆登进入北卡罗来纳。1780年8月16日，美国盖茨将军在卡姆登被彻底战败；在其后的9个月里，由康沃利斯指挥的英军一心想吞噬整个北卡罗来纳，讲述这些作战活动与我们的题目关系不大。康沃利斯经过一系列战斗，虽然在实际交战中也曾多次取得胜利，但是已经筋疲力竭只能退至沿海，最后进入威尔明顿，因为在威尔明顿已建立起许多为应付意外事件所需要的仓库。他的对手格林将军当时已把美国部队调至南卡罗来纳。康沃利斯的力量太弱了，他不敢梦想控制，甚至不敢梦想进入一个不友好的地区内。他不得不在返回查尔斯顿和向北移动再次进入弗吉尼亚的两个方案之间进行抉择。返回查尔斯顿是为确保英国在那里的和在南卡罗来纳岌岌可危的权力；进入弗吉尼亚，是为了在那里，与菲利普斯和阿诺德将军指挥的，活动于詹姆斯河的小型远征军汇合在一起。无论如何向后撤退将会公开表明过去几个月令人疲惫不堪的行军和战斗都是毫无结果的，因此这位将军毫不犹豫地认为切萨皮克湾是合适的战场，即便纽约不得不放弃，它仍然是最好的战场。总司令亨利·克林顿爵士并没有同意他的看法，仅这一点，足以证明了康沃利斯所采取的行动，事先没有向克林顿请示。克林顿写道：“在切萨皮克湾遂行作战活动要担很大的风险，除非我们在海上会长期保持一种优势。我为可能产生的不幸十分担心。”由康沃利斯独断专行，已于1781年4月25日从威尔明顿向前推进，5月20日与早已在彼得斯堡的英军会合。联合起来的部队总数有7000人。他们从南卡罗来纳的开阔地被赶至了查尔斯顿，当时那里英国还有两个力量中心——纽约和切萨皮克。因为美国人控制着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所以两者之间的交通往来只能全部依赖于海洋。  

尽管亨利·克林顿对康沃利斯的行动进行了令人不快的批评，但是他自己还是冒险向切萨皮克派出了一支较大的分遣队。由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将军率领的一支有1600名士兵组成的部队劫掠了詹姆斯河地区，并于这一年的1月烧毁了里士满。因为美国人一心想俘获阿诺德，便命令拉斐特率领一支由1200名士兵组成的核心部队去弗吉尼亚，3月8日晚间，位于纽波特的法国分舰队为配合上述行动，一起离港以便控制切萨皮克湾海域。指挥停泊在加德纳斯湾[原作者注：位于长岛东端。]的英国舰队的海军将军阿巴思诺特，根据其警戒舰的报告，得知法国分舰队出海了，36小时之后，即10日早晨，开始进行追踪。或者是由于孜孜不倦，或者是由于幸运，他把时间掌握的恰到好处，当两支舰队位于切萨皮克岬附近相互看到时，英国舰队在前面航行[原作者注：法国人把这种不利归结于他们的某些舰船没有用铜板包底。]（图18，A、A）。他们立刻逆风换戗迎战敌人，依他的说法是敌人组成了一条战列线。此时风向为正西，所以哪一支舰队都不能直接驶入海湾。  

  

图18 阿巴思诺特与德图什之战  

两支舰队的实力几乎不相上下，双方各有8艘战舰，但是英军战列线里有1艘装备了90门舰炮的舰，而法军只有1艘大型快速帆船。但是这次战斗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法军通常采用的作战方针变了，那位精力充沛的总司令下决心要遂行战斗。至于这次战斗没有打好可能是由于分舰队司令德图什的主观良好愿望，或者是由于某些其它原因，而不是法国海军史的读者都非常熟悉的法国所喜欢的那种不可告人的作战目标。当时天气十分恶劣，暴风雨即将来临，在经过一、二次风向改变之后，最后刮起了东北风，海面上波涛汹涌，但是此刻非常适于驶入湾内。当时两支舰队都是左舷戗风驶向海洋，法国舰队位于前面，距迎风的英国舰队船首约1罗径点（B、B）。从这个位置上，它们逐个舰首转向下风（C），位于英国舰队的前面，占领了下风位置，并因此使他们可以利用上风位置的巨浪不能使用的较低的舰炮。英国舰队继续向同一方向航行，直至与敌舰队并行（a、b），各舰同时舰艏转向下风并很快利用他们惯用的方法进行了攻击，取得了与往常一样的结果（C）。虽然其3艘前卫舰的桅杆遭到了严重毁坏，但同时他们也集中其火力对2艘法舰射击，使他们的船壳和帆缆遭到严重损坏，影响了航行的速度。法军前卫当时已经离开，陷于困境的阿巴思诺特再次命令前卫改变航向迎风行驶。德图什那时利用单列行进进行了熟练的调动。他用信号通知前卫以其另一舷迎风行驶（e），他率领分舰队的其余几艘战舰，从失去活动能力的英舰侧旁通过，这些充满活力的法舰在对其进行了连续齐射之后，舰艏转向下风（d），驶向了海洋（D）。这便是战斗的结果，它的确不利于英国人。虽然英军在战斗中一贯坚忍不拔，但是由于他们不能在海上追踪敌人，便驶入海湾（D）与阿诺德会合，因此打乱了法国人和美国人的计划，而对此华盛顿曾寄予极大的希望。在认真阅读了这些报道之后，毋庸置疑，战斗之后法军的处境要比英军的好得多，并且法军也自称他们实际上是获胜了；但是由于远征的法国舰队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不想再次冒风险去与一支规模与之不相上下的舰队决一死战。[原作者注：法国政府对德图什的行动不满，可从政府迟迟不奖赏其分舰队的军官们推断出来，这件事引起了许多人的愤慨，并表示强烈抗议。法国人声称阿巴思诺特在纽约街道上受到哄赶，并被其政府召回国。这后一种说法是错误的，他回国完全是他自己提出的要求，但是前者是完全可能的。在这次战斗中，两名指挥者都改变了他们国家的传统海军作战方针。] 

因为海路正被打通，并且由武装力量进行控制，3月26日，2000多人的英国部队驶离纽约抵达弗吉尼亚。5月随着康沃利斯到达，使英军的兵力增至7000人。敌对双方在春季和秋季的作战活动与我们的题目无关，在这些战斗中，美军是由拉斐特指挥的。8月初，康沃利斯按照亨利·克林顿的命令将其部队撤至约克河和詹姆斯河之间的半岛上，并且占领了约克敦。  

 5月21日，华盛顿与罗尚博会晤，并且决定法国西印度群岛舰队抵达时，如果形势需要，应致力于进攻纽约或者是切萨皮克。这就是前面曾提过的，德格拉斯在法兰西角看到的急件的它要内容。与此同时，同盟国的将军们使他们的部队向纽约靠拢，那是他们即将要夺取的一个目标，并且靠近他们可能要攻击的第二个目标。  

依华盛顿和法国政府看来，两次战斗的结果都取决于优势的海上力量；但是罗尚博已私下通知舰队司令，他希望选择切萨皮克作为未来战斗的战场。此外，法国政府曾经拒绝为竭尽全力包围纽约提供各种支援。[原作者注：班克罗夫特：《美国历史》。]以大规模的军事联合行动形式为先决条件，具有一定冒险性行动的作战计划能否完成，是取决于安全、迅速的调动，和使敌人看不出真正的目标——一支独具特点的海军最适于达成上述目的。至切萨皮克湾的航程短，那里的水较深，并且易于领航等等，这些都是应该把这个计划交给海军将领去判断的充分理由；德格拉斯欣然接受这一任务，没提出任何会引起争论的问题和需要延缓行动的困难，也没提出任何修改意见。  

在做出决定之后，法国舰队司令以正确的判断力，敏捷的速度，充沛的精力采取行动。送来华盛顿急件的那艘快速帆船又被遣回，所以到8月15日，同盟国的将军们就知道了这支舰队即将抵达。由于西班牙分舰队锚泊在德格拉斯已占领的地方，因此法兰西角总督就能够抽调3500名士兵随他北上。德格拉斯还从哈瓦那总督那里筹集了美国人所急需的钱。此外，德格拉斯令运输船队驶回法国，但是并没有削弱他的实力，正如宫廷所希望的那样，他把每一艘可利用的舰船都派到了切萨皮克。为了使他的到达能尽可能长时间的保守秘密，他率领28艘战列舰取道很少使用的巴哈马海峡，并于8月30日锚泊在恰好位于切萨皮克范围之内的林黑文湾。在此之前3天，即8月27日，位于纽波特的，由8艘战列舰、4艘快速帆船和18艘运输舰组成的法国分舰队，由德巴拉斯指挥驶向集结地，为了躲避英国人，他们不得不绕大圈出海。因为它装载着法国攻城炮，所以取这条航线是非常必要的。由华盛顿和罗尚博指挥的部队已于8月24日渡过了哈得孙河，向切萨皮克海岬进发。于是各种不同的武装部队，陆上的和海上的，都正向他们的目标康沃利斯会聚。  

英国人在各个方向上都是不幸的。罗德尼得知德格拉斯离港之后，便派出14艘战列舰由胡德指挥驶向北美洲，而他自己因身体不好，于8月返回英国。胡德取最近航线，比德格拉斯早3天到达切萨皮克湾，窥视湾内，没有发现法舰的踪迹，他转而驶向纽约。在那里他遇上了格雷夫斯指挥的5艘战列舰，因后者级别较高，指挥整个英国部队之职自然由他承担。8月31日他们一起离开纽约驶向切萨皮克湾；希望在德巴拉斯与德格拉斯会合之前阻截他。再说亨利·克林顿爵士，他在两天之后才确信同盟国部队已前去攻击康沃利斯，并且已经走的很远没办法追赶了。  

格雷夫斯到达切萨皮克湾，发现里面锚泊着一支舰队，这令他很吃惊，从数量上推断，它只能是一支敌舰队，但是他仍然驶进去要与其交战。法国舰队起航后，格雷夫斯通过观察，清楚看到自己在数量上处于劣势——19艘对24艘——但这仍没有使他停止前去攻击。然而由于他的方法笨拙，使他的勇敢无济于事，在没有取得任何有利的条件下，他的许多舰船遭到损坏。德格拉斯，期待着德巴拉斯到来，在湾外停留了5天，只是牵制英国舰队没有与其进行任何战斗；当其返回港内时，发现德巴拉斯已安全地锚泊在那里。格雷夫斯返回纽约，随着他的离去，能使康沃利斯感到高兴的最后希望也破灭了。围攻进行的稳扎稳打，由于法军控制了海洋，对康沃利斯的围攻只可能有一种结果，1781年10月19日英国部队投降了。伴随这次惨败一起而来的是，英国镇压殖民地起义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战斗时有时无，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之久，但是却没有进行重要的作战活动。  

英国所进行的这些作战活动，结局是很不幸的，这既有指挥上的不当，也有命运上的不幸。如果罗德尼的命令被执行了，[原作者注：《罗德尼传记》第2卷，152页；克拉克《海军战术》第84页。]来自牙买加的几艘英舰，可能会使胡德分遣队的力量得到加强。罗德尼也向纽约地区指挥官格雷夫斯派出了传递公文的船，可是他不在，他在1艘巡航舰上，正在前去东部截击美国在法国的代理人发送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补给品。英国国会曾强调过，要他把注意力放在截住这支运输船队上，因为知道这支运输船队有战舰护送，舰队司令可能根本没有动脑去思考，就在西印度群岛的飓风季节即将来临之际，本应把海军作战活动转移至北美沿海，却亲自率领他的全部舰队离开了他的司令部。因为他已不在，罗德尼的急件只能由纽约的高级官员立即派船转送给他，但是传递急件的船被法军的巡航舰驱赶回海岸，所以直到8月16日格雷夫斯返回港口时，才看到急件。胡德发送的他即将到来的情报也被法国人截获了。看来胡德在抵达之后并没有延误出海，但在这支舰队应驶向何处的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英军知道德巴拉斯已经率领8艘法舰离开了纽波特，可能驶向切萨皮克湾去与德格拉斯会合；而且已经明智地指出了，如果格雷夫斯在这两个海岬附近离开海岸较远的海区巡航，他肯定会以绝对优势兵力与德巴拉斯相遇。在了解了现在所知道的这些情况之后，无疑上述这些才是他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英国舰队司令得到的情报不准确。他没有料到法军会在什么地方有与他们相等的力量；格雷夫斯没有收到他本该收到的有关敌舰数字的情报，这是由于切萨皮克外海的巡航舰的疏忽。早已命令他们起航，但是当德格拉斯出现切断了他们的退路时，位于亨利角内的2艘巡航舰还锚泊在那里。一艘被捕获了，另一艘被赶至约克河口，这两位下级军官的疏忽，使格雷夫斯失去最重要的情报，它给总的结局带来的损失之大，是其它任何过错都无法与之比拟的，很容易设想出，如果格雷夫斯提前2天，知道了德格拉斯带来了27艘或28艘战舰，会对他的调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结果也一定是意料之中的。首先，他会伏击德巴拉斯，用他自己的19艘舰完全可以对付德巴拉斯。“如果舰队司令格雷夫斯成功地捕获了那个分舰队，即使不能完全制止围攻部队的作战活动，也会大大削弱它们围攻约克敦的能力（围攻部队的辎重装载在德巴拉斯分舰队的舰船上）。此外，这样就可使两支舰队在数量上不相上下，可以阻止法国武装部队下一年度在西印度群岛的攻势，并且完全可能使法国人和美国人在思想上产生不和[原作者注：德巴拉斯原本不愿意驶向切萨皮克湾，因为害怕遭到一支优势部队的截击，而他不得不屈从于华盛顿和罗尚博的请求。]，以致使美国人陷入绝望，而使其能够摆脱这种绝望只是由于德格拉斯所率部队的抵达。”[原作者注：皇家海军托马斯·怀特海军上校：《海军战术研究》。]上述是对海军战略作出的正确和合理的评估。  

至于谈到舰队司令的战术，完全可以说，格雷夫斯在这次战斗中运用的战术几乎与宾在战斗中使用的一样，带来的灾难也极其相似；并且还可以说，在用19艘舰去攻击24艘舰时，由于采用这种作战部署，而使有才能的军官胡德指挥的7艘舰没能参战。  

法军方面的预见性和决心必须归功于德格拉斯，尽管他在其它战场上经常失败。他决定率领所有的战舰北上，使其不受德巴拉斯失败的影响。为使其调动更隐蔽，他取道巴哈马海峡；他请求西印度群岛的西班牙和法国军事当局给予支援，弄到了他所需要的钱和部队；预见性使他早在3月29日刚一离开布雷斯特，就写信给罗尚博，提出应把美国海岸领航员派至法兰西角；在德巴拉斯分舰队悄悄溜进港之前，他一直沉着冷静地愚弄着格雷夫斯，所有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舰队司令运用他的权力扣留了法国“西印度贸易公司”的200艘商船，让它们从7月到11月——直呆在那里，直到北方的战斗结束时，使他腾出手来能用战舰为他们护航时为止。这件事情说明了一个重商的代议制政府，同一个完全军事化的国家相比，具有一种很大的弱点。那个时代的一位军官写道：“如果英国政府曾同意，或者是英国的舰队司令采取了上述措施的话，政府就可能被推翻，而那位舰队司令则可能被处以绞刑，”[原作者注：怀特：《海军学术研究》。]而在此期间，罗德尼却感到有必要派5艘战列舰进行护航，虽然已有6艘战列舰与来自牙买加的贸易船队一起回国了。  

批评1780年和1781年英国连续2年，把其舰队分散至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之间，比体会它所处的窘迫地位要容易得多。这种困难局面只反映了英国在这场力不从心的大战中，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困境。英国作为一个殖民帝国总是那样，它有众多的被暴露的点，每一点都要受到挑战并且处境尴尬。在欧洲，海峡舰队不只一次被敌方压倒多数的兵力赶至港内。直布罗陀遭到陆路和水路的严密封锁，只是因为英国海员具有娴熟的技术，在绝望的反抗中，战胜了他们笨拙而不能协调一致的敌方联合舰队，才使其得以幸存。在印度，爱德华·休斯爵士遇上了数量上和能力上均占优势的对手絮弗昂，如同德格拉斯优于胡德一样。英国政府无力顾及的梅诺卡，面对着优势的敌人不得不投降，不十分重要的英属安的列斯群岛，也一个接一个地被攻陷了。从法国和西班牙公开与其进行海战开始，除了在北美洲，它在各处都处于防守状态，所以从军事角度考虑，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它在各处等待敌军的攻击，而敌人可以依据他们选择的地点和时机，每次都使用优势兵力进行攻击。实际上在北美洲也不例外，虽然在这里进行了一些进攻战，但丝毫无损于它的真正的敌人，即敌方的海军。  

在这种状况下，即或把民族的自尊心或民族的敏感性问题放在一边，军事界的贤哲能会为英国开出什么样的灵丹妙药呢？这个问题为军事研究者提出了很好的研究课题，但是它的答案却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作出的，不过，一些真实情况还是可以指出的。首先，应该确定被攻击的帝国哪一部分需要保护。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英伦三岛之后，北美洲是最重要的领地。其次，依据它们固有的重要性，应该确定哪些地方是最值得保护的，而哪些地方依据他们内在的力量或帝国的力量，主要是海军力量最有把握控制住。例如在地中海，直布罗陀和马翁港都是非常重要的阵地。这两个地方都能守住吗？哪一个舰队比较容易驶抵，并且容易进行支援呢？如果不能同时控制住这两个地方，应该痛痛快快地放弃其中的一个，并把用以保护它的部队和力量用到另一处。所以在西印度群岛，依据巴巴多斯和圣卢西亚所具有的极其有利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只要舰队在数量上被敌方超过，即使敌舰队还没有出现，守备部队也应迅速地放弃其它小岛。至于牙买加这样一个大岛和它与全局的关系，则必须另当别论。这样一个大岛，鉴于它可以自给，因而，除了敌人以强大的兵力实施多次进攻外，它可以抗御一般的攻击，并且能够把位于巴巴多斯和圣卢西亚上风处的英军恰当地撤至该岛。  

如果英国的防御能这样集中起来，那么，它用以作战的主要武器——海军，就会被全部有效地用在进攻上。经验已经告诫我们，一些自由的国家，民众的政府几乎都不敢动用位于侵略者和其海岸或者其首府之间的部队。所以在敌人联合之前派出海峡舰队去寻找它，无论在军事上是多么明智的英国也不会这样做的。但是在一些不十分重要的点上，英国应该抢在同盟国的前面进行攻击。上述情况最适合于现在所考虑的这场战争。如果北美洲是第一重要目标，牙买加和其它的岛屿就应该冒险去保护。罗德尼可以有权申辩1781年他下达给牙买加和纽约的海军将军的命令没有被执行，从而使格雷夫斯的舰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  

但是，当戴吉尚离开这里驶往欧洲，使罗德尼从9月14日至11月14日对美洲进行短期巡视期间，英军在数量占据明显优势时，为什么他却不曾打算摧毁位于纽波特的由7艘战列舰组成的法国分舰队呢？这些法舰是在7月份抵达那里的；尽管他们及时修建了土木工事，使其阵位得到了加强，可是罗德尼出现在海岸附近的消息仍然使他们惊惶失措。罗德尼在纽约呆了两个星期，法国人也因此忙碌了两个星期，按他们自己所说的，这两个星期，使他们敢于面对英国全部海军。法国分舰队参谋长写道：“我们有两次很担心，而最担心的一次是罗德尼抵达时，英国人可能会在锚地攻击我们，在这段时间里进行这种攻击完全不是一种鲁莽行动。可是到了10月20日，我们的锚地已经构筑了防御工事，所以我们可以在那里敢于对付所有英国海军了。”[原作者注：布雄：《路易十六时期的海军》第281页。一个使入易于误解的标题。实际上这部著作是利贝尔·德·格朗夏安的一部较长的传记，他是特内伊指挥下的法国分舰队的参谋长。] 

无疑法国这样占领的阵位是牢不可破的。[原作者注：1781年《一位法国军官的日记》；《美国历史杂志》1880年3月。无疑在罗德尼巡视纽约期间，这里的防御工事远不如1781年完善，一年之后，当局为罗斯岛工事配备了20门36磅炮弹的炮。]它形成了一个90多度的凹角，是由从戈特岛至当时称作布伦顿角，现在的亚当斯堡为一边，和从戈特岛到罗斯岛为另一边的两条线构成的。这个阵位的右翼的罗斯岛有一个36门24磅炮弹的炮台，在左翼的布伦顿角上，配置有12门同样规格的火炮。位于罗斯岛和戈特岛之间，4艘法舰沿着西北西方向排成一线，堵住入口，可对前来的敌方舰队实施纵射；另外3艘位于戈特岛和布伦顿角之间，其舰炮火力与前面4艘相交成直角。  

但是另一方面，夏季里风经常径直吹至入口处，并且往往风力都很大。因此便可以使即便是失去活动能力的攻击舰也能顺风抵达其预定的阵位，一旦他们与敌战列线交织在一起，岸上的炮台便毫无用武之地。罗斯岛上的工事肯定没有一艘战列舰上层的两组舰炮高，布伦顿角上的工事也可能是这样，并且在数量上也比舰炮少许多。罗斯岛和布伦顿角上的防御工事不可能会有防炮弹的掩蔽部，所以无需怀疑他们可能会被攻击舰上的葡萄弹打中。从正面和西侧可以迫近罗斯岛200码之内，而从北面逼近也不超过0.5海里。因此法军右翼，包括战舰组成的战列线，无法避免遭受占据罗斯岛西部阵位的英舰的纵射和被其打垮。所以这些距离较近和位置较高的火力点可能是英国舰队以20比7的优势攻击的主要目标，如果成功地摧毁了法舰并攻克了罗斯岛，英军就可以在海湾的上方找到一块锚地，等待一场有利的风进行撤退。按当时英军一位非常熟悉这一海区的著名海军军官来看[原作者注：托马斯·格雷夫斯爵士，后来在1801年对哥本哈根的进攻中，是纳尔逊的副指挥，那次战斗中的领航工作比这儿提到的要困难得多，纯属一次孤注一掷的冒险行动。请看传记本的编年史《海军编年史》第8卷。]，进攻毫无疑问是会取得成功的，他不断建议罗德尼实施攻击，表示自己愿意为前面的舰船领航。法军在这个阵位上的安全感和英军对之裹足不前，清楚地表明了此次战争与纳尔逊和拿破仑进行的战争，在精神上截然不同的。  

但是这里所赞扬的这种勇敢精神，不只是对某次孤立的作战活动很重要，而是所有的战争都需要这种精神。英国由于数量上的劣势，到处处于防守状态。处于这种地位，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振足精神进行几乎是孤注一掷的作战活动才能自救。英国海军大臣写给罗德尼的信是非常实际的，他说：“对于我们来说，要想在各处都有一支优势海军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的舰队司令们都如你所做的那样，感到有责任为保卫国王陛下的所有领地而进行拚死搏斗，否则我们的敌人一定会看出我们在某一个地方没有准备好，并且会达到进攻我们的目的。”[原作者注：《罗德尼传记》第1卷，第402页。]这些进攻从其本身考虑可能是不合理的，是强加于英国指挥员的。法西联合海军是形势的关键，对于它的一些大的分遣队，如在纽波特的分遣队，无论冒什么危险，都要将其摧毁。这种行动方针对法国政府政策所起的作用只是一件推测之事，但作者本人对其并不怀疑。但是担任总指挥的英国军官，除了胡德，大概还有豪，没有谁能够应付这种局面。罗德尼当时已年高体弱，虽然他能力很强，是一个细心的战术家，可却不是一个伟大的海军将军。  

格雷夫斯的失败和因此而导致的康沃利斯的投降，并没有使海军在西半球的作战活动就此结束。相反，一个最大的战术功绩和整个战争中一次最辉煌的胜利，仍然为飘扬在西印度群岛的英国旗帜增添了光彩。但是，由于在约克敦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译者注：是指美国独立战争中，1781年9月进行的约克敦会战，英军由于海军兵力处于劣势，一时丧失了制海权．未能解救约克敦之围，康沃利斯被迫投降，是役实际上结束了美国东部的战争，为独立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美洲人原先忠于宗主国的那种精神终止了。在结束这场独立战争的叙述之前，必须再一次肯定它的良好结局，至少这场战争能这样尽快地结束，完全归功于对海洋的控制——归功于法国手中的海上力量，和英国当局不适当地分配其海上力量。一位权威人士是完全支持这种断言的，[译者注：是指华盛顿。]他比任何人更了解这个国家的资源，它的民族的特点和斗争的艰难，而他的名字现在仍然是正确、沉着、机智和爱国主义的最高象征。  

华盛顿有关这方面的所有言论的主要精神，都体现在1780年7月15日签署的《与法国陆军共同议定的作战计划备忘录》里，它是由拉斐特亲自转送的：  

拉斐特侯爵非常愿意将下面总的看法写在末尾的意见里转告给罗尚博伯爵和特内伊爵士：  

 1. 在任何作战活动中，和在任何条件下，一支决定性的优势海军，被看成是最重要的力量，并且每一种成功的希望，最后都必须取决于它。  

虽然华盛顿在这里最明确地郑重表达了他的看法，但是它只是许多次表述中的一次。1780年12月20日，他在致富兰克林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对法军的第二支分遣队被封锁在布雷斯特港出不来感到失望。我们殷切期望能够形成海军优势，并以此为轴心带动其它所有力量，但是我们为此计划的落空感到非常沮丧。我们已不得不在打一场被动的战役，虽然开始时我们曾做了乐观的估计。……后来我们又不得不瞪眼看看英国来自纽约的援助康沃利斯勋爵的陆军分遣队接连到达；由于我们的海军软弱无力，和我们的大部分陆军在政治上分崩离析，使我们的力量无法在南部与敌人抗衡，也不能在这里占据优势。  

一个月之后，即1781年1月15日，在致派往法国执行特殊任务的劳伦斯上校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  

仅次于一种贷款，最重要的是在这些沿海地区长期保持一支优势海军。这样就会立即使敌人处于一种困难的守势……确实想象不出，如果我们能控制海洋，截住源源不断地来自欧洲的补给，他们怎么能够在这一地区供养一支庞大的队伍呢。有了海军的优势，再加之金钱援助，我们就能把这场战争变成一场富有朝气的进攻战。对于我们来说，海军优势似乎是两个决定因素中的一个。  

 4月9日在写给当时在巴黎的同一个人的另一封信中，他写道：  

如果法国在我们的事态处于危急关头时耽误及时而有力的援助，此后即便它打算再这样做的话，对我们也将是无济于事了……在可用一句话就能说明我们已处于山穷水尽，必须对我们进行及时援助的时候，为什么需要我去进行长篇大论的叙述呢？如果能在这些海洋上经常保持一支与整个作战计划相一致的优势舰队，并且法国能够及早给我们一些钱，使我们处于主动地位，用敌人自己的策略来反对他们自己，那将一定是易如反掌。  

他的呼吁的中心要点是舰队和钱。1781年5月23日，他在致拉卢泽恩爵士的信里写道：“我认为只要我们在这些海洋上的海上力量不占据优势，我们就不能给南部各州以有力的支援，也无法逃避即将降临的灾难。”由于适于进行作战活动的季节提前到来，华盛顿更频繁、更急切地提出他的建议。1781年6月1日，他在致正在南卡罗来纳与困难搏斗的格林少将的信中写道：“我们已从每一种观点上认真地考虑了我们的形势，并且最后决定在南部进行作战活动之前，应首先试图夺取纽约，因为我们还没有解决对海洋的控制问题。”6月8日致杰斐逊的信中写道：“如果能够按照我所期望的方式得到邻近几个州的支援的话，敌人一定会像我所希望的那样，为支援纽约召回其在南部的部分力量，否则就要冒着极大的危险，从那个对他们来说极其重要的基地被驱逐出去；而如果我们各项事情都能走运，能够得到一支优势海军，他们的崩溃是无法避免的……反之，如果我们在海上仍然处于不利地位，……解救南方的政策应该致力于牵制，而不是立即向处于危难之中的地区派遣增援部队。”6月13日华盛顿在致罗尚博的信中说：“阁下定能回忆起，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把纽约看成是唯一可行的目标；但是如果我们得到一支优势海军，我们可能会找到其它更可行和更合适的目标。”到8月15日华盛顿收到了告知他德格拉斯正在驶往切萨皮克湾的信件，于是从那时起华盛顿的通信联系都是有关抓紧为弗吉尼亚战役做准备的情况，此次战役取决于姗姗来迟的舰队。德格拉斯信心不足，并在得知位于纽约的英国舰队得到加强之后，打算驶向海洋，因此华盛顿于9月25日写了一封恳求似的信，因为这封信太长所以无法引用；但是当危险已不复存在时，华盛顿又充满了信心。约克敦的英军投降后，第二天，他写信给德格拉斯：“约克敦英军的投降……，其荣誉归于阁下，它使我们的最乐观的预料（在时间上）大大地提前了。”鉴于适宜海战的季节还有些时间，他敦促应该继续在南方进行更多的作战活动：“在你抵达之前，英国人在海上占有总的优势，使他们在南方迅速运输其部队和补给品方面得到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而我们的援军在陆上进行长途跋涉，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太缓慢，代价太大，使我们逐个挨打。所以结束这场战争，将依赖于阁下。”德格拉斯拒绝了他所提出的要求，但是表示愿意在明年的战役中进行合作，华盛顿立即表示同意：“对于阁下，我不必一定坚持要求您在这一海区必须保持绝对优势的海上力量……您可能注意到了，无论陆军做什么样的努力，在目前的这种竞争中，海军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票。”两个星期之后，11月15日，他写信给即将返回法国的拉斐特：  

由于您表示希望要了解我对下一次战役计划的意见，我不用冗长乏味的论证，只用一句话就可说明战役必须完全依赖于活动在这些海洋上的海军，而时间是在明年。除非有一支优势海军进行配合，否则陆军是不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如果德格拉斯能够把他的合作再持续2个多月的话，人们过去不怀疑，现在更不会怀疑，位于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全部英国部队逃脱不了彻底覆灭的下场。  

依据这位受尊敬的美国陆军总司令的看法，上述这些就是海权对这次斗争的影响，他用如此超人的技能和巨大的忍耐指挥了这场斗争，他使这场面临着多次考验和沮丧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尽管公认同盟国的巡航舰和美国的武装私掠船使英国贸易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是也将会看到它给美国的斗争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上述事实，和受摧毁贸易思想支配的巡航战在这场大战中所起的微乎其微的作用，有力地说明了巡航战的政策对这场大战的结局只起到一种次要的和非决定性的作用。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垄断世界海权的时代，相对弱小的英国和荷兰就非常重视私掠船，用海盗行为破坏老牌霸主的海上航路。当时，英国和荷兰的多数商船往往都兼职海盗船，看到适合下手的船只就会动手抢劫。而且，这些所谓的“官方”私掠船有时根本不遵守“只攻击敌国船只”的命令，对任何国家的商船都可能出手，甚至包括本国船只。到了英国称霸海洋的时代，美国私掠船则充分效仿了英国海盗的榜样，甚至将抢劫商船的行径干到了英国泰晤士河口。可以说，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海盗活动非常猖獗，很大原因都是这种私掠船制度造成的。一些“野生”海盗往往通过购买私掠许可证，获得某些国家的“官方身份”和幕后支持，导致海盗活动长期难以禁绝。

我看——如上所述，美国似乎是个比俄国更野蛮的国家，比欧洲文明的平均水平原始得多。美国的武装私掠船不仅后来居上，而且直到2020年还有人主张恢复武装私掠的许可——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2020年4月7日发表文章称，中国有超过14,000千米的海岸线，中国还拥有仅次于希腊的世界第二大商船队，如果美国打算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封锁中国、扼杀中国的经济，可以怎么做呢？美国海军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退役海军陆战队将领马克-坎锡安撰文称：“私掠制度，可以提供一种低成本的手段，在和平时期发挥更强的威慑作用，在战时占据优势。”他表示，“在战争时期，私掠船可以扫荡海面，摧毁中国的航海产业，这是中国经济以及中国领导人赖以保持经济稳定的要素。这种战法带来的强烈威胁可以增强威慑能力，彻底防止战争的爆发。”但是文章指出，如果要部署私掠船，美国就必须邀请私掠船进入自己的近海。私掠船实际上就是海盗，而且是得到官方支持的海盗。在过去几百年里，西方列强经常通过发放“缉捕许可证”，允许海员们自行武装起来，攻击对手的商船。私掠船们可以得到对手商船和货物作为战利品。发放“缉捕许可证”的国家则可以因此而打击敌国的经济。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馊的馊主意——因为各个海上强权兴起的历史表明……只有弱势者才用海盗行为来为自己打开前进的通路；而等实力稳固之后，就要寻求更为文明的方式了。

【第十一章 1779-1782年在欧洲海域进行的海战】  

上一章是以华盛顿曾用多种方式并在多种场合表述过的有关海权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影响为其结束语的。如果篇幅允许的话，介绍一下英国总司令亨利·克林顿爵士的一些类似的陈述，将会使这些看法得到更足够的重视。[原作者注：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B·F·史蒂文斯所著，1888年在伦敦出版的《克林顿和康沃利斯的论战》中，克林顿的信件和笔记。]欧洲战争的结局完全取决于海权这种要素。在那里同盟国有三个不同的目标，而英国在每一个目标上都完全处于防守地位。其中第一个目标是英国本土，包括入侵前的准备，即摧毁英国的海峡舰队。即便说这个计划被认真地接受了，但是不能说已经被认真地遂行了。第二个目标是攻克直布罗陀。第三个是占领梅诺卡岛。同盟国只是在最后这个目标上获得了成功。英国曾三次受到了一支庞大的、优势舰队的威胁，但是每一次都没有造成任何损害。尽管直布罗陀曾三次陷入困境，并且每一次在力量对比上都相差很悬殊，但是技术熟练的、幸运的英国海军使它幸免于难。  

自凯佩尔在韦桑岛外海作战之后，1778年至1779年的上半年，位于欧洲海洋上的两支舰队没有进行过大的遭遇战。在此期间，西班牙与英国的关系逐渐破裂，并且正积极寻求与法国结成联盟。1779年6月16日，西班牙对英国宣战。但是，早在4月12日，两个波旁王国之间就已经签订了一项包括积极对英作战的条约。按照条约条款规定，准备入侵大不列颠或爱尔兰，尽一切努力，使西班牙收复梅诺卡岛、彭萨科拉和莫比尔，并且两个宫廷还都保证，在收复直布罗陀之前，既不议和也不休战，更不终止与英国的敌对行动。[原作者注：班克罗夫特：《美国历史》第10卷，第191页。] 

西班牙在做好攻击准备之前，一直没有宣战，但是毫无疑问，英国政府对于它与西班牙之间的紧张关系早有戒心，并且应早就做好准备以阻止法西两国舰队的会合。但是，事实上它并没有对布雷斯特实施有效封锁，以致使头一年凯佩尔的对手德·奥利维耶率领28艘法国战列舰于1779年6月3日毫无阻碍地出海了。[原作者注：尽管英国没有利用他们对法国一国的优势应当受到责备，海峡舰队总数为40多艘战列舰，但是布雷斯特舰队担心它会阻止这种会合，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匆忙出海了——事实已对巡航结果造成了重要影响（《爵士》第159）。]舰队驶向西班牙海岸，准备在那里与西班牙舰队会合，但是直到7月22日所有分舰队才聚集起来。

夏季宝贵的7周时间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然而全部的损失不仅只是这些；更大的损失是法国舰队只得到了13周的给养，而这支由66艘战列舰和14艘快速帆船组成的实力强大的舰队至多还能维持40个工作日。此外，疾病摧残了这支舰队，尽管这支舰队是在英国舰队在海上时非常幸运地进入了海峡，但是数量只是其敌人的一多半的英国舰队，却成功地从他们附近通过了。法西联合舰队是一支松散结合的舰队，加之准备不充分，从而使它变得更加怯懦和优柔寡断。法国舰队长达15周的巡航，唯一的收获是在英吉利海峡沿海地区形成了一种极大的、反常的恐惧感，和捕获了1艘战列舰；[原作者注：对这一大群乌合之众的战舰管理不当的具体事例实在太多了，叙述它们会造成混乱，因此便把它们放在角注里补叙为好。法国舰队紧急出航时缺少4000名士兵，7个星期之后才由西班牙人补齐。当他们会合时，没有通用信号系统，夏季晴朗的5天被用在弥补这种欠缺。他们在会合之后一星期，才驶向英国海岸。对于法国舰船在7个星期里消耗的给养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最初下达给奥维利耶的命令是要在朴次茅斯登陆，或者是占领怀特岛，为此他们已在诺曼底海岸集结了大批陆军。当他驶抵英吉利海峡时，这些命令突然改变了，并指示把法尔茅斯作为登陆点。此时，即8月16日，夏季即将结束了；即使占领了法尔茅斯也不能为规模庞大的舰队提供隐蔽场所，一阵强劲的东风就可把这支舰队驱出海峡。到这时流行的疾病已造成大批减员，致使许多战舰没人操纵，更不能进行作战了。有些编有800或1000名船员的战舰，只能召集起300-500名。如此不利的管理严重削弱了舰队的战斗力。此外，他们将目标从一个有把握的，可以进入的锚地改成一个四类的和被暴露的港口，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军事大错。原先想占领一个可供秋季和冬季作战使用的基地的唯一希望便完全彻底地破产了。当时法国在英吉利海峡上没有一个港口，秋季和冬季经常刮强劲的西风，会把联合舰队由此吹入北海。]联合舰队的失败是由于准备不足，主要是西班牙一方，它几乎毫无准备，尽管法国海军部没有完全满足舰队的急需，但是失败的责任自然要落到清白无辜的舰队司令奥维利耶身上。奥维利耶是位勇敢的、才华横溢的军官，但是他也是极其不幸的，他的唯一的儿子，海军上尉已死于流行于同盟国部队中的瘟疫，他不能忍受这种耻辱。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徒，他没有选择维尔纳夫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之后选择的自杀的解脱办法，但是他放弃了指挥权力，隐退进了一座修道院。  

 1780年欧洲海域的一些零星海战主要集中在加的斯和直布罗陀。战争一开始，西班牙人就立即包围了直布罗陀，尽管英国人成功地抵御了西班牙的直接进攻，但是粮食和弹药供给令人十分担心，这既是难以解决又是很危险的事情。1779年12月29日，为解决给养问题，罗德尼率20艘战列舰和一支庞大的携载增援部队的运输船队先驶向直布罗陀、梅诺卡岛然后驶向西印度群岛。1月7日运输船队和增援部队离开了编队，由4艘快速帆船护航，第二天早上，这支舰队遇上并且捕获了7艘战舰和16艘供应船组成的西班牙分舰队。其中12艘装载粮食的供应船被带到了直布罗陀。一个星期之后，16日下午1时，又在东南方向发现了11艘西班牙战列舰组成的分舰队。西班牙舰队看到有些舰船正在逼近，认为它们只是驶向直布罗陀的供应舰船，不会有较大的战舰，因此坚守在阵位上，这是非常不幸的大错误，很晚他们才醒悟过来，以致来不及逃跑了。其错误是由于他们没有派出执行观察任务的快速帆船。而使其更不幸的是在西班牙舰队司令唐胡安·德兰加尔意识到他的错误时，企图逃跑；但是英舰都是用铜板包底速度较快，罗德尼已发出了全面追逐和超越敌舰队的信号，他们在阴冷多风的夜晚，不顾下风岸和危险的浅滩，插入西班牙舰队司令和其港口之间，并且成功地捕获了西班牙舰队总司令和他的6艘战列舰，第7艘被炸掉了。天气逐渐变坏，1艘捕获的舰搁浅了，1艘强行驶入了加的斯。有几艘英舰处境也很危险，但是他们幸运地渡过了难关。几天之后，整个舰队驶入了直布罗陀海湾。接着罗德尼向梅诺卡岛派出运输舰船，2月13日，当护送运输舰船的战舰返回之后，他率领4艘战列舰驶向西印度群岛，其余战舰和捕获的舰船一起，由迪格比将军指挥驶回英国。  

此时英国政治和政党的状况，以及海峡舰队无法挽救的劣势，很难找到愿意出任总指挥的海军将军。一位令人十分钦佩的军官，圣卢西亚的攻取者巴林顿，尽管愿意担任二把手，甚至更低的职务，但是不愿意担任一把手。[原作者注：《凯佩尔传记》第2卷，第72页、第346页、第403页，还可查阅巴罗所著《勋爵豪的传记》第123-126页。]同盟国舰队集结在加的斯，总数为36艘战列舰。但是他们的巡航活动被限制在葡萄牙沿海一带；而他们唯一的，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将英国驶向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运载大量军需品的运输船队一个不漏的全部捕获。当他们捕获的60艘舰船和近3000名俘虏进入加的斯时，西班牙人欣喜若狂。10月24日，戴吉尚与罗德尼进行较量之后，率领西印度群岛分舰队的19艘战列舰也驶入了这个港口；但是这样众多的舰船集中在一起，却没有进行什么作战活动。1781年1月，法舰驶回了布雷斯特。  

尽管1780年在欧洲海域进行的战争在军事上没有取得什么重大成就，但是它却引发了一件完全不能被海权历史忽视的大事。这便是欧洲的一些国家发表了《武装中立宣言》，首创者是俄国，后来瑞典和丹麦也参加了。英国主张要求没收敌人装载在中立国家舰船上的货物，这对中立国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对波罗的海沿岸的那些中立国家和荷兰的压力尤为甚之，战争已使欧洲的许多运输业落入了上述这些中立国家和奥属荷兰手中；而波罗的海的产品，海军补给品和谷物，正是英国对敌人实行禁运最感兴趣的东西。最后由俄国发表，瑞典和丹麦也签了字的声明总共有4条：  

 1. 中立国家的舰船不仅有权驶入被封锁的港口，而且也有权从交战国的一个港口驶向另一个港口；换句话说，即有权与一个交战国进行沿海贸易。  

 2. 属于一个正在从事战争的国家的臣民的财产，在中立国家的舰船上应该确保其安全。这就是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自由舰船装载自由货物”的准则。  

 3. 除了武器、装备和战争军需品外，其它物品一律不得禁运。因此，海军补给品和粮食只要不是属于交战国政府的也就被排除在禁运之外。  

 4. 有约束力的封锁，必须由一支能胜任的海军，在与被封锁港口邻近的海区实施。  

在当时所进行的战争中，上述各缔约国都保持中立地位，但是他们保证要用一支固定的，数量很少的武装联合舰队以支持这些原则的实施，所以协议定名为《武装中立宣言》。上述宣言中提出的各条内容是否恰当的讨论属于国际法的范畴；但是显而易见，像当时英国那样的海上强国是不会愿意在第一条和第三条的权力问题上屈服。政策只能引导它去这样做，内阁和国王都决心对此不予理睬，但是它不直接反驳这些声明。这种方针在原则上甚至得到了当时一些顽固的反对派的知名人士的支持。北部七省联合体的态度暖昧，与路易十四时代一样，虽然它已与英国结为盟国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可国内仍然分为坚决支持英国的和坚决支持法国的两派，这引起了大不列颠的极大关注。北部七省曾被要求加入“武装中立”；可他们犹豫不决，但是多数省份是赞同参加的。一艘荷兰舰船因反对英国人搜查它所保护的商船，一位英国军官采取了过火的行动对其开了火；不管这种行动是否正确，但它却有助于激怒荷兰人一齐起来反抗英国。英国政府决定如果北部七省加入“武装中立”，就要对其宣战。1780年12月16日，英国内阁接到了荷兰国会已经决定毫不迟疑地要在《武装中立宣言》上签字的通知。便立刻命令罗德尼去占领荷兰在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的领地；类似的命令也下达给英国在亚洲的分舰队；并且召回了驻海牙大使。4天之后英国对荷兰宣战。所以说《武装中立宣言》的主要作用是在英国巡航舰的战利品中加进了荷兰的殖民地和贸易。新增加的这个敌人，对英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英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可以有效地阻止荷兰舰队与其它敌方舰队会合。荷兰分布在各地的领地，除得到法国保护的外，接二连三地被英国攻占了。1781年8月，英荷两国分舰队之间在北海进行了一次毫无价值的血战，这次海战在军事上唯一值得一提的是荷兰海军重现了古代荷兰人的勇敢和顽强的精神。  

 1781年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决定性一年，它在欧洲海域战事的主要标志是大舰队进行声势浩大的调动，而其战果却是微不足道的。3月底，德格拉斯率26艘战列舰一起离开了布雷斯特。29日他派出5艘战列舰由絮弗昂指挥驶向印度海域，而他自己继续向前航行去迎接约克敦之战的胜利和西印度群岛之战的失败。6月23日，戴吉尚率领18艘战列舰一起离开布雷斯特驶向加的斯，与在那里的30艘西班牙战舰相会合。7月22日，这支规模庞大的舰队驶向地中海，使14000人的部队在梅诺卡岛登陆，之后又继续驶向英吉利海峡。  

这一年，英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在直布罗陀发生意外。这个被围困的要塞，自头一年1月罗德尼一度解围，带来了补给品之后，一直没有得到任何补给，而当时更是极度短缺，粮食不足而且质量极差，饼干长满了象鼻虫，肉已经变质。由于直布罗陀经历了历史上一次最长久的和最引人注目的围困之后，使其处于恐怖和骚乱之中。因为在直布罗陀，除了战斗人员外，还有许多爱好和平的居民，包括士兵和军官们的夫人和亲属。因此，他们的饥苦愈加难以忍受。3月13日，由28艘战列舰组成的一支大舰队离开了朴次茅斯港，其任务是护送97艘运输舰船和供应舰船驶往直布罗陀，此外还护送300艘商船驶往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由于在爱尔兰海岸上的耽搁，使其没能与在它之后9天起航的德格拉斯舰队相遇。这支大舰队在驶抵圣文森特外海时，没遇到任何敌人，但当向加的斯港内望去时，看到了锚泊在那里的西班牙大舰队，后者没做任何反应。4月12日英国舰队司令德比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就把补给品送进了直布罗陀。与此同时，他像德格拉斯一样，也向印度派出一个小型分舰队，不久这个分舰队注定要与絮弗昂相遇。按理说西班牙政府迫切希望收复直布罗陀，西班牙舰队在数量上即或不占优势，也是势均力敌，可它们的行动这样迟钝，只能说明舰队司令对自己和对指挥这支舰队都缺乏自信心。德比援救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获得成功之后，于5月返回了英吉利海峡。  

紧接着8月，当近50艘舰船组成的联合舰队靠近时，德比退到了托贝港，并使其总计为30艘战舰的舰队锚泊在那里。前面已经说过了担任总指挥的戴吉尚在与罗德尼作战时谨小慎微，而此时他主张与英军交战；但是西班牙舰队的司令官，由于得到他的某些军官的支持，几乎一致反对，致使戴吉尚的意见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被否决了，[原作者注：比桑（在第5卷第395页里）非常详细地叙述了同盟国在军事会议上的争论。这种军事会议常常是优柔寡断的，而当时由于面对着困难局面，和把摧毁贸易的幻想作为一种决定性作战方式，就使其更难做出定夺。博塞特极力主张：“联合舰队应该把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截住驶往英国本土的西印度群岛舰队上。这是主要的和可以达到的目的。这是注定会成功的计划。因为当时他们已控制了海洋；并且还会证明它对英国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以致会使它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无法复苏。”法国拉贝鲁斯·邦菲斯的陈述大致相同。谢瓦利埃对于这些细节未作记述，但公正地评论道：“由联合舰队进行的巡航，最多只会对法国和西班牙的名声造成一些损害。这两个国家已经竭尽全力炫耀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却毫无结果。”英国的贸易只损伤了一点皮肉。戴吉尚在他的家信中写道：“我已从一次疲劳的、不光彩的巡航中返回了。”]强大的波旁联盟再次没能发挥联盟应有的作用，其原因是内部的混乱不统一和敌人的团结一致。

直布罗陀还是被英国海军解救了，英国本土也没有受到触犯，这就是两支规模巨大的舰队聚集在一起联合行动的结果；他们简直可以说是一事无成。这一年的结束是以同盟国的耻辱惨败为标志的。戴吉尚率领17艘战舰离开布雷斯特，为一支大型商船船队和一些满载着军需补给品的舰船护航，这支舰队受到了肯彭费尔特指挥的12艘英国战舰的追击。后者是一位具有高超的专业技术的将军，但他悲剧性的意外死亡，[译者注：1782年肯彭费尔特，在其旗舰“皇家乔治”号检修底部时，使船体稍有倾斜，海水突然涌进下层炮眼，该舰突然下沉，肯彭费尔特与舰上的900名官兵同时遇难。]却没有赢得诗歌所赋予他的那种永垂不朽的名声。他是在韦桑岛以西150海里处与法国人相遇的，尽管他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是他阻截了法国部分运输船队。[原作者注：法国舰队遭受不幸，主要是因为戴吉尚处理不当，他本是一名技术熟练和非常细心的将军。当肯彭费尔特与他相遇时，所有法国战舰都位于其运输舰船的下风处，而英国战舰位于它的上风，在对商船袭击时，法国战舰不能及时对其防护，而这样大的一批商船又不适宜护航船队采取驶向其护航舰下风的补救措施。]几天之后，一场暴风雨驱散了法国舰队。150艘舰船最后只有2艘战列舰和5艘商船到达了目的地西印度群岛。  

 1782年开始不久，英国人便失去了马翁港。该港是在被围6个月后，于2月被放弃的。导致其被放弃的原因是由于缺少蔬菜，和敌人不断进行猛烈炮击，他们被迫蛰居在空气污浊的避弹所和掩蔽部里，受到了因此而诱发的坏血病的蹂躏。最后一天晚上所需担任防御警卫的人员是415名，而当时可以值勤的士兵只有660名，所以无法进行换班。  

这一年联合舰队在加的斯集结了40艘战列舰。预计这支舰队的舰船总数由于荷兰舰船的抵达将有所增加，但是荷兰舰船被豪勋爵指挥的一支英国分舰队赶回了他们的港口。联合舰队确实不曾打算主动冒险攻击英国海岸，整个夏季他们只是位于海峡出口处和比斯开湾内进行巡航。他们在那里巡航，使驶往本国和外国的商船有了安全保障；与此同时，又对英国的贸易形成了威胁。尽管如此，豪和他的22艘战舰不仅能够在海洋上进行长期活动和避免交战，而且还成功地把来自牙买加的舰船带入港内。可以说，双方在贸易和海洋运输上的损失不相上下；但其殊荣应归于成功地运用了海上力量已取得了重要成果的兵力薄弱的一方。  

联合舰队在完成了其夏季巡航任务之后，返回了加的斯。9月10日，他们从那里驶向与直布罗陀隔湾相望的阿尔赫西拉斯，其目的是支援一次规模巨大的海陆联合进攻，期望能够降服这个通向地中海的要隘。这支舰队抵达后，加上早已在那里的战舰，使战列舰的总数增至50艘。有关强攻的细节几乎不属于我们的议题，但是我们又不能完全将其放弃，至少应该这样略提一下，以便对它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认识和注意。  

当直布罗陀连续3年遭到围攻进入尾声之际，涌现出了许多辉煌的斗争奇迹，它是对守卫部队的坚忍不拔的耐力的一种又引人注目而又令人难以忍受的考验。无法推测守卫部队还能坚持多久，但是已经看到了英国海上力量成功地使联合舰队切断要塞交通的努力完全落空；尽管交战双方的资源日渐枯竭，预示了这场战争即将结束，但是表面看来，要征服这个地方，一定要有一支主力部队，否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确信无疑的。因此西班牙在加倍努力进行准备，并独出心裁地进行军事策划；在此期间，他们的报导和即将发生的决定性战斗，吸引了欧洲其它国家的一些自愿者和知名人士。两个法国波旁亲王的到来，为即将发生的激动人心的斗争增加了戏剧性色彩。王族的光临对这项巨大的准备工作无疑是一种恩宠和关注，至于围攻者充满乐观的自信，曾为一个剧作者完全有把握地确定了满意的结局。  

直布罗陀与大陆相连的地峡上除了有工事之外，这里当时还装备了300门大炮。攻击者主要依靠10座精心设计、能够炮击又能防火的装载154门重炮的流动炮台。它们锚泊在工事以西900码处，从南向北面对着工事成密集阵线配置。除掩护这次进攻和迷惑守备部队的战舰外，他们还得到40艘炮艇和40艘炸弹船的支援。前来增援西班牙总攻的法国部队有1.2万人。发起总攻的时间定在炮击已使防御者遭到严重损伤并已陷入混乱之后。此时英军的守备部队总共有7000人，而他们的对手是3.3万人。  

这场戏剧的最后一幕是由英国人拉开的。1782年9月8日早晨7时，埃利奥特将军开始对地峡上的工事猛烈地实施了破坏性炮击。目的已达到后他便停止了炮击。但是第二天早上敌人应战了，并且连续4天，每天都从地峡上不间断地发射6500发实心炮弹和1100枚爆炸弹。9月13日最后一幕中的主要一场就这样开始了。这天早上7时，位于湾头的10艘炮舰起航驶向南部他们的阵位。9时至10时间，他们抛锚了，并且立即开始进行大规模炮击。被困者进行了同样猛烈地还击。连续几个小时的炮击似乎已经基本证明了提出建造炮舰的希望是正确的；被困者发射的实心弹有的打在甲板上跳飞过了，有的虽然命中其舷侧，但不能穿透它们，炮舰的自动灭火装置又使他们的赤热弹无法发挥作用。  

然而约2时许，看到了舰队司令的旗舰开始冒烟，尽管暂时控制住了，但是后来火势蔓延了开来，这种不幸也降临到其它舰的头上。到了晚上被困者的炮击占据了显著的优势，到凌晨1时，绝大多数炮舰都起火了。由于指挥英国炮艇的海军军官在西班牙海军战列线的侧翼占领阵位，对攻击者进行了有效的纵射，使攻击者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按理说西班牙炮艇应该能够制止这种行动，但是它们并没能制止。最后10艘炮舰有9艘在他们的锚地上爆炸了，大约损失了1500名士兵，其中有400名被英国海员从烈火中救出来了。英军乘小艇强行登上了第10艘炮舰并将其烧毁了。攻击者的希望随着炮舰被毁彻底破灭了。  

现在剩下唯一的希望是利用饥饿使守卫部队屈服，当时联合舰队倾全力以达到这个目的。已经得知英国的豪勋爵率领一支由供应舰船和34艘战列舰组成的大舰队离开了英国。10月10日，一场猛烈的西风使联合舰队的舰船遭到损坏，被吹至岸边的1艘置于直布罗陀的炮火之下，不得不在那里投降了。第二天豪的部队出现了，并且运输舰船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抛锚机会，但是由于粗心，除了4艘舰船之外，其余的全部错过了天赐良机。他们与战舰一起被吹进了东部的地中海，13日联合舰队跟随其后；尽管联合舰队位于港口和英国前来救援的部队之间，并且不像救援舰船要受供应舰船的拖累，但是他们挖空心地想让过运输船与英舰交战，但是，反倒弄巧成拙，使运输船全部悄悄地溜进了港内，并且安全地抛锚了。不仅粮食和弹药，就连舰上装载的部队也都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地登陆了。19日，已在一周内完成了任务的英国舰队，再次乘东风通过海峡，使直布罗陀又赢得了能安全维持一年的时间。联合舰队跟在其后，20日两支舰队间进行了一次远距离交火，联合舰队虽然位于上风，却没有向前推进进行近战。这么多战舰投入战斗的宏伟壮观场面是欧洲战场这台大型戏剧的最后一幕，这个剧目的终结是英军成功地保卫了直布罗陀。这次战斗，共有83艘战列舰出场表演，49艘是同盟国的，34艘是英国的。同盟国的49艘战列舰只有33艘参加了战斗。但是因为同盟国剩下的反应比较迟钝的帆船，可能会上来进行全面交战，所以豪勋爵依据他所处的位置，不曾进行联合舰队也不急于进行的尝试可能是对的。  

上述这些就是发生在欧洲海域的大规模争夺战的结果，其特点是由于同盟国的努力使其规模巨大，但是实施时优柔寡断松散无力，而在英国这一边，虽然在战舰的数量上被敌人大大超过，但是他们具有坚定的目的，勇往直前的精神，和熟练的航海技术。然而还不能说英国议会的军事设想，和内阁对它的海上力量的管理使用，与它的水兵们的娴熟的技术和献身精神相匹配。对英国来说，与敌方的差距并不是很大的——远不是相差很大——不能用双方的舰炮和舰船的统计数字来说明问题。虽然必须公正地讲英国初期的犹豫不决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联合舰队过去几年一贯优柔寡断，已将他们的弱点向英国暴露无遗。德埃斯坦、德格拉斯和戴吉尚已如此明显地表明了法国不愿意使它的舰船遭受危险，西班牙人的懒散和无能必然激励英国人去推行它的传统政策，攻击敌海上有组织的部队。作为一种事实，并且很可能是出自于情况的需要，每次战役开始时，都看到敌人处于分散状态——西班牙舰队在加的斯，法国舰队位于布雷斯特。[原作者注：“1780年的春季，英国海军部曾在海峡的各港口里集结了45艘战列舰。封锁布雷斯特的分舰队被减至12艘或15艘……为讨好西班牙人，法国将20艘战列舰配属给由科多瓦指挥的加的斯舰队。这样部署的结果使英国人用他们的海峡舰队牵制我们在加的斯和布雷斯特的力量。敌巡航舰自由地巡航于利泽德和直布罗海域之间。”（《舍瓦利耶》第202页）。][ 原作者注：1781年“凡尔赛内阁提醒荷兰和西班牙人注意必须在布雷斯特集结一支强大的舰队，使其能够骚扰活动在海峡里的大不列颠舰船。

但是荷兰人仍然坚守在特塞尔岛，西班牙人也没有离开加的斯。正是这种形势，导致只有40艘战列舰的英国把属于同盟国的70艘战舰封锁住了。”（同上第265页）]为在法国舰队出航之前对其实施全面封锁，英国已经竭尽了全力；因此它能够堵住位于其面前的联合舰队主力，并且由于它不知道这支主力部队的确切位置，所以当它得到了自由使用公海的权力时，妨碍其进行调动的疑虑也就随之消失了。在布雷斯特外海，英国舰队部署在法西两国舰队之间，利用其警戒舰，它能先于法国人知道西班牙舰队的临近；它有单独对付每一方的足够力量，其战舰数量较多，并且每一艘单舰都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有利于西班牙舰船出港的大风，可能会使其同盟国的舰船被困在港里。英国具有代表性的失误是1781年3月由于出现意外的情况，让德格拉斯没有受阻地出海了。因为一支在力量上占优势的英国舰队，已先于德格拉斯之前9天离开了朴茨茅斯，但是由于海军部的原因，它先驶往了爱尔兰沿海，结果给耽搁了；[原作者注：“一个在议会内外引起了激烈争论的问题；即截击德格拉斯指挥的法国舰队是否已不该是达比海军中将指挥的英国舰队的首要任务？难道取而代之的应是浪费时间驶向爱尔兰海岸，并因此错过了一次极好的机会？如果将法国舰队打败必然使其在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主要计划彻底破灭；它使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安全有了保证；好望角肯定会落入英国人手里，并且北美的战役完全会取得一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比桑回忆录》第5卷第341页中也提出了不同的论点。）]还是在那一年的年底，当派遣肯彭费尔特率领一支兵力居劣势的舰队前去阻截戴吉尚时，在本国仍然留有足够改变这种局面的舰船。肯彭费尔特离开时，随同罗德尼驶往西印度群岛的几艘战舰也同时做好了准备，但是他们遂行的计划与罗德尼的战役目标毫不相干。如果这两支部队联合起来，消灭戴吉尚的17艘战舰和具有重要价值的运输舰船是不成问题的。  

直布罗陀的确是英国作战活动的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是坚持要得到它的民族的本能无疑也是正确的。英国政策的错误在于企图保卫的其它据点太多，精力主要集中在这些地方，因此，在此期间，忽略了对联合舰队的分遣队实施攻击。形势的关键是在海洋上；在海洋上取得一次重大的胜利，其它有争议的地方就会迎刃而解。但是如果力图在各地都要炫耀武力，那么绝不可能会取得一次重大的胜利。[原作者注：这是对战争原则的最严重和最公然的违背——在漫长的边界上展开一条处处力量不足的软弱战线。商业界和当地各行各业的呼吁，往往使尊重群众意见的政府特别容易倾向于这种作法。] 

北美洲的问题仍然是英国难以逾越的障碍，并且它确实没有正确认识到当地人民的感情。英国是用傲慢，不是用智慧在进行这场战争。对美洲人民的叛乱，虽然同盟国中的某些人和某些阶层非常同情，但是他们的政府之所以能够重视，只是由于这种叛乱是对英国权力的一种削弱。那里的作战活动，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依赖于对海洋的控制；并且为了确保对其实施控制，英国从与法国和西班牙作战的舰船中抽调了一些大的分遣队。如果这场战争能打赢，能够使美国再度成为曾热烈依恋于大不列颠的一块领地，成为英国海上力量的牢固可靠的基地，为此它做出再大、再多的牺牲都是值得的，但是上述这些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尽管英国由于自己的过错，在美洲的殖民者中已失去了它的影响，过去这些殖民者曾支持并确保了它对一些港口和海岸的占领。但是英国在哈利法克斯、百慕大和西印度群岛仍然还有非常强大的军事基地。作为海军基地，它们仅次于周围是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那些友好国家的重要港口。放弃争夺北美洲，会使英国的力量比同盟国的力量得到更多的加强。事实上，英国在那里的一些较大的海军分遣队，如像1778年和1781年曾发生的那样，总是易于被敌人来自海上的突然袭击打败。  

因为军事征服决不能使美洲殖民者恢复昔日的那种忠诚，除了出于无奈放弃美洲，还应该暂时放弃所有那些耗费精力太多，并且又无法增加军事力量的军事占领。安的列斯群岛中的绝大部分岛屿都有这个问题，并且最后对它们的占领完全取决于海上战役。还可以把巴巴多斯、圣卢西亚、直布罗陀，或许还有马翁港的守备部队抽调出来，因为要想使守备部队有效地守住这些地方，除非海洋帝国已经确立起来了。除此之外，还可以放弃北美的一两个像纽约和查尔斯顿这样至关重要的位置，要想控制住这些地方，除非英国保证真诚地给予居民中的亲英分子满意的待遇。  

英国这样从各种负担中解脱之后，随之就可迅速集中精力致力于进攻。英国在欧洲海域的60艘战列舰，一半部署在加的斯的外海，一半部署在布雷斯特的外海，国内还有一支预备舰队以替换受伤的舰船，这样就不会使英国的海军实力受到较大的削弱；上述这些舰队不一定非要进行作战，我们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可以这样断言，甚至连那些曾密切注视德埃斯坦、戴吉尚和后来的德格拉斯所运用的战术的人都可能会做出这种推断。甚至还有人认为如此分散部署的设想都是不妥当的，理由是一旦需要解决对直布罗陀和马翁港的控制问题时，在布雷斯特外海部署40艘战舰会使海洋对企图与英国海军其余部分一决胜负的西班牙舰队敞开。了解了我们对这两支舰队所做的研究之后，对于这种结局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直布罗陀决不是一个负担，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它都是大不列颠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结论逐渐明朗化了。不管相邻的大陆国家间的斗争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当提出对政治上软弱的相距甚远的地区实施控制时——不管他们是正在崩溃的帝国、无政府主义的共和政体、殖民地，孤立的军事驻地、或是小于某种规模的岛屿——最后必须取决于海军力量，取决于海上有组织的军事力量，他们象征着所有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交通线。直布罗陀的坚固防御取决于这种力量；美国独立战争的军事结果取决于这种力量；这种力量决定着西印度群岛的最终命运；无疑，在对占领印度它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从军事角度来考虑，控制中美洲地峡它也取决于这种力量；尽管土耳其在大陆上的位置和其周围环境会使欧洲东部问题得以缓和，但是海上力量对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必将起到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这些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不论从军事学的角度考虑，还是从既省时又省钱的经济实惠角度考虑，这些事情尽快的解决，都要依靠广阔海洋，并且坚信在那里取得军事优势的国家将取得最后胜利。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国海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虽然对它很不利，但是实际上的差距并不大。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或许会命令它放弃一些殖民地；如果民族的自尊心不甘于放弃这些殖民地，那么正确的方针应该是对敌军火库实施封锁。如果双方都没有足够的优势力量，那么那个比较强大的国家就会遭到封锁。这正是英国海军部的主要错误；战争爆发时英国海军大臣有关可用力量的报告被事实否定了。由凯佩尔指挥的第一支舰队，兵力几乎与法国舰队相等；而此间位于美洲的豪统率的舰队兵力较德埃斯担指挥的法国舰队要弱一些。相反，1779年和1781年，英国舰队的兵力强于法国舰队单独一方；可是联合舰队却毫无受阻地会合了，1781年，德格拉斯驶向西印度群岛，絮弗昂驶向印度海域。在肯彭费尔特追击戴吉尚的那次战斗中，英国海军部知道，法国运输船队对西印度群岛战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他们只派出了一名只率领12艘舰船的海军将军；而这期间，除了一些派遣增援部队前往西印度群岛外，其它的战舰都驻扎在唐斯，从事福克斯公正地称之为“毫无价值”地困扰荷兰贸易的行动。本书所引用的福克斯的讲演中，他就法西战争所做的各种指责，主要是以联合舰队进入汪洋大海之前对其进行攻击的这种权宜之计为根据的，得到了非常内行的豪的支持。针对肯彭费尔特进行追击的那件事，豪说：“不仅西印度群岛的命运，也许整个战争未来的命运，几乎不冒任何危险，就会在比斯开湾被决定了。”[原作者注：1782年《年鉴》。]不是不冒危险，而是具有成功的极大可能性，整个战争的命运，一开始就应该像押宝似的，把英国舰队集中部署在布雷斯特和加的斯之间。如果这样，那么不用对直布罗陀进行援救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毋需对西印度群岛实施牵制，那里的领地也可能更牢靠一些，并且美国人要求法国舰队给予的极为吝啬援助也可能会完全落空。虽然由于德格拉斯的到来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不能掩饰的事实是，是8月31日到达的，并且从一开始他就宣布10月中旬必须再次返回西印度群岛，只是由于各种事件的一种幸运的巧合，1781年没有使华盛顿再次陷入1778年和1780年德埃斯坦和戴吉尚给他带来的那种痛苦的失望之中。

谢选骏指出：如果美国独立军没有坚持抗战，法国和西班牙都是无法下定决心加入对英战争的；联合舰队在行动中有多达8,000人病死，但除了在普利茅斯外海的胜利外，并未能与英国舰队交战。即使如此，法国开战英国，策应美国独立——结果还是把自己搭了进去，激起了国内革命。英国丢了美国却赢了法国，得以调整政策、着手建立“大英帝国”。事情就是如此错综复杂，只能“总结”，无法“描述”。就此而言，马汉总结的还算可以，因为他写的毕竟是《海权论》讲义，而不是在描述历史；他虽然不擅长讲故事，但是他对历史的总结确实别开生面——因为他的“海权论”煽动和策划了美西战争！

【第十二章 1778-1781年发生在印度的若干事件 1781年絮弗昂从布雷斯特港起航 1782年和1783年絮弗昂在印度海域进行的辉煌战役】

虽然絮弗昂在印度进行的战役是非常有趣和富有教益的，并且就其本身而言，也是1778年战争中最引人注目和最值得赞誉的海战，但是战役并没有对整个战争的结局产生重要作用，然而，这并不是由于他的过错。直到1781年，法国宫廷才感到能够关注足以影响战争结局的其在东方的海军力量。可是，当时印度半岛上的形势尚未发展到可以提供一个极为罕见的能够削弱英国势力的良机。在印度，在英国人曾与之作战的所有敌人中，海德·阿里是最老谋深算和最勇敢的，他当时统治着迈索尔王国[译者注：今印度西南部的卡纳塔克邦。]，它位于半岛的南部，既可以威胁卡纳蒂克沿海地区，又可以威胁马拉巴尔海岸。10年之前，海德·阿里曾独自一人坚持不断地与外国入侵者进行了最有成效的战争，最后以相互归还征服地为条件缔结了和约。当时，因马埃被占，他被再次激怒。另一方面，一些同族和以某种封建制度自由结合在一起的好战部落，知名的如马拉他人已经卷入了同英国人的战争。这些好战部落的首府坐落在孟买附近的浦那，他们所占据的领土向北由迈索尔延伸到恒河流域。因为他们的边境邻接，并位于英国人所管辖的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三个管辖区中间，使海德·阿里和马拉他人处于便于相互支援和攻击共同的敌人的有利地位。英法之战初期，一位法国代理人来到了浦那。据其给英国总督沃伦·黑斯廷斯的通告说，这些部落已经达成协议同意把位于马拉巴尔海岸的一个海港割让给法国人。一向做事果断的黑斯廷斯立即决定进行战争，并派遣一个孟加拉陆军师渡过朱木拿河，进驻贝拉尔地区。另外一个由4000人组成的英国部队也从孟买出发；但因指挥有误导致其被困，并于1779年1月被迫投降。形势突然逆转使英国的敌人的希望死灰复燃，并增加了他们的力量。尽管英国物质方面的损失在有才干的领导者的指挥下，通过一些实质性的胜利很快得到补偿，但是其威信继续下降。马埃被占已经激怒了海德·阿里；而马德拉斯地方长官方面的无理阻挠更使他大为恼火。看到英国已陷入与马拉他人的战争，并听说一支法国军队将抵达科罗曼德尔海岸，他便秘密进行备战活动。1780年夏天，在事前毫无警告的情况下，他的骑兵从小山上蜂拥而下，来到马德拉斯城门附近。9月，一支3000多人的英国部队被消灭；另一支5000人的部队只是由于迅速撤到了马德拉斯城内才保全了性命，但是却丢弃了大炮和辎重。海德无法攻占马德拉斯，便转而进攻那些分散的彼此孤立的哨所和周围是由他控制的位于开阔地上的首府。  

上述就是1781年1月，法国分舰队出现在科罗曼德尔海岸时的态势。这支法国分舰队由6艘战列舰和3艘快速帆船组成。由爱德华·休斯爵士指挥的英国舰队也已经驶向孟买。为了攻打古德洛尔，海德向法国分舰队司令康特·德·奥维斯伯爵请求支援。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失去了海上支援并且被无数本地人包围着，所以定会轻易被攻陷的。但是，德·奥维斯并没有给海德提供援助，而是返回了法兰西岛。与此同时，英军的一位非常能干的指挥官艾尔·库特爵士率领印度雇佣军开始与海德·阿里作战。海德立即取消了对被困哨所的包围，在经过整个春季的一系列展开活动之后，于1781年7月1日又投入了战斗，但是遭到彻底失败。于是这片开阔地又重新回到了英国人手里，为英国人保全了卡纳蒂克地区，并使坚决支持法国的本地人以后占领本地治里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就这样，一个极好的机会被错过了。  

在此期间，一位法国军官正前往印度，他的性格与其前任截然不同。大家可能还记得，当德格拉斯1781年3月20日离开布雷斯特驶向西印度群岛时，在絮弗昂指挥下的一支由5艘战列舰组成的分遣队也随之一起离港了。3月29日，他离开了主舰队，带着几艘运输舰船一同驶向当时荷兰的殖民地好望角。法国政府早已获悉来自英国的一支远征军要占领至印度航线上的这个重要的停靠站。絮弗昂的第一个任务是确保其安全。事实上，由约翰斯通[原作者注：这位分遣舰队司令约翰斯通，人们通常都称他为约翰斯通总督，他是1778年诺思勋爵为促进与美国的和解而派至美国的三名特派员之一。由于他自己的一些令人可疑的行径，国会宣布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同他进行通信和交往都将有损于他们的名誉。因为他曾一度担任过彭萨科拉的总督，所以他得到了总督称号。他在英国海军中的声誉是不值一提的（见《沙诺克的海上生涯》）。]

海军准将指挥的英国分舰队是首先起航的，并且已于4月11日锚泊在葡萄牙殖民地佛得角群岛的普腊亚港。该分舰队有两艘战列舰，3艘装有50门舰炮的战舰，若干艘快速帆船和小船，除35艘运输舰船外，几乎全部装备了武器。这位英国海军准将不担心会遭到攻击，不是因为相信该港的中立，而是因为他认为没人知晓他的目的地，所以他锚泊时就未曾考虑到要作战。  

碰巧，法国舰队从布雷斯特港起航时，其中一艘原计划驶向西印度群岛的舰被调至絮弗昂分舰队。因为这艘舰进行较长时间的航行，缺少淡水，加之其它一些原因使絮弗昂决定要在普腊亚港停泊。4月16日清晨，即在约翰斯通抵达后的第5天，絮弗昂驶抵了该岛并驶向锚地，他派出一艘铜板包底舰在前面侦察。由于从东边靠近，一段时间内，陆地挡住了视线，他们没有看见英国分舰队；但是8时45分，先遣舰“阿图瓦人”号用信号报告敌舰锚泊在海湾内。海湾南边是敞开的，从西至东湾长约1.5海里。在这种情况下，舰船通常停泊在靠近海岸的东北部（图19）。[原作者注：这幅插图几乎原封不动取自居纳的《絮弗昂的一生》。]这些英舰向西北偏西方向展开，毫无次序地泊成一线。絮弗昂和约翰斯通都很吃惊，不过后者更为恐慌，此时主动权掌握在法国军官手里。在这种情况下要迅速作出决定需要指挥员具备良好的素质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絮弗昂是一位性格开朗、热情，具有军事天才的人，他曾在德·拉克律的分舰队服过役，从博斯科恩过去对这个分舰队所采取的行动，[原作者注：参见本书第8章。]学会了不尊重葡萄牙坚持中立的权利。絮弗昂知道这个英国分舰队肯定是驶向好望角的。现在他面临的问题就是，是否利用这个机会赶紧驶向好望角，首先抵达那里；还是应该攻击锚泊的英国舰队，削弱其作战能力，以达到阻止其继续前进的目的。他决定选择后一种行动方案。虽然其分舰队的舰船，因航行速度不一致而被分散了，但是他还是决定立即开进湾内，决不能坐失进行突然袭击的良机。他用信号通知其战舰作好锚地战准备，并乘坐其装有74门舰炮的旗舰“英雄”号为先导，前进至海湾东南角附近转弯改变航向，并径直朝英军旗舰（f）驶去。装有74门舰炮的“汉尼拔”号紧随其后（ab线）；与其一起继续向同一方向航行的还有一艘装有64门舰炮的先遣舰“阿图瓦人”号（c）。可是后卫的两艘舰却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图19 普腊亚港之战  

当英国分舰队司令识别出敌人时，便立即着手进行战斗准备，可是当时已来不及调整其舰队队形了。絮弗昂在距英国舰队旗舰“英雄”号（一种异常的巧合，英国舰队旗舰也叫“英雄”号）右舷500英尺的海面上介于两艘敌舰之间抛锚，并且开始射击。“汉尼拔”号在其舰队司令的旗舰之前抛锚（b），因为靠的太近，絮弗昂的旗舰不得不放松缆绳向后退（a）；但是“汉尼拔”号舰长由于不知道絮弗昂是有意无视该港的中立，没有执行清理甲板准备战斗的命令，全然没有作好战斗准备——甲板上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准备用来加速供水的水桶，舰炮也没有脱去炮衣。但是因为他的行动迅速使他没有错上加错，他大胆地跟随旗舰，被动地接受敌炮火的袭击，因为在一段时间内，他不能进行还击。他贴风行驶，从其旗舰的上风面驶过，很熟练地选择了他的阵位，并甘心以死来弥补其最初的过错。这两艘舰所占据的位置可以使它们同时利用两舷舰炮进行射击。在烟雾中，“阿图瓦人”号把一艘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误认为战舰。由于并列航行（c′），其舰长在快要抛锚时被击毙。因为在关键的时刻失去了指挥，它带着东印度商船一起（c″）离开了近战区。其余的两艘后卫舰因为姗姗来迟未能紧靠上风，没能投入战斗（d、e）。絮弗昂发现自己只率2艘舰去承受战斗的主要压力，便砍断缆绳起航。“汉尼拔”号也跟随其行动；但是遭到严重损伤，其前桅杆和主桅杆都折断倒向一边——幸亏这种情况是发生在它离开海湾之后，它离开时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船体。  

如果完全把国际法问题置于一边，单纯从军事观点考虑，絮弗昂采取攻击的智慧和处置是引人注目的。为了正确评价他们，我们必须考虑他所承担的任务的目的是什么；并且还必须考虑妨碍和促使其完成任务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他的第一个目的是防范英国远征军，保护好望角。实现这一目的主要取决于首先抵达好望角，妨碍他取得成功的是英国舰队。为了抢在英国舰队之前抵达，他可以采取两种方针——快速前进赢得这场比赛，或战胜敌人迫使其彻底退出比赛。只要不知道敌人的行踪，搜索便是白白浪费时间，除非掌握了很可靠的情报。但是，当命运之神使他遇上敌人时，絮弗昂的天资立即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控制南部海区将使问题得到解决，并且会立即得到解决，用他自己具有说服力的话来说，就是“消灭英国分舰队就会使英国远征军的全部计划和方案彻底落空，会使我们在印度长期保持优势，这是一种可能导致光荣的议和和阻止英军在我之前抵达好望角——一个已经达到了的目的，也是我此次任务的主要目的。”有关英军的情报，絮弗昂掌握的很少。想象中的这支英军比其实际要大；但是他已使其处于不利和遭到突然袭击的地位。所以果断地作出战斗的决定是正确的，并且他暂时推迟——也可以这么说，从思想上不考虑巡航的最终计划是絮弗昂在此次事件中最突出的功绩。但是他这样做违背了法国海军的传统作法及其政府的一贯政策。不能把他未能从其舰长们那得到他本来完全有权指望得到的支援作为一种错误推到他身上。导致他们没能及时支援的这些意外事故和疏忽行为已经谈过了。但是，因为当时他控制着3艘最好的战舰，他认为通过突然袭击会得到好处，并且相信2艘后援舰会及时赶来，这种考虑是正确的，很少会有人提出质疑。  

絮弗昂的旗舰和“汉尼拔”号所占据的位置可以使它们利用全部舷炮——换句话说，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炮火威力——被认定为是最好的位置。这样，可以使其充分利用突然袭击和英军分舰队队形混乱所提供的有利条件。据英国人报导，混乱的队形迫使两艘装有50门舰炮的舰退出战斗——这种情况进一步证实了絮弗昂实施突袭的判断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却有损于约翰斯通的名声。如果絮弗昂得到了他所期望得到的支援，尽管会有各种推断，但是他一定会消灭英国分舰队的。事实是絮弗昂在普腊亚港挽救了好望角。所以并不出人意料，尽管絮弗昂无视法国传统的海战方针并且由于破坏了葡萄牙的中立在外交上带来了麻烦，但法国宫廷没有责怪他，而是完全认可了它的将军们并不习惯于的这种有魄力的战斗。  

据说曾经参加过七年战争的絮弗昂早巳注意到德埃斯坦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谨慎行动，把法国在海上遭受的挫折一部分归因于法军所采用的战术，他将其贬之为胆怯的借口。但是普腊亚港的战斗结局使他相信作战方式和方法具有一定的作用[原作者注：拉塞尔：《关于法国海军的历史记载和评论集》。]，此次战斗不是事先安排一定要进行的。当然他后来进行的战术配合是高水平的，尤其是他早期在印度海域的作战（因为似乎在以后的战斗中，由于舰长们的不满和严重失误，使他感到失望和沮丧，放弃了这种战术配合）。但是他的伟大而突出的优点在于他的鲜明性，他明确地承认英国的几个舰队是大不列颠海上力量的代表，是法国舰队的真正对手，在力量显示相等的时候，他们总是首先要攻击的目标。  

絮弗昂对“尽量减少己方舰船损伤”的一贯方针的重要性决不是视而不见，因为法国海军的行动总是服从于这些方针的。不过，他看得很清楚，确保实现这些方针的方法不是节省地使用自己的舰船，而是要消灭敌人的战舰。在他看来，只有进攻而不是防御才能掌握海权。海权意味着控制陆上的出口，至少在远离欧洲的地方是这样。他在一支奉行法国海军传统作战方针的海军中服役40年之后，采用这种与之相反的英军作战方针是很勇敢大胆的。但是在他把这种方法进行实际运用时，当时的英国海军将领却没人采用这种作战方针。也许，只有罗德尼应除外，可是絮弗昂的热情超过了他。然而，他所采纳的这种行动方针不纯粹是出于一时的灵感，而是他以往所持有的和清楚表述的见解的体现。不在于天生的热情赋予他多少知识，而在于对于知识的执著信服。所以，絮弗昂在圣卢西亚没能消灭巴林顿的分舰队之后，写信给德埃斯坦抗议为他自己的舰和其它战舰只配备半数人员，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抽调人员登陆去进攻英国部队。  

尽管12月15日（对巴林顿分舰队的）两次炮击收效甚微，并且我们的地面部队已遭受严重挫折，但是我们仍然抱着成功的希望。而获得成功的唯一方法是猛烈攻击这个分舰队。因为我们占优势，它将无力抵抗，尽管它陆上有炮台，如果我们靠近他们的战舰或者我们锚泊在他们的浮标上，炮台将会完全失去作用。如果我们行动迟缓，它们可能会逃跑……此外，由于舰员配备不齐，使我们的舰队既不适于航行，也不适于作战。如果拜伦海军上将的舰队抵达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的战舰既缺少舰员又缺少司令，其结果将会如何呢？他们的失败定会招致陆军的覆灭和殖民地的丧失。让我们消灭那个分舰队吧！他们的陆军供应短缺，并且是在一个糟糕的国家里，所以他们不久就会被迫投降。然后，让拜伦来吧，我们高兴地欢迎他。我认为没有必要指出，为了此次进攻，我们需要士兵和与他们有关的他们所要执行的计划。  

在格林纳达外海战斗之后，絮弗昂同样谴责德埃斯坦没有俘获拜伦分舰队的4艘因伤残而航行缓慢的战舰。  

由于各种不幸，在普腊亚港的攻击没有取得它应取得的决定性战果。约翰斯通海军准将起航并尾随着絮弗昂；但是他面对着不屈不挠的法国人，认为自己的兵力不足，不能发动进攻；并且害怕因为追到法国舰队左舷的下风，会失掉时间。不过，他成功地夺回了被“阿图瓦人”号带出港湾的那艘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絮弗昂继续沿原航向航行，6月21日在西蒙湾角抛锚。以后的两个星期，约翰斯通一直在跟踪絮弗昂，但是从一艘先遣舰那儿获悉，法国部队已被送至岸上，他便放弃进攻这块殖民地的计划，成功地攻击了位于萨尔达尼亚湾的5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此次攻击只是对军事行动失败的微不足道的补偿。他不断派出其战舰加入在印度的爱德华·休斯爵士的舰队，在此之后他返回了英国。  

絮弗昂看到西蒙角有了安全保障，便驶往法兰西岛，1781年10月25日他抵达那里。这个联合分舰队的指挥是由资历深的奥维斯担任。在进行了一些必要的修整之后，他们于12月17日驶往印度。1782年1月22日，俘获了英国一艘装有50门舰炮的“汉尼拔”号。2月9日奥维斯去世，于是絮弗昂成了舰队司令，其军衔为海军准将。几天之后，他便从马德拉斯北面看到了印度这个国家，但是因为逆风直到2月15日才靠近马德拉斯这个城市。发现有9艘大型战舰在要塞大炮下面有次序地锚泊着。这些舰船是爱德华·休斯舰队的，它不像约翰斯通舰队那样混乱无序。[原作者注：对锚泊的英国分舰队是否进行攻击的问题，战争委员会中产生了争论。委员会的意见认为絮弗昂决定不进行攻击是对的。把这次同英国人没有攻击在纽波特的法国分遣舰队做一比较时，必须切记，当时英军根本无法迫使这些法舰离开其坚固的阵地；而絮弗昂通过威胁亭可马里或其它不太重要的地方可以指望把休斯引出来。所以，他没有进攻是对的，而在纽波特面前的英国人可能是错的。] 

在这里两位令人敬畏的军事家相遇了，彼此都代表着自己民族的特点——一位代表着英国人的顽强韧性和航海技术；另一位代表着长时间里，被一种不正确的方法控制和引入歧途的法国人的热情和战术科学。此处双方兵力的准确统计数字是：法国舰队有3艘装有74门舰炮的战舰，7艘装有64门舰炮的舰和2艘装有50门舰炮的舰，其中1艘是最近从英军那里缴获的“汉尼拔”号；休斯爵士拥有2艘装有74门舰炮的战舰，1艘装有70门舰炮的舰，1艘装有68门舰炮的舰，4艘装有64门舰炮的舰和1艘装有50门舰炮的舰。法英两军的力量对比是12比9，对英军极为不利；而且就级对级单舰的威力而言，很可能也不利于英军。  

需要切记的是，在絮弗昂抵达的时候，他没有找到友好港口或开敞锚地，也没有供应和维修基地。到1779年，法国基地已几乎全部被英军攻占。由于他的行动迅速才挽救了西蒙角，但是却没能及时制止荷兰在印度的领地被英军占领。位于锡兰的作用不大的港口亭可马里恰好是絮弗昂在马德拉斯看到英国舰队前一个月被英军占领的。因此如果絮弗昂想要得到他所要得到的一切，都必须从休斯手中去夺取。第一次相遇，数量上的优势和实施进攻的权力均属于絮弗昂，并且他还拥有主动选择的一切有利条件。由于休斯在兵力数量上极为不利，他有许多易受攻击的点，而且也不能确定什么地方会受到打击，所以他对防御非常担心。  

虽然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于30年前了，但是对印度的控制完全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这一点仍然没有变，在过去的几年里，英国已大大加强了对海洋的控制，而法国却放松了其对海洋的控制。所以比较起来，絮弗昂比其前任德·阿赫等人更需要消灭其敌人。与之相反，在英国的这些领地上，休斯可以依靠一支较强大的力量，而与在其之前到印度去的那些海军将军相比，他所要承担的责任少得多。  

然而，在未来的冲突中，海洋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为了较好地控制海洋，就必须使敌人舰队中的几艘战舰完全失去战斗能力，而且还一定要有一个可靠的基地。虽然亭可马里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它是东海岸上最好的港口，可以满足后一个要求。该港被英国人占领的时间还不太长，所以它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充，因此休斯在战斗之后必须将其舰船撤到马德拉斯进行维修，并且在他准备再次占领该海区之前，不得不使亭可马里依靠自己的资源进行维系。另一方面，絮弗昂发现所有的港口同样也都缺少海军供应，而亭可马里具有有利的自然条件，因此占有亭可马里就成为絮弗昂的重要目标。休斯所见也与之相同。  

所以不管是否是英国海军的传统驱使休斯进行攻击，但是这种传统所起的作用在他信件的字里行间中表现的淋漓尽至。在絮弗昂向亭可马里的运动中，有一种一定会把他的对手从其港口引出来的预兆。除了亭可马里之外，海德·阿里和英国人之间现行的战争使絮弗昂有可能在大陆上得到一个港口，从这个港口把其分舰队运载的3000人的部队送上岸去，以便配合那里的部队对付共同的敌人，并且至少可以从这里得到食品供给。于是，各种情况凑合在一起，迫使休斯出港，试图削弱或阻止法国舰队。  

休斯的作战方案或许是取决于他自己及其对手的技术和多变的气象因素。显而易见，如果依照他自己的条件，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一些有利条件能够弥补其力量不足，他是不会投入战斗的。因为舰队在公海上不像在陆地上那样能够找到任何有利条件，有利于弱者的位置是上风，因为这样它可以选择时机和某种有关的攻击方法。进攻的位置也可用于防御，如果情况允许，可以发动攻击。下风位置使弱者无选择余地，只有逃跑或者依照对手的条件接受战斗。  

不管你怎样看待休斯的技术，必须承认他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但是仍然可简明扼要地将其概括为两件必须要做的事情：第一，是使法国舰队受到打击，以便缩小目前在力量上的这种不平衡状况；第二，是阻止絮弗昂抵达亭可马里，而这完全要依靠英国舰队。[原作者注：在此次战役中，亭可马里的防御依赖于英国舰队，这充分说明一支海军发现自己在其港口防御中成为被依靠者时，它所处的困难和尴尬的地位。这一点与目前广为争论的问题有关，是值得那些坚决主张最好的海岸防御是海军的人进行认真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无疑这也是正确的——进攻国外的敌人是最好的防御；但就“防御”这个词的狭意来说，这是不正确的。没有设防的亭可马里只相当于一个中心，休斯不得不像一个被拴着的动物一样，围绕着这个中心旋转；在相类似的情况下，同样的事情总是会发生的。]另一方面对絮弗昂来说，如果他能够使休斯在战斗中比自己遭受更大的损失，那么他就可以自由地驶向他所选择的任何地方。  

 2月15日絮弗昂在马德拉斯看到了休斯的舰队，他便把自己的舰队停泊在距其北面4海里处。絮弗昂考虑到在岸炮保护下的敌战舰力量太强，因而不能对其实施攻击，所以他又于当日下午4时起航南驶。休斯也起锚并顺风向南航行了一整夜。白天，休斯发现敌人的分舰队已经与护航运输船只分开了，战舰在东面约12海里处，而运输船只在他西南9海里处（图20，A、A）。据说这种分散是由于法国几艘快速帆船的轻率行动所致。这些舰只没有和英舰保持接触。休斯立即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他追击运输船只（c），并且知道法国战舰一定会跟在其后面。休斯的铜板包底舰赶上来并捕获了6艘敌船，其中5艘是法军从英军手中夺来的战利品，第六艘装着300人的部队和军需品。休斯已经赢得了一分。  

  

图20 1782年2月17日絮弗昂与休斯之战  

絮弗昂自然尾随其后进行全面追击，到下午3时，他的最好的4艘帆船离最后面的英舰，只有2-3海里远。休斯的舰船当时很分散，但是这种欠妥的队形没有一直保持下去，到下午7时他已利用信号使舰船重新聚集起来。夜间，两个分舰队顺风向向东南方向驶去。  

 17日黎明时——是7个月来这两位舰队司令之间进行的四次较量中的第一次战斗的起始日。两支舰队相距6-8海里远，法国舰队位于英国舰队东北北方向（B、B）。由于风力很小而且经常无风，英国舰队在舷戗风组成战列纵队遇到了困难（a）。舰队司令休斯将军解释说，他希望通过这种航向驶至敌上风处，以便进行近距离交战，并可以指望自己在海风形成时处于上风，风力仍然很小，但是经常有来自东北偏北方向的阵阵小风暴，法舰抢在小风暴前面将帆升得高高的，所以很快靠近英舰。絮弗昂企图攻击会得到休斯支援的英国舰队的后卫。休斯发现其后卫掉队以后，便驶向下风组成战列横队（b），为舰船向中心靠拢争取时间。这种战列横队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40分，此时，休斯发现他自己已无法逃脱敌人依照他们的条件进行的攻击，于是他使舰队改变航向，左舷戗风航行并等待敌人的进攻（C）。不管是否是他自己的过错，他现在是处在最坏的位置上，等待着优势兵力随意发动的攻击。他战列线中的后卫舰“埃克塞特”号没有向中心靠拢，好象没有什么理由，为什么不通过右舷戗风组成战列线使它成为前卫舰，并因此使其它舰船不得不停下来等它。  

对于絮弗昂的进攻方法（C），他本人的说法和休斯的说法是不一致的，其不同仅在细节方面，而主要的事实是确定无疑的。休斯说敌人“组成两条不规则的战列横队向我们的战列线的后卫驶来”，他们继续以此队形航行，直至开始交火。当时，“第一条战列线中的3艘敌舰正向‘埃克塞特’号冲来；而第二条战列线中的另外4艘法舰由絮弗昂的旗舰‘英雄’号率领改变航向，沿着第一条战列线的外侧驶向我们的主队。4时5分，3艘敌舰开始向‘埃克塞特’号炮击，‘埃克塞特’号和紧靠它的英舰进行了还击。从我们的后卫到我们的主队展开了全面作战活动。敌人的指挥舰同其第二条战列线中的另外3艘舰一起向我们的主队驶来；但是并没有超过我们与之相对的中心舰‘壮丽’号，因为此间风很小或根本没有风，并且还正下着大雨。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利用他们8艘最好的舰船攻击我们的5艘舰。因为我们战列线中的前卫舰‘蒙茅斯’号、‘鹰’号、‘伯福特’号和‘伍斯特’号不能戗风转变航向驶向敌人，所以无法投入战斗”，其原因是风力不足。  

我们先将休斯的阐述搁在一边暂且不谈。看看絮弗昂叙述他是如何占领阵位的。他在给法国海军部长的报告中说：  

我本来应该用攻击中所采用的有利部署，而不是用数量上的优势去消灭这个英国分舰队，我攻击敌后卫舰，并沿着英军战列线航行，最远进至它的第六艘舰。就这样，我使他们的3艘舰无法投入战斗，这样我们就能以12艘对他们的6艘。我于下午3时30分开始战斗，我位于最前面并用信号指示组成最好的战列线。如果没有最好的战列线，我是不会投入战斗的。4时，我用信号通知我的3艘舰向敌后卫迂回，并通知分舰队靠近至手枪射程之内。虽然这种信号重复多次但是却没有被执行。我为了可以阻止可能戗风转变航向绕过我的3艘敌前卫舰，我自己的确没有给其它舰作出示范。但是，除了迂回到后卫的“钻石”号以外，其它舰都没有像我的旗舰那样靠近，也没遭到那么多的炮火袭击。

这两份报告的主要分歧是，絮弗昂坚持说，他的旗舰是沿着英军整个战列线航行的，即从后卫到第六艘舰；而休斯却说，法国舰队分成两条战列线并且靠近航行，一条战列线冲向英军分舰队的后卫，另一条冲向它的主队。后者是比较好的机动，因为如果像絮弗昂所坚持的那样，即进攻的先头舰沿着敌整个战列线从后卫驶至第六艘舰，那么，它会连续遭到这6艘舰的猛烈火力的袭击，就会使它失去作战能力，并使其战列线混乱。絮弗昂也注意到把3艘舰置于英军编队后卫的下风处，向后卫迂回。其中有两艘法舰确实占领了这个位置。絮弗昂进一步提出了没有用他自己的先头舰去靠近的原因，但是由于跟随他的那些法舰没有进一步靠近，他的作战行动并没有引起休斯的注意。  

法军司令官絮弗昂对他的几位舰长没有积极参战非常恼怒似乎是有道理的。他向部长抱怨副司令说：“因为我在最前面，完全看不到后卫发生了什么情况。我曾经指示德·特罗梅林向他附近的舰船发送信号。但是，他只是重复了我的信号，并没有使他们去执行。”这种抱怨是完全有道理的。2月6日，战斗爆发之前10天，他已经给他的副司令写过一封信：  

如果我们很幸运的处于上风的话，当英军的舰船不超过8艘，或充其量是9艘时，我的意图是包抄敌后卫。假设你的分队在后卫，你可以利用这个位置看到有多少我舰将与敌人的战列线相重迭，然后用信号通知他们进行迂回[原作者注：图20中的（D）说明絮弗昂打算在此次战斗中要采用的作战队形。敌人后卫的5艘舰每一艘各有2个对手，分别靠近舰舷两侧。在上风一侧的法国先导舰保持的距离较远一些，为的是在攻击英国第六艘舰时，如果英国的前卫舰企图通过戗风转向，以增援后卫的话，可对其进行“牵制”。][即在下风面交战]……总而言之，我请求你给你的分队下达你认为最适宜确保战斗成功的机动命令。夺取亭可马里和讷加帕塔姆，或许还能夺取整个锡兰。这样就会使我们有希望进行一次全面作战活动。  

最后两句话揭示了絮弗昂自己对印度海域的军事形势的评估，它首先要求使敌舰队丧失作战能力，其次是夺取某些战略港口。这种判断是正确的，它把过去法国通常奉行的准则，即港口作为首要军事目标，消灭敌人舰队位于其后的顺序完全颠倒过来了。絮弗昂的第一个迫切要求是进行一次全面的作战活动。而休斯的第一个目标，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是避免这种作战活动。所以休斯企图占领上风位置是正确的。2月份在马德拉斯，海风大约在上午11时从东面和南面方向吹来，他为了占领上风，驶向那个方向，尽管结果令其失望，但是这种做法或许是正确的。戴吉尚在他同罗德尼的一次交战中根据下午起风时占据的上风位置，设想出他的舰队的作战方案，并且获得了成功。休斯是如何利用了风的有利条件，只能从他所说的话来进行推断——他寻求利用风是为了在更近的距离交战。这里不存在指望熟练运用一种战术的有利条件。  

絮弗昂在给特罗梅林的指示中也说明了他对副司令的职责的看法。这种看法完全可以与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之前下达的很重要的命令相比。在最初那次战斗中，絮弗昂亲自领导进行主攻，把对那些可称之为预备队，无论如何在攻击的第二阶段都要动用的预备队的指挥留给了他的海军上尉，可是非常不幸的是，这位上尉不是科林伍德式的人物，他完全没有向絮弗昂提供支援。絮弗昂位于前面引导可能不是出自于某种特殊的理论，而是基于他的旗舰是舰队中最好的帆船，并且因为时间已晚，风很小，必须迫使敌人迅速交战的实际情况。不过絮弗昂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像他那样在前面引导，他的一举一动虽然不一定，但是很自然会引起部属认为是示范的想法。他将自己的旗舰与敌舰保持一定距离没有靠近，在战术上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却导致尾随其后的舰长们自然地为保持同样的距离而不顾其信号，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命令和示范之间是不允许出现矛盾的。它在我们的南北战争期间在维克斯堡破例出现过，造成了两位勇敢的军官间的误解和疏远。提防这种误解，最高指挥官要做的事是事先要详细说明他的信件和计划的精神实质。而在海上，更应理当如此，因为在那里，烟雾、微风和介入中间的索具使人难以识别信号，但是它们几乎是唯一的通信手段。这是纳尔逊的实践经验；它对絮弗昂也不陌生。三年前，絮弗昂在写给德埃斯坦的信中说：“战斗部署必需事先与执行者商定好。”他可以为跟随他和进行交战的那些舰船请求宽恕，但是却不能宽宥后卫舰，更不能宽宥知道絮弗昂计划的副司令，他本应该强迫后卫舰占领下风位置，必要的话，他应亲自率领。当时的风力是足够的；因为实际上已有两位舰长是在下风处交战的，其中一位并没有接到命令，其行动是出自于个人的善意和勇敢的冲动。诚如纳尔逊所说：“任何把自己的战舰置于敌舰旁边的舰长都不会犯大错误。”他受到了絮弗昂的特别称赞，这种称赞本身就是一种荣誉和奖励。絮弗昂有如此之多的同事没有执行他的命令，不管是属于效能差，还是属于派系之争和不忠，这对于一般的军事作者来说是无关紧要之事。然而，它对在服役期间追求荣誉的法国军官来说是很重要的。经过几次失望之后，絮弗昂的抱怨情绪也随之变得更为强烈了。他写道：  

我的心被很普遍的背信弃义折磨着。我刚刚失去了消灭英国分舰队的机会……所有舰长——是的，所有舰长——本来完全可以向英舰靠近，因为我们位于上风，而且是在前面，可是并没有一位舰长是这样做的。他们当中有几位在另外的几次战斗中表现得很勇敢。我只能把这种令人极端厌恶的东西归咎于希望结束此次巡航，归咎于恶意和无知，因为我不敢怀疑还会有更坏的东西。结果已经骇人听闻。我必须告诉你，蒙塞涅尔，在法兰西岛上已经呆了很久的那些军官既不是水手，也不是军人。说他们不是水手是因为他们不曾在海上呆过，并且他们具有我行我素不服从他人的商人习气，这同军人的素质是格格不入的。  

这封信是絮弗昂与休斯进行了第四次战斗之后写的，信的内容必须承认。看起来，不但絮弗昂自己由于心切，在这最后一次战斗中匆匆离开，对其舰队之混乱负有一部分责任，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而最主要的是一些遭指控的军官们的表现，使絮弗昂普遍不满的指控有些过火。另一方面，在一个技术娴熟和热情的司令絮弗昂的指挥下，数量上占据优势的法国分舰队在进行了四次大战之后，用他自己哀怨的话说，“英国分舰队依然存在”，不仅如此，而且英国分舰队不曾损失一艘舰，这也是事实。可以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一位法国海军作者所说的：“数量优势被低劣的质量抵消了。”[原作者注：特鲁德：《海战》。]出现这种情况是否是因为无能，还是因为不满引起的？这并不重要。  

虽然战斗没有取得辉煌的战果，但是絮弗昂对战役总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而正确的战役指挥才表明司令是有指挥才能的。2月17日的作战活动持续了两个小时之后，于下午6时随着风向转成东南而宣告结束。由于风向改变，英军占据了上风，并且使他们的前卫舰也能参战。6时30分夜幕降临时，絮弗昂利用右舷戗风改变分舰队航向，向东北航行，休斯则张帆向南驶去。据法国海军上校舍瓦利耶说，絮弗昂打算次日再战。假如那样的话，他本应采取措施不能离开英国分舰队太远。显而易见，休斯的策略是没有某种有利条件是绝对不战的——可以进行这样推测，他想让法军集中众多的战舰攻击“埃克塞特”号这一艘，利用牺牲这艘舰的方法，他可以从容不迫地等待进行一次攻击。这样做太明显了以致使絮弗昂可能从他的舰队的成效和他的军官们的渎职中，得出了他不希望立即再战的充分理由。第二天早晨，两支舰队已彼此看不见了。北风继续刮着，并且休斯有两艘舰处于被损状态，迫使他驶向亭可马里，在这个有防护的港口里可以使两艘被损舰得到修理。絮弗昂因为担心他的运输舰船，驶向本地治里。他把他的战舰和运输舰船一起停泊在这个港口里。然后他希望开始进攻讷加帕塔姆；但是陆军指挥官决意要攻取古德洛尔。经过与海德·阿里协商和安排之后，陆军在波多诺伏南部登陆，并向古德洛尔进发。4月4日攻陷古德洛尔。  

在此期间，絮弗昂急于攻击他的主要目标，于3月23日再次起航。他希望阻止预计从英国驶来的两艘战列舰。但他的行动太迟了；3月30日，这两艘装有74门舰炮的战列舰加入了位于马德拉斯的英国主力舰队。休斯已经在亭可马里进行了两个星期的修整，3月12日，再次驶抵马德拉斯。在增援舰与之会师之后不久，他率领装载着部队和供驻军用的军需品的舰船驶向亭可马里。4月8日，他发现了絮弗昂分舰队位于东北方向，也在南驶。休斯在那一整天和其后的两天里，借着轻微的北风继续航行。11日，他驶抵了位于亭可马里以北50海里处的锡兰海岸，然后便改变航向驶向亭可马里。12日早晨，他发现位于东北方向的法国分舰队正在急速前进。这一天正是罗德尼和德格拉斯在西印度群岛相遇之日，然而那里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于这里；在这里，是法国人而不是英国人在求战。  

这两个分舰队里舰船的航速都相差很大，每个分舰队均有若干艘铜板包底和非铜板包底舰。休斯发现他的航速最慢的帆船无法逃脱敌人航速最快的战舰——通常这种情况会迫使一支撤退部队冒险投入战斗，除非它决定放弃后卫舰，否则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分舰队的安全和效率，就必须使同级舰船都应保持一个规定的最低速度。同一天在另一个战场上，出于同样的原因——一艘被分开的舰的危险处境，迫使德格拉斯无可奈何地进行一种危险的机动，酿成了一场大的灾难。休斯有比较充分的理由决定交战，于是上午9时他组成右舷戗风战列线，并驶向海岸（图21，A），分舰队组成了较好的队形，舰与舰之间相距2链[原作者注：400至500码之间。]。休斯对这次战斗的叙述与絮弗昂的叙述还是不一致。他对法军舰队司令所使用的战术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而对其技术却给了很多赞誉。首先介绍休斯的叙述。他说：  

敌人位于北偏东方向，距离6海里，风向北偏东。他们不断进行机动，并在中午12时15分之前不断变换各舰在战列线中的位置。为同我们交战，他们改变了航向（a），他们前卫的5艘帆船一起张帆（b），以便同我们的前卫交战，另外7艘帆船（b′）直接驶向我们的3艘中心舰：“壮丽”号和其前后的“蒙茅斯”号和“莫纳卡”号。1时30分，敌我双方的前卫开始进行交战；3分钟之后，我发出了战斗信号。法军的这位舰队司令在“英雄”号上，他的副司令在其后面的“东方”号上（这两艘舰都装有74门舰炮），这两艘舰向“壮丽”号[原作者注：在图中，英国和法国的旗舰都是用特大的符号表示的。]逼近，进入了手枪射程之内。“英雄”号继续留在其阵位上，相互猛烈射击约9分钟，然后，带着重伤径直前去攻击“蒙茅斯”号，当时“蒙茅斯”号正在与另一艘敌舰交战，为其尾后来攻击我军主队的敌舰提供了机会，这里战斗最激烈。3时，“蒙茅斯”号上的后桅杆已被打掉，几分钟之后，其主桅杆也被打掉。所以它不得不脱离战列线，驶向下风（C、c）。3时40分风出人意外地继续从遥远的北边吹来，而不是从海上吹来。为了注意不使舰船与陆地相撞，我发出信号，左舷戗风改变航向组成战列线，继续与敌人交战。

这里当时实际上是兵力云集的地方。在这里，英法两国的两个最坚定的斗士之间进行了最激烈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英国11艘舰上的人员伤亡是，亡137人，伤430人。在总伤亡数字中，主队的两艘舰、旗舰及前面另一艘舰亡104人，伤198人——占分舰队总伤亡人数的53%，占分舰队在舰人数的18%。按照舰的大小比例来看，这些伤亡比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的两艘旗舰的伤亡要多得多。[原作者注：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的旗舰“胜利”号是一艘装有100门舰炮的舰，亡57人，伤102人。休斯的舰是一艘装有74门舰炮的舰，亡59人，伤96人。科林伍德的舰“皇家国王”号也是一艘装有100门舰炮的舰，亡47人，伤94人；“蒙茅斯”号是一艘装有64门舰炮的舰，在休斯指挥的这场战斗中亡45人，伤102人。]对船体和帆桅等的损坏更为严重。由于法军集中火力攻击英国分舰队的一小部分，使其完全失去战斗能力。在战斗开始时，这个分舰队在数量上就处于劣势，减少两艘舰之后，其劣势越发明显了，这样就大大增加了絮弗昂的行动自由。  

  

图21 1782年4月12日絮弗昂与休斯之战  

但是，絮弗昂究竟要把兵力集中到什么程度呢？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看看两位法国作者的记录，[原作者注：特鲁德：《海战》；谢瓦利埃：《法国海军史》。]他们的叙述都是以法国海军部里絮弗昂自己的通信记录为根据的。法国人得到的实质性好处也必须通过伤亡数字表和他们各舰所受的损伤情况对比进行考查。事情很明显，如果英法两军总的损伤数字是一样的话，英国分舰队的损伤集中在两艘舰上，会使这两艘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不能投入战斗；而法军的损伤分散在12艘舰船上，他们在几天之内就可以重新投入战斗，因此战术和战略上的胜利是属于法军的。[原作者注：这一段评论本身看来已经很清楚，不需要再强调；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海军人员是否都会把它收入他们的格言集里。] 

至于絮弗昂的目的，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想发动一次如休斯所描述的那种进攻。由于他有12艘舰，而英国人有11艘，他的意图好象是要采用英国人惯用的方法——组成同敌人相平行的战列线，一起冲上去，实施舰对舰作战。除此之外，他还多出一艘单舰。没有安排对手的第12艘法舰，准备与在其下风面的英国后卫舰交战，从而将这艘后卫舰置于两边火力夹击之中。事实上，像休斯所描述的那样，集中兵力攻击前卫和中央，从战术角度考虑，不如集中同样多的兵力攻击纵队的中央和后卫。这种战术甚至适用于蒸汽舰船，虽然蒸汽舰船的动力部分不易遭受损坏，但是仍需要调转方向才能从前卫到达后卫，这样做要失去许多宝贵的时间。这种战法特别适用于帆船，尤其适用于在标志着季节风变化起阻碍作用的轻风季节时打响的战斗。纳尔逊在强调他对其同时代的俄国人的蔑视时说道，他会毫不犹豫地攻击他们的前卫，并指望将其整个战列线搞乱，因为他们缺少航海技术。尽管他对西班牙人的看法也不算太好，但是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他还是把攻击的主要力量集中到联合舰队的后卫上。在对付富有航海经验的休斯舰队的舰长们，攻击前卫而不攻击后卫就是一个错误。要想使后卫不投入战斗除非是没有一点风。  

舍瓦利耶上校对絮弗昂的进攻是这样描述的，在谈到休斯以右舷戗风组成战列线之后，他说：  

法军模仿了这种机动，因此这两个分舰队并列航行，向西北偏西方向驶去（A、A）。11时，由于我们组成了一条很好的战列线，絮弗昂发出统一行动，保持一定距离，驶向西南偏西方向的信号。我们的舰船没有将其航向保持在所规定的战列线上，并且由最好的帆船组成的前卫首先进入了敌舰的射程之内。[原作者注：这种情况是会经常出现的。]1时，英国舰队先头舰向“复仇者”号和“阿图瓦人”号[法国舰队之前卫]开炮。这两艘舰已经戗风航行，[原作者注：即把舰的一舷转向敌人，而不是靠近敌人。]准备进行还击，但立即奉命再次脱离接触。因为絮弗昂希望进行一次具有决定性的战斗，所以保持其航向，只接受敌人对其舰的炮击而不进行还击。当“壮丽”号位于手枪射程之内时，他的舰改变航向，逆风航行（B），并在他的主桅杆顶上发出了炮击的信号。休斯海军上将只有11艘舰，根据舰队司令的部署，“奇怪”号要在舷侧后部攻击英国舰队之后卫舰，并在下风处同其交战。当听到第一声炮响时，我们最差的那些帆船尚未抵达其阵位。由于法舰舰长只了解絮弗昂命令的字面意义，而没领会命令的精神实质，他们模仿航行在他们前面的那些舰船也戗风航行。于是，法军的战列线变成了一条曲线（B）。其前卫一端的代表舰是“阿图瓦人”号和“复仇者”号；而后卫一端的代表舰是“奇怪”号、“埃杰克斯”号和“严肃”号。这些舰船距敌战列线中那些与其相对应的舰很远。  

从这位完全有机会接触官方文件，热情赞扬絮弗昂的人所写的这一切，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位法军舰队司令所要进行的攻击只是理论性的，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要使一支舰队组成战列线保持在同一个方向上，顺风向航行需要进行多次训练，特别是当舰船的航速各不相同，像絮弗昂的舰队那样，就更需要加强训练。“壮丽”号和“蒙茅斯”号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坏，不可否认这是由于集中兵力的结果，而不能归功于絮弗昂的部署。“‘英雄’号在战斗开始时就遭到了损坏，不允许它继续留在‘壮丽’号旁边。因为‘英雄’号的转帆索已被打断，不能及时使中桅帆转帆缓行，所以它驶到前面，并停泊在与‘蒙茅斯’的龙骨相垂直的位置上”。[原作者注：引自舍瓦利耶的叙述。]这说明“蒙茅斯”号遭难了，该舰已经受伤，并且正在与一个强大的对手作战。“壮丽”号只有与紧挨着它的另一艘法舰，即一艘相同的重型舰交战，才能使其摆脱絮弗昂。当“蒙茅斯”号漂流或驶向下风处的时候，法军旗舰也在漂流，在不多一会的时间里，用尾炮击中了“壮丽”号的舰首（C、d）。在同一时间里，“壮丽”号的横梁和舰的后部也遭到了两艘法舰的袭击，这两艘法舰是在接到或者没接到信号的情况下前来保护其舰队司令的。  

对损伤情况调查结果表明，与英军的损伤相比，法军的损伤主要是分担在各舰上。英军至少有3艘舰无一人伤亡，而法军只有1艘。战斗的中心好象是在两艘装有74门舰炮和一艘装有64门舰炮法舰偶然与一艘装有74门舰炮和一艘装有64门舰炮的英舰汇集的地方。假设这些舰船的实际威力同其舰级相匹配，只计算舰炮的话，法国是106门，英国是69门。  

对休斯将军在战斗前三天的安排曾有过一些不利的批评，因为他阻止攻击法舰，尽管这些法舰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位于下风，并且也只比英军多一艘，可他们当时却很分散。据猜测，他曾有过逐一击败法军舰船的可能。[原作者注：1782年年鉴。]这些可以令人理解的报导，不足以对这种意见作出正确的判断，它可能只反映了舰队下级军官们在餐桌和后甲板上的谈论。休斯自己关于两个舰队的位置的报告是含糊不清的，而且在一个重要方面与法国人的报导有矛盾。如果出现过上述所谓的机会，这位英军舰队司令也会拒绝利用这种机会，因为他坚持他的决心，继续航行，既不寻找敌人，也不逃避敌人，而是直接驶向亭可马里，并要把其舰上装载的部队和补给品送至岸上。换句话说，休斯的行动好象是受了法国的而不是英国的海军作战方针的支配，即把进攻敌舰队服从于手头上的特殊任务。如果为了这个原因，他确实放过一次有利的作战机会的话，在其后来的作战结果中，他对其疏忽深表遗憾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在缺少准确情报的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公众和海军界同行们的心目中，英国人坚决主张进攻敌舰队是英国海军将军的第一任务。还可以说，通过进攻，休斯的情况可能并不比让敌人成为攻击者会更坏。即便絮弗昂的舰长们都和他自己的舰长的状况一样的话，其处境也不一定会更坏。  

战斗结束之后，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这两个分舰队在水深15英寻[译者注：长度单位，1英寻合6英尺或1.829米——主要用于测量水深。]的地方抛锚，由于对水深测量有误，3艘法舰搁浅于珊瑚礁上。两个分舰队彼此相距2海里，他们在这里停泊一个星期进行维修。鉴于“蒙茅斯”号的损伤情况，休斯预料会受到攻击；但是19日絮弗昂完成维修之后便起航了，他们驶至外海停泊了24小时，引起一场他不愿首先打响的战斗。絮弗昂非常敏感地意识到了敌人的处境，所以感到有必要向海军部长证明他的行动是正确的，他认为这样做有八条理由，但是在此没必要一一进行叙述，最后一条理由是他的舰长们工作效率不高，并且也不是那样诚心诚意地听从他的指挥。  

絮弗昂不可能是失之于过于谨慎。相反，作为一个舰队司令，他的热情有余，这种热情在看到敌人时就变成了急躁，往往促使他没有组成战斗队形就仓促投入战斗。尽管絮弗昂在战斗的一些具体环节和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战术配合中，往往由于他自己急躁和他的绝大多数舰长的缺点经常招致失败，但是作为舰队司令，他在对战役的总的指导和战略方面，他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使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他本人的主要长处也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他的热情还表现在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而且这种工作精神很有感染力。他的那种普罗旺斯[译者注：法国古省名，位于法国东南部，中世纪以诗歌与武侠著称。]人克服困难的豪情，使他能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筹措各种补给品，并且使每艘在他指挥下的战舰都受到了他的热情的感染。在军事上，任何事都比不上絮弗昂在没有一个港口和补给品的情况下，迅速地和具有独创性地继续不断地修整其舰队和占领阵地更有教益和更具永久性价值。而与此同时，行动迟缓的敌人他们的修理工作非常磨蹭进展缓慢。  

此次战斗使英军在六周之内，也即在“蒙茅斯”号修好之前，已无法再重新投入战斗。令人遗憾的是，絮弗昂的处境使他不能立即承担进攻的任务。他的人员不足，食品供应短缺，尤其是缺少备用的桅杆和索具。战斗之后，他在一封公函中写道：“我没有多余的贮备来换索具。整个分舰队至少缺少12根中桅杆。”一支供应运输船队预计抵达加莱角，这里和锡兰的其它地方，除了亭可马里，还都仍然属于荷兰。所以絮弗昂停泊在亭可马里以南的巴塔卡罗。他停泊的地方位于休斯和准备出航的英国舰船之间，并且有利于保护驶向那里与其会合的己方运输船队。6月3日，他前往丹麦领地德伦格巴尔，他在那里停泊了二、三周，骚扰马德拉斯与停在亭可马里的英国舰队之间的交通线。他在离开德伦格巴尔以后，驶向古德洛尔，同地面部队司令和海德·阿里取得联系。他发现海德·阿里对法国陆军将军没能精诚合作非常不满。但是，絮弗昂曾经赢得过他的欢心，并且表示希望在当时计划进行的远征结束返回时去看望他；由于分舰队司令坚信其正确的直觉，决心再次找到英国舰队，并且要在战胜它之后，再去进攻讷加帕塔姆。在他身上不存在任何狭隘的职业偏见。他总是注意到必须在政治上和战略上促成与苏丹的联盟，并建立起对沿海及内地的控制；但是，他清楚地意识到，第一步就是要使英国舰队丧失作战能力，以实现其对海洋的控制。尽管存在许多障碍，可他追求这个目标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活力，以及他看到了这个目标的敏锐的洞察力，与许多法国舰队司令相比，这是他的突出优点——他们与他一样勇敢，但是他们的思想受到了一种不正确的传统和一种错误目标观念的束缚。  

在此期间，休斯把应急桅杆换到了“蒙茅斯”号以后，驶向亭可马里。在那里，他的分舰队得到了修整，伤病员上岸进行了治疗；但是很明显，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因为英国占领亭可马里的时间不长，所以还没来得及将其变成一个武器库或供应港口，因为他说：“我打算从其它几艘舰船的多余贮备中得到桅杆，换到‘蒙茅斯’号上。”不管怎样，他的资源比其对手要好得多。絮弗昂停泊在德伦格巴尔期间，一心牵挂着马德拉斯和亭可马里之间的英国交通线，休斯却从容不迫地安然锚泊在亭可马里港内。6月23日，在絮弗昂抵达古德洛尔的第二天，起航驶往纳加帕塔姆。于是，法英双方的分舰队又相互靠近了。絮弗昂一听到敌人已来到他可以与之交战的海区时，立即仓促备战，准备进行攻击。休斯等候着他的调动。  

在起航之前，絮弗昂抽空给家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自从我抵达锡兰以来，一部分补给靠荷兰的支助，一部分是我们从海上缴获的战利品，已经配备的补给品可供这个分舰队活动6个月，我贮备的小麦和大米可以保证够用一年多。”这种成就确实是值得骄傲和自我庆贺的唯一原因。由于没有港口和资源短缺，这位法国舰队司令曾靠敌人的供应度日。敌人的供应舰船和商船曾向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东西。这种成绩归功于他的聪明才智和受他本人鼓舞的巡航舰的行动。可是，他只有两艘快速帆船，而进行这种掠夺战的海军将军必须主要依靠这种级别的舰船。3月23日，粮食和物资贮备差不多已被用完。6000美元和护航船队的粮食是絮弗昂当时仅有的资源。此后，他曾进行过一次激烈的战斗，消耗了大量的索具、人员和弹药。4月12日那一仗之后，剩下的弹药只够再打一次这样激烈的战斗。可是3个月之后，他却可以像上面那样进行报告，即在没有进一步补给的情况下，他能够在其阵位上坚持6个月。这种功绩完全归功于他自己——归功于他的自力更生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将其称之为他的伟大气魄。这是巴黎完全没有料到的；相反，他们预料这个分舰队会返回法兰岛进行维修。完全出其所料，这个分舰队会留在一个敌对的，距其最近基地不远的沿海海区，并且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具有真正的军事洞察力和对其职业有一种正确认识的絮弗昂则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在印度的作战活动，其成功完全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而对海洋的控制又取决于他的分舰队不间断地出现在海洋上。他不打算从总是认为控制海洋是不可能的尝试中退缩。为对这种具有天才的坚定精神进行正确的评价，必须将其与他那个时代的背景和使他成熟的前几代人的情况联系在一起，予以考虑。  

絮弗昂生于1729年7月17日，他在1739年[译者注：原文如此。][ 投笔从戎注：可能是作为军官候补生，当时10岁左右的儿童作为军官候补生参加海军是很常见的。]和1756年的战争中服过役。1744年2月22日，他第一次在土伦外海与马休斯进行的海战中经历了炮火的洗礼。他和德埃斯坦、戴吉尚、德格拉斯是同时代的人。这个时代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大革命时人民的暴动曾教育了人们，一些通常认为不可能的事并非是不可能的，他对命令的嘲弄是在拿破仑和纳尔逊之前。所以他的态度和行动在当时是具有独创性的，而他的崇高精神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絮弗昂由于坚信必须把分舰队留在阵位上，所以他不仅敢置其军官们的怨言于不顾；而且还敢无视宫廷专差的命令。当他抵达巴塔卡罗时，他看到命令他返回法兰西岛的公文急报。他没有乘机利用这些公文解除他履行职责所承担的沉重负荷，而是拒不执行命令，提出了他的理由，并且坚持说，因为他在现场，所以比在欧洲的部长们能够更好地判断形势需要我们去做什么。这样一位领导应该比他在岸上担任部队指挥时得到一些更好的下级和一位更好的同事。尽管对海上总的斗争形势能否推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政权仍然难以预料；但是可以肯定，在这三个国家的所有舰队司令中，没有谁能比絮弗昂更适合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将会看到他要经受着更严峻的考验，而他总是能够经得起这些考验。  

 7月5日下午，絮弗昂的分舰队发现英军舰船停泊在古德洛尔外海。一小时之后，狂风大作，一艘法舰的主桅杆和后桅杆被刮断了。休斯将军已经起航，两支舰队在夜间进行了机动。第二天，风对英国舰队有利；而他们的对手发现自己处在右舷戗风的战列线上，借助西南风向东南南方向航行。失去战斗能力的那艘法舰由于不能活动而且又没法修复其损伤，所以双方进行交战的舰船数量相等——各有11艘战舰。上午11时，英舰一起逼近，并且进行了舰对舰作战。但是在上述这种情况下，一般总是后卫舰不会像其前面的那些舰船那样进行近战（图22，态势I）。舍瓦利耶舰长认真地指出英军的失误使4月12日法国后卫的失误得到了合理的补偿。[原作者注：英国对这两次后卫被远远分开的原因的报导不一样。“在此次战斗中‘蒙茅斯’号不该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失，敌人的后卫离下风太远，即便是顺风，英国的后卫舰不打乱自己的战列线也无法靠近它们。”（《海军编年史》，第二卷阿尔姆斯海军上校回忆录）。这样一些矛盾是常见的，除为了特殊目的，否则没必要去调查。看来阿尔姆斯不仅是一位一流水手，而且是一位果断能够独当一面的军官；他的报导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却没有注意到在4月12日和9月3日的两次作战中法军前卫的情况与后卫一样糟。法国舰队的绝大多数舰长们作为海员都不如他们的对手，对此，细心的读者在思想上不会产生任何怀疑。在进行交战期间，法军战斗队形中的第四艘舰“钻石”号（a）失去了主桅杆，离开了战列线（a′），并逐渐落在后面，到了下风处（a″）。  

  

图22 1782年7月6日絮弗昂与休斯之战  

下午1时，当战斗进行到最激烈时，风向突然改变，变成了东南南风，使舰的左舷舰艏逆风（态势II）。“伯福特”号、“苏尔坦”号、“伍斯特”号和“鹰”号等4艘英舰察觉到海风即将来临，转舵向左，驶向法国的战列线。而其余几艘英舰突然遇到逆风成逆帆使舰转舵向右舰艏转向下风。另一方面，法军的舰船，除了“钻石”号（a）和“严肃”号（b）以外，舰艏都转向了下风离开了英舰。所以，风的变化使两个分舰队的主要组成部分分开了。但是，这样就将4艘英舰和2艘法舰置于两条战列线之间。法军的战术队形遭到了破坏。“钻石”号远远落在其阵位的后面，进入两艘英国后卫舰“伍斯特”号和“鹰”号的射程之内。这两艘英舰当即迅速地将舰艏转向下风，并逼近法舰。絮弗昂看到这种情况亲自前去支援（态势III，a），并赶走了这两艘英舰，这两艘英舰当时也受到了另外两艘正在靠近的法舰的威胁。这两艘法舰在此之前，就已奉命将舰艏转向下风，向西驶去。当这部分舰船正在作战时，英军的“苏尔坦”号与另一艘处境危险的法舰“严肃”号（b）也在交战。如若法舰舰长德西拉尔的话无讹，是两艘英舰与“严肃”号交战。从“严肃”号在战列线中的位置来看，可能“伯福德”号也对其实施了攻击。不管怎样，当时的情况可能是“严肃”号降下了国旗；但是当“苏尔坦”号渐渐离去时，“严肃”号又开始炮击，并且把“苏尔坦”号打倾斜了。法舰舰长下达了投降命令，并且是按照国际规定的正式投降标志进行的，但是因其部下拒绝投降，所以他们虽则降下了国旗，然而还向敌人进行了射击。事实上，法舰的所做所为意味着使用了可耻的作战诡计。但是，说他们这样做是有预谋的，似乎也欠公允。按照当时双方舰船所处的态势，“苏尔坦”号也不可能将它俘获。因为其它的法舰正在靠近，并且一定会将“严肃”号救出。所以法舰的下级人员对其舰长的软弱表示极大义愤是有道理的；他们拒不执行命令完全是因义愤所致。对于那些面对面进行激烈战斗的士兵，对投降认为极大的耻辱，因此出现一个没有料到的拒不执行投降命令的信义问题完全是情有可原的。然而，审慎的真诚似乎是要求他们等待其它舰船来解救他们，不受这艘舰的指挥的支配；或者至少不应该对这些宽容的攻击者实施攻击。该舰舰长被絮弗昂停职遣返回国，并被国王撤职。絮弗昂用事先编好的辩护词严厉责备他：“当德西拉尔舰长看到法国分舰队正在撤退时——因为除了‘钻石’号，所有的舰船都已经以另一舷戗风偏向下风——他认为继续进行抵抗已经没有用于，所以他降下了国旗。与其进行交战的英舰立即停止了炮击。此时在右舷的那艘舰也离去了。就在这个时候，‘严肃’号右舷偏向下风，并且张满帆。然后，德西拉尔舰长命令下甲板上的舰炮恢复射击，因为只有这些炮的炮手还仍然在位，然后他又重新加入了分舰队。”[原作者注：特鲁德：《海战》。从絮弗昂的旗舰上看到“严肃”号上的旗帜降下去了，但猜想可能是绳子被打断了。第二天休斯派“苏尔坦”号舰长去要求归还已经搁浅的那艘舰。当然这个要求没有满足。特鲁德说：“苏尔坦”号已经顶风而行去夺取“严肃”号，此舰是这次作战的受害者，在一段时间里它遭受法国“严肃”号的全部火力袭击，但它并没有进行还击。] 

这是絮弗昂在印度沿海进行的五次战斗中，唯一的一次是由英国将军担任攻击者。在这次战斗中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和战术协同的迹象。但是，在另一方面，休斯的才能，思维方法和熟练的海军将领的预见性以及无需证明的勇敢正不断地显现出来。18世纪中叶在英国的一般海军军官中，他的确是一位令人钦佩的代表。尽管不能不谴责他对职业的最重要部分缺少普遍的了解，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他完全掌握了职业的其它细节和顽强不屈的决心已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信号造成的错误。如古罗马军团经常为其将军们的重大失误作些补救工作一样，英国的舰长和水手们也经常挽回因为其舰队司令们的失误而造成的损失，这些失误是舰长和水手们都意识不到的，可能也是不能容忍的。这种顽强的性格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与絮弗昂的几次作战中表现的那样明显。因为在其它地方都没有向他们提出这种要求。在《海军编年史》里，找不到会比“蒙茅斯”号在4月12日，“埃克塞特”号在2月17日的两次战斗中更为动人的战例了。在这两次作战中，这两艘英舰对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手进行了拼死和卓有成效的抵抗。一份叙述“埃克塞特”号事件的报导是值得引用的，“在这次战斗结束时‘埃克塞特’号已经被毁成不象样子了，舰长来到金海军准将跟前，准将问他如果两艘敌舰再次向他的舰冲去的时候，他应该如何使用他的舰。他的答简明扼要‘一直战斗到它沉没时为止’，”结果是它得救了。[原作者注：1782年编年史。] 

与此相反，絮弗昂由于舰长们的行动不当，到此时，他已经忍无可忍了。德西拉尔被遣送回国，除此之外，还有两名被剥夺了指挥权力，他们俩都是有权势关系的军人，其中一个是絮弗昂的亲戚。不管这种作法多么必要，多么正确，除了絮弗昂外，很少有人会果断地采取这种措施。因为当时他很清楚按军衔而论他只是一位上校，即便是对于将军来说，也不允许用这种方法对待其下级的。“您也许会生气，阁下，”他写道，“我没有及早采取严厉措施，但是我请您记住，连规章制度都不曾给一位将级军官这种权力，更何况我还不是一位将级军官。”  

紧接着7月6日战斗之后，絮弗昂超常人的精力和军事天才开始明显地影响他同休斯之间的斗争。斗争早已经很激烈了。但是，军事素质一定会依其本来面貌开始起作用。在最后一次战斗中，英法两军的人员损失比为一比三，有利于英军；另一方面，也很明显，英军在风帆和桅杆——动力方面遭受的损失较大。晚上两个分舰队都抛锚了，英国分舰队锚泊在讷加帕塔姆外海，法国分舰队停泊在古德洛尔外海下风处。7月18日，絮弗昂准备再次出海；而在同一天，休斯也恰好决定去马德拉斯，以便对其舰船进行修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絮弗昂与海德·阿里进行一次正式会晤，又耽搁了一些时间。访问之后，他驶向巴塔卡罗，8月9日抵达那里，他在那里等候来自法国的增援部队和补给品。21日，絮弗昂得到了增援部队和补给品，两天之后，他向亭可马里驶去，当时他的编队共有14艘战舰。25日，他在亭可马里外海抛锚。第二天夜里，部队已全部上陆。他们匆忙建起了炮台并且发起了强大的攻势。30日和31日两天，构成该地防御力量的两个堡垒投降了。于是，这个十分重要的港口便落入了法国人的手里。由于相信休斯不久会来到，絮弗昂欣然同意了当地的总督所要求的给予战败者一些恩典，他本人对这个巨大的收获心满意足。两天之后，9月2日晚上，几艘执行警戒的法国快速帆船发现了英国舰队。  

在这六个星期里，絮弗昂的活动很多，并且收效也很大，而这位英国舰队司令却继续安然地停泊在锚地上进行修整。没有确切情报可以用来说明此次延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对那个时代的英国海军将领杰出的才能早有所闻，几乎不能怀疑，如果休斯具有其主要对手所具有的那种孜孜不倦的精神，他一定会争取到好几天的时间，以决定亭可马里的命运，他应该进行一次战斗，来挽救这个地方。事实上，他自己的报告也证实了这种结论。他的报告指出，8月12日，他的舰船已差不多修整完毕了，尽管担心亭可马里会遭到攻击，可是他一直到20日才起航，该港口的丢失使他不得不放弃印度东海岸，因为即将来临的东北季风使这里没有安全感。就这样他把一个重要的战略有利条件让给了絮弗昂，更不必说对印度当地统治者造成的政治影响了。  

为了全面而正确地对这两位舰队司令进行对比，有必要注意一下修理材料给他们造成的处境是何等不同。6日那次战斗之后，休斯在马德拉斯找到了圆木、绳索、补给品、粮食和原料，但絮弗昂在古德洛尔却什么也没找到。为了使其分舰队处于较好的战斗状态，除了需要低桅杆、帆桁、索具和帆等以外，还需要19根新中桅杆。为了使作战舰船能够出航，只能把快速帆船和小型船只上的桅杆拆下来安装到作战舰船上，把从英国人手中夺来的战利品上的桅杆拆下来，安装到这些快速帆船上，另外还派舰到马六甲海峡去采购圆木和木材。为了寻找修理船体的木料，把岸上的房屋拆掉了。由于他所位于的锚地是一个不断有大浪袭来的开阔锚地，并且靠近英国舰队出现的地方，所以也更增加了他的困难。但是，在分舰队司令的监督下，工作在加紧进行。象在纽约的豪勋爵一样，他经常出现在工作人员当中，以对他们进行鼓励。“尽管絮弗昂很肥胖，但是他仍然显示出年青人火一般的热情。哪里有工作，他就出现在哪里。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最困难的任务。尽管，他的军官们向他叙述了舰队的不良状况和战舰需要一个港口。但他回答说，‘在我们占领亭可马里以前，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开阔锚地将是解决问题的地方’。”[原作者注：居纳：《絮弗昂的一生》。]的确，正是由于在科罗曼德尔海岸上表现的这种积极主动性，才取得了亭可马里之战的成功。絮弗昂用来作战的武器是陈旧过时的；但是他的顽强不屈和足智多谋的应变能力所取得的成就在历史上不容否认是有教益的。  

当这两位舰队司令的个性正在影响着在印度的这场斗争时，他们各自的国内政府也提供了一些具有永久性的教训。他们的政府为使他们的力量趋于平衡做了许多工作。在听到普腊亚港之战的消息之后，英国内阁于1781年11月装备了一支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远征军，其护航舰队为6艘战列舰组成的一个强大的分舰队，在一位勤勉的军官的指挥下前去增援休斯。而法国派出的援军则显得相当不足，并且分成了几个小分队，显而易见，法国人是靠隐蔽而不是靠力量来保护其援军的安全。所以，絮弗昂在同众多的使人为难的事情做斗争的同时，令人呕气的是他获悉派来增援他的分队在离开欧洲海域之前，时而一个被俘，时而一个被赶回了法国。的确，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以北的小分队是没有安全的。于是，他运用自己的能动性所取得的有利条件最终都丧失了。在亭可马里陷落之前，法国在海上是处于有利地位，但是在此以后的6个月里，由于理查德·比克顿爵士率领的英国援军的抵达，优势转到了英国一方。  

由于平时一向作事果断，这位法国分舰队司令已准备在攻克亭可马里之后，便立即采取行动。从舰上移至陆上的大炮和士兵迅速返舰，港口由一支强大的守备部队守卫，解除了絮弗昂防守该港的后顾之忧。象历史上的知名人士一样，絮弗昂已做的事情与交给他的力量是相称的，并且他还精辟地阐述了海上力量的范围和影响。这位伟大的海军将领无意用战舰去不必要地承担保卫一个海港的重担，而束缚其舰队的行动，或者拿着他的重要掠夺物去冒险，如果休斯来犯，凭英国舰队实力，不能通过一次单独作战活动就能攻陷这个当时有相当多驻军的港口。无疑，通过一次成功的战役消灭或赶走法国海上力量，将会得到亭可马里港；但是，絮弗昂可能完全相信，不论在某一天里发生什么不幸之事，最终他在其对手面前完全能守住自己的阵地。  

海港应该由其自己保卫自己。舰队的活动范围是在公海上，舰队的目的与其说是防御，不如说是进攻，它攻击的目标是敌人的海上运输船队，并且不管他们出现在什么地方。絮弗昂当时再次看到了他面前的这个分舰队是英国控制海洋所依靠的力量。他知道该分舰队的强大援军一定会在下个季节之前赶到，所以他急于发动进攻。休斯因他没有及时抵达感到悔恨，因为他如能及时抵达与法军交战，即或战斗不分胜负，这个港口也不一定会丢失，而事后进行一次成功的战斗也未必能把它重新夺回来。他无心去迎战絮弗昂，用絮弗昂的话来说，休斯由于判断正确，还是以整齐的队形迅速撤向东南方。休斯按照最慢舰船的速度调整了航速，并驶向几个不同的方向，以致使法国分舰队从黎明开始的追击直到下午2时才追上敌人。英国人的目的是要把絮弗昂引到距亭可马里港尽可能远的下风位置上。因为一旦絮弗昂的舰船丧失了作战能力，他就不能轻而易举地再重新回到该港。  

法英双方对抗战舰的数量比是14艘对12艘。法国在数量占优势，加之其对印度军事形势的正确评估，使絮弗昂天生的求战热情有增无减。但是，他的舰船航行能力极差，并且是由一些水平不高和有不满情绪的人员操纵着。在这长时间的令人烦恼的追踪期间，上述这些不尽人意的状况，加之情况紧急，促使这位司令官的急躁脾气更是变本加厉。两个月来，这些紧急情况已经加快了分舰队的活动。信号一个接一个，机动接连不断，目的是使他的队形混乱的舰船迅速进入阵位。“有时，这些舰船徐徐斜行，有时，又停下来，”当时正密切注视其逼近的英军舰队司令说，“队形不整齐，似乎没有决定这些舰船要干什么。”絮弗昂仍在继续前进，下午2时，他已经距其港口25海里了，这时他的舰船有一部分已经组成了战列线，并且进入了敌人攻击距离之内。他发出信号，要求迎风行驶，以便在最后冲击之前改变队形。在执行这个信号命令时，一些重大失误使事情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最后这位司令官不耐烦了，30分钟后，他发出了进攻信号（图23，A）。紧接着他又发出了在手枪射程之内进行近距离作战的信号。因其下属在执行这个命令时既慢又不灵活，他又命令一门炮开炮，在海上这种作法是强调执行一种信号命令的习惯作法；不幸的是被他自己舰上的舰员误以为战斗开始了，于是这艘旗舰上的所有舰炮都开始进行射击。其它舰也都仿效它开始射击，尽管这些舰船已位于火炮射程一半的距离，但是因为当时的枪炮的性能，意味着这样的战斗还是非决定性的战斗。由于一连串令人生气的重大差错和不良的驾驶技术，最后导致战斗一开始就对法军非常不利，尽管他们在数量上占优势。英军在撤退时一直张着低而灵便的帆，航行队形井然有序，并且悄悄地做好了战斗准备；相反，他们的敌人没有组成整齐的队形（B）。有7艘舰在调头迎风停下时，仍凭着惯性继续缓缓前进，[原作者注：图23，B曲线表示风向变化之后，舰船的运动，实际上使这次战斗结束的是风。从图中这些舰船的位置可以看出双方的战斗队形。]而且当时已在英国舰队前卫前组成了不规则的编队，并且离英舰队很远，这7艘舰在那里起不了任何作用。而在中心部分的舰船队形混乱，相互彼此交错，妨碍射击。在这种情况下，战斗的全部压力都落在絮弗昂的旗舰（a）和另外两艘支援他们舰船上。与此同时，在后卫的最后，一艘小型战舰，在一艘大型快速帆船支援下，单独与英军的后卫交战，因为他们根本不是英舰的对手，不久便被迫败阵而退。  

  

图23 1782年9月3日絮弗昂与休斯之战  

几乎没有比这次战斗进行的再糟的战斗了。参战的法国战舰没有相互支援；他们的队形如此混乱，以致妨碍了它们自己的射击，而且不必要地为敌人增加了目标。不但没有集中自己的力量，而且使3艘几乎得不到支援的舰船遭到英军战列线集中火力的攻击。[原作者注：当这艘舰赶上来，由于转舵到了风偏向下风时，敌人在我们附近组成了一个半圆形，并且从前后两个方向向我们射击。（《巴耶·德·絮弗昂航海日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3艘舰（B、a）正横方向受到英国舰队主队的攻击，并受到其前卫和后卫舰船的纵射，损失惨重。两个小时之后，‘英雄’号的帆已经千疮百孔，全部操纵索具都被打断，再也不能航行了，‘杰出’号也失去了后桅杆和主桅杆。”在这种混乱之中，出现了一些突破口，给比较主动的对手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如果敌人现在戗风转变航向的话，”法军参谋长在他自己的航海日记里写道，“我们就会被分割开来，并且很可能被消灭掉。”一次战斗中缺少正确的配置所造成的错误，从其最后的结果中看得一清二楚。法军参战的舰船有14艘，战斗中有82人丧生，225人受伤。其中3艘舰有64人丧生，178人受伤，占总伤亡人数的四分之三。这3艘舰其中有两艘失去了主桅杆，后桅杆和前桅杆；换句话说，这两艘舰已经完全无用了。  

此次战斗，在很大程度上是4月12日休斯的两艘舰所遭灾难的重演；但是，在那天，因为英国舰队是位于下风，并且是在力量较弱的情况下，所以这位英国舰队司令不得不按其对手的条件接受战斗。而在这次战斗中，损失却落到了攻击者的头上，攻击者由于占据了上风的有利条件，更增加了其在数量上的优势。在这次战斗中，荣誉必须完全给予休斯，尽管他缺少勇气，并且没有显示出战术技巧或没有迅速看清局势的慧眼，但是，他在选择撤退方向和保持编队有序航行方面，显示出了良好的判断能力和指挥能力。不能随意决定谁对失败应负多少责任，因为有时失败也取决于敌人，但絮弗昂却将失败的责任完全归罪于其舰长们。[原作者注：参见上文。他补充说：“讨厌的是我们已经有4次机会能够消灭英国的这个分舰队，然而，它现在却依然存在。”]虽然已经公正地指出了，许多受到这种指责的军官们在絮弗昂及其他将军们指挥下，以前都表现得很好；再说，追踪队形本来就参差不齐，而絮弗昂又接连不断地发出信号更使队形越发混乱；最后还应考虑到那次机会的某些方面对法军是不利的，所谓不利，就是有几位舰长缺少经验。无疑有些不幸的事情应该归咎于絮弗昂暴躁的性格和欠考虑的匆忙行事。他的优良品质中有缺点，他的忸怩而又谨慎的对手在无意之中利用了他的缺点。  

值得注意的是休斯在他的报告中没有抱怨他的舰长们。在战斗中有6位舰长倒下了。他对每一位都给予了简短而明确的真诚评价，而对于幸存者，他总是不仅给予特别奖励而且也进行一般性表扬。这两位指挥官之间的明显差异和双方舰长之间的明显不同，使得此次海战在海军战役中具有独特的教益，并且最终吸取的教训，同有史以来的全部军事历史经验是完全一致的。絮弗昂有才华，有能力，坚韧不拔，有正确的军事思想，并且是一位有造诣的海军将领。很显然，已掌握了海员所需要的全部专业技能的休斯，或许能象他的任何一位舰长一样，很好地指挥一艘舰，但是在他身上却找不到一位将级军官应具有的素质。另一方面，我们也无需再强调英军部下具有熟练、精确的技术，很明显，不管归咎于什么原因，一般来说，法国的军舰与其对手的单舰相比，操纵技术显然差得很多。絮弗昂声称有四次，实际上是三次，由于下级军官的素质不同，使英国分舰队幸免遭受巨大的灾难。好的军队经常可以为差的领导弥补某些失误。但是，最终是较好的领导会取得胜利。这就是1782年和1783年在印度半岛周围的海域中引人注目的事例。战争使斗争暂告一段落，但是结局远没有明朗化。  

 9月3日的战斗像7月6日的战斗一样，由于风向转成了东南风而结束了战斗。在东南风到来时，英军战列线的舰艏转向下风，并用另一舷戗风再次组成战列线。法军战列线也把舰艏转向下风；他们的前卫舰由于当时占据了上风，顺风向驶入己方失去战斗力的舰船和敌人的战列线（C）之间。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休斯转向北驶，放弃了重新夺回亭可马里的希望，但是对他能给予其能干的对手以猛烈的还击已感到满足了。  

在亭可马里外海的战斗结束之后不久，具有坚定思想的絮弗昂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返回港口的时候，一艘装有74门舰炮的“东方”号在岸边搁浅了，并且由于处理不当，失去了这艘战舰。唯一可令人慰藉的是把其圆木省下来装在两艘桅杆被损坏的舰上。其它损坏的桅杆像以前一样，用从快速帆船上拆卸下来的桅杆进行代替，战斗中伤亡的人员也靠这些舰船来补充。絮弗昂还是加紧对舰船进行修理，并为港口采取大量的防御措施。9月30日，分舰队起航前往科罗曼德尔海岸，那里是法国人的利益所在，形势迫切要求它驶向那里。絮弗昂用了4天时间抵达古德洛尔。而在此，另一名无能的军官在选择锚地时，使一艘装备64门舰炮的“奇怪”号遇难了。由于接连损失2艘舰，絮弗昂在下次与其敌人相遇时，只能用15艘战舰对付敌之18艘战舰。最后的结果就全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谨慎从事了。休斯位于北面90海里的马德拉斯，他是于上次战斗结束之后就驶抵那里的。他报告他的舰船损伤严重；但是受损的情况是比较均匀地分担在每艘舰上，所以他难以为其没有趁机给已受损的法军舰船造成更大的损伤进行辩护。  

在这个季节，已经刮了四、五个月的西南季风转成了吹向该半岛东海岸的东北季风，在这里没有良港。季风引起的涌浪使舰船无法靠近海岸，所以也不能用舰队支援陆军。强劲的飓风也常常标志着季风的变化。所以这两位司令不得不退出他们所在的海区，因为舰船留在那不但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且还很危险。如果亭可马里没有丢失的话，鉴于当时分舰队的情况，休斯很可能会在那里等待从英国即将到来的援军和补给品；虽然该港不很发达，但是它安全可靠，并且坐落在很好的位置上。比克顿已经驶抵了孟买，而当时正率5艘战舰驶向马德拉斯，鉴于这种情况，休斯认为必须去孟买躲过这个季节，与其说他是10月17日起航的，不如说他是被飓风赶到了海上。四天之后，比克顿抵达马德拉斯没有会到这位舰队司令。他的积极主动性立即使他起航，并于11月28日，再次抵达孟买。休斯分舰队被暴风雨驱散和损坏的舰船，几天之后，才一艘一艘地聚集起来。  

絮弗昂占领了亭可马里，但是，他实现这个决策确实很不容易。该港很安全，不必担心英国舰队的进攻；但另一方面，除了即将来临的季风季节，和人员多病外，令人疑虑的是在那里是否能得到保障舰员健康所需要的食品。简而言之，虽然该港，从其力量和所处位置来看，具有战略价值，但其资源短缺。在亭可马里对面的阿彻姆有一个可选用的港口，该港位于孟加拉湾的另一边，在苏门答腊岛的西端。这是一个兴旺繁荣之海港，能够提供食品，从其与东北季风有关的位置来看，它可以使在港口内的舰船能比在孟买港的舰船更快地再次回到科罗曼德尔海岸，因为随着该季节慢慢过去，使登陆更加切实可行。  

但是，这些简单的考虑不是絮弗昂所面临的真正困难中的唯一的因素。此次战役之后这些微不足道的成就一定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即取得令人满意的结局是可能的，但是那很可能要取决于他的决定。由于法国人的策略是把其援军分成几小股派出，不但损失很大，而且被分散的部队对其它地方的情况很不清楚。这种不了解情况、损失和延误会对印度的政治形势造成极大的影响。当絮弗昂第一次抵达科罗曼德尔海岸时，英国人不但控制着海德·阿里，而且还控制着马拉他人。1782年5月17日，英国人与马拉他人签订了和约，但是，可能由于他们中间的一个反对派从中阻挠，直到12月才交换批准书。在他们当中和海德·阿里宫廷中都有利益再分配的问题。法国人要从海德·阿里和马拉他人两者中找出其代理人，法国人虽然有所疑虑，但可能还没有得到谈判的确切情况，所以一切事情都取决于他们自己和英国的军事力量。絮弗昂的到来和他的作战活动是法国一定要炫耀的——他的才华是很有威望的，他夺取了亭可马里，在战斗中取得了成功。被围困在古德洛尔的法国陆军依靠苏丹提供的钱、食品和援军；甚至连舰队也要求他提供钱、桅杆、弹药和粮食。另一方面，英国人维持了他们的地盘。虽然从总体上来看，英国人被打败了，但是他们没有损失舰船。并且听说比克顿的强大分舰队已经抵达孟买。而最重要的是当法国人缺钱的时候，英国人的手头却很富裕。  

如果没有同当地人的联盟，法国人就不可能会战胜他们的敌人。所以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阻止海德·阿里同英国议和。在这里，他们感到了国内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援，其部署也有问题。在印度的指挥，不管是陆上，还是海上，都委托给德·比西陆军上将，他曾经与迪普莱克斯进行过愉快地合作，当时他年已64岁，是一位患痛风病的病弱者。为保密起见，1781年11月，德·比西率两艘战列舰从加的斯起航，驶向特内里费岛，在那里，他要与12月离开布雷斯特的一支护航运输船队会合。然而，运输船队被英国俘获了。只有2艘逃到了德·比西那里。德·比西继续其航行，并在好望角获悉，比克顿的强大部队正在航行途中，出于无奈，不得不使他的大部分部队在好望角登陆。5月31日，他驶抵法兰西岛。4月份起航驶向印度的另一支由18艘运输舰船组成的法国运输队也被阻截了。4艘战舰，其中2艘被俘，被俘的还有10艘运输舰船，其余的只好返回布雷斯特。第三个分队算是比较幸运的，5月份来到了好望角，但是由于舰船和船员的状况不佳，他们在那里逗留了两个多月。这些令人失望的消息使德·比西决定，在所期待的舰船自好望角到来与其会合之前一直留在法兰西岛。在此紧急关头，絮弗昂却对那里的情况一无所知。德·比西陆军上将只是在给絮弗昂的信中写道，由于不能在这倒霉的季节结束之前抵达科罗曼尔海岸，他们应该在阿彻姆会合。这些不确定的事情给海德·阿里留下了痛苦的印象，他一直期待着德·比西9月份抵达，可是他一直没得到他的消息，得到的却是英国的比克顿已抵达，和他的老盟友马拉他人背叛的消息，絮弗昂不得不装作有信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用他本人的特点和他所取得的成就共同影响苏丹，促使他决心继续这场战争，实际上，絮弗昂此时自己也已丧失了信心。絮弗昂安排妥贴之后，10月15日率领分舰队离开了科罗曼德尔海岸，于11月2日抵达阿彻姆。  

三个星期之后，德·比西派来的一艘船抵达阿彻姆，带来了因部队中流行病猖厥，何时起程之事只能无限期地推迟的消息。所以絮弗昂决定匆忙返回印度海岸，并于12月20日起航。1783年1月8日，他停泊在位于古德洛尔东北500海里的根贾姆外海，如果他希望的话，他本来可以从这里顺风向向前航行。他的目的是进攻，不仅要攻击在沿海航行的船只，而且也要攻击英国岸上的工厂，因为此时的拍岸浪往往是不大也不小。但是，12日他从俘获的一艘英舰上得到了海德·阿里去世的重要消息，令人十分沮丧。于是，絮弗昂放弃了所有不太重要的活动，并立即驶向古德洛尔。他希望通过他的出现能够确保联盟继续存在和守备部队的安全。2月6日，他到达了古德洛尔。  

在絮弗昂不在的四个月时间里，由于德·比西与其部队迟迟没有到达，来的却是比克顿，并且英国分舰队已经在印度半岛东西岸耀武扬威，这两件事已经严重地挫伤了法国人的斗志。英国和马拉他人之间的和平条约已经得到批准；英国人由于摆脱与马拉他人的战争，并且得到了增援，使其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已经在半岛的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进攻了迈索尔。尽管法国人尽力维护东海岸的新苏丹，但是英军对西海岸的箝制攻击也必然对东海岸有所影响。此时，流行于法兰西岛上部队中的疾病，已于11月早些时候停止蔓延。如果当时德·比西不推迟起航，他可能早已在卡纳蒂克与絮弗昂会合了。如果那样的话，控制海洋将不在话下，而且岸上的形势也将会有利于法国人，当时，休斯在2个月内是无法抵达这里的。  

处于孤立无援的絮弗昂在与迈索尔的新苏丹蒂普塞波联系之后，便驶向亭可马里。3月10日，德·比西终于率领3艘战列舰和一支庞大的运输船队在亭可马里与絮弗昂会合。由于急于让部队迅速投入战斗，絮弗昂率其航速最快的舰船于3月15日起航，并使部队于第二天在波多诺伏登陆。4月11日他又返回亭可马里。在港口航道附近意外地同休斯舰队的17艘战列舰相遇，由于他只带着部分战舰，所以没有进行战斗，英国人继续驶向马德拉斯。当时正刮着西南季风。  

没有必要去叙述此后两个月里所进行的小规模作战活动。由于蒂普塞波在半岛的另一边受到攻击，德·比西毫无魄力，而位于海岸附近的休斯在兵力上处于优势，所以使法国在岸上的形势越来越糟。絮弗昂只有15艘战舰，而英国有18艘，他不愿意驶向亭可马里的下风处，因为他害怕等不到他返回，亭可马里就会陷落了。鉴于上述这些情况，英国部队从马德拉斯向前推进，经海路绕过古德洛尔附近海区，并在其南部扎营。供应舰船和轻型巡航舰船停泊在靠近陆军的海岸附近。休斯将军与重型舰船锚泊在20海里以南的海区，因为那里位于上风处，可以为其它舰船提供掩护。  

德·比西为了使絮弗昂确信以后他采取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有必要强调一下这个事实，即尽管德·比西是陆海军总司令，但是他并没有冒着风险命令絮弗昂离开亭可马里去支援他。当德·比西感到非常危险的时候，他告诉絮弗昂不要离港，除非他听到了陆军在古德洛尔被包围，并且被英国分舰队封锁了。这封信是于6月10日收到的。絮弗昂不能再等下去了。他于第二天起航，48小时之后他的快速帆船看到了英国舰队。同一天，即13日，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法国陆军被围困在城墙很单薄的城镇里。当时所有的事情都取决于舰队的作战活动了。  

絮弗昂一出现，休斯就撤离了，撤到了离城四、五海里的海面上停泊着。起阻碍作用的风整整刮了3天；到了16日季风恢复了，絮弗昂开始逼近。因为英国舰队司令不想在锚地和下风处迎战，便立即起航，他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他认为占领上风比阻止敌人陆海军会合更重要，尽管他在数量上占优势，他还是继续顶着南风或东南风驶向不太远的海面。絮弗昂也戗风行驶，并于当天晚上和第二天进行了一些机动。17日下午8时，法国分舰队没有被英军引到海上去，而在古德洛尔外海抛锚，并与德·比西取得联系。为补充舰炮人员极度短缺，从守备部队中抽调了1200人匆忙上舰。  

直到20日，出人意外的持续不断的西风，使休斯失去了他所寻求的有利条件。最后他只得在这天决定应战和等待敌人发起攻势。絮弗昂首先进行攻击，他用15艘舰去进攻英军的18艘舰，战斗从下午4时15分一直持续到6时30分。双方的损失差不多；但是英舰丢弃了他们的陆军，撤离战场，返回了马德拉斯。絮弗昂锚泊于古德洛尔港口的外面。  

英国陆军的处境极其艰难，陆军赖以存在的供应舰船在20日的战斗之前就已逃之夭夭。而期待这些舰船回来已是不可能的了。苏丹的轻骑兵通过陆路袭扰其交通线。25日，英军总指挥写道：“自从舰队离开之后，我心中一直焦虑不安，考虑到絮弗昂的性格和法军当时具有的极大优势，而我们只能听天由命了。”缔结和约的消息，使他从忧虑中解脱出来，这个消息是于29日打着休战旗从马德拉斯传到古德洛尔的。  

如果还对这两位海上指挥官的有关功绩存在疑虑的话，战役的最后几天，就会使这些疑虑荡然无存了。休斯以病号多和缺水作为他放弃此次对抗的理由。然而絮弗昂在亭可马里的困难完全不亚于他所遇到的。[原作者注：絮弗昂没有一艘单舰的舰员超过定员的四分之三。还必须补充说，所剩不多的舰员，其中一半是陆军士兵和印度士兵。]即便絮弗昂在亭可马里兵力上占优势，那也只能使我们退后一步去考虑这种争论，因为絮弗昂占领亭可马里靠的是卓越的指挥韬略相积极主动性。他曾用15艘舰迫使敌18艘舰放弃封锁，从而解救了被困陆军，补充了自己的舰员，并打了决定性的一仗，这些很简单的事实确实给人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原作者注：“你已经知道我已升为分舰队司令并普升为海军少将。现在我诚心诚言地告诉你，而且只告诉你一个人，自那以来我所做的事情同我以前所做的事情相比更有价值。你知道夺取亭可马里和亭可马里之战；战役的最后阶段，即在3月至6月下旬期间所进行的作战活动，是自我进入海军以来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结果是非常有利于国家的，因为这个分舰队受到了危害，陆军已被打败。”（《巴耶·德·絮弗昂航海日志》中所引用的《絮弗昂1783年9月13日的私人信件》）]通过多次与絮弗昂进行较量，休斯的自信心已严重地动摇了。  

虽然送给德·比西的和平消息来自于非官方信件，但是这些信息的可信性很大，没任何理由再继续流血。两国在印度的当局达成了一项协议，并于7月8日，终止了一切敌对行动。两个月之后，官方的紧急公报送到了位于本地治里的絮弗昂手里。他对此公报的看法是值得引用的，因为他的话道出了曾促使他干得非常出色的那种信念正在逐渐消失。他说：“感谢上帝赐给的和平，很清楚，虽然我们在印度曾有强制执行法律的办法，但是这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了。我等待你的命令真等得不耐烦了，并衷心祈祷能让我赶快离开。只有战争才能使人承受住一些令人厌烦的事情。”  

 1783年10月6日，絮弗昂终于离开了亭可马里驶回法国，在法兰西岛和好望角作了短暂停留。在回国途中，他不断受到群众的自发的热烈欢迎。在他所访问的每一个港口，不同地位和不同种族的人，都非常热情地向他赞誉和献殷勤。特别使絮弗昂感到高兴的是英国舰长们向他表示的敬意。这完全是可能的；因为没有任何人曾经非常明确地建立起一种将其尊为勇士的权力。在休斯和絮弗昂的几次交战中，除了最后一次外，每次英舰在数量上都不超过12艘。但是已有6名英国舰长在为反抗他而进行的顽强不屈的战斗中献出了生命。当絮弗昂到达好望角的时候，结束战争而回国的休斯的9艘战舰组成的一个分队也停泊在该港。以“埃克塞特”号舰上的勇敢分队司令金为首的英军舰长们都渴望拜见这位法国舰队司令。“好心的荷兰人已把我当作他们的救世主予以接待，”絮弗昂写道，“但是在这些令我欣慰的赞扬声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在这里的英国人对我表示的尊敬和体谅使我更高兴了。”一踏上国土，他得到了各种赞赏。当初离开法国时，他还是一名上校，回来时，他已成了一名海军少将。絮弗昂回国不久，国王就把第四个海军中将的军衔授给了他，这是一个特殊的，由絮弗昂终生担任的职位，这些荣誉是他自己赢得的；是对他不但在实际战斗中而且在坚定不移的意志方面所表现的顽强不屈的精神和才华的奖赏，他克服了所有的障碍坚守阵位，并解决了因供应短缺造成的问题。  

不论是在总的作战指挥中还是在敌人炮火横飞的战场上，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是絮弗昂突出的优点。他很清楚并且坚信必须找到敌舰队并进而歼灭之，如果把这一点与其坚定不移的优点联系起来，我们就会看到他作为军人所具有的主要素质。必须消灭敌舰队的坚定信念是指引他勇往直前的明灯，而坚韧不拔的精神则是支持他的行动的灵魂。作为一名战术家，从舰船操练者的观点来看，在训练所有的舰船在作战和机动时保持步调一致方面，他显得好象有些欠缺，而且他自己还可能带着几分蔑视的态度承认这个弱点，在这些方面对他的批评是公正的。不管他实际上是否曾把战术——此处指的基本的和发展的战术——描述成为胆怯的面纱，但是在他进行的多次作战中，很可能有把它作为警句来应用的情况。然而，这样蔑视战术，即便你很有天赋，也是很危险的。能采取协调一致和准确的作战行动对一支舰队整体力量的发挥是非常必要的，不应该受到轻视。集中兵力是很必要的，絮弗昂也是这样正确做的，但是他往往不太重视事先部署以确保兵力集中。虽然听起来好象有些自相矛盾，但确实是只有平时都能按正规条例进行活动的舰队才可不时地不进行事先部署。只有使舰长们自己熟悉了训练场上出现的各种转换阶段的特点，才能期望他们毫不犹豫地抓住战场上出现的独立作战机会。豪和杰维斯很可能为纳尔逊的成功铺平了通路。絮弗昂对他的舰长们的期望太多。他有权期望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不是他们对形势的敏锐洞察和沉着坚定，这些东西除了个别的天生的幸运者，其余的人只能通过实践和经验得到。  

总的说来，絮弗昂仍然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扣除他的一一不足之后，他的顽强不屈的坚定性、遇到危险的大无畏负责精神，果敢的行动，他的准确的直观知识导致他打破传统习惯，并为海军坚持了使其受益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进攻来消灭敌之舰队以保证对海洋的控制的才华必将永远长存的。如果他的舰长能象纳尔逊的舰长那样训练有素，那么，在英国援军到达之前，在休斯不及他强大时，把休斯的分舰队消灭掉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有英国舰队在，攻克科罗曼德尔沿海地区几乎是不可能的。此海岸之陷落对印度半岛的命运和条约之条款会产生什么影响只能予以推测。絮弗昂的希望是通过在印度取得优势以导致光荣的议和。  

从此以后，絮弗昂再也没有得到取得战争荣誉的机会。他一直在岸上，在他的光荣职位上度过了他的有生之年。1788年，在与英国产生纠葛时，立即任命他为在布雷斯特武装起来的大舰队的指挥官。但是，12月8日，在他离开巴黎之前，突然去世了，享年60岁。当时好象没有怀疑他属于自然死亡，尽管他非常强壮，而其性格易怒。但许多年之后，流传着一种似乎有根据的说法，他是由于在印度履行公务所引起的决斗中被杀死的。他在战场上的老对手，爱德华·休斯爵士于1794年去世。死时年事已很高。

谢选骏指出：英国的海权因为分权而发展，法国的海权因为集权而萎缩——从英法争霸看中国海外扩张，就知道明朝郑和的船队为何一夜消失、清朝甲午海战为何必败无疑、共产党改革开放为何只能夭折——因为中央政府要保持绝对权力的绝对控制，海外扩张势必让中央觉得尾大不掉，从而面临陆权和海权无法两全、海外扩张只能半途而废。这尤其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的程度还要远远高于欧洲的法国。

【第十三章 约克敦陷落之后西印度群岛上发生的若干事件 德格拉斯与胡德的遭遇战 1781年和1782年圣基茨海战】

康沃利斯的投降标志着美洲大陆大规模激烈的战争行动的结束。实际上，从法国将其海上力量专心致力于支援殖民地开拓者那天起，就决定了斗争的结局。但是，只是作为一种巧合，才把一个时期的决定性特点全部概括在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中。从一开始，军事问题就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和对这种控制的利用。这是由于美国这个国家的自然特点所决定的，因为它有一条漫长的海岸线和一些深入到内陆的港湾，从而使经水路调动比经陆路调动更简便易行。1777年，当英国的威廉·豪爵士将其陆军调到切萨皮克，而不是去支援伯戈因向前推进时，这种军队调动上的错误为起义军在萨拉托加取得令人吃惊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当时，欧洲人看到英国6000人的正规部队在向一帮地方部队投降感到惊愕。在以后的四年时间，直到约克敦陷落为止，依据这支海军或那支海军是否出现在现场，依据英军的指挥官们能否与海上保持联系，还是在没有海军支援的情况下独自进行战斗活动，战争的规模时升时降。最后，发现在决定性的关键时刻一切都取决于英法两国舰队谁首先出现和他们的实力对比。  

海上斗争曾一度转移到西印度群岛。后来，在西印度群岛海域所发生的若干事件都是在絮弗昂的作战活动和直布罗陀最后得到解救之前。但是，这些事件本身非常重要，所以需要分别予以论述，并且这些事件与战争的结局及媾和条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以致构成了此次战争的最后一幕，并成为过渡到下一次战争的跳板。这次海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尽管它不是决定性的胜利，但以它来结束一场主要海战的叙述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英军在约克敦投降是在1781年10月19日，德格拉斯没有听从拉斐特和华盛顿关于舰队应该协助把战争推向更远的南方的建议，而于11月5日从切萨皮克湾起航。他于26日抵达马提尼克岛，这一天正是在西印度群岛上指挥法国部队的马奎斯·德布耶，通过大胆的突袭重新夺回荷属圣尤斯特歇斯岛之后的第二天。这两位指挥官当时计划一起远征巴巴多斯，由于猛烈的信风，使此次远征受挫。  

法国人在这里受挫之后，便着手攻打圣克里斯托弗岛，也即圣基茨岛（图24）。1782年1月11日，法国舰队载着6000人的部队，在其首府巴斯特尔西部海岸附近抛锚。法军登陆时没有遇到任何反抗，英军600人的一支小规模守备部队撤到西北面10英里远的布里姆斯顿小山上的防御哨所里，这是一个孤立的陡峭高地，从这里可以眺望该岛的下风海岸。法国部队登陆之后继续前进，但他们发现这个阵地十分坚固难以攻破，于是，便开始进行围困战。  

  

图24 1782年1月25-26日胡德和德格拉斯之战  

法国的舰队仍停泊在巴斯特尔的开敞锚地。此时，塞缪尔·胡德爵士听到了法军进攻的消息，他从美洲大陆开始曾一直跟踪过德格拉斯，并且在罗德尼连续不在的时候担任阵位上的海军总指挥。他于14日驶离巴巴多斯，21日在安提瓜岛锚泊，并上载了所有能够抽调的部队——约700人。23日下午，舰队起航驶往圣基茨岛，舰船利用风帆调节速度，以便使舰队翌日拂晓进入攻击敌人的距离之内。  

英军只有22艘舰船，而法军有29艘。以舰级相较，法国人在兵力方面总起来说是占优势的。为了了解胡德的原来计划及其后来的修改，必须密切注意这里的海域情况。因为尽管他的企图被证明是毫无成效的，但是他在此后三个星期里的作战指挥却成为整个战争中最为辉煌的军事成就。圣基茨和尼维斯这两个岛（图24和25）仅被一条狭窄的、战列舰不能通过的水道隔开，实际上是一个岛。两个岛的共同轴心线为西北-东南走向，帆船必须借着信风才能绕过尼维斯岛的最南端，从那里，信风可以顺畅地到达这两个岛子的下风处的所有锚地。巴斯特尔离尼维斯最西面的小岬福特查理斯约12海里，它的开敞锚地位于其东、西两边。法国舰队毫无秩序地停泊在那里（图24，A），重迭成三、四行，没有料想到会遭到攻击。如果不逆风换戗航行，在开敞锚地西端的舰船就不能到达停泊在东端的舰船那里，——逆风航行需要较长时间暴露在敌军的火力下，是一个冒险的过程。而值得注意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所有位于东端的舰船如此停泊，使敌军前来攻击的舰船从南面借着平时的风就能够驶到它们的锚地。  

  

图25 1782年1月25日胡德和德格拉斯之战  

所以，我们断定胡德打算在拂晓出现是为了进行战斗和作好战斗准备，他打算袭击东端的法军舰船，并使他的整个舰队（a、a′）在法舰旁边成纵队前进，这样，就可以把全部火力集中到几艘敌舰上；然后离去，以避开其它敌舰的火力，他计划首先将舰艏转向下风，然后戗风转换航向，让他的舰队保持较长的队形（a′、a″），在选中准备攻击的那部分敌舰旁绕了个圈通过。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但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必然会取得较好的战果。除非德格拉斯的战备工作比他迄今为止所做的更充分，否则胡德定可指望取得胜利，甚至是决定性的胜利。[原作者注：a、a′、a″曲线表示胡德所计划的其舰队要采用的航线，假定风向是东南偏东。阵位B、B、B指的是第二天的活动情况，同在A阵位的图没有关系。] 

但是，所拟订的最好的计划实施起来也可能会失败，由于一位在夜间值班的上尉的拙劣行为，使胡德的计划没能实现。这位上尉在夜间使在舰队前面的一艘快速帆船顶风停航，因而，被一艘战列舰撞翻。战列舰也遭到了损坏，修复损坏的舰船花去了几个小时，耽误了实施攻击的时间。因此，法军获得了有敌人在逼近的警报，虽然德格拉斯对胡德要发动攻击并不怀疑，但是他害怕胡德会到其下风处并打扰对布里姆斯顿小山的包围——德格拉斯如此轻率地让一支劣势部队承担这样一项任务，很难想象他对这一任务是怎样考虑的，也难以解释他为什么如此忽视自己的阵位的薄弱环节。  

 24日下午1时，发现英国舰队正在绕尼维斯岛南端航行；3时德格拉斯起航并向南驶去。到太阳快要落山时，胡德也逆风换戗并向南航行，好象是在撤退；但是，他正好处在法军的上风并且一整夜都保持着上风的有利条件。黎明时，两支舰队都到了尼维斯岛的下风处——英国舰队靠近尼维斯岛，而法国舰队距该岛约9海里（图25）。两支舰队都用了一些时间进行了机动，胡德一方的目的是想把法军舰队司令引到更下风的地方去。因为胡德在第一次尝试失败之后，已经提出了更大胆的设想，去夺取其技术不熟练的对手已经离开的锚地，并打算在那里为自己建立一个难以攻克的基地。胡德成功了，这方面的情况以后将予以说明。为了理解众所公认冒有一定风险的行动是正确的，就必须指出，胡德这样就将自己置于布里姆斯小山围攻者和法国舰队之间，如果法国舰队在小山附近停泊，英国舰队将处于法国舰队与其马提尼克岛的基地之间，可以随时拦截从南面靠近的法军的补给船只和分遣队。简言之，胡德希望为自己建立基地的地方正处于敌人交通线的侧翼，这是一个比较有利的阵位，因为光靠该岛本身不能够长期供养突然给它增加的大批部队。此外，两支舰队都期待着增援部队的到来。罗德尼正在途中，而且可能首先并及时抵达以挽救圣基茨岛。他的确是首先抵达的，但未能及时挽救圣基茨岛。自从约克敦会战以来，这也只不过是四个月的时间，英国的事态就开始变坏；有一些重要的事必须去做，而一些事只能听其自然。胡德了解自己和他的军官们，还可以补充地说，他也了解他的对手。  

中午，尼维斯岛上的小山坡上站满了期待者和感兴趣的观光者，英国舰队迅速以右舷戗风组成战列线，并向北驶往巴斯特尔（插图25，A、A′）。此时，法国舰队正成纵队向南航行，但很快又逆风换戗并以雁行队形（“一”字队形）同时驶向敌人[原作者注：当一支舰队迎风以某一舷逆风换戗改变航向成战列线纵队，并且这些舰船同时掉头，以另一舷逆风换戗仍在同一战列线中，但是，并不是一艘在另一艘的前面。这种队形就叫做“一”字雁行队形。]（A、A）。2时，英国舰队已经驶离的相当远，所以胡德发出信号命令舰船抛锚。2时20分，法国舰队的前卫进入了英国主队的射程之内（B、B、B），并随即开始射击。这些攻击者把其主要力量全部对准英军之后卫舰船，与绝大多数长纵队一样，英军后卫舰船的队形拉得很长，而在此种情况下由于后卫的第4艘舰“谨慎”号的缓慢行动使这种分散开的趋势又扩大了。装有120门舰炮的法国旗舰“巴黎市民”号挂着德格拉斯的帅旗，它试图占领所形成的突破口，但被装有74门舰炮的“加拿大”号挫败了，“加拿大”号的舰长康沃利斯是英国陆军上将康沃利斯勋爵的兄弟，他把所有帆升成逆帆并在“巴黎市民”号这艘巨大的敌舰前面停下来，以支援后卫舰船，——“决心”号和紧靠在其前面的“贝德福德”号（a）很好地模仿了它的榜样。当时，战场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英军摆脱了困境，情况有了好转。英国舰队的前卫已经避开了攻击，正在所指定的位置迅速抛锚（b）。位于主队的舰队司令对其舰长们能依靠自己的技术和指挥才能相机行事感到高兴。于是给前面的舰船发信号，命令它们不管后卫的危险张满帆去占领阵位。英军后卫舰船被紧逼并在数量上被敌军超过，它们在其受挫的敌人之火炮的怒吼声中毫不动摇地继续向着同一方面缩帆航行，并成战列纵队（B′、B）一艘接一艘地抛锚。法国的舰船成纵队进行射击，然后，又起航南驶，把它们以前的泊位留给了其较弱但却较聪明的对手们。  

被胡德如此英明地夺取的锚地与前一天德格拉斯所占据的锚地也不完全一样；但是，由于前者可以掩护和控制后者，所以胡德主张占领这个对方已经放弃的地方是完全正确的。接着，在夜间和第二天早上英军都在变换队形和加强队形，最后形成了图24中标示的B、B′队形。前卫舰停泊在巴斯特尔东南约4海里处，离岸很近，任何舰船也无法从其内侧通过，即使借着当时盛行的风也到不了它那里，因为在外侧正好有一个小岬和一片浅滩掩护着它。战列线从这个点向西北偏西方向一直延伸，到第12或第13艘舰处（1.25-1.5海里），逐渐转向，然后，迅速向北，最后的6艘舰船在南北线上。胡德的装有90门舰炮的旗舰“巴弗勒”号处在英军战斗队形突出部分的顶点上。  

法国舰队要夺回其以前所占据的锚地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只要胡德继续留在那里，就不会允许法国占领此锚地和所有其它下风锚地。所以，必须要把他赶走，但是，由于胡德已作了上述谨慎的战术部署，把他赶走是非常困难的。他的左翼由海岸掩护着。采用沿另侧通过的方法，对其正面进行纵射的任何企图都会遭到英军后卫成“T”字队形的6艘或8艘舰船全部舷炮的还击。英军正面控制着至巴斯特尔的通道。信风不允许从西北方向进攻其后卫。除了上述那些困难以外，攻击必须是航行舰船对锚泊舰船，损失桅杆对于锚泊舰船将无直接影响，它们利用转向锚索[原作者注：转向锚索是一条从抛锚船的船尾或后部引到一个适当位置的锚上的缆绳，通过这种锚索，可以向所需要的方向转动。]即可以极其方便地在大范围内机动其舷炮。  

然而，正确的策略和耻辱驱使德格拉斯必须进行战斗。第二天，即1月26日，他用29艘舰船组成单列纵队去攻击一条精心安排的战列线，这种攻击方法是极端错误的；但是，值得怀疑的是当时有哪一位指挥官会打破传统的作战队形呢？[原作者注：当同盟国舰队的战争委员会在讨论攻击锚泊在托贝的英国分舰队的策略时，这个方案的反对者极力主张，“整个联合舰队不能用战列线横列去袭击英国人，当然，联合舰队必须组成战列线纵列，并逐艘逐艘地袭击敌舰船。这样做，他们就会遭到破彻底消灭的最大危险，”等等。（比桑，第五卷，396页。）]胡德曾经打算这样做，但是他是想在法军原来的锚地上突然袭击一支队形拙劣的敌人，在很少暴露于敌人集中的火力的情况下，就可以到达其位于东部的舰船那里。但是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法国舰船在南面列队，并驶向胡德的战列线之东侧。当法军的前卫舰靠近上面提到的那个小岬时，风却阻碍它航行，因此，它只能到达英国编队的第3艘舰那里，英军编队的前面4艘舰船利用其转向锚索把它们的炮火都集中到这艘法国前卫舰上。英军把这艘舰误认为是“冥王星”号，如果是的话，那么，它的舰长就是德·阿尔贝·德里奥斯，絮弗昂认为他是法国海军第一流的军官。一位在现场的英国军官写道，“这4艘舰的舷炮的摧毁作用非常巨大，人们看到这艘法舰逃离其坚定对手沉着、集中的火力之前一些整块的厚板从它的后边飞起。当它沿着英国战列线前进时，它遇到每一艘英舰的首次炮火打击。它的确处于严重的损坏状态，以致不得不改变航向，驶往圣尤斯特歇斯岛。”法舰就这样一艘接一艘地通过了英军整个战列线（图24，B、B），它们连续不断地射击，虽然打得很凶猛，但是千篇一律地将炮火逐次分散在敌军整条战列线上，效果甚微。那一天德格拉斯用同样的队形发动第二次进攻，但是，他将英军前卫撂在一边，倾全力攻击英军的后卫和主队。这次同样又是毫无成效，并且好象战斗进行的没有情绪。  

从那时起直到2月14日止，胡德一直使舰队位于能看到法国舰队的阵位上。法国舰队继续在南面远处海面上巡航。2月1日，一艘由肯彭费尔特派遣的一艘公文船驶抵这里，通知胡德增援西印度群岛的法国援军是分散的。这个消息一定会重新唤起他的希望，即由于罗德尼的抵达，他的大胆尝试会取得成功。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在进行了值得赞扬的防守之后，12日布卫姆斯顿小山被放弃了。13日，德格拉斯把当时共有33艘战舰的舰队带到了尼维斯岛，并在那里抛锚。14日夜里，胡德把所有的舰长都召到了他的舰上，让他们根据他的表对了时间，并于晚间11时，使舰船一艘接着一艘、无声无息、悄悄砍断缆绳，向北驶去，它们绕过圣基茨岛的南端，但并未引起法军的注意，或起码没有受到他们的干扰。  

不论从战略还是从战术上来看，胡德的设想和部署都是非常好的，这些设想和部署之所以能实现，最高荣誉应归功于他本人和他的舰长们的娴熟技术及坚定性。作为一次单独的军事行动，这是非常高明的；但是从当时英国总的形势来考虑，对胡德作为舰队司令的素质和才能应该给予更高的评价。[原作者注：战争就像玩牌游戏一样，得分情况一定始终支配着游戏；如果从来不考虑其个别行动会对全局效果之影响，也不考虑别处事态对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提出的要求，这样的指挥员缺少一位伟大的将军必须具备的素质。“在罗德里戈城之战时，威灵顿在袭击弗朗西斯科据点和在包围的第一个夜晚突击时采用了大胆的行动，在防御火力尚未减弱和在堡垒壕沟外崖尚未被爆破之前，他采用了更为大胆的方式，是此据点能突然被攻陷的真正原因。当时的军事和政治形势成为此次没按常规行事的正当理由，当这位将军用“今晚必须袭击里罗德戈城”这句话结束他的这次突击命令时，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命令会得到很好的理解。”（内比尔著《半岛战争》）。“判断陛下武装力量的荣誉和在这些海区的战争情况需要相当程度的事业心，因此，我自己认为违反常规作法是有道理的。”（《约翰·杰维斯爵士关于圣文森特角的作战报告》）。]就圣基茨岛本身而言，可能不值得进行一次大的冒险；但是，最重要的是这次战斗给英军海战的作战指挥注入了活力和勇敢精神。并且取得巨大成功，使它的旗帜光彩夺目。这次战斗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尽管开始时机会相当好，后来却转而对胡德不利；但是，他的舰队里的每个军人都必然会领略到勇敢行动取得成就之喜悦，也一定会感受到完成一件伟大而崇高的事业之后的那种自信心。如果胡德在一些重大的危急时刻担任总司令的话，如果在切萨皮克湾海战中他是联合舰队总司令，而不是第二把手的话，那么，康沃利斯也许能够得救。这次作战活动——夺取敌人留下的锚地——与那次差不多是一样的；并且可以把这两次情况与絮弗昂援救古德洛尔的情况进行有益的比较。  

在研究德格拉斯的作战行动时，不但要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而且要考虑有关战争的总态势，这样进行了权衡，然后再对这位将级军官所忽视的其它很类似的机会做进一步比较，就可以对他的军事才能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但是，最好要使这种比较从属于很快要结束的战役的结局。德格拉斯的兵力至少比胡德多50%，但是没能把胡德的舰队消灭在锚地上，他的这种作战行动是严格按照法国舰队的行动服从于所谓的特殊活动的总原则进行的，这就是在此所要作的最有用的评论。因为任何事情都没有比注意一个不正确的原则是如何导致灾难牲的作战行动更为有教益的了。胡德的兵力处于如此之劣势以致采取攻势会削弱他的指挥地位。只要德格拉斯维持着上风位置，他就保持着他至马提尼克岛的交通线，并且他也完全有足够的兵力，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强行保持与布里姆斯顿小山前的部队之间的交通线。正如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尽管有英国舰队在场，像攻陷圣基茨岛这样的特殊的作战行动也是有可能获得成功的，“法国海军总是认为确保一块征服地要比俘获几艘舰船更为荣耀，其实这多半不是真正的光荣”。  

到目前为止，德格拉斯除了没有能摆脱他的作战传统以外，可以说，他没有犯什么错误。但是，在圣基茨岛被攻占和英国舰队离开之前的一些日子里，有两艘战列舰加入了他的编队，它们带给他的消息是预计从欧洲来的运输船队和增援部队是分散的。[原作者注：由于肯彭费尔特对戴吉尚的护航运输船队的攻击和其后1781年12月的大风，因此从欧洲来的运输船队和增援是分散的。参见本书第十一章。]他知道在罗德尼抵达之前，他的兵力不可能得到加强，而罗德尼的抵达会使英军比他占优势。实际上，德格拉斯手中有33艘战舰，而在几海里外的海面上有22艘英国舰船，他知道这些英国舰船可能在等待他的进攻；然而，他让它们跑掉了。他自己的解释清楚地表明，他没有打算进攻那些停泊着的英国舰船：  

布里姆斯顿小山守军投降之后的第二天是严密监视胡德，和当他从该岛一出航就应与其作战的良好契机。但是，我们的粮食已经消耗殆尽；只能维持36小时。我军的一些供应船只已经抵达了尼维斯岛，你也会承认作战前人必须生活。我去尼维斯岛是为了尽快地把所必需的供应品装上船。尼维斯岛总是处在上风，并且从该岛可以看到4.5海里远处的敌人。夜里，胡德无声无息地拔营离去，第二天早晨，我只发现了他丢下的需要修理的舰船。[原作者注：引自德格拉斯1783年1月8日从巴黎给凯尔盖朗的信，科格朗：《1778年海战》，263页。] 

换句话说，当胡德有机会能进行成功抵抗时，他非常大胆而又巧妙地坚守了他的阵位，但他绝不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等待其对手的进攻。人们对德格拉斯关于粮食供应问题的提法会有些什么议论呢？难道德格拉斯一个月前不知道舰上的供应品能维持多久吗？德格拉斯明明知道英军的实力肯定会得到加强，但是在胡德起航前四天，难道德格拉斯不知道他可以利用他现有的全部舰船去遂行即将来临的战役吗？英军的阵位就像其良好判断力、娴熟的专业技术和勇敢精神那样坚固吗？难道它就没有弱点？难道这些英舰不是位于下风吗？如果它们确实企图逆风换戗驶往上风的话，难道德格拉斯就没有“拦截”它们的舰船吗？如果不能到达前卫舰那里，难道他没有足够的力量以二倍或三倍的兵力攻击战列线中的第三艘舰及其后面的供他任意选择攻击的舰吗？絮弗昂在一封信中谈到了圣卢西亚之战，当时的情况与此相类似。[原作者注：参见本书第十章和第十二章。]虽然这封信是在圣基茨岛之战发生前三年写的，但它好象安全是预先针对这次海战所写的一样：  

尽管（1778年）12月15日的两次炮击收效甚微，然而我们仍然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取得成功的唯一方法是猛烈攻击英国分舰队，由于我们占优势，英国分舰队不可能坚持下去，尽管他们有陆上工事，但是，如果我们靠拢他们或者我们在其浮标上抛锚，陆地工事便失去作用。如果我们迟缓了，有许许多多的情况可能会挽救他们。他们可以利用夜间离开。  

英军虽然被打败，但是它也使敌军遭受巨大损失，对此可能不会有什么疑问；战争中必须付出代价，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便宜的代价就是最好的结果。如果牢固地掌握一些简单的原则——敌人的舰队是未来战役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敌人舰队是需要攻击的真正目标。当遇到如此分散的敌人舰队时，一定要毫不迟疑地摧毁它的一部分——这样德格拉斯就可避免犯一个重大错误，使他成为法国海军传统战法的一个例外，只有这种看法才是公正的。  

这位法国舰队司令纵然不承认这个错误，但是也应感到这个错误产生的后果的时刻即将到来。由于这个错误，他得到了一个没有价值的岛子，却丢掉了一支英国舰队。1月15日，罗德尼率领12艘战舰从欧洲起航。2月19日，他的战舰在巴巴多斯岛抛锚。同一天，胡德由圣基茨岛抵达安提瓜岛。25日，罗德尼的分舰队和胡德的分舰队在安提瓜的上风处会合，组成了一支有34艘战舰的联合舰队。第二天，德格拉斯在罗亚尔堡抛锚，这样就避免了罗德尼立即开始的追击。然后，这位英国舰队司令返回圣卢西亚，在那里又有3艘来自英国的战舰加入了他的编队，使他的兵力增至37艘。因为罗德尼知道有一支庞大的运输船队预期从法国驶来，并且在该运输船队到达之前英军没有其它事可做，于是，罗德尼派出部分舰船到上风处巡航，其巡航范围北面远至瓜德罗普。但是负责法国运输船队的军官预料到英军可能会进行拦截，于是一直位于瓜德罗普岛北边很远的海域航行，3月20日，抵达马提尼克岛的罗亚尔堡。这位法国军官带来的战舰使德格拉斯的舰队增至为33艘战斗力较强的帆船战舰和2艘装有50门舰炮的舰船。  

法国和西班牙这一年共同致力的目标是征服牙买加。预计在海地的弗朗西斯角（现在的海地角）联合组成一支有50艘战舰和20000人的联合部队。一部分部队已经到达指定的集合地点；德格拉斯被任命为联合舰队的总指挥，他准备把法国所属各岛上的全部可供使用的部队及补给品都集中在马提尼克岛上，然后，将其护送到集合地点。罗德尼的任务就是负责阻止此次会合。  

在该海区内，以后几天发生了若干次重要的作战活动，这个海区南北长150海里，由南至北按顺序排列的岛屿是圣卢西亚、马提尼克、多米尼加和瓜德罗普（参见图17）。当时，圣卢西亚岛在英国人手里，其它各岛均由法军控制着。最后的，也是决定性时刻的对抗发生在多米尼加和瓜德罗普之间偏西一点的海区内。这两个岛子之间相距23海里；但是，有3个名叫圣茨的小岛（亦译诸圣岛）把这个海峡的宽度缩至13海里，这3个小岛位于瓜德罗普以南10海里的地方。据说，德格拉斯已打算在这些小岛附近绕行，而不是直接驶往弗朗西斯角。[原作者注：参见图28（大西洋地图）。]如果情况紧急的话，这些友好的或中立的小岛将为护航运输船队提供庇护所。英军在多米尼加近海追上了德格拉斯，英军的近距离追击使德格拉斯放弃了绕诸小岛附近海区航行的计划，并把护航运输船队送到瓜德罗普南端的巴斯特尔，与此同时，他率船队企图逆风换戗通过此海峡，并从瓜德罗普以东通过，这样他就把英国舰队从运输船队那里引开，并使他自己摆脱由于运输船队的拖累而在战术上造成的困境。各类舰船的意外事故使他的这些努力受挫，并给他带来了一次灾难性的战斗，对法西联合舰队是个致命的打击。  

两支舰队分别位于马提尼克和圣卢西亚的锚地，彼此相距30海里。一般来说，盛行的东风可以顺利地从一个岛刮到另一个岛；但是，从西面来的强海流和经常无风或微风总是使离开圣卢西亚驶往北面岛子的帆船漂离航道到下风处。一连串的快速帆船通过信号把位于马提尼克岛附近的英军警戒船只同格罗斯岛伊洛湾内罗德尼的旗舰联系起来。在这两个阵位上，双方都在积极备战，法军忙于一次重大的军事计划所需要的许多安排，英军忙着要做的事情较少，但是，他们在焦急地期待着和保持着立即行动的戒备状态。这需要长备不懈和思想上保持敏感。  

 4月5日，罗德尼得知，法军士兵正在上舰。8日黎明之后，看到担任警戒的快速帆船发出敌人将要离港的信号。英国舰队立即开始起航，到中午，离港战舰达36艘。下午2时30分，先遣快速帆船看到了法国舰队，日落之前，观察员从主队舰船的桅杆顶上发现了法国舰队。英国舰队整个夜间向北航行。9日黎明，英军战列线已经与多米尼加岛相并列，但是，大部分舰船由于无风而停止不能前进。在这些舰船的近海岸处，发现法国舰队和护航运输船队向东北航行，除了若干艘小型船只外，法军战列线中共有战舰33艘；运输船队有帆船150艘，由两艘装有50门舰炮的舰专门负责为其护航。无规律的和不定向的风已经把这些难以操纵的舰船分散开了。这种风通常在夜间和一天的最初几个小时出现在陆地附近。15艘帆船战舰位于多米尼加和圣茨岛之间的海峡中，明显地是在利用强劲的信风逆风换戗驶往上风。其余的战列舰和大部分运输船队的舰船仍然在靠近多米尼加的海面上停着不动（图26，态势I，b）。法国舰船逐渐一艘接一艘地赶上了陆地外海的微风；但微风没有到达位于远处海面上的英国舰队那里，借助微风，法军的舰船相继离开了该岛，进入了微风更稳定的海峡，因此使构成法军主力的那群舰船的机动能力得以增强。与此同时，来自东南的微风不知不觉地吹到了胡德指挥的英国前卫那里，微风轻轻地将它从舰队主力那里向北吹，吹到了两艘孤立的法国舰船那里（i），夜间，落到下风的这两艘法国舰船也曾遇到使英国舰船停下不能前进的无风期，使它们的船头在原地摆动。当一阵西北微风能够使这两艘法国舰船离开并能靠近位于海峡的法军舰船时，它们几乎进入了英军火炮射程之内。  

  

图26 1782年4月9日罗德尼与德格拉斯之战  

英军的前卫前进的越远，风就越强劲有力，一直到它们完全通过了圣茨岛海峡并感受到了信风。德格拉斯用信号命令运输船队驶进瓜德罗普，他的命令执行的很好，到下午2时，法国运输船队已消失在北方，并且以后再也不会露面。已经提到的落在下风的那两艘法国舰船仍然没有摆脱英军前卫的威胁，英军前卫当时遇上了起支配作用的微风，使其与后卫和主队远远分离，德格拉斯命令他的前卫逼近并投入战斗。接到信号命令的舰船和3艘其它舰船，共有14-15艘执行了这一命令。战斗从上午9时开始，时打时歇，一直持续到下午1时15分。不久，胡德为了不使自己更远离其主队被迫顶风停航；法舰继续航行，从后卫向前靠拢，并在大炮射程一半的地方接连通过，航行到上风（图26，态势I）。每一艘舰在英军分队前面驶过时，逆风戗风转舵向南航行直到处于其进攻顺序位置为止，这样就在其对手上风处画了一条连续而不规则的椭圆形曲线。法军进攻的主要压力落在英军的8-9艘舰船上，随着起阻碍作用的微风之变化，英军参战的战舰正在一艘一艘地增加，它们是从多米尼加下面的无风区驶来的；不过，法军的舰船同样也在增加。当战斗正在进行时，英军主队的部分舰船，包括罗德尼的旗舰在内的8艘舰船（态势I，a），严密注视着阵风和微风的动向，由于陆地上感受到这种海风比在离岸不太远的海上要早，因此英军与陆地进行配合，得知海风即将来临。上午11时左右，海风刚起他们就北驶，当时英军的前卫及其攻击者都在上风运输舰船的后部（态势II，a）。[原作者注：上风船的尾部在后边，但是是在向风面。]实施攻击的法军看到这种情况便逆风换戗转变航向，暂时放弃对抗驶向南面以便与主队会合，以免罗德尼的8艘舰船插到它们之间。11时30分，法军的舰船又以右舷戗风转变航向组成战列线，当时法军大部分舰船已经避开了陆地，而英国舰队的后卫仍然停着不动。由于法军舰船多于英军许多，它们能够从北到南沿着英军的战列线展开，而英军战列线的前卫和主队之间有着很大的间隔（态势II）。所以法军又恢复了对胡德的猛烈攻击；但是，已经占据了上风的法军主队和后卫（b）保持其适当距离，并使罗德尼的分队处位于远距离射程上。1时15分，法国人发现英军整个战列线正乘风赶来，他们便停止了射击。2时，罗德尼发出了撤出战斗的信号，因为敌人已经撤退了。  

 4月9日的那次战斗实际上只不过是一次炮战。法军一艘装有64门炮的舰“凯通”号（b）受伤，被送到瓜德罗普；英军有两艘舰船失去战斗能力，但没有离开舰队就修好了。由此可见，器材方面的优势属于英国人。对于德格拉斯在这一天的指挥才能仍有不同看法，但是分歧的原则基础仍和过去一样没有变，即舰队司令在确定自己的行动时应考虑日后的作战活动呢？还是应该抓住能打败敌舰队的契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英国舰队的16艘战舰，包括全部后卫舰船和4艘主队舰船（态势II，C），因相隔太远任何时候都不会开炮。而很显然，每一艘法舰总的说来都可以投入战斗。战斗开始时，8、9艘英舰对15艘法舰。在战斗结束时，20艘英舰对33艘法舰。无疑，在整个4小时的战斗中法军都始终保持这种数量上的优势。德格拉斯虽然发现自己面前有一支至少在数量上优于他自己的舰队。但是由于上帝的恩赐，那支舰队非常分散以致有近半数舰船无法投入战斗。德格拉斯占据了上风，还有一批优秀的舰长，那么，是什么妨碍他用15艘舰船去攻击胡德的9艘，并且为什么不在6艘敌后卫舰船之两侧各部署一艘呢？如果这9艘舰船被彻底击伤，那么罗德尼的进一步行动将是毫无希望的，并且注定要遭到挫败。三天之后，法军被打败，可只损失了5艘舰船。然而，后来的法国军事法庭规定了这样的原则：“坚持只用我们舰队部分舰船进行交战的决定，可以被看作是舰队司令的一种谨慎的行动，它可能受到了战役的日后作战方案的支配。”关于这一点，一位法国职业作家很自然地评论道，既然要发动一次进攻，就要更稳健地使其奏效；当最后整个舰队不可避免地被吸引去支援由于损失桅杆而不能返回上风的舰船时，这些舰船就不会受到更大的损伤。  

司命运的女神一年当中曾三次把用决定性优势兵力攻击英国舰队的机会抛到了德格拉斯的面前，[原作者注：1781年4月29日，在马提尼克岛近海，24艘对18艘；1782年1月，30艘对22艘，1782年4月9日，30艘对20艘。]现在她的恩赐已尽。此后的三天将会说明一次战役的最终目的由于一次战斗和几艘舰船的损失可能会受到何等的决定性影响。从9日到12日的早晨，法国舰队毫无秩序地继续在多米尼加和圣茨岛之间逆风换戗向上风航行。9日夜间，英军顶风停下来修理损伤的舰船。第二天英军又恢复向上风追逐；但法国人已很明显地将他的追击者抛在了后面。10日夜间，法国舰队的“伊阿宋”号和“虔诚”号相撞。在这些日子里“虔诚”号是法国舰队的祸根。它是9日那天几乎被敌人捕获的那些舰船中的一艘，它也是最后灾难的根源。“伊阿宋”号舰的损坏迫使它到瓜德罗普入港修理。11日，法军主队抵达圣茨岛的上风，但“虔诚”号和另一艘舰已经远远落在下风，因此德格拉斯不得不南下去掩护它们，因而落后很多。第二天夜间，“虔诚”号再次碰撞，这次是与德格拉斯的旗舰相撞，使旗舰损失了一些桅杆，由于“虔诚”号损伤严重无法继续航行，把前桅杆和第一斜桅杆卸掉。德格拉斯命令快速帆船“阿斯特雷”号把“虔诚”号拖走；于是，一位著名而悲惨的人物从我们的故事里消失了，因为“阿斯特雷”号的舰长，拉佩尤鲁斯是位命运不佳的探险者，他与这两艘舰及其舰上的全体舰员失踪之谜至今仍然无人所知。快速帆船“阿斯特雷”号用了两小时的时间才拖起“虔诚”号——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情况又那样紧急，这项工作干得不是十分敏捷和俐落；到上午5时，这两艘舰船才起航驶往巴斯特尔，“凯通”号和“伊阿宋”号以及运输船队早已驶抵那里。就这样，法国舰队自离开马提尼克以来已经损失了3艘战舰。  

当黎明时天空中最初出现的灰色条纹宣布4月12日这个在海军史上具有双重纪念意义的日子即将到来之际，失去能力的“虔诚”号早已不在驶往巴斯特尔的航线上了。当太阳的晨曦撒在罗德尼和德格拉斯之间开战的海面上时，絮弗昂和休斯两个疲劳不堪的分舰队所在的海区太阳还没有完全落山，[原作者注：亭可马里和圣茨岛之间的时差为9个半小时。]经过了最激烈的战斗之后，英法双方的分舰队锚泊于锡兰附近的海面上。就结果而言，罗德尼和德格拉斯之间的作战是当时一个世纪里所进行的最重大的海战，它对事态的发展影响很大；这次海战虽然根本算不上是本来可能达成的一次决战，但是这次海战也出现了一些难能可贵的事，尽管它的功绩和名声有些人为的渲染，然而还是值得注意的，尤其是机动，机动当时被看作是特别勇敢和果断——“打破战列线”的行为。还须补充一点，即这次海战已经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一些可信赖的目击者提供的大量详细情况是相互矛盾的，从而造成了混乱，这主要是由于变化无常的风的原因。所以现在除了设法使他们提供的情况尽量一致起来之外，要做更多的事是不可能的。然而这次海战的一些主要特点还是能较准确地进行叙述的，不妨先简单明了地阐述一概要，以后再补充那些能给这次伟大的海战场面增添色彩、生气和情趣的各种细节。[原作者注：对4月9日至12日几次战斗报道的主要依据是王家海军马修斯上尉当时提供的整页插图和描述，并根据更以后的英国海军托马斯·怀特上校的《海军研究》，马修斯和托马斯·怀特是目击者，他们俩都与法方和英方的其它报导进行了核对。马修斯和怀特的描述与罗德尼关于英军在黎明时舰船戗风航行的官方报道不一致；但查理斯·道格拉斯爵士的私人信件清楚地证实了罗德尼的官方报道，这些信件在战役一结束就送给了知名人士，本文采用了罗德尼的报道。] 

英国舰队在夜间2时左右起航，黎明时（约5时30分）右舷戗风转变航向，由于当日刮的是东南风，[原作者注：罗德尼的参谋长查理斯·道格拉斯爵士的信。摘自1833年《陆海军杂志》第一部分。]而英国舰队的位置太靠南了（图27，A）。它离东北偏北的圣茨岛约15海里，距东北方向的法国舰队10海里。由于夜间发生的撞船事情，法国舰队被分散开了，彼此之间间隔较大。上风舰或最东面的舰与下风舰之间相距远达8或10海里，[原作者注：德格拉斯称这个距离为3里格（9海里），而他的一些舰长们估计这个距离为5里格（15海里）。]旗舰“巴黎市民”号位于下风舰船之中。这位法国舰队司令由于心中挂虑着“虔诚”号，于是率领他的舰船保持短帆，左舷戗风向南航行（A）。英国舰船右舷戗风，顺着其所占据的上风向东北偏东航行。[原作者注：位于海峡中间的法舰遇上了东南风。]天一亮，英国人就发现法军“在侧风前进，德格拉斯的一艘舰（‘虔诚’号）由一艘快速帆船拖着，正对着我们的下风处航行（a），它的第一斜桅杆和前桅交叉着躺在其甲板上。”[原作者注：罗德尼的参谋长查理斯·道格拉斯爵士的信。摘自1833年《陆海军杂志》第一部分。]为下把法国舰队引诱到更下风海区，罗德尼派出4艘舰船（b）追击“虔诚”号。德格拉斯一看到这种情况，马上用信号命令他的舰队离开（c），这正是罗德尼所希望的，与此同时，德格拉斯命令法舰组成战列线，这样，就把上风舰船叫到他跟前。英国舰队也迅速组成战列线，并于上午7时召回了4艘追击舰船。德格拉斯意识到如果他继续沿原航向航行，他将完全失去上风位置，于是，他再次停下来以左舷戗风转变航向（c′）；微风的方向转成了东南偏东，后又转成东风，对德格拉斯有利，而使英国舰船停航。为了利用风，英法两个舰队以相反的船舷戗风航行的竞赛几乎不分胜负。不过，还是法国人获胜了，因为他们在航行方面领先，使他们能够赶到英国人前几天的上风处，若不是“虔诚”号的笨拙行动，法舰可能早就摆脱了英舰（图27，B）。法军先头舰船首先到达并通过了迅速靠近的双方航线的交叉点，与此同时，英军的先头舰“马尔伯勒”号袭击了法军战列线中的第6艘和第10艘之间的舰船（说法不一）。当然，到这个时候，战斗已经开始了，法军战列线中的第9艘舰“勇敢”号于7时40分向“马尔伯勒”号进行还击。由于事先没有突破法军战列线的打算，英军先头舰“马尔伯勒”号遵守罗德尼的命令与法舰保持一定距离，并紧靠着敌军战列线在下风处航行，后面的舰船都一艘接一艘地跟随着它前进。这样，两个舰队的战斗恢复到了常见的和非决定性的阶段，它们以相反的船舷戗风航行，但风很小，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可以进行比一般性战斗更为激烈的战斗，这些舰船以3至4节的速度“滑行”。因为法英两军的战列线在相遇点的南边再次岔开，所以德格拉斯发出了向西南偏南前进四个罗经点的信号，因而使其前卫（B，a）与英国舰队的后卫交战，并阻止后者到达他的未受损伤的后卫那里。但是，如果法军继续按其航向航行，他们将面临着两种危险。其航向南或西南偏南使其进入了多米尼加北端附近的无风区；风的易变性有可能使敌人由于风变为南风而穿越他们的战列线并占领上风，利用上风就可能迫使法军进行其政策所避免的决定性战斗。事实上，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德格拉斯于8时30分发出信号，命令各舰同时把舰艏转向下风，并以与英舰相同的舷戗风航行。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支舰队靠的太近不能进行这种变换。然后，他用信号命令改变航向迎风航行，接着又下令舰艏转向下风，但是这也未能实现。9时5分，令人可怕的意外事情发生了；风向变成了南风，使所有尚未离开的法国舰船全都减慢了航速，这样也就使英国舰船能够紧贴法军在其下风航行（图27，C）。在“可畏”号上的罗德尼此时正在追击德格拉斯旗舰后面的第4艘舰。由于使船头转向新改变的风向，他穿过了法军的战列线，紧跟在其后面的5艘舰船也随他一起通过了法军的战列线（C，a），而几乎在同一时间和由于相同的原因，他后面的第6艘舰（C，b）与他并列着率先通过了法军舰船之间的缺口，全部英军后卫舰船也都跟着通过缺口。法军战列线就这样有两处被敌舰纵队突破，敌舰的队形很紧密迫使法国舰船靠向一边，尽管风并没有妨碍它们的活动。这样一来，构成战列线的各项原则，例如各舰应能相互支援，每艘舰船的位置互不干扰，不影响其对敌舰射击等，此时全被法国舰队破坏了。但是，排成纵队通过法军战列线缺口的两个英国分队仍然保持了构成战列线的这些优点。法国舰船除了被分割成几部分以外，还被插入的敌舰船纵队逼离到下风。由于法军这样被迫放弃了原来所排成的战列线，必须组成一条新的战列线并把被分割成三部分的舰船联合起来——这一战术在任何情况下实施起来都是很困难的，更何况重大事故已经严重地挫伤了士气，再加上面对着优势的敌人，这就更加困难了。敌人的队形虽然混乱，但处于较好的状态，而且他们已经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  

  

图27 1782年4月12日罗德尼与德格拉斯之战  

法国人并没有表现出重新组成战列线的真实意图。要重新联合倒是真的；但重新联合起来的只不过是一群混乱的逃跑舰船。由于风的变换和各分队的运动，到中午法国舰队已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图27，D），主队（c）位于前卫（v）西北2海里处并在前卫（v）的下风，后卫（r）离主队更远并在其下风。此时，这两支舰队都遇上了无风和小阵风天气。下午1时30分，突然刮起一阵东风，于是，德格拉斯发信号命令重新以左舷戗风组成战列线；3时和4时之间，由于上述活动没有成功，他又用信号命令右舷戗风组成战列线。根据德格拉斯发出的两次信号和报道的中心内容都表现法军在战列线被突破之后，始终没能再组成战列线；所有的动机，尽管是不必要的，但迫使整个法国舰队驶向更下风处（D）。在这样的运动中，当然会出现损伤最重的舰船被丢在后面并被追击的英军一艘一艘地捕获的情况，英军追击时没有采用正规队形，因为没有那个必要，没有构成正规队形也能确保互相支援。下午6时刚过不久，德格拉斯的旗舰“巴黎市民”号降下了旗帜向挂着胡德爵士旗的“巴夫勒尔”号投降。法国报道说，当时有9艘敌舰船包围着它，毫无疑问，它已经战斗到了最后时刻。这艘旗舰的名字是用来纪念法国“巴黎”这个伟大城市的，它是这个城市献给国王的礼物。它的名字、它那异常庞大的船体和以前未有过法军舰队司令在战斗中被俘的事实，这一切的巧合使罗德尼的胜利更增添了光彩。此外，法军还有4艘其它战舰被俘，[原作者注：用“+”表示的是在战役的三个连续阶段（B、C、D）的每一阶段中被俘法国舰船的位置。]非常奇怪的是在这些特别的舰船上发现了要用来攻克牙买加的全部炮兵辎重。  

上述就是圣茨岛之战的主要特点，这次海战有时法国人称之为4月12日的多米尼加之战。过去在叙述时为了简明扼要，某些细节问题被删略了，但它们对问题的争论有所影响，现在必须进行补叙。当4月12日这一天开始的时候，法国舰队分的很散，不成任何队形。[原作者注：当发出组成战列线的信号时，最上风的法国舰船距“巴黎市民”号的距离说法不同，约6-9海里。]德格拉斯由于一心牵挂着“虔诚”号，使其在遂行各项指挥时，显得鲁莽轻率。以致在交战时没有组成适当的战列线。前卫舰船尚未进入阵位（B，a）。其余舰船也离它们的阵位很远，指挥后卫分队和最后交战的德沃德勒伊说，战列线是在敌军的步枪火力之下组成的。相反，英国舰船保持了良好的队形，唯一需要进行的调整就是把舰船之间的距离从2链缩小到1链（700英尺）。值得称赞的是英军突破法军战列线之举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而是由于风向变换，使一些法舰脱离队形，并因而增大了其间隔时临时决定的；另一方面，在罗德尼的舰群所穿越的缺口的北侧，法舰“王冠”号由于受惊以另一舷戗风改变航向就地转圈，从而更扩大了缺口（C，c）。查理斯·道格拉斯爵士说：“在旗舰所突破的地方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突破口的北侧（即前面指出的c点）将4艘敌舰挤在一起，即或没有彼此碰撞，但彼此挨的很近，而且越挨越近。现在这4艘不幸的法舰集聚在一起，构成一个单一的巨大目标。同时遭到‘公爵’号、‘那慕尔’号和‘可畏’号（都是装有90门炮的舰船）的攻击，这些战舰的舷炮进行了几次齐射，弹无虚发，敌舰的伤亡一定很惨重。”“公爵”号（C，d）是紧靠着旗舰前面的舰，它曾在法舰下风跟随着它的领舰航行；但是，当它的舰长看到“可畏”号已经穿过了敌人的编队时，他也这样做，从那群混乱的法舰北面通过，从而把它们置于两边火力夹击之下。混乱舰群中一艘“高尚”号的航海日志提到，它是从位于其两侧的英军两艘三层甲板舰船的火力下通过的。  

当法军战列线被突破之后，罗德尼就立即降下了组成战列线的信号旗，而升起了实施近战的旗子。与此同时命令其已经通过敌后卫舰继续北去的前卫折回，重新加入英军主队。因为这些前卫舰船是在法军火力下通过的，桅杆和帆都遭到严重损坏，因此未能迅速返回，耽误了一些时刻。罗德尼的旗舰和跟随他一起突破敌战列线的舰船调转船头折回。英军后卫在胡德指挥下，也不再向北航行，而去与主队会合，他们向上风航行了一段时间，后来由于风停了，它们在离舰队其余舰船相当远的地方无法继续航行。  

后来，就罗德尼突破敌军战列线的聪明才智和荣誉应该归于谁的问题进行了多次辩论，其实后者无前紧要。据说，查理斯·道格拉斯爵士的儿子，罗德尼的参谋长提出了大量确凿的证据，这也是贬低对结果负全部责任者声望的唯一证据。它证明这个建议是道格拉斯提出的，而且经过几多波折好容易才取得罗德尼的同意。这次机动本身的价值比任何个人的荣誉问题都更为重要。有些人一直坚持认为，这次机动非但不是一次值得称赞的行动，而且是一次不幸之举，至于罗德尼的荣誉，与其说是应归功于他的英明抉择，倒不如说是迫于当时的形势。有些人争论说，最好还是继续在法军后卫之下风前进，这样，就可以使法军后卫受到英军整个舰队的火力袭击，而且英军的战列线应戗风改变航向，并对法军后卫实施迂回。这种争论很容易忘记在这样一次遭遇战之后，只有部分交战舰船能够戗风改变航向或转向任何方向，并且这部分舰船要追上早已通过的敌人定有许多困难，除非敌舰伤残严重影响其航行。所以，所建议的进攻是韦桑岛战斗的确切再现，这样真的会使两支舰队以相反航向相向而过，每个舰队都把其炮火分配在敌人整个战列线上，而无法竭尽全力把火力集中攻击敌战列线之一部分。可以并且必须承认，罗德尼改变航向的结果，是让法军11艘后卫舰船（D，r）向下风逃跑，它们只遭受了部分英舰的炮火袭击，而英军前卫早已差不多经历了整个法国舰队的炮火。然而这些被驱赶至下风的法军后卫舰，在一段不长但重要的时间里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如果德格拉斯没有被胡德分队在其前面3艘舰处切断战列线，被迫驶向下风去的话，这些法国后卫舰也一定会离开阵位去帮助舰队里的其他舰船。法军前面的13艘舰船遵照它们看到的最后信号正在紧靠风航行；同德格拉斯在一起的6艘舰船（C，e）如果没有被胡德分队拦截而转变方向的话，也会这样做的。所以罗德尼单独行动的结果是把法国的舰队分成间距6海里的两部分，并且，其中一部分毫无希望地驶到了下风。已经占领上风的英国舰船就会处于适当阵位轻而易举地“牵制”法国这11艘下风舰船，并且用绝对优势兵力包围法军的19艘上风舰船。由于法军战列线有两处突破口，实际情况就与一处被突破略有不同；与德格拉斯在一起的有6艘舰船的舰群正被置于其上风和下风分队之间，离上风分队2海里，距下风分队4海里（D）。

对于英军来说，似乎的确没有必要坚持这种情况下的战术有利条件，甚至可以不顾穿过法军航行队形给其造成混乱所产生的心理作用。除此之外，从英舰通过法军航行队形时其枪炮的直接效应可推断出一个引人注目的教训。在5艘被俘舰船中有3艘的船尾被英军分队击穿。[原作者注：其它两艘被俘的法国舰船是“巴黎市民”号和装有64门炮的“热情”号。挂着舰队司令旗的“巴黎市民”号处于孤立境地，自然成了集中在其周围的敌舰的追击目标。“热情”号是看到旗舰处于困境曾试图勇敢地从前卫的位置回到旗舰的舷侧，它好象受到了拦截。“热情”号是1779年在英吉利海峡被联合大舰队所俘获的唯一战利品。]这次战斗不像两条平行战列线相向而过那样，每艘舰都会得到其前后舰船的支援，两条战列线相互射击和遭受攻击的情况是不相上下的，而这次英军穿插纵队通过时邻近的法舰要遭到该纵队各舰船的连续射击。当胡德率领的13艘舰成纵队从法军前卫的最后两艘舰“帝国”号和“威吓”号旁边通过时集中火力把它们完全摧毁了。与此同时，罗德尼的6艘舰用相同的方法从“光荣”号旁边通过并取得了相同的结果。这种以单列纵队通过敌纵队末端时对其实施集中射击与对敌军战列线的侧翼实施集中射击的效果是完全一致的，并且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如能成功，则它的攻击力仍然是强有力的。如果迅速抓住有利条件，英军就可以在通过突破口时对两侧的法舰进行射击，正如像“可畏”号实际做的那样。但是，他当时仅仅用右舷炮射击，并且很可能许多人仍迟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机遇。因此，罗德尼所采取行动的结果必然是：（1）用攻击行动之兵力占领上风；（2）把炮火集中在敌编队的一部分舰船上；（3）插入到混乱和被分割的敌编队中去，敌舰队的混乱和分割状态可能并一定变的非常严重，从而在战术上提供了另一个有利时机。有人说如果法国人较为灵敏点的话，他们本来可以更快点联合，但是这种答辩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一次提供良好有利时机的机动不会由于可能遇到敌人的迅速行动而失去其功绩，不能像斗剑时的某一刺因为被对方适当避开而变得无价值。有这样的可能性，即拦截法军的后卫舰船使其改变航向，而其前卫却在继续前进，这样就会使法国舰队严重分割；这种行动还算是明智的，因为如果法军处理的好的话，被分割的两部分可能会联合的比其实际所做的更快。

如果英军在通过敌后卫之后，由于选择了戗风改变航向的行动，跟踪追击就变成了跟着船尾追击，在此过程中，交战不分胜负的双方可能会两败俱伤。事实上，双方舰队中的伤残都是很严重的。  

撇开两支舰队的战术处理情况，我们以看到，双方在装备上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良好的装备就能给战术提供有利条件，这也是值得注意的。法军的舰船看起来较好，同级舰与同级舰相比，其舰炮的威力较大。

查理斯·道格拉斯爵士是一位积极勤勉、足智多谋的杰出军官，他特别注意枪炮的详细情况，在舰炮威力方面，他估计33艘法国舰船比36艘英国舰船的威力大得多，约大出4艘装有84门舰炮战舰的威力；在法军失去“虔诚”号、“伊阿宋”号和“凯通”号之后，他估计法军仍然保持着相当于两艘装有74门舰炮战舰之优势。

法国海军拉格拉维埃将军承认，在那个时代，法国的火炮一般都是大口径的。法国的舰船结构好、吃水较深，能够较好地航行和逆风换戗，这就在某种程度说明了德格拉斯能成功取得上风的原因。因为11日下午，英军旗舰的观察员在桅杆顶上只能看到法军主队的3、4艘舰船，而9日这艘英军旗舰却已经位于它们的射程之内了。

由于不幸的“虔诚”号和“高尚”号的笨拙行动使德格拉斯失去了其优势地位，并证明了罗德尼坚持依靠法军这些接踵而至的灾祸来实现其目的是正确的。法国舰队从整体来看，很难说明其速度较快，因为尽管舰船的设计很好，但是用铜板包底在法国还没有象在英国那么普遍，所以在法军舰船中有几艘没有用铜板包底的旧船。

[原作者注：德沃德勒伊伯爵的公函。盖朗著《法国航海史》第五卷第513页。]

但是，英国军官认为法军的舰船航行性能较好，尽管上面提到的法舰驶出很远。这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是由于在9日的战斗中，罗德尼的舰船与数量上明显占优势的敌人进行激战后，有一小部舰船损坏较严重需停下进行修理而造成的。在叙述那次战斗时，我们已经指出，法军将敌我之间的间隔保持在其大口径火炮射程一半的距离上，其目的是使英军的战术优势失去作用，英军有许多臼炮和其它轻型大口径火炮，它们在近战中非常有效，但在较远的距离上就不能发挥作用。法军指挥9日那次进攻的副司令德·沃德勒伊明确地指出，如果他进入英军臼炮的射程之内，那么他的舰船上的索具和装备就会很快被炮火所毁坏。不管怎样评论拒不消灭处境如英军分队那样的敌人的作战方针，如果目标是阻止敌军的追击，从各个方面来看，在9日的战斗中，德·沃德勒伊的战术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他给敌人以重创，而使自己的战舰尽量避免遭受敌方火力的攻击。但是，在12日的战斗中，德格拉斯被诱入英军臼炮的射程之内，丧失了这种战术有利条件，不仅如此，由于冲动他丢弃了以往总的战略方针。英军的臼炮由于轻巧、便于迅速操作，发射葡萄弹和大口径炮弹，所以在近战时杀伤力很大，而在远距离就无用了。在后来一份急件中，德·沃德勒伊说：“这些新武器的作用在滑瞠枪射程之内是最致命的，正是这些新武器在4月12日使我们蒙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此外，火炮的射击法则也有一些革新，至少有几艘英舰是如此，他们通过提高精确度、发射速度和扩大射界，大大提高了英军舰炮的威力。当时英军采用了楔形驻退架，有了这种装置，瞄准手也可以实施发射；此外，炮架上装上了防盾，还使用了炮刷，有了上述这些革新，从而使舰炮能够更向前（后）配置，也就是说它们的射击复盖面比通常的要大。在单舰之间的作战中，由于它们在活动中不用考虑自身与舰队之间的关系位置，所以这些改进使英军总是能占领一个合适的阵位，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还击的情况下就可把他们消灭。关于这种战术优势，还可举出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例。在目前我们正在研究的舰队作战中，这些改革的好处是可以使舰炮的配置更加向舰船的两端延伸，这样当敌舰从我舰艏向舰尾方向通过时，就可以较长时间地对其实施跟踪射击。因此，使其可能遭到两倍或更多的炮弹袭击，并缩小了敌舰在通过我前后两舰时的安全界。这些海战都是过去的事了，其中的某些具体的作战方法现已不再适用，它们与装备有击针炮和鱼雷的条件下取得的更为现代化的经验毫不相同，但是它们所提供的教训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原作者注：参见1834年《陆海军杂志》第二部分，109页及后续部分。] 

 1782年4月12日的整个作战活动的确是贯穿着正确的军事理论原则。已经进行了详细叙述的有：坚持追踪，占领有利阵位，集中自己的兵力，分散敌人的力量，以及军事装备对战术产生有效的影响的某些很重要的小改革。一个根本不相信4月9日之战会影响4月12日之战的人，也一定不会坚决主张必须不放过一次彻底打败敌人的机会，法国舰队在被打败之后放弃了对牙买加的进攻。这清楚地说明，要达到最终目的的正确方法是战胜威胁他们的力量。至少现在还有待评论，其性质有些微妙，但对全部吸取这些事件的经验教训是很有必要的，即：如何扩大胜利战果和其对整个战争的影响。  

帆船的桅杆和帆最易遭到破坏，换句话说，海军力量的主要特点即机动性最易受损。随着时间的流逝很难记起可能做了什么事或没做什么事。  

航海日志不仅可能记录了舰船受到实际损坏的情况，而且也可能记录了修理方法、官兵的干劲和才能，这些情况都是因舰而异的。至于英国舰队之所以能在4月12日利用更有力的追击扩大其有利条件，我们认为，这是由于英军有两名最杰出的军官——副司令塞缪尔·胡德爵士和舰队的一位舰长或舰队司令的参谋长查理斯·道格拉斯爵士。胡德曾发表的意见说，可能会捕获20艘舰船，第二天他又对罗德尼这么说；而参谋长由于受挫和舰队司令接受其建议的态度使其蒙受奇耻大辱以致使他打算辞去他的职务。[原作者注：参见1834年《陆海军杂志》第二部分，霍华德·道格拉斯爵士的信，还有一位作家写的《海军的发展》，塞缪尔·胡德爵士的信件尚未在这位作家面前公开。] 

提忠告和批评容易，除了肩负责任的人以外，任何人都不会感到责任的份量；但是，如果不去冒险和努力，在战争中就不可能经常取得辉煌的战果。然而，根据法国的报道进行推断证明这两位将军的判断是准确无误的。罗德尼为自己没有实施追击进行辩解，其理由是：许多舰船已失去战斗能力和一场激烈的战斗结束之后，还有许多其它的事要做。接着，他还提出，如果他进行追击的话，“有26艘战列舰作为一个整体离去”的法国舰队那天夜间可能会做什么事？[原作者注：《罗德尼传记》第二卷248页。]如果考虑到法国舰队白天的表现，这些可能性更确切地说纯属他的想象。至于所谓的那个26艘战列舰群，[原作者注：总共只有25艘。]在德格拉斯投降后，德·沃德勒伊发信号要残余的法舰集结在他的旗舰周围，第二天早晨他发现只有10艘和他在一起，并且在14日之前再也没有舰船加入他的舰群。在以后的几天里，前后又有5艘舰船与他会合。[原作者注：《盖朗》第五卷511页。]他与这些舰船一起驶往弗朗西斯角（今海地角）的集结点，在那里，他发现了其它舰船，使要进行修理的舰船总数达20艘。在那些参加过战斗的舰船中，还有5艘逃到了600海里远的库拉索岛，直到5月份才又加入编队。因此，“26艘战列舰群”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相反的是，法国舰队已被拆散的四分五裂，其中有几艘已经脱离了群体。关于英舰失去战斗力的情况，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英国舰队的损失比其敌人多而不是相当少；吉尔伯特·布兰爵士的一封信中有一种与此有关的叙述：  

我们很难使法国军官们相信，我们的舰船给这位舰队司令所作的伤亡报告是真实的；其中有一位法国军官直截了当地反驳我，说我们向世界公布我军的损失统计数字通常都是虚假的。然后，我和他一起在“可畏”号甲板上走动，并让他查看有多少弹孔及其索具损失有多少，然后，问他这种损坏程度是否可能与死亡14人相对应，14人是我方的死亡数字，并且，除了“王橡”号和“君主”号以外，这是舰队中单舰最大的死亡数字。他……承认了我们的火炮对目标持续射击的时间比他们长，瞄准目标的情况也比他们强得多。[原作者注：《罗德尼传记》第二卷246页。] 

所以，对罗德尼没有全力趁机扩大有利条件不会有什么疑问了。在这次战役结束后不到5天，胡德分队被派往圣多明各，在那里，他们在莫纳海峡俘获了“伊阿宋”号和“凯通”号，这两艘舰是在此次战役之前分离开的，并正在驶往弗朗西斯角的途中。这些舰船和两艘与其在一起的小船是胜利之后的唯一收获。根据英军当时的兵力，这种由于过份谨慎而未能扩大战果的失策是罗德尼军事声誉上的一大污点，从而使他无法在那些功成名就的舰队司令中取得一席之地。他曾暂时挽救过牙买加；但是，他并没有消灭法国舰队，尽管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像德格拉斯一样，他也被眼前的军事目标所蒙蔽，而看不到总的军事形势和支配这种形势的要素。  

为了评价这种疏忽造成的后果和此次著名战役中实际存在的优柔寡断，我们必须将历史的车轮再向前推一年，听听1783年2月在国会进行的有关和平条款的辩论。对现内阁议定的条款有的赞成，有的指责，它们都涉及到对许多必须考虑到的事实的讨论；但争论的要点是，交战双方的财政和军事状况的对比是否有道理，或是否对英国来说继续进行战争，比忍受它已经做出的牺牲会更好。关于财政状况，尽管主张和平的人描绘的很悲观，但是，同现在不同国家的有关资源相比，当时英国的财政状况可能并不存在什么大问题。军事力量的问题实际上是海军力量的问题。内阁争论说，整个英国的兵力不足100艘帆船战舰，而法国和西班牙的海军共有140艘，还不算荷兰的舰船。  

处于如此明显的劣势，我们从上次战役的经验中，或从下次战役我们力量的重新分配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成功之希望呢？在和约签字的那天，对方有40艘舰船停泊在加的斯湾，并载有16000人的部队，准备驶往西印度群岛，在那里，将有22艘舰船和它们会合，其中有12艘来自哈瓦那，10艘来自圣多明各，而我们在那个地区能与之对抗的战舰不可能超过46艘。难道我们不能非常理智地理解西印度群岛之战会以失去这支庞大的武装力量公开宣称的军事目标——牙买加而告终吗？[原作者注：1783年鉴151页。] 

上述论断一定出自一位公开宣称赞成签订和约的人。但是这些论断有许多需要斟酌之处。凯佩尔勋爵否定了可比数字叙述的准确性，他是同一政党的成员，不过，他刚担任了海军大臣不久，因为他不赞成这个条约，他便辞去了这个职务。[原作者注：1783年鉴157页；《凯佩尔海军上将的传记》第二卷403页。]在估计其它海军的真实力量时，英国的政治家和海军将领们必须要学会扣除大量表面虚假的力量。尽管对精神状态和装备情况的评价可能多么不一致，但是是罗德尼获得了全部胜利成果，与其说胜利是由于他自己的功绩倒不如说是由于机会，当然其功绩也是伟大不可否认的。  

 1809年发表的一封信，尽管没署名，但里面有吉尔伯特·布兰爵士所写的有力内部佐证，吉尔伯特·布兰是舰队医生，长期与罗德尼保持密切关系，在他最后一次巡航期间，罗德尼经常患病。这封信陈述道，这位舰队司令“对他在1782年4月12日的胜利满不在乎。”他更喜欢把他的荣誉寄于他1780年4月17日对戴吉尚的联合作战上，并且非常重视“用一支劣势舰队打败这样一位他认为是法军中最好的军官的那次战斗，他认为要不是他的舰长们不服从命令，这是一个他可能获得不朽声誉的机会。”[原作者注：《海军编年史》第二十五卷404页。]几乎没有什么研究者想对罗德尼的这两次功绩之评估提出疑问，但是，命运注定他的荣誉取决于一次战果辉煌的战斗，但在这次战斗中，他自己贡献才能最少，而当他应该争取更大的胜利时他却没有去争取。他一生中，一次既能发挥他的才能又能取得胜利的最主要的战斗，即在圣文森特角外海消灭西班牙海军德兰加尔的舰队差不多已经被遗忘了。虽然，他被渲染为是一位素质极高的海军将领，但是无法与对孔弗兰追击的霍克相比。[原作者注：参阅本书第十一章。当时还流传着一些闲话，认为舰队司令的功勋应该归于旗舰舰长杨格。许多年后吉尔伯特·布兰说：“当时太阳快要落山，是否继续进行追击成了问题。对此，舰队司令和舰长进行了讨论，那时我也在场。此后，舰队司令由于正受痛风病的困扰，所以决定仍坚持同一航向发出到下风交战的信号。”（1830年《陆海军杂志》）”。] 

自从罗德尼被任命为舰队司令以来，已过去两年半的时间，在这期间，他曾取得几次重大胜利，如上所述，他俘虏了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舰队司令各一名。“在那个时候，他已使英国海军增加了12艘战列舰，而且全部是从敌人那里俘获的。此外，还摧毁了5艘敌舰；尤其是使整个胜利更异常引人注目的是，据说‘巴黎市民’号是任何国家的任何一位司令官都未曾俘获过的唯一的第一流战舰。”尽管他的贡献卓著，但是随着诺思勋爵内阁的倒台，当时英国严重的，甚至渗透陆海军中的党落吧性把他给撤了，[原作者注：罗德尼是一位顽固的英国托利党党员。而几乎所有其他当时有名望的海军上将如著名的有凯佩尔、豪和巴林顿，都是辉格党党员——对英国海军力量来说，这是一个不幸的事实。]在胜利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的继承者，一位没有名气的人已经起航了。当时，英国的政局处于低谷和沮丧之中，胜利的消息激发了最大的欢乐，并平息了对这位舰队司令以前作战指挥中某些问题的责难。人们都不愿意听取批评，而乐意接受那些流传的种种经过夸大的战果的说法，没有人去思考为什么没能取得更大的胜利战果之事。人们的这种印象流行了很长时间。直至1830年，《罗德尼传记》一书首次出版时，还宣称，“4月12日的那次决定性的胜利已非常有效地削弱了法国海军的战斗力，他们再也无法同海洋帝国、大不列颠相对抗。”这纯属胡说八道，在1782年，这样讲是可以原谅的，但时隔多年经过冷静思考还这么说，那就不能原谅了。媾和谈判中之所以能获得有利条件是由于法国的财政困难，而不是由于使其海军遭到了屈辱。如果说和平鼓吹者们在争论时有关英国挽救不了牙买加的论点有些夸张，然而，英国已经无法通过武力收复根据条约规定归还给它的其它岛屿则是完全可能的。  

对德格拉斯的回忆总是与他对美国的伟大贡献联系在一起。与其说是罗尚博，倒不如说是德格拉斯的名字代表着法国为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的独立斗争所给予的物质援助，如拉斐特的回忆那样，他在道义上的同情也表达的很适时。对于德格拉斯结束其戎马生涯的大灾之后的情况，美国的读者一定很感兴趣。  

在“巴黎市民”号投降之后，德格拉斯随同英军的战利品一起被英国舰队带到了牙买加，罗德尼在那里进行了休整、重新装备其舰船，就这样，他作为一个俘虏出现在他曾欲征服的地方。5月19日，他离开该岛去英国时，仍然是一个俘虏。他受到了英国海军军官们和人民的善意、殷勤的款待。对于胜利者来说，给失败者这种待遇是容易作到的，而他个人的勇敢行为至少应该给予这种款待。据说，在伦敦，有好几次他没有拒绝在他住所的阳台上同呼喊勇敢法国人的群众见面。这种忽视其实际地位，且有失身份的行为自然激起了其法国同胞们的义愤；当他一点不留情面过分地指责其部下在不幸的4月12日的行为时，更激起了对他的义愤。  

吉尔伯特·布兰爵士写道：  

他对自己的不幸泰然处之，因为他说他觉得他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没有把其不幸归因于他的力量不足，而是归因于其它舰上的军官们的卑鄙背弃行为。他给这些军官发过信号，要他们重新集合起来，甚至大声疾呼过，叫他们服从命令，但他们抛弃了他。”[原作者注：《罗德尼传记》第二卷242页。] 

这些就是他在各种场合表述过的主要内容。战斗后的第二天，吉尔伯特·布兰在英国旗舰上写道，德格拉斯“把那天的不幸推到了他的大部分舰长的身上。有几位舰长没有执行他的信号；还有一些舰长，特别是紧挨着旗舰前后的‘朗格多克’号和‘王冠’号的舰长已经离弃了他。”[原作者注：《舍瓦利埃》311页。]德格拉斯并没有局限于正式报告，在伦敦作俘虏期间，他还出版了几本起同样作用的小册子，并把它们向欧洲传播。法国政府很自然地认为没有充分的理由，一名军官不会这样破坏其部队的荣誉，所以决心查个水落石出，并严惩所有的犯罪者。“朗格多克”号和“王冠”号两艘的舰长一抵达法国，就被关押起来，并且把与本案有关的所有文件、航海日志等等都收集到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当德格拉斯回到法国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发现没有一个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原作者注：凯尔盖朗，《1778年海战》。德格拉斯给凯尔盖朗的信，263页。]这是不足为奇的。直到1784年初，所有的被告和证人才准备好在军事法庭出庭；但审判的结果估计是以最宽大的方式宣布，几乎每一个他所攻击的人完全无罪，而他们身上的缺点被认为是一种任性，仅仅处以轻微的惩罚。一位法国作家谨慎地评述说，“然而，在法庭面前，人们必然会说，一名指挥30艘战舰的舰队司令被俘是一个引起整个国家遗憾的历史性事件。”[原作者注：特鲁多，《海军》。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法国军舰队司令投降时，位于他附近的舰船中的“冥王星”号，虽然是最后面的一艘舰船，但是它驶抵旗舰附近前来救援，从而使它的舰长艾伯特·德略斯获得了很高的荣誉。]至于这位舰队司令的作战指挥，法庭判决，12日早晨，“虔诚”号的危险尚未严重到可以证明如此长时间逼近上风是合理的；这艘失去战斗力的战舰遇上了微风，而当时在南面5海里以外的英国舰船处却没有风，并且，上午10时，微风就把“虔诚”号带进了巴斯特里。法庭还裁决，在所有舰船组成战列线之前，不该开始交战；最后一点，应该像英国舰队一样，逆风换戗，组成战列线，因为继续南驶，舰队就进入了多米尼加北端的无风和微风海区。[原作者注：特鲁德，第二卷147页。] 

德格拉斯对法庭的裁决极为不满，并轻率地写信给海军大臣，向法庭提出抗议，并要求重新审判。海军大臣收到其抗议之后，以国王的名义给予了答复。在对他几本发行很广的小册子本身，以及它们陈述的内容与法庭上证词完全矛盾进行了评论之后，海军大臣用下列几句很有份量的话结束了他的复信：  

打败仗不能归因于自己下级军官[原作者注：即单舰的指挥官。]的错误。军事法庭裁决之后，你仍然放纵自己，用毫无根据的控诉损害了几位军官的名誉。在一种不幸结果的舆论中，为了自己清白，你也许可以从你的兵力不足，捉摸不定的战争命运和你没有控制住形势中找到借口。陛下愿意相信，为了防止那天的不幸你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但是，他不能同样宽容你对他的那些海军军官们的种种不公正的已被撤消的指控，你对他们的种种不公正的指控行为陛下极为不满，他不愿意再见到你。我遗憾地向你传达他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我本人建议你还是隐退回故乡为好。  

德格拉斯死于1788年1月。他幸运的对手罗德尼被封为贵族，并被奖予养老金，他一直活到1792年。胡德也被封为贵族，他在早期的法国革命战争中表现出杰出的指挥才能，赢得了在他手下服过役的纳尔逊的热情赞成；但他同海军部的明显分歧使他退休了，未能来得及为他的荣誉增添新的光彩。他于1816年去世，享年92岁。

谢选骏指出：人说圣基茨海战——“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法舰队在西印度群岛圣基茨岛附近海区进行的海战。法军在圣基茨岛登陆，包围驻岛英军。胡德海军少将率英国舰队22艘主力战船于1782年1月25日进入圣基茨岛海湾停泊。德·格拉斯海军中将率湾内法国舰队26艘主力战船向英国舰队开火，英战船还击，法战船撤出战斗。翌日，法国舰队冲进海湾，前导线船遭英作船集中炮击而受创，法舰暂停攻击。由于驻岛英军投降，英分舰队撤出海湾。”——我看美国独立军虽无海军可言，但是法国荷兰的海军却使得英军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而这对美国革命的成功，确实至关重要。所以在国际化的环境里，没有国际援助，一国革命断难成功。中国革命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十四章 对1778年海战的评述】 

尽管大不列颠和波旁王朝之间的1778年之战与美国独立战争的关系非常密切，以致很难将它们分开，但是它仍然有其独立的一面。1778年之战完全是一次海上战争。不但联合王国注意避免使自己陷入大陆战争，而且两个竞争对手的海上力量不相上下，这是自图尔维尔时代以来未曾有过的。按照英国以前的政策，它会努力激励大陆战争。一些有争议从而引起战争的地方和战争所指向的目标大部分都远离欧洲；除直布罗陀之外，它们都不在欧洲大陆。直布罗陀位于一个崎岖不便的突出部的末端，整个法国和西班牙把它与中立国家分离开，争夺直布罗陀只涉及那些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不存在使其它国家卷入的危险。  

从路易十四即位到拿破仑下台，这期间任何一次战争都不存在上述这种情况。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有一段时间法国海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超过了英国和荷兰。但是这位君主的政策和野心总是致力于大陆扩张，因此他的根基不牢的海军力量是短命的。在18世纪头75年里，他的海军实际上没能制止英国的海上力量；尽管它对当时斗争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由于没有相匹敌的对手，其作战活动在军事上没有什么经验教训可言。在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后期的几次战争中，舰船数量和舰炮威力表面上与英国海军不相上下只是个错觉，因为法国军官和水兵们的士气低落，其原因在此没有必要详述。经过若干年大胆而无效的努力之后，特拉法尔加角海战的巨大灾难向世界公开宣布了法国和西班牙海军的专业效能低劣，目光敏锐的纳尔逊及其同僚们早已察觉到了这一点，并依据这一点建立起以其对待法国人的态度和在某种程度上对待他们的战术为特点的傲慢信心。此后，法国皇帝“便将其目光从这个命运不济的战场上转移开，并决定在其它地方而不是在海上与英国人纠缠较量。他着手重建海军，但海军在这场空前激烈的斗争中无所事事。……直至法兰西帝国的垮台为止，他还拒绝给这支已经得到恢复、而且充满热情和信心的海军提供与敌人进行较量的机会。”[原作者注：朱朗·德·拉格拉维埃：《海战》第二卷255页。]而大不列颠却恢复了它昔日的无可争辩的海上霸主地位。  

因此，研究海战的学者希望在参加此次重大争夺战的各方的计划和方法中，特别是涉及对整个战争和这场战争明确划分的各大阶段的总的指导中，和使他们的作战活动自始至终具有连续性的战略目的中，以及在对可称之为海军战役的各个特定阶段起有利或不利作用的战略机动中，找出最感兴趣的问题。一段时间，甚至在今天，也不能不承认这一些特殊的战斗在战术上是具有指导作用的，这正是本书前面要达到的目的之一。但是像历史上的所有战术体系一样，它们有它们的时代，所以它们现在对研究者的作用与其说是在提供准确模仿的样板，倒不如说是在进行精神训练和正确的战术思想习惯的养成，这才是完全正确的。另一方面，一些大的战斗之前和为大的战斗做准备的运动，或者是通过熟练的和积极的联合行动，在未实际交火之前就已经达到了主要目的的运动，都取决于一些较永久性的因素，而不是时代的武器，所以，这样的运动提供的原则才具有较永久性的价值。  

在为达到某种目标而进行的一场战争中，即使这个目标就是要占领某个具体的领地或阵位，直接进攻觊觎的这个地方，从军事观点来看，可能不一定就是得到它的最好方法。因此，军事活动所指向的目标可能不一定就是交战国政府希望达到的目的，于是，这样的目标已经有了自己的名字——攻击目标。在对任何战争进行评论性研究时，首先必须向学者讲清楚每个交战国觊觎的目标；然后，必须考虑所选择的军事攻击目标，如果攻击成功的话，是否最有可能达到交战国政府的目的；最后，必须研究为了接近军事攻击目标所采用的各种运动方式，以及每种方式的优缺点。进行这种调查和列出细目将取决于调查者自己所提出的工作范围；但是，如果在一次比较详尽的讨论之前，有一个只提供主要特点而不涉及细节的提纲的话，一般来说，将有助于弄清楚所调查问题的梗慨。当完全掌握了上述主要提纲之后，细节很容易归类出来并得到说明。在这里将致力于提出这样的提纲，只有这样的提纲才适合于本著作的范围。  

 1778年之战的主要参战国，以大不列颠为一方和以控制着法国与西班牙两个大王国的波旁王朝为另一方。正在同宗主国进行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的美洲殖民地人民非常高兴地欢迎这样一件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大事；然而，1780年英国故意迫使荷兰参战，结果荷兰人一无所获，而且失去很多。美国人的目的毋容置疑很单一——使他们的国家摆脱英国人的控制。他们贫穷并缺少海上军事力量，只有几艘可以劫掠敌方商船的巡航船只，因此，他们必然将其力量限制在陆战上。但是这种陆战的确构成了对盟国很有利的牵制性行动，并且极大地消耗了大不列颠的资源，然而只要英国放弃对抗就能立即制止这种状况。另一方面，不会受到陆上入侵的荷兰，由于得到盟国海军的援助，除了尽量避免外部损失外，没有更多的奢望。因此，可以说，这两个较小的参战国的目的是终止战争；而主要参战国则希望用继续进行战争来改变某些情况，这也就是它们的目的。  

至于大不列颠的战争目的，也很简单。它与最有前途的殖民地进行了一场可悲的争吵，争吵逐步升级，直至它感觉到有失去它们的危险。当这块殖民地的人民已不再自愿追随它的时候，为了维护强制控制，它就拿起武器对付他们。其目的是为了阻止那些海外殖民地与其决裂，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心目中，英国的强大是与这些殖民地绝对分不开的。法国和西班牙作为殖民地居民起义事业的积极支持者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英国的目的，不管它的军事计划的攻击目标可能或应该经历过什么样的变化。失去大陆殖民地的危险随着其敌人的队伍不断壮大与日俱增。在一定程度上，它会很快意识到，随着这些殖民地的丧失，还会带来失去其它有价值的海外殖民地的威胁。简言之，英国依据其战争的目的，全然处于守势；它害怕失去的太多，至多也只是希望能保持现状。但是，通过迫使荷兰参战，英国得到了一个有利的军事条件。因为在其对手的力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有几个重要的但防御薄弱的军事和商业阵地却对它的武装部队开放了。  

法国和西班牙的意图和目的比较复杂。它们受到世仇宿怨的心理刺激和为近期往事进行报复的欲望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法国，社会名流非常同情殖民地居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有时还举行集会表示声援，尽管感情上的同情和声援会有力地影响各个国家的行动，但是只有采取一些实质性的措施才可使这些国家能有发言权和调整当前的态势。法国可能希望重新得到其北美洲领地；但当时在世的一代殖民地居民对昔日与法国的对抗记忆犹新，所以不会轻易接受关于加拿大的任何建议。历来对法国人的不信任已成为独立战争时代的美洲人之特点，由于当时法国对美国独立战争给予了有效的同情和支援，从而产生的强烈感激之情，使这种不信任感在很大程度上被冲淡，在当时这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法国人也感到要重新得到昔日的权利，可能会促成一些较明智的英国人一直提倡的通过适当的让步来实现只是近期被疏远了的这种同族之间的和解。所以，法国从未公开宣称或确实从来就未抱有这种目的。相反，它正式放弃了过去它在北美洲大陆曾占有的领地或最近已经在英国王室控制之下的前法属领地任何部分的要求权，但是坚持以占领并保持西印度群岛的任何岛屿的行动自由为条件，而大不列颠所有的其它殖民地当时很容易受到法国的攻击。所以，法国瞄准的主要目标是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和对已落入英国人之手的印度的控制，同时，在美国人对英国进行了充分且有利于法国的牵制行动之后，在适当时候促使美国独立。随着排他性贸易政策成为那个时代的特点，预计英国由于一些重要领地的丧失会减少其繁荣所依靠的庞大贸易，这样就削弱了英国而促使法国强大起来。实际上可以说，法国的目的就是要扩大这次斗争的规模；把所有的目标都概括起来归结成一个最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要在海上和政治上它都要胜过英国。  

胜过英国也是威信丧失贻尽又缺少魄力的西班牙王国与法国联合的目的；但是西班牙所蒙受的伤害及其刻意追求的目的是很明确的，这在其同盟国的较广泛的意图里是不易被发现的。虽然当时的一些西班牙人谁也不去回忆西班牙的国旗曾经飘扬在梅诺卡岛、直布罗陀、或牙买加的上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并没有使骄傲和顽强的民族甘心于他们的失败；西班牙人恢复对佛罗里达半岛和佛罗里达群岛的主权也未遇到像在加拿大曾经遇到过的美洲人的传统性反抗。  

上述就是当时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所追求的目的，它们的介入改变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整个性质。不用说，这些目的不一定在公开宣称的敌对行动的原因或借口中都显露出来；但是当时敏锐的英国舆论界正确地注意到了法国宣言中的下列措辞和用语：“为各自的损伤雪耻，为了结束英国强行建立起来的暴虐专横的帝国和在海洋上保持的各种权利。”上面这一段话用字并不多却体现了两个波旁王朝联合行动的真正原因。简言之，此次战争中为了这些目的，同盟国采取攻势，而英国则处于守势。  

英国这样被指控为暴虐专横的帝国，但就它依仗它实际的或潜在的强大的海上力量，依靠它的贸易和武装运输船队、它的贸易机构、殖民地和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军站来实施对海洋的控制来说，这种斥责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时至今日，它利用深厚感情之纽带和仍然较强烈的为自身利益之欲望，利用与本国的密切的贸易关系，通过它的优势海军的经常出现提供的保护，使它的分散的殖民地与其保持着紧密联系。现在，由于北美大陆殖民地的叛乱，英国海上力量赖以作为基础的强大的港口环形带被突破；与此同时，大陆殖民地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各种贸易利益受到随之发生的战事的损害，也使这些岛屿的居民对英国的态度不一致。这次斗争不只是为了政治上占有和贸易上有所获益，它涉及到一个头等重要的军事问题——那就是，到目前为止，英国一直在利用其空前强大的海上力量一贯而坚定地进行侵略活动，并且几乎接连取得成功。它在大西洋彼岸的一系列海军站把加拿大和哈利法克斯同西印度群岛联系在一起，并得到航海事业兴旺发达的全体居民的支持，现在的问题就是英国是否应该继续控制这些海军站。  

海军基地是大不列颠海上防御力量的组成部分，当它难以继续控制这些海军基地而处于困境时，它的海军攻击力量，即它的舰队，受到了法国和西班牙不断发展的武装船队的威胁。这两个国家当时利用与其武器装备相等或优于它的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在它声称属于它自己的地盘上与其相对抗。所以现在正是进攻这个大国的有利动机。这个大国的财富是从海上掠夺的，这些财富曾经是上个世纪欧洲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下一个问题是进攻点的选择——主要军事目标和次要军事目标的选择，进攻者应该坚定不移地将其主要力量致力于主要军事目标，利用次要军事目标扰乱对方的防御和分散其防御力量。  

当时法国最聪明的政治家之一，蒂尔戈认为，这些殖民地不获得独立是符合法国利益的。如果这些殖民地由于筋疲力尽而被征服的话，那么它们的力量对英国就起不了什么作用；如果控制点是被军事占领降服的，而这些殖民地的力量没有到达筋疲力尽的地步，那么，宗主国就需要经常不断地进行镇压，这将继续削弱宗主国的力量。虽然这种意见在法国政府议会中并不占上风，法国政府希望美国最终获得独立，但是这种意见反映了对这场战争的政策产生有效影响的某些真实情况。如果通过他们的有效援助而使美国受益是主要目的，那么，美洲大陆就变成了理所当然的战场，而大陆上的决定性军事据点就成了作战的主要军事攻击目标。但是，因为法国的首要目的不是使美国受益，而是要伤害英国。正确的军事判断指出，大陆战争不但没有出现有助于结束的趋势，而且会愈演愈烈。大陆战争已成为受法国支配，使英国精疲力尽的一种牵制行动。它所需要的援助只要够起义者能进行拼死反抗英国就行。因此，北美的这13块殖民地不应该是法国的主要军事攻击目标；更不可能是西班牙的主要军事攻击目标。  

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价值使其成为法国人感兴趣的目标，法国人以特有的敏捷使自己适应那个地区的社会条件，在那里已有他们的大片殖民地。当时它除了仍然控制着小安的列斯群岛中的两个最好的殖民地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外，还占据着圣卢西亚和海地的西半部。法国很有希望通过成功的战争进而控制英国在安的列斯群岛的大部分领地、并因此可以形成一个真正的热带大属国；尽管为了避免引起西班牙的敏感，这个属国不包括牙买加，但是为了一个较弱的盟国夺回这个极好的岛子也是可能的。不管这个小安的列斯群岛作为领地是怎样的理想，并因此成为目标，然而，军事上占有这个群岛，要完全依靠对海洋的控制，所以该群岛本身不是合适的军事攻击目标。法国政府禁止其海军指挥官们占领他们可能占领的这样一些岛屿。他们使这里的守备部队成为俘虏，摧毁其防御工事，然后撤离。虽然早期丢掉圣卢西亚的严重损失必须归因于法国舰队的管理不善和英国舰队司令的专业才能；但是一支相当规模的舰队在马提尼克岛上的优良军港罗亚尔堡[译者注：今改名为法兰西堡。]在弗朗西斯角[译者注：海地共和国北岸重要港口，1770年前曾是法属圣多明各的首府，今改名为海地角。]和在强大盟国的港口哈瓦那都找到了良好、可靠、分布合理的基地。因此，竞争大国发现，在西印度群岛的岸上，提供给它们的必要的支援点差不多相等；只占领其它的点并不能增加它们的军事力量，而占领之后，却要靠舰队的力量和素质来保卫它。为了更安全地扩大占领，首要的是要取得海上优势，不但在局部海域，而且要在整个战场上都要取得海上优势。否则，这种占领是不安全的，除非用一支非常庞大的部队实施强行占领，但是它所需要的代价大大地超过了目标的价值。因此，能左右西印度群岛形势之关键在于舰队，舰队成为军事成就的真正目标；而在这场战争中更是如此，其原因是在这场战争中西印度群岛的港口真正的军事作用是作为欧洲和美洲大陆之间的一个中间基地，当陆军进入冬季营房时，舰队就退到这里。除了英国人夺取圣卢西圣和1782年西班牙和法国曾准备攻打牙买加但计划未能实现之外，在西印度群岛的岸上没有进行过正确的具有战略性的作战活动。通过作战或适当的集中兵力确保海军的优势之前，也不可能想真正攻打像巴巴多斯或罗亚尔堡那样的军港。必须重复一下，能左右形势的关键在于舰队。  

在华盛顿和亨利·克林顿爵士的意见里也已经指出了海军力量、一支武装舰队对美国大陆战争的影响；而对被单独看作是一个战场的印度的形势，已经在叙述絮弗昂实施的战役的章节里进行了详尽地讨论，所以在此只需要重复一下，那里的一切事情都取决于一支占优势的海军对海洋的控制。亭可马里对没有基地的法国分舰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夺取它像夺取圣卢西亚一样，是一次突然袭击，并且只能通过战胜敌舰队或碰巧利用敌舰队不在的时机予以实现。在北美洲和印度，正确的军事政策指出敌舰队是真正的军事攻击目标，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交通线也依靠舰队来维持。还有欧洲，长期把它作为一个孤立的战场进行研究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它对整个战争的关系非常重要。可以简单地指出，在欧洲只有两个要点，即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其所有权转让是这场战争的一个目的；由于西班牙的强烈要求，直布罗陀自始至终都是盟国的一个主要的军事攻击目标。显而易见，占领这两个地方都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  

在一次海战中，像在所有其它的战争中一样，有两样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边境上的一个适宜的基地，在这里边境即海岸线，作战活动从这里开始；还要有一支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在这里指的是一支舰队，其规模和素质都要适合计划实施的作战活动。如果这场战争象目前的情况一样，延伸到世界的一些遥远地区，那么每个遥远地区就需要有可靠的舰船停泊港口，以便作为局部战争的辅助性或应急性基地。这些辅助性基地与主要基地或与本国基地之间一定要有相当安全可靠的交通线，这就取决于对其所在海域的军事控制。这种军事控制必须由海军实施，采用强行实施的办法，或者是清除海洋各个方向上的敌巡航舰船，从而使自己国家的舰船可安全通过；或者是为供应船队进行有效护航，这些供应船只是支援远距离作战必不可少的。前一种方法需要将这个国家的海军力量扩散到较宽广的海域，另一种方法则是把力量集中在运输船队在给定的时间内航行的某一海区。无论采用那一种方法，无疑都需要使用军事力量在航线上每隔一段适当的距离控制一个良港，如能控制这些为数不多的，例如像好望角和毛里求斯那样的良港，则将使上述交通线得到加强。这种类型的海军站总是需要的，但现在更加需要，因为燃料补给比昔日的粮食和供应品补给更频繁。这些国内外据点的联结及它们之间交通线的状况可以称之为总的军事形势的战略特点，根据这些战略特点和敌对双方舰队的力量对比完全可以确定作战活动的性质。在欧洲、美国和印度这三个分战场，都已经把坚持海洋控制作为决定性因素，并因此把敌对舰队视为真正的军事攻击目标，为清楚起见，对这三个分战场的概况已经分别进行了叙述。现在，让我们把前面的各种考虑应用到整个战场上，并且看看同样的结论对整个战场的适用性达到何等程度。如果适用，参战每一方的作战活动性质应该是什么。[原作者注：参见大西洋形势图。] 

在欧洲，大不列颠的本土基地在英吉利海峡沿岸，有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这两个武器库。同盟国的基地在大西洋沿岸，主要的军港是布雷斯特、费罗尔和加的斯。在这三个港口的后面，在地中海范围内，土伦和卡塔赫纳两地都有干船坞，它们和英国在梅诺卡岛的军事基地马翁港遥遥相对。但是，马翁港可完全忽略不计，在战争期间它被限定为一个防御部分，因为英国舰队抽调不出任何分舰队去地中海。相反，直布罗陀由于它所在的地理位置，它可以用来有效地监视来自直布罗陀海峡的分遣队或增援部队，因此，它可作为担任这项监视任务舰船的基地。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英国的欧洲舰队被束缚在英吉利海峡，即主要用来保卫其本土，只是偶尔为使直布罗陀的守备部队坚持下去，为他们运送必需的补给品护航。但是，马翁港和直布罗陀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马翁港因为当时不十分重要，直到战争后期才受到盟国的重视，经过六个月包围之后被盟国攻陷；而被认为最重要的直布罗陀从一开始就受到盟国多次攻击，因此，牵制了盟国的兵力，而对英国有利。为了观察欧洲固有的战略形势的主要特点，还可适当注意诸如荷兰可能送给盟国的此类援助经过一条很不安全的交通线，但这条交通线必须通过英吉利海峡沿岸的英国基地。事实上，这样的援助从来未提供过。  

在北美洲，战争爆发时的基地是纽约、纳拉甘西特湾和波士顿。前两个当时由英军占据着，从它们的位置、防御可靠性和资源来看，它们是北美大陆上最重要的军事基地。波士顿已经落入美国人之手，所以它可供同盟国使用。从对战争的实际作用来看，1779年，由于英军主要的作战活动已转移到了南方各州，波士顿被置于主要战区之外，从其位置来看，在军事上已不再具有重要性；但是，如果采用控制哈得孙河和尚普兰湖一线以孤立新英格兰，并把军事力量集中到东部的方案，将会看到纽约、纳拉甘西特湾和波士顿这三个港口对战争的结局是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纽约的南面，特拉华港和切萨皮克湾无疑为海上进攻提供具有诱惑力的战场。但是，海湾入口处的宽度、海区附近缺少适当的且易于防守的据点，欲占领如此众多的据点，地面部队不得不在范围广阔的地区分散部署，加之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地方性疾病流行等问题，不能把它们计入最初几次战役计划的主要部分之内。没有必要把它们包括在当地军事基地中。英军盼望从人民中得到支援的虚幻希望将他们吸引到最南部。他们没有考虑到，即使在最南部，大多数人也喜欢安定胜过自由，正是他们所处的地位阻止他们起来反对革命政府，按照英国人的理论，他们是受革命政府压迫的。英国人还把所有未来的成功和结果是最不幸的冒险押在了南部人民的造反上。离此次战争最初爆发地甚远的查尔斯顿，它在第一批英国远征军在佐治亚州登陆之后18个月，于1780年5月，落入英军之手。  

通过前面的叙述已经了解到这场战争中双方在西印度群岛的主要基地。属于英军的有巴巴多斯、圣卢西亚和稍差一些的安提瓜。下风1000海里处是牙买加岛，其金斯敦有一个大的天然干船坞。同盟国控制的第一流港口有马提尼克岛上的罗亚尔堡和哈瓦那，第二流港口有瓜德罗普和法兰西角。当时，左右战略形势的一个要点是信风，以及随之产生的潮流，这些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不是完全不重要的。面对这些障碍，到上风的航行即便单舰也是一次时间长、难以完成的任务，对于较大的舰群来说，困难就更大了。因此，舰队只好情不自愿地驶向西边的岛屿，或当确信敌人已经采取同航向航行时，像罗德尼那样，在圣茨岛战斗之后，当他获悉法国舰队已经驶向法兰西角，他便率领舰队驶向牙买加。风的情况使向风群岛或东边的岛屿成为欧美之间固有的交通线上的要点，同时也成为此次海战的基地，并把舰队束缚在那里。因此，在两个战场之间，在北美大陆和小安的列斯群岛之间有一个宽广的重要海域，在这个重要海域内，除非某个交战国的海军占有极大的优势，或在某一侧翼已经取得了一种决定性有利条件，否则，就不能够有把握地进行较大规模的作战活动。1762年，当英国以无可争辩的海上优势全部占领了向风群岛时，它成功地攻击并征服了哈瓦那。但是，在1779-1782年期间，法国在美洲的海上力量和法国对向风群岛的占有情况差不多与英国成均势，这样使在哈瓦那的西班牙人可随意执行其进攻位于上述重要海域内的彭萨科拉和巴哈马岛的计划。[原作者注：在此可以顺便说一下，当时叫做西佛罗里达州的英国领地之关键在彭萨科拉和莫比尔，这两个地方都靠牙买加支援；这个地区的情况、航海条件和总的大陆战争形势都不允许从大西洋得到援助，英国在牙买加的陆军和海军力量仅仅能够保卫该岛和贸易之用，腾不出来足够的力量去援救佛罗里达。由于西班牙用了压倒优势的兵力，其中战列舰多达15艘、军队7000人，因此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占领了佛罗里达和巴哈马。这些事件就叙述到这里，不再赘言了，因为这些事件对整个战争的唯一影响是把这样一支庞大的力量从与法国的联合作战活动转移开了。在这里像在直布罗陀一样，西班牙追求的是它自己的目的，而不是集中力量对付共同的敌人，这是一种自私的目光短浅的政策。] 

因此，对目前战争来说，像马提尼克岛和圣卢西亚这样的基地，它们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已经大大超过了牙买加、哈瓦那或其它下风基地。它们凭借其位置控制着后者，通过它们向西航行比返航快的多；而在大陆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些要点与这些岛屿之间的距离实际上相差不了多少。小安的列斯群岛中的大部分岛屿都具有这种优势；其中位于最上风的小岛巴巴多斯具有特殊的有利条件，不但可以用于进攻，而且也便于防守，敌方的大舰队即使从一个很近的港口如罗亚尔堡也难以靠近它。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坚决扎营围攻圣基茨岛的远征军曾经打算驶往巴巴多斯，但是由于猛烈的信风未能抵达。因此，当时条件下的巴巴多斯特别适用于作为英国进行战争的地区性补给站，也可以作为去牙买加、佛罗里达和甚至去北美航线上的一个避难停靠港。与此同时，用武力控制位于下风100海里处的圣卢西亚，将其作为一个舰队前哨基地，严密监视罗亚尔堡的敌人。  

印度半岛的政治形势预示着战场的位置必然在东海岸或科罗曼德尔海岸。相邻的锡兰岛上的亭可马里虽然不是一个良港，但却是一个极好的防御性港口，并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在此海岸的所有其它的锚地都不过是些开敞锚地。从这个地区的信风或季风情况来看，亭可马里也具有战略意义。从秋分到春分，经常刮东北信风，而且时常刮的很大，把巨大的拍岸浪抛到岸上，因此使登陆很困难；但在夏季，常刮西南风，海面相对风平浪静，天气也晴好。9月和10月的“季风转换”常常伴随猛烈的飓风。因此，从9、10月份开始到东北季风结束时止，不用说实际的作战活动，甚至连舰船停靠在岸边都是不妥当的。在这个季节，寻找退居港口是个紧迫的问题。亭可马里是唯一的退居港口，在天气晴好的季节里，由于该港处在主战场的上风，因此，它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西海岸上英国占领的孟买港离的太远，因此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地方性基地，像法国的毛里求斯和波旁岛一样，它是至本国的交通线上的第一站。  

上述就是交战双方国内外主要的支援点或基地。在国外的基地，一般来说，它们都缺少资源——战略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海军和陆军的军需和装备，以及海上所用的粮食大部分都需要由本国运送。波士顿可能是这种说法的一个例外，它周围的地区很富庶，居民也很友善。哈瓦那也是个例外，当时，它是海军的一个重要军工厂，许多舰船是在那里建成的，但是波士顿和哈瓦那离主要战区太远。美国人向纽约和纳拉甘西特湾推进的太近，以致他们不能充分利用临近地区的资源；而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远距离港口则完全依靠本国。因此，交通线的战略问题具有格外的重要性。拦截一支大的供应船队是仅次于消灭一群战舰的作战活动。而使用足够的兵力进行护航或让这样的运输船队避开敌人搜索会为政府和海军指挥官们在分配其所支配的战舰和分舰队时，在许多需要注意的目标中，对他们的判断力和指挥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肯彭费尔特的杰出才能和戴吉尚在北大西洋的不当处理，加之一阵大风使德格拉斯在西印度群岛处境非常困难。由于大西洋上法国的小型运输船队被阻截，使印度海域的絮弗昂遭到了类似的损伤；然而，絮弗昂利用其巡航舰成功地捕捉英国的供应船，使这些损失马上得到了部分补偿，并且干扰了其对手。  

因此，只有通过海军才能使这些极其重要的川流不息的运输船只得到保护或遭到袭击，同样，海军也关系到整个战争的持续，对于它的各个部分已经进行了评述。海军把整个战争连接在一起，因此，它们被视为交战双方理所当然的军事攻击目标，  

从欧洲到美洲的距离还没有远到确实有建立中间供应港口的绝对必要；如果因为没有预料到的原因，确实出现困难的时候，只要不与敌人遭遇，返回欧洲或在西印度群岛找一个友好港口总是可能的。这种情况与经过好望角去印度的远航不同。比克顿率领一个运输船队2月份离开英国，按计划应于9月份顺利地抵达孟买；而充满热情的絮弗昂于3月起航，用了同样的时间只驶抵毛里求斯，从毛里求斯到马德拉斯又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这样一次长时间的航行，不停下来补充淡水和新鲜食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并且还要经常停下来进行维修，即使舰上的贮备可以提供必要的器材，这样的维修也要求有一个僻静的港口。如上所述，一条理想的交通线需要有几个这样的港口，它们之间的距离要适当、要有足够的防御能力，并且物资供应要极为丰富，像英国目前在它的一些主要贸易线上所控制的港口一样，它们都是英国在过去历次战争中取得的。在1778年的战争中，在荷兰同意把好望角交给法国人，并且得到絮弗昂加强之前，任何交战国在此航线上都没有这样的港口。由于好望角和毛里求斯在这条航线上，亭可马里在此航线的最远端，同盟国与法国的交通线得到了适当防护。虽然英国当时控制着圣赫勒拿岛，但是，为了给它去印度的分舰队和大西洋上的运输船队进行补给和维修，它依靠仁慈中立的葡萄牙提供的马德拉岛和佛得角岛以及巴西的一些港口。诚如约翰斯通和絮弗昂之间在佛得角的对抗所表明的那样，这种中立所提供的保护确实是很不可靠的；但是，那里的确有几个可以停泊的地方，如果使用，敌人可能不知道使用了哪个地方，这种不知本身就是极大的安全，只要这位海军指挥官不像约翰斯通在普腊亚港所做的那样，盲目依赖在中立港口内的安全感，以致于疏忽自己部队的恰当部署。当时，由于情报的传递既慢又不可靠，所以，对于攻击者来说，要找到敌人在什么地方确实是不容易的，它比经常蔑视对一个殖民地港口的保护还要难。  

有用港口的组合和它们之间的交通线的情况，如所述的那样，构成形势的主要战略要点。作为把各个部分连接在一起的有组织的力量——海军，已被视为军事努力的主要目标。而用来达到目标的方法和战争的指导方式至今仍是应该考虑的问题。[原作者注：换句话说，在已经考虑了交战双方进行交战的目的和他们为达到其目的而将军事努力所指向的军事攻击目标之后，现在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如何使用军事力量；用什么方式和在什么地点向移动的军事攻击目标进行猛烈地攻击。] 

在这样做之前，必须简要提一个海上特有的并影响下列讨论的一种情况，即获得情报很困难。陆军通过的一些地方居住着或多或少的固定居民，并且会在其后面留下行军的足迹。舰队经过一个上空飞鸟徘徊的荒岛，而不在那里停留，并且舰队经过时海面泛起的层层白浪很快就消失了，偶尔从甲板上抛下海的漂流物可以表明舰船从此通过，但并不能说明舰队的航向。追逐舰船可能一点也不了解被追逐者，尽管被追逐的舰船可能就在几天或几小时之前通过了这个地点。最近，通过对海军的风和洋流的仔细研究已经规定了若干条利于航行的航线，一位细心的海员自然会沿着这些航线航行，并使他的运动有据可依；但在1778年还没有收集到这样准确的资料，即使已收集到了的话，为了避免敌人追踪或埋伏，常常必须放弃能最迅速到达的航线，而使用许多可用航线中的一条。在这种捉迷藏的游戏中，对被寻找者有利，因此，在敌人进入大海之前就监视敌对国家的舰船出入口，而不去追击，这种策略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监视敌对国家之出口，下一个最好的行动是首先抵达敌人的目的地并在那里等候它，而不是去注视可能不被利用的航线；但这首先要知道敌人的意图，然而敌人的意图不是经常能够了解到的。当絮弗昂在与约翰斯通相斗时，其攻打普腊亚港和急速驶向其共同目的地的作战行动从战略上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在此同一时期。罗德尼虽然得知敌人要来，但是他于1780年和1782年两次都没有成功地拦截住驶往马提尼克岛的运输船队，这说明即使知道了敌人要驶向的地点，埋伏等待也会遇到诸多困难。  

任何一次海上远征都有两个固定的点——出发地点和抵达地点。敌方可能不知道抵达地点，但是，在起航之前，港口里有一支部队和即将起航的种种迹象是可以通过推断而知的。对交战双方之任一方来说，拦截这样的运动都可能是重要的。但它对防御一方尤为重要，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在易遭受攻击的许多点中，防御一方不可能知道哪个点将受到威胁；而攻击一方如果能欺骗其对手，则他完全能够直达其目的。任何时候，如果一支远征军被分散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港口之间，那么封锁它的重要性就变得更加明显。当单个船坞的设施不能在所允许的时间内装备很多艘舰船，或像在目前的这场战争那样，当同盟国提供几个单独分遣队的时候，可能容易出现上述那样一种情况。阻止这些分遣队会合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情，阻止一个或两个计划起航的分遣队的会合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像在港口外海堵截那样有把握。防御一方从其名称词义上讲，可能略弱一点，因此，当敌人的兵力分散的时候，就更有必要利用这种分散造成的这种弱点。1782年，罗德尼位于圣卢西亚，监视着马提尼克岛的法国分遣队，以阻止它与西班牙人在法兰西角会合，是一个正确选择战略位置的例子。如果这些岛子是这样排列的能使罗德尼位于法国人和他们的目的地之间，而不是在他们背后的话，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做了他可能做的事。  

如果采取守势的一方兵力较薄弱，则要想将敌人分驻的港口全部都封锁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每个港口前面都处于劣势，无法挫败敌人的目的。这样做就忽视了基本的作战原则。如果兵力薄弱的防御者正确地决定不封锁全部港口，而是在一两个主要港口前面集中优势兵力，那么，对他来说，必须决定应该封锁哪些港口，而哪些港口将被弃之不管——在充分了解了各地的军事、士气和经济方面的主要情况之后，决定在哪些港口前面集中优势兵力是一个涉及到战争的整个策略问题。  

 1778年，英国必须采取守势。英国的海军应该在数量上等同于波旁王朝的联合舰队，这曾经是前一个时代英国海军处于最佳状态时当局的一条准则，也是霍克及其同代人的格言，因为英国海军人员的素质较好，一旦需要还能征召大量的熟悉航海业务的人员来提供一种真正的力量优势。然而，在最近若干年里，英国并没有遵循这种预防措施。失败是否正如反对者所指控的那样，是由于政府的无能，还是由于和平时期代议制政体往往历行节约的不是地方，这对我们的讨论无足轻重。尽管法国和西班牙可能参战一事已经众所周知，但是，与同盟国相比，英国的海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事实依然存在。在已经称之为战略形势要点的本土基地和国外辅助性基地方面，从整体上来看，优势在英国方面。英国的基地即便本身不太坚固，然而其地理位置至少是比较好的，具有战略意义；但这些基地对于战争、对于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或对于有足够力量进行攻击的舰队来说，是属于第二位的。英国已经处于劣势，因此，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这样一支劣势部队依靠自己的技巧和活力去挫败敌人的计划。首先到海上去，巧妙地占领阵位，通过快速运动抢在敌人会合之前，骚扰其与军事攻击目标之间的交通线和用优势兵力对付其主要分队。  

显而易见，除了在美洲大陆以外，在其它任何地方要想维持这场战争都需依靠在欧洲的本国和连接本国与所有其它地方的交通线。如果在没有外来干扰的情况下，英国使用压倒优势的海军力量扼杀美国的商业和工业，最后，打垮美国人也是可能的。不过，不是通过直接的军事努力，而是采用使其经济枯竭的办法，如果英国从同盟国海军的压力下解脱出来，它可能动用这支力量去对付美国人；如果它不仅能够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对同盟国取得决定性优势，像它20年后的情况一样，解脱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假设是那样的话，结盟的两个波旁王朝国家在这种对抗中，要使英国处于劣势地位的主要目的必然受挫，同盟国一定会从对抗中退出，因为他们的财力不足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这样的优势只有通过战斗取得。尽管英国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是它的水兵们的技术熟练，物资丰富，英国政府只要明智地利用这些实力，实际上是能够在这场战争的若干个决定性的点取得优势。若把它的战列舰分散到世界各地，则一定不会取得这种优势，这些舰船构成的小分队，在努力保护这个分散帝国的所有暴露点的时候，必然会被各个击破。  

左右形势的关键在欧洲，在欧洲的敌方船舶修造厂。如果像实际所证明的那样，英国若不能够发动一场反对法国的陆上战争，则它唯一的希望是找到敌人的海军并消灭之。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像在其母港找到它那么有把握，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像在它刚刚离开港口时遇到它那么容易。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这条原则支配着英国的政策。当时，它的海军在士气上占优势，因此，它敢于用劣势兵力对付活动在海洋上的和数量众多、装备精良的静泊在锚地之内的敌方舰船。虽然这两种情况都要冒极大风险，但是，它得到了双重好处，既可以严密监视敌人，又可以通过将敌战舰封锁在港内，使其过着舒适的港口生活逐渐削弱其效能，而它自己的军官和水兵则通过严格的巡航锻炼，每次战争都能充分发挥作用。1805年法国舰队司令维尔纳夫重复法国皇帝的话宣布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害怕看到英国的分舰队。他们装有74门炮的战舰上的军人不足500名；他们由于两年的巡航已经筋疲力尽了。”[原作者注：1804年12月20日，维尔纳夫将军给他的舰长们的命令。]一个月以后，他写道：“土伦分舰队在港内看起来很好，船员衣着整洁且训练有素；但是一来风暴，一切就都变了个样。他们没有在风暴中受过严格的训练。”[原作者注：1805年1月，维尔纳夫的信件。]纳尔逊说：“如果法国皇帝听到真实情况的话，他当时会发现他的舰队在一夜之间遭受的损失比我们的舰队在一年中所受到的损失还要多。……这些先生们不习惯于飓风，我们冒着这样的飓风巡航了21个月没有损失桅杆和桁。”[原作者注：纳尔逊勋爵的信件和特别公文。]但是，必须承认，英国的船员和舰船的紧张疲劳状况是非常严重的，还必须承认，英国的许多军官在这种损耗中找到了反对他们的舰队继续在敌人沿海附近活动的根据。“我们所忍受的每一次狂风，”科林伍德写道，“都会使国家的安全减少一份。最后的这次巡航使5艘大型舰船失去了战斗能力，最近又增加了另外两艘；有几艘必须进船坞修理。”“这两个月来，我已经几乎不知道一夜的睡眠是什么东西，”他又写道，“这样的连续巡航对我来说几乎超出了人体机能的限度。考尔德瘦得不成样子，身体完全垮了，我听说，格雷夫斯也好不了多少。”[原作者注：科林伍德勋爵的自传和信件。]高级专业人员豪勋爵的意见也反对这种作法。  

除了官兵和舰船疲劳过度以外，还必须承认，不能把任何封锁都看成是阻止一支敌舰队出港的完全行之有效的措施。例如，维尔纳夫率舰从土伦溜走和米塞西从罗什福尔逃跑都是很好的佐证。“我在这里监视着法国在罗什福尔的分舰队，”科林伍德写道，“但认为阻止他们出航是不现实的；然而，如果他们从我们旁边溜走的话，我会感到非常耻辱。……唯一可能阻止他们出航的事，是他们担心由于不能准确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而可能航行到我们中间来。”[原作者注：科林伍德勋爵的自传和信件。] 

不过，当时英国舰队还是忍受了这种过度的紧张疲劳。他们封锁了法国和西班牙的海岸；减员得到了补充；舰船得到了修复；当一名军官在其岗位上倒下了，或支撑不下去时，另一名军官就接替他。英国舰队对布雷斯特的严密警戒破坏了法国皇帝欲将他分散的舰队汇合在一起的计划。尽管出现了少有的困难，但是纳尔逊一直监视并跟踪着土伦舰队，从离港时开始，跟着它穿越了大西洋，并尾随它返回欧洲海岸。在战略上退让[译者注：是指英军在1805年对加的斯进行长期封锁之后，纳尔逊故意放松封锁，将维尔纳夫引到海上去摧毁它。由于采取了这种策略，最终取得了特拉法尔角海战的伟大胜利。]和在战术上取得特拉法尔加角海战的光辉胜利之前很久他们就开始较量了；但这些粗鲁朴实、受过锻炼的水兵，这些生锈、陈旧但管理有素的舰船逐步逐点地对其未经考验的对手们的每一次运动进行了封锁。在每个设有海军造船厂的港口前都部署了兵力，并通过一些小船把部署的兵力连接起来，他们常常制止不了一种突然行动，但他们却有效地阻止了敌分舰队所有大规模的联合行动。  

 1805年的舰船和1780年的舰船基本上是一样的。无疑，发展和改进总是有的，但是这些变化只是程度方面的变化，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不仅如此，20年前，在霍克及其同事们指挥下的舰队早就敢向比斯开湾的冬天挑战了。“在霍克的通信里，”他的传记作者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自己曾经对甚至在暴风雪的冬天能否在海上活动有过怀疑，而且认为这种活动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他的职责。他也并不怀疑他不久就能够‘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原作者注：巴勒斯：霍克勋爵的传记。]如果有人强调当时法国海军的状况比霍克和纳尔逊时代的好，它的军官们的素质和训练也都比他们那个时代的强，那么就应该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法国海军部不可能长期不知道这样的军官的数量仍然不足，以致严重地影响甲板勤务的质量，水兵也严重短缺，因此，必须用陆军战士补充缺员。至于西班牙海军的人员状况，没有理由使人相信会比15年后的好。纳尔逊在谈到西班牙把某些舰船送给法国时说，“我认为[西班牙人]不操纵这些舰船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些舰船由西班牙人操纵将是再次失掉它们的最简便的方法。”  

然而，对弱方来说，使敌人舰船失去作用的最有把握的作法是对其所在港口实施监视。如果它们离港，就同它们交战，事实上，这是非常明显的问题，不需要进行更多争论。在欧洲，妨碍这样做的唯一的巨大障碍是法国和西班牙沿海的恶劣气象，尤其是在漫长的冬季的黑夜里。这种恶劣天气不仅有给弱方带来直接灾难的危险，即便坚固的、管理有素的舰船也几乎难以承受，而且还带来了持续的极度紧张，无论技术如何娴熟都无法避免这种状况，因此，需要大量的预备舰船和人员接替那些进厂修理的舰船，和替换伤病的船员。  

如果封锁舰队能够在敌人必经航线的一侧找到一个合适的锚地，那么上述问题就大大地简化了，例如纳尔逊在1804年和1805年利用撒丁岛的马达莱纳湾、监视着土伦舰队——迫于他的许多舰船状况极差而采取的一种措施。所以，为了在风浪大作的天气里使靠近海岸的封锁分舰队抛锚，詹姆斯·索马雷兹爵士在1800年甚至使用了位于法国沿海的、距布雷斯特仅5海里的杜瓦尔讷内湾。从这个观点来看，不能认为普利茅斯和托贝的位置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位置；它们不象马达莱纳湾，在敌人航线的侧翼上，倒像圣卢西亚一样，在敌人的大后方。但是，霍克证明，勤奋和良好的舰船操纵能够克服这种不利，正如后来罗德尼在暴风雨不大时也出现在阵位上。  

英国海军部在使用所辖舰船时，把1778年的战争视为一个整体，使其在美国、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海外分遣队与敌人保持在相等的水平上。在个别时候，也不完全是这样，但一般谈到舰船分配时，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而在欧洲，则恰恰相反，作为已提到的政策的必然结果，与法国和西班牙港口内的舰队相比，英国的舰队经常处于极大的劣势。因此，只能非常谨慎地用它实施进攻，并且依靠好运气，逐一迎击敌人；所以即使取得了代价很大的胜利，也要承担由于参战舰船暂时失去战斗力而导致的巨大风险，除非这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那就另当别论了。由此可见英国的本土舰队或海峡舰队由于既要作战，又要战胜暴风雨等恶劣天气，因此不能放开使用，并且被限制在本土沿海防御或对付敌人交通运输线之类的作战活动，连接直布罗陀海峡和地中海的交通线也需要依靠它们。  

虽然印度离的很远，但对那里的政策也不能有例外。派到那里的舰船是为了留在那里，遇到突然紧急情况，它们可能既得不到增援，又不能被召回。这个战场本身就是孤立的。但是，应该把欧洲、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看作是一个大的战区，在整个战区内，战事都是互相关联的，战区不同部分的重要性或大或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所以对它们必须给予适当的注意。  

假定作为交通线卫士的海军是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假定海军和那些被称之为交通线的川流不息的补给船只来源于本国，并且都集中在国内几个主要的军火库和兵工厂，那么将会出现如下两种情况：第一，处于防御地位的大不列颠的主要力量应该集中在那些军火库和兵工厂的跟前；第二，为了这样的集中，国外交通线不应该不必要地扩大，以防本来兵力就非常紧张的海军增派分遣队去保卫它们。与上述考虑不可分的任务是通过设防和其它的手段，加强交通线上的最重要的据点，以便使这些据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依靠舰队的保护，只需要每隔适当的时间得到军需供应和增援部队。例如，直布罗陀可完全满足这些条件，实际上，它是坚不可摧的，其库存的补给品可用很长时间。  

如果上述理由正确，那么英国在美洲大陆部署的缺陷是很多的。他们占领了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纽约和纳拉甘西特湾，并且哈得孙河航线也在其控制之内，他们有能力孤立一大片地区，也许是决定性的地区。当时，法国舰队没有能力攻克纽约和纳拉甘西特湾，从而使当地的英国守备部队能稳妥地对付来自海上的进攻，并且把海军的任务减少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一旦一支敌军部队在欧洲逃脱了英国舰队的监视，并出现在美洲沿海，英国海军能在上述两个地方找到一个可靠的避难所。实际上英国不是这样做的，而是把驻扎在纽约的陆军进行两次分割，先分出一部分到切萨皮克，后又分出一部分到佐治亚，从而削弱了这两个港口的兵力，不用等到纳尔逊或法拉格特那样的舰队抵达就会陷落。分出去的两部分兵力都不很强，大都无法完成其面前的任务。英军进行两次分割后，如果敌军控制海洋，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必然会插入英陆军被分割的各部之间，如果英陆军不被分开，也就不用强行通过因此在陆上形成的障碍。由于这两部分陆军之间的交通线完全依靠海军，所以海军的任务随着交通线的不断增加而增加。由于必须执行保护海港和保护所延长的交通线的双重任务，因而英国必须加强在美洲的分遣队，所以也就相应地削弱了在欧洲的一些决定性要点上的海军力量。因此，英军南征的直接后果是，当法国的德埃斯坦于1779年出现在美洲海岸时，英军就匆忙放弃了纳拉甘西特湾，因为克林顿没有足够的力量能同时保卫纳拉甘西特湾和纽约这两个地方。[原作者注：对此罗德尼说：“撤离罗德岛是可能采取的最不幸的措施。这样撤离，就放弃了美洲最好和最雄伟的港口，从该港出发，几个分舰队在48小时内就可以封锁波士顿、纽约和费城三个北美的主要城市。”这封写给海军大臣的信值得一读。（《罗德尼传记》第二卷429页）。] 

在西印度群岛，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问题不是去征服叛乱的领地，而是要保留对一些小而富饶的岛屿的使用权；保持自己对这些岛屿的占有，并保持它们的自由贸易，尽量使其免遭敌人的劫掠。无庸赘叙，这就要求海上兵力优于敌舰队和单个巡航舰船——当时称之为“通商破坏舰”。因为无论如何警惕都不可能把对方的所有舰船限制在港内，所以在西印度群岛海区必须由英国的快速帆船和轻型船只进行巡逻；但是，如果可能的话，避开法国舰队肯定要比用英国舰队去制止它要好得多。因为现场英国舰队的兵力仅仅与法军相等，而且有时还少于法军。当英国舰队的力量小于法军而处于劣势时，限于防御的英军总是易于受到损失。实际上，由于突然袭击，英国的大部分岛屿一个接一个地丢失了，并且港口岸炮火力多次限制了它的舰队的活动，而它的敌人当发现自己处于劣势的时候，能够期待援军，并且知道在等待援军期间不会发生任何使之担心的事情。[原作者注：由于这位英国舰队司令的幸运冒险和技巧以及具有很大优势的法国舰队司令方面的无能，因此，圣卢西亚的丢失并不妨碍这种说法。] 

这种困境并不只局限于西印度群岛，因为这些岛屿距美洲大陆很近，使得进攻一方总可以在防御一方能够对其目的确有把握之前联合两个海区的舰队；尽管这种联合行动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熟悉气象和季节变化情况，但是，1780年和1781年的一些事件说明，英国这位最有能力的舰队司令对此感到茫然不解，他的部署虽然有毛病，但却反映出他的思想的易变性。英帝国的繁荣主要依靠贸易，在各种情况下，困境是防御一方所共有的，当把对贸易的关心追加于这种困境时，必须承认这位英国舰队司令在西印度群岛的任务既不轻松，也不简单。  

在欧洲，由于缺少象在西半球那样一些大的分遣队，英国本土和直布罗陀的安全都受到了严重威胁，梅诺卡岛的丢失也可能归因于此。当66艘同盟国的战列舰船面对英国唯一能够纠集起来的35艘舰船，并把它们赶进了自己的港口时，实现拿破仑所提出的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并成为英国的主人是毫无疑问的。30天来，组成法国分遣队的30艘舰船一直在比斯开湾内游弋，等待行动迟缓的西班牙人到来；但是它们并没有受到英国舰队的干扰。由于同英国的交通运输中断，直布罗陀不只一次濒临饥饿的边缘；对直布罗陀之解救不是由于英国政府正确部署了海军兵力，而是由于英国的军官们娴熟的技术和西班牙人的无能。在最后一次重要的援救中，豪勋爵的舰队只有34艘舰船，而同盟国则有49艘。  

那么，在使英国烦恼的众多难题中，比较好的行动方针是什么呢？是让敌人自由离港，而在每个暴露的阵位上保持一支足够的海军力量，尽力去对付他；还是在极度困难的形势下，努力监视敌方在其本土的兵工厂，而不是徒劳地希望制止每次袭击；或是截击每支护航运输船队，并期望挫败较大的联合行动，以及紧紧地追赶任何逃离的大舰队呢？这样的监视一定不要和封锁混淆在一起，经常性的定期监视是合适的，但定期时间不要很准确。“我特此奉告阁下，”纳尔逊写道，“我从来就没有封锁住土伦港；恰恰相反，而是给敌人提供每一个出海机会；因为我们相信实现我们国家的希望的地方正是在海上。”他又写道，“只要法国舰队一心想离港，那么任何办法都不可能使它们留在土伦和布雷斯特。”虽然这种说法多少有点夸大，但是企图把它们封锁在港内的确是毫无希望的。纳尔逊所希望的是通过在它们的港口附近适当地部署足够的监视舰船，以了解它们出航的时间和航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想“跟踪它们至地球的另一面。”他在另一次写道，“我相信，由法国舰船组成的费罗尔分舰队将驶往地中海。如果它同土伦舰队会合，在数量上会大大地超过我们；但是我决不会放过它们，并且在费罗尔外海指挥英国分舰队的佩洛会立即跟踪它们。”所以在那次持续时间很长的战争中，经常发生下列情况，即由于执行封锁任务的舰队强调气象恶劣而暂时撤离，或由于指挥官方面的错误判断，经常使法国海军分队逃掉；但是英方很快就接到报警，它派出的许多快速帆船中有几艘发现了它们，并进行跟踪以便弄清它们可能要去的目的地，把情报从一处传到另一处，从一个舰队传到另一个舰队，很快就会有一个兵力相等的分队跟踪它们。要的话，“一直跟踪到地球的另一面”。根据法国历届政府对海军的传统使用，由于出去远征不是同敌舰队作战，而是有着“最终目的”，慌忙的离开和紧随的追击，即使对一个单独的分队来说，也决不可能不受干扰而有条不紊地去执行所制定的计划，而较大的联合行动则取决于各个不同港口的分队之联合，这些分队对较大的联合行动来说是绝对必要的。1799年，法国的布吕埃斯率领25艘战列舰离开布雷斯特的冒险性巡航、消息传播之迅速、激动人心的作战活动和英国人的个别错误、法国计划的受挫、[原作者注：法国革命政府五人执政内阁给布吕埃斯制定的战役计划不可能遂行；由于法西两国的分舰队推迟延误会合，使英国在地中海集结了66艘舰船。特鲁德第三卷158页。]追击之靠近、[原作者注：在布吕埃斯统帅下，法西两国联合起来的分舰队返回了布雷斯特，它们只比从地中海一直跟踪它们的基思勋爵早到了24小时。（詹姆斯《大不列颠海军史》）。]1805年米西埃西率领法国舰队从罗什福尔悄悄地溜走、1806年维洛尔兹和勒赛居斯的分队从布雷斯特逃走——所有这些和伟大的特拉法加角战役一起都可以被提出来，按照这里所提示的方法作为一种有趣的海军战略进行研究；另一方面，1798年的战役尽管以尼罗河口之战的辉煌胜利而结束，但是可以把它作为英国政策接连失败的一个实例，其失败原因是法国远征军起航时，英国在土伦港前面已经没有兵力了，并且分配给纳尔逊的快速帆船也数量不多。1808年冈托姆在地中海的9周巡航也说明，即使在这样狭窄的海域里，因为没有一支强大的监视力量，要控制一支已让它出海的舰队也是很困难的。  

  

图28 北大西洋  

从1778年的战争中列举不出任何类似的例子来，虽然英国这个古老的君主国没有掩盖舰队活动暗中是由这个帝国严格的军事专制驱使的。在两次值得纪念的事件中，英国都处于防御地位。但是，战争初，它放弃了敌对港口附近的第一道防线，而是把舰队分派到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帝国领地，以尽力保护那些地方。我们在试图说明一项政策的不足之处时，同时也要承认另一项政策的困难和危险。另一项政策是承认海军是形势的关键，当海洋既将战区分割成各个不同部分，同时又将它们联结在一起的情况下，该政策的目的就是通过把敌海军封锁在港内，或迫使其交战来缩短战争时间并决定战争结局。这就要求有一支数量相等和效能占优势的海军，分配给这支海军一个有限的作战海区，其范围应缩小到能使占领此海区的几个分舰队进行互相支援。兵力被这样分配之后，凭着技术和监视来拦截或袭击出海的敌人分队。它通过对敌方舰队的进攻来保卫遥远的领地和贸易，由此可以看出谁是真正的敌人，自己的主要军事攻击目标是什么。因为靠近本国港口，那些需要修理的舰船的接替和轮换可以不失时机地完成，同时也减少了对缺乏物资的海外基地的要求。为使另一项政策有成效，要求海军在数量上占优势，其原因是不同的分队相距太远，不能相互支援。因此，每个分队一定要同任何可能联合对付它的力量相等。这就是说，每个分队在每个地方对它实际上所要对付的敌人的力量都要占优势，其原因是敌人可能会得到意外的增援。尽管英国人在每个地方都努力争取使自己的兵力与敌军的兵力相等，但是他们在国外和欧洲经常处于劣势，这个事实说明，在兵力上不占优势时，这样一种防御战略是多么不可行和多么危险呀！1778年豪在纽约、1779年拜伦在格林纳达、1781年格雷夫斯在切萨皮克湾附近海面，1781年胡德在马提尼克岛和1782年他在圣基茨岛，他们都处于劣势，而在欧洲同盟国的舰队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了英国。一些经不起海上风浪的舰船，与其冒船员和舰船本身日益增加损伤之危险，倒不如把它们派回国而减少力量，因为殖民地的修船厂能力有限，不横渡大西洋不能进行大修，结果是一些不适于航行的舰船都被留下来了。关于这两种战略的代价比较，问题不仅是在相同的时间内哪一个代价更大，而是通过其有效的作战活动哪一种最可能缩短战争的问题。  

同盟国的军事政策与英国的军事政策相比易受到更严厉的谴责，这是因为众所周知同盟国是攻方，事实上攻方要比守方有利。当同盟国克服了最初进行力量联合的困难时——并且已经目睹了大不列颠任何时候都不曾严重地妨碍它们联合——同盟国可以自由选择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和如何用其数量上的优势进行攻击。然而它们是怎样利用这个公认的非常有利的条件呢？它们用蚕食的方法进攻英帝国的外围，并且用它们的脑袋去碰直布罗陀这块坚硬的岩石。法国作出了最认真的军事努力，把一个分舰队和一个师的部队派到了美国，想使实际上已经在那里的兵力数量增加一倍。因此，在一年稍多一点的时间里，使英国看到同殖民地对抗是没有希望的，便结束了对其力量的牵制，这种牵制对它的对手一直是最有利的。在西印度群岛，小岛一个接一个地被攻陷，一般来说，都是在英国舰队不在的时候，轻而易举地被占领的。这就说明了如能对英国舰队取得决定性胜利，则整个问题便可获得最彻底的解决；但是，尽管法国曾经有过许多次机会，可它从未寻求通过进攻英国这支决定一切的部队和简单方法来解决这个难题。西班牙在佛罗里达按其自己的方法行事，用一支绝对优势的兵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这种胜利没有什么军事价值。在欧洲，英国政府所采取的计划使其海军力量在数量上年复一年地处于毫无希望的劣势；但同盟国所计划的作战活动似乎没有打算消灭英国的海军。在德比分舰队的30艘帆船战列舰被同盟国的49艘舰船围困在托贝敞开锚地的关键时刻，战争委员会作出了不对其进行攻击的结论，集中体现了联合海军作战行动的特点。为了进一步阻挠英国人在欧洲起作用，西班牙长时间顽固地坚持把它的舰队束缚在直布罗陀附近海区内；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个事实，即在直布罗陀海峡或英吉利海峡或在公海上，对英国海军进行一次严重打击是攻克直布罗陀这座要塞最可靠的方法。这个要塞曾不只一次处于饥饿的边缘。  

在实施进攻战的过程中，同盟国宫廷内部产生了分歧和猜疑，严重妨碍了绝大部分海军的联合行动。看起来，西班牙的行为显得比较自私几乎是不讲信义的；法国的行为还是忠实于同盟的，并且从军事上来看，也是比较正确的，主张两国真诚合作，步调一致地对付精心挑选的主要共同军事攻击目标，进而推进实现两国的目的。还必须承认，众多迹象表明，同盟国方面，特别是西班牙在行政管理和战备方面效能极差；人员素质无法与英国相比。[原作者注：这种说法并没有忽视许多法国军官们的职业造诣高，由于优秀人员的数量不足，搀杂了低劣成分削弱了人员素质。“由于1779年战役的若干事件，我们的船员素质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1780年初由于人员缺额较大，因此毋需裁减一些舰船或在船员的编制中增加陆军士兵的比例。部长采用了后者。从陆军抽调的几个新组建的团交海军安排支配。在战争初期，军官人数本来就与编制相距甚远，随着战争的进展，更越来越显得严重不足。海军少将戴吉尚在配备其分舰队的人员时，在军官和船员方面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2月3日他率领人员配备极差的舰船出海，就象他在写给部长的信中谈到的那样，”（舍瓦利埃《法国海军史》184页。）“在上次战争（1778年战争）期间，在向舰船提供军官方面遇到了最大的困难。即便当时任命舰队司令、分舰队司令和舰长都较容易，但无法补充因死亡、生病或因少尉至上尉等下级军官的提升而引起的空缺。”（舍瓦利埃：《法兰西共和国的海军》20页。）]不过，虽然行政管理和战备问题具有极其深远的军事意义和重要性，但是，这些问题和同盟国宫廷在选择和攻击其目标以及为了达成其战争目的所采用的战略计划及作战方案是根本不同的。对它们进行仔细调查不但会不必要地拖长讨论，而且由于纠缠一些不必要的与本讨论题无关的细节，会混淆战略问题。  

关于战略问题，可以简要地提及一下体现海军政策主要错误的“心怀鬼胎”这个成语。“心怀鬼胎”使同盟国的希望落空，因为一心向往着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为此采取了各种自私自利的作法。热中于自己考虑的目的——或更确切地说，致力于虽重要但对其最终目的只有部分益处——使他们视而不见可以有把握地达到目的的唯一办法。因此，就战争的结果来说，他们处处都没有达到目的。再次引用前面的概述，同盟国的目的是“为它们各自遭受的损失进行报复，和结束英国声称要维持在海洋上的专制帝国。”它们已经进行的报复对它们自己并没有好处。它们通过解放美国已经伤害了英国，当时的一代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它们并没有把直布罗陀和牙买加这两个地方夺回来，英国舰队并没有受到任何会使其减少傲慢自信心的惩处，北方强国的武装中立[译者注：1780-1783年北欧的俄国、丹麦和瑞典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为保护中立国商船的航行安全而建立的联盟。]没有取得任何效果而自行终止了，英帝国在海洋上不久将变得比以前更加专横。  

与英军相比，同盟国舰队在战备、行政管理和人员军事素质等方面均不如对方，它仅仅依仗数量上无可争辩的巨大优势。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提出作战指导思想这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请大家注意，即同盟国虽然处于攻势，而英国处于守势，但是同盟国的舰队在英国海军面前所取的态势总是防御性的。在较大的战略联合方面和在战场上，同盟国的海军看起来都没有真正打算使用数量上的优势去摧毁敌人的舰队，进而使数量上的悬殊不断扩大，并通过消灭支撑这个海上帝国的有组织的力量去推翻它。除了絮弗昂唯一的光辉事例外，同盟国海军不是逃避战斗就是被迫应战。它们从没有主动向英国海军挑战。然而，只要英国海军这样在海洋上巡航不受任何惩罚，不但不能保证如屡次发生的那样不使法国战役的最终目标受挫，而且总有这样的可能性，即由于某次幸运的机会，通过取得一次重要胜利，英国的海军就会恢复力量的平衡。没有这样做是英国政府的一个失误。但是，如果英国由于其失误使它的欧洲舰队到那时为止仍不如同盟国的舰队的话，那么同盟国由于没有利用这个错误从中渔利而应受到更多的责备。采取攻势的较强大的一方，不能因为防御的一方由于担心许多点，而使兵力过于分散成为自己茫然不知所措的借口，因为这种茫然是毫无道理的。  

在这里，作战方针再次表现出法国人的民族偏见，并受到最后一次批评。这种民族偏见看来是当时法国政府和海军军官们所共有的，它是法国海军作战方针的要害，依照作者的看法，它也是法国海军没有使他们的国家从此次战争中取得更多的重大胜利的关键所在。以一大批造诣很高并具骑士风度的法国海军将军，为了他们的崇高事业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如此不重要的任务，来说明一种固有的传统在人们头脑中已多么牢固，是很有教益的。如果这些批评是正确的话，也包含着一种警告，即目前的意见和似乎可能产生的影响应该总是经得起检验的，因为如果它们是错误的话，那肯定会招致失败，也许会造成灾难。  

当时，法国官员们所持的一种主要看法，现在在美国广为流传，那就是有效破坏贸易是战争的主要依靠，尤其是在对付象大不列颠这样的贸易国家的更是如此。一位著名军官、拉穆性-皮魁奈特写道，“我认为征服英国人十拿九稳的方法是攻击他们的贸易。”大家都会承认，通过严重干扰一个国家的贸易，会给它带来烦恼和灾难。无疑，这是海战的一种最重要的辅助性作战活动，在战争停止之前，不可能放弃这种破坏贸易的活动；但是，把它看成是一种足以摧毁敌人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措施，可能是一种错觉，而当它披着便宜的迷人外衣被提供给一个民族的代表们时，可能是一种最危险的错觉。尤其令人误入歧途的是，把破坏贸易对准象英国那样的海上强国，须知海上强国必备的两个条件是，分布广泛、兴旺发达的贸易和强大的海军。如果一个国家象西班牙那样，把财源和产业收入集中在几艘运宝船上，则其军费来源可能因受到攻击而被切断。但是，当财宝都分散在数以千计的往来船只上，当这种体系像一颗大树，它的根子扩散到四面八方并且扎的很深的时候，它就能经得起许多次剧烈的震动，即或失去许多大的树枝也不会危及到生命。只有通过军事控制海洋，通过对贸易战略中心的长期控制，破坏贸易的攻击才可能是致命的；[原作者注：英国商业的主要中心位于大不列颠岛周围水域；由于联合王国现在上要依靠海外供应粮食，所以法国的位置最有利于用破坏贸易干扰它，因为法国离的近，而且在大西洋和北海都有它的港口。这些法国私掠船过去，从这些港口出发，去劫掠英国的船只，现在这个位置比以前强多了，瑟堡是一个海峡良港，这是法国在过去几次战争中所没有的。另一方面，蒸汽船和铁路已经使联合王国北海岸上的港口更能发挥作用了，因此，英国海运船只不需要象以前那样都集中在英吉利海峡附近了。去年（1888年）夏天，在英吉利海峡进行的巡洋舰演习中，对捕捉私掠船已非常重视。美国一定会记得过去这样的巡航舰船都是在其本国港口附近活动的。蒸汽舰船煤的供应线可能长达200海里；要维持这些舰船离本国3000海里的活动将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供应煤或诸如清理船底或进行必要的修理所用的一些设备对大不列颠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是否有邻近的中立国可向其提供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单独的巡航舰船破坏贸易的活动取决于广泛散布的兵力。通过一个大舰队控制一个战略中心的破坏贸易活动取决于兵力的集中把破坏贸易看作是主要的而不是辅助性活动，但是几个世纪的经验谴责了把破坏贸易活动中作为主要的活动，并且证明了把破坏贸易作为辅助活动是有道理的。]只有通过与一支强大的海军进行战斗并战胜它，才能从它那儿夺得上述的控制。二百年来，英国一直是世界上强大的贸易国家。战时像和平时期一样，它比其它国家更多地把财富托付于海洋。然而，在所有的国家中，它是最不愿意承认贸易豁免权和中立国权利的国家。不把贸易豁免权看作是一个权利问题，而看作是一个政策问题，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不愿意是有道理的；因此，如果英国保持着足够的海军力量，无疑，将来会重复过去的教训。  

 1783年1月20日，大不列颠和同盟国的宫廷在凡尔赛初签了结束此次大战的和平协议。早在两个月前，大不列颠和美国委员会的委员们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承认美国独立的协议。这是此次战争的伟大成果。至于在欧洲的交战国之间，大不列颠从法国人手中收回了除多巴哥岛以外它在西印度群岛曾丢失的全部领地，但是放弃了圣卢西亚岛。法国在印度的军事基地也得到了恢复；因为亭可马里被敌人占着，所以英国不能反对把它归还给荷兰，但它拒绝割让内盖佩姆。英国把佛罗里达半岛、佛罗里达群岛和梅诺卡岛交还给西班牙，如果西班牙的海军有足够的力量维持占领梅诺卡岛，这对英国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损失；事实上，在下一次战争中，梅诺卡岛又落入到大不列颠之手。对非洲西海岸上的一些贸易站也进行了某种不重要的再分配。  

这些安排本身并不重要，唯一需要根据这些安排进行评述的是，在任何一次未来的战争中，这些安排是否能保持持久不变完全取决于海上力量的均衡，取决于使战争不曾确立任何有结论性的东西的海洋帝国。  

 1783年9月3日，在凡尔赛正式签定了和平条约。  

谢选骏指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以及紧随其后的两部教材《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1793－1812》、《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这就构成了“系列著作”，我把这些“海军学院的教材”看作是，“为美国和西班牙之间争夺美洲霸权所进行的思想动员和战略规划。”

（另起一页）

【后记、美西战争是《海权论》三部曲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网文《美西战争》报道：

美西战争（英语：Spanish-American War；西班牙语：Guerra hispano-estadounidense），发生于1898年，是一场美国与各独立势力共同对抗西班牙王国的战争，战争于美国战舰缅因号在古巴哈瓦那港沉没后爆发。这场战争使美国成为加勒比海地区的主要势力，并获得西班牙在太平洋的领地。

简介

1895年，古巴与菲律宾的独立派发动革命，开始反抗西班牙统治，但官方进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又株连不少民众，波及美国侨民。消息传来，美国人相当愤慨，又加上美国政府觊觎加勒比海已久，情势紧张。

美国政府派军舰缅因号至古巴保护侨民，却在1898年2月15日于哈瓦那近海爆炸沉没。爆炸的威力巨大，几乎炸掉前侧三分之一的船体，其余的残骸迅速沉入海面。此事件造成266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为士兵，爆炸时全舰军官几乎都在岸上，只有两名军官在舰上。对此次爆炸事件的起因及经过至今没有明确的调查结果。

1898年3月27日，美国通过驻西班牙公使，提出要求西班牙在古巴停火和取消集中营等条件。西班牙为了避免对美作战，于4月9日宣布休战。但美国国会发布决议：“承认古巴独立，要求西班牙军队撤出古巴。同时授予总统使用武力的权力，并宣告美国无意兼并古巴。”4月22日，美国海军封锁古巴港口。诺希维尔号军舰捕获到一艘西班牙商船。4月24日，西班牙向美国宣战，美国于次日宣战。

战争在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同时进行。开战后，美海军部副部长西奥多·罗斯福辞去职位，组建志愿军第一志愿骑兵团前往参战。

在古巴，美军打着“帮助古巴独立”的旗号计划从圣地亚哥港登陆。但西班牙军在此地部署了严密的防线，使美军无法登陆，只好封锁港口。6月10日，美军陆战队从关塔那摩湾强行登陆，但遭到西班牙军队的顽强阻击。6月底，防线被突破，美军成功登陆。西奥多·罗斯福率美国第一志愿骑兵团（即；“莽骑兵”）节节获胜，击败了西班牙在古巴的陆军一部。7月1日，美军攻占圣地亚哥东北部和东部的据点埃尔卡纳和圣胡安，对圣地亚哥港形成包围之势，从而让战争的陆上形势对美国有利。7月3日，西班牙海军上将帕斯夸尔·塞韦拉指挥的加勒比海舰队试图冲破美军的封锁，但在古巴圣地亚哥海战中被美军彻底摧毁。7月17日，圣地亚哥市向谢夫特将军投降。

在菲律宾，美国海军准将乔治·杜威的舰队在马尼拉湾海战中胜利，马尼拉港被封锁，西班牙失去在太平洋的制海权。8月13日，美军在菲律宾革命党人的配合下占领菲律宾马尼拉。同时，从香港出发的美国舰队歼灭了驻守在菲律宾马尼拉港的西班牙舰队。

结果

出于在古巴和菲律宾的失利，和其于两地舰队的毁灭，西班牙求和并开始展开谈判。在英国领事爱德华·罗森·沃克因病去世后，美国海军上将乔治·杜威请求比利时领事爱德华·安德烈代表美国与西班牙谈判。

在美国与西班牙于1898年8月12日签订停火协议后，双方停止交战。经过长达两个月的僵局谈判，正式的和约于1898年12月10日在法国巴黎签订，并于1899年2月6日得到美国参议院的核准。

美国在条约中获得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古巴则成为了美国保护国。该条约于1899年4月11日开始对古巴具有强制力，而古巴当时仅能作为观察员参加和平会议。古巴自1898年6月17日开始被美国控制，并置于美国军事政府的管辖下。古巴在军事政府宣布停止管辖后于1902年5月20日独立。但美国对新政权提出诸多限制，包括禁止与其他国家结盟和保留合法介入的权力。美国签订事实永久管辖对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的租约。

8月12日西班牙政府请求停战。10月，美西双方代表在巴黎会面商讨战后安排问题。12月10日，美西双方在巴黎签订和约，西班牙放弃古巴并承认古巴独立，将关岛和波多黎各割让给美国，还以2000万美元为代价将菲律宾群岛主权转让给美国。190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普拉特修正案，规定古巴不得向美国以外的其他任何国家转让土地；美国取得在古巴建立军事基地的权利，并可以维护古巴“独立”而对其进行干涉等等。古巴实际上变成美国的保护国。

美国占领关岛、威克岛、波多黎各

自1668年起，关岛就处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但是西班牙在关岛的驻兵并不多，这使得关岛防御能力比较薄弱。夺取关岛是美西战争中的一次不流血事件。令人惊奇的是，美国海军到达西班牙控制下的关岛时，关岛上的西班牙驻军竟然不知道西班牙和美国之间已经发生了战争。

1898年7月4日，又占领了威克岛。威克岛是个面积只有9平方公里的小岛，属于太平洋中部的马里亚纳群岛。由于地处关岛和夏威夷之间，是横渡太平洋航线的中间站，因此又有太平洋的“踏脚石”之称。

7月25日，将波多黎各全岛攻下。

战争影响

美国在美西战争中获胜，拉开了美国大规模海外扩张的序幕。美西战争对美国的未来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这是美国由大陆扩张发展为海上扩张的转折点，这场战争标志其外交政策已由孤立主义转向对外扩张主义。战争的胜利加强了美国与拉丁美洲和远东地区的联系。战争的胜利使美国成为一个殖民帝国，它使美国开始成为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世界强国。

领地易主

美西战争中西班牙战败，菲律宾、古巴脱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但实际上又处于美国的占领和控制之下了。

1900年麦金利总统派遣以法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为首的委员会到菲律宾指导创建政府体系。1901年7月4日，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政府终结。根据国会一项法案，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成为地方总督。1902年国会通过《菲律宾组织法案》，宣称菲律宾群岛是一块“无组织领土”，并使居民成为菲律宾居民。1917年的《琼斯法案》肯定了美国有意在一个未定日子给予菲律宾人独立。1934年的《泰丁斯-麦克杜菲法案》准予菲律宾在十年后独立，当时起草并批准了一项宪法。1934年9月曼纽尔·奎松·莫利纳被选为菲律宾第一届总统。1946年7月4日菲律宾独立。

1900年，根据麦金利总统的命令，古巴议会起草了以分以美国宪法为范本的宪法。1901年国会通过给军队拨款的议案《普拉特修正案》，严格限制了新政府的独立。修正案要求古巴永远不与第三国签署条约而损害它的独立性，必须使它的债务保持在政府的正常收入能够偿还的能力范围之内，而且应该承认美国为了保护古巴的独立和维系“一个能够保护生命、财产和个人自由的政府”而干涉古巴的权利。最后，古巴被要求出售或租借土地给美国用于开发煤矿或海军站——这项条约导致了关塔那摩海湾的海军基地的兴建。此外，美国占领了关岛、波多黎各、威克岛。

军备扩张

美西战争中美军虽然存在准备仓促的情况，但是由于装备比西班牙军强，所以以较小的代价夺取了西班牙的重要海外殖民地。整个战争期间，美军死亡约5000人（其中战死不足400人，其余多系病死）。在战争中，美海军的战备程度较高，但陆军准备不足，陆海军协同很差，登陆作战的组织混乱，促使战后美国进一步加强海军，并力图克服战争中暴露的问题，为继续向海外扩张作准备。

大棒政策

西奥多·罗斯福在美西战争中的积极主动，以及带领义勇骑兵团作战等为其树立起英雄形象，为他之后的竞选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声望。麦金利遇刺身亡后，罗斯福于1901年9月14日接任美国总统。他是一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后来他提出“大棒政策”。

谢选骏指出：马汉提出《海权论》，提出为了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就必须通过水域，而水域的控制“主要依赖于占有那些具有决定性的地点”，“获得了海权或者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在我看来，《海权论》煽动和策划了美西战争，而美西战争则是《海权论》三部曲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此“理论与实践的互动”，真是一部活教材。

《美西战争，美国迈向全球帝国的第一步》（地球知识局 2017年05月25日）报道：

美西战争首次以强硬的方式公开向世界宣告了美国的崛起。战后美国陆续占有了关岛、萨摩亚等地，初步建立了一个海外殖民体系。

美国兴起于北美东部沿海，在北美大陆的西进与南进使其东西接两洋、南北无强敌，而当美国企图发展为你全球霸权（至少是西半球霸权）时，世界各大海洋上的战略要地依然在欧洲列强手中。雄心勃勃的美国需要一个衰落中的老牌殖民帝国作为自己的对手，并接收其帝国遗产。

没落的帝国

19世纪对于昔日的西班牙帝国是难熬的苦难。法国拿破仑的入侵削弱了西班牙国王的政治势力，在西班牙人民反抗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政治生态，法国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传入西班牙。

而当国王费尔南多七世从法国返回西班牙后，通过强硬手段巩固皇室政权，结果造成了资产阶级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冲突。

向全世界传播福音乃是我国的义务

19世纪的西班牙有约三分之二的人口以务农为生，大约60%的人口都是文盲，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缺乏稳固的社会基础。19世纪头25年，拉丁美洲大部分西属殖民地又趁法国占领西班牙的时期独立，摆脱了宗主国的殖民统治。

这促使西班牙国内各种社会阶级矛盾激化，西班牙五次革命的先后失败。（1808—1814；1820—1823；1834—1843；1854—1856；1868—1876）。

民主进步派和温和派都是为了权力和庇护权争斗的贵族们。他们通过各种腐败的手段操纵无知冷漠的选举人。由于缺乏任何独立的权力基础，政治家依靠军方的支持上台。

军事介入政治变革成为了西班牙的政治常态，而这恰恰反映了西班牙市民社会疲软。冲突造成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内战频发，导致西班牙国力进一步衰退，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西班牙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彻底落后。

后起之秀

1865年南北内战结束后，美国进入重建时期，这不仅是对南方的重建，更是扩大了国内市场，政府所执行的政策和措施影响了国家农业、工业、交通和教育各方面的发展。美国生产力迅速变革。

1859年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3.8%，到1889年工业产值已经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7.5%，食品、纺织、钢铁和木材等工业，作为美国的四大近代工业，占全国工业产值的54%。

随着第十五条修正案通过，非裔美国人也可以投票了。

一般认为，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已全面完成了工业化，同时城市化也在急速发展。1920年时，全国人口都市化比例已超过50%，其中新英格兰的都市化比例已高达73.3%。

大企业迅速取代小企业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力量。据统计，美国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860年的第四强上升到1894年的第一位，一战前美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

美西战争

菲律宾和古巴先后爆发了反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起义。菲律宾起义军已解放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包围了马尼拉。古巴起义军则牵制了西班牙的20万大军。

1898年2月15日，美国军舰缅因号在古巴哈瓦那港爆炸沉没。爆炸的威力巨大，几乎炸掉前侧三分之一的船体，其余的残骸迅速沉入海底，造成266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为士兵，爆炸时全舰军官几乎都在陆上，只有两名军官在舰上。

爆炸激起了美国媒体和民众的愤怒。3月27日，美国通过驻西班牙公使提出要求西班牙在古巴停火和取消集中营法等条件。西班牙为了避免对美作战，于4月9日宣布休战。

但美国国会发布决议：承认古巴独立，要求西班牙撤出古巴。同时授予总统使用武力的权力，并宣告美国无意兼并古巴。

4月22日，美国海军封锁古巴港口。诺希维尔号军舰捕获到一艘西班牙商船。4月24日，西班牙向美国宣战。次日，美国宣战。

美国早就做好了战争准备。美国已经建立了一支号称世界第三的强大舰队，部署在世界各战略要点上，其中驻香港的亚洲舰队早已升火待发。国会已征兵20万，并拥有速射野战炮、电报、电话等先进装备。

反之，西班牙毫无准备，在古巴的20万西军只有1.2万人能打仗，其余多是老弱病残。海军仅有一些旧式木壳军舰。在菲律宾也只有4.2万人的军队，且西班牙政局一片混乱，军政界人士普遍认为同美国作战没有获胜希望。

早在战争爆发前夕，主持美海军工作的海军助理部长T.罗斯福即命令亚洲分舰队司令G.杜威率舰队集结香港待命，杜威进行了周密的作战准备。

1898年4月30日，美分舰队进入马尼拉湾，翌日晨，发现P.蒙托霍指挥的西舰队。美西舰数对比为6：7，但美舰在总吨位、航速和火炮，特别是在战备训练水平方面，均占优势。经数小时战斗，西舰队被歼，伤亡381人。美方只有7人受伤。

美国人领土扩张真是不远万里

与此同时，菲律宾起义军积极行动，控制着马尼拉外围(该地尚有一支西班牙驻军)，占领了许多重要岛屿和城镇，并建立以E.阿奎纳尔多为首的民族政府。

西班牙装甲巡洋舰哥伦布在1898年7月3日圣地亚哥之战中被毁。

8月13日新到的美陆军在舰队支援下登陆，同时利用菲律宾起义军，迫使马尼拉的西班牙军队投降。

但在废除西班牙殖民统治以后，美政府却背弃支持菲律宾独立的诺言，宣布对菲实行军事占领，引起菲人民的强烈反抗。此后3年，美国对菲起义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军事镇压。

在加勒比海地区，西班牙原在古巴等地驻军有20余万。古巴起义军在M.戈麦斯·伊·巴埃斯领导下已解放大片国土，造成有利态势。

“缅因”号事件后，西政府派出一支舰队(6艘战舰，由P.塞韦拉指挥)前去防守波多黎各，1898年5月19日进入圣地亚哥港。美北大西洋分舰队(7艘作战舰只，司令为W.T.桑普森)立即对该港实行封锁，并要求陆军配合歼灭港内西舰队。

抢夺殖民地要先从自家门口开始——波多黎各。美陆军第5军在圣地亚哥以东登陆后，坚持以夺取圣地亚哥城为目标；在攻占城东制高点的战斗中伤亡1700人。

7月3日，西舰队奉命撤出圣地亚哥港，在港外被美舰队歼灭，死亡160人，被俘1800人(包括塞韦拉)。美方仅伤、亡各1人。

16日，圣地亚哥城在古巴起义军和美军围困下断粮，城内外西守军约2.3万人投降。25日，美陆军司令N.A.迈尔斯率领的远征军在波多黎各登陆。西政府求和。8月12日，美西双方同意停止军事行动。

在古巴，西奥多·罗斯福率第一志愿骑兵团(即莽骑兵)节节获胜，击败了西班牙在古巴的陆军一部，从而让战争的陆上形势对美国有利。

在菲律宾，美国海军准将乔治·杜威的舰队在马尼拉湾战役中占领马尼拉。海军上将塞韦拉指挥的西班牙加勒比海舰队在古巴圣地亚哥港被美国彻底摧毁。圣地亚哥市向谢夫特将军投降。同时，从香港出发的美国舰队歼灭了驻守在菲律宾马尼拉港的西班牙舰队。

两国于12月10日在法国巴黎签订《巴黎和约》。根据和约，西班牙全部放弃古巴，将波多黎各和关岛等殖民地割让给美国，并以2000万美元的代价，把菲律宾的主权转让给美国。

必然的战争

美国的国力膨胀促使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寻求更多的话语权和更大的国际市场。19世纪末世界基本已经被老牌殖民帝国瓜分完毕，新兴的殖民帝国只好与老牌帝国争夺。而此时，羸弱的西班牙就成为了可轻易被征服的对象。

早在1805年11月，美国杰克逊总统就表示美国和西班牙必有一战。1823年12月2日，美国门罗总统发表“门罗宣言”，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其实意思是美国人的美洲）。

由于当时美国还是个农业国家，而且国内孤立主义情绪严重，所以美国仅仅是阻止西语美洲国家联合起来支持古巴独立。美国多次提出向西班牙购买古巴的要求，均遭到拒绝。

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致力发展海权。除舰队的扩建及积极夺取太平洋各战略岛屿外，且开凿并控制巴拿马运河及加勒比海之战略海上基地。

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实际上控制了加勒比海，古巴也成为美国向南美发展的一个跳板。菲律宾原是西班牙美洲与东亚贸易的中转站，也是美国一个通往东亚大陆的跳板。

美西战争首次以强硬的方式公开向世界宣告了美国的崛起。战后美国陆续占有了关岛、萨摩亚等地，初步建立了一个海外殖民体系。

谢选骏指出：美西战争的胜利证实了马汉海上实力论的“政治正确”。战争刚结束，1899年马汉就对战争进行总结发表专论，指出20世纪初期殖民主义的某些特点。他认为应该学习英国的殖民统治经验，“以英国经验为指导”，反对像西班牙殖民者那样“对劣等种族实行残酷压迫”。所以后人把美国和苏联的扩张政策称为“新殖民主义”。

（另起一页）

【第二部分】

【战略侏儒汉尼拔】

（战略之父汉尼拔的军事生涯）

从海权的角度看汉尼拔，他只能算是“战术之父”，战略上却是一个孙子，结果自然一败涂地——因为他始终未能建立制海权，就去攻击大海对面的罗马，那就迟早会陷入力有不逮的绝境。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汉尼拔更主要的致命弱点，在于他所率领的是雇佣军而不是国民兵——这些职业军人看起来英勇善战，但却会计算成本；一个国家如果依靠雇佣军，就像跌入了一个财政陷阱。例如，现在的美国就存在这样的危险。基于这种考虑，我把《战略之父汉尼拔的军事生涯》改名为《战略侏儒汉尼拔》。

（另起一页）

【目录】

序

引言

第01章　誓言

第02章　伊比利亚初试锋芒

第03章　从萨贡托到阿尔卑斯山

第04章　波河流域与亚平宁山脉

第05章　把战争打到罗马去

第06章　坎尼战役

第07章　会战法比乌斯与马尔克卢斯

第08章　向罗马进军

第09章　西班牙、西西里的战局

第10章　梅托汝斯河战役

第11章　西庇阿入侵非洲

第12章　扎马战役

尾声

【原序】

本书是历史上最有名望的十二位战争领袖传记丛书中的一部。与这套传记的其他各本一样，本书专注于叙述汉尼拔一生事业的军事方面，力图使读者领悟他为什么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人之一，而作为一位民族战争的统帅，他为什么尤为杰出。

与这套传记所记述的其他任何一位名将相比，汉尼拔传记的资料来源或许更为有限。

关于汉尼拔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于他的敌人。即便是可用来描摹其人格的传闻轶事也几近于零。除了其惊人的业绩所构成的史实本身，我们对他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必须对这些史实作出我们自己的解释，并且对汉尼拔为何以及如何能够影响这些事件的发展进程，同时又如何为他无法控制的力量所影响等问题提出我们自己的假设。

古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和利维的著作是汉尼拔史料的两个主要来源。波利比乌斯本是希腊人，晚年才成为罗马公民。他可能生于公元前205年当时汉尼拔正在意大利征战。大约在他三十七岁之时，他作为一名政治犯到了罗马。他很可能有机会与许多对第二次布匿战争依然记忆犹新的人进行交谈。在第三次布匿战争期间，他随小西庇阿①赴非洲，因此他无疑有机会亲临旧战场，对不过半个世纪以前所发生的事件形成准确的印象。

①本书将先后写到好几位同姓西庇阿的罗马将领，为避免混淆特作简介如下：小西庇阿(约前185-前129)，大西庇阿(前236-前184)长子的养子，公元前146年率罗马军攻陷并破坏迦太基城，从而结束了第三次布匿战争。大西庇阿是公元前202年在扎马战役中打败汉尼拔的罗马军主将。大西庇阿的父亲(为区别起见称为老西庇阿)普布利乌斯·西庇阿与叔父格奈乌斯·西庇阿于公元前212年与迦太基人作战时双双在西班牙阵亡。——译者

利维在波利比乌斯之后约一百五十年时最享盛名。他的主要资料来源无疑是波利比乌斯的遗著，但他还有其他来源，因而他的记述对于现存的波利比乌斯的残篇起着增补与充实的作用。

近代研究汉尼拔军事生涯的首屈一指的权威当推西奥多·艾罗尔特·道奇。他于十九世纪末撰写了不朽巨著《名将传》，《汉尼拔》是其中的第二卷。当然，道奇也不得不仰赖古人的权威典籍；然而他是一个训练有索的军人，尤其是他曾对汉尼拔及其罗马敌手纵横驰骋过的许多古战场普遍进行过游历考察，因此他的阐述很有价值。

近代另一个颇有实用价值的资料来源是伦纳德·科特雷尔的《罗马之敌汉尼拔》。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作者曾参考过的其他著作尚有弗兰克·E·阿德科克的《共和时期罗马的战略战术》，西奥多·蒙森的《罗马史》，以及《剑桥古代史》第八卷，特别是B·L·霍尔沃德写的那些章节。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同事格雷斯·P·海斯。他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曾给予我巨大的帮助。

[美]特·内·杜普伊

谢选骏指出：上面没有提到《海权论》的作者马汉对于汉尼拔的评论，我认为是很可惜的——

在世界历史一段非常惹人注目、非常重要的时期里，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海权在战略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影响。现在我们还找不到足够的材料，以供详细研究海权对第二次布匿战争[译者注：布匿战争是古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的战争，共三次。战争结果罗马争得西部地中海的霸权。因迦太基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而罗马人称腓尼基人为布匿（Poeni），故历史上把这三次战争称作布匿战争。]结局的影响；但是就目前所遗留下的一些迹象。有充分理由可以断言，海权在布匿战争中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对于这一点，我们还不能只依据所掌握的一直留传下来的战争事实，构成一种正确的判断。因为像往常一样，人们已经轻蔑地忽略了海军学会的一些会议记录；为了从很少的迹象中，依据对于一些著名历史时期的可能了解，得出一些正确的推断，有必要去熟悉全部海军历史的详细情况。控制海洋不管实施的怎样有效，并不意味着敌人的单舰或小型分舰队不能溜出港口，不能经常横渡汪洋大海，不能骚扰、袭击一条漫长的海岸线上的未设防点，不能进入被封锁的港口。相反，历史已经表明，不管双方海军实力相差多么悬殊，较弱的一方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可能逃避这种封锁和控制的。所以这与罗马舰队全面控制海洋或控制其关键的部分是不矛盾的，迦太基海军将军伯米尔难道不是在战争的第四年在坎尼取得辉煌胜利之后，成功地使4000名士兵和一群大象在意大利南部登陆了吗？在战争的第七年，伯米尔卡又突然躲开了位于锡拉库萨外海的罗马舰队，再一次出现在当时由汉尼拔控制的塔兰托。而汉尼拔也向迦太基多次派遣了传递公文的舰船。甚至最后汉尼拔与他的残余部队又安全地撤到了非洲。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证明迦太基政府可能不断给予汉尼拔以支援。实际上，汉尼拔并没有得到这种支援，但是，上述这些事实自然会造成迦太基政府已经支援了汉尼拔的印象。所以还有必要通过仔细调查已经明确的事实，来很好地证实有关罗马海上优势对战争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才会对海权对战争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做出正确的评估。  

蒙森[译者注：蒙森，威廉·蒙森爵士（1568-1643年）英国海军军官，以所著《海军短文集》驰名于世。]说，战争开始时罗马人控制了海洋。不管是哪一种原因或哪几种原因，原本不是一个海运国家的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它的海军已经超过以航海为业的对手迦太基人，建立起海上优势，并继续保持了这种优势。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没有重要的海战，但是从这种情况的本身和其它已经查明的与其有很多联系的事实，可以看出罗马具有类似于其它时期已经具有的这种海上优势。  

由于汉尼拔没有留下什么回忆录，所以也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经过高卢和越过阿尔卑斯山进行危险的、几乎是毁灭性的远征。不过可以肯定，位于西班牙沿海的汉尼拔舰队没有足够的力量与罗马舰队对抗。如果汉尼拔的舰队真的很强大，但是有种种原因影响他，使他可能仍然会沿着他所选定的路线前进；如果他经海路进行远征的话，就不会使与他一起出征的6万名老战士损失了3.3万人。  

正当汉尼拔进行这种危险的远征时，罗马人把其舰队的一部分派到了西班牙。罗马舰队在两名年龄较大的西庇阿[译者注：西庇阿是古罗马科尔内利乌斯贵族家系之一。不少统帅和国务活动家都出身于这个家族。][ 投笔从戎注：此处指老西庇阿兄弟俩。]率领下，运送一支由执政官指挥的陆军。此次航行没有遭到严重损失，并且使部队安全地驻扎在汉尼拔交通线上的埃布罗河以北地区。与此同时，另一个罗马分舰队与另一名执政官指挥的一支陆军被派到了西西里。两个分舰队总共有220艘舰船。每一个分舰队都在各自的阵位上，与一支迦太基分舰队较量，最后是罗马人轻而易举地将迦太基分舰队击败，这些都可以从很少的战斗记载中推断出来，并且可以说明罗马舰队是真正强大的。  

第二年之后的战况如下：汉尼拔已经从北部进入意大利，在接连获胜之后，已绕过罗马向南进军，并将自己的部队驻扎在意大利南部，就地征收给养，这样促使其与当地人民产生矛盾，特别当他依靠罗马在那里建立起来的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控制系统征收给养时矛盾就更加尖锐。所以汉尼拔首先急需的，就是要与某一可靠的能够不断提供补给和增援的基地建立联系，按现代战争的术语来说，也即建立交通线。有三个友好的地区：迦太基本土、马其顿和西班牙。可以把其中一个或三个看成是这样的基地。而他与前两个基地之间的交通，只能经海路。汉尼拔可以从西班牙得到最有力的支援，如果没有敌军封锁通道，他既可经陆路又可经海路抵达那里，而经海路其路程短且又安全。  

战争的最初几年，罗马人依仗其海上力量，完全控制了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和西班牙之间的第勒尼安海和撒丁海。从埃布罗河至台泊河沿岸的居民几乎对罗马人都是友好的。但是坎尼战争之后的第四年，叙拉古[译者注：古希腊移民城市，在今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南锡拉库萨。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纪势力强盛，为西西里岛东部霸主。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曾抵抗罗马侵略。公元前212年为罗马所灭。]放弃了与罗马联盟，反叛行为蔓延至整个西西里；并且马其顿也与汉尼拔签订了攻守同盟。这些变化必然不断扩大罗马舰队的作战活动，加重了他们的负担。由此会产生什么样的部署呢？这种部署怎样影响这场战争呢？  

迹象清楚地表明罗马人从未放松对第勒尼安海的控制，这可以从罗马舰队能不受干扰地从意大利驶到了西班牙得以证实。而在西班牙沿海地区，直到小西庇阿[译者注：小西庇阿即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埃米利安（约公元前185-前129年），老西庇阿长子的养子，罗马统帅、执政官，公元前146年攻陷并毁坏迦太基城，从而结束了第三次布匿战争。][ 投笔从戎注：此处似有误，这里应指大西庇阿，老西庇阿的长子，小西庇阿的养父。他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暂时遣散驻西班牙半岛的罗马分舰队。]看出了在适于暂时停止使用舰队之前，罗马人在此一直享有充分的控制权。罗马在亚得里亚海的布林迪西部署了一个分舰队并建有一个海军站以控制马其顿，他们忠于职守，从未让马其顿的一个方阵士兵进入意大利。蒙森说：“由于腓力[译者注：这里的腓力是指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公元前238-前179），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与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结盟反对罗马。]缺少一支战斗舰队，使他没有能力去进行各种调动。”这里海权的作用不再只是一种推断，而是明显的事实。  

在西西里，斗争是以叙拉古为中心。迦太基和罗马的舰队交战于此，但是优势显然属于罗马人，因为尽管迦太基人曾几次成功地向叙拉古城里运送了补给品，可是他们避免与罗马舰队作战。由于罗马舰队控制了利利巴厄姆（今马尔萨拉）、巴勒莫和墨西拿，使它能在该岛北岸建立起牢固的基地。位于南部的通道对迦太基人是开放的，因此他们还能坚持反抗。  

总观这些事实，这种推断是合情合理的，并且是以全部历史进程为依据的，即当时的罗马海上力量控制了北部从西班牙的塔拉戈纳到西西里两端的利利巴厄姆，由此绕过该岛北端经墨西拿海峡，向南到叙拉古，再到亚得里亚海的布林迪西的广大海域。整个战争期间这种控制没有被动摇过，并且一直持续着。诚如前面所述，这种控制不能完全制止迦太基人规模或大或小的海上袭击；但是这种控制确实阻止了汉尼拔所急需的那种持续可靠的交通线。  

另一方面，似乎同样很清楚，战争的头10年，罗马舰队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在西西里和迦太基之间的海域，进行长期作战。的确罗马舰队也不能超出所限定的南部界限，到较远的地方去活动。汉尼拔一起程，他便派出一些舰船保护西班牙与非洲之间的交通线；可是当时的罗马人并不打算袭扰这些交通线。  

所以，罗马舰队完全放弃了在马其顿的战争。罗马舰队也没能制止迦太基人在西西里所遂行的多次有效的、骚扰性牵制活动；但是这支舰队确实妨碍了迦太基人向当时在意大利的汉尼拔运送最急需的部队。至于西班牙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汉尼拔的父亲和汉尼拔本人曾把西班牙地区，作为他们企图入侵意大利的基地。在此次战争开始之前的18年，他们就已经占领了这个地方，并且非常有远见地扩大和巩固了他们在这里的政治和军事实力。父子俩已经召集一支庞大的军队，并在当地战争中经受了锻炼，成为当时一支很有经验的部队。汉尼拔一起程，就把政权交给了自始至终忠诚于他的弟弟哈司德鲁巴尔，这种忠诚是汉尼拔无法从迦太基本土可恶的宗派斗争中得到的。  

随着汉尼拔一起程，迦太基人便在西班牙取得了从加的斯到埃布罗河的使用权。尽管居住在埃布罗河与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一些部落对罗马人都很友好，但是当罗马人不在的时候，他们无法抵御汉尼拔。汉尼拔把他们镇压下去之后，留下1.1万名士兵由汉诺指挥，对这个地区实施军事占领，以防罗马人进驻和袭扰汉尼拔与他的基地之间的交通线。  

但是，同一年克纳斯·西庇阿[投笔从戎注：老西庇阿的弟弟。]率领2万名罗马士兵经海路抵达那里，打败了汉诺，并且占领了沿海地带和埃布罗河以北的内地。这样就使他们能够完全切断汉尼拔与哈司德鲁巴尔之间的相互支援，并且还可以从这里攻击迦太基驻扎在西班牙的部队；而罗马人与意大利的水上交通又可以使其得到自己舰队的保护。罗马人把塔拉戈纳作为海军基地，与哈司德鲁巴尔在卡塔赫纳的海军基地相对抗，然后入侵迦太基领地。罗马在西班牙的战争是在有经验的西庇阿兄弟俩[投笔从戎注：老西庇阿兄弟俩。]指挥下进行的，表面看来这是一场次要的战争，七年来双方各有胜负；战争结束时哈司德鲁巴尔给了他们毁灭性打击，西庇阿兄弟俩被杀，迦太基人也几乎成功地通过比利牛斯山去增援汉尼拔。但是这种袭击暂时受挫，当准备再次开始袭击之前，卡普阿陷落了，围攻该城的1.2万名罗马老战士，在卓越的指挥官克劳迪亚斯·尼罗指挥下被调到了西班牙。这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这位罗马将军所做的最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调动。这种来自海上的及时增援，再次确保了罗马人对哈司德鲁巴尔行军路线的控制，对迦太基来说一条既快又方便的通道，已被罗马海军截断了。  

两年之后，后来获“阿非利加西庇阿”称号的普布利乌斯·西庇阿[投笔从戎注：原文为“小西庇阿”。按此处应为大西庇阿，老西庇阿的长子。]，接任在西班牙的指挥，采用陆海联合进攻，占领了卡塔赫纳；但是此后他却令人不可思议地解散了舰队，并把舰上人员调至岸上充当陆军。西庇阿[投笔从戎注：原文为“小西庇阿”，按此处应指大西庇阿。]不满足于只作为一支“牵制”[原作者注：牵制部队，是指在一次联合军事行动中，被派去执行遏制和阻滞敌某一部分向前推进的部队，而部队的主要力量或主力部队则用在另一个方向上。]部队去封锁比利牛斯山脉的要隘来对抗哈司德鲁巴尔。他向前推进，进入西班牙南部，在瓜达尔基维河上进行了一次激烈的，非决定性战役；战后哈司德鲁巴尔悄悄溜走，匆忙北上，从比利牛斯山的西端通过，向意大利奋进。那时汉尼拔在意大利的处境日趋困难，部队的自然减员没有得到补充。  

当哈司德鲁巴尔途中仅遭受轻微损失进入意大利北部时，战争已经持续了10年。假如哈司德鲁巴尔带来的部队能安全地与汉尼拔会合，战争就会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因为罗马本身也已疲惫不堪；把罗马与其殖民地和盟邦连接起来的铁链的抗拉强度已经到了极限，有些早就断裂了。但是汉尼拔兄弟俩在军事上的处境也是十分危险的。一个在梅陶鲁斯河畔，另一个在阿普利亚，相距200英里，各自要对付一支优势的敌军，而罗马的两支大军位于其对手之间。造成这种困难局面以及哈司德鲁巴尔姗姗来迟，都是因为罗马人控制了海洋。整个战争期间，由于罗马人控制了海洋，使汉尼拔和哈司德鲁巴尔兄弟俩的相互支援被限制在绕经高卢的这条陆路上。正当哈司德鲁巴尔经陆路进行远距离危险的绕行时，西庇阿[投笔从戎注：大西庇阿。]已从西班牙派出了1.1万名士兵经海路去增援与哈司德鲁巴尔对抗的罗马陆军。结果是哈司德鲁巴尔给汉尼拔送信的传令兵不得不通过广大的敌占区，落入了指挥南部罗马部队的克劳迪亚斯·尼罗之手，使其得知哈司德鲁巴尔准备采取的路线。尼罗正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并且避开了汉尼拔的监视，率领8000名最精锐部队快速前进与北方部队会师。这种有效的会合，使罗马的两位执政官能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进攻哈司德鲁巴尔，并将其部队全歼，哈司德鲁巴尔本人阵亡。关于这场灾难，汉尼拔得到的第一条消息，是抛进他营房里的他弟弟的脑袋。据说他曾大声疾呼，罗马将是当时的世界霸主；所以梅陶鲁斯河战役一般被看成是罗马和迦太基两国之间的决定性战役。  

最后导致梅陶鲁斯河之战和罗马胜利的军事形势，可总结为如下几点：为了推翻罗马人的统治，迦太基人必须进攻罗马在意大利的力量中心，并破坏以罗马为首的牢固的联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迦太基人需要一个坚不可摧的活动基地和一条安全可靠的交通线。前者已由天才的巴卡[译者注：汉尼拔·巴卡是迦太基大家族的姓。公元前237年汉尼拔之父哈米卡率军远征伊比利亚半岛，夺取了西班牙西南沿海地区，得名“巴卡”（“闪电”之意），便以此作为家族的姓。]大家族在西班牙建立起来；而后者迦太基人却从没有得到过。对迦太基人来说可能有两条交通线，一条是直接经海路，另一条是经高卢绕行。第一条被罗马人的海上力量封锁住了；第二条处境危险，并且最后由于罗马陆军占领了西班牙北部也被截断了。罗马陆军所以能够占领西班牙北部，是因为罗马人控制了海洋，而迦太基人从未危及过罗马人对海洋的控制。因此对于汉尼拔和他的基地来说，罗马人占领了两个中心位置：罗马本土和西班牙北部，两者靠一条安全可靠的内部交通线——海洋来连接，靠这条交通线不断进行相互支援。  

假如地中海是一片平坦的“沙漠”，在这片沙漠里，罗马人占据了资力雄厚的科西嘉和撒丁岛“山脉”，在塔拉戈纳、利利巴厄姆和墨西拿构筑了坚固的哨所，占据了热那亚附近的意大利海岸并将马赛和其它据点的要塞实施联防；假如罗马还拥有一支能够随意穿越沙漠的武装部队；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对手在这里处于劣势，为了集中部队又不得不绕大圈，我们马上就可以看清这种军事形势，这支特殊部队的价值和作用就毋用赘述了。此外还会看到敌方武装部队，尽管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也会突然侵犯或袭击罗马所占领的地方，可能会烧毁一个村庄或毁坏数英里边疆领土，甚至可能会不时地中断一支护航运输船队，但是从军事观点来看，并没有对交通线形成任何威胁。这种掠夺性作战活动，古往今来，海上交战较弱的一方都曾进行过，但是决不能据此做出与众所周知的事实相对立的推论，即因为“罗马舰队有时到非洲沿海去巡视，迦太基舰队也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在意大利外海”，就说“罗马或者迦太基根本没有控制海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海军在这片假定的沙漠地带起到了一支特殊部队的作用，但是绝大多数作家对这支部队所起的作用不甚了解，因为这支部队的成员从远古以来就是一批与众不同的怪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宣扬者，他们既不宣扬自己，也不宣扬他们的使命，所以这支部队对那个时代的历史所起的巨大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对世界历史所产生的影响都被忽视了。如果上述论点是正确的，从产生这种结果的诸主要因素中删去海权，那么这种剖析就是不完全的，如果把海权断言为唯一起作用的，那也是不合理的。  

谢选骏指出：我认为从“丧失制海权”的角度观察三次迦太基战争，确实会得到一把打开关键之处的钥匙——从而理解为何汉尼拔必败无疑。因为在第一场布匿战争中，迦太基就失去了制海权，然后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引言】

正如序言中所指出的，有关汉尼拔生平与活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两位古代历史学家：

希腊裔罗马人波利比乌斯以及罗马人利维。两者对迦太基人都不怀同情，但是汉尼拔的军事天才却还是跃然呈现于他们的著作之中——尽管有时不免令人产生勉强之感。利维对汉尼拔的评价因而值得一引：

他以最大无畏的气概进入险境，在危险中举止自如，完全置生死于度外。没有任何困难能劳其体，伤其志。他耐暑热，忍冬寒；饮食仅以自然需要为度，而不受享乐欲望的支配。其作息时刻并无昼夜之分，他用以休息的时间只是公余之暇而已。即使是所谓休息，也没有柔软的床铺与安静的环境可言。许多人常常看到他盖着一件野战短氅与前哨部队及哨兵们混杂着席地而卧。他在服饰上与其军中将士毫无区别，但他的兵器与坐骑却使人人瞩目。不管是论骑术还是论行军，他都稳当军中之首。他率先冲人敌阵，殿后退出战斗。……他曾在哈斯德鲁巴尔统帅麾下服役三年，凡是想望成为一代名将的人所应知应为的事情，他无不细心观察研究。

首先称汉尼拔为“战略之父”的也是罗马人。虽然早在汉尼拔之前一百多年亚历山大大帝就曾在对于战略的认识与运用上显示过至少不亚于汉尼拔的水平，然而罗马人对他却所之甚少。他们之懂得重视战略还是在汉尼拔手下体验了失败的痛苦以后才真正学会的。

有些历史学家坚持认为汉尼拔的业绩足以使他有资格被视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领。

这个评价也许不太客观，但是他的那些被客观地载入史册的业绩——而且偏偏是通过他敌人的眼睛所看到的——确实使我们有理由把汉尼拔归于最佳名将之列。

衡量合格军事领导的基本标准，汉尼拔项项都符合；特别在其中的一项上——在逆境中百折不挠、刚毅坚定——他是超绝古今的。

这个人实际上单枪匹马地向古代最强盛、其政治、军事基础最坚实的社会提出了挑战，并且几乎将它摧毁，这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从根本上看罗马是一个远较迦太基强大的国家。汉尼拔的军队从未具备过堪与罗马最精锐的部队相匹敌的素质。在数量上，他几乎总处于劣势。然而，此人却在整整十六个年头里率领着一支由多种族、多民族组成的缺衣少食、装备不良的部队纵横进军整个意大利而几乎如入无人之境。最能证明其天才的一点就是，他在上述劣势条件下能够始终使其军队保持团结。另一个甚至更加有力的明证是，远较迦太基军兵多将众的罗马军队在汉尼拔手下遭到其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以后有整整十四年对汉尼拔敬畏复加，唯有退避而已。

一个军人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强大民族表现出了如此巨大的精神，智力与技术优势，这在全部人类史上是无与伦比的。这就是为什么汉尼拔值得我们景仰的缘故。他不愧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军人之一，不愧是一位最富有想象力，最足智多谋的军事指挥家。

谢选骏指出：汉尼拔既然是“战略之父”，怎么可能不懂“保障交通线”的重要性呢？所以我怀疑，罗马人称赞汉尼拔为“战略之父”，其实是为了抬高他们自己——因为罗马人连战略之父都收拾了！罗马人因此简直成了“战略的祖父”，成了理所当然的世界霸主。

【第一章　誓言】

“先父即将远征伊比利亚(西班牙)之际我恰好九岁。他向神灵供奉祭品时我正站在离祭坛不远的地方……他把我叫到他身边慈爱地问我是否愿意随他一起出征。我迫不及待地表示愿意，并且充满男孩子气地热切恳求他准我同行。他拉着我的右手把我领到祭坛跟前，吩咐我把手放在刚献祭的祭品上对天起誓：我决不与罗马为友。”

根据古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的记载，上面这段话出自汉尼拔之口。我们固然无从得知是否真有其事，然而毫无疑问，汉尼拔确实从小就在他父亲大将军哈米尔卡·巴卡的教育下形成了对罗马的仇恨。

第一次布匿战争

汉尼拔生于公元前247年，当时迦太基与罗马正忙于进行第一次布匿战争(因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匿库斯”，故名)，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争夺西西里岛的控制权。西西里岛位于意大利南部与迦太基所在的北非海岸之间。截至公元前三世纪，迦太基已是一座古城。它由腓尼基人所建，到当时已有约五百年的历史。它有坚固的城防工事。据认为曾有居民七十万人。迦太基人与他们的腓尼基祖先一样，以航海与贸易为生。他们的船只驶遍了全地中海。在遍及西地中海地区的许多地方(包括西西里岛沿岸)，他们都建立了小块殖民地。他们曾冒险闯过“赫尔克里斯石柱”(即直布罗陀海峡)，沿欧、非两洲的大西洋海岸进行探险活动。在国内，迦太基人又是出色的农民。因此迦太基巨大财富的基础是农业与商业。

由于除了迦太基以外，希腊、西西里以及意大利南部的其他城市也在欧、非两洲的地中海沿岸建有殖民地与贸易据点，因此这些沿岸地带经常发生冲突，几乎常年处于战乱之中。殖民者们不是在互相攻打就是在同当地土著开战。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迦太基已成功地控制了从大西洋到的黎波里沙漠为止的北非地区以及西西里岛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在伊比利亚半岛上也有迦太基的前哨基地。巨大的财富从西班牙以及北非的银矿中源源而来。

于此同时，在意大利半岛上的罗马城市国也一直在实行扩张。到公元前三世纪时，她已将其势力扩大到全意大利半岛，大多数意大利城市国家不是她的盟邦就是在其控制之下。迦太基势力在西西里岛上的存在引起了罗马方面的恐惧，唯恐强大的迦太基舰队有朝一日会开进狭窄的墨西拿海峡。这个海峡介乎西西里岛与大陆之间，是罗马及其意大利南部同盟国的补给船用以往返航行的海上通道。罗马还担心迦太基对意大利南部怀有野心。看来，这两个势力的公开交战已不可避免，问题只是迟早而已。

公元前264年，这场冲突终于爆发了。在此之前不久，一队叫做马墨尔提尼人的雇佣兵占领了西西里岛顶端紧靠意大利的墨西拿城。这些马墨尔提尼人受到了该岛最强大的城市国锡拉库萨的国王希埃罗二世的威胁。这位国王雄心勃勃想要称霸全西西里。马墨尔提尼人同时向迦太基与罗马求援，两国都派出了援兵。迦太基军首先到达城外。但是马墨尔提尼人却只放后到的罗马军入城，迦太基军遂与锡拉库萨军结盟。罗马军向宿营在距城不远处的迦锡联军发起进攻并将其击败。这次事件的结果是罗马与锡拉库萨先签订了一个和约，随后又互相结为盟国。同时，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的连绵战事也由此拉开序幕。

由于迦太基握有制海权，因此她能轻而易举地增强她在西西里岛上的兵力。罗马力图征服迦太基的殖民地，但是却徒劳无功，进展甚微。这样僵持了两年之后，罗马人决定建立一支足以在海上向迦太基人提出挑战的强大舰队。这确实是一个壮举，因为罗马人对于海战毫无经验。然而，他们建造了大批战船并训练专人掌握驾船技术。这些船与当时所有的战船一样，都是单层甲板划桨大帆船，由坐在舱内坐板上的奴隶划行，坐板的高低层次略有不同。最常见的划桨战船中划手的座位分三个层次，这样的船叫做三层桨座战船。划桨战船上还载有士兵，一旦与敌船相接，他们就与敌兵厮杀。与古代大多数航海民族一样，迦太基人的战术通常是努力将敌船撞翻。他们常常首先设法折断敌船的桨从而更易于对它进行撞击。

罗马人没有受过这种战术训练，在驾船技术上也不如对方，他们因而采用并改进了早先为希腊人所用过的一种器械。那是一块长约三十六英尺的跳板(或者叫做登船桥)，连在船头一根短而粗的桅杆上。这座登船桥的端头有一个大铁钉，桥板可以平转三百六十度。一旦罗马船靠近敌舰，这座叫做“科尔乌斯”的登船桥就会被放下并落在敌船甲板上。大铁钉深深地扎进甲板，把这两条战船牢牢地连在一起。罗马兵接着就一拥而上冲过跳板，到敌船甲板上展开肉搏。

公元前260年，这支新建的罗马舰队与迦太基人在米莱附近的海面上遭遇结果是迦太基人遭到灾难性的失败。四年以后，罗马人在西西里岛南部埃克诺姆斯角附近的海战中以三百三十艘战船打败了拥有三百五十艘战船的迦太基，赢得了又一次胜利，从而打开了去往非洲的通道。罗马利用这个机会在北非建立起一个坚固筑防的兵营，他们以此为据点煽动迦太基的盟国反叛。罗马军队也依仗着这块基地屡次击败迦太基军。迦太基人于是主动求和，可是罗马将军阿提利乌斯·雷古卢斯提出的条件太苛刻，终于遭到迦太基人的拒绝。次年，一个名叫桑提普斯的斯巴达人接任迦太基军统帅并大败雷古卢斯。

罗马慌忙派遣一支舰队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撤走。

西西里岛上的敌对行动连续不断，但是却迟迟决不出孰胜孰负。这场漫长而激烈的斗争使两国的人力财力濒于枯竭。公元前249年，罗马人于一次海战失利后将它在西西里岛上的大部分军队撤回，迦太基方面也缩减了该岛的兵力。在此后的数年中，迦太基人在哈米尔卡·巴卡的统领下向残余的罗马军及其在西西里岛上的同盟军开展了一场低强度的游击战。尽管哈米尔卡善于征战，战功赫赫，他的实力却不足以使他取得任何接近于全面胜利的结果。

到了公元前241年，罗马人感到自己的实力已经恢复，又能采取主动行动了。就在那一年，罗马舰队在埃古萨附近的海战中又一次大获全胜。由于认识到在缺乏海军保护的情况下迦太基无法保住其西西里岛上的据点，哈米尔卡求和了。根据由此产生的和约条件，迦太基向罗马割让西西里与利帕里群岛，同时在此后十年中交纳赔款三千二百塔连特——约合四百万美元。①因为这次大败，哈米尔卡情绪很坏。他决心要向罗马人报仇雪耻。

因为迦太基是个贸易、航海国，所以她的军队来源主要依靠雇佣军。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的数年中，迦太基在与这些雇佣军的关系中遇到了麻烦。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得不到充分的报酬，就是因为其他原因而心怀不满。其中骚乱特别严重的地区之一是迦太基的一个殖民地，叫做撤丁岛，尽管这个岛与罗马近在咫尺，然而和约条款却未将其包括在内。

撒丁岛上反叛迦太基的雇佣军两次要求罗马在该岛建立保护国。公元前238年，罗马同意此举并派出军队前往接管。为此迦太基拟整装远征，夺回该岛。然而，正当罗马人着手装备其出征舰队并向迦太基宣战之时，迦太基人屈服了。他们同意割让撒丁岛与科西嘉岛并增纳一千二百塔连特赔款。

迦太基征服伊比利亚

这些新的败绩使哈米尔卡·巴卡深感羞辱。但是他清楚迦太基的实力不足以与罗马再打一仗。对于能否取得国内其他方面的支持这一点，他甚至也没有把握。因此哈米尔卡——以及若干与他持同样看法的迦太基爱国志士——决定另找新地盘，在那里他们的国家将可以恢复财富并重建军事实力，从而最后向罗马发动进攻。哈米尔卡的新目标正是伊比利亚半岛——即今之西班牙与葡萄牙。

公元前236年，哈米尔卡挥师经陆路沿北非海岸向赫尔克里斯石柱进军，然后渡海峡到达西班牙。他在加的斯建起一个基地。加的斯本是腓尼基人的一个殖民贸易中心，到那时已处于迦太基控制之下多时。他接着向东推进，遭到当地许多土著部落的顽强抵抗。由于他恩威并用，把军事压迫与巧妙外交结合起来，因此成功地征服了西班牙南部的全部民族。有的被彻底打败，有的被争取与迦太基结盟。许多先前与其敌对的武士很快被编入他的军队。

哈米尔卡只是刚刚开始其向罗马进军的征程。公元前228年，他在塔古斯河与杜利乌斯河之间的地区作战时阵亡，他的确大大地扩展了迦太基帝国的疆域，然而他的眼睛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的最终目标：为迦太基在罗马手中遭受的失败与耻辱报仇雪恨。

在哈米尔卡逝世之时，他的军队已有六万名步兵，八千名骑兵以及两百头战象。部队中半数以上是伊比利亚人。哈米尔卡的女婿哈斯德鲁巴尔(人称“美男子”)接任统帅。

他继续实行他岳父的方针与计划，在西班牙的东南沿海地区建立了新迦太基城(即今之卡塔赫纳)。主要因为他有效地运用了说服的方法——同时也因为他打了一些漂亮仗——他把迦太基的影响向北一直扩伸到伊比鲁斯河(即今之埃布罗河)。

罗马对哈米尔卡与哈斯德鲁巴尔的长期目标并无觉察，但是它一直在密切注视着迦太基势力及其影响在西班牙的扩张。罗马之所以感到关切是因为这个扩张发生在与它的盟国马西利亚(即今之马赛)利害攸关的地区。马西利亚在西班牙沿岸建有贸易据点。公元前226年，罗马向哈斯德鲁巴尔派去使者，其目的也许是为了保护位于恩波连姆与罗达埃的马西利亚贸易点。罗马人得到了一份协议，迦太基人同意不在伊比鲁斯河以北的地区采取军事行动。

五年以后，即公元前221年，哈斯德鲁巴尔遇刺身亡。全军推举哈米尔卡的儿子汉尼拔当他的继任人。因为他才二十八岁，故而波利比乌斯说“时间给予汉尼拔充分的机会去表现其父传的对罗马之恨。”

①如果不指明是那一种塔连特，就很难说出以塔连特为单位的一笔古币的精确价值。

雅典培连特是一种重量单位，约合五十八磅。一个银塔连特按1967年的比值约合八百三十五美元，而一个金塔连特则合三万二千五百美元。

谢选骏指出：人说——“马墨尔提尼人同时向迦太基与罗马求援，两国都派出了援兵。迦太基军首先到达城外。但是马墨尔提尼人却只放后到的罗马军入城，迦太基军遂与锡拉库萨军结盟。罗马军向宿营在距城不远处的迦锡联军发起进攻并将其击败。这次事件的结果是罗马与锡拉库萨先签订了一个和约，随后又互相结为盟国。同时，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的连绵战事也由此拉开序幕。”我看——迦太基人真是没有头脑，首鼠两端，完全没有战略主张，结果受到了偶然因素和别人的摆布，落入了命运的陷阱再也无力挣脱。

【第二章　伊比利亚初试锋芒】

汉尼拔的青年时代

汉尼拔的童年几乎不为世人知晓。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母亲的姓氏。然而据古史记载，他有三位弟兄：哈司德鲁巴尔、马戈和汉诺，他们都被培养成军人。哈米尔卡很富有，他有能力使他们受到最好的教育。汉尼拔似乎学过当时多方面领域的知识，还学过语言。

他可能从九岁开始就一直与他父亲一起住在西班牙，直至哈米尔卡逝世前后才返回迦太基继续求学，四年以后，即公元前224年，哈斯德鲁巴尔又把汉尼拔召回西班牙，任命他统领全军骑兵。他不仅学到了屯兵与实战的军事技术与常规，而且还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用兵与领导才干。哈斯德鲁巴尔对他委以重任，让他有许多机会在行动中表现自已。

汉尼拔的军队

汉尼拔在公元前221年从哈斯德鲁巴尔手中接过来的是一支雇佣军而不是一支由国民组成的军队。迦太基的商人与富有的农民们没兴趣也不愿意把岁月付诸戎马生涯，故而迦太基的士兵绝大部分是从与其通商或被其战败的半开化部落中募来的。汉尼拔手下只有两千五百名士兵(其中大部分是骑兵)为迦太基公民。其余兵众来自许多非洲与南欧国家。

迦太基军队由多个分队组成，没有共同语言，武器种类繁多，战法各不相同。利比亚腓尼基人步、马战并用，使一根重型长矛。这些非洲人是汉尼拔最信赖的部队。西班牙步兵与骑兵的主要兵器是一柄巨剑，于近战时用以砍、刺。高卢人披着常常染成红色的长发，通常进行步战。他们几乎赤身裸体上阵，近战时挥舞一把大砍刀。来自巴利阿里群岛的士兵是使用投石器的能手，飞石伤人，命中率之高令人膛目。非洲兵体格强壮，吃苦耐劳。他们光头文身，打仗时用长枪与弓箭，有时也用长剑。

在重骑兵中，伊比利亚人的战马力大体壮，在行军中通常每匹能载两人。在作战时，一人留在马背上战斗，另一人则下马步战。高卢骑兵固然不错，但是最佳的还数来自众多努米第亚部落的非洲骑兵。他们手持标枪与剑，左臂披一块豹皮或狮皮作为护卫，几乎光身于马鞍之上。他们是无畏、不倦与善战的斗士，大概也是全军最宝贵的成分。

最后还有战象。单凭其庞大的身躯和巨大的力量就足以使任何与其对阵的人胆战心惊。不过，战象难以驾驭，在战斗纷乱中，尤其当其受伤时，有可能转而冲向其主人。

巩固伊比利亚

汉尼拔执掌兵权后不久就着手完全征服伊比鲁斯河以南的西班牙。这是对罗马采取军事行动的前奏。他决定首先解决住在西班牙东中部靠近今天称为拉曼查地区的奥尔卡德斯部落。他在数战之内克敌制胜。在攻占了他们最大的城市阿尔泰亚以后，整个部落就接着投降了。

公元前221年与公元前220年之间的那个冬季，汉尼拔是在新迦太基城度过的。他在那里向将士们发放优厚的军饷，就未来的巨大赏赐向他们许下诺言，以此加强部队的忠诚。公元前220年夏，他对杜罗河北岸西班牙西北部(即今之莱昂)的瓦凯伊人发起进攻。

在一场成功的战役中，他连克两城：萨尔曼提卡(即今之萨拉曼卡)及附近的阿布卡拉。

在汉尼拔由阿布卡拉返回新迦太基城途中，他发现他正受到该地区部落联合抵抗的威胁。他们集合起一支大军，据波利比乌斯所述其人数超过十万。汉尼拔的兵员可能还不及此数的一半。汉尼拔不去冒险进攻严阵对待的敌军，而是撤过塔古斯河，在那里布队列阵等候追兵。

不出汉尼拔所料，敌军士兵试图渡河。迦太基军早已有所准备。许多部落人尚未上岸就被汉尼拔的弓箭手与投石手射杀于河流中。接着努米第亚骑兵冲入河中在即将登岸的土人群里左右砍杀。即使有少数敌兵上岸也很快被战象踏成肉泥。

成千上万的部落人在河对岸亲睹了这场大屠杀，许多人为之丧魄，畏缩不前。但是敌军后阵却继续前拥，致使阵脚大乱。就在此刻，汉尼拔向对岸发起经过精心准备的反攻，迅速迫使部落兵鼠窜逃命。这次大捷使西伊比利亚的其他部落闻风丧胆，从此无人再敢攻打汉尼拔了。

谢选骏指出：汉尼拔虽然是个杰出的将领，却不是一个创造历史的领袖人物——迦太基部队是雇佣军，罗马的部队则是国民军，所以迦太基的并非自觉的历史使命，就是训练罗马人，把他们培养成为制海权的主人、地中海世界的征服者。历史证明，只有内陆来的匈奴人和他们驱迫的日耳曼畜群，可以摧毁罗马的帝国及其制海权。

【第三章　从萨贡托到阿尔卑斯山】

萨贡托包围战

到公元前220年秋，在进行了两次历时不长的战役之后，汉尼拔实际上已经完全控制了伊比鲁斯河以南的伊比利亚半岛全境，只剩下一个城市尚未落入迦太基手中。这个城市就是萨贡托，它是一座独立的沿海城市，显然与罗马人有一种非正式的同盟关系。

罗马人可能指望用它作为有朝一日向呆在西班牙的迦太基人发动进攻的基地。哈米尔卡与哈斯德鲁巴尔都未曾惊动过这座城池，显然是因为他们不想在发动战争的条件完全成熟以前去冒与罗马打仗的风险。

与此同时，罗马人在意大利北部与高卢人交战已凯旋班师，此时则开始在萨贡托变本加厉地施加影响。他们把仇视迦太基的人扶植上台，并且着手在周围地区的部落中寻衅作乱。罗马使臣向汉尼拔以及迦太基政府发出警告，不许其染指萨贡托。但是在公元前219年，汉尼拔却判定，同罗马较量的时机已到，于是便包围了萨贡托城。

萨贡托位于一座山脉的尽头处，座落在一长列秃岩之上，高出海岸平原三百多英尺，四周筑有坚固的厚墙藩屏该城。汉尼拔的军队(据利维述，其人数多达十五万。此数可能有夸大之嫌。)将城团团围住。他把最精锐的部队放在西面，虽然那里的城墙最厚，但山的坡度却不很陡峭。这是一场旷日持久而困难重重的包围战。那里的地形特征使当时的围城工具无用武之地。城墙内的守兵还屡次出击，企图捣毁围城器械。在这样的一次作战中，汉尼拔腿部负重伤，致使他在一段时间以内不能亲自参战。

最后，在包围战开始后的第八个月，城墙终于被攻破，迦太基人冲了进去。经过顽强的垂死抵抗，该城终于陷落。大多数居民与城同亡。大量金钱、奴隶与财物落入汉尼拔手中。他把奴隶分赏给手下将士，把金钱留作军需开支，把所有可以运走的财物送往迦太基。这样，他不仅确保了他的部队的支持，而且赢得了迦太基政府的感激，其中包括许多曾反对与罗马交战的人。

谢选骏指出：与罗马交战，并非迦太基人的共识。

战争爆发

尽管罗马曾声称自已是萨贡托的保护者，但是在该城受围困期间它并没有采取任何援救行动。然而萨贡托陷落的消息却使罗马人行动起来了。他们派出使者赴迦太基向迦太基政府递交最后通牒：除非把汉尼拔和他的主要幕僚交给罗马，否则罗马就将宣战。

汉尼拔之进攻萨贡托以及罗马以此为宣战理由，这两个事件的是非曲直是古今历史学家反复争论的一个问题。迦太基从未同意过不进攻萨贡托。但是如果该城事实上处于罗马保护之下，那么罗马人可以宣称，对萨贡托的进攻违反了第一次布匿战争和约中的一个条款，因为该条款规定两国都不得进攻对方的同盟国。不管在法律上孰是孰非，攻占萨贡托的举动确实引起了第二次布匿战争。迦太基人拒绝接受罗马人的条件，这就直接导致了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军事行动之一——汉尼拔入侵意大利。

谢选骏指出：可见汉尼拔行事冲动鲁莽，并无全盘计划。

在罗马宣战的消息传到汉尼拔耳中之前，他已住入新迦太基城中的冬居。他在那里为他计划已久的战役进行准备。他知道，他的军队必须准备长途行军与艰苦卓绝的战斗；他还必须从西班牙得到持久的补给支援；同时还必须保护迦太基以及利比亚的广大地区，使其免遭罗马人可能发动的袭击之害。为此，他让手下大部分伊比利亚将士回家过冬，以此为即将到来的战役培养起士气与战斗热情。他安排由他的兄弟哈司德鲁巴尔接替他在西班牙行使指挥权，留给哈司德鲁巴尔一支庞大的舰队，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及二十一头战象。他互换了驻西班牙与驻利比亚的各种军事单位，从而得以提高迦太基与北非的安全程度，同时也从他的军队以及留守西班牙的部队中清除了一些潜在的捣乱分子。

正如汉尼拔所确知的，迦太基的舰队根本无法与罗马的舰队相提并论。因而，他不考虑进行由海上将其军队运去意大利的尝试。然而由陆路进发不仅必须翻越比利牛斯山与阿尔卑斯山，而且还要冒与沿途无数部落发生冲突的风险。除此之外，一旦他到了意大利，这些部落还可能威胁由意大利通往他西班牙基地的交通线。然而如果他能赢得他们的友谊，那将使他的行动得到更多的支援。

谢选骏指出：汉尼拔为何不先设法击败罗马的舰队、夺回制海权。然后再挑起战端？

汉尼拔的第一个目标是波河流域。他计划在那里建立一个基地以便在意大利采取进一步行动。罗马人仅于不久之前才刚刚降服居住在波河流域的大多数部落，同时还对阿尔卑斯山法国一侧的一些部落进行了讨伐。汉尼拔指望依靠这些部落对罗马的仇视心理为他的战役助一臂之力。在他冬居新迦太基城期间，他向各高卢族酋长派出使者以求得他们的合作并要求在大军过山时给予协助。使者返回时报告说高卢人愿意合作并切盼他早日前往。他们还汇报说翻越阿尔卑斯山尽管有困难，然而并非不可能。

公元前218年仲春，汉尼拔向他热情高涨的部队宣布他们即将开赴罗马。几星期之后，大军开拔了。

罗马人对汉尼拔的计划一无所知。这一点在他们于宣战以后所采取的行动中已表露无遗。为了弄明白他们这些行动的意义，有必要对罗马的军事组织作一些了解。

罗马的军事组织

与迦太基人不同，罗马公民把从军视为一种荣耀，因而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军队的大多数是从戎的公民。体格健全的步兵兵丁，其服役期为十六至二十个战役，每个战役定为六个月。骑兵的服役期为十个战役。除此之外，罗马的同盟国有义务提供规定数额的兵员。大约四千二百名步兵与三百名骑兵组成一个军团。按常规，总是一个罗马军团与一个同盟国军团组合在一起，配上一些非正规辅助部队。两个这样的联合军团(人数自一万八千至两万不等)组成通常的罗马集团军。

罗马军队的基本单位是步兵百人队，原先由一百名士兵组成，但是通常进入战斗编队的不过六十至八十人。两个百人队合为一个中队。每个罗马主要战术组织(即军团)中有三十个中队。

每个中队在战斗中排成一个小方块队，其正面为十四至十六人，纵深十人。但是，与希腊人与迦太基人的更为密集的传统方阵不同的是：在传统方阵中士兵们并肩作战；在罗马方块队中士兵与士兵之间有五英尺左右的间隔。这样一来，每个罗马步兵可以更自由地挥动其武器。士兵们在激战中要保持这样的间隔需要具有高度的训练素质。但是这样编队的一个好处是一旦前排士兵力乏或负伤时，他们可以通过身后的间隔后撤，马上就有一排生力军上前补替他们。

实战时，三个中队组成一个大队，约四百二十人。在步兵大队中，各中队之间的间隔通常为一百二十码。

步兵大队本身在军团中又列成方格队形：第一线四个大队，第二、第三线各三个大队。大队与大队之间的间隔约为三百六十码，或者说相当于一个大队正面的宽度。正如在中队与大队内部，前后排士兵可以替换作战，第二线大队也同样可以通过间隙向前推进替下第一线大队，而第三线大队又可以前移替下第二线大队。在实战中，也许由第一线中队散开，形成一条具有连续正面的相对稀疏的阵线，纵深为五人。但是，是否确实如此，我们还是不得而知。一旦较为密集的连续正面在所必需时(例如为对付骑兵冲锋)，第二线大队可以向前移动与第一线大队并列。第三线通常保留为后备队。

罗马的骑兵不及步兵组织严密、训练有素，其来源主要依靠罗马的同盟国。各骑兵部队的组织与战术方面的决定权通常由各同盟国指挥官掌握。

罗马不设职业将官统领军队。每年选举产生两名执政官，他们是罗马政府的最高官长，又是三军战地司令。如果当时只有一支军队，他们常常抽签决定指挥权的归属。如果两人同掌兵权，他们就隔日轮流行使指挥权。军团长官由司法官或财政官担任，其级别相当于现代的少将师长。

这种文武混杂的权力体系有许多缺陷。它之所以能正常发挥作用是因为罗马军队受过精心训练，具有常战的经验，同时罗马人忠心保国，其指挥官对部下又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然而，缺乏连贯一致的领导以及训练有素的骑兵，这两点对罗马人来说在其即将与汉尼拔进行的战斗中将成为极大的不利条件。

大军出征

即便在汉尼拔北进并已渡过伊比鲁斯河的消息传到罗马以前，罗马的两位执政官就已在元老院的批准下决定各率一支军队出征。森普罗尼乌斯·隆古斯带领二万六千人将取道西西里直插利比亚，以威胁迦太基本土。普布利乌斯·西庇阿(即老西庇阿——译注)则率二万四千兵众开赴西班牙。除此以外，司法官卢基乌斯·曼利乌斯被遣统领一万八千步兵及一千六百骑兵进军意大利北部，其使命是防范土生的高卢人，保卫那里正处于建立初期的罗马殖民地并平息该地区的骚乱。罗马人在得知汉尼拔已渡过伊比鲁斯河以后也未改变以上计划。他们对他的真正目标仍然一无所知。

汉尼拔于公元前218年5月率领步兵七万五千余人，骑兵一万二千人离开新迦太基城。

为了抵达相当于今西班牙北部边界的地方，他必须行军五百英里，其中大多为山地。大军渡伊比鲁斯河时正值七月中旬，过河后不久即遇到与马西利亚并多少与罗马友好的部落的抗击。经过一场速战速决然而却伤亡巨大的战役，汉尼拔才得以控制介于伊比鲁斯河与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这个地区。为了确保迦太基对于该地区各部落的持续控制，汉尼拔拨给其弟汉诺一万步兵与一千骑兵，命其在原地留守。

过高卢

汉尼拔对其军队进行缩编，使它减少到他认为自已有能力维持其过高卢途中的给养为止。他批准一部分伊比利亚士兵返回家乡，然后就开始翻越比利牛斯山、此时他手下大约有步兵五万人，骑兵九千，外加大约四十头战象。这都是些久经沙场的老兵，随他征战已多年。大军势不可挡地开进高卢向下一道天然障碍罗纳河进发。据利维说，居住在那个地区的高卢人“在那个迦太基人的重礼争取下，欣然与他结交并允许让他的军队通过他们的领土……丝毫不加骚扰。”

与此同时，西庇阿已启程赴西班牙。他沿意大利海岸北上，然后乘船渡海抵达马西利亚。他本计划继续走水路，也许至伊比鲁斯河口附近处登岸。但是在马西利亚，他获悉汉尼拔已越过比利牛斯山，西庇阿遂上岸，扎营于马西利亚和罗纳河口之间。他显然不知道汉尼拔已近在咫尺。他派出三百名骑兵，由一些高卢人作向导，向北向西进行侦察。

此时(八月下旬)，汉尼拔已到达距罗纳河河口四天行军路程处，也许是在福尔克附近，与现今的阿尔隔水温望。罗纳河河面宽阔，河水湍急；河对岸又出现了大量不友好的部落人，这就使得渡河更加困难了。汉尼拔花了好几天时间才凑集起一支由小船、木筏组成的船队。其中一部分船只购自当地土著，其余的都是他匆忙督造的。

到达河边的第三天，汉尼拔派汉诺(波米尔卡之子，因与汉尼拔之弟同名，故又称其为小波米尔卡以示两者区别)率领一支骑兵前往上游方向约二十五英里处。他们在那里制造了木筏，并且未遇任何抵抗就过了河。简事休整以后，他们在河东顺流折回。当这支特遣队接近与其主力隔河相对的高卢军时，汉诺升起烟火信号。汉尼拔见信号立即命令部队上船或登上木筏开始渡河。然而，在他们尚未进入严阵以待的高卢人的攻击范围以前，汉诺的骑兵突然袭击这些部落人的后阵。这场出其不意的攻击将高卢人打得七零八落，并且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汉尼拔与他主力的相当一部分人员趁机渡过了罗纳河。接着他以此前卫部队发起进攻，把敌人打得仓皇溃逃。

渡河至少用了两天时间。与此同时，汉尼拔探得罗马人的宿营地就在更南面一些接近河口的地方。他派遣五百名努米底亚骑兵前去侦察，然后将罗马军的位置、人数及显而易见的行动计划向他报告。这支骑兵分遣队离开迦太基大营走了大约一天之后遭到了负有相同使命的罗马骑兵的袭击。双方展开了激战。两军伤亡惨重。罗马人在战斗中占了上风，将努米底亚人追赶到汉尼拔大营的边缘处。他们随即赶回去向西庇阿报告侦察结果。

在努米底亚骑兵出发之后，从阿尔卑斯山意大利一侧来了一些友好的高卢酋长——山南高卢人——与汉尼拔会晤。他们保证参战反对罗马人并带领迦太基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汉尼拔向他的部下发表演说，让他们知道他与高卢人达成的协议，鼓励他们追随他直至在意大利取得可望实现的巨大胜利。

努米底亚人回来报告他们已与罗马人遭遇。汉尼拔决定立即向阿尔卑斯山进发。他不想被牵制在高卢的一场战役之中。次日早晨大军开拔，骑兵殿后以防遭到袭击。汉尼拔亲自留在后队监督战象渡河。

无奈办法使尽，大象仍然不肯下河。于是那些管理人员独出心裁，把一组大木筏捆绑在一起，在上面铺上土，将木筏与陆地牢固相连。把几头战象一齐牵上木筏群。当战象踏上距河心最近的那块木筏时，将木筏砍离木筏群，使之拖曳过河。这样一来使战象恐慌，其中一些跳入水中，使驭象的印度人溺水身亡。可是战象却游到了对岸。最后，全部战象终于都过了河，尾随着浩荡的队伍向阿尔卑斯山东进。

三天之后，西庇阿才赶到被迦太基人放弃的营地。他这才认识到汉尼拔的真正目标是意大利。他赶回大营，命其部队重新上船，把他们移交给他的兄弟格奈乌斯开赴西班牙。他本人则驶回意大利，意欲与曼利乌斯会合，在山南高卢迎击迦太基人。

过阿尔卑斯山

渡过罗纳河以后。汉尼拔大致保持东向，一路朝他迄此为止所遇到的最大障碍阿尔卑斯山进发。历史学家在他究竟走的是哪一条路线以及他利用哪个隘口翻山进入意大利这些问题上众说不一。波利比乌斯与利维都相当详细地描述了这次翻山的经过，但是要认定其路线却难上加难，因为他们所提到的拉丁文地名早已改为法文，以致现在的地名几乎没有一个与原来的拉丁文地名有任何相似之处。

从罗纳河出发行军四天之后，汉尼拔来到了一个波利比乌斯称之为“岛”的地方，因为它在形状上很象尼罗河三角州。不过现在这块三角地的底边不是海而是山。它可能是夹在埃盖河、罗纳河与巴罗尼山脉之间的那个地区。汉尼拔发现在那里在进行着一场战争。两兄弟正为争夺部落领导权互相残杀。其中的兄长投向汉尼拔求援。

汉尼拔马上认识到这个地区拥有一个盟友的好处。他随即介入并帮助哥哥赶走了弟弟。为了表示感激，这位新酋长向迦太基人提供了武器、被服与靴子。迦太基士兵于夏天离开西班牙，现在即将进山时已是十月份，对这些东西当然求之不得。这些友好的高卢人继而又护送迦太基人通过由不友好的阿罗布洛热部落所占据的地区，一直送到第一个隘口的山脚下。

至此，汉尼拔的路线是沿罗纳河北上，然后似乎转而沿罗纳河的支流之一，德龙河，向多菲内阿尔卑斯山东行。部队既已开始登山，护送前来的友军就离去。攀登的目标可能是格里蒙隘，因为那里的情形似乎最符合古代历史学家的描述。护送部队刚走，阿罗布洛热人就谋划在迦太基军进入第一个隘口时向其发动袭击。他们在道路上方的山坡上设下埋伏，以便居高临下进攻排成纵队前进的迦太基军。

然而汉尼拔对阿罗布洛热人的计划已有所得知并已派出探子探取进一步情报。探子回报说，那些部落兵于夜间离开其有利地形返回村子里歇息。汉尼拔遂率领部队开赴战地，直至快到敌人伏击点跟前才扎营。这里道路狭窄，地势险要，有好几处地方两边峭壁封道，其余地方则是一边悬崖，下面直连深渊。那天夜晚汉尼拔令人燃起所有营火，似乎全军都已安息。然后他亲率一支轻武装部队夺取了阿罗布洛热人筑好的阵地。

次日晨，阿罗布洛热人发现阵地被占不禁万分惊愕，但是他们发动袭击之意已定，于是他们暂且放过迦太基纵队，让他们沿着山路往前再走一段。等迦太基人进入又一条隘路时，这些部落人同时在几处发动袭击。运载给养的牲口所受到的攻击尤其猛烈。

牲口受惊，结果许多因失足滚下陡坡而毙命。这对汉尼拔来说是一个惨重的损失，因为根据部队的运载能力他本来就已经严格限制了随军携带给养的数量。但是，他在驱走了袭击之敌以后拿下了阿罗布洛热人的主要城镇。在那里，他得到了马匹、毛驴充作驮畜，同时还征集到了可维持二至三天的粮食、食畜补给，从而为上述损失找到了补偿。

经过一天的休息，大军遂挥师进山。数天之后，一些当地部落人携带礼品来见汉尼拔。为了证明他们的友谊，他们主动交出数人作为人质，同时表示愿为大军做向导，汉尼拔怀疑其中有诈，然而还是收下了礼物，让这些土著带了两天路。

这一天，大军正在通过“一条险峻难行的峡谷”(波利比乌斯语，或许是指吉尔谷)，绵长的队伍遭到了伏击。土人们以礌石袭击迦太基人，使迦军人畜惊慌伤亡巨大。但是汉尼拔对遭伏击的可能性已有所准备，事先将骑兵与辎重置于队列之首，将拥有重武器装备的步兵放在末尾。根据这个部署，重步兵出击，重创并驱走敌兵。自此以后，除了一些小型袭击之外，土人们没有再找迦军的麻烦。

次日，即进山后的第九天，大军到达了隘路的最高处。他们在那里休息了两天，以便让人畜中的许多掉队者赶上并重归大队。这个隘口高出雪线，看来很象是特拉维尔塞特隘。正如波利比乌斯描述的，这是一个极高现在已不用的隘口，迦太基人处此因境，显然忽略了走一条容易通行的路线。这表明那些靠不住的向导故意将他们领入了一个难以通行的地区。

至此时，由于路途艰难，损失巨大，故而部队士气低落。将士们边爬山边作战，本已疲惫不堪；身在异国，远离故土，加上不惯严寒气候，更使他们郁郁不乐。汉尼拔把军官们召集到一处地方，从那里他们可以俯瞰远眺意大利平原。据利维记载，他对他们说：“你们现在所已经跨越的不仅只是意大利的天然屏障，而且是罗马城本身。你们正在进入一个友好地区，那里的居民与我们同样仇恨罗马人。你们余下的行程将一路下坡，平坦顺利。经过一、两次战斗，那个意大利的堡垒与首都就将归你们所有，任你们支配了！”

汉尼拔的这一番话鼓舞了他的部下。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么容易。积雪未化，久冻不开，然而老天又降新雪，致使路滑难行。人畜失足，纷纷滚下山坡。马匹与毛驴的尖蹄踩碎了冰层，其细腿插进裂口被冰刃划得鲜血淋漓，因而必须由人先为它们把道路踩实，否则它们就寸步难行。最糟糕的是那场新降的大雪盖没了这条危险重重的小道，即使没有那场雪，这条道路本来就够难辨认的了。

他们来到了一处地方，那里的道路巳被山崩阻断。汉尼拔命令部队原地停止前进，动手修筑新路。他们用了一天功夫开出一条小径，马匹与驮畜因而得以行走在低于积雪地带高度的道路上并吃到生长于雪线以下的草类与植物。又化了三天时间拓宽路面以供战象通行。这些可怜的大象此时已瘦骨嶙峋的了。

开始登山后的第十五天，汉尼拔及其军队终于出现在波河流域一带。自从他们于新迦太基城启程以来至此时已过去了五个月。行程之中，损失巨大。根据波利比乌斯所述，走完全程的只有一万二千名利比亚步兵、八千名伊比利亚步兵以及不到六千名骑兵。与当初满怀向罗马复仇的强烈希望从罗纳河出发时的兵力相比，人数已不足半数了。

谢选骏指出：汉尼拔的伟大之处，也许在于他的一穷二白——既没有制海权也没有国民军，他就靠几个臭钱收买了一些部落、训练了一些杂牌军，并且敢于使用这样的工具，来向罗马及其同盟国的国民军进行战争。但是我认为，这只是战术上的精明，绝非战略上的高明——他的功败垂成充分证明了这两点。

【第四章　波河流域与亚平宁山脉】

汉尼拔与老西庇阿

到达波河流域以后，汉尼拔的第一个目标是休整其疲惫不堪的军队。幸运的是他们走出阿尔卑斯山所来到的是山南高卢的一个地区，那里的部落人对他们持友好态度。

居住在波河流城的部落全都是高卢族的分支。汉尼拔发现他所在的那个地区由印苏布莱斯部落所占据。他们在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以前显然就已经派使者与他进行过会谈。他们正与另一部落(托里尼部落)交战。汉尼拔向托里尼人表示友好遭到拒绝，遂挥师攻打他们的首府托拉西亚(即今之都灵)。围城三天，汉尼拔取得了进入意大利后的第一个胜利。为在该地区高卢人中树立军威，迦太基人将托拉西亚的居民尽行杀戮，从而取得了波河以北大多数其他部落的支持。

老西庇阿先于汉尼拔到达波河流域。他率领了一些随从由马西利亚乘船到比塞(即今之比萨)，然后穿过伊特鲁里亚北进。在伊特鲁里亚，他接管了原先被派到北方保护罗马殖民地的那支军队，继而再向北进入波河流域等待迦太基人的到来。关于汉尼拔由罗纳河向意大利进军的消息已送达另一位罗马执政官森普罗尼乌斯·隆古斯。当时他已经在西西里西端的利利巴尼姆(即今之马尔萨拉)集中兵力，准备渡海攻入非洲。罗马元老院将他召回。他立即以最快速度向意大利北部进军与西庇阿会合。

汉尼拔与西庇阿谁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就在该地区发现对方。双方都急于求战，皆自信必胜。西庇阿渡过波河，沿北岸西进，直奔汉尼拔而去。发现罗马人靠近，汉尼拔顺流而下前往迎战。

握基努斯河战役

西庇阿筑桥渡过了波河支流提基努斯河。此后不久，他获悉迦太基人就在附近。两军于是都停止前进，就地宿营。次日，两军统帅都亲率骑兵赴前沿侦察敌情；西庇阿还带了一些轻武装的步兵。两军均能望见对方前进时扬起的尘土，为此双方都在提基努斯河附近摆开阵势准备厮杀。罗马军方面以小股步兵及高卢骑兵为头阵，派其余的骑兵列队殿后。汉尼拔则把迦太基骑兵放在中路，把努米底亚骑兵布在两翼。

双方骑兵求战心切冲向对方，罗马步兵非但没有机会投掷标枪，而且还不得不在前冲的骑兵队中穿行后撤。这一仗打得非常艰苦。双方骑兵——有马战的，有步战的——斗得几乎不分高低，直至最后努米底亚骑兵抄过罗马军两翼攻打其后阵。他们把那些可怜的步兵踩在铁蹄之下，把其余的罗马兵打得鼠窜而逃。西庇阿本人也负了伤，据传说是他儿子大西庇阿救了他才使他死里逃生。

西庇阿率全军撤过提基努斯河，随即拆毁桥梁，进而又渡过波河，在罗马殖民地普拉森提亚附近建营。汉尼拔穷追不舍直至被毁坏的桥前，把仍在河西留守的罗马兵尽数虏获。接着他回兵沿波河河岸向西。两天后，他发现了一处适合于用小船架设浮桥的地方，因而也渡河到达南岸，然后再向东进军。

汉尼拔在提基努斯河取得大捷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山南高卢各部落。许多酋长向汉尼拔派来使者表示支持并给他送来了人员与给养，这对他来说真可谓是雪中送炭。汉尼拔继续顺流东进，两天之后紧挨着罗马人扎下了营帐。次日晨，他率军出营在看得见整个罗马军营的地方排好作战队形向西庇阿挑战。然而西庇阿拒绝迎战，迦太基人只得收兵回营。

就在此时，西庇阿又遭到了另一个打击：他军中的高卢人断定罗马军必败，将近有两千名步兵和两百名骑兵杀死了他们近侧的罗马人反出罗马军营投奔迦太基人。汉尼拔对他们以礼相迎并派他们前往其家乡为迦太基军队招募更多的士兵。他还和波依人结成了正式联盟，这个部落的反罗马活动本来就已促使罗马向意大利北部派来了军队。

诱敌于特雷比亚河一带

西庇阿意识到自已处境不安全，趁拂晓前拔营向特雷比亚河附近的一处高地撤退。

它位于亚平宁山脉较低的斜坡上，离那里不远有他可以信赖的盟友。他计划在那里等待森普罗尼乌斯的到来。汉尼拔派遣努米底亚骑兵追击西庇阿，他自己率领其余部队充作后续。然而努米底亚人见到罗马军的弃营禁不住停下来进行劫掠，然后放火将其焚毁。

这就使西庇阿有时间把他军队之大部安全撤过特雷比亚河。只余下一些掉队的士兵被迦太基追兵杀死或俘获。

汉尼拔把他的军队带到距西庇阿的新营约五英里处的一个地方，随即亦就地安营。

此后不久，罗马人留在克拉斯提蒂翁看管军需库的人变节，于是罗马军的粮食储备落入了汉尼拔之手。

虽然这个地区的多数部落一直在人员和给养方面支援汉尼拔，但是那些住在波河与特雷比亚河汇合处的部落却显然不打算完全离弃罗马人。因此，汉尼拔派出两千步兵与若干骑兵蹂躏他们的领土并对他们进行惩罚以儆效尤，这些土著结果就去向罗马人求援。

这正是汉尼拔所希望的，他预料这会把罗马人引出兵营与他交战。

此时，森普罗尼乌斯已与西庇阿会合。这使罗马的总兵力达到了四万人。汉尼拔的军队也由于该地区部落人的加入而扩大，所以其规模也许与罗马军大体不分上下。西庇阿负伤在身仍不能出战，但是森普罗尼乌斯却急于要同迦太基人较量一番。他派出一支骑、步兵混合部队去袭击汉尼拔手下满载战利品归营的一个小分队。罗马兵把迦太基兵赶到迦军营地，但是更多的迦太基兵冲出来，反而把罗马兵赶回到他们的营地去。森普罗尼乌斯派出援兵，反过来又把迦太基兵挡了回去。

汉尼拔并不想在此时此地进行一场全力以赴的搏斗。因此他亲自上阵指挥，命令正在后撤的部下停止后撤，召回其余的正在追击罗马人的部队，从而结束了这次战斗。

这次交手使森普罗尼乌斯比以前任何时候更迫不及待地要趁西庇阿刀伤未愈之时同迦太基人开战。森普罗尼乌斯信心十足地预料他将大获全胜，这样一来他就可以独得全部荣誉了。他和西庇阿发生了争论。西庇阿认为最好的做法是等待时机，以便使他的士兵能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训练。同时，他还认为一旦迦太基人得不到胜利，高卢人就会离开汉尼拔。这正是汉尼拔所担心的。为此汉尼拔急于求战，以便充分利用他目前的有利地位，但是要打就必须根据他的计划打，由他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汉尼拔在两军大营之间选择了一片没有树木的平地并设下了一个圈套。首先，他派他的弟弟马戈带领步兵、骑兵各一千埋伏在由流过这片平原的一条小河侵蚀而成的河道中。然后，在十二月份的一个拂晓，寒风凛冽，大雪纷飞，他命令其努米底亚骑兵渡过特雷比亚河，直奔罗马人的战线，并向罗马人的兵营投掷标枪以诱敌出战。森普罗尼乌斯果然上钩了。他立即派他的骑兵出阵，后面跟着六千名手持标枪的轻步兵。然后，他决定全军出动，出发前甚至不给他们时间吃早饭。待到他们趟过齐胸深的特雷比亚河，甚至还来没有开战就已经饥寒交加苦不堪言了。

特雷比亚河战役

与此同时，汉尼拔却给予部下时间，让他们饱餐一顿并作好战斗准备。等他得到消息说罗马人已经过河，他随即率全军出击，前队为持投石器及轻型长矛的士兵共八千人。

走出营地约一英里后，他将步兵(约两万人)排成一列横队，把骑兵与战象一分为二布在两翼，让战象居于骑兵之前。

正当两军主力列队布阵之时，罗马骑兵却因为努米底亚轻骑兵所使用的战术而陷入困境。他们时而冲锋，时而后退，接着又重新编队，然后再发起冲锋，从来不停下来同罗马人作战。罗马骑兵对付不了这种打法。森普罗尼乌斯召回其骑兵，将其布置在步兵两侧。此时步兵已呈罗马人惯用的三线密集队形，远离河岸整好队伍。森普罗尼乌斯接着下令出击。

罗马的辅助部队(用轻武器、穿轻盔甲，每人持一把短剑及大约七支飞镖)首先与迦太基军的长矛手与投石手交锋。迦太基人占据上风，因为罗马人早在追赶努米底亚骑兵时就已经把他们大部分的飞镖扔完了。但是，这场序战历时不长。随着两军重步兵主力的互相靠拢，双方轻步兵就从重武装部队的队列之间撤出战斗了。

尽管浑身湿透，寒冷难当，纪律严明的罗马军团士兵仍然英勇奋战。但是迦太基的重骑兵发起了冲锋，轻而易举地击退了两翼疲惫不堪的罗马骑兵。迦太基长矛手与努米底亚骑兵趁机进攻罗马步兵侧翼。马戈及其部下抓住这一战机冲出埋伏地点，从后方出其不意地攻击罗马人的战线。

这场腹背夹击，加上战象的正面冲锋，远非罗马人所能抵挡。其两翼崩溃，败兵向特雷比亚河逃窜，在河边却又遭到骑兵与战象的追杀，致使其士兵大部丧生。然而，战线中央的罗马步兵却成功地突破了由高卢人把守的那段迦太基战线。约有一万名罗马步兵逃至普拉森提亚的安全地带。后来这场战役的其他幸存者也来到这里与他们会合。迦太基军队追到特雷比亚河边为止，然后冒着寒冷刺骨的瓢泼大雨返回营地。

对汉尼拔来说，这是一次大捷。他这方面的伤亡主要发生在新入伍的高卢人当中，损失一些这样的新兵对他说来是无足轻重的。但是严寒气候也造成了伤亡。大批人畜因在作战中被冻伤而致死。战象只剩下了一头。

公元前218-217年的冬季使大规模作战暂告结束。汉尼拔将休战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巩固与波河流域各部落的关系。罗马人现在已意识到，在那块地方当地人大部分都仇视罗马，他们不可能在那里战胜汉尼拔，因而他们干脆放弃了山南高卢。

根据罗马法律，新执政官在三月份于罗马选举产生。格奈乌斯·塞尔维利乌斯在亚得里亚海边的阿里米农罗马基地接管了公元前218年战役的幸存将士。这支残军依靠新征兵员得到了加强。另一位执政官。盖尤期·弗拉弥尼乌斯，统领由新建军团组成的另一支军队，驻营地在阿雷提翁。这支军队封锁了预料中汉尼拔必定经过的路线。汉尼拔的密探不断向他传递情报，使他对罗马人的部署了如指掌。

谢选骏指出：汉尼拔必须善待部下，他们才会好好打仗，因为他使用的是雇佣兵；罗马指挥官却不需要如此委曲求全，因为他们是出任公职，使用的是义务的国民兵。看起来汉尼拔驾驭得方，其实他有苦难言——国民兵和雇佣军区别，使得罗马人可以不计成本地进行战争，而汉尼拔却是捉襟见肘。

【第五章　把战争打到罗马去】

汉尼拔的战略

我们无从确知公元前218年冬季汉尼拔在山南高卢的波河流域期间究竟制订了一些什么样的计划；我们也无从得知，在他形成其战略并制订计划的过程中，影响他思想的究竟是那些考虑因素。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他采取了一些什么行动。只消查阅一下有关汉尼拔业绩的史料，并且领会一下他和罗马所面临的军事、政治形势，我们就可以推测出当时他头脑中在考虑的究竟是些什么事情了。

我们知道，汉尼拔有一个完善的情报体系，他的密探向他提供了有关罗马人动向以及罗马帝国意大利中、南部疆域以内现实情况的相当精确的情报。他知道罗马是当时世界上设防最坚固的城市之一。他也知道，罗马的力量取决于它是否能对意大利半岛的其他城市与部落保持控制。这些城市与部落是前两个世纪中被征服或自愿与罗马联合的。

罗马在与这些城市与部落的联盟关系上制订了一整套办法，允许它们在罗马文、武长官的全面监督下实行自治。罗马的统治给意大利各个地区带来了和平与繁荣，故而大多数意大利人都对罗马温和而牢固的控制感到比较满意。

尽管如此。汉尼拔知道在这些意大利属地的许多民族中存在着强有力的反罗马派别。

他希望能够劝诱他们废除与罗马的联盟，并与迦太基戮力击败乃至摧毁罗马的全部势力。

他在波河流域所打的那些胜仗无疑使他确信他有能力在战场上继续打败罗马军。他一定认为，只要在意大利中部及南部再取得几次这样的大捷，那么不用多久那些意大利同盟者对罗马实力的信心就会发生动摇。然后，他可能认为，他就能把这些同盟者中的多数(也许是全部)争取过来与他合力反对罗马。

由于要翻过比利牛斯山、穿过高卢、并攀越阿尔卑斯山，汉尼拔不可能随军携带一长列运载攻城武器、装备的辎重队。也许，在击败罗马野战军以前，他不想使部队的行动受到这样一支辎重队的拖累。但是他知道，如果没有攻城器械，要围攻并拿下罗马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了攻城器械，也要用数月，甚至可能数年时间才能攻下罗马。这不仅是因为罗马城有重兵镇守，而且也因为可以预料，罗马公民将拼死保卫这座城池。为此，必须首先击垮罗马全军并在意大利其他地区瓦解罗马势力，然后才有可能进行攻城尝试。

因此，公元前217年初，当汉尼拔从山南高卢拔营南下时，他的长期战略显然包含以下三个经过明确规定的阶段：第一阶段，罗马军队在哪里出现就在哪里打击它们，并取得若干次胜利；第二阶段，赢得罗马同盟者的信任与支持，争取使其中至少一部分国家加入到他同罗马野战军进行的持续战斗中来，以此瓦解罗马在意大利中、南部的势力；第三阶段，一旦除罗马以外的其他意大利地区为他所控制，或者至少不再受罗马摆布，他就入侵拉齐奥，包围并征服罗马。在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来到之前，他不会让一支攻城装备辎重队去妨碍他自已军队的行动。在前两个阶段中，他的成功将取决于他是否能够行动神速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进攻。

过亚平宁山脉

春天到来之际汉尼拔向东南方进军，翻过亚平宁山脉进入北伊特鲁里亚。他之所以选择这条难于行走而又行旅罕至的路线是想要给罗马人来个出其不意，因为罗马人预料他会走大路直奔罗马。不走运的是迦太基人所走的小道延伸入山脚下一大片潮湿的沼泽地。行军苦不堪言，整整延续了四天三夜。汉尼拔将其高卢兵放在行军队列中的伊比利亚与非洲部队之后，骑兵部队之前的位置上，以此阻止他们开小差。

汉尼拔骑在唯一尚存的战象背上，正为眼疾所苦。这次眼疾最终使他的一只眼睛失明。人畜马匹惨死于道。但是大部分将士及牲口闯了过来，而这次行动果然实现了汉尼拔出奇制胜的意图。他现在的位置已与罗马执政官弗拉弥尼乌斯同样接近罗马。这次行军是历史上第一次堪称伟大的迂回行动。罗马人在战略及机动作战的运用方面上学到了难得的一课。

一旦走出沼泽踏上干地，汉尼拔首先让部队休息，然后南进并在弗拉弥尼乌斯看得一清二楚的地方袭击邻近地区，希望以此引他出战。弗拉弥尼乌斯看着村庄遭焚时升起的浓烟不由得怒火中烧，但是他克制自己，不到时机决不进攻。他率全军出动，遥遥尾随汉尼拔通过伊特鲁里亚。显然，迦太基军是在向罗马进发。汉尼拔完全知道后面有罗马人。他边挑选战场边为弗拉弥尼乌斯设下了圈套。

特拉西梅诺湖战役

汉尼拔走过了科托纳城，沿着特拉西梅诺湖的北岸及东岸前进。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进行伏击战的理想阵地。据波利比乌斯与利维描述，那是介于特拉西梅诺湖与一片群山之间的一个峡谷，入口处是一条只容得单人独骑通过的隘路，尽头处有一座从湖边隆起的陡峭山冈将出口封闭。这也许是现今帕西那诺与托里切拉之间的那个地区。

进入峡谷后，汉尼拔率领其伊比利亚与非洲部队径直来到谷地尽头并在山下筑营。

同时，他将其余兵力布置在峡谷东侧居高临下俯瞰特拉西梅诺湖的地方。骑兵的位置在近入口处，旁边是高卢兵，轻武装部队介于高卢部队与伊比利亚、非洲部队之间。

弗拉弥尼乌斯在汉尼拔后面数英里处跟踪前进，夜幕降临时，便在湖畔安营。翌日，正如汉尼拔所必定希望的那样，从湖面上升起了一片浓雾，掩蔽了他在峡谷周围布下的伏兵。弗拉弥尼乌斯清早拔营，走进狭窄的谷口，前后左右为浓雾所笼罩。他一路向峡谷尽头急急而行，后面跟着他那些急于求战的士兵，全然不知迦太基人正埋伏在山中。

正当罗马军的后队即将全部进入峡谷之时，其前队已接近汉尼拔在峡谷南端的主力阵地。汉尼拔吹响号角，向全军发出了进攻信号。迦太基人从三个方向直扑毫无戒备的罗马军。结果是一场屠杀。罗马人由于无法排成作战队形，又无力抵挡这场袭击，死亡者数以千计。为了拼命躲避迦太基人的刀剑与骑兵，许多人跳湖逃生，然而迦太基骑兵却跟入湖中进行追杀。

大约有六千名罗马兵逃入山中，结果遭到追击并成为迦太基人的俘虏，罗马方面的两个军团及其辅助部队，共计可能有二万五千人，(实际上为四个军团，因为每个罗马军团都带有一个同盟国军团。)不是被杀就是被擒，致使全军覆没。弗拉弥尼乌斯本人被高卢兵的一杆长矛戳透胸膛，与其部下一起阵亡，汉尼拔损失了大约一千五百人，大多数为高卢兵，他收容了数千名俘虏，同时却把罗马同盟国的士兵全部释放，为安全起见，他把罗马俘虏分散到他自己军队的各个单位中去。

在此以前罗马政府在向国民介绍罗马与汉尼拔交手失利的情况时总是文过饰非，搪塞过去，但是这次却败得太惨，无法再向国民隐瞒真相。多少年来，罗马的百姓只惯于听捷报。这次失败的消息一宣布，他们都大为震惊，不知所措。但是罗马人不是软弱的民族，否则他们也不会成为意大利的霸主了。据波利比乌斯记述，“元老院急起应付局势，并就国家的前途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与磋商，其间急切地认真考虑了国难当前全体国民责无旁贷的使命以及如何才能完成这个使命等问题。”

罗马祸不单行

特拉西梅诺湖畔的败绩传到罗马才刚三天，另一场惨败的消息又接踵而来。特拉西梅诺湖战役打响之前，另一位执政官格奈乌斯·塞尔维利乌斯得知汉尼拔就在他附近，于是他决定与弗拉弥尼乌斯会合。他派盖尤斯·森特尼乌斯率领约四千名骑兵先行。特拉西梅诺湖战役刚刚结束，汉尼拔得到情报说这支先遣部队正向他接近，此时两军已相距不远。他派马哈尔巴率领一支轻步兵、骑兵混合分遣部队前往阻截罗马人。两军在何处发生遭遇，这一点史书末作记载，但是有记载说迦太基人杀死了罗马军的半数并俘获了残兵中的大部分。塞尔维利乌斯与少数部下落荒而逃得以幸免。

接连两次惨败在罗马造成了危机。为了防止进一步的失败，罗马元老院决定，当此危急关头必须有一位独裁官：此人拥有绝对权力独掌兵权，统帅全军。结果，当选担任独裁官的是昆图斯·法比乌斯，他后来被授予马克西姆斯(“伟大统帅”之意)的称号。

元老院同时指定马尔可斯·弥努基乌斯·鲁孚斯任“骑兵司令”，其实是副统帅之职。

法比乌斯立即招募了两个新军团并准备与塞尔维利乌斯残部会合。

谢选骏指出：“把战争打到罗马去”好像是对的，但是其前提却是要先获得制海权。而且，最好能够预先进行政治改革，把迦太基的雇佣军变成迦太基的国民兵。这两点才是一个“战略之父”必须完成的千年大计。如果做不到这两点，仅仅依靠金钱拼凑的雇佣军，就想要征服一个国家及其国家联盟，那就无异于胜算不大的赌博了。对了，是赌博，而不是读博。因为就是获得了胜利，也可能无以为继的——即使读博成了，也还是一事无成的赌博。

【第六章　坎尼战役】

汉尼拔与法比乌斯

汉尼拔在短时间内接连赢得两次大捷，此时距罗马只有几天行程了。很可能有人认为他本应进而攻打这座都城，但他却知道得很清楚，罗马的城防坚固，而且只要他向它逼近，其人民必将群起武装保卫这座城市。他手头又无攻城器械，而没有此种装备要想恃勇攻城，其成功的可能性实在令人怀疑。因此他的决定不是立即攻城而是率领全军长驱直入意大利乡村地带，力图通过争取罗马同盟国加入他的事业来赢取胜利。

汉尼拔一路东进，翻过亚平宁山脉，然后折向南，跨过富庶的翁布里亚省与皮塞农省。军队沿途抢掠，士兵们个个私囊肥足，汉尼拔的金库也得到补充。然而大军所至之处，没有一个城市向其敞开大门。汉尼拔为自已不能吸引同盟者而感到失望。最后，他来到了阿普利亚北部与亚得里亚海岸。他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设防营地。趁全军休整之机，他得以从海上向迦太基发回一份有关其军事行动的报告。

到此时为止，法比乌斯已按罗马教的规定行完全部宗教仪式以确保他在这场力克强敌的战争中得到神助而取得最后胜利。接着他便出发与塞尔维利乌斯会合，率领四个联合军团向阿普利亚行进。前进到距迦太基营地不到六英里处，法比乌斯就地建营，并在营地周围筑以壕沟。正当罗马人在修筑工事之时，汉尼拔将其军队摆成作战阵形向罗马人发出挑战。然而法比乌斯对此不予理睬。据传汉尼拔曾这样说道：“甚至连这点由战神马尔斯留传下来的罗马人精神也终于被征服了。他们已经精疲力竭，显然已放弃一切自诩勇武盖世的威名。”

“拖延家”法比乌斯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中，法比乌斯严格奉行一种谨慎观察的策略，始终避免交锋。他的一些急于求战的部下给他送了个雅号：“拖延家”。法比乌斯的兵员比汉尼拔多，但他们大部分是缺乏经验的新兵，其对手却是迦太基久经沙场的老战士。可是他已经确立起一个军需补给系统，因此他不必象汉尼拔那样不得不派遣部下去乡村收集粮草。但是法比乌斯的骑兵力量薄弱，而他知道汉尼拔在这方面特别强。此外，汉尼拔已经由于善施计谋、精于用兵、所向无敌而树立威名，因此法比乌斯决心不拿全军的伤亡去冒险，而是利用手中这支军队把迦太基人拖得失去耐心，同时防止罗马的同盟者倒戈投向迦太基人。就这两个目标而言，他是完全成功的。

在此后的几个月中，汉尼拔试用了他所能用的一切手段力图引法比乌斯出战。他频繁转移营地，当着罗马军团的面肆意蹂躏沿途地区。他一次又一次地设下圈套，可是都毫无用处。法比乌斯始终使其部下对汉尼拔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远远地尾随着他，但就是不上汉尼拔的当，不和他进行较量。然而他们却特别注意迦太基军队的落伍士兵，经常袭击汉尼拔正在进行劫掠的那些小股部队。因此，小冲突时有发生，而罗马人往往因在人数上占上风而得胜。

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迟迟不打大仗，罗马军民中有许多人开始对法比乌斯奉行的拖延战术变得不耐烦起来。甚至连副统帅弥努基乌斯也请求他阻止汉尼拔军队在各个省份普遍进行的劫掠蹂躏。但是法比乌斯却仍然决意要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其拖廷政策。

到夏末时分，汉尼拔已到了意大利半岛西侧，开进了肥沃的坎帕尼亚谷地。法比乌斯尾随他进入了这片平原。但是尽管其部下一再请战，他却坚持按兵不动，命令全军在一座山上扎营。近处有一条隘道。汉尼拔当初就是通过它进入那片谷地的，他也完全可以由原路轻而易举地离开那片地方。法比乌斯知道得很清楚，汉尼拔并不想在那个地区久留；他所希望的是带上他从富庶的坎帕尼亚省所榨取的精华回阿普利亚建立冬营。现在法比乌斯控制着汉尼拔回兵的必经之路。在这里终于出现了法比乌斯心目中的有利战机。他分派一支兵强马壮的部队去扼守那条隘道，同时着手制订最佳进攻方案，据此在迦太基军试图撤离之时对其发起袭击。

罗马人的这些准备行动均在汉尼拔的严密监视之中。在集中起部队所能携运的全部战利品与补给以后，汉尼拔准备离开那片谷地并设下计谋要智胜罗马人。夜幕降临时，他传令出发。根据事先安排，哈司德鲁巴尔率领由轻工兵与轻步兵组成的先遣部队走在全军之首。这支先遣部队赶着大约两千头公牛。每头公牛的角上都绑着干柴捆。轻工兵们在预定时间点燃干柴捆并开始把这些牲口赶上隘口附近的陡坡。这些陡坡直上另一个山峰，与法比乌斯的山顶营地遥遥相望。那些牲口为火焰所激怒并受到哄赶者们的驱使，迅速而无一定路线地向山上猛跑。

那支扼守隘道的罗马分遣队看到了这些神秘地向山上移动的火光。不出汉尼拔所料，其指挥官以为迦太基军正在设法绕过隘道翻过山去。罗马人马上离开其阵地，迅速从隘道运动到对面山脊的制高点，打算挡住迦太基人的去路。当他们发现这些火光竟发自牛头时，不禁大为惊愕。哈司德鲁巴尔趁机率轻步兵从黑暗中杀出来，把罗马兵打得狼狈溃逃。

汉尼拔却早已催动全军，此时正大步走过无人把守的隘道。

在罗马军营里。法比乌斯被卫兵叫醒。他们向他报告在对面山坡上发现火光。果然不出汉尼拔所料，法比乌斯识破这是对方在用计，因而决心不为其所蒙骗。然而，又如汉尼拔所料，他虽知其为计，却并不明白其中的用意所在。这是罗马人的不幸。由于不肯冒险夜战，而且又不想落入圈套，法比乌斯依然按兵不动，同时派人加强壕沟、围栅的防守。待到次日天明，他才发现迦太基人早已远走高飞了。

自此以后，两军又回复到原先已形成的老格局。汉尼拔绕道返回阿普利亚，沿途烧杀劫掠。法比乌斯紧随不舍。眼看冬季就要来临，汉尼拔赶尽杀绝了格鲁尼翁镇的居民，在那里建起了冬营。他在镇内外修筑了工事，以防遭到可能的袭击。罗马人就在附近扎营。

此后不久，法比乌斯返回罗马，据说是去参加若干祭神仪式，也许实际上是去接受元老院的质问。在他离开罗马之时，他把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了弥努基乌斯，建议他继续执行拖延政策。然而弥努基乌斯不赞成这种政策。他决心要寻找机会与迦太基人决一雌雄。

第一次格鲁尼翁战役

与此同时，汉尼拔已开始采取有步骤的行动为过冬征集足够的补给品。哈司德鲁巴尔奉命率领四千士兵远出搜寻粮草，而全军约三分之一的人员则去近处田野里收割成熟的庄稼。余下的兵力被用于保护在附近一带搜索粮草的人员。汉尼拔已得知罗马阵营中换了主帅。他希望弥努基乌斯会急于求战。于是他带领迦太基军的主力离开格鲁尼翁镇，在更加接近罗马人的地方建立营地。那天夜晚，他派出大约两千名轻武装士兵占领了两军营垒之间的一座小山。第二天早晨，弥努基乌斯派出一支人数更多的部队把迦太基人赶下山，自已在那里建了一座新营。

连续几天，两军均在原地按兵不动。汉尼拔知道自己兵力不如对方，现在也象法比乌斯那样在等待战机。战事的发展与他的预料并不完全一样。尽管敌营离他这么近，但是迫于常年在国外生活，他无法放弃他为过冬搜集食品补给的计划。因此，他把手中的剩余兵力一分为二，把其中的一半派出来收集粮草。弥努基乌斯立即率兵出营向汉尼拔挑战。他派出一支由骑兵与轻步兵组成的分遣部队去杀伤汉尼拔的征粮人员，而用其大部分兵力攻打迦太基人的大营。汉尼拔受到紧逼，好不容易才抵挡住罗马人的攻势。

正在此时，哈司德鲁巴尔带领他的四千人回营交差了。汉尼拔遂突围出去，要与罗马人进行一场野战。弥努基乌斯主动撤退。黑夜来临时，汉尼拔返回格鲁尼翁镇，因为那里集中了他的大部分给养。他要对其加强守护以防罗马人前来袭击。

弥努基乌斯获得“大捷”的消息带着大量的夸张成分传到了罗马，引起了公众对法比乌斯及其拖延政策的更大不满，人民采取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行动，把弥努基乌斯也选为独裁官，使他拥有与法比乌斯平起平坐的权力。这种做法自然完全违背了传统的罗马政策。根据这个传统，罗马在紧急情况下指定一人为独裁官，目的在于确保由他单独负起全部责任。法比乌斯重返军队之时，两位独裁官达成协议，把全国兵力分为两半。然后，这两支罗马部队在相距对方一英里半的地方各自建立营地。

第二次格鲁尼翁战役

汉尼拔这次设下了圈套。在他和弥努基乌斯之间横着一座山。他决定攻占这个山头，深信弥努基乌斯又会趁机进袭。山地高低不平，有不少理想的隐蔽场所。在攻山行动前的那个夜晚，汉尼拔派出大股分遣部队埋伏在各战略点。然后，天色大亮，在罗马人看得一清二楚的情况下，他率领其轻武装部队攻取山顶。弥努基乌斯毫不迟疑，立即派遣轻步兵出击。他本人迅速率领骑兵与重武装军团随后出发。这正合汉尼拔的心意。汉尼拔也把他的全部兵力投入战斗。正当两军激战之时，汉尼拔发出信号。伏兵一涌而出，冲向罗马军队两翼。要不是法比乌斯保持警觉，弥努基乌斯必将全军覆没。他已预先向战地前进并及时赶到救下了弥努基乌斯。汉尼拔遂收兵回营。

这次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罗马军队深知是法比乌斯救了弥努基乌斯。正如波利比乌斯所说，罗马人民也“在明显而不容置辩的实例中看清了轻举妄动、虚张声势系一介武夫所为，而高瞻远瞩、冷静谨慎、老谋深算才是将帅本色。”弥努基乌斯本人认清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从此以后对法比乌斯唯命是从。

新执政官

法比乌斯与弥努基乌斯被指定任独裁官六个月。公元前216年初，他们的任期届满，于是便交出了权力。兵权转由塞尔维利乌斯及年迈的阿提利乌斯·雷古卢斯这两位执政官执掌。雷古卢斯是弗拉弥尼乌斯死后被任命的。此后不久举行了罗马一年一度的选举。

新当选的执政官兼罗马军队的联合统帅是卢基乌斯·艾弥利乌斯·鲍卢斯以及凯尤斯·泰伦提乌斯·瓦罗。艾弥利乌斯是个贵族，瓦罗是个平民，他们的性格恰如其出身一般各不相同。

新执政官们不急于立即同野战部队一起征战。而是让老执政官继续行使指挥权。两军都据守在冬营里，没有什么重大军事行动，但是小冲突却数不胜数，这就使大部分罗马士兵获得了一些可贵的经验。

到五月底、六月初，汉尼拔的补给品开始发生短缺，他才出营活动。显然，在春季的那几个月里，他把大量时间用来提高他部队的战斗力。他的大多数战士已用前两年打胜仗时缴获的罗马精良武器武装了起来。他也许还趁此机会按罗马步兵的各种战斗队形与战术对自已的步兵进行了操练。作为一代名将，他不可能认识不到，与迦太基步兵作战时通常采用的深长、密集的方阵相比，罗马军队的战斗队形使他们有可能获得高得多的机动灵活性。

向坎尼前进

可能在公元前216年的6月初，汉尼拔发现了一个解决其补给问题的机会。他得知，在阿普利亚平原尽头的一座叫做坎尼城的城堡里，罗马人储有大量的粮食与物资，但那里的守备却很薄弱。他出其不意，在罗马人发觉他的动向之前占领了坎尼。这在罗马人中间引起了极度惊恐，不仅是因为丢失了给养，而且还因为坎尼的位置处于一个富庶的农业区的中央，那里的早季作物眼看着就要成熟了。

此后不久，艾弥利乌期与瓦罗来到野战军中接管军权，此时罗马人民都迫切要求与迦太基人一决胜负。这两位执政官明白，国民都盼着他们一有良机就作此决战。于是他们率领大军直去坎尼搜索汉尼拔。行军两天以后，他们发现汉尼拔就驻扎在坎尼城附近。

迦太基营地位于一片开阔的平原之上。艾弥利乌斯担心这样的地形特别适合于汉尼拔的骑兵作战。他认为罗马军应该在附近的山上扎营。然而，瓦罗却想把营地设在更靠近迦太基人的地方。作为折衷办法，他们在卡努西翁扎营，那里地处平原，距汉尼拔的营地约六英里。次日，轮流行使指挥权的制度使瓦罗有权指挥军队。他不顾他那位同僚的反对，命令部队转移到更加接近迦太基人的地方，希望这样做可以诱使汉尼拔出战。

汉尼拔接受了挑战。他一边指挥其主力部队排成作战队形，一边用轻步兵与骑兵部队攻击行进中的罗马军。双方打得不分胜负直至天黑，遂各自收兵。

翌日，轮到艾弥利乌斯行使指挥权。他决定不再把部队派遣回到山中去，因为迦太基人现在距他只有三英里，他怕在行军中遭到对方袭击。最后他把全军分为两部分，派大约三分之一的兵力渡过附近的奥菲杜斯河去建立新营。这将使罗马军有可能对迦太基的征粮队发挥威摄作用，同时自己也可以征集一些粮食。余下的三分之二兵力则用于据守瓦罗业已建立的老营。

战前准备

无论是罗马军还是迦太基军都在为会战作准备。两军统帅都向全体将士训了话，激励大家奋勇作战。两天以后，汉尼拔在河边摆开作战队列，可是未能诱使艾弥利乌斯出战。既然罗马人不出老营，汉尼拔随即派遣其部分努米底亚骑兵去骚扰从罗马新营外出到河边取水的小股人员。据波利比乌斯记述，瓦罗“怒火中烧，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急欲开战，士兵们也迫切希望打一仗，并因为迟迟不战而感到焦躁。”

次日(公元前216年8月2日)是瓦罗执掌兵权的日子。那天拂晓，他留下一支数量可观的警戒部队守卫两座大营，带领其余部队行进到奥菲杜斯河左岸附近(关于这场会战的旧址究竟在河岸的哪一侧，历史学家众说不一；左岸说似乎与古代记述更吻合一些。)，面向南方摆开阵势。汉尼拔早有所准备，此时已在指挥军队于左岸背水朝北进入战斗位置。

双方各有多少兵力今天已无从确知，古书上也众说纷纭。现在我们清楚的是罗马军在人数上占有巨大优势，其列入战阵的兵员组成大约为步兵六万六千人，骑兵七千人。

留守营地的罗马军约有一万人。汉尼拔可能有大约三万二千步兵与一万骑兵，余下大概有五千人守卫大营。

汉尼拔显然为这场战役作了好几天准备，制订了一项旨在抵销罗马军巨大数量优势的作战计划。在他的战线前列，他部署了他的巴利阿里籍投石手与轻长矛手，以他们为散兵。在其主战线的左翼是由其胞弟哈司德鲁巴尔率领的伊比利亚与高卢骑兵。哈司德鲁巴尔恰好从西班牙来此探望兄长。他们旁边是半数的非洲重步兵，现在已用前几场战役中缴获的罗马武器武装起来。再旁边，在战线中央，交替排列着穿紫边白麻布短军服的伊比利亚步兵与惯于几乎裸体作战的高卢步兵单位(我们虽无确证，但是此时汉尼拔显然已经吸取了罗马棋盘式方格阵形的若干特点)。他们旁边是另一半非洲步兵，处在右翼的是努米底亚骑兵。布好战阵以后，汉尼拔命令中路的伊比利亚与高卢步兵向前挺进，致使其战线中段呈弓形前突。汉尼拔的指挥位置在其部队中央。

瓦罗的军团还是采取罗马人惯用的三线战斗编队，罗马骑兵在右，其盟国的骑兵居左。轻武装部队也按常规部署在主战线前方。但当瓦罗发现迦太基军利用河湾地形至少使其左侧面得到保护，他也开始改变自已军团的队形，使其战线缩短，以此与汉尼拔的战线相匹敌，他把各中队的正面收拢以加长其纵深，并使行列之间的距离缩小。经过这些改变，罗马军各中队实施机动的余地大大减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变得过于狭窄。

这使罗马军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是以一种完全生疏的新队形进入战斗的。

坎尼战役

瓦罗现在命令全军出击，战斗于是开始。当罗马军团快要冲到迦太基主阵地时，两军散兵从战线的空隙中后撤。双方骑兵遂开始冲锋。在迦太基军左翼，哈司德鲁巴尔率领的西班牙与高卢骑兵很快就压倒了冲向前来的罗马骑兵。罗马骑兵大部被杀，其残部沿河道受到追歼。

在迦太基战线右翼，数量居于劣势的努米底亚骑兵勇敌罗马军左翼骑兵，双方的战斗不分胜负。战线中段，集结起来的罗马军向较为薄弱的伊比利亚、高卢步兵战斗线推进。高卢兵与伊比利亚兵缓慢后退。他们的凸形战线先恢复平直，然后又变成凹形。随着迦太基战线的后撤，越来越多的罗马士兵向中心涌入。这正是汉尼拔所希望的。罗马军挤作一团，连挥动武器都有困难。就在此时，他们发现左右两侧的重武装非洲步兵突然包围他们的两翼并向中央压迫。

在此同时，哈司德鲁巴尔及其凯旋的骑兵显然已绕过罗马全军，从背后攻击与努米底亚部队相对的罗马左翼骑兵。罗马骑兵落荒而逃，努米底亚骑兵策马追击。哈司德鲁巴尔则急急赶去从后面攻击落入圈套的罗马军团，切断其退路。罗马人虽然勇气不减、奋战不息。结果还是成千上万地遭到杀戮。

坎尼战役就此结束，罗马军战死沙场的步兵多达四万，骑兵也有四千，留守罗马大营的一万士兵全数被擒。霍尔沃德在《剑桥古代史》中写道，这是“汉尼拔的最高成就。

它以其时机选择上的无比精确，骑、步兵战术的高度协调，表现出它是古代战争史上一个无与伦比的军事艺术典范。”

侥幸脱逃的罗马人不到一万五千名。其中之一正是瓦罗。他的蹩脚战术使汉尼拔事半功倍。死者之中有艾弥利乌斯、一大批下级军官以及八十名元老院议员。这支迄此为止罗马史上最庞大的野战军就此毁灭。为了歼灭这支野战军，汉尼拔付出了死伤近八千人的代价。

谢选骏指出：坎尼战役在战术上十分漂亮，但在战略上没有益处——因为它没有解决链接迦太基与意大利之间的交通线的问题，还白白消耗了自己八千人的有生力量，要知道，罗马人可以补充损失的兵力，汉尼拔却无法获得足够的补给——这就意味着，时间不属于汉尼拔，迦太基雇佣军必将越战越不勇了。

【第七章　会战法比乌斯与马尔克卢斯】

罗马正视危机

坎尼惨败的消息传到罗马，人民万分悲痛，极度惶恐。至此为止，几乎每个罗马家庭都至少已有一个壮年男子死于迦太基远征军的刀下。全罗马十七岁以上的男子已有五分之一在一系列败于汉尼拔的战斗中丧生。现在，加上坎尼战役的大败，罗马人惧怕汉尼拔会趁机直取罗马城。汉尼拔如此地令罗马人畏惧以致于许多人怀疑罗马城墙的坚固程度是否足以拒汉尼拔于城外。

历史上有许多战役是因为惊恐瓦解了斗志而失败的。在罗马，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

根据法律建立起来的政府经过几百年在战争与危机中行使职权，不断得到完善。当此国难，它奋起应付局势。负有支持军队之责的元老院立即开会讨论能够并必须采取什么行动。为防止由惊恐导致投降。元老院通令禁止全城使用“和平”一词。哀悼阵亡将士的活动必须在三十天内结束。禁止公开哭泣。

除了这些旨在提高士气的措施以外，元老院还采取行动加固城防。马尔可斯·尤尼乌斯·佩拉被指定为独裁官，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被任命为骑兵司令(即副统帅)。十七岁以上男子全部入伍，由此使城防兵力增加了四个军团与一千名骑兵。罗马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奴隶与囚犯也被准予武装并得到给予自由或赦罪的许诺。然而元老院拒绝向汉尼拔支付赎金以换回他在坎尼俘获的一万名战俘。那些傲慢的元老院议员们宣布，这些俘虏本来就绝不应该投降。为不放过一切机会争取天佑人助，元老院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德尔法的神谕宣示所求神灵启示罗马如何才能平息众神的愤怒，使国家消灾除难。

与此同时，带领少数骑兵从坎尼战场逃脱的瓦罗已在维努西亚集合起残兵四千人，然后又率领他们与聚集在卡努西翁的另外一万人会合。这里有良好的防御工事，现在又有了一支新军队的核心。瓦罗费尽心机重整残部，使他们摆脱了坎尼惨败后的沮丧状态。

马尔可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克卢斯(曾任地方总督或执政官之职)接着奉命前去接管那支军队，瓦罗被召回罗马。在那里，尽管他对罗马的这次史无前例的大败负有罪责，他还是受到了元老院的接见。元老院根本就没有因失败而责罚他，相反却向他致谢，因为他“没有对共和国丧失信心”。由于按照惯例罗马一向惩处败军之将，元老院采取这个反常行动似乎不出以下三种可能的原因：(1)尚未查清瓦罗究竟该对失败负有多大责任；(2)存在着一些对瓦罗有利的情况，而古罗马的史学家们却未对其加以注意；(3)元老院感到当此危急关头，更为重要的是鼓励求战决心而不是惩罚指挥无能。

汉尼拔寻求盟友与援军

尽管罗马人担心惧怕，汉尼拔本人却不认为攻打罗马的时间已经到来。罗马的城防工事与特拉西梅诺湖战役之时相比，又有了新的加强。同时，他仍然不具备攻城器械。

汉尼拔已领略过罗马人在战场上搏斗时的勇敢顽强精神。一旦为保卫祖国而战，他们将实在是一些难以征服的斗士。此外，汉尼拔自己的军队也已有相当部分的兵员死于坎尼。

他认为最好还是继续努力把罗马的同盟城市国从罗马手中争取过来。

汉尼拔的想法看来是有道理的。坎尼大捷的消息很快就为他赢来了他所寻求的盟友。

阿普利亚、萨谟奈及意大利中、南部其他省份的一些城市向迦太基人大开城门。汉尼拔本人则进入萨谟奈，然后穿过该省进军意大利半岛西测的坎帕尼亚。在那里他曾试图攻占内亚波利斯(即今之那不勒斯)，可是没有成功。他在卡普阿的进展较为顺利。这座城市中有一部分人相信他必将最终统治全意大利，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继续尽忠罗马。结果前一部分人得胜，该城遂投降。汉尼拔被满载荣耀地迎接进城。

遗憾的是这些新盟友并非汉尼拔获取增援的可靠来源。他无法从它们那里征募到新兵，而它们的国民更加关心的是如何保护自己而不是援助迦太基人。汉尼拔的胞弟马戈在帮助接收了一部分反叛罗马的城市以后奉兄命返回迦太基，一则向元老院报告他们在意大利取得的节节胜利，二则请求增派兵员与给养。

迦太基政府内部依然存在着反对汉尼拔远征的力量。但是马戈带来了十配克左右金戒指，都是从死去的罗马贵族手指上取下来的。这些戒指果然颇具说服力。他得到许诺说政府将向他们增拨四千名努米底亚籍士兵、四百头战象及一大笔钱。另外，政府还将从西班牙抽调两万名步兵与四千名骑兵去意大利。然而，许诺与实际把兵员、军饷交到汉尼拔手中远不是一回事。援军的真正到达还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行。

汉尼拔与马尔克卢斯

汉尼拔在卡普阿停留时，马尔克卢斯离开卡努西翁转移到了卡西利农，从那里他可以控制乌尔图纳斯河(即沃尔图诺河)一线。这条河在当时标志着罗马与汉尼拔势力之间的分界。但是卡西利农离汉尼拔军的驻地卡普阿不远，因此罗马军在那里正处于汉尼拔的打击范围之内。尽管其前任曾遭失败，马尔克卢斯却还是决心一旦发现良机就向汉尼拔发动进攻。然而，他毕竟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军人，若无获胜良机，他决不会冒险妄动。

汉尼拔不久离开卡普阿，先是佯攻奈阿波利斯，然后直取诺拉。他希望该城会不战而降，但是诺拉仍对罗马忠贞不贰。于是，汉尼拔转而围攻努克利亚。围困数周之后，该城终因粮绝投降，但其居民却大多脱逃。征服者们将城中物资抢劫一空后遂放火将城焚毁。

汉尼拔获悉诺拉城有许多居民想要摆脱罗马的统治。于是他又重临诺拉城下。此时，马尔克卢斯已亲自率兵入城。汉尼拔遂至城外扎营。他屡次列出战阵企图引诱马尔克卢斯出城与他交战，但是罗马军却不理睬他的挑战。日复一日，汉尼拔到城前列阵却未见城内有任何反应。

最后，马尔克卢斯认为时机已到。他显然已观察到或得到情报从而得知汉尼拔正计划实施强攻。他在三座城门内列好战阵，将罗马步兵和骑兵放在中路，同盟国骑、步兵以及轻步兵团则居于两翼。同时，他派伤残病弱士兵与非战斗人员防守城墙，令其后备队保护城内补给。部署完毕，他就在城内等待汉尼拔上钩。

汉尼拔也等待了几个小时(他已经等待了多日)，希望马尔克卢斯会出城来与他交战。

直到下午过了一半，他决定发起进攻。正当迦太基军接近城墙之时，马尔克卢斯命令打开城门，令其部下突然冲向迦太基军。汉尼拔没有料到这一招，但仍然稳住了局势。他派骑兵发动反攻，阻止了罗马军的前进，然后成功地指挥全军撤出了战斗。这是罗马与汉尼拔较量以来有可能被视为成功的第一个罗马野战行动。尽管谈不上是什么胜利，然而罗马人却把它看成是提高他们士气所十分需要的。

几天之后，马尔克卢斯留下一支人数众多的守备部队留守诺拉，自己则退入俯瞰斯威苏拉的群山之中。他走不多远，汉尼拔就来到阿切拉攻城。该城最终被攻破并遭焚毁。

卡西利农与卡普阿

汉尼拔最重要的法宝之一是他的情报体系。该情报网的组织情况现已不得而知，但是它确实曾使他随时了解罗马军的活动与计划。此时，他获悉罗马的新独裁官马尔可斯·尤尼乌斯·佩拉正率领坎尼战役后新建的军团在离卡西利农不远的地方。卡西利农距汉尼拔的盟国卡普阿近得令人不安；汉尼拔希望把卡普阿纳入自己控制之下的一个战略点。

卡西利农当时由一支庞大的混编部队镇守，其中有罗马军也有罗马的同盟军。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原先要去与坎尼的罗马军会合，不料走到中途就得到了坎尼失败的消息，于是他们就留在了卡西利农。与许多意大利南部城镇的情况一样，卡西利农的不少人是汉尼拔的支持者。忠于罗马的士兵把他们中的一些人作为叛徒处以极刑并控制了该城位于乌尔图纳斯河北岸的那部分地区。

汉尼拔曾几次试图用强力攻破城门，结果只是被占据有异常坚固的天然屏障与人造防御工事等有利条件的守城部队击退。汉尼拔于是包围了这座城市并绕全城修起了坚固的围攻壁垒。他留下一支小部队坚持围困，自己带领大部分军队返回卡普阿。

迦太基军在卡普阿过冬。利维告诉我们说，迦太基军在卡普阿所享受的舒适生活使他们斗志衰退；他们再也不是以前的那种斗士了。然而，利维的这个论断遭到了他自己的历史著作的驳斥。尽管汉尼拔没有再取得如他自翻越阿尔卑斯山后的一个短时间内所取得的一系列巨大胜利，可是在此后十二年中，他一直是令罗马胆战心惊的死敌。要说有什么阻止了汉尼拔赢得更多压倒性胜利的话，那就是罗马的指挥艺术有所提高以及迦太基未能送来援军。他在罗马军战斗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所继续建下的巨大功绩就是明证，说明无论是汉尼拔还是他的部下都没有在卡普阿丧失过任何战斗素质。

冬末时汉尼拔回到卡西利农。被围困在城里的居民已濒临绝粮。没有外援，因为马尔克卢斯必须留在能支援诺拉的地方，而佩拉已返回罗马。佩拉留下森普罗尼乌斯代行其职，临行前曾指示森普罗尼乌斯，在他暂离期间不得采取任何主动行动。然而，森普罗尼乌斯曾作过努力援救被围困者。他命令部下把粮食装在木桶里，然后趁夜间把木桶投入河中顺流漂往卡西利农。

这个巧妙的办法成功了三次，迦太基军对所发生的一切毫无察觉。但是到了第四夜，有些木桶被水流推送到迦太基军一侧。自此以后，汉尼拔严密监视河面，中止了这种运粮活动。这场围困最终经过谈判以罗马方面投降告终。汉尼拔同意该城军民每人交七盎司黄金以换取自由。今天已无从考证那些获得自由但无家可归的居民的去向；守城将士被遣送去库迈，然后从那里返回各自故乡。

汉尼拔把卡西利农移交给他的同盟者坎帕尼亚人，但同时从他自己的士兵中挑出七百人留下守城以防罗马人袭击。他赢得了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胜利，因为从意大利南部通往罗马的主要通道阿庇乌大道必须经过位于卡西利农的那座跨越乌尔图纳斯河桥梁。

与马其顿王腓力的谈判

此时汉尼拔在意大利节节胜利的消息已传到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的耳中。腓力一直在为罗马在亚得里亚海地区及希腊日益扩大的影响而感到担心，现在他看到了粉碎罗马势力的机会。他派使臣去谒见汉尼拔，主动提出愿派一支庞大的舰队前去进攻意大利沿海地区，以配合汉尼拔的陆上作战。腓力建议，一旦战争胜利结束，“包括罗马城在内的意大利全境都归迦太基人与汉尼拔所有……战利品亦全数让与汉尼拔……汉尼拔方面则在意大利被完全征服后渡海进入希腊，依照这位国王的意愿向任何国家开战。希腊的全部陆上城市以及与马其顿隔海接界的诸岛则属于腓力，并纳入其版图。”

腓力的使臣团在意大利东海岸登陆，可是很快就被罗马士兵捉住。但是当他们谎称是腓力派往罗马的密使时，抓他们的人马上彬彬有礼地指明方向送他们上路。甚至还派出向导指给他们看敌人的位置。得到了这样充分的指点，这些马其顿人很容易地就找到道路来到汉尼拔的大营。

这位迦太基主将接受了腓力提出的条件，并回派了三位使者与马其顿使臣同返。可惜天不助汉尼拔，他们一行离开意大利时所乘坐的船只被罗马舰队截获。那些马其顿人被带去见罗马海军上将。他们说他们是奉腓力之命前来罗马的使臣，由于中途受到汉尼拔军队的拦截而无法完成使命。可是这些话骗不过那位上将。迦太基人说话的口音使他们露出了破绽。两个使团全部成员的行李衣物被搜查，结果罗马人搜出了汉尼拔致腓力的一封信以及双方达成的协议文本。这些人犯被押上罗马舰队的五艘航速最高的快船火速解往罗马。在那里，他们被收监囚禁，他们的随从则被卖作奴隶。

迫在眉睫的马、迦联盟促使罗马筹建起一支更加庞大的舰队以便遏制腓力。然而就在此时，那艘被截获的马其顿船竟逃离虎口，驶返本国。船长把事情经过奏明国王。腓力于是再向汉尼拔派遣使臣，这次一路顺利，未遇干扰。可是，到那个时候夏季已经过去，腓力要在当年来取行动已为时过晚。

老对手法比乌斯

公元前215年，法比乌斯与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任执政官。森普罗尼乌斯指挥的是一支由奴隶(占大多数)加上两万五千名同盟国士兵组成的军队，此时已出发开往利特尔农。从那里，他可以保护库迈与奈阿波利斯，从而不让汉尼拔得到坎帕尼亚境内的那个海港。为了改善其与迦太基之间的交通，汉尼拔非常需要它。法比乌斯率领两个罗马军团开赴卡莱士。身为地方总督的马尔克卢斯带领他的部队据守在斯威苏拉的一处坚固的营地中。三支部队都在监视着扎营在距卡普阿不远的蒂提法塔山上汉尼拔的动静。但是到那时为止，心有余悸的罗马人并无意激迦太基人出营与其作公开战斗。

法比乌斯试图收复那些已经成为迦太基事业同盟者的城镇。他渡过乌尔图纳斯何，向南进入坎帕尼亚。在连克三镇并俘获汉尼拔在镇中留下的守军之后，他挥师与马尔克卢斯会合。然后，法比乌斯留在营中，马尔克卢斯则率领自己的军队去诺拉。从那里他多次进入萨谟奈省发动突袭，因为该省的许多地区都曾支援过汉尼拔。

老对手马尔克卢斯

一些不堪上述突袭骚扰之苦的萨谟奈地区酋长向汉尼拔求援。这位迦太基主将决定把马尔克卢斯的注意力从这儿引开并乘机再度攻下诺拉。他把他的大半部队留在蒂法塔山上的营地中，自己亲率一支精锐部队来到诺拉附近。在那里他与汉诺会师。汉诺则从南方返回，带来了已由迦太基到达此地的一部分新兵与战象。

汉尼拔发现诺拉依然城防坚固、戒备森严。迦太基人正企图冲进城去，可是城门却当着他们的面被砰地一声关上了。原想用计拿下诺拉，现在既然不成，汉尼拔就包围了它，意欲同时进攻所有的城门。但是马尔克卢斯已在主城门内拉起队伍。他们冲出城门，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激战。突然雷声隆隆，暴风雨大作。战斗只得停止，双方各自收兵。

汉尼拔接着就开始了一场正规的围攻。

三天之后，一部分迦太基士兵离营去乡村抢粮。马尔克卢斯不失时机地率兵出城，面对迦太基大营摆开战阵。汉尼拔接受了这个挑战。战斗在迦太基大营与诺拉城之间的一片平地上进行。由于地面平坦，因此汉尼拔无法采用机动战术，因为迦太基军的任何调动都立即为城头上的罗马了望人员所发现。战斗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最后迦太基军收兵回营，马尔克卢斯也率部下返回诺拉。

虽然利维把这一仗说成是罗马方面的一次大捷，但是事情很清楚，它不过是一场互无胜负的战斗。汉尼拔没有被逐出阵地，只是各自回营而已。然而，三天之后，汉尼拔确实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一千二百多名伊比利亚与努米底亚骑兵倒戈投奔罗马人。从汉尼拔军中外逃投敌，这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他有鼓舞部下追随他的才能。这样大规模的叛逃是见于史籍的唯一事例。

发生此事以后不久，汉尼拔便放弃围攻诺拉，并撤除了他在蒂法塔山上的大营。他挥师东进，进入阿普利亚，来到靠近阿尔庇的地方过冬。汉诺则返回意大利南部。法比乌斯驻守在斯威苏拉，派出一支军队去收割卡普阿人的晚季粮食作物。马尔克卢斯回了罗马，森普罗尼乌斯却尾随汉尼拔选入阿普利亚，在卢克利亚设营。

法比乌斯与马尔克卢斯执政

次年，即公元前214年，法比乌斯与马尔克卢斯任执政官。罗马元老院决定把二十个军团投入战场，其中有六个是新军团。卡普阿人看到罗马调兵遣将准备打仗的明显迹象深感苦恼。他们相信，罗马人必定会进攻他们的城市。为此他们请求汉尼拔回来帮助他们。汉尼拔遂离开阿尔庇，率师回到蒂法塔山老营。在路过罗马军营地时，未受到任何干扰。他在卡普阿部署了一支由伊比利亚与努米底亚籍士兵组成的卫戍部队，然后率领余众进军奈阿波利斯附近的普特奥里。

作为一位研究希腊语并无疑熟谙《奥德赛》的学者，汉尼拔在途中于阿维尔努斯湖(即阿韦尔诺湖)停留也许并非偶然。这是希腊-罗马传统上最神圣的地方之一。阿维尔努斯是一座死火山口中的一个深水湖。传说通向阴曹地府的入口就在于此。奥德修斯曾于其著名的冒险旅行途中在此地遇见过幽灵。其他诸如福地、著名女先知库迈安·西彼拉的洞府等圣地也在近处。汉尼拔显然为有机会游览这些圣地而感到庆幸。他在那里遵俗献祭以求得到神助。

祭祀既毕，汉尼拔便开始对库迈、奈阿波利斯一带进行骚扰破坏。但是普特奥里城壁垒森严。汉尼拔猛攻不克，而且又缺乏围攻的谢心和器械。连续三天攻城未能得手之后，他放弃了这种无谓的努力。

贝内文通战役

在此同时，汉尼拔对他周围罗马军日益增长的力量深感关切。为此，他传令汉诺火速从意大利南部赶来与他会师。正当汉诺率领由大约一万七千名步兵、一千二百名骑兵组成的军队走近贝内文通之时，森普罗尼乌斯恰巧也由卢克利亚带领两个奴隶军团来到近处并开进贝内文通城。当森普罗尼乌斯发现在附近宿营的汉诺时，他将自己的营地设在距敌营约一英里的地方。翌日，他摆开阵势以求一战。他向手下的奴隶士兵许下诺言：无论是谁，只要提来敌军首级一颗便可获得自由。

汉诺接受了挑战，两军遂展开一场苦战。战斗持续了四个小时，双方不分胜负。罗马军放不开手脚，因为它的士兵每杀死一个敌人就停下来割取其头颅。然后，他左手执盾牌，右手提首级，根本无法挥动刀剑。森普罗尼乌斯于是下令扔掉头颅，并向部下担保，不管有没有敌兵首级他们都将获得自由。尽管如此，罗马军还是不能压倒对方。

接着，森普罗尼乌斯尝试采用骑兵冲锋，但是它却被迦太基军打退了。在这种情况下，森普罗尼乌斯改变了原先的主张。他向部下宣布，如果他们打不败敌军就休想获得自由。这句话果然产生了神效。罗马军最终打垮了汉诺的战线，迦太基军向其营地逃窜，罗马军紧追不舍。第二天，汉诺率领残部撤至布鲁提翁。

与此同时，汉尼拔试图再攻诺拉，那里的许多人仍然热心于支持他。但是马尔克卢斯又一次地加强守备，并对潜在的变节分子严加防范，阻止他们把城池献给迦太基人。

在城外，双方又打了一仗，结果还是平局。

塔兰托之战

还是汉尼拔在阿维尔努斯湖的时候，五个从塔兰托城来的年轻人前去求见。这个位于意大利半岛东南端内侧的海港是意大利南部最重要的城镇。汉尼拔对控制该城有意已久。求见的人报告说，塔兰托的大多数百姓拥护汉尼拔。向他担保，只要他进入该城视野，塔兰托将立即归降。待到攻占诺拉显然已不可能时，汉尼拔即向塔兰托进发。他的军队照例又沿途劫掠。

汉尼拔刚离开坎帕尼亚，法比乌斯就企图攻取卡西利农，但是迦太基守军把他击退。

于是，他请求马尔克卢斯增援。两支军队从河两岸合力夹击，终于迫使该城投降。

眼看快到塔兰托，汉尼拔命令全军停止劫掠以便给塔兰托居民留下好印象。迦太基军在距城一英里处设营。出乎汉尼拔意外的是城内毫无动静，城门并未如约向他大开。

原来，三天之前驻在布伦杜修姆的罗马舰队司令获悉汉尼拔正在逼近。他随即启航驶向塔兰托。接管了该城防务，城头全部部署他的嫡系部队。这使城内的亲汉尼拔分子无法采取行动把城献给迦太基军。汉尼拔等待了数日，直到情况变得非常清楚，再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便放弃原计划返回阿普利亚省，在萨拉皮亚过冬。在此期间，罗马军在萨谟奈与阿普利亚收复了若干城镇之后也进入冬营——法比乌斯在斯威苏拉；他的儿子率领两个军团在阿普利亚离汉尼拔不远处；森普罗尼乌斯在卢卡尼亚；马尔克卢斯则在诺拉。

小法比乌斯于次年(公元前213年)与二度当选的森普罗尼乌斯一起同为执政官。罗马方面此时已有野战部队二十二万人，其中八万人驻在汉尼拔附近。虽然汉尼拔的兵力也许还不到四万人，但是罗马军却不准备引他出战。事实上，在那一中中几乎没有战事。

法比乌斯在初春时曾攻打阿尔庇，趁着一场雷雨向迦太基-阿尔庇守军发起突袭，攻占了一座城门。这引起了一场长时间、激烈、然而胜负不决的巷战。双方打得精疲力竭，这才出现休战。在此停战期间，罗马人说服了阿尔庇人与一部分伊比利亚人归顺他们。同时，法出乌斯答应如果迦太基守军对伊比利亚士兵的反叛不加干涉，他将让他们自由离去。迦太基守军于是同意投降并在萨拉皮亚重归汉尼拔的队伍。

汉尼拔不想收复阿尔庇，也无意与人数远占优势的罗马军团交锋。相反，在公元前213年夏，他重向塔兰托进军。这一次他较为成功。当初塔兰托与罗马结盟时有一批塔兰托人质被带往罗马。这些人质企图逃跑，但被捉回处决。当这个消息于不久前传到塔兰托时，塔兰托人被激怒了。他们密谋把他们的城市献给汉尼拔。一群佯称出城狩猎获得批准的年轻人去见汉尼拔。汉尼拔与他们达成协议，商定由他们接应迦太基军进城；作为回报，他将尊重镇民的公民权利。

此后数夜，反叛者领袖菲雷梅努斯夜夜出城打猎。天亮前返回时，他总是向门卫打口哨，门卫听到后就放他进城。与此同时，汉尼拔一边派出努米底亚骑兵制造假象使敌兵误认为他们是一支外出劫掠的孤军，一边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全军转移到距城十五英里的地方。罗马指挥官命令骑兵出去赶走努米底亚人，丝毫未发现迦太基的主力部队。

同一天夜晚，汉尼拔与菲雷梅努斯接上头。菲雷梅努斯领迦太基军向塔兰托前进。

他走老路由一道小边门进城，背后跟着一队迦太基兵。到城门口，他引开了门卫的注意力，汉尼拔的先遣队趁机冲进城门。与此同时，另一组反叛者杀死了主城门的卫兵，然后打开城门。汉尼拔及其步兵就在城外等候，见城门大开便立即飞奔入城。到黎明时，除了俯瞰海港入口处的一座城堡以外，迦太基军团已控制了塔兰托全城。城堡上的罗马守军打退了迦太基人的进攻。汉尼拔猛攻不克。罗马军坚守城堡并得到罗马舰队的增援与补给。

又在阿普利亚过了一冬以后，公元前212年，汉尼拔重返塔兰托，努力攻占那个城堡，大约与此同时，意大利南部的另外三个城市——梅塔蓬图姆、图里以及赫拉克利亚——脱离罗马加入迦太基的事业。这使汉尼拔得以控制意大利南部的大多数城市，留在罗马手中的仅有意大利半岛西南端的勒久姆(即今之雷焦)、布伦杜修姆(布林迪西)以及塔兰托的那个城堡。这座搭兰托城堡继续顶住了汉尼拔一次又一次的攻打。

卡普阿受到威胁

正当汉尼拔忙于巩固意大利南部之时，罗马的新执政官孚尔维乌斯·弗拉库斯与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凯发动了攻打卡普阿的战役。他们在附近地区维持经常性的巡逻，不让卡普阿人民种植粮食。一场饥荒迫在眉睫，卡普阿人急忙向汉尼拔求援。

汉尼拔不愿意在此时离开意大利南部，于是派遣汉诺开赴贝内文通去帮助卡普阿人获得基本粮食供给。汉诺集中了一大批粮食然后押运它们去卡普阿。可是汉诺的这一使命被孚尔维乌斯获悉。他在汉诺距卡普阿尚有数天行程之时袭击了他的兵营。迦太基军被逐出营地，罗马军夺得了那批粮食。汉诺只得与其残部返回布鲁提翁。

卡普阿人再一次派人向汉尼拔求援。这一次他派二千名努米底亚骑兵前往。他们设法避开了该地区的罗马军队，顺利进入卡普阿城。不久，罗马执政官率部开进坎帕尼亚平原并开始收割那里正在成熟的粮食作物。他们正在忙于此道，卡普阿守军在努米底亚骑兵带领下突然从城中冲出向罗马军发动袭击，罗马军措手不及。这场突然袭击非常成功。罗马军来不及排成他们所惯用的战斗编队，狼狈逃回兵营。他们躲到其营地的土垒后面，借以藏身避难。努米底亚骑兵遂收兵回城。

于是，孚尔维乌斯把营地移到靠近卡普阿的地方以防止上述袭击重演。不料汉尼拔率领一支大军出其不意地离开南方，突然出现在卡普阿城另一侧的蒂法塔山麓，罗马军对此毫无察觉。等到发现汉尼拔时，他旗甲鲜明的军队已居高临下出现在山坡上，从容进入卡普阿城，受到卡普阿人兴高采烈的欢迎。罗马军没有加以干涉。

到达卡普阿后的第三天，汉尼拔袭击罗马军营。他刚刚攻下一个据点，又一队骑兵突然出现在几英里外的平原上。起初，双方都不清楚来者是敌是友，但是汉尼拔担心来了罗马援军，因而停止进攻撤出战场。实际上这支部队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手下的骑兵。格拉古遭伏击丧生，他的军队现在由格奈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指挥。他们是在努米底亚骑兵突袭后应孚尔维乌斯·弗拉库斯的要求前来助战的。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他们比汉尼拔多用了三天时间才到达卡普阿，而汉尼拔的行程却比他们长得多。

然而这支援兵丝毫未使那两位执政官增加在战斗中打败汉尼拔的信心。他们一起匆匆撤到远离卡普阿城的地方。到此时为止，整个卡普阿地区已深受劫掠与战争的破坏，汉尼拔在那里无法找到足够的粮食。同时鉴于对卡普阿的直接威胁业已解除，汉尼拔满意的返回了意大利南部。

汉尼拔既然已经离去，罗马执政官便又回到了卡普阿。从当年冬天一直到第二年(公元前211年)春天，他们在卡普阿城周围筑起两道土垒，把这座城市彻底封锁起来。

谢选骏指出：人说——“历史上有许多战役是因为惊恐瓦解了斗志而失败的。在罗马，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我看未必。否则匈奴人的手下败军日耳曼人又是如何摧毁罗马的呢？关键在于，摧毁罗马的不是雇佣军，而是国民兵；相反，罗马瓦解的时候，防卫它的反倒是雇佣军了。由此看来，雇佣军是无法扩张打天下的，甚至无法保卫国家不受外来的侵犯——带领雇佣军的汉尼拔虽然战术一流，但是战略上却已未战先败了……汉尼拔的命运类似罗马的末代皇帝。

【第八章　向罗马进军】

卡普阿告急

公元前211年3月，两位新执政官——格奈乌斯·孚尔维乌斯·森图玛鲁斯与苏尔皮基乌斯·加尔巴上任。此时卡普阿人民的境况已十分惨苦，人数达六万的罗马围城部队挫败了一切企图冲破封锁的努力。但是一位信差还是设法溜了出去并来到汉尼拔跟前禀告卡普阿的险情。

汉尼拔接到卡普阿的告急信时正在布鲁提翁。他把行李辎重与重武装部队留下，亲自率领一支精锐的部队与三十三头战象赶往坎帕尼亚省。他发现罗马军队呆在卡普阿城周围坚固的工事里。他试图把他们引出工事进行会战，但是尽管罗马军队比汉尼拔多一倍，他们还是不肯从工事中出来。汉尼拔手中没有能用于进攻罗马军队工事的攻城器械，他的战马也得不到饲料，他不能驻扎下来等待。为此，他决定威胁罗马城本身，试图以此把罗马军队从卡普阿周围的阵地上引开。

以前曾有过两次，汉尼拔在取得大捷之后没有一鼓作气攻打罗马城，似乎坐失了良机。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由于他有他的战略目标，他很可能相信任何过早攻打罗马城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也许还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在这个时候，明知罗马参战的兵员大大超过他，他绝不可能认为他真能攻下罗马。尽管古罗马的史学家们提出，他果真认为他有可能依靠突然袭击攻占罗马城，但是他现在的目的显然只是作一下佯攻以解卡普阿之围。可以证明汉尼拔真实意图的事实是，他曾派人穿过卡普阿城周围的罗马战线把他的话传给那些坎帕尼亚人，告诉他们不要为他离去而担忧，因为他将把围困军队引走。但是汉尼拔的计划没有成功。

逼近罗马

可惜古代史籍关于汉尼拔进军罗马的记述互相矛盾。尽管如此，其基本轮廓还是清楚的。汉尼拔沿途劫掠，从容前进。很明显，此举并非真想突袭罗马。汉尼拔大军逼近的消息先他而至。虽然罗马公民中很少有人见过汉尼拔或者其军队，但是自从他翻越阿尔卑斯山以来他的名字肯定已在罗马人的心目中激起恐惧。尽管罗马城墙十分坚固，而且有一支大约四万人的军队守卫，然而令人生畏的迦太基军队的逼近还是在罗马引起了恐慌。

波利比乌斯是这样描述的：……市民中一片极度混乱与恐惧——汉尼拔的这个行动突如其来，出人意料，因为以前他从未这么逼近过这座城市。同时，他们立即想到，包围卡普阿的罗马军团必定已被歼灭，否则汉尼拔不会如此逼近。这个想法使他们更加惊慌失措。于是，男人们立刻登上城墙并占据城防工事的有利地点；妇女们则纷纷来到神殿祈求保佑，用她们的头发扫拂这些庙宇的路面；这是国家面临严重危险时她们按习俗进行祈祷的方式。

实际上罗马人不必如此担心，因为汉尼拔深知他几乎不可能用强攻拿下罗马城。据记载，他策马来到城墙跟前向城内投掷了一支标枪。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即使真有其事，汉尼拔对罗马城的直接进攻也不过仅此一掷而已。

卡普阿的陷落

汉尼拔在罗马城外只停留了几天。他估计罗马军已有足够时间离开他们在卡普阿的包围圈并赶来增援罗马，于是他拆除营帐返回卡普阿。一支罗马大军远远的尾随其后。

等到他走近卡普阿，他才得悉那里的罗马军根本就没有离开过他们的包围圈。于是他停下来把从罗马跟踪他到这里的那支敌军赶走。他明白对于解救卡普阿他已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他继续向前进入卢卡尼亚与布鲁提翁。在那里，他突然出现在勒久姆附近。

但是罗马守军早有戒备并击退了他的进攻。

卡普阿人现在意识到他们已被汉尼拔抛弃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试图派人向他进去求救。但是那些信使未能冲破罗马重围。罗马军砍去他们的双手，然后再放他们回城。

卡普阿再也坚持不下去了。饥荒已造成死亡，而人民则呼吁结束围困。于是卡普阿城投降了。许多卡普阿元老院议员宁可服毒也不愿忍辱投降。活着的议员被迫向罗马人交出他们的全部财产然后被处决。住在城里的其他人被遣散，罗马人迁进新居民并建立起一个军事政府。

对汉尼拔来说，失去卡普阿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他不但失去了他在坎帕尼亚的据点，而且现在实际上已不可能再在意大利中部的任何其他城市坚持下去。他一直没有得到来自迦太基的增援，因此他不得不放弃这个他已控制了那么长时间的地区。罗马的耐心防御战略正开始显示出结果。

尽管汉尼拔有些失望，但是他是否就认为失去卡普阿是对他长期战略计划的一个致命打击，这一点还是值得怀疑的。他知道，这场战争不但正在给罗马，而且也在给罗马的同盟国造成了生命与财产的极大损失。汉尼拔此后四年的行动表明他也许依然认为，厌战心理将使得罗马的同盟国脱离罗马，并转而支持他与迦太基以求早日结束战争。他通过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巧妙而坚定地致力于执行他的既定战略。

谢选骏指出：“向罗马进军”在战术上的是对的，但在战略上却是徒劳的。这是因为，作为“战术巨人——战略侏儒”的汉尼拔，依然不懂更未解决他的两个致命弱点——1、建立制海权；2、建立国民军。只有这样，迦太基才能与罗马取得战略平衡，而后可以决一死战矣！汉尼拔没有取得战略平衡就冒险一搏，他怎么可以称为“战略之父”呢？

【第九章　西班牙、西西里的战局】

哈司德鲁巴尔、汉诺与西庇阿兄弟

在这场战争的前七年中，双方在西班牙境内与在意大利半岛打得几乎同样激烈。在公元前218年，当时任执政官的老西庇阿派遣他的弟弟格奈乌斯开赴西班牙；他本人则返回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流域迎战汉尼拔。

格奈乌斯·西庇阿率领两个军团在西班牙东北部的思波连姆登陆。恩波连姆是罗马同盟国马西利亚的主要商埠。原先奉命留守西班牙的汉尼拔的胞弟汉诺驻在西萨。他在那里有一万一千名步兵。汉尼拔在翻越比利牛斯山时还给他留下了一支辎重队。西庇阿挥师南进，在西萨攻打汉诺，把他彻底打败。汉诺被活捉，全部辎重和给养落入了罗马军队之手。

汉尼拔的另一位胞弟哈司德鲁巴尔率领一支大军从新迦太基城赶来救援汉诺，然而等他赶到已为时太晚。他在一些沿海城镇里抓获了若干名罗马水兵，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战绩可言了。他避免与西庇阿直接交锋。在两个月以内，罗马军控制了南至伊比鲁斯河的全部地区，并在塔拉科(即今之塔拉戈纳)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基地。

公元前218-217年的那个冬季，哈斯德鲁巴尔制订了水、陆联合进攻塔拉科的计划。

刚刚开春，他就在伊比鲁斯河口附近集中起四十艘战船及一支大军，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设防营地。西庇阿显然对攻打哈司德鲁巴尔的坚固营地有顾虑，于是他决定进行海战。

他带领他最精锐的部队登上三十五艘战船从塔拉科出发向伊比鲁斯河口驶去。

哈司德鲁巴尔得知罗马军队正在向他逼近，遂命令他的舰队出击。这场海战一开始，罗马舰队就击毁了两艘迦太基战船，杀死另外四艘船上的水兵并折断其全部划桨。眼看罗马军获胜，迦太基舰队一片惊慌。他们调转船头向岸边步兵掩护部队驶去，到河滩处停下，仓皇上岸逃命。罗马舰队追至河滩，夺得迦太基军弃下的战船二十五艘。然后，他们拖着缴获的船只凯旋而归。这次惨败之后，哈司德鲁巴尔返回了新迦太基城。

捷报传到罗马受到热烈的欢迎，因为这条喜讯传来的时间恰恰在特拉西梅诺湖惨败之后不久。尽管汉尼拔的胜利使罗马受过战争训练的人力出现紧张，但是罗马还是决定扩大格奈乌斯·西庇阿已在西班牙取得的胜利。他们有正当理由相信，一旦攻克了汉尼拔在西班牙的基地，那么在意大利对付他就会比较容易了。老西庇阿因此奉命率领二十艘战船、八千名士兵并携带给养去与其兄弟会师。

公元前217年秋，西庇阿兄弟渡过伊比鲁斯河侵入迦太基领土。他们试图争取该地区某些西班牙部落的支持，但是成效甚微。他们一直挺进到萨贡托，然而考虑到自已力量不足他们未去攻打这个要塞，而是在近处建起营地准备过冬。

第二年，西庇阿兄弟继续在伊比利亚部落中进行颠覆活动；而哈司德鲁巴尔正忙于镇压西班牙南部的叛乱，所以无暇顾及他们；因此双方都没有发动积极的攻势。然而到了公元前215年，哈司德鲁巴尔得到了来自迦太基的增援，使他有力量一边维护南部地区的社会秩序，一边对付罗马军。于是，他向伊比鲁斯北岸的德尔托萨挺进，去攻打正在围攻该城的西庇阿兄弟。

德尔托萨战役

两军兵民力似乎旗鼓相当，双方各约两万五千人。哈司德鲁巴尔展开的战斗队形与汉尼拔在坎尼所采用的相似。战线中央，伊比利亚步兵呈一列横队；最精锐的非洲步兵分列左右两翼。努米底亚骑兵也在两翼，位置在非洲步兵之前。罗马军仍按常规排成三线方格编队，将骑兵部署在两侧。

哈司德鲁巴尔想要让坎尼大捷在这里重演，然而却希望落空。罗马骑兵有效地保护着两翼步兵，其战斗军团则猛冲迦太基战线的中央。等到努米底亚骑兵把罗马骑兵驱散，中央战斗已经定局。

哈司德鲁巴尔被彻底打败。那是一场苦战，双方死伤惨重。胜利的消息在鼓舞了罗马人，并部分消除了坎尼大败后在国民中出现的沮丧心理。

战火蔓延到西西里

后来，于夏季期间，迦太基试图夺取撤丁岛，然而未获成功。这是一项全面计划的一部分，按照这项计划迦太基要扩大战争从而对意大利形成包围圈。迦太基人还试图在西西里岛重新获得一个立足点。锡拉库萨的希埃罗王刚刚驾崩，由他十五岁的孙子希埃罗尼穆斯即位。他以两位长他一辈的王室姻亲为摄政，与迦太基签订了盟约。次年夏天，正当锡拉库萨准备攻打罗马在西西里岛上的某些殖民地时，希埃罗尼穆斯遇刺身亡。罗马利用随后出现的叛乱，派遣马尔克卢斯率顿一个军团去与由坎尼战役幸存将士组成的两个军团会合。这两个军团当时已在西西里岛上。还有一支一百艘战船的舰队也被派往该地区。

罗马的这些行动反而在锡拉库萨引起了不满。在公元前213年的选举中，亲迦太基派占了上风。汉尼拔的两个代理人希波克拉忒斯与埃庇西德斯当选为将军。那年暮春，马尔克卢斯攻占了莱昂蒂尼的锡拉库萨城。该城被洗劫一空，大约两千名亲迦太基分子被处决。这大大激怒了锡拉库萨城的市民，他们将城中亲罗马分子斩尽杀绝，把锡拉库萨牢牢地置于迦太基阵营之中。

包围锡拉库萨

罗马军立即从海、陆两面包围了锡拉库萨，并很快集中起一大批威力巨大的攻城器械。然而锡拉库萨人有一件秘密武器，那就是伟大的数学家与工程师阿基米德。他设计了各种巧妙的机关保护锡拉库萨城墙。不管罗马人用什么办法攻城，阿基米德的机关总是一一将其挫败。最后，罗马人放弃强攻的努力，改为长期围困。

迦太基政府为锡拉库萨反叛罗马的事件所鼓舞，派遣希弥尔科率军赴西西里。他率领二万五千名步兵、三千名骑兵和十二头战象登上该岛，迅速攻占赫拉克雷亚、明诺阿以及西西里第二大城市阿格里真托。马尔克卢斯带领其部分兵力撤离对锡拉库萨城的围攻，去攻打其他锡拉库萨城镇。在阿克里莱，他打败了由希波克拉忒斯率领的企图与希弥尔科会师的一支军队。罗马向西西里派出了第四个军团。它逃过了希弥尔科的一次伏击，与包围锡拉库萨城的部队会合。

次年(公元前212年)、马尔克卢斯设法攻击了锡拉库萨城的部分外围地区并顶住了锡拉库萨人要把他从那里赶走的努力。那年夏季，罗马人意外地获得天助。一场瘟疫把迦、锡军队几乎灭绝，希弥尔科与希波克拉忒斯也未能幸免。罗马军团的营地设在高处，因而受害较小。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能攻下锡拉库萨。

公元前211年，迦太墓向锡拉库萨派出一支庞大的护航运输队，由一百三十艘战船保护，指挥官是鲍米尔卡。这支船队在西西里岛东南角的帕基努斯岬附近的海面遇到逆风推迟到达。当封锁锡拉库萨的罗马舰队以一百艘战船出海迎战时，鲍米尔卡竟然吓得慌了手脚。他命令运输队返回非洲，自己率战船驶往意大利南部的塔兰托。

这样一来，锡拉库萨就孤立无援了。城中军民现在已接近绝粮。实际上迦太基正在阿格里真托组成另一支援军，但是锡拉库萨城里的人却不知道，守军中军纪已越来越名存实亡。一名伊比利亚军官打开了一扇城门，罗马军一涌而入，迅速占领了全城。

这样，经过两年半的围困，锡拉库萨终于被马尔克卢斯攻破。罗马士兵把希腊人建城以来三百年间于城中收藏下来的艺术珍品破坏、抢窃殆尽。阿基米德被一名不识泰斗的罗马士兵杀死，当时他正在思考一道几何题。

公元前210年，阿格里真托被叛卖给罗马。至此，西西里全岛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

老西庇阿兄弟在西班牙的失败

公元前215年至212年，罗马在意大利与西西里的军事形势不佳，然而在西班牙，西庇阿兄弟却深深侵入了迦太基的占领区。公元前216年迦太基派遣汉尼拔的三弟马戈率领一万二千名步兵、一千五百名骑兵、二十头战象以及六十艘战船去援助哈司德鲁巴尔保卫西班牙(这支军队原先是要派去增援汉尼拔的)。马戈抵达西班牙后不久，因为有几个实力雄厚的努米底亚部落在其国王西法克斯的带领下叛乱，哈司德鲁巴尔奉命率一个军团返回了非洲。

西庇阿兄弟立即加紧进攻。公元前212年，他们先攻占了萨贡托，然后又拿下了卡斯图罗。卡城是西班牙南部巴埃提斯河(即今之瓜达尔基维尔河)上游地区的一座重要城市。这样一来迦太基帝国在西班牙的三分之一领土落人了罗马之手。大量的伊比利亚部队被编入西庇阿兄弟率领的那两支罗马军队。

然而，公元前212年秋，有三支军队从迦太基返回西班牙。其中两支分别由汉尼拔的弟弟哈司德鲁巴尔与马戈指挥；余下一支由吉斯戈的儿子哈司德鲁巴尔指挥(因他与汉尼拔的兄弟同名，下文将称他为哈司德鲁巴尔-吉斯戈，以志区别)。这三支军队的确切人数已无法考证，可是其总兵力显然大于罗马军队的总和。公元前211年春，这三支军队向巴埃提斯河上游地区的罗马军发动进攻。那些伊比利亚士兵叛离西庇阿兄弟，重新加入迦太基军队。在前后相隔很短的两次单独但又十分相似的行动中，迦太基军打败了西庇阿兄弟。两人全都丧生。返回伊比鲁斯河的只有少量夺路逃命的残兵及老西庇阿原先留下守卫营地的一股小部队，其指挥官是提比略·封特尤斯。罗马军残部在马尔基乌斯·塞普提穆斯统领下坚守伊比鲁斯河北地区并使西班牙北部部落继续效忠罗马。这样，到公元前211年夏季为止，一方面随着卡普阿的陷落汉尼拔在意大利的命运正在走下坡路，另一方面罗马在西班牙的势力也确实变得非常薄弱。

然而，卡普阿被攻破后汉尼拔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意大利南部，罗马就能够腾出更多人来增援西班牙。公元前211年秋，凯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奉命率领一个军团以上的兵力赴西班牙。他利用手中的这部分力量以及原先在西班牙的兵力巩固了伊比鲁斯河北岸的地区。迦太基军正在伊比利亚人中征募新兵扩建队伍故而未向尼禄挑战。

大西庇阿崭露头角

然而，尼禄的防御政策未能博得罗马元老院的欢心。当年末，他们为西班牙部队选定了一位新指挥官：不久前战死在西班牙的将军老西庇阿之子大西庇阿。

此时，大西庇阿才二十多岁，但却已与汉尼拔及迦太基军交战有六年多。据说他在提基努斯战役中救他身负重伤的父亲的命时才十七岁左右。现在，他奉命率领一万步兵、一千骑兵赴西班牙代行其亡父之职。加上那里的原有兵员，他共有四个不足额的军团。

大西庇阿利用冬季进行练兵并就如何开始他在西班牙的第一个战役作了研究部署。

三支迦太基军队的冬营相距很远：哈司德鲁巴尔在西班牙中部，马戈在直布罗陀附近，而哈司德鲁巴尔-吉斯戈则在西班牙西南部，离塔古斯河口不远。它们互相独立，各居一方。显然，汉尼拔在迦太基政府中的敌人不想让他的任何一个兄弟在伊比利亚握有全面指挥权。

西庇阿决定进攻迦属西班牙的心脏新迦太基城。最近的迦太基军队离它也有十天行军路程。然而，位于塔拉科附近的罗马基地距它就更远了。

袭击新迦太基城

新迦太基城建在一个海湾之中，狭窄的入口几乎完全被一个岛屿所封闭。由大陆向接近圆形的海湾中伸出一个半岛，这座要塞城就屹立在其上。该半岛将那个海湾分为两半，靠内陆的那一半是一个浅泻湖。这样，除了将半岛与大陆相连的狭窄地峡之外，新迦太基城处于海水环抱之中。同时，由于此城建在五个小山之上，陡峭的山坡构成了坚固城防工事的天然地基。

西庇阿尽其所能获取了有关新迦太基城的城防及城内局势的情报。公元前209年初夏，他以最高速度从塔拉科出发，同时命令舰队出动从海上封锁进入海湾的通道。他的这个行动使迦太基人措手不及。他趁机攻占了地峡，控制了从陆上通往该城的道路，并在那里建起一个设防营地。次日拂晓，罗马战船驶入海湾，包围该城全部滨海地区。

西庇阿的陆地部队试图攀墙攻城。他们打退了迦太基军的一次出击，但是无奈城墙太高攻城部队对其一筹莫展。然而到了那天下午，正如西庇阿所期待的，泻湖退潮了。

他派遣一队精兵携带云梯涉过水位变低的浅泻湖。使舰队向城东要塞佯动；吸引地峡守军的全部注意力于此方向，那队精兵则趁机在西首城墙架起云梯。

迦太基人未料到对方会从泻湖发动进攻，根本没有在这一侧城墙布防。不等他们认清事态，罗马军早巳翻越城墙并从背面攻击防守地峡要塞的迦太基军队。城门被打开，西庇阿的大军一涌而入，受到奇袭的迦太基城防司令投降。

西庇阿不想冒险与三支迦太基军中的任何一支交战，因为他预计迦军会以优势兵力合兵夹击他。于是，他在新迦太基留下一支守军，自已则返回伊比鲁斯河。用当年的剩余时间去巩固他与当地部落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那三位迦太基将军却显然断定他们对于新迦太基城的陷落无能为力。由于不愿意通力合作，他们各自在自已的地区中按兵不动。

巴埃库拉战役

公元前208年春，西庇阿感到自己已有足够的实力采取主动。他向南挺进逼迫迦军与他决战。他首先进攻哈司德鲁巴尔。哈司德鲁巴尔在卡斯图罗遭到奇袭后立即撤至巴埃库拉的一处坚固据点，同时向马戈送信要他火速北上增援。然而，西庇阿却决定在哈司德鲁巴尔有可能获得增援之前发动进攻。

罗马军可能以三万五千人对两万五千人的优势在人数上超过哈司德鲁巴尔军团，借以抵销哈司德鲁巴尔所占地形的天然优势。西庇阿派其轻武装步兵以宽阔正面发动进攻，用以吸引哈司德鲁巴尔的注意力，而他的重步兵则沿山坡向上攻击迦军两翼。哈司德鲁巴尔的反击抵挡不住罗马军的两面包抄。他意识到自己已无获胜希望，遂巧妙地将其部队及行李辎重平安撤出战场并向北退入山区。其强大的后卫部队打退了罗马军的追击。

最后，哈司德鲁巴尔穿过西班牙北部，翻越比利牛斯山并到达高卢。

翌年(公元前207年)。迦太基派汉诺率另一支军队去西班牙。他与马戈的军队会师。

但是西庇阿派出一支强兵去攻打汉诺的营地。在随后的交战中，汉诺被生擒，然而马戈却成功地率领大部队向西班牙南部转移与驻在加的斯附近的哈司德鲁巴尔-吉斯戈会合。

伊利帕战役

西庇阿沿巴埃提斯河追击马戈。他在伊利帕附近扎营，那里离迦军不远。马戈的骑兵趁罗马军修建设防营地时向他们发起袭击，但是被西庇阿的骑兵击退。一连几天，两军都出营列队对阵，但是彼此都按兵不动，等待对方出击。

一天拂晓，西庇阿命令部下出动，其伊比利亚部队居中，罗马军队分列两翼。他用轻步兵与骑兵袭击哈司德鲁巴尔-吉斯戈的前哨，迫使迦太基军匆忙整队应战以阻止罗马军进攻营地。迦太基军作战队形为伊比利亚部队居两翼，非洲部队与战象居中央。

西庇阿发起进攻。他压住其中路军，命令两翼出击。他的这个作战方案似乎借用了汉尼拔坎尼战役的战斗部署。他的罗马军团冲向哈司德鲁巴尔的伊比利亚部队，迦军两翼被分割，终于彻底崩溃。哈司德鲁巴尔-吉斯戈与马戈试图以其非洲部队继续抵抗，但还是被击退并一直被逼至海边。那两位迦太基将领坐船逃走，但是他们的部下却大多数被杀或投降。

伊利帕战役之后，西班牙就不再存在迦太基野战军了，但是在许多城市中还留有忠诚的迦太基守军。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不是被罗马军攻破就是被叛卖给罗马。到公元前206年秋，西庇阿已征服了全部迦属西班牙。伊比利亚的丰富银矿已在向罗马提供财源，使它获得额外的资金将这场战争进行到底。

谢选骏指出：面对如此具有先天弱势的迦太基军队，罗马人还打仗打得这么辛苦，可见罗马人并非神勇之辈，我看他们也不会比秦国军队更加强悍。但是历史无法假设，甚至无从比较——世无英雄，矮子里面拔将军，邓小平也能血洗天安门广场。

【第十章　梅托汝斯河战役】

战争的代价

罗马在公元前211年夺回卡普阿以后继续奉行其防御战略，还是不敢正面与汉尼拔交锋。他们虽然收复了萨谟奈与阿普利亚的一些城市，但是仍试图进行不大规模的战役。

公元前210年，森图玛鲁斯率领两个军团在阿普利亚的赫尔多尼亚附近中了汉尼拔的圈套。罗马军大败，森图玛鲁斯与他的大部分士兵在激战中丧生。

此后不久，汉尼拔在维努西亚附近与马尔克卢斯交手。双方不分胜负，但汉尼拔略占上风。马尔克卢斯主动撤退以求休整并重建其部队。汉尼拔却继续在整个意大利南部随意活动。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正在罗马及其同盟国中造成巨大的动乱。意大利半岛上十三个罗马殖民地中有十二个拒绝按罗马要求派送额定数量的兵员。从经济上说，罗马负担过重。人民对不断增加税金的忍耐已几乎到达极点。政府在筹集必需的资金以支付战争费用这一点上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其一部分士兵长期拿不军饷。

然而，如果说罗马人处境不佳，那么汉尼拔处境更为不妙。连年征战几乎从未得到过来自迦太基的任何增援，这使他军中受过专门训练的士兵数量大大减少。同时他不得不完全就地取粮。在这种处境下他必须不断向新地区转移。尽管如此，罗马人一如既往仍惧怕并敬重汉尼拔，而他的部下对于这位他们所爱戴的智勇双全的统帅依然忠心耿耿、甘于效命。

塔兰托的陷落

公元前209年，汉尼拔试图在阿普利亚重新赢得支持但是没有成功。他又在卢卡尼亚作战失利，败给了罗马执政官孚尔维乌斯·弗拉库斯。接着，正当汉尼拔为打破罗马对考隆的围困来到布鲁提翁之时，那一年的另一位执政官法比乌斯开始围攻塔兰托。法比乌斯有两个军团是罗马人攻占西西里后收编过来的。为了支援法比乌斯的进攻，另有三十艘罗马五层划桨战船由海上向塔兰托靠近。

汉尼拔立即赶去援救被围的塔兰托，但是他还来不及赶到该城，那里的守军指挥官就已将城献给了罗马人。到此时，“拖延家”法比乌斯显然已经忍耐不住，放手让其部下肆意劫掠。该城的三万名居民全部被卖为奴隶。

汉尼拔得悉塔兰托已经陷落，就改道前往梅塔蓬图姆。他企图把法比乌斯从塔兰托引走并诱使他进入伏击圈。但是法比乌斯在出发前按惯例向诸神行了祭献仪式并祈求神示。结果他发现神签所示的征兆不祥，故而不再出兵。他可能对汉尼拔的真实用意早已有所觉察，因此巧作安排使他肯定能拿到这张他所想要的神签。古罗马讲究实际的将领们往往并不非常笃信宗教，然而却惯于利用神示，让神签以他们所需要的内容出现。

第二年夏天(西庇阿于这年夏天在西班牙的巴埃库拉大败迦军)，执政官昆克提乌斯·克里斯庇努斯冒险进入意大利半岛西南端企图攻占洛克里。然而，当汉尼拔开进该地区之时，克里斯庇努斯害怕遭到围困遂北上与另一位执政官马尔克卢斯会合。马尔克卢期的位置在维努西亚附近。这两支罗马军队的营地相距约三英里，总兵力有四万人左右。

汉尼拔军的人数大约只及罗马军总人数的一半。他把部队带到罗马军队南面三英里处。

他接连不断地运动部队，从而使罗马军一直无法断定他下一天将采取什么行动或者将在何处。尽管如此，他与罗马军一样也并不急于冒险进行正面交锋。

马尔克卢斯之死

大约与这三个营地等距离处有一座小山，汉尼拔悄悄地占领了它。他在山上部署了一部分努米底亚部队，令他们监视敌军的行动，但决不能暴露目标。罗马军虽然认识到这座山是一个制高点，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山上有迦太基军队。两位执政官担心汉尼拔可能会去占领它，他们决定对占领此山的价值亲自作一番调查。他们亲率包括马尔克卢斯之予在内的若干名军官以及两百名骑兵出发去山中侦察。

两位执政官在马背上服饰华丽、气度不凡，叫人一眼就能看出身份。正当他们攀越山岭进入一片树林时，那些努米底亚士兵扑向他们，杀死了马尔克卢斯。重创其子和克里斯庇努斯。少数幸存者逃回罗马军阵线。马尔克卢斯的尸体被送交汉尼拔。克里斯庇努斯匆忙把军队从该地区撤走。此后不久，他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紧接着，汉尼拔试图用计骗取萨拉皮亚，但没有成功。他向城中送去一封信，加盖了马尔克卢斯的印章，命令守军打开城门。但是守军指挥官已得知了马尔克卢斯的死讯，拒绝按这道假令行事。

与此同时，汉尼拔获悉罗马军又在围攻洛克里。他得到情报：塔兰托的守军指挥官正拨出一支部队前往增援围城。汉尼拔立即派遣一个由三千名骑兵与两千名步兵组成的特遣队去狙击这支罗马军队。狙击战大获全胜。幸免于死的少数罗马士兵逃回塔兰托。

智取萨拉皮亚既然不成，汉尼拔遂前往救援洛克里。洛克里城的迦太基守军指挥官一看到充当汉尼拔前卫部队的努米底亚骑兵出现，立即率兵出击。罗马围城部队措手不及，在两面夹攻之下，罗马军队逃上战船离去。

哈司德鲁巴尔开赴意大利

公元前208至207年的那个冬天给罗马带来了坏消息。哈司德鲁巴尔率领大约两万人已经到达高卢，而且肯定正在开赴意大利与其兄会合。阻止哈司德鲁巴尔这一企图的责任落在两个执政官身上。他们是驻在南部的克劳狄乌斯·尼禄及驻在北部的马尔库斯·李维乌斯·萨利那托尔。尼禄和孚尔维乌斯·弗拉库斯各率两个军团将监视汉尼拔的动向。

李维乌斯把据点放在意大利中部的纳尔尼亚，在那里他可以根据哈司德鲁巴尔进军的实际路线随时向伊特鲁里亚成皮塞农运动。坎尼战役的败军之将泰伦提乌斯·瓦罗率两个军团驻在伊特鲁里亚，波尔基乌斯·利基努斯另率两个军团驻在阿里米农。算上卡普阿、塔兰托以及罗马城本身的守军，罗马在意大利共有十五个军团，约含七万五千罗马公民以及同样数量的同盟国公民。在西班牙还至少有两万名罗马士兵。根据那一年的人口统计，够从军年龄的罗马男丁总计为十三万七千一百零八人。对照之下，可见罗马政府在军事上竭尽全力到了何等地步。余下从事农业或其他非军事工作的罗马成年男子实在寥寥无几。

在友好的高卢人的帮助下，哈司德鲁巴尔翻越阿尔卑斯山时没有遇到任何曾为汉尼拔所经历过的困难。他顺利进入波河流域，沿途不断招募高卢新兵来扩充自己的军队。

他曾试图夺取普拉森提亚但终因没有攻城器械而未奏效。然后，他沿东海岸南下。此时，李维乌斯已匆匆赶去与波尔基乌斯会合，后者已从阿里米农渡过梅托汝斯河南撤。这两支罗马军在塞纳加利卡前方扎营。

与此同时，汉尼拔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一方面需要保卫他在意大利南部的根据地，另一方面又需要帮助哈司德鲁巴尔从扼守于意大利中部的庞大罗马军队中安全通过。罗马军竭力使汉尼拔首尾难顾。他频繁转移，不断为其军队募集更多的兵力并试图驻扎在靠近布鲁提翁与洛克里的地方。他还是不放心洛克里，因为它常年处在罗马军袭击的威胁之下。打了两场小仗以后，他在卡努西翁驻扎下来等候其胞弟的消息。

哈司德鲁巴尔深知他必须把他进军路线的计划尽快告诉汉尼拔。于是他从普拉森提亚派人向汉尼拔传递信件。这封信清清楚楚地用迦太基文字写成，由一支小分队专程递送，其中四名是高卢骑兵，两名是努米底亚骑兵。这六名老练的骑手一路来被发觉来到了阿普利亚，结果却得知汉尼拔已去梅塔蓬图姆。不幸的是，他们在走过塔兰托附近的地方时被昆图斯·克劳狄乌斯的部下擒获，那封信也落入了罗马人手中。克劳狄乌斯立即派人把信呈交给尼禄。

永远没人知道哈司德督巴尔为什么不用密码书写这封信，或者命令送信人把信的内容记在脑子里。但是事实情况就是这样，这完全是一封人人都能看懂的信件。这就给了尼禄可趁之机。

尼禄与哈司德鲁巴尔

汉尼拔还在等待那封永远到不了的信，然而尼禄却在此时得知哈司德鲁巴尔计划从阿里米农翻越亚平宁山脉，以期在翁布里亚与其兄会师。尼禄立即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传令全军整装待发，告诉他们他打算前去攻打汉尼拔在卢卡尼亚的一些城市。与此同时，他请求元老院把卡普阿的守军调去保卫罗马，然后把全部可供使用的军团从罗马调到纳尔尼亚。这样部署完毕以后，他率领全军最精锐的六千名步兵与一千名骑兵出发。

走出好长时间之后，尼禄才告诉他的士兵，此行的目的是要日夜兼程赶往塞纳与李维乌斯会合。他派出传令兵前去通知沿途居民把食品、补给提前送到路边以供部队路过时取用。尼禄的部队一路上几乎马不停蹄，七天就走完了全程。他们在夜间到达并钻进李维乌斯部下的帐篷过夜，以免使哈司德鲁巴尔觉察到这支援兵的存在。

次日早晨，罗马军出营列阵。哈司德鲁巴尔部下有人报告听到罗马营中传出两套号令。哈司德鲁巴尔立即意识到罗马营中存在另一支军队。他认识到自己在数量上远居劣势，为此他闭营不出，不应战。当夜，他趁黑率军西去，显然希望能抵达弗拉米尼亚大道，那是越过亚平宁山脉去往翁布里亚乃至罗马的一条主要通道，但是由于天色昏暗，迎太基军难于找到其沿梅托汝斯河行进的道路，第二天依然不顺利，因为他们无法找到可以徒涉过河的地方。

梅托汝斯河战役

哈司德鲁巴尔正准备在河岸上一处高地扎营以安置其疲惫的部队，尼禄却已率领骑兵追到。紧接着来到的是波尔基乌斯率领的步兵，然后又是李维乌斯。罗马军迅速列好队形以求一战。在这种情况下，哈司德鲁巴尔除了迎战以外别无他择。他也排好阵形，把左翼的高卢部队部署在一个悬崖之顶，以使他们避开由尼禄亲自指挥的罗马军右翼。

中央是利古里亚部队，前面列上战象，与波尔基乌斯的部队相对。哈司德鲁巴尔本人则率领伊比利亚部队居右翼，与李维乌斯的部队对阵。

罗马军先发制人。全线除了那个悬崖周围之外不久便进入战斗。那里之所以成为例外是因为高卢人据有峭壁悬岩，致使尼禄难以下手。战象起先确在攻击罗马军，然而罗马军团却凭着其机动灵活的作战队形反而使这些庞然大物受到重创。赶象人对其失去了控制，战象四处乱跑。最后，为了不让战象继续伤害迦太基官兵，只得将其全部杀死。

双方战斗了一段时间以后依然不分胜负。哈司德鲁巴尔深入前线，指挥全军奋勇作战。尼禄由于受到悬崖阻隔无法接近与他对阵的高卢部队，于是就亲率一部分兵力绕边罗马战线的后方从右翼运动到了左翼，转而攻打迦太基军的右翼及后卫。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伊比利亚与利古里亚部队一片混乱。迦太基军队的战线开始崩溃。哈司德鲁巴尔知道大势已去，遂策马冲入激战阵中，“至死犹斗，不愧为哈米尔卡之子、汉尼拔之弟。”

迦太基军在这场惨败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这在今天虽已无据可考，但是可以知道，哈司德鲁巴尔的部队确实已不复存在，汉尼拔对于攻克罗马的最后一丝希望也随之消失了。但是他在这场战役结束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却一直对它一无所知。尼禄在战役后的第二天就启程返回意大利南部，其行军速度与他飞速北上时大体相同。

罗马的史学家们记述说，尼禄到达汉尼拔所在的地区时，曾令一些迦太基战俘前去把事情经过告诉汉尼拔。但是另有一种传说，说罗马军用石弩将其胞弟的头颅越过高墙射入汉尼拔的营地内，这才使汉尼拔第一次获悉梅托汝斯河战役惨败的消息。我们不清楚究竟哪一种说法符合史实，但是不管汉尼拔如何得到消息，他在一旦闻讯之后确实极度悲痛与失望。为此他撤退到布鲁提翁。

这次大捷的消息传到罗马，全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经过那么多年的失败与磨难，终于有一支迦太基军在意大利遭到了全歼。

谢选骏指出：迦太基雇佣军是罗马国民兵的老师，经过这么多年的勤学苦练，罗马人终于可以出师了！打败迦太基之后，罗马也就获得了地中海世界举世无敌的位置了。直到内陆来的匈奴人及其驱赶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奴隶），打断了罗马的脊梁骨，迫使他们跪地求饶。不仅如此，罗马人在对付波斯人方面也是一筹莫展——不仅西罗马如此，东罗马也是如此，其成绩还远远不如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和阿拉伯的回教徒。由此可见，罗马帝国基本上是个围绕地中海展开的海上强权——即使在欧洲，它可以渡海征服不列颠岛，却无法越过莱茵河与多瑙河扩张帝国。而迦太基人呢？却偏偏是个失去了制海权的海上霸权，它能不被罗马毁灭吗？

【第十一章　西庇阿入侵非洲】

汉尼拔修订战略

直到梅托汝斯河战役之前，汉尼拔无疑还在认为尽管存在诸如卡普阿失守之类的挫折，他最终还是能使意大利人民为这场战争付出无法忍受的代价，到那时他们就会舍弃罗马而归顺于他。他在自坎尼战役之后数年间所采取的行动使我们相信，他也许仍然信心十足地感到他的长期战略最后必将成功，他总有一天将能联合全意大利反对罗马，然后他就能入侵拉齐奥区从而最终灭亡罗马本身。

然而，梅托汝斯河畔的惨败必定已使汉尼拔确信他原先的战略计划已经失败，他永远也不可能打败或消灭罗马。直到这时为此，尽管他的兵力正在减少，曾为他控制的一些城镇已告失陷，但是他也许仍然寄希望于迦太基送来增援，从而使他得到他所需要的力量去赢取最终的胜利。史书并无记载可以证明他确曾在梅托汝斯河战役后更改过他的长期战略目标。但是根据他先前所表现出来的现实精神与远见卓识，同时也根据他随后采取的行动，我们可以放心地推断他必定修订了他的战略。

很可能，在公元前207年之后，汉尼拔决定坚守他在意大利南部的占领地，其意图是使罗马越来越厌战直至最终以不会导致迦太基亡国的条件与迦太基媾和。他必定曾意识到，实现这个意图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罗马在长期战争中已充分表现了它的毅力与决心。尽管如此，这也许是他在当时唯一能够企求而又感到应该可以达到的战略目标。

汉尼拔陷于困境

公元前206年间在意大利几乎没有战事。汉尼拔并不急于求战，因为他的兵力不够强大，他不愿意冒险行事。与此同时，诚如利维指出的，“尽管除了他手中的那支孤军及身边的那点地盘以外，他周围的一切都正处于分崩离析之中，然而在罗马人看来，这位将军即使单枪匹马也具有极大的威力。既然他按兵不动，罗马人也就不去惹他。”利维关于这场战争的记述有强烈的亲罗马倾向，这本来就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对于这位迦太基名将他却为我们留下了一段非凡的评价：我确实不知道，处于逆境中的他是否该比诸事顺利中的他更值得人们钦佩。他率军出征历时十三年，如此远离国土，终究常胜不败；况且这支军队的成员并非他的同胞国人，而是各国社会的无用之辈。他们没有共同的法律、习俗与语言；其外貌、衣着、武器、宗教礼仪甚至其所膜拜的神祗也各不相同。然而他却用某一种纽带把他们非常有效地联结在一起，故而虽则身处敌国，常常缺少粮饷，但是在士兵内部或将士之间却从未发生过任何骚乱……尤其是在哈司德鲁巴尔阵亡、其军队被歼、全部胜利的希望毁于一旦而汉尼拔只得撤至布鲁提翁一隅之地以后，他的营中依然军心不乱，有谁能不为此叹奇呢？因为撇开一切其他困难不说，他现在除了依靠布鲁提翁的农田以外已别无希望获得给养以维持其军队。这些农田虽然全都经过耕作，但是要供养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其数量却是远为不足的。……同时，他从未收到过来自国内的任何补给，那里的人们在为能否保住西班牙而焦虑，似乎意大利的一切都在顺利进展。

西班牙及其丰富的矿藏对迦太基国内的许多人来说确实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他们意识不到罗马是对迦太基生存本身的一个威胁。但是迄至此时，西庇阿已从迦太基手中夺得了大半个西班牙。

西庇阿计划入侵非洲

公元前205年，西庇阿回到罗马。为褒奖他的功勋，元老院选他为执政官。尽管许多老一辈议员不赞同他关于这场战争该如何进行的观点，但是广大罗马人民却非常爱戴他。当消息传开说他意欲将战火燃向非洲，在迦太基人的国土上与他们展开较量时，那些认为应首先消灭汉尼拔的人大为反对。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在元老院作了长篇发言，力主应先在意大利把汉尼拔汀败；在此之前入侵非洲很可能会导致灾难．西庇阿成功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到分配军队时他获得了两个军团的指挥权。这两个军团曾在坎尼参战，败北后一直驻在西西里。他被授权渡海入侵非洲，只要他认为这样做对罗马有利。

为了扩大其部队的规模，西庇阿又征集到七千名志愿兵。他还在四十五天之内建造并装备了三十艘战船，自始至终未花本国一分钱，因为无论是材料还是劳力都是由罗马的意大利盟国提供的。西庇阿接着便准备入侵非洲。

洛克里失陷

正当西庇阿忙于练兵之际，有情报传来说出现了一个夺取洛克里的机会。勒久姆的一些洛克里流放者与一些曾是罗马囚犯。后又被赎回城来的洛克里人正在密谋发动叛乱。

西庇阿获悉，洛克里城两座卫城之中有一座将易帜归降罗马。尽管洛克里不在西庇阿的辖区之内，他还是派兵前往协助将其攻占。这样一来，罗马军与迦太基军就各占一座卫城了。

汉尼拔急速前往试图挽回局势。西庇阿也率领更多军队由海路赶赴该地区。汉尼拔发现该城居民人心倾向罗马而背离于他。面对敌方卫城中罗马军的顽强抵抗以及驻在布鲁提翁其他地区的四个罗马军团的不断威胁，汉尼拔没有任何选择余地。他放弃了洛克里，另一座卫城立即投降。

但是，那年夏季未尽之时迦太基的援兵抵达了意大利。汉尼拔的弟弟马戈率三十艘战船一万四千余人在北面的利古里亚登陆。他攻占了热那亚并从意大利北部的高卢部落中召募到更多士兵。罗马人在阿雷提翁有瓦勒里乌斯·莱维乌斯所率两个军团监视他的行动，在阿里米农另有李维乌斯·萨利那托尔指挥的四个军团，但是他们并未试图去驱逐他。对垒双方对梅托汝斯河畔的那场激战都还记忆犹新。马戈虽然得到了来自迦太基的增援——六千名步兵、八百名骑兵与七头战象——但是也并不试图将其行动扩展到远离其基地的地方。

西庇阿与努米底亚人谈判

与此同时，西庇阿在西西里忙于进行外交谈判，希望以此赢得非洲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共同反对迦太基。他已经与努米底亚地区的马赛西里国王西法克斯达成了初步协议。西法克斯及其国民曾一度臣服于迦太基，此时已获独立。但是哈司德鲁巴尔-吉斯戈将其美丽的女儿索福妮丝芭嫁给西法克斯为妻，从而使西法克斯重新积极支持迦太基。

西庇阿在与西法克斯的对头之一马西尼萨打交道时较为顺利。马西尼萨是介于迦太基与马赛西里之间一个称作马西里的小国的王子。西庇阿早先曾在西班牙与马西尼萨会晤并得到过他保证给予支持的许诺。西庇阿派莱利乌斯赴非洲与马西尼萨谈判签订一项牢靠的协议。这位努米底亚王子果然对罗马人很有价值。虽然他投奔罗马时他已经被迦太基人与西法克斯逐出了他的王国，但他终究为罗马人提供了一支规模不大，然而却骁勇善战的骑兵。

西庇阿渡海赴非洲

公元前204年春，西庇阿率领大约二万五千人分乘四百艘运兵船在四十艘战船护送下自利利巴厄姆起锚向非洲进发。远征军在法里那角的乌提卡附近登陆，离突尼斯湾的西北端不远。马西尼萨立即率领两百名骑兵投奔他们。此后不久，马西尼萨及其部队把迦太基的一支骑兵诱入伏击地点，然后将其彻底击溃。

西庇阿先是到处进犯乌提卡外围地区，沿途肆行劫掠并夺取若干小镇，然后才安定下来，从海、陆两路包围乌提卡。围攻四十天后，因为西法克斯已带领约五万名步兵和一万名骑兵开赴作战地点并且就在罗马军近旁扎营，西庇阿只得放弃。他非常明白自己在数量上的严重劣势，故而转移到乌提卡以东两英里处一个小半岛上的冬营之中，在那里他可以威胁乌提卡与迦太基之间的交通联络。距他六英里处是哈司德鲁巴尔-吉斯戈与西法克斯的营地。

在冬季期间，西庇阿暗中试图说服西法克斯废除旧盟转而投向罗马。西法克斯提出了和平条件，建议罗马人撤离非洲，同时汉尼拔撤离意大利圈。西庇阿毫无撤离的意图，但他却假意续继淡判了一段时间，并在此期间趁机制订作战计划。

前往西法克斯兵营谈判的罗马代表每天不同，因为西庇阿想让尽可能多的军官到迦太基营地去察看环境并尽其所能了解有关迦太基前哨部队组织与布防的全部情况。最后，西庇阿中断了谈判。他告诉西法克斯，尽管他本人倾向于接受他的和平条件，但是他的军事会议成员却拒不同意接受不包括西法克斯脱离迦太基阵营在内的任何协议。

第一次乌提卡战役

正当谈判还在进行之时，西庇阿就已经在其战船上配备了攻城器械以便从海上进攻乌提卡。为了掩盖他的真实意图，他派两千人马去攻占城东的小山群。秋季时，他的部队曾在那里宿营。就在他中止与西法克斯谈判的当夜，他将其计划付诸行动。在夜幕的掩蔽下，大军悄悄走出罗马军营，向迦太基营地逼近。

毫无戒备的迦太基人正在他们用苇草及树枝搭成的茅棚中酣睡，由莱利乌斯与马西尼萨率领的罗马前卫部队却已到了他们营地前。一些罗马士兵设法潜进营去，在若干地方点燃茅棚。正当有风，火势迅速蔓延，一时之间扑救无效。烈焰之下，数万人争相逃命，营中一片混乱。等到他们逃出营，却又遭到早巳部署在门外的马西尼萨所率领的努米底亚骑兵的袭击。

哈司德鲁巴尔-吉期戈营地的哨兵望见了火光。他们根本未想到这场大火的起因是由于敌军偷袭。许多人于是不拿武器就跑去帮助灭火。西庇阿的部队已等候多时，把冲出营地的迦太基人逐个杀死。然后，西庇阿攻破吉斯戈的营地大门。照样点燃茅棚。在随后出现的惊惶中，大约有四万名迦太基人与努米底亚人丧生，有的被火烧死，有的则被罗马士兵杀死。吉斯戈与西法克斯率领少数幸存者落荒而逃。吉斯戈先是在一个附近小镇昂达停留，但是不久因害怕被西庇阿追歼遂径直退至迦太基城。

西法克斯躲在其国境附近的一个设防城市中。他倾向于放弃这场战斗，但是他的妻子索福尼丝芭“眼泪汪汪地”劝他“不要辜负她的父亲与她的国家，更不能容许迦太基被熊熊烈焰所吞噬，正是这同样的烈焰烧毁了他的营地，使它们化形了一片灰烬。”此时有四千名伊比利亚士兵从西班牙到达这里，这也帮助西法克斯下决心继续站在他岳父哈司德鲁巴尔-吉斯戈一边。几天以后，这两位指挥官重新会合，其时他们已设法筹集到一支大约三万五千人的军队。

第二次乌提卡战役

西庇阿已重临乌提卡城下。当消息传来说那两位迦太基将军正在加紧准备重新开战时，他再度放弃围城。然而留下足够数量的部队继续摆出攻城的架势，自己却火速赶到吉斯戈与西法克斯正在组织兵力的地区。连续三天，两军之间仅限于进行小规模战斗。

到了第四天，双方都排列起战斗队形。西庇阿将其罗马骑兵放在右翼，与西法克斯及其努米底亚骑兵对阵；左翼是马西尼萨所部，其对面是吉斯戈及其迦太基骑兵；罗马军团居中，与伊比利亚步兵对垒。

布匿战争以来第一次，一位罗马将军有效地利用了其骑兵力量。西法克斯与吉斯戈都抵挡不住进攻他们翼侧的骑兵，最后都被逐出阵地。罗马军团遂由两翼向中央攻击。

伊比利亚步兵虽然英勇作战，也终于为敌军所压倒。他们坚守阵地，直至最后一个人被罗马人砍倒为止。吉斯戈与西法克斯又得以逃脱，前者逃往迦太基城，后者逃回自己的王国。

翌日，西庇阿命马西尼萨与莱利乌斯率领轻步兵及全部罗马及努米底亚骑兵去追击这两位迦太基指挥官。与此同时，他用其余兵力夺取了迦太基城周围的所有城镇。

威胁是显而易见的。迦太基人现在相信只有汉尼拔才能拯救他们免遭失败。一位使昔奉命赶赴意大利请他回国保卫首都。

与此同时，迦太基舰队被派往乌提卡进攻围困该城的罗马战船。但是西庇阿的观察哨十分警觉。他们发现迦太基舰队正在驶向乌提卡。西庇阿全速返回援救他自己的舰队，结果得以抢在迦太基人来到之前作好了战斗准备。在接着发生的战斗中，迦太基舰队被逐走，罗马方面则损失了六艘运输船。

努米底亚的一场政治与爱情风波

莱利乌斯与马西尼萨紧追西法克斯越过边界进入努米底亚。西法克斯试图反击，但被击败，他本人也被生擒。随即，马西尼萨前往西法克斯王国的首都锡尔塔要求该城向他投降。锡尔塔的居民拒不投降，直到最后马西尼萨把他们戴着镣铐的国王押到城下给他们看，他们才改变了态度。城门于是被打开，马西尼萨及其军队昂首策马而入。

在王宫里，马西尼萨见到了索福尼丝芭。她恳求他不要把她交给罗马人。利维说：“这位征服者的心不仅因怜悯而融化，而且由于努米底亚是一个极度多情的民族。他竟然反过来成了他的俘虏的奴隶。”他决定最好还是娶她为妻。似乎没有人——西法克斯可能除外”——把她已是有夫之妇这一点放在心上。仓促举行了婚礼，显然是为了使莱利乌斯无法阻止此事。莱利乌斯到达后果然表示反对，但是木巳成舟。马尼西萨说服了他的罗马同僚不将他的新娘与西法克斯一起解送给西庇阿。这两位指挥官然后就出发去征服努米底亚的其他城市。

当西庇阿获悉在锡尔塔所发生的事情时，他对马西尼萨十分失望同时担心聪慧的索福尼丝芭会故伎重演，如同她早先说服了西法克斯一样再次说服她的新丈夫离弃罗马的大业。西庇阿向马西尼萨表达了他的失望，并且向他指出，由于索福尼丝芭与西法克斯已经亡国，所以他们是罗马人民的财产，应该双双押往罗马，由罗马人民来决定他们的命运。显而易见，西庇阿拒不承认这次新婚。

马西尼萨心烦意乱至极，他在他的账篷里郁郁不乐地冥思苦索了好长时间，最后派人给索福尼丝芭送去了一杯毒酒，同时附去一封信说他这样做是在履行诺言，他曾答应决不将她活着交给罗马人。索福尼丝芭的回答无愧于她王妃的身份。她对送信人说：“即使这是一件不受欢迎的礼物，如果我丈夫提出不要我再服侍他，我也接受这份结婚礼物。不过你转告他，我会愉快地死去，如果离死期这样近我是不会再结婚的。”说完这些话，她便饮下了毒酒。

汉尼拔在意大利的衰落

与此同时，马戈终于在公元前203年由利古里亚翻越亚平宁山脉进入波河流域。在那里他被迫与科尔涅利乌斯·卡特古斯及昆提利乌斯·瓦鲁斯指挥的四个罗马军团大约二万四千人交战。马戈的部队训练有素，人数也许多达三万之众。他的战象在冲垮罗马骑兵并帮助已方骑兵克敌制胜方面确实特别具有价值。马戈在战斗中指挥其骑兵冲击已逐渐对迦太基步兵占据上风的罗马军团。

这场战斗争夺激烈，鹿死谁手一时尚无定论。正在此时，马戈却负了伤。他的部下顿时气馁。他们抬起已失去战斗能力的指挥官急忙撤退。马戈命令返回利古里亚。在那里他见到了迦太基派来的特使并接到命令要他回师非洲。他率部队登上船只，途中却终因这场战斗中留下的伤口恶化而死。这是他一生最后的一场战斗。

汉尼拔一直留在布鲁提翁。四个罗马军团虎视眈耽，使他无法远离此地。罗马人一个个地收复了迦太基部队所占领的城镇。但是除了有一些小规模战斗以外，两军主力之间没有发生较量。汉尼拔所剩兵力有限，因而不能出动全军冒险一战；而罗马人也不愿眚再次惨败在这位迦太基人手下的风险，因此他们宁可选择消耗战。

这就是公元前203年年底汉尼拔奉命回国时的军事形势。他立即启程，从而结束了历时十五年的意大利之役。这样一个结局对汉尼拔来说必定是令人痛心而失望的。

谢选骏指出：索福尼丝芭的故事真是埃及妖后的预演……汉尼拔如果对此结局真的痛心失望，那就说明他的智商太低了！因为他枉为大师，不能未卜先知。反之，如果汉尼拔真是天才，那么，他就仅仅是在演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戏剧，就像孔子那样，意在骗取学费、愚弄后人？

【第十二章　扎马战役】

和平谈判

公元前203年秋，西庇阿几乎兵临迦太基城下。在这种形势下，城内的主和派开始变得越来越有势力。迦太基元老院派遣使臣遏见西庇阿商议媾和条件。西庇阿直言不讳地说他倒更愿意打出一场彻底的胜利来。尽管如此，他还是提出了休战条件：

(1)迦太基必须从意大利与高卢撤出全部军队并放弃其在西班牙的一切权利；

(2)她必须将其全部剩余军队撤出位于意大利与非洲之间的一切岛屿；

(3)必须承认马西尼萨为马西里国王；

(4)必须尊重利比亚与昔兰尼加境内各部落的自治权；

(5)必须归还全部战俘；

(6)迦太基必须向罗马交出除二十艘战船外的全部舰队；

(7)她必须交付五十万配克(Peck)小麦、三十万配克大麦以及五千塔连特白银。

迦太基人接受了这些条件并同意派遣使臣赴罗马。罗马元老院最终也批准了和约。

汉尼拔回到非洲

正当这些谈判活动尚在进行之时，汉尼拔在布鲁提翁未遇到任何对抗便顺利指挥全军登船并平安抵达非洲的莱普提斯。此时，他全无骑兵，也许总共仅有一万五千人的兵力。他的存在以及马戈残部约一万二千人到达非洲使迦太基主战派的势力上升；主和派被赶下台，先前的和约受到了否决。

就在这时，两百艘满载援兵及补给的罗马运兵船在驶往西庇阿驻地的途中遇到风暴在突尼斯湾搁浅。迦太基城近在咫尺，对此一目了然。哈司德鲁巴尔-吉斯戈率领五十艘战船前去攻击这些罗马船，其中许多被拖离浅滩并带回港口。西庇阿派使者去迦太基对这个行动提出抗议，但是迦太基方面拒不接受，罗马使者也险些未能活着返回营地。

事情很清楚，战争还将继续。

现在罗马终于有了一个甘愿并能够在野战中与汉尼拔一决高低的将军，西庇阿自汉尼拔首次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以来一直以各种方式参与了这场战争，并且与众不同地通过研究汉尼拔的军事行动使自已有了许多长进。他在西班牙证明了他的才干；他直接搬用了汉尼拔的战略和战术，从而也表明他已从这位迦太基名将身上学到了好多东西。现在就等着看他在与汉尼拔本人的对抗中表现如何了。

汉尼拔在莱普提斯登陆后遂向哈德鲁梅进发。他在那里度过公元前202年的盛夏，休整并组织其军队。他设法从一位努米底亚酋长提凯尤斯那里征募到二千名骑兵。从非洲以及马其顿的腓力王那里，他的兵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到那年夏末，他大约已有四万军队。

汉尼拔与西庇阿

西庇阿意识到战争尚未结束，于是向已回到本国的马西尼萨紧急求援。马西尼萨马上率领四千名骑兵及六千名步兵赶来，有了这些军队，西庇阿的兵力可能与汉尼拔的大致相当。

夏日将尽之时，西庇阿沿巴格拉达斯河谷溯流而上，去那拉加拉附近与马西尼萨会合，一路上对沿途乡村肆行蹂躏。不久以后，汉尼拔将其营地移至扎马。这里距迦太基城有五天以上行程，位置介于迦太基城与西庇阿之间。他如惯常一样派出探子搜集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有关罗马军队的情报。但是那些探子被擒获并被带去见西庇阿。这位罗马将军准许他们四处察看，然后派人护送他们返回汉尼拔营地。西庇阿竟然表现得这般自信，这使汉尼拔第一次意识到他终于在与一位堪称对手的人相对抗。他派遣一名使者前去谒见西庇阿，建议与他在中立地区会晤。

传说这两位将军果真会面了。利维写道：“当他们相向定近看到对方时，顿生互相敬慕之情，两人都惊呆了一时相对无言。”古史中所记述的这次会面与两位伟人的身分是相符的。

汉尼拔表示，恢复和平的时刻已经来临。他说：“稳在手中的和平总比前途未卜的胜利更理想而且更保险。和平由您自己主宰，胜利归谁则须仰赖神灵了。”

但是西庇阿对汉尼拔提出的休战条件不屑一顾。他坚持按迦太基人先前同意过的条件议和。他问道：难道迦太基方面应该为其破坏停战而得到奖励吗？双方很快就明白已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

这两位将军返回各自营地，开始为会战作准备。次日早晨，他们将军队带到扎马附近的一片平地上，双方排好作战队形。非常明显，这场战役将决定这次战争的结果。

扎马战役

由于汉尼拔的骑兵力量薄弱，他力图尽其所能加强其战线的中央，以便能够抵挡住罗马军团的猛攻。为此，他把八十头战象部署在最前列，然后才是第一条战线，即马戈的部队以及来自毛里塔尼亚、利古里亚、高卢、巴利阿里群岛与利比亚的步兵。他们后面是战斗力较弱的迦太基及非洲部队，汉尼拔对这些部队几乎没有多少信心。相反，在他的第三条战线中集合着跟随他征战意大利的老兵。他把他们留作后备队，一旦人数上占优势的罗马骑兵胜过他的簿弱骑兵时就用他们保护两翼与后方。他将其骑兵分列在两翼。

西庇阿按罗马军惯用的三线队形部署其军队，但是他的队形与通常采用的棋盘式方阵不同。他的每一条战斗线的各个大队都与另一条战斗线中的那些大队前后对齐，这样在战斗单位之间既留开了让敌方战象得以通过的距离，而整条战线又可以保持其完整性。

他的左翼是莱利乌斯率领的意大利骑兵。马西尼萨的努米底亚骑兵居于右翼。

汉尼拔以战象冲击先发制人，但是西庇阿早已在其第一条战线里集中了他的号兵。

几百支军号齐鸣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把那些庞然大物吓得晕头转向。显然确有一些战象冲过了罗马战线，但是大部分战象不是被赶到旁边，就是调过头来向迦太基军队冲去，结果吓坏了迦太基战马，反而帮了马西尼萨和莱利乌斯的大忙，使他们得以将迦太基骑兵赶出战场。

汉尼拔的第一条战线打得很顽强，但还是慢慢地被罗马步兵逼向后退。正如汉尼拔所担心的，他的第二条战线中的士兵在此时却丧失了勇气。他们惊恐万状，四散逃命，其中许多人在逃过其后排战士身边时被汉尼拔的那些老兵砍死。尽管如此，那批老兵却坚决顶往了罗马军团的进攻。汉尼拔还指望用他们去进攻阵脚已乱的罗马军。

当西庇阿意识到汉尼拔的第三条战线准备血战到底时，他命令其军队停止进攻重整队形，排成常规的棋盘式方阵。此时，莱利乌斯与马西尼萨已将汉尼拔的骑兵逐出战场并回头冲击迦太基军的后方。与此同时，罗马军团则从正面发起攻击。在前后夹击下，汉尼拔的老兵中的大部分人终于战死在他们的作战位置上。

汉尼拔逃至哈德鲁梅，然而他的军队已被歼灭。他已竭尽努力，但是西庇阿在人力物力上的优势终于赢得了那天的战役，同时也赢得了整个战争，因为迦太基已经没有力量再战了。

汉尼拔与西庇阿的将才

许多史学家都曾对扎马战役的两位将领作过比较，关于孰高孰低也一直存在着不少的争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著作家们都偏袒罗马，这是没有疑问的。可是除一人之外(指卢基安，他既非专业史学家又非军人)，他们全都将汉尼拔置于西庇阿之上。

毋庸置疑，古代的那些权威史家是对的。的确，西庇阿赢得了最后胜利，但是在这最后一场战役中——这是西庇阿与汉尼拔唯一的一次交锋——汉尼拔并没有失败；失败的是他的作战机构。

如果西庇阿与汉尼拔的较量发生在汉尼拔的鼎盛时期，当时迦太基骑兵正在使许多罗马指挥官胆战心惊而他的步兵也能与骑兵密切配合协同作战，那么战争的结果肯定会大不相同。在扎马，汉尼拔的老兵们面对西庇阿在数量实力上远具优势的最精锐军团尚能力战劲敌，保持其战线经久不垮；只是因为迦太基骑兵被赶出战场未能阻止马西利萨与莱利乌斯从背后进行袭击，他们才被打败。

西庇阿无疑是罗马最伟大的将领之一，但是他很可能并不比尼禄或马尔克卢斯高明多少。这后两位将军中不论是哪一位都同样有可能打赢扎马战役。他们全都向汉尼拔学到了许多战争艺术并且已经用汉尼拔的战术有效地对付了那些迦太基二流将领。不同的是唯独西庇阿有机会在与老师本人的较量中显露自己学来的本领。但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教会西庇阿与其他罗马将领如何打胜仗的恰恰正是汉尼拔。

谢选骏指出：汉尼拔和他的后继者拿破仑、希特勒一样，都把自己的敌人教得很好——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战术精湛，战略一塌糊涂。而事实证明，在战略错误的前提下，战术越是精湛，捅的娄子越大！

【尾声】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结局

扎马战役结束，西庇阿的部下随即洗劫了迦太基营地，然后返回乌提卡与硼到达那里的五十艘战船及一百艘满载补给品的运输船会合。在乌提卡稍事停留后，西庇阿即命令其部队由陆路开赴迦太基城，他本人则乘船先行，准备前往攻城。途中他遇到一艘铺满橄榄技的迦太基船，载着迦太基城的十位贵族前来求和。西庇阿放弃了攻城的计划，但是他还是禁不住要耀武扬威地绕城外列队环行一周，然后才去突尼斯等候谈判。

许多罗马人长期以来盼望夷平迦太基城，因而在放弃这个目标之时，他们的内心是很不情愿的。但是西庇阿指出，这座城池非常之大，其设防也很坚固，强行攻城将是旷日持久事倍功半之举。站在他自己的地位上看问题，西庇阿明白如果攻城真的持续到罗马下一次选举的终了，那末取代他担任执政官的那个人将获得结束这场战争的荣誉，而实际上真正打赢这场战争的人却是他——西庇阿。

迦太基使者到达突尼斯后西庇阿向他们提出了以下条件：(1)迦太基可以继续对其战前非洲领土拥有控制权，但是不包括马西尼萨王国，迦太基必须承认马西尼萨王国的主权并与之建立同盟国关系；(2)迦太基必须向罗马遣返其全部叛逆分子与逃兵，交出全部驯象以及除十艘三层桨座船以外的全部战船；(3)未经罗马同意，迦太基不得在非洲或非洲以外的地区进行战争；(4)在和平谈判期间，迦太基必须向罗马军队提供全部给养：(5)迦太基必须交出一百名人质，其人选须经西庇阿批准；同时还必须以五十年为期交付赔款共计白银一万塔连特；(6)最后，如果迦太基方面交还由哈司德鲁巴尔-吉斯戈在前次和谈期间劫获的船只与货物，西庇阿将同意与迦太基休战。

迦太基方面有些人不愿意接受这些条件，但是汉尼拔说服了他们。他说这些条款并不算太苛刻，如果不接受这些条件，那末结果很可能是遭到彻底毁灭。迦太基于是接受了这些条件。

谢选骏指出：汉尼拔说服迦太基人接受罗马人提出的“和平”，等于是接受了投降条件——这再次说明，在战略上，汉尼拔确实是个侏儒。

汉尼拔在迦太基的最后岁月

除了在使迦太基接受迦(太基)罗(马)和约一事中发挥作用之外，汉尼拔在扎马战役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明显地避免参与政治。他继续统帅着军队并利用这支军队重建那些在罗马入侵期间遭到蹂躏的地图。

在此后的那些岁月里，迦太基的国情每况愈下。派系之间互相倾轧。富人们想方设法要把向罗马偿付赔款的大部分纳税责任压在贫困阶层身上。赔款不是逾期就是被贪污掉。公元前199年，罗马曾因迦方交付的白银成色太差而拒绝接收。

许多迦太基人把国家落到这种地步的罪责归之于汉尼拔，但是其他人却誉他为民族英雄。公元前196年他当选为苏菲特，成为迦太基政府两位最高行政长官之一。他励精图治，根除贪污，使得国家根本不用征税就有能力向罗马偿付赔款。这使他受到了人民的爱戴，但同时也使他与迦太基的豪门大族以及原形毕露的贪官污吏们结下了不解之仇。

一向与他作对的人自然大有人在。事实上就是那些人在他当年征战意大利急需增援之时千方百计从中阻挠，致使他始终未能得到国内的任何支援。

谢选骏指出：汉尼拔为何不想方设法肃清国内？因为迦太基人唯利是图，就像现在犹太人一样。

汉尼拔的逃亡与悲惨结局

汉尼拔在国内的一些政敌在罗马编造谣言说汉尼拔正与叙利亚的安提柯三世(当时罗马的头号敌人)暗中联络并在策划一场全面战争。西庇阿在罗马，尽可能为汉尼拔辩护。但是罗马人对汉尼拔疑惧之至，于公元前195年派遣代表团赴迦太基要求交出汉尼拔。尽管罗马方面声明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讨论迦太基与马西尼萨之间的分歧，但是汉尼拔明白他们的真正目标是监禁他本人。他于是趁夜间逃离迦太基，投奔叙利亚的安提柯王朝。

谢选骏指出：汉尼拔为何不能为国牺牲自己？因为他毕竟是狡猾的迦太基人。

此后的十三年，汉尼拔过着流亡生活，居住在与罗马为敌的西亚国家里。他曾试图说服安提柯授予他一支军队，让他率领这支军队借道迦太基杀回意大利。但是安提柯拒绝支持一项在他看来不可能成功的计划。尽管如此，安提柯还是把他当作一位同盟者给予厚待并使他有可能继续其个人反对罗马的战争。

罗马人一刻也丢不下他们对于这位“罗马民族最不共戴天之仇敌”的恐惧。他们举兵打败了叙利亚，迫使汉尼拔再度出走。他逃到另一个反罗马国家比提尼亚的普鲁西亚斯国王那里，罗马人于公元前183年终于找到了汉尼拔。但是汉尼拔在他们下手捉到他之前已服毒自尽，临死时说道：“既然罗马人连等待一位老者咽气也觉得度日如年，那么就让我来帮他们去除这块多年的心病吧。”

汉尼拔一生事业中最具悲剧性的一面也许在于它最终对他热爱的迦太基城的命运所造成的那种影响。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迦太基遭到了惨重的损失，汉尼拔的同胞兄弟全都战死沙场；但是经过连年苦战，汉尼拔确实已经非常接近于消灭罗马，从而彻底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他的常胜不败以及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给罗马造成的耗费使罗马对汉尼拔又恨又怕，其程度超过了它对任何其他敌人的仇视与恐惧。罗马人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担心有朝一日可能会有另一位迦太基将军步汉尼拔的后尘卷土重来，甚至大获全胜。

罗马的这个担心之强烈，它对迦太基的仇恨之深刻，促使它于公元前149年抓住一个机会再度向迦太基宣战。经过长时间的围攻——在此期间迦太基人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迦太基城终于于公元前146年被攻破。幸存者大多沦为奴隶，这座城市则遭到彻底毁灭，从此不复存在了。

谢选骏指出：说得好听一点，汉尼拔是力挽狂澜，说的难听点，汉尼拔是弄巧成拙——他的战术天才吗，最终是让自己面对的内忧和外患联合了起来——这不仅毁灭了他自己，也会灭了迦太基。我看呢，与其这样反复无常，迦太基人还不如早点投降，像希腊人那样在罗马人手下谋个差事。果然，亡国之后迦太基人摇身一变，统统化身为犹太人，分散到了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难怪犹太人那么狡猾。

（另起一页）

【第三部分】

【海权新论】

目录

01、《海权论》其实就是一部《战国策》

02、AUKUS海上联盟能够锁住欧亚大陆吗

03、不会打仗的人，才能成为军事理论家

04、海盗进化为全方位盗

05、海盗婆不是女海盗

06、海权不过是美国霸权的延伸

07、海权时代变成空权时代

08、海权先于《海权论》

09、海外公司就是敌后武工队

10、海外华人弱智挨打

11、海洋就是大陆，大陆就是海洋

13、仅有海权已经入不敷出

14、马汉为了争取海军军费而炮制了《海权论》

15、马克思恩格斯从德国陆龟变成英国海龟

16、马奴追随主子从陆龟变海龟

17、没有海外干预如何建立全球政府

18、没有文化的海权如何可能变成文化的海权

19、日本的要害是格局太小

20、日本是一个未来的帮手

21、台湾海峡不能渡，隔着大洋叫海权

22、太空时代回顾海权

23、只懂海权不懂陆权，无异于一条腿的瘸子

24、中共海权只能横扫天安门广场

25、中国海军建设迟到了一百年

26、中国海外警察站整合全球各大城市

27、中国梦迟到了一百年

28、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海陆二元的国家

【01、《海权论》其实就是一部《战国策》】

《海权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2013-08-06 党建网）报道：

1.100年前的美国人早有惊人预见：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

2.南海遭群狼蚕食，中国成抗议大国，中国不缺钱，不缺枪，缺的是海权意识、海洋观念！

3.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大巨著之一，唤醒民族海洋意识的一本书。

4.一本书看懂世界格局，从此不再怕看国际新闻！

5.赴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海军官员，人手一本《海权论》！

《海权论》即《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本书于1890年在美国出版，是马汉海权理论的第一部成功之作。该书一出版即引起关注，美国、日本、德国与前苏联等国都先后将其作为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方向指导。中国当前严峻的海权形势已成为国人的共识。中国要崛起，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打破海上的枷锁，真正走向全球的广阔世界。制海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得不直面的问题。希望我们精心再版的这本书，能够让每位读者认清当前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所面临的重重压力。并指导中国走向破冰和辉煌，让你对中国的未来不再迷茫。

作者简介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年），美国海军历史学家、海军战略理论家。一生致力于海军战略理论研究和著述，共留下专著20多部及论文130多篇。他首次明确提出“海权”的概念，并成功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海权理论。海权理论对美国及人类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富兰克林称马汉为“美国生活中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目录

第一章　引论

第二章　海权之要素

一、地理位置

二、形态构成

三、领土范围

四、人口数量

五、国民特征

六、政府特征

第三章　个案分析：1778年的海战

第四章　欧洲的冲突

一、协约与同盟

二、德国的崛起

三、东方和西方

第五章　亚洲的问题

一、三强——俄、英、美

二、海权与陆权的冲突

三、以中国为中心

四、日本、中国的变化及其影响

第六章　美国的利益

一、美国向外看

二、夏威夷的意义

三、地峡和海权

四、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战略

五、英美重新联合的可能

六、未来和美国海军

七、如何准备海战

八、回顾与展望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五章　亚洲的问题

一、三强——俄、英、美

一个国家要生存，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这和个人的生存法则是一样的。保存自己就是通过一切恰当的手段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并以自己的力量抵御外部势力的侵扰。

为了让行动产生最大的效果，不管是个人行为还是集体活动，我们都要将长期性的想法和短期性的想法相结合，这是十分有必要的。在表面上看，这两种观点似乎相矛盾，但它们的实践意义与影响却是互补的，就如同宇宙中的向心力和离心力一样，只有当两者同时出现时，才能保证在判断和决策上的一致性。生活就是不断在似是而非之间找到着力点，前面提到的情形只是对它的一种描述罢了。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接受相反的事实，而不是费尽心机地去抑制它，才能够让我们在成功的航线上越行越远。有一个政治信条大众都认可：“拥有一个强大的反对派能够增加代议制政府的成功效率。”这是对上述观点的一个有效诠释。所以，只有当我们掌握了详细的材料以后，才能建立起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如果只注重细节，而不把握事物间的主要矛盾，我们就很难清楚地认识到事物各部分之间的关联和它们对整体的意义，并采取恰到好处的行动。能不能正确理解事物间的关系和重要性，取决于是否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我们暂时不谈国家、集体或者其他事物之间的运动形式，光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就充满了种种必然性和不可预见性，我们的思想必须融入它们之中，而且要在面临压力的情况下做出精明的判断和决策。我们一般把行动放到最大化来进行决断，而世界上更多的是微小的、出人意料的、复杂的和充满新意的东西。虽然每个国家都将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内部问题上，但它对自身命运的掌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形势的发展。这些影响不但各不相同，而且还导致了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整体之间的连续性变化。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和性质是不断起伏的。化敌为友，以弱胜强，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都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一个国家及其领导人在任何时期都可能会遇到失望、失败甚至动摇国家根基的情况，但他们应该想到，这只是事物发展的一个阶段，应该做的就是立足实际，从当前的情形来分析以后可能会出现的种种情形，虽然这些预想可能会超出他们这一代的范围。但他们必须想到自己是后人的保护者，肩负不可推卸的责任。简单来说，就是国家及其领导人必须要有长远的眼光，并在合适的时机下合理行事。然而，由于人为的估计和事物的变化总不会那么吻合，预测和估计又非常困难，所以他们必须走好眼下的每一步，又要放眼未来，只有他们清醒的头脑和国家的利益相一致时，国家才能健康稳定地发展。

关于美国扩张主义的起源和演化虽然不是我们这次讨论的主题，但对这方面的研究依然有重要的意义。美国的扩张在最近的时间段里向前走了一大步，想要充分研究它就必须考虑大量的细节，以便从其中找出影响扩张的几个重要因素。但是这样做未必是最好的，我们应该认识到，美国的扩张只不过是几十年里欧洲文明发展的一个片段。我们能够在俄国侵占亚洲的过程中，在非洲的分裂中，在法国和德国的殖民雄心中，在德国海军力量的增长中，在日本的进步中，以及在非洲南部的实践中初露峥嵘的英国联邦思想中看到明显的证据。每一个军事大国在这些运动中的表现都不应该被我们忽视。虽然我们不知道这种运动的起源和前景，但这种运动确实存在着，而我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已经改变了国际局势和种族之间的关系。不管这种运动会发展到什么阶段，它肯定有自己的前途，要了解这些并非易事。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现实，我们还要做好此刻我们该做的事。

本文就是要对上述可能的前景做一个细致的陈述和研究。在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如何反映长期和短期的观点的。古巴、西印度群岛及巴拿马地峡对美国在政治、军事和商业上的重要意义在几百年前就被人知晓。要详细地说明这些可能需要很长的篇幅，我们暂且不管偶然性的细节，单从外交谈判和政府主张，还有如《克莱顿—布尔沃条约》、格兰特政府吞并圣多明戈的努力、关于购买丹麦人占有的岛屿的失败谈判，以及我们与哥伦比亚达成的确保地峡铁路运输的条约这些重大事项中，我们也能看出些端倪。人们对美洲的关注要早于美国的成立，当美国人把扩张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时，上面的关注便形成了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在美国内战前就存在，但在内战之时受到了压制，在内战结束之后，它又重新焕发了活力，美国坚持让法国从墨西哥撤出就是这一信念的具体体现。在某些特殊时刻，长远的想法要服从当下的利益，一旦危机消失，长远性的想法又要占据上风。

事物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当形势中出现了新的因素，旧的因素的影响和重要性就会显得更加清晰，因为它随着时间的变化慢慢被人肯定，其正确性慢慢地在具体行动中表现出来。美国的扩张思想变得更加公开和急迫，传播范围越来越广，表述得也更加自信。接着，美国将眼光移开了安的列斯群岛与巴拿马地峡，放到了太平洋、夏威夷、中国及日本身上。不过仅仅是注意到这一点的话，依旧有它的局限性，除非美国的统治者能够认识到海权对国家发展和世界的重要影响。当然，海权只是扩张的一个基石，充当保护者的角色，它自己并不具备扩张的能力。美国扩张者没有将眼光放到太平洋以外，一直没有超越夏威夷，由于夏威夷对美国重要的军事意义，美国人从来都是以防御的观点来看它，而不是把它当做，称霸世界的一个据点。根据我的观察，在美国与西班牙战争之前，美国的扩张就被历史上继承下来的防御思想所束缚。现在的美国人只是将安的列斯、古巴、巴拿马地峡及夏威夷作为军事防御基地，并渐渐感到美国所要面对的危险都可能从那里开始。所以美国人必须赶在敌人之前制定出一系列措施，哪怕不是军事行动，也要采取一项直观的政策。

正是这种心理才导致了和西班牙的战争，它的结果也正说明，一旦拥有了适合自己的精神土壤，思想的种子就能很快生根发芽。当下的美国人正在讨论建国者和前几代人都没有涉足过的领域，而各种声音和文字、报刊评论都显现了这一现象。历史习性让美国人从没断过在自己大陆外获得疆域和建立权力机构的想法。虽然在亚洲获得霸权的这种想法让美国人乍听之下大吃一惊，但这是美国人长远的计划，也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这跟美国在短期内的行动并不矛盾，就像对菲律宾的吞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是美国人在思想上很完美的跳跃。

今天，我们必须制定出符合眼下发展的政策，并安排一系列任务。不过这对于马上要去做的事来说是必需的，但对于以后来说就未必同样如此。在充分考虑到现实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对将来发展趋势的把握，这些都跟我们在未来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年发生的一些事件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国家之间的关系，对它们的研究会为我们对未来的展望提供正确的方向。虽然这种展望不一定完全正确，而且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产生种种不一致性，但只要国家的引导是富有远见的、持续不断的，它就能产生重要的意义。进行这种研究要有灵活的头脑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因为美国人已经习惯了对国际形势的漠不关心，除了门罗主义。这不但是我们所处独特地理位置产生的结果，也是我们骨子里刻意要求的产物。这种懒惰是历史遗留的，因为在当时，故步自封有很多充分的理由；还有，这种意愿和华盛顿反对美国加入同盟的警告息息相关。当今世界局势在发生变化，我们没办法置身事外，所以一定要考虑到自身的行动对国家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妥善处理国际关系。对于国际局势的关心不仅能增加我们的知识，也能满足我们对陌生事物的渴求性，这些和我们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影响着我们的后代。

有了长远的意识，在处理国际中的突发状况的时候就不会显得手足无措，因为这种意识已经帮你做出了选择。对于即将发生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做充分的了解，这样才能有备无患。充分的准备是指对现状和未来都有足够的了解，美国最近发生的状况很好地表明了这种准备的重要性。对古巴和西班牙的战争使美国攫取了世界强国的地位，由此带来了无数的责任和机会。没有比这个更能让人感觉猝不及防，并能更好地说明眼前的考虑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了。很显然，对现实的种种考虑在一定情况下并非无足轻重。肯定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将美国从欧洲国家的争斗中拉出来，并让它重焕生机。和西班牙的战争只是这些事件中的一个，这些事件都促使人们把眼光转移到了东亚，使人们认识到环境的变化要求人们改变以往的政策。处理眼前利益的重要性在下面的事实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日本在四个月前还向美国政府表示对我们吞并夏威夷的不满，而现在又十分支持我们占有菲律宾。

东方局势的变化也是有很多预先的事件做铺垫的，这和美国的扩张一样，不过东方发生的事件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也没被我们所关注；另一方面，使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事件都集中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这样就会使人们感觉很突然，从而让人们丧失对它精准的判断，只有模糊的认识。当然，它们的确客观存在着，在影响国际局势的强国间同样存在，我们一定要避免和这些强国的接触。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们占据了菲律宾，关于这件事我们没必要回避，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机会往往是和责任同时出现的，不管我们有没有能力利用这些机会，我们都必须做出决定，而这种决策的正确或错误只有依靠道义来评判了。

在占领菲律宾后，我们受到了种种指责，有人说我们背弃了门罗主义。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偏见。门罗主义虽然包含一定的贬义，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却没有更多的含义；如果门罗主义所包含的含义是固定的，我们只有拒绝新形势才能奉行它了。门罗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抑制欧洲各国对美洲大陆的扩张。所以，我们在干涉欧洲对美洲进行侵占的时候，并没有固定的行为准则和成文规范。只要符合我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就去做。

这种相互弥补的力量没有任何的条文或者法律约束，所以我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随时放弃其中的一个，也不会招来谴责。如果我们把门罗主义当成一个纯粹的政策来奉行，并接受广泛的建议，那我们在亚洲的权力也就不会被人禁止。门罗主义从一开始就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两个国家领土上的邻近地区是产生争端的一个根源。而我们国家得益于在地理位置上相对孤立，所以这种情况就能得到有效地避免，结果就是和欧洲国家的争端完全脱离关系。

总而言之，我们要充分运用我们在地理上的优势，尽量保持稳定发展。但是在本土之外，各国的利益会有交集、融合；而在这些地方，门罗主义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们从来没有过占据欧洲领土而获得利益的想法，因为一旦介入欧洲争端，对我们并没有好处，某一个地方局势的稳定依赖于几个世纪以来各民族之间的平安延续；我们在西半球的扩张并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顾虑，最终也没能有效地调整西半球的民族关系。在当下的亚洲，我们遇到了和我们的利益紧密联系的问题。我们需要一如既往地采取有利于我们的行动，就像我们在欧洲和任何国际争端中的表现那样。如果形势发生突变，而某些地方成了权力的真空，我们会以保护自己的体制和抵御外敌为出发点，对这些地方实行军事占领。不过，美国不会得寸进尺，因为这和它的政策是相违背的。但是前面我们提到过的情形极有可能发生，不管最终的结局是怎样，当一个生命死亡之后，尸体除了用于解剖和充当食物之外，别无它用，就像秃鹫喜欢在死尸上空盘旋是由生存法则决定的，一味地抱怨不会产生任何效果。永远不可否认，世界是一路向前发展的，我们只能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对我们有利的因素并运用于自身，既不能一味地排斥，也不能对已经发生的事悔恨或者伤心。

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门罗主义会一直适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门罗主义渐渐变成了一种传统，一个很保守的东西，它所具备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参半。这种传统的观念只能运用在一成不变的事物上，而一个事物是否会发生变化完全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如果一种思想所对应的事物是一成不变的，那么这种思想就永远实用，变成了真理；但是对思想的运用却在不同的条件下有所不同，信念、规则、主义都不是原则本身，只是它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它们没能力摆脱外部条件的影响，在有些条件下暂时的实用也便没有永恒的意义。我们不应该将这些思想神话，而应该在任何情况下对它们进行修改。

不管对一种思想如何迷信，依然有可能对它进行修改。从美国对欧洲事件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哪怕是在今天我们也找不到干涉欧洲事务的理由。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欧洲力量发生变化，我们对欧洲的态度再也不能一成不变。哪怕只是出于保护自己安全的考虑。我们被世界的发展拖进了这样一个圈子：一旦有一个欧洲国家衰落，可能会直接损害我们的利益，从而促使我们采取行动，一是为了避免灾难，二是为了减少损失。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关注不同国家的实力和国际地位，对我们自身而言是十分必要的，同样它们对我们的态度也受国民性格和政府政策的影响。所以，美国人的命运和其他国家的命运是相同的，只是现在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罢了。而且在亚洲，所有的国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处，这一处不是指某个特定的区域，它在未来的发展中还会发生变化。

来自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力量在亚洲交汇到一处，对亚洲的未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先从地理位置、人员、环境等因素来探讨一下地理上的特点。随后论述政治状况。为了了解这些，我们还得注意亚洲周围的环境，比如欧洲国家的地理状况和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等特点，以及和亚洲联系的交通线的情况、各国在亚洲的军事据点等。亚洲问题不仅仅是局域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亚洲问题出现的时候，世界正好面临着这样的状况：交通方便快捷，借助于电讯联络方便，各国的变动越来越受到其他国家的注意。但是敏感并不意味着理解，就像症状和诊断是两码事一样。所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从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政治问题和军事战略有很多相同之处。这两者中间有利益的连接，而各国领土边缘的情况正是其军事力量和军事行动的基础，在和平状态下也是如此。向利益交织的范围内投入力量的能力和交通同样具有首要的军事意义，因为无法自由方便地移动的力量不是有效的力量。正是各国之间运输能力和设施的不同使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效率有所不同。

如果单纯以形状来观察亚洲大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几乎完全处于赤道北部，其主要位置在北回归线和北极圈之间，大多数地方位于温带地区。不过以此就判断亚洲是温带气候的话，就有点草率了，因为自然状况在每一个地方是不同的。亚洲北部和南部分别在西伯利亚和印度，前者异常寒冷，后者异常炎热。主要原因是亚洲大陆太过辽阔，海洋无法发挥对气候的调节作用。区域辽阔对气候的影响体现在季风上，这种季风是随着季节而变化的周期性的风，就像陆地和海洋的微风随着昼夜的变化而改变一样。不过，季风的持续周期同信风一样是稳定的，季风主要出现在印度洋、孟加拉湾和中国海，是由大陆冷热交替形成的。太阳在赤道南北间的运动导致了大气风向的周期性，冬天刮东北风，夏天刮西南风。

从轮廓上来看，亚洲大陆沿着北纬30度从东到西的跨度大约是5000英里，而沿北纬40度则会增加几百英里，这是由于西部的小亚细亚半岛和东部的朝鲜半岛向两边延伸的关系。总体来说，在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存在着亚洲最典型的自然景观和政治分立，这种极为不稳定的形势使得亚洲问题非常棘手。在这两条线之间还有苏伊士地峡、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伊朗）的绝大部分及阿富汗，帕米尔、西藏高原地带，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在这个地带还有摩苏尔和巴格达、德黑兰和伊斯法罕、梅尔夫和赫拉特、喀布尔和坎大哈，以及远东的中国北京、上海、南京和汉口等城市。在这些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所属的国家能够依赖自身的力量保持其稳定，强大的邻国也无时无刻不想着侵犯它。喜马拉雅山只有南段偏离出了北纬30度。虽然日本领土狭小，但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领地的大部分和政治中心都在这个地带内，而且跨越了这个地带。

从整体上来说，这个地带争端不断。它的南部和北部的政治状况虽然整体上比较稳定，但也并非一潭死水。南北两边的边界都有外敌入侵的危险，各种争端层出不穷，虽然这些争端从眼下来说还只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这些行为不管是从表面上来看，还是从实质来看，都是军事冲突的前期表现。亚洲的分裂地带是向东西延伸的，而亚洲军事争端却是南北方向的。我们所要了解的就是这些争端产生的原因及背景。而这其中的利益关系是非常庞大的，现在的形势在表面上显得相对平静，我们希望这种平静能够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某种调整的出现。这种调整要么符合每个人的利益，要么是由参与竞争的最高领导人决定的。抛开理论，就实际情况而言，平衡既能在力量不平等的情况下出现，也能存在于完全的均衡之中，这个说法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矛盾，其实却非常有道理。

我们展开一张世界地图，就能找到这个地带有一条分割线，这条线所经过的区域的政治都极为混乱。这条线沿着南北摆动，它所包含的人物和事件都是我们熟知的。光是听到突厥斯坦、基辅、梅尔夫、赫拉特、坎大哈、喀布尔这些名字我们就能感觉到这种情形，满洲和旅顺也在这条线上。在亚洲西部和远东地区都能很清晰地看到这种摆动，对历史有研究的人将会更加了解这点。事实上，把亚洲沿着南北分割开来是办不到的。把东西方分开来调查，把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和另一个地区完全分开，东西亚共同构成了一个大问题的真实内容并给它注入了大量复杂的因素。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探寻它们之间的联系及它们与整体的联系。

我们暂时把亚洲东西向的分割线看做我们分析问题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将考察这条线的特点和力量分布。这些力量沿着南北两个方向不断拓展并发生变化。随便看一眼地图，我们就会注意到一个明显的问题：庞大的俄国的领土从小亚细亚向东延伸一直到日本上端。在这样大的跨度内，任何政治力量都没能力阻碍俄国集中军队。在俄国，只有自身遥远的距离和自然环境的阻碍能够限制它调动这些力量，所以处于中心位置的俄国具备非常有利的因素。另外，俄国的领土像一把利剑一样插进了中亚，在它的一侧还有高加索山脉及里海的保护，另一侧，是起伏不断的山脉，从阿富汗向东北延伸到中国西部边境，所以到现在为止，俄国并没有遭遇到来自中东右侧力量的侵略。

俄国的领土推进是在100年内完成的。在中亚，它的楔入点是在波斯与阿富汗之间，我们能够联想到，途经波斯而直插波斯湾对俄国来说多么具有吸引力。这样的活动在大陆的另一端已经展开了，俄国跨过满洲直插旅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俄国的东西两侧，它都焕发出无尽的活力，不过这种表现显得收放自如。出于一种扩张的欲望和自然生存法则，俄国正在依靠自己在地理上的优势向南推进，而推进的中心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东突厥斯坦与蒙古地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对上述地区内的俄国行为产生干涉。从自然环境和政治状况而言，俄国漫长的地带并非它的弱点，因为它的扩张中心不会受到袭击，如果某个国家真想对俄国加以限制，只能在上述地带的侧面进军。所有反对俄国扩张的国家都与俄国素无冤仇，也不是嫉妒它的强大，它们只是觉得，无论任何一个国家，无休止的扩张和不公平的主宰都是值得诟病的。如果世界能连成一个联邦，政治的运行就需要有反对势力的存在，它无疑应是以国家或种族的分野为基础。

北方和南方从字面上来看是相对的，所以我们推断，与俄国北边的扩张相对应的是分割线南边的扩张。事实的确如此，不过南北之间还是有些差异，无论是从本质还是扩张的程度而言。历史千百年来的演变使我们产生了许多想法和企图，我们从中能够了解到，虽然南亚半岛深深地插入了中亚争执不断的区域，但统治南亚半岛的权力中心却与它相距甚远，同俄国领土的集中相对的是，它的人口和军事力量都显得非常分散。正是因为这样，印度才没成为英国的主要政治和军事活动场所，它只是英国众多殖民地中的一个，而英国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由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将它们连接到一起。在众多的殖民地中，只有印度最适合用来对中亚实施军事打击或者对俄国扩张线的前沿采取行动。印度的陆上边境有阿富汗山脉及喜马拉雅山的天然保护，而海上边境有称霸世界的英国海军。这样一来，印度实际上就成为了一个开往埃及或者向中国进军的前沿阵地，对邻近地区的控制就更加不用说了。

从本质上来看，印度不仅仅作为一个军事基地。它处在埃及和中国的中间位置，同样能够适用于澳大利亚和好望角，这样，英国在其他殖民地的行动，都能够在印度得到补给和支持。在印度和亚洲问题的联系方面，它也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占领缅甸会使印度的领土边境向东推进，这样就避开了喜马拉雅山脉，中国的大门就被打开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中国的西部省份都将会暴露在眼前。在海洋上，英国在这边的海峡殖民地和香港及埃及的海军据点一样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强有力地援助了英国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海上贸易。从更深层次来说，这种贸易针对的是亚洲分割地带，或者说是南北力量的争锋地带的侧翼。以亚洲领土为目的是这个争端中最明显的体现。

英国和俄国在亚洲的军事占领构成了当前的亚洲形势，不但英国和俄国的行为是以它为前提的，其他国家或防御或进攻的行为也以此为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人们就不会关注这片领域。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背景，每一个国家都会面临多多少少的危险，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所以，我们必须时刻思考、总结这些危险和机会，因为它们是国家利益所在，这些利益在政治领域是和战争中的战略目标相对应的。

国家首先要将自己保护起来，这和个人的自我保护意识一样，我们不能将其理解为一种狭隘的生命循环。生命的特点是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但是对国家而言，扩大其规模不一定是必然的。对人也是如此，当我们的身材长到一定极限之后，人的精神还会在很长的时间内不断发展变化。对于国家来说，保存自己就意味着通过适当的方式获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东西，并以此来抵御外部力量的入侵。我们习惯了根据某一项既定的权力来分析国家之间的争端，在这个时候，我们预设的前提是这种白纸黑字的权力必须得到遵守，到那时，当一场争端中一方的优势要远远强于另一方，而又没有法律或者制度的规范时，我们就只能权宜处理了。从自我保护的观点来看，这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充分地考虑到对手的要求，并在很大程度上给予满足，或者通过协调达到双方的平衡，这对两国及两国的人民都非常有益。在这样的一种协调当中，国家和政府并不是结果的拥有者，只是充当了一个工具的作用，它自身不会获得什么，而是为后代谋福祉。所以，放弃既得利益和求助仲裁都受到这种关系的制约，因而一个政府不能光从自我奉献的角度出发采取行动。国家与个人不同，个人处理的是自身的事务，所以这种精神当然值得提倡了。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把眼光集中在英俄两国的领土安全上面，虽然英俄两国当前在亚洲最具竞争意向。我们要考虑到这两国既有发展的需要，也有发展的权利，而这种发展一方面受到它们两国水火不容的态势影响，另一方面则与亚洲存在争端的分割地带有关。所以上述问题的讨论不能仅围绕英俄两个国家，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讨论，尤其是亚洲地区。因为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发展一方面能解决许多问题，另一方面能促进亚洲地区的发展。

发展的两个相关因素是：组织内部活力和国际物资的交换自由，前者能消除差异而后者维护着贸易平衡。组织问题属于国家内部问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涉及外来因素。不过，交换自由必须依赖外部环境，它不仅与交换对象有关，也与交换过程中的利益相关体有关。因此，商业交换不仅能促进处于英俄两国统治范围内的亚洲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而且能够带动有此目标的其他国家的发展，从而实现双赢。任何一个被统治国家都渴望在商业领域获得均等的机会，不会受到强权压制等各种不公平待遇。因为这种情况令人厌烦、让人无法忍受。据分析显示，至今军事力量的使用仍是问题的关键。虽然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现在的形势是，英俄两国不仅在获得新的地理要塞方面有优势，而且在巩固、发展新旧土地时也如鱼得水。

这种情形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处于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所有地带。但是，因为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使得它备受关注。目前，涉及的问题与发展的结果关联不大，而这种发展结果也许不能将中国人民对贸易交往的美好期待变为现实。未来是怎样的谁也做不出准确的预测，涉及的问题对发展结果的影响就像一个变量对函数的影响。不过，对于发展而言，这和把不同的数值代入表达式求得结果又有本质的不同。不同的问题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甚至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情况下也会产生不同的发展结果，因此必须把各种结果都考虑进去。

与此相连，假如把亚洲的中央地带看做一个源泉，世界各国凭此互通有无来使自己受益，这看起来非常合理。因为就连亚洲地区建设国内交通所使用的劳力和资本，都会对许多国家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在未来会怎样，对我们现阶段的预测影响不大，但是，如果把所有的因素（陆军和海军力量、陆上的和海上的地缘状况、内外联络、商业活动和利润等）都考虑在内，上述影响将会呈级数增长，而级数的大小由国家未来的实力决定。

世界各国特别关注亚洲地区的原因是，它能为世界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就各国对亚洲地区的控制意图或者争取瓜分的企图来看，这与军事目标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你接受了上面有关数值的可变观点，接下来我们就谈谈在战争策略上极为重要的内外交通问题。国内交通只是一个国家商业发展的一部分，就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构成国际航线的交通，它们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众所周知，交通主要有海上运输和陆地运输两种方式。这种划分方式使我们联想到欧洲如今正处于拉锯战的海上强国英国和陆地强国俄国，它们不同的本质预示着两国的较量即将拉开帷幕。认真观察英俄两国的竞争形势，它能更好地引导我们看清当今世界的复杂局面，并教会我们如何求得对手之间的平衡发展。为了达到这种平衡，英俄两国的组织结构无论在大小上，还是性质上都应该相似。另外，它们之间的摩擦要尽量避免。如果上述两种局面能够实现，英俄两国就能和平相处了。

谢选骏指出：综观下来，不难发现——《海权论》其实就是一部《战国策》。

【02、AUKUS海上联盟能够锁住欧亚大陆吗】

《美专家声称：AUKUS预示着一个新的海上联盟的崛起》（尚道战略 2023-03-21）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苏纳克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3月13日在加州圣地亚哥召开澳英美三方安全倡议(AUKUS)首脑峰会。13日的联合声明宣布，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AUKUS）之间的伙伴关系已经确定了堪培拉获取常规武装的核动力潜艇的前进道路，这是印太地区未来的重要时刻。以下，布鲁金斯学者评估了AUKUS伙伴关系对美国及其盟友、中国、核不扩散等方面的影响。

布鲁斯·琼斯现任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兼外交政策项目主任、国际秩序与战略项目资深研究员。同时他也是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顾问教授及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

2021年9月，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就核动力潜艇技术以及一系列先进军事技术达成了一项协议，被广泛誉为“战略妙招”，并受到跨越政治派别的国家安全专家的欢迎。最初的两个担忧已经得到缓解：在解除与法国项目合作引发外交风波后，巴黎迅速平息了这一问题；早期的扩散担忧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大力协调下得到了缓解。其他问题包括潜艇项目对其他盟友获取核潜艇的影响以及可能引发激烈的中国反应等，尽管北京方面的强烈回应可能被视为成功的标志。该协议已经经历了澳大利亚政府的一次更迭，并且似乎得到了广泛的、两党支持。更严重的操作问题仍然存在：新潜艇由谁建造，在哪里、以什么样的模型、花费多少、对潜艇工业基地（与大多数广泛的海军造船基地一样）有什么影响？在这一点上，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甚至在2022年12月向拜登政府表达了他们的严重关切，认为澳大利亚获取新潜艇将破坏美国自身的舰队扩张努力——尽管他们后来公开表示支持这一努力。

更严重的操作性问题仍然存在：由谁来建造新潜艇？建造地点在哪里？使用什么型号？花费多少？对于一个像大多数更广泛的海军造船基地一样已经自冷战结束以来逐渐萎缩的潜艇工业基地来说，这将产生什么影响？在这一点上，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甚至到了在2022年12月向拜登政府表达他们的严重顾虑，即澳大利亚获取新潜艇将破坏美国自己的舰队扩张努力 - 尽管后来他们公开表示支持这一努力。

现在，经过密集的磋商，三国给出了一个可信度很高的答案。它将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将看到：美国和英国潜艇增加对澳大利亚港口的访问；澳大利亚潜艇兵被嵌入美国和英国的船只以及它们的造船厂；澳大利亚对美国潜艇建造基础设施进行 "相应的 "投资；美国增加这方面的资金；以及澳大利亚开始对该项目长期所需的人员和基础设施进行重大投资。

第二阶段将看到西部潜艇轮换部队的建立——一支由美国和英国潜艇组成的联合部队，在澳大利亚的港口外作业。到2030年代初，澳大利亚还计划获得三到五艘在美国建造的弗吉尼亚级潜艇。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和英国在美国的大量技术援助下，将开始进行最终将成为第三阶段的工作——联合设计和相互操作的装备常规武器的核动力潜艇，命名为SSN-AUKUS。这些潜艇中的第一艘将在英国建造，预计交付日期为20世纪30年代后期，然后澳大利亚预计将在20世纪40年代初交付自己的建造。

这其中有两个关键因素可以使其发挥作用。首先，通过美国2022年的资金（23亿美元）、美国的新资金（在2023年的预算中）和澳大利亚的投资相结合，在潜艇工业基地进行大规模的初步升级。目前，美国潜艇建造的可用资金超过了建造潜艇的工业能力。但是，大量新资金的可用性和长期、可预测的承诺期限应刺激工业界扩大建造这些艇的能力。人员是一个稍显棘手的问题，但至少这项交易将有助于保留英国的专业知识；澳大利亚是否能足够快地找到和培训足够多的人员将是一个测试。其次，由于AUKUS交易建立在非常先进的情报共享伙伴关系之上（这三个国家是 "五眼 "情报共享集团中最活跃的成员），并涉及广泛的高技术合作，对所有三个国家的军事工业和技术基础的净升级应创造复合效应和政治/经济红利，以帮助维持这种伙伴关系。

可以肯定的是，前面有困难和敏感问题。澳大利亚的批评者质疑，如果将成为他们最强大的军事工具的东西深深嵌入一个联盟结构中，他们的国家是否会让出太多的主权。美国人已经提出了对情报共享风险的担忧，并最终会想知道让英国和澳大利亚嵌入自己的潜艇行动是否会限制美国的机动自由。但美国已经在北约范围内解决了此类问题，而澳大利亚早已证明是美国最可靠的战斗盟友。无论是情报共享还是主权问题，似乎都不是不可克服的。

但愿这一切能更快地发生。中国正在努力提高其日益庞大的海军的规模和质量。保持美国目前在潜艇方面的世代领先地位，将需要其自己的冲刺。保持和扩大美国自己对下一代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潜艇的投资——甚至对新的 "SSN-X "快速攻击潜艇的投资——至少与AUKUS一样重要。AUKUS更像是一场马拉松，尽管成功完成第二阶段将感觉很像一场短跑。两者都很重要。在短期内，与英国和澳大利亚先进合作的技术回报，以及与SSN-AUKUS平行设计的好处，可以加速SSN-X项目的成功完成。我们需要增加海军，特别是潜艇的长期能力。

即使欧洲的一场重大陆地战争吸引了我们的大部分注意力，但地缘政治中最大的一个事实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大国被7000英里的海洋分割开来，双方都将对其进行竞争。应对中国在这一领域不断增长的能力，美国将需要新的联盟结构，以发挥技术和海军能力的作用。连同四国集团和日本的新发展，AUKUS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作为一些生存能力最强、最具杀伤力和在其他方面最有用的现代海军能力，潜艇与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竞争的关系紧密。AUKUS协议的具体内容——最重要的是，它承诺增加美国和盟国潜艇的总体建造能力——使其在这些方面取得净胜。

如果把整个美国潜艇舰队计算在内，该倡议只会使盟国的潜艇能力增加10%多一点。但美国的这支舰队主要集中在大西洋和中东地区的行动中——只有很少的舰队驻扎在西太平洋的前沿。对这些因素进行调整后，AUKUS可以有效地将盟国的潜艇能力提高25%。

AUKUS的意义还在于另外两个原因：信号和技术共享。堪培拉、伦敦和华盛顿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并不一致，而AUKUS将加强他们在回击北京的强硬行为和侵略方面的战略合作。然而，与此同时，这三个国家可能会缓和彼此——尤其是美国——的过度打压中国政策的倾向。

此外，AUKUS承诺通过帮助放宽出口管制和其他障碍来加强技术合作。乍一看，这可能只是一个温和的措施，因为英国和澳大利亚都是成熟的技术强国和美国的亲密盟友。但是，密切技术共享的许多障碍仍然存在。AUKUS可以帮助打破这些障碍，启动在反潜战技术、量子计算、先进材料、先进导弹、定向能武器、导弹防御和机器人技术（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由此产生的新程序也可以扩展到其他盟国——因为我们向世界表明，尽管西方有各种政治缺陷和偶尔的功能障碍，但联盟依旧强大。

何瑞恩（Ryan Hass）现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并同时隶属于该项目下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何瑞恩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的东亚政策，具体方向为如何促使美国的区域外交政策发展更好地契合其在东亚地区所面临的日趋紧迫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挑战。

2013至2017年间，何瑞恩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主任。在职期间，他为时任总统奥巴马和白宫高级官员提供关于中、台、蒙地区全方位的政策建议，并负责协调美国政府各部门及机构在该地区的政策实施。何瑞恩分别于2014和2015年随奥巴马总统访华代表团对北京和华盛顿进行了国事访问。2016年，他随总统代表团出席了位于中国杭州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同年，他又随团出席了在秘鲁利马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

三国联合宣布AUKUS的前进道路有可能大大加强对台海突发事件的应对。该公告将美国在东亚的两个不对称优势融合在一起。首先是其独特的海底作战能力。第二是美国的安全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

AUKUS的宣布是在该地区最近几个转型事件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些事件包括日本对其防御态势的世代升级，菲律宾决定为美国部队提供额外的基地准入，美国在分散其力量投射能力方面的进展，以及日本和韩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后者的突破应释放出更多美日韩三边防务和情报协调。

这些发展为台海问题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考虑到发挥AUKUS的全部能力所需的准备时间，美国及其伙伴最大限度地做好防御准备，同时尽量减少直接挑衅，承认这两个必要条件有时会出现紧张。处理这种紧张关系将需要政治家风范和远见卓识。

艾米·J·纳尔逊（AMY J. NELS）是布鲁金斯学会安全、战略和技术中心外交政策研究员。她从事国防创新、军备控制和防扩散方面的研究和建议。她的工作重点是新兴技术在这三者中的作用。最近，她是国防大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她是马里兰大学国际与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附属机构，并在密苏里州立大学的国防与战略研究项目任教。她之前是德国柏林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博世常驻研究员，她的研究重点是欧洲国防创新和跨大西洋关系。纳尔逊曾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斯坦顿研究员和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的政策分析师。

美国在其最近的AUKUS声明中援引了《核不扩散条约》（NPT），将AUKUS作为核协议——以及其中包含的大交易——依然存在的标志。

AUKUS伙伴关系将获得美国的核潜艇技术描述为对澳大利亚良好的防扩散记录的一种奖励，是对NPT中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核技术以换取它们不追求核武器的承诺的致敬。此举在当今时代是史无前例的。美国上一次分享核潜艇技术是在20世纪50年代与盟友英国。华盛顿现在将AUKUS描述为在盟国之间建立一种新的 "核管理"，而这个词曾经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核储备的安全和保障。

签署于1968年的NPT最初是为了防止更多国家获得追求核武器计划所需的高浓缩铀，并通过这种方式限制/遏制核扩散。虽然澳大利亚海军目前有六艘柴电潜艇，但正在出售给澳大利亚的较新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潜艇（以及最终的AUKUS级潜艇）显然是下一代的。它们可以在水下停留更长的时间，也可以在浮出水面之前比传统潜艇走得更远。

有争议的是——如果不是立即发生的话——从一个核武器国家向一个非武器国家转让裂变材料和核技术，表面上是NPT允许的非军事用途。尽管中国对此不敢苟同；北京曾表示，AUKUS是对《不扩散条约》的明确违反。不过，巴西和印度等其他国家也不同意。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最近宣布的AUKUS协议要么是对NPT的重新解释和新时代核技术的获取，要么是对老化的军备控制基础设施的根本违反。虽然没有明确违反协议，但转让是否真正用于 "和平用途 "肯定会受到质疑。整个AUKUS计划的目的是中国。

汤姆·斯蒂芬尼克（Tom Stefanick）

军事与情报技术专家、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访问研究员

随着实施AUKUS交易的新协议，澳大利亚政府将采购有史以来最灵活、最能干的战争机器之一。在冷战的最后十年里，美国攻击型潜艇的主要任务是威胁苏联在其本土水域的战略导弹潜艇。大国对其海基核威慑力量的生存能力感到担忧。例如，美国海军已将建造其新的战略潜艇作为其首要任务，并正在进行改进，以确保这种核威慑力量永远不受威胁。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就威胁苏联弹道导弹潜艇的好处进行了热烈的公开辩论。澳大利亚也应该进行类似的公开讨论，因为他们的攻击型潜艇和船员有一天可能会在与敌国战略武器相同的水域作业。

事实上，如果这个长达数十年的项目要想长期成功，美国将需要证明在AUKUS下与澳大利亚建立更强的关系所具有的经济、军事和战略价值。如果澳大利亚人民能够看到与美国更多接触的实际利益，并理解他们在潜艇上的投资回报，他们将能够长期支持AUKUS，毕竟这些海军舰艇的设计是永远不会被看到的。如果美国能在专门的造船业之外分享最广泛的技术专长，AUKUS将被视为澳大利亚的净经济收益。

在伦敦举行的AUKUS日上，英国还公布了名为 "2023年综合审查更新 "的文件，该文件有点令人费解。它为潜艇联盟的宣布提供了重要的和启示性的战略背景，强调了一个 "新的'大西洋-太平洋'伙伴关系网络的崛起，其基础是欧洲-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的繁荣和安全是密不可分的 "的共同观点。这一框架反映了高度全球化的欧洲中间力量的现实。

这与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想法完全一致--事实上，欧盟在自己的新欧盟海洋战略（本身是对2014年文件的更新）中呼吁其成员国 "扩大在印度-太平洋的存在和行动"，作为支持其共同安全和繁荣的手段。

英国的新战略文件还因其强调全球战略竞争的升级风险而引人注目。在一个引人注目的黑暗段落中，它警告说 "系统性竞争……在武装冲突的门槛之上和之下——对军事、经济和政治权力平衡的竞争"。它特别指出中国是一个 "定义时代的系统性挑战......几乎涉及国家生活和政府政策的各个方面"。换句话说，英国正在为一个由相互依存和竞争（可能还有武装冲突）产生的永久性全球摩擦的未来做准备。

这不是一个中等国家的挑战，无论它的前景如何，它都可以独自生存；因此，它强调像AUKUS这样的联盟以及像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强大朋友。然而，有趣的是，英国的新文件通过广泛强调其与欧洲同行——甚至与欧盟——的 "有价值的密切合作 "来弥补先前文件的遗漏。

最近的公告使AUKUS的内容更加充实，提供了关于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将如何实际执行这一重要协议的更多细节。它加深了这三个国家在海底战争方面合作的政治承诺，而海底战争是未来与中国竞争的重要领域。简单地说，在未来几年，潜艇可能是西太平洋地区唯一可生存的平台之一，因此美国的盟友建立更大的海底能力是值得欢迎的。在短期内，该协议将为美国和英国提供更多的机会来使用澳大利亚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从长远来看，该协议旨在建立或加强所有三个国家的核潜艇工业基础，最终目标是将更多的常规武器攻击潜艇投入到海上。

该协议并非没有风险：与分享极其敏感的美国技术有关的情报风险；与所有三个国家的政府是否会在协议设想的2040年代的有效期内维持合作有关的政治风险；与设计非常复杂的新潜艇有关的技术风险；以及随着澳大利亚加入海军核推进俱乐部的操作风险。综上所述，拜登政府的分阶段方法是明智的，其目标值得称赞。最近几个月，我们还了解到，迄今为止，AUKUS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祝福，这应该有助于缓解该交易首次宣布时提出的潜在的防扩散问题。

安德鲁·杨(Andrew Yeo)

布鲁金斯学会朝韩问题资深研究员

本周的AUKUS联合声明可能再次引发首尔关于韩国自身缺乏核潜艇的讨论。迄今为止，AUKUS交易没有引起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重大关切，它将使澳大利亚能够着手购买多达五艘美国核动力潜艇。韩国尽管有兴趣采购核潜艇以应对朝鲜日益增长的核威胁，但在转让类似的核动力能力方面还没有得到华盛顿的许诺。根据目前与美国的核安排，韩国被禁止加工为其本国核潜艇提供动力所需的浓缩铀。据报道，尽管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建议韩国人购买美国的核潜艇，但由于担心核扩散，美国并没有取得进展。其他专家也建议，非核潜艇足以满足韩国舰队的需要，而且更适合在黄海、东海和东海执行任务。

随着AUKUS协议进入下一阶段，一些支持核潜艇的人可能会指出，该协议在与一些盟国分享核潜艇技术和能力，而不与其他盟国分享方面存在双重标准。尽管目前的韩国政府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核潜艇可能会成为未来与主要反对党民主党争论的焦点，因为民主党通常寻求更大的联盟自主权。大韩民国海军于2015年在镇海海军基地引入了一个正式的潜艇指挥部，它也可能热衷于用核潜艇来补充其19艘主要是柴电潜艇。在联盟管理方面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然而，拜登政府将需要准备解释为什么与一些盟国共享具体能力和核安排，而不与其他盟国共享，即使决策是在合理的战略指导下做出的。

网民嚎叫：

fonsony 发表评论于 2023-03-21 19:19:32

AUKUS伙伴关系将获得美国的核潜艇技术描述为对澳大利亚良好的防扩散记录的一种奖励，是对NPT中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核技术以换取它们不追求核武器的承诺的致敬。此举在当今时代是史无前例的。美国上一次分享核潜艇技术是在20世纪50年代。

谢选骏指出：AUKUS海上联盟仿佛一个铁三角——美东、英西、澳南，包围了欧亚大陆。但是，这个三角能够锁住欧亚大陆吗？

《中俄深化经济伙伴关系，抵御西方制裁影响》（VALERIE HOPKINS, 储百亮 2023年3月22日）报道：

俄罗斯官方媒体周二发布的一张照片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

莫斯科——周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宣布建立持久的经济伙伴关系，并承诺将更多的俄罗斯能源带到中国，将更多的中国公司带到俄罗斯，两位领导人都试图让自己的国家免受西方制裁影响以及乌克兰战争带来的其他后果。

在习近平对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二天，两位领导人大力宣扬经济承诺，由此可见，中国将继续与俄罗斯开展正常业务往来，双方至少在经济上正严阵以待，反对来自美国或欧洲的任何惩罚措施。

在两位领导人周二会面之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基辅以示支持，这进一步凸显出俄罗斯入侵造成的地缘政治断层线。

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重大变化，该国在俄乌战争中立场分明，与七国集团的其他国家一道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并向乌克兰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

俄罗斯的经济已经陷入了困境，并在世界舞台上遭到孤立，自西方突然断绝经济关系后，该国一直严重依赖中国来弥补损失的商业业务。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表示，普京本周的经济拓展清楚地表明，北京在向这个邻国提供帮助的同时，也在获得对它的影响力。

“这是在告诉俄罗斯，‘要知道，别担心；我们站在你这一边，’”加布耶夫谈到习近平的访问时说。“但这也是对西方和发展中世界的一个声明，即中国是不会受人支配的，西方人试图说‘普京是个坏孩子；别在操场上和他玩’，这对中国不起作用。”

尽管乌克兰的西方盟友警告，北京可能会为莫斯科的入侵提供武器，但普京和习近平都没有提及军事援助，而是将重点放在经济合作上。

中国政府称习近平此行是为了和平，此前，北京于上月发布了政治解决战争的宽泛框架。但周二两位领导人不置可否的评论表明，双方没有取得任何突破。

相反，他们的联合声明暗示，西方大国通过组成安全集团来阻碍和平。

“俄方重申致力于尽快重启和谈，中方对此表示赞赏，”中国外交部发表的联合声明摘录中称。“解决乌克兰危机必须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并防止形成阵营对抗，拱火浇油。”

白宫对联合声明进行了尖锐反驳，指责中国照搬俄罗斯的宣传，并表示如果北京真的想促成和平，它可以做得更多。

“如果中国想在这场冲突中发挥建设性作用，那么它应该向俄罗斯施压，要求其从乌克兰撤军，”美国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柯比告诉记者。

相比之下，美国官员对日本首相表示了赞赏。在岸田文雄对基辅极不寻常的突然访问中，他宣布向乌克兰提供4.7亿美元的援助用于能源和其他领域，并通过北约信托基金向乌克兰提供3000万美元的非致命性装备援助。在新闻发布会上，他称俄罗斯的行为是“动摇国际秩序根基的侵略”。

这场战争促使日本采取更加积极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因为其宪法限制参与军事行动，而且公众长期以来对官方逐渐背离和平主义立场有抵制情绪。但自入侵开始以来，日本已着手将未来五年的军费预算翻一番。预算的增长将军事支出提高到年度经济产出的2%左右，这一比例与北约成员国持平。

日本更为坚定的立场既是战争的反映，也反映出该国对朝鲜的挑衅以及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控制力感到越来越担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岸田的访问称，日本应该“多做有利于局势降温的事，而不是相反”。

自战争开始以来，关于普京对美国和北约的不满，中国既表示理解，但也提出北京相信应该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中国还没有向俄罗斯提供用于战争的武器，尽管它向俄罗斯出售了无人机等可能具有军事用途的技术。

在会谈中，习近平表示，他也可以向普京提供一条经济生命线，尽管这条生命线也会通过扩大中国对俄罗斯资源、能源和市场的准入而使其受益。虽然习近平称会谈“坦诚友好，富有成果”，普京称会谈是“成功的”，但不清楚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是否实现了他所寻求的所有目标。

俄罗斯官方媒体发布的一张习近平和普京的合影。中国政府称习近平的莫斯科之行是为了和平。

根据克里姆林宫公布的清单，这些协议包括两项关于战略和经济合作的广泛声明，以及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林业、大豆、电视和工业等领域开展合作的较小项目。一些协议是对峰会前所做决定的增量更新，比如关于俄罗斯正在中国建设的一座核电站的协议。

普京曾经夸耀，一条通过蒙古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的新管道将在2030年之前准备就绪，但习近平没有证实这样的协议已经到位。

分析人士称，这次会晤的弦外之音是，俄罗斯在过去13个月以来对中国的依赖越来越大。在这段时间里，习近平和普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并不总是像这位中国领导人曾经公开表现出来的那样热情。

去年，在普京命令军队进入乌克兰几周前，他和习近平发表联合声明，该声明显得有些好斗，甚至是趾高气扬。两位领导人宣布两国之间的友谊“没有止境"。

今年的声明则更加慎重。声明称：“双方指出，中俄关系不是类似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而是超越该种国家关系模式。”

这样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尽管两国确实指责美国“破坏”全球安全。

在去年的峰会中，习近平支持普京反对北约的所有扩张，而普京赞同中国反对美国在整个亚洲的军事联盟，他们在周二的联合亮相给人的感觉则是两位领导人希望低调行事，专注于经济命脉。

对乌克兰的入侵耗尽了俄罗斯经济和克里姆林宫的资金。在中国，习近平专注于修复因三年来的大流行限制而疲软的经济。虽然习近平可能不愿意冒着遭美国制裁的风险向俄罗斯出售军事装备，但他似乎愿意在其他方面支持普京。

分析人士称，习近平可能对结束乌克兰冲突没有兴趣，但他确实想确保普京继续掌权。

“中国对这场战争持无所谓的态度，”卡耐基的研究员加布耶夫说。“他们关心的是，他不要输掉这场战争，导致政权崩溃，一个亲西方的政府出现在俄罗斯。”

加布耶夫说，俄中坚称乌克兰问题是两国共同议程的首要议题，这是中国在两国关系中发挥更大影响力的“遮羞布”。 他还说，习近平试图向白宫显示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如果中国认为自己同美国处于长期对抗之中，那么俄罗斯作为一个次级伙伴，更深地受中国影响，除了中国没有其他选择，这将是非常有益的，”他说。

周二，美国及其盟友与俄中之间的分歧似乎显得更加确凿。五角大楼宣布，它送往乌克兰的数十辆M1艾布拉姆斯坦克计划在秋天抵达，快过预期，也许能在预期的反击之后及时增援乌克兰。

谢选骏指出：AUKUS海上联盟未必能够锁住欧亚大陆，但是锁住中俄两伙还是大有可能的。这里的关键在于欧盟、印度、伊斯兰世界的倒向。AUKUS海上联盟能够锁定中俄的大陆板块吗？这需要成功分解并且拉拢上述的欧盟、印度、伊斯兰世界等欧亚板块。

【03、不会打仗的人，才能成为军事理论家】

《新时代，我们该这样理解<海权论>》（信德海事网 2019-02-06）报道：

谈谈一百年前的美国崛起。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叫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最近几年，他在中国也很出名，因为他写了著名的《海权论》。

中国这几年因为有钓鱼岛和南海问题，海军发展也非常迅速，所以这方面的著作走红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现在国内介绍《海权论》的书或者文章，基本上都是强调：马汉主张扩张，比如像荷兰、英国的世界霸权，基本上都是因为海军强大的结果，所以马汉主张美国也要大量建设海军。听起来，马汉就是一个磨刀霍霍、喊打喊杀的军国主义者。

实际上，这是对马汉《海权论》的一个非常深的误解。我们必须要回到100年前，就是19世纪末的美国历史情境中，才能理解马汉到底在说什么。

到1890年的时候，虽然美国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一，但是向西发展的新边疆没有了。从那个时候往回看一百年，美国都是靠向西发展来立国的，经济发展、国民精神、甚至是政治制度，都是建立在这个向西扩展的动态过程中的。现在旧模式不能用了，美国当时也面临一个转换发展方式的问题。

当时美国精英的共识是，既然边疆没有了，那就再去找新边疆，说白了就是要在全球扩张。但是，扩张也存在着一个方式的问题，如果仅仅是扩张领土，那就会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美国的政治制度是联邦制。原来在北美大陆上，扩张一片地方就建立一个州，这个州加入美利坚联邦，遵守美国宪法，同时也向美国国会派代表。但是如果美国也像其他老牌帝国主义那样，全世界去征服殖民地，那这个方法就玩不转了。新占领的地方，文化、人种都跟美国不一样，你是让他加入联邦还是不让呢？联邦制和民主政体很可能承载不了更多的领土和人口。

第二，美国崛起的比较晚，世界上有人口的地方基本上已经被列强瓜分得差不多了，像西班牙这样的软柿子毕竟不多，可以通过发动战争接管他的殖民地。美国现在如果也想要地盘，难道去占领南极洲吗？

既然有了这些担心，那美国的扩张应该怎么搞呢？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马汉，和他的《海权论》。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马汉这个人，他是军事世家，他父亲就是西点军校的教授，他自己就出生在西点军校的宿舍楼里面，后来自然就参加了美国海军。不过他本人似乎不是一个优秀的海军指挥官，他指挥的船曾多次发生碰撞事故。马汉真正的过人之处，是在历史研究和战略思维方面，是一个军事理论家，后来他还当过美国海军学院的院长。

1890年，他开始出版《海权论》，指出了一种新的扩张方式。这种扩张方式，让美国和其他欧洲殖民帝国不同，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帝国模式。

《海权论》既然是一本军事著作，那自然要大量谈海洋战争，后来的人主要关注的也是这个方面。但是你想，任何著作都是有背景的，《海权论》的背景不是海战怎么打，而是对美国如何摆脱当时危机的思考。

马汉知道，1893年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他明确说，“国内消费的增长，跟不上机器带来的生产的增长”，也就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怎么办？国内卖不动，就卖到海外去，怎么卖？用海运把货物卖出去，那怎么保护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发展海军啊，这就是马汉“海权论”的基本逻辑。把国内庞大的产能释放到全世界是根本出发点，发展海军和占领殖民地都是手段。

这些理论，我们今天听起来，觉得平平无奇。但是你想想，那可是19世纪末的美国，他们通过独立战争，好不容易把英国人赶走了，自己在美洲当起了老大。所以，当时美国人的主流情绪是，欧洲的事我们不想管；美洲的事，就是我美国的事，你们欧洲人最好也别来掺和，为什么？

因为有大西洋啊，它阻隔了我们。我们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我们是新世界，你们是旧世界，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多好？

但是这个时候马汉站出来说，现在不行了，海洋不再是美国的安全屏障，海洋是美国走出去的路。你看，这是一个很大的心态逆转。

马汉提醒说，咱们不是打算在中美洲开凿巴拿马运河吗？它一旦开通，其他欧洲大国和亚洲的贸易也可能从这里走，我们美国要想像以前那样超然于国际纠纷，就没那么容易了。

过去很多书都把马汉写成是一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但是他主张的扩张，和以前国家的领土扩张是不一样的。在他看来，美国所需要的扩张主要是贸易扩张，是对主要市场和广阔海洋的自由进入，而不是增加直接控制的领土。你看直到现在，美国跟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闹别扭，口口声声说的也是什么“自由航行权”，这个思路就是从马汉那里来的。

按照这种思路，美国会变成一个帝国，但并不是历史上那种典型帝国。像罗马帝国、中华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那样，单纯靠领土扩张形成的帝国，也不是英法等等欧洲国家那种建立在直接控制基础上的殖民帝国，而是一种新型的帝国。

它的基础，是强大的生产能力和贸易能力。它要求商品和影响力能够自由进入世界各地，同时尽可能减少对海外领土的直接控制，以便节约政治和财政成本。

徐弃郁老师在《帝国定型》这本书里用一句话归纳得很精彩，美国是什么样的帝国——“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有边界的，作为帝国则是无边界的。”这种帝国发展的逻辑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国家逻辑，而是无孔不入的资本逻辑。

马汉的《海权论》是为美国找出路的著作，但是这本书的影响力却超出了美国。

英国人看到这本书很兴奋，说这是为我们大英帝国的历史做了总结。但是德国和日本也很兴奋，这就是一个悲剧了。

当时疯狂好战的德皇皇帝威廉二世，一看到马汉的书就迷得不得了，马上下令德国所有的军舰都要配发这本书，拼命发展德国海军力量。在日本的情形也相差不多，当时日本舰艇上每一位舰长都配发一本《海权论》，作为必需的装备之一。日本军方甚至还打算重金聘请马汉担任海军顾问，被马汉婉言拒绝了。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悲剧？

当时的德国和日本，和美国的情况根本不同：并不是一个产能过剩、急需输出的国家，也不是要通过海军来扩张全球贸易。它们只是觉得，你看有人说了，想要称霸，海军就得强。有了海军，就可以跑马占地，把国家搞得大大的。

这种理解，和马汉的意思天差地别，完全是误读了。当然，德国和日本后来的悲剧，我们也看到了。

还是回来说我们的中国。

很多人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强国了，海军实力也在迅速增长，之所以要读《海权论》，就是要保护我们的海洋利益。钓鱼岛是我们的，南海也是我们的。

这当然没有错，但是思维如果还停留在这个层面，那就没有真正读懂马汉。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想问题，中国和一百年前的美国很像，也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且我们是全球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已经替代了美国，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坚定主张者和旗手。

所以发展海军，是为了让中国通过更积极更有扩张性的全球贸易，变成一个新型强国，这才是我们这代中国打开马汉《海权论》的正确姿势。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当时的德国和日本，和美国的情况根本不同：并不是一个产能过剩、急需输出的国家，也不是要通过海军来扩张全球贸易。”——这句话基本上是错的，因为这句话用在当时的日本身上还勉勉强强，用在德国身上就全然不对了。因为德国当时的产能已经接近美国，而领土却只有美国的一个州那么大——德国比美国更为产能过剩、急需输出，更需通过海军来扩张全球贸易。至于马汉，我该说——不会打仗的西方人，才能成为军事理论家！就像马汉这样。

【04、海盗进化为全方位盗】

《重读<海权论>：我们依然处在一个海盗式竞争时代》（2017-01-29 杨小刚）报道：

回顾美国海权扩张历史，依然没有摆脱靠显示“块头”，靠比拼火力强大、舰艇更牢固、殖民地更辽阔争霸时代的循环，海上力量和武力依然是各国追求的目标。这跟几个世纪前的海盗式竞争并没有本质区别，“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并没有结束。

编者按：世界从来不太平，小到邻国的冲突，大到世界战争，从古至今，基本没有停歇。在冲突与战争中，也伴随人类整体进步和大国强国更替。

500多年以来，西方国家在欧洲大陆经历了列强争霸以及民族主义的兴起，建立了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并且通过地理大发现、殖民地开拓、战争、贸易、货币与金融体系，建立了全球秩序，这个由西方主导的基本结构目前仍然维持着，但不断发生演变和更替，甚至权力中心发生了从欧洲到美洲的转移。

在总结这些国际政治与地缘政治的演变进程中，诞生了很多经典著作。翻开这些经典著述会发现，地缘政治看似波云诡谲，每次世界强国更替，需要运气也充满各种偶然，会面临不同时代背景和迥异挑战，但历史变迁和大国之间较量，仍遵循一些规律：积蓄实力，纵横捭阖，选择策略，寻找时机，有待时日，权力重心不经意间就完成了转移。

当前，国际格局又面临重塑和重整。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军事强国的战略，呈现大拐点的征兆；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在一些国家兴起；新的国际力量的组合和连横正在进行；科学技术的突破正在改变外交与战略的一些基本前提；地缘经济、金融与货币、网络空间以至外太空空间的战略重要性愈发凸显……

重读经典，温故知新。2017年春节期间，第一财经的8位编辑和记者，向大家推荐了10本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的西方经典著作，梳理西方的地缘政治思维是如何形成，如何影响到强权的战略选择，如何导致了大国的兴衰，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萧条。

今天我们再次将这10本书的推荐推出，欢迎关注。

海权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翻开世界历史，无论是西班牙对葡萄牙的替代，还是荷兰对西班牙、英国对荷兰的替代，以及美国对英国的替代，每次世界霸主易位，都伴随着海洋霸主的易位。同时，每一个世界霸主国家，都必定拥有一支世界超强的海军力量。

如果考虑到海权是和民族国家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们可以把15世纪欧洲扩张以及民族国家的酝酿当作海权的发端。但是，把历史经验上升为战略理论，“海权论”的真正提出和形成，则是19世纪中晚期。美国军事理论家、战略家、海军学院院长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公认为是“海权论”的创立者。

马汉生于1840年，他的“海权理论”形成并公之于众，则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并由系列著作组成。主要包括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1892年出版的《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1793~1812》，以及1905年完成的《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等书。

这三部著作被称为马汉“海权论”三部曲，也使他成为“海权论”的主要推动者和奠基人。其实，此后出版的《美国的海权利益》等书，也影响巨大，特别是对美国海权的扩张，具有指引作用。后人提及或出版马汉的“海权论”，基本都包括上述内容。

马汉毕生大部分时间跟海军打交道。他父亲是西点军校教授，马汉选择了海军军校学习。毕业后加入海军，35岁时升任上校。后来在美国海军学院教书，并连续担任此校两任校长，他的大部分海权理论著作，都是在此期间完成。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详细梳理海权概念的人，马汉把海上利益(sea interest)、海上霸权(sea hegemony)、海上力量(sea power)这些概念相关的涵义糅合成为其所谓的海权(sea power)，进而推演出依靠海军强大实现这样的“power”的路径。

马汉认为，制海权对一国力量最为重要。控制海洋的主要航线能带来大量商业利益，生产、海运、殖民地和市场，看似互不相关的三件事，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生产的目的在于交换;交换要依靠航运才能进行;殖民地则方便并扩大了航运的行动，并通过大量的安全区域对航运进行保护。这些都是为了扩大海权。

马汉还把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民族特点、政府性质等，作为六个支撑海权的主要条件。

马汉直言不讳地提出，自有史以来，海权都是统治世界的决定性因素，任何国家要称霸世界，并在国内达到最大限度的繁荣与安全，控制海权为首要事务。陆权国家，如果没有出海口，无论其国土如何广袤，最后终难免于衰亡的命运。一个国家如果能用海军力量控制海上，并保持强大的商船队，则全世界的财富资源便都可以供其役使。

除了贸易和商业利益外，马汉也强调海洋军事安全的价值，认为海洋可保护国家免于在本土交战，而制海权对战争的影响比陆军更大。海上力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军事史。他详细分析海洋霸权国家历史盛衰，通过特殊事例和特定历史环境说明海权的确切作用，系统阐述海权重要意义，提出海权具体建设方案，并影响到后来世界历史格局。

马汉“海权论”提出的历史背景，往前看200年，在于17世纪50～7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生产力迅速提高，开始向外寻找市场，殖民扩张，为了打败曾经的海上霸主和商业竞争对手荷兰，曾三次挑起对荷兰的战争，并最终获胜，夺取了海上霸主地位，建立了海权-贸易-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模式。在此期间，还夹杂着英、法、荷、西之间的混战。所以，英国海军被马汉推崇备至，他的整个海权论都是通过对英国海军的研究而创立，甚至像法国、荷兰、美国等海军的缺陷，也是跟英国比较而得出。

马汉的“海权论”，也顺应了美国的扩张要求。19世纪发端于欧洲的工业革命传到美国，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大都市陆续形成，人口大增，向北美大陆以外寻求市场、扩大贸易的能量也在不断累积，各资本财团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于是各种宣传机器大造对外扩张的舆论。

不久之后爆发的美西战争，则是美国海权扩张的实际操练。这一战役，美国不仅夺取了西班牙属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控制了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而且取得了向远东和亚洲扩张的基地。

特别是同为海军出身的西奥多·罗斯福1901年成为美国总统后，更是把马汉的理论奉为圭臬，大力发展和布局美国海权。他推行的控制中美洲的“巨棒政策”，就是以马汉理论为基础的。此后，美国除了舰队的扩建和积极夺取太平洋各战略岛屿外，还开凿并控制巴拿马运河及加勒比海之战略海上基地，成为当今海权霸主。直到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部署，也以马汉理论为原型。

“海权论”对英、法、日等海洋强国的影响非常巨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日本舰艇上每一位舰长都配发一本《海权论》，作为必需的装备之一。日本军方曾打算重金聘请马汉担任海军顾问，被马汉婉言拒绝。后来日本军方根据马汉提出的理论亦步亦趋，并一一付诸实施。很快，日本成为了亚洲地区实力最强的“海权国家”。

尽管马汉一再强调，美国的海权扩张跟其他国家不一样，美国不是以殖民地为目的，而是与被控制国家互惠互利、良性循环。但回顾美国海权扩张历史，依然没有摆脱靠显示“块头”，靠比拼火力强大、舰艇更牢固、殖民地更辽阔争霸时代的循环，海上力量和武力依然是各国追求的目标。这跟几个世纪前的海盗式竞争并没有本质区别，“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并没有结束。

在此中国需要思考的是，有一天在海上替代美国、成为新的第一海洋大国，它的“加冕”路径，会与美国替代英国、英国替代荷兰、荷兰替代西班牙、西班牙替代葡萄牙的场景，有何不同？

谢选骏指出：上文愚昧，不知我们这个时代早已超越了海盗时代，而变成了空盗、电信盗、网络盗的“大数据盗”——相比之下，海盗不过是小菜一碟，充其量也就在索马里一带活动了。而主权国家，就是特别突出的大数据强盗。

【05、海盗婆不是女海盗】

《清朝女海盗郑一嫂传奇 从妓女到诰命夫人的跌宕人生》（2022年5月14日 BBC）报道：

收藏在香港海事博物馆中的《靖海全图》，描绘了官军围剿郑一嫂张保仔的情况。此段“大屿困贼”画面中，红衣女子应为郑一嫂。

古往今来，当海盗的女人少，当海盗头子的女人少之又少。

19世纪初的清朝，广西广东沿海曾有过势力强大的海盗联盟。在他们杀人越货劫道扰民的营生中，郑一嫂留下的深重印记虽被时间淹没，但仍不时闪现……

2007年，迪斯尼推出《加勒比海盗：世界的尽头》（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At World's End）影片中，清朝造型女海盗就是以郑一嫂为原型。

2021年10月台湾高雄电影节上推出《女海盗：成名之路》虚拟现实电影VR原创，讲述了郑一嫂这个“被历史遗忘”的女海盗首脑的传奇故事：为对抗命运小女子嫁给海盗郑一，夫死之后接管指挥“历史上最大、最成功的海盗船队”。

同年11月，英国广播公司BBC广播4台（Radio 4）播出的一期节目中，请历史学者讲述了郑一嫂的人生故事。

历史事实中的郑一嫂与影视作品中的郑一嫂恐怕有相当的距离，然而有一点真实无误：她真是统领过历史上最大、最成功海盗武装的女人。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两百年中，郑一嫂在西方的名气远胜于东方。

有评论人士这样写过：历史与现实似乎开了一个捉弄人的玩笑，历史上没有女海盗的地方热爱着她的故事，而历史上有着女海盗的地方则隐去了她的光芒。

妓女与海盗

郑一嫂原名石阳，又名石香姑，大约在1775年出生在广东新会。要了解她的人生，必须先了解让她名扬世界的第一任丈夫——郑一。

郑一当年是活跃在华南沿岸地区的海盗，跟随堂兄郑七讨生活。18世纪末期越南改朝换代兴起的西山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也为了得到更多资源，与华南地区的海盗建立军事联盟。郑七与华南海盗成为越南西山政权的合法军事组织，被授予军衔“招兵买船”，势力壮大。

然而随着西山政权在19世纪初结束，海盗失去了政权依靠；郑七在一次风暴中丧生后，郑一接掌了他的班底。大约在1801年，郑一娶了妓女石香姑。

1805年，包括郑一在内的从越南回到华南沿海的海盗首脑，在郑一的建议下达成了和议，结成海盗联盟，分成红、黄、青、蓝、黑、白六旗帮派，联合出海，订立协议，按照协议分配赃物。

郑一嫂的海盗红旗帮以雷州半岛为基地，活动范围很广，在珠江流域、香港和澳门都留下传说。

从此，华南海盗势力进入鼎盛时期。郑一领导的红旗帮海盗，是海盗联盟中势力最为强大的，他们以雷州半岛为基地，势力范围包括珠江流域。

香港海事博物馆对当年活跃在南海的海盗有这样的描述：“这些匪徒并不仅限于攻击从中国出发、载满珍宝的欧洲盖伦帆船或者中国戎克商船。他们还对沿海村庄的贫困居民进行勒索，经常通过绑架人质来获取赎金。”

1807年，郑一突然死亡。郑一嫂从此进入人们的视野。

红旗帮掌门人

如今保存在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中的一本清代出版的史料《靖海氛记》，记载了郑一嫂继承夫业执掌红旗帮后的海盗生涯。

《靖海氛记》初刊于1830年，由顺德人袁永纶撰写，是有关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华南地区海盗问题的重要史料。

《靖海氛记》写道，广东这六大帮海盗“各立旗号，分统部落”，再加上活跃在台湾海峡的福建海盗蔡牵的配合，海盗猖獗越发超出了清朝官府的控制。

林则徐曾向皇帝奏折，追夺郑一嫂的诰命夫人封赏。

新寡的郑一嫂在红旗帮的牢固地位与新生代海盗张保有很大的关系。而张保后来成为郑一嫂的第二任丈夫。

《靖海氛记》对张保的身世有这样的交待：15岁随父亲打鱼时，遇到在江门打劫的郑一，被郑一带走成为他的“义子”。张保“聪慧、有口辨，且年少色美，郑一嬖之，未几升为头目”。

郑一死后，郑一嫂分出一队人马由张保统领，自己掌管余部。套用现代人熟悉的说法，在郑一嫂和张保的领导下，红旗帮对内整肃纪律赏罚分明、制定壮大队伍的策略，对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逐渐成为六大海盗帮派中实力最强的一支，“独雄于诸部”。

郑一嫂当年统领过多少海盗船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准确的数字，但《靖海氛记》中记录的1809年八月十八日的一场打劫，能说明红旗帮海盗的人多势众。

这一天，“郑一嫂率五百余艘。自东莞、新会转扰顺德、香山等处，驻众潭洲。二十日，令张保率舟三百号直入，劫沙亭，掳男女四百余人。”

郑一嫂率领的红旗帮，在海上打劫外国商船、沿海渔船，在华南沿岸掳掠村落之外，还多次与清朝官府正面交锋、实力“碾压”官军水师。

“恩惠”

当时华南沿海海盗猖獗，官府兵力匮乏，同时应对各路海盗分身乏术，两广总督百龄向海盗实施招安政策。郑一嫂见到实力远不如自己的黑旗海盗首脑投降朝廷后当上了把总，非常羡慕，表示也愿意投降，1810年开始了与官府的联络。

代表官府的说客曾这样劝告张保，既然知道黑旗海盗首脑有罪在身还能投降后封官，以你的十万之众，如果愿意归降，大人又怎么会只封你当个把总呢？！

郑一嫂与张保旗下接近十万的数字是现在的史学界普遍认同的。据研究清朝与航海时代历史的伦敦政经学院副教授布琮任（Ronald C. Po ）在BBC广播4台节目中介绍，生活艰难使许多渔民不得不“兼职”做海盗，有渔捕鱼，闲时在海上打劫。

张保投降被封为千总，从海盗变为清朝水军军官，并得到朝廷赐婚，张保娶郑一嫂为妻。张保在投降十年之后，官阶已至二品。

嘉庆25年，即1820年，时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林则徐曾上奏皇帝担心鞭长莫及，指张保“资格既未深沉，来历又非体面”，不宜驻守澎湖。奏折中称已经担任水师副将的张保“从前在洋为匪，伙众一万七千余人之多，镇将大员屡被戕害……距悔罪乞降之始未届十年，而在营迁转之阶已跻二品，从来升任之速未有过于此者。”

林则徐对张保的戒心与不满至张保去世后转向了郑一嫂，曾上奏道光皇帝“追夺张石氏诰封”，指她是再婚妇女“冒受封典”，先废除她诰命夫人身份，再剥夺她的财产继承权以及她与张保儿子担任总兵官职的资格。林则徐此举还得到两广总督阮元的支持。道光皇帝在收到撤销郑一嫂儿子总兵职位的折子后回复说：不必了。

受到官府排挤的郑一嫂晚年居住在澳门，后生意失败，在澳门去世。

“史上最成功的海盗”

自1807年郑一离世至1810年投降朝廷的三年间，郑一嫂旗下的海盗上万，船只数百上千，难怪要被称为史上最成功的海盗。

但是，你能想象200多年前，她这样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性工作者”究竟有什么特别的能力，不但稳坐红旗帮掌门人的“宝座”，而且把业务做得“风生水起”吗？

然而，无论如何成功，一个海盗女子的身世不是历史资料感兴趣的内容。她究竟出自怎样的家庭？为何沦落到卖身的地步？是弱女子被郑一强娶为妻还是一个很有抱负的女人为改变命运心甘情愿过海盗的生活？又或者她的聪明才智为郑一所欣赏，两人因此联手？

海盗张保曾经在香港水域非常活跃，至今香港有以他为名的旅游景点和其它与他有关的传说。

同样是海盗，她的第一任丈夫郑一被认为是郑成功的后人，有大量的记载；而她的第二个丈夫张保，以张保仔的名字，至今在香港和澳门广为人知，并且留下了许多传说和传奇。

郑一嫂，人们偶尔还记得当年她的“杀伐决断”，毕竟一个“凶神恶煞”的东方女性形象在西方流行文化中颇有抓眼球的效果。而真要全面立体地重塑她的故事却又非常艰难：重点是放在她海盗人生的作恶呢，还是“弃暗投明”的向善？

无论如何，这个被历史尘埃湮没的江洋女大盗，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人注意。

正如参加BBC广播4台节目的嘉宾，英国喜剧演员兼作家瑞雅·利纳（Ria Lina）所说，她这样一个女海盗当然不是什么人生楷模人物， 不会是我们要引领孩子们去学习的榜样，但是能确认电影中的人物曾经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也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

伦敦政经学院的布琮任在BBC节目中说，海盗的故事非常有趣，至今都是令老少着迷的话题。

“像郑一嫂这样的海盗，他们建立起自己一套军事权力甚至官僚系统，完全独立于中央政府和地方精英阶层之外，却平行存在。因此，他们也创造出有罪有恶的地下文化。”

“海盗故事有趣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些故事还告诉我们中国的历史， 让我们看到普通人的生活，看到那些来自底层的，充满怨愤的、穷苦的男女水手、渔民的劳作生活。他们给我们呈现的画面，与那些文人或者官员们描绘的完全不同。海盗的文化传统，正如我们从郑一嫂的故事中所看到的那样，与主流社会中孔子所提倡的道德、仁义、勤奋完全不同。海盗们为了生存必须有配套的生活方式、习惯和行为标准。对郑一嫂和很多海盗来说，海上打劫是他们合理又名正言顺的维持生活的方式。”

当然这种方式不仅不为当年礼教所容，即使放在今天，她这样一个出身娼门，委身海盗父子，进而上位、招安的奇女子，也是很难被社会接受的。

这恐怕正是郑一嫂鲜为人知的原因。

谢选骏指出：BBC不懂，海盗婆不仅不是女海盗——所以很快就投降了满贼，还受到汉奸林则徐等人的嫉妒与蔑视。为何海盗婆不是女海盗？海盗婆只是嫁鸡随鸡的娼妇，而女海盗该是独立门户的一族。

佚名网文《郑一嫂》报道：

郑一嫂（1775-1844），原姓石，乳名香姑，系广东新会籍。其前夫姓郑，因排行而俗名郑一，新安（今深圳宝安）人。郑氏夫妻生有两子。中国最著名的女海盗之一。

历史背景

在明末时期，当时就有著名的郑、石、马、徐四姓疍家贼横行珠江口。当代回族作家杨万翔的《海阔疍家强》曾提及一位在18世纪后叶越南内战中起过重大作用的疍家枭雄莫官扶。襄助莫官扶成就大事业的拍档名郑七，乃郑一的堂兄弟。由此可知，郑一嫂的娘家与夫家均为海盗世家，在她身子里，天生地流淌着与珠江水相交融的英雄血。

却说康熙收复台湾，郑成功部分残兵流向珠江口为盗，珠江口疍家贼由明末四姓演变为清初红、黄、蓝、白、黑、紫六帮。郑一乃红旗帮首领，其人胸怀大志，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把珠江口各股疍家贼统一成一个以他为盟主的海盗大联盟，而郑一嫂堪称贤内助，自始至终参与其事，各帮海盗尊称她作“龙嫂”。无奈天意弄人，在这个海盗大联盟好不容易签约结成的1807年，郑一却于一场强台风中坠海身亡，年仅四十二岁。

人物生平

领导有方

郑一死后，郑一嫂成为红旗帮的领袖。取得合法领导地位的郑一嫂，马上通过加强舰队的组织纪律性来树立她的权威。为此，她颁布了一道非常严厉的法令，规定凡胆敢擅自专权或是违背上级命令者，立斩不赦；任何窃取公共财物或是在乡民中偷盗者，也以死罪论处；任何人不得私自藏匿未经交验的战利品。其他犯规者也会受到严惩。如开小差或是未经许可擅自缺到者，将受到割耳之刑，尔后便在本股弟兄面前示众；如强奸妇女者，将被处死；如男女私通者，男的斩首，女的腿绑重物沉入大海。

有一位名叫格拉斯普尔的英国富商，曾被红旗帮绑架为肉票，从而耳闻目睹疍家贼的日常生活种种。待他被以7654西班牙银元赎出并回到伦敦之后，他写出了一本独一无二的回忆录，将郑一嫂的轶事公诸天下。

据格拉斯普尔描述，郑一嫂制定的海盗条令被严格执行，违反者严惩不贷，这一点“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他断定，如此严格的约束，会造就一股攻则勇猛，防则顽强，即便位处劣势也会死拼到底的力量。

事实的确如此。在郑一嫂的经营下，红旗帮有大小船只五六百艘，部众三四万人。他们以香港大屿山为主要基地，在香港岛有营盘，有造船工厂。活动范围由珠江口直迄琼州海峡。郑一嫂很早就向西方借鉴先进的科学技术。红旗帮使用的武器是千方百计弄到手的洋货。

势力惊英军

郑一嫂所领导的红旗帮装备之精良跟大清水师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不仅屡败官军，甚至取得重创葡澳舰队（其中有美国雇佣兵）且把澳门围困得几近断粮的辉煌战绩。面对英国舰船在中国的水域内横冲直闯，郑一嫂还在1809年痛击了广州内河的英国船只，俘获一艘英舰，斩杀数十英国士兵，令英军震惊。

事实上，在郑一嫂领导红旗帮期间，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保仔。张保仔原为江门疍家子，生于1786年。十五岁那年，他被窜入内河的郑一掳走，沦为疍家贼，深得郑一喜爱。名义上，张保仔是郑氏夫妇养子，但他的刚强干练使之很快跻身于红旗帮核心领导层。郑一死后，张保仔贡献出全部聪明才智，出面襄助“龙嫂”有效地廓清了群龙无首的混沌局面，并把珠江口疍家贼的事业推向鼎盛期。

抵抗联军

红旗帮越来越强大，为了荡平海寇，清政府与英国联合，试图借列强的力量消灭红旗帮。格拉斯普尔记载，1809年秋，清政府与葡萄牙和英国一起组成了联合舰队，要突袭大屿山消灭红旗帮。得到情报的郑一嫂，亲自坐镇大屿山纠缠住敌军主力。用“围魏救赵”的办法派主力奇袭广州城，击杀虎门总兵。联合舰队不得已撤退，在撤退途中又遭到早已埋伏好的红旗帮主力的包围，激战九个昼夜，红旗帮仅有四十人阵亡。而联合舰队丢盔弃甲，只有几艘舰狼狈逃回广州。

红旗帮的这些大行动让满清朝廷极为恼火，连续派出大军征讨。红旗帮及其它各帮在郑一嫂、张保仔的指挥下，连续打败了前来围剿的官军。在浙江海面，打死了浙江水师提督徐廷雄；在香港大屿湾，灭掉了清海军战船二十多艘、火炮三百门，生擒广东水师提督孙全谋；还进逼广州，打死虎门总兵林国良，迫使两广总督频频换人。

其中最大的一次“剿张”战役，是屡遭劫掠的澳门葡萄牙人会同清朝水师，组成中葡联军，合围红旗帮，一度将红旗帮的主力船队封锁于其总寨大屿山岛，历时八日。但红旗帮如有神助，张保仔算准风向与潮汐，与郑一嫂一起集结大船三百只、火炮一千五百多门、部卒两万，突然发作，海面炮矢横飞，无人敢攫其锋，于是扬长而去，官洋联军唯有望洋兴叹。

接受招抚

后来，红旗帮因郑一嫂不肯改嫁给黑旗帮老大郭婆带而导致各派冲突。清朝政府便采取了“怀柔政策”，黑旗帮作为六旗联盟的第二大帮投降，大大削减了郑一嫂和张保仔的力量。迫不得已之下，红旗帮也开始寻思着接受招安。

清朝的招安条件虽说很宽，但有一条是不能免的，就是招安时海盗们须下跪。红旗帮海盗一向看不起清军，让他们向昔日的手下败将下跪，很难接受。双方陷入僵局。

关键时刻显出了郑一嫂的巾帼豪气――她决定亲自前往广州，直接与两广总督百龄谈判，而且不带任何武器。1809年4月17日，郑一嫂不顾众人的反对，带了一个由17名妇女儿童组成的代表团亲赴广州面见总督。在谈判中，郑一嫂坚持应该保留一队帆船，不过目的不是用于打仗，而是用于“食盐贩卖”。对于百龄的所有其他提议，她一概漠然处之，直到最后百龄屈服于她的要求为止。

当然，作为一个精明的谈判者，她也适当做出了让步：同意由精于计谋的两广总督百龄提出的方案：由皇帝赐婚，准予张保仔、郑一嫂结为合法夫妻，郑一嫂、张保仔跪拜谢恩，同时，也算跪拜接受招安了。

招安后，张保仔封三品官，后升从二品，调福建闽安、彭湖等地任副将，郑一嫂授诰命夫人。海盗可以演化为义军，但不等于就是义军。招安的成功，也避免了更多平民百姓的伤亡。

三十年后，鸦片战争爆发时，郑一嫂仍然积极抗战，为林则徐抗击英军出谋划策，她的事迹还于上个世纪80年代被香港电影人搬上了银幕。

谢选骏指出：人说，“乾隆末年，一位姓石的广州姑娘不幸沦落欢场。如果没有被海盗掳走，也许这位石姑娘，会和大多数籍籍无名的疍家女一样，在皮肉生涯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苦熬。但命运把她推到了一个名叫郑一的男人跟前，花艇卖笑的石姑娘做了这名海盗头子的女人。当时的她还不知道，日后自己也将成为叱咤南海的海盗领袖。”——我看，黄俄赤匪追随英国鸦片贩子误读，把海盗婆子描成了苏联指挥的红色娘子军。但其实，海盗婆不过是江青同志，毛海盗一死，江婆子立即束手就擒，毛泽东的红色娘子军也变成了邓小平的黄色娘子军了。

【06、海权不过是美国霸权的延伸】

《美国对海权的再认识及其政策影响》（解晓东 赵青海 2017-05-16）报道：

〔提要〕受全球化、科技革命、中国海上力量快速发展等因素影响，近年来美国国内对海权进行新的反思，海权终结论让位于海权不可或缺论，马汉与科贝特的海权理论受到新的审视，技术创新对海权的影响被格外关注。与新认知相伴的是美国海军战略及相关政策的调整，从“由海向陆”转向“重返海洋控制”，扩大海军舰队规模，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确定“全域进入”新职能，将中国作为西太平洋海权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对海权的再认识及政策调整，是其维持海洋霸权的自然逻辑发展，将加剧大国间的地缘战略竞争。

海权（Sea Power）是海上传统安全的基本逻辑和决定性因素。美国是海权论的发源地，海权是美国全球霸权的主要支柱。进入新世纪以来，受全球化、科技创新和中国海上力量快速提升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国内对海权有新的认识和辩论，并引发相关战略和政策的调整，这将对地区和国际安全形势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一、海权概念的发展与西方两大主要海权战略理论

自从海权论诞生以来，海权这个概念一直没有权威的界定，随着时代主题、科技的发展，人们对海权的认识也处于不断演进之中。

作为“海权”一词的发明者，美国海军战略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并没有给海权以明确定义，而是用各种形式的历史范例和评论来揭示海权的实质。他认为，海权是海军运用的结果，是海军战略的产物，不同的海军战略决定着海军的特征。强大的海军必须与正确的海军战略相配合才能够最终实现海权。[1] 一般认为，马汉所说的海权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狭义上的海权，就是指通过各种优势力量来实现对海洋的控制；另一种是广义上的海权，它既包括那些以武力方式统治海洋的海上军事力量，也包括那些与维持国家的经济繁荣密切相关的其他海洋要素。[2]

马汉之后的学者越来越从广义角度来界定海权。例如，查尔斯·柯布格尔（Charles W.Koburger）认为，海权是影响海上事务以及从海上影响陆上事务的军事能力。[3] 萨姆·J·坦格里迪（Sam J.Tangredi）指出，海权可以被界定为一国国际海上商业和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将军事力量投送到海上以对海洋和局部地区的商业和冲突进行控制的能力，以及利用海军从海上对陆上事务施加影响的能力的总和。[4] 杰弗里·蒂尔（Geoffrey Till）认为，海权包括海军、海岸警卫队、海军陆战队、民用海事部门以及地面和空中力量的相关支持，利用海洋及在海上或从海上影响其他方的行为或事情、决定海上或陆上事态发展的海基能力（sea-based capacity）。进入新世纪，随着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凸显，人们普遍认识到，“在21世纪，海权仅聚焦于海军和海军力量是不够的，因为威胁的性质和范围已发生变化。这种对海权扩大的界定必须包括国家与海洋关系的所有因素”。[5] 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托马斯·科林斯（Thomas H. Collins）曾指出，21世纪海权是国家安全、可靠、全面、高效利用海洋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国家需要超越纯粹用于作战的军事能力，其包括利用海洋——维护海洋资源、确保货物和人员在海上安全运转通过、保护海上边界、支持海上主权、救助海上受困人员、防止滥用（misuse）海洋。[6]

一些学者还纠正只有海洋强国才拥有海权的错误看法，指出“海权是一个相对概念，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拥有海权，但彼此存在差异”。[7] 戴维·冈珀特（David Gompert）认为，海权是经济、政治、技术与地理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经济使其成为必要，政治决定其结构特征，技术使之成为可能，地理环境将其塑造。国际经济需要海上运输安全且可预期。国际政治中的对抗与敌对促使国家干涉他国海上贸易，导致对海军需求上升。国内政治使海军官员、商业利益集团和政客鼓吹、策划和制定海权的细节。由人的技能和独创性界定的技术因素，既决定攻防实力对比，也决定提供最大运作优势的能力。如果技术水平等同，一国对海军建设的投入决定其海权强弱。地理环境对各国的脆弱性和海上力量投送能力有先天的影响。[8]

尽管海权概念的内涵扩展被普遍接受，学者们也多从广义的角度看待海权，认为海上军事力量只是海权的一个因素或子集，但受传统地缘政治及海权起源的影响，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现实中大多数人，特别是象牙塔外的人谈论海权的最终落脚点仍是海军。

在西方的海权战略理论中，美国的马汉与英国的朱利安·科贝特（Julian S.Corbett)[9]至今仍有较大影响。由于马汉出生及成名均早于科贝特，其知名度也远高于后者，但科贝特思想自有其所长，是马汉替代不了的。

马汉对海权论进行了完整系统的阐述，其主要内容有：1.制海权是称霸世界的首要因素，“控制海洋，特别是沿着那些主要路线来控制海洋是国家强盛和繁荣的纯物质因素中的首要因素”。[10] 2.海权体系，包括进入世界主要海洋的便利的地理位置，在本国沿海港口建立的海上后勤基地，一支现代化的商船队，一支强大的海军，分布在主航线上的据点，以及广阔的领土、人口、资源和经济实力。3.海军在国力中占第一位，是一个国家实力的最终体现。海军是国家政策的工具，拥有强大的海军，才能国运昌盛，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4.海军的战略目标是在一场决战中打垮敌方舰队，争取制海权。“敌人的船只和舰队无论何时都是需要攻击的真正目标。”[11] 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击败敌人的主力舰队。为此，或是在总决战中消灭敌人的舰队，或是将其封锁在基地里，或是二者兼用。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建立强大的舰队。5.海军是美国争霸世界的基础。美国要想生存和强大，称霸世界，就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能同时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作战的“两洋海军”。

科贝特的海军战略思想包括：1.海洋战略是大陆战略的延伸，服务于大陆战略。海上战略目标根据国家政策目标制定，必须结合国家政策考虑海战的性质。海军不能单独夺取战争的全面胜利，必须学会与陆军紧密结合，共同完成政府赋予战争的政治目标。鉴于人是生活在陆上而不是海上，最后的决战必须在陆上进行。成功的海上战略必须重视陆军与海军的关系，只有使二者达到正确的均衡，并恰当地使用它们，才能取得胜利。2.海上有限战争。要在有限战争中取胜，不需要全面摧毁敌军，只需要有能力占领和守住一个足够重要的有限目标，就可迫使敌人坐到谈判桌前。3.无限战争中的有限干涉。新技术、新兵器使海军可以以有限的手段达到控制海洋的目的。干扰敌方海上交通线，能够以较小代价达到影响敌国经济、心理和战争潜力的效果。4.制海权的准确定义是控制海上交通线。打击一个濒海国家国计民生的最有效方法是不让它得到海上贸易资源。控制交通线，可分为全面与局部控制，永久或暂时控制。全面控制只能通过舰队决战，这通常是优势舰队的做法；局部控制可通过部分成功行动，通过阻止敌人使用一个特定区域，劣势舰队也可采用这种办法。优势海军如一味集中兵力寻歼敌舰队，往往达不到目的，不如把兵力部署到敌海军无法规避作战的地方（如袭击敌海岸或商船等），迫敌参战。海军兵力机动灵活，可以分散攻击或保护海上交通线，当大的威胁出现时能够迅速集中于指定海域。[12]

马汉与科贝特的相同之处在于：都从研究历史与海战入手，总结出海战的基本规律和原则，都强调争夺制海权的重要性，强调海上集中兵力的原则，强调摧毁商业航运不是海战的决战样式，强调海军为国家政治服务。二者不同之处在于：马汉主要根据约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的战略理论研究海洋战略，而科贝特是根据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战争理论研究海洋战略；马汉所处的时代，美国正处于实力上升期，因此其海军理论强调竞争，旨在突破老牌殖民帝国的固有势力范围；科贝特所处的时代，英国海上力量已达到顶峰，他的理论强调如何将海军转变为对殖民地和传统陆权强国进攻的利器。

以马汉、科贝特为代表的海权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早期曾风靡一时，对一战、二战乃至冷战中主要大国的海军建设和战略产生深远影响。今天，马汉、科贝特的海权理论仍被作为经典广为传诵，对当代海权理论的发展持续发挥重要影响。

二、美国对海权的再认识

冷战结束后，在美国一超独霸格局下，海权论一度沉寂。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科技革命及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海权论在美国再度升温。美国对海权的重新审视，一方面是考察全球化、技术创新对海权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探讨新兴大国海上力量发展对美国海权优势的挑战。受传统海权及冷战思维的影响，美国对后者的关注超过前者，因而也使其对海权的重新审视弥漫着强权政治的味道，并未摆脱霸权竞争的窠臼。

（一）海权终结论回归海权不可或缺论

从冷战结束到本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前，美国对自身海权优势十分自信，认为其压倒性海权优势完全实现了马汉对“制海权”的界定，未来对海洋的控制将通过航母力量和高技术战舰维持，美国有能力清除海上的任何威胁。“海权的历史伴随美国海军成为海上支配力量而事实上终结。”[13] 该论调出现的基础是美国海军的绝对力量优势：2010年，美国海军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无论从规模还是打击能力来看，其他国家没有一艘航母可与美国相媲美。美国海军拥有10艘大型可供直升机和垂直起飞的战斗机作为海上基地起降的两栖舰，而其他国家海军拥有此类舰船总共未超过3艘，且这些海军皆属美国盟国或友邦。美国海军海上可搭载飞机的数量是世界其他国家之和的两倍；核动力攻击潜艇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总和；主要作战舰船载有约8000个垂直发射器，整体导弹火力超过其后20国海军的总和；作战舰船排水量超过其后13个最大舰队的总和。[14] 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外战略先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参与和扩展”战略（利用冷战后国际有利形势，加强美国介入和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的能力，实现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继而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全球反恐战略，海权在相关战略中的重要性并不明显。特别是在应对诸如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中，利用传统海权成本昂贵且效果十分有限。缺乏用武之地是海权终结论一度产生的重要原因。

不过，海权终结论的出现只是代表特殊时段部分美国人对海权优势的过分自信或选择性忽视，推崇海权重要性一直大有人在。近年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海权终结论基本销声匿迹，而渲染海权重要性的论调扶摇直上。后者认为，海权并没有因为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重要性降低，相反，全球化使海洋对各国及全球经济更为重要。因为全球化使经济脆弱性更为明显，尽管这种脆弱性被日益扩大的海上贸易体系效能所掩盖。在全球化时代，“进入”（access）（资源、市场等）对各国发展至关重要。非国家行为体及跨国威胁、先进武器系统扩散及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的发展，使各国“进入”海洋的脆弱性上升，即使不发生海上战争，海军的重要性也在随之回归。在全球化和新海洋战略时代，海上力量（maritime forces）在对中国、伊朗、朝鲜实施遏制、核威慑和常规威慑中仍发挥着类似冷战时期的关键作用。在控制全球公域(command of the commons)、拒止敌手、剥夺其拒止能力的国家大战略中，海上力量是独一无二的，其所发挥的中心、不可或缺作用是陆军和空军无法替代的。没有充足的海上力量，就不存在美国对全球公域的控制。[15]“控制全球公域使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由于世界商品流动只有海运和空运两种途径，空运过于昂贵，运力相对较低，因此，“控制海洋才使美国真正成为超级大国”。[16] 美国海军部长马布斯（Ray Mabus）2015年指出，“海权曾是并将继续是美国国力、繁荣和国际影响力的关键基础。”[17] 随着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心放在大国竞争上，海权不可或缺论已成为美国内共识。

（二）传统海权理论受到不同程度重视

马汉的海权理论开启了美国从陆上战略转向海上战略的时代，其在美国海军学术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美国战略界对马汉理论也有检讨：认为马汉强调集中兵力寻歼敌方舰队的思想在实际作战中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马汉只是大量关注传统海军的冲突，尽管他也讨论非战争情势，但没有涉及现代海军柔性功能，如救灾、海军接触和外交、打击各种威胁海上安全的犯罪，也未能对导弹防御、核威慑这样的现代技术作用提供更多的指导。[18] 尽管有上述批评，但美国战略界认为马汉思想仍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马汉是罕有能够较为清楚阐释国家走向海洋的努力中实现重要目标的目的（逻辑）及方法和手段（原则）的战略理论家。虽然他关于海军作战的技巧已显过时，但其对于海权逻辑的思考，“具有永恒价值”；[19] 当今世界（全球化、不稳定、大国崛起）与19世纪末马汉所面对的情况相似，“马汉的绝大部分战略思考适用于今天”。[20]

相比马汉理论部分受到否定，科贝特的战略思想却日益受到重视。美国海军战略研究者认为，1904—1905年的日俄海战和二战中的美国经验都显示科贝特的理论更适用，“马汉的理论缺乏科贝特理论的永久性”。[21] 后冷战时代美国海军的远征作战和沿海作战，必须由更适宜的海军战略来指导。科贝特强调海军与陆上兵力相配合从而影响事态发展，在重视主力舰作用的同时，注重探究轻小船只在海域控制中的作用，这对未来海军作战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学者霍尔姆斯（James Holmes）认为，在高科技时代，陆基战机、反舰巡航或弹道导弹及其他武器已能够使沿海国无需舰队出海即可影响离岸事态发展，因此大陆海权论值得探究，科贝特的战略思想有助于启发未来的战略。[22] 霍尔姆斯认为，美军提出“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AC）标志着美军的指导思想从马汉向科贝特过渡。[23] 他指出，中国的海军战略家已将科贝特的战略理论与马汉的理论相糅合，美国应仔细加以审视。[24]

（三）技术革命为海权带来新的复杂因素

技术发展提高了人类利用与开发海洋的能力，海上能源开发、资源提取及其他商业活动明显增多，海洋变得更为拥堵，“进入”海洋和对资源开采的竞争加剧。技术的发展与扩散也使美国控制海洋更加困难。潜艇、无人机、导弹、陆基空中打击力量、电子战能力使在海上使用力量更有效、易受攻击性降低，这使舰队对舰队的作战成为过去。未来的海权对传统水面舰队不再有利，海上拒止（sea denial）比海洋控制（sea control）更为容易。[25] 网络电磁技术的发展对海军作战能力提出新要求。“网络电磁空间的新挑战意味着我们不能再设想掌握信息‘高地’。对手们寻求用高度网络化的信息系统拒止、扰乱、瘫痪或对我们的部队和基础设施造成物理破坏。外空、网络电磁空间的利用威胁我们全球指挥和控制。海军必须具有在最不利的网络电磁条件下作战的适应能力。”[26]

三、新的海权认知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政府为减少持续高企的公共债务，启动了自动减赤法案，防务开支削减首当其冲。受其影响加上大量海军舰船到了退役年限，近年来美国海军舰船规模呈下降趋势，目前处于1917年以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中国海军的舰船数量却在快速增加，中国的海上维权更加积极有为。相关事态发展与美国对海权的再认识交互发挥作用，推动美国相关政策正在或酝酿做出调整。

（一）海军战略从“由海向陆”转向“重返海洋控制”

苏联解体后，美国处于“单极时刻”，海军实力一时无双，其任务亦随美国家战略出现调整。1992 年9月，美国海军部长颁布《由海向陆——为美国海军进入21 世纪做准备》报告，其主要内容包括:由“独立实施大规模海战”转变为“从海上支援陆、空军的联合作战”；由“在海上作战”转变为“从海上出击”；由“前沿部署”转变为“前沿存在”；由“打海上大战”转变为“应对地区冲突”。[27] 该报告一改美国海军在冷战时期的主要作战任务——夺取制海权，首次将对大陆纵深的目标攻击作为海军的重要任务，这是对美国海军长期信奉的海权论的一次重要修正。近年来，随着美国国家战略再次将大国竞争放在优先位置，美国海军指导思想亦重返海洋控制。2015年8月发布的《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已把“海洋控制”作为海军五大主要职能之一。2017年1月，美国海军水面舰艇部队发表《水面舰艇部队战略：重返海洋控制》(return to sea control)，强调美国海军要通过推行“分布式杀伤”（distributed lethality）新型作战理念，落实新的“海洋控制”战略。[28] 美国海军水面舰艇部队指挥官汤姆·罗登（Tom Rowden）宣称：“因为中国海军和重建的俄罗斯舰队挑战了美国在海洋方面的长期主导权，我们将大张旗鼓地重新控制海洋。”[29] 需要强调的是，当前美国海洋战略所说的“海洋控制”是有限的海洋控制——“建立局部的海上优势，剥夺对手同样的能力”。[30] 《水面舰艇部队战略》指出:海洋控制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时间控制所有海洋，而是指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实施局部海域控制以遂行既定目标的能力。[31]

（二）扩大美国海军的规模

冷战后，美国的海军舰队一直处于萎缩之中，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海军依然保持遥遥领先的优势。但美国军方及其他相关领域的鹰派一再鼓吹保持和扩大海军规模的必要性。2014年美国制定了30年造舰计划，确定海军的舰船规模在308艘左右。2015年的《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亦以300艘军舰为美国海军需要保持的规模。2016年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及其主要幕僚提出建造350艘海军舰船的计划，并将航母战斗群增加到12个。2016年12月美国海军《兵力结构评估》报告提出拟将舰艇数量增至355艘。

（三）增加在印太地区的海空力量部署

随着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美国传统“两洋战略”中的大西洋重要性有所弱化，而印太（Indo-Pacific）[32] 两洋的重要性上升。为强化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掌控能力，美国宣布在2020年前将60%的海空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目前，美在亚太地区驻军达36.8万人。今后，驻日美军将维持在5万人左右；25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将在澳大利亚轮驻；在新加坡部署四艘濒海战斗艇，执行战斗、扫雷、反潜等多种模块化任务。2015年的美国《亚太海洋安全战略》宣布，2020年前，美国将向亚太增派1艘“美利坚”级两栖攻击舰、3艘DDG-1000隐型驱逐舰、2艘“弗吉尼亚”级潜艇。此外，美军还将向亚太地区部署多架F-22及F-35战斗机、B-2及B-52战略轰炸机以及“鱼鹰”运输机等空中作战力量。[33] 为强化美国对东亚海域的威慑力，美国将辖区在东部及北太平洋海域的第三舰队的部分舰船派到东亚执行任务。2016年4月，美国将第三舰队的导弹驱逐舰“迪凯特”号、“莫姆森”号和“斯普鲁恩斯”号编入第七舰队部署在东亚。同年10月，“迪凯特”号在中国西沙海域实施所谓的“自由航行行动”。同样属于第三舰队的“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亦多次在东亚海域执行任务，2017年2月、4月分别进入南海和朝鲜半岛海域。

（四）提出“全域进入”（all domain access）和“第三次抵消战略”（third offset）

2015年初美国军方将“空海一体战”概念更名为“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旨在综合利用美军在陆、海、天、网、电磁等各领域的优势，形成跨领域合力，击败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确保美军在各领域的介入能力和行动自由。[34] 同年8月《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首次提出“全域进入”，并将其列为美国海军必备的基本能力之首。这一职能与“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一脉相承，旨在保证美军在陆、海、天、网、电磁等任何领域的行动自由。为确保美国的全面技术优势和军事行动能力，美国防部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藉以强化美军在21世纪的军事优势，使其能够吓阻敌人并在冲突中获胜。美国防部加强技术研发，力求在尖端科技领域获得突破，特别是机器人、自控系统、微型化、大数据、3D打印等技术，并将这些技术融入创新的作战与组织构想，确保美军在“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中的“进入自由”（freedom of access）。[35]

（五）将中国作为西太平洋海权主要竞争对手

近年来，在美国对海权的讨论及海军战略的调整过程中，中国始终是美方最主要考量因素之一。在美方看来，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提高威胁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权优势，也使美国对盟国的安全承诺受到考验。与此同时，中国的海洋主张挑战美国主导的海洋秩序，一旦中国“限制进入”观念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会影响美国海军行动自由，使其对外干预能力受到制约。伴随中国海上维权举措和能力的加强，美国对中国的海权挑战警觉已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层面。2007年版的《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只字未提中国，而近年来白宫和军方发表的报告则均将中国放在突出位置。2015年2月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保持警觉，并坚决反对以任何胁迫方式解决领土争端。[36] 其后，在美国海军作战部、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发布的《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中，指责中国在维护主权主张时使用武力或恐吓其他国家，加之中国军事意图缺乏透明度，导致了地区紧张和动荡，可能带来误判甚至紧张升级。[37] 同年8月，美国防部发布的《亚太海洋安全战略》基本是量身定制针对中国。报告认为，中国南沙岛礁建设对美中关系有严重影响，特别是中国的海上与空中行动，已大幅增加“不安全与不专业”的行为，其对于美国与美军的政策目标，乃至于美军官兵的安全都产生威胁。[38]

为应对中国的海权挑战，美国近年来多管齐下，强化对中国海上威慑态势。第一，强化并优化前沿部署，增加在亚太的前沿军事存在。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将军事力量从东北亚向东南亚调配，并部分向关岛、澳大利亚、夏威夷、马里亚纳群岛等第二岛链转移。第二，通过军售、军援和联合军演等提升亚太盟友和伙伴的军事能力及彼此之间对联合作战的熟悉性。第三，加大舰机对中国抵近侦察和实行“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第四，不断出台主要针对中国的战略或作战理念。美军方陆续提出的“空海一体战”、“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第三次抵消战略”、“分布式杀伤”等战略和作战概念，皆在不同程度上明显针对中国。第五，改变在东亚海洋争端问题上长期保持的相对“中立”立场，直接介入中国与周边邻国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质疑中国权利主张的合法性和维权行动的正当性，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司法化。

四、结语

海权是美国霸权的基础。维持绝对的海权优势是马汉海权论诞生以来美国孜孜以求的目标。美国对海权的反思发生在美国削减军费预算、中国增加海军投入的背景下，其直接起因并非是美国海权优势旁落，而是在全球权势“东升西降”态势下国内焦虑感上升的一种体现，而军工利益集团及防务鹰派则趁机为增加海军军费投入制造声势。从政策影响结果来看，相关造势活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美国海军战略回归海洋控制，舰队规模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得到扩大，印太地区将成为新军舰的主要投放地。但从潜在国际影响看，美国强化海权优势只会刺激其他大国为缩小与美国的差距而加速发展海上力量，进而带动地区海上军备竞赛，使大国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地区安全局势更为复杂，为当今世界的不稳定增添新的不确定性。

[1] 《海权论》。

[2]　Geoffrey Till, Maritime Strategy and the Nuclear Age, London: Macmillan, 1982, p.33.

[3]　Charles W. Koburger, Jr., Narrow Seas, Small Navies and Fat Merchantmen, New York: Praeger, 1990, p.xiv.

[4]　Sam J. Tangredi (ed.), Globalization and Maritime Powe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3-4.

[5]　Andrew T. H. Tan (ed.), The Politics of Maritime Power: A Survey, Routledge, 2011, p.5.

[6]　Address by Admiral Thomas H. Collins, Commandant, US Coast Guard, “Maritime Power for the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apower Symposium, Naval War College Newpot, RI, October 27, 2003, https://www.uscg.mil/history/ccg/Collins/docs/ADISSNWClunch2003.pdf.（上网时间：2017年4月28日）

[7]　Geoffrey Till, Seapower: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ird edition, Routledge, 2013, p.25.

[8]　David C. Gompert, “Sea Power and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2013, p.21, http://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151.html.（上网时间：2017年4月28日）

[9]　朱利安·科贝特（1854-1922），英国军事理论家、海洋战略家。著有《英国在地中海(1603～1713)》(1904)、《七年战争中的英国》(1907)、《特拉法尔加战役》(1910)、《海军战略的若干原则》(1911)和《世界大战中的海军作战史》(1920～1922)。

[10]　A. T. Mahan, The Interest of American in Sea Power, Present and Future, Kennikat Press, 1970.

[11]　L. F. 伟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219-288页。

[12]　Geoffrey Till, Seapower: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ird edition, Routledge, 2013, pp.61-71.

[13]　R. B. Watts, “The End of Sea Power,” Proceedings Magazine, September 2009, Vol.135/9/1, p.279.

[14]　Secretary of Defense Robert M. Gates, “Remarks at the Navy League Sea-Air-Space Exposition,” May 3, 2010, http://www.archive.defense.800/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460.（上网时间：2017年4月28日）

[15]　James Kurth, “The New Maritime Strategy: Confronting Peer Competitors, Rogue States, and Transnational Insurgents,” Orbis, Fall 2007, p.596.

[16]　Julian Dale Alford, “How Important is ‘Command of the Commons’ to U.S. Defense Strategy Going Forward?,” April 9, 2013, http://www.cfr.org/defense-strategy/important-command-commons-us-defense-strategy-going-forward/p30408.（上网时间：2017年4月25日）

[17]　Department of the Navy,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and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Forward, Engaged, Ready: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March 2015.

[18]　“Seapower: A Conversation with Professor Geoffrey Till,” December 9, 2012.

[19]　James R. holmes, “China’s Naval Strategy: Mahanian Ends Though Maoist Means,” The Diplomat, June 21, 2013.

[20]　Benjam Armstrong, “Living in a Mahanian World,” Infinity Journal, Volume 2, Issue No.3, Summer 2012, p.11.

[21]　Brian O’Lavin, “Mahan and Corbett on Maritime Strategy,” February 10, 2009.

[22]　James Holmes, “ Dilemmas of the Modern Navy,”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y-June 2013.

[23]　James R. Holmes, “From Mahan to Corbett?,” The Diplomat, December 11, 2011.

[24]　James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 “China’s Navy: A Turn to Corbett?,” Proceedings Magazine, Vol.136, No.12, December 2010.

[25]　David C. Gompert, “Sea Power and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pp.186-187.

[26]　The US Sea Services (Navy, Marines, Coast Guard),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March 2015, p.8.

[27]　U.S. Department of the Navy, From the Sea: Preparing the Naval Service for the 21st Century, September 1992,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policy/navy/fts.htm.（上网时间：2017年4月28日）

[28]　US Naval Surface Forces, “Surface Force Strategy: Return to Sea Control,” January 9, 2017, http://www.navy.mil/StrategicDocs.asp.（上网时间：2017年4月28日）

[29]　Tom Rowden, “U.S. Navy Must Return to Sea Control,” USNI Proceedings, 2016, p.9.

[30]　The US Sea Services (Navy, Marines, Coast Guard),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March 2015，p.20.

[31]　US Naval Surface Forces, “Surface Force Strategy: Return to Sea Control,” January 9, 2017, http://www.navy.mil/StrategicDocs.asp.（上网时间：2017年4月29日）

[32]　美国军方多使用“印度洋—亚洲—太平洋”（Indo-Asia-Pacific），而美学界通常使用“海上亚洲”（Maritime Asia）来称呼这一地区。

[33]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Asia-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 Achieving U.S. National Security Objectives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August 2015, p.20.

[34]　The US Sea Services (Navy, Marines, Coast Guard),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March 2015.

[35]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Asia-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 Achieving U.S. National Security Objectives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August 2015, p.22.

[36]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ebruary 2015.

[37]　The US Sea Services (Navy, Marines, Coast Guard),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March 2015.

[38]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Asia-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 Achieving U.S. National Security Objectives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August 2015, p.14.

谢选骏指出：上文总结认为，“海权是美国霸权的基础”，这是错误的。事实上，海权不过是美国霸权的结果。由于这样的结论错误，上文对于美国及其海权的所有分析，只能断章取义、本末倒置了。

【07、海权时代变成空权时代】

《海权时代结束 澳专家：中国陆基反舰导弹控制西太，美将成过去式》（MyNarcissus2023-08-11）报道：

8月10日，新南威尔士大学的阿尔伯特·帕拉佐在美媒《突破防御》上发表文章称海权时代已经结束，PLA的陆基反舰导弹已经控制了西太，美军航母想要在西太威胁中国已经成了过去式。

阿尔伯特·帕拉佐（Albert Palazzo）曾担任澳大利亚陆军研究中心战争研究主任，该中心隶属于澳陆军总部未来陆地作战部门，他曾发表了多部有关澳大利亚军事历史以及未来战争特征的著作，因此阿尔伯特·帕拉佐对西太局势的判断还是非常具有参考意义的。

阿尔伯特·帕拉佐在文章一开始就引用了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海军指挥官之一的霍雷肖·纳尔逊上将的经典名言：

“一艘军舰想要与一个堡垒作战的想法是极其愚蠢的”

阿尔伯特·帕拉佐表示，随着现代武器更新的日新月异，纳尔逊的说法要更新一下了，现在这句至理名言要改成：

“一艘军舰与导弹防御的海岸作战是极其愚蠢的”

阿尔伯特·帕拉佐称制海权曾经非常重要，没有制海权，岛屿作战根本无法展开，舰队也无法实现其作战目标，就像1982年的马岛作战，即使阿根廷海军已经占领了福克兰群岛，但后期抵达英国特混舰队取得了马岛海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最终将马岛从阿根廷手中夺回。 

但阿尔伯特·帕拉佐同时表示，现时不同于以往了，现在已经到了陆地控制海洋的时代，至少中国已经做到了这点，五角大楼的官员就曾警告过，即使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海军也没有用，中国的应对办法是装备更先进的陆基反舰导弹。这种在天基卫星数据链的支持下的全新打击方式已经成为美国海军水面舰艇的心头大患。

阿尔伯特·帕拉佐举例了中国已经装备很久的DF-21D和DF-26，他认为这种几乎专门为美军航母量身打造的反舰导弹射程可达数千公里，其成本与百亿造价的航母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美军只有11艘航母，而中国却可以制造成百上千枚这种导弹，试问五角大楼有好的应对策略？

在DF-21D和DF-26导弹的射程内，关岛基地以及美军在第一岛链上的所有军事基地，另外还有西太所有大型移动目标，都将成为这两款导弹的打击目标，阿尔伯特·帕拉佐表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大型舰队冒险进入敌方陆基海上打击导弹系统监视的水域，即使是拥有强大制空与制海能力的航母编队，在面对这种从天而下的打击同样无能为力。

俄英的遭遇让美国胆寒！

阿尔伯特·帕拉佐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俄罗斯旗舰莫斯科号被两枚乌克兰海王星反舰导弹击沉，另一个则是马岛战争中阿根廷飞鱼导弹摧毁英国皇家海军谢菲尔德号，这俩确实是现代海战中为数不多被反舰导弹击沉的案例：

2022年4月13日，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于蛇岛东部的黑海海域遭到了乌克兰海军海王星导弹的打击，当时并没有沉没，只是发生了大火，但在4月14日俄军试图将其拖回港时沉没。

海王星导弹反舰导弹是乌克兰射线设计局以前苏联的Kh-35“天王星”反舰导弹为蓝本设计的导弹，重约870千克，长度为5.05米，直径0.38米，弹头重量150千克，射程为280千米的亚音速反舰导弹，两枚即让排水量为1.15万吨的光荣级导弹巡洋舰“莫斯科号”葬身海底，着实让人吃惊。

阿尔伯特·帕拉佐举的另一个案例则是马岛战争中最经典的飞鱼导弹击沉英国谢菲尔德号驱逐舰，1982年5月4日，阿根廷空军超军旗战斗机发射两枚法国制造的飞鱼导弹，一举击沉谢菲尔德号，最先进的驱逐舰不敌反舰导弹，全球舆论哗然。

飞鱼导弹也是一种亚音速导弹，弹头重量165千克，固体火箭发动机推进，射程只有70千米，但足够了，英国特混舰队犯了一系列错误最终导致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让两枚导弹闯入禁区，其中一枚击中谢菲尔德号，导弹没有爆炸，但未燃尽的燃料引燃了铝合金制的舰体，大火无法扑灭，最终沉没。

导弹那么厉害，那么台伪的导弹是否威胁很大？

反舰导弹对水面舰艇的威胁相当大，所以有朋友就问了，台伪装备了那么多雄风反舰导弹，那么大陆水面舰艇是不是就掉坑了？笔者估计各位早就在等着提出这个疑问了，事实上阿尔伯特·帕拉佐列举的两个案例并不是很恰当，因为这种只是亚音速反舰导弹，而“谢菲尔德号”和“莫斯科号”几乎就是两个猪队友：

谢菲尔德号连警戒的965型雷达都没开，甚至都没有理会附近的“格拉斯哥号”的警告，不知道这算是喜剧还是悲剧，另一个“莫斯科号”则是被附近骚扰的无人机吸引注意力，居然完全没有发起对导弹的拦截，结果就是悲剧了。

反舰导弹已经从亚音速走向超音速，再从超音速走向了高超音速，水面和空中打击变成了天基数据链支持下的雷霆一击，亚音速和超音速还有可能被拦截，而高超音速加上滑翔武器的拦截难度却极大，因为中国除了DF-21D和DF-26以外还有DF-17和DF-27滑翔高超音速武器。

这种前半段类似于弹道导弹，但后半段使用滑翔弹道的高超音速武器，无法预先设置拦截点，所以在战略级（兆瓦级）激光武器成熟之前，对这种武器的拦截基本没有可能！

是不是有点跑题了？刚才还在说台伪的导弹威胁，咋又说起高超音速导弹了？我们回到正题，台伪确实装备了“雄风”系列超音速反舰导弹，对解决台海危机的大陆水面舰艇确实构成了不少威胁。 

但各位别忘了大陆庞大的无人机群，侦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带上反辐射导弹，对岛上目标执行24小时不间断的“禁飞区”任务，一旦有雷达信号露头就直接打击，有可疑目标出现也直接打击，各位是不是怀疑PLA没有这样的能力？

台湾看着很大，其实也就3.6万平方千米，一架无人机可以轻易控制300平方公里（半径10千米范围，在空对地导弹的射程内），各位算算看需要几架无人机？也就100多架而已，翼龙3续航时间可达40小时，无人机群加上AI自主攻击，连人在回路中控制都省掉了，24小时封锁完全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

雷达和导弹都无法露头，这仗估计没法打了，因为反舰导弹至少也得装载个惯性导航的数据才能发射，要不然都不知道往哪射，要么就一次性任务，搞些民船装些角反射器模拟军舰的型号作为诱饵，估计几轮下来岛上就安静了。

世界经历了陆权时代、海权时代和再次回到陆权时代

真正的决战从来不会在岛上发生，而是中美之间，美国当仁不让控制了海权，11艘航母、200多艘水面舰艇，上千架舰载机，全球远洋贸易的交通要道都没美国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等这些咽喉要道都在美国人手里。

目前的美国就是制海权的既得利益者！但世界正在改变，17世纪以前，世界属于陆权时代，1615年英国海上冒险家华特·雷利曾撰文“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控制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能控制世界财富，进而控制世界本身”。1890年起，马汉发表《海权论》系列著，他认为制海权是国家遂行海权运作的一部分，海权时代从实践到理论已经齐备。

从最早的葡萄牙到西班牙，再到英国，都是制海权的既得利益者，但二战后制海权交到了美国手中，从此时开始，美国开启了长达70多年的海上霸王历史，一直到现在都仍然是全球海洋的王者。 

但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航母这种来自一战前但在二战发扬光大并在随后称霸世界的100多年历史中，也是完成了“海上霸王”的历史任务，因为从来没有对手的航母现在有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反舰的弹道导弹，这种射程动辄可超过5000千米的导弹，中国首创的这种武器，直接让西太平洋没有一寸安全的海面。

世界的天平已经开始向陆权倾斜，虽然凭借着导弹不可能直接夺取海权，因为这种武器对于没有航母的国家其实威胁并不是特别大，也是一个时代特有的产物。但它对海权时代如日中天的美国的制约太大了。在随时可能会被反舰弹道导弹击毁的海域使用航母，请问美国人心理的阴影到底有多大？

打击美国航母，引发三战，攻击本土怎么办？

相信有不少朋友都有这个疑虑，攻击美国航母，美国威胁攻击中国本土该怎么办？威胁要打核战又怎么办？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因为担心被攻击本土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原因是一旦相互攻击本土，那么美国的全球地位必将失去。

美国目前的地位是全球霸权带来的，连美元地位也是霸权在支撑，一旦美国失去霸权，这个后果是相当严重的，美元边缘化之后，美国发行的那么多美元回流，会让美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美元比草纸不如的时代即刻来临，这个结局比战争失败要可怕100倍。

目前已经接近33万亿了 

老二中国光脚不怕穿鞋，反而是老大美国负担太大，所以中国并不怕战争规模扩大，因为中国的底线就是解决台海问题，反观美国，以遏制中国为目的却把自己送入了二流国家甚至三流国家，这账实在是不划算。

但美国心有不甘！一带一路已经在蚕食美国的全球势力版图，人民币国际化也在削弱美元的信用，中国还在推动全球本币化交易，并且还有庞大的外汇截胡美国对全球各国薅羊毛操作，当然中国还有一王炸还没实施。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货币所特聘研究员翟东升就认为，中国要摆脱被美元体系薅羊毛的局面，必须要适度扩大以本币计价结算的国债以取代美国国债，让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基于中国的国家信用，而不是美元储备的信用！

要让人民币的发行增速和强大的商品兑付能力相匹配，把被美元稀释掉的财富，转化为提供给广大中国人民的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服务，让普通中国人有钱可花，从而实现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 

这意味着什么？中国要和美元“脱钩”了，美元不再成为储备信用，再也无需看美国人的脸色行事，也不再需要讨论什么美债问题，最多也就短期投资套个利，再也不会购买成千上万亿美元的长期美债让美国人薅羊毛。

据翟东升在《中国正在说》的“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走向”专题中表示，2035年将会成为一个分水岭，中国从老二正式走向老大，而在2035年之前，我们仍将经历一系列的斗争，不管美国是否愿意，中国已经决定这么做了！

中美必将走向摊牌，如澳专家所言，中国已经有能力摧毁西太任何阻碍中国统一的阻碍力量，中国也必将走向伟大的复兴，让我们拭目以待！

谢选骏指出：“世界经历了陆权时代、海权时代和再次回到陆权时代”——这个说法严重错误。事实则是——“世界经历了陆权时代、海权时代和空权时代，现在走向太空时代”。

【08、海权先于《海权论》】

《“海权论”东渐及其影响》（2022-06-21 周益锋）报道：

中国是一个具有18000公里海岸线的海洋大国。中国和周边国家在黄海、东海、钓鱼岛、南沙群岛等地存在着海洋国土的争议，中国急需用制海权思想来建立自己的海军，使海军走向深蓝。在这个时候，海权论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海权论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在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中国为什么没有在海权论的指导下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学术界对此研究非常薄弱。①本文，笔者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以求教于各位同人。

一、

中国古代没有海权思想，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人也有海权思想，明清两代水师、海军，都是海权意识发展的产物，并在维护国家海权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卢建一《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期）；还有人认为魏源时期就具有海权思想（王家俭《清史研究论述》，台北出版社1994年版；戚其章，《魏源的海防论和朴素海权思想》，载《求索》1996年第2期）；已故的史学大师缪凤林在其《三代海权考论》一文中也认为，明清已有海权思想。

笔者以为，这些观点值得商榷。判断中国古代人是否具有海权思想，必须搞清楚什么是“海权”。马汉认为：“海权其义甚广，它不仅包括通过海上军事力量对海洋全部或一部的控制，而且也包括对和平的商业和海上航运业的控制。”近代意义上的“海权”是一种针对敌人海上力量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使我方的海上力量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自由地使用海洋，剥夺敌人的海上力量的能力。在马汉《海权论》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是：海洋可以兴渔盐之利，可以通舟楫之便。至于海洋可以作为通往世界的要道，可以作为国家经济贸易的重要途径，以及海洋可以作为军事上重要的战略基地、控制敌国海岸以保障本国海上贸易顺利进行等观念，中国人是没有的，魏源也没有。笔者以为，判断海权思想有无的根本标准是：是否具有通过海上军事力量或者通过和平的方式对海洋全部或一部进行控制，以确保本国海上商业、航运业的畅通。中国古代，迄于清末，都没有国家海上贸易，何来保护本国海上商业航道的观念呢？所以，笔者以为，中国只有1900年马汉《海权论》传入后，才开始具有近代意义上的“海权”思想，这是个事实。

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战败，原因有很多，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海军缺乏制海权思想。1890年，美国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出版了他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该书被认为是海权理论的经典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近代海权理论的确立。海权论创立后，西方各国纷纷传播，奉若珍宝，并以之为理论基础，建设各国的海军。

马汉的海权论在世界各国传播的同时，也经日本传到了中国。这种传播分两种情况：一是由日本人主办的刊物为了增加发行量，翻译了一些马汉的海权论；二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为了发展中国海军学术思想，将马汉的海权论一部分引入国内。前者是无意识的商业行为，后者却是有目的、有意识的爱国行为。1900年3月，日本乙未会主办的在上海出版发行的中文月刊《亚东时报》开始连载《海上权力要素论》，翻译者署名为“北美海军参将马鸿”，此人为日本人剑潭钓徒。这是马汉的著作首次被介绍到中国来。但由于各种原因，《亚东时报》只连载了两期，翻译到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停止了。《亚东时报》翻译的版本是日文的译本，错漏很多，且多为难读的文言文。尽管如此，它还是使马汉的著作第一次与中国国内的读者见了面，为中国封闭的海洋观念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因而具有开创意义。1910年前后，中国留日海军学生创办的《海军》杂志再次刊载马汉《海上权力要素论》的汉文译文，改题为《海上权力之要素》，译述者是齐熙。《海军》杂志曾计划将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全部译成汉文，并为此刊登过译书的广告，准备在杂志上连载后，出一个单行本，名为《海上权力史》。但遗憾的是，《海军》杂志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而停刊，因此，其全译《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计划也就化为泡影。从现在仅存的前四期《海军》杂志看，翻译工作只进行到《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第一章第二节，“地形的构成”的前部分，比《亚东时报》所载内容多出有限。《海军》杂志此次翻译，同样是根据日文转译。但这次是中国人自己翻译的，所以在译文风格上简朴明晰，更适应中国人阅读。

虽然清末对马汉著作的翻译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但国内的一些读者还是通过阅读这些文字了解了马汉的海权论，在思想上受到震撼。而更多的中国人是在欧美、日本留学时发现和接受马汉的观点的。晚清海权论的引入虽然只是一部分，但还是对晚清海防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海权”一词，屡屡出现在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文字中。1903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出版的中文刊物《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此篇文章明显表明了梁启超对马汉海权论的崇敬和钦佩。他在文章中称，太平洋海权问题，是20世纪第一大问题。他说：“所谓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商业势力之消长，实与海上权力之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意。”[1]1905年，一篇《论海权》的文章刊载在《华北杂志》第九卷上。该文作者完全接受马汉的理论，认为海权的根本在于海军，他说：“海外之殖民地，旅外之侨民，国际贸易之商业，往来运转之商船，皆恃海军以托命。”[2](p1126)对海军的认识比较深刻。有的人受马汉的影响，将中国国家的强弱与海权联系起来，认为海权的大小直接影响国家的强弱，“夫权者，无形之物业，视国力之强弱而已。力强则权大，力弱则权小，此一定之势，实无可争。所争者要在其修国政自立耳。国政修则国权盛，而海权乃属推其权也”。[2](p1126)有的人还用海权理论来分析中国海军在甲午海战中的表现，认为缺乏制海权是中国海军失败的重要原因。《海事》第二期中的一篇文章认为：“大东沟战败后，我残余各舰嗣是蛰居威海卫，不敢与之争锋，黄海之权遂完全落入日本之手。”[3](p74)如此行事，焉有不败之理？该杂志第三期更进一步分析说：

善谋国者，应以敌之沿岸为第一道防御线，公海为第二道防御线，至于自国之沿岸则第三道防御线矣。战争而至于自国之海岸要塞为防壁，则公海之海权必完全落入敌人之手，其迫促之情可想。稽之战纪，几见有仅凭海岸要塞抗敌而能固吾圉乎？[3](p75)这个思想完全可以称之为伟大了，它对以前的海口防御战略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其将海疆防御线分为敌国沿岸、公海、本国沿岸三道的观点非常有创意，不仅在当时是先进的思想，即使是现在，也仍然被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视为海军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在美国等国家的军事家看来，一个国家的海防线有两种，一种是看得见的国家海域防守线，二是隐性的战略防御线，战略防守线越远离本土，本土就越安全，所以，美国将其海防的战略防守线西部扩展到日本海、台湾海峡，东部扩展到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一带，这些地方是美国海防的第一道防线，美国近海是第二道防线，本国口岸是第三道防线。美国的这个海军战略在一百年前就被中国《海事》杂志上提出，这是中国人的骄傲，但可惜的是，这么宝贵的战略思想，当时的清廷没有重视。清政府的海军建设津津乐道于海口防御，殊不知这样做的后果是，一旦爆发战争，战火将很快蔓延到自己的本土，使自己陷于被动挨打的防御境地。如果我们实行三道防御线式的海军战略，我们的战略防线就延伸到敌国的口岸，一旦爆发战争，战火可在敌国的本土进行，纵然不济，也可以退至公海防御，而本土的战争往往是前两道防线失败以后才进行，这就为本土的战备提供了充裕的准备时间和预警时间。说到底，这是一个海权问题。美国本土几百年没有受到外国的攻击，就是因为它实行了马汉的海权论，实行的是远洋海防战略。

晚清海权思想引进以后，不仅仅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被统治阶级所接受。最明显的一个证据出现在1906年8月30日清政府政务处的一份奏章中，文中写道：“现时局日艰，海权日重，欲谋自强之用，非振兴海军，无以外固洋面，内卫各省。”这里明确出现“海权”一词。 1907年5月，清廷命令姚锡光拟制的海军复兴规划中，就充满了海权思想②。他在《筹海军刍议》序中说：

今天下，一海权争兢剧烈之场耳。古称有海防而无海战，今寰球既达，不能长驱远海，即无能控扼近洋。……盖海权者，我所固有之物也，彼虽束我，焉能禁我之治海军？[4](p798～799)这里，姚锡光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如果没有海权，不但远洋不能控制，即使近海权益也无法保证。这对那些历来强调“海口防御”的士大夫，无疑是一剂清醒剂。姚锡光在《拟就现有兵轮暂编江海经制舰队说帖》中说：

海军与陆军相表里，我国海疆袤延七省，苟无海军控制，则海权坐失，将陆军亦运掉不灵。[4](p800)可见，姚锡光在为清廷拟定海军规划时，海权思想是他的一个重要指导。在姚锡光制定的两个分年海军规划中，他将中国海军装备建设的重点集中在具有巨大远洋作战能力的战列舰上（在他的十二年规划中，尤其突出），这一点恰恰是马汉的一个重要观点；此外，姚锡光的规划中还有一个空前的建议，即在海军中成立一个“海军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任务，不是研究驾驶、管轮，而是研究军事学术。他说：

海军研究所为海军中、下等军官讨论学术之地，期扩新知，不封故步。[4](p813)晚清中国海军建设最大的不足是缺乏海军军事学术的研究机构，李鸿章建设北洋海军时，成立了许多海军机关，但就是没有军事理论的研究机关。姚锡光能够提出如此重要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马汉海权理论的影响。

二、

和国内数量极其微弱的论述相比，留日学生对马汉海权论的讨论无论质还是量都要比国内的讨论要深刻。1909年6月，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受马汉海权论的影响，感慨中国海军的贫弱，在东京创办《海军》季刊，以“讨论振兴海军的方法、普及国民海上知识为宗旨”。现在能够见到的《海军》杂志只有前四期，这四期杂志对海权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讨论。

第一，对海权的具体涵义进行了讨论。在马汉的著作里，海权系指国家对海洋的控制权，它的内容非常广泛。它既包括国家在一定海域内的军事控制权，又包括国家所获得的以海洋为依托的商业贸易、交通航运等方面的优越经济地位。当时的中国人对其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狭义的理解，即认为海权，系指按照当时国际法的规定，各国对其海湾和沿海岸线3海里之领海的主权；另一种是广义的理解，如肖举规在《海军》第二期上撰《海军论》一文，文章指出：“所谓海上权力云者，约分五端（原注云：欲详知其说者，请观美国海军大佐马项所著《海上权力史》）：一曰商业地位之保全；二曰交通线之保全；三曰航业之保全；四曰侨民之保全；五曰海产物之保全。”[5](p40)在这个广义的海权概念里，商业、交通、海航、侨民和物产等都是海权的重要内容，要能够做到“保全”二字，就必须有强大的海军，以保护这五个方面的安全。在对海权的两种理解中，肖举规的这种理解是符合马汉海权原意的。

第二，对中国海权观念淡薄、海军落后的的原因进行了讨论。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但中国却一直没有强大的海军，更没有产生过控制海洋的观念，这是为什么呢？在中国人没有接触到马汉的海权论以前，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来进行解释，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去找原因解释，既然祖祖辈辈就是这样的，还有什么原因呢？但马汉的海权论给了他们启示和一个可以参照的理论。马汉认为，影响世界各国海权盛衰的主要有六大因素：地理环境、广袤的海岸线、领土大小、人口数量、民族性格、政府特质。在留学生看来，马汉所提出的六条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每一条似乎都是针对中国而讲的，是对中国的警示。根据马汉的理论，留学生认为，地理环境、广袤的海岸线、领土大小、人口数量这些因素是一个国家客观存在的东西，人们无法选择。中国海军落后、海权淡漠的主要原因在于民族性格和政府特质两个方面。肖举规在《海军论》中指出；“观国之光，当观其国民精神之弱与强。”[5](p36)国民精神强则其海权就强。沈鸿烈在《海军发刊意见书》中写道：“间尝论世界海国民之性质，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为新世纪开辟之祖，其冒险可敬也，而贪欲残忍，于以阻其进取之途。法人之勤勉节俭，可急致母国之富也，而小心翼翼，于以乏海外经营之志。英人、（荷）兰人之坚忍图成异于法，锐志进取异于西，而英人之精慎敏捷尤超兰人而过之，所以海上王之称谓，由葡而西而兰，其究则归于英。”[6](p11)这里关于民族性格对海权的影响有深刻的认识，英国能称霸于海上，是由于其民族性格中有许多优秀的异于他国的成分。沈鸿烈非常赞同马汉的“国民商业之性质，为海上权力发达之原素”[6](p11)的说法，他用此论来分析中国情况，认为中国的农业经济阻碍了中国海权思想的发生。在《海军发刊意见书》中，他说：

我国有史以来，素持农本商末主义……使人民醉死梦生于小天地中，直接为活跃取进、商务振兴之妨，间接为贸迁有无、航业发展之碍者，固为我民族受病之源。[6](p10)。此论极有高度，分析直指中国的诟病，可谓切中要害。沈鸿烈是中国最早一针见血地指出小农经济是使中国海权观念淡漠的重要原因的人。与沈鸿烈相呼应，肖举规在《海军论》中通过对历代中国政府奉行的政策特点分析来揭示中国海权淡漠的原因。他说：

吾国民之不知有海上权力，盖有由矣。古昔载籍既少海上知识之教训，近古以来人严守海禁之政令，关心海上者不得其门而入。[5](p46)古代中国的禁海令，说到底是受传统“重陆轻海”观念的影响，这使得中国人不能产生海权思想。西方政府却不是这样，他们开放的海洋政策促进了海权思想的产生，“夫权者，无形之物也，视国力之强弱而已。力强则权大，力弱则权小，此一定之势，实无可争。所争者要在其修国政自立耳，国政修则国权盛，而海权乃属推其权也”[2](p1126)，可见，一个政府的性质及其所执行的政策，确实对一个国家的海权影响极大。

第三，对海权与国家强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马汉认为，海权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获取海外原料和商品市场变得极为重要，而随着蒸汽动力舰船的发展，海军控制海洋的能力也大大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争夺对海洋的控制权便具有了客观的需要和现实的可能。对于马汉的观点，留学生们完全赞同。如笛帆在《论海战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古代“所谓海战者，是无异于水上行陆军之攻击而止耳，非为占领其海面及其附近周围之海水”，亦即“以海洋目为陆军出征运送之公道”，而未闻“以之为一国专有永久占领之企图”，“今则不然，战争之范围日宽，海上之竞争愈烈”，“善战者第一在期得主管其海洋，次之在能保卫本国贸易与捕获敌之船舶”，古今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人们的海权意识提高了，海洋成为各国竞争的主战场。之所以如此，笛帆认为有两点原因：一是古代“敌人之财产尚未存于海上”，商品经济不发达；二是古代“驾驶海洋之船舶尚未兴”，蒸汽机动力船还没有出现[7](p183～184)。而近代以后情况都变了：“海上贸易之丰裕，及远洋航行兵船之增殖”[8](p119)，“瓦特创造汽机，英人用之舟中以行水，世界交通日便，海上竞逐日烈，始而地中海，继而太（大）西洋，继而太平洋”[9](p1)。海洋越来越重要，国家对海洋权的控制越来越与国家的盛衰相联系。夺取并保持制海权，特别是与国家战略和海外贸易有关的主要海上交通线的控制权，是近代以来一个国家得以强盛和繁荣的重要条件之一。反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海权，也就难以在近代成为富强的国家。对此，留日学生很有共鸣。海涛在《海军》第二期上撰写《海军军人进级及教育之统系》一文中说：“凡一国之盛衰，在乎制海权之得失。”[10](p211)笛帆在《海上主管权之争夺》一文中也认为：“观察各国势力，即以其海上权力之大小定之。何以故？海军强大，能主管海上权者，必能主管海上贸易；能主管海上之贸易者，即能主管世界之富源。”[11](p209)通过对海权与国家盛衰之间关系的讨论，留学生们一致认为：“立国之道，国防而已，处此弱肉强食之秋，立国之元素在军备，军备之撷要在海权。时会所趋，固舍所谓黑铁赤血以外无主义，坚船巨炮以外无事功矣。”[12](p14)这就是说，海权问题和因此而产生的海军建设问题是中国强盛的根本。

第四，利用海权论来探讨中国海防的实际问题。中国人讨论海权理论的目的，说到底只有一个，那就是振兴中国海防。因此，用马汉的海权论来解决中国海防的实际问题，是这些留学生们追求的目标。

他们首先用海权论来反省晚清国防、外交失败的原因。认为：中国海军落后、缺乏海权认识，是导致屡次战败、丧权辱国、国将不国的重要原因。《海军》杂志第一期就刊登这样一篇文章：《重兴海军问题》。该文的作者，在总结自鸦片战争至庚子之役的中国历次对外战争的教训时，非常真切地指出：

甲午一役，虽有海军，然训练未精，设备未全，致一交炮火，立成粉齑。其他数役，则均任敌长驱直入，其来也无从而迎之，其去也无从而尾之。借令无别种原因支离其间，则吾神州大陆已不知几易主人。[2](p1128)作者更进一步地分析道：

夫用兵者毋恃敌之不来，恃我有以待之，今海岸线至四千英里之长，而无一有力舰队以任防御，徒恃各国均势之局未破，仅得苟全国命，不幸均势之局一旦破，各国牵制一旦解，则亡国覆种，祸且立至。立国之险，宁有过此？[2](p1128)这一段话，极具民族危机感，将海军作为立国基础，很有理论深度和说服力。有的论者指出：“甲午之役，军舰粉齑，海禁荡然，外人乘间捣虚，鼓轮直驶，欧风美雨，挟印度洋、太平洋之潮流，滚滚而来。吾沿海七省根据重要之地，乃在顾此失彼，风鹤惊心。彼远隔数万里之地，乃能反客为主，挟其虎狼之手段，肆其强暴之机心，操纵海权，恫喝人主。”[2](p1128)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不能与日本人争夺制海权。

其次，留学生们主张积极的海军建设计划，认为复兴中国海军，应该以争夺海权为建军目标。甲午海战中国的失败成为马汉海权论最好的反面教材，留日学生对振兴中国海军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他们呼吁全国人民都来关心中国的海军建设事业，克服困难，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恢复海权。通过对中外海军发展成败得失的比较，同时也是受马汉海权论的刺激和启发，留学生们认为，晚清海军建设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缺乏争夺海权的意识和实际措施。所以，中国重建海军应以争夺海权为基本目标。在具体的建军规划方面，留学生们提出要以建设巡洋舰队为重点。李毓麟在《列强海军今势论》中积极建议要发展巡洋舰队，并说，“建大勋者不事姑息之行，勤远略者不为苟且之政”，希望政府“毋以小船为俭，而以巨舰为贵；毋以江河为虑，而以海洋为怀”。[13](p9)通过讨论，大家普遍认为，清政府组建的巡洋舰队在作战上应该是攻守全能的，尤其是应该具有比较强的远洋攻击能力。在舰种上要以战斗舰（战列舰）和巡洋舰为主，要求舰应具有较高的航速、较大的续航力、较强的攻击力和较好的抗沉性。至于舰队的规模，应根据未来在北太平洋地区对中国的海权构成最大威胁的敌人来决定。中国当时海上主要敌人是美、日，所以，大家主张，中国“筹备设防，当以美、日为标准”[2](p1131)，要能够做到与美、日海军相抗衡，中国的巡洋舰队起码应“具有战斗舰八，装甲巡洋舰四，轻装巡洋舰八，水雷驱逐舰三十六”。这样一支巡洋舰队，其总吨位大约在25万吨以上。有了这种规模，中国海军“始成一有战斗力之舰队，而供海上驱逐之任务”。[2](p1131)这种以战列舰和巡洋舰为主力的建军思想，同姚锡光的建军思想一样，表现出较强的海权意识。

三、

以上这些对马汉海权论的讨论，在中国国内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是扩大了海权论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受海权论的影响，中国民众对海军在国防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有了空前深刻的认识，他们已经认识到：

有海军则国防之巩固、国势之发展、国民之生命财产得保，国家之秩序安宁，以至维持中立、领海通航、通商征税、海上渔业等，均得赖保护之权利。其时无论常变，境无分内外，欲反变乱之景象，为和平之幸福者，胥于海军是赖。其关系如此，20世纪以后之国民，固不能外海军力而生存者。[14](p70～71)在这种思想认识指导下，1909年11月，安徽高等学堂在本校发起海军义捐活动，然后联络本省各校，共议推广。没想到的是，海军义捐活动不仅得到安徽省各界的大力支持，而且直隶各地和海外华侨也纷纷自发开办海军捐，一时之间，各地出现了不少组织、团体、个人争相任捐的热烈场面。海外华侨不但积极捐款帮助清廷重建海军，而且还自愿出钱，组织商舰协会，企图像马汉著作中所写明的那样：海权的发达需要一支强大的商业船队，以作海军的后备。国内民众和海外华侨对重建海军的空前热情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海洋、海军、海权的认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深刻。

二是促使中国人形成了自己初步的海权思想。中国人自己的海权思想主要体现在姚锡光的海军重建规划、《海军》杂志的海军建设设想和清廷收复东沙、勘察西沙的活动等之中。关于前两项内容，前面已经叙述。这里需要特别讨论的是清廷收复东沙、勘察西沙的活动。随着海权论的引进，清政府对海岛主权也开始重视起来。1907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擅自闯入我南海东沙岛进行开发。清政府得知此情后，于1909年派海军赴东沙巡查，并通过外交途径，恢复对东沙岛的主权。接着，清政府又着手对西沙群岛进行勘查，并计划进行开发。两广总督张人骏上奏说：西沙群岛“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要门户”，若果其荒而不治，非为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所以他建议清廷“悉心经画，妥善布置，以辟地利”。[15](p16)在张人骏的倡导下，清廷设立西沙群岛筹办处，在查勘后，拟议开办办法八条。东、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长期以来，受传统“重陆轻海”观的影响，中国政府对其一直没有予以重视。在晚清末期，清政府在列强环伺之下收复东沙、勘察西沙，向世界宣布了中国对于这些岛屿不容置疑的主权。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晚清政府的海权意识在增强，传统的国防观念正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海权对于中国这个封闭了几千年的封建国家而言，已经不再陌生。

四、

尽管海权论的引入和接受，对中国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和世界其他各国相对比，晚清时期，马汉的海权论并没有使中国政府产生诸如“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控制印度洋、太平洋”之类的海军战略思想，并没有使中国如同美国、俄国、德国一样，通过实施马汉的理论，成为世界上的海军强国。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以为有下面四个原因：

第一，在晚清时期，中国对海权论的认识水平普遍较低。中国人是通过日文本的马汉著作来了解海权论的，翻译中的错漏比较多，即使是这种版本，中国人也只能读到马汉著作的第一章第二节 （前面已有叙述）。这个事实决定了晚清时期中国人对马汉海权论认识只能是非常肤浅的。

第二，海权论的学术讨论主要集中在少数知识分子、海外留学生和为数不多的官员之间，这就使本就不系统的海权论成为阳春白雪，只是在一些精英层中循环传播，而清廷统治者以及大多数官员没有触及这一理论，马汉的海权论并没有在中国普及。从清政府的各种谕旨、大臣们的各种奏折中根本没有专门论述马汉海权论的文字这一事实看，完全可以推断出这一点。

第三，晚清海权论传入的时机不好。1900年后的晚清政府处于风雨摇曳之中，变法、革命的形势如火如荼，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此时的中国，就如同充满火药的空气，一点即燃。清政府此时的重点在于如何消弭社会矛盾，苟延残喘。他们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中忙得焦头烂额，自然没有时间、精力和兴趣来关心制海权和大办海军之类的问题。

第四，根据海权理论来重建中国海军，需要大量的经费，而这对于当时几经赔款、囊中羞涩的清政府来说，无异于纸上谈兵、画饼充饥。当时《海军》杂志提出的建立25万吨规模的巡洋舰队计划，仅开办经费就约需四亿元（约合白银2.88亿两），而清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总数也不过一亿多两。加上沉重的战争赔款，国家已处于严重的入不敷出的境地。1909年，清政府提出七年海军发展计划，其经费预算总共不过1800万两，度支部和各省也都感到难以应付。可见，姑不论清廷是否有精力来重建强大的海军，就算有，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经费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由于以上四个原因，晚清政府并没有将海权论用于指导海军建设，国内高涨的革命形势令国人应接不暇，人们对海权论的热情很快就被政治改革的热情所替代，以至于后来人们连海权论传入中国这一事实本身也被遗忘。所以，晚清海权思想并不成熟。

注释：

①与海权论相关的研究成果有：《近代中国海军》（海军司令部编，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魏默深的海权思想》 （王家俭，《清史研究论述》，台北出版社1994年版）；《魏源的海防论和朴素海权思想》（戚其章，载《求索》1996年第2期）；《从制海权看甲午海战的结局》（戚其章，《东岳论坛》，1996年4期）；《近代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王秀英，《辽宁商务职业学院学报》，1999年3期）；《清末海权意识的初步觉醒》（史春林，《航海》，1998年1期）；《严复海权思想初探》（王荣国，《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03期）；《从东南水师看明清时期海权意识的发展》（卢建一，《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期）；《孙中山首倡中国海权》（韩红月、舒小安，《航海》，1997年2期）；《马汉及其“海权”理论》（刘永涛，《复旦学报》，1996年4期）；《马汉与现代海军的发展》（孔利，《国防》，1995年4期）；《马汉与〈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张晓林、刘一健，《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3期）；《评马汉的海权说》（章佳，《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0年4期）；《美国海军崛起的助推剂——评马汉的海权论》（贾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3期）；《李鸿章与晚清海权》（李斌，《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6期）；《海权论与清末海军建设理论》（皮明勇，《近代史研究》，1994年2期）；《近代中国的海权与主权》（张仁善，《文史杂志》，1990年4期）。在这所有的成果中，只有《近代中国海军》、《严复海权思想初探》、《海权论与清末海军建设理论》、《魏默深的海权思想》对海权论传入中国及其影响略有涉及，其余文章多为就事论事之作。有些文章的观点值得商榷，如：认为中国明清时代就有海权思想（卢建一，《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期）；魏源具有海权思想（王家俭，《清史研究论述》，台北出版社1994年版）等等。

②为了避免无章法的乱建海军，清廷在1907年5月，命令练兵处提调姚锡光草拟海军当前和未来十年或二十年的发展计划。姚锡光接到命令后，不辱使命，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按急就、分年两种建军办法完成了三个文件，即：《拟就现有兵轮暂编江海经制舰队说帖》和《拟兴办海军经费五千万两作十年计划说帖》和《拟兴办海军经费一万二千万两作十二年计划说帖》。1908年，姚锡光将自己付出了巨大心血草拟的方案汇编成《筹海军刍议》出版。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N].新民丛报，第26号， 1903.

[2]　海军司令部编.近代中国海军[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

[3]　中国近代史学会编.中日战争：第六册[M].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

[4]　［清］姚锡光.筹海刍议·序·清末海军史料[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5]　肖举规.海军论[J].海军，1910,(2).

[6]　沈鸿烈.海军发刊意见书[J].海军，1910,(1).

[7]　笛帆.论海战性质[J].海军，1910,(2).

[8]　笛帆.论海战性质[J].海军，1910,(3).

[9]　笛帆.论海战性质[J].海军，1910,(4).

[10]　海涛.海军军人进级及教育之统系[J].海军，1910,(2).

[11]　笛帆.海上主管权之争夺[J].海军，1910,(2).

[12]　范藤霄.海军经济问题续议[J].海军，1910,(2).

[13]　李毓麟.列强海军今势论[J].海军，1910,(4).

[14]　杨沐霖.中外各国海军全志：上编[M].上海：科学书局，宣统二年.

[15]　故宫博物院整理.大清宣统政纪实录：卷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7.

谢选骏指出：前清建立现代舰队在前，翻译出版海权理论在后；同样的，欧美奖励现代海军在前，思考写作出版讨论《海权论》在后——所以我说，“海权先于海权论”。

【09、海外公司就是敌后武工队】

《字节跳动前高管指控公司存在不法文化、充当中共宣传工具》（THOMAS FULLER, SAPNA MAHESHWARI 2023年5月15日）报道：

2015年，余尹涛与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在字节跳动北京办公室合影。余尹涛曾担任该公司美国业务部门的工程部主管。

字节跳动（TikTok的中国母公司）的一名前高管指控这家科技巨头存在“不法文化”，包括在创立初期从竞争对手Snapchat和Instagram的平台上窃取内容，还称该公司是“中共相当有用的宣传工具”。

这些指控来自余尹涛（音）上周五提起的不正当解雇诉讼，他在2017年8月至2018年11月期间担任字节跳动美国业务的工程部主管。提交至旧金山一家州法院的诉状中写道，余尹涛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他对通过窃取其他公司知识产权牟利的“全球性计划”提出了担忧。

余尹涛的诉讼中最惊人的说法是字节跳动在北京的办公室设有一个特殊党组织，该组织有时被称为“委员会”，负责监控该公司的应用程序，“指导该公司如何推进共产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且还拥有可以彻底封停该公司中文应用的“生杀大权”。

“委员会对公司的所有数据都拥有最高访问权限，甚至存储在美国的数据，”诉状写道。

余尹涛提出揭露字节跳动五年前如何运营的指控之时，TikTok正因其与母公司的关系以及中国对该平台的可能影响而面临美国的严厉审查。这款视频应用靠米姆和娱乐内容人气火爆，有超过1.5亿美国人使用该应用。但议员和美国官员都担心该应用正在向中国传递美国人的敏感信息。

今年3月，一个国会委员会就TikTok的中国所有权问题对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进行了轮番质询。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最近表示，TikTok“带来的国家安全隐患呼之欲出”。自去年11月以来，已有20多个州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TikTok。

周五，字节跳动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该公司“强烈反对我们认为是毫无依据的主张和指控”。

“余尹涛在字节跳动工作了不到一年，于2018年7月被解雇。在本公司短暂在职期间，他开发了一款名为Flipagram的应用程序，该应用多年前就因商业原因停止运营，”声明说。

36岁的余尹涛在诉状中称，为了给初创的TikTok带来用户，字节跳动的工程师未经许可就从Snapchat和Instagram复制视频和帖子，然后将之发布于TikTok。他还宣称字节跳动“大规模炮制虚假用户”——本质上就是一群机器人帐户——以提升参与数据，余尹涛说他曾向上级举报这种做法。

余尹涛说，他向负责TikTok算法的朱文佳提出过这些担忧，但朱文佳“不以为然”，还说这“没什么大不了”。

在字节跳动任职期间，余尹涛还曾在公司的中国办公室工作，他说自己曾看到抖音工程师调整算法推荐仇日内容。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宣扬反日情绪被视为理所应当，这能让该应用更容易抓住用户眼球。

“没有人反对，”他说。“他们就这么做了。”

诉讼还指控字节跳动负责开发中国版程序的工程师将支持香港民主抗议的内容降级，同时给批评抗议的内容更多推荐。

至于所谓该公司内部的“不法行为”，该诉讼声称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曾推动向负责互联网监管的政府高官鲁炜行贿。鲁炜在2018年被指控受贿并定罪，当时中国媒体报道了此案，但并未提及行贿人是谁。

TikTok试图竭力让议员相信，该公司的运营与字节跳动保持一定距离，中国政府并没有对该应用施加影响或拥有特殊权限。它一直致力于耗资巨大的“得克萨斯计划”，将美国用户数据存储于甲骨文在美国运营的服务器上。

在中国土生土长、现居旧金山的余尹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在该公司工作期间，TikTok的美国用户数据是存储在美国的。但他表示，中国工程师能访问这些数据。

服务器放在哪里“无关紧要”，他说，因为远隔重洋的工程师依然有访问权限。他说在该公司任职期间，某些工程师掌握了用户数据的“访问后门”。

他在诉讼中要求赔偿收入损失、惩罚性赔偿以及拿到他被解雇时未能兑现的22万股字节跳动股权。诉状中没有提到具体的赔偿金额，但光是股权就价值数千万美元。在与该公司的数年调解未果后，他选择对簿公堂。

谢选骏指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所以才说“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中国大陆的海外公司，可能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敌后武工队！

【10、海外华人弱智挨打】

《美国大选前后的华人“川粉”观察：“我在右翼海外华人群组卧底潜伏”》（2021年6月20日BBC）报道：

美国2020年大选前后，吴倩每天都长时间埋头看着手机，紧密关注通信软件“电报”（Telegram）。

她加入了近十个右翼海外华人电报群组，群里数以千计的成员几乎都是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译川普）的支持者，当中还有极右翼阴谋论宗派“匿名者Q”（QAnon）的追随者。

吴倩紧追着群里井喷的信息，但她并非匿名者Q或特朗普的追随者，甚至并非生活在北美。学习国际政治的她今年33岁，居住在澳大利亚。

去年夏天，澳大利亚华人舆论圈中的新冠疫情相关谣言频发。吴倩由此开始关注海外中文圈中的谣言传播模式，并牵头组建了数百名志愿者组成的事实核查微信群，不定期发表中文的辟谣文章。但很快，随着美国大选临近，排山倒海的美国政治谣言涌现。

“天天看到这些同质的谣言，觉得不胜其烦，想瞅瞅到底源头在哪里，”吴倩回忆道。

“卧底”右翼华人群组

通过网络上的公开信息，吴倩顺藤摸瓜找到了多个使用简体中文的电报“川粉群”（华人特朗普支持者的群组）。她加入了一些群组，不发言，只默默观察当中的讨论。

那时，正值美国政府下令封杀微信，大量的海外华人用户涌向了电报，其中包括了特朗普的支持者。

“选择电报因为当中很多人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无法在微信上进行这些讨论，”吴倩说。电报还被认为是信息安全度更高的通信软件。

吴倩潜水的右翼华人电报群组包括按居住地而分的“川粉群”、YouTube上华人网红播主的粉丝群，还有华人保守派微信公众号的读者群。每个群都有上千名成员，美国大选前后是群组活跃度最高的时期，每群每日交换数千条信息。

凝聚这些群组的主题不一，然而，成员们的政见类似。根据吴倩的观察，他们多为反对中国共产党、支持特朗普的海外华人，其中有不少人是基督徒。

“川普中文同步推”主创：总统是“反共事业”战友——特朗普的支持者被主流社交应用封禁之后，在另类网上平台中找到容身之所。

捐助“骄傲男孩”的华人

去年圣诞节前夕，群组里一则信息引起了吴倩的注意。它开头以简体中文写道：“为众人抱火的，不可使他冻毙于风雪；为世界开辟道路的，不可使他困顿于荆棘！”

那是一则号召为“骄傲男孩”（Proud Boys）募款的信息。上面附有两个众筹网址，还配上了玫瑰花和爱心的符号。“请大家慷慨解囊。多多益善，少少无拘！”

骄傲男孩是一个美国极右翼组织，信奉白人至上主义与男性沙文主义，成员全为男性。骄傲男孩曾多次参与暴力冲突。今年2月，加拿大将骄傲男孩列为恐怖主义实体。骄傲男孩成员还在华盛顿的一场抗议活动上作白人至上主义手势。但在吴倩所在的电报群中，人们对骄傲男孩的认知截然不同，视其为“爱国组织”和捍卫美国传统文化的“勇武派”。

12月中旬，骄傲男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百万MAGA游行”，与反对者发生暴力冲突，多名成员受伤。骄傲男孩的支持者随即在众筹网站GiveSendGo发起活动，募集医疗费。

仅仅数小时之内，这则募款信息就扩散到吴倩所在的多个海外华人电报群组中。

“这很常见，同一内容在各个川粉群病毒传播，”吴倩说，群中成员政治参与性强，经常群起行动，小至为某个视频点赞，大至集体捐款、向政治人物与机构写信等。

这项为骄傲男孩发起的募款活动最终筹得超过10万美元，从捐款人姓名的拼写来看，来自华人的捐助超过八成。这仅仅是骄傲男孩诸多募款渠道与活动之一。北美华人成极右翼组织“骄傲男孩”的主要捐款人。

特朗普的极右支持者们仍在说什么？

一个名为“公布外泄机密资料”（Distributed Denial of Secrets）的黑客组织近期获得了GiveSendGo的募款记录。五月初，美国媒体《今日美国》率先报道了华人为骄傲男孩捐款的情况。

BBC看到的募款记录显示，去年年底有多个涉及骄傲男孩的募款活动，捐款人名单中多见华人姓名。捐款日期与募款信息在上述电报群中流传的时期吻合。

多个捐款人或组织注明其为支持特朗普的华裔、台裔美国人与加拿大人，每项捐款从10美元起，最高的超过一千美金。多人以中文留言，祝福骄傲男孩成员早日康复。

海外华人援助信奉白人至上主义的骄傲男孩，这一反差令不少人感到诧异。

一名华人捐款人在圣诞节捐助了500美元，她对《今日美国》表示，来自“共产主义中国”的她对美国“非常感恩”。“骄傲男孩支持特朗普，他们在与安提法（Antifa）作斗争，”她说。安提法是活跃在美国的激进左翼组织。

“安提法在他们眼中是魔鬼一样的存在，”吴倩说，在这些华人看来，“骄傲男孩保护了他们的同胞。”

这些右翼华人电报群也会翻译、搬运阴谋论组织“匿名者Q”的谣言，例如指疫苗中含有芯片、注射后政府将利用5G技术控制人民等毫无科学根据的虚假信息。

“匿名者Q”：特朗普的一个阴谋论宗派

“谣言回音室”的形成

追踪与分析网络虚假信息的非营利机构“第一稿”（First Draft）的研究发现，一些对中国共产党极度反感的海外华人曾与美国右翼势力联手，在推特、脸书和YouTube上散播关于新冠疫情与美国大选的假信息。

逃亡海外的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和特朗普的前顾问斯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的合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研究网络虚假信息的研究公司Graphika在近期报告中指出，两人创办了一系列传播虚假信息的媒体实体，在脸书、推特、YouTube等平台上都有数千个与之有关的活跃帐号。研究指，郭文贵是这一右翼媒体网的核心，班农则是经常在其节目中出现的领衔人物之一。

班农与郭文贵表示，他们联手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一致鄙视。《华盛顿邮报》则报道，在班农离开白宫后，郭文贵支付他高额的顾问费、供其使用私人游艇与飞机等；而班农在共和党与媒体界中影响力举足轻重，大大促进郭的媒体帝国的曝光度，两人各取所需。

《纽约时报》分析称，美国保守派对中国心存忌惮，试图转移人们对特朗普政府防疫失败的关注；希望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华人则寄望于对华态度强硬的特朗普。这两个团体一拍即合，在疫情期间推动病毒起源的阴谋论，影响力大增。

他们被认为是在寻找美国极右翼保守派与反对中共的海外华人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海外华人接收时事新闻的方式也加速了谣言的传播。

“第一稿”的研究发现，海外华人消费、讨论和分享新闻时，常常绕过了事实核查相对严谨的传统媒体，再加上在微信、微博等平台上的政治审查、中国政府发起的“信息战”，导致海外中文圈中低质、偏颇、虚假信息泛滥。第一代华人移民由于语言障碍和阅读习惯，甚少核查在社交媒体、讯息平台上的信息。

海外华人的信息交换发生在大量封闭或半封闭的群组中，例如吴倩所潜伏的电报群。成员由于立场相近、相互信任，对分享在群里的信息基本不作核查。

这样一来，在这些隐秘的网络角落就形成了谣言回音室。谣言一旦发出，会像野火一样疯狂传播，生生不息。社交媒体在国会暴动中扮演关键角色。

国会暴动：狂热高潮

今年1月初，大批特朗普支持者前往首都华盛顿抗议总统大选结果，支持极右翼的华人在线上与线下的狂热攀至顶峰。

抗议活动前夕，电报群组上越发热闹。在根据城市划分的美国群组里，吴倩看见人们串联结队，集体安排交通、饮食、住宿；不能前往游行的人就捐钱以示支持。

载满特朗普华人支持者的大巴车从美国各地开往华盛顿。在推特上，他们发布了在车上的合照。人人整齐穿戴着特朗普阵营标志性的红色棒球帽，脸上的笑容洋溢着学生时期春游一般的兴奋。

1月6日国会暴动当日，上百名华人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上聚集。一些人拉起中英文双语条幅，上面写有“挺川灭共”、“支持川普”、“美国华人为特朗普战斗”等字样。

在右翼华人中颇具影响力的网红“摩西煮酒”也抵达了首都，他身披美国国旗在华盛顿纪念碑下留影。他自称是基督徒，在社交平台上的发言多带有宗教意味，在YouTube和推特上都有数万粉丝。

在华盛顿纪念碑下，一名华人示威者对摩西煮酒的镜头说，他认为这场"挺川"游行将打破华裔在美国主流文化中“营营役役、只知道工作赚钱”的刻板印象。

“我感觉华人已经变了，华人已经真真正正成为了华裔美国人，真正进入美国的政治氛围当中，”这名男子称。

然而，吴倩认为，国会暴动当日华人“川粉”虽踊跃，但其中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将带来何种后果。

“他们是希望向议员展示真正人民的力量，敦促议员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怎么展示、用什么形式、有什么后果，没有人给他们提供相关解释。”

那些高举横幅标语的华人示威者，大多停留在国会外围，但亦有人并未止步于此。

冲入国会的人群当中，至少一人是中文使用者，他在现场拍摄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他并未在视频中露面，只以中英文高喊：“我们已经占领了国会，但是没有看到国会参议员、众议员，We the people（我们是人民）！Great people （伟大的人民）！”

当日聚集在华盛顿的华人特朗普支持者中，最终有多少人非法闯入了国会，不得而知。

那天，远在大洋彼岸的吴倩一边看电视直播，一边刷手机里电报群的动向，现场与网络上的狂热如出一辙。“当国会暴动发生时，群里的人非常兴奋，”吴倩说。

群里的成员尤其关注美国民主党籍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的下落，他们把她戏称为“破锣西”，满心期盼抗议者将她“一举拿下”。

骄傲男孩的众筹活动也一下子活跃了起来。美国国会暴动当日，上述的募集医疗费用的活动收到了多笔相信来自华人的捐款。其中一人用中文写道：“敬佩勇敢的骄傲男孩们为自由民主而战，我们要阻止撒旦夺走的大选结果。”

但当人们看见美国内外舆论一致谴责暴动分子时，电报群里的风向迅速发生了变化，又一波谣言兴起。

“他们说安提法混进了抗议人群，坚称特朗普没有煽动暴动，”吴倩说，群里开始删除历史信息和此前公开签名的召集信等。

自此以后，这些右翼华人电报群的讨论热度逐渐降低，但其中的交流从未停歇。

群组成员大多依然深信关于美国大选的一些缺乏依据的说法，期盼最高法院或各州点票审计将推翻选举的结果。当新上任的总统拜登的演讲与讲稿存在一词之差时，群组成员纷纷猜测，这是他向中国政府发出的“信号”，是拜登被中共操控的“证据”。

吴倩依然潜伏其中，她认为，极右翼华人缺乏一个健康的信息环境，一旦被谣言网俘获，将很难摆脱，他们偏居一隅的信息圈子将长期存在。

当下一场政治风暴来临时，这里又会掀起另一场狂欢。

谢选骏指出：海外华人把“拱川”与“反共”联系起来十分弱智，因为川普家族就是一个共产党组织。海外华人把“拱川”与“反共”联系起来不仅弱智，而且是一种政治投机，是“阿谀逢迎权力集团”的奴隶行为——“蝗军来了迎蝗军，蝈军来了迎蝈军，蛬军来了迎蛬军”。这种“投机”貌似得益，甚至可以忘形，但却不同于股票买卖，因为一旦遭逢改朝换代，立即受到连坐之殃——君不见，川普下台之后，海外华人立即遭受排斥暴打。土人把对中美两国政府疫情失职的仇恨，都发泄到了华人头上了。这里面除了对于“武汉病毒”的厌恶，还有对于“川粉投机”的憎恨——对于满口“华人病毒”的川普还要捧其臭脚的“华人川粉”，土人命贵还有什么基本的敬畏呢？何况还有卧底再度反向阿谀逢迎，以便进行卖群求荣的再次投机。狂欢完了就要挨打——“落后就要挨打”或是谎言，“弱智就要挨打”才是真相。

【11、海洋就是大陆，大陆就是海洋】

《世界第八大洲：寻找那片藏在人类眼皮底下的新大陆》（扎利亚·格威特 Zaria Gorvett 2022年4月30日）报道：

整个故事要从1642年，亚伯·塔斯曼（Abel Tasman）的一次航海探险说起。塔斯曼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荷兰航海家，上唇蓄着华丽的八字髭，下巴则是浓密的胡须，为人行事粗暴，在后来的一次航海中曾因喝醉酒一时失态竟然要吊死手下几个船员。而这次航海，他深信南半球有一个广袤的大陆，下了决心务必找到。

在那个年代，南半球对欧洲人来说仍然相当神秘，但都坚信，世界的这一半一定有一块广袤无际的陆地，并预先给这块尚待发现的大陆命名为“Terra Australis”，（拉丁语，即南大陆），以平衡对称欧洲人所在的北方大陆。这种南半球有一神秘大陆的执着观念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不过要到大航海时代开始后此观念才能受到验证。

因此，该年8月14日，塔斯曼从他所属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总部出发，率领两艘小型帆船先往西航行，然后南下，再转向东方，最终到达新西兰的南岛。他与当地毛利人（Māori，几百年前开始在此定居的原住民）的首次接触并不顺利，在他们到达的第二天，几个毛利人划着独木舟，撞到了一艘在荷兰两帆船之间传信的小艇。四个欧洲水手死亡。然后欧洲船员向毛利人的11艘独木舟开火还击，不过不知毛利人那边是否有伤亡。

塔斯曼此次航海探险到此结束，他把这个发生死亡冲突的海湾命名为“杀人湾”（Moordenaers-Murderers Bay），不过并无多大讽刺之意。几个星期后，他启航返程，甚至没有登陆这片新发现的土地。虽然他相信自己确实发现了伟大的南大陆，但显然，这里不是他想象的经商天堂。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此时，欧洲人已知有澳大利亚存在，但不认为澳大利亚就是他们要寻找的传奇南大陆。不过后来，欧洲人心意改变，就叫这块土地为“Terra Australis”，这即是澳大利亚之名的由来）。

塔斯曼生前不知道的是，他的坚信其实一直是正确的：在南半球确实有一块失落的大陆。

可以说塔斯曼确实发现了这个伟大的南大陆，尽管他不知南大陆的94%都在海水之下——2017年，一群地质学家上了新闻头条，他们宣布发现了新大陆“Zealandia”（西兰洲），用毛利语称为“Te Riu-a-Māui”，这就是塔斯曼希望找到的南大陆。这个新发现大陆面积为490万平方公里，大约是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的六倍大。

虽然全世界的百科全书、地图和搜索引擎都只有七大洲之说，但这群地质学家自信满满昭告天下，七大洲之说是错误的，地球上总共有八大洲，最新加入的西兰洲破了所有大陆记录，是世界上最小、地层最薄、也最年轻的大陆。更特别的是，这个最新的大陆西兰洲94%的面积是在海水之下，只有新西兰等少数几个岛屿从海洋深处探头伸出了水面。

西兰洲实际一直藏在人类的眼皮底下。

新西兰皇家科学院地质核物理研究所（New Zealand Crown Research Institute GNS Science）的地质学家安迪·塔洛克（Andy Tulloch）说，“有些东西显而易见，却用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这就是一个例子。”塔洛克是发现西兰洲的科研团队其中一成员。

但这个发现仅是开始。四年过去，这片大陆一如既往的神秘难解。其秘密在两公里的海水下深藏不露。西兰洲是如何形成？曾栖息过什么样的生命？被淹没在海水下有多少漫长的岁月？人类还是一头雾水。

事实上，研究西兰洲一直是科学界难以攻克的挑战。

在塔斯曼1642年发现新西兰100多年后，英国地图测绘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船长获派驾船前往南半球进行科学考察。官方给他的指示是观察金星在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运行，以计算太阳与地球的距离。

但库克船长还带有一密函，依照指示他在完成第一个任务后才能拆封。这封密函交待的一项绝密任务就是找寻发现南大陆。这个任务，库克船长未能完成，但事实上在他到达新西兰之前，他的船可以说已经穿越了南大陆。

能证实南半球确实有一个未知大陆存在的第一个真正线索是苏格兰博物学家詹姆斯·赫克托爵士（Sir James Hector）找到的。1895年，他参加了一次考察新西兰南端海岸系列岛屿的航海。在研究了新西兰的地质构造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新西兰是“向南和东面延伸的一个大陆顶部的山脉残余部分，现在这个大陆已淹没在水下……”

虽然有此早期的发现，关于西兰洲可能存在的知识仍然模糊不明，直到20世纪60年代也只有一些微乎其微的进展。领导2017年西兰洲考察的新西兰地质核物理研究所的地质学家尼克·莫蒂默（Nick Mortimer）说，“这个领域的研究进展非常缓慢”。

然后到了20世纪60年代，此时全球地质学家终于对“大陆”的地质定义达成了共识。这个广义的定义是，于地质学来说，所谓大陆是指海拔高、岩石种类多样化，而且地壳够厚的一个地质区域，此外面积还必须非常巨大。莫蒂默说，“这不能是一小片区域。”这些条件给了地质学家寻找新大陆的要素。如果他们能找到这些要素的证据，他们就能证明第八大洲是真实存在。

然而，这项任务仍然停滞不前，因为发现一个符合上述条件的大陆是艰难的工作，成本也很昂贵，而且莫蒂默还指出这一任务没有紧迫性。1995年，美国地球物理学家布鲁斯·卢因迪克（Bruce Luyendyk）再次指出这个地区是一个大陆，并建议命名为“西兰洲”（Zealandia，或称西兰大陆）。从此开始，塔洛克称有关西兰洲的研究出现指数式跃进。

大约在同一时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开始生效，最终为发现西兰洲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各国可以将其合法疆域延伸到专属经济区（经济海域）以外，即从海岸线延伸到200海里处，从而可以拥有这个“延伸的大陆架”，包括大陆架蕴藏的所有矿产资源和石油。

如果新西兰能够证明其现有国土是一个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其领域就可以增加六倍。有此利诱，突然之间，研究西兰洲的计划也就获得了充足的资金，西兰洲存在的证据也逐渐建立起来。因而每采集到一块岩石样本，就朝宣布西兰洲的发现迈进一步。

最终的大量证据来自卫星数据，这些数据可以用来追踪地壳不同部位地球引力的微小变化，从而绘制海底地图。有了这项技术，可以清晰地看到西兰洲是一个形状不规则的大陆，大小几乎与澳大利亚差不多。

西兰洲大陆终于向全世界亮相，这也为一两个国家带来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领海。莫蒂默说，“这很酷，想想看，地球上的每个大陆都有好多不同的国家，但西兰洲只有三个国家的领土。”

除了整个新西兰国家，西兰洲还包括新喀里多尼亚岛（New Caledonia），这是法国的属外领地，以惊人美丽的泻湖而闻名，以及澳大利亚的微小岛屿豪勋爵岛（Lord Howe island）和波尔金字塔岩（Ball's Pyramid）。一位18世纪的探险家描述波尔金字塔岩“还没有一艘船大”。

神秘的延申

西兰洲最初是远古超级大陆冈瓦纳（Gondwana）的一部分，冈瓦纳古大陆形成于大约5.5亿年前，基本上是南半球所有陆地的汇拢。西兰洲占据了冈瓦纳大陆东部一角，与其他几个陆块相连，包括南极洲西部的一半和整个澳大利亚东面。

塔洛克说， 随后在大约1.05亿年前，“由于一个人类至今还不完全了解的过程，西兰洲开始脱离这个超级古大陆。”

大陆地壳比海洋地壳要厚得多，通常深达地心40公里左右，而海洋地壳通常厚约10公里。由于受到挤压，西兰洲整个陆块被严重拉伸展开，因而地壳厚度变薄，只向下延伸20公里。这块地壳极薄的大陆，虽然还未至于薄到一般海洋地壳的水平，最终开始下沉，消失在海水下。

尽管西兰洲地壳很薄且被海水淹没，但依照地质学的认知，西兰洲肯定是一块大陆，因为在西兰洲地壳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岩石。大陆地壳通常由火成岩、变质岩和沉积岩组成，如花岗岩、片岩和石灰岩等，而海洋地壳则仅由玄武岩之类的火成岩构成。

冈瓦纳超级大陆破裂分解后，碎片漂移四散。曾经生活在这片古老大陆上的许多古老植物在今天的澳大利亚多里戈（Dorrigo）森林仍然生机勃勃——成为世界第八大洲的西兰洲仍有许多未解之谜。其不同寻常的起源特别让地质学家著迷，甚而有点困惑不已。例如，科学家目前还搞不懂地壳薄如西兰洲的大陆如何能维持整个陆块，而没有分裂成微小的陆地。

另一个谜团是西兰洲是在什么时候沉入水下，以及西兰洲实际上是否曾经是高于海平面的大片陆地。西兰洲现在高于海平面的部分是太平洋板块和澳大利亚板块相互挤压形成的山脊。塔洛克说，西兰洲是除几个小岛之外一直淹没在水下的陆地，还是曾经为完全干旱的陆地随后才被淹没，对此科学家看法相当分歧，没有定论。

随即是下一个问题，西兰洲大陆上曾经有哪些生命存在过。

冈瓦纳古大陆气候暖和，面积达1.101万平方公里，曾栖息着大量的动物和植物，其中有地球最早的四足陆地动物，后来又出现了大量地球生命史中最巨大的动物泰坦巨龙类物种。那么，西兰洲的岩石中是否嵌有这些古生物被保存下来的遗骸化石？

是否存在恐龙所引起的争论

陆地动物化石在南半球很罕见，但20世纪90年代在新西兰发现了一些化石，其中有一种巨大的长尾长颈恐龙（蜥脚类恐龙）的肋骨、还有一种喙状草食恐龙和一种甲龙化石。然后在2006年，在新西兰南岛以东约800公里的查塔姆群岛发现了一种大型食肉动物的脚骨，这可能是异特龙的化石。但问题在于，上述动物生存的年代都是在西兰洲从冈瓦纳古大陆分裂之后的时候。

然而，这些化石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西兰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曾经有恐龙生活过，西兰洲大部分陆地就如今天的现状，沉没在水下之时，发现化石的这些岛屿可能是恐龙的唯一栖息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的地球物理学和大地构造学教授鲁伯特·苏塞兰（Rupert Sutherland）说，“没有成片的陆地，是否有可能存在陆地动物，如果没有了成片的陆地，陆地动物是否会灭绝，对这个问题已争论了很长一段时间。”

西兰洲上述令人不解的故事因新西兰最古怪也最受喜爱的动物奇威鸟（kiwi）而变得更为神秘复杂。奇威鸟是一种矮短圆胖，羽毛如发须的鸟。奇怪的是，与奇威鸟血缘最近的物种不是同样不会飞翔，并同样生活在新西兰，直到500年才绝种的恐鸟（摩亚鸟），而是远在马达加斯加的森林，800年前灭绝，体型更大的象鸟。

这一发现让科学家相信，奇威鸟和象鸟的共同祖先是生活在冈瓦纳古大陆的某种鸟类，后在不同的地方各自演化。冈瓦纳古大陆的完全裂解过程经历了一亿三千万年，分裂的大陆碎片四散全球各地，形成了今天的南美洲、非洲、马达加斯加岛、南极洲、澳大利亚、阿拉伯半岛、印度次大陆和西兰洲。

这即说明，现在被淹没的西兰洲当时至少有一部分一直在海平面以上。科学家认为直到大约2500万年前，西兰洲大陆，甚至还可能包括整个新西兰，才全部没入水中。苏塞兰说，“人们认为新西兰土地上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是这之后才迁移而来。”那时西兰洲究竟发生过什么事？

虽然不可能直接从西兰洲海底收集化石，但科学家们一直朝西兰洲地壳深处钻探采样。苏塞兰说，“实际上，最有帮助和最易辨别的化石是在非常浅的浅海中形成的。因为这些浅海留下了一项记录，有无数非常非常小，也非常易辨识的化石。”

2017年，一个团队对该地区进行了最为广泛的调查，在六个不同的地点从海底向下深钻超过1250公尺采样，其收集的岩芯中含有陆生植物的花粉，以及生活在温暖浅海中的孢子和生物体的外壳。

苏塞兰说，“如果你看到一片水，只有一片水，水深仅约10公尺之类，则大有机会的是，不远处就有陆地。”他解释说，浅海中有花粉和孢子也说明西兰洲可能不是一直淹没在水中。

地形的扭曲

西兰洲的形状也是一个让人百思不解的谜题。

苏塞兰说，“如果查看新西兰的地质图，会发现两宗引人注目的现象。”其一是阿尔卑斯断层（Alpine Fault），这是一个贯穿南岛，两个板块间的边界，非常显目，从太空上都能看到。

其次，新西兰，以及更大的西兰洲大陆，其地质构造呈现奇异的扭曲现象。新西兰及其所在的西兰洲大陆都被一条水平线分为两部分，这条水平线就是太平洋板块和澳大利亚板块的交界线。但奇怪的是，就在这分界处，看起来西兰洲大陆下半部分被某种力量所扭曲，因此之前连续延伸的岩石带不再呈线型走向，而且几乎扭曲成直角。

对此现象，简单的解释是，地壳板块移动导致原地质构造变形。但若进一步问，这到底是如何发生，是什么时候发生，则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解答。

塔洛克说，“众说纷纭，各种解释，仍是一个相当大的未解难题。”

苏塞兰解释说，西兰洲大陆不可能很快揭晓其所有秘密。他说，“一切秘密都深入水下2公里，因此很难发现，并且你需要取样的地层也在海床下500公尺深。探索这样的水下大陆真的很有挑战性。所以，我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要坐船出海，水下勘探。”

别的姑且不论，这个世界第八大洲肯定表明，在塔斯曼开启南大陆发现之旅近400年后，西兰洲新大陆仍然迷雾笼罩，还有很多秘密有待探索。

谢选骏指出：上述报道似乎在说——海洋就是大陆，大陆就是海洋，就看人们如何定义了。大陆和海洋的区别，仅仅取决于人们对它们定义！那么，还有什么东西的存在不是依赖于人们的语言和思想的呢？这就是我所说的“思想主权”的一个表现。

【12、“海洋治理”就是海洋霸权】

《创新全球海洋治理理念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2023年8月11日 马金星）报道：

海洋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的延伸，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治理理念，对于破解国际社会集体行动协调困境，推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海洋治理困境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海洋领域呈现全球共治的发展趋向，全球海洋治理规则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与此同时，全球海洋治理架构依然呈现碎片化特征，海上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多，治理赤字更加明显。

（一）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冲击国际海洋秩序

国际海洋秩序是全球海洋治理的运行基础，具有国际协调性和国际互动性特征。有学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海洋秩序逐渐分化为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形成以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为基础的海洋政治经济秩序和以美国为主导的海洋安全秩序。（胡波，2 0 1 9）冷战结束后，美国不断基于自身利益塑造世界海洋安全秩序。进入21世纪，国际海洋安全秩序呈现以美国为主导、以美国盟友体系为支撑的霸权特征。（杨晓昕、孙凯，2022）美国2015年版《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将“全域介入”（All Domain Access）和海上控制作为获取海权的手段；美国2020 年发布《海上优势：从一体化全域海军力量制胜》，将中国、俄罗斯视为最大的威胁，提出通过提高杀伤力、作战能力等方式维持并扩大制海权。在具体行动层面，美国不断借助维护“ 航行自由”等名义保持其军事力量出入各大洋的自由，挑战他国的海上主权和管辖权，反映了其在海洋安全领域推行全球扩张的霸权主义的行为逻辑。

（二）集体行动协调困境与国家利己主义加剧了治理窘境

全球海洋治理是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也无力独自承担治理责任。集体行动协调困境在于，一方面，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不相称，对于特定主体而言，治理所需成本投入与收益之间并非绝对呈正向关系，甚至一些国家行为体不具备消除自身引发环境危机的实力；另一方面，全球海洋治理无法规避国家利益及国际社会利益之间的博弈，碎片化治理体系导致共同利益的行动者不一定能实现集体行动。国家利己主义以损害其他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代价，实现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当前个别国家对国际海洋秩序不负责任的破坏行为， 就是国家利己主义的表现之一，其后果是个体获益，但是却将危机转嫁给国际社会。一方面，应当承认参与国际交往的每一个国家都具有特定的海洋利益，其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内在动力源于追求利益最大化和自身绝对安全的天性；另一方面，任何一国不负责任的行为将足以引起全球性海洋危机，但却没有一个国家具备独立承担推进全球海洋治理的能力，国际社会对日本福岛核废水向海洋排放可能引发生态环境安全风险的担忧，就是典型例证。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对全球海洋治理理念的创新

理念指引属于全球海洋治理顶层设计范畴。海洋命运共同体以价值共识为导向，追求利益与价值的融合，倡导由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共同参与全球海洋治理。

（一）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凝聚人类共同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基础上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人类价值共识塑造国际海洋治理体系。

和平与发展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定位。当今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与挑战的时代，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尽管地区动荡不断、局部局势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持全球和平与安宁七十余年， “炮舰外交”越来越受到海洋政治格局、国际法与国际舆论的束缚，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促进海洋和平利用，成为全人类的主流诉求和价值共识。

公平与正义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价值。维护和弘扬国际公平正义，必须坚持主权平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主权是国家独立的根本标志，也是国家利益的根本体现和可靠保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倡导主权平等，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和全球海洋治理进程的参与者， 海洋环境应由各国共同保护， 海洋资源应由各国共同享用， 海洋事务应由各国共同管理。（宗海平，2 0 2 3）民主和自由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秩序价值。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更加紧密， 任何国家都不能游离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之外。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把握和判断，在国际社会价值共识基础上“求同存异”， 倡导各国人民齐心协力的共治秩序。

（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倡导正确的义利观

正确的义利观把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国家责任与国际道义统筹起来，倡导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国际交往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国际关系中，要妥善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政治上，要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经济上，要立足全局、放眼长远， 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

正确的义利观超越了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狭隘的国家利益观。一方面，倡导在全球海洋治理中摒弃零和博弈、阵营对抗思维，以共赢思维应对全球海洋危机，走共同、合作治理的路径；另一方面，各国应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反对以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为内核的“海洋控制论”，以及少数国家控制海洋并剥夺他国享有海洋权益的霸权主义行为。概言之，实现海洋领域共同繁荣和清洁美丽，必须秉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原则，使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协调平衡，兼顾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国家发展经济、保障就业、消除贫困等利益诉求，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内在的和谐统一。

（三）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

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践行多边主义、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的基本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现在， 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 “共商”意味着通过各国平等协商达成政治共识、寻求共同利益；“ 共建”是指主权平等基础上共同参与海洋治理，在治理过程中优势互补，各尽所长；“ 共享”是指各国共同分享海洋发展机遇和成果，最终实现互利共赢。有观点认为， 共商共建共享治理观与霸权合作、制度合作论等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的最大区别在于，霸权合作论依赖的霸权国的权力，制度合作论依赖国际制度，二者发挥保障作用的落脚点皆为具有强制力的大国权力。（蔡建红，2 0 19）国际海洋秩序呈现平等参与、共同发展、共享成果的时代特征，追求单极的全球霸权与秩序是典型的逆全球化行为，不符合当今世界奉行的多极化和全球化价值共识。（金鑫、林永亮，2 0 1 9）以共商共建共享的观念推动全球海洋治理，符合各国自主追求共同发展的努力方向，是超越西方国际合作范式、推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方案。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新向度

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聚合全球海洋治理共识，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构建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海洋伙伴关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海洋秩序，是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海洋危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必由之路。

（一）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

联合国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和共同进步的中坚力量， 是加强全球海洋治理的核心平台。联合国是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自成立以来曾主持召开过三次制定海洋法公约的重要会议， 第三次会议通过的《海洋法公约》广泛编纂和发展国际海洋法规则，开启了全球海洋治理新时代。此外，联合国通过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目标、可持续海洋商业行动纲要等国际文件，引领全球海洋治理方向，提供区域海洋治理协商平台，推动不同国际行为体之间建立海洋治理伙伴关系。国际海事组织等联合国系统内的专门机构，具体负责与海洋治理相关的国际条约的制定和执行，提高了全球海洋治理的能效。需要指出的是，在联合国之外，还存在不少区域性海洋治理组织机制，例如北极理事会、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等， 这些组织的成员国几乎均为联合国会员国，在处理区域海洋议题方面同样需要遵守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二）尊重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当代国际海洋秩序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以《联合国宪章》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制度基础，倡导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以法治的精神完善和发展新型国际海洋秩序。《联合国宪章》奠定了多边主义的基石， 其有关宗旨和原则的规定确定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发展了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补充和发展，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遵循，成为指导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完善国际海洋秩序，是在《联合国宪章》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倡导各国之间“ 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以包容合作精神构筑共同安全，尊重和照顾彼此的海洋利益和关切。同时，推动全球海洋治理法治化，倡导各方恪守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则， 信守共同商定的国际协定。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主张对于《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遵循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予以适用和解释；国际司法及仲裁机构应将促进当事国最终和长久解决争端为己任，尊重当事国意愿，在当事国授权范围内依法准确适用和解释国际公约的规定，不应超越和扩大自身权限，损害国际法治权威。

（三）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话语权

进入二十一世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海洋政治经济版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将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推动完善国际治理体系，积极推动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主权国家中，虽然发展中国家数量最多，但是话语权处于结构性弱势。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以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全球海洋治理过程中，主张以各国自主追求共同发展的合规律性选择作为立足点，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公共产品， 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理念主张，借助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增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凝聚价值共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激烈的国际话语权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参考文献略。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际组织在国际海洋法律秩序演进中的功能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CFX0 87）

谢选骏指出：“海洋治理”就是海洋霸权，“海洋命运共同体”就是“让我来控制海洋”。

【13、仅有海权已经入不敷出】

《海权论：尚能饭否？》（观察家书评2012-11-04）报道：

导语：海权说已成为地缘政治学的一部分。地缘政治学又被称为政治地理学，它与军事地理学有很大区别。地缘政治学更侧重政治，不太重视地理条件的细节。马汉是职业军人，但他的视野超出了军事地理的范围，晚年尤其关注国际关系。因此他是一位杰出的地缘政治学家。

《百年海权论走红中国》

或许马汉没有想到他的这本《海权论》在2012年着实火了一把，因日本的“购岛”风波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聚焦到这个国家领土主权的海事领域。而马汉的观点主张拥有并运用具有优势的海军和其他海上力量，去控制海洋，以实现己方战略目的的军事理论。

美国海军少将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于1914年去世，享年74岁。他担任过美国海军学院教授和院长。马汉是军事历史学家，但他不只是书斋里的将军，更不是舞台上的将军。他当过舰长，乘军舰周游世界，到过中国。为他赢得盛誉的著作正是《海权论》，书的全名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873）》，在1890年首次出版。马汉在这本书中力图证明，一方的海军优势能够改变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决定双方的胜负，并由此改变参战国的命运和历史进程。海权的理论并不新。古希腊人已经知道海权的重要性，并有论述。

但马汉是把这个观点理论化的第一人。马汉通过对战争史的详细分析推导出他的结论，采用的实证方法。任何真正的军事家都不会崇尚空谈。在随时可能接受战争检验的军事领域里，空头理论家主要流行于强调政治立场的专制国家。马汉在生前预见到中国可能对美国构成的战略挑战，但是他大概不会想到，这本书在首次出版100多年之后为他在中国军事学界带来盛名。海权说已成为地缘政治学的一部分。地缘政治学又被称为政治地理学，它与军事地理学有很大区别。地缘政治学更侧重政治，不太重视地理条件的细节。马汉是职业军人，但他的视野超出了军事地理的范围，晚年尤其关注国际关系。因此他是一位杰出的地缘政治学家。

在中国大陆，马汉的影响姗姗来迟。在1990年代，《海军战略》和《海权论》陆续出版。作为对外开放的一个必然结果，中方在那时开始注重保护海洋权益，并逐渐加大力度。自明朝以来，朝廷多次闭关锁国，下达禁海令，完全抛弃海洋利益。这次是中方最新的一次重新开始。马汉因此焕发了新生，声名鹊起，仿佛他刚刚提出海权论。马汉的主要观点马汉最有影响的观点集中在《海权论》的第一章：“海权组成要素的探讨”。他提出成为海上强国的6个要素，作为全书总结。第一，地理位置，如果一个国家不需要在陆地保卫自己或扩张领土，它就具有比有陆地边界的国家更大的优势，这种国家实际上就是岛国；第二，自然结构，如位于大河河口的优良港口是必要的，而内陆不好的自然条件也是优势，它迫使人们通过海洋走向世界各地；第三，领土范围，不仅是面积的大小，还包括海岸线长度和港口数量。这三条是地理条件。第四，人口数量，一个国家必须有足够的人口用于作战和航海；第五，民族特点，“发展海权所必须的最重要的民族特点是喜欢贸易”，贸易包括商品的生产。这两条是人的因素。第六条是“政府特点”，是唯一有可能在短期内发生重大变化的一条。马汉说：“就海权而言，如果一个国家是在一个完全受人民的精神鼓舞，并且完全了解大多数人的真正爱好的政府的领导下，这个国家一定会取得最辉煌的成就。”他又说，一个“精明而坚定的专制政府”也能够有所作为，但在暴君去世之后很难坚持维持。

到了21世纪，“专制政府”已成为孑遗，在小圈子里自我挑选的统治者一蟹不如一蟹，与“精明而坚定”的品格越来越远。他们只能勉强维护国内权力，不可能造就海上强国。马汉的时代较早，没有看到这一点是他的“历史局限性”。

海军军官马汉重视贸易。他在《海权论》中论述1702-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的时候说：“虽然我们通常总是把海权与海军联系在一起，但是英国的海权不仅只在于其强大的海军。”在海军的有效保护下，英国在这场战争中壮大了商船队，把海权和财富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海权是有回报的，军舰不是用来炫耀的烧钱玩具——如郑和的船队——它们必须带来看得见的超额利润。海外贸易与海上霸权相互支撑，国家的财富和地位才能持久。在这一点上，美国是英国的杰出继承者。两个英语国家一脉相承，相继称霸海洋300余年。

海权论的时代背景《海权论》讲述的是木帆船时代的故事，马汉出生在这个时代。在他的后半生，海军经历了一场技术革命：军舰普遍装备了爆破弹和有来复线的大炮；煤炭取代风力成为军舰动力；钢材取代木材成为军舰制造材料。军舰的攻击能力、防护能力和机动能力都大大提高。马汉看到了这个时代。

在《海权论》中，他用了不少篇幅讨论帆船和钢铁战舰在战术应用上的区别。海权论体现了美国人马汉的视角。海权不是孤立的，它在与陆权的对抗中存在。美国位于北美大陆，却是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岛国，远离最大的陆地欧亚大陆。美国仅有的两个陆地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太弱，不会对它的安全构成威胁，况且它们的关系还不错。在马汉写作《海权论》的时候，美国人已从东海岸杀到西海岸，完成了大陆扩张。为美国大陆扩张做总结的是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1893年宣读的一篇论文中，特纳提出“边疆理论”。他指出，不断向西的陆地扩张塑造了美国的国家性格。这样性格的国家肯定不会满足于守成。位于两大洋之间的美国需要新的扩张目标，马汉站出来，引导它把目光转向海洋。在19世纪后期，美国海军还很弱，在世界上排名第十二。但这没有妨碍美国政府保护和促进本国的海外利益。实际上，美国在建国初期就已经在世界各地部署军队了。

1853年，美国军舰驶入东京湾，以武力相威胁，迫使日本取消200多年的“锁国令”，实行改革开放。“明治维新”初见成效，日本随大流走上了海外扩张的道路，在取得一系列成功之后遭到美国迎头痛击，退回本岛。马汉在1900年说过，日本在大陆攫取领土的野心是受到限制的。

马汉在1893年鼓动吞并夏威夷群岛。他说：中国一旦从沉睡中醒来，将产生种种冲动，向东突进。要防止这种威胁，美国必须占领夏威夷。1898年，美国正式吞并夏威夷。日本反对，中国没有说话，这毫不奇怪。马汉预见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但中国的发展严重滞后于他的判断。直到今天，中国军舰没有威胁夏威夷——我们在为家门口的钓鱼岛生气。

美国从夏威夷开始海上扩张。两年后，马汉满意地说：“美国的扩张最近实现了决定性的飞越。”马汉活跃于殖民扩张时代的后期。那个时代已经结束。

海权论的影响

《海权论》出版后，美国海军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立刻成为马汉的崇拜者，两人开始密切来往。罗斯福当选总统（1901-1909）后，经常向马汉咨询有关海军和外交政策的意见。美国的下一位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和二战时期领导美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1945年在职），在一战爆发的前一年被任命为海军助理部长，主张扩充海军。二战期间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担任过海军大臣。显然，这样的职务在英美两国很有前途。在19世纪后期，大英帝国海军如日中天，却虚怀若谷。

1893年，美国海军上校马汉应邀到伦敦的皇家海军俱乐部讲演，受到隆重欢迎。发展强大的海上力量是这个岛国的本能，马汉在理论上向他们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英国人从此明白他们国家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汉一再强调，海军是进攻型军种。他坚决反对把海军用于防御，指出那是一条失败之路。

作为海军战略，这没有错。可是，如果多个国家奉行他的理论，国际冲突将不可避免。那时的海军力量比较容易被量化：火炮的口径、数量、位置、军舰的吨位、舰队的总吨位。军官和素养和士兵的训练、军舰和火炮的制造技术当然也非常重要，但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不是特别大。在每一场战争中，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英雄。因此，德国和英国开始海上军备竞赛。

在《海权论》首次出版的那年，奥托·冯·俾斯麦辞去了德意志帝国宰相的职务。他发动三场战争，在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国。他以此为满足，还刻意把同属德意志民族的奥地利排除在帝国之外（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受到当地人热烈欢迎）。这位“铁血宰相”知道德国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他注重维护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安全，不追求海外扩张。俾斯麦离职之后，年轻的德皇威廉二世好大喜功，德国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下，好勇斗狠，扩张野心越来越大。1894年，威廉二世看到《海权论》，一见倾心。他不仅发誓自己要背下这本书（一个不可能做到的浮夸说法），还把它下发到每一条军舰，让军人们好好学习。德国有一支强大的陆军，皇帝还要建设同样强大的海军，为此不惜挑战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的英国。他的“世界政策”促成一战的爆发。德国在陆地和海上的态势都很窘迫，终于被打败。

海权论提出之后1904年，马汉看到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大为叹服。麦金德不同于马汉，他更重视大陆，把欧亚大陆的中心区看做世界历史的“枢纽”（后改称“心脏地带”）。在1940年代，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书强调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即大陆的沿海地带。他们三人的观点各有侧重，互相补充。后来的地缘政治学摆脱了海权-陆权二元的对立概念——虽然这种对立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

海洋对陆地的优势主要在更大的面积、四通八达的交通。铁路和高速公路的普及改善了大陆内部的封闭状态，海上交通的优势有所下降。海上交通的目的地是大陆，因为人类居住在大陆，便于开发的资源也在大陆。如果一个庞大的大陆国家拥有便利的陆地交通网，它的发展潜力将超过岛国。这正是麦金德、斯皮克曼担心的，也是他们的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在清朝的最后几年，列强加快瓜分中国的步伐，彼此激烈争夺修筑铁路和筑路贷款的机会。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列强要巩固势力范围，开发资源和市场，就必须修筑铁路。筑路权引起许多纷争，四川保路运动导致清朝灭亡。如果清朝不亡，铁路建设高潮可能会提前100年，俄国和日本在东北铺设的那种繁密铁路网将遍及全国。俄、德是大陆国家，与中国相似。在地缘位置方面，中国更近似德国，在陆地上有强国环视，在近海有岛国为邻，通往大洋的航线受制于人。德国追求崛起和安全，它的雄心超过了地理条件允许的范围。

当年的德国是世界学术中心、科学中心和技术中心，遥遥领先其他国家。1933年希特勒上台的时候，德国获得的诺贝尔奖数量超过英美两国所得之和。这是纳粹德国政客狂妄自大的本钱，今天的中国望尘莫及。但德国两次都战败了。

飞机在一战期间出现在战场上空；二战期间，飞机主导了战场，特别是在海上。1921年，在陆权和海权之外，意大利人朱里奥·杜黑又提出了“空权”。这些理论仍不足以说明权力在空间的弥漫性。太空、学术、科技、经济、制造、金融，以及人心、制度，等等，都是国家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皆不可失。

制度是权力的基础，如果制度野蛮落后，一国必然在开始之前就彻底输掉竞争。

经典著作的常新之道

经典著作常读常新——如果读者有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时代变了，我们也要跟着变。《海权论》是一部经典，可以作为学习地缘政治学的一个起点，却不应是终点。英国陆军军官约翰·F·C·富勒是最早提出“装甲战”的人之一，他的同名著作于1932年出版。1939年4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举行50岁生日大庆盛大阅兵式，特邀富勒观礼。德国的装甲部队络绎不绝地从他们面前驶过。希特勒事后问富勒：“你对你的孩子们满意吗？”大开眼界的富勒回答说：孩子长得太快了，已经认不出来。——这时距离装甲战的提出才7年！富勒看到的还只是表面。德国将军海因茨·古德里安等人发展了装甲战的理论与实践，再加上空军的轰炸，才有了在二战中大出风头的“闪电战”。

但是，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周全的军事战略仍不足以保证国家取得最后胜利，决策者还需要清醒的政治头脑。富勒曾经抱怨说：德国和英国的军官很少看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830年）。克劳塞维茨说过：政治家和统帅首先应该正确地做出最重大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判断，然后再从事战争。1960年，二战已经结束10多年，对政治有了更多了解的富勒在他的新书《战争指导》中说，如果战前各大国的政治家和统帅领会了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他们就不会犯那些无可挽回的错误”。马汉去世得早，没有机会像富勒那样总结教训。

现在是太空时代。美国针对中国提出“空天一体战”，还要制造“星空战舰”，向外星殖民。在苏美两国把宇航员发射到地球卫星轨道半个世纪之后，中国也做到了。在这个时代，如果还有人一味贪吃“海权论”，恐怕会引起严重消化不良，“一饭三遗矢”矣。马汉不可复生，不能再指点新的航向。况且政治学可以是全球的，而地缘政治学的一派只能属于一个国家。中国没有必要像一次大战之前的德国那样雄心勃勃，四处树敌，在现有的世界秩序中谋求发展是最佳选择。而且对中国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海上，不是可能的战争，而是现阶段的国内各种突出的现实问题，及在改革中需要面对的各种制度改革，所以我们真不必将海权问题放大化来看。（by 丁力）

谢选骏指出：现在是“整合全球”的时代了，仅有海权已经入不敷出。

【14、马汉为了争取海军军费而炮制了《海权论》】

《谁控制住海洋，谁就统治了世界：浅析阿弗雷德·马汉的海权论》（2020-07-14 新闻速递）报道： 

谁控制住海洋，谁就统治了世界。

美国著名海军战略家阿弗雷德·马汉的这句名言无疑在二战中得到了证实。与此名言相对应的海权论，是马汉对世界军事海洋战略思想的一大贡献，具体在其1890年出版的传世之作《海军战略论》（亦名《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年-1783年》）中论述。这本改变世界各国海洋战略的书籍如何论述海权论？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请让长歌君细细道来。

阿弗雷德·马汉因何撰写此书？谁控制住海洋，谁就统治了世界：浅析阿弗雷德·马汉的海权论

阿弗雷德·马汉

阿弗雷德·马汉国籍美国，1840年出生，父亲是西点军校军事学和工程学教授。在父亲的引导下，马汉从小耳濡目染军事理论。大学毕业后，马汉先到海军服役，虽然马汉在海军服役期间经历了美国内战，但他基本没有上前线打仗，不过他却在海军部队得到周游世界的机会，随美国海军游历了巴西、亚洲和欧洲，在游历过程中增长了见识，积累了大量的海事经验。

谁控制住海洋，谁就统治了世界：浅析阿弗雷德·马汉的海权论

身着戎装的马汉

由于马汉从青少年时期就酷爱文学写作和理论研究，1883年他发表了记述美国内战时海军历史的《海湾和内陆水域》一文，开始崭露头角，引起人们的重视。不久，马汉应美国海军上将斯蒂芬·卢斯的邀请，去新办的新港军事学院讲授海军战略和海军发展史，从此得以专心从事他喜欢的海军理论研究。

马汉花了一年时间备课，1886年9月开始在新港军事学院开课。1890年，马汉在整理了四年的讲义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专著，定名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年-1783年》（又名《海军战略论》）。

《海军战略论》如何论述海权论？谁控制住海洋，谁就统治了世界：浅析阿弗雷德·马汉的海权论

《海军战略论》比较畅销的中文版本

《海军战略论》实质上是一部记述从十七世纪中叶至拿破仑战争结束之间的英国海权建立和扩展的历史。但在记述的同时，马汉指出：无论什么国家，若要想在世界事务中起重要作用就一定要控制海权，海权是统治世界的决定因素。而国家要控制海权，就必须具备六方面的条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领土、人口、民族素质和政府机制。

在分析地理位置时。马汉指出，一个国家不能囿于陆地，他把荷兰、法国与英国进行比较。荷兰在近代史上迅速衰落的原因是它在发展海军的同时不得不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在陆地上进行大小战争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独立。法国则一方面要建设海军力量，另一方面要在欧洲大陆搞扩张，以保持自己欧洲霸主地位，这样，法国的人力和物力就比较分散，国家防御能力就比较脆弱。然而英国却得天独厚，处于海上的中间位置，执欧、亚、非、北美海域之牛耳，掌握了海上战略上的主动权，这是英国跻身强国的关键。

谁控制住海洋，谁就统治了世界：浅析阿弗雷德·马汉的海权论

英国自然条件良好的朴次茅斯军港

在分析自然条件时。马汉认为影响海权实力的是要拥有众多的天然深水良港。此条件愈优越，人们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交往的趋势就逾明显。英国和荷兰的土壤和气候等自然条件优势不明显，但有天然良港，就可以驰骋于海洋。但是法国由于陆地自然条件好，开始就无心参与海上角逐，所以法国的海权意识比英国和荷兰弱。

接下来马汉分析了领土因素。他认为领土“不仅指一国有多少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还指该国有多长的海岸线以及港口的诸种特征。”此外该国人口与海岸线长度的比例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值得仔细分析。

谁控制住海洋，谁就统治了世界：浅析阿弗雷德·马汉的海权论

英国兵船与水手

人口总数不可忽视，但还必须弄清楚，该国有多少人与海事有关，包括造船业和后勤服务部门的人数……到现在可以这么说，拥有一个与海事有关的众多的人口总数，是一国海权大小的重要标志。……可惜的是，美国这方面还很弱。——《海军战略论》

在分析以上三个自然条件后，马汉进一步探讨了一国的人口和政府等因素。他强到人口的数目对于海权的影响，举例法国的人口远远超过英国的人口，但是英国的海军和从事海上贸易的人数却大大高于法国，从而得出与海事有关的人口总数是一国海权大小的标志。

几乎是毫不例外，热衷于海外贸易的追求，是一国在历史上一定时期内对海洋产生影响、在海洋占有支配地位的重要因素。——《海军战略论》

关于民族素质对一国海权的影响，马汉举例，英国人和荷兰人与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比较起来就更不愧是“老手”了。马汉认为对发展一国海权至关重要的民族特征就是热衷于海外贸易。他还进一步指出，应该通过贸易在海外建立善意的殖民地，这是不可忽略的。

谁控制住海洋，谁就统治了世界：浅析阿弗雷德·马汉的海权论

皇家海军与无敌舰队争夺海上霸权

最后马汉考察了政府机制与发展海权的关系。他认为政府的形式和统治者的性格对海权的发展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尽管马汉本人倾向于民主政府，但他还是指出，专制政体要比自由国家更能建立海上优势，包括海上贸易和海军力量；其困难在于，某一专制君主死了，海权能否保持下去。几个世纪以来，英国政府都注重攫取海权，无论君主制还是政党制时期，英国人都懂得保持海上优势的重要性，致使英国登上近代史海权的巅峰。

谁控制住海洋，谁就统治了世界：浅析阿弗雷德·马汉的海权论

二十世纪的海军军舰

论述完政府机制与发展海权的关系后，马汉还提出政府对海权施予影响的两种形式：一是在和平时期政府应大力发展人民的海上活动，以自己的特殊政策不断保证这方面潜力的充分发挥；二是在战争时期，政府应建立、装备和维持一支武装的海军，以确保海权，同时重要的是要在地球上离本国较远的地方拥有适当的海军基地。

在论述完影响海权的六个因素之后，马汉在《海军战略论》一书中还集中剖析了1660年至1783年欧洲的重大海战，详细地阐述了十七世纪末欧洲形势以及这些海战的历史背景，特别是卷入争夺海权斗争的西班牙、法国、荷兰和英国的国情，他认为那一百二十三年的动荡年代的历史即是西方列强为控制海洋而反复进行角逐的历史，这一角逐尤为突出地体现于以下事件：查尔斯二世发动的荷兰战争、西班牙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等。

纵观《海军战略论》全书，马汉认为海权比陆权更重要，实行无情的海上封锁总是比战无不胜的陆军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就是马汉海权论的核心思想。

世界各国对马汉“海权论”是何种态度？

《海军战略论》1890年一出版很快风靡世界，陆续被译成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俄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各国文字，成为当时影响世界的畅销书之一。下面分析英国、日本和美国对马汉《海军战略论》中提出的海权论的态度。

谁控制住海洋，谁就统治了世界：浅析阿弗雷德·马汉的海权论

英国海军的新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

对于英国来说，马汉的《海军战略论》中总结了历史上海权的演变，适应了英国海洋扩张的需求，这本书在英国被视为“国家的福音书”。就连英国海军理论家普勒斯顿都说《海军战略论》好像是专门为英国内阁写的。而当时英国的海军正在走下坡路，三分之二的舰队装备陈旧，缺乏战斗力，而英国的竞争对手法国、意大利等国正在大力发展海军，海军力量逐渐赶上甚至超过英国，尤其是马汉在书中提出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强大的海军舰队的思想，获得英国朝野的广泛欢迎和赏识。

1893年和1904年，马汉应邀两次访问英国，访问期间，马汉受到英国女王和首相的接见，并出席了女王和首相为他举行的国宴。马汉在英期间还受到英国陆军和海军俱乐部款待，是这两个俱乐部款待的第一位外国贵宾。马汉在第二次访问时，还被授予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荣誉学位称号。

谁控制住海洋，谁就统治了世界：浅析阿弗雷德·马汉的海权论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加贺”号准航母

在日本，马汉的《海军战略论》被列为日本海军军官的必读书之一，人手一册。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日本正跃跃欲试，企图在海军发展方面赶上西方，因此日本政府便频繁开始与马汉进行通讯联系，就日本海军规模、舰炮的型号等问题征求马汉的意见。日本政府后来还正式聘请马汉为日本海军的特别顾问，但被马汉拒绝了。在马汉海权论的影响下，日本加紧扩充发展海军，于二十世纪初正式走上东方海上强国的道路。

谁控制住海洋，谁就统治了世界：浅析阿弗雷德·马汉的海权论

美国航母编队

在美国，马汉写《海军战略论》本意是以海权论影响美国政府，但美国政府反应迟缓，直到二十世纪后才获得历届美国政府的青睐，如罗斯福和亨利·洛奇对马汉的海权论尤为推崇，罗斯福从马汉的著作中借用“大棒”的提法，演变为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并根据马汉的海权论制定发展美国海军的宏大计划，到马汉逝世时，马汉提出的两个具体目标即开掘巴拿马运河和建立强大的美国海军均已得到实现。时至今日，美国在世界首屈一指的海军力量无疑得益于马汉的海权论。

结语

马汉的海权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左右了当时世界强国的海军力量建设。然而人类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作者认为马汉的海权论尚未过时，尽管空权论、核弹论、电子战等军事思想对现代军事力量建设的影响巨大，但海洋权益的争夺依然激烈。

谁控制住海洋，谁就统治了世界：浅析阿弗雷德·马汉的海权论

二十一世纪的海军舰队

在新的立体战军事思想中，海战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美、俄、印、中等大国仍在大力发展航空母舰和核潜艇，建立起一支具有高新技术的海军舰队，这充分说明海权军事思想在二十一世纪仍然在军事思想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参考资料：

马汉（著），唐恭权（译）.海军战略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谁控制住海洋，谁就统治了世界”这句话毫无意义。因为完全可以反过来说——“谁控制住世界，谁就统治了海洋。”后者肯定更加接近事实真相。因为罗马帝国这个“地中海帝国”就是先征服陆地、再控制海洋的。那么，马汉为何本末倒置地胡说“谁控制住海洋，谁就统治了世界”呢？我认为，他只是在争取扩大海军军费、煽动美西战争罢了——这和罗马的色鬼老加图天天嚎叫“必须毁灭迦太基”其实没有多大区别。

【15、马克思恩格斯从德国陆龟变成英国海龟】

《建设海洋强国汲取马克思海权思想养分》（张峰2019年12月0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报道：

目前随着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的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理论体系不仅具有必要性、可行性，而且具有紧迫性。近年来，国内就海权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现有研究多以美国马汉的海权论为出发点，从国际政治特别是海军战略角度进行研究。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就有丰富的海权思想，他们生活在西方国家为争夺海外市场而展开一系列海战的时代，为研究资本主义，他们写作了大量涉及海军、海战、海外市场争夺、海上霸权兴衰沉浮的文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权思想，对于丰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背景

海运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一些西欧国家在海外开辟殖民地，通过掠夺殖民地进行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形成了潜在的世界市场。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潜在世界市场变成了真正的世界市场。国际贸易打破了农业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传播。

西方强国为了争夺世界市场展开了一系列海战，包括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打破了西班牙独霸大西洋的局势；17世纪英国、荷兰为了争夺海上贸易主导权进行了多次海战；19世纪的特拉法尔加海战则进一步巩固了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归根结底，竞争的斗争还是通过战争（特别是海战）来进行和解决的。”

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资本主义产生、发展乃至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资本主义发生的一切都是与海洋紧密相关，海战、航运、海洋、海军在世界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工业革命、世界市场形成、海洋强国兴衰更替的历史时期，只有透彻研究以上问题，才能对资本主义进行透彻分析。为此，他们写作了大量的军事专题文章和战争评论来分析这些历史现象。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以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召开为重要标志，英国成为当时的“世界工厂”，它需要拓展越来越大的市场以销售其生产的越来越多的产品，于是它利用舰炮打开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大门。而目前，世界各国在商品经济逐渐发展、世界市场逐步形成的力量结构等方面，与那个时代具有发展特征的相似性。谁若想把商品推销到全球，没有强大的掌控海洋的能力恐怕难以实现。

主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海权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海洋、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由于航运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地理大发现，西方国家在海外建立了广阔的殖民地，通过掠夺殖民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准备了资金基础。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形成工场手工业的最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美洲贵金属的输入而促成的资本积累。”

二是大工业、海运、世界市场。在《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工业革命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由于资本赚钱的逻辑，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大工业需要广阔的市场，而新航线开辟形成的世界市场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准备了广阔的市场。工业生产和世界市场相互推动，促进了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而海运则起到了联结大工业与世界市场的枢纽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他们的工业比任何其他工业更依赖于世界市场，从而也更依赖于航海业。”

三是海洋、海军、海洋强国。在《海军》《西班牙无敌舰队》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描述了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海洋作为运输通道的作用越来越大，各国为海权而展开了一系列争夺。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系列战争评论中论述了海战、海军在大国争霸中的作用，海战的本质是争夺世界市场的斗争。

四是航运、世界市场与经济全球化。在《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海运沟通了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把海运与世界市场、经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五是影响一国海权实力的因素。《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资本论》《海军》《反杜林论》等著作论述了影响一国海上力量大小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大工业水平、政府政策、地理位置、国民性格、航运、海军实力等。

在马克思恩格斯海权思想资源中吸取理论营养

马克思恩格斯有丰富的海洋强国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理论体系对于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海洋强国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危机从海上来，坚船利炮打破了晚清政府的天朝上国梦。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最伟大的梦想。而在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全面融入世界的今天，进出口贸易中90%的大宗商品是通过海运进行的。同时海洋中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和能源，海洋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经济强国必定是海洋强国。只有建设强大的海洋，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海洋强国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设海洋强国不仅需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而且需要发展海洋政治、海洋文化、海洋生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海洋政治争端越来越多，海洋政治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海洋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挖掘中国传统海洋文化，发展海洋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另外，随着人类涉海活动的增多，海洋生态问题日益显现，应对这些问题，对深化海洋政治研究、构建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理论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有关海洋、大工业、航运、世界市场、海军的论述，不仅可以构建马克思主义海权理论体系，还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畴，进而能对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提供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

从现实来看，我们进一步在理论上深化对建设强大的海军、发展海洋经济、发展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等的思想认识，推动海洋强国建设，这不仅需要并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权四要素：“分工、航运、世界市场、海军”及资本逻辑的理论路径为出发点，揭示海洋强国建设的内在逻辑，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和分析大国兴衰伴随着大工业兴衰、海权兴衰、航运兴衰、国际航运中心转移的经济规律和历史规律，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谢选骏指出：上文胡扯“马克思海权思想”，却没有研究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从德国的旱龟，变成了英国的海龟——研究一下这俩哼哈随着身份转变，如何“从秘密活动转为公开活动”、“从暴力革命叛卖为议会道路”。

【16、马奴追随主子从陆龟变海龟】

《中国应有自己的海权论，或可探索海洋战略的第三种模式》（澎湃新闻 12-30 ）报道：

中国决不能走早期海洋强国依靠强大海军控制海上贸易通道，实行炮舰政策和殖民扩张的老路。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海权论，对包括马汉在内的众家海权论应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编者按：近日，航母辽宁舰驶出太平洋第一岛链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洋训练。随着中国的崛起，不仅海军将走向蓝海，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必将越来越多地与海洋密切相关。中国如何从一个历史上长期重陆权、轻海权的陆海复合型的国家，转型为陆权-海权国家，相比于此前的海上强国，我们应该形成怎样的海权论和海洋战略？这其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思考。

建设海洋强国一定要有战略支撑，顶层设计须得到智库的智力、学术支持。我是研究国际安全问题的，不是研究海洋战略的学者，提不出什么新的高见，两年前曾组织翻译了《21世纪海洋大国海上合作与冲突管理》这本国际会议的论文集，学到不少东西，也引起一些思考。另外我一直研究东亚海上争端，也有一些深层思考。结合这些思考，我就开展中国海洋战略研究、特别是海洋安全战略研究提出几点建议与看法。

众家海权论，中国应博采众长

第一，要对历史上海上强国的海权理论进行深入研究。19世纪末马汉的海权论曾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地缘政治理论。有一段时期我们曾对其全盘否定，认为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但后来国内又有一些专家学者对之非常推崇。以2012年国内出版此书的编辑推荐为例。其中有这么几行字：“100年前的美国人早有惊人预见：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赴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海军官员，人手一本《海权论》！” （马汉：《海权论》，同心出版社，2012）

中国的海洋战略目标是否也是要控制世界呢？我认为答案应是否定的。中国是一个陆海复合型的国家，历史上长期重陆权，轻海权，现在我们要在陆权的基础上扩大海权，成为一个陆权-海权国家，这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为此，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海权理论，发展自己海权观，维护自己的海洋利益，这一点非常重要。

除马汉外历史上还有许多海权理论，如英国的、法国的、苏联的，我们都应研究与梳理，取其精华，扬其糟粕，为我所用。

海洋战略的第三种模式

第二，要对主要大国的海洋战略模式进行研究。在《21世纪海洋大国海上合作与冲突管理》论文集中，有一位美国学者将传统海洋战略模式和战略指导原则划分为两大类：大陆模式和海洋模式。前者是历史上陆权国的海洋战略指导原则，后者是历史上海权国的战略指导原则。他认为，在全球化的新时代，中美及世界各国应共同建立有别于上述传统模式的战略指导原则或模式，他将之称为“维护全球贸易与安全体系”的模式，这种战略模式要求各国、特别是大国实现海上合作，共同促进和保护全球的航行自由、互通互联、国家安全。

我感觉这种模式的提出是一种进步。但遗憾的是，美国到现在总体上还是坚持维护其海上霸权的战略。中国的海洋战略指导原则既要摆脱陆权模式的窠臼，也不能一味追求传统的海洋模式。中国是否支持上述第三种模式，可能对其做出哪些补充和改进？总之，对于新的海洋战略指导原则、海洋秩序，中国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国曾提出“和谐海洋”的口号，但总觉得这一提法过于宏观、空泛。

第三，应认真研究总结历史上大国海军发展的经验教训。有美国学者指出，在历史上，海军爱国主义和大众爱国主义的结合，曾推动了法、德、美海军的崛起。但对法、德来说，巨大的投入最后却导致了战略性灾难，因为其海军发展没有建立在现实主义的战略考虑之上。而美国的海军发展却最终取得了成功，为什么？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有一个良好的或者说是幸运的战略环境：一方面，它的陆地边境很安全；另一方面，当时欧洲列强在争夺，美国则躲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法德美海军发展史中蕴含的深刻经验教训，值得我认真思考与吸取。

除海军发展史外，海军战略史也要深入研究。海军战略是海洋安全战略、海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曾是海洋战略最主要的内容。早期的海洋强国主要是海军强国，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控制海上贸易通道，实行炮舰政策，通过海洋进行殖民扩张。这些都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前两年我看到国内某报上登过一篇文章，说将来我们也要有十余艘航母到全世界去游弋这样的话，当时我很不赞同，我们要向美国学习的决不是这样的做法，中国也决不会去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中国应有怎样的海军战略，中国海军应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我们要好好研究。

海洋战略大方向：不称霸，也要能反对霸权

第四，制订海洋战略必须服从于国家的安全战略、发展战略、军事战略，决不能偏离大方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徐弃郁教授有一个观点，历史上的国际冲突（主要）是基于强权政治而非海权争夺。由于大国搞强权政治，才导致了海上争夺。我同意这个观点。也就是说，后者来自于前者，前者为因，后者为果。中国的安全战略与发展战略是和平发展、不称霸、反对强权政治、合作共赢、实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的海洋战略、海军战略必须坚持这一方向，与之保持高度协调一致。当然，我们也必须拥有反对其他国家搞海上霸权的强大能力。这两者也是辩证的关系。

第五，研究中国海洋战略及主要战略目标，必须认真研究中国的海洋环境、海洋条件、战略环境。要从主、客观实际出发，认真分析我国有哪些有利条件、哪些不利条件；哪些有利条件可以创造出来，哪些不利条件应尽量避免或者可以通过努力加以改变。

应该讲，我国有利的条件不少：漫长的海岸线、众多的岛礁与港口、改革开放后综合国力与技术能力的持续增长以及10多年来海上力量的巨大发展等。但是不利因素也相当多：“海洋不利”，更准确地讲是“海洋地理相对不利”，东、南方向都面对“半闭海”的环境；走向远海、深海必须经过所谓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台海两岸尚未统一；我们与不少周边国家仍存在着严重的海上主权与海洋权益争议。在软实力方面，我们的战略文化历来缺少海洋思维（虽然现在有了较大的改变），我国际法、国际海洋法研究与实践仍然滞后不足。此外，我国还面临着大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安全困境，面临着美日等传统海权国对我海权发展的极力阻挠。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两相比较，后者似乎还要更多些。我们必须将上述因素统筹考虑，必须从实际条件出发，才能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海洋战略与战略目标。

如何使“一路”带来积极的地缘政治影响

第六、应认真研究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在中国海洋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我们现在强调这是一个互通互联的经济合作倡议，是一个建立共同市场的合作倡议，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也不必讳言其重大战略意义。对此有两点值得认真研究，一是这一努力及其带来的战略影响与历史上大国建立和扩大势力范围的行为有何不同？二是如何才能使之带来积极、正面的地缘政治影响？

我认为，建立势力范围是非常传统的思维、做法，在新形势下肯定是行不通的。要使“一路”倡议产生积极的地缘政治影响，最重要的就是要使其推进、发展与我和平妥善解决与周边邻国海上争端的进程相互促进、携手并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海上争端的有效缓和、逐步解决是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与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后者的成功发展又必然对我最终和平妥善解决与邻国的海上争端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正是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我海洋战略中的重大意义。

总之，制定中国的海洋战略必须解决好四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明确中国的国家利益、海洋利益，同时也要认清我们与其他国家拥有的共同利益；第二是明确我们的责任。特别是要明确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在建立和平合作的海洋新秩序，在维护主权与权益、航行自由，在开发、利用、保护海洋方面的责任与义务；第三是认清我们面临的挑战，包括自身的挑战和来自外部的挑战；第四是要确定实现战略目标的路径与手段，这里面不仅包括我们自身的资源、力量、技术，还有国际合作、国际法。

最后还想提的一点是，过去我们的海洋领导机构比较分散、凌乱，政出多门。近年来，我们已经建立了中央海洋权益工作领导小组，加强了高层的政策协调与领导，国务院系统的海洋局在海洋发展规划方面也承担起了更大的责任。今后，如何进一步加强我们的海洋领导体制，仍然是智库可以提出建议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者系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盘古智库高级顾问。本文系作者在复旦大学第一届中国海洋战略高端论坛上的发言，经作者本人审定，内容略有删节。本文标题及文内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谢选骏指出：什么是共产党“中国应有自己的海权论，或可探索海洋战略的第三种模式”？马奴这是要追随主子，从陆龟变为海龟吗。

【17、没有海外干预如何建立全球政府】

《伊战20年：一个被改变的华盛顿和美国的惨痛代价》（ROBERT DRAPER 2023年3月23日）报道：

2001年，布什总统和切尼副总统在白宫与国家安全领导人举行会议。

华盛顿——布什总统首次向伊拉克派兵的一个月前，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收到警告，这场战争可能会消耗国库数十亿美元。

这场外交政策灾难中充斥着傲慢的瞬间，而拉姆斯菲尔德对负责伊拉克战后重建的退役中将杰伊·加纳的答复是其中的极致。

“我的朋友，”加纳记得拉姆斯菲尔德说，“如果你认为我们会掏出10亿美元花在那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2003年3月20日晚，布什总统下令对巴格达发动空袭；20年后的今天，这场战争在华盛顿的权力中心被普遍视为失败的决策，是个得到深刻吸取的教训，尽管其中还有不明之处。

据估计，在过去20年中，美国在伊拉克花费了大约2万亿美元，但这个价签并不足以概括这场战争给两国造成的所有损失。根据布朗大学的战争成本研究项目，大约有8500名美国军人和合同工在那里丧生，还有多达30万人回国后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在这场战争以及随后八年的美国占领中，近50万伊拉克平民丧生。拉姆斯菲尔德曾发誓，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失败的后果影响了一代政治人和政策制定者。这场战争严重损害了情报机构的声誉，并加剧了对军方领导人的怀疑。它帮助了那些愿意利用这种怀疑态度的政治人物——从2007年在反战情绪高涨中首次当选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到特朗普，后者在2015年谴责这场战争是“对人类的巨大伤害”，并抨击了这场战争的共和党策划者。

海军陆战队上尉丽莎·多林在丈夫位于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坟前。纳塔纳尔·多林上尉在伊拉克丧生。

2003年3月，巴格达郊外的一场葬礼。在战争和多年的占领下，伊拉克有近50万平民丧生。

但伊拉克战争的最大遗产是人们希望无论在哪里都永远不要再重蹈覆辙。20年后的今天，不仅是民主党人，就连共和党人也越来越反感海外干预。

“去年，我们就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进行了投票，”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人弗雷德·厄普顿说，他在众议院任职36年后于两个月前退休。“我们党内如今一直有孤立主义存在。但在这次投票中：有57名共和党人对人道主义援助说不？我的天啊。”

孤立主义现在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两位热门人选——特朗普和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的立场。德桑蒂斯尚未宣布参选，但他在上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虽然美国有许多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领土争端不在其中”。

在特朗普2016年的总统竞选中，他能够而且确实抨击了布什手下那个经验丰富的战争团队——包括拉姆斯菲尔德、副总统迪克·切尼、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和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对这些人的专长给美国带来了什么好处提出了合理的质疑。“我认为，伊拉克之后对华盛顿文化产生的不信任和抗拒给局外人提供了证明自己的机会，”退役中将格雷戈里·S·纽博尔德说。“别的不说，特朗普是典型的局外人。特朗普不仅没有经验，还认为经验无关紧要。”

纽博尔德在战争前夕任参谋长联席会议行动主任，他的反对声音在当时很罕见。他认为伊拉克政权已被制裁严重削弱，对美国不构成威胁，但他的争辩无济于事。

20年后，纽博尔德说，对那次战争的投资是以牺牲美国当下备战状态为代价的。“将所有这些钱花在战时行动上使我们用于未来技术预算的资金减少了，”他说。“你看看中国军队的高超音速导弹能力及其部队规模，相比之下，我们的海军舰艇、空军中队和陆军旅数量在下降。你不得不感到我们不如2003年强大了。”

“将所有这些钱花在战时行动上，使我们用于未来技术预算的资金减少了，”退役中将格雷戈里·S·纽博尔德说。

“将所有这些钱花在战时行动上，使我们用于未来技术预算的资金减少了，”退役中将格雷戈里·S·纽博尔德说。 MIKE BELLEM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纽博尔德中将在战争前夕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行动主任，他的反对声音在当时很罕见。

纽博尔德中将在战争前夕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行动主任，他的反对声音在当时很罕见。 MIKE BELLEM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克林顿政府助理国务卿、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马丁·因迪克称伊拉克战争是“在所有层面都是彻底灾难”的重大事件，然而在有能力决定是否授权使用武力的国会议员中，却基本上没有就这件事展开充分讨论。

“我觉得在我们撤军的时候，伊拉克就被遗忘了，”2010年作为陆军预备役军官部署到伊拉克的彼得·梅耶说，他后来做过一个任期的国会议员。梅耶说，他很少与他的同事就伊拉克问题进行经验教训讨论，其中一些人在2002年投票批准了战争。“我开始怀疑白宫是不是只能以被动的方式运作，”他说。

也许没有哪个机构像由中情局领导的美国情报机构那样因美国在伊拉克失败受损，它当时为布什政府的战争理由提供了证据支持，即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正如搜查伊拉克的武器视察员在入侵前几个月已经发现的那样，这些评估是基于推测和过时的情报。评估的作者向他们在中情局的上级明确表示，他们的信息远非决定性的，但这些很少传达给布什政府官员，后者明确表示决心推翻侯赛因。

“在发现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我感到不满的是，中情局将所有错误都归咎于分析师，”时任中情局伊拉克小组负责人的简·格林说，该小组负责评估了该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活动。“推动帮助政府为开战的政治决定寻找理由的并不是分析师。”

中情局2004年确定伊拉克既没有非法武器储备也没有现行武器计划，包括布什在内的许多政府官员花了数年时间才接受这一事实。此后，有所收敛的中情局开始采取更细致的措施来应对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但是，格林说，“当政策制定者决心不理会那些难以一言蔽之的东西，要求做出简短、清晰、非黑即白的决断时，高级分析技术变得不重要了。”

简·格林说：“当政策制定者决心不理会那些难以一言蔽之的东西，要求做出简短、清晰、非黑即白的决断时，高级分析技术变得不重要了。”

简·格林说：“当政策制定者决心不理会那些难以一言蔽之的东西，要求做出简短、清晰、非黑即白的决断时，高级分析技术变得不重要了。” JACOB LANGST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格林列举了两个战后的例子，其中美国民选官员继续曲解含糊、微妙的情报判断，就像入侵伊拉克之前的情况一样。第一个是2017年1月判断俄罗斯干涉2016年总统大选以求帮助特朗普当选。

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做出“高置信度”评估，而国家安全局则给出低一档的“中置信度”。特朗普感到被冒犯，这等于在暗示他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名正言顺打败希拉里·克林顿的，他妄称情报界已经得出结论，俄罗斯的干预对选举结果完全没有影响。

格林表示，伊拉克战争后的情报改革被证明无效，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能源部上个月的评估认为新冠病毒源于中国武汉实验室的一次意外泄漏，而不是来自该市的户外市场。该部情报官员判定，这是一个“低置信度”评估——中央情报局和几乎所有其他情报机构都不同意该评估——但这些警告并没有阻止一些共和党人称这是中国政府图谋不轨的证据。

“很容易看出，即使是复杂的情报评估，比如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评估，也可能变成政治橄榄球，”格林说，“尤其是在置信度很低、情报机构彼此意见不一的情况下。”

战争对美国造成的最深刻的影响或许可以从兵役情况中看到。2001年9月11日发生恐怖袭击后，美国征兵人数飙升至珍珠港事件以来的最高水平，与全国上下弥漫的同仇敌忾情绪相一致。

最终，有150万美国人在伊拉克服役。伴随着伤亡和战时的幻灭感，征兵人数持续下降。去年的数字比陆军的目标低了25%。

随性的阿拉斯加人马克·贾龙就是在当时响应征兵号召的。2001年底的一天，在安克雷奇街头晃悠的他听到收音机播出的陆军广告，于是一时冲动驱车去了一个征兵办公室。贾龙后来成为一名上士，三次派驻伊拉克，直到2006年7月被路边炸弹炸成重伤，从此不再执行作战任务。

前不久，贾龙回忆说，后来发生的事情“说实话，就像过山车一样。回家后，烧伤痕迹和伤疤慢慢消失了，但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性脑损伤却没有消失。”

他开始服用药物，最多时同时要服用18种。贾龙说，他的短期记忆出现衰退，导致他爆发出沮丧的怒火。他的婚姻破裂了。他说的是一种异化和痛苦的语言，只有那些Facebook聊天群里的老兵才能理解。他在伊拉克服役期间的一位密友自杀了。贾龙承认自己也有这样的想法。

退役陆军上士马克·贾龙多年来一直在应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和脑部创伤的影响。

退役陆军上士马克·贾龙多年来一直在应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和脑部创伤的影响。 CHRISTOPHER LE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三次派驻伊拉克的贾龙退伍时获赠的国旗。

三次派驻伊拉克的贾龙退伍时获赠的国旗。 CHRISTOPHER LE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最近，现年46岁、已经退伍并靠伤残津贴生活的贾龙说，他已经开始好转。

“通过强化治疗，通过写下我的感受并将它们与事实区分开来，我开始明白，究竟是什么引发了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他说。“我一直在耿耿于怀，因为IED爆炸了，我和我的团队成员受伤了。我是负责人。我让自己相信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

贾龙说，他意识到，那天在伊拉克发生的事情，他是最不应该受到责备的人之一。

加纳将军在2003年3月至5月期间负责伊拉克战后建设，当时伊拉克国内秩序崩溃，暴力局势在恶化。他在上周接受采访时回忆了拉姆斯菲尔德的早期计划，当时他刚从库尔德人占主导地位的伊拉克北部拜访老友归来。“他的想法是，我们解放伊拉克，然后一走了之”，他提到于2021年去世的拉姆斯菲尔德时说。

事后看来，对于这个布什决心从侯赛因手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加纳本人的评估是一针见血的。

“我们推翻了萨达姆，把国家交给了伊朗，”他说，并为伊拉克的邻国现在如何对其施加影响力而感到惋惜。“整件事就是一场灾难。你至少应该想到这可能会发生，除非是瞎了眼。”

谢选骏指出：上文反对海外干预，却不懂“没有海外干预如何建立全球政府”。《纽约时报》的蠢货们忘记了，2001年的小布什这个胆小鬼被“九一一袭击”吓破了胆，躲在地下掩体一个星期才敢爬上来，后来为了雪耻，不惜开挖血池。蠢材都会事后聪明，却不懂没有海外干预如何保护美国的霸权。更别说进而建立全球政府了。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海外干预，而在于如何进行海外干预。而美国政府的最大失败，就在于听信了亨廷顿那个老匹夫错误百出的“文明冲突论”——她们哪里知道，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只有一个文明了——一个联合国、国际法、世贸组织、世界货币系统……所以，我们的目标就在于建立全球政府，而不是进行子虚乌有的“文明冲突”！

【18、没有文化的海权如何可能变成文化的海权】

《作为文化的海权》（王利兵 2022-12-07）报道：

提到“海权”这个概念，中文读者大多会联想到美国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德·马汉提出的“海权论”一说。马汉的“海权论”不仅改变了美国的军事发展方向，为日后美国海军发展和海洋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美国在近代历史上的霸主地位，这也是为什么马汉的“海权论”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颇具影响力的重要原因。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六六〇至一七八三）》一书中，马汉将海权定义为出于战略目的而实施的对海洋的控制，认为影响海权发展的主要条件有六个方面，即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以及政府的特点，并强调通过夺取制海权以控制世界的重要性。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马汉一再强调制海权的重要性主要是为了说服美国政府和民众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战斗力量，但同时马汉又认为海军力量的增强并非是为扩大对海洋的影响，相反是为提升其在陆地上的影响力。马汉劝告其同胞不要重蹈法国的覆辙，也不要效仿英国，美国需要继承的是罗马的衣钵，因为美国注定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海权大国。很显然，马汉的海权论本质上还是一种陆权观，他很少从海军之外的视角去分析海洋之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和价值，也从没有将威尼斯、英国、荷兰等真正的海权国家作为美国发展的参考案例，因为他明白这些海权国家与作为大陆国家的美国在历史、身份和文化上存在许多差异。

在新近出版的《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一书中，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安德鲁·兰伯特提出了一个十分具有独创性又富有争议性的观点，即海权是由文化、身份、历史、政治、经济、神话等多种因素共同铸就的产物，其背后蕴含了一种海洋共和与自由的色彩，海权是一种独立于陆权同时又与陆权相对立的权力。换言之，海权代表的是一种不同于陆权的文化和身份，并不是指海军建设和海洋军事实力之强弱。通过一番词源学考古，兰伯特认为，马汉对海权概念的讨论和分析只是停留在战略层面的肤浅认识，根本没有触及海权之魂。从词源上来看，海权（seapower）的概念源于希腊语“thalassokratia”,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都曾使用这一词来描述作为文化的海权，其含义是指一个以海洋为主导的国家，通过有意识地构建海洋文化和海洋身份来确保海洋带给自身的经济和战略优势，以此作为一个大国发挥作用。然而，马汉却故意将“海权”拆分成一个新的短语“sea power”，并用其指代任何拥有足够人力、财力和港口建设的海军国家对海洋的战略使用和选择。简言之，马汉论述的实为一种“制海权”而非“海权”。马汉笔下的美国虽有全球最强大的海军力量，也拥有绝对的制海权，但美国依然不是一个海权国家，因为海洋在美国身份构建和文化塑造中始终只是一个附属的边缘角色。与美国不同，英国虽然没有美国那么强大的海军实力和制海权，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海权国家，因为海洋一直是英国民族文化、经济生活和国家安全的中心，甚至成为其身份的核心标识。不可否认的是，马汉“海权论”的影响力实在太大，许多人都被他的“制海权”误导，因此容易对海权概念形成一种狭义的理解和认识。

有鉴于此，兰伯特对海权产生、发展和消失的历史展开了一次长时段研究，并通过对五个海权国家的具体分析，指出海权的本质乃是文化。首先，作为文化的海权，它是国家有意选择和积极建构的结果。兰伯特明确指出，海权身份并不是某种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作用下的结果，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人为制造的产物。历史上真正可以称为海权国家的只有五个，即雅典、迦太基、威尼斯、荷兰和英国。这五个国家并非国土辽阔的强大国家，相反都是些弱小的国家。正是这种弱小迫使它们必须寻求另外一种不对称优势和发展道路，即通过专注于海洋贸易的发展形成一种以海洋逻辑为主导的国家身份。为了保障海洋贸易的发展，每一个海权国家都会十分重视海军建设，并将海军置于战略优先地位。除此之外，每一个海权国家都喜欢编织海洋神话传说、在海边建造庙宇，以此作为醒目的海洋标志，同时用各种海洋艺术来装饰城市的公共空间，从而创造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和身份，并积极传播这种文化和信息。这些由政府和政治家赞助、支持和认可的行为，充分说明了海洋对于国家的意义。正如兰伯特所说：“只有当政治国家做好准备来维持它的时候，‘成为一个海权’的选择才有持续下去的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被构建出来的海权身份是脆弱的，很容易被推翻。海权国家通常都不是大国，海权国家的战略和政治重要性也是有限的，因此它们必须善于利用位置优势、贸易优势和政治技巧来周旋于大陆列强之间，以防被大陆帝国吸收或消灭。

其次，作为文化的海权，必须具备一种包容性的政治结构和自由灵活的贸易体系。海权的形成过程必须是由政治驱动的，并且是在经济上有吸引力的，在战略上有效的，其中前两者是一个海权存在的必要条件。包容性政治与海权之间的协作至关重要，从历史上来看，海权国家几乎都是寡头政治，但同时又会存在一个代表不同利益的敢于直言的反对派，后者通常是由贵族和社会精英组成，是维持海权国家存在的一个关键力量。作为贸易网络的一部分，包容性政治一直是海权国家最为重要的一件武器，这种开明的政治意识形态吸引了许多从事海洋贸易的人，并鼓励着他们不断地挑战僵化的专制制度。与此同时，它自然也会对同时代大陆国家中的君主专制政体构成威胁，因为后者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只有一个统治者、一种文化和一个中央集权的指令性经济的普世君主国。包容性政治让中间阶层可以发挥一定的政治作用，在腓尼基，国王甚至让富有的商人拥有选举权，以此提醒自己和所有人海洋贸易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在这种政策影响下，腓尼基人将自己的贸易圈扩展到地中海对面，甚至连北欧的金属矿品和商品也进入到了这个贸易圈，不断扩张的自由贸易将地中海世界连为一体。海洋贸易带来了港口的建设、城市的繁荣，同时也引发了为争夺海上贸易路线和控制权而进行的疯狂军备竞赛，以至于所有国家都将海军建设看作通往海权之路的前提。面对海洋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荷兰曾经打造过一支举世无双的海军舰队，这支舰队不仅在三次英荷战争中捍卫了自己的商业利益，而且还成为荷兰海权身份的代表。不过，荷兰海军有一个与威尼斯相同的致命缺点，那就是因为人力资源缺乏而过度依赖雇佣军，这也就注定了它的海权之路不会长久。

再次，作为文化的海权，它代表了一种普适的价值观，这份价值观正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为了保护开放的海上贸易，海权国家普遍实行寡头政治甚至民主制。雅典的寡头们第一次将社会较低阶层带入大众参与的民主制度中，以此约束那些感情冲动的寡头，进而创造出一种公民生活的概念，这种概念强调辩论、权力分享和进步。梭伦改革进一步将这种政治生活从精英责任变成公民义务，将雅典带向了一条和平、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不仅如此，雅典为建立帝国还到处传播民主，结果让斯巴达和波斯大为惊愕。波斯和斯巴达认为，摧毁雅典的根本做法是摧毁它的文化，尤其是它的民主制度，所以在伊哥斯波塔米战役之后，伯罗奔尼撒联盟不仅消灭了雅典的舰队，而且用寡头政治彻底取代其民主制，同时还拆毁了象征雅典海权身份的长墙。无独有偶，一七九七年五月十二日，当法国军队进占威尼斯共和国圣马可广场之后，拿破仑下令烧毁威尼斯的礼船，因为烧毁礼船是毁掉威尼斯海权身份的重要标志，意味着威尼斯作为独立海权国家的终结，此举显然是有意识地效仿西庇阿摧毁迦太基舰队的做法。从公元前四世纪雅典的帝国主义扩张到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海外贸易，欧亚大陆边缘的海权之路虽然走得十分缓慢，但是它在西方世界已然大获全胜，海洋作为民主之母也早已被西人接受和认可。

海权国家注定是弱小的，可它们自身往往不甘于做一个地方性海权国家，在强大之后总是习惯性地向陆地拓展实力和财富。历史告诉我们，海权国家一旦卷入陆地争夺战就等于自取灭亡。雅典与波斯争夺东地中海统治权，结果败于波斯、斯巴达同盟和马其顿陆权；迦太基与陆上强国罗马争夺西地中海统治权，结果因制海权丢失而灭国；夹在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威尼斯同样也因不敌奥斯曼帝国而失败，从此变成一个以手工业为主导的地方小城市；荷兰在与英国争夺海外领土和市场的过程中逐渐衰落，一八〇〇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关闭就已经预示了阿姆斯特丹模仿威尼斯的尝试失败。英国作为最后一个也是存在时间最久的海权国家也不例外，两次世界大战基本上彻底截断了英国的海权之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果断选择放弃海外殖民地，其目的是希望节省资源以保护海上贸易和制海权，从而保全自己的海权身份。“二战”结束之后，英国远洋海军失去维持其存在的帝国体系，同时也就失去了战略性制海权，最终在美国经济打击和海军压制下，英国连海权身份也一并丢失，制海权这把三叉戟终于落到美国手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后帝国主义时代的英国再次选择抛弃历史，加入一个大陆性的保护主义团体，可是融入“新家庭”的过程并不顺利，一种潜在的差异感始终埋伏在英国与欧洲之间。进入新世纪，随着英国经济的复苏，英欧间的裂痕不断加深，英国最终做出退欧决定。英国的这一决定不仅表明大陆联盟无力掌控海洋，而且说明在西方国家内部，海陆身份之间的断层线正在浮出水面。

海权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海洋国家还有不少。当代海洋国家主要包括日本、荷兰、丹麦、挪威、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等，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海洋国家大致都位于麦金德所说的“外新月形地带”，虽然它们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海权国家，但是海洋在其经济和文化中无疑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兰伯特认为，未来当海洋和平遭遇威胁时，这些国家很有可能会结成一个互助联盟。海洋国家的集体行动并非一种军事威胁，而是为了维护一种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和价值观，因为这是它们赖以为生的基础。在《海洋与权力》一书的“结论”中，兰伯特表达了自己的最终观点。他认为，当今全球政治的断层线表面上呈现为民主与专制、开放与封闭、法治与威权之间的对抗，实质上是海洋与陆地之间的一场文明冲突。不难看出，兰伯特的这一最终结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麦金德的影响。自一九〇四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演说以来，有关海洋与陆地对抗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在麦金德看来，世界历史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围绕“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对抗，是来自陆地的机动性与来自海洋的机动性之间的对抗，两者是一种天然的敌对关系。

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真正强大的国家永远是陆权国家，而海权国家总是一些依赖海洋的弱国，后者惧怕前者的野心，但前者更害怕后者的开明价值观和经济成就，两者之间的对抗几乎从未停息过。对于这场冲突，中世纪的卡巴拉主义者曾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强壮的海洋动物利维坦（一种鲸）与同样强壮的陆地动物波希墨特（一种公牛或大象）之间的争斗，利维坦想用自己的鳍堵住波希墨特的嘴和鼻子，使它无法进食和呼吸，波希墨特则试图用自己的角或牙齿撕碎利维坦。争斗的结果是，双方都在厮杀中死去，世界进入一个新世纪。从现实来看，神话似乎还在延续，海洋与陆地间的争斗并未停止。它就像是一个巨大漩涡，不断吸引着“怪物”进入，也不断创造出新的“怪物”，雅典、斯巴达、罗马、迦太基、威尼斯、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等都曾被卷入其中。出人意料的是，今天手持三叉戟冲向漩涡中心的竟然是几头“陆地怪物”。

麦金德关于陆地与海洋关系的论述影响深远，后来者很少有人能超越他，但施米特是个例外。在《陆地与海洋：世界史的考察》这本小册中，施米特从元素空间论出发提出了一个极富人类学色彩的解释，他认为，海洋与陆地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一场关于空间的思维方式的冲突。在施米特看来，地理大发现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宏大革命，也是“一场整个地球的空间革命”，这场空间革命让水（海洋）与土（陆地）之间的对抗浮现出历史舞台，从此世界史就是一部海权国家对抗陆权国家、陆权国家对抗海权国家的斗争史。施米特所说的“空间革命”绝不仅仅是向未知领地的拓展和登陆，从陆地向海洋的空间转变是一场遍及所有领域的空间概念的变革，包括政治、经济、艺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是一种全方位的转变，即选择海洋作为其全部的历史性存在方式。换言之，海洋与陆地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秩序，其中“海洋秩序”对应的是自由的、开放的、无边界的空间观念，“陆地秩序”对应的是国家的、封闭的、有边界的空间观念，而两种不同的空间观念又分别对应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法理秩序。

在这场伟大的空间革命中，英国无疑是最后的赢家。英国从一个牧羊人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海盗资本家，并最终成为第二批“海的儿女”，实现了真正的海权身份转变。施米特认为，在地理大发现以前，英国依旧只是一个陆地国家，是一块漂浮在海洋上的陆地，英国人对于这块岛屿的感情也必然是一份土地感情，是一种陆地的、大地的、领土的意识。但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英国逐渐成为海洋的一部分，变成了一条船、一条鱼，变成了“海的儿女”，由此人们的情感意识也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将眼光局限于一个小岛或是一个小地域，而是看向海洋，看向全世界，英国成为一个纯粹的以海洋性存在为基础的海权国家。然而，英国的海权身份并没有维持太久，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个利维坦的本质，英国的海洋性存在消失了。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人是依靠人与海洋之间日复一日的直接搏斗而赢得了海洋，进而形成一种航海家精神，也是一种新教精神。在工业革命之后，机器逐渐嵌入到人与海洋之间，其引发的变化不可谓不大，比如船只航行时间缩短、水手技艺消失、海洋战争形式改变等，这些变化都意味着人与海洋之间的关系将发生彻底转变。对于英国而言，那种将牧羊人塑造为海盗资本家的冲击力量在减弱，最后慢慢消失了，那种富有冒险精神的人也逐渐丧失其传统意义，英国从一个伟大的海权国家变成一个巨大的机械国家，从“海的儿女”变成机器制造者和机器操作者。

施米特最后指出，对于英国海洋性存在的改变，十九世纪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因为“无论是鱼也好，还是机器也罢，那个利维坦都将变得越来越强大和有力，它的帝国看上去似乎没有止境”。其实，即使是在十九世纪之后，同样很少有人注意到让利维坦变得强大的力量已经发生改变。许多人依然在津津乐道那段“古老”的世界史，甚至将其延续到当下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分析中，以致总是在不断构想美国替代英国成为一个海权国家的可能影响。在技术和货币的双重加持下，美国确实拥有了强大的制海权，但美国依旧不是一个海权国家，因为它追求的只是一种地缘政治安全和海洋利益，而不是一种海洋性存在。与英国相比，美国缺乏一种航海家精神，也不可能获得英国人与海洋之间的那种亲密感，更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海的儿女”。用施米特的话说，“这种构想并没有切中一个崭新的空间秩序的要害”（65页）。简言之，海洋不再是一种元素，也不再是不确定的、无边界的、未知的和无意义的，海洋成为一个与陆地一样的确定性存在，海洋秩序发生彻底改变，新的世界秩序诞生。

十九世纪之后，海洋被主权者以各种名目层层包围和占领，海洋陷入一个日益严重且不真实的边界化和领土化过程，自由的海洋和流动的海洋范围越来越小，孟德斯鸠笔下的“贸易精神”逐渐远去，“纯粹的海洋性存在”不复存在，文明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遭遇巨大挑战。海洋遭遇的这种历史与现实让人不得不去反思文明的概念及其内涵。法国民族学家莫斯在有关文明史的论述中曾指出，文明乃是一种跨越国族的超社会体系，是不同社会之间互动、交流、传播和借鉴的产物。比较而言，文明的超社会特征在海洋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南岛语族的迁徙发展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不同于“半身插在土地里”的农民和农耕社会，海洋族群和海洋社会的最大特征是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不仅将海洋自身塑造为一个海洋命运共同体，同时也将海洋与陆地塑造成一个更广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不否认文明在现代条件下容易沾染民族国家或民族主义的色彩，但是更应该看到文明作为一种崇高的联系纽带，代表了整个人类的社会存在理想，尽管这种联系是精神上的而非领土上的。回到本文开头的海权问题上，如果我们将文化看作海权的本质，那么就很难接受兰伯特的最终结论，因为文化作为相对主义的承载者，它倡导的其实是一种多元共存的人类学价值观，后者正是构成多元文明观的重要基础。总而言之，文明概念强调的是一种关系与融合，本质上是对民族国家时代“民族主义文明论”的一种反思和批判，因此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是如何突破民族国家框架和地缘政治的狭隘视野，最终构建一个超越陆地与海洋的康德式“文明共同体”。

（《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英 ]安德鲁·兰伯特著，龚昊译，湖南文艺出版社二〇二一年版；《陆地与海洋：世界史的考察》，[德 ]卡尔·施米特著，林国基译，上海三联书店二〇一八年版）

网民嚎叫：

从陆地向海洋的空间转变是一场遍及所有领域的空间概念的变革，包括政治、经济、艺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是一种全方位的转变，即选择海洋作为其全部的历史性存在方式。换言之，海洋与陆地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秩序，其中“海洋秩序”对应的是自由的、开放的、无边界的空间观念，“陆地秩序”对应的是国家的、封闭的、有边界的空间观念，而两种不同的空间观念又分别对应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法理秩序。

历史上真正可以称为海权国家的只有五个，即雅典、迦太基、威尼斯、荷兰和英国！

谢选骏指出：那么现实中的海权国家呢？显然只有一个了！那就是硕果仅存的美国了。但是，十九世纪甚至二十世纪的美国都是“没有文化”的，那么，美国的海权怎么可能变成文化的海权呢？那只有一个办法了——用实用主义摧毁文化、用政治正确主义摧毁文明！把反文化当作文化来消费、反文明当作文明来包围！这其实是一种新的野蛮主义。这种野蛮主义正在企图覆盖全球。

【19、日本的要害是格局太小】

《日本帝国对海权追求从兴起到最后覆灭的历史教训》（2019-10-22 梁云祥）报道：

一个国家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看，当然是权力越大越好，但是你的利益扩大，别人的利益就会缩小，这也会引起不满和反弹。日本帝国对海权的追求目标超出了自己国力允许的范围，在获得权力之后不断突破应有的权益边界，尤其触碰和挑战其他大国和国际社会公共利益，导致了最终覆灭的命运。

日本是亚洲唯一一个和亚洲、欧洲、美洲国家在海上进行过决战的国家，也应该说是亚洲最有海权意识和实践的国家。

首先来看日本的发展，有兴起也有衰落，而且这一兴起与衰落都与其海权有关。日本是一个岛国，因此自古以来就不得不具有海洋意识，但是近代以前的日本有200多年实行的是锁国政策——既不允许日本国民出远海同外界交往，也不允许外国船只来日，只是在位于日本列岛西部的长崎港开放了一个窗口，供幕府了解世界和允许进行一些少量的贸易。当时主要是允许来自荷兰和中国、朝鲜的商船进入港口。所以，尽管日本四周都面临大海，但即使进行海上活动也只是在沿海附近，而且以渔民从事渔业为主，还谈不上所谓的海权。近代之前唯一一次同外界的海上冲突，就是元朝的入侵，但由于天气原因导致元朝船队失败，海洋成了守卫日本安全的一道屏障，日本也并没有因此而打开国门或增强海权意识。

随着世界的变化，即近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和地理大发现之后，欧美国家先后开始了向全世界殖民扩张和开拓市场的过程，随即获取国际政治权力的基本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即开始了最早的一轮全球化过程，世界开始打破过去不同地区相互隔绝的状态，国际政治的权力，也逐渐从以大陆为中心转向以海洋为中心，海洋从过去的天涯海角，变成了外来威胁与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和窗口，即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

这一过程，基本上可以用三位著名学者有关地缘政治的学说来加以说明，即英国人麦金德的“陆心说”、美国人斯皮克曼的“边缘说”和同为美国人的马汉的“海权论”。也就是说，作为世界上最大一块大陆的欧亚大陆，在历史上同时也是不同国家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在近代之前，谁控制了这块大陆的中心地区谁就等于控制了世界，但是近代之后，随着海洋的作用增加，国家之间争夺的场所逐渐移向了陆海交接之处，同时对海洋的控制也显得日益重要，谁能够控制与海相接的大陆和海上重要交通要道，谁就有可能控制世界。

这三种学说看似有所不同，尤其是其中的“陆心说”和“海权论”，一个强调陆地一个强调海洋，不过实际上这些学说之间并不是很矛盾，只不过在近代之前海洋的作用相对较小，因此国家之间对海洋的争端也相对较弱，近代以后海权的作用更为突出和显得更为重要，但任何海权也需要陆地的支撑，没有陆权的强大也无法支撑海权。因此，近代以来的强国大都是所谓陆海复合型国家，即首先能够在大陆上成为一个相对强大的国家，或至少能够在大陆或一个独立的较大岛屿上立足，然后才可能进一步成为强大的海权国家。

世界的这一变化，也同样影响到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过去对东亚国家来说，大海边就是天涯海角，是最边缘和贫穷的地方，一般也是流放犯人的地方，而并非通向外界和对外开放的窗口，但是近代以后这种情况完全被改变了。看看日本的历史就可以明白，日本在近代之前，日本海沿海是发达地区，因为面对着大陆，现在反而是太平洋地区是发达地区，日本海沿海都相对比较落后，也就是近代以来开放的窗口是面对太平洋那边的，就是对着海洋。中国的情况也同样如此，比如中国最早的权力和经济中心，也是出现在黄河流域的陕西、山西与河南一带，南北朝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导致权力和经济中心又转移到了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一带，近代之后，也同样是权力与经济中心逐渐向东转移到海洋，即东部沿海成为国家最富庶和最开放的地区。这种情况是世界总的趋势，总之，世界权力的中心也是逐渐从陆地中央向大陆边缘及其海洋转移。

日本作为一个海岛国家，当然在近代面临殖民入侵的时候首先确立了海权的思想，而且日本变得比较快，这一点和中国不一样，中国变得比较慢，被动了很长时间，通过将近百年的历史才反应过来。日本变得比较快，很快就接受了西方的规则，开始实行明治维新，面对西方入侵就确立了富国强兵的政策，全面学习西方，包括在海洋方面，除了购买军舰，学习西方的一些舰船技术，还包括学习西方的军事思想和一些作战战术。

正因为这一点，19世纪70年代日本就开始逐渐强化其海权意识，并对外追求其海上权力，发展海军，先后通过一系列的行动实践它的海权，就是逐渐向海外走出去，比如最早70年代的时候是入侵台湾，跨海作战，虽然没有完全胜利，但是小试牛刀，当时面对的是晚清，应该说取得了小小的胜利。之后，于1879年吞并琉球，紧接着就是干涉朝鲜问题。

日本慢慢走出海外，最开始遇到的权力阻碍是晚清。但是晚清这个时候很腐朽，除了西方国家，在甲午战争之前，晚清是东亚国家中海权最强的国家。但是甲午一战暴露了晚清的腐败，是战术不行，还是武器不行，还是制度不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暂且不做讨论。

但甲午海战，晚清战败，日本大胜。这是日本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海战。紧接着不到十年之后又是日俄战争，俄罗斯是欧洲国家，是白人国家，当时亚洲人都觉得欧洲国家太厉害了，结果没有想到日本把俄罗斯也打败了。这个结果有诸多原因，如俄罗斯海军是从波罗的海远道而来，日本舰队以逸待劳等等。但不管怎么说日本打败了一个欧洲国家，这在当时也是非常罕见的，这一下又进一步刺激了日本。

东乡平八郎大将在旗舰三笠号舰桥上指挥海战

从日俄战争击败俄罗斯舰队之后，应该说日本进入了海上强权的行列，可以和欧洲国家平起平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了《五国海军协定》，其海军力量甚至超过了法国和意大利，仅次于英美，也就是说日本得到了当时世界主要海权国家的承认，这也是日本海权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最高峰。但其后日本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它不但进入了列强，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试图想要打破华盛顿秩序，挑战当时的第一强国美国，这个事情现在看起来是做得太过分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日本和中国太近了，其所有的这些海权扩张过程几乎都和中国有关(日俄战争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中国人对这个过程都比较了解。然后挑战华盛顿秩序，挑起了太平洋战争，起初日本曾短暂取得太平洋上的海上霸权，后与美国在太平洋上进行了空前的海权争夺，最终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联合抵抗下遭到失败，尤其是海上军事力量几乎完全覆灭，其近代以来逐渐获得的海权也完全丧失，日本帝国也走向终结。太平洋战争现在看起来就是日本的一次失策，在太平洋上和美军进行的争夺，尤其是航母大战是不太明智的。日本的覆灭实际上主要是海权的覆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咱们可以假设，如果日本不和美国挑战，只是和中国打，结果是什么样，还不好说。

总的来说，日本的战败是日本战略上的失策，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的陆军还很强大，而海军基本都被消灭了。当时海军大臣是极力要求停战的，但是陆军大臣不愿意接受，而且他认为在中国大陆还有关东军等日本陆军，还占领着半个中国，总之日本也是输在海权上了。

最后我想说，日本海权的兴起和覆灭有什么现实的意义，有什么历史教训。面对世界变局，以及殖民扩张，当时日本顺应历史潮流，全面学习西方，这个并没有什么错，那个时候就是丛林规则，你不扩张就是被扩张。但随后日本海权的覆灭也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追求包括海权在内的国际政治权力的时候，也要合理地界定国家权力，根据自己的国家规模和追求的目标，以及国际社会的接受程度行事，而非只追求权力扩张。

一个国家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看，当然是权力越大越好，但是你的利益扩大，别人的利益就会缩小，这也会引起不满和反弹。日本帝国对海权的追求目标超出了自己国力允许的范围，在获得权力之后不断突破应有的权益边界，尤其触碰和挑战其他大国和国际社会公共利益，导致了最终覆灭的命运。

因此，要根据自己国家的规模和追求目标，合理地界定国家权益的边界。日本帝国对海权追求的目标，在前期还是比较合理的，也能屡次胜利，但是后来就越来越膨胀，这一点当然和它的体制以及当时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关——整个日本国民的狂热推动着这个国家往前走。

如发动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山本五十六作为联合舰队司令是反对的，但他左右不了局势，作为军人只能服从命令，他只能去设计作战的战术，寄希望于速战速决迫使美国屈服，因为他知道从战略上日本一定会输。

当时日本这个国家就像上了发条一样的高速列车，没有办法停下来，最后只能走向灭亡。它没有正确战略的界定，如果当时搞清边界在哪里，适当的停下来，可能会做得比较好一点，这对所有的国家可能都是一个教训。

总的来说，这就是日本帝国对海权追求从兴起到最后覆灭的历史教训——海权扩张要依据国家规模，确定合适的战略目标，程度也要让这个世界能接受。否则的话你发展得越快，可能灭亡得越快。

谢选骏指出：日本三战而亡国，颇像春秋战国之交的吴国。其原因在于穷兵黩武，但却格局太小。无巧不巧，日本人把和服叫做吴服，把汉字音读分为汉音和吴音，在在说明吴国性格对于日本的影响。

【20、日本是一个未来的帮手】

《排他性的“海权论”可以休矣——析日本流行的“海洋国家战略”》（关希 2015/4/14《日本学刊》2006年第4期）

内容提要：“海权论”近年来在日本大有流行之势，《呼声》月刊最近登载的一篇文章就是一个标本。其基本内容是刻意煽动“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对立，主张日本采取“挟美制亚”、“借船出海”的国家战略，从中透露出作者对日本侵略历史的“胜王败寇”式的消极总结，对“美主日从”的日美同盟架构难以摆脱的心理依赖和神学式附会，对中国发展的莫名恐惧与无端仇视以及对21世纪日本生存之道的“战略贫困”。

日本《呼声》（Voice）月刊2006年第4期刊登了松村劭的《海洋国家日本的军事战略——对照战史则防卫政策课题自然明了》（以下简称“海文”）一文。其观点，堪称近年来风靡日本的“海权论”的又一标本。本文拟以这篇文章为案例，对“海权论”在日本国家战略调整过程中的地位与影响进行追溯，然后对当前日本的“海洋国家”战略思路做一剖析。

一、“海文”制造“海洋”、“大陆”国家间对立 

“海文”立足于以下几点虚构之上：一是把各国分为“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二是认定这两类国家必然对抗；三是主张日本是“海洋国家”。基于此，“海文”呼吁日本要与以美国为首的“海洋国家”一起围堵中俄等“大陆国家”。

“海文”提倡，日本的国家战略应运用“海洋国家”战略理论，其优先课题是对付“大陆国家”的威胁，其第一原则为均势政策，其策略为“远交近攻”，其要点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日本应谋求建立类似美英关系的日美军事同盟。第二，位于重要贸易航路巴士海峡两翼的中国台湾省和菲律宾必须是“比中国大陆更优先的友好国家”，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也必须是与中国台湾省、菲律宾一样的“优先友好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有利于日本与东南亚岛国合作的强有力的同盟对象。第三，东亚大陆各国基本上是均势政策的对象，日本应尽量离间中俄，推动中俄战略对抗，防止中俄结盟。第四，朝鲜半岛和越南是日本与中俄之间的“缓冲地带”，日本必须联合美国防止中俄在该缓冲地带拥有军港、航空基地和（核）导弹基地。第五，中国在成为巨大市场的同时，还正走向必须加以防范的巨大军事国家。总之，日本的国家战略应是一种“西太平洋战略”，应通过以上措施而作为西太平洋海上强国再次崛起。[1]

 “海文”并无“新”意，但确有“奇”义，因为它证明日本确有一些人在极力煽动“中国威胁论”。“海文”所依据的理论包括以下几个层次：其底层是基于传统地缘战略理论的“海权论”，其中间是基于“日美共同价值观”的“日美同盟论”，其表层是基于“中国威胁论”的“挟美制华论”。

“海权论”是与“陆权论”并行出现的一种地缘战略学说。该理论强调控制海洋的战略意义，并以发展海军为决胜之本。美国海军军官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1890年出版）一书中认为，制海权尤其是控制狭窄的战略航道，对世界大国的崛起至关重要，为此须建立和依靠强大的海军；海权的大小取决于一国所处的地理位置、陆地形状、领土结构、人口、民族特征、政府形式等六项基本因素。[2]

 马汉的“海权论”风靡一时，引发了世界列强的海军军备竞赛。1900年，马汉又提出“条形地带”理论，认为“亚洲问题”就是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对东起朝鲜半岛、西到小亚细亚这一“条型地带”的政治控制权的争夺。马汉的“海权论”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创建大海军、开凿巴拿马运河、在各大洋扩张势力以及逐渐走出“孤立主义”而成为世界强国的进程都与“海权论”息息相关。

二战后，“海权论”中关于“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必然对立的学说被推向了极端。如有人提出：“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性质差距一般不能通过竞争或其他互动来消除。”[3]承袭此类观点，“海文”也通篇强调：“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有明显差异：大陆国家为获取更多资源而追求领土扩张，海洋国家只追求交易范围的扩大；大陆国家的战争目的是通过消灭敌方部队来占领敌国领土，海洋国家的战争目的是通过掌握制海权来获得对“商业圈的控制”；海洋国家得以进行稳定交易的时候，其与大陆国家的关系会友好发展，竞争只在海洋国家之间进行；但当大陆出现强大国家，贸易受到限制而导致“朝贡贸易化”时，海洋国家就将受到致命的威胁。

在二战后的日本，地缘战略理论曾作为鼓噪战争的理论而被打入冷宫。但近年来，“海权论”在日本“防卫专家”中大有蔓延之势。上述“海文”显然就是乘着这股浊浪而泛起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泡沫。

二、近代以来日本“海权论”的源流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近代以来，日本朝野围绕国家发展战略进行了长期论战。西方传来的地缘战略理论，对这种战略论及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早在18世纪后期，在“西洋冲击”的危机意识下，日本出现了“海防论”。林子平的《海国兵谈》等就是其早期代表作。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德川幕府在强烈的危机感驱使下聘高岛秋帆（1798—1866）训练西洋式军队和炮术，命江川英龙（1801—1855）铸造大炮，加强军队，防备外敌入侵。1848年11月，佐久间象山提出了题为《海防八策》的意见书。1955年，幕府在长崎开设海军传习所。1858年，老中堀田正睦指出：“中国拘泥于古法，日本应在未败之前，学到西洋之法。”1864年10月，坂本龙马协助海军幕臣胜海舟创办“神户海军操练所”。1867年，坂本龙马在《船中八策》第六条中提出了“宜扩张海军”的构想。

这种以自卫为初衷的“海防论”很快就转向了对外扩张性的“海权论”。明治维新伊始，天皇就提出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目标，并开始建立强大的海军。1890年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出版后，与日本一些势力的对外扩张思想一拍即合。金子坚太郎最先把有关“海权的要素”摘抄下来送给时任海军大臣的西乡从道，随后在1893年《水交社纪事》中将马汉著作的主要内容加以连载。他呼吁人们读马汉著作，使日本“掌握太平洋海权”。1896年，东邦协会将该书全文翻译出版。该会副会长副岛种臣在日文版序文中称：“我国是海洋国家”，如能熟读马汉的著作，掌握马汉笔下的“制海权”，日本不仅可以支配太平洋的通商，巩固海防，还可以攻击敌人。副岛除了向大臣、国会议员、官僚和军人及实业家等1800名协会会员推荐之外，还把该书献给了明治天皇及皇太子。根据天皇手谕，全日本中学以上学校也开始研习马汉的著作。

第二届山县内阁的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称：“海军是帝国国防的最重要工具”，呼吁社会舆论接受“海主陆从”的观念。海军军官秋山真之于1897年留学美国，直接受教于马汉，开创了日本海军的“秋山兵学”。佐藤铁太郎赴英美深造回国后，以马汉学说为蓝本，把日本海军理论进一步加以理论化。他将美国定为日本的假想敌，断言日美海军必有一战，这与马汉的日美必然冲突论一脉相承。[4]之后，加藤宽治也基于马汉学说进一步发展了日本的大海军主义。

1890年12月，陆军元老兼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发表了“利益线”演说，其中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为守卫主权线，二为保护利益线。主权线者国之疆域之谓，利益线者乃与主权线之安危有密切关系之区域是也。大凡国家，不保主权线及利益线，则无以为国。而今介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之守卫主权线已绝非充分，必亦保护利益线矣。”[5]这标志着日本对外军事侵略政策的正式形成。

那么，依靠何种手段、向哪一方向扩张呢？围绕这一问题，“海权论”与“陆权论”的论争格局逐渐形成。“利益线”演说后的一段时期，特别是日本在甲午海战及日俄战争中取胜后，海军的地位和发言权空前提高，“海主陆从论”逐渐受到决策层的重视。1902年1月，日本还与海洋强国英国签署《日英同盟协约》。虽然在华盛顿会议（1921年）之前日英同盟已经名存实亡，但这段时期的日英同盟被日本视为外交上的一个重大胜利。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大陆进出论”为代表的“陆主海从论”逐渐抬头，“海主陆从论”受到了强劲挑战，佐藤铁太郎的主张被陆军强硬派指责为“满鲜[6]放弃论”。

直至二战战败，日本决策层在“海权论”与“陆权论”、“海洋国家路线”与“大陆国家路线”之间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战略选择过程。在“大陆政策”节节推进的氛围下，日本国内政治与社会舆论倒向“陆权论”一边。20世纪20年代，日本高层也曾出现币原喜重郎这样的外务省高官。他倡导亲英美外交，不赞同武力干涉中国内政，强调经济利益，主张小日本主义或海洋国家论，但这类主张未能成为主流。在“海权论”与“陆权论”之间，日本选择的是一条“陆主海从”战略。[7]

战败以后，日本在新的内外条件下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道路。在和平主义思潮高涨的舆论氛围下，“陆权论”和“海权论”都被视为对外侵略理论而受到贬斥。

从外交现实看，日本在被美军占领的条件下形成了“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战后外交体系。20世纪60年代，高坂正尧提出“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提倡建立一种在限制军备条件下的“海上通商国家”模式。这一“构想”成为战后日本研究“海洋国家”问题的先声。20世纪70年代以后，传统意义上的“海权论”开始死灰复燃，并逐渐与战后“海洋国家论”合流。[8]近年来，此类论著和有关研讨会呈现升级之势。其典型一例是，1998年4月至2002年1月，“日本国际论坛”启动了为期四年的系列研究项目——“海洋国家研讨会”，并把政界、经济界、学界、舆论界代表的发言汇集成三本书公开出版。[9]

 以“海权论”为依据主张强化日美同盟的，主要是一些亲美派国际政治学者和防卫问题专家。他们主张：“海权”的优点就在于保障强大的海洋运输能力及便利的国际贸易条件；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当日本与海洋国家结盟时就得以繁荣，与大陆国家结盟时就要失败；“开港”后不久，日本与海洋国家英国结盟、在海洋国家美国的支援下打败了大陆国家俄国；在一战中，日本又协助英国打败了大陆国家德国；但后来，日本与德国结盟，其结果惨遭失败。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最终选择的是与英美国家为敌，掠夺殖民地的“大陆国家”的路线。他们把二战后日本的振兴称之为“海权论”的成功范例，认为日本与海洋国家美国结盟，是维护自身安全，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保证。[10]

经过这番正反两方面的论证与铺垫，他们的结论是：日本作为资源贫乏的“边缘地区”国家，不能重走大陆国家或与大陆国家结盟的道路，而必须在海洋国家美国的霸权之下，通过强化日美同盟，致力于维护“基于海洋价值观的世界秩序”。[11]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40年代，日本曾走上一条以武力侵占市场和掠夺资源的道路。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受益于西方自由贸易体系、美国提供的海上通道安全、廉价的石油与其他资源、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特需”等种种有利条件。然而，这些“天佑良机”并非天长地久，而是在逐渐消失。“海权论”的流行，反映出日本统治阶层在内外环境变化下探讨未来国家战略的努力。一方面，以二战后日美同盟和“走向海洋战略”的成功为背景，“海权论”为日本的“经济崛起”提供了理论解释；另一方面，以“政治大国战略”和日美军事一体化为背景，“海权论”正在为日本重新“军事崛起”制造舆论。

三、日本“海权论”的误区及现实困境 

地缘战略学说的复权和“海权论”的流行，是近年来日本对外政策研究界的一大景观。从中透露出来的，是对日本侵略历史的“胜王败寇”式的消极总结，对“美主日从”的日美同盟架构难以摆脱的心理依赖和神学式附会，对中国快速发展的莫名的恐惧与无端的仇视以及对21世纪日本生存之道的“战略贫困”。

首先，日本一些势力迷恋于“海权论”的认识根源，是对日本侵略历史的错误解读。

在思想脉络上，日本的“海权论”与右翼势力的历史翻案逻辑一脉相承。这种逻辑不是从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非正义性中吸取其必遭惨败的教训，而是把战败归因于当初错误地选择“陆主海从”路线、错误地与“大陆国家”德国结盟、错误地与“海洋国家”美英为敌。

其次，日本一些人难以割舍“海权论”，表现出其对“美主日从”的日美同盟架构的依赖心态。二战结束时，日本在被美军占领的同时，在心理上彻底跪拜在美国脚下。而这种“心理战败”，并不是基于对其侵略战争的道义上的反省，而是出于对美国强大实力的由衷恐惧。从“恨美”转向“恐美”再转向“崇美”，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便构成了战后日本对外战略的心理基础。日本的同盟崇拜，并非推崇任何同盟，而是具有一定的定向性。近年来，日本一些“精英”把当年的日德意轴心与日英、日美同盟予以比较，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海权论”也随这一动向的出现而备受青睐。

近代以来，“脱亚入欧”成为日本对外战略的基础理念，从20世纪初的日英同盟到二战后的日美同盟都体现了这种理念。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并未因对手的消失而解体，反而进一步趋于强化。就日本而言，其意在于“借（美国）船出海”，加快走向政治与军事大国。日本的“海权论”者认为，“国际关系正在向以美国为中心的方向变化”，日本应利用美国在东亚的军事调整进程来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与“海文”的观点如出一辙，自卫官出身的冈崎研究所理事山本诚认为，日本是以美国为核心的“自由民主主义海洋国家”的一员。前驻泰国大使、冈崎研究所所长冈崎久彦更是认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根本”，只要不断将之强化，“即使到孙子辈日本国民的安全和繁荣也能确保”。[12]

 再次，跪拜“海权论”的背景，是一些日本人对中国快速发展的莫名恐惧与无端仇视。

“海文”指出，海洋国家对于大陆国家战略的第一原则，就是“不让大陆出现单一的强大国家”。[13]日本的“海权论”者强调，日本应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促使亚洲海洋国家组成松散的“海洋联邦”来牵制中国，并使日本成为“太平洋统一体的领导者”。在台湾问题上，山本诚称，中国如以武力压制台湾将不会有好的结果。[14]

针对“海权论”者的中国观，日本《朝日新闻》资深记者船桥洋一最近撰文指出：将中国简单地定位为“大陆国家”并以此判断中国的战略走向是不准确的；中国既是大陆国家，又是拥有九个沿海城市（其人口近四亿）的国家，这些沿海地区正在与国际经济接轨；日本的对华战略也应把中国沿海城市作为重点。[15]

显然，当今日本的“海权论”仍属于传统的地缘战略学说范畴，是建立在争夺“海权”的陈旧战略思维及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前提之上的。冷战结束后，尤其是“九一一”事件之后，日本的“海权论”又被注入新的内容，其对美和对华“一褒一贬”的倾向更加明显。

最后，日本这些“精英”企图从“海权论”中演绎出一种新冷战战略，反映21世纪日本生存之道的“战略贫困”。

“海文”认为：“东亚各大陆国家和日本的生存与繁荣的基本特性根本不同，因而不可能有出自内心的共荣。”这显然是他们极度不信任东亚邻国、但也得不到邻国信任的“孤独感”的如实写照。

“海文”还称：“日本将联合国第一主义作为国家战略是荒谬的。联合国安理会是维护雅尔塔体制的具体机构，将安理会视为维持和平机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总统已经否定了雅尔塔体制。在世界各地都出现国界变更的21世纪，联合国安理会已形同虚设。”这更是他们极度不信任国际社会、也得不到国际社会信任的“失落感”的内心表露。

“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界定，在判断一个国家的地理条件及其相应的政策取向方面确实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如果超越时间和空间去使用这些概念，则必然陷于谬误之中。

日本只是一个“海洋国家”吗？答案是否定的。正如“海文”也承认的那样，日本虽然是个岛国，但其“作为海洋国家的历史经验是极为粗浅的”[16]。这说明，一个国家是不是“海洋国家”，不仅取决于地理环境，而且取决于其以能力与意图为依托的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

美国只是一个“海洋国家”吗？答案也是否定的。美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其所以成为“海洋强国”，只是不断推行向海外扩张政策的结果。

中国只是一个“大陆国家”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中国有着1.8万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6000多个岛屿、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是一个天然的“海洋大国”或“大陆、海洋复合性大国”，只是在历史上没有显示“走向海洋”的强烈愿望而已。600多年前郑和“七下西洋”时，中国曾具有世界一流的航海能力以及超强的海上贸易与军事实力。这个历史例证，远比试图说明日本为“海洋国家”的任何例证都更有力。“大力发展海洋事业，对于保障国家安全、维护主权权益、保护资源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随着经济的复兴，中国“走向海洋”已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如今，日本一些人一厢情愿地把中国划分为“大陆国家”，想把“海洋”说成是日美英等“海洋国家的海洋”，企图只准中国在陆地生存，而不准向海洋发展。这颇有把海洋当作私家财产的意味了。可惜，这种划分是不会有任何效力和效果的。

悠久的国际关系史从未向人们展示“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之间壁垒森严、必然争斗的例证，倒是提供了无数“海洋国家”之间殊死搏斗、“大陆国家”之间寸土必争的案例以及“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紧密结盟的事实。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还是二战后的美苏冷战，从来都没有把“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作为划分敌我的标准。

日本一些人巴结美国、寻找假想敌之心十分迫切，总想把日美英三国扯在一起。其实，英国与欧洲大陆、欧洲大陆与美国以及美欧与中国的关系，根本无法同日本与东亚邻国关系的僵局相提并论，更不能为“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对立提供任何佐证。

二战前，无论是“海权论”还是“陆权论”，都曾是鼓吹对外军事扩张的理论。这些理论诱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已使人类遭受了空前的浩劫。二战后，国际社会对这些理论带来的惨痛后果有了深刻的认识。另外，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赖不断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日趋进展、核时代大国间战争代价无比高昂等等因素，也注定了个别国家寻求确立海洋霸权的企图是不可能得逞的。

以上种种视角都反衬出，日本一些人所怀抱的“只准日本向海洋发展，不准中国向海洋发展”之类的幻想是十分滑稽可笑的。

日本谋求以和平方式向海洋发展本身无可厚非。而其基本前提，应是与其他所有国家特别是其邻国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如果企图以损害邻国的经济与安全利益来实现本国的发展，那只能是二战以前侵略政策的翻版或变形而已，这种企图是注定不会得逞的。

在20世纪，日本既有追求“陆权”、侵略“大陆”而惨败的教训，也有追求“和平发展”的成功经验。21世纪初期，日本应总结经验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不是追求“海权”，走与邻国为敌的道路。　

[1]松村劭「海洋国家·日本の军事戦略戦史に照らせば防衛政策の課題は自ずと見えてくる」、『Voice』2006年4月号、96—103頁。

[2]参见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第29页。

[3]George Liska，Quest for Equilibrium：Americ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on Land and Sea，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7，p.4.

[4]马汉本人的日本观经历了一个由赞赏有加到视之为威胁（“黄祸”）的转变过程。1867年至1869年，马汉以向远东派遣的军舰副舰长身份来到日本。他在长崎、神户、大阪、横滨、函馆等地驻扎时期认为：“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秀品质”，为了阻止沙皇俄国南下，应当与日本等海洋国家结成同盟。然而，日本取得日俄战争胜利之后，加之当时发生的围绕加利福尼亚土地所有权禁令的人种问题，马汉的日本观急转直下。他站在“黄祸论”的观点上鼓吹“日本威胁论”，称：“如果坐视日本移民的流入，十年内日本人将占据洛基山以西的大半人口，该地区将日本化。”他指出：“在美国的三大海岸大西洋、墨西哥湾及太平洋中，太平洋的局势最危险。太平洋上的大海军国非美日莫属，两国直接对立的可能性相当大。”

[5]古島和雄『世界史におけるアジア』、大月書店、1956年、152頁。

[6]指中国东北和朝鲜。

[7]五百旗頭真編『戦後日本外交史』、有斐閣アルマ、1999年、12頁。

[8]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日本出现了一批地缘政治理论入門书：春名幹男『核地政学入門』日刊工業新聞社、1979年；仓前盛通『恶の論理（角川文庫）地政学とは何か』、角川書店、1980年；太田晃舜『海洋の地政学』、日刊工業新聞社、1981年；河野収『地政学入門』、原書房、1981年；青木栄一『シパワの世界史』、出版協同社、1982年；河野収『日本地政学——環太平洋地域の生きる道』、原書房、1983年；曾村保信『地政学入門—外交戦略の政治学』、中公新書、1984年。

[9]伊藤憲一監修『日本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西洋でも東洋でもない日本』、日本国際フォラム発行·フォレスト出版、1999年；伊藤憲一監修『21世纪日本の大戦略：島国から海洋国家へ』、2000年；伊藤憲一監修『21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世界秩序と地域秩序』、2001年。

[10]平間洋一「日本の選択：海洋地政学入門」、『うみのバイブル第3卷（米国海軍·シレン·海洋地政学入門に関する基礎的な論文）』、日本財団、1998年、47頁。

[11]同上书，第60—63页。

[12]岡崎久彦「日米同盟強化を」、『産経新聞』2005年10月4日。

[13]松村劭「海洋国家·日本の军事戦略戦史に照らせば防衛政策の課題は自ずと見えてくる」、『Voice』2006年4月号、98頁。

[14]参见张勇：《中日安全与合作研讨会纪要》，《日本学刊》2006年第1期。

[15]船橋洋一「海洋民主主義連合の落とし穴—海をアジア太平洋の地域主义発展に生かす戦略を構築するとき」、『週刊朝日』2006年3月17日号。

[16]松村劭「海洋国家·日本の军事戦略戦史に照らせば防衛政策の課題は自ずと見えてくる」、『Voice』2006年4月号、96頁。

谢选骏指出：马汉不过是一个十九世纪的老牌“帝国主义分子”，两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还以他为立论基础，不亦陋乎？至于日本，不该把它看作一个平等的对手，只应该把它看作一个区域性国家，看作一个未来的帮手。未来的中日关系，类似于现在的美日关系——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处理，就对了。

【21、台湾海峡不能渡，隔着大洋叫海权】

《中国颠覆海权论，美国海洋霸权不保》（华山穹剑 2022年11月13日）报道：

这两年，美国政界对中国的看法，慢慢地有了一些共识。美国发现，中国不只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中国还是一个难缠的对手。而且，对美国来说，还是有史以来最为难缠的对手。

这是什么道理呢？

2013年，中国向全球提出了一带一路计划。这包含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一个是陆地，一个是海洋的经济贸易倡议。第二年，也就是2014年，又成立亚投行，作为推动一带一路计划的金融基础。到了这时候，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就有了非常清晰的面貌毛。

但美西方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不仅仅是基础建设计划，也不仅仅是经济贸易的计划，而是中国对外扩张影响力的计划。

美西方的看法对了一半。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不仅仅是外界认为地涵盖了基础建设与经济贸易，也不仅仅是中国对外扩张影响力。一带一路计划如果成功，它所隐含的意义是，美国这个有史以最为强大的海洋帝国，将从此陨落。

为什么中国这个对手，值得美国尊敬？为什么中国大陆是美国有史以来，所见到过的最为难缠的对手？

2018年3月，特朗普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美国对中国的手段，简单，直接，又粗暴—“加征关税”。

当时特朗普说，美国跟中国买了这么多的东西，进口了这么多的商品，美国向中国加征关税一定会赢。特朗普说：关税战很好用。

结果呢？贸易战到了今天，四年多了，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却是增加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没有用，关税战没有用。

历史上，美国只要祭出了关税的大棒，几乎都会成功。对日本，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家，都成功。美国在1974年所制定的贸易法第301条，让美国有了贸易战的武器。每一次，只要美国挥舞着301大棒，几乎是无往不利。

唯一不算是很成功的，是与欧盟的贸易战。与欧盟的贸易战，虽然不算成功，但是，美国还是占了上风。

二次大战以来，美国曾经对付过苏联，和日本。我们撇开军事战争不谈，美国几乎是完败日本。

1980年代，日本的半导体产业蒸蒸日上，出现了超越美国的态势。1986年，美国与日本签订了第一次的美日半导体协议。1991年，美国与日本签订了第二次的美日半导体协议。

两次的美日半导体协议，把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给打下来了。

同样的，美国对中国也发动了芯片战争。2019年5月，美国对华为芯片禁运。然后，又把许多中国企业，或者是实体，放进了实体清单中。第二年，美国对华为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零技术芯片封锁。

美国对华为的芯片禁运，加上实体清单上，对几百家中国实体的制裁，一直延续到现在。

但是，华为没有倒下来，中国也没有屈服。

第三个就是汇率战。

美国在1985年，迫使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让日圆大幅升值。由于日圆升值幅度过大，迫使许多的日本企业，离开日本国土，跑到海外投资。

美国对日本的关税贸易战，半导体战争，以及汇率战，都成功了。但是，这三项对中国都没有用。虽然，美国在半导体方面，还是占了上风。

既然都没有用，到了拜登政府时期，又打出了军事围堵牌。拜登想要复制上个世纪对付苏联的老办法。军事围堵+经济封锁。

军事围堵方面，大家都很熟悉了，主要的架构是印太战略。美国的印太战略不只是美日印澳四方军事联盟，美国还邀请在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加入印太战略的阵营。希望能够发挥更大的围堵效果。

为了要达到上个世纪对付苏联的效果，美国要与中国经济脱钩，希望借由经济的脱钩，科技的脱钩，

第一，停止提供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养分。

第二，孤立中国的经济，向中国关闭市场。

很显然的，美国在军事+经济上的封锁，围堵政策，还是达不到效果。

为什么？

美国的确是认为，当初把中国带进全球的经济体系里头，其实，也就是西方的市场经济里头，为中国提供了资金，技术，还有西方的市场。

所以，美国想要彻底断绝为中国提供资金，技术，还有市场。

美国还认为，只要欧洲能够配合，美国军事+经济封锁的策略，就可以发挥效用。

但是，美国忘了一点。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中国已经长大了。

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的确是向中国开放了市场。西方体系也的确为中国提供了资金与技术。而中国也向西方回报了廉价的商品，为西方世界创造出20几年的低通胀的环境。

但是，美国现在想要切断资金，技术，与市场，第一，办不到。第二，也达不到效果。

首先，中国现在不差钱。美国要限制资金投资中国。甚至于，制定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在这项法案之下，中国在美国的上市公司，有可能会遭受到退市的命运。

这就是典型的断绝对中国的养分。

但是，这样的措施对中国的影响有限。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长大到某种程度，并不差钱。美国的投资限制，的确是有影响，但是，影响不会很大。

其次，美国不投资，还有别的国家投资。虽然，在贸易战之下，中国还是坚持 开放自己的市场，就是这个道理。

再加上，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高于西方国家。也因此仍然吸引着西方国家的资金。

所以，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投资的封锁，影响不大。

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也是一样。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只能够放慢中国科技发展的脚步，但是，无法阻止中国的科技发展。

相对的，经济脱钩，科技脱钩，虽然可以让中国在某些方面的发展速度慢下来，对美国，或者是对西方国家而言，也同样会放慢自己的脚步。

好比说，美国限制一些中国企业，购买美国的芯片。相对的，也会造成美国芯片产业的损失。美国芯片产业界少了中国的采购，会影响营收，也因而会影响在自身产业的投资，与再投资。

经济脱钩与科技脱钩的损失，不会是单方面的。双方都会遭受损失。

说完了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策略，对中国的斗争路线，我们现在来谈中国。

不管中国是有意还是无意，以全球势力扩张的观点来看，最终，美国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美国这个海洋帝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

我们说的有意，当然是指针对美国。所谓的无意，是说，中国只是单纯地为了自己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并不是针对美国而来。

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海陆都有。对美国这样的海上帝国，海洋强权来说，当然会受到影响。如果美国不想当帝国，没有想要维持海洋霸权，也就算了。但是美国认为，全球主要的海洋通道，水道，几乎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美国以海制陆，这是最基本的海洋强权的做法。也是根据马汉的海权论。过去的大英帝国，今天的美国，都是如此。

但是，中国推行海上丝绸之路，必然会发展出强大的海军，来保护，保障海上丝绸之路的畅行。

过去，总有这样的说法。美国这个海洋帝国维持了全球水道的畅通，全球国家都能够获益。在美国保障全球海洋通道的畅通之下，各国可以畅行无阻地做生意，贸易往来。

但是，在中美大国竞争之下，中国的海路畅通，就不能够再依靠美国。

中国建设强大的海军，势在必行。对美国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以现在中国海军的舰艇数量，已经超越了美国。2018年的时候，中国有300多艘舰艇，比美国海军可以部署的287艘战斗舰的规模，还要大。而且，中国还在不断地下饺子，建造新的军舰。

这就让美国相当的紧张。当然，以总吨位来说，还是不如美国。以武器的性能，总体质量来说，也仍然比不上美国。但是，美国还是很紧张。因为长此以往，中国海军很有可能在未来的10年，20年之后，与美国并驾齐驱，甚至超越美国。

但是，这对海洋霸权来说，是不可以忍受的。

美国非常清楚，中美两国的竞争，在于经济力量的竞争，这也包含了双方在科技上的竞争力。唯有强大的竞争力，经济实力，才能够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

对美国来说，中国发展经济，又要建设强大的海军，来维持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畅通，这是双重的压力，这就是司马昭之心。美国必然要打击中国，压制中国。

对海洋强权来说，不能容许大陆上出现一个强权。过去的大英帝国，就是利用欧洲大陆上列强之间的矛盾，玩平衡游戏。这是海洋强权的离岸平衡策略。美国也是如此。

目前，在欧亚大陆上，能够成为陆上强权的，有两个半。一个是俄罗斯，另一个是中国。剩下的半个，是统一的欧元区，在政治上却没有统一的欧盟。

对美国来说，美国能够掌握欧盟。美国透过北约组织，就可以掌控欧盟，欧盟不至于，也不会成为美国帝国的阻碍。我们说的是在现阶段。

所以，剩下来的就只有中俄两国。俄罗斯虽然军力强大，幅员辽阔。但是，俄罗斯的经济不行。搞到最后，能够对美国产生威胁的，对美国帝国力量能够威胁的，就只有中国。

中国本身经济力量强大，也就算了。但是，中国还要搞陆上丝绸之路。如果陆上丝绸之路被中国搞成了，欧亚大陆的经济将会相通相连。海权帝国的战略就会因此被打破。

这是美国没有办法忍受的情形。

欧亚大陆相连，基本上就没有美国什么事。之前，欧洲与东方的中国，韩国的贸易，需要经过海路。如果陆上丝绸之路连起来了，就不一定要经过海运的路线。美国掌控海洋通道的意义，就会被大为削弱。

欧亚大陆的经济与贸易，就不是那么需要美国。

陆上丝绸之路就是要整合中亚国家，整合中东地区，整合所有沿线国家。如果沿线国家整合起来了，大家开开心心地贸易，做生意，就不需要美国作为离岸平衡的仲裁者。

陆上丝绸之路寻求的是陆地上的国家，和平发展，和平贸易。但是，对海洋强权来说，并不需要这种和平的环境。如果陆地上的国家都和平发展了，作为离岸平衡的海洋帝国，就没什么事了。

所以，我们刚刚才说，不管中国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个海洋帝国都会受不了。除非，这位海洋帝国，不想做海洋帝国了。那么，一带一路还会有海洋帝国的份。

除了一带一路的经济贸易圈，基础建设之外，为了要维持“一带一路”的畅通，中国还要建设强大的军队，来保持“一带一路”的畅通。不管是在陆地上，还是海洋，都是如此。

这就注定了，如果美国不参与一带一路，不同意一带一路，美国世界帝国的作用，就会被削弱，帝国不复存在。

简单说，就是这句话。如果美国不做帝国，不是一心一意地要成为全球霸权，保持全球霸权的地位，一带一路对美国是有利的。但是，美国就是千方百计地要保持全球霸权的地位。

这可不是我们乱说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亲口说出，美国要继续领导世界100年。

对美国来说，糟糕的地方就在这里。陆上的丝绸之路，有中俄两国合作。美国在军事上，无法压制中俄联手。

更何况，中俄两国还有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名义上是反恐，促进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实际上，可以随时摇身一变，成为区域性的安全组织，也就是，区域性的军事安全组织。

再加上俄罗斯与之前独联体的集体安全组织，这两股力量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之外的力量。美国不会坐视这两股力量的增长。这两股力量在年初时候的哈萨克动乱，充分发挥了作用。尤其是集安组织。

只可惜，美国犯了战略上的错误。美国的眼睛只盯着中国看。为了要紧盯中国，美国从中东地区战略收缩。美国这样的举动，反而把大片中东地区给让了出来。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力量在中东地区收缩，美国在中东地区几乎是独霸的力量。结果，到了今天，美国反而在中东地区战略收缩，等于是让出了空间给中俄两国，美国退回到海洋。

重点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海陆并重。在军事上，中国的军事能力，不仅仅是停留在亚洲大陆，也同样的是海陆并重。中国在经济贸易上的海陆并重，叠加上军事力量的海陆并重，美国这个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海洋帝国，将难以为继，找不到真正应付中国，封锁中国的办法。

更糟糕的是，中国创造出一个新的方法，打破了传统海洋强权的办法。

我们刚刚说的，马汉的海权论，到了中国的手里，难以发挥作用。怎么说呢？

中国首创，用弹道导弹打击水面上的大型船只。从中国本土辐射出去，中国东风导弹的射程范围，足以覆盖中国东面，南面，以及中国西南方向的海洋，2000到4000公里的范围，我们看一下画面。

中国三种东风导弹，东风-21D，东风-26，还有东风-17，完整覆盖中国周遭海域2000到400公里的范围。而且，这些东风导弹的射程，在未来还可以更远。

别的不说，中国有可能把东风导弹，放在055万吨驱逐舰上。驱逐舰本身就具备了强大的反潜能力。随着055驱逐舰在中国周遭海域移动，舰上的东风导弹也在移动。

中国的东风导弹，等于是在告诉海洋帝国，从此你不用来这里了。亚洲大陆，没你的事。

过去的海权理论，已经被打破了。之前的大英帝国，靠着强大的海军力量，遂行海洋霸权。

二次大战之后的70年间，美国靠着航空母舰的海空军力量，成为前所未有的海洋霸权。

但是，到了今天，这些海权理论，海洋上的力量，都被打破了。海权，再也难以有效地制约陆上强国的力量。

而且，中国不仅仅是靠着东风导弹，来拒止海洋霸权。中国也发展出强大的海军力量。这就是军事上的海陆并重。

就算是在未来，北极航道开通了，北冰洋仍然会是在中俄两国这样的陆地强权之下，美国的海洋霸权，必须要跟中俄两国分享北冰洋的通道。

我们做一个结论。

美国其实也没有多余的选择。我们今天的文章，从美国的各种方法出发，探讨美国能够封锁中国，压制中国发展的办法。但是，都没有效。对美国来说，中国这样的对手是史无前例的。

过去的三，四百年，大英帝国与美帝国依靠对海权论的实践，掌控着世界海洋，也掌控了世界的权力。

海权论之所以能够行得通，是因为海洋的范围，比陆地面积广大。在海洋的军事武器，能够有效压制陆地强国。而且，陆地上的国家，需要靠海洋的通道拉进行国际贸易。

但是，到了今天，海洋范围已经不够大了。欧亚大陆上的贸易，也可以透过铁路。陆地强权在天空的力量增长了。中国的东风导弹，加上空天武器，比如说，超高音速导弹，轨道轰炸机等，海洋霸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海空天”一体的力量。

从海权，与空天的权力来看。过去，许多人都小看了中国东风导弹对世界格局，以及军事战略的改变。今天，正好来揭示这样的改变。

那么，美国有可能找到新的办法，对付中国吗？

除非，马汉复生，又找到新的方法。

除非，美国能够迅速找到破除中国东风导弹的方法。

但是，即便是如此，我对美国能够破除中国的办法，仍然是悲观的。

理由：中国已经成长了。不管是从经济，金融，以及工业化的能力来看，都是如此。

一个已经成长的力量，美国封锁不了的。

更何况，中国的领土面积够大，人口众多。这种国中有国，能够经济内循环的经济体，封锁不了。

马汉复生也没有办法。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以“中国”自居，但七十多年了却依然未能统一中国，还不害臊，真是千古蚁党。台湾海峡，一衣带水，尚不能渡，却隔着太平洋和美国叫板海权——台湾海峡不能渡，隔洋狂叫海权书；（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裤裆塞满马列书。

【22、太空时代回顾海权】

《海洋的变局，如何影响国家的命运》（上观新闻 博雅 2021-11-07）报道：

地球有70%的面积为海洋所覆盖，人类进行海洋征服行动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5000年。海洋不仅是不同民族、文明之间贸易与交流的通道，也成为暴力和杀戮的战场，多少国家因海洋而兴，又因海洋而衰。近代以来，与世界历史进程相伴而行的，更是一个个海洋大国的浮沉更替。

那么，是什么力量在左右海洋的变局？

针对这个问题，《海洋变局5000年：一部新全球史》一书展示了两条线索：

一条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木桨风帆到蒸汽舰船，从大舰巨炮到潜艇、航空母舰，从常规动力到核动力；

另一条是海权的发展：从古代海权、 近代海权到现代海权，表现为一个个大国兴衰、导引海洋变局的历史进程。

作者、原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炜，力图通过展示这两条线索的交叉影响，揭示国家产生以后，特别是近代地理大发现以后，海权是如何塑造世界历史的进程，左右国家的命运，影响全球政治、经济与军事格局的。

第430期北大博雅讲坛围绕这一本书和这一主题，展开了讨论。

「两条主线：海权发展的历史和海洋技术的历史」

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近些年，我们一直在讨论海权、海洋，提出要重视海洋、海权问题，但在知识层面上，却缺少一部像《海洋变局5000年：一部新全球史》这样的著作，缺少从全球发展的角度来讨论海权、海洋问题。

这部作品有30多万字，篇幅不小，但线索清晰。两条主线：一条是海权发展的历史线索，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部分。书里从四大文明古国讲起，当然，那时候可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权。往下是古代希腊、罗马。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依次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海上强国的崛起，之后是英荷战争、七年战争中的英法海上对决、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法特拉法加海战和作为世界级强权殖民帝国英国的崛起。此外还有俄罗斯、德国海上力量的发展情况；当然，还有更重要的、跟中国联系更多的美国和日本海权的崛起。

另一条线索是舰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从木桨风帆时代到蒸汽铁甲时代，从大炮巨舰到潜艇、航母，一直到今天的核时代和导弹时代的海权。

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令整部作品浑然一体。这是一部全球史，同时又是一部国际关系史、大国兴衰史和海洋技术发展史。大家在书中还能读到海战史，以及国际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演进。作者把以往分散在不同领域的有关海洋和海权的内容，凝合在了一起，这是很难得的。

同时，这本书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要把这么多、这么复杂的内容糅合在一起，既要做到条理清晰，又要在关键细节上做到内容丰富，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这种平衡并不容易把握。

这本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在每一章的最后，作者都会联系中国的情况来展开讨论，也就是在全球海洋史的背景下来思考我们自己。这体现了一个50年投身海军研究、发展和建设的“老兵”的情怀和视野。

「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孕育出海权？」

方堃（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海军大校）：为什么传统海权被认为起源于西方？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为什么有辉煌的海洋文化历史，却没有出现海权？简单地说，这和地理环境、古代先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历史时期，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是很大的。在古代，人类社会有两个海洋活动的中心，一个在地中海，一个在太平洋西边。而中国有广阔的生存空间，有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古代先民基本上不需要进行海外开拓。

但西方不同。以地中海文明中的希腊文化为例，希腊半岛东接爱琴海，西临爱奥尼亚海，半岛内多山。也就是说，半岛的周围有比较好的航海条件，半岛内的可耕地却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之下，航海成为古希腊先民逐渐养成的一种日常生产和生活习惯。据历史记载，希腊城邦需要从黑海和地中海沿岸获取粮食和谷物并运回，古希腊人很早就形成自己对海洋航线的需求。保障航线的安全，也成为希腊沿海各邦政府和社会事务中非常重要的方面。早期的海上武装力量，就是为满足这一需求而出现的。

同时还有一种现象是海外移民。由于半岛内可耕地不足，大量希腊人口需要到其他岛上去发展。地中海区域有480个左右的小型岛屿，先民可以在生产力不是很发达、造船技术不是很高超的时候，用简单的航海工具，在海岛之间进行充分的航海活动，逐渐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自己在辖境———今天称之为领土以外的海外利益。利益、需求，还有生长起来的海上力量，构成了形成早期海权的基础条件。

「马汉海权理论对美日两国海权发展的影响」

于铁军：从海权方面来说，相对于英、法、荷这些国家，美日都算是后来者，尽管现在美国居于世界第一海军强国的地位差不多有100年了。直到1899年，英国外交部还把美洲和亚洲这两个方向的外交机构设置为一个局，即美洲和亚洲局。从这种机构设置可以看出，英国此前并不十分重视这两个地区的外交事务。当时的欧洲以自己为中心，把中国、日本定义为远东，把美国叫作远西。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其海军的发展也比较曲折。19世纪30年代，美国海军处于世界第八或第九位的位置。19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带领的舰队率先叩开日本国门，可见那时美国的海军实力还可以。但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使美国海军实力跌出世界海军排行的十名以外，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才又开始发展。

马汉在1885年任美国海军学院教授，讲授海军史及海军战略，正式开始其著述生涯。马汉认为，借鉴历史经验，美国应该在海军建设方面做得更多。他的海权论的提出，和当时美国国力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19世纪90年代，美国总体国力差不多已经是世界第一了。1890年，马汉出版了海权论三部曲的第一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受到后来担任过美国海军助理部长和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的极大重视。美国海权在这段时期有很大的发展。美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应该是在1898年赢得美西战争之后。打败西班牙，美国获得了菲律宾群岛、波多黎各和关岛，将势力扩张到西太平洋，美国在这时候才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海权国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于1921—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美、英、日、法、意五国签署了《五国海军条约》，规定美、英、日三国的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为5：5：3，可见此时的美国在海军力量方面已经和昔日的世界头号海军强国英国平起平坐了；日本排第三，主力舰总吨位比例占美英的60%，但日本一直争取要占70%，因此导致了后来日本海军内部“舰队派”和“条约派”之间的巨大纷争。

马汉海权论对历史的影响不言而喻。他特别关注太平洋，他的著作出版后在国外受到英国、德国等海权大国的重视，在日本最受欢迎。据说《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翻译成日文版后，几天之内就售出了几千册。后来在日俄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日本海军名将秋山真之，曾经在美国跟马汉学习过，并且特别推崇马汉的海权思想和海军战略，当然他后来对马汉的理论也有所批评。还有被称为“日本马汉”的佐藤铁太郎，以及做过日本首相的铃木贯太郎，都重视马汉的海权论。以上三位是当时日本海军大学最著名的教官，他们通过教学，使马汉的海权思想对日本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美国很多学者认为日本帝国的海军战略最像马汉所推崇的海军战略，甚至“比美国还马汉”。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崛起和中日甲午之战，对东亚国际关系而言，影响非常重大，因为之前东亚的国际关系可以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但因为这场甲午海战，东亚的国际格局发生了逆转，日本变成了亚洲第一强国。由此可见海权多么重要。日本海权从扩张、争霸到太平洋战争时期抵达顶峰，又在很短的时间内从顶峰跌至战败的深渊，这段历史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马汉做了英国人应该做而没做的工作，他在17、18世纪大量海战史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海权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仅研究马汉理论是不够的。日本对大炮巨舰和主力舰队决战情有独钟，这种战术对太平洋战争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保交战、潜艇的运用方面，日本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这些都是海军学术研究领域很重要的议题。

方堃：从本质上说，传统海权理论是一种帝国主义理论，是在全球争霸过程当中被实践的一种争霸性理论。但马汉海权理论作为一种历史理论，它的存在是有合理性的。因为他的理论揭示了商品经济和全球化的一种基本途径，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第一次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张炜在这本书中很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

「“海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传统海权的超越」

方堃：未来是不是要发展海权？发展到什么方向？因为篇幅所限，《海洋变局5000年：一部新全球史》里提到了这些，但讲得不是特别明确。

传统海权作为帝国主义理论发展到现在，从它的应用到理论构成本身，都出现了变化。现在我们经常看到一种说法叫作“中国式海权”，或者叫作“新时代的中国式海权”。什么是“中国式海权”？“中国式海权”如何获得？“中国式海权”往什么方向发展？在中国人民海军建军70周年庆典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叫作“海洋命运共同体”。

十八大我们提出了“海洋强国”战略，当时有不同的解读。按照中国的语言构成方式，一种解读是我们要通过海洋建设强国，还有一种是我们要建设一个海洋的强国。这两种解释牵涉到对海洋的理解，也就是说都涉及对海权未来可能朝什么方向发展的理解。我个人认为，“海洋命运共同体”不是海权。海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是暴力，获取海权是暴力行为，保持海权特别强调排他性。但“海洋命运共同体”是超越海权的。从2009年胡锦涛同志提出“和谐海洋”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人对海洋问题的认识在逐步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下的“海洋命运共同体”，是解决未来海洋问题的一个方向。

于铁军：国际法是和近代国际关系的发展相伴而生的，两者都一直想调整和规范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看到了美日之间在太平洋上的激烈搏杀，其规模达到了人类海战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二战之后再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海空战了。实际上，从19世纪末的海牙国际会议到20世纪20年代的《非战公约》，国际社会已经开始试图在另一个层面上对国际关系中的权力争斗进行调节。我觉得世界是在进步的，中国要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维护国际法，推进全球海洋治理，这是对传统海权的一种制约。

在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纪念馆的墙上，挂着战时曾担任过日本海相和首相的米内光政题的一幅字：“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句话来自中国兵书《司马法》。大国的博弈和竞争，有时候可能是很难避免的，但传统的海权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经验和教训。一个国家如果想要发展自己的海权，首先要了解海权发展史，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当下中国在海洋方面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要处理好国际关系，正确应对霸权国对中国的挑战和压力；另一方面，保护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需要我们超越传统海权，创新我们自己的海权理论。这也是《海洋变局5000年：一部新全球史》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它以历史撰述的方式回应当代话题，回应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提示我们从历史高度思考、总结经验和教训。

谢选骏指出：在太空时代回顾海权，就像在飞机上鸟瞰亚欧大陆一样——历史感充足，现实感抽离。

【23、只懂海权不懂陆权，无异于一条腿的瘸子】

《<海权论>：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2018-02-01 中国军视网）报道：

美国具有称霸世界的有利条件：东西为两洋环抱，拥有众多的港湾、湖泊和河流，有从事航海的充足人材和富有经商才能的民族禀赋以及民主体制。美国要想生存和强大，称霸世界，就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能同时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作战的“两洋海军”，来控制海洋。马汉根据其理论，提出了一个对外扩张的纲领。马汉对海权论进行了完整系统的阐述，恢复了海军至高无上的地位。尽管他过分强调海军的作用而忽视了陆军实际上是决定战争的根本力量；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帆船时代而没有考虑到技术的发展会改变数量上的不平衡，但他创立了完整的海上战略思想体系，从而使美国从陆上战略开始转向海上战略时代。

内容简介

《海权论》中的理论是一种主张拥有并运用具有优势的海军和其他海上力量，去控制海洋，以实现己方战略目的的军事理论。也有人译作“海上实力论”。

这一理论是美国海军理论家马汉于19世纪末期创立的。他毕生从事于海军事业和致力于海军理论著述，有著作20部。其重要著述《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1890）、《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1892)，确立了海权论的基础。作者在其著作中，分析研究了英国同荷兰、西班牙、法国等海军强国为争夺海洋霸权而进行的多次海战以及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海战，阐明了海权对这些战争的胜负，对有关国家、殖民地和海上贸易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及作用。至1911年，马汉又写成《海军战略》一书，形成了他的海军理论体系。

马汉的海权论认为，以贸易(指商品输出)立国的国家，必须控制海洋。夺取并保持制海权，特别是与国家利益和海外贸易有关的主要交通线上的制海权，是国家强盛和繁荣的主要因素。要夺取和保持制海权，必须具有占优势的海上实力，即强大的舰队和商船队以及发达的基地网。他从战略角度分析了一国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性格和政府政策（包括发展海上实力的政策）等因素对海权的影响，提出海军战略就是在平时和战时建立并加强海上实力，以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他认为，夺取制海权的方法是舰队决战和海上封锁，而要完全夺得制海权，只有通过舰队决战。他强调集中兵力，把集中兵力视为基本的作战原则和贯彻海军战略的主要手段。他主张美国应建立强大的远洋舰队，首先控制加勒比海地区和中美洲地峡，尔后进一步控制其他海洋。还主张美国在太平洋同其他列强实行“合作”，以获取利益，并争夺中国市场。

马汉的海权论，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垄断阶段时产生的，它适应了美国垄断资本重新瓜分世界的政治需要，成为当时美国政府制定海洋政策和海军发展政策的理论依据，并对其他海军强国的海洋战略发生重大影响。

影响深远

直至今天，《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仍被认为是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军事名著之一。

马汉的海权论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有以下四点：

首先，海权与国家兴衰休戚与共。马汉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即海权。“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马汉的这一论述最大程度的拓展了海权的内涵和外延。他所说的海权应该包括海上军事力量和非军事力量。前者包括所拥有的舰队，包括附属的基地、港口等各种设施，后者则包括以海外贸易为核心的，和海洋相关的附属机构及其能力，也就是国家海洋经济力量的总和。从物质形态上来说，海权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在海洋上的综合实力。建立和发展强大的海上力量对促使国家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积累、夺取制海权和打赢海上战争以及维护国家国际政治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以此观点看，海权不仅标志着一个国家利用海洋和控制海洋的总体能力，同时也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成为一个伟大民族。因此，马汉的海权论实际上是论述如何通过夺取制海权以达到控制世界的理论。

其次，影响海权的六个要素：

一是地理位置。如岛国，既不靠陆路去保卫自己，也不靠陆路去扩张领土，而完全把目标指向海洋，比大陆国家拥有更明确的向海洋发展的战略目标，具有发展海权的优越条件。

二是自然结构。致力于发展海权的国家，必须拥有漫长的海岸线，要有许多能够得到保护的深水港湾以及深入内地的大河等条件。

三是领土范围。国家发展海上力量必须要有一定面积的领土作为依托，领土的大小要与国家人口的数量、资源及其分布状况相称。

四是人口数量。人口以从事海洋事业的人员为主，可以为海军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兵员。

五是民族特点。一个海军强国的人民一定要渴求物质利益，追求国内外有利可图的商业往来，也可概括为一个民族强烈地追求海外殖民地、追逐海外利益的民族精神。

六是政府性质。政府要具有海洋意识且对海军重视，政策上具有连续性。

再次、海权与陆权之间的关系。马汉认为：海权与陆权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他非常重视陆上“依托”对海上力量的意义。

最后，海权的运用必须遵守“战争法则”。马汉在书中用大量战例具体阐释了一些重要原则，如集中优势兵力原则、摧毁敌人交通线原则、舰队决战原则和中央位置原则等。

谢选骏指出：作者只懂海权不懂陆权，陋矣哉！只懂海权不懂陆权，无异于一条腿的瘸子。

【24、中共海权只能横扫天安门广场】

《论中国海权》（张文木2019-04-23 观察者网 2020-05-28）报道：

导读：海权应是国家“海洋权利”(searight)与“海上力量”(seapower)的统一，是国家主权概念的自然延伸。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条件下追求“海上权力”(seapower)的行为是霸权行为。中国海权，确切理解是一种隶属于中国主权的海洋权利而非海上权力，更非海上霸权。中国海权是有限海权，其特点是它不出主权和国际海洋法确定的中国海洋权利范围，海军发展不出自卫范围。开发深海可考虑为中国海军建设的优先选择。永远不称霸是中国海权扩展的基本原则。

说明：本文主要内容刊发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收录于张文木著作《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

海权，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从鸦片战争开始认识而到今天仍未被充分理论消化、而在实践上又迫切需要理论回答的问题。笔者由海权概念切入，从一般到特殊，提出符合汉语语义和中国新世纪现代化实践的海权概念体系及建立于其上的理论体系，并运用这些概念和理论回答中国海权实践的现实问题。

（一）海权的概念及其误用

自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年）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及相关著作发表近百年来，海权问题成为军事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人广泛地将英文 sea power 的概念转译为汉语“海权”。1

海权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同国家在不同的经验基础上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且不说马汉的sea power 的概念是否与汉语的“海权”是一个意思，2即使这样，建立在西方历史经验之上的sea power是否可以概括“海权”一词的主要语义，也值得讨论。

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一个共同点还是可以确认，这就是“海权”是一个涉及海洋的概念，这正如“陆权”是涉及陆地的概念一样。

既然涉及到海洋，那就要有人问为什么要涉及海洋？

当然这是由于人类的生活而非仅仅人类的思想涉及到海洋。既然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么，从理论上说，人类中的个体或群体都有共享包括大气层内外的所有地球资源的权利。3海洋是地球上除陆地资源外的最重要的资源，这样就引申出“海洋权利”（sea right）的概念；当主权国家出现后，“海洋权利”就成了“国家主权”概念内涵的自然延伸。但是，权利永远是要有力量来捍卫的，这样便从主权的“自卫权”概念中引申出具有自卫性质的“海上力量”（sea  power）的概念。

马汉说得明白，他说：“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4海上力量是海洋权利自我实现的工具，特别是自人类进入主权国家时代，情形更是如此。1812年美国与英国海战是为了捍卫新生美利坚合众国的正当的海洋权利。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和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及2001年4月发生于中国南海的中美“撞机事件”，都是中国捍卫其海洋权利的军事自卫行为。在这种斗争中前者发展出用以自卫本国“海洋权利”的“海上力量”。随着联合国的建立和发展，在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条件下，联合国在有限的范围内被赋予了一定的国际权力。

这样海权便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享有海上权利，主权国家又让渡出部分主权利益以形成联合国具有强制力的海上权力（sea power），而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形下的“海上权力”则是海上霸权，使用这种力量的国家，则是霸权国家，这时霸权国家的“海上力量”便因失去自卫性质而异化为追求海上霸权的工具。确切地说，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国家根本就不具有行使“国际权力”的资格。

卢梭说得好：“权利一词，并没有给强力增添任何新东西；它在这里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5卢梭反对通过霸道的强力统治世界，他说：“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6而实现这个转化的合法中介，目前就是联合国。

但是，如果说，海上权利是“国家主权”概念的自然延伸，那么，“海上力量”就只是一个作为维护海上权利即海权的手段。这里值得提及的有两点：

（1）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体系中，海上权利总是通过海上力量表现，人们不自觉地习惯于将英文的sea power 混同于sea right，但事实上二者虽有联系但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只是后者的载体和实现手段而不是海权本身。

（2）国家海上力量概念也是“海洋权利”向“海洋霸权”（sea  hegemony ）转化的重要介质。所谓霸权，在国际关系中就是一国以实力操纵和控制别国的行为。7

如上面所说的英国对美国，英国、日本及美国运用海上力量对中国曾实施海上的侵略都是海洋霸权的行为；而中国对它们的海上反抗 ，则是中国维护其合法海洋权利的举动。因此海洋权利和海上力量及与后者相关的海上权力的概念有性质的不同：权利是一种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利益。而作为国家权利的海权，是只有主权国家才有资格享有的海洋权利。

权力，特别是海上权力，则是一种强制力量，在国际社会中只有联合国或联合国授权国家和机构才有资格使用这种力量。“海上力量”与“海上权力”的概念，虽同出于英文sea power一词，但其语义却是有性质的区别。“海上力量”是个中性概念，它既可以为“海上权利”服务，也可以为“海上权力”服务，但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海洋权利”与“海洋权力”则是对立的概念。

因此，如果将“sea right(海上权利)”、“sea power(海上力量)”、“sea power(海上权力)”这三种不同语义的概念同译为汉语的“海权”，就容易产生理解上的混乱。8

确切地说，英文中的 sea power 一词表示的是“海上权力”和“海上力量”而非“海上权利”的含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这与欧美国家长期的海外殖民经验及相应的海上优势有关，也与亚洲、非洲、南美洲等资本外围地区长期收缩于内陆而忽视海洋及其相关权益的历史经验有关。马汉说：“武力一直是思想借以将欧洲世界提升至当前水准的工具”。9这个“武力”在马汉的思想中就是sea power 即“海上力量”。所以，欧美海权思想更多地侧重于力量、控制和霸权，即使是欧美一些国家在为自己的海洋权利而非权力斗争的时候，它们也更多地是从控制海洋而非从捍卫本国海洋权利的角度看问题。

这里还需要区分的是“海权”与“制海权” （command of sea）概念。二者虽都与汉语“权”字相联系，但意思大不一样。海权，如上所述，是一种属于法权范畴的概念，而“制海权”中的“权”则是指一种由“权势”引申出的“有利的形势”10的意思。因此，它与我们所讲的法权意义上的“海权”也不是一个意思，当然我们也不能将二者混用。

“不称霸”，这不仅是一句口号，它更是中国政治家从世界大国兴衰成败的历史中总结出的成熟的强国经验。殷鉴不远，正是由于德、意、日及苏联的无限军事扩张导致其国家衰落，也正是由于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国家跟不上世界军事技术变革的浪潮而被肢解或被打败。鉴于这些历史经验，不管是无限制的中国海军扩张还是基本放弃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这对中国的未来而言，都是灾难性的意见。我们当持辩证的态度对待中国海权问题，并使中国海军建设行稳致远，在辩证的思路中获得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大发展。

谢选骏指出：张文木是个共产党，他胡扯一通海权，却不懂得基本常识——美国人论海权，旋即横扫了西班牙殖民地；中共党论海权，只能横扫天安门广场。

【25、中国海军建设迟到了一百年】

《海洋安全视域下的中国海权战略选择与海军建设》（2015年09月02日 杨震 方晓志 《国际展望》）报道：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海权潜力得以开发，同时致力于建设海洋强国。但中国面临比较严峻的海上安全形势，美国的海上霸权、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以及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共同制约着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目前，对中国海权战略的发展存在三种观点：无足轻重的海权、辅助性海权及主导性海权。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和海洋安全形势，无足轻重的海权和辅助性海权不能保障中国的海洋利益，主导性海权才是中国发展海权和建设海洋强国的理想选择。作为海权的核心，中国海军必须实现作战理念、军种战略、编制体制以及作战能力方面的全面转型。 冷战结束后，海洋作为地球表面最大公共空间以及人类生存“第二空间”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海洋安全问题相应地越来越突出。作为一个正在走向海洋的地区大国，中国面临较为严峻的海洋安全形势。为应对海洋安全挑战，中国必须选择、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海权战略。综合考察中国的海洋安全形势以及国家决策层对海洋战略的规划，主导性海权战略应该是中国目前比较现实的选择。以此战略为指导，中国以海军为主体的海上武装力量必须进行战略转型。

一、中国面临的海洋安全威胁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政治、外交以及军事等方面也正在经历整体转型。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使其从一个传统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海洋工业国家。[1] 作为一个海洋国家，海洋安全是国家的战略问题。然而，中国面临的海洋安全形势却不容乐观。就威胁性质和种类而言，中国面临的海洋安全威胁可分为传统海洋安全威胁和非传统海洋安全威胁两大类，传统海洋安全威胁又主要包括美国的海洋霸权主义和海洋权益争端导致的安全威胁。

（一）美国的海洋霸权主义

美国的霸权是建立在对世界海洋的有效控制基础之上的。[2] 近年来，随着中国海权的发展，美国逐渐把中国视为威胁其海上霸权地位的竞争对手，认为其西太平洋的利益必须依靠海权来捍卫。与此同时，中国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权视作一种威胁，认为这不仅对区域利益形成掣肘，而且是中国通往远洋、获取资源和开拓市场的潜在障碍。[3] 为此，美国频频加强对中国的海空侦察，提出“空海一体战”等针对中国的战略，并宣称“为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美国将越来越多地使用海上军事力量。在这个动荡的世界，海上军事力量为美国提供了灵活可靠的方式以维持海上自由，对危机作出快速反应，威慑和击败进犯。”[4]

作为遏制中国发展远洋海军的举措，美国计划到2020年将大约60%的军舰和飞机部署在亚太地区。海军将在日本保留一个航母打击群、一个舰载机联队和一个两栖常备群；在关岛现有潜艇的基础上增加一艘攻击潜艇；将前期部署驻扎在新加坡的濒海战斗舰增加到四艘，以提供持久的区域驻军。[5] 美国认为，按照遏制理论，中国正是一支扼守着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重要力量，这支力量阻挡着美国向欧亚大陆纵深挺进。不仅如此，当这支力量变得更为强大并与其后方的俄罗斯形成紧密联盟后，甚至可以借助庞大的大陆内生力量的支撑向海上拓展，从而成为美国海上霸权最强有力的挑战者，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美国的霸权基础来自海洋，一旦其海上的主控权受到严峻挑战甚至失去效能，美国霸权稳定的基座将会动摇，从而导致态势不稳，这将令美国寝食难安。

由于俄罗斯的几大舰队彼此相距较远，形成合力的障碍较多。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海上力量彼此间的合作更为便捷，一旦其海上新型作战力量成军，具备真正的远洋作战能力，并能与空天网电等新兴领域形成一体化作战体系，则守可南北衔接，攻可进退自如。如果台湾问题与南海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中国事实上将成为亚太地区的主控者，这将对美国构成相当大的压力。而要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并彻底控制这一地区，美国需要进一步挤压中国，在其力量还未完全形成前，构筑起封控其空间拓展的力量网，这不仅要充分调动硬实力，而且要将软实力发挥到极致，而这一切的根本是要将美国的力量移回亚太地区，不再让这里成为美国力量的薄弱环节。[6] 因此，美国在南海问题与台湾问题上频频打压中国，制约中国的海权发展，对中国的海洋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此外，美国把公海看作是国际公域，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正在拥有先进的海上装备和用以阻止进入公域的武器。例如中国、俄罗斯、日本和韩国，都在大规模投资海军装备，这预示着未来在公海上将出现许多远洋海军。在美国看来，韩国和印度发展海上力量是为了保护其公域的开放；因为，在谈及自身的新兴海上军队时，韩国和印度都将自身当作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并设想在打击海盗和其他行动中使用这些装备。而其他国家，如俄罗斯和中国，更多是考虑不断壮大其海军力量。新老海上强国共存，其中一些国家在规范和制度上的意图一直不明朗，给海上公域带来很多问题。此外，当新兴国家强调发展远洋海军时，美国的海上优势地位岌岌可危。[7]

国际社会必须确保公域和竞争区域的安全。保持和利用网络和空间领域的竞争优势，是为了确保海上自由航行。安全稳定的海上环境使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大大受益。保障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基础在于其是否具备反击其他国家和非国家组织干扰海上公域的能力。行动自由和应对能力仍然是美国经济繁荣和对外交往的关键要素，也是阻止侵略和安抚盟友的基础。如果不能拥有海上军事优势，那么美国将无法保证或扩大自身利益。如果不能保证力量投射的快速和便捷，那么作为稳定全球系统的最终担保人且依赖于“强大海上高速通道”的美国也将无法保证其霸权地位，因此创新理念对维护美国在关键地区的参与和影响力尤为重要。

美国认为，如果中国将反舰弹道导弹的能力发挥到极致，那将会完全抵消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既有优势，并严重影响东亚的海洋安全和地缘政治稳定。或者说，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会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反介入/拒止（A2/AD）能力和扩大反介入/拒止范围，迫使美国海军将更多力量用于防御，使其只能在更远程的范围内操控航母。这会使美国海军在军队的条例、策略和防御技术上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同时也会使美国减少建立航母战斗群的投资，或者降低其建立海洋基地的重要性。总体来说，虽然中国的海军在作战方面还不成熟，但中国的海军现代化计划已经迈出了很大的步伐，已经拥有成熟海军所需要的组成要素，如武器装备的更新和对先进系统的投资等。[8] 由此可见，中美之间的海权矛盾将日益严重。

（二）海洋权益争端带来的安全威胁

随着各国对海洋权益的高度重视和对海洋资源的不断开发，中国面临的海洋权益争端正在不断升级，由此所带来的安全威胁也在不断凸现，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中日之间关于东海的领土与主权争端。从本质上来看，海洋权益问题是造成中日东海争端的关键所在。由于重大利益诉求的存在，影响东海争端解决的因素不仅包括难以实现共同开发和无法统一划界方法，更包括日本对该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视和对海域资源权益的争夺。中日东海争端至今没有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日两国对东海海域都有着重大的利益诉求。[9] 东海争端能否妥善解决，不仅关系着中日两国的切身利益，更会关系着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当前中日海洋权益争端所形成的安全威胁主要集中在钓鱼岛和东海大陆架争端问题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但是，日本方面无视大量历史事实，不断声称钓鱼岛为日本的“固有领土”。长期以来，为达到非法占有钓鱼岛的目的，日本依托海上保安厅力量，积极调动各种兵力，在钓鱼岛海域长期形成了“军警协同、联合监控、多层拦截”的严密“封锁线”，其核心是阻止中国民间船只接近钓鱼岛，妄图形成对钓鱼岛“实际占有”的局面。[10] 近年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更是不断挑战中国的底线。2012年9月，日本宣布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使得两国关系跌入建交以来的冰点。面对日本的“购岛”行为，中国政府采取了极为强硬的外交手段，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逐渐加强，军事部署逐渐稳固，打破了钓鱼岛长期以来被日本单方面占有的局面。但随着两国军舰飞机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交叉巡逻，两国发生擦枪走火的危险也在不断上升。

在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上，由于东海大陆架是中国领土向中国东海的自然延伸，最宽处位于上海东南方向约600公里处（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为“外大陆架”）。东海大陆架多数地方坡度平缓，延伸至冲绳海槽一带，大部分沉积物来自中国。根据国际法，中国在东海大陆架具有排他性主权，日本却对此持有异议，由此也产生了春晓油田的开发问题。两国因海洋资源开发和领土权益争夺的纠纷不断，已经上升到了海权矛盾的高度，对中国的海洋安全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此外，中国还与其他国家存在海洋争端，比如中韩“苏岩礁”争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这些海洋权益争端恶化了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三）逐步增长的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

中国的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也在逐步增长。海洋是地球表面最大的公共空间，也是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发地带。这些威胁包括海洋灾难性气候、海上恐怖主义、海盗、海洋环境污染、海上走私、通过海洋渠道传播的疾病等等，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难题。美国政府认为，伴随着国际海洋贸易的不断增长，利用海洋进行犯罪活动的趋势也持续增长。贩卖人口、贩卖毒品、贩卖武器、海盗等活动，都呈上升趋势。这些海上犯罪活动多集中于海洋贸易活跃的地区，特别是那些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的地区，或者是海洋法律强制力微弱甚至是空白的地区。而且这些海上犯罪通常组织性强且装备了先进的通讯设施和武器。这些特点已经在多起海盗事件中得以展示。[11] 由此可见，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也是中国海洋安全面临的重要挑战。

综上所述，传统海洋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互相影响，集中爆发，很大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海洋安全形势，影响中国周边安全和经济建设大局，因此制定中国海权战略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二、关于中国海权战略选择的思考

就地缘政治属性而言，中国是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但从历史上看，中国一直是一个陆权国家。由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原因，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没有大力发展海权，海权思想也只处于萌芽阶段。国内真正对发展中国海权展开辩论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中国海权战略的设计也逐渐提上议事日程。

（一）关于中国海权战略选择的辩论

国内学者对中国海权战略设想大致分为三种：无足轻重的海权、辅助性海权和主导性海权。

无足轻重的海权论认为，从海洋角度看，中国在地缘上先天不足，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海洋强国；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面临战略两难，无法全力以赴发展海权；同时由于受制于美国的海洋霸权，中国发展远洋海军面临巨大困难。因此片面追求海上力量会给中国带来压力甚至是灾难，发展航空母舰编队也将会使中国重蹈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覆辙。有鉴于此，中国保障海上安全的途径是发展隐形飞机、核攻击潜艇以及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只有这样才能对美国形成有效的威慑作用，保证中国的安全无虞。[12] 在此基础上，无足轻重的海权论事实上认为中国海权可有可无。

辅助性海权论认为，中国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在于大陆而不是海洋，中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更没有意愿发展强大的海权。海洋产业和经济从来不是中国经济产业的主体。中国海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保卫陆权的需要，是陆权向纵深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13]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海权从属于陆权，是为了辅助后者的发展而存在的。因此，中国的地缘战略重心应该在大陆地区而非海洋。另外，中国发展海权是有限度的，即中国海军只要具备保卫“四海一峡”（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边缘海和台湾海峡）的能力即可；中国应该主要利用非军事方面的能力，即通过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方面的影响力以及国际机制来维护国家利益，而非主要通过发展海上军事力量来维护国家利益。[14]

主导性海权论认为，当今中国的国民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海洋运输、海外贸易，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存在大量海外利益，加之目前中国很多安全威胁来自于海洋，因此中国的地缘政治重心必须置于海洋而非陆地。[15] 具体来说，海军是构成中国海权的关键，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加速推进中国海军建设。另外，中国海军必须完成战略转型，应该从一支以潜艇为核心的海上拒止型海军转变为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海洋控制型海军。航空母舰对中国海军意义重大：它可以提高中国海军的远程防空能力、海基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夺取制海权的能力、对陆地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统合水面舰艇能力、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以及海军信息化水平。[16]

（二）关于中国海权战略选择的思考

第一，关于无足轻重的海权论，笔者认为这一战略设计无法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首先，这一战略无法保障中国的海洋安全。上文提到美国是目前中国在海上面临的最大传统安全威胁。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开始战略转型，推进一体化海上力量的“前沿存在”，将战场推至濒海乃至内陆纵深地带，充分利用制海权和新军事革命的技术成果，对欧亚大陆对手的纵深地带进行远程精确打击。实施“由海向陆”的作战方略。按照无足轻重的海权战略设计，中国将在海上的高科技局部战争中完全处于下风且无还手之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潜艇问题，在探测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潜艇面临着巨大威胁。如果潜艇仅仅通过降低噪音来实现隐藏自己的目的，那么降低每一分贝噪音的投入将会越来越大。而且，比较先进的新型探测方法主要用于探测潜艇的迹象，而非声音。这些技术包括低频主动声呐，非声学探测方法即探测潜艇的尾迹或（在短距离内）从潜艇外壳反弹回来的激光或发光二极管发出的光线，等等。数十年来，这些替代技术背后的物理学知识，大多数已为人们所掌握，只是尚未利用而已。当今时代背景下，“大数据”使得先进的海军能够实时构建复杂的海洋地理模型来利用这些探测技术。随着技术的普及，这可以把一些沿海区域变成有人驾驶潜艇的危险区。[17]

从军事角度而言，无足轻重的海权论值得商榷。随着远程精确打击体系的发展，地理空间对军事行动的掣肘作用在下降，因为岛链封锁就认为中国不能成为海洋强国未必符合客观事实。但也应该看到，探测技术的发展使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在地理上不利于潜艇使用的国家，中国海军发展如果仍以潜艇为核心恐怕未必恰当。

其次，无足轻重的海权论无法满足中国经济发展对海洋的需求。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中国经济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经济利益的延伸需要从更广阔的地理范围思考国家的发展和安全问题，利用经济因素为国家地缘战略发展提供动力，创造机遇。中国目前是一个制造业大国，经济发展对市场、原料、资本、技术的依赖度很高，而且会持续增大。中国既需要从中东、非洲、中亚、拉美以及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也需要从拉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还需要从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国家引进先进技术，更需要遍布全球的市场。[18] 另外，中国的海外投资也越来越多。西方文明的历史表明：“依赖海洋交通的外向型经济结构”才是滨海国家成为海权国家的根本原因。[19] 毋庸置疑，目前中国已经是“依赖海洋交通的外向型经济结构”。鉴于此，中国已经具备发展海权的经济动因。

第二，辅助性海权论对海军作战范围的分析在冷战结束初期曾经发挥过作用，为当时中国维护海上安全提供了理论指导。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它已不再符合中国的现实。

首先，它不能满足中国在安全方面的需要。该构想提出以国际机制而非自助方式维护国家利益，至少在海洋领域是困难的。其次，技术进步提升了海权的重要性和战略地位。在海战中，海洋与陆地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从沿海地区和内陆起飞的战机和发射的导弹同样能干预海战，尤其是发生在边缘海域的战争。此外，随着现代远程精确打击系统的发展，海军对陆地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日益强化。如今的海军舰队与20世纪初的舰队存在着本质差异，其效力不是由武器平台总和来衡量，而是由整个组织中不同的武器平台之间的协同作用来衡量。科技进步也使各种海战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多样化，空中和外太空领域的战争资源被开发，如超音速飞机、远程导弹以及全球卫星系统的发展。最后，来自美国的压力也使该战略不再适用。美国航母编队在侦察卫星的支援下，监控范围可达1 500—1 800千米，与舰载机、水面舰艇和潜艇的对海对岸打击范围基本匹配。此外，美国航母舰载无人机X—47B的作战半径达到1 200—1 500千米，这意味着美国航母可以在中国岸基战斗机作战半径以外游弋。以一个中队12架飞机能够保持60%的完好率计算，即24小时能够出动7架飞机，每架飞机最多可以挂载12枚小直径炸弹（SBD），美国航母具备一天之内对中国沿海目标投放84枚SBD的能力。[20]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一支在近海活动、仅能满足保卫“四海一峡”需要的中国海军根本无法完成保卫海洋安全的任务。

第三，主导性海权论的战略设计比较符合当今中国的实际情况。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无不需要中国发展强大的海权，选择并制定更加积极的海权战略。就中国海权的本质而言，是要发展一种有限的海权。首先，目标有限，即维护中国的海洋利益而非争夺霸权；其次，能力有限，即只是一支地区性海上力量；再次，范围有限，即不超过西北太平洋和东印度洋。中国海权的有限性是由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既定国策和对国际局势的认知与看法决定的。[21]

三、主导性海权战略视域下的中国海军

马汉曾指出，强大的海军必须与正确的海军战略相配合才能够最终实现海权。[22] 谈到海权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最根本的仍然是拥有一支能够对国际政治体系产生影响的海军力量。[23] 因此，海军建设问题是实施主导性海权战略的关键要素。在当今乃至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国家利益拓展主要在海洋，国家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海洋，军事斗争焦点也集中在海洋，应对信息化条件下海上局部战争成为军事斗争的重点。[24] 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海军应该是一支作战能力、海军战略、编制体制、作战理念等各方面都能满足实施主导性海权战略需要的具有较为强大的远洋作战能力的区域型海军。

（一）作战能力

中国海军目前的作战能力无法满足确立主导性海权的需要。着眼未来，中国海军必须要有足够的作战能力保卫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并扩大本土的海上防御纵深。具体而言，中国海军需要提升反舰、防空、反潜、反水雷、两栖战、对岸突击等方面的能力，重点是防空和反潜能力。现代海战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是争夺相关海域或海区的制空权：谁能夺取制空权，谁就能赢得海战的胜利或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控制海战节奏，实现或者达成己方的战役战术目标，从而可以进一步从海洋向陆地施加影响，更有效地为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服务。现代海军除了能够运用舰载航空兵或者海军岸基航空兵力量进行制空权的争夺和维持，还可以利用海军水面舰艇展开有效的空中作战行动，这样不仅能够保护舰艇的自身安全，也能够削弱或威胁敌方航空兵力量，为己方航空兵夺取制空权提供直接支援。因此，对于现代海军和海上军事行动来说，舰队防空或者海军水面舰艇防空是最重要的海上作战样式之一。[25] 此外，中国海军的反潜力量薄弱，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印度、越南等均耗费巨资打造潜艇部队，这对中国的海洋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中国有必要打造一支以大型固定翼反潜飞机为核心的反潜力量。最后，海军还要具备可靠、有效的海基核力量，以弹道导弹核潜艇为核心的海基核力量关系到国家的生存，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二）海军战略

制定海军战略的目的是在战时及和平时期支撑并增强一国的海权，包括为海战做好全方位的准备工作。海军战略可进一步引申为“有计划地、精心筹划地、集中地利用一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人力资源，以确保实现该国的海上长期目标”。[26]

中国海军面临的地缘条件是独特的。从北部湾到鸭绿江口属于大陆边缘海地理特征，也是典型的封闭型海区，既被岛屿或群岛将其与大洋分割，同时又有海峡形成的通道通往大洋海区。这一由黄海、东海、南海构成的封闭海区被称为中国海区。在整个中国海区，存在着领海争端和分裂势力的活动，这使得中国海区成为各种纠纷与危机包围的海区。这种海区地缘特色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根据战争地缘学的观点，在整个冲突地区四边形中，中国大陆仅占有一条边，而潜在的危机和敌对势力却布满其他三条边。这使得中国海军战略不仅要包括维护国家能源和贸易生命线的远海海上通道的安全，还必须包括应对近海的各种威胁。[27]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中国海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是海上敌后游击战，以袭击敌后方交通线为主。[28] 随着世纪之交出现的新军事革命和海洋世纪的到来，中国海军的海上战略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近海防御战略逐渐被远海积极防御战略所取代。这就要求中国海军具备现代条件的中远海防空、反舰、反潜、电子侦察以及远距离兵力投送能力，而对于远距离兵力投送能力，中国海军面对的也不仅是可预见的台海、南海等传统两栖作战问题，而是要在防范和打击三股势力、远海护航、撤侨护侨、参加维和行动等非战争军事两栖行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9] 今后一个时期，需要重点考虑将战略前沿从东北、东南、西南三个方向的沿海地区向外延展，形成涵盖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有限区域的弧形战略地带。

在新的战略中，战略方向划分和战区设置也应有新的规划。可考虑扩大单个战略方向的空间，境内外结合，陆地海洋兼顾，立体拓展。内陆战区向境外作必要的延伸，沿海战区向海洋方向拓展。条件成熟时，可考虑设置独立的海洋战区，以更好地挺进海洋、经略海洋。为保卫国家海上安全，并为中国崛起提供和平稳定的海上安全环境，海军必须要打破近海防御的传统，发展远海前出作战能力，也要具备必要时夺控重要海峡、水道的能力和前出大洋与一流海军相持的实力，以确保国家利益的对外拓展，同时保护既有海外利益不受侵害。

此外，我国海军建设要着力加强远程侦察与预警能力、电子战与网络战能力、大规模兵力投送能力、可持续综合保障补给能力、全纵深打击能力和海上核威慑能力。[30]

（三）装备结构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虽然中国海军的装备已经初具规模，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信息系统建设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一些重要领域的发展仍然非常滞后，因此有必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海军主战武器装备。任何一支强大的海军都以争夺并维持制海权为首要目标，这是一切海上军事行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基础。海战的历史始终围绕摧毀敌人机动力量的目标而发展演变，基本遵循两条线：一是平台线，二是武器线。平台方面主要是舰船本身物理性能的发展，适应恶劣海洋环境的能力提升，满足投送武器需要；武器方面，则是从各类火炮向导弹的发展，在距离和精度上不断跃升。[31]

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使现代海军各兵种战斗装备的任务和作战运用与以往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21世纪的战争首先是系统与系统、体系与体系的对抗。自进入高技术信息化时代以来，利用太空及空中侦察设施对广阔的战区空间、海域实施有效实时监控，并运用远程作战武器对各种远距离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已成为当前海上作战的主要形态。因此，太空及空中的大范围战场信息保障极为重要。[32] 高技术局部战争表明，现代海上作战体系早已不是只靠舰艇及舰队自身的探测手段感知战场乃至整个战区动态，而是利用现代先进信息、通信技术，借助远距离侦察预警飞机、水面舰艇、潜艇乃至外层空间的侦察卫星，实现对广阔海域和空间范围的全天时、全天候、全方位信息探测。在这个能够覆盖整个战区空间的作战体系面前，传统的以数量优势为主的国防力量已经完全过时，不堪一击。

海军作为专业技术最密集、多兵种综合性最强的战略军种，在高技术应用方面尤为突出。特别是天基军事系统的介入，使高技术海上战场环境和战争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侦察卫星系统将海上观察、监视范围大大拓展，同时极大地增强了舰艇的打击和防御作战能力。如卫星通信的应用使现代水面舰艇能够进行可靠的远距离通信，几乎不受天气的干扰；卫星导航使现代水面舰艇的隐蔽机动和远距离精确作战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特别是高精度卫星导航与卫星通信的结合为舰艇的远程作战提供了与电子地图进行地形匹配的工具，使之具备了完全依赖外部平台或卫星数据的能力，对远距离目标实施隐蔽的超视距打击能力；卫星预警则为现代水面舰艇提供了最大限度的防御纵深和拦截能力，以大容量通信卫星系统为枢纽的战区指挥、控制、通信和计算机中心则将整个战区的地面、海上、水下、空中所有作战力量和武器系统整合成攻防兼备的有机整体。[33]

为了适应信息化条件下近海防御和远海防卫作战需要，适应世界强国海军武器发展趋势，并根据中国当前海区自然地理纵深短浅等特点，重点发展以航母为核心的大中型作战舰艇、先进潜艇（战略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和常规潜艇）、远程多功能海上作战飞机、海上（水面、水下、空中）无人作战平台、高性能（对空、对海、对岸）导弹等，同步发展作战保障装备，切实解决制约当前海军体系作战能力特别是远海作战能力的装备短板，加快形成以第四代装备为骨干、以第三代装备为主体的装备体系，形成水下、水面、空中相结合，远、中、近相衔接的立体打击能力。此外，要加强海上新型力量和保障力量建设，适度增编海上特种作战和两栖作战兵力。进一步优化海军指挥结构，适当减少指挥层次，提高指挥效能。

未来，航空母舰是进行海上作战和威慑的战略性力量，[34] 也是海上火力、兵力和信息力量综合投送的主要平台。根据中国航母研制和列装进度，适时组建航母编队，形成海上机动作战的战略“拳头”力量。航母是少数能够在远程机动中保持作战能力的战略性武器平台，也是动用常规武器就能形成战略威慑的重要作战平台。以航母及其舰载机为核心的战斗群具有强大的对空、对海、对陆攻击能力，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家的海上作战能力，[35] 其作为远海作战的核心和关键作用已越来越受到许多国家海军的认同。发展航母对于维护中国国际地位、提高海上威慑和实战能力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军队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航母发展和运用模式，加快发展航母编队，使其在新形势下的海上军事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36] 未来，中国海军将是具备远海区域作战能力的现代化海上作战力量，而航母和两栖攻击舰作为现代大型载机平台，无疑都将是中国海军远海作战的核心装备。[37] 中国海军要完成从近海防御型海军向远洋作战型海军的转型，在兵力结构上也必须将航空母舰和两栖攻击舰作为发展重点甚至是核心。

（四）作战理念

为完成主导性海权战略所赋予的任务，中国海军的作战理念必须从原来的海洋拒止向夺取并使用制海权转变。[38] 所谓海洋拒止，就是阻止敌人自由使用海洋，这是一种弱势海军被动应对的防御态势。而制海权是指在战时实现对海洋的占领，它涉及某一限定的时间和区域，即对战争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航线和海域，用以确保对己有利的航线，同时阻止敌方利用这些航线。[39] 从本质上说，制海权就是为了特定目的而对海上交通实施控制。控制海洋并非像控制陆地一样占领某些固定的据点，因为海上并无此类据点。从这个角度来说，“控制”是指具备自由活动于海路、不受明显阻碍或对抗的能力，以及阻止敌方获得此类行动自由的能力。[40]

谈到制海权，就不得不涉及海上控制。海上控制能够使海军部队建立局部优势，同时阻止敌方获得同样优势。海上控制的基本元素是水面战、水下战、打击战、水雷战、防空和导弹防御、海上领域意识、情报、监测和侦察。建立海上控制需要向岸上投射力量以便消除威胁，或者控制海岸地带。相应地，要在岸上投射力量，就要求在邻近海域和空域建立海上控制。由此可见，海上控制和力量投射是相互加强的关系。这种功能可以支援海军保卫国土、击退进犯并加强伙伴关系。[41] 此外，制海权也意味着控制海上交通线。

当然，制海权分为不同的强度，即对海洋局部和全部的控制。在理论上，即使实现绝对的、完全的制海权，并不能保证取得绝对胜利。因此，在战争中，制海权的目标在于阻止敌方通过海洋实现其商业和军事目的，而且所采取的行动要对战争的结果有决定性影响。当一方独占海上交通线，导致另一方无法使用时，便达到制海权的目的。在当今世界中，大多数国家及其国民经济很大程度上都依赖海上交通线。因此，如果一方控制海上商业交通线，就有可能扼制另一方的经济发展，但这需要通过长期部署才能实现。

此外，取得制海权能够保证军力到达任何海岸。这主要通过水陆两用装备和后勤支援来实现。显而易见，海军可能直接介入陆战，尤其是通过航母中的航空器及水面舰、潜艇和空军部队发射的巡航导弹实施介入。[42] 有鉴于此，中国海军的作战理念必须从传统的海上拒止向海上控制转型，以适应未来变化的海上安全形势。

结束语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国家利益拓展的持续推进，未来和平发展的主要支撑点将逐渐从内陆转向海洋，走向海洋是中国崛起的必然选择。事实上，冷战结束后，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的地缘战略重心也正在从陆地转向海洋。[43] 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以及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的需要。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力的持续增长，中国的海外利益也持续拓展，发展海权成为现实需要。一方面，各种海上外贸航线、石油航线和海上战略通道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意义越来越重大，需要予以保护。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派驻人员、劳务人员及海外华侨、华人需要国家提供保护。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如何保护遍布全世界的海外利益，是时代赋予中国主导性海权的新使命。这种主导性海权在平时表现为武力威慑、危机处理、人道主义救援、海盗打击等，战时则表现为争夺制海权、远洋护航、保护海上交通线。作为实施该战略的主导力量，中国海军必须在作战理念、军种战略、编制体制以及作战能力方面进行转型、转变或提升，以满足实施主导性海权战略的需要。中国海军不仅要具备在第一岛链内执行近海综合作战的能力，而且要突破第一、第二岛链，前往影响国家战略安全的更广阔大洋水域执行各种任务，实现向远洋攻防战略的转型。作为中国海权的核心构成部分，拥有一支具有强大作战能力的远洋海军将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海洋强国，并深刻而长久地影响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

中国崛起将不可阻挡，但必须要在海洋领域为其未来的世界强国地位做好准备，也就是说，要为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后的安全和发展需求提供支持和保障，而只有建立主导性海权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对于中国来说，建立主导性海权将在更高层次上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国的安全和发展提供直接保护，并有利于扩大海外影响力，同时在和平时期可以对潜在敌人进行有力威慑，在战时则克敌制胜，从而在整体上更好地支撑中国作为未来世界强国的战略地位和身份。

[1] 倪乐雄：《文明转型与中国海权》，文汇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页。

[2] 杨震、方晓志：《论后冷战时代世界海洋战略格局中的中美海权合作》，载《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3期，第104页。

[3] RAND Corporation, The Future of Sea Power in the Western Pacific, 2013, p. 1, 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briefs/RB9700/RB9709/RAND_RB9709.pdf.

[4] U.S. Department of the Navy,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Forward Engage Ready, p. 37.

[5] Ibid., p. 11.

[6] 张露：《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与中美关系》，军事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139页。

[7] [美]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争夺中的全球公域——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美国势力的未来》，付晓兰等译，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5页。

[8] 同上，第61页。

[9] 姚莹：《解决中日东海争端的司法路径探析》，载《当代法学》2011年第3期，第24页。

[10] 刘江永：《钓鱼岛之争的历史脉络与中日关系》，载《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3期，第18-20页。

[1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Maritime Security, September 2005, p. 5, http://www.dhs.gov/xlibrary/assets/ HSPD13_MaritimeSecurityStrategy.pdf.

[12] 石家铸：《海权与中国》，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7页。

[13] 同上，第17页。

[14] 同上，第17页。

[15] 同上，第17页。

[16] 杨震、杜彬伟：《基于海权视角：航空母舰对中国海军转型的推动作用》，载《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3期，第70-72页。

[17] Bryan Clark, Is America’s Dominance Below the Seas Coming to an End? January 27, 2015, p. 3,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s-dominance-below-the-seas-coming-end-12125.

[18] 蒲宁著：《地缘战略与中国安全环境的塑造》，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

[19] 倪乐雄：《中国海权战略的当代转型与威慑作用》，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第25页。

[20] 张明：《中国海洋侦察与打击体系和美国的对策》，载《舰船知识》2013年第8期，第58-59页。

[21] 杨震、周云亨：《中国海权战略选择与战略海疆拓展》，载《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1期，第148页。

[22] [美]阿尔弗雷德·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

[23] 师小芹：《论海权与中美关系》，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24] 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编著：《战略学》，军事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

[25] 潜水熊：《中国舰队防空路在何方》，载《现代舰船》2015年第4期A，第35页。

[26] [德]乔尔根·舒尔茨、维尔弗雷德·A. 赫尔曼、汉斯—弗拉克·塞勒编：《亚洲海洋战略》，鞠海龙、吴艳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27] 管带：《中国海军：转折的年代（8）》，载《海陆空天惯性世界》2013年第5期，第2-3页。

[28] 师小芹：《小型舰艇的历史定位与中国式均衡海军》，载《军事历史》2011年第1期，第39页。

[29] 银河：《需求牵引变革——中国海军两栖作战力量发展趋势》，载《舰载武器》2015年第6期，第35页。

[30] 张露：《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与中美关系》，第183页。

[31] 陈弋泽：《中国航母最缺电子战飞机》，载《现代舰船》2015年第6期A，第31页。

[32] 天鹰：《也谈“郑州”舰实兵对抗的失利》，载《舰载武器》2015年第6期B，第29页。

[33] 天鹰：《高歌猛进——军事技术进步与中国海军力量的成长壮大》，载《舰载武器》2014年第1期，第36页。

[34] 杨震、赵娟、卞宏信：《论海权与航空母舰时代的中国海军建设》，载《世界地理研究》2013年第4期，第46页。

[35] 潘文林：《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漫谈中国舰载战斗机大小选择（下）》，载《舰载武器》2015年第6期B，第17页。

[36] 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编著：《战略学》，第212页。

[37] 银河：《需求牵引变革》，第43页。

[38] 杨震、赵冰、赵娟：《论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观念的发展》，载《世界地理研究》2014年第3期，第31页。

[39] [德]舒尔茨、赫尔曼、塞勒编：《亚洲海洋战略》，第16页。

[40] [美]米切尔·B.辛普森三世：《从马汉到科贝特：海军战略理论的演进》，罗伦士译，载《现代舰船》2015年第1期B，第28页。

[41] U.S. Department of the Navy,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p. 22.

[42] [德] 舒尔茨、赫尔曼、塞勒编：《亚洲海洋战略》，第17-18页。

[43] 张露：《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与中美关系》，第183页。

谢选骏指出：中国海军建设迟到了一百年，要是一百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想法，那就算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了。只是现在，这样的想法和作为，都太过时了。

【26、中国海外警察站整合全球各大城市】

《从纽约到东京 中国海外警察站遍布全球各大城市》（中央社 2023-04-20）报道：

美国执法官员最近逮捕两名涉嫌在曼哈顿唐人街运作中国”秘密警察站”的纽约居民，这类遍布美国各地的非法组织，不过是北京用来镇压海外异议人士的冰山一角。

政治新闻媒体Politico报导，除了纽约，北京当局也在伦敦、罗马、东京、多伦多等全球各大城市广设海外警察站。

美国司法部本周起诉两名华裔居民，指控他们在曼哈顿运作中国秘密警察站，追踪海外异议人士，凸显北京日益将触角延伸至海外，骚扰和压制全球各地的批评者。

这也显示北京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在西方国家内部发挥影响力并侵犯他国主权，且多能规避执法。

欧美的安全机构正在调查100多个设施，一个倡议组织去年9月揭露这些设施是中国安全机构的海外据点。在美国，除了本周锁定的目标外，至少还有两个所谓的海外服务站。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MichaelMcCaul）说：”这些秘密警察站暴露出中共公然无视且不尊重美国的规则和隐私。”他敦促拜登政府”根除这些侵犯美国主权的行为”。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Mike Gallagher）昨天在声明中表示，中国秘密警察站使美国成为”独裁者猎场”的风险增加。

总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去年9月揭露中国在21国共25座城市秘设首批30个海外警察站。到了12月，北京在美国、加拿大、奈及利亚、日本、阿根廷和西班牙等国家/地区设立的这类设施已增至100多个。

保护卫士在报告中说，设立这些警察站的目的之一是”说服”涉嫌犯罪的中国公民返回中国。

至少有5国政府证实，其中至少有一些确实是中国政府的行动，这些行动违反了禁止外国警务人员在其境内活动的法律。英国、日本及荷兰等国家正在对其他中国海外警察站展开调查，但尚未逮捕与这些行动有关的个人。

德国政府上个月透露，北京拒绝遵守柏林对关闭境内两个非法中国警察站的要求。希腊警方去年12月宣布，他们正在调查中国在雅典市中心的类似行动。荷兰媒体去年10月报导境内存在两个非法的中国警察站，北京当局予以否认，荷兰政府承诺将调查这些指控。爱尔兰政府则于同月下令关闭都柏林一个类似设施。

英国内政大臣菲利普（Chris Philp）今天表示，据报至少有3个中国非法警察站在英国运作，警方仍在持续调查相关情事。

保护卫士在报告中说，多伦多地区有4个这类据点，温哥华地区有3个，蒙特娄地区还有2个未列入名单。加拿大媒体上个月引述机密情报文件报导，北京曾干预加拿大2019年和2021年联邦选举，使中国在加拿大的潜在恶意活动成为热门话题。

Politico报导，中国在海外的非法警察站并不容易被发现。北京将其设置在看似合法的企业或组织中，为他们的行动做幌子，并且谨慎经营，不宣传真实目的。当地的知情者也不愿与当局联系，因为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报复他们或在中国的家人。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中国研究员王亚秋（Yaqiu Wang）说：”我想一定还有更多，只是没被列在某些公开网站上。”

若干欧洲人士希望，纽约起诉涉嫌运作中国秘密警察站的华裔居民，将有助在全球推动更多相关行动。

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翰（ReinhardButikofer）表示，欧洲应该”利用”美国在纽约行动所提供的机会，让民主国家团结起来，”向中国展示它的局限性”。

网民嚎叫：

iask 发表评论于 2023-04-20 11:22:11

可笑的是中共，成立这种站点还开庆祝会。视频广为流传

Moon_cake 发表评论于 2023-04-20 08:26:02

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父母，在中国受的迫害还不够吗？难道到了美国还要受他们的迫害？到了美国说话还要三思而行，左顾右盼，生怕在被人家听见，被告发？

Moon_cake 发表评论于 2023-04-20 08:22:34

中国在美国建立秘密警察，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有人举报福建同乡会的这两位先生，威胁恐吓政见不同者，经常有人告诉我，说话要小心，天呐，这是美国，不是中国，中国的势力已经伸延到美国了，在美国批评中国都不行。

追求永生 发表评论于 2023-04-20 07:58:17

老兄知道什么是雷锋精神吗？在美国邪教都可以成为合法存在，合法存在的有很多藏污纳垢，这些东西给雷锋提鞋都不配。你就少些天真吧。那些无良政客为世界和平、为美国大众，鬼才相信。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3-04-20 07:25:00

追求永生：中國政府想在海外發揚雷峰精神，問題是有沒有依法登記？

追求永生 发表评论于 2023-04-20 07:48:43

哈哈，我怀疑你这是指桑骂槐。世界上确实有你说的国家，而且是明着干的，代表不是中国。至于秘密机构什么的，你能找到干他就是，找不到，吓唬人没用。难道你恫吓一下，世界上那些密谋犯罪的人就消失了？

unanimous 发表评论于 2023-04-20 07:25:45中国绝对不允许别的国家在中国的领土上建立秘密警察，而自己却想“解放全人类”， 无中生有的捏造间谍案，搞人治外交，欺软怕硬，也就欺负美国这样的国家，对巴基斯坦和阿拉伯国家，还有俄国，一个臭屁不敢放

追求永生 发表评论于 2023-04-20 07:44:35

朋友这不就是重复毫无信誉的中央社吗？唯一算作事实的就是两个嫌疑人。注意，嫌疑不等于定罪。即使定罪，也不能推论中央社的结论。你看那个大使馆被驱逐的人罪名可以算在大使馆头上。这是常识，心里有话能拿到明面上说吗？

unanimous 发表评论于 2023-04-20 07:25:45中国绝对不允许别的国家在中国的领土上建立秘密警察，而自己却想“解放全人类”， 无中生有的捏造间谍案，搞人治外交，欺软怕硬，也就欺负美国这样的国家，对巴基斯坦和阿拉伯国家，还有俄国，一个臭屁不敢放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3-04-20 07:25:00追求永生：中國政府想在海外發揚雷峰精神，問題是有沒有依法登記？

谢选骏指出：“中国”海外警察站整合全球各大城市，但是这并非中国文明整合世界，而是主权国家在互相角力、肆意妄为、加剧冲突、污染地球。

【27、中国梦迟到了一百年】

《海兴则国强民富，海弱则国衰民贫——读（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论>有感》（汪兰 2017-01-13）报道：

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曾说：“谁能控制海洋，谁就控制世界”。航海家郑和也有言：“国家欲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国父孙中山先生游离考察欧美各国，留心观察近代世界，也得出结论：“海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近日研读《海权论》，马汉直截了当地指出：“所有帝国的兴衰，其决定因素，都在于是否拥有强大的海权，能否控制海洋。”由此，马汉被称为“近代海权之父”。

纵观世界近500年的历史，世界历史上各大国的崛起，都与海洋息息相关，历史证明：海兴则国强民富，海弱则国衰民贫。从15世纪开始，远离欧洲心脏地区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依靠被大西洋和地中海两大水域包围的独特地理位置，凭借一艘艘满载而归的帆船，相继踏上了海上强国之路，并一度称雄世界。随后的17世纪，荷兰凭借强大的海军和雄厚的造船力量，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马车夫”。而英国更是在“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全世界”观念的驱使下，依托强大的海军与经济实力、地缘优势，先后战胜西班牙、荷兰、法国，终成“日不落帝国”。而美国，也在马汉海权论思想的指引下，成为新一代海洋霸主，让星条旗飘扬在世界的海洋上。我们的近邻日木，1894年在中日甲午海战战胜中国北洋水师，1904年在日俄海战中倾覆俄国舰队，最终因获海洋之利快速崛起。但是反观近代中国，由于受传统陆疆观念的束缚以及相对保守封闭的文化传统，在经历“康乾盛世”的余晖后，奉行“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把海洋拱手让给了西方。然而，西方却凭海洋之力开始叩击中国的国门。鸦片战争的爆发，让我们饱尝忽视海洋的代价。海洋，一个中华农耕民族眼里曾经赖以平安生存的天然屏障，原本以为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天然长城，在失去海权庇护的情况下，却成为入侵中国的便捷通道。中国近代的耻辱史就是从海洋开始的，中国的国门也是从海洋方向被西方列强打开的。所以说，海权，是国家强盛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

当然，古代中国也有着非常久远的开发利用海洋的历史。但是，中华民族并不是善于利用海洋的民族。我们举一例便可窥见一斑。我们南方河流众多，南方人也往往通水性、擅水战，但内河与海洋相比，仍然是比较安全的场所。中国修建的京杭大运河在走势上与中国的海岸线基本平行，但同一时期中国却没有充分利用海洋进行运输，反映出中国人民海洋意识的薄弱。

及至今日，海洋已经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二空间、气候的“调节器”、未来交通的咽喉、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但是，我们国民的海洋权益意识仍然非常薄弱。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就是，我们相当多的国人在头脑中有一个固化观念，即提起国土面积我们仅知道960万平方公里的“黄色国土”，却不知晓近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

当我国的辽宁舰开始劈波斩浪于潜流汹涌的东海，当我国的海监船穿越于暗礁密布的南海，当我国的核潜艇游弋于广袤的太平洋，当我国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创造载人深潜最新记录之际，意味着辽阔的海洋离我们不再遥远，让我们不再陌生。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国民海洋知识的缺乏和海洋意识的淡薄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不是近年来黄岩岛事件和钓鱼岛主权之争的持续发酵，以及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南海仲裁案，可能我们大多数国人的海洋意识还处于沉睡状态。众所周知，海洋意识是一个国家乃至个人对海洋价值和重要性的基本判断，它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开发利用的方向上投入力度的大小，是走向海洋强国的重要环节，历史经验已充分表明这一点。除了国民海洋意识薄弱之外，我们在开发利用海洋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海洋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海洋资源开发混乱、海洋开发技术落后、海洋利用的国际环境恶化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让人欣慰的是，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用实际行动践行“海洋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明显上升、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和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更加重要、海洋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海洋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色更加显著”的重要论断。“向海而兴，背海而衰”，这是我们结合历史而得出的深刻教训，从而做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正确决策。但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向海洋获取新资源、拓展新空间的综合实力竞争愈演愈烈，加之美国实施“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我们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严峻挑战。持续至今的南海仲裁案就给我们一个警醒：面对这一不合理、没有事实根据的仲裁结果，我们不仅要置之不理，当做废纸一张，还应该坚定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伴随着我们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们必须要在世界海洋秩序的演变过程中，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尽可能让新的海洋秩序体现中国的利益、价值观念和政治理念。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在世界海洋中的最终收益状况，将取决于中国能多大程度影响世界海洋秩序演进发展的方向及其规则的塑造。

再者，我们要继续深化国民海洋意识的培养，让海洋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学校、进入社区、走进大众。唯有重视海洋意识的培养，增强全民海洋资源意识、海洋经济意识和海洋安全意识，才能真正让走海洋强国之路托起中国梦。

谢选骏指出：中国梦迟到了一百年——要是在马汉时代就出现了中国梦，那么中国梦就算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了。

【28、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海陆二元的国家】

《近代国人海权观念的演变》（光明日报 2021-02-08）报道：

古代中国海洋意识比较淡漠，这主要缘于海洋与多数国人生产生活方式的相对疏离。古代中国发展路径基本上以内陆农耕文明为主，与游牧文明时有碰撞交流，偶有走向海洋之举，皆大抵源于君主个人种种目的或某个阶段特殊需求，缺乏走向海洋的根本动力。秦皇汉武之际的海洋探索不过是为君王“求仙访药”的独奏；郑和下西洋也因“远航的御用政治性注定了其不可延续”（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页）。然而，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叩开国门，国人从对海洋的相对漠视之中苏醒过来，加强了对浩瀚大海的探索与思考，海权观念随之萌生并逐步发展。

从被动到主动：海防范围的延展

据学者研究，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百余年间，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入侵舰艇1860多艘，入侵兵力达47万人（许华：《海权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8年第5期）。外患时常自海上来，催生了中国社会精英的海防观念。

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根据敌我军力和武备优劣之势，提出以守海口为主的近岸防御思想。他主张“以守为战，以逸待劳，固守藩篱，使之坐困”的海防战略。“若令师船整队而出，远赴外洋，并力严驱，非不足以操胜算。第洪涛巨浪，风信靡常，即使将夷船尽数击沉，亦只寻常之事，而师船既经远涉，不能顷刻收回，设有一二疏虞，转为不值，仍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之百无失也”。“此时不值与之海上交锋，而第固守藩篱，亦足使之坐困也”（《林则徐集·奏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62、884页）。林则徐建议清廷从长计议，着手海军建设：“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时亦不可不亟为筹划，以为海疆久远之谋。”（杨国祯：《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然而，这些建议并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甚至招致批评。

林则徐与略晚的魏源，皆认识到西方列强之优势在于船坚炮利，因此，船炮力量与先进装备成为中国海防之必需。魏源还将林则徐“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的构想，升华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强调“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海国图志》，李巨澜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

19世纪70年代中期，列强同时觊觎中国之东南沿海与西北边疆，“海防”与“塞防”便一并尖锐地摆在清廷面前。海防与塞防到底孰缓孰急？一时争议四起。

李鸿章认为海防是当务之急。若西北边塞失守，“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2页）；如果海防塞防同时着手，朝廷必“财用极绌”，陷入窘境。

时任湖南巡抚王文韶则极力主张以西北塞防为重。“时机之急，莫此为焉”，“目前之际，尚宜全力西征”（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十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023~4024页）。

左宗棠其时身负西北塞防重任，却能超出目力所及，从国家全局出发，提出海防塞防并重。他主张“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皆绝不能停兵节饷，“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张侠等合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221页）。

海防与塞防之争的结果是：海防和塞防事务同时并举，议论多时的近代海军建设也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海防与塞防之争标志着传统国防观念向近代国防观念的转变。然而，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清廷加强海防的努力彻底失败。

进入民国时期，一批有识之士为改变自晚清以来海防战略保守、被动的局面，加强国家自卫能力，提出“不得不另开蹊径，以讲求适应时宜之海防”。1935年，胡宗谦提出“攻势防御”的海防思想，意在既需具备自卫之能力，又可于外海具备有效之攻击力量。为此，他主张建设三道防线，即“潜水艇防卫”“海港军港建设”“江河要塞及内陆要塞建设”（胡宗谦：《国防破碎中之中国海防与海军建设问题》，《前途》1935年第3卷第8期）。1940年，吕超也提出“三道防线说”。他认为“一国的国防，军事学家向来把它划成三道防线，以敌人的领土领海为第一道防线，以本国国境为第二道防线，以本国内陆为第三道防线”（吕超：《怎样发展我们的海军》，《海风月刊》1940年创刊号）。吕超强调加强力量于第一道防线，以掌握制海权。其具体谋划虽与胡宗谦之主张大不相同，但核心意旨却是殊途同归，即将第一道防线置于远海。1941年，“新海军运动”的发起人郭寿生提出中国海防可分为“外海防线”与“内海防线”。

受“唯有攻势的防御，才是有效的防御”思想之影响，无论是“三道防线说”抑或“内外二道防线说”，皆主张将近海的“守势防御”转为远海的“攻势防御”，如此“就可以在敌人侵入我领海之先，与敌人以相当的打击”（刘纯巽：《中国海军在抗战时期中之主要任务》，《海军整建月刊》1940年第1卷第3期），破坏敌人强行登陆或侵入内地的企图，进而形成有效自卫，捍卫民族主权。

西方列强的重重压迫，也刺激了近代国人积极思考太平洋形势。他们开始将中国视作“太平洋国家”，并作宣誓式表态，“我们须以太平洋主人的地位，树立中国之太平洋的国策”。这种以主人翁自居的信心，并非如同帝国主义列强般，是为谋求侵略和掠夺，而是主张一切国防外交政策，皆应以太平洋为出发点，中国应该承担起维护太平洋地区安定与和平的责任。历史学家、政论家胡秋原提出，“我们生于太平洋时代，又为太平洋国家，自不能不注视太平洋，不能不以太平洋的安危为己任。我们一切国防外交政策，不能不以太平洋为出发点”（胡秋原：《中国的太平洋：论我国策之基点》，《海军杂志》1942年第14卷第12期）。

从军事到经济：海权意识的国际化

马汉是美国近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其海权理论具有世界性影响。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又译为《海权论》）一书，标志着其海权理论的提出和确立。马汉视军事控制、海运开拓、海外贸易为海权的有机组成部分，认为“海权其义甚广，它不仅包括通过海上军事力量对海洋全部或一部的控制，而且也包括对和平的商业和海上航运业的控制”，影响各国制海权的主要条件包括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性格、政府特征（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论》，欧阳瑾译，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26~27页）。

1900年，日本乙未会主办并在上海发行中文月刊《亚东时报》，开始连载《海上权力要素论》，这是海权理论第一次传入中国本土。1909年，深受海权理论影响的中国留日学生，以“讨论海军的方法、普及国民海上知识为宗旨”，在东京创办了《海军》季刊，针对海权问题进行集中讨论。1927年创刊的《海军期刊》，从第一卷第6期开始连载唐宝镐翻译的《海上权力之要素》，首次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核心内容介绍给国人。

马汉海权理论的传入，促进了国人海权思想的形成发展，开始将国家发展与海权联系在一起。时人提出“凡一国之盛衰，在乎制海权之得失”（海涛：《海军军人进级及教育之统系》，《海军》1910年第2期）。“我国苟不欲提高国际地位，保疆土之安全，并谋民族之发展则已；否则必须全国上下，对于海上权力之重要，有明确的认识，效法欧美日本，对于此种国防上必要之建设，协赞进行，尤须广育人才，以为群策群力之助。政府方面，更须兼筹并顾，而予以有可为之机能。巩固疆圉，维系和平，发扬国光，繁荣民族，合此无他道也”（陈绍宽：《对于国防上之感想》，《东方杂志》1936年第33卷第1号）。

海权理论传入之后，国人海权观念呈现出国际化趋势，突破了过去单一的军事维度，视野延伸到海洋经济与贸易，甚至提出了以海兴国的设想。时人提出，海运为国家进化所必需，是“一国命脉之所在，凡发达的国家必定强盛，落后的国家必定衰弱”（魏文翰：《海运的基本认识》，《海建》1948年第1卷第2期）；而海洋贸易则成为民族繁荣之命脉，“在现代国际经济剧烈竞争，利害时相冲突之下，欲使民族繁荣，必须发展海外贸易，实属毫无疑义者”（吕德元：《海军与民族消长之关系》，《海军杂志》1935年第8卷第4期）。

孙中山提出了以海兴国的构想。1919年，他完成了关于振兴中国实业以实现国民经济近代化的专著——《实业计划》，大力倡导军港、商港、渔港建设，与陆岸铁路形成联运，以沟通内外，促进国民经济兴盛发达。

时任海军总长、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的海权认识与孙中山如出一辙，将海权、海军、贸易视为一体，互为支撑。“领海完全与否，全看海军……如果海权能够扩张，那末工业商业才可制胜。因为有了海军，则商舶不致受人欺凌，尽可将我们的工商品运到他国，来交换贸易，吸收他国的金钱”（高晓星编：《陈绍宽文集》，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自卫与和平：不变的价值诉求

自晚清至民国，国人皆将海军视作我们这样一个滨海国家的“障身之具”“防卫之道”。时人倡议整顿军备之目的，“纯为自卫而非征服，纯为防御而非发展”，“不胁威，不侵略”（郭甄泰：《东北海防》，《东方公论》1930年第21期）。在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之中，“发展海军，也就是救亡的重要途径了”（李一萍：《明日的中国海军》，《先导》1933年第1卷第8期）。“惟有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终，艰苦贞定……力事讲求，为实在可以自立之计，为实在能御外患之计”，从而达到“庶几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的效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拟筹海防应办事宜折》，《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这是一种面对危机的策略性应对和加强自我防卫的努力，并没有对外扩张的诉求。

对外侵略扩张，是近代西方列强所看重的海军主要功能。西方近代海军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并发展壮大的。海军成为西方列强对外殖民扩张所依赖的威慑力量，是其维护自身利益和进行海外侵略掠夺的一个主要兵种，其发展壮大历程充满血腥与罪恶。而在近代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中，和平始终是主旋律。无论是晚清时人在船坚炮利刺激下产生的“借以为我所用”的意识，还是民国时人在海权理论影响之下萌发的以海兴国的体悟，都是一种“和平自守”的态度和主张。

近代国人海权观念历经演变，但自卫、和平的价值诉求一直未变，这与中华文明的和平传统一脉相承，是一种迥异于富有扩张性之西方文化的和平传统。在中国传统的“天下”空间概念中，“平天下”是人生目标的最高层次，依靠的是“陶冶万物，化正天下”的仁政，展现的是一种“文德徕远的世界主义”。“这种非强权的，建立在和平主义、伦理主义基础上的世界主义，是中国人宏阔的空间概念和崇高的理想境界”（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上册〕，第250、251页）。

谢选骏指出：上文看来不懂，我在1988年的《河殇第一稿——走出黄河心理（延安精神）》里就已提出的基本事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海陆二元的国家，只是一再被内陆国家所征服。例如周、秦、五胡、辽、金、元、清，都是这类货色。具体说来，北朝中国比较面向内陆，南朝中国比较面向海洋。

（另起一页）

书名

《海权论》煽动和策划了美西战争

"On Sea Power" incited and planned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

2023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43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