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241卷 间接路线战略之下的内在敌人 The Enemy Within Under the Indirect Route Strategy

 间接路线战略之下的内在敌人

The Enemy Within Under the Indirect Route Strategy

2023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41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41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战略论：间接路线》是英国人写的书，但是从中却可以看到共产国际的战略——苏联它们是如何通过培植“内在的敌人”这种“间接路线战略”，一步一步地征服中国大陆的，所以我把《内在的敌人》和《真实的汪精卫》两书与之合为一卷，借以思考观察历史的脉动。因为，汪精卫是日本安插在中国的“内在的敌人”，正如共产党是苏联安插在中国的“内在的敌人”——这些都是英国人所揭示的“间接路线战略”。

Content Summary

"On Strategy: The Indirect Route" is a book written by the British, but from it we can see the strategy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 how the Soviet Union conquered China step by step by cultivating the "indirect route strategy" of "inner enemies" Mainland China, so I combined the two books "The Enemy Within" and "The Real Wang Jingwei" into one volume, in order to think about and observe the pulse of history. Because Wang Jingwei is the "inner enemy" that Japan placed in China, just as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inner enemy" that the Soviet Union placed in China-these are the "indirect route strategies" revealed by the British.

（另起一页）

【第一部分】

【战略论：间接路线】

【第二部】

【内在的敌人】

【第三部分】

【内在的敌人·附录】

【第四部分】

【真实的汪精卫】

（另起一页）

【第一部分】

【战略论：间接路线】

【导论、中国大陆政治改革为何不能成功】

《大战略与间接路线——谈李德·哈特及其战略思想》2020-10-08 CISS读书社）报道：

李德·哈特是与克劳塞维茨齐名的军事思想家。如果说克劳塞维兹是19世纪欧美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影响了以老毛奇为代表的普鲁士军人，并随着普鲁士在1866年普奥战争、1870年普法战争中的胜利，扩散到整个欧洲，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李德?哈特则是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之一，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与富勒等人开创的“机械化战争”理论推动德军“闪电战”思想的形成，改变了战争样式。他独创的“间接路线”成为西方军事战略的理论范式，影响了多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思维模式。他的名著《战略论：间接路线》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马汉的《海权论》、孙武的《孙子兵法》，一同在军事学山巅之上闪耀着理论光辉，成为有志为将者的必读书。

  一、

哈特的理论贡献之一，是界定了战术、战略、大战略、政策四个概念，理清了几者间的关系，作出了区分。

哈特重点讨论的是战略。在他眼中，战略就是“为将之道”，从而将战略限定在单纯的军事战略范畴。他将战略定义为“分配和使用军事工具以达到政策目标的艺术。”[1]而“当军事工具的运用，最后终于和实际战斗合而为一的时候，此时如何处理和控制那些直接行动的方法，遂被称为战术”。[2]大战略则是“指导如何进行战争的政策”，任务是“协调和指导一个国家或一群国家的一切力量，使其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3]。

关于战略与战术的关系，哈特和老毛奇观点一致。老毛奇认为，“总参谋部的任务是在战争打响前谋划战争，战斗一旦打响，总参谋部只给各军领导规定战略目标，而达到目标的执行方式由各军领导自己决定，由他们发挥主动性。”在哈特和老毛奇看来，战略是谋划战争，战术是遂行战争。在时间上，以战斗打响为界，战略在前，战斗在后。

关于战略与大战略的关系，哈特以军事为界，战略运用军事工具，而大战略运用一切工具，包括人力、经济、精神等资源和外交、经济、宣传等手段，军事只是大战略使用工具的其中一种，军事战略是大战略的一部分。在视角上，战略以战争的地平线为界，只管战争，而大战略的视角却要超越战争，看到战后的和平。战略研究以赢得军事胜利为限度，而大战略必须具有更深远的观念——赢得和平。哈特指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一个较好的和平”。“假如你只是集中全力去追求胜利，而不想到它的后果，那么你就会过分的精疲力竭，而得不到和平的实惠。这样的和平一定是一个不好的和平，蕴含着另一次战争的细菌。”[4]哈特批评的矛头显然指向凡尔赛条约。赢了战争，输了和平，不正是那一代欧洲领导人没有区分战略和大战略的恶果吗？

在大战略之上，哈特认为还有更高的层次，就是政策。此刻，克劳塞维兹的身影出现了。哈特以克劳塞维茨“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5]作为立论基础，他认为，政策决定了战争的目的，决定了大战略的目标，还决定了各种工具的使用，包括使用还是不使用以及多大程度使用战争工具。

简单总结下，哈特建构了一个政治军事关系结构，政策是顶层设计，决定战争的目标；大战略使用一切工具来实现目标；战略作为大战略的一部分，通过谋划战争行动来实现目标；战略确定后，进入具体战争，也就是战术。

通过如上区分，哈特界定了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官的分工。战争是军人的事，将领的任务是制定战略、执行战术，而政策和大战略则是政治家的事。军事指挥官受命于政治领导人指挥战争，政治领导人确定并告之军事指挥官战争的目的，军事指挥官运用军事工具达成目标，政府不应干涉军事指挥官如何运用他的工具，军事指挥官也不应插手政治领导人制定政策和实施大战略。

职业军人出身的哈特理想中的军政关系是各司其职、相互尊重彼此专业领域，而不是军政不分、相互跨界。他在另一本名著《山的那一边：被俘德军将领谈二战》中，对希特勒干预东线德军前线指挥官的军事战略和一线指挥提出了严厉批评。另一方面，哈特主张将领必须了解政治。他比较了一般将领与“统治者将领”在战略上的区别，认为只有像拿破仑和普鲁士的腓特烈这样拥有绝对地位、大权在握的统治者才有资格单纯从军事角度思考战略，而作为民主政府公仆的一般将领，其所有军事努力都必须仰仗雇主的支持和信任，在时间和成本上的自主权都更小，在制定战略上必须看老百姓“脸色”，必须让军事目标适应手段。

  二、

哈特的理论贡献之二，是提出了“间接路线”。他通过对希波战争以来西方历史上30场战争、280个战役的研究，发现其中只有6个是用直接路线，即集中兵力直接进攻敌军主力获胜的，而其余均为间接路线制胜。他将间接路线发展为8条公理，正面6条是：

1、调整目标以适应手段；

2、心中经常保持目标而计划则应适应环境；

3、选择敌方期待最低的路线或方向；

4、利用抵抗最小的路线；

5、采取能同时到达几个目标的路线；

6、计划和部署必须有弹性而能适应环境；

反面2条是：

7、当对方有备时勿倾全力作孤注一掷的攻击；

8、失败后勿用同一路线或同一形式再发动攻击。[6]

哈特对一战胜利原因的分析，最能说明他的“间接路线”致胜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将一战决定性落幕的日子定为1914年8月2日。当天凌晨，时任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下令动员英国海军。而那一天，大战还未真正打响。虽然英国海军在整个一战期间打得最大战役只是不成功的日德兰海战，但哈特认为，正是英国海军对德国的封锁，比起任何其他因素，包括西线的几次大会战，为协约国赢得战争营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基于间接路线，哈特对一战英军战略提出了批评。他对西线长年的战壕战深恶痛绝，不仅支持丘吉尔提出的攻击达达尼尔海峡以及后来的加利波利登陆，更质问为什么没有采纳时任第一海务大臣费希尔海军上将提出的波罗的海计划，即在德国海岸实施两栖作战，直取柏林。在哈特看来，西线马恩河、索姆河、凡尔登等大会战，都是直接路线，除了沉重的伤亡，对赢得战争作用并非决定性的，而对加利波利、巴尔干、波罗的海等敌人防线的薄弱环节发动奇袭的间接路线，才有缩短战争进程的希望。

基于对间接路线的研究，哈特对进攻与防御、集中兵力与分散兵力、行军路线选择、作战与后勤等关系做了独特阐述。

关于攻与守，哈特认为，主动攻击往往并非是致胜关键，通过己方军力调动、设置诱饵陷阱等方式，迫使敌人处于不利的地理位置，或在补给线被威胁、与后方基地联系被切断等困境下，被剥夺行动自由，失去心理平衡，被迫发动攻击，而己方采取战术性守势，通常会占得优势。这方面的战例包括西庇阿对汉尼拔的扎马会战，俄军面对入侵的拿破仑大军的避战。

关于战斗与运动以及行军路线的选择，哈特发现，真正的名将总是宁愿选取最危险困难的间接路线，而绝不愿意走直接的路线。天然的障碍，不管如何险阻，其危险性和不确定性也赶不上一次战斗。任何自然条件都可以计算，任何障碍都可以逾越，只有人类的抵抗力却是唯一的例外。宁愿选择最艰险的路径，也不能让敌人“有备”。“指挥官应该多用运动，少用战斗，以来获得决定性的结果。”[7]“跳过敌人的阻力，而而不要推翻它。”[8]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汉尼拔跨越阿尔卑斯山进军意大利，二战西线战场德军从阿登山区侵入法国。

关于兵力的使用，在前机械化时代，哈特推荐拿破仑，认为拿破仑常胜的关键在于认清了兵力机动性和流动性的无上价值。他总结拿破仑惯用的作战手段：一是迅速调动部队，把打击力量集中在选定要点上。二是故意分散兵力，引诱敌人也分散兵力，然后再突然集中兵力。哈特发现，拿破仑经常有计划地派遣数个支队，部队行动总是以威胁两个以上的目标为原则。三是发展了师的建制，将一个军分成几个师分头行动，在延伸兵力时不暴露意图，在运动或向侧翼攻击时不显露自己的侧翼，包围敌人时不脱节。以上3点，加上对炮兵的集中使用、“就食于敌”的后勤战术和大革命激发的法军爱国主义热情，使得拿破仑在战场上无往不利。在机械化时代，哈特欣赏古德里安在法国战场上先对马斯河防线、后对马恩河防线的突破，认为古德里安开创了不畏侧翼受敌、强调突破、迅速深入重地的坦克战法，充分发挥了坦克这一新武器的特征，是坦克战的“大师”。

关于战斗与后勤，哈特认为，间接路线通常都包括一种后勤的军事行动，以敌方军队的补给来源为攻击对象。哈特推崇南北战争时的北方将领谢尔曼，认为他在西部战线切断南军交通线，相比格兰特将军击败里士满敌军主力，对结束内战更具决定性作用，将道也更胜一筹。

  三、

哈特的理论贡献之三，是强调人的作用，突出智力、心理因素对战争的决定性影响。

在哈特的时代，已经出现了核武器，战争高度物质化了，各种武器决定论甚嚣其上，哈特却反其道而行之，反复强调人、智力、心理对战争的决定性影响，指出“战争目标是敌方统治者的心理，而非其军队的躯壳，胜负双方的平衡是随着心理上的印象而转移，至于物质上的打击，只具有间接的影响。”[9]

哈特推荐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观点，认为“战略的完善境界，就是要产生决定性后果，而不需要任何严重性的战斗”。[10]他认为开西方战争史这方面先河的是东罗马将领贝利撒留对波斯人的战争。当20万波斯大军入侵叙利亚时，贝利撒留兵力虽少却迅速前进，使对方误以来的仅是大军前哨。他将部队部署在威胁到波斯大军由叙利亚南下巴基斯坦的关键点上，始终威胁着波斯人的侧翼。他的心理战使波斯人担心交通线被切断，自动放弃了目标，一战未打就撤军回国，不再需要任何物质性行动。

哈特认为，一战在1918年结束的原因在于8月8日英军第四军对亚眠的奇袭，是对德军领导层挥出的一记重拳，使鲁登道夫从心理上失去了对胜利的希望，而此时德军物质上并没有呈现出败势。鲁登道夫自己承认，“8月8日是德国陆军战史上的黑日。这是我们战力衰微的开始，战争必将终结。”[11]他报告德皇及其他政治领袖，和平协商必须展开。在对德军失败的见解方面，哈特显然比希特勒高明。在一战中当下士的希特勒只看到德军军事上未露出败势，就将德军的失败归咎于国内的11月罪人，制造了德国被政客出卖、将胜利拱手让出的“神话”。哈特则明确指出，“战争目标并非敌军本身，而是敌军高层与其政府之心智；胜败的分际在于心智而非肉体。”[12]

通过对心理因素的强调，哈特形成了间接路线的自洽逻辑：首先剥夺敌人行动自由，继而动摇对方的心理，使之丧失对胜利的希望，最终使对方屈服于自己的意志，实现己方的战争目标，至此，战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进入大战略阶段，目的是争取一个更好的和平。　　　　　　

  四、

哈特的思想对今天的我们有何意义？

窃以为有三。

一是为“战略”正本清源。今天，“战略”一词被严重滥用，凡是稍微重要点的事，都被冠以战略之名，战略性思维、战略决策、战略重要性，各种与战略并无多少关联的事都被冠以战略之名，各种计划、规划也都以战略的名义出现，真是多少文件以战略之名行之！没有清晰的定义，没有边界的战略研究，难以产生真正的战略。哈特的定义与分层，让从事战略研究的人明了战略的使命。他的大战略概念更接近于今天的战略。战略是决策者和为他们服务的政策研究者，为实现确定的政治目标，对各种资源和手段，包括军事、经济、外交、内政等的统筹谋划。战略是对抗性，用于与对手的博弈；战略是有代价的，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战略是有条件的，手段服从于目标，有时目标也需要根据手段来设定；战略是有目的的，服务于政策；战略也是动态的，要根据敌我情况、目标和手段变化来调整；战略是艺术，而非科学，胜利靠得是善用和整合一切资源，成功依赖各种行动的圆满协调。  

二是思想方法。间接路线、攻心为上、弹性防御等等，哈特给出了一套赢得胜利的方法，不仅在军事领域，而且在更加广泛的国际关系、安全领域都适用，不仅让我们在回顾历史时有了分析胜败得失的工具，更在应对现实问题时有了思考的方向、遵循的原则，能够将层出不穷的新因素有序地纳入分析框架。

三是向历史学习的态度。哈特的思想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从他对军政关系、间接路线的论述，可以看到英国政治文化、海军战略的影响。他对一战协约国战略的批评，与其以上尉身份在西线作战的经历相关。他对闪电战的推崇，源自于其坦克作战研究工作。但恰恰是他对历史的研究、对战争普遍规律性的认识和提炼，使其思想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与孙子、克劳塞维茨等军事思想家站在了一起。今天，量子、人工智能、算法战等新知识、新技术突飞猛进，让社会形态、战争样式发生着巨大变革，人们忙于学习各种新武器、新装备，思想和历史研究被淹没在复杂的技术装备中。“技术条件让时代改变了，从刻板的历史中学不以任何东西了。”这种说法让人想起100年前英国海上战略讨论中技术学派和历史学派的争论。对此，前人已有精彩论述。英国海军将领伊舍说过，“历史是写给学究们和扶手椅中的战略家看的。政客和军人都在黑暗中摸索。”

最后，让我们用哈特的话来结束。“历史作为路标，作用有限，它虽能指示正确方向，但并不能提供详细的道路情况，但历史作为警告牌，其消极价值比较明确。历史可以指示我们应该避免什么，即使不能指导我们应该做什么！”[13]

文章注释

[1]李德·哈特著，钮先钟译，《战略论：间接路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版。

[2]同上。

[3]同上。

[4]同上。

[5]克劳塞维兹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2015年1月出版。

[6]同1。

[7]同1。

[8]同1。

[9]李德·哈特著，林光余译，《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

[10]同1。

[11]同9。

[12]同9。

[13]同1。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李德·哈特（B.H.Liddell Hart）只知“在大战略之上，还有更高的层次，就是政策”，却不知“在政策之上还有更高的层次，就是哲学、宗教”——所以受他蛊惑的现代世界就陷入了机会主义和一片混乱，演出了一幕幕的朝秦暮楚的战国绞杀。例如，共产党中国为了摆脱贫困，就改变了政策，推行改革开放的新政；但却同时奉行“四个坚持”，拒绝改变哲学、宗教，结果经济改革的大战略只能半途而废。所以在我看来，“政治改革”、“政治现代化”都是不行的，因为它们不懂必须进行“哲学改革”、“宗教改革”，这当然也包括了“改变旗帜”。而西方国家在李德·哈特等人的“大战略”的误导之下，完全不能认识到“必须改朝换代”这一点，结果就演出了一幕幕与狼共舞的悲喜闹剧。

（另起一页）

【目录】

序

第一篇 二十世纪以前的战略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希腊时代的战争

第三章 罗马时代的战争

第四章 拜占庭时代的战争

第五章 中世纪的战争

第六章 十七世纪的战争

第七章 十八世纪的战争

第八章 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

第九章 一八五四至一九一四年的战争

第十章 二十五个世纪的结论

第二篇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第十一章 一九一四年的西战场

第十二章 东北欧战场

第十三章 东南欧与地中海战场

第十四章 一九一八年的战略

第三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第十五章 希特勒的战略

第十六章 希特勒的全盛时期

第十七章 希特勒的衰颓

第十八章 希特勒的败亡

第四篇 战略和大战略的基础

第十九章 战略的理论

第二十章 战略和战术的基本要点

第二十一章 国家目的与军事目标

第二十二章 大战略

第二十三章 游击战

附录一 北非战役中的间接路线战略

附录二 1948年阿以战争的战略分析

（另起一页）

【前言】

氢弹的出现，并不能保障西方各国关于全面持久安全的愿望得到实现。它不是一个法宝，不能消除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危险。氢弹虽然加强了西方国家的实力，但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焦急心情，增加了他们的“不安全感”。

1945年投掷的原子弹，对于西方当权的政治家们来说，似乎是加速彻底胜利和保障世界和平的一个轻便而简易的工具。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他们当时设想，“这就足以使战争结束，使世界和平。只要花费少数几个原子弹的成本，使可显示出惊人的强大威力。对于受苦受难的人们来说，这是一只医治创伤的手。在人们经受了数不清的困苦和危难以后，这似乎算得上一种奇迹。”可是，时至今日，在自由世界里，人们的焦虑心情反而是与日俱增。这便证明，当权的政治家们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想透，因为那样取得的胜利并不能保障和平。

他们的眼光始终没有超出自己面前的直接战略目标，即“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且不顾历史的经验教训，总认为军事胜利即足以保障和平。从大量的历史教训中，可以找到一条具有决定意义的真理：纯粹的军事战略必须接受“大战略”的指导，因为只有“大战略”才会有更深远的预见和更广博的观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胜利的追逐必然会要变成悲剧，使得各种努力毫无成效。德国在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必不可免地要为苏维埃俄国控制欧洲大陆开辟道路，并使得共产主义的影响大规模地扩展到整个世界。同时，由于原子武器作了一场惊人的表演，使用这个武器以后很快就结束了战争，也就必然促使俄国人要在战后发展这种武器。

从来还没有过现在这样一种很少安全感的和平。经过了神经一直紧张的八个年头以后，由于热核武器的生产，那些“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更加感到不安全了。但这并不是战争造成的后果。

即使还在试验阶段，氢弹就已比其他任何武器都更加明白地证明，用“总体战”作为一种方法，也和以“胜利”作为战争目的一样，是一种陈腐了的观念。

对于这一点，那些一贯主张进行战略轰炸的人，现在也都认识到了。不久以前，英国空军元帅斯里索尔爵士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最近40年来，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总体战’，现在已经过时了在我们的时代，或者说在我们这个世纪里，若再进行世界大战，那其结果将是集体自杀，人类的文明也将终结。”另外一位空军元帅泰德勋爵，也早已强调了这一点，指出要“准确而冷静地估计作战能力”。他说：“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将不是什么决斗，而是相互交换的自杀。”可是，他又不大合乎逻辑地补充了一句：“这种趋势可以使侵略行径不至于受到鼓励。”其所以不合逻辑，是因为有一类头脑冷静的侵略者，他们知道自己的敌人对于不是明显地注定要带来灾难的威胁，能够立即作出反应，因而可以估计到对方不愿意自杀的那种天然的犹豫心理。

任何一个当权的政府，对于那种并非直接的侵略，或者其他任何局部性的和有限性的侵略，是否能定下使用氢弹的决心呢？现在，就连空军部门的那些领导者，也把这种行为称之为“自杀”，而某一个当权的政府，难道竟敢贸然决定首先跨出这一步吗？由此可以肯定，除非某种威胁将要造成毁灭性的灾难，而且这种灾难比氢弹本身更为可怕，否则，决不会有人贸然使用氢弹。

政治家们把原子武器当作一种遏制侵略的因素，这种信念的基础看来是一种完全不合现实的幻想。说得准确一些，拿使用原子武器来进行威胁，只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恫吓。事实上，俄国人，尤其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对于这种恫吓并不会太认真，而那些靠近铁幕边缘的国家，反而会感到更伤脑筋，因为他们距离俄国很近，害怕苏俄的战略空军会拿他们当作开刀的试验品。如果说要用原子武器来保护他们，其结果可能是反而削弱了他们的抵抗决心。这种威胁的反作用，即它的“后膛爆炸力”的破坏性，早已证明是有很大害处的。

对于“遏制”政策的运用，氢弹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它固然可减少“全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但是却也增加了发生“有限战争”的机会，并助长了间接的和广泛的局部侵略之风。侵略者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促使对方犹豫不决，使他们在采取报复措施时难于决定是否使用氢弹或原子弹。

在现时代，为了“遏制”这种威胁，我们对于“传统性武器”的倚赖程度反而更深。当然，得出这个结论并不等于必须仅仅使用旧式武器，相反，我们在发展新式武器方面，应该是不断推进的。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时代。它的本质与原子空军论者的假想是有很大差别的。而那些主张原子制空权的人，就旧的时代来说，还算是一些“革命派”。我们的现代敌手所制定的战略，基本上都包含两重目的：首先是避免遭受优势空军的突击；其次则以有力的回击来瘫痪对方。我们愈是承认使用轰炸航空兵施行密集突击的必要性，则愈有利于促进新型游击战略的推行，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怪事。

我们自己的战略，必须以明确理解这种观念作为基础，而我们的军事政策，也需要加以相应的改革。只要是以敌人的战略为依据，我们就可以成功地制定出有效的反战略；这里还要附带说明一句：想用氢弹来毁灭敌人的城市，则我们潜伏的同盟者——“第五纵队”，也必然被一起毁灭。

曾经广泛流行过一种现点，认为原子武器把战略给勾销了。这当然没有根据，只是一种混淆视听的怪论，原子武器虽然可使破坏力达到足以“自杀”的极端程度，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推动作用，促使人们加速反省，回复到间接路线的使用上来。而这种间接路线，正是战略的实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战争，必须合理使用武力，避免轻率用兵。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即已出现许多迹象，表明了使用“间接路线”的价值。而且，战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已经巨大得多。不过，当时大战略的作用还不免令人失望。在现时代，原子武器既然不便于直接加以使用，那它就必然会促使侵略者去制定更加灵活的战略。可见，事情很明显，当原子武器正在日新月异之时，我们必须相应地发展自己的战略艺术。严格讲起来，战略的历史也就是间接路线的使用和演变的纪录。

我的这本《间接路线战略》，初版于1929年，当时用的书名是《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现在这个版本，是我25年来继续研究的结果，特别是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战略和大战略方面的经验的结果。

当我研究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战役时，首先产生出来的一个思想是，间接路线要比直接路线优越得多。当时，我还只是专就战略学的观点来立论，只想更充分地把战略的实质揭露出来。可是，在经过深入的研究以后，我才开始认识到，间接路线的方法，还可以有更加广泛的应用范围。在生活的所有一切领域之内，这种间接法可算是一条定律，也是哲学上的一个真理。情况表明，对于人生途径上的一切问题，使用这种方法都能加以解决。每当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人总是其中的决定因素。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以新的观念进行直接攻击，总不免要招来顽强的抵抗，这样一来，反而会使观点的改变更加困难。如果采取出人意外的手段，把新的观念渗透进去，或者采取辩论的方式，则实现某种观点的改变，就会更加容易和迅速。这是因为，在辩论当中，论敌的下意识抵抗，是比较易于用迂回办法去克服的。无论在政治领域中，还是在男女之间的关系上，采用间接路线的方法都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在商业方面，只要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则成交的机会就会多些。在其他任何一种情况下，大家都知道，要想说服一个人接受某种新的思想，最可靠的办法是设法使他相信，这个思想正是他本人提出来的。如同在战争中一样，在制服敌人以前，应首先削弱他的抵抗力，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对方诱出他的防御阵地。

间接路线的观念，同人与人之间理智相互影响的所有问题都有紧密联系，这也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不过，它与另外一条原则却是很难调和的，那就是：只有不顾各种利害关系和不怕一切后果而去追求真理，才有可能获得或者接近于获得作出具有真理价值的结论。

历史已经证明，“先知者”对于人类的进步起过何等重大的作用，而且同样表明，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并毫无保留地把它公开说出来，那就会有实际的价值。不过，同样也很明显的是，这种真理尔后的命运如何，则常常取决于另外一批人物。这种人就是“领袖”。他们是哲学领域里的战略家，将力求使真理与人们所能接受的限度调和起来。他们在这一工作中的成就，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他们自己对于真理所掌握的程度；二是他们在宣传真理时所具有的实际本领。

先知者将会遭到指责，这是他们注定了的命运。至于这个指责将达到何等程度，那就要看他们能在何种程度上完成自己的使命。一个领袖则不应该因此遭受指责。如果他遭受指责，正好证明他已失败，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其原因，或是缺乏智慧，没有能力，或是未能认清自己的职能应与先知者有所不同。不过，只有时间才能就责难的结果作出最后的判决。对一个领袖人物来说，也可能表面上是失败了，但就他作为“人”的地位而言，则也许还能给他增添光荣。或者，至少可以使他避免一个通常的毛病，即给真理带来了损失，而对事业毫无益处。如果一个人总是为了眼前利益而损害真理，那么，从他“思想子宫”里产生出来的，一定会是畸形的“婴儿”。

然而，有没有一种实际可行的办法，把认识真理和推广真理的过程结合起来呢？这就需要既不违背真理而又使人易于接受。从战略原理的研究中，看来可以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战略学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条是，既要经常保持固定的目标，而在追求这个目标时，则应该适应环境，并随时改变路线。真理必然会要遭到反对，当它还是某种新型观念时，更是无可幸免。可是，这种反对的程度，能够设法逐步减轻——那就是不仅要注意到目标的本身，而且还要考虑到接近目标的方法。避免向坚固的阵地作正面的突击，尽量从侧翼采取迂回行动以猛击最要害的地点，这就是采取间接路线。不过，每一次选择这类间接路线的时候，都决不应该背离真理，而应该小心谨慎，因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会比谎言更加有害于真理。

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实际经验中找到充分的例证，说明上述这些思想的意义。每一种新观念要想获得大家的接受，其最好的办法是设法把它表述出来，说明它并不是什么崭新的思想，而是“古已有之”的旧观念，只不过开始有些现代化罢了。这也并非故意散布欺人之谈，实际上，“在太阳底下没有哪一样东西会是全新的”。问题就在于是否肯动脑筋，能不能提出新旧两者之间的联系。举个例子来说吧。当我们提出证明，说快速的机动车辆，也就是具有迅速通行能力的坦克，正是古代装甲骑兵的继承者以后，那些反对机械化的呼声，马上就降低了调子，因为大家知道，在过去的时代里，骑兵曾起过极重大的作用，所以，恢复这类能起重大作用的工具，是很自然的事情。

巴·亨·利德尔-哈特

谢选骏指出：李德·哈特千算万算，最终也没有发现——唯有哲学和宗教才是战略工具的主子。

【第一章 历史是实际经验】

“蠢人常说他们是从自己的经验中进行学习。我却认为利用别人的经验更加好些。”这是俾斯麦说的一句名言，但是最先发现这个真理的却不一定是他。对于军事问题来说，这个格言具有特殊的意义。一个正规军人，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们不同，他不可能经常不断地履行自己的作战勤务。因此，有人甚至断言：“军人这行职业”，就其直接意义来说，简直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职业，只不过是一种“临时性的雇佣关系”。而且存在一种离奇现象：当雇佣兵制被常备军制取代以后，“军人这行职业”就不再成为一种职业了。

在过去实行雇佣兵制时，充当雇佣兵，还可以算作一种职业，因为只有进行战争时军人才会受雇和领得薪饷；而常备军的正规军人，则可以在不打仗的时候继续领取薪金。

关于严格说来没有“军人这行职业”的论断，就现代军队的大多数来说，从他们经常都在就业这一观点来看，不是很准确的。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现今时代，与过去比较起来，战争的规模尽管愈来愈大，而它的次数毕竟愈来愈少了，那么，上述的论断仍然不是没有根据的。甚至可以说，在和平时期，军队即使进行最严格的训练，也总是“理论性”多于“实践性”。

然而，俾斯麦的名言，能够帮助我们比较正确地解决实际问题。他使我们认识到，有两种不同的“实际经验”：一种是直接的，一种是间接的。而且在两者之间，间接经验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它的范围毫无疑义要广阔得多。即令在最有利的工作领域内，要取得直接经验，其范围和可能性总归是极其有限的，更何况在军事勤务当中。试以医生这行职业来与军人职业作个比较。医生的实习机会当然要比军人多得多，可是，医药学和外科学方面最伟大的成就，主要还是应该归功于研究工作者，而不是实际开业的医生。

直接经验就其本质说来是极其有限的。无论对于理论还是对于实践，它都不足以构成坚实的基础。即从最好的情况来说，它也只能造成一种有利于进行科学总结的气氛。间接经验则具有较大的价值。其原因是：它的内容繁多，范围广泛。“历史，这就是普遍性的经验。”它不是某一个别人物的经验，而是许许多多在各种复杂多样的条件下从事活动的人们的经验。

把战争史作为军事教育的根据是很合理的，因为在训练和培养士兵方面，利用战争史料能产生良好的实际效用。不过，这种经验究竟有多大价值，也和其他任何经验一样，既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上面所引的关于历史经验的定义，也取决于对它进行研究的方法。

拿破仑说，在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统帅们一般都承认，这个经常被人们引用的格言是正确的。然而，这种算术上的对比难道真的合理吗？人们对此又很难作出回答。这是因为，如果武器装备不能满足要求，则士气必将下落，如果消耗巨大精力而只能获得微小的利益，甚至于招致死亡，则士气必将丧失。而且，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本是统一而不能彼此分割的。尽管如此，拿破仑的格言还是有其不朽的价值，因为它反映了一个思想，即精神因素在所有军事活动中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作用，它往往能够决定战争和战斗的结局。在战争史上，精神因素是一个具有“经常性”的因素，只是其程度有时稍有变化。而物质因素则是经常变化着的，几乎在每次战争和每一军事情况中都各不相同。

认识了这种情况，有助于从实际运用战争史的角度来钻研军事历史。过去，军事训练的实施和军事理论的建立，都是以深入研究一两个会战或战役来作基础。而这个基础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因为在每一次战争中所用的军事手段和斗争工具经常都在变化。这种变化造成的危险性，就是把我们的眼界限制得很狭窄，以致促使我们作出错误的结论。在物质的领域中，只有一个事实是唯一不变的因素，这就是一切的工具和条件都在经常不断地发生变化。

与上述情况不同，人们对于危险的反映，却大体上是差不多的。某些人由于他们的秉性、经受的锻炼和专门的训练有所不同，对于危险的反映，可能不及另一些人那样敏感。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很大的。情况愈是特殊，我们的分析研究愈是囿于局部范围，对于精神因素的判定也就愈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军队在某个具体场合能够表现出多大的抵抗力，人们是很难准确作出判断的。可是，不管在什么场合，这一点并不妨碍人们作出下面的结论：军队遭到突然袭击时，或者在经受饥饿和疲劳时，其抵抗力必将显得差些。心理方面的分析研究愈是充分，则为了作结论而打下的基础也就愈牢固。

由于心理因素要比物理因素重要，而且它还具有较大的固定性，这就可以导出一个结论，即任何军事理论的基础都必须尽可能地广阔一些。如果对于整个的军事史缺乏深刻的认识，没有这样一个基础而只是深入研究一个战例，那么，这种研究便有可能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与此相反，如果能对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中的几十个战例加以研究，并且证明有某种的“因”即能产生某种的“果”，那么，把这种因果关系当作军事理论的一个部分，也就不是没有理由了。

本书阐述的内容，正是进行一种广泛研究的结果。事实上，也可以看成是由于某些因素所引起的复合后果。这些因素与我曾经担任《大英百科全书》军事部主编这一职务有关。以前，即在早些时候，作者只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涉猎了某些时期的战史。百科全书给我提出的任务，迫使我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战史非进行广泛的研究不可。这好象是一个地形测绘员，甚至一个旅游者，如果他有心思的话，其面前的视界是极其广阔的，他可以获得有关整个地形的总概念。然而，如果是一个矿工，他就只能看到自己工作的那个坑道里的东西。

通过这样的研究，我逐步形成了一个印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进行战争所采取的“路线”，如果不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性”，不能从而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应付，那么，也就难于使战争取得有效的结果。这种“间接路线”，既有物理性的，也有心理性的；通常都是物理性的，但终归总是心理性的。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

这种累积下来的经验明白地告诉我们，朝着敌人所“自然期待的路线”而以“直接法”去进攻，不管所指向的目标是属于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常常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其所以如此，原因显而易见，就是上面引述拿破仑那个格言所说的：“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这也就是说，一个敌军或者敌国的实力，尽管在形式上取决于军队数量和物质资源的多少，但其最终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指挥的稳定性、人们的精神状况和源源不断的物资保障。

朝着敌人“自然期待的路线”采取行动，必将使敌人得以改善态势，因而增强其抵抗能力。战争也和体育场上的摔跤一样，如果不预先使对方发生动摇，丧失平衡，那么要想把敌人打倒在地，就不得不同对方作紧张的较量，因而过多地耗费力量。采取这样的斗争方法，要想夺取胜利，那就必须在力量上大大超过敌人，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也不一定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在大多数的战役中，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常常是最后打败敌人的一个重要前提。

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是在战略上采取“间接路线”的方法来达到的。这种“间接路线”，可能是预先谋划的，也可能是偶然采取的。正如分析表明，这种战略所采取的行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卡蒙将军的研究证明，“迂回到敌人后方”，是拿破仑作战的经常目的和基本方法，所谓“间接路线战略”，实际上已把这个观念包括在内了，而且比它的范围还更广泛。卡蒙只是对时间、空间和交通线等物理因素作了一般的研究。可是，通过各种心理因素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战略行动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从表面上看，这些战略行动同“迂回到敌人后方”这个机动样式并不相似，但是，它们却是“间接路线战略”的鲜明例证。

查清各种战略行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判明它们的性质，用不着把参战双方的实力数量、它们的补给方法和交通运输情况罗列出来。对于历史上的许许多多事件，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其中相同的现象，以及后方工作情况和那些引出结果的心理上的措施。

在各种就性质、规模和时间来说都极不相同的条件下，如果采取类似的措施而能获得相同的结果，那么就可明显地看出，其中必有某些相互联系。我们对此加以研究，就能合乎逻辑地找出其共同的规律。这些条件的差别愈是广泛多样，则所得的规律也就愈加明确可靠。

所以，对战争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找到新的战争原理。而且其价值并不止此。如果这种研究是创立任何军事理论的必要基础，那么，对于有志研究战史并力图发挥自己关于战争观点和判断意见的普通军事人员来说，其重要性也是相同的。否则，他的军事学说知识就没有牢固的基础，好象一个倒立着的金字塔，头重脚轻，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谢选骏指出：“蠢人常说他们是从自己的经验中进行学习。我却认为利用别人的经验更加好些。”这是俾斯麦说的一句名言，但是最先发现这个真理的却不一定是他。对于军事问题来说，这个格言具有特殊的意义。我看毛泽东就是这样的蠢人，因为他自称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这不就是“从自己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的吗。

【第二章 希腊时代的战争——埃帕米农达斯、菲力浦和亚历山大】

 

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战，即“大波斯战争”，是我们进行研究的一个最自然的起点。在这个时期里，战略还是处在萌芽状态，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从这里取得许多教益。但是，“马拉松”这个字眼已经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并且非常有力地鼓舞着所有研究历史的人们，以至于决不可以对它轻视。而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这个字眼所造成的印象尤为深刻。因此，在此以后的各个世纪中，首先是希腊人，而后加上欧洲人，都把马拉松战役的意义过分地夸大了。然而，如果不作过分夸大而准确地估价它的重要性，那么它的战略意义会反而显得更加清晰。

公元前490年，波斯人采取侵略行动，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远征，其目的是要教训一下埃勒特里亚和雅典这两个在波斯王大流士眼中的希腊城邦小国，叫它们莫管闲事，不要插手别国的事务，即不要唆使波属小亚细亚境内的希腊族人图谋暴乱。埃勒特里亚很快被波斯人灭亡了，其国民被强迫迁移到波斯湾沿岸一带居住。而后，波斯人开始向雅典进攻。大家后来知道，当时雅典城邦内的极端民主党有意支持波斯人的武装入侵，企图借助波斯人的势力来挫败保守党。波斯人考虑到这一情况，没有直接向雅典城进攻，而是使军队在雅典城东北二十四哩处的马拉松登陆。他们采取这样的机动，是企图以此把雅典的陆军诓骗出城，使自己的支持者便于在雅典城内夺取政权。他们担心，采取直接进攻雅典城的办法，可能有碍于支持者发起暴动，甚至有可能迫使他们也起来反抗自己。而采取直接进攻的话，则波斯人还面临着另外一个艰难的任务，那就是必须进行攻城战。

如果波斯人的企图真是这样，那么他们的诡计可以说是已经得逞。雅典陆军果然开向马拉松，去迎击波军。而在此时，波斯人却开始执行他们下一阶段的战略计划。他们留下部分兵力作为掩护，把自己的主力重新装上船只，其目的是想绕道开往法里隆，并在那里登陆，然后从那里猛扑到没有防卫的雅典城。这个战略计划无疑是很精明巧妙的，可是由于多种情况的制约，结果却没有成功。

由于主将米太雅德具有顽强毅力，雅典军队采取了自己唯一可行的办法，立即向波斯的掩护部队发起进攻，并且取得了马拉松战役的胜利。这次战役所以获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腊方面的武器装备比较精良，他们的长矛和盔甲经常都对波斯人拥有优势，马拉松战役是进行得很紧张的，实际上比后来爱国主义传说所描绘的还要激烈。不过，波斯掩护部队的大部分兵力还是安全地上船撤走了。雅典军队在顽强战斗获得荣誉之后，随即以更顽强的毅力进行强行军，很快折回到了城里。他们由于行动迅速，加上反对党方面夺取政权的行动迟缓，终于使自己得救。在雅典陆军回城以后，波斯人看到，要想夺取这个雅典城，那就非进行攻城战不可。波斯人入侵的目的，本来只是想要惩罚一下希腊人，如果要以巨大牺牲来作代价，他们是不会乐意干的，于是便自动撤回亚洲去了。

此后过了十年，波斯人又产生了一个企图，于是再次调动大量兵力向希腊发动进攻。对于接受过去的教训，希腊人的反应是迟钝而缓慢的。直到公元前487年，雅典当局才开始扩充自己的海军，而这却是抵销波斯陆军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可是，有充分的根据断言，这一次希腊和欧洲所以得到拯救，却是由于另外的原因。首先是埃及发生了骚乱。这使得波斯在公元前486年至484年不得不忙于那里的事务。其次是大流士的死亡。他是当时波斯执政人物中最有才能的一个国王。

公元前481年，希腊重新面临着波斯入侵的威胁，而且其规模比以前各次更为巨大。由于敌人入侵的规模空前巨大，希腊各城邦和国家被迫团结起来，并组成了反波斯同盟。而对波斯国王薛西斯来说，则是被迫采取直接向目标进攻的办法。他调用的军队实在过于浩大，以至于不可能从海上进行输送，因此被迫从陆地进军。由于这一原因，波斯军队的补给储备无法获得解决，只得调用海军予以支援协助。这样一来，波斯的陆军只能沿着海岸地区前进，而海军舰队必须紧靠陆军进行活动。结果，陆海两军的行动都受到牵制。希腊方面却能预定在几个方向上等待敌人的进攻，因为波斯人要想绕过这些路线是不可能的。

希腊人利用地形条件逐次地构筑了许多道阵地，有力地封锁着进攻的敌人。这样，正象格兰蒂所说的那样，如果不是由于希腊各邦内部意见分歧，那么，“侵略者很可能永远无法突进到温泉关(即德摩比勒)以南地区”。可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因而使历史产生了一篇不朽的史诗。希腊的海军舰队在萨拉米岛附近打败了波斯舰队，获得了崇高的荣誉，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入侵。薛西斯和整个波斯陆军都在岸上看到自己的舰队被击毁，但却毫无办法进行支援，而这支舰队对于他们，与其说是运输工具，还不如说是补给来源，它比运输更为重要。

应当指出，进行这次决定性海战的有利因素，却是希腊方面使用的一个计谋。我们可以把这个计谋看作是间接路线中的一种方式。当时，泰米斯托克利写了一封信，说是希腊舰队打算投降。波斯人受了诓骗，把舰队开进了狭窄的侮峡，从而使自己数量上的优势完全化为乌有。这一计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波斯人误信了过去的经验，觉得这封信写得很合情理。实际上，泰米斯托克利当时写这样一封信的内幕，是他害怕伯罗奔尼撒各城邦参加联盟军的将领们率军从萨拉米撤退，因为那些将领曾在军事会议上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如果真的那样撤退，雅典舰队就将被迫单独地同波斯舰队作战，并且使波斯舰队有机会在公海上充分发挥其数量优势的作用。

在波斯阵营里，只有一个人反对薛西斯关于立即发起战役的决定。这就来自哈里卡尔拉苏斯的阿尔齐米西娅女王。她建议放弃这次战役，而采取另外一个计划，使波斯舰队与陆军部队协同作战去进攻伯罗奔尼撒海峡。她预料这样可以迫使伯罗奔尼撒联军的舰队面临威胁而逃回自己的港口，从而瓦解整个希腊舰队。她的建议看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这一点也正是泰米斯托克利所担心的。若不是波斯舰队为了发起攻击而封锁了出海口，则伯罗奔尼撒联军的战船一定会在第二天早晨逃之夭夭。

果然，波斯人的进攻一开始就很不顺利。由于希腊舰队中一些战船在撤退，波斯舰队受骗，跟随着进行拐弯，而这些希腊战船只不过是作为诱饵行动，要使敌人的主力完全扑空。当时，担任进攻的波斯大船开进了狭窄的海峡，尾随着徐徐后撤的希腊战船，为了赶上这批战船，它们不得不加快划桨速度，结果使许多大船拥挤在一起。这就使希腊舰队有机可乘，得以向波斯舰队的翼侧实施反突击而把它打败。

此后七十年中，波斯人不敢再次入侵希腊，看来是害怕雅典海军攻击他们的交通线。可以举下面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论断：当雅典舰队在叙拉古遭到毁灭之后，波斯人的侵犯马上就卷土重来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经验来看，在海战中采取间接路线的战略性机动，要比在陆战中早得多。

这就表明，陆军依靠交通线进行补给，已是后来发展阶段的事情了。而海军却不同，它们早就被用来对付敌国的海上交通线和补给工具。

萨拉米之战消除了波斯的威胁。此后，雅典成为整个希腊的盟主。直到公元前431年至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这一盟主地位才算告终。伯罗奔尼撒战争延续了二十七年，其时间实在太长了。它不仅使交战的主要两方打得精疲力竭，而且使那些形式上守着中立的国家也倒霉地受到了严重损害。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双方在战略上经常都是犹豫不决的，战略毫无实效。

在这次战争的第一阶段，斯巴达和它的同盟国方面曾打算直接入侵阿提卡。可是，对方在伯里克利的战争政策影响之下，使它们的多次计划都未能获得实行。伯里克利力图避免在陆上作战，主张使用雅典的强大海军舰队来袭扰敌人的航线，以此瓦解其斗志。这就是所谓的“伯里克利战略”，它和稍后一些时候出现的“费边战略”一样，曾经是很出名的。可是，这个战略的言词表达有其局限性，使人难于了解战争的过程。为了避免误解原意，在术语的使用上必须严格遵循确定的含义。

例如，所谓“战略”一词，从其直接含义来说，最好理解为“统帅艺术”，也就是对武装力量进行实际的领导。它与“策略”不同。“策略”不仅决定对武装力量的使用，而且要把其他手段(如经济的、政治的和心理的手段)统统结合起来使用。所以，策略的付诸实行，就是较高一级战略的运用，即所谓“大战略”的运用。

 “伯里克利战略”与间接路线战略也有所不同。间接路线战略的任务在于破坏敌人的稳定性，以此达成胜利。伯里克利的计划，实际上是一种大战略，其目的是要逐步消耗敌人，使敌人相信他不可能夺取胜利，从而使自己最后获胜。

对于雅典人来说，一次大瘟疫给他们带来了不幸，他们的精神力量和经济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大大地消耗了，结局对他们是很不利的。因此，“伯里克利战略”在公元前426年即宣告破产，而由直接进攻克列昂纳和德莫斯菲纳的战略所代替。这个战略的代价是很高昂的，尽管曾经取得一些卓越的战术胜利，但是总的说来并不比“伯里克利战略”好些。在其以后不久，即在公元前424年的初冬，斯巴达方面最有才华的统帅布拉西达士，终于剥夺了雅典人经过艰苦奋斗夺来的一切优势。

布拉西达士取得这个成果，采用的是直接破坏敌人根本要地的战略性机动，而不是摧毁敌人的实力主体。他带兵绕过雅典城向北挺进，实行贯穿整个希腊境内的强行军，直接袭取雅典的自治领地哈尔基蒂克，而这正是雅典的要害之处，向来称为雅典帝国的“阿奚里脚跟”。布拉西达士一方面使用武力，一方面向那些背叛雅典的城邦发出诺言，给予他们自由和保护，因而严重地动摇了雅典对哈尔基蒂克的统治，迫使雅典把自己的主力派来进行援救。结果发生了安菲波利斯之战，雅典军队遭到惨败。尽管布拉西达士本人在战斗中阵亡，但雅典当局还是愿意同斯巴达人订立一个于自己不利的和约。

在以后那些虚假和平的年月里，雅典人虽然一再发动远征，但是他们始终未能收复哈尔基蒂克的地盘。后来，作为最后一次的积极手段，他们又发动了对西西里岛的远征，企图占领西西里岛的“钥匙”叙拉古城，以此切断斯巴达和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粮食供应。从大战略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间接路线的实例，但它却有着弱点，其矛头不是刺击敌人真正的军事同盟者，而是指向了对方贸易上的业务伙伴。因此，它不但没有削弱敌人的军事力量，反而给自己招来了新的敌人。

尽管如此，要是这次远征在执行过程中不犯那么多的错误，要是远征真能取得胜利，那么，它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成果，还是有可能大大改变整个战争进程的。可是，远征计划的制订者阿尔基维亚德遭到了国内政敌的阴谋陷害，被迫在途中离开了指挥岗位。他受命返回雅典，要出席法庭以亵渎神圣的罪名受审。阿尔基维亚德知道，等待他的将是宣告死刑的判决书。因此，他在途中逃住斯巴达，打算帮助敌人来摧毁自己亲手制订的远征计划。接替阿尔基维亚德去担任远征部队总司令的，是尼基斯。这个人本来就是阿尔基维亚德计划的反对者，天生冥顽，不学无术，因此，他自然要使阿尔基维亚德的远征计划遭到破产。

雅典在围攻叙拉古战斗中丧失了自己的陆军，只是由于海军舰队的积极活动，才算避免了惨败。以后又经过了延续九年的海战，雅典还是赢得了一个有利的和约，而且重新恢复了它的大帝国地位。可是，好景不长。公元前405年，斯巴达舰队的司令官莱桑德尔，终于把雅典继续发展的措施搞掉了。在剑桥大学出版的《古代史》一书中，关于莱桑德尔这样写道：“他的作战计划是力避战斗，尽量消耗雅典的兵力，选择帝国最要害的地点实行攻击”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未必正确，因为莱桑德尔的计划并不是象采取间接路线那样避开战斗，而是只要遇到完全有利于自己的机会，他便不论时间和地点，总是向敌人实施进攻。莱桑德尔曾经机巧地改变航线，给敌人造成错觉，使他摸不清自己的意向，从而悄悄地把舰队开到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处，在那里等待给雅典运输粮食的潘塔斯船队返航，由于对雅典的粮食补给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雅典当局曾把自己拥有180艘舰船的整个舰队都派去对运粮船队进行护航。在连续四天的航行中，雅典舰队一直在引诱莱桑德尔进行海战，但是毫无结果。当时，莱桑德尔只是千方百计地制造假象，似乎自己已经陷入毫无作为的窘境。这样，雅典舰队受了骗。它本来应该开进安全的塞斯托斯港去补充给养，但是却没有开进去，而停留在埃戈斯波塔美附近的开阔海面上，虎视着莱桑德尔的舰队。第五天，当雅典舰船上的大部分人员都上岸去筹办粮食补给的时候，莱桑德尔便突然地发起了进攻，可以说是没有经过战斗就一网打尽了敌人的舰船，仅在一个小时之内便结束了两国之间一场时间漫长的战争。

在这场长达二十七年的战争中，大量的直接路线行动都没有产生好的结果，而且通常都使进攻者遭到巨大的损失。当布拉西达士打击哈尔基蒂克这个雅典的“根基要地”时，雅典方面的不利局面即已肯定形成。雅典人如果贯彻执行阿尔基维亚德制定的大战略计划，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即夺占西西里岛这个斯巴达的经济基地，那么，其军事实力的恢复尚有颇大的希望。可是，进攻西西里岛的远征并没能拯救雅典。而在十年之后，斯巴达方面最后给了敌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击，这一击却是依靠自己舰队在海上实行的一种战术性行动。当然，这是大战略计划中采取新的间接路线的结果。应该指出，斯巴达人实行这次进攻的有利条件，是采取威胁雅典方面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这个办法创造的。莱桑德尔夺得了雅典舰队的战船，也就有可能夺占雅典的经济基地，从而极大地削弱它的经济实力。他引起了敌人的恐惧和怒恼，为实施下一步的突击和迅速夺取军事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雅典帝国衰落以后，斯巴达取而代之，成了希腊境内的霸主。因此，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促成斯巴达政权终结的决定性因素。问题的答案只可能有一个，那就是：在于一个人，以及他对战争科学和艺术所作的贡献。在埃帕米农达斯崛起以前的那些年代里，底比斯人已经从斯巴达的统治之下解脱出来了，他们采取了一种回避战斗的方法，后人也把这种方法称之为“费边战略”。所谓“费边战略”，虽然是属于间接路线的大战略中的一个范畴，但实质上它是一种迂回战术的战略。底比斯的军队一直坚持这种方法，避免进行公开的搏斗。所以，斯巴达军队当时虽然多次开到贝奥提亚，而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是却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底比斯人利用这种方法赢得了时间，建立了经过精选的职业军队，即名噪一时的所谓“神圣战斗队”。这就是后来底比斯军队中的突击力量。底比斯人采取这种方法创造了鼓舞人们反对斯巴达人的必要条件。而对于雅典人来说，他们却因此解除了陆上的威胁，得以集中自己全部的人力物力来重建海军。

这样一来，到公元前374年，包括底比斯人在内的雅典同盟，就迫使斯巴达同它们签订了一个于同盟方面较为有利的和约。尽管这个和约由于雅典人在海上的冒险行为而很快遭到破坏，但是，他们之间在三年之后又重新开始了和平谈判，因为雅典方面也对战争感到厌倦了。斯巴达在这次的谈判桌上争回了它在战争中丧失的许多东西，并且设法使底比斯同它的同盟国断绝了关系。此后，斯巴达即开始进攻底比斯，企图把它彻底摧毁。可是，当斯巴达的军队在公元前371年攻入贝奥提亚时，尽管它经常在质量上占有优势，而这一次同时在数量上也占优势(一万对六千)，但却在列夫克特累战役中，被埃帕米农达斯所统率的，有着新的精良装备的底比斯陆军彻底打败了。

埃帕米衣达斯不仅摒弃了根据以往许多世纪的经验所制定的旧战术方法，而且奠定了战术、战略、以至大战略的基础。后来一代一代的名将和统帅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学习和受到培养的。他所使用的部署军队的方法，直到我们时代仍然没有丧失现实意义，例如，后来弗里德里希二世(即腓特烈大帝)所采用的“斜形战斗队形”，只不过是埃帕米农达斯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在列夫克特累战役中，埃帕米农达斯抛弃了传统的惯例，不仅把自己的优秀士兵，而且把自己的主力，都集中在左翼一边，从而减弱了中央的兵力，并且使右翼往后收缩。这样一来，他就在敌方右翼造成了对敌兵力的绝对优势，而这里又是他们的总司令官——即军队“大脑”的所在地点。

列夫克特累战役过后一年，埃帕米农达斯率领着新建立的阿卡地亚同盟的联合部队，向斯巴达腹地进军。这次进军，奔向由斯巴达长期统治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心腹地区，是有明显特点的，这就是多方面地而且巧妙地采取了间接路线的方法。进军是在隆冬季节实行的，分为三个独立的纵队，沿着向心方向开进，其目的是要分散敌人的兵力，削弱他们的抵抗能力。仅此一点即可说明，这次行军是军事学术上的一个范例，它是自古以来的，或者确切些说，是拿破仑战争以前的空前范例，然而，埃帕米农达斯还具有更为深邃缜密的战略意图，当他的军队在距离斯巴达都城只有三十二公里的卡里那汇合时，他是采取迂回办法从后方抵近这个都城的。他所以进行这样的机动，还有另外的目的，就是要把相当数量的希洛人和其他不满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不过，当时斯巴达人却也成功地预防了在国内发生这种危险的运动，其方法是发出紧急通告，解除希洛人的农奴身分。此外，伯多奔尼撒半岛上依附斯巴达的各个盟邦，也及时地把增援部队开到了斯巴达城。这样一来，不经过长期困攻而使都城陷落的可能性也就不再存在了。

埃帕米农达斯很快就明白了，斯巴达人是不会受骗出城的，而且长期围攻下去，势将削弱自己方面由各种民族成分组成的联盟军队。因此，他摒弃那种墨守成规的战争，拿起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武器，即采取间接路线的大战略。他利用伊索米山这个美西尼亚的天然屏障，修建了一座城池，命名为美西拉，作为美西尼亚这个新建国家的都城，把所有不满于斯巴达统治而依附于他的人，都安顿在这个城里，并将战争中获得的全部战利品提供给他们作基金。这个位处希腊南部的国家，成了斯巴达进行活动的障碍。这样结果，使斯巴达丧失了一半国土和一半以上的农奴。埃帕米农达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卡地亚地区建立的这个新城邦国家，是对抗斯巴达的一道补充防线。从此，斯巴达在政冶和经济上都处在堡垒体系的包围圈中，因而其军事实力的经济基础遭到了破坏。埃帕米农达斯在伯罗奔尼撒进行了几个月的战争，最后撤退出去了。他在战场上连一次胜利也没有取得过，可是，由于运用大战略，还是极严重地破坏了斯巴达的国力基础。

然而，底比斯国内政客们所希望的却是获得巨大的军事胜利。他们因为没有取得那样的胜利而觉得失望。于是，埃帕米农达斯不得不暂时引退。底比斯的民主党人，由于采用近视的政策，奉行错误的外交，逐渐丧失了国家当时夺到的领导地位。这就使得阿卡地亚同盟中的一些国家增长了自负和野心，开始忘记了底比斯的恩泽，而试图夺取它的领导权。到了公元前362年，底比斯终于面临着对前途的选择：或者借助武力来维护它的权力；或者放弃自己的威望。它作出了对阿卡地亚实施征讨的抉择，结果，又使希腊各国重新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集团。值得庆幸的是，底比斯当时不仅还有埃帕米农达斯来为它建立功勋，还有埃帕米农达斯的大战略所带来的成果，因为他创建的美西尼亚和美加洛波里斯两个国家，现在不仅成了遏制斯巴达入侵的因素，而且大大增强了底比斯本身的实力。

埃帕米农达斯又一次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他在杰吉亚汇合了他们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因而使自己置身于斯巴达和反底比斯联盟的其他各国军队之间，而这些军队刚好在曼提涅亚地区进行了集中。当斯巴达的军队开始从城中开出，准备和它的同盟者汇合之时，埃帕米农达斯利用夜暗的掩护，派出自己的快速部队，向斯巴达城猛扑过去。可是，他没有达到取胜的目的，因为有一个逃兵及时向斯巴达人泄露了消息，使斯巴达军队马上采取急行军返回了都城。于是，埃帕米农达斯决定进行战斗来夺取胜利。他率领军队离开杰吉亚，经过一个象沙漏计时器那样的谷地，直接奔向距离大约十九公里的曼提涅亚。这时，敌人已经在谷地的腰部占领着坚固的阵地，其宽度大约为一点六公里。

埃帕米农达斯这次实施的进攻，按其规模来说，是界于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可是，对于他的这次机动，如果随意地认为应属于这种或那种样式，那就有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他在曼提涅亚的胜利，其根源还在于使用间接路线方法。起初，埃帕米农达斯是照直向着敌人的阵地开进的，迫使敌人把自己的军队编成战斗队形，并将正面对准埃帕米农达斯就要实施进攻的方向。可是，当埃帕米农达斯前进到离斯巴达军阵地只有几公里的地段时，他却突然转向左方，隐没到敌人观察不到的高地后边。这个出奇的行动立即使敌人的右翼受到威胁。为了使斯巴达人更加分割自己的战斗队形，埃帕米农达斯又忽然停止下来，命令部队放下武器，做出准备宿营的样子。这个计谋增大了他的胜利。敌人果然中计，允许士兵走出队列，并给战马松缰，因而更加打乱了战斗部署。这时，埃帕米农达斯利用轻装部队作掩护，实际上，却在完成部队战斗队形的编排部署。他这一次采用的战斗队形，与列夫克特累战役中的队形是一致的，而且更加完善了。随后，在一声号令之下，底比斯军队迅速拾起武器，勇猛直前奔向敌人。这时，敌人的队伍已经乱作一团，所以底比斯军队的胜利差不多已成定局。然后，埃帕米农达斯却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于是，底比斯军队也惊慌失措，随即后退了。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例证，它给后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无论是一支军队，或者是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大脑”麻痹了，那么它们也就会很快地随之崩溃。

下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是在二十年之后，即公元前338年才发生的。这次战争使希腊的霸权转移到了马其顿人手里。这次战争也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说明政治与战争之间完全是相辅相成的，说明自然界的障碍可以为了战略上的利益而加以利用。马其顿人，尽管也是希腊人，但实质上他们又是“外国人”。当时，底比斯人已经和雅典人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泛希腊同盟，用以对抗实力日益增长起来的马其顿。此外，他们还找到了一个外部的同盟者，那就是波斯国王。而这对于历史和人类的本性来说，都可以算是一个奇谈。这一次的新的进攻者，也认识到了间接路线的意义。甚至马其顿国王菲力浦企图夺取霸权的借口，也是带有伪装欺骗性质的。他参加安菲赛托尼克会议，是被邀请来的，是请他来协助惩罚贝奥提亚西部那个阿姆菲萨小国家的。那个小国被控犯了渎神罪。菲力浦之所以受到邀请，很有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示意。他这样做，尽管促成了底比斯和雅典为反对他而进行的联合，但是至少使得希腊的其他各国保持着善意的中立。

菲力浦开始向南行军。当他开到齐提纽姆附近时，突然离开了趋向阿姆菲萨的路线，而这条路线本来是他最可能选择的前进方向。他占领了埃拉提亚，并在那里建筑要塞。这个最初的方向变更，表明了菲力浦政治目的的广泛，也暗示着他的战略意图。这一点在后来的战斗过程中得到了证实。雅典和贝奥提亚的联军封锁了通住贝奥提亚两条道路上的山间通道：在西线，从齐提纽姆至阿姆菲萨；在东线，穿过帕拉波塔米山隘，从埃拉提亚到喀罗尼亚。菲力浦在尚未开始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以前，采取了一些削弱敌人的措施：在政治上提出重建佛西亚诸邦的诺言，而这些小邦是过去被雅典征服的；在宗教上宣布自己为德尔费神的保护者(后继人)。

以后，到公元前338年的春天，菲力浦使用了一条妙计，突然地向泛希腊同盟实施突击。他首先夺占了埃拉提亚，从战略上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东线，而敌人正是预期从那里迫击进攻者的。尔后，他对防守西线的敌人耍了一个欺骗手段，写了一封假信，说是他要返回到色雷斯去，并故意使信落到敌人手里，以便在战术上麻痹敌人。他在完成这些之后，即从齐提纽姆出发，采取强行军在夜间越过山隘，前出到贝奥提亚西部的开阔地形，到达了阿姆菲萨地区。而后，他又前进到纳帕克图，打通了出海的交通线。

现在，菲力浦已经钻到了敌人的后方，但距离防守东线山隘的敌人，还有相当的距离，泛希腊同盟军面临这一形势，便自行撤离了帕拉波塔米山隘。他们如果不撤退，其后退道路就有被截断的可能，而且再在那里防守也没有任何意义。然而，菲力浦又从敌人预期遭受攻击的方向折转过来，再次采用间接路线开始行军。他不是从阿姆菲萨向东开进，因为那里必须穿过有利于敌人的山地，而是把自己的军队调转回来，又一次经由齐提纽姆和埃拉提亚，然后向南挺进，穿过此时已经无人防守的帕拉波塔米山隘，并在喀罗尼亚追上敌军，发起猛攻。这个机动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在尔后战斗中的胜利。而他那巧妙的战术又加强了它的效果。菲力浦使出计谋，开始装作败退，把底比斯的军队骗出他们的原来阵地，向前追击。而当敌军进入到平原后，他立即实施反突击，很快就突破了敌人的阵线，并把它们击溃。喀罗尼亚之战的结局，为马其顿奠定了统治希腊的霸权基础。

死神妨碍了菲力浦，使他未能夺到亚洲的霸权。这一事业留给了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不仅有父亲手创的计划和军队，而且还有他的大战略观念。

亚历山大继承的另一份遗产，后来显得具有极大意义的，是菲力浦在公元前336年攫取到手的达达尼尔桥头阵地。

如果认真分析一下亚历山大历次东征的路线地图，那么可以看出，这是一幅弯子很大很多的曲折线路图。研究这些进军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采取这种曲曲折折的行军路线，其原因与其说是战略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当然，这些政治性原因也是就大战略范畴来说的。

亚历山大早期的军事行动，常常是直接路线的行动，殊少灵活性。其原因看来是两个方面的。首先，年轻的亚历山大是在宫庭中长大的，他受着荣誉和伟大胜利的熏陶，其“英雄主义”的色彩要比其他伟大统帅更为浓烈得多。其次，他对于自己的军队和统帅素质具有充分的信心，认为没有必要过早地去破坏敌人方面的战略平衡。所以，亚历山大留给后代的经验也是两方面的：一种是大战略范畴的，一种是战术范畴的。

公元前三三四年的春天，亚历山大从达达尼尔海岸出发，开始向南行进，在格拉尼卡河上击败了波斯的掩护兵力。在这一战中，波斯人曾力图挡住亚历山大那些使用长矛的武装骑兵，这些骑兵有着惊人的重力和冲力，不过，当时的波斯军队也是具有很大灵活性的，如果他们能够及时集中自己的兵力，能够击毙极其英勇的亚历山大，那么，亚历山大的入侵在其刚刚开始的时刻也许就被消弭了。可是，他们差了一点。没有能够达到这一目的。

此后，亚历山大继续向南挺进，攻入沙尔底。这里是利地亚的政治和经济枢纽。到此以后，他便折转方向，向西进发，抵达埃菲苏。亚历山大在这些过去的希腊城市恢复了旧有的民主政府形式和权利，从而在经济上极有效地保证了自己后方的安全。

现在，亚历山大又回到了爱琴海的海岸边上，重新开始向南走，然后再转到东方，沿途经过了卡里亚、莱西亚和帕姆菲里亚，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机动形式，其目的是要震撼波斯人对爱琴海的制海权，使用夺占基地的方法来剥夺波斯舰队的行动自由权。亚历山大采取这个方法，终于使敌人的舰队丧失了人力资源的基本来源。从帕姆菲里亚向东，在小亚细亚的沿岸，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港口。因此，亚历山大便从帕姆菲里亚转而向北，进抵弗里基亚，随后继而东进，到达安基拉(即现今的安卡拉)。这样，他在小亚细亚的中部地区巩固了权力，保障自己无后顾之忧。

此后，到了公元前333年，他又转向南方，企图穿过“基里西亚门”，直接向叙利亚进攻。而在那里，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正集中着兵力在等待他。这一次，由于情报不准确，而且自己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波斯军一定会在平原上等他，加上敌人采取了比较巧妙的机动，亚历山大曾在战略态势上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当时，他是采取直接路线行进的，而大流士三世却前进到了幼发拉底河的上游，穿过“阿曼尼克门”，钻到了亚历山大的后方，亚历山大是向来重视基地的重大作用的，而这一次却脱离了基地，他与基地的联系被切断了。然而，他却在后撤过程中顺利地摆脱了这一困境。他回过头来，接受了伊苏斯会战，靠着较为完善的战术和较为完备的武器打败了敌人。可以说，象亚历山大在这次战斗中那样成功地利用间接的突然性的事例，在其他伟大统帅的业绩中还没有见到过。

尔后，他重新采取迂回的方法前进，没有去进攻波斯帝国的心脏巴比伦，而是沿着叙利亚海岸线南行。很明显，根据大战略的需要，他必须采用这样的一条路线。这是因为，亚历山大尽管已经剥夺了波斯人的制海权，但他还没能毁灭大波斯帝国。这个帝国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可能对他的后方，以至于对希腊，特别是对雅典造成威胁。当他攻占腓尼基以后，波斯舰队也就趋于彻底毁灭了。因为波斯舰队当时所剩下的，主要就是腓尼基的舰船，其中大部分都向他投降了，而驻扎在提尔港的其余部分，也在该港陷落之后被他缴获。此后，亚历山大仍然继续向南挺进，一直抵达埃及。他的这些行动，要从海上战略的观点来解释是很困难的。也许可以认为，这是由于过分的小心谨慎。但是如果从政治目标的角度来看，应当承认，亚历山大走这一步棋却是很明智的。他要打败波斯帝国，必须巩固自己的地位，而首先占领埃及这块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地盘，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最后，到了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才又开始向北进攻。他首先攻入阿勒颇，然后转向东面，渡过幼发拉底河，前出到底格里斯河上游。在这里，在靠近尼尼微(现为英苏尔)的地方，大流士三世已经集结了一支颇大的新军。亚历山大是急于求战的，但是他仍然没有采取直奔敌人的办法。他在底格里斯河的上游渡过河，沿着东岸前进，迫使大流士变换了阵地。于是就发生了高加米拉之战(人们通常称之为阿尔贝雷之战，因为阿尔贝雷是距离战地最近的一个城市，大约相距100公里)。在这次会战中，亚历山大在军队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在他达到大战略目的的途径上，这次的敌军却是所有障碍中最严重的一个障碍。高加米拉之战以后，亚历山大紧接着占领了巴比伦。

亚历山大此后的行动，在他没有开到印度边境以前，从军事上来说，一直是在“对大波斯帝国境内的残敌进行扫荡”，从政治上来说，则是全力巩固自己的帝国。他采取间接路线，进行迂回行动，穿过了乌克西亚隘路，越过了“波斯门”。当他在赫塔斯佩斯河与印度国王婆拉斯相遇时，他又卓有成效地采取了间接路线的行动，充分证明他的战略艺术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例如，他把军队隐蔽在玉米地里，又沿着河的西岸广泛地展开了兵力，以此困惑敌人，使其不了解自己的真正意图。起初，亚历山大命令骑兵吵吵嚷嚷地冲来突去，使婆拉斯迷惑不解。而后，如此反复多次，使印度国王见惯以后放松了警惕。亚历山大就是这样使婆拉斯陷入在一个固定的阵地上，而在这时，他以主力监视着婆拉斯军队的正面，自己却率领一支精兵溯河而上，逆进到上游三十公里之处，度过了赫塔斯佩斯河。亚历山大这一突然的迂回行动，使得婆拉斯精神沮丧，其军队的战斗力遭到很大震撼。因此，在尔后的战斗中，亚历山大竟然只以自己数目不大的一部分兵力就打败了敌人的全军。如果不是预先使敌人遭到削弱，那么，亚历山大的这种行动，无论从理论或实际上来说，都是不合理的，因为他率领的一小部分兵力，是孤立无援的，完全有着被敌人一举击破的危险。

亚历山大死后，紧接着发生了长期的“继承者”争夺战。这些战争导致了帝国的崩溃。但是，其中却有着许多次采取间接路线的战例，这些战例同样证明了间接路线的决定性意义。亚历山大手下的将领，似乎要比拿破仑的元帅们更有才能。他们凭借自己的战斗经验，深刻认识了“节约兵力”的意义。尽管他们有许多的战例值得我们重视，但是本书的内容只限于分析古代史中那些最重大的战争。而在多次的“继承者”战争中，只有公元前301年那最后一次战争，才够得上本书选择的标准。对于这个结论，是用不着争辩的，因为剑桥大学的《古代史》一书早已指出，“由于这次战争的结果，中央政权和各地诸侯之间的争斗终于宣告结束，而希腊-马其顿世界的解体，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公元前302年时，自称为亚历山大继承者的安蒂贡尤，可以说是差不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他从自己原有的弗里基亚总督管辖区出发，开始向外扩张，终于逐渐地获得了整个小亚细亚地区，使疆界从爱琴海到达了幼发拉底河。当时，起来反抗他的，有以下几股势力：一是塞鲁卡斯，他很困难地扼守着巴比伦那个一隅之地；二是托勒密，他手中只有埃及一块地盘；三是奈西马丘，他隐藏在色雷斯地区；四是卡桑德尔，他在这批逐鹿者中是一个劲敌，是安蒂贡尤实现理想途中的最大障碍。但是，他当时已经被安蒂贡尤的儿子德梅特里斯从希腊赶出来了。德梅特里斯这个人，在个性品质方面，是有许多地方象亚历山大的。他曾向卡桑德尔提出无条件投降的建议，可是卡桑德尔却报之以颇具天才的战略性打击。卡桑德尔的行动计划，是他和奈西马丘两个人开会制定的。他们两人都想把托勒密拉来参加他们的行动，而托勒密还想同塞鲁卡斯建立联系，因而曾派遣使者骑着骆驼越过阿拉伯沙漠去完成这个使命。

卡桑德尔在阻止德梅特里斯向底萨莱地区进攻时，手中只剩下原有五万七千人中的三万一千人了，因为他把其余的军队交给奈西马丘去使用了。当时，奈西马丘已经渡过了达达尼尔海峡，正在向东挺进。在此同时，塞鲁卡斯也在向西进发，率领军队向小亚细亚方面开来，而且在他的作战部队中，有着从印度得来的五百头战象。托勒密则向北进攻，进入了叙利亚，但因他在途中获得一个关于奈西马丘死亡的假情报，于是又返回了埃及。尽管如此，敌人的进攻很快就从东西两面抵近了安蒂贡尤帝国的心脏地区。这就迫使他不得不火速地把自己的儿子德梅特里斯从底萨莱召回来。当时，卡桑德尔正成功地在那里牵制住了德梅特里斯。现在，由于自己小亚细亚的战略后方受到威胁，德梅特里斯只好自行撤退。这一情况和以后西庇阿迫使汉尼拔返回非洲的情况，在战略原理上正好是一样的。

尔后，在弗里基亚境内发生了依普苏斯之战。由于自己的同盟者奈西马丘在战术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卡桑德尔的战略得以圆满成功。这一战的结果，安蒂贡尤战死了，德梅特里斯远逃了。应当指出，在这次会战中，战象曾成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工具，而胜利者的战术又是以间接路线为基础的。当骑兵败退，而德梅特里斯进行追击的时候，战象突然涌出，切断了他的退路。此后，奈西马丘又不是立即就去攻击安蒂贡尤的步兵，而只以攻击的威胁和弓箭的射击来涣散他们的士气，以致把敌军部队弄到了四处散逃的地步。直到这时，塞鲁卡斯才正式转入攻击，而且他的突击矛头正好指向了安蒂贡尤本人所在的部队。

在这次战争的开始时期，形势本来是有利于安蒂贡尤的。可是，曾几何时，命运却产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由大胜转成大败的情景，实在是很少见到的。很明显，卡桑德尔采取间接路线的方法破坏了安蒂贡尤军队的战斗力。他采用间接路线的行动，首先动摇了安蒂贡尤的信心，而后震撼了其军队的士气，动摇了其国内的民心，因而削弱了他们的抵抗能力。

谢选骏指出：李德·哈特只见“间接路线”的大战略，却没有看到波斯帝国的宗教宽容发展到了帝国松散，结果助长了“内在的敌人”。而希腊城邦虽小，却由于比较严密，故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后来的马其顿，也是因此而瓦解了大而无当的波斯帝国。但是却由于亚历山大的同化政策，走上了波斯帝国的老路。

【第三章 罗马时代的战争——汉尼拔、西庇阿和凯撒】

 

对于欧洲历史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下一个冲突，是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斗争。其中最主要的阶段，是汉尼拔进行的各次战争，或者统称之为第二次布匿战争。这次战争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或几个战局，而每一个阶段对于整个战争的进程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第一阶段的序幕，是汉尼拔于公元前218年从西班牙出发，经过阿尔卑斯山向意大利的进军。而其最终结束点，看来应是第二年春天在特朗西梅诺湖畔所取得的歼灭敌人的胜利。这次胜利以后，汉尼拔如果能下决心立即向罗马进攻，那么可以说，罗马城除了它本身的城墙和守备部队以外，没有其他的抵抗力了。

汉尼拔为什么一开始就选择这样一条漫长而艰险的陆上路线，不选择距离短得多的海上路线？通常的解释都是认为“罗马人掌握着制海权”。可是，在他那个时代，航船还是原始化的，它们在海上拦截敌人的能力也是很有限的，所以，用“制海权”的现代定义去套当时的情况，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而且罗马人在当时究竟有无制海权，也是一个疑问。曾直接记述过特朗西梅诺战役的波里比阿在一篇著作中就指出过：罗马元老院对于迦太基人会不会取得“制海权”，曾经感到焦虑。甚至到了战争的结束阶段，即在罗马人取得一系列海上胜利以后，他们尽管剥夺了迦太基舰队在西班牙的所有基地，并且在非洲巩固了自己的立足点，可是仍然没有能力预防马哥(汉尼拔的弟弟)的远征军在吉罗西-里费亚实行登陆，也没有可能阻止汉尼拔返回非洲。因此，汉尼拔之所以要采取间接的陆上进攻路线，更可能的理由是，他要纠集意大利北部的色尔特人起来反对罗马，认为这样对他更为有利。

其次，我们必须指出，就是这条陆上的行军路线，也不是一条直线。正因其如此，他才获得了颇大的利益。罗马方面曾经派遣他们的执政官普布里乌斯·西庇阿(即阿非利加·西庇阿的父亲)到了马赛，其目的是要阻止汉尼拔渡越罗讷河。可是，汉尼拔不仅出其不意地在该河上游渡过了这条难以逾越的大河，而且还继续向北走了很远。他选择了一条穿越伊塞里谷地的更为艰险的路线，而不是经过里费亚附近的直路，因为那条直路是很容易被敌人封锁的。波里比阿后来写道：当老西庇阿在三天之后赶到渡河地域时，他“大吃一惊，发现那里已经没有一个敌人，而他先前却曾断定，认为汉尼拔无论如何也是不敢冒险经由这条道路(即北线道路)进入意大利的”。老西庇阿于是当机立断，留下部分兵力在现地，自己即匆匆忙忙地走海路返回意大利。他正好及时赶到，在伦巴第平原上碰上了汉尼拔。然而，这里的平原地形却使汉尼拔占了优势，使他的强大骑兵便于展开活动。结果，在蒂西纳河和特雷比亚河的两次战斗中，汉尼拔都夺取了胜利。这使他获得了大量的兵员补充和物资补给。

汉尼拔变成了意大利北部的主人，停在那里度过了冬天。第二年春天，罗马的新执政官预计到汉尼拔必将继续进攻，于是分兵把守两条线路：一条通向位于亚得里亚海岸边上的里米尼；另一条通向埃屠里亚的阿雷蒂昂(即现今的阿雷佐)。这些据点正好控制着通往罗马的东西两条大道，而汉尼拔是很有可能沿着这些道路进攻罗马城的。汉尼拔决定沿着通向埃屠里亚的线路行军，可是，他却不是选择大家通常所走的道路。行军之前，他通过周密的侦察，“查清了通向埃屠里亚的所有各条道路，知道这些道路的里程和状况也是敌人所熟悉的，知道还有一条穿过沼泽地的捷径是有利于突然地向弗拉米尼(罗马执政官)发起攻击的。汉尼拔想到了采取突然袭击行动的问题，于是便选择了穿过沼泽地的那条捷径。可是，当部队知道自己的司令官正率领他们走向沼泽地时，士兵们曾经大为震惊”(波里比阿语)。

一般的统帅都是喜欢已知的东西，而害伯不知的东西。汉尼拔不是一个普通的统帅，因此，他和所有伟大统帅一样，宁肯在最危险的条件下从事活动，却不愿在敌人选择的阵地上去同敌人搏斗。

在连续四天三夜的行军中，汉尼拔的军队一直是在沼泽地内的“泥水道路”上行进。由于极度疲劳和缺乏睡眠，部队遭到大量减员，马匹的损失更为严重。可是，一旦冲出了沼泽地带，汉尼拔立即发现，罗马的军队仍然毫无作为地呆在阿雷蒂昂的军营里。这时，汉尼拔也未打算直接实施攻击。关于这一点，波里比阿曾写道：“他认为，如果绕过罗马的军营，前进到其后方，那么，弗拉米尼由于害怕人民的谴责和不能忍受的挑战刺激，不可能消极地看着敌人蹂躏自己的国家，而必然立即跟随而来。这样作，汉尼拔可以反客为主，就有了展开攻击的有利条件。”

汉尼拔采取这样一个迂回到敌后的机动，是仔细地研究过弗拉米尼的个性而考虑到其心理作用的。随后，就是如何实际执行计划了。他沿着通向罗马的大道前进，组织了有史以来一个最大的伏击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第二天的早晨，正当晓雾迷茫的时候，罗马军队沿着特朗西梅诺湖岸的山地道路，跟在汉尼拔后面拚命追赶，可是，它却突然遭到来自前后两面的夹攻，并被全部歼灭。许多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次胜利的结局，但往往忽略了精神因素是造成这次胜利的基础。然而，波里比阿在自己关于这次战斗的评论中作出了下述结论：“好象一艘战船，如果失去了舵手，那它很快就会成为敌人的虏获物。在战争中的军队也是这样。如果您能在斗智当中胜过敌军的主将，使其在行动上处于被动地位，那么，这支敌军就有可能完全落在您的手中。”

接着产生一个问题：在特朗西梅诺大捷之后，汉尼拔为什么不直接进攻罗马城？这是历史上一个神秘的疑案。后人所作的一切解释，都只不过是猜测罢了。缺乏攻城的重型技术装备，也许是较为明显的原因，但却并不是圆满的解释。有一点则是无可怀疑的，那就是：在以后的几年中，汉尼拔一直都在消除罗马对于其意大利各同盟国的影响，而力图另行组成一个反罗马的联盟。所以，取得几次胜利只能算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精神上的刺激。如果汉尼拔能使作战的条件有利于他使用优势的骑兵，那么，他在战术上的优势是完全可以得到保障的。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第二阶段，则是以罗马人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而开始的。这些间接路线行动，就形式上来说，似乎是希腊特点还要多于罗马特点。这种行动的方式，以及后世许多人对于它的模仿，其中有些是学得很坏的，在历史上统称之为“费边战略”。费边采取的这种战略，不仅在于避免进行会战，以争取时间，而且要达到影响敌人士气的目的，甚至进一步影响其可能盟国的精神状态。因此，“费边战略”主要还是属于军事政策的问题，或者说是大战略的问题。费边深刻认识到了汉尼拔在军事方面的优势，所以他决心不去冒险求战，不指望通过会战取胜。他在尽量避免会战的同时，却又到处发动小规模的挑衅，以此刺激侵略者的神经，并使汉尼拔的军队无法从意大利的各城市和他的基地即迦太基本土获得兵员补充。这一战略获胜的基本条件，也即如何利用它来实现大战略的条件，就是要使罗马的军队经常控制山区高地，从而使得汉尼拔在骑兵方面的绝对优势不起作用。因此，这一阶段成了汉尼拔和费边同时采取间接路线行动的搏斗。

经常给敌人造成威胁，不断截击敌人的零星兵力和粮秣征集小队，迫使敌军无法建立任何永久性的补给基地，这一切使费边成了一个不可捉摸的阴影，到处遮蔽着汉尼拔凯旋式游行的胜利光辉。这样，费边本人不仅避免了失败，而且也消除了汉尼拔由于前几次胜利而给罗马的各意大利盟邦所造成的影响，因而阻止了他们对罗马的背叛。此外，这种游击式的战法，既提高了罗马部队的士气，又打击了迦太基人的士气，因为他们远离祖国，深深感到已经不可能迅速结束这场战争。

然而，消耗战却是一件双面开锋的武器，即令使用得再巧妙，使用的人也一样地会感到吃不消。这样的消耗战争，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必将带来特别难以忍受的苦难，因而他们渴望尽早结束战争，而且经常带着偏见，认为最好还是通过战斗取得对敌胜利。当汉尼拔大胜之初，罗马人是感到十分惊恐的。而现在，他们在慢慢恢复过来以后，就开始对费边的智慧和他的行动产生怀疑了，忘记了正是费边才使他们获得恢复的机会。这种怀疑情绪煽惑着军队中一些只有“匹夫之勇”的分子，他们也开始批评和反对费边的战略，指责费边是“懦夫”。这种情况使得执政当局作了一个史无先例的决定，即任命米拉修为副统帅，而他本来就是费边的第一助手，同时也是批评费边的主要人物。于是，汉尼拔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机会，把米拉修诱入了陷阱，幸亏费边及时赶到予以援助，才使他勉强得救。

这一事件发生以后，对于费边的批评暂时停息了。可是，当他六个月的任期届满时，他的人望和政策却未能保证他获得连任机会。在执政官的选举中，狂妄自大、性情乖僻，而且不学无术的特烈茨·瓦罗被选为两个执政官之一。原先就是这个瓦罗促成了对米拉修的任命。此外，罗马元老院也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要求执政官下决心同汉尼拔进行决战。当时所以作出这个决定，一方面是因为意大利的许多地区正在遭受敌人的蹂躏，另一方面，元老院也采取了实际的措施。它为了准备公元前216年的会战，已经建立一支史无前例的庞大军队，其编成已有八个军团。可是，由于选错了一个统帅，他的思维判断能力不能适应他的进攻精神，因而使罗马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第二个执政官是埃米里·帕卢斯。他曾希望等待一下，利用机动造成比较有利的条件。可是，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却不符合瓦罗的观点。瓦罗的思想和他的公开宣言是：“在哪里发现敌人，就在哪里对他进行攻击。”结果，瓦罗利用了第一执政这个有利的条件，给汉尼拔提供了一个在平原上，在坎讷附近进行会战的机会。帕卢斯曾经进行争辩，认为有必要把汉尼拔吸引到比较利于步兵作战的地形上来。可是，瓦罗听不进这个意见，他利用自己轮值指挥部队的日子，把军队开到了紧接敌人的位置。第二天，帕卢斯把部队关在设防的营地之中。他认为汉尼拔的补给品不足，很快就会被迫撤退。而瓦罗呢，正如波里比阿指出的，“他的胸中却愈来愈烈地燃烧着进行会战的烈火。”当时，部队中的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种求战感情，继续拖延下去将会激怒他们。“因为对于人们来说，没有比犹豫不决更为难以忍受的事情，只要决定已经作出，人们就没有其他选择，不管遭受什么艰难困苦，那怕不幸就要落在自己头上，也要勇往直前。”

待到下一天的早晨，瓦罗命令罗马的军队开出营地，准备进行会战。而汉尼拔所期待的，正是进行这样一种会战。按照传统的习惯，双方的步兵应该配置在战场的中央，骑兵列在两翼。可是汉尼拔却采取了一种新的列阵方法。他把那些坚定性比较差的高卢兵和西班牙兵摆得突出一些，配置在步兵战斗队形的中央，而把自己的非洲步兵稍微挪后一点，配置在两翼。这样，高卢步兵和西班牙步兵就成了一个吸引罗马步兵的天然磁体，罗马人决不会放弃对他们进行攻击的。高卢人和西班牙人遭到罗马步兵的攻击以后，按照汉尼拔的意图，必须马上实行后退。于是，汉尼拔那个最初摆成为凸线向着敌方的半月形战斗队形马上起了变化，凸线变成了凹进去的弧线。罗马步兵为眼前的胜利气氛所迷惑，逐渐地向这个空间中涌来，大家挤成一闭，以至于最后连使用武器都很困难。他们满以为已经突破了迦太基人的战线。而实际上，却是自己愈来愈深地陷进了敌人的包围。就在这一刹那之间，汉尼拔的非洲精兵即从两翼向中央夹击，把挤成一堆的罗马人从两面包围起来。

这个机动是萨拉米海战时那个机动的重演，或者说得确切些，是那个机动思想的重复。从形式上看，它可以使人联想到日本人的所谓“柔道”斗争术，其基础就是采取出其不意的突然行动。

而在那个时候，汉尼拔的重骑兵正好配置在左翼，它也突破敌人骑兵的队形，从后方向罗马人进行包围，并协助努米蒂亚骑兵队把敌人配置在右翼的骑兵也驱散了。迦太基的重骑兵，这时把追击罗马骑兵的任务交给了努米蒂亚人，而自己却不停地向敌后突进，要给罗马步兵以致命的打击。这时，罗马步兵已处在三面包围之中；他们由于紧挤一团，密度过大，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从这时开始，会战已经变成为一场屠杀。根据波里比阿记载，罗马军当时共有七万六干人，而死在战场之上的竟有七万之多。其中包括帕卢斯在内，但是那个引起惨剧的罪魁祸首瓦罗，却侥幸地逃脱了性命，这实在是对命运的一种讽刺。

罗马人在坎讷遭到毁灭性的惨败以后，意大利联盟暂时地瓦解了。但罗马本身并没有崩溃。费边在那里组织和团结人民，继续进行了长时期的抵抗。后来，罗马终于又站立起来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惜任何代价运用了费边的避战战略，而这一战略正好体现了顽强的坚定性和忍耐性。同时，也由于汉尼拔缺乏攻城的装备和兵员补充。他作为一个侵略者，置身于一个近乎原始组织的地区，使他的经济状况很不稳定，难于以战养战。(而在晚些时候，当西庇阿侵入到非洲时，他即发现，迦太基较为发达的经济条件，保证他有可能实现自己的计划。)

这场战争第二阶段的结束，是在公元前207年。当时，罗马执政官尼罗采用了另一种形式的间接路线战略。他秘密地把罗马军队从汉尼拔当面的阵地上撤下来，而后以强行军的速度开进，去集中对付汉尼拔的兄弟(哈司德鲁巴尔)，后者率领一支军队刚刚到达意大利北部。尼罗在梅塔弗尔河战斗中击毁了这支军队，于是，汉尼拔就要获得这支援兵以便赢得胜利的希望，也就随之破灭了。尼罗在作战以后，立即返回了营地。等到汉尼拔发现对方的营垒已空时，尼罗又早在营地上了。

从此以后，意大利境内的战争陷入了僵持局面。这样也就开始了战争的第三阶段。在此以后的五年当中，汉尼拔始终都在南意大利进行顽强的防御。罗马的许多将军，每当采取直接打击法过分地靠近汉尼拔的狮穴时，总是受伤而还。

公元前210年，阿非利加·西庇阿被选派到了西班牙。他面临着迦太基方面大大优势的兵力，承担着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挽救那支曾由他父亲和叔父指挥的罗马军队，使其免遭覆灭，为他战死的父亲和叔父报仇，而如果可能的话，则在西班牙的东北部，为罗马保持住一个小小的立脚点。西庇阿采取了最快的前进速度，利用了战术上的优势和巧妙的外交手段，把原先的防御行动变成了进攻活动。实际上，这是一种间接的打击办法，既对付着迦太基，也对付着汉尼拔，因为西班牙是汉尼拔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他要在那里训练部队，也要从那里补充新兵。西庇阿把奇袭和时机巧妙地结合起来，在打垮迦太基军队以前，先把迦太基的一些同盟国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把他们在西班牙-迦太基(新迦太基)的主要基地剥夺掉了。

公元前205年，西庇阿回到了意大利，并被选为执政官。此时，他已准备好，要执行自己早已考虑成熟的间接路线战略的第二阶段计划，即进攻迦太基——汉尼拔的战略后方。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阶段。费边这时已经年老，思想逐渐僵化，只知道维护一般的行动方法，顽固地认为西庇阿首先要在意大利境内打击汉尼拔。他曾多次质问西庇阿：“你为什么不想直接打击汉尼拔，而一定要绕那么一个大圈子呢？你是否想到，当你渡海到了非洲之后，汉尼拔会跟着你后面走吗？”

西庇阿从元老院方面只获得一个可以渡海去非洲的许可，但被拒绝进行兵员补充。所以，他在公元前204年春天出发远征时，只率领着七千名志愿兵，另外就是两个丧失了名誉的军团。这是两个在坎讷战中吃了败仗的军团，当时被罚在西西里岛担任守备勤务。西庇阿登上非洲大陆时，迦太基只派来一支不大的骑兵进行抵抗。他巧妙地实行了后撤，把这支骑兵诱入陷阱，然后将其全部歼灭。这样，西庇阿不仅赢得了时间，可以用来巩固他在非洲大陆的阵地，而且造成了一个强大的声势，既鼓舞了罗马国内的当局，使他们乐于给他更积极的支援，也震撼了迦太基在非洲的各盟国，削弱了迦太基对它们的影响。不过，它们当中那个最强大的锡法克斯却是例外。

尔后，西庇阿试图夺取乌蒂卡港，想以它作为自己的基地。可是，他没有成功。他本想袭用早年夺取迦太基拉的办法，不采取长期的攻城战而把它夺到手。但在六个星期以后，他被迫解除了对乌蒂卡港的围攻，因为锡法克斯巳经率领一支有着六万人的大军来对付他，也就是来支援哈斯德鲁巴·吉斯哥那支新近编组的迦太基军部队。敌人的联军一旦到达，其兵力将在数量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于是，西庇阿撤退到了一个不大的半岛上，并在那里构筑了一条有着坚固工事的防御线，其形式正象后来威灵顿在托里什-韦德拉什所设的防线一样。他在那里首先设法使封锁他的敌军麻痹松懈起来，而后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在准备从海上攻击乌蒂卡港，以此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当这些诱敌行动完成之后，他便利用黑夜对敌人的两个军营发动了突然袭击。

由于西庇阿的指挥巧妙，这次突然袭击在瓦解敌人的组织和精神方面所起的作用更加显著。起初，他向着组织纪律较差的锡法克斯营地发动进攻。在那里，大多数的营舍窝棚都是用易燃的芦苇和茅草覆盖的，有的还伸到了营地工事的边缘之外。于是，罗马人首先放火。当一些窝棚起火而引起混乱的时候，他们即突然地闯进了军营。哈斯德鲁巴的部队，以为这是偶然的火灾，因为在黑夜降临之时，他们还看到相距约十公里的罗马军营仍然寂静无哗，没有什么异样现象，于是打开了自己军营的大门，跑出去帮助锡法克斯部队救火。这时，西庇阿又立即抓住机会，马上挥兵进击，迅速从大门攻入哈斯德鲁巴的军营，避免了对其设防工事实行强攻。结果，迦太基的两支军队都被击毁了，各自损失了一半兵力。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次战役，那我们就会正式地从战略范畴转到战术范畴上来，而且事实上可以觉察到，战略不仅为胜利开辟了道路，同时还直接导致了胜利的取得。胜利，这只不过是战略机动的最后一幕，而没有顽强抵抗的一场屠杀，是不能算作一场会战的。

西庇阿在取得了一场几乎不流血的胜利以后，没有立即向迦太基进攻。为什么呢？尽管历史没有作出肯定的回答，但是，比起汉尼拔在特朗西梅诺和坎讷取胜之后不立即进攻罗马城这一史实来，历史本身还是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来解释西庇阿的行动。历史教导人们，直到目前为止，只要有着迅速而突然地实施进攻和强击的可能性，而且可以预期较好的前景，那么，在所有各种作战行动当中，“攻城”是最为不利的一种战斗方式。如果敌人手里还掌握着野战部队，能够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那么，攻城战还有可能导致攻城部队的失败，因为他们在攻城当中所遭受的牺牲，总是要比守城部队大得多。

西庇阿当时所要考虑的，不仅是迦太基城的防御能力，而且还有汉尼拔回军救援的问题。把汉尼拔吸引回来，本来就是他的一个目的。如能在汉尼拔返回之前迫使迦太基投降，对他来说当然是最为有利的。可是，西庇阿考虑到，与其遭受巨大的牺牲去强攻城市，还不如首先削弱敌人城市防御者的士气，借此摧毁其城防抵抗能力。如果强攻城池不下，而汉尼拔赶来从背后向他实施进攻，那他就很可能在城墙之下遭到覆没。

所以，西庇阿没有强攻迦太基城，而是对它实行封锁。他遮断了该城的粮秣供应，使其同盟各国无法对它进行救援。此外，他还采取穷追猛打的方法，打垮了锡法克斯军队，从而使敌人方面的总兵力遭到大大削弱。他扶植起自己的同盟者马西尼沙，使他夺取了努米蒂亚的王位。这样就保证他自己有了必要的骑兵补充，得以对抗汉尼拔手中的最好武器。

为了增强精神震撼作用的效力，西庇阿突进到达突尼斯。这里离迦太基城已经很近。他认为，这是“促使迦太基人产生恐怖和绝望的最好办法”。采取这样的行动，加上其他各种间接形式的压迫措施，终于使迦太基人的抵抗意志逐渐削弱，被迫向他提出了和平要求。可是，在等待罗马当局批准和平条件的时候，传来一个消息：汉尼拔已经返回非洲，并在勒普蒂斯登陆。和平谈判于是宣告破裂。(这时正是公元前202年)

这样一来，西庇阿的处境就十分困难和危险了。尽管他由于没有对迦太基城实行强攻而保存了自己的实力，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却得不到同盟者马西尼沙的支援，因为在和平谈判开始以后，他即同意马西尼沙返回努米蒂亚去巩固自己新王国的统治地位去了。一个统帅面临看这种形势，从正统的观点看来，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马上转入进攻，以阻止汉尼拔向迦太基开进，或者就在原地坚守，以等待援兵的到达。然而，西庇阿这时却实行了一个完全出人意外的机动。把这个机动的线路标在地图上，初看起来象是很不合理的。当时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把汉尼拔从勒普蒂斯到迦太基的行军路线标作一条直线，那么，西庇阿在留下一个支队于迦太基城下固守营地之后而外撤的路线，就是一条与汉尼拔这条直线成直角的路线，他是向下走的，也即是向着避开汉尼拔的方向走的。这才真是间接路线中一个最明显的范例！西庇阿选择的这条道路，穿过了巴格拉达河谷，一直深入到迦太基来自内地各区的基本补给来源的心脏地区。同时，他每前进一步，也就向马西尼沙给他派来的援兵靠近了一步。

西庇阿的这个机动达到了它的战略目的。当时，迦太基元老院为那个关系到自己存亡的重要地区将被毁灭而大伤脑筋，接二连三地向汉尼拔派出信使，责成他采取必要的措施，命令他与西庇阿决战。尽管汉尼拔在答复元老院时强调，希望他们“不要干预”他的行动，可是，他仍然迫于形势，没能再往北走回到迦太基城，而是不得不转向西去，并采取强行军去迎击西庇阿。这样一来，西庇阿就把汉尼拔诱向了他所期望的作战地区。而在这个地区，汉尼拔不可能获得兵员补充，没有可靠的支撑点，一旦遭到失败，还不可能找到掩蔽的处所。如果在迦太基城附近进行会战，那汉尼拔是不会陷入这种危险境地的。

西庇阿已经达到了迫使汉尼拔远离迦大基城而来寻求战斗的目的。现在，他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在精神上的优势。马西尼沙终于同西庇阿汇合起来了。几乎就在同一时候，汉尼拔也赶上了他们。可是，西庇阿还是不向前进，不去靠近汉尼拔，而是继续后退，以此把汉尼拔诱向一个更深远的地区，那里正好可使迦太基人陷入严重缺水的境地。现在，当汉尼拔前进到达平原以后，西庇阿有希望能充分发挥自己在不久之前才刚刚获得的优势骑兵的作用，于是下决心同汉尼拔进行会战。接着便发生了撒玛之战(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是“纳拉加那”之战)。西庇阿在这一战役中终于把汉尼拔的骑兵给打败了。而在此之前，汉尼拔的骑兵曾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就在这一仗中，汉尼拔第一次遭到战术上的失败。然而，战略上的大败，紧接着很快落到他的身上，因为战场附近既没有居民点，也没有要塞，使他找不到借以掩蔽的处所。没有掩蔽所，被打败的军队当然逃脱不了彻底毁灭的命运。这一仗以后，迦太基也就不流血地投降了。

撒玛之战的胜利使罗马成为地中海区域的霸主。从此以后，它的统治权力不断扩大，其宗主国地位不断加强。尽管它曾经多次地，几乎是定期地遭受到野蛮民族的入侵，但却并没有遇到什么严重的障碍。因此可以说，公元前202年是世界古代史上的一条自然分界线。以此为据，我们可以较完整地对古代史中的一些转折点加以研究，并探讨那些引起转变的军事原因。当然，罗马帝国终究要从顶盛走向没落。到最后，一个巨大的帝国还是崩溃了，形成四分五裂的局面。这是为什么呢？虽然也有野蛮民族的入侵问题，但主要却是内部逐渐崩溃的结果。

在许多个世纪当中，欧洲又由一个旧的“统一”的局面，变成了新的“割据”的局面。分析一下这个“崩溃和没落”过程中反映出来的统帅艺术，可以吸取很多有益的教训。其中，有些还具有极大的意义。例如，拜占廷帝国的贝利撒留和他以后一些统帅的经验，就是很有价值的。当然，就整体说来，最终的结果经常都很难确定，因为转折点几乎不可捉摸，战略有时极不明确，历史文献资料又很不可靠，所以进行科学总结的基础是不坚实的。

不过，当罗马还没有达到其权势顶峰的时候，曾发生过一次值得认真研究的国内战争。其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第一，这场战争仍然还是一个伟大统帅的活动舞台；第二，它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如果说，第二次布匿战争使罗马成了世界的中心的话，那么，公元前五十年到四十五年的罗马内战，就使凯撒成了罗马世界的中心，出现了一个凯撒主义。

公元前五十年的十二月，在凯撒越过卢比孔河的时候，他的势力范围只有高卢和依列里贡两个地区。当时，庞培还控制着整个意大利和罗马的各个省区。凯撒手里只有九个军团，而随他一起驻扎在拉文纳的，仅有一个，其余都在高卢，相距很远。庞培在意大利境内共有十个军团，在西班牙另有七个军团，此外还有许多的支队散布在帝国各地。不过，庞培在意大利的那些军团，只是一些仅有干部和骨干人员的架子军团。因此，凯撒的一个完全满员军团的战斗力，实际上要胜过庞培两个没有动员起来的军团。

有人曾对凯撒提出批评，说他率领一支如此弱小的兵力向南进军是冒险。但是，时间和突然性却正是战争中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凯撒不仅认识到了这两个因素的意义，而且在实现自己的战略企图时，也考虑到了庞培的人员素质。

从拉文纳到罗马有两条道路。凯撒所选择的，是那条弯弯曲曲的距离最长的道路。因此，他是沿着亚得里亚海的海岸前进的，并且采取了强行军的速度。当他逐渐深入而穿越那些人口稠密的地区时，许多正在集中并准备投向庞培的新兵，都纷纷投奔到了凯撒麾下。这和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军队的情况正是一样的。庞培的军队由于精神发生动摇，放弃了罗马城，撤退到了卡普亚。与此同时，凯撒已经突进到敌人在科尔费仑的前卫兵力和庞培亲自统率的在卢塞里亚地区的主力之间的位置，于是，又收编敌人的兵力补充了自己的队伍。尔后，他沿着卢塞里亚方向继续向南进攻，象滚雪球一样，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实力。可是，到这时候，他的进攻开始变成直接路线的挺进，一直迫使敌人向着具有坚固工事的布林迪苏(即现今的布林迪西)港退却，那里正是意大利的靴后跟部位。由于遭到凯撒的穷追猛打，庞培被迫作出决定，把自己的军队撤过了亚得里亚海，逃到了希腊。这样，凯撒就因为在战争第二阶段的进攻行动过于直接化了，加上军事艺术知识的缺乏，终于丧失了以一个战局结束这场战争的机会。这就迫使他不得不在以后的四年中继续进行战斗，并使军事行动遍及地中海沿岸的各个地区。

现在开始了第二个战局。凯撒不是到希腊去追击庞培，而是把部队开进了西班牙，其目的是要粉碎庞培的同盟即西班牙的军队。为此，他曾遭到过很激烈的责难。但是后来的事件证明，这样作是对的，正好估计到了庞培的消极无为。这一次，战局的开始仍是极不合符作战艺术的。他又采取直接进攻的方式，直接攻击位于比利牛斯山脉后边依勒尔达城(现今的莱里达)的敌人主力，结果又使敌人得以避开战斗。对城市的强攻没有获得任何成效，而且仅仅因为他自己亲临前线督战，才使自己的部队免于失败。部队士气低落，在他不得不改变作战方法以前，一直都在低落下去。

凯撒终于放弃了攻城的打算。他改用全力建立一个人造徒涉场，以此控制着塞格雷河的两岸，而依勒尔达城也正位于该河岸边。这一行动使敌人的补给来源受到威胁，庞培的部下不敢久留，于是自动撤退了。对于撤退的敌人，凯撒没有直接追赶，任其自然遁去。但是他却同时派出了高卢骑兵，令其前进到敌人的后方进行活动，其目的是阻止他们继续远遁。尔后，他没有去进攻敌人后卫部队把守的桥头阵地，而是进行着一个冒险活动。他带领步兵渡过了一般认为只有骑兵才能过去的深水渡场，在一夜之间采取了广泛的迂回机动，切断了敌人的退路。这时，凯撒仍然不打算立即开始交战，而只是不断打破敌人寻找新退路的企图，并派出骑兵进行骚扰，以此消耗敌军的精力，而用步兵军团向着敌人的两翼进行迂回。他坚决控制着自己跃跃欲战的士兵，同时又鼓励他们对敌人的士兵表示同情友好。这样，使得敌军士兵精神沮丧，忍饥挨饿，以致士气日益低落。最后，凯撒迫使他们又掉转头来后退，不得不在一块没有水源的地方进行防御。敌人走投无路，终于不战而降。

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胜利，而对胜败双方来说，都是没有流血的。双方士兵死伤愈少，则凯撒的潜在拥护者和志愿兵员也就愈多。由于用机动的方法来代替直接的进攻，这个战局只用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就胜利结束了。

可是，到了公元前四十八年的个一个战局中，凯撒又改变了自己的战略，结果使战局延续了八个月的时间才告结束，而且所取得的胜利还是不完全的。这一次，他进攻希腊所选择的道路，不是走陆上穿过依列里贡的迂回路，而是那条最短的海道。在开始的时候，他确曾以此赢得了某些时间，但是到头来还是把它丢掉了。首先，庞培有一支大型舰队，而凯撒却没有这样的舰队。他尽管早已下达命令，要紧急建造和搜集大量的船只，可是，待到出发之时，却还只有不大的一部分可供使用。凯撒不耐烦久等，于是在其兵力大约还只集中一半的时候，就带着部队从布林迪西港口出发了。他在巴勒斯特登陆以后，沿着海岸向北走，直抵都拉希(现为都拉斯)那个重要海港。而庞培正巧比凯撒早到一步。对凯撒说来，值得庆幸的是，庞培和往常一样，行动总是慢吞吞的，因而丧失了在安东尼率领凯撒的另外一半兵力来和凯撒汇合以前利用自己优势兵力的机会。当安东尼在都拉希以北地区登陆时，正好处在安东尼和凯撒部队之间的庞培，也未能阻止他们在地拉那地区的会合。此后，庞培又开始退却，敌人则紧紧跟他的后面追赶，力图同他进行战斗。后来，双方终于驻扎下来，在流经都拉希以南的格努斯河右岸相互对峙着。

进攻曾经一度停顿，直到凯撤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才又打开局面。凯撒完成了一个迂回行动，沿着山地走了七十公里，前出到了都拉希和庞培军队之间的地区。庞培意识到自己所处境地的危险以后，实行了退却，以便保护那个远在四十公里以外的基地。可是，凯撒没能利用自己的有利形势，因为庞培还是那样一个性格，只要还能够从海上得到补充，他并不打算首先发起攻击。这样，凯撒劳而无功，只好下了一个对自己很不利的决心，即把敌军包围封锁起来。然而，他的敌人不仅在兵力上比自己强大，而且还有海路进行补给，并且随时都可以上船撤退。

由于包围的兵力单薄，即令是庞培这样一个消极而无所作为的人，也不会不想到要对包围线上的薄弱地段进行突击。庞培的突击取得了一些胜利，迫使凯撒不得不集中兵力来进行反突击以恢复原来的态势。这次反突击又不幸以凯撒的惨败而告终。只是由于庞培这个人过于消极怠惰，才使得凯撒那支精神沮丧的军队免于彻底溃灭。

凯撒的士兵仍然顽强地相信，凯撒会率领他们重新进攻敌人。可是凯撒却总结了过去的教训，他在实行后撤改善态势之后，又开始采用间接路线战略。在当时的条件下，庞培本来有采用间接路线战略的更大可能性。他可以带兵横渡亚得里亚海，到意大利去恢复自己的统治权，在凯撒失败以后，那里曾经形成一种对他有利的局势。凯撒清楚地知道，如果庞培向西实行这样一种机动，那对他是极端危险的。于是，他立即组织部队向东进军，去攻击庞培的一个老战友，即盘据在马其顿的西庇阿·纳吉卡。这样，就迫使庞培尾随凯撒而来。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行军线路，匆匆忙忙地赶去援救西庇阿。凯撒比庞培先到一步，可是，他没有立即把自己的部队用去强攻堡垒工事，而是给了庞培一个随即赶到的机会。凯撒为什么放弃了这样一个有利的强攻时机，也许是因为他考虑到都拉希的情况，不相信庞培会在开阔的地形上接受会战。如果凯撒真是这样设想，那他的想法是完全对头的，因为庞培尽管在兵力上还有着二对一的优势，但他仍然是在部将们的强烈劝说下才下了出战的决心。当凯撒刚好完成进行机动的准备工作，以为夺得胜利创造必要的条件时，庞培即把部队开上来了，给他提供了一个在法萨罗取胜的机会。从凯撒的利益来说，这次会战无疑是来得过早了，其证据就是，战斗的结局几乎是千钧一发。凯撒转而采取间接路线行动以后，终于在战略上恢复了平衡的局面，并且进而破坏了庞培地位的稳定性。

凯撒在法萨罗取得胜利以后，一直尾追着庞培，越过了达达尼尔海峡，穿过小亚细亚，经由地中海，到达了亚历山大城。庞培到达亚历山大城以后，被托勒密杀害了。这样一来就给凯撒省了许多的麻烦。可是，凯撒本人却把已经取得的优势地位给葬送掉了。他留在那里干预托勒密和其姐妹克里奥帕特拉争夺埃及王位的斗争，白白地耽误了八个月的时间。凯撒这个人，几乎是定期地重复着，而且不断地加深着自己的错误，很明显，他老是只关注一些比较明显但意义却不那么重大的目标，而忽视了那些虽然不太明显但却是主要的目标。他在自己的行动中，几乎是轮流采取德热基尔战略和盖得战略。

由于凯撒丧失了时间，庞培的拥护者得以重新收集兵力，并在非洲和西班牙巩固自己的地盘。

在非洲，凯撒的部将古里阿采取了直接路线行动，结果使他在那里的处境很困难。古里阿登陆以后，曾很快取得一些胜利，可是，他却掉进了卢巴国王的陷阱，并且被歼灭了。而卢巴国王是庞培集团中的一个联盟者。凯撒在公元前四十六年的非洲战局，就是这样开场的。他采取着直接的路线，追求着疾速的行动，可是如同在希腊战局中一样，其兵力却又是那样地不足。因此，凯撒本人也很快地落入了敌人的圈套。只是由于他有着好的运气和巧妙的战术，才避免了失败。这次失利以后，他便缩到鲁斯庇纳附近，构筑军营，进行固守，以待其他军团的到达，无论敌人如何引诱，坚持避不出战。

此后，凯撒重又运用德热基尔战略，其要害就是以较少的流血来争取胜利。在连续几个月的过程中，甚至在他的援兵到达以后，他一直坚持间接路线的战略，即使其行动极有限也罢。他不断进行机动，发起一连串的小战，用以打击敌人的士气。而从敌军逃亡数字日益增加的情况来看，他这样作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最后，由于对敌方的重要基地塔普苏使用了较为宽泛的间接行动法，造成了有利于会战结局的好形势。于是，他的部队疾速地转入了进攻，甚至没有依靠上头的多少指挥就赢得了会战的胜利。

公元前四十五年的西班牙战局，是紧接着非洲战局之后开始的。它是这场内战的结束阶段。这一次，凯撒力求避免有生力量遭受大的牺牲，便不断地在敌人鼻子底下实施机动，迫使他们处于不利的境地。由于采取这样的战术，凯撒又赢得了蒙达会战的胜利。然而，这次会战的顽强程度和战斗中的巨大伤亡证明，“节约兵力”的原则和通常的保护兵力是有区别的。

凯撒的间接路线行动，其规模是比较狭窄的，而且缺乏奇袭的意味。他在每一次战局中，只是使敌人的士气有所削弱，而未能使其达到崩溃程度。其所以如此，可能是这样一个原因：凯撒所重视的，主要是震撼敌军士兵的心理，其次才是其将领的心灵。如果说，凯撒的几次战局可以作为一个例证，用来说明两种间接路线方式的区别，即对付敌人军队和对付敌军指挥之间的区别，那么还不如说，除此之外，这些战局更加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战略上的直接路线行动和间接路线行动之间的区别。这是因为，每当凯撒采取直接路线的战略行动时，他总是遭到失败，而一旦转而采取间接路线的战略行动，他就经常取得胜利。

谢选骏指出：如果从“间接路线”的角度看，汉尼拔的衰颓，似乎是从直接围攻罗马的失败而开始的——他这样做就违背了“间接路线”的原则。但是，罗马后来反击迦太基，却也是直趋迦太基城下，同样违反了间接路线的原则，为何却能取得成功呢？我看关键在于“内在的敌人”。简言之，汉尼拔未能充分动员意大利半岛“罗马反对派”，而罗马却能动员迦太基的内部敌人，迫使他们解除了汉尼拔的兵权，让迦太基走上了自残内乱的道路。所以，最好的间接路线，似乎就是培养“第五纵队”。

【第四章 拜占廷时代的战争——贝利撒留和纳尔塞斯】

 

在蒙达会战中取得最后胜利以后，凯撒成了罗马和罗马世界的永久独裁者。这是一个事实，它使罗马的宪政从此宣告结束，为把共和国变成帝国扫清了道路。帝国一旦产生，同时也就为自己的崩溃孕育着胚胎。不过，它的衰亡过程是非常缓慢的。从凯撒的凯旋到罗马的最后崩溃，经过了五百年的时间。而且在此以后，在另外一块土地上，还有一个“罗马帝国”，它继续存在了一千年。这是因为，第一，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把首都从罗马迁到了拜占廷，即君士坦丁堡；第二，公元395年，罗马世界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东罗马的命运比较长。西罗马帝国则由于蛮族的不断进攻和渗透，国势日趋衰颓。到了公元五世纪末叶，随着高卢、西班牙和非洲诸王国的建立，意大利也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于是，连名义上的西罗马皇帝也被废除了。

不过，在公元六世纪中叶的时候，由于东罗马的援助，在西方，罗马的统治权力曾有一度苏复的景象。在查士丁尼一世统治君士坦丁堡的时期，他的将领又重新征服了非洲、意大利和西班牙南部。这些胜利的取得，主要是同贝利撒留的名字分不开，特别是同他的两件有名业绩分不开：第一，他总是以极少的兵力来完成追求远大目标的战局；第二，他系统地运用了防御战术。他的一系列战功都是采取不靠进攻的办法得来的。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事例。而且更加令人信服的是，他用以进行防御活动的军队的基础，却是一支机动的骑兵部队。贝利撒留本人并不缺乏胆略和勇气，可是他的战术，不仅在于给敌人设置障碍，而且总是设法使敌人认为自己抢先发起进攻较为有利。他如此信赖防御手段，部分的理由是他手中总是兵力不足；但同时，也是因为他在战术上和心理上有着准确精密的计算。

贝利撒留的军队同罗马过去的军团制军队比较，在组织形式上是大不相同的，它很接近于中世纪的那种形式的军队，只不过更加发达完善一些罢了。凯撒时代的军人看到他们，简直不会承认他们就是罗马的军队。不过，跟随西庇阿转战非洲的那些军人，如果看到他们的发展趋势，则可能不会感到惊奇。从西庇阿到凯撒，在这整个历史时期中，罗马本身已从城邦国家变成了帝国，它的军队也从短期服役的公民部队变成了长期服役的职业化军队。然而，自从撒玛会战以来，尽管骑兵显出了自己的重要性，但它在罗马军队的组织结构中，并没有提到主要的地位。步兵仍然是罗马帝国陆军内的主要兵种，而骑兵呢，尽管马种已经大有改良，但它仍然如同和汉尼拔作战的初期那样，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兵种。后来，出于帝国边防斗争的需要，必须提高部队的机动性，因而骑兵的数量才逐渐有所扩大。只有到了公元378年，当罗马的军团在阿德里亚诺波尔会战中被哥特人的骑兵击败以后，罗马陆军才总结了教训，进行了改组。但在以后的几代人中，却又偏向了另一个极端。在齐阿多休统治的时代，为了加速扩充机动部队，曾经大量收编蛮族的骑兵，因而使骑兵的比重有所增加。此后一个时期，在补充兵员的时候，步兵和骑兵的比例，又大体趋于平衡了。待到查士丁尼和贝利撒留的时代，重骑兵便成了主要的兵种。重骑兵的骑手们，身上披着铠甲，使用长矛和弓箭。实行这样一个突变，很明显，是想使每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同时兼有机动的“射击力”和“冲击力”。匈奴和波斯部队中的骑兵弓箭手，以及装备着长矛的哥特骑兵，每一个人都相应地具备这种素质。作为重骑兵的辅助力量，又编组了轻骑兵，即一种轻装的弓箭手骑兵。这两种骑兵的结合，无论从组织结构上来看，还是从战术使用上来看，都可以说是现代轻型和重型(中型)坦克联合使用的先例。同时，步兵也开始区分为两种类型，即轻型和重型。不过，后者因为使用重矛和密集的战斗队形，在战斗中只能起一种牢靠的支柱作用，而骑兵则环绕着它进行各种的机动。

公元六世纪初，东罗马帝国面临着一种危险的局势。它的军队在波斯边界的作战中，接连几次遭到惨败，因此，它在整个小亚细亚的地位也都开始动摇了。稍后一个时期，由于匈奴人从北方侵入了波斯，这个压力一度有所缓减。然而，快到公元525年时，边界上的战争又重新爆发了。不过，这时的战斗活动还只是零零星星地进行而没有什么系统性。就在这个时候，贝利撒留开始崭露头角。他率领一支骑兵，向波斯的属地亚美尼亚实行了几次成功的进击。稍后，当波斯人占领一个边境要塞之时，他又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反击，把要塞夺了回来。把他的成功和其他将领的失败作一番比较，查士丁尼受到很大鼓舞，于是提升贝利撒留做了东线各军的总司令官。那时，贝利撒留还不到三十岁。

公元530年，一支总兵力十万人的波斯大军，开始进攻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达拉要塞。贝利撒留带兵迎击敌人，但他的兵力勉勉强强只能达到敌人的一半，而且大多是不久前才征召入伍的新兵，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可是，他并不想困守城池，而是决心冒险，准备与敌人进行一次会战。当时，他选择了有利的阵地，经过很好的准备以后，使阵地既便于采取防御行动，也有利于实施进攻。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仔细估量敌人，认为敌人充满着对拜占廷人的仇恨，依靠其兵力上的优势，一定会首先向他发起进攻。他下令在要塞前面挖掘一条又宽又深的战壕，壕沟离城墙的距离不远，正好可使守壕的部队得到城墙上的“射击”支援。贝利撒留把力量比较薄弱的步兵部署在壕沟里。在这条战壕的两端，按照成直角的方向，又向前各挖一条堑壕，而在两条堑壕通向谷地两边高地的方向上，再各挖一条横向堑壕。在这些侧射工事之间，还构筑了一些宽广的通路。贝利撒留把自己的重骑兵支队沿着这些侧射工事加以配置，其目的是要使用它们进行反冲击。同时，他又把匈奴人组成的轻骑兵摆在由战壕和堑壕构成的两个内角里，一旦两翼的重骑兵为敌人逐回，他即可派出轻骑兵去突击当面敌人的后方，用以减轻对重骑兵的压力。

波斯人开近要塞以后，首先就对贝利撤留的作战部署感到困惑。于是，他们在第一天即花了整天时间来进行战斗侦察。第二天早晨，贝利撒留给波斯的总司令官送去一封信，建议他最好不必兵戎相见，而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有争论的问题。根据克萨里斯基对考古发掘物的研究，他在信中曾这样写道：“和平是一件最大的好事。凡是略有理性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因此，力求以和平来结束战争的统帅，才是最伟大的统帅。”这真是至理名言，而且由一位年轻的统帅在他第一次获得伟大胜利的前夕说出来，更属难能可贵。可是，波斯主帅给他的回答却是：对罗马人的诺言永远不可相信。按照这位主帅的看法，贝利撒留给他送这一封信和采取防守战术，正是对方有着畏惧心理的表现。就这样，波斯人开始了进攻。不过，他们也是相当谨慎的，没有向中央部位进攻，认为那里是一个明显的陷阱。然而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却正好中了贝利撒留的圈套。因为这不仅使他们兵力分散，攻击力受到削弱，而且使其战斗行动局限于对付两翼的骑兵。对贝利撒留来说，他的骑兵正是一个可以与波斯人相匹敌的兵种，在数量上也少不了多少，所以他正寄希望于骑兵。而在当时，贝利撒留的步兵还可以使用弓箭进行比较有效的射击。那个时候，拜占廷的弓箭在射程上是超过波斯人的，而且，波斯人的铠甲也抵挡不住拜占廷的利箭，相反，拜占廷人的铠甲却可以有效地防护波斯人的弓矢。

波斯骑兵首先攻击贝利撒留的左翼，最初似乎颇有进展。可是有一支埋伏在高地后面的轻骑兵支队，突然地向着进攻者的后方实施攻击。由于这个意料不到的奇袭，加上匈奴骑兵又向波斯人的翼侧实行猛攻，迫使波斯人不得不向后撤退。在右翼，波斯骑兵本来突进得还要深远些，已经到达了城墙脚下。而这样一来，又正好使进攻部队的翼侧与处在中央原地未动的部队之间出现了一个缺口。于是，贝利撒留即把自己的全部骑兵投入缺口。这个反突击指向了波军战斗队形的薄弱部分，迫使进攻右翼的波斯骑兵慌忙后退，以致变成毫无秩序的逃跑。这又给贝利撒留提供了机会，使他得以向位在战场中央的波斯步兵实施翼侧攻击。达拉会战最后以波斯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多少代人以来，波斯还是第一次败在拜占廷人手里。

经过几次挫败以后，波斯国王开始和查士丁尼的使臣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当和谈尚在进行的时候，波斯的同盟者萨拉森国王提出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即采取间接的方法来打击拜占廷的实力。他认为，不要向具有坚城利兵的拜占廷边界发动进攻，最好在敌人料想不到的方向上实施突击。波斯方面既然拥有一支由最机动的部队组成的军队，就应该把它调到幼发拉底河以西去，越过人们认为不可逾越的沙漠地带，直接攻击安条克，即攻击东罗马帝国的一个最富庶的城市。这个计划被波斯人采纳了，也立即付诸实行了。而且它还证明，一支有适当组织和准备的军队，是完全可以越过沙漠障碍的。然而，贝利撒留当时也大大提高了自己部队的快速运动能力，他沿着国境线建立了很有效率的交通网体系，能够采取强行军的速度，从北向南地对敌人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他迫使入侵者从原路返回去了，但是也仅以逐走敌人为限。对于他在作战中的这种自我克制态度，他的部下是不大高兴的。贝利撒留知道士兵中间的不满情绪，于是想方设法给他们提出证明，使士兵们懂得真正的胜利在于迫使敌方放弃既定的目标，而尽可能使自己方面遭受最小的牺牲。如果这个目的达到了，那就没有任何必要去以战斗夺取胜利，即所谓“穷寇勿追”。在没有必要进行冒险的时候，不必去冒险，因为那样可能招致失败，而一旦失败了，遇到更加危险的敌人大举入侵时，帝国就有可能丧失防御能力。对于退却中的敌军，如果使他们感到已经无路可去，那就会反而提高他们死里求生的勇气。

这些论述似乎是过于理智化了，所以很难使那些乐于流血的军人心悦诚服。贝利撒留为了维护自己对部队的影响，决定满足他们的愿望，同意他们继续实施进攻，结果却遭到一次失败。这是唯一的一次失败，它却证明贝利撒留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波斯人对追击者所取得的那次胜利，花费了很高代价，而且他们仍然被迫实施退却。

在东方进行了成功的防御以后，贝利撒留不久即被派往西方，担负一项进攻性的任务。还在一个世纪以前，汪达尔人(属日尔曼民族的一个分支)完成了自己向南迁移的行动，他们占领了原属罗马的非洲地盘，并在迦太基建立了自己的首都。他们以此为基地，不断从事大规模的海盗行径，派兵四出突袭，掠夺地中海沿岸的各个城市。公元455年，他们还攻入了罗马城本身。后来，君士坦丁堡方面派出了一支大型征讨部队实行进剿，但却反而被他们打得大败。然而，在经历了几代人以后，奢侈的生活和非洲的烈日，已经不仅使他们的民族习性软化，而且开始消磨了他们的活力。公元531年，汪达尔国王希里德里克被他那个黩武好战的侄子格里梅尔推翻，并被投入监狱。希里德里克国王在青年时期曾与查土丁尼友善，因此，查士丁尼给格里梅尔写信，要求他释放他的叔父。查士丁尼的这个要求遭到拒绝，于是他便在公元533年决定向非洲派出一支由贝利撒留指挥的远征军。然而，这支远征军的兵力是有限的，总共只有骑兵五千，步兵一万。尽管这是一支经过精选的部队，但它究竟能否取胜，人们是很怀疑的，因为兵力过分悬殊，据传说，汪达尔人当时拥有一支十万人的军队。

贝利撒留到达西西里岛以后，获得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汪达尔王国的属地撒丁爆发了起义，汪达尔人已把他们的部分精兵调到那里镇压起义去了，而且格里梅尔本人也离开了迦太基。贝利撒留当然不肯丧失这个时机，他立即扬帆奔向非洲。为了避开强大的汪达尔舰队的拦截，他在距离迦太基城还有九天行军路程的地点实行登陆。格里梅尔得悉这个消息以后，立即命令部队火速地向阿德西缪姆附近集中。那里有一个狭窄地段，位于通向迦太基城的大道上，离迦太基只有十六公里。格里梅尔想在那里围歼敌军。可是，他的这个计划被贝利撒留粉碎了。贝利撒留在陆上采取了极其快速的进攻行动，同时又从海上对迦太基城造成威胁。当汪达尔军队还在集中的时候，贝利撒留乘虚而入，使得汪达尔人惊慌失措。接着发生了一系列的战斗，汪达尔部队更加陷于混乱。因此，他们不仅不能击败贝利撒留，反而自己到处奔逃，给贝利撒留空出了一条道路，使他抢占了迦太基城。此后，格里梅尔重新集结了兵力，并下令从撒丁调回远征军，准备进行反攻。在这同时，贝利撒留却修复了迦太基城的防御工事，而这些工事在汪达尔人统治期间已经是破败不堪难于利用了。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汪达尔人曾经多次尝试，想把罗马人逐出城去，可是丝毫没有成效。这以后，贝利撒留估计到，汪达尔人的士气已经低落了，于是决定作一次冒险，向汪达尔人实施进攻。他认为，万一进攻失利，自己的军队也有地可退，有城墙作为掩蔽。他率领骑兵向前开进，接近了汪达尔人设在一条河流后面的特里卡梅伦营地，并且不等步兵到达即开始发起战斗。他当时的企图，看来是想显示一下自己兵力的单薄，诱使敌人前来进攻，而后，当敌人渡河之际，即对其实行反击。可是他的这种佯动性攻击，以及随后实行的假退却，并未能诱动汪达尔人，他们不肯渡河追击。贝利撒留于是又抓住汪达尔人过分小心谨慎的弱点，在毫无阻碍的条件下，把颇大一部分兵力送过河去，首先向汪达尔军的中央部位施加压力，把敌人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那里以后，即在全线展开了进攻。

汪达尔人的抵抗很快就被粉碎了，其残余部队逃进了围着木栅栏的军营。当夜，格里梅尔本人从军营中逃跑。部队获得这一消息，也就纷纷自动散逃。贝利撒留立即组织追击，并在途中俘获了格里梅尔，因而胜利地结束了这场战争。这个收复罗马非洲属地的战争，最初看来是一场非常冒险的赌博，可是在实际进行过程中，却显得十分的轻易和简单。

这个轻易得来的胜利鼓舞着查士丁尼，使他在公元535年又提出了从东哥特人手里夺回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尝试，不过他的原则是要尽量少花代价。在北面，查士丁尼派了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使其沿着达尔马提亚海岸向北开进。同时，又以提供“补助金”为诱饵，诱使法朗克人从北面进攻东哥特人。在这种声东击西策略的掩护之下，查士丁尼才命令贝利撒留率领远征军一万二千人向西西里岛进发，并且指示他在到达的时候扬言只是过路，说这支兵力是假道开往迦太基去的。如果西西里岛不准备对他进行抵抗，那贝利撒留就要立即进占该岛，否则，他应该不动声色，重新上船扬帆而去，不要纠缠在战斗当中。实际上，贝利撒留在夺占西西里岛时，没有遇到任何一点困难。西西里岛上的各个城市，尽管曾经受到原来征服者的很好优待，但是他们还是热烈地欢迎着贝利撒留，把他当作保护者和解放者。东哥特人在西西里岛的守备部队是不多的，他们没有对他进行严重抵抗。当然也有巴勒莫城守备队这个例外。对于这座城市，贝利撒留是采用计谋夺得的。可是，与贝利撒留在西西里的胜利相对照，入侵达尔马提亚的拜占廷军却遭到了惨败。但那里不久就获得了援军，继续恢复了进攻。在此同时，贝利撒留也渡过了墨西拿海峡，开始侵入意大利半岛。

由于哥特人发生内讧，斗争激烈，加上他们的国王疏于防范，贝利撒留得以在南意大利畅行无阻，很顺利地就进抵到那不勒斯。那不勒斯当时是一个坚固设防的要塞，其守备兵力与贝利撒留的兵力大体相当。贝利撒留在这里受阻一段时间，最后因为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一条废弃不用的水道，从而找到了进攻这个城市要塞的捷径。他选派一小队精兵，钻过狭窄的隧道进到城里，利用夜间里应外合，同时从后方和正面实施进攻，终于夺占了该城。

那不勒斯陷落的消息，立即引起了哥特人的强烈恐慌，人们纷纷起来反对国王。于是，一位颇为刚毅的将领维蒂格斯起来取而代之，得到了王位。维蒂格斯抱着一种单纯的军事观点来应付时局。他认为，在集中兵力对付新的入侵者之前，必须先结束对法朗克人的战争。根据这一观点，他只留下一支数量不大的兵力来防守罗马，认为这样一支兵力已足够守住罗马城，而自己却带领大军北进，去进攻法朗克人。然而，罗马的居民并不同意他的意见，而守备部队又认为，如果没有居民的协助，城市是很难守住的。这样，贝利撒留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占领了罗马城，因为守备部队已经不战而弃城逃跑了。

维蒂格斯后悔莫及。虽然已经太晚了，但他还是做出了决定，在使用黄金和土地作代价向法朗克人买得和平之后，立即集中十五万人的大军，用以夺回罗马。贝利撒留可以用来防守罗马城的兵力，凑起来刚好达到一万人。但是，他利用了在敌人围城开始以前的三个月间隙时间，加强了城市的防御工事，储备了充足的粮食。此外，他还采取了一种积极防御的方法，即不断地进行组织良好的出击，在这种出击中，贝利撒留充分发挥了自己骑兵的优势。他的骑兵装备着弓箭，可以在哥特骑兵达不到的射程之外阻挠其活动，因为哥特骑兵当时装备的只是长矛。有时，他还引诱哥特枪骑兵作盲目的冲锋。尽管防守城市的兵力不多，而且经受了过度的疲劳和精神紧张，但围城部队的兵力损失却比他们更快，特别是在疾病流行的时候。为了减轻攻城的压力，贝利撒留决定作一次冒险。他从自己本来不多的兵力中又分出两个支队，令其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去攻占蒂沃里和特拉契纳两座城市，用以控制围城敌军的粮食补给道路。当拜占廷国内的援军到达以后，他便进而扩大了这种快速支队的活动，使其范围从亚得里亚海岸一直抵达到拉文纳这个哥特人的主要基地。

最后，经过一年时间的围攻，哥特人终于放弃了攻城的企图，并向北实行撤退。其所以撤退，是因为他们获得一个消息，说拜占廷的一支部队已经占领了里米尼，而那里距离他们的基地拉文纳已经很近了。当哥特大军的后卫正在渡过穆尔芬大桥的时候，贝利撒留对其发动了猛烈的攻势，结果使他们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在维蒂格斯向东北拉文纳方向撤退时，贝利撒留派出了部分兵力，从海路沿着西海岸向北挺进，以便抢占帕维亚和米兰。而贝利撒留本人则亲自率领一支只有三千人的队伍，向着东海岸进发，以便同一支刚刚在那里上陆的援军会师。这支援军有七千人，由纳尔塞斯指挥。会师以后，他即开始强行军，驰援被哥特军队围困在里米尼的那个支队。贝利撒留采取伪装的办法，躲过了驻守奥西莫要塞的哥特人的耳目。在那里，东哥特留驻有二万五千人，但贝利撒留把部队分成两个行军纵队，悄悄地绕过了要塞，直接奔向了里米尼。另外，他还分出了部分兵力走海路开进。他这样把部队分成三路进攻，其目的是要给哥特人制造一个他有大量兵力的印象。为了加强这个印象，他又在夜间虚张声势，故意虚设营火，摆出一条火龙。当时，单是贝利撒留的名字也足以引起哥持人的恐惧，而他采取这个计谋。更增加了他的成功。结果，在数量上比他多得多的东哥特军队，在他刚刚到达的时候就惊恐地逃跑了。

解除里米尼之围以后，贝利撒留一方面监视着维蒂格斯在拉文纳的行动；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扫清他与罗马之间的交通线，其办法就是逐一攻占那些他在快速进军中迂回绕过的要塞。由于兵力有限，他要完成这个任务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采取的办法是，首先把那些重大的要塞隔绝孤立起来，而后加以攻克。与此同时，他派出若干快速运动支队，开到一定的距离，使之作为屏护队，阻止敌人的生力军接近被围的要塞。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曾经花费了不少时间。因为贝利撒留部下的某些将领，是有宫廷关系的，他们不大服从他的调度，专门寻找容易对付或比较富裕的作战目标，这样就使时间更加拖长了。此时，维蒂格斯则分别向法朗克和波斯派出使节，建议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拜占廷帝国，而且趁着它的军队还分散在广阔的地区之时，可以从两个方向实行进攻。他的目的，当然是想及早制止拜占廷远征军的继续推进。法朗克国王同意了这个建议，并马上率领一支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到意大利。

第一个吃了大亏的，还是哥特人期待的那个可能的同盟者。当哥特人在帕维亚附近放他们渡过波河以后，他们使毫不客气地对正在那里对峙着的哥特部队和拜占廷部队同时发动了进攻，使得双方都措手不及，纷纷逃窜。随后，他们即大肆掠夺周围各地。法朗克的部队几乎全是步兵组成，他们采办和劫掠粮食的地区是有限的，因此，成百上千的士兵很快就在自己造成的饥馑中饿倒了。法朗克人出于自己的蠢笨行为而受到削弱，面对着贝利撒留那些快速的部队，简直无法前进。贝利撒留没有遇到多大困难就把他们诱劝回老家去了。于是，他马上对拉文纳加大了压力，终于迫使维蒂格斯投了降。

公元540年，贝利撒留被查士丁尼召回国去，其理由是要对付来自波斯方面的新威胁。不过，真正的原因似乎是由于妒嫉，是由于查士丁尼的恐惧心理，因为他听到一些传说，说哥特人在向贝利撒留求和的时候，曾经决定承认他为西方的皇帝。

正当贝利撒留取道回国的时候，波斯的新国王乔斯罗斯也完成了又一次横越大沙漠的进军，占领了安条克城。他把这个城市和其他若干叙利亚城池都夷成了废墟，而后，在查士丁尼答应每年输送大量钱财的条件下，缔结了一项新的和约。可是，在乔斯罗斯刚好返回波斯以后，贝利撒留回到了君士坦丁堡，于是，查士丁尼又立即撕毁了这个条约。

在下一次的战局中，乔斯罗斯进攻到了黑海沿岸的科尔齐斯，占领了佩特纳要塞。正在这时，贝利撒留到达了帝国的东边国界。当了解到乔斯罗斯已经出发远征之后，他尽管还不清楚其真正去向，但却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马上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攻入波斯境内。为了扩大军事行动，他派遣阿拉伯同盟军沿着底格里斯河开进，攻入阿西里亚。这是一个选择非常得当的进攻时机，它恰好证明了间接路线的价值，因为他们的军事行动正好威胁着进攻科尔齐斯的波斯军队的补给基地，因而迫使乔斯罗斯匆匆忙忙地带着部队返回来了。

不久以后，贝利撒留又被召回到君士坦丁堡。这一次则是由于帝国内部事务的缘故。在贝利撒留离开东方之后，波斯国王马上又进入了巴勒斯坦。他的企图是要占领耶路撒冷，因为就当时说来，自安条克被毁以后，耶路撒冷成了东方最富庶的城市。查士丁尼接到情报以后，又立即把贝利撒留派往巴勒斯坦去进行援救。这一次，乔斯罗斯率领着一支拥有二十万人的大军，因此，他无法横越沙摸，只好沿着幼发拉底河的两岸行军，先进入叙利亚，而后向南转，向巴勒斯坦进攻。贝利撒留判断，乔斯罗斯必将采取这样一条行军路线，因此，他把自己所能集中的兵力，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具有高度机动性的兵力，都集结在卡尔希米希。这座城市正好位于幼发拉底河的上游，贝利撒留的军队从这里出发，可以利用河流向南弯曲之便，以最好的方式威胁敌军进攻部队的翼侧。乔斯罗斯在获得贝利撒留集中兵力的消息以后，立即派出使臣去见贝利撒留，诡称商讨可能的和平条件。而其真正的目的，是要侦察贝利撒留的军事实力和部署。事实上，贝利撒留当时拥有的兵力，比波斯的兵力少得多，可能只有它的十分之一，甚至只有二十分之一。

贝利撒留猜到了敌人的意图，于是将计就计，变了一个军事上的“戏法”。他挑选出一批最精壮的士兵，其中还包括被俘以后转而为他服务的哥特人，汪达尔人和摩尔人，把他们摆在行军路线的前头部分，即摆在波斯使臣必须经过的路上，以便给他造成一个印象：似乎眼前所见到的，只不过是一支大军的前哨而已。同时他又命令士兵们在平原地上散开，并且不断地来回运动，显出有很多部队的样子。贝利撒留本人显露着十分矜持自信的态度，他的部队则反映出趾高气扬的气派，好象对于波斯入的进攻，大家都满不在乎。这样，更加增强了波斯使臣的印象。因此，这位使臣给国王的报告就使他真正相信，如果继续向前突进那就太冒险了，认为贝利撒留确有足够的兵力来危害他的交通线的侧翼安全。

尔后，贝利撒留又派出骑兵沿着幼发拉底河进行假机动，迫使波斯人退过了河，最后他们终于返回老家去了。这样很策略而又很经济地逼退一场来势汹汹的大规模进攻行动，在历史上还没有过先例。这一奇迹性的结果，完全是利用间接路线得来的，而这个间接路线，主要又是利用了心理上的因素。

贝利撒留再一次被召回君士坦丁堡。这是因为，查士丁尼对于他那日益增长的威望是很嫉妒的，对他有所猜疑。可是不久，由于执行不正确的政策，拜占廷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权又岌岌可危了。局势迫使查士丁尼不得不又把贝利撒留重新派到意大利去收拾残局。可是，这位皇帝又是过分地悭吝和猜忌，他拨给统帅的兵力兵器却是那样地微弱，以致很难于用这点兵力去完成任务。当贝利撒留到达拉文纳时，他面临的困难更明显地增加了。哥特人在其新国王托蒂拉统领之下，逐渐恢复了自己的军事实力，重新占领了意大利的西北部，并且开始向南部发展。他们已经攻陷了那不勒斯，并且进一步威胁着罗马城。贝利撒留为要救援罗马，采取了一个勇敢的，但却是没有成功的行动。他派出一部兵力靠着海岸航行，进入到蒂贝尔河边。可是，托蒂拉毁坏了罗马的城防工事，留下大约一万五千人的兵力，把贝利撒留的七千人箝制住，使其困在海岸边上。而他本人，则带领大军向北挺进，想乘贝利撒留不在的时候，抢占拉文纳。然而，贝利撒留却以巧妙的机动胜过了他的敌人。他偷偷地溜进了罗马城，企图以罗马城作为诱饵，不愁哥特人不来上钩。在托蒂拉带领大军返回来以前的三个月时间里，贝利撒留修复了除一个门之外的所有城防工事。随后，他击退了敌人两次相当激烈的进攻，并使哥特人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这样，敌人的自信心开始动摇了。当他们实行第三次进攻时，贝利撒留即以反突击把他们打败，迫使他们后退。第二天，哥特人解除了罗马城之围，退回到蒂沃里去了。

贝利撒留虽然多次请求增派援军，但是查士丁尼却只给他派来少量的补充兵力。因此，贝利撒留想要收复全部失地是不可能的。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只能在敌人的要塞与港口之间，东奔西跑地进行一些强攻和突击。最后，他终于绝望了。他意识到，查士丁尼不会再信任他，不可能给他足够数量的兵力。因此，他于公元548年提出辞职，获准以后，即回到了君士坦丁堡。

四年以后，由于对自己放弃意大利感到遗憾，查士丁尼又决定派遣新的远征军。但他还是不愿意让贝利撒留当统帅，害怕为自己树立强而有力的竞争者。于是，他任命了纳尔塞斯。纳尔塞斯是一个以军事理论家出名的人物。在贝利撒留第一次远征意大利的结束阶段，即夺取最后胜利的阶段，他曾经有机会显过身手，实际上显示了自己的统帅艺术。

纳尔塞斯充分利用了提供给他的这个有利机会。他首先提出一个条件，只有给他一支真正强大而且装备精良的军队，才肯接受总指挥官的职务。他得到了那样一支军队，并且立即率领这支大军沿着亚得里亚海岸向北进发。他的进军，由于哥特人在线路上的估计错误而得到了很大的便利。哥特人当时估计，纳尔塞斯必将从海道进入意大利。他们认为，如果沿着海岸线的道路进军，那就要逾越许多的河流渡口，因而是很困难的。然而，纳尔塞斯却还是走的这条路。他征集了大批的船只，并使这些船只沿着海岸开进，陆军遇到河流渡口，即用这些船只搭成浮桥。因此，他进军速度之快，超出人们意料之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到达了拉文纳。到达以后，他没有浪费一点时间，马上折转向南，迂回绕过前进道路上的许多要塞，其目的是要赶在托蒂拉还来不及集中其全部兵力之前就迫他进行会战。托蒂拉扼守着亚平宁山地的主要通道，但纳尔塞斯却从翼侧迂回过了这条通道，前出到达塔吉纳。

以前，贝利撒留在每一个战局中，总是感到兵力不足，这一次，纳尔塞斯却拥有超过哥特人的优势兵力。虽然如此，纳尔塞斯还是想使自己的战略攻势产生最大的效果，所以在遇到托蒂拉时，他却转而在战术上采取了守势。他考虑到，哥特人在本性上富于进攻精神，因此，决定诱使哥特人首先进攻，而自己却采取机动战术来迎击他们。这正是英国人在后来所效法的一个榜样。八百年以后，英国人在克勒西会战中用来攻击法国骑兵的战术，就和纳尔塞斯的战术完全一样。哥特人素来看不起拜占廷的步兵，认为他们经不起骑兵的冲击。纳尔塞斯正好充分利用了哥特人的这种自信心理。他把一支颇大的徒步骑兵，即下马的骑兵，摆在自己战斗队形的中央部位。这支骑兵使用的是长枪，因此，哥特人看见他们，就好象是一大群使用长矛的步兵。而在这支骑兵的两翼，纳尔塞斯配置的是弓箭手，并让他们稍向前方突出，形成一个半月形，其距离正好使他们的箭可以射倒突入中央的敌人。其余大量的骑兵，则配置在弓箭手的后面。距离左翼不远的地方，在一个高地的反斜面上，还埋伏着一支精选的骑兵。这支骑兵的任务是，要在敌人的主力投入战斗以后，立即绕到其后方，对哥特人实施突然袭击。

纳尔塞斯的巧妙安排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哥特人果然认为中央是一些不可靠的步兵，所以出动骑兵向他们突击。在他们开始冲击的时候，由于遭受两翼弓箭的射击，遭到了严重的伤亡，而后，在正面又为坚定不移的徒步枪骑兵所阻。这时，弓箭手大大发挥了弓箭的作用，并开始从两翼包围哥特骑兵。至此，哥特的步兵却不敢前来援救自己的骑兵，因为他们害怕来自后面的攻击，纳尔塞斯配置在高地翼侧的骑兵弓箭手，也正在威胁着他们的安全。哥特骑兵对拜占廷人的中央部位进行了几次冲击，结果毫无成效，最后不得不撤退下来。纳尔塞斯立即抓住这个时机，马上进行反突击。而进行这个反突击的基本力量，就是拜占廷的骑兵。这次会战使哥特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此后，纳尔塞斯在重新占领整个意大利的过程中，几乎再也没有遇到什么严重的抵抗了。

纳尔塞斯在制服哥特人以后，正好腾出了手脚，接着又打败了法朗克这个新的对手。法朗克人接受了哥特人最后求救的呼吁，特地派兵前来助战。这一次，法朗克人的进军比其以前几次都要深远，一直前进到了坎帕尼亚。纳尔塞斯看来已接受了第一次进击的经验，他指望敌人自己去钻自己结好的吊颈圈套，因此，在法朗克步兵还没有因行军和疾病而大大消耗削弱以前，他便一直避免战斗。到了公元553年，当纳尔塞斯准备好要在卡西里伦附近同法朗克人进行会战时，法朗克人的兵力大概还有八万之众。在这里，纳尔塞斯考虑到法朗克人的战术特点，诱使他们落入了陷阱。法朗克的军队主要是由步兵组成。在进攻时，总是使用一个深度很大的纵队，而且具有很大的重力和冲力。而其步兵所装备的武器，又都是近战武器，即长矛、战斧和剑之类。

在卡西里伦会战中，纳尔塞斯把徒步的长矛兵和弓箭手摆在战斗队形的中央。法朗克人指向中央的突击，压迫他们逐步后退。这时，纳尔塞斯马上展开了配置在两翼的骑兵，发动骑兵向法朗克人的翼侧实行突击。这样，迫使法朗克人立即停止了进攻，并就地展开以抵抗冲击。但纳尔塞斯没有同他们纠缠，因为他知道，敌人的队形还是极其牢固的，只有依靠直接的打击，才有可能把他们摧毁。于是，他把骑兵调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使其能够用“投斧”去打击敌人，并使弓箭手能够进行集中的“射击”，而又不致于打乱自己方面密集的战斗队形，同时，却使法朗克人不能够进行反击。最后，当法朗克人无法抵住弓箭的射击，战斗队形遭到破坏，而且开始很谨慎地向后撤退时，纳尔塞斯又马上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突击。这次突击彻底打散了法朗克的部队，几乎是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

初看起来，贝利撒留和纳尔塞斯所进行的各个战局，其意义似乎是战术重于战略，因为其中的许多行动都是直接与会战有关，与其他许多名将进行的战局比较起来，缺乏破坏敌人交通线的成功机动。然而，仔细地加以研究，就会得出另外一个结论。贝利撒留实际上创立了一种新型的战术。他利用这种战术，迫使敌军在对他有利的条件下首先发起进攻，因而能够击败在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的敌军。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他的兵力劣势，当然是指不大的劣势，也成了一种优点。而在直接地实行勇敢的战略规模的进攻时，情形更是如此。所以，他的战略的着眼点，首先是心理因素，其次才是广泛的机动。对于西方蛮族的军队，贝利撤留能够利用他们那种本能的进攻特性，而在同比较狡猾又比较有文化的波斯人作战时，他便首先利用他们对于拜占廷人的优越感，以此去作诱敌工具，而后，通过战斗胜利，迫使这些东方蛮人对他产生敬畏心理，接着又马上利用敌人的小心谨慎态度，在心理上压倒敌人，占据上风。

贝利撒留具有一种高超的艺术，能把自己的弱点变成有用的力量，而把敌人的实力变成他们的弱点。他的战术的特点也就在于采用间接路线；他总是首先打乱敌人的战斗队形，寻找其各个部队之间的接合部，认为这是敌人最薄弱的环节，而后在这里进攻，把敌人打败。

在进行第一次意大利战局的过程中，贝利撒留的朋友曾经私下问他，当他面对着那样一支有着巨大优势兵力的敌军时，他怎么还能保持必胜的信心。他回答说，在同哥特人进行第一次战斗时，他就认真研究了他们的弱点，发现哥特人在战斗中不能协调一致地使用自己的全部力量。而其原因，一方面是部队数量太多，兵力过大，很难灵活调度；另一方面，则是哥特骑兵缺乏经验，尽管这支骑兵是由优秀的骑手组成，但他们只受过长矛和短剑的训练，而且他们的徒步弓箭手，也只习惯于在骑兵的掩护下作战。因此，哥特骑兵只能在近战中进行有成效的作战，而当对方的骑兵在远距离上利用弓箭向他们攻击时，他们便毫无抵抗的能力。至于哥特人的徒步弓箭手，则是任何时候都不敢冒险，不敢在开阔地形上面对敌人的骑兵。结果，哥特人的骑兵经常都是往前靠，力求靠近敌人，保持近战距离。这样，也就常常使自己在不利的条件下进入战斗。而每当掩护步兵的骑兵脱离太远的时候，步兵也就落后，甚至后退，因而它们之间的协同动作将被破坏，于是，在步兵与骑兵之间便要出现缺口。这个时候，正好可以从翼侧实施反突击。

贝利撒留的战术体系和防御-进攻战略，构成了拜占廷帝国的军事基础。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西欧进入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而拜占廷帝国却继续维持了它的地位和罗马的传统。从拜占廷的两本著名军事学教科书中，即从毛里塞皇帝的《战略学》和李阿的《战术学》中，还可以看到这些作战方法和军事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后世的拜占廷帝国还是足够强大的，它不仅多次抵御了蛮族的入侵，而且当伊斯兰教徒征服了波斯帝国之后，它甚至还顶住了伊斯兰教徒的进犯。虽然外围的地区丧失了，但是拜占廷帝国的主要堡垒却并末发生动摇，而且，从九世纪巴西尔一世开始执政以后，那些失去的土地便逐渐得到收复。到了十一世纪初叶，在巴西尔二世的统治下，拜占廷帝国的势力，又达到了查士丁尼时代那样的最高峰。这就是说，在五百年以后，帝国比查土丁尼时代更加强盛和安全了。

可是，在巴西尔二世死后，只经过了五十年，拜占廷帝国的安全又受到了威胁，后来，它的前途甚至是在几个小时之内被决定了。由于长期没有受到外来的威胁，它的军事预算被不断削减，结果使陆军的兵力锐减了，而且其内部也开始腐化。而在此时，塞尔朱克-土耳其人的国力却不断增大。他们自阿尔普·阿尔斯南于1063年执政以后，开始扩大军备。也就是在这时，1063年以后，拜占廷人才开始觉醒，准备重整军备。1068年，为了应付外来的危险，罗曼·多格尼斯将军被拥戴做了皇帝。这位皇帝本来应该拿出若干时间来训练军队和恢复部队的战力，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过早地采取了进攻行动。由于在幼发拉底河上获得了初步的胜利，罗曼·多格尼斯便率领大军深入到了亚美尼亚，在曼齐克尔特附近遇上了土耳其军队的主力。当时，阿尔普·阿尔斯南看到拜占廷的军容颇盛，数量很大，曾经建议进行谈判，和平地解决争端。可是，罗曼·多格尼斯却坚持要土耳其苏丹在和谈开始之前撤出营地，实行后退。这当然是一种“面子上的损失”，阿尔普·阿尔斯南是很难接受的。罗曼·多格尼斯在遭到阿尔普·阿尔斯南的拒绝以后，立即转入了进攻，而且他违背了拜占廷的军事传统，使自己的部队一味地前进，前进。他力图追上敌人，可是敌人却灵活机敏，不可捉摸，因而接近敌人的企图无法达到。而在此时，土耳其的骑兵弓箭手却不断地对他进行阻扰，妨碍着拜占廷部队的前进。到了天黑的时候，他的部队已经筋疲力竭，战斗队形混乱不堪。罗曼这才不得不命令部队撤退。但是已经晚了。土耳其人从两翼夹攻而来，使拜占廷军队完全崩溃了、瓦解了。

这场惨败使得拜占廷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土耳其人不久就抢占了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国家统帅只具备匹夫之勇，徒有进攻的精神，而缺乏健全的思维能力，因而使国家遭受如此重大的打击，以致从此再也不能振作起来。然而尽管如此，一个微弱的拜占廷帝国还是在缩小了的范围里继续存在着，它以后还延续了四百年。

谢选骏指出：“帝国一旦产生，同时也就为自己的崩溃孕育着胚胎。”——这是对的，但是作者似乎忘了，宪政也是如此，否则，它怎么会允许“把共和国变成帝国”呢？作者为何健忘历史？因为他不懂“大战略的上面还有哲学和宗教”。例如我认为，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演变，不仅是政治改革的结果，而且是具有哲学变革和宗教改革的背景——那就是“东方宗教”的进入。现代的美国，也在经历类似的过程。

【第五章 中世纪的战争】

 

这一章是古代史和近代史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尽管在中世纪也有若干战例是有教育意义的，但是，与古代或者近代的一些战例比较起来，记述这些战例的史料却是不充分的。为了探讨科学的真理，阐述清楚某些事件的产生原因和结果，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历史上已经证实了的事实，并以此为根据。而要从大量的历史资料中选取最本质的东西，就不能不放过历史上的某些时代，舍弃某些甚至很有价值的例证。是的，关于中世纪军事史的辩论，常常是围绕着其战术特点而展开的，涉及战略特点方面的问题比较少。不过，既然发生了争论，那就必然涉及战术和战略两个方面的问题，因此，每一个缺少经验的普通人，对于研究这段历史而作出的结论，总是十分怀疑的。本书不打算描写中世纪的各次战争，只准备简要地叙述一下这些战争中某些值得注意的事件。

在中世纪的西欧，封建主义的所谓骑士精神，曾经阻挠着军事艺术的发展。不过，在这整个历史时期中，在黑暗的环境里，也有若干时刻闪烁过一些光明。如果从比例上来说，这些光明时刻的数字，也许并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中的数字。

诺尔曼人是最初崭露头角的。他们的子孙也以颇有价值的战例继续发扬了中世纪战争的光辉。他们非常珍惜诺尔曼人的鲜血，总是力图以智慧而避免用鲜血来夺取胜利，而且在这方面做得是很成功的。

1066年是英国小学生都记得的一个年份。这一年，诺尔曼人极其技巧地采取的战略和战术，不仅对当时的局势，而且对尔后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由于采取了一种引诱性的战略行动，诺曼底的威廉(征服者威廉)在入侵英格兰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一开始起，他就获得了间接路线所带来的利益。当时，哈罗德国王那个举行叛乱的兄弟托斯蒂格，伙同他的盟友挪威国王哈尔德拉达，在约克郡的海岸上实行了引诱性的登陆。尽管这次登陆带来的威胁要比威廉直接入侵造成的威胁小些，但是，由于它是在威廉入侵之前发生的事情，即使上陆的部队很快就被歼灭，其事件本身对于威廉的计划还是增加了功效。上陆的挪威人在斯坦福德被歼两天之后，威廉便在萨塞克斯郡海岸完成了登陆。

威廉上陆以后，并没有立即向北挺进，而是先向肯特和萨塞克斯地区进行扫荡，以此引诱哈罗德国王，使他只率领一小部分兵力鲁莽地向南驰援，这样哈罗德向南方走得愈远，愈想迎击敌人，则他离开自己的增援部队也就愈远。这正是威廉的企图，尔后事件的进程，证明了威廉的计算完全正确。他把哈罗德引到黑斯廷斯，靠近了英吉利海峡的岸边，才开始和哈罗德交战，然后又在战术上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达到了有利于自己的战斗结局。当时，他命令部分兵力假装战败而逃，引得敌人尾随他们进行追击，从而使敌人自己打乱了战斗队形。而后，在战斗的最后阶段，威廉使用弓箭手从高处进行“射击”，结果使哈罗德阵亡。这也可以算是间接路线的一种行动方式。

威廉在这次胜利以后所采取的战略，同样也是值得重视的。此后，他又没有直接向伦敦进发，而是首先占领了多佛尔，从而保障了自己海上交通线的安全。而在后来到达伦敦郊外之后，他也没有直接强攻城市，而是开始扫清伦敦的四郊。由于面临着饿死的危险，当威廉达到贝尔克汉斯提德以后，这个都城终于自动投降了。

在下一个世纪里，又出现了一个历史上最惊人的战役，足以证明诺尔曼人的军事天才。这就是“强弓”公爵和来自威尔士边界的几百个骑士在他指挥下所建立的功绩。他们征服了爱尔兰的大部分，打退了一支强大的挪威兵力的入侵。他们的胜利所以显得特别惊人，就是因为其兵力极小，而且是在森林沼泽地的不利条件下取得的。征服者正好是在这种情况下显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为了适应特殊的环境，改变和改造了封建时代的传统作战方法。这批征服者曾多次使用计谋，把敌人骗到开阔的地形上，以便在那里更有效地发挥自己骑兵进行冲击的威力。他们有时采取诈败、佯攻和从后方进行突击的方法，破坏敌人的战斗队形。而当敌人不受欺骗不肯离开防御阵地时，则以出敌意外的战略性行动，以夜间突击和劈头盖脑的“弓箭射击”等等手段，来摧垮敌人的抵抗。

十三世纪也有许多具有高超战略艺术的例证。第一个这样的例证发生在1216年。英国国王约翰在几乎丧失王位之后，居然又在一次没有进行任何战斗，而是纯粹运用战略手段的战局当中，把自己的国家挽救过来了。他当时采取的手段是：一、机动性；二、要塞所具有的巨大防御能力；三、心理上的因素，即利用城市公民对于“伯爵们”和他们的国外同盟者法兰西国王路易的传统厌恶心理。路易在肯持东面地区登陆以后，紧接着就占领了伦敦和温契斯特。约翰当时的兵力过于单薄，要用战斗来进行抵抗是不可能的。而全国的大多数乡村仍然被伯爵们统治着。不过，约翰还控制着温索尔、里丁、瓦林福德和牛津等要塞。这些要塞监视着泰晤士河一线，把伯爵们的势力分隔在该河南北两面。而位处路易国王后方的那个最重要的要塞多佛尔，也仍然掌握在约翰的手里。这时，约翰本人已撤退到多塞特郡，而当局势逐渐明朗化之后，他便在七月间开始向北进军，前进到伍斯特，抵达塞文河，从而建立起一道屏障，使得叛乱者不可能继续向西北和西南方向扩散。此后，他又从那里向东方移动，沿着泰晤士河进军，作出了一个前往温索尔解围的姿态。

为了欺骗敌军，使围攻温索尔之敌深信不疑，约翰又派出一个威尔士弓箭手支队，命令他们趁着黑夜向敌人营地射击，而自己却立即转向东北方面开拔，抢在法国人之前赶到剑桥。现在，他可以切断许多条通往北方的道路，因为法军的主力此时正在围攻多佛尔要塞，不能脱身。尽管约翰本人在十月份病故了，但他成功地把一些闹事地区隔绝开来，促成了叛乱者及其法国同盟军的失败。如果说，约翰是因为吃多了桃子和新麦酒而送命的话，那么，他的敌人则是因为过多地抢占重要的战略据点而被拖垮了。

英国伯爵们的下一次叛乱是在1265年。这次叛乱由爱德华亲王(即以后的爱德华一世)采取技巧的战略镇压下去了。当时，英王亨利三世在刘易斯战役中遭到失败，于是英格兰各地的统治权，除了威尔士边界地区之外，又都落到了伯爵们的手里。西蒙·戴·蒙特福正准备从那里开始自己凯旋式的进军，想越过塞文河，一直前出到纽波特。爱德华亲王这时已经从伯爵们的军队里脱逃出来，在威尔士边界地区收集勤王的兵力。他抢占了塞文河上的桥梁，前进到戴·蒙特福的后方，从而打破了戴·蒙特福的计划。爱德华不仅把敌人赶过了乌斯河，而且以三艘大型划桨船组成一个突击队，突然袭击了停在纽波特的敌人船只，因而又打破了戴·蒙特福想要把自己的军队运回英格兰的计划。这样，戴·蒙特福就不得不向北作长途而艰苦的行军，而且必须经过威尔士这一片贫瘠荒蛮的地区。这时，爱德华已后撤到伍斯特，扼守着塞文河，以等待戴·蒙特福的来到。当戴·蒙特福的儿子率领着自己的部队从英格兰东部前来援救他父亲的时候，爱德华利用自己处于中央位置的便利，对于各自盲目前进的父子两人，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办法。为此，他首先进行了强行军，而后又进行反向行军，来回机动兵力，采取突然袭击，终于两次取得胜利，第一次在肯尼尔沃思，第二次在伊夫夏姆。

爱德华即了王位以后，命运决定着他还要在威尔士地区进行多次战争，而且这些战争对军事科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不仅改善了使用弓箭的方法，使骑兵的冲锋和弓箭手的射箭很好地协调起来，而且制定了进行征服的新的战略计划。他当时的任务是，要征服一些野蛮而强悍的山地民族。这些山地民族，可以退入深山以避免战斗，而后等到冬天，当征服者停止作战的时候，便又马上钻出来，重新占领谷地。如果说，爱德华当时掌握的兵力兵器还是比较有限的话，那么，他还占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的作战地区也是很有限的。爱德华把机动性和重要战略据点的支柱作用很好地结合起来了。他在这些据点里建立碉堡，各碉堡之间以道路相联，并且迫使敌人经常处在运动之中，从而使得敌人在整个冬季都没有可能恢复体力和振奋精神，不能再返回到已经丧失的土地上来了。就这样，他逐渐地把敌人弄得精疲力竭，消磨了他们的抵抗力。

可是，爱德华一世的战略天才却未能传之于子孙。所以，在百年战争时期，我们从他的孙子和曾孙的战略中，就找不到一点什么有教育意义的东西了。他们在法国境内采取的那种毫无目的的行动，完全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如果说曾有几次行动多少产生了一点效果的话，那也不能把功劳归于他们两人。在法国，在进行克勒西会战和普瓦提埃会战时，爱德华三世和黑王子(爱德华)都曾使自己陷入了极端危险的境地。然而，英国人当时面临的那个艰难困境，竟然引得不够阴险狡猾的敌人上了当，他们居然在对自己很不利的条件下发起了鲁莽的进攻。结果，反而使英国人得以乘机逃脱了被歼灭的厄运。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英国人在自己选定的地形上进行防御战斗时使用了长弓，使得自己在战术上拥有对于法国骑士的明显优势。

法国人尽管遭到了一次惨败，但是这惨败归根结蒂却给他们带来了益处。此后，在战争的下一阶段，他们就恪守杜·古西林采用的“费边战略”。这就是避免同英军的主力交战，竭尽全力去干扰敌人的调动，逐渐把英国人从他们所占领的地区赶出去。在结合利用快速性和突然性方面，杜·古西林达到了非常娴熟的地步，这在以往的将领中，是很少有人达到这种造诣的。他截获敌人的运输队，消灭其单独活动的支队，围攻敌人陷于孤立的守备部队，尽量把他们俘虏过来。他在发动攻击时，照例都要选择敌人最难预料的方向，而且经常是在夜间突然实施。此外，他还到处煽起不安的气焰，以此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并使敌人占领的土地逐渐缩小，最后转到自己方面来了。

不到五年的时间，杜·古西林终于使英国人在法国占据的庞大地盘大大缩小了，把他们压挤在波尔多到巴荣讷(比斯开湾海岸的南部)之间那个狭窄的地带上，而这正是没有通过战斗得来的。对于英军部队，那怕是一支不很大的兵力，只要他们有时间进行防御部署，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冒昧地加以硬攻。一般的军事长官，大都象高利贷者那样，恪守着一个信条：“没有获胜的保证就不发动进攻。”(“不安全就不放款。”)而杜·古西林则有着自己的信条：“没有突然袭击做保障就不发动进攻。”

英国人在侵夺外国领土方面的进一步尝试，是有其特点的。他们在作战开始前预定的目的及其达到目的的手段，值得认真加以分析。亨利五世的第一个，同时也是最有名的一个战役，实际上是最愚蠢的一个。在1415年的“爱德华式”的进军中，直到在阿金考特(现为阿让库尔)进行会战而达到这次进军的顶点时为止，法国人只要封锁住他们行进的道路就足以使英军由于受到饥饿威胁而自行瓦解。可是，陆军首脑们却忘记了克勒西会战的教训，忘记了杜·古西林的遗训。他们认为，法军在兵力方面有着四对一的优势，而必须采取直接的攻击。结果，他们又象过去在克勒西会战和普瓦提埃会战中那样，反而遭到了惨败，而且显得更加可耻。亨利五世在这次侥幸取胜之后，开始采取一种“区截法战略”，其办法就是分区域地扩大地盘，使之与其他地区隔绝，争取当地居民拥护自己，以达到取胜的目的。亨利五世以后所进行的各次战役，从其兴味和意义来说，都越过了战略的限度，而偏重于大战略的范畴了。

关于中世纪的战略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把爱德华四世的进军作为一个结束。他在1461年即位，中间被流放出国，到了1471年，由于很技巧地采用了机动作战的办法，终于复位。爱德华四世进行第一个战役得以获取胜利，主要是因为判断情况的迅速和调动部队的快捷。当他在威尔士地区同当地拥护兰加斯特王朝的势力作战时，得到了敌人主力已经从北面靠近伦敦的情报。于是，他掉头后撤，在1461年2月20日抵达格洛斯特。在那里，他又获得一个消息，由华尔维克率领的约克王朝的部队，于2月17日在圣·阿尔班斯被兰加斯特的军队打败了。圣·阿尔班斯距离伦敦只有32公里，而格洛斯特到伦敦则有160余公里。这样，兰加斯特军就拥有进入伦敦的三天优先时间，可是，到22日，华尔维克已率领残部赶到贝尔福德同爱德华会师。这时爱德华听到传说，伦敦城还在同兰加斯特军谈判投降的条件，城门还是关着的。于是，爱德华即在第二天离开贝尔福德，于26日进入伦敦城，并且就在那里宣布即了王位。兰加斯特部队遭到失败以后，随即往北撤退。爱德华决定马上追击敌人。尽管敌人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而且在陶顿占领了预有准备的阵地，他还是大胆地进行冒险，照样进攻敌人。当时，突然天降大雪，敌人被白雪耀花了眼睛。这又使他得了一个好处。他的部将法孔堡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成功地用弓矢激怒了眼花目眩的敌人，诱使他们盲目地进行反突击，因而使敌人遭到惨败。

1471年，爱德华四世战略的特点，不仅具有快速性，而且还有机动性。在此以前，他曾经丧失了王位。但是，他从其内兄那里借得了五万克仑(每克仑为五先令)的款子，收集了一千二百名旧部，开始进行复辟的尝试。这时，英国各地都有他的旧部向他发出支援的保证。当他从弗拉辛扬帆启程时，他的敌人已在英格兰各地的海岸上组织了周密的防御，其目的是要阻止他率领军队登陆。爱德华当时决定，要突然地在恒比尔河口进行登陆。他估计到，那个地区的居民对于兰加斯特王朝是极端忠顺的，因而那里可能没有设防。这样，他迅速完成了登陆，接着很快就前进到了约克。从那里，他便沿着通往伦敦的大道开进，并且绕过了敌人用来封锁大道的一个支队，前进到了塔德卡斯特地区。爱德华四世摆脱了紧紧追踪他的那个支队以后，又碰上了另外一支敌军，即防守纽瓦克以等待他到来的那个支队。于是，他又把这支敌军诱向了东方。随后，爱德华四世折向西南，到达累斯特，并在那里收集了不少旧部，扩大了兵力。此后，他就直向考文垂进军。而在那里，华尔维克正在集中自己的兵力。华尔维克本来是他过去的同盟者和老部将，而现在却成了一个主要的敌人。把追击者诱骗到达这个地区，而自己又扩大了实力以后，爱德华四世便转到东南方向，直接向伦敦进发，而伦敦的守城部队却为他打开了城门。现在，他已经拥有足够强大的兵力，可以同敌人进行会战了。于是，便率领军队开出了伦敦城，去迎击原先追赶着他，而现在已疲惫不堪的那支敌军。当该军抵近巴尔尼特的时候，在浓雾掩罩下发生了几场混战，爱德华四世终于又取得了胜利。

就在同一天，兰加斯特的女王安琼-玛格里特，率领着一支法国雇佣兵在韦默思登陆。她在英国西部收集了拥护自己的兵力以后，立即开拔，去同彭布洛克公爵在威尔士所集合的部队会师。这一次，爱德华四世又是因为行动迅速而获益，当女王的军队正沿着位在河谷边缘的布里斯托尔-格洛斯特大道向北行军的时候，他抢先一步赶到了科特斯沃尔兹。当时，一支军队在谷地底下，一支军队在山地上面，在整个白天双方都在进行疲劳的竞走，而到黄昏时，爱德华终于在提尤克斯伯里切断了女王的军队，使它不能在格洛斯特地区渡过塞文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爱德华四世早已下令格洛斯特的地方官关闭城门。在整个白天里，他的部队行军65公里。而在当天夜里，他紧紧靠着敌军扎营，直接监视着他们，使其无法溜走。敌人占据着相当坚固的防御阵地，但是，爱德华四世却利用自己的攻城机和弓弩进行挑战，诱使敌人发动进攻。他以此达到了目的，待到次晨进行会战时，终于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爱德华四世的战略，其唯一的优点是善于利用机动性，缺点则是没有深远的计谋，而这一点，正是中世纪战略的通病。在中世纪里，战略所追求的目标，通常都是简单而直接的，只不过是采取各种方法去寻求战机而已。如果会战不能达到确定的结果，那吃亏的往往都是首先发起攻击的一方。除非他们能够反客为主，引诱防御者在战术上首先采取攻势，才有可能出现例外的结果。

在中世纪里，战略的最好例证并不出在西方，而是来自东方。公元十三世纪，对于西方战略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时代。其所以显出光辉，是因为蒙古人给欧洲的骑士们充当了教师，使他们在战略方面得到了有益的教训。蒙古人所进行的各次战争，无论在作战的规模和艺术方面，在突然性和机动性方面，还是在战略和战术上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方面，不仅不会逊色于历史上的任何战争，甚至于还要超越这些战争。成吉思汗在征服中国北边金朝的时候，曾把大同府当作一个诱饵，采取了一系列的诱敌行动。这和拿破仑利用曼图亚要塞的做法完全是一样的。当时，成吉思汗分兵三路，采取大纵深的迂回运动，终于在精神上和军事上都把金朝完全摧垮了。

公元1220年，成吉思汗侵入花剌子模王国。花刺子模的实力中心是在现今的土耳其斯坦地区。当时，成吉思汗以其一部兵力从南面进攻卡什加尔，以此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其主力则从北面突入王国境内；而在主力的掩护之下，他自己却率领着总预备队进行了一次很深远的迂回。他曾一度消失在吉兹尔-孔这片大沙漠中，后来突然出现在布哈拉，即前进到了敌人的军队和其防御阵地的后方。

公元1241年，成吉思汗以后的军事首领之一的速不台继续实行西征时，使欧洲人接受了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教训。当时，他曾派出一支军队作为主力的战略掩护队。该军掩护主力的侧翼，穿过加里西亚，吸引着波斯人、日尔曼人和波希米亚人的注意力，并且依次地对他们给以打击。速不台的主力分成三个纵队开进，纵队彼此相距颇远，但却疾速地穿过了匈牙利，抵达了多瑙河。在这次进军中，两个翼侧纵队掩护和遮蔽着预期完成独立任务的中央纵队。蒙古人沿着钳形方向抵达多瑙河以后，被集结在河对岸的匈牙利军所阻，曾经暂时地停留在格朗地区。可是，他们技巧地进行了后撤，引诱匈牙利军离开了河岸，进到了预备队无法给予援助的地点。速不台即利用黑夜迅速机动部队，在沙约河上进行突然袭击，首先把匈牙利军队加以割裂，而后即各个予以歼灭。这样速不台成了中欧平原上的主人。一年以后，他自动地放弃了所征服的地区。在他没有撤走之前，欧洲极为惊恐，谁也没有力量敢去碰他一下。 

谢选骏指出：“征服者威廉”原来被人叫做“私生子威廉”——这个处境让他从小学会了“间接行事”的必要。同时也教会了后来的英国人如法炮制，进行“夹缝里的生存”——李德·哈特间接路线战略的舞蹈，也源出于这个杂种的处境。但是恕我直言，这一投机取巧的战略也有其弱点，那就是忽略了哲学和宗教的建设——英国哲学沦为经验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而不再是宗教性的和指导性的了。如此一来，大战略再大，也没有了依据——其结果，就是大英帝国的土崩瓦解。

【第六章 十七世纪的战争——古斯达夫·阿道夫、克伦威尔和杜伦尼】

现在，我们要来研究一下近代史上的一个“大战”，即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在这场时间颇长的战争中，没有出现一个产生决定性战果的战役，这是很有意思的。

在这场战争中，最著名的事件就是瑞典国王古斯达夫·阿道夫和华伦斯坦之间进行斗争的那个最后阶段。出于古斯达夫·阿道夫在卢塞恩进行决定性会战时战死。结果，组成一个以瑞典为首的大型新教联盟的可能性被彻底打消了，如果不是法国人的参预，不是华伦斯坦被刺，那么，卢塞恩会战的结果，也许可能导致日尔曼人的统一，那样的话，德国的统一就要比实际上提前三百年。

不过，这类的结果和可能性都是靠间接方法获得的。这次战争中唯一有名的一个会战，以德国人的失败而告终，而他们却是原先占有优势的一方。尽管华伦斯坦的战争机器要比瑞典人的弱得多，而他也并不善于从有利的战略形势中获取战术上的好处，但他还是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在这次会战之前，他取得了现实的真正优势。应该指出，他的这个优势是连续三次采用各种间接路线行动的结果。这些间接路线行动甚至改变了整个战争的进程。

1632年，华伦斯坦重新受命，担任了当时已经并不存在的陆军的首脑，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在三个月之内收编了一支大约有四万人的雇佣军。由于古斯达夫·阿道夫国王的瑞典军队正在扫荡巴伐利亚，当局发出了要求立即赴救的呼吁，但是，华伦斯坦没有马上赶到那里去，反而掉转头来向北走，去对付萨克森那个古斯达夫的弱小同盟者。他把萨克森军逐出了波希米亚，而后即向其国内进攻。他甚至还强迫巴伐利亚选侯也带领自己的军队前来同他会师，这样就便巴伐利亚在表面上显得防务更加薄弱。然而，华伦斯坦这个算计是完全正确的，他就是这样调动了古斯达夫。由于害怕自己那个脆弱的同盟者被消灭，古斯达夫不得不赶紧从巴伐利亚撤退出来，并匆匆忙忙地去援救萨克森人。

华伦斯坦和巴伐利亚选侯的部队，在古斯达夫军队赶到以前实行了会师，古斯达夫面临着敌人的联合兵力，不得不退回到纽伦堡。华伦斯坦随即跟了上去，但却发现瑞典人正在严阵以待，因而认为：“举行会战的时机已经丧失，必须尝试用另外的方法。”他不敢把自己的新兵用来攻击瑞典的精兵，于是使选择地形挖壕设防，一方面使部队得以安全地进行休息，一方面则使用轻骑兵去控制古斯达夫的补给线。华伦斯坦这时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战术：对于瑞典国王的挑战置之不理，使他进攻阵地的尝试多次破产，得不到什么战果，同时，又使瑞典军队受到饥饿的威胁。这样，尽管在军事上的意义比较有限，但在政治上的影响却是很大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欧洲，都知道古斯达夫这次失败了。虽然古斯达夫并没有被歼灭，但是由于过去一系列重大胜利而造成的“古斯达夫不可战胜”的神话，却完全破产了。这就必然要削弱他对于日尔曼诸国家的控制力量。华伦斯坦正确地使用了自己比较有限的兵力，达到了较高的战略目标。

古斯达夫又从纽伦堡出发，向南进入巴伐利亚。华伦斯坦没有跟随追击，而是转向北面，又向萨克森进军。这又是一个很高明的行动。象前一次那样，他又以这个机动调动了古斯达夫，迫使古斯达夫再次掉过头来对他进行追击。不过，古斯达夫的行动也很迅速，很快就回到了萨克森，使华伦斯坦来不及强迫萨克森人单独订立和约。接着就在卢塞恩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会战。瑞典军队利用他们战术上的成功，挽回了他们在战略上的挫败。但是代价惨重，他们的统帅在战斗中牺牲了。这样一来，瑞典人想组织以瑞典为首的新教国家大同盟的理想，也随之最后破灭了。

这场折磨人而且耗费大的战争，后来还拖了十六年才告结束。它使整个日尔曼变成了一片废墟，而使法国取得了在欧洲的统治地位。

1642年到1652年的英国国内战争，与同世纪中欧洲大陆的各次战争比较，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特点，那就是英国的战争都是力求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德富在其所著《骑士回忆录》一书中写道：“我们从来就不设营，不挖壕从来不凭江河隘路之险而固守。战争中的最大格言是：哪里有敌人，我们就到哪里去打击他们！”

英国的第一次内战，尽管具有良好的进攻精神，可是还一直拖了四年。这是因为，其中没有一个会战取得决定性的战果。1646年，战争的烈火总算是熄灭了，但是，仍然残留着许多王党分子的“红角”，他们余烬未消，因此，仅仅过了两年，由于胜利者内部发生冲突，致使战争死灰复燃，而且其熊熊烈焰比上一次还要烧得猛烈。

本来，这次战争中的进攻精神是非常明显的，但它的结局却又那样地不确定，这是因为什么呢？对此加以研究，我们就可指出，这主要是由于双方在每一个战役中都是一再采取直接进攻的方式，其间固然夹杂着一些用我们今天的术语来说叫做“扫荡战”的作战行动，但都只具有局部的和暂时的作用，因而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使双方都把实力消耗殆尽而已。

第一次内战开始时，王党的军队是以英格兰西部和中部来作基地的，而拥护国会的军队则以伦敦为据点。但王党军在第一次进攻伦敦时，前进到图思班绿地就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后来，人们常把这个称之为英国内战中的瓦尔米。王党军这次自动败退，是因为进攻开始以前，双方主力曾在埃德日丘陵地区进行一场苦战，流血很多而毫无结果，因而精神力量产生了作用，致使进攻没有流血，就告结束。

此后，王党军即以牛津及其附近城镇作为自己作战基地的支柱。在颇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地区的战事是平静的，双方都把主力屯守在边界上，没有什么大的行动。而在此同时，在西部和北部地区，则有许多孤立的支队不断进行着混战。这样一直拖延到1643年9月。由于被围的格洛斯特城面临着严重的局势，迫使埃塞克勋爵率领国会军的主力前往救援。他采取了一条迂回绕过牛津地区的行军路线。这就使得王党分子获得了切断其退路的机会。后来，在新布里(即在里丁以西25公里处)进行了一场直接的冲突，但是又没有获得决定性的战果。

战争过程中的大量物资消耗，本有可能促使双方进行和平谈判。可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却在政治上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和爱尔兰的叛乱者首先签订了和约。订立这一和约的目的，是想利用天主教的爱尔兰，来制服新教的英格兰。而结果呢，却促使属于长老派的苏格兰也起来参加了反对英王的斗争。由于有了一支苏格兰军队可以在北面牵制王党的兵力，国会派又重新集结了自己的兵力，准备直接向牛津地区进攻。这次进攻，除了夺得牛津附近的少数堡垒之外，还是没有什么重大结果。实际上，就在这个时候，英王还能命令鲁普尔特紧急驱兵北上，去援助北方的王党部队，以对付苏格兰的进攻。对查理说来，不幸的是，他的部队在马尔斯登荒地遭到了战术上的失败，以致使他不能利用当时对他有利的战略形势。胜利方面也没有获得什么利益。由于对牛津地区的直接进攻没有什么成果，又使国会派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部队中逃亡的人日益增加。只是因为还有一些象克伦威尔这样坚定的人物，才得以在敌对双方互相消耗殆尽的情况下，没有罢兵求和。对国会派来说，所幸的是，王党方面的情况甚至还要恶劣，其内在的危机比外部的打击还更严重。因此，敌人在精神上和数量上都是居于劣势的，而他们所以能够苟延残喘，只是因为国会派在战略上犯了错误。直到1645年，由于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重新建立起一支新型军队，才在纳西比把王党军队打败。不过，尽管有这一次在战术上取得决定性战果的胜利，战争还是再拖一年才告结束。

关于第二次国内战争，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克伦威尔已成为统治的中心人物，而二十八岁的约翰·南布尔特，也做了他的重要助手。到1648年4月底，情况已经明朗，苏格兰人组成了一支勤王的军队，准备开进英格兰来支援王党分子。于是，费尔法克斯立即带兵北上去进行征讨。而克伦威尔则到西部去镇压王党在南威尔土地区的起事。可是，当苏格兰人从北面南下的时候，在肯特和英格兰东部的王党分子也爆发了新的叛乱，这样就把费尔法克斯牵制在该区无法前进。因此，当时在南布尔特手里只有一支极单薄的兵力，用以迟滞苏格兰军的入侵行动。但是，他却以极巧妙的间接路线行动完成了任务。当苏格兰军队沿着西海岸的大路向南挺进的时候，他曾不断威胁敌人的翼侧，同时，设法制止他们翻越奔宁山脉，使其不能同约克郡地区的叛党汇合。

最后，在1648年7月11日，克伦威尔攻克了彭布鲁克城，于是他也随即挥师北上。他没有直接进攻苏格兰人，而是采取了经由诺丁汉和当卡斯特的一条深远迂回道路，并沿途取得补给。然后，他又转向西北，在阿特里同南布尔特会师。苏格兰人此时配置在由威根到普雷斯顿一线，其左侧由南格德尔率领着3500人进行防守。当时，克伦威尔总共只有8600人的兵力，而且包括南布尔特的骑兵和约克郡的民团在内。至于敌人，其总兵力几乎达到二万人。克伦威尔首先在普雷斯顿地区拖住了苏格兰军纵队的尾部，打乱了敌人的行军序列，迫使敌人掉转头来以抵抗他的攻击。这样，南格德尔率领的那支军队就在普雷斯顿地区全部被歼灭了。尔后，克伦威尔乘胜追击，衔尾紧跟，使苏格兰军纵队纷纷溃逃，经过威根，一直败退到尤托克西特。在这里，前面有中部地区的民团阻挡去路，后面有克伦威尔的骑兵不断攻击，苏格兰军已是走投无路，终于在1648年8月25日宣布全军投降。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这一胜利，国会派的敌人被彻底摧垮了；军方得以对国会进行“清洗”，并把国王查理一世提交法院审判，最后判处了死刑。

克伦威尔此后对苏格兰的进攻，实际上要算是另外一个独立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克伦威尔采取一种新的方式来进行的，其目的是要摧毁英王的儿子，即未来的查理二世的计划。当时，查理正打算借苏格兰人的帮助回来夺取已经失去的王位。这场战争不能算作什么对历史的进程有过决定性影响的战争。但是，它却很突出地证明，克伦威尔是善于掌握间接路线战略的。当他发现由李斯里指挥的苏格兰军队已经占领有利阵地，并遮断了他向爱丁堡前进的道路时，他只是进行了一个接触性的小战，以来探测敌人的实力和部署。稍后，当他已经靠近目标，而且深感补给品缺乏的时候，他仍然具有极强烈的自制能力，决心不在对他不利的地形上进行正面攻击。他压抑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求战欲望，在没有把敌人诱到开阔地以前，在没有出现对敌人暴露翼侧实施突击的可能性以前，决不进行冒险，不肯采取积极的行动。为了求达这个目的，他开始向穆塞尔堡撤退，随后又向邓巴撤退，以此诱惑敌人，并在那里进行补给。一个星期以后，他又原路返回，并在穆塞尔堡给部队配发三天口粮，开始进行一次深远的迂回运动。他准备翻过爱丁堡丘陵区的高地，前出到敌人的后方。1650年8月21日，李斯里在科尔斯托芬山地切断了克伦威尔的进路。这时，尽管他离开自己的基地很远，但他仍然进行着采取间接路线的尝试，决心走迂回路绕过敌人。随后，李斯里又在戈加地区隔断了他的去路。在这样的情况下，多数的将领难免会要冒险一战，可是克伦威尔却不是这样的人。他把病员暂留现地，决定向穆塞尔堡撤退，接着又从那里向邓巴撤退，以此引诱李斯里跟踪追击。这时，有些部将劝他把部队装船撤走，但是克伦威尔没有采纳，一心在邓巴等待着。他指望敌人有可能错走一步，而自己则能马上加以利用。

然而，李斯里也是一个高明的对手。他采取的下一步行动，给克伦威尔造成了更大的危险。李斯里离开了主要的道路，在1650年9月1日的夜间，绕过了邓巴，占领了顿山丘陵地区和其他一系列的高地，从而监视着通往伯里克的道路。另外，他还派出一个支队占领了顿山以南11公里处的所谓“烧鸡”隘路。第二天早晨，克伦威尔立即发现，他与英格兰本土之间的交通已被切断了。而且更严重的是，他已感到粮秣的匮乏，病员的数字也在不断增加。

李斯里的原定计划，只是在高地等诗，一旦英国人沿着通往伯里克的道路突围，就立即下来予以突然的打击。可是，长老会派的那些教士们却高兴得太早了。他们指望看到，敌人将会落入陷阱，而在发现英国侵略者有可能从海上脱逃的征候时，他们的要求就更加坚定了。9月2日，忽然起了强烈的风暴。屯驻在光秃秃的顿山和其他高地上的苏格兰部队，实在是吃不消，坚持不住，大约在午后4时许，他们开始从高地上撤下来，并在通往伯里克的道路近旁寻找房舍，以避风雨。而在他们的前面，正好隐蔽地流过一条小小的布罗克河，它经由谷地注入海中。

克伦威尔和南布尔特在一起，亲眼看到苏格兰的部队在调动。他们两人同时产生了一个想法；正在形成的局面将对他们有利，可以使他们夺得优势，有利于对敌人实施突然袭击。当时，苏格兰人的左翼已被压缩在高地和布罗克河这条小溪流之间。如果对其右翼部队施行突击，那么左翼的部队是很难给予支援的。在当晚的军事会议上，南布尔特提出建议：立即进攻苏格兰人的右翼，力求把它击溃，同时集中起炮兵的火力，以压制敌军的左翼。他所列举的理由使大家都很信服。克伦威尔很赞赏他的这种主动精神，于是就指派他去攻打头阵。那天夜里，不停地下着雨，刮着很大的风，英军沿着小溪流的北岸占领着阵地。在部署好对付敌军左翼的火炮之后，南布尔特返回到另一翼，即自己方面的左翼，并马上率领骑兵在沿岸地区发起进攻。由于进攻行动来得突然，英军的骑兵和配置在中央的步兵，都没有遇到多大困难就渡过了溪流。尽管英军的行动曾一度受挫，但是把预备队投入战斗以后，克伦威尔随即就在靠海的这个侧面把敌军压向左面去了，并把他们逼到高地和溪流之间的一个角落里。这时，敌军士兵要想得救，只有溃散逃命。这一次，克伦威尔抓住了敌人由于过分自信而产生的错误，并立即加以利用，在战术上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因此，打败了在兵力上比他大了两倍的强敌。这次战争就这样光荣地结束了。在整个战争中，克伦威尔始终拒绝了各种的诱惑，虽在万难之中，也决不放弃自己的间接路线战略。

邓巴的胜利，使克伦威尔攫取了在苏格兰南部的统治权。由于这一胜利，拥护长老会派的军队被消灭了。但是，在苏格兰的北部和西北部，还残留着一些反对克伦威尔的王党分子。由于克伦威尔害了重病，彻底肃清这些王党分子的工作拖了很长时间。而在这个时候，李斯里又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并在福思湾以北地区重新组建了拥护王党的军队。

1651年6月底，克伦威尔在其军队经过充分训练以后，又提出了战斗任务，恢复了战斗行动。他的战略计划，无论就其思想深度和计算精度来说，决不逊色于以往战史上的任何战略计划。这一次，他头一回具有了数量上的优势，但是，敌人也是非常狡猾的，始终不离森林沼泽地形，从而保障了自己的薄弱翼侧，封锁了通向斯特林的道路。如果克伦威尔不能在短时期内摧毁敌人的抵抗，那他就不得不在苏格兰再度过一个严酷艰困的冬天。那样的话，他的部队必然要遭受大的牺牲，并使国内的情况更趋恶劣。而且，只是把敌人从阵地上击退还不够。因为这种局部的胜利仅仅是把敌人赶进山地中，他们继续留在那里，仍然是眼皮底下的一个祸害。

克伦威尔解决这项任务的方法可以算是一件杰作。首先，他在福尔柯克附近向卡兰德屋实行强攻，从而在正面造成了对李斯里的威胁。其次，他使全军逐步地渡过福思湾，前进到佩思地区。这样，不仅绕到了李斯里防御线的翼侧，而且控制了他们通往斯特林的接近路，占据了其补给基地的枢纽。然而，他采取这一机动，同时也就给敌人让开了一条通向英格兰本土的道路。这正是他的计划的实质，是其艺术高超的体现。他前出到了敌人的后方。而此时的敌人，正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开始溃散逃亡，而眼前却又只有一条狭窄的孔道。敌人方面的某一个人曾说过：“我们当时被迫作出选择，或者饿死，或者散逃，或者带领残余部队冲到英格兰去。这后一个办法虽然也是极端危险的，但也许还有可能使遭受的灾难小一些。”因此，苏格兰人很自然地选择了后一种方案，他们在7月底向南突进，冲到了英格兰境内。

克伦威尔是预先料到了这一着的，并且利用政权手段作好了“迎接”敌人的准备。他紧急地动员了所有的民团，监视着一切有王党嫌疑的分子，查抄了私藏军火物资的秘密仓库。苏格兰人是沿着西海岸向南开进的。为了跟踪追击敌人，克伦威尔派出了南布尔特的骑兵。同时，派哈尔逊由纽卡斯尔向瓦林顿斜插过去，而弗立特沃德则率领中部的民团向北进发。南布尔特从侧面绕过敌人以后，于8月13日与哈尔逊会师。于是，两支军队都开始与敌军接战，并且战且退，不断迟滞敌人的前进。这个时候，克伦威尔则冒着8月的酷暑，每天行军32公里。他开始是沿着东海岸向南走，然后折向西南。这样，敌人终于掉进了陷阱，同时地遭到了克伦威尔的四面围攻。这时，查理断然地改变了行进路线。他不再向伦敦而转向塞文河地区，但这样也只不过多拖几天日子，并没能挽救自己的惨败。1651年9月3日，即在邓巴会战的周年纪念日，克伦威尔又在伍斯特会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开始以前，曾发生了许多次战争。在这些战争中，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军队为一方，而欧洲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为另一方。他们有时联合作战，有时单独对垒，但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这些战争的最终目的，因而也包括其局部的任务，照例都是有限的。造成这种不坚定性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筑城学术的发展超过了兵器的进步，使防御方面处于绝对有利的地位。这正和二十世纪初叶机关枪刚刚出现时的情形是一样的。二是军队还没有编组成为固定的兵团和部队，不能独立自主地活动，在运动和作战中，通常都必须全军凝成一个整体，因而使其突击力受到限制，不能分散活动以欺骗敌人，不能自由地进行调动。

在这许多次的战争当中，如著名的法国投石党人的战争，争夺王位的战争，荷兰的战争，神圣同盟的战争等等，只有一个战役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就是1674年至1675年之间法国统帅杜伦尼进行的冬季战役，其顶点即为图尔克姆的胜利。当时，法国的处境是极为险恶的。路易十四的盟友，一个一个地相继离开了他。西班牙人，荷兰人，丹麦人，奥地利人，以及日尔曼的多数公侯王子，都纷纷加入了敌方的联盟。杜伦尼在洗劫了这些公侯和皇室的领地之后，被迫退过了莱茵河。这时，勃兰登堡选帝侯正在调动兵力，准备去同布伦维里指挥的皇室军队会师。可是，杜伦尼却抢在选帝侯的前面，于1674年10月把布伦维里阻止在思泽赫姆地区。然而，德国人这时已经进入阿尔萨斯，并在斯特拉斯堡和贝耳福之间的集镇和乡村居民点里扎下冬营。这样就迫使杜伦尼又退到了德特维尔地区。

杜伦尼表演其统帅艺术的舞台就是这样设置的。他决定，要在仲冬时节发动这次战役，因而一开始就使他获得了突然袭击的益处。为了迷惑敌人，杜伦尼故意在阿尔萨斯的中部地区构筑堡垒，作出准备防御的样子。随后，他便悄悄地把自己的全部野战部队开进了洛林。接着，利用孚日山脉高地的掩护，采取强行军的速度向南挺进，并在一路上尽一切可能从各地村镇收编补充兵员。而在行军的最后阶段，他甚至把自己的兵力分散成小股活动，用以欺骗敌人的谍报人员。他在冰雪封山的条件下沿着山脊道路进行急行军之后，又在贝耳福附近重新集合了自己的部队，并且丝毫也不延宕，立即从南面突入阿尔萨斯。而在战役开始的时候，他本来是想从北面攻进去的。

布伦维里依仗自己手里拥有强大的兵力，曾力图把杜伦尼阻止在牟罗兹，但是在12月29日，很快就被击败了。于是，法军如潮水般地急卷而进，沿着在莱茵河与斯特拉斯堡高地之间的谷地一直往前冲，把帝国的军队分割成一些小股部队，在斯特拉斯堡方向上向北败退。对于每一支企图抵抗的部队，法军都把它们隔截开来，或围困起来。可是，追到科耳马尔的时候，即在通向斯特拉斯堡的半路上，勃兰登堡选帝侯已带领德国部队构筑了一道防御工事。他仗着自己拥有和杜伦尼差不多的兵力，在那里进行固守。然而，由于迅猛进攻而产生的一切优势，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都被杜伦尼夺占到手了。他技巧地利用着这些优势，在图尔克姆会战中成功地采取了战术上的间接路线。在这个会战中，杜伦尼所锐意追求的，不是首先消灭当面敌军的肉体，而是考虑如何摧毁他们的士气。这样的结果，从事物的自然过程来说，必然使敌军部队自行逃散。杜伦尼达到了这个目的，仅仅在几天之内，他就使阿尔萨斯境内连一个敌军士兵也没有了。

这次会战以后，法国士兵回到斯特拉斯堡的冬营里去过冬。他们直接从德国方面的莱茵河岸地区，甚至远及内卡河地区，搜集各种补给物资。勃兰登堡选帝侯带着自己的残余部队退回国内，即退到了距离柏林西南60公里的勃兰登堡城。而杜伦尼的老对手蒙特古里，在下一年的春天又重新受命，担任了日尔曼帝国的全军总司令。由于受到杜伦尼的压力，蒙特古里也不得不领兵撤退，并在萨斯巴赫地区占领了于自己不利的阵地。然而，在萨斯巴赫之战一开始时，杜伦尼就为一颗炮弹炸死了。杜伦尼死后，战争的进程马上就起了变化。

杜伦尼的这个冬季战径，与十七世纪欧洲各次战争的许多战役比较起来，特别突出地显出了它的坚决性。这是为什么呢？在这个时代，许多的将领都是擅长迂回机动艺术的，因而相互之间就起了限制的作用。他们掌握这门艺术的水平彼此差不多，所以，某些迂回翼侧的行动在其他时代也许可以获得成功，而在这个时代却被相互抵销了。只有在杜伦尼的这次战役中，才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把敌人击毁的目的。作为一个鼎鼎有名的统帅，杜伦尼随着本身经验的积累而不断提高了自己的统帅艺术。他在自己时代所进行的战役，比历史上其他任何的统帅都多，而在其最后一次战役中，又解决了在十七世纪中如何夺取胜利的问题。因此，他所采用的方法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而当他以此达到作战目的的时候，并没有破坏历代人们奉为金科玉律的法规，即把经过良好训练的军队看作成本极高的财富，万万不可随意浪费。

看起来，杜伦尼是从经验中获得了教训的。他懂得，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获得决定性的成果，就必须很好地制定战略计划，而在计划中，又必须使间接路线起主导作用。在杜伦尼以前，统帅们进行机动时，总是把城塞作为基地和枢纽，因为对于野战军来说，城塞同时又是保护他们的补给仓库。杜伦尼完全摆脱了以前那种作战基地体系，而把突然性和机动性结合起来，把这看成是争夺胜利的关键，而且这种结合也对自己的安全提供了保证。这是一种合理的计算，并不是什么赌博游戏，因为只要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破坏了敌人的稳定性，对于自身的安全来说，也就有了充分的保障。

谢选骏指出：人说“尽管华伦斯坦的战争机器要比瑞典人的弱得多，而他也并不善于从有利的战略形势中获取战术上的好处，但他还是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在这次会战之前，他取得了现实的真正优势。应该指出，他的这个优势是连续三次采用各种间接路线行动的结果。这些间接路线行动甚至改变了整个战争的进程。”——我看间接路线的战略如此神奇，但是抵不上华伦斯坦被刺的致命一击！这就像“荆轲刺秦”要是成功，根本不会有什么“秦的统一”，华夏文明也不会就此中断了。由此可见，哲学与宗教并非都是妄谈，因为在人的战略之上，确有神的布局。

【第七章 十八世纪的战争——马尔波罗和弗里德里希二世】

公元1701年至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有着极其明显的两重性。从政治方面来说，它是战争史上一个很希罕的现象，其目的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对于加强或者削弱路易十四世在法国的统治地位来说，同时又是一场具有决定性的斗争。从战略方面来说，这场战争基本上是采取没有多大成果的直接路线，作战行动千篇一律，很少深思熟虑的迂回机动。当然，战争过程中也还有几个采用间接路线的出色例证。而且主要是同马尔波罗的鼎鼎大名联在一起的。由于这些行动都成了战争中的转折点，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

当时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包括奥地利、大不列颠帝国、几个日尔曼小国、荷兰、丹麦和葡萄牙。而路易十四世的同盟者，只有西班牙和巴伐利亚，在战争开始之初，还有一个小国萨伏依。

这场战争，最初是在意大利北部打起来的。但是其他各国的军队，同时都在进行战争准备。奥国的军队由尤金亲王率领，当时已在提罗尔进行集中，表面看来，似乎很快就要转入进攻。为了与之进行对抗，法军派出了一支由卡提拉特率领的部队，在利佛里的隘路上占领阵地，其目的是要挡住敌人的进路。然而，尤金亲王早就作了秘密侦察，知道在深山之中还有一条很难通行的小道，而且长时期以来未被部队使用。于是，他率领部队从小道进军，实行深远的迂回机动，向东方开进，前出到达平原之上。尔后，他又不断进行机动，继续发展已经获得的优势，并以此迷惑敌人，使敌人摸不准他的真正意图。最后，终于引诱法军在奇阿里(布里西亚附近)对他发动一次盲目的进攻。尤金在这次作战中打败了法军，从而牢牢地巩固了自己在意大利北部的立脚点。

这些间接路线行动的成果，在同“伟大君主”进行战争的初期，对于同盟者来说，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精神刺激因素。在此以前，人们还在认为，“伟大君主”的部队是不可战胜的。同时，这些间接性的行动还对法国和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影响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其重大后果之一，就是向来趋炎附势的萨伏依公爵马上调转了方向，参加到反法同盟的阵营里来了。

公元1702年，双方展开了决定性的会战。一支巨大的法军集结在弗郎德勒地区。它构筑了一条几乎长达100公里的“布拉班特防线”，从安特卫普一直延展到马斯河上的于伊城，其目的是在转入进攻时能够保障自己后方的安全。这时，荷兰人已经看到自己的国土面临着敌人入侵的威胁，于是决定依赖要塞进行固守。然而，马尔波罗对于战争的观念，完全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不过，他也没有用直接的进攻来代替消极的防御，没有直接去攻击由薄富尔率领的那支正向莱茵河进军的法军。他抛开了荷兰人驻守的要塞，迅速地把军队领向“布拉班特防线”，前进到薄富尔部队后撤的线路上。薄富尔在感觉到这个精神“吸引力”的压抑之后，马上掉转头来，向后撤退。一支体力上受到消耗，精神上受到压抑的法国军队，可能很容易变成马尔波罗的猎获物，因为马尔波罗正在等待着有利时机，准备围歼这股敌人。可是，荷兰国会的代表，只是满足于把侵略者赶出国土，拒绝去歼灭敌军。就在这一年，马尔波罗曾经两次把薄富尔诱入陷阱，可是两次都因为荷兰人犹豫不决，缺乏坚决性，而使法军避免了覆灭的厄运。

第二年，马尔波罗又制定了一个实施巧妙机动的计划，其目的是要占领安特卫普，并深深突入敌人设防的堤岸。他从马斯特里赫特直接向西进攻，想以此牵制由维尔罗依统率的法军主力部分。该军当时正驻守在“布拉班特防线”的南侧。第二步，由柯贺恩指挥的一支荷兰军队在海军舰队的支援之下，向奥斯坦德发起进攻。同时，又以斯巴尔统率的另一支荷兰军队从西北方向逼临安特卫普。荷兰军队沿着海岸采取这些行动，是想引诱处在安特卫普的法军总司令官向后看，并且从其“布拉班特防线”的北端调出部分兵力。四天以后，另外一支由阿普丹姆率领的荷军，又从东北面向法军实施突击。于是，马尔波罗也就丢开维尔罗依，以强行军的速度向北挺进，汇同各路军队，沿着向心方向去攻夺安特卫普。

战役的第一阶段发展得很顺利。马尔波罗的威胁逼着维尔罗依的大军也随之向南移动，抵近了马斯河。可是，柯贺恩不久即取消了对奥斯坦德的深远迂回进攻，而同斯巴尔一起，靠着安特卫普附近实行浅近的机动。柯贺恩的这一行动，当然不能吸引法国人的注意。阿普丹姆则由于提前发动攻势而为自己招来了灾难。尔后的局势则越来越复杂化了。这是因为，当马尔波罗开始向北进行急行军的时候，他并未能摆脱维尔罗依。实际上，维尔罗依已超在他们前头，派出薄富尔率领三十个骑兵中队和三千名掷弹兵去支援安特卫普。他使掷弹兵抓住马镫，和骑兵并肩行进，因而这支机动部队在二十四小时内即走了差不多六十五公里，于1703年7月1日赶到了安特卫普。随后，该部队即和安特卫普的守城部队一起，立即向阿普丹姆发起了进攻，使阿普丹姆遭到了惨败。这样一来，马尔波罗曾傲慢地称之为“伟大计划”的计划，也就随之彻底破产了。

这次失败以后，马尔波罗曾提出建议，要在安特卫普以南的一个地段对“布拉班特防线”实施直接的强攻。可是，荷军统帅部拒绝了他的建议，认为对一个兵力差不多相等而又占领着坚固设防阵地的敌人实施正面突击会是徒劳无益的。

这一事实证明，马尔波罗尽管进行过许多技巧的机动，但是有的时候，特别是在遭到失败的时候，他却很象一个疯狂的赌徒。英国的史学家们，因为震撼于马尔波罗的功绩，而且也敬仰他的为人，往往对荷兰人有些不够公正的批评。他们把荷兰人描绘得似乎不如马尔波罗那样高尚。实际上，荷兰人当时面临着强敌的威胁，稍一不慎即有亡国的危险，所以，他们当然不敢把战争当作儿戏或赌博。其实，他们的想法是很合理的，这正和两百年后英国海军上将贾利柯的见解一样：如果他们在对自己极为危险的形势下贸然挑战，那么很有可能就在几小时内输掉整个战争，由于遭到荷兰将军们的一致反对，马尔波罗只好放弃在安特卫普地区强攻“布拉班特筑垒防线”的念头，并返回到马斯河上，在那里掩护着对于于伊的围攻。八月底，他又在那里说服荷兰人，要对“布拉班特防线”实施进攻。这一次的理由比较充足，因为进攻该防线南段的条件看来已成熟了。可是，他的论证还是不能使荷兰人信服。

马尔波罗因为对荷兰人产生了很大的不满情绪，于是很容易地接受了奥皇使节伍拉齐斯拉的观点。伍拉齐斯拉极力劝他把自己的部队转移到多瑙河方面去。结果，1704年便产生了一个在历史上很少见到的间接路线行动的出色例证，而这些间接路线行动，正是以马尔波罗广泛的战略观点为依据的。当时，敌人有几支主要的兵力：一支由维尔罗依率领，屯驻在弗郎德勒地区；另一支由塔拉尔德元帅率领，集结在上莱茵河一线，分驻在曼海姆和斯特拉斯堡之间；第三支为巴法联军，由巴伐利亚选侯和马尔辛元帅率领，配置在多瑙河上的乌尔姆地区，这最后一支军队，正在造成威胁，由巴伐利亚向维也纳推进。马尔波罗决定，先把自己统率的英军从马斯河转移到多瑙河，然后对巴伐利亚人施以决定性的打击，因为他们是敌人阵营中最脆弱的一个。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调动。他将要进驻的那个地区，离开自己的主要基地实在是太远了。他所要完成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在北面所要追求的任务。因此，似乎是一个鲁莽的行动。从他那个时代战略总是倾向于谨慎的观点来看，情形更是如此。这次机动的安全保障，完全依赖于他那非常惊人的突然性。他在前进的过程中，经常改变运动方向，在每一个所段都威胁着不同的目标，因而使敌人摸不清他调动部队的真正目的。

马尔波罗向南前进到莱茵河上游以后，初看起来，似乎是要沿着摩泽尔河的线路进入法国。尔后，其部队进到了科布伦次。于是人们认为，他可能以阿尔萨斯的法军作为攻击对象。这个印象随后更加巩固了，因为他采取了一个佯动性的行动，做出了准备在菲力浦斯堡架桥渡河的样子。他把部队开到曼海姆城邦以后，本应向西南方向前进，可是，他却有意地转向东南，在内卡河河谷边缘的山林中，突然地失踪了。然后，他越过由莱茵河和多瑙河所构成的三角形的底线，直接向乌尔姆开进。在这次行军过程中，为了隐蔽战略企图，曾经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运动的速度，平均每昼夜只走十六公里。

马尔波罗的整个行军，延续了将近六个星期。在大希巴赫(曼海姆东北65公里)同尤金亲王和巴登侯爵会师以后，他便同后者合兵一处，联合行动，而尤金亲王则掉头后转，以便在莱茵河上牵制或至少迟滞法军的行动。这时，从弗郎德勒地区尾追马尔波罗而来的维尔罗依，虽然迟到一步，但是毕竟追赶上来了。

马尔波罗由于实行机动而使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从对法国的关系来看，已经前出到了巴伐利亚与法国联军的后方，而就巴伐利亚的关系来说，则仍然是面对着它的正面。由于军队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加上其他一些条件，他要利用已经形成而有利于他的战略优势，是不大可能的。在这些条件当中，有一条是部队的战术组织还缺乏灵活性，很难配合战略上的要求。一个统帅，可以把敌人压挤到水边，可是却无法使敌人一定喝水，也就是说，无法使敌人一定接受会战。对于马尔波罗来说，当时对他掣肘最严重的，还是那个巴登的侯爵，因为他小心谨慎，而又不能不分去指挥的权力。

巴伐利亚选侯和马尔辛元帅的联合兵力，在多瑙河上从乌尔姆到迪林根以东一线，占领了设防阵地，甚至往东更远一些，在迪林根到多瑙佛耳特中间地段的河岸边上，也有兵力扼守。塔拉尔德元帅的军队从莱茵河岸向东挺进是很容易的事，所以对于马尔波罗来说，乌尔姆是一个很危险的据点，如果要从那里进入巴伐利亚的话。于是，马尔波罗决定，首先在多瑙佛耳特地区抢占多瑙河上的渡口。这样，多瑙佛耳特就成了马尔波罗新交通线上的天然终点。打通了这条交通线，就能更好地保障安全，可以进而向东方开辟通向纽伦堡的路线。他一旦掌握了多瑙佛耳特，便打开了通向巴伐利亚的道路，可以自由地沿着多瑙河两岸进行机动。

遗憾的是，要在迪林根地区紧靠敌人前沿阵地实行迂回行军，其目标实在太暴露了，速度太缓慢了。这样就使巴伐利亚选侯有可能识破他的企图，并及时派出强大的部队去防守多瑙佛耳特。尽管马尔波罗的行军在最后阶段加大了速度，但是当他在1704年7月2日抵近目标时，敌人还是在施连堡和直接掩护多瑙佛耳特的高地上加强了防御工事。为了不给敌人最后完成防御部署的机会，马尔波罗决定于当天黄昏立即转入进攻。第一次冲击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差不多伤亡了参加战斗的一半兵力。但当联军主力赶到以后，他在兵力数量上有了四对一的优势，因而得以转败为胜。即令如此，其最后胜利还是靠着向敌军翼侧实施机动得来的。在会战过程中，马尔波罗发现敌人防线上有一个兵力薄弱的地段，于是派出部队从那里楔入防御纵深，这才决定了胜负。马尔波罗后来在一封私信中承认，夺得多瑙佛耳特的代价是高昂的。批评他的战术的人们则一致认为，在这次会战中实施决定性机动的，并不是他，而是那位巴登的侯爵。

这次会战以后，法国和巴伐利亚联军的主力退到了奥格斯堡。随后，马尔波罗向南扫荡，进入巴伐利亚。他骚扰邻近四乡，烧毁几百个村庄，以及一切的谷物，其目的是想迫使巴伐利亚选侯前来求和，或者使他在不利的情况下接受会战。对于这种野蛮的行动，马尔波罗自己也不得不暗地里感到一些羞愧，而且其效果也很小。因为在那个时代里，战争只是统治者之间的事情，与老百姓毫无关系，所以采取这种不人道的行动，并不能使巴伐利亚选侯感到心痛。这样一来，就使塔拉尔德有足够的时间从莱茵河往巴伐利亚调动兵力，他本人在8月5日赶到了奥格斯堡。

不过很侥幸，当塔拉尔德的部队开到时，尤金亲王的部队正好也赶上来了。尤金亲王为了同马尔波罗会师，悄悄地摆脱了维尔罗依。按照原来的协议，当马尔波罗和尤金亲王会师以后，在他们的掩护之下，巴登侯爵就应该向多瑙河的下游进军，围攻敌人驻守的英戈耳施塔特要塞。后来，在8月9日，突然获得消息，说是敌人的联合兵力已经转向北面，正向多瑙河开进。看样子，敌人的目标是想打击马尔波罗的交通线。尽管如此，马尔波罗和尤金亲王还是让巴登侯爵继续迂回进击英戈耳施塔特要塞。这样，就使他们的联合兵力减到只剩五万六千人，以来对抗当面差不多六万人的敌军，而且其数量还可能继续增加。马尔波罗和尤金亲王要把巴登侯爵谴走，其动机是很容易解释的，他们两人都不喜欢侯爵那种过分小心谨慎的态度。但是此时分散兵力，也实在有些奇怪，因为他们已经决定，一旦遇到有利的机会就应同法军进行会战。这个决定也许证明，他们对于自己部队的素质优势具有充分的信心，但从以后战况的激烈程度来看，他们的自信也未免过分了。

对于马尔波罗和尤金说来，所幸的是敌人方面也同样抱着一种过分自信的态度。巴伐利亚选侯在其主力尚未到达战地的时候，就力图发起进攻。当时，塔拉尔德认为，最合理的办法是在现地挖壕，暂取守势，以等待主力的到达。但选侯却痛斥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于是，塔拉尔德也反唇相讥，说：“如果不是对殿下的诚实品格有正确的认识，那么我会以为，您是想让法国国王的部队去作无谓的冒险，同时也不顾自己的一切。”最后，只好达成一个折中的协议，法军首先跃进到布伦海姆地区，抢占附近的阵地，并封锁尼贝尔小河对岸通向多瑙佛耳特的道路。

第二天早晨，即1704年8月13日的早晨，法国人在那里突然为联军所乘。联军是沿着多瑙河的北岸开过来的。当时，马尔波罗直接进攻法军紧紧靠近多瑙河的右翼，尤金亲王则突击法军位在河流与高地之间的左翼。这样，迫使法军毫无进行机动的自由。联军的主要优势，不仅在于士兵精神素质较好，经过良好训练，而且在于行动的突然性。于是，两支法军不能进行协同作战，只好各自为战。这个情况本身又必然破坏他们的稳定性。结果，法军被迫处在整个战线的宽广的中央地段上，并且感到缺乏足够的步兵。不过，这个基本的弱点直到当天黄昏时候才明显地暴露出来。如果不是法国人还犯有其他错误的话，那它对于会战结局的影响也不会很大。

会战的第一阶段对于联军还是不利的。马尔波罗左翼部队向布伦海姆的进攻被敌人击退，遭到了重大损失；他在右翼向奥贝尔格劳的进攻，也被打败了。尤金亲王的冲击则两次被击退。当马尔波罗在中央进攻的部队渡过尼贝尔河时，其先头分队碰上了法军实施反冲击的骑兵，花了很大力量才勉强地把他们击退。对于联军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敌人的行动缺乏协调性，那次反冲击只是少数几个骑兵中队实行的。这并不符合塔拉尔德的计划。紧接着第一次反冲击之后，马尔辛的骑兵又向马尔波罗的暴露翼侧实施了第二次反冲击。然而，这次反冲击又及时地被尤金的骑兵击退了。当形势紧张的时候，尤金接到马尔波罗的紧急呼吁，于是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预备队投了进来。

尽管覆灭的危险已经过去，但是不稳定的局势依然存在。马尔波罗如果不能向前挺进，那他就会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因为他的后方是连着尼贝尔河的一片沼泽地。不过，到了此时，塔拉尔德也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才能对付，因为他不该让马尔波罗安然地渡过了尼贝尔河，成者更准确些说，他当时不该对此毫无作为。由于塔拉尔德的骑兵反冲击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法军没能消灭马尔波罗中央集团的第一梯队，马尔波罗那些抢渡尼贝尔河的残存分队，得以在河的对岸巩固阵地。这时，尽管塔拉尔德手里还有五十个营的步兵，可以用来对付马尔波罗的四十八个步兵营，但是在中央地段，他只有九个步兵营，而敌人方面却有二十三个。塔拉尔德在最初部署兵力的时候，就已犯了这个错误，后来，他是有时间加以纠正的，但他却没有把错误纠正过来。当这为数不多的法国步兵终于被数量优势的英国步兵和近距离的炮火击溃以后，马尔波罗便从所打开的缺口中冲了出去，并在多瑙河岸，在布伦海姆附近，切断了密集的法军步兵，同时对马尔辛的翼侧造成了威胁。不过，马尔辛还是摆脱了尤金的挤压，没有遭到多大损失就撤退出来了，而塔拉尔德的大部分兵力，则被赶到多瑙河上，最后被迫投降。

布伦海姆的胜利是花了惨重的代价换来的，是一次巨大的冒险。如果冷静地加以分析，那么很明显，这次会战的胜利，首先是取决于普通士兵的坚定精神，其次是法军指挥官的失算，最后才是马尔波罗的将才。然而，由于最后夺得胜利，遂使人们头脑昏胀，不去注意这实际上只是一场大的赌博。当然，由于这次会战的结果，法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终于还是破产了，从此以后，整个欧洲的局面也就有所改变。

法军败退以后，联军跟着追击，前进到了莱茵河上，并在菲力浦斯堡地区渡过了该河。然而，布伦海姆胜利的代价实在太大，所以除了马尔波罗一个人以外，所有的将领都不希望继续再打下去，因此，军事行动也就慢慢地停息下来。

公元1705年，马尔波罗又制定了一个进攻法国的计划，其办法是要迂回绕过弗郎德勒地区的那些要塞。根据这个计划，尤金亲王负责在意大利北部牵制法军的兵力，荷兰军队则在弗郎德勒平原占领防御阵地，至于联军的主力，则由马尔波罗率领，沿着摩泽尔河上游向提翁维尔实施进攻，而巴登侯爵的军队，则沿着萨尔河开进，去同马尔波罗会师。然而，由于粮秣供应不足，运输工具缺乏，补充兵员不够，这个计划未能加以实行。此外，巴登侯爵这次也不大愿意合作。有人认为，他的动机是妒忌，可是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他当时负着重伤，而且不久以后便因为伤重而死去了。

尽管争取胜利的条件已经丧失，但马尔波罗仍然坚持要执行自己的计划，因而他的行动就变成了意义非常狭窄的直接路线行动。他把部队开到摩泽尔河上游，很明显是要以自己这少量的军队来引诱法军出战。可是，法国的维拉尔斯元帅却是耐心等待，坚守不出。他指望马尔波罗的军队会因粮食缺乏而自行削弱。同时，维尔罗依在弗郎德勒平原的进攻又获得了胜利，并迫使荷兰人向马尔波罗发出了紧急求救的呼吁。这两方面的压力迫使马尔波罗非放弃自己那个冒险的计划不可。于是，马尔波罗在无限的失望当中，就把巴登候爵当作了赎罪的羔羊。他甚至给对方主将维拉尔斯写了一封信，对于自己的撤退表示了遗憾，而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到巴登侯爵身上。

马尔波罗采取强行军，回到了弗郎德勒，并很快改善了整个局势。他到达以后，维尔罗依即刻解除了对列日的围攻，并且撤退到“布拉班特防线”的防御工事里去了。马尔波罗随后又专心致志地拟定了一个突破这一防线的计划。按照他的计划，首先，要在马斯河地区对敌人设防较为薄弱的某一地段进行佯攻，诱使法军向南调动，而后，采取强行军返回，力求在蒂尔蒙附近突破一个工事虽然坚固但守兵却较薄弱的地段。但是，当他的初步企图成功之后，却又未能乘机扩张战果，没有能够立即进至鲁文和渡过戴尔河。这次失策的原因，可能是他自己的兵力消耗过快，也可能是因为他对同盟者的欺骗程度甚至比对敌人还有过之。而在那时，著名的“布拉班特筑垒工事防线”事实上已经不成其为障碍了。

几个星期以后，马尔波罗又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这个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在统帅艺术方面的进步。尽管新的计划也没有带来更大的成绩，但是它却显示了马尔波罗的天才。他过去在弗郎德勒平原进行机动，都是以纯粹的欺诈为基础，如果要想成功，在执行时就必须行动迅速，而这种迅速行动，象荷兰军队那样的同盟者，却是很难做到的。这一次却不同，马尔波罗在一个包括若干重要目标的方向上，采取间接路线行动，因而迫使敌人分散兵力，于是也使自己可以不必要求过去那样高的速度。

马尔波罗避开了维尔罗依在鲁文附近所扼守的阵地，转向南面突进，他所选择的路线使敌人感到迷惑，猜不透他下一步行动的目标，因为他同时威胁到在那个地区的许多个要塞，例如那慕尔、沙勒罗瓦、蒙斯和阿特等。尔后，他前进到了格纳培，随即又向北转，走在经由滑铁卢向布鲁塞尔的道路上。这时，维尔罗依决定立即返回，以便拯救布鲁塞尔，可是当法军刚刚从鲁文开出的时候，马尔波罗立即掉头东向，又在夜间行军，并突然地出现在法军面前。由于马尔波罗到达战地比他的荷兰盟军所预期的还要早些，于是荷兰人又找到一个借口，反对他立即转入进攻。他们的理由是，尽管敌人已经发生混乱，可是敌人依斯柯河后面的阵地，与早些时候联军在那里取得胜利的布伦赫姆地区的阵地比较起来，实际上还要坚固一些。

在1706年的战役中，马尔波罗曾设想在更大的规模上采取间接路线行动。他打算越过阿尔卑斯山去同尤金亲王会师，并希望采取联合行动，就是要使自己的陆上进军与海军陆战队在土伦港的行动，和彼得波罗在西班牙的行动相互配合起来，从而把法军逐出意大利，并光荣地进军法国本土。这一次，荷兰人一反过去小心谨慎的常态，居然也同意冒险，同意马尔波罗去执行自己的计划。可是，这一次的计划仍然未能实现，其原因是巴登侯爵很快即被维拉尔斯打败，而维尔罗依也在弗郎德勒平原上发起了进攻。法国人为什么在这一次居然也进行冒险呢？其原因可能在于路易十四世的计算。他认为，只要各处都转入进攻，就可以造成强烈的印象，显得他的声势浩大，从而缔结一个对他有利的和约，而这样一个和约，现在对他来说是很必要和迫切的了。可是，就马尔波罗所在的那个战场来说，法军采取进攻行动以后，不是找到了一条通向和平的捷径，而是走上了一条通向失败的途径，并且使各种和平打算都落了空。这时，马尔波罗并没有浪费时间，而是充分利用了对他有利的机会。按照他的看法，法国人这已是第二次帮助他来实现自己的计划了。现在，形势对他们有利，他当然不能安静地呆在阵地上。他在拉米伊遭遇到了法军。那时法军正好占领一条凹线阵地，而他自己则处于弓弦的地位。于是，他充分利用了自己所处地形上的优越地位，采取战术上的间接路线行动。马尔波罗首先向法军的左翼发起了进攻，迫使法国人把预备队投到那里，而后，他却技巧地从战斗中撤出兵力，并迅速地把这些兵力投到自己方面的左翼，用来发展荷兰军队取得的初步胜利，因为荷兰的骑兵已经在那里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这个来自后方的威胁加上正面的压力，使得法军开始溃败。随后，马尔波罗乘胜追击，极其有效地扩张了战果，因而很快夺得了整个弗郎德勒地区和“布拉班特防线”的全部筑垒工事。

在这一年(1706年)，意大利境内的战争实际上也告结束。这也可以算是有效地体现间接路线战略的又一个例证。起初，尤金亲王被迫撤退。他往东退到了加尔达湖，甚至退进了山地。在此同时，他的同盟者萨伏依公爵，也在都灵被围。但是，尤金亲王接着就以巧妙的机动欺骗了敌人。他不是采取战斗的办法向前冲，而是设法溜走，避开了敌人，并且摆脱了自己基地的束缚。他率领部队经由伦巴第，进入皮蒙特，最后在都灵给予敌人一个决定性的打击，使数量上虽然占看优势，而精神上却已一蹶不振的敌军遭到了惨败。

现在，无论在南面或北面，战火都烧到了法国的边界。但在1707年中，由于同盟国之间缺乏一致的目标，使得法国人获得了卷土重来的机会。而到了下一年，他们更得以集中自己的主力来对付马尔波罗。马尔波罗被敌人的优势兵力困住在弗郎德勒地区。他于是作出决定，再一次采取向多瑙河进行机动的方法，而且是重复上次的进军路线，以来改变当前的局势。由于采取这一机动，尤金亲王得以从莱茵河上出发，率领自己的军队前来与马尔波罗会师。不过，这次法军的主将已经换上了能干的范杜米，他率领法军赶在尤金之前迎上了马尔波罗。范杜米赶上以后，迫使马尔波罗向鲁文撤退，随后，他即突然地掉头向西，不花一点代价便夺回了谢尔德、布留格和谢尔德河以西的差不多整个弗郎德勒地区。可是，马尔波罗也没有前去迎击敌人，而是勇敢地突入西南方，直插到范杜米部法军和法国边境之间的地区。随后便是奥登拉尔德之战。马尔波罗依靠战略机动赢得了初步胜利，并在战术上打败了范杜米。

如果马尔波罗能够自己独立作主，他当时一定会立即向巴黎进攻，那么，这个战争有可能很快结束。即使没有这样一个进攻，路易十四世还是在这年冬天被迫求和，提出了应该说是能使同盟国方面满意的条件。可是，同盟国方面却拒绝接受路易的和平建议，他们指望彻底消灭法军。从大战略的角度来看，这实在是一种缺乏理智的决策。至于马尔波罗，他应该懂得路易建议的价值，但就他本人来说，和平不是他喜爱的，他更感兴趣的是战争。

这样一来，到了1709年，战争的火焰又重新炽烈起来了。马尔波罗这时的计划，还是采取军事上的间接路线，但却是针对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夺取巴黎。他的企图归结到一点，就是迂回绕过各个要塞，不同敌人的野战部队作长时间的纠缠，而急速地直接插到巴黎。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就连黩武好战的尤金亲王也感到跟他不上。因此，计划作了修改，规定了一些较小的目标，避免直接强攻掩护着杜埃和贝顿之间那段边界的“布拉班特防线”上的工事，而首先夺取位于翼侧的图尔内和蒙斯要塞，最后再沿着要塞地带以东的道路进入法国。

这一次，马尔波罗欺骗敌人的手段收到了效果。他首先对敌人的要塞防线实行了佯攻，诱使法国人从图尔内抽出了守备部队的主力，用去加强这些要塞。随后，他即兼程猛进，率领部队对图尔内要塞实行围攻。但这个要塞的留守部队仍然抵抗得十分顽强，竟使马尔波罗在那里耽搁了两个月之久。接着，他又使莱巴塞附近的要塞防线受到新的威胁，因而得以很快抵近蒙斯，并不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这个要塞。不过，法国军队的行动也相当迅速，很快把他切断了，阻隔了他的进路，使他不能进一步发展胜利。这个挫折引起了他的暴怒，使他竟转而采取了直接路线的行动。这一次，他显得很不明智，对于当前形势所引起的后果，缺乏应有的认识。与克伦威尔在邓巴战役中的处置比较起来，他是相差很远的。法国的马尔普拉奎特，是一个预先构筑的坚固设防要塞，前面筑有“城门”拱卫。同盟国方面对于这个要塞的强攻，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花费的代价也是很高昂的，以致打了败仗的法军司令官维拉尔斯在给法王路易十四世的信中写道：“如果上帝叫我们再遭受一次这样的失败，那么，国王陛下的敌人也将同样地被毁掉。”这是一个实现了的预言，同盟国方面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代价极高的胜利，断送了对于夺取整个战争胜利的希望。

1710年，战争陷入了僵局。法军建立起一条从瓦郎西延直到海岸边上的“特强防线”，把马尔波罗阻止住了。同时，他的政敌找到了损害他威望的新借口，在英国国内掀起了反对他的浪潮。幸运女神对于那些糟踏她的恩赐的人们，是决不会加以饶恕的。1711年，尤金亲王的军队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被召回国。马尔波罗不得不单个地对付一个实力远为强大的敌人。他的兵力过于单薄，不可能采取某种决定性的行动，于是便充分发挥他的军事艺术手段，粉碎了法国人对于其“特强防线”不可攻克的夸大宣传。这一次，马尔波罗特别成功地采用了间接路线战略，他使用各种机动，时而迷惑敌人，时而欺骗敌人，终于不发一枪便穿过了法国的这一道防线。然而，两个月以后，他却被召回国，并接受了不荣誉的处分。到了1712年，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英国终于退出了战争，抛弃了自己的盟友。

此后，只有尤金亲王统率下的奥、荷两国军队还在继续进行战争，并且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不过，作战双方都巳经同样地疲惫不堪。1712年，法将维拉尔斯采取了一个很高明的机动行动，从其谋略性、隐蔽性和快速性来说，都可以与马尔波罗的类似机动相匹敌。结果，法军在德南地区获得了一个廉价而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由于这一胜利，同盟国方面终于瓦解，路易十四世则获得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和平，比起马尔普拉奎特会战失败时所提出来的和平条件要有利得多。这佯，仅仅一个直接的行动，就使过去许多次采取间接路线而积累起来的全部战果，完全付之东流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最后，问题还是采取另一个方法解决的，即仍然是靠间接路线的行动解决的。

同盟国的主要目的，即阻止法王路易十四世和西班牙结成实际上的联盟这个目的，没有能够达到。但是，英国却在这一次战争中取得了领土上的收获。这应该归功于马尔波罗，主要是他具有远见，把眼界推广到了自己的战场以外。为了引开法国方面的注意力，保证在政治上获得利益，他在地中海地区采取了军事行动，以来配合自己在弗郎德勒地区的作战。在1702年和1703年，通过先后进行的远征，使他得以阻止葡萄牙和萨伏依继续倒向法国方面，并为进攻法国的主要支柱西班牙铺平了道路。1704年，英国夺得了直布罗陀，因此，彼得波罗得以在西班牙顺利地完成牵制任务。到了1708年，英军又作了另外一次远征，占领了米罗卡岛。后来，尽管英国在西班牙的作战因为指挥失当而遭到失败，但它却是带着领土收获退出战争的。战争结束以后，英国始终占领着直布罗陀和米罗卡岛，而这却是控制地中海的两把钥匙。此外，英国人还在北大西洋中占领了新斯科夏和纽芬兰。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战争

1740年至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权战争，也是一次没有决定性结果的战争。证明这一点的最好事实，莫过于法国人的一种口语，即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人们在战后用以骂人的一种口语，说什么：“你真愚蠢，完全象个俗物。” [ 扫校者注：原文如此。 ] 弗里德里希大帝是在这次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唯一的一位君主。他很早就抢占了西里西亚，然后便退出了竞争。虽然后来他又重新回到战场上，并且冒了许多的危险，但却没有得到更多的收获。不过，他自己却因为累获胜利而威名大震。普鲁士作为一个强国的基础，也是由这次战争奠定下来的。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是，根据1742年在布勒斯劳签订的和约，西里西亚被割让给了普鲁士。这年初，对于普法联军来说，前景似乎并不理想。是的，法军和普军都已开始向奥军主力发起进攻。但是法军很快就被阻挡住了。这时，弗里德里希没有按预定计划向西方前进，去与盟军部队会师，而是转折向南，直趋维也纳。虽然他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敌人都城的门口，但是他却很快地向后撤。这是因为奥军已在进行机动，很可能就要切断他与后方基地的联系。弗里德里希的这次进攻，常常遭到批评，说它是一种鲁莽的示威行动，可是，如果考虑到他的后果，那就应当说，这指责本身就是太鲁莽了。因为他的这种迅速撤退，是根据自救的原则进行的。而且，他竟以此促使奥军落入了圈套，诱使他们跟踪追击，一直深入到西里西亚内部。然后，在赫图希茨附近，当自己处境艰难的时候，他却进行了强而有力反突击，并在尔后的追击中打垮了敌人。三个星期以后，奥国即同弗里德里希进行了单独媾和，答应把西里西亚割让给他。要从这样一个事件中作出什么大的结论，可能是不值得的，但是，至少也要指出一点，奥地利人突然同意签订这个对他们不利的和约，正是这场战争中使用间接路线方法的唯一一个事例。这一次的间接路线行动，就是弗里德里希突然地在维也纳城下出现，并且在濒临失败危险时取得了一个小小的战术胜利，它与弗里德里希的其他许多胜利比较起来，光彩毕竟暗淡得多。

在十八世纪的中叶，奥地利王位继承权战争没有产生决定性的结果，而接着它以后发生的另一次大战，即七年战争(1756年至1763年)，从欧洲的政治观点来看，也并不见得好些。这一次，只有英国是达到了一定结果的唯一国家，而这些结果对于欧洲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英国却不是七年战争的直接参加者，尽管它对这次战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采取间接的方法从战争中获得了好处。当欧洲各国的军队把自己和国家搞得精疲力竭的时候，英国的大不列颠部队，只以少数小型支队进行活动，就削弱了欧洲各国的影响，而扩大了大英帝国的实力。应该指出，当普鲁士处于实力消耗殆尽的时刻，它宁愿获得一个不确定的和平，而避免屈辱投降。这种事实的产生，是因为法国在殖民地方面遭到失败，俄国也由于沙皇的死亡而拒绝给予普鲁士以最后的决定性的打击。命运之神对于弗里德里希大帝是很慈悲的。到了1762年，他在取得一连串巨大而光荣的胜利以后，差不多已经完全没有资源，不能继续进行抵抗了。

在许多次的战役当中，就军事和政治的结果来看，事实上只有一个战役可以称得上是有决定性结果的。这就是以英国人占领魁北克而告结束的那次战役。这次战役不仅是时间最短的，而且是在次要战区里进行的。如果说，占领魁北克和在加拿大剥夺法国的统治权，是因为借助于海军的势力，并在大战略上采取间接路线的结果，那么，在加拿大战役中军事行动的实际进程，就是在战略上采取间接路线的结果。这次战役的结局之所以值得人们思索，是因为其胜利是一种看来似乎冒险行动的结果。而这个看来似乎冒险的行动，是在蒙特莫勒西瀑布方向采取直接路线失利之后，也即是在兵力遭到严重损失，士气大大低落之后，才不得不采取的。如果替英军主将沃尔夫作点辩护，就应该指出，他当时采取直接路线的行动，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他曾采取各种办法来引诱法军，如炮击魁北克，以少数孤立的支队在勒维士角地区和蒙特莫勒西瀑布附近进行佯动，但始终未能把法军从其坚强阵地上诱出来。然而，从他们的这些失败当中，和他们后来在魁北克以北法军后方冒险登陆的成功当中，我们可以获得一定的教益：光有把敌人诱出阵地的愿望是不够的，必须迫使敌人远远地离开其阵地。沃尔夫曾准备采取直接的突击，而为此所进行的诱敌行动却是不成功的。从这里又可以获得一个教训：仅仅使敌人感到神秘还不够，必须使敌人迷惑不解，达到无所适从的状态，并要使敌人在这种状态中丧失行动自由，不能调动部队以来采取反机动的行动，甚至使其部队自行瓦解。

沃尔夫最后采取的那个机动行动，从表面上看来，好象是赌徒的孤注一掷，但是，这却符合各种条件要求，因而终于取得了胜利。那些通常只是根据兵力对比来研究战史的人们，似乎总是认为，法军当时被削弱的程度，并不能作为他们遭受失败的充足理由，许多研究著作曾经探讨了这个问题，指出法国人在当时情况下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便可以改善自己的处境。然而，魁北克之战非常鲜明地证实了一个真理：由于瓦解敌军的士气和破坏敌军指挥部的计划而夺得的胜利，要比从体力上损害敌军去夺取胜利快得多。这些因素的效力，也要比地理因素和统计资料的计算带来的效力大得多，而一般的军事史书籍，十分之九都是充满了对这一类计算的分析。

历史事实表明，在七年战争的过程中，在欧洲这个基本的战场上，虽然有过许多的战术性胜利，但是却很缺乏决定性的战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值得加以探讨。弗里德里希的敌人太多，这是一种通常的见解。但是，他也有各种的优点，似乎足以抵销敌人的优势。这种解释当然不可能令人信服。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进行深入一些的研究。

弗里德里希类似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和拿破仑，而有别于马尔波罗，他不受一个战略家身上所承受的那种责任和限制的束缚，有着自由行动的特权。他一身兼管着大战略和军事战略两方面的工作。作为一个国王，他和他的军队之间有着永久性的联系，可以不断地准备和发展自己的这个工具，来达到他所选定的目的。此外，战区之内的要塞较少，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有利条件。

尽管他的盟友只有一个英国，而面临的敌人却是奥地利、法国、沙俄、瑞典和萨克森的联军，弗里德里希从开战之日起，直到第二战役的中期，其兵力的数量实际上总是居于优势。此外，他还具有两个优越条件：一是他的战术要比任何一个敌人都更优良；二是他占着一个中央的位置。

由于占着中央位置，弗里德里希得以采取一种通常称之为“内线作战”的战略。这也就是说，他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从中央位置向边缘地区的某一部分敌军实施突击。而当他为此调动兵力时，其距离总是最短的。所以，在敌人还来不及相互救援之前，他就抢先集中兵力把敌人逐个击破了。

谁都可以一眼看出，敌人的驻地彼此相距愈远，则取得对敌的决定性胜利也就愈容易。毫无疑问，从时间、空间和数量的角度来看，这是正确的。可是，这里又出现了一个精神因素的作用问题。当敌人彼此分散时，他们必须独立自主地采取行动，因而又会产生一种加强自己抵抗能力的趋向。当他们彼此相距很近时，必然会力求联合作战，因而是把自己当作整个集体中的一员，并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互相依赖。这样，一个司令官的活动，必然会影响到另一个司令官，致使精神作用很快产生效果。甚至于某一支部队的平常的调动，也很容易给另一支部队的活动带来困难，或者使之组织涣散。处在中央位置上的部队，就进行机动来说，时间可能少一些，空间可能小一些，但是引起敌人的反映或震动，却可能比较快一些。处在边缘地区的部队，当他们相距很近时，一旦某一部分遭受来自中央位置的敌人的打击，则临近它的另一部分可能感到完全出乎意外，因此，对这另一部分部队来说，这就是一种间接路线的行动。与此相反，如果这些部队彼此之间的距离很大，那么，它们就会有相当长的时间，用来抗击来自中央敌人的下一次突击，或者躲避开他的第二次突击。

这样进行“内线作战”，正象马尔波罗在向多瑙河进军时所作的那样，是间接路线的一种形式。由于这样的机动是对敌军整个集团采取的，因而对其某一部分，即对该项行动的直接目标来说，如果不能使敌人整个集团感到突然，产生迷惑，那就并不一定构成间接性行动。因此，在没有使敌人整个集团感到突然时，就应该采取新的间接路线行动，即能影响到目标本身的新行动。

弗里德里希曾不断利用自己的中央位置，来逐次集中兵力，以逐个攻击敌军的孤立集团，并且经常采取着间接路线的行动。正因为如此，他获得了许多次的胜利。不过，他的战术性间接路线的基础，首先是利用几何因素，而不是心理因素，并且也不象西庇阿那样，能够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加以补充。因此，弗里德里希的机动，尽管在执行时很够技巧，但这些运动的路线却很狭窄。对于敌人来说，如果自己的指挥迟缓，或者部队的组织松散，那么，尽管弗里德里希的打击对他们并不是完全出乎意外，但仍然有可能无法作好抗击其下一个打击的准备工作。

1756年8月底，弗里德里希为了破坏同盟国的计划，首先侵入萨克森，于是便开始了七年战争。弗里德里希借助于突然袭击，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他接着不断扩大这一胜利，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进入了德累斯顿。奥国军队虽然赶来救援，但时间已经太晚了。弗里德里希为了迎击奥军，前进到易北河上游，并在莱特米里茨附近的洛博西兹会战中，把他们打败了。随后，他便占领了整个萨克森。1757年4月，弗里德里希翻越山地进入了波希米亚，并向布拉格开进。当他接近城市以后，立即发现奥军已在河对岸的高地上扼守着坚固的阵地。于是，他留下一个支队的兵力，用来掩护自己的行动，同时监视着河的对岸，而他本人则率领大军乘着黑夜向上游转进，随后在上游渡过易北河，并从那里向敌军的右翼发起进攻。他的这个机动，在开始的时候，应该算是一个间接路线的行动，可是到了最后阶段，却转变成了直接的进攻，因为奥军有着充分的时间来变换他们的正面。结果，普鲁士的步兵被迫进行正面攻击。他们在冲击奥军的防御前沿时，遭到了敌人的猛烈射击，死伤了几千名官兵。最后，幸亏泽登的骑兵经过深远迂回之后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因而决定了布拉格会战的结局，普军取胜，奥军被迫后撤。

普军接着对布拉格进行了围攻。但是，由于道恩率领一支新的奥军前来解围，普军便暂时停止了进攻。弗里德里希在获悉奥国援军即将到达以后，马上停止了对城堡的围攻，而调动差不多全部的兵力来迎击道恩。1757年6月18日，弗里德里希在科林地区同奥军遭遇。他立即发现，敌人已经挖掘了很好的堑壕工事，而且在兵力数量上几乎也要超过他一倍。这一次，他本来也想迂回奥军的右翼。但由于进行机动的路线太窄，过于靠近了敌人，结果，他的纵队为奥军轻型部队所乘，遭到了射击，并被迫终止迂回行动，因而不得不从正面向敌人实施彼此互不协调的攻击，以致最后遭到了惨败。就这样，他不得已放弃了对布拉格的围攻，退出了波希米亚。

此时，俄军已经进入东普鲁士，法军已经占领了汉诺威，而由希尔德堡豪生率领的同盟国联合部队，也从西面对柏林构成了威胁。为了不让这两支军队汇合起来，弗里德里希立即实行强行军，经过莱比锡，由原路赶了回来，从而消除了这个威胁。随后，他又被迫向西里西亚开进，因为那里正孕育着一场危险。可是，当他还在半路的时候，奥军的一支快速部队却已侵入柏林城，正在进行破坏。他刚刚把奥军从柏林驱逐出去，希尔德堡豪生又发起了新的进攻。于是，弗里德里希又匆忙地去迎击这个敌人。

接着便发生了罗斯巴赫会战。战场在波恩以东约40公里。当时，同盟国的军队在数量上大约是弗里德里希的两倍，他们也试图采取迂回的办法，正好是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然而，同盟军实施迂回的深度太小，他们又都没有根据地误以为弗里德里希将要撤退，因而自己乱了步骤，各自改变队形，准备着对弗里德里希进行追击。这样，就使弗里德里希猜透了他们的企图，并得以组织反机动的行动。他决定对同盟军部队的深远翼侧实施突击，并力求把敌人消灭。结果，由于敌人犯了错误，弗里德里希采取的间接路线了不仅具有机动性，而且具有突然性。罗斯巴赫会战，在弗里德里希所有获胜的会战中，是最成功的一次会战。他在这次会战中，打败了总数为六万四千人的敌军，使其死伤达到七千七百人，而他自己的损失，却总共只有五百人。

对弗里德里希来说，遗憾的是，他在前几次会战中，已经使自己的兵力消耗得太多了，因而不能充分扩大这次胜利的战果，他还要继续对付奥国军队，那是他在布拉格和科林两次战斗中都未能击败的。后来，在洛依森会战中，弗里德里希由于采取了他那个著名的“斜形战斗队形”(这是间接路线的一种形式)，终于又获得了胜利，但是，其代价实在太高，以至于负担不起。

就这样，战争继续拖延下来了，而到1758年，其前景更加黯谈。为了对付奥军，弗里德里希既采取了间接路线，同时又从正面和从翼侧实施进攻，他还前出到了阿罗木次地区，进入敌人后方，那里离分界线已有32公里。甚至于当他在行军途中，在远离一个巨大的补给纵队之后，他仍然没有后退，而是继续向前行军，经过波希米亚，从右边迂回到了奥军的后方，接近了敌人科尼格内兹这个筑垒基地。然而，由于过去在布拉格和科林丧失了有利的机会，他又不得不受到报复。因为俄国人这台“蒸汽压路机”终于充满了蒸汽，并已经滚到了波森(即今波兹南)，接着就要滚向柏林。于是，弗里德里希又放弃了波希米亚战役，随即挥军北上，以阻止俄军的进攻。他虽然获得了成功，但是，佐恩多夫会战却成了第二次的布拉格会战。这一次，弗里德里希仍然是实行机动，避免向俄军坚固设防阵地的正面实施进攻，他迂回到了敌军的东侧，打算从其后方进行攻击。可是，俄军也仿效着奥地利人在布拉格所作的榜样，他们改变了正面，把弗里德里希的间接路线行动变成了正面的攻击。这使弗里德里希陷于极端艰困的境地，一直等到他手下的骑兵名将塞德利兹赶到参加战斗，才得以转败为胜。当时，塞德利兹在一片号称不能通过的地形上完成了迂回行动，对俄军新构成的一个翼侧实行了出敌不意的突击，这也正是一种间接路线行动。弗里德里希在这次会战中的损失，虽然要比俄国人稍轻一些，但是从他的人力物力资源来说，其损失也可以说是很够惨重了。

由于兵力遭到了很大的削弱，弗里德里希不得不放开俄国人，让其自由恢复元气。而且，自己又重新掉转头来，以对付奥国军队。弗里德里希的下一次败仗，是在赫克尔希(德累斯顿以东70公里)。其原因主要是他过分自信。他认为，奥军的主将是他的老对手，即从来不敢自己首先发起攻击的那个道恩。结果，道恩却利用夜间把弗里德里希的部队团团围住了。这一次所以能够避免毁灭，完全靠着泽登的骑兵，他为步兵打开了一条撤退的通路。

1759年，战争还在继续往后拖。弗里德里希的兵力也在日益减少。在库恩斯多夫(库勒尔斯多夫)，他被俄国人打败，这是他一生中所遭到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而在马克森，他又一次被道恩打败。这两次之所以失败，又是由于他自己过分的矜持自傲。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能采取什么重大行动了，只是消极地把敌人封锁着而已。

不过，当普鲁士的命运正在黯然失色的时候，在加拿大方面却出现了胜利的阳光。由于沃尔夫在加拿大取得了胜利，促使英国人愿意派兵到欧洲去了。英国军队在明登打败了法军，拯救了弗里德里希，使他避免了最后的失败。

虽然如此，1760年对于弗里德里希来说，在各方面都是最困难的一年。在东方，他对俄国人使用了一条妙计，从而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当时，他故意让俄军虏获一份假造的文件，其中写道：“今天奥军已完全失败了。现在该轮到俄国人。请按我们原来的协议开始行动。”虽然使俄国人上了当，退了兵，而且后来在托尔高也终于把奥国人打败了，但是，对于弗里德里希来说，这次胜利已是强弩之末。他自己的惨重损失使他也形成了瘫痪状态。尽管全部剩余兵力还有六万人，但他已不敢再去冒险作另外一次会战，只很孤立地停驻在西里西亚，甚至同普鲁士的联系也都被割断。侥幸的是，奥军的战略还和过去一样，没有一点生气，俄军的后勤组织，也不断地发生障故，因而经常感到补给匮乏。正当这个危机四伏的时候，俄国的女皇却突然死了。她的继承人不仅愿意讲和，而且还有倒过来帮助弗里德里希的意愿。以后几个月当中，法奥两国的军队还是继续行着漫无目的的战斗。然而，法国的军队由于在殖民地里遭到挫败而大大削弱了。奥军也被消耗巨大的战争拖得疲惫不堪。所以，不久以后也就签订了和约。几乎所有参战国家都弄得精疲力竭。可以说，他们在七年的流血战斗中，什么也没能得到。当然英国是一个例外。

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各次战役中，固然可以吸取许多教训，但是看起来最主要的一条，似乎就是他的间接路线还太直接化了。换句话说，他把间接路线战略，只当作一种机动性的运动，或者只看成是机动性和快速性的结合，而把突然性这个因素丢掉了。而实际上，间接路线战略，是机动性和快速性、突然性三者的紧密结合。因此，他的技巧尽管很高明，但其节约兵力的原则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他的兵力还是不免消耗殆尽。

谢选骏指出：李德·哈特隐瞒了一个事实——英国收买普鲁士，与之结盟，让腓特烈大帝为了英镑而作战。这样的刺激让“大帝”也失去了平衡，变成了一个自大狂。这当然会导致他四处伸手，捉襟见肘、兵力不足。这与“他的间接路线还太直接化”哪有关系？就是有，也是被英国人耍的，失去了平衡。李德哈特对此闭口不提，完全违背了他自己的“政策至上”的战略主张。

【第八章 法国革命与拿破仑·波拿巴】

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又一个“伟大战争”的序幕才开始揭开。拿破仑·波拿巴的天才使这场战争大放光彩。如同上个世纪一样，法国对欧洲其他国家造成了严重威胁，使得这些国家又联合起来同它对抗。不过，这一次战争的发展却与过去有所不同。革命后的法国曾经有许多的同情者，但他们既不是各国的政府当局，也不能控制本国的军队。法国在独个地开始战争的时候，是被迫与其他各国隔离着的，好象是害了传染病一样。然而，法国不仅打败了那些想要把它置于死地的联合势力，而且在革命以后形成了对欧洲其他各国的严重军事威胁，并且最终成了主宰欧洲很大一部分地区的主人。法国的实力为什么会达到如此巨大的程度呢？其原因要到当时的法国内部去寻找，要结合分析它的有利条件和各种刺激性因素。

这些条件和因素的形成，是同法国的民族军队具有革命精神分不开的。由于拥有这种革命精神，法军不可能再去进行那种拘泥形式，墨守成规的操练，而能够充分发扬个人的才能和主动精神。因此，也就随之产生了一种新的灵活战术。这个战术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行军速度的变化。当时，法军在行军中已是每分钟走一百二十步，而他们的敌人却坚持着每分钟走七十步的传统规定。当军队还没有装备机械化运输工具的时候，主要的运动工具就是两条腿，因而当时在行军速度上的差异，对于军队的调动和军队集团的转移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法军有了这个条件，按照拿破仑的说法，就可以到了“群众性乘快速性”的原则(“重力乘速度”的原则)，而且既可以在战略性战役中实行，也可以在完成战术任务时采用。

另外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把军队区分为组织固定而且能够独立行动的“兵团”(即“师”)。这些“兵团”(“师”)彼此并不依赖，但是可以相互协同，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

法军的这种内部改组，从理论上来说，是包尔色特早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提出来的，而且他也实行了某种程度的试验。1759年，戴·布罗吉里元帅被任命为法军的总司令，因而使官方正式接受了这种改革的理论。然而，另一个革新派的军事思想家，即吉贝尔特，则在1787年的军事改革中，也即是在法国革命的前夜，使军事改组的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实践中有了具体的改进。

第三个条件与上述因素有关。由于革命军队的补给制度极为混乱，而且组织纪律也比较差，因而使法军又回复到了“就地取食”的老办法。军队分成为师的组织以后，“就地取食”办法对其作战能力的影响，已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以前，要使用一支军队进行战役，必须事先把分散的各个分队集合起来，现在，在现地取粮的情况下，各个部队都可以独立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而且，由于补给负担的减轻，运动速度的提高，法军的机动性也就更高了。他们可以自由地在山地和森林地内调动。正因为法军不可能从自己的军队仓库中获得粮秣和服装装具的补给，那些受着饥寒交迫的士兵，反而乐于鼓起勇气去攻击敌人的后方，以便直接夺取敌人的补给品。

除了这些条件以外，还有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人物因素，即有一个拿破仑·波拿巴作为他们的统帅。拿破仑的军事才能，是通过精研战史得来的，而且更直接的，是在军事理论上受到了包尔色特和吉贝尔特的影响。这两个人物，在十八世纪是最优秀和富有想象力的军事思想家。

从包尔色特的理论中，拿破仑学会了一条用兵原则，那就是首先故意分散自己的兵力，引诱敌人也跟着分散兵力，而后，他却突然地把自己的兵力迅速集中起来，而这时的敌人，却不能把分散的兵力收拢来。另外，他还正确地认识到，一个有着几种预案的计划，是有其重大意义的。他学会了如何选择作战方向，要使自己的作战线能够同时威胁几个目标。而且，拿破仑在进行他的第一次战役时，其作战计划的基础，就是包尔色特在半个世纪前所拟定的那个计划，实际上只是袭用而已。

在吉贝尔特身上，拿破仑也学到许多东西。首先是充分认识了军队行动的快速性和灵活性的极端重大意义，看到了把军队编组成独立活动的师以后所产生的潜在能力，拿破仑的作战方法，吉贝尔特早就已经设想过了。他在半个时代(十年)以前写道：“作战艺术就在于技巧地展开自己的兵力，要使其免遭敌军突击的危险；在包围敌军时，不要使部队彼此脱节；在进行机动和对敌军翼侧实施突击时，不要暴露自己的侧翼。”这些话似乎恰好是为拿破仑而写的。吉贝尔特主张进攻敌军的后方，以来破坏敌人的稳定性。这正是拿破仑所惯用的方法。拿破仑还从吉贝尔特那用学习了集中使用机动性炮兵的方法，用以在决定性方向上突破敌人的防线，打开缺口。而且，正是吉贝尔特在法国革命之前不久进行了军事改革，确定了军队的组织体制，以后，拿被仑就在战争中沿用了这个体制。最后，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吉贝尔特曾经预言，不久的将来，战争一定要发生根本的改革，而完成这个改革的人，将会来自一个革命性的国家。这个预言在少年拿破仑的心灵深处点燃了幻想和野心的火焰。

拿破仑对于他所接受的观念，虽然没有什么重大的补充，但却在实践中大大地加以发展和完善了。如果没有拿破仑顽强地把这些观念付诸实行，那么，所谓新的机动性，仍然是一种理论而已。因为他所钻研的理论与其天性恰好相吻合，而当时的环境又使他的才能得以发展，所以，他对于军队中使用“师”这种新体制的优点，可以充分地加以发扬。由于战略的范围有所扩大，实行战略机动的可能性也比较宽广，于是拿破仑也就得以对战略作出他的重要贡献。

1792年，外国军队第一次分别侵入法国。当敌人在瓦尔米和哲马培遭到惨败的时候，人们曾经感到惊讶，但却因此忽略了一个不太显露的事实，这就是法国和它的革命在此以后曾面临着更大的危险性。难道不是这样吗？一直等到法王路易十六世被判死刑之后，英、荷、奥、普、西班牙和撒丁尼亚才开始组织起第一次反法联盟。当时，法国人只是由于具有坚定的决心，倾注了全部的人力和物力，才使局势有所扭转。尽管联盟方面的入侵军在战争过程中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技巧的领导，但是法方的处境仍然很糟糕，并且愈来愈险恶。

只有到了1794年，形势才发生根本的转变，法国开始占了上风。从此以后，法国即由被侵略的地位，转变成为侵略者了。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个转变的呢？当然，尽管战争的目标是不明确的，而且是有限的，但其原因并不是善于在战略上实施突击，而恰好是在战略上无条件地采取间接路线的结果。

当交战双方的主力正在里尔地区进行毫无结果的流血战斗时，远在摩泽尔河地区的约尔丹军，奉命在该河左岸集中一支突击力量，然后经过阿登山地区向西进攻，朝看列日和那慕尔方向开进。他们饿着肚皮行军，一路上只靠搜劫补给品来维持生活，但终于赶到了那幕尔。约尔丹根据刚到的情报和远处的炮声判断，法军主力的一翼(左翼)，正在沙勒罗瓦方面进行着毫无成效的战斗。于是，他没有遵照原来的命令去围攻那慕尔城，而是改变决心，从西南方向朝沙勒罗瓦开进，迂回敌人的翼侧，前出到了敌人的后方。当他抵达以后，这个要塞(即沙勒罗瓦)便宣布投降。

约尔丹似乎没有给自己提出更远大的目标，但这个向敌人后方实施的机动，尽管不是象拿破仑和其他著名统帅那样故意采取的行动，却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即在心理上发生了作用。于是，反法联盟军的总司令柯堡匆匆忙忙地向东开进，并在沿途收集和补充了自己的部队。随后，柯堡率领军队向着驻守在沙勒罗瓦城外的约尔丹进攻。这次在弗勒柳斯(沙勒罗瓦东北14公里)进行的会战是相当有名的，其战斗也是非常猛烈的。法国人在这次会战中拥有绝对的优势：不仅使敌人在战略上丧失了平衡，而且迫使敌人只能投进一部分兵力，这一部分兵力被击败以后，整个反法联盟军也便接着实行了总撤退。

法国人转变为侵略者以后，尽管在数量上具有优势，但是在越过莱茵河向东进行的那次主要战役中，却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结果。事实上，由于敌人采取了间接路线，这个战役的最后结局，不仅预期的目的落空，而且遭到了失败。1796年7月，奥国卡尔大公在面临着约尔丹和莫罗两支优势敌军的进攻时，曾经作出决定：“要使联盟方面的两支军队(即他自己和华登斯里本)逐渐后撤，避免与敌人交战。然后，尽量争取机会使两支军队汇合起来，以便用优势的兵力，或者至少是同等的兵力，去对付两支敌军中的一支”。可是，由于法军方面的压迫，卡尔根本没有机会来实行这种“内线”战略。他不得不继续实行退却，以便制造较为有利的条件来施行突击。但在不久之后，法军交然改变了前进的方向，这才使他得以实行一个坚决性的突击。他之所以能够实行这样一个突击，首先是由于一个骑兵旅长劳恩多夫的主动精神。这个旅长通过侦察得知，法军部队已经脱离了大公爵的正面，转而倾注全力去攻击华登斯里本，其企图看来是要先把华登斯里本的军队消灭。劳恩多夫立即向卡尔大公提出报告，说：“假使殿下能够派出一万二千人的兵力，向约尔丹的后方进攻，那么，他将很快完蛋。”尽管大公爵在回答他部下的这一请求时表现得并不那么果敢，但是他所采取的行动，还是很有效地破坏了法军的进攻。约尔丹的驻军毫无秩序地退到了莱茵河，甚至过河以后仍在继续往回逃。因此，迫使已经攻入巴伐利亚的莫罗不能发展胜利，也只好随着撤退回来。

当法军的主力在莱茵河上一再遭受挫败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战场上，即在次要的意大利战场上，却决定了战争的命运。在那里，拿破仑·波拿巴摆脱了情况危险的守势，转而采取具有决定意义的间接路线行动，因而夺得了很大的胜利。两年以前，当拿破仑还在这个地区的法军司令部里担任参谋的时候，他脑子里就已蕴育着这个计划的雏形；以后，他回到了巴黎，把这个计划编成了书面文件。这个计划实际上是以1745年的计划为蓝本而编制成的，只是根据后来积累的经验加以补充修改罢了。这正好可以说明，拿破仑的基本军事观点，是深受过去军事学家影响的。他在军事学校学习的年代，曾经贪婪地探求了各种军事知识。但是，他的这个学习阶段是很短暂的。他在24岁的时候，作为上尉炮兵军官，曾被指派担任了围攻土伦的炮兵指挥官；而满26岁的时候，即被委任为“意大利军团”的总司令。他在最初的这几年里，固然读了不少的书，钻研了各种文件材料，吸收了很多的思想，但是，在此以后的年月中，他却很少余暇来进行缜密的思考。拿破仑这个人具有充沛的活力，比较起来却缺乏深邃的思考。所以，他并未能创造出一种条理清楚的战争哲学。从他所写的东西里面去寻找战争的理论观点，实质上只能获得一些从其他历史人物那里搬来的编纂资料。后世的军事理论家们，如果把他的言论当作教条，有时就不免发生误解，被引入歧途，而不能正确地阐述战争的理论。

上述这种趋势，以及拿破仑的早期经验所自然产生的影响，从以下的例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拿破仑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也是经常为人们所引用的原则，那就是：“进行战争的原则也和实施围攻的原则一样，火力必须集中在一个点上(一个地段上)，而且，必须打开一个缺口，一旦敌人的稳定性被破坏，尔后的任务就是把他彻底击溃。”后来的军事理论家们，多是把重点放在这句话的前半段，特别强调“把火力集中在一个点上”，而忽略了“破坏敌人的稳定性”的意义。实际上，“把火力集中在一个点上”，很显然，并不能造成肯定的结果，而“破坏敌人的稳定性”，则可能在心理上造成现实的结果，并保证达到“彻底击溃敌人”的目的。只要认真分析一下拿破仑所进行的各次战略性战役，就可以看出他本人在战役中最为关心的究竟是什么。

尤其这个“点”字，更是一个引起混乱和争论的根源。有一派人认为，拿破仑的真意，是要对敌人的最强之点施以集中的突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因为敌人主力集团的抵抗一旦被摧毁，则其整个防御也就会随之崩溃。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成本的因素。事实上，胜利者很可能在攻坚行动中把实力消耗殆尽，以致后来完全无力去扩张战果。而到这时，即使敌人已经大大削弱，但他还要进行抵抗，其抵抗力可能显得比开始时候更大。另外一派认为，最好还是坚持“节约兵力”的原则，在战斗的最初阶段，只宜有限地消耗兵力，因此，攻击点应该选择敌人的最弱点。不过，假使这个点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最弱点，那么，它要不是距离敌人的神经中枢或大动脉较远，就很可能是敌人故意设置的陷阱。如果是前者，就不值得一攻；如果是后者，则不可以攻。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从拿破仑实际进行的意大利战役中，找到他本人坚持第二条原则的解释。这个战役清楚地表明，拿破仑的真正意思，并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结”。他在自己事业的这个阶段(意大利战役)中，曾不得不遵守“节约兵力”的原则，以避免无益地消耗自己有限的兵力，绝不去攻击敌人的坚强据点。一般说来，这个“结”(或者说是接合部位)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它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拿破仑还有另外一段众所周知的话，而且也常常被人们引用，为其不顾一切而轻率地集中兵力以对抗敌人主力的行动作辩护。他说：“奥国是我们最强大的敌人只要奥国被打败了，则西班牙和意大利都会自行瓦解。我们决不分散自己的突击力量，而应集中使用它们。”但是，从包括这一段话在内的那个备忘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拿破仑当时的真正意见，正是反对直接向奥地利进攻，主张把兵力用在皮蒙特的边境上，即采用间接路线来对付奥国。按照拿破仑的看法，意大利北部只是通向奥地利的一条走廊。正是在这个次要的战场上，拿破仑遵照包尔色特所制定的原则，首先打败奥地利的力量较弱的伙伴皮蒙特，而后再进攻老牌的对手，即奥地利本身。他在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采取了间接路线，而且运用得相当精巧。在取得最初的几次胜利以后，他便匆匆忙忙地向政府当局提出报告，说：“我希望在一个月之内到达提罗尔山地，与莱茵军团会师，并一起进入巴伐利亚。”可是，事态的发展打破了他的梦想。不过话又说回来，由于原来的计划未能实现，反而使他在后来获得了一个真正成功的好机会。他把奥地利的大军吸引出来，在意大利境内一个接一个地对他发起了进攻战役，使他得以逐个地把敌人击败，因而在一年以后，他就可以长驱直入地进攻奥地利。

公元1796六年3月，拿破仑正式接管“意大利军团”指挥权的时侯，他的军队正沿着热那亚沿海地区展开。当的，敌人方面的奥国和皮蒙特联军，则扼守着通向波河平原地带的山地隘路。拿破仑的计划，是要分两路越过山地，向切瓦要塞(热那亚以西70公里)实施向心突击，而在夺取了这个进入皮蒙特的大门以后，即以进攻都灵相威胁，迫使皮蒙特政府单独进行媾和。他指望奥国军队继续停在冬季营房里过冬。当然，他们也可能走出冬营，以便与同盟者会合而共同采取行动。但拿破仑认为，他只要向阿克奎方向采取一个佯攻行动，就足以把奥军兵力引到东北方向上去。

事实上，拿破仑固然获得了初步的优势，得以把两支敌军分割开来，但这不是实现原来计划的结果，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而得手的。这个有利的机会是由于奥军的进攻造成的。他们向前开动，企图威胁拿破仑的右翼，阻止法军向热那亚进攻。拿破仑为了对付这个威胁，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攻击奥军进攻部队的接合部。尽管进行了两次突击才使奥军承认失败，但终究迫使奥军返回到阿克奎去了。

当时，法军主力并没有用来进攻切瓦。4月16日(一说是13日)，拿破仑曾想用直接攻击的方式夺取这个要塞，但没有成功。于是他便改变计划，准备在4月18日作迂回的机动，并且改变了自己的交通线，使其离开敌人更远一些，以免遭受奥军可能的攻击。当这个新的攻势还没有按计划展开的时候，皮蒙特军队却自动撤出了切瓦要塞。而在进行追击时，拿破仑又一次受到了损失颇重的挫败，因为他曾企图从正面去冲击皮蒙特军队已站稳脚跟的防御阵地。然而，又由于采取了新的机动行动，即同时向皮蒙特军队的两翼实行包围，才使皮蒙特军再向后撤，退到了平原地区。

皮蒙特政府认为，法军日益靠近，都灵所面临的威胁极为严重，而奥军必须采取迂回路线才能前进，因而他们期望的救援将是来得很迟。由于这一事实产生了心理上的作用，皮蒙特政府的稳定性遭到了损害，这就迫使他们要求休战而进行和谈。对于拿破仑来说，没有必要再以战斗去击毁他们了。于是，皮蒙特退出了战争。任何指挥官所进行的其他一次战役，都不能象拿破仑所进行的这次战役那样，令人信服地显示出时间因素的重要性。如果皮蒙特人再坚持一下，那怕坚持几天，那么，拿破仑由于补给上的困难，很可能不得不退回到热那亚附近的沿海地区。在拿破仑后来的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皮蒙特投降这个事实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使他认识到时间的重要性。他说过：“在将来，我有可能输掉一个会战，但是决不会再丧失一分钟的时间。”

现在，拿破仑已拥有了在数量上对于奥军的优势(三万五千人对二万五千人)，可是他仍然十分谨慎，并没有打算从事直接的进攻。就在同皮蒙特签订停战和约后的第二天，他即提出了夺取米兰的作战目标，其办法则是采取迂回机动，经由托尔托纳和皮亚琴察进到米兰的后方。他首先使用计谋欺骗奥地利人，使其把兵力集中在瓦伦察地区。而后，他却沿着波河的南岸向东挺进，绕过了奥军的一切抵抗线，夺取了皮亚琴察。

为保障自己获得优势，拿破仑不惜破坏了巴尔马大公国的中立权利。他侵占了位于该公国的皮亚琴察，指望在那里获得渡河器材(船只和渡轮)。可是，这次侵犯中立权的行动，也结法国人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当拿破仑向北开进，准备前出到奥军的后方时，奥国人也以法军为例，穿过中立国家的领土，经由威尼托地区而撤退走了。这样，他们也和拿破仑一样，不尊重战争的道德规则，使自己获得了拯救。拿破仑曾想利用阿达河(波河的一条支流)来切断奥军的退路，但是在他们赶到该地之前，奥国人已远远地摆脱了尾追他们的法军部队，撤退到了曼图亚，并扼守着这个著名的四边形要塞。

由于奥军进行顽强的抵抗，拿破仑想在一个月之内进入奥地利的愿望，变成了一个遥遥无期的幻影。因为担心法军的失败，害怕资源枯竭会带来严重危险，法国政府曾命令拿破仑向南进军，直指里窝那，并且沿途“撤出”四个中立国家，而照当时字面上的解释，也就是要抢掠他们的一切资源。结果，意大利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它被彻底搜括，以致后来一直未能恢复到过去那样繁荣的地步。

不过，从军事观点来看，法国政府对于拿破仑行动自由的限制，却反而使他“因祸得福”。拿破仑因为受到限制，不得不推迟实现他那入侵奥地利的梦想。而在敌人的抵抗之下，他反而可以根据手中现有的工具来调整自己的目的。一直等到双方的力量对比变得于他有利之时，他那个征服奥地利的最初目的，也就具有了能够达到的现实基础。在这里，引用伟大的意大利历史学家费里罗的一段话，看来是很合适的。他在书中曾经作过下述的判断：

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大家都把意大利的第一次战役，描绘成为进攻行动的凯歌。根据这种说法，认为拿破仑是连续不断地采取攻势，说他如何坚决果敢地进攻，加上他在战争中的好运气，使他轻而易举地征服了意大利。但是，如果对这次战役的历史作一次客观的研究，那我们马上就可以看清楚，交战双方都曾采取攻势，或者说，他们曾经轮流采取进攻和防御，而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攻方遭到失败。

曼图亚曾经变成一个“香饵”，连续地吸引着奥国的援军，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基地，而不自觉地钻入法国人的陷阱。这与其说是一个偶然现象，不如说是拿破仑的一种企图。而且还有一点值得重视，拿破仑并没有遵循当时的传统惯例，不是去找一个有掩蔽的位置，不是在城堡前面挖壕固守，而是使自己的部队分散展开，以小股兵力进行活动。这样，他就可以毫无困难地向任何方向集中自己的兵力。

在奥军第一次尝试对曼图亚进行救援时，拿破仑由于舍不得放弃对要塞的围攻，结果使他的方法险些遭到失败。后来，拿破仑摆脱了这种约束，放弃了对曼图亚的围攻，因而获得了进行机动的自由，得以发挥自己军队机动性的作用，在卡斯蒂利奥内击败了奥军。

此后，拿破仑奉行法国政府的命令，预期经提罗尔山地向北开进，去与法军的主力“莱茵军团”会师，以便协同作战。对于法军的这个直接前进行动，奥国人曾加以利用。起初，他们使自己的主力经由瓦尔苏加拉向东撤退，下行进入威尼托平原，而后，从那里使部队折而向西，去救援曼图亚。可是，拿破仑自有其办法。他不再继续北进，也不后退回来封锁曼图亚，而是穿过山地，紧紧地追踪着奥军行军纵队的尾巴。这样，他就把敌人的机动变成了自己的反机动，使敌人的机动化为乌有，而使自己的反机动具有更坚定的目的。在巴萨诺地区，他围住并击溃了奥军的第二梯队。而当进到威尼托平原以后，法军又赶上了奥军的第一梯队。于是，拿破仑隔断了奥军通向的里雅斯特的道路，因而也就切断了他们退回奥地利的通路。然而，拿破仑却没有去阻止奥军向曼图亚方向撤退。这样一来，奥军部队就自动钻进了拿破仑在曼图亚为他们所设置的陷阱。

由于大量的奥军被隔截在曼图亚要塞之中，逼得奥国非作一次新的冒险不可。这一次，然而却不是最后一次，拿破仑因为在战术上采取了直接路线的行动，竟使他的间接路线招致功败垂成。当时，奥军分别由阿尔文齐和达维多维奇统率，采取向心的方向，一直攻到了维罗纳。维罗纳是打开曼图亚防御的钥匙。于是，拿破仑抢先去攻击两支敌军中的较强那支，即阿尔文齐那支军队。结果，在卡地罗(特兰托以北40公里)遭到了重大的挫败。拿破仑失败以后，并没有立即撤退，而是果敢地选择了一条深远的路线，绕着阿尔文齐的南面，作了一个大的迂回运动，转到了敌人的后方。这个时候，法军的处境是很严重的，从拿破仑写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写道：“我军的虚弱和疲惫，使我耽心可能发生最恶劣的事情。也许我们会把意大利丢掉。”而在法军的行进道路上，又有不少涸泽与河川的障碍，这就更加增添了拿破仑这次机动的冒险性。然而拿破仑却是以这样一个机动粉碎了敌人要在维罗纳地区对他实行合围的计划。当阿尔文齐匆勿地赶来迎击法军的时候，达维多维奇却在原地没有行动。即令如此，拿破仑感到，要发起对阿尔文齐的战斗，胜过这支在数量上占着优势的敌人，仍然是冒险的。他最后还是在阿尔科拉地区发起了战斗，但是这场战斗却没有达到肯定的结果，因此他使转而求助于战术上的计谋。对于这一着，一般说来，他是很少采取的。当时，他派出了若干号兵，使之潜入到奥军的后方，并在那里大吹冲锋号，奥军听到号声以后，一时不知所措，因而随即败退逃跑了。

两个月以后，即1797年1月，奥军作了第四次，也即是最后一次解救曼图亚要塞的尝试。然而，这一次奥军又在利佛里会战中被打败了。法军这一次取胜，是拿破仑有效地组织使用各个彼此分散独立的部队进行协同作战的结果。这些独立部队进行作战活动，好象是撒开了的一张鱼网，而在网的边缘，缀着一些石块。敌人的任何一个纵队，只要触及这张网，随即便会卷进去，因为网的各方方面马上就会投着承受压力之点卷去，四周的石头也同时投着落网的敌人打来。

军队采取这样的编组形式，一旦和敌人接触，就可以协同起来实施进攻。这种作法，是拿破仑发展了新的“师”制体系的结果。根据这个体系，每个军团(军)都分别编成若于个独立活动的兵团(“师”)。按照旧体制的规定，一个军团(或军)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来活动的，只在有的时候，为了遂行单独的任务，才可以临时派出几个支队，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役中所采用的编组办法，在他以后的战争中有了更加完善的发展，他广泛采取了“营方阵”的形式，而且用军代替了师。

在利佛里，那个“张开的捕捉网”尽管是粉碎奥军翼侧的一个工具，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击溃奥军主力的手段，还是拿破仑所采取的一个大胆的机动。当时，拿破仑派出了一个兵力为二千人的团，用船舶把他们送过加尔达湖，其任务是切断整个奥军的后退道路。正是由于退路受到威胁，奥军的主力才开始崩溃。利佛里会战失败以后，曼图亚要塞里的奥国守军也只好投降。奥国人想要守住远离自己国家的第一道门户，结果消耗了大量的兵力，现在，眼看着法军迅速地向着已经毫无防卫力量的内门进犯，但却无可奈何。这个威胁迫使奥国不得不缔结一项有失体面的和约。而在此时，法军的主力仍然徘徊在莱茵河上，并未能越雷池一步。

公元1798年秋天，俄国、奥国、英国、土耳其、葡萄牙、那不勒斯王国和罗马教皇国等，组成了第二次反法联盟，其目的是要解除对法和约的束缚。当时，拿破仑·波拿巴正远在埃及，等他回到国内的时候，法国的形势已是极为严重了。法军遭到了很大的削弱，国民贫穷困苦，国库一空如洗。

拿破仑从埃及回来以后，首先推翻了法国的督政府，成立执政府，并使自己成为第一执政。接着，他便颁布命令，在第戎编组了一个“预备军团”，把所有能够搜集到手的地方部队都编了进去。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军团用去加强主要战区内的部队，也没有用去加强莱茵河地区的主力军团。他自己制定了一个极为大胆的迂回机动计划，亲自率领这支军队，沿着一条巨大的弧形线路，完成了一次跳跃式的急速行军，前出到了意大利境内奥国军队的后方。当时，奥军已把兵力微弱的“意大利军团”几乎赶回到了法国的边境，并且把它钉死在意大利的西北角上。拿破仑原来打算取道瑞士，穿越卢塞恩或苏黎世地区，并从那里南下，翻过圣哥达尔德隘路，或者甚至经过提罗尔山地，从更东面的地区进入意大利。可是，当他得悉“意大利军团”已经处境极端危险的消息后，使改变主意，选择了经过大圣伯纳德山口那条比较短的路线。这样，在1800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中，拿破仑率领自己的军团翻过了阿尔卑斯山，前出到比耶拉，但这时他已处在奥军的右侧。

当时，法将马森纳被奥军围困在热那亚。拿破仑没有朝东南方向开进去救援马森纳，只派出部分兵力往南走，前进到切拉斯科，而自己却在这个诱惑性机动的掩护之下，率领主力往东挺进，直奔米兰。这样一来，拿破仑不是去迎面攻击在亚历山大里亚以西地区进行扼守的敌人，而是牢牢地钉在奥军的后力，在敌后地区构筑工事，设防固守，从而为自己在战略上构成了一条明显的屏障，或者说是一条“战略性的壁垒”。当初，拿破仑打算采取最危险的机动行动，要前出到敌人的后方，其目的就是想要造成这样一条“壁垒”。因为有了这样一条由天然障碍物加固起来的阵地线(防区线)，他就使自己的基地得到了可靠的掩护，而有了这种基地作依靠，便可以使敌人落入圈套，置之于死地。当敌人发觉自己的退路和补给线被切断的时候，他们必然是下意识地往回走，向后逃，而且往往是小股逃窜，溃不成军，因而这时收拾他们便很容易。拿破仑这个设置“战略性壁垒”的观念，是他对于间接路线战略的重大贡献。

拿破仑进到米兰，切断了奥军两条后退道路之中的一条。尔后，他就沿着波河南岸进发，前出到斯特拉德纳隘路，这样又切断了奥军的第二条后退道路。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拿破仑手中掌握的工具，已在颇大程度上不能适应他的企图了。因为总共只有三万四千人，而根据他的命令从“莱茵军团”拨出的一个军(一万五千人)的补充兵力，要经过圣哥达尔德隘路才能开来，但由于莫罗的过错，这支兵力迟迟未能赶到。为此，拿破仑深深感到不安。他的那条战略性防线，本来只有少量的兵力进行扼守，而现在却必须予以加强了。所幸的是，热那亚在这个时候宣布投降了，因而已不必分兵去救援马森纳。但是却也丧失了一个“拖住”敌人的工具。

这时，拿破仑摸不准奥军究竟会选择哪一条退却路线，尤其害怕奥军向热那亚撤退，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英国海军舰队的支援和补给，所以，他只好放弃已经获得的战略优势。他对于当面敌人的积极主动性，估计得比他们实际上所有的要高些，因此，他放弃了设在斯特拉德纳隘路地区那道防线，决定向西折回，以来侦察敌人的行动。而在此同时，派出了一个师的兵力，由德赛率领，去切断亚历山大里亚到热那亚之间的道路。这样一来，拿破仑就使自己陷入了不利的态势。当奥军突然地从亚历山大里亚开出，并在马伦哥平原与法军发生遭遇战时(18OO年6月14日)，拿破仑手中只有自己的一部分兵力。这次战役拖延了比较长的时间没有解决，甚至在德赛率领那个师赶来投入战斗之后，奥军也仅仅是被压退了一点，并没有被击毁。后来，拿破仑的战略地位有所改善，但他还是同精神沮丧的奥军指挥官签订了一个协定，允许他们把自己的军队撤出伦巴第，退到明乔河后面。

在明乔河彼岸地区，军事行动虽然还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但只是一些零星的冲突和相互的对射罢了。马伦哥会战的结局，给敌人精神上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因而导致了双方的和平谈判，半年以后，终于签订了和约，结束了第二次反法联盟的战争。

法国革命战争作为一个时期结束以后，只经过了几年勉勉强强的和平，战争的幕布又被重新拉开，新的战争戏剧又开始上演。这就是拿破仑的战争。1805年，拿破仑手里已拥有一支二十万人的大军，把它集结在布伦港，准备渡海进攻英国。后来，这支大军却突然地进行强行军，全部调到了莱茵河地区。关于这个情况，至今还是一个疑案：拿被仑真正是想直接进攻英国呢？还是想以这个威胁作为一团迷雾，把它作为突然进攻奥地利的第一个步骤呢？也有可能，他是遵循着包尔色特的原则，使“一个计划同时具有几种方案”。拿破仑在决定向东方调兵时，曾经估计奥军还可能象往常那样，派遣一支军队进入巴伐利亚，以便封锁施瓦本汝拉山的各个通道。根据这种估计，他的计划就是远远绕过敌人的北翼，跨过多瑙河，甚至走得更远，抵达累赫河，并以该河构成一条设在敌军后方的“战略性壁垒”。实际上，这是重复过去在斯特拉德纳隘路地区所采取过的那种机动方式，只是规模扩大而已。拿破仑本人在下达给部队的命令中，曾经强调说明了这一点。当时，由于拥有优势兵力，拿破仑在组织这条“壁垒”时，只是使用了快速部队，因而使它变成了一道活动的障碍物。这样，拿破仑进到奥军的后方以后，所造成的“战略性壁垒”就成了绵密不断的障碍，阻塞了奥军的一切退路，因而迫使驻乌尔姆的奥军几乎没有进行流血战斗就投降了。

拿破仑解决了这支比较薄弱的敌军以后，便着手去对付由库图佐夫统率的俄军。当时，库图佐夫已经穿过奥地利，沿途汇集了一些小型的奥军支队，刚刚进驻到因河岸边。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威胁，那就是一支奥国军队正在由意大利和提罗尔地区撤回本国。现在，由于兵力过大，使拿破仑反而感到很不方便。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但却不是最后一次。因为拥有这样大的兵力，在多瑙河和西南方山地之间的空间，就显得实在太狭窄，使拿破仑很难对敌人采取局部性的间接路线，同时时间也不够，更无法采取乌尔姆式的大迂回行动。而且，当俄军停驻在因河之上时，他们正占据着一条天然的防线，可以构成一个掩护奥地利本土的防盾。在这个防盾的掩护之下，其他的奥军便可从南部经由卡林西亚调回来，与俄军会师，组成一条可以顽强地抗击拿破仑进攻的抵抗线。

面对这个问题，拿破仑使用了一整套高明的间接路线方法。他的第一个目的，是要尽量把俄军逐回东方，距离愈远愈好，这样才能把他们同来自意大利的奥军隔截开来，而后者正从那里开回来了。为此，拿破仑自己率领部队向正东方向前进，去迎击库图佐夫，同时派出莫蒂埃率领一个军沿着多瑙河北岸开进。这个威胁到库图佐夫和俄国本土之间交通线的行动，是足以迫使俄军向东北方向，即向多瑙河上的克雷姆斯作斜方向撤退的。这时，拿破仑又派出了缪拉，命令他去突破库图佐夫的新防线正面，抢占维也纳城。尔后，缪拉应该从维也纳出发，继续向北挺进，攻占霍拉布伦。这样，在开始威胁到俄军的右翼以后，拿破仑本人即从左翼去威胁他们的后方。

由于缪拉犯了一个错误，他同俄国人签订了一项临时的停战协定，使拿破仑没有能够把俄军切断。但是，俄军却也被迫匆匆忙忙地继续向东北撤退，远远地退到了离自己国界不远的阿罗木次城。现在，他们同奥国的援军已经相距很远了，但是却靠近了自己本国的援军。实际上，俄军在阿罗木次就接受了一大批的增援部队。如果继续压迫他们向后退，那就是促使俄军继续增大自己的兵力。此外，时机也已迫不及待，因为普鲁士的参战已是指日可待了。

在这种形势下，拿破仑只好采取心理上的间接路线：他有意显示自己的“弱兵”，诱使俄军转而采取攻势。在布鲁恩地区，面对着八万人的敌军，他只集中起五万人的兵力，并且派出几个孤立的支队朝着阿罗木次方向开进。为了加强这个“示弱”的姿态，他还向俄奥两国皇帝放出了“和平的鸽子”。当敌人吞下这个“香饵”以后，拿破仑即把自己的部队撤退到奥斯特里茨的阵地上，那里的地形条件非常适于他作设置陷阱之用。在紧接着发生的会战中，拿破仑使用了一个他极为罕用的战术性间接路线方法，以来补偿他在战场上的劣势兵力。这种情况对他来说也是很稀少的。他诱使敌人冲击后退的法军，从而迫使他们向左侧伸展，趁此机会，他自己却在中央地区调整部署，向着敌人脆弱的“接合部”施行猛击。结果，他在这次会战中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仅仅在二十四个时之内，奥国皇帝即向他提出了求和的要求。

几个月以后，拿破仑开始了对普鲁士的战争。这一次，他差不多拥有二对一的兵力优势，无论从数量上来说，还是从质量上来说，他的军队都是第一流的，而普方的军队，则不论从训练来看，还是从作战观念来看，都是既落后又陈腐的。拿破仑占有的这种绝对优势，对于他的战略无疑有着很明显的影响，对他尔后的各次战役打上了深刻的烙印。1806年，拿破仑再次利用了突然性这个因素，并且取得了成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首先把自己的部队分段驻扎在多瑙河的附近，而后在图林根森林的天然掩护之下，秘密地把部队集中起来向北挺进。接着，他的部队在森林掩蔽的山地里，突然地跃进到了开阔的平坦地上，并以“营方阵”的队形直接冲进了普鲁士的心脏地区。这样，拿破仑就前进到了普军的后方。这个结局与其说是偶然的，不如说是预先考虑到的。拿破仑完成这个迂回机动以后，就在耶拿击碎了普军。看来，这一次主要是依靠了兵力数量上的优势，其次才是由于技巧地配置兵力而造成的精神因素，尽管这个因素也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接着在波兰和东普鲁士进行对俄战役时，拿破仑似乎只是关心一个目的，就是如何吸引俄军接受会战。他这时已具有坚强的信心，认为不管怎样，他的战争机器都一定可以压倒俄军。他虽然继续采取向敌人后方迂回的行动，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加易于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主要是把这种机动作为抓住俄军的手段，而不是把它作为打击敌人士气的工具。因此，从这里所看到的间接路线，似乎只是具有物质上的作用，而不具备精神上的价值，并不能使敌人在心理方面丧失平衡。

拿破仑后来在普尔图斯克(华沙以北50公里)地区采取的机动，是要引诱俄军的进攻。他指望，法军从波兰向北突进，即可切断俄军和其本国之间的交通线。可是，俄国人这一次摆脱了他的箝制。1807年1月，俄军又自动地向西运动，指望同困守在但泽(现为格但斯克)的普军残部会师。拿破仑马上抓住了这个有利机会。他还是想要切断俄军同它本国之间的交通线。但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命令落到了哥萨克手中，于是，俄军又及时撤退了。接着，拿破仑直接追上了俄军，并在艾劳地区与俄军进行了接触。他曾力图利用战术机动前出到俄军的后方，而在完成这个机动的时候，遇到了大风雪的阻滞，结果，俄军虽然遭受了损失，但是并没有溃败。

4个月以后，双方都恢复了元气。俄军突然南下，向海尔斯贝格(科尼希斯贝格以南70公里)进攻，拿破仑于是立即调动兵力向南进发，用以切断俄军与其最近一个基地，即科尼希斯贝格之间的交通。这一次，拿破仑显然是很想进行会战的。当其在侧翼活动的骑兵报告俄军在弗里德兰(柏林东南70公里)占领了坚固的防御阵地时，他立即率领自己的军队奔向那里。在这次会战中，拿破仑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不是由于利用突然性和快速性，而是由于采取了一种新的炮兵战术，即把大量的炮兵集中使用在主要的方向上。以后，这种大量集中使用炮兵的方法，就成了他的战术的基础。尽管如此，不管在弗里德兰，还是在以后的许多战斗中，这种方法虽然保证他取得了胜利，但是仍然无法减少法军部队的大量伤亡。

非常有趣的一点是，1807年至1814年的战争，也和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一样，无限制地浪费着人力。更为奇特的是，在这两个时期的战争中，大量的人力都是牺牲在炮火之下。其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双方对于人力和资源的消耗都没有什么限制，以致过度地使用和浪费。这与“节约兵力”的原则是直接相矛盾的。要想达到节约兵力的目的，就必然利用突然性和快速性。从拿破仑的策略和手段中，可以看到好多的结果，足以证明这个原则的正确性。

拿破仑利用了他在弗里德兰的胜利，加强了自己对俄国沙皇的影响，迫使沙皇脱离其同盟者，破坏了第四次反法联盟，可是，由于过分地滥用了自己的实力，拿破仑不仅使自己已经取得的胜利不能巩固，而且最终使自己的帝国也遭到覆灭。他对于普鲁士的严厉要求，使他与普鲁士之间的和约无法稳定和持久，他对于英国的政策，就是一心想着彻底灭亡对方。他的侵略行径，又使得西班牙和葡萄牙奋起抵抗，变成他的敌人。所有这些，就是拿破仑在大战略方面的基本错误。

在这里，需要顺便指出约翰·摩尔在比利牛斯半岛上所采取的间接路线。他对于布尔戈斯的频繁短促突击相对于法军交通线的干扰破坏，打乱了拿破仑对西班牙的作战计划，保障西班牙人民获得了积聚力量的时间和空间。后来，比利牛斯半岛终于变成了拿破仑帝国身上一个化脓发炎的疮口。拿破仑的军队在西班牙首次遭到失败，产生了很大的精神影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在此以前，人们曾认为拿破仑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拿破仑本人已没有机会来恢复在西班牙丧失的名誉，因为在普鲁士出现了暴乱的威胁，而奥地利也显示了重新进犯的端倪，于是他只好赶回法国。结果，奥国人果然卷土重来了。在1809年的战役中，拿破仑又曾试图向兰德夏特(慕尼黑东北60公里)和维也纳地区采取迂回敌后的机动，可是，在实施机动过程中他遭到了困难。由于急不可待，他便转而采取了直接路线的行动，急于进行会战。结果，他在阿斯佩恩和埃斯林战役中遭到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大惨败。虽然六个星期之后他在同一地区的瓦格拉姆(维也纳西北20公里)实行了报复，可胜利的代价实在太高，而且所争得的和平也很不稳定。

比利牛斯半岛上的战争

此后两年，拿破仑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时间。他曾经利用这个机会来割治“西班牙的溃疡”。可是，在初期，由于英将摩尔的干预，拿破仑未能在病痛刚起之时制止伤势的发展，而现在，在以后这几年，威灵顿却破坏了拿破仑的各种医伤措施，因而使其疮口更加扩大，并使毒菌蔓延到整个拿破仑帝国的身上。法军固然累次地击败了，并且继续击败着西班牙的任何一支正规军，可是，西班牙人却从这些失败中总结了有益的教训，他们懂得了把自己的主要力量用来开展游击战争。一个捉摸不定的游击支队活动网，代替了那些不够灵活，因而也较容易被捕捉的正规军。一些非正统出身而经验丰富的游击队领袖，指挥着游击队的战斗活动，从而取代了那些出身高贵却能力有限的西班牙将军。

对于西班牙来说，因而也是对于英国来说，一场最大的不幸，就是西班牙政府曾经企图组建新的正规军，以用来获取暂时性的胜利。可喜的是，这些正规部队很快又被法军打散了。于是，西班牙境内的法军重新陷于游击队的打击之下。这样，毒菌又蔓延开来，而不是集中在一个地点。在这场奇特的战争中，英国人最大的作用就是给拿破仑的战斗行动制造困难，并扩大这种困难的根源。使用如此少量的兵力而使对方受到这样大的牵制，这在英国历史上是一个稀有的成就。它在西班牙战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如果通过一些虽然不大但实际上却有矛盾的结果来看，就更加清楚了。这就是：一方面，英军曾经直接地与他们的大陆同盟军比肩作战；另一方面，英国又派出了好几支远征军，远涉重洋去进攻敌人的殖民地，其距离非常遥远，其目的是想在心理上给敌人以某些影响。但是这些远征的结果，与西班牙战争所产生的效力比较起来，对敌人所起的作用是很微小的，不过，站在英国国家政策的立场上来看，这些远征对于促使英国的繁荣富强是有价值的。由于这些远征，英帝国取得了不少的殖民地：如好望角，毛里塔尼亚，锡南(现为斯里兰卡)，英属圭亚那，以及西印度群岛中的若干个岛屿。

一般历史学家的传统观念，都是过于重视各次会战的结果，因此，英国人在西班牙所采取的间接路线在其大战略结构中的真正效果，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评价。如果把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史，只看成是威灵顿进行战斗和围攻的编年史，那么其结果将是毫无意义的。英国史学家约翰·弗尔特斯丘对于这种趋势和误解，曾经作过很多的矫正。他的主要著作是《英国陆军史》，尽管他在这本书中所研究的问题也是有限的，但是，当他的研究愈是深入以后，他就愈加坚信，西班牙游击队的行动对于这次战争的结局，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

虽然英国远征军的存在对于产生这种影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威灵顿在那里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所起的作用，却是微不足道的。在延续五年的战争中，一直到法军被逐出西班牙之日为止，威灵顿使法军直接遭到的损失，包括击毙、击伤和俘虏在内，总共不过四万五千人。而根据马尔波特的估算，在这整个时期之内，法军因伤病致死的人数，平均每天就有约一百人。由此可见，使法国的兵力逐渐消耗殆尽的，使他们的士气日益低落下去的，是游击队的活动，当然也包括威灵顿的活动在内。他们把西班牙变成了人造的沙漠，使法国人无法再停留下去，否则只有全部饿死。

另外一个值得特别重视的现象，就是在这样长时期的一连串战役中，威灵顿进行会战的次数竟是少得可怜。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传记家们通常认为，这是因为他对于实际具有“健康的思想”，而且这是他的个性和观点的基础。这样解释行得通吗？现代的一位传记作家说过：“直接的和狭隘的现实主义是威灵顿个性的本质。这正是他产生缺点和招致失败的原因。但是，就其社会事业的广阔境界来说，这一点又使他上升到了几乎接近于天才的地步。”这位传记作家的结论，是研究了威灵顿在比利牛斯半岛的战略以后作出来的。

这次由英军主力分出的部分兵力所进行的远征，虽然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后果，可是在最初的时候，它却只是英军主力在谢尔德河地区劳而无功之后，所不得已而采取的一个下策。英国政府派出这支远征军，当时的目的只想拯救葡萄牙。并不曾设想什么更高深的大战略运用，没有估量到竟有这样大的潜力，以致使“西班牙溃疡”一发不可收拾。对于这次远征，威灵顿公爵曾经发表过他的见解：如果葡萄牙的军队和民团能够得到二万英军的加强，那么，法国人要想征服葡萄牙，就必须有十万人的军队；而如果西班牙继续与法国人进行斗争，那么，法国是抽不出十万兵力来对付葡萄牙的。换句话说，那就是只要用二万英军，即足以“牵制”十万法军，而且至少可以使其部分兵力无法投到奥国方面那个主要战场上去。

从对奥国进行间接援助的观点来看，这支远征军没有辜负人们对它的期望。可是，要它充当掩护葡萄牙的一个屏障，却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一种手段，它大大消耗了拿破仑的兵力，给英国争来了许多利益，因此，它的成绩是很杰出的。

威灵顿只领了一支二万六千人的军队，于1809年4月到达里斯本。当时，一方面，西班牙各地都爆发了反抗的怒火；另一方面，约翰·摩尔在向布尔戈斯发起一阵进攻之后，又向拉科鲁尼阿地区实行撤退，因而引得法军在整个比利牛斯半岛四出活动。奈伊在半岛的西北角上，企图征服加利西亚，但是久攻不下。在奈伊的南面，即葡萄牙北面的波尔图地区，是苏尔特的部队。他也把一支大军分成为若干支队在活动。维克多则在梅里达地区，从南面封锁着通往葡萄牙的道路。

威灵顿登陆以后，利用了登陆地点正处于中央位置这个有利条件，考虑到敌人的兵力业已分散，于是立即向北开进，去进攻苏尔特。尽管他未能按照预定的设想，把苏尔特撒在南面的若干个支队割裂开来，可是仍然使苏尔特本人产生了惊慌失措情绪。趁苏尔特来不及收拢部队之前，威灵顿即破坏了他的作战部署，在杜罗河的上游渡过了该河，从而切断了苏尔特的退路。如同杜伦尼在一六七五年所作的那样，威灵顿接着就对敌人的残部进行扫荡，使其无法进行集结。结果，苏尔特被迫经过不毛之地，爬山越岭，向加利西亚实行退却，其部队最后遭到了惨重的损失，但不是由于对敌战斗，而是因为退却行军的过度疲劳和消耗。

然而，威灵顿的第二次战役，却进行得不如第一次那样顺利，而且从其目的与手段的配合来看，也不那么明显。原来停在梅里达无所作为的维克多，在苏尔特“失踪”之后，随即被调往塔拉韦腊，以便掩护直通马德里的道路。一个月以后，威灵顿决定经由塔拉韦腊这条道路向马德里进攻。马德里是西班牙的心脏，这就等于直接去钻狮子口。他选择这一条进攻路线，恰好给法军提供了一个方便目标，使西班牙境内的各路法军都便于向他实施进攻。而且，把自己的部队这样集中起来对付一个目标，法军就能有效地保障自己的交通线。当各路大军分散在整个西班牙境内的时候，交通线的保障曾是他们最大的弱点。

威灵顿开始进攻的时候，只有二万三千人，预期对他进行支援的兵力，大概也是这么多，而且其统率者库斯塔是一位才能有限的西班牙将领。这时，维克多继续朝马德里方面撤退，在那里有另外两支法军可以对他进行支援。法军的兵力集中以后，大约能有十万人。诚如弗尔特斯丘指出的那样，“这只是偶然的结果，并非事先有何计划。”当时，奈伊、苏尔特和莫蒂埃的部队，都从北面向马德里开来。由于库斯塔的优柔寡断，加上自己部队的补给发生困难，威灵顿未能拖住维克多进行战斗。后来，维克多更获得了约瑟夫·波拿巴从马德里派来的援军。于是，威灵顿被迫实行退却。他在塔拉韦腊地区很有成效地抗击了法军的猛攻，如果不是库斯塔拒绝对他进行支援，他还打算实行反攻。反攻没有实行，这对威灵顿来说却是一个幸运，因为苏尔特此时已经逼进到他的后方来了。鉴于向西撤退的道路即将被切断，威灵顿立即向南溜走，越过了塔霍河，避免了自己的覆灭。尔后的退却虽然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以致部队纪律涣散，士气低落，但他仍在葡萄牙边境驻止下来，设防固守。由于粮秣不足，法军也未能对他组织追击。这样才结束了1809年的战役。对于西班牙正规军的脆弱无能，虽然早已从摩尔的教训中知道一些，但通过这次战役以后，威灵顿才真正认识清楚了。为了褒奖他在西班牙的功劳，他被晋封为子爵。事实上，他在第二年的成就才真正配得上这样的奖赏。

拿破仑在1810年迫使奥地利签订和约以后，一直到1812年，曾分出部分精力来关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战事。这两年是比利牛斯半岛战争最紧迫的阶段。法军在这两年中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历史意义的重大，与其尔后遭到的失败比较起来，或者与威灵顿在1812至1813年所取得的胜利比较起来，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英军之所以获得胜利，是出于威灵顿对于当时的军事-经济因素，有着精确的判断：第一，他估计到了法军粮秣来源的有限性；第二，他构筑了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这样，威灵顾的战略，实质上就成了对付敌人军事-经济目标的间接路线战略。

在主要战役尚未开始以前，仍和往常一样，威灵顿也还得到西班牙正规军的支援。西班牙的部队曾经发起一个冬季战役，可是却被法军彻底击溃了，此后，法军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在西班牙夺占了大片新的领土，并且侵入到南部的富饶地区，占领了安达卢西亚省。

这时，拿破仑决定亲自掌握西班牙战争的领导权。1810年2月末，他已经在西班牙集中了差不多三十万人的兵力，而且还预计继续扩大部队的数量。在这三十万人当中，他拨出了六万五千人，指定由马森纳指挥，其任务是要把英军从葡萄牙赶走。虽然这个数字也已够大，但就西班牙境内法军的总数来说，却还只有较小的一个部分。这个情况说明，西班牙境内的游击战争，对于法军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局面。而威灵顿的英军，包括由英国人训练的葡军在内，总共只有大约五万人。

马森纳对葡萄牙的入侵是从西班牙北面来的，途中经过古达德-罗德里戈。这样，就使威灵顿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实现他的战略企图。他极力阻滞马森纳的进军：首先，全部销毁马森纳必经地区的粮食；其次，在布萨柯以东地区进行顽强的抵抗。对此，马森纳考虑欠周，留试图以直接冲击的方法来加以克服。尔后，威灵顿退到了托里什-韦德拉什这条筑垒防线之内。这条防线横切着塔霍河与海岸之间的那个山地半岛，正好成了里斯本的屏障。10月14日，也即是开始进军四个月以后，马森纳只前进了大约320公里。当他来到托里什-韦德拉什这条筑垒防线面前时，不禁感到大为吃惊。马森纳在这条防线面前徘徊了一个月之久，始终未能把它突破，后来即因饥饿所迫，不得不后撤50公里，退到塔霍河上的圣塔伦。威灵顿这一次表现得非常高明，他既不组织追击，也不找他作战，只是尽力设法把马森纳圈在一个狭小的地区，使他的部队很难获得粮食的供应。过去，拿破仑留经痛斥过谨慎的战略家，说，“补给么？关于这些事情，用不着向我罗嗦。两万人的部队也一样可以在沙漠中生活！”在这一次，以及在以后的战役中，法军为了坚信这种乐观的幻想，不免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威灵顿始终坚持不渝地执行看自己的战略计划。而在当时，他是面临着两重威胁的：一方面，英国国内有变换政策的可能，这是间接的威胁；另一方面，法将苏尔特正在南面，经由巴达霍斯实施进攻，极力为马森纳解围，这是直接的威胁。马森纳也曾经千方百计地诱使威灵顿发起进攻，但威灵顿却丝毫不为所动。最后，他终于因此获得了成功。这年3月，马森纳被迫撤退了，当其饱受饥饿的残余部队往回越过葡萄牙边界时，已经损失了二万五千人，其中，只有二千人是真正战死的。

此时，西班牙游击队的活动已愈来愈积极，人数也愈来愈多。仅以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两个地区来说，就有法军的两个军，总数近六万人的兵力，一直被困在那里。他们本来是准备开进到葡萄牙去增援马森纳的，可是在几个月之内，竟被几千个游击队和若干支进行游击作战的西班牙正规部队所牵制，实际上无法开进。在南面也是一样。法军一直在对加的斯进行围攻，由于联军方面未能利用自己在巴罗萨的胜利而解除对加的斯的围攻，结果反而使他们获益，使法军捆住了手脚，屯兵于坚城之下作着毫无结果的围攻。在这几年，还有一个引起法军关注的因素，那就是英国仗着自己的海军实力经常对法国造成威胁，它可以派出部队在沿海各处实行登陆。

后来，威灵顿对于敌人的影响作用，主要是他的威胁，而不是他的打击。当他对这一或那一地点构成威胁时，法军就不得不随之派遣部队，因而使得西班牙游击队在其他地区获得大肆活动的机会。

然而，威灵顿也没有满足于只使法军经常处于受威胁的状态。当马森纳向萨拉曼卡撤退时，他即跟在后面追击，派出部分兵力封锁了北面的阿尔麦达边境要塞，同时，派遣贝里斯弗德去围攻南面的巴达霍斯。结果，他把自己的兵力几乎是两半平分了，以致丧失了进行机动的能力。幸而命运拯救了他。马森纳在重新收集了自己的部队和得到少量的增援以后，又匆匆忙忙去救援被围的阿尔麦达要塞。在弗温特斯-德奥尼奥罗地区，由于所处地形不利，威灵顿曾经一度受困，陷入严重境地。尽管他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是他自己也承认说：“如果拿破仑本人在这里，那我们是一定会失败的。”在巴达霍斯，贝里斯弗德也放弃了对城塞的围攻，而改去迎击苏尔特的援军。由于对战斗的组织指挥不当，贝里斯弗德在阿尔布拉遭到了失败，但是作战部队进行了奋勇的抵抗，付出了极重大的牺牲，最后总算稳住了阵势。

威灵顿现在重新集中起了自己的兵力，即使缺乏攻城器械和武器，他仍然决定再次围攻巴达霍斯。可是，他这次又把攻城的计划放弃了，很快解围而去，因为法将马尔蒙在取代马森纳以后，正毫无阻碍地向南进军，企图与苏尔特会师。两位法军将领立即制定了联合进攻威灵顿的计划。可幸的是，这两位将领发生了意见分歧。苏尔特耽心在安达卢西亚省重又爆发新的游击战争，带着他的部分兵力返回那里去了，而把剩下的部队留给马尔蒙指挥。结果，由于马尔蒙过分谨慎，1811年的战事也就逐渐地停止下来了。

在这些战斗中，威灵顿是冒过很多危险的。但是很难确定，这些冒险究竟给他带来了多大的利益，实际上，这并不比执行他原来的战略企图而已经取得或可能取得的成就更多。由于手中兵力有限，威灵顿毕竟不能想怎么使用它们就怎么使用它们。尽管他的绝对伤亡数字要比法军的数字小些，但是从比例关系来说，他却比法军的大得多。不过，他总算在这个战斗行动最紧张的阶段经住了法军的猛击。后来，拿破仑本人无意中帮了他的忙，使他确保了自己的有利地位。拿破仑开始准备进攻俄国，把自己大部份的兵力和注意力都转到那个方面去了。这个事实，以及游击队所造成的严重局面，迫使拿破仑调整了法军在西班牙的作战计划，改变了法军主要作战线的方向。拿破仑决定，首先集中全力彻底征服巴伦西亚和安达卢西亚，而后再去进攻葡萄牙。

法军在西班牙的数量，与1810年比较起来，减少了七万人。而在所剩的部队当中，至少也有九万人用于防守法军与本土之间的交通线，从地中海沿岸的塔腊果纳起，一直到大西洋岸边的奥维亚多止，使其免遭游击队的破坏。

当法军的抵抗已经削弱之后，威灵顿利用有了行动自由的机会，曾突然地发起对古达德-罗德里戈的进攻，并以强攻方式夺占了该城。在强攻该城时，他派遣希尔率领一个支队掩护着自己的战略翼侧和后方。马尔蒙既无力阻止希尔的行动，也无法再夺回被抢占去了的要塞，因为他的攻城装备已经被英军掳获走了。同时，他还不可能越过那些粮食已经被搜括干净了的地区，无法对威灵顿实施追击。

于是，威灵顿利用这条饥饿的屏障作掩护，趁机开到了南方，同样以强攻方式夺取了巴达霍斯。这一次，虽然他准备强攻的时间很短，但还是在付出重大牺牲以后获得了成功。在巴达霍斯，威灵顿缴获了法军的舟桥纵列。随后，又在阿尔马拉斯地区毁坏了法军架在塔霍河上的浮桥。这样一来，他便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战略优势，把马尔蒙和苏尔特这两支法军分割开了；他们再要渡越该河，只有经过托莱多的桥梁，而那里距离塔霍河河口已有大约五百公里。

除此以外，苏尔特因为粮食补给的困难和受到游击队的阻扰，被困在安达卢西亚省无法动弹。这使得威灵顿可以不受阻扰地自由行动，于是他便集中起自己的三分之二的兵力，去进攻驻守在萨拉曼卡的马尔蒙。但由于他采取了直接路线的方法，只不过迫使马尔蒙向其基地和援兵开来方向稍作后撤而已。

这样，马尔蒙获得增援，使得双方的兵力重又势均力敌，达到平衡程度，而且他还几度切断了威灵顿的交通线。但是，威灵顿对于自己的交通线并不耽心，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交通线。有几次，双方都在平行地进行强行军，彼此之间的距离不过几百米，都力图获得一个有利的机会来攻击对方。由于拥有比英军稍高的行军速度，法军本来是占有一定优势的。可是，在7月22日，马尔蒙却因为过分地自信而犯了一个错误，因而很快给部队带来了不利的后果。他让自己的左翼和右翼隔离得太远，威灵顿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向其左翼的暴露翼侧实施了迅猛的突击。这样，法军等不到增援部队到达，即已遭受了失败。

然而，威灵顿在这次萨拉曼卡会战中，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因为整个说来，他在比利牛斯半岛上的兵力，比之法军还是相差很远的。后来，有人责备他，认为他应该对遭受失败的法军残部(此时已由克劳赛尔负责指挥)立即组织追击。可是，既然当时没有获得把敌人迅速击溃的机会，那么，要想在敌军逃到布尔戈斯之前再来争取这样一个机会，似乎是不会有希望。此外，如果立即组织追击，也将使自己的部队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约瑟夫国王可以随时从马德里派出援兵，用来袭击他的后方和交通线。

因此，威灵顿决定向马德里进军，期望此举在精神上和政治上产生作用。威灵顿进入了西班牙的首都。约瑟夫狼狈不堪地逃跑了。这对于西班牙的人民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兴奋剂，是抱有希望的象征。不过美中不足，威灵顿不可能在马德里久留，因为各路法军很快就赴救来了。事实上，正因为马德里这个国家中心的失守，才有可能促使分散在西班牙各地的法军如此迅速地向那里集中。威灵顿不等到敌人的迫近，就从容地退出了马德里，改向布尔戈斯进攻，从而威胁着法军同其本国之间的交通线。可是，法军由于采取就地取食的办法，并不怎么害怕自己的交通线受到威胁和破坏。甚至连一点有限的影响也没有带来什么效果，因为威灵顿缺乏攻城的装备和围攻的方法，结果徒然耽误了宝贵的时光而最终无能为力。所以，威灵顿在这次萨拉曼卡会战中取得的成功，就只是迫使法国人放弃了夺占整个西班牙的企图，而把其全部兵力集中起来对付威灵顿。这样一来，威灵顿的处境就比当年摩尔的处境还要险恶，但他仍然及时地撤退出来了。当希尔率兵前来会师以后，他又重新胆壮起来，似乎自己又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同汇合到一起的法军进行一次新的萨拉曼卡会战了。这一次，与上几次战役比较起来，法军数量上的优势虽然不大，大约只是九万人对六万八干人，但他们并不感到惶恐，因为这一次进行会战的话，已不可能由威灵顿来选择地形。威灵顿于是继续实行撤退，退到了古达德-罗德里戈城。他到达那里以后，1812年的西班牙战役也就终结了。

威灵顿虽然再度回到了葡萄牙边境，而且从表面看来，也没有再向前进，可是，比利牛斯半岛上的战争结局，实际上已经决定下来了。这是因为，法军为此丢弃在西班牙夺占的大部分地区，把兵力集中起来对付威灵顿，因而就不能再去对付西班牙的游击队，丧失了消灭他们的机会。这时，传来了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的消息，因而不得不把更多的法军从西班牙抽调出去。因此，等到下一个新的战役开始时，西班牙的局势已经完全改变了。

威灵顿获得增援以后，占有了数量上的优势，总兵力达到了十万人，但其中只有一半是英国士兵。于是，他使自己的行动更加具有了挑衅性。法军士气低落，组织纪律更加涣散，因为受游击战争的干扰比军事上的失败还要严重，因而被迫立即后撤，退过了埃布罗河，企图保住西班牙北部的一隅之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目的有限的任务，他们也已无法完成，因为从比斯开湾和比利牛斯山方面，不断出现游击队，袭扰和压迫着他们的后方。这又迫使他们不得不从正面数量已经不多的兵力中抽出四个师，用来对付游击队的压迫。尔后，威灵顿即逐渐抵近了比利牛斯山山地，并踏进了法国的领土。虽然其间也有个别战斗失利，但总的趋势是顺利前进的，而就比利牛斯战争来说，这只是一个战略性的尾声。

如果没有威灵顿给予西班牙那样的精神鼓舞和军事支援，西班牙战争未必能够如此顺利地结束。他的行动部分地吸引着法国人的注意力，促使游击战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还要指出一个有趣的疑点：威灵顿在1812年取得的胜利，是否反而使他在1813年的进攻行动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因为他使法军在1812年缩小了自己的作战地区，减少了伤亡，以致在下一个战役中，即在1813年的战役中，法军进行战争的前途反而有所改善。事实上，法军在西班牙境内分布的地区愈广，占领的时间愈长，他们就更有可能遭到彻底的歼灭。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是历史上一个很显著的例证，足以说明某种特殊形式的战略。运用这种战略的原因，与其说是故意的，不如说是由于某种直觉的本能而造成的。一个世纪以后，英国的劳伦斯把这种战略演化成为一种合理的理论，并且付之于实际的运用，不过它并未获得确定的结果。

现在，在探讨了“西班牙溃疡”以后，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研究另外一种战略形式，分析这种战略对于拿破仑军事观点的影响作用。

从维尔诺到滑铁卢

在拿破仑的战略思想中，可以看出一种发展趋势，他逐渐地偏重于数量，而忽视了机动性；偏重于军队的战略集团，而忽视了突然性。1812年的征俄战役，是这种趋势发展的最高峰。俄国的地理条件，只不过是增强了拿破仑战略中的这些弱点而已。

拿破仑征俄的兵力，本身即达到四十五万人，这就迫使他不得不采取几乎是一线式的战略布势，因而必然导致沿着预期方向作直接性的行动。他和1914年的德国人一样，把自己的主力集中在一个翼侧，即集中在左翼，企图采取深远的迂回运动，来击毁维尔诺附近的俄军。然而，即使他的弟弟热罗姆在执行从正面牵制俄军的任务时不是那么消极怠惰，也仍然可以说，拿破仑的这个机动本身，还是过于庞大和直接化了。只要敌人不是冥顽不化，它就不足以成为吸引敌人注意力和破坏敌人稳定性的有效手段。拿破仑战略中的这个弱点，后来正好被俄国人利用，他们有意识地采取了避免总会战的回避战略。

拿破仑向俄国深入挺进以后，最初的几次突击全然“落了空”，于是，他开始收缩自己军队那种直线式进攻的正面，改而采取他所惯用的传统方法，即采取“营方阵”的形式力求使用战术性的机动，前出到敌人的后方。后来，俄国人也终于放弃了回避战斗的战略，决定接受法军的挑战，但开始时曾经显得有些莽撞，竟把先头纵队直接开向了拿破仑部署好的包围集团。可是，法军想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合围俄军的企图也实在过于显露，致使俄方得以猜破，因而又及时地溜走了。而在博罗迪诺时，拿破仑的“老虎钳”却又显得并不那么强而有力，也没能完成对于俄军的合围。这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足以说明集中于一点的进攻与真正的间接路线行动比较起来，将会具有多大的缺点。以后，法军从莫斯科撤退，这个悲惨的结局与其说是由于严寒的天气所致(实际上，那一年的冰冻期比往年还要来得晚些)，还不如说是由于法军士气低落的缘故。法军士气沮丧，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俄军的避战战略，击败了法军的直接路线战略，也即是一味寻求积极作战的战略。俄军这个避战战略，是完成军事政策的一种手段，或者换句话说，应当把它当作是一种间接路线的大战略来看待。

拿破仑在俄国遭到惨败以后，其军事上的威信当然受到损害，接着，法军在西班牙又遭到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失败，这就使拿破仑的威信又大大降低。对于英军在西班牙的作战行动进行评价时，应该着重指出一点，这就是英军在那里始终坚持着自己传统的军事政策，即“砍断敌人根基”的政策。

到了1813年，面对着普鲁士各地的纷纷暴动和俄军的即将进攻，拿破仑又组建了一支新的生力军。该军与他过去的军队比较，其数量仍然是巨大的，但其机动性却差得远了。当时，拿破仑还是因袭他往常使用的老办法，只想集中力量逐一地把俄普联军打败。然而，不论是吕岑战役，还是包岑战役，他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此后，联军继续撤退，长期坚守不出，粉碎了拿破仑诱使他们进行会战的企图。联军方面这种避战战术，迫使拿破仑同意实行了六个星期的停战与和谈。而在和谈破裂以后，奥国转到敌人营垒，也加入反对拿破仑的战争。

尔后，紧接着发生了一场秋季战役。这次战役表明，拿破仑的战略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他已拥有一支四十万人的大军，而他的敌人方面，总共也只不过这么些部队。可是，他却抽出了十万人的兵力，采取直接进攻的方法去攻打柏林。他的这种直接压迫法，只不过把贝尔纳多特的部队压缩得更紧，因而促使他们发挥了更大的抵抗力。结果，法军终于被击退。拿破仑当时正率领看法军的主力驻在萨克森，占领着中央阵地，掩护着德累斯顿。可是，在这个紧急关头，他却缺乏忍耐性，竟突然地直接向东开进，去进攻布吕歇尔率领的九万五千普军。布吕歇尔随即实行退却，企图诱使法军进入西里西亚。与此同时，施瓦尔岑堡则率领着一支十八万五千人的奥军，从波希米亚开出，沿着易北河北上，翻越波希米亚山地进入萨克森，前出到德累斯顿地区，绕到了拿破仑的后方。

拿破仑发觉以后，留下一支部队进行掩护，自己匆匆忙忙地率兵赶回。他打算以更厉害的一手来打击这支采取间接路线行动的敌军。他的计划是：使部队向西南方向运动，越过波希米亚山地，遮断施瓦尔岑堡需要翻山退却时可能经过的道路。他预期选择的阵地，从组织一条战略性屏障的观点来看，确是很理想的。可是，当他听到敌人已经靠近的消息后，又丧失了自制力，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决心，决定直接奔向德累斯顿，去攻击施瓦尔岑堡的主力。结果，虽然进行了一次胜利的会战，但其胜利只具有战术性的意义。施瓦尔岑堡安全地经过山地向南退去了。

一个月以后，俄、奥、普三国联军开始联合起来向拿破仑实施进攻。拿破仑已因为经过多次战斗而遭到削弱，于是撤出了德累斯顿，退到了莱比锡附近的杜本。这时，施瓦尔岑堡从南面向他开来，布吕歇尔从北面向他逼近，而贝尔纳多特则出乎拿破仑的意外，几乎绕过了他的北面侧翼，前进到了他的后方。拿破仑决定，首先采取直接攻击行动，然后再改取间接路线；先打败布吕歇尔，再去切断施瓦尔岑堡与波希米亚之间的交通线。根据以前所说的历史经验来看，拿破仑这样安排他的作战次序似乎是错误的。他直接进攻布吕歇尔，并未能迫使布吕歇尔接受会战。然而，这次进攻却导出了一个异乎寻常并出人意外的结果。法军在实施进攻时，偶然地开到了贝尔纳多特的后方。这使贝尔纳多特一时失去了自制力，马上向北撤退。因此，就给拿破仑后来的撤退留出了道路。这样一来，拿破仑对于布吕歇尔的打击固然落了空，但是却突然地变成了攻击贝尔纳多特后方的间接路线行动。因而使他避免了最后彻底覆灭的危险。几天之后，他即遭到了不可避免的失败。布吕歇尔和施瓦尔岑堡再度迫近，把法军压缩在莱比锡地区。拿破仑被迫接受了会战。他在会战中失败了，曾经陷入极端险恶的境地，可是，仍然摆脱了敌人，安全地返回了法国。

公元1814年，联军在兵力数量方面已经拥有很大的优势，于是分兵数路，先后突进了法国本土。拿破仑本来过分相信大量使用兵力的威力，因而历年来消耗兵力太多，现在，他的兵力不够了，在被迫迎击敌军的时候，只好再度使用自己手中经过考验的武器——突然性和机动性。然而，尽管他使用这个武器的技巧很高明，可是却已经缺乏耐性，而且太沉醉于会战的观念，所以，他在这方面的技艺，远不如过去汉尼拔、西庇阿、克伦威尔和马尔波罗等人，不如他们那样炉火纯青。

不过，拿破仑还是由于采取了突然行动和利用了军队的机动性，才使自己的命运延长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一点上，他很技巧地使自己的手段适应了自己的目的。他懂得自己的兵力已经很有限了，不可能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因此，他把破坏联军之间的相互协作定为自己的目的。为了达到达一目的，他充分利用了部队的机动性，而且其技巧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他在阻滞敌人进攻方面获得了明显的成功，但是即令如此，却不能使这些成功产生更大的效果和延续更长的时间，因为他受着自己本性的有害影响，总想在每一次取得战略性成功之后，又接着获得一个战术性的胜利。他有系统地集中起自己的兵力，不断地进行迂回机动，多次前进到敌人的后方，虽是孤军深入，却使敌人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然而，他还是缺乏把战术坚持到底的决心，最后又跨出了轻率的一步，终于在拉昂地区直接去进攻布吕歇尔，结果遭到了失败，招致了他所吃不消的重大伤亡。

后来，拿破仑手里只剩下了三万人，但他仍然想要孤注一掷，决定向东开进，到达圣迪济埃。他曾指望沿途收集残存的地方守备部队来补充自己这支军队，并且发动农村居民起来反抗外国侵略军。他企图以这样一个机动切断施瓦尔岑堡的交通线。可是，在转取积极的行动以前，他不仅要前进到敌人的后方，而且要组建一支新的军队。而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实在是很困难的，不仅缺乏时间和兵力，尤其是精神上将要感到很大不安，因为这样会使基地暴露出来。而且要知道，巴黎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补给基地。然而事有凑巧，拿破仑的命令恰好又落到了敌人手里，这就使他既达不到突然性，也丧失了时间。即使如此，他的这个战略性机动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使得联军当局经过热烈的争论才最后决定直接进攻巴黎，而不回转身来抗拒他的这个行动。联军方面的这个决定，对于拿破仑来说，可真是精神上的“致命一击”。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联军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害怕威灵顿从西班牙边境走出来，第一个进入巴黎。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可以说是对于命运的一种讽刺，因为这样，联军的行动恰好成了间接路线战略及其决定性作用的一个辉煌成就。

1815年，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回巴黎以后，由于兵力数量重新扩大，致使头脑又开始发昏。这一次，他的作风还是和过去一样，技巧地利用着自己军队的突然性和机动性，结果也差不多就要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拿破仑这次向布吕歇尔和威灵顿驻军地区的进军，尽管从地理上说来是直线运动，但他所选择的时机，却是他的敌人所没有料到的，而且其突击方向，也正好选在两军接合部那个最薄弱的地段。

可是，在林尼之战中，奈伊未能完成交给他的任务，没有实行战术性的机动，结果使普军逃脱了彻底覆灭的命运。当拿破仑在滑铁卢进攻威灵顿时，他又是完全采取直接进攻的路线，以致耽搁了很长的时间，损失了过多的兵力。而促使当时危险加大的，则是格鲁希的失职。他未能把布吕歇尔赶出战地之外。所以，当布吕歇尔再度出现时，尽管刚刚达到拿破仑的翼侧，但是由于来得突然，是一种心理上的间接路线，因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谢选骏指出：拿破仑这个科西嘉矮人，哪里有什么天才——他不过是率先采用了新战术（炮战），就像希特勒后来所做的那样（坦克战）。但是等到他们的对手们也学会了他俩的这一手之后，他俩的优势就没有了。这个时候，他俩在优势期间积累起来的敌人就联合了起来，一并发作，海路包抄、两线作战，这就把他俩逼上了绝路了——还把法国和德国的霸权也打回了原形！这里面英国（后来还有美国）起了关键作用，但是英美人不想露富，于是编造了“间接路线的战略如此神奇”。

【第九章 一八五四年到一九一四年】

美国内战

毛奇的战役

日俄战争

1851年的伟大“和平”博览会闭幕以后，一个新的战争时代紧接着又开始了。在这一连串的军事冲突当中，第一次战争在军事和政治方面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果。然而，从这个毫无价值和前途暗淡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我们还是可以吸取某些消极的教训。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证明采取直接路线毫无效果。当将军们的眼睛被蒙蔽而胡冲瞎撞时，发生一个副官率领一个轻型旅向俄军炮口冲来的事件，那是毫不足怪的。在英国陆军中，直接性这个特点，使得一切的行动都是那样墨守成规，拘泥于死板的形式。这种情况弄得法军指挥官康罗贝尔大惑不解。经过许多年以后，当他应邀参加一次英国宫廷舞会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并且惊讶地说：“原来英国人打仗正和维多利亚女王跳舞一样！”不过，俄国人受制于直接路线的程度，也不见得比英国人低些。据说某一次，他们企图实现机动，一个团进行了整整一天的行军，黄昏时到达了塞瓦斯托波尔，正好就是早晨出发的地点。

在研究克里米亚战争那些令人失望的经验时，我们不能忽视，当然也不应该夸大这样一个事实：自从滑铁卢战役以后，已经过了40年，在此期间，欧洲国家的陆军较之过去已变得更加职业化了。这个事实的意义，当然不是用来作为反对职业化军队的借口，不过可以促使人们思考，想一想职业化方面可能蕴育的潜在危险。特别是对于那些较高阶层的军人，由于他们服役时间较长，如果不同外界的事物和思想经常接触，接受新的影响，那么，他们之中的这种危险势必更为严重。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美国内战的最初阶段，正好又暴露出了非职业化军队的弱点。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来说，部队经过训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只有训练才能培养锻炼出一个有效的工具，使将领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得心应手。所以，一个长期的战争，或者一个短期的和平，对于建立这样的军队是最有利的条件。不过，如果战争工具的素质超过了将领的才能，那么，就整个军事体系来说，也就出了毛病。

关于这一点，也和其他的关系一样，在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中，可以看出明显的对照。那些军事领袖，特别是南方的，基本上都是从一些选择军事作为自己职业的人中选拔出来的。当然，他们研究过军事，但其职业生活并不尽同，有些人担任过文职，有些人则是利用空余时间进行过私人性质的研究。所以，操场并不是他们的基地，也不能限制他们战略观点的发展。不过，尽管各种观点视界广阔，可以用来发展这些观点的源泉(原料)丰富，但是，还可以这样说，在战争初期的“局部战略”，以及各主要战役的实施，必然是由传统性的目的来决定的。

由于铁路的发展，这种趋势更加变本加厉。铁路使得部队运动的速度大大提高了。可是，作为真正快速性的必不可少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机动的灵活性，却不因为有了铁路而有所增加。美国的国内战争，是铁路运输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的第一次战争。而铁路的线路是固定的，因此，依靠铁路运输来调动军队的战略，自然也是直接路线的战略。

而且，在这次和以后的各次战争中，陆军的物质保障，也主要地仰赖于铁路。由于铁路的出现使得部队的补给变得比较简便，那些指挥官们便一味扩充部队的数量，而不去考虑这将对其战斗力产生什么影响的问题。结果便出现了一种反常的现象：这种新型运输工具发展以后，不仅没有提高部队的快速性，甚至反而降低了原有的快速性。这是因为，铁路大大促进了军队数量的增长，能够调运大量的部队，保障给他们提供为有效地进行战斗所需的各种补给品，但是，铁路也使得军队的物质消耗量不断扩大，结果便使他们束缚在补给站的附近。这样，军队在距离很远的情况下，其补给品有如千钧一发似地吊在一条线上，也就是说，完全依赖着漫长的铁路线不停地进行工作，而这个铁路线本身，却是极容易遭到破坏的。

这些特点在美国内战初期即已显示出来了，而到1864年时，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北军习惯于过正常补给的生活，所以比他们的敌人更易于遭受危险。特别是在西部战场上，部队的补给是靠铁路运输来供应的，而这条铁路线却随时都可遭到南军卓越的骑兵将领如福雷斯特和摩根等人的破坏。他们的袭击是后来作战行动的一个先兆，预示着大量军队的交通线，是可以用空军和装甲兵来加以破坏的。最后，北军方面也发现了薛尔曼这个将才。薛尔曼比他同时代的，和以后的其他人都更清楚地认识了屡遭失败的原因。他的观点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即新的军事思想学派产生时为止。所以，薛尔曼可以算是近代机械化军队和机动性战争拥护者的鼻祖。当时，敌人切断了薛尔曼的铁路线，给他以打击。于是薛尔曼也采取打击敌人交通线的办法来使自己避免威胁。他坚信，要想使自己保持足够的战略机动能力，而消除突然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威胁，必须把自己解脱出来，不能受一条象铁路那样固定的输送线所束缚。这就是说，应当设法使自己的军队携带所有一切必须的补给品，因此，就必须把部队的物资需要量压缩到最小限度。换句话说，为了使部队能够进行长距离行军而不丧失快速力，就必须减轻包袱，把补给品减到最小限度。薛尔曼采取这个方法精减了自己的后方机构，摆脱了对于铁路交通线的依赖，从而跃进到了南军的“后门”。这样，他得以切断敌军主力赖以获得供应的交通线，从根基上瘫痪了敌人的补给系统。薛尔曼的这次机动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就。

美国内战

在战争初期，双方都力图以直接的正面进攻办法来夺取胜利。因此，无论在弗吉尼亚，还是在密苏里，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后来，到了1862年，麦克里兰被任命为北军的总司令。他制定了一个计划，利用海军舰队把北军部队送到敌军的战略翼侧。这个计划与陆上的直接进攻相比，能够缩短接近敌人首都里士满的距离。但当时的设计者，看来并没有把它当作是一条真正的间接路线。这个计划被林肯总统否定了，因为他不愿意作这种故意的冒险。同时，总统还留下了麦克多维尔的一个军，用来防卫华盛顿。这样，他不仅使麦克里兰减少了一部分兵力，而且更使他无法利用华盛顿来当作诱敌的工具，而这一点却正是保障顺利实施其计划所不可缺少的。

麦克里兰登陆以后，在约克敦前面耽搁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后来终于不得不改变计划。他只好与麦克多维尔协同行动，沿着向心的方向实施进攻。这只能算是部分的间接路线。麦克多维尔当时奉命从华盛顿到里士满实施陆上的直接进攻。可是，南军名将“石墙”杰克逊却在谢南多亚河谷地实行了机动，并且强烈地震撼着华盛顿的政府，使它又取消了麦克多维尔参加这次进攻的命令。尽管如此，麦克里兰的先头部队还是到达了离里士满只有六公里半的地方，并且准备了作最后的冲击，但是李将军集中了足够的兵力把他们击退了。在这次“七日之战”中，麦克里兰尽管受到了战术性的挫败，但他还是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而且其势头比战争的前一阶段还要明显有利。他的迂回运动计划固然遭到了破坏，但并不妨碍他自己的基地往南移，转移到了詹姆斯河地区。这样，他不仅可以保障自己交通线的安全，而且更加逼近了敌人从里士满通往南方各地的交通线，使其受到威胁。

可惜的是，因为战略的变化，麦克里兰的这个战略优势很快就丧失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哈里克被任命为北军的总司令。他随即命令麦克里兰率领所部乘船返回北方，与波普将军会师，并一起从陆上向里士满实施正面的进攻。这正好象历史上的惯例一样，当直接把兵力增加一倍的时候，其突击力量并不能相应增加，而且相反，由于这时敌人比较容易判定对方最可能的进攻方向，因而其军队的实力竟有可能减少一半。哈里克的战略，正是根据集中兵力的原则制定的，因而也暴露了上面所述这个通常办法的弱点。他的这个直接路线战略是毫无效果的。直到1862年的下半年，在12月13日的弗雷德里克堡流血战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1863年，北军仍然采取这个战略，因此，他们不仅不能前进到里士满，反而使南军在粉碎他们的进攻之后侵入了北方的领土。

南军侵入北方的初期，从战略观点来看，是具有机动性的。可是，当李将军把握不住，拉长战线，在哈里斯堡向米德将军的阵地实施正面强攻时，其战略机动的意义也就丧失了。强攻持续了三天，到第三天黄昏时，他已经损失了差不多一半兵力。到年底时，双方都回到了原来的出发位置，因为拼得精疲力竭，只好凭借拉皮丹河与拉巴赫罗克河的掩护而相互对峙着。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相互都作直接进攻的战役中，通常总是防御一方有利的，但也只是限于击退对方的冲击为止。在这种战略条件下，防御方面固然比较消极，但是可以少作一些无谓的牺牲，因此在双方的直接路线战略中，它的直接性自然要少一点。

通常认为，李将军在哈里斯堡的进攻被击退，是这次进攻的转折点。但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正确。只要对历史事实进行冷静分析，那么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决定性成果是在西部战场上取得的。

西部战场上的第一个胜利，还是1862年4月取得的。那时，法拉古特的骑兵绕过了掩护密西西比河口的要塞，因而使新奥尔良在兵不血刃之下投降了北军。这样，北军就把一个战略性楔子插进了南方同盟的内部，沿着那条与生命攸关的河流线，把南方同盟分成为两半。

第二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是在李将军撤出哈里斯堡的同一天(即7月4日)，在密西西比河上游取得的。这就是格兰特占领维克斯堡，使北方“联邦政府”可以完全控制这条重要的水路大动脉。从此以后，南方同盟再也无法从密西西比河对岸各州取得粮食补给和兵员补充。这种首先集中全力打击敌方防御较弱部分的方法，在大战略方面的价值是很宝贵的，但是，对于用以达到这种结果的战略手段(工具)，也不应该忽视。格兰特第一次对维克斯堡的进攻是在1862年12月，是从陆上沿着铁路线实施的。与此同时，薛尔曼则从水上沿着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准备会合进攻。但是，由于南军骑兵的阻扰，威胁着格兰特的交通线，因而他的前进受阻。南军因而又得以集中兵力来对付薛尔曼。而薛尔曼的运动，实际上也是直接性的，所以，当他企图在维克斯堡附近登陆时，南军很轻松地把他击退了。

在1863年的2月和3月，北军先后4次向维克斯堡进攻，由于都是企图用不太深远的翼侧迂回来达到目的，结果遭到4次失败。最后，在4月份，格兰特决定进行一次真正深远的迂回机动，好象沃尔夫最后向魁北克的进攻一样。北军的部分战舰和输送船只，利用夜间悄悄地溜过了维克斯堡的炮台，到了要塞以南50公里处的一个地点，而陆军的主力也沿着密西西比河的西岸开到了那里。薛尔曼则在维克斯堡东北方向进行引诱性的机动，保障格兰特的部队可以在该河东岸上陆。这样，他在上岸的时候，遭遇敌人的抵抗是比较微弱的。尔后，格兰特即与薛尔曼的部队汇合一起，开始进行有计划的冒险。他脱离开自己新建立的临时基地，朝着东北方向开进，深入敌方境内，其目的是要从后方逼近维克斯堡，切断该城与其东方主要各州之间的交通线。在完成这样一个机动时，格兰特几乎转了一个圈圈，处在敌人上下两个牙床中间，即处在分别集中于维克斯堡和杰克逊两处敌军集团之间。杰克逊城离维克斯堡65公里，是南北和东西两条铁路的交叉点。这次机动结果，格兰特不仅没有被敌人咬住，而且还敲掉了他们的门牙。

应当指出一点，格兰特到达这条铁路线以后，决定把自己的部队首先指向东方，以迫使敌人撤出杰克逊城。这也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说明铁路的发展对于战略条件产生了如何的变化。过去，拿破仑惯于把一条河川或一道山脊来充当在战略上遮断敌人的障碍物，而现在，格兰特的方法却有所不同，他只占领一个点，一个铁路交叉点，就足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格兰特占领这个铁路交叉点后，随即调转身来，向维克斯堡开进。这时，维克斯堡已经陷于孤立，因而在受围7个星期以后即被迫投降。这次胜利在战略上取得的结果是，北军打开了经过查塔努加通向佐治亚州的大门。佐治亚州是南军的谷仓，而且从那里可以控制整个东部的各州。

现在，南军的失败看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北军自己却把这个几乎已经到手的胜利糟踏掉了。1864年，北军由于久经征战，已经感到疲惫不堪，因而在精神上的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人民厌战，和平派的势力也就一天比一天发展起来。总统的大选已订在该年11月举行。林肯如果不能早日取得胜利，并作出团结一致的保证，那么，他就有可能为一个保证缔结一项不损害国家名誉的和约的主和派总统候选人所打倒。为了这个目的，格兰特被从西部战场召了回去，出任北军的统帅。格兰特将以何种方式来达到迅速取胜的目的呢？当然，他又回复到一般正统派将领所一贯坚持的那种战略，即使用数量上绝对优势的兵力去击毁敌军，或者至少是以不断实施突击的办法来消耗敌军。我们已经看到，在夺取维克斯堡的战役中，他之所以实际上采取了间接路线，是因为他多次进行正面攻击都毫无效果，此后才作出了这个决策。当时，他是以很高的技巧来完成战略机动的，可是，尔后却没有从中取得应有的教训。

格兰特接任总司令以后，一切故态复萌。他决定还是采取古老的和直接的陆上进攻路线，从拉巴赫罗克河向南，直接进攻里士满。不过，这一次的目标却有某些差别，其突击不是指向敌人的首都，而是敌军的主力。这个看法是有根据的。他在下达给米德的命令中说；“李将军在哪里，你就要跟到哪里。”如果说句公道话，那也应该指出，尽管格兰特面向敌人的行军路线，从广义上来说是直接性的，但是他却并非盲目乱撞，并不是每一次都以正面攻击的办法来达到目的。事实上，他总是力图从翼侧迂回敌人，只是这些迂回运动不够深远罢了。另外，他还严格遵循着军事上的一切戒律，要求军队经常集中，决不背离自己所要完成的任务，不为敌人的任何诱惑性行动所动摇。他具有夺取胜利的意志，甚至连福煦元帅也不如他那样坚强。那些在1914年到1918年之间使用同类方法的将领，对于他应该感到嫉妒。因为在获得全国上下一致的拥护，和政治领袖(林肯总统)的绝对信任方面，那些人谁也比不上他。凡是采取直接路线的正统战略的将领，很少象他那样获得这种合乎理想的条件。

可是，在1864年夏末，这个已经成熟了的胜利之果，却居然从格兰特的手中溜掉了。北军差不多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顶点，而林肯对于再度当选也已感到绝望，因为他给予其军事政策执行者的“空白”支票，现在却不免要兑现了。说起来是一个颇大的讽刺，尽管格兰特具有运用优势兵力来击败敌人的决心，可是，经过了威尔登尼斯和冷港两场血战，他还是没有达到击败敌军的目的。当时的主要结果，只不过是直接前出到了里士满的后方。但这还是不流血的迂回运动的结果。换句话说，格兰特是在经过惨重牺牲之后，才重新回到了1862年麦克里兰所已经占领过的阵地上。

正当天空黑云满罩的时候，却突然出现了光明。在11月的大选中，林肯再次当选为总统。是什么帮助林肯再次当选的呢？反过来说，是什么妨碍了民主党的候选人，使那个亟望和平而力求取林肯代之的麦克里兰落选的呢？当然，这并不是格兰特的军事行动。从6月到12月，他在军事上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就，而且在10月中旬的两次血战以后，军事行动差不多完全停止了。根据史学家们的看法，林肯所以能够再度当选，似应归功于薛尔曼在1864年9月夺占亚特兰大的胜利。

在格兰特被召北返出任总司令时，薛尔曼因为在维克斯堡战役中建立了不少功劳，接替他担任了西部战场的指挥官。他们两人的作战观点是有明显差别的。格兰特把敌人的军队当作自己的主要目标；而薛尔曼的办法，则是首先对敌军的战略据点造成威胁，或者迫使敌军在企图掩护这些据点时暴露出来遭受打击，或者使其为保证行动自由而放弃这些据点。这样，薛尔曼就经常追求着两个目的，但归根结蒂说来，他的主要目的还是第二个，因为他一旦达到了这个目的，也就取得了良好的结果。亚特兰大是南军的基地，不仅是4条重要铁路线的枢纽，而且是各种补给必需品的来源地。薛尔曼曾经指出，在亚特兰大集中了“大量的铸铁厂、兵工厂和机器制造厂”，此外，还在精神上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他强调说：“只要占领该地，则南军在精神上也无异于宣判了死刑。”

关于格兰特的方法和薛尔曼的方法，究竟谁优谁劣的问题，显然可以引起很多争论。但是，对于民主社会的心理来说，后者显然更加适合一些。也许，只有仅仅一个绝对的统治者，而且当他大权在握的时候，才有资格坚持那种“击败敌人军队”的军事观念，甚至于就是他，也必须还有足够的胆识，应该考虑到如何使这种观念与现实情况相适应，并要权衡有无达到目的的可能性。然而，一个战略家，当他成为民主政府的公仆时，并不可能具有如此巨大的权力。他必须仰仗自己雇主的支持和信任，因而在其比较有限的掌权时期内从事活动时，不能不考虑到比较有限的工具。这是与“绝对的”战略家不能相比的。他必须力求尽快取得成果，要求速胜。而且不管最后希望多大，他都不能在时间上拖得太长久，不能长期不交“红利”。所以，战略家有时不得不暂时地把原定的目标放在一边，或者至少要改变一下他的行动路线，以便使自己有个新的面貌。当他面临着这些必不可免的困难时，必须善于提出问题：军事理论是否与自己的最高目的相适应，是否与下列情况相适应，即：不能使自己的目的脱离了现实情况，一切军事上的努力，都必须有人民大众的支持，军队的人力物力，都要靠大众的支持才有保障，甚至能否继续进行战争，也取决于一般群众是否同意。谁付钱，谁就可以发号施令；战略家能在多大程度上使自己的战略与一般群众的利益相适应，则他的战略也就可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社会的承认。

薛尔曼采取迂回机动的办法，达到了节约兵力的目的。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若与在弗吉尼亚州作战的格兰特作个比较，情况颇不相同。因为他只有一条铁路线，在补给方面是受到限制的。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薛尔曼也认为，最好还是不把自己的部队拿去作直接性的攻击，而宁愿暂时地摆脱这条唯一的交通线，在连续几个星期的机动行军中，他只在克尼沙地区作过一次实行正面攻击的尝试。而且有趣的是，他这次所以采取正面攻击行动，是因为他的部队实在太疲乏，他不忍叫他们在大雨滂沱的道上再继续进行侧面行军。这次进攻曾以失败告终，但是损失并不严重，因为一当敌人进行反击，进攻马上就停止下来了。事实上，薛尔曼这次在山林起伏、河川纵横的地形上，完成了200公里路程的行军，而把军队用去实行进攻战斗，却仅仅只有这么一次。他以巧妙的艺术实行机动，一再引诱南军对他采取徒然的攻击。这些攻击总是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因为他的部队很好地掌握了快速挖壕和构筑胸墙的技术。每当敌人无法透入他这种机动性的“防盾”时，他便获得了战略上的好处，夺取了一个新的有利之点。为了强迫在战略上本来居于守势的敌人不断采取代价极高的战术性攻势，薛尔曼表现了高明的战略技能。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而且，其成就所以显得特别突出，是因为他只有单独的一条交通线。所以，撇开巨大的精神作用和政治效果不谈，单纯从军事观点来看，薛尔曼的功绩也是伟大的。不论从相对数字来看，还是从绝对数字来看，他都使敌人遭受了比他自己大得多的损失。在这方面，他的战绩与格兰特在弗吉尼亚的战绩比较起来，简直是令人惊叹的。

夺占亚特兰大以后，薛尔曼接着作了更加大胆的冒险。为此，他曾遭到过许多军事评论家的严厉批评。然而薛尔曼却坚决认为，如果他能深入敌境，首先穿越作为南方谷仓的佐治亚州，摧毁其铁路体系，而后控制住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那么，由于这个入侵而产生的精神作用，由于切断了向北输送的道路，即向里士满和李将军部队输送补给品的道路，南方同盟就有可能停止抵抗。

于是，他完全不去理会那支被他赶出亚特兰大的，由胡德率领的南军，而立即开始了他那著名的“向海岸进军”运动。他穿越佐治亚州，沿途获取地方资财的补给，破坏境内铁路。1864年11月15日，薛尔曼率领部队从亚特兰大出发，12月10日即到达了萨凡纳的郊区。随后，他夺占了这个港口，并打通了自己与北方的海上交通线。南军的一位将军，同时也是历史学家的亚历山大曾经指出：“毫无疑问，这次进军的胜利，对于整个南方各州在精神上产生的影响比任何最大胜利所能造成的影响都要大得多。”尔后，薛尔曼调头往北，穿过了南、北卡罗来纳州，前进到了李将军的后方，从而使南军丢掉了他们的最后一批重要港口。

薛尔曼的作战方法是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的。他在穿越佐治亚州进行远距离行军时，不仅脱离了自己的交通线，而且把部队辎重减少到了最小的限度，以至使他的整个军队变成了一支巨型的“飞行纵队”。他的这支轻装部队总共是六万人，下面编有四个军，每个军都可以单独地进行独立的作战活动。当纵队开进时，其搜刮粮食的分队就在前头和侧翼活动，无形中起了掩护的作用。

此外，在这次进军过程中，薛尔曼还运用了一种新的战略性动作。在攻占亚特兰大的战斗中，他看到，因为只有一个单纯的目标，所以常常容易受到阻碍，而敌人在阻碍他前进的时候，其作法是很简单的，并无多大的变化。后来，为了避免这个弱点，他便制定了一个机智的计划，尽量使敌人经常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曾经对自己的行动计划做过这样的说明：要使敌人对自己所取的路线狐疑不定。起先，敌人猜不透他究竟是以梅肯(奥古斯塔西南70公里)，还是以奥古斯塔为目标；而后，当梅肯已经抛在他的后头时，又使敌人猜不到他是以奥古斯塔，还是以萨凡纳为攻击目标。而他自己却有选择的自由。如果形成了有利条件，他可以随时把自己的力量调向另外一个目标。然而他并没有遇到过调换目标的必要性，原因是他不断地采取欺诈行为，敌人始终摸不清楚他的真正意图。

以穿越佐治亚州的进军为例。薛尔曼证明，军队即使把随身携带的储备品精减到极其微少的程度，还是可以完成自己的任务。他还证明，这种储备品的数量，还有可能减少一些。在他开始向北进军，即开始穿越南、北卡罗来纳州以前，他曾试图把他的军队变成一个只有高度机动性的“战争机器”，一旦接到命令，只要补充最少量的储备品，顷刻之间即应开始行动。尽管已是冬天，甚至军官也都只好露宿，两个人共用一块帆布，用以张在竹竿或树枝上面来遮蔽过夜；因为所有的帐篷和野营设备都统统留在后方了。

尔后，薛尔曼继续采取一条欺敌路线，同时具有两个可以互相交换的目标。当他率领部队向北开进时，敌人无法决定，究竟防守奥古斯塔好呢，还是防守查尔斯顿好。因此，南军终于把兵力分散，同时防守着两个据点。后来，薛尔曼在这两者之间穿过，一举攻占了南卡罗来纳州的首府哥伦比亚，夺得了这个李将军赖以获得各种补给品的重要中心。此后，南军又拿不准他的下一个目标在那里，是攻取夏洛特(哥伦比亚以北140公里)呢，还是进攻费耶特维尔(夏洛特以东180公里)。最后，当他从费耶特维尔出发时，敌人又不知道他所要进攻的是罗利(戈尔兹博罗西北八十公里)，还是戈尔兹博罗。而这一次，连薛尔曼本人也决定不下，到底应以戈尔兹博罗，还是以维尔明顿来作为他的最后目标。

薛尔曼率领着他的军队完成了将近七百公里的长距离行军，克服了大量的地物障碍(如河川、崖岸和沼泽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当时，敌军数量很大，完全可以对他进行有效的抵抗。但是为什么又抵挡不住呢？有人认为，这是薛尔曼的机动对敌人产生了极巨大的震撼作用，致使他们不知所措。薛尔曼不仅巧妙地变换着他的进攻方向，而且也使自己的战略具有灵活性，因而取得了军事行动的胜利。他在宽大的正面上进军时，总是采取四个、五个、甚至六个纵队的队形开进，而且每个纵队都派出不少的粮食搜集队进行掩护。一旦某个纵队遭遇到了敌人，而其余的纵队仍然继续开进。从其活动方式来看，这些纵队就是1940年德国装甲坦克兵横扫法国的先例。敌军当时被薛尔曼的纵队吓得胆颤心惊，惊慌失措，以致当他们还没有真正受到实际压力之前，即已开始后退。由于薛尔曼神出鬼没的机动，南军在精神上的压力达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甚至当他们占领某一防御阵地时，即已考虑到如何撤退的问题。有时甚至只要先声夺人地呼号一声：“我们是薛尔曼的突击部队！你们还是赶快逃命吧！”——于是，南军便会开始逃跑。如果说，在战斗中信心等于自己力量的一半，足以促成胜利，那么，打掉敌人的信心，就不只等于打掉敌人力量的一半，而是超过一半了，因为这样可能不再经过战斗即获得胜利。薛尔曼也和拿破仑在奥国作战时的情况一样，可以夸口说：“我仅仅用行军的方法就把敌人打垮了。”

3月22日，薛尔曼到达了戈尔兹博罗，在那里获得了夏菲尔德部队的增援和各种补给。于是，他着手准备进行战争的最后阶段，对李将军的部队实施最后的突击。当时，李将军也正考虑着如何把里士满掌握到自己手里。一直等到4月初，格兰特才又恢复行动，继续进攻。这次进攻立即获得了惊人的成就，首先是里士满城的投降，紧接着一个星期以后，李将军的军队也全部投了降。从表面看来，这次胜利似乎是格兰特直接路线战略的光辉体现，他的战略目的正是要直接摧毁敌人的军队，但是严肃探讨起来，就应该看到时间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南军之所以突然停止抵抗，是因为他们在粮食补给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影响了他们的士气，而且从家乡传来了许多的坏消息。还在薛尔曼抵达戈尔兹博罗以前，格兰特就曾通告他：“李将军的军队已经士气低落，逃亡现象严重。”

对于人类来说，最珍贵的莫过于国家和家庭。大多数人对于家庭的感情和热爱又更加强烈，因为家庭具有更多的个人性。对于士兵来说，只要家庭安然无恙，他们是愿意冒死保卫国家的，他们相信这种牺牲也是间接地保卫了自己的家庭。可是，士兵们一旦知道自己的家庭遭到危险，那么，他们的爱国心、纪律性和同胞感情，也就会随之丧失维系力量。所以，薛尔曼实施后方攻击的最大效果就在于此。他不仅攻击了敌人的军队，而且干扰了他们的大后方，那里正居住着士兵们的家属。这样，他的进攻就在敌人士兵中引起了家庭感情和爱国观念之间的冲突，从而瓦解了南军的抵抗意志。

在美国内战的最后阶段，薛尔曼采取间接路线，即使用向敌人后方实行突击的方法，破坏了敌人的经济潜力和精神潜力。这种间接路线与战争初期在西部战场上的行动比较，具有更大的决定性作用。只要认真详细地研究一下这场战争，谁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30年前，英国的艾德蒙斯将军，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作家，曾经对此作过公正的评价。他在其《美国国内战争史》一书中作了如下的结论：“由于南军的名将李和杰克逊，都具有伟人的军事天才，北弗吉尼亚的军队，也具有很高超的战斗力量，而敌对双方的首都，又相距如此之近，所以，人们把自己的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东部战场上了。然而，实施决定性打击的地点却是西部战场。1863年6月，北军占领维克斯堡和赫德森港，这才是战争的真正转机。以后，薛尔曼统率着西部大军进行敌后作战，导致了南军的失败。”

为什么人们竟会那样过分重视东部战场呢？一部分原因是胜利的光辉把多数军事史学家的头脑给弄昏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黑德逊所写的《杰克逊传》一书所起的作用。该书有点言过其实，其传奇的意味掩盖了历史的真实。从研究军事理论的观点来看，这本书的实际价值是不大的。其中充满了黑德逊本人的战争观念，而对于杰克逊军事活动的材料则缺乏分析。可是，这本书在英国战史学家中间是有一定影响的，引起了他们对美国内战的兴趣，使他们也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到弗吉尼亚战役方面，而完全忽视了西部战场。实际上，决定性的战斗行动是在那里发生的。一个近代的史学家要想对后代作出巨大贡献，那么，他就要认真分析，指出美国内战研究方面的错误对1914年以前英国军事思想，和1914年至1918年英国战略所产生的影响。

毛奇的战役

历史学家一旦把眼光从美因内战转移到随后发生在欧洲的几次战争上，那么，他最深刻的印象，很可能是这些战争特点的明显差异。

第一点，在1866年和1870年的欧洲战争中，交战双方至少在名义上都是对战争作了准备的；

第二点，双方在战争中使用的军队，都是职业性的；

第三点，双方高级指挥官所犯的错误，都要比美国内战双方的任何一方更多；

第四点，德国人在两次战争中所采取的战略，既缺乏军事艺术，也缺乏军事计谋；

第五点，尽管双方都犯了错误，但是两次战争都很快决定了胜负。

毛奇的战略完全是以直接路线为基础的。他几乎不使用军事计谋，全凭着集中优势兵力的办法来把敌人压垮。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作出结论，说1866年的战争和1870年的战争是超出规律的“例外”现象呢？诚然，这两次战争有其不平常的一面，但是，却未必能够因此就认为这是超出规律的“例外现象”。战争的规律，人们是可以通过大量战争的研究来认识的。有人所以提出了这种问题，是因为在这两次战争中，战败国竟是如此的兵力薄弱而又指挥无能，以致它的失败早在战争开始时期就已决定了。这种情况，在以往的战争中却是没有过的。

1866年，奥军的弱点主要是武器装备落后。普军使用的后装枪，就其战斗性能来看，要比奥军使用的前装枪优越得多。尽管后代的经院式军争学派对此认识不足，但是这种后装枪的优越性在战场上早巳获得了充分的证明。1870年，法军的弱点则是两个方面：一是数量较少，居于劣势；二是也和1866年奥军的情况一样，训练差。

这些理由足以说明，奥军在1866年为什么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法军在1870年为什么遭到了令人震惊的毁灭。不过，在后来进行战争准备的时候，任何一个战略家都不会认为，他的敌人将象1866年的奥军和1870年的法军那样软弱无能，都不会鲁莽到这种程度，不会以此来作为制定计划的根据。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德军在这两次战争中的战略，在执行过程中并不象计划所规定的那样具有更多直接性，而是反映出了比较大的灵活性。

1866年，毛奇为了赢得时间，曾利用他所控制的所有铁路来调运军队，因而使其正面超过了400公里。他的意图是要采取迅速集中以实施进攻的方法，就是要翻越边境地区的山岳地带，尽快把军队集中在波希米亚北部的中心地区。可是，由于普鲁士国王不希望承受侵略者的名义，妨碍了毛奇计划的执行，使他丧失了时间。因此，毛奇不得不转而采取直接路线，而这却是原来计划中所没有预计的。这样一来，毛奇就不可能前进到预期的集中地区，而奥军却得以实行集中，并先于毛奇发起了进攻。此外，普王太子认为，在当时形势下，西里西亚已受到了威胁，因而力迫毛奇同意，把他那个军团开向东南，以便掩护西里西亚省。于是，毛奇不得不使这支军队更远地脱离了其余的部队，但因此却抢占了一个有利的位置，可以同时威胁到奥军的翼侧和后方。一些腐儒学究曾经为此大肆责难毛奇，认为他不该把兵力分得这样稀散。事实上，连毛奇本人也未曾料到，这一着正好为他未来的胜利撤下了种子。

毛奇所作的这个兵力部署，曾使奥军指挥部大为不安。这样一来，尽管普军一再地犯了错误，但他们还是首先穿过了山地，而后在科尼格内兹一带获得了丰盛的谷物。虽然在那里又犯了新的错误，使其行动更不合理，但是却又保证普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奥军总司令实际上在会战开始之前就被打败了，他在发给皇帝的电报中，曾坚决要求奥皇立刻向普国求和。

应当指出，毛奇把自己的兵力分散在这样极宽大的正面上，竟使得自己的行动比奥军有着更大的自由。当时，奥军已经集中，其正面只有65公里。从表面上看，它有一个优点，就是拥有“内线”作战的便利。还有重要的一点值得一提，毛奇的意图，固然是要在与敌人遭遇之前把兵力集中起来，但他的目的并不是要立即开始直接的进攻。他的最初计划，曾经包括两个行动方案。如果发现奥军的预想阵地将在易北河边的约瑟夫斯塔德地区，而且并不稳定，那么，王太子所率领的那个军团，就应该向东机动，从翼侧突击奥军，与此同时，其余两个军团则从正面进攻，共同钉住奥军。如果没有实施这种进攻的可能性，那么，所有三个军团都应向西运动，在帕拉都比兹地区(科林以东42公里)渡过易北河，而后再调头向东，威胁敌人通往南方的交通线。而实际上，奥军竟渡过了易北河并在左岸进行集中，其距离比毛奇所预期的还要近些。所以，普国王太子的部队没有花费多大力气便进到了奥军的翼侧。结果，奥军终于被全部包围。

1870年，毛奇原来的意图，是想在萨尔河地区进行一次决定性的会战。他因此准备把全部三个军团都集中到那里。但是他的计划未能实现，其原因不是由于法军的行动，而是因为他们的瘫痪。而且，法军的开始瘫痪，只是因为一个消息引起的。当时，普方的第3军团在左翼活动。它越过国界深入东方，在魏森堡附近击毁了一个法军支队。尔后，第3军团继续进攻，当法军的其他部队还没能赶到之前，普军又在富尔特地区(曼海姆以南50公里)合围和歼灭了法军的右翼军。结果，这些偶然发生的零星战斗，却产生了巨大的间接作用，其意义比任何一个周密计划的大型会战还更重要。因为这样一来，这个第3军团就没有按照原定计划调动，没有去同主力会师，而是在一个距离敌人基本集团很远的地方独自进行活动。由于这个原因，它便没有参加在提翁维尔和格雷罗特进行的那两场组织不好的会战。按照法军当时所处的位置来看，这个军团即使靠得近一点，也未必能够积极参加战斗，也不会有什么作用。正是由于没有参加这两次会战，它在尔后的决定性阶段才反而得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出于受了格雷罗特会战结果的刺激，法军主力开始向侧翼退却，进入了梅斯城。当时，普军第1和第2两个军团都已经打得精疲力竭，因而法军很容易溜脱。可是，由于害怕普军第3军团截住退路，法军总司令巴曾决定在梅斯城进行固守。这样一来，普军得以恢复力量，重新组织协同动作。与此相反，法军则丧失了野战机会，无所作为地坐守孤城。最后，麦克马洪终于想到要去救援梅斯城，但其动机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压力，而是受了敌人的引诱，因而他这次作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无是处。

于是，普军第3军团获得了一个毫无阻碍地挺进巴黎的机会。这是人们未曾料到的。而对于麦克马洪的军队来说，这完全是一种突然出现的间接路线的威胁。第3军团在前进过程中，急剧地改变了行动方向，由向西改而向北，绕过了麦克马洪军队的侧翼，前进到了他的后方。这个机动使得法军终于被围，并被迫在色当宣布投降。

在这次战争的决定性阶段，作战行动的间接性，实际上要比表面显出来的还更多些。可是，在1870年以后，正是由于许多纯属表面现象的分析，对历来军事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对于历史上的下一个大规模战争，即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其作用是很明显的。

日俄战争

日本的战略，完全以其德国师傅为榜样，基本上是一种直接路线战略。在日俄战争中，俄军在作战方面所依赖的，只是一条单一的西伯利亚铁路。这对日军来说，当然要造成一些极为有利的条件。可是，日军对于这种有利的条件，在整个战争中却从来没有加以利用。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一支军队会象俄军那样，要利用这样长和这样窄的一个“通气管”来进行呼吸，而且因为这支军队的数量如此庞大，所以更使他们感到呼吸困难。然而，日本战略家们所考虑的，就只是对俄军实施直接的进攻，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日军集团当时的集中程度，与1870年毛奇部队的集中程度比较，实有过之。诚然，在进行辽阳会战之前，日军确曾企图进行某种机动，而在与俄军接触以后，又曾多次企图从翼侧迂回敌人。这些迂回机动的线路，从地图上看似乎还比较深远，可是就其兵力大小的比例来说，实际上是非常狭窄的。同时，日本人不象毛奇那样，手中有一个“自由”行动的军团，也没有一个象梅斯城那样的陷阱，在他们的敌人当中，更没有一个象麦克马洪那样自钻陷阱的人。日本人曾经幻想着重复色当式的胜利，决心夺取旅顺，但却是自己去钻陷阱。出此，他们进行了一连串长期流血的战斗，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后来，又在奉天(即今沈阳)进行一次毫无成效的会战，日军拼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因而曾打算同俄国人签订和约。幸好俄国人对于这次战争也谈不到任何兴趣，而且俄国用以参战的兵力，也只不过它的全部兵力的十分之一。于是，俄国也愿意媾和。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天外飞来的好运气。

以上对于历史所作的观察和分析，都是以事实作为根据。也就是说，我们所观察和分析的，是曾经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以及它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假定双方如何怎样去做。间接路线的理论，正是通过这种分析得出来的，因此，必须以具体的事例作根据。而这些事例正好证明，采取直接的路线，照例来看，都不能获得决定性的结果。当然，在某种具体场合下采取间接路线，必然会产生各种困难，但不要因而影响到这个理论。因为无论赞同与否，都可以找到一套辩论的理由，不过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无论哪一位将领，都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行动，都可能采取某种另外的路线而获得某种较好的结果，但是，那已不属于我们研究的范围。而从理论上来说，从基本的论题来说，这对于间接路线理论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不过，站在研究一般军事学的立场上，则可以指出，这种或那种的假定和设想，常常是颇有兴趣的，也是很有价值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撇开当前所研究的问题，即间接路线战略问题，而指出另一个有意思的情况。例如，旅顺和曼图亚就可能有类似的地位和作用。应该注意到，日本人是在一个复杂的战区内进行作战的，因为朝鲜和满洲 [译者注：指中国东北地区] 的交通都不发达。在这种战区内，虽然某些条件比较差，但如果另一些条件比较好，那仍有可能获得胜利。假使说，日军当时所面临的条件要比拿破仑的法军还更困难，那么，他们也自有其优点，例如工具比较好些。这样对比研究，可以针对日本的战略指出两个问题：第一，在战争的初期，日本人如能效法拿破仑，象他以曼图亚作诱饵那样消耗敌人，把旅顺当作一个陷阱，看来是不无利益的；第二，在战争末期，日军似乎至少应使用一部分兵力，以来切断俄军在哈尔滨和沈阳之间那条防卫薄弱的交通线。

谢选骏指出：美国内战时35个州，北方23个州，南方11个州——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而是一场以强凌弱、以大吃小的“帝国主义战争”——号称屠夫魔鬼野蛮人的薛尔曼将军，就这样为二十世纪的平民大屠杀，树立了一个恶劣的样板。至于日俄战争，李德哈特则轻描淡写，因为他不愿意痛快承认，好歹被看作白种人的俄罗斯，终于被一个黄种人的日本击败了。

【第十章 二十五个世纪以来的结论】

以上所简要评述的，一共有30次战争。其中：对古代欧洲历史的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是12次战争；对1914年以前的欧洲历史有过决定性意义的，是18次大战。关于反对拿破仑的斗争，只是当作一个战争来看待，因为这些斗争是此起彼伏的，无法把它们分开。这30次大的冲突，包括着280多次个别战役和会战。其中，只有6次战役是预期采取直接路线战略来对付敌军主力而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这6次战役是：伊苏斯战役，高加米拉战役，弗里德兰战役，瓦格拉姆战役，萨多瓦战役和色当战役。在这6次战役的头两次当中，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因为采取了间接路线的大战略，已经严重地削弱了波斯帝国，大大动摇了其附庸国家对于帝国实力的信心，因而早已为他的直接进攻作好了准备。此外，亚历山大之所以能在每次会战中夺得胜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实际上掌握着一套比较完善的工具——总是采取战术性的间接路线。

在其次的两个战役当中，拿破仑每次开始作战的时候，本来都是企图采取间接路线的，但是很快就改取了直接进攻的方法。这是因为什么呢？一方面，他缺乏忍耐性；另一方面，他对其军队的优势力量具有信心。拿破仑的这种优势的基础，就是大量集中使用炮兵，用以对付敌人的要害地点。他在弗里德兰和瓦格拉姆战役中所以能够取胜，主要原因是使用了这种新的战术方式。然而，这两次胜利都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而且就其对于拿破仑本身命运的最终影响来说，即令能够产生一时的战术性优势，但终究还是不采用这类直接路线的方式为好。

至于说到1866年和1870年的两次战役，我们已在上一章中看到，尽管这两次战役被人们认为是直接路线的代表，可是事实上，偶然的行动却具有意想不到的间接性效用，而且，两次战役又因为普军在战术方面的优势而增大了胜利。普军的战术优势，在1866年是因为采用后装枪而获得的，在1870年是因为使用较完善的炮兵而取得的。

通过上述6次战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战役中采取直接路线的方法，实在是缺乏理论上的根据。然而，在整个历史的漫长岁月中，直接路线似乎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而预期的间接路线，却完全是例外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统帅只有在极端艰困的条件下才来采取间接路线，而且并不认为这是他们的基本路线。可是，这种间接路线又总是使他们在采取直接路线遭到失败之后而获得胜利。此时，他们多半是已经居于劣势，因而只好采取间接路线了。对于这种在不利条件下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是很值得予以重视的。

通过前面几章的简要论述，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大多数的战役中，间接路线对于胜利的取得实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有以下这些战役。属于上古时代的是：公元前405年，赖桑德尔在爱琴海上进行的战役；公元前362年，埃帕米农达所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进行的战役；公元前338年，菲力浦在贝奥提亚进行的战役；公元前302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赫塔斯佩斯河进行的战役；同一年内，卡桑德尔和奈西马丘在近东地区进行的战役；汉尼拔在埃图里亚境内特朗西梅诺湖地区进行的战役；西庇阿在非洲的乌蒂卡和撒玛进行的战役；凯撒在西班牙的伊勒尔达(现为莱里达)进行的战役。属于近代史时期的是：克伦威尔进行的普雷斯顿战役、邓巴战役和伍斯特战役；杜伦尼在1674年至1675年进行的阿尔萨斯战役；尤金亲王在1701年进行的意大利战役；马尔波罗于1708年在弗郎德勒进行的战役；维拉尔斯在1712年进行的弗郎德勒战役；1794年，沃尔夫进行的魁北克战役，约尔丹进行的摩泽尔河-马斯河战役；1796年，卡尔大公进行的莱茵河-多瑙河战役；拿破仑在1796年、1797年和1800年进行的三次意大利战役；拿破仑在1805年进行的乌尔姆战役和奥斯特里茨战役；格兰特进行的维克斯堡战役和薛尔曼进行的亚特兰大战役。此外，也还简单地评述了其他许多战役，其中的间接路线及其所产生的效果，比较起来不如上述战役那样显著。

从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量战役中，我们看到，采取直接路线获胜的例证是如此的少，采取间接路线获胜的例证又是这样的多，因此，很自然地要得出一个结论：间接路线和直接路线比较起来，前者实在是最合理和最有效的战略形式。

我们通过历史例证的分析，是否可以作出更为肯定的结论呢？当然，是可以的。历史上所有知名的统帅，大概只有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可以除外，当他们看到敌人占着有利的自然地形时，或者处在坚固的筑垒阵地上时，未必会作出直接强攻敌人的决定。有时，他们迫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进行直接强攻的冒险，但通常总是以失败而告终。此外，历史证明，一位真正有名的统帅，总是宁愿采取最困难，甚至是最冒险的间接路线，而不愿意采取直接的路线。在必要的时候，他还宁愿只用一部分兵力，去翻越山地，穿过沙漠或沼泽，甚至于脱离开自己的交通线。他宁肯面对各种不利的条件，而不愿接受直接路线通常所蕴育着的失败的危险。

天然的障碍，不管它们如何险峻，其危险性事实上总要少些，因为它们总是比较具体的，还比不上一次真正战斗的危险。任何的自然条件都可以估计，任何的障碍物都可以超越过去，只有人的抵抗并不那么容易对付。只要制定出周密而合理的计划，对部队进行相应的训练，作好适当的准备，那么，任何的天然障碍都是可以克服的。举例来说。1800年，拿破仑尽管“按照计划”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可是，一个小小的巴尔德要塞，却居然严重地阻碍了他的大军继续前进，竟使他的整个计划面临着破产的威胁。

现在我们再从另一个侧面加以观察，那么就可看到，在历史上所有取得决定性战果的战役和会战中，几乎所有的胜利者，都是早在冲突发生之前，先使他的敌人在心理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关于这一点的例证，可以列举在以下城塞和地区所进行的战役或会战：马拉松，萨拉米，埃戈斯波塔美，曼提涅亚，喀罗尼亚，高加米拉(由于大战略的作用)，赫塔斯佩斯河，伊普苏斯，特朗西梅诺湖，坎讷，梅塔弗尔河，撒玛，提卡梅尔，塔吉纳，黑斯廷斯，普雷斯顿，邓巴，伍斯特，布伦海姆，奥登拉尔德，德南，魁北克，弗勒柳斯，利佛里，奥斯特里茨，耶拿，维克斯堡，科尼格内兹和色当。

如果把战略和战术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我们还可看到，上述所引的大部分战役或会战的例证，可以分别归并到两种类型中的一种。第一种类型，其特点是采取从容不迫的防御战略，先作有计划的撤退，而后转入战术上的进攻。第二种类型，其特点是实行战略性的进攻，以便使自己处于控制敌人的有利态势，而后在威胁敌人后方的情况下转入战术上的防御。这两种战略战术相结合的方式，都是一种间接路线，它在心理方面的根据可以用下面这句话来表达：“引诱敌人落入陷阱。”

事实上，这也和克劳塞维茨所曾设想的观念一样，认为防御是一种较强而且比较经济的战略形式。不过这里所说的，在意义上还要深广一些。因为这里所说的第二种类型，从表面上和军队调动的特点上来看，是带有进攻的性质，但其潜在的目的却是迫使敌人提前转入进攻。间接路线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要迫使敌人采取错误的行动，进行不正确的调动，这正和“柔道”的原理一样，要设法让对方用自己的力量来打击他自己。

在攻势战略中，间接路线的表现形式，通常都是把部队开去进攻敌人的经济性目标，也就是说，用去进攻对方国家的或军队的补给源泉基地。然而，有的时候，这种行动也可能纯粹是追求心理上的目的。贝利撒留所进行的某些战役就是例证。不管在什么时机，也不管采取什么形式，这种军事行动都不应该有损一个目的，那就是瓦解敌军的士气和破坏敌军的作战部署。这一点，正是判断任何间接路线的唯一标准。

根据我们的研究，还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当然，对于这一点，可能不是完全没有争论，但我们认为这是颇有兴味的。这个结论是：在一次战争中，对方如果是几个国家或几支军队，那么，最好的办法是首先集中兵力打击对方最弱的一个伙伴，而不要首先企图去歼灭对方最强大的那个敌人，不要以为最强大的那个敌人失败以后其余较弱的伙伴会随之而自行崩溃。

在古代史中，有两次最出色的战争，即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和西庇阿消灭迦太基的战争，其胜利就是采取摧毁敌人实力基础的办法来取得的。由于采取了这种间接路线的大战略，马其顿王国和罗马帝国才得以兴建起来。它们的最大继承者——不列颠帝国，也是采取这种战略建立起来的。拿破仑·波拿巴的崛起和他的国家实力的获得，同样是以这种战略作为基础。再往后说，美利坚合众国的宏伟大厦，也是建筑在同样的地基之上。

要想掌握运用间接路线的艺术，了解它的真正意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对整个战史进行不断的研究和分析。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条简单的原理：一条是消极的，另一条是积极的。第一条，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战例表明，任何一位统帅，对于已经据有坚强阵地的敌人，决不可以进行直接的正面攻击。第二条，必须首先压倒敌人的抵抗意志，而后才能对他实施进攻。

对于这个基本的真理，列宁是颇有认识的。他曾经说过，在战争中最合理的战略，就是要一直等到敌人在精神上已经涣散之后再开始作战，这样予以致命的一击，才能比较轻松地获得胜利和达到最大的效果。这当然不一定总是可能的。不过，如能对他这个思想略加修正，似乎是将会更有实用价值。这就是：“在任何战役中，最合理的战略，就是一定要等到敌人在精神上已经发生动摇之后才开始进行会战；而最合理的战术，就是一定要等到敌人在精神上发生动摇之后才开始发起攻击；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有利条件，以便实行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

谢选骏指出：说了半天，所谓“间接路线战略”，不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吗？这其实只算战术，不算战略。如果硬要算作战略，那最好的战略岂不成了“背信弃义、突然袭击”吗？就像日本人在九一八、卢沟桥、珍珠港干的那样。这样的间接路线战略，最后也遭到了苏联的模仿，苏联在1945年悍然撕毁日苏中立条约，“背信弃义、突然袭击”，趁乱夺取了满洲和北朝鲜。

【第十一章 一九一四年的西战场——双方的计划及其执行情况】

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战场上的军事行动，应以双方战前的计划为起点。法德两国之间的边界是很狭窄的，一共只有大约240公里的长度。因此，对于交战双方来说，由于实行征兵制而大大增加了军队的数量，以致在边界地区实在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这条国界的东南端，直接与瑞士毗连着，其中，除了贝耳福附近有一小段平坦地带外，都是沿着孚日山脉划界，长度大约是110公里。此后，国界继续往西北方向伸延。法国在其边界附近修筑了许多要塞，构成一条连锦不断的防御锁链。这条锁链的基本环节，是厄比纳尔、土尔和凡尔登等城堡。过了凡尔登以后，往北延伸，便是法国与卢森堡的国界；再往西，则是与比利时交界。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遭受惨败以后，在其整个恢复时期，都是把防御作为战争初期(战争第一阶段)战略计划的基础，即首先扼守边境地区的各个要塞，而后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他们沿着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边境地区，建造了一个巨型的要塞体系。当然，其中也故意留下了一些缺口，例如，在贝耳福和土尔之间的恰尔米斯地区就留有通路，其目的是诱使敌军从这些通路入侵，以便把入侵者卡在狭窄的通路上，从而最有信心和最有效果地进行反击。

法国的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路线意义，或者说，它是尽可能这样做的。因为这段边界线的距离有限，而且要考虑到不侵犯中立国的领土，所以就作出了如此的计划。

可是，到了1914年以前的这10年期间，忽然出现了一个以“预言家”格南德麦松上校为首的新学派。他们认为，法国的计划违背了法兰西的传统精神，完全缺乏攻势的观念。这些坚持“无论如何都要进攻”的人，推出霞飞作为他们的代表人物。于是，霞飞在1912年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正是总参谋长这个职位使得新学派的理论有了付诸实行的机会。他们夺得这个职位以后，随即控制了法国的整个军事机构，马上废弃原来的旧计划，而另行制定一个新计划，即所称的“第17号”计划。这个计划是以直接的正面进攻为基础的，主张集中所有的兵力，一直攻入德国的心脏地区。然而，计划的制定者在预期实行正面进攻的时候，只是简单地把敌我双方兵力相等来作为依据的，他们没有想到敌人将会依赖自己边界地区内的筑垒工事，同时也没有考虑，由于自己向前进攻，必将失去本国边界要塞的掩护。这个计划中唯一不违背历史经验和普通常识的部分，就是决定只对梅斯要塞进行监视，而不作直接攻击，预期从该要塞的南北两面绕过去，而后向洛林境内进攻。如果德国人侵犯中立国的领土，则法军左翼可将攻击矛头延伸到卢森堡和比利时的境内。说起来似乎颇近离奇：法国的计划是以德国人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作为基础的，而德国的计划则以拿破仑的战略作根据，当然也可以说是以汉尼拔的战略作根据。

法国的这个作战计划，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英国人的赞同呢？这不仅要考虑到实际的需要，而且要估计到另外一个情况，即英国的军事组织和战争观点，从战前10年以来即已开始“欧陆化”了。这种大陆派的影响，使得英国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法国的计划，充当了担任法军左翼附属兵力的角色，从而完全忘记了英国的历史教训，即利用海上实力来发挥他们传统的机动力量。直到战争开始之初，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准备出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的弗仑奇爵士，才对“原定计划”的正确性提出了怀疑意见；在二者必择其一的方案中，他建议把英军派往安特卫普，认为在那里可以加强比利时军队的抵抗力，如果德军经过比利时去进攻法国本土，那么，英军还可以对德军的翼侧造成威胁。可是，英军总参谋部的作战部部长威尔逊少将，却极力主张直接配合法军的行动，而且实际上也把总参谋部说服了。从1905年到1914年，英法两国的总参谋部，曾经不断进行非正式的协商，这样就使英国人自动放弃了几百年来传统的战争政策。

这样一个“既成的事实”，不仅使得法军的战略思想有所改变，而且也使英国方面的其他建议遭到否决。当时，海格主张等到时局已经明朗而且军队扩大到必要数量以后再行进军，吉琴纳主张把英国的远征军集中在国境附近而不要急剧冒进，但是都没有被人重视。

法国人最后确定的这个计划，对于德国人来说，恰好也是他们所祈求的，因为这样就使他们的原始计划，即由史里芬伯爵在1905年所制定的那个作战计划，具有了间接路线的特点。他们早已觉察到，法国边界地区的那些筑垒工事，确是难以逾越的铜墙铁壁，因此，很自然地，应该力求绕过这些筑垒工事，这样，就需要选择假道比利时的迂回路线。史里芬正好制定了这样一个行动方案，决心要在尽可能宽大的正面上实施进攻。令人奇怪的是，甚至当德军已经进入了比利时之后，法军总司令部还在那里猜度，认为德国人的进攻将局限于马斯河以东那个狭窄的地段。

根据史里芬的计划，德军的大部分兵力都要集中在右翼方面。这个右翼应该急速地穿越比利时国境，前进到法国的北部，而后沿着一条巨大的弧线继续挺进，逐渐地向左折转，接着往东开进，达到迂回巴黎的目的。这时，位于右翼右端的部队，应该在鲁昂地区强渡塞纳河，以便从南面去包围巴黎，并且压迫法军，使他们向摩泽尔河方向撤退。尔后，继续把法军压挤到洛林的要塞地区和瑞土的边界之上，并在那里把他们消灭。

然而，史里芬这个计划的间接性，即其高明之处，实际上并不在于地理上的迂回，而在于兵力的分配。兵力分配是这个计划的基础。战争一开始，德国方面要把基干军和预备军集中加以使用，进行集中突击，因而保证达到进攻的突然性。在他们当时拥有的72个师中，被编入突击集团的有53个师，配置在中央地段用以对付凡尔登之敌的，是10个师，而组成全军左翼并沿着法国边境加以配置的，只有9个师。由此可以看出，德国人的意图，是要尽量把左翼的兵力减到最弱的程度，以便使右翼的兵力达到最大的强度。这样，即使法军进攻洛林，甚至把德军的左翼压退到莱茵河上，但它并不能阻扰德军穿越比利时的进攻。而且，法军的东进愈是深远，则要阻扰德军的进攻就愈是困难。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情景：好象是一个旋转式的大门，如果重重地向前推着这一扇门板，那么另一扇门板将会紧紧地从背后转过来；这时，向前推门用的力量愈大，则随后而来的冲击力量也愈大。

史里芬经过比利时实施进攻的计划，在战略上所具有的间接性，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在那样一个狭窄的空间里要集中那样多的兵力，实在有伸展不开的困难。但是从心理上来说，因为他对于兵力的分配别具匠心，所以使其进攻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间接性。而法国人制定的那个计划，又从反面增加了史里芬计划的完美性。史里芬的灵魂如果有知，那么，当他看到法国人并不需要引诱而自动投入他所设置的陷阱，那一定会欣然大笑。不过，也许不要好久的时间，他的笑容就会收敛起来，转而变成怒容满面，因为他的继承人小毛奇对于他那个计划，实在是过于小心谨慎了。无论在战前的准备中，还是在战时的实施中，小毛奇一再修改了这个计划，致使其面目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1905年到1914年期间，因为部队的数量不断增加，小毛奇便一再地加强了德军左翼的兵力，使得其左右两翼之间的兵力比例有了颇大的改变。他不断加强左翼兵力的结果，就是逐渐损害史里芬的原来计划，使其基础有步骤地遭到削弱，而到后来终于完全被破坏了。

1914年8月，当法军开始向德军左翼发起进攻时，小毛奇突然冲动起来，竟想接受敌人的挑战，要在洛林地区寻找一个获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因而推迟执行以右翼去突破敌人防线的计划。后来，他虽然慢慢镇定下来，改变了主意，但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却已经把新编成的6个预备师投到洛林地区去了，而这些力量，按原计划是要用去加强右翼方面的。这些生力军到达以后，反而使洛林地区的德军指挥官们感到不满，因为他们曾经接到命令，正在被迫地实施退却。这样一来，巴伐利亚的鲁普里赫特亲王就完全忘记了他原来受领的任务，不但不继续向后撤退，以来引诱法军深入，反而让自己的军队停驻下来，并准备接受会战。他发现法军的进攻发展迟缓以后，即与友邻协商，共同转入了进攻。这样，德方两个军团，总共有了25个师，而当面的法军却只有19个师。可是，只有这样一点优势，而又缺乏有利的战略性阵地，要想进行决定性的反突击，却又是兵力不够的。这次反击的结果，当然只能是把法军赶了回去，使他们重新隐蔽到自己边境的要塞地区之内。这样，又使法军得以振作起来，增加了自己的抵抗力量，而且还得以把部分兵力抽调到西边，参加了后来的马恩河会战。

德军在洛林地区的战斗行动，对于史里芬计划的破坏作用，要比他们逐渐削弱右翼的力量还更严重。不过，表面上看来并不那么明显，因为德军的最后崩溃毕竟发生在右翼方面。但如果右翼的兵力不是一再被削减，那么也有可能不致于发生这种崩溃现象。

除了往洛林地区调去6个师之外，右翼方面又分出了7个师去分别围攻或保卫安特卫普、吉维持和莫伯日等城市；而后，小毛奇还抽调了4个师去增援东普鲁士战线。由于友邻军团的要求，当然也经过了毛奇的批准，位于右翼顶端的克鲁克军，在时机尚未成熟之前，又提早向东折转了。这样，终于使敌人有机可乘，巴黎的卫戍部队得以向德军的翼侧实施进攻。当时，在右翼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侧翼，德军竟只有13个师，而法英两国的联军，却有27个师。这个事实表明，史里芬计划中的“决定性翼侧”，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直接地或间接地削弱了。德军右翼的兵力由于一再被抽调，所以才会在数量上居于劣势，而法军则由于德军在左翼方面进行了违背计划的作战，所以在数量上反而居于优势。

如果德方当时听任法军在左翼向洛林境内深入突进，使之陷入泥淖，那么法军不可能把在德军左翼的兵力迅速调到右翼方面来。当然，即使不从这个方向调走部队，德军在右翼方面能否获得优势的兵力，也还是颇成问题。当时的情况是，比利时部队把马斯河上的桥梁都给炸毁了，一直等到8月24日，德军装运预备队的火车，才得以越过该河到达列日。此后，也不得不绕行漫长的迂回道路。出于有这样一个障碍，德军无法按照原定的计划来加强自己右翼的兵力。而且，其右翼三个军团的全部补给，也都完全依赖这条唯一的，几乎有一半线路遭到破坏的铁路。法英两国军队在撤退时进行的破坏，也大大妨碍了德军的正常补给。当德军进到马恩河上的时候，由于过度疲劳的行军和粮食的匮乏，部队已经濒临着精疲力竭的边缘。如果不是毛奇减弱了右翼的兵力，任其数量更多，那么，随着部队的深远突进，其境况还将更坏。美国内战时的教训，一向未被人们重视，以致重复犯了类似错误。当时，由于铁路的发展，以及军队对于这种交通线具有极大的依赖性，结果使部队的数量越来越大，超过了长距离作战所能够维持的限度以外，因而部队很容易遭到失败。

我们在评价马恩河会战时，尽管须要跨越一条横在战略和战术之间的不够明显的界线，但是却可看到，这次会战正是整个战争的转折点。它对于“路线”的问题，曾提供不少启示，是值得加以仔细探讨的。为了真正明了这些见解，必须首先阐述一下事件的进程。

起初，霞飞部队的右翼在洛林地区的进攻被击退了；接着，他的中央部队在阿登地区又被打败；最后，法军伸展出来的左翼，在比利时境内的马斯河与松布尔河之间，也差一点被德军合围。这样一来，法国的“第17号计划”，实际上就分裂成了几块碎片，而霞飞又利用这些碎片编织出了一个新计划。他决定，以凡尔登作中枢，使左翼和中央的部队向后撤退，而从已经稳住阵势的右翼抽调部分兵力，组成新的第6军团，用来加强左翼方面。

德军方面，由于各军团司令过分夸大了边境地区战斗的胜利，使得最高统帅部获得一个假象，似乎这次胜利已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是，俘虏数目的微小引起了毛奇的怀疑，使他对形势作出了比较冷静的判断。结果，毛奇的悲观主义情结与各军团司令的乐观主义精神相结合，就使原来的计划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播下了失败的种子。

8月26日，英军的左翼由于在李-卡陶地区受到重创，开始向南退却。于是，克鲁克指挥的德军第1军团，重又向西南方向前进。他选取这个方向的原因，一方面是对英军的退却路线没能判断准确，另一方面，也是符合克鲁克当初所受领的任务，即实施大纵深的迂回机动。当克鲁克前出到亚眠-佩龙尼地区时，正好法军新成立的第6军团的先遣部队也刚刚从洛林地区赶到，正在那里下火车，克鲁克立即进攻，迫使那些先遣部队迅速后退，这样就打破了霞飞企图尽快转入进攻的计划。

不过，正当克鲁克刚巧完成这次机动的时候，他又被迫重新转向东南方向去了。霞飞为了减轻英军所受的压力；命令其友邻的兰里查克军团停止撤退，并向跟踪追击的德军第2军团(标洛军团)进行反击。标洛发现自己受到威胁，立即请求克鲁克进行支援。可是，兰里查克的进攻，在8月29日即已中止，因而标洛也就不再需要援兵，但他仍然要求克鲁克率其军团向法军后方开进，以便切断兰里查克的退却道路。克鲁克在未表示同意之前，先向毛奇作了请示。毛奇接到请示报告时，正在大伤脑筋，其原因是害怕法军会从自己的钳子中溜掉，特别是在德军的第2和第3军团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缺口。因此，毛奇欣然批准了克鲁克改变前进方向的请示报告。这就是说，他居然放弃了从西面远道迂回巴黎的原定计划。这样，实施迂回机动的那支德军的侧翼，就必须从东面绕过巴黎，而且需要穿越法军的防御地区。为了安全起见，毛奇不仅缩小了正面的宽度，而且使自己的路线具有了更多的直接性，因而也就丧失了史里芬计划所包含的那些希望，而那些希望原是蕴藏在深远迂回的机动之中的。毛奇本来是想减少一些冒险性，结果适得其反，后来的反突击，竟使德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招致了严重后果。

9月4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完全放弃原来的计划。于是，毛奇重新制定一个计划。该计划的目的，只限于合围法军中央和右翼的部队。据此，德军位于中央的部队，即第4和第5军团，应该往东南方向实施突击；与此同时，其左翼的部队，即第6和第7军团，则应向西南方向出击，且战且进，突破土尔和厄比纳尔之间的筑垒地区。这样形成一把“钳子”，使其在凡尔登以西地区夹拢起来。至于右翼方面的部队，即第1和第2军团，仍然朝西进攻，其任务是阻挡法军从巴黎城郊发起的任何反机动。

可是，在德国人的新计划还没有付诸实行以前，法军即已开始实行反机动了。

霞飞当时并未能及早把握这个对他有利的机会，曾经命令部队继续后撤。而在这个时候，巴黎驻军司令官加里伊尼却正确地分析了形势。他看到了克鲁克军团折转回去的意义，因而于9月3日命令毛罗里的第6军团立即作好准备，以便向德军暴露的右翼实施反突击。第二天，在霞飞的司令部里，进行了整整一天的激烈辩论。一方是霞飞的军事秘书甘梅林少校，他认为必须立即进行反攻，另一方是贝尔西罗将军，他在总参谋部里很有威信，坚决反对立即反攻。一直待到当天黄昏，贝尔西罗在电话里同霞飞进行了长谈以后，霞飞表示了同意，问题才获得解决。一旦坚信决定的正确性，霞飞在采取行动方面，总是坚毅果敢的。于是，法军整个左翼部队受命展开，准备于9月6日全面转入进攻。

9月5日，毛罗里首先发起了进攻。他不断向德军非常敏感的侧翼增加压力，迫使克鲁克一再往那里调兵，开始只是把自己军团的一部分兵力投进去，尔后竟把全部用上了。结果，使得德军的第1和第2军团之间，出现了一个宽达50公里的缺口，只有一个骑兵掩护队在那里担负掩护任务。克鲁克所以敢于进行这种冒险，是因为当面的英军向与该缺口相背离的方向迅速撤退了。甚至在9月5日，当其他部队部已回转头来的时候，英军还继续向南走了一天。可是，英军这个暂时“脱离”敌人的行动，对于法英联军的胜利，却具有意想不到的间接性贡献，成了尔后取胜时一个并非预期的保证。这是因为，当英军在尔后调转头来实行进攻时，标洛即获得情报，认为英军部队正是向德军两个军团之间所形成的缺口开进，因而他在9月5日下达命令，使其第2军团往后撤退。由于这个原因，德军第1军团对毛罗里所取得的暂时性优势，马上就被抵消了，并且因为自己的行动而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于是，也在同一天开始后撤。

到了9月11日，根据毛奇的命令，德军各部队实行全面撤退。其中，有的还是在没有奉命之前就独自行动的。他们想在凡尔登地区对法军进行局部包围的企图未能实现，因为第6和第7军团从南面迂回法军要塞的计划没有成功，他们在法国东部的国界上，未能克服法军的防御工事。看来很难理解的是，德军统帅部竟会如此盲目行事，居然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对法国防御工事进行组织并不完善的正面强攻之上。而且很明显，早在开战以前，他们即已认识到，这样的强攻是不会有希望的，因而德军统帅部才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即不惜侵犯中立国家而经由比利时去进攻法国。可是到了实际作战的时候，德军统帅部却反而相信并临时采取了正面强攻的方式，这实在是天大的怪事。

可见，马恩河会战的结局，也正是德军出现混乱现象的结果。毛罗里指向德军右翼的突击，引起了德军部队的混乱，使其防御中的薄弱地段出现了裂口，而由于裂口的出现，德军统帅部在心理上受到了震撼。还可看到，克鲁克的迂回机动，以及他在占领李-卡陶以后继续实施的进攻，对于破坏霞飞的第二步计划，即预期迅速转入进攻的计划，以及促使法英联军有组织的后撤，是曾经很有价值的，起了重大作用。可是，他随后指向法国中心地区的进攻，即直接对着敌军的进攻，却招致了失败，使德军的计划遭到了破产。而且应该指出，毛奇在战略上的路线，后来更加趋于直接化了。德军的左翼部队竟向法军阵地发起正面强攻，其结果，不仅花费了高昂的代价，而且在战略上毫无收获。

把霞飞的退却当作一种间接路线，未免有点言过其实。在马恩河会战中的机会，完全是人家送给他的，是偶然性的，他甚至预先连想都没有想过。加里伊尼的突击，在时机上正好凑巧，刚好是在德军第1和第2两个军团占领新阵地之前，因而未能掩护德军主要集团的侧翼。可是，就是他的这次突击，也是过于直接化的，并不足以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如果他当时听了霞飞的第一个指示，在马恩河以南实施突击，那么，其突击就会更加直接化。应当指出，从最后结果来看，迫使德军实施后撤的突击行动，是一种间接路线，但是这个行动的采用，却完全是偶然性的。英国远征军脱离开敌人，一时“失踪”，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可幸的是，他们以后迟迟地再度出现，恰好又直指着德军右翼那个正在裂开而且已被削弱的接合部位。法国的批评家们，大多谴责英军的迟缓误事，殊不知正是由于英国人的迟缓才获得了相反的结果。如果英国远征军回头进攻的时机提早，那么可想而知，德军接合部上的兵力就不会如此薄弱。毛罗里的进攻未能获得决定性的结果，因为早在德军从接合部上抽出两个军来的时候，他的攻势已经受挫而停止了。这样就使德军的两个军处于行军状态，未能对会战的结局产生任何影响。

然而，在探讨德军实行退却的原因时，我们还要指出一个不为人们注意的情况。当时，德军最高统帅部获得一个情报，说英军正在比利时海岸实行登陆，所以他们很敏感，害怕自己的后方和交通线受到威胁。因此，还在马恩河会战开始以前，他们就有了后撤的打算。9月3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亨奇中校奉命到达第1军团司令部，亲手递交了最新命令，并通知说；“消息很不好。第6和第7军团已在南锡和厄比纳尔地区受阻，第4和第5军团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法国正在利用铁路调遣军队，从右翼方面抽调兵力开往巴黎。英国的生力军也继续不断地在比利时海岸登陆。还有传闻说俄国的远征部队也在比利时上陆了。因此，撤退将是无可避免的。”德军统帅部究竟害怕到什么程度呢？当英军有3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在奥斯坦德登陆以后，仅在48小时之内，在德国将军们的眼里，就变成为一个拥有4万人的“军”了。为什么会有俄国远征部队的谣传呢？其来源是英国铁路上的一位列车员，从幻想中制造出来的一个故事。看来，英国白宫真应该为这位“不知名的列车员”铸造一个铜像。史学家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量兵力在奥斯坦德登陆的谣传，加上俄国军队到达的神话，就是马恩会战中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

如果作个比较，那么即可看出，这个幻想中的兵力所产生的精神作用，似乎比德军驻在比利时境内的兵力的作用还要大。所以，自从9月9日以后，德军因为害怕英国军队会从安特卫普进行出击，以致使自己的行动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由此看来，英国方面当初若是采用弗仑奇爵士的战略，则其结果一定更加好些。如果那样，英国远征军在这次决斗中就不会有什么消极影响，而是只有积极作用。

法尔根汉接替毛奇的职务以后，即充分认识到，比利时海岸的英军登陆兵，对于德军后方具有潜在的威胁。他曾为此耽心，因而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夺取安特卫普。由于这个决定，又产生了一个具有间接路线意义的机动。可惜的是，在实行这个机动的时候，完全不如理想，因为德军的行动又愈来愈变成直接路线的行动了。虽然如此，这个机动还是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使联军方面遭到失败，几乎到了覆灭的边缘。

9月17日，霞飞获悉毛罗里迂回德军翼侧的企图未能奏效，于是决定编组一个新军团，由卡斯特尔劳指挥，用来从翼侧迂回德军。可是在此以前，联军对德军的正面追击，已在安讷河上被阻止住了。此时，德军已经填补了部队之间的缺口，恢复了态势，而且德军统帅部区猜出了法军进攻的方向，准备着迎头粉碎这个规模有限的机动。

在以后的一个月当中，双方都曾企图攻占对方的西边侧翼，彼此轮流进攻，但是都未达到目的。关于战争的这一阶段，用一句广泛使用但是并不准确的话来说，就是“向海边赛跑”。对于这种毫无结果的尝试，法尔根汉早在霞飞之前很久就感到厌倦了，于是，他在10月14日设想了一个战略性的陷阱，预期法英联军在下一次迂回他的翼侧时会来自投罗网。他把前不久新编成的一个军团摆在翼侧，用来粉碎联军迂回德军翼侧的企图，同时，却把另外一个军团，即由攻陷安特卫普以后所腾出的部队和新组建的4个军所编成的那个军团，用于西边方向，令其迅速地向比利时海岸边上开进，其任务是突击联军被围集团的侧翼，而后前出到其后方。为此，他甚至暂时地控制着正要追击比军的部分兵力，不去追赶从安特卫普撤退出来的比利时部队，避免过早地使联军指挥部获得消息，以免敌人事先有所察觉。

对于联军来说，可幸的是比利时国王阿尔培特为人谨慎，他看清了当时业已形成的局面，因而拒绝了福煦的建议，没有去参加侧翼机动，没有把自己的军队调离海岸地区。因此，比军固守了阵地，抗击了德军的猛攻，最后，还放水淹没了沿海的低地，使德军无法从北而突进。这样，迫使法尔根汉不得不采取较为直接的路线来进攻联军的翼侧。而在这时，英国将军海格正好率领一个军从安讷河地区赶到，因而这个侧翼已经伸展到了伊珀尔。

提早到达的英军曾被摆在右翼和中央，他们的进攻被阻住了。尽管如此，约翰·弗仑奇还是命令由海格指挥的左翼兵力去实现霞飞关于进行迂回机动的梦想。事情很侥幸，德军也曾提前开始进攻，正好又与联军的行动巧遇，因而进攻又是毫无结果。当时，弗仑奇受着福煦的影响，在一两天之内都坚决相信英军的进攻在继续发展，可是实际上，海格部队进行着艰苦的战斗，也只能是保住着自己的阵地。法英两军的指挥官都对战场形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下述事实可以部分地证明这一点：伊珀尔会战，也和因克曼会战一样，实质上只是“士兵们各自为战”，因为会战实在组织得不好，几乎没有什么指挥。至于法尔根汉，则由于前出到海岸的企图被打破，以致在整整1个月的时间内，决心一再地迎面攻击敌人，想以直接的攻击去夺取胜利。尽管防御方面的兵力并不充足，但是和往常的惯例一样，顽强的防御还是胜过了正面的进攻。因此，双方的军队都被迫在整个战线上挖掘战壕。这条战壕线从瑞士边境一直延伸到了西边海岸。最后，整个战线终于稳定下来了，使战争形成了僵局。

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的西战场

在以后4年中，联军的军事纪录充满着如何打破战争僵局的各种企图；有时采取直接突破防线的方法，有时则在敌人防御中寻找最薄弱的环节。

在整个西战场上，平行的堑壕线无穷无尽。因此，战略变成了战术的“仆人”，而且，战术本身的发展也愈来愈退化。在1915年至1917年之间，战略方面实在没有什么可取的东西。就联军来说，他们一直坚持采取直接路线战略，因而不可能从战争的死胡同里找到出路。不管我们对于消耗战的优点如何评价，对于把这整个时间当作一个连续性会战的看法如何判断，总之，这种需要花费4年时间才能达到目的的方法，是不能崇为范例的，是不值得加以模仿的。

1915年在新夏佩勒的进攻，是联军第一次转入进攻的尝试，虽然所采取的路线是直接性的，但是计划中的战术突然性却终于达到了。从此以后，由于采取“预先报信的”，持续时间较长的炮火准备，以致随后的一切进攻企图，都变成了纯粹的正面突击。关于这类性质的攻击，可以列举下述一些战例：1915年5月，法军在阿腊斯地区的进攻；1915年9月，法英联军在香巴尼和阿腊斯以北地区的进攻；1916年7月到11月，在松姆河地区的进攻；1917年4月，在安讷河和阿腊斯地区的进攻；最后，在1917年7月到10月，英军在伊珀尔地区的进攻，而这次进攻，也象国王查理二世的进攻一样，逐渐地消失在帕申达尔沼泽地里了。1917年11月20日，在康布雷地区发动的一次进攻，由于集中使用了大量坦克，并使之突然地进入了战斗，而没有预先进行持续的炮火准备，因而又获得了战术上的突然性。不过，从战略观点来看，这次进攻的目的是有限的，尽管开始得很好，但结局并不理想，因此很难算是一种间接路线。

德军方面一直严格采取防御战略，只是1916年在凡尔登地区的一次进攻可以算作例外。这一次所采取的行动，实质上也是直接路线。不过，由于它是连续多次地对着目标实行有限规模的突击，是一种迫使敌人不断流血的方法。这也许有一点间接路线的意味。然而，采取这种方法时，本身的消耗也很大，结果使德军自己也破产了。

1917年春天，鲁登道夫很好地设想并执行了一个计划。他把德军的部分兵力后撤到了“兴登堡防线”。这虽然仍是一种纯粹的防御行动，但却比较地接近于间接路线方法。预见到法英联军将会在松姆河地区恢复进攻，德军沿着经由朗斯-努瓦荣-里姆(兰斯)的一条大弧线，构筑了新的堑壕，并在该线建造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后来，德军按照自己的计划，把这条弧线以内的整个地区作了彻底的破坏，随后又分步撤退，撤到一条缩短了的新防御线上。这样忍痛丢弃土地，可以算是一种精神上的勇敢，所以德军虽然被迫撤退，但却破坏了法英联军春季攻势的整个计划。因此，德国方面又获得了整整一年的喘息时间，并且避开了最严重的危险，使法英联军的任何联合攻势都无法奏效。而在这个时候，俄军已经完全崩溃了。这就使得鲁登道夫有了一个机会，他可以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争取1918年的胜利。

谢选骏指出：一战双方都是血债累累的殖民主义罪犯，他们互相厮杀，认为可以独占鳌头，但是却打开了“西方没落”的潘多拉盒子——如果说到“间接路线战略”，如此看来，一次大战岂不就是“促成西方没落的间接路线战略”？这是由谁发起的？根据“受益最大的嫌疑最大”的破案原则，难道是由受益最大的美国发起了一战吗？

【第十二章 东北欧战场】

东线的作战计划与西线的比较起来，显得灵活一些，但也拟订得粗糙一些。在编制这些计划的时候，地理条件是容易搞清楚的，但有一个因素却很难加以判明，这就是俄国人集中兵力的能力。

俄属波兰的领土，象是从俄国本土伸出来的一个“大舌头”，它的三面都被德奥两国的领土包围着：北面是东普鲁士，再外面就是波罗的海；南面是奥地利的加里西亚，其后面是喀尔巴阡山，掩护着通向匈牙利平原的一切通路；西面则为德国的西里西亚省。

在德国边境的各省中，到处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网，而波兰也和俄国本土一样，交通道路体系很不发达，因此，德国人拥有一个重大的优点，能够迅速集中自己的兵力来迎击俄军的进攻。不过，德军如果自己首先发起进攻，那么，他们向波兰和俄国境内深入得愈远，则这种优势也就会逐渐地消失。所以，根据历史的经验即可看出，德国方面最有利的战略，就是要把俄军引诱出来，使其脱离原来位置，逐渐靠近德国，待他们进到对德军有利的地位以后，即发起反突击把他们压倒。这就是布匿战争式的战略，要比自己首先发动进攻有利得多。然而，采取这种战略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让俄军能有足够的时间来逐步集中兵力，能够充分地发动他们那架既笨重而又生了锈的战争机器。

可是，在这上问题上面，德奥两军统帅部有着意见分歧。虽然双方都表示同意，认为当前的任务是要在6个星期之内阻住俄军的前进，以便德军首先击败法国，而后，德军调头东向，与奥军会合，共同对付俄军，给俄军以决定性的打击。但是所谓意见分歧，也只不过是行动方法问题而已。德国方面坚持，首先要在法国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因而只想在东方保留最少量的兵力。但是一些政治上的原因妨碍了德军统帅部从东普鲁士撤军，迫使他们改在维斯瓦河地区进行扼守。而奥国人则受了他们总参谋长康拉德的影响，希望立即发动一次进攻，以便使俄国的战争机器抛锚。因为这个想法可能对德国有利，能使德军在法国进行决战时不至受到俄军的干扰，所以毛奇也就同意了奥国人的建议。康拉德提出的计划是，首先用两个军团的兵力从东北方向攻入波兰，再以两个军团的兵力部署在它们的东面，以便从右翼掩护这两个军团的进攻。

在敌人营垒当中，情况也是一样。同盟者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战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无论从军事原因，还是从政治原因来说，俄军统帅部都是希望首先集中全力来对付奥国。因为在此时期，奥地利正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很容易被击倒。如果只留下一个德国，就可以等候全国完成总动员以后再来从容应付。可是，法国人的看法却与此完全不同。他们希望首先减轻德军对于他们本身的压力，因而力主俄军同时攻击奥国和德国。结果，俄国人只好同意，除对奥国实施进攻外，同时也对德国发动了一路进攻。但是，他们对于这个额外的进攻，在兵力和组织方面，都是事先没有准备的。在西南正面上，俄军有4个军团，分编成两个集团，各辖两个军团，预计采取向心方式，同时进攻加里西亚境内的奥军。在西北正面上，俄军有两个军团，预计用来进攻东普鲁士境内的德军。大家知道，俄国人是秉性迟缓的，而且组织工作粗糙，所以，他们似乎必然会采取一种谨慎的战略。可是，这一次却打破了他们固有的传统，匆匆忙忙地在两条战线上都采取了直接进攻的路线。

战争爆发以后，俄军总司令尼古拉大公，曾经挥动俄军迅速侵入东普鲁士，以便减轻德军对于自己法国同盟者的压力。8月17日，由雷恩凯夫指挥的一个军团越过了东普鲁士的东边国界。接着，在8月19日和20日，他们同普里特维茨率领的德军第8军团发生了遭遇战，并在贡比仑地区击退了对方的主力。8月21日，普里特维茨得悉，萨姆索洛夫的军团也从南边突入了东普鲁士，前出到了他的后方。当时，在东普鲁士的南方边界上，德军有三个师进行防守，而进攻的俄军却有十个师之多。普里特维茨在惊恐之中下令撤退，准备退到维斯瓦河后边来。因此，毛奇随即免去了他的职务，而委派已经退休的兴登堡将军去代替他，并以鲁登道夫为其参谋长。

德军第8集团军的参谋军官霍夫曼上校，曾经制定了一个计划。鲁登道夫即以该计划为基础，只是对其进行了部分修订。他集中了将近6个师的兵力来对付萨姆索洛夫的左翼。这支兵力从数量上来说要比俄军稍少一些，本来很难于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鲁登道夫已经查明，雷恩凯夫还在贡比仑附近，所以决定作一次冒险，除留下少数骑兵作掩护外，把其余的德军全部抽调出来，投到萨姆索洛夫的右翼上面。由于俄军两位军团司令官之间缺乏通信联络，而德国人对于俄军的无线电命令，也比较容易地截获和破译，因而使德军在执行这个果敢的机动时获得了很大的便利。他们采取向心的方向，同时实施两个突击，结果便摧毁了俄军的两翼，合围了其中央部位的兵力，实际上消灭了萨姆索洛夫的整个军团。如果说，这一次取胜的有利条件并不是鲁登道夫自己创造的，而是由当时的形势所产生的，那么，时间短暂的泰仑堡战役，可以算是一个沿“内线”作战的间接路线的范例。

鲁登道夫获得从西线调来的两个军以后，随即用来进攻正在缓缓前进的雷恩凯夫，把他赶出了东普鲁士。雷恩凯夫之所以消极怠惰，开始是因为在贡比仑遭受了巨大损失，后来则是缺乏有关敌军的准确情报。结果，俄军在这些会战中损失了约25万人的兵力，而且更严重的是，丢掉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不过，由于俄军入侵到东普鲁士，迫使德国人从西线抽走了两个军，这至少是帮助法军在马恩河畔获得了苏复的机会。

泰仑堡战役(在科尼希斯贝格以南140公里)的影响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加里西亚战线的形势日趋复杂，开始对德奥军队不利。奥国第1和第4军团在波兰的进攻，最初是获得了相当进展的，可是，掩护奥军基本集团右翼的第2和第3军团，由于兵力比较薄弱，在俄军第3和第8军团的强力打击下，从8月26日到30日，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并被迫退到了利沃夫的背后。这样，就使得奥军第l和第4军团最初取得的胜利终于失掉了，因为俄军左翼部队的进攻，恰好从后方对正在发展进攻的奥军左翼构成了威胁。奥将康拉德想调转他左翼兵力的一部分来攻击俄军的翼侧，但是突击没有成功。后来，由于俄军右翼兵力的继续进攻，奥军产生了惊恐，开始溃败。到了9月11日，康拉德不得不下令实施总退却，而到9月底，差不多退到了克拉科夫。

由于奥军方面局势严重，德军不得不加以援助。于是，在东普鲁士境内的大部分德军，被改编成为新的第9军团，奉命开到波兰的西南角上，并从那里协同奥军一起进攻华沙。可是，俄国这时已经完成了动员工作，俄军重新改编以后，立即开始了一连串的反攻。他们不仅击退了德奥联军的猛攻，而且自己转入了进攻，随后又集中大量的兵力攻入了西里西亚。

尼古拉大公用7个军团组成了一个巨型的“方阵”。其中，前面3个军团组成为突击集团，其左右两翼各由两个军团进行掩护。此外，还有一个第10军团，也已经侵入了东普鲁士的东边一角，并在那里同一支弱势的德军进行战斗。为了应付这个危险局面，德军把整个东线的指挥权交给了兴登堡、鲁登道夫和霍夫曼3个人。他们以德国边界内的平行铁路网为基础，拟定了一个新的反攻计划。德军第9军团在优势俄军的压迫之下，逐步向后撤退，有系统地破坏了波兰境内那些本来就不发达的交通线。第9军团退到西里西亚边界时，立即开始向北转，进入到波兹南-托伦地区，而后，在11月11日，又往东南前进，到达了维斯瓦河西岸，直接指向了俄军掩护右翼的两个军团的接合部。后来，楔入敌方的这支德军，就把俄军的两个军团给劈开了，迫使俄军的第1军团向华沙撤退，而其第2军团也差一点在罗兹地区被包围。当时，俄军突击集团编成内的第5军团如不调转头来予以救援，那么，德军可能又获得一次“泰仑堡式”的胜利。俄军第5军团回师救援的结果，使一支采取包围行动的德军反而落入了俄军设置的陷阱。但是，他们终于突出了包围圈，与主力会合在一起了。诚然，德军在这一次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术胜利，而他们所实行的机动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它足以说明即使是一支数量不大的兵力，只要能发挥机动性，对敌人的要害点进行突然袭击，那么，仍可能使兵力大大超过自己的优势敌人在进攻中发生瘫痪现象。这次事件以后，俄国人的“碾路机”开始操纵不灵了，不曾再对德国造成大的威胁。

此后1个星期，德军又有4个军的生力军从西线调来。当时，西线方面的伊珀尔战役已经失败。虽然这支兵力来得太迟，数量也不足以使德军获得一次决定性胜利，可是鲁登道夫仍然利用这些兵力把俄军压迫到华沙前面的布祖腊河-马拉弗卡河一线去了。俄军退到那里以后，东线战场也和西线战场一样，形成了双方掘壕相对的僵持局面。不过，东方的防线却没有西方那样固定，而且，俄军已经把他们的弹药储备量消耗得差不多了，以致他们落后的工业再也不能提供足够的补充。

1915年东战场上的历史故事，就是鲁登道夫和法尔根汉两人之间在见解上的激烈争执。鲁登道夫认为，只有采用一种至少从地理条件说来算得上间接路线的战略，才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法尔根汉认为，只要限制所使用的兵力，就可以采用直接路线的战略来减少自己的伤亡，同时摧毁俄军的攻击力量。法尔根汉的职位较高，所以他的意见也终于获胜，不过其战略却没有获得什么成果。

鲁登道夫曾经看到，当俄军向西里西亚和克拉科夫发动秋季进攻时，他们的主力即深深地伸进了波兰突出部那个位置了。在西南角上，俄军曾经突破了罗网，甚至一度踏进了奥国的领土。于是，鲁登道夫正好利用了这个时机，在罗兹发动了一次反击，致使俄军主力竟暂时陷于瘫痪。不过，俄军的兵力很快得到了恢复；而德军那付被冲破了的网，也很快修补好了，并且还获得了增援。从1月到4月，俄军主力曾顽强地，但却是毫无成效地向喀尔巴阡山挺进，进行了许多次战斗，结果却是使大量俄军更紧地困伏在罗网当中。

鲁登道夫曾希望利用当时形成的态势，进行一次深远的迂回机动，沿着波罗的海海岸绕过俄军的北翼，前出到他们的后方，切断那几条直接通向波兰突出部的交通线。但是他的计划被法尔根汉否定了。法尔根汉认为，这个计划太鲁莽，而且没有那么大量的预备兵力来让它付诸实行。然而，法尔根汉本人制定的一个计划，却消耗了数量更多的兵力。他本想在西战场上发动一次突破堑壕防御体系的强攻，但是不大如愿地暂时放下了那个计划，因为他不得不从预备队中抽出部分兵力来加强奥地利这个同盟者。而在此同时，他却把大量兵力投到了东线，但是这次行动的目的却很有限，只是期望暂时地打败俄军，以便于尔后能够毫无顾忌地在西战场上恢复进攻。

东战场上的作战计划，是由康拉德提出来的，获得了法尔根汉的批准。这个计划规定，德军应在喀尔巴阡山与维斯瓦河之间，具体说来，就是要在杜纳耶次河地区，突破俄军的阵地。5月2日，德军开始发动进攻。这是一次很成功的突然袭击，很快地取得了胜利。俄军全线溃败了，到5月14日时，已沿着喀尔巴阡山后撤了130公里，退到桑河一线。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例证，说明真正的间接路线与一般所谓“突然性”之间的差别。德军的这一次进攻，就时间、空间和兵力来说，都达到了突然性的目的。可是，俄军只是向后撤退，好象滚雪球一样。尽管他们损失惨重，但愈是往后退，也就愈加靠近了自己的预备队、补给基地和铁路线。这样，德国人反而把这个雪球越压越紧，使俄军得以补偿损失，并由碎片变成了整块。德军的这种直接路线行动，虽然压力很大，使俄军极度紧张，面临着很大的危险，但是却并不能使他们遭到毁灭。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法尔根汉才开始认识到，他已经深深地陷入在加里西亚境内了。他的这次进攻，竟找不到一个可以停驻下来使自己站稳脚跟的地区。他本来是想把东线的态势稳定一下，赶紧把兵力调回西线，可是结果恰好相反，不得不从法国往东线抽调补充兵力。紧接着，他又作出了一个几乎是采取直接路线的决定。他改变了自己的进攻方向，把原来向东改为向东北进攻，同时还命令鲁登道夫配合行动，令其向东南方向实施突击。鲁登道夫当时正在东普鲁士，已经等得很不耐烦，并对这个计划表示了反对意见。鲁登道夫证明，这个向心方向的进攻实质上是一个正面的攻击，两翼的德军都只能迫使俄国人后退，不可能获得其他结果。这一次，鲁登道夫仍然提出了他那个向维尔诺实施机动的计划，可是又被法尔根汉拒绝了。

进攻的结局证明，鲁登道夫的意见是正确的。法尔根汉的这把“钳子”一夹拢，只不过再把俄军稍稍压退了一点，其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到了9月底，俄军退守的防区，北起波罗的海沿岸的里加，南到罗马尼亚边界的柴尔罗维茨，形成为一条漫长的直线。从此，俄国人虽然再也不能直接威胁德国，但仍然使德国人经常感到紧张，牵制了他们大量的兵力，同时更使奥国受到强烈的影响。

法尔根汉最后停止这次大规模作战时，虽然时间已晚而且仍然不很愿意，但还是勉强同意了鲁登道夫的计划，让他只带自己那支后备力量有限的部队，去试行向维尔诺进行迂回机动。于是，鲁登道夫率领一支数量不大的兵力，独立自主地采取了进攻行动。他首先切断了维尔诺(现为维尔纽斯)和德文斯克之间的铁路，随后继续向前，差不多快要到达明斯克铁路线上了。这是俄军的一条主要交通线。尽管俄军击退了这次突击，但却动用了自己的全部预备兵力。这些结果表明，鲁登道夫的这个机动具有很大的潜在能力。如果早一点实行这个机动，而且使用的兵力更大一些，那么，当俄军的主力仍然困在波兰的时候，德国人的收获肯定会要大得多。

中欧两个强国(德奥)终于停止了在东线的攻势，而在西线仍然顽强地进行着防御，但是随后它们又利用秋季时间在塞尔维亚境内进行了一个战役。站在整个战争的立场上来看，这是一次采用间接路线的战役，虽然其目的是有限的，但对塞尔维亚本身却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次战役的进程说明，在地理条件和政治条件都比较有利的情况下，采取远程的间接路线的方法是有效的。当时，制定计划的基础是，保加利亚已经站到中欧两个强国方面而且直接参战了。当保加利亚军队开始从西面侵入塞尔维亚时，塞军尚能阻挡德奥联军的直接进攻，因为塞军可以凭借山地之险进行顽强的抵抗。可是，在保军左翼穿越塞尔维亚南部而前出到了塞军后方，并切断了塞军同来自萨洛尼卡的英法援军之间的交通以后，塞军的抵抗就发生动摇了。结果，塞尔维亚很快宣布投降。塞军残部开始全面溃退，在深冬时候，穿过阿尔巴尼亚，到达了亚得里亚海岸。这个集中全力以迅速击毁敌人较弱伙伴的办法，使奥国解除了后顾之忧，消除了来自南面的威胁，同时也使德国在中欧获得了一条自由的交通线，得以控制住整个中欧的局势。

1916年和1917年，在俄军的战线上，没有什么战役值得加以评论。当时发生的那些战役，从德奥方面来说，实际上都是采取守势的，而从俄军方面来说，则几乎都只是采取直接的进攻。俄军的战役证明，那种单单凭借数量优势和直接进攻的战略，不仅没有成果，而且适得其反，更使自己的士气受到打击。1917年，俄国发生了革命，从而使得俄国的军事力量发生了总崩溃。但是在实际上，这时俄军的武器装备，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好些。然而，大量而又毫无价值的伤亡与消耗，已经使全欧洲最富有忍耐性和最具备自我牺牲精神的军队，也开始丧失斗志了。1917年的春季攻势以后，西线的法军当中也发生了多次叛乱事件，其中大多数事件的暴发，都是因为疲惫的士兵不愿继续流血而引起的，是在命令他们返回堑壕之时发生的。

1916年6月，布鲁西洛夫从卢次克发动的那次进攻，是俄军中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间接路线的唯一一次战役。这次战役所以能具有间接路线的特点，也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当时的进攻并没有什么深远意图，其本来目的只不过是要搞一个声东击西的佯动，后来因为意大利方面的要求，才决定提前发起进攻。由于事先没有适当的准备，也没有集中兵力，因而这次几乎是偶然发起的攻击竟产生了很大的突然性，使得奥军那个消极懈怠的防线惨遭破坏，仅在3天之内，被俘人员即达20万。

产生这样良好的战略效果的突然袭击，是比较少有的。由于布鲁西洛夫突破了奥军防御，迫使奥军停止了对意大利的进攻；法尔根汉不得不又一次从西线往东线调兵，因而只好放弃在凡尔登地区的消耗战。同时，罗马尼亚也宣布了参战，公开站到联军方面来反对中欧两个大国。正是由于这次战役，法尔根汉被迫辞职。起而接替法尔根汉的，是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霍夫曼当时还留在东线。法尔根汉的下台，从形式上来说，是由于罗马尼亚的参战，但其真正原因，则是他在1915年采取的直接路线战略。这个在目标和方向上都规模有限的战略，结俄国人提供了一个收集兵力的机会，使他们得以在1916年打破了德国人的战略意图。

不过，布鲁西洛夫实施突然进攻所获得的大部分成果，很快就昙花一现地消失了。它迫使俄军统帅部把他们的全部力量都投到了这个方向，可是却已经太迟了。而且，依照战争的自然法则，进攻是在敌人逐渐加强抵抗的条件下继续发展的，这样就使俄军不断消耗着自己的预备力量，而结果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效。布鲁西洛夫的最后损失达到了100万人，但是这还可以设法补充，只有心理上的破产才使俄军统帅部真正无法支撑，最后终于不免全面崩溃。

由于俄国人顽固地投着这个方向集中自己的兵力，结果便使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获得一个机会，象1915年进攻塞尔维亚那样采取了一个新的间接路线行动。当时业已形成的条件，是使这个行动更加具有间接性的一部分原因。这个行动的目的是占领罗马尼亚。战争开始时，罗马尼亚拥有23个装备不够好的师，而当面的敌人只是7个师的兵力。罗马尼亚指望，布鲁西洛夫的进攻，英军在松姆河地区的进攻，以及联军在萨洛尼卡地区的行动，能够阻止德国人增调兵力，使其不能增加该地师的数目。可是，联军在那些地区的行动都是直接性的，因而不可能阻止德军抽调足够的兵力来击毁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的领土夹在特兰西瓦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间，是一块满布着天然障碍物的土地。其中，有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这类大型障碍，因此，它的地理位置在巴尔干是很适合于采用间接路线战略的。例如，位在黑海边上的多布罗加低地，是罗马尼亚的一块“后园子”，可以用作诱饵，遇到德国人这样有经验的对手，是不会不加以利用的。

罗马尼亚的愿望和决心是一直向西进攻，突入特兰西瓦尼亚。这样正好使它的敌人得以采取运用间接路线的反机动，而且比他们在战争开始时所预先设想的还要更加间接化。

1916年8月27日，罗马尼亚的军队开始进攻。他们把主力编成了3个纵队，每个纵队大体上4个师，向西北方向开进，越过喀尔巴阡山的山中隘路，前出到匈牙利平原。为了防守多瑙河，他们留下了3个师的兵力。用以守卫多布罗加地区的，也是3个师，但俄国已经答应在那里增派援兵。然而，罗军向特兰西瓦尼亚的进攻，曾经是过分迟缓和谨慎的。敌人只不过破坏了一些桥梁，他们就感到前进途中困难很多。对方在国境上担任掩护的，原只有5个战斗力不强的奥军师。对于罗军来说，在对方增援的5个德军师和2个奥军师赶到以前，这并不是什么严重威胁。为了执行法尔根汉卸任前批准的那个第二阶段的计划，德国将领麦克森已率领一支军队开始向着多布罗加低地进攻，其兵力是4个保加利亚师，但是配属了一部分德军的分队和奥军的舟桥纵列。

当罗军的纵队还在缓慢地向西开进，即朝着特兰西瓦尼亚开进时，麦克森已于9月5日开始向多瑙河上的图尔图卡亚桥头阵地发起强攻，并击溃了掩护着该阵地的3个罗马尼亚师。尔后，借着多瑙河保障自己翼侧的安全，他便向东开进，深入到多布罗加境内，远远地离开了布加勒斯特这个最可能遭受攻击的目标。这是一个在精神上具有很大价值的突击，其战略意义在于：它自然而然地吸引着罗军的预备队，使其无法支援正在特兰西瓦尼亚实施进攻的罗军，使其力量不能很好展开而且很快就使用殆尽。

进攻罗马尼亚的德军，原本是由法尔根汉统一指挥的。他首先决定要进行一次反攻，可是在行动时，也许是过于性急和过于直接化了。尽管他在集中兵力时颇具匠心，先后击败了罗军在南面和中央的两个纵队，同时也以最少量而又恰好适量的部队牵制了敌人其他各路的兵力，但是，罗军只不过被逐回来，被迫向山地撤退。德军并未能将其通向山地的退路切断。由于这次失机，德军的整个计划曾面临着威胁。罗军仍然控制着所有的山中隘路，并在凭险固守，打破了德军力图突破这些隘路的多次尝试。法尔根汉想进一步向前突进，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但在冬雪到来以前，他作了第二次进攻，终于达到了目的。随后，他使向西跃进，企图从“前门”打进罗马尼亚。这样一来，他的进攻就成了直接路线的行动，而且必须渡过几条大河。不过，他还算是幸运，当他前进到奥尔特河边上并为敌人所阻时，麦克森已经侵入罗马尼亚境内了。这就使他得以安全地度过难关。

麦克森把自己的基本兵力从多布罗加抽了回来，经过图尔图卡亚，进到了西斯托沃，并于11月23日在那里渡过了多瑙河。他放弃了自己在罗马尼亚后方占据的有利阵地，而改与法尔根汉的主力相配合，采取了向心的方向去进攻布加勒斯特。从战略上来看，这很难说是有利的。麦克森的进攻虽使法尔根汉得以渡过奥尔特河，但同时也使罗马尼亚人得以利用其中央位置来进行反击。他们对麦克森的翼侧发动了一次很惊险的反突击，麦克森几乎被包围。不过，这场危险终究是避免了。随后，法尔根汉和麦克森的两支军队联合起来采取行动，迫使罗马尼亚的军队向后撤退，放弃了布加勒斯特，并从那里退到了塞列特河到黑海沿岸一线地区。

德国人固然占领了罗马尼亚的大部分领土，并且连同其小麦和石油都在内。可是，他们既未能隔绝也未能毁灭罗马尼亚的军队。当德军的进攻已达末期的时候，罗军的精神和体力状况，由于进行了成功的抵抗，反而更加改善了。第二年夏天，德军企图把罗军赶到普鲁特河对岸去，以便占领罗马尼亚的全部领土。但罗马尼亚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德军的计划并没有能完成。直到1917年12月，当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同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以后，完全处于孤立无援地位的罗马尼亚才不得不同意这样作，并终于同德国媾和。

谢选骏指出：协约国利用罗马尼亚对于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野心，而诱使他们加入战争并且不屈不挠地坚持到底；因为特兰西瓦尼亚对于罗马尼亚实在太重要了——它可以让罗马尼亚领土倍增，而且获得了战略纵深！协约国和罗马尼亚如此不择手段地互相利用，就是他们的间接路线战略？所以罗马尼亚最后重新加入了战争，并在战后称心如意地拿到了赃物。

【第十三章 东南欧战场(地中海战场)】

意大利方向

巴尔干方向

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方向

意大利方向

1917年秋天，意大利变成了德军统帅部作战行动的舞台和目标。在这里，也是由于边界的形势，使得德军在地理和物理方面都有利于采取间接路线，而他们的敌人是没有这种便利的。同时，意大利人也从来没有想到可以使用心理上的间接路线。

意大利的威尼斯省，是一个边界省份，正好向着奥国领土中突进了一大块。它的北面是奥属的提罗尔和特兰提诺-阿尔托-阿迪杰省(现属意大利)，南面濒临亚得里亚海。海岸边上是一个面积不大的低缓平原。省界在伊松察河以东地区，紧接着便是以尤里阿尔卑斯山和卡尔尼阿尔卑斯山为界，绕着一个大型弧线，先向西北，后转西南，一直延伸到加尔达湖为止。由于北面是如此宽广的大山地，而且没有一个称得上重要的军事目标，所以意大利人认为，在这个方向不可能实施进攻。正因为在北面方向上进攻能力的发挥受到限制，意大利人不得不选择更东面一些的方向，并企图以直接进攻的方式攻入奥国。这样，奥国人便得以从提罗尔实施突然袭击，攻击意大利的后方，经常地给他们造成严重的威胁。但是，意大利在当时没有其他的出路，只好采取这样一条路线。

在连续两年半期间，意大利一直顽强地采取着这唯一的一条路线。它先后进行了11次伊松察战斗，结果都是徒劳无益的。意军毫无进展，几乎停留在自己的出发地区，伤亡总数达到了110万人，而奥军的损失总共不过65万。在此期间，奥军只发动过一次进攻。那是在1916年，为了击败意大利，奥军参谋长康拉德勉强地争到了法尔根汉的支持，曾从特兰托直指南方进行了一次突击。这是指向意军后方的一次进攻。当时，意军正在伊松察河地区进行着艰苦的战斗。但是法尔根汉并不相信这个计划，更不赞成康拉德的“决定性打击”观念，因为他关心的只是德军面临的危险，坚持着他那个凡尔登消耗战的理想。法尔根汉甚至拒绝了康拉德借兵9个师的最低要求。康拉德原想借用9个师去替换在东线作战的奥军部队。既然得不到德军的援助，康拉德便在一气之下作了决定，要单凭自己的力量来实行这个计划。他从东线抽出了一部分奥军精兵，结果便使那里的防务受到削弱。这样一来，一方面使布鲁西洛夫的俄军得以在尔后进攻时长驱直入，另一方面，康拉德还是凑不起足够数量的兵力来完成击败意军的计划。

虽然如此，奥军的进攻却差不多就要获得成功。尽管奥军统帅部并没有故意去选择一个不大引人注意的方向来实施进攻，但他们的进攻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出敌意外的效果，因为意军统帅部绝对不相信康拉德还会有兵力兵器用来组织大规模的进攻。这次进攻的规模是比较大的，但又没有达到足够强大的程度。在进攻开始的最初几天，发展的速度很高。虽然康拉德能够迅速地从伊松察河地区调来预备兵力，并且也来得及撤运辎重和重炮，但这毕竟是两军的竞赛，他当时只不过争得了一个获胜的均等机会。实施进攻的奥军，差不多突进到了平原地区，但是由于预备队不足，后来的进攻速度就不得不减慢下来。在此同时，布鲁西洛夫的俄军已在东线发起了进攻，于是这次进攻也就完全停止了。

17个月以后，奥地利境内的形势日益严重，于是鲁登道夫想起要对意大利进行一次联合突击。这次突击的前途显然是不会很乐观的。鲁登道夫从他的总预备队中只能抽出6个师的兵力，而他的同盟者则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已经达到了枯竭的阶段。由于兵力兵器不足，鲁登道夫的计划只能规定一个有限的目标，而且不得不采取一条直接的路线，即直接向伊松察河地区的东北角实施突击。在那里，意军的防线正好朝着阿尔卑斯山方向弯进去了。选择这个地段作为突击目标，是考虑到那里的战术抵抗力最为薄弱，就这条战线来说，也是采取着一个新的原则。

按照原定计划，开始只是在卡波里多(威尼斯西北130公里)地区突破敌人的防线，随后采用翼侧突击的方法，击溃伊松察河边上的意军。可是后来计划中所规定的任务却要大得多，以致没有相应的兵力来完成。结果，在卡波里多地区的鲁登道夫，也和在康布雷地区的英军一样，这年秋天都是在战略上犯了严重错误。他们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了，或者说，都不是“根据布料的长短来裁剪衣服”。把鲁登道夫和法尔根汉作个比较，可以看出两人各走一个极端。法尔根汉在做衣服时，总是把布料买少了，把用料估计得太少，因而做了一半便要添布，最后虽然把衣服做成了，但却是一件拼拼凑凑的百衲衣。

1917年10月24日，一场准备得相当技巧，而且又是隐蔽地实施的进攻开始了。意大利的两支军队中间，马上被深深地砍出了一个缺口，插进了一个楔子。一个星期以后，这个楔子的尖端已挤到了塔利门多河边(伊松察河以西40公里)。意大利军队虽然损失很大，但他们还是把被打乱的部队在对方不断突击之下撤退出来了，因而使德军的继续进攻变成了简单的直接路线行动，只是压迫意军向后撤退而已。这样，意军被迫向西方方向后撤了30到40公里，退到了皮阿韦河沿岸。皮阿韦河是一道牢靠的水障碍，意军部队完全可以隐蔽在该河的后面。当时，鲁登道夫想以兜圈子的方法把预备队调到特兰托地区，可是已经太晚了，由于铁路网很不发达，他难以实行这样一个机动。于是，进到特兰托地区的德军，在没有等到援兵的情况下，发起了一个毫无成效的进攻。当然，这样一个时机已晚的进攻，已经丧失了从后方威胁敌军的特点，因为意军的战线和它的预备队，此时已经远远后退，差不多到了边缘地区，而且前线和后方的界线也已不好区分了。

当最初的奇袭阶段过去以后，德奥方面的进攻就变成了纯粹的直接性行动，只是压迫着意军逐步后退。他们愈是后退，也就愈加靠近了自己的预备兵力、物资基地、中心地区和联军的增援部队。这样一来，很自然地要对进攻的结局产生相反的作用。然而，在进攻初期，德军在兵力兵器如此微弱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胜利。即此一点便可证明，法尔根汉当初不接受康拉德的建议，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如果在1916年初转入进攻，那么其胜利的前景定然美好得多。

巴尔干方向

在集中精力探讨鲁登道夫1918年的作战计划以前，应该首先观察一下法军战线(即西战场)和俄军战线(即东战场)以外的战况，看看他的对方在这以前3年之内曾经采取一些什么行动，有过一些什么企图。

当时，法英两目的军事领袖及其司令部，一致坚持着直接路线，对这种路线的威力深信不疑，不仅希望以此突破敌人的堑壕防御体系，而且更想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自从1914年10月以来，也有许多人对于直接路线的效果抱着深深怀疑的态度。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并不完全是政治家，也有军界人物。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考察以后，现在对这个问题已比较容易说清楚了。属于这类人物的，在法国有加里耶尼，在英国有吉琴纳。1915年1月7日，吉琴纳写信给弗仑奇说：“德军在法国境内构筑的那些防御工事，应当看成是不能逾越的障碍，不仅难以用强攻夺得，而且不可能完全加以合围。因此，对付这些工事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行箝制，而另外选择别的地点来进行战役。”

另外，温斯顿·丘吉尔也曾经有过下列议论：要把敌人阵营中的所有国家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在现代条件下，距离和机动性的概念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任何战场上给予敌人的打击，都等于对敌人的战略性翼侧实施传统性的进攻，将有同样的意义。当时，也有许多人引用拿破仑的例子，说明应把力量集中在西线，可是实际的例证恰好相反，证明其他地方的作战行动也是必要的。此外，大家都公认一个事实：在遥远地区的作战行动，与英国进行海军登陆作战的传统战略，是不谋而合的。它本来可以促使英国人充分发挥其海上霸权的军事威力，但直到当时为止，英国人的海上实力是被某些人所轻视的。1915年1月，吉琴纳勋爵曾经提出建议，派遣部队在伊斯肯德伦湾登陆，以便切断土耳其境内东部交通线的主要线路。根据兴登堡和恩费尔·巴夏在战后所发表的意见来看，英国如果采取这个行动，有可能使土耳其完全瘫痪；但是，并不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而对于整个欧洲的同盟国来说，也不能算是一条有效的间接路线。

路易·乔治曾坚决主张把英军的主力转移到巴尔干地区，认为在那里可以从“后门”去打击敌人。可是，西战场上的法英两国指挥官们却坚信，在法国境内的战争很快就将获得胜利，所以他们强烈反对其他的任何战略，强调那样将会面临运输上和补给上的困难。按照他们的看法，那样还会使德国易于调动兵力去应付其他地区受到的威胁。这些意见当然也有某些正确成分，不是全无事实根据的，但是却把困难过分地夸大了。他们反对加里耶尼提出的巴尔干计划，仅用这种理由是不适当的。按照加里耶尼的建议，应该派遣一支足够强大的兵力在萨洛尼卡登陆，从那里去攻占君士坦丁堡，并诱使希腊和保加利亚站到协约国方面来。一旦把君士坦丁堡夺取到手，即继续发起进攻，与罗马尼亚配合作战，沿多瑙河溯江而上，逼进到奥匈帝国的腹部地区。加里耶尼的这个计划，与战争最后几个月的实际作战情况，有许多相似之点。1918年9月，德国军界人物即已看出，这样一个攻击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这当然是一种偶然的吻合。所以到了11月初，巴尔干方向对于德国的威胁虽然并不特别严重，但却成了促使德国加快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1915年1月，法英两国的大多数军事首脑仍然不肯放弃“西线第一”的见解，不愿接受任何新的观念。不过，反对派的意见也没有沉默下去。这时出现了新的情况，于是又产生了所谓的近东计划。这正是一个借尸还魂的新形式，只不过其规模更加有限罢了。

1915年1月2日，吉琴纳收到俄国尼古拉大公的一封信。该信请求英军实施一个引诱性的突击，以减轻土耳其军队对于高加索俄军的压力。吉琴纳认为，他无法抽出兵力来完成这个任务，因而主张使用海军向达达尼尔海峡作一次示威性的佯动。富有幻想力的丘吉尔，马上看出了这次佯动在战略上的广泛可能性，因而建议给俄国人以军事援助。这个佯动在实行时要强行穿过海峡地带，而且没有陆军的支援。他的海军顾问们虽然不一定是这个方案的支持者，但也并不表示反对。于是，英国驻巴尔干地区的指挥官，海军将军卡尔登随即奉命拟制一个计划。执行这个计划的是一支联合舰队，主要由英国的旧式舰船编成，其中只有一部分法国船只。1915年3月18日，在经过一阵预先火力准备之后，这支联合兵力进入了海湾。但由于在一个未曾料想到的地点遇到了水雷区，有几艘舰船很快被炸沉，穿过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就在执行中途被放弃了。

如果协约国的联军尽快恢复进攻，那么毫无疑问，他们是有可能夺得胜利的，因为土耳其方面的弹药很快就消耗殆尽了。没有岸炮的掩护，水雷区并不难克服。可是，新任舰队指挥官，英国海军将军罗贝克却拒绝在没有陆军支援的情况下实施进攻。早在一个月以前，军事会议即已作出决定，要发动一次陆海军的联合进攻，并且已在着手调运由哈密顿勋爵率领的一支陆军前去参战。然而，政府却迟迟没有接受这个新计划，并且迟迟没有理解执行这个计划究竟需要多大的兵力。甚至当这些兵力终于被派定以后，却发现数量不够，而且这些兵力在亚历山大港等待装船时，又耽搁了几个星期，其原因是要重新分配运输船只，以期更适合于战术上的要求。更加糟糕的是，这种迟疑不决的政策使得一切奇袭的机会都完全断送了。2月间，当协约国军的舰炮对海峡地区的土军岸防工事进行预先的炮火准备时，土军在那里只有2个师；到海军第二次进行攻击时，已增到4个师；等到哈密顿准备好了进行登陆时，则已经增加到了6个师。这时，哈密顿的兵力只有4个英军师和1个法军师，实际上处于劣势地位。而且，土军占有地利条件，那里的地形使进攻者遇到了比防御者大得多的困难。鉴于兵力数量居于劣势，加上所受任务的限制，即专以帮助舰队通过海峡为目的，哈密顿实施登陆的地点，既不能选在欧洲的海岸，也不能选在亚洲的海岸，而只能选在加利波利半岛。

4月25日，哈密顿的登陆兵在加利波利半岛的南端实行登陆。登陆的场地有两处：一是赫里斯角，位于半岛濒临爱琴海的一边；一是格贝提皮角(赫里斯角北面约25公里)。与此同时，法军也在亚洲海岸方面的库门克里地段上岸，作为一种诱惑性的机动，以分散土军的兵力。可是，英法军队的这次登陆作战，完全丧失了战术突然性这个因素。土军曾及时地把预备队调集上来，致使登陆部队无法扩大两个范围极小而且很不牢固的登陆场。

到了7月，英国政府决定加派5个师的兵力去增援已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的7个师。但当这些兵力开到的时候，土耳其在那里的兵力也增加到了15个师。哈密顿决定采取一个实行双重打击的办法：一方面以大部分的兵力从格贝提皮增兵进击；另一方面，则以小部分力量在苏弗拉湾附近(稍北几公里处)开辟一个新的登陆场，以求从半岛中部把它拦腰截断，并占领能够控制海湾的各制高点。同布莱尔地区或亚洲海岸某个地区实施上陆的计划比较起来，这个机动也许显得更加直接化了，可是它却有一个大的优点：这个方向上陆将能出乎敌人意料，使他们无法把预备队及时调来。这样，在土军的预备队赶到以前，在整整36个小时之内，土军在那里阻挡英军进攻的，总共只有一个半营的兵力。然而，由于登陆部队的经验太少，他们指挥官的惰性又太大，这次登陆所赢得的时间和条件，白白地丢掉了。尔后，战局日趋僵化，人们大失所望，而那些本来反对这个计划的人更纷纷表示反对，联军不久也就撤离了这个半岛。

对于这个穿越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法尔根汉曾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如果对地中海和黑海之间的海峡不能长期加以封锁，而让协约国的舰船自由通过，那么，德国获得胜利的希望将会大大减小。对于中欧的强国来说，俄国处于孤立地位，对它们是比较有利的。俄国人摆脱这种孤立地位，要比他们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意义更大。否则，这个巨怪的力量，或早或迟，终究是会自行瓦解的。”

这个错误并不在于观念本身，而在于怎样把观念付诸实行方面。如果英国人一开始就把以后所逐次增加的兵力集中使用，以求一逞，那么，根据对方指挥官的证词，他们的计划是大有成功希望的。英国人对于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就其对土耳其的本土而言，是一条直接路线；但是，就其对正在高加索作战的土军主力而言，则应该算是一条间接路线，而就其对整个中欧同盟国家而言，那就更是一条间接路线。如果把西线的情况拿来作个比较，那么可以看出当时西线的前景是很灰黯的，虽然已把大量的兵力集中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但是在战略上仍然不能有所突破；而达达尼尔海峡的作战情况，看来却要好得多，因为这个作战正好符合使现有手段适合于目标的原则。可惜，在执行计划的时候，这个原则恰好又完全被破坏了。

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方向

对于中东地区的远征，本来不应该列入本章的研究范围。从战略上来说，这些远征地区距离主要战场真是太遥远了，因而其作战行动不可能对战争的结局产生任何决定性影响。把这些远征当作在战略上分散敌人兵力的手段来看，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在每一次作战中卷进去的兵力，英军要比它的敌人多得多。

不过，从政治上来说，这些远征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英国人在过去常常是采取夺占敌人海外领地的方法，来抵偿联盟伙伴在欧洲大陆上的失败。当主要战场上的战况不利时，或者在战争的结局还难以确定时，次要战场上的任何胜利，包括海外作战行动的收获，对于缔结比较有利的和平条约来说，都是积极的手段。而且，在战争过程中，这种胜利也是一种很好的“滋补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许多人都反对把那些夺取到手了的德国的殖民地再归还给德国人。他们担心这些殖民地还会变成危险的祸根。许多人忘记了，这些殖民地对于英国来说是有间接价值的。一旦发生战争，在这些地区很快获取胜利，足以削弱敌人在欧洲战场上取得胜利所带来的压力，足以恢复由于敌人获胜而遭到破坏的威望。这种反措施在心理上所产生的作用，任何时候都不会失去意义，对于海上强国说来尤其如此。而且，当一个大陆国家占有海外领地的时候，当它的领地易于遭到攻击的时候，它将不能不对自己的侵略意图有所克制。意大利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它曾长期摇摆，下不了参战的决心，直到德国的胜利似乎已经确定无疑，它才最后决定参战。在别国的领土上建立基地，虽然不能保障完全制止侵略行为，但对于遏制侵略目的欲望来说，却是一个能起制约作用的因素。)

对巴勒斯坦远征作战的战略意图，是值得加以探讨的。在开始阶段，这次远征存在着缺点，而且来源于所采取的路线，即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最初，进攻是在一个敌人并不感到突然的方向上发展的，沿着一条最漫长而又最困难的线路前进，采取绕弯子的方法去接近土耳其的重要目标。可是，最初在加沙地区的两次作战都遭到了失败(一次在1917年4月，一次在4月)。加沙是从埃及到巴勒斯坦的要冲，扼制着海岸边上的通道。到了秋天，英军使用了数量更多的兵力来实施进攻，不过这一次所采取的路线却不是那么直接化了。

这次的计划是由契特沃德拟制的，艾伦贝接替穆勒担任指挥官以后，随即决定采用这个计划。该计划根据地理条件决定采取间接路线。这是因为，它考虑到了水源的状况，考虑到了沙漠与海岸之间只有一个狭窄的地带。土耳其的防御工事是从加沙城区开始的，向内地延伸了大约30公里；同时，在内地更深远的地方，即再进16公里的地方，有一座比尔谢巴城，从东面掩护着这个地区。这一次，英军行动诡秘，手段狡诈，把土耳其人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了加沙方面，而后，在土耳其人掩护翼侧的方向上，迅速地进行迂回机动，抢占了比尔谢巴城及其水源地。在对加沙进行诱惑性的机动以后，英国人即打算向土耳其军主阵地的侧翼实施突击，同时，从比尔谢巴地区派出骑兵，使其从后方去包围土军。可是，由于水源发生了困难，加上土军在比尔谢巴以北地区发起了反突击，英军这次实施机动的计划又遭失败。土军的防线虽然被突破了，但是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英军最后企图合围土军的计划也未能成功，继续后撤，终于连耶路撒冷也放弃了。

想要获得决定性结果的愿望，拖了1年，即到1918年9月才最后实现。当时，在沙漠地区，既在东部，也在南部，发生了一种奇特的战役，削弱了土军的作战能力。这些战役使战略，特别是间接路线战略焕发了一些光辉。它在开始时曾被称之为“阿拉伯人的叛乱”，是由劳伦斯所指挥发动的。这种战役尽管带有游击战的性质，但实质上是以间接路线为基础的。由于阿拉伯人的战略具有非常科学的计算基础，所以我们不能不指出它对一般作战方法的影响。从总的特点来看，这是一种极端形式的间接路线战略，而就其应用范围来说，也是一种在经济上最为有效的战略。阿拉伯部队的机动性，比一般正规部队的机动性要高得多，但他们对于伤亡却非常敏感，难以经受。土耳其军队则几乎不大注意人员的伤亡问题，他们最害怕的是武器装备的损失，因为当时已感到武器装备的缺乏了。土军能进行顽强的堑壕防御，长于击退迎面进攻的敌人，可是却难于应付流动性的作战，经不住局势的急剧变化。土耳其人想要控制广阔无垠的大片领土，可他们的兵力却是严重的不足，无法对各处的卫戍部队进行补充。而且，他们的交通线很不发达，线路漫长。

劳伦斯的战略就是根据这些特点制定的，与一般的战略理论比较，其根基实在有所不同。一般正规部队，总是力求同敌人保持接触，而阿拉伯人却是尽量避开敌人。一般正规部队，总是力求消灭当面的敌军，而阿拉伯人则把消灭敌人的军用物资，特别是消灭远离敌军的仓库，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然而，劳伦斯的战略还不止如此，还要走得更远些。他并不去切断敌人通向仓库的补给线，不想以此迫使敌人后退，而是力求把敌人困住在原地，让敌人可以获得为数不多的补给品，这样敌人在某一地点停留的时间愈长，则其力量减弱的程度也就愈大，士气也会愈低落。直接对准敌人实施突击，可能迫使敌人更加收拢自己的兵力，更好地组织补给工作和加强防卫措施。阿拉伯人采用这种微弱的针刺法，迫使土耳其人日益分散了自己的兵力。总之，这种战略尽管带有各种非正统性的特点，但它却是一种沿着抵抗力最小的路线前进的战略，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个路线的制定者劳伦斯说过：“阿拉伯军队从来不想在某一个地点保持或发展自己的优势；他们对某一地点实施突击以后，马上就离开了，为的是又到另一地点去进行突击。所以，阿拉伯人总是在最短的时间里，在最远的距离上，使用最少量的兵力去进行突击。他们在敌人为组织抵抗而调整兵力部署以前，总是继续坚持战斗的。所以说，这一战略的基本原则就是破坏，迫使敌人不能向确定的目标实施突击。”

这种战略与1918年西战场上的战略相比，实质上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或者说，1918年西战场上采取的战略，甚至就是这一战略的继续发展。

进行一般的正规战争，能否采用阿拉伯人这种战略呢？这要根据时间、空间和兵力诸因素来决定。就实行封锁来说，阿拉伯人的这种战略确是一种最有效和最积极的形式，但它对于战争的影响却显得非常缓慢，与那种旨在破坏敌人稳定性的战略比较起来，更是如此。因此，如果具备合乎理想的条件，而又要求迅速地结束战争，那么总的看来，最好还是采取破坏敌人稳定性的战略。然而，为了夺取胜利而又不采取间接路线，那么直接路线的作用可能显得比劳伦斯的战略更加缓慢，代价更高，而且危险性更大。进行机动的空间有限，兵力的密度过大，同样也是一种障碍，有时还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在一般正常的战争中，毫无疑问，最好还是采取间接路线，因为间接路线一般能使敌人“落入陷阱”，只要具有这种捕捉敌人的良好机会，就能保证较快地取得胜利。而在上述相反的情况下，或者在已经遭到失败的情况下，那就应该停止采用原来的间接路线方法，而改用直接消灭敌人兵力和摧毁敌军意志的方法去夺取决定性的结果。总而言之，一切间接路线的方法常常要比直接路线的方法为好，除非万不得已，决不要采取直接的路线。

阿拉伯人的战略意图并没有能够贯彻执行到底。这是因为，1918年9月，当阿拉伯人正在汉志铁路线上严重打击土军的时候，巴勒斯坦境内的土军主力已在艾伦贝的一个决定性突击之下完全崩溃了。

巴勒斯坦境内最后的军事行动，应该算是一个战役呢，还是算一场继之以追击的会战呢？现在似乎很难确定。作战开始的时候，阿拉伯部队正与敌人保持着接触，但是在这种接触尚未分开以前，胜利即以完全注定，所以这次作战看来应该算是一场会战。不过，这次胜利的获得，主要靠的是战略手段，战斗行动所起的作用，在会战中是微不足道的。

由于有这样一种情况，使得许多人对于这个结果估计过低，特别是那些深信克劳塞维茨的教条的人，往往认为血液就是胜利的代价，因而更是如此。尽管艾伦贝在数量方面占着优势，可能还不止2:1，甚至于3:1，但是兵力的优势并不能一定保障胜利。英军当初进攻巴勒斯坦时，其所拥有的优势实际上比这个比例还要大，但结果还是不免于失败。而且，不论在过去，还是在这次大战中，有许多进攻战役表明，某一方虽然在兵力上拥有类似的优势，但其结果也还是遭到失败。

对土耳其军的士气“估计不足”，这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仔细分析一下1918年9月所形成的有利条件，可以明确看出，在巴勒斯坦进行的战役，就其规模和实施技巧来说，都是可以与历史上其他典型战役媲美的。尽管英军的任务并不复杂，但是就其一般性的特点来说，其战役构思确是完满的，其计划的贯彻执行也是良好的，因此，差不多可以算是一个值得仿效的完美形式。

这个同土军作斗争的计划，充分反映了威里森和拿破仑关于战略的观念。威里森认为，战略就是“关于交通线的科学”。拿破仑也说过：“整个战争艺术的秘密，就是使你自己成为交通线的主人。”英国人在那里给自己规定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土耳其所有一切交通线的主人。切断敌军的交通线，等于是破坏了它的物资供应体系；遮断敌军的退却路线，就是摧毁了部队的士气；毁坏敌军内线联系的交通线，使其无法传递命令和报告，等于损坏了它的感觉器官，使其大脑和身躯之间的联系中断。最后一项任务是由英国空军来完成的。英国空军曾经完全压住了对方的空军，从而消灭了敌人一个重要的侦察工具。后来，它又对艾里·阿富拉地区的电报和电话枢纽站进行了轰炸，从而破坏了敌人的指挥工具。在战役的第二阶段，阿拉伯人在德萨地区切断了土军的主要铁路线，结果就使土耳其国内运来的补给品暂时中断。这一行动给土军指挥部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从自己有限的预备队中抽出部分兵力去进行支援。

当时，土耳其的3个所谓“军团”，只是依赖着来自大马士革的唯一一条铁路线进行补给。这条铁路通到德拉以后便分成两支：一支继续向南，通往汉志；另一支转向西去，经过约旦河到达阿富拉。在阿富拉又分成两个支线：一条通向海边，即通到海法方向；另一条向南，通到土军第7和第8军团驻地的铁路车站。土军的第4军团，当时驻在约旦河东面，因而其补给问题依靠通汉志那条铁路来解决。所以，英军一旦占领艾里·阿富拉和贝桑附近的约旦河渡口，则土军第7和第8军团的交通线就被切断了，而且，除了还剩下一条通向约旦河以东无人区的难以通行的小路之外，他们的退却道路也完全被堵死了。如果进而占领德拉，那英国人就可以切断3个土耳其军团的交通线，甚至包括第4军团的最安全的一条退却道路。

德拉与英军前线阵地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英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夺得这个据点，以使其对战役结局产生影响。所幸的是，这些据点落到了阿拉伯人手里。他们神出鬼没，突然地从沙漠里钻了出来，一下子切断了所有3条铁路支线。不过，由于阿拉伯人的战术特点和当地地形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在土军后方建立起一条战略性的屏障。艾伦贝想要迅速取得决定性的战果，不得不寻找一个直接靠近敌人的地点，以便在战略上设置一重障碍。约旦河及其以西的山地，正是这种可以阻止敌军后撤的地点。阿富拉的铁路枢纽站和贝桑附近的约旦河大桥，距离前线都是100公里，因此，都在其装甲车和骑兵进行战略性“跃进”的范围之内，只要通往这些重要目标的道路没有阻塞，那就可以使用装甲车和骑兵进行突击。完成这个任务的中心问题，是要寻找一条接近目标的线路，一方面要使土耳其人难于及时加以阻塞，另一方面又要使他们不能在事后加以切断。

那么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濒海边上是沙伦平原，它构成了一条走廊，通到了埃斯德纳伦平原(即纳赫-艾里-穆卡塔河谷地)和杰兹里尔谷地(即艾里-古尔谷地)。艾里-阿富拉和贝桑即位于杰兹里尔谷地当中。这条走廊只有一个“门户”通到外面，但因它位置在土军的深远后方，所以并没有派兵防守。这个“门户”系由一条狭窄的山地地带所构成，它恰好把濒海的沙伦平原与内陆的埃斯德纳伦平原隔截开了。然而，土军却在走廊的入口处构筑了堑壕工事。

艾伦贝曾经进行了长时期的心理准备，用诡计代替炮弹，把土耳其人的注意力从海岸边上吸引到了约且河的侧翼。他所以能够成功地引开土军的注意力，是因为在这年的春天里英军曾在约旦河东岸发起过两次进攻，但都遭到失败。所以，他借此引诱着敌人的注意力。

9月间，当土耳其人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东面的时候，艾伦贝却把部队隐蔽地调向了西方，并使沿海地区的兵力对比大为改变，从原先的2:1增长为5:1。9月19日，经过15分钟猛烈的炮火准备以后，步兵开始发动进攻，突破了土军两道比较浅薄的防线，而后，采取了广泛的包围行动，深深地前进到了内地。骑兵则急速地通过了大开的“门户”，以装甲车为前导，迅速地穿过走廊地带，到达了进入埃斯德纳伦平原的入口处。这次作战行动的成功，获益于空军的保障作用不小，因为正是空军瓦解了敌军司令部对于部队的指挥活动。

第二天，英军已在土耳其人的后方建立了一道战略性屏障。这时，土军还剩有一条退路，那就是越过约旦河退往东方。因为遇到了土军后卫部队的顽强抵抗，英军步兵直接进攻的速度是很迟缓的，但由于英国空军不断地进行着轰炸拦截，土耳其军无法利用自己唯一的一条退路。9月21日清晨，英国飞机发现一个大型纵队正从纳布卢斯(雅法东北50公里)开出，沿着一条曲折而又狭窄的道路向约旦河方向撤退。这实际上是土耳其2个军团留下的全部残余部队。于是，英国空军一连对它进行了4个小时的攻击，把这个纵队完全炸毁了，可以说，土耳其的第7和第8军团，从此以后也就不存在了。

在约旦河以东地区，由于难以建立一条战略性的屏障，土耳其的第4军团并没有遭到毁灭。不过，英军的打击虽然不够猛烈，但却是连续不断的，因此该军团也很快丧失了战斗力。在此以后，英军进占了大马士革城，并继续扩张着战果，攻占了阿勒颇。阿勒颇城距离大马士革已有320公里，而距离英军在38天以前的出发阵地，则是530公里。在这次进攻过程中，英军捕获俘虏7万5千人，而自己的损失不到5千。

当时，保加利亚已经崩溃，米尔尼从萨洛尼卡的进攻正好接近了君士坦丁堡，前进到了土军的后方，使土耳其受到了直接的威胁。这样一来，当英军于10月31日刚刚到达阿勒颇时，土耳其正巧也就宣布投降了。

我们分析在巴勒斯坦夺得的这次决定性胜利，必须指出，在英军还没能于土军后方建立战略性屏障以前，也即是土军在心理上还没有受到强烈震撼以前，土军是能够阻挡英国步兵进攻的。而且，由于最初形成了堑壕战的局面，步兵对于防御的突破也就必不可少。但在正常的作战条件恢复以后，争取胜利的工具主要还是机动性部队，而当时它们在全部兵力中所占的比重都是很小的。在巴勒斯坦的作战，可以算是间接路线的一种特殊例证，但其技巧主要在于准备阶段。至于它的执行，仍然是依赖于部队的机动性。正是因为这种机动性，才使敌人的稳定性受到了破坏，使其组织纪律发生涣散，这实际上又是进行突然袭击的结果。

另外，还要扼要谈谈整个东南欧战场上的萨洛尼卡作战。协约国方面派遣联军在那里登陆，最初的目的只是增援塞尔维亚。1915年秋天，由于迟误了时机，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但是经过3年以后，萨洛尼卡却变成了进攻的跳板，发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巴尔干地区开辟一个立足点，保有一块基地，虽然很长时期没有在那里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但仍然是很必要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作战上的需要。当然，是否需要在那里集中这么多的部队(最终多达50万人)，则是颇有疑问的。德国人后来挖苦地说， 他们在巴尔干有一个“最大的集中营”，专门收容着协约国的部队。

谢选骏指出：意大利作为马基雅维利的祖国，是个机会主义的大本营，反复无常就是这个国家的唯一原则。说一套，做一套——这就构成了“事实上的间接路线战略”。由此看来，倡导“间接路线战略”的英国，就是一个“现代的意大利”了。这也说明，间接路线战略获得主流地位，其实也是一个社会力量不足甚至趋于衰落的标志。

【第十四章 一九一八年的战略】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军事行动的任何性质的研究，都必须紧密结合前几年的海战情况来进行。这次战争一直延续了好几年，海军的封锁对于整个战争的形势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事实上，如果有人追问历史学家，究竟是哪一天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有着决定性的意义，那么，他很可能选择1914年8月2日这一天。当时，英国还没有宣布参战。那天凌晨1点25分，英国海军部长丘吉尔向海军下达了动员令。英国海军在这次战争中并没有再一次赢得特拉法加尔式的胜利，但是它对于联军取得胜利所起的作用，却比其他任何因素都要巨大。海军舰队是进行封锁的工具，但只有等到战争烟消云散以后，人们才清楚地看到，海上封锁在战争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如果更准确一点，那就应该说，它是战争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种封锁的效果，类似于美国监狱里对付不顺服的囚犯所使用的那种拘束衣。这种拘束衣是逐渐地发挥惩戒作用的。犯人穿上它以后，开始活动受到拘束，而后便会感到呼吸困难；穿着它的时间愈久，则进行反抗的力量也就愈弱，甚至最后完全吃不消。

孤立无援的地位，必然引起毫无希望的后果。历史告诉我们，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并不是部队士兵的损失，而是希望的丧失。没有一个史学家会把下列事实估计太低：德国人民完全处于半饥饿状态，是使德国“国内战线”发生总崩溃的直接原因。现在，姑且不谈革命对于军事失败产生了多大影响这个问题，只是明确指出，在探讨任何军事形势的时候，都必须注意到封锁这个因素，因为它是一个捉摸不定而又牵涉到各个方面的因素。

迫使德国在1915年2月发起第一次潜艇战役的原因，如果不说是海上封锁的直接影响，出应该看成是它的潜在威胁。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由于德国人发起了潜艇战，英国便获得了一个有利的借口，解除了“伦敦宣言”的束缚，更加紧缩了它的封锁圈，并且公开宣称，英国军舰将拦截和检查所有一切有向德国运送货物嫌疑的船只。当德国人用鱼雷把“露西丹尼亚”号炸沉以后，美利坚合众国也有了一个宣布参战的重要借口。此外，这个事件的发生，也使美英两国之间由于英国执行封锁政策而引起的摩擦得到了缓和。

两年以后，德国即因为遭到封锁而在经济上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危机。这就迫使德国军界首脑们丢开一切顾忌，重新采取了“无限制”的潜艇战。英国军民必须依靠海运进行补给，而就军事实力来说，这是它的致命弱点。潜艇战曾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效果。于是就有人作出结论，认为这种大战略计划中的间接路线，将会给国家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当然，这个结论并不能应用于每一个国家，但是对英国说来，它却是差不多完全合适的。试以船舶的损失为例。2月，英国船舶的损失为50万吨，到了4月，即增加到87万5千吨。尽管英国采取了反措施，使船舶损失的数字逐渐减少，但这时英国的国内存粮，却只够全国人民6个星期的供应了。

德国首脑们对于经济崩溃的危险是很耽心的，因而指望在经济方面求得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正是这种恐惧心理促使他们发动了潜艇战争。他们完全意识到，这样做将有可能促使美国参战，但是仍然下决心冒险一试。1917年4月6日，这个危险终于变成了事实。尽管美国为动员军事力量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这一点也是德国人早就预料到了的，但是美国一旦参战，在加紧从海上封锁德国方面很快就产生了效果。作为交战的一方，美国很坚定地利用了经济手段来充当武器。它不大顾及中立国家的权利，其所作所为，要比早先英国采取的手段强硬得多。尽管一些中立国家构成了某些障碍，但是封锁并未因而削弱。于是，美国把对于德国的封锁变成了一个圈套。它把这个圈套越拉越紧，使德国逐渐遭到削弱。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军事实力完全依赖于经济基础。很遗憾，这个真理竟常常被人们忽视了。

关于封锁，可以看成是大战略范畴内的一种间接路线行动。对于它，几乎找不到有效的抵抗方法，也不必耽心将要产生什么危险的后果，当然，封锁的效果是会来得迟缓一些。但是实行封锁的时间愈长，则其效果也就愈大。到了1917年底，中欧国家就更加感觉到这个影响的严重性了。正是经济上的压力刺激和迫使德国人在1918年再次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而且正是进攻的失败使他们招致了自我戕害的恶果。德国人既然不愿意及时求和，那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或者是不顾一切地进行冒险，发起进攻，或者是坐以待毙，慢慢地耗尽力量，但最终都是必不可免地走向失败。

在1914年的马恩河会战之后，德国人如果立即在西线转入防御，或者稍晚一点很快转入防御，同时却在东线开始进攻，那么，战争的结局也许可能完全不同。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这样作毫无疑问会实现征服中欧的梦想；另一方面，只要美国处于冲突之外，那他们所遭到的封锁就始终都会是不充分不全面的，那个封锁圈也始终是会拉不紧的。如果真是这样，德国即可以控制住整个中欧地区，迫使俄国退出战争，甚至于使俄国在经济上也从属于德国。那时，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就很难指望从德国人手里夺回他们的两张王牌，即迫使德国放弃比利时和法兰西的北部地区，而且德国人也将毫无疑问地要保住他们在东线所抢到的一切东西。德国兼并别国领土而扩大了面积以后，其经济潜力和资源也一定会随之增加，因此，它本来可以放弃在军事上再去征服西方联军的愿望。事实上，放弃那种任何好处也不能带来的目标，那正是符合大战略精神的行动，而顽固地追逐着这样一种目标，则是最大的愚蠢。

然而，到了1918年，这样的机会早就丧失了。德国在经济上已经遭到很大的削弱，而封锁它的包围圈又越来越紧，即使它还能不断地攫取占领地的资源，从罗马尼亚和乌克兰运回物资，但它的经济情况却在不断恶化。

在上述条件之下，德国人决定发动最后一次进攻，其目的仍是想要取得一次军事胜利。他们从德俄前线抽回了一些部队，因而在兵力数量上达到了一定的优势。但与联军发动进攻时所拥有的兵力作比较，他们的优势则是很有限的，1917年3月，法英比联军集中了178个师，用以对付德军的129个师。而在1918年3月，德军用以进攻的虽有192个师，但当面的联军却是173个师。其中，有9个美军师。美军师实际上是4个半，因为它的编制要比欧洲师大一倍，所以按比例折合为9个师。以后，德军继续从东方抽调回来的师，大概只是几个而已。但是，美军陆续调来欧洲的兵力，开始有如一条小小的溪水，尔后迫于紧急情况的压力，也就变成了急速的巨流。德军在其总兵力中留下的预备队为85个师，而且都是鼎鼎有名的“突击师”；联军方面作为预备队用的，只有62个师，而且还是分散指挥的。联军本来有一个计划，把30个师的兵力集中起来，作为总预备队，由凡尔赛军事执行委员会统一指挥。但是这个计划后来被破坏了。英国将军海格声称，他不能把自己的17个师交给执行委员会。而在严重考验时刻到来之时，法英两军司令官之间关于相互支援的协定也未能兑现。迫在眉睫的危险促使联军方面必须采取新的措施。由于海格的主动支持，福煦才又担负起协调联军作战的职责，以后便被任命为联军的总司令。

同以前进行的任何一次战役比较起来，德军这一次的作战计划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力求达到战术上的突然性，二是其目的更为广泛。如果对德军统帅部及其参谋人员表示尊敬，那就应该指出，他们深深知道，虽有优势兵力也难抵消进攻方面由于完全暴露而带来的各种不利因素。他们也知道，只有巧妙地运用各种不同的欺诈手段，设法迷惑敌人，才有可能真正达到突然袭击的目的，只有使用突然性这把万能的钥匙，才能打开长期以来僵持对垒着的阵地防御的大门。

德军在这次进攻的计划中，曾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短暂而激烈的炮火准备上面。炮火准备使用的是化学炮弹，即毒气弹。当时，鲁登道夫还没有看到坦克的重大作用，因而并没有在战役中使用它。步兵则接受了新的渗透战术的训练。这种战术的实质，就是要使先头部队查清并摸熟敌人防御中的薄弱地点，设法穿插进去。预备队的任务当时还只限于发展胜利，而没有规定它要在万一失败时去恢复原来态势。预期实施进攻的各个师，是以夜行军的方法接近战场的；大部分炮兵都隐蔽地集结在前沿附近，而且不进行试射使突然开火。此外，在整个战线的其他若干地段，也进行了似乎是发起进攻的炮兵射击。这一方面是为了迷惑敌人，使其对主攻方向判断不清，另一方面也能促使这些地段的部队保持战斗准备。

然而这并不是全部情况。鉴于同盟者发动的多次进攻战役都遭到失败，鲁登道夫接受了经验教训，得出一个结论：应该首先解决战术任务，而后才考虑如何达成纯粹的战略性目的。如果战术上的胜利都得不到保证，那么追求战略目的就将毫无意义。既然不可能采取战略性的间接路线，那鲁登道夫的这条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因此，德军根据这个计划采取了一种新战术，也随之而采取了一种新战略。这样一来，战略和战术就相互联结起来了，而且两者的基础是同一个原则。这是一个新的原则，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一个推陈出新的原则，即尽量追求一条抵抗力最小的路线。在1918年，由于法国前线的条件所限制，德军不可能在敌人期待较小的方向采取行动。鲁登道夫也没有作这种打算。不过，当敌对双方在堑壕防御的条件下彼此直接接触时，如能尽快突破敌人的防线，随后又迅速在抵抗力最小的方向上扩张战果，那么，同样也能达到在通常条件下对敌人预料不到的方向采取行动所能达到的目的。

德军曾经顺利地突破了联军的防线，并且开始以高速度前进来扩张战果。可是鲁登道夫的计划终归还是失败了。那么错误出在哪里呢？无论是在这次进攻失败之时，或者是在整个战争结束以后，所有批评者的意见都集中于一点：认为鲁登道夫是在战术上出了偏差，因而改变了突击方向，分散了兵力，以致使战术上的胜利损害了战略企图。看来，批评家们认为，鲁登道夫所主张的原则是不正确的。但如果在战后仔细研究一下德国的文件资料，以及鲁登道夫签发的命令和指示，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也许会有另外一种看法。所以，鲁登道夫的真正错误似乎在于：他只是在理论上认识了这个新原则，而并未能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或者换句话说，他本人也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新战略理论的一切后果，并不想完全按照这一理论去采取行动。实际情况表明：当德军在个别地段遭受到战术上的失败时，他为了恢复态势而过多地消耗了预备队，而在战术上取得胜利需要扩张战果时，他又犹豫了太长的时间。

早在选择主要突击方向时，德国方面即开始出现困难。原拟选择阿腊斯至拉费尔的100公里正面，并由第17、第2和第18三个军团担任进攻。但是同时提出了另外两个方案。第一案，主张从凡尔登突出部的两侧实施进攻。但是这一案后来被否决了，其理由有三条：一是这里地形条件不利；二是即使能够实现突破，也未必会有什么决定性的结果；三是这个地区差不多已有一年没有发生战斗，因而法军已经养精蓄锐，恐怕很不容易突破。第二案，在伊珀尔与朗斯之间实施进攻。尽管这一案得到了鲁登道夫的军事顾问魏兹尔的拥护，得到了在圣康坦到海岸地区进行指挥的鲁普里赫特亲王的赞同，但鲁登道夫还是把它抛弃了，其理由是，在这个地段很有可能遭遇到英军主力的突击，而且那里还有一些很难通行的沼泽地。

最后，终归还是选定了阿腊斯至拉费尔这个地段，其原因，除了地形条件比较有利之外，是那里敌人的防御工事比较薄弱，担任防御的兵力和预备队也比较地少。此外，那个地段的南面还紧接着法英两军的接合部。鲁登道夫曾经指望，首先把法英两军隔绝开来，随后把英军击毁。按照他的估计，英军在伊珀尔经过长期苦战后，一定是大大削弱了。就总的情况来说，这一地段的联军兵力，毫无疑问已受到相当程度的削弱，但就具体事实来看，鲁登道夫的估计却是大错而特错了。这一地段的北部，约占全正面的三分之一，不仅有坚强的防御工事，而且由英军的第3军团进行着严密的防卫。该军团共有14个师，其中有4个师充当预备队。同时，英军总预备队中的大部分兵力也都集结在这个侧翼。因此，他们可以获得而且及时获得了位于更北地区的其他英军部队的支援。这一地段的中央部分和南侧一带，曾是德军的主要突击地段，在那里担负防卫任务的，是英军的第5军团。他们一共是5个师，抗击着德军第2军团的进攻。由此往南，在延伸较长的防线上，则由7个英军师进行防御，其中有一个师为预备队。在这个正面实施进攻的，是德军的第18军团。

鲁登道夫命令在阿腊斯附近的第17军团用19个师的兵力实施首次突击，其进攻正面为24公里，但这只是其左翼的兵力。对于正向康布雷方向突击的英军，鲁登道夫并未打算实施正面进攻，而只想予以箝制，因此在这一地段的8公里正面上，仅仅用了德军第2军团的2个师。这个军团集中了18个师去进攻英军第5军团的左翼。只有5个师的英军第5军团，正占领着24公里的防御正面。在最南端的地段，德军第18军团是从圣康坦的两侧实施进攻的。鲁登道夫给该军团的任务是，使用24个师的兵力在宽达43公里的正面上实施进攻。所以，鲁登道夫尽管提出了一个新的原则，但仍然根据敌军兵力的分布情况而分散了自己的兵力，并没有集中主要力量来对付敌军防御中的最薄弱地段。

鲁登道夫在命令中所规定的方向，更加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趋势。他规定在松姆河以北地区实施主要突击。突破敌军防御以后，第17和第2军团就应转向西北进攻，把英军压迫到海岸边上。它们的左翼将由一条河流和第18军团加以掩护。这样，第18军团将对实施主要突击的第17和第2军团起侧翼保障作用。可是，事情的结果却完全相反了。鲁登道夫寄希望很小的地方，迅速地取得了战果，而他抱希望很大的地方，竟没有任何的成绩。

1918年3月21日凌晨，德军开始发动进攻。在晨雾的掩蔽之下，进攻取得了突然袭击的效果。当时，英军在松姆河南面担任防御的部队是比较单薄的。虽然实施进攻的德军也比较弱，但是该地的防御却被突破了。在阿腊斯地区，德军的攻击没有进展，因而对河流北面的整个攻势带来了不良影响。出现这样一种结果，本来是完全合乎规律的事情。可是鲁登道夫却因此而自己违背了新的原则。他不惜一连花费几天的时间，去拼命突击阿腊斯地区的坚强要塞工事。鲁登道夫始终把敌人顽强固守的阿腊斯方向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力图在那里恢复进攻的态势。他当时还尽量约束第18军团，尽管该军团在进攻中没有遇到敌人的严重阻挠，却不准他们继续长驱南下。直到3月26日，鲁登道夫在给第18军团下达命令时，还是不准他们渡越阿弗里河，规定他们的进攻速度要与友邻的第2军团取齐。当时的第2军团，因为受到在阿腊斯附近的第17军团的牵制，其前进速度也极为缓慢。由此可见，鲁登道夫实际上是在使用从正面进行直接突击的方法，去进攻英军防区中最坚强的那一地段，企图以此击溃英军。出于抱有这种固执的观念，他当然不能把自己的预备队投到松姆河南岸地区去，因而不可能取得胜利。后来，他虽然想要纠正这个错误，但是时机已经过去，再也来不及了。

在当时情况下，绕过英军翼侧以后，如能麾兵直趋阿腊斯要塞的后方，那么，原定向西北方向转击的计划，未尝没有成功的希望。3月26日，由于遭到惨重损失，德军在松姆河以北地区的进攻，即第17军团左翼和第2军团右翼的进攻，已经明显地减弱了威力。在松姆河南面地区第2军团的左翼到达了松姆河会战的旧战场，那里已经变成了人工造成的沙漠，因此，德军在补给供应和交通运输两方而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只有第18军团还能继续前进，而且没有丧失原有的冲击力。

局势的变化迫使鲁登道夫拟制新的计划，但那个老计划仍然在发生影响。3月28日，他命令第17军团以其右翼兵力再次向阿腊斯附近的高地实施新的直接进攻；同时，命令第6军团在维米和拉-巴塞地区向北实施突击。这一次，他考虑到了松姆河南岸业已形成的有利态势，便把亚眠指定为第2军团的主要目标。尽管如此，他还是制止第18军团继续前进，不准他们向亚眠的侧翼方向实行迂回。这样一来，对亚眠城的进攻，也只好在地形不利的情况下采取正面突击的方法。

3月28日，德军重新发动了对阿腊斯的进攻。这次进攻没有任何伪装措施，而且碰到了英将拜恩第3军团所固守的预有准备的坚强防御，结果又遭到了失败。只有到了这个时候，鲁登道夫才放弃原来的计划，把自己的主力和余下的一部分预备队调去进攻亚眠城。在这同时，他却命令第18军团继续在原地停留两天。这样一来，进攻自然不会取得成绩。因此，在3月30日重新发动进攻时，参加的兵力也就有限，而且单靠那些兵力也是无法取得决定性战果的。当时，法军方面部获得了准备时间，既调来了预备队，也加强了防御工事，封闭了德军前次进攻在他们防线上打开的缺口。在这次作战的头一天，法国的炮兵紧跟在步兵的后面，正式参加了大规模作战，进行了集中的射击。4月4日，德军再一次进行尝试，使用15个师的兵力发动进攻，但其中只有4个师是生力军，因而其结果自然是更少成效。

鉴于进一步发起进攻将要消耗更多的兵力，鲁登道夫终于作出决定，暂时休止对于亚眠的突击。当时，他始终没有想到应把自己的主力投到英法两军之间的接合部。早在3月24日，贝当就曾向海格提出警告，说，德国人如果继续向法军防守的地段突击过来，那他将不得不把自己的预备队从这一地段调走，用去挡塞西南方向，以便防卫巴黎。本来，德军只要对法方的防御阵地再稍微增大一点压力，他们马上就可以把已经打开的一条小裂缝扩大成为一个大缺口。

根据这次作战的经验，可以得出两点历史性的结论：一、接合部是最敏感的，也是最有利的攻击点；二、当两军的翼侧彼此紧密联接时，要从其接合部上楔入进去是比较困难的；而与此相反，当两军散开在宽广的正面之上，则楔入比较容易；如果部队彼此隔绝，作战时各不相顾，那么楔入敌人的防御就更加容易。

鲁登道夫由于把自己预备队的大部分兵力用到阿腊斯南面去了，使他们在那里困守一个巨型突出地，所以，后来要向该地以北地区发动一次新的进攻时，连自己也没有多大信心了。3月25日，他曾下达一道命令，要求有关部门准备在拉-巴塞和阿尔芒蒂埃尔地区采取小规模的进攻，但其目的只限于继续扩大突破口。28日，在阿腊斯地区的进攻失败以后，他才决定把这个计划加以扩大。根据这一计划，首先应向阿尔芒蒂埃尔以南地段实施突击，24小时以后，再从该城北面实施进攻，这样就象一把钳子，从南北两面把这个城市夹起来。

由于命令下达晚了，准备有些迟误。直到4月9日，部队才刚刚作好进攻准备，而且到了这时，除了旨在分散敌人注意力的一些佯动之外，整个进攻仍在计划当中。这一次，又是由于晨雾的帮助，而且敌人防区里的兵力也已减弱，最初实施的突袭取得了胜利。鲁登道夫抓住了这个胜利，把它逐渐发展成了在阿尔芒蒂埃尔以南的大规模进攻。进攻的正面宽达24公里，德军的第一梯队为9个师，第二梯队5个师。当时，敌人方面为葡萄牙军1个师和英军2个师，紧靠着他们的后方，还有2个师的预备队。第二天，德军又开始在阿尔芒埃尔以北实施进攻，其第一梯队为4个师，第二梯队2个师，进攻的正面为11公里。在这里，德军同样获得了浓雾的帮助。可是，随着联军方面抵抗力量的加强，鲁登道夫不得不把自己新的生力军投入战斗，因而到5月第1个星期结束时，他投入作战的师已经超过了40个。这样一来，鲁登道夫又陷到消耗战中而无法自拔了。

英军的退却，差不多快要到达他们在海岸边上的基地。不过，到达距离阿兹布鲁克这个重要铁路枢纽16公里的地方时，终于站稳了脚跟，把德军阻挡住了。4月17日，鲁登道夫企图以向心式的夹击进攻伊珀尔。但这对于英军来说，已经完全失去了突袭意义，因为海格采取了一个间接性的行动，早在48小时以前，已自动撤出了该地区，结果使德军的计划完全落了空。遭到失败以后，鲁登道夫又作了一个决定，打算在伊珀尔南面采取一次纯粹直接性的进攻，但这时法军已把预备队调上来了。4月25日，德军向接合部实施了突击，并在金墨里附近的高地旁边突破了防御，可是，鲁登道夫由于害怕遭受反突击的打击，却未能乘胜扩张战果。在这整个战役进程中，他在使用预备队兵力方面，始终显得过分小心谨慎，因此很难指望夺得真正的胜利。在第一次进攻失败以后即可以看出，鲁登道夫本人对于尔后的胜利是没有多大信心的。4月29日，他又临时决定，停止继续进攻。他这样作，看来是想以自己下一步的行动把法军的预备队吸引开，以便在弗郎德勒平原对英军作最后一次的决定性突击。

早些时候，鲁登道夫还下达过一道准备在切敏-德-达姆和苏瓦松地区实施进攻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进攻要在4月17日开始，可是，直到5月27日，这次进攻才真正准备就绪。其所以推迟，是因为鲁登道夫一直忙于弗郎德勒地区的战事，并从在那里已把预备队消耗得差不多了。美军驻欧指挥部的侦察支队对于德国人这次进攻的地点和大致时间，都曾作了相当准确的侦察。但一直等到5月26日，当他们的判断已经由俘虏的供词加以证实之后，才将情报予以通报。这个警报已经发得太迟了，除立即命令部队进入战斗状态以提高战斗力外，来不及采取其他任何措施。不过，这个预先警报还是使预备队得以提前行动。5月27日早晨，德军开始发起进攻，其第一梯队为15个师，第二梯队7个师，突击的正面宽达38公里。当时在进行防御的敌人，为法英联军的5个师，另外有4个师作为预备队。德军实施进攻的部队，在大雾和烟幕的掩护下，很快就在切敏-德-达姆这条大道上击退了敌人的守备部队，并随后渡过了安讷河。5月30日，他们到达马恩河。在这里，鲁登道夫又一次获得某些胜利，但他对此并无思想准备，因而没抱过高希望。等到他再把大量的预备队调上来时，联军方面也把自己的预备队调到了战场，而且他们具有更大的随机应变能力，所以，这次会战的结局也就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鲁登道夫这次夺得的初期胜利，可以进行某些分析。他所以能够获胜，看来有三个原因：第一，联军方面的注意力和预备队，开始时被分散到其他地段上去了；第二，德军在这一次严格地执行了沿着抵抗力最小的线路实施进攻的原则；第三，该区法军的指挥官实在笨拙。这位法军指挥官坚持把步兵集中摆在前沿阵地上，因而使其部队充当了德军的炮灰，一开始就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同时，他的炮兵，一部分预备队，以及指挥所，也都距离前沿太近，因而德军一旦把防御突破，他的整个防御体系也就很快崩溃了。这使得德军的进攻在战术上达到了突然性的目的。本来，在发动进攻的前夕，这个突然性已是部分地丢失了的，但在进攻开始以后，它却完全恢复了。这是因为，任何突然袭击行动的目的，都在于破坏敌人的稳定性，或者使敌人完全惊慌失措，或者使敌人落入陷阱，不管情况如何，效果都是一样的。

到此时为止，鲁登道夫已在联军的防线上占领了三个突出地段：两个范围较大，一个规模较小。此后，他曾企图把贡比涅地区那条战线拉平起来，但这个时候的进攻已经不可能达到突然性的目的了。6月19日，德军在西南方向沿着瓦兹河实施突击，但时机已失于过迟，未能同东南方向在沙托-齐耶里地区的进攻取得配合。

此后出现了一个间隙阶段，时间延续了整整一个月。鲁登道夫一直梦想着在比利时境内给英军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打击，而且这个计划早就拟订出来了。可是他认为，在比利时境内，英军的预备队还太强大，因而又想出了一个实施佯动的计划，指望先在南面进行一次强大的突击，以便把英军的预备队吸引到那边去。而在当时，鲁登道夫并未能在联军的防线上消除贡比涅突出部，于是又打算在里姆(即今兰斯)地区拉平这条战线。这样一来，就需要使部队进行休整，作好进攻准备，以致进攻的开始时间就推迟了。这一延宕后来竟成了鲁登道夫的致命祸害，因为它也结对方提供了时间，英法两军得以借此调集兵力，恢复元气，而美军则趁此远渡重洋，来到欧洲。

鲁登道夫各次突击所取得的战术性胜利，并没有使他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因为，他受着这种胜利的鼓舞，每一次都使部队前进得过于深远，以致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兵力。而且，这些突击彼此不够协调，缺乏内在联系。他所进行的许多次突击，并不是向着敌人抵抗力最弱的路线发展，却是对准敌人抵抗力逐渐加强的路线实施。因此，德军突破防御以后随之发展的进攻，从战略的角度来看，照例都变成了纯系直接性的开进。鲁登道夫虽然在联军的防线上打开了三个缺口，而且每个缺口都有一定的深度，但是却没有哪一个缺口的深度足以达到敌人的战略后方，因而都不能切断敌人的重要动脉。这正是他在战略上的失败，使德军的战线变成了锯齿形状，同时却为联军向他的侧翼实施反突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18年7月15日，鲁登道夫开始发动新攻势。对于联军来说，这次进攻已是预料中的事。因此，德军在里姆以东的进攻，很快被已经转入机动防御的法军击退了。而在里姆以西强渡马恩河的德军，实际上只是加速了自己的崩溃。这是因为，福煦早就进行了准备，等到7月18日，他便向着马恩突出部的西侧展开了突然的反击。这次战役是由贝当指挥的。他在战场上使用了一种鲁登道夫所没有的新工具。象康布雷作战那样，在进攻部队的第一梯队中，使用了大量的轻型坦克。本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德军已把楔入联军防御所夺得的地段牢牢控在自己手里，打算把部队逐次地向后撤退，力图把战线拉平。可是，他们的预备队却终于被迫消耗殆尽。这又迫使鲁登道夫不得不放松在弗郎德勒地区的攻势，开始只想暂时延缓一下，到后来就只好放弃了事。从此以后，西战场上的战争主动权，也就正式地转移到了联军手里。

联军在马恩河地区实施反突击的特点，是值得加以研究的。贝当曾向福煦提出建议，要求在博韦和埃佩尔内两个地区分别集中预备队兵力，组成两个独立的集团，其目的是要在德军发动进攻后向其两翼实施反突击。第一个集团由马金指挥，起初曾用来击毁德军在6月9日发动的进攻，随后便转移了阵地，专门去对付马恩突出部西侧的敌军。后来，福煦又打算以该集团去进攻苏瓦松的铁路枢纽站。但是当它作着进攻的准备时，侦察部门获得一个准确情报，探知德军的下一次进攻必然从里姆地区发起。于是，福煦决定摧毁这次进攻，并预期在7月12日对德军实施突击。而贝当却认为，最好先让德军攻进来，这样既可使法军获得休整，也便于对德军的后方进行突击。然而，事态的发展颇为奇怪。到了7月12日，法军并未能作好进攻准备，因为作战部署的进行，实际上按贝当计划的成分多些，按福煦计划的成分反而少些，但是又不是全部。根据贝当的计划，战役的进程可以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只以少数兵力防守第一阵地，故意诱敌来攻，且战且退，力求把敌军阻止在第二阵地前面；其次，实行局部的反冲击，把敌人的预备队引来参加战斗，使其装入法军向里姆两侧实行冲击所造成的新“口袋”中；最后，派出由马金指挥的预备队兵力，使其在东面沿着马恩河突出部的底边实施反攻。贝当指望在战役实施过程中形成一个巨大的“口袋”，把安讷河南面的所有德军全部包围进去。

后来发生的事实和福煦采取的行动，使贝当的计划发生了某些改动。因为德军在里姆东面发起的进攻没有成功，法军便转而采取了机动防御。这是战术性间接路线的一种形式。而在里姆西面，法军的指挥官顽固地坚持着老办法，进行了坚决的防御，结果只是使德军突破防线而已。随后，德军强渡了马恩河。为了应付这个紧急的危机，贝当不得不把自己的大部分预备队投入战斗。按他原来的打算，这些兵力要等到战役的第二阶段才予以动用。为了补充自己抽空了的预备队，贝当决定从马金的兵力中调拨一部分过来，因而使得马金实施反突击的时间不得不往后推迟。可是，福煦早就下了命令，规定反突击必须在7月18日开始。但当福煦得悉贝当所下的命令以后，马上又把命令撤消了。这样一来，贝当计划的第二阶段便完全被破坏了。结果，德军终于把预备队调集起来，既阻住了马金的反攻，也保障自己控制了钻出“口袋”的出口。法军的反突击很快变成了直接的压迫行动，只是单纯地追赶着德军。这有如法尔根汉1915年在波兰作战的情况，最后虽然把整个“口袋”压扁了，但只不过是把“口袋”里的敌人全部挤了出去。

从此以后，福煦的主要意图就是把主动权紧紧地抓住，在自己尚未集中足够数量的预备队以前，决不使德军有任何喘息的机会。他决心把一切横向的铁路掌握到手，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局部性的进攻战役。8月8日，海格在亚眠地区组织了第一次进攻。由于采取了谨慎态度而又技巧地运用了欺诈手段，法国人在进攻以前竟使劳林森指挥的第4军团暗中增兵一倍。联军这次进攻，在第一梯队里使用了450辆坦克，因此，与以前进行的各次进攻战役比较起来，具有最大的突然性。但是，法军实施进攻的路线实在过于直接化了，致使这次进攻很快就被德军阻住。尽管如此，法军作战行动在战役初期显示出来的那种突然性，仍然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作用，曾使德军最高统帅部在心理上丧失了平衡。鲁登道夫意识到自己的部队在精神方面已经濒于破产以后，终于不得不公开宣称：只有采取谈判的方法才可能获得和平。但他同时又说：“我们的战略目的，是要转入战略防御，以此来逐渐消磨敌人继续作战的意志。”

在此同时，联军方面也采取了新的战略方法。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就是福煦。他命令联军各部队在整个战线的各个地段接连不断地实行进攻。使这种方法有所发展的是海格。他曾拒绝执行福煦关于要他属下第4军团继续实施正面进攻的命令。第4军团的进攻，是在英军第3和第1军团先后完成突击以后才恢复的。这样一来，专就海格与贝当所控制的战线来说，联军的进攻就形成为一连串前后衔接的快速突击了，而且正是打在各个不同的地段上。其中，每一次突击都恰好是在它刚要丧失其最初冲击力的时候停止，前一个突击正象是为后一个突击铺路。因此，这些突击是彼此紧密相连的。联军这种车轮战法，使鲁登道夫不能自由自在地调动预备队，无法应付预料中的打击。而且，鲁登道夫的预备队很快就消耗光了。联军方面的后备力量却并不感到如何紧张。联军采取的这种方法，虽然实质上不能算是间接路线的方法，但不论就那个场合来看，都应该说是与间接路线很接近的。采取这种方法，虽然不一定是在敌人期待最小的方向上实施进攻，但却可避免在敌人最可能预计到的方向上实施进攻；虽然不一定是沿着敌人抵抗力最弱的线路实施进攻，但却可避免在敌人抵抗力愈来愈强的方向上实施进攻；因此，这种方法实际上可以算是一种消极形式的间接路线。

由于德军在精神上日趋瓦解，兵力上损失惨重，采取上述方法，至少可使联军连续不断地发起进攻，逐步削弱德军的抵抗能力。在德军颓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海格不断提高了信心。他担保说，自己有力量突破“兴登堡防线”。德军那条防线，当时是由最有战斗力的预备队进行防守的。这些情况也使福煦相信，有必要放弃上述方法。因此，他便决定在9月底同时发动全面进攻。

福煦的计刘是：由英军和美军分别组成联军的两翼，从德军楔入法国境内所形成的巨大突出部的两侧实施进攻，采取向心方向实行突击，力求把楔入法境的大部分德军隔绝开来。作出这个计划的根据，是把阿登山当作一个几乎无法通过的地区，把它当作一堵后墙，认为这个山区只有两侧有些狭窄的通道。顺便说一句，关于阿登山的这种观念，可以说是来自对该地区的片面理解。事实上，阿登山地区内有着良好的道路网，交通是发达的，其境内多半是丘陵，大山比较少。

按照潘兴的建议，这个计划本来还含有某种程度的间接路线意味。他的意思是，美军应在布里昂地区发动进攻，发展局部的胜利，从而削平圣米赫尔附近那个突出部，迂回到梅斯城，切断德军通往洛林的交通线，阻塞德军从西面向莱茵河退却的道路。可是，海格不赞成这个计划。他认为这样的进攻方向与联军其他的进攻方向不协调，不是向心的，而是离心的。福煦也同意海格的观点，没有考虑潘兴的反对意见，并修改了他的计划。这样一来，美军就只好把自己的力量调转到西面来，匆匆忙忙地在马斯河与阿尔哥尼地区实行进攻准备，而时间总共不到1个星期。美军在该地区的进攻，面临着德军不断增强的抵抗，发展非常缓慢，不仅遭到了巨大损失，部队纪律也几乎濒于涣散。因此，对于海格向“兴登堡防线”实施的进攻，实在毫无帮助。

以后还有多次事实证明，即使拥有相当优势的火力，而对着士气已经低落的敌人，如果采取直接的正面进攻，虽然可以突破敌军的防御，但却不能完全消灭敌军。直到11月11日，即实行停战的那一天，德军在其后卫兵力的掩护下，仍然顺利地从这个突出部撤退出去了。当时，他们逐步地把战线缩短，拉直，联军跟在后面的进攻，实际上是钻死胡同。其所以如此，不仅因为有德军进行抵抗，而且因为在废墟地带内遇到了补给和维修方面的许多重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联军采取直接路线的进攻，只不过更快地促使德军溜走了，而他们自己却无法追上去。

值得庆幸的是，联军这些进攻战役的最后阶段，对于整个战争的结局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德军统帅部在精神上受到的打击，还是来自8月8日联军在亚眠地区发动的突然进攻，其次则是萨洛尼卡那个遥远战场上联军所采取的间接路线行动。在萨洛尼卡战场上，联军是在守兵最少的一个地段开始进攻的，很快就突破了防线。在那里，由于山地地形的限制，敌方不能迅速地把预备队调去支援，因而无法阻止进攻的发展。结果，保加利亚的军队被分割为两部分。早已经厌战的保加利亚人，终于被迫缔结了停战协定。联军胜利地完成这个任务，不仅剥夺了中欧大国的一个同盟者，而且为协约国军队打开了直达奥国后方的道路。

当联军在意大利境内再次发动进攻，而不稳定的奥军防线遭到突破以后，德国所面临的战败威胁就愈来愈严重了。此时，奥国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早已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最后也只有投降。于是，奥国的领土和铁路，也都变成了联军展开对德进攻的有利条件。9月间，德国将军冯·格尔维茨即向帝国首相提出警告：继续进行战争将是德国的灾难。

这个威胁，再加上封锁所产生的高度精神效力，即大战略方面一种间接路线形式所产生的效力，使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感到大祸即将临头。饥饿和失望，有如两把尖刀，威逼着德国政府只好投降。应当补充一点：保加利亚在巴尔干的失败，联军在法国恢复直接进攻的传闻，加速了德国宣布投降的进程。

由于上述种种因素的影响，德军最高统帅部终于感到神经错乱，无以自持。是的，这一过程曾延续了好几天的时间。这时，德军已经完全混乱了，在精神上彻底崩溃了。1918年9月29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匆忙作出决定，宣布接受停战。他们认为，巴尔干战线的崩溃破坏了他们所有的计划，因为“本来预计调往西线的部队，现在需要改调到巴尔干战线上去”。同时还说，如果联军在西线再次进攻，则“整个形势将会根本改变”，“即使这一次能把他们的进攻挡住，但尔后仍然是严重的威胁。”

最后，福煦终于决定发动全面的进攻。美军在马斯河-阿尔哥尼地区的进攻，是在9月26日开始的，但到28日实际上就完全停止了。法英比三国联军在弗郎德勒地区的进攻，是9月28日开始的。虽然这次进攻给德军造成了明显的困难，但是并没能构成真正的威胁。9月29日早晨，海格开始对“兴登堡防线”发动主要突击，传出的第一批战报，即使德军发生了动摇。

在这紧急情况之下，马克斯亲王奉命出任首相。这是想利用他的温和政见和国际威望，来达到进行和平谈判的目的。为了求得一个体面的和平，而不表示出自己在认输，他要求军方允许他推迟开始谈判的时间。他对兴登堡说；“应该使我有10天或8天，至少也得有4天的喘息时间，以便乘机向敌人提出和平的呼吁。”但是兴登堡却回答说；“军事形势已经极端严重，到了最大限度，不可以再延缓了。”因此，坚决主张“立即向联军方面发出和平谈判的呼声”。

10月3日，德国政府向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立即缔结停战协定的要求。这也就等于公开向全世界承认自己的失败。而且，早在10月1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就已经自己破坏着国内的民心土气。他们在各政党领袖的一次集会上宣称，已不可能继续进行抵抗了。

长期被关在黑暗当中的人们，一旦看见光线，反而会感到眼睛瞎了似的。这样，在德国境内，各种不满的和不稳定的因素，现在就统统地暴露出来了。

然而，在几天以后，德军最高统帅部似乎又开始有了一点信心，甚至还产生了某些乐观的情绪。他们看到，英军楔入“兴登堡防线”以后，并未能把整个防线突破。随后，他们获得报告，说是联军的进攻速度已经降低，特别是对于有利条件的利用不够充分，已经无力扩张战果。这时，鲁登道夫虽仍坚持进行和平谈判，但他的目的只是想给德军赢得喘息时间，以便积聚力量来继续进行抵抗，并保障德军有组织地撤退到自己边境内的防线上。到了10月17日，鲁登道夫甚至认为，用不着再休整等待也可以达到目的了。他所以这样认为，并不完全因为业已形成的情况，而主要是凭着他的主观判断。事实上，现实情况从来也没有象他自己在9月29日所描绘的那个样子。然而，他所散布的悲观情绪已经在政界人物当中广泛传开，也在居民中间慢慢传播，有如一颗石子投到水中，水波正在逐步扩大。国内防线的崩溃虽然开始得较晚，可是比起军事防线来，它却溃散得更快。

10月23日，威尔逊总统用一个通谍答复了德国人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就在这时，鲁登道夫还在希望继续进行战争。他指望在德国边境进行有效的防御，用以打击联军的气焰。但是，他已经无法控制正在剧变的情况，德国民族的抵抗意志业已崩溃，所以再也没有人来倾听他的意见了。10月26日，他被迫辞职。此后，德国首相由于过量地服用了安眠药，曾有36小时不省人事，一直处在昏睡不醒的状态中。11月3日下午，当他回到办公室开始办公的时候，立即获得报告，不仅土耳其投降了，奥地利也步了后尘。这样，德国的后门已经完全敞开。第二天，德国国内暴发了革命，并且随即蔓延到全国。因为德国皇帝还不想退位，和平谈判也发生了延误。这时，唯一的出路只有向革命势力及其领袖们让步。到了11月9日，马克斯亲王便把政权交给了社会党领袖艾伯特。1918年11月11日凌晨5时，德国和谈代表团的全权代表，终于在和平条约上签了字，上午11时，战争最后结束了。

这次战争的结局，根据最后的判断，应该算是9月29日决定的，因为正好是在这一天，德军最高统帅部得出了结论，认为战争已经打输了。鲁登道夫及其助手们当时精神极度沮丧，以致他们的有害情绪很快就传染给了全体国民。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拯救德国了。指挥官们的神经可以复原，实际的军事态势可以改善，可是，士气和民心却一时难以振奋起来，这就在战争中决定了德国的命运。

在促使德国投降的各种因素当中，封锁似乎要算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一个。如果不是遭遇到封锁，德军在自己的国界之内，也许要进行很长时期的顽强抵抗，但这要有另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即在国内避免发生革命。然而，即使德国人民团结一致地起来捍卫自己的国土，并且拼死阻住联军的进攻，但那也只不过是战争结束时间的延长，而德国的失败则是必然的，因为联军方面掌握着制海权，这是英国人的传统武器，他们是必将用来进行封锁的。

当然，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毕竟还是军事行动。正是军事行动的胜利加快了德国的投降，没有使战争拖延到1919年。这个结论并不等于说，在缔结停战协定的时候，德国的军事实力已经毁灭了，它的军队已经完全崩溃了。也不能说，这是德国向联军方面实行的错误让步。认真分析一下最后100天的战争情况，可以更加肯定—个古老的真理：战争的真正目的应该是压垮敌人的抵抗意志，瓦解其统治者的心灵，而并不是一定要消灭其军队；战争的胜或负，主要取决于双方的民心士气，对于敌人的直接打击，只有一种间接的影响。真正使鲁登道夫的神经感到震惊的，是联军方面的突然袭击行动，使他受到强烈打击的，是他对于联军战略性突击感到已无能力击退的心理。这种情况对他产生的影响，较之人员、武器和国土的损失要严重得多。

谢选骏指出：从间接路线战略的角度看，美国似乎是最为娴熟的使用者——在一次大战奉行中立，然后再伺机投入战斗，收获不小；在二次大战中，罗斯福政府更是使用“间接参战”的方式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了，使得宣传间接路线战略的英国都望尘莫及。通过继续扩大间接路线战略，美国还在战后顺势瓦解了英国法国的殖民体系，然后再把英法纳入了对抗苏联的冷战体系。

【第十五章 希特勒的战略】

希特勒所进行的各次战役，无论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的，还是在这次战争过程中的，都可作为明显的例证，说明他所使用的方法，正是本书前面各章所论述的方法。希特勒在其战争的第一阶段所使用的战略，就是间接路线战略，而且，他亦物质上和心理上，在战场上和会场上，都达到了新的境界。以后，他也给自己的敌人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可以利用间接路线来反对他本人。

在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把敌人估计得过低。同样紧要的是，要了解敌人使用的方法，识破他们的企图。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有了这种认识，才能及时预察敌人的行动，并采取预防的措施。一些爱好和平的国家，由于错过了时机，对于希特勒在下一步将要采取什么行动缺乏应有的关注和判断，老是“赶不上车子”，不免大吃苦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其政府咨询机关中设立一个“敌人研究部”，对于战争的各个方面，以及有关战争的一切问题，都认真加以研究，并及时地对敌人的下一步行动加以预测和判断，那一定是大有好处的。

一些民主国家的政府，居然不曾事先看到希特勒所要追求的方计路线，这对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不能不感到大为吃惊。因为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象希特勒这样的人，他不仅野心勃勃，而且竟那样公开明确地叙述了自己行动的根本性质，以及为达到目的将要采取的具体办法。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加上他的许多演说和个别言论，给人们提供了大量的事实，足以说明他的行动方向及其逻辑联系。希特勒这种非常清楚的“自我表白”，可以算是最好的证据，说明他所以取得成就，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么随和的结果。这个“自我表白”也是一个鲜明的实例，说明了一个谚语的正确性：“人们总要作些蠢事！”即使是拿破仑，也不曾象他那样藐视自己的敌人，也不敢那样冒险地把自己的意图完全说了出来。希特勒在这方面所以敢于明显地表示出无所顾忌，正是因为他认清了人们的一个通病，那就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希特勒懂得一条原则：把东西经常放在最明显的地方，可能是进行伪装的一种好手段，因为放在明显位置上的东西，反而不易为人注意；有时，最直接的行动路线，反而是最能出敌意料的。这正如保密问题上的技巧一样，尽量把大多数事情都公开发表出来，就可以使人们不去想象或者怀疑还有少许秘密的存在。

英国的第一流间谍劳伦斯曾经指出，列宁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设想了一个革命，实行了一个革命，而且巩固了一个革命。这个评语对于希特勒也同样实用，而且还可以加上一句：他还“写出了”一个革命。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希特勒曾经用过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方法，从中获益不少。他不仅学会了如何夺取权力，而且学会了如何扩张权力。列宁曾经说过，“在战争中，最健全的战略，就是一直等到敌人在精神上已经涣散之后才开始作战，这样，一个致命的打击才有容易完成的可能。”

希特勒曾经说过，“我们真正的战争早在军事行动开始以前就在进行了。”劳希林在其所著《希特勒的自供》一书中引用了希特勒的言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希特勒宣称：“在战争尚未打响以前，设法使敌人先在精神上崩溃，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任何一个曾在前线参加过作战的人，都会希望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流血。”

希特勒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问题上面以后，就使自己的思想开始与德国军事思想的传统趋势分道扬镳。一个世纪以来，德国的军事理论一直把“会战”看成是最主要的东西，而且率领着一大批国家，沿着一条很狭窄的路线来发展他们的理论。他们把普鲁士的战争哲学家克劳塞维茨奉为自己的教主，全盘接受了他那些很难于领会的格言。例如，“以流血的方法来解决危机，力图歼灭敌人的军队，这就是战争第一胎的产儿只有进行巨大而全面的会战，才能产生伟大的结果血液永远是胜利的代价我们不要听信，而且不想听信那些认为不必流血便可获胜的将军们。”克劳塞维茨拒不承认下述的观点：有一种巧妙的方法，可以不必大量流血而能解除敌人的武装和制服敌人。这也就是战争艺术的真正体现。他痛斥这种观点，认为是从“慈善家”幻想中贩卖出来的一种思想。克劳塞维茨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思想的基础是对国家的利己主义，是希望为本民族寻找一条有利的出路，而并非单纯的折中妥协办法。结果，许多将军盲目地变成了克劳塞维茨学说的信徒，总是一有机会便去寻求会战，再也不想预先创造一种于自己有利的形势。所以，在1914至1918年的战争过程中，战争艺术竟变成为只不过是相互屠杀的一种程序。

希特勒的观点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他毕竟还是超过了一般公认的传统界线。劳希林所引证的下述言论可以作为证明。希特勒说：“人们相互砍杀，仅仅是在他们使用其他办法已不能达到目的的时候有一种广义的战略，它使用的是心理上的武器如果我可以用比军事手段更好和更廉价的办法来达到瓦解敌人的目的，那么我何必一定要用军事手段呢？我们的战略就是要从敌人内部去毁灭敌人，控制他们，通过他们自己去征服他们。”

希特勒对于德国的军事学说，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赋予了新的方向和作出了新的阐述呢？只要把他的理论拿来，和鲁登道夫的理论作个比较，就可以看出其宽广的程度。鲁登道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武装力量的总指挥，也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在1923年曾同希特勒合作，企图采用“向柏林进军”的办法来夺取政权，但是遭到了失败。

在极权国家建立起来以后，经过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鲁登道夫反省了上次大战的教训，得出了他的结论，这就是未来的“总体战”的蓝图。鲁登道夫在自己的著作中开始坚决抨击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正是1914年德国军事学说的基础。按照鲁登道夫的看法，德国当时的错误并不在于不顾后果地过分使用暴力，而恰恰是没有足够有效地使用暴力。他批评克劳塞维茨过分地夸大了政治的作用。为了论证这一点，他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一句话：“政治意图就是目的，战争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如果没有一定的目的，那就无法考虑手段的问题。”按照鲁登道夫的看法，这是已经陈腐了的观点。“总体战”的原则要求：在战时，整个民族要把全部力量都贡献给战争；在平时，就要全力以赴地准备下一次战争。战争，这是“一个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表现，因此，政治应该从属于战争的利益。

读完了鲁登道夫的书，我们就可以明白，他的理论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之间的主要差别，就在于他把战争看成为一种并无最终目的的手段，如果要说他在追求什么目的的话，那就是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一座军营。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象鲁登道夫本人所想象的那样新奇。古代斯巴达人就曾坚持过这个原则，其结果只不过是使他们自己陷入了瘫痪灭亡的境地而已。鲁登道夫所追求的目的，无非是使整个国家变成好战的整体，创立一个超级的斯巴达，所以他给自己提出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整个民族团结一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力图创立一种“民族主义”的新宗教。根据它的教条，所有女人最光荣的任务就是生孩子，以来承受“总体战的负担”，而所有男人的任务，则是发展他们的能力以达到这个目的，换句话说，人们的任务就是生育和繁殖，以便进行屠杀。此外，为了达到“团结一致”的目的，鲁登道夫主张采取古老的迫害手段，而不准任何人反对最高统帅的观点。

鲁登道夫还主张，一个国家应有一种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制度，以求适合总体战的要求。从这一观点来看，他似乎也认清了军事力量要以经济为基础。但是有一点却又令人感到奇怪：一方面，鲁登道夫承认，联军方面的封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重大的作用，曾经给德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他却始终坚信，决定战争结局的还是两军在战场上的会战。鲁登道夫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矛盾。在这个问题上，他还对德国老牌的理论家进行赞扬，说；“克劳塞维茨一心一意地只想在会战中歼灭敌军。”在鲁登道夫看来，这应该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原则”。但是，希特勒的看法又有所不同。他认为，一个军事领袖的真正目的，应该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鲁登道夫的心目中，未来战争的打法，似乎也只是把1918年他所发动的进攻扩大一些规模而已。他当时的那些进攻，开始的时候确曾声势吓人，但是最终都没有什么结果。对他来说，这种进攻仍然是打的一场会战，在火炮、迫击炮和机关枪的掩护之下，在坦克、装甲车的支援之下，步兵向前冲击，一直战斗到最后，“以肉搏战把敌人克服”。部队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达到会战的目的；机械化的作用，只是为了加快会战的开始。

对于广泛采取的一般常用的作战方法，鲁登道夫没有发表什么反对意见，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军人武德上，都是如此。他指出，由于总体战的需要，对于“取消无限制的潜艇战争”的观念，连理论上也不必加以考虑。他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对于想要开入敌方港口去的一切船舶，甚至包括挂有中立国旗帜的船舶，都应使用飞机和潜艇，一律将其击沉。在谈到直接攻击平民的问题时，他曾强调说，在将来的一个时期，“会使用轰炸机群来向平民作毫无怜惜的攻击”。不过，他所特别重视的还是军事方面，要求把空军用于战场之上，首先用来摧毁敌人的军队。只有达到了这个目的以后，才可以把空军用去攻击敌人的战略后方。

鲁登道夫对于每一种新式武器和装备，都曾表示欢迎，但是，他却只是盲目地把这些东西添加在他的统计表上，而没有考虑如何从大战略的需要来加以使用。他对于战争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来没有认真的思考，甚至于缺乏明确的概念。用简短的话来说：鲁登道夫的军事观点，就是尽量扩大各种类型的武装力量，认为这样便可以达到某种境界。至于这种境界究竟是什么，他既不感兴趣，也不会为之担心。很明显，他要肯定地表达的只有一个思想，“最高军事统帅应该给政治领袖们下达训示，指导他们如何工作，而后者必须遵守他的训示，完成他们的任务，为战争作出贡献。”换句话说，就是那些负责决定国家政策的人们，必须把充分的行动自由权交给最高军事统帅，给他一张空白支票，让他可以自由支取国家民族的现有资源，来解决国家民族的未来生命问题。

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之间，有许多思想是相同的，例如，对种族、国家和德意志民族应有支配世界的权利等等观念。可是，他们之间也有很多的差异，特别是在如何达到目的的“方法”方面。

鲁登道夫的荒谬论点，就是要求战略控制政策，也就是认为，军队本身可以决定它自己的任务。希特勒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却采取了简单得多的方式。他把这两种职能都集中在自己一个人身上。所以他象古代的亚历山大和凯撒，后代的菲特烈大帝和拿破仑一样，自己掌握着极大的权力。这样，他就有着一般战略家们所不可能有的那种不受限制的机会，用来准备和发展自己的工具，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他还及时地认清了一条真理：由于职业上的偏见，对于军事武器只是大战略为了获取胜利而使用的多种工具之一这一点，一个统帅是很难于承认的。

一个国家参加战争的原因固然可以很多，但是其最基本的目的，简单地说，就是要保证它的政策得以继续发展，就是要克服其他国家的抵抗，而顽强地推行自己独立自主的政策。冲突的根源和它的主要原因蕴藏在人类的意志当中。一个国家要想在战争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它就必须设法改变对方的意志，使其从属于自己的政策。如果弄清楚了这一点，那么克劳塞维茨的信徒们所认为的最主要的一条军事原则，即“在战场上消灭敌军主力”的原则，就会和大战略的其他原则和手段列于平等地位。所谓其他原则和手段，就是指的各种非直接性的军事行动，以及经济压力、舆论宣传和外交手段等。决不可以过分地重视某一种手段，因为环境有时可能使它丧失效力。最聪明的方法是选择和结合使用各种最有效的于段，以求达到最适合、最深入和最经济的目的。换句话说，就是要使获胜的国家能以最小的军事消耗和最低限度的损失，来使敌人屈服，并争取在战后获得好的前途。如果获胜的国家自己也遭到惨重的损失，战后弄得精疲力竭，那么，即使获得最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实际上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大战略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和利用敌人能力方面的薄弱环节，并组织武装抵抗。至于战略，则是要在敌人的战线上找出防御最薄弱的地点，并在那里把敌人消灭。把自己的兵力用来攻击对方兵力强大的地方，其结果只能是自己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并终于感到得不偿失。要使攻击能够具有强大的效力，就必须打在敌人的弱点上面。

因此，最理想而且最有利的办法，就是要设法解除敌人的武装，并尽量避免用硬拼战去消灭敌军。硬拼硬打去消灭敌军的方法，不仅包含着自己的兵力也消耗殆尽的危险，而且有可能招致相反的后果，使自己遭到失败。所以，一个战略家的思想，应该着眼于“瘫痪”敌人，而不是如何从肉体上去消灭他们。就战争的较低阶段来说，在战斗中杀死一个人，只不过是使这支军队损失一个士兵而已，但是一个神经受到震撼的活人，就可以成为恐怖病菌的传染媒介，足以造就一种恐怖的现象。在战争的较高阶段中，如果使对方的指挥官在心理上受到震撼，则可以使其所带领的整个部队丧失作战力量。而在战争的更高阶段上，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心理上受到压迫，那么这个政府所拥有的一切作战力量也有可能被抵消。这正如下述一种情况：两只手都麻木或瘫痪了，刀剑必然会从手掌中掉落下来。

现在再把第一章的基本思想重复一遍：通过对战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表面上的实力，是由它的国民数量和资源数量来表示的，但是，要把这个实力体现出来，则有赖于它的内部机构和“神经系统”的健康状况，也即是依赖于它的指挥稳定性，民心士气和补给机能。直接施加压力，常常会使对方的抵抗力反而紧缩和变硬起来，有如把散雪压挤成雪球一样，越压越紧，那么融化得也就越慢。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在战略上，或者换句话说，个管在外交战略上，还是在军事战略上，对于破坏敌人心理上和物质上的稳定性来说，间接路线是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为摧毁敌人创造出有利的条件。

战略的真正目的是要尽量削弱敌人进行抵抗的能力。由此又可得出另外一条公理：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必须同时投出几个可以调换的目标。攻击某一点的时候，应能同时也威胁到另外一点，而且在必要的时候，确能把突击力量转移过去。只有具备这种选择目标的灵活性，战略才有可能适应形势的突然变化。

不管是由于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原因，希特勒对于这些战略上的真理，确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他这样的水平。他在政治领域中运用着心理战略，因而夺取了德国的政权。在实行这个战略的时候，他尽量攻击魏玛共和国的短处，利用人性上的弱点，在利害关系上挑拨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首先造成只有他才是支持某一方观点的印象，而后又似乎是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转向另一方讨好。这样，他依次地、突然地玩弄着间接性的手法，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1933年，希特勒夺到德国的政权以后，他使用这种间接性手法的规模就更加扩大了。第二年，他首先同波兰签订了一个为期10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其目的是要保护他的东方翼侧。1935年，他自动毁弃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备的限制，次年，派出德军重新进驻和约规定不准设防的莱茵地区。就在这1936年，他与意大利合作，开始以“伪装战争”的手段，暗地里支援佛朗哥将军去推翻西班牙的共和政府。这是针对法英两国战略后方采取的一种间接性手段，在大战略方面构成了牵制作用。希特勒以这种方法使法英两国在西面的地位遭到削弱以后，又在莱茵地区重新建立要塞工事，使自己的西部得到掩护。此后，他便有了机会，可以把主要力量调往东方。这正是继续实行间接性行动的一种步骤，其目的是在战略上打击西方强国的根基。

1938年3月，希特勒进占奥地利，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的西边翼侧完全处于暴露地位，同时，也使法国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环绕德国所构成的“铁箍”被冲断。1938年9月，由于“慕尼黑协定”的签订，希特勒不仅收回了苏台德地区，而且使捷克斯洛伐克在战略上陷入了瘫痪境地。所以，到次年3月时，他便完全侵占了这个早已瘫痪了的国家，并进而包围了波兰的一个侧翼。

希特勒利用这一连串实际上没有流血的机巧行动，以所谓“和平的进军”为借口，在巧妙的宣传烟幕掩护之下，不仅毁灭了法国人原来在中欧的控制权和对德国的战略包围，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形势，反而使法国陷入包围之中。这样一个过程，恰好同一种古老训条相吻合，那就是抢先占领有利阵地，而后再行挑战，只不过他这次作的范围更广，计划更大，而且技巧更高罢了。在这转变时期的整个过程中，德国的实力不断增长。从直接方面看，其军备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就间接方面说，它的主要假想敌国，由于同盟国被剪除和战略根基被砍断，其力量已在日益减弱。

这样一来，到了1939年春天，希特勒对于公开的决战，就已经不再感到害伯了。恰巧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英国人采取的错误行动，又使他获得了利益。当时，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已经在战略上被希特勒孤立起来了，可是英国却突然地向它们提出了保证。能够给予这两个国家有效支援的是俄国，而英国在作出自己的保证时，偏偏又没有事先从俄国方面获得任何保证性的表示。英国人一向都是采取安抚和退让的政策，这一次跨出如此盲目的一步，实在是非常轻率的。在那个时候，英国人的保证无异于公开向德国挑战。欧洲的这些地区实际上是英法武装力量所达不到的，而英国人的保证，正好构成一种诱惑，使希特勒滋长了一种几乎是无法抑制的欲望，那就是进攻波兰。于是，西方国家自己破坏了战略基础。本来，由于力量的薄弱，它们唯一可能采取的战略，应该是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阵线，以便在西方对付来自德国方面的任何打击，制止侵略的发生，可是现在，它们反而给希特勒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使他得以在一个脆弱地段突破防线，并因而达到了初战的胜利。

诚如劳希林所记述的，希特勒的计划，总是以孤立脆弱的国家为其突然袭击的对象，同时，也总是让他的对方去背负发动攻势作战的重担。这是因为，德国领袖要比同盟国方面任何的统帅和国务活动家都更清晰地认清了现代防御的价值。现在，希特勒获得了一个有利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希特勒的战略原则已经非常明显，他必须立即同俄国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使俄国人处于中立地位，保证不出面干涉。希特勒终于同俄国签订了这样一个条约，因而自己感觉到大大增强了信心，处身于左右逢源的地位。这样，如果英法同盟者履行他们的诺言，决定向德国宣战，那么，他们就自动地放弃了防御方面的优势，而要被迫采取进攻的战略，并且必将处于极为不利的条件之下，也将为此缺少最必要的资源。如果他们只以突破“齐格菲防线”为目的，不再前进，那也正足以证明他们的无用，将徒然丧失威望。如果他们还继续硬攻，结果必然遭到极大损失，等到以后希特勒回师西指，转入进攻，他们自己的抵抗力反而会相对减弱，在尔后的防御中取胜的机会必然更小。

英法两国为了使自己摆脱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不让希特勒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唯一可取的办法是，在经济上进行制裁，在外交上进行绝交，同时把军队提供给遭受德国侵略的受害者。这种政策给了波兰以不小的援助，而对英法自己来说，同它们在不利条件下实行对德宣战而可能产生的后果比较起来，则自己在前途和威望方面所受的损失，都将要小得多。

可是，法军仍然向“齐格菲防线”发起了一次很不坚定的进攻，结果毫无成效。由于事先对这次进攻夸大得太厉害，一旦遭到失败，就使同盟国的威望受到了更大的损害。德军当时正在波兰迅速地发展胜利，这与同盟国的失败一对比，就使中立国加深了对德国的恐惧感。于是，它们对同盟国的信心大大动摇了。这次所受的损害，甚至比同盟国的其他任何妥协行动招致的损害还要大些。

随后，希特勒便得以巩固他在军事上的收获，并充分利用他在政治上的优势，因为他在西线有着一道要塞防御线作掩护，而那些自命为援救波兰的救世者，却根本无力突破这道防线。希特勒从此便安稳地处于防御地位，一直等待法英两国人民慢慢产生厌战心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进行这场战争的盲目性已经愈来愈明显了。可是，同盟国方面的政治家们，早在获得足以使理想变为事实的工具以前，便在大唱“反攻”高调。结果，他们只是徒然地挑拨敌人，使其先下手为强，而他们自己并没有招架的能力。同盟国方面这种光说不做的态度，又结希特勒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给他一种新的刺激，使他敢于先发制人，首先转入进攻。当时，英法两国都有许多人，正在设想是否可以利用毗邻德国的一些中立的小国家，作为绕到德国翼侧的通道，可是就在这时，希特勒却一口气侵占了五个中立国家，用来进攻同盟国方面的翼侧。他采取这个行动是完全不顾一切的，这也正是侵略本质的表现。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希持勒曾设想保留住挪威的中立地位，以来掩护德国的北面翼侧。此外，德国从瑞典进口的铁矿石，还要经由挪威在大西洋上的港口雷尔维克才能运回来。但当同盟国方面计划占领挪威的征候愈来愈明显的时候，希特勒害伯对方控制挪威水域和港口会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便又先下手为强，抢先占领了这个国家。

全部占领挪威，本来也是希特勒早已计划了的事。还在1934年，他就向劳希林和其他一些人说过自己的设想，准备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夺占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主要港口，具体作法是，使用小型的海军登陆部队，在空军的掩护之下，同时实施一连串的突击。登陆部队上陆的合适地点，将由潜伏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第五纵队来指引，这些纵队负责先为登陆兵开路，而实际采取行动时的借口，则是保护这些国家使它们不受其他强国的侵略。这位战争“艺术家”还曾经说过：“这是一个冒险而有趣味的战役，在世界历史上是找不到任何先例的。”1940年4月9日，这个令人惊奇的计划完全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其成功的程度甚至超出了原来的料想。希特勒曾经有所担心，对于某几个地点的登陆，害怕难以扩张战果，因此，他指望更多地夺占几个重要的战略据点。事实上，他却毫无阻碍地夺占了所有预期占领的目标，而且他那双贪婪的手还一直伸到了雷尔维克以北的地方。

由于胜利的取得竟是那样令人吃惊地轻松，而同盟国军队突入挪威的企图又是那样轻而易举地被击毁，希特勒随后实施更强大突击的愿望，自然受到鼓舞，而这次突击，也是他早已计划好了的。还在几年以前，当讨论到将有什么环境他就敢于冒险挑起大战时，希特勒曾经表白过他的意图，那就是要在西线取守势，而让敌人首先发动进攻，尔后，他应立即席卷斯堪的纳维亚和低地国家(荷兰和比利时)，以此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并随即向西方强国提出所谓的和平建议。他说：“如果它们不想要这样的和平，那么它们就可能尝试把我赶出去。无论在哪一种条件下，它们都要担负起发动进攻的重担。”不过，随后的环境有所改变。希特勒在侵占了波兰以后，马上提出了和平的建议，但当即被西方国家拒绝。从此以后，他就决定用实力来压迫法国人求和，把兵力调往西线，准备在1939年的秋天发起进攻。由于德军将军们都不相信他们会有足够的兵力来击败英法联军，因而纷纷提出了异议，加上那时天气也很不好，希特勒才被迫推迟实现他的企图。但是，这个延宕使他日益感到不耐烦，而在挪威取胜以后，将军们就再也无法阻挠他的行动了，因为挪威的胜利，正是他不听将军们小心谨慎的忠告而获得的。

很久以前，在讨论这种进攻的可能性的时候，他曾经宣称：“我要从‘马奇诺防线’的右侧进入法国，而且不损失一兵一卒。”诚然，希特勒的这个说法不免过分夸张，但是就其1940年5月的成就来说，他的损失对于他的收获所占的比例，确实是微不足道的。

根据原定计划，德军的主要突击将在右翼，由波克指挥的集团军群来担任这一任务。可是，到了1940年年初，这个计划经过一次彻底的修改，把重点转移到了中央位置，放在阿登山地区。这次修改是根据曼斯坦将军的建议实行的，他是隆德斯特集团军群的参谋长，曾经提出证明，认为通过阿登山地区实施进攻将有更大的取胜机会，因为这个方向正是敌人预期遭受进攻的可能性最小的方向。

西线作战的最大特点，就是德军统帅部力图避免任何的直接性攻击，尽管当时他们在现代化作战工具方面拥有优势，却总是继续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德军并没有突破“马奇诺防线”的企图。相反，他们却先向两个小小的小中立国(荷兰和比利时)发起了“诱敌式的攻击”，希特勒竟借此把英法盟军诱出了法比边界的防御工事。当这支盟军向比利时境内突进时，德国的空军曾经有意识地不去加以阻挡，最后才以陆军从后方向法军的基本集团实施突击。

这次战役是由一支小型的德军突击集团完成的。该集团的兵力并不多，只是全部德军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是由清一色的坦克师组成。德军统师部曾经表现得相当高明，他们认识到，要想尽快取得胜利，需要更多地依靠技术装备，而不是大量的人力。这一次，德军的突击集团确是规模很小的，以致一些德国将军对于其突击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也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德军能够大获全胜，主要是因为法军统帅部的轻率和冥顽，他们几乎把全部重兵都集中在左翼方面，企图在比利时境内作一次决定性的进攻，而在法军防线的中央部分，即面对阿登山这个多山的森林地区，仅仅只留几个第二等的师进行防守。按照法国人的估计，对于阿登山地区，德军的机械化部队是很难通过的。与此相反，德军正好利用了阿登山，因而达到了行动的突然性。这个事实证明，德国人能够很好地接受历史教训，懂得天然的障碍要比人为的抵抗易于克服，因为有人凭借坚强的防御阵地进行抵抗的话，那个阵地总是不容易攻破的。

同样很明显的是，当德军一旦越过色当而向前高速度地发展进攻时，他们便连续地同时威胁到其他几个目标，因而使得法国人无法判断他们下一步进攻的方向。果然，法国人就没有猜到，德军将会首先进攻巴黎呢？还是直攻比利时境内的法军后方？当德军的装甲师后来急速地转向西面时，法国人又不能作出正确判断，德国人究竟是开向亚眠，还是开向里尔。德军就是这样，“声东击西”，隐蔽着自己前进的真正方向，迅速地达到了海峡岸边。

德军的战术也是完全与其战略相适应的。他们避免一头撞上去的硬攻，总是寻求弱点，力图沿着敌人抵抗力最弱的路线前进。同盟国方面的国务活动家们，当时完全不理解现代战争的特点，曾经一再号召他们的军队用“不断加强力量的反击”来击退敌人的入侵，可是德军的坦克洪流却迂回绕过盟军大群大群的步兵，一直横扫而过。如果盟军没有受命放弃要塞防御，那么也许还有可能挡住德军这股坦克洪流的进攻。而在现在这样的条件下，企图进行反冲击和反突击，只是显得微不足道，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同时，盟军的指挥官们，总在寻找会战的机会，而德军的指挥官们，由于吸取了过去的经验，却是力图在战略方面瘫痪敌人，极力避免进行会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德军曾使用坦克、俯冲轰炸机和伞兵，以此在敌人后方制造混乱，破坏其交通线。说来也是一种讽刺，法国在总结战争经验的时候，艾伦赛元帅曾经宣称，德国的将军们必将遇到困难，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达到过大尉以上的军衔。他认为这是德军的一个大弱点，谁知这个弱点却正是一个大优点。8年以前，希特勒也曾经批评过德国的将军们，说他们被囚禁在自己技术知识的牢笼里，完全没有活跃的思想，看不见各种新奇的事物。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弱点，但有一些年轻的德国军官确系后起之秀，他们对于新的观念有着非常敏锐的判断力。

不过，德国所以取得胜利，并不单纯是使用新兵器，采取新战法和实行新的战术战略的结果。在战争的进程中，希特勒使间接路线具有了更加广泛的规模和更加深刻的内容。他能达到这种造诣，曾经得益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方法的研究。同时，新型的德国军队也在应用英国人首创的机械化战争技术方面占领了上风。不管希特勒本人是否意识到，他在这两方面所使用的基本方法，都是中古时代蒙古人成吉思汗已使用过的方法。成吉思汗在准备进攻某一个国家的时候，总是首先在那里寻找有影响的代理人，使他们从内部破坏这个国家的抵抗力，制造混乱，并准备建立起听命于他的新政府。希特勒认为，对于这类人物没有必要进行收买，可以不要贿赂，因为在统治阶级当中，他能够获得这种自告奋勇的走狗，即一些抱着野心想出风头，有着权势欲和出于党派仇恨的人物。后来，为了给自己的部队开拓道路，希特勒便在选定的时机使用了他的“敢死队”。这是一些早在和平时期渗入敌国领土的人物，他们化装成商人或旅客，一旦获得相应的信号，就换上敌军的制服，相机进行活动。他们的任务是，破坏敌人的通讯和交通，散布假消息，如有可能，还可以对各类重要人物进行绑架。对于这种化装的先锋队还必须以伞兵部队予以支援。

在希特勒有意发动的战争中，德军的正面进攻始终只有欺骗和牵制的作用，是一种简单的军事游艺。他们的基本注意力，总是放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后方攻击敌人的行动上。希特勒对于正面强攻和肉搏战斗，是抱着轻蔑态度的，而这些都是一般军人的基本知识。他总是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来发动战争，一手是涣散敌人的士气，一手是瓦解敌人的组织。进一步说，就是要使战争本身更多地只有心理上的作用，要用思想充作工具：用言论来代替武器，用宣传来代替炮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步兵实施攻击之前，总要先实行炮兵火力准备，以便破坏敌人的防御工事。与此相似，希特勒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必须预先摧毁敌人的士气。因此，应当使用各种类型的武器，特别是进行宣传。他说：“尽管战争的教训已很明显，但将军们仍在希望自己成为光明磊落的高贵骑士，把战争幻想成为骑士比武那样的单纯。可是，我不需要骑士，我只需要革命。”

对于希特勒来说，战争的目的只是迫使敌人投降。他认为，如果敌人的抵抗意志已被摧垮，已经麻木，那么，杀戮就是多余的举动。而且，要靠杀戮来达到目的，实在是太麻烦，也太浪费。把细菌注射到敌人的机体内部，让他们的意志发生瘫痪，这是一种间接的方法。按照他的意见，似乎是最有效的一种方法。

以上所述，就是希特勒的战争理论，一种使用心理武器的战争理论。那些企图阻止他的人，实在应该首先了解他的思想。这种理论在军事方面的应用，曾经清楚地显示了它的价值。采取促使敌人军事机器的“神经系统”发生麻痹的行动，要比对敌人有生力量直攻硬打更为有效。但是，这种方法在政治领域内的应用，其效果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人们公开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不首先使用新的兵种，采取新的进攻方法打击敌人，促使敌军发生瘫痪现象，那么，单纯使用心理上的武器能否达到瓦解敌人抵抗的目的呢？即以对法战争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不要说法国人的抵抗意志已经预先遭到破坏，仅仅是军事技术方面的优势，德国也足以使法国覆亡。

如果在力量和使用力量的技巧两个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那么，这股力量总是可以击段另外一股力量。但是，力量却不能摧毁思想。由于思想总是捉摸不定，而且只能接受心理上的影响，因此，思想的稳定性常常使崇拜力量的人们陷入死胡同。在这些人当中，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象希特勒那样，对于思想的威力有足够的认识。可是，希特勒在其权势和力量日益增长以后，对于力量的使用也就日益倚重了。这一状况足以证明，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手段未免估计过高，以为他可以控制别人的思想来供自己驱策。然而，一个思想如果不是来自实际经验，那就一定不会有生命力，而且会产生严重的反作用。

希特勒还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进攻战略艺术。同自己的敌人比较起来，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好地掌提了在第一阶段运用大战略的本领。这就是善于发展和协调使用各种形式的军事活动，使用一切可能的工具，以此打击敌人的意志。不过，希特勒也和拿破仑一样，对于在更高阶段上运用大战略的问题，则是认识不够清楚的，也就是说，在作战时缺乏远大的眼光，缺乏预见性，不能随时考虑到战后的和平问题。一个人如果要做到这一点，那他不仅应该是一个战略家，同时还应该是一个领袖，也是一个哲学家。战略和道德原则是有矛盾的。至于大战略则是具有同道德原则相吻合的趋势，因为它在任何的力量变化当中始终不会脱离其最终目标。

为要证明他们的进攻总是“攻无不克”，德国人反而在战略方面，经济方面，特别是心理方面颇为严重地削弱了自己的防御力量。当德军部队的足迹踏遍欧洲各国领土的时候，他们带给人们的，只有愁苦，没有和平。因此，他们只是广泛地散布着不满的种子，助长着对于希特勒思想的反感情绪。由于必须同占领国的居民经常接触，德军部队也就很容易地受到这种思想细菌的传染。各个部队的情绪也彼此相互传播，从而加深了病态。于是，希特勒所鼓励的尚武精神，开始摇摇欲坠，随之一落千丈。人们感到孤立，产生思家心理，出现厌战情绪，这样便在德军士兵当中引起了不健康的思想。

因为进攻的势头膨胀过度，希特勒终于把机会提供给了尚在与他角逐的对手(英国)，使他得以从自己手里把优势抢了回去。要是英国方面具有更大的政治远见，对于大战略能有更充分的认识，那么，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得更早一些。不过，即使缺乏这一点，形势终于发生了变化，有所改善，而且只要大不列颠帝国继续存在，没有失败，这件事情总是要发生的。希特勒要想获得他理想中的和平，就必须取得完全的胜利，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又势非征服英国不可。同时，不管他再向哪一方向发展，其前进的距离愈远，则如何控制被征服民族的问题也就愈大。所以，希特勒这时每前进一步，其滑倒的危险性也就随之增加一分。英国人面临的问题却很简单，但也并不那么容易。他们就是要坚守下去，等待希特勒失足，要使他象拿破仑那样，铸造无法补救的错误。可幸的是，希特勒很快就犯了这样的错误，比他面临覆灭的时间要早得多。对于这个错误，希特勒是无法补救的，因为他曾经过分地迷信进攻战略，以致对防御战略完全格格不入。这也和拿破仑一样，由于战争初期的胜利得来太轻快了，他便一味地迷信进攻手段，以为只要进攻就足以解决一切问题。

谢选骏指出：作者似乎没有看到，希特勒以及拿破仑的事例恰恰足以说明——力量不够的时候就使用间接路线战略，力量足够的时候就拿出直接进攻、任意粉碎的铁拳挥舞——这不仅是人类社会的通用原则，也是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

【第十六章 希特勒的全盛时期】

1939年，德军征服了波兰，1940年，接着蹂躏了整个西欧。这在军事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对于高速度机械化战争的理论来说，确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这种理论发源于英国，但是将其付诸实行的却是德国人，而且主要的功劳应该归于古德利安将军，即这位德国装甲坦克部队的创建人。尽管德军的高级将领对于新技术曾抱着某种怀疑审慎的态度，并且为其发展所提供的资金也有较多限制，未能满足新技术支持者所提出的要求，但是，新技术发展的结果，仍然使人感到吃惊。这种新技术不仅使战争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且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整个进程。这是因为，希特勒的胜利对于西欧的形势及其前途的影响，即使在他完全失败以后，也是无法消除的。此外，由于英国在打败希特勒的事业中付出了巨大的力量，其结果便使世界权力中心开始转移到了西半球。俄国对于欧洲大陆的控制，则是另外一个危险的结果，同样具有时代的意义。

这次战争的结果，出现了两个革命：一个是作战方法的改变；一个是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在各次战役当中，也出现了使用间接路线战略的一些极有价值的例证。只要对西线的各次战役进行一番分析，便可明显地看出，如果不采取新的作战方法，那么新型的机械化部队未必能够取得胜利。然而，效果总是相辅相成的。机械化部队的快速性和灵活性，正好又使间接路线具有了更大的威力。

说来很是不幸，波兰恰好就是显示上述作用的一个理想地点。它同德国之间有着2千公里的边界线，而在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又新增加了8百公里。这样一来，波兰的南面冀侧，也和面对东普鲁士的北面翼侧一样，完全处于暴露的地位。于是，波兰的整个西部地区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突出部，三面都被德国领土所包围。

对于波兰来说，由于军队部署得不够正确，把大部分力量都摆在突出部的前沿部位，因而更加增添了它的危险性。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他们具有一种天然的愿望，想要掩护自己最主要的工业区，即维斯瓦河以西的地区；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民族骄傲的心理，而且对自己的军事力量过于自信。

波兰陆军在和平时期的兵力，同法军一样多，比德军略为少一点。它拥有30个步兵师和12个骑兵旅。可是，国家的工业资源不足，不能让它的人力充分加以使用，甚至不能给它的现役部队提供足够的武器装备。待到动员时候，他们的师数只能增加三分之一，而在德国方面，除了坦克师和摩托化师以外，其他的师数可以增加一倍以上。而且，波兰几乎完全没有象坦克这类现代化斗争兵器，所以，德国在扩大装甲部队方面的弱点是不起多大作用的。

波兰平原的地形平坦，便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进行活动，因而形势就更加复杂化了。不过，总的说来还是没有法国那样便利，因为波兰缺乏良好的道路，缺少沙质土壤，而在某些地区还有很多的沼泽和森林。然而，德国人所选择的入侵时间，正好可以使上述弱点的危害减到最小程度。

鉴于波兰已经处在德国的三面包围之中，德国人很自然地采取了一种物理性质的间接路线战略。由于他们使用这种方法，间接路线的效果显得更加增大。

在北面，侵入军的主力为波克集团军群，其编成内有两个集团军，即库赫勒的第3集团军和克鲁格的第4集团军。前者从东普鲁士向南进攻；后者则越过波兰走廊向东推进，前去与库赫勒集团军汇合，对波军北方集团的右翼进行合围。

在南面实施进攻的是隆德斯特集团军群，它担负着比较重要的任务。它的实力，在步兵数量上要比北方集团军群几乎多一倍，而坦克则多一倍以上。这个集团军群的编成为三个集团军：布拉斯柯维茨的第8集团军，莱希瑙的第10集团军和李斯特的第14集团军。布拉斯柯维茨集团军为该集团军群的左翼，其任务是向罗兹这个大工业中心挺进，参与合围波兹南突出部的波军，同时对莱希瑙集团军的翼侧进行掩护。李斯特集团军充当集团军群的右翼，其任务是向克拉科夫实施进攻，在喀尔巴阡山区迂回波军的翼侧，同时派出一个坦克军穿过山地内的隘路。莱希瑙集团军处于中央位置，负责实施决定性的突击，因此，该集团军获得了大量坦克的加强。

1939年9月1日，德军开始入侵波兰。9月3日，当英法两国根据它们对波兰所作的保证而宣布参战时，克鲁格已经切断了波兰走廊，到达了维斯瓦河的下游。与此同时，库赫勒已从东普鲁士开出，继续向前逼进，抵近了那累夫河。而意义更加重大的是，莱希瑙集团军的装甲部队已经到达了瓦尔塔河，并且强渡过去了。当时，李斯特集团军则从两个方间进攻克拉科夫。9月4日，莱希瑙的先头部队已经渡过皮利察河，进到了距离国境线50公里的地方。两天以后，他的左翼即远远地越过了托马舒夫，而右翼则进到凯尔采。

德国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曾经下达命令，要求继续往东进攻，直逼维斯瓦河，并且渡河东进。可是，隆德斯特和他的参谋长曼斯坦，却主动地修改了他的计划。他们作了正确的判断，认为波军的主力仍然留在维斯瓦河以西，所以应该在那里设置陷阱，捕捉波军。他们的估计一点不错。于是，莱希瑙奉命以其左翼兵力向北折转，用一个坦克军作先导，向罗兹地区挺进，插到一个巨大波军集团的后方，而后，在罗兹与华沙之间的地段上，沿着布祖腊河抢占有利地形。德军这个突然转向北进的机动，没有遭遇波军多大的抵抗，因为事出预料之外，以致大批波军部队被隔断，无法通过维斯瓦河。

德军由于沿着抵抗力最弱的方向实施深远的战略突破，取得了优势，随后则因转入战术防御，又加强了这个优势。此后，他们为了巩固胜利，只须坚守已经夺得的地盘就可以了。他们不断地击退了波军部队匆匆组织起来的反突击。这些波军部队是刚刚从战线上下来的，已与自己的基地失去联系，因而补给日益短缺，而且其侧翼和后方还有布拉斯柯维茨和克鲁格两个集团军在追击，以致面临的压力日益严重。尽管波兰人战斗得非常顽强和英勇，但给德国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终于突围出去与华沙守备部队会师的，毕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

9月10日，波军总司令斯米格莱·里兹元帅给所有残存部队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往波兰的东南部实施总退却。他指望在一个比较狭小的地段上组织防御，以便进行长期抵抗。但是，他的打算是否正确，并未能获得证实，因为德军从维斯瓦河向西压缩的包围圈已经愈来愈紧了，而在此同时，一部分德军已在某些地段渡过了维斯瓦河，正向河东地区深入，进行着更大规模的合围机动，把波军在桑河与布格河之间可能建立的防御阵地的翼侧也包围起来了。

德国人采取一条很明显的间接路线，即直接抵达和迂回到了布格河。这是波兰最远的、也是最东边的地界。入侵开始时，古德利安的坦克军担任克鲁格第4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穿越波兰走廊以后，该军沿西北方向实施进攻，进入到了德国自己的东普鲁士省。尔后，这个军迅速穿过德国的领土，前出到了最左边上，也即是库赫勒第3集团军的东面侧翼上。这个集团军当时是向南进攻的。9月9日，古德利安坦克军渡过了那累夫河，一直向南挺进。到14日时，该军已经前进160公里，进入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地区，抵达了布格河岸，也就是说，到达了波兰这个突出部的底边。此后，他的部队继续向南挺进，再走65公里，到达了符沃达城，在那里同南面攻来的克莱斯特坦克军会师，共同封死了整个合围圈的口子。这样一着的结果是，早在俄军于9月17日跨进波兰东部国界以前，波军部队已经被击毁了。

波兰的军事行动结束以后，过了9个月，德军又在西线获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次取胜的特点是，纯军事上的间接路线虽然不太明显，而心理方面的间接路线却比较突出。它的原则是力图破坏敌人的稳定性。以这个思想作为基础，预先采取欺骗性的措施，用以诱惑敌人，力求在作战的方向、时间和方法上达到突然性，这样沿着抵抗力最弱的路线最迅速地扩张战果，并尽量往纵深发展。

早在1939年10月初，刚刚征服波兰以后，希特勒即发出了关于在西线准备进攻的第一批指令。他在这些指令中强调说明，如果英法两国都不同意结束战争，那他就要尽可能提前采取行动，因为长期延宕下去会使敌人的军事实力不断增长，并有可能使一些中立国家也倒向同盟国方面。按照希特勒的看法，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时间对于德国总是不利。因此，他曾表示担心，如果采纳他那些军事顾问的意见，继续等待下去，那么，同盟国方面军事力量的增长，有可能超过德国；而这样，就将要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会把德国现有数量有限的资源消耗干净。同时，德国还有可能在背后受到俄国的致命打击，因为希特勒已经感觉到，尽管他同斯大林缔结了条约，但斯大林的中立保证是不会太长久的，一旦他认为有利于自己的时机已经成熟，那他马上就会动手。这种恐惧心理促使希特勒力求提早发动进攻，想用武力强迫法国人求和。他认为，只要法国退出了战争，英国人必步后尘，也会随之而就范。

按照希特勒的看法，他当时已有足够的兵力把法国打败，因为在新式兵器方面他拥有很大的优势，而这正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他说：“我们的装甲坦克部队和空军，不仅仅是进攻的工具，而且也是防御的工具。他们的技术，就当今现有的水平来说，都已达到了很完善的程度，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他们的军事行动，已有适当的组织和经验丰富的领导来作保证，可以发挥出战略上的潜在威力，这也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的。”当然，希特勒也不能不承认，法军在旧式的传统武器方面，特别是在重型火炮方面，仍是拥有优势的。但他却又指出，在现代的机动性战争中，这些旧式武器已不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了。因为他在新式武器方向占有技术上的优势，所以，即令法军在兵力动员数字方面可能拥有优势，也是不必去考虑的。

德军的领导者们，赞同希特勒对于持久战的担心，但并不同意他发动“闪击战”以迅速取胜的打算。那些军事领袖人物感到，要击毁法军，力量仍嫌不足，因此建议希特勒采取防御行动，以等待法英两国“自动求和”，或者促使他们开始发动进攻。只要他们发动进攻，德军就抓到了彻底反击的机会，并能进而转入反攻。

希特勒压制住了这些反对的意见，最后终于决定，要在1939年11月的第2周开始发起进攻。但是，后来因为气象条件有所变化，天气预报不利，加上铁路运输也发生了故障，所以顺延了3天。接着，由于种种类似的原因，又不断地进行短期的顺延，总共推延了11次，直到次年1月中旬为止。到后来竟把这个问题长期搁置了。于是到了5月，才又下达预先号令，把开始进攻的日期真正确定下来。然而在此期间，作战计划已经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改。

德军的作战计划是由哈尔德领导的总参谋部负责拟建的。原来计划规定，主要突击要穿过比利时中部地区来进行，这和1914年的情况完全一样。这样，由波克统率的“B”集团军群将担任主攻任务。而隆德斯特率领的“A”集团军群，则配置在左翼方面，预计穿越阿登山脉的山谷地和森林地，在次要方向上实施进攻。当时，对于阿登山方面的获胜希望，完全是一种幻想，因为所有的坦克师都转隶给波克的“B”集团军群了。德军总参谋部认为，阿登山区的地形完全不适宜于坦克的行动。

然而，隆德斯特的参谋长曼斯坦认为，这个计划过于墨守成规了，几乎是盲目地重复1914年的计划。通过比利时进行突击，对于英法盟军来说，不会产生突袭效果，而且他们正好作了准备，就是要阻击这个突击。曼斯坦认为，这个计划还有另一个缺点，即把英军选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而一般认为，英军要比法军更加坚强。第三个缺点，照他看来，即令突击能够成功，也可能只是把盟军赶了回去，德军除了获得弗郎德勒沿海地区之外，其他什么也得不到。所以，这个计划即使能够成功，也得不到决定性的结果。而要获得决定性的结果，就只能采取间接路线，其办法就是切断敌人的交通线，遮断盟军从比利时实施退却的道路。

曼斯坦建议，应该把重点从右翼转移到中央，通过阿登山地区来实施主要突击，也就是说，应该选择敌人料想不到的方向。他认为，尽管这个山区地形险恶，难以通行，但是并非不能通行，在那里仍然可以有效地使用装甲坦克部队。对于他的建议，古德利安以专家身分发表了权威性的意见，予以支持，因而又加强了他的信念。

对于这个新计划的果敢冒险精神，希特勒是非常赏识的。不过，最后决定改变原定计划的真正原因，却是一个意外的事件。1940年1月10日，一位德军的参谋军官，携带着有关原来计划的文件，从蒙斯特飞往波恩，由于遭遇大雪迷失了方向，误行降落在比利时境内。德军最高统帅部当然害怕他来不及烧毁这些文件(事实上，他只烧毁了一部分)。甚至到了这个事件以后，德国的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还是不肯完全接受曼斯坦的计划。于是，曼斯坦只好直接向希特勒请示，最后由希特勒亲自干预，个人作出决定，这个不平凡的计划才终于拍板定案。

在此期间，一场虚惊使得盟军方面自动地显出了他们的意图。德军统帅部清楚地看到，盟军正把相当数量的兵力开向比利时内地。这个事实也促使德国人非按曼斯坦建议改变计划不可。

从以后的事态发展来看，原来的旧计划几乎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结果，不可能彻底摧毁法国。这是因为，德军如果从比利时中部直接进攻，那就一定会碰上英法盟军的主力，而这正是他们最精锐的部队，拥有优良的装备；同时，也会碰上各种类型的障碍物，如河流、运河和大型城镇等。当然，从表面看来，阿登山区的地形似乎是更加难以克服的障碍，但是德军如能赶在法军最高统帅部注意到这个危险以前，抢先在比利时南部穿过森林地带，那他们随后所面临的就只是略有起伏的法兰西平原，正是有利于大量使用坦克的理想地区。

曼斯坦也已经看到了英法盟军有深入比利时境内的可能性，而且认为，这样将对德军更加不利。他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根据英法盟军总司令甘梅林将军拟定的计划，盟军的左翼得到了加强，预计在德军进入比利时以后，该军也要立即向东推进，抵达戴尔河一线，如果有可能，还可更深远一些。这个“D”计划，也和1914年的法国“第17号计划”一样，遭到了惨败。他们无异于是自动投入了德军的罗网。英法盟军向比利时境内愈深入，则德军通过阿登山的进攻就愈容易到达盟军的后方，愈容易切断其左翼部队。

更为糟糕的是，甘梅林把他的大部分机动兵力都调到了比利时境内，而只留下少数次等的师，构成一道单薄的屏障，来掩护实施进攻的部队，其正面又恰好对着他们认为不可通过的阿登山地路口。当德军一旦突进到法军侧翼的时候，甘梅林马上丧失了平衡，并且很难于恢复已被破坏的稳定性，因为他手下那些能用来较容易地封闭突破口的精锐部队，早已远调到比利时内地去了。甘梅林把他们远投到比利时，结果使自己丧失了战略上的灵活性。

法军后方出现了这个危险，在开始一段时间内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的。这是因为，德军在最初阶段向荷兰和比利时北部实施的突击，产生了吸引法军统帅部注意力的作用。当时，德军派遣空降部队在荷兰后方突然降落，配合着德军在正面的猛烈冲击，因而使得荷兰军队不战自溃，到第5天就投降了。比利时军的前进阵地，在德军进攻的第2天就被突破了。于是，他们按照计划退到了安特卫普至那慕尔一线，并根据协定与英法盟军会合在一起。

在荷兰境内，早在5月10日的早晨，德国的空降部队就已突然地在首府海牙附近和交通中心鹿特丹同时进行着陆，实行袭扰。与此同时，在鹿特丹以东160公里的荷兰边境防御要塞地区，也有德军伞兵降落，配合着陆军的进攻。这样，前方后方两面夹攻，再加上德国空军到处骚扰，使得荷兰出现了极大的混乱和恐慌。德军一个坦克师，利用了荷兰人惊慌失措的局面，穿过南翼边境工事中的一个缺口，疾驰突入荷兰，在第3天就同降落到鹿特丹地区的空降部队会师了。荷兰军队本是在战略上进行防御的，现在却不得不转而采取战术进攻，而他们在训练和装备方面却对此缺乏准备。当时，尽管荷军的主要防线还并没有被突破，但是在第5天，荷兰就投降了。

德军对比利时的直接入侵，在心理方面也有某些突然性的作用，因而使侵略军很快获得了胜利。陆地上的进攻，是由莱希瑙指挥的第6集团军担负的，其兵力相当强大。为了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展开，该集团军必须首先克服一个颇为困难的障碍物。为此，曾派出5百名伞兵部队予以支援。这5百名伞兵首先用来夺占了亚尔培运河上的两座桥梁，以及比利时的一个最现代化的要塞，即艾本艾米尔要塞。这个要塞从侧面掩护着一道水障碍。这支小小的伞兵部队，居然对整个事件的结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是因为，德军所选择的通到比利时边界的进路，必须经过荷兰领土在南面突出来的那一地段，即通常所称呼的“马斯特里赫特盲肠”，而要通过这个宽度为25公里的地段，必然花费一定的时间，这样，只要德军开始越过荷兰边界，比利时的边防部队就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赶在德军到达之前把亚尔培运河上的桥梁炸毁。

德国伞兵趁着黑夜降落在两座桥梁的附近。对于夺占这两座未遭炸毁的桥梁来说，这是一种新的，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为抢占艾本艾米尔要塞，德军派出了80名武装人员驾驶滑翔机直接在要塞近旁着陆，并立即对要塞进行封锁。结果，该要塞虽有守军1千2百名，但在24小时之内完全被封住了。随后，从陆路赶到的德军攻占了这个要塞。德军从伞兵夺得的两座桥上渡过了亚尔培运河，直接插入了比利时境内。由于受到德军的压迫，比利时部队节节后退，到达了戴尔河防线，这时英法盟军也恰好赶到了那里。

在比荷两国使用空降部队实施突袭的计划，是希特勒本人拟定的。不过，其所以获得如此光辉的成功，也是勇敢无畏的斯图登将军在执行计划时实行了卓越领导的结果。

此时，隆德斯特集团军群的装甲坦克部队已经穿过了卢森堡和比利时的南部地区，到达了法国边境。其主力为5个坦克师和4个摩托化步兵帅，正好在那里会师，统由克莱斯特将军指挥。在该集团前面作为先导的，是古德利安的那个军，其编成为3个坦克师。他们穿越110公里的阿登山地区时，途中所遇法军的抵抗非常微弱。于是，德军顺利地插进到法国境内，在进攻开始后的第4天拂晓，即到达了马斯河岸。

把大量坦克和汽车用去穿越阿登山这个难于通行的地区，可以算是一个勇敢而冒险的措施。自古以来，战略家们都把阿登山区视为“不可逾越的”禁区，连步兵也不敢大量使用，更何况坦克和汽车。不过，这种观点对于德军很有利，增加了他们实行奇袭的机会。同时，那里森林稠密，对于德军的进攻准备和突击兵力起了掩护作用。

然而，尽管装甲坦克部队比较容易地达到了突然袭击的目的，但是他们面前马上出现了象马斯河这样比较大型的水障碍。强渡这条河流需要多少时间，是关系颇大的事情。后来，法军总参谋长杜梅克将军曾经追悔地说：“我们以为，敌军的一切活动也和我们自己的差不多。当然设想，他们一定要把足够数量的炮兵运到以后，才敢于作强渡马斯河的尝试，而要达到这个目的，至少需要五六天的时间，因此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对受威胁的方向进行增援。”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人对于时间的估算，与德军高级指挥官的看法竟不谋而合，法军统帅部认为，德军强渡马斯河的行动，至少要到第9天才能开始。这也正好就是德军统帅部原定的时间。但是，在1940年2月进行图上作业时，古德利安提出了建议，认为装甲坦克部队应在赶到马斯河时立即强渡该河，而不宜等待步炮主力的到达。他的意见受到了哈尔德的激烈批评。哈尔德认为，至少应有9到10天的准备才能说得上强渡该河。在3月间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询问古德利安，如果在马斯河上夺占了一个桥头阵地，他在下一步应采取什么行动。古德利安回答说，应该立即扩张战果，开始向西挺进，直指亚眠方向，甚至直指拉芒什海峡岸边的各大港口。许多将军对于他的这种“冒险行动”，纷纷摇头表示反对。可是，希特勒却非常赞许地点着头，用眼色表示了同意，但同时又说着另外一个问题。

5月13日早晨，古德利安的坦克军开进色当地区，到达了马斯河边。当天中午，他即开始强渡该河，向对岸实施攻击，到黄昏时候，渡河即已成功。在同一天，隆美尔的第7坦克师也在西面65公里处的迪南地区渡过了马斯河。这个行动正好分散了法军统帅部的注意力，并为尔后在新的方向上实施突击创造了条件。

5月14日中午，古德利安的3个坦克师全部渡过了马斯河。在击退了法军一个迟迟而来的反突击之后，他便急剧折转，疾速地朝着西方猛进。到次日黄昏时，古德利安的坦克已经突破了马斯河西岸的最后一道防线，接着便开上了一直通往拉芒什海峡岸边的大道，从这里到达海边，大约只有270公里。

5月15日夜间，比较谨慎的克莱斯特命令古德利安停止进攻，先确保桥头阵地，以等候步兵前来接防。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这个命令才作了某些修改，准许古德利安有权扩大桥头阵地。于是，古德利安利用这个授权，急忙向西发展，第2天前进了80公里，到达瓦兹河岸。其余的装甲坦克兵力，也都一齐向西涌进，使整个战线的突破口扩大到100公里。这样一来，一股坦克洪流便沿着通向英法盟军后方的大道开进了，而此时的盟军正在比利时境内。

法军统帅部摸不准德军坦克究竟会取哪个方向前进，这使德军的前进更为容易。德军在色当实行突破，其最大的优点就是位置适中，使德军能向任何一个方向发展进攻，而且同时对几个目标造成威胁。这样，在开始时候，法国人猜不透，德军的目标究竟是拉芒什海峡岸边呢？还是直抵巴黎？尽管德军的进攻方向看来是向西去的，但是法国人始终担心，怕他们会突然地向南折转进攻巴黎。德国的计划在战略上本来就具有灵活性，由于装甲坦克兵的快速行动，又更增加了它的弹性。这样灵活性和快速性的结合，就使法军统帅部完全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

当时，问题的解决完全取决于时间因素。法国人的行动照例总是迟缓，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情况，因此，他们的反措施每一次都没有产生效果。同时，德军先头部队的前进速度，又实在太快，不仅法军统帅部预想不到，就连德军统帅部也始料不及。法军所受的训练，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旧传统，军事行动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因此他们在心理上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这正是他们如此迅速地遭到瘫痪的原因。但是，法军的最大弱点并不在于他们武器装备的数量少或质量差，而主要在于他们军事“理论”的落后。他们的作战观点远远不如对方那样进步，而是发展很慢，根本上没有跳出第一次大战的圈子。胜利者往往骄傲自满，每每产生保守思想，结果遂成为下一次战争中的失败者。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对于几个坦克师在敌人后方如此冒险深入地作战略性的突进，德军最高统帅部仍然表示担心。希特勒本人也神经质地显出了很不安的情绪，他一直担心着自己的南翼，于是命令西进的部队停止了2天的进攻，等待第12集团军赶上去，在安讷河一线构成侧卫防线，以掩护进攻部队的翼侧。

这个延误几乎断送了德国计划的前途，如果不是法军处于那样严重瘫痪的境地，德军的进攻可能招致失败。希特勒第一次犹豫以后，过了1个星期，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怀疑，结果使德军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不过，由于德军坦克部队在最初阶段已经赢得了足够多的时间，而敌人又早已混乱不堪，所以这次在瓦兹河线上的两天停顿，对于德军的计划还不致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这个事实仍然足以说明，在德军的高级指挥人员中，对于时间因素的认识还是具有很大差距的。而且，这新旧两派之间的意见分歧，甚至要比德法两国之间认识的差异还更严重。

为了抗议这个暂停进攻的命令，古德利安于5月17日提出了辞呈，请求解除指挥职务。可是，就在这一天，当他提出辞呈以后，他被上级慰留，同时也被允许继续进行“威力侦察”。他对这个授权又作了自己的解释，就是象原来作的那样，尽量向前推进。一到禁令解除，他便急速前进，其速度甚至比以前更快。他在5月20日到达亚眠，而后，越过阿布维尔，抵达拉芒什海峡岸边，从而切断了英法盟军从比利时退向法国的道路。

5月22日，由于上级的命令，古德利安又很不乐意地停顿了一天，而后才继续往北，向拉芒什海峡的各港口开进，以深入到英军的后方。此时，英军尚在比利时境内，抵抗着由正面进攻的波克的步兵。古德利安的右邻是郎哈德的坦克军，该军也属于克莱斯特的编成，因而曾同时转向北面实施进攻。22日，古德利安包围了布伦港，次日，前进到加来。尔后，他到达格腊夫林，那里离敦刻尔克只有16公里。与此同时，郎哈德的坦克部队也到达了厄尔·圣奥梅尔至格腊夫林的运河线上，并且在运河对岸夺占了桥头阵地。这样，英军手中只剩下一个敦刻尔克港，而且是唯一的一条退路。可是，到了第2天，希特勒却突然命令他们不要再向敦刻尔克进攻。这个命令正好拯救了英军，使他们没有象左翼方面的比军和3个法军集团军的大部分那样，一起同归于尽。2天以后，这个命令才被取消。德军立即恢复了进攻。但到这时，盟军已经加强了防卫力量，使德军一时无法突破了。结果，22万4千人的英军和11万4千人的盟军(主要是法国人)，终于从海路撤走了。即使如此，德军仍然收容了100万人的俘虏，而他们自己的死伤数字却只有6万人。这就是采取间接路线的巨大成就。

在进攻敦刻尔克的前夕，希特勒为什么要下达那样一个贻误战机的命令，其原因已是永远无法解释清楚了。第一个原因，也许正如希特勒自己说的，是害怕把他的坦克完全陷到沼泽里去了。弗郎德勒平原是一个大型的沼泽地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作为一个小班长，曾在那里有过亲身的经历，沼泽对他有着深刻的印象。第二个原因，是他希望保持装甲部队的战斗力，使其完整无缺，以便于在第二阶段彻底击毁法军。第三个原因，他受了戈林的诱惑，认为德国的空军有能力阻住已经在敦刻尔克陷入绝境的英军，使其不能从海上撤出。不过，认真分析一下当时的作战情况，还可以发现一个影响这道命令发出的直接原因，而且主要是一种心理上的作用。这就是5月21日英军两个坦克营在阿腊斯地区实施的一个规模并不大的反冲击。这个反冲击正好是指向沿着海岸边上实施进攻的德军部队的翼侧。英军的这次反冲击，使希特勒本人以及德国的某些高级指挥官更加担心，认为德军在法同境内的战略突破实在是太深入和太冒险了。这个反冲击恰巧又是在最关紧要的时刻发起的，因而在心理上对德军高级指挥人员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克莱斯特曾经多次制止古德利安前进，集团军司令克鲁格，这位克莱斯特的顶头上司，也认为在阿腊斯的情况没有弄清以前，不宜继续发展进攻。他们两人的担心，很自然会要影响到隆德斯特。这样，当5月24日早晨希特勒到达隆德斯特总部进行视察时，就在会议上听到了隆德斯特的观点，因而也加深了自己的怀疑，于是他在会议之后立即下达了暂停进攻的命令。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当时本是倾向继续实施坦克进攻的，但希特勒自然能够找到许多的拥护者来支持他这一次非常谨慎的想法。

这次战役的下一阶段，即最后结束阶段，是在6月5日开始的，也正是德军进入敦刻尔克的第2天。德军这次新的进攻，其序幕就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场面。本来，德军装甲坦克部队都在向西北方向实施进攻，可是突然得到命令，马上掉头南下，迅速地实施了新的攻势。这样快速地向新的方向变更部署，正是部队机械化以后大大提高了机动性的结果，足以引起战略的革命性变化。

德军发动进攻的新战线，是沿着松姆河与安讷河临时构成的一道防线，是由法军残存部队防守的。这道防线比法军原来的防线还要长，而防守的兵力却更加单薄。因为这时法军已经损失了30个师，除了留在法国的2个英军师外，几乎得不到同盟国方面的任何援助。魏刚取代甘梅林以后，集中了66个师的兵力，其中有17个师配置在坚固筑垒的“马其诺防线”里面，这条防线是同松姆河-安讷河防线连接起来的。

在这个第二阶段中，隆德斯特的集团军群又充当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角色。但是，在原定计划中，并没有给它规定这个任务。战役开始时，德军现有10个坦克师，却有6个配属给了波克。随着作战情况的发展，波克实施的突击吸引住了敌人的注意力，因而使隆德斯特发挥了主要作用。作战主力在战斗过程中转移到隆德斯特的地段，是德军有能力迅速改变主突方向的一个例证，说明有了装甲坦克兵力以后，这是完全可能的。

波克指挥下的几个集团军，是在6月5日发起进攻的，而隆德斯特集团军群，则在4天以后才开始动手。他所以稍晚一步，是因为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变更部署。在波克集团军群的进攻中，主要突击方向上的进展，反而不如其右翼方面那样迅速和深入。在那里，隆美尔率领的那个坦克师在第3天早晨就突破了法军的防线。

这次的迅速突破，表明隆美尔确实英勇过人。任何守旧的敌人都梦想不到这个人竟能如此神速。这种突破手段，在任何司令部演习和作业当中，实际上都是不会设想的，是认为不可能的。可是，隆美尔想到了，也作到了。在隆美尔进攻的地段上，法军把松姆河上的所有公路桥梁都炸毁了，但是却留下两座铁路桥。他们留桥的目的，是想用来进行反攻，而且仍在幻想着组织这样的反攻。法军认为，保留两座桥梁不会有多大的危险，因为这是一条单轨铁路，是沿着两个狭窄的堤岸敷设的，而这堤岸又经过河边一段沼泽草地，大约有一公里半的长度。所以，要想沿着这条窄线进攻，特别是通过桥梁，即令是步兵，也如同“走钢丝”一样，很危险。然而，隆美尔却大胆地在黎明前抢占了这两座桥，并在河对岸占领了一块高地作为立足点。接着，他马上拆毁铁轨和枕木，并不顾敌人炮火的威胁，把他的坦克和运输车辆送去走钢丝。他的行动获得了成功，在过河当中，只有一次停顿了半个小时，那是因为有一辆坦克冲接近桥头时被敌炮击中，暂时地阻塞了道路。

到这天黄昏时，隆美尔突破了敌人的防御，纵深达到12公里，第2天，增加到32公里，而在第3天，便突进了50公里。他的进攻速度所以快捷，是因为他采取越野路线行进，尽量迂回绕过了前进道路上的设防据点。由于这样深入突破，把法军第10集团军切成了两段。于是，德军的其他各师也都朝着这个扩大了的缺口涌来，继续向前冲击。到第4天，也即6月8日的夜间，隆美尔到达了鲁昂以南的塞纳河岸，一路上完成了65公里的迂回机动，穿过了法军那道已经混乱不堪，而且不成体系的防御线。这道防线是法军为了防守通向鲁昂和塞纳河的接近路而仓促设置的。当法军正在慌乱之中，来不及对这个大型水障碍组织防御时，隆美尔便一鼓作气夺占了塞纳河上的渡口，并渡过了该河。6月10日，隆美尔师急转向西，进行了80公里的跃进，到黄昏时，抵达了海岸。这样，他就切断了法军第10集团军左翼5个师(包括英军的第51师，即苏格兰师在内)的后退通路。这些被围部队于6月12日在圣瓦列里被迫向隆美尔投降。

此时，集团军群的右翼从松姆河地区向南实施的主要突击，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个突击是出克莱斯特的两个坦克军负责实施的，分别从亚眠和佩龙尼附近松姆河对岸的桥头阵地出发。他们指望用这样一个钳形突击掐死法军。6月8日，在右翼实行迂回的那个集团，终于在亚眠附近突破了法军的防御，并急速向南挺进，直抵瓦兹河的下游；可是，在左翼实行迂回的那个集团，却在佩龙尼以北遭到了法军的顽强抵抗，因而未能前进。

6月9日，隆德斯特集团军群开始在安讷河地区发起进攻，并很快突破了法军的防御。于是，德军最高统帅部决定，把克莱斯特的两个坦克军抽调回来，投向东面，使它们从安讷河地区的巨大缺口进入战斗，向香巴尼方向发展胜利。克莱斯特的两个坦克军能够迅速地调到新的方向，又是一个例证，说明坦克部队具有快速性，因而也就具有灵活性。

这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突击又是由古德利安完成的。这次突击再一次明显地证明，进行深远的战略性突破与间接路线结合起来，将能达到何等的效果。这时，古德利安升任为隆德斯特集团军群的装甲坦克集团司令。古德利安的两个坦克军从加来海峡地带出发，绕行了320公里的长距离，开到安讷河畔的雷代耳地区进行集中。当第12集团军的步兵在恰陶-波尔森附近(雷代耳以北十公里处)的河对岸夺占了三个小型立足点以后，古德利安即乘着黑夜之便，把他的先头师送上了这些小据点。第2天，也即6月10日的早晨，这些先头坦克师马上发起冲击，以高速度向前推进，而对途中有法军据守的村镇和森林则迂回绕过。接着，法军的装甲坦克部队投入了战斗，一路上发生了多次坦克交战，德军乘胜前进，所以，在头两天之内，德军的坦克兵即前进了差不多32公里。第3天，古德利安的右翼即到达了马恩河畔的夏龙，第4天，又进到维特里-勒-弗朗苏瓦，距离进攻出发阵地差不多已有100公里。古德利安的左翼，在击退了来自侧翼的法军反冲击以后，也同时赶到了这一地区。尔后，古德利安即以更高的速度发展进攻，直抵朗格高原，前进到“马其诺防线”的后方，随即穿越这个高原地区，转向东南挺进，一直到了瑞士边境。第5天，也即是6月14日，在跃进80公里以后，一举夺占了肖蒙城。6月15日，德军又完成了这样一个跃进，穿越第戎地区，达到了索恩河畔。17日清晨，古德利安的先头师越过索恩河，继续前进100公里，到达了靠近瑞士国境的蓬塔尔利埃。这次的远距离进攻，把仍然固守着“马其诺防线”的大量法军的后撤道路，全部切断了。古德利安属下的其他各师，此时则在向北席卷，前进到了摩泽尔河畔，其目的是为了切断法军的退路。到了这个时候，法国政府看到，自己的军队要被毁灭了，于是决定投降，并向德国人发出了要求停战的呼吁。

出于希特勒在此以后并未能征服英伦三岛，所以从更高级的战略观点来看，欧洲大陆上所取得的决定性战略胜利，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希特勒因为自己下令停止向敦刻尔克的进攻，弄得后来自讨苦吃。当初，如果他能阻住英军，使其不得从最后一个漏洞中溜走，那么，大不列颠帝国必将陷入毫无防卫力量的境地。这样，希特勒即使仓促组织登陆，也能够达到彼岸，足以占领英伦三岛。因为丧失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未能在敦刻尔克那个陷阱中把英军一网打尽，所以，如不能很好地组织一次强大的登陆战役，他就不可能有征服英国的希望。而要组织这样的战役，他既没有预先的计划，也没有相应的准备。对于这个方向，他调集力量的行动实在太迟了，而他的“和平攻势”也显得软弱无力。后来，在“不列颠之战”中，德国企图争夺控制海路的制空权遭到了失败，希特勒入侵英国的整个计划，也就完全付之东流。

大不列颠帝国没有被征服，它面前的英吉利海峡(拉芒什海峡)变成了一道巨型的反坦克壕，这对于希特勒来说，不能不感到忧虑。英国屹立近旁，就使希特勒控制整个欧洲大陆的计划受到与日俱增的威胁。这个“失算”对于他实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个计划的破产，自然导致了后来的不祥结局。

在下一年度，希特勒仍然不断地追逐着胜利，开始在巴尔干，随后又在俄国。当他还没有在俄国腹地被阻止以前，其胜利似乎仍有希望。可是，要想实现自己的计划，他的资源已经不足了。尽管他在1941年仍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可以说，“不列颠之战”的失败，已经是他覆灭的开端。如果追本溯源的话，这又是在攻占敦刻尔克时表现很不坚定的结果。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虽然懂得在开战之前要肃清内在的敌人，却并不懂得要把这一原则予以延伸，在开战之后还要在敌国培植其内在的敌人——希特勒甚至不如日本狡猾，因为连日本也在中国培植了好几个伪政权，还和国共两党分别进行秘密谈判。

【第十七章 希特勒的衰颓】

征服巴尔干

入侵俄国

一九四二年的俄国战局

太平洋战争

地中海的战争

1940年6月底以前，德国宛如一个巨人，在欧洲大陆到处横行。它完全控制了整个西欧，中欧和东南欧，只有西部边上小小的不列颠岛，算是唯一的例外。除了这个大陆以外的障碍，还有一个对希特勒的霸权起着严重限制的因素，这就是苏俄的存在。苏俄在德国的东北边界上降下了一道浓密的阴影。希特勒经历了一个胜利时期。他的胜利似乎可以保证他完全称霸欧洲，甚至征服整个世界也未尝没有希望。可是，5年以后，他的这场夏夜美梦，终于变成了可怕的恶梦。

希特勒的衰颓首先是从大战略领域开始的。这是他一切严重错误的根源。如果希特勒知道，应该怎样减少由于他的胜利而引起来的恐惧，并使邻国人民相信他的“新秩序”是一种对他们有益的“仁政”，那么，或许也有可能，他真的能在拿破仑遭到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真正把欧洲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在德国领导之下的联合体，并且使其力量发展到足够摧毁外来力量那样强大的程度。可是，希特勒做的却是自掘坟墓的事情。他的政治路线，可以说是太直接化了。他的政治手腕是高明的，足以使人生畏，引起邻国的纠纷，但是不能令人怀德，反而增强人们的反感。在他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学说中，他过分强调的是民族主义，因而使得社会主义完全丧失了号召作用。如果不是这样，社会主义也未尝不可以在其他国家中吸引一些劳苦大众。他的“铁拳头”太显露了，而外面的法兰绒手套又已破烂不堪，以致无法掩饰里面的真象。他在征服邻国以后才来采取安抚措施，这不仅是笨拙的，而且也是不合逻辑的。随着新的冒险一次一次地失败，希特勒也把错误一个一个地积聚起来了，直到最后彻底覆亡。

希特勒的第一个，也是最严重的一个失败，是他在击败西方其他各国以后而企图征服大不列颠帝国的计划的破产，也包括企图同它媾和的失败。只要英国屹立无恙，并且继续进行抵抗，希特勒对于西方的霸主地位就永远无法巩固，而且他自身还不可能不产生一种不太安全的感觉。当然，仅有一个英国，如果没有同盟国的协助，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最多只能是妨碍他去收取胜利之果而已。单凭英国的抵抗和干扰，只能使希特勒的意志产生某种动摇，迫使他采取某些让步的办法来获取和平。而且，英国绝对没有力量去摧毁希特勒的实力，无法把德军从各个被占领国家赶出去。不过，这种可能性终于出现了，因为充满着烦恼心情而走上了绝路的希特勒，居然在1941年6月调头东向，开始发动了侵俄战争。

决定进攻俄国，表明希特勒在大战略方向放弃了间接路线。对他来说，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不久之后，由于追逐胜利的心情迫不及待，甚至在战略方面的间接路线，他也不再顾及而完全抛弃了。这个改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在此以前，他对于间接路线的运用曾经极其重视，那怕是同比较弱小的敌人如希腊这样的国家作战，也是认真运用了间接路线的。

征服巴尔干

当一支数量不大的英国援军在萨洛尼卡登陆以后，1941年4月，德军侵入了希腊。当时，德军已经集结在保加利亚境内，所以希腊军队的配置，主要是着眼于防守希保国境上的山地隘路。可是，由于预料德军进攻的路线将是斯特鲁马河河谷(在萨洛尼卡东北50公里)，结果却掩护着另一条比较间接的路线。德军的机械化纵队从斯特鲁马河岸向西折转，沿着与边界平行的斯特鲁米察河河谷(斯特鲁马河的一条支流)开进，而后，通过山中的隘路，进入南斯拉夫境内伐尔达尔河河谷的南部(在萨洛尼卡以西约25公里)。就在这里，他们向希腊军队与南斯拉夫军队的接合部实施了突击，并以急速的进攻行动发展着胜利，沿着伐尔达尔河河谷开进，直奔萨洛尼卡袭来。德军这一机动获得了成功，把大部分希腊军队的退路都切断了，这些军队当时仍然滞留在色雷斯地区。

德军完成这次突击以后，紧接着又实行了一个新的迂回机动。这一次，他们并不是直接向南方进攻，不是从萨洛尼卡出发经过英军已经设防的奥灵斯普山地再向南进攻，而是直往西转，穿过蒙纳斯特尔师，继续向西冲去。这个机动一直冲到希腊的西部海岸为止，从而切断了仍在阿尔巴尼亚境内的希军，迂回到了英军的翼侧，从后方威胁到盟军残部的退路。这样一来，就使希腊境内的一切抵抗很快地全面崩溃了。

入侵俄国

在入侵俄国的最初阶段，希特勒在作战方面还是尽量采用了间接路线的，加上地理条件的有利，他曾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一个差不多长达3千公里的正面，没有多少天然的障碍物，使进攻者在实行渗透和进行机动两个方面都拥有充分的自由。苏联红军尽管数量很多，但分布在如此漫长的正面上，兵力的密度当然很小，因此，德军的机械化部队很容易找到没有加以掩护的地段，可以进行迂回机动以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同时，在这广大的空间中，城市很少，连结这些城市的公路和铁路也有限，因而进攻者又有自由选择突击目标的便利。这样，德军终于骗过了俄国人，使他们摸不清自己真正的进攻方向，无法抗击德军的突击。

在战争初期，德国方面使用这种方法夺得了巨大的胜利，可是到后来，由于很难确定应该朝哪一个方向去发展胜利，德军出就逐渐丧失了这种优势地位。在制定侵俄战争计划的最初日子里，希特勒和德军统帅部之间就存在着不同的作战观点，而且，以后也无法采取适当的方式加以调和，所以始终存在着意见上的分歧。

希特勒的企图是首先抢占列宁格勒，把它作为主要目标，以便确保自己波罗的海这个侧翼的安全，并与芬兰联结起来。他认为，攻占莫斯科并没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由于深知经济因素的巨大作用，他对于乌克兰这个粮仓和第聂伯河下游的工业区，也很感兴趣，希望同时加以占领。列宁格勒与乌克兰，彼此相距遥远，因而使德军必须在两个独立的战略方向上采取进攻行动。这样一来，也就便德国人的战略性机动失去了灵活性，不可能在中央实施一个战役进攻而同时威胁到几个目标。

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则主张把主力集中到莫斯科方向，其目的不仅是抢占敌人的首都，而且希望在这个方向有更多的机会去消灭俄军的基本集团。他们预期俄军会用大量的兵力来防守莫斯科的接近路。可是，希特勒认为，采取这样的进攻行动太冒险了，因为这样可能只是把俄军压迫后退，使他们全面地向东面后撤，反而不能消灭他们。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当然不必使自己去承担风险，于是表示拥护希特勒的决策，而希特勒也采纳了他们的部分意见，决定要以合围的办法来歼灭俄军的主力。因此，下一步的目标问题就一直拖延下来了，直到入侵的第一阶段结束时还没有解决。

勃劳希契在同希特勒打交道的时候，总是避免争论，不使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对于进攻莫斯科的问题，他决定采取拖延政策，结果愈来愈糟糕，到了战局中期，他的处境也极其困难了。

曾经作出决定，在第一阶段要把主力集中在波克集团军群的地段上，在平斯克沼泽地带以北地区，沿着明斯克至莫斯科的公路实施进攻。确实，德军把其装甲坦克部队的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到这个方向上来了。波克的左邻为勒布集团军群。他们从东普鲁士出发，越过波罗的海沿岸的几个小国实施进攻。在战争开始阶段，他们对自己的右邻，即波克集团军群的富有冒险性的进攻，正好起着掩护作用。此外，隆德斯特集团军群则在波克的右边，在平斯克沼泽地带以南实施进攻。这样一来，就使得俄军统帅部很难于判定德军的主要突击方向。

按照原定计划，要在波克集团军群的进攻地带内达到合围俄军主力的目的。其办法是同时采取两个包围性的机动：以古德利安和霍特的坦克部队构成合围的对外正面，他们分别从两翼出发，沿着指向明斯克地区的向心方向实施进攻；同时，以第4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的各步兵军构成合围的对内正面，达到在别洛斯托克周围实现合围的目的。

6月22日，德军发动了进攻。这正好比拿破仑入侵的日子早一天。古德利安和霍特的坦克部队很快突破了俄军的防线，急速地向前猛冲，到第6天便在明斯克地区实行了会师。这时，他们深入俄国境内已达320公里。在他们后面，几个步兵军也在斯洛尼姆附近实行了会师。但是，他们并未能阻止俄军主力的撤退，俄军从别洛斯托克那个“口袋”中冲了出来，向后撤走了。于是，德军提出了下一步计划，即在明斯克附近合围俄军主力。这一次获得了成功，尽管有一小部分俄军在封闭合围圈之前溜掉了，但还是俘获了30万俄军官兵。这次大包围所取得的成就，立即引起了一阵乐观热潮，甚至一些对希特勒入侵俄国抱着忧虑情绪的将领，也开始改变了看法。哈尔德就曾在7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假使我说，在未来14天之内，将会结束对俄战役，看来不是过分夸张。”

可是，德军的进攻却非常不幸地停顿下来了。装甲坦克部队得到命令，在被围的俄军集团没有被消灭以前，应该驻守原地停止前进。按照原来计划，他们不应该延误，而要越过明斯克继续深入前进，只留下少量的坦克来协助步兵集团军完成合围的任务。

然而，由于古德利安的果敢行动，德军又一次赢得了已经丧失的时机。他趁着俄军还来不及调集增援兵力以前，不等待第4集团军的到达，便贸然地渡过了宽广的第聂伯河。从结果上来看，他的估计是正确的。他利用黑夜隐蔽地把兵力集中起来，于7月10日以烟幕作掩护，在敌人尚未设防的三个地点同时渡到了河的对岸。接着，他就直向斯摩棱斯克进攻，于16日到达了那里。这时，德军深入俄国腹地已经达到640公里以上，而距离莫斯科只不过320公里而已。能使突破深度达到如此遥远，可见德军进攻的速度确实是很高的。

霍特到达斯摩棱斯克北面地区以后，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合围机动，其目的是切断第聂伯河与杰斯纳河之间大量俄军的退路。在装甲坦克部队实施进攻时，这些俄军已被迂回绕过而落在后头了。但是，由于地形条件恶劣，难以通行，加上泥泞填塞道路，德军的运动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合围圈终归未能完全封死，又使相当一部分俄军得以溜走。尽管如此，德军在斯摩棱斯克地区俘获俄军的总数还有18万人之多。

古德利安曾一再坚持，在俄军节节败退时，必须不断施加压力，不使他们有机会在某一地区站稳脚跟。他确信，只要不再浪费时间，完全可以率领自己所属的坦克兵力一直攻到莫斯科。他认为，直接进攻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心脏地区，必能瓦解整个俄国的抵抗力量。他的观点，既得到霍特的赞同，也得到了波克的支持。

可是，希特勒却作出了另外的决定。他认为，现在应该是实现他原来计划的时候了，那就是要去占领列宁格勒和乌克兰。他认为，这才是最主要的目标，把这两个目标同莫斯科加以比较，其意义更为重大。实际上，他并不象批评他的大多数将军所想象的那样，只是单纯重视这两个目标的经济作用和政治意义。看来很清楚，希特勒是想重演一次坎讷战，而且其规模设想得更大。他认为，由于莫斯科面临着威胁，已把俄军的预备队吸引到那里去了。这样就使南北两翼的德军更加易于去完成自己的任务，即攻占列宁格勒和乌克兰这两个位于俄国侧翼的战略性目标。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攻占两个目标以后，即从那里出发，沿着向心的方向向莫斯科发起进攻。那时，莫斯科似乎就象熟透了的苹果，会自动地落入他的手中。这是一个高明而伟大的计划。可是，时间因素却影响了这个计划的完成，因为俄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而且天气恶劣，超出了德军预想的程度。同时，在德军的将领之间，出现了各种意见分歧。结果自然要使局势恶化。每一个将领都想自己的地段受到优先重视，希望能把主力集中到自己方面来。这种趋势表明，在希特勒实行其计划的第二阶段，战略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因而增加了危险性。

7月19日，希特勒下达了关于实施第二阶段进攻的作战命令。根据这个命令，在第聂伯河与杰斯纳河之间的扫荡战结束以后，应即马上开始进攻。因此，波克属下的一部分快速部队必须向南卷击，去支援隆德斯特，消灭其当面的俄军部队。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快速部队则应向北卷击，破坏列宁格勒与莫斯科之间的交通线，以此支援勒布去进攻列宁格勒。这样一来，波克手里就只剩下了几个步兵集团军，用来继续向莫斯科实施正面进攻。

这一次，勃劳希契又表现得很不坚定，不敢同希特勒争辩，以求改变其计划。他只是一再地论证说明，在开始新的战役以前，装甲坦克部队必须有时间进行机件维修和兵员补充。希特勒同意给予必要的休整时间。当时，在德军统帅部的高层人士当中，正进行着关于下一步应该选取哪个方向的讨论，而且在装甲坦克部队完全恢复进攻以后，讨论还没有结束。1941年8月21日，希特勒终于拒绝了勃劳希契和哈尔德要求在莫斯科方向实施进攻的意见，并且下达一个新的命令。这个命令的基本内容和1个月以前的那个命令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就是，对列宁格勒方面已经没有原来那样重视，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南面，放在隆德斯特的正面上，指望在基辅地区合围和歼灭俄军。只有等到实施这个战役以后，波克才可以恢复向莫斯科的进攻。而在此同时，隆德斯特必须向南发起进攻，其目的是要把俄国的工业地区同高加索这个石油基地切断开来。

正在长期争论不休的时候，事件的发展恰好证明，希特勒所作的决定是正确的。充当隆德斯待左翼的莱希瑙第6集团军，在基辅前面被阻止，大量的俄军部队受到普里皮亚特沼泽东端的掩护，继续威胁着它的左翼，同时也威胁着波克的右翼。另一方面，克莱斯特的坦克集团由于采取了一个出敌不意的机动，获得了卓越的成就。7月底，在基辅以南的白采尔克瓦附近，终于突破了俄军的防线。于是，克莱斯特转而向南进攻，沿着南布格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一条走廊前进。克莱斯特的这个突然性机动，不仅为德军打开了一条通向乌克兰的通道，而且威胁到在黑海沿岸展开以对付罗马尼亚战线的俄军后方。8月间，德军到达了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这是位于两条大河出海处的港口。俄军虽然处于危险境地，但是仍有一部分在德军封闭合围口之前实行了后撤。克莱斯特实施的这次深远突破，使得俄军在南方的抵抗体系产生了动摇并全部瓦解了。

这些情况汇合起来，足以证明一种可能性：如果克莱斯特即时转向北面进攻，而从波克的军队中抽出一大部分兵力向南面挺进，这样两个集团采取向心方向实施突击，那么，不仅可以在基辅周围或其附近摧毁俄军的顽强抵抗，而且有可能将俄军全部合围，甚至一网打尽。此举一旦成功，德军在下一步进攻莫斯科时，就用不着担心俄军将从南部地区发起反攻了。所有这些理由，促使希持勒下了决心，即首先进行基辅战役，而后再向莫斯科实施进攻。

抱着这种见解的人，并不只是希特勒一个。隆德斯特自然也会完全赞同这个观点。他当然欢迎北面有援军开到，帮助他完成自己面临的艰难任务。同时，他自然也会欢迎围歼大量的敌军，因为这正是每一个统帅梦寐以求的目标。

从战略方面来看，也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在向莫斯科发起进攻以前，应使南边这个侧翼解除后顾之忧，消弭俄军从这个方向实施反突击的威胁。此外，俄军当时虽然数量仍然颇大，但是机动性却很有限，这又对德军有利。它可以不冒多大危险而把大量的快速部队从一个地段调到另一个地段，从而逐个地去摧毁俄军集团。不过，对德军来说，实施这样的机动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且他们并没有作好进行冬季战役的准备。

德军进行的基辅战役，包围歼灭了大量的俄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当时，莱希瑙和魏克斯的野战集团军从正面箝住了大量俄军，古德利安深深突进到达南面，从后方包围了这股敌军，而克莱斯特则在北面进攻，从第聂伯河的大弯曲处向南挺进。两支坦克部队在基辅以东240公里的地方实行了会师，封闭了合围圈。这一次，俄军从合围圈中突围逃出的人数很少，德军最后捕获的俘虏竟比60万还多。不过，待到基辅战役结束，时间已到9月末尾。当时，道路条件颇差，天气相当恶劣，虽然没有妨碍德军完成合围任务，但却降低了合围机动的速度。

此后，希特勒即把发展乌克兰的胜利当作主要目标，并为此集中了兵力。这样，他原定的两大目标之一，即攻占列宁格勒，就变成为次要目标了。尽管在实施乌克兰战役的同时也发起了对列宁格勒的进攻，而且，在列宁格勒方向上也曾集中了足够数量的兵力去包围这座城市，但是结果并不理想，未能使俄军在这个地区遭受决定性的失败。这个方向的德军以后便逐渐减少了，因为希特勒虽然拒绝勃劳希契和波克的建议，没有尽快恢复对于莫斯科的进攻，但同时又迎合了他们的意图，同意在击毁俄军基辅集团以后把莫斯科方向作为重点。

基辅战没的胜利结局冲昏了希特勒及其高级将领们的头脑，加强了他们的乐观情绪，同时也进一步鼓舞了他们分散兵力的心理。希特勒本已决定，要对莫斯科发起秋季攻势，但是随后又作了另一个决定，以致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而把兵力更加分散了。因为他实在抵挡不住胜利的诱惑，既不肯放弃对于莫斯科的进攻又想继续在南面扩张战果。于是，他给隆德斯特提出了一项极为巨大的新任务：肃清黑海岸边的敌人，攻占顿涅茨工业地区，并前进到高加索。

对莫斯科的进攻是姗姗来迟的，但终于开始发动了，其兵力为3个步兵集团军和3个装甲坦克兵团，其中一个即为古德利安的坦克兵团，只是这时已扩编为坦克集团军了。1941年10月2日，进攻恢复了。德军又一次完成了包围机动，在维亚兹马地区围困了60万俄军。可是，当维亚兹马战役结束时，寒冬已经来临，德军无法扩张战果，因为通向莫斯科的道路已完全被泥泞封住了。

绝大多数的德军将领，都想在自己到达的地区停驻下来，选择有利的阵地进行防御，以便度过冬天。他们都很明白，拿破仑的大军曾在这里遭到什么结局。其中许多人还在重读考兰科特关于1812年战争的悲惨记载。然而，在最高层的人士当中，在那些距离前线和泥泞战壕较远的人们当中，却有另外一种意见。莫斯科象是一块强力的磁石，对于他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使他们滋长了过分乐观的情绪，认为攻占莫斯科并不是太难的事情。但是，和普遍存在的这种意见相反，希特勒本人对于继续进攻莫斯科的问题，并不那么积极解决。从战争开始以来，莫斯科在他的眼中始终只是一个并非头等重要的目标。他虽然批准了在10月份向莫斯科发动进攻的计划，但是仍然还在怀疑迈出这一步究竟是否正确。不过，波克的眼光却始终钉在莫斯科上面，他早已充满了攻克这座名城的野心。他极力主张继续进攻，并且一再强辩地说明：当敌对双方都已处在精力衰竭的边缘上时，意志力比较优越的一方常能争得主动而在会战的结局中取胜。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两人都支持波克的意见，因为他们是早就主张集中全力进攻莫斯科的。但是他们也已知道，继续实施进攻的取胜机会已相当少了，只因为他们曾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说服希特勒作出进攻莫斯科的决定，所以现在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隆德斯特和勒布是反对进攻莫斯科的。隆德斯特甚至还提出建议，认为要退回到波兰的出发阵地之上。不过，他们的观点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因为他们是在另一个方向作战，对于莫斯科的进攻并无直接的关系。

这样一来，德军便在1941年11月重新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但因为德军的企图和他们沿向心方向实施的突击并没有什么保密，俄军进行防御的任务反而简单化了，只要把预备队集中起来，逐个挡住德军的突破即可。12月初，德军的进攻受到顿挫，接着，被迫向后撤退。俄军开始转入反攻。希持勒撤掉了勃劳希契陆军总司令的职务，亲自担任了直接指挥德军的职责。他的这个行动产生了双重的作用：一方面使勃劳希契代他作了赎罪的羔羊，另一方面则乘机把军权更全面地掌握到自己的手里。

在俄国南方，德军的突进于11月23日达到了顶点，攻占了顿河边上的罗斯托夫城。这正是通向高加索的大门。可是，在进攻过程当中，由于部队只能沿着泥泞的道路调动，几乎把燃料消耗一空，因而在1个星期以后，当俄军从深远翼侧实施反突击以进攻德军的交通线时，德军进入罗斯托夫的先头部队便不得不匆匆撤离。

在1941年的战役中，德军失败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最适当的判词恐怕可以说是“自然条件的原因促成了他们的失败。”他们的兵力分散到了几个不同的方向。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最高阶层当中缺乏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则是盲目乐观带来的后果，由于进攻开始时期在各个方向上都取得了胜利，使他们陷入了欲罢不能的境地。这就使他们不是选准一条单独的作战线，去同时威胁几个目标，而是力图分别在几个方向上实施进攻。而且，每一方向上的进攻目标又过于明显，致使防御者比较容易地加以掩护和防守。还不仅如此。每当进攻者的方向显得十分明显的时候，他们的补给线通常也就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

一九四二年的俄国战局

1942年，德国人手中的资源已使他们不能象前一年那样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可是，希特勒仍然不肯听信一部分将领的忠告，不愿改取守势以巩固他所获得的地区，更不能采纳隆德斯特和勒布的建议，决不肯撤退到波兰境内去，尽管这些意见在战略上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希特勒来说，无异于要他承认失败：“吃得太多，无法消化。”为了挽回已经失去的面子，满足自己的个人野心，并且依照他本能的感觉，希特勒执意要以进攻来解决问题。虽然手中的工具已经有限，他还是企求获得更多的结果。

由于兵力缺乏，不可能在整个战线上全面发起进攻，他决定把力量集中在南面方向上，其目的是要夺取高加索的石油，并切断俄国人的石油供应线。如果说这是由于不得已而作出的决定，表明希特勒放弃了在莫斯科附近摧毁俄军主要集团的企图，那么，希特勒的愿望仍然很明显，想以间接的方法来摧毁俄国人的抵抗，那就是割断他们的高加索石油基地。这个算计可以说是高明的，而且也几乎完全成功了，不过最后还是遭到了失败。

这次进攻开始得很顺利，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不仅把俄军的相当一大部分兵力吸引到这个方向上来了，而且还经常同时威胁到几个目标。可是到后来，德军却又自讨苦吃了，又是因为自己分散了兵力，沿着4条独立的作战线开进，而且每个方向都是追求一个目标，所以就遭到了极大的困难。这样分兵两路实施进攻，是失败的主因，其原因又是因为德军统帅部中意见不能统一。总参谋长哈尔德在制定作战计划时，是把着眼点放在伏尔加河河岸上的，要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进行战役，巩固阵地，在那里建立一道战略性的屏障，把俄军的主力同它的石油供应基地隔绝开来。希特勒的打算则是要以最快的速度直接攻入高加索，但他又没有把这个心事告诉哈尔德，而只是命令这个作战方向的指挥官要把高加索作为主要目标。结果，自然就要削弱斯大林格勒方向上的进攻力量。后来，出于一心想要攻下这个挂有“斯大林”姓氏的城市，希特勒的心灵起了变化，改变了原来的决心，所有这些导致了失败，因为德军对于这个太直接的目标公开地集中火力，而且拼命地作了太直接的攻击。

1942年春季，俄军向德国人占领的哈尔科夫发动了一次反攻。这正好促进了德军进攻的开始。但俄军的这次反攻出完全是直接化的，因而也不能不招致失败。而且，这次反攻持续的时间也很长，使得俄军也把预备队消耗殆尽了。当俄军深深突入到哈尔科夫方向上时，德军统帅部获得了一个突击俄军翼侧的好机会。到了6月底，德军进一步发动了进攻，在作用上很有一些反攻的意味，实际上当时敌军所处的形势已是十分的危险和恶劣了。

德军原来的进攻轴线，正好与俄军的平行，只是方向相反而已。他们从哈尔科夫以北的库尔斯克地区出发，切过俄军扼守的突出地带的侧翼，而后急速地突进170公里，前出到了顿河上游，到达沃罗涅什附近。沃罗涅什位处莫斯科到高加索的主要铁路线上，是一个重要的枢纽站。俄军在这里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其目的是要阻住德军，使其不能继续向东挺进，结果反而使德军转向东南方向实施了突击，一口气冲进了顿河与北顿涅次河之间的走廊地带。由于德军已在哈尔科夫地区突出部的南侧作了比较深远的楔入，所以他们这次的机动行动也获得了间接的支援。

受到德军包围以后，俄军的抵抗开始溃败。于是，德军的机械化部队尽量提高速度，利用顿河与顿涅次河掩护自己的翼侧，在这两河之间的走廊地带内疾驰猛进。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到达了走廊的南端，并在罗斯托夫以北地区渡过了顿河。这样，德国人打开了通到高加索油田的道路，并使整个战役达到了紧要关头。当时，俄国似乎很快就要瘫痪，因为德军的机动性还在增长，几乎就要切断俄国人的石油供应线路，在这个战役中，德军采取了迂回机动的手段，结果使他们获得了卓越的成功。

可是，等到德军渡过顿河继续发展进攻时，他们也就逐步丧失了原已据有的战略优势。在此以前，他们辗转前进，但并没有损害自己在战略上的集中，总是在前进方向上保持着纵深的兵力部署，而且使这个方向能够同时威胁几个目标，俄军一直处于相当艰困的境地，摸不准敌人的意图。而德军却能在对方的防御中找到薄弱环节，并向那里实施进攻。然而，在渡过顿河以后，德军被迫分兵两路，沿着两条离心的路线前进，一路向南，进攻高加索，一路往东，进攻斯大林格勒。

在顿河与顿涅次河之间的走廊地带内，俄军所受的打击是极其严重的。当时，在这个方向实施进攻的第4坦克集团军，如果不转向南面去协助第1坦克集团军渡越顿河，那么，也许早在7月间就攻占了斯大林格勒，并抑制住了伏尔加河。而且，第4坦克集团军的支援实在没有必要，等它回过头来再向北进的时候，俄国的援军已到达斯大林格勒地区，并且严阵以待了。俄军增援这个地区，远比增援高加索容易，因为它接近中央地区，有着良好的铁路线和公路网，便于调集预备队。随后，德军在这条战线上连续遭到失败，从而使得斯大林格勒的精神因素意义不断提高，而且由于它的名称超过了城市本身的战略价值，又更加助长了精神因素的作用。这样，德军便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和兵力集中到斯大林格勒方向上来，使他们错过了夺取高加索石油基地的机会。由于抽出了部分兵力去支援斯大林格勒方向，进攻高加索的第1坦克集团军也就逐渐地削弱了力量，原拟抽调其他的兵团和部队来补充这个集团军，即补充调往斯大林格勒战线去了而造成的缺额，但是计划并没能实现。

当德军对斯大林格勒的第一次进攻被击退以后，德军往这个方向输送生力军的速度，就比俄军在此集中兵力的速度慢起来了，而俄军得以开始准备击退德国人的正面进攻。因此，德军已不可能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保持兵力的优势。对德国人来说，这是他们在战略方面应该付出的代价，因为他们放弃了原来的战略，放弃了分散敌人兵力兵器的手段。他们愈是死死地包围着这座城市，则其进行战术机动的范围就愈小，所以就更加难以击溃敌人的抵抗。

对于俄军来说，战线缩得愈短，则在防御体系中对任何一个遭受威胁的地点机动战术预备队的可能性也就愈大。德军曾经多次突破斯大林格勒的防御正面，但是每一次都被俄军堵塞住了突破口。这个经验证明，防御的正面愈缩小，则防御者进行防守的有利条件也就愈多。

随着实施机动的空间的缩小，进攻方面所遭受的损失自然也就逐渐增大。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而收获却反而递减。这一消耗过程很快就暴露出一个问题：德国人手中的物质资源，现在已比1941年少得多了。首先是坦克不足，调拨给每一次突击用的坦克数量越来越少。其次是飞机缺乏，因而使空中的优势越来越小。由于两种主要的技术兵器不够，步兵的负担也就日益加重。因此，每争取一个局部的小胜都须使用大量步兵，使得胜利的代价昂贵，兵力的消耗激增。

由于交通线的过分遥远漫长，德军在战术上的过度消耗就变得更加危险了。总参谋长哈尔德极力主张减少损失，建议及时停止进攻，而选择一个有利的地区转入防御，以便度过严冬季节。可是，希特勒断然拒绝了他的忠告，并且将他撤离岗位，委派了比较年轻而且富于激情的泽特勒尔接替他担任了总参谋长。无论如何都要攻克斯大林格勒的愿望，强烈地影响着希特勒，正象去年秋天他想攻占莫斯科的情况一样。而且，他仍然获得了不少拥护这种主张的军官。可是这一次进攻的后果，则比进攻莫斯科的惨败还要严重。那些直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因为向前推进太远，其进攻的正面很窄，结果遭到了合围的威胁。

11月，俄军开始反攻，于是危机成熟，合围的威胁变成了现实。这时，无论从精神方面来说，还是从战略形势来说，被围德军的失败实际已成定局。俄军的这次反击，不仅在物质的路线上具有巧妙的间接性，而且和所有的反攻都天然地具有被压缩的反作用力一样，对德军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当时，希特勒使用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部队掩护着德军斯大林格勒集团的绵长侧翼，而俄军反攻的突击矛头正好指向了这两支部队的防御地段，并获得了成功。结果，俄军切断了绝大部分进攻部队的退路，因而第一次俘获了大量的敌军部队。

俄军继续向前推进，向南面方向进行了一系列的突击，以不断扩张战果，并进而威胁着高加索地区的德军后方和交通线。为了说明德军所面临的危险，可以举出下面这个简单的事实：1943年1月，德军在罗斯托夫以东，已经前进了640公里；而在此时，俄军在顿河下游，沿着河流实施进攻，已经达到离城只有65公里的地方。对于高加索的德军来说，罗斯托夫正是咽喉要地，它掩护着德军交通线穿过其中的一条走廊。尽管德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控制住了这条通道，使其部队逐渐撤退出来，没有遭到合围，但是，这不仅使它放弃了高加索，而且在被合围的威胁之下，被迫退出了顿涅茨工业地区。

1943年2月，德军加快了退却的步伐，于是，俄军紧踏着他们的足迹进行追击，达到并越过了德军在1942年发起夏季攻势时的出发地区，越过了他们的原出发线。俄军收复哈尔科夫，抵近了第聂伯河。但在2月底时，德军实施了一个反突击，重新抢夺了哈尔科夫，并在一段时期以内使俄军丧失了平衡。1943年初的俄军正好也和1942年夏季的德军一样，向前伸展得过度了，拉长了自己的交通线，不停地跟踪退击，使补给品一时接济不上来。德军则好象滚雪球一样，向着自己的基地和补给方向退去，因而使自己的力量得以恢复和加强。

德军在哈尔科夫城下的反突击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足以说明间接路线战略中的一种防御攻势的形式，其办法是采取诱惑性的机动把敌人诱入陷阱，而这一次则是造成了一个超级规模的陷阱。这一次行动的设计和执行者是曼斯坦元帅。他在第一个冬季作战时充任隆德斯特集团军群的参谋长，1940年5月使法军覆灭的阿登战役的计划，就是他的杰作。德军的大多数将军都把曼斯坦看成是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战略家，但是希特勒本人对他并不怎么欣赏。1942年11月，当鲍罗斯的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遭到合围以后，希特勒为了避免全军覆没，才委派曼斯坦来担任“顿河”集团军群的总司令。尽管时机已经太晚，不可能扭转斯大林格勒的危局，但是，曼斯坦还是对俄军进行了相当时间的牵制，使其不能遮断罗斯托夫走廊，而把高加索境内的德军救了出来，并且在阿速夫海和北顿涅次河之间沿着米乌斯河重建了一道防线。

这时，俄军已经在北顿涅次河以北地区突破了由意大利军和匈牙利军扼守的防线，在北顿涅次河与沃罗涅什城之间扩大突破口，使其正面达到了320公里，并且急速向西挺进，迂回到了曼斯坦的翼侧。他们在北顿涅次河的上游渡过了该河，重新收复了哈尔科夫，并向西南方向挺进，直抵第聂伯河的大弯曲处，而那个地区正是曼斯坦的补给来源地。1943年2月21日，俄军的先头部队到达了扎波罗日耶，该城位于河弯拐弯之处，曼斯坦的司令部刚刚从那里撤走。在这个极其紧张的形势之下，曼斯坦表现得头脑特别冷静，神经非常镇定。早些时候，他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没有把自己有限的预备队用去从正面进攻哈尔科夫，现在他又拒绝了指示，不肯用这些兵力来扼守第聂伯河之线。他看到，俄军向西南方向进攻，给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可以向其侧翼实施一个歼灭性的突击。因此，尽管俄军的挺进将要威胁到他的基地，他还是决定让俄军深入得更远一些。

这时，曼斯坦忙着调整自己的兵力部署。他把3个已经残缺不全的坦克群(军)从米乌斯河地区撤退下来，面向西北方向构成一道反正面。直到2月26日，他才开始向俄军的翼侧和后方发起进攻。这正和1940年在色当的情况一样。德军一刀插向了俄军的接合部。1个星期之内，原来向西南进攻的俄军纷纷溃退，漫无秩序地逃过了北顿涅次河，一共损失了6百多辆坦克和1千余门火炮。于是，曼斯坦继续向北进攻，打击着从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向西进攻的俄军的后方。这里的俄军也同样遇到了失败，被迫放弃了这两个城市，匆忙地实施后撤。当时，德俄双方的兵力对比，以师的数目来计算是1:8。在这个对德军不利的条件下实施的战役中，曼斯坦采取了一连串的间接路线行动，因而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果。如果曼斯坦不是过于缺乏兵力，那么这次战役很有可能象色当战役一样，会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可是，俄军在兵力上的优势实在是太大了。这也是一个不祥之兆。

德军预备兵力的来源已经枯竭。在两年以来的各次进攻战役中，德国方面几乎把所有的预备队都消耗干净了。与此同时，俄军的新编师却是有增无减，源源不断地开上前线。尽管在哈尔科夫实施的反突击取得了胜利，暂时解除了俄军的威胁，但是在兵力的对比上，俄军已完全占有了优势。

太平洋战争

从1931年起，日本人不断侵略中国，并在亚洲大陆上扩张他们的立脚点，以排挤美英两国在亚洲的利益。当时，中国由于国内斗争而遭到了削弱。就在这一年，日本人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并把它变成了自己的附属国。1932年，他们继续侵入中国内地。但是，一旦着手在这个辽阔的区域内建立起控制权，他们马上就感觉到了，自己已经陷入在游击战争的泥沼当中。日本人为了摆脱这个困境，寻找一条出路，决定采取南进办法，既进一步扩张地盘，也隔断中国人的外贸市场，断切其获取外援的路线。希特勒打败法国以后，日本人随即利用了法国当时孤立无援的困境，派遣军队进占法属的印度支那地区，强迫他们承认对于这一地区的“保护占领权”。

 1941年7月24日，美国罗斯福总统要求日军撤出印度支那。为了加强这个要求的份量，他决定从26日开始，冻结日本在美国银行中的一切存款，并且禁止向日本输出石油。英国首相丘吉尔随即予以响应，决定采取同样的措施。2天以后，在伦敦的荷兰流亡政府也被劝加入了这种行动。这样，诚如丘吉尔所说的，“由于这一打击，日本人最重要的石油来源就被断绝了”。

早些时候，人们曾经认为，由于遭受到这种瘫痪性的打击，日本人只有两条出路：或者进行宣战，这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或者放弃他们原来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来避免战争，力图通过谈判的途径以换取石油的进口。但是美国政府决不让步。它提出的条件是，日本不仅要从印度支那撤军，而且要从中国撤军，否则就不能解除禁运。这不要说是日本，就是世界上的任何一国政府，都不会接受这种屈辱性的条件，绝不会那样不顾面子。这样一来，从7月底以后，太平洋上的战祸也就迫在眉睫，随时都有爆发的危险。不过，日本人还是等待着，他们迟延了4个月才发起进攻。这对于美英两国来说，实在是一件可幸的事。但他们并没能很好利用这个机会，在此时间内所进行的防御部署，是没有多大成效的。

1941年12月7日凌晨，由六艘航空母舰组成的一支日本海军兵力，对美国夏威夷群岛的海军基地珍珠港，进行了一次闪电式的空中袭击。这次具有毁灭性的突击，是在正式宣战之前实施的，是不宣而战。这也和过去进攻旅顺港的情况一样，日本人那次进攻俄国舰队，也是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手段。

直到1941年年初为止，日本人所拟定的对美战争计划，都是想把他们的海军主力用在南太平洋上，并且同时向菲律宾群岛实施进攻，其目的是要阻止美军舰队去援助他们的菲律宾驻防部队。美国人的心目中，正好也是估量着日本的这种行动路线。而在战争前夜，日本又不断向印度支那发展，这就加强了美国人的信念。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却制定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预期对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进行一次突然袭击。担负这次奇袭任务的日本舰队，采取了一条非常大的迂回路线，经过千岛群岛，由北向南，在美国人不知不觉之中，从北面偷偷靠近了夏威夷群岛。当舰队抵达距离夏威夷群岛480公里的海域时，360架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在日出之前飞临到珍珠港上空，突然地进行了空中袭击。停泊在港内的8艘美国战列舰，4艘立即被击沉，4艘受了重伤。只花1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日本人就夺得了太平洋上的控制权。

在这样一击之下，日军经由海上侵入马来半岛的道路就完全打通而毫无阻碍了。当日军海军的主要突击兵力已经抵近夏威夷群岛东北的时候，海军的其他兵力也护送着运输舰船开进了西南太平洋。差不多就在空袭珍珠港的同时，日军也分别在马来半岛和菲律宾实行登陆。前者以英国人在马来半岛的巨型海军基地新加坡为目标，可是，他们并不打算从海上去攻占这个基地，因为该要塞面向海上的防御工事是极其坚固的。但日军这次采取的行动有着极大的突然性。它首先在马来半岛的东部海岸上选择了两个登陆点，派出部队从那里登陆，夺取飞机场，以此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而以主力在半岛的最狭窄的部位上登陆，那里地属泰国，在新加坡以北约800公里。从那里开始，日军部队沿着半岛的西海岸实施进攻，连续迂回绕过英军企图阻止他们前进的各道防线。由于选择了这样一条困难的行进路线，英国人对此是完全没有料到的，而在厚密的丛林当中，有着许多实行渗透的机会，这就使日军获得了很大的好处。英军部队差不多实行了6个星期的连续退却，终于在1月底被迫撤离大陆，退到了新加坡岛上。1942年的2月8日夜间，日军开始强渡那个只有大约1公里半宽的海峡，向新加坡岛进攻。他们在许多点上都登陆成功，于是沿着一个宽广的正面发展新的渗透行动。

守军的兵力实际上要比实施进攻的日军部队多一倍以上，但是日本方面都是一些特选的精兵，他们受过在丛林和狭窄地段上进行机动作战的良好训练。至于守军方面，却是一批杂牌部队，其中多数都是没有经过训练因而技术不熟练的新兵。他们实施坚决的反机动的能力很差。在战役的过程中，他们总是害怕侧翼力面的威胁。守军的这种弱点，本身已够相当严重，他们还缺乏空军的掩护，无法对付日本空军的不断威胁，于是情况更加严重。所以，扼守该地的英军很快就发生了动摇，丧失了平衡。当时，后方的居民陷于一片混乱，他们再要恢复自己的稳定性已很困难。这样，英军部队不仅没有一个稳定可靠的基地，而且背后所依靠的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混杂的城市，加上敌人已经控制住了城市面前的海洋，粮食和水源都有随时被切断的威胁。当地政府又决定实行“焦土”政策，下令焚烧油库，结果弄得黑烟滚滚，弥天漫野，造成了一种非常恐怖的景象，使多数人的神经遭到了打击。这在心理方面说来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了。2月15日，也就是下一个“黑烟滚滚的星期天”，守军终于全部投降。

在菲律宾的最大一个岛，即吕宋岛上，日军最早是在马尼拉北面实施登陆的，随后，他们又在首都的后方进行了登陆。出于面临着遭受合围的威胁，美军放弃了这个岛的大部分土地，在12月底以前，撤退到了小小的巴丹半岛之上。在那里，日军只能在一个极其狭窄的空间内对美军实施正面的攻击。因此，尽管敌人在兵力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美军还是在这个半岛上坚守了很长的时间，直到1942年4月才被日军攻克。

早在巴丹半岛陷落以前很久，甚至还在新加坡沦陷以前，日本人那股抢夺土地的浪潮，从入侵马来半岛开始，已经席卷了其他许多地区。1月24日，日军分别在婆罗洲、苏拉威西相新几内亚各个岛上登陆。3个星期以后，他们开始向荷属东印度的核心——爪哇岛实施进攻。当时，这个岛已经处在两翼都被隔绝的孤立地位。3个星期以内，整个爪哇岛就象是一个熟透了的苹果，落到了日军的手里。此后，澳大利亚即面临着遭受日军入侵的威胁，但是，它却有幸没有直接遭受这个厄运。日军把它的主力转向西进，用去攻占缅甸了。他们在曼谷到仰光的广阔地面上，采取着直接挺进行动。这对于实现他们在亚洲大陆的主要目的，即瘫痪中国的抵抗力来说，可以算是一种间接路线。仰光是滇缅公路的出海口，美英两国援助中国的一切军用物资，都是通过这条公路运进中国去的。同时，日军的这次进攻还追求着一个良好的理想，那就是从西面把通向太平洋的一切陆路都加以占领，并在这些主要的交通线上建立起坚固的壁垒，使美英盟军将来无法利用这些交通道路来对付日军。3月8日，仰光陷落。在以后的2个月时间里，英军被完全逐出缅甸境界，越过山地，退到了印度。这样一来，日军的西边翼侧就有了很可靠的天然障碍作掩护。盟军要想进行反攻，势必遭到极大的困难，而且必须经历一个非常缓慢的程序。

经过了很长久的时间以后，美英盟军才筹建了一支足够数量的兵力，以来收复被日军抢夺去了的失地。这一工作是从东边开始的。由于保全了澳大利亚，盟军获得了不少益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基地，而且直接靠近着日本的前哨防线。

1942年8月，麦克阿瑟将军发起了第一次进攻。进攻的目标是瓜达尔卡纳尔岛。这是所罗门群岛中最南端并靠近澳大利亚的一个大岛。攻占该岛的作战行动一直延续了6个月。直到1943年6月底，美军才进到了这个群岛中的下一个大岛——新乔治亚岛。收复该岛的作战又延续了3个多月。

这时，澳大利亚部队已在新几内亚岛的东南角上夺得了一个登陆场，并从那里发起了进攻。可是，新几内亚岛上的作战行动发展得非常迟缓，而且吃够了苦头。这是因为，那里的条件极端困难，日军又进行着极顽强的抵抗。从夺得新几内亚岛东南一角起，差不多经过了1年，到1943年9月，才最后攻克了莱城。

由此看来，从这里通向菲律宾的道路还是漫长的，而要到达日本，其途径更是极端遥远。可是，到了1943年的秋天，由于采取了迂回绕过一些岛屿的方法，突进的速度便大大地加快了。这也可以说是间接路线战略的另外一种形式。这一方法的实质，是美军利用海运前进，在比较靠近日本本土的一些岛上登陆，而把日本外围圈上的岛屿抛在后面不管，使其岛上的守军孤立无援，无法获得补给，换句话说，就是把他们圈禁在那里，陷入在战略包围之中。

1944年10月，美军进行了一个长距离的跃进，又回到了菲律宾。在此以前，他们对菲律宾南北两端两个最大的岛，即绵兰老岛和吕宋岛，进行了强烈的空中突击，毁坏了那里的港口和机场。很自然，这些空中突击引起了日本人的警惕，使他们想到美军必定会在岛上某一地点实施登陆，但是真正的登陆地点将在哪里，他们却又猜不出来。后来，麦克阿瑟将军的海军舰队却突然在莱特岛附近出现了，并在那里实行登陆。这个岛正好位于两个主要大岛的中间。这样，好象是一斧子砍到了菲律宾的腰上，美军深深楔入到菲律宾各岛屿的中心部位了。如果范围放大一些，从战略上更广泛的背景来看，那就是美军在日本与其太平洋占领区(荷属东印度)之间打下了一个楔子。

为了继续实施进攻和完全攻占菲律宾，美军必须集中起足够数量的兵力，而在此以前，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新的间隙期间。然而，最后成功的保证却是美国人结合使用两种战法：首先攻占靠近日本本土的一些岛屿，在整个战区内夺得制海权和制空权；同时把日军占领的一些岛屿抛在后方，加以孤立，尔后再去实行攻占。此外，由于所夺占的基地靠日本很近，美军得以持续不断地发动强有力的空中袭击。美军下一个巨大的跃进是绕过台湾进占冲绳岛，这是琉球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屿，正好位于台湾与日本的中间。

在整个后期的作战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值得注意。美军在每一次采取越岛跃进的迂回机动的，总是在目标的选择方面迷惑敌人，使其无法判明他们的主突方向，同时又能利用敌人防御中的弱点来发展自己的胜利。这样一来，他们的每一次突击行动都在战略上具有间接性，保障了作战的胜利。

日本人那股侵略浪涛所波及的地区，实在是太大了，因而给他们自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他们的军队不得不过分分散。这样，当海空军的实力一旦发生变化而使美国人夺得优势以后，美军就得以自由利用广大海域，向任何一个地点实施登陆，使日军到处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侵略者本身现在也要遭受侵略了。这个反作用推倒了军事上的一种教条：“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手段。”事实恰巧相反，日军的进攻，在最初时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致伸展过度，所以到后来，他们的防御力量也就过于单薄，不得不经受极度的紧张。德军的情况与此相似，开始时，进攻发展得很顺利，到后来，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地中海的战争

在地中海战区的最初几次战役中，德意两国的企图非常明显，就是要夺取对于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实施这些战役的过程证实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交通线的大大伸展，不论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都有其一定效力。这些战役也证明了采用间接路线的重要性。

1940年9月，意大利的格拉齐安尼元帅开始从利比亚向埃及发起进攻。从兵力对比上来说，意军这次进攻的胜利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的数量比驻守埃及的英军要多得多。可是，意军的机动性却是非常有限：一方面是由于机械化的程度太低，另一方面则是行政领导缺乏效率。于是，意军穿越西沙漠前进115公里以后，便在西迪巴腊尼地区被阻住了，并在那里滞留达2个月之久。

英国中东军总司令魏维尔将军决定，要以西沙漠兵团对意军实施一次突击。这个西沙漠兵团后来编成为第8集团军，由阿康诺尔将军指挥。从计划上来看，这次行动只是一次使用大量兵力进行的袭击，而不是正规的进攻，因为预计打了就走。当时，阿康诺尔属下只有2个师，一个是第7装甲师，一个是印军第4师。根据计划，印军第4师要在进行袭击之后立即撤回尼罗河去，而后调往苏丹，因为那里正遭到来自厄立特里亚和阿比西尼亚的意军威胁。

可是，这次“袭击”竟取得了决定性的结果。阿康诺尔的部队穿过沙漠，前出到了意军的后方。这个突然袭击对敌人产生了瘫痪和颠覆的作用，无论从物理上还是从心理上来说，都是采用间接路线的一个范例。这次突然袭击是在1940年12月9日发生的。格拉齐安尼军的大部分立即被切断，3万5千人被俘，其余残部在一片惊恐之中逃回到原来的防御地区。第7装甲师紧跟在后退的意军后面进行追击，很快突破了边界防线，随后又进行了一个机动，企图合围退却的敌人，并在不久之后就切断了向巴尔迪亚撤去的意军残部。

假使英军高级司令部不那样坚持原来的计划，不把印军第4师立即调回埃及，那么，进攻意军的整个战役很可能就在这里宣告结束。由于缺乏步兵的支援，第7装甲师当然无法突破意军在巴尔迪亚的防线。这样，一拖就是几个星期。后来才有一个新的步兵师，即澳大利亚的第6师从巴勒斯坦调来。1941年1月3日，英军攻下了巴尔迪亚，俘虏了4万人。22日，占领了托卜鲁克，再俘获2万5千人。

格拉齐安尼的残部经过班加西向的黎波里撤退。对于这些部队的追击，是这次战争中一个最卓越和最果敢的攻击行动，是一个间接路线的很好例证。2月5日，第7装甲师完成了一个横越沙漠的跃进，其目的是要前出到班加西南面的海岸线上。该师的先遣分队，在一片难以通行而且陌生的地形上开进，仅仅36小时即前进了270公里。这时，英军立即分成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康贝上校率领，在贝达富姆地区遮断敌人的退路，设置起一道障碍；另一部分是康泰尔准将率领的第4装甲旅，他们一直尾追压迫敌人，直到敌人投降为止。英军这两支兵力加起来，总共也只不过3千人，但是他们在同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的意军作战时，表现得机智勇敢，结果竟俘获了敌军2万1千人。

英军凭着这样少量的兵力，居然奇迹般地夺占了昔兰尼加(现称拜尔盖)地区。这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现在，要在通往的黎波里的道路上阻住这支兵力的前进，已经是不可能了。残存的意军部队，这时不仅武器装备太差，不可能挡住对方坦克的进攻，而且其主力已经完全覆灭，在心理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动摇。阿康诺尔极力主张乘胜追击，充分利用在贝达富姆所取得的决定性战果。他认为，只要能够获得新的补给，他们可以毫不延宕地立即实施新的突击。可是，英国政府作了决定，停止继续进攻，因为它想要抽调兵力，去向希腊作那个不幸的远征。魏维尔接到命令，只准留下最少量的兵力扼守昔兰尼加地区。阿康诺尔则返回埃及，守备部队改由能力较差的人员来指挥。正当这个时候，由隆美尔率领的德国非洲军的先遣部队，已经开到了的黎波里。为了拯救自己的意大利同盟军，使他们免遭覆灭，德国的援助实在是来得太晚了，但是总算还是赶来了。这样，就使得一场北非战役进行了2年多的时间。而在此期间，英国人在埃及的地位却一再地受到了严重威胁。

隆美尔于3月底发起了第一次反击，但其兵力只勉强地凑了一个师。他采取夜间急行军的办法，迂回了英军的侧翼，前出到其后方，从而击毁了他们的先头部队。而后，他又做出了一个象是合围的佯动，迫使英军主力在梅基利地区缴械投降。隆美尔的这次反攻是突然实施的，因而提高了突击的效果。仅在2个星期之内，他就几乎把所有英军都逐出了昔兰尼加地区。只有很小的一支英军部队退入到了托卜鲁克，并在后来成了隆美尔的眼中钉。不过，当德军部队前进到埃及国境时，他们的补给线已是伸展得太长了，因而迫使隆美尔不得不停止下来。

1941年6月，英军获得了新的增援部队，并又企图向利比亚发起进攻。这次战役的计划，曾经称之为“长柄斧”。在战役中，英军基本上是采取正面进攻的办法，而且似乎表现了力争取胜的雄心。隆美尔却采取着深远突击的办法，他以坦克部队穿越沙漠，向英军的侧翼实施一个计划周全的反突击，不仅阻住了英军的进攻，而且使整个局势变得于自己有利。

11月，英军发动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进攻。此时，奥钦列克将军继魏维尔担任了英军的总司令，而驻守利比亚边境的英军，则改编为第8集团军，由孔尼汉将军担任指挥职务。进攻于11月18日开始，英军继续向紧靠沙漠的侧翼方面突进，逼近了隆美尔的后方。但由于后来在战术上多次采取直接路线，而遇到敌人的坦克兵力时又总想以正面突击的方法去加以消灭，英军在最初采取间接路线所获得的战略优势，便完全丢掉了。这样，英军反而使自己落到了隆美尔撒下的网中。

为了对付英军机械化部队的数量优势和其比较大的机动性，德军在战术上技巧地采取了间接路线行动，把英军的坦克诱入他们设置的网中。在那里，德军早已隐蔽着坦克和威力强大的88毫米火炮。这一次，隆美尔也和上次进行“长柄斧”战役时一样，突出地表现了他的作战特点：使用新的防御和进攻方法，采取欺骗敌人的行动。这些正是现代机械化战争的特点，也就是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在实行突击以前，要先用自己的“盾”去磨钝敌人的“剑”。结果，不仅使英军丧失了战略上的优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坦克数量的优势。无论在心理方而还是在物理方面，英军第8集团军的稳定性都受到了破坏。所以，到11月23日时，孔尼汉已在打算中止这次进攻了，他准备撤到埃及境内，以便重新整顿兵力。

第2天，隆美尔看到，采取果敢行动的有利局势已经形成。于是，他立即派出快速部队，冒险地向第8集团军靠沙漠的翼侧实行迂回，越过边界而进到了英军的后方。德军的坦克部队很快就突进到了英军的侧后，引起了英军的混乱和恐怖。如果英军的进退之权当时完全操在孔尼汉手中，那么，这次战役的结局一定会是德国方面取胜。可是，正在这一紧急关头，奥钦列克亲自乘飞机赶到了前线，他坚决命令英军继续打下去。2天以后，奥钦列克返回开罗，他随即任命李特奇去接替孔尼汉的职务。由于奥钦列克的亲自干预，英军才得以转败为胜，远远地向前推进了。但是他的这个决定，与隆美尔的战略性袭击比较起来，似乎还更具有“赌博”的意味。英军虽然遭受了隆美尔的战略袭击，但还是在自己的后方保存了储备品。对于英军来说，有一件最大的幸事，那就是隆美尔部队在前进到昔兰尼加境界时，居然没有发现英军的两个巨大军需仓库。英军的先遣部队，后来就完全依靠这两个仓库来进行物资补给。至于隆美尔为什么没能发现这两个仓库，看来是因为英国空军掌握着制空权。

隆美尔的这次深远突击当然是功败垂成了。因此，他在失败时所受到的损失也不免相当的严重。那时，他率领着自己的3个坦克师(两个德国师和一个意大利师)，越出了昔兰尼加境界，因而和其余部队隔绝很远。在此时刻，被隆美尔打散了的英军残部，便乘机在后方恢复了活动，他们组合起来，重新采取了进攻的行动，并且在隆美尔把坦克部队调回来援救他的非机动部队以前，就与托卜鲁克的守备部队联络起来了。这也是一个实行冒险的例证。它说明，当留在某一地点的基本兵力并不强大，不足以进行长时期的抵抗时，仅以部分兵力去进行战略性袭击，是一种冒险。

经过几天的苦战和不断调整军队部署以后，隆美尔总算是获得了战术上的某些优势，但也只是暂时性的优势，并没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他这时的损失比战役初期反而更为严重。他的坦克大量减少，已经超过了他赖以支撑的限度。而更为严重的是，英军方面正源源不断地获得大量的增援部队。12月6日，隆美尔被迫停止了托卜鲁克地区的战斗。开始向安-埃尔-加扎拉实行退却，尔后，又退到了的黎波里塔尼亚(现称泰拉布鲁斯)的边界上。

在这里，隆美尔又使用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方法，并获得了惊人的成就。1941年12月27日，英军发起了进攻。这时，隆美尔首先进行防御，挡住了敌方的攻势，而后，他从翼侧进行迂回，进到敌后，迫使英军在反正面上投入战斗，并在最后把英军合围起来了。1周以后，德国的运输船到达，隆美尔得到了相当数量的坦克增援。从11月中旬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获得增援部队。考虑到英军在最近的一次战斗中已经损失了大量的坦克，而且过分地拉长了交通线，隆美尔立即决定利用自己的优势进行反攻。当英国人还在认为隆美尔并未恢复元气的时候，隆美尔突然地发起了一个反突击，并一举突破了敌人的防线，然后趁着英军的混乱局面，从靠沙漠一边的侧翼实施急袭，攻克了英军在班加西的基地，迫使他们向加扎拉退却。这样，就把被英军夺去的地区收回了一半以上。

在以后的3个月当中，战线大致稳定在加扎拉的阵地上面。英军第8集团军采取了线式部署，比较适宜于作为发动新攻势的出发阵地，而不大利于组织牢固的防御。这次是隆美尔首先动手的，他采取了积极的行动。1942年5月26日夜间，他以坦克部队实行了一个宽广的迂回机动，企图对英军进行突然袭击。可是，当德军的坦克还未能抵达海岸并切断防守加扎拉地区的英军以前，德军部队即被英军拦截住了。隆美尔随即转入了防御，并使自己的背面紧紧地靠着英军的布雷地带。这一姿态使英军认为，隆美尔已经陷入了没有出路的绝境，势非投降不可。然而，英军的反冲击又是太直接化了，反而使自己一头钻进了隆美尔所设下的陷阱。这个陷阱是隆美尔在被阻之初转入防御时设计的，并且很快就部署好了。由于困在陷阱当中，第8集团军几乎耗尽了自己的预备兵力，终于无力击退隆美尔从侧翼发起的又一次夹击，结果被德军各个击破了。这样，英军就被分割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向埃及边界撤退，一部分向托卜鲁克逃跑。隆美尔的坦克部队首先在托卜鲁克南面横扫而过，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们是向埃及边界实行追击，可是，他们稍过一点便马上调头向北，在英军还来不及组织好防御以前，便突然地从后方攻进了托卜鲁克城。无论从物理方面还是从心理方面来说，这次作战行动可以算是间接路线的一个杰作。德军在最薄弱的环节上突破了英军的防线，一举击毁了守军，差不多全部俘虏了驻防部队，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和运输车辆。这些东西满足了他们在尔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继续实施进攻的需要。

此后，隆美尔乘着胜利的声威，紧紧追赶着穿过西沙漠实施撤退的第8集团军残部，并且差不多快要抵达尼罗河谷地。尼罗河是埃及的主要大动脉。如果隆美尔真正占领了尼罗河，并进而抢夺了苏伊士运河，那么，大不列颠帝国在中东的地位马上就要发生动摇。在这危急关头，奥钦列克只好亲自出面干预。他接过了第8集团军的指挥权，组织起那些溃败下来的部队，在阿拉曼构成了一道防线。阿拉曼是沙漠中的一条狭窄通道，是迈向尼罗河的一个咽喉要地。这样，实施追击的隆美尔部队，由于突然受到英军凭借新的防御阵地而进行的顽强抵抗，自然无法继续前进了。当时的隆美尔部队，不仅数量上弱于英军，而且在长距离行军之后已经非常疲惫了。隆美尔曾在几个地点实施了突击，企图穿过阵地，但奥钦列克也采用了间接手段来予以还击，同样地选择其他地点向德军实施袭击。尽管他的这种手段并不足以打败德军，但还是严重地削弱了敌人，粉碎了隆美尔的计划。

不久以后，英国的援军开到了前线。丘吉尔希望不要再迟延，指令英军开始转入进攻。可是，作战经验比较丰富的奥钦列克却不同意，他建议再等待一些时候，以便使新到的部队在战术方面熟悉沙漠作战的特点。结果，奥钦列克被撤换，亚历山大接替了英国中东军总司令的职务，蒙哥马利受命去指挥第8集团军。

1942年8月底，隆美尔再一次先动手，对英军的阿拉曼阵地发起了进攻。不过，他的计划这一次又为英军的防御战术粉碎了。当时，英军防线的南半部，只是设置地雷场加以掩护，没有其他防御设施，而英军的步兵主力，都配置在北半部那些坚固的防御阵地上。因此，隆美尔决定用装甲部队通过雷区去实施进攻。他企图以此把英军那些驻守在后方阵地上的坦克兵力引诱出来，以便加以攻击。对于隆美尔来说，这是一场毫无成果的进攻，他因此损失了大量的坦克。当他被压挤在侧翼的斜切阵地与地雷场中间位置时，英军第7装甲师遮断了他的南翼。不过，英军毕竟未能及时收缩网口，没能围住德军，隆美尔仍然撤出了险境，但是从此以后，战场上的主动权就逐渐地从隆美尔手中转移到了英军方面。

由于蒙哥马利手中的兵力兵器和物资补给不断增长，战场的形势产生了急剧变化。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是非常周密的准备以后，顺便说一句，其时间之长是当初奥钦列克所不敢想象的，第8集团军终于在1942年的10月底转入了进攻。这次实施进攻的英军，在飞机、火炮和坦克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优势。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战斗还是非常激烈的，并且整整打了1个星期，因为正面的宽度有限，无法进行迂回机动，不可能从后方或侧翼向德军进行突然的袭击。经过连续不断的战斗以后，隆美尔部队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加上燃料不足，几乎失去了机动性。当时，德国往非洲运送燃料的大部分油船，都在地中海里被同盟国方面的潜艇击沉了。正由于缺乏燃料，隆美尔部队的机动性大大缩小，因而也就在颇大程度上决定了战役的结局。这样，德军一旦在其过于伸展的前进阵地上遭到失败，也就很难在中间地区组织牢固可靠的防御，只能一直返回原来基地，退到能够满足最低限度需要的补给线上。

战斗开始的时候，隆美尔正在维也纳治病。他获悉英军进攻的消息后，马上乘飞机返回前线。隆美尔对形势作了分析判断，决定把自己的部队撤向位在阿拉曼以西100公里的富卡阵地。他的这一步棋如果真的实现了，很有可能打乱蒙哥马利的全盘计划。可是，希特勒却没有批准这个计划，命令他原地固守，不准后退一步。这样一来，德军便在惨败之前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直到最后仓惶逃走。在这次撤退中，险美尔又显露了他那惯用的机敏和毒辣的手段。他使用了一切摩托化的运输工兵，把自己的精兵撤了出来，对于那些缺乏机动能力和作战经验较差的部队，主要是意大利人，却弃之战场而不顾其死活。

英军未能切断隆美尔的退路，因为他们的追击缺乏应有的灵活性，预期进行的合围机动也缺乏足够的深度。开始时候，英军实施机动的纵深太小，未能围住沿着海岸道路撤退的德军主力。后来，他们设想到进行一次深远的合围机动，一直往前插到马特鲁附近的“烧焦十字架”地区(大约在阿拉曼以西200公里)，可是，由于遭遇暴雨，燃料不足，还是没有达到目的。当时，如果穿过沙漠实施一个更大规模的迂回机动，本来是可以绕开这个“雨带”的。不过，英军所以丧失了合围德军的太好时机，主要还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把3个装甲师的大部分运输工具都用去装运弹药了，所以在追击开始以后燃料自然供应不上来。

这样，隆美尔得以从虎口里逃了出来。英军想以坦克部队构成一把钳子把他夹住，但是没有办到，德军脱逃以后，一直往西退却，达到了昔兰尼加地区最西面的阿盖拉附近，在隆美尔所预先设置的后方防御阵地上停留下来，那里离开阿拉曼已经有1100公里的距离了。在2个星期的快速撤退中，隆美尔摆脱了后面的追击者，一路上不断进行着破坏，自己在人员和物资方而都没有遭受多大损失，却使追兵一无所获。当德军在班加西地区沿着海湾岸边退却时，英国方面本来可以使用空军对退却中的敌人实行空中袭击，但是这却需要启用战地的前进机场，而这类机场那时还得不到进攻部队的掩护。空军指挥官们曾经准备冒险，但集团军司令部却没有允许他们那样作。隆美尔在过去所作的闪电反击，早已在英军的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们不敢贸然行事。不过，这一次的兵力对比太悬殊了，隆美尔不仅没有实施这类突然反击的能力，甚至在阿盖拉地区也不可能坚持太长时间的抵抗。

第8集团军休整了3个星期，调集了兵力，而后才开始向阿盖拉阵地发起进攻。但当英军刚刚展开正要发动进攻的时候，隆美尔便立即溜走了。虽然英军采取迂回机动切断了隆美尔的后卫，但是他们仍然在英军完成合围之前突围而去。德军一直后退，终于又在布埃拉特松地区站稳了脚跟，构成了一条战略性的屏障，而这里距离阿盖拉已有320公里。隆美尔在这里也只停留3个星期，等到第8集团军刚刚调集兵力，准备好在1月中旬发动下一次进攻时，他再次向西撤退。这一次，隆美尔毫无停顿地退了560公里，从的黎波里旁边穿过，一直到了突尼斯境内的马里斯防线。隆美尔所以不断后退，其原因不仅由于兵力单薄，大多数运送补给品的船舶都被盟军击沉，而且由于英美两国盟军已于1942年11月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业已形成的新局势对他很为不利。

英美盟军在非洲西部海岸的登陆，是紧接着英军在阿拉曼地区发起进攻之后开始的。两地的距离相隔4千公里。这对于反对盘据在利比亚的隆美尔和解除他对尼罗河三角洲附近的威胁来说，可以算是一种采用间接路线的方法。从战略上来说，它的成功和它的突然性正好是成比例的。按照原来的计划，盟军只打算在摩洛哥境内的大西洋海岸实行登陆。那是一个纯粹的正面进攻，可以使法军有足够的时间来组织有效的抵抗。突尼斯境内的比塞大港(宾泽特港)是北非战区的一个总枢纽，而英美盟军的进攻又距离比塞大差不多有2千公里之遥，所以，德国人还是有时间和能力来增强其法军伙伴抗击盟军入侵的力量的。对于盟军来说，可幸的是，在计划中补充了地中海沿岸的两个登陆点，即在奥兰(今称瓦赫兰)和阿尔及尔附近同时进行登陆。在盟军登陆的问题上，美英两国的外交家出了大力，与法国的当权人物达成默契，使他们对此无所作为。这样，盟军在几个地方都顺利地实施了登陆，并马上对西海岸上的法军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在此以前，那里的抵抗也是非常顽强的。

盟军在阿尔及尔附近的登陆，缩短了到比塞大港的距离。现在盟军到达那里只有650公里了。如果派出一支规模不大的摩托化分队，那它可以一直开到比塞大港和突尼斯城，沿途除了山地道路上可能有些障碍物以外，不会再有其他严重的障碍。此外，如果再用海运或空降的方式在这些城市附近登陆或着陆，也一样不会遭到严重的抵抗。但是，盟军的海军司令部看到，海军超出空中掩护的范围未免太远，因而连一个小规模的登陆行动也不敢尝试。当时，盟军的陆上行动也显得过分地小心谨慎，然而，德国人对于盟军登陆行动的反应却是非常敏感的，尽管这些登陆曾经出乎他们的意料。从盟军登陆以后的第3天起，德国方面即火速地向突尼斯调运兵力，利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运输机和渡海的小型船舶。尽管德军运到突尼斯去的总兵力并不很大，但当盟军第1集团军的先遣分队在登陆2个半星期以后抵达突尼斯的接近路时，德军还是把它们阻挡住了。

由于德军的抵抗，北非战场上出现了5个月的僵持局势。在这期间，盟军曾经扼守着一条弧线形的山地阵地，从西面和南面封锁着比塞大港和突尼斯城。而就长远的形势来说，盟军的这一次失利后来反而变成为一个有利的因素，因为这个僵持局势迫使德国方面不得不从海上向突尼斯增运补充兵力。于是，盟军仗着自己的海上优势，首先是阻扰着德军的补给和输送，后来又剥夺了他们从海上后撤兵力的机会。说起来是一种对命运的讽刺，希特勒居然不得不派出比较大量的兵力来扼守突尼斯，而在当初却不能使用这样多的兵力去攻占埃及。由于德国和意大利都把大量的预备兵力通过地中海送到了北非，而他们在那里实际上是塞进了“口袋”，所以，盟军在后来入侵欧洲时，便省下了许多的气力。北非对于希特勒来说，也和西班牙对于拿破仑一样，变成了一个战略性的香饵，终于想吃吃不下，欲罢又不能。而且，紧接着这两个情况之后所发生的事件，都是对俄国的入侵。在非洲和俄国两地同时作战，使希特勒经受了过度的紧张。两条战线同时给他造成了无法克服的重重困难，这就使他重蹈了拿破仑的覆辙，最后弄得一败涂地。

1942年的突尼斯战役，是由德军首先发起反突击开始的。对于盟军来说，这也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事。盟军方面的两个集团军，即西面的第7集团军和东面的第8集团军，正想着要把轴心国的军队压碎，把他们钳死。轴心国军的统帅部看到了这个危险，于是预先加以防范，决定先发制人，企图依次击毁对方的两个集团军。当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具备的条件，实际上比初看起来更为有利。那些运抵突尼斯的德军补充兵力，已经编成为一个新的集团军，由阿尔尼姆将军负责指挥。至于隆美尔集团军，当其残部向西撤退并到达补给港口以后，也获得了新的补充兵员和武器装备。隆美尔估计到了这个暂时性的有利变化，决定按照拿破仑的方式进行一次“内线作战”。这就是利用自己处在盟军中间的中央位置，分先后地向两边的盟军部队实施各别的进攻，以求依次地将他们各个击破。如果他能首先打败从背面威胁着德军的美国第7集团军，那么就能立即腾出手来去对付英国的第8集团军，出于补给线愈拉愈长，英军的实力已经日益削弱了。

照计划看来，这次作战是大有希望的，但是在实际执行计划的时候，却碰到了很大的障碍，其原因是隆美尔无权控制他所要赖以完成任务的兵力。战役开始以后，阿尔尼姆集团军便独立自主地采取作战行动；甚至连原属隆美尔的那个最有战斗力的第21坦克师，也转隶给阿尔尼姆了，并被派往后方去掩护隆美尔集团军的后退通道和补给线路，而隆美尔本来是想用它去进行主要突击的。

德军这次反突击的直接目标是美军的第2军，其编成包括有法军的1个师。该军的正面大约有150公里，但其主力却是配置在3条经过山地而通向海边的道路上，其先头纵队正好配置在加伏沙、费德和冯杜克这3条山间通道上。这些通道非常狭窄，以致防守者一旦占据它们以后，就会感到自己的地位非常安稳。1943年1月底，德军第21坦克师突然地向费德隘路实行跃进，并且在美军援兵赶到之前首先击毁了驻防的法军守备部队，从而为他们的继续袭击打开了一扇大门。这次突击引起了盟军司令部的警觉，使他们预计到马上就会有更强大的突击来临，而且认为这些突击将会指向其他地点。正如布莱德雷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盟军方面的这种想法简直是一个错到底的假定。”

2月14日，真正的突击开始了。德军还是从费德隘路向前进攻。阿尔尼姆的副司令齐格勒尔负责前线指挥。美军的装甲部队首先向他们迎击，但德军的第21坦克师展开后，一方面在正面上牵制着敌人，另一方面则从其右翼进行了迂回，绕到美军后方并实施了突击。在这次战斗中，美军损失坦克100辆以上。隆美尔曾经力劝齐格勒尔，希望他趁着黑夜继续进攻，以便充分扩张战果，可是，齐格勒尔却在原地停留了48小时，直到获得阿尔尼姆的命令才继续向前开进。但他只继续向前走了40公里，到达斯贝特拉又停下来了，其原因是美军已在那里集中兵力，作了防御部署。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把美军击败了，只是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罢了。美军退后重新集结起来，在卡塞林隘路上进行防守。这时，隆美尔已经从“马里斯防线”中抽出了一个坦克兵支队，命令他们经过加伏沙，进一步向南实施突击；到2月17日，这个支队前进了80公里，在卡塞林以西相当远的距离上占领了美军的提里普特飞机场。

当时，亚历山大刚刚接替了统一指挥盟军两个集团军的职务。他到前线视察以后写报告说：“我所看到的局势要比原来预料的危急得多，在卡塞林地区完全是一片混乱现象，美军、英军和法军都搅合在一起，既没有协同防御的计划，也缺乏明确统一的指挥。”他接着又说，如果隆美尔“在西多尔萨里山脊突破我们兵力单薄的防线，那么，他在下一步向北面实施进攻的道路上，就不会遇到什么天然障碍了这足以破坏我方在突尼斯境内整个防线的稳定性，即使不导致全军覆没，也势非全面退却不可。”

在另外一个地方，隆美尔也想乘敌人处于混乱和恐怖之中这个机会，使用现有的一切机械化兵力转入全面进攻，预期通过特贝萨(位于西多尔萨里以西65公里)前出到盟军和他们的阿尔及利亚基地之间的主要交通线上。空中侦察报告说，盟军在特贝萨的补给仓库已经被火苗遮盖了。但他发现，阿尔尼姆并不想采取这样的冒险行动；他只好在失望中去向墨索里尼求援。这就使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过去了。直到2月19日早晨，罗马才有复电，同意转入全面进攻，可是，命令上却规定向正北面的泰拉方向发展，而不是依照隆美尔的原来计划，以西北方向的特贝萨为攻击目标。隆美尔认为，这个进攻方向的改变实在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短视”，而且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样将使进攻部队过于直接地抵近敌人，将使德军碰上敌人强大的预备队。

事件的结果证明，隆美尔的担心一点不错。因为这次进攻的方向，正是亚历山大所预期的，他正好在那里作了很好的准备。亚历山大已给集团军司令下达命令，将其所有坦克兵力都集中起来，全力防守泰拉方向，同时，还迅速地把英军的预备队从北面调到那里。假使隆美尔当时能够按照自己的计划作战，那么事情很明显，盟军又要遭到一次失败。

在此同时，美军也在通向泰拉的接近路上集结了兵力。他们在卡塞林隘路的防御战中打得非常顽强。因此，直到20日黄昏时，德军仍然未能突破防线。1943年2月21日，德军一度突进了泰拉，但是很快就被刚刚赶到的英军预备队赶出来了。这样，隆美尔看到了已经没有取胜的机会，便于22日决定结束这次进攻，开始慢慢地向后撤退。23日，罗马发来新指令，任命隆美尔负责指挥轴心国在非洲境内的全部军队。可是，这已经太晚了。

分析一下德国人这次反攻的情况，可以获得研究间接路线的重要材料。一方面，这次反攻很明显地表明，丧失时机会使一切有利的条件都化为乌有，另一方面，可以强调指出，为了达到突然袭击的目的，求得物理上的间接性，必须进行深远的迂回机动。

由于隆美尔受命统一指挥轴心国军队的时间实在太晚，轴心国一些部队因而多受了一次挫折。当时，隆美尔已经来不及撤消阿尔尼姆在北面的进攻计划。阿尔尼姆曾把矛头指向盟军在突尼斯境内的阵地，这是一种过于直接化了的进攻，实施结果，不仅使阿尔尼姆自己遭到了失败，同时也使隆美尔无法从这一地段及时抽调兵力去向蒙哥马利进行反击。

给隆美尔造成的这个迟误，对于整个战役的前途有着很大的影响。在2月26日以前，蒙哥马利用于对付“马里斯防线”的第一梯队兵力，仅仅只有1个师。在这段时间内，蒙哥马利本人和他的司令部很耽心，拼命地工作，企图赶在德军发起进攻之前恢复兵力上的平衡。这样，到3月6日隆美尔开始实施突击时，蒙哥马利的兵力已经增加了3倍，除了手里掌握的400多辆坦克以外，另外还有500多门火炮，而且都进入了发射阵地。出于时间上的耽搁，隆美尔想以优势兵力实施突击的机会也就消失了。到3月6日黄昏时，隆美尔的进攻即被盟军阻止，德军损失的坦克达到50辆以上。这一损失对于德军下一阶段的作战行动是有严重影响的。而且，就在这时，他们更损失了一个隆美尔，他因为疾病和失望，飞回欧洲去了，一直没有再回来。

1943年3月17日，盟军方面开始发动进攻。巴顿将军指挥的美军第2军首先实施了突击。这次进攻的目标，是要切断德国“非洲军”在突尼斯方向的退路，断绝他们兵员补充和物资补给的来源。但是，巴顿的进攻行动非常谨慎，也很迟缓。德军在山地隘路附近阻住了巴顿的部队，守住了通向沿海地带的各条接近路。这次防御战的胜利又鼓舞了德国人，促使他们再一次发动新的反击，不过，并没能突破美军的防线，却使自己损失了约40辆坦克。这一失利不仅使德军的装甲突击力量进一步受到削弱，而且使他们在后来陷入了更加艰困的境地，以致再也不能抵挡蒙哥马利的进攻。

盟军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与其说是他们实施突击争得来的，还不如说是德军错误地采取进攻行动的结果。德军在进攻中使力量伸展过度，盟军才得以获得翻身机会，使战事的进程产生了有利于自己方面的变化。德国人进行了一系列毫无效果的反击，把所有的库存补给品都消耗干净了。如果不是这样，他们还可以继续拖长这场斗争结局的时间。

第8集团军对于“马里斯防线”的进攻，是在1943年3月20日夜间发起的。主要突击直接指向正面，其目的是想突破靠近海岸的防线，打开一个缺口，以便使装甲师能够从那里进入战斗。此时，一个新西兰军在艾哈马方向完成了深远的迂回机动，前出到了敌人的后方，其目的是要牵制住驻在那里的德军预备队。可是，盟军的正面攻击并没能在德军防线上打开足够大的缺口，因此，经过3天激战以后，蒙哥马利便改变了自己的计划。他稍事后撤，改向内陆方面溜进去，即派遣第1装甲师紧跟在新西兰军1个师的后面前进，抵达敌人的后方，这是一种“骑兵式”的突然跃进，忽然地从右翼转到了左翼，很象马尔波罗在拉米伊所采取的行动，只是规模更大而已。因此，这次行动也称得上是历史上表现了战术灵活性的一个杰作。当时，英军装甲部队不得不通过一个谷地，而在谷地两侧正配置着德军的反坦克炮。可幸的是，那时恰好刮起了一阵飞沙的风暴，蒙哥马利得以避免一场厄运。然而即令如此，英军的攻击还是在艾哈马防御阵地面前被德军所阻止。这样一来，德国人尽管面临着被合围的威胁，不得不放弃“马里斯防线”，但他们仍然守住了通路，没有遭受多大损失使安然地撤退出去了。

德军只从艾哈马向东后退15公里，随即停驻下来，沿着阿卡利特河的干涸河床重新设防。这条河临接着加贝斯狭谷，一面是山，另一面连着海，其阵地的正面非常狭窄。当时，美军已从南面绕过艾古塔尔，企图趁德军被英国人牵制着时抢先占领德军预期设防的地点，并从背后去进攻德军。可是，美军还没有来得及从高地跃到平原，就被德军阻止住了。直到4月6日凌晨，在黑暗的掩护之下，第8集团军才开始向阿卡利特干河实施进攻。这个战术性的奇袭，突破了德军的防御，但英军并未能扩张战果，因为日出以后，德军即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然而，德军已把3个残破坦克师中的两个师派去对付美军的进攻了，他们缺乏必要的预备队来继续投入战斗，因而在第2天的夜间撤出了防线，迅速地沿着海岸向突尼斯城退去了。

4月8日，盟军方面又采取了一个切断德军退路的措施，其办法是派遣第9军穿过冯杜克通道实施突破，一直冲到德军后方的海岸线上。可是，由于盟军的步兵不能为坦克开辟通路，坦克部队在进攻的第2天就只能独自行动，得不到步兵的支援，以至在勇敢地通过雷区时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这样，他们虽然突破成功，但时间已经太晚，而且仅靠一些坦克也切断不了沿着海岸实行退却的德军部队。几天以后，德军的两个集团军已完全汇合到一起，并且沿着从南面护卫突尼斯城的一道山地弧线进行了设防。表面看来，他们可以在那里进行相当长时间的抵抗，或者，也可利用这个由于迅速退却而获得的喘息机会向西西里岛撤退。

隆美尔的“非洲”坦克集团军，从阿拉曼到突尼斯，总共实行了3千2百公里的长距离撤退。这在军事史上是一个很卓越的事件，特别是其最初和最末两个阶段。从“马里斯防线”到突尼斯的退却路线，要经过一条狭长的走廊，沿途一侧经常有着盟军部队，所以随时都有受到敌人拦截的危险。隆美尔完成的这个色诺芬式的成就，在近代史上似乎颇难找到第2个。不过，就在这同一个冬天，也还有另外一次大撤退，似乎足以与它媲美：其危险性差不多相等，长度要差一点，但是在执行时的条件也许还要恶劣一些。这就是克莱斯特集团军群从高加索腹地的撤出。当时，克莱斯特的部队必须经过罗斯托夫那个瓶颈地区才能向西撤退，由于俄军已经从顿河不断向南进攻，使德军随时处在受俄军侧翼突击的威胁之下。

这两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说明：只要用得技巧，执行有力，现代化的防御将具有很大的抵抗能力。此外，通过这些例于还可看出，突击敌人后方的可能性总是有限度的。由此又可说明过去老经验提供的新教训：专靠地理上的间接路线还是不足以保证进攻的获胜。两个例证说明，在每次开始的时候，进攻方面都有相当数量的兵力威胁着退却部队的后卫，但却总是不能把敌人合围起来，而最后还是让敌人溜走了。将会遇到危险的方向，即预期从那里实施突击的方向，总是看得很明显的，因而使守方能够有效地利用防御的优势，来充分保障自己部队的安全。所以，必须事先采取心理上的间接路线，以求首先破坏敌军的稳定性，为彻底击败敌人创造一个先决条件。

德军迅速地从阿卡利特干河阵地撤退出来，并成功地粉碎盟军阻挠这个撤退的企图，给德军最高统帅部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只要他们愿意，可以把大部分兵力撤回到西西里岛。德军当时构成了一条由突出部形成的新防线，从突尼斯城南面75公里处的恩费达维里起，那里正濒临着哈马梅特海湾，一直延展到比塞大以西，到达塞拉持角。盟军方面想要集中力量对德军的新防线发动一次重大的进攻，至少需要有2个星期的喘息时间。而在这个时间内，恰好出现了多雾的天气。这又可以使德军的上船和转运获得一种掩护，因此，德军部队的大部分都可以用海运和空运的方式撤退出来。

然而，德军最高统帅部却决定要尽量延长非洲战役的时间，认为这样要比撤退军队和在欧洲南海岸组织防御更好些。即使在突尼斯，德军所据守的防线也仍然过长，其周界约为160公里，这是因为想要同时保住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德军为着同时防卫两个据点而分散了兵力，结果使自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窘境，让同盟国方面获得了突击其中任何一个目标的理想机会。

在新的进攻开始以前，亚历山大调整了军队的部署。他把美军第2军从南面调到了北边的海岸上，用去进攻比塞大港。就进攻目标来说，也即是从右翼方面调到了左翼方面。同时，他又把第9军北调，插在第5军和法军第19军之间，因为这个军已经编入第8集团军，现在成了盟军的右翼。1943年4月20日，第8集团军开始向德军的左翼实施进攻。可是，昂菲达维尔外面的走廊地带，宽度实在太小，因而进攻速度很慢。到23日，进攻即已停止。4月21日，第5军从左面向通往突尼斯城的山地一线实施了突击。22日，第9军从右面进攻古贝拉特地区，其任务是以坦克突破敌人的防线。该军以坦克实施突破的目的没能达到，只是使敌人的防线受到了损害，丧失了少量坦克。此后，在整个战线的大部分地段上，战斗都暂时停止了，而且一拖就有2个星期。但是，北面的美军和一个军的法属非洲部队还在前进，达到了距离比塞大约30公里的地点。

这时，亚历山大再一次调整军队部署。在右翼，在古贝拉特地区，也即是在突尼斯城西南面50公里左右的地方，他只留下一部分掩护兵力，而把第9军的主力调到了左翼，集结在第5军的后面，并且还从第8集团军的编成内抽出第7装甲师和印军第4师，用去加强他们的实力。与此同时，他又实行着一个非常巧妙的欺敌计划，用以掩护这些部队的调动。他故意给敌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盟军的下一步进攻必定会发自右翼，即来自南方。由于蒙哥马利指挥的战斗力最强的第8集团军仍然停驻在南方翼侧，便使这个欺敌计划增加了效果。欺骗产生了作用，阿尔尼姆将军仍然把自己的主力摆在南方侧翼。当时，阿尔尼姆要识破敌人的欺骗阴谋是困难的，因为盟军方面控制着制空权。当盟军发起进攻以后，他也很难于变更兵力部署。这样，盟军利用自己在空军力量上的巨大优势，不仅把德军的飞机完全控制住了，而且使德军无法变更部署，不能进行补给运输。

5月6日拂晓时，由何罗克斯将军指挥的第9军，集中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在一个极狭窄的正面上，开始发动进攻。冲击开始以前，进行了炮兵火力准备。在通向突尼斯城的米德杰尔德谷地中一个大约3公里宽的地段上，使用了600多门火炮，进行了强有力的炮火袭击。拂晓以后，空军又对敌军阵地进行了威力强大的轰炸。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德军很快即被击溃。印军第4步兵师和英军第4师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出于战线伸展过长，德军的防御兵力是很单薄的，而且缺乏纵深。防御中的突破口打开以后，盟军的第4和第7装甲师马上涌了进去。可是，它们却花了不少时间去消灭敌人阵地中的小型抵抗据点，因而到当天黄昏时候，仅仅前进了几公里。突尼斯还在25公里以外。

直到第2天，即5月7日的早晨，事情还很清楚，尽管盟军的攻击力量很强大，特别是空中轰炸的威力很大，但是德军并没有瘫痪，只是再也无力采取战术上的任何反措施了。当天下午，英军装甲师的先头部队突进到了突尼斯城。于是，第6师转向南面，第7师转向北面，继续挺进，其目的是要在德军部队当中造成更大的惊恐和混乱，以加速其崩溃。差不多与此同时，美军和法军也突进到了比塞大港。这样，德军在北部地段上的抵抗就完全被摧毁了。

在南面地段，德军仍然有着撤退到紧接崩角那个半岛之上的可能性，并且有可能在那里组织防御来进行相当一段时间的抵抗。不过，这个可能性很快就丧失了，因为第6装甲师很快突进到了敌人的后方，切断了他们撤向半岛去的道路。最后，轴心国的军队全面崩溃了。同盟国方面俘虏的敌军人数超过了25万。

这样一来，由于盟军采取了联合的突击，在空中使用飞机，在敌后使用坦克，同时向敌人发起进攻，德军统帅部的计划终于完全破灭了，部队的抵抗力彻底瓦解了。德军遭到失败，主要原因是盟军破坏了他们的指挥体系和交通线，使他们既感到预备队不足，也感到补给品匮乏，从而使士气和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

德军遭到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基地的位置距离前线实在太近。这些基地一旦被盟军占领，马上就在士气和补给方面对部队产生强烈影响。盟军抢夺了这些基地，不仅立即在基地人员中间引起恐怖，而且恐怖之波很快就会传到其他地区，因为后方人员与前线战斗部队比较起来，往往更容易丧失士气。基地丧失以后，德军背海作战而产生的失望情绪，随即加强起来，因为这时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完全掌握在盟军手里。

值得注意的是，亚历山大的作战计划，和1914年马恩河战役的计划，以及拿破仑的一些典型战例的计划，颇多暗合之处。当然，这种暗合并非是故意的。这种作战的特点是，当敌人被钳制在正面的时候，应该立即从某一个侧翼实行迂回。这种机动本身并不一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它可以创造一种有利的条件来实行决定性的突击。由于害怕翼侧受包围，德军不得不伸展自己的战线，以预防这种危险，于是就为盟军提供了向其防御中的薄弱地段实施决定性突击的有利条件。

亚历山大的行动在开始时期是遇到了困难的，因为敌人的两个侧翼都有很好的掩护，但他结合使用了机动性、灵活性与军事计谋，终于夺得了胜利。

我们看到，亚历山大在开始时采取了一系列调整部署的佯动措施，从而吸引了德军的注意力，稳住了敌人的兵力。当德军预计到了亚历山大将在某一方向突破他们的防线时，亚历山大利用了自己失利的机会，把压倒优势的兵力调整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他在调动自己的部队时，故意进行佯动，似乎是把兵力调向德军的左翼，而实际上却是调到右翼，即调向敌人的中心地点，而在那里，他原先是遭到过失败的。这样，竟使德国人受到了欺骗，充满着信心，认为自己在那个方向上的实力是非常雄厚的。由于多次吸引住了敌人的注意力，就使他们离开了盟军所选择的主要突击方向，而使自己在集中力量进行突击时能够获得最大的效果。同时，一旦有利条件已经形成，他也就获得了向任何一个目标实施突击的机会。

关于非洲战役的最后阶段，本书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探讨。这是因为在战略的物质方面和心理方面，它都提供了一些可供研究的资料。特别明显的是，它可以提供一个客观性的教训，以来显示欺骗敌人的各种措施和采取间接路线的各种形式。 

谢选骏指出：正如我在《共产党比希特勒更狡猾》一书中论述过的，共产党说一套却做另外一套，所以比希特勒较有欺骗性，因此可以维持政权七十多年；而纳粹主义没有好好利用这一“间接路线战略”的骗术，结果仅仅维持了十二年政权。

【第十八章 希特勒的败亡】

侵入意大利

进攻法国之战

俄军攻入波兰

意大利的僵局

诺曼底的突破

莱茵河之战

最后阶段

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和从高加索实行撤退以后，德国人即已丧失了在俄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现实希望。1941年和1942年的经验证明，以有限的兵力在无限的空间内采取进攻战略，是有不少缺陷的。1943年，德军的兵力更加减少了，而俄军的力量却相对地增长起来。在兵力对比已经不利的情况下，德国人还继续实施战略进攻，当然是毫无希望的事情，可是，要在兵力密度不够的情况下组织坚固的防御，也是极其困难的。在这个形势下，德国方面如果转取防御战略，那它就要丢弃已经夺取到手的大片土地，实行机动防御，采取一系列的退却行动，以便削弱进攻方面的突击力量。即使采取进攻-防御战略，首先借防御创造有利条件，以便随后实施反攻，同样必须放弃土地。

德军如能转而采用机动防御战略。是有希望取得有利结果的。就是到了1943年，还有充分的理由进行这种估计。经验表明，德军采取防御作战，可以使进攻的俄军遭受相当重大的损失，而他们自己的伤亡却要小得多。尽管俄军的指挥官们已经积累了进行机动作战的经验，而且广阔的空间也为他们提供了进行这种作战的有利条件，可是，仍然有着一系列其他因素，迫使他们有时候非要仓促地采取蛮攻硬打的方式不可。这是因为俄国人都本能地希望尽快把侵略者从自己的国土上赶出去，俄军的指挥官们自然也都希望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出自己英勇无比的坚定性格。因此，对德军来说，不难迫使俄国人采取正面进攻的方式。德国的大多数战略家都同意这种见解，认为只要执行一个周密的机动防御计划，他们就可以不断消耗俄国的兵力，摧毁俄军继续作战的意志。甚至还可以获得一个实行反攻的好机会，从而使局势发生根本的变化。

可是，希特勒已经深深中了攻势思想的毒素，绝对不肯听信他们的忠言。他疯狂地相信只有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形式，认为坚强的死守防御总是要比进攻的效果差些。在这种变态心理的影响之下，尽管盟军对工业目标的轰炸正在日益加强，希特勒仍然拒绝要求增加战斗机生产的任何建议，并且直到1944年6月还不肯改变这种决心。还有一个事实。当顾问们向他指出，德军的预备兵力已经很有限，如果继续扼守1942到1943年冬季战局结束时所占领的那个不利于防守的地区，将是很危险的。然而，希特勒不仅拒绝他们关于后撤到第聂伯河一线的建议，反而坚信在1943年夏季发起一次进改就能改变整个局势。这个夏季进攻，也正是希特勒在他覆亡以前显示的最后一次进攻热情。

这里有件事情值得一提。1943年3月，曼斯坦在哈尔科夫方向突然地发起了一个反突击，阻住了俄军从斯大林格勒开始的连续不断地进行的反攻。于是，他向希特勒建议，要在另外一个方向发起向样的一次反突击。当然，这要事先经过周密的准备，预期把俄军诱入陷阱。那时，在德军防线的东部，即在北顿涅次河与阿速夫海之间的米乌斯河一线，是一个深深向前突出的地段。因此，那里很可能成为俄军春季攻势的主要目标。曼斯坦考虑到这个形势，建议把这个地区的防御兵力摆单薄一些，当俄军进攻时可以逐步撤退，以来引诱敌军进入陷阱。尔后，德军集中一切可能调动的兵力，从基辅地区向俄军的北翼实施反突击，其目的是席卷俄军南部的整个正面，将他们全部包围在陷阱当中。

希特勒虽然很不想放弃拥有大量工业和矿产资源的顿巴斯地区，但是，对于这个计划，他的胃口也感到吃不消，认为是太果敢大胆了。于是，德军采取了另外一个计划。他们想在俄军发动春季攻势以前，设法使俄军分散兵力和发生混乱。计划中的这次突击，预期指向库尔斯克地区那个宽大突出部的底部，因为这个突出部位于别尔哥罗德和奥廖尔之间，正好突出在德军的防线以内。突击采取钳形方式：曼斯坦的“南方”集团军群(原为“顿河”集团军群)中的第4坦克集团军，构成包围的右翼集团，克鲁格的“中央”集团军群中的第9集团军，成为左翼集团。对此，曼斯坦曾坚持说，假使一定要采用这个计划，那就必须在5月初发起进攻，即趁着春季的泥泞刚刚干燥而俄国方面还来不及调整军队部署的时候发起进攻。可是，第9集团军司令穆德尔却主张暂缓行动，要等待大量坦克增援部队的到达。希特勒采纳了他的意见，把发起进攻的日期展缓到6月间，而最后却一直拖到了7月5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例证，说明时间和力量实在是两个相互对立的因素。集中了大量兵力实施的这次进攻，由于时间过于晚了，其份量便相对地减少了，而就战役的结果来说，反而不如及时发动的进攻，因为那样可以收到突然袭击的功效。

时间久了以后，希特勒本人对于这次进攻能否获得胜利，也曾产生疑惧。可是，他又不甘心接受战略撤退的计划，因而终于为泽特勒尔的攻势意见所牵制，感到欲罢不能。泽特勒尔是哈尔德的继承人，是力主采取进攻手段的，总想以进攻的方法来制止俄国人的攻势。

这一次，俄军统帅部表现出了比较高明的判断力，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在德军转入进攻以前，一直克制着自己，不作任何攻击。这样，俄国人反而把德军骗入了陷阱，并借此增大了战场上的胜利。他们发觉德军在作进攻的准备，猜出了对方的意图，于是便遮断通向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所有最危险的道路，在纵深内设置地雷场，而把自己的主力向后撤退。结果，德军发起进攻以后，不仅没能把俄军装进“口袋”，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泥沼。德军的右翼集团曾经有相当的进展，突破了俄军的前面两道阵地，击毁了大量坦克。可是，穆德尔的左翼集团却一直停留在原地，丝毫没有前进。由于这个毫无成效的进攻，德军越出了自己的防御工事，置身于俄军威力强大的反突击之下。俄军转入反攻以后，首先在奥廖尔以北突破了德军的防线，从而动摇了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于是，曼斯坦受命停止进攻，抽出几个坦克师去支援克鲁格。这样一来，使得曼斯坦本人那个被削弱了的防线也被俄军突破了。这次作战的整个进程，在很大程度上类似贝当于第二次马恩河之战时所采取的机动防御和他的反击。那次反击对于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

德军尽管制止了俄军的前进，使其不能发展胜利，正如同1918年他们在马恩河战役中所作的那样，可是俄军还是破坏了他们的计划，扩大了战役的规模。俄军这次作战的性质和速度，使人们回想起1918年西方战线上协约国军所采取的反攻作战行动。当时，在整个战线的不同地段上实施了一连串的突击；当其一个方向上的进攻速度由于遇到敌人不断增强的抵抗而逐渐减慢时，便把该方向的进攻暂时停止下来，转而在另一个方问上实施进攻；各次突击在目的上都是一致的，上一次突击的结果总为下一次突击创造便利的条件；各次突击紧密地联系着，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相互配合的。俄军的行动使德军统帅部重蹈着1918年的覆辙，一方面不能不把自己有限的预备队匆忙地调向遭到攻击的地点，另一方面却又受到限制，使他们竟不能及时地把预备队送到受攻击的地点。因此，德军反而失去了行动的自由，面临着预备队逐步减少甚至于全部崩溃的威胁。俄国人采取这种战略，使德国的军事机器逐步麻痹了。

对于任何一支在兵力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的军队来说，采取俄国人这种作战方法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1943年的红军，也正和1918年在西线作战的协约国军一样，如果在一个战区内横向道路并不发达，进攻者不可能为了在某一方向上扩张战果而迅速地把预备队从一个地段调到另一个地段，那么，采取上述作战方法是特别有利的。采取这种方法，每一次都是在一个新的方向上实施突破，因而比起只在一个方向上实施突破而在其纵深中扩张战果的方法来，部队的损失当然要大些。而且，在每一个别方向上所取得的战果，也不会具有什么决定性意义。不过，把所有各个地段的战果总合起来，其成效也就相当显著了。只是采取这种方法的那一方，必须拥有足够数量的兵力，要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经受住紧张的考验。

1943年秋天，俄军进攻的形势很象是一股汹涌的狂潮，向着一条长达1千6百公里的“堤岸”冲击。该年9月，俄军抵达了基辅和大河弯地区，夺得了通到第聂伯河的好几个据点。

德军被迫从库班和高加索的西部地区撤退出来。从高加索撤退的部队，曾企图经过克里木调到苏德战线的南段，即调到第聂伯河的大河弯和阿速夫海之间的地区。可是，在这些从高加索调去的增援部队还没有到达以前，俄军即在那个地段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并且紧紧追赶着在惊慌失措当中节节败退的德军，一直追到了第聂伯河的下游。从而把阻塞在克里木的德军完全隔绝开了。10月间，俄军在河弯的北地段渡过了第聂伯河，深深地突入到了德军的防御阵地里面。虽然德军终于阻住了这个突破，但是盟军方面却在自己的报告中预先作了突破的通报，所以当时哄传着关于德军总崩溃的消息，不过事实并不确切，他们还没有走到总崩溃的地步，只是其防御阵地已经遭到严重削弱罢了。

希特勒曾坚决要求守住第聂伯河突出部的南侧地区，其目的是要牢牢控制尼科波尔这个重要的锰矿产地，因为它对于德国的军事工业有着重大的意义。于是，经济上的需要与战略上的要求在这里产生了矛盾，促使希特勒不得不继续进行冒险。德军为了保有俄国人的这些锰矿资源，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时，德军的处境已很紧张，在整个战线上都存在着危险。如果对方在某一点上实施进攻，那怕使用的兵力有限，也有可能导致全线的崩溃。

每一次，当德军执行希特勒的命令而不得不在某个地点实行坚守的时候，其代价常常都是高昂的。防御方面的力量愈弱，则愈需要采取机动防御的方法。否则，力量较强的进攻一方，将可以把空间当作自己的“盟友”，采取侧翼迂回的办法去夺取决定性的优势。

 1943年10月初，俄军在第聂伯河的对岸夺得了两个桥头阵地，一个在基辅以北，一个在基辅以南。前者逐渐地获得扩大，等到1个月以后发起进攻时，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好的出发阵地。俄军后来就是依托这个阵地而收复了基辅，并且很快地向西扩张，发展了胜利。仅仅1个星期以内，俄国将军瓦杜丁的部队即进到了日托米尔和科罗斯田的铁路枢纽站上，离开第聂伯河已经有了130公里。

曼斯坦的手里已经没有预备队了，但是他仍然摆脱了危险的困境。他开始迅速撤退，诱使俄军深入，因而造成了向其侧翼实施反突击的有利条件。为了组织实施这个反突击，德军一位年轻有为的将军曼陀菲尔，收集了他所能找到的一切残余坦克部队。这次反突击的力量尽管是有限的，但其效果却相当巨大。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俄军的交通线延伸得太远，另一方面也由于突击本身具有突然性。结果竟迫使俄军放弃了他们所已经夺得的两个枢纽站——日托米尔和科罗斯田。

此后，曼斯坦获得了从西方调来的援军，于是考虑着再组织一次规模更大的反攻。但是他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因为瓦杜丁很快就恢复了自己的实力，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俄军虽然被迫后撤，其侧翼遭到了曼斯坦的压迫，而且不得不放弃第聂伯河以西的大片土地，但曼斯坦所进行的反攻，并不象最初看到的那么危险。到12月初，这个反攻自然地逐步停止下来了。曼斯坦在消耗了他所获得的增援部队以后，对于俄军随即而来的下一步进攻，已经没有余力来组织有效的抵抗。此时，希特勒又多次拒绝了曼斯坦关于作更长距离撤退的建议。

瓦杜丁所退守的基辅突出部地区，尽管范围已经缩小，但是仍然相当宽广。于是，在圣诞节的前夕，他又从那里出发开始进攻。1个星期以后，瓦杜丁重新夺回了日托米尔和科罗斯田。1月4日，更进而越过了战前的波兰边界。在左翼实施突击的瓦杜丁部队，在文尼察附近到达了南布格河地区，从而对敖德萨与华沙之间的横向铁路干线造成了威胁。在这里，曼斯坦又组织了一次新的反突击，但瓦杜丁此时已有足够的兵力，随即把反突击打退了。当时，希特勒还在固执地要求德军死守基辅附近的第聂伯河防线，这样又使俄军获得了某些利益。瓦杜丁与科涅夫采取了协同行动，后者从科尔松-舍夫琴科突出部的翼侧实施夹击，采取钳形方式，切断并合围了德军的10个师。希特勒虽然三令五申，要求部队死守，不准撤退，可是，仍然有一部分人突围逃跑了。

由于这样一击，德军的防线上终于出现了一个巨大缺口。这对于俄军在尔后的进军是很有利的。乌克兰境内的其他各集团军，随后便开始了协调一致的突击行动，逐次地完成了各自的迂回机动。在北面侧翼，德军被迫退出了卢茨克和罗夫诺；在南面侧翼，也不得不放弃尼科波尔地区，并连同它的锰矿资源在内。

1944年3月4日，俄军开始发起一个新的总攻。这次总攻是由朱可夫负责指挥的，因为瓦杜丁已经患病，遂由朱可夫接替了他的职务。朱可夫的进攻是从谢佩托夫卡地区开始的。他的部队在最初24小时内突进了50公里，2天以后，便切断了敖德萨至华沙的铁路干线。俄军的这次进攻，从翼侧迂回了德军的防御地区，到达了南布格河一线。与此同时，马利诺夫斯基沿着黑海岸边前进，到达了尼古拉耶夫。而在这两端之间，科涅夫从乌曼地区实施了突击，于3月12日到达了南布格河，18日抵达德涅斯特河，随后又于次日渡过了该河。俄军以如此快捷的速度渡过如此宽阔的河流，在战争史上可以算是突出的事例。接着，朱可夫从塔尔诺波尔(现称捷尔诺波尔)地区继续前进，向喀尔巴阡山方向实施进攻。

德军对于这个威胁的反应，是随即占领匈牙利。很明显，他们跨出这么一步，是想确保喀尔巴阡山这条山地防线。德国人所以需要坚守这道天险，一方面是为了阻止俄军冲入中欧平原，另一方面则要把它当作长期防守巴尔干的总枢纽。

喀尔巴阡山山脉向南延展，成为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也即南喀尔巴阡山，是一道非常坚强的天然防线。其中，有为数不多的山间隘路，很便于守军组织防御。而在黑海沿岸与福克夏尼的群山之间，有着一条宽广的平坦地带，宽度约为200公里。不过，其东半段为多瑙河三角洲，遍布着湖沼，所以，真正的“危险地区”只是加拉茨和福克夏尼之间的那个通道，宽度约为100公里。

早在4月初，德军就有了将要退守这道后方防线的迹象，因为科涅夫的部队已经渡过普鲁特河，进入到了罗马尼亚境内。在此同时，南面的德军也被逐出了敖德萨。在克里木，俄军采取向心方向实施突击，终于全部歼灭了留驻那里的德军部队，收复了领土。俄军渡过普鲁特河以后，德军还是把他们的进攻阻挡住了，使其不能向罗马尼亚境内继续深入，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住了罗马尼亚的石油资源。但是，5个月以后，德国人却因为这一项成绩反而使自己大吃苦头。它鼓舞着希特勒把自己的兵力留驻在喀尔巴阡山以东那个向前突出的阵地上，那里离开加拉茨与福克夏尼通道也有很远距离，这就使德军完全处于暴露地位。

在北面，在塔尔诺波尔西南，德军也使用反突击的方法阻住了朱可夫企图穿越喀尔巴阡山中山地隘路的行动，可是，这个反突击也很快就被俄军打退了。再往北面，在波罗的海沿岸，俄军也于1944年1月中旬发动了进攻，解除了德军对于列宁格勒的封锁，并继续向西扩张战果。但是，德军仍然作了有组织的撤退，缩短和拉直了他们的防线，防守着从纳尔瓦经普斯科夫及其以南一线。整个防线正面大约200公里，其中145公里为两个大湖(楚德湖和普斯科夫湖)。而在普斯科夫和普里皮亚特大沼泽地之间，德军的防线仍然是以维帖布斯克和奥尔沙两个要塞城市为枢纽。1943年9月底，俄军开始向该防线发起进攻，可是，他们的直接攻击和侧翼迂回，多次地被德军击退了。在以后的9个月当中，即到1944年的7月为止，这条防线一直都是德军的有效屏障。

在1944年4月底时，俄国的战线曾经一度趋于稳定。红军收复了大片领土，特别是在南方，夺回失地更多。不过，每当俄军实行钳形攻击时，德军往往能够脱出重围，逃出陷阱，平安地摆脱危险局面。德军被俘人员的总数，就俄军进攻战役的规模来说，比例是不大的。然而，德军在一连串艰难战斗中所累积起来的消耗，终于在后来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尽管如此，希特勒对于现实的感觉却越来越迟钝了。他居然解除了一代奇才曼斯坦的职务，并顽固地认为，在当时的艰难形势下，还是要进行寸土必争的坚守防御，而否认采取技巧机动的必要性。

在过去的9个月当中，由于英美盟军已从南面进入欧洲，德国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重了。在西方战场上，盟军首先攻克了西西里岛，接着，在1943年9月初，意大利宣布投降。德国这个主要同盟者崩溃以后，其“欧洲堡垒”的南墙上就出现了一个大缺口。虽然意大利半岛的地势限制了盟军的进展，但这样一个大缺口已经对德国人产生了颇大的牵制作用，使他们不能不抽调相当数量的兵力来进行掩护。此外，由于意大利的崩溃，德国也不得不向巴尔干地区增调兵力。

意大利的崩溃还使德国本身的境况更加变坏，因为盟军方面的轰炸机实施空中袭击的范围更加深广了。而且，美国的武装力量正在快速增长，盟军空军的威力也日益强大起来。

盟军对于德国的空中袭击，目的在于瘫痪它的工业体系。从大战略的角度来看，这可以算是一种间接路线行动，因为破坏了敌人的工业，也就是破坏了他的作战能力。如果盟军战略空军的袭击组织计划得更好一些，能够更多地攻击敌人的补给基地，而少去轰炸人口众多的都市和居民点，那么，他们还可以更快地压制德军的抵抗力，使其提早发生瘫痪现象。当然，盟军轰炸机对于民间目标的大量轰炸，同样也起了自己的作用，终于使德国的军事实力逐渐地产生了“麻痹”现象。而对于交通线的破坏，也是使德军抗击盟军进攻的能力遭到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

盟军1943年7月在西西里岛实行登陆所以如此顺利，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突尼斯捕获了大量的俘虏。否则，德军可以把其中的大部分兵力调到西西里岛去加强防御。德军在突尼斯的惨败，不仅在精神上严重打击了西西里岛上的意大利守军，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墨索里尼在意人利的统治地位。德国人害怕意大利马上就会崩溃或是投降，不敢派遣大量的兵力去增援西西里岛的防务，他们担心兵力南调以后会卡在那里再也抽不回来。假使没有这些情况，盟军方面更加应该感到遗憾，因为他们没能趁着敌人还在突尼斯依赖筑垒阵地进行顽抗的时机抢占西西里岛。对于西西里岛的攻占，即使具备有利条件，但要真正占领它，还是有着许多困难，要花很大力气。驻守西西里岛的德军，尽管数量处于弱势，但是已经不象非洲那样，盟军的海军和空军都无法把他们隔断了。

德国在南欧所霸占的地区实在太辽阔了，西起比利牛斯半岛，东到马其顿，地盘很大。这就使盟军方面得以依靠其强大的两栖力量，来采取广泛的战略行动，从而引起敌人的关注。盟军在战略上的主要优势，是可以自由选择依次实行突击的目标。他们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法属西非洲的北部，因而也就同时威胁著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如果盟军的主要突击指向意大利的西部，那么他们以后的进攻路线，就可以在两条当中任选一条：一条指向意大利北部的工业区，一条指向德国人在法国南部的占领区。如果盟军改向亚得里亚海沿岸登陆，那么，他们尔后发展进攻的方向，可以是意大利的北部，也可以是巴尔干的西部。如果盟军再向爱琴海沿岸实施突击，那么，对于德军所占领的希腊、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来说，都将构成危险。

尔后事件的发展证明，盟军在战略上拥有的自由选择突击方向的便利条件，加上他们在计划中采取的欺骗敌人的行动，使德军统帅部受到了迷惑。他们无法判断盟军除了西西里岛以外还会向哪里进攻：究竟是进攻撤丁岛呢？还是进攻希腊？甚至有人估计，盟军很可能会向意大利本土或法国南部登陆。空中侦察提出了报告，说盟军的舰船已在地中海沿岸的许多个海域出现，这就使德国人更加狐疑不定。

1943年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成功。当时，在长达110公里的正面上，选择了几个地点同时实行登陆，此种作法起了较好的保证作用。这和1915年协约国军在加利波利半岛(在土耳其)实施登陆的情况一样，正面的宽度也大体差不多。盟军在西西里岛的登陆，曾使德意两国军队陷入艰难境地，他们摸不清对方的主要突击方向究竟在哪里，因而在敌军上陆的关键时刻，德军竟无法及时施行反击。这一情况很有利于英军第8集团军在该岛东岸的进攻，使他们少遇到很多阻扰，较快地粉碎了敌人的抵抗。轴心国军司令部曾经进行了错误的估计，把防御的重点放在西西里岛的西部沿岸，因为那里距离盟军北非基地最近，而且又有较多的港口，认为盟军的主力一定会在那里登陆，结果使自己的部队吃了大亏。盟军把主要突击指向了该岛的东南沿岸，因而使其突击在战略上具有了间接路线的特点。蒙哥马利的部队上陆以后，4天时间即沿着东岸向北突进了65公里，几乎毫无阻碍地走过了抵达墨西拿海峡的一半路程，只在到达卡塔尼亚郊区时才被德军挡住。

巴顿将军的美军第7集团军也成功地实施了登陆，并在蒙哥马利部队以西巩固了登陆场。他的部队上陆以后，开始向西推进，而后转向北方，越过全岛，到达了巴勒莫。这很象是足球场上的“声东击西”之计，使德国人受到了迷惑。出于盟军的进攻同时威胁着巴勒莫和墨西拿两个目标，所以加深了敌军的全面混乱。

意大利军队的抵抗，在这次战役一开始就崩溃了，结果使墨索里尼政权随即跟着垮台。

意大利退出战争以后，防卫西西里岛的重担完全落到了德军肩上。当时，他们驻守该地的兵力只有2个师，而且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员，还是刚刚补充的新兵。德军统帅部就是依靠这样一支兵力来抗击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的。盟军准备实施登陆的部队，超过了12个师，其中，摆到第一梯队上陆的，就有7个师的兵力。德军虽然只有2个战斗力较弱的师，而且已经丧失了空中掩护，但他们仍然坚持了1个多月的时间，阻滞了盟军在西西里岛上的进军。后来，这些德军部队还在高射炮火掩护之下安全地渡过了墨西拿海峡，撤到了意大利本土。德军成功地撤过墨西拿海峡，不仅说明他们只有顽强的战斗素质，而且反映出盟军的进攻方式愈来愈直接化了。当然，这里也有地形颇为复杂的因素。

巴顿的部队占领巴勒莫并扫清西西里岛西部的残敌以后，随即调头东向，配合蒙哥马利行动，同时发起对墨西拿的进攻。西西里岛的东北角是一个三角形，全部都是山地。因此，德军不仅可以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来组织防御，而且能够随着部队向三角顶端的撤退而逐步缩小正面，从而使其防御兵力的密度不断增大。同时，盟军方面则由于进攻正面不断缩小而自己的兵力优势过大，反而遇到了愈来愈大的困难。对了战略行动的特点来说，这倒是一个具有反面意义的重要教训。至于其他方面的教训，将可以在下一阶段中暴露出来。

侵入意大利

盟军攻占西西里岛，获得了一个立足点。这对于进攻欧洲大陆来说，是一块很好的跳板。由于有了这个立足点，他们对于欧洲大陆的威胁也就更加迫近和直接了。一方面，他们可以加快部队集中的速度，另一方面，又可自由地选择实施突击的方向。他们有好几条路线可供选择：最明显最直接的路线是向“亚平宁大靴”的靴尖部位进攻；此外，则可进行一个短程跳跃，或者进攻意大利中部，或者进攻撒丁岛，或者进攻“亚平宁大靴”的后跟部位。如果是向靴后跟实施进攻，那么，部队将在歼击机的掩护范围以外，不可能阻止德军的空中袭击。不过，要是真的选择那个方向，倒可能使敌人最难以预料。因为在此以前，盟军方面的所有进攻战役，都是在歼击机掩护之下进行的，其行动一贯小心谨慎。如果这一次突然不遵守原来的规律，则有可能对敌人产生出奇制胜的作用。“亚平宁大靴”后跟上的地形，对于机械化部队的快速前进来说，也是最有利的，那里可以沿着亚得里亚海海岸一直向北开进。而且，在意大利的脚后跟上登陆成功以后，又可同时对巴尔干地区和意大利中部构成威胁。这样一来，德军最高统帅部便再次面临着难以判断盟军进攻路线的困难境地。从战略上来说，“亚平宁大靴”的后跟有可能成为德国人的“阿溪里脚后跟”，是一个要害之处。可是，盟军的联合司令部却决心要把主力集中在能够以歼击机掩护作战的方向上。直到后来，在最后的一个时期，才又凑成一支登陆兵力，用以在靴后跟上进行辅助性的登陆。盟军的基本力量，即整个第8集团军的兵力，是在靴尖部位实施登陆的。后来，由英美部队混合编成了第5集团军，并在那坡利(即今那不勒斯)以南的萨勒诺地区实行了更大规模的登陆。第5集团军由美国将军克拉克负责指挥。

盟军在执行入侵意大利的计划时遇到了不少困难。这不仅因为其战略路线的直接性，同时也由于政治家们坚决要求意大利实行无条件投降。意大利的多数领袖人物都希望和平，想缔结一项和约，但是不愿意接受无条件投降那种屈辱，不愿意承担没有一点自卫保障的责任。当意军在西西里岛遭到失败以后，意大利本土已面临着直接的威胁，他们才不得已而推翻了墨索里尼，并开始进行和平谈判。但是，这却需要有相当长的时间来进行各项安排。由于时间上的迟误，引起了军事行动的暂时停顿，因而使德国人获得了1个月的喘息时间，得以采取紧急的应变措施。

9月3日，盟军开始横渡墨西拿海峡，预计在“亚平宁大靴”的靴尖部位登陆。登陆以前，进行了规模巨大的、但却是毫无成效的强烈轰炸，因为德军在那里只部署了1个师，而且在盟军开始渡海之前几天就往北撤退了。盟军登陆以后，随即向意境内地开进，但没有遇到什么严重抵抗。可是，他们前进的速度却非常缓慢。这一方面是因为地形条件恶劣，难以通行，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过分地小心谨慎了。这样，在靴尖部位登陆的盟军，对于在萨勒诺地区实施登陆的主力，实际上没有多大的支援作用。

1943年9月9日，盟军在萨勒诺实行了登陆。这正是意大利宣布投降后的第2天。虽然如此，驻守在那里的德军和精神上并没有遭受多大的震撼，他们对盟军实施了反突击。在整整6天的过程中，盟军一直处于非常艰困危险的境地。

克拉克将军后来详细地论述了这个事实的本质。他说：“德国人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推测到盟军正在准备第2个登陆。而且考虑到，这个登陆必将在歼击航空兵的掩护之下进行。由于盟军的歼击机要以西西里岛为基地，其作战半径的最远点只能达到那坡利，因此德国人估计到，盟军很有可能在那是登陆。于是，他们便把自己的部队集中在那坡利-萨勒诺地区。这样一来，我们便同德军的基本兵力遭遇上了。”

我打了着重点的这几个字是有特别意义的 [ 扫校者注：作者在上一段的“必将”和“于是”上打了着重点 ] 。它们表明，敌人已经考虑到，盟军在制定登陆作战计划时必然要以掩护工具的能力为依据。战役的结局也表明，凡是在敌人可以预期到的方向上采取行动，其结果总是受到限制的。盟军向着敌人密集的地点实行登陆，不仅在有生力量方面遭到了重大损失，而且丧失了时间，虽然勉强地摆脱了覆灭的厄运，但也走到了惨败的边缘。萨勒诺的登陆作战又一次证实了这样一个历史教训：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把力量集中到敌人早巳料想对方必将来攻的地段上，是极端危险的，因为这样敌人可以及时作好准备，易于把进攻者击败。1943年，德国驻意大利军的总司令是凯赛林元帅。他手中总共只有7个师的兵力，不仅要防卫亚平宁半岛的南部和中部，而且要抽出部分兵力来镇压过去的同盟者，去解除意军的武装。

与萨勒诺地区的主要登陆形成对比，盟军在“亚平宁大靴”后跟部位所进行的辅助登陆，却没有遭到德军的任何抵抗，因而使登陆部队很快就攻占了意大利的两个优良海港——塔兰托和布林的西。于是，盟军沿着海岸向北挺进，道路畅通无阻，直奔铁路枢纽重镇福贾及其邻近的机场开去。当时，德军驻守塔兰托和福贾之间广大地区的兵力，总共只有1个伞兵师，而且还不满员。

然而，盟军在靴跟部登陆的兵力也只是1个师，即英军的第1空降-伞降师。该师是“仓促地”受领这一任务的，勿匆忙忙地从突尼斯的休息营地乘船到来。因为运输船并不多，而且又是临时调用，所以，他们在意大利上陆时，既无坦克，也无炮兵，仅有1门榴弹炮，几乎完全没有摩托化运输工具。简单一句话，他们缺乏一切最必要的技术装备，因而无法充分利用对于他们非常有利的条件。

大约过了14天以后，盟军才又派出一支部队在意大利东海岸布林的西以北的下一个港口巴里实行登陆。这支部队中包括了1个装甲旅。他们向北挺进，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并且一举占领了福贾。这支沿着亚得里亚海岸北进的盟军，前进到相当深远的距离以后，便开始威胁到西海岸的德军的后方。于是，那些在盟军第5集团军当面防守着通向那坡利山地和接近路的德军，也就被迫向后撤退了。10月1日，盟军开进了那坡利。这时距离开始登陆已经3个星期了。然而，德军对于危险局势的敏感程度，比盟军所估计的还要灵敏得多。他们顽强地控制着意大利的其余部分(即那坡利至福贾一线以北地区)，解散了意大利的部队，从而消除了盟军方面由于意大利投降而获得的利益。

从此以后，盟军向亚平宁半岛北部的推进，不得不自己开辟道路，而且愈来愈困难。德国人在开始的时候认为，自己无法长期阻滞盟军向罗马的推进，因而只在北面等待着盟军的到来，可是，他们在后来完全明白了，由于正面太窄和地形难以通行，盟军挤压在一起，其作战行动自然难以施展，以致在使用兵力方面不能不受到限制，竟至丧失了由于登陆作战所带来的灵活机动的特点。德国人看到了这种情况，也就大胆起来，开始往南派遣援军去支援凯赛林元帅。

第5集团军的进攻，发展到那坡利以北30公里处的沃耳土尔诺河一线时，曾被德军暂时阻住了。尔后，他们进到卡西诺，在沃耳土尔诺河以北30公里的加里格雅诺河一线，又被德军完全阻止了。在1943年的11-12两个月里，盟军进行了一连串的突击，但始终未能突破那道天然屏障。这时，在东海岸实施进攻的第8集团军，也在桑格罗河一线被德军阻住。这里距离福贾已有120公里。后来，盟军虽然渡过了该河，但是很快就被德军封锁，竟至寸步难移。直到1943年底，也就是登陆4个月以后，盟军只不过从萨勒诺北进了110公里，而且其大部分路程都是在9月份走过的。在9月以后的几个月里，盟军的前进速度简直慢到了极点，人们甚至创造了一个叫做“寸进”的名词来加以形容。这样，入侵意大利的作战有如老牛吃草一样地缓慢，咬下一口以后就慢慢地加以咀嚼。

根据过去长期的经验来看，采取这种战术有时也能获得成功，但是通常的结果都不免使人失望。盟军在意大利进行的这个战役，对于这条规律也不例外。它又一次提供了例证，说明在狭窄的地段上采取直接进攻的方法，一般都要导致反面的结果。

如果没有足够广大的空间用来进行机动，那么，单有兵力方面的优势是远远不够的。亚平宁半岛的宽度，在许多地段差不多只有160公里，而且大部分空间都为纵横起伏的山地充塞着。由于德军最高统帅部已决定在南部增加他们的赌注，因而那里的防御随即获得加强，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减慢了盟军在意大利腿部的北进速度，使其在战略上变成了爬行。

1944年初，盟军企图从海上进行一个新的机动，即在敌人后方漫长的海岸线上再选择一个地点实行登陆。1月22日，一支受命在敌军侧翼采取行动的部队，在安齐奥附近完成了这个任务。该地位于罗马以南约40公里。盟军登陆时，那里只有德军2个营的兵力，因此，登陆部队只要勇敢地向前跃进，不仅可以抢占掩护着通向罗马的门户阿尔班山地，甚至一举攻占罗马城也不是难事。然而，盟军却不是这样设想的。他们认为，德军将对此登陆立即作出抗击的反应，因此，便把主要的注意力用来巩固登陆场。他们指望，敌人将从南面抽调援军，这样，在正面实施进攻的盟军主力就可利用敌人抵抗削弱的机会实施突破。可是，德军的行动并没有符合他们的愿望。

开始，德军并未打算在安齐奥地区组织抵抗。这一事实明朗化以后，盟军司令亚历山大便指令那里的登陆部队迅速向内地挺进，但登陆部队的指挥官却没有认真执行他的命令。这位指挥官过分地小心谨慎了，他拖延了1个多星期的时间，没有采取有效的进攻行动。这样一来，凯赛林便获得了机会，终于把预备队调到安齐奥地区来了。在此同时，德军也在卡西诺地区的正面上阻止了盟军主力的进攻。1944年2月3日，在安齐奥登陆13天以后，德军对这个登陆场发起了猛烈的反攻。尽管德军的进攻终于被挡住，但盟军的登陆场却大大地缩小了。它的窘境使人们联想到一个巨大规模的“集中营”，正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给协约国军在萨洛尼卡登陆场所取的绰号那样。不过，人们也还记得，1918年的那个“笑话”，后来却起了变化，因为协约国军终于从萨洛尼卡阵地上冲出来了，从而给德军造成了威胁，促使德国开始走向总的崩溃。这正好证实了一句古话:“谁笑在最后，就笑得最好！”

直到1944年5月，盟军在意大利境内的进攻才又在较大规模上恢复起来。这次进攻是一个大规模计划的组成部分。当时，盟军方面拟订了坚决打击德军的所谓“伟大计划”，其中规定，意大利境内的进攻应成为预期发起的第一个突击。紧接这个突击1个月以后，集结在英国南部的盟军，就要横渡英吉利海峡而进入法国本土，开始进行诺曼底战役。在意大利实施进攻和在法国实施登陆以前，盟军都进行了威力强大的空中袭击，其目的是破坏敌人的补给运输线。

按照亚历山大将军的计划，在意大利战役的第一阶段，要从卡西诺的两侧同时发动新的进攻。这也就是前些时候盟军进攻被阻的地方。为了确保这次战役的胜利，李斯将军的第8集团军扩大了自己的作战正面，并把主力从亚得里亚海方面转移过来，紧靠着克拉克将军第5集团军的侧翼，以便协同攻击“古斯达夫防线”这个筑垒工事的西段。进攻是在5月11日23时开始的，当前任务是攻占能够控制通向敌人筑垒地区接近路的那几条山间通道，因为这正是通到利里河河谷的狭长出口。

为攻占东面凯罗山地中的通道而实施的进攻，虽然经过好几天的艰苦战斗，但并没有多大进展。不过，在卡西诺与地中海海岸之间这个地段上，盟军却同时在几个点上插进了“古斯达夫防线”，打开了一些小裂口。其中成效比较大的，是儒安将军所指挥的法属殖民地军。该军是专门经过山地作战训练的。他们沿着一条难以通行的道路越过了奥云西山地，其进攻产生了出敌不意的奇袭效果。这支军队经过整整72小时的推进以后，翻越了奥云西出，再行军约10公里，爬上了能够俯瞰利里河河谷的高地，从而伸出一把“砍刀”，对防守“古斯达夫防线”的德军构成了威胁，削弱了他们的抵抗力。这一态势给第8集团军的英国部队带来了不少好处，使他们在向谷地推进时减少了很多气力。于是，他们顺利地绕过了卡西诺，并于18日攻占了该城。同时，这也给沿着海岸进攻的美军起了开路作用。

5月23日，安齐奥阵地上的盟军部队一齐发起总攻，从他们所固守的登陆场上开始实施突击。当时，封锁这个登陆场的德军部队，大部分调到南方去了，盟军正好利用了这个弱点。到了第3天，德军已经不堪承受压力，再也不能守住防线。盟军突破防线以后，德军没有预备队，无法阻止对方扩张战果。于是，盟军继续前进，投着阿尔班山地和南部敌军主力的交通线进行夹击。

当盟军在安齐奥地区进行突击时，第8集团军也在利里河谷地开始向德军的最后一道阵地实行强攻。在发起进攻的头一天，加拿大军即突破了这个阵地。第2天，事态已很明显，德军在各个方向都开始向后撤退。安齐奥方向的危险局面加强以后，德军的后撤速度更为加快。几天以后，德军借以直接撤向罗马的第6号公路被盟军切断，于是，他们改向东北方向退走，沿着险恶的山路实施后撤。这时，他们的行军纵队缺乏空中掩护，很容易遭受空中袭击。

尽管还有相当数量的部队经过这条途径逃出了陷阱，但是德军已经没有能力守卫罗马城了。达时，亚历山大将军把所有一切可能集中的兵力调到了自己的左翼，以便摧垮正在防守阿尔班山地的另一个德军集团。经过1个星期的顽强苦战，德军的抵抗力终于被摧毁了。盟军占领了阿尔班山地。这个战略性屏障被攻克以后，盟军随即淹没了罗马周围的平原，并于6月5日清晨占领了罗马城。9个月以前，当意大利政府宣布投降时，这座城市本来已是盟军方面的囊中之物，可是，一直等到今天，目的才算真正达到。

进攻法国之战

攻占罗马以后的第2天，盟军开始了对诺曼底的登陆。这是战争中最有戏剧性的一个事件，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以英国为基地的英美远征军部队，由于受到恶劣气候的影响，其航渡海峡的行动曾经一再延迟。他们开始航渡时，风力仍很强烈，因而其行动是担着很大风险的。不过，这也有利于其行动的突然性。艾森豪威尔将军所作的这个冒险决定，从结果上看来是正确的，也增加了行动的奇袭效果。

盟军这次登陆，时间是在6月6日的早晨，地点选在塞纳湾内从冈到瑟堡之间的海岸线上。在登陆的前夕，曾向登陆地段的两个侧翼投送了强大的空降部队。

在入侵的准备阶段，盟军曾持续不断地对敌人的交通线进行强烈的空中袭击，其目的是要瘫痪敌人，使其无法把预备队调到上陆地区。

曾经有许多征候，表明同盟国军队可能在这个地区实行登陆，可是，德国人对于这次登陆，仍然是感到意外的。他们不能够把位在塞纳河东岸的预备队及时调到上陆地区来。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盟军很巧妙地散布了假情报，另一方面，也由于德国人抱着一种先入为主的想法，以为盟军将会直线式地渡越海峡，而且是选择最短的一条线路。本来，盟军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空中掩护，总是不惜采取非常谨慎的行动。他们在意大利战役中就是这样作的，结果使得目标的选择和进攻的发展都受到限制。可是，这一次的作法不同，竟使他们在无意中获得了颇大的利益。因为德国人已经产生了偏见，认为盟军方面仍将采取谨慎的路线。而且，德国人还有一个错误的估计，没有料到盟军的航空兵部队能够炸毁塞纳河上的桥梁。这又给他们造成了致命的创伤。

早在3月份，希特勒开始对英美两国同盟军在英国的部署情况进行分析。他不受总参谋部各种观点的影响，曾经考虑到盟军有可能以诺曼底为其登陆地点。当时，德军驻法国北部海岸的前线司令官是隆美尔，他也作出了与希特勒见解相同的结论。可是，德军西线总司令是隆德斯特。他却认为，盟军最可能实行登陆的地段是第厄普至加来之间的海岸。隆德斯特所以坚持这个看法，一方面是因为盟军在前几次进行登陆作战时，都曾最大限度地利用空中掩护；另一方面，则把盟军对诺曼底登陆所作的若干准备活动，看成是一种欺骗措施；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认为那里距离最短，易于达到目的。由于这些原因，隆德斯特坚持，盟军只有在第厄普和加来之间的海岸实施登陆，才是最合理的。他的这种见解，从正统派战略家的观点来看，未尝不合情理。所以，按照隆德斯特的看法，盟军方面不会有采取突然行动的可能性，甚至也不会有避重就轻的打算。

盟军方面所制定的入侵计划，不仅考虑到避开德军准备最好的防御地段的问题，而且，还有更进一步的设想。盟军司令部认为，在诺曼底海岸线上实行登陆，可以同时威胁到两个重要的港口——勒阿弗尔和瑟堡。因此，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们竟使德国人迷惑不解，搞不清他们主要的目标究竟是哪个港口，从而陷入了左右为难的窘境。等到德国人弄清楚盟军争夺的主要目标是瑟堡港以后，已经来不及把预备队向那里调运了，因为塞纳河上的桥梁已被盟军炸毁，大河变成一道鸿沟，增援的预备队必须绕行一个很大的圈子，才有可能开到出事的地点。而在这时，盟军的空军部队也在不断地进行空中袭击，使德军的调动必须花费更长的时间。后来，德军的增援部队总算开到了作战地区，但只不过达到了冈的境内，而这里距离瑟堡还有很远的路程。英军在冈地区内进行了集结，因而又对德军构成了威胁，也形成为一道屏障，可以掩护正在瑟堡半岛进行作战的美军。这种行动的双重效用和交替威胁，加上敌人对于主要突击方向一直弄不准确，为整个登陆战役的成功作了很大的贡献。

盟军的庞大船队在航渡当中没有受到阻扰，他们对于海岸滩头的占领，比预料的情况容易得多。当时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美军的左翼在维尔河河口以东实行上陆时，遭受了相当的损失。这次登陆获得成功，主要是战役计划订得完美，而且大量使用了新式武器装备。不过，成功也并不是马上得来的。成与败的机会曾经间不容发，所差的距离实在比一般人想象的还要窄些。盟军上陆以后，滩头阵地的发展并不深远，未能控制住通向冈和瑟堡的“锁钥”阵地。所幸的是，盟军进攻的正面相当宽广，使他们得有机会在其他方向获取战果。德军的注意力，自然是集中在盟军上陆部队的两侧，以便于扼守那些“锁钥”阵地，因而必然要使中间阵地上的兵力受到削弱。在阿罗曼施附近实施登陆的英军，由于迅速地向前推进，很快便扩大了登陆场，抢占了贝叶，因而在1个星期内就便其登陆场大大扩张了：东到奥恩河，西抵维尔河，正面差不多有65公里，纵深也将近20公里。在科汤坦半岛的东边，盟军也确保了另外一个登陆场，只是范围比较小一些；6月12日，美军夺取了一个中间据点——卡朗坦。这样，就使整个登陆场连接起来了，其宽度达到了100公里。

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蒙哥马利负责整个登陆部队的指挥。这时，他可以使用登陆部队更广泛地采取进攻行动。

第2个星期，在西面侧翼上，盟军登陆场的范围有了显著的扩张。在那里，美军第1集团军发展了进攻，穿越了科汤坦半岛的最狭窄的部位。与此同时，在东面侧翼上，英军第2集团军继续牵制着德军增援部队的主要力量，特别是敌人的坦克师，并且向冈地区实行了进攻。从战略上来说，英军在东面突破德军防御阵地的威胁，可以算是一种间接路线，足以帮助蒙哥马利实现其在西部突破敌人防御的计划。

在第3个星期，美军首先切断了瑟堡与外地的联系，而后向半岛的顶端推进，从后方攻进了这个港口。瑟堡港是在6月27日被攻破的，当时已经遭到破坏，暂时不能使用。在冈地区，由于地形条件较好，便于德军实行机动防御，英军的多次冲击都被德军技巧的防御行动击退了。但是，在英军不断地实施突击的情况下，德军统帅部终于丧失了使用预备队的自由权。

在登陆部队进攻行动的掩护下，侵入军增加兵力的速度不断加快。当时，人工港口对此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它抵消了天气的干扰作用，增加了突然袭击的效力，使敌人的计算终归失灵。

俄军攻入波兰

俄军在芬兰前线发动一个前奏性的攻势以后，随即展开了1944年的夏季战局。这次战局是在6月23日揭开序幕的，正好是希特勒入侵俄国3周年纪念日的后一天，进攻的矛头，开始指向白俄罗斯，指向普里皮亚特大沼泽地以北地区。在1943年的战局中，这一地段在整个战线上曾经显得最为稳定，所以德国人一直对它比较放心，摆在那里的兵力，要比摆在普里皮亚特大沼泽地与喀尔巴阡山之间那个暴露地区的兵力少得多，因为他们认为，俄军可能会在春天向那里发起进攻。这样一来，担任防守任务的德军部队，又一次陷入了惊慌失措的境地。

希特勒拒绝了将军们的建议，不准把战线后移到距离前沿145公里的别列津纳河一线，认为那样反而于自己不利，因此，德军的处境不断恶化。假使及时实行这样的退却，则俄军的进攻计划可能被打破，俄军的攻势有可能暂时停顿下来。

一旦德军的防线被突破，俄军的进展即开始变得异常地迅速。由巴格拉米杨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指挥的2个方面军，采取向心突击的方法，在发起进攻后的第4天就攻克了维帖布斯克。于是，德军第3坦克集团军的正面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这是俄军向南突进的一条道路，他们可以从此横穿莫斯科至明斯克的公路，前出到德军第4集团军的后方。德军第4集团军的部队，当时曾向第聂伯河一线作了短距离的后撤，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军攻势的力量。与此同时，罗科索夫斯基方面军则在德军巨型突出部的另一翼侧插进一刀。该方面军的各部队在普里皮亚特大沼泽地北面突破德军防御以后，继续向西发展进攻，平均每昼夜前进32公里，其任务是要在明斯克的背后切断交通线，使这个重要的铁路枢纽站陷于孤立境地。7月3日，明斯克被俄军攻克。

俄军实施了许多次的间接性进攻，使德军的整个防御体系开始全面崩溃。这时俄军所捕获的俘虏，比以前任何一次突破时所捉的都多。而在几个星期以后，尽管俄军的进军速度仍然和初期一样地快，但俘虏的数字却逐渐减少了。这样两个事实的结合，颇有一些意义。一方面，它表示德军部队的退却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技巧，而且到这时，希特勒已不得不同意实行全面的撤退。另一方面，德军退却的快速程度和规模，以及不经任何战斗便放弃一些重要据点等事实，表明俄军指挥官们的作战技巧已有了提高，他们能够采取间接路线来摧毁敌人的抵抗。

对于这些战役的进程加以分析，可以发现俄军战略的一些特点。在每一次进攻战役中，俄军的突击总是能够同时威胁两个重大的中心，既可以对付这个目标，也可以对付那个目标。可是，它随即又会突然地绕过这两个目标，从它们中间守兵薄弱的地区穿越过去，渗透到敌人后方很远的地方，迫使敌人无法抵抗而不得不同时放弃两个据点。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俄军只是在两次大规模进攻战役中，即在华沙战役和因斯坦堡战役中，才第一次遭到了严重的挫败，而在这两个场合，都是采取直接路线的形式实施进攻的。

不到两个星期，俄军即把白俄罗斯境内的德军全部肃清了。1944年7月中旬，他们已经攻占了波兰东北部一半以上的地区，紧接着就逼进到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即今布列斯特)和别洛斯托克一线，包围了维尔纽斯(过去称维尔诺)，渡过了涅曼河，前进到了东普鲁士边界。在这个方向上，向西进攻的俄军已经远离德军林德曼集团军群约有320公里的距离了。当时，林德曼的部队还在波罗的海沿岸，在纳尔瓦至普斯科夫一线进行防守。因此，他们已不幸地陷入了腹背受敌的窘境。

7月14日，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南面，沿着科韦耳至塔尔诺波尔的正面，俄军发动了他们期望已久的攻势。可是，那里的德军早已实行后撤了。俄军仅用10天时间，即前进到了利沃夫，随后又抵近卢布林，那里地处华沙东南，距离华沙只有160公里。在这同一星期，俄军先后攻克了别列梅什尔、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别洛斯托克等要塞城市。在北翼方面，俄军经过德文斯克(陶格夫匹尔斯)，向里加西面的波罗的海沿岸实施了进攻。这样一来，林德曼的部队就面临着退路被切断的危险，因为他们的后撤仍然非常缓慢。7月底，俄军前进到里加湾，而在中央方面则渗透到了华沙的郊区。

后来事件的发展表明，德军在退到足以保障安全的距离以后，终于恢复了自制能力，逐渐地控制住了眼前的局势。他们获得了一定的喘息时间，在新的防线上进行了巩固工作。俄军前进得太快，其交通线伸展得太远，因而补给一时跟不上来。事实上，这是战略性伸展过度的自然规律在开始发生作用。人们不久即可看到，德军并没有丧失进行抵抗的能力。但是对于俄军来说，为了继续实施进攻，必须要在新解放的大片土地上恢复交通线，为此又需要有相当的时间。

8月初，德军实施了反突击，打通了北面的退却道路，并且把俄军逐出了华沙近郊。在那里，德军还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他们把波兰人在华沙城内暴发的起义迅速地镇压下去了。这个起义是在俄军逐渐接近该城时爆发起来的。在华沙南面，俄军仍然在维斯瓦河对岸控制着一个桥头阵地，但是并未能进一步加以扩展。这样延续到8月底，整个局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这个暂时的停战僵局，后来是被俄军的新攻势打破的。他们在南面发动了进攻罗马尼亚的战役。差不多就在俄军发起进攻的同时，即在8月23日，罗马尼亚政府宣布，它愿意缔结和约。这个行动等于给实力雄厚的俄军敞开了一条进攻大道。于是，俄军穿过了雅西城，沿着普鲁特河与塞列特河中间的走廊地带一直向南推进，抵达了加拉茨与福克夏尼之间的通道口。这对俄军大有好处，使他们得以合围当时仍然驻在普鲁特河以东一个突出部上的德军部队。俄军从他们的背后直接插过来，继续发展进攻，于8月27日攻占了加拉茨和福克夏尼，30日又占领普洛耶什蒂油田区，次日，进入布加勒斯特。俄军的坦克在12天内前进了400公里。

此后，俄军即同时向着北、西、南三个方面继续突进，作扇形展开。他们越过了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向匈牙利方向挺进；为了切断驻希腊德军师的退路，前出到了南斯拉夫的边界；同时，还急速地向南开进，越过多瑙河进入了保加利亚——直到这时，苏联政府才正式向保宣战。

意大利的僵局

盟军曾经认为，罗马陷落以后，德军在意大利境内的抵抗很快就会终止。可是，凯赛林却把自己的部队撤出了险恶的困境，而且使用的手段非常高明。他对盟军北上的进攻，组织了很有效的抵抗。盟军花了整整7个星期的时间，两个集团军才仅仅到达阿诺河一线，虽然抵近了比萨和佛罗伦萨的郊区，但距离罗马城只不过260公里。此后，凯赛林继续在那里坚持了3个星期的防御，后来才放弃佛罗伦萨，从阿诺河一线撤退到自己在山地中设置的主防线——“哥德防线”。

亚历山大将军考虑到这道障碍的坚韧性质，决定采取一个侧面的进攻行动。他把第8集团军的主力调到了亚得里亚海岸边上，于8月底在佩扎罗地区向“哥德防线”东部濒诲地段发起了进攻。进攻获得成功，突破了德军防线，随后拟向里米尼方向(佩扎罗西北23公里)继续发展。

然而，凯赛林却设法阻止了这个威胁的发展，封闭了突破口。这就使亚历山大不得不转而采取硬攻的手段。他连续不断地实施突击，逐渐地打开了一条通向波河河谷东部的道路。但是，在这个平原上几乎到处都是葡萄园，地面都是粘性土壤，每到雨后便成了烂泥潭，很不便于通行，因而使部队的调动非常困难。这年秋天的大雨，对于因为长久苦战而疲惫不堪的德军来说，实在是一个意外的救星，使他们避免了崩溃危险，因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僵持局面。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了1945年的春天。

1944年8月，为了入侵法国南部，亚历山大的部队被抽调走了一部分。实际上，这个牵制性战役对于法国北部主战场上的决定性行动，并没有多大价值。早在南部实行登陆以前，而且是2个星期以前，北面战役的胜利即已成了定局。可是，这却剥夺了亚历山大在数量上的优势。如果不失去这个优势，亚历山大也许早就赢得了意大利战役的胜利。不过，这件事终于又使盟军获得了利益。由于亚历山大的秋季战役未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德军才没有自动撤退到阿尔卑斯山的山麓地区，而仍然停驻在原地。如果德军当时撤退了，那么，他们就可以保留相当强大的实力，从而在阿尔斯山中组织有效的防御。当时，天气条件对于他们的撤退也是比较有利的。

1945年初，希特勒从意大利调走了凯赛林的4个师，用去加强西线的防御。同时还命令凯赛林继续在原来线上坚持防守，不准德军撤退到阿尔卑斯山区。德军武器装备的不足这时已暴露得非常明显了。等到1945年的春天，他们更感到了飞机、坦克、运输工具和燃料的极端缺乏，以至于无法向阿尔卑斯山的“避难所”实行迅速的撤退。4月，盟军开始在意大利发起进攻，很快就突破了德军的防线，进到了他们的后方，并且切断了所有的后退道路。于是，德军部队完全陷于混乱之中，他们溃不成军，散成为一小股一小股地徒步逃跑。

盟军在意大利获得的这个胜利，可以算是对他们长期苦战的一种褒奖；由于最后胜利了，以前遭受失败的许多痛苦，也就可以一一忘掉。1945年春天德军在意大利的失败，是他们在主战场上全面崩溃的序幕。这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一样。当时，被“围困”于马其顿的协约国军在战略上实行的突破，终于成了德军彻底崩溃的先兆。不过，德军这一次的总崩溃，却主要是基本战场上盟军实施战斗行动的结果。盟军在诺曼底突破德军防线以后，紧接着便在8月间展开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

诺曼底的突破

在1944年7月的诺曼底战场上，双方都曾进行苦战。整整1个月的时间，除了惨重伤亡以外，看不出什么重大结果。可是，德国人无法和盟军相比，他们经不起这种消耗。而盟军却有新的预备队源源不断地从战线后边开来。

7月3日，美军第1集团军在攻占瑟堡之后调整了部署，他们重新开始进攻，一直向南突破，企图进到半岛的底线边上。但是，由于空间有限，进攻部队无法实行机动，因而前进的速度是很缓慢的。7月8日，邓普西将军指挥的英军第2集团军突进到了冈地区，可是又被德军阻挡在阿诺河的渡口上。盟军接连几次实施翼侧突击，都被德军一一击退了。7月18日，盟军发动了一个规模巨大的进攻，即那个被称为“加林作战”的著名行动。盟军出动了3个装甲师，编成为3个梯队，从冈的东北方面的登陆场上开始发动进攻。进攻部队穿越了一条宽度为5公里的通道。在穿越以前，曾进行强烈的空中袭击，破坏了冈地区的后方防御工事。当时看来，突破德军的防御是颇有希望的。可是，由于盟军进攻的速度实在太慢，他们在迂回某些居民点时又犹豫不决，致使德军能够迅速切断其退路，并把坦克和反坦克炮机动到了遭受威胁的方向。这样，实行突破的时机终于丧失了，英军和加拿大军接着实施的新突击，也不能对局势有何改善。但盟军却以这些动作吸引住了敌人的注意力，迫使敌人把精锐的部队留置于冈地区。因此，德军的9个坦克师竟有7个被牵制在那里了。

在诺曼底登陆场的西边侧翼，是由布莱德雷将军指挥的盟军部队在实施进攻，但也一直发展不快。在7月的头3个星期，他们只前进了8至13公里。此时，巴顿将军的美军第3集团军已经从英国运到了诺曼底，准备发动一次规模更大的进攻。

盟军的这次进攻号称为“眼镜蛇作战”，是在7月25日开始的。参加这次进攻的兵力，开始时为6个师。他们的进攻正面约为6公里半。进攻开始以前，实施了比“加林作战”更为强烈的空中轰炸。整个地面披炸得到处都是坑洞，结果反而帮助了因遭轰炸而削弱了的德军守备兵力，使他们得以凭借坑洞地形阻滞美军的进攻。战斗的头2天，美军只前进了8公里，但后来终于扩大了突破口，提高了进攻速度，向半岛的西南角猛进了。7月31日，盟军完成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突破。突破所以成功，是因为英军第2集团军突然调整了部署。他们在突破的前一天从奥恩河以东地段调到了贝叶以南的中央地段，并在考蒙特地区向德军防御阵地实施了突击。当德军忙于从冈地区抽调兵力去加强这个遭受威胁的方向时，美军便利用了此一机会，在科汤坦半岛西岸附近靠近阿弗朗什的地方，突破了德军的防线。

巴顿的坦克部队进入突破口后，先向正南突进，而后转向西攻，很快就占领了大半个布列塔尼半岛。随后，他们掉转头来向东进攻，横扫着卢瓦尔河北面地区，直指着勒芒和夏特勒方向。科汤坦半岛上的登陆场本来并不很大，宽度不过110公里，可是这一下却扩展很快，达到了650公里。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空间上，德国人要想驻满部队当然是不可能的。这就使他们无法对盟军的进攻实行有力的抵抗；对于德国人企图据以组织抵抗的那些道路枢纽，盟军部队却能有计划地加以迂回绕过。

对于这股不断扩展的潮流来说，唯一的危险将是德军指向阿弗朗什的反突击，因为那里是一条狭窄的走廊。如果该走廊被切断，实施进攻的部队也就无法获得补给品。根据希特勒下达的命令，德军确曾打算实施这样一个反突击。他们向该地区调集了4个坦克师，准备在8月6日夜间开始行动。可是，实行这个反突击的方向，是由希特勒在统帅部里摊开地图选定的，它实在过于直接化了，正好一头撞在美军东边侧翼的“防盾”上面，碰上了美军的掩护部队。因此，布莱德雷说：“如果敌人坦克部队的进攻方向再往南靠几千公尺，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在第一天即突进到阿弗朗什。”德军的进攻一被阻住，盟军的航空兵马上就对他们进行了轰炸，迫使德军转而向西推进。在此同时，美军的装甲兵团却疾驰地向东挺进，前出到了德军的后方。美军的左翼这时向北折转，抵近了阿尔让唐，其目的是要配合克列拉尔将军指挥的加拿大第1集团军去合围德军的两个集团军。加拿大第1集团军当时是从冈地区向正南方向进攻的，其矛头直指弗累尔。尽管盟军方面未能彻底实现对德军部队的全部合围，但是他们捕捉的俘虏仍然达到了5万；战后清理战场时，德军留下的尸体也有1万以上；而从合围圈里突围出去的德国师，也都损失严重，几乎溃不成军。由于作战的空间日益紧缩，德军部队所受到的空中轰炸日趋严重，所以，德军在技术兵器和装备方面，特别是在坦克方面所受的损失，也就日益严重，甚至超过了人员方面的损失。德军在弗累尔“口袋”中遭受重创以后，对于兵员、坦克和运输车辆等，都已感到严重不足，因而无力阻止盟军部队的东进。于是，盟军很快就渡过了塞纳河，并且不停地向东挺进了。

以后的情况是，德军每逃出一个陷阱，接着便陷到另一个规模更大的陷阱当中。德军靠近海岸方面那个侧翼，不断受到盟军的迂回包围，而其后方，则受到巴顿坦克部队的威胁。巴顿集团军在右翼方面猛打猛冲。他们在前进当中，有意地绕开敌人的据点，而使德军的主力在战略上不断受到迂回的威胁。

巴顿集团军的第4装甲师，一直充当第一梯队中的先头部队。该师师长沃德将军在巴黎以北渡过塞纳河以后，曾就该师在阿弗朗什地区突破德军防线以来所采取的行动提出一个报告，说：“盟军的成就表明，必须尽可能地坚持下面两条基本原则——进行果敢坚决的作战行动和采取间接路线。”

盟军在西战场上突破德军的防御阵地以后，广阔的空间和急速的行动便成了他们取胜的两把钥匙。采取直接的强攻往往难以取得胜利，而广泛地进行迂回却比较容易获得成功。盟军一旦有了自由进行机动的广阔空间，他们的机械化部队的快速力就能发挥作用，从而得以充分利用自己在兵力方面的巨大优势。

盟军广泛采取迂回机动的战法，使法国境内的德军防御体系很快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危机。因此，由巴奇将军指挥的美法联军第7集团军于1944年8月15日在法国南部海岸进行的登陆，实在是没有必要的。这次南面的登陆入侵战，只能算是一种“散步”，因为自从诺曼底登陆以后，法国南海岸的德军实力已很虚弱，只有4个师的兵力，质量也很低劣。盟军在下一步沿罗讷河深入法国内地以后，联合司令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都是补给方面的，而不是作战方面的。8月23日，盟军占领了马赛。同一天，进攻部队也经过山地到达了格勒诺布尔。

8月19日，法国抵抗运动的地下武装力量在巴黎举行起义。尽管在最初几天他们的处境非常险恶，但由于盟军的装甲部队于8月25日进入了巴黎，他们还是在盟军的帮助下扭转了局势。此时，巴顿集团军也在巴黎的东北方面横扫而过，向着马恩河疾驰而去了。

另一个重要事件是英军第2集团军的进攻。他们在鲁昂以东渡过了塞纳河，预计去合围德军第7集团军的残部，因为加拿大第1集团军此时还在鲁昂以西地区坚持实行进攻。德军残部的大部分虽然及时地退过了塞纳河，但是却立即发现，英军的坦克纵队已经完成了深远的迂回机动，在更远的后方切断了他们的退路。邓普西的先头纵队于8月31日早晨到达亚眠，他们从塞纳河岸边出发，只花两天一夜(60个小时)的时间，便走过了110公里。他们渡过松姆河以后，又即刻向前猛冲，穿过阿腊斯和里尔，很快到达比利时边境，前出到了德军第15集团军的后方。那里已是加来海峡的沿岸地区。在东面，霍吉的美军第1集团军已经向前跃进，前出到了伊尔松地区，抵达比利时国界。

再往东边，巴顿集团军也完成了跃进行动，而且其规模更加巨大。他们穿越香巴尼地区，绕过凡尔登，开向摩泽尔河，前出到了梅斯-提翁维尔地区，从而接近了德国的边界。可是，由于燃料补给发生了困难，巴顿的部队未能继续前进，其先头的坦克兵团终因油料供应不上而被迫停止下来。这时，战略上的发展前景正逐日好转，希望很大，因为盟军距离莱茵河只有130公里了。获得充足的油料补充以后，巴顿即恢复进攻，但此时德军的抵抗力也加强了。对于“争夺法国之战”来说，巴顿集团军的进攻是有决定性作用的。只是因为油料补给上发生了困难，他们才无法以一次突击赢得整个胜利。后来“争夺德国之战”，情况也是一样。

兵力伸展过度，必然导致停顿。这是一条获得了证实的战略性的规律。在整个战线的这一地段上，曾经出现了相当长时间的战事停顿：首先，在指向梅斯城时，巴顿被迫采取了直接的进攻；尔后，在争夺这个著名的要塞城市时，他又不得不进行近距离战斗，因而完全丧失了进行迂回的机会。

1944年9月的最初几天，盟军左翼部队的进攻速度提高了。于是，盟军司令部便把主力投向了那里，企图尽快取得胜利。9月3日，英军的装甲坦克纵队进抵布鲁塞尔，4日，到达安特卫普，随后很快攻入荷兰。蒙哥马利就是使用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机动，切断了当时还停留在诺曼底和加来海峡沿岸的德军部队的退路，实际上也就是切断了西战场上德军基本集团的退路。此时，美军第1集团军也占领了那慕尔，并在迪南与纪韦之间渡过了马斯河。

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德军西战场上的前线指挥官已改由穆德尔元帅来担任。他在俄国前线曾以“无中生有”网罗预备队而享有盛名。这一次，他又创造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奇迹。当盟军大举攻入法国时，德军已有50万人当了俘虏。按照一般的常理来推断，穆德尔这时要想守住德国边界，要在从瑞土到北海这条长达800公里的战线上组织有效的防御，似乎已经无法找到预备兵力，一定难以在防线上构成足够的兵力密度。可是，德国人还是创造了奇迹，他们又重建了自己的部队，因而使战争继续拖了8个月之久。

盟军在补给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曾经帮了德国人的大忙。由于补给不足，盟军的最初强大攻势慢慢变成了一连串力量逐渐减弱的进击。这样，德军就有可能匆忙地组织防御，进行反击。盟军增补力量的速度是越来越慢的，不可能很快作好新的大规模进攻的准备。

盟军补给方面的困难，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前进得太深远了，但主要还是德军采取行动造成的。那时，德军还有一些部队留在盟军的后方，控制着法国的各大港口。因此，盟军既不能使用敦刻尔克、加来、布伦和勒阿弗尔，也无法利用布列塔尼半岛上的各大港口。德军不仅据守着这些港口，而且还采取着行动，这对盟军开展进攻是一个严重的障碍。盟军所控制的良好港口，只有一个安特卫普，但是却无法加以利用，因为德国人还扼守着西谢尔德河口。

盟军把补给品从基地运到前线，在诺曼底登陆时，即尚未突破德军的防线时，其距离只有30公里，而现在，却差不多延伸到了480公里。这个输送物资的繁重工作，又几乎毫无例外地要靠汽车来承担，因为法国境内的铁路已为空中轰炸所彻底破坏了。从瘫痪德军的作战行动，使其不能阻止盟军进攻的角度来看，炸毁铁路无疑是有利的，可是现在盟军方面要想对其快速进攻的部队提供物质保障，铁路被破坏却成了一件麻烦的事。

9月中旬，盟军为削弱德军的抵抗而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即在荷兰境内德军的右侧投下了3个空降师，其目的是要为英军第2集团军向莱茵河下游发起新的进攻扫清道路，保障盟军在那里渡河。空降部队是在德军防线后方分批施空降的，空降场的周长大约有100公里。空降部队着陆以后，立即抢占战略性要点，以便保障盟军能够强渡4个水障碍：一是在埃因侯温地区强渡威廉明拉运河；二是在格拉夫附近强渡马斯河；三是在奈梅根和阿纳姆地域强渡瓦尔河与累克河(这两条河都是莱茵河的支流)。这4个要点中的3个都抢占到手了，部队也都顺利地渡过了水障碍。由于抢占第3个要点时耽误了时间，结果第4个未能抢占到手，因为德军很快地采取了反措施。

这一挫折使盟军的地面进攻相应地推迟了，而且也使第1空降师在阿纳姆地区遭到了覆灭。不过，这次冒险还是值得的，因为这样就获得了从侧翼迂回德军莱茵河防线的机会，在战略上获得了某些利益。把空降部队投掷到如此深远的敌后地区，是一种果敢大胆的行动。第1空降师在阿纳姆附近的着陆场上，孤立无援地苦战了10天，而按盟军领导方面的估计，它顶多只能坚持2天的时间。但由于依次实施空降的4个点位于一条直线上，这就明显地暴露了企图，使敌人可以判明英军第2集团军的进攻方向，而使自己获胜的机会大为减少了。

德军方面猜透英军司令部的企图以后，马上把自己所有的预备队都调拢起来，全力扼守着最后一个目标，并且在英军第2集团军的先头部队赶到以前，即把英军的空降部队完全击毁了。荷兰的地形条件和固定的进攻路线，在阻止英军前进方面帮助了德国人。不过，在这里也无法采取更广泛的行动，难以绕更大的圈子，因而不可能隐蔽自己的企图和引开敌人的注意力。

莱茵河之战

阿纳姆地区的冒险作战失败以后，要想提早取胜的希望也就随之而破灭了。盟军只好暂时转取守势，重新在德国边境上集结预备队，为更谨慎地发起下一次规模巨大的进攻作好准备。集结兵力当然需要时间。可是，盟军司令部却自己为自己制造了困难。他们把力量集中起来以后，不是首先用去扫清西谢尔德河口，以便为部队的补给打开一条新航线，而是用在亚琛地区，想在那里突破德军的防线。然而，美军对于亚琛的进攻又过于直接化了，结果没有什么成效。

1944年的9-10月间，盟军在西战场上其余部分的战斗情况，完全限于小股兵力的活动。德军继续加强着防御。他们陆续开上前线的预备队，既有从其他地方抽调来的生力军，也有新近编组的部队，还有一些则是刚刚从法国境内脱逃出来的兵员。尽管德国在物资数量方面远远居于劣势，但他们集结兵力兵器时的速度，实际上比盟军方面还要快些。直到11月初，盟军才终于赶走了谢尔德河口的德军部队。

11月中旬，盟军在整个西战场上发起总攻。这次使用的兵力总共为6个集团军。但结果却很令人失望，部队伤亡惨重，所得收获甚微。如果继续坚持进攻，则很可能只是徒然消耗兵力。对于这次进攻作战的实施方式，美英两军当局的意见并不一致。英军方面主张集中全力打击一点，而美国人则想在宽广的正面上分兵多路去进行突破。后来，美国人的观点占了上风。进攻遭到失败以后，英国人当然会对美军当局提出批评，认为这是他们在宽大正面上分散兵力的结果。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作战情况，那么就会清楚地看到，失败的基本原因并不是力量的分散，而是企图过于明显。尽管整个进攻是在宽大正面上展开的，但因同时使用6个集团军的兵力，在每一个集团军的进攻地带内，进攻地段并不算太宽，而且兵力也还是集中的。可是，他们选择的进攻方向，却早已被德军预料到了。他们的突击照例都是指向德国的天然门户。此外，实施主要突击的地区又是平原地带，而在冬天，那里经常都会变成泽国，必然要影响到部队的作战行动。

12月中旬，德军突然地发起了反攻，使得盟军方面大为吃惊。他们居然以此阻滞了盟军的进攻，使其前进速度减慢到了爬行的地步，而且自己还没有动用快速的预备队。当美军部队的突击力量逐步减弱，以致无法突破德军的防线时，形势日趋明显，德军实行强大反突击的危险性正在增大。盟军方面本来早就应该看到这个危险，因为还在10月暂时平静的日子里，德军就把多数的坦克师从第一线撤退下去了，而且给这些师补充装备了新的坦克。只是因为求胜心切，盟军才完全忽略了德军实施反突击的可能性，结果竟为德军所乘，使自己大受震动。

无论是进行大规模的反攻，还是实施有限目的的反突击，其最好的时机都应该是，进攻者已经动用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但是尚未能取得胜利。这时，由于经过长久战斗，敌人的部队必然是身心疲惫，其指挥官已不可能控制太多的预备队来抗击反突击。如果这个反突击来自难以预期的方向，那就更加无能为力。

德军统帅部对于地形的选择，也有着与其对方完全不同的观点。这一点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所选择的反攻战场，就是那个丘陵起伏，森林密布的阿登山地区。这是一个公认的险恶地区，很难通行，所以，按正统派的看法，决不可以在那里实行大规模的进攻。同时，阿登山地区稠密的森林，也保障了部队的隐蔽集中；那里地势较高，土质较硬，又有利于坦克的机动。所有这些有利条件，保证德国人有希望取得胜利。

对于德军来说，最主要的危险将是盟军空军的迅速干扰。穆德尔曾就这个问题作了总评：“第一号敌人是对方的空军。他们拥有绝对的优势，可以使用歼击轰炸机的攻击和地毯式的轰炸，来摧毁我方的坦克和炮兵，破坏我们的后方，使部队的调动几乎成为不可能。”因此，德军一直根据气象预报来选定自己的反攻时机，他们等待着坏天气的到来。果然，在德军开始反攻的头3天，细雨蒙蒙，盟军的飞机无法起飞作战。这样，恶劣的天气竟变成了德军的一个有利因素。德国人对于这次反攻当然寄予很大的希望，想要达到尽可能大些的效果。他们这一次拥有的本金虽然有限，但所下的赌注实在很大。他们自己非常清楚，这是孤注一掷，不得不冒险，所以打出了最后的一张王牌。德军的主要集团由第5和第6坦克集团军组成，使用了能够搜集起来的所有一切坦克。

从进攻作战的观点来看，阿登山地区的最大弱点是山高谷深而又相互交错，以致穿过这些山谷的道路形成了不少隘路隘口。在这些要点上，坦克前进的道路很容易被阻塞。对于这种危险，德军统帅部本来是应该加以防范的，其办法就是使用伞兵部队预先占领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隘口。可是，自从1941年5月抢占克里特岛的战斗以后，德军空降部队的数量已经减少很多了，他们的技术装备也一直在陈旧退化，所以，在阿登山战役当中，他们已是无能为力，只能派出几个小型的伞兵小组去执行这个任务。

德军这次反攻所追求的目的是很远大的。他们企图采取一条间接路线，运用迂回方式向前突进，最后冲到安特卫普，切断英军集团与美军和其基地之间的联系，把英军完全孤立起来，并最后将其消灭。由曼陀菲尔指挥的第5坦克集团军，预期在阿登山地区突破美军的防线，尔后向西发展进攻，突到一定深度即折转方向，向北突进，在那慕尔地区渡过马斯河，一直攻打到安特卫普。该集团军在逐步前进时，应在其左翼方面建立一道屏障，以防止美军从南面来攻。由齐特里赫指挥的第6坦克集团军，则受命向西北方向实施进攻，经过列日，直抵安特卫普，在英军及马斯河北面美军的后方，建立起一道战略性的拦阻线。

由于突然性产生了效果，德军的反攻在最初几天进展颇快，因而使盟军大为震动，并在某些地点出现了紊乱现象。曼陀菲尔的第5坦克集团军完成了相当深远的突破。可是，在盟军空军部队对德军的后方增加压力以后，德国人马上感到了油料的缺乏，因而丧失了时间和有利机会。他们始终未能冲到马斯河上，只是在几个点上已经直接靠近了这条河流。德军这次失败，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一部分被围的美军部队顽强地守住了阿登山内的某些隘口，使德军的运动不能畅通；另一方面，蒙哥马利很快接过了挽救北面部队的指挥权，他的行动非常迅速，立即把预备队调往南方，因而阻住了敌人，使其不能渡过马斯河。

这次作战的下一阶段，是盟军集中兵力，准备拔去德军楔入防线的那个巨形“楔子”。可是，德国人却巧妙地实行了撤退，跳出了合围圈。单从作战情况来看，这次反攻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对德军还是有利的，因为它已破坏了盟军的进攻准备，使他们遭受了相当重大的损失，而自己所花的代价并不是很高的。要说有错误，那又是希特勒在作战后期坚持不肯撤退，以致使德军加大了损失。

但是，从整个战局形势来看，德军这一次反攻对于他们却是一个“送终”的行动。在这次作战中，德军所消耗的力量，已经超过了他们所能够负担的限度。由于这次的重大损失，以致在盟军恢复进攻时，他们便不可能进行持久的抵抗了。同时，这次反攻的结局也使德国人打开了眼界，看到他们已经无力改变军事形势，因而也就丧失了取得胜利的最后一线希望。反攻遭到失败，无异于宣告了德国军事力量的破产。德国当局从此以后再也无法欺骗自己的军民。他们都已看到，德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再打下去将只是徒然增加牺牲而已。

最后阶段

1944年8月到年底，俄军的主战场上出现了静止稳定的态势，战线停止在波兰的中央部位。俄军在他们于夏季所占领的土地上恢复交通线，并且继续向前线增补兵力，以便进一步发动进攻。直到秋天，他们曾企图攻入东普鲁士，但是未能突破德军的防线，因而没有获得什么结果。

在此同时，俄军却完成了一个深远的迂回机动，其左翼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出发，逐渐地穿过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这个进攻在大战略和军事战略方面都是一个具有长远目标的行动。但它的发展却比较缓慢。这是因为红军要在所经过的国家里建立控制体系，同时也受到了交通阻塞的影响，这个战区内的交通网是不发达的。随着迂回机动的向前推进，在战略上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反对一个共同目标的集中进攻。德军为了应付这个来自侧翼的威胁，阻止俄军从“侧门”打来的进攻，不得不抽调数量颇大的兵力，因而使其东西两个主要战场上的防御力量受到严重影响。

1945年1月中旬，科涅夫的部队从波兰南部桑多梅尔地域维斯瓦河畔的桥头阵地出发，发起了一个大规模的进攻。当他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并从翼侧造成了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威胁以后，朱可夫指挥的各集团军也从靠近华沙的屯兵场上开始向前突进。尽管当时正是冬季，但在进攻的头1个星期里，俄军各部队突进的速度，差不多仍与夏季进攻的速度相等。

战线后方的地形，即波兰西部的地形，多数都是开阔而平坦的。这对于防御者来说是不利的。德军在1939年发动进攻时，对此已经有过体会。在这里，自然条件对于进攻者是有利的，而当他们在兵力方面拥有优势，能够在广大的空间进行机动时，情况更是如此。现在，为了抗击俄军的进攻，德军不得不自己在此进行防御，不仅兵力不足，而且缺乏机动能力。

在进攻的第2周，俄军还是保持着原有的前进速度，而且俘虏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这一情况表明，德军统帅部迟迟不肯组织撤退，以致造成了这种后果。此后，德国方面才开始把边界以内若干大城镇的平民撤退到内地，这又标志着俄军进攻的速度和威力，说明德军统帅部原定计划的失效。他们终于不得不放弃原来准备死守的中间阵地，准备退守国界。

科涅夫指挥的各集团军，在克拉科夫与罗兹之间的宽大正面上一直向西挺进，越过波兰西部边界，进入了西里西亚。1月19日，克拉科夫和罗兹两个城市都被攻陷。不过，罗兹城是由朱可夫的部队采取迂回的方法攻克的。1月23日，科涅夫的部队到达了奥得河畔，在布列斯劳(即今弗罗茨瓦夫)附近展开了65公里的正面，并且夺占了横渡这一水障碍的几个渡口。在这个快速的进攻中，科涅夫占领了上西里西亚的重要工业区，从而使德国的战时生产受到了重大打击。但是，德军仍然顽强地固守着奥得河，并且限制了对岸俄军桥头阵地的扩展。

在俄军的右翼方面，罗科索夫斯基的各集团军从华沙东北面的那累夫河岸发起进攻，一直向着东普鲁士实施突击。他们突破东普鲁士的西部边界以后，急速地向西挺进，穿过有名的古战场泰伦堡(1914年，大量的俄军部队就是在这里覆灭的)，于1月26日前出到了但泽(即今格但斯克)以东的波罗的海海岸。这样，驻东普鲁士的大部分德军都被切断了退路，随后即被合围在科尼希斯贝格地区。

与此同时，在俄军中央部位的朱可夫部队则是向西北方向进攻，矛头指向了托伦和波兹南——两个重要的交通中心。他迂回绕过了这两个重要城市，迅速地向德国边界开进，把两座城市抛在后方，使它们变成了沦在狂潮当中的孤立“小岛”。1月29日，俄军越过了德国国界。随后，朱可夫继续向奥得河挺进。在这个地段上，该河要比在西里西亚境内时偏西得多。朱可夫所追求的目标已经很明显，那就是距离奥得河彼岸还有80公里的柏林城。因此，朱可夫很自然地要遭到德军的强力抵抗。1月31日，尽管朱可夫的坦克部队已经在科斯钦地区到达了奥得河河岸，可是，尔后还是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使部队在宽大的正面上抵达河岸。以后，他们力图强渡该河，但却连续几次都被德军击退了。

这时，科涅夫的部队正沿着奥得河的西岸向西北方向实施进攻，企图向德军的侧翼施加压力。德军同样依赖该河进行防御，并构成了斜切阵地，因而俄军在那里的进攻也被德军阻挡住了。

力量伸展过度的规律(是交通线大大延长的结果)，这时又发生了作用。于是，东线的俄军被阻止住了，而且一直等到盟军在西线发动进攻以后，整个战局才终于获得了最后的决定。

2月初，当俄军正在奥得河畔作战时，艾森豪威尔在西线发起了一个新的大规模进攻，其目的是想把莱茵河以西的所有德军加以合围和歼灭，不让他们退回到河的东岸去。首先，他以英国和加拿大第1集团军的部队在左翼发起进攻，沿着莱茵河西岸向前突进，以便美军第9和第7集团军从侧翼攻击科隆以西地区的德军部队。但由于德军在阿登山地区发动了反攻，美军的进攻因而被迫推迟。当时，天气开始解冻，地面变得柔软，道路难以通行，盟军的进攻不能不受到一定影响。然而，这却有利于德军实施防御。德军曾经炸毁了鲁尔河上的水坝，洪水泛滥，美军的前进又受到阻碍。因为必须克服这一水障碍才能前进，美军的进攻被迫拖延了2个星期。美军渡河以后，还是遭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这样，等到美军进入科隆城，已经是3月5日了。而在这段时间以内，德国人终于把自己这支残破不全的部队，连同其大部分的技术装备，都撤退到莱茵河彼岸去了。

德军为了阻止盟军左翼方面的进攻，不得不使用自己的大部分兵力。结果也使自己左翼的力量受到了削弱，而为美军第1和第3集团军的进攻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在右翼，美军第1集团军的部队曾在波恩附近冲到了莱茵河岸，其中一部还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于雷马根(在波恩东南20公里)抢占了一座完整无损的桥梁。不过，艾森豪威尔并未立即利用这个偶然取得的良机，因为那样必须调动预备队，必须对下一阶段，即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的作战计划，进行必要的修改。但是，雷马根方向对德军所造成的威胁，还是对盟军起了好的作用，因为它吸引住了德军方面已经感到非常缺乏的预备队。

美军第3集团军在艾弗尔高原地区(这是阿登山在德国境内的延伸部分)突破德军的防御以后，盟军也就随之占有了更大的优势。这一次，也和诺曼底一样，还是巴顿打头阵，他的第4装甲师很快地在科布伦次附近突进到了莱茵河岸。尔后，巴顿挥军向南，经过摩泽尔河下游，进到巴拉提纳特地区，然后沿着莱茵河西岸向上游猛进。这样，他就前进到了德军的后方，而面对该部敌军的，正是巴奇指挥的第7集团军。巴顿的这一打击，使敌军无法脱逃，因而捕获了大量的俘虏，清除了渡越莱茵河的障碍。此后，他便掉转头去向东挺进，在毫无阻碍的情况下渡过了莱茵河。巴顿的部队是在3月22日夜间从美因兹和沃尔姆斯之间渡河的。渡河以后，他即勇猛地插进到巴伐利亚北部，迅速扩张战果。于是，德军整个防线都脱节了。当时有一种传说，认为德军统帅部可能会把部队撤退到南部山地中，以便凭险死守，但是经过巴顿的这一击以后，他们也就丧失这种可能性了。

按照预定计划，3月23日夜间，蒙哥马利集团军群于荷兰国界附近在莱茵河的下游渡过了该河。莱茵河是一个大型的水障碍。当时，部队是在4个地点分别进行强渡的，第2天早晨，又在敌后空降了2个空降师，其目的是要减轻敌人对桥头阵地的压力。这样，德军的抵抗开始到处遭到削弱，最后，其整个防御体系终于全面崩溃。

即令如此，战争还是拖了1个多月的时间才告结束。但这并不是因为德军进行了严重的抵抗。当时，只在南北两端的某些地段还有一些德军残部继续作战。战争所以延长，是因为盟军在补给方面遇到了困难，他们渡过莱茵河以后，随着前进距离的增大，补给上的困难就越来越大了，同时，也是因为某种必需考虑的政治原因；此外，还有空中轰炸所造成的障碍，由于狂轰滥炸的结果，法国和德国境内的所有道路都被破坏了，到处充塞着颓垣败瓦，许多地方变成了废墟。

战争的结局是在盟军强渡莱茵河以后才最终决定的。不过，在此以前很久，德军的力量实际上已经用尽了，所以事情的发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当盟军从各个方向压来时，德军被迫向中央撤退，其绵长的战线逐渐缩短了，而力量则减少得更快，甚至难以计算比例。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希特勒，正是他坚持采取一种毫无弹性的防御战略，以致把德军的力量消耗干净了。希特勒在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时候，是很善于采取进攻方法的，可是到后来，他在采取防御行动时，却完全缺乏灵活性。这可以说是一个颇为奇怪的对比。

不妨设想一下，德军虽然在兵力和物质资源方面早已匮乏到了极点，但是仍然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抵抗，同时在好几条战线上继续进行战争。这实际上要算是一个奇迹。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德国人具有落吧的忍耐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同盟国方面所提出的那个“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从大战略的角度来看，实在是一条非常明显的直接路线。不过，德国能够进行长期抵抗这一事实，也足以证明现代防御所具有的巨大威力。按照一般军事家的估算，在如此强大攻击的重压之下，德军要想持续抵抗1个星期，似乎都是很成问题的。可是，他们居然苦撑了好几个月之久。德国人在进行防御时，只要其兵力能与防御的宽度和纵深相适应，构成一定的比例，他们是经常能击退优势敌人的。这种优势有时是6:1，有时甚至是12:1。由此看来，摧毁德军的并不是敌人，而是“空间”。

如果德国的敌人能够及时了解这一点，因而及早改用能够发挥防御优势的方法，以来对付德国的侵略，那么，整个世界可以减少许多浩大的牺牲和破坏，避免很多的悲剧。

很久以前，著名的拳击师梅斯就根据他多年积累的拳赛经验，归纳提出了几句格言：“让敌人先向你进攻，结果他会被自己所打倒。”稍晚一些时候，另一名拳击师麦柯伊在以后教拳的时候，也发表了同样的见解：“引诱你的对方进攻，趁他两手已经占住而你还有一只手空着的时候，把他打倒。”梅斯的格言是一个真理。这也是我们从非洲、俄国和西欧各个战场上所可能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战术性教训。任何有经验的和有头脑的指挥官，即使在采取进攻时，他也知道应该如何利用防御作战所具有的优势。

就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来说，这也是一个最主要的结论。德国人自己促成了自己的失败。如果他们不是那样倒行逆施，那么他们的敌人要想打败他们，就不免困难得多。德国人对于胜利的问题，采取了一种太直接化了的路线，结果反而使对方获得了间接路线的利益。德国计划的破产和它的不断扩张，帮助盟军大大缩短了战争的时间，不过，如果同盟国方面对于战争基本原则的认识在最初时期即彻底一些，不限于只采用传统的老方法来准备战争，那么，这场战争的持续时间和造成的祸害，必能大量地减少。

谢选骏指出：“如果同盟国方面对于战争基本原则的认识在最初时期即彻底一些，不限于只采用传统的老方法来准备战争，那么，这场战争的持续时间和造成的祸害，必能大量地减少。”——这是作者不懂或是假装不懂，“二战盟军”不是不懂，而是同床异梦、各怀鬼胎，所以行事非常离奇，提出了“无条件投降”这一强化敌人斗志的口号——目的只是为了在同盟国之间赌咒发誓，不会互相背叛和敌人缔结秘密协议。

【第十九章 战略的理论】

战略与政治的关系

大战略或高级战略

纯粹的军事战略

因素和条件

战略的目的

战略的行动

战略的基础

切断交通线

前进的方法

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我们获得了自己的结论。现在，在这个新的基础上建立一座战略思想的“新大厦”，看来是有益处的。

首先要说明一下，到底什么是“战略”。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这本理论巨著中，曾经给战略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因此，他认为：“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

这个定义的第一个缺点，是它侵入了政治的范畴，或者说，它侵入了战争最高领导的范畴，而这些却是政府的职责，不是军事领导人所要过问的事情。军事领导人的任务在于执行政府交给的使命，即领导军事行动。第二个缺点，就是把“战略”的概念限制得太狭窄了，只以单纯地运用会战为限，于是便产生了一个错误观念，使人们认为只有会战才是达到战略目的的唯一手段。因此，克劳塞维茨的某些并不高明的信徒，往往是轻率地把目的和手段混淆起来，从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战争中，只有决定性会战才是最主要的目标，其他一切都不过是附属于这个主要目标而已。

战略与政治的关系

如果战略与政治这两个任务的执行权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象过去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一世那样，那么，区分战略与政治之间的差别，实在没有多大意义。不过，时至今日，这种政府首脑兼军事统帅的独裁统治者，已经是很少见到的了，在整个十九世纪当中，这种现象可说是已经暂时绝迹。因此，若不把战略和政治之间的界线划分清楚，就不免产生许多潜伏的害处。因为那样就可能使军事领导人提出荒谬的要求，认为政治应该从属于他们的作战计划，而那些当权的政治家，特别是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则可能力求扩大自己的职权，甚至当军事工作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使用其手中的工具时，也去加以干涉。

毛奇给“战略”所下的定义则比较清楚和准确。他把战略看成是“一位统帅为了达到赋予他的预定目的而对自己手中掌握的工具所进行的实际运用”。

这一定义明确指出了一位军事指挥官对于政府所应负的责任，因为他是受政府雇佣的。军事指挥官的职责，就是要在战场上使用那些委托给他控制的兵力，即为了最高军事政策的利益而最有效地使用这些兵力。如果军事指挥官认为，拨归他指挥的兵力不足以完成所受领的任务，那么他有权据理力争；如果政府不同意他的意见，他也可以拒绝承担指挥职责，或者退居闲位；但是，军事指挥官不可以强迫政府一定要把多少兵力拨归他指挥，如果那样，便是超出自己权力的合理限度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政府既然具有决定军事政策的全权，所以就必须使它的政策适应战争中经常变化着的条件。在战争过程中，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因此，军事政策决不可以僵化而丧失弹性。政府有权干预每个战役中的战略指导，不仅可以撤换丧失信任的指挥官，而且可以修正他们的目标，调整他们的任务，以适应军事政策的需要。当然，政府只应该明确地给军事指挥官提出任务，而对于他们如何指挥军队作战，如何运用自己的工具，却不宜加以干涉。所以，战略并不一定只有一个单纯的目标——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当政府看到敌人具有总的军事优势时，或在某一战区内具有军事优势时，它便可以采取有限规模的战略。

对于政府来说，有时需要等待，一直等到同盟国参战，或者从别的战场调来生力军，才可以使局面发生新的变化。有时则不仅需要等待，而且需要限制陆上的军事行动，而改用其他办法，或者给敌人以经济压力，或者采取海上作战行动，来最后解决问题。有时，政府在战前即可估计到它根本无力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或者为此而耗费力量是得不偿失的，因此，这时的军事政策可把夺取敌人的某些领土作为目的。这样等到和平谈判时，它就可以把所占的领土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或者设法永久占有这些领土。

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军事政策是有许多例证的。不过，正统的军界人物对此并不怎么赞赏。某些崇拜暴力的军人认为，这是一种表现“弱势”的政策。其实并不尽然，在大不列颠帝国的历史上，这种政策正象一条红线那样贯穿始终，它曾多次拯救过英国的盟友，而且也经常是由于采取这种政策而挽救了大英帝国本身。所以，我们有充分的根据提出质问：难道这种“保守性”的军事政策，在战争指导的理论方面，没有资格占领一席之地吗？

采取有限目的的战略，其一般性的理由都是等待兵力对比发生改化。而这种改变，常常可以采取小规模的“针刺”方法，即逐渐地消耗敌人的兵力，并不必冒险去进行威力强大的突击。当然，必须使敌人的兵力消耗大大超过自己的消耗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采取以下方法：攻击敌人的补给基地；针对敌人的个别集团发起局部进攻，以便完全消灭这股敌人，或者给以重大杀伤；诱使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发动进攻；采取某些措施，迫使敌人在过于宽广的正面上分散兵力；设法消耗敌人的精力和体力。

以前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军事指挥官在他的作战区域内执行战略时，是否具有绝对的自由？毛奇的上述那个比较清楚的定义，似乎可以对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暗示性的答案。举例来说，如果政府已经决定追求一个有限的目的，或者换句话说，只是坚持采用“费边式”的大战略，那么，军事指挥官即使在其战略活动的范围之内，也只可能是削弱敌人的军事实力，如果这时力图去毁灭敌人的军事力量，则对于本国政府的军事政策来说，其结果反而可能是害多利少。一般说来，一个追求有限目的的军事政策，只可能产生一种有限目的的战略；只有获得政府的批准以后，军事指挥官才可以去追求具有决定性的目的，而且只有政府才有权决定何种目的是值得追求的。

现在，我们可以给“战略”拟定一个比较简明的定义：“战略是一种分配和运用军事工具以求达到政治目的的艺术。”战略所研究的，不只限于兵力的调动——一般的定义都只是注意这一点，而且要考虑到兵力调动的效果。至于会战中军事力量的运用，即这些兵力的作战部署和直接行动的指挥，则已属于战术的范畴。对于这两个名词，尽管为了便于讲解而划了一条界线，但事实上却很难将它们加以分隔，因为它们之间不仅互相影响，而且根本上就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大战略或高级战略

战术，是战略在较低阶段中的运用。同样，战略，也就是大战略在较低阶段中的运用。实际上，大战略和指导进行战争的军事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尽管如此，它们之间又有一些区别，那就是大战略同基本政策有其不同之处。基本政策，或称为国家政策，决定着军事政策的目的；而“大战略”这一术语，则表示“政策在执行中”。所谓“大战略”，或者称高级战略，其任务就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资源，以求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由基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

大战略必须搞清楚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并且有效地动员这些资源，用以保障武装力量的作战行动。同时，它也要充分估计到国家的精神力量，因为教育人民使之具有高度的精神素质，经常都是重要的，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物质的斗争手段。大战略也必须负责陆、海、空军之间的兵力兵器分配，负责整个武装力量与工业之间的调整工作。更进一步说，军事力量只不过是大战略所掌握的各种手段中的一种而已。为了达到削弱敌人抵抗意志的目的，大战略更应该注意和利用的是其全部力量，即财政上的压力，外交上的压力，商业上的压力以及从重要性来说并不算最后一项的思想道义上的压力。一个良好的理由，比如师出有名吧，就是一把利剑，同时也是一块防盾。所以，在战争中的英勇行为，可以算是一种最有效的武器，一方面可以减弱敌人的抵抗意志，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己方的精神力量。

如果说，军事战略只限于研究与战争有关的各种问题，那么，大战略所研究的，不仅是与战争有关的问题，而且包括与战后和平有关的问题。所以，大战略不仅要结合使用战争的各种工具，而且要保障它们的运用，以避免对未来的和平有所损害，也就是要使和平得到保障，得以发展。在大多数战争以后，交战双方往往是两败俱伤，其原因可以用下述事实来加以解释：大战略与战略不同，其领域内还有一大部分是神秘的处女地，正等待人们去继续开拓和研究。

纯粹的军事战略

在扫清了场地以后，我们就可以在适当的平面上和原定的基础上把“战略”的观念建立起来——这就是比较具体地确定作为“统帅艺术”的战略的概念。

战略能否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对“目的”和“手段”(工具)能否作精确的计算，能否把它们正确地结合起来加以使用，目的必须与现有的一切手段相适应，而用来达到每一个中间目的的手段，也必须与那个中间目的的重要性和需要相适应，而且不管所追求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目的：是直接抢占某个目标，还是争取其他的成就。手段决不可以太过了，因为“过犹不及”。

要把目的和手段正确地协调起来，就要最合理地“节约兵力”，而且要按照它的深刻含义来进行，因为这一军事术语虽然经常为人们使用，但是对它的意义的理解却有所不同。然而，由于战争具有自己的特点，具有“不确实性”，加上对战争问题又缺乏科学的研究，因而使这种“不确实性”，更加增添了色彩，所以，即使是一个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也很难完全正确地把目的和手段协调起来；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做得越完善一些，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些。

这种相对性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的军事科学知识不管多丰富，军事上的成功仍取决于在实践中运用它的“艺术”。艺术不仅可以使目的和手段更好地协调起来，而且也可以使手段具有更高的价值，因为手段得到有效的使用，目的将会更加扩大。

上述情况使得对各种因素的估计大大复杂化了。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准确地判明人类的智慧究竟有多大能力，也不可能正确估计出人类的意志究竟有多大力量。

因素和条件

战略与战术比较，其计算要简单一些，而且也比较容易接近真理。在战争中，最难计算的因素，是人们的意志。这在抵抗力方面表现得最清楚，不过那是属于战术范畴的事情。战略并不具体研究如何克服抵抗力的问题，当然，对待天然的障碍物则是例外。战略的目的就是要尽量减少抵抗的可能性；为此，它所利用的则是“运动”和“突然性”这类因素。

“运动”是属于物理领域的问题，它所需要考虑的条件是时间、地形和运输能力。所谓运输能力，包括现时可以用来运送和保障部队行动的一切工具和方法。

“突然性”是属于心理领域的问题，它需要考虑的条件是多种多样的，是在每一个具体场合下都能影响敌人意志的东西。因此，它面临的问题要比物质领域的问题复杂得多。

战略可以偏重于利用运动，而较少依重突然性，也可以反过来，偏重于利用突然性，而较少依重运动。不过，这两个因素是相辅相成的，可以互为因果。运动可以产生突然性，而突然性也可以起到刺激运动的作用。如果运动的速度较快，超过了一般的速度，或者变换了方向，那么毫无疑问，即使这种运动没有采取隐蔽措施，它也可能产生某种程度的突然性。同时，突然性又可以促使运动不停地进行，从而迫使敌人无法进行反机动，不能采取其他反措施。

至于说到战略和战术的相互关系，那么可以说，在执行的时候两者之间是没有明显界限的，因此，很难确定部队的战略行动究竟在何处结束，而战术行动又在何处开始。然而，这两个概念却又是彼此分明的：战术充塞着整个会战(战斗)领域；战略则不同，它并不仅仅停止在这一道界线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倒是需要把实际的战斗行动减少到最低限度。

战略的目的

这个题目可能引起许多争论。有些人认为，战争的唯一正确目的就是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另一些人认为，战略的唯一目的就是进行战斗；还有些人坚持维护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认为“血液经常都是胜利的代价”。人们也许并不同意上述说法，但是不管他们各自的观点如何，上述说法总还是存在的，并且不会发生动摇，事实上，即使把决定性的会战(战斗)看成是战争的主要目的，而战略的目的仍然是要使这个会战(战斗)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进行。不过，条件越是有利，则进行战斗的成分也就会相对地越少。

所以，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证：由于条件不利，战略实际上得以保证获得上述良好的结果。恺撒进行的伊勒尔达战役，克伦威尔进行的普雷斯顿战役，拿破仑进行的乌尔姆战役，毛奇1870年在色当对麦克马洪军的围攻，艾伦贝1918年在萨玛利亚丘陵地区(在以色列中部)对土耳其军队的围攻，都是这样的例子。而近代最触目惊心和具有悲剧意味的例证，则是1940年德国人进行的那几次战役。当时，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在西线的中央，即在色当附近，突然突破了对方的防御，切断并合围了比利时境内的盟军左翼部队，从而使欧洲大陆上的盟军发生了全面崩溃。

以上列举的战例说明，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这一目的，可以在敌人投降后采取解除其武装的方法来达成。而这样的“消灭”，对于战争目的的达成来说，并不一定是必需的。有时，一个国家只是想维护本身的安全，并不想去侵占别的国家，那么，只要解除了对安全的威胁，也就是说，敌人已经被迫放弃了他的侵略目的，这个国家的目的就可以算是达到了。

在波斯人早已放弃入侵叙利亚的企图以后，贝利撒留为了满足所属部队夺取一个“决定性胜利”的愿望，结果在苏尔城附近吃了一次大败仗。这是无益地耗费力量和进行冒险的一个鲜明例证。与此相反，后来波斯人重新大举进犯，贝利撒留把他们击退，并将其从叙利亚赶走，他的这一最后的行动却成了历史上取得决定性战果的光辉范例。也就是说，在这一次，他纯粹是利用战略而达到了国家目的的。当时，心理因素发生了巨大的效果，没有施加多少物理上的压力就使敌人放弃了自己的意图。

尽管这种不流血的胜利是极其罕见的现象，但是物以稀为贵，它的意义不是迅速减少，而是不断增大。这种胜利的价值，就在于它证明战略和大战略所具有的极大潜在能力。人类虽然有了几千年的战争经验，可是我们对于心理战能力的运用，现在还是刚刚进入探索阶段。

克劳塞维茨在深入研究了战争经验之后，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机智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基础。”“在一切军事行动中，都充满着机智和它的效果。”可是，在实际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常常为感情所驱使，因而忘记了理智的作用，不能深刻领会克劳塞维茨这个结论的深刻含义。他们往往不肯用脑，以致经常碰壁。

按照一般的规律，国家政府既要负责决定大战略在战争中的目的，也要解决战略的作用问题——是用来获得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呢？还是另有其他目的？一个外科医生的手术箱里，可以装着许多不同的器械。为了达到大战略的目的，军事工具不过是许多种工具中的一种而已。同样，会战(战斗)也只是达成战略目的的许多种手段中的一种罢了。如果条件有利，使用军事手段往往能够很快收到效果。如果条件不利，那么，使用军事手段就可能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由政府授权某一位战略家，让他去作出一种军事决定。这样，他的任务就是力求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达到自己的目的，力求获得最好的效果。由此可见，他的真正的目的不仅在于寻找机会进行会战(战斗)，而且在于造成一种最有利的战略形势。这种形势本身当然不能产生决定性的战果，可是只要继之以会战，就一定可以获得这种结果。换句话说，战略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敌人的稳定性，要使敌人自行陷入混乱。结果，敌人不是自动崩溃，就是在会战中轻易地被击溃。为了使敌人自动崩溃，也许还要采取一定的战斗行动，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与进行会战已经是两回事了。

战略的行动

战略怎样去破坏敌人的稳定性呢？在物理领域内，下述几种行动都可能产生这种结果：

一、破坏敌人的部署，从而迫使他们突然地改变正面，使他们在兵力的组织和配置上发生混乱；

二、分割(切断)他们的兵力；

三、威胁和破坏敌人的补给系统；

四、威胁他们的交通线，使其不能在必要的时候沿这些交通线撤退，不能在中间地区或战略后方重新设防进行固守。

破坏敌人的稳定性，可以采取上述四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来达成，但比较经常的是综合使用几种方法来实现。实际上，要把这些方法分开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即使一个趋向敌人后方的行动，也都是把上述的方法综合在一起了。不过，几种方法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是不断变化的。而且正如历史经验所证明的那样，这取决于军队数量的多少和军队组织的复杂程度。对于“就地取粮”的军队来说，交通线对他们实在没有多大的作用，因为他们可以用抢劫或征派的办法获得给养。即使在军事组织已经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军队的编制越小，他们在补给方面对交通线的依赖程度也越小。军队的规模越大，其组织编制越复杂，则威胁其交通线所能产生的作用也越大。

如果军队对于交通线的依赖程度并不很大，那么，战略的运用当然会受到某些限制，因而使战术在战斗中居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尽管如此，一些有才能的战略家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发挥作用。他们可以早在会战之前采取威胁敌人退路、隔断其补给基地和破坏兵力部署等办法，造成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有利条件，而后用会战来毕其全功。

为了获得应有的效果，进行这种威胁时，必须在时间上尽量提早，在空间上尽量靠近敌人战斗部队，而不是主要去威胁他们的交通线。所以，在古代战争中，究竟什么是战略性机动和战术性机动，人们是很难加以区分的。

对敌人稳定性的破坏，从心理方面来说，是由于采用了上述各种方法对敌人指挥官产生作用而造成的结果。如果敌人突然感觉到自己处境不利，因而没有能力进行抵抗，那么，上述方法所产生的影响或作用就显得特别强烈，敌人在思想上感到自己已经落入陷阱，这是从心理上破坏敌人稳定性的主要原因。

正因为如此，对敌人的后方施以物理性压力，常常能产生心理上的效果。一支军队也和一个人一样，如果不把身子转过来，不把自己的武器用到新的方向上，也就不可能挡住来自背后的进攻。实行这个“转身”的时候，也就是往新的方向调整兵力部署的时候，军队的战斗力必然要暂时遭到削弱。这也和人在转身时失去防护力一样。而且，军队实行这个“转身”所花的时间，必然要比个人长得多，因而其战斗力暂时被削弱的时间也就长得多。所以，任何军队，特别是它的“头脑”(指挥官们)，对于来自后方的威胁总是非常敏感的。

与此相反，对敌人实行当面直接的进攻，无论从物理方面还是从心理方面来说，不仅不会破坏敌人的抵抗力，反而有可能提高他们的稳定性，也就是提高他们的抵抗力。在正面攻击的压力下，敌人即使向后撤退，那也是逐渐靠近其预备队、补给基地和增援部队，他们可以借此恢复自己的力量。实行这种正面进攻，充其量也不过是弄得敌人非常紧张，但很难使其产生惊恐现象。

所以，从翼侧对敌人实行迂回，或者前出到敌人后方，目的不仅在于避开敌人的抵抗，而且在于获得有利于已方的战役结局。换句话说，这样的机动就是选择抵抗力最小的路线。如果从心理方面来说，也就是敌人期待性最小的路线。这好象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明白了这个道理，对于战略的理解就更加进了一层。但是要知道，我们选择抵抗力最小的路线时，又不能简单从事，不能过于明显，因为我知敌亦知，敌人自然也会对此加以注意。如果那样的话，这条路线也就可能不再是抵抗力最小的路线了。

我们研究物理性因素时，永远不要忘记精神性因素。一个战略，只有考虑到这两种因素的结合，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间接路线战略，才能真有希望破坏敌人的稳定性。

仅仅向敌人作间接的行军，并随后前出到敌人后方，还不能算是战略性的间接路线。战略的艺术并不那么简单。有时，就敌人的正面来说，开始进行的运动可能具有间接性的意义，但是随着情况的发展，敌人会猜出你要前出到他的后方，因而将抢先变更兵力部署。这样，尔后继续采取的行动对敌人新的正面就不再具有间接性意义，而转变成了纯粹的直接进攻。

既然敌人有这种抢先变更部署以改变正面的可能性，那么，在采取直趋敌后的行动以前，通常都要在次要方向上实施一个或几个一般性的机动，以便“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牵制”他们的兵力。或者说，要想办法剥夺敌人的行动自由权。只有这样，才可能在物理性方面和精神性方面都保证取得良好的效果。从物理方面来说，采取吸引敌人注意力的行动，就是要分散敌人的兵力，或者使他们把兵力用到次要方向上，从而迫使他们无法在决定性方向上进行有效的抵抗，不能顶住我方的进攻。从心理方面来说，要想获得成效，就要设法欺骗敌人的指挥官，麻痹他们的意志，使其感到困惑和恐惧。对于这种战略方法，“石墙”杰克逊有过这样的名言：“首先要使敌人感到神秘莫测，引诱他们走上错误途径，然后再把他们打个措手不及。”前两句正是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和兵力的基本方法，而后一句，即突然袭击行动，则是破坏敌人稳定性的重要条件。必须先使敌方指挥官的注意力分散，然后才能使他们的兵力也随着分散。行动自由的丧失正是思想自由的丧失的后果。

心理因素贯穿在物理性的领域之中，并且能够对它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若能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则此种认识就将具有间接性的价值。因为它可以促使我们避免进行错误的估计和表面的分析，即告诉我们不要用数学方法去分析和研究战略理论。按照数学的方法来看，似乎只要在一个选定的地点集中优势的兵力，就足以决定战役的胜负。实际上，这种强调数量优势的战略思想，也和过去那种按线与角的几何学观点来对待战略一样，是不正确的。

一般的军事教科书都有这样一种错误的趋势，即把战争的主体看作是“集中优势兵力”。这种观点背离真理是很远的，按照这种观点向前发展，其结果往往都是走进了死胡同，对于“节约兵力”这个原理，福煦曾经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他说：“这是一种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巧妙地使用所有资源和全部力量的艺术。也就是说，必须尽可能对全部兵力的使用作出正确安排，要使各部之间保持经常固定的联系，而不要把他们分割开来，不要使各部兵力都固定在一个永久不变的任务上面。一旦获得结果，这个艺术又要在另一点上反映出来，即能很快变更部署，使所有兵力能够迅速集中起来，采取协调一致的联合行动去对付新的目标。”

我们可以改用一种更准确和更清楚的说法：要使军队的部署达到这样的程度，各个分散的部队能够经常相互支援，并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限内向某一点上集中；为了保障在某一点上集中较多的兵力以求取胜利，分配到其他各处的兵力只要有最必要的数量也就可以了。

要把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一个地点，那实在是一种很不现实的想法，即使把它当作一个“口号”来喊，也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许多“最必要的数量”总合起来，在全部总兵力中所占的比重，肯定还要超过所谓“最大可能集中的数量”。或者更准确些说，用在各处有效地牵制和分散敌人注意力的兵力越多，那么把其余的兵力集中到某一点上用来进攻敌人时，他们夺取胜利的机会也就越多。与此相反，对于敌人用重兵严密防守的目标，即使集中大量兵力实行攻击，也不见得会有更大的获胜机会。

即使能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预想地点上集中优势兵力，如果不能阻止敌人及时向那里调集增援部队，那么，仍然难以获得胜利。如果敌人在这个地点只是在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而在精神上并没有受到震撼，那么，依靠兵力的优势也是不能保证必胜的。拿破仑曾经多次遭受惨败，其中有几次正是由于忽视了这种保证条件。自从兵器迟滞敌人的威力增大以后，这种“分开”使用兵力的重要性就更加明显了。

战略的基础

在战争中，每一个问题和每一条原则，都象硬币一样，有它的两面。对于这个颇为深奥的真理，福煦和克劳塞维茨的其他门徒，都是没有完全弄通的。所以，为了使两个方面相互适应，就必须很好地采取一种折衷办法。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为战争是由敌对双方共同进行的，每一方都可能实施攻击，但同时也要采取防御措施。根据这个原理推论，你如果希望进行有效的攻击，那就要首先剥夺敌人的自卫能力，要出其不意地去进攻敌人。只有在敌人分散了兵力以后，才可以有效地集中自己的兵力。而在通常的情况下，攻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又必须首先把自己的兵力分散开来。这样，我们便可以看到一种表面上显得很矛盾的现象：真正的兵力集中原来正是首先分散兵力的结果。

这种双方相互影响的情况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为了保证夺取某一个目标，必须同时威胁对方的几个目标。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的军事学说与十九世纪的福煦及其信徒的军事学说之间，是有重大差别的，因为他们只是追求一个目标。这也是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差异。如果敌人准确地判明了你的突击方向，那么他们就获得了最好的机会，可以采取防卫措施，来削弱你的突击力量。从另一角度来看，如果你能同时威胁到几个目标，那么你就可能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迫使他们也分散自己的兵力。采取这种分散敌人注意力的方法，是一种最经济的方法，因为它可以使你在主要突击方向上集中自己的大部分兵力。这样，你就可以达到集中最大兵力的要求，同时又兼顾了分散兵力的必要性。

没有作战方案，是与战争的本质相矛盾的。法国人包尔色特在十八世纪提出了一个明智的论断，他说得非常透彻：“任何一个战争计划，都必须包含几个作战方案，人们需要经过周密的思考，要使几个方案当中有一个能够保证夺取胜利。”年轻的拿破仑正是包尔色特的继承者，他后来一直就是这样做的。拿破仑也说过，“作战计划应该有两个方案”。70年以后，谢尔曼也从经验中接受了教训，重新作出了类似的结论，提出了他那句有名的格言：“要使敌人经常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存在敌人，就要设想几种行动方案。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处于和平时期，都要遵循一条原则：只有“适应”才能“生存”！战争，这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人类集中力量进行斗争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反对周围环境的一种斗争。

为使计划得以实现，在制订计划时，必须考虑敌人所具有的抵抗能力。克服敌人抵抗的最好办法，是使计划能适应条件的变化，能随时加以改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须使计划具有灵活性，同时保持主动权，因此，使作战方向能够随时威胁几个目标便是最主要的手段。如能做到这一点，就有可能迫使敌人处于左右为难的困境，而使自己至少夺得一个防卫比较薄弱的目标，甚至还能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在战术领域内，敌人的部署往往是根据地形的性质而决定，所以，选择目标要比在战略领域内困难一些。因为在战略领域内，敌人不得不分出兵力去防卫一些重要的工业中心和铁路枢纽。当然，即使在战术领域内，如果能利用敌人的任何一个弱点，特别是根据敌人的抵抗程度来选择战线，那么仍有可能取得某种类似战略领域中所能获得的那种利益。计划也象果树一样，一棵果树如果不分枝丫，当然不可能指望它结出果子。计划如果只有一个方案，只有一个目标，那它就象一根不能结果的光杆木头。

切断交通线

打击敌人的交通线，可以有两种方法：或者从侧翼进行迂回，或者从正面实施突破。但在制订这种计划时，比较难解决的问题还是选择最为有利的打击地点——是指向敌人的浅近后方呢？还是指向其深远后方？

当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试验性的机械化部队还刚刚建立起来，他们的战略使用还在考虑当中，因此，我试图以过去战争中的骑兵袭击战法，特别是自从铁路出现以后的骑兵袭击战法，作为分析研究的根据。我想，尽管骑兵袭击的能力与机械化部队进行深远战略突破的能力相比较可能要小得多，但这种差别并不会减小，而且将提高袭击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经过一些必要的修正以后，就可以得出下述结论：

一般说来，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时，离敌人的距离越近，其效果也越迅速；从另一角度来说，离敌人的基地越近，其效果也越巨大。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如果在敌人处于运动中，或正在执行任务，则破坏其交通线所产生的效果，总比在敌人停驻时的效果更加巨大而且迅速。

在确定快速部队的突击方向时，最主要的根据是战略态势和敌人的补给状况。必须考虑到：他们现在有几条补给线，利用其他补给线的可能性，储备品的数量，这些补给品在前线附近前进仓库中的集中情况。考虑过所有这些因素以后，还应研究达成各个目标的可能性：即考虑距离、天然障碍物和敌人可能进行的抵抗等因素。一般说来，所要经过的距离越长，则途中遇到的天然障碍物也会越多，但来自敌人的抵抗力却可能相对地减少。

所以，如果天然障碍物并不特别严重，而且敌人也不十分依赖其补给基地，则只有在敌人深远后方切断其交通线才能有希望获得较大的效果，并取得胜利。

另外还有一种见解：当打击指向敌人的浅近后方时，对其部队的精神震撼作用比较大；当打击指向敌人的深远后方时，对其指挥官的心理影响比较大。

在过去，骑兵的袭击由于不注意随后的破坏工作，往往难以获得应有的效果。因此，对于使用骑兵袭击敌人交通线的重要性问题，不免估计过低。必须指出，要破坏敌人的补给，不仅要对其前送道路进行破坏，而且要拦截或威胁其辎重队。机械化部队出现后，由于它具有高度的快速力和越野能力，破坏敌人交通线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上述这些结论，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所证实。特别值得一提的例证是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当时，他跑在德军主力的前头，在亚眠和阿布维尔等地越过松姆河防线，进入盟军的深远后方，切断了盟军的交通线，从而使盟军在物理上和心理上都陷入瘫痪状态。

前进的方法

直到十八世纪末叶，军队的移动，不论是战略性的(开向战场)，还是战术性的(在战场上)，照例都是以物理性的大量集中前进为原则。拿破仑崛起后，继承了包尔色特的思想，采用了新的“师”的编制，创造了在战略上分开前进的方法，这就是说，军队分成独立的单位向前运动。不过，他在战术方面仍然采用着集中开进的方法。

到了十九世纪末叶，由于火器的发展，为了减少火力的杀伤，战术性的前进运动也开始采用分散的方法了。可是，这时的战略性前进运动，反而又回到了集中的方式。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铁路的发达和军队数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对拿破仑的方法有一种不正确的理解。

为了使战略的艺术和效力得以复活，首先要使分散性的战略前进方式复活起来。新的斗争工具如飞机坦克的出现，又促进了这种分散性战略前进方式的发展，空中袭击的危险性，麻痹欺骗敌人的必要性，充分利用机械化部队快速力的迫切性，都说明一个道理：向前运动的部队，不仅应该尽量分布在宽广的正面上(以不损害行动统一为原则)，而且应该尽量采取分开前进的方式(以不损害部队的整体为原则)。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这一点将是特别重要的。无线电通信联络的发展，更为这种分开前进的方式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为不间断的指挥提供了保障。

为了代替那种以集中兵力进行集中打击的单一思想，我们提出三种方案，可以根据情况任选一种：

一、使兵力分开前进，但是都指向一个目标。

二、使兵力分开前进，但是依次指向几个目标。(这时，在每一个行动之前都要采取预备性的措施，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和兵力。如果我们有同时威胁几个目标的可能性，足以大大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因而使他感到困惑，这样就不必采取预备措施了。)

三、使兵力分开前进，但是同时指向几个目标。(在新的战争条件下，在几个方向上夺得局部性的胜利，或者甚至只是同时威胁几个目标，其积累起来的效果，与在一个地点取得完全胜利的效果，可能要大得多。)

军队行动的效果，取决于新方法的发展程度。这些方法的目的：一是要使部队越过敌人战线而渗透进去，控制敌人的一定地盘，但不是去夺占防御地区；二是在实际上促使敌人的行动瘫痪，而不是在理论上谈击毁敌人的兵力。所以，部队的流动有可能保障取胜，而把兵力集中起来，则可能带来严重的危险。

谢选骏指出：到底什么是“战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从来没有一致的定义——这就是思想主权的证据。正因为任何时候的“战略”都没有一致的定义，所以“概念史”并不存在；正因为任何地方的“战略”都没有一致的定义，所以思想才生生不息。

【第二十章 战略和战术的实质】

正面的原则

一、根据自己的手段来选择目标。

二、时刻记住你的目标。

三、选择一条敌人最想不到的行动路线。

四、沿着抵抗力最小的路线行动。

五、选择一条可以同时威胁敌人几个目标的作战线。

六、保证计划具有灵活性，同时根据情况的可能变化来部署军队。

反面的原则

七、当敌人有所戒备时，决不要以你的全力去实行进攻。

八、当一次尝试失利以后，不要沿同一路线和采取原来部署再次发动攻击。

 

在这一章里，我们要以战史为根据，从经验中抽出几条基本原理。对于这些原理，我们觉得是非常普遍的，是无可争辩的，似乎完全可以称之为“公理”。

这些原理可以作为实际上的行动指南，而并不是抽象的原则。拿破仑在形成自己的一套原则时，他是了解只有实际的原则才会有用这个道理的，可是，在当前的时代，却出现了这样一种解释原则的倾向，本来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问题，人们却用了好几千个字去阐述。即令如此，这些“原则”还是过于抽象化，不同的人对它们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至于说到它们的价值，也取决于每个人对于战争的了解程度。这种研究越是趋于抽象化，就越会形成一种幻影，除了进行脑力游戏之外，什么东西也得不到。

不仅是一条原则，而且可以说所有的战争原则，都可以用一个名词来表达，这就是“集中”。但是，说得更准确些，还是要把它的范围稍微扩大一点，就叫做“集中自己的力量对付敌人的弱点”。为了真正使用这条原则，还须进一步作些解释：要想达到“集中自己的力量对付敌人的弱点”这个目的，就要使敌人分散他们的兵力，这样才能造成一种形势，通过分散用兵而取得局部性的效果。于是便形成两个相继行动的程序：首先自己分散，引起敌人方面分散，然后才是自己集中。所以，下一步的任何行动都是上一步行动的结果，而真正的集中即为有计划分散的后果。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条基本原则。只要对它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就能防止冒犯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普遍的错误。这个错误指的是给敌人提供行动自由的机会，使他们有时间集中兵力来对抗你的集中。可是，一条基本原则形成以后，只是口头上说说，而不把它付诸实行，则仍然不可能有什么实际作用。

本书所述的这些公理，即我们所提出的一些原则，当然不可能只用一个名词来表述，但是可以用一句简短的话来说清楚。现在一共提了八条原则，其中六条是正面的，两条是反面的。如果不作特殊的说明，那么不论对战术还是对战略，这些原则都是同样适用的。

正面的原则

一、根据自己的手段来选择目标。

在确定目标时，一定要有健康的思想和冷静的头脑。“贪多嚼不烂”，那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军事智谋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要能区别哪些是能办到的，哪些是不能办到的。要学会面对现实，但决不能对自己的力量丧失信心。战斗行动开始后，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只要信心充足，有时简直可以使你达到表面看来似乎不可能达到的目的。信心，好象是电池中的电流一样，最忌随意糟踏和浪费。所以你应该记住，如果把电池中的电力消耗光了，那么你所信赖的人就会在精神上受到震撼，因而你的信心也将毫无用处。

二、时刻记住你的目标。

当你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来制订自己的计划时，必须时刻记住你的目标。应该指出，达到目的的途径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要想到，每夺得一个中间目标，也就使你向预期的目的前进了一步。所以，在选择目标时，要估计到夺取这些目标的可能性，要考虑到将在何种程度上有利于达到基本目的。要记住，偏离了方向是很不好的，但如果钻到牛角尖里去了，那情况将更坏。

三、选择一条敌人最想不到的行动路线。

应该设身处地地站在敌人的立场上想一想，看看他们会把哪个方向看成是危险性最少的，因而不会对那里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四、沿着抵抗力最小的路线行动。

只要没有重大伤亡，应该一直沿着敌人抵抗力最小的路线前进，力图进抵预期的目标，一旦夺下这种目标，也就使你向自己的最终目的靠近了一步。(在战术方面，当你使用预备队时，可以广泛运用这条原则。在战略方面，当你发展任何一个战术性胜利时，也可以运用这条原则。)

五、选择一条可以同时威胁敌人几个目标的作战线。

只有这样，你才可以迫使敌人处于左右为难的窘境。执行这条原则，至少可以使你夺得敌人防卫力量较弱的一个目标，甚至可能相继夺取几个目标。

如果能够同时威胁敌人的几个目标，那么对于夺取其中的一个目标来说，就有了良好的前提和条件。要是你只奔向一个孤立的目标，而敌人又不是处于绝对的劣势，那你是完全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因为这时敌人将会准确地猜出你的突击方向。把“选择一条行动路线”和“选择一个目标”两者混淆起来，是一种很普遍的错误。前者通常都是聪明的办法；后者只是为了实行打击，通常都是较难发展胜利的途径。(这条原则主要用在战略上。但是只要有可能，在战术上同样可以应用。实际上，这是部队渗透战术的基础。)

六、保证计划具有灵活性，同时根据情况的可能变化来部署军队。

在制订计划时，必须预先考虑和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措施。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或者只是局部性的成功，都要有预定的应付办法。你的兵力部署必须保障部队能在最短的时限内发展已经取得的战果，或者立即变更部署，以便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

反面的原则

七、当敌人有所戒备时，决不要以你的全力去实行进攻。

这就是说，敌人如果居于有利地位，他可以击退你的攻击，或者避开你的攻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敌人还没有绝对削弱，其抵抗力还没有瘫痪，或者还有能力避开你的攻击，那么对他的打击还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因此，任何一个指挥官在他尚未查明敌人确实已经陷入瘫痪状态之前，不应该贸然决定对固守阵地之敌发动进攻。要使敌人陷入瘫痪状态，从物理方面来说，就是要使他们的组织涣散，从心理方面来说，就是要使他们士气瓦解。

八、当一次尝试失利以后，不要沿同一路线和采取原来部署再次发动攻击。

这时候，单纯地增加一些兵力不能成为恢复进攻的基本条件，因为敌人在此期间也会增加他们的力量。而且，他再度击败你的机会也比较多，因为他有战胜之余威，在精神方面早已占了上风。

为了保证获得胜利，作为上述原则的补充，还应该解决以下两个基本任务：破坏敌人的稳定性和扩张战果。第一个任务要在实施攻击以前完成；第二个任务则在攻击结束以后完成。同这两个任务比较起来，攻击本身是一个简单得多的行动。如果你在攻击开始以前不能破坏敌人的稳定性，造成有利的条件，那么就一定不可能对敌人进行有效的攻击。如果你在敌人恢复过来以前不能利用第二个有利机会，那么你的攻击也就难于获得决定性的结果。

对于这两项任务的重要性，许多人始终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大多数战争都不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军队的训练往往偏重于进攻战斗的细节方面。这种过分集中力量于战术动作的倾向，使得人们忽视了心理因素的作用。这样训练出来的部队，行动方法千篇一律，不善于进行奇袭。这样造就出来的指挥官，总是想着自己不要犯什么错误，不要违犯了条令的规定，因而忘记了必须设法使敌人迈出错误的步伐。结果，他们的计划往往难以取得成功。要知道，在战争过程中，正是敌人的严重错误才最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有的时候，指挥官避开了明显的方法，却突然地找到了解决任务的钥匙。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运气总是不坏的。“运气”这个东西，是不会同战争分离的，因为战争本身也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突然的行动并不一定就能保证胜利，但是却为夺得胜利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机会。

谢选骏指出：“运气”可以为“实质”解套。因为你的实质也只是某种运气带来的，而且终将消逝无形。

【第二十一章 国家目的与军事目标】

克劳塞维茨的影响

克劳塞维茨关于军事目标的理论

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目的的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军事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对于军事理论的进一步修订

在讨论战争的目的时，必须明确地把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之间的差别弄清楚。这两种目的是有区别的，但是又紧紧地彼此联系着，因为一个国家决不会是为了战争而发动战争，必然是为了追求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战争。军事目标只不过是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所以，军事目标是由政治目的来决定的。不过，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就是政治不可以要求军事去完成它所办不到的事情。

由此可见，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既要从政治开始，也要到政治结束。

 “目标”这一术语，尽管应用得非常广泛，但并不是用起来非常方便的名词。所谓“目标”，既有物理性的含义，也有地理性的含义，因此，它容易引起思想上的混乱。所以，在使用时最好有意识地把它区分一下：当问题涉及政治范畴时，我们用“目的”这个名词，当问题涉及到武装力量的使用时，则改用“军事目标”这个名词。

战争的目的，尽管只从自己一个方面的观点来看，也是想要在战后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和平状态。因此，即令在进行战争的时候，也要经常想到你所需要的和平条件。对于以扩张领土为目的的侵略性国家和仅为自卫而战的爱好和平国家来说，这一点都是一样的，不过，它们对于“比较好的和平状态”的看法，却是有着很大差别的。

历史告诉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它本身并不等于达到了政治上的目的。可是，负责解决战争问题的人，基本上都是职业军人，因而很自然地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往往忘记了国家的基本目的，而只注意到军事目标。结果，在每一次战争爆发以后，政治目的反而会常常受到军事目标的制约。人们把军事目标当作是最终的目的，而不把它看成是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单纯的手段。

而且还有更坏的情况。由于不理解政治目的与军事目标之间的正确关系，不理解政治和战略之间的正确关系，军事目标往往被曲解了，变得过于简单化了。

为了正确理解这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必须搞清楚最近200年来军事思想的发展，了解一下有哪些观点，以及其变化情况。

差不多在一个多世纪的长时间里，军事思想方面的重要教条，就是把“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主力”看成是战争的真正目的。这是大家普遍公认的，在所有的军事条令中都写了这一条，在所有的军事学校里都教着这一条。人们把它当作是军事学说的基本规律。如果有哪一位政治家敢于对此提出怀疑，担心军事目标不能在所有情况下都去适应国家的目的，那么，他马上就会被看成是“大逆不道”。只要认真研究各参战国家的官方文件，阅读一些军界领导人物所写的回忆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及其以后的这类文件和读物，就可明显看到上述情况的例证。

这样绝对化的一条规律，可能使十九世纪以前的那些著名统帅和军事学家都感到震惊。他们曾经认为，确定军事目标，必须以现有兵力和现行政治为根据，因此要考虑到实际的需要和理智的要求。

克劳塞维茨的影响

“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主力”是战争的真正目的——把这条原则变成教条，主要是由于克劳塞维茨的影响。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死后才发表出来)，对于后来的普鲁士将领，特别是毛奇，有着重大的影响。普军在1866年和1870年所取得的胜利，促使世界各国的军队都接受了这一原则，促使它们把普鲁土的军事制度当作了效法的楷模。因此，探讨一下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实在非常重要。

克劳塞维茨的门徒们把他的理论推崇到了极端的高度。这是克劳塞维茨本人在生前所没有想到的，但却是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

在所有各种学术领域内，多数的先知者和思想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那就是他们的学说总是被人误解。克劳塞维茨的那些学生，背离了自己的老师，在战争目的的问题上并没有研究清楚，他们对于其原始观念的损害，甚至比其带有偏见而又主观的反对者还要严重。不过，也应该承认，克劳塞维茨本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地引起了对于自己理论的误解。他作为康德的再传弟子，曾经学会了一套哲学式的表达方法，但是，他又不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他的战争理论，从表达方式来说，不仅过于抽象化，而且相当枯燥。所以，只习惯于进行具体思维的普通军人，对他的理论总是难于理解。沿着他的论据线索去思考，往往会突然回头后转，走向与这种线索完全相反的方向。由于克劳塞维茨在表达上相当的混乱，他们不能不感到困惑，只能抓住他的一些生动的“警语”，看到这些警语的表面意义，而不能深入地去了解他的思想主流。

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他特别强调了心理因素的作用。他大声疾呼，反对那个时代中最时髦的几何学派战略。他明确指出，人类的精神要比那些作战线和作战角的观念重要得多。他分析了战争中“危险”和“劳累”对于军事行动的影响，“勇敢”和“决断”的价值。这些足以表明，他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

然而，有些不幸，克劳塞维茨的某些错误也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相当不好的影响。

克劳塞维茨过分强调了陆军的作用，因而未能正确估计海军的意义。他的眼光显得相当近视，就在战争的机器时代已经敞开大门的时候，他还在宣扬自己的信念，说什么数量的优势仍在与日俱增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样的“信条”增长了一般军人本能的保守主义思想，使他们不敢相信机械的发明有创立新型优势的可能性。当时，征兵制的广泛推行，使得大量兵力的征集有着一种很简单的办法。这也是促成保守思想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由于忽视了心理上的因素，这种由征兵制所建立起来的大军，一旦受到袭击，比较容易出现混乱和发生突然的崩溃。而过去的老办法，尽管不是那样经常和制度化，但总还是力图以受过良好训练的战士来组建军队。

对于战术和战略，克劳塞维茨并没有提供多少新奇进步的思想。在这方面，他既没有创造，也没有推动，只不过是把战略战术的思想加以系统化罢了。同十八世纪所产生的“师”制理论和二十世纪使用快速装甲部队的理论比较起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缺乏那种革命性的影响。

而且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他在总结拿破仑战争的经验，企图为拿破仑战争找出一个理论体系时，却把注意力放到了战争的某种落后形式上面，结果出现了一种“背向革命”的趋势，反而向民族战争方向倒退了。

克劳塞维茨关于军事目标的理论

在为军事目标下定义的时候，克劳塞维茨曾使自己的战略趋向于纯粹的形式逻辑。他写道：“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目标”，“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他接着说：“要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就必须使敌人的处境比按我们的要求作出牺牲更为不利，这种不利至少从表面上看应该不是暂时的，否则，敌人就会等待较有利的时机而不屈服了。因此，继续进行的军事活动所引起的处境上的任何变化，都必须对敌人更加不利，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作战一方可能陷入的最不利的处境是完全无力抵抗。因此，如果要以战争行为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那么就必须使敌人或者真正无力抵抗，或者陷入势将无力抵抗的地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解除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不论说法如何，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

由于受了康德的影响，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具有二元论的趋势。他相信有一个完满的(军事)理想境界，但同时又认识到，在现实的世界里，这种理想决无完全达到的可能。他对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异是有深刻认识的，指出了“军事理想”同“现实中的情况变化”有所不同。他写道：“在纯概念的抽象领域里，思考活动在达到极端以前是决不会停止的，因为思考的对象是个极端的东西如果我们从抽象转到现实，那么一切就不同了。”从抽象的概念来说，战争的目的是要彻底解除敌人的武装，但是，在实际中这个目的并不是经常能够达到的，而且对于和平来说也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克劳塞维茨这种趋向极端的态度，在他关于“战斗”的议论中也反映得很清楚。他把战斗看成是用来达到战争目的的手段。他一开始就特别强调，只有斗争才是结束战争的唯一手段。他说：“在战争中手段只有一种，那就是战斗。”为了证明这条“真理”，他进行了广泛的论证。指出“一切军事活动都必然直接地或间接地同战斗有关”。通过一番大道理的说教，似乎大多数人都接受了他的观点。可是，克劳塞维茨接着来了一个大转弯，宣布说：“战争的目的并不始终都是消灭参加战斗的军队，不必经过实际的战斗，只要部署了战斗并通过由此形成的态势，就往往可以达到战斗的目的。”

此外，克劳塞维茨认为，“在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的前提下，我们越想要消灭敌人军队，自己军队的消耗也必然会越大。”

“采取这一手段的危险在于：正是因为我们企图取得较大的效果，所以在做不到的情况下，反过来我们也会遭到较大的不利。”

在这里，克劳塞维茨自己说出了他的预言，对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遵循他的原则的门徒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灵验的。因为他那些关于会战的学说，流传下来的只是理论方面的，而不是实际方面的。他曾经辩论说，所以要采取其他一些手段，只是为了避免会战中的危险，这样又为他的门徒增加了一层误解。因为他斤斤计较于理论观念的说明，偏重于抽象的阐述，结果便使他的门徒在心灵上产生了曲解现实的现象。

对于他的这种充满着哲学理论的迷宫，读者当中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把握其逻辑路线，或者深入其理论境界而不致迷失方向。当然，读者当中也确实有很多人能够背诵他的下述警语：

“在战争中手段只有一种，那就是战斗。”

“用流血方式解决危机，即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是战争的长子。”

“只有在大规模的会战中才能决定重大的胜负。”

“关于那些不经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一切，是我们不想听的。”

由于克劳塞维茨一再地重复着这些言词，结果便使他那个本来就不太清楚的哲学反而变得更加模糊了。他的战争哲学，曾经成为普鲁士人的《马赛曲》，能够激励人们热血沸腾，但是也使他们的心灵中毒。这样一来，克劳塞维茨的哲学教条，就只配培养军士，而不能产生将军。按照他的学说，只有战斗才是“真正的军事活动”。于是，战略的桂冠被剥夺掉了，军事学术变成了大量屠杀的“技术”。而且，他的战争哲学怂恿着将军们一有机会就去寻求会战，而不想到要首先去创造对于自己有利的条件。

克劳塞维茨的下述一段话是常常被人们引用的，这更证明他对于军事学术的衰落不能推咎责任。他说：

“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

很明显，克劳塞维茨在发表这个意见时，并没有认真推敲一番。他没有想到，他所公开谴责的东西，正是军事学术方面的所有匠师(包括拿破仑本人在内)所追求的东西，而且正是军事学术的正确目标。

后来，许多头脑不清的糊涂人，在一再采取狼奔豕突式的直接进攻行动因而遭受重大伤亡时，往往是用克劳塞维茨的言论来进行强辩，甚至于还觉得自己理直气壮。

克劳塞维茨始终强调着“数量”优势的决定性作用，顽固地坚持着这种观点。这就更加增强了其理论的有害影响。当然，他同时也从另一方面透澈地指出了“突然性”的重大价值。他说：“一切行动都是或多或少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因为没有它，要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取得优势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可是，他的追随者们却惑于他那种一惯强调“数量”优势的说法，总是把使用大量军队作为夺取胜利的基本手段。

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目的的理论

克劳塞维茨尽量颂扬“绝对”战争的观念。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阐述，对军事学术的发展也产生了相当有害的影响。按照他的理论，只有无限制地使用力量才是达到成功之路。他在开始阐述自己的学说时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可是到后来似乎出现了一点矛盾，他把政治当成了战略的奴隶——而且这种战略还是一种不好的战略。

他的这种观念又由于下面一种说法而更加变本加厉了。他认为，如果给战争哲学中引进一种限制与缓和的因素，那是大错而特错了，因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

克劳塞维茨的这种说法，正是那种盲目夸大的近代化总体战争的基础。他所提出的使用兵力的原则，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是不计任何成本的，因而只对那些仇恨心达到了疯狂程度的暴民“群众”完全适用。这和明智的治国艺术与合理的战略是完全对立的，而合理的战略必须为政治目的服务。

如果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诚然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样，那么在进行战争的时候，也就必须考虑到战后的利益。一个国家如果真的把自己的力量消耗干净，那么它本身的政治也就会随之而破产。

克劳塞维茨本人对于他那条“无限制地使用兵力”的原则，反倒是有所限制的。他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在给武装力量确定目标和用兵份量时，都应该有一个标准(尺度)。

还有一个更有意义的情况。克劳塞维茨阐述了一种有关逻辑极限的思想。他曾指出，当手段丧失了它与最终目的之间的任何联系时，在大多数情况下，要用最大数量的兵力去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因为其内部必然会产生阻力。

他的经典性著作《战争论》，是一部经过12年紧张思考的作品。如果假以天年，使作者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战争的问题，那么他有可能作出更合理和更准确的结论。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他的思想是会有所变化的。遗憾的是。他在1830年因患霍乱病去世了，致使其著述工作未能最后完成。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是在他死后由其妻子整理出版的。在好几个包封得很严密的纸包中，找到了他的遗稿。其中，还写着一句颇有预言意味的附注：

 “假使我过早去世，因而中断了这项工作，那么现有的一切东西当然只能叫做一堆不象样子的思想材料了。它们将会不断地遭到误解和任意的批评。”

如果没有那场该死的霍乱病，那么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也许不至于出现这些弊病。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征候，说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正在演变当中，他差不多快要到达放弃原有“绝对战争”观念的地步，准备在更加合理的基础上来全面修改他的理论。可惜就在这个时刻，他不幸死去了。

结果，“遭到误解”的大门便永远地敞开着，来自各方的误解和批评，甚至超出了他本人预测的程度。总的说来，由于无限战争理论被普遍采用，竟使文明世界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人们对他的理论缺乏深刻了解，致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特点，受他理论的影响非常之大。从逻辑发展的角度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仍然可以看到这一理论的后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军事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结局。给人们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说明对克劳塞维茨理论的合理性值得怀疑，至少是对其继承者们所作的解释应该质疑。在陆地上，曾经进行了无数次的战役和会战，但其中没有一个带来了决定性的结果。可是，那些担负责任的领袖人物，却不能使其目标和已经变化的条件协调起来，也不能采取具有更大能力以达到目标的新手段。他们不去研究自己面临的新问题，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上，继续推行着他的理论，力图借助于会战和战役来夺取完全的胜利，以至于最后把力量完全消耗光了，而彻底的胜利却永远不可能达到。

交战的一方虽然最后崩溃了，但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受到海上封锁而缺乏粮食，并不是因为有生力量在战役中遭到的伤亡。当然应该指出，德军在1918年那场毫无成果的进攻中，是流了很多血的，结果引起了精神上的涣散，加上德军统帅部已经对胜利感到无望，因而加速了他们的崩溃。对方各国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获得了如此一种胜利，但是它们在达到这个胜利时，无论在心理方面还是物理方面，也已经把自己的力量消耗得相当多，都已经疲惫不堪了。所以，这些表面看来的胜利者，在战后并无力量巩固自己的阵地。

于是显而易见，无论在战术方面，还是在战略和政治方面，这种理论并不是完全适用的，至少在实际运用上是不完全合理的。在力求达到“理想”目标时所遭到的惨重损失，那些名义上的胜利者，在战争结束以后表现出来的精疲力竭，都足以说明认真审查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全部问题的必要性。

除了这些反面因素之外，也还有某些正面的理由，可以引起人们重新研究军事理论的兴趣。其中有一条，就是海军所显示的决定性作用。虽然并没有在海上进行决定性的会战，但由于海军进行着经济封锁，竟促成了中欧强国的失败。这样又产生一个问题：英国在这方面的主要错误是什么？它抛开了自己的传统性战略，而不惜浪费许多的气力，付出高昂的代价，去争取大陆上的决定性胜利。

另外还有两条理由。由于空军的日益发展，我们有了这样的可能性：不必预先在战场上消灭敌军的主力，而能够对敌人的经济和政治中心进行打击。空军可以用间接的手段来打击直接的目标，而且是避开敌人的抵抗，不必在开始时去压倒这种抵抗。

同时，由于使用石油的发动机和采用履带的推动器都在发展，使得具有高度快速力的机械化部队的建立有了广阔的前景。部队的机械化又提供了一种机会，不必进行大规模的会战也能击毁敌军的主力。使用机械化部队去破坏敌人的补给线和指挥系统，使用坦克突进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足以产生精神上的震撼，能够不经严重战斗而使敌人的主力发生崩溃。新型的机械化陆军部队也和空军一样，尽管程度上略差一些，照样可以对敌国的神经中枢和心脏部位进行直接的打击。

如果说，空军是使用一种特殊形式的间接路线，即飞越前线的间接路线，来对敌人进行有效的直接打击，那么，坦克则可以在地面采取间接路线的方法，即迂回“障碍物”——敌人的军队的方法，来完成这种打击。我们可以用中国的象棋游戏来作比喻：空军的机动性很象“炮”，而装甲坦克部队的机动性则类似“车”。当然，这种类比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它们的相对价值，因为空军不仅是一门“炮”，可以打隔子，而且也还具有“车”那种向四方活动的能力。另一方面，一支机械化的陆上兵力，虽然不能象“炮”那样超越空间，可是却具有“占领”空间的能力。

空军和机械化部队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对军事目标以及未来战争中目标的选择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它们提高了军事行动的能力，对于非军事性的目标，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扩大了应用的范围，而且使行动的效力更加强大。同时，它们也加大了军事行动对于军事目标的活动距离，从而可以采用瘫痪敌人某些重要机关的办法来夺取对于当面敌军的胜利，而不必再在艰难的会战中去从物理方面给予敌军以重创。采取使敌瘫痪的方式来消除敌人的抵抗力，可以大大节约兵力，因为过去在现实作战中削弱敌人的抵抗力，不仅常常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还要花费很高的代价。空军有能力避开对方的阻拦，能对敌国内部的非军事目标进行攻击，除此以外，在使敌人武装抵抗发生瘫痪方面，也具备了新的能力。

不论在地面，还是在空中，机动性都在不断增长。各种效果综合起来，就提高了武装力量的实力，提高了战略的地位，而使其具有了比战术更大的重要性。在未来的战争中，高级指挥官在更快地求得决定性结果方面所采取的办法，将与其前辈有所不同，他们会更多地利用运动，而不是利用会战。

当然，赢得决定性会战的意义也并不会消失，由于新的快速工具的出现，取得会战胜利的机会还会增多，但是，会战本身在形式上已经不是传统的面目了。它将象是一个战略行动的自然后果。所以，把这种结束性的作战行动称之为“会战”，是名不符实的，是不准确的。

遗憾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的军事领袖人物对此缺乏敏感，认识迟钝。他们不知道，由于战争工具和作战条件已经有了新的变化，因而军事目标也应该有一个新的定义。

不幸得很，那些领导空军的人物，一心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因而注意的范围很窄，只想以打击非军事目标为限度，而不考虑这样作的目的有限，甚至会带来相反的结果。对于这个新军种，他们充满着一种天然的乐观心理，深信空军的打击足以使敌国军民精神沮丧，士气崩溃，或者也象海军那样，能以经济封锁的办法达到绞死敌人的目的，而且其效力似乎还来得更快些。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战争开始以后，数量不大的新型陆军部队，即战前建立起来的机械化部队，完全证实它们没有辜负对于自己的期望。使用这些部队对敌人深远后方的战略目标实行突击，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成果。

德军进攻波兰，仅仅使用了6个坦克师，主要靠着这些部队，在几个星期以内就使波兰的抵抗完全停止了。还没有等到陆军的主力投入战斗，德军的10个坦克师实际上即已决定了所谓“法兰西之战”的结局。接着，所有西欧各国，差不多都是望风披靡，很快都崩溃了。只有仅仅1个月的时间，德国人就完全征服了西欧，而且所花的代价是极其低廉的。按照克劳塞维茨之流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流血”很少的军事行动，而在决定性阶段，其损失更是微不足道的。

这是一场闪电式的胜利，尽管是对军事目标采取作战行动的结果，但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首先是战略性的机动，而不是战术性的行动。

此外，在向敌人的大后方突进时，一方面摧毁了敌人的交通线和其指挥系统，另一方面也震撼了敌国的民心，破坏了他们社会生活的基础，而这两方面所产生的效力是难以分开的。

所以，简单他说，这至少也是部分地证明，对于非军事目标采取行动，其效果是明显的。1941年4月，德军征服巴尔干，其行动更加迅速。这又一次表明，战争中新型工具对敌人所起的瘫痪作用，以及这些工具的战略运用，是有效果的。在征服巴尔干的作战中，“会战”这种手段，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作用，当时胜利的取得比较顺利，基本上不曾有过“消灭敌军部队”的意味。

德军开始侵俄以后，又尝试着采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有不少的德军将领，特别是总参谋长哈尔德，对于希特勒首先打击经济目标而忽视军事目标的作法，表露了不满情绪。但是，对作战命令和他们自己后来的证词加以分析，看不出这种指责有何根据。尽管希特勒有可能倾向于打击经济目标，认为那样效果更大，可是，在1941年战局的关键时刻，他还是同意了德军总参谋部的意见，承认有进行决定性会战的必要性。在后来的作战行动中，德军虽然赢得几次巨大的胜利，并且使俄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却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

这样就公开提出了一个问题：集中力量打击经济目标能否获得决定性的结果呢？有些德军将领认为，击败苏维埃俄国的机会之所以丧失，是因为他们囿于“传统的方式”，即追求着会战的目标。如果他们当时尽快向前突进，直取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类政治和经济中心，也许可能获胜。机械化机动战争新学派的突出代表古德利安，就是坚持这种见解的。可是，到了紧要的关头，希特勒却反而倒向正统派方面去了。

在一连串的闪电式进攻战役中，德国空军同地面的机械化部队相配合，对于敌军和敌国人民进行了精神上的打击，促使他们出现了瘫痪的局面。空军作战的效果是很惊人的，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不论在什么场合，他们与坦克部队相比，其重要性不相上下。新型的闪击战所以出现，是有其条件的。在分析这些条件时，可以评价这两个战争工具，但不应使它们相互比高低。

在战争的后期，英美两国的空军对于保障盟国陆海军取得胜利，是有很大贡献的。首先应该说，正是由于有了空军的力量，盟军才得以在欧洲大陆实施登陆，并在后来实施胜利的进攻。同盟国空军对于德国军事目标的打击，特别是对其交通线的破坏，曾使德军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以致无法组织对登陆的盟军作有效的抵抗。

可是，同盟各国的空军司令部，在配合地面部队实施空中战役方面，却从来没有显示特别的热情。与此相反，他们却宁愿进行独立的空中战役去打击敌国的“非军事目标”，也就是打击敌人的工业中心。他们的目的是想对敌国进行直接的打击，希望同时摧毁敌人的经济和精神，认为这样与联合作战相比较，与进攻敌人的武装力量作比较，收效将会更大，而且能更多地获得决定性的成果。

尽管各空军司令部都把这种作战行动叫做“战略轰炸”，实际上这个名词是不确切的，因为这种目标和行动都是属于大战略范畴以内的事情。严格说来，应该把这种轰炸叫作“为实现大战略目标而进行的轰炸”，如果嫌这个用语太冗长，也可称为“工业轰炸”。这样叫法，可以把精神和经济两个方面的作用都包括进去。

至于这些轰炸的真正效果究竟如何，它们对于胜利作了多大的贡献？虽然进行过多次详细的调查研究，但是仍然很难作出评价。在评判这些轰炸的作用时，往往因人而异，由于某些极端矛盾的原因，有些人表示赞同，有些人完全否定。除了人为的雾幕以外，还有大量无法进行估计的因素，而且在空中轰炸中所存在的这些因素，又比其他任何军事行动多得多，所以，要对这些轰炸进行正确的估计，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句公道话，那就应该指出，把战略空军对于工业目标进行的轰炸，与一般空军在作战范围以内对于战略目标进行的轰炸认真作个比较，那么可以看出，前者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还是不如后者大的。仔细地研究一下战争中各个阶段的情况，能够很明显地看到，战略空军轰炸工业中心的结果，总是要比战略空军司令部计划中的指标差得多。

更为明显的是，对于工业中心的轰炸还给战后的形势带来了极为有害的影响。除了物质方面的大量破坏并且很难于修复以外，还有许多表面上虽然不太明显但却在很长时间内都将发生作用的严重后果，而且既有社会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空军的这一类行动，对于一个基础比较薄弱的文明社会来说，毫无疑问构成了极大的危险。而在今天，由于原子弹的出现，这种现实的危险性就更加增大了。

在这里，我们要谈一谈战略与大战略的基本差别。战略所研究的是如何保障赢得军事胜利的问题，大战略则要看得更远一些，它的任务是如何保障战后的和平。提出这样一个论断，并不是说要把“车”摆在“马”的前面，而只是为了弄清楚要把“车”和“马”摆到什么地位。

空军对于以“非军事目标”为目标的空中行动，应该是属于大战略领域内的事情。所以，必需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评判这种行动。从目标本身的性质来说，非军事目标是不应该遭到轰炸的。因此，把这些目标当作是军事目标，即使摧毁这些目标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终归是很不合理的。至少也是不那么明智的。

对于军事理论的进一步修订

要想重新修正某一种理论，使它适用于新的条件，首先要作的是研究产生这一理论的根源，而后才能修改它的结论。据我所知，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于从克劳塞维茨那里继承下来的，流行相当广泛的关于战争目的的观点，第一个主张加以重新审查的人，就是我自己。战后时期，我在许多军事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严肃批评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1925年，我又为此出版了一本专门著作，书名叫做《巴黎，或者是战争的将来》。

在这本篇幅不大的书中，我一开始就对正统主义进行了批评，反对了“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主力”这个传统观念，而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所追求的目标。我曾经指出，这种行动使得交战双方相互消耗自己的力量，但却不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接着，我强调了“精神目标”的重要性，并且指明了两点：一、一支装甲坦克部队可以对敌军的“阿奚里脚后跟”，即构成敌人神经系统的通信枢纽部和高级指挥部，实施决定性的打击；二、除了在这种战略性行动中配合陆军作战以外，空军还可以对敌国的神经系统，对其“巨大的民用工业中心”实施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

该书出版两年以后，即1927年，英国第一个试验性的机械化部队建立起来了。于是，英国陆军总参谋部下达了指令，把这本书作为军官们的教学材料。当然，空军参谋部对于这本书的利用就更为充分一些，因为当时还没有关于空军战略的教科书，而且这本书的观点，又正好与空军司令部所期望的发展趋势相吻合，所以，空军参谋长便大量采购了这本书，发给各级司令部的下级指挥官们阅读。

现在我要宣布，对于这本书中的观点，确有加以修改的必要。该书还是25年以前写的，经过长期的反复思考以后，我已经发现了当时所犯的一些错误。而且，其中有些矫枉过正的提法，很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早在1928年，劳伦斯就曾给我写信，讨论这个问题。他说：

 “克劳塞维茨观点的整个体系，是非常合符逻辑的。但是，这个体系却容易把他的门徒们引入歧途，至少对于那些只愿意用手拿武器打仗而不愿意用腿跑路的人来说，确是如此的。您现在想独个地把这种趋势扭转过来，而那些以军事为职业的人对您却很少有帮助。可是，当您成功以后(这大约会在1945年左右)，您的追随者又将越出您所规定的那些界线，并且在新型战略家的影响之下往后退。我们的运动就是这样，时而前进，时而后退，走着一条曲折的路线。”

在1925年，我自己是走得很远的，对于使用空军攻击非军事目标的利益，强调得未免过分了。不过，我很快就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曾经强调指出，对于这样重要的一项任务，最好采取谨慎的方法来完成。这就是：“要使永久性的损害尽量减到最小的限度，因为今天的敌人，也许明天就会成为我们的顾客，而到后天，甚至还会变成我们的盟友。”我在那时坚信，采用决定性的空中袭击，与进行长期战争比较起来，可以使敌国少受一些破坏，少耗一些实力，使他们能在战后较快地恢复起来。

根据后来进一步的研究，我才真正认清，对于工业中心进行空中袭击，是不可能立即产生决定性结果的。进行这种袭击，很可能导致一场新的长时间的新型消耗战。这种战争与1914至1918年的战争比较，伤亡数也许可能少一些，但破坏性必将更大。可是，当我指明这一点后，空军方面却很不愿意接受这种修正意见。他们宁愿坚持原来的旧观念。对于“速战速决”的观念，他们仍然表示着过分乐观的信念。而当战争的经验逼得他们非放弃旧观念不可时，他们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模仿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陆军方面的态度，把他们的希望从工业消耗转移到人力消耗方面。

然而，认识到对非军事性目标进行轰炸可能导致反面的结果，并不等于要恢复旧有的概念，不是要把“会战”当作主要目标。克劳塞维茨的公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即已有了充分的暴露，说明缺点是不少的。与此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却证明，对于军事目标采取间接路线行动，或者说采取战略性行动，不仅有着新的可能性，而且也有新的利益。这又充分证明，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预测是准确的。甚至在很早的时代，一些伟大的统帅就曾有效地采取过这样的间接路线，而且，在他们那个时代，进行战争的工具是很有限的。而在现时代，由于出现了新的作战武器，这种间接路线行动就具有了更加重大的意义，虽然进行战术抵抗的力量也有了增长。军队具有了新的，更加高的快速力，因而也就提高了它的灵活性，可以更好地选择突击方向和造成对敌威胁，这样就有可能“抵消”敌人的战术性抵抗力。

由于有了最新的经验和现代化的条件，现在又到了重新审查某些观点的时候了。例如，关于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这类术语的概念，需要加以修订。我衷心希望，这项工作应由陆海空三军联合组织力量来进行，以求得一个合理的解决。这是因为，当前对于军事学说的各种观点，是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的。

经过重新修订的理论，应使其基本原则适应于现代条件的需要。因此，我希望，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应使理论的概念更加充实些。基本思想就是：以“战略性战役”这一术语来代替“会战”这个术语，因为“会战”是一个古老的概念，现时代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在未来的战争中，也有可能发生会战，但它已经不是目的本身了。在这里，我要重复早先作出来的一个结论，因为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得到了充分肯定的。这就是：“战争中的真正目标，不在于寻找敌人进行会战，而在于建立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如果说，这种态势本身还不足以保证取胜，那么再继而进行一个会战，就可以很有把握地保证夺得胜利。”

谢选骏指出：普鲁士的国家都不能存在了，克劳塞维茨的目的与军事目标还存在吗？“克劳塞维茨的影响”就是如此可笑吗。

【第二十二章 大战略】

本书所讨论的主题，是军事战略，而不是大战略，或者换句话说，不是军事政策。为了充分阐述这个内容广泛的课题，需要单独写一本篇幅宏大的专门巨著，因为大战略虽然是指导军事战略的，但是它的某些原则又经常与军事战略所推行的原则相抵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希望在这里说几句话，谈谈自己研究大战略所得出来的一些结论。

战争的目的是要获得一个较好的和平，这当然是从你自己一方的愿望来说的。因此，在进行战争的时候，你必须经常记住在战后所要追求的目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是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定义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整个战争时期，甚至在和平时期，战争都是这一政治的继续。对于这个真理，永远也不应该忘记。一个国家，如果它把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那它也就不会有能力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因而必然使其前途不堪设想。

如果你把全部力量都集中起来，不顾一切地用去追求胜利，而不考虑战争的后果，那么你必然会使自己过分地精疲力竭，并在尔后的和平中得不到好处。而且，这样在战后建立起来的和平，必然是极不稳定的，甚至马上又蕴育着新战争的胚胎。这是历史经验所一再证实了的情况。

假使这个战争是由几个国家联合起来打的，那么它带来的危险性还将更大。在这种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愈大，则确定公正而明智的和平的问题，也就愈复杂。到那时，胜利者们的胃口很大，由于没有敌对力量来加以限制，加上观点和利益上的不同，那些过去的同盟者必然要产生矛盾。这种分歧的发展，势将愈来愈尖锐化，因为危险时期所必要的友谊，在危险消除以后可能转化为敌意，上一次战争中的盟友很容易在下一次战争中变成敌人。

这样又引出了一个更为深刻广泛的问题。在同盟者之间，特别是当他们的力量并不平衡的时候，通常都会出现摩擦。在漫长的历史中，正是这种摩擦导致了无数次武力兼并的尝试，比较强的国家总想吃掉比较弱的国家。可是，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兼并实际上导致一个国家争夺另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力。把小的集团合并到一个大的集团里面去，这是一种自然的倾向。然而，在使用武力加速这一过程时，最常见的结果则是那种建立广泛政治同盟的计划遭到破产。

此外，历史经验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说明只有几个国家联合起来，才能最可靠地保障获得真正的进步和自由。这对于理想家们来说，可能是要感到惋借的事情。实际上，要是几个国家的联合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那这种统一通常都会导致观念的规格化，从而有害于新思想的发展。如果这种统一是采取耍手腕或强力的办法实行的，那么，我要不客气他说，这种成员之间意见并不统一的“联合”，其崩溃将是必不可免的。

生活是在矛盾当中发展的。这些矛盾处在相互容忍并存的时候，可以激起真正的进步。它们所以能够容忍并存，是因为彼此都看到，如果不是相互迁就，和平共处，而企图一个压倒一个，那么其结果很快就会变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于能够激起进步的和平来说，最好的保障就是维持一种在力量平衡条件下构成的相互制约关系。无论在国内政治方面，还是国际关系方面，其原理看来都是一样的。

从国内政治方面来说，英国的两党制度，尽管在理论上似乎比其他各国政府制度的缺点要多，可是在实际上，它凭着悠久的历史即已表明了自己的优越性。从国际关系方面来说，只要“力量平衡”仍然存在，则一个较好的局面就能够得到维持。不过，对欧洲来说，“力量平衡”的局面总是容易遭到破坏的，因而常常导致战争。于是，产生了一种迫切的要求，希望找到一种能够巩固和平的正确方法：或者实行合并，或者实现联盟。联盟是一种较有希望的方法，因为在合作当中可能出现生气勃勃的情景。几个国家的合并，则容易产生权力的垄断局面，使政权落到某一个政治集团的手里。历史表明，任何的权力垄断，诚如艾登勋爵那句名言所指出的：“任何的权力都是可以贿买的，绝对的权力更可以绝对地被卖掉。”由于具有这种危险性，联盟的本身也就很难保证不出意外。因此，必须特别关注的是，要保持相互制约和力量平衡的关系，以便维护有限的统一。

以整个历史为背景来对大战略加以研究，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从实际来看，一般战略理论必须适应国家总的政治性质。应该看到，侵略性国家和非侵略性国家所追求的目的是各不相同的，因而它们在推行自己的政治时，所采取的手段(方法)也不会一样。

如果注意到了这种差别，那么很容易发现，上面第十九章所概略地阐述的纯粹战略理论，比较地适合于一个以征服为目的的国家。对于只求保全自己的国界，而且主要是保障自己的安全和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民族来说，他们要想推行这种战略理论，就必须加以相应的修改。侵略性国家的特点是不满足于现有的境况，它们总想以胜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而不惜冒巨大的危险去求战。非侵略性国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它们只要设法遏制侵略者，迫使其放弃征服意图，让对方相信“使枪弄剑是没有好处的”，这样也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它们的胜利，实际上就是打破侵略性国家的求胜计划。由于贪欲过度，侵略性国家往往会自讨苦吃，有时会把自己的力量用个干净，以致终于抵挡不住其他的敌人，或者由于过度的扩大和紧张，以致无法克服内部的危机。在战争中，因为自己弄得精疲力竭而失败的国家，其数量要比遭受外来攻击而失败的国家多得多。

通过上述因素的分析和衡量，马上就能明白，对于非侵略性国家来说，它所需要的战略，只是一种适应自己有限目的的战略。它可以采取最经济的办法，保障自己在现在和将来都能够抵御外来的侵略。从第一眼看来，防御是进行战争的最经济的办法。于是，就有可能导致一种长期进行阵地防御的思想，而历史的经验却警告我们，专门依靠这种方法则是十分危险的。节约兵力和求取胜利的最好方法，是结合使用防御行动和进攻行动，这种以高度机动性为基础的攻防行动，可以保障迅速实施强有力的反击。

东罗马帝国可以作为一个例证。那时，它采取的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战略。这种战略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制订出来的，是它的军事政策的基础。东罗马的寿命能够延续那么长的时间，采取这样一种战略恐怕是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事实。英国也是一个例证。从十六世纪以来，一直到整个十九世纪，它在各次战争中都是采取一种以海上实力为基础的战略，而且是本能多于理智的。在这个时期的战争中，英国的实力是随着国力的增长而不断提高的，而它的敌国却因为迫切希望夺得胜利，结果在战争中自己消耗了国力，因而一个一个地遭到了失败。仅凭这个事实，也足以证明这种战略的价值。

经过长期的破坏性战争，特别是三十年战争以后，交战各国因为相互消耗国力，最后都弄到了筋疲力竭的地步。于是，到了十八世纪，政治家们终于认识到，他们想要通过战争来达到目的的野心和欲望，不能不有所克制。由于有了这种认识，便产生了一种采取有限军事行动的趋势，也就是说，力图避免过多的损失，以免对战后的前途产生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如果交战双方都感到胜利渺茫，也就易于接受和平谈判。双方政治家们的野心和欲望，常常驱使他们背离目标而走得很远，等到和约缔结以后，他们不免会发现，自己的国家不仅没有比战前增强，反而遭到了削弱。不过，这些政治家总是知道悬崖勒马的，他们不会把国家弄到完全衰竭的地步。所以，最满意的和平解决，即使是对于较强的一方来说，都是通过和平谈判得来的，而不是采取决定性军事行动的结果。

这种对于战争规模有限的认识，一直都在不断发展，但是后来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阻挡。革命使一些新人物掌握着政权，他们在管理国家方面都是生手。法国的督政府和执政府，以及其继承人拿破仑，在连续20年的时间内，为了追逐一个持久的和平，竟一个接着一个地不断进行着战争。他们这种疯狂的追逐，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把法国的实力完全消耗光了，以致最后终不免于全面崩溃。

拿破仑帝国的崩溃，重新证明了原来教训的正确性。但由于拿破仑神话的回光返照，这个教训仍然笼罩着一层烟雾，以致模糊不清。这个教训后来又被人们忘记了，所以在1914至1918年的战争中又重复犯了错误。然而，即使经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痛苦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政治家们，也并没有变得聪明一些。

战争是一种违反理性的行为，是在谈判不能取得满意结果时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尽管如此，战争的实行还是要用理智来控制，只有这样，战争的目的才有可能达到。其所以如此，有以下几条理由：

一、战斗虽然是一种物理性的行为，可是其指导却是一种心理上的活动。你的战略愈高明，则取胜的机会愈多，所花的代价也就愈小。

二、相反，你毫无成效地浪费力量愈多，则战局可能逆转，使你所面临的危险也愈大。即使你终于取得胜利，但因力量消耗过大，在战后便将无力维护你的利益。

三、你所使用的方法愈是野蛮残酷，则敌人的复仇心也愈强烈，其抵抗自然就会坚决，因而你所要克服的抵抗力也愈大。因此，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比较理智的作法，还是避免采取极端的措施，以免更加促进敌国军民的团结，以免激发他们拥护其领袖的热忱。

四、你愈是顽强地使用征服手段来获得一个你所希望的和平条件，那你在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也就会愈来愈大，愈来愈多。

五、你在达到了军事目的以后，对战败国提出的要求愈多，则事后所引起的麻烦也就愈多，对方将会力图使用武力来改变你所奠定的局势。

力量，可以说是一个魔圈，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一个螺旋式的线圈。所以，对于力量的控制使用，必须要有极其审慎合理的计算。由此可见，如果战争已经违反理智而发动起来了，那么在斗争的各个阶段中，必须使理智重新恢复过来，即用理智来加以控制。

要想在战场上夺得胜利，战斗精神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对于这匹烈马，一定要把缰绳拉得很紧很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经常保持头脑冷静的人，比起那些盲目冲动之辈来，还是占有上风。对于那些盲目冲动之辈，必须经常加以控制。一个政治家更不能使自己的意志为感情所左右，不能使自己失去控制力。如果那样，他就不能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不能担负身系国家安危的重任。

所谓胜利，其真正的含义应该是在战后获得巩固的和平，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比战前有所改善。想要获得这样的胜利，办法可能是两条：或者速战速决，迅速取得战果；或者进行持久战，但要根据国家资源情况节约使用兵力。目的必须与手段相适应。如果夺取这种胜利的机会已经丧失，那么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决不会放过缔结和约的有利时机。和平，双方都因再无其他出路而缔造的和平，或者双方承认彼此还有实力的和平，比起那种已经两败俱伤之后而达到的和平来，实在要好得多。这也常常就是战后持久和平的基础。

为了维护和平而去冒战争的危险，这是具有理智的；为了求得胜利而不惜在战争中经受消耗的威胁，那是违背理智的。这个结论似乎与一般人的习惯相抵触，但却是早已被经验所证明了的。只有当你看到确有良好的机会取得良好的结果时，把战争继续打下去才有意义。这也就是说，只有看到和平的前景将来可以补偿人们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和痛苦时，战争才可以继续打下去。若对过去的经验加以深入研究，那就可以作出一个结论：参战的各个国家，如果能利用斗争中的喘息时机，采取谈判的方法来解决相互争执的问题，而不一定要把战争继续到夺得“胜利”，那么它们反而有可能更接近自己预期的目的。

历史证明，在许多的情况下，只有交战双方的政治家都对人们的心理有深刻的理解，并不断就和约的问题加以试探，才有可能缔结一个有利的和平条约。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政治家们好象是在国内进行党争和在家里吵架一样，每一方都害怕表现软弱而不肯让步。即使有一方终于愿意和解，但他们所使用的语言通常还是非常强硬的，因而仍使对方难以接受。其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是骄傲和固执的影响，人们有着一种虚假的感情；一部分则是误解，把这种本来是很平常的行动，当作是有意示弱的表现。实际上，另一方的让步可能正是它已经回复到具有合理思想的证明。这样一来，千载一时的谈和机会往往是溜走过去了，冲突继续发展下去，最后还是弄得两败俱伤。如果敌对双方都还要在一个天顶之下继续生活下去，那么长久地坚持争斗，实在是毫无利益可言。在现代化的战争中，这种情况当然要比国内党派斗争严重得多，因为工业发展以后，各国的命运都已经紧密联结在一起了，彼此休戚相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政治家的责任就更为重大，他们在追求“胜利的美景”时，万万不可忽视了战后巩固和平的前途问题。

当双方势均力敌，哪一方都不可能指望获胜的时候，一个政治家就应该学聪明一些，要有能力在战略上利用心理方面的因素。在战略上有一条简单粗浅的原则，这就是：当敌人占据着坚固的阵地，而要攻克这些阵地必须付出很大的牺牲时，你应该给他们留出一条撤退的道路，因为这是削弱敌人抵抗的一种最好的方法。这条原则同样地适用于政治和军事，特别应用于战争。为了夺得胜利，你有必要给敌人准备一架梯子，使他能够自动地走下去。

这里又可能产生一个问题：上述的结论，是针对所谓文明国家的战史进行研究而得出来的；它对于现时代所复活的纯粹掠夺性战争或宗教与掠夺混合一起的战争，是否也适用呢？前者的例子，有野蛮民族对罗马帝国的袭击，后者的例子，则如狂热的回教徒所发动的那些战争。在这种类型的战争中，任何一个通过谈判订立的和约都是极不可靠的。历史经验极其令人信服地证明，各个国家相互信任到什么程度，它们对于各自利益的相互促进也就达到什么程度。然而，有的国家可能并不重视道义上的义务，但倒重视物质上的力量，因而只要对方显示出极为强大的力量，就足以遏制它，使它不敢轻率挑战。这和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恰好是一样的。流氓或痞棍对于力量和他们差不多相等的对象，往往是不会轻易去挑衅的，而当他们遇着力量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则更加不敢妄动，他们这时的反抗态度，反倒不如一贯秉性善良的人那样坚决。

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国家，对于侵略成性的对手，如果想以收买的办法去对付，或者用现代流行的语言说，想以“安抚”的办法去应付，那实在是太天真了。因为这样只可能刺激他的贪婪胃口，你收买的价钱愈高，他的身价也就愈抬愈高。但是，侵略者毕竟欺软怕硬。由于迷信实力的作用，侵略性国家对于实力比自己雄厚的对手，总是有所畏惧的。这样就对侵略者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不过，那些不顾一切的宗教狂热者却是例外。宗教狂热不能与侵略成性混为一谈。

对于这种野蛮的敌人，固然很不容易同他们建立真正的和平关系，但是要引诱他们接受一种休战的状态，也并不是太难的事情。这样做，总比要想消灭他们少花巨大的力量，因为你要消灭他们，他们也会和所有其他人类一样，表现出顽强斗争的勇气。

历史提供了大量的例证，说明许多文明国家的失败，由于敌人入侵而造成者少，由于内部分裂和战争消耗实力而造成者多。长期拖延不决的状态，对于国家或个人来说，都是极其痛苦的。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有可能使他们走上自杀的途径。但是，与其为了“追逐胜利”而使力量消耗殆尽，倒不如拖延下去，因为比较起来后者还要好一些。此外，暂时休战也可以使自己获得恢复和发展实力的机会。当然，这样做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因而又会使国家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爱好和平的国家，也有可能使自己受到不必要的威胁。这是因为它们与侵略性的国家不同，一旦奋起进行战争，往往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因而更具有追求极端的趋势。侵略性国家进行战争，本是抱着一种征服别人的目的，一旦发现对方过于强大而难以战胜，它们常常会停止下来。只有那些被感情推动而不是为理智所驱使的战士，才会固执地坚持打到底。所以，这种人即使不遭到直接的失败，也常常是达不到自己的目的。要知道，蛮族人的士气只有在停战以后才能予以削弱，因为战争反而会提高他们的士气，好象火上浇油一样。

谢选骏指出：李德·哈特如果有点脑子，第二十二章《大战略》之后应该讲讲大战略与其之上的哲学与宗教，没曾想到，这家伙接下来却谈起了（第二十三章）《游击战》！可见冷战时期的游击战，给西方殖民者造成了多么巨大的心理创伤！从1776年美国独立到1975年葡萄殖民地独立（澳门除外），游击战始终是英国人的梦魇。同时也可以看出，李德哈特的视野高度不足。

【第二十三章 游击战】

第二十三章 《游击战》，涉及到共产党中国发家致富的政权隐私，而遭到了删除。否则，共产党控制的网站就要遭到关闭了。

【附录一：北非战役中的间接路线战略】

这是英军中东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多尔曼·史密斯少将于1942年从中东写给利德尔-哈特的一封长信。在1946年版的《间接路线战略》中，这封信曾作为该书的“前言”发表。

亲爱的巴泽尔：

我早已向你说过，在1940年和1942年，即在埃及的战事过程中，当我们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刻，你的思想曾有两次给我们带来了益处。1940年，在埃及的西迪巴腊尼地区；击毁敌人格拉齐安尼集团军和打退其第一次入侵的进攻计划，就是使用你的间接路线战略的一个最好例证。1942年7月，在阿拉曼地区粉碎隆美尔进攻的计划，虽然是采取防御战略和战术行动而达到的目的，但也是以你的间接路线思想作为基础。很久以前，我就想把发生的故事详细告诉你。在这封信里你可以看到，每当我们忽视你的间接路线原则时，就不免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1940年9月，我在印度卸掉了军事训练总监的职务，被调往中东，在新组建的中东参谋大学担任校长。10月初，格拉齐安尼集团军在西迪巴腊尼附近被阻住的时候，我也到了西沙漠的前线，同阿康诺尔的部队在一起生活了2个星期。尽管格拉齐安尼在陆上和空中都拥有优势，但阿康诺尔还是研究了转入反攻的可能性。我们讨论了格拉齐安尼在兵力部署上的弱点，以及从大斜坡地区的南面作广泛机动的可能性。进行这个机动的目的，是想在艾萨鲁玛(位于西迪巴腊尼以西75公里)和哈尔法附近的敌军后方构成一个你所说的“战略性屏障”，或者是在西迪巴腊尼地区实行一个反突击。最后由于运输工具的困难，终于不得不采取了第二种方案。

当时，中东地区的空军本来就比较弱小，但其中的一部分又被抽调到希腊去了。这样就使进攻的开始时间不得不向后拖延。直到1940年11月21日，魏维尔才又再次派我到西沙漠的英军司令部去。在那里，印军第4师正拟对一个设防的沙漠营地进行一次试验性的进攻。因为在西迪巴腊尼以南的防线上，意大利军正好有这样一个设防营地。于是，阿康诺尔希望我个人发表一点公平合理的意见。这个试验性的攻击，可以说是一场排演练习。它采取的是纯粹的正面进攻方式，一定要沿着敌人完全能够预料的方向前进，并且要直接穿过雷区，而在当时，我们还没有任何的扫雷工具。在时间方面，还必须使我们的炮兵在日出之后有4个小时的试射准备时间。这当然是很危险的，因为在这个间隙时间内，我们的攻击部队将被迫在敌人优势空军的袭击之下进行卧伏。总而言之，这种方法虽然与官方的指示不相违背但却与当时的战术情况完全不相适应。所以，这样的进攻毫无疑问是不会不失败的。那天夜里，阿康诺尔、格罗威和我三个人，经过讨论之后，制定了一种非常不合正统，但却具有明显的间接路线性质的作战方法。我们把自己的结论写成为一篇报告，题目就叫做《对于沙漠营地的攻击方法》。这个文件后来成了进行沙漠作战的指南，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文件的基本精神，无论是作战方向和方法的选择；或者，是时间的计算，以及精神因素的估量，都完全是应用你的“间接路线”原理。

 1940年12月8日，我们开始进军，逐步接近敌人。就在这个夜间，我们把部队集结在尼拜瓦以南地区，即在敌人前线营地的南端，靠近了这个营地与索法费营地之间的一条通路。这两个营地正好掩护着从南方折转回来的意军翼侧。12月9日拂晓时，集团军的1个坦克营(由第7皇家坦克团中抽调出来的)，以及印军第4师的一部分摩托化部队，开始从后方发起了攻击，并很快占领了尼拜瓦营地。尔后，他们开始向图马尔前进，也从后方夺取了这个地方。这一次，我们改变了长时间地进行炮兵试射的作法，后来的炮火支援，完全是在没有进行试射的情况下完成的。72门火炮用猛烈的火力轰击着意大利军的营地，配合从正面进攻的坦克实行冲击。我们对于炮兵感到非常满意，把炮兵火力称之为：“打击士气的火力”，而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此时，第7装甲师已经迅速地穿过了通路，一直向西突进，前出到了敌人前进地域的后方，从而隔断了他们与增援部队的联系，遮断了他们往塞卢姆撤退的道路。这样在战术上结合使用间接路线的行动，彻底打乱了敌人的防御体系。于是，敌人的抵抗开始崩溃。我们在大斜坡地区的东面，把意大利军的大部分都包围起来了。尽管敌人在数量上拥有优势，而且还掌握着制空权，但我们所受的损失却是很少的。因此，魏维尔有一次在信中对我说：“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一点原则，当然是有危险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这一点让步，那就谁也很难赢得一场会战。”

在这次发动进攻的过程中，有一件颇有趣味的事情：由于运输工具的奇缺，阿康诺尔不得不在前哨的机动地区之内，即在格拉齐安尼的鼻子底下，屯积饮水和弹药，以供2个昼夜的需用。如果在这个时限以内不能成功地结束战斗行动，那么由于饮水的缺乏，就只好实行撤退，同时还要利用输送补给用品的车辆来运送步兵。我想，任何一个英国指挥官，甚至于除了俄国人以外的欧洲大陆的指挥官，谁也不会象阿康诺尔那样，竟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发动进攻。而且，阿康诺尔还在贝达富姆做了第2次这样的进攻。阿康诺尔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善于计算，长于运用间接路线原则，因而也是一个很危险的对手。

 1941年1月，当我军前进到昔兰尼加的东部地区以后，我编写了一份夺占巴尔迪亚和托卜鲁克的作战情况报告。阿康诺尔把他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告诉了我。于是，我参加制定了实施迂回机动的计划，并且获得了随同第7装甲师对贝达富姆实行迂回的机会。由于采取了这个机动，我们把班加西以南敌军残部的退路给切断了，使他们不能向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实行撤退。

毫无疑问，从1940年12月到1941年2月，阿康诺尔的作战行动，无论从战略上来说，还是从战术上来说，正是运用你的间接路线理论的杰出例证。西迪巴腊尼附近的作战，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尔后一系列的光辉行动，直到最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贝达富姆结束战斗——这一切都是间接路线取胜的直接证据。请你记住，我的心灵在很早以前即已充满了你从历史经验中所蒸馏出来的精华，而在这个精华里面又充满了你自己的军事哲学。最使人感到惊奇的是，我们所有这些作战都把你的理论完全现实地表现出来了。阿康诺尔确是第一流的指挥官，严格说来，可以算是这次大战中英军野战部队的唯一领导者，他能够“在开阔平坦的原野上打死狐狸”。

 1941年年底，我才收到了你再版的权威经典著作《间接路线战略》，那是你在夏天里寄赠给我的。在以后的5个月当中，我曾经一读再读，进行了反复的研究。这本书又唤起了我对于战略原理的再认识。用北非战役的事实来作为你的理论的印证，结果使它的意义更为明显了。

 1941年春天，隆美尔粉墨登场，突然出现在北非战场上。于是，间接路线变成了对付我们的武器。我们这支兵力不大而装备也差的部队，仓皇地退向了托卜鲁克，算是勉勉强强地避免了覆灭的命运。令人遗憾，就在这个时候，阿康诺尔和我们分开了。当时，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以4个半旅的兵力在托卜鲁克以南45公里处进行防御，以便从隆美尔手中夺回使用间接路线的武器。不过，这么一点兵力对于组织防御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但这却是我们在北非所拥有的全部力量。这一个勇敢的行动阻止住了隆美尔的进逼。在整个夏秋两季，他们都感到了兵力的不足，只能够一方面在托卜鲁克围攻着我们，一方面在塞卢姆扼守着自己的阵地，阻止我们从陆上去救援托卜鲁克。这个坚守托卜鲁克的决定，是由于丘吉尔和魏维尔的坚持才作出的。1941年4月10日，我飞往托卜鲁克，给莫希德传达了坚守该城的命令。

 1941年6月，我们向埃及边境发动了进攻。尽管当时的形势很适于广泛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但是我们的行动却偏偏是正面进攻，结果当然毫无成效。同样，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我们从巴勒斯坦向叙利亚(当时在法国维希政府的控制之下)的进攻，即直接而明显的进攻，曾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如果不是后来从伊拉克的北部进行了迂回，打击了敌人东面侧翼这个要害点，几乎就要失败。那个迂回的进攻行动，证明了攻击敌人后方的正确性。所有这些作战，又证明了你的理论正确。

 1941年6月，中东地区换了指挥官，奥钦列克由印度调来，奉命改组和整顿这支已经在非洲西沙漠中丧失了元气的部队，准备再次向昔兰巴加地区的轴心国军发动进攻；从这时起，原来在西沙漠的部队，就改编成了第8集团军。托卜鲁克仍然被敌军围困着，隆美尔正在逐步集中兵力，准备对城防的薄弱地段实行一次决定性的打击。11月，赶在隆美尔尚未作好攻击托卜鲁克的准备之前，我们先发制人地向他发动了进攻。这次作战的代号称为“十字军”。战略企图是非常理智的。它使集团军司令孔尼汉处在一个有利的战略形势下：首先，他拥有一条有利的作战线，这条线从马达里拉附近隐藏在沙漠中的补给基地发端，一直伸到北方；其次，他可以从两个目标中任意选择一个，或者攻击围攻托卜鲁克的敌军后方，或者攻击其防守边界的部队。从另一方面来说，隆美尔的处境却是非常恶劣，其兵力配置的态势；对他极为不利：不仅背靠着大海，而且被迫两面招架，既要围攻托卜鲁克，又要防守哈尔法亚地域的阵地，因而其纵深非常短浅。我们的进军是从马达里拉开始的，迫使德国人在一个与其交通线成直角的形势下对我作战。尽管形势对我极为有利，但还是未能把隆美尔的部队击毁。这是因为我们的作战计划在战术方面不够完善。当时设想，要以我们的装甲部队把隆美尔的坦克兵力引出来，用战斗拖住他们，尔后再去进攻托卜鲁克附近的敌军，或进攻防守边界地区的敌军。这个行动虽然能在相当程度上对隆美尔产生战略突袭作用；可是，他却仗着自己的技术兵器比较优越，较好地组织了坦克部队和其他兵种之间的协同动作，从而一开始就使我们在战术方面遭到了失败。结果便形成了一场苦战，直到最后，英军才算是击败了德军的反击。总的战斗行动，分散成了各个部队的单独活动。对于经由比尔哥比和阿德姆(托卜鲁克以南)的间接路线行动，李特奇曾经迟迟未予采取，因而使隆美尔获得了一个机会，仅仅牺牲他部署在埃及边界和巴尔迪亚的部队，而把自己的主力有秩序地撤退到了阿盖拉地区。

此后，我们又完全忘记了间接路线的原理。隆美尔不久便从阿盖拉出击，进攻我军分布在辽阔地面上的各个部队，结果又使我们仓皇地溃败了。有一次，他居然突进到姆苏斯，同时威胁到班加西和梅基利(托卜鲁克以西160公里)，竟使李特奇处于左右为难的困境。从这里再往后退，李特奇几乎是一溃千里，回到了托卜鲁克，最后总算是在加扎拉-比尔哈凯姆(在托卜鲁克西南75公里)这条线上站住了脚跟。1942年，从2月到5月，第8集团军一直扼守着这一条防线，在那里休整以恢复元气。在此同时，隆美尔则稳占着杰布尔阿克达尔之线，准备作进一步的进攻。就在这个时候，我到达第8集团军的前线进行视察。于是，开始考虑现代集团军的作战部署问题。我想到，他们的部署几乎和格拉齐安尼部队在西迪巴腊尼的部署一样，其缺点差不多是相同的。这就是说，李特奇重复着别人以前犯过的错误。其兵力的配置，不仅纵深短浅，缺乏灵活性，而且各个兵力不大的支队彼此相距很远，不能及时进行战术上的支援。所以，其失败是无可幸免的。

在这里，我们又要提到在沙漠中作战的一个最复杂的大问题，即正面与纵深的关系问题。究竟正面的宽度与前进部队和预备队配置深度应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在沙漠中，机械化部队有进行机动的巨大自由，但由于补给方面的困难，野战部队的规模必然要受到限制。所以，一支进行防御的军队，很容易遭到来自侧翼的迂回包围。为了预防这种危险，部队在沙漠中作战时，总是力图扩大其正面，这样就有害于防御的纵深和预备队的使用。可是，对于这个问题，始终都没有正确解决过。当一支军队的机动部队很少而且没有足够的坦克兵力时，或者当指挥官们考虑不到沙漠作战的特点时，上述的趋势就表现得特别的明显。1942年秋天，隆美尔本人即曾犯过这种错误。在7月份的作战中，他过分地延伸了作战正面，使自己的南面侧翼达到了卡塔拉洼地；因此，当蒙哥马利发动进攻时，他的防御就没有多大的纵深。

格拉齐安尼和李特奇所遭到的失败说明，他们没有遵循战略上的一条基本原则：当敌人前进到了你的后方或者正好改变了战役态势的时候，为了能把部队调到新的方向去作战而不致受到削弱，必须避免使部队发生混乱和士气受到打击。所以，在配置兵力的时候，应当深思熟虑，要防止敌人向后方前进的行动在战略范围内构成间接路线。这也就是说，实施防御的军队必须在自己的两翼和后方都构成坚固的防御，其强度应同正面的防御不相上下。进行防御，不仅要能阻住敌人的进攻，而且要能创造条件实施反击，只有这样的防御才是有效的防御。

担任防御的部队究竟如何配置自己的兵力呢？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作线式的配置，同时控制着快速的预备队；二是作环形的配置，这也是一种线式配置，只不过其后方封闭在圆圈内，可以称之为“刺猬”形配置；三是作棋盘格子式的配置，也就是组织许多的抵抗枢纽。这些抵抗枢纽之间的距离应该适度，以便于使用预备队和彼此能用火炮及时进行支援。所以，抵抗枢纽的配置要保证至少有75%的机动兵器能够及时向遭受袭击的任何一点实施集中，而且其速度应该抢在敌人之前，务使敌人不能摧毁抵抗据点。这就是说，应该在一定的程度上放弃在一个师的防御地带内进行硬性防御的思想，可是，我们的野战条令却一直坚持着这种传统的观念。根据条令精神，我们的指挥官们都倾向于这样一种认识：如果在一个地带内必须把几个师配置在一条线上，那么它们的注意力只须放在自己的防御正面上就够了，即使须对左右友邻进行某种支援，也要首先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于第一梯队中遭敌攻击的师的增援，对于防御地带的后方的掩护，通常都是由预备队来担任的。以小型兵力在开阔的地形上进行防御，其困难是很大的。这时，防御者必然要过分延伸自己的正面，因而不可能构成足够的纵深防御，也无法留出较多的预备队。就人员数量、正面宽度和机动性来说，如果不是退回到滑铁卢时代的标准，那就必然会感到纵深和预备队的缺乏。

把罗马“军团”的配置方式加以现代化，看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这样，一个集团军在进行防御时，可以把部队分开配置在许多的点上，各个地点的横直距离，大体上可以各达9公里。在每一个地点，都应留置相当数量的炮兵和步兵；其余的炮兵、步兵和装甲兵，则作为预备队，可以在防御地带内自由调动，或者集中起来用去支援遭受威胁的地点，或者用来打击企图对我进行迂回的敌军翼侧和后方。一个集团军如果拥有4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军的兵力，那它即可能防守一个横宽40公里，纵深30公里的矩形地带。这样的战役布势，可以保障各个单位之间的互相支援，而装甲军的装甲坦克部队，则可用来充当预备队。飞机场应该配置在阵地的后方，由地面部队加以掩护。在这个矩形地带的两个外侧，应该配置一些轻型的快速部队，并使他们拥有自己独立的补给维修地域。至于重型装甲部队，则应配置在比较靠后一些的位置上，但仍要在防御据点的炮火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这样进行部署，从总的要求来说，就是要使整个防御体系具有灵活性。在开阔的地形上，每一个“军团”的各个抵抗“枢纽”都应该占据高地，以便于观察四周的情况和控制周围的地形。如果地形起伏而又道路纵横，那么抵抗枢纽应选在道路的交叉点处。总之，整个防御应该是机动灵活的，而且又是坚固的。

第8集团军在托卜鲁克以南的部署，当时要是符合上述要求，那隆美尔一定要遭到失败。可是，正如前面所说，第8集团军实际上是一线式展开的，分布很宽，敌人只要按照传统的方式实施突击，它便很可能被击溃。1942年5月27日，隆美尔正是这样实施进攻的。他的计划是：把意大利“非洲”集团军的大部分坦克部队用在正面，控制着李特奇的正面，而以数量较少的德国非洲军，和一些比较优秀的意军，绕过自由法国部队在比尔哈凯姆的守备区，插到阿德姆与莱特斯里德(武士桥)之间，直接打击着李特奇最薄弱的防御地段。尽管最初的一次攻击未能完全成功，但隆美尔还是把李特奇打败了，使英军发生了瘫痪现象，因而为其下一步行动创造了条件。接着，他首先消灭了第50师中陷于孤立的1个旅，进一步夺占了自由法国部队在比尔哈凯姆的一些阵地，从而保障了自己后方的安全。尔后，他连续击退了英军的几次正面反冲击，使英国方面遭到了重大损失，继而使向阿德姆方向发动了新的进攻。这次进攻又使李特奇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它同时威胁着2个目标，既威胁着格查拉防卫部队的后方，又威胁着托卜鲁克的正东面地区，而那里正是我们铁路卸货的终点站，而且有许多野战仓库。这个威胁对英军集团军司令产生了颇大的震撼，使他把第8集团军的一半以上的兵力都撤向了埃及边界。这样，留在托卜鲁克的兵力也就有限了，而且缺乏攻击机的掩护，以致终于没有逃脱被消灭的厄运。

在这次作战中，隆美尔在运用间接路线原则方面，显出了高超的技巧。当时，德军的兵力并不多，总共只有2个坦克旅和4个机械化步兵旅。隆美尔就是靠着这少量的兵力，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把李特奇的整整一个第8集团军给彻底打败了。他把大量的意大利部队用在正面，不过也很难把他们用到其他地方去。

 1942年6月25日，奥钦列克只好直接取代李特奇，亲自出马去指挥西沙漠的作战。我伴随奥钦列克来到了第8集团军司令部。隆美尔曾想切断第8集团军撤向埃及的退路，但是该集团军的残部摆脱了敌人，撤退到了马特鲁这个交通枢纽点上。奥钦列克的到达，给斗争带来了新气象。他把剩下来的全部兵力和兵器都展开在马特鲁与普尔西亚之间。作为总司令，他有权作出比较广泛的战略性决定，从而最大限度地把兵力集中起来，以应付当前的危急局面。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应在哪里迎击敌人？或者是在马特鲁附近，或者继续向东撤退。马特鲁地区的防御阵地，向来有着坚强无敌的美名，所以初看起来正是很合理想的战场。可是，如果真要守住马特鲁，则必须有一支足够强大的装甲部队，以阻止敌人从沙漠中绕道通过。假使没有这样一支兵力，则马特鲁和巴古希的防御阵地，最后都会变成缺水的集中营，敌人完全可以从旁边一扫而过，直接向尼罗河三角洲进犯。

在前期的作战当申，我军装甲坦克部队的大部分都损失掉了。因此，总司令只好决定在马鲁特以南地区采取迟滞行动，减慢敌人的前进速度，借此争取时间，以便在阿拉曼附近组织起坚固的防御，预计在那里进行“保卫埃及之战”。不过，除了这个原则性的决定以外，他还作出了另外两个决定，力图以此转变整个战局的进程。这样一来，就使他的行动自然地具有了间接路线的价值。第一个决定是，在集团军范围内集中控制所有的炮兵，而在此以前，所有的炮兵都是以团为建制地分散配属给了各野战步兵旅。第二个决定是，放弃过去在阿拉曼与卡塔拉洼地之间的预设阵地，因为那些工事分布得太宽广，已经不再适合于他所要进行的战斗的方式。这后一个决定，在当时使敌人感到很大的困惑。于是，德军也尽量沿着正面分布自己的兵力，致使他们非机械化步兵的防地变成了很薄弱的环节。

我想，历史已经提供了证明。在1942年6-7月间，奥钦列克对于第8集团军的指挥活动，不仅拯救了盟军，使他们不再遭受进一步的惨败，而且更使今后研究军事学术的人，对于间接路线的运用也获得了一个典型的例证；尽管他的战略不能不采取守势，但是他的战术行动却处处都是进攻性的。他把残存兵力撤到阿拉曼以后，首先关心的事情就是阻止隆美尔沿着海岸向亚历山大港的急速进军。在7月1日至3日，轴心国军队向阿拉曼以南的阵地实施攻击，但他们所遭遇的都是猛烈的炮火和空中的轰炸。我们的防线从阿拉曼一直延伸到外萨特山地，具有很大的弹性。这条防线的本身构造也是颇不平凡的，在那里步兵和炮兵居然混合在一起，比肩作战。实际上，这条弹性防线的基础是25磅的火炮，它们由紧密相邻的步兵进行掩护，并以我们尚存的一些坦克担负支援任务。面对着我们这样一道防线，德军的非洲军居然也为之失色。他们无法攻克这道防线，到了7月3日，终于停止了进攻。

这时，奥钦列克毫不犹豫地决定转入反攻。他以高特指挥的左翼兵力，其中包括了新西兰师的机动部队和第7摩托化旅，向隆美尔的右翼部队实施攻击。当时，这支敌军正好处在海岸与卡塔拉洼地之间的路途中。这个反攻使意大利的“阿里提”师遭受了惨重损失。为了挽救危局，隆美尔决定把他的大多数德国部队都调到右翼方面来，并且一直向卡塔拉洼地伸展，而让他的左翼完全由意军部队去防守。7月10日，莫希德指挥的澳军第9师发起进攻，隆美尔靠着克里特岛空运来的部队的支援，才勉强地逃过了溃败的命运。接着，他又把那些疲惫不堪的德国部队从右翼撤到了北面。此后，奥钦列克又发动了第三次攻击。这一次使用的是新西兰师，攻击的是隆美尔防线上中央部位的意大利部队。

奥钦列克实施了这样三次计划良好的攻击以后，意大利军队士气低落，几乎完全瓦解，这就迫使隆美尔不得不把他的德国非洲军分散展开，散布到从海岸至卡塔拉洼地之间长约60公里的防线上，以便加强意大利军的抵抗力。这样一来，隆美尔坦克集团军中最有战斗力的一个因素，即所谓的“非洲军”，也就完全丧失了机动性能。

到了1942年的7月中旬，轴心国军想要突入埃及内地的企图，也就完全破产了。从此以后，由于战斗和疾病的缘故，敌人的死伤增多，损失一天比一天加大。他们在这个开阔的沙漠中，据守着一条长达60公里的防线，不断地遭到我方强大空军的无情轰炸，以及300多门野战炮的集中轰击。隆美尔进攻尼罗河三角洲的计划彻底破灭了。自从他到达阿拉曼防线以后，其部队的被俘人员总数，已达9千人之多。但是，隆美尔这时还有相当雄厚的恢复能力。因此，有必要大大增强埃及的防御能力，提高第8集团军的现有地位。一旦隆美尔再次发起进攻，就可以将他彻底打败。如果由于情况所迫，他不得不实行撤退，以摆脱这条完全暴露而且过于伸长的防线，那就可以对他实行追击。不过，就隆美尔的个性来说，要使他走上这一步，可能性似乎是很小的。

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在海岸与外萨特山山脊之间的开阔地区，大力加强第8集团军的地位。他们阵地的南翼，是完全暴露着的。而且在这些战役中，我们已经两次看到，配置在这个沙漠中的部队，是很容易被较小兵力所击毁的。

奥钦列克面临的问题，是要使第8集团军的翼侧不再受隆美尔的威胁。他所采取的办法，也就是我前面说明了的那种理论。放弃了1941年构筑的那些已不合用的阵地以后，他立即在第8集团军的后方，在离防御前沿不太深远的地方，构筑了一道新的防线。这道防线延伸到了外萨特山山脊南面一点，距离约32公里，是由支撑点(抵抗枢纽)构成的。这些支撑点布成了一个棋盘阵，每个据点横直相距都是9公里，各由1个25磅炮的炮兵连和2个步兵营协同防守。1个师有3个步兵旅，每个旅负责一个防区，其中有3个这样的支撑点。没有一个据点是孤立的，所有这些据点都可以相互支援。

然而，这些据点只不过是构成了一个骨架子。凡是不负责防守某一据点的部队，可以在这个棋盘中自由作战；他们配置在各个中间地点，统归奥钦列克指挥，可以根据情况需要随时调往别处，因而前后左右都可应付自如。在这个大棋盘上，还设置了地雷场和地雷带，其设置原则是，使它们既不能妨碍己方的反击，也不会为敌方所利用。一支军队若作如此部署，则他们的正面可视情况需要随时加以转换，而且不致丧失自己的稳定性。这样每一个单位都不会再有孤立作战的危险，他们能够互相进行支援，而高级指挥官也不会因为担心后方受攻击而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过去格拉齐安尼和李特奇的失败，都是由于这个缘故。奥钦列克的司令部处在这个棋盘防御体系之中。但是，仅有此种改变还是不够的。如果敌人对这个防区的一翼或两翼实施进攻，那么他可能采取内外两侧夹击的方式。所以，奥钦列克准备使用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从东南面对于这种行动实行反击。他的这个计划，可以说是从三个方面运用了间接路线：为了以间接的方式抗击敌人的进攻而设计了棋盘式的据点；散处防御地带内的部队可以箝制进攻的敌人；重型坦克集团和机动的轻型坦克集团可对进攻敌军的侧翼或后方实施突击。

在第8集团军尚未获得国内运来的增援部队和补充物资以前，隆美尔即使能把我们从阿拉曼-外萨特山棋盘防区逐出来，也绝不至于把我们打垮。因为在建设阿拉曼防线的同时，我们即在它的东面地区开始构筑第二道防线，以防阿拉曼阵地的丧失。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还在亚历山大港地区进行了防御部署，其防御工事已经延伸到了安里亚(亚历山大港西南23公里)的沙漠地带和尼罗河的东面。拉特鲁乾河的障碍物也已用来作为一个防区的基础。在开罗以西，尼罗河河谷地区的防御工事，已经延伸到了法荣河一线，并且准备在马地附近以及以南地区作横跨尼罗河的架桥准备。这些防御工事给第8集团军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当它在隆美尔的压迫下不得不从阿拉曼阵地撤退时，它仍可以实行有秩序的退却，并且可以随时从两个方向去威胁敌军的侧翼。

 1942年8月6日，魏维尔在访问第8集团军离去之前，曾经对我说：“你们这种部署是非常有利的。采取这样的防御方式，当然可以作正面的撤退，以来引诱敌军，使他们自投罗网。你们有过这种打算吗？”事实上，我们的确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并且认为这种观念是很有成功希望的。

对于军事科学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幸，因为第8集团军的这种防御布势，竟没有经受实战考验的机会。等到隆美尔在9月间再次发动进攻时，第8集团军已经获得了补充，无论在人员数量方面，还是在火力和装甲武器方面，都已超过了德军，因此，当德军向我们棋盘方阵的南翼进攻时，立即遭到了我方预备队的反击。他们损失了60多辆坦克，结果一无所获。从总的进展情况来看，战斗局势是按照奥钦列克的计划发展的。隆美尔终于丧失了主动权。这次的成功，可以说完全是奥钦列克的胜利；其他指挥官们只不过由于他的远见而受到实惠罢了。当然，也不能因此而降低了司令官的功绩。隆美尔的败局虽然早在7月就已经决定了，但是直到10月，当蒙哥马利发起反攻时，才真正获得了奥钦列克所开创的这场胜利。这次阿拉曼防御部署所发挥的间接路线和攻势防御精神，在你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得到理论的根据。

在这次战争中，我们驻中东的部队曾经有两次经受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当时，如果处置失当，则情况将是另一个样子，部队的命运也就很难设想。第一次发生在西迪巴腊尼的进攻战中，第二次则是保卫埃及的防御战。如果说，阿康诺尔在西迪巴腊尼不能取胜，奥钦列克直接指挥第8集团军时在阿拉曼地区遭到失败，那么，轴心国的部队将会占领埃及和中东。那样的话，战争的历史可能会完全改观。任何一个将军，当他处于奥钦列克的地位并面临如此严重的危局时，恐怕很难象奥钦列克那样表现出冷静和明智。在军事学术史上，无论是攻还是守，恐怕很难找到这样完整的例证，以来说明间接路线的妙用。很明显，阿康诺尔和奥钦列克所以作出这种决定，你著作中的思想，对于他们是有影响的。1942年的局势最后能够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其主要原因看来就在于此。坦率地说，而且我也曾多次指出过了，事情正是这样。当然，这并不是说，阿康诺尔和奥钦列克，以及其他任何一位优秀的将军，都是照着书本来打仗的。但这却可以说明，他们是系统地研究过战争理论的，而且不仅平时研究，战时也在研究。从这一连串战役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采用间接路线的战役，几乎都能赢得胜利。由此便能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司令官决不应该忽视间接路线原则。当然也有例外。当地面兵器、机动力和空军力量方面拥有绝对优势时，或许可以不用这一原则。我还要指出一个情况，在加扎拉的隆美尔，和在西迪巴腊尼的阿康诺尔，都曾是没有空中优势的。所以，尽管空中优势能发挥巨大威力，但它还是不能补救地面指挥官的无能。

凡是头脑清醒的读者都知道，在你的这本书里是找不到包打胜仗的现成答案的。不过，他们却可以从中找到一把解决战争问题的钥匙——这就是采用间接路线的作战方法。这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工具，但是却只有头脑精明而又没有保守思想的人才可能使用它。换句话说，只有视野广阔的军人才能用它。人们也许会问：这是否适用于今天的战争呢？应该说，对于怎样进行战争，不可能有一条固定而现成的规律。只有具体地判明情况，正确地估价各种行动方法的利弊，才能找出最好的间接路线形式，从而在心理方面和物理方面剥夺敌人的行动自由。在某种情况下，这可能与破坏敌人的补给有关，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在于保证各种火器充分发扬威力。是实行攻击，还是采取防御，要根据间接路线的要求来确定。在战略性的防御中，可能要采取某些进攻性的行动。而战略性的进攻，有时就是从战术防御开始起来的。在这里，头脑的判断力具有重大意义。摆脱各种陈规陋俗，常常可以达到进攻的目的。总想进行防御，即使力量相当雄厚，也是一种失败情绪的表现。采取间接路线的目的，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摧毁敌人的士气。有的，这个目的就只是在心理上瓦解敌军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取胜的程度如何，取决于积极行动的一方在采取行动过程中究竟有多大的自由权。为了达到最终的目的，必须经常考虑到下一个突击的行动方向。然而，决不可能预先准备好一套方案，不能坐待间接路线形式自行到来。这一切的一切是没有成规可循的，运用之妙只是存乎一心而已。

所以，已经用不着再多说了。为了夺得胜利，在军事活动的各个领域中，首先需要的是健全的理智，严密的逻辑和摒弃一切俗套的能力。对于负责独当一面而需要自己作出决定的指挥官来说，这后一种素质是特别宝贵的。毫无疑问，间接路线原则是赢得战争胜利的一种工具。

永远忠于你的 艾利克 1942年10月

谢选骏指出：“间接路线原则是赢得战争胜利的一种工具”，那么，“赢得战争胜利”又是什么的工具呢？是国家的工具吗？显然不是。在我看来，国家都只是哲学和宗教的工具。用我的话来说，“思想主权创造了国家主权。”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西方国家之所以步步败落，就是因为日甚一日地丧失了自己的哲学和宗教。

【附录二：1948年阿以战争的战略分析】

作战经过概述

一、“十瘟”战役(1948年10月15日至21日)

二、“撞击”战役(1948年12月22日至1949年1月7日)

三、“希南”战役(1948年10月28日至30日)

这是一篇节译文章。作者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扬丁将军。文章刊登在1949年9月的《军营》杂志上，其中对于间接路线的运用，颇有详尽说明。

战略计划的任务，必须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战术计划也是一样，只不过范围狭小一些而已。一方面，要竭尽全力去阻挠敌军，使它不能根据作战的基本原则采取行动；另一方面，要使我军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原则，以便更好地达到我们的目的。因此，负责制定我军作战计划的人，必须估计到敌人可能运用的所有各项原则。

现在就来看看，敌人可能运用哪些原则，为了对付这些原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情。这些就是：

突然性的原则——为了对付它，必须使各级侦察机关不断地进行活动；

目标合理的原则——为了对付它，可以使用战术性的佯动，采取战略性的、心理上的和政治上的攻势；

节约兵力的原则——为了对付它，可以袭击后方的交通线和仓库，以此牵制敌军的兵力，迫使敌人分兵作战；

协同动作的原则——为了对付它，必须打击敌军的指挥渠道；

集中的原则——为了对付它，可以采取佯攻和空中袭击的办法，以便把敌军割裂开来；

保障安全的原则——为了对付它，必须综合采取上述各项原则，以及其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将在下面谈到；

进攻精神的原则——为了对付它，就须自己发挥进攻精神；

机动性的原则——为了对付它，可以采取破坏交通线的办法。

至于谈到我们自己的行动计划，那么其着眼点必须是：保证达到政府对于战争每一阶段所规定的军事政治目的；同时要使主要行动与次要行动和佯攻活动配合起来。但是必须经常记住：一个计划的基础，应该是尽量发挥作战原则的效用，要尽量做到，在战斗尚未开始以前，一场会战的命运即在战略方面预先作了决定，或者退一步说，至少应在会战过程中为自己创造最有利的取胜条件。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完美战略计划的秘密所在。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血液是胜利的代价。”现在看来，这个观点已经过时了。

从正面实施战术性进攻的日子，正在逐步变成传说。现在出现了一种战术艺术，其主要任务在于进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关于这种方法在战略方面是否适用的问题，将领们还在进行争辨。当然，这种方法在战役上也是完全适用的，只不过它是采取另外一种形式来加以运用罢了。毫无疑问，间接路线战略是一种唯一健全合理的战略。关于间接路线战略，以及间接路线在战略上的应用问题，利德尔-哈特上尉在其著作中进行过卓越的论述。他说明，战略方面的间接路线内容，要比战术方面广泛和复杂得多。为使作战原则有利于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运用战略性的间接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在战斗开始之前即预先决定战斗的结局，使其有利于已方。而要作到这一步，必须首先完成下述三个任务：

一、切断敌人的交通线，阻止其预备队的开进和物资补给的前送；

二、遮断敌人的退却道路，以此摧毁他们的抵抗意志和瓦解其士气；

三、打击敌人的指挥机关，剥夺其司令部有效指挥部队的能力。

这三项任务的重要性，可以借用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来表示。他说：“军事学术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使自己成为交通线的主人。”

完成了这三项任务，就为实现战略的基本使命创造了条件。利德尔-哈特在分析战略的目的和战略家的责任时，曾经作过确切的说明：“战略的真正目的并非要寻找一场会战，而在于寻找一种有利的战略形势，即令这种形势本身并不能产生决定性的结果，但在这种形势之下继之以一场会战，就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

要想获得这种具有决定性的战略形势，最主要的手段是完成上述三项任务，以求涣散敌军的组织。如能作到这一步，一般说来，就有可能瓦解敌军，或在战斗中打垮敌军。从另一角度来说，为完成这些任务而拟制计划时，又必须考虑到政治的因素，因为政治因素对于完成任务的方法是有影响的。举例来说，在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封锁他们的后退道路时，如果执行任务的地点离敌人的主力愈近，那么我方采取行动也就愈快。或者用另一种说法，对敌人浅近的后方实施攻击，则其效果的反映就快；对其深远后方实施突击，则其效果不会那样迅速得到反映，但其影响却会增大。因此，在制订计划时，必须考虑到作战所需的时间因素。在我们去年的战争中，由于性质的特殊，有一种“人为的原因”，即联合国不断进行干涉，时间因素却受到了限制。所以，在拟订计划时，不得不选择快速取胜的路线，而且宁愿放弃更大的效果。关于这一点，我们要在下面进行详细的说明。

关于目标的合理性问题，还要补充几句话。目标，一定要提得单纯，但是达到目标的方法，则应该有多种多样。否则，一种方法失败了，则整个行动计划就会随之而破灭。所以在拟订计划时，要有几个方案：“如果那么；当时，就要；或者说，一旦出现，那就应该。”关于这个问题，利德尔-哈特曾经正确指出：“计划也象果树一样。一棵果树如果不分枝丫，当然不可能指望它结出果子。计划如果只有一个方案，只有一个目标，那它就象一根不能结果的光杆木头。”

我写本文的目的，是要促使我国军人对于他们所参加过的战役进行一番仔细的分析与研究，使他们尝试应用这种战略见解和假定，而不要抱残守缺，因为那种情况在我们的军事刊物上是有过不少反映的。在这里，我还要根据上述见解，对我们去年战争中的几个战役，简单地作一点介绍。去年最重要的战役是：“十瘟”战役(对埃及军队的作战)；“撞击”战役(还是对埃军作战)；“埃拉特”战役(在亚喀巴湾北部地区的作战)；“希南”战役(解放加利利湖地区)。如果从战略的观点来看，按照前面所讲的那些原则来衡量，那么，“罗德斯”战役(即签订停战协定之战)也应算在里面。对这些战役进行一番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战役的计划，都是以上面谈到的那些战略原则和方法为基础来制订的。这就是在战略上采取间接路线，破坏交通线，进行封锁，尽量利用计谋以达到突然性，并迅速而彻底地粉碎敌人的展开计划。至于时间因素，从重要性来说当然不是属于末位的，但有时却不能取决于我们自己，但它对于方法的选择还是具有相当的影响。

埃及入侵入我国时，曾希望弄得我们门户洞开，所以他们沿着海岸公路一直北上，前进到了伊斯杜德。敌人被阻以后，才又派出部分兵力朝着耶路撒冷方向进攻，前进到了法卢贾。当时，他们在兵力上拥有巨大的优势，据守着好几个防御地区，在防御性兵器方面也比我们优越。这就迫使我们必须避免正面攻击作战。不过，敌人也有弱点。正如拿破仑当年所说的：“军事学术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使自己成为交通线的主人。”埃及部队最基本的一个弱点，就是交通线太长了。

 “十瘟”战役的目的，是要打开通到内格夫(即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以前叫做内德热普)的道路，破坏敌人的展开计划。在行动时，应充分利用埃军交通线漫长这个弱点。我在前面列举的三种方法，即破坏敌人的补给路线，封锁其后退道路，打击敌人的指挥机关，在“十瘟”战役当中，都可以找到典型的例证。请看以下事实：

一、在艾曼西亚以东实施突破，同时使用伞兵破坏队进行大量的骚扰性活动。此举的结果，切断了敌人东面的交通线，抢占了113高地，使得埃军无法展开自己的兵力。

二、抢占艾斯卡隆，于是便遮断了敌军主力的后退道路，同时也切断了他们的交通线，使其陷入惊慌失措的境地，从而彻底动摇了敌军的意志和士气；这样，敌人只好决定后撤，致使士气更加低落了。顺便说一句，这也是直接在敌军后方封锁退路的一个例证。

三、对加沙、马季达勒、腊法(加沙西南30公里)和阿里什(腊法西南43公里)等城实行轮番反复的轰炸，破坏了敌人的通信体系和指挥机关，也就是彻底瘫痪了他们的神经系统。

必须指出，我军是分成几个独立的大单位进行作战的，分别对付敌人的北方集团和西方集团。这就使得我军在指挥上具有一定的弹性，能够根据实际的要求来调遣部队，转移重点。

 “撞击”战役是在奥贾-阿里什地区进行的。作战对象还是埃及军队。这个战役也可以给军事学术提供几个有益的例证。作战一开始，埃及方面就未能使其东西两个集团的行动协调起来，从而也就得不到战略上的决定性利益。在“十瘟”战役结束以后，埃及人迟疑不决，没有使用其东方集团去切断和封锁内格夫地区的南部。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对付敌军进攻精神的最好办法，就是发扬自己部队的进攻精神。这个原则正是“撞击”战役的作战基础。我们的先知早已说过：“谁要跑来杀害你，你就先打死他。”从后方对敌人发起强有力的攻击，选择一条经由哈鲁扎到贾奥的道路(敌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对海岸沿线的埃军西部集团采取战略性的佯攻行动(从战术上、心理上和政治上同时施展威胁)——所有这些措施综合起来，保障了我军的胜利。

 “撞击”战役很清楚地证明了前面提到的一个真理——战略计划的目的，应该力求做到在战斗尚未开始以前，一场会战的命运即预先作了决定，或者至少应在会战过程中创造有利条件，以便夺得决定性的战果。“撞击”战役的胜利，发展成了在埃及境内向敌人进行追击。这个事实也很好地证明了另外一条原则的正确性：封锁敌军的地点与封锁的快速程度，与效果的大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我军改向阿里什方向进行突破，并在西奈沙漠中控制住艾布艾韦吉拉(奥贾以西30公里)这个点，那么，还将获得更大的决定性战果。当然，这样做会需要更多的时间。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军迅速转向腊法近郊，牢牢箝住了敌人，这样从表面上看，由于距离敌人主力过近，而且他们在战术上甚至还具有优势，似乎难于产生重大的作用，但是，实际上却很快获得了结果，迫使埃及方面提出了休战的要求。

进行“罗德斯”战役(即签订停战协定之战)，在赫拉萨站稳脚跟，以及在所谓三角地带和阿拉赫地区扩大领土的战斗，都给我们提供了教训，说明战略上使用的工具与战术上使用的工具是有所不同的。有时，战略可以借助于政治手段来创造有利条件，以便战术上易于取得胜利。只要对这些工具运用得当，是可以节省大量兵力和血汗的。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我要谈谈“希南”战役。这是一次典型的闪电战，同时也是一个从战略上解决任务的良好例证。这种战略性解决的意义，较之于战术性解决毫无逊色，而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甚至于还显得更有成效。高克吉在对马拉纳施加压力以后，是很想从战术上解决任务的，如果我们受了他的引诱，派出兵力向他作新的正面攻击，那么他就会强迫我们接受一次会战，使他获得有利的战果，而我们则前功尽弃。

在“希南”战役中，我们采取了间接路线战略，尽量使用灵活多变的作战方法，根据总的计划和目的，不断地给予敌人打击。然而，我们一切行动的基础，还是前面说过的三种基本方法：破坏交通线，封锁后退道路和打击指挥机关。我军兵分两路：一路从萨费德出发，往北向萨沙进攻；一路从卡布里出发，朝东，经过塔布哈，继续往前突进。在1948年战局中，这是一个计划得非常出色的战略合围行动，它使我们很快取得了胜利，因而也就成了一个光辉的范例。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还要强调一下，我并不打算详细论述整个战斗行动的进程，只想从战略的角度上把这些行动指点出来，从而促使大家去理解它们的意义和作用。

【作战经过概述】

——由以色列军总参谋部战史处处长洛尔奇中校编写

一、“十瘟”战役(1948年10月15日至21日)

在第一次停战和第二次停战之间，即从7月9日到19日的10天里，其他各条战线的战斗情况表明，主动权完全操在以色列军手里。他们成功地进行了战斗。至于埃军，其正面的情况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埃及军队的迫切希望，是要赶快打败装备恶劣而又已是疲兵久战的以色列陆军，获得一次迅速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可是这个希望终于成了泡影。自从第一次停战以后，他们就集中全力来巩固自己在巴勒斯坦所占据的阵地。这些阵地主要分布在阿拉伯人的居民地内，其布局情况是：

 (一)沿着海岸公路向北延伸，一直到达伊斯杜德；

 (二)沿着奥贾往北的大道北进，经过阿斯鲁热、比尔谢巴、希布伦和伯利恒等据点；

 (三)沿着马季达勒的道路东进，横插到贝特-贾夫林，这是一条东西方向的公路，正好连接着上述两条南北方向的道路。

埃及人作了巨大的努力，但还只是在沿海公路线上攻占了两个犹太人的居民点。那里还有第三个居民点，但当地居民竟成功地击退了埃军的多次进攻，而在缔结第一次停战协定以后，这些居民就都撤离了那个村庄。内格夫是巴勒斯坦南部的一个半沙漠地区，根据联合国1947年11月的分治决议，已划归以色列国，那里成了犹太人的一个主要居留地区，由于距离公路较远，所以仍然平安无恙。但是，它同北方，即同以色列国中心地区之间的交通线，却被埃及军队从东西两面切断了，他们占领了前面所述两条横贯公路的侧翼阵地。

很明显，上述这种态势不可能延续很长时间。即使埃及人打算遵守停战协定的条件，停战也只能是暂时的，何况他们并不会认真遵守这些条件。

当时，根据停战协定，埃及人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使用横贯的道路，而以色列则可在另外的时间内使用奥贾至维弗列姆(伯利恒旧称)的道路。这一形势有利于埃及方面，他们可以指望在尔后把内格夫地区内的犹太人根据地完全铲除掉，或者以饥饿的办法迫使犹太居民投降。补给的问题逼着以色列方面不得不争取主动权，而且，还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业已形成的军事态势将作为未来政治解决的基础，这也就是说，以色列可能要丢掉整个内格夫地区。

以色列军事当局所面临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作战地区内的军事情况很不稳定。根据联合国的决议案，以色列人可以向南派遣一支装载补给物资的运输车队。可是，这个车队遭到了埃及部队的袭击，一些车辆起火燃烧，致使车队被迫返回原来驻地。事情已很明显，以军采取任何还击措施，对埃及方面来说，都不会产生什么奇袭的效果。然而，通向内格夫只有一条路线，这就是从马季达勒通向贝特贾夫林的道路，要想保障这条通路的畅通，必须在道路两侧占领一个或几个据点。可是，埃及人却在这些地点有了坚固的设防。而且，对以军当局来说，这一步棋是应该在战争初期下好的。换句话说，以军不仅要暂时地丧失奇袭的手段，而且将不得不把自己的打击矛头直接指向埃及部队可以预料得到的地方。

从埃军方面来看，他们的部署是缺乏纵深的。埃军的阵地，分布在几条狭窄的防御地带内：一条是沿海地带，夹在海岸与内格夫地区之间；另一条是沿着马季达勒到贝特贾夫林的道路展开的；第三条向东北方向发展，一直延伸到朱代亚山地。埃军部署上的这个弱点，正好可以为我所用。我们在作战当中，可以借此抵消自己的大部分缺点。然而要想达到此一目的，我们在南面的兵力应比现有的大些才行。因此，在“十瘟”战役开始以前，我们即利用空运把相当数量的机动兵力运到了已被隔绝的内格夫地区。

完成这些准备工作以后，我们于1948年10月15日开始发动进攻。当天下午，以色列空军袭击了埃及在阿里什地区的机场，同时攻击了以下一些目标：如加沙、艾斯卡隆、马季达勒、法卢贾等。这次袭击使埃及空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因此，在以后的作战中，埃及空军尽管还在继续活动，但却一直未能夺回制空权。紧接着，以色列陆军部队便在夜间发起进攻，在海岸公路上的艾斯卡隆村附近深深突破了埃军的防线。这一突破严重威胁着埃及人的交通线，尔后竟把他们的交通线完全切断了。于是，埃方无法向马季达勒自由调运增援兵力和物资补给，被迫从主战场上抽去了相当多的兵力。由于同样的目的，以军又向南面地区实施了一连串的突击，其任务是要炸毁阿里什、腊法和汗尤尼斯(腊法东北8公里)之间的桥梁和铁路。

与此同时，在贝特贾夫林地区，以军也占领了几个没有埃军驻守的高地，从而切断了由马季达勒到贝特贾夫林的横贯公路。这样一来，到10月16日早晨，虽然没有任何激烈的战斗，可是埃及人的交通线，在北面的已被切断，在西面的也受到威胁。业已形成的局势，有利于以军在北面突破埃及人的防线。10月16日黎明时分，以军的装甲部队和步兵协同作战，向艾曼西亚村和捷利古城发起了进攻。可是，进攻部队遭到了埃军组织良好的炮火痛击，一些坦克被击毁。没有坦克火力的支援，步兵无法进行冲锋，结果只好奉命撤退。

攻占艾曼西亚村的目的，是想从后方的道路接合部去威胁埃军阵地，可是这个目的未能达到。因为没有其他办法可想，只好在靠近道路接合部的地方直接冲击埃军阵地。当时，埃军的防御是以若干个高地为依托的：一部分阵地直接靠近道路交叉点；另一部分则相距有1公里半以上；此外，在交叉点以东3公里处，有一个依拉克-苏维丹要塞，它可以瞰制周围几十公里的地区。冲击这类高地，当然毫无间接性可言。在10月16日夜间，通过激烈的白刃格斗，有时甚至要用牙齿作武器，终于攻占了113高地和另外几个高地。这次肉搏战证明，埃及人不仅知道如何组织防御，而且也懂得如何坚守防御阵地。

那天夜间，以军对于在耶路撒冷西南面朱代亚山地的埃军右翼，也发起了进攻。这次进攻的目的，是希望在战略上起一定的箝制作用，可是，它对于攻占道路交叉点的部队却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这是所有乾果中间最硬的一颗。

 10月17日，埃军进行了顽强的反冲击，其目的是要恢复马季达勒到法卢贾之间的交通线。但他们毫无成果。我们所已攻占的高地，他们一个也没能夺回去。这样一来，当时就形成了如下的一种局势：虽然埃军已经不能再使用东西向的横贯公路，可是我们也未能打通从奥贾到维弗列姆(即伯利桓)的南北向公路。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两种方法：或者在胡莱卡特地区攻下埃及人沿着南北公路两侧所控制的其余据点；或者攻占该地以东的其他据点，以使我们可以绕过胡莱卡特。以后两天，我们一直把力量消耗在这个地区，希望能达到上述两个目标之中的一个，然而埃及人却在那里继续进行着顽强的防御，并不断地组织反冲击。

虽然埃及部队一直坚守着依拉克-苏维丹要塞以东到艾曼西亚之间的阵地，也就是说，守住了那时所称的有名的法卢贾袋形地区，可是胡莱卡特终于在10月19日夜间被以军攻占了。经过了好几个月的孤立处境以后(实际上是从1947年12月开始的)，内格夫和以色列的其余领土之间，终于架起了牢固的桥梁。

这次作战的其余部分的情况，可以简述如下。在西线，由于以色列部队已经深深突入到艾斯卡隆地区，埃军的交通线有被切断的危险，于是他们几乎不放一枪便撤出了马季达勒；在此同时，当然也放弃了许多据点，其中包括亚德莫尔得哈和尼特查尼姆两个犹太人村庄，而这是在5月份经过顽强激烈的战斗之后才落入埃及人手中的。在东线，由于我军作了迅猛的进攻，抵达到伯利恒(即维弗列姆)的郊外地区，埃及人完全被从山地阵地上赶走了。在北线，只有法卢贾袋形地区内的埃军仍然顽强地进行着抵抗。埃军的这个行动，暗示着我们采取间接路线给他们造成的危险性。以色列部队切断了敌人的交通线，不仅使得埃军无法撤退，而且逼迫他们只有依托现地组织顽强的防御。然而，以军对袋形地区的合围圈愈来愈缩小，并在11月8日攻克了依拉克-苏维丹要塞，这样一来，埃军除了缴械投降之外，已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有一件事情是很耐人寻味的。在这个要塞里所缴获的敌人文件中，居然发现了一本《间接路线战略》。该书是埃及驻军指挥官的私有财产，现在，它变成了我军攻击部队指挥官的战利品。(扬丁将军注：这对于我们可以说是万幸，因为他们对于这本书的精确含义并没有真正理解，否则，他们就不会为我们的突然袭击所乘，而我们的战略计划，正是以该书的思想作为基础的。)

与此同时，在南线，我军攻占了比尔谢巴，从而使这次作战发展到了最高峰。为了迅速扩张战果，我军沿着刚刚打通的公路向南挺进，开入内格夫，与我方原先已在那里的部队会合一起，于10月20日夜间攻占了比尔谢巴城。

埃及驻比尔谢巴城的卫戍司令，也许并不了解北线战斗的发展情况，他完全没有料到以色列部队竟会这样迅速地出现在该城面前。因此，卫戍部队在突然袭击之下陷入了惊慌失措的境地，只经过5个小时的战斗便宣告投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军队占领了比尔谢巴城。几乎就是英军在31年以前进入该城的那一天，埃及人宣布了投降。比尔谢巴失陷以后，希布伦地区守军的命运也就被决定了，不过，他们很快又获得了阿拉伯人的增援，因而将其右翼部队从比尔谢巴向南撤退，并进入到了阿斯鲁热地区。

二、“撞击”战役(1948年12月22日至1949年1月7日)

“撞击”战役开始以前，埃及军队的部署与“十瘟”战役以前有某些相似之处，只是这次作战的规模要比上一次小得多。埃及仍然分成两个集团：左翼集团沿着濒海公路集结，其北端已经抵近了加沙；右翼集团沿着奥贾到阿斯鲁热(在比尔谢巴以南)的公路配置。在这两个集团之间，有两条横贯的公路：一条是从腊法到奥贾，其中一部分位于埃及境内；另一条在其南面，从阿里什到艾布艾韦吉拉。此外，埃及方面还有一些部队停驻在希布伦附近的法卢贾袋形地区。尽管埃及军队还没有被击溃，但是看来很明显，如果没有阿拉伯国家中那怕是一支军队的援助，埃军是不敢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役的。只要埃军还在巴勒斯坦境内控制着相当大片的地区，那它对于我们年轻的国家来说，总是一个颇为严重的威胁，而要消除这个威胁，就必须彻底把埃及人打败。

埃军的部署主要是以两个假定作为前提，其中一个是正确的，而第二个却错了，并且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失败。第一个假定是，在内格夫南部这类人口稀少的地区内，谁占有交通线，谁就能控制整个地区。第二个假定是，只把现有的碎石公路看成是这个地区的交通线。因此，他们在该地区内的防御，又一次采取了支撑点体系，而且是沿公路配置的；其射界(射击地带)的布置，只是为了防卫交通线，所以公路本身成了主要射击对象。

埃及人从“十瘟”战役中所汲取的教训，仅仅是下述两点：一是认识到以军具有夜间作战的经验；二是必须重视以色列的空军。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更好地对自己的阵地进行了伪装，并加强了夜间的防卫措施。

我们总的进攻计划，与1917年秋季艾伦贝进行第三次加沙会战的计划，大体上差不多，只是进攻的方向有所不同：艾伦贝是从南面进攻，而我们则从北面进攻。战役的主要观念，是设想在西部地区尽量吸引并钉住大部分埃军部队，而后进行一次决定性的突击，把埃军的东面集团压挤出去，赶回到埃及的国境以内。完成这一任务以后，我军即应折向西北，威胁敌人通向埃及国内的交通线，迫使他们从加沙地区撤出濒海地带。如果有必要，还可在战役的最后阶段直接向加沙发起进攻。

这次战役开始时，以色列空军对于分布在腊法、汗尤尼斯和加沙地区内的埃军机场和部队，进行了集中猛烈的袭击，而在整个战线上，对于埃军的各个支撑点，则进行了火炮轰击。就在当天晚上，西线我军在加沙以南大约13公里的地方，攻占了好几个高地，从而对敌人造成了威胁，有可能切断其腊法至加沙的公路。正如以军司令部所预料的那样，埃及人立即中了圈套。他们在这一地区集中起相当数量的兵力，其中包括大部分的坦克，用来进行反冲击，同时，还在加沙至腊法整个地段上加强了防御力量。

尽管埃及人经过顽强战斗把86高地夺回去了，但是我方分散敌军兵力的目的早已经达到。所以，当我们在东部地区开始发动进攻的时候，从战略上就完全取得了突然袭击的功效。第一个目标是肃清比尔谢巴至奥贾公路上的敌军。当然，埃及人对于我们这个行动是有所准备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我们的侦察人员竟发现了一条罗马时代的古道。它从比尔谢巴出发，几乎是走直线通到了奥贾的后方。他们尤其想不到，我们的工兵部队居然隐蔽地对这条道路进行了修筑，使得中型和重型坦克都能通过。然而事情正是这样进行的。当埃军驻守在阿斯鲁热的战斗警戒部队以为攻击将会来自比尔谢巴方向的公路上，因而正紧张地监视着那个方向的公路时，以色列军的轻型快速部队却突然地在沙漠中出现了，不仅在较南面的地方抢占了一系列支撑点，而且在两个地点切断了奥贾至腊法的公路。12月25日拂晓，奥贾城受到攻击。这时，它与北面前哨和西面基地之间的联系都已经被切断。那里的守备部队虽然进行了拼命的抵抗，可是由于外援早已断绝，增援部队又被封锁腊法方向的以军所击退，他们无法抵抗以军的强力猛攻，因而在12月27日凌晨放弃了奥贾城，主动向沙漠中撤走。这样，在几小时以后，完全陷于孤立地位的阿斯鲁热也就被我军攻克下来了。于是，从比尔谢巴到奥贾的整个公路，完全控制在以军手中。我们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至此即已完成。

我军各个部队尽管在连续作战之后深感疲劳，但还是只进行极短暂的休息，一当补给品运到，便立即开始了第二阶段的作战，即开始向埃及境内挺进。12月28日夜间，我军占领了艾布艾韦吉拉，这是埃及在西奈半岛上通向伊斯梅利亚途中的一个基地。随后，我们的装甲坦克纵队即沿着通向阿里什的公路开进，并在该城以南抢占了一个机场，机场上还停有几架完好无损的飞机。这时，只要再向前跃进一步，我们就可以夺得横跨濒海公路的若干阵地，并在阿里什附近抵达海岸边。可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们不可能采取这一步骤。虽然埃及军队曾经在以色列境内作战，而且一直没有人说话，但当以色列军队进入埃及国土时，却马上有人认为是不能容忍的。由于面临着强大的政治压力，并且受到英国方面进行军事干涉的威胁，这支装甲部队只好奉命撤回到以色列境内。

我军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边界线以北的腊法地区追求上述目的，即前出到海岸边上。为此，在那里集中了几个旅的兵力，从腊法的东南面发起进攻。随后，在一片公墓附近攻占了一些阵地，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腊法城——这个由英国人所建造的巨大要塞。同时，也在阿里什至腊法的公路南侧占领了一些高地。战斗发展到这个阶段，迫使埃及方面在1月7日下午提出了休战要求。

我军虽然是在进攻发展到最高潮时接到了撤退命令，但是事后检查战果，还是感到满意的。除了加沙这一狭窄地带以外，埃及军队完全被赶出了巴勒斯坦。他们的军队，绝大部分都被消灭，或者被击毁，因此，要想恢复其作战实力，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以色列军虽然在数量上几乎没有超过担任防守任务的埃军部队，而且武器装备要比他们弱得多，但是仍然取得了上述成果。

三、“希南”战役(1948年10月28日至30日)

当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军侵入巴勒斯坦的时候，原来由法弗齐·高克吉指挥而担负着作战重担的“解放军”，随即撤退出去进行整训，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准备去改编成为正规军。在第一次休战以后，高克吉成了加利利地区的主人。他相继与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国建立了联系，但名义上只接受阿拉伯联盟的直接指挥，而不在这些国家中任何正规军的指挥体系以内。

在两次休战之间的10天战斗中，高克吉丧失了下加利利的大部分地区，并且包括拿撒勒在内。不过，他仍然把自己的大部分队伍撤退到了上加利利，在那里占据着一个长约32公里，宽约24公里的矩形地区。由于已经遭受严重的损失，一般看来，他似乎不可能在短时期内采取大规模的进攻行动，但他有可能同某一个或者几个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军联合起来，因而仍然是一股潜在的威胁力量。而且，他当时盘据在加利利高原之上，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从巴勒斯坦西部的高地上，可以向以色列部队所控制的三个狭窄地带的任何一个发起进攻：向西，与黎巴嫩军配合，能够攻入齐布伦谷地；向南，与伊拉克军配合，能够攻入埃斯纳伦谷地(艾尔莫卡达河谷地)；而最可能的是，与叙利亚军配合，在富拉湖地区攻入约旦河谷地。

大约在10月中旬，高克吉看到以色列部队正忙于埃及前线的战斗，认为时机巳到，居然不顾停战协定的约束，贸然决定首先动手。他期望获得部分的胜利，至少挽回一点威信，因此，决定对夏吉克-阿贝德地域内的以军阵地发起进攻。这是一个要塞，位置在山脊背上，标高为760公尺，从那里可以望到马拉纳居民地，能够瞰制富拉湖谷地。由于遭到突然袭击，这个要塞终于失守了。于是，马拉纳村再度被切断，富拉湖谷地也处在危险当中。

可是，高克吉又失算了，而这一次的错误竟引起了致命的后果。以色列军最高统帅部考虑到，高克吉既然破坏了停战协定，进行了挑战，那就赶紧利用埃军战线刚刚趋于平静而以色列空军正好空了出来的机会，一劳永逸地把高克吉的解放军解决掉，即把他们完全赶出巴勒斯坦，若有可能，就把他们全部消灭。这样一来，便引起了一场“希南”战役(“希南”是黎巴嫩古代一个国王的名字)。这次战役的进行，总共不到60小时，高克吉的部队被完全赶出了巴勒斯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被我军歼灭的。

高克吉所驻守的地区，本是一个进行游击战的理想地区，只要拥有相当的兵力和斗志，那是很适于组织防御的。对于现代的正规军来说，这个地区却有一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道路稀少，交通不便利。而这一点正是对高克吉的作战行动有所影响的。那里可供使用的大道，南北向的只有1条，东西向的算是4条。其余小道，只能徒步通行，绝大部分难于使骡马通过。萨沙村是整个地区交通道路网的枢纽部：从海岸边上过来的，有巴沙至塔尔希的公路和纳哈里亚至塔希哈的公路；从南面来的，有法拉底亚公路；往北进入黎巴嫩的，是马利基亚公路，而黎巴嫩是高克吉的补给基地。

高克吉的兵力区分为人数大体相等的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叫作“雅尔莫克”旅。但是把它们称之为旅，似乎有点名不符实，也不能把它们的名称去同拜占廷时代夺取巴勒斯坦的“雅尔莫克”那个名字相比。他们的部署是：第一个旅配置在艾克里公路以南，第二个旅扼守着包括萨沙在内的东北地区，第三个旅驻防西北地区，司令部则设在塔希哈。

我军的计划大致如下：派遣两支部队，分别从南面和西南面实行佯攻，吸引住高克吉驻在南面的兵力，而以第三支部队从西面进攻，抢占塔希哈这个据点。同时，以轻型装甲车辆、半履带车辆和步兵组成主力集团，从萨费德地域出发，向西实施进攻，力求夺占萨沙村，使我进攻部队的侧翼和后方在南面和西面都不致受到威胁。而当我东西两面实行夹击的部队汇合以后，他们即应扩张战果。其任务：一是肃清突出部上的残敌，消灭那些已经落入“口袋”中的敌人；二是沿着东北方向发展进攻，扫除马利基亚至梅图拉公路两侧的敌军，以保障富拉湖谷地中犹太人村庄的安全。

空军的任务：在进攻开始前的那个下午，首先对主要目标如塔希哈、萨纱、马利基亚等进行轰炸；尔后，根据召唤对进攻中的陆军部队实行支援。炮兵数量很少，基本上只能配属给主力集团，即使如此，其实力也不过勉强地凑成起1个炮兵连。

这个计划中对装甲部队的使用，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初看起来，在这个地区使用坦克是很危险的，因为它们必将限制在少数几条道路上面，而敌人已经占领了道路两侧的高地，随时都对我构成威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使用装甲部队，而且把它作为突击力量，用来进攻主要目标，以阻止或迟滞敌人援军的接近。行动的快速性是夺取胜利的决定性条件。这次作战能否成功，从政治理由和军事因素来衡量，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在任何一支阿拉伯正规军来援以前把高克吉打垮，或者迫使他来不及把辎重撤出而逃走。否则，高克吉即使丧失了萨沙，也很容易恢复态势，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在这样的条件下使用装甲兵力，的确是一种冒险，可是很幸运，我们用得颇为成功。

关于计划的执行方面，可以略述如次。在进攻的第一夜，由于扫清路上的障碍物和排除地雷花了过多的时间，打乱了原来的计划，以致本来应在夜间发起的对于梅伦和吉希的进攻，推迟到拂晓才进行。不过，东面那支部队却进展顺利。到10月29日凌晨，他们已在萨沙方向上前进了很远的距离，在该据点南面占领了两个村庄，并击退了敌人几次反冲击。叙利亚正规军的一个营，曾经趁着黑夜来援，开进了战斗地域，可是，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占领阵地以前，我军就对它发起冲击，把它完全歼灭了。总之一句话，敌人当时陷在惊慌失措之中，又在突然袭击之下被打败了。

在此同时，从南面和西南面实行佯攻的两支部队，却没有完全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们成功地迷惑了敌人，使高克吉以为我军的主要突击仿佛来自南面。但他们并未能在那里钳制住高克吉的兵力。高克吉随即命令他的部队沿着阿克里公路向北撤退，而那里正是我军实施主要突击的地区。不过，敌人撤出去的这些兵力，对于那里战斗行动的结局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影响。

西面那支部队，在28日夜间未能完成攻占塔尔希的任务。因此，一些已经向我军投降的村庄又采取了近乎叛变的不即不离态度。这是因为那里的居民有所畏惧，害怕万一高克吉获胜而招来麻烦。

10月30日拂晓，我军攻占了萨沙村。于是，高克吉所部撤离了塔希哈，我军随即于早晨进入了该城。几个钟头以后，东西两支兵力的先头部队已经汇合一起。但是，大部分的阿拉伯士兵都突出了我军的战线，逃进了黎巴嫩境内。尔后，我军乘胜追歼高克吉残部，不仅肃清了上加利利地区，一直抵达巴勒斯坦北面由联合国所决定的分界线上，而且有少数部队进入了黎巴嫩，到达了瓦迪-杜比边上。

10月31日6时，也就是战斗打响以后还不到60小时，“希南”战役使告结束了，我军几乎没有什么损失。

谢选骏指出：阿以冲突的背景宗教战争，所以在讨论阿以冲突的的时候，只谈战术战略、不谈哲学宗教，那就是一种极为皮毛的“阿姨学习”了。

【后记】

网文《战略论：间接路线》报道：

《战略论：间接路线》在西方战史研究中具有崇高地位，是军事理论的必读书。因为此书，李德·哈特被西方奉为“军事理论教皇”。

《战略论：间接路线》是李德·哈特以西方军事史上的三十场战争，二百八十多个战役的研究为例，归结出间接路线为最有希望且最经济的战略形式。他通过分析战史以说明理论，揭示出了战争中种种部署的优势与不足，简单易懂，使读完此书后的每个人都会对他的“间接路线”印象深刻。

内容简介

在《战略论：间接路线》中，李德·哈特以深厚的军事理论和战史研究功底，通过分析世界历史上自希波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30场战争、280多次战役，得出一个结论：间接路线战略是最具效果、最为经济的战略形式。看似最远和最弯曲的路线，往往才是真正的“捷径”。在任何竞争中，只有击败对手才能获胜。而在未克服对手的抵抗之前，应首先减弱他的抵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其引出自己的防线之外。这就是间接路线战略的精髓所在。因此，“间接路线”不仅是战争的定律，更是一个哲学上的真理，在战争之外，于人类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活动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作者简介

李德·哈特（Basil.H.Liddell Hart.1895-1970），世界著名军事理论家、战略学家，与克劳塞维兹并称为西方战略思想史上的现代战略大师。生于法国巴黎。早年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任步兵团军官。曾在战斗中负伤。后加入英国皇家军事教育协会。一战结束后，先后服务于《英国每日电讯报》（1925-1935）和《英国泰晤士报》（1935-1939），从事军事记者工作。在军事学上提出了“间接路线”的观念以及涵盖军事以外领域的“大战略”概念，也是现代战争“装甲兵”作战的倡导者。1966年被英国皇室授予爵士勋章。主要著作有：“战略论——间接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山的那一边》、《沙漠之狐隆美尔》等。李德·哈特著作《战略论——间接路线》，《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即出），《山的那一边》（即出）。

附录：李德·哈特及其思想

前言

核弹的出现已为世界投下了一道黑影，而“自由世界”方面，尤其显得阴森。这种武器在设计时的目的，本是为了保护他们，可是结果他们反而最感焦急。他们这种日益增高的“不安全”感，正足以构成一个极富讽刺意味的反省，使人回忆起1945年，他们的领袖对放出这个“核恶魔”以来加速日本崩溃的决定，是如何的草率和缺乏思考。丘吉尔的《战时回忆录》，其最后一卷故意定名为“胜利与悲剧”，在那本书上曾有一个极惊人且具有重大意义的透露。他说：“对于是否应该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从来不曾有过一分钟的讨论。”

谢选骏指出：不使用原子弹，如何报得珍珠港被袭击的奇耻大辱？罗斯福总统对日本突袭夏威夷知情不报，杜鲁门副总统可能自始至终就是被蒙在了鼓里？难怪他后来的远东政策是那么乱七八糟！

（另起一页）

【第二部】

【内在的敌人】

雷震远神父，爱莲科巴利昆合著

人说——“读《内在的敌人》可以了解中共抗日时期的真实一面，也可了解当时中国国情，以及人们的思想、信仰是怎样被逐渐蹂躏的。书中也涉及到了较广泛的党史资料，是研究中共党史的珍贵参考。”

我看——这是研究共产国际“征服中国”所采用的间接战略的绝佳材料。

（另起一页）

（一）美国前任总统胡佛推荐词

「雷震远神父用他个人的经验和颧察，写出这篇悲惨动人的故事。在这本书里揭露出共产主莪在行动上及赤裸裸的恐怖的真象。我愿向那些希望切实明了弥漫在全世界上的这 个魔鬼势力的全国人士们，推荐这本书。」

（二）诺兰参议员推荐词

「打算了解共产主义如何攫取一个国家的人士，不可不读此书。这本书你只要拿到手中， 你便觉得非把它一口气读完不可。」

（三）魏德迈将军推荐词

「这本书用客观的笔法描述过去几年间共产党在中国的情形。著者在世界上那块情势复 杂的地区上有极广泛的经验，因此他能够各别地或集体地分析该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和每 日生活。我并且晓得各方面的中国人士对巩恩夫人也异常推崇。」

「读者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在有些方面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爱家庭，幽默感， 欣赏生活中的善，及希冀生活自由。这本书写得最动人，是我看到关于写中国的书籍中 最有启迪性的一本。」

（另起一页）

【目录】

第一编  赤祸洪潮渗进

一至五章

第一章　战火蔓延到安国县

第二章　红军到了

第三章　初期经验

第四章　反共的力量

第五章　破坏中国道德传统

第二编  赤祸洪潮蔓延

六至十章

第六章 日本侵略促进了中国赤化

第七章 共党深深渗透

第八章　第一次被捕

第九章 死人复活

第十章 暴刑

第三编 赤祸洪潮泛滥

十一至十五章

第十一章 共党的组织

第十二章 共产主义的文化工具

第十三章 训练的力量

第十四章 共党的训练

第十五章 不择手段

第四编 赤祸洪潮吞噬了中国

十六至二十一章

第十六章 战争的序幕

第十七章 太行山之行

第十八章 潍县集中营

第十九章　功败垂成

第二十章 马歇尔使团

第二十一章 逃出中共区

（另起一页）

【第一编 赤祸洪潮渗进】一至五章

【第一章 战火蔓延到安国县──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个夜里，周围的情况正和我七年来在华北的其他早秋夜里情形差不多。我还是做著同样工作，过著一向习惯的生活，只是我每天的工作在逐渐增加了，因为自从日本军队入侵后，逃难的人民一天天地在增多。从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到现在是两个半月了，难民不断地向南逃来，只是我们在安国县城西门外的教堂收容所里，收容了三千多名难民。

安国县在北平南一百英里，日本的飞机每天飞来轰炸。来到这里的中国难民，许多都带了伤，更有些吓得生病，大都是囊中一文不名。我们只有少量的粮食，只有中国籍的修士修女，主教和我自己，但是我们一直维持得很好。

我相信情势会改善，我那时候还是个乐观主义者，因为我才三十二岁，我自己抱有无限的信心。在那天夜里，如果我能够预料到日本的侵略恐怖仅是开端，如果我能预料到这种恐怖会造成共产党的绝顶野蛮，（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间，当我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并和他们来往时，我曾一再目睹这种野蛮行动）我那时的信心便会整个动摇。

在这几年内，除去被日本人拘禁的两年半外，我看到共产党的行动没有一项不是为了推展共产主义而采取的。那时候有少数人曾看出，共产党和中国国民政府的「联合阵线」乃是由于莫斯科的命令。它所宣称的目的是对抗「共同敌人──日本」。从我的经验里看来，这项宣称的目的全是次要的，甚至是临时偶然的，他们的真正主要目的，在于渗透进华中地区，进而在最后攫取全部土地及政权，并利用人民的爱国热情，以期用阴谋和武力强使国民接受这种野蛮的思想。

但是在那年九月凉爽的秋分节夜间，我对这些事还都茫然不解。我没有先见之明，我预想不到在将来会发生什么情事。我也绝没有想到那天夜里发生的一件小事竟改变了我定型的生活。

那天经过整日的辛苦工作后，身体备感疲劳，我很早地便上床就寝。这时候是万籁俱静了。教堂里面所有的声音都沈寂下去。但那晚又是那样地充满刺激性，使我无法安眠。所有纷纭的思想和旧日的回忆都一齐涌上心头。七年前，当我搭船离开欧洲的时候，我便看到我不仅是抛开我的旧日生活，并且离弃了我的家庭和朋友，弃绝了我祖先和我青年时期所生活的西方世界。在中国，我已经投身于一个新的生活，我虽然是此地教会里的唯一欧洲人，方圆几十哩内的唯一外国人，但我一些不感觉孤独和陌生。我好像生来就是注定渡这种生活和职业的；渐渐地，我完全熟习东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了。

那天晚上，我心情扰攘不能安眠的情形，还是极少有的现象；我回想起在比利时的孩提时期和第一次大战中在英国的童年时期，旧日的情景都清晰地像一连串图画般地映上心头。我忽然想到两星期前──九月十三日──是我的生日，这样一个可纪念的日子竟忽略过去了。我在一九零五年降生于科特莱(Vervios)城。我的父亲是一位采矿工程师，在三十八岁时逝世，丢下我的母亲和五个孩子。我是最大的孩子。母亲自然便让我做了「这家里的小家长」。

父亲死后一个月，战争爆发了，母亲带著我们到了伦敦。我和弟弟法兰克在伦敦进小学读书。两个妹妹和另一个弟弟由母亲在家庭施以教导。后来有几个比利时耶稣教会教士在哈斯丁开设一所学校，我和法兰克便到那里读书。

我们曾看到德国的徐柏林式飞机袭击伦敦，我们害怕得不得了，因为我们是远离祖国的孩子，我们晓得家乡已被敌人蹂躏殆尽了。但直到停战后我们在一九一丸年返回比利时的时候，才看到房屋毁于炮火，家产全归一烬。外祖母家住在东部边境的小城里，是比利时与德国交界的第一个城市，她带著一群孩子们回到那里，我们家庭已经没有什么钱。但是母亲还把我和法兰克送到佛维尔(Verviers)的取稣教会学校读书。她时常说：「我们可以在旁处省钱，但不能牺牲教育」。

一九二零年，常我才十五岁的时候，我遇到了雷鸣远神父，他刚刚从中国回来，他在中国已经住了许多年。那时他正在欧洲协助二千多名由于中法银行倒闭而断绝经济来源的中国留学生。中法银行便是在法国支持共产党组织的银行。在所谓「毛泽东计画」下来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不再能从法国的社会主义党及共产党手里获到金钱，虽然法国社会主义党和共产党曾欢迎甚至鼓励他们来法国；他们也无法从国内家庭方面获到接济，因为那时的中国正陷于军阀的混战，孙中山先生建立民国，刚刚开始九年，从制到民国的演变正在进行中。那时我年纪还青，对一切事情的意义还很模糊。共产主义已经用暴力方式在俄国成功三年了，正在向中国和亚洲伸张；一位北京大学的学生毛泽东拟订一个计画，使他的同学们留学法国，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及共产主义的哲学和方法，而形成他在日后赤化中国的庞大计画下的核心份子，这项计画竟在三十年后实现了。（注）

雷鸣远神父照顾著这些留学生，当他看到他们已经陷于政治阴谋的圈套时，他便设法尽力拯救他们。他在思想和精神上都是最进步的人，关心中国的进步与改善，关心中国人民的物质及精神幸幅。他那种伟大不自私的献身精神，使人人都晓得他是一个「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外国人」了。他晓得这些断绝经济来源的中国学生，大部份都是具有爱国热忱及正直思想的青年，他们留学欧洲，是希望在返国后对建设新中国的工作有所贡献，他开始旅行于法国，比利时及荷兰，设法对他们加以协助，他越遇到困难时，他越是使出全副精神加以克服。

当他抵达比利时的时候，我遇到了他。我那时虽然还是个孩子，我立刻看出，如果我能追随雷鸣远神父到中国去，在他的手下服务，并以一生精力像他那样地献给中国和中国人民时，我便可以真能实现我一生的目的，完成我一向的抱负。

注：原著谓毛泽东为北大学生，及拟订留学计画等，均有误。按毛泽东曾任北大图书馆职员。

一九三七年九月的那个夜里，当我睡在安国县城的那张小床上的时候，我回想到十七年前，首次遇到雷鸣远神父的那个可纪念的日子。我看出他的力量和热情，和他孱弱躯体里所蕴藏的不可制服的精神。当我把我的意念向他讲出时，我看出他凝视著我的目光，流露出一个问题。他用深刻的眼光向著我注视，好像是在研究这是不是一个孩子的幻想，抑是我能否具有像我所表示的那种志愿。

他告诉我静候到毕业以后。他发现出我有些不耐，但是他不曾讲出口。以后他时常来比利时，我担任起他的秘书工作，时常谈些问题。我们永远谈到中国。他很少指导我的研究工作，他鼓励我继续艰苦的体力工作，其实这乃是我一向习惯的事情。我的体力一直发育得很好。我的父亲曾教给我若干种运动。我能够滑雪，游泳，拳击，足球，爬山，及负重做长程旅行。我作过许多用膂力的运动，当我到了二十岁的时候，我必须应徵入伍服国民兵役。我是家庭里的长子，我可以自己选择我服务的部门。于是我选择了骑兵 ，希望能够训练起骑马术。

在那个辗转不眠的夜间，我微笑著想起我在比利时所骑的英勇骏马，拿它和蒙古马相比，更和我在华北游山时所骑的小毛驴相比。

雷鸣远神父在欧洲住了七年。在他回中国之前，他已经看到中国的另一伟大希望。一九二六年，他曾在罗马参加六位中国主教的任命典礼。一九二七年一月，雷鸣远神父返回中国，在安国县的孙麦祺（译音MelohiorSun〕主教下任职，孙主教便是在罗马任命的一名主教。雷鸣远神父离开欧洲前，他介绍我去拜访孙主教，孙主教又介绍我到卢芳（Loavain）神学院读书。在我服兵役之前，我曾在卢芳读过两年书，但不是主修神学。

现在我成为一个神学院学生了，在卢芳神学研究所攻读硕士课程。这个研究所是枢机主教马赐尔主持成立的，美国的佛尔敦主教(Fulton J.Sheen)便是这里的毕业生，后来我在中国的时候曾遇到佛主教。

我在那里攻读哲学、神学、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我开始认识了天主教的这些敌人。我在卢芳大学读书的时候，使我学习到酷爱真理，并且同样尊重那些真理的敌人所使用的武力。当我研究唯物哲学的时候，我从来没想到我会亲眼看到共产党竟运用武力和暴力把这些理论加诸中国人民的身上，促成中国文化的全面改变。

过去的事迹纷纷涌上脑海。我一时沈湎在这些回忆里。随后，现实将我从回忆里唤出。教堂里传出一阵犬吠声。我听到了一个生病孩子的低微号泣声，金风的吹袭声，最后，我沈沈地睡著了。当我再醒过来的时候，我好像觉得只睡了几分钟。我听到守门人和另外一个人在谈话，那时候夜间只有三点，雄鸡还不曾报晓；我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教堂的侍童在房门外敲门了。和他一齐走进房门的是张仰文(译音)县长的信差。我和张县长已经有五年多的友谊，我晓得他在深夜时分派人送信给我一定是有些重大事件发生。信差的面部没有什么表情。但我却极感不安，赶快撕开书信，在朦胧的光线下阅读下去。

这封信写得很简略：县长已经奉到率领县府职员及警察撤离安国的命令。他来不及亲自向我告别，很觉抱歉，因为他所奉的命令是立即撤离。

我立刻晓得了他何以要选择这样的深夜时间来告诉我这项惊人的消息。他想在国军到达之前，委托我协助这县的人民，以便当日军袭击时采取适当的措施。我们曾经作过若干次的长夜谈话，就政治经济及哲学问题交换意见。在若干问题上，我们都同意于基本原则。当我们成篇至友以后，他时常和我讨论地方问题，他晓得我对这些问题都非常熟悉。

现在已经是教堂里人们要起身的时候了，我立即走到主教房间、告诉他发生的事件。他极关切安国县城的安全。因为他是个中国人，他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一个五万人口的县城，在没有警察，没有任何行政当局下是如何的危险，尤其是日本军队离得这样近，还有大批生人杂在难民群里继续涌来。

王约翰(JohnWang)虽然是个很优秀的中国主教，但在思想上是中国农民的头脑，他最先想到的是那些穷人，下层阶级，难民和无亲无告的人们的危机。

那时他约有五十八岁，中等身材，圆面孔，带著眼镜，额下留著短须，颜色已转灰白。他的整个仪表是沈静和霭；这种沈静的外表乃是他在牺牲救世的精神下，内心沈静与和谧的流露。

我们这些在他手下做事的人，都经过严格的训练；但他总是身先作则从来不请求别人担任些比他本人所担任更多的事务。举一个例来说，我们的伙食津贴每人最高仅相当两块五角美元。我们只能吃最粗的农人伙食──每天吃小米饭和盐水炒青菜，一星期吃两次面包，一年四次大节日才吃肉。

当我刚来到安国县在王主教和另一位中国老教士方神父下面担任职务时，他曾告诉我他过份节约的原因。

「我是农人出身，」他说，「如果我不是主教的话，我仍旧是个农夫，每天吃著农夫的伙食。因此，我虽然做了主教，我仍愿吃农夫所吃的饭，把节省下的钱用来作民众教育，而不仅是为了中国天主教徒」。

我在那时候总觉得肚皮饿，因为我在比利时过惯了不同的生活，但是我觉得羞于抱怨，又不好意思要求比那个较我又老又弱的主教或那些非教士的教堂人员多加一些饭他们都和我一样地艰苦长时间地操作。

在追随这位主教的清苦节约生活后，我的意志越发坚强，身体越发健壮。在我日后的生活中，我对这点锻练更为感激涕零。现在，主教正在凝神思考，我注视著他的面孔，我自己在想著：他精神的严肃，使他的表情是如何的感人啊！他沈默了一会。随后他开始谈到县城牢狱里囚禁的那些犯人。

主教对他们很担心，我也同样关切他们；因为我在那牢狱里设有一个小型学校，并且给半数的囚犯施过洗礼。我们对这些囚犯的如此关切，好像也有些奇怪，但这里却有许多原因。安国县城已经拥满难民，城里的人民都不愿意这些罪犯们再分去他们那一点可怜数量的食粮配给，也没有人有功夫去保护他们，但是我们又没有释放他们的权力，于是我们为这件问题大伤脑筋。

我尽速地跑到县政府，看看到底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我乘著脚踏车穿进县政府大门，把脚踏车停在院里，开始到各处查看。全部警察都走光了，整个县政府里面连一个卫兵也找不到。县长办公室的门没有下锁，我顺步走了进去。里面寂无一人。县政府全部都空了。好的是电话还没有断。我按著次序往邻近的四个县──蠡县、博野、深泽和安平──的县长办公室挂电话、对面电话铃大响，但房子都空了。显然是这些县的县政府官员都同时奉命撤离了。

于是我赶快走到牢狱。中国县城的牢狱建筑都是一样的，有三层牢墙，第三层墙的里面是牢房。每层墙都装有坚厚的大木门，外面上著铁锁。每个囚犯都带著脚镣，夜间更把脚镣联锁到一起，以防止脱逃。

当我看到门上的大铁锁时，我晓得囚犯们还关在里面。我高声喊了一声。他们立刻辨出我的声音，在里面答话。我晓得他们还都在里面。我更看出，如果没人照管他们的话，他们终要饿死。但是我没有权力释放他们，因为我既非县长，也不是行政当局。如果我自己把他们释放出狱，结果他们竟掠劫了这个县城，或纵使任何一名囚徒触犯些轻微罪行时，全城人士都会一致反对我。战争已经在各地造成紧张情势，敌人侵入的危机随时都会发生。

在疑难不决之下，我走去拜访安国商会会长蒲文浦（译音PuWen-Pu）先生。蒲先生是县城里的大户，有权势，也有声望。

「你能够帮助我放出那些囚犯吗」？我问他道。

他听到我的话表示非常震骇，他注视著我，好像觉得我在发疯。「什么？把那些囚犯放出来？他们会掠劫全城的！他们会杀害并抢劫每个人──而且要强奸妇女呢！我不愿担起释放罪左7d的责任」他简直地说出。「如果你想那样做时，你去做好了──我允许你那样做」，他带著讽刺的口吻讲道。

但是这并不是我想得到的答覆。那根本不能解决这件问题。

因此，我再设法去找另一有权势的人──舒慰农（译音）先生。他也不愿意这样做，惟恐有什么危险的后果发生。

如果这两个人都反对释放囚犯时，我真不晓得谁再能支持这项行动了。我失望著向教堂的路走回，迎面一个骑著骡子的兵士，沿著大路飞跑过来。我认识他是本城的孩子，便向他打个招呼。

「你是那个番号的」？我问他道。「第三军第二师」，他回答著说。「你们的师长是谁」？我又问他。「唐海源（译音）将军」。他答道。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我和唐将军以前有过来往，我想我可以和他谈一谈。「唐师长来了吗？」我问著那位兵士。他转著头来告诉我说，唐将军就要到，但嘱咐我行勤小心。「唐将军就要从西门开到」他说。「他和其他官员都是徒步。当兵的骑马或骑骡子」。

在战争初期，日本军队集中目标轰炸射击军官，他们认为军官被毅死后，便可以很容易地击溃统率无人的军队。但这些机智敏捷的中国军队，很快地看出敌人的轰炸和机枪扫射都集中于骑马和骑骡的队伍。那日早晨，我首次看到国军施用巧技诈骗敌人的方法。

那个兵士扬鞭飞驰而去，我立刻跑到西门等候唐将军。当他到了以后，我个略致寒喧，我便请他偕同其他官员到教堂里去用饭。几日来他们没□到一餐热饭了，他们自然欢迎我的邀请。

教堂的厨夫飞快地备妥一席简单而精致的午餐。我们并且弄到一些酒来招待这些上宾。几天来的疲乏下，他们初次得到一会安歇，并且享到这顿午饭，和当地的安谧和秩序。

在吃饭中间，我渐渐和他谈到囚犯问题，并要求他能否把他们释放出来。他告诉我他不能这样做，他是个军人，不能干预县里的地方政务。

但是我并没有绝望。饭后，我把他请到一旁对他讲道：「唐将军，按西方的习惯，说「不行」的时候就是「不行」。按中国的习惯，这里还有商量。」

他哈哈大笑起来，觉得这位外国人竟能把中国人的心理实用到一件中国地方问题上，倒是一件趣事。他一边笑著问我打算怎样做。我便简直地把我的意思告诉他。

「请你拨给我几名兵士，到牢狱去把那些人放出来。不然他们便会死掉。「你关心这些囚犯──你？」他问我道。「是的」，我坦白地说。「他们之中的半数经我施过洗礼。我使他们信了天主教，我可以相信他们。」

「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早说呢」？他问著我，几乎竟是等不及地要帮我的忙了。

他吩咐副官传进几名兵士，我带著他们再奔向牢。我们打开外面两道大门的铁锁，再打开最里面牢门的铁锁。当我那天一早到牢狱以后，囚犯们已经猜想到出了毛病。他们已经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并且也没有卸除下系在一起的脚锁。

在兵士们卸除他们的脚锁之前，我先告诉他们说，我是代表唐将军向他们讲话的。

「在唐将军的恩惠下，你们将获到释放。他并且允许你们自做选择，加入他的军队，去我的教堂，或是回家。但是，」我说──这是我自己的意思──「如果你们胆敢抢掠，或纵使在城里髑犯极小的罪名时，便立时就地正法。这是师长的命令。」

犯人们喊著他们愿意接受这些条件。兵士们使他们整著队走出三重大门，大部分的人都愿意回家，只有少数几个人愿意投军。使我感到有些悲哀的是没有人愿意随我到教堂去，甚至那些经过我施洗礼的人也不愿如此。但是这件事情对我一生的影响程度，超过任何人的想像以上。这件事只不过是根据人道精神的行动。但由于环境和时间的特殊，人们都夸张著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城里人民对囚徒们的被释离城都异常欢悦，并且城里也不曾发生什么事故，于是在第二天他们便推举了一群代表来到教堂，要求我出任县长。

当地人民对我的信赖，使我异常感动，但是我认为这工作对我是不适宜的，我是这里的唯一外国人，一个天主教神父，不适于做一个五十万人口县份的行政长官。

我提出了这几点难题，我告诉他们我的年纪太轻，在这里仅仅住了七年。他们的发言人把我的这些反对意见都抛开一旁。我们反覆地把这件问题讨论了极长的时间。我必须确实看出这并不是中国人的客气表示。我必须确实晓得我有担当这种工作的充分能力。并且我必须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最后，主教替我做了决定，我也觉得满意，因为这是一个中国人为了中国人的利益而做的决定，我愿意从中协肋。整个下午，主教都在静听我们的讨论。最后他对我说，「人民需要你。他们希望你所做的事乃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请你接受这个职位，但不必接受这个职衔」。

九月二十四日下午我成为河北省安国县代理县长。安国县有五十万人口，其中有五万人住在县城里面。

第二天，在我的领导下我们组织起一个行政委员会，命名为临时委员会，仍为代理性质而不具实权。我立即开始募集警察，并在全县办理联庄自卫。一个月间，我致力于各项县政工作。到了十月二十一日，全县四百多村都完全组织起未，成为几个大联庄，从事自卫；县城里的警察也装备妥当；全县各地的政府分设机构也都告成立。

当我们刚完成各种组织后，中国共产党军队便开到了。虽然我们想著他们会来，但我们毫无怀疑地都晓得他们的到达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怎样的悲剧。共产党的占领，比中国人所遭受到的日本人的屠杀和掠劫还更为残酷可怕，不过人民还没有机会来领略它的滋味。有些人很快地便看出共产党的真面目，他们晓得已经堕入陷阱，但已经无法拔脱了。

当中国国军向前转移后，共产党便从延安基地向东推展，越过重山，转而北上。当日本军队侵入中国，军事行动日趋剧烈时，这一场从九一八起中日间不宣而战的战争，便成为日本企图征服中国的全面战争。

日本军队沿交通线前进，他们兵力不多，无法占领中国全部。共产党老早就晓得这种情形，并晓得如何利用这机会来扩展势力。他们立即占领了日本人所不能占领的地区。并遵照莫斯科的命令，把占领地区按严格的共产制度组织起来，毁灭了一切新旧制度，欺骗老百姓，利用人民的爱国思想，和幼稚的理想主表，施行恐怖统治，并毁灭所有文明国家中反抗共产主义的成分。

在中国，反抗共产主义野蛮行动最坚强的份子，是六种宗教。佛教，儒教，道教，回教，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以及家庭；宗族；秘密会社，中国人的道德传统制度，和中国国民政府。

在这里我必须先说明，俄国共产主义和任何其他共产主义在实际上都是一丘之貉，不管这个共产国家所标榜的精神如何。所有共产统治都根据莫斯科征服世界的计画。所有共产及卫星国家，都遵守著这项计画。不同之点只是表面上的差异，一般是方法上的不同。方法上的不同，只为了临时适应当地的情况，等一切情况改变后，折衷方法便会停止。折衷方法便是共产党的咒语。当目的实现后，他们便立刻把它迅速无情地予以根除。他们也绝不许旁人──共产党除外──利用折衷术。妥协的人一旦被共产党发觉后便不会活得太久。

不久我们便看见这一切丑事在我们面前展露出来，正像是一个魔鬼所绘的一幅中国画。

谢选骏指出：一个魔鬼（苏联）画的中国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没有成活，两个魔鬼（苏联和日本）合作画的中国画（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成活了——从1949年到现在2023年已经七十四年了。它还能存活多久呢？

【第二章 红军到了】

当我们听到共产党军队北上的消息时，我便召集县城里的绅商开会，这些人便是最初请我出任县长的人，他们曾在临时委员会里面协助我推进县政。我建议欢迎这些共产党军队。但是他们已经听到共产党占领其他县城及乡村的情形，他们深感惊骇，表示不赞成我的意见。实话讲来，我本人也不大热中于我自己的建议，但因为我是个代理县长，我觉得应该陈述一些意见；除此以外，我更认为友谊的表示或许是很好的政策。

「让我们试试看」，我这样主张说。「让我们欢迎他们一下，看一看我们能否同他们合作。」

这些人嘴里嘟嘟囔囔地摇了摇头。

「我相信任何一支中国军队都比日本人好得多，」我说。「让我们看看他们是不是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抗日。如果他们真是抗日的，我们就帮助他们打日本」。我这样主张。

中国人的天然保守思想，由于他们听到旁人的身历经验，和他们逐渐了解共产党军队的性质与行为，而愈形强烈。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国民党和共产党间的冲突，乃是近代史上记载最不清晰的一段史话，我正在这段时期的中间来到中国，一直在努力学习中国语言以准备传教工作，我对中国当前政治情况的了解，远不如我对中国旧日生活方式与习惯及中国上古史与中古史的知识。

在旧日战争中，地方居民照例是欢迎任何打进来的军队，献纳礼品和大米，以后再有任一派军队占领该地时，他们仍是照例欢迎。我告诉与会的神商们说，我想把这种惯例应用到这一次。

我这几位中国朋友们会意地默默头。

「共产党把那些惯例都改了」，一位老年人冷淡淡地说。「当他们刚到江西某地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曾经欢迎他们。后来他们被国军赶出，但随后又回来了。这次回来后，便把那些曾经欢迎国民党军队的老百姓扫数杀掉」。

「江西遭遇过最惨痛的战祸」，另一位老年人说。「江西人口本来很稠密，在共产党占领前全省人口有二千五百万。但后来人口竟减少了一半」。

「神父，那太危险了」！当我沈思他们的讲话时另一个人又讲道。「如果我们准备欢迎时，他们会停在这里抢走我们的所有财物。我以为还是看看风头再说」。

他们的辩论把我说服了。于是我也决定看看风头再说。

大约过了一个礼拜，在十月二十一日那天，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官员到教堂来拜访我。「我代表吕正操将军」，他说，一面递过这位共产党将军的名片。「我是他的副官」。

我们点头致敬，并讲了几句中国的客套话。

「吕将军今晚要到达这里」，那位副官说。「他将在安国县设司令部。他想请你一同吃晚饭」。

我道著谢接受了邀请，副官随即谈到正事。

「我们晓得你有一部印刷机」，他说。「我们想请你替我们印一些图片──立刻就印」，他补充了一句。他说话时很有礼貌，但不容我有所考虑与选择。他把图片的样子递给我，立正敬礼，转身走出。

到了晚上，我骑著脚踏车到了吕正操的临时司令部。那栋房子是用灰砖造成的，中国人一般都喜欢用灰砖建造住房。像天津、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红砖房屋，乃是「西式住房」。华北一带的大部住房都是平屋顶。这栋房子却是起脊的瓦房，这无疑地是大户人家的住宅。

大门两旁有两个石狮子。据中国神话所载，这两头狮子是住宅的卫士。但这位共产党将军却有两个荷枪装刺刀的门岗做他的真正卫士。

门岗正在等著我，立刻把我领进第一层院子。在这里我遇到他的亲随卫兵。他们向我敬礼，带著我穿过第二层和第三层院子，走到吕正操的私人住房。

中国家庭生活的欢悦谈话声消逝了，满院荒凉灰黯。在大朗气清的十月里，中国人经常喜欢在院子里种上几盆紫苑或菊花或其他种花草用作装饰，现在却都不见了。这些东西已被视为无用的累赘品而被移开。但当我被引进吕正操的私人住房后，我发现房间里还挂满许多匾额。我迅速地把眼光向匾额扫去，发现那都是送给这所住宅的前任主人的荣誉品。这位共产党「将军」并没有下令像移除花盆那样地立即拆除这些匾额。许多中国人虽然不识字，但纵使目不识丁的人，也晓得匾的意义。

吕正操立即接见我，很有礼貌。我们在一起吃饭，同桌的有他的参谋长，和另外几名官员，吕正操年纪很轻，瘦高身材，面色灰白。他很健谈，讲一口好官话。他有一套共产主义哲学，但对另一方面的东西也知道得很多。他开始军旅生活时，任职于东北万福麟的第五十三军。当五十三军被日本军队打垮时，他正在西安；因为他老早便庇护共产党份子，他便加入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张学良所发动的「西安事变」中的叛军。张学良之驻防陕西，是受命剿灭该地区的共产党。但是自从张学良的军队被日本人从东北驱出后，共产党在东北军队里的宣传已经日趋活跃。共产党的口号是结束内战，对抗日本。

结果制压共产党的运动，实际入于停顿，这样使蒋委员长亲自飞到陕西。张学良随而劫持了蒋委员长和他的高级官员。两周后蒋委员长才告脱难。

这次事变的结果，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又有另一次「联合阵线」，虽然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间国共首次联合的约，早已经共产党无情地背弃。

如果吕正操不向我详细叙述他个人的经历，我仍会晓得他刚加入共产党不久，没有受过真正「老」共产党员的驯练，所谓老党员是指那些在一九二零年时代初叶便加入共产党的人们。那天晚上我看他只吃了一管鸦片烟，这便就明了一切事实。老共产党员不准他们的高级官员吃鸦片。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染上鸦片或酒色嗜好，或任要他纯物质享乐时，便不会成为一个可信赖的好党员。中国共产党「三巨头」之一的朱德，以前曾是个鸦片鬼。他抛弃了鸦片而不抛弃共产主义。

吕正操显然是要戒绝他的鸦片嗜好。在吃鸦片烟前后，他一支一支的连著吃香烟，整晚没有停嘴。

吃过晚饭，我们的谈话转入正题。他对我说，当他听到一位天主教神父是一县之长时，他真吃了一惊。当他又听到这位县长不仅是个天主教士而又是一位欧洲人时，他更觉惊异。

这样便引起我要讲的话头。

「我今天晚上是特别来向你办交待的」，我告诉他说：「我们这里没有政府官员，老百姓便推举我出来作反抗日本的组织。但是我一直在等候一个适当中国当局的到达。现在你来了──你是一位将军──你又有军队。因此你便是合法的当局──我不再代理下去。如果你能接过这项职务，使我重新返回传教工作，乃是我最感高兴的事」。

他听到我这项动议很觉吃惊。显然地是他还没准备解除我的工作，因此他用许多阿谀的言语，强烈反对我的意见。

「我已经听到老百姓是如何爱戴你」，他说：「那乃是最重要的事。人民和人民的需要。你必须继续你的职务。你继续作下去与我也有光彩」。

但在他的慰勉下，我并没有放弃决定，我也用同样有礼貌的态度坚请辞职。但是我同意继续和临时委员会的三名委员帮忙，（这三名委员曾担任过行政与改组的主要工作）直到举行选举后为止。这三个人爱国思想都很浓厚，办事忠诚。一位是蒲丈浦，商会会长，六十岁。一位是舒慰农，办事能力极强，有领袖天才，另一位是朱卓清，是退任的少将。

那天晚上当我离开吕正操的司令部时，我满怀著希望，觉得我们能够真正共同合作。我的乐观情绪不久就云消雾散了。三天之后，吕正操把临时委员会的三名重要委员一并逮捕起来。他把我请到司令部，简短地谈了几句话。

「我需要两百枝来福枪和两万块银元」，他说：「如果明晚八点钟前后不到的话，你的朋友们便要被枪决」。

多辩是无用的，他己经在命令上盖上官印，并注明时间，我晓得多争辩只是耗费宝贵时间。我立刻走出搜集枪枝，心里感得异常难过。

当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时候，吕正操曾特别关心我组织起安国县的方法，他问起我们在县里都做过些什么事。他想晓得我们怎样弄到这许多枪只。我一一都据实以告。

我告诉他，当我就任县长后，我看到我们需要些来福枪装备警察以保护县城。我记得当国军南撤时，他们必须渡河。他们必须迅速涉水，在深永湍流中，有多人都淹死在河里。只在曹家庄附近的一条河里，便淹死了一千多名兵士。

在九月间，我晓得河水会降低，于是我在一天集合起一群老百姓，每人携带一根长铁棍。我们有的涉水，有的搭乘舢板，把铁棍探到河底。当听到碰著金属的响声时，便潜水下去把枪枝捞上来。我们这样做了一个星期，总计寻到三百多枝枪。

这些都是来福枪，擦净上油后便可以使用，现在城里城外警察和民团所用的枪，都是这样得来的。我深夜派专人到各处送信，要求他们把枪枝交出，以赎救这三个人的性命。但是老百姓们都不愿交出来，原因是不言而喻的。银元倒还容易搜集，但到了第二天四点钟──距离限期还有四小时──我只收集到一万银元和七十枝来福枪。现在已经来不及再搜集了，我只好去见吕正操蹉商一下：

「老百姓都穷得很。我们又在打仗。我们都是同舟共济的人。你能不能把这些收下，不再追索欠数──并把那三个人放出呢」？

吕正操的神气是全无商讨余地。

他答覆说：「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必须把我要求的数量全部缴齐，否则枪毙你的朋友」。

我要求他展限。他在命令上又批注限「夜半」交齐，盖上印，让我离开。

我再拼命各方奔跑，别人也帮忙搜集。直到四点钟，我们才休息一下，吃几口饭──这就是我那天的早饭。到了晚上，我晓得我们要拼死命去做了。到了夜间十一点，我们把二百枝来福枪和两万块钱都凑齐了。我先跑去向吕正操报告，人们在等候著消息。

吕正操假装出很殷勤。他带著所有参谋人员来欢迎我们，因为我并不是独自来的──城里的几位绅士都到了。他收下现洋，背著后面架起的来福枪，很讲了一片话。

「我到过许多县」，他说：「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像贵县老百姓这样爱国，情愿送给我两百枝枪和两万块银元」。在盛大炫耀的场面下，这三个人被释放了。

第二天他又弄出一套新花样。

他发布了一张通告，告诉全城和全县人民说，人民所交进的枪枝和银元并不是他们的债务，这笔帐应该由那被释的三个人偿还，他们应该以同量的枪枝和银元，缴存县库来偿付人民。其实这三位委员是自动为县民服务而不是为个人工作而被捕的，但共产党却不管这项事实。任何抗议都是没用的，那样只有使他们再遭逮捕。这三个人只好再设法筹集两万块钱和两百枝枪交到县城。结果，当共产党揭开假面具而接管县城时，这些东西自然还落到共产党手里。

现在他们真地在积极接管县城了。吕正操主张举行「选举」。临时委员会迟疑不决，设法拖延时日。他们开始提出反对。他们指出安国县在战区里是个大县份，举行自由选举很困难，须要长时间筹备。同时，吕正操愿否提出一位县长呢？

吕正操主长使人民做「自由选择」，请我们提出建议。委员会提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士。显然吕正操并不高兴这个选择，他处处和新任人为难，第二天那个人就辞职了。于是人们同意举行选举，并订好日期。

这时候一位本地律师王焕章（译音）走来看我，他告诉我，他希望出任县长。王焕章受过良好教育，也颇有人望。他说：「我不是共产党员」。王焕章为人正直，我确实晓得他佰给人民谋幸福。从他以往的行动便可看出。我同意支持他，并私下把这消息传给各村，请求大家对他加以支持。

中国人民都很聪明，判断事情很透澈，能做出最技巧的行为。他们看出吕正操的用意是想让他的一位腹心人做县长，但是他们却希望一个可信赖的当地人。他们看清吕正操的计画是想用表面的选举方式选出一个他可以控制的人，那样他便可以把城内收藏的枪枝全部都弄到手里。因此老百姓一直在害怕选举，直到他们晓得王焕章是一位干练不怕事的人以后，他们才略觉安心。

共产党到安国县后第六天便举行选举。吕正操深信选举结果一定是对他有利，他亲自来监视选举，并请我严予监督，务求合法。

出席投票的全县各村代表共计二百四十人，计票结果，王焕章获到二百零二张选票。吕正操感到了惊异，当他建议全县各村派代表来安国县城选举时，他料想不到结果竟是如此，也没想到竟几乎是一致推选王焕章。现在他是真正合法民选的安国县县长了。

吕正操立即看出人民智取了他。但表面上不露声色，立刻委派一名委员「协助」王焕章，以期从旁牵掣。王焕章在吕正操离开安国的期间作了三个月县长，吕正操返回安国后，又继续作了一个月。那位「协助」王涣章的委员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使吕正操很容易地藉词把王焕章逮捕起来。他向人民公告称，王焕章不替人民服移，他是个「汉奸」。共产党在解除或清算一个不幸的牺牲者时，时常提出些诸如此类的谎言。

王焕章于一九三八年初被捕入狱，吕正操立即委派他那位腹心人出任县长。

这是一九三八年初几个月里的情形。那时候共产党已经控制到二十四个县。一九三七年末，共产党已经在华北组织起一个边区政府。一九四零年，他们控制到□西，河北和察哈尔的一部。在边区里面，他们建立起坚强的基地以从事游击战。在这段期间内，共产党暂时放弃他们强烈的社会及经济措施，但实际并未放弃基本共产政策。在民族主义及抗日的旗帜下，他们加强宣传和灌输工作，他们并设法争取爱国份子对八路军（共产军队新编番号）的支持。

吕正操刚到安国时，手下只率领一千多人，，一年后扩展到十万。他利用人民的爱国情绪和抗日的号召，扩展起一支庞大的势力。他永远不称自己为共产军。他自称为「人民军」。

共产军逐日地图强庞大起来，技术也愈形进步。从我第一次遇到吕正操以后，我曾遇到许多其他共党将官，校官和兵士。我渐渐敬佩他们的刚强，我从来不过低估计他们的盲目服从。

日本侵略者的残忍是愚蠢而无意识的，中国共产党的残忍是荒淫而阴险的，他们以保护人民利益为藉口，实际则是残暴不仁。共产党的罪恶千百倍于日本人，这几年间我都饱尝到了。

几年间我这段梦魇性的遭遇，并不仅是代人受过的行为。我在那里的大部年月里，我之所以为外国人，只因为偶然诞生地的不同。我度著中国人的生活，说者中国话；有时候除去在职务上阅读拉丁文，日常生活中用中国文以外，再不晓得有其他文字了。我的食，住，思想，说话都是中国方式的，我之所以挣扎奋斗，并不只因我住在那里，而因为我就是它的一部分。我成为中国人民的一部，他们也成为我的一部。我所以和共产党做事的原因，是因为我必须如此，我一直在尽我的力量对付他们的邪恶阴谋和野心。

吕正操来到安国县的前三个月内，我看到他扩充军队的方法。河北中部一带县份，没有一个行政当局。只要那一个势力强大，两千多万老百姓便要俯首听命。

游击队在四乡出没无常。盗匪也乘机公然活跃，藉著打仗的机会招募党徒。共产党扩展军队的对象有三部份人士──游击队，盗匪和真正的爱国份子，这些爱国份子相信任何一个中国人，纵使是共产党，也会拼出全力和日本打仗。他们都在设法搜集长枪手枪及武器以组成坚强的队伍。爱国份子和游击队只想打日本；其他部份人的动机便不那样纯正，但是他们也是痛恨日本人的，他们一方面在联合起来抗日，一方面在弄几个钱谋生。

在开始的时候，共产党还在扩展期间，本身力量不太强大。他们迅速地招集军队，并派遣小股队伍到山西，河北，山东及华北各省，这些省份一向以饶勇善战的兵士著名。那时共产党有许多问题要处理，他们暂时放过盗匪。但他们却随时对这些人加以注意。

当共产党略取到城市县镇后，他们便想实现最初的一项计画──消灭猖獗各县的盗匪。共产党制压盗匪的运动，只是为了实现他们的实际目的，而不因为盗匪是罪大恶极。盗匪们很可能变成游击队，他们很可能像袭击日本人的那样袭击共产党军队，再有，盗匪们的武器也是共产党所觊觎的。于是共产党一方压制盗匪，一方采取有效的宣传运动。他们一再宣布，他们的消灭匪徒运动，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人民自然赞成这种主张而尽力予以协助。因此共产党在制压盗匪的运动中，获到无数的自愿协助者，报告匪徒的窝藏地及匪魁。这样共产党便逐一消灭了各股盗匪，有的予以击溃，有的予以收编。

一股游击盗匪的首领朱占魁──也是一位爱国份子（注）──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率领部下便衣队百余名抵达安国。朱占魁并不是共产党。他在那时候实际是做政治活动的。他只希望和日本人作战。他要求村民给他们制服和枪枝，一年之间，竟扩充到一万多人。当朱占魁羽翼丰满之后，吕正操便把他这支队伍改编到共产军里面。当时吕正操的手段是爽快而简直的。他邀请朱占魁开会。他递过一杯茶和一支香烟。

「加入改编」！吕正操命令著朱占魁。

朱占魁毕竟是条有骨气的汉子。

「假使我不这样做呢」？他问著说：

「你一定要和我联合起来打日本」，吕正操说：朱占魁面不更色地看著他，他停了一下又说。「如果你不加入的话，我就把你打垮」。

朱占魁想了一会，他同意加入，但坚持他自己统率那支队伍。吕正操对这点意见不置可否，他只是赞誉朱占魁的军队。

「你的军队必须有更良好的训练」，吕正操说：「他们都是很好的兵士。这正表示出你的领导有方，但当我们训练他们以后，他们更会替你增光」。

朱占魁接受了这项最后通牒。带领他的队伍向五台山出发。

到五台山去的军队都变成了共产党兵士，否则便被枪杀。朱占魁本人成为共产军的一名将领。其他的游击队首领也都走了朱占魁的路线。仅仅一年以后，一九三八年年底，所有盗匪，游击队，和小组织的爱国份子都逐一被共产党所「制压」，有的被杀害，有的被编入共产军队里面。

（注）朱占魁本为永清县一带著名匪首，后加入共匪。不应视之为「爱国份子」。

谢选骏指出：红军不是中国人，而是苏联的别动队。吕正操不战而逃在先，假装英雄在后——一个典型的两面人。

【第三章 初期经验】

共产主义是一种自行滋生的罪恶，用几何级数速度扩展。共产主义在一个新体上的初步移植称为「细胞」。共产党组织的理论，系采取生物的形态；在生物中，细胞是植物及动物有机体的基本及组织单位。包括有原形质。

当生长过程开始前，人民，像土壤或培养媒一样，必须予以准备。

吕正操和他的军队立即开始组训安国县民。他成立超「乡村近代化协会」，他强调地声称这协会的目的只有一个：抗拒日本侵略，将各县人民形成一个公民爱国组织。

宣传工作开始推动起来。为能读书的人制印图书和小册子，向不识字的人演说，总不外在宣扬一项主旨──人民军会保护他们，对抗共同的敌人日本。共产党一方面在宣传抗日的主张，但吕正操和他手下的人们却秘密地遵守著毛泽东的命令，利用抗战和人民仇日的心理，扩展并巩固共产党的权势。

吕正操用很简单的方法控制住每个人的行动，并详细地调查好当地的人口。

「为了防止汉奸进入计」，他说：「我们必须签发护照」。大部份中国人在任何情形下都是安土重迁，在战乱时更不愿远游，于是都到指定处所去登记，甚至到邻村探亲时都请领护照。同时，他们的名字都被共产党登入名册，许多人的命运在那时就注定了。在户口调查时，姓名、年龄、职业，和其他详细情形都一一登记，当一旦决定那个人须予以清算，那个人尚须留用时，这都是些毒恶的有用资料。

同时，吕正操的军队更推行一项重要的指示，使共产军队「造成人们对它的好印象，使他们相信人民军和中国共产党是良善而和霭的人」。

在这种训练和命令下，共产党军队最初非常有礼貌。共产党在江西的暴行、只有几个消息灵通的人知道和记忆著；安国县的大部人民，在遥远的时间和距离下，都不曾亲身遭受江西的浩劫，无法把那些共产党和这次自称为抗日的人民军队联到一起。

年轻的兵士们态度很好。他们不曾抢掠。也没有盗窃案件发生。如果有人犯法时，立刻便受到吕正操的惩罚。

年轻妇女也无须畏惧军人。她们听惯了那些彬彬有礼的兵士唤她们「大嫂」或「大娘」。兵士们时常走到老百姓门前叩门问道：「有什么事要我们帮帮忙吗？大娘，我们替你扫扫场院好吗？大嫂，我们替你挑水好吗」？

到了秋收的季节，共产党官员更派他们的兵士协助农人收割粮食。中国的农民都受宠若惊了，兵士们对他们有礼貌的帮忙，给他们留下极好的印象。以前的军队和他们记忆中所听到的满清队伍，都不是这样。

兵士们自己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不是满清政府的军队」。他们极力以行动和言语使老百姓来做比较。

这是共产党的标准行动。这种伎俩现在还在推行著。我在美国曾经看到一本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日的《人民世界》（共产党英文杂志〕，里面刊载著笑容可掬的农夫和露齿狞笑的共产兵士正在田里一起做工的照片，标题里解释著红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受著人民的敬爱，他们走到田里和厨房里帮助男女同志们做工。一个标题这样写道：「人民解放军战士协助农民」。

共产党很晓得获取人民好评的重要性，只有用这种方法他们才能获到人民的信任。一旦他们赢到人民的信心及人民的拥戴，农民们便会和他们山南海北的随便聊天，他们可以回答许多问题，多少事情都可以在谈话里得到，因为在中国农村里，每个人都晓得其他任何人的身世和为人。这些谈话都可以利用。这样搜集起来的事实便可以做细胞生长的准备。

「今天早晨我在市场上碰见了小贩老王。那人怎么样」？一个兵士在帮助农夫在田间做工的时候可以这样随便问起。

「噢，老王是个好人」，那位农夫会这样回答。「他很有骨气，是条硬汉子」。

「我喜欢老卓」，这位兵士继续说下去：「那位兑换银元钞票的老卓。他真是个好人」。

「噢，不，他不是好人。他是个坏蛋。你认识清楚他以后，你就不会喜欢他。他根本不是好人」。农夫这样回答，同时心里觉得很著急，以为这样一位好的年轻兵士如何会受到那样一个人尽唾弃的坏东西的影响。

日子不多，吕正操的政工人员和老卓接近了，使他加入了他们的工作，而那位好人老王却被处死了。

利用这种方法和其他方法，共产党在教育，警察和其他方面的重要职位上，都安置上自己的工作人员。

替共军搜集这些情报的兵士，并不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只是接受获取情报的训练，官员们并不告诉他们如何利用这些情报。等到农民们晓得事情的真象时，已经来不及了。

兵士们和老百姓的随便谈话中，又可以探询出本地私藏枪枝和军火的情形。每个薄有财产的中国农家，都想有一枝枪。一枪在手便等于有了保障。有时几个农家合购一枝来福枪，富有的农家和地主，有的拥有几枝来福枪。实在说来，来福枪是极好出手的商品，在战乱时间，人民宁愿要枪而不愿要钱。

共产党想要增加力量和人数，必须攫取到所有的枪枝。人们常因一些罪名遭受逮捕，并被迫交付若干枝来福枪。每个被捕的人必须交出若干枪枝，否则便被枪决。人民无论触犯轻微过失，重大罪名，或甚至莫须有的错失，都被罚以现金折付枪价；这是共产党的一种标准伎俩，也是共产党完成严格控制乡民的一部策略。

当共产党刚刚到达并在努力争取人民的好印象时，他们经常在强调抗日救国的决心。他们要求人民缴纳超过正税的摊费，作为「战费」以「协助政府」。许多有钱的人们想讨好共产当局，当他们捐出金钱时便等于决定了命运；若干守法的农民也常在重大牺牲下捐出款项。共产党只在静候时机成熟便下毒手。

那只是个很简单的步骤。他们把一位已经捐献五十银元「协助政府」的富人请到。

「你很有钱」，一位共产党官员对他说上面用严厉的眼光钉住他。「你向政府捐献五十块钱还不够。你现在还要捐几枝枪。明天早晨带十枝来」。他在命令上注明时间盖上官印。

那时候在国内买枪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因为人的性命系于枪枝，于是很快地发生出枪伎买卖的黑市。共产党鼓励这种黑市的存在，正如他们鼓励任何能有助于他们目的的非法企业存在一样。在星期一仅值五十块钱的来福枪，到星期二便涨价了，当这个人在最后购齐应缴的枪数时，他已经耗用了一部财产。

罚缴枪枝越来越多，已受处罚的人还会受到更多次的处罚。那位在初次罚缴十枝来福枪的人，在那次没受枪决也没遭监禁，但当他刚刚喘过一口气以后，他又会再遭逮捕，再罚缴十枝来福枪。这次购买十枝来福枪较上次更加困难，耗用的财产也较上次更多。这次他看清了，他只是用枪来买到一段生存的期间，他唯有再等候第三次的逮捕和第三次的罚缴枪枝。 …

用这种方法共产党弄到大批的枪枝。他们获到的武器越多，他们越能迅速地扩展起警察大队，军队和秘密警察。警察大队的力量越雄厚，他们越能够控制住重要的职位以制服所有反共产党和非共产党份子。他们经常用如下的口号来替他们的行动作辩证：「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力的出力」。

在这种有力的团结口号下，共产党有计画而澈底地控制起每个县份，在重覆实行这种步骤下，共产党达到了他们的最后目的；他们搜集到民间所有的武器和金钱──他们可以随时把人们杀死。

用这种方法一个人从共产党那里所买到的生存期间，是极容易消逝的。这样买到的时间，削弱了买主而加强了卖主。最后，烟气终于把火光蚀灭了。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就像武汉病毒，早期传染的毒性是非常强烈的；而后随着感染人群和死亡人数的增加，毒性反而越来越低——受害者们的免疫力也越来越高了。

【第四章 反共的力量】

共产党何以能蹂躏了中国大陆呢？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一般人都不相信有此可能性。根据历史记载，中国永远能同化外来的侵略者或征服者，一般人对共产党的看法，都受这一点历史事实的影响。许多中国商人，新闻记者，作家和学生（不是学者也不是历史学家），时常在中国的酒吧间俱乐部，欧洲的会客室和沙龙，美国的会议场和餐会中谈论到这一点，并在最后加上一句难以驳倒的结论：「连犹太人也被中国人同化了！你想一想看」！

他们会告诉那些旅行者和有成见在怀的人，犹太民族如何在唐朝时代来到中国，而现在那当初他们定居的地区上已经没有犹太人，而只是一些略具希伯来人血统的中国人。

犹太人的种族纯粹，个人主义，及尊重自己的宗教和文化精神，乃是犹太人在两千年间被遭迫害及流逐下而仍予坚决保守的，但到了中国却完全丢光，那足以证实这段历史记载，中国人具有战胜其他种族和民族的独特性格。

但是，这些人却忘记了一件事实，这次征服中国的人并不是外来的民族而是中国人，彻底受过一种野蛮的外国思想所训练的中国人。他们狂热地吸收了这种在根源和性质上都是外国形式的思想，这里面便产生一项使人难解的问题，中国人如何能拥护这种思想呢？我们就在这奇怪的现象下找到难题的答案。共产主义败坏了中国人的天性，但不曾把中国人的天性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日后必为中国人的天性所击灭。

反抗共产主义的因素，远较欢迎共产主义渗透中国的因素为强大。共产党比任何人都更明晰地了解此点。宗教，家庭，宗族，秘密结社，文明的道德及权利法典，个人的荣誉及礼仪，都一致受到共产党的攻击。他们更集中力量毁灭所有宗教影响，因为宗教是强烈反对共产主义的。

佛教本身是一种消极的宗教，他劝导一个人应该忍耐制欲，因为欲望乃是痛苦的根源。他是一种神秘性的宗教──主张明内心，以清静，默坐及祈祷来实现灵魂的永生。中国佛教徒大多数都信净土宗。净土宗是纪元四世纪间一位山西人所创立的。观世音和阿弥陀佛最受人们的膜拜。这个宗派的佛教和其他宗派一样，其主要特色为消极，出世和忍耐。

共产主义正与佛教相反。它是积极的，活跃的和好侵略的。两者的各趋极端是共产党所不能容忍的。

当他们攫取到一块乡村地区后，便开始打击佛教。他们的第一步行动是把和尚驱出庙寺，并攫取过他俩的财产供自己使用。我亲眼看到共产党军队在山西省五台山上扎营。聂荣臻把这里做成共产党的基地和训练中心，把若干爱国份子，游击队和盗匪都收集到部下。佛教圣地一般都设在山里或山顶。中国有四处佛教徒的朝拜圣地，其中以五台山为最享盛名。聂荣臻的总司令部便设在道里。聂荣臻是一个「老牌共产党」，是法国和比利时的留学生，第一次大战后曾在查理洛大学读书。现在是晋冀察军区司令。他在这里训练新共产党员并再训练老共产党员。

我看见到共产党所到之处，一定是没收佛教财产，杀戮和尚，或将他们驱逐出庙沦为乞丐，使人民失掉千百年来的精神安慰。他们所以敢对佛教肆行无忌，完全因为中国的佛教是个没有组织的宗教。每个教派或每个庙院是各自为政，因此共产党可以把他们逐一推毁，把和尚杀戮或驱出。

但是那些佛教徒在目睹佛教被迫害下，将不会忘却共产党的暴行。自从纪元前二百十七年以来，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嗜爱或政治需要的不同而迭有兴衰，但从没有像这一次遭到这样残暴的压迫与仇恨。

一九四八年，当我在北平的时候，做地下工作的各佛教组织代表秘密来拜访我，商研是否有团结一致对抗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我们谈得时间很长，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决心对共产主义作战。在那次谈话中，一位虔诚而勇敢的佛教徒曾鼓励其他教徒坚定信心，团结努力。听说这位佛教徒目前正在大陆上从事反共运动。实在说来，历千百年而不变的佛教哲学，现在已因环境的不同而产生显著的改变；从古老的默念的神秘主义，一变而成为积极反共的动的哲学。我敢说，共产党决没有想到一个阐扬和平主义及出世的宗教竟在面临毁灭的威胁下而变成反共产主义的坚强份子。但这确是实在的情形。佛教徒的地下运动，乃是对抗所有共产主义教条及行为的强大作战力量。

儒学自始便使共产党感觉头疼，因为它有一套积极的伦理信条，以王道及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基础。这又和共产主义恰好相反。共产主义教条是反伦理反家庭的；它反对任何权势，只有共产党权势除外。

儒学虽然被称为具有宗教及哲学的两种性质，但若干外国批评家及中国学者都否认它是宗教。但孔孟学说中的若干点已经发展出西洋人所谓的宗教的意义。无论如何，儒学已经成为千百万人的宗教代替物。

但是孔子实际并没有一套哲学系统或宗教，他只著重于一项哲学课题──伦理──并把伦理主张实用在政府事务上面。毫无疑问地，共产党也要毁灭儒学。

共产党占领安国不久，我曾参加共产党一个全面攻击孔子的大会，当地县民也有许多参加。当共产党狂号怒吼的时候，听众们都心惊胆战地静坐不勤。主要讲演人是一个弩著眼睛的年鞋人，显然他是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已经受过重要阶段的共产党训练。后来我才晓得，他已经逐步完成村，区，县的训练中心阶段，并将被派到延安「大学」受训，然后再派到莫斯科「研究院」攻读，那里乃是若干特殊选拔的中国青年接受一连串文化奴役训练中的最后地点。

「中国要灭亡了」！他喊著：「中国成为帝国主义者的俎上肉，中国已经被洋鬼子榨取枯竭了，现在日本小鬼子就在这里用枪炮飞机炸弹轰轰地杀害我们！中国何以这样衰弱呢？我可以告诉你们原因！那全因为中国人追随孔子，而孔子的思想是落伍的。他不像今日共产党那样眼光远大和前进。儒学已经使中国人成为奴隶，在近代世界里把他们束缚在旧的思想上面。共产主义是今天的进步思想。它可以把你们从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它可以使你们在近代世界里更有权势更受尊重，因为近代世界只尊重权势和力量！

他毫无倦容地讲下去，反覆连续地弥天撒谎，一直在申述著一个主题：孔子是一个不合时代的反动者，中国如果打败日本，必须抛弃孔子的主张和理想。

会议结束时，他要求每个人高呼口号：「打倒孔子！打倒大汉奸孔子」！

听众们都怒不可遏，更感气愤的是他们无力可施。几千年来孔子一向被尊为智慧和道德的源泉。辱骂污蔑这位中国圣人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口号梗在喉间无法喊出。

人们在畏惧惩罚之下勉强服从──但喊出的声音并不是共产党所希望的狂呼怒吼。那位青年共产党员抑制住怒容，但也无计可施。喊声虽仅是约略可辨，但人民总算是服从命令了。

孔子深信在适当教育下人性便可以保持善良；道教的始祖老子则深信人性须在放任下才能保持善良。老子的无为哲学始终被认为无法实行。道教的观院虽不如僧庙或孔庙那样多，但在中国的影督也很大。许多秘密会社都多少受道教的影窖；一九零零年的义和团相信画符念咒之后便能刀枪不入，都是道教影响的明证。

道教开始时是一种哲学，后来逐渐发展成宗教，今日中国所流行的道教主要是崇拜商朝以后的鬼神，驱邪除魔，呼风祈雨，画符念咒等。

上乘的道教，像它始祖老子一样地未曾消灭。不仅词文并茂的庄子一书还被人普遍诵读，一小部份道士，现在还保持著旧日道教的传统精神，例如在山东的劳山观院，便是自古传下来的道教圣地。

这两派道教构成反共的核心。道士们说，我们不应强迫任何事物；但共产党却是用武力强迫来存在和生长的。道士希望生于和平，希望生命的调协和自然界的调协；希望一切事物和总体间的调协关系；但共产党却希望打仗，分裂和散布混乱。

那些在乡村观院里渡著遁世生活的道士们，老早就被共产党驱逐了。他们无法谋生，因为他们比和尚的组织还更为散漫。那些以默坐苦修工夫希望长生不老的道长们，都被共产党处决了。小道士们都被逐出观院，仍渡俗人生活。他们仍然秘密地操著驱邪除魔的生涯，老百姓们也替他们保守机密。也许他们的驱邪除魔便是对付那些新「魔鬼」──共产党吧？这些还俗的道士们也许会像义和团似的变成一个狂热的教派，像义和团扶清灭洋似的驱逐那些染上野蛮外国思想的中国人。

佛教，儒学和老子的信徒，在中国有几千百万；除此，在云南，河南，山东，及西北各省，还散布有一千万至四千万的回教徒。根据回教史记载，回教徒系于六五一年来到中国。此后，回教徒又从陆路取道波斯阿富汗进入新疆和中国其他各地。七五五年，回教首领阿不葛拉佛曾应中国政府之请派遣四千阿刺伯兵士协助中国平定内乱，后来这些兵士便散居各地，和汉人结婚，而成为今日若干中国回教徒的祖先。

中国回教徒一直在坚守著他们自己的宗教。回教徒在中国的一千三百年历史里，人口一直在滋生，历代子孙都继续信仰回教而很少改宗。他们对共产主义是不会屈服的。回教徒的宗教战争，证实他们的宗教热狂；大战后印度人与回教徒的战争造成印度巴基斯坦的分立。

谈到在中国的西方宗教，基督新教是一个根据若干教义的信仰，并分成若干宗派。而共产主义却是一们教义，一个组织。就表面来说，这一点好像是对共产主义有利的因素。但是在一百多年来，基督教已经稳定地扩展起他在中国的工作，替人民造许多福利，并获到若干信徒。他在各大都市开设的学校和大学，已经造就出成千成万的中国学生。他的医院和医师已经把卫生的福音和上帝的福音一齐传播出去。

许多新教教士，医师已经被共产党屠杀了。这些殉难教士都足以鼓励人们的反共情绪。有一位教士的情形我知道得最清楚。华莱斯博士是浸信会教士，梧州斯徒特纪念医院院长，今年四十二岁，一九五一年二月十日死在共产党牢狱里。华莱斯博士是田纳西州诺克斯维里人，仪表动人，身材瘦高，沉默寡言，一向尽力于济世工作。他是梧州教区天主教玛丽诺尔会神父的至友，十五年来时常照顾那些卧病的美国教士和修女。战争期间，华莱斯仍留在中国，共产党进入梧州后，他依然在艰苦与障碍下从事他的本位工作。

梧州地方的人民，对他非常尊敬，他的声望成了他的致命伤；共产党的宣传──「邪恶的美国人」，「帝国主义央歧人的走狗」──无法伤及这位心地忠良尽心于中国人民的美国医师。

圣诞节的前一周，十二月十九日午夜三时，共产党兵士来到斯徒特医院敲门，声称有一位病人需要他医治。大门拉开后，兵士们冲进医院里，包围住华莱斯的住宅，把他从床上拖起，开始到处搜查。

他们从他的席子下面「搜到」一枝手枪。华莱斯说他从来没有过一枝枪，他的仆人也发誓说，在共产党未进来之前，这房间从来没有过手枪。但兵士们不容分说，竟在凛冽的十二月天气里把他拖到狱里，身上只穿著一件睡衣。随后共产党便设法诱迫他在供状上签字。他们并且召开「控诉大会」，但竟没有一个中国人出头控告他。共产党随后又逮捕了医院里的六名职员，指称他们是「亲美反动份子」。这六个人从被捕后便一直没有下落。华莱斯又被押解著游行梧州全城和附近乡村，带著一面有侮辱性的牌子，直到筋疲力竭奄奄一息的光景，才再被关进梧州牢狱里。

上年三月间，美国国务院宣布华莱斯已于二月十日死在狱中。同时国务院更称，「若干美国教士」正被拘禁在中共「各地」的牢狱里，但是国务院拒绝申述详细的情形，惟恐消息的来源方面遭到危险。

华莱斯博士并不是第一位在中共地区死难的教士，以前已经有许多人遇害，以后也有千百人遭遇牺牲──中国和外国的新教教士和天主教教士，及若干其他宗教的教友。

中国人早期所信仰的东方宗教，和近期传入中国的基督新旧教，具有一种潜在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日后抵抗中国共产主义的作用上，是无法衡量的。共产党之无情地打击所有宗派或信仰（不仅是天主教及基督新教），足以证明出他们本身具有强大力量。有一天，当我和一位高级中国共产党员谈话时，我更证实了这一点。他告诉我说：「我们共产党有三个最大的敌人：第一是美国，第二是天主教会；第三是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

共产党承认天主教是它在所有宗教中的大敌人，因为它晓得天主教教义中基本精神。天主教真基督教中历史最悠久最纯粹的形式；千余年来，他的教义虽然在适应变动的环境下而修正，但他信仰的整体中心则始终未变。每个天主教徒在他的心灵里都有一个信仰整体，任何外力无法动摇。共产主义自己晓得它本身的力量，并且在细密地衡量别人的力量。

即使在结构上和组织上共产主义和天主教有相同形态时，这里面还有一个绝大的差异点：共产主义否认个人责任，毁灭所有自由，制压并消灭自由意志。反之，天主教则承认个人责任，拥护选择的自由，并主张自由意志的培养与表达。

天主教相信他宗教的绝对性来自上帝；但共产主义的绝对性则来自政治局，政治局里面的那十二名魔鬼，正在努力毁灭人类最宝贵的个性──自由意志。

谢选骏指出：反共戡乱的力量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化。

【第五章 破坏中国道德传统】

共产党一方面摧毁宗教，另一主要目的便是毁灭中国家庭生活，他们拆散夫妇，分离父母子女，企图击毁家庭制度的力量。他们鼓励年轻人嘲弄年长人，并戏谑传统的家庭习惯。这虽使人发生反感，但还是比较缓和的初步手段。更严厉的步骤随后就来。

最初，他们特别嘲弄「孝道」，及孝道的一切精蕴。「孝道」一词，在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孝是人伦之本，推广而及于人类的行为规则，并且是政治结构的基础。从中国四千年前有史以来，孝道一直是齐家治国之本。

古代的精神生活，起于崇拜及奉祀各种重要的自然现象。除去龙王，风神，水神等以外，最高的神便是「皇天」（即上帝）。与「皇天」相对的是「后土」。神和人之间没有什么显著的划界，人死后都成神，都受著后代子孙的膜拜。社会学家认为这种奉祀祖先的风俗，起于孝的推广，但逐渐地含义缩小，奉祀祖先是想祈求死者的保佑。

许多中国人都没有正式的宗教信仰——他们既不是佛教徒，也不是道教徒；不是回教徒，也不是基督教徒。但极少有中国人不信仰先圣孔子，不把崇拜祖先做为生活中一部的中国人，更属凤毛麟角。在共产党未以文字及暴力宣传以前，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极少的下流忤逆之子除外）是不具有孝道观念的。

中国人承继下最重要的活的文化，时间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几千年来传袭下的道德遗产，乃是文明道德的宝藏和个人礼仪的法典。最低贱的中国人，纵使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也分有一部这样的遗产。

中国家庭是中国文明的骨干。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在旧日帝制时代，皇帝便是所有中国家庭的家长。中国人给他们廉正的地方官吏一个美名──父母官。中国的「家庭」是指整个家庭而言──父亲，母亲，儿子，儿媳妇。若干家庭合成一个宗族，一县里的若干宗族不仅构成一种良好的互助体系，并且是好政府的保障。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也许不敢控告一个贪污的县长，但若干宗族联合起来便可以向政府诉愿请求撤换县长。

在中国家庭里面，权力是自上而下的。一家里年岁最高的人──不管是男人或女人──是老家长。这位老家长也许是一位老祖母。所有儿子，孙子，儿媳妇都须听从她的命令。

家庭制度具有多年来累积起的庞大力量。这种制度刚好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相冲突。因此共产党便运用他「分而治之」的手段来摧毁家庭制度。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当我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们继续斫伐家庭制度的枝干和根。

有一天，我在里上村听到一件故事。村子里有一位年轻的媳妇孟淑兰，年纪不过二十四五岁，性情活泼而有大志。这两点个性引起了一位共产党工作人员对她的注意，他立刻看出她可以替共产党拉到一个新党员并摧毁一个家庭。最初，他仅是花言巧语地谄媚她。然后又设法在她和她的公婆之间制造□纷，而使她和她丈夫之间发生裂痕。他有时问她说：「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一生和你的天才浪费在那些老顽固的身上呢？他们从来也不关心你的一切。你不应该像他们或村子里人们那样守旧。你不像他们那样愚蠢。你很有本事！你可以成为新中国的一名妇女领袖」。

他夸奖她生得很漂亮，因为中国共产党引诱妇女的方法是先获到她的好感。然后他再举出其他国家共产党妇女的「成功史」，和怀有大志的中国妇女──如孟淑兰──相比。例如西班牙的帕新娜拉是一位早期的女英雄，中国也有一位附从共产党的女英雄宋庆龄。

共产党主张爱情已经走过几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封建式的爱情」，妇女听命于丈夫，依赖丈夫，「成为他的一部分财产」。他们轻蔑地认为「资本主义爱情」是人类关系的一种交易市场，「妇女出卖她们的容貌，青春和肉体以换取男人所供给的享受和舒适」。共产党藐视西方人在婚礼时所赠的珠宝，贵重礼品，和物质享受的允诺，更看不起文明社会中男人在求婚时所附带的倏件──优良品格，勤勉和负责的天性，愿意接受保护一位女人的责任，他们所希望建立起来的家，和所希望的孩子。在共产党世界里，男人追求女人时是允许使她成为「妇女领袖」，并且如果她的思想坚强而残忍时，更可成为「世界革命中的重要人物」。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刺激物，但是它在孟淑兰身上却发生了效力。

当那位工作人员看到时机成熟时，他便把孟淑兰带走。最初，孟淑兰对他们的事还感到一些内疚。以前她对她丈夫并没有什么不忠实的地方，但渐渐便有些心意活勤。她的爱人替她想好一个逃奔的妙计。在他的指导下，她表示出特别惧怕日本人；当那年日本军队发动春季攻势的时候，安国四乡再度沦为战场，她借「逃难」为名而脱离了她的丈夫和家庭。

她离家乡三年，并且加入了共产党。当她再回到村中的时候，她已经成为她那区的共产党妇女协会主席。当中日战争结束共产党公然发动他们攫取中国的运动时，她已经成了正定，X城和无极三县的共产党妇女协会主席。

自然她要弃绝她的第一位丈夫和家庭，在共产党当局面前公开控诉他们，看著他们「以反动份子」罪名──这是在莫须有罪名下惩罚犯人的最好藉口──当场受到惩处，并且做出一个榜样给其他妇女们看：一个中国共产党妇女应该怎样「带头前进」。

在无极城西郊，我还看到共产党施用狡计毁掉一个家庭的实例。这一次他们是努力诱使一个少女和父母脱离关系。他们选择了一个生活最美满的家庭──父亲，母亲，两个儿子和一个温柔美丽的姑娘。一个共产党农会的青年委员何春山，选中了这位十九岁的姑娘刘维琴是他发泄色情的对象和政治目标。刘家非常保守，具有中国旧式家庭的最优传统习惯。这位年轻的姑娘不准白天到大街闲逛，黄昏后便不准走出街门。一般中国旧式家庭的年轻妇女，大部受到这样谨慎的监护，在兵荒马乱的中国社会中，可以免去许多不测。何春山决心要讨她作老婆。他无法在街头上和她碰面，并且他也不能随便走进她的家里。但是他藉著共产党军队来撑腰，毕竟在她的父母反对之下走进家里去访问刘维琴。

有一次他严厉申斥他的父母亲不应管束太严。他们辩论争吵直弄得这两位老人手足庶措。他在这女孩子面前批评他们思想陈腐，使她的父母在她的眼里失掉尊严，利用她幼稚的思想，使她相信她的青春和天才都断交送自私而贪婪的父母手里。他嘲笑他们的行为方式，咒骂他们「专制」，并且劝那个女孩子不要每天忙于家事。

她的父母深觉愤怒，特别是因为这个孩子已经开始受到宣传的影响。他们无权无势，一筹莫展，虽然一再阻止他进门，但他竟恫吓著要用军队或秘密警察来作报复。

以前这女孩子家事做得很殷勤，现在却一天天懒惰下来，她的父母感觉有些失望了。但仍是执拗地阻止何春山和他女儿结婚。这种争执局面继续了几个月，他手段愈形毒恶了。现在这女孩子已全为他所掌握，思想也完全改变，不服从父母命令，弃绝了家庭而嫁给何春山。在何春山求婚的最后阶段中，他也利用了前面一位工作人员引诱孟淑兰的方法。那位年轻而柔顺的刘维琴也被「妇女领袖」的荣衔扰昏头脑。她脱离家庭后，思想澈底受了毒化，随后也像孟淑兰那样地做了当地共产党妇女协会主席。何春山所以和结婚，只为了一个原因：他只有讨这样一个年轻没知识，没经验的女孩子，才能骗得旁人相信他们并不是在破坏家庭生活的旧基础，而是把它们加以现代化。把婚姻和事业联到一起，最能使中国的女孩子们著迷，特别是小城市和乡村地方更是如此，因为在这些地方还没有受到西洋风气的影响。

在共产党世界里面，什么事情都逃不脱他们的攫取，希望获取权势的野心妇女，面目丑陋；独处无侣的妇女，意志薄弱或风流不羁的妇女，都是他们谄媚诱引的最好对象。

利用这些妇女作前锋，劝导其他妇女担任「革命责任」，接受共产党的恋爱和婚姻观念，并积极地割弃传统概念。在共产党占领中国前，婚姻是在慎重考虑及愉快的气氛下产生的，以期生男育女，延续宗祧，并获取两性生活的调和，及在接受责任下实现自我。西洋人所称的罗曼蒂克恋爱，并不是永远存在的，但也不是根本不存在的──纵使男女婚姻是在童年时期由父母所决定。

但是在共产中国内，共产党对恋爱的解释，载于他们的辩证法中，和讨论「恋爱及婚姻问题」的小册子里。他们认为新「民主（即共产主义）恋爱」乃是「男女间没有买卖雇佣关系的状态，那样才是最高形式的恋爱这种恋爱是庄严的，灵智的，和革命的」。小册子里指导著选摆终身伴侣的方法。「共产党青年首先须注意到正确的政治思想，然后再论到教育，品格，健康，和容貌」。

自由离婚风气也在中共地区内盛行。现在搜集离婚案件的总数字，还为时过早，甚至共产党的那些不负责任的统计学家也还做不到。但据共产党宣称，仅在江苏省的一个城里，在共产党统治后的一年内，已经有九百三十一对「封建式」婚姻宣告离异，离婚的唯一根据，是「证明」出对方为反动，反革命，或思想落伍。这种「证明」，可以像犬吠驴鸣那样迅速而容易地提出，只有一方想有离婚的打算，自然易如反掌。

逐渐地共产党又施用挑拨离间手段以促进维系家庭关系的因素的崩溃。在我逃出中共区前不久，我亲眼看到共产党如何挑拨兄弟反目以毁灭一个整个乡村。

这事情发生在河北省新乐县的刘家庄。庄上有五十多户人家都姓梁，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一个祖先传下来的。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七年间的兵荒马乱期内，在周围战火蜂起民不聊生的情况下，这村庄一直保持安谧，自己管理著事务，丝毫未受到周围纷扰的波及。感情融洽及五十户人家的守望相助，是维持秩序及安宁的主要因素。刘家庄是宗族制度效力的最好例证，是梁氏宗族的强力与整体性的绝好证明，这个村庄自始就反对共产主莪，并且抵御住这个外来思想的渗入。

但到了一九四七年，一个极干练的共产党工作人员被派到这个反共而难以制服的刘家庄来担任工作。

他在一天黄昏抵达庄内，住在一个两兄弟的家里。这两个兄弟早已双亲弃世；没有妹妹没有亲族；都没有结婚，也没有订婚。这种情形在中国还很少见，并且特别有利于工作人员的计画。原来党这位工作人员没来刘家庄之前，他的上司已经把全村各家情形调查清楚，认为这两位兄弟是他们最好的工作对象。他们甚至还晓得这两个兄弟，老大比较懦弱，并且探听好他所有的其他弱点。

这位共产党工作人员开始向老大宣传。他的这项策略立刻被这两兄弟发觉了，一齐对这些手段加以嘲笑。这位工作人员对他们的嘲笑毫无愠意。他假装出局促不安，并且请他们原谅他的拙笨，因为他是新近加入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是如此新颖，如此具有希望，他真想和大哥共同享受共产主义的好处。他们三个人一锅吃饭，一坑睡觉，岂不和他自己的大哥一样吗？

他这套策略最初很少有进展。但是他用著绝大的耐心来挑动老大的野心。最后，他打动了他的野心，用花言巧语使他受了感动，并且在心理上挑拨起他们兄弟间的不睦，然后他便答应老大，如果他愿意加入共产党的话，他便可以使他成为该村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首领。

最后他把老大征服了。他加入了共产党。他那样快地做了首领，高兴得头都发晕。在他完全被工作人员的宣传所左右了，他看不出来这是计画的一部份，他那日益膨胀的自大心理，使他感觉到自己才是全村中唯一能担任这项职务的伟大重要人物。共产党允诺之迅速实现，使他深受感动，于是不管不顾地作起来。

现在他是个共产党员了，他必须给他的行动和地位做辩证，他必须找出个道理来证实他行动与地位的合理。梁氏族人和所有村中居民都异常震愤，因为他加入了共产党并把全村出卖给共产主义；他们看到全村的团结结构已经被分裂了。

这位工作人员开始努力训练他如何用毒恶手段压制抵抗。这位新党员也拼命在村里制造纠纷以期争取党徒。他的弟弟像从前一样地和他辩论，但是毫无成效，最后便和他断绝往来。他在村子里获到几个党徒，党他获到每一党徒时，便在人民间散播下纠纷和愤怒。他开始用「斗争」──人民法庭或人民审判──手段来制服村民。每个人都晓得，所谓「人民审判」便是私刑的别名。对刘家庄的人民来说，这是他们难于忍受的恐怖，他们谴责他们中间的汉奸，并严厉地咀咒他。人们对他愈是愤怒，他对人们愈是毒恨。因为他失掉了弟弟，又没有朋友，也不能收回他一切的恶行，他只有做一个澈底的共产党员，希望那些新党徒们对他的残暴行动鼓掌喝采。从那时候，刘家庄便不再有和平的日子了。

刘家庄的村民，像中国其他无数的乡村人民一样，相信严格规定的道德法。这种道德法是从孔子哲学中传下来的，「君子」被尊为人类行为的典型和范式。在全中国各地，习惯上是由年长者来教训家庭里或一地方上的年轻人，君子不做这个，君子不做那个。这项道德法并且鼓励一般平常人努力作个好人。

共产党对这种崇高的道德理想一直加以攻击，因为他们看清，任何严格遵守这种道德法的人，都不会照共产党的要求而从事为党牺牲。他们承认传统的中国伦理力量的伟大。很少的文明国家能够像中国人──

特别是中国北方人──那样达到个人道德的高度水准。在中国南部──共产党首先在这里得到党徒──这种美德倒不像北方人保持得那样坚定稳固。北方人有一种极纯粹的生活方式，特别在维持妇女贞节方面有绝大影响。

共产党利用人们的最劣天性来完成他们的目的。他们在乡村和城镇的墙上贴起如下的标语：「打倒孔子道德」，「打倒孔子正义」，「打倒孔子礼仪」。

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在城门外下了大车，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检查我的护照。他们都穿著短棉布裤和草鞋，腰际以上完全赤裸著。我常看到苦力和农夫在夏天做工时穿著不扎腿的粗布短裤。在我的经验中，我从来没看到过任何一个中国妇女──不管穷富──像那女孩子那样地半身赤裸著。

当我走进城以后，我看到很多这样打扮的女孩子，有的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有的更显出局促脸红，只有少数女孩子老著面皮自觉得意。直到后来我才晓得这种「新装」的详细情形。共产党主张年轻人要「舒服一下」，同时并可以节省棉布。最初他们建议，为了经济起见，男人应该脱掉他们的长袍马褂。后来他们又告诉人们说，在共产主义下男女是平等的。如果男人们可以在暑热的夏天享受到较多的舒适时，何以女人们就不应该如此呢？当父母劝告他们的女孩子们不得如此粗野时，共产党便下了一道命令。当我到那里的时候，这道命令刚在实行。我走到各处都听到人们在抱怨这种违犯礼仪的行动；在我离开之前，共产党终于在舆论沸腾下废除了这道命令。

当共产党力量尚未完成绝对统治之前，他们有时候操之过急地推行那些不近人情的新理想，而结果归于失败。每常这种情形发生时，他们便迅速撤退，在「人民的意思」前面低头。

但同时他们又组织并促进各种青年运动，并渗入各种教育机构之内，或自己设立新的教育机构。这些都可以使他们有绝好的机会来推进他们的理想：所有事物的享受──教育、吃饭、睡登──必须男女平等。

当我们在高各庄的学校还未受日军的蹂躏之前，共产党曾在那里开设了一个「模范」宣传学校。校长在道里推行起所有共产党的新理想。远处乡区来校就学的男女生，都住在学校里面。男女宿舍隔离起来，宿舍学生都并排睡在坑上。但是这位共产党校长竟以提倡男女平等为名，迫令男女生睡在一个坑上，男女相同地睡下去。

但是这次共产党又遭到坚强的反抗。每个村子附老百姓，对共产党这种新花样都表示不满。

有一次在一个基督教村庄上，若干共产党领袖跑来向我抱怨，他们说那些女孩子们拒绝「慰劳」他们。一个共产党说：「这些农人受的教育太不够，他们不欢迎我们这些新理想」。

又有一次，安国县的共产党县长（就是民选县长王焕章被捕入狱后的继任人）在城外的街上看到一位年方二八的绝妙小姐。他派一位随员和那位小姐的母亲说，他希望讨她的女儿。党日本占领时期这类事确常发生，但是日本人乃是他们的野蛮敌人。他们不希望这种事项发生在他们自己的军队官员里面，而共产党仍在伪称他们是人民的保护者。

女孩子的母亲大为震骇，拒绝了县长的请求。

她对这位提亲的人说：「我的女孩太年轻，还不到出嫁的时候」。

来人的口气非常严厉，态度非常傲慢，他的威胁和蛮横言语使她手足无措，于是跑来向我求援。

「我们怎么办呢」？城问我说。「如果我们再拒绝的话，他们便会指控我们是奸细」，她对我说：「也许我们的全家会被杀掉，而女儿仍被抢走。我们怎么办呢」？她哭喊起来。

我想了一会，然后告诉她先拖延一下时间，并且不要触恼那位县长。这位小姐有一些眼病，于是我想起一个主意。

「告诉他你的女儿有砂眼」，我给他出主意，「必须到保定去医治。我将和几位修女安排一下，照顾他几个月，我们可以每星期给县长送个消息，说是医生说她的眼病需要澈底治疗，也许还有其他的病要检查一下。我相信他会等得不耐烦。当他不耐烦再等的时候，我们再把她带回来」。

这位母亲很高兴这条妙计，回家后便准备用这番话答覆。

但到了第二次却是这位县长亲自来了。好在女儿当时恰好不在家，她便要求他等候几个星期，她希望把女儿的砂眼治疗一下。他有些不耐烦，告诉她说，他不怕砂眼，他一定要在几小时内把姑娘接到家里去。说完后迳直走去。母亲惊惶失措了，又跑来求我帮忙，我只好立刻想办法。我立刻带著那位姑娘，搭上大车赶著十六英里的旱路，在当天下午抵达安国县城。第二天我又带著她赶了四十英里路抵达保定的修道院。整个战争期间她就住在修道院里，最后做了修女，担负护士工作。当我再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在上海圣心医院工作。她那次的狼狈出奔，还在我们的恍惚记忆中，想起来还觉得可笑。她告诉我说，她的家庭对她的职业和工作都感觉满意，那位县长也不曾采取报复手段──这一点也正如我的预测。因为他实在等得不耐烦了，早已找到另一位「慰劳者」。

又有一次，我骑著脚踏车从博野县的一个村庄到县城里去。当我走近县城的时候，我看到前面有一群人，我认为那也许是个集日。但是那天并不是集日，这群人的集聚好像是有椿大事发生。我听到锣鼓喧天，喇叭声震耳，一群人的行冽浩浩荡荡地在大街上摆开。许多小孩子领在队前，举著绣有共产党标语的旗帜。我从车上跳下，杂在人群之内依在一堵墙前面看看有什么事发生。行列走到尽头，一位二十几岁的妇人跳上一个凳子上向观众们高声演讲。她撒著满口村言，披头散发地咒骂指控她婆母的各种邪恶和无礼行动。这是中国农人表示极端震怒的方式，头发披散得越乱，越表示出她是怒不可遏，痛楚难伸──不管是真是假。

那位老婆母对墙壁蹲伏著，羞愧得不敢抬头。头上带著一顶尖帽子。这位媳妇不时地咬牙切齿，握著拳头，破口谩骂那位老大婆。那老大婆只有把头低下去。

那是一个下午的时光，太阳从槐树照射下来，微风吹动树叶，树影在地面上零乱地动摇著。在炎热夏季天气里的观众，都静悄悄地一声不发，那位年轻女人的粗糙声浪，暴烈地冲破寂静的空气，正像用利斧砍木一样地刺耳。我看一看临近观众的眼色，看出大家都在怜悯那位老太婆，鄙视那位年轻的媳妇。

中国家庭生活并不永远美满，这倒不是什么秘密；家庭生活之不美满正如生命本身之不美满一样。中国像所有文明国家一样，有一句俗语，不要在大庭广众下洗脏布（意即家丑不可外扬）。不过中国人比西洋人更能细心地遵守这项习俗。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在大庭广众下污辱他的家庭乃是一件极不道德的事。我一面想著这句话，一面惊愕地摇著头，想不到在这个礼教统治的小地方竟会发生这种事情。

骤然，这位媳妇停止住她的激昂演说。她向那些锣鼓手发了几句命令，并对游行领队人点头打个招呼。一个面目狰狞的年轻小夥子昂首阔步地走到老太婆前面，命令她站起来继续往前走。老太婆挣扎著站起来，还想掩住羞脸，他不耐烦地推了她一下，她跌了下去，再勉强站起来。他下令锣鼓手和举旗帜的人们重新整队。锣鼓号角齐鸣，大队开始再向前行进，那位可怜的老太婆还带著尖帽子，一蹶一点地跟在后面。媳妇在后面押队，再开始破口大骂。村民散散落落的跟在最后，都露出悻悻的面容。

我直看到最后一位游行人的影子消失后，不禁这样想：这实在是个奇怪而悲惨的游行，后来我听见人说，这乃是全县首次发生的事件。我无法丢掉这个记忆，便向别人打听这件事发生的缘起。这位老太婆是在她媳妇成为共产党后的牺牲者，她只有接受这种公开的凌辱，否则便要被处死。这位媳妇是要表现出她从旧日尊敬家庭长辈的传统习惯中的「解放」。

当我愤懑不平地正要踏上脚踏车走开时，我发觉一位老年人正在注视著我。我们眼碰到一起时都觉得局促不安。他把眼光转向下看，一面撂著颔下的白胡子。他摇著头，深深叹了一口气，再看了我一眼，好像是在自怨自艾。

「没有道德了──完啦──全完啦──道德全没有了」。

他没有等我的回答，沮丧著信步走去，重重地柱著他的手杖。我还听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德沦丧时，什么事就都完了」。

谢选骏指出：破坏中国道德传统——这可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合作共同事业。

【第二编  赤祸洪潮蔓延】六至十章

【第六章 日本侵略促进了中国赤化】

中国共产党老早就看清，他们必须与国内阻碍他们的自然因素作继续不断的搏斗，同时他们更晓得还有若干其他因素是有利他们的渗透和进展的。一方面他们假借著「爱国主义」和「战争努力」等美名来继续推进他们的思想，政治经济战术。另一方面，当时的人民正在极端惨酷的艰难中。日本军队正在蹂躏著中国，日本人的每一次新胜利，便等于一个兽行与恐怖的新周期。人们已经长时期没尝到和平滋味了，极切地相信红军的爱国主义高调，和驱逐日本侵略者的决心。

这种情形使共产党有隙可乘。人民不相信一个中国人──任何中国人──会像任何日本人那样坏。在初期战争中，日本人的敌对行动，使单纯而和平的中国农民变成强烈激奋的爱国者，对任何其他中国人所告诉他们的任何事情，都会相信。

这时所形成的表面联合阵线，共产党给蒋委员长及国民政府所保证的忠诚与合作，使人们误信中国军队已真正团结一致，保卫祖国，保护人民，驱逐日军。共产党对日本人的作战，只是他们征服中国运动的一部份。他们不仅是做军事战争，实际上他们利用战争机会为扩建本身军事力量的藉口，他们特别注意其他方面的成功──不仅是军事胜利。 他们在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宣传及外交方面，都像在军事阵线上一样的作战。军事行动在他们的全面运动中仅是最不重要的一部份。

我记得当吕正操到安国县后五个月，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我会去拜访他，要求他释放玉县长。那时吕正操是河北省中部共产军司令。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他驻安平的司令部去商谈某些问题。吕正操曾到高阳去过三个月。在这期间里和吕正操返同后的一个月内，王县长曾良好地服务于安国县民。我们还会记得，王县长是共军抵达安国不久后经人民合法选出的，但是吕正操对他的当选极感不快，准备由自己的腹心人出任此职。实际上，吕正操已经选出十五个部下，准备在他离开的三个月内替他执行县政。但由于王县长的勇敢和技巧，和县里士绅的合作，在吕正　还未离开之前，这十五个人已被削减成四个人。这四个人的工作也被有效地控制住，直到一月间吕正操返回后，他才揭开假面具，伪造罪状把玉县长逮捕。现在王县长已经身陷缧绁，我深知他的被处死刑只是时间问题。

三月二十四日我去看吕正操。我这次去看他，不仅是为了学校和捐税问题──这些问题我已经向他提出，作为首要事项──而也是为王县长说项。但这件事必须以最漠然的样子透露出来──一种随便问问的态度。吕正操以热诚的态度欢迎我。「同志，上次会面以后一切如何」？他问道。

像往常一样，他还是香烟不离嘴，一支支地抽下去。副官们一面走出走进。在我们谈话中，经常有人不断地来来往往。一位副官拿进几本杂台，做出一阵强烈的新鲜油墨味，显然是刚刚印好的。吕正操拿一本递给我。

「同志，你真不错，当我们初到安国时，你曾让我们使用你的印刷机。我很高兴送给你这本「红星杂台」，吕正操说。

他拿起毛笔，沾好墨水，在封面上用大字题上我的中国姓名。我笑著向他道谢。当我回想起去年十月间他的一位勤务兵跑到我的房里，要我印刷他的宣传图片和告示，宣布他的抵达及决心抗日的爱国行动时，我的笑容便变成忧郁的强笑。 

我以极大的好奇心和真正的兴趣研究那份杂台。那是一种职业性的作品，印刷精美，从头到尾都是赞扬共党的文章。我不曾发问，因为我知道都是在河间的共产党印刷所印的。现在那所印刷所已经成为共产党的机构。他们在那里没收了一所耶稣会的报馆，因此能够印刷日报，书籍，和这本杂台──我首次看到的中共杂台。在内地的县份里，这种工作乃是对他们工作效率的一个贡献。

我随便作一些空泛的批评，并道谢他赠我的杂台。我正想向他提起王县长的事，他好像是料到我的心事，他摇一下铃说：「我请唐县长来。你和他会个面。你会多方协助县政，你又熟习这里的民情，我相信你愿意把你的经验告诉他」。

几分钟后，吕正操的腹心人，王县长的继任人露面了。

吕正操介绍我们相见。他谈到日军已经逼近，安国可能立即遭受袭击。他显然是不愿意给我充份时间讨论我要提出的问题。我提到学校和捐税问题，他建议我和唐某商讨。于是我又提到王县长被囚禁的问题。因为我是他的顾问，在他离开安国时我又曾被派为县视察，所以我能极力利用这点权力讨论这项问题。

吕正操很感困恼，但是显然的，他认为表示出不悦乃是不智之举。他同意「考虑」王县长的案件。他允许我的请求，让我当天去探视王县长，同时，就我来此之便，邀请我参观安平的军事学校，在那里有三百多名共军后备青年军官在受训。

如果这个军事学校有什么特色的话，我恐怕我并没有特别看出。因为在这个河北省县份里，我会以温暖亲切的心情，把它当我自己家一样的看待，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敌人面孔的展览──列宁、马克斯和史达林的像片。同时我又看到一张从未看过──以后也再没在任何中共区看过──的列宁夫人像片！

稍后，当我到狱里看望王县长时，我把这情形告诉他，他摇了摇头。「中国共产党将毁灭中国。他们将利用日本的侵略来追求他们的目的。他们所杀的中国人，会比所杀的日本人多。你会看到这些情景」，他凄惨的说道。

王县长所说的都是实话。如果不是日本侵略，共产党在中国决不会成功。日军的暴行，燃起了中国人爱国的火　，压迫愈甚火　也越炽热。在华北一带，当战争初起时，在日本人控制下的人们，比那些没有受过敌人暴行经验的人们，更具爱国热忱。华南在未领受日本残暴经验之前，还未怀有与华北人民同一之感。共产党很快地看清此点，便利用这机会来争取自己的利益。

像王县长等一批有识见的人士，由于具有坦直仇视共产主义的勇气，注定要迅遭清算。那时我还看不到这一点，谁知那却是我和王君的最后晤谈。王君晓得这一点，他要求我不必再白费时光替他疏通释放，应该全力帮助其他像他一样的那些反共份子，以智巧战胜这些祖国的叛逆了「像吕正操和他部下那类的叛徒」，他惨痛的说。

我无法立刻了解王君的见解。甚至在后来我亲身接受经验后，我还不愿接受面前的一项事实：一部份中国人对扩充共产党势力的疯狂，竟甚于迎击日本人的热忱。但是不久以后，我便从吕正操的行动中默然地接受了这项事实。三月底，我们探听到日军正向安国推进，四月一日战争爆发了。日本人迅速地在四月五日占领了安国。在城里停留了三天。短短的期间内，他们洗劫了整个安国城。他们用五十辆大卡车，把所有掠夺到的珍贵物品一齐运往天津。只有在城外我们的教会，基督新教会，和圣拜尔纳巴斯医院幸免，那并不是因为日军喜欢我们，对我们优待，而由于日军不愿遭受毁誉的宣传。一年前，他们曾屠杀荷兰主教沙利文和七位荷兰，法国及捷克的神父。他们更会炸毁献县的法国那稣教会。各国领事会对此种暴行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所以有一个短时期内，日本军队在中国的行动略加检点，只集中暴力于无助的中国人。

日本的高级将领，习惯上总在每次胜利后给士兵三天自由行动作为酬劳。与其说自由，不如说放肆，士兵们可以随便到任何地方，作任何行动──烂醉，强奸，抢虏，杀人──都不加禁止。自然有些行动是根据命令，如监督物资之劫掠及装运卡车等，但大多数的士兵都是为了自己的享受而肆意胡作非为，使这三天成为人间地狱。

安国被陷后的一天，教会的门房战栗地跑来，向我嚅嚅作语，恐惧得像是发了神经病。有四名喝醉了的日本兵在门前，向他要姑娘，并用刺刀刺得他乱跳。后来他们戏弄够了，叫他进来叫老板。他立刻跑来找我，日本人跟著他走进教会的院子。我赶忙迎接出去。他们昂首阔步地向我走来，像是一个滑稽的四人合唱队。他们混身污秽，服装不整，每个人腰间吊捆活鸡。这是他们抢来作食物的。日本人晓得中国人恨得他们入骨，当他们在一个乡村里胡作非为时，曾有许多兵被毒死。现在日本人学乖了。他们不吃中国人的食物，只捉些活著的东西，杀掉后烹调佐膳。活鸡易于捕捉易于携带，成为他们的最好食品。

这几个日本兵摇摇晃晃地站在院里，鸡的尖叫声，使安静的下午变成一团混乱。这些人具有双重危险性，他们不但喝醉酒，并且是在狂暴的情绪中。

他们一直走向我，用刺刀指著我的心口。

「我们要姑娘，年青漂亮的姑娘」。他们说，一面彼此调笑，眼来目往，作出猥亵的姿态，大声哄笑著说：「你有姑娘？很多的姑娘」？

我不想触怒他们，我在熟思对策。

「是的，我这里有很多的姑娘」，我告诉他们，「非常多的姑娘」。

我和悦的微笑著，直像是供给他们姑娘以解决肉欲乃是一件荣幸事一样。我招呼他们随著我走。

他们摇摆著随在后面，相互拍著脊背，开著下流的玩笑，预想著面前的快乐。鸡子咯咯地叫成一片可憎的声音。我恳求上帝原谅我将要做的事，并祈求他的援助。我尽力地祈祷。

我迈著往常的大步，当我走到可爱的中国式教堂门前，我得停一下等候那些蹒跚摇摆的「客人」。我打开大门，走进薄暗的教堂里面。红色玻璃的灯在薄暗中发出红光，在上帝的面前我得到了鼓励。

这四个日本兵站在教堂里张口凝视，我开始往前走，招呼他们随上来。我们从一个雕像走到另一个雕像，从一个神龛走到另一个神龛。在每一个圣母像前我都停下来用中文讲一段很长的故事，有的加杂上英语，我不给他们一会的休息，迅速在教堂里绕来绕去，一次之后再来第二次。第一次停在雕像，第二次停在十字架前，这个木刻的十字架，是描述圣主最后从金斯曼到凯维雷的悲惨旅途故事。（注）

我的漫长悠游教堂及神像、我对教堂宗教装饰的详细解说，是基于一种普遍的常识。我晓得只有连续迅速地给醉鬼们一连串的观念，才能使他们静服。在绕第二圈的时候，我晓得我已经成功地转变了他们初到此间的目的。 日本兵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们的迷信观念已发生作用。他们认清他们是在某一种寺院里，他们开始显出局促。他们彼此喃喃作语。当走到门口时，我鞠躬送他们出门，外面四月的阳光在照耀著，他们茫茫地站在那里。我向教堂磕了一个头转过身对他们讲道：「现在完事了」。

我现在看出他们当我陷入疯癞，这一点正好把他们制服。他们静悄悄地离开，走出门时对我恭敬地鞠躬。我向他们鞠躬回礼，并把双手举起拼命摇摆，日本兵走向街头时，鸡子的叫声又起。我靠在门上休息一会，深深地吸了一口声，虔诚地祷告著感谢我们的解脱。

因为在我们的教会里藏著有两千多难民，大多数是青年妇女和儿童，只有少数是老年人。他们都藏在神学院、修女院、和教堂后面一带的房子里。她们都能免于胡家庄妇女们所遭的厄运。胡家庄离安国县仅有十哩。日本人曾命令那里的所有妇女集合在一个广场上。叫她们都把衣服脱光，迫使这些哭哭啼啼的裸体妇女绕著圈子跳舞。年老的和丑的都一一杀掉，在剩下的妇女中选择出来过奸。仅有几个幸免。

在程刘集村内、所有妇女都被日军强奸。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竟被六个日本兵轮奸。这女孩因过度震惊而一度晕蹶。 

这种恐怖，我们已经逃过──至少至暂时逃过。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恐怖在眼前。

第二天，四月六日，清晨三至五时，共产党军队发动攻击日军，日军开始撤退。从城中冒出的浓烟，我算出日军撤退的时间大概是十一点。日军撤退后，掩护撤退的日本兵开始放火，焚毁全城。我看到浓烟升起时，立即骑上脚踏车向城里奔去。这是我在战后的第二次进城，这次没有日本哨兵阻止我进城去救护那些伤患人员。安国城已经变成一个大屠场。那时正是中，炎热的什阳光射在遍处几百具的尸体上。死尸堆集在街头，我只好把脚踏车丢在城门外，择选路径前进。初时，好像这里已经没有一个活人，随后我仔细听去，发觉有哭啼呻吟的声音，未死而尚能走路的人慢慢从隐藏的地方走出。他们告诉我，日本兵到后便把城门关起，看到人便用刺刀挑杀。这种无声的惨杀是有计划的，因为他们不必浪费子弹，也发不出爆炸声音，比用机枪在街头扫射更可以多杀些人，同时也是练习刺刀的好机会。日本兵的惨酷行为出人想像之外，因此共产党便巧妙地利用这点作为宣传。

远远地我看到基督新教会上面飘扬著英国国旗，我立即跑到那里，因为我晓得我可以从那里得到协助。在路上我遇到英格兰教会医院的护士长拜尔纳特小姐。他找到一位医生和一位男护士陪同我来到城里。圣约翰耶稣兄弟会的几位中国教友正在协助救人和安顿伤患的工作。在我们教会里避难的妇女和儿童，已经陆续归来，寻找家人。有一家的妇女们都站在门前啼哭，不敢走进家门，好像她们已经晓得面临的惨凄景象。我用话安慰她们，但她们不相信我的话；为了鼓励她们，我自己走了进去。在坑旁边的地上躺著被刺刀刺死五脏外露的男人，是他们的丈夫和父亲，正和我看到的其他死者是一样的惨状。

一家家的人都在伤恸他们的死者，计算她们的金钱损失。有的家只剩下一堆灰烬，有的房子虽未遭破坏，但家俱锅灶已经荡然无存。

我们日夜不停地工作。有些在早晨被救灭的火，在里又告复燃。焖熄的燃屑被日落后的春风吹燃起来。此后几天，帮忙的逐渐增加，藏在附近村庄、教会里人逃到其他地方的本城人民都陆续回来了。我们在绝望地从事一件好像是永远无法完成的工作──埋葬死人。第三天，所有工作的人们，包括一百名教会的中国兄弟，和许多自愿作掘坑工作的人们，都看到他们必须掘较浅的坑以节省时间，否则在来不及埋葬以前会被野狗吃掉。我们一面竭力驱逐来自各地的半野狗，这些杂种经常漂荡在每一个中国城市里猎取食物。但是死尸太多了，我们真来不及迅速掘坑。

过了一些时候，我又看到了吕正操。当我为了一些事务到他的司令部里准备交涉的时候，他不容我讲话。我看出来他在发怒，我觉得奇怪；又是为什么事？

「我听说你曾经设法救护受伤的老百姓」？他问道。

我想，自然是我误会了他的怒容，他的发怒不是为了我，而是来自刚才开过的一个会议。他讲的话极像是电灯开关，燃起我在日本撤退后亲眼在安国所目睹的一切人类痛苦的可怕形像，这些形像，我曾企图在黑暗深沈的记忆中埋去。我用双手把眼睛蒙住，对吕正操讲话，因为我不愿意他看到我情感激动的情形。

「我希望我能多做一些，将军！」我说，「可怜的老百姓，如此罪恶的屠杀！我愿意──」他打断我的话头。「你再这样做我就抓起你来，按叛国罪枪毙」。

我看著他，听不懂他的意思。我发觉他不像往日那样称呼我「神父」或「同志」，显然他是气怒得竟无法装出和善的样子。

「再做什么事」？我问道。

「救那些受伤的老百姓」，他答道。「日本杀的中国人越多，对中国越有利益」，他继续说。「日本人的屠杀会鼓励起人民的仇恨，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也是我们使我们人加入我们队伍的方法！」

他的话激起我的愤火。我很想抗议他的丧心病狂，虽然我也知道这是无济于事。但直到现在我已经看出，共产党是想征服中国，而不想击退日本。我又看出，在我和他交涉时，我不能表示出愤怒，而应出以冰冷的突击。那样会使他吃惊而处于防御地位。

「将军，你没有出力打日本」，我说。「我不明白你何以需要这样庞大的军队。真的我有些惊奇。你一向强调人民加入你们的部队去打日本。但是你并没有尽力和他们打仗──不常打，打得不起劲」。

他用眼睛钉住我。

「我们的最大敌人不是日本」，他说。

「不是日本？」我惊奇地反问。 

「不，不是的」，他愤然说出。

「谁是你们的大敌人？」我问道。

「蒋介石，他是我们的大敌人」。吕正操说。「正因为蒋介石是我们的大敌，中国共产党才不能全力打日本。我们不能让日本在中国太强，但是我们也不能对他们拼命作战而使他们太弱。假如日本太强，共产主义便无法在中国获胜。假如日本太弱，蒋介石便不会失败」。

（注）：在耶路撒冷，耶稣于金斯曼被捕，送到凯维雷，钉死十字架上。 

谢选骏指出：日本侵略促进了中国赤化，在此之前，则是国民党促进了中国赤化。日本人是暴徒，共产党是魔鬼——谁更危险？

【第七章 共党深深渗透】

现在我和共产党的战斗展开了。那是一种智斗。吕正操和我都晓得，我们彼此间无论如何闪避敷衍，微笑掩饰，我们都无法成为「同志」──不论就共产党意义来看，或就基督四海兄弟的意义来看。吕正操对这点是欣然接受无甚痛苦的，因为他既知道德观念，又无伦理观念，仅效忠于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又是争取胜利不择手段的。

我必须牢记，他虽不可救药，但总是上帝的子女。我不能宽容自己而仇视此人。我只能仇视共产主义，并誓证以全力把它消灭。

吕正操在各方面都比我占优势，但我的精神资产与资源，和我对上帝的坚定信仰，是他无法比上的。他有军队，他可以施用残暴无情的手段。我却也有少许用途──吕正操有时候还需要我。但是我们彼此之间，对我的立场从未误解。从开始我就告诉他说，共产主义是我所厌恶的，我仅能在他们抗日的时候才能协助他们。我强调向他说明，我不许可他们用我教会里的印刷机作为宣传共产主义教条的工具。

「我随时准备成仁」，我告诉他说。「我宁愿死，不愿作任何违背天良的事」。

我第一次和他会面的时候便曾向他这样表示。那时我是以民选县长的身分去见他，要求辞却临时县长的职务。他发觉县长竟是一位天主教神父时，曾大吃一惊。当我告诉他我只是暂代县长以待移交于中国当局时，他更觉惊奇。他想不到我会承认共产政权，因为他知道我晓得，不管他自称为「人民军队」将军或「抗日军队」将军，都不能改变他共产主义的特质。

但是现在他也晓得我看出他们是伪装爱国抗日。对我来说，这等于赌斗的开始。我现在必须发展出一双「夜眼」──这是共产党士兵应具的三大要件之一。（我已具有其他两件：「铁脚」能做长征，和一个能挨饿的肚子）。我晓得从此以后要出现一幕猫追耗子的游戏。我不但开始对任何事情更加留意，并且将听到见到的事物都记录下来加以审慎分析。随时有机会便把我的法文笔记寄给北平的一位朋友，托他转邮给比利时的一位友人。后来我被迫从中共区逃出后，在一九五零年把这些日记收回，日记里所载的，是我初期和共产党相处的经验。一九四三年我被日本人逮捕，来不及把较近的笔记和手稿藏到教堂的墙里。当我被禁两年多被释返回安国时，晓得收藏的地方已被发觉，因为那些笔记和手稿都不翼而飞。所幸我能回忆自己写过的东西，使我能重新把人名、地名、时间都一一重写出来。更因这些经验是如此惨痛，使我毕生难忘。

我第一部份详细的研究，是关于共产党使用莫斯科主子所授与的蓝图，用各种邪恶手段，渗透中国的方法。第一步是「阶级斗争」。中国共产主义主要是用阶级斗争来完成目的，中国像苏联一样，是以农为主的国家，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是农民。工业中的贫苦阶级，集中在上海、汉口、太原、渖阳、天津等几个大城市里，仅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一。在农民里面，实际没有什么显明的阶级存在，因此共产党必须造出阶级的分别，以便煽动阶级斗争。这是共产党藉辞攫取人民财产或杀害人民的最有效手段，不管他是不顺从，不合作，或被认为是无用的分子。共产党把农民分成五类，按照计画使他们变为五个阶级。即富农、小康、中农、贫农及雇农。决定一个人的阶级并没有确定标准，一个村庄上田地最多的便被列入「富农」。其他按照比例划分。划分的尺度，伸缩性很大，按各地情形而不同，这个村庄上的「富农」，在另一村庄上可能就是「中农」。

贫农和雇农被选作组织里的基干，从此点发动对其他阶级的攻击。攻击其他阶级的方法是依照共产党的一项理论：财富仅能由劳力产生，因此「榨取」贫农及雇农而获到的财产必须由党方用武力收回。财产之攫回必须予以完成，甚至得使用暴力或流血。达成此目的的重要方法共有四种。第一是翻身会。把工人和雇农联合起来，变成他们原来主人的主人。第二是复仇会。使穷人向富人报仇。第三是清算会。用「偿还旧债」的方法，共产党找到一个抢掠富人的最好藉口。每一个活著的人或他的祖先所曾做过的任何「坏事」，都须累积利息偿还。一件真正的坏事或莫须有的坏事，自然永远可以找到。第四，贫苦农会，即穷人和雇农的组织。这部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享有优先权，直属于共产党中央政府行政机构的指挥。

第二项和第三项办法有极相似处。因为共产党非常讲求表面的公平与合理，和事事物物的「适当面目」。这两种方法的区分，表现出共产党心理的无微不至，经常策谋把实际情形隐藏在伪造形式的背后。阶级斗争的手段。仅用来对付非共产党和反共产党分子。共产党利用「公审」或「人民公审」打垮中立者和反对派。以期使他们变成党里的有用分子。在推行这一方法时，共党对他们加以监视、调查、刺探，并指使旁人对他们加以刺探，只在对他们的家世、背景、习惯，生活方式和思想获取充份情报。常情报搜集齐备后，便开始以各种不同方法对这些被牺牲者进行工作──说服、恫吓，公开攻讦及污。任何方法都可以加在一个人的身上，目的只在使他变成共产党。共产党屈服一个人所用的方法，犹如训练一集狗似的用尽耐心。他们无情的效率令人战栗。

经过这一阶段而赢到驯顺与服从时，被牺牲者便可幸免一死而开始为共产党驰驱。但共产党还对他监视态度。实际上他们将是水远监视他的。反之，无法转变成共产党的人们便会遭受诛戮，外国人则被驱逐出境，最后并被驱逐出国。如果他们发现某人有危险性时，不仅把他杀掉并且屠灭他的全家。这些及是共产党的逻辑，说起来很简单：对共产党没用的人都须除掉。

阶级斗争的第一阶段完成了不动产的没收──房屋农场、教堂、房产或土地。第二阶段即所谓「新调查」，进而攫取在第一阶段中所未曾掠取的东西──私人财物、衣服、床、家俱等。经过「新调查」没收财产后仍未能使被牺牲者接受共产主义时，「调查员」便进行第三步阶段──清算。在这个阶段里，共产党不但详查个人的账目，并且推及他的父兄祖先，直到他们能找到可以加诸罪名的某种事件为止，那样他们便能冠冕堂皇地压榨出其他的财物。

共产党在执行清算中所使用的荒谬尺度，可由几个法国传教士的经验中说明。他们的优厚财产，曾遭到共产党的觊觎。他们指摘这些教士对雇工的待遇太低。

「什么雇工」？教会的负责人问。

「义和团时代被你们雇用的中国人」。

「在一九零零年」？他怀疑地问。

「不错」，调查员答道。

教会负责人抗议这种荒诞不经的罪状，但毫无用处。共产党把教会的房地、印刷机、医院和一切东西都一并没收了。

另一件类似的事发生在河北省南部。那里的共产党，控诉一位匈牙利主教在义和团时期曾经偷过一头驴。事实上那位主教在四十年前的时候还没来中国，但这点辩护并不生效。控告与辩诉无限地拖延下去，债务的计算也无限地加下去。当共产党将所称被偷的驴子的账单列出后，数目庞大得吓人。教会的全部财产约值二十万美元──包括教堂、医院、学校、房产、修道院──还不足偿还这头驴价。共产党的计算方法很简单：他们把有争执的财产订一个很合理的价钱──例如这头驴订为二十元──然后加上复利就变成庞大的数字。本利总和总超过他们所要夺取的财产的价值。

有时候他们替「人民」争取法律赔偿的是一苹鸡。开始计算时是后低的一苹鸡价，然后加起若干年间这苹鸡可能生出的蛋钱，和蛋变成鸡后的鸡钱；如此，鸡生蛋，蛋生鸡，累积下去，真弄得人头晕脑涨。

一九零零年义和团事变，是他们怪诞的财务计算的最好出发点。共产党利用义和团反对外人的事件作宣传。他们告诉人民说，义和团是爱国的中国人，他们曾企图使中国免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因为他们是被外国人使用武力和邪恶手段所击败的，因此所有教会，外国人，以及和外国人来往的中国人，都犯有压迫中国人的罪名。

共产党所以要选择中国历史上这一阶段作为他们算清账的开始点的另一点原因，是由于有些目前在世的人还能讲述义和团的经验，他们曾经陷身于北京城内，目击战争情形，并尝到战后的悲惨滋味。共产党喜欢指称，义和团之被外国人击败，乃是一项「不正义」行动，是「外国帝国主义」邪恶罪行的另一例证。我曾一再看到共产党荒唐无理地企图维持虚伪外表，而坚称他们是在和「不正义」搏斗。他们在搜求若干年前受虐待、欺骗、压迫的「见证」人时，须受时间的限制，他们不能把时间追溯到太远，因为那样便无法找出在世的「见证人」。二十世纪刚开始的义和团事件，变成了他们的金矿；他们尽量搜掘，直到最后的一层矿苗，而无稽的谎言也就无限地推展。

且举出我自己身历的经验。我们在南码村庄上的教会，有两所学校，一所小教堂和一处运动场。我们的教会坐落在村庄的中心，那是一块很值钱的财产，是我们用高价买进的。像所有村庄的情形一样，这村庄上也有些败类分子，这些家伙们很快地学会共产党那套钻营方法。共产党来到后，他们立即跑到新县长那里去，指称这项财产是义和团之乱平定后被天主教会强迫夺取的。他们又说，现在建筑教堂的地皮上，以前有过一座宝塔，所以这块地方是公产。新县长根据这些人的无根据控诉，立刻把我们的财产攫走，未经调查。随后通知我们说，他已经没收了这项财产。

「你们教堂所占的那块地皮是村里的公产」，他说。「这块地皮须予以没收，交还南码的中国人。你们没有产权」。

我提出抗议。他的滥用权威和处罪使我激怒。但是没有用处。我从他那里得不到结果。

我回到总教会，翻阅档案，因为我晓得这是我们的财产，我确知我们有产权，并且有付款的证明。我不敢保证能否找到使共产党满意的证件，但是我必须努力尝试一下。幸运得很，我发现到这项财产是五年前从五个人家买来的，已经按手续付款。我们在档案里存有契据和产权登记证──中国俗称的「红契」，上面盖有官防。

我将文件照下像片，撰好一张呈斗，一齐交给县长。一天后我去拜访他。

他以诚恳的态度接待我。他没有道歉，也没有认错。他只说：「收到你的公事后，我很觉惊奇。我已经详加审查。确是完全正确合法。我是被那些人欺骗了。」他从没想到我能提出这样的铁证。他总以为在合法的伪装下可以安然地夺走这项财产。

自然他必须把我们的财产发回，因为共产党还在侈谈著「正义」。我很想获悉这县长对那些欺骗他的人们是如何处置，因此我托付一位中国朋友替我随时注意调查。有一天，这位朋友到安国县来看我，他衷心地笑著对我说，这位共产党县长曾亲自跑到南码村把那些人痛骂一顿。

「当你们控告任何人，尤其是那些可恶的外国人时」，县长对他们说，「你们必须有把握使他们提不出反证。这次事情失我丢面子」，他怒吼著说。他作了一次特别搜查，把几个首告人搜出，加以严厉处罚。

另外还有一件与这项事有关的插曲。几个月前，一个二十岁左右的中国青年哭著来找我。他恳求我营救他父亲的生命。他父亲是一位著名学者，也是一位胸襟伟大而饱学的县长。有人警告他共产党要把他清算，他正在隐藏著。他的儿子详细地告诉全部情形，再三恳求我救他生命。我和这位县长并无一面之缘，只是久闻其名；以前也不曾见过他的儿子。但是一位陌生的中国人跑来或送信向我求救，这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末次。在我的斗争中，这些事使我增加了力量，因为这些中国人不但相信我有帮助他们的决心，并相信我具有帮助他们以智取胜共产党的能力。我从不拒绝这一类的请求，纵使是一个已经变成当地共产党员的中国人，只要当他一旦发现他用以攻击他人的力量也可被用来攻击他的时候，我便不拒绝他的请求。那一天当我听取县长儿子向我哀求时，我已在沉思。当他讲完以后我已经胸有成竹了。

「我将尽力救你父亲」，我说。「我将尽最大努力。也许我会失败，但如果你能遵照我的一切指示，如果运气好，并且上帝愿意援助时，我想我们可以成功。你回到家去，告诉你父亲把头剃光，装扮成苦力，找些苦力衣服穿上。今天是星期五。你回家的路途需要一天。我必须到星期日以后才能离开此地。下星期二日，我可以抵达你们的村庄。我将骑著脚踏车穿过村子。告诉你父亲骑著脚踏车尾随我的后面──他可以在寨子外面追上我，他随著我穿过村子，但不准和我接谈──仅能远远随在后面。我们不能逗留。当我离开村子，他就随在我后面，像是我的佣人，随我返回教会。

我们又谈到其他细节──我到达村庄的确定时间，进南门或是进北门。他的父亲应该知道一些关于教会的事。返途中我们可能遭到盘问。这位青年人向我磕头行礼，高兴得流下眼泪，欣然离去。

星期六和星期日都过去了，星期二天刚破晓，我向该村出发。下午，在村庄的寨子外面看到一个人扶著脚踏车。当我沿著泥泞道路走过时，我用眼睛斜看了他一下。天正在降著小雨，但每件事都很顺利地按计画完成。当我俩踏上百里归程时，我们并著肩开始谈话。第二天抵达教会，我领他到我的房间，请他在我的衣柜里选出一件中国式长袍。

「选最好的」，我告诉他。他脱去旅途弄脏的苦力服，穿上他习惯穿的长袍。他从未忘记我为保存他的体面所作的这点小事。几年后，当我从潍县集中营放出时，他正在等著我，拿著两个包裹，里面包满新衣服。那是一九四五年的事。

现在，他忙著在教会里作各种事情。他的学者气度使我和主教都深感愉快。我从李县长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们认为他住在教会时应该使教会里的人们晓得他是李县长。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书法家，并且精通法律。

当共产党县长没收我们南码教堂财产我必须诉状辩护时，便是李县长替我拟的辩诉状。他详细研究案件中的一切内容，用最大努力撰就诉状。我对他的诉状极为赏识，不仅文字好，书法也臻上乘。但是李县长恳请我另挽别人缮写，因为他的书法独具一派，恐被认出而暴露形迹。我当然同意。当那位共产党县长看到辩诉状时，他深为赞叹。「谁作的」？他问。

「我的秘书写的」，我告诉他。「一个天主教青年」，我继续说，事实上抄写的确是一位天主教友。

「他的本领不错」，那时这位红色县长的瞬时反应像是一个真正中国人，而不像是一个共产党。

「噢，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人才」，我不经心地骄做回答。

当我讲过后，我立刻感到悔恨，因为李县长曾对我说，共产党不仅清算富人，同时还压迫其他两种人：一种人是天赋的能力与品质可以成为所谓「天生领袖」，另一种是智识份子。李县长之所以遭忌，因为他可能成为领袖，同时又是智识份子，此外他还有少许积蓄。我忧虑我已经将教会里一位弟兄──也许是全体弟兄──透露出去，而引起共产党的注意。

在与共产党接触中，每天都增加些可怕的见识。共产党的胆量，由于力量的增长而壮大，他们一天天把伪装的外壳逐层剥下，直到最后，我看到了他们野蛮狰狞的面孔，赤裸裸曝露出来。阶级斗争的第四步是「追查」，亦即追究到底，一无遗漏：他们会对一个人说：「好，你好像已经把所有东西都交出了。但是我们不相信。你还隐藏一些其他东西。」于是他们开始用刑，迫使这被牺牲者招认，直到确证他一无所有为止。

这种追查的实例我看得很多，但直到一九四五年战争胜利后共产党到达保定南河庄时，我才看到共产党对一个被牺牲者使用全部的四步阶级斗争。

那是县里一位有钱的人，叫王昌群。共产党先没收了他的全部田地，财产和房屋。这是在公审──第一步──中完成的。王昌祥被拖到一个广场的高台上面，几个共产党傀儡自称为被王某「欺骗」和「压迫」的「牺牲者」，他们走到王某面前，用手指著他，控诉他每一种万恶的罪行。广场上的人、好的、坏的、共产党和非共产党都有。谁都不准不参加。受过训练的共产党，职业煽动者，和乌合的流氓领头。他们有他们鼓动情绪、恐怖、和混乱的手段，以造成群众的疯狂愤怒，要求报复。

共产党县长列举王某的其他罪行。控告人开始为了他们在王某手中所遭受的「恶行」而咒骂痛哭。王昌群──这位茫然不知所以的被牺牲者──开始抗议。控告人向他冲去。县长伸手阻住他们，向群众演讲。

「同志们，这个人否认他的罪行。你们相信吗？」

「不相信！」群众一致喊叫。

「我们怎样处置这个压迫者呢？」

「充公他的土地，财产和物品！」群众喊称。

「我们应不应该对他宽大？应否给他留一些土地，物品和房屋？」

「不，不」，傀儡们噪叫著。

「把他的东西都拿走你们认为残忍不残忍？」

「不，不残忍！」

「他说他没罪。谁是对的？是他还是人民？」

「我们是对的！」群众同答。

「同志们，谢谢你们相信我。我保证依照你们的意思来做。我们的最大弱点是过于仁慈宽大。」

于是群众们狂烈欢呼，并高喊「人民政府万岁！毛主席万岁！」

王某的土地，房屋和财产都被没收了。一年后的一九四六年，他又受到第二次清查。这一次，所有衣服，家俱和个人用品都被没收。次年，一九四七年，共产党又清算他的存款，他缴出最后的一块钱。一九四八年，他们用毒刑和暴力对他进行第四步追查。他们把他的拇指和足趾吊起来，使身体成一个Ｕ字形，在他住房的屋楔上吊了一天一夜。在这种毒刑下，王某熬不住了，他招认出在他以前的一块田地里，埋有两坛子银元，一个翠玉雕的卷心菜和一个翠玉小篮子。这是对被牺牲者的全部清查。现在他已经招出最后的财物。假使他不从实招认时将被一直吊死。他们饶了他的性命，只因他们晓得他已完全破产，也许在需要时可以利用他讲述他的经历以震吓其他反抗者招供。

中国的农民，几千百年来便惯于把财物埋在地下以期保存安全。共产党是中国人，自然熟知此点，所以到处掘地搜寻埋藏的财宝。在大陆未完全沦陷前，人们委托给自由区朋友代为保管的财产，也在被追求之列。王某所受的一套苦刑，只是共产党迫令农民坦白的一种方法。许多财富阶级人士都因拒绝坦白而致死亡，希望他个人的牺牲能保全家人免于贫穷饥馑。但是到了后来，甚至那些曾经分享清算富者财产的贫苦阶级，也被没收他们新获到的财富，并被共产党无情地杀死，正像第一批被牺牲者的情形一样，那时他们自己也曾参加过「人民公审」。

谢选骏指出：共党深深渗透，基于中国人民缺乏好的宗教，逐渐养成见利忘义的习性；所以才会遭到共党深深渗透——结果社会陷入内乱，大家互殴、一起倒霉。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共产党活跃的地方，都是病态的社会。

【第八章 第一次被捕】

共产党所用的恐怖政治，是一种暴行制度，从早期对日战争时，共产党便开始加于其自己国人，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开始使用在在中国的外国人身上。当共产党扩充速度逐年加速，直到最后控制全部中国大陆，他们更使用出极端恐怖政策──大规模屠杀──作为他们党的政策。

但直到一九五一年春夏季之前，美国的报纸杂台，尚未详细报导共产党大量屠杀中国人的新闻。在若干情形下，共产党开始利用所谓「合法辩护」的滑稽剧，将被牺牲者定罪，而完成了千百万人的诛戮。他们对被逮捕的人，都加以「反革命」的衔头，予以处决。

那时候美国的兵士与陆战队，在韩国的激烈战争中负起重大责任已逾一年。联合国最初是以「警察行动」去制止北韩共党侵略新兴的大韩民国，直到毛泽东看到北韩面临惨败而自中共大陆冲下后，这场战争就变成全面战争。

恐怖政策，开始是用蚊子吸血的战术，如匿名信及恐吓等，然后发展到阶级斗争的各种恐怖手段。实际上，用阶级斗争所维持的共产统治，因恐怖气氛的弥漫而巩固。最初，共产党努力造成人民不敢触犯共产党规律的恐惧。然后，当党里的党员在执行党的职责与任务显出疏忽或冷淡时，便每年举行几次整肃。这种整肃有双重作用：把领袖认为有危害于主义的一些「弱点」予以移除，同时使人民不断地增加恐惧心。这样，在恐怖之潮的起伏下，使人民变成微弱驯服而易于控制。

起初，共产党在乡间比在都市里更为残暴无情，不与他们合作的人，被消灭得比城里要快。他们在逮捕或处死人犯前，总是先捏造出一些假仁假义的口实；但有时也突然闯进一个曾经发表过反共言论的人的家里，立即予以处决。

在我常去讲道的一个望梅小村子里，有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叫王立贞。他虽然常给共产党很大帮忙，但却时常批评共产党。比较谨慎的朋友们劝他慎重一些，他只是一笑置之。

「你不必过虑」，他说。「我和共产党关系很好。我帮助他们。我们彼此了解。我是一个独立份子而有独立思想的人。我觉得有必要时便对他们加以批评。」他说。

「你的独立思想正是共产党所不能容忍的」。一位聪明的朋友告诉他。「隐蔽起你的思想。不要多言多语」。

但是王立贞是一个顽强而自恃的人。他耸耸肩说：「我还要说，我没有可怕的。他们晓得我协助他们，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我可以批评他们」。

在一天夜里，几个共产党跑到他门前，用高声而友好的口吻唤他出来。他的直觉警告他，他静悄悄地听著，没敢到门口去开门。

外面领头的人开始责骂他失礼。他对此仅作冷笑，同时，他开始怀疑他以前的行为是否聪明，他决心不去开门。他总以为过一会这些人便疲倦了，那时便会云消雾散。他的惊慌并非无理。

外面的喜笑声和花言巧语愈来愈甚，王某已经把手放上门上准备开门。他的妻子将他推开，倒在他的脚下。用力把他双脚抱住。她恐惧得战栗，请求丈夫不要开门。

王某和共产党的战斗继续了多时，最后他被说服，让步开门。王某微笑著同他们打招呼。他们的态度也很和霭。突然两个人捉著他的臂，这群人蜂拥而上将他带走。后面传来他妻子的嚎啕声，他绝望地回头看了一下，因为他晓得他再不会看到妻子、家和孩子了。

一路上共产党取笑他，污辱他。全村人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头。有几个人曾经偷看，当抵达村外郊野时，骚闹取笑声变成拳打脚踢和棍打。他们看到王某被拖走的方向。

稍后，在黑暗中共产党又走回来，王某已经不在了。消息传出后，王某的朋友跑去找他。离村不远，发现到他的尸身。他倒在血泊里，死在乱刀之下。两位朋友把尸体翻过来。另一位朋友用一件衣服盖上他被砍下的头，死人头的眼睛放出恐怖的凶　，显然是他还未即闭眼便死在利刃之下。

王某不是共产党，他曾和他们友好，并对他们予以协助。他的罪名是由于他顽强地保持他批评的权利。王某的被谋杀仅因他坚守著中国人传统的独立自由的谈话，所以他的惨死深深影响到邻人。共产党对非共产党或反共产党的恐怖手段，有时他用于党内的同志，作为制压党内叛逆的有效方法。我熟记一件这类的事情。

战前，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安国县一位地方监狱所长，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为人不算很好，也不算很坏。他的最大缺点是酷爱杯中物和懒散舒适的生活。后来丢掉了工作，跑到其他地方，此后我有好多年没看见他。

一九四一年，当安国和河北的大部份都沦于共产党控制时，我开始特别小心，在那时我又碰见他。

某天清晨二时，我正在教区内一个小村庄上的教友家里听取忏悔。几个人跑来告诉我共产党已经晓得我在这里，镇上的警察所长正在跑来看我。

「告诉他们我在睡觉，等一会我见他们」我说，因为我还需要时间完成职务，并须集中精力准备斗智，但在不旋踵间，一位没有武装的共产党已经追踪而至。主人只好请他进来见我。我认出是老相识──以前安国县的监狱所长。我们热诚地打著招呼，但我的朋友都感觉怀疑。他们立刻拥进我和那位共产党谈话的房间里。一个人拿进茶杯，另一个人开始扫地，慢慢地小心地扫来扫去，第三个人又拿进冲好的茶水，另一个又在忙著整理桌椅。这些行动自然都是为拖延时间，中国人作事常需要充足时间以考虑行动方法，当我这些朋友作这些多余的小事时，他们正在分别计画，如果这位共产党对我的安全有任何阴谋时，怎样使我逃脱。

最后这位共产党发怒了，命令每个人都出去。他们缓缓地勉强提步走出，用悲悯的眼色偷看我，我神色自若地向他们微笑。

当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人以后他向我跪下，恳求我救他的命。我怀疑他用心不善，不为所动。吕正操曾经警告我，假如我再被他晓得拯救任何中国人生命时，他就枪毙我。

「你是一位共产党员」。我说，「共产党不会杀害自己党员的」。

他低下头去。

「就一般情形而言是这样的」，他答道，「但我的情形不同，我晓得他们要清算我」。

「为什么呢」？我追问著。

他踌躇了一下。

现在我确认他是用计谋来软化我。

「你记得我爱一点酒」？他说。

我点点头。

「我曾喝醉一次酒，受过一次警告。但是我又喝醉了第二次，现在我晓得我的日子已经有限了」。

我已经把他拖起来请他坐在一个小凳上？他从凳子上抬起头来看著我。他面孔显示得坦白无邪。他讲的话也很合理，但是我经验告诉我，共产党的诡计太多了，虽然听来句句有理，但也无法置信。

「你不相信我」！他说著又跪了下去。

「站起来」！我发怒说。「你要我怎么样」？

他用手掩著脸，混身开始颤动。当他再抬头看我时，显然已陷入病态。面呈绿色，并且流下汗来。我开始盘询他。我用许多相同的问题反复讯问，有时加上新的问题在旧的问题上，有时改变一下成语或口气，应用了我所能的反覆讯问技巧。

他是加此卑怯如此急切于挽救自己的命运，以致他表示，为了顾全生命他不惜投降日本。这样继续有四小时，最后他说：「我将使你相信我说的是实话。我会证明给你看。我将告诉你一些共产党的秘密以证明我的真诚」。

我抑制住我的情绪，表示出漠不关心，淡淡地看他一眼说：「噢，是吗」？

于是他开始叙述一连串的共产党罪行，我虽然听惯看惯这些暴行，也深觉惊骇。

「我不在乎杀人」，他夸张地说。「我自己曾经杀过许多人」。「多少」？我问他。

「单我自己经手杀过一百五十人。经我主持，加上同志协助，所杀的人更数不清」。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他。

「我被迫如此。我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时，我便须杀人。都是我工作的一部份。这样使我得宠使我升级」。他完全坦白地说。

这个人是投机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对这种人只是尽力利用，但永远采取监视，且不会信任得过久。

他告诉我，当一个共产党员认为另一党员思想动摇时，便可以把他杀死。

「不用报告共产党官员吗」？我问。

「是的」，他答道。「他可以杀掉同志，理由是恐怕在报告前被他跑掉」。

我知道这是实话。我开始相信他所讲关于自己的事，可能是实情。他从我的眼神看到我心情的转变。

他深吸了一口气，靠近我作耳语。

「明天你要离开这村子，对吗」？他问道。

我没有讲话，他继续说下去。

「你必须经过那座桥──除此无他路可走。在桥上你将被便衣人员截住。如果他们在你身上发现任何不利于你的东西──不论是什么东西──你便被杀掉。现在你相信我吗」？

「是的」，我说，「现在我相信你了。但是你要明白，我不能帮助你跑到日本人那方面去」。

「我明白」他说。「我接受这一点」。

我们约定两星期内在安国会面，把他隐藏起来，同时我计画协助他去重庆。我们谈话几近六小时他才离去。最少我也预先得到警告我将面临的事，我相信我这位共产党朋友在目前不会对我作出什么邪恶的事，虽然我也相信他没办法制止共产党在桥头阻止我搜查我。他的安全，全看我能否安然返回安国而定。我已经给他保证。他知道我不会食言，同时我也不得不相信他答应协助我的话。但是我对他的相助能力并无信心。假如我老早晓得，像他这样一个投机者，虽然一度坠落并且那样软弱，而仍有崇高的信义感时，当时我也许感觉安适些。

后来他到了安国，他疏远我，不和教会发生关系，也摆脱了共产党，迳自投降日本人去了。他曾通知我，叫我不必忧虑；他会永远记住我对他的救命大恩，并且不把我和共产党往来的事　露给日本人！我和他谈过话后，我已经晓得他将不计任何代价拯救自己的生命。第二大，我以震惧的心情走向那座桥。常我骑著脚踏车走近桥边时，共产党守卫把我拦住。他们命令我下车，一个守卫把车子向旁边用力一推，几乎使车子滚到河里。那天是个赶集的日子，河里和路上往来的车船很多。来往赶集的人们川流不息。

那天天气很热，我在频频出汗。我穿著一件中式黑长袍，带著一个小包袱，里面是梳洗用具，换洗内衣裤，我的肩袈裟，日课书和念珠串。那个推去车子的便衣厌恶地看著我。每当我从一个中国人面孔上看到这副表情时，我都感觉痛苦，因为这些年来，我已经把中国人看成自己人，在与外国战争中，我对他们的锺爱和怜护永不动摇减少，即使他们之中的共产党在作著卖国的勾当，而内在的背叛较之外来的欺罔更坏，但我对中国人的感情仍然不变。

「脱下你的衣服来」！他向我狂吠著。

我对这命令颇为愤怒，起初想抵抗。但其他几个共产党已经一拥而上，将我的长衫剥下。第一个人把枪从右手递到左手，用右手将我的内衣裤撕下。

「脱下鞋子来」！他命令著说。

我蹴下鞋子，站在太阳光下，衣服和尊严被剥光。我的愤火中烧，但我祈祷著去控制。我看到驶船的人站在木划子上张目凝视，划子都沿河停下，撑竿从水面上飘起来。河面上的交通差不多自然停止了。第一个共产党──就是以厌恶轻蔑的眼光看我的那像伙──开始看我放在地上的包袱，那包袱已经被第二个共产党打开检查。他让他的夥伴去作检查工作，转过来对我作进一步的侮辱，精细地检查我的鼻孔、耳朵、口，以及全身有洞的地方。

当检查进行时，许多农民已经鱼贯到来。我还未注意到他们已慢慢地停下来，在我们后面的路上集聚了相当多的人群。那些人们都认得我，有些是我的教友，其他村民都是我认识多年的朋友，他们都喃喃地发出怨言。我不晓得将演变成什么结果。共党守卫已经把包袱检查完毕，第一个人把我手臂抓牢，同时把手枪扳机扳起。我晓得他无意枪毙我，但说不定他脑中的气恨程度会使他的手扳动枪机。这时候农民们行动了。他们冲上前来，愤怒地高叫守卫们释放我。他们的愤怒是不可制服的；现在他们的人数更聚多了，河里的船家也加入喊叫。守卫们踌躇了一会，把衣服和包袱丢给我，用手把我推开一边，扬长而去。当我尽快地穿著我的内衣裤，鞋子和长袍时，几个农人跑来围著我作起一个人的屏风，把我挡起。我收集起零星东西。拾回脚踏车，向农民道谢？给他们一个静默的祝福，然后走过桥梁驰回安国。

这一件事震动了我的内心。这是我第一次亲身遭受到那自称改造新中国的野蛮力量的迫害。过去几年间，我曾听到无数共党恐怖政治的故事，也曾亲眼看到无数事实。暴行与屠杀，对我已经是病态地习以为常了。日本人占据安国，关起城门屠杀每一个男女小孩的恐怖行动，曾使我卧病数日，使我有多次恶梦，常在夜间满身盗汗地醒来手足战栗，神经震惊的痛苦情况，好像是针刺著脸的肌肉。日本人为了实现战胜中国的贪欲而屠杀中国人，日本军官又以机器似的效率鼓励兵士像杀人机器似地执行杀人工作。中国共产党为了追求本身利益而施用恐怖手段，他们并未使中国的敌人日本遭受多大损失和痛苦，反将暴行加诸自己国人身上，目的仅是要使他们追随一种理想──那理想之非中国化，正如其非人性一样。

谢选骏指出：第一次被捕最可怕，以后这就成为生活的正常部分了——既然身陷红区，就要准备流血。因为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加变本加厉——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第九章 死人复活】

我在回安国的路上，追忆著我所看到和所经历的一切，追忆著我所认识的这个野蛮主义。我回忆所有我和共产党官员各委员的谈话，各反对共产党及接受共产党的中国人的谈话。我特别想起吕正操的严厉警告，假如发现我再从日本屠夫手中拯救任何中国人的话，便要把我枪毙。我开始惊骇，假如这要是中国的新生活方式时，我将何以自处，我特别想到将如何应付眼前的处境。

我一面想一面祷告，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我便无法应付面前的困难。上帝在这里回答我了。显示我，要我在这痛苦的屠场中，须像一个外科医生，在所有情形下应做坚决敏捷的决定。我必须决定，变成一个澈底的客观的外科医生，抑制住对人类趋于堕落所生的恐惧与羞愤的反应。我看清我必须以全副精力和共产党周旋。我必须这样做，这不仅是为了冷静的心情快慰，和智胜共产党拯救他人和自己生命的满足，而是为了心里的一个意旨，一个正当和道德的希望──在道德沦亡的沙漠中扶植起一个端庄的绿洲，建立起反抗共产主义、争取善良的有组织力量。

我的心情现在已较安适。我知道不管面临如何困难，我可以使自己像铜铁一样坚强。由周围的迹象和紧张的事件，我已看出从今以后恐怖将成我的日常生活。所幸我已经决定培养出一种与共产党冷淡相处的外表，同时坚强我的精神，因为两位与我亲近的年青人，在恐怖政策之潮泛滥时，已成早期的牺牲者。

王其森曾在四存学校读书，四存是以反共著名的学校。当战争开始时，王某便参加了政府军队。早期对日战争中受伤，成为终身跛足。他有坚定的精神和助人的热忱。他曾问我做些什么事业好，我建议他在村庄上开办一所学校。他极热心地同意，不久之后，便有了十七个年青学生在他的谆谆教导下读书。他不收学费，村民们自然都极为快慰。当他的学校正在蒸蒸日上时，我听到共产党在搜杀四存毕业生的消息。在一个县份里，共产党曾处死三百多名该校的毕业生。这消息使我很感焦虑，我便劝告王其森加倍小心。

「可不必怕」，他说。「全村的人都爱戴我，不管怎样不会有危险」。

我告诉他另一位王某的故事，那人曾坚信他不会遭受危害，就是王立贞。他有顽强独立的精神，他相信与共产党的良好关系可以保护他不会遭到就地处决。王其森自信地微笑著，告诉我不必担忧。

不久以后，他告诉我将要和同村的一位十八岁姑娘结婚，那是我的一位教友。那时王某是二十五岁。自然我很高兴，并为他们俩人快乐，但我再次警告他，危险还没有消灭。我现在对四存的消息知道得很多，我确知共产党计昼消灭该校的全部毕业生和学生，那学校乃是反共的最强堡垒。

「你结婚后就不是单身了」，我说。「你将有家庭的负担」。

他一再请我安心。后来我在安国教会替他们主持婚礼。他们当天下午回到家去，临走时面带笑容，快乐的情绪充溢眉稍，我向他们握手道别。

紧接著第二天，新婚的太太痛哭著跑来。他告诉我说当天晚上他们回到家里时，许多亲友们已经聚集那里祝贺他们的婚礼。宴席已经摆好，乐队都已到齐，全村人都来参加庆祝。

共产党对王某的一切都已注意：王某的决定结婚，他的快乐，轻松心情，他一心专注于未来计画。共产党在等待时间。

当王氏夫妇从安国返回村庄时，共产党也混进祝贺的人群里，在大家还未发觉时，已把王某逮走。

新娘悲痛惊恐得发狂。我把她送到修道院，交修女看顾。我当时情感激动，准备立即到该村去，看看能否有办法。但我晓得我必须慎重。我没有希望找到活著的王某，我很清楚地知道他被注定的命运，我仅能痛恨地遗憾未曾坚持请他离开家乡到自由中国去。我派了一位教友到该村二十哩半径内访问各村，是否谁能知道那天夜里有人被活埋，或者曾有特殊事件发生。

这位教友每天跑出去访问不同的地方，三个星期过去了，我开始看到这是一个无结果的搜求。后来有一天，这位教友和来自我们搜寻半径十哩外的农民谈话中间，讲到共产党曾在他的耕地旁边处死一个人。几星期前的一个清晨，他沿著地边散步时，发现一条新翻过的地面已被踏平，附近留有许多脚印。

这道消息已经足够了，我要自己去看看。离王某被捕的地方三十哩以外，我找到了他的尸身，在一个六尺深的狭长壕里，活活被埋死。

一九四〇年五月、六月和七月，在博野有三百六十人被杀，在定县有一千七百人被杀，在安平死一千二百人，在深县死两千人。被害的都是老百姓。他们被屠杀的理由很多，但主要原因是共产党恐怕这些地方的人民会起来反抗他们。在这三个月里，不仅是这几个地方举行大屠杀，因为这些地方靠近安国而为我熟知，所以我能作下正确的数字记录。

更有多少人在别处被杀，我不晓得。

在一般情形下，共产党常常借用某个事件，来完成他们的目的。一九四零年二月，日本在这一带曾发动攻势，于是又给共产党一个屠杀反共人士的藉口。一位袁晓岩先生被控给日本军队做向导。他确实不曾做过这种事。实际上他是一个热烈的爱国分子。他和另一位陈褛秋及陈妻及陈妻的叔父都彼活埋。这些都是忠诚的农民，住在离齐村很远的地方。他们都是老式的中国人，不喜欢共产主义，因此被杀。在这同一小村庄内，贺龙曾在三个星期里活埋七十多人。这些事并非根据传闻，贺龙在齐村屠杀以后，我曾走过这个村庄和其他村庄，曾亲眼看到野狗嚼死尸的惨剧。

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在早期几年里都遭受同一命运，因为活埋和砍头是共产党所喜欢用的两种死刑。

仅有一个人曾从死里逃生，他已被迫为自己掘好坟墓，然后爬进去，共产党开始铲土把他活埋。那是房村的村长张乐康，一位体格健壮的农民。那时日本人有一条军用公路通过离房村不远的地方。该路原拟穿行房村，但因村民常对日本侵略者加以打击，日军放弃了这条线路。这条军路由许多堡垒保护，沿路每隔湿二三哩便有一处堡垒。此种堡垒是一个塔楼，外面掘著深壕并围起铁丝网。壕沟与塔楼之间设有吊桥，在夜间吊起，由守卫轮流监视。每一堡垒约有二十至二十五人防守，内中通常有十至十二名日本人，其他是中国伪军，并且有共产党混进。这条公路横穿过红军的占领区。日本人建筑此等公路，企图把乡镇据点联络起来，从而控制全省。当听到有人走近军路时，他们的机枪便可以密集扫射，这样，他们可以利用军路来运输供应品。他们对此地区的红军并不太在意，因为他们主要在于为主力军事行动运输供应品，自然也搁下去。

他休息并进饮食后，他又讲了一些自己和家庭的情形。从他的话里，我知道他的太太是一个完全可以信任的中国女子。

我派一个教友去告诉张太太，她的丈夫仍旧活著，但她不能透露出来她晓得这件事，更不准告诉孩子们知道。这位教友把这番话告诉张大太后，又告诉她我和张君所拟好保障他安全隐匿的计画。

张太太买了一具棺木，和那位教友一同走到村外。在靠近他丈夫被活埋的地方，把棺材里装进一些土，再把它钉起来。这样，除了他们自己晓得内情外，别人抬起来都感觉到里面像有一个人。教友把棺材放在驴车上，拖回村来又再拉到一块适当的墓地。她告诉村人说，她丈夫死时的挣扎把面孔窒息得那样可怕，所以她不忍让任何人再看见，她嚎啕痛哭，孩子们也随著哭，村民们也哭了，因为张村长毕竟是为他们而死。

当教友返回安国，将情形向我们报告时，张君大为感动。他知道他必须在一个长期间内不能回家，也许要过几年。他的太太必须独力抚养孩子，不论怎样，他都不能给她们多少帮助。他是一个真诚直爽的人，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他为未来的艰苦岁月流下眼泪。

他在教会里隐藏一个时期，我送他到北平去在友人的一个田庄里工作。此间数年战乱频仍，使我无暇多顾，再也没有看到他，也不知道他是否曾经再看到他的家人。但直到我离开华北以前，每年我总接到他一封感谢信，报告他依然无恙。

王荫贺夫扫就没有这样幸运。王家住在刘家庄，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靠近河边，距离教会十五哩。王君是一个热心的新教友，性情刚直，行动不够谨慎。共产党不喜欢这种个性，也不喜欢王荫贺。终于在一天夜里把王某捕去活埋。

他的太太非常爱他，由于过份悲痛与震惊而几乎陷于疯狂。她从这村跑到那村，蓬头垢面，痛哭流涕，对每个人述说共产党杀他丈夫的情形。

「他们是魔鬼！」她叫著。「他们没有人性！」

有时她爬上屋顶，高声对下面聚集的人们演讲，述说共产党的罪恶，共产党的暴行，共产党的背叛人民与国家。她的正义愤怒充满著钜大的力量，使人们肃然静听。没有人嘻笑或嘲弄地侮辱她。没有人错认她的愤怒与悲痛是疯狂行动。

她这样做了许多天，共产党起初不理她。但当共产党衡量她的愤怒程度和精神力量发觉她将继续不断地热烈进行反共运动时、共产党立即把她逮捕起来。几个人把她拥到已经掘好的土坑前，另外几个人跑到她家里将她七岁的女儿捉来，一齐推到坑前。先把母亲丢进去，随后丢进女儿。女孩子惊吓得尖叫，母亲为女儿的命运而啼哭。一个新参加共产党的青年放下他的铲子，跑到坑前把女孩抱出来。

「母亲是坏人，应该死，但孩子不应该死！」他叫道。

离房村较近的几个堡垒中的日本人，有一天断了粮，跑来向张村长和绅士们索要粮米，黄芽菜和钱。共产党曾经告诉过张村长和村民，如果他们供应日本人东西，便要被视为汉奸，全村将被焚烧。但日本人也以同样惩罚作威胁，使他们感到左右为难，村民们开了一个会，决定派村长代表全村秘密到堡垒中对日本人陈述苦情，设法使日本人接受一部份所要求的食物和金钱。

混在伪军中的共产党工作人员，在张村长抵达后便获悉到一切详情，他们自然也认识张村长。

第二天，共产党来到该村，将张村长逮走。他们必须迅速转移；因为日军距离太近，他们不敢耽搁太长的时间。这种情势极有利于张君。共产党仅能掘一个较浅的土坑，不是通常六尺深的土壕，宽度也仅能容肩。他们把张某推下去，很快地铲土埋上，急忙用脚踏平。

这些都是张村长后来讲给我说的。他说，当他被推进坑后，他将面孔向下，并将双臂交叉，将头放在上面，把身体轻微支起，在头部附近作成一个空气囊。当共产党用脚踏地面的时候，他感到压力较覆盖的土更加一倍，这是他受磨难最艰苦的一段时间，据他说，那重量简直难以承受，呼吸窒息了，肺像是在爆烈。

「我以前还不知道，一个人在绝望时有多大力量，他对我说。「我挣扎又挣扎，用我的肩膀和全身的每一块肌肉去抵抗。一点一点地我终于从坟里爬出来，到了黑夜的新鲜空气里」。

然后他躺在地上，休息一下恢复精力，考虑怎样办才好。假如回到村里，共产党很快地就会知道，他会再度被捕而遭处死。那时再无法逃脱。如果他跑到亲属家去，自然他们会把他隐藏起来，但他们无法永远藏著他，终久会被共产党找到处死，亲戚也将被诛连。接著张君又说了几句话，使我深受感动：我感谢上帝，深庆我已决定以我所有的力量与技巧和共产党作战。

「那时我想起了你」，他说，「几天前你曾经到我们的村里，在大街上一个旅店前讲道。我听完你讲道后又同你谈话。在这进退维谷的时候我躺在地上想起了你的话。我感到基督教必会宽待我。于是我站起来，决定来找你。我开始走。走了一整夜。」

这就是张君的经过。他曾被活埋，又从坟里挣扎出，并跑了二十哩路来到安国。

他约在晨五时半抵达我们的教会。他全身汗土，污秽不堪，面色发青，我赶紧走过去，因为我看到他已神色昏迷，生恐他会晕倒。当我走近他，他跪下去深深磕头喊道：「神父救命！神父救命！」

在中国我曾听到无数次这种怜悯的请求「救命！」我深深地感谢上帝，有祂的协助，我可以答覆这些请求。

张村长把一切经过情形告诉我，他不知何所适从，他只知道现在已经活著跑到这里来，他要在这里耽搁下去。

他休息并进饮食后，他又讲了一些自己和家庭的情形。从他的话里，我知道他的太太是一个完全可以信任的中国女子。

我派一个教友去告诉张太太，她的丈夫仍旧活著，但她不能透露出来她晓得这件事，更不准告诉孩子们知道。这位教友把这番话告诉张大太后，又告诉她我和张君所拟好保障他安全隐匿的计画。

张太太买了一具棺木，和那位教友一同走到村外。在靠近他丈夫被活埋的地方，把棺材里装进一些土，再把它钉起来。这样，除了他们自己晓得内情外，别人抬起来都感觉到里面像有一个人。教友把棺材放在驴车上，拖回村来又再拉到一块适当的墓地。她告诉村人说，她丈夫死时的挣扎把面孔窒息得那样可怕，所以她不忍让任何人再看见，她嚎啕痛哭，孩子们也随著哭，村民们也哭了，因为张村长毕竟是为他们而死。

当教友返回安国，将情形向我们报告时，张君大为感动。他知道他必须在一个长期间内不能回家，也许要过几年。他的太太必须独力抚养孩子，不论怎样，他都不能给她们多少帮助。他是一个真诚直爽的人，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他为未来的艰苦岁月流下眼泪。

他在教会里隐藏一个时期，我送他到北平去在友人的一个田庄里工作。此间数年战乱频仍，使我无暇多顾，再也没有看到他，也不知道他是否曾经再看到他的家人。但直到我离开华北以前，每年我总接到他一封感谢信，报告他依然无恙。

王荫贺夫扫就没有这样幸运。王家住在刘家庄，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靠近河边，距离教会十五哩。王君是一个热心的新教友，性情刚直，行动不够谨慎。共产党不喜欢这种个性，也不喜欢王荫贺。终于在一天夜里把王某捕去活埋。

他的太太非常爱他，由于过份悲痛与震惊而几乎陷于疯狂。她从这村跑到那村，蓬头垢面，痛哭流涕，对每个人述说共产党杀他丈夫的情形。

「他们是魔鬼！」她叫著。「他们没有人性！」

有时她爬上屋顶，高声对下面聚集的人们演讲，述说共产党的罪恶，共产党的暴行，共产党的背叛人民与国家。她的正义愤怒充满著钜大的力量，使人们肃然静听。没有人嘻笑或嘲弄地侮辱她。没有人错认她的愤怒与悲痛是疯狂行动。

她这样做了许多天，共产党起初不理她。但当共产党衡量她的愤怒程度和精神力量发觉她将继续不断地热烈进行反共运动时、共产党立即把她逮捕起来。几个人把她拥到已经掘好的土坑前，另外几个人跑到她家里将她七岁的女儿捉来，一齐推到坑前。先把母亲丢进去，随后丢进女儿。女孩子惊吓得尖叫，母亲为女儿的命运而啼哭。一个新参加共产党的青年放下他的铲子，跑到坑前把女孩抱出来。

「母亲是坏人，应该死，但孩子不应该死！」他叫道。

母亲看到孩子得救了，她脱下一双鞋子交给孩子。

「在我被活埋后，将我这双鞋子放在我的坟上，使人们晓得我在这里被活埋，」她说。当她对孩子作这项凄惨的请求时，她祈求人们记忆住这个惨酷的行为而不必追忆她自己，那样她的死便不会没有意义。

孩子把鞋子抱在她的小手里，悲痛地哭著，眼看著共产党挥动铁铲把土坑填平，埋葬了那个绝望的女人的最后尖叫声。

那孩子没有其他亲戚，只有一个叔父，是修道院里的一位教友，他奉命照料这个孩子。他请求我收养她，我立刻接受，将她交给保定教会的修女照管。

砍头与活埋继续不断地执行，死刑的增加和共产党势力的发展成正比例。所有这些行动的最邪恶之点，乃是把恐怖手段变成最通常的政策。共产党之放任鼓励野蛮兽行，并非是偶然之事，而是他们之征服镇压计画的一部份。

谢选骏指出：文革的时候，到处贴满了标语——“红色恐怖万岁！”因为在费拉国家，就像马基雅维利所说的那样，恐怖比仁慈更能能赢得群众。（大意如此。）

【第十章 共匪的暴刑】

一天，我在陈鲁集一个我所辖的教区里悲伤地完成早课，因为主持这教区的神父已经被共产党逮去了。村里的大钟响起来，以前那位神父的仆人惊慌失措地跑来告诉我，共产党已经使村长传命，召集村民在一个广场上集合，这广场原是孩子们的游戏场。

「神父，你也得去」，那年青人说。「每个人都须在十点钟到达那里」。

钟声又响起来，那沉重恶兆的钟声，使我忧郁。我再问那个年青人时，他已经惊恐得讲不出话。我决定自己去看看共产党又要搞什么花样。

我到达广场时，全村的人都已集合在那里，年老的，年青的，男的，女的，以及小孩子们。小孩子们同他们的先生站在前排。我打听一下共产党把我们唤来有什么事。一个人对我耳语说：「要我们来看出红差──砍头」。

他的同伴靠近我的肩膀，用手掩口低声说：「这是一次大红差，听说受刑的很多，有十个，还多。」

「他们犯甚么罪？」我问。

「他们没犯罪」，那人辛酸地说，「他们是学生，在张村的反共学校的学生」。

「四存学校」？我问。我必须要振作，停止战栗。

「是的」，那人说，他推一下我的肩膀，「看，他们来啦！你看那些孩子们，那些畜生们要孩子们亲眼看这种可怕的事！」那人抖战起来，用脚恨恨踢地，显得愤怒而痛恶。

我的记忆又涌上心头，我年青的朋友王君也是那个学校毕业，当共产党有计画地捕杀该校毕业生时，他曾被活埋。我祷告上帝赋我力量；我必须像一个冷静的客观的外科医生，我必须不让情感和激动所征服。我必须注意观察，不让那些混在人群里作刺探工作的红色魔鬼怀疑我已由于情感的突变而陷于病态。

我后面的那人已经说过，「他们来啦！」我现在看去，一队年青人，多数穿著农装，双手背捆著，被领向这块空场。他们是如此年青，如此年青！

一位共产党向他们狂叫发令，他们被迫跪下，面向著人群。共产党又下令这些年青人跪著彼此移近，直到每人相距不到一尺远。我数了一下，一共是十三个人在晨光中跪在那里。北方原野吹来的风，扫过他们年青的面孔。

这些是纯良的中国青年，是优良刚直的，他们之被清算，就因为他们刚直。守卫的民兵，开始后退。一个共产党官员高读一篇冗长的罪状，「叛逆」一词不断从口中跳出。

人们沉静无声，面孔显出不耻的样子。每人都清楚这些青年，知道他们不是叛逆。四存学校是一个最民主的学校，校长具有新思想，实行半工半读制，是一种新的训练方法，使无力出外就读的学生，至少可以获得一些知识，学习一些读和写。这种教学曾获到很大成就，如果不这样给青年农民一点知识，他们将永远毫无所知。如假以时间，将可使广大的不识字地区，普遍获到一些教育。

人们听到这些捏造的罪名，知道即使这些青年想做卖国贼也没有机会，因为在这区域里并没有日本人。

由于这种奇怪的意识存在，他们晓得何时停止长篇漫骂的胡说八道，共产党首领开始同时发布两个命令。他令已吓得面白发抖的教员们叫小孩子唱爱国歌。同时作手式叫刽子手开刀。刽子手是一个凶恨结实的年青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来到第一个牺牲者后面，双手举起宽大锐利的大刀快如闪电般的砍下，第一颗头应声落地，在地下滚滚转，鲜血像涌泉般喷出。

孩子们近于歇斯替里的歌声，变成了不协调杂乱的啼叫声。教员们想打著拍子将喧嚣的音调领上秩序，杂乱中我又听到钟声。

我们看著那刽子手像闪电一样，自右而左，一刀一个，跪著的学生们迅速都变成了刀下鬼。那刽子手砍完一个再砍第二个时，看也不看前一个，毫无意思去看看砍得结果如何。他双千把刀挥动了十三次。阳光反映在刀片上，最初是耀眼发光，随即被鲜血沾污而失掉闪烁。那刽子手挥刀十三次，每次都准确地把钢刀从颈间两块小骨之间砍下，从无一次失手。他头也不转地挥动大刀，当砍完最后一个──第十三个人头时，他把刀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当我用迷蒙的眼看到这一幕时，我冷静地想，那刽子手虽然这样没有人性，他仍旧相信古老的中国迷信：如果刽子手在犯人死去的一霎那去看那犯人时，死者的鬼魂便在头断时从躯壳里飞到刽子手的身上而使刀子手终生不得安宁。那个谨慎地共党刽子手紧紧地遵守些迷信，所以不敢去看死者。几个在场的观众，跑上去用馒头吸取犯人头中涌出的鲜血。有些中国人认为染存鲜血的馒头可以医治胃病。旧时，犯人在中国常被砍头，现在还常发生，但真正吃染血馒头的中国人还很少有。现在，共产党竟这样鼓励人们来破除迷信！不过，共产党并没有放任人们尽量拿馒头去沾血，他们自己还随著有新花样搞出来。

我惊奇地看著共党士兵们动手。

几个强壮凶猛的家伙冲上前去，把死人翻转过来，然后我恐惧地看见他们弯下身去，每人用尖刀在死人胸前挖一个洞，接著用双脚或一脚蹬踩，使死者的心从洞中外涌，然后捉住拉出。

他们把十三颗心放在一起，用柔软的芦苇穿成一串。

两个靠近我的观众苦笑看著那些离去的共产党。

「他们把心拿去作什么」？我问那较年长的一位说。

「他们将在今夜把那些心吃掉，他们相信那样可以增加力量」。他说完后恨恨地咀咒著走开。

「看那些孩子们」，另一个说，「可怜的孩子们」！他悲痛地摇著头。小孩子们吓得面孔灰白，有几个已经呕吐，教员们责骂著他们，一面集合列队返校。

这是我首次看到小孩子们被迫观看血刑。这是共产党使孩子们变成凶野无清的计画之一，想使他们变得丧心病狂而能作出一样的野蛮残暴行为。并利用共产党的暴力使他们震服。从此，我常常看到孩子们被迫去看杀人。第一次他们受到惊吓，情绪扰动，常常刺激出胃病。第二次情形便较好，到了第三次，有些孩子们便对这种可怖的局面发生兴趣。

第二次的钟声结束了行刑，那时正是十点钟。杀头共用了十分钟，全部时间不及半小时，包括十三个人被砍头，小孩被驱回学校，死者家属将死尸抬走，和人群的消散。共产主义是最有效率的！

一天下午，当我在同一村内走过一条巷子时，一些孩子向我跑来。「快来，神父！」我立刻随他们跑去。大道上看到有四路大马车驰向贺龙的司令部去。那些都是乡下土制的大军，没有弹簧，有两个铁架木轮子。我走向一个士兵，他正在鞭著一头驴子架上车辕，尖叫哭声乱成一团，许多村民，共产党士兵和傀儡们团团围住，看不清是什么事发生。不一会，车子都准备好了，人们纷纷闪开让兵士们走进驱车。这时我看到每个车里都有一个人双手和双脚被钉在车板上，共党车夫挥鞭高声叱驴，于是这车列向前开动。路上粗糙的石头凸凹不平，颠簸得车里人难以忍受。驴子跑得越快，车震动得越凶，车里人的痛苦越剧烈。而共党驱车者竟以疯狂的速度横穿过村子几大，再跑到更粗糙的路面，驰向贺龙总部。在那里，车里的人如还没死，便被解下车来。他们惊心动魄的号叫声震动全村。一直震达我的心弦。

每次我看到这种野蛮的行为时，我内心中便引起个人的行动意识，最少想作一点抗议的表示。但我无能为力。我必须记住我所选择的作法，祈求上帝的协助。我也必须记住自己的反共计画，随时随地追踪著共党，作一个暗地里的观察者。我正确地记录著每一件我看到和听到的事，不断地研究我的记录以求发现共产党计画及行动的要领。我研究愈深，愈看清他们正在已控制的地区实行恐怖政策，同时发动一个更大的目标──征服全中国。

他们有一种刑讯的方法，表示出他们厌恶国民政府的心情。他们捉到亲政府的忠贞爱国分子，将双手捆起，高高吊在树上，集合一堆人在下面嘲弄著说：「现在你看到你的政府朋友来救你吗」？假如他说看到，一个共产党就砍断树枝，把人跌死在地上。假如他说没有看到，共产党便嘲笑他的爱国主义，并辱骂政府。最后还是在汉奸罪名下被跌死为止。在战时，当共产党假作与政府完全合作而保证忠实于政府时，这类事竟继续不断地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他们更发出大量宣传品，告诉美国及欧洲，夸言他们抗日的英雄行为，及解放中国免于侵略的决心，并声称为中国人民幸福作深远计画。

时间越久，恐怖越增加，杀人都不够刺激了。共产党又增加了许多暴刑，制定各种刑罚，并划分等级，令刽子手学习执行。有时他们强迫一个人吞食大量食盐，不给一点水喝，直到渴死为止。有时疲劳审问一个犯人，昼夜不断地审讯，直到犯人精疲力竭，死去为止。

他们有一种致人速死的方法。被判决的人从家中被拖到共产党总部。一群共产党把他推进一间房子里。「现在我们要检查你的良心」，一个人说著向另外一个人点头示意，另一个人立刻走向前来将犯人上衣撕下，用利刃把心挖出。

有时强迫一个人脱光衣服，在锯断型的碎玻璃上滚来滚去。在冬天，共党在水冻的河上打两个洞，把犯人从一个洞里抛下，从另一个洞口拖出，看著他挣扎喘息的样子加以嘲弄。当犯人被推下洞口后，共产党在第二个洞口叫道：「从这边出来！」当那人挣扎著到第二个洞口才爬出来时，又被共党推进洞里。那人再游向另一洞口，希望共党能大发仁慈使他从那里爬出。但又被推下，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直到冻死或淹死而上。

在山西的一位共产党发明了一个可怕的刑罚。有一天他在一个城里闲逛，在一家饭馆门口停住，注视著煮饭的大锅。于是他定购了几双大锅，并立时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举行审判，同时令苦力把锅里注水煮沸。审判一完，立即把三个判死刑的犯人又脱光掷进锅里，活活煮死。

此外，共产党还发明许多残酷的暴刑。一种是「北平快车」。用绳子在犯人双足的踝骨打上活结，把绳子另端拴在驴或马的尾巴上，鞭策驱驰。把犯人活生生拖死。另一种是「坐飞机」刑法，是把犯人的足趾和拇指系在树干上。当犯人受「降落伞」刑惩时，先缚紧放在布袋里，抬到塔顶或树尖上，然后从上面抛下。

如果共产党想戏弄一个犯人，只想让他受重伤而不让他致死以便再施用其他酷刑时，还有一种「猴爬旗竿」的恶作剧。把犯人衣服剥光，迫使沿著钉满尖针的竿子向上爬去。在向上爬时也许不会碰伤，但在被迫迅速滑下时也许会弄像皮开肉绽。

在平山，我曾看到一个人的父亲被活活剥皮至死。儿子被共产党逼著亲眼看这惨刑的执行，亲身听到父亲在哀号中死去。共产党在他父亲的身上倒上醋和酸类，一张人皮便很快地剥下。先从脊背开始，然后剥到双肩，全身皮都剥下后，只剩下一颗头皮存在。他的父亲在全身皮被剥下后几分钟便死掉了。

谢选骏指出：文革和六四屠杀的暴行与上面这些血腥的记录相比，都算是一种文明进步了！

 

【第三编 赤祸洪潮泛滥】十一至十五章

【第十一章 共党的组织】

共党的恐怖政策以连续波浪式的暴行打击中国人民，当浪头达到高潮，暴风雨已至停止时，人民已声嘶力竭。但不要认为中国的人民仅是一群因循的群众。在暴风雨过后，他们乃像水上的漂浮物一样被选择一遍，有的被选出，有的被丢掉，选出的即被训练，以使红色政权能继续不断地永久维持下去。

清算共产主义的天然敌人，压制智识份子及天生领袖人才，在猛烈地进行著。同时自各地募集青年，进行其长久的庞杂的教育共党领袖的工作，并且开始组织全体人民的工作。全部人民，从小的到老的，都得为共党工作，否则便被消灭。年迈的祖母再也不能在刺槐树下温暖的阳光里休息一下她那乾老的骨架了，她奉命去工作，去作鞋子。当地那枯弱战栗的双手已经疲于操作时，她也不能退到她那草屋中休息一下。她虽年已古稀，但她仍得企求一点食物，争取一点怜悯。共党为了讲求效率，认为她是多余的，是经济上的一个负担。所以她必被淫除，她以及像她一样的那些年迈的男人女人，那些可尊敬的祖宗，都注定要被消灭。

共产党永不停止，永不满足地去整理他们的收获。他们像是毒瘤细胞，不断地滋生蔓延。每天我都要去研究共产党的新技术方式。他们在地下秘密的无声的活动，也像表面活动一样地频繁，因为共产党确似魔鬼，他们从来一点也不承认真理，也不明白真理。由于经常的训练掩饰，秘密，隐藏他们的真实感情，他们变成习于作伪和说谎，以致对任何事都不讲实话，甚至在党员与党员间的谈话也是如此。很多次我与一个共产党党员约定在某时会见，当我依时到达约会地点，则发觉另一个人在那里，这种情形千篇一律地很少变更。这位党员总会漠然地说我所约会的那位党员今天不能践约，他为了不愿使我久候所以代替前来。于是他便庞杂冗长地问我一些问题：那一个失约的党员曾告诉我些什么，我怎样碰到他的，我要看他作什么，同时问我的这个党员又去与那个失约的人对证这些问题。不用说，我有责任回答他的问题。自然，我回答他时我也知道他随后会向那一个党员对证，最后他迅速地明悉并把握住我与另一个共产党员所讨论的事务。

当我参加一连串地方事务会议的最后一次时，以为可以看到在前几次会议中经常看到的许多相同面孔，但相反地每一个面孔都是陌生而与以前不同的。在任何自由的社会里发生这种事，人们会自然的间，「那些人那里去了？」「这是怎么回事？」但在共产党中没有问题可以问；且须表现出没有什么希奇，不能惊讶。必须拿这些当作是完全固定的事实一样的接受，而与那些陌生者继续会议，就像与他们是老相交的熟人一样。

共党细胞的组织与活动就是共党集团内各阶层中互相猜疑的一个例子，同时也说明了这些细胞组织怎样形成得如此有效率，怎样能有效的防止被发现，防止被消灭。他们像是条虫一段段的身子，只要头脑未被消灭，身子割去一段，二段或很多段，它们会很快的又长出来。

每一个共产党员仅对上司一人负责，接受命令，在自己所组织的细胞内工作。这个党员便是这个细胞的指导员。他们的活动是这样的：人民委员甲选拔出一个可资信任的共产党员乙，令乙在某村庄发动细胞活动。乙受命后第一步先在该村找到一份小的工作。通常找这份工作并没有什么困难，因为乙有礼貌，和悦，极刻苦耐劳并能讲一些动听又似真实的故事，此外他索取工资很低，较任何人都低。有了这些主要条件，所以乙顺利地找到工作。

于是他便报告人民委员甲，并开始自其接近的人们中间吸收份子以组织细胞。他所吸收的这些细胞份子没有一个知道他是共产党，也不知道他活动的目的，只有人民委员和这个细胞指导员知道。

同时人民委员甲的上司主任人民委员可能令甲再在该村另设一个细胞，甲奉命办理，派党员丙主持。丙用乙同样的方法组织细胞，但乙对此一新细胞的事一无所知，而仍仅向甲报告其个人活动的情形，新指导员丙亦仅向甲报告其活动情形。主任委员可能令共产党在一地设立十个或一打细胞，彼此活动完全独立而秘密。最后这些细胞便控制了村长，副村长，并设立各组：农业组，合作组，教育组，妇女组，交通组及邮政组等。

当我活在共产党控制区时，看到他们的邮政组是共产党用作各村通讯的一个特别机构。共产党在一九三八年设立他们自己的邮政局，虽然那时国民政府的邮务机构仍在优良地服务著，并未因战时的危险困难而少停。共产党也用政府的邮政服务，也用自己的。他们同时设立特种邮政服务。奇怪的是他们也让非共产党使用他们的邮政服务。此外另有秘密邮务组，是专为最秘密的共产党员作机密通讯之用。

我早先曾有一次机会经验到共产党邮件传递的迅速。一九三九年华北遭受一次最严重的水灾。求救的信件发出后，西方国家像往常一样地慷慨援助。伦敦市长，国际委员会及其他公共或私人慈善单位都给安国县教会送来救济基金。我必须将我们这一区的乡村和户口作一调查，损失作一统计，计算一下，我们所需要的救济。我发了许多信给该区散处各地的官员，要求他们供给一些必需的情报，在信发出后当天每一封信都抵达目的地。次日便接获各村长的覆函详述一切。在被战争破坏的中国，在洪水的区域，各个分散遥远的县乡之间又难得有交通工具，仅有一双飞快的人腿在工作。平常小乡村定期邮件一星期一次，较大的两次。但这次所有信件都经共党所谓「公共邮务」组传递，每封信上都贴有一片鸡毛，表示「速递不得延搁」。事实上信件的迅速乃是细胞作用的结果。人们晓得一封经由共党邮务组的信，如不迅速传送给收信人，全村都将遭受灾难，甚或人头落地。任何集权政治的滥觞，都由于普遍处刑的威吓而造成效率。

细胞作用乃是共产党极权主义的真实产物。都是黑暗，邪恶，死板的效率。人民委员所选择以发动细胞作用的人都是真正的共产党，他必是疯狂地信仰共党教条，他认为一个忠诚的党员必须常常准备将共党毒素传播各地。不管他在何地，在一间工厂，一所学校，一个市政机关，以及反对党内，他不断地企图发动小细胞作用，以求首先传播共党思想，瓦解积极的及消极的敌人。此后当完成这两项工作后，便经由他所吸取的份子组织他所控制的团体。我在许多地方看到许多这种事情，特别是在北平看到在官员中及工人中发生的细胞作用，尤其是在学生中为甚。

在一九四八年中国共有一百三十四所大学及独立学院，其中有三所是天主教大学，十二所由基督新教设立，其他都由中国人设立。这些学校里约有七万学生。最有名的学校多在北平。北平有全国最好的学府，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是前驻美大使，是一个伟大的现代学者与外交家。北平有两万大学生，几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各校又以北京大学学生最多。

学生创集中，给共产党以有利的发展，因为在中国学生能对他的家庭及家庭所处的社会发生很大影响，对不识字的人们及未受教育的人群所发生的影响更大。其影响之巨大远超过学生在所占人口比率中应有的真正影响，也决不似一些年青无经验的人所应有的影响。这都因为中国对读书人一向极为尊敬，同时中国学生对国家的政治生命一向曾有巨大影响。这是过去中国教育制度的自然结果，过去数百年来所有政府官署都充满中榜的读书人。

在满清时候，考试选才制度最为发达。教育并非为了受教育者本人，而是为了给皇帝遴选官府里办事的人员，所以国家教育仅永供给足够的文化仆人。数亿中国人中仅有少数人经多年苦读后才有希望经二次考试中取秀才，该种考试每二年在各县城举行一次。一个年青人中了秀才便得了功名，可以担任公职而蒸蒸日上。在几千名秀才中再考举人，仅有少数人得中；再在三四百名举人中拔取进士，其中的前几名才被选入翰林院，即外国人所谓皇家学院。能进翰林院的人乃是至高无上的光荣，数百年以来都是如此。

直到一八六二年中国开放港口二十年后，这制度一直没有改变。当整个满清帝国开放后，在十九世纪的下半世纪开始不断地变更。到义和团事变时，重大的改变才开始，结果在一九〇五年乃成立教育新机构有促使中国教育制度趋向适合于工业化之西方的远大计划，将中世纪的东方文化推进，以与进步四百年技术发达，政治清明的西方文化相协调。但在此计画尚未真正发展前在一九一一年革命就发生了。

我曾于解释中国教育制度之开端说到中国学生常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共党之迅速霸占中国，利用学生得到的帮助，较其他各团体都大。

可感慨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西方集团在外交上出卖了中国，而第一次引起愤怒的火花。这大花在中国共产党数次成功与失败的交替中，闪耀著从未死灭。第二次大战后西方国家之二次出卖中国将此一火花吹动成了共党大火灾，疯狂地烧遍了中国，吞噬了中国大陆。

在睨视此一大破坏中，可以自历史中看出来源，观察出其他一些火花被燃著的地方。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大战结束时，年青的中华民国在战争中是西方集团的联盟国。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协助击败德奥时曾允许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当战争结束时西方国家忘记了这些诺言。

虽然有通常外交上的托辞作为掩饰理由，但决不能掩盖西方国家破坏诺言的事实。一个中国的外交官并未忘记这一切，当其他欧洲及美国外交代表到达凡尔赛时他也在那里。他认为凡尔赛和约是一个耻辱，他拒绝签字来羞辱诺言破坏者。中国，在参加对抗德国战争的许多国家中，单独地拒绝签字凡尔赛和约。

这是当时中国的外交部长陆徵祥对不公平条约的一个抗议，这不公平条约仅是许多不公平条约中的一个。它们是中国的负担，因为在战时由于独立自主而渐次强大起来的中国，现在又衰弱下去了。她曾相信联盟国家，但终被欺骗。

陆徵祥博士是一个有名的天主教徒，后来成为神父，再后又成为修道士。他是第一个任大修道院长的中国人，在天主教中据有高尚的荣誉。这是很有意味的，因为这是一个冷酷的讽刺，由淤凡尔赛的影响，使这位爱国忠诚的中国人最后看破红尘隐入僧院。那时全国的学生都一致支持他在凡尔赛所持的态度。他成为学生心目中的英椎，更成为学生运动的引发者。千万个孙中山先生的信徒曾经热烈地希望欧洲及美国协助他们改革古老的封建社会和农业经济，以成为他们所向往的机械工业的国家，他们的幻梦惨酷地被破灭。他们对凡尔赛和约的抗议是直接而坚强的。他们造成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学生运动。

在这时候苏俄壮起了胆气，激起了野心，在推翻沙皇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后便派遣密使到中国，以西方的不公平行为作藉口，游说学生，促使中国走上马克斯路线。列宁在一九一三年曾写了几篇有意义的短篇文章讨论中国的重要性，及俄国革命后可能发生的亚洲革命运动。四年后，当俄国革命发生时，列宁的同志们仅集中精力于保卫他们的惊人收获，并向西面欧洲大陆发展，而没有过份考虑到中国。但当一九二一年欧洲发动革命的企图在波兰受挫后，他们暂时接受失败。于是他们慎重地考虑到列宁所主张在中国发动革命运动的观点。派在中国的间谍报告称该地革命的可能性极为浓厚。立时他们转向中国，中国学生集团对西方幻想的消灭给予他们良好机会来阴谋策动一个无法阻止的革命运动。

一九二〇年初，上海有七个人自称共产党集团，以陈独秀为首领，开办一个无产阶级报纸，开始组织工会。同年在北平，汉口及其他都市同样的组织都逐渐出现。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第一次召开中国马克斯主义会议，中国共产党于是正式成立。今日的中国共产党酋毛泽东在该年十月参加该党。该党不久并参加第三国际，而苏俄有训练的代表正在中国密切注视著各种发展。

同时另外一种学生运动也在北平推动著。那就是「劳工学生计画」。该计画的策谋人便是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毛大泽东。在该计画之下，有两千学生从北平到法国读书。该计划曾得到蔡元培博士的热烈支持。蔡博士是一位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部长。当时为北大的校长。毛泽东本人并未随那群学生到法国读书，仍留在北大，并曾就读于胡适。（注）

胡适博士极受中国青年崇拜。早在一九一七年胡博士改革白话文以代替文言时即获得相当成就。胡适辩称，白话文之发展可以帮忙青年了解现代科学。与胡适有同样见解而协力促进白话文的有当时北大另一教授陈独秀，即一九二一年在上海组织共产党的人。许多研究中国共党起源的人一致认为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运动的真正发起人。

胡适博士对中国文化贡献颇钜，他从未左袒或协助共产主义。事实上共产主义曾将胡适自祖国驱逐出去，并加以全面的迫害。他以教授开始一生事业，始终从事教学，但是现在因为文化思想和政治观念的鸿沟，将胡适真他的北京大学远远相离；胡适现在普里斯顿大学图书馆任中国部主任。

一九四五年胜利后胡适任北大校长，直到一九四八年共党迫近北平时方始离去。胡适个人的悲剧是惨痛的。去年胡适的儿子受共党的逼迫为文指责乃文，以达共产党的宣传目的。胡适以绝大的勇气忍受这一切悲痛，他了解他的儿了并非真正不孝，而是被共党所迫，变成了比被迫叛徒更惨的共产党牺牲品。

现在再同溯到一九一八年的北平：毛泽东当时是热烈拥护胡适白话文运动者之一。胡适现在还记得毛泽东当时是一个有活力，聪明，有进取野心的青年，好像是热中于进取，热心于单纯的爱国主义。另外那时还有许多人都是新文字运动的前锋，后来都去法国留学。那时有些青年都是真实忠诚的爱国者，企求国富民强。但又有一部份确已经是被人公认的共产党，和政治的机会主义者，及天生的革命主义者。聂荣臻那时年方二十岁，是四川大地主的儿子，是一名真正共产党员，十九岁略李立三也是一个，当法国留学的学生集团回国后李立三等仍留法国，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后来在一九二二年因参加学生示威游行被学校当局开除，离开法国。毛，聂，李三人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推进者。三十年后他们掌握了中国共产党极权政府的大权。

今日，共产党的领袖们早在学生集团，学生运动中得到训练，当他们作学生时代便知道中国学生对社会影响之大，所以他们经常特别注意大学里的青年。他们不仅在北大建立共产党细胞，并在燕京大学同样泡制，甚至天主教的辅仁大学也被渗透。我自一九四五年秋离开集中营后，便把北平作一基地，在那里有广泛的机会看到大局的发展。我特别有兴趣去发现共产党怎样在大学里组织繁殖细胞，和怎样利用这些细胞。我曾述及他们甚至渗透到辅仁大学，那是一个冷酷的戏谑。开始是由一个曾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在辅仁教化学的新教徒将共产党渗透进辅仁，他曾亲自对我讲过，回忆起他的成功，他曾自鸣得意。

我碰到这位前辅仁的教师时，他已成为共党的将军，改名为张震。我在一九三八年拜访他时，他在河北中部肃宁县某村庄里设有司令部。那时正是冬季，天气阴晦，泥土的草屋中更为晕暗。一个副官将我带入，我与张握手后彼此叙述别后数年来的情形。我注意到他桌上一本全新的英文书。这本书的新美，成了屋里的一个光明点缀，它吸引了我的视线。张注意到我的视线，他显得颇为得意；我特别给他面子，向那本书点一下头颇有兴趣的问：「这是什么书？」

「啊，这个！」他说，「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是我们的一位朋友写的，那是一位美国作家，史诺先生。这本书将来我会借给你看的，你应该读一遍。」他拿起来，使我看到那本书的名字，「红星闪耀下的中国」。

那天张震颇具幽默感。

「同志，你奇怪我怎样在辅仁发动共产党细胞？」他说著笑了笑，「我在那里发动几个细胞，都是很容易的，没有人怀疑到我，没有人。那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基督教徙。大家都信任我」。他又笑了。「你看，他们甚至将我介绍给考斯坦梯尼总主教。」

总主教那时是教廷的代表。显然地张是一个老牌的忠实共党，他伪装一个新教徒仅在获取掩盖其阴谋的便利。

我深深记忆他告诉我的一切细节，他夸张地述说，我因他背叛我们坦白的信任而愤怒。后来到了北平我便晓得怎样去发现共党组织。当共产党在各大学里刚著手组织细胞时，便能被我发觉。

（注）见第一章注：原著谓毛泽东为北大学生，及拟订留学计画等，均有误。按毛泽东曾任北大图书馆职员。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要是北大学生，还会摧毁中国大陆的教育系统吗？毛泽东要是没有摧毁教育系统，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思想，怎么可能产生思想的主权呢？

【第十二章  共产主义的文化工具】

国民政府在大陆时，共产党在各个大学里便有坚强的细胞组织，他们对教授和学生使用特别科学的宣传方法。共产党更有若干「职业学生」在各大学内全力从事于共产党宣传，发售共产党书籍，吸收分子。

一个「职业学生」是已经从某大学毕业的学生，受命进入另一大学，专作推进共产主义的活动。他虽然是学校的学生，但不读书，专以宣传诱人加入共产党为目的。为了掩饰起见，他也按班上课并参加考试。他们的工作方法极为简单，更因其简单而极易生效。他们的情形是这样的：假定一个在上海已经毕业的青年名叫吕希元，跑到北京大学读大一。改名为吕哲元。买一个假证件或伪造一个证件，混进学校。虽然报名的学生很多，并需要入学考试，但由于吕已从大学毕业出来，考取是比较容易的。每一个这种骗子式的「职业学生」之进入大学都夺掉了一个真正要去大学读书青年的机会。共党此种奸计的另一不幸副产品，是当时国民政府为鼓励向学，在各大学普设奖学金奖励成绩优良的学生，由于这些破坏政府的骗子曾读过四年大学，很多数的奖学金就被他们用种种方法得去。

北京大学的共党另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尽量在学校里出壁报，但不透露壁报的来源。中国各大学里的壁报，是由学生编出的，用毛笔抄写小字，报上充满著新闻和文章，贴在注目的地方。一般说来，好像美国大学里贴在布告栏上学生所写的宣言。所不同的是中国学生的壁报并非仅是宣言，而是真正的报纸。在那时北京大学里有三十种壁报，其中有十九种是共产党指导撰写发行的。整个学校里仅有一种壁报是反对共产党的。事实上这十九个壁报每天都由那几个相同的共产党编写出来；像一个单独的单位或共产党细胞一样，每日进行其预定的工作。每一壁报都有不同的名子，都有新闻，但原本都是一个来源，只不过略为改头换面以使人相信学校里有十九个共党组织。

大多数的学生对共产党的工作和诡计仅有极少的认识，尤其是像这种表演，自然会使人相信学校里具有十九个不同的组织，每人在作这种庞大的工作。一个新学生把这种情形，深深的印入心中，以为学校中充满著共产党，因为全校仅有卅个壁报，共党竟占去十九个。那时是一九四八年。我用了长久的时间探求这十九份壁报，尽数月的时间研究它们，用观察，研究，访问所得来的结果，自己作统计。我经常以深度的兴趣与思虑阅读它们。那些消息全是共产党的消息，包括军事，政治，和经济。偶然有一点不重要和微小的普通项目，亦仅是不连贯的评论，就连这一点调剂项目也是共产党式的漫骂。

当一个人仔细研究了这些壁报，并熟悉了共产党的技巧，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所有新闻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但新学生是看不出来的，经由这些壁报，及其他种种手段，有数的几个职业学生便把学校的空气搅坏，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共党占据北平前，北大的共产党在学生比率上总还是少数，但许多学生为了表示「前进」和「适合新时代」而为共党工作。假如一个学生对共产主义表示无兴趣，便彼人视为「腐败」。令人难过的是，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地，智识份子把当共产党员看作了时髦。

为了加深工作，共产党分子在学校里更占据一间房子，专门出售共产党及左倾的书籍，小册子及报纸。他们卖弄地叫做「学生图书馆」，而忽视学校当局图书馆的重要。他们坚持自己经营这不正当的书店。利用国民政府的资产建立纯共产党的宣传中心，这是一个横蛮侮辱政府的表示，这种行为在日后当他们坚强起来时，成了他们的政治资本。当政府与共产党作全面战争时，他们的行为便成为纯粹的叛逆。

但假如当局设法干涉这种傲慢的侮辱政府的行为时，他们便号召罢课，造成不利于政府的宣传。共产党集中力量于反蒋总统和反政府的宣传，不仅在国内而且扩及国外，尤其是对美国。学校当局深知这种情形，但共产党逼使教育家们经常陷于恐惧的包围中，瘫痪教育家们的力量，使不能对捣乱者作有力的决定性的行动。教员们的待遇太差，他们的不满情绪也被利用。

北京大学的职业学生发动一个反非共党教授的运动，特别著重于两三个意志坚强勇敢经常打击共产党的教授。这成了一个无休止的战斗，但共党们并不能得胜。这数十个共党在课堂上吵闹捣乱，反对先生，和先生辩争，煽惑其他学生，挑动不满和叛乱的情绪。经常地，像是时钟运动一样，共产党员及被其所愚骗的学生，每次一个，或两个轮流著向先生发难。他们到校长办公室去，以一种极有礼貌的态度向胡适报告那些先生太不成，他们不合格作先生，使学生们得不到合适的教育，学校的名誉将蒙受损失，学生们对此极不慰快，极不满意，因为学生们深欲得到良好的教育以为国家服务。

不多时他们的战术便影响到那些过激派的学生，于是三十个职业学生每人都有了追随者。这些追随者很快地被介绍入党，于是他们的初步阵容便形成了。此后他们开始组织第二集团，一些同情者和亲共份子易于接受共党意见，在相当范围内可加以训练，但还不能使他们成为共党党员。这集团内许多学生由于政治见解的幼稚和过份的理想主义而相信共党的诺言，以为将使中国变成东方的乌托邦。有许多中国天主教徒都参加了这一集团，我和这些参加此集团的天主教学生若干次谈话中，使我逐渐了解共党在各庞大的国立大学中所用的方法。

像这一类的共党细胞在中国各中学里难发生效力。年青的学生们多在进入大学后才加入共产党，普通多在大学一年级。共党了解大一学生的心理。大一的学生正在开始尝试独立，他已不是一个小孩子，但他也尚未成人，他已能发现自我，而渴望表现他的个性。这就是共产党要集中精力去争取大一学生的原因。共产党对这些年青的学生所下的功夫较对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学生要加倍，同时集中力量于华南及中部来的学生，学校中以这一带的学生所代表的力量最大。这些青年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不像北方学生那样清楚，北方学生的家庭从一九三〇年后便尝到共产党控制或共党影响的滋味。南方及中部各省的学生，当共产党横行该地区时（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七年）他们还未出生。这些青年学生一旦接受共产主义，即使是部份接受，也对共产党发生莫大的价值，因为他们会将共产主义带回他们的家乡。由于中国重视读书人的传统，当这些学生回家时他们的谈论便受人重视，他们写回家的书信被人传阅，被热烈的讨论，不停地传播出去。共党由这种间接的方法得到很大的成就。假如一个在这文化首都，政洽思想中心地的大学学生表示他相信共产主义将造福中国时，他的家属，亲戚，邻人，朋友等也都会相信如此。共产党的干部，鼓励学生们作过份的政治活动，共党阿谀他们假装著徵求他们的指示与意见，以期决定他们家乡地方的政治问题。他们用尽方法使他相信他自己是一个「现代人」，是政治上的权威。

另一方面，对付反共党学生们的手段则是无礼的横暴的，而最重要的是不停地予以打击。我认得一个大学的学生，他有一天带了一本反共产主义的书籍到教室去，那本书是一本有系统的思想研究著作，对马克斯的理论有所讨论。共党职业学生立时指责他是「国特」。另一个高叫说他是「国民党份子」，「叛逆时代的人」。这就是携带或阅读反共党书籍的学生所遭受的标准待遇。他们随时受到攻击而无法进修。许多正直的学生为了要安静地进修功课而携带几本共党书籍以欺骗那些捣乱者。但没有人敢直接反对共党学生，因为他们像是如此的有力量。几个共党们便造成巨大的喧扰，并成功地造成革命的空气，这正是达到共党目的所需要的一种情况。

蒋委员长对学生的态度与共党完全不同。他常希望学生们多读书，少参加政治活动。他并非要减少学生们对政治的兴趣，而是他认为学生干涉政治事件对国家不利。因为学生们太年青，见识尚未成熟，经验也没有，如过早参加政治，对其本身不利，对国家也不利。另一方面共产党则完全相反，他们不但鼓励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甚至强迫他们干涉政治。他们这样作法有两个目的：这样可以扰乱国家，在杂乱无章下使共党可以找到他们所需要的那些人群中的活动分子，在那喊叫游行示威的学生群中，在大都市暴动在小地方倡乱的学生中，他们猎取那些他们可以抓住的领袖而加以共产党的训练。

我记得在一九三六年共党曾在汉口煽动学生在蒋委员长的官邸前面游行。他们拿著煽动性的旗帜，列成队伍，走前几步，又退后几步，整夜破喉高叫：「打倒日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那时蒋委员长正在积极努力整顿内政，加强国家力量，以有把握对日本作全面战争。他正在争取时间。

共党第三国际使用所谓联合阵线，中国共产党忠实地追随著第三国际，随后他们又忠诚地遵守胡俄的命令。共党的训练也是追随著国际共党的指示。俄国控制的国际共党命令中国共产党不停地破坏阻挠蒋委员长的努力时。委员长正全力负担起中国的内政与外交的责任。另一方面，不遵守法律的共党匪徒伪称自己为爱国，目的仅在破坏政府避免危险和过早且卤莽对日战争的努力。

一九三五年，共产党组织民众反日运动，要求政府武装人民，鼓励非共产党集团及各军队派纟等联合反日，使国内反日情绪达到高潮。当时中央政府只有在两条途径中选择其一：立即抗日或压制反日的爱国情绪。但在爱国情绪未形成有支配性的力量前，政府只有采取后一途径。同时苏联自然尽力避免日本的挑战，使日本找不到借口向俄国发动战争，而中国共产党却尽力促使中日战争早日发生，以减少日本对俄国的威胁。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牺牲中国换取俄国的安全。

那时学生们对共党帮了莫大的忙，他们盲目地参加共党职业学生的工作仅为了年青好胜心与粗野精神，渴望著作一些「时髦」和「勇敢」的事。

由蒋委员长对一九三六年汉口学生在其官邸附近游行一事的处理，可以看出他对这一切事情的内幕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对那些整夜喊叫的学生尽量忍耐。次日清晨他和几位官员走下门阶来，带著许多纸张，桌椅，安放在门口，学生们惊奇地停下脚步，当委员长举起手来请大家注意时他们停止喊叫，肃静下来。蒋委员长立时向他们演说：

「我同意你们，我们必须抗日，」蒋委员长说。「我也要对日战争，但我认为中国尚没有充份的准备以应付此一全面的战争。这对我们的人民是一个巨大的牺牲与苦难，在这种没有充份准备的情形下，我怀疑是否能得到胜利。我要确保人民的牺牲与苦难不致枉费。我重覆说一句，我渴望著对日作战像你们一样。所以如果你们诸位年青人准备牺牲，现在我只有接受」。

那些学生惊讶非常。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其中一些学生怠动地欢呼起来，其他的静静地等在那里。委员长更举步向前直接与学生交谈，态度严肃而极为恳切。

「诸位中凡渴望为祖国牺牲的走向前来，在这里签名，报名到我们的军校来，我将加以训练，作为我们军队的官佐，使你们有为祖国对日本作战的机会」。

一切都静止下来，委员长和官员们等待著。大多数的学生都偷偷溜掉。仅仅极少极少数走向前来签名接受委员长所供给他们的报国机会。其中有一个学生名叫刘哲真（译名），他后来告诉我这个故事。他从那时致力于读军校的课程，并迅速地升迁。后来升到将级，作战极为有力，在一九四八年我最后听到他的消息时，他正在与共军作战。

这是一个自共产党脱离出来的学生，他曾是共党所追求的一位「天生领袖」。共产党在永不停地争取活动份子中，表现出机巧与技术。他们所惯用的一个渗入大学的方法，即是建立「学生自治会」，这在中国完全是一种新观念。他们假借许多西方教育思想的名目，而名不符实地用自己的方法进行自己的阴谋。

特别是学生自治会，已完全依照标准共党形式改造了。首先共党写一个小小的通告，宣布及时举行会议讨论自治会事项。他们把通告写得极小，贴在一个极不显著极不适当的地方，使多数学生看不到而未能参加会议，所以通常该会纯为共党份子所控制。

老练的共产党员对参加会议的学生们，略一观察后，立即正确地晓得与会人数所有的力量分配情形，而迅速地选举自治会的职员，当选者自然都是共党份子。

第二次会议就不同了，他们把通告大书特书，引人注目地贴在那里，没有人会看不到这个通告，它那巨大的字体，雄伟的言词，显明的张贴，都为了引起学生们的幻想，以为学生自治会已经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在第二次会议参加的人就多起来了。

这个新组织有所谓「福利计画」及其他一些诱引欺诈的名目，这是共党用以欺骗学生的。这组织不断地兴教授们捣乱，与反共的学生捣乱。它伪称代表全体学生，实际上仅是几个人在捣鬼。校长及教授们虽然多半知道这些内幕，但很少干涉这个组织，以为让这个组织捣鬼，总比因干涉它而造成风潮为佳。

到一九四八年，由于多年的观察与研究共产党的手段，我已成为一个有效力的反共份子。

在中国的一个天主教大学，那年新任一位校长，他对这份工作和该大学所在的那个地方完全陌生，对共产党以细胞活动渗入学校之事更无所知。

我建议他不要对学生事件看得太严重，共产党习惯把他们的事情弄得严重化，而将一点点随时发生的小事情闹得天翻地覆，造成混乱不安。

「经常的保持和悦和风趣」，我对他说。「招待他们烟茶，静听他们的问题和诉苦，但绝不要陷入政治，绝不要禁止什么事，以免被人指责为『压迫』。」我告诉他我将在外围工作，更进一步地协助他，我将组织学生团体，把我所知道的志愿并渴望与渗透的共党作战的学生组织起来。

「如果我被批评，或有人告诉你我在破坏学校和破坏学生的权利，你就公开表示我的事情你一点不知道。」我对他说。他同意，虽然对这最后的要求有点勉强，因为共产党对他还是新奇的，他对共产党的曲折变化还一点没有经验，共产党喧扰捣乱的滋味，他也没尝过，他以为我过份渲染。

我先发制人，组织起天主教学生。学校里约有三百名天主教学生，而该年全校注册的学生达四千名。我们获悉全校共产党学生仅有七十三个，占总数的百分之一又四分之三。虽然是一个极少的数目，但有很多的学生受这微少组织叫嚣的影响。

重要的事是不让他们发动，我将接受我领导的学生分做两组，一组直接公开的活动，一组在地下活动。我强调两组都要特别警觉，注意学生自治会的第一次通告，我的经验告诉我这可能是共党获取控制力量的第一个步骤。

正如我所料，有一天他们发现了那个通告，在通告栏一个大布告下面一个小得难以注意到的通告。他们即时报告我，我们开始讨论第二步的工作。

在会议的那一天，所有参加两组反共组织的一百名天主教学生都联合一齐参加会议。我已经教导那些坚强有力的学生以把握会议的技术。

当这一百个学生到达会场时，共党们大吃一惊。但共党领袖很快地恢复了他的镇定，而企图控制会议。但警觉的一百名学生已有准备，他们坚持各案都应依照预备会议的手续正确地处理。而共党操纵会议，自治会职员已在该等反对派学生未到达会场前「依法选出」，现在请该等职员主持。但立刻我们团体中的强有力的反共领袖发动挑战。他领导著其他的人高叫反对这种「法西斯手段」。一呼百应，群起高叫「无耻」。

「谁给你权利独自指定自治会职员？」我们团体质问著，对这种职员的「选举」事实加以嘲笑，并高声喊道：「这是民主的会议！」我们团体的学生们又喊称，「把擅自指派的派令丢出去！让我们投票表决」。

反共者事先有所准备，有胆量行动，所以能如此地把握会议，而将极坚强的反共者选为职员。

由于这种行动的结果，该校乃能于相当的时间内单独地超于共党活动之外。该校的共党们自然走入地下活动，但反共者也在地下从事对抗。当共党开始在夜间在学校各处张贴布告时，我们的地下工作组也在夜间出动，一俟他们张贴完毕离去后立即撕下他们的布告，而代以反共的布告。

那时正是北平动乱的秋天和冬大，当我离开北平时，由于被迫和需要，在反扰乱中，我已成为一个像马克斯主义者一样的现实。此外，我对我所留下的文化地下志士之细胞核，颇感满意。他们都有充足的训练与准备，将在他们自己的园地中和自己的战斗中，对抗并击败共党。

谢选骏指出：“共产主义的文化工具”，这种说法太违背事实了——事实上，共产主义只有反文化的野蛮工具，而没有任何意义的文化工具。

【第十三章  训练的力量】

共党力量之泉源的秘密，在于他们对各份子的绝对控制和使用间谍，秘密警察，恐吓，威胁及残暴，更有他们精心计画强制的「现代化计画」以获取控制。党甚至紧紧地控制红军，虽然军官们都是党员。红军将领们经常都有政治指导员在他的左右，美其名曰「指导」他们，实际上在监视他们，我曾亲眼看到这种情形。

一个中国神父劳盖布，是一个老好人，由于过份粗心大胆，被共党逮捕，我听到后即时赶到该村尽力收集事实，以便设法营救劳神父。该村村长是一个女共产党员，她宣称劳神父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他曾「鞭打人民」，我不能从她那里得到协助。她叫我去看县长，县长根本否认劳神父被捕。我自己已得到消息知道神父被监禁的地方，但我看到在地方官员这里得不到什么结果，我必须找到本区的共党将领，向他解决此事。

因为共党军队不时移动以躲避日本军队，所以我费了许多时间经过许多困难才获知他们司令部所在地，并得知通行时必须知道的口令。一切都妥当后，我经过两天的跋涉到达了俞泉真（译音）的根据地。他是共党第二战区司令，我与他多年相识，颇有交往，因为他常常驻在安国教会里，经常请我为他作点小的服务，我都一一照办。

由于获得通行口令，我没有遭遇困难便进入找到俞泉真。当我走进时，他正坐在桌旁与旁边一个人谈话。我立时走向前去，伸出手来招呼，他不但不伸手还礼，反而直视我，冷冷的说，「我们从来没见过，我不认得你，你怎么进来的？」

自然我非常窘困，当时我真以为这不是俞泉真，而是一个面貌与他相似的人，但我终于决定他是俞泉真。他不认我，也许有他自己的原因。

我微笑著说也许是我看错人。我告诉他我是一个坚强的抗日分子，这次走过这里，听说将军在，此顺便作礼貌上的拜访。我似乎看到他眼睛极微弱的闪烁著，表示大难已经解除，他接受了我的解释，将手一摆请我坐下。把我介绍给另外那一位。我已明了他为何起初显出踌躇的情形，因为旁边坐著的是他的指导员。

那位指导员立刻穷迫我。

「原来同志你是一位天主教神父，那真是糟透了，你们天主教全完蛋了。」他粗野的说。

「我不明白你所说的」我说，「天主教为什么都完蛋了？」

「因为法国已经打败了，所以天主教教会完蛋了。」他不耐烦地说。

我自旅行两天以来，这是第一次听到法国沦陷的消息，这使我震惊，但我无意在这个愚昧自命不凡的共党面前表露我的情感。同时我在想法对他这种不合逻辑的推断予以指责。

我断定他很少与外国人接触，恐怕在这个广大区域内分散的各教会他所接触的都是法国神父。假如是这样，他会假定所有的法国人都是天主教，所有天主教都是法国人，所以法国之陷入希特勒手中即是所有教堂完蛋。

我确认我判断无误，因此我用一种漠不关心的口气说：

「但是法国并没有那么多的天主教徒，有更多的天主教在其他各国，意大利有好几百万，西班牙也有几百万。还有爱尔兰，美国和南美各国，和墨西哥都有几百万。所以即使法国沦陷，天主教也没有完蛋，差的远呢。」

他倒想不到被反打了一棒。这就是我和共产党对敌时所经常使用的手段。每当我被他们突袭时，我便设法回击。指导员的受窘俞泉真并未表示不悦，但是改变话题乃是聪明的办法，我乃改变题目。

骤然地指导员站起来走了。俞泉真与我开始独处一室。

俞氏低身向前，态度立刻完全改变，由敌对不关心变作非常亲热。

「快点神父，你来作什么，来看我为了什么事？」

我立刻明了他并未忘记我，我猜想的不错，他的所谓「助手」在身旁，那位方才出去的就是他的「助手」，是他的指导员，是俞氏所属党方面的上司的警犬。

我尽快地从惊奇中恢复镇定，我将劳神父被捕事说了一遍。他记下名字和地址及他能与我通讯的地方名字。他以极快的速度作这些事，一方面耸起一个耳朵的注意著指导员的回来。他好像是感觉到而不是听到指导员的脚步，他正说话中忽然中断，当指导员轻步走进门时，他和我已在装模作样，高声的说怀疑以前在什么地方碰到过我。

「起初我认不出你，」他说，「但现在，我们交谈后，我听你的声音，审视你的外表；好像我们过去在什么地方见过。你能提醒我吗？」

「也许在安国吧」，我也假装著说，「我相信你曾和你的官佐们经过那里两三次，但我已记不起是什么时候了。」

「安国！对了！我现在想起了，」他说，「但那是很早以前了，有两年或者三年了，的确。」

指导员不屑地直视著我的眼，这比逼视的一瞥还要蛮横无礼。

「同志，你怎么知道他在这里？」他问。

他的问题并未把我难倒。我经过了多少的周折寸得悉他的所在地。我曾得到前教会的一个苦力的帮助，他由于杀死一个日本哨兵而受奖励升作安国共党的秘密警察。他跑到离我们那区很远的两个共党据点及情报站才得到一点线索。最后他通知我叫我随著他一齐走，我们静静地潜行，横过村野走了两天，他不断地打听侦查。这就是我怎样知道俞泉

真的地方和怎么得到通行口令的情形。

我直视著指导员的眼睛，我在尽指导员所能满意的情形下说出真实的情形。

「我正在访问附近的天主教村庄，老百姓告诉我附近驻满了军队。因为共产党的将军们我多半认识，所以我想我应该到司令部致敬一下。」

显然的指导员并不相信我，但他接受我的解释。我可以看出他面部怀疑的表情。我很高兴我过去用的苦力变成共党秘密警察，他使我们的追踪保持得如此的谨慎，而我在与他同行的旅途中也非常细心谨慎。

我对指导员估价过低了。我对他描述我来到俞氏的管区完全出于偶然一事，并未满意。他怀疑，坚强地怀疑，他发出命令查核安国至司令部沿途各地，并追问所有共党各站各情报站。在沿途上无疑地曾有人看到我和那个秘密警察吕君在一起而报告了。当指导员所派的讯问人员得到这个报告并转呈指导员，指导员将前后情形都对证出来。很久以后我得到了吕君夫妇被活埋的可怕消息。虽然我不能确定我的推断是完全正确，但我总觉得我对吕君夫妇之死须负有相当责任。同时我也不能确定那个单纯的苦力吕君，一个真正的无辜者，是否因其他过失而被害。我将永久感觉有负于吕君，因为劳神父被捕近两年了，我始终未能把他救出，当我放弃希望，以为他已死掉时，他竟独自回来了。

有一天劳神父独自走进教会，我走向前去迎接，当作是一个陌生人。直到他叫我的名字，向前倒下地去，哭起来，我才认出是他。这个高大强壮的人，曾经是那样的坚强不屈，那样的健康与良善，现在成了一个蹒跚残弱的人。他经过十九个月的饥饿几乎致死，同时经常在夜间被移来移去地换地方。他满嘴黑黑长长杂乱的□需，牙齿都已脱落，他那澎湃的活力已经完全丧失。但他的灾难尚未完结。他恢复后立即回去工作，此后又被捕两次，但每次都得逃脱。此后他在城内又曾三次被共党看到，但在共党向前捕捉时他已急速地逃掉。现在大陆上反共游击队都记得这个人，并拿他的事迹当作传奇一样地讲述。虽然现在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但我相信在那广大的中国大陆上他仍在某地区活著并继续他的工作。

很少人能像劳神父那样侥幸，共产党一旦撒下那宽大紧密的魔网，逃脱几乎是不可能。

共产党占据一乡村后，立即工作，一刻也不迟缓，将所有中国传统的式样完全改作苏维埃莫斯科型。人民被分作四大类，工人，农人，青年与妇女。工人组中包括工厂的劳工，因为在中国乡村里都有一些小手工业，诸如造砖业，制陶器及其他日用工业品等。农人组包括农民及所有农业工作者。青年组包括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男人。妇女组包括所有的妇女，女孩子，结婚妇女，中年的，老年的都有。

有训练的共产党派在各组内工作。在工人中又设立一个宣传组（隶属文化工作队）的分组，以促进生产。在农人中也同样设立宣传分组，但加多了一项工作，即促使农人接受共党政策以克服他们的保守主义。共党宣传所以能成功地欺骗了农民，完全由于不断鼓吹「土地改革」和「改良农业」，更贡献一种似乎是有利于农民的计画，允诺减低赋税，多给农民土地，及提高市场上的谷价。

青年组是精密组织成的，那些年青人都加以军事教训和共产主义的训练。各方面著重于集团组织以消除年青人特有的个人主义思想。共产党派在这一组的青年领袖们将该组分作三科：儿童科，少年科，青年科，这些科再分作二小组或三小组，分组的多少根据村庄的大小而定，以保证推行思想灌输及军事训练的功效。十四至二十五岁年青人的训练开始后，四岁以上的儿童训练也随而开始。

妇女组推行宣传及党政策之训练，单身女人及年子女的太太须编入民兵队，接受军事训练。所有的妇女们不论年纪大小除家务外仍要作一些公共的工作，即有幼小子女的妇女和老太婆亦不能免。

在一个村庄里建立这样一个小型的苏维埃政体只用极短的时间，差不多就像用口描述它所用的时间一样。因为准备好的蓝图是准确无误，而组织工作又快速有效率。丈化工作团经常也获得甚大成功，因为他们有宣传的好机会，答应给人们以欣快的活动，招待，游艺等，拿这三种引诱那些终年单调工作而甚少调剂的乡村人民。

文化团的宣传，很有助于民众思想灌输。共产党把世界上的事带到这个小村子来。傍晚时一个共产党员站在平屋顶上高声朗读新闻，每个村人都跑来站在下面倾听，并赞叹这是他们有生以来惊人的革新。那些新闻都是远地的新闻，包括世界各地的新闻，总是叙述共产党的新闻。但单纯的中国乡民刚听到这些遥远的都市和国家的名字──那是他们过去向未听到过的──又怎能听得懂呢？共党在每一区都有地方报纸。通常是从大地方的大报纸上摘录材料印出的。共党新闻报告员便将这摘录重写的报纸读给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儿童们听。这是一种原始的广播工作，并且非常有效果。

文化工作组也监督戏院；旧剧及诗歌都加以新的处理。每一个中国的村庄都成立一个戏。也许仅在一个破旧的庙里，但这已使人民满足。因为数百年来中国人便喜爱戏院和旧戏。对旧戏所述的许多故事其熟习与倾心的程度犹如单纯的意大利农民对维笛和布鲁琪尼所作的歌剧一样。

共党「改造」了古典戏剧，利用乡村戏院在演戏中宣扬共产主义，或发挥剧中某一点以指摘地方上的错误。他们利用修改戏剧以教导人们，并从事宣传，内容多半是冗赘而肤浅。此处试举一例，我看到一幕戏内容强调节约的重要，用一个家庭作背景演出。一个儿媳妇在浪费地剥瓜皮，她的婆婆耐心地教导她如何细细的剥皮，差不多剥下来薄得透明，并对她解释了一课「新中国」经济的重要。精明的共产党们也晓得，像中国农村妇女们那样艰苦工作才能谋生的情形，自然不需要节约的教导，但莫斯科命令的册子上有节约一章，所以不管中国人需要不需要，都要读给他们听。

又一次，我看到一幕戏描述父亲是一个「时代人物」──共产党，而母亲是一个无希望的老式人物，换言之，是反共党者。孩子们也分成两派，所以家庭极不调和。直到最后，「时代」的父亲的观念克服了他的太太以及那些反动的孩子们，　正了腐朽的观念。在每出戏中共党的观念总是胜利的。在抗日战争中，戏里的父亲显然是一个中国人，而母亲竟化装得像日本人，象徵著：「前进的共产党」和「反动的帝国主义」。反共的标台不断随著党的路线而变更，这种戏反覆地演来演去，因为共产党比任何人都更知道不断重复不断叙述能养成习惯而收宣传之功。

共产党所谓的「人民总动员」计画乃是有训练的共党组织者将传统的中国乡村完全变作共产主义形态。在这一段内，他们应用各组各团的专门技术，此外并将全部人民予以控制以达到共党的目标。在这里面共党要确保每一个人都正在为党作一种事情，没有一个人例外。

共党一旦控制住一个村庄，人民便丧尽个人自由。我曾看到人民如何再不能安静地留在家里，而被迫参加党的活动，他们被迫将整日的时间浪费在政治会议，学校，共党训练站和参加各种单位和各种组织。共党强迫每一个人改变他的观念，并接受共党的世界观，生活及社会观和所有的人类价值观。「洗脑」是淫除一个人的旧观念，接受新思想而为共党工作，这一辞句经常为共产党使用，以表示换思想的重要。每个人都要为「革命」而工作，否则便被指为社会寄生虫。

当最产一步骤达成时，共党将在所有人民的各组织各分组织里搜遍最可靠的人员。在工人组，农人组及青年组中的各小组中指导员们将选取一些男女参加特殊的地方工作及训练。当整个制度雷厉风行后，及所有人民已被不断地监察时，特别的注意就转移到青年人的身上。这些青年开始被精密考查。他们在这一群里面吸收侵略性的，野心的，快捷的，冷酷的，精细的，能吃苦的家伙们。在这些被选的人们中间，他们寻找未来中国共党的领袖人材。

这些青年领袖的训练开始，先在该村的区训练站进行，然后通常再到市镇的学校内。其后受训者再到山西，察哈尔或河北等省的共党中心去受训，随后再到延安。延安训练完毕后再到西伯利亚的赤塔受训，最后到莫斯科完成全部训练。

这个计画的概念和执行，有特殊邪恶的意义，因为只有最能用脑筋和最有领袖潜力的年青人，只有老共党确认已造就得极坚强，极残忍的确实共产党员才有被选择的可能。当选择进行之际，试验愈来愈困难搜取愈来愈烈，柔弱一点的都被刷掉。一个青年人及格的试验与训练愈多，他离开传统的中国观念愈远，在地理上他离开家乡也愈远，陷于异国的野蛮共产主义亦愈深。

一方面淘汰与选择在进行著，一方面青年们也被迫放弃他们原有的物质与文化的基础，这乃是马克维里权术主义的发扬光大。（注）通过所有试验而达莫斯科的有数的几个青年，已完全被改变，而永久失掉中国的遗产。北极熊已经把中国龙吞噬了。

（注）：马克维里（Machiavelli）一四六九年至一五二七年间的佛劳伦丁政治学者；曾著有「君主」一书阐述君主应以权术获取势力。

谢选骏指出：“训练的力量”可以把动物变得像人一样聪明，但是任何训练的力量也不能把动物变成人。因为人性是通过遗传获得的，因此无法摧毁——良知良能也是如此，不致而至。王阳明的“致良知”纯粹是无中生有、画蛇添足、自卖自夸。

【第十四章 共党的训练】

当我在华北日本阵线后方共党区域内旅行时，曾亲眼看到共党的教育「青年领袖」，经过所有的阶段后将中国青年变成俄国的傀儡。这事通常很公开，但有时为了需要而保守秘密。自然我并未能立刻得悉全部的情形，但经数年与共党的密切接触，我将所获得的情报及观察所得的零零碎碎事实凑合起来，已能完成一个完整的蓝图。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率直的澈底的选择教育制度，是共党在我所辖教区的三十个村庄里选取一个未来的「年青领袖」的时候。

他是一个年青的警官，他的工作非常有效率以至把辖区内的土匪完全肃清。他非常严格公正，又有温和的个性，这使他成为人所喜爱的人物。虽然他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教育，但他有敏捷的智慧和熟认他人的能力，他并且曾建立一个优良的警卫队非常忠诚地服从他的指挥。共党注意到他所有的这些优点，而选取了他加以特殊的训练。

他是一个没经世故，没有经验的青年人，他的理想主义和缺乏世界智识，极容易受共产党爱国主义的号召。共党问他是不是愿打日本人──自然他恳切感动地说要打日本人。于是共党供给他一个打日本人的机会──接受共党的训练。共党对他说，他不用帮助，也没有多少经验就能扑灭土匪。如果有了经验再加上共党们所给他的协助，他很快地就能作伟大的爱国工作，扫除外国土匪──日本人。他被说服，被共党送到村训练站去，和其他一些青年在一起受训。

当共党发现这位年青警官学习敏快，热心并有野心时，共党就把他送到分区学校去。那里他碰到其他一些各村送来的青年。大约有七十个村庄的二百个被选送的青年在那里由共党教员指导。这些青年再加以淘汰，将可以接受更坚强教练的选取以参加第三步训练。教员把二百人分作许多小组，在他们学习共党教科书时，教员们细心察看他们的反应，以断定每个学生的优劣。

在某一天教员便向一个青年提出一个问题。

「你如看到一个日本人打中国人，你怎样感觉？」

这个问题那青年可以说出很多的满意回答，但他须说：「这是帝国主义！我们要制止它！」才能得到好分数。于是从这个假定推到主观的分析一直问下去。

「你父亲是一个老式的人，」教员平静地假定说。他没有改造过他的脑筋，如果他命你作一件事。你作不作？」

青年多半随口答称：「是的，我要作，因为我总是尊从父母的。」

于是教员就要就这一题目追问下去，以试验这个青年家庭观念的深浅。

经过各种变化的问答，各种方法的问答，多次的重复，以求能发现该青年能否改变求思想，如果他的回答仍旧不变，教员对上层便作不良的报告，这个青年便被刷掉。

较为可训练的青年们再经过数月的训练即疲送到共党的县学校去，与附近四五个区的受训者一齐再受训。四五个区内的千余候选青年仅约有五百人能被选入县校。县校的训练更为严格，一旦自此校毕业后便送入第四级学校。

第四级学校已成为纯粹的共产党员，因为县校的毕业生必须已经是完全共党化，而成为党的外层人物。原有的青年仅有极少数，约百分之三十五或更少的人们能参加这种在河北，察哈尔，山西三省设立的学校内的训练。为延安训练所选取的青年被共党视为优良的精选品。共党用「抗战大学」号召，向全国各地及外国宣传，实际上即是延安的几个共党训练中心，用毛泽东的课本作为基本课程。到此的学生已成为羽毛丰满的共产党，可以接受共党的秘密书籍。有多少学生印多少本书，并且每一本书都有号码，以附合学生的登记号码而登入记录。这些书籍经常被查核，如在紧急搜查中发现某员的书有遗失时，该员即被认为叛逆而加以严重的处罚，决无幸免。

当学生们离开延安经外蒙古去西伯利亚时，那是已完成了国内的最后训练。延安被认作是一去不复返的起点，因为从那里出发就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在西伯利亚他们处在俄国人的领土内，训练营由俄国人主持，大部份的教员都是俄国人。

假如延安是地理上的不返点，那么当这些青年的中国共产党到达西伯利亚时，他们是进入了真正的异国地狱之边缘。在西伯利亚训练营青年们完全与外界的影响隔离，一点也不能与西伯利亚的人民接触。即使最前进的中国共党也反对这一点，并诉述他们没有「自由」，他们在国内受中国教员训练时尚无此种诉苦。西伯利亚是最后一个链环，将中国的青年与他们的国家联系著，但当他们折断此一链环而开始十一日旅行乘西个利亚大铁路火车去莫斯科时，他们已永久地离开了中国的传统。这最后的精选人员，为莫斯科所选的最坚强，最狂热的共党，最后到了遥远的俄国首都，也就是到了他们心灵上的不返点。

莫斯科有三个专为中国人设立的「大学」。第一个叫孙中山大学，于一九二五年设立，是俄国煽动中国革命和发展列宁赤化亚洲的长远计画中的一部。另外两个大学设立较晚。

在这三所学校里，那些经过六个共党教育过程，自中国小乡村经西伯利亚训练营而来的中国青年将接受特别指示，以为共党在中国实际工作的方针。

这些中国人回到中国时，他们体质上的外型显然没有变更，只是一双眼睛反映出内心的转变。那些人初看上去像中国人，但加细心观察，便发觉他们已完全脱胎换骨，人性尽失。他们完全失掉了中国中庸之道的特性。他们残暴地反对宗教，他们痛恨宗教，从天主教以至所有的东方宗教。他们的风度情调立时表示出他们的身份，他们在人群里是可以被鉴别出的人物，即使他们与一堆人混在一起，也立刻可以被挑用来。他们变化无常，随时会骤拈发作。我熟知的共党们承认这些莫斯科返来的人们死于肺病及心脏病的很多，虽然他们比在未成共党前吃的住的都好得多。

这些人没有国家观念，也不承认他们是那一省那一县的人。他们已完全失掉了家乡与原籍的观念，他已把根源失去，他们仅有所谓「主义」的思想。

没有离开中国，没有经过莫斯科训练的中国共产党还有相当的家乡观念，但经莫斯科训练过的则完全两样。我与土八路还常常能获得共同的见解，但与那些返自莫斯科的共党则一点也不能获得共同点。他们工作于党的上层，设计及执行政策，更监视旁人执行他们的命令。

一件很小的事情便可证明土八路与莫斯科受训的中国共党的不同。假如土八路要贪求你一件东西时比方说是一苹外国造的自来水笔吧，他会笑著说：「我能借你的笔用吗？我需要用一下，我会还给你」。自然他绝无还给你的意思。你笑著接受这个必须接受的要求，这表示你已经知道他的意思，而不坚持反对他。但俄国训练的中国共产党从不会有这种「老式的弱点」。他看到你的笔，走向前来，从你口袋或你手中拿过来「我需需这东西，我拿去了。」仅仅这样说一句。我们主教有一天和一个共党谈话，把表放在桌子上以注意时间。那共党故意把手臂滑过表上将肘轻压在表上，正好把表玻璃压破。「真对不起」他露出牙笑著说「我拿去给你修好。」那表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主教像这样子丢了许多表，还有些则是痛快地没收，一点也不伪装一下。主教没有办法最后只有放弃带表。

这些微小的抢劫行为本身是平凡的事情，其重要性在于表示出一种基本的抢劫心性，这种心性永不改变，即使共党上层的习惯也是如此。

我看到那些青年像变色动物似的转变。我看到他们自乡村中被选取，由一个肤浅的共党到最后经过共党最高的训练变成精粹的共党指导员。

在贺龙总部里我认得几个这一类的智谋副官，我曾以最大的兴趣观察他们的特别行为，和他们与其他中国共党不同的情形。贺龙是一个老共党，在共党被围剿逃窜时他是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事实上他和叶挺在一九二七年是红军的建立者，叶挺后来在飞机失事中摔死。

贺龙在一九一三年年方十六岁便开始军事生涯，那时领导一个农民叛乱。但二十五年后他可以野蛮地处罚农民而并不感到不安，那些农民是邻近他家乡省份里的农民，这是多么讽刺。

有些早期的报告说，贺龙出身土匪，但他从未承认这一点。在我与他的一次交谈中，我曾企图直接从他谈话中找出解答，但他巧妙地躲避了我的问题。

我第一次看到贺龙是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五日，我到他蠡县刘家镇的总部去看他。我经过吕正操而获得与贺龙的会见，吕正操告诉我贺龙愿意接见我和另一个中国神父。当我与共党军官或官员见面讨论重要事情时，我总设法带一个见证人。那次的事情非常重要，贺龙曾把我们一个教会人士捕去，主教叫我尽力设法获得他的释放。

贺龙那时是师长。当蒋委员长在一九三七年再度与中共组织联合阵线后，委员长曾允许红军保持几个师，并取得协议受政府的指挥。

根据正式规定，贺龙仅应统领一师人，事实他统率有七个共党整师，大多数在山西。这是共党所惯用的技巧，所有共党将领都喜欢这样作，他们把合法的部队公开的保有指挥著，安置在正式规定的地点。但他们不合法的军队则散布在其他各省。像贺龙的军队就散布在山西，但他们与此等不合法的部队经常保持密切的联系。共党与蒋委员长之联合，贺龙似乎应该高兴。他曾经隶属于委员长，现在却与委员是为敌。贺龙原是一个未受过教有的农民，年青时曾领导农民反对军阀，于一九一八年，率领农民部队投入国民党队伍。那时贺龙才二十一岁，被任为团长，参加讨共战争。九年后他叛变了委员长并参加共产党。江西共党暴动被淫平后，贺龙离开了国民政府部队，收集部下愿与他为伍的士兵，参加了朱德的部队，并在那里组织了红军。

当我到达贺龙的总部被请进他的办公室时，他咆哮著招呼我：

「你怎敢跑来看我？」他间。

「为什么不敢？」我反抗说。

「你不知道我曾经烧掉许多天主教堂，杀掉许多像你这样的神父吗？」

「是的，我全知道，」我说。

「而你仍敢来看我？是什么理由？」他说。

「贺将军，」我沉静地说，「你说你是抗日的，我也是抗日的，所以我们有共同之点。」

「坐下，」他说，我遵令坐下，不再提心吊胆。

我们开始中国式的交谈，无所不谈，只没有讲出我来的目的。他讨论到他早期的军事生涯，这给我一个恭维他技能与经验的机会，并以一种殷勤的面孔问了一个似乎无什恶意的问题。「将军，为什么像你这样有智识有经验而极爱国的人并没有在这附近尽力的作战？」我问。当他回答时我注意著他的面孔心他脸色沉下来。

「这里的人民是靠不住的，」他说，「我们必须纠正他们的思想，这是推行共产主义必须作的。」他完全坦白的说。

「但你必有其他原因。」我继续问。

「是的」他说，忽然怒起来。「富人都是汉奸，因为钱就是他们的上帝，我们必须用尽方法拿走他们的钱，使他们知道爱国的真正意义。」

他开始一长串的詈骂富人，再三地声述所有富人不管是不是汉奸，如不追随共产主义，便将被处刑。

于是他骄傲地谈论共党军队。其实我恳切发问正因为他们的军队不热烈地去与日本作战。

「即使日本兵占据了这地方他们也阻止不了我们建军的工作。」他以激烈的态度与语气说。「我们的军队是坚强的，对打仗的滋味是有经验的。我们的军队要压制那些鸦片烟鬼，强盗，汉奸及其他坏人，和所有那些要组织私人军队以达到私人目的的集团」。

「进一步说，」他继续说，「如果人民都有了正确的见解──共产党的见解──那日本人就不能在中国停留，早晚被赶出去。」

我问他什么时候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他说战争不会超过二年，那时是一九三九年六月。

他谈到个人的事情，他以幽默的语气谈他的一个加拿大朋友，那人曾在西班牙内战中作战二年，现在是中共的军医。他没有说出那人的姓名，他对那个穿著中共制服的加拿大人有时被人们误认为比利时雷鸣远神父或我，感到有趣。这并没有其他原因，只不过因为在那地区里仅有我们三个外国人，即使还有其他外国人也是很少数。

贺龙认为一个外国共产党被误认作其他的两个神父是非常可笑的事。

「那加拿大人不能像你和雷鸣远同志一样地说中国话。」他狂笑著说，「所以他只有微笑著使别人以为他就是你们两个神父中的一个！」

我对此事并没有感觉什么特殊有趣，我企求探听出加拿大医生的名字，但贺龙不讲出来。

虽然这些谈话都非常有意思，但我已忍耐不住要谈我的事情──那个被捕教友的事情。因此我把话题转到宗教方面去。他略能谈论一些宗教。他说对宗教本无好感，现在觉得有点改变。

自然我知道这是给我点好话听听。贺龙和吕正操一样，在我对他们还有用时尚没有准备立刻把我杀掉给野狗吃，并且对我的压迫他不太甚。我转过话题：

「将军我很高兴听到这话，」我说，因为我来此便是为了一个教友的事情，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天主教教友。他的外国名字叫彼得，不久前你逮捕了他在──」

他打断了我，非常愤怒。

「我不逮捕好人，」他单纯的说。

我不能反驳他，因为我知道他的脾气，如果我反驳他，则一切都要失败。我必须婉言辩论，闪避其锋。所以我说也许是发生了误会。这一点他也不接受。我再三周旋，用其他的述说办法试之再三，但终归无效。

我必须离开了，在我起立之前我请求贺龙发一个电报去西部山地问问彼得的情形。

「一定是主教和我得到了错误的消息。」我说，「他也许在生病，现在正由你们的人看护著。」

贺龙的态度又改变了，他答应发电报，如果得到彼得的消息便通知我。他领我出门时以友好的态度说再见，并热诚地与我握手。

但他一下子停下了，当我看到他眼睛绉起，面部表现出狞恶的笑容，我感觉一阵冰冷的恐惧。

「你知道，」他说，「任何人都能到这村庄来，就是有一个假通行证也能进来。」

他加重「假通行证」一语，并直看著我。

「但一个外人一旦进入这个村庄，不管他怎么来的，在我的军队未离开这里之前，都不能离去。」

狞笑充满了他的面孔，我在猜想他要对我开什么冷酷的玩笑。我对他的名声颇为熟习。 全乡都知道他绰号「戏弄家」，士兵们及农民们对他那粗野的幽默和与人开玩笑的嗜好都感觉有趣。我闭口无言，只有往最好处希望。

「当然我们对待那些到这里的外来人都非常好，」他继续说，「我们让他们和军队一齐吃饭，给他们住的地方。当军队离去时，就让他们自由离去。」他停了一下，等待我讲话。

我仍闭著口。我知道，这种情形是真的，共党们有理由去怀疑外来人，即使有正当的通行证，也要被红军扣留，直到军队转移地方为止。这是为了保持红军所在地的秘密的关系，所有的将领都这样作。

忽然他又快速地结束这一话题，正如他开始这一话题的突然一样。

「同志，不必害怕，我不会扣留你的，」他说，「你可以离去，但假如你走后日本兵找到这地方来，我将处死你，我知道那一定是你报告日本人的。」

「我要碰碰运气看，」我对他说，他又狂笑起来，并叫了一个年青的士兵来。

「将这位同志带到最后一哨，」他说，「好好的护送他。」

到最后一哨并不远。

起初我与那士兵都保持沉默，走了不多久后我开日问他，「同志，你是那里人？」当他回答他村庄名字时，我听出他的口音是山西省。

「你是山西那一县？」我问他，他简单的用一个字回答我。不一会我又问，「你的父母都在吗？」

当我看到他面现极藐视的表情，我不禁愣然。

「八路军是我的父母，」他说。

当我看到离哨兵站已没有几步了，我并不感觉留恋。那士兵对哨乓讲话后便让我通过。

在站口我碰到那个中国神父，他和我一齐来的，来作见证人，但他未被允许与我一同进去。当我把与贺龙的谈话告诉他时，他也像我一样地感到悲痛。我们确认彼得已死了。我们曾得到他的一封信，他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使那封信送到我们手里。我们从信里知道他披共党所捕，贺龙不承认这事，使我们深信彼得已经被杀。

但三年后，在我未被关进集中营前不久，有一天彼得走向安国教会里来。他是那样的瘦弱，外表已完全改变，我起初不能认出他来。他在太行山共党基地彼捕。共党发现他是一个绘画能手后，即令他参加绘小册子，书籍壁报等共产的宣传工作。他深恨给共党工作。但他也要活命，以便多多学习共党的技巧，将来有一天可以拿所学到的反过来打击共产党。

为了企求迅速被释放，他曾伪装有肺病，不断的咳嗽吐痰，减少饮食和工作。三年后变得柔弱不堪，使共党对他衰生嫌恶。感觉他已没有多少用处口便把他赶走。他的计画成功了，虽然是悲惨手段，但也是勇敢的手段。他出来便赶来安国。

他已失去了许多东西，失去了恢复健康的活力，就像是他在以意志与智慧对共党的战斗中已用尽了所有的精力。他开始恢复工作，但他即使多作时间多卖力气也永不能像以前那样有效率，这一点使他非常痛苦。他的体质已永不能恢复未被共党逮捕前那样健壮了。

彼得被折磨三年返来后，我每次看到他就想到那个「戏弄家」贺龙，他曾小小地戏弄了我一下，他从未电询太行山关于彼得的情形。

在一九三九年第一次会见贺龙后我曾多次到他司令部去，有时看不到贺龙。但在这些拜访中我看到共党训练部属残忍野蛮习惯的许多事实。他们缺少人性的作风我永远看不惯。我特别记得我与贺龙的一些官员们的谈话，他们受那些政策决定人留俄学生无人性的感化之深使我震吓。那时贺龙正利用防卫日人为掩护而全面屠杀该地区的反共人士。时在一九四〇冬未春初。

我曾经批评活埋之残忍与可怕。

「我们不得不这样作，」一位共产党员说，「因为日本人就在附近，我们不能在任何地方停留过久。我们也不喜欢用这个方法，因为这方法太舒服了。我们宁愿用战前在华南所用的方法。」

他向后仰身燃起一支烟。我保持表情坚定，不露声色，并表示很愿听那方法的情形，虽然我的胃已在翻呕。

「吓！都是一个好方法！」他说。「我们将人背手捆起来，将他一半身体埋在土里，正埋在这里，」他说著，一方面用手指著肚脐。「我们就把他丢在营房的外边，哨兵们可以监视他们，以防有人给他送水或食物吃。一个人这样可以活两三个星期。」那官员说，「他能活多久，大半要看他的健康如何，气候也有点影响，假如烈日当空而长时没有雨则死的较快。不管如何最后总是死。」

我低下头弯下腰装作找鞋子。当我感觉到我已能控制自己的感情时才抬起身来。一小猫跑进来抓他的鞋子，他轻轻的抚弄它。

「这是我们必须给资本家们的死刑，同志。」他又对我说，「这样死得慢，痛苦多。现在用的方法太舒服了。」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确实是一个“恐怖组织”。为何如此？因为“共党的训练”就是想把中国青年变成黄俄傀儡。

【第十五章 不择手段】

在我与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次讨论中，他们常常解述他们的目标和哲学。我对他们的哲学较有兴趣，因为不管怎样讲，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获取所有的力量，以保证中国的完全极权控制。

共党的哲学是最实用的，是标准的目的决定手段学派。当他们需要时，他们便极坦白清楚地拿出来，所以在我与他们几次交谈中他们透露出来，他们使用诡辩作为不流血的武器，以适合他们的目的；在另外的情况下，则使用恐怖政策及严厉处刑。

共党对老少的训练都是一样，特别是对选拔年青人培育成领袖者，更基于三点哲学原则而加以训练。

（一）为达到目标，所有手段都可以使用，甚至用法律明定出来。（二）为保卫，保存及促进共产党，任何事物或任何人都可以牺牲。（三）不管什么人，或为了什么理由，只要是反对共党的革命便须予以压制。一位张国勤先生有一天碰到我，他告诉我他曾说服国民政府的官员，表示他这一生只有一件事要作到，就是与可恨的日本人打仗。他得到信任，政府给他官方证明，并给以旅途的方便，自新嘉坡乘船到一个中国的自由口岸，再送到华北，通过国军的战线送到河北。他说，他在那里可以发生很大作用。他把这些事安排得天衣无缝，因为事实上他是一个老共产党。那真是一个讽刺，他在战争中竟是共产党河北全省的警察长。他给我找了许多的麻烦，我们彼此不断的战斗与斗智。由于国际上的经验使他的狡奸更为尖锐，由于他与华北共党方面的官员及共党有联系，由于他和新嘉坡的华侨有渊源，所以他对共党贡献极大。

有一天张国勤用辩证法告诉我一个故事，意思是指示我一种道德。他述说「伟大的平行原则」。

「你是教徒，你崇拜十字架，我是共产党，我崇拜斧头与镰刀。我知道你们的耶稣到人间来，自己死于十字架以挽救人类。你宣扬他为所有的人牺牲了自己。好，我们共党的目标也是一样的，但有一不同之点，基督教们讲天堂，我们不讲天堂，共党要把劳工自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将社会变成一个快乐的社会。我们的方法和你们不同，基督教已经失败，我们将会成功。基督教劝解人们使得内心的了解，而得不到成功。共党以政治，军事，经济的方法说服人们以达到目的，而决不会失败。」

自然我和他辩论，尤其是他强调使用说服。而我也得到一点满意的，是使他承认自实际的观点看来，共党的说服并不能发生效力，只有用力量才能达到世界的共产化。

张国勤是一个有趣的人，他有时是一个共党理论家，有时他又能柔顺，他的精明的心计可以作出有伸缩性的婉言殷勤，而不是锤砧相对的技术。他的态度激烈，又配上一付粗野冷酷丑恶的面孔。他原籍广东，矮胖而坚实，但他没有南方人所有的迷朦眼，他有一对机警，敏锐，尖利的眼睛──一种杀人不霎眼的眼睛。

有一次他问我给多少人施过洗礼。我想了一会，计算了一下，当我用正确的数字回答他时，我感觉到骄傲与感恩。

他重覆一句那个数字狂然大笑起来。

「三千，十年工作得到三千信仰者──真是开玩笑！」他嘲笑的叫著，移动他的肥胖屁股，笑得摇摆起来。「一生的努力得到这点悲惨的纪录！」他继续说。

他使我发起火来，我冷冷地告诉他我不以为十年就是一生，我以为这个纪录是不错的，我还有许多年可以工作，我还不及四十岁，以上帝的帮助，我将二倍三倍这个数字。

他一点也没有注意我，仅是侮辱地狂笑，他的小猪眼不再尖锐了，由于激动摇摆而闭成一条缝。

「三千！多可笑！怎么，你将看到数年之内共党将囊括全中国，所有亿万的人民！」

 我站起来走了，但我感到困恼与不适。我已看到共产党在这里暗暗地逐渐扩展起来。我可以猜想到共产党在其他的地方一定也这样作。他们的信仰者一定是不情愿与不热诚， 因为他们是被武力「说服」，是在恐惧下依附。在共产党长期的监视下，人们知道稍有反对的行为即被处死，或最少也是不断的困扰，麻烦与不宁。恐惧是一种毒瘤，它把人民都吃掉。外来的参观者，尤其是外国人，还有来共产区采访的新闻记者，都被表面上人民的驯良，共军的纪律所欺骗。每一个人都像是完全自由，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是完全自由，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如不这样说便将被处以严刑，也许就是死刑。

因为我长时期和共区的人民接触所以我能知道他们真正的感觉，我能完全理解到他们大多数都是赤匪的奴隶。共党控制一地区几年后人民便被统治得极坚固，常常集团移动，没有方法摆脱出来。外国人和新闻记者所看到的便是这种似乎是自愿的自由活动。技巧的共产党宣传，在这些人尚未亲眼看到事实前，先给他们一个先入为主的心理。他们所能看到的都是好的。但他们实际上看不到什么共党的宣传是巧妙的，掩避了党及政权的缺点，而仅将有利于党的好的方面呈献出来。同时共产党只呈献出那些经得住记者们采访分析及鉴定为确实的事实。不准记者们采访的事实，或巧妙地掩住记者耳目的事实，都是错误不真实的。他们只能发现共党所要他们看或听的东西。共党永不让共区的人民和士兵阅读或保有非共区来的书籍，小册子或报纸。保定东鲁村的教友，有一次从非共区返来，带了一本蒋委员长所著的《中国之命运》，那时共产党正表面上尊蒋委员长为全国党然领袖，而暗地里却背叛他。一个共党报告警察说他曾看到那教友腋下一本《中国之命运》。立时那教友便被捕杀。在处死前对人民说他是「汉奸」，是国民党的特务。对党里的报告及对莫斯科的报告也是这样。

我曾说到共党的宣传是巧妙的。实际讲来，他们最后的宣传成果及影响全是由于厚颜的说谣与无耻的技术而得来的。

一九三八年三月底，我注意到，在一夜之间所有贴在安国城里墙上的反英，反美标语都撕掉了。同时安国城内到处贴著英文的亲英美标语。我不多时便知道这种狡滑奸计的用意何在。一个美国记者要到这里来访问，会晤吕正操，并计划参观平汉路以西的二十个县。共产党曾邀请他到这里看看他们和日本作战的情形。共产党要大大的表演一下给他看。

那美国人于六月廿二日到达，他的名字是哈都翰逊。曾于一九三四年来远东，在上海作自由作家。当战争发生时他正在北平充任一份中文杂台的编辑。并在北平参加美联社工作，其后成为旅行记者采访华北与华西的新闻。

翰逊下午来到教会，有三四个共党官员随著一齐来，名义上是作翻译员。那些官员我以前未曾看到过，有人告诉我是吕正操的部属。

我看到这美国人非常高兴，不论什么时候外国参观者都很少到安国来，能在战时碰到一个，真是慰怏。我们谈了一会他的工作，战争的情况，各种问题。那几个红军站在一旁注意听著。

翰逊说，这次采访完后便到山西去参观红军，他说他已经看到红军的情形。

「我曾大吃一惊人」他说，「当我看到共党游击队的精神与力量时。而日本人常常叫他们『土匪』」他继续说，「日本人叫他们土匪乃是极大的污辱。」他微笑著说，「他们是我所看到的最好土匪，而我希望中国能有更多的这种土匪。」

我表示同意，也笑一笑，和他一齐赞扬吕正操的政权，那些共党官员看到这种情形表示出快慰。

「神父，你在红军统治下感觉如何？」翰逊问我。

「好！好！」我热烈地回答。

「你相信人民在红军统治下比以前在政府官员治理下要好吗？」

「确实是这样的」，我回答说。「共党要好得多。」

他怀疑地看著我，但我仅是微笑著赞扬吕正操，赞扬他身任河北中部游击司令下不辞辛苦，造而人民。当吕正操对外国人谈话时，总是用「游击」以美其名称，共党宣传也经常用这一辞描述红军。

我将话题引入地方事务方面，并邀请他随我参观一下教会。我们开始走，我走得很快，用惯常的大飞步。士兵们起初追了一会，后来我斜目看到他们被抛落在听觉以外。

我指向一个方向，靠近翰逊，快速地耳语对他说，「不要相信我说过的任何一句话，我方才是有作用的夸张，我不得不如此，因为共产党在听我们的谈话。我确信你能了解我所作的过份赞扬即表示完全相反的意思！现在你我独处，我将告你全部的事实。」

他现出迷惑的样子。

「但你是天主教徒我以为你讲的都是事实，你是说当我问你共党游击队统治下的情形时，你说的都是谎话？」

「当然，我说的都是谎话」我有点不耐烦地说。「吕正操的士兵在一旁听著，我怎能讲其他的呢？假如我说实话，你以为我在这里还能住好久呢？这里的情形是可叹的，人民是在绝空中，共党并非游击队，仅任利用中日战争以扩展他们的力量。」

我们已没有时间再多讲了，共党士兵已追上我们，我开始讲述教堂的建筑。以后我便未再看到翰逊，但是去年夏天在纽约，我读到一本他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书，那时他已自中国返美。他书里讲到安国之行，但没有提到我和我们的谈话，这也许完全为了我的安全关系。因为在翰逊走后我仍在共区继续住下去，并准备继续长期作反共工作。在他书中三段说：「我怀疑到游击队并不十分努力去杀日本人，沿铁路线他们的破坏亦不足以麻痹日本人的交通。」翰逊显然已怀疑，但怀疑的还不够，他甚至不知道共党或游击队是什么东西，这正是共产党对外来人宣传的效果。共产党除对外来参观者予以宣传外，并经由特务份子，同情者及受欺者向国外宣传。

他们的方法使我迷惑，我愈是研究那些方法愈使我迷惑。莫斯科训练出来的，各地选出来的人员由于他们所受的宣传教育，使他们自简单的乡村生活及孔子的伦理观念而变成马克斯信徒，这点我在前面已曾述及，这是最使我迷惑的问题，他们被训练到口是心非，竟至使他们大性改变，而口是心非成了第二天性，不久后他们对任何人都不相信了。他们习惯于欺人，而失掉了相信人的能力，所以对任何事，任何人都怀疑，不仅怀疑非共产党，即使是对同志和党员也存怀疑。

他们制造成所谓「怀疑的方法」。一个人在离别时简单的说了一句，「我明天回来。」一国共产党立时自言自语怀疑说：「他是诚心的吗？他确将于明天回来吗？」其他的人也发表他们的疑问与怀疑。于是人群之间造出怀疑的空气，而永不消除。这种蓄心养成怀疑的办法自有其目的。因为任何两个人，如果任凭他们自行发展时，便可能在共产主义以外找到共同有兴趣的东西，这种兴趣，使减低了他们对共产党的热心。像这样一对，或者常在一齐作工，或因友谊而常在一齐的人们可能逐渐彼此更友好起来，都被共产党予以分开。因为怕他们可能　露党的秘密，怕他们可能行动不谨慎。莫斯科对中共的新命令」是宁愿要机械人而不愿要活人。

我认得一个共党领袖，他被人发现极爱他的太太。她也是忠诚的党员。但丈夫是一个新党员，不知道伪装掩盖他的情感。他不留心地透露出来，说他有两份坚强的热情，一份是对党的，一份是对太太的。上司看出他对太大的爱情过度，命令他离婚，他只有照办。

党内高级份子彼此怀疑的显著例证，可以举出我在北平看到的一个事实。对日战争胜利后，马歇尔使团正在斡旋和平谈判，希望促成国民政府与共党的联合而获致和平。马歇尔及其僚属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到达北平。共党的代表是叶剑英。叶是一个老党员，共党占据大陆后，现在已成为广东市长及华南总司令。叶剑英虽然为党服务多年是一个忠诚党徒，但仍不时被一个著名的共党所监视。那人的名字是黄华。

黄华毕业于燕京大学，这是一个极负盛名的教会大学，不少的中国名人都出自该校。黄华曾是司徒雷登的学生，司徒自一九一九年该校成立时即为校务长，负责到一九四六年。是年夏天这一位忠厚长者离开燕大出任美国大使，三年的服务中，正值共党背信造乱，最后造成一九四九年大陆的沦陷。

北平在胜利后的第一个冬天便被阴谋所蛊动，八年抗战得到的安息竟是那样短暂。人们饱尝了日本占领的痛苦，他们对那些传闻的新危险和新威胁都充耳不闻。他们只希望再能吃到一点米面，能保持温暖能享受那个古城的美景。由不远的地方看过去，城墙和城门箭楼耀目地配衬著西山的背景，北平在他们的目中正如自中世纪第一次建都后在他们的祖先目中是一样的。

像我这样的一个外国人，曾被关注日本集中营里，获释回到北平后，感觉她一点没有变，正像她是不能变的一样。因为日本人虽然伤害磨难人民，但并未损伤这一城市。美国的陆战队，盟国的陆军士兵及官佐，海军，空军及记者们以及所有自外国来的官员们看到北平后，都认为是第一次所看到的美丽的城市，她的美丽真是难以相信。在那清朗，寒冷的北方冬日里，北平的坛，庙和宫殿都在奇妙地闪耀著。当那十二月的微弱阳光斜射在那古老的琉璃瓦上，那穹形的屋顶上像是流出全绿色的光彩。天坛的白大理石，在月光及星光下发出幽灵的光辉像是在祝福，像过去的人们在安慰现在的人。这个平静美丽的城，曾躲过数百年来的动乱，看到许多朝代的兴衰，以至野蛮日本人的败北，所以难以相信北平不能克服所有她的敌人。没有人相信新的危机在威胁著，旧的悲痛仍深深地在人心里，新的胜利使外国人眼花撩乱，看不出埋伏的危机。

黄华以共党代表叶剑英的连络官及总顾问的身分把他们光彩的一面都表现给美国人看。事实上黄华是共党在北平的秘密警察高级人员，他在北平受命监视叶剑英及其他共产党员。在这种重要的谈判日子，正是共党抓住将来的机会，共党利用此一机会要去说服西方盟国，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土地改革」者，最单纯最不自私的爱国者。他们竟获得成功，这是中国及西方的大不幸。

叶剑英，一个军人，从来没有在公共场合看到他，而看不到黄华的时候。叶在公共场合从不讲话，除非黄华给他示意允许发言，或暗暗地点头示意或把他那副贼眼皮抬起。

叶喜欢吃酒，但不能多吃。由于他与外国人接触，在公共社交场合中外国人饮酒是经常的事，但叶在这种情形下总是节饮，黄华并不公开禁止他饮酒以免他丢面子，所以黄华在这种情况下异常机警。虽然叶剑英极谨慎，但许多美国人都注意到他爱好外来货的威士吉酒，有一天．几位官员请他参加一个聚会，并进以洋酒。那时黄华，也在座，但他没有机会阻止叶饮酒或阻止他多讲话，因为每当黄要向叶作表示时，就有人站在他们中间挡住视线。那些官员们问叶一些问题并自叶得到一些出乎意外的答案，这些收获极有价值，所以他们隔不多时立即再次邀请叶剑英吃酒。

叶自然又接受了邀请，那形影不离的黄华也随著一齐来了，黄为了保全叶的面子对主人耳语说，医生为叶诊断禁止他饮酒。「他只能吃三小杯，极小的小杯。」黄解释说。一个美国官员告诉我说，自此以后黄华像一双猎鹰似的监视著叶，每次总是拿起杯子说：「将军，为你健康喝最后一杯！」以提醒叶他已喝到第三杯了。

那黄华是一个极聪明机警的人。年纪不过卅余岁，健壮，漂亮。他特别专长于欺诈，并惯于用他的机警和魔力来掩盖。这一点非常像周恩来。黄是东北人，态度非常温和易与，他常常提醒美国人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共党。周恩来也有同样的魔力，有时周被称为「狐狸」，他现在已成为中共的行政首长。但他是一个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在一九五一年冬天和夏天，他下令开始总清算，使成千成万的中国人命丧黄泉。

在一九四六年冬天及春天，马歇尔及其僚属还在诚心地希望国共能取得和解。同年在马歇尔返华盛顿前不久，黄华在北平附近参观所有各教会。他的参观有特殊目的。他知道那些能够写作或讲述以攻击共党，暴露共党阴谋于全世界，而阻止共党夺取政权者，即是与共党有最久相处经验的人，因为久处便知道在宣传的诡计背后共党的真正动机与目标。那些人自然是：天主教的主教们，神父，传教士，修女，教友，教会医生及新教牧师等。

黄华用最高的技巧描述共党将在中国迅速成功，他以同样的机警暗示听众，表示如果诸位不写毁害共党的东西，共党将予以报答，将来当共党占据北平后诸位便看到教会将被保护，而仍旧享受像在国民政府时一样的自由。

「我自己认为」，他厚颜地说，「教会并不是帝国主义，正如你们所说的，是对人民有好处的。」

黄华曾在北平一个研究院里视察很久，和一个牧师长谈，那牧师住在那里学习中丈准备传教工作。那牧师才到中国不久，毫无经验，对黄华的印象极好。

在他离去时，一个年青的修士，被他的谈吐所迷惑，不自觉地随他走出来。看到他停下来与那些常来玩篮球足球的小孩子们谈话，那修士想不到再有什么紧要的事了，谁知道这漂亮的黄华才与教会人士唱完高调后便在孩子们面前露出原形。

不一会我走来了，看到孩子们都显出昏乱的样子。

一个年纪最大的孩子说，黄华曾严厉地问他们为什么到这地方来。

孩子们都立刻回答说：「我们喜欢这里，我们喜欢神父们，他们对我们很好，他们给我们糖果食物，同我们一齐玩，教我们外国游戏。」

黄华讽刺地笑起来。往地下唾了一口痰。

「不要相信那些外国人！」他说，「他们是坏人！他们也害中国人，所有他们都害中国人，他们不是真的喜欢你们。仅在骗你们，他们将使你们受苦，你们就会看到！」

最后他警告孩子们，如再来此地便要出祸事。

孩子们都大吃一惊。他们从未听到这种话，他们的经验保证他们不要相信这种话。由于勇敢及忠诚，他们决定跑进来将全部事实报告，这时我正赶来，听到这个故事。

这些年青的修士及教员们，比那些完全受黄华外表的忠实大方所欺骗的人们要幸运一些。他们已立时得知黄华的口是心非。许多美国人及欧洲人总是多年后才能看清楚这一点。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不择手段，但最后毒化了整个社会，这样的毒化作用最后势必也会轮到他们自己及其子孙头上。共产党确实是一种“邪教组织”——杀人是其一种必须的祭祀；但是最后，他们自己及其子孙也将为此所杀。

【第四编 赤祸洪潮吞噬了中国】十六至二十一章

【第十六章 战争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问题从开始便有许多误说及争论。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共产党是有计画这样做的。

蒋委员长的真正的目的是全国统一。这是他一向的目的，到了自由中国台湾，他的目的仍是如此。但是在我从中共区逃出的两年间，我曾旅行于东南亚，欧洲和美国，共产党宣传的成就，使我颇觉惊骇，他们攻击蒋委员长是反对国家统一的。甚至到了一九五一年八月四日罗斯福夫人还在她的专栏里写称：

「因为蒋介石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政府，共产党才能够扩展强大而完全攫取中国。其他在政府中已经有共产党参加的国家都生存得很好」

这自然是和当代历史事实不合的，但我愿就我自己的经验和见闻直接加以叙述。一九四〇年我曾看到太行山共产党大规模施用的军事阴谋。他们有计画地消灭了六万众的三军国军，但却不去袭击五十哩外的两万名日本军主力。

每当我读到蒋介石「未能」建立一个「统一政府」而使共产党攫取到中国一语时，或当我听到其他的邪恶谎言攻击蒋委员长一意对抗中国共产党而不抗日的时候．我便希望所有那些不明真像或遭受朦骗的人们，应该到中共占领的中国乡村里住一下，亲眼看看他们的行为；或者应该同我一起作那一次穿过三省，历程一千二百哩，登山涉水，骑脚踏车或徒步的六周旅行，沿途并须躲避日本和共产党的战线。那时他们也许会看出，二十五年来中国之未能统一，全由于共产党少数党坚持著要在国内自己单独组织政府及拥有私人军队。坚持这个问题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政府。世界上任何一个自尊的政府，都不会允许一个少数党团体对自家权势作如此的轻侮。林肯曾经勇敢地面对著这样一个问题，并使美国从事内战以维持联邦在宪法下的统一。

国民政府与共产党的纷争，到一九四〇年及一九四一年间爆发，其间背景可以加以简单叙述。前此我曾经谈到在那些环境和压力下蒋委员长接受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战线，及共产党之如何发布秘密命令不守誓言，此间我愿再叙述一下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初期的几件重大事件。

一九三七年九月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案，与共产党从事调解以谋全国统一。并特别规定如下的调解的条件：（一）取消共军编成国军；（二）解散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他类似的分裂组织；（三）共产党停止宣传，并接受三民主义；（四）停止阶级斗争。

这些条件都经共产党「欣然」接受，政府也认为共产党有此诚意。

七个月后，一九三八年四月，军事改组开始。朱德与彭德怀所统率的八路军，改编成中

国国军第十八集团军派驻第二战区，在山西北部对日作战。

一九四〇年共军又增编一个新四军。由叶挺任军长，在南京及武汉地区对日军作游击战。总计当时十八集团军兵力为四万五千，新四军兵力为一万。

最有趣的事是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吕正操曾约我作一位共军将领。他向我提出这项请求已非一次。他常这样说：「我们会获到胜利，你最好加入我们这一方面。」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蒋委员长坦白地告诉周恩来说，他希望共产党的两个军都听从政府命令。他声称政府必能坚定保持对所有军队的公正态度，如果共产党接受并执行政府命令，他们的军队便会接受到与其他部队的同样待遇。但他又指明，他对共产党之坚持要求自主，不能容忍。

当安徽的新四军违背了誓言，侵入政府军队的战区内时，首次的纷争便发生了。这次事件发生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刚好在新四军改组完成之后。后来据新四军的官员们说，新四军根本不想服从委员长的命令，而只打算扩充共产党的控制区。共军和政府军的冲突造成了一项危机。政府为了维持军纪计，只有采取唯一措施──解散抗命的军队并逮捕叶挺。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一年一月。试观察新四军在这一年里的行动，可以看出他们完全藐视誓言，并利用与政府的合作来扩张势力。新四军在一年前整编时仅有五千人。后来以偷袭国军及强迫国军兵士加入共军的方法，半年后人数扩充三倍。它便利用这些残暴不法的军队来扩充新控制区。强徵人力以协助新控制区的扩展，一向是共产党的主要目的。

但是蒋委员长不愿意把中国的叛逆事件传到国外。他认为这是一项纯粹的国内问题，如果在国外广泛讨论或刊载起来的时候，便有失全中自的体面。因此这项消息就未予发布。

共产党晓得所有外国特派员一定已经获晓这项消息，便先声夺人发表出他们自己的新闻。以后政府再做解释时，自然要受到怀疑心理的判断了。共产党在宣传上很有技巧，他们老早便计画好他们的策略，若干年来一直在发动宣传，赢取到外国特派员的友谊，邀请外人到延安参观，并且周密地布置好参观路线。他们优渥地接待著这些作家和观察家，安排起极有利的环境，等报导刊载出以后，自然是对他们有利的。

特派员们参观的路线都经过审慎地检查，一切都经过极小心的安排。尘土扫在地毯下面，院子收拾得很整齐，访问人员所看到听到的东西，都是共产党希望他们所看到听到的东西。

一九三八年当哈都翰逊在吕正操的导游人陪同到安国参观的时候，我曾告诉他说：在被保护下旅行中共区，你所听到的「是」便是「非」，「黑」就是「红」；中共区内的外国人，还很少有机会能对参观的外国人讲这样话。

共产党早已预想到新四军的叛逆行为会要摊牌，并确信外国的舆论会相信共产党的军队乃是恶劣待遇与不公平歧视下的牺牲者。更不幸地是若干思想左倾的特派员竟从表面上判断共产党的报导，而予以扩大发布──特别是在美国如此。

但是国民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的对付措施，它所发布的新闻太少也太晚。如果关于新四军阴谋叛逆的证明文件在未发动前便为政府获到的话，那样便可以使世界舆论相信是共产党不服指挥了。在实际上从新四军被俘领袖身上所获到的阴谋证据，也未曾公布。

国民政府的新闻发布政策，此后一直没有什么重大改变，遇事保持沉默的态度使共产党占了多少便宜。他们不停地撒谎，侮辱，他们认为只要谎撒得大，继续的时间长，人们便会相信那是事实。

任何人如果不晓得共产党毒恶的叛国叛民阴谋，便不必多谈中国统一，也不必不负责任地归咎政府。这不是什么神圣「革命」，而是无政府主义。

我亲眼看到共产党的阴谋，处处在打击政府的忍耐。共产党的各种威胁，迫使得蒋委员长解散新四军并俘虏叶挺。

这里再让我转过笔来叙述另一件事。

一九四〇年二月我涉险到中国自由地区去会晤雷鸣远神父。那时他正在军队里服务，领导圣约翰耶稣兄弟会作救护伤兵工作。我只晓得雷神父和部队驻防的大概地区，中间必须通过共军所控制的地带。那时候日本军队控制著铁路线，我无法搭乘火车，因为日本人把我看成是亲中国份子，禁止我坐火车到任何地方去。事实上他们也不会发给我通行证或护照。

我只好和我的同伴安逊尼拟好一条纡回前往的路线，躲开日本军队所占领的村庄，向著西南方以顺德县波兰教会为第一个目的地。我相信我可以骑脚踏车直到顺德。后来由事实证明，我这项计画是完全对了。

第一天出发我仅走了一百华里。因为沿途我必须停下来受几次逮捕和盘问，所以只走了这一些路程。那时共产党所控制的乡村地区都实行戒严，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旅行。纵使持有共产党特别通行证的村民，也无法超过他所住的村庄辖区。

共产党的旅行限制很严，他们建起一层层的竹幕，限制人民往来各区。一个共产党员可以随意行动，非共产党员则寸步难行。非共产党员旅行时须向当地共产党当局请领通行证，活动地区，最多不过包括十几个村庄。到邻近村庄旅行可以由当地共产党当局准许。但到另一区旅行中间经过十几个村庄时，便须由这两区的负责委员签发通行证。如果旅行地区达到几个区所辖的六十个村庄时，便须由更高的负责当局签发通行证。

一般的农民，自然找不到这六十个乡村中共产党官员的所在地，即使较富有的农民也无法做到这一点。领取通行证全靠一个人的机警和幸运，因为这制度的本身不仅要限制区内各村间的旅行，并且要取消到区界外的旅行。共产党冷面无情地审核通行证。通行证的类别很多，「村庄通行证」，「区通行证」，「县通行证」，「省通行证」，「政府通行证」等，必须找到区，县，省或政府的共产党官员签发。

我在当晚抵达赵家庄之前，曾经被捕两次。我身上带著一张普通通行证，虽不是特别通行证但总比村庄通行证好一些，结果都能获准通行。

还有一次我的脚踏车几乎被击坏。如果脚踏车坏了，那才真正苦事。事情发生在一个村庄的进口处，共产党在那里派几个儿童作哨兵。这些是在儿童队里服务的「小鬼」，供乡村地区下级共产党员的差遗。这些孩子带著短棍把在村口，骑车的过路人如果在命令「站住」之后未能迅速停车时，他们便会用棍子向车轮打去。幸亏我从车子上跳下得很快，车子没被弄毁。

这些小孩子们向我问口令，并且叫我高声读出附近庙墙上的三个大字。共产党这项新政策有几点目的，村口上贴的三个大字每天更换一次。这些「小鬼」们有很大的权力，执行命令时很粗野，他们比那些每天通行此地的目不识丁的农民，总多有些知识，在这一点上，他们有权力命令比他们年岁大的人。他们对那些不识字的男女加以嘲笑，把他们留在那里，强迫他们反覆诵读那几个字，直到认清记熟为止。这种强迫「教育」是共产党训练中的一部，以期使农人至少能认识共产党的标语。并且也可以使儿童们染上狂妄目无长上的心情。

每一次我被这些共产党小鬼捉住的时候，他们便由一个人陪我到村庄里的共产党总部。每一次我都须反覆解释我的身份，说明我旅行的使命和目的地。走出村口的时候，我还须拿出通行证，答出口令。由于沿途的耽搁，无怪从清晨动身到夜晚十一时才走出一百华里。（约合三十英里）

第二天，我走到了刘家庄，这是我教区内的天主教村庄。我们曾在这里设立一间中学，一个孤儿院，一所教堂和教士住宅。

几天以前，日军曾侵入这带地区，共产党在学校里架起机关枪抵抗，使日本军炮火集中到这一带建筑物，死伤许多村民。这又是共产党假借「抗战」为名而残害老百姓的狂暴手段。

日本人采取报复手段焚毁教堂，若干村民又在救火中丧失性命。我尽量协助村民处理了些紧急工作，在次日天未破晓前动身。

第三天我抵达唐村，停留两天再向卞村出发。唐村和卞村之间是一带无人地区。日军驻防在靠近铁路的一旁，共产党据守铁路另一旁，中间条地带最为危险，土匪出没无常，目无法纪，时有劫掠发生。

唐村的人警告我小心，告诉我不会安全地通过这块匪区，他们会劫去我的脚踏车，甚至把我杀掉，但是我必须走，最后，一位村民承认他认识那位土匪头，他会请他保护我。他自言自语地走了出去，随后带进一个青年小夥子，推著一部脚踏车。

那位村民告诉我说，这年轻人作我的向导，我必须听他的指示。我们一起出发了，骑著车走向村外的大道，许多农夫都荷著枪在田里做工。

约摸走到离卞村还有一半的路程，也正是匪区的中间，我们走近一个极小的村庄。一位面貌和善的老人，两苹手各提著一个鸟笼子缓缓地向我们走来。看样子他是走出来溜百灵鸟。当他走近我们面前，我那位向导赶忙从车上跳下，我也随著下车。那位青年小夥子向老人叩头，讲话极为恭谨。我也鞠躬表示敬意。

那位老人打著招呼欢迎我们，和霭地对我讲话，请我到他家里休息一下喝杯茶再赶路，我向他致谢并表示歉意，说明我必须赶路要紧。他笑了笑点首告别，悠然地溜著百灵鸟，真像一位中国的老哲学家一样。我们踏上脚踏车，穿过村庄再向大道驰去。走出村庄后，我那位向导转过头来对我说：

「刚才那位就是土匪头」。

「那个溜百灵鸟的老人？」我惊异地问他。

「正是他」。他回答著说。

我惊愕得讲不出话来，没法把那位态度和霭如此喜欢百灵鸟的老人，和一般态度凶暴满面髭髯的土匪头相对比，这样的老人竟受著日本人，中国人甚至共产党的敬畏。我一路上想著这件怪事，直到和那位向导分子告别的时候还在百思不得其解。

以后我又继续走了几天，沿途没遇到事故。我走近顺德城了。顺德是一个大县城，城里面有一个大波兰教会，附设一所医院，院长是森尼维　神父。他是一位医学博士，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军医。战后返国时，夫人已经逝世了。他把女儿交给修女照顾，自己专心从事于眼科工作。不久他对宗教发生兴趣，把家眷安排好以后，做了教士加入芬逊特教会。以教士身分，他不能在波兰行医，但芬逊特教会于一九三〇年在中国开办了一个教会，于是他便来到中国开设一所眼科医院。

我到中国不久便认识了森尼维神父，并由他那里得到许多技术的援助。河北省人口总计有三千二百万，在经济上无法自给。若干人都移到东北或蒙古，否则便须在家乡渡著极贫苦的生活。因此，改进中国经济及提高生活程度便成为主教和我所最关心的问题。我们希望中国人民晓得我们的诚心和用意，教会不仅完全从事于宣扬福音，并同样关切人民的物质幸福。我们开设学校，并训练中国人改进他们的农业方法。但是健康问题乃是一项极追切的问题，于是我开始集中力量，做些改进卫生情况的工作。

一九三二年，我在安国县开设第一所小施药所。我送许多教堂里的青年男女到顺德森尼维神父处受训。他每年收六名男教友和六名女修士。一批受训回来从事服务后，我便再送一批去受训。森神父的条件是他们必须为穷人服务。他们不仅学习眼科，并学习小儿科，及中国所最流行的其他疾病。我们对老百姓解释我们施诊的原则，穷人免费，富人付钱。

我们这十几个人竟完成了许多大小的奇迹。一九三七年他们曾医治过五万病人。这是一段非常期间，因为战火已经燃到安国，我们曾经救治了许多伤兵。

这时候我不再追想以往了。眼前就摆著一个现实问题，我怎样走进城门。我把脚踏车和衣服书籍的小包藏在城外，在一个小教堂里洗了洗脸，一点行李不带步行走向城门。一位中国人和我同行，向守城门的日本兵证明我是当地教士。守门兵上误认为我是一位城里的波兰教会神父，这倒正合我的希望。他放我进入城门，我迳直跑到森神父那里。我现在已经走出三百多英里，已经接近太行山。雷鸣远神父就在山里某地，我必须在顺德打听好他的确切行踪。但是共产党军队也都布满太行山里。当穿行他们所认为是自己领域的太行山时，我必须找出些使他们满意的理由。自然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是去找雷鸣远神父和他的野战病院和国军。

但是我并不是毫无准备的。在我离开安国之前，我便传出消息说是要到顺德的一个著名眼科医院去医眼病。事实也是对的，我希望森神父能替我检验一下目光，并给我磨一副新镜片。但是我必须有一个极显著的就医理由，以通过共产党的盘问。

森神父正好能替我造出这样一个理由。他从我的臂上静脉里抽出一点血，注射在脸皮上，我的眼睛立刻变得通红，真好像是一个害眼病就要双目失明的人一样。

这次的注射效果，一直延长到我完成了目的──会到雷鸣远神父──再返回安国以后。这次的注射，甚至把眼球虹彩的蓝色都弄得血红，朋友看见吃惊，敌人看见也吓一跳。我们随便走到那里，安逊尼「作得更像煞有介事」。他搀著我，领著我，真好像我瞎了一半，他并且告诉人们远远躲开，以免传染上那样可怕的眼病。

有许多次，共产党哨兵检查我通行证的时候，都把我远远推到不致传染上的距离，并且骂道，「老暴发火眼，快滚开。」我听到后不觉心中暗笑。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是个“秘密军事情报组织”，但是缺乏必要的知识教养。

【第十七章 太行山之行】

当我离开顺德波兰教会后，我感到有些害怕。这并不因为我们在离开顺德后立刻便要深入太行山而开始一段艰苦的旅行，乃是因为太行山是被共产党的一位最粗暴将领所盘据的缘故。这位将领便是刘伯诚。刘伯诚曾在莫斯科红军军校攻读三年，是中共第一位受彻底俄国式训练的将领。他以每战负伤享名，混名「独眼龙」或「刘独眼」，因为在某次战役中负伤，瞎了一只眼睛。

刘伯诚在二十几岁上的时候便是一个道地的共产党员，一九二九年，曾加入俄国军队与张学良的东北军作战。中国共产党中第一个投入外军残害自己同胞的就是他。我真不想碰到「独眼龙」。

在旅行途中我化名为六安佛兰克教会的杨神父，但我总担心会无意中露出真像。我记住许多六安的人名，并准备在沿途受盘问时讲出关于六安的情形。这一切都不像我预料得那样困难。我们一路走得很快。

太行山雄伟壮丽，峭峰高耸，直入云霄，真像宋代人所绘的山水画。我们既要赶路，又要时常警戒，来不及有多余的时间欣赏这美丽的景色。在一天之内，我们曾经走过九十多华里的路程。这一趟山路旅行，我穿坏了几双山西草鞋。

我们走了五六天的光景，到了河南境内，一头骡子替我们驼著行李杂物──里面有雷鸣远神父的书籍──另有一位山里人替我们领路。突然间在一个夜晚，山路里昏黑得不辨方向。

我们走到武安的时间，找了这个领路人，因为当地人告诉我们，前面的山路最难辨认，本地人有时还迷失方向，外人走进后更难望走出。

我认为我不应该贪图赶路忘记了日已西沉。黑暗突然在一霎那间笼罩住整个山谷，我们只好在仅通一人的涧道上摸索前进。涧道一旁是直插入云的峭壁，一旁是几百尺深的山涧，涧底流著激荡湍急的山水。只要一步走错，或脚下偶一不慎踏上一块小圆石子．便会葬身涧底。

我走在最前面。我喊著那位领路人，告诉他看不清前面的路径。领路人回答说，他也有些害怕，他准知道再往前不远涧路便会宽一些。

我们一寸一寸地向前摸索，时间走得很长，但路途却走得不远，渐渐地涧路宽一些了。这只是在感觉中如此，实际还是昏黑得不辨一物。

「让骡子在前面走」，领路人向我喊著。我们稍微转动一下，□走到前面。

「拉住它的尾巴」，领路人从后面喊过来。「我们拉紧，不要走散。」

我紧紧地拉住骡子的尾巴，安森尼拉住我们长袍，领路人拉住安森尼的长袍。这样，由骡子前导，我们小心翼翼地循路而进。骡子一面嗅著，一面在涧道上踏著安全的地面。

我们这样走了三小时。那正是二月天气，气候冷得很。沿途有冰雪的地方，更使我们备感艰困；终于在当晚十点钟安然赶到口镇的外郊。口镇是山西路上的一个市镇。

这个山城地位险要，共产党派有重兵防御。总部设在山头，居高临下，正俯视著这条孔道。哨兵从老远便听到骡蹄踏在岩石上的声音，其中一个高声喝住我们问口令。我不晓得这区的口令，便举起手来答道，「天主教会的」。上面停了一下然后说道：「先来一个人。」

我让那位山里人走上去用本地话解释。随后他们喊我们上去走进村庄。那时天色已近深夜，我们已经冻得半僵，肚里又饥，但还须经过共产党官员长时间的盘问和谈话，然后我们才被准进入当地的教堂。

第二天是星期日，恰好教堂的教士不在，我便向村民讲道。当我吃饭休息的时候，他们走进来和我谈话，他们对我所讲的话都很感觉兴趣，并且都有强烈的反共情绪。但当我们都聚在一起时，他们就很少谈共产主义，只当以后他们个别和我谈话时，我才发现他们都希望国军赶快进来。在这里照例地我又向人们打听雷鸣远神父的下落。像猜十字谜似的我把各处打听的消息凑到一起，渐渐找出一些端倪。据这里的人们说，两三个星期以前，他们看到过他，听说他目前正在一个河北省的村庄闹子村。

幸喜我现在所到的地方是河北与河南犬牙子交错的地区，我可以很容易地走到雷鸣远神父所在的地方。我听到这项消息后，大喜过望，立刻想兼程赶去不再想多事休息。当我把消息告诉安森尼时，他也立刻精神振发起来，吃过早饭后，我们立刻动身仍循原路向闹子村出发。和我们一齐来的那位领路人，指著山头上国军所建的堡垒告诉我们，朱怀冰的第九十七军也驻防在这山上。

「但是共产党对这件事不高兴，」他说。「他们不希望国军驻在这里。他们想把这座山据为己有，作为一个根据地。」

我向他详细地询问一切，因为那时候共产党的违反誓约，还未演成政府与共产党领袖间的公开破裂。但是我从我的经验中看出，不管共产党如何在说仇恨日本，不管共产党如何在宣传抗日「必胜」，但是表面上和骨子里完全是两回事。当时已经在谣传说，共产党纵使不和日本人合谋，至少他们在行动上是和日本取得默契的。这种怀疑很快地便变成悲惨的事实。

这地方的人民都看到战争会很快地爆发，我的那位领路人并且嘱咐我特别小心。我在穿行山路的时候，一旁是政府军队，另一旁是共产党军队。到雷鸣远神父所在的闹子村，必须穿过河南省，这一带正由国军驻防。

我还能回忆起，当我到了国军驻区又看到三年来所从未看见的政府标语时的欢悦情形。这几年来一直住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当我看到村子里的墙壁上贴满「一个国家，一个精神，一个领袖」的标语，和街上飘扬的「蒋委员长万岁」的旗帜时，不禁万分兴奋。

我们在一天傍晚抵达闹子村，但雷鸣远神父已经在几天前离开了。我当时深觉失望，但是我立刻又定下心来，这条线路我毕竟是走对了。

我们又获到雷鸣远神父所去的方向。我们必须穿过国军基地，向南向西，经过九十七军防守山地的堡垒。

第二天早晨动身不久，我们被国军的第一个前哨阻往。哨兵盘问了我们一下，立即放行。中午，我们到了河北省主席鹿锺麟的总司令部。他的司令部，设在河北省最边上的山顶村庄。鹿锺麟有一队很精锐的骑兵，大部都由中国天主教徒组织。我会到鹿锺麟，他对我表示极热烈的欢迎。他们告诉我，雷鸣远神父已经在几天前离开这里，可能是到山西南部，我听到后又受到严重的打击。这不是一个短程距离，我必须再走两三百英里才能找到他。多日来我在各地搜得来的零星线索，好容易刚要接近又告分离，结果竟还是赶错方同。

我们在当天又继续南进，当晚抵达涉县。我晓得天色已晚，再赶路又要错过宿头，这一带的山路，比较我们上一次晚间摸行三小时的山路还要凶险。

涉县县城位于清河岸。周围都是山头覆雪的高峰，山坡上生满枞树，在白雪相映下，更显出碧绿。我们沿著河走上一条平坦的大道，到了一个村庄。村庄上的小客店里挤满旅客，但店主人却是殷勤招待，连称礼貌不周。

「我们只有几个鸡蛋和一些面粉，我想也许不太好。但是我可以给你们做几张烙饼，」他笑著转身出去。不大工夫，把热茶和饭一齐带进，吃起来倒极适口。

这是一个极小的客店，已经有十个过路的农夫在这里投宿。客店主人搔著头皮为睡觉问题伤脑筋，最后他想起一个解决的办法。

像这样的小乡村客店里，只有一铺大坑。无法容纳十个旅客再加上安森尼和我同时睡下。店主人说道：「每个人把衣服都脱光，那样可以少占一些玩方。睡倒时挤在一起，不准翻身那样大家就可以休息一下子了。」

我们都点头表示同意，没有人抱怨。大家都睡一睡总比几个人没地方睡要好得多。因为明天还都要赶路。

我们都这样睡下，像铅笔插在匣子里一样，很快地都睡著了。

第二天早晨，我在清河的凉水里洗了个澡，随即动身南下，渡过浊漳河。我们走了一整天，傍晚到了山里的一块平旷地区。一块广大的平原在面前展开，远远地望见林县城墙，那天早晨，当我们走到距山路出口不远的地方，我们曾通过孙殿英将军的第五军总司令部。许多兵士们还向著我们挥手微笑，我真想不到在几天以后他们竟和其他的两军国军被共产党消灭在那里。

林县周围比我们以前所通过的山城村落人口稠密得多。在县城的北郊，我竟意想不到地遇到一位故友。这位兵土的原籍便是我的教区，我们竟在七百哩外的异乡相遇。我一眼看见他便向他打招呼，他高兴地跑过来向我寒暄，并且问起家乡的情形。我忽然想到他也许晓得雷鸣远神父的最近消息。不过我料想到关于雷神父的消息，他不会比我知道得更多，因为吕正操的骑兵队也许早晓得了他的下落，我还须再走一百多哩路才能追到他。我只是顺口地问他一句是否知道雷鸣远神父在什么地方。

「就在那里，」他一面说著转过头来指著前面一所不足十码的房子。

我惊喜过望地发起呆，他看著我的面孔，认为我没听懂，领著我走到门口。但是我立刻清醒过来，跑进大门，走进房门，看到了雷鸣远神父。我们几乎有两年不见了，相逢之下，不禁喜泪交流。

我们谈著我的旅途经过，他也告诉我在野战病院的工作情形。他极想知道共产党地区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便将亲身经历和听到的事情向他详细叙述。我越说他越伤心，但他仍请我继续说下去。他想知道一切的详情，因为他对共产党再无任何幻觉，他现在知道他们是最坏的东西。

以前，雷神父总想发现他们的一些优点，战前，当他来往于山里的几年间，曾经遇到许多共产党领袖。朱德曾经到山西去看他，向他表示他的友谊和爱国情绪，雷鸣远神父一时曾被他所朦骗，因为他已经在中国住了四十多年，深爱中国人民，并已弃绝了比利时原籍而成为中国公民。

雷鸣远身后面的墙上，悬有蒋委员长的像片，并有委员长亲笔所题的奉行格言：

「偷生则国家危殆舍己则国家永存」（此格言系依照英文译出，原文是否如此，不详。）

当我看到这两句格言的时侯，我不禁想起两年前我在安国的另一面墙上所看到的另一句题词。

那年我到安国县一位共产党区长那里去接洽一些事情。那里，和所有其他中国机关一样，永远悬有孙中山先生的像片。那天，孙中山的像片取掉了，换上一张史达林的像片，上面写著「史达林同志。」当那位区长走进我们接洽事务的时候，他注意到我总在看那张像片，他假装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我真想替你们教会多做一些事，」他说，「可惜教堂是外国制度。」

这位中共官吏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所有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在他们看来，苏俄是一个理想的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它可以统治所有阶级。中国过去的辉煌历史是不足道的，只有「新中国」才有价值，而这个「新中国」，却是在一个野蛮外国思想的命令下，由那些高高在上的强徒，榨取人民的血肉而造成的。

当我在林县和雷鸣远神父一起工作时，他听到了圣约翰兄弟会十二位教友被共产党活埋的消息。如果他对共产党还有丝毫幻觉的话，这项消息也使他的幻觉全归消灭了。在这种打击和忧郁下，雷神父病倒了；野战病院工作队和救济队人员也都为之抑郁不欢。

我也因此而感到悲痛，但只能加倍努力工作以分担他的痛苦。我追寻雷神父的目的，主要是要撰写雷神父所建立起来的教职条例。当十二教友被惨害的消息传来后，我们还在埋头于著作，这简直是个讽刺。

我在二月二十八日抵达林县，我们每天工作，一直到三月七日。这一星期里，我看到雷鸣远神父的面色是如何惨白，我想到在工作完成后便须离开，不禁感到黯然；但同时又想到他将转到一位较大的城市接受较好的医治和疗养，又不禁为之一喜。

三月七日那天，当我们工作完成时，我们听到共产党已经在我们几天前通过的山地里向九十七军展开全面袭击。当地人民所担心的共产党要和国军展开大规模的战争，现在成为事实了。我们很觉不安，因为林县没有军事防御，最好的方法是到姚村的新五军总司令部去避难。姚村在林县北面，我来的时候曾从那里通过。

决定后，便立刻出发，雷神父安森尼和我，还有两百名工作队人员一齐逃奔姚村。第五军在我们周围的东南西三个村庄上都驻有少数军队。我们一直北上逃奔总司令部。

共产党军队在独眼龙刘伯诚的指挥下，在夜里包围了总司令部和姚村，并在次日清晨切断第五军总司令部和其他三个村庄驻军的联络，并把三个村落分别包围。

我们恰好能够及时赶到姚村。姚村是一个很大的镇，但是完整的房屋很少，因为这里是交通要道，日本已经轰炸若干次。我们费了很大时间挨户寻找借宿处，最后一个好心肠的人才把我和雷神父领进房去。我们又是和许多人并肩躺在一个大坑上过夜。

第二天是三月八日，战争仍在进行。我们去会晤孙殿英军长谈论作战计画。他很兴奋乐观，并且告诉我们，九日晚间他将以无线电通知所属部队，集中兵力突破共军阵线，会合山西境内的国军主力。雷鸣远神父和他的工作人员自然都愿意随著孙殿英的军队转进，但工作队里有两位负责看护伤兵的中国籍修女。

「我不能冒著险使两个妇女留在军队里，」孙军长对雷鸣远神父说。「你必须把她们留 在这里。」

雷鸣远神父担心她们落到共军手中时会遭到不测，便问我是否能把她们带回安国。我晓得这是极困难的事，因为我在回去时还领穿过共产党战线，但是我答应下来。我心中纵有多少疑惧，也不愿露出，因为无论加何我不能使他烦恼。

两天战事进行中，我们深感不安因为我们晓得周围的情形，我们不敢说会有什么事发生。九日清晨，共产党炮火暂停，这是我们动身的最好时间。但当我们动身前，我必须先找一头驴；我们四个人必须走在一起，否则便会失踪。一位兵士替我们找到一个有驴子的农夫──这是留在村里的唯一老百姓──但是他不愿卖掉他的驴，在兵士的百般劝说下，他加入了我们的团体，我们也可以得到一头驴子。

我在前面领路，两个修女随在后面，再后是村民和他的驴子，安森尼押队。雷鸣远送我们动身。他挥著手向我们告别，站在路上目送我们向北出发。我转过身来向他挥手，不觉一阵心酸，因为我觉得我们从此不会再晤面了。他好像也有同样感觉，每当我回头瞥望的时候，他总向我招一下手。不久，他的影子渐渐模糊在尘埃之中，这是我最后看见他的一霎那。

我们沿路北上，时间不久，我们被共产党兵士阻住盘问。

「你们从那里来？」哨兵问道。

「姚村，」我回答说。

「你们在那里做什么？」

「我是被国军拘留的」。

「那两个女人是干什么的？」

「她们是帮助老百姓做事的」。

「你们到那里去？」

「就到山那边」。

当共产党盘问你到那里去的时候，你最好就说前面最近的地方。如果你去的地方太远时，解释起来便发生困难，因为你去的地方越远，共产党也越怀疑。当我受到盘问时，我总告诉他说是到前面几哩路远的庄村。

哨兵坚持著不让我通过，他的怀疑也引起我的怀疑。从他的坚强态度中我料到一定是有些事情发生。共产党不愿意使旅客晓得。

我们双方弄成僵局。他既不肯离开冈位带我们去见他们的团长，也不许我们自己去见团长解释一。最后他有些光火了。

「到第二线去解释」，他说。从他的话里我晓得前面还有一关。我虽然交涉得有些进展，但我觉到下一个关口更为可怕。

到了第二个哨兵站，我自然又被阻住盘问，但当我说出要去见团长解释一切时，他便放我走过，到第三哨兵站。直到他们把我澈底盘问之后，才答应我们到前面的村庄上去见团长。

我不过在两星期前才从这村庄走过，但今天却完全变样了。那时候这里没有军队。今天军队布满村中，受伤兵士正在等候向野战医院运送。兵士们抓住了我们的驴夫，逼著他输运伤兵。他眼看著要抛开他的驴子，心里非常难过，但是我答应好好看顾他的驴子，并且给了他一些钱。

我们尽速地向前赶路，四个人轮流骑驴。这两位修女的刚毅勇气和不怨天尤人的精神，使我非常感佩。

走进山道，路途渐渐狭窄，我们只好一列而行。当我们正在跋涉而登的时候，迎面走下一队共产党军队。这些都是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孩子，是独眼龙的一支劲旅。他们看见我们很觉惊异，但因他们在急速行军中，竟没有盘问我们。

中午，我们停下来想休息一下找些东西吃，但竟很难找到。所有村庄上的住家，都把街门关住。我们到处敲门里面都答以一无所有。最后走到一个山谷里的小客店，我拿出几个钱央水一个厨夫替我们准备一点食物，并喂了驴子一些草料。他告诉我们附近已经没有匪兵，随后又给我们煮了些热汤面。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下，立刻又动身赶路。我听到后面有吠声和脚步声，回头看时，是那位驴夫赶了上来。他的驴子就是他的全部家产，他的生活全靠这头驴子。

那天晚上，我们又到了清河岸边的涉县。我们从早晨到现在，已经走了三十英里，都感觉疲惫不堪。整个乡村都住满共产党军队，我们找遍客店，都告碰壁，连在坑上挤著睡的地方都没有。安森尼和两位修女留在后面，我一个人踱出村口，走到一个靠山边的小房子。房子旁边有一个小佛龛，烟气燎绕，香昧袭人，我晓得这是个中国旧式家庭，于是上前叩门。

一个老头儿含笑走出，彬彬有礼，多少日子以来心情上首次感到这样轻松。

「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佛门子弟」我说道，「你是个善人。你可以让我们借宿一下吗？我们一共五个人──两位女人，两位男人，还有我。」他的面色有些为难。

「我欢迎你们，」他说，「只是地方成问题。在我小房子里面只有两间屋子，一间是我和我的太太住一间是驴棚」。

我考虑了一下。

「你能不能让那两位女人和你的太太睡在一个屋里呢？」

他点了点头。

于是我提议把他的驴和我的驴都牵到院子里，因为那天夜里天气还好；他，安森尼，驴夫和我都睡在驴棚里。

他非常高兴能这样帮助我们一下。

同时，当我们启程北上的时候，雷鸣远神父便在姚村遭到危难。我们离开姚村两小时后，共产党开始攻击，雷鸣远被俘。共产党的情报已经获悉他和另一个外国人在一起，他们向他问起我的下落，但是他只能据实说是不晓得。但是他们推断我一定是向北走去，便派人追赶，但因我们老早动身，赶路很快，他们始终没有赶上。我们当时根本不晓得他们在追我们，直到好久以后，当我们听到雷鸣远神父的被俘经过，及共军在山里消灭三军政府军队以后，我们才晓得当时的情形。

三军政府军队被共产党之残忍消灭，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三军军队准备从山西南部开往河北，穿过太行山打开了一条通道，以使后面的国军能够进入河北省向日本军发动全面攻击，并在顺德附近切断日军平汉路的补给线。张荫梧将军已经在河北省组织起民团，在沿铁路线一带牵掣住日军达两年之久。张荫梧必须保住交通线。那样他便须控制住河北和河南间的山路。当这计画完成时，朱怀冰的九十七军，兵力两万，驻守山路的南端，正好通到河北省平原。他把军队分驻在村庄和山头的堡垒里。

山路中间直到河北边境，由鹿锺麟将军驻守．兵力也有两万。南端便是孙殿英的新五军，乒力也有两万。

共产党晓得，如果他们能够切断张荫梧和这山路里三军国军的联络线，此后他们便可以阻止住任何其他国军的推进，这项计画实现后，他们便可以逐渐压迫沿交通线对日作战的游击队，而获到整个华北的控制与扩展。共产党很晓得中国一句古语的意义，「控制住山地便可以控制平原。」

他们这项策略很简单，但很毒辣。当他们看到国军集中到山道以后，他们便派些机智而善辩的官员与国军将领商讨如何合力进击日军。那时候刚好是正式被认为共军及国军都具有同一目的的期间；当共产党的野心尚未表面化的时候，内战只是零星散漫的，是暴动而不是公然叛逆，共产党最后的叛逆行动，直到各方面环境，人力，时间和地点都配合适当后才爆发起来。

这些狡诈的共产党都有些口若悬河的本事。他们提供人力，技术和经验，只要求与国军武装兄弟并肩对抗中国敌人──日本。他们装出热诚和恳挚，一再提出这种要求。

他们的要求被接受了，他们把一部军队开进山地，驻守在九十七军和鹿锺麟军队的中间，他们的训练和良好举动消灭了任何的猜疑。随后到了计画的适当时间，他们突然在三月七日向国军发动猛袭。他们先集中兵力袭击第九十七军，当这军兵力几乎全被消灭后，再于三月八日迅速引还，袭取并消灭了鹿锺麟的军队。

三月七日我们在林县听到共军袭击国军的消息，雷鸣远神父率领他的工作队和安森尼和我离开了那个无军事设备的林县奔向孙殿英的总司令部。孙殿英并曾告诉我们他将在九日夜间命令集中兵力突围。

但是共产党预料到这一点，当他们以闪电方式消灭了山道北端和中部的国军时，立即迅速南向在九日早晨突袭孙殿英的部队，时间正在我们离开总司令部向雷鸣远神父作最后告别后的两小时。

第五军也被共军击溃，几乎是全军覆没，和九十七军及鹿锺麟的河北军遭受同一命运。一九四〇年春季那两天的血战中，共产党几乎屠杀了他们自己的六万同胞，而日本军队却是安闲地驻在不足五十英里外的地方。

这是对蒋委员长的重大打击，因为这是共产党不打日本而叛逆国家的首次大规模袭击国军的暴行，他对国共联合阵线所最担心的事情竟不幸发生了。那时他又看到，长江下游的新四军已经渐有不法行动。但他对太行山的共军叛逆仍保守缄默，因为在传到国外时，这乃是可耻的事。

如果蒋委员长在一九四〇年把共产党叛逆行动的真况予以公布时，历史也许要改观。但是他没有说出，而共产党便更肆无忌惮。虽然共产党同意把新四军维持原有的五千人数，但到了一九四〇年中间，兵力已经扩展到一万三千。

雷鸣远神父被俘四十余天，于四月末被释放。共产党不承认他们俘掳雷神父，蒋委员长晓得他们在撒谎，坚持要求释放，并通知朱德，如果他不遵令释放雷神父的话，他便要派军去攻击刘伯诚的军队。在这种情形下，朱德才命令独眼龙释放了雷神父。

这时雷鸣远神父一个人住在林县，身旁只有几位教友伴随。他的两百名医疗工作队已经分散了，有的被俘，有的遇害。他虽然病体很重，还从淋县步行到洛阳，进入一个医院疗养。又因在被捕时遭受虐待，毒瘤病发作。六月十三日，蒋委员长派专机把他接到重庆，六月二十四日逝世。

所有这些情形，我直到好久以后才获到消息。我只晓得当我们急急返程的时候，我们是处于危险情形中，我们在三月十二日走出山路抵达磁县。现在我可以直往顺德──我的脚踏车还存在郊里──不必像来时因为要到处打听雷神父下落而必须盘行山路了。我打发了驴夫和他的驴子，带著两位修女和安森尼北上，于复活节前的星期日前夕抵达顺德。我们在那里没有耽搁多久，当我们把两位修女安置在修道院里以后，便启程，于复活节星期日返抵安国。春天带来了新鲜和欣欣向荣的景气，农夫已经在田里做工，大地上充满了春的气味，有时候我们几乎竟忘却周围还有战争。

谢选骏指出：刘伯诚很狡猾，经常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富有教养的“军事理论家”。连文革批斗他都逃过了，而且放风说邓小平是个逃兵，逃跑的时候把刘伯诚的“军事著作”都丢掉了！这样一来，刘伯诚既批判了邓小平，又美化了毫无建树的自己。

【第十八章 潍县集中营（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

雷鸣远神父死后，我计画到重庆去接替他在军队里的工作。但是我等候得时间过久，终于有一天被日本军队把我捉去。珍珠港事变后，日本人便开始拘捕在中国的外国人，但直到一九四三年三月，他们才来到教会把我送到一个集中营里面。他们只允许我随身带些东西和十本书。我包起几件衣服，四本每日祈祷书、一本中国字典和五本中国古书。

我坐著军车由警察押解到定县，然后又搭上一列从太原开来的专车。这是一列搭载山西及河北南部「外国敌人」的车辆。车开得很慢，沿路还解上其他的俘虏，经过一整天的工夫到了北平。

日本占领北平已有五年，但和西方国家才宣战十五个月，这乃是他们作反外宣传的绝好机会。我从车窗看去，许多日本摄影员正在站台上拿著照像机东跑西跑地拍照，还有些用电影摄片机摄取北平外国人扛运自己行李的镜头。每个人都带著行李，提包，有些女人还推著小车。停车的时间很长，以期使摄影员多费几百尺胶片，向中国人显示日本人的势力，并使这些白种人「丢面子」。有些中国的阿妈，当要和她们从小照顾起的外国孩子分离时，竟止不住的啜泣，孩子的爸爸妈妈也只好忍著心从他们可爱的中国保姆怀中，把孩子接过。

我们看著站台上这一幕幕的戏剧，悲痛而惊骇；我们晓得我们换车的时间到了。果然不出所料，我们随即被驱下去，换乘两节开往天津的车辆。到天津又换车一次。其实换车是不必要的，这只是为了做给中国人看，并且故意给我们添麻烦。

到了天津，又搭上一批外国人，然后向南开往济南，再换车，又是一些人来站台拍电影，随后又走了一整天抵达潍县。潍县在济南和青岛中间，美国在中国的最大长老会便设在这理。长老会地址距潍县城两哩半路，有许多美丽的建筑物，一所医院和一个学校。美国最著名的出版商鲁斯，便生在这个教会里面。

当我们从潍县车站搭上卡车时，，我便猜想到我们的目的地，因为我很熟悉这里的长老会，我晓得它的大小设备正好是一个理想的集中营。除此，长老会四周还有很高的砖墙，自然提高它做为监狱的价值。日本人只须在墙头上添设几个哨兵监视台便可以了。后来他们在砖墙四周掘起极深的沟，并在外面圈起电网。

我们在薄暮中走进监狱的几层大门，谁都不晓得哪一天才能再走出来，直到盟军胜利将我们救出之前，这里一直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获释，但我们都确信有这一天。

我们一共有一千七百名被禁，其中一千英国人，三百美国人，其余四百人是比利时人，荷兰人，挪威人，及若干南美人。有的是全家老少，也有单身男女。也有像我这样的神父，此外还有些法兰克教士，耶稣会教士和玛丽诺尔的教士。

这些散居在华北和华中各地的外籍人士，多年来总过著养尊处优的生活。他们住著舒适的大房子或宿舍，雇用著训练有素的中国佣人，又忠诚，又可靠。每天坐著黄包车或汽车上下班。家里的孩子有保姆代为照顾，公事房的零星琐事，有买办代为安排。现在的生活却完全变了。

日本人的组织是极端可怕的。我们必须从被投进的混乱中制造出秩序。

人都是能适应环境而有机智的，我们这一批人也不会例外。一千七百人组成一个小城市。领袖从众人中出现了，有技巧的人开始组织起伙食团，一切都安排得整洁而有秩序。

所有日本人在中国及亚洲各地控制的地区，如上海，马尼剌及荷属东印度群岛，被拘的外国人都有同样的行动。所有男女老幼都在用尝试错误法来学习如何适存。

起初我们觉得非常困难，因为大家都不晓得怎样做，但是我们慢慢地适应了环境，我们成立起委员会，开始合谐地工作来谋求自己福利。

我比其他一般人都能适应这种环境，因为我过惯贫苦的生活，并且习于劳苦的操作和户内工作。实际说来，我在集中营住著反倒比外面更为舒适。在安国我们每星期只吃两次面包，在这里我们却每天有面包吃。在安国时从来没吃够面包，到了集中营后，我立刻志愿地作厨房工作，这种情形在日后回想起来还很觉可笑。我从来不会烤面包，其他的外国人都是受人伺候惯了，也都不懂厨房的工作。

我们必须一面做一面学，于是有许多错误发生。进集中营不久的一天，我在汤里放上一大把盐，我深恐没有人能喝得下去。但每个人都喝得津津有味，因为我们没有旁的东西可吃。有时候面包烤焦，有时候汤调得太稀。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吃下去，否则便要饿肚皮，每个到厨房工作的人，慢慢都学会了用配到的东西弄出些可口的食品。

日本人配给的食物，不合胃口，特别是母亲们为孩子们头疼。他们晓得，如果他们能和中国人取到某种联系后，他们便可以从附近村庄里弄到些鸡蛋或其他食品。我想方法和集中营里的中国工人拉摆，并详细计画一切。

有五位天主教士所住的房间，恰好靠近围墙，这是做黑市生意的很好地点。其中有一位神父叫斯坎兰，愿意作走私食品的首领。斯坎兰是澳洲人，原籍爱尔兰，秃头顶，红头发，讲话柔和而缓慢，一举一动都有尺寸。但他的意志却坚强果断，因此集中营人便选他为首。

负责在集中营外面联络走私鸡蛋工作的是一位康太太（中国基督教徒），也是一位心细胆壮的人。

五位天主教士所住的房间，靠近一条水沟。水沟从地下通到集中营外面，出口地方用铁栏挡住。斯坎兰便利用这条水沟做为走私鸡蛋香烟和食品的孔道。他尽量爬到水沟的尽端，康太太或她的小孩子从外面隔著铁栏把鸡蛋或小包递进。我时常跑去帮忙，特别是当大批货品递进的时候。作这件事经常是在夜间──黑暗里摸索著做。

斯坎兰自己有一份帐簿，他称它是「受神救而获永生者的名册。」他在上面记载下交易的月日，数量和种类及价格，直好像他在悉尼或马尔布恩做商店老板似的。

我们经常保持收买到大量的鸡蛋，许多中国人经常供给我们。我们把鸡蛋放在衣袋里，小心翼翼地转送到各处。集中营里买鸡蛋的人多得很，我们在厨房里炸鸡蛋的时候必须排起队来，最奇怪的是日本卫兵最初竟不晓得鸡蛋不是我们主食中的物品，后来有一天被他们发觉了，于是开始搜查黑市。那时集中营里的人几乎都在买黑市鸡蛋，乡村里大胆的人，有的竟爬墙过来卖鸡蛋。

斯坎兰神父好像是获到神的特别意旨，因为他好像晓得什么时候越墙走私最安全，什么时候应该停止。一天晚上，他把所有鸡蛋都移到我们的房间里，并且在当晚停止买卖。他晓得日本人已经发觉他是走私首脑，因此他必须特别注意。

又有一天晚上，他溜到墙角和一个爬墙过来的中国人商谈生意。当他们正在秘密耳语的时候，斯坎兰忽然听到脚步的声音，他晓得是有卫兵走近。他刚刚把那中国人扶过墙头，日本人的电筒已经照在他的身上。

那是昏黑的晚上，斯坎兰却把圣经从手里摊开诵读。

「你跑出房门到这里来做什么？」卫兵问道。

「我正在读我的祈祷文。」斯坎兰恭谨地说。

日本卫兵自然觉得可笑，因为谁都不能在黑暗中读书。

斯坎兰还有辩词。他说，他开始读祈祷文的时候，天还没有黑，他便一直读下去，因为他能背诵下书里的所有文词。

这种解释自然无法使这位卫兵相信，于是斯坎兰神父被关了半个月禁闭。

斯坎兰被禁闭的地方是教堂里面最好的一区，是以前这里的教师和医生的住宅。现在这里不准「外国敌人」走进，因为日本军官住在这里，他们的办公处也设在这里。

斯坎兰被关禁闭的消息，立刻传遍集中营，这时斯坎兰成为大家心目中最可爱的人物。所有母亲们都想起他曾经从水沟里替孩子们弄到鸡蛋，轮流在夜间替他做饼和点心。让孩子们藏在身上，偷偷爬过卫兵线，走入禁区，递给斯坎兰。斯坎兰禁闭到一个星期的时候，体重增加了，但是苦思其他难友。他很快地想出了一个主意。

到了中夜，日本军官在熟睡中被一阵清脆高吭的歌声惊醒。那是斯坎兰用拉丁文祈祷的声音：「主啊，请来救我。主啊，请快来救我。」

日本军官最初并没过去看他，他们只是静听。

渐渐歌声愈加高昂沈重了。

「主啊，我的希望寄托在你的里面，」「我永远不会被欺骗。」

一小时过去了，这些日本军官无法安眠。最初他们认为这外国人是一时的神经错乱，但一小时后音调毫不降低而愈形尖锐，他们便派副官和传令兵过来询问情由。

斯坎兰装出一本正经的面孔。

「我必须这样做」，他说，因为每个天主教神父都须每天祈祷。其实他也可以选择其他时间作祈祷，也可以在心中默祷，但是他没有讲。

日本人有迷信思想，不敢干涉宗教行为，当卫兵返回报告时，他们都耸耸肩没讲什么。

当夜斯坎兰的祈祷又继续了有一小时，以后总是每到中夜便开始祈祷，这样一直闹了一个星期。日本军官被吵得一星期不得好睡，便在第八天上把他放出，返回集中营。

斯坎兰被释的消息立刻传遍集中营，史特朗准将集合起他的二十多名救世军，整队欢迎。当日本人把斯坎兰领进集中营区后，救世军的大队便把他拥在前面，随著是一群高呼欢笑的孩子们；集中营里的人们也都右入队伍，绕营游行，一时锣鼓喧天，喊声震耳。欢呼声溢满营内的每个角落，斯坎兰神父笑容可掬地向朋友们点头，直像是一个战胜归来的英雄──实际他真是如此。

日本人感到窘困了，但除去制止游行外也没有其他方法，集中营的人们总算是出了一口怨气。第二天，日木人出了一张告示，不得警官允许时，不准作任何集会。

我们尽力设法在这个孤绝的社会中使一切事都安排得很妥当。我们最初和外面世界完全隔断，我们无法获知战争的情形，也不晓得我们胜负如何。日本人允许我们写信检查后付邮。但对写信有许多限制，每由他们代发。这种规定使我们无法满意，后来我们又晓得日本人竟把这种一无内容的书信扣留一年后才寄出，于是全营人士更为震愤。

我们有几个人聚在一起研讨对付这种限制的对策，我想起了一个保证生效的办法。通过我们在集中营外的黑市场友人，我买到一些中国式信封，用中国字写给与我共同参与计画的营内俘虏的若干中国友人。这些中国人在国内各大城市有许多德国和意大利的朋友，他们不曾成为日本人的俘虏。

我们现在在集中营外面有了可靠的收信人，他们一直可以收到我们的信件，或替我们转邮信件；但是我们还须保证这些从集中营里发出的信能够安然的走出集中营并通过日本人所控制的中国邮政局。按当时规定，每封信上都须写明发信人的住址。这件事使我伤了一个时期的脑筋，幸而不久竟被我发现一批日本人所丢掉的医院存卷，上面登记著以前来医院就诊的当地人名和住址。这样便解决了问题。我把这些人的姓名和住址写在中国式的信封上，经常改变使用的人名，并秘密地记录下来。

我把托人代转的信写好后，封在信封里，系在一块砖头上，并附上邮资，隔墙投出，由外面等候的中国人拾起。他把信封贴上邮票，寄给其他可靠的朋友然后分邮各地，我们永远不利用潍县的邮政局但我们的信却能安然地寄到北平，天津，青岛和上海各地。我们开始接到回信。并获到各项新闻。

我们和营外中国人的来往愈形频繁，墙头上来往的信件也越多，最后日本人在壕沟外面围起电线，阻止这种非法的活动。但是我们随即利用每天早晨到营里做工的苦力，克服这种阻碍。

只有中国的苦力被允许到营里来做工。这些苦力是清道夫和粪夫，每天到营里来挑脏水清除粪便。我便自动请求做「卫生巡查队队长」的职务，照料全营各地厕所，那样我可以保持和粪夫们的接触。这些苦力在走进时照例要受搜查，但当走出时肩上却背著臭气冲天的粪桶，这时日兵门岗便远远让开不加搜查。我看了很多日子都是这样，于是我把书信打成小包交给粪夫，揣在怀里带到外面。

但过了一个时期，日本人渐渐怀疑这些粪夫了，每天出入都要加以搜查。我必须再想别的主意。我把信卷紧，放在小锡盒里，盒里空隙处装满沙土，外面再封上口。那时我们集中营里正好有一个小工厂作些零星修理工作，焊一个小锡盒是极方便的事。我把焊好的锡盒投进粪桶里。交粪夫背出去。

这样又做了很长时间，后来日本人又起疑心了，每当粪夫背著粪桶出门时，必须停下来由一位日本兵拿著长棍在粪桶里搅捞一下。他们在执行这种污秽的工作时，总是戴起纱布面具，神态非常可笑。但是我又须想别的方法寄信了。

我回到纽约后，曾经有若干次到第八街的邮政总局，我每次注意到门前的邮局人员奉行箴言（这大概是每个美国人都晓得的）：「不管下雪下雨，不管炎夏或黑夜，都不能阻止邮差迅速投递邮件。」每次我走上邮局门前的台阶看到这句箴言时，我便想到在潍县两年多的期间，我们投递的信件从没有一次被破获。日本人在听到一些风声时便会发生怀疑，但是我们总能走到他们前面一步。我们总算很幸运，但我永远不把我的方法告诉任何人知道。工厂里替我焊锡盒的同营难友晓得我是寄信，但他也不晓得如何把信件带出集中营。

所有方法都运用得很好，我一直用到日本人投降。

每星期六日，潍县邮局总有一位邮差到集中营里来送信。最初一次总带来几袋信，后来限制加紧，袋数也越来越少。一个邮差每周骑著脚踏车带来一小袋信和报纸。

邮差在门前下车，照例受彻底搜查，然后由一个卫乒带著他到集中营监督室。邮差推著车子，卫兵跟在旁边。到了监督室后。邮差取下他的信袋，再在卫兵尾随下把信送到集中营各处。

我看到日本兵最注意中国信差，但从不注意他的车子。我又看到车梁下面挂著一个小的帆布袋。信差在送完信走出监督室时，便把空信袋投在这帆布袋里，我猜想著这帆布袋也是用来装本地信件的。

我连续著察看了几星期，永远是这种情形。有一个星期六趁邮差和卫兵在监督室的时候，我悄悄走到脚踏车前，把几封信放在帆布袋里。然后走开，远远站在一旁静观动静。

邮差和卫兵走出来了。他把空信袋叠起放进大梁下面的帆布袋，他看到我放在里面的几封信和上面的一块美钞。

他看了又看，面带惊异地又向四下寻找。我急忙走到他眼光看到的方向，双手抱拳表示拜托。他立刻明了我的意思，把空袋放在帆布袋上面，然后和卫兵一齐走出。

以后我们在集中营里的十八个月期间，我一直在使用这方法。每星期我只拿出一块钱，任何人都愿意接受它而提供宝贵的服务。邮差虽然换得很多，但是我们的信总能带出去。因为第一个信差会把这件事告诉下一班的信差。不论下雪下雨，炎夏或黑夜，甚至是日本人，都不曾阻止住信件的迅速送达。

在递信方面，我们既然获到成功，很自然地我们又计画到怎样逃出。

难友中有一位英国人蒂甫顿，战前曾在英美烟草公司服务。蒂甫顿认识该公司在潍县的经销商，但是他们却怕日本人，无法协助。随后由营中美国一位法兰克教友的关系，我和周村的一位爱尔兰教士取得联络。周村离潍县一百英里，但不久我们就和他取得经常的密切联系。他有一架收音机，他把所有收到的新闻记下加以整理，然后交给他的中国仆人，搭火车到潍县，走到集中营墙外，在约定的时间扔过墙来。

我们把新闻到处传阅，极受欢迎，因为我们自从到集中营后，只能偶然看到北平时报（英文版），那自然全是为日本人宣传的。

蒂甫顿和我在此时开始搜集外面的情形，并设法安排逃走的方法。渐渐我们搜集到邻近各地的地图和详清，敌军的驻防地和共产党军队的驻防地。我们又调查出附近有国军的游击队，并经由忠实朋友粪夫的联络与他们取得接触。这自然要费很多时间，因为这些苦力每月要换，里面有国民党人员，共产党人员，也有亲日的中国人。

在这些苦力里面，我永远能找到一个靠得住的朋友。到了换班的期间，他总把新人的情形逐一向我说明，并向我介绍一个靠得住的帮手。我的「办公处」就是厨房旁边的厕所，地点很僻静我们可以关起门来在里面谈话，拟定计画，交换情报。

我们虽然和国军游击队取得联络，但还费很长时期才能加入他们的活动。我们用一年的工夫作逃走的计画，并拟出详细的准备步骤。准备步骤中有三项因素必须确获保证。

第一，逃跑的夜间，在翻过墙以后的一小时内必须夜色黑暗，但在一小时后月亮必须照耀出来以便走路。

第二，是日本卫兵问题。集中营里的日本卫兵共分三队，轮流值班，每队值勤时间是一昼夜，因为时间太长，有时并不如我们想像的那样严密警觉。

我们必须考察这三队卫兵的情形，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发现有两队卫兵特别严格认真，另一队卫兵比较马虎。他们在走上监视台以后，总是在一小时以后便偷偷走下来吃杯茶抽支烟休息一下。我们记清这种情形，准备在他们值班的黑夜里逃走，然后再在适当时间后赶上出月亮。

第三是国军游击队必须能够安全地移到一个约定地点等候，这地点距离集中营二英里，是一块墓地，有茂密的松林。

我们费了一年的计画时期。最后终于一切俱备了。日期订妥游击队通知我们在墓地里等候，然后把我们领到他们的基地。我们深信在次日集中营点名前我们可以抵达游击队基地。万事都妥当了，蒂甫顿和我准备出逃。

集中营管理委员会的三位难友晓得我们要越墙出逃，同时我对鲁斯佛（一位美国法兰克教会教友）也很相信。他一直为了这件事心神不安，终于在最后和我谈起这件事。我因为多少日来一直忙于安排出逃步骤，始终没和他详细讨论。但到了预定的那天，他劝我不要逃走以免牵连营内的无辜人士。他语意诚挚使我无法不接受他的意见。但在另一方面，我又无权阻止蒂甫顿出逃，也不能阻止他和另一人同走：这时一位青年自告奋勇地愿与蒂甫顿同行。这人是何麦尔，战前一直左北平辅仁中学当教员。我把我的中国衣服送给他们，帮助他们越过墙，然后走回来替他们祝福。他们确是越过墙了，但他们还须偷过电网，以后才能安然就途。他们准备穿过一个日兵监视台。所有监视台出入口地方的电网都是特殊装设的，可以使卫兵们出入无阻。当卫兵不在岗位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安然通过，因此我们事前先调查好卫兵队的勤惰情形，正好乘那些卫兵溜走喝茶抽烟的时候使他们出逃。

蒂甫顿和何麦尔答应我们，只要出逃成功加入游击队后，便拟好密码给我们送来，以便彼此取到联络。当我在黑暗中和他们告别时，我们决定了一句密语准备日后用这句密语，和送密码的苦工联系。

当魏特，朱罗义和我帮助蒂甫顿和何麦尔越过墙后，听到他们在墙外的脚步声时，心情是极端焦灼紧张。像这样的事情，我以前和中国人谈黑市生意或其他事项时，曾经做过多少次。还有一次我曾经和蒂甫顿竟在白昼间乘卫兵不在的时间穿过监视台，但这次情形不同了。我在黑暗中静静地侧耳听去，我听过他们蹑手蹑足的声音渐渐消逝，以后再没有听到别的声音──没有日兵的厉声呵止声：感谢上帝，也没有枪声打破沈寂的空气。

暗黑的时刻过去了，月亮升在天空，我精神不禁为之一振；我晓得蒂甫顿和何麦尔已经向游击队基地出发了。

第二天点名的时候，日本人没有发现异状，但是麦克拉伦报告出他们的失踪。我们在事先已经安排好这点计画，以期避免旁人牵连受罪。因为只有我们几个人参与这项计画，其他人听到时自然会大吃一惊，这项预谋行动便被掩饰得天衣无缝。日本人随即认为这两个人是逃亡了。营里的骚扰立刻归于沉静。

我自然是放心不下，我每天在苦力们的面前念著暗语，但好像还没有任何人给我带来什么消息。两三个月过去了。有一天，当我念出暗语「五十六」的时候，一个新苦力侧身走到我的面前，小声告诉我说，他给我带来些东西。当我们走进我的「办公处」后，他从裤子夹絮中抽出一小卷纸。

我当时兴奋得难以形容，因为我首次证实他们已经安然逃走，现在我们可以和他们传递消息，并可以通过他们与国民政府取得联络。我现在又有了两位知己的朋友，麦克拉伦和霍巴特，我们三个人共同研究著发出第一封密码信件。我们把信打在从旧手帕撕下的一块白绸子上面，使那位苦力能够很容易地藏在袖口里。

我们写的是，「告诉我们最近的消息。」现在我们有两个人获到自由了，我们能够来往通消息，使我们的监禁生活不太感受难忍了。蒂甫顿和何麦尔在山东半岛的游击队里面，我们地下通讯的系统建立得很好，不久便接到了回信。他们已经和重庆取得无线电讯联络，报告我们战争的进展。战局现在已经扭转，我方日趋有利地位。

最希怪的我们竟从集中营里──而不是外面──晓得了战事对日本人的不利。有一天，日本人押进一批意大利俘虏。他们因为反对法西斯反对莫索里尼而被捕。日本人把他们和我们分别拘留，放在正门旁的房子里，因为日本人认为他们虽然在情绪上与英美人相合，但放在一起难免起纠纷。新来的人里面，有一位叫哲瓦西，太太是比利时人。我们自然很快地成为朋友，从他那里我们听到有一个日本卫兵常在他们门前转来转去，抱怨战争，并且声称极端厌战。

他和另两名集中营卫兵是两位极年青而有理想的人，他们受到日本军阀宣传的煽动，参加了这场「伟大的圣战」。他们在马来半岛上作战受伤，这次的经验使他们完全觉醒。他们愈来愈反对战争，当我在营里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变成狂热的和平主义者，强烈地反对战争一如他们离国时的强烈支持战争。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难把他们争取过来，他们虽然是日本军人，在军事命令下执行他们的卫兵职务，但却毫不热心职守，而在各方面对我们予以协助。他们开始告诉我们一切消息，我自然也像哲瓦西一样地鼓励他们。这样，我晓得了战事对他们不利，目前日本人正计画迁移太平洋各地的集中营。菲律宾的集中营将要移到香港或日本；香港集中营移到上海；上海集中营移到北平；北平集中营移到渖阳。军人俘虏和平民俘虏自然都在迁移之例；这种跳跃移转的计画目的在于争时间，尽量多保持著俘虏以作为谈判的地步。

因为我们包括在北平的范围里，我们难免被移到渖阳。我晓得我们如果真被迁移后，一切情形便将更形困难，特别是妇女更感痛苦，因为渖阳终年严寒，冬季更为肃杀难堪。我觉得我们必须采取些措施；我向委员会提出密报，他们也觉得如此。我们立刻和游击队做紧急联络，并且问他们轰炸胶济路要用多长的准备时间，这条铁路是我们向外迁移时必须经行的。回信很快收到了，使我们非常高兴。他们只要在获到通知一天后便能采取行动。这样我们晓得不会迁动了，大家才安下心来。

我们经常收到的不仅是书信，还有医药用品，这些医药是由重庆装飞机越过敌人占领区，用降落伞投给山东半岛游击队的。游击队把药品打成小包，交给潍县天主教会的张神父。再传信给瑞士驻青岛领事兼红十字会代表艾格尔。艾格尔每个月来集中营一次，发放红十字会的「慰劳包裹」，顺便把药递给我们。有些都是新药──例如硫制剂──集中营里的医师都没有听到过，不晓得怎样使用。我们只好再用密码信转向重庆方面请示。

日本人晓得我们已经和外面有些联络。他们对苦力的搜查愈为严格，苦力们也越发担心害怕。日本人特别指派卫兵监视每个苦力。我们晓得战事失利使日本人更加提防，同时也更加害怕。

渐渐地我们无法再用绸布纸张交苦力带出转给游击队了。我们又须想些新的方法以维持我们的「交通线」。我在厕所墙上挖了几个形状地位都不规律的小洞，除非你晓得这些小洞的地方，否则旁人不会把它们找到。我们在丝布带上打好密码信，用口香糖包纸裹。

好放在小洞里红十字会每月给我们送来「慰劳包裹」，由艾格尔分发到集中营，但都被日本人扣留，只发给我们一包。我把所有包装纸都保存起来，相信以后会有用处，现在是利用的时候了。

每当我有信件传递时，我只须把藏信的厕所号数告诉部位递信苦力。苦力们每天总是早晨九点钟上班，走进正门后先到卫兵室受检查。然后整队走进集中营。我永远和其他几个人等在大门里面，装做欣赏早景。当苦力们排队走进作工时，我便迎面走来，嘴里哼著小调。这是中国工人所唱的标准小调，我可以在里面行进一个数字。这就是我对那苦力的暗号。他只须按照厕所的号数在石灰墙的小洞里把那槐卷好的口香糖包纸拿出。他把包纸揣在怀里，等到快走出大门的时候放进口中。如果日本人为了其种原因命令他开嘴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把那块包纸和丝布带一起咽在肚里。

当苦力给我带进信的时候，他也把信放在嘴里。照预定的计画，当苦力们早晨走进大门的时候，我总是在大们附近散步。我们规定好一个暗号，带著信件的苦力，用抬头和低头来表示。然后我便跟在后面。没有信件时便把头摇一摇。我利用中国人吐痰的习惯来掩饰他们的动作，带信的苦力频频向地上吐痰，只是使日本人觉得这个人的坏毛病太大而不疑其他。到了适当的机会他便把那封信随痰吐出，随后我便上前检起。

现在想起来，还很觉可笑，所有战争消息竟是在这种方式下走进潍县集中营的。更可笑的是当我译出密码后，我就把新闻贴在厕所里的墙上供大家阅读，但不久我们便停止了这种办法，因为人多厕所少，有时人们贪读新闻，在厕所里蹲得时间太长，渐渐生了怨言。随后我又改贴到洗澡房里，但贪读新闻的人，常阻止住妇女们洗衣服，我只好再放弃这个方。最后我采取了口传的方式，但是这时我又听到营内有两三个外国人为要获到一点好处已经做了日本人的眼线。为了要打击他们的诡计，我开始传布些漫无根据的谣言──诸如日本天皇被刺、日本在某一次战役中死了二十万人等──同时把真实消息加进去。有识见的人自然能辨别真假。

我们到了潍县好久，始终不曾和共产党有任何接触，对我这个曾经和共产党打过六七年交道的人而说，更为难得。但我随即发觉到在苦力里面有中共工作人员，他们开始带进共产党宣传品。日本人很快地也查出共产党的宣传，他们把所有苦工加以惩罚，另换了一批新苦力。而共产党也就停止向营内偷带宣传品。

但是有一天，一位不认识中国字的人接到一封致集中营全体人的信件。这封信由一位苦力递过，署名人是「冀鲁陕豫中共政府」总司令。如果这封信是由邮局寄发，日本人自然便把它焚毁了。收到信的人把信拿给麦克拉伦，他也不认识中国字便找我来做翻译。

这是一封中共的宣传信，充满客气的文字，并对我们在集中营里的受难，表示同情。他们说，他们和我们共同具有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并拟好拯救我们的计画。他们建议我们在夜间从营内暴动，他们从外面接应。那样便可以把我们都救到延安，而不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

麦克拉伦把这封翻译的信读给我们的行政委员会听，他们都不太兴奋。这封信实在有些问题。委员会人员都不愿触怒活动在集中营周围的共产党，他们也不愿意发动暴动。如果暴动失败，集中营里的每个人都要受苦，如果暴动及接应成功，撤到延安，我们的苦难更要加重。最后经过长时间的缜密商讨，我们答覆了共产党一封信，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善意和关怀，并解释著说，集中营里的一千七百多人，只有三百人能够行军，我们觉得还是以不动为妙。我们又说，我们已经晓得战局顺利，深信不久即可获释，因此最好还是等在这里。我们把这封信还交给原来给共产党传信的苦力带出。我和国军游击队的若干次通信中，总避免和这个苦力来往，现在我又觉得我看得不错。

我相信共产党的这封书信，等于告诉我们战争结束的日子较我们想像的期间还要接近；到了八月十一日，我们接到蒂甫顿和何麦尔的信，告诉我们日本快要投降了，并请我们从事准备。他们并且问我们是否愿意由国军立即接管。我们立即答覆说，我们已经决定由美军来释放我们，因为战争就要结束了。

美国兵很快地便来释放我们了。日本投降后不到二十四小时，我们便听到了消息。十四日那天，空气便有些骚动。每个人都意识到有重大事件发生，但是我们还都怕讲出「胜利」二字。整日夜大家都在兴奋紧张中，十五日早晨，由日本军官垂头丧气的神态中，我们确勿地晓得战争是结束了，他们打败了。

突然间在清朗的半空中，一架美国的B-25型轰炸机飞翔在集中营上面。飞机飞得很低，在机身旁侧我们看见「飞行天使」几个大字，这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一个名词。所有集中营的人都开始唱起「上帝保佑美国」，飞机盘旋在集中营上空几次，全营人都跑出广场，欢呼，唱歌，挥手。飞行天使高飞上去，随即下降，我们算著是我们的救星要下来了。当降落伞张开后，全营人都欢呼起来，手舞足蹈，快活得近似疯狂。人们喊叫著，彼此拥抱接吻，敲著脊背，一窝蜂似地涌向大门去欢迎这些飞将军。

日本卫兵还在那里站岗，但是他们没有阻止我们，男女老幼都像潮水似的冲出大门，尝受到两年半来的第一次自由空气。

降落伞部队已经落到枚黍田里，枚黍茎很高，挡住视线，我们必须走进去把他们找到领出来。我们快活地高声喊著，「你们在那里？」和「这里，向这旁走」，最后都把他们找到了。队长是一位少校，叫斯塔吉尔。他恐怕日本人抵抗，带来了武器，但是我们向他保证不会如此。

斯塔吉尔被几个人举到肩头上，一直抬进集中营。日本人连连向他鞠躬行礼表示恭顺。斯塔吉尔在几佰人的肩头上还礼玫答，举著斯塔吉尔的那几个人，在几分钟前还是日本人所看不起的敌人，他们现在又成为自由人了。他们虽胜而不骄，仍约束著保持运动员精神，只是高兴地看到权势又从昔日敌人手里转移到他们的手里了。

当少校等候日本军官集合的时候，一位老妇人跑过去在他手上吻了一下。他满脸通红起来，但仍耐著性接受她的盛意而不把手夺开。当日本卫兵向他深深鞠躬的时候，他几乎要跑进办公室去。日本集中营监督把刀放在桌上，斯塔吉尔接受了他的投降。现在我们自由了，完全自由了，一阵震耳的欢呼声响澈云霄。各国的国歌都唱了起来，八月的空气中，充满了欢悦的声浪。

同时，斯塔吉尔少校和日本监督商讨如何接管集中营的事务。当我们看到这几位年青有为的降落伞兵担负起他们的职务时，心中异常兴奋动。他们都充满活力，他们已经把他们的生气和气魄灌输到我们这些孱弱的人们的体内了。

第二天，又有许多飞机飞到，琉球空军基地的B-29型飞机由降落伞投下许多补给物资。随后我因贝格上校也从一个中国基地赶到，负责照料集中营人士从火车及飞机的遣送，这工作一直继续了两个月。我是最后一批离开的，在一九四五年十月飞往北平。

谢选骏指出：赶紧逃吧，再过几年，比日本战俘营更严酷的共产党专政，就将杀害几千万人了！

【第十九章 功败垂成】

集中营遣送工作几乎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但这并不是魏因贝格上校的过失。魏氏是亲眼看到中共施用阻挠破坏阴谋的第一批美国军官之一，日军在这带地区刚刚投降后，中共的阴谋便开始；当全世界在欢悦庆祝时，共军的破坏更形变本加厉，而使胜利走入悲惨的失败之途。日本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投降，共产党在当月便向自己的政府公然开战。

魏上校看惯了美国有效率的迅速方法。美国飞机从澳洲海面到板间轰炸日军时，在运输工作中魏上校出力很大。

他认为他可以制定一个好计画在极短期间内遣送集中营人士；美国人已经完成许多伟大而艰钜的工作，这件事在他看来等于一件轻而易举的儿童游戏。

他费了几小时工夫拟定一项周密而详细的计画。他的计算是根据集中营的人数，和一列车车辆能向北平输运的人和行李。

他计算著他能在一天之内用三列车把整个集中营人都撤走。他相信他能弄到这许多车辆，并且在需要时再多加些辆。我们很明晓此间的铁路情形，并预料到共产党的不合作，便告诉他说，这倒不是一个需要多少车辆的问题，而是目前还有多少车辆的问题。但是魏上校认为我们是悲观论者，在长期拘禁下，志气已经消沉了。除此，我们这些外国人住在行动迟缓的东方国家时间过久，难怪我们已经不了解迅速有效率的美国方法。

魏上校的热心很快地就冷下去了，当他把纸上计画付诸施行时，他发现到不仅找不到三列车，连一列车的车辆也凑不齐。他获知这条路线是单轨线，需要多少次的搬闸和调车。他觉得事情不像开始想像的那样容易了。他并没有失望，还继续推动。集中营里的几位中国通知我共同与共产党将领商妥一项约定，如果我们能在十五天内撤离集中营时，他们便不加干扰。

以前魏上校是时刻紧张忙迫，我们曾劝他不必著急，现在由于情势的复杂，他开始随处小心，我们便看出我们无法在约定的十五天里腾空集中营。

我们现在却要劝他加紧推动了，因为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不像我们那样清楚，他不太介意这十五天的限期，只是按部就班，慢慢耐心地审慎而行。

十五天过去了，我们只撤走两列车的人和行李，不到集中营全体的半数。共产党开始炸毁郊外的铁桥，使单线铁路无法通行。

到了一九四五年九月各方面证实共产党正在有计画地破坏政府财产，合作的允诺一直就是个骗局。对日战争现在已经结束了，他们不再偷偷摸摸。而开始公然活动。于是在公开战争中再加上宣传。他们拼命在宣传一项理想，自称中国共产党只是爱国的「土地改革者」，企图把中国人民从「贪污无能的政府」下拯救出来。对那些在欧洲及太平洋击败法西斯国家后已经厌战的世界来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内战」乃是他们自己的事而与盟国军队无关。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回家过日子。这种自然而正当的情绪，便为共产党宣传家所利用。他们在各处都有工作人员，发动出「我们想回家」的运动。

当我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到了北平时，我惊骇地看到了这一切事项。集中营最后是经空运撤走的，我离开得最晚，那时距日本投降已经两个月了。

行动重获自由是顶开心的事，我把北平作了我的传教中心，因为我的主教要求我住在北平照料各地来的难民，战时飘流在后方的人士，这时正有许多都取途北平回家。我没有时间享受这良辰美景，因为我每天从早忙到晚，工作完毕后还阅读新闻，推测时局的发展。

当时北平各方的推测，都集中于马歇尔使华的问题，马歇尔将于十二月来中国调处停战，以期使中国获致永久和平。这消息是魏德迈将军在上海宣布的，魏氏曾协助中国政府阻止住日本军的最后一次攻击。

我也像一般人似地，认为在美国调处下中国会获到和平。但是我一向怀疑共产党的诡计。我检讨最近的事实。九月，俄国人攫取了东北（违反了八月十四日的中苏友好条约），并且与叛逆的中共政府成立联合阵线。十月，中共在芝罘挫抑了美国海军上将巴比。随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与蒋委员长的谈判破裂而离开重庆。十一月，巴比（当时正率领美国船将国军运往东北）在与苏俄代表商谈并视察在俄国保护下掘壕备战的数千名共军后，便自营口撒出。巴比的军舰在葫芦岛遭到了共军的炮击，被迫撤退。俄国人占领了旅顺和大连。渐渐地，我们听到了许多惊骇的事件和共军的拖延诡计，当国军跋涉北上到了东北时，发现已由俄国所装备的中共军队作有计画的占领。

十一月十一日蒋委员长夫妇抵达北平作十日视察。这是他们十年来首次回到这个可爱的古城，他们此次的凯旋回归，象徵著对日战争的胜利。饱尝八年沦陷痛苦的北平人民，欢悦若狂地在大街上列队欢迎，游行队伍直摆到他在东城所住的官邸。

几天后，他派信差给我送来一封书信，邀我到他的官邸。十七日，委员长秘书沈昌焕接我到官邸晋谒。

蒋委员长的官邸，是以前一位傀儡政府首长的住宅。日本投降后这位傀儡首长被捕，由政府接管为官舍。这所住宅并不华丽，在一条胡同里面。沈昌焕告诉我说，他们选择这里给委员长作官邸，是因为这里环境幽静，容易保卫，起居工作都极舒适。

我们走到大门，卫兵雄纠纠地敬礼，领著我们穿过花园。十一时我们被导入内宅，正如沈先生所称，房屋舒适宽敞。委员长正在参加军事会议，留下话请我宽坐暂候。在等候的时间，我和沈先生闲谈著话，彼此交换战时的经历，他告诉我在重庆时的情形。我告诉他在河北省共产党占领下及两年半潍县集中营里的情形。不一会，一位副官走进。告诉我们会议已经结束，领我们穿过走廊。走进一个大客厅。从客厅可以俯视前面的花园和胡同。

沈昌焕向我介绍委员长，他热烈地和我握手，拉过一把椅子请我就坐。我对他的容貌虽然早已熟习，但在第一次会面后，我又看到他许多在照片上所表示不出来的优点──坚强的意志，高度的和霭，性情朴质，毫无尖刻严峻表情，各方面都和他的生活配合得那样匀称。他没有著戎装，只穿著一套朴素的黄褐色粗布中山服。

茶立刻端上来。他告诉我他不喝茶，只喝白开水。和所有我到过的共产党司令部对比起来，这客厅非常肃静，庄严而有秩序，充满传统的中国礼貌气氛；共军司令部里所弥漫的粗野和吵闹，在这里一丝也没有，共产党的将领，身旁总是站著卫兵，政治委员，和政治委员的卫兵。

委员长致谢我在战时为中国的服务。

「我已经从多少人口里听到你做的工作」，他说。「我并且特别感谢雷鸣远神父的工作，」他继续说，面上显出深刻的表情「他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而牺牲了生命。」我一时没有话讲，委员长他沉默起来，我开始想起那位人格崇高的老人，我的老师和朋友，从我在比利时的童年时期起，一直在受他的感召。

我想和委员长讲一讲这件事，但我不用讲他就明白。

「我们在面前还有一段艰苦时间，」他说。「许多人认为这次的胜利已经带来真正和平。我希望如此。」我和他的希望起了共鸣。

「但面前还有大的障碍，」他继续说。「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交换著彼此了解的眼光。

「因为有这种障碍，复兴中国将是一件很艰钜的工作。你自然明白那项障碍是什么，」委员长说的时候眼光向我注视。

「我晓得」我说。

「是的，复兴中国将是一件困难工作，因为我们须以某种方法来对抗克服那种障碍。复兴中国时，我将需要所有人的合作及协助。」

委员长沉默了一下。我记得他说到「所有人」时是如何特别加重。我热诚地希望他所需要的事物能发生奇迹；我希望美国的力量和中国人的毅力及理想能够和即将开始的调处工作中的机敏睿智相配合起来。

在我们三十多分钟的谈话中间，委员长和我都不曾提到「共产党」或「共产主义」。我们实在不必如此，因为我晓得他所说的「障碍」一词的意义，他也晓得我知道。显然地委员长认为在这时候和任何外国人或欧美人讨论共产党问题是不智之举；马歇尔正在取途来华商谈共产党和政府的合作，商谈的结果如何，委员长早有预见，但是只要美国认为还有希望时他便全力以赴。

他的谈话转到了雷鸣远神父。

「我曾说，我需要所有人的合作及协助。如果你能够请雷鸣远神父的所有朋友来帮助我，我一定非常感谢。」

他的意思自然也包括我在内。按中国的习惯，他只须提出年长人，其中便包括我和我的学生在内，因为一位年长人的目的就是大家的目的。雷神父是一位中国民族英雄，桃李遍国内，他在中国几乎住了四十年，旅行过全国各地，徒步，骑驴，坐肩轿及任何其他交通工具。每个角落的中国人对他无不交口称誉。他的学生和朋友不仅限于天主教内的人士，许多基督新教徒和非教徒也对他爱慕有加。

我告诉委员长说，我准备竭力协助建设中国，并追随雷鸣远神父的精神──先做事，后讲话。

委员长笑著向我致谢。他又问我复兴中国之道应以何为当急之务。他以全副注意力来听我讲话，我向前欠了欠身子，用最诚挚的态度说出我的意见。

「第一，需要大批的好出版物，书籍和杂台，使人们获到真实的消息」我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根据我从障碍的方面所得的经验，做了详细的解释。委员长侧耳细听并频频点头。他问到我传播报导的方法，并对我的意见表示同意。

「我相信有两个途径须要取，」我说，「第一是对知识分子方面，第二是对农夫方面。农业方面须作进一步的改善，必须组织起来协助农民。」

蒋委员长老早就深信农民改革的需要，中国的农民一向墨守著祖先们数千百年来所用的农业方法。战前，他曾经推行过许多农业改进，但是共产党竟冒窃了所有的功绩。

我向他描述若于天主教徒在北平附近所经营的一个模范农场的情形，他非常感觉兴趣；我说，我相信这个计画可以做农的模式。他说，他认为这是个极好的意见，特别是农民们可以亲眼看到天主教徒农场使用新农业方法的良好结果。

我解释著说：「这个模范农场是我们在安国所做试验的的改进。我们请来几位外国农场专家做顾问。使他们把化学肥料，改良新种子及若干其他改革教给当地农民，但是我们也遇到很大的阻力。」

蒋委员长笑著说：「中国人是特别讲究实践的，他们并不是顶保守。」

「那也是我所发现的情形，」我回答著说。「他们对我说：『你们的这些新主意倒是很有意思。但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农种方法最适于我们的谷物。如果我们试验新方法而失败时，我们便都要挨饿了。』」

委员长注意地听著，他对他本国人所做的这种现实性，点头表示默解。

「你怎样做呢？你怎样说服他们？」他问道。

「我租了一块地，把它划分成两等份。然后我们用新方法耕种这半块地，用旧方法耕种那半块地。我们第一次种玉蜀黍，一半种美国玉蜀黍，一半种中国玉蜀黍。结果美国玉蜀黍长得又高，收获量又多。农民们亲眼看到了，他们无需再争辩。」

「他们怎么呢？」委员长又问道。

「他们向我们要美国玉蜀黍种子，」我告诉他说。

「你们还用过其他谷物作示范吗？」

「是的，我们还种过棉花。河北省的夏季天气乾燥，我们可以种植极好的棉花。后来我们又在北平附近开凿水井，随后许多农民也都效法，因为他们看到用水井可以种稻田。」

在我们的谈话中，委员长对中国及中国人民的需要都有深刻的了解。他没表示出任何悲观情绪，坚信中国可以从农业社会发展成工业化的社会。

当我告别时他再说：「如果我们一致努力，如果我们能克服那项障碍，我们便可以完成每一件工作。我们不低估它的力量，不低估它的派系，这是最重要的事。」

但在北平各地，特别是知识分子，都不解这项「障碍」。它的势力和力量，像一座冰山似的埋藏起三分之二，露在表面的一部份，乃是一个发光的虚体，任仞危险的事物，都可以藏在这光亮的表面里。正在这个期间，司特朗(Stroug)约我吃饭，司特朗是美国传教会的教士，和我们在集中营里一齐住过六个月，后来便被遣送回国。战争结束后，他再回到中国。在集中营的时候，我们曾谈过中国共产党的情形，他晓得我和中共有长期相处的经验。

当他通电话约我吃饭的时候，他说他有一位作新闻记者的姑母已经来到中国，将在教会里耽搁几天。

「神父，你很了解共党主义。我想你一定高兴和我姑母谈一谈。也许你看过她的书。」他说。

我问她的名字，他告诉我她也姓司特朗。「他发表作品时用自己的名字，安娜、露易、司特朗。」

实际上我并没听到过这位作家，但是我极愿和一位美国作家会面，于是接受了司特朗的邀请。他告诉我他还约了几位美国在北平的官员，他想这一定是个很有趣的晚会。

当我抵达教会后，司特朗告诉我，一位接受邀请的官员蒂贝尔曼准将不能出席，已经派副官来致歉。

「因为有些事件发生」，司特朗说。

共产党把美国陆战队包围在北平天津之间。出席的美国人士都愤愤不平，当马歇尔使团在北平进行和谈时，共产党竟会允许这类事件发生。

司特朗小姐是位贵宾，在照例的寒暄后，一位上校问她何以要来中国。因为那时美国几乎还不准来中国旅行，美国和太平洋地区间的旅行还在军事监视之下，只有那些提出证明有紧急正当事务要处理的人士，才能领到护照。

上校的这句话，是为了表示他对一位妇女的关心，他认为这个地方和文化对她完全是陌生的，司特朗小姐告诉他说：「中国是她的旧游地。她曾来中国若干次，曾写过几本书籍。她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写另一本书。

「我讨厌在美国所听到的一切事。」她一边说著，一边用刀子狠命地切肉。「美国人都认为是蒋介石打败了日本，但是有识见的人士都晓得是共产党。」

「共产党怎么样？」军调部的唐凯特上校问道。

司特朗小姐抬起头来向唐凯特恶恨恨地看了一眼。

「我说是共产党打胜的这场仗，」她强调说，一面滔滔不绝地叙述这「土地改革者」的「光荣」冒窃功绩。

「我的书可以证明是共产党打败日本，」她兴高采烈的说。「我正准备到延安去搜集材料。」

唐凯特上校转向我问道。

「雷震远神父，我晓得你和中国共产党处过很长的时间。你同意司特朗小姐的意见吗？」

我迟疑了一下，因为我一发表意见又会引出一套共产党宣传，同时我也不愿使我的东道主为难，我晓得他不是这样主张，但他是她的侄子。唐凯特上校又问我说：「神父，你和共产党在一起住了多少年？是不是五年？」

「六年，从一九三七年起，到一九四三年被日本人逮捕止，一共六年。」我答道。

唐凯特上校有极动人的风采，仪表堂堂，使人敬佩。他转向司特朗小姐微笑说：「神父和共产党相处六年。也许他知道的情形比我们更多，是不是？我们昕知道的，毕竟只是根据报纸或道听涂说。」

唐凯特上校的话一些也不错，知识分子的消息来源时常是共产党的有效宣传。

但是司特朗小姐却坚持说是中共打胜的那场仗，于是我必须提出答覆。

「我到中国已经十五年了，整个战时我都住在中共控制地区。司特朗小姐，我所看到的，恰好和你所说的相反。我可以举出证明。」

唐上校请我说下去，司特朗表示默许，于是我尽量告诉她说，她的见解是完全错误。我讲完以后，另一位上校转向她说：「司特朗小姐，你看神父举出如何多的事实。你在写书之前必须先观察全盘。事实并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

我看出她对我的话是全不相信，并且有些怒意。餐后，她和所有其他客人握手，只是冷淡地把我置于不顾。

司特朗小姐后来离开北平，搭美国军机赴延安，后来我几乎把她完全忘掉，直到我回美国后才又听见她名字。当我研究共产党在战后影响美国舆论的方法时，我看到一九四九年九且二十六日加里福尼亚参议员诺兰在参院的演说。诺兰在一篇检讨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中，并且提出一封书信，上面印有「纽约共产党」名衔，日期是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这封信是写给「各支部及各同志」的，并附有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在纽约所举行的对华联合阵线行动大会的对华行动计画。其中立即推行的一项步骤「是推销司特朗小姐的明日中国。中国纸皮六角五分，布皮二元。团体订购五册以上者七五折。」

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指称，该书于一九四八年由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在纽约印行，美国检察长克拉克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致忠贞调查部的函件中，曾称该委员会是一个共产党「阵线」团体。非美活动加里福尼亚委员会在它的一九四八年报告第一百九十八页中称，「对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路线转移，共产党阵线开始对政府的对华政策施用压力，以期河开苏联扩张的途径。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便是该项行动中的一个「新阵线」。

在那热狂的期间内，北平、南京及上海各地所写的许多书籍，都是挑拨情绪和宣传的作品，共产党根据苏联指示以图控制中国的实况，完全被掩饰起来。只有几个有识见的作家和学者能洞悉此点，但是他们揭穿共产党阴谋的努力却受到障碍。当时共产党情报局的主要工作，是使关于中国的亲共作品广大发行阅读，对任何批抨中国共产党，或指出中共与莫斯科结合，或揭露共产党在中国的真正性质的报导，都予以嘲笑，对作者加以诽谤，对作品斥为「法西斯」及「反动」。共产党的标榜手段，在推销书籍上异常有效，同时也能有效地污蔑那些有正义感而报导正确的作家的作品。

一九四五年胜利后的四个月间，决定了亚洲的途径。正像大戈壁沙漠里遮天蔽日的风沙，阴谋和混乱，欺骗和诡计，一层层罩在获来不易的胜利上面，而使胜利的光彩黯然失色。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胜利。

谢选骏指出：如果西方人知道中国的未来，也许就不会坐以待毙了——除非他们恶贯满盈，命中注定遭此天谴。

【第二十章 马歇尔使团】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上海方面已经获悉美国前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将以杜鲁门总统特使身分来到中国。他的使命是调解──使中国获致渴望而必需的和平。马歇尔于十二月飞抵上海江湾机场，在搭车赴外滩附近南京路的华美饭店时，沿途受到热烈的欢迎。当时上海市曾谣传战后的和平已告消逝，但在学生、店员、民众和政府官员的欢呼庆祝下，这种恶耗一时沉寂下去。

中国政府在八月十四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那天和俄国签订一项条约。但俄国随即把它撕毁。它参加太平洋战争不过六天。在这期间内，它把军队从西伯利亚调入东北，静待时机。甚至日本投降后，俄国军队依然先国军而涌入东北。然后便开始勒索。只有中国国民政府允许和俄国共有东北的富源和工业时，它才允许国军开入东北。

任何政府都不会容忍这种勒索行为。中国政府自然也不示退让。俄国人早有计画像饿狼朴食似地准备立即攫取东北的工厂，军火库和矿产。他们抢走了各项设备，运走整个工厂，拆毁矿厂，并以闪电速度掳掠价值八亿美元的工业设施。他们把从日本军队掳获到的大量武器交给中共，他们不仅「允许」中共进入东北，并且竭诚欢迎，因为这是莫斯科的命令。当苏俄红军从东北退出时。中共已经占领了东北，并获到充足的武器。

西方国家的人也许觉得奇怪，何以这样严重的罪行竟没有使世人周知，他没有引起公愤。中国领域太大，东北又与外界不相接触，纵使在正常情形下，新闻的发生也须在很久以后才能传出。东北曾被日本占领十四年；华北也大部在共产党控制下，共产党准晓得新闻不会露出来。日本投降后所修复的铁路，一再为共产党破坏，他们决心想扩展他们所能控制的地区。

中苏条约中明白的规定，俄国在东北的军队，最迟须于十一月十四日撤出。但是十一月十二月过去以后，苏俄丝毫未表示出遵守中美的要求，提出行动上的报告。莫斯科从未就东北问题与重庆或华盛顿商讨。掳掠的消息与日俱增，人们并在恐惧，一旦共产党允许中国或美国代表进入东北时，他们会发现如何可怕的景象。那时锦县驻有国民政府的军事官员和观察员，有些消息可以从这里透出，但直到有些英美特派员不耐烦等候许可而迳直北上采访新闻时，俄国人掳掠东北的情形才大白于世。他们带回来许多苏俄在东北暴行的实况，大规模破坏财产，移走机器及原料，和俄国人与中共的合作情形。

美国没有向苏俄提出抗议，美国在十月间并且表示让步从东北及华北海面撤出海军。随后杜鲁门总统又派遣马歇尔来华调处政府与共产党间的纠纷。

马歇尔到重庆时，与委员长和周恩来晤面，这位在朋友和敌人眼里都是传奇人物的周恩来，在马歇尔身上也没失掉魔力，马歇尔自始便没有真正了解共产主义的真疋性质，也不了解共产党像周恩来那样的双重人格，周恩来能够就环境的需要随时摆出一副学者的姿态。马歇尔使团之造成悲剧，在于若干美国政策决定者都有意无意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及「土地改革者」，只希望把「民主政治」带到中国。马歇尔所奉到的指示的一部，是当时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交给陆军部的一件备忘录，其中指称中国共产党为「所谓共产党」，这句名词的本身便足以证明出当时美国总统，国务卿及其他官员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其实中国共产党一直便名符其实地真正是莫斯科所称的共产党。几年以后，当时机成熟时那位天字第一号的中国共产党头子毛泽东便强调宣称抛弃了「土地改革者」的伪装。

在重庆，马歇尔拟定了双方停战的办法，并且成立三人委员会，由政府、中共及美方各派代表一名。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签订停战令，并规定立即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都，执行停战协定。美国代办罗伯逊任军调都美方委员，郑介民代表政府，叶剑英代表中共。白鲁德准将下设执行组，他把美国式的迅速效率带到中国。白鲁德于一月十一日抵达北平设立军调部，十四日便开始工作。

执行组开始组成包括三大面代表的停战小组，由美国军机搭运各冲突地区或有冲突威胁的地区，阻止或防止战事发生。每个代表都有同等的决定权。所有问题必须交到军调部，由三人委员会以一致同意方式获取决定。

政府与共产党所同意的一项重要问题，是中共军队与政府军队的合并。蒋委员长已经看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发生时的联合阵线是如何被共产党所藐视。但是美国深信联合政府可以组成，并认为这是应该做的事，因此蒋委员长也极愿再试一次。共产党拿出一贯的手段，接受这项意见，但拒绝签订任何协定。马歇尔环绕中国，飞行了三万五千哩，视察停战小组的工作情形。他在三月一日出发，五日返回汉口，然后对四位美国新闻记者说，各地停战小组的工作情形很良好。他的视察旅行在第二天结束，对一切都表示欣快。当晚又对这四位记者以轻松的态度透露了一项不得发表的消息说，他已经研讨一项计画，并拟立即付诸实施。拟定的计画是在张家口设立一个「小西点军校」来训练共产党的军官。

马歇尔也认为周恩来对合并军队问题采取延宕手段。但他又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迟迟不决，是由于周恩来恐怕「丢面子」，服装不整的中共军队，在制服鲜明、装备良好，受过美式训练的国军相形之下，便极为难堪。马歇尔既然有了这点看法，于是想出一个方法来维持周恩来的自尊心和敏感。他说，他已经告诉周恩来，美国打算在张家口开办一个学校训练中共军官。美国军官不仅把美国军事方法训练中共高级军官，并将训练他们美国武器的使用，在训练中，美国自然会提供些武器。

当时竟有一件巧合的事件发生，当马歇尔向周恩来建议成立共产党军官训练学校后，周恩来便在二月二十八日签字合并军队的协定。当马歇尔把他如何「说服」周恩来的情形告诉这四位美国记者后，有一位记者竟不顾这项是非正式谈话，也不顾马歇尔的禁止发表，便用电报把这项新闻拍回国内的报馆。但是为了某种原因，这个「小西点」始终没有成立，不过已经有若干美国上校陆续抵达北平，准备在这军校里担任教职，直到初夏时，至少已经有三十名上校储备在军调部的大楼里了。

军调部设在北平协和医院里面。战时被日本强占为军医院，大部份设备都被折除，必须加以大规模的修理才能恢复。但仍是军调部办公的理想地方。当时，美方人员住一楼，共产党住二楼，政府人员住三楼。

当这些上校抵达北平准备首途张家口时，他们没想到会长期耽搁下去。后来人数越多，时间越拖越长，他们仍然留在北平等待命令；于是他们把他们所住的那角楼房命名为「一万名睡觉上校的庙。」

同时，共产党的阻挠伎俩开始表面化，内乱又形炽烈，主要原因是共产党背弃它不阻止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诺言。

停战小组也开始陷入难境，美国官员发觉到视察战场工作无法进行。美方提出一项议案，主张修改一致赞同的规定以谋打破僵局，中国政府表示赞成，中共代表反对。

五月初，军调部的视察小组工作，阻碍愈形增加，共产党小组代表一再拒绝小组的活动，于是美方再度建议，视察活动应取决于多数可决票。中国政府再表示赞成，中共代表又予以拒绝。

党军调小组到各地调查时，也发生了许多事件。至少有两次中共军队曾开枪射死政府方面的小组调查员，另一次一位美方战地调查员为中共狙击兵所枪伤。

三月十二曰，马歇尔返国报告，四月十八日再返回中国，随即压迫国民政府停战，并使中共保持他们所占领的东北地区。驻守在锦县的国军一直在等候俄国人遵守证言撤退出境后进驻他们自己的领土，但他们现在已经发现，只有击败中共才能收复失地。他们开始进攻，很为得势；但国民政府在马歇尔的压力下退让，国军的前进便告停止。

马歇尔从美国返回中国后的行动，使有识见人感到惊骇，他们看出马歇尔是在执行美国政府的政策。中共的阴谋，逐日有惊人的暴露，马歇尔的政策和行动，却是令人匪夷所思。

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日，由渖阳方面传出一项特别使人惊骇的消息。芝加哥每日新闻特派员韦勒，揭露出苏联高级统帅与中共的一项秘密协定，俄国保证以五千名军队及官员协助共产党对抗国军，中共军队由俄国人指挥。协定签字日期为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刚好是共产党在重庆签订停战协定后的九天。

马歇尔使国在华的期间，共产党完成了极大的进展，并且奠定起他们日后攫取中国的基础，因为他们在军调部里，享有与国民政府及美国同等代表的地位。他们特别努力争取美国官员的好感，不断邀请美国军官参加舞会，谈话间总是攻击政府。一位美国上校经常把共产党的策略和阴谋告诉我。我也告诉他我在河北省和共产党相处的经验。他怂恿我去见马歇尔，把六年多的经验向他详细报告。我对这件事并不太积极，但上校告诉我，这种资料一定会受欢迎，第二天我便到军调部，设法和马歇尔约定一个晤谈期间。

我在军调部会到格兰特上尉。格兰特的哥哥和我一起住过潍县集中营。他们的父亲是协和医院热带病专家，都是十足的中国通。他们都能讲流利的国语，在华北各地住过家。

格兰特上尉和我闲谈了一会，最后我和他讲出来意。

「马歇尔将军很容易见面」，上尉对我说。「你还有很好的资料，他更会愿意见你。让我先替你安排一个时间，然后在一天前通知你。」

我走回去搜集起一些我认为是马歇尔特别感觉兴趣的资料，然后静候格兰特的通知。两天三天过去了，没有得到消息，从报纸上我看到马歇尔即将离北平的消息。我决定亲自到军调部看看时间安排的情形。

格兰特上尉不在部里，我打听出在那天我和他会面后一小时，他接到紧急命令派赴渖阳，立即搭机出发，来不及给我送信。我被领到马歇尔将军办公室的前会客厅里面。一个中国人坐在那里，态度粗野无礼，完全不是老派中国人的作风，一望便知是标准共产党神气，特别是刚爬上重要地位的人，也是如此。但是从样子看去，我必须和他接洽事情。于是我便告诉他格兰特上尉曾答应我代为安排会晤马歇尔将军的时间，但因紧急奉命离开，没能办妥。我并且又解释说，他也许替我安排了时间，但来不及通知我。我又告诉他，我愿意在马歇尔将军离平前找个适当时间和他会面。

他看著我，露出满脸不屑的骄傲神态。

「将军太忙，他不能见你」，他带著蔑视的口气。「再有，你想和他说的话，他都知道。」

这种无理取闹的态度，使我非常光火。

「你怎样晓得我心里的事？」我向他道。「我并没有装作晓得你心里的事」。

他讽刺地答覆我一句，我们起了一场小争辩。我看出他根本不想替我查一查格兰特是否代我安排好时间，也不愿替我做任何其他帮忙；又因为马歇尔很快地就要离开北平，我便不曾再做会晤的计画。

一般说来，会晤任何美国官员都是极容易的事；我在到北平后办理难民救济工作中，几乎经常和他们来往。我真不晓得军调部里的那位中国人（虽然认为他是个共产党）何以竟是那样态度，直到后来我遇到军调部美方委员罗伯逊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他才告诉我此中的原因。那是在中国枢机主教田耕莘的宴会上。曰耕莘刚受任北平总主教职，初到时人地生疏，在准备宴客前，我曾帮助他拟定中外宾宴的名单。我和罗伯逊走到一个清静的角落开始长谈。他对我在共区的经验极感兴趣，他说，「你应该去会一会马歇尔将军。」于是我告诉他那一次的经过。罗伯逊皱起眉头摇摇头。

「我曾经听到许多人对我这样抱怨──他们也和你一样碰到这种事情」。他说。「也许是马歇尔周围有些人有意地不使某些人和他晤面」。

我们没把这问题继续讨论下去，因为他已经很觉不快。当时马歇尔所用的一名最重要中国人员──翻译兼秘书长，是景纽奇（译音），一位美国留学生。景曾经写过一本书，一九四九年四月由香港新民印书局出版。书名是「美国与蒋介石阴谋的秘密报告」。

我在一九四八年初逃出中共区，临时暂住香港避难，就在那时看到那本书。一九五〇年初抵达美国后，有一天我接到诺兰参议员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参院内就美国对华政策演讲的誊印本。在演讲中，诺兰告诉参议员及美国人民称，他有充份证明，确证美国在华反共政策的重大变化起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的莫斯科会议。他在景纽奇的书里发现到他连续证据中所失落的一部份。他提出景氏原书的照像。诺兰认为这是「在中国的希斯──陈伯伦文件」，他说，「这项文件对美国人民极端有关」。诺兰继称：原著人是共产党的支持者。他在中国政府档件保管处获到秘书主任的职位。负责处理各项美国文件及翻译工作。魏德迈及马歇尔使华时的有关文件，也由他处理。

从这本书里我获得了我连续证据中失落的一部份，使我确证我们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日期。这里我提出原书中关于这项问题的照像。这是用中文写成的。我请一个美国政府机构把它译成英文，并把全书译本交给国务院及国防部。

书中附录一里面包括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魏德迈致达蒋介石的C-62──「号最机密备忘录。那是魏德迈送达给中国的文件。魏德迈在返美谒见总统、国务卿及参谋长会商后，再返回中国晋谒中国总统。下面是他在备忘录中所提出的：

「下面是我返华府述职的经过」：

「与总统会商」。

「他保证对阁下及国民政府继续予以支持」。

这是一段极重要的资料。我以美国参议员的资格，首次获悉，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时，美国总统杜鲁门还曾致书中国总统「保证对阁下及国民政府继续予以支持」。这是一个毫无保留条件的保证。

这是一项极重要的资料，如果政府对美国国会及国民坦白相对的话，这应该包括在对华政策白皮书里。不然，白皮书只是洗白国务院悲惨错误的公文吗？

像景纽奇那样据守要津的人，自然晓得魏德迈和马歇尔使华的全部秘密。他很聪明地隐藏起他的真正行迹，但当南京陷于共军手中后，他并未随政府撤到广州，立即北上到北平加入共党组织。四五年间，他一直获著美国官方的信任，并且窃到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杜鲁门总统曾公开发表声明，主张在联合政府内中国共产党的「公正及有效的代表权」。像景纽奇那样的共产党工作人员，很晓得他们可以凭籍著各板已获到的利益来进行内战，而不惧怕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并不等于揉合一致，也不等于两党的临时合并。这乃是共产党渗透及侵略的机会，最后造成完全控制，毁灭所有自由及民主因素，建立起强大的极权政体。

试以联合国救济总署刚到中国时共产党的行动为例。中华民国政府是与联合国订约的国家，也是联合国里的会员国，它从不想把联总救济物资不发给中共占领区，也没有共产党或非共产党的歧视。

中国认为把中、美和联合国机构合并起来后，推行工作将更形顺利，于是联合国救济总署便组成中国行政院救济总署。

但是共产党立刻便插进脚来，攻击行总的工作都为国民党把持，要求共产党应该参与此事。当马歇尔来华的前数周内，国民政府正在与马歇尔热诚合作时，共产党特别强调这一点。共产党的计画，一直在企图与国民政府的同等地位，强迫承认他们是政府的地位，而不是一个政党，并坚持享受政府的看待。

在中国的联络，有许多优越而公正的职员。里面也有许多共产党工作人员，左派份子和投机主义者。共产党又自己组织起一个「共产党解放区救济总署」，一切都依照行政院救济总璁的组织。

联总和行总中有各教派的外国教士，中国教徒和中国教士。共产党的救济总署里不容留这些人，用各种藉口把他们排挤出去，使他们的机构中完全成为清一色的共产党。

一个联总的中国职员曾被派至河北省中部视察。他回到总署后提出报告──需要救济品的人数和救济品的种类等。联总对报告研讨后予以通过，这位职员再返回河北省中部监视救济品的分配。但因其中一部物品是注明配给中共地区的，一位共产党救济总署的共产党代表便坚持同行。

当他们抵达区界时，这位共产党代表要求和这位联总职员谈几句话。

「谈什么呢？」这位联总职员问道。

「你必须告诉那些接受救济品的人民说，所有这些好东西都是从苏联来的」。

「为什么要那样说呢？」这位联总职员反对道。

「为什么？」那位共产党说。「因为苏联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联总是一个联合国组织。因此俄国是这些物资的供应者。」

这位联总职员反对这种辩证法的诡辩。他的这位共产党同伴已经显明地表现出，和一位「同志」辩论是无用的。这位联总职员非常机警，他想了一会，耸了耸肩表示接受。这位共产党员走到工作地区后，集合起老百姓演说，解释这些救济品的来源。在指定的时间，老百姓都聚齐到卸货的地点，这位联总职员请他们参观外国友人送来的赠品。

「诸位请看，这些箱子桶子和匣子上面都印有「在美国制造」的字样」，这位联总职员在依照中国习惯讲了一套话后说。「但是你们不能相信你们所看的这几个字。因为这些东西上虽然印著「在美国制造，」但实际并不是从美国来的。那是从苏俄来的，苏俄是特别关切中国人民的国家。」

讲到这里，他抬起眼来看看天空，随后又用讽刺口吻强调这句话，那位没有受过教有的共产党根本不懂这话的含义，反而洋洋得意面露笑容。但老百姓们都晓得他的意思。他们在战争期间曾经尝到共产党的统治，他们晓得共产党不会关切他们，他们更明了那位联总职员对他们这番话的真正用意。

共产党一直在使用诸如此类的伎俩，来破坏从事和平的真诚努力。

此间尚须提及，共产党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曾宣布东北入于战争情况；马歇尔在四月十八日回到中国后便对国民政府施用压力，使共产党保持他们在东北占领的地区。直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前，马歇尔一直在坚持中国的国内和平。阻碍和平实现的乃是共产党。他们对世界高谈和平，但实际则从事战争。

一九四七年一月，马歇尔放弃了他做调人的努力，并且发表了一篇批评政府及共产党的声明，马歇尔使华的工作结束，从此以后，美国便接受了中国进入内战情况的事实。

谢选骏指出：如果马歇尔知道远东的未来，也许就不会这样摆出一幅无所作为的样子来了——除非他是美国的“内在的敌人”！

【第二十一章 逃出中共区（注）】

当我在北平从事难民救济工作时，我曾设法改善我们在安国的经济情形，但未能成功。我们在安国的教会。曾受日本人掳掠两次，日本投降后，又全部为共产党所蹂躏，从我过去的经验，我晓得只要共产党把东西抢走后便很难追索回来。

我曾几次用我的主教的名义，设法请求军调部的协助，因为我希望从有力方面收回我们的财产，或至少收回使用权。他们回答说，共产党已经把他们第七中学的五百多名男女学生，移到我们的教会，把我们的教会改成「教育」中国青年「师资」的地方。

我每次到军调部拜访中共代表叶剑英的时候，都赶上他「生病。」他身体非常健康，我曾在军调部附近看见过他和几位军调部官员在一起，因此我晓得他的生病乃是一种政治病。

我坚持著要见他，最后，一位较低级的共产党顾柏年（译音）和一位叫乔治哈泰（George Hatem）的负责接见我。

关于乔治哈泰博士的情形，我知道得从少，他一直用一个中国姓名来掩饰他的身分。远在战争初期，一位波兰女人雷夫苏丝曾旅行延安，并且在一九四四年写一本书「鲨鱼鳍和小米」替中共辩护。她在书里面曾叙述到在延安晤见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共领袖，其中包括哈泰博士在内。

她在书中写称，「各方面的人都加入我们的工作，协助我们的计画。最初一位是马海德博士，虽然是中国姓名却是外国人。他年纪有三十几岁，身体不高，但很健壮，走起路来有些弯腰。脸色梭黑，深眼窝，眉毛浓重，态度很和霭。他讲起英语来像美国人，讲起法语来像法国人，讲中国话像中国人，还会说些近东国家话。我们问他难解的问题时，他总是一笑置之，我们便认为他是个美国土耳其人或叙利亚央岐人，但是他不愿意我们问他的籍贯和真实姓名。有一次他曾对我说，『在我没入八路军之前，我是个一无所长的人』…」

哈泰博士是一个很奇男人。他是北加罗林纳州格林维里的美国医师，父母是美国叙利亚人。一九三七年他开始世界旅行，到中国停留下来，直入内地，住在中共地区，在延安用马海德的假名，并且娶了一位漂亮的中国女伶人。他早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中共的卫生部里服务。

一九四五年春季，哈泰住在张家口，那时刚好有一批美国特派员去访问共产党的「晋冀察边区司令」聂荣臻，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后一日）苏联飞机轰炸张家口，八路军突入张家口市，造成大混乱的局面，随即被蒙古军及俄国军队所驱出。俄国人忙于拆运军火厂和工厂及移运日本人所储藏的弹药。但当俄国人在十一月撤离后，八路军再度返回，把张家口作为他们临时的首都。

哈泰坚信共产主义，他曾经对美国记者莫拉德说，他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的，俄国人应该留驻东北，因为「他们的用意是良善的。」

哈泰和我会面时态度非常客气，以后各次会谈时，大部都由他发言，顾柏年只是偶尔插入一两句话而已。

我要求归还我们在安国的财产，并且争持我们土地被没收的事件。在一九三九年，共产党曾在河北中部一带再分配土地，每人只准有三英亩多耕地，并须付些地租。在理论上来说，这些土地足够维持一个农民和他家庭的一年生活。超过三英亩以上的田地，租税加重，结果倒不如放弃耕地合算。安国的教会里，包括有主教，神学院，孤儿院，修道院的修士修女教友等，总计有二百七十多人。我们一共有七十多英亩土地，远不及共产党的规定。共产党为了要防止我们日后购买土地起见，宣布除少数孤儿外，我们都是寄生份子；就孤儿数目算来，我们的土地超过了规定量，于是把其余土地予以没收。这便是他们攫取大部教会财产的方法。共产党摧残教会的另一方法是宣布薪给制度为不合理。他们规定出薪给标准，然后根据这标准计算应还的拖欠款项。

他们很容易地可以证明出义和团以后的免税规定是不合法的，根据该项标准，应要求教会向共产党偿付欠款。他们并且认为追加利息也是极正当的。在这数目上再加上钜额的罚款，并要求立即偿付，总数常超过教会财产的总值，因此纵使教会倾家荡产也无法清偿这笔债务。他们用类似的阴险手段，希望毁灭教会的声誉，破坏教会存立的凭藉，阻止教会推行工作；总之，不外迫使教会离开共产地区。当他们觉得在某地区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的时候，他们便揭开假仁假义的面目，声称教士都是国民党的秘密工作份子，并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如果这些手段还不足以实现阴谋时，便进而控诉教士是日本人的合作者。这是一个极便当的方法。进一步他们便可以制压每个地区内的反共产党份子。

我开始和顾柏年、哈泰讨纶我们土地被没收的问题。我老早便预料到他们的答覆。

他们滔滔不绝地用辩证法解释共产党的目的，冠冕堂皇地讲述他们关心人民「幸福」，狡猾地坚称他们拥护平等与自由。

「你们不是真正那样穷困」，哈泰说，「实际说来，如果我们想压制天主教的话，我们便有力量那样做。但是我们允许你们有宗教自由。」

我用我自己的一套话来回答他。

「一位共产党军人要求占用我们的一部房产，」我对他说。」我向他提出抗议。『我们不是也亟需要这些房子吗？』我问他道。『自然，』他会这样回答。『但是神父也许看到这支手枪了吧？』

「自然，我看见手枪了，」我对顾柏年和哈泰说□「在这种情形下，」我讽刺地讲道，「我们承认共产党统治我们的绝对必要性。他有红军作后盾。我们只凭借正义和公道，这些美丽而有意义的词句，并不能感动共产党。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平等吗？」

这两个人祗笑了笑，讨论就此结束。

另有一次我去拜访叶剑英，又碰到顾柏年和哈泰。这一次，我向他们诉述共产党占领安国教会的事。

「你怎么能说你们的房产是被非法占据的呢？」哈泰问我说。「我们只是占用了你们所放弃的房子。如果你们的教会跑掉，使房子空下来而无人照料时，自然我们就要占用你们抛掉的房子。不这样便是违法的浪费。」他狡辩著说。

「但是神父们为什么要逃走呢」？我问道。「再有，基督新教的教士们也都逃走了。为什么他们离开教会，抛掉工作，放弃一生的事业呢？这里一定有个原因，是不是？这原因还不就是共产党？」

他们两人都承认这或许是教士们逃亡的充足原因。

「你们不晓得共产党在江西的行为吗」？我问道。「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碰到几位法国和义大利的神父，当共产党占领江西时，他们正在那里。他们曾被共军逮捕，予以拘禁。

后来被国军释放出来。他们告诉我很多的事情」。我随即讲出许多事隔十五载而记忆犹新的事实。

「那因为是战争，」他们俩人齐声说道。「我们不能对佛朗克的间谍有任何考虑」。当我听到这种不合逻辑的推论时，我有些莫明其妙，我随即想到在延安有一个西班牙天主教堂（里面的神父都是西班牙人），于是恍然大悟。几年前在共产党俞泉真（译音）司令部里，一位政治委员曾认为所有天主教徒都是法国人，因为他只看见过法国教士；顾柏年和哈泰只晓得延安的西班牙天主教教士，他们也就认为天主敬教士都是西班牙人。因此，所有西班牙教士都是佛朗克的间谍，因为佛朗克是打共产党的，而天主教也是反共产主义的。这种推论想起来还是十分有趣，因为西班牙内乱还在一九三一年后五年，那时候佛朗克还是一个无名的军官。

像哈泰博士那样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竟讲出这种荒唐话，实在使人不解。

我正想向他驳辩时，他说，「如果他们是美国人的话，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我对共产党争取美国好感的事实，殊觉好笑。熟习个中情形的人，都晓得莫斯科已经训示中国共产党用各种方法来争取美国人的好感，使他们认为共产主义乃是中国空前的福星。马歇尔使团来中国的期间。他们始终保持这项策略，使美国人认为共产党乃是真正的安善良民。这两个人何以要在我的身上空费这番唇舌呢，我不晓得原因，但我却抓到这个机会。

「如果是中国神父呢？你们是否对一位中国神父更会多加考虑」，我问道。

「自然如此」，哈泰顺口答出。

「那么你们何以在胜利后一直占用著安国一位神父的房产呢？」

他们犹豫了一下。「那因为是打仗。我们现在做的事，将来便不会那样做。那只是临时性的占用」，哈泰说，顾柏年频频点首表示同意。

我们的历次交涉，永远是这样地告一段落。我一直地这样往返商谈，终归没有头绪，正如从砖瓦里找面包一样地困难。

春夏季过去了，九月间，我到山东省济南去，并旅行该省中部各地，因为那里有许多难民等待救济。十月，我又去归绥（绥远省会），继续难民救济工作。绥远位于高原，天则气爽，景色宜人。在整年间不会有七十天阴天的日子。

我极想和傅作义主席会谈一下，但当我抵达归绥时，我才晓得他正在张家口附近和共军作战。于是我转往张家口，准备和他晤面。当我离归绥前，我看到许多受过苏联训练的蒙古人间谍，从外蒙古解来。这是我一生看到的真正间谍。他们在工作时愚笨而无经验，立刻暴露出真正身分。

张家口在归绥东面稍南，我先搭火车到集宁，然后随军用卡车队首途张家口。这些卡车是从缅甸运到蒙古的，经过多少艰苦，才完成了这样被认为是几不可能的工作。共产党已经把张家口向东通港口的补给线予以遮断，使在该地区作战的国军无法从附近的东面港口获到补给或军火。这一队八十辆大卡车的运输队，完全装满补给品，从缅甸经滇缅公路越过喜马拉雅山抵达昆明。然后穿过重山到重庆，再向北取途成都到西安。到西安后又须曲折西北行（因为那里的黄河无法渡过），抵达兰州后再转向东北直抵归绥。这条路程约有三千四百英里，需时四五个月。整个路程大部是崎呕不平的艰险难通山地。司机们时常要停下车来修理道路。中国在抗战期间，西南部已经发展，并且建设了许多公路；这八十辆卡车的涉险故事，乃是中国人坚忍卓绝的非常例证，且足以说明政府在初期剿共战争中所遭逢的艰钜困难。

我在集宁遇到卡车队，并且听到这段经过。因为共产党遮断交通，我无法再搭火车前进，我便拜访黄维将军，要求他准我随卡车队前往。他告诉我说。他正押队前往张家口，欢迎我随队同往。那时天已降雪，我和黄将军站在停车场上谈话时，雪下得正紧，停车场位于城中心区，建筑物已被炮火夷平，卡车停在这块空场上比排列在街道上容易防卫敌人的袭击。

当我和黄将军站在雪地里谈话时，我们忽然听到可怕的爆烈和轧轧的声音，我们开始寻找声音的来源，发现卡车正在慢幔下陷，轮胎陷进地里几寸。

立刻一阵喊叫呼哨声从四方传来，人们都聚起来把这些下陷的卡车从这带危险地区拖出。

谁都没有功夫去调查原因；每个人都跑过来协助把卡车开到安全地带，当发动引擎无法开动时，再加上人力的推拖。这些人在几千哩的跋涉中，穿过缅甸丛林地，越过峙岖山岭，从来没有被任何困难所阻碍。不大会的工夫，全部卡车八十辆都移到马路上排列起来。当秩序恢复，哨兵重就防位后，他们在筋疲力竭下点数一下卡车──一辆都不短。

黄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们与我再回到广场，在狼藉不平的地面发现出这次混乱的可怕原因。这块被选为安全停车场的空地，实际上乃是共产党的万人冢，在九月间九天血战中死亡的一万多名共军兵士，在被傅作义击败撒退前都埋在这个大坟墓里。落雪融化使地面无法支持载重的卡车。

卡车向张家口出发后，我亲身领略到这些勇敢的司机们是如何走过这几千哩路的艰钜路程。从集宁到张家口没有一条合适的直通大路，我们只有穿山越岭或驶行于草原。最困难的是我们必须涉过许多小溪。那时候河面冻冰还无法支持重载卡车。幸喜这些小河都很浅，大部都可以涉过；遇到不能涉行的河流时，我们使用铁索把卡车拖过。我们曲折前进，藉著地图和本能的判断，寻找最容易的路途，终于抵达张家口。我们到张家口时，正是傅作义将军在三天血战（一九四六年十月八日至十一日）击败共军克复张垣市后几个星期。从日本军投降后，张家口一直便被共产党占领者。

共产党失掉张家口后，声势大挫，若干极具经验的美国特派员，以前曾对我预测国军将永远无法克复该市。我在张家口停留了一个短时期，几次与傅作义晤谈，我非常佩服他胜而不骄的态度。共军撒退时纵火焚烧市区，傅作义立刻把城市重建起来。

傅作义对我绝口不谈他的胜利和他的军事成就。他只谈到人民在复兴国家中的合作，傅氏的伟大处在于朴质单纯，没想到后日竟为他的一位僚属所出卖，而使他在一九四六年的声名付诸流水。

我在张家口的工作结束后，我乘马北上到西湾子。这村庄是察北教区（西湾子教区）的中心，崇礼县县治，居民几乎都是基督教徒。这里是华北最重要最悠久的基督教中心，教堂建筑有二百五十年的历史。像长城外的大部村庄一样，西湾子的居民几乎都是小农。除一两个农家外，在村内根本没有富人，只有十几家可以称得起是「大户」。

我在十一月的最后一周抵达西湾子，发觉住民都在惊恐不安。西湾子在日本投降后便被共产党所占领，随即对这个中国基督教堡垒加以残酷的统治。十四个月间，他们没有过一天太平日子，直到国军克复张家口后才乘胜追击，把共产党赶出西湾子。村民告诉我说，他们惟恐共军的撒退只是极短暂的休息，因为共军在撒退后，曾分成若干小股在深夜潜入村庄，抢刺扎死抵抗共产暴政及酷刑的反共村民。他们认为傅作义下令所组织的自卫民团，不久便须拼死作战。

这种看法很快地变成事实。十二月六日，在我离开西湾子后十天，共产军包围了西湾子，及西湾子和张家口交通孔道中间国军将要增援的几个村庄，包围三天后，共军开始攻击。住民惊惶失措地逃往山里，民团中千余名英勇但未受过训练的骑兵队虽然奋力作战，但实力未足与共军相抗。共军捉住逃亡的材民，当俘虏押回。西湾子在焚烧下抵抗了一天，终于在夜间失陷，共军立即开始有计画的破坏和屠杀。祟礼全县被掠一室，几百名兵士和平民被杀戮，另几百人被俘。该基督教中心被屠杀焚烧的消息，传遍国内外各地，被称为「崇礼血案」，各地人士，对这项消息都惊疑参半。但我们这些明了共产党行为的人看来，共产党在西湾子的烧杀抢掠，乃是他们在占领一地方以后的必然结果。

共产党一向熟练用里应外合的方法来攻陷城市。他们事先在西湾子村内组织起流氓恶棍；在较大城市中，基本策略大都相同，但计画则更为详尽繁复。城内人民有组织的扰乱和暴动，都经过详细计画，静待时机成熟起事，城外的「行动」，只是给城内暴勋的信号。

从表面看来，人民的暴动好像是出于自发，是表示人民对冤苦及不公义的反感。实际上，这种「自发」的暴动，是经过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几个月乃至几年的准备。

一九四七年共产党之占领石家庄，及一九四八年之占领济南，都是共产党运用这种阴谋的显著实例。

一九四七年一月我曾前往石家庄，工作结束后，我搭火车赴定县，但是火车始终不曾到达。共产党在铁路下埋起地雷，客车和铁轨全被炸毁，死伤若干旅客。共产党的计画是集中炸毁交通线，使这里的铁轨炸掉，那里的机车无法运转，政府在继续一再修理下，直到轨道、枕木、机车和车辆消耗罄尽时，大部地区便会因铁路不通而陷于隔绝。

他们一直地采取这种计画，把一个城隔断起来，然后以雄厚兵力突击而把该城及邻近地区攫到，使国军逐渐困处于较狄小的地区。当我坐的火车被炸毁时，我看到周围都是共军堡垒。堡垒是屹立不动的，但炸车的地方永远在他们的射击范围之内，直等到没有火车通行为止。这年冬天我看出有许多不好的预兆，当火车桥梁被炸毁时，国军只能把铁轨铺在冰面上通车。等到春季解冻时再想另外办法。他们因为过于仓促，只要火车能通行就好，没有时间精力再去考虑几个月以后的事。

二月，我又到了石家庄，随即搭火车赴太原。这班火车是正太路间最后的一次班车。正太路曾经屡遭破坏，旅客只有一段坐车一段走路，等到我到太原去的时候，那已是最后一次能够开行的班车了。

我到了太原以后，心情愈加沉重。九月，石家庄陷落，这次又是城内第五纵队与城外共军里应外合的结果。

石家庄位于河北中部，日本占领时期曾以此为军事重地。西面的太原和东面的德县，乃是两个重要的交通补给中心。山西的煤经正太路由太原运往石家庄，日本人又修筑一条德石路（由石家庄通到德县）与天津相联络。他们在石家庄驻有重兵，以备随时向各地补充增防。石家庄的重要性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入华北时，这里人口仅有三万；到一九四五年日军被驱出时人口竟增到五十万，新的工厂，军火厂，军营和工业设备都建立起来。

共产党完全了解这些重要性。蒋委员长也晓得这里的重大军事及战略价值。但是欧美人却不知道这地方的重要形势。

一人四五年，国军从日军手中收回这个城市和周围地区，控制住半径一百英里内的区域。共产党分布在半径内外的乡村地带，但继续像荆棘似地滋生起来。他们从半径之外逐渐向内潜进；一村一镇地渐渐渗透。国军无法在各地都驻防军队，小的城市里，只能驻守千八百名军队和几百名民团。

共产党采取一项确定的计画，判断好驻防国军的实力，然后采取万无一失的行动。当他们发现某地有一千名驻军时，他们便组织起潜藏的队伍，用五千名的兵力发动突击而攫取该城。因为国军分驻在全国各地，无法迅速集结组织，也无法在被破坏的铁路上灵活调动以应付共军的游击战术。后来，政府也看到这种情势和这种不可免的结果，他们会被共产党逐渐吃掉，而只剩下几个大城市。这种情形最后终于发生了。等到政府发觉后，为时已晚；不过，纵使政府能尽早发觉这种情形时，蒋委员长能否克服共军的策略也很成问题，因为他一方面必须保持交通线的畅达以便运输军事补给，一方面又须努力恢复国家的正常经济。这便是政府所面临的双重困难问题。反之，共产党则企图破坏国军的交通线，孤立所有城市，因为这样他们便可以劫获军事补给，并且箝制住乡村的食粮。这样便不难看出，政府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共产党给他们制造出来的。而且共产党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完全封闭起政府的供应来源，政府便势必用飞机从乡村向城市输运食粮。共产党又晓得政府的飞机不多，只能供应一部军需而无法顾及民需。很自然地这样便会造成人民的仇怨政府而欢迎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在控制著食粮的供应，并能决定人民的生存或饿死。

共产党详细地计画一切，并付诸实行。若干小城市都被割断食粮供应，人民对长期惨痛战争后所获到的胜利，感到失望；他们怀疑著这场战争何以还要继续，不是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战争，而是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战争。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乃是共产党所计画的战争。反之，共产党工作人员却继续不断地在这些城市里夜以继日地施展宣传，用一连串的谎言和允诺描绘在共产党统治下的美丽生活图画，告诉人民说，政府是如何的窳败。他们的手法非常周密，有时表面好像官冕堂皇，实则都是有计画的一种行动。

战争的气氛，从来不曾由人民的感觉中消失，共产党在战争中一向使用著旧的基本伎俩和新的阴谋。他们把伤重的国军俘虏送到城市里，然后他们给伤兵一些敷用一两个月的生活费，并且告诉他们说，这笔钱是在正义和人道下赠给他们的，因为国军「欺骗」了他们。他们换到了这些头脑简单的人们的感谢，但等到过一两个月生活费用完以后，这些伤重的兵士便成为城市的担负，而无法返回故乡。

他们对轻伤的俘虏灌输共产主义思想，使他们渐渐复原；或把他们遣送还乡作宣传工作，持别是那些离共产地区遥远对共产主义毫无认识的乡村地区。这些人们在返乡后，便成为共产党宣传者的先头队。俘虏故乡如果是对共产主义已经有认识的邻近省份或县份，那么便不予遣还而分编在各部队里，使各部队官员对他们经常加以注意及监视。有时候，当共军需要消耗大量部队时，他们使把受轻伤的国军俘虏编进驱使他们作战。

共产党会对他们这样讲道：「我们想给你们一个自新的机会，但是你们必须替我们拼命作战」。于是把他们开到最前线，一方面可以消耗国军的子弹炮火，一方面可以不费共产党的力量而处理了这些非共产党厌物。

共产党在攻取石家庄时，这些阴谋便构成他们战略中的一部。日本人离开石家庄以后，这里的人口突然锐灭。但当共产党攫取到附近地区而迫近石家庄时，难民又涌到石家庄，人口又增加了十万。共产党已经在难民群里安置下许多工作人员，向同伴难民攻击政府、领袖、「外国帝国主义」，及任何足以激怒难民情绪的挑拨言语。他们企图造成难民的愤恨心理，使用出的手段很有效力。

然后他们开始向地方驻军做工作，这些驻军里自然包括那些以前被共产党击败的军队，有些己经斗志消沉，忧虑未来时日，他们便乘机向这些人散布谣言，挑拨不满情绪。

共产党工作人员甚至还应募兵役加入国军。他们在石家庄驻军里，便混进许多人员。他们起初表现很好，随后便开始以诡计中伤国军部队。他们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有什么用？」他们工作得非常有技巧，使国军士气大为消沉。

共产党以同样伎俩，使若干工作人员插入市政府机构里面；其他假扮难民的工作人员，也渐渐混进警察队、训练班和其他行政机关里。更有些人员渗透到民间，以仆役、工人、店夥、小贩和苦力等工作掩护身分。在城市里面，政府，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每个阶层中，都有了共产党细胞的存在。

当共产党判定石家庄力量已经削弱而时机已告成熟时，他们便包围封锁市区，从外面开始连续的攻击。这是一九四七年九月间的事。共产党一共用了两年时间来削弱石家庄内部。虽拈如此，但城内的市民和难民中还有强烈的反共份子。那些从共产党占领下的其他城市逃到石家庄来的难民，不愿再回到共产统治，他们和当地民众组织起来，对抗共产党的攻击。

城内反击的力量使共产党极为惊异，但是他们还有退守的第二道战线，并且又采取了一项军事策略。他们声东击西地把兵力移向保定，作出放弃石家庄转图保定的模样。保定城立即陷于紧张情势，当时驻在北平的孙连仲将军，便下令抽调一部石家庄的军队去营救保定。

从石家庄增援保定的军队，中途遇到共军的追击。国军在整天奋战下，大获胜绩；但共产党乘夜大量增援，第二天便集结起绝对优势的军力，把石家庄派出的援军全部消灭。

石家庄的守军实力，便告削减。

同时，石家庄市内的共党工作人员便乘机暴动，并散布谎言制造混乱和恐怖。他们对守城国军说，民团已经放弃抵抗；再对民团说，国军已被击溃弃城。谣言越扩大，恐怖也越严量，在混乱情形下，共军很容易地击破第一线而攻进市区。

当共军前头部队攻进石家庄后，第五纵队便露出身分加入共军。国军的抵抗仍然继续，但大势已去，石家庄终于沦陷。

石家庄沦陷后，证明了该城市的重要性。共军踞守在石家庄，东西面的国军便陷于孤立，无法呼应，并且与补给基地失掉联络。共军的包围战策略，一直继续到一九四七年底时，国军在华北的控制地区只剩下几个城市了。一九四八年济南也告陷落。共军所用的策略和攻占石家庄时相似，只是就特殊环境咯加修改而已。

一九四八年内，我旅行全国各地，在各大学演讲，参观工业中心，教会，大小城市和乡镇。好像我已经晓得我将要阔别这个可爱的国家和人民。我那时虽然不曾有这种想法，但我的旅行各地实际却成了告别。我到上海住了一个时期，然后又到南京、青岛、天津、北京。我又放行渖阳和太原。我又到分别十八个月的张家口去看了一下。我到张家口的时候正是夏天，一九四六年的胜利景象已经褪色了，我深感心痛。十一月渖阳陷落，大家都看出这不仅是对政府的严重打击，并且是政府与中共战争的转捩点。渖阳陷落便等于东北的全部沦陷，东北是天然资源的宝藏，中国经济复兴与工业发展多利赖于此，在长期日本占领后，现在又入于敌人共产党的魔掌了。

国军的士气已经沮丧得可怕了，傅作义以华北总司令地位必须打一次胜仗以振作军心。他拟定一个战略计画，并和他的二十名将领商讨。他把多年军旅经验的技巧和天才都倾入这项计画之内。他的将领们和他商讨这项计画，都一致赞许。他晓得这项计画一定可操胜算。

第二天，当秘密准备正在按照计画进行时，傅作义照习惯收听共产党的广播，听取他们的宣传以备研究。

他听到了共产党报告员讲出他的作战计画，举出参加会议的将领，每位将领所统率的部队，每个部队的实力，和战略的全部详细内容，这确实使他大吃一惊。

傅作义晓得他被一位最亲近的僚属所出卖了，几乎气得发昏。他只好立刻改变信号，修正全部战略，重新调动部队。自然他不曾实现他所希望的全面胜利。不过损失也不甚惨重，因为他的战略改变得很迅速，但是傅作义看出他无法再出奇制胜共产党了。

他召集起将领讲话，满怀悲痛愤慨。

「你们一共二十个人，」他对那些将领说，「你们在过去十七年内，一直追随著我，都是我的袍泽和心腹。从一九三一年起，在为国效命中，我们一直生死与共；在日本人的阴谋下和长期的战争期间，我们曾饱经挫折和失败，但是我们都予以克服而获到胜利。你们都是三十五军的官员，三十五军有过极光荣的战绩。现在你们中间的一个竟是奸细。我再三思维，想不出那一个是奸细，想不出那一个把我出卖。我请你们每一位都抚心问问良天。想一想你所犯的罪，向我坦白招认；如果你们那一个人晓得这个奸细是谁的话，请你们告诉我。免得噬脐不及。」

后来傅作义曾把这件事告诉我，他说他当时真伤心到极点。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别人面前流泪，」他说，「我伤心的并不是个人的损失或痛苦，而是痛惜计画的失败，失败的惨痛。我桌子上的公事都被眼泪浸湿。」

但是这位罪人并没有走出来招认，任何其他官员也没有讲话，因为他们和傅作义一样地不晓得谁是汉奸。从此傅作义不敢再置信任何一位将领，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奸细。

当时危机是如此严重，他必须立即获到美国武器。争取时间最为重要；傅作义看清情势紧急，危机迫，必须向美国驻青岛的海军舰队司令白吉尔中将说明，以期武器迅速提前运到。

就在这个时候他派人请我商谈。我们已经是多年的朋友，当我听到他把这件可怕的事对我详棚讲述后，我也深感凄惨。

「如果我亲自去会晤白吉尔将军的话」，他说，「我必须委任一位将领来代理我的职务，那样他就成为总司令。如果我选的代理人正是共产党奸细时，一切就都完了。如果我留守此间时，我又应该派谁去见白吉尔呢？我的二十位将领中，有十九位是忠诚可靠的，只有一个人是奸细。如果不幸地我正好选定那位共产党奸细去会见白吉尔时，我们和白吉尔所商谈的一切计画便都会立刻为共产党所获悉。你能够替我去一趟吗？朋友。」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心里替他难过。他一直是个刚强明断的领袖，现在都不行了。

直好像有一股活生生的力量从身上流出去。他向我简要叙述出须耍向白吉尔报告的事，我搭乘两小时的飞机飞到青岛，向白吉尔报告一切。

白吉尔将军立即飞赴南京，与蒋委员长，司徒雷登和巴大维会商。当时立即决定把主要物资拨运傅作义以应急需。

但是为时已经太晚了。我在十二月十一日搭白吉尔飞机从青岛飞往北平，但是我们无法降落，因为两个机场都已经受到共产党军队炮火的射击。直到我们飞到城市上空时，才晓得战事在进行了。与北平地面的无线电联络断绝，电信员试与青岛联络。总部命令飞机返回，那时我们已经看到下面炮大的轰炸了。我们再与天津通讯，对方覆电请我们向那里飞行。我便要求驾驶员在天津降落。他们不愿我去天津，力主飞回青岛的美国海军基地。我反覆地想了十分钟，决定再抓到一个机会。驾驶员在天津降落我刚刚走下机门，飞机便凌空飞去了。

我设法搭火车去北平，但共产党却用十六枚地雷把铁路破坏。那是最后的一班车。我们于是再行回天津。当我获悉北平机场轰炸停止时，我再想搭飞机去北平。但是已经没有飞机飞起了，到了第二天，天津也被共军包围起来。共产党攻进天津后，我不愿再停留下去，因为有人警告我说，我是在他们所「希望的」名单里面。我设法搭乘最后一班飞机飞到上海。

同时北平争夺战仍在进行中，国军战况不利。战争期间内，傅作义发现出卖他的那位将领。那是替傅作义办密码电报的官员邓宝珊，追随傅氏已有二十年，早已成为共产党的重要秘密工作人员。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北平沦陷，那时我正在南京。但我相信华中和华南仍能保持自由，我还可以在这里继续工作下去。

但是南京也在四月底陷落了，我又是搭最后一班飞机逃出的旅客。

在上海，一个知己的老朋友找到了我。

「你是一个出名人物，」他说，「我看见共产党已经把你列进立即清算的名单里了。赶忙离开中国。」

我没有向他多问。我猜想他一定是在共产党里作反间谍工作的政府人员。谢天谢地，载有我名字的「汉奸」和「战犯」名单正好落在他的手里。我晓得我无法再在任何共产区停留下去了。我忽然间又看出，整个中国大陆将要变成共产党的天下。于是赶忙搭飞机离开上海。飞机翱翔在天空，我再极目四瞩浏览一下市内的景物──高高低低的屋顶，纵横交叉的街道和错综不整的区界。黄浦江的浊流和曲曲弯弯的苏洲河，最后从我的眼里消失。当我看不到中国大陆以后，我还记得雷鸣远神父在逃出太行山后不久逝世前的几句话：

「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不是人；中国共产党是活阎王。」

（注）在本章结尾时，原著者曾对傅作义备加赞誉，认为他是被共匪间谍出卖而遭致失败。我们殊不敢同意这种看法，但站在翻译者的立场，又不便全文删除，致使前后行文语气中断，姑照译全文。但应请读者注意，这仅能代表原著者的看法。我们是绝不苟同的。

谢选骏指出：国民政府1949年的溃败，为何会冒出来如此之多的内奸特务？其实这些货色都埋在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过程中。经此改组，国民党也变成了共产国际的支部，以后再怎么清党都无济于事了。难道欧洲的神职人员都不懂得——共产党是国民党“内在的敌人”，国民党则是中国社会“内在的敌人”。

【后记】

网文《雷震遠》报道：

雷震遠（Raymond J. de Jaegher，1905年—1980年），比利時天主教神父。

生平

出生於比利時韋爾維耶，入盧芳神學院修讀神學碩士。

1930年前後，經雷鳴遠神父介紹，來到中國，在河北安國教區王增義（Bishop John Baptist Wang Zeng-yi, C.M. 1937-1951）主教及方神父手下任神父。

抗戰爆發後一度代理安國縣縣長。在抗日戰爭中，安國成為中共解放區後，他與中共實際接觸對談，尤其是與中共在當地解放區領袖呂正操接觸後，親眼目睹了一些中國共產黨暴力革命行為。1943年被日軍逮捕後囚於山東濰縣集中營。

抗戰後仍在華北傳教。1946年7月，黎培里指示並資助雷震遠神父在北平組織建立了「公教青年報國團」（又稱民眾自衛團、民眾建國協進會）武裝組織，參加國民黨的國共內戰，雷震遠擔任團總指揮，姚光遠與任佩澤為副主任，刁化仁為秘書長。最初設立山東和察哈爾兩個分團，後增設河北、綏遠、山西分團，各分團設主任、指導司鐸和書記等職務，分團以下設工作隊。有石家莊、保定、涿縣、天津、泊頭、通縣、蘆台、束鹿、宣化、唐山以及山西太原11個情報站。河北分團最初有北平、天津、保定、石家莊、唐山、涿縣六個工作隊。察哈爾分團於1946年末由王若鵬負責，另名察哈爾省民眾建國協進會，成員分佈於境內各縣。1948年6月，報國團受傅作義的華北剿匪總部政工處指揮，民眾自衛團改名為「青年救民戡亂先鋒隊」，河北和察哈爾分團改編為第一、第二兩個大隊，各分團所屬工作隊改編為中隊，第一大隊由刁化仁擔任大隊長，下設北平、落垡、天津、唐山、保定、涿縣、石家莊、藁城八個中隊。北京教區王章神父擔任落垡中隊長，組織了寶坻、武清境內教友百餘人，成立還鄉團。在石家莊由駱毅賓負責組建了「石家莊公教隊」武裝組織。據守石家莊的國民革命軍第三軍（屬於胡宗南系）軍長羅歷戎將雷振遠的冀中天主教區教徒改編為一個天主教野戰營（也稱「衛教野戰營」或「公教野戰營」、「石門區人民自衛大隊」）約500人，直接歸第三軍軍部參謀處指揮。由於抗戰時期雷明遠把晉南天主教區的醫護人員器材全部投入第三軍野戰醫院，結下了戰鬥情誼，因此雷振遠也深得第三軍信任。該天主教營主要擔任冀中情報工作，如1948年傅作義派遣卾友三部騎兵發動的冀中穿心戰。1948年底，河北徹底解放，公教報國團成員退守北平，於1948年12月25日召開會議，決定徹底地下工作化，設1個聯絡處。

1949年雷震遠赴美國。1952年他寫了一本書《內在的敵人》（THE ENEMY WITHIN: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 ），回憶他在中國的經歷，表示對暴力革命的強烈不滿。1955年後任南越吳廷琰政權顧問。1963年經台灣回美國。1980年2月6日在紐約病故。

谢选骏指出：雷震远参与了实际的斗争，因此不算一个中立的观察者，但是作为“亲身见证”，他的文字却是第一手的资料。

（另起一页）

【第三部分】

【内在的敌人·附录】

【目录】

01、北京学生上徐总统书

02、五四运动

03、中国共产党早期片段

04、彭昭贤莫斯科之行看早期苏共

05、新疆的共产主义运动

06、毛泽东与富田事变

07、周恩来杀人

08、中东路事件

09、彬州大屠杀的真相

08、中东路事件

10、胡适与陈独秀思想片段

11、胡适：什么是封建社会？

12、胡适的自由价值观和对共产党的认识

13、封建概念研究节选

14、梁漱溟对封建的认识

15、地富子女「反攻倒算」－－大陆涌现众多否定土改事件

16、中共土改内部材料

17、黄巢张献忠自叹不如－－我亲闻亲见的中共土改镇反杀人事实

18、土改使农民失去自由－－我在四川的见闻与体验

19、血腥手段建立极权专制－－回顾中共的土改和镇反运动

20、娄瘦平教授

21、秦城监狱中的女人们

22、血泪斑斑50年

23、阳谋

24、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森基辛格密谈记录曝光(Part1)

25、毛、周、基谈话纪录

26、毛泽东：我不相信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27、邓小平与基辛格密谈曝光

28、美中正常化自始至终以「日本模式」为准

29、网友的证词：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历史问题

30、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

31、“五七一工程”纪要

32、谜一样的林彪

【01、北京学生上徐总统书】

五月十九日罢课后发

摘自《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发行

呈为据实声明事：呈为暂行停课，亟谋救国，谨陈原由，请准谅察事：外交失败，国是凌疑，凡有人心，罔不兴起。五月四日以来，学生等本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之义。呼吁于我大总统之前，已觉精疲力竭。而于事未济，反招怨尤。

学生等多思维，不解者有六。中心如焚，无意为学，乃不得不暂时停课，陈其崖略，而有所请求，惟我大总统赐察焉。学生等之惟日不息，为奔走呼号者，为青岛与山东之主权而已。今青岛问题已决，而政府尚无决心不签字之表示。此不解者一也。曹汝林，章宗祥，陆宗X等素以亲日相号召，阴卖国以媚外，以攘权，积累巨资，逆迹显著。乃舆论不足以除奸，法律不足以惩罪。五四运动，实国民之义愤所趋，而曹陆等犹饰词狡辩，要挟求去；明令则反殷勤慰流之。此不解二者也。教育总长傅公，大学校长蔡公，学问道德，中外推重，近来教育界发皇振劝之气，皆属二公之赐。而傅公则无端免职，蔡公则被迫远引，以致各校校长联翩辞职；日内复盛传政府将以品卑学陋之田应璜继傅公之后。似此摧残教育，国家元气以伤。此不解者三也。集会言论之自由，载在约法。值兹外交之际，尤赖学子提倡，纾其怀抱，唤醒国民，振厉民气。乃14日明令，视学生如土匪，防学生如大敌，集会言论之自由剥夺净尽。学生等痛心国弊，将欲无为，则违匹夫有责之义；将欲有为，又犯纠众滋事之禁。此不解者四也。五月七日，为我国耻纪念日。我留日学生，于是日游街纪念，实为我民族精神之表现。在日人痛恨疾恶，固无足问。独怪我驻日代公使，竟于是日招致优伶，酣歌宴乐；更招日兵保卫使馆，蹂躏学生。置国耻于不顾，视国人如仇敌，丧心病狂，莫为此甚。政府不立免该代使之职；而于日人擅拘我学生，又不容我学生之吁请，以向日政府抗议。

此不解者五也。南北和议，为全国国民所殷望，尤为我大总统酷爱和平之初意所坚持。而近日政府许议和代表辞职，竟有任其决裂之象。随兹外患方迫，岂宜再起内讧。此不解者六也。

学生等身在学校，本不应谋出其位。而此六不解交萦于中，实有不能安心受课者。谨于五月十九日起，暂行停课，籍图挽救。伏望大总统本全国人之公意，对于青岛问题，出不签字之决心，以固国土；惩办曹汝林，章宗祥，陆宗X等，以除国贼；力挽傅蔡诸公回职，打消以田应璜长教育之议，以维教育；废除警备学生明令，以重人权；向日政府严重抗议，释被拘学生，重惩日警，以重国权；恢复南北和议，速谋国内统一，以期一致对外。我大总统以国人之心为心，当能鉴此愚忱，俯允所请。俾学生等，彻心了解，早日上课。是则不惟学生之幸，抑亦国家之福也。迫切陈词，不知所云。谨呈。

【02、五四运动】

张国焘

(录入者：以下摘自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由明报1971年出版。略去部分内容。有机会再补上其余部分。笔者比较了其他五四资料，与张的记述很一致。读这一历史事件的细节，我们可以了结，反动政府到底是怎样镇压学生的，以史为鉴。)

1919年5月2日下午七时，“国民杂志社”循例举行社务会议；参加者是原有的十多个社员，议程也只是讨论杂志社的出版事务。可是到会者不约而同的谈到中国在凡尔赛和会受辱的情形，以及曹汝霖等奴颜媚日和山东及其他各地人民团体奋起救国等消息，气氛异常激昂。我首先提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约集北京各校学生举行一次示威游行。我并且说明：这次示威运动决不可再蹈去年请愿行动的覆辙；必定要做的有声有色，获得满意的结果，时间愈快愈好。这次示威游行的意义是向日本使馆表示中国人民的抗议；唤起民众，一致奋起，迫使外交上准备屈服的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作为收回山东权益和取消二十一条的张本；并打击亲日卖国首领曹汝霖等人，以伸张民族正义。

(五月四日)北大的学生队伍是最后到达天安门的。北京各专科学校学生队

伍都如约先行到达了；总共有3000多人。经过简单宣布游行的主旨之后，队伍即

浩浩荡荡的向东交民巷进发，准备先向日本使馆示威。口号和旗帜是形形色色的，

其中主要的是“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拒绝签字

和约”，“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等等。那时东交民巷口军警密布，我们示威队

伍无法通过，只得派代表向若干外国使馆说明示威的意图。按预定计划转赴赵家

楼曹汝霖的寓所。

学生队伍到达曹宅时，北大同学钟巍所预先约集好的十几个同学，率先翻

越窗户进入曹宅，打开大门。大队同学即一涌而入，到处寻找曹汝霖不获；适另

一亲日巨头，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在那里，走避不及，被同学们痛殴了一顿。曹宅

的什物也成了同学泄愤的目标，大肆捣毁，少数同学并乘势将堆集在宅院中已经

捣毁了什物，放火焚烧。我和其他几位担任指挥的同学认为目的已达，于是分头

通知乱作一团的同学们，迅速整队回校。我们刚启程离开，大队军警赶到，将火

势迅速扑灭了，并开始捕人，未能赶上队伍的32个同学被陆续逮捕。这就是五四

运动的“火烧赵家楼”的一幕。

五日清晨，京警备总司令段芝贵(这个老军阀是段其瑞的亲信，是严厉镇压

学生的实际执行者)为了探听学生的虚实，派遣他的军法处长虞维？来到北大。虞

是一个旧官僚，虽然头脑顽固，但也不愿事态扩大。他来到北大，开始声势汹汹，指责学生闯了大祸，声称如再不悬崖勒马，将明令解散学校，闹事者将被处严刑。

同学段锡朋挺身与之抗辩，表示学生不怕恐吓和压迫，决再接再厉的干下去；如政府不接纳学生的要求，改弦更张，全国将大乱不已。这个官僚竟被学生们的理直气壮的声势所屈，改以较温和的口吻说了些希望学生不再出街闹事，安心上课，听候政府解决等语，就离校而去。

五月四日北京所发生的这件大事，象风暴似的震动着全国；声势愈来愈烈，范围愈来愈大。各大城市的学生们纷纷起来组织学生会，发通电宣言，游行演讲，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连篇累牍的用大字标题刊载这类新闻，并发表评论；认为：这是纯洁的爱国运动，是全国人民公意的表现。工商界，各种民众团体，国内外知名人士，以及海外留学生等都先后响应，支持学生主张，要求政府罢免亲日派官员，反对压迫学生的爱国运动。

五月七日，被捕的32名同学终于被释放了。

(略去演讲，被捕等过程)

我们被捕的消息，象电流一样激起了各学校学生的公愤。使大规模恢复露天讲演的决议，执行得更为热烈。六月三日晨，各校学生分队出动，布满北京城内外；讲演团的旗帜到处飘扬。“牺牲自己和身体来救国的时侯到了”的声音在人群中传播着。六月四日，讲演的人数更为增加。事先已有布置的军警在这两天内大捕讲演者，结果抓去了仅千名学生。

北京有“六三”大捕讲演学生之举，震动了全国。上海，天津等重要城市的学生，商人，工人首先响应，纷纷罢课，罢市，罢工。其他各地也随着有同样的表示。群情鼎沸，举国骚然。

当局到此时才认识到事态的严重；不得不于六月五日下令释放学生，并接纳学生要求，于六月十日明令将曹汝霖，陆宗群(？)，章宗祥三人免职。北京政府被逼让步的事实，更鼓励了学生们不愿轻易干休的心情。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号召举国继续奋斗，非做到拒绝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止。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也同样热烈，强力阻止中国代表陆徵祥等出席和会。中国代表在民众的压力之下，终于在六月二十八日正式向和会表示拒绝签字。至此，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是胜利的告一段落了。

(录入者：以下是在反动政府呈暑假逮捕有关带头学生后，进行公审的过程。大家可以体会一下，什么是反动政府下的“公审”，什么是政府干预司法的独立性。不过，反动政府的做法可以适当原谅，毕竟那是70多年前了)

八月底，鲁士毅等被捕已近两个月，北京地方法院才宣告侦察终结，正式开庭审讯。开庭的那一天，学生联合会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学生队伍假称去旁听，实际是向法院示威，反对当局非法拘禁学生达两个月之久，要求立即释放。大批警察列队在法院门口，严阵以待，准备弹压。法庭旁听席上仅有的四十多个坐位，早被学生占住了，其余大队围坐在法院大门外不散。学生的辩护律师刘崇佑先生是一位有名的法学家，也是“研究系”的一位著名领袖。他义务出庭为被捕的同学辩护。我和其他在那里旁听的同学每当听见检察官陈诉被告曾犯有殴打官吏，反抗政府，扰乱治安等内乱罪行时，便一致怒目而视。当我们听到刘律师声称被告的行动是出于爱国义愤，依法无罪时，就一致点头称快。学生们这种没有妨碍法庭秩序而又能清除的表示他们意向的举动，鼓励刘律师说出一段极有分量的话，他说如果被告人等罪名成立，全国将有万千学生自请拘禁。审判长在庭内外这样群情压力之下，终于当庭宣告各被告无罪开释，这多少是违反当局的意旨的。

【03、中国共产党早期片段】

摘于《中国共产党之透视》1962年初版

1毛泽东之革命理论

毛泽东为共党湘系之首领，亦为共党从事农民运动之有数人物。民16年武汉政府时，毛任共党伪中央农民部长，曾至两湖各地，视察农民运动，回武汉后，作有详细报告，其报告之唯一特点，亦即是项报告之最后结论，据毛泽东自述：“我这次考察湖南各地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后结果，即是流氓地痞之向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当时在陈独秀领导之下的共产中央，对于此项结论，表示不满，讥为“流氓地痞的先锋主义”，斥为非马克思正确观点，甚至将毛泽东免去伪中央农民部长之职，而调往湖南任省委，该以渠秋白继任伪中央农民部长。

2第一次分共原因

(见《中国共产党之透视》75页)

共党虽以种种力量，阻扰本党(指国民党)之北伐进行，并不因此中止。共党乃于北伐军出发后，在后方竭力捣乱，如煽动广东各县农民抗租抗税等。同年十月，本党召集中央及各省区海外特别党部等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共党仍以其党徒冒充代表，企图操纵国会。

(以下自第84页)

上海三次暴动，共党之阴谋野心，已暴露无疑。武汉共党，同时劫持中央，叛行显著，广东共党，亦有勾结土匪，实行叛变之企图。而上海共党，更于三次暴动，国民革命军已抵上海后，非法组织上海市民会议，提出“拥护市民会议政权”之口号，以与本党政府对抗。各地共党，对于本党政府，对于本党革命军，及本党主要干部，滥加诬蔑，无所不用其极。在此情况下，本党忠实同志，实已忍无可忍。

3关于渠秋白指挥两湖秋收起义的片段(104页)

渠秋白直接领导之两湖秋收暴动，虽化去约十余万之巨款，及牺牲约千名以上之共产党员，除杀人放火，使民众饱受痛苦恐慌，蒙受极大牺牲而外，结果毫无所获。盲目主义第一声，可谓宣告残败。渠秋白第一次出马，即告不利，乃于夜半，以巨款为保险费，运动日本商船星夜出亡，溯江东下。

4黄陂事变与富田事变(136页)

随着匪区之扩大与匪众之增加，匪区内部之冲突，亦愈趋尖锐。最初为毛泽东与朱德之冲突，盖朱德为军事方面之领袖，毛泽东则籍党之力量，以挟持朱德。朱毛之冲突在井冈山时已伏其机，其后至以瑞金为根据地时尤甚。下列文件，足以证明当时朱毛内部暗斗之烈：“毛泽东以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反抗中央路线，对闽西干部，不惜以社会主义党之帽子，恣意诬陷。朱德同志对于毛泽东同志的农民意识英雄思想得批评，是很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竟更进一步的想以阴险手段，杀害朱德同志，准备向国民党报功。”(共产党闽西特委通告第十号)

毛泽东因曾加入第三党，指为投机分子，反对其任军长，以周恩来力为辨说，许乃到任。但许之行为，颇为共产党所不满。且此时毛泽东在斗胜朱德之后，又转而与周恩来冲突。毛以许为周之亲信，乃下令将许调至黄陂，并将许继慎扣留，加以AB团及国民党奸细之罪名，将其秘密枪毙。第一军政治部职员170余人，除毛的心腹杨岳斌一人外，均加以国民党奸细及AB团之罪名，全部枪毙。此外，第一军中下级干部枪毙者达四五百人。毛在此次事变中铲除异己，获得完全胜利。

5向忠发情况(318页)

(向忠发曾担任总书记，但生活腐化，没有能力。他只是因为工人身分而被推上领导职位。向被捕后，没经审讯就下跪求饶，什么都交代，令人吃惊。然他后来被共产党秘密处死，盖因名声不好张扬，共产党为他举行隆重追悼会。

以下是共产党内部《告共产党青年书》有关内容)

“向忠发为全党的总书记，其地位之高是无以复加了，而他竟至强奸下级女同志，侵占下级同志的老婆(廖任先的老婆周超英，上海怡和纺织厂女工出身。出事地点上海爱文义路戈登路口朱老板家里)；同时更拿党的经费讨姨太太，供他个人不正当的挥霍。到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了，他哭着跪着在国民党代表之前哀求自首。”

【04、彭昭贤莫斯科之行看早期苏共】

(摘自《五十年政海风云》，彭氏原家境贫困，自己刻苦读书，后借点儿零钱到哈尔滨当小店员，后为报社投稿，因其文才受几家报社赏识，纷纷聘用。后来，到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兼任撰稿人，收入颇丰。又因此卷入政治而未完成学业。)

却说彭氏等一行从赤塔搭乘火车驶抵莫斯科之日，苏联方面负责招待他们的是“赈灾委员会”的秘书长郎杰尔。彭氏从哈尔滨出发时已是深秋时节，因为沿途耽搁，耗时将及两月，至抵达莫斯科时，已经冰天雪地，气候奇寒。

彭氏在哈尔滨早就看惯了中东铁路沿站常堆积有象小山一样的木柴(按：东北人称为棒子，它是被锯成一段一段的，准备冬季作燃料之用)，在莫斯科站，彭也看见站台两旁同样堆积有一堆一堆得木柴棒子。彭氏暗想：苏俄虽在大革命之后不久，经济环境倒是不坏，否则，焉能有这么多木柴棒子存在月台上？等到彭氏下了火车，行至近处一看，却吓了一大跳，原来堆积着的并非木柴，竟是一堆又一堆的死尸。彭不明白这些死尸为什么不运走呢？继而他又想：或因天气太冷(零下四十度)不便掩埋。总之，彭那时对苏俄的一切都是只向好处想，他绝未想到这是因为死人太多，来不及掩埋之故。

莫斯科方面的招待人员领着彭等走进车站，只见候车室里挤得满满的都是难民，老弱妇孺，各色具备，秩序之糟，情景之惨，皆出彭等意料之外。彭曾亲眼看见许多饿倒在地上吁吁喘气的人，未等到绝气，便由担架人员将之抬出车站，堆在站外像木柴棒子一样的尸首上面(居然有许多担架等在那里抬死尸)！

彭等在赤塔时已看到过车站里难民拥塞的情形，但没有莫斯科这样严重。他曾就此现象询问过招待人员，据他们的回答是：“共产党政府为了给无产阶级谋福利，在军事进行时期，一时还顾不到这些事上面，等到情况安定下来会好转的”。

由于彭等是前来放赈的外宾，苏俄还特别把他们招待在一处曾经做为“德国公使馆”的房子里。这栋房子是帝俄时期的王公府第，内部建筑相当考究，客厅的墙壁都是用绣花缎子钉裱的，名贵的地毯和家具陈设等，一切都原封未动，有些靠椅的靠背之高，比人体要高一倍，摆在那里，特别引人注目，也会使人发生一种庄严伟大的感觉。据说，在欧战发生初期，德国驻俄公使就被打死在这所房子里。彭等入内后，在墙上还隐约可见从前留下的血迹。此外，还有许多彩色玻璃窗，于被打碎之后，糊上了几张报纸，被朔风吹得忽忽乱响，这在气氛方面表现得很不调和。

彭等在莫斯科住了两天，始由郎杰尔秘书长出面，安排了一次招待彭等的盛大集会，会后并到“国家剧院”参观苏俄的歌剧。一同前往观剧的，不少是当时苏俄的新贵，男人都穿着工人装，显得既破又旧，脚上的皮鞋也是补丁处处。不过这班新贵的夫人们，却都打扮得非常漂亮，珠光宝气中还散发出阵阵法国名贵香水的味儿，这和他们的先生们比起来，先生们都好像是穷叫化了。歌剧上演后，中间照例有15分钟的休息，郎杰尔特别陪着彭氏到休息室去，这时就可看见那些新贵们多溜进休息室来喝酒。酒排间里摆着世界上最名贵的酒和最好的点心，任凭客人自由取用，并不收费。

你别以为那些新贵们一身工人装，土头土脑的不等大雅之堂，但他们那豪华与奢侈，不禁使彭氏大吃一惊！如非亲眼目睹，彭绝不会相信。原来这班人进入休息室之后，都可以狂饮名酒，最特殊的一个动作，是每人干杯以后，都要高呼“乌拉”(万岁的意思)，接着便把酒杯向地下一丢，“卡喳”一声，立为粉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时代悲剧，他想不到竟会充分表现在革命后的苏俄。

【05、新疆的共产主义运动】

(摘自《五十年政海风云》)

果然，于我(彭氏)回到南京后不久，新疆方面的局面便发生了急剧的转变。

因为盛氏(盛世才)的弟弟和他的弟媳邱玉芳，都是著名的共产党徒，他俩成天包围在盛氏的左右，终于弄到盛氏踏上歧途，将自己陷于政治苦恼的深渊而不可自拔，一度对于和中枢有关系的人员，不惜大开杀戒，在迪化城中，只要听到门外有汽车喇叭声，跑进屋来的人，道一声“督办有请”那你就可能一去就无下落了。

共产党徒的信条是：“不是同志，便是敌人”。虽亲如父子也无例外，何况是兄弟手足。盛氏的老弟和弟媳对盛氏正如此。惟盛世才这个人，才雄心壮，权力欲望相当重，为了满足欲望，不惜百般迁就。等到他发觉苏俄并不是真心帮助他时，他也就处处提高警觉，找寻机会，图谋转变。

盛世才是富有机智的人，在时机未告成熟之前，他除了加强戒备外，还是采取隐忍的态度。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德国的希特勒在东线突然发动对苏联老大哥的进攻。在德国军队的疯狂进攻下，俄共军队业已溃不成军。这种消息传到新疆后，盛世才在表面上依然沉静观变，但盛的老弟和弟媳却为了配合“同志们的政治觉悟”，和渡过“革命中的低潮”，又在新疆推行了一种“诉苦会”的运动。所谓“诉苦会”会场的布置，像灵堂一样，一走进去便使人有阴风惨惨，冷气迫人之感。墙上贴满标语，都是充满了刺激性和爆炸性的语句。“诉苦会”开始的时侯，组织里培植好的诉苦人员，便轮次爬上了诉苦台，大哭大喊的骂地主，骂反动派，这个说他的田被地主占了，那个又说他的女儿被反动派强奸了。至于有没有这回事，反正没有人去追问，这个人诉完了，那个人再来诉，到后来没有苦的人也上台去诉，以表现他是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苦诉完了，接着是台下人的一片同情，一片叹息，和一片哭叫之声，都装成像满腹含冤是的！接着，便有人大叫：“向地主和反动派讨还血债”

“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

最后的结论是：被剥削的人团结起来，把革命进行到底。

就在这段时期，在新疆各地被左派杀害的所谓“地主”和“反动派”，已经盈千累万，实在闹的太不成体统了。

【06、毛泽东与富田事变】

京人

一.前言

中国共产党在其武装斗争早期，在各个根据地都发动过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其中江西瑞金苏区、闽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洪湖苏区的肃反运动都使成千上万共产党人遭到杀害。邓子恢和邓发等人在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时杀人如麻，使苏区的30个区委中，只有一个还能勉强维持工作；张国焘、陈昌浩和沈泽民（作家茅盾之兄）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进行的肃反，动辙便把一支部队中连、排以上的干部大部杀光，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夏曦在洪湖苏区的肃反更是登峰造极，几年内使红二军团的兵员从三万锐减到三千，没有人想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到最后，红三军（红二军团）党组织解散，只剩下贺龙、关向应、夏曦、卢冬生四个党员。刘铁超、曾炳春、肖大鹏、许继慎、周维炯、邝继勋、曾中生、段德昌、王炳南、柳直荀和许多其他早期红军将领自三十年代初以后就永远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消失了。他们不是死在国民党的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

可以说，蒋介石杀害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远没有共产党自己杀的多。

国内的党史专家们一向把这些肃反归咎于王明路线，但是很难想像，躲在上海租界里的中共中央一声令下，便可使那些拥兵自重的游击队领袖在千里之外人头落地。主持历次肃反的，实际上是各根据地的领导人。除了因对形势错误估计而引起的猜疑之外，派系间的权力之争是进行这些屠杀的更重要因素。

毛泽东在瑞金苏区发动的清查AB团运动，更是开始于王明路线形成之前，终于导致了富田事变。王明上台之后，在这个事件的解决上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他对党内异己进行了更为惨烈的屠杀。这是中共党内的第一次大规模肃反，对以后的肃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于七十年代末，在大学图书馆里偶然看到一篇关于富田事变的文章，发表在《党史研究》上，作者的名字已经忘记了。直至现在，国内的许多文章、书籍在谈到这个事变时，仍然是“为贤者讳”。而当时发表这篇文章更要有勇气。正是这篇文章，引起了我对富田事变的兴趣。京人不是文史专业，读读历史只不过是嗜好，做不出自己的学问。

这篇文字主要取材于以下有大量篇幅涉及富田事变的书和文章：《陈毅传》，中国当代人物传记编写组，中国当代人物传记出版社；《项英传》，王辅一，中共党史出版社；《黄克诚自述》；《魂飘重宵九－－苏区肃反大纪实》，刘秉荣，花山文艺出版社；《论肃“AB团”误区的形成》，武国有，《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6期。

二.何谓AB团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取消民主主义。

这样一个组织，在成立后仅三个月，就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四.二”大暴动所催垮。AB团的创建人段锡朋在1931年曾说：“AB团在四.二暴动后，一般忠实的同志，纷纷逃避京沪，此时适逢中央开始清党，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非但按诸党纪，党内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

AB团在解体之后，江西尽管还存在着个别的残余分子，但这个组织并没有重建。无论是后来把持江西国民党党务，致力于打击AB团的汪精卫改组派，还是再后来大力肃清AB团的共产党，都始终没有得到AB团仍然存在的真凭实据。在1927年4月以后，已经不复存在的AB团先是成为汪精卫改组派攻击蒋介石一派的借口，后又成为共产党内部整肃的理由。

三.江西瑞金苏区江西瑞金苏区是中央苏区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闽西苏区），在江西省南部，由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4军、彭德怀和黄公略领导的红5军以及赖经邦和李文林等人领导的江西红军各独立团建立。到1930年，中央苏区的体制已经完备，建立了红军一方面军，由红一军团（在红4军和江西红军各独立团组成的红6军基础上组建，亦辖闽西的红12军）和红三军团（在红5军基础上组建）组成。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毛泽东当时还担任总前委书记，兼管中央苏区的军事、党务。在江西地方党务方面，总前委下设有赣西南特委（所涉区域包括赣西、赣南和湘赣边，并非仅指江西的西南部）。毛泽东并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江西苏区的具体地方政务，则由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负责，其主席是曾山。由此可见，1930年时，毛泽东已经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四.肃清AB团运动的起因

如前文所述，AB团自从在1927年4月被摧毁之后，就从来没有死灰复燃。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后的许多文件中仍然提到AB团的存在，这是对形势估计的错误。作为一个四面受敌的政党和武装集团，时时怀疑内部潜伏着敌对势力也情有可原。但是，在1930年夏季以前，这种怀疑并没有演变成大规模的整肃。

江西苏区和红军内部，有着大量的江西本土干部，他们对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身居上层领导的外省人，有时不太买账。就连毛泽东的嫡系红4军里也是如此。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便提到了这种倾向。1929年下半年开始，赣西南的党组织（其时赣西南特委尚未建立）与总前委之间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主要集中于两点：

1.

赣西南党组织的领导人主张以劳动力为标准进行分田，反对没收一切土地平分，

以免引起部分农民的不满并影响生产。而毛泽东等人则认为，平分土地能广泛争取群众，

以劳动力为标准分田只是对富农有利。

2.

赣西南党组织的领导人认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还不成熟。群众怕像井岗山根据地那样，“今天苏维埃，明天又坍台”。但前委却认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为了斗争的需要，草率点、粗俗点不要紧。这种分歧，仅仅是斗争策略上的认识分歧。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却把赣西南党组织的不同意见称为“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说什么“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冲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1930年2月，毛泽东主持成立了赣西南特委。1930年3月，召开了赣西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认为，赣西南地方党组的所作所为“都是地主富农思想在党内抑压群众斗争的结果，是机会主义的最高表现”，并指责以劳动力为标准分田“完全是地主富农的主张”。后来，这种指责又继续上纲，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取消路线”，是“取消派与AB团结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赣西南地区展开了“红色五月运动”，破获了所谓的“AB团组织”。

五.如火如荼的清查AB团运动

赣西南的“AB团”首先是在安福、纯化、兴国、莲花等地方破获的，开始时，只是“一些下级的零碎组织最后各区相继破获”（《赣西南的报告》）。清查出来的“AB团分子”一一招供，运动很快就扩展到军内，又从军内扩展到江西省行委。《赣西南的报告》中说：“过去江西省行委及前赣西南特委，充满了AB团分子，中西南北中各路行委大部以至全部负责人都是AB团，县区委以至于支部都冲塞着许多AB团。”

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内呈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冲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同年10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改造全部党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红军宣传大纲语），到处都在大抓特抓AB团。到1930年底，富田事变发生之前，仅红一方面军中便已经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团分子，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人在审讯结束后即被处决。

怎么会有那么多“AB团分子”呢？一句话，“苦打成招”。请看1930年9月24日的赣西南特委《紧急通告》是如何布置的：“AB团非常阴险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供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不断的严刑审问，找出线索，跟踪追问，主要的是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当时苏区肃反时常用的刑法有吊打、烙刑、灌辣椒水、压杠子、坐老虎凳等等。众多的AB团分子，就是这么一供十、十供百“查”出来的。

六.富田事变

1930年12月，原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和东固根据地的创建人李文林被定为AB团首要人物，遭到逮捕。当时李文林担任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因此，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任命李韶九为特派员，带领一连人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和当地的红20军进行肃反。

李韶九当时的职务，是红一方面军秘书长和肃反委员会主任。接着，总前委又派古柏前往协助李韶九。此二人大兴冤狱，在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中“清查”出了许多“AB团分子”，并处决了几十个“AB团总团长”。红20军147团政委刘敌和李韶九是同乡，也被怀疑是AB团。但是，李韶九看在同乡的面子上，事先向刘敌通了个口信，让他自己坦白，“免受皮肉之苦”。但是，刘敌并没有坦白，也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回到部队，集合了一个营，进行了动员，把李韶九指为反革命。李韶九当时在红20军中已经激起了众怒，干部、战士们一听说他是反革命，都义愤填膺，于是跟着刘敌包围了军部，扣留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被当成AB团分子关押的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谢汉昌在获救后随即带领红20军攻下富田镇，占领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被关押的一百多人，其中包括江西省行委负责人段良弼和省委秘书李白芳。李韶九也被活捉，古柏和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则趁夜色跑掉了。被捉住的，还有中央委员易尔士，后来，这成了红20军的主要罪状之一。随后，红20军又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正是因为这句口号，事变的参与者们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不得翻身。这就是富田事变。

七.事变之后的红20军

富田事变发生之后，当时任红12军军长的陈毅奉总前委指示，带领一个连的人前往红20军驻地，兵不血刃，说服红20军释放了被他们扣押的人，包括李韶九。此后，陈毅获任命为赣西南特委书记。

此时，红20军领导人们又做了一件事，成为其主要罪状之一。毛泽东一手发动了清查AB团运动，是大肆屠杀红军将士和江西地方干部的主使者，自然为红20军上下所痛恨。但是，红20军无时不想重新归队，其最终目标，只不过是让朱、彭、黄取毛泽东而代之。而红20军领导人为此想到的一个办法，是离间毛泽东与朱、彭、黄的关系。

于是，红20军领导人以毛泽东的口气写了一封信，诡称是在富田事变中缴获的，派人送与彭德怀和朱德。信中说：“古柏同志：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勒令招出朱、黄、滕（代远）、彭系红军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拼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彭德怀和朱德在分别收到红20军的信后，都没有相信。彭德怀亲笔写了拥护毛泽东的信，派人交与毛，并起草了一个“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领导”的宣言。

之后，彭德怀和滕代远亲自到总前委请毛泽东到红三军团讲了话。朱德、黄公略在收到伪造的信后，又约集彭德怀，三人联名发表了《为富田事变宣言》，表示拥护毛泽东和总前委。红20军领袖们的这个失败的离间计，也是他们至今不得翻案的理由之一。

黄克诚在八十年代写的《自述》中，虽然对清查AB团和富田事变的处理痛心疾首，但也认为谢汉昌等伪造这封信是件“非常坏的事”。在此之后，谢汉昌、刘敌和李白芳等人为避免与其他红军部队自相残杀，率部渡过赣江，到了永阳一带。

红20军此时虽然脱离了总前委的领导，但没有一人投敌，而是开辟了新的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并积极准备攻打白军占领下的吉安。

八.对富田事变的两种态度

富田事变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的紧急会议，会议决议仍把富田事变的领导人称为AB团，说：“AB团取消派为什么要拥护朱彭黄，他们的阴谋是拉朱彭黄，打倒毛泽东，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个，然后再打倒一个蒋介石在外面喊打倒毛泽东，AB团取消派就在革命阵线内喊打倒毛泽东，这是如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据黄克诚回忆，毛泽东还亲自撰写了一篇六言体的《讨逆檄文》，其中说：“段谢刘李诸逆，叛变始于富田，赶走曾山主席，拘留中央委员，反对工农红军，反对分地分田，”。据肖克的回忆，其中还有这么两句：“AB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连”。

但是，这时已经是1931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关于把中央局设在农村地区的决定，项英到了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党内地位在毛泽东之上（中央局正式书记是周恩来，但他当时在上海，不能到任）。项英一上任，正赶上苏区到处在抓AB团，富田事变已经发生。项英立刻感到清查AB团运动过火了，不相信红军和共产党中会有这么多的AB团。因此，他对清查AB团的运动采取了降温的态度，主张慎重办案。

项英并对富田事变进行了调查，听取了两方面的意见，随即在中央局做出决定，发表通告称：“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项英又通知红20军领导人停止党内攻击，并到黄陂参加中央局的会议。

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奉命到了黄陂，并在中央局会议上做了自我检讨。红20军也在原被赶走的政委曾炳春的劝说下回到了赣江以东。项英在中央局会议之后对红20军领袖们的检讨感到满意，随即派被毛泽东列为“段谢刘李诸逆”之首的段良弼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富田事变的情况。这一安排也反映了项英对红20军的同情。

九.悲惨的结局

这时，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权，开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书记项英也在打击之列。因此，在富田事变问题上，王明站在了毛泽东一边。

中共中央于1931年2月23日向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和各地方党部发出了《关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派与富田事变的通知》，内称：“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与敌人艰苦做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无论如何，总是给AB团活动的机会而涣散我们自己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为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因此，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尽管这一通知还没有给富田事变最后定性，但其倾向性已经很明显了。中共中央在收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的报告后，又于3月28日就富田事变做出决议，其中将富田事变定性，称其为“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它的斗争机关AB团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决议又称：“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中共中央在上述通告中提到的派往苏区的代表团，由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组成，党史上称为“三人团”，由任弼时任团长。作为钦差大臣的三人团于4月到达江西后，参加了当时正在举行的中央局扩大会议。

任弼时等人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包括其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并在毛泽东和项英的争执中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支持，批评了项英。此次中央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称：“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再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该决议把富田事变称为“反革命暴动”，并强调，“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

会后，经任弼时等报请，中共中央撤消了项英中央局代书记的职务，由毛泽东接任。

中共中央把富田事变当做反革命事件处理的精神传达到了每个苏区，终于促成了各苏区的肃反扩大化。毛泽东有了任弼时等人带来的尚方宝剑，重掌了中央苏区的大权。接着，他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工作，并负责对富田事变参与者的处理。整个红一方面军中的清查AB团运动也出现了新的高潮。李韶九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以加倍的疯狂在赣西南地区进行清洗和屠杀，对红20军将士进行报复。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以AB团分子的罪名被捕，并被处决。没有参加富田事变的红20军前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后任军长肖大鹏也被处决。红20军被全体缴械，副排级以上干部全部被捕，绝大多数被处决，许多战士也未能幸免。红20军被解散，虎口余生的战士被编入了红7军。在整个赣西南地区，人人自危，不少县的地方干部大部分遭到杀害，甚至连普通农民也在整肃之列。和此时的规模相比，1930年的清查AB团运动已经相形见绌了。到了1932年，江西苏区肃反扩大化的倒行逆施引起天怒人怨，李韶九终于成了替罪羊，受到了撤职和留党查看半年的处分。

十.后记

如本文开始时所述，毛泽东一手发动大规模的清查AB团运动，以酷刑逼供的手段罗织罪名，滥杀无辜，终于引起了富田事变。事变之后，他在王明的支持下，对党内、军内的异己分子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屠杀。

然而，中国国内以往都把清查AB团的错误全部算在王明头上，甚至算在项英头上。

但是，江西苏区清查AB团的运动是在1930年5月开始，王明则是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才掌握实权，项英也是在1931年1月到达江西的（那个时候，从上海进入苏区往往要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所以，这笔账无论如何算不到他们头上。况且，项英一直反对毛泽东在清查AB团中的过火行为。中国当代人物出版社出版的《陈毅传》红皮精装，用雪白的高级凸版纸印刷，一看就是有来头的书。该书在述及清查AB团运动和富田事变的处理过程时，只字不提毛泽东，而是顺带说了一句，“当时，项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时至九十年代，还用这种春秋笔法委过他人，替毛泽东开脱，使人不禁对下面提到的该书关于陈毅的描述产生怀疑。

陈毅在富田事变发生后营救出了李韶九等人，之后又担任赣西南特委书记。《陈毅传》中说，陈毅在后来抵制了李韶九等人对红20军和赣西南地方干部的清算，营救了一些被打成AB团的人，以致李韶九想把他也打成AB团总团长。据该书的描写，陈毅听到李韶九的威胁后说，“我手下的这几条枪也不是吃素的”。但是，较老版本的陈毅传记中都把此时的陈毅说成是毛泽东路线的坚决捍卫者。在李德写的回忆录中，也有陈毅在清查AB团的运动中“变成了一个屠夫”之说。对于《陈毅传》中关于陈毅行为的描写，京人还没有见到过有力的旁证。黄克诚在当时担任红5军政治部主任，他在其《自述》中对清查AB团运动和富田事变的结局表示了痛心，并对他自己在清查AB团运动中的作用感到五内俱焚。

黄克诚在《自述》中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如果细算历史旧账，仅此一笔，黄克诚项上的这一颗人头就是不足以抵偿的”。黄克诚当时错杀了多少人，我们不得而知，大概不比十大元帅、十大将中的其他一些人更多，但凭这一句话，足以使人对其胸襟肃然起敬。红20军的指战员们在富田事变后，无一人反水，继续开展土地革命，对他们所扣留的人，包括李韶九在内，无一人加害。但是，他们在最后却遭到了灭顶之灾。当他们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标、木棒处决的时候（为了节省子弹，这是红军中通行的行刑办法），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07、周恩来杀人】

周恩来杀光叛徒顾顺章全家，甚至在场的亲友，包括救过他的恩人。中共党史中尽量掩饰这点，以保留周在神坛的地位。但现在也有国内的作家详细披露这宗灭门血案，可惜还只能在台湾出版。

最近一期的“争鸣”杂志专题报道了周恩来在文革期间扮演的角色。

周恩来是毛泽东走下神坛後还留在神坛的尊神，中共至今还在美化他，实际上就是在美化自己，以掩饰整个党在道德方面的沦丧。但的确也有越来越多的国人对周恩来的政治品德发出疑问和进行批判。最近我看到台湾一桥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与上海灭门血案”(以下简称“周案”)就是其中一本。这个灭门血案就是鼎鼎大名的、由周恩来一手策划和执行的顾顺章灭门血案。

本书的作者是吴基民，自我介绍是一九八二年春天毕业於上海复旦大学後分配到上海市委某机关，从事落实政策的工作。我也曾经读过他在八十年代中期所写的纪实文学“塔尖上的女性”，写的是上海一些单身女强人的性烦恼。他在接触了顾顺章案後就下决心要写有关的纪实作品，并作了十年的努力。

中央特科杀手讲述血案经过

“周案”一书之所以在台湾出版，相信是因为书中涉及周恩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情况在国内因为为尊者讳而不能出版，但因此也更有史料价值。在去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中有提及顾顺章的叛变和周恩来的应对，但未提及此宗灭门血案，想来当局也不认为那是血染的风采。

我虽然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的是中共党史专业，但很遗憾的是教科书中从来都没有提到过顾顺章此人，在“内部文件”中虽看到过顾顺章的大名，但不知其来龙去脉，老师在上课时也只是一句带过他是叛徒。而有关的灭门血案是後来到香港後看一些书才知道有那麽一件事，并同周恩来有关，而在本书中可以看到顾顺章的叛变的详细情节和当时的整个背景，以及事件同顾顺章後来的结局。

作者是在处理群众来信中接触顾顺章灭门血案的。因为写信的洪扬生是一九二四年入党的老党员。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负责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特别委员会，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主席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负责，特委是决策机构，下设中央特科是行动机构，由顾负责，特科下设四个科，洪扬生则是一科的负责人，负责总务；二科搞情报，负责人陈赓；叁科就是着名的“红队”，又叫打狗队、红色恐怖队，谭余保、王竹友先後任科长；四科是後来才成立的，是电讯科，由李强负责。洪扬生亲自参加了这场杀光顾顺章全家的灭门案。作者还接触了二十年代後期、叁十年代初期的六届中共中央委员、女工张金保，当时的中央委员二十叁人，候补中委十叁人，她後来参加了罗章龙的分裂活动，另立中央，还是重要的骨干。正是这些已经几乎被湮没的“活字典”，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补上党史中的一些被有意掩盖的部分。

屠杀由周恩来康生亲自带队

这场屠杀由周恩来亲自带队，康生(赵容)也直接参与，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学生斯励那天在顾家打麻将，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将领，有记载斯励在“四。一二”清党中曾将周恩来从国民党手里救出，但也因为他认得周恩来，所以也一样被杀。这一事件中当场被杀的有顾顺章的十几个家人和亲友。洪扬生亲自杀了顾顺章的妻子，也安排把顾七岁的女儿送去浦东的“关系户”，但後来下落不明。在行刑过程中，康生的表现比周更坚决、冷酷。

任务完成後，“周恩来冷漠地望了望赵容，像是在跟他说话，但又像是跟自己说话似的，自言自语地讲：‘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今後历史将怎样看待我们呢？’”大概讲了这句话後才可以稍微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一九叁一年在甘斯东路爱棠村、新闸路、武定路等地挖掘这些〖体时，共挖出叁、四十具，都是周恩来领导下的这个“红队”“锄奸”的战果。当时哄动了整个上海。

在顾顺章叛变後，周恩来亲自召集特科的成员和他们的家属说：“中央来不及妥善安置每一个，如果有可能离开上海，就离开上海躲避一阵子，如果实在躲避不了，顾顺章来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许你们自首脱党，但决不能出卖朋友(同志)，以後等到上海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会替你们作证——”洪扬生作为一科科长，後来转移到中央苏区，在“长征”时被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自首，当了一段时间的特务，大概没有立功表现，後来长期失业，流落在上海。上海“解放”後，洪兴冲冲去找在一九叁一年被调去领导中央特科、洪扬生同他共过事的潘汉年，因为他可能知道周恩来作过的上述指示。但潘汉年敷衍了他几句就将他推出门口。一九五一年四月大逮捕时他一度被捉，不久放出，安排在工厂劳动，五八年再被捕，陆续关到七四年，但都未正式判过刑。洪是道地的无产阶级红五类，为保卫革命领导人而出生入死，“解放”後当然怕他嘴巴不严乱讲话而要对他“专政”，但没有把他灭口，也是中共的“进步”。文革结束後，由当时担任外贸部长的李强作证明，洪被安排到文史研究馆，每个月有八十元的生活费，才有“幸福的晚年”。

潘汉年无情、向忠发公款嫖妓

本书还涉及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一些情况，也是中共的党史中所讳言的。例如上述的潘汉年，他在“解放”後当过上海市副市长，是中共的高级特工，曾代表中共和日伪勾结，在一九五五年成为除了高岗、饶漱石之後被中共整肃(也可能是封口)的中共高干。洪扬生对他的评价是“潘汉年不是东西”，这并非完全是个人恩怨。据作者说，他采访过好些人，都听到过类似的话。比如当年在上海抚养过毛泽东叁个儿子、後来护送过美国记者、“西行漫记”作者艾德加。斯诺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也曾如此抱怨说，他绝不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在旁人需要他扶上一把的时候，他往往是踢上一脚。特工，特别是共产党的特工大概就是这种德性，不灭绝人性做不了也。所以後来潘汉年也被自己人整得很惨，但没有多少人同情他。

说到董健吾，也要带上一笔，有人把毛泽东次子毛岸青的神经病归咎於当年他抚养之时，可谓好人难做，但在林彪企图“谋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里则说是毛泽东逼疯的。

上文提到的向忠发，也是过去中共所极力想在党史中抹掉的人，因为他被国民党捉到後立刻下跪求饶，有损中共英明伟大的形象，问题他还是道道地地的产业工人红五类，没法说他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而撇清同中共的关系，还在於他担任主席後和妓女同居。这个妓女名叫杨秀贞。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回忆说此人很漂亮，向忠发给过杨八千大洋，大概也是“革命经费”里开支吧？不过杨同向同居一年多不知道向是共产党员。这恐怕也说明他是个“昏君”，无所事事，实权抓在周恩来手里。当时向住在善钟路(常熟路)一间成衣铺的二楼，亭子间住的是中共另一领导人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周恩来也上来拜访过向杨，可见向忠发的嫖妓行为中共高层不但知道，也是支持。因此以後周支持毛和江青结婚，“解放”後为毛乱搞男女关系创造条件，自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还要提到的一句是，据其他史料所载，当顾顺章叛变，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面临被一网打尽而要紧急疏散时，向忠发因为同杨秀贞“儿女情长”舍不得分手，结果杨被国民党特务跟踪而捉到了向忠发。历史是成王败寇的历史，如果向忠发後来能成为毛泽东一统天下，这段历史就是革命的罗曼蒂克了。

周恩来临死前脱不了的阴影

同样，顾顺章在革命中也不忘“浪漫”，他就是在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後留在武汉同姓白的交际花打得火热不想离开而被叛徒发现的。当然也可以说这是革命的需要。不过从中也可看出中共的腐败也是一种“革命传统”，提着脑袋干革命时都不忘腐败，胜利後掌大权当然要发扬光大了。

在中共党史中，党内斗争最激烈的就是文革期间和二八年六大到叁五年遵义会议之间。文革还有毛泽东亲自指挥和主导，而六大到遵义会议六、七年间，中共党内大小派系林立，相互利用，相互争斗，左倾、右倾、分裂、匪帮等各种帽子乱飞，在强敌压境之下还自相残杀，甚至借国民党的刀来杀自己的同志，国共敌我矛盾同中共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可说蔚为奇观。由於被捕的多、叛变的多，因此高级领导人中也多昙花一现人物，他们的名字早被人遗忘。从本书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侧面。

但就是历经风险，最後得以成为开国元勋的周恩来，在他生命的最後时刻，也甩不开顾顺章的阴影，这倒不是说他良心上有甚麽谴责，而是在当年国共激烈斗争，不少中共领导人自首叛变，而且真假难以分清的情况下，也出现过伍豪(周恩来的化名)等脱离共党启事，刊登在上海的主要报纸上。这本来是当时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心理战，没想到四十多年後发挥巨大作用，成为文革後期毛泽东和江青抓周的小辫子。本书详细介绍了周临死前对此如何耿耿於怀，留下种种证据和辩解的录音，在病危时签下他的大名来表明他的“清白”，并且存入中央档案馆。可见他对死後被“鞭〖”的恐惧。他把骨灰撒到大海显然与此有关。

除了夫人邓颖超外，周恩来在逝世前要求见到的最後一个人是他的亲信，担任过特工和国务院副秘书长的罗青长，本书的最後两段说：“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讲：周恩来提到了瞿秋白。他说：我不是叛徒，瞿秋白也不是叛徒，他的‘多馀的话’，不是红卫兵发觉的，我早就看到过。我对不起他——”据已经证实的消息说，周恩来提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人名，然後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的时刻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果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乎？

【08、中东路事件】

中国魂于April10,1999

由于张学良的易帜好不容易才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所照耀的东北，在帝国主义的野心之下，已逐渐被造成为一个「亚洲的火药库」。「中东路事件」，就是一个实例。此一事件，是统一之后的中国和外国所最初点燃的战火。

苏联策划暗杀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东三省北部特警管理局探悉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内在举行第三国际秘密会议，乃派兵前往搜查，当场捕获中、俄共产党员三十九人，其中包括有苏联派来的「东三省北部共产党执行委员」三人。根据当时检扣的文书，得知苏联在策划著非常可怕的阴谋。

往来电报暴露阴谋

其中并且有自一九二九年元月至二月间莫斯科和哈尔滨往来的电报，证实其破坏中国社会秩序的意图。

──元月十六日由哈尔滨发往莫斯科第三国际：「在南京、渖阳及其他要埠，实行暗杀主义。」

──元月十八日由海参崴致中东铁路电务处转第三国际代表：「希详查具报有关暗杀之执行机关、材料、经费等项。如实行暗杀时，以何种中国共产团体为最可靠？并将华籍首领人物曾经实际为反共产工作者暨其物质上之保障具报。」

──元月二十三日由莫斯科发给哈尔滨：「辽宁（东三省）与南京妥协后，吾人应具秘密强固之战线，反抗南京与辽宁妥协。追加经费三十五万卢布，为施行暗杀工作之费用。至吾党嗣后如有不顺利时，第三国际应组织秘密破坏军，以实行破坏东省铁路各机关之计画。」

──二月二十日由莫斯科发给哈尔滨中东路局指示：「中俄平均用人一节，宜加以阻碍；其无苏联国籍之人，亦须予以开除，以便尽量补充党员。」

在这些电报里，再三出现有「中东路」的名称。

以中东路为侵略工具

「中东路」是以苏联国境内的赤塔附近为起点、海参崴为终点，直接横断东三省北部的一条铁路；系依据满清时代李鸿章的卖国密约（中俄密约）而由帝俄所建筑，在中国境内自满洲里到绥芬河之间的本线长一四八四公里及其支线自哈尔滨至长春之间长二四一公里。另在当时为日本所经营的「南满洲铁道」（长春─大连），本来也是属于中东路支线的延长部份，因日俄战争而出让给日本。

俄国革命之后，苏联政府曾经一度宣称将中东路无条件归还中国；但其后则自食其言，而在一九二四年签订的中俄协定中规定由两国共同经营。这个协定，表面看来像是符合平等的原则，但实际则由苏联方面左右了理事会，任意管理经营；并且铁路局长也由俄人担任，总搅著财政权和人事权。

本来，中国和苏联之间，已经在一九二七年年底由于共产党广州暴动的契机经中国方面通告断绝邦交（苏联方面并未承认），封闭了在中国境内的苏联政府机关；可是在张作霖支配之下的东北，当时尚非国民政府政令之所能及，故而苏联领事馆等机构仍然存在。

苏联并且以中东路的组织为工具，要使东北成为其赤化中国的据点。此时，中华民国既经统一，则收回中东路归属于中国主权之下，实为自东北易帜以来之一项课题。当如前所述的苏联阴谋活动被揭露之后，在中国的立场，则是关系到国家的威信，自不得不临之以强硬态度。

七月七日蒋总统接见了由东北前来北平的张学良，协商有关中东路对策。在此之前，蒋总统和张学良曾经有多次电报往还，但互相晤对则是从这一次开始。

断然驱逐俄籍人员

十日，有外交部长王正廷参加在一起研讨的结果，决定了为收回中东路而驱逐所有俄籍人员之共产主义者的方针，并迅即付诸实行。

十一日，中东路督办兼理事长吕荣寰将俄籍局长叶穆善诺夫免职，委任华籍副局长范其采代理局长；并将俄籍人员五十九人免除职务，遣送回国。

同时，东北电政监督蒋斌并断然将中东路全线铁路专用之外的电信机关收回。此外，特区行政长张景惠也下令解散苏联远东贸易局、商船局、商业联合会等商业机构以及各职业工会。」

对于这些措施，苏联政府的反应激烈，七月十三日向国民改府提出强硬要求取消各项措施的最后通牒；国民政府以「此次措置，纯以防止骚乱治安事件之突发为目的」答覆苏联，予以拒绝。

苏联政府遂即于七月十八日通知中国驻俄代办夏维崧──「断绝邦交」。可以说这是对于中国在两年前所提出的断交宣告，此时才作了一个答覆。苏联在发出通知之后，即日命令其驻华外交官、商务人员以及中东路职员归国；同时停止与中国的铁路交通，并集结军队在东北国境，准备开战。

七月十九日，中国政府收到苏联断交通告的全文。

蒋总统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文中满纸虚伪狡饰，且藉口为余宣言先收回中东路权是启衅之罪，而其外长加拉罕对我夏（维崧）代表满口诋毁中正，是乃恨我不中其计使然也。惟吾人深望能达绝交目的，而后对国内共党方有彻底办法耳！

『下午，仍以对俄为集中精神之点，而日本于此又造开战（对俄）之谣；日本幸灾乐祸，固其本怀。』

俄军攻我东北

在关于「中东路」方面，苏联和日本之间的确有某种默契存在。□蒋总统在七月十九日的日记中更有这样的记述：『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时，苏俄将中东路让渡于日本消息之传播也，盖其时我国收回中东路之呼声日高，苏俄深恐一旦成为事实，故不惜出此最卑劣之手段。于此益足以显示赤色帝国主义者（苏联）与白色帝国主义者（日本）彼此已谅解其利害之一致，而欲协以谋我。此次苏俄之敢出此恐吓手段，当不外为赤、白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之结果。

『事情发生以后，白色帝国主义者之日本，颇有不甘沉默之概，报章宣传，动色相告，其幸灾乐祸、欲收渔人之利，益已昭然若揭。』

就在当天，国民政府决定召回驻俄使领馆人员，并向国际间发表宣言，将搜查哈尔滨苏联领事馆的结果公开于世。□蒋总统并于同时发出「告东北将士书」，指示为阻止苏联阴谋，应进入紧急防卫态势。

俄军于七月二十日发动攻击，其进攻地点分为三方面──「中东路」西端满洲里，东端绥芬河，以及东北面边境的黑龙江、松花江合流处。

通电全国号召抗战

统一后的中国，受到来自外国的武装侵略，这是最初的经验。□蒋总统当时以国民政府主席立场通电全国，号召彻底抗战：『今日舍努力拒俄以外无忿，舍一致对俄以外无出路，诸将士同心一德，共同努力，誓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以完成国民革命最后之职责。民族存亡，革命成败，争此俄顷。』

此时，苏联已经在国境一带部署了八万人的大部队。

最初发动攻击的地点是在绥芬河。于七月二十日发炮开始攻击，至十二月之间数度进攻，终因中国军队防卫坚强，未能得逞。

在黑龙江、松花江合流处，则于七月二十三日扣留中国船苹；及至九月，俄军乃在其远东舰队的援护之下震动总攻击──结果，绥滨（九月十九日）、同江（十月十二日）、富锦（十月三十一日）都被攻陷，侵入沿松花江约五十公里。

韩光第力战阵亡

主战场是在满洲里方面，俄军自七月二十六日开始发炮轰击；继之，动员战车、飞机，数度进攻前来──十一月，满洲里、扎赉诺尔等国境要冲失陷；是月二十四日，连距国境八十公里的海拉尔也被俄军进入。驻守扎赉诺尔的中国部队第十七旅七千官兵，在一昼夜的激战之后伤亡殆尽，旅长韩光第阵亡。

当进行抗战的同时，国民政府并力谋通过外交折冲，和平解决纷争。

在驻德公使蒋作宾的请托之下，德国政府出面调停，在柏林有所接洽；但因苏联毫无让步之意，以致斡旋工作归于失败。

十一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吁请各国组织调查团，来华调查被侵略的实际情况。

于是，美、英、法三国乃于十二月三日通告中、俄两国，要求停战，准备进行调停；可是，苏联则表示：须由两国直接谈判，拒绝第三者介入。

日本与共匪趁机而动

此时，美国曾经邀请日本共同进行调停，但日本予以拒绝。日本在事件发生之际，便向长春增加兵力，并举行实弹演习；同时拒绝中国军队通过「南满铁路」──不声不响地协助苏联对中国的攻击。因此，中国部队在弹药、军粮方面的补给受到了重大阻碍。

在这一段期间，和俄军的进攻商量好的，就是共产党的活动也积极起来了。十月底，在广东海、陆丰方面开始蠢动；接著由毛泽东、朱德等人所率领的共军在粤、闽、赣边境进行暴动，翌年二月，成立「江西省苏维埃」于瑞金。

正在中、苏冲突的当口，国内并进行著对中央造反的冯玉祥的讨伐战争，是故国民政府乃不得不和来自内外两面的敌人周旋。

所谓伯力议定书

中、苏直接交涉，自十二月十六日开始在伯力由中国代表蔡运升和苏联外交部代表苏曼诺夫斯基进行谈判，结果，于二十二日签订了所谓「伯力议定书」。

然而，这个议定书的内容包括有：（一）苏联的中东路局理事、局长、副局长复职；（二）互相释放在冲突期间的被逮捕者；（三）取消俄籍职员的免职处份，并发给其停职期间的待遇；（四）由中国官宪将白俄武装解除，并驱逐其首领于东三省境外；（五）恢复在双方的领事馆及商业机构等项──等于是接纳了苏联方面的片面主张。在国民政府立场，自然不能予以批准。

因此，国民政府乃改派新任中东路督办莫德惠前往莫斯科，要求重行交涉；但苏联坚持仍以伯力议定书为有效，谈判进行困难，自翌年1一九三〇年十月开始，先后经过二十五次会议，毫无成果；而东北便在一九三一年为九一八事变的战火所卷没。

摘自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八册

中国魂

【09、彬州大屠杀的真相】

原载于《世界日报》1999年5月19日

重涛

湖南彬州自古享有“山川之秀甲湖南”的美名，唐代韩愈写道：“彬州奇变，其水清泻。”如今彬州已被辟为旅游和疗养胜地，游人倘佯山水之间时，可否知道71年前此地曾横尸遍野、血流成河？如今事过境迁，恐怕当地居民也少有经历或听说过此事了。

朱德与陈毅在“南昌起义”失败后，转往江西广东，于1928年进入湘南，联络当地潜伏的共党分子，席卷若干县`区`乡，打垮地方政府，没逃走的地主士绅或被处决、或被监禁，大批农民追随朱陈，建立苏维埃和地方武装队伍，革命形势大好。

当年三月，国军会攻湘南。设在彬州的中共湘南特委的对策是坚壁清野和焦土政策，决定将彬州宜章大道两侧五里(另一说二十里)之内的村庄房屋烧光。

此令一下，民众和基层共干纷起反对，可是请愿陈情毫无作用。彬州县委书记夏明震，其兄是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著名“烈士”夏明翰，其妻是后来嫁给大名鼎鼎的陶铸的曾志，他的专长是农运，却不懂得“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道理，一意孤行，竟然召开“动员烧房大会”，当场遭到与会民众的对抗。他们原来是被中共武装起来去屠戮“土豪劣绅”和抗拒国军的，现在为保卫家园而奋起抗暴了。

担任县委秘书长的曾志逃到驻扎在永兴的朱德陈毅处求救，朱德立即派陈毅率一营军队伙同赤卫队一起攻打已被“反叛民众”占据的彬州，血战数日，终于“平叛”胜利。此一事件，共党人员死伤千余，彬州县委共干几乎被杀尽，民众死伤多达两千。

多年来，中共正史声称此“反白事件”是土豪劣绅煽动民众配合国军的反革命事件，根本不顾“土豪劣绅”早已被清除乾净和民众自发造反的事实。文革期间清算朱德陈毅时从来不提这个“左倾错误”。为什么？只要看看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天安门广场，“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的性质不是很清楚了吗？

【10、胡适与陈独秀思想片段】

陈独秀：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

摘自《我的根本意见》

陈独秀

1940年11月28日

(九)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

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全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注，原文为“史太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注，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他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然而，他是真正的学者，理想主义者。他为共产党所不容，实因他的思维、思想距离毛泽东等太远。今天，读他这段文字，可看出他的认识多么深刻，准确。)

【11、胡适：什么是封建社会？】

1930年4月10日

摘自《我们走那条路？》

就是那些号称有主张得革命者，喊来喊去，也只有抓住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变戏法，有一班人天天对我们说：“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阶级。”又有一班人天天说：“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势力”。我们孤陋寡闻的人，就不知道今日中国有些什么封建阶级和封建势力。我们研究这些高喊打倒封建势力的先生们的著作言论，也寻不着一个明了清楚的指示。

那么，这个革命的对象-封建势力-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去年大公报登着一位天津市党部某先生的演说，说封建势力是军阀、是官僚、是留学生。去年某省党部提出一个铲除封建势力的计划，里面所举的封建势力包括一切把持包办以及含有占有性的的东西，故祠堂、同乡会、同学会都是封建势力。然而现代的把持包办最含有占有性的政党却不在内。所以，我们直到今天还不明白究竟什么东西是封建势力。前几天我们看见中国共产党中的“反对派”王阿萦、陈独秀等八十一人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其中有这么一段：“我们以为，说中国现阶段是封建社会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把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及一切反动行为都归到封建，这不但是说梦话，不但是对资产阶级的幻想，简直是有意的为资产阶级当辩护士！其实在经济上，中国封建社会之崩溃，土地权归了自由的地主与农民，政权归了国家，比欧洲任何国家都早，土地早已是个人私有的资本而不是封建德领地，地主已资本家化了，”

【12、胡适的自由价值观和对共产党的认识】

摘自《三百年来世界文化的趋势与中国应采取的方向》

1953年1月3日

世界文化的第二个趋势，是民主自由。我们为什么要征服自然？为的是提高人的价值。人的价值提高了，慢慢的公认：人，有他应该有的权利、应该有的自由。从前讲天赋人权；我们知道这句话不正确。人权并不是天赋的，是人造出来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都是一个思想，不是天赋的。如果是天赋的，就没有人投选票了。在某种社会上人如果没有力量保护自由，专制的人可以把你的自由夺去。我们过去经过很多年德专制社会，那时我们的自由权利一点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渐渐明白民主自由都不是天赋的人权，是人慢慢感觉自己的尊严，人是有价值的，人格是宝贵的，慢慢的才自己感觉到某种权利与他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有了某种权利，才能使他的教育完整，发展他的聪明才智人格道德。所以，最近三百年来文化发展的第二个趋势，就是人的价值得提高，承认人有他的尊严。

古时也有这种思想。现在有些人提倡读经，经书中就有一句话：“天地之性人为贵”。可见我们在二千五百年前就已承认天地之间“人”最宝贵，但是二千五百年前有这种思想，但没有制度化，社会政治与教育都没有制度来实行这个理想。

人在最近三百年中，格外感觉人在天地之间地位很高。要保障他的尊严，必须有：(一)宗教信仰自由。他信什么就信什么，他不信什么就不信什么，信仰自由就是良心自由。(二)思想自由。

从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到政治革命造成我们今天所谓民主政治的文化。

这个文化起源于英伦三岛，影响到法国、美国，从法国美国影响到整个欧洲和全世界。这不仅在欧洲如此，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民国的革命，都是受了整个世界文化的趋向而来的。但是到了1917年，来了一个大的反动，所谓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那个时侯，正是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同西方国家一起对德作战，打了几年，俄国政府的力量，一天一天维持不住。当我们民国六年，俄国发生了两次革命。一是所谓二月革命，就是我们讲的自由民主革命。二月革命把世界上最专制的俄国推翻了，建设了一个民主共和国。不过在二月革命后，自由民主的革命还没有站住，力量还没有坚固，又起了所谓“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少数党-共产党，利用变乱时期的革命，打倒了自由民主，建立一个共产党的专制政治。从1917年十月到去年十一月，刚好35年。卅五年来，是一个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可党当时所摆出的口号与目标，也是属于自由民主这一条战线的，但是共产党得到政权后，却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在十月革命的时侯，说这次革命比二月革命还要自由，还要民主，所以能够很快的打倒二月革命。到共产党革命成功，得到政权后，大家才晓得共产党所代表的是反民主，反自由的运动。，，它的反动是怎样的呢？(一)用暴力取得政权；(二)用暴力来维持取得的政权。这卅五年来，所谓共产党的历史-世界共产党运动的历史，都跳不出这句话。无论在那个国家，共产党的阴谋都是跳不出这两句话的。

共产党用暴力取得政权以后，又怎样用暴力来维持他用暴力取得的政权呢？就是要把三百年来大家公认的人人应该享受的各种自由权力，一切予以剥夺。不许你有信仰、思想、言论等等的自由，连看报的自由都不许的，并不许有财产与行动的自由。今天在座的朋友，或许有父兄子弟或先生学生或亲戚朋友沦陷在大陆。我们看见这个过程———用暴力取得政权、用暴力维持他用暴力取得的政权。他的方式，就是力量到了的地方，立刻罩下铁幕。第一步，不让你看报纸，要看报，就得看他的官报。所有新闻消息，都是从新华社出来的，连合报的社论，都是一个地方选好了分发的。只有报没有新闻，正确的消息也没有了；无线电广播也没有收听的自由；慢慢的，连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了，然后再进一步连不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了。从前无论怎样黑暗的政治，我们还可以有不说话的自由。所谓“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为强出头”，就是说我们在家里不开口不出头，就没有人来干涉你，你还可以保持良心的自由。现在却不行了，你不说话，也要你说话，甚至把广播稿子替你做好，要你广播骂人，骂你的爸爸妈妈，你不骂还不行。我的小儿子在大陆就是这样。我的儿子骂我是帝国主义走狗，人民的公敌。他这样骂我，由于他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诸位当中许多有父兄子弟或亲戚朋友或学生先生在大陆，这些年来，他们在大陆所受的痛苦，就是被共产党把他们信仰自由、思想自由与发表言论的自由，统统剥夺了。这个时候，人不是人，变成了共产党的奴隶，都是所谓政治和所谓党的奴隶。他要你作什么，你就得作什么。他要你把你的财产拿去，于是多产的变为无产，没有产的变为奴隶，就是人民的劳力所得的，都没有权力承认是我的。我的没有了，你的、他的都没有了。人民不但财产没有了，劳苦所得的享受的权力没有了，甚至连粮食也没有了。人人都要靠共产党发粮票。

【13、封建概念研究节选】

（封建，成了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块石头，它被指定为三座大山之一，成了共产革命的根据。但中国到底有多少封建？封建对中国的影响到底多深？什么是封建？以下节选了胡适，梁漱溟等三位学者的观点。但基本上，大陆政治界将49年前视为(半)封建社会，将49年前全面否定。这样，中国人的一切弊端都归于中国“二千年封建”。这种认识是浅陋的，不管拥共反共的，不假思索的引用“中国封建二千年”是对历史不负责任。）

【14、梁漱溟对封建的认识】

摘于《中国文化要义》1963年初版

何谓封建？简单说，封建是以土地所有者加于其耕作者之一种超经济地强制性剥削，为其要点。他和经济上之不出乎自然经济社会之表见身分隶属关系，政治上之星罗棋布的(原文，底，以下同)大小单位，意识上之不免宗教迷信等，大抵皆与此要点天然相联带者。解脱于封建，就是解除这些，而以解除其要点(强制剥削)为主。

中国究竟已是否从封建中解放出来了呢？如众所共见，多年来中外人士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不少学者(如李季等)，认为中国封建已崩解于秦战国，而秦以后的社会即须另说。这大致算得平允。但中国共产党却认为从东周起，一直到鸦片战争之漫长时期，全都是封建社会。其所以如是主张，好像不管联带而见的那些事情如何，而单把握了农村中之强制剥削一个要点，说它是中国一直存在着的。这亦不为无理，却是疑问也正多：

第一、如我们在邹平定县各处之所见，其土地是封建解放的土地，其人是封建解放后的人，明白无疑。固有少数佃农雇农，不能自有其土地，而受到剥削；那只等于近代工人之受剥削而止。所谓超经济地强制性剥削，实未有之。

第二、封建之世耕作者随附于土地而不得去之情形，后来中国并未有见。似不能径以地少人稠，另外又少乏出路(工商业)，即作束缚于土地看。因而所谓强制性剥削之存在，这里又须打一折扣。

第三、在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意识上其他联带而见的那些事情，按之中国或见或不见，难资判定。而大体论之，宁证明其封建已得解放。特如流行谚语“耕读传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之所表见者，试问世上焉得有此封建社会？

最后要指出其最严重的缺陷，是把秦汉与东周明明不可混同之二物强混同之。对于上面所提两大事实，直仿佛不看见，不肯深究其固，而漫然以封建概一切，是何足以服人？

中国社会构造当战国之际演着划时代的变化，至秦并天下而开一新纪元。正所谓“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无复多关阻、异政令，种种隔阂不同的情形。像封建之世，自上而下分若干等级，而星罗棋布于地面上之许多大小单位，已经削除，而全国统一于一王。王权集中，实行专制。同时，分封锡土之土地制度，亦变为土地自由买卖，任民所耕不限多少。

由政治势力而直接地或间接地使土地见出垄断之势，那对于从封建解放出来的社会说，即是形势逆转。此种逆转，势不可久；历史上不断表演，不断收场。

北京大学教授马克(？土土土)对封建社会的认识

摘于《关于封建社会的一些新认识》

(原载于《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封建在中国并不陌生，它指的是西周时期(前1066-前771年)周天子对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的分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这种分封大约是把土地和土地上的居民都分赐给受封者，即所谓授民授疆土。诸侯还可以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下一级的卿大夫，于是以土地为枢纽，形成统制者之间的多层等级联锁。他们彼此之间互有权利义务，主要是受地者要向赐地者纳贡服役(包括兵役)。无论对于西周封建以何种解释，但它是中国本身所固有的一种政治制度则是没有疑问的。这种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前722-221年)逐渐变化，难以维持。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废封建而置郡县，一般以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封建制度遂告结束。

[录入者后记：本人以为，中国自秦以后，确实不是封建社会，期间有复辟，如王莽，太平天国等，但总体来说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由经济。当然，中国贫穷也是事实，鄙人以为，原因是中国文化中“节俭，守旧”部分影响社会创造力。而共产党打着反封建的号召，建立的反而是2000年前的封建制度。例如，农民被政治力量所强制束缚于土地，被强制剥削，而且至今仍无买卖土地自由。土地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凡关心中国命运者，对此必须有清楚认识。]

【15、地富子女「反攻倒算」－－大陆涌现众多否定土改事件】

白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人开始清理历史旧账，但都从五七年反右算起，而中共建政之初的土改、镇反、抗美援朝这些历史竟无人敢去闯禁区。大陆一位学人说，批反右，否定大跃进文革可以解释成反对中共的错误路线，如果连土改、镇反之类也质疑，就是直接反共，因此无人敢去碰。（打字员：有无人问一声：共产党祸国殃民，直接反共有何不可？）

理论上是禁区，但现实早已开始否定。随著经济改革深入，中国出现贫富两极，差距并日益扩大，而新兴资本家、庄园主、地主也已诞生，今年甚至要修宪，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这股走资本主义的潮流实际完全否定了中共建政后的社会主义路线，大陆老百姓有歌谣讽刺说：「革命革了三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

人们要问，既然现在容许雇工的资本家、庄园主存在，当年为甚么要搞土改，搞公私合营，剥夺地主资本家的财产？一九九四年即有一位在美国康乃尔大学修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返中国大陆作了半年学术考察，题目是「中国革命如何剥夺人民的私有财产」，其中特别调查了被中共剥夺财产者解放前后生活水平的对比，发现这些被剥夺财产者仍有很大一部份人至今仍生活在社会贫困线下。这位留美学生的调查受到国安局特务的骚扰。

据《了望》等大陆报刊报导，近年出现土改时划为地主富农成份的家庭后代和亲属「反攻倒算」，要求索偿还偿的现象。

报导说，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地富」家庭的后代与亲属理直气壮地到当地政府交涉，要求索回被共产党没收的财产，或徵收的房屋、土地和山林。他们说，现在许多人都靠不正当手段把许多公有资产变成私有资产，而且得到政府的鼓励，那么当年我们的祖上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被平白无故地充公，应该物归原主。有些地方的「地富」份子亲属登门找当年的干部、积极份子算账，还有聚众围攻、殴打土改中的党员、干部积极份子和家属的案件，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血腥杀人事件，有人说这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在共产党的干部中，有相当一批人当年是与「反动家庭」决裂后出走的，几十年中一直与家庭「划清界限」，如今他们似乎「人性复归」（其实是去掉了「阶级斗争」枷锁），返回家乡大搞祭祖活动，轰轰烈烈，而当年的土改骨干份子则不敢再吭一声。在四川、湖南一些地方，多次出现为当年被共产党政权镇压处决者祭奠的活动，树碑立传、鸣冤叫屈，场面十分壮观。

摘自《开放》杂志一九九九年三月号海生植字

【16、中共土改内部材料】

《开放》资料室

编者按：这两份文件，虽是反映局部问题，已可见血腥暴力之严重。据报导河南土改一个月内三十余条人命仅属中农以下成份，未包括地主。

河南土改运动中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三十余起。

（本社五月二十八日讯）特派记者穆青报导：河南土改运动中干部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作风很严重，虽经领导上再批评，但仍未能停止。四月下旬以来此种现象又有增多的趋势。一个多月时间中，仅打死、逼死人命案件即达三十余起，具其中大部为中农以下成份。如兰封县瓜营区在二十天内即接连逼死七人，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区干部手抢打死农会主任的母亲。事情的经过是：区干部到村上召开群众大会时，有一家文姓的中农，兄弟三人去了两个，其中一人在家装麦，准备次日上集卖粮买布。恰被区干部看见，一口咬定他是地主，说他想趁此机会偷偷地隐藏麦子。当这位中农稍加分辩时，就挨了两个耳光。这时，一些妇女小孩围上来说：「不要打了，原谅吧！」但结果仍被带到会场。当时区长正在讲话，听见这事后就走过去不分青红皂白的给该中农一记耳光，并拿手枪吓唬说：「你为啥这么硬，你孬我枪毙你！」接著七八个区干部都下手打起来，有的甚至拿枪托捣。顿时会场秩序大乱，小孩也吓哭了。恰在这时，一个区干部的手枪突然走火，子弹打中农会主任母亲的腹部，立即毙命。一时群众大哗，一哄而上，夺下了区干部的枪并将区干部捆了起来。群众对此事极为不满，说：「这和日本人、国民党有甚么分别呢？」

又如在潢川罗店乡土改中，错误的采取四追：追亲戚、朋友、佃户、狗腿；五挖：挖夹墙、地洞、粪坑、竹园、稻垛的斗争方法。且轻信坏分子诬告，逼死好人。如考城城关区未营村佃户宋二尼父子二人，平日积极生产，努力工作，父亲又是农民代表，在灭租斗争时很卖力气，后被人诬告地地主走狗。该区副区长不调查明白就在群人会上指名大骂。其子要求为父亲申辩，该副区长即大发雷霆地让叫：「你父亲被地主收买，你当狗腿，没有你说话的资格。你捣乱会场。」宋经此打击后，灰心失望，回家即闭门自杀。剩下六十五岁的老父终日叹息，声言活不下去了。

群众对这种乱打乱扣的强迫命令作风，十分厌恶，常常拒绝开会以示抗议。我们的干部不仅不好好的反省这种错误作风，反变本加厉采取更严重的惩办手段，如对不来开会的群众，兰封有所谓「见缸满」（即罚将全村水缸都要挑满）的惩罚。

（选自一九五〇年六月二日中共（内部参考）

华北局关于顺义县几个土改实验村中所犯左倾错误问题给河北省委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十月）

乱扣、乱打、乱杀及对地主、富农一律采取扫地出门的办法，已在华北过去土改中，完全证明了是严重的左倾错误。为了纠正这一错误，中央和华北局亦有多次指示，全党并进行过将近两年的教育，但据河北省顺义县委九月综合报告中，提到今年八月该县五区、十区七个村土改实验中，有四个村依然坚持著乱扣、乱打、乱斗的错误，其作法是：干部进村，首先将地主、富农扣押起来，并封锁全村，不得自由出入与生产，然后强迫群众去斗，「不斗则已，斗则扫地出门、净户出身。」五区干部陈立权，十区农会主任李连有，不但自己动手扣押地主，而且还亲自去打，甚至打了村农会干部（据顺义县委报告，是因为落后），这是一种严重的带政策性的错误，是极为恶劣的无政府、无纪律行为。特别是在该四村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左倾偏向后，并未见顺义县委及时反映，也未见当时冀东区党委的报告，而顺义县委九月纵合报告中，也只将左倾错误的情况轻描淡写的反映了一下，至于错误已否纠正与如何纠正的，并未提及，除把责任推到干部「经验主义」外，仅认为是「方式不够妥当」，「今后注意防止」，并且认为这种办法之所以不妥当，是因为「今天不是搞土改」。这似乎说若搞土改，就应该采取乱扣、乱打、乱斗了。该县委思想中残存著的左倾毒素，仍然是很深的，有引起你们严重注意的必要。这同时证明你们对下级土改政策的教育，还是不普遍、不深刻的，对下情了解是很不够的。为了彻底纠正与防止乱扣、乱打、乱斗及扫地出门的左倾错误，并保证正确完成新区土地改革，特作如下规定：

①河北省委应协同通县地委，派专人赴顺义五区和十区认真进行检查，找出此次犯错误的体原因，定出有效的纠正办法，并应给犯错误的主要干部以严厉批评，抓住这一典型例子，以教育所属。

②各地在今冬新区土改动手之前，务必以华北局关于新区土改决定，一九三三年划阶级文件，与任弼时同志关于土改中几个问题的报告为原则依据，将所有参加土改的干部（包括地、县、区、村的党员，非党员干部），用各种形式（党代表会、各界代表会议、干部会、党校、训练班等），普遍的进行一次短期学习和训练，必须弄清政策，不犯原则错误，并应召开检查会议，彻底检查准备工作是否做好，如准备不足，宁可迟点动手，切勿草率开始。

③你们应将此指示，转发各地委、县委、传达到全党中去，并在省委党刊上刊登，在各种党内会议中，再三举出此例，以警惕大家，务使华北今冬明春在一千五百万人口地区中，完全正确的完成土地改革。（选自国防大学出版社《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镇反评价：无法无天的序幕－－中共大规模捕杀反革命的历史

牧夫

五十年代初期，中共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由于对象属于敌对阵管，史学界鲜有评论，但镇反的后患延续多年，为害匪浅，实有清理之必要。

关于中共五十年代初「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历史评价，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很少人提出异议，可是在一九五六、五七年间，不少人是提出过质议和批评的，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两个演讲中公开回答过这个问题。

中共官方对五十年代的「镇反」有正式的界定，见于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刘少奇的政治报告，那是指分别于一九五〇年与一九五五年开展的两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五五年那次习惯称为「肃反」，是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的肃清暗藏在国家机关内部的反革命的运动。这次肃反中共已经在八十年代正式予以否定，虽然其打击面甚大（毛称有四百万人受审查），但杀人不多（即实行所谓机关肃反「一个不杀」政策）。既有了结论，我们暂不用再说。

现在要讨论的是前一次镇反。那次镇反，中共党史的正式说法是从一九五〇年「双十指示」开始，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结束，长达三年。其间分为三个阶段，即大张旗鼓而迅速捕杀，五一年五月收缩范围和五二年的深入调查。这次镇压的对象是所谓五个方面：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俗称「社会上的反革命」。镇压的手段是「杀关管」三个字，即处决一批、判刑一批、管制一批。

究竟镇压了多少人？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透露「过去杀关管二、三百万是非常必要的」，毛在五七年二月最高国务会上透露五〇年至五二年杀了七十万反革命份子，之后三年又杀了不足八万。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透露过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五年有四百万人被处死（这当然不只是镇反的杀人数）。国外的估计则数百万到两千万都有。美国专家倾血于二百多万人。

可靠的杀人数字，那是中共的绝密资料，尚待解密。我们从已有资料可以对镇反运动作出如下研判：

一、一次大规模的滥杀行为

「双十指示」只限定党内反革命判死刑要经省委批准，毛对镇反的第一条指示是：「批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毛选五卷）毛五一年三月又批示：「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该是准确的精细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并具完全应由上面控制。」毛肯定湘西杀了一批之后，指示「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毛选五卷）。毛对社会镇反只强调杀人「要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公安部长罗瑞卿解释中央镇反政策时说：「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强调镇压」。

可见，当时对「社会上的反革命」之处决，并无决定权之限制，这就给滥杀大开方便之门。只要「群众」说该杀，当地领导人点头，或现场负责人认为该杀，就格杀勿论。那个时代活过来的人都记得每个县都有杀人场，三天两头开完大会，就成批地拉去枪决。

无可否认，五方面对象中是有一些怙恶不悛的恶霸和以流血暴力反抗新政权的份子，但更多的是「反动党团骨干」等并无现行反抗活动的份子。原国民党首都南京是为一例，被称为镇反总指挥的罗瑞卿曾指责南京市镇反「四平八稳、温文尔雅」，该市党委立即加温，连小学生也被发动起来举报反革命，并大搞逼供信，致使无数旧职人员遭到镇压。由于镇反第一年高潮中杀人太多，毛才下令「收缩」，并要求金国二千多县市委书记都给他写一份镇反报告，可见问题之严重。

但毛对镇反从不认错，他多次反驳民主人士对镇反杀人的批评，强调杀的只是些「小蒋介石」，「杀得好」。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大言不渐把列宁、斯大林称为「两把刀子」。在中共中央纵容的指导思想之下，滥杀乃是不可避免之事。

二、镇反的必要性受到挑战

中共执政后，一九五〇年三月与七月曾下达两次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但不少地方发生「宽大无边」的倾向，据前公安部长陶驷驹主编的罗瑞卿传记指出，原因在于当时党内很多人对「我们党胜利前夕所宣布的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下面的人，除战争罪犯、罪大恶极份子以外，一律采取宽大政策」有误解。其实，何来误解？中共动员天下时不仅有承诺，而且这种承诺有道理才被人接受。陶驷驹的话，恰恰反映中共违诺食言，大开杀戒，引致党内外普遍不满。

而且，在镇反之前，中共已开展了反动党团登记，并取得预期的效果，又展开过对流氓盗匪的缉捕，查禁烟毒，封闭妓院已宣称社会安定，人民向心力甚好。敌特破坏之事，当然难免，完全可以个案解决之，对现状不满者，也可以逐步改造之，有何必要开展这样大规模的镇压异已运动而置上百万人于死地呢？

被镇压者中很多只具敌对阵营身份，而无敌对行为，他们实际上处于「俘虏」地位，镇压他们，那是一种阶级报复心理表现，红色政权要向全社会显示暴力专政的淫威，制造有利于统治的恐怖环境。

一九五六年多匈牙利反共暴动后，毛泽东得意地宣称，匈牙利事件后，中国没有引起风浪，就是因为「我们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这是毛肯定镇反必要性的一次权威表述。就当代革命史而言，只有苏共与中共在夺取政权后进行过大规模镇反与肃反，消灭敌对份子以巩固政权，其实效也接近和超过了半个世纪。其他如东欧、古巴、北韩和亚非某些国家的左派革命，都未采取激进的镇反措施。但靠杀人维持政权，毕意是专制极权之为，并非长治久安之计，苏联未逃过解体命运，将毛的镇压路线推到极致的赤柬，更是血迹未乾便告失败。反右期间，中共镇反肃反政策，受到许多批评。罗隆基更要求成立平反委员会，虽然右派被残酷整肃，但毛一死，反右与肃反都被否定。

三、镇反的群众路线有待批判

中共文件与毛的多次讲话都明白无误地肯定一九五〇至五二年镇反运动的群众路线的伟大正确。毛在一九五一年为镇反写的指示说：「人民要求杀的人则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在「论十大关系」中为镇反辩护时，毛说：「那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甚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份子。」罗瑞卿透露毛指示「民愤应是捕杀的主要标准」。

如上述，中共镇反中是杀过若干民愤极大的恶霸（据说北京天坛开过一个公审三大恶霸的大会，民情激愤），但是，这种依靠群众镇反的做法明显存在如下问题：

①如前所引，中共镇反明文规定，「应完全由上面控制」，所谓群众镇反，实质仍是中共镇反，即中共利用群众肃清政敌的手段而已。中共定了目标，群人一哄而上，利用群众制造声势，以掩天下耳目。

②在中共开列的五类镇压对象中，「群众要求杀的」，肯定是极少数，而且，历来慑于恶势力的淫威，善良群众一般是敢怒不敢言的，哪能数以百万的镇反对象都由群众来揭发处理？即使被煽动起来的群众狂热，往往也是非理性的，岂能作准？

③以法治观点看，任何罪犯的处理，都是极为专业的工作，绝非依靠群众可以做到「稳准狠」（例如香港、台湾并非不打击恶势力，如果中共解放港台，来一个依靠群众镇反，其混乱与荒谬可以想象吗？）

④所谓镇压反革命，实质乃是镇压反对中共的势力，以「特务、国民党政军人员」之类为主，但他们和社会民众并无直接利害冲突，无民愤可言，群众也不可能了解他们反共之内情。「发动群众镇反」便成了一块国共斗争的挡箭牌，以人民的名义报党派之私仇。

中共也许只有一个辩护角度可以迷惑一些人：五十年代初的镇反，属于革命暴风雨时期的行为，过火之处在所难免。但如前述，镇反时期，中共政权及社会安定并无明显危机，肃清土匪恶霸及残余敌对活动都在有效地进行（五〇年至五二年中共以一百三十九个师兵力，消灭土匪二百七十万人），旧的国家机器业已消失或改造，处处显示「势如破竹」景象。

中共发动大规模群众镇反运动，涉及的乃是它漫长征途中一个根本性问题，造反的内战的成功令他们迷信群众动员之力，而不知法治为何物。

四、置「革命法制」于不顾

严格说来革命与法制是两个不相容的概念。革命是人类社会的非常态，法制则是常态。但全国政权建立后，是以法治国还是以革命治国？中共元老董必武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上作了「进一步加强国家法制」的发言，他明白「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这可能带来一种副产物，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他分析和批评了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常常表现极端的革命狂热而忽视纪律与法制。

在镇反运动中，情形正是如此。一九五一年前后，在战后的苏联东欧共产国家中，已经开始反省专政与法制的关系问题，提出安全部门应有执法的独立性而不应听命于个别领导人的意旨。作为全国镇反的□责部门公安部在「学习兄弟国家经验」中，其部长罗瑞卿却十分警惕「公安工作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群众的神秘主义与孤立主义（关门主义）」倾向。

罗瑞卿多次向中央报告形势严峻反映镇压不力的右倾偏向。他获毛信用，和彭真等一夜之间起草「双十指示」，当即为毛批准下达全党。该文全名即「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镇反运动于焉开始。

罗瑞卿是毛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上，罗发言总结肃反斗争经验时，曾大段批判公安工作的神秘主义孤立主义，批判肃反必须专家来做，害怕群众过火的论调，指们他「畏首畏尾、小手小脚」。罗也承认肃反工作左右摇摆，一会儿宽大无边，一会草率左倾。

很显然，罗的公安思维仍是「革命斗争」的，而不是法制的。他指责的「神秘主义关门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要求公安工作法制化、专业化的呼声，也许内部已有人看到了乱捕乱杀的错误根源。然而，中共领导人之排斥现代法制根深蒂固，他们不仅在五十年代前期排斥，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纳入法制轨道。镇反时非法治的术语「平民愤」沿用到九十年代。

而在短短三五年中，镇反运动就出现几次「左右摇摆」，只能说明这种人治的运动无稳定的客观的准则可言，自然也无公正可言。最明显不过的是中共内部对「杀小不杀大」的不满（被罗瑞卿指为说怪话）。中共为统战之需，优待全部战犯（一个不杀、不审不判、分批释放）而捕杀他们的下属不计其数（这种做法与解放军渡江前发布之「约法三章」誓言捉拿战犯归案，不涉下属正相反）。

五、中共八大的曙光

一九五六年九月举行的中共八大，其当时的进步意义超越迄今中共历次党代会。从主题、内容到会议形式都是最好，且有突破性的。刘少奇宣布阶级斗争结束，邓小平反对个人崇拜，会场上不挂毛像，大会发言达六十八人之多（大会发言被毛取语文谛至今未恢复）。

关于镇反与肃反，除前述罗瑞卿与董必武的大会发言外，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更值得注意，刘谈到公检法与反革命等犯罪份子斗争时说：「这一斗争必须严格遵守法则，并根据目前的新情况，进一步实行宽大政策。」刘宣称：「凡属需要处死刑的案件，应当一律归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这样，我们就可以逐步地达到完全废除死刑的目的，而这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

但是，毛却无视八大决议的庄严，他不仅在会前「论十大关系」中说「不能废除死刑」，且在八大之后的反右运动一篇文章中宣称：「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毛选五卷）其口吻已完全背离八大路线。

回顾中共五十年代镇反肃反的历史，诚然不能忽略中共暴力革命的大背景，但也不能不指出历史人物的具体作用，罗瑞卿等前线人物有推波助澜重大影响，毛泽东好斗嗜杀的暴君性格则是更重要的主导因素。那场令上百万人沦为牺牲品的运动，中共的「邪恶大师」康生并未参与其事，完全是毛为首的正统派所主持。

现在不言而喻，由于镇反模式被毛定为一尊，其后在城市地区发展的一系列「阶级斗争」更趋恶化。五五年反胡风抓内部反革命，五七年引蛇出洞抓右派，五九年打彭德怀，六三年四清清算农村阶级敌人，直至文革天下大乱，遍地反革命，而代价是甚么呢？除了毛一人幸存，其余都先后伤亡，包括本文论及的罗瑞卿和刘少奇。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个恐怖系列中，不论亿万人的生死荣辱，可以见到的是群众斗群人，党天下，无法无天，不讲人道。这些毛家法宝始终没有改变。（打字员：「党天下，无法无天，不讲人道」是中共治国五十年，一贯坚持至今的「天条」，中共必将以此遗臭万年。）

既然脉胳如此清楚，那么，我们要问：镇反之后的所有政治运动，从肃反起，都被否定、受害者都予平反，难道镇反可以例外，不接受历史的审判吗？可能不公平之处在于，镇反的牺牲者绝大部份是来自敌对阵营，他们没有逃往台湾的那二百万同僚那么幸运（这些人若不逃走至少大半人将被镇压），留在大陆轻信共产党约法三章的这些前朝老少及其后代不知道他们早已被打入另册而失去了发言权。

参考书目：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陶驷驹主编）

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刘少奇）

中共八大文集（新华社）

毛泽东思想英岁（日本小仓）

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龙爪：邪恶天才康生（约翰拜伦／罗伯特帕克）

剑桥中国史（费正清编）一九五七年的夏天（朱正）

摘自《开放》杂志一九九九年三月号海生植字于澳洲墨尔本

【17、黄巢张献忠自叹不如－－我亲闻亲见的中共土改镇反杀人事实】

岳骞

中共土改的拿手戏是斗争会，拉出选定地主，唆使青年农民诉苦，共干带头喊该杀，便立即处死，镇反反则大杀县以下国府公教人员。

中原地区有一句俗语：「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黄巢杀的人有没有八百万？难以确定。到了张献忠几乎把四川人全杀光，除了女将军秦良玉所据守之惠州一带张献忠未敢进犯，保全了部份「真四川人」，其余凡是张献忠所到之处甚少孑遗。所以遇到四川朋友，谈起源流，都是外省移民。不过，比起毛泽东，黄、张两位「前辈」定拱手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自愧不如。

毛泽东掌权杀人分五个阶段

毛泽东专权二十六年多，究竟杀了多少人？国际上专家统计是六千万，中国人对此反而没有确切数字，但以中国十二亿人口作基数，中共杀了六千万人绝非大之词；（打字员：以十二亿人口作基数属错作，在毛泽东杀人的那近四十年中，中国人口基数约为五至八亿左右。）实则中共政权成立之前，在江西之「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时代所杀之人以江西人口比例而言也不下于张献忠在四川，所有属于「临时政府」管辖即所谓「苏区」，在中共撤走之后已无男丁。

毛泽东杀人应当分阶段计算：第一阶段是苏区到延安；第二阶段是「建政」最初三年之「三大运动」－－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第三阶段是大鸣大放；第四阶段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第五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当然零星运动年年有，月月有，但有计划的杀人运动仍以上述五阶段为主。

本刊在中共政权成立五十周年清算自是正义之举，以前所发表广西吃人事件已轰动世界，本期发行后将有更大震撼，国可以亡，史不可亡，无论国家前途如何，这段历史非记载下来不可。

中共成立初期有三次杀人运动：

陶铸土改原则：村村流血户户斗争

一、「土改」，土改乃「土地改革」之简称，中共自创党以来，土地改革即为其中心政策，只要据有地盘必实行「土改」，在江西苏区时期便是如此。一九二九年秋毛泽东写过一首词《清平乐》，最后两句：「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但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是手段而非目的，在大陆上为了土改，死人应不少于一千万，大陆有两千多县，照陶铸在广东订下的原则「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每县平均死五千人不是夸大。

中共在土改时期所用的残酷手法，今日六十岁以下的人听来以为是天方夜谭，世间那会有这样的事，笔者可以指天发誓，决不造共产党的谣，兹将亲见亲闻之事，粗略说出。

本来土地改革只要将土地分配给贫民也就完了。台湾实行的三七五减租进一步将土地分配给自耕农，未流一滴血便完成土地改革。中共不是，中共实行土改为了杀人，每一地区凡是有田地的农民在地方稍有声望的土绅，皆被定为「霸」，在必杀之列，「霸」又分三类：一种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的是「恶霸」；一种专作好事如香港一些善长仁翁经常捐款行善的如账济大陆水灾，捐款于「希望工程」办学校，这种人是善人，应该没有问题，中共都定名为「善霸」；一种是安份守己作人，独善其身，好事坏事皆不作，中共称之为「不霸」，「三霸」同一罪行，皆当场处死。

土改期间最拿手好戏是斗争会。在每一个乡村、集镇集合全体百姓斗争中共所架出来的地主，要老百姓指出这个地主曾经剥削、侵吞了他们的财产，但老百姓实在说不出曾被地主剥削了甚么？有一件典型事件当时传遍北方各省，一个老百姓被共干逼急了，说了一句：「那年他吃了我一个鸡蛋没有给钱。」行了，共干抓住这项证据，当众算帐，这一个鸡蛋可以孵出小鸡，这只小鸡大了生出多少蛋，蛋又孵出多少鸡，就这样鸡生蛋，蛋生鸡，一笔账算了十年，地主全副家产赔出，全家空手离家，行时还要打扫乾净等候「人民接收」，这便是传诵全国的「扫地出门」。

光是土改不能杀人，于是在进行土改运动时，发动斗争会，事先选定被斗的目标，掏造一些莫名其妙的故事便成了罪状，然后共干向台下问：「这个人该办甚么罪？」下面安排好的共干大喊：「该杀」。于是便即刻枪杀或当场打死。出头斗争的无知青年想不到会有这样结果，所斗死的人皆是邻里亲戚，有些地方甚至发动兄弟相斗，儿子斗老子。被斗的人遇害以后，斗人的「英雄」便成了过鼠，千夫所指。到了国军进剿，共军撤退时，只有「参军」死心塌地跟著共军去当炮灰。所以当时共干中间流行一种口号「后方不斗争，前方没有兵。」共党这种办法十足是水浒传逼上梁上的翻版，二十年前我撰文指出「毛泽东思想」基本上是「梁山泊思想」，与甚么马恩列斯完全无关。

中共公布杀反革命二百四十万

二、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中共抗美援朝事不必论述。中共正式宣布派遗「志愿军」到北韩与联合国军作战，五〇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本来「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是两件事，毛泽东却拼在一起，就是为了杀人找出依据。中共镇压的反革命是国民政府县长以下到甲长为止的公教人员，反之，大官可以作为「统战标本」，省主席、厅长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杀，反而给予一个「政协委员」或甚么代表的名义，以诱惑在海外的国民党大官来归。中共这笔账算得很清楚，所有省主席、厅长、主任委员之类高高在上，在甚层没有半点实力，留著他们无害。反之，甚层力量控制在县长以下的区、乡、保、甲长手上，所以对一阶层非杀不可。有些军公教人员已经被中共判过刑，三年、五年劳改，也都安份接受改造，此时不说任何理由，一律重审，即时枪杀，中共公布到一九五二年底，消灭的「反革命份子」是二百四十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军公教人员最少在五百万人以上。

三、三反五反。此一运动一般都联系在一起，实在是两件事，所以研究者把它算成一个运动，因为两件事发生在同一时期，又有密切关系，所以算成一个运动。

先说「三反」，这本是针对共干的，大批共干在农村苦了几十年，出生入死，一旦进城接触了花花世界，思想顿时彻底改变，觉得天下是老子拼命打下来的，享受也是应该的，于是吃喝玩耍尽情享受，「换爱人」，更重要是不择手段弄钱，竟然染上毒瘾。其中最著著名的是天津市委书记张子善，市长刘青山，两人不但吃喝嫖赌玩女人，都成了鸦片烟鬼。当时的天津在中共编制尚不是首级「特别市」，是「地委级」的市，虽然如此，张、刘两人的地位也等于国民政府时的「行政督察专员」，由于天津密连北平，很快传给毛泽东知道，毛亲自下令将两人枪决。

上海马路上的空降部队

由张子善、刘青山两人事件，毛泽东下令展开「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完全是针对共干。当时也确实有一部份共干被判了罪，但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忽然想起这些犯法干部在农村工作时很乾净，为甚么一进都市变了质，原来是受了资本家的毒，归根究底罪在资本家，所以一定要清资本家的毒素，于是在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提出了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二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开，很快掀起高潮，其中自以上海为第一目标，所以上海商人得祸也最惨。

毛泽东所定下的「五反」范围，等于土改时的「三霸」，任何人都逃不掉，所谓反对偷税漏税是人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谁也无力还债，于是纷纷跳楼自杀。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走，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听汇报，悠闲的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即是指跳楼的商人。当时笔者在上目睹此惨状，心里一直有个问号，既然自杀为甚么不跳黄埔江，死也少受罪，若干年后遇到上海一个南来的资本家谈及此事才明白，原来跳黄埔江被水冲走了，中共不见死尸指逃亡去香港，家属便不得了，所以只有跳楼而死。

摘自《开放》杂志一九九九年三月号

【18、土改使农民失去自由－－我在四川的见闻与体验】

蔡咏梅

土改前农民是自由民，土改后不仅土地得而复失，而且被牢牢地拴在土地上，逐渐变为一种新式农奴，国家则变成新的唯一农奴主

数年前，前中国社斗院副院长于光远来香港演讲，题目的经济改革。他说：改革后，大家生活得比过去地主还好。那时我们在陕北搞土改，不吃糠的就算是地主。听到此，我第一个念头就是：那你们共产党人当年为甚么要搞土改？进而想问：土改自然使地主和地主的子孙倒了楣，沦为万劫不复的贱民，那农民呢？他们又得到了甚么好处？

中国农民的悲惨状况终身难忘

我曾在我们四川安县的农村当过三年知青，这短短岁月为我一生留下了许多终身难忘的回忆，而最难令人忘怀的是中国农民的悲惨状况，而那已是土改后二十年了。不说农民一贫如洗，连温饱都未能实现。生产队中除了几家劳动力很强的，其他农民可以说全年没有吃过几顿饱饭，连裁秧打谷子最吃重的农忙时候，也只能吃半干半稀的瓜菜饭。在田里劳动时为填饱肚子，他们常摘未熟的豆荚生著吃；挖红薯一边污一边吃，吃得满嘴唇污泥。而农民还告诉我，这日子已很好了。他们是与六〇年时大灾荒相比。这个生产队本两百多人，大饥荒饿死了一百多，有的甚至是全家死绝。农民向我回述那段悲惨可怖的日子时，仍余悸犹存。

那时每个赶场天，在我们生产队通往黄土场的一个并不很陡的山坡上，总会发现一两具倒毙的尸体，都是饿得虚脱了的农民赶场回家，因衰竭无力气爬完这道坡，一倒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那条山坡路我走过很多次。每一次我想到我脚下的路上曾倒毙过很多饿殍就背心发凉，甚至在夏季。

要把我听过见过的农民的悲惨故事一一写下来，需要写厚厚一本书。

当过知青的人现在回忆起他们的苦日子总是充满自怜自哀，彷佛是世界最可怜的人，其实比我们更可怜的是农民。当年许多知青面对比我们低下的农民常不免有一种沾沾自喜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有时甚至可以用来平衡知青受屈的心理。

农子农孙被拴死在土地上

记得有一次我和生产队队长及队上几个男社员有事上四十里外的县城，因为要上饭馆，我带了粮票，而农民都是用帕子包了大米去换饭。我们知青是城里来的，因每年要回家探亲为理由可以排了大米去公社调换粮票，但农民没有这种特权。在上街吃饭要粮票的时代，我们安县的农民出路都是带著大米，用一块布包了，然后到那种可以换饭的乡镇小饭铺，用饭铺的秤小心秤个六两或八斤白米换一碗没盐没菜的白饭。这种大米换饭的方式只在乡镇小县城通行，在我长大的成都就从未听说过这回事。那次我就想，这些农民如果要到成都怎么办？

这种制度的设计似乎已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了。我们生产队的农民的活动范围几乎不超过方圆几十里，最远不过是到县城看病，或到邻近的德阳、绵阳这类中等城市挑化肥，卖竹编箩筐。到城市生活是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的事。知青常以讥笑玩弄农民的愚昧为乐，现在才明白这种愚昧是因为他们的贫困，以及被强迫隔绝于城市文明之外的生态造成的。

两三年后，知青开始陆续回城。我有个男同学回城时，队上的男青年农民很羡慕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只有在乡下完事了，男同学即回答他说，「因为你们是龙（农）子龙（农）孙嘛！」话很刻薄，但却是冷酷的现实。

一直到人民公社解散，土地实行承包，农民才首次可以自由地前往城市，但他们被城里人称为「盲流」（现在叫民工）。他们享受不到城里人的种种福利，干的却是城里人不层于干的脏臭累话路，他们是城市中的边缘人，社会的二等公民。

前几日读贾平凹新出的自传小说。作者诉说毛泽东时代一个陕西农家少年在贫穷，在城乡分隔的歧视环境中挣扎奋斗的悲哀，令人伤感也令人深思。按那个时代的阶级分类，贾平凹应该是翻了身的贫下中农，政治上的红五类，但是他们未感受到做人的尊严。

土改是农民命运的分水岭

某日与人闲聊，谈到农村改革，我突发疑问：怎么会是土地承包？土地不是土改时已分给了农民，农民连地契都拿到了吗？后来参加互助组、合作社，农民不是拿土地、拿犁具耕牛入股吗？就是后来成立人民公社，不是说为集制所有制，社员共有吗？现在人民公社解散了，农民不是该拿回他们的土地？有人说，土地是国有的。那何时收归国有，法律依据又何在？我以此询问过许多人，包括大陆的农业专家，但没有人可以回答。

这个问题太大，最好让学者们去研究，但我们却很容易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即土改前后农民的生态的戏剧性大变化。土改是中国农民命运的分水岭。土改前，农民可能没有土地，但他一定是自由的，他可以为甲地主做长工，或为乙地主做佃农，也可以走西口闯关东，也可以不种田到城里打工做小生意，甚至可能因勤俭奋斗自己当上地主。在走投无时也可以去当兵吃粮或落草为寇。土改后，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但两三年后土地失去，而且随之失去的是自由，不能离开被限定的土地（合作社、公社生产队），不能随自己意生产耕作，有个时期一点自留地，多喂两只母鸡，当官的就会来割资本主义尾巴。《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耀刚在他的《大国寡民》一书中说，「合作化不久，就是高级社，就是人民公社，再加上户藉制度，农民被牢牢地管住了。」可以说土改前，农民是自由民，土改后农民实际已逐渐成为一种新式农奴，而国家成了最大而且唯一的新农奴主，大概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农奴主。

土改前租地主的佃农向地主交租，土改后全中国的农民向国家交公粮，不知公粮算不算地租？

农民史无前例的被依附于土地

中国是几千年传统农业国，以农为本，农民从来是第一等国民，近代工商业兴起，务农仍然是不被人看轻的职业。我父亲解放前即因羡慕农家乐一度萌生过下乡务农的贪头（幸好未实行）。土改后至今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如何？工农差距与城乡差距如何？有目共睹，已不必赘说，总之，如一九五三年梁漱溟为农命所说，工人与农民「有九天九地之差」。梁漱溟为这句实话受到周恩来的批判和毛泽东的当众羞辱。

土改似乎是一出黑色滑稽戏，一个大讽刺，也像一场大骗局，打著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旗号，用暴力血腥的手段无偿剥夺了几百万地主和自耕农（富农）的土地，让几万万无土地的中国农民欢天喜地，但绕了一大圈，最后竟变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土地兼并最大的土地集中。中国农民空欢喜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描述皇权之强大的话首次真正成为不折不扣的历史现实。

后来这个大农奴主一手酿造出惨绝人寰的大饥饿，几千万农民在这场人祸中默默饿死，竟然无灾民成群逃荒流窜城市，亦无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原因很简单，不是今天的中国农民更逆来顺受，而是当今国家权力之网铺天盖地，密而不漏，为历史所未有。试问当此现实，中国何处去寻水泊梁山？这场大劫难早已因几百万地主和自耕农土地被无偿剥夺而成为全体中国农民无所逃遁的宿命。农民从土改中没有得到甚么，除了奴役。

原载《开放》杂志一九九九年三月号海生植字

注：关于农民各历史时期的地位分析，请参读由本刊编辑关东发表的“漫谈封建”一文，曾载于《华夏文摘》和本刊第九期。

【19、血腥手段建立极权专制－－回顾中共的土改和镇反运动】

编者按：中共土改与镇反的档案至今未解密，本文以大量官方资料为这两场暴力运动作注解，并指出其产生根源及对中共建立专制体系的影响。

发动土改和镇反运动的背景

一、政治根源。在中国的专制历史上，唯有农民造反政权，才有打土豪、分田地和镇压反革命的行径；在世界近现代的形形色色革砷中，亦唯有马克思所发动的欧洲共产革命，才提出了一整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斯大林早在三十年代就曾指示中共说：「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农民战争」；①毛泽东也一再地告诫他的党人和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②因此，毛泽东的革命政权便承袭了俄国共产专制与中国农民暴动的双重传统，这是中共发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政治本质。

二、经济缘由。中共建国伊始，因大规模内战而面临经济的异常困难，当时的人民币发行以一九四八年为基数，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已增加一百倍，玉一九五二年已增至二百七十倍。因币值大跌、物价猛涨，便要扩大税收加紧搜括。陈云当时曾说：「我们现在一年的税收，大约合二十三亿圆光洋。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包括东北在内，也不过八亿到九亿光洋－－他们比我们收得少。」③所以，一九五〇年春天，全国已出现了商品滞销。是年一至四月，在十四个大中城市中已有二九四五家工厂倒闭，在十六个大中城市中歇业的商店达九三七四家，全国城市失业人口已达一一七万，城市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已经比中共建国前下降了百分之二十。④加上中共抗美援朝三年付出了一百万亿圆的战费，财政的困□无疑关系著新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因此，毛泽东遂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也就是说，中共要「动手」了。

三、必然手段。毛泽东从来就认为「农民的出路只有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⑤甚至坦白地说过：「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⑥；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农民造反，早在一九二七年就曾「阳冒国民革命之命、阴布全国恐惧之毒（冯玉祥语）」动辄没收土地败产，随意处决地主乡绅，不仅要「将土豪劣绅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而且要「冲进地主家里，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滚上一滚」，⑦与历代农民革命的暴民行为如出一彻；由于传统农民革命皆具有嗜杀的特徵，再加上靠嗜杀成功的苏俄，又曾直接命令并派人指挥中共执行烧杀政策；⑧所以，在革命的名义下嗜杀，既成为中国共产党为夺取政权而实行的主要手段，又成为它在夺取政权后为巩固政权所采用的统治方式。于是，嗜杀的手段和蛮横劫夺的行为，便大张旗鼓地和极端残忍地发动起来了。

土地改革运动

一、意在夺地和劫财。首先，中共发动土改的表面原因，是要向贫下中农「兑现诺言」，即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为中共是靠呼喊「打土豪、分田地」来煽动农民造反打天下的。其次，由于中共的财政需要，而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所以，首先从农村下手，以剥夺地主富农的财产来达到它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一九四七年七月，当中共内战正酣、需要财力支持时，中共中央曾制定了全国土地法大纲，并明确规定要「没收地主的一切财产，徵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一九五一年发布「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份子财产的指示」。中共对此种手段早已运用自如。

二、中共施行残酷的土改和农村专制极权统治的建立。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共政务院通过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徵收公粮的指示」。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开始在有三点一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并在已经实行过「清匪反霸」斗争和从未松懈的「镇压反革命活动」基础上，施行以夺地、劫财和建立农村专制新秩序为目的土地改革。随后，毛泽东又立即表示，不能和平地搞恩赐，要组织农民通过斗争夺回土地，要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⑨于是，中国的自由农民，特别是大小地主和自耕农们，包括根本就称不上是地主的小土地出租者，其失去田地、家破人亡直被大批杀戮的凄惨命运，终于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留下了史无前例的血证。

当时，仅仅由土改工作小组讨论决定，就能够枪毙成批的地主；只要几个积极份子的几声口号，就能够将「地主」全家的财产剥夺罄尽；甚至连不愿要，或是不敢要地主财产的诚实农民都会大祸临头。中共中央及其各级各地党委，虽然在土改运动中曾装模作样地发出过种种文件，诸如「劝说农民以不采非刑拷打为有利」等，制止「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的将中农、小土地出租者错划为地主」并予以镇压的现象，然而，根据中共中央「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口百分之十」⑩的指示精神，中国大陆农村至少有三千万农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即遭遇了形形色色的批判、斗争和非刑折磨，至少有二百万以上的地主遭遇了镇压并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特别是当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接踵而至」时，中共以村对地主大开杀戒而建立新秩序的愿望遂迅速得以实现。土改后，甘肃省仅因几个农民打了一个乡干部，就全部被判定为反革命份子，并且四人被处以死刑、三人被判重刑的定例：①①土改后，许多地方单干的农民一听说要重新划成份就立即痛苦哀求入社的事实，只能证明中国大陆农村的极权专制秩序确已建立无疑。

镇压反革命运动

一、中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反革命和反革命活动」的镇压。

在中共建国前后，即在中共的所谓新老解放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镇压反革命和反革命活动的做法。据中共官方统计，中共建国初期国民党残留下来的溃散武装曾被统称为「政治土匪」，约二百万人，另有特务份子六十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六十万人，共三百万人。这些人大多数已在清匪反霸中被关、被管或被杀。

一九五〇年三月和七月，唯恐杀得不够的中共中央又发下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断言「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上发生了严重的右倾偏向，以致犹有大批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份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要求各地「当杀者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劳改者应逮捕监禁加以改造」。

上述「反革命」的总人数已被严重夸大，加之中共还要纠正右倾偏向，所以，在正式地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前，就已经制造了大量的冤杀和枉杀。此与历朝「封建、反动的开国加主们」因开国而大赦天下，并尽量任用前朝贤能相比，实有天地之别。

二、正式发动残暴的和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中共监于韩战和农村土改的需要，迅速地发动了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指示大城反应当「严厉地大规模地进行」。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批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一九五一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指示「除掉浙江和皖南抓人和杀人较多的地区应停一下以便总结经验」外，又指示「其它杀得不够的少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①②后来，毛虽批示「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一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①③似乎要讲一点「杀人的比例」了，但是，紧接著，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毛就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份子条例」，该条例将死刑扩大到了十数行，量刑的标准无谱，连「传播谣言」都能「斩立决」，遂在全国掀起了镇压反革命的狂潮。

配合著中共中央关于「没收反革命份子」财产的通知，中共大肆掠夺，虽在政治和财政两个方面均达到了目的，却使得人民从此再也不敢有非共之想和非共之为。诚如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向国民会议递交的「剿灭赤匪报告」所称：「受赤匪茶毒最列而最惨者－－厥惟江西和湖南凡是过去在村庄上有体面的及至地主或是做过保甲长的人，皆连同亲属被杀害，到处可以看见一个坑里埋著十人，甚至百人。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听从，还有甚么办法？」

三、中共在土改和镇反中制造了旷古未有的冤假错案。

由于中共和毛泽东一再明文规定要大杀地主和反革命，「扩大化」必然无疑。一九五三年，公安部长罗瑞乡曾说「镇反的缺点和错误，最突出地是存在著乱捕、乱压、刑设逼供、夸大和造假案」。①④一九五四年四月毛泽东在中央扩大会议上供称：「镇压反革命共杀、关、管二百至三百万人。」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供称：「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二年杀了七十万，以后三年又杀了不到八万人。」毛泽东坚持在对镇反运动的评价上「根本没有错」，并拒绝甄别平反。而且，事后毛甚至亲自在中共中央「转批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份子和其它坏份子的解释及处理意见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中」规定说：「某些直系亲属在土改、镇反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杀、被关、被斗者的家属可送劳动教养。」明文株连亲属。安徽省芜湖市在镇压「著名反革命份子」高铁君一案中，不但高本人被冤杀，而且，本地三百名按照「旧朝」规矩而为高联名具保者，均被「新朝」判以反革命罪被处决或判刑。①⑤

八十年代，中共终于局部地承认了「当时被镇压的还有部份起义投诚人员」这样一个事实。①⑥一大批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曾英勇杀敌的国民党官兵，被当成历史反革命份子而惨遭杀害；国民党的一些著名叛将，如傅作义等人的绝大多数部下均被镇压；因起义、投诚而参加解放军者，其中被开除军籍和判刑、劳改、管制的就有二点二万人，三十年后复查的八六六〇人，撤销原判的四九八五人。据云南楚雄州一九八七年九月的不完全统计，在当年被分配到该州参加清匪反霸和土改的大中学生五百八十九人中，就有百分之四十九的人被判处反革命罪和其他罪，三十年后，被复查者一百八十三人，其中一百七十八人被平反。

据一位在新疆劳改部门工作的中共干部称，四川省被判处七年以上并送至新疆劳改的反革命犯就有七十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迄一九七九年八月上旬止，仅湖南全省已摘掉四类份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份子帽子的，就有三二九八五三人，占这类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点五，其中官方承认错划纠正的仅有一四八四六人，占摘帽人数的百分之四点五，也就是说，扩大了二十倍以上。其中许多地方富农和有些历史问题的人，因对朝鲜战争和国内形发牢骚等而以反革命处死者，只能算罪有应得，根本不在平反之列。

上述数字和比例虽然已经能够证明，中共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杀人几达数百万以上，并且绝大部份是冤假错案，然而，由于上述数字还仅仅是由今日仍然在当权的中共所统计，为中共自己的党人羞羞答答所承认，特别是由于反革命案本身在历史和事实上的根本不能成立，所以，中共究竟在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冤杀、冤判和残害了多少人，那就只有等到社会观念的彻底解放和中共档案的彻底解密之日才能尽知了。

为全面建立专制极权制度奠基中共显然没有满足它严酷的土改和镇反运动。在土改和镇反就要结束全社会惊悸未息之际，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共已经发动了知识界的「思想改造运动」，强迫大中小学教职员和专科之上的学生交待自己的历史，并清理其中的反革命份子。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之交，中共又发动了予头直指资产阶级的三反五反运动，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展开「对违法资产阶级的大规模的和坚决彻底的斗争」，毛泽东旋即指示「应把三反运动看得如同镇压反革命一样的重要」，甚至表示，「全国可以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①⑦一九五三年中共颁布「统购统销政策」，强行毁灭历经晚清和民国近百年的夺斗才得以发展的市场经济及其体制，强制架构专制权力型经济、即无计划的所谓中央计划经济。一九五四年，中共对农村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和「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公私合营的决定」。同年，中共还发动了批判和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紧接著，又于一九五五年发动了「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份子」的运动，然后则全面发动了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运动，从而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全面建立起专制极权制度。建国之初，毛泽东曾宣称「无产阶级也要搞阶级独裁」的历史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注释

①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中国委员会发表的《论中国革命前

途》。

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共产党员发刊词」等。

③陈云文稿选编一九四九－－一九五六，第六七页。

④同上。

⑤一九二三年九月，毛泽东在长沙大学补修班讲国文课时，已开始如是说。

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首次全文发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刊物《战士》上面。再发表时，文中所引的这一段话被陈独秀删除。后来历次出版发表，均删除了这一段话。

⑦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⑧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上海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慈为中共起草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关于土地问题党纲章案的决议」等。曾命令「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动派，应当采取毫不顾惜的消灭政策，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要极端严厉绝无顾惜地杀尽豪绅反革命派。」《中国现代史》，北师大编，第二四二页。

⑨华民：中国大逆转，第二五页。

⑩一九四八年中共中央对新解放区土改的指示。

①①董必武传略，法律出版社，第一二三至一二四页。

①②中共中央转发的华东局指示

①③同⑩，第二九页。

①④一九五三年二月十日罗瑞卿「关于在公安系统反违法乱纪的报告」。

①⑤高铁君，曾于抗战前作过安微无为县县长，芜湖专员，地方民众曾对他有「高青天」之称，他亦帮助过许多共产党地下党人。一九四九年大军渡江时，为保护芜湖一方老小不受战火之灾，又劝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刚才弃守沿江防线，中共军队始得迅速于繁昌县等地顺利渡江。然而，因为中共军队在渡江后不遵守与二十军的协定，大肆屠杀让其渡江，并放下武器不作抵抗的二十军官兵，杨遂自杀并杀死了全家，高认为是自己害了他而将自己的寿材将杨装敛，中共遂借此而由，于镇反运动中将其处决，并牵连数百名具保者一道被惨遭杀害。八十年代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曾多次说高不该杀，但中共仍借口牵连太多拒绝平反至今。

①⑥一九八〇年五月，《中共中央统战部等五部门关于落实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若干问题的说明》。

①⑦一九五一年《中共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

摘自《小参考》一九九九年三月号海生植字

【20、娄瘦平教授】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押往湖南涔澧农场服刑。这个农场位于常德地区，其实是涔水和澧水环绕的一个江心岛，经劳改犯们多年垦殖而成，有五万一千亩耕地、一万八千亩淡水养殖水面，一九七一年时，共关押劳改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约一万人，有八个农业大队以及水产队、机务队、运输队、加工厂、医院、干部子弟学校和知青农场等直属队，是湖南省公安厅所属诸多劳改农场中的一个，领导机关为场部军管会。

我被分配到一大队四中队。记得到农场的第二天，收工后，我听到监房里有人操着北方口音，我是北方人，久未闻乡音，就过去打招呼。说话的是一位老人，头发已近全白，个头不高，身体很结实。他穿一身破旧的黑色棉衣裤，衣裤上都印着“劳改犯”的黄漆大字，脚蹬一双泥泞的“力士鞋”（一种在劳改队出售的廉价布面胶底鞋），头戴一顶几经缝补的黑面帽，但那双黑框眼镜后面的眸子，却透着慈祥和智慧。

攀谈中，得知这个老人叫娄瘦平，被捕前在湖南中医学院任教，安徽皖北人，一九零四年生人，这年六十七岁了，我问他劳动上吃得消吗？他说他所在的九组都是老弱病残，比较起来，他还算身体好的；我又问他家里的情况，他摇摇头没回答。当时我真不懂，这样一位大学教授怎麽也成了“反革命”？囿与劳改场规定“不准互相谈论案情”，我没问他判刑的原因，那是后来从其他犯人嘴里听说的。

事情要回到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成千上万的教授和学者，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而遭批斗，并同“地富反坏右”这“老黑五类”一道列为“革命的敌人”。娄瘦平已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这次再加上“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是所谓“双料反革命”，自然在劫难逃。他有一个女儿，当时正上高中，在学校也被红卫兵们骂作“黑五类的狗崽子”，饱受欺凌。就在这时，娄瘦平的妻弟，也是一个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不堪忍受批斗，只身从云南昆明逃来娄家避难。娄瘦平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里还藏得了一个“畏罪潜逃”的人？想想走投无路，妻弟决定铤而走险，南下广州再逃往香港，此事被娄的女儿得知，便执意要同舅舅一道去冒险。娄瘦平只有这麽一个宝贝闺女，本是不敢让她去冒这种风险的，可想想眼下自己生死未卜，与其全家守在这里坐以待毙，不如让妻弟把孩子带走。于是他凑出钱给两人作路费，分手时只对女儿说了一句：“你自己去找一条活路吧！”

两人到了广州，人生地不熟，又不会讲广东话，那时广州大街小巷布满了盘查行人的“纠察队”、“红卫兵”，立刻发现他们两人行迹可疑，将之收容审查。“逃港”在当时虽是风潮，然而一旦被抓获，照样是“投敌叛国”的重罪，结果娄瘦平的妻弟被判刑十五年，女儿也被判了十年。娄本人因为对女儿讲了那句“你自己去找一条活路吧”，被定为“教唆投敌叛国罪”，判刑十五年，送来这个涔澧劳改农场。他的女儿当时只有十七岁，被送到专门关押女犯人和少年犯的湖南茶陵县劳改茶场，我们组有个曾在那里关押过的犯人见过这个女孩。

听了他这麽惨的遭遇，我很自然的见了他就打招呼，出工前、收工后，也总想跟他聊两句，希望分担一点他的悲痛。他那个组都是老弱病残，常被分派在工棚里干晒谷、晒棉花、棉花分级等活儿，不太费体力，但劳动时间很长，收工比我们晚，我回到监房，总是见他手脚不停地忙着，或翻晒谷物，或修理农具，要不就是搓草绳，有的犯人跟他开玩笑：娄老倌，你这麽拼命干活，还想不想活出劳改门了？他笑一笑，仍作他的事。后来他跟我说，一个人闲着，脑子很乱，手脚忙一点，心情反而平静。

我们所在的一大队，位于涔澧农场南部，关押犯人的监房由一正方形的高墙电网围住，西南和东北角还各有一座岗楼，武警日夜站岗。围墙内四栋监房，为四个中队，其中一、四中队是“反革命犯”，二、三中队是“刑事犯”，共一千多人。

我们所在的四中队，又称“农科所”，生产水稻、棉花，还管全农场的良种繁育。下设十一个生产组，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既是劳力强弱的划分，也是吃粮标准的区别，还美其名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犯人的伙食，主要是定量的大米、白菜、萝卜，每月三两肉、三两植物油，但每天被强迫干十至十四小时的繁重劳动，自然不足果腹，犯人们整天饥肠辘辘。

一九七二年秋收晚稻时节发生的那一次奴隶般的劳役，至今还深刻留在我记忆里。秋收已是起早贪黑了，场部忽然急令各大队抽调劳力烧砖，那是为了给干部们盖大礼堂。犯人既要割稻，也要完成干部规定的额外任务，割稻分配甲等劳力每天三百七十平方米、乙等三百三十、丙等三百，而且必须完成割稻、打稻、脱粒、和草并挑谷到晒坪这四道工序；五个犯人一组，称为一“桶”，分工作业；我是乙等劳力，我们一“桶”五人，要完成一千七百平方米（约两亩半）的活儿，一般都是每天十个小时以上汗流浃背地拼命干，才能完成。如果完不成，干部就勒令这一“桶”犯人“找原因”，挖出所谓“反改造分子”，否则一“桶”人都不准吃晚饭。被挖出的“反改造分子”，要在全中队犯人大会上挨批斗，干部还会剥光他的上衣，用竹扫把猛抽，以“杀鸡儆猴”，这种刑法虽疼痛钻心，却只伤皮肉，不影响第二天照常出工。

这次秋收，娄瘦平他们老弱病残的九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也被赶到大田里干活。他们割稻还凑乎，腰疼难忍时可以跪着、坐着割；但要他们这些老人踏人力打谷机可就“死猴子了”（湖南方言“无能为力”之意），用脚踩踏板启动那个沉重的旋转木桶，必须加速到一定速度才能脱谷，操作者一旦同踏板配合不好，人立刻被踏板惯性弹一个跟头，老年犯人操作艰难可想而知。偏偏秋收第一天，四中队指导员汤登和紧跟着下田来检查，此人是涔澧农场造反派头头，一度还夺了场部的权，人称“汤司令”，为人心狠手辣，对犯人骂不离口、打不离手。他到田里一看娄瘦平一组人割稻跪的跪、坐的坐，立刻大骂：“你们这几个老家伙，过去在社会上好逸恶劳，进了劳改队还不思悔改，偷懒耍滑，你们谁见贫下中农象你们这麽舒服，坐在地下割稻？”当晚点名时，“汤司令”又大骂这个老弱病残的一组，勒令“找原因”。趁犯人分组讨论的间隙，我劝慰娄瘦平说：“他这是吓唬我们年轻人的”，要他别在意。他苦笑道：“我知道。”几天后，“汤司令”看看从这些老人身上实在榨不出什麽油水，才把他们调去翻晒稻谷。

第二年冬二月，为积肥抽干一个烂泥塘，农场干部们都携眷蜂拥而至，大声吆喝犯人给他们捉柴鱼、挖鳝鱼，两天后，鱼已提尽，塘泥中还剩一些莲藕，又细又小，犯人也都挖了出来，可干部们已看不上眼，弃之而去。对饥饿的犯人而言，任何能入口充饥的东西都非常宝贵，也常为了争吃一口萝卜菜而斗殴、因偷吃喂猪的生红薯而被毒打，但是，如今面对这些莲藕，我们是又喜又怕，怕的是按监规，未经干部允许犯人吃任何东西，都叫“偷吃农副产品”，是可怕的“重新犯罪”，但我们还是分了这些莲藕，但娄瘦平无论如何不肯领他那一份，第二天，我见来带队的是一个比较通情达理的管教干部，就找他请示“分藕”一事，并获得他批准，娄瘦平这才收下他那一份。

一九七三年四月，我们中队的犯人医生因贪污犯人的零花钱遭撤职，中队干部决定让娄瘦平顶替。犯人医生没有专门的医务室，所有药品都塞在一只小药箱里，这当中还有一个故事：其实娄瘦平先前当过中队的犯人医生，就背着这只小药箱，有一次正值旧草顶监房换新砖拱顶，停电用油灯，有人要止胃疼的颠茄药水，娄瘦平老眼昏花，监房里光线又极暗，不慎认错药瓶上的标签，拿了治外伤的红汞药水给病人，出了“事故”被撤职，大队干部嘲笑他是“红汞药水和颠茄药水都分不清的所谓医学权威”，还组织犯人多次批判“反动学术权威”。

娄瘦平这次再作犯人医生，非常谨慎，特别在犯人物品保管室清理出一小块空间，把各种药品分门别类，摆得整整齐齐，不致拿错。他见我脸色蜡黄，就问缘故，我说我在大学读书时染上了急性黄疸性肝炎，还没来得及治，就赶上“四清”下放、“文革”、接受再教育、隔离审查直到被捕入狱、判刑劳改。娄瘦平记在心上，抽空给我认真检查了一次，说我肝区明显有压痛和肿大迹象，便为我争取去场部医院检查，但未获批准。我将娄的诊断写信告诉母亲，她一方面给农场写信以次要求改善我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一方面常年坚持给我寄营养品，救了我的命。

前面提到过，娄瘦平不能一个人闲待着，否则就精神恍惚，夜里也睡不着觉。从一九七三年夏季起，他每晚“政治学习”后，一个人在灯下写东西，有几次凌晨两三点我起身去厕所，都见他还在写，他说他睡不着。他也从来没跟我说过他写的内容，但后来听中队干部说，娄是基督徒，他写的东西，一部分是宗教性的认识和人生的困惑，另一部分是“林彪事件”后他对中国前途的担忧。这些文字也统统不知道遗失到哪里去了。

一九七四年元月初的一天，很冷。涔澧农场四面环水，冬季多河，犯人们早晚都用草绳将棉衣扎紧御寒。可那天收工后，我看见娄瘦平正在监房内洗冷水澡，我知道他几十年来坚持洗冷水澡，隆冬腊月也不间断，可那天低温大风，我上前去对他说：当心别感冒。他笑笑道：不要紧，我习惯了。

谁知第二天他真的感冒了。我收工回来去看他，他正躺在床上，说已经服了阿斯匹林，要我不必担心。就在那天晚上，他的病情突然加重，昏迷不醒，送去场部医院后在也没有回来。据大队干部医生说，他是因“突发性脑中风”病逝的。

娄瘦平病逝一年后，一大队调来一位新的干部医生，姓聂，是娄瘦平在湖南省中医学院教过的学生，他说娄教授知识渊博，讲课生动，为人谦和，是学院里最受学生尊敬和喜爱的教授。

一晃二十五年过去了，我也年逾半百，这期间自然是百般奋力，居然从湖南省涔澧农场的一个年轻劳改犯，变成美国博士，每当我在大洋彼岸这里的大学校园里见到一位白发苍苍的华裔教授，就不由想起苦难中朝夕相处的娄瘦平来，他亲切的皖北口音，也会在耳边萦绕。

值此娄瘦平教授逝世二十五周年之际，谨作此文以为对他老人家的一个小小的

奠基。愿敬爱的娄教授在地下安息！

【21、秦城监狱中的女人们】

“那是真正的人间地狱。每天夜晚，半夜三更的时候，汽车叭叭地响起来，那是又一批犯人被送了进来，犯人进来的时候脸上蒙着黑布，被牵着分到各个牢间”

文革终结了，可文革期间残害无辜的秦城打手并没有因为文革的终结而受到清算，那个秃子就仍在秦城上班，偶尔还要到公安部去办事。就在那天去公安部时，他被火眼金晴的严慰冰赶上了。

秦城监狱没有女看守，却不乏女犯。

文革期间的秦城女犯，大多是女人送进去的。

有本事在秦城监狱私设公堂的女人当然不是普通女人。

这样的女人全中国只有两个，即“第一夫人”江青和“准第一夫人”叶群。

陆定一夫人严慰冰，无疑是秦城女犯中骨头最硬的一个。

严慰冰因写匿名信辱骂叶群，于1966年4月28日关进北京市看守所，是文革期间所有女政治犯中第一个身陷囹圄的。林彪叶群不时查问审讯进展情况，林彪甚至在案组报送的材料上，批了一句令人心惊肉跳的话：“我要把严慰冰杀十次！”

严慰冰既然受到如此“青睐”，专政部门当然要给她最高“礼遇”。看守所派了六个女警官、六个男警官监管严慰冰一人。1967年2月11日清晨，严慰冰被押往秦城。

关于秦城监狱，严慰冰有这样的回忆：

“车进监狱，换穿黑色囚衣，原先旧时衣着丝毫不见面了。”

“住的是单身囚室。一进囚室，那巨大的铁栅栏自动锁上了。一个胖看守对我说：‘你!这死囚!硬不低头伏罪。如今，先要把你的威风打掉!这叫先整态度。’他随即用手铐锁住我的双手，一面唠叨着：‘这叫自动铐。老老实实沾光些，若是乱动、乱折腾，便越咬越紧。’又说：‘你不知道年月日吧?可以告诉你：今天是1967年2月11日。’还说：‘从今起没有你的姓和名，6707是你的姓名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

“监狱领导下命令说：‘你!案情严重，态度恶劣!不配享受政治待遇!规定：

(一)不准晒太阳；(二)不准洗澡；(三)不准阅读书报!’”

“那是真正的人间地狱。每天夜晚，半夜三更的时候，汽车叭叭地响起来，那是又一批犯人被送了进来，犯人进来的时候脸上蒙着黑布，被牵着分到各个牢间。我在99号，这是一个6平方米的斗室，水泥地潮湿冰凉，床离地只有七寸高，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得关节炎和风湿病。

一个水泥的抽水马桶，水管的总开关在外面，如果看守人中认为有必要熏你一下的话，只悄悄地将总开关关上，里面就一滴水也没有。”

“动辄得咎。看守带着卫兵不论白天黑夜可以随便打开囚室门，用棍子猛打我；或者在三九寒天要我光着脚板在水泥地上罚站，一站就是一个上午，下肢抽筋、发麻”

就在秦城监狱，严慰冰巧遇好友孙维世──可惜是只闻其声而未见其人。

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养女、著名的艺术家，她深知江青在上海的底细，延安时期孙维世与江青同台演出话剧《血祭上海》，才气过人的孙维世大压江青的风头。作家黑雁南在《十年动乱》一书中说，江青曾亲口讲过：“青年艺术剧院的孙维世，在延安，她凭着当时的姿色，夺走了我热恋的一个才子。”1968年3月1日，孙维世被莫名送进了秦城监狱。

那是1967年夏秋之间的一个早上，从严慰冰的隔壁──100号的窗口，忽然传出一曲“女声独唱”。她爬在自己窗口下面一听，是用俄文唱的苏联歌曲《祖国的英雄》。歌唱者是谁呢？难道是外国人不成?严慰冰没听出个究竟。以后，每天早上或傍晚，这个歌声就会昂然而起。严慰冰懂得一点俄文，也熟悉这支歌曲。有一次，她就用中文和着这歌声：

一起唱起来。这一下激怒了看守，他用脚梆梆梆地踢门，大叫道：“混帐，不许唱歌！”又冲进囚室，要以“闹监罪”给严慰冰上紧铐，严慰冰只好不唱了。隔壁的歌声却没有哪天中止过。

终于有一天，严慰冰听出来了，那是孙维世的歌声。事情是这的：这天，发给她们的“饭”是长了白毛、发了霉的窝窝头，“菜”是一勺子看不见菜叶子的汤，泥沙倒有一半之多。严慰冰一看就恶心：这样的东西吃下去非拉肚子不可。但还不能不吃，若因吃不下去而倒掉饭菜，轻则挨打，重则挨紧铐。严慰冰只好假装吃着，趁看守不注意时，把窝窝头捏碎，塞在床铺下，上厕所时再偷偷扔掉。可是隔壁的歌唱者却不能忍受了，她大声叫喊着：“这不是人吃的，这是喂狗的，给你们，拿去喂狗吧!”随着喊声，一个窝窝头从她的窗口飞了出来。一听这说话声，严慰冰从头凉到脚──她原来是孙维世呀！严慰冰与孙维世可熟悉了，战争年代从陕西到河北，两人在一个队伍里，一路上边谈边行军，形影不离。现在在秦城监狱，两位知己竟然又成了“邻居”。

孙维世这一闹，大祸马上从天而降──立即被拖出去毒打。大概是伤势太重，从此严慰冰就再也没听到过她的歌声。过了几天，看守叫严慰冰到隔壁的100号囚室打扫卫生，严慰冰还想：这可是与孙维世见上一面的好机会。可到隔壁一看，办室已空空如也。

100号囚室是隔离间，是牢中牢，安有两道铁门，一道是大铁门，有两三寸厚，门一关上就“哐当”地一响，在空洞的房间里久久回荡，阴森恐怖。第二道铁门是铁栅栏门，自动锁，关起来哗哗作响，没有钥匙谁也别想把门打开。

这屋里连床也没有，人只能睡在地上，水泥的马桶上没有水管的开关，里面都是大小便：洋灰墙上印着斑斑点点的黑色血迹。孙维世是转移走了，还是死了？

严慰冰一看这景象，不敢再往下想。后来才知道，那一次孙维世的确是被打死了。

在严慰冰眼里，囚室如死地，审讯室就比死地更惨酷了。据她回忆，审讯室完全是隔离的。不管里面怎样惨叫，外面是一点动静也听不到。审讯时，主审官先宣布三条纪律：

第一、必须正面回答问题。比如问你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必须回答是，不许说不是。

第二、不许不回答问题。就是不许拒绝回答审判官提出的问题。

第三、不许做小动作。即不许咳嗽、不许打喷嚏、不许搔痒、不许喝水

在审讯时，犯人必须首先立正。这种立正的姿势很奇特，两腿不许并拢，要绷得直直的。两臂也要伸得直直的。对于老年人来说，这种姿势是很难做到的，因此不知吃了多少苦头。有时也可以坐一会儿，可是只要有一句话回答得不好，马上又要立正，或者就是拳打脚踢。严慰冰的几颗门牙就是被秦城监狱的打手们打掉的。

严慰冰记得审讯时的惨象：

“也许是许久没有见阳光，也许是窝窝头、老菜帮子熬汤、臭腌菜营养太差的缘故，我的头发大把大把地被揪落下来，散落在我的面前。”

“我挣扎着想把身边的头发拣在手里，伸开十个指头在地上抓。姓张的和那瘦子使劲踩我的手背，他们穿的是军皮鞋。不仅踩还使劲地搓揉。我六个手指的皮肉被搓烂了，鲜血淋淋”

拳打脚踢之后，犯人还不能躺下，否则就会说是装死，马上把犯人从地上拖起来往墙上撞，一下、两下、三下

然后，那鲜血淋漓的手，竟被戴上反手铐。狱吏们以虐为乐，居然称之为“苏秦背剑”。

陆定一在秦城监狱也曾遭受“苏秦背剑”的刑罚，即一只手绕过脖子伸到背后，另一只手弯到背后，尔后把两只手铐到一起。严慰冰则被反铐了40多天，手不能拿到前面来，吃饭时用口去咬。

1978年12月，在狱中熬了十多年而不死的严慰冰终于获释，告别了被她称作是“人间地狱”的秦城监狱。出狱时看守还威胁她：“里面的事情不许讲出，谁要讲出去，就让他再进秦城监狱。”

但这已经吓不倒严慰冰了，于是我们才能得知这样的一段故事。

在秦城，严慰冰见惯了看守张牙舞爪的嘴脸。但个别典狱长反倒比较通达。严慰冰出狱时，典狱长王剑一对她礼遇有加，请她喝香茶，听苏州评弹。并送她一本书，在书的扉页上题字：严慰冰同志留念!坚强不屈

王剑一1978年12月×日

多年的秦城生涯，给严慰冰留下了难以平复的精神创伤。刚出狱时，她完全不能走路。也不能见亲人和熟人，一见到他们，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神经，整夜整夜地失眠。听见汽车叫，因为汽车的喇叭声会使她神经反射地想起秦城监狱来新犯人的情形。晚上睡觉时，监狱里的铁门声、开骂声、惨叫声经常在她耳边回响。经过了漫长岁月的休养调整，她的精神状态才逐渐恢复正常。

严慰冰不仅是夫妻双双被进秦城监狱，几个妹妹也都被株连关进了秦城监狱。时入秦城六年之后，严慰冰才被允许洗澡。她的身上简直长了一层壳。淋浴间是逐个分隔的。

当她被押进浴室时，瞥见门口一双塑料拖鞋。她大吃一惊：那不是严昭的拖鞋嘛？

严昭是严慰冰的二妹，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严慰冰入狱之后，虽然渴望与二妹相聚，但从来不曾为二妹担忧。她一直以为二妹还在周恩来身边忙碌呢，做梦也想不到，严昭竟和她在同一天被捕──她在上午，严昭在下午。

在马蹄形的女牢里，严昭被关在52号囚室，与姐姐严慰冰仅仅相距47个囚室，姐妹俩却咫尺天涯。

严昭曾这样记述她眼中的秦城风景线：

秦城白杨噪暮鸦，

西风

黄叶何处家；

苦怜杜鹃寒风泣，长门遥隔棠棣花。

在鸽子笼似的水泥囚室里，严昭每天都要正襟危坐离地仅八寸高的木板床上。看守不许她靠墙。有一回，她以为看守没注意她，就在墙上靠了才一分钟，哪知道仍被发觉，恼怒的看守竟用强力水龙头朝她的床铺喷射，把她的全身连同被子喷了个透湿。正是数九寒天，严昭冻得浑身哆嗦。好不容易熬过五个昼夜，总算用自己的体温烘干了衣被。

一次次受审，一次次毒打。但面对酷刑，严昭从不屈服。

通达而乐观的严昭，把自己的铁窗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把床和马桶之外那两个多平方米的空地当作运动场，练习跑步以至练双腿劈叉。她千方百计要来三厚册《辞源》，花费五年时间读完了这部1650万字的巨著。她注意到装牙粉的小纸袋印着红、绿、黄三色，她就把小纸袋一个个积攒起来，用手撕成花瓣形状，用饭粒贴在墙上，让死灰色的囚室中绽放着红的牡丹、绿的兰花和黄的菊花。她常常诗兴大发，把心中的思念和愤怒填进诗词，多达千余首。

她甚至为自己的诗词谱曲，写出了《念故乡》、《要是有那么一天》、《常相忆》等二十来支歌曲。尽管狱卒不许她唱歌，她仍然天天唱，唱《囚徒之歌》、《国际歌》、《延安颂》、《在太行山上》一唱歌狱卒就要打她，但越打她越要唱。

1975年4月28日，经受9年煎熬的严昭终于告别了秦城。出狱之际，严昭拿起笔，极为流利地在释放证上签字，还能自如地讲话，使审讯官目瞪口呆──原来，她在狱中天天晚间都要用手指在肚皮上练字，并且常常自问自答。所以说说写字一点不比常人差。

老四却没有这么幸运。

老四严平被捕时，丈夫陆永进正在几百公里外的“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家里只有三个孩子，最小的4岁，最大的也才12岁。父母双双跌落深渊，12岁的大女儿当起了家。可狠心的造反派后来又把大女儿调到距南京20公里的大厂镇当工人，一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每次离家之前，大女儿总要为弟妹们做好下一个星期的馒头，然后他们自己拿去央求邻居热一下，将就着咸菜吃。真是如同乞丐。几年过去了，孩子们长得很快，却没有人为他们添置新衣，始终穿着妈妈入狱前添置的衣服。衣服实在太短，露出半尺皮肉。被子也是小时用的，只能曲着身盖。

老四朝朝暮暮思念着苦命的孩子。每当夜深，总要情不自禁地连声呼喊：“小红啊──牛牛啊──小兰啊──”，喊得无限凄凉。她只有在这样大喊几声之后，才能一边抽泣着，一边慢慢睡去。

在秦城无端关了8年，老四才被释放。这时，她已经得了精神分裂症。

老三严梅青也永远失去了健全的身心。她一天到晚坐着冥思苦想：“我13岁就到了延安，在革命队伍里长大，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把我关进秦城监狱?”她被关了9年，因为周恩来的干预而获释，出狱时已经变成了哑巴，不会讲话了。

花开花落，峰回路转。严家四姊妹后来一一获释。秦城监狱给她们的恐怖记忆，却永远也无法忘却。

严昭出狱之后，为了提醒自己永远牢记秦城之苦，弄了些黄连，用三层纱布包裹，做成一个黄连袋。每周星期天的早上，严昭起床后，便要取出黄连袋，大喊一声：

“严昭，你忘了秦城的苦吗？”然后她又大声回答：

“不，严昭没有忘！”

言毕，严昭把黄连袋抖几下，让黄连苦末撒进嘴里。

这，成了严昭每周星期天必做的“早课”。

严昭无子无女，丈夫张非垢于1958年病故。周恩来送花圈悼念张非垢时，曾不无爱怜地对严昭说：“老二，你真是红颜薄命哪(严朴是周恩来老部下，交情极深，所以严家几姊妹均奉周恩来为父执，周恩来也视若己出，常常不直呼其名而以“老大”、“老二”相称)。”严昭出狱后一度独居于北京西城，故而一连做了好几年的“早课”竟无人察觉。

后来，严慰冰担心老二寂寞，把她请到自己家里住。虽是客居，每逢星期天，老二的“早课”仍照做不误──她把那袋黄连一起带了过来。

老二做“早课”时，严慰冰要么买菜去了，要么浇花去了，所以最初的几回“早课”，严慰冰一无所知。

但是，终于有一天，老二的“早课”被严慰冰很偶然地撞见了。

“严昭，你忘了秦城之苦吗?不，严昭没有忘!”

严昭说罢，正虔诚地往嘴里撒黄连末，忽地从背后爆发一阵大笑。老二一惊，回头看，原来姐姐就站后面打量她。

两个人靠着阳台栏杆谈了起来。

“老二，你想卧薪尝胆哪?”

“是的。我要一辈子记住秦城。”“不过”严慰冰想了想说

“光记住有什么用呢?一打口号还不如一个行动。”

从此，严慰冰每天一大早就离开家了。老二以为她是去散步，也不在意，照常做“早课”。

一天，严慰冰“散步”回来，手里拿了个小马扎。老二大惑不解：

“姐，你散步还带马扎？”

严慰冰一脸的神秘：

“带个马扎好，走轻了，坐着歇歇。”

一晃，半个月多过去了。半个多月中，严慰冰没“旷”过一次工，天天都是早出晚归。有一天，直到吃中午饭了她还没回家。老二这才开始担心：她会不会有什么病需要天天去医院检查，却故意瞒着大家?

下午，严慰冰终于回来了。一见到严昭，她兴高采烈，竟然照着京剧的台步，在家里踱了起来。老二不明底细，问她：你这是怎么啦?严慰冰忍不住放声大笑，笑够了，才向老二道出原委：她又做了一次“基度山”。

原来，严慰冰的所谓“散步”，是哄家里人的。实际上这半个多月她一直在搞“侦察”。每天一早她就来到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公安部门口，在树阴下放好小马扎，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地仔细打量着每一个到公安部上班的人。

她恨透了秦城监狱那帮打手，特别是其中一个秃顶的家伙。这秃子曾“用那硬烟灰缸专捶我的后脑瓜，好一顿毒打。末了，他使劲把我往墙角推，我被摔出老远，摔倒了。三个门牙被打断了。嘴唇破裂了，满口是鲜血。我把血吐在审讯室地上”

严慰冰对此刻骨铭心。但在严昭搬来住之前，她并没有想到要采取什么行动。见到了严昭的“早课”，她怦然心动：光记住有什么用?必须让那些恶棍付出代价。她说干就干，第二天就开始寻找那个打手。不知道打手的名字，没有关系，秦城监狱属于公安部，山不转路转，总有一天他会去公安部办事，就去公安部门口等他。

严慰冰猜得一点不错，文革终结了，可文革期间残害无辜的打手们并没有都因为文革的终结而受到清算，那个秃子就仍然在秦城监狱上班，偶尔还要在一个月内到公安部去一两次。就在那天去公安部联系工作时，他被火眼金睛的严慰冰盯上了。

看到秃子那熟悉的身影，严慰冰心中一阵狂喜：半个月的辛苦没有白费，这小子终于给我撞上了。但她仍然不动声色，从从容容地继续守候在大门口，等秃子出来时“复核”一次，免得万一看错了人。

一直等到中午。那小子饭饱酒足之后，慢悠悠地从公安部大楼踱了出来。刚走到大门口，严慰冰出其不意地跑到他面前，大喊一声：“邵名正，你还认得我吗？”

邵名正吓了一跳，看见面前站的是昔日“专政对象”严慰冰，他完全没有了“专政机器”的凛凛威风，一张麻脸刷地变得煞白。

严慰冰向公安部负责人反映了秃子助桀为虐的暴行，秃子终于受到了惩罚。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间一到，必然要报。(编辑：刘琼雄)

【22、血泪斑斑50年】

鸣放时，北京大学的傅鹰教授对前去采访的上海《文汇报》记者说过：「对一个负责的政府，说实话无论如何要比歌功颂德好。四十多年前读《圣经》，圣保罗说过一句名言：不要因为我说了实话，便把我当作仇人。」那时，他虽不知道毛泽东「诱敌深入而歼之」的计谋，却已隐隐或到了不安，因为执政八年来的共产党还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过。

上海的叶元龙教授在市委召开的会议上表示了类似的担心：「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鸦鸣的时候，就一枪开过去，因为一枪开去，乌鸦固然没法再鸣，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注１：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三《人民日报》。）

到了六月初，鸣放言论趋于激烈，中共似乎要有动作了。川剧作家范朴斋嗅出了弥漫全国的火药味，便想消弭、化解这场危机。他于六月五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今天全国鸣放，使大家发泄一下，把肚子里的闷气吐了，将会更主动地发挥出他们的热情和潜力，使国家事务得到更多的好处。否则郁塞更久，问题更大。」「既然郁闷很久，一旦倾吐，难免感情激动，说得尖锐一些，这也是情理中应有的事。」

外交部长陈毅在上海市长任内，与苏北古文家冒广生时有往还。冒氏赴京省亲访旧，陈毅闻知，前往探望。交谈间，冒氏对整风发表了若干看法，陈毅以为值得写下，并介绍给《人民日报》，于六月六日发表，大意也是欲化解鸣放者与被批评的中共之间的紧张气氛：

「既曰争鸣，又曰百家，那就人各异鸣，由于各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不能只允许肯定，亦不能不允许否定。」「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行年八十五岁。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是希望党内外人站在一条战线上，把坏的风气移去，好的风声树起来。这才叫做整风，不是整人。」

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民盟的三位著名教曾昭伦、钱伟长、费孝通与秘书长胡愈之到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处，谈论高等学校的情形。「三位教授一致认为局面严重，随时可以发生大游行，假使处理不妥当，学生若是和市民联合起来，也有可能发生类似匈牙利的事件。」（注２：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五日章伯钧在全国人大的发，言见《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十八号第九十五页。）章决定第二天召开会议，加约了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三教授。这便是「六月六日教授会议」的由来。这个会议并不避人，因为还邀请了史良（民盟中央委员）参加。史是坚决跟共产党、不批评中共的。（反右后，史被认是左派，照旧做她的挂名的司法部长。）会中，六教授均认为各学校形势严重，如果教师给学生领头，事情会闹大。这是他们不希望出现的。他们也明白，要是出事，中共可以动用三百万军队，但那样全国的人心就都散了。他们觉得民盟有责任帮助中共，要站出来说话，帮中共稳住局势。

但是教授也好，作家、古文家也好，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是杰出的，但是在政治上却都太迟钝了。因为早在他们说话之前，毛泽东已将五月十五日选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至党的高层，将反右部署安排妥当，只等扣发板机了。

毛部署抓右派，至迟是在五月十八日。那天晚上，主持《文艺学习》杂志编务的黄秋耘到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家中聊天。邵正鼓励他「大胆地放」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来了电话。听了电话，邵「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放下话筒对黄说道：「唔，转了！」并嘱咐道：「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注３：黄秋耘《风雨年华》。）

周扬是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委员，他必定是从毛处得到由

鼓励鸣放转向抓右派的指示后才向其下属邵荃麟布置的。可知中共在五月十八日之后仍鼓励人民鸣放的甜言密语纯属阴谋，是诱捕无辜的圈套。譬如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直到二十四日还在公开号召鸣放：「希望当外人士把要说的话说完、说透。」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知道毛有反右的部署后，仍然将上海、天津、北京等城市的资本家请去，让他们鸣放，后来这些人一个也没有逃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则几乎天天给算是非党报刊的《文汇报》下指示，促其为鸣放加温再加温，后来该报编辑部成员几乎全数被他收拾。

对这种做法，常人是无法理解的，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章乃器就不相信天下竟有如此恶毒的阴谋。他在反右已经开始之后仍然说：「共产党绝不会做半途而废的事情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

然而事实正是表面一套，里面一套。五月二十五日，周扬甚至在激请文艺工作者提竟见的座谈会上说：「希望大家意见提得尖锐一点。你们太客气了，你们的批评只是一分，可是我体会到我们的缺点有十分。」其态度之诚恳，使任何善良的党外人士都料想不到共产党正在暗里布罗网。所以不谙阴谋伎俩的作家、《文艺报》副总编辑萧乾直到六月一日还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认真地讨论实现「百花齐放」之道。他要共产党对作家放得下心，「大家彼此都放心一些，花，自然就会慢慢放开啦」。

有一种说法，谓毛泽东本欲接纳对共产党的批评，只是在鸣放超出了他的接受限度才转而决定反击。这与事实不符。这里不妨列一张时间表：

北京大学第一张鸣放大字报于五月十九日贴出，是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以后四天的事。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五月二十一日提出。

龙云的「反苏谬论」，五月二十二日。

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五月二十二日。

林希翎在北京大学演说，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五月二十三日。

葛佩琦的所谓「杀共产党人」（见本章稍后的叙述），五月三十日。

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五月三十一日。

储安平的「党天下」，六月一日。

有些中共事后用以证明反右之必要的「罪恶活动」，全是在毛泽东五月十五日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通知党内高层准备反击右派后，在不知中共幕后部署的情况下，为中共反覆邀请而「放」出来的。

据粗略估计，凡因为「鸣放」而当上右派的人，一大半是在五月十五日之后被劝说、诱导而中计的。譬如前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陆铿，当年曾揭露过国民党的弊政，共产党为统战、收买人心，给了他一个云南省政协委员当。反右前夕，他远在南国，嗅不到北京待发的枪筒里的火药味。由于政协秘书长两次动员，他写了份建议，希望共产党考虑与美国化敌为友，大学用英文化替俄文，允许民间办报等等。可是他登了个鸣放的未班车，《云南日报》将他的建议刊出时，反右已经开始了。他这时才恍然大悟，明白自己成了待宰的羔羊。他不仅成为「大右派」，而且为此坐了二十年牢。

本来，许多中共干部对于旨在揭共产党疮疤的「鸣放」并不热心，只是在知道不久将会展开「反击」之人后才变得诚恳起来，苦口婆心地劝人给共产党提意见。所以，要说耍阴谋诡计，这些干部都有一份，只是当时他们对这样做的「伟大意义」尚未有认识，不明白毛泽东蓄意通过这场打击迫使中国的知识份子整体就范，从此成为共产党政权下的顺民。即使做不到一劳永逸，也要使他的嘴长久地闭上。这些知识份子，特别是在中共建国前与中共合作赶走了国民党的各党派的人士，自以为有功于新政权，总想对国家事务有发言权。毛自己也明白，他执政以来的八年间所发动的那些政治运动，并没有完全消弭知识份子的二心，他们虽然出不敢巷议，但入却还要心非。这次鸣放中储安平的「小和尚、老和尚」、「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都说明了前几次运动并没有真正将他们打垮。毛决心不再如过去的运动那样小打小闹，而要来一次大清扫，以免国际国内有甚么风吹草动时，出现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人民在知识份子鼓动下向共产党夺权的局面。就这一点来说，毛的确比党内那些只知紧跟中央、抓人凑数的干部们高瞻远瞩得多了。

六月初起，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已悄悄地开始变调。譬如六月六日发文说「帮助共产党整风，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有些人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下，反对马列主义」；六月七日的文章说「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容动摇，社会主义方向不容模糊」。但此时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场规模空前、比两年前的「肃反」远为酷烈的运动就要开始了。

六月八日，反右斗争正式揭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甚么？》指「少数的右派份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者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郑重宣布：「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使，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注４：《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二八四页。）

毛于这一天开始正式指挥反右斗争。不过在当天那篇社论里，他又表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

从「言者无罪」到「倾听善意批评」，这是一个质的转变。当时有一幅漫画将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知识份子模样的人，瞪大了眼，手握一只贴著「毒」字的瓶子，正在往桌上一只药瓶里滩，药瓶上击著一张标签：「给共产党口服良药」。从此，欲指某人为右派，只要说他不怀善意或者放毒就行了。

（海生按：在近四十年后的今天，还是有人经常在说：「我怀疑的是那些批评共产党的人的动机」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当年共产党可是大锣大鼓、公开地怀著对一切「反动派」的切齿阶级仇恨与恶意，将之打倒后才上台的。共产党上台后的「政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我要问一句的是：中国人有没有对祸国殃民的共产党怀有「恶意」，或抱有欲将之打倒之「动机」的权力？我认为，任何统治者，当其统治失策而将一个国家搞得天怒人怨时，老百姓是绝对有权将那个统治者打倒的权力的！）

不过，这里要记上一笔的是，在出手打击之前，毛泽东仍然装出一副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模样，在中南海里演出了使人对其虚伪的品质有所了解的一幕短剧。

毛读到六月六日《人民日报》上冒广生的短文，便让周恩来约见冒老，并派车接冒氏父子到其中南海住处相见。

「老先生讲的好啊！」毛说，「我们这次整风，正如你所说的，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

冒答：「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忤。」

毛郑重地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

说来也巧，正在这时冒的儿子冒舒咽（口改言旁）在一旁却无意中看见了有密密麻麻的毛氏批改墨迹的《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文稿。（李维汉、胡乔木、吴冷西三人在座，他没弄清文稿是握在其中哪一人心裹。该文七月一日发表。）

送冒广生出门时，毛忽然停步问：「老先生有何临别赠言？」

冒略一思索，答：「我记得佛经上说过，一头雄狮也不免为身上几只虱子所苦。虱子虽小，害莫大焉，请务必提防！」

「讲得好哇！」毛表情严肃，右手搭在胸口说：「我一定牢记在心上。」（注５：冒舒□《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泽东》，香港《百姓》半月刊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六日第一二八期。）

冒氏引证佛典，本意在鼓励毛坚持整风初衷，将败坏党风的党内「虱子」清除掉。然而此时毛已决定放过「虱子」，正在「磨刀霍霍向猪羊」。他与冒广生告别那一幕，仅是演戏而已。需要指出的是，这与反右部署并无关系，他只是久仰冒氏大名，欲见他一面，而不得不敷衍、应付冒氏，遂有此一即兴而临时作的表演。不久后，历史上空前的灾难落到中国知识份子头上时，冒老先生已经作古，无从知道自己被毛耍弄了，而他那随他晋见毛泽东、一九三八年以记者身份访问延安时曾被毛宴请的儿子，剧作家冒舒□则没有逃过那场浩劫，成了百万右派大军的一员。

以后的史家也许会把六月六日这一天视作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天的《文汇报》在副刊上登载了一篇三数寸见方的小文章，作者署名是姚文元。文章主要是抓住一件小事批评《文汇报》，大意是：几天前毛泽东主席接见共青团代表，并讲了话。《解放日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用特大的铅字放在第一条报导。《人民日报》报道此事的标题虽然用了小一些的字体，但也排在当中。「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二个铅字那么大。」因为这是表态文章，迹近溜须拍马，为了防止予人以口实，姚文元特别声明，关于自己的见解，他「不想说」。为其么不想说？「也不想说」。

坐镇中南海的毛泽东发现这篇无聊短文，如获至宝，立即响应。数天后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文，夸奖姚「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是一篇好文章」（《人民日报》于六月十四日刊出该文）。从此，毛将姚视作左派和文字狱的讼棍使用了近二十年。姚在文革中成为暴发户，究其渊源，还是靠这篇典型的文痞式的豆腐乾文章。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于是全国各地都将工人搬出来，异口同声说「工人阶级说话了」，「我们不答应」。一时间，「右派份子」便成了反动派、恶棍、伪君子、大坏蛋的代名词，成了亿万「工农兵」口诛笔伐和当众斗争的对象。

早几天「工人阶级」怎么不说话？因为共产党认为不需要让它说话。中国的工人从来就没有自己独立的言论阵地，一切都是由党替他们说。报纸、电台被明确规定为「党的喉舌」。

工人是没有「喉舌」的。所以平素只有党在说话，「工人阶级」是不说话的。要斗人了，党让他们说话了，才在报刊、广播电台上说起话来。

在党的指挥下，各地工人动辄举行数千、上万人的集会，「愤怒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工人们「一下子就和毛泽东站到一起去了，尽管几天以前他们还给这些右派的言论喝彩，而现在也闹不清甚么叫反党和反社会主义」。（注６：刘宾雁《从我的一生看中共》，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一九九一年七月号。）

农民也说话了：「想取消党的领导就是要拆散农民的集体幸福生活。」几年前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英雄黄继光的母亲也被安排在六月十七日的《人民日报》上说话：「哪个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就要和他拚命！」

可是，风暴乍起，头脑简单或者心地善良的人们尚不明白，《人民日报》社论后面是一场灭顶之灾。《文汇报》社长徐铸成以为不久前毛泽东曾亲自请他当团长率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出国，革命不会革到休头上，于是在报社编委会上表示：「我们不要做《人民日报》的应声虫。」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许良英绝未料到一场比过去的运动远为残酷的斗争已经开始。他认为这是失信于人民，于是公开表示《人民日报》的社论「使人感到昨天还是笑嘻嘻的，今天突然变了脸了，不道德，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太粗暴了」。（注７：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结果他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个全院批判的右派，并被定为「极右份子」。

（海生按：中共这怅鬼的脸面是直至今天还是说变就变的，这在八九民运时又一次得到了证实。本来由多个老将担保了：人民的军队是不会对人民开枪的。言犹未定，把画皮脱下、露出鬼脸就在六．四那天清晨，对手无寸铁、和平示威的学生们开枪屠杀了！）

九三学社的顾执中教授也没想到现在是中共向大家算账的时候了。他还希望中共能听得进逆耳之言：「有不少人已不顾一切的说了许许多多的不好听的坏话，这种坏话虽然在实质上是好话、是良药，但往往容易被误认为坏话。」他希望中共不要将好心说坏话的人拿去斗争，那样「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是不应该的英明的党也决不会做的。」

顾老生先无论如何也料不到，半个月之后，英明的党会宣布他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人民日报》还发了辱骂「顾执中之流」的社论。（注８：顾执中发言和《人民日报》社论分别见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和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他不甘受辱，决定以死抗争。他一头向一个石柱撞去，幸因年老劲小，只撞成重伤，未死。

高教部副部曾昭伦和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等人以民盟科学规划小组名义提出的《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中有一条：「改变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态度」，恢复一九五二年被解散的全国各校的社会学系。六月八日《人民日报》杀气腾腾的社论竟没有使这批学者清醒，他们仍按原计划在六月九日召开了会议，决定筹备成立「中国社会学会」，并商定由著名学者、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吴文藻担任他们相信中共会同意恢复的第一个社会学系的系主任。他们对政治气候的感觉之迟钝与其学问太不相称。吴文藻后来被中共定为右派份子，实在是因为秀才气太浓了。

当然，即使没有六月九日的会议，或者会中不确定由吴文藻主持未来的社会学系，他也跳不脱这一劫，因为他还有别的「罪行」：「诬蔑『肃反运动是不道德的斗争』，『今天政府权力之大，从古所未有，而能力之低也从古所未有。』他甚至还说『共产党可能亡的』。」（注９：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海生按：照我的看法，共产党不但是可能亡的，而且是非亡不可。目前的问题不是共产党会不会亡，而是其何时亡？只要稍微回顾一下近代人类历史，没有一个政党或个体，在手上染了这么多无辜者的血腥而其自身腐败至通心的地步，仍能长久维持其统治的！目前的共产党只不过是在苟延残喘而已。当然一定会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我的根据之一是：请看一下中共的几个大头目的子女，有几个不是选择永久居留在美、加、澳洲等地的？那些不同意我的看法的人至少得承认：当前中共几个大头目对他们自己的处境要比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会多一份自知之明罢？）

六月十日那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女中央委员谭惕吾已经看出形势不对，对前去拜访的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林希翎说：「我看整风是一个大策略，是诱敌深入的骗局。」可是身为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的费孝通却不察形势之险恶，在六月十日的会议中还提醒当局「言者无罪」，要求当局「以理服人」。

但到十七日，他就顶不住了，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主持的会上作了检讨。新华社专门为他的检讨发了报道：「费孝通表示，他有决心和右派份子划清界线。他要跟著共产党走，不跟野心份子走。」他揭发「罗隆基最讨厌的是盟内的（中共）党员，在背后打听谁是党员」；因中共说章伯钧和罗隆基组成了「反党联盟」，他便攻击章、罗在「为垂死的资产阶级作最后的挣扎」。

徐铸成也被迫「揭发」罗隆基「想把上海《文汇报》从党的领导下拉出来，作为章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其他如民盟四川负责人潘大逵也出来揭罗隆基「组织小宗派是为了要造成山头，作为政治资本向共产党讨价还价」。连已被痛打的《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女士也表示要「从右向左转」，「和罗隆基划清界线」。她还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揭发罗：罗说一九五六年苏联出兵匈牙利是「干涉内政」，常说「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是最肉麻不过的事」，等等。

这些罗隆基的老朋友本欲以此获得中共的宽恕，但是他们错了，共产党人并不认为他们和罗之间有甚么界线可划。毛泽东看准了他们的侥幸心理，先利用他们出面将罗搞臭，再一扫帚将他们同罗扫到一堆去。于是他们的检讨和揭发只是加速了自身的崩溃，却没有使们躲过「右派份子」这顶帽子。

这是令人痛心但不能回避的史实。百分之九十被扣上右派帽子的人，在反右初起时都曾经跟著批判过首批被定为右派的人。风向突变时，他们懵了。历次运动中挨整的人下场有目共睹，谁都害怕自己被押上斗争台，为求自保只好去斗别人。他们以为这样做便可做「教鸡儆猴」里的那只猴，宰鸡时不妨去帮著戳一刀。谁知毛泽东嫌「杀一儆百」威力不足，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没能镇住知识份子，这回他决定扩大整肃对象，杀十儆百，其至杀二十儆百，于是有一百万人注定进不了「猴」的队伍了。方针既定，他们怎么努力表现也是白搭，早晚会派上一顶右派帽子。譬如，十月十一日，北京的青年团中央大会堂举行批斗青年作家刘绍棠的会，另一位作家邓友梅上台作了一篇颇为有力的批判发言。当他正迈步下台，大厅里响起掌声时，北京市联秘书长突然大声宣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所骗，他－－他也被划为右派份子了！」就这样，邓友梅同刘绍棠一样，也成了儆猴的鸡。

要「批倒批臭」以知识份子为主体的右派，还得靠知识份子里的左派。后来在文化革命中差点当上毛泽东的接班人的张春桥，在一九五七年虽然只是上海市委的一名普通委员，但其眼光却不寻常。他看出反右运动是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便每隔两三天写一篇文章，请市委第一委记柯庆施过目，化名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尽管都是些谩骂式的小文章，毫无理论可言，十几篇凑在一起也有点份量。不到一年，柯鼓吹「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被毛大为赏识，两个月后就把他收罗进政治局，成了「党的领导人」。

柯随著也在上海论功行赏，把张收罗进上海市委常委，张也就成了上海的一名「领导同志」。以后毛泽东领导中共一路反右，张春桥也就一路往上爬，这都是后话了。

【23、阳谋】

丁抒著

第九章：弄「阳谋」反右揭幕

辱骂虽不能使人信服，却多少有点威慑作用。不仅《解放日报》一类的地方报，连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也从六月中旬开始连篇累牍地到登用文学语言污辱右派的文章：

《章乃器吃了咸肉骂火腿》：

《右派大学生成了落汤鸡》：

《学生中的害群之马》：

《灵魂深处长了浓疮的林希翎》：

《为资产阶级叫嚎的猫头鹰－－穆木天》：

（穆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章伯钧－－一条带保护色的毒蛇》：

《终于露出了孤狸尾巴－－揪出河南省副省长、民盟河南

省主任委员王毅斋》：

《在前进路上的一堆垃圾－－西安市西北大学教授刘不同、

程元斟等「肮脏的一群」》：

《一群狂妄之徒碰得头破血流－－内蒙古计计院总工程师

高公润等》：

《斩断章伯钧伸进戏剧界的魔爪》：

《挖掉章罗联盟在江西的巢穴》：

《炸掉章罗联盟在四川的地堡》。

如此一来，偌大的中国，翻开任何一天的任何一份报纸、任何一份期刊杂志，打开收音机拧到任何一家电台，千篇一律全是上面这一套文学化了的辱骂。莫说这一套没有用，看了听了千百遍之后，几乎所有的工人、农民、中小学生都相信了共产党对右派的指控和给右派栽的赃。

高教部副部长曾昭伦等六位教授在六月六日的座谈会上表现的对中共的关心、爱护未得好报。他们的好心好意被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毛认定：「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注１０：见毛泽东撰写的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于是「六月六日六教授」被缩写成「六六六」，于当时最有效的杀虫药同名。偌大的中国，从此没有人再尊重那些「反动派」。毛泽东所说的「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份子」，（注１１：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轻而易举就做到了。右派们成了社会公敌，哪里有广播喇叭，哪里就在唱「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四类份子」变成了「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从此右派们就成了「不得乱说乱动」的人物。章伯钧所说的「共产党专政」真正实现了。

【24、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森基辛格密谈记录曝光(Part1)】

尘封了二十余年的美国与中共在七〇年机密的谈判记录，包括尼克森、基辛格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对话全文大白于世，定以《TheKissingerTranscripts》<基辛格秘录》）为名出版。

名记者、《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傅建中透过特殊管道，已先取得该书的最精彩部份，在《中国时报》（一九九九年一月十日）刊出。《中国时报》是台湾第一大也是最受欢迎的中文网站。

傅建中认为，《基辛格秘录》收录了从一九七二年二月下旬尼克森首次去中国作历史性的访问，他本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后来基辛格和毛、周等多次秘密会谈完整的记录。由于采对话方式，极为生动，读来有如身临其境，尼、基、毛、周等人的尔虞我诈、纵横捭阖一一呈现读者眼前。

以毛泽东和基辛格关于台湾的对话为例，问题可能要一百年才会解决，但新的文件则透露毛告诉基，台湾还是暂时由美国代管好，中共即使收回台湾也管不了，因为岛上的「反革命份子」太多了。

又毛对基说，要送一千万中国妇女到美国，这是老毛的一计，因为这样可使美国多生小孩，损害美国的利益和元气。

《基辛格秘录》能够问世，是附设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的专家学者们，经由六年的努力,利用美国会通过的资讯自由法（FOIA），迫使美政府将原先列为高度机密，乃至只能目视的「EyesOnly）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文件解密，没有解密的文件，则由前述专家们分头去从尼克森、福特总统的文献、国务院档案以及曾和老基共事的官员们私人文件中搜求，整个过程的神秘诡异，据主编此一秘录的波尔博士说，就好像侦探办案一样。波尔是位精研外交史的史学家。

《基辛格秘录》除了收录了尼、基和其他美政府高级官员与中共领导人的谈判翔实记录外，还有和前苏联领袖如布里兹涅夫、葛罗米柯、驻美大使杜布里宁等人的谈话纪要，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七〇年代美与中共为对付苏俄，已形同结盟，美向中共提供了大量关于俄在中苏边境军事部署的情报。

这套近五百页的秘录，是基辛格本人交代国会图书馆藏之高阁的孤本外最完整和最权威的版本。基氏的孤本目前仍列为绝对机密，非经他本人特许，外人不得借阅。老基还规定他的秘录必须等他过世五年后才能解密，公诸于世。但乔大国家档案馆编辑的基辛格秘录出版后，基氏在国会图书馆的秘笈就无秘密可言了，就此而言，波尔博士和其同僚的贡献非常了不起。

《基辛格秘录》是纽约的一家出版公司印行，今年一月中旬起在全美各地的书店发售。

网罗新闻社台北报导，《中国时报》（一九九九年一月十日）刊出的一最精彩部份如下：

毛泽东：中美持续对峙没有好处

毛尼对谈纪录

参加会谈人士：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王海容（中共外交部特别助理）；唐闻生（毛之译员）；尼克森总统；基辛格（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幕僚洛德（笔录员）

日期及时间：一九七二年二月廿一日，星期一；下午二时五十分－三时五十五分

地点：北京毛泽东主席官邸

双方见面先相互问候。毛欢迎尼来访；尼表示能与毛会面乃莫大荣幸）

尼：主席真是饱读诗书！周总理说，你书看得比他多。

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个大难题。你说，一定要谈谈有关哲学的问题。

尼：我这么说，是因曾拜读主席的诗词及演说稿，而了解他是个专业哲学家（中方人士笑）。

基：我在哈佛教书时，都指定学生研读主席的文集。

毛：我那些文章不算什么。我写的东西了无新意。

尼：主席的文章震撼全国，改变了世界。

毛：我没能力改变世界。我能改变的只是北京附近几个地方。咱们的共同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会赞成这个（说法）。他骂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篇演说。你看了吗？

尼：蒋介石骂主席是匪。那主席怎么骂蒋介石呢？

周：一般来说，我们称他们蒋介石集团。我们的报纸有时叫他蒋匪，我们也被回骂成匪，反正，我们是骂来骂去。

毛：其实，我们跟他的友谊比你们跟他的友谊历史还长。

尼：是的，我知道。

毛：这些问题不是我权职内该讨论的。应该与（周）总理讨论。我讨论哲学问题。也就是说，在你选举时我是投你一票的。有位叫FrankCoe先生的美国人，他在贵国一片大乱之时，也就是你上次竞选时，曾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你会当选总统。我很喜欢那篇文章。但现在，他却反对（你）这次访问。

尼：主席说曾投我一票，那他是两恶相权取其轻。

毛：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是右派，共和党是右倾。（英国）奚斯首相也是右倾。

尼：戴高乐也是。

毛：戴高乐是另外一个问题。大家也说，西德的基督民主党也是右倾。我比较乐见这些右派掌权。

尼：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至少是目前，左派说到的右派能做到。

基：总统先生，还有一点。左派的都亲苏联，不会鼓励（美国）朝（中华）人民共和国靠拢，而事实上也因此而对你批评。

毛：正是如此。有些人反对你。我国国内也有反动集团，反对我们与你接触。结果呢，他们跳上飞机逃往国外了。

周：这件事你或许清楚。

毛：放眼世界，美国的情报比较正确。其次是日本。苏联呢？他们最后总算跑去挖出尸体了（指林彪等人坠机案）。但他们也没说什么。

周：在外蒙古。

尼：最近的印度－巴基斯坦危机，我们也碰到类似的问题，美国左派严厉抨击我为何不与印度站在同一阵线，其实左派的理由有二：一、他们支持印度；二、他们支持苏联。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放眼大局，我们不能让任何一个国家不管他有多大）吞没他的邻国。此举虽让我付出政治代价我并不后悔，因为这么做是对的），但我认为历史会证实这么做是对的。

毛：容我提个建议（只是建议），你可否少做点简报呢？(此时尼可森指著基辛格博士，周恩来则笑笑），若把我们在此的谈话内容以及形式上的讨论向其他人简报，你认为好吗？

尼：毛主席尽可放心，我们在此的谈话内容以及我和周总理的讨论绝对保密，不会跨出这房门一步，这是最高层密谈的唯一方式。

毛：这就好。

尼：举例而言，我希望和周总理以及稍后和毛主席就台湾、越南、朝鲜等问题交换意见。我也希望讨论以下敏感问题，包括日本前途、次大陆前途、印度未来角色、全球动态、美苏关系等。因为唯有我们著眼于世界全局以及影响全球的主力，我们才能对眼前迫切问题做出正确的决策。

毛：以上那些烦人的问题我并不想介入太深，反倒是喜欢你的哲学讨论。

尼：举例来说，毛主席有一件有趣的现象你应该注意到了，大部分国家都同意我们今天的会面，但苏联有异议，日本则表达了他们的疑虑，印度也不赞同。所以我们必须找出原因，并决定未来政策发展的方向，以便因应全球以及眼前南北韩、越南、当然还有台湾问题。

毛：是的，我同意。

尼：例如我们必须自问－只限在座的人，为何苏联在与贵国的边界集结的兵力多于在与西欧接壤的边界？我们也必须自问，日本的未来是什么？是要让日本保持中立、完全没有武装好呢（我知道我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抑或让日本与美国在某段时间内维持某种关系好呢？以哲学观点而论，我要强调的是，国际关系里无所谓好坏的选择。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那就是我们绝不可制造真空状态，因为真空随时会被别人递补，诚如周总理所言，美国已摩拳擦掌，苏联也摩拳擦掌，问题是哪一方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危机？到底是美国侵略抑或苏联侵略？这些问题虽棘手，但我们有必要讨论。

毛：就目前而言，不管是来自美国的侵略抑或来自中国的侵略其实都是相当次要的问题，换句话说，侵略之类的话题可说根本不是重点，因为我们两国并未处于交战状态。贵国打算撤出若干部队回国，我国则未派兵出国，因此我们两国的现状十分奇怪。这是因为过去廿二年来，我们双方的想法从未透过谈判交流过，我们双方进行乒乓交流至今不到十个月，而贵国在华沙提出的建议迄今也不到两年。此外，我国在处理问题时，摆脱不了官僚机制。例如，贵国希望双方能在私人层次上交流，或是互开贸易大门，但这些提议全被我们官员搁在一旁，坚持旧立场，在未解决重大问题之前，根本没有次要问题出场的份。我本身也曾这么坚持过，后来我认为你是对的，接著我们开始打乒乓球，周总理说，这也是在尼克森总统上台后才有的。巴基斯坦前总统介绍了尼克森总统给我们认识，当时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曾反对我们和贵国接触，他说应该比比詹森总统与尼克森总统孰优孰劣，但巴国总统雅亚说，这两人不能比，也无从比。他说，一个像流氓（他指詹森总统），我不知道他这印象是打哪儿来的，我们这边也不太喜欢和詹森总统打交道。贵国前几任总统，从杜鲁门到尼克森，我们都不太满意。我们不是很满意杜鲁门与詹森。从杜鲁门下台到詹森上台之间的八年，都由共和党总统执政，这期间你大概也还没想清楚。

周：重点是杜勒斯的政策。

毛：他（周恩来）之前也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个。

尼：但他们（指向周恩来与基辛格）握过手。（周笑笑）

毛：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博士？

基：毛主席，那段期间全球局势产生剧变，我们从中学到很多。以前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没什么两样，直到尼克森总统上台我们才了解中国所进行的革命本质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有所不同。

尼：毛主席，我了解有一段期间，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和毛主席与周总理有很大的出入。现在我们能同聚一堂，主要是因为我们认清世界新局势，同时也认清一国内部的政治意识形态并非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对外与对双方的政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说，我们看法不同，而周总理与基辛格博士已就这些歧见交换意见。同时我们也要说，审视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强权，我们知道中国不会威胁美国国土。我想你了解美国并无意染指中国，而中国也无意宰制美国，我们相信你也了解美国并无意称霸全世界。此外，或许你不相信，但我真的认为，中国或美国这两个大国均无意独霸全球，因为我们对这两个议题的态度一致，所以对彼此的疆界领域均不会构成威胁。因此，虽然我们理念有所不同，但仍可以找到共同点，建构一个双方均可无后顾之忧地照自己路线发展的全球架构。其他国家我就不敢说了。

毛：我们也不会威胁日本或南韩。

尼：以及其他国家，我们也不会。

毛：（询问周恩来时间），你认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够多了吗？

尼：是的，散会前我想说的是，毛主席，我们知道你和周总理冒了很大的风险邀请我们来此，对我们而言，这也是很困难的决定，但是读了毛主席一些谈话后，我知道他是会把握机会的人，定会掌握时机、打铁趁热。另外，我也有一些个人的感想要对周总理说。周总理，你并不了解我，由于你不了解我，所以你不该信任我。你会发现，我从不信口开河，说些我做不到的事，我总是做的比说的多。在这个基础上，我希望能和毛主席以及周总理开诚布公。

毛：（指著基辛格），「掌握时机，打铁趁热」，我想总的来说，像我这样的人说话像放炮一周噗嗤而笑），说些「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势力、建立社会主义」之类的话。

尼：像我，还有匪帮。

毛：但你或许不会被推翻，据说他（基辛格）也不会被推翻，若你们都被赶下台，我们就没朋友了。

尼：毛主席，你的经历我们大家可是众所周知，出身赤贫，一路攀爬到全球人口最多国家的最高位置。我的背景就没有这么精采，我同样出身穷苦人家，一路爬到国家元首之位。历史结合我们两人，问题是各自抱持不同的哲学观、但都是脚踏实地，获人民爱戴的我们是否能达成突破，除了为中国与美国效劳之外，亦能在未来几年替全球效命？而这正是我们在此的原因。

毛：你所著的「六大危机」写得不错。

尼：他（毛）饱读诗书，学贯五车。

毛：我书读得太少了，所以对美国一知半解。我必须请你介绍几个老师给我，尤其是历史与地理老师。

尼：好，一定找全国最好的名师。

毛：这正是我对史诺先生的评语，史诺先生已在几年前过世了。

尼：真遗憾。

毛：没错。双方能够好好交谈就不错了，即使未达成任何协议也无所谓，因为持续对峙对我们有何好处？谈判为何一定要有结果？若我们第一次失败，人们会说，为何我们无法第一次就成功？唯一的理由是我们走错路了，但若我们第二次成功了，他们又会怎么说呢？

毛泽东：我怀疑西方让苏联东进对抗中国

【25、毛、周、基谈话纪录】

在座人士：中共党主席毛泽东、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传译唐闻生、传译沈若芸；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洛德。

日期：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星期六晚间十一点半至隔天凌晨一点二十分。

地点：北京中南海毛泽东寓所。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晚间十一点，在钓鱼台国宾馆附近一栋别墅，周恩来在会议中告知基辛格，他和洛德已获邀在今晚十一点半和毛泽东会面。周恩来表示，他会亲自护送他们到毛的寓所。

基辛格和洛德等人稍后返回国宾馆，周恩来则在十一点二十分赶到，随即带领基辛格至中南海，洛德则由中共外交部礼宾司朱副司长陪同至中南海。周恩来先让基辛格在毛寓所的接待室等候，然后从另一个房间转到毛的起居室。

毛泽东由身边的看护搀扶，从坐椅中起来，走向基辛格向他问好，一旁的摄影师则忙著拍照。毛泽东欢迎基辛格来访，后者则表示，距离上回他首次见到毛已将近一年。毛接著向洛德问好，并称他好年轻，比两个翻译都还年轻，洛德则答说，他其实要比翻译老些。接著毛泽东指指一旁的大沙发，两边人马遂都坐下。摄影师则继续忙著拍照。

毛（边走边说）：我看起来还不差，但老天已对我发出邀请。（转头朝洛德说话）你真年轻。

洛：我渐渐老了。

毛：在坐的要属我最老了。

周恩来：我是第二老的。

毛：当年英军有人反对你们国家独立。蒙哥马利元帅则是反对你们政策的人士之一。

基：是的。

毛：他也反对杜勒斯的政策。不过，他大概不会再反对你们了。当时，你们也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所以我们彼此是敌人（大笑）。

基：以前的敌人。

毛：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算是朋友。

基：这是我们的感想。

毛：也正是我说的。

基：我对周总理说过，我们还没跟其他国家会谈得像跟你们会谈时，这般的坦白和开放。

毛（对著摄影师说）：就这样了。（摄影师旋即退下）。不过，我们别说些假话或耍诡计。我们不会偷你的文件，你可以随意的放，测试一下。我们也不搞窃听。这些小把戏都没什么用。连一些大军演也没什么用。我曾对你们的记者史诺说过。对重大事件而言，你们的中央情报局没什么帮助。

基：这确实是真的。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

毛：因为，当你们下令时，譬如说，你们的总统下令，你需要关于某些问题的资讯，情报单位的报告却像雪片般飞来。我们也有情报局，情形也一样。他们做得不好（周恩来在一旁笑了）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林彪（周继续笑著）。同样的，他们也不知道你想来中国。

毛：你工作做得不错。你飞遍全世界，你是燕子，还是鸽子？（大笑）越南问题应该算是大致解决了。

基：我们也是这么觉得。局势该有个朝平静发展的转换期。

毛：对的。

基：基本问题都解决了。

毛：我们的情形也一样（边说边比手势）。你们总统当时坐在这里时也说过，每个人都有依其需要行事的方法。这也导致了贵我两国的携手合作。

基：是的，我们都面对一样的危险。有时我们可能会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是一样的。

毛：这样很好。只要大家的目标相同，就不会我伤害你，你伤害我。然后我们可以共同对付一个冒牌货。（大笑）当然，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批评你们，你们也会想批评我们。这照你们总统的说法是受了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会说，共产党滚开，我们则会说，滚开帝国主义份子。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样的话，不这样做的话不行。

基：我想我们双方都得忠于自己的原则。事实上，如果我们的话都一样，可能会把情况弄混。我对周总理说过，由于你们的原则，很奇怪的，对欧洲你们说话就可以说得比我们更强势。

毛：至于你们，在欧洲和日本方面，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彼此合作。有些事吵吵嘴没关系，但基本的合作还是需要的。

基：至于你我之间，就算有时彼此批评，我们还是会配合你们行动的，也绝不会参与任何旨在孤立你们的政策。至于日本和欧洲，我们同意在重要事务上应该和他们合作。欧洲现在的领导圈十分弱势。

毛（手指著基辛格）：法国的社会党正和共产党联手，苏联则希望法共夺得政权。我不喜欢法国共产党，就像我也不喜欢你们美国共产党。我喜欢你，但不喜欢你们的共产党。（大笑）。西方历史上，你们总是有套政策，譬如说，在两次大战中，都是你们压迫德国和俄国宣战。

基：但我们的政策可不是压迫俄国和中国打仗，因为中国的战事对我们来说，就和发生在欧洲的战争一般危险。

毛：（在基辛格的发言翻译前，毛先用中文回话，还一边数著手指头。翻译唐闻生先翻完基的话，然后再把毛的话翻成英文）。我想说的是，你们到底是不是打算让西德和苏联握手，和平相处，然后使苏联得以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都有这种想法，让苏联东进，好对抗我们和日本。或许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也可以用来对抗你们。

基：我们不赞成这种政策。我们较支持不追求这种政策的德国反对党。（毛泽东开始抽雪茄，并试著递雪茄给基辛格和洛德，洛德表示他不抽烟）

基：我们并未计画在未来四年大量裁减驻扎在欧洲的美军。（毛把脸转向周）

周：说到裁军，你的意思是最多裁百分之十到十五。

基：完全正确。

毛：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有多少？他们大都是飞弹部队吧。

周：大概在卅至卅五万间，包括地中海的驻军。

毛：这大概不包括海军在内。

基：不包括海军。在欧洲中部约有廿七万五千人，但这不含部署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

毛：你们部署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军队散布很广。你们在韩国有军队，我听说大约有三十万人。

基：大约四万。

毛：蒋介石那儿大约有八到九千人。

周：在台湾吧。

毛：听说日本还有两地驻军，四万人在琉球、二至三万人在日本本土。我不知道菲律宾有多少美军，但现在越南的美军只有一万多人。

基：但他们很快都会撤回。

毛：对，我听说你们在泰国有四万人。

基：对的。但主席你刚才说的大都是空军部队，所以恐怕不能光以人数衡量。

毛：你们也有地面部队，例如在南朝鲜。

基：我们在南朝鲜确有地面部队。

毛：你经过日本时，最好多花点时间和他们会谈。你只和他们谈一天，他们的面子很挂不住。

基：主席，我们希望此行的重点是北京的会谈。稍后我会单独再去一趟东京。

毛：很好。对他们说清楚些。你知道日本对苏联的感觉也不是很好。

基：他们有点爱恨交加。

毛：（比手势）一句话，这是日本田中首相告诉周总理的，苏联做的事就像看到有人要上吊，就立刻把人家脚下的椅子抽走。

基：是的。

毛：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未发一枪一弹就抢了一大片土地。（周恩来轻轻的笑了）他们抢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抢了一半的新疆和东北的满洲，还说这是他们的势力范围。

基：他们还夺走当地所有的工业。

毛：对呀。他们还抢走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毛转头和周讨论）库页岛位在千岛群岛南方，我得查查字典，看它的中文名叫什么。

基：日本被苏联的经济发展性所迷惑。

毛：（点头）他们希望从苏联那儿拿回些什么。

基：但我们将加强日本和美国关系，同时也希望和中国加强关系。

毛：我们认为，要是日本和苏联加强关系，不如和美国加强关系，这样会比较好些。

基：日本和苏联如果形成紧密政治关系是很危险的事。

毛：这在现实上，似乎不可能成真。

周：（对毛说）我们已经决定在双方首都设立联络办事处，以维持黄华和白宫的联系。

毛：（对周说）重要性何在。

周：联络办事处将处理一般民众的交流事务。至于保密性强以及紧急事务则不包括在内，这将交由黄华大使的管道处理。

毛：黄华命苦（周大笑），他在你们那干得很好，现在赶回上海，背还扭伤。

基：他返回任所时，我们会给他找个医生。

毛：好啊。（周大笑）黄华好像在你们那比较安全，他一回到上海就摔跤。从你们总统观看中国杂技团演出开始，我想越南问题快解决了吧。还有谣传说，你也快摔跤了（笑声），对这件事，在场女士们可不太满意（笑声，尤其是女士们），有人说，如果博士垮了，我们也将没活干。

毛：中国和美国贸易量少得可怜，但逐渐在增加。你要知道，中国是很穷的，我们没有甚么，女人倒是过剩。（笑声）

基：女人是没有配额或关税的。

毛：如果这样，我们可以给你几个，或者千把个。（笑声）

周：一定，而且是自决自愿。

毛：如果让她们到你们那，绝对是个灾难，这样倒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笑声）

基：我们和中国进行经贸不是只考虑商业利益。

毛：你要我们中国女人吗？我们可以给你一千万人。（在座的女士笑得特别。）

基：主席正在推销他的观点。

毛：这样做，我们可以让她们像洪水一样淹没你的国家，同时伤害你们的利益。我们的国家有太多的女人，她们会生孩子，而我们国家的孩子太多了。（笑）

基：这真是一个新奇的意见，我们会好好研究他。

毛：你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你的访问正是在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笑）

毛：中国人是非常排外的，例如，在你的国家你可以看到许多国家的人，但在中国你看到几个外国人？

周：非常少。

基：当然，你们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不像其他国家那么幸运。

毛：是的，那是有原因的，在百年前的义和团事件中，主要是八国联军，接著是日本，日本占领中国十三年，他们占大部分土地；过去入侵的八国联军不但占领了中国土地，而且还向中国要索赔款。

基：是的，还有治外法权。

毛：在对日关系上，我们没有要求他们赔款以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而且要计算赔款非常困难，没有任何会计能够做到。只有以这种方法我们才能消除敌意，改善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要化解中日人民间的敌意比化解你我之间的敌意困难。

基：是的，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没有任何敌意，相反的，我们之间现在只有一个判断性问题。（毛表示同意）未来几年我们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很快就会开始运作。

毛：是吗？

基：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毛：你所谓的利益共同体是什么？是指台湾？

基：是指其他有这种意向的国家。

周：你是指苏联？

基：我是指苏联。

周：沈小姐了解你说的意思。

毛（看著翻译沈若云）：这个中国人的英文能力很好。（对周恩来说）她是谁？

周：她是沈若云。

毛：姑娘。（周恩来笑了）今天我说了一些无聊的话，为此，我必须向中国的妇女们致歉。

毛：我们的翻译实在太少了。

基：不过，我们遇到的翻译，他们都做得很称职。

毛：你遇到的翻译和我们现在的翻译现在只有二、三十岁，如果他们老了以后，就无法翻译像现在这么好了。

周：我们应该送一些人出国。

毛：我们应该送一些像这样高的小孩（用手比了一下）出国，年龄不要太大。

基：我们准备设立一些人员交换计画，让你们送学生到美国。

毛：一百个学生当中如果有十个人学好外语，那就非常成功，即使有十多个学生不想回国，例如一些女孩想留在美国，那也没关系，因为你们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么排外。过去，中国到外国却不肯学当地语言，（看著翻译唐闻生）她的祖父母就拒绝学英语。他们就是这么顽固。你知道中国人是非常顽固和保守。许多老一代华侨不肯说当地语言，但年轻一代好多了。

毛：（比个手势并指著他的书）假如苏联丢了炸弹并杀死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那将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像我一样的老人不会学英文，我们只会读中文，我大部分的书是中文，只有少数的字典是外交，其他大部分的书是中文。

基：主席现在正在学英文吗？

毛：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字，但不懂文法。

唐：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毛：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辞汇－纸老虎。

基：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笑）

毛：我们会让他们到任何想到的地方。（周恩来笑了）他们想到黄河流域，那好啊！很好啊。（笑）假如他们进一步到长江流域，那也不坏啊。

基：不过，如果他们使用炸弹而不派兵呢？（笑）

毛：我们要怎么办？也许你可以组成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将让他们猛攻一番，而他们将损失许多资源。他们说他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也是社会主义者，那么苏联进攻中国就是社会主义者攻击社会主义者。

基：假如他们攻击中国，我们肯定会基于我们的理由反对他们。

毛：但是你的人民并未觉醒，欧洲和你们都会认为祸水流向中国将是一件好事。

基：欧洲想什么我无法判断，他们不会做任何事，因为他们基本上与此事无关。（毛此时请基和洛德喝茶）我们考虑的是假如苏联占领中国，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并造成我们的孤立。

毛：（笑）那会怎样？因为自从深陷越南后，你们遭遇这么多的困难，你想如果苏联深陷在中国，他们会感到舒服吗？

基：苏联？

唐：苏联。

毛：那时候你们可以让苏联深陷在中国，半年、一年、两年、三年或四年，戳苏联的背后，那时候你们的口号将是寻求和平，你们将以和平之名瓦解社会主义帝国，也许你们将以作生意帮助他们，并向他们表示可以提供一切协助反对中国。

基：主席先生，我们了解彼此的意图实在非常重要，我们绝对不会联手攻击中国。

毛：（打断基的谈话）不，不是这样，你正在进行的目标是瓦解苏联。

基：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笑）

毛：（用两手作势）苏联的目标是占领欧亚两个大陆。

基：我们希望吓阻苏联的攻击，而不是击败他，我们希望阻止他。（周恩来看表）

毛：世事难料，我们宁愿事情如此发展，这样的发展对世界来说比较好。

基：那种方式？

毛：那就是苏联进攻中国并且被击败，我们必须作最坏的考虑。

基：那是你的必然性推论。（周恩来笑）

毛：我们国家有许多妇女，她们不懂得如何作战。

唐：那不一定，有许多妇女特遣队。

毛：她们只是在演练，真的作战时，你将很快逃进地下庇护所。

唐：假如这几分钟的谈话公开，将引起半数中国人的公愤。

毛：那是中国一半的人口。

周：首先，它将无法通过外交部这一关。

毛：我们称今天的会议是秘密会议；（中方人笑）我们今天的会议要公开，还是保密？

基：那由你决定。假如你同意我打算将会议内容公开。

毛：你的意思如何？公开好还是保密好？

基：我想还是公开好。

毛：今天我们有关女人的用词应该销掉。（笑）

基：我们将从纪录中删除。（笑）当我回去后我们将开始研究研究这项提议。

毛：你知道，中国有一个陷害美国的阴谋，那就是送一千万名妇女到美国，藉著增加美国人口来伤害其利益。

基：在我的印象里，主席已经非常确定这个想法，那么我一定会在我的下一个记者会上使用它。（笑）

毛：对我来说无所谓，无论如何，上帝已经送给我一封邀请函。

基：我真的发现主席今年气色比去年好。

毛：是的，我的情况比去年好。摄影师进入会客室他们攻击我们。（毛在没人搀扶的情况下起身向美国访客道别）请代我向尼克森总统致意，同时也向尼克森夫人致意，很抱歉无法与她及罗杰国务卿见面。

基：我一定会转达。

周：新闻声明我们会在一个小时内送给你。（毛陪著基到外厅并与他及洛德道别，然后周陪同基登上座车）

【26、毛泽东：我不相信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与会者：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外长姬鹏飞、副外长王海容、译员唐闻生及沈若云、国务卿基辛格、美国联络办事处主任卜大卫，国务院计画暨协调处主任洛德。

时间：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周一下午五时四十分至八时廿五分。

地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毛主席官邸。。

毛：各位讨论了些什么？

周：扩张主义。基辛格：没错。

毛：谁在谈扩张，他吗？（指著基辛格）

周：他先开始，其他人也跟进。

基：关于均势，贵国外长不时批评我们，但我认为他了解真正的源头。

毛：但那种扩张主义是微不足道，你们不该怕他们。

基：我们并不怕他们，主席。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得采取像两周前那样强烈的措施。

毛：那些措施还不错。那时我们还无法说服埃及副总统夏菲。他来此地表示对美国没有信心。他说你们偏袒以色列。我说不必然。我说那些犹太人后裔并不是一条藤；譬如，我们跟恩格斯合作，而不与其他犹太资本主义者往来。

基：中东的问题是现在就要防范被苏联掌控。

毛：他们不可能掌控中东，因为虽然他们的野心很大，但能力却有限。以古巴为例，你一恐吓他们，他们就跑了。

基：后来我们又吓了他们一次，但我们没有声张。

毛：最近吗？

基：最近。他们出动好几艘潜艇，我们也出动好几艘军舰，后来他们就退了。我很怀疑这个国家会想跟我们建立关系。刚开始卡斯楚派代表团来接触，代表团负责人是洛德利圭兹。他率领六名拉丁美洲同胞来到中国，试图代表苏联与我们媾和。第二次他们试图透过罗马尼亚的西奥塞古和，他们试图说服我们不要继续在意识形态上搞斗争。

基：我记得他当时在这儿。

毛、周：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周：他第一次到中国。（英语）

毛：第二次柯锡金亲自来，那是一九六〇年。我向他宣布我们准备对他进行斗争一万年。（笑）

翻译：主席说要斗争一万年。

毛：我也向他明言，我们双方都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被你们（苏联）贴标签称作教条主义者，这是反马克思的。因此我说那我们也给你们冠个名称，叫「修正主义者」（笑）。所以我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次我对柯锡金让了步。我说我原先说这场斗争将进行一万年，看在他亲自来拜访我的分上，我就减一千年。（笑）你看我多慷慨。我一让步就是一千年。（周和毛商议）

还有一次，也是罗马尼亚的一位波德欧洛维斯基先生代表苏联来谈。这一次我又让步了一千年。（笑）你看，我的时限越来越短。

第五次罗马尼亚总统西奥塞古又来了－那是两年前－他再度提起这个问题，我说「这次不论你说什么，我不能再让步了」。（笑）

基：我们必须采用中国式战术。

毛：目前你们跟我们之间有些歧异。现在我讲话不太舒，因为我掉了两颗牙。你们跟我们的活动也有点不同，那就是，我们向来以牙还牙。我们体察到柯锡金总理和我们达成的协议从来没有真正履行过的事实，那是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在北京机场的协议。

基：不论在车内或他处，我向周总理解释，我们的战术较为复杂，或许没那么大胆，但我们的战略一样。我们毫不怀疑谁是今日世界最主要的威胁。

毛：你们的作法是中国式的太极拳。（笑）我们做的是更有活力的太极拳。

周：直接出击。

基：的确，但是当挑战真正出现时，我们的反应跟你们一样。

毛：我相信，那就是为什么您最近到阿拉伯世界拜访做得很好。

基：主席正在学英文。

毛：为什么在你们的国内，你们对水门事件那桩屁事那么在意？（当传译解释她不能照实翻译主席的「屁事」一语，因为那意即「放屁」时，中国那一方传出更多笑声。周总理问洛德先生是否知道中国字「屁」的意思，洛德先生回答「不知道」，周总理说他可以问他太太。中方解释那是一个形容这种情况的字眼。）这个事件本身是个很小的事，可是因而引起这么大的乱子。无论如何，我们不希望这样。

基：不过，主席先生，外交政策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外交政策会维持目前的方向，或者在危机情况下我们会采取的行动，都不会改变，我们过去的作为可当作证明。

毛：对。即使是在国内事务方面，我想就你和总统而言也没有很迫切的问题。

基：没有。对我而言这根本不是问题，因为我跟这没有一点关系。就总统而言，他有办法处理好的。

毛：我所指的国内事务是你们的通货膨胀问题，物价上涨，失业增加，因为看起来失业人口已经因为美元相对稳定而减少，所以看起来应该没有大问题。为什么水门案会闹成这个样子？

基：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包括有很多老式的政治人物不喜欢总统，因为他采取的政策不是那么传统。也有很多知识份子变成无政府主义者，想要摧毁一切。

毛：例如雷斯顿（JAMAESRESTON）、艾萨浦（JOSEPHALSOP），现在都站出来反对尼克森总统。这个我无法理解。

基：我能够了解雷斯顿为什么会这样做，只是跟著别人走，他总是反映流行的观点。至于艾萨浦，我想他只是暂时有些失常，他很快会回到原来的立场。

毛：你想他们会不会写写文章，比如说，试试大众的看法？

基：他们都以为是他们在统治这个国家。他们不时会轮流玩弄一下总统。（笑）如果我们要去管他们在做什么，主席先生，那我根本就不会来这里做第一次访问（笑）。任何重要的事他们都是反对的，但我们还是做了。

毛：对。大家都说美国人没有什么秘密。

基：真的是这样。

毛：我们想美国人可以好好的保守秘密。

基：基本上是这样没错，主席先生，不过你可以放心，只要我们把消息留在白宫里不放出去，我们讨论的东西就不会走漏。

毛：例如说，一件是古巴事件；一件是你到中国访问的事。另一个情况是最近你们跟苏联的往来。在这些事例里面，保密工作都做得蛮好的。

基：确实如此。我的办公室要保密的事项，都能够守得住。不过我们跟苏联之间的事没有什么秘密。跟苏联之间的事，我们一直都是有什么就跟你们说什么。我们跟苏联往来情况你们都是一清二楚。保证未来也是这样。苏联喜欢制造一种印象，让人家觉得他们跟我们有共同统治世界的伟大计画，不过这只是用来欺骗其他国家而已。事情不是这样。我们没有那么笨。

毛：关于苏联，你们的说法老是跟我们一样。你们的见解似乎跟我们的大致相同，也就是苏联有可能会想要攻击中国。

基：这个，主席先生，我以前以为这种可能性只是理论上的。现在我觉得有一点实际的可能性，这个我说过，特别是跟你们总理和大使说过。我们想他们最想要做的是摧毁你们的核子武力。

毛：但是我们的核子武力只不过像苍蝇这么大（笑）。

基：不过他们担心的是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

毛：我会说他们担心的是卅年后或五十年后。一个国家要在短时间内兴起是不可能的。

基：那么，我已在很多场合说过，上次也跟主席提过，我们相信如果终将会有这样的事，对每个人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决心自己独力去防范这样的事，就算跟中国没有做任何安排也一样。

毛：我们现在来讨论讨论台湾问题。美国跟我们的关系的问题，应当和我们与台湾之间关系的问题分开来处理。

基：原则上

毛：只要你们跟台湾切断外交关系，就有可能来解决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问题。这跟我们和日本之间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至于我们跟台湾之间的问题，就相当的复杂。我不相信会有和平解决方案。（对外长说）你相信吗？

基：我相信吗？他问的是外长。

毛：我是问他（外长）。（周总理说了些话没有翻译到）。他们（译注：指的是台湾，是一批反革命份子，怎么可能会跟我们合作？我说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台湾，再过一百年再去管他。对世事不要太急。有什么需要著急的呢？那只不过是个千把万人口的岛屿罢了。

周：他们现在有一千六百万人。

毛：至于你们跟我们的关系，我想不需要用一百年的时间来处理。

基：我相信是这样。我们应该会快得多。

毛：不过这是你们必须决定的事情。我们不会去催你们。如果你们觉得有需要，我们就来做。如果你们觉得现在还不行，那我们也可以缓一点。

基：从我们的立场来说，我们希望能够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的困难是我们不能立刻就切断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有几个理由，而这些理由全部都跟我们国内情势有关。我跟总理说过，我们希望在一九七六年之前，或者在一九七六年期间完成这个程序。所以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找到某种方法，让我们得以建立外交关系，这个作用是当作我们加强关系的象徵，因为在技术层面说，连络办事处用处非常大。

毛：这是可以的。基：什么可以？

毛：（在翻译之前说了一些话）可以照现在的做法来做，因为现在你们还需要台湾。

基：这不是需不需要台湾的问题，而是现实上可不可行的问题。

毛：都一样（大笑）。我们现在对香港也不急（大笑）。我们甚至不会去碰澳门。如果我们真的想去碰澳门，最多也只会碰一点点。因为它是葡萄牙从明朝就开始紧紧掌控的地方（大笑）。赫鲁雪夫也骂过我为什么我们连香港和澳门都不要。而且我也跟日本说过我们不只同意他们统治北方四岛，而且还包括历史上苏联从中国划给他们的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基：主席，我觉得外交关系的问题是这个。在台湾问题上，我相信我们对各自坚持的立场都很清楚。所以我们有的问题是而且连络办公室同时也做了非常有用的事。所以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都认为，或者在某一个程度上认为应该象徵性地显示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各方面都是正常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该找个方法来实现它，不过并不是非要不可。

毛：我们已经和苏联与印度建交，不过关系并不太好。而且与它们的关系甚至还没有我们与你们的关系好。所以这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基：我完全同意主席的讲法，也同意我们必须彼此了解，我相信我们对彼此都有实质的了解。

毛：我们的连络办事处主任已经跟你们说过大原则，也提过当年乔治·华盛顿反抗英国的故事。

基：对，他在几个星期之前对我作过精彩的演说，我也从总理那里听过。

毛：那套说法可以不用提了。我们现在面对著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一直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建国运动，一方面我们必对美国在当地阻止苏联的做法表示欢迎，以免苏联控制中东地区。我们的黄大使提过我们对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不过他不了解美国阻止苏联势力的重要性。

基：嗯，我那时的说法让他很惊讶，而他重复说明了联合国的立场（大笑）。而且我了解你们公开地采取了某些立场，这并不违反我们共同的立场。不过实际上我们会进一步解决中东问题，但我们也想显示这并不是因为受到苏联的压力才这样做的。镇所以，每当苏俄施加压力时，我们就必须将这个争议中的好处分清楚，然后当我们赢过他们时，我们也很可能是朝同样的方向在前进。我们不是反对阿拉伯国家的主张，我们只是反对它们是藉著苏联的压力达成的。

毛：没错。

基：而且那就是我们现在的策略。

毛：赫鲁雪夫说我们像是好斗的公鸡。

基：他一九五九年到这里访问时，不太成功。

毛：我们在一九五九年决裂。他们一九五八年想要控制中国海岸和中国海港时，我们开始失和。我和他们，他们的大使讨论的时候，我差一点拍桌子，我骂了他一顿。（笑）他向莫斯科报告后：赫鲁雪夫就来了。当时，赫鲁雪夫提出联合舰队的构想，就是苏联和中国共组一个联合海军舰队。这是他提出的建议。那时候，他十分自大，因为他见过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将军，就有了点所谓的「大卫营精神」。他在北京向我炫□，说他认识美国总统，提到艾森豪总统时还说了两个英文字，说他是「我的朋友」（myfriend）。（问卜大卫大使：你知道吗？）

卜：不，我从不知道这回事。

毛：还有一些消息。从此以后，赫鲁雪夫没有再来过。但他曾到过海参崴，他是从中国到海参崴的。

周：他在那里发表了一篇反中国的演讲。

毛：现在的苏联领袖没有一个曾到海参崴那么远的东边。柯锡金自己说过，他对西伯利亚的事情不太清楚。（中方查看时间）

周：已经两个半小时了。

毛：我还想和你谈另外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好像谈得太久了。超过两个半钟头。我们占了原本为别的活动安排的时间。（注：他指的是卜大卫大使的接待会。）我想讨论的问题是，我很怀疑，如果民主党掌权，他们将会采行孤立主义政策。

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主席先生。我认为目前的知识份子和一些民主党人，可能有走向孤立主义的趋势。不过，客观的现实将迫使他们了解，除了我们当前的政策外，没有其他选择。目前来看，在他们了解这点以前会产生多大伤害，还有，他们是否将继续同样错综复杂的策略，我不知道。但我认为，他们将沿袭现今的做法。（最后一句话没有翻译。）

毛：那你似乎和我是同一类。我们好像多少都有点疑心。

基：我是怀疑，我对某些领袖也有些疑问。但我相信局势的迫切需要将迫使我们回到我们目前正奉行的政策。不过，主席先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利用这段我们全都还在位且都了解这情势的时候，尽量巩固关系，不再让其他政策有机可趁。

毛：这个主要从一点上就可以证明，就是从欧洲撤军的主张。

基：是的。

毛：这是帮苏联的忙了。

基：我们将不会在我们的政府内执行。只有二种情形可能：军队从欧洲撤退，如遇挑战，也不太愿意极为残暴、极为火速的解决。

毛：你所说的「粗暴」意思是指可能开战。

基：如果有必要，但

毛：我不喜欢你向我耍外交手段。

基：如果有必要，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将发动战争，他们会退缩回去。直到现在，他们一直很怕我们。

毛：因为我也认为最好不要打战。我也不喜欢战争。虽然人家都认为我是个战争贩子。（笑）如果你们和苏联开战，我也认为不太好。如果你们准备打，最好使用传统武器，把核子武器留著当备用，不要碰它们。

基：我们绝对不会发动战争。

毛：那好。我听说你们提出这种说法是想先争取时间。

基：我们是希望争取时间，但我们也希望处于一种地位，就是如果苏联攻击我们讨论的任何重要地区，我们要能反击。这是我们必须准备好的情况。

毛：完全正确。至于苏联，他们欺弱怕强（他笑著指向王小姐和唐小姐）。你不要因为王小姐或唐小姐比较软弱，想欺负她们。

基：主席先生，依我的经验，她们并不十分软弱。她们也不按照主席的劝告行事。（笑）

毛：她（唐小姐）是美国人，而她（王小姐）是俄国间谍。（笑）

主席先生接著在没有人扶持下起身，陪伴美国人到外面大厅。他向国务卿、卜大卫大使和洛德先生道别，要摄影师照相。当他和国务卿握手时，他说：「请代我向尼克森总统致意。」国务卿回说他会照办。卜大卫大使和洛德先生表示很荣幸能见到毛主席。主席向洛德先生说曾见过他，洛德先生答是。）

毛泽东：我要告诉上帝台湾给美国管较好

毛基对谈记要

与会者：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主席、邓小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乔冠华－外交部、黄镇－大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华盛顿联络办公室主任、王海容－外交部副部长、唐闻生－副司长，美国及大洋洲事务司，兼通译者、章含之－美洲及大洋洲事务司副司长、基辛格博士－美国国务卿，暨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助理、布什，大使－美国驻北京联络办公室主任、洛德－国务院政策企划参谋主任

时间：一九七五年，十月廿一日，星期二，晚间六时廿五分至八时零五分

北京地点：毛主席官邸

国务卿基辛格在傍晚五点四十五分，和副总理邓小平会晤。对方告知，毛主席希望在晚间六点半和他见面。对方要求他携同部分访问团成员出席，包括基辛格的夫人，基辛格希望能够让他的夫人和毛泽东亲自接见，还有另外两名官员在他们谈话时在场。接著，基辛格和邓小平又谈了十五分钟。然后，基辛格博士和同行诸人休息至六点十五分，然后他们从人民大会堂前往毛主席官邸。

以下诸人依序引见给毛主席，交换短暂的寒暄，此时，摄影者进行拍照，并拍摄影片。晋见者包括基辛格、基辛格夫人、布什大使、松奈费尔德参事、国务次卿哈比毕、洛德、来天惠、洛德曼先生（国安会）和安妮·巴狄克女士（国安会）。毛主席站著谈话似乎是相当地困难。当他看到基辛格夫人，他坐了下来，要了一个便条纸，写下他要讲的话，说基辛格夫人个头比基辛格还大。然后，毛主席再度站起来，欢迎其他的晋见者。然后客人便被送出房间，美方客人只有国务卿基辛格、布什大使和洛德留下来。

参与会议者围坐在扶手椅上，呈半圆形。在谈话整个过程当中，毛主席讲起话来都是十分困难，若不是由唐小姐（唐闻生）和王小姐（王海容）重复他所说的话，确认没有弄错之后，然后进行翻译，要不然就是由他的护士拿著一本记事本，让他把要讲的话写在上头。整个会谈过程里面，毛主席都不断用力地用手和手指做出手势，以强调他的重点。

毛：你知道我浑身都是病。我很快就会上天堂了。

基：不会的。

毛：快了。我已经收到上帝的邀请函了。

基：我希望你还要很长一段日子才会接受邀请。

毛：我接受博士（医生，一语双关）的嘱咐。

基：多谢。（美国）总统非常希望能够访问中国，也非常希望有机会能和毛主席见面。

毛：我们诚挚地邀请他来访。

基：我们非常重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毛：是蛮重要的，但没那么重要。（用手指作手势）。你们是这个（两只手指中间空间比较大），我们是这个（两只手指中间空间比较小）；你们有原子弹，我们没有。

基：是的，但是主席过去常说，军事力量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

毛：副总理邓小平说过，小米加步枪。

基：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敌人。

毛：是的。

基：你用英文说，也写下来了。能不能把这给我？

毛：好。（他把他写下的便条递给基辛格）。

基：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我说到，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毛：不。（把两只手指握得很近）。所以你们和他起了争执。（指著副总理邓小平）

基：目标是一样的，只是方法有意见。

毛：昨天，你们和邓副总理争执的时候，你说到，美国对中国无所求，中国对美国也无所求。我的看法是，这种说法一部份是对的，一部份是错的。小问题是台湾，大问题是全世界。（开始咳嗽，护士趋前帮助他）要是无论哪一边对另外一边都无所求，你们干嘛要到北京来，我们又为什么要接待你和贵国总统？

基：我们到北京来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也是因为我们认为你们对世界情势的看法比我们打过交道的任何国家都要清楚，而我们和贵国若干观点一致相当多。

毛：那样靠不住。那些话不可靠。那些话不可靠，是因为根据你们的优先顺序，最重要的是苏联，第二是欧洲，其次是日本。

基：那并不正确。

毛：我的看法就是这样。（他用手指头数）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你看，五个（举起他的五只手指头）。

基：那并不正确。

毛：所以我们有争议。

基：我们是有争议。苏联对我们是重大威胁，但不是最高优先。

毛：这样说不对。它是个超级强权。世界上只有两个超级强权（用手指头扳数）。我们从后往前数（数著自己的手指头）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我们排最后。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瞧。

基：我知道我几乎从不曾和毛主席意见不合，但他这一点并不正确，因为这只不过是我们优先顺序的问题而已。

毛：（拍他的两个肩膀）我们认为你们做的是从我们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这些肩膀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你瞧，我们排第五。我们是小拇指。

基：我们在莫斯科什么都得不到。

毛：但是你能在中国取得台湾。

基：我们能在中国取得台湾？

毛：但是你们现在有中国的台湾。

基：但是我们总有一天会解决这件事情。

毛：在一百年内。

基：上次我到这儿毛主席是这样说的。

毛：的确。

基：更少。我不认为需要一百年。

毛：最好它是在你们手里头。要是现在你把它送回给我，我也不要，因为现在它要不得。现在那儿有非常多的反革命份子。一百年的话，我们会要它（用手做手势）我们将会为得到它而打仗。

基：不是一百年。

毛：（用手做手势，计数）很难讲。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实在难说得很。（指著天花板）等到我上天堂去见上帝，我要告诉他，现在让台湾由美国代管还比较好。

基：他听到这话从毛主席嘴里说出来，肯定大吃一惊。

毛：不，因为上帝（过去）保佑你，而不是我们。上帝不喜欢我们（摇晃著他的手）因为我是个好战的军阀，同时也是个共产党。那就是为什么上帝不喜欢我。（指著三个美国人说）他喜欢你、你还有你。

基：我从来没有这个荣幸遇到上帝，所以，我对这点实在不敢讲。

毛：我敢讲。我已经八十二岁了。（朝著基辛格国务卿）你现在几岁啦？大概五十岁吧？

基：五十一了。

毛：（指著副总理邓小平）他已经七十一。（摇著他的手）我们都死了以后，我、他（指邓、周恩来和叶剑英，你们还都活著。瞧？我们老家伙不会做。我们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基：我想就主席稍早提到我们相对的优先顺序这件事情再谈一谈。

毛：没问题。

基：苏联是超强，难免要优先，我们经常要应付它。但在策略上我们要遏阻苏联扩张，所以中共对我们是策略优先。不过我们不希望利用中国当跳板，因为是死路。

毛：你们已经跳到那儿了，你们也不需要我们的肩膀了。

基：没有，这只是战术性阶段。总统会向您证实。

毛：也请代向贵国总统问好。

基：我会照办。

毛：我们欢迎他来访，你有什么办法帮我治治我现在这说话不清的毛病？

基：您的意思我们都懂。

毛：（指著头）这儿不错，我能吃、能睡；（拍拍膝盖），这儿不灵光；不疼，可是走路没力气。我肺也有问题。总的说来，我身子不太好。

基：见到您总是很高兴。

毛：你知道我是外宾的样板。

基：毛主席，我看了我们两年前的对话纪录，我认为它是最深入的国际事务纪录之一，我们对它非常重视。

毛：但有些事我们必须等待观察，我做的一些评估还有待客观的情势来推动。

基：我认为毛主席当时的基本评估到目前为止从情势发展看来都证明是正确的，基本上我们都赞同。因为尼克森总统的辞职我们经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不得不作一些调整。

毛：我认为那是可以的，调整说得过去。

基：它很重要，不过现在这些都过去了。

毛：欧洲现在太软弱了。

基：我同意，欧洲的确太过软弱。

毛：他们怕苏联。

基：他们担心苏联跟国内的情势。

毛：日本在搞霸权。

基：日本还不准备搞霸权。这还需要领导阶层的再一次改变。不过日本仍具有争取霸权的潜力。

毛：是的。

基：我认为下一代的领袖，我的学生中曾根，他是我在担任教授时的学生。那一代会比较倾向使用日本的力量。

基：我们支持德国的统一，可是现在这样的情况可以防卫苏联的军事行动。不过美国是支持德国统一的。

毛：我们同意这一点，你们和我们。

基：我们并不担心一个统一的德国，不过在此之前苏联在欧洲的势力必须有所减弱。

毛：除非和苏联打一仗，否则苏联的势力不会减弱。

基：是的，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选择适当的时机，然而在水门事件期间，我们无法这么做。这也是我们要调整的原因。

毛：其实并没有必要这样处理水门事件。

基：这是没有理由，没有理由的。（唐表示有些不解。）根本是毫无藉口采取这样的态度。这只不过是一件小事，然而却因为一群非常短视的人，而演变成一场国家与国际的悲剧。尼克森总统是一个好总统（毛同意地点头），我还常与他联络。

毛：请代我向尼克森先生致意。

基：我回去后会打电话给他。

毛：那么请首先代我向福特总统致意，其次再代我向尼克森先生致意。

基：是我的荣幸。

毛：你太忙了。

基：您认为我太常旅行了？

毛：我是说你太忙了，而且看来你不忙也不行。你不得不忙。当风雨来袭时，燕子就忙了。

基：我得花几天的工夫才能了解其中含意。

毛：这个世界并不平静，而暴风雨－风和雨－来了。随著风雨的来临，燕子也开始忙碌了。

唐：他（毛）问我英文的「燕子」怎么说，「sparrow」（麻雀）又是什么。我说这是两种鸟。

基：是的，但是我希望我们对于暴风雨的影响力，要比燕子对风雨多一些。

毛：或许可能延后风雨到来的时间，但是很难阻止风雨的到来。

基：不过重要的是当其来临时，能够具有最佳的地位面对，而这绝不是一件小事。我们同意您的看法，风雨正在行进之中，或是可能到来，而我们希望能以最佳的地位面对，不是躲避，而是克服。

毛：就像敦克尔克（注：二次大战英国自欧陆的敦克尔克撤退其部队）？

基：我们可不会那样。

毛：那可不一定。你可以看出你们现在不会那个样子。

基：我们将来也不会这个样子。

毛：那不一定。纽约时报一名军事记者在八月时出了一本这样的书。

基：谁？

唐：（在与中方其他官员讨论后）我们查到以后再告诉你。

毛：你认为目前在欧洲的卅美军能够抵挡苏联的攻击吗？

基：欧洲的弱点不在我们的军队，而是欧洲本身的军队。我认为以核子武器可以抵挡他们的攻击。

毛：那位记者不相信美国会使用核武。

基：纽约时报过去十年来一直在讨论美国遭到击败的事情。假如西欧遭到攻击，我们当然会使用核武。我们在欧洲有七千枚核武，而那些绝不会任人掳获的。这还只是在欧洲。我们在美国更多。

毛：但是有一批为数不少的美国人不相信你们会使用核武。他们不相信美国会为欧洲牺牲。

基：主席先生，我们的国家才经历一段艰辛的路途，部份是因为中南半岛，部份是因为水门事件，而有许多失败主义者因此浮现。但是您若是观察我们过去五年来的作为，我们总是直接面对苏联，而苏联总是退让。我向您保证，我们的总统也会如此，如果苏联攻击欧洲，我们一定会使用核武。而苏联绝对不能不相信否则太危险了。

毛：你对核武有信心。你对你自己的军队却没有信心。

基：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的军队数量不如苏联。这是事实。而最重要的一项事实是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愿意建立大规模的军队。如果他们愿意，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必须订定一个符合现实的策略。

毛：敦克尔克的策略也非完全不可取。

基：主席先生，我们最终势必要对相互间的声明具有起码的信心。

攻击，一旦我们起而抵挡，在我们动员之后，我们确信会赢得与苏联的战争。

毛：(比著手势)我们采取的是敦克尔克策略，就是我们允许他们占领北京、天津、武汉以及上海，而透过这样的战术，我们将成为胜利的一方，敌人将会遭到击败。世界大战，第一次与第二次，都是这样进行的，而后来也都打赢了。

基：我认为如果苏联对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发动大规模攻击，美国都会立刻介入。我也相信美国绝不会在没有打一场核战的情况下撤出欧洲。

毛：这儿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你的可能性，另一个是纽约时报的。而高华德参议员六月三日在参议院的演说也谈到这一点。

基：他说了些什么？

唐：我们会送你一份副本。是六月三日在参议院的外交政策辩论。

基：可是有什么重点？

毛：他不相信欧洲。

基：您必须了解，主席先生，这是大选前一年，而许多议论都是说给国内听的。纽约时报廿年来有其一定的份量，不过错的比率也不低。

毛：人家说纽约时报是由一个犹太人家族所拥有。

基：是的。

毛：华盛顿邮报也是如此。

基：华盛顿邮报-现在已不是了。(他问布什大使，后者指出葛兰姆夫人是犹太人，她是梅尔先生的女儿。)您说得没错。

毛：经营者都是犹太人。这位大使(看著布什)在北京处境艰困。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布：我今晚能来这儿，真是荣幸。我认为您很忙，没有时间接见联络办事处主任。

毛：我不忙，因为我不用去管所有例行性的事务。我只看国际新闻。

基：可是主席对于美国所写的东西，知道的比我还多。我不知道纽约时报记者写的那部书，还有高华德参议员的演说。

毛：你没有时间。你太忙了。(看著洛德)洛德先生，你现在升官了。

洛：是的，主席先生。

毛：（向布什及洛德）你们俩都升官了。

基：他（布什）还没有。他在一九八〇年将会升。

毛：他能当总统。

基：要在一九八〇年。

毛：你们不晓得我的脾气。我喜欢人们骂我（提高声调并用手拍打椅子）。你们一定会说毛主席是个老官僚，这样的话，我会快一点与你们见面。而且会急著想见到你们。如果你们不骂我的话，我就不会见你们，宁愿睡大头觉。

基：这对我们很为难，特别是叫你为官僚。

毛：我批准（用手重击他的椅子），外国人都在我面前拍桌子。骂我的话，我只会感高兴。

基：我们会考虑看看，但这对我们来讲还是很不自然。如果我们称主席是官僚的话，那一定是出自策略上的权谋。

毛：但我的确是个官僚，而且还是个军阀。这是苏联给我冠上的名号，官僚也是他们给我的。

基：但我没有看到最近有苏联的访客来此。

毛：他们每天都在骂我，每天。

基：但苏联对中国的评价与我们不同。

毛：（在基辛格的话还没翻译完前）因此，我接受这两个称号，军阀与官僚，再荣幸不过。而且你们也说过我是个战争贩子及侵略者。

基：我？

毛：在联合国的美国。联合国通过一项美国支持的决议，宣称中国侵略朝鲜。

基：那是廿五年前的事了。

毛：没错，所以它和你没直接的关系。那是杜鲁门时代的事。

基：是的。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的想法已经改变了。

毛：（摸摸头顶）但决议还没取消。我仍然戴著侵略者的帽子。我仍然把这视为无上的荣誉。好极了，非常好。

基：那么我们不该更改联合国决议了？

毛：不，不应该这样做。我们从来都没有提出那样的要求。我们宁愿戴上这顶荣誉的帽子。蒋介石说，我们是侵略中国，我们无法否认。我们确实侵略了中国，也侵略了朝鲜。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声明公诸于世，或者是在你对记者发布消息的时候透露？我要说的是，苏联封我为「军阀和官僚」，美国则封我为「战争贩子和侵略者」。

基：我想，我会帮你把这些话公开。不过，我没办法让历史正确地评价。

毛：我已经在你面前公开这些话。我也对许多来访的外宾说过，包括欧洲人在内。你们到底有没有言论自由？

基：当然有。

毛：我也有言论自由，我放的炮超过了他们放的炮。

基：这个我已经注意到了。

唐：你已经注意到。

基：主席的炮。

毛：请代我问候贵国国防部长。

基：我会的。

毛：我很不满意他去访问日本竟然不来北京。我们要邀请他来这里，让苏联人瞧瞧，但是你们太小器了。你们美国人非常有钱，可是这点你们实在是太小器了。

基：当敝国总统来这儿的时候，我们可以讨论这点。

毛：带他一起来。贵国总统来的时候，可以带一个文官和一个军人一起来。

基：您是指我（文官）和斯勒辛格（军人）？

毛：是的。但是我不会干涉你们的内部事务。你们派谁来由你们自己决定。

基：好的，他不会跟总统一起来。也许以后再来。

毛：我们希望邀请他参观我国东北、蒙古和新疆。他也许不会去，你大概也没有这个勇气。

基：我会去。

毛：（朝著布什看）他去过了。

基：我一定会去。

毛：好。

基：我们已经试著向你建议，我们已经准备好就这些当中的一部份问题提供建议或是协助。

毛：就军事的部份，我们现在不讨论。这类事情应该等到战争开打了再说。

基：是。但是你应该晓得，我们应该预作准备。

毛：所以，会议可以结束了吗？

基：是的。

（基辛格国务卿、布什大使和洛德先生于是向毛主席道别。基辛格和副总理邓小平确认，中方会发布这次会议的公开声明，而且会把声明文件立刻送到美方手上。美国人于是向其他中国官员道别，然后乘车离去。）

基辛格秘录与台湾

《中国时报》报驻华盛顿特派员傅建中报导，一星期前洛杉矶时报的中国通和专栏作家金曼出版了「转向」一书，大爆美国与中共过去将近三十年来奇怪关系的内幕，紧接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推出《基辛格秘录》的巨著，后者把尼克森和基辛格如何与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互通款曲，联手抗俄的战略底牌，藉公布双方会谈巨细靡遗的记录全部曝光。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处于美中（共）大战略的棋局中，是什么样的地位，中共如何看待台湾，在所谓台湾问题的底线为何？美国的想法和对台湾的底牌，都透过上述文化有了明晰的轮廓。金曼根据尼克森手写的文件，得出台湾＝越南＝交换的结论和公式，事实确是如此，可是《基辛格秘录》里的台湾则是美中对抗苏联的无形战争里，一颗可随意摆布牺牲的棋子。

尼克森在一九七二年访问大陆时，已定下一九七六年承认中共并与之建交的日程，可是一九七四年尼因水门事件被迫下台，这一给中共的承诺无法在尼的任内实现，继任福特总统，在基辛格的左右下，虽想继续尼氏未完的使命，却因内外环境不许可而不能如愿。当时国际间因美国在越南战败，中南半岛陷落，美国的国际信誉空前低落，不容许再把台湾出卖；国内的情形是保守亲台的势力仍大，福特为了竞选连任，不能造次，一九七六年共和党大会时，雷根对福特竞选提名所掀起的严重挑战，说明保守亲台势力的不可轻忽。

在中共方面，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到「四人帮」当道时的副总理张春桥，对台湾的立场亦不尽相同，有时甚至自相矛盾，这极可能反映了中共内部高层权力斗争的一面。早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中南海第三次会见基辛格时，毛说台湾问题可以等一百年再解决，不要这么急嘛。不过毛说这话时，对著在座的中共外长姬鹏飞说，他不相信「和平过渡」（Peacetransition）还问姬相不相信？毛的「和平过渡」后来被中共首任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解释为「和平解放」，并提醒基辛格毛主席不相信和平解放台湾。其实毛说台湾可以等一百年，不急于收回香港澳门，完全是从高瞻远瞩的大格局思考，那时中共的头号敌人是苏联，在联美制俄的大战略上，台湾自是要退居后位，毛才说出「我们能暂时不要台湾」的话。周恩来、邓小平的眼光不如毛，所以会在解决台湾问题显得急切，一九七二年周与尼、基会谈时，触及和平解放台湾时，就直言基说要十年的时间解决这一问题太久了。等而下之的张春桥，据白宫一次秘密会议的纪录显示，张某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中以副总理身分会见美参院共和党领袖施高特时曾扬言「准备军事解放台湾，和平解放是不可能的」。八月黄镇见老基时，重申中共对台的强硬立场，引起美政府内部的讨论与关切。可是毛一直到一九七五年十月第四次会见基辛格时，重述台湾可以等一百年的旧话，毛甚至对基说：「它（指台湾）最好在你们手里，即使你现在要送还给我，我也不要，因为（台湾）要不得，有太多的反革命份子在那里。」

毛强调一百年后非要不可，打仗也得要。值得注意的是，毛说这些话时，美中关系正常化停滞不前，双方的关系已颇冷淡，此时毛的健康也很坏，讲话已很困难了。

至于美国的对台立场及解决之道，见于一九七五年七月六日和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基辛格（任国务卿）召集的两次内部会议纪录中。

在前述的第一次会议中（七五年七月），那时担任国务院政策设计部门主任洛德把和台湾的关系降为代办级，同时削减对台军售，不过参加会议的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来天惠有不同看法，他表示还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制造一些问题，老基指示洛德「要加强共同点（即不能出现像来的异议），找出一个方案来做这件事。」事后证明美国没能降低和台湾的关系。

第二次的国务院内部会议（七六年十月），基辛格和洛德、来天惠讨论到中共攻台的可能，老基对美不能与中共完成正常化，备感挫折，而现在居然得面对中共对台用武的可能，因此他自言自语，美国要和中共打仗吗？（Gotowar?）与会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恒安石说，中情局曾告诉美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盖茨，中共攻台不可能，但恒担心中共可能会对外岛采取军事压力，恒安石说：「从长远来看，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台湾独立（编按：恒安石一贯反对台独，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只要台湾宣布独立，美国就可以撒手不管，让其自生自灭了）。」

基辛格此时一厢情愿的表态说：「理想的解决之道是台湾合并（rejoin）于北京。如果他们之间自行找出办法，从我们的观点来说，这是绝对理想的解决之道。」

在这节骨眼上，在座的亚太事务副助卿安士德（曾任台北美大使馆副馆长）插话说：「这种可能性很小。」

来天惠立即接著说：「是的，不可能。」

从这些对话可以看出，美国对台湾没有办法的办法的底线是：由两岸自行解决，目前柯林顿政府不断要台北和北京对话，只消看看二十多年前基辛格的想法，可说是有脉络可寻，其来也有自的。归根结柢，基辛格秘录所带来的讯息是：台湾可有也可无的话），无则是为了美国自身的利益，台湾好比下棋时的卒子，是可以牺牲的。

覆按这一段关乎台湾生死存亡的历史，我们只能引用古人的教训，今之视昔如后之视之，谋国者能不慎乎！

【27、邓小平与基辛格密谈曝光】

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愈快愈好但不急于一时

中国时报日前独家推出「基辛格秘录」（KissingerTranscripts）

中美国总统尼克森、国务卿基辛格四次在北京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

周恩来等会谈的美方纪录摘译，引起海内外热烈的回响。除了以上会谈

外，「秘录」中尚搜集了许多至为珍贵的外交文献，其中以基辛格与邓小平在一九七四年的两次会晤与台湾最为相关。

当时邓小平担任中国副总理，也是毛泽东心目中接替周恩来的总理人选。七四年四月邓小平首次访美，在美方的安排下与国务卿基辛格会晤于纽约最著盛名的华尔道夫饭店，双方会谈的议题除了苏联以外，就是台湾。同年十一月基辛格访大陆，与邓小平再晤于人民大会堂，双方直接就关系正常化及「台湾问题」展开谈判，美方亦拟在与中共建交之后把台北与北京的地位对调，也就是在台设办事处，而在北京设大使馆，然而在邓小平的坚持下未果。美「中」两方的对话彷佛惊涛骇浪，几乎可以决定台湾的沈浮。

中国时报特将一九七四年基辛格与邓小平的会晤纪录尽量完整呈现，以供读者参考。

基辛格秘录：

场合：一九七四年邓小平访美与基辛格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的会谈记录

时间：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四日下午八点零五分至十一点

与会者：中方：

邓小平(副总理)

乔冠华(外交部副部长)

黄华(驻联合国常驻代表)

章含之(翻译)

罗序(记录)

过家鼎(记录)

美方：基辛格(国务卿)希斯科(国务次卿)史考特罗(国家安全会议少将)罗德(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恒安石(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傅立民(中国科科长，记录)

基：副总理先生，很高兴能与你见面。(允许记者开始摄影)

邓：记者真多。

基：他们要我握手。(基先后与邓小平、乔冠华握手)。他们要我们三个人一起握。我想，你们的摄影师比我们的要有纪律得多。

邓：我们不应该听他们指挥。

基：但我们必须听他们的。否则的话，他们会登最难看的照片。(新闻记者离开)

基：黄大使(黄华)，你的背还好吗？

黄：马马虎虎。

基：你去看过我帮你安排的医生了吗？

黄：还没有去。

基：他怕我的医生会在他的背里面放麦克风。

邓：我想在今天我们在场的这些人中，你最早认识的是黄大使。

基：是的，我是一九七一年和他在北京机场见面的。他可能已经忘了，不过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极有价值的经验，让我知道如何去谈判。有一次，我与苏联人讨论一份公报的事，他们建议双方各提出自己立场的最高纲领，然后再试著来化解分歧。但是黄大使建议我一开始就应该将我们真正的立场提出来，这样子我们才更容易达成协议。结果正如他所说。

邓：你与苏联交往已有多年的经验了。

基：的确已经很久了。它一直是那么累人，过程也一直重复。第一天气氛通常很好，第二天双方就很火爆，到了最后一天，在离开的两个小时之前，当苏联人发现我们无意放弃立场时，他们又变得愿意妥协，气氛又转好了。总是这个样子。

乔：这是辩证法。

基：好了，我不想让副部长陷在这个主题里。你仍然欠我一首诗。

乔：没问题。

邓：对付苏联我的经验也很丰富。

基：在什么年代？

邓：我到过苏联七次。

基：你比我多三次。你能告诉我，苏联人一直都是那么难对付吗？你曾在他们的会议桌上开骂过吗？

邓：依我的经验，我们从未达成协议过。

基：我们倒还可以达成协议，只是过程很慢。他们对武器管制的想法是，应该先讨论我们所拥有的军事基地。而他们应该有五年的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基辛格的夫人进入房间)我们正在谈如何与苏联谈判的问题。邓副总理到过苏联七次。他和苏联打交道的经验是同意任何事情。不过，我们倒与苏联人达成了一些协议。

邓：你走我前头。

基：当然我也能了解，现在我说了这么多，下一次我在北京的时候，副部长也可能对我吼叫，看看结果会怎么样。

邓：目前为止，你应该已跟他吵过好几次了。

基：与他谈判一直很艰难，但大家都很理性。而且，我们也能够达成协议。例如，上海公报谈判，我们花了好几晚的时间共同讨论用字的细节问题。

邓：每一方均应该说出自己的想法。这是最重要的。

基：只是在那几次协商中，我喝了太多茅台酒。

邓：那你和副部长有共同点，他也很喜欢喝茅台。

乔：如果你喝多了，那不是我的错。

基：可是在那几次谈判中，苏联外长曾向我抱怨你过去的一次演讲。

邓：他很不满意吗？

基：他认为受到攻击。他还要求我代表我们（中、美）两方来回答他的问题。

乔：很聪明的策略。可是基辛格先生，如果你注意听我明天的演讲，葛罗米柯应该不会听到太多批评的话。

邓：我认识葛罗米柯是在一九五七年。

基：和那时候比较，他变了很多吗？你认为呢？

邓：他不是苏联内部决定政策的人。

基：的确，就我的经验，他只是布里兹涅夫的跟班。在谈判时，除了技术问题之外，他从来不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过，最近他似乎变得比较有自信，因为他已经进入政治局。

邓：在一九六四年以前，布里兹涅夫也不是决策者。

基：对的。那时候他似乎不了解外交政策，而且他把赫鲁雪夫拉下台以后，自己也不敢轻易外出度假（双方去用餐，基辛格介绍希斯柯与史考特罗，基说，希斯柯是我在中东的分身）。

乔：你的意思是，如果你成功时成功是属于你的，但你失败的话失败是他的。

基：副部长是负责中东事务的。去年我们就曾讨论过中东问题，而且我还依照那次谈话的要点来操作。

乔：上次我们碰面时，我的说法是根据毛主席向埃及副总理所说的内容说的。你有两手，你应该两者皆用，一手对以色列，一手对另一方。

基：我们一直根据当时我俩讨论出来的政策来做。

邓：这是真的。应该用两手。

基：确实是。

基：这是茅台。副总理先生，我们欢迎你到纽约，在这儿看到你真的非常高兴。

希：这是我第一次喝茅台。

基：如果你像乔副部长一样的话，你应该每一次都乾杯。

罗：我相信有茅台就可以解决能源危机。

邓：但是我们能够解决原材料危机吗？

基：我想如果我们多喝些茅台，我们可以解决任何事情。

邓：我们的关系到目前为一直没有改变。

基：我们一直将美国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我们也有意追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就正如我跟毛主席与周总理说的一样。

邓：毛主席个人也支持这种政策及相关的原则。我相信，你与毛主席两次长谈后，也应该知道这点。我想，上一次你和毛主席谈话有三个小时。

基：在几次与毛主席的谈话中，我们谈得很深入，因此媒体对我们双方关系的说法我并不在意。就我们的经验，中国人是说话算数的。(向乔冠华敬酒)

邓：你(乔)喝完这杯茅台，你明天的演讲一定更精采。

基：这真令人感动，我也要抨击超级大国。我很高兴邓副总理证实副部长已经在北京告诉布鲁斯大使，我们两国的关系不会改变。

邓：我读过你们和毛主席谈话的纪录。非常的清楚，你们从战略观点讨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唯一的难题是，不知苏联的战略重点在那里？就这点来看，我们之间存在著分歧，但这些分歧算不了什么，实际的发展会告诉我们，他们真正的战略重点何在？

基：当然。无论苏联的第一个战略重点何在，但它的下一个重点就很明显。如果第一个重点在欧洲，那么下一个就是中国。如果第一个重点是中国，那么下一个就是欧洲。如果，第一个重点是中东，那么下一个也很清楚是那里。

邓：在东方我们曾经向日本人－我们的日本朋友提过这件事。他们好像不太了解这些。他们似乎认为苏联在东方的目标不包括他们在内。例如，我们谈过的西伯利亚油田探勘的泰曼计画，日本人说，他们必须重新考虑本身的立场，以免冒犯中国人。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日本的利益会受到这个计画的影响。

基：日本人不从战略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商业的角度考虑问题。总之，我真的很高兴今天晚上可以看到中国来的老朋友。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可以确认我们与毛主席与周总理谈话的每一个细节部分。我们也可以确认我们的政策方向。我们曾经和我们欧洲的盟邦有过一些争论，目的在让他们了解事实，也希望他们注重实际。但这些都不影响我们的长程战略，也不影响我们建设一个强大欧洲的愿望。你做为我的老朋友，是了解的。法国人一直抱持非常短期的观点。我相信，你最近曾经和他们谈过。但这不会影响美国的既有立场及苏联与欧洲对抗的现实。这些争执只是家务事。

邓：是这个样子，有小争吵，但不影响团结。

基：相对乔副部长我总是趋于下风。副部长是研究哲学的，他研究黑格尔，我只研究过康德。但我确定，如果我批评法国而不批评德国，副部长应该不会有意见。否则他不会放过我。

邓：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水门案还有这么多的议论？

基：这些几乎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主要是因为仍有不少人为了各种的理由反对总统而引发这些噪音。

邓：毛主席曾告诉你，我们对这些事是不满意的。

基：我向你保证，我们的外交政策不会受到水门事件的影响。

邓：对水门事件我们并不关心。

基：我们现行的外交政策，仍受到广大美国民众的支持。当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时，我说中国是个神秘的国度。现在，美国好像也是一个很神秘的国家。

邓：我们真的无法了解你们这些问题。（指水门事件）

基：发生这样的事，当然有一些事实，也做错了一些事。不过，当你改变很多政策时，你也就制造了很多很多的敌人。

（邓小平向基辛格敬酒，邓说，美中两国关系可以说是不错的。基辛格请教邓有关香港媒体对中共政治的一些报导，邓解释说，批孔运动的目的是在把人民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

基：我们的报纸说，批孔运动是针对个别人的，是针对活的人，而不是古时候的人。

邓：他们说的有部分道理。当你批判保守思想时，自然的，也会影响一些在位的人，有些人就被视为是保守思想的代表人物遭到攻击。

基：我观察中国的外交政策相当久了，我的结论是它一直是很一致的。当然，我们不会评论你们的内政与内部形势。

邓：报纸上的那些评论是不可靠的。

基：我相信。（停顿一下）葛罗米柯问过我中国的情况。我告诉他，我看不出中国的外交政策有变化。（停顿一下）你知道吗，我从未带希斯科到中国，原因就是我在中国的任务从未失败过，所以我不需要他。但是，我上次带过他的一位助理阿瑟顿先生去。

邓：你的莫斯科之行如何？

基：那是我要谈的下一个主题。你知道总统（尼克森）六月份要到莫斯科吗？我与葛讨论了总统的行程安排，以及在访问行程中双方可能达成的协议。这一趟的过程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第一天气氛不错，最后半天气氛也不错。真的很奇怪，我到苏联六次了，可是每一次总是会被叫骂，但是我在被叫骂之后从来没有做出任何让步。我的结论是，布里兹涅夫这么做是给政治局看的，并不是为了任何实质的目的。

基：不管我们与苏联做什么事，都是我们双方的事，都与中国无涉。

乔：你这么做是对的。

基：你在美国报纸上读到不少胡扯的言论。甚至有时候我读这些报导时也会吓了一跳。迄今为止，苏联尚未拥有任何多弹头飞弹,他们正在测试，但还没有。过一段时间，我会给你一些有关的数据。

邓：我也觉得在这方面，你很难与苏联达成协议。

基：我可能是错的，但我看不出有可能达成协议。我们有可能完成一项视察的协议。不过，检查相当困难。我们也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坦白说，发射载具的数量并不是那么重要。每一个载具可以装置很多武器。例如，在我们的潜水舰上，每一枚飞弹有十个弹头，能够很准确的射向各自不同的目标。

邓：我们关切与苏联的关系，主要是东部边境的问题。那儿的军事部署没有改变。现在还是这样。

基：我认为已有一点变化，但我还不能确定。我想他们最近增派了三个师的部队。我会查查看。

史（国安会少将）：确实是这样。

基：三个师不算多。

邓：基本上没有改变。

基：这也是我们的看法。

邓：大约有一百万苏联部队部署在漫长的中苏边境上，但他们分得很散。他们这么做只能吓一吓那些神经衰弱的人。我相信，当你跟毛主席讨论这件事的时候，他说过一百万连自卫都不够，若要进攻的话，他们还要再加一百万。

基：这要看他们想要做什么。如果他们要占领全中国，毛主席的说法是对的。这要看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邓：如果他们只占领边境的一些地方，这有什么重要呢？他们只会陷在那里。

基：对他们任何这样的意图，我无意评断，但是他们可能这么做。就某种角度看，他们可能试图摧毁你们的核子能力。我并不是说，他们已经计画这么做了，我只是说，我们可以这么想。

邓：毛主席说过，我们的核子能力只要这么丁点大。（举小拇指比了一下）但我很感谢你告诉我们这么多。

邓：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继续依照上海公报的原则来做。

基：我们也是这样。

邓：台湾问题该怎么处理。

基：如同我所告诉你，我们持续降低和台湾的来往，在上一个公报中，我们探寻有效表达「一个中国」原则的方法，我们尚未竟全功，但愿意听听你的想法。

乔：关于这个问题，我了解其本质，我参与了公报起草及用语的斟酌。其含义正如毛主席所告诉你。贵我两国关系正常化只能以日本模式为基础，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因此，我顺便指出，就我们两国之间现有关系而言，只应向前，不应倒退。对此，我很坦白的告诉布鲁斯大使，我们进行了友好的对话。

基：我们很清楚你向他说了甚么，我们谨记在心。

邓：关于这个问题，我要提出两点。首先是我们希望愈快愈好，其次是我们并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毛主席已经向你提过这个看法。我想今晚我们该讨论的都已经讨论到了，我们占了你很多时间，你一定很累了。明天，你还要到联大演讲。

基：我一定不会透露一点口风。但我想在我和我的随员努力下，我们离成功不远了。请你代我和总统向中国的朋友们，尤其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问候。（晚餐约十一点结束，基送中国客人到电梯。）

（原件注：基辛格和乔冠华会谈后，感觉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并未给与他太大空间。他强烈指出，日本模式并不必然适用于中国和美国关系正常化，因为从历史考虑，美国和台湾保有同盟承诺，而「美国不被视为背弃朋友是很重要的」。虽然如此，乔仍强调，和台湾断交是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必要起点，而由于中国和美国接触已升温，即使未建交，「我们要不是解决台湾问题，就是让问题继续存在」。基因此认为，或许应推迟和中国关系正常化，因为双方因此起冲突，只会让苏联占便宜。

基辛格也发现，中国在有关分享情报上，特别有合作意愿。在几次访问中，美国官员都惯例的为中方提供情报简报。基辛格的军事助理麦法兰就花了三天，和中国一名高级军官检视了数百页的美国情报。显然，在这次访问，或一九七五年稍晚，中国开始做出回馈：他们显然秘密的允许华府可以在中国若干据点活动，好让美国的情报单位可以直接监控苏联。

虽然，基辛格的中国专家告诉他，中国的领导层正承受极大的压力，必须巩固和美国的关系，但邓小平却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外交角力毫无兴趣，他只是保持一贯的强硬。基辛格已准备就不同的保证形式进行磋商，却徒劳无功，因为邓到底打不打算协商没人知道。基的中国专家后来表示，邓应该是有点踌躇，或许是不愿在七五年初的全国人大开议前让此一惹人争议的话题引来论战。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廿六日上午基辛格和邓小平又进行会谈。双方先会晤了一下，然后又就日本总理田中角荣辞职后，谁可能继任交换意见。接著，基辛格表示，他希望能讨论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所有问题」。）

邓：外界有许多看法，也有不少说法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冻结，（建交）速度也放缓了。但我相信，重要的是，双方都能认为彼此关系的进展还算正常。但也应该这么说，认为外界说法毫无根据也是不对的。例如，（基）博士昨天提到，也在十月份和我们外长会谈时说过，我们（对金门）的炮击变得更加频繁。

基：是的，也更加准确了。

邓：所以，当你们派驻大使到台湾，他们还增加在美国的领事馆总数时，外界有一些臆测和说法也就很自然了。

基：特别是你绝不会相信，我们有些作为是出于愚蠢，而非计画的结果。我一直到木已成舟，才知道增加领事馆的事。

邓：至于我们对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看法，我相信博士和其他的美国朋友都很清楚：那就是，日本模式。这方面，你们曾表达过，我们这边应该提出我们该怎么做的具体模式，但其实我们早就表达过了就是日本模式。同时，我们这边也希望你们那边能再朝前多走几步。

基：（副）总理先生，有关你说的那点，也就是日本模式，但人们不都是说，日本人模仿美国人，现在你却强迫我们模仿日本人。这是个新形态，但我们可以接受那些基本原则。不过，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情形是日本人没有的。在我们关系的不同阶段，我们都找得到符合你们原则，也考虑到我们需要的方法。或许，要求你们在一个对你们来说有著重大原则的问题上提出具体建议是不恰当的。

我记得当我第一次来访，我们起草我们第一个公报时，当时我还不认得你们外长，中方还是很热诚的接待我。但我和黄华大使开始起草前，黄大使却说，让我们先开诚布公谈谈一定得写入的东西，这样才能找到适当的用字。结果真的成功了。

因此，我认为在日本模式的架构下，我们也该坦诚的讨论一下符合你们原则的我方需求，看看能否找到一些方法达成我们的目标。然后，我们就能拟出一个具体的计画。

邓：或许我们可以在小组会谈中谈得更仔细些。

基：我同意。

邓：但我要先放炮。

基：对我吗？

邓：嗯，实或虚，随你看。也就是说，如同我们知道的，在其他问题上你们欠我们。不过，这不需要现在谈。

原件注：（邓小平没有解释什么是美国欠中国的，但意思应该是北京在对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展上极有耐性，华盛顿欠北京一个人情。不管邓的确切意思为何，邓接著重申他和毛泽东、周恩来都说过的话：即中国欢迎早日解决台湾问题，但「也不急于一时」。同样的，邓也引述毛的谈话说，「我们特别关注国际问题」，因此，在全球架构下，例如苏联政策的挑战，中国有必要耐心等候和美国的全面关系正常化。

稍后，基辛格和邓小平讨论安排他们的顾问就一些双边关系的技术问题举行个别会谈，并同意先就国际问题举行小组讨论。

**基辛格：我们不需要台湾

与会者：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美国国务卿兼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日期、时间：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廿六日下午三点四十五分至五点。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

主题：关系正常化

基：目前他们的人数已超越我们。

邓：我们人数还会继续增加，我认为贵国永远不可能超越我们，因为我们有八亿人。

（基辛格感谢邓小平安排他的家人参观紫禁城，当基辛格提及他的妻子南茜要去接受针灸示范时，邓小平和他谈起针灸术的历史。）

基：谁会想到把一根针刺入身体能治病呢？全球没有其他文明想出这招。

邓：我们能回归正题吗？我们想听博士的意见好吗？

基：容我就关系正常化的主题提出看法，我知道（菲利普）哈比先生已和你谈过双边关系。

我相信，只要贵国可以，我国也可以继续让事情加倍复杂化。这种事我们颇为擅长。

（基辛格回顾一九七一至七二年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作的承诺，并指出美方一直在履行这些承诺，例如大幅裁减驻台湾的美军。）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完成美（中）关系正常化的程序。我打算把这问题分成以下几部份：台湾的外交地位、美台双方的外交关系以及驻台美军问题。此外，还有我国对台湾的防卫承诺。

我们的问题与日本或其他已与贵国关系正常化国家的情况都不同，不同之处可分两方面来说：

首先，我们有正式的防卫关系；其次，在美国有一个相当有力的社群，一向支持台湾。

在贵国的合作之下，我们已经用谨慎、逐步的方式，摆平了在美国的亲台湾势力。但我们必须谨记，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必须防范中美关系在美国成为极端争议性的议题。

若出现一个参议员或参议员团体，仿效贾克逊参议员对美苏关系的做法，用在中美关系上，不仅不符贵国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我讲话很坦白，以免双方有所误解。在我对你明白说出我们的顾虑后，现在理当轮到你说说你们的顾虑，然后我们再看看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来此是为了铲除障碍而非逃避问题的。

我们相信，诚如我刚说的，炮弹已发（大部份瞄准一个方向），我们还是有共同的战线。

诚如周总理昨天所言，这些情况大部份是「北极熊」制造出来的。

鉴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危险，我们不希望危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共同战线）的可能性，我也牢记毛主席去年告诉我的两件事－关系正常化与国际环境。

既然说到这个，让我再回到我们之间的特定议题。

首先是外交地位的问题，我们打算大致采用日本的模式来决，但有一点不同，亦即若我们能在台湾保留办事处，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对我们双方应最省事。除此之外，我们会完全依照日本模式。

至于驻台美军，我们打算将所有美军悉数撤出台湾，我们希望能和贵国就撤出时间达成协议，一项我们将在一定期限内完成的时间表。我们打算在一九七六年夏天之前，撤出一半的部队，剩下的一半在一九七七年底之前撤出。

附带说一句，我所讲的并不是我们会达成协议的问题，我们可以听听就好，但一九七五年年底之前，我们就此所达成的协议不得对外宣布。不过希望我们现在就能对此达成共识。

最后剩下我国与台湾的防卫关系，老实说，此问题我们尚未想出理想的办法。

我国的问题是：表面上，和一个你承认的国家的一部份（也就是说这地区属于那个国家）建立防卫关系确实荒谬。

其次，在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后，我们当然无意在台湾维持战略基地。

但就像我在纽约和外长所说的，我们需要一套模式，让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在某段期间内，和平统一获有保障。经过一段时间后，这套架构可以定期评估，以避免发生我刚提到的难题。

若我们接受北京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我们会取消对台湾的承认，解除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撤出驻台湾的部队，唯一留下的是我们和中国和平统一的关联。

我坦白且实际地说，断交造成的政治与心理影响是我们（美台）的防卫关系会随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逐渐消蚀。但我们需要给我们的舆论一段适应期，希望建交过程，不致引起国内过度的紧张。

这些是我们的基本考量，若我们原则上达成协议，接下来就可以著手草拟架构了。

邓：就这样子吗？

基：这些是大要，是的。容我强调一点，对我们而言，防卫承诺的问题主要是如何以政治方式表显的问题，而不是无限期维持下去的问题。

邓：好罢，其实这法是你们自己制定的，是不是？

基：什么法？

邓：你是这个法律的制定者之一。也就是你们承诺防卫台湾的法律。那条法律是你自己弄的。

基：当然，确实如此。

邓：那么，既然你能制定法律，你自然也能把它废掉。

基：这样说也没有错。我们的重点不是说不能弄掉，是因为我已经向你解释过的那些理由，而不方便这么做－再说，承认行为的本身将会改变那种安排的性质，因为和一个国家的一部分有防卫条约是不可能的。

邓：我注意到博士刚刚提到的考虑。我也了解外交部长十月份在纽约时，博士和他讨论到的这些想像。

基：没错。

邓：我相信在原则上外交部长给了你我方有关主要问题的答案。本质上你的想像，也就是你的考虑，不能被视为符合日本模式。

我们觉得这点本质上仍是「一中一台」的一种变形。

基：怎么说？

邓：主要是你只有转变了地位，改变联络办事处的地位。目前情形是我们在北京设立一个联络办事处，我们在华盛顿设立我们的联络办事处，你们在北京设立你们的。你们还在台湾维持一个大使馆。这情况本身就显示关系正常化还没有必要的条件。

换句话说，如果你们改变这个顺序，也就是在北京设大使馆，在台湾设联络办事处，并不就是改正问题的方法。

别人会认为，这其实是一中一台的一种变形。因此，我们很难接受这种模式。

而刚才你提到的防卫条约问题，也就是你们和台湾蒋介石的防卫条约。

当然，如果我们达成我们两国间的关系正常化，遵守上海公报定下的方针，你们和台湾的条约就必须终止。

这些理由其实博士你自己刚刚已经提到。

基：关系正常化后，防御条约就不可能有国际地位。

邓：但仍有实质上的意义。因此显然解决这问题的时机尚未成熟，因为根据你的模式，我们不可能接受这种正常化方式。它看起来还是好像你们需要台湾。

基：不，我们不需要台湾。这不是问题所在。我认为了解很重要。这样说，在了解问题上是个错误。

我们想要达成的是，以我们迄今所采取的方式，逐步和台湾脱离关系。

无疑地，我们所依循的进程已往破坏台湾的地位。而这进程将随著我们提出的构想，迅速加快。

邓：其他问题是，解决台湾问题的路线（方法）。若要解决台湾问题，假设你们已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台湾问题就应该留给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至于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我相信毛泽东主席在他的谈话中已经讲得非常明白。

基：如果我对他讲的理解正确，毛主席作了两项声明：第一，他相信这项问题终须以武力解决。不过，他也说，中国将等到一百年后再采取行动，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

邓：没错，他是这么说的。当然，「一百年」只是一个象徵性的说法。

基：我当然也了解这一点，何况一百年后我也不是国务卿了。

我必须不时向我的同僚提这个说法，多少可以给他们一点希望，我了解这是象徵性的。我也了解，关系正常化之后，在台湾和美国关系中，任何有关主权的属性都必须消除。

邓：毛泽东主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应由中国人来解决。

（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结论，基辛格也指出，美国在一九七一年「展开进程」，导致中国进入联合国，因此中国也欠美国人情。邓小平则提醒基辛格，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不相信和平转移」的声明。然后主席才说，我们没有台湾也没关系－我们可以等上一百年来解决这个问题。主席也说：「至于你们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不需要用一百年来解决」。我相信，这项谈话的意义很清楚。）

基：我同意。这正是我所记得的那段谈话的内容。我也用我这个比中国人慢的脑筋，做了一些推论，我从未让中国人反驳我的声明。（一笑）

我记得有一次周恩来总理说我聪明，我说，以中国人的标准，你的意思是我的智力中等。他也没有反驳我的话。（笑）。

【28、美中正常化自始至终以「日本模式」为准】

傅建中（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

一九七二年中日断交后，台北与东京新关系的架构是所谓「日本模式」，代表双方的机构分别是「亚东关系协会」（台湾）和「交流协会」（日本），完全不具官方地位，连我在日工作的官员都得每年离境一次，再返回日本、延长居留签证，当时的蒋经国总统气愤得不惜下令华航断航，切断台日之间的黄金航线。「日本模式」实在是台北的梦魇。在美中（共）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共一直迫使美国向日本看齐，以「日本模式」维持和台湾断交后的关系。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福特总统访问大陆时，传出美国可能接受日本模式与中共建交，台北朝野闻后为之震动，举国惶恐不安。即将出版的「基辛格秘录」显示，事实上早在一九七四年四月邓小平首次访美（出席联合国发展会议），与国务卿基辛格在纽约的华尔道夫大饭店举行秘密会谈时，即已开始就「日本模式」讨价还价了，而且随行的中共副外长乔冠华赤裸裸的对基辛格说：「我们关系的正常化，只能以日本模式为基础，其他的模式没有可能」。乔还提醒基，这是「毛主席」亲口对老基说过的。乔这番话形同哀的美敦书，毫无商量的余地。这是为什么经过了四年多后，一九七八年底卡特政府宣布与中共建交时，基本上仍是遵循「日本模式」，接受中共「断交，废约、撤军」的三原则。

「基辛格秘录」揭露的另一秘辛是早在一九七四年美国即已向中共提出把那时华府、台北、北京三角关系相互易位的要求。也就是说，把中共驻华府的联络处升为大使馆，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降为联络处，美国也把在台北的大使馆降为联络处或领事馆，此一美国建交模式是卡特政府上台后，范锡国务卿于一九七七年夏天访问北京与邓小平会谈时提出，但遭老邓断然拒绝，而且直斥美国作此提议等于双方关系的「倒退」。

只要看看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基辛格和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内会谈的记录，也难怪老邓对范锡的提议有此强烈反应了，因为早在三年多前，基辛格已作过同样的试探，但行不通。邓说这种模式是「变相的一中一台」，中共难以接受。隔了三年多后，范锡旧事重提，了无新意，不进当然就是退了。再说基的提议遭邓拒绝后，基当场就作了让步，说是关于台湾的外交地位，美国大致准备以日本模式来解决。

擅搞秘密外交的基辛格，还对邓说，双方建交可先就介乎「日本模式」与「联络处」模式的解决方案达成谅解，秘而不宣，等过了一年后（一九七五年底），美军自台撤退订出时间表后再宣布，这样台湾的命运被决定后，还要被蒙在鼓里。

「基辛格秘录」的白纸黑字应让台湾上下认清一个残酷的事实，从尼克森一九七二年初访问北京后，台湾在美国的战略棋局中，只是一个交易的筹码，和北京关系正常化拖了六年十个月才完成，除了尼克森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后使得正常化的脚步慢下来外，台湾的安全并非美国考虑的主要因素。华府真正顾忌的是美国国内的亲台保守势力，一切努力在于安抚这股势力，使其不致影响共和党或福特总统继续执政的前途。

台湾对美国究竟有多大重要性，老邓和基的下面对话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邓：看来你们似乎仍然需要台湾。

基：不，我们不需要台湾，那不是问题。读了这段话，恐怕甘愿台湾成美国第五十一州的「五一俱乐部」（又称正清社，以美国中国通的教主费正清命名）的会员们，脑袋都要清醒了。你想投怀送抱，人家还不要你哪！

【29、网友的证词：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历史问题】

小左编集(辽.斋.黛.菊)[3423],18:39:262/20/99:

网友的证词：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历史问题

小左编集

1/3/99

小左倡议

11/23/98

向经历过，酒老，探戈等同志学习。

大家把自己所知道的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情形写出来。

———————————————————————————————————————————————————————————————————————————————————————————————————-

给酒老的九伯六大爷参考参考:-).

作者:经历过(送交者:经历过)1998年11月22日01:48:34于[万维读者论坛]

各位，反共和拥共的、希望中国好的人们：听我说一句！

60到62年我未出世，不知那时的情况。我想因为饿而引起疾病致死的可能是存在的。我经历过76年的局部小灾荒：我是农村人，当时水稻亩产约300到400斤，人均5分地，除了交公购粮和集体留的种子粮、公益粮每人可分到250到350斤稻谷(各村不同)，100斤稻谷可出65到75斤大米(看稻谷质量)，平均每人一年200到300斤大米，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5天左右才能吃一顿干饭。

76年的收成就差了，是常年的一半，结果有人出现浮肿(一个公社5万人，大约50人左右集中到公社卫生院治疗)。我读书住校，一天给我一斤米，算是好的。有个邻村的女同学才半斤，走路是用手撑着腰的，脸上是痛苦的表情。

当时直接饿死人是没有，但老人因为饿得病又无钱治而死的有一些。这里面有生活难过自杀死的(我知有个五保户，即无后代的人)，大部分如不是因为饿是不会病死的。

现在好多了，一是科学家研究出不少良种，二是化肥和农药多了，亩产上到了800斤到1000斤，人口增长一点还是过得温饱的。

公正地讲，共产党从根本上是不想人民过得差的。但是上面的争权夺利影响了全民。二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共产党出现错误时无法快速更正(没有反馈途径！！！)。在出现饥荒时县领导是决不放人们出去逃荒的，怕影响共产党(政权)的名声(死要脸的本性)！国家存粮是不轻易开仓救灾的(粮是重要战略物资)。

共产党利用农民打下了江山，解放后剥削农民，农民的粮食和自养的家禽(当时称三鸟，即鸡、鸭、鹅)和猪要上交国家，却高价供应化肥和农药(且少得可怜，与当时得化肥等工业少有关)。农民不是人，所以在多生孩子时(多生孩子是不对的)说开除我到城市好了(因为是最底层)。77-80年农村人(户口)考大学是为了粮本子，希望吃上那旱涝保收的一月26斤干部米。你们说中国人(尤其是农村人)可怜不？！

———————————————————————————————————————————————————————————————————————————————————————————————————-

饿死人是有的,但是比来看去,还是自己政府靠得住.

作者:酒老(送交者:酒老)1998年11月21日23:49:34于[万维读者论坛]

俺大伯说60年那会,三奶是死在他眼前,眼看住气短,一栽头,就过去了.

但是再没有闹土匪,不过军队,不怕老日欺负人,老百姓心理安生的多.

现在日子跟上天堂没啥区别.只要想干活,就有钱赚.家家都有大彩电.

天天有肉吃.人吗,还想啥?闹腾个啥?早几年,干部讲共产主义,俺大爷都说中听不中用,大家伙就笑他糊涂.现在乡亲有从大地方回来说民主,俺大伯说随他城里人变着法闹,咱下力人还是干活挣钱.只要政府别打仗,老百姓就好过日子.

所有跟贴:

天知道这些数字是怎么编的-是三岁小孩吗？

用您老的话说,政府是您的爹娘,就可以杀人用坦克碾肉饼子———多孝顺的儿

不一定用坦克，但打扫家居是必要的。-千年不赖

告诉你中国人民有一天也要打扫的。-猫猫

———————————————————————————————————————————————————————————————————————————————————————————————————-

我听说过的大跃进之后饿死人的事情(之一)

亦凡书库论坛主页

送交者:探戈于November21,199822:20:49:

大跃进时和随后的饥荒年代咱还没出生,下面所说的几件事都是从比较亲近的长辈那儿听来的,可信程度应该比较高.

1.第一次听说大跃进之后饿死过人是在老毛头去世几个月以后.有一天我去一个同学家玩,听广播里说全国各地在都为毛主席纪念堂献建材,当时我同学的母亲也在家,她悠悠地叹了一声:"毛主席有纪念堂,那些饿死的人怎么就没有纪念堂呢?!"后来她告诉我和我的同学,大跃进之后的困难年头里,她的老家就有人饿死.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只有旧社会才有饿死人的事发生,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共产党执政后也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所以印象特别深.在她悠悠地叹了一声:"毛主席有纪念堂,那些饿死的人怎么就没有纪念堂呢?!"之后,我同学的父亲打断她的话:"别乱说了,干吗和孩子们说这些."当时她顶了一句:"三年自然灾害时也饿死过人,在家里我还不能说吗?!"到这时我和我的同学才第一次知道解放后也饿死过人.后来,等我同学的父亲出去了,我和我的同学好奇地问:"阿姨(妈),你说的是真的吗?"(我的同学也是第一次听说)阿姨没再多说,而是叮嘱我:"探戈(当然这不是我的真名,暂代之),你是懂事的孩子,出去不要乱说,但阿姨不会骗你们的."

过了好几年,我大学都毕业了,国内的政治环境宽松多了,有一次我又和那位阿姨谈起此事,她不再遮遮掩掩的了,她告诉我她

老家那个村有十几个人饿死,其中就有她的亲戚.

注1:她的老家在山东

注2:我们是邻居,两家关系很好.

我还有2,3,4个故事.

———————————————————————————————————————————————————————————————————————————————————————————————————-

军队不能饿

送交者:reader于November22,199819:37:36: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在四九年时是军长，陈毅手下的。他告诉我过一个故事，在三年饥荒时期，董必武要视察安徽，当地住军接到命令，命令将董必武要经过的道路俩边的树全部砍光。因为树都是光身子，树皮全吃光了，怕董老知道真相后难过(堪)。我一个姑妈被借调到军医大学教书(不是军籍，享受部份待遇)，常常能带回发的五谷粉和其它杂粮。老毛说了，军队不能饿肚子(当然，主要是干部)。

———————————————————————————————————————————————————————————————————————————————————————————————————-

定远舰你是开玩笑吧

作者:skinboy(送交者:skinboy)1998年11月22日19:36:18于

[万维读者论坛]

南京大屠杀和饿死人都存在。

我奶奶就是饿死的。我们生产队当年有230余人，饿死30余老弱，出生5人（三年内）。

去南京走访一下某些幸存者，到今天还有不用洋货的老人。中国2000多个县，每个县平均10个乡，不算多吧。每个乡5个大队不多吧。每个大队10个生产队不多吧。

这样我们就有2000X10X5X10=100万个生产队。3000万/100万=30。不多吧。官方数字是人口减少1300万。

———————————————————————————————————————————————————————————————————————————————————————————————————-

原贴[1]

饿死人的确很多当时各地情况不一样,而且和当地的干部有很大关系.我是四川人,家母住在一个小镇上,可能是重灾区.城镇少有人饿死,最多是死于营养不良(似也可算作饿死).但听家母说,农村的确饿死很多人,甚至有一个生产队全饿死的事情(听说而已,无确证).当时并非无粮,战备粮不少,但不让动.我听说过抢战备粮被抓的.确切数目难以估计,因每个人环境不同.

[2]刺客(周.川.新.茶)-17:22:1711/22/98***回贴

———————————————————————————————————————————————————————————————————————————————————————————————————-

也谈三年大饥荒，和台爱商榷

送交者:楚人于November24,199811:04:27:

台爱，我看了前几天你的一个贴子，谈三年饥荒死了几亿人，这可能有些离谱．不管它是什么国际组织的结论．

CCP的统计数字当然不能拿来当依据，我来谈谈自己家庭的感受．

父母双方的直系亲属，据我所知，没有饿死的．当然他们大部分是在城市和鱼米之乡的江南．我表兄的父系亲属，是在安徽农村．除了我姨父的妹妹（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她），全家人都饿死了．

所以我相信几千万这样的数字．若是几亿的话，对我们本人的亲戚朋友就会有更严重的影响．我的姨父还在国内，他从来不和我谈这件事．但我想，这笔CCP欠下的血债，他是牢牢记在心里的．有朝一日，会出现成千上万的丁抒，在那场最后的审判中，用血和泪，为后人讲述这段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惨史．

———————————————————————————————————————————————————————————————————————————————————————————————————-

Postedby笑笑生onNovember24,1998at14:45:41:

我的姑姑的孩子就被饿死了，但我是在问了很多亲戚时才有人告诉我，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会主动告诉你谁被饿死了，甚至我的父亲也没有主动告诉我，在60年代的中国，儿童的死亡是不在统计报告上的，那段惨痛的历史，很可能在共产党倒台后才知道究竟有多大，但以下情况不得不注意：1不是每个地方都饿死人了，我的父亲告诉我当他在黑龙江改造时，当地人告诉他60年的粮食当地人吃不完。

2饿死人的地方相对来说都比较贫穷落后，因此很少站起来呼喊.我们这里是否有河南信阳和安徽凤阳农村的朋友，请他们回去调查一下。

3共产党干部和解放军是不会饿死的，例如，我的外祖父就是共产党员兼村长，他就偷偷的拿些粮食回来。

4今年物理学诺贝尔得主崔教授的父母就在60年死于河南，也算提供的一个例子吧。

5政治封锁的很利害，没有人知道正在饿死人，直到上初中时老师仍然告诉我们没有饿死一个人，今天，我知道我的亲戚中就有人饿死了。我认为如果饿死几十万或几百万人，是不可能在统计上有所表现的，同时，由于当时的情况，中国人没有什么避孕措施，生育率不会有太大的下降，因此，几千万的人口差额确实耐人寻味。不管如何，对待这件事的态度不应是简单的肯定和否定，是否有社会学教授愿意调查此事，全中国人民都会感谢它。

不要谩骂任何人，不然那些饿死的人真是白死了。

给你点依据...

作者:饿过的人(送交者:饿过的人)1999年1月03日02:39:08于

[万维读者论坛]

我那时住在湖南.衡阳。年12岁。念初中。我亲眼见到的倒毙在城市街头的死尸（别问我是饿死？冻死？还是其它死因。我不知道）不下十次。学校有20%的人得水肿病（就是饿出来的病。腿上按一下，皮肤有个坑弹不起来，即是。没听说过，问爹妈去）......

现在想起那些死者的模样，实在没有理由把他们从统计里抹去。

初中课文里“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令当时学生艳羡不已的是什么？

你们绝对想不到，是鲁提辖想买净瘦肉，净肥肉，瘦、肥各半的肉，都能如愿。而当时的中国人，你们自己知道，连毛泽东都做不到。

———————————————————————————————————————————————————————————————————————————————————————————————————-

我听说的情况

亦凡书库论坛主页

送交者:实话实说于January03,199911:11:15:

其实，我们所听说的或个人直接经理，都不如官方资料或社科研究人员的资料有全面性。不过既然有民族败类想搅浑水，根本否认俄死人情况，不妨也讲讲我家人告诉我的故事。

我家还算北方较好的地方，没有大旱大水之忧。但58年的浮夸和大炼钢运动，使粮食上缴，土地荒芜。在三年饥荒时，人们没有吃的，不得不到地里拾取前年丢在地里的“农作物”。草根，树皮都吃光了。至于浮肿是普遍现象，为了省体力，号召大家没事儿就躺着，少说话。玉米秸秆都是充饥的“食品”。

忘记过去就是对将来不负责，某些人已经堕落为非人，和畜生差不多。因为我们争论的不是观点问题，而是做人的原则问题。好比，如果犹太人整天为纳粹开脱，硬说纳粹没杀600万犹太人一样。如果犹太人中有个败类说：“你见纳粹杀人了？”

这和某个中国猪说“你见有人饿死了？你怎么没死？”一样无赖。这种无赖还可以说：“日本皇军可好了，我没见他们杀人！”

———————————————————————————————————————————————————————————————————————————————————————————————————-

实话实说,我们村饿死人不少(有内容)

亦凡书库论坛主页

送交者:大脚于February18,199900:05:31:

我今年35岁,1964年生,曾听我父亲讲过我们村的情况,是安徽省芜湖市不远的一个村，鱼米之乡,58-62年全村共饿死200人出头,开始,村里的老弱之人不停地饿死,后来,青壮年也有饿死。我父亲,于59年逃出来,才得幸免,我母亲于61年逃出。关于他们先后从村里逃走得经历,可以写一本书了,我父亲是一次逃跑成功的,母亲则经历坎坷,第一次被挡住,第二次到了芜湖码头却被民兵抓回,直到第三次才逃出来。我父母亲说到,快要饿死的人真是很惨,死前不停地说,要吃饭,要吃,...听了直让我流泪。也有人快死了,家里有人有办法的,从哪里搞来一小碗米汤,给她(他)喝下去,马上就就活了.至于，原因，当时确是大丰收年景，可是粮食在仓库里，就是不让吃，我父亲逃走后，我母亲还参加了挑粮队，将粮食挑到县里，几十里路啊，晚上，我母亲偷偷地去地里摘几个豆子，回来给我姐姐（约有4-5岁）嚼嚼，也不敢生火，家里的锅是没有的，给收走炼了钢铁了。我父亲逃到江西，在水库工地参加工作，就是作苦力，但他觉得太幸福了，因为有饭吃，还可以省下粮票寄回家给我母亲和奶奶用，可是，母亲，看到父亲的信上说，寄来了粮票，高兴啊，几个月过去了，她也收不到粮票，我奶奶就说，二丫头啊（我父亲是二子），你也跑吧，要不我们都会死的，就这样，母亲历经坎坷，逃出，我奶奶是军属，每天在食堂可以吃一点稀饭，保得性命，我姐姐靠着奶奶每天藏一点稀饭中的饭粒回来，瘦得不象人样，到63年母亲回家去把她接来，只剩下皮包骨了。

食堂里后来的稀饭也是稀的象水样，于食堂关系好的，炊事员会将勺子在锅底捞稠的，一般人都是喝稀的，农活是还要干的，所以有的青年，挑着走着，就倒下去了，一句话也来不及说就闭了眼。

江西就很好，村里流行话，要吃饭，去江西。所以尽管安徽饿死人，但江西是不会饿死人的，在江西的许多地方，都可以遇到安徽人，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比较有名的象胡耀邦埋葬的地方（共青垦殖场），就有许多安徽人。我经常看亦凡的论坛的不少文章于此有关,因此提供一点真实的材料,我觉得关于是否有人饿死的争论有时是可悲的，如果你的父母或家人有被饿死的经历，就不会怀疑了。...

感谢亦凡，这是普通百姓的地方，挺好的。

大脚

（因为我小时侯，几乎天天赤脚，一双脚要穿二十七又二分之一的鞋，因名）

万里前年还对外国记者说过：当年安徽饿死400万(东西南北)

送交者:操你妈于February19,199913:00:58:

回答:到底饿死多少由送交者:一老中。SR于February19,199910:33:05:

说没饿死人的是王八(东西南北)

送交者:你太爷于February19,199920:07:31:

回答:到底饿死多少由送交者:一老中。SR于February19,199910:33:05:

本大爷69年有幸到四川眉山县新华公社金光一队修地球，刚到就有老贫农给大爷们忆苦。

忆苦内容是刘少奇李井泉把大家害惨了(四川盆地49年前生活好于49年后，每当老贫农们回忆起为地主打短工时顿顿有肉，天天有酒时都是眉飞色舞。

其实说起来村里人不管地富贫下中农都是非亲即邻，就象如今找亲友帮忙没有说不好好招待的)。当时大跃进后，由于土地绝收，为炼钢树也砍光了，本大爷所在生产队从58年前70人饿死剩下只有40人。

本大爷当时所在县其他地方情况大致差不多。本大爷是春节前不久下乡，春节回成都碰到下到其他地方的朋友，发觉此事相当普遍，还有比眉山更糟的。本大爷及同龄人在文革中为捍卫三面红旗打来打去，还死了不少。下乡接触到实际情况后的感觉可形容为天打五雷轰。

自此本大爷及兄弟们即成为偷鸡，抢军帽，和群众专政组织(当时的公安)做对的高手。

本大爷不幸于87年再度以中央讲师团成员身份去四川内江地区。本大爷所在讲师团的领队是从来没饿过饭的北京人，总是义正词严地驳斥本大爷饿死人的缪论。

一次当地政府宴请讲师团的酒席上，地委书记提到内江地区58-61年非自然死亡(即饿死)130万人，

自此该领队再也不敢提及此事。

本大爷大学期间，曾问过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安徽等地农村来的学生，各地饿死人也和四川不相上下。如有人对此仍然有疑问，回国去上述地区农村问问大跃进过来的人即可。

在眉山县，几乎家家都有亲人饿死。64年四清运动时，不少生产队和大队干部仅因为贪污一袋或半袋米被群众斗争致死，就是因为他们因那点米家里没死人，而其他家家几乎都有饿死的。

四清运动使老百姓把气出在基层干部身上，而基层干部又是为谁受过呢？

回CHINANET用户的话：我那学习心得…(华通旧贴)

送交者:往事悠悠于February17,199906:11:53:[新观察]

有关讨论：

各地都有饿死人（且不在少数）是不容否认的（内详）。

CHINANET用户12/13/97

我姥姥家（河北农村）59年为了高产全部种山芋（红薯），亩产几万斤（红薯的确有这么高的产量，这倒不是虚报）。收获以后没处放（红薯不易保存，过了冬天就要发芽、腐烂），于是挖个大坑埋了。我妈每次提起这件事都说，“转过年来就挨饿”。

自然灾害应该是有，向苏联还账应该也不是瞎编，不管粮食到底哪里去了，反正中国人对“三年自然灾害”、“低指标，瓜菜代”的记忆是刻骨铭心（连我用的“黑马智能输入”软件中都有“瓜菜代”这个词组！）的。

至于饿死人，反正在天津市内和我们的老家（天津郊区）都有。每人每月31斤定量，缺油少肉，怎么能不得浮肿病，怎么饿不死人！我不知道北京有没有饿死人的，反正天津有，那么别的地方应该比天津好不到哪去。

我的故乡(安徽)饿死情况犹为惨烈，堪称人间地域。/N-

八婆12/13/97

回CHINANET用户的话：我的学习心得再说两句吧。

作者：老枪(台山的岭)[6328],12/13/97:

吃不饱的故事听的太多了，只是饿死人的事情听说的极少，我自己直接见到的说亲眼看到自己家乡人饿死的唯一的一个人是曾在我亲戚家居住的安徽老太太，她说话有口音，但内容我不会听错。她说人快要饿死时就有气无力不说话，看着象睡着了，其实是死了。她家乡的村子里饿死好几个。

回CHINANET用户：再说两句粮食定量的事儿

作者：老枪(台山的岭)[6329],12/14/97:

我远远忘不了，当时农村一个整劳动力（也就是一大老爷们儿）的全年所有粮食定量为420斤，比您说的那一年372斤也多不了几斤，但您还别忘了，农民干的可是重体力劳动。

农民还没有什么油或肉之类的副食供应，自己杀猪卖肉（谁舍得自己吃肉？不过啦？）都得挨批斗。

我小时候夏天就根本没穿过鞋，上小学的用的书本铅笔都是拿这一鸡蛋（或几个）跑好几里路去杂货店（当时叫合作社）去换来的，那时候“见钱眼开”可不少什么形容词。

我当时年纪小，还没资格吃420呢。

420定量还不是困难时期的，老邓改革前一直这样。-老枪12/14/97

三千万之说-松花江12/14/97

经常有人提三千万之说，我想可能是太过分了。

这一数字很难让人相信。我是过来人，家在东北吉林。困难时期是很苦，那时奶奶领我去采榆树叶，带回家与玉米面和在一起蒸窝头。有时玉米面比较少，窝头主要是菜与树叶蒸不到一起去。也曾经跟姥姥在乡下（永吉县）一个垅沟一个垅沟地捡豆，捡谷穗。也曾经跟父亲开小片荒，种绿豆。在我们那儿还没有人吃树皮。那时我们周围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可以很负责地说话，我们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饿死，也没有听说在我们附近什么人饿死。在吉林一中我们班没有一个家人在困难时期被饿死，我下乡的生产大队没有一个人被饿死，在兰州大学七七级的我们班也没有。但有人讲起南方有饿死人的地方，讲的人也是听说。

又想起个事

-多子多福12/14/97

你小子说全村，全地区都有饿死的。哪个村？哪个地区？老子是从沂蒙

山来的，蒙阴县人，那地方现在还不咋样，可就没听说过那时候有全村

饿死的。饿死了老绝户的，出去要饭的(以后可都回来了)事到是有。

也谈大跃进饿死三千万

作者：往时如烟(大丰的浪)[6382],12/14/97:

在七十年代，农村中还可见到毛语录：“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杂以番薯芋头之类。”

饿死的人大多在华北和江南平原一带，往时如烟12/14/97

饿死的人大多在华北和江南平原一带，地少人稠，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山区和边远地区因为天高皇帝远，执行党的政策不力，反而饿死的人不多。就是因为遍地饿莩，毛泽东才被迫让国家主席的宝座于刘少奇，为以后的文化革命埋下了祸根。

叁千万的数字可见箸与吉尼斯世界记录，为世界饥荒饿死人数之最。

叶剑英亦提起过叁千万饿死。

东北的情况没有代表性。

-CHINANET12/14/97

如古宇庙同志所说，东北历来是荒年的人口输入地。大家想必都知道“闯关东”一说，就是指没有活路时到东北去谋生。主要是因为那里地广人稀，外加山高皇帝远。我妈那时十八九岁，曾经和同村的年轻人到东北去换粮食。现在还经常对东北人的热情好客津津乐道呢。应该请河南、安徽等地农村出来的人提供些情况。

我伯父伯母是1961年饿死的。

[6]陕西愣娃(金华的雪)-12/14/97***回贴

我爷爷是饿死的

[16]无奈何(香港的汩)-12/16/97

我是南通(江苏)人，按说不是穷地方，饿死的人还真不少。奶奶说，真是饿啊，一辈子就那时最受罪。爷爷死时五十八岁，是六三年二月死的，不知算不算那三千万(这个数字我相信，不是民运人士搞出来的)里的。我叔祖父说，他死得活该，因为太爱面子。他本人跟着队长(悄悄地)，等队长吃了面，他便把面汤端来喝掉。那时当官的好？

不一定吧，好象农村瓦房是支部书记住的。

“那时父母想尽办法往大陆寄油寄米。大陆的来信张张是缺油缺米的告急信。”

[8]小糊涂虫(台中的林)-12/16/97***回贴

那时通信都是千方百计托人找朋友从香港转的。那时大陆的来信是不要钱，要米，要油。我在美国认得一些父母辈的香港华侨，几乎人人友相同的经验。

树皮拌粥

[9]copycat(青岛的沙)-12/16/97***回贴

时间大概是60年初期,有一天放学回家,看到妈妈哭的很伤心.妈妈常哭,自我有记忆时,妈妈常把我抱在怀里,她总爱唱一些抗战时候的歌曲,像什麽"月儿高挂在天上,月光照耀四方,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我离弃了我的故乡....","点点秋云,不见远方的人儿,几时归来啊,燕子啊,人儿啊...."等等.唱着唱着,眼睛就湿了泪流满面,但是她从不哭出声来,所以看到妈妈这样的哭,很惊讶.

妈妈看到我回来,断断续续的重复着一句话:"娘好苦,没有东西吃...香港阿姨来信说,他们吃树皮拌粥,"打从那时候起,妈妈每月都要省下钱来寄50美金到香港,托香港阿姨转寄海宁家乡,(那时家父一个月薪资不过50美元),因此家母很快的就成了职业妇女,我再也没有在下课以後往母亲怀里躜的机会了.

一直到小学六年级,香港突然来信,叫千万不要再寄信寄油包给家乡,也不要问为什麽,也不要再寄信给香港,否则会害死他们,(香港阿姨及姨丈在香港的中资公司任职).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与大陆失去连络,没多久报纸说是中国闹文化大革命,死了很多人.

1969年有亲戚从法国回来,我们才知道是怎麽一回事,亲戚说因为叁舅舅是地主,又有海外关系,所以六十岁的人,被用铅丝套了石磨挂在脖子上游街,大表哥白天当着群众批斗父亲(叁舅),晚上关起门跪在地上冲着父亲直哭,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母亲始终没有机会再度和生母及兄嫂们见面,这些年年年回大陆,儿时的老家现在是重点文化保护点,所以要买门票才能进入.看到自己儿时生活的家园,心里有无限的感慨.家母的大姐还健在,(大姐二姐是进步份子,早就是共产党,二姐死於长征时代,收养的女儿长大後,现在在上海市做新闻官,女儿在洋机关任职,今年自己带着嫁衣行头,在新郎人也没见到的情况下,远嫁澳洲.

当年她们被国民党抓进牢时,次次都是她们的叁弟,想尽方法给保了出来,然而文革时代却谁也帮不了他.)

讲了半天好像还没说明油包是什麽,油包是可以从香港买了寄回中国家乡的食品包裹,里面有猪

油咸鱼米面等食物,在困难时期,这样的一个油包往往可以供应一个七口之家(事实上是叁家

12口人)一个月不挨饿.但也成了日後有海外关系最直接的罪证.

给定远舰

我不知道你在作什么样的回归分析,我们知道回归分析时我们假设样本无任何偏差,而只考虑因为"无知"造成的起伏,作一元回归分析时此方差是可以比较大的.

我首先使用52-58年数据得到线性回归函数,为1383.29*x-2642630(wan),x=1952-1958,方差202万,然后我将其外推到1959-1961年,得到预测人口:(95%CL)

1959:67334+-527

1960:68756+-573

1961:70178+-620

对比1959-1961国家统计数字,差别:

1959:127+-527

1960:2549+-573

1961:4319+-620.

这样看来到1961年预测值与实际值差距是4319+-620,(95%CL),若提高置信度至99%,我们得到4319+-1000万.

其次我使用更准确的指数方法,得到E^(0.0230654*x)*1.60643*10^(-15)]的回归函数,方差130万,外推到1959-1961:(95%CL)

67532+-450

69107+-490

70720+-530

对比1959-1961国家统计数字,差别:

1959:325+-450

1960:2900+-490

1961:4861+-530

这样看来到1961年预测值与实际值差距是4861+-530,(95%CL),若提高置信度至99%,

我们得到4861+-850.

(*****************************************************)

这里需要置疑的是外推的可靠性,我用52-59来回归,这样60年的外推相当可靠.(由于灾难已经开始这样的回归只会压低不会提高非正常死亡数,得到:

1960:68829+-610

1961:70370+-666

看来与上面预测接近.最后用52-60年来拟合然后外推到1961年,这明显是错误的,不过

可以给出下限:1961:69165+-2440差值是3306+-2440,严格意义上只求下限是1331万.当年人口出生是下降了6.62*(3.2-1.8)%=930万,所以该年死亡400万是下限,若按丁舒之6.62*(3.2-2.2)%=662万,则下限是669万,再看60年有2100万人口减少下限,人口出生下降6.72*(3.2-2.1)%=740万,则死亡下限是1360万,按丁舒计算6.72*(3.2-2.2)&=672万,则下限是1428万,相加为1760万(国统局)或2097万,这是很难再低的下限了.(95%CL)同时不要忘掉在可能是1760万的同时也可能是均值另一侧,那样仅1961年一年就非正常死亡就近5000万.

(****************************************)

外推的可靠性依赖于人口曲线的形变程度,在这个问题里由于我们使用的对象而变化,比如使用增长率的化则震荡的很厉害,一不利于得到低方差的结果,二来不利于外推,很有趣的是直接观察中国的人口增长曲线,会发现增长率一年上升,一年下降,到59年本该上升而拉平,60年增长率本来就要下挫而实际上当然是重挫.这样我考虑将52-59

这八年的数字每两年一计数,可能使曲线更平滑.我得到结果:

1960+1961:(95%CL)

138803+-432

差值是

6737+-432(95%CL).

这个值的误差相当理想,不过样本只有四个,但综合看来还是这样最佳.(样本数少

带来的问题是很弱的,如果曲线变平).而且外延也相当可信.

回归问题的置信区间不是2方差95%CL.事实上我们要考虑样本局限,一般要3-4个方差

才有95%CL的置信区间.所以样本选择很重要,必须尽量减少震荡.

匆匆写就可能很多错误请方家指正.

附:我用增长率计算得95%CL置信区间为0.0233+-0.0133,比你的结果还要差.

所有跟贴:

我对你的一些计算有疑问定远舰(424bytes)14:23:402/20/99(0)

另外你用dingdang提出的指数方法，没有必要定远舰(40bytes)11:52:39

2/20/99(1)

我不会再与你讨论问题了，请自便。定远舰(0bytes)12:00:112/20/99(0)

看起来有些道理。等我再仔细研究一下你的平滑的分析。

与人斗可以休矣

看了新观察有关饿死人的讨论，忍不住发几句感慨。

这场讨论基本上是CT和北京小左挑起来，理由很充分，很堂皇，但结果又如何？我只能说幸而有赖于新观察网友的素质，才使这场论战没有彻底的演变为骂战。

小左说他对定远是主义之真，说实话，我看还是个人之争，不过是把所谓主义个人化了而已。在某种程度上，小左把自己看成是正义的化身，而把定远看成是非正义的化身，或简言之，流氓。很不幸，我们还有另一边的例子，一老中把自己也看成是爱国和正义的化身，而把这里的一些网友看成是“究竟想干什么的”某种人，我不能不说，小左和一老中，相距何其远，而出发点又相距何其近。我承认每一方都觉得自己有100%的理由这么干，但我只能说他们不过是在生活中找不到靶子，而在网上寻找目标而已。

网上争所谓君子，所谓流氓，所谓汉奸，所谓写手，说到底，都是在与人斗。不能不承认这种斗争可以很富有正义感，可以充满激情，但它真的有意义吗？在这样的斗争中，我们除了道德快感的发泄，除了自我正义感的某种满足，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我们斗争的主题果然又深化了多少？

我们的思想是否真的因此而进步了？我并不想故作深沉状，其实我一直是抱着玩网的态度的，但就是玩，我也不得不说我厌倦于网上日复一日的同样游戏，如果说任何一种满足都源自发泄，那么我也厌倦于天天一样的发泄。

我想说与人斗可以休了。把我回CG的话再拿来说一遍，与人斗就是在讨论中从道德上给对方预设动机，角色和立场。

我承认绝对的不给对方预设立场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我们还真正是主义之争，就事论事，按红药水的说法，就请不要把这种预设立场泛政治化，泛道德化，至少不要在这方面放纵自己。否则这样的讨论除了道德快感的发泄，不会有真正的意义。我们大概都受鲁讯的影响太深了，耳熟能详他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何等的痛快，何等的惬意。不幸的是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们在网上还在骂“丧家的XXX的乏走狗”。我想我们是不是该告别这样一个往复循环了。

我反对与人斗，但我由衷的赞赏思想的锐利与原则的不妥协，只是这样的坚持，在网上，并不一定要在道德和政治化上寻找突破口，更不一定要在人身攻击上来突破。我觉得网上从来不缺充满激情和正义的口号，不缺各种名为讨论实为谩骂的热闹，我只希望在这些不缺的东西之外还能更多一些我们真正缺少的东西，所谓玩网，这些的东西才是我玩的目的。

网上有人说驳论容易立论难，很有同感。我这篇不自量力也想立个什么，反正诸位高兴就尽情的批吧。

【30、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

金辉

一

“三年自然灾害”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中的一个习惯词组。无论过来人还是没有亲历过的人，提到1959～1961年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那场灾难，都会首先想到或说起“自然灾害”。从当年的传媒报导、党政文件到后来的各种说法，几乎无一例外地证明着和重复着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

话语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它甚至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亲身经历的烙印。

虽然任何思维正常的人在当时都知道那三年不是因为自然灾害，或者主要不是因为自然灾害，但是“三年自然灾害”一旦成为习惯说法，重复几十年，便进入了人们的潜意识，以至人们会不自觉地怀疑是不是自己搞错了。

“三年自然灾害”似乎已经成了历史的定论。

在这里，笔者却想对这个无人怀疑的神话问上一问：那三年果真是“自然灾害”么？

若问那三年有自然灾害吗？当然有的，中国地阔天长，不可能每一寸土地每年都风调雨顺。若再问自然灾害严重吗？答案大概是否定的。远的不说，单看近40多年，其间大规模的严重的洪水、乾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那三年能独占哪一项呢？可以说一项也没有，有的只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么一个笼统的习惯说法。

二

80年代起，中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表，似乎为“三年自然灾害”这一说法提供了具体而权威的证据。请看笔者摘录的表1。

表1部份年度全国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及粮食总产量说明一下。表1对年份的选择。除了1959～1961年这三年外，还摘录了其前和其后的各三年，即1956年～1958年、1962～1964年，同时又选了气象界和减灾界公认的三个大灾年，即长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国大旱的1965年和1972年。

从表1看，1959～1961年全国的自然灾害确实是相当严重的，尤其是1960年和1961年，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都远远高于其他任何正常年份或是灾年。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方面，更要命的是灾害的后果──粮食减产。从1959～1961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减产。195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7000万吨，比1958年锐减15％；1960年总产量比上年再递减15.6％，只有14350万吨；1961年比1960年虽然稍有增加，也仅仅为1958年的74％。自然灾害的后果如此之严重，粮食减产的幅度如此之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本来是个灾害大国，按《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数字计算，在1949～1983年间，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灾面积为3273万公顷，32年的年均成灾面积为1295万公顷。也就是说，一年中全国若有1000余万公顷耕地的“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灾年”，而只是“正常”的。即使如此，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却在频繁的自然灾害中实现了稳步增长。

如果除去1959～1961年那三年，从1949～1983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基本上是逐年递增的趋势。只有1968、1972、1977和1980这4个年头的产量比上年稍有减少，减产的幅度高者为4％（1968年），低者为1□3％（1977年）。上述各年的成灾面积，1972年为1718万公顷，1977年为1516万公顷，1980年为2232万公顷（1968年的数字缺），都高于或大大高于1959年的成灾面积，或者说灾情至少比1959年严重得多。

而1980年的成灾面积，已经接近1960年的灾情。但是这些年与那三年比起来，粮食的减产则是微乎其微的。

再看其他一些年份。若以1959～1961年的平均成灾面积为100，则1956年为68，1957年为67，1962年为74，1963年为89，1978年为97，1979年为67，1981年为83，1982年和1983年都为72。就灾情讲，这些年都是相当严重的，都超过了1959年的水平。但这些年的粮食总产量不仅没有比上年减少，而且都增加了。在上述9个年头中，有6年都是创造了粮食总产量的历史最好水平。

通观新中国自然灾害与粮食产量的概况，说明在大多数年份，自然灾害及成灾面积并不能直接决定粮食收成的丰与歉。只有1959～1961年这三年是“不同寻常”的例外。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灾害并非导致三年灾难的主要因素。或者说，那三年的自然灾害不足以、也不应该使粮食减产那么多。

三

其实，从气象水文概率和统计学上说，三年灾难的原因不要说完全推给自然灾害，就是“三分天灾”，也不具备充份条件。

这里有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该表是由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的，逐年清楚地记录下了这80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

《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将每一年度的旱涝状况统一划分为5个等级，即1度为涝，2度为偏涝，3度为正常或旱涝相当，4度偏旱，5度为旱。笔者将其中一些年度的数据综合整理为表2，选择的年份与表1相同。为了使情况一目了然，表2对原表中的旱涝等级做了符号意义上的对应调整，其中：涝由1度改为－2度，偏涝由2度改为－1度，正常或旱涝相当由3度改为0度，偏旱由4度改为1度，旱由5度改为2度。一般而言，－2度的涝和2度的旱，为气象水文意义上的灾害气候。

表2部份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表中的总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大势越接近于旱涝相当或是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当然这里边也包含了先旱后涝或先涝后旱以及南涝北旱等各种情况的相互抵消。但是各度站的具体数字，则使这一统计更接近于真实的准确情况。

尽管人们一直在说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是“严重乾旱”，可是这种说法却得不到科学统计数据的支持。

表2显示，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当正常。

并且，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惊。

1959年总指数为－9，平均指数为－0.075，其中旱的2度站为13个，它们是长治、洛阳、郑州、信阳、德州、临沂、荷泽、苏州、宜昌、汉中、安康、万县和昌都；偏旱的1度站为25个。2度站、1度站合计38个。涝的－2度站13个。旱、涝站合计26个，为总站数的1／5强。

1960年总指数为＋11，平均指数＋0.092，其中旱的2度站仅8个，即大同、临汾、郑州、屯溪、邵阳、百色、汉中和铜仁；偏旱的1度站为44个。2度站、1度站合计52个，说明1960年偏旱的地区较常年为多。涝的－2度站14个。旱、涝站合计22个，不到总站数的1／5。

1961年总指数为－1，平均指数－0.008，其中旱的2度站15个，开原、沈阳、朝阳、赤峰、南阳、信阳、济南、安庆、郧县、沅陵、喀什、康定、重庆、铜仁和贵阳；偏旱的1度站29个。2度站和1度站合计稍超出总站数的1／3。涝的－2度站12个。旱、涝站合计27个，不到总站数的1／4。

不论是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占的比例看，也不论是单独看其中一年，还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年都可以说确实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27，平均指数＋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75）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尤其是接连三年平均指数都没有溢出±0.1，三年总平均指数仅为＋0.003，这在《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组来。

我们还可以比较真正大涝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灾，总指数达－79，平均指数为－0.658，仅涝的－2度站达到41个，就超过了总站数的1／3；另外还有29个偏涝的－1度站。而1965年和1972年则是真正的大旱年，总指数分别高达＋95、＋97，平均指数分别为＋0.792和＋0.808，旱的2度站也都超过了总站数的1／3，分别是41个和42个；偏旱的1度站还分别为34个和35个。

我们再看与1959～1961年相邻的两个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年。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总指数、平均指数，以及旱、涝站的合计数，都要比三年灾难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这三年被称为“三年恢复时期”，尽管这三年的气象水文条件大不如1959～1961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灾难的巨大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但这三年的农业还是实现了连年增产，整个国民经济也从三年灾难时期的近乎崩溃状态得到了复苏。

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四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中说：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笔者认为，《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比《受灾和成灾面积表》更能准确地说明本来意义上的自然灾害的真实情况。实际情况是，在1959～1961年间，导致“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的成灾面积中，起主要作用的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灾害，而是左倾狂热及其指挥下的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难。它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

本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既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严重自然灾害，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和严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灾害却铺天盖地地笼罩了全中国。它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曾经指出：“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中国科学院国情份析研究小组，国情系列报告之一：《生存与发展》）50年代末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说：“饿死成千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本文仅论及三年灾难的自然层面因素，至于它的非自然因素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等等，容当另论。

【31、“五七一工程”纪要】

·林立果、周宇驰等·

“九一二”（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承认广大农民受压迫，经济停止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军队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他们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变成封建独裁专制式的家长制生活。

他（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

一小撮秀才横行霸道，并且握有兵权，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于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迫，变成替罪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批，各个击破。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维持他们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毛泽东）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语对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客，明天就成了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32、谜一样的林彪】

"新"中国成立后的近十年间，林彪的名字并不多见。似乎，随着战争的结束，他也离开了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中心。

据说，他在平型关负伤落下病根，解放战争南下时病情加重，怕光，怕水，怕风，拉稀，患的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于是，他称病休养。

但他向来是个勤于思考的人，在养病中，他最大的乐趣似乎是读书。由叶群和秘书帮助，他涉猎的问题更广泛了。他读书的特点是删繁就简，看《共产党宣言》，他一买几本，看一次剪贴一次，几次后剪得只剩几句话，他说，就记住“大机器大工业”就行了。一九六〇年十月，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他曾谈起读书，他说：“我们要站在书上来读书，不要爬在书下来读书。要批判的读，要吸取的读。书应该为我服务，而不是我为书服务。让书牵着鼻子走，我不干。有些书就是换汤不换药，没有什么新东西，只是旧思想、旧材料、旧词句、重新编排了一下，换了个地方，就像搭积木一样从这块换到那块，就是那么几块板子。”

林彪如果不是个喜欢读书又善于读书的人，是绝然讲不出这样的感受的。

林彪读书驳杂，他看《安娜·卡列尼娜》，说安娜是个真人，做真人很不容易，他看《老子》，说里面充满了辩证法，但不能把人们团结起来，把力量集中起来，部队不宜提倡。他读药典，自己给自己开药方。他对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尤有兴趣，从中领悟历代开国将帅的命运，考虑如何处理高层领导关系。他的笔记中有“西汉故人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的话，曾想过到偏僻的贵州当个省长，避开政治旋涡；他在一本名为《曹操》的书上，关于曹操当宰相后，自觉得成“骑虎难下之势”的叙述旁批道：“不要轻易骑上去。”他的室内条幅中有“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等等。叶群记录的他的言论有“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面带三分笑”等等。这些都可令我们窥见孤僻、清高的林彪那复杂的内心世界。

但林彪没有永久地沉寂下去。他终于露面了，终于“骑上去”了。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大幅标题报道了“中共八届五中全会昨日举行”的消息，消息说：“这次会议增选林彪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增选了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同志为政治局委员；增选了李富春、李先念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林彪这次露面，比之解放战争时期，地位显然更高了。有趣的是，林彪的当选总有些特殊，他当政治局委员，是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补选的；他当政治局常委并副主席，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八届五中全会增选的；他后来成为党的唯一的副主席并接班人，则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形成的。

八届五中全会后，因为国防部长彭德怀既不是常委也不是副主席，林彪成为政治局常委及党的副主席，在元帅中的排位事实上已越过彭德怀仅次于朱德，一年后，林彪果然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了，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缤密的安排？

可不可以认为，即使没有庐山会议，林彪也将接替彭德怀？

据《说不尽的毛泽东》一书中记录的党史研究专家于南说：“在‘文革’前毛泽东就考虑过接班人问题。周总理曾对王稼祥说：将来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元帅或者是邓总书记。”看来，林彪接替彭德怀又取代刘少奇，是早有安排的？历史发展的后果是有前因的？

至于林彪，他一向那么清高，又读那么多史书，为什么不一直托病？为什么再度出山？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推测起来，也许是毛泽东批评了他，要他打掉暮气，继续革命？因为林彪曾在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这样讲：“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搞大局面，自己一套拿出来。这种雄心、信心没有；缺点是有暮气，主席讲元帅中有暮气。”也许，是林彪本人在经过一番读书思考后，认为自己还应该轰轰烈烈再干一场，不甘心在百无聊赖的养病生活中了此余生？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林彪的养病其实是“韬光养晦”，他其实一直在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吧，一九五九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立即采取了与彭德怀不同的办法，他旗帜鲜明地大搞“突出政治”。

林彪说：“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一是掌握精神实质；一是掌握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要勤学多练。多练，就是反复地学，学深学透，多实际运用，不要学一下就过去了。”

他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那么多，里面有许多人名地名你都搞不清。最好先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读化学并不一定找到发明化学的人，学几何不一定要找欧几里德，不一定要读他们的原著；后来的著作，有一些当然不及原著，但是有一些比原著还好，发展了，新的创造很多，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内容。要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他又说：“在政治工作领域中，要正确处理四个关系。”“一是武器和人的关系，打仗时武器也要，人也要。但是武器要人去使用，人不勇敢，武器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所以战争的胜利还是靠人。原子弹、炮弹打过以后，到接近敌人几十米时，还是要靠人的勇敢，靠人的高度觉悟和牺牲精神。”“二是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军队工作有司令部工作，后勤工作，有军事训练，文化教育，等等。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起来了，各种工作就都能做好。从这一环着手，一通百通，”“三是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中有些是事务性、行政性的工作，有些是思想性的工作。各种工作都要做，不能只做哪一个，但是重点要摆在思想工作上。”“四是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书本要读，但是重要的是掌握活的思想。”“这就是说，人的因素第一，政治思想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

真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林彪在养病中读书思考，此时终于亮出他丰满光滑的羽毛。他的这些讲话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这是林彪的特色。

是啊，谁能说这些话全是谬论呢？追溯到井冈山时代，毛泽东不正是“政治建军”的倡导者吗？共产党的军队在战争中难道不是以弱胜强的吗？那么，光靠武器能打胜仗吗？共产党的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讲难道不是以精神、理想和道义战胜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吗？毛泽东当年对林彪的这些讲话评价很高，他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谁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

然而，谁又能说这些话就是真理，或者真理向前跨进一步还是真理呢？林彪恰恰从这里开始，越来越把政治，把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强调到了极致。他后来在文革中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等等，恰是他过去许多讲话的延续和发展。这种延续和发展，不但将个人崇拜的狂热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也把林彪自己推到了绝壁上。试问，当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林彪那些话后，如果恰恰是林彪本人同毛泽东发生了意见分歧，他还可能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吗？他提了，就是反毛主席，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曾在笔记中记下“绝则错”三个字，可正是他自己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都说绝了，他自己恰恰是“绝则错”。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吗？他为什么要把话说绝？是逻辑上哲学上认识上的错误，还是包藏着某种祸心？

最值得深思的是，不管林彪那些话多么极端，他毕竟是在鼓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况且，一九五九年，正是毛泽东正式退居二线之时，在此后几年中，接班人刘少奇在一线十分活跃，毛泽东深感“大权旁落”。而林彪，恰是在这几年里，一如当年在井冈山上支持毛泽东一样，大力提倡毛泽东思想，这种做法同当时的刘少奇恰成鲜明对照。毛泽东对此当然深有感触，所以他要“全国学习解放军”，所以林彪后来得以取代刘少奇。那么，说林彪一九五九年以来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全是假的，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吧？据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撰文，甚至到了“９·１３”前夕，九月八日，林彪还对张宁说：“你应该认真研究文艺理论，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上，高屋建瓴地对文艺理论和方针，提出自己的见解。”据说这天林彪已经下达反革命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所传达的命令办”了，但他却还在对未来的儿媳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假装吗？可他有什么必要这时还用马列主义词句迷惑张宁呢？再者，九月七日，当张宁刚到北戴河见到林彪时，叶群问林彪，对张宁和张清霖满意不满意，“林彪拍着手说：‘很满意，一个老红军的女儿，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这同那一代老干部对子女婚姻的见解有什么两样呢？

——不是共产党对国民党、对“美帝”、对“苏修”、对日本“军国主义”或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却搞到这样的你死我活，箭拔弩张，要政变，要谋杀，要叛逃——“９·１３”事件深刻的悲剧性正在这里。

谢选骏指出：人说“今日中国社会之弊端绝非中国固有之传统，也非中国文化本身所造成！”我看“这就佐证了以下看法——中国是共产党间接战略的受害者。”

（另起一页）

【第四部分】

【真实的汪精卫】

网文《汪精卫》报道：

汪兆铭（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字季新，号精卫，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出生于广东三水（现属佛山市），有人把他称为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他早年是革命分子，在中日战争期间因有与日本合作的事实，被多数中国人视为汉奸。

中华民国成立前

1901年参加科举考试，以广州府县第一名考取秀才。1904年和胡汉民等人一起考取赴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1905年7月参加广东人的留学生组织“兴中会”。参与创建中国同盟会，被选为评议部部长。曾任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编辑，开始使用《山海经》中“精卫”作笔名。1906年以两百多学生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1907年开始随孙中山游走越南、马来亚等南洋各地，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富商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

1910年，为了回击梁启超等保皇党讥讽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等谋刺清廷高官，行前《致南洋同志书》中说：“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3月31日在北京后海银锭桥埋设炸弹刺摄政王载沣时被人发现，后事泄被捕，狱中赋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由于清廷不想让汪、黄杀身成仁以唤起民众，他们被判终身监禁。1911年11月6日，辛亥革命之后，汪、黄被释放。

中华民国成立初期

汪精卫获释后参加南北议和，1912年9月和陈璧君结婚后，赴法国留学。1913年「二次革命」开始后被孙中山急召回国。革命失败后亡命法国，入法国里昂大学攻读社会学，其间拒绝了袁世凯对他回国任高级顾问的邀请。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回国参加「三次革命」。

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宣传部部长。1925年2月为临终的孙中山起草了「总理遗嘱」，孙中山一字未改。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以全票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继续执行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戴季陶、林森等召开「西山会议」，反对汪精卫左倾。1926年4月1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重申联俄容共三大政策。5月11日，中山舰事件之后，由于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汪精卫离开广州前往法国马赛。

蒋介石掌权后开始北伐。由于其独裁作风，国民党内大量人邀请汪精卫回国。1927年2月汪乘火车回国，途经苏联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回国后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反对蒋的排共建议，坚持容共。4月5日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发表《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是为宁汉分裂。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派人送《五月紧急指示》给中共中央，要其「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也给汪精卫看过。7月13日中共公开发表宣言退出国民党。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紧急会议，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停止职务。8月1日共产党发动八一南昌起义。8月8日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开始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实行武力分共。8月14日蒋介石下野，宁汉合流。9月，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掌握南京政府，汪精卫下野。10月，汪精卫到广东否定南京政府。11月，蒋介石回到上海，邀汪精卫北上。12月11日，共产党在叶挺、叶剑英的领导下发动广州起义。12月16日汪精卫辞职赴法国。

1929年汪精卫回国，参加反对第一次蒋桂战争胜利后日益独裁的蒋介石。1930年8月7日中原大战期间在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由于张学良的东北军挺蒋而造成反蒋阵营失败，1931年1月1日，汪精卫在天津宣布下野。2月，蒋介石关押胡汉民。5月27日，粤、桂等反蒋各派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汪精卫出任领袖。9月初，广州政府开始北伐，然而几天后九一八事变爆发，粤、宁合流，合组以孙科为首的政府，蒋下野，汪在野。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之际，孙科辞职，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汪在抗战初期抗日态度坚决。汪迁都洛阳，积极备战。然而由于指挥不动蒋的人马，只好请蒋出山指挥军队，自己主政。7月17日日军进攻热河，汪因为指挥不动张学良抗日宣布辞职，前往欧洲。1933年，由于民众的呼声，蒋请汪回国主持抗战。汪要求张学良先辞职，蒋说服张学良去欧洲考察，3月汪回国复职。此后汪精卫主张对日和平交涉，得到蒋介石的支持。5月31日，何应钦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举行会谈，共同签订了《塘沽协议》。这个卖国的协议引发人们对汪精卫与何应钦等的谴责。

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表示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汪精卫认为有谈判的空间。但由于国民党主战派的反对，汪精卫于8月8日表示辞职，后在蒋介石的强力挽留下复职。11月1日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上，汪精卫被军人孙凤鸣击中三枪造成重伤，被救后前往欧洲疗养。之后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又遭暗杀，国民党内部的对日和解派开始凋零，对日强硬派成为主流。汪精卫与胡汉民等早期孙中山的核心干部失势后，蒋介石独揽大权，在西安事变之后其声望更是达到顶峰。汪精卫回国，但并未担任职务。

抗战时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汪精卫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但是汪精卫认为中国当时仍然没有与日本一战的资本与能力，主张“和平运动”。

1938年8、9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的代表松元重治在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12月19日汪精卫假道云南前往河内。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12月29日汪精卫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和“艳电”（29日电报代码为“艳”），电文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然而由于近卫内阁几天后突然辞职，以及云南军阀龙云没有如约支持汪精卫，汪的和平运动归于失败。

1939年初，汪精卫和他身边的人在河内多次遇刺，日本派人将汪营救至上海。1940年3月20日在南京组建日本扶持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汪精卫政权，取消华北的王克敏和长江下游的梁鸿志的伪政府。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1943年5月31日汪精卫曾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名义，参与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年底，汪精卫的健康恶化，1944年3月赴日治疗。11月10日病逝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汪的死因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被日本人弄死，有人说是被国民党特务毒死的、不过、日本作家上坂冬子访问汪氏子女后所出的书是支持病死之说。），汪精卫死前曾写过一首《自嘲》的绝命诗，“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遗体葬于南京梅花山。

1946年1月21日国民党政府将汪坟炸毁。1994年墓地原址建了一个汪精卫跪像，1997年拆除。

身后评价

中日战争期间，由于汪精卫公开投奔日本，接受日本扶植成立“汪精卫政权”的事实，被大多数抱着抗战决心的中国同胞视为汉奸的典型。中国胜利后，国民政府与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在政治、教育各方面加以批判。因此直至今日（2005年），汪精卫就等于汉奸的印象仍深植人心。然而，在汪精卫投奔日本的事实背后，其动机与目的是否和卖国求荣的汉奸一致，仍然有待历史研究的厘清。

汪精卫一生前段部分，年少时满腔热血，以推翻腐败的满清为己志，行刺摄政王载沣。当时的丹心浩气，足以和荆轲比拟。

孙中山逝世后，西山会议派试图在国民党内除去共产党的势力，后来蒋中正武力清党，欲彻底铲除共产党人，汪精卫却坚持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和平路线，造成了宁汉分裂。而当共产党人开始武装反抗之际，汪精卫亦即当机立断进行扫荡。由这些作为，有一些人认为显示汪精卫有某种“尚和平，顾大局”的思想哲学；亦有人认为，这显示了汪精卫的善变性格。

至于汪精卫公开投奔日本成立南京国民政府的事实，今日甚难考究其真正的想法如何。关于汪精卫与其南京政府的实相和功过，仍然有待更多深入的历史探索。

正面评价

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国军节节败退，汪精卫可能认为战不可胜，坚持战斗既无外援，且将导致全局性的毁灭，因而忍辱负重，刻意屈从日本“以华制华”的政策，以便进行其“一面合作、一面对抗”的隐性抗战策略。汪精卫领导南京伪政府期间，曾逐步在日本军队侵占区借日军之势收回各地租界，包括日本租界。

有论者认为，人的行为受其人格所驱使，一生中的所做所为有其脉络可循。一个在年轻时视专制腐败的满清为仇寇的热血青年，壮年时又如何能摇身一变，心甘情愿成为更加暴虐无道的敌国附庸？亦有人假设汪精卫确曾走不成功便成仁的险路，而且最后成功了，身后评价可能会赞扬他甘冒汉奸骂名，忍辱成就丰功伟业，与卧薪尝胆的句践复国相当。

负面评价

汪精卫及其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在华的侵略活动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在军事上，大量策反了国军，尤其是游击部队和杂牌军，组织“伪军”，多次进行清乡，汪精卫自兼清乡委员会主任，打击其统治区的地下抗日武装，使得日军可以抽身进行其它战役。在经济上，南京国民政府协助日军对沦陷区的搜刮。譬如在1943年1月在上海强迫实施储藏物资的全面登记，并对棉纱棉布进行强制性收买，以供日军之需。在思想教育上，汪精卫在学校推广与日媾和的理念，美化日本侵略，发动“新国民运动”，从思想上削弱民众的反日情绪。另外，汪精卫承认满洲国、德王的蒙疆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被及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出卖中国的领土的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

《真实的汪精卫》（林思云）报道：

中国经常有这样一种怪现象，提到某个人的名字是妇孺皆知，但问起该人的生平和事迹时，却又是鲜为人知。汪精卫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汪精卫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大汉奸，可是大家对汪精卫的“卖国事迹”却是一问三不知。这也是中国历史教育的一大特色；只告诉大家他是坏人，却又不告诉大家他作过什么坏事。好在中国学生头脑比较简单，不喜欢刨根究底，所以历史老师还不至遇到太大的麻烦。

汪精卫在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被认为是中国人的耻辱。因此现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把汪精卫从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历史中完全抹杀，只是抗日战争的历史中实在无法抹杀汪精卫的存在，才简单地提到了汪精卫和他的维新政府。这种出于主观愿望而随意修改历史的作法，使中国人对历史产生了错误和虚假的理解，实在有碍于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历史上真实的汪精卫，曾是近代中国有数的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对中国的历史走向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历史走到２１世纪的今天，应该考虑还汪精卫的本来面目，重新认识历史上真实的汪精卫。

要为汪精卫写一个比较真实客观的小传还有不少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有关汪精卫的资料十分匮乏，人们似乎都极力避开这样一个敏感人物，怕给自己惹来各种麻烦。１９８０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出现一些关于汪精卫的书籍，比如蔡德金的《汪精卫评传》，黄美真的《汪精卫传》，秦亢宗的《走向深渊》等。但中国出版的书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有意识地贬低丑化汪精卫，写书的重点放在猎奇和艳史方面，不是严肃的人物传记而近似于野史小说，真实性有很大的疑问。日本也有不少关于汪精卫的书籍，比如上板冬子的《汪兆铭的真实》，杉森久英的《汪兆铭传》，今井武夫的《支那事变的回想》，特别是亲身参加过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松元重治写的回忆录《近卫时代》和《上海时代》，犬养健的《扬子江仍在奔流》，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事情。与中国的资料相比，日本有关汪精卫的书籍比较严肃，基本没有凭信性很低的猎奇艳史部份。因此这篇《真实的汪精卫》以日文资料为主，中文资料为辅，力争做到求实客观。

汪精卫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所以本文也分为三大部份来写：

第一部份：为了革命奉献一切；

第二部份：打倒独裁者蒋介石；

第三部份：和平运动曲线救国。

【第一部份：《为了革命奉献一切》】

１８９３年５月４日，广东省番禹县（今广州），来自浙江的客商汪椒家里，又新添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是汪椒的第４个男孩，也是第１０个孩子，汪椒给这个男孩龋蝴叫汪兆铭。

汪兆铭是汪椒的填房吴氏所生，生汪兆铭那年汪椒已经６２岁了。汪椒是个落第秀才，后来弃文从商。汪椒见这个小儿子异常聪明，就特别注重教汪兆铭读书，在汪兆铭５岁时就开始教他认字。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汪兆铭８、９岁时，就基本可以读书了。汪椒晚年由于年老眼花，无法看清书上的小字，就让汪兆铭每天为他朗读诗书。汪椒特别喜欢王阳明和陆游，每天让汪兆铭为他朗读王阳明的文章和陆游的诗。每天在父亲面前朗读，不仅无形中培养了汪兆铭演讲的口才，还使幼小的汪兆铭接受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和陆游的豪放文风，这些对汪兆铭后来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汪椒家里并不富裕，汪兆铭童年时代的生活相当清苦。汪兆铭１３岁时，母亲病逝，１４岁时，父亲又病逝。从此汪兆铭就依靠比自己大２２岁的大哥汪兆镛抚养生活。由于家境所迫，汪兆铭１７岁时就开始到私塾去教书。１９０１年汪兆铭１８岁时参加了科举考试，以广州府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秀才。

１９００年义和团事件以后，清政府开始搞“新政”，开始大量选派公费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并给予归国留学生举人或进士的待遇，授予高级官职。这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识青年纷纷前往外国留学。

当时公费留学生的主要派遣国家是日本，大量留学生前往日本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日本地理位置近，留学费用便宜；二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强国经验对中国特别有现实意义；三是日文中大量使用汉字，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学日文要比学欧洲文字省力很多。特别是日本还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置了一些学校，在日本教师讲课时，旁边配有中文翻译，以便让不懂日文的中国留学生也能听懂讲课的内容。当时日本比较有名的专门招收中国留学生的院校有：政法大学速成科（汪兆铭母校）、宏文学院、同文书院和振武学堂（蒋介石母校）。

１９０４年，两广总督岑春□在广州招考前往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录取人数为５０名。清政府为每位公费留学生每月资助３０日元，这比现在公派留学生的资助金高多了，可以在日本生活得比较宽裕。汪兆铭考上了这次的公费留学生，和汪兆铭同时录取的还有胡汉民，朱执信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同盟会的骨干。１９０４年９月，汪兆铭挤杂在三等舱的乘客当中，首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当时汪兆铭万万没有想到三十多年后，他以“国家元首”之尊乘专机访问日本，更没有想到他会客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命运真是不可预测的事。到日本后，汪兆铭住在东京神田区神保町名叫春水馆的留学生宿舍，离政法大学很近。政法大学以教授西方的政治法律为主，汪兆铭在那里学习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这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使汪兆铭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树立起推翻专制的封建王朝，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国的信念。

１９０４年底正好是日俄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日本全国都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即使在课堂上，发表最新战况的号外新闻一到，教授就停止讲课，和学生一起朗读新闻。日本这种举国上下的爱国热忱，不仅使汪兆铭十分感动，也唤起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的爱国心，激发他们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运动之中。

到１９０５年，仅仅在东京一地，就有中国留学生１万余名，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空前的规模。中国的革命家们纷纷在留学生最多的日本建立革命党派，使日本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当时在日本主要有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党，和主张推翻异族皇帝的革命党。保皇党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反对进行流血的暴力革命，主张承认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在清政府的主导下进行渐进的立宪改革。保皇党在海外华侨中有不小的势力，但在日本的血气方刚的年青留学生们，并不喜欢保皇党的渐进稳健主张，大多数都支持革命党激进的暴力革命方案。

在海外一时有很多革命党成立，由于中国历史上就有同乡结党的倾向，这些革命党都建立在同乡会的基础上。有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黄兴、宋仁教的湖南派“华兴会”，章炳麟的浙江派“光复会”等等。其中以孙中山的“兴中会”和黄兴的“华兴会”势力最大。黄兴身材魁梧，仪表堂堂，性格豪放，很有革命家的“气派”，很为年青的留学生们所倾倒敬仰。而孙中山则身材矮小，说话慎重，在留学生中间的人气不如黄兴高。但孙中山提出了一套“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比黄兴派的单纯革命相比，在海外华人中有更大的感召力。

１９０５年７月孙中山从美国再次来到日本，汪兆铭和胡汉民，朱执信等广东同乡一起拜访孙中山，加入了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汪兆铭文思敏捷，擅长演讲，有很大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很快脱颖而出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委以重用。由于当时的革命党都是各自为政，力量很分散，这次孙中山来日的主要目的就是联合各派的革命党，组成一个统一的革命党。１９０５年７月３０日，孙中山前往黄兴的住所拜访。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大革命家，但以前两人一直在各自的平行线上，出来没有见过面。

黄兴对孙中山的来访大喜过望，黄兴紧紧握着孙中山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当时黄兴３２岁，孙中山４０岁。可是孙中山和黄兴交谈不久，气氛就开始紧张起来，两人语气强硬，各持己见，甚至到了拍桌子瞪眼睛的地步。最后黄兴破颜一笑说：“孙先生，我服你了”，两位革命巨星终于达成了联合。１９０５年８月２０日，各革命党派的大联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选为总理，汪兆铭作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被选为评议部部长。新建的同盟会最初设有三个部：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汪兆铭当选重要职务的评议部部长，说明汪兆铭在革命党中有相当的影响力，那时汪兆铭才２２岁。

同盟会最初的主要任务是搞宣传和制造舆论，１９０５年１１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正式创刊。《民报》特邀章炳麟担任主编，主要编辑则为汪兆铭、胡汉民、吴稚晖等人。汪兆铭从《民报》的创刊号开始，一直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汪兆铭以“精卫”的笔名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汪兆铭使用“精卫”的笔名，源自《山海经》里精卫填海的故事，含有对革命锲而不舍之义。汪精卫的文章逻辑严密，笔锋锐利，有很大的影响力。当时《民报》的主要对手是梁启超等保守派主办的《新民丛报》，汪精卫的文章以与保守派的改良主张论战为主，宣扬暴力革命的必要性。１９０６年６月，汪兆铭从政法大学速成科毕业，在２６０余名学生当中，汪兆铭成绩名列第二。本来公费留学生在学成毕业后，有归国服务的义务，同级的大部份同学纷纷归国。但汪兆铭却不准备回国，决定留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由于逾期不归就没有了公费资助，必须自己解决生活问题。幸好汪精卫日语较好，找到了一份翻译工作，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资助朋友。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的势力大振，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取缔中国留学生的反政府活动。尽管日本政府中，对中国留学生的革命行动持同情态度的人很多，但由于考虑到与清政府的外交关系，开始对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反政府活动进行限制。１９０５年１１月，日本文部省发布的禁止中国留学生进行反政府活动的规定，但事实上对中国留学生的反政府活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１９０７年初，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请”孙中山出国。

此后汪精卫跟随孙中山出走越南和马来亚等南洋各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这时汪精卫已成为孙中山最为信赖的亲信之一。１９０８年３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陈耕基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经常为孙中山捐钱捐物，孙中山则定期向陈耕基赠送《民报》等革命刊物。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非常爱读《民报》，在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影响下，陈璧君决心以实际行动投身革命。汪精卫到槟城演讲时，台下听讲的陈璧君对汪精卫的风度和才识十分钦服。汪精卫因为革命的公事不时走访陈耕基家，所以也经常见到陈璧君。但每次陈璧君与汪精卫见面都是在母亲卫月朗的陪伴下，没有单独谈过话。

１９０８年汪精卫２６岁，陈璧君１７岁，正是男女热恋的年龄。当时虽然两人之间都很有好感，但还只是革命同志的关系，没有发展到恋人的地步。另外阻碍他们成为恋人的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汪精卫和陈璧君都已经和别人订婚。根据中国的传统习惯，陈耕基为陈璧君选了一个华侨巨商的儿子订了婚，而且准备在近期内就让陈璧君结婚。陈璧君读了《民报》等宣扬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书报后，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憧憬西方式自己选择结婚对象的自由结婚。陈璧君和她的未婚夫谈到革命，谈到自己将来准备投身革命。她的未婚夫却思想十分保守，对革命也没有任何兴趣，他对陈璧君说：“革命是男人的事，女人搞革命象什么样子？”。由于两人思想差距太大，陈璧君最后终于选择“退婚”。陈耕基开始不同意“退婚”，但无奈陈璧君态度坚决，只好同意让陈璧君“退婚”。

汪精卫少年父母双亡，所以长兄汪兆镛在他１５岁时，为他选择了一个同事的女儿刘氏订了婚。汪精卫在日本参加革命后，汪兆镛经常来信训斥汪精卫忘恩负义，拿了朝廷的公费出国，到国外却干背叛朝廷的反叛之事。汪兆镛要汪精卫立即悬崖勒马，放弃革命回国为朝廷尽忠。其实汪兆镛也并非坚决反对汪精卫搞革命，只是怕汪精卫成为朝廷的罪犯后连累他们整个家族。汪精卫也明白长兄的用心，在清政府发出对他的通缉令后，汪精卫写信给汪兆镛，表示断绝与家庭的关系，解除婚约。汪精卫在信中说：“罪人兆铭在日本从事革命之事，已被朝廷发觉，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吾为革命流血，志矢不渝，谨请谅鉴。罪人与刘氏由家庭作主，曾有婚约，但既与家庭断绝，则此关系亦当随之断绝。请自今日始，解除婚约”。汪兆镛接到汪精卫的断绝信后，退还了刘家的订婚聘礼，为汪精卫解除了婚约。

陈璧君退婚后，倔强地要求到日本参加革命，陈耕基只好同意陈璧君去日本。１９０８年７月，陈璧君搭乘荷兰客船来到日本，在孙中山的“特批”下，宣誓加入同盟会，到《民报》编辑部帮忙，和汪精卫在一起工作。陈璧君到《民报》后，编辑部的气氛一下活跃了起来。本来《民报》的编辑们都是些穷书生，生活十分拮据，极少去饭店吃饭。陈璧君却是个阔小姐，口袋里总有花不完的钱，经常请大家去高级饭店聚餐畅饮，使这些编辑们大为开怀。在这些未婚的年青编辑中，陈璧君成了他们追求的对象，然而陈璧君却逐渐倾心于汪精卫。

陈璧君倾心于汪精卫，不仅因为汪精卫的相貌才能，还因为他严肃的生活作风。在这些年青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赌博酗酒，而汪精卫却象清教徒一样生活，被人称为“道学先生”。最让陈璧君感动的是汪精卫“革命家不结婚”的信念。汪精卫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汪精卫发誓说：“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汪精卫越说不结婚，陈璧君反而越爱汪精卫，但汪精卫却从来没有碰过陈璧君一个指头。后来汪精卫说：正因为他太爱陈璧君，他才没有碰陈璧君一下，他不想毁了陈璧君一生的幸福。

汪精卫后来真的实践了他的诺言，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和革命同志陈璧君结婚，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汪陈的革命婚姻在当时一时传为佳话。汪精卫婚后也一直严守一夫一妻的准则，从来没有外遇和桃色新闻，汪精卫的道德人品在当时的革命家中无人可比。

到１９０８年冬，革命进入最困难的时刻。六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大量革命志士倒在血迫之中。此时梁启超等保皇党乘机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是唆使别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的批评反响很大，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批评了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不久这场批评的矛头就开始指向孙中山，有人写了《孙文十四大罪状》一文，揭露孙中山贪污革命经费２万元自用。当时孙中山独揽同盟会中的经费大权，从不公开经费的使用情况，所以人们怀疑孙中山贪污也不是无中生有。虽然孙中山到底有没有贪污的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但这场批评对孙中山在党内的威信影响极大，同盟会中出现也了反孙运动。章炳麟的浙江派公开反对孙中山，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他们以前的“光复会”。黄兴的湖南派持中间态度，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

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站了出来，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

第一部份之二：玉石共焚

１９０５年孙中山联合海外各派革命党组成同盟会，主张用暴力的方式来推翻清王朝。到１９０８年冬，同盟会已经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但都相继失败，大量革命青年为此失去宝贵的生命，梁启超等保皇党则乘机批评革命党的暴力革命。

梁启超特别批评革命党领袖们，自己躲在安全的海外，却唆使别人在国内搞送死的暴力革命。１９０８年冬，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批评革命党领袖的“远距离革命家”作风，批评他们唆使别人送死而为自己谋取名利的作法，一时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反孙中山的运动，一些人主张“革命之前必须先革革命党之命”。反孙派攻击孙中山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批评孙中山近似于独裁的领导作风，说孙中山“办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第二是批评孙中山不公开革命经费的使用情况，不少人怀疑孙中山将革命经费挪作私用。

１９０７年日本政府“请”孙中山出国时，日本朋友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２００００余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２０００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使《民报》经常陷于经费拮据的苦境。１９０８年冬，《民报》主编章炳麟和孙中山诀别，章炳麟说：日本人向孙中山赠送的赠款，本来是赠送给革命党的革命经费，孙中山却把这些钱当作赠送给他个人的私人赠款使用。章炳麟批评孙中山这种作法“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

在“远距离革命家”批判和“倒孙狂潮”的夹攻下，党内党外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士大量出现，同盟会一时间陷入失败的边缘。汪精卫是同盟会中无条件坚决支持孙中山的孙派骨干，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汪精卫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使党内党外的怀疑人士重新树立起对革命的信心。

汪精卫刺杀清政府高官的设想，并不着眼于暗杀计划本身是否成功，而是着眼于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作为同盟会中坚分子的汪精卫，在北京行刺被捕的消息传来后，海内外对孙中山同盟会的看法大为改变，梁启超的“远距离革命家”批判不攻自破，人们重新树立起了对革命党同盟会的信心。可以说当时同盟会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卫牺牲自己的烈举挽回的。如果当时汪精卫被清廷处死，汪精卫毫无疑问要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钦定英雄，永远载入史册。汪精卫在《致南洋同志书》中的一段话，也在当时被流传为佳话：“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汪精卫最有名的文章是发表于《民报》２６期上的《革命之决心》一文。汪精卫在文中说：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作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

在同盟会中汪精卫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汉民。胡汉民比汪精卫大四岁，不仅是和汪一起来日本留学的同乡，也是长年在《民报》一起工作的同事，汪一直把胡当作大哥看待。胡汉民得知汪精卫要北上行刺时，劝汪说：你是同盟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号召力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以一时之激情与虏酋拼命，对革命的损失太大。

汪精卫则说：梁启超骂我们这些革命党人是“远距离革命家”，章炳麟等人又背叛孙先生和同盟会，已经到了“非口实所可弥缝，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我们必须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革命之决心，才能使梁启超愧对民众，使章炳麟愧对党人，才能促使同盟会内部团结和挽回民众对革命的信心。我以前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曾经说过，革命党人要为革命作釜作薪，现在正是需要我当革命之薪的时候，若吝薪则何由有饭？但不管汪精卫说什么，胡汉民都坚决反对汪的北上行刺计划。汪精卫临走时不敢向胡汉民告别，怕胡汉民会硬把他留下，于是咬破手指给胡汉民留下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胡汉民见到血书时，当场哭得昏了过去。

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并不反对用行刺清廷高官的形式，来挽回和唤醒民众对革命的信心。但考虑到汪精卫是同盟会中非常难得的人才，所以孙中山并没有表示支持汪精卫的北上行刺计划，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因为没有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的明确支持，汪精卫不得不自己寻找愿意和自己一起北上行刺，作革命之薪的人。汪精卫首先想到的是黄复生。

黄复生是四川人，和汪精卫一样也是发起同盟会的元老，担任同盟会的高层干部。黄复生读了汪精卫《革命之决心》一文后非常感动，对汪精卫说：“我也愿意作革命之薪”。汪精卫把自己北上行刺的计划告诉黄复生，汪精卫还没有讲完，黄复生就大笑道：“铭兄，有话何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卫说：“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毫无生还的可能”黄复生豪爽地说：“我参加革命时早已立志为革命而死，还谈什么生还的问题，这次就让我们一起作革命之薪吧。”

汪精卫再找到同盟会中会作炸弹的喻培伦，请他帮助作炸弹，喻培伦也爽快地答应了，愿意和汪精卫一同北上。当然最坚决和汪精卫一起北上的是陈璧君，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满座皆惊，也让那位说风凉话的人羞得恨不得钻入地缝。可惜现在再也看不到陈璧君那样有志气撕毁自己外国护照的烈女了。

汪精卫计划他和黄复生先到北京作好准备，然后喻培伦、陈璧君等人再携带炸弹到北京。１９０９年１０月，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天津，同盟会的郑毓秀迎接他们。郑毓秀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实业家，她本人精通外文，是天津有名的交际花。郑毓秀经廖仲恺介绍加入同盟会，这次廖仲恺特别写信给郑毓秀，要求她全力帮助汪精卫等人的暗杀行动。汪精卫平日接触的都是陈璧君那样的革命烈女，见到郑毓秀这样风姿绰约的美人交际花，觉得十分不自然。

汪精卫说：“听说最近北京的火车站盘查得很严。我们这些男人携带炸弹容易引起怀疑，想请你帮我们把炸弹带入北京。不过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炸弹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郑毓秀当即答应：“如果不会爆炸，还叫什么炸弹？这事就交给我了。”汪精卫是个相貌英俊的美少年，又精通诗词文章，郑毓秀对汪很是倾心，多次以教她作诗为借口和汪精卫接近，汪却极力避开和郑毓秀的单独接触。汪精卫此时已经下定决心象柴薪那样为革命献身，早把男女私情置之度外，和郑毓秀的关系从来没有越过同志的关系。后来郑毓秀感叹说：“汪精卫真是少见的道学先生”。

汪精卫和黄复生到北京的琉璃厂租了一栋房子，挂上“守真照相馆”的招牌，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搞炸弹的组装，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会引人怀疑。不久喻培伦传来话：正月十五（１９１０年２月１０日）将带铁西瓜入京，请汪等人去前门车站接站。汪精卫和黄复生赶到前门站，见郑毓秀挽着一位白人绅士的手悠然走出车站，白人绅士的手里提着一个沉重的皮箱，里面装着炸弹，车站的警官看也没看就让他们走出了车站。原来当时外国人在中国有治外法权，因此没有人敢随便检查外国人的行李。这个白人是法国大使馆的职员，曾一直追求郑毓秀，这次郑毓秀请他帮忙，那人当然一口答应。

炸弹运到北京后，喻培伦和陈璧君也赶到北京，他们一起商量暗杀的具体计划。第一次暗杀行动是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贝子和贝勒为清王室的爵位名，亲王之下为贝子，贝子之下为贝勒）。２月底载洵和载涛从欧洲访问返京，汪精卫等人准备在载洵和载涛走出前门车站时，投掷炸弹炸死载洵和载涛。当天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但没有想到当时清廷正搞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混杂在一般民众中一起出站。由于出站的人群中戴红顶子官帽的人极多，汪精卫和黄复生无法识别目标，只好终止暗杀计划。

这次刺杀失败后，汪精卫等人把暗杀的目标定为清廷的最高领导人摄政王载沣。他们吸取了上次计划不周而失败的教训，开始详细调查载沣的行踪。醇亲王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附近，载沣每天早上８点出王府，经过鼓楼大街从景山后门进入皇宫。汪精卫等人本准备在鼓楼大街的矮墙后投炸弹，但正赶上鼓楼大街修扩马路，闲杂人太多，无法行动。他们后来注意到什刹海和后海分界处的一座小桥银锭桥，环境非常僻静，而小桥附近又有一条阴沟可容藏身。于是汪精卫决定事先将炸弹埋在小桥下，汪精卫自己藏身于阴沟里，待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和载沣同归于尽。

１９１０年３月３１日深夜，黄复生和喻培伦前往银锭桥埋炸弹，留下汪精卫和陈璧君两人。陈璧君知道汪精卫明天将在爆炸中和载沣同归于尽，这将是他们两人最后的一夜。陈璧君拉着汪精卫的手轻声地哭泣，汪精卫本想找一些话安慰她，可是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汪精卫内心是深爱陈璧君的，他也知道陈璧君同样深爱着他，但汪精卫越爱陈璧君，就越不愿看到陈璧君为了他而失去一生的幸福。汪精卫努力压下和自己心爱之人的生死离别之情，只是拉着陈璧君的手默默无语，让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突然喻培伦匆匆跑进来说：“大事不好，有人看见我们埋炸弹了”，不久黄复生也跑回来说：“警察已经发现我们的炸弹了”。

本来他们以为在寒冬的夜晚人迹稀少，在寒冷的深夜行事不会有人发现。可是天公不作美，银锭桥附近一家人的妻子突然和别人私奔，男人晚上妒气得睡不着觉，深夜走出家门去散气。该人走到银锭桥附近，忽然看到有人影在桥下挖土，他立即联想到人们埋藏财宝的故事，于是潜伏在一旁偷看，想事后取走财宝。可是看到黄复生和喻培伦，埋好炸弹后又开始拉电线埋电线时，该人感觉到情况不对，这不是埋财宝，而是一个重大的阴谋，于是从藏身之处跑出来前去报警。

黄复生和喻培伦刚埋好炸弹，忽然看到从附近闪出一个黑影跑走，立刻意识到他们的行动被人偷看到了。于是喻培伦先跑回去向汪精卫报告，黄复生则在附近监视。不一会儿那个男人带着两个巡警前来，黄复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已彻底暴露，也跑回去向汪精卫等人报警。喻培伦建议他们现在立即离开北京，还来得及逃过清廷的追捕。但汪精卫说虽然发现了炸弹，但警察未必就能查出来是他们干的，所以不用着急，看看风头再说。

第二天北京各大报纸都注销了银锭桥下发现炸弹，有人想行刺摄政王的新闻，不过报纸上的分析却都认为这是清廷内部的势力斗争。有人说炸弹中包炸药的报纸写有伦敦字样，而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正好刚从伦敦回来，很可能是他们搞的暗杀阴谋；也有人分析认为是庆亲王想篡权的阴谋，但没有一篇新闻怀疑到革命党，使汪精卫等人大为安心。三天后又有报纸注销新闻，说银锭桥炸弹案的凶犯已经抓获，汪精卫等人更为安心，于是开始策划下一次行动，让喻培伦去东京买炸药，陈璧君去南洋筹款，汪精卫和黄复生继续潜伏在北京进行下一次暗杀的策划。

然而汪精卫等人却中了清廷的计谋。清廷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明白是革命党所为。为了防止暗杀者们逃跑，清廷故意向新闻界放出朝廷内部暗斗和凶手已经捕获的小道消息，使暗杀者们安心留在北京。清廷警察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警探到北京市内各个铜铁店调查，骡马市大街的鸿太永铁铺认出螺丝为该店所作，是琉璃厂“守真照相馆”的老板要求他们作的。警探开始监视“守真照相馆”，正好赶上“守真照相馆”搞装修，一些密探混入装修工人中，从“守真照相馆”中盗出了革命党的机密文件，发现这次暗杀正是革命党所为，首谋就是清廷出１０万两白银悬赏人头的朝廷钦犯汪精卫。１９１０年４月１６日，警察包围了“守真照相馆”，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一举抓获。

由于谋刺摄政王是一个大案，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理此案。肃亲王是清朝建国元勋八大世袭王室的第一家，是当时清廷中头脑见识过人的少有人才。顺便说几句题外话：辛亥革命成功后肃亲王亡命日本租界旅顺，和日本人川岛浪速结拜兄弟，并将一个王女托川岛浪速收养，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川岛芳子。肃亲王看到从汪精卫身上搜缴的三篇汪精卫的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非常佩服汪精卫的人品见识，更佩服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肃亲王对清廷的腐败也感到深恶痛绝，所以对革命党人的反叛行为也十分同情，他后来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由于清廷已经宣布预备立宪，１９１０年４月２５日清廷法部按照文明国家之法，开庭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汪精卫在被告席上昂首挺胸，慷慨陈词地宣读了他即时写成的四千余言的供词：“本名汪兆铭，别号精卫。前在东京时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均刊登于《民报》，不再多言。孙中山先生起事兵败后，我决心炸死载沣以振奋天下人之心”。汪精卫和黄复生在法庭上不但没有招供同党，反而争着说自己是行刺的主谋，希望以此来为对方减轻刑罚，令在场人士十分感动。

看到汪精卫和黄复生视死如归，保护同志的常烘，肃亲王意识到：革命党人行刺的目的就是玉石共焚、杀身成仁，他们早已作好“薪尽饭熟”的献身准备。杀了他们不仅不能吓倒那些不怕死的革命党人，反而会激发民众对清廷的憎恶和反感。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汪黄二人，以安抚天下人心。摄政王载沣最初主张立斩汪黄二人，但经过肃亲王的反复劝说，同意从轻发落汪黄二人。１９１０年４月２９日，清廷以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汪黄二人死罪，判处二人永远监禁。

汪精卫接到免死的判决时，有捡来一条命的感觉。汪精卫入狱后，肃亲王亲自到狱中看望汪精卫。汪精卫以前以为清廷的官员都是愚钝无能的昏官污吏，没想到肃亲王肯屈身访问他这个囚犯，而且以礼相待，谈吐文雅，让汪精卫十分吃惊，也很佩服肃亲王的见识才干。后来人们问起汪精卫对肃亲王的印象时，汪精卫说：“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肃亲王说：“汪先生在《民报》的篇篇大作，我都拜读过。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自强自立，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法西方立宪，这些与朝廷的主张都是一致的。目前朝廷正在筹办预备立宪，建立国会让民众参政议政，这些不正是先生所争取的革命目标吗？”

汪精卫反论说：“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不是立宪，而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实行三民主义。亲王既然读过汪某在《民报》上的文章，对汪某的革命主张应有所了解。”

肃亲王说：“你们革命党的确有很多杰出的主见，但你们也应该认真倾耳听听我们的看法。说实话，我认为‘三民主义’是一种见识偏狭的理论，不能成为今后中国的指导理念。

为什么要宣扬灭满兴汉？这样宣扬民族仇视能够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吗？为什么要搞平地起风波的流血革命，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多量人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吗？”

汪精卫反论说：“我们主张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现在中国搞君主立宪，并不能解决长年的腐败弊害，而且把国会作为民权的支柱不过是一种幻想，国会只不过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只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肃亲王说：“中国的政治十分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螳螂在前，黄雀在后，列强不是在觊觎着我们吗？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

汪精卫和肃亲王的辩论总是在两条平行线上，谁也说服不了谁。当年汪精卫正值年青的２８岁，而肃亲王却是初老的４５岁，但两人都对对方的才学见识产生了敬佩之心。肃亲王原想说降汪精卫为清廷效力，但见汪精卫革命志坚，也就没有再为难汪精卫。后来肃亲王不时来狱中看望汪精卫，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不是政敌，倒有些近似朋友的关系了。

孙中山在纽约得知汪精卫被捕的消息时喟然长叹道：“兆铭是吾党一位大人才，失去他好比断了我一支手臂”。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也发起了营救汪精卫的行动，胡汉民亲自奔走各地为营救汪精卫演讲筹款。通过营救汪精卫的活动，使一度陷于分裂的同盟会内部开始弥合，也使民众重新认识到革命党的决心，对后来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汪精卫在狱中无事，每日作诗。汪精卫狱中诗作最有名的一首是《被逮口占》（又名《慷慨篇》）。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诧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精卫的《慷慨篇》从狱中传出后，立即被许多报纸争相转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也成为当时革命青年们广为传颂的诗句。

但监狱中的生活毕竟是艰苦的，每日三餐是一碗霉变的陈米和一条咸萝卜，另外每五天可以吃到一次豆腐，逢年过节则每人赏赐肉半斤。一天汪精卫正在苦嚼着黄米饭，忽然一个狱卒给汪精卫塞进十个鸡蛋。这是谁送来的鸡蛋呢？汪精卫拿着鸡蛋仔细端详了半日，在一个鸡蛋上写着一个小小的“璧”字，原来是陈璧君冒死到北京救他来了，是陈璧君买通狱卒给他送来的鸡蛋，汪精卫忍不住热泪流出了眼眶。汪精卫那天晚上抱着鸡蛋睡了一夜。

第二天狱卒悄悄对汪精卫说：“你有什么话写封信，我会转给送你鸡蛋的那个人”。汪精卫感情激荡，当即写成一首《金缕曲》送给陈璧君。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潺愁，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汪精卫在《金缕曲》后面，又用血写了五个字“勿留京贾祸”，让陈璧君赶紧离开危险的北京。过了几天，汪精卫收到狱卒转来的陈璧君的一封信，陈璧君在信中说：“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

汪精卫为陈璧君的真情所感动：自己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囚人，如果不自首叛变的话，根本没有出狱的希望，唯一可以盼望的是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但那一天什么时候才会来呢？是１０年后还是２０年后？也许他见到陈璧君的那一天，双方已是白发苍苍的垂暮之人，也许他永远再也见不到陈璧君了。但又有什么比这种心中的结婚更具有真正的爱情呢？汪精卫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一个大字“诺”。

陈璧君接到汪精卫的血书哭了三天，但也高兴汪精卫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真情。于是陈璧君按照汪精卫的话，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参加革命。

此后革命的形势发展之快，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爆发，在短短十几天内，全国二十多个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清廷为了挽回颓势，急忙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当然最大的政治犯就是汪精卫和黄复生两人。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６日，清廷宣布释放汪精卫和黄复生，北京各界一千余人前往法部大狱门前欢迎这两位刺杀摄政王的义士。１９１１年１２月，汪精卫乘船到上海，那里陈璧君正等着他。从此这对经过革命生死考验的革命夫妇正式成婚，以后两人再没有分离过，直到汪精卫死去。

辛亥革命成功后，汪精卫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一不作官，二不作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汪精卫和陈璧君举办了盛大的结婚仪式后，返回他８年没有回过的故乡拜见兄长。然后于１９１２年９月，携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留学。

谢选骏指出：汪精卫丧失斗志，大概就是从陈璧君那里开始的。因为陈璧君像个男人，就把汪精卫变成个女性了。

【第二部分：《打倒独裁者蒋介石》】

第二部分之一：起草总理遗嘱的人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北京的满清政府依然存在，满清政府的手中还握有比革命军更为强大的军队。这时中国面临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双方采用武力对决的手段，在中国进行一场大流血的“南北战争”，胜者用武力统一中国。如果双方一时间僵持不下，中国就有南北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危险。另一种选择是双方采用和平的议和方法统一中国，当时和平议和的关键掌握在袁世凯手中，“南北战争”能够避免吗？人们把视线聚焦在袁世凯身上。

现在中国人一提起袁世凯，就条件反射地在头脑中浮现出一个“窃国大盗”的形象，简单地把袁世凯划为开历史倒车的人民公敌，但实际上的袁世凯并非如此简单。由于袁世凯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的敌人，所以国共两党的历史书都对袁世凯大加诋毁，把袁世凯描绘成一个充满权力欲的野心家，一些历史书还误传袁世凯出卖谭嗣同等人的恶迹。其实１９１２年，袁世凯在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心中的威信，要远大于孙中山。在清末，袁世凯就象当年苏联的叶利钦一样，是清政府中改革家的代表，清政府后期的诸多改革，多数出自袁世凯之手。在叶利钦上台以前，谁会预测到他会从民主的旗手变成独裁的君王呢？袁世凯也象叶利钦一样，上台前也曾赞美声一片。

孙中山的民国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了两个最基本条件：清帝退位和采用西方式的共和制国体。对于清帝退位，袁世凯等汉族大臣基本全部赞成，可是在打倒清帝后，中国该采用什么国体的问题上，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袁世凯本来是梁启超等人“开明专制”的支持者，也认为中国不适合搞共和制。不过袁世凯还是同意了南方政府采用共和制的方案，但要求中华民国总统有近似于独裁的权力。最后南方政府同意了袁世凯的集权总统方案，南北政府合并，使中国避免了内战和分裂的危险。

如果说袁世凯有什么“功绩”的话，应该首推“统一中国”。当时革命党人十分激进，不少人提出了分省自治的提案，如果当时没有袁世凯坚持维持一个强权的中央政府，中国很可能就要分成几个国家。另外蒙古和西藏当时是清王朝的藩属国，辛亥革命后，俄国和英国曾设法谋求蒙古和西藏脱离中国，但袁世凯积极与列国交涉，保全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

袁世凯出任第一任中国民国总统，并非窃取了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是当时的众望所归。袁世凯虽然赞成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但并不赞成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而倾向于搞开明专制。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的革命目标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辛亥革命虽然实现了三民主义中推翻异民族统治的“民族主义”目标，可是在平均地权、男女同权方面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方面，却几乎没有达成当初的目标。不少同盟会成员批评孙中山不应该放弃同盟会当初的平均地权、男女同权等革命目标，汪精卫也向孙中山进言，希望同盟会不要仅仅满足于打倒满族人政府，但孙中山却以为这样的妥协是必要的。

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０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多位南方政府人员组成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曾邀请汪精卫这位全国著名的反清英雄出任广东省都督，这对于一个还不到３０岁的青年来说，是极有诱惑力的官职，但汪精卫却婉言谢绝，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不作官，不作议员”的承诺，于１９１２年９月携陈璧君一齐前往法国留学。

为了在议会中对抗袁世凯的总统强权，同盟会联合其它一些党派，在１９１２年８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出任国民党理事，宋教仁出任理事代理，但国民党的实权基本上掌握在宋教仁手里。随着政局的发展，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袁世凯的开明独裁路线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后发展成为公开的斗争。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南方的革命派一齐举起了反袁的旗帜，这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开始后，汪精卫应孙中山之招，从留学的法国紧急回国，参加革命。但“二次革命”的革命军在袁世凯的强大政府军面前很快土崩瓦解，１９１３年９月１日的南京陷落，标志着“二次革命”失败。“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亡命日本，汪精卫亡命法国。

“二次革命”失败后，汪精卫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前汪精卫以为中国的一切罪恶之源就是满清政府，只要打倒了满清政府，中国就一下会变成一个民主强盛的国家。但是汪精卫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曾经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竟然得到这样一个结局，革命不但没有使中国民主强盛起来，反而比以前清王朝的时代还要糟糕。一个人对一个事业投入的越多，对事业失败的悲痛和挫折感就越大。汪精卫曾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都交给了革命，却换来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使汪精卫的革命理想消失得无影无踪。汪精卫一下从一个狂热的革命青年，变成一个踌躇多疑的政治家。

在法国，汪精卫进入法国里昂大学攻读社会学。汪精卫在法国学习很勤奋，似乎想远离政治的漩涡，但中国政局的发展，又把汪精卫带回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中。１９１４年７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１９１５年１２月，袁世凯废除共和制，改中华民国的国号为“中华帝国”，自己宣称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在中国引起了新一轮反袁运动，就是所谓的“三次革命”。汪精卫在孙中山的急招之下回国，参加了反袁护国军。袁世凯军队在反袁军面前节节败退，袁世凯不得不在１９１６年３月宣布取消帝制，恢复共和制，并在６月６日急病而死。

尽管汪精卫一直是反袁先锋，把袁世凯称为“人民公敌”，但袁世凯并不记恨汪精卫，反而非常欣赏汪精卫的胆识和才能。在汪精卫流亡法国期间，袁世凯曾经托蔡元培找汪精卫，请汪精卫回国作总统府的高级顾问，但汪精卫拒绝了袁世凯的邀请。从历史上来看，汪精卫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追逐权力的野心家。

“三次革命”表现出中国的老百姓对几千年来延续的帝制已经厌烦，使在中国复辟帝制的企图再也无法得逞。虽然“三次革命”成功地阻止了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但孙中山的国民党并没有得到政权。袁世凯死后，政权依然掌握在握有枪杆子的北洋军阀手中。当时中国之所以形成军阀混战的局面，是由于中国没有征兵制、也没有军官退休制度。当时在中国征召士兵并不是由国家机构统一进行，而是由各路将军私人征召，这就形成了士兵不忠于国家而忠于个人的私家军制度。

孙中山虽然长年从事革命，在民众中也有较高的威信，但由于没有自己的私家军，所以一直无法走上政坛。这使孙中山痛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感到有必要创建一只效忠于自己的军队。但孙中山本人的职业原是医生，自己并不懂军事，也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而孙中山周围的忠实追随者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等人都是书生，没有会带兵打仗的将军。孙中山开始着重搜罗军事人才，在日本军事学校毕业的蒋介石，很快受到了孙中山的青睐。

１９１７年苏联成立以后，开始了输出共产主义的革命外交，中国成为苏联革命外交的最重要国家。苏联宣布放弃沙皇时代与中国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民对新兴的苏联政权产生了极大的好感。苏联看中了孙中山的国民党，而孙中山也正好急需外国的支援，以前积极支持孙中山的日本在提出苛刻的２１条后，已经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感。于是孙中山开始在苏联的援助下筹建一只完全效忠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１９２４年６月创建了黄埔军校，委派蒋介石出任校长。

由于孙中山接收了苏联援助，苏联要求孙中山和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孙中山答应了苏联的联共要求。但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特别是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对之声。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包括汪精卫和胡汉民，以及刚从苏联考察归来的蒋介石也都反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只有廖仲恺积极支持联共。所以国民党的联共政策基本上是靠孙中山个人的威信强行实施的，这就为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内的清党清共，埋下了伏笔。

１９２４年１０月，直系军阀冯玉祥在北京发动了政变，北京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的临时联合政府。临时联合政府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事，于是孙中山在汪精卫等人的随行下前往北京。孙中山到达北京后立即病倒，送协和医院诊断为肝癌，从此卧床不起。１９２５年２月，孙中山病情加剧，急忙电请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人赴京。汪精卫等人本以为孙中山会主动提出立一个遗嘱，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可是一直到２月２４日，仍不见孙中山有立遗嘱的意思，于是汪精卫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商定，先为孙中山起草一个遗嘱，再根据孙中山的意思修改。

孙中山的遗嘱由汪精卫起草，汪精卫写好遗嘱后，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一起来到孙中山的病榻前。汪精卫眼含泪水对孙中山说：“希望总理留下一些话，好让我们去做。我们恳请总理生前留下遗嘱。”宋子文和孔祥熙也说：“汪先生是代表在京的政治委员会提出这个意见的”。

孙中山问：“你们要我说什么呢？”

汪精卫说：“我们预备好了几句话，读给总理听。总理如果赞成，便签个字，当作总理的话。如果总理不赞成，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话，我可以代笔记下来，也是一样。”

于是汪精卫掏出写好的遗嘱，大声朗读起来：“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孙中山听完后说：“好呀，我很赞成。”没有一字添改。于是这篇汪精卫写的“总理遗嘱”，就当作孙中山的政治遗嘱公开发表。

为什么孙中山没有主动提出自己的遗言，为什么孙中山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由于孙中山没有指定接班人，结果造成了后来国民党内部长期内斗不断，这也是孙中山埋下的不幸之种。也由于孙中山没有指定接班人，国民党内没有人敢接任总理之位，只好宣布取消总理制，把总理这一称呼永远让给孙中山。此后国民党的领导体制开始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

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中，汪精卫是呼声最高的接班人。汪精卫是同盟会中资格最老的一辈，有敢于自我牺牲的英雄光荣史，有革命成功后不谋求当官的君子风度，更有鲜有人比的文才和口才，这在国民党中都是无人可比的。加之汪精卫的个人生活作风也非常为人称道，汪精卫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中，都是鲜有人能够做到的。

在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孙中山原来的大元帅府改组，改为国民政府，设国民政府主席为最高领导人。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汪精卫以全票当选国民政府主席，成为孙中山以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但汪精卫却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就是他没有一只忠于它的私家军，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社会中，汪精卫这样的文人书生，注定不能在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坐得太久。

谢选骏指出：这不是理由，斯大林、毛泽东也非武人出身，为何他们就能控制军队呢？

第二部分之二：短暂的汪主席时代

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国民党总理孙中山逝世。由于孙中山逝世前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汪精卫以他在党内的资历和声望，被推举为孙中山之后的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１９２５年６月２６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行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

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７月２日，汪精卫在１０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汪精卫的发言得到了在场军民的热烈欢迎，到处响起“拥护汪主席”的口号，这是汪精卫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日子。

汪精卫的国民政府遵守孙中山“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积极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位居国民政府的要职。比如汪精卫任命共产党员的谭平山为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长，林伯渠为秘书长，帮助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使共产党的势力在国民党中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一时间汪精卫领导的国民政府似乎一切顺利，但一个多月后发生的廖仲恺暗杀事件，一下使汪精卫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

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由各种势力混杂而成的政党，党内分有不少派阀。在孙中山生前，各个派系畏于孙中山的威望，没有出现激烈的派系斗争。但孙中山殁后，国民党失去了威振全党的重秤，党内的派系斗争开始表面化和激烈化。当时国民党主要分为左派和右派两派：左派支持孙中山的联共“三大政策”，其代表人物是廖仲恺，右派则反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其代表人物是胡汉民。汪精卫则是中间偏左的立场。

胡汉民也是一直在国民党内地位很高的人物，曾多次在孙中山不在时，代理孙中山的大元帅职务。孙中山去世后，胡汉民也是很有希望接任国民党领导人位置的候选人。然而在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这使胡汉民非常不满。原来在东京同盟会时代，胡汉民和汪精卫本是生死之交的密友，胡汉民曾为营救汪精卫而披心沥血。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在权力面前，他们之间的友谊开始破裂，胡汉民开始支持党内的右派反对汪精卫。这正应验了中国的古话：“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权力对人的腐蚀作用实在太大了。

１９２５年８月１９日，廖仲恺在国民党部大门前，遭５名枪手的枪击身亡。廖仲恺被刺案惊动了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汪精卫亲自组成了特别委员会，调查廖仲恺被刺案的凶手。可是汪精卫没有想到调查的结果，却显示出胡汉民是刺杀廖仲恺的幕后策划者。汪精卫念及当年他们两人在东京时代的旧情，没有公开处分胡汉民，只是将胡汉民以国民政府特使的名义派往苏联考察。１９２５年９月２２日胡汉民前往苏联，但汪精卫这个举动被一些国民党左派批评为有徇情枉法之嫌。

廖仲恺一死，汪精卫就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遭到一批国民党右派的猛烈反对。由于右派的台柱人物胡汉民被迫离职出国，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政府已无法立足，于是他们跑到北京另立中央。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３日，戴季陶、林森等一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了自称为“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这就是所谓的“西山会议”，与会者也被称为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以反对联俄联共、反对汪精卫“左倾”为主要议题，通过了一系列反对联俄联共的决议案，并罗列汪精卫“为共产党护符”的九大罪状，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以观后效。

虽然右派的反汪气焰十分嚣张，但由于最为重要的军权仍掌握在左派手里，所以西山会议并没有形成很大气候。１９２６年４月１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在会上重申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三大政策，汪精卫说：“西山会议派打出反对联俄联共的旗帜，就是打出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旗帜，所以成为总理的叛徒，革命的蟊贼”。

汪精卫的左派立场得到了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高度评价，在汪精卫当政期间，共产党的确得到汪精卫很多的关照，要不是汪精卫后来当了“汉奸”，共产党很可能要把汪精卫和张学良并列起来，誉为反蒋英雄。在“国民党二大”上，汪精卫当选执掌最高权力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此时蒋介石却以“流星般的速度上升”，成为党内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

１９２４年１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等人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而蒋介石不但不是中央委员，连候补委员都不是。但１９２４年５月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后，一举成为国民党党军：国民革命军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在中国往往是得军队者得天下，蒋介石凭借掌握的军权，在国民党中的地位飞速上升。当然蒋介石的跃升，在相当程度上也得益于汪精卫的大力提拨和重用。１９２５年１０月，汪精卫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东征陈炯明的命令，汪精卫亲自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汪精卫那时还没有想到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字辈蒋介石，居然会在一年后成为掌握国民党的实权人物。蒋介石东征陈炯明取得胜利后，在国民党中名声大振。１９２６年１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国民党中最有实力的人物。

不过蒋介石能够飞速掌握国民党的实权，还与汪精卫过于淡泊权力有关。汪精卫在党内的资格最老，和孙中山的关系最近，又有敢于自我牺牲的英雄事迹，所以汪在国民党内的声望首数第一。汪精卫为人诚实、不贪钱财、特别是在个人生活方面，汪精卫不抽烟、不酗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腐败的中国政界，是一种非常清高的存在，和他周围的污浊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是类似于“圣人”的偶像，是大家非常尊敬的革命老英雄。但大家总是对汪精卫敬而远之，在国民党内从来没有形成过所谓“汪精卫派”，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有句格言说：“水至清则无鱼”，汪精卫品格过于清廉，所以愿意跟随他的人就很少。在中国善于玩弄权术的人总是以“封官许愿”等物质刺激的方法，来召集网罗自己的跟随者。汪精卫不但不搞“封官许愿”，还对自己的部下要求很严，由于跟汪精卫干捞不到什么好处，所以愿意跟随汪精卫的人就很少。另外汪精卫也不会用“结拜兄弟”等方法来拉拢有权势的人，蒋介石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卫婉言谢绝。按照西方的标准，汪精卫这样有出色口才笔才，又有充分政治责任感和生活清廉的人，是非常理想的政治家。可是汪精卫这样西方型的政治家，却不适合于中国污浊的政治土壤，这也是汪精卫一生的悲剧所在。

对于具有走向权力顶峰野心的蒋介石来说，汪精卫是一个需要排除的障碍。蒋介石刚开始时是以一个积极拥共的左派形像出现，曾发表声明痛斥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反汪行为，得到了汪精卫的信任和重用。但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后，就开始向反共的右派靠拢，成为右派的领袖人物。为什么国民党内会出现强大的反对“联俄联共”的右派势力呢？这其实与苏联的中国政策有关。

１９２３年列宁的秘书马林访问孙中山，表示苏联准备在政治和军事上，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孙中山对苏联也很有好感，两人一拍即合，达成了协议。从此苏联向孙中山提供大量的金钱武器，孙中山靠苏联的支持建立起黄埔军校，创建起一只国民党自己的军队。但孙中山得到苏联支持的代价也不小，孙中山特聘苏联人鲍罗廷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有极大的发言权，国民党的各项政策行动都要征求苏联代表的同意。孙中山殁后，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决心完成孙中山的遗志，北伐统一中国。但北伐所需的武器军费，全靠苏联人提供，随着苏联对国民党援助力度的加大，苏联派遣了大批军事顾问进入国民革命军的各个师团。

但苏联顾问们并不懂尊重中国的礼节和习惯，在国民党军队中以傲慢的太上皇身份出现，对国民党军队的内部事物指手画脚，引起了很大一部分国民党军人的反感，也使很多国民党领导人怀疑苏联有在政治军事上控制国民党的野心。蒋介石曾叹息说：“呜呼，赤化也，共产也，俄人掌握政权也。”接替鲍罗廷的苏联顾问季山嘉到任后，对中国人更是非常傲慢，特别是季山嘉与国民党军队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私人关系极差，季山嘉见到蒋介石，不是冷笑就是挖苦，几乎反对蒋介石的每一项计划，这促成了蒋介石反俄的决心。

更为糟糕的是，季山嘉改变了以前苏联逐步改造国民党的计划，开始公然帮助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扩充势力，试图让中共从内部颠覆国民党，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季山嘉向国民军的各个师团派遣共产党员作党代表，当时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８０的党代表都由共产党员担任。然而季山嘉的激进赤化行动，遭到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强烈反对。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国民军最精锐的中山舰，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忽然驶入黄埔，中山舰除去炮衣摆出战斗阵势，停靠在黄埔军校旁，有搞军事政变的嫌疑。尽管到现在为止，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仍然不很清楚，但有不少迹像表明可能是苏联顾问季山嘉策划的。中山舰长李之龙是共产党员，中山舰的行为又让人联想到俄国十月革命时巡洋舰炮击冬宫的历史画面，所以蒋介石认定共产党要搞暴动，于是下令包围苏联顾问公馆，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将第一军中的党代表全体免职，并逮捕了中山舰长李之龙。

当时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又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这么大的行动事先不通知汪精卫，显然是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和汪精卫对抗。汪精卫对蒋介石无视合法国民党中央政府而擅自行动的行为非常愤怒，准备召集中央委员处置蒋介石的越权行为，但大部分中央委员却都替蒋介石说话，赞同蒋介石的排俄排共行动。汪精卫看到他这个最高领导人已被蒋介石架空，如果他和蒋介石搞直接对抗，势必引起国民党内部的严重分裂。既然国民党中央的大部分人都赞成蒋介石，为了维护国民党的整体利益，汪精卫决定以主动辞职的方式，把政权交给蒋介石。

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２日，汪精卫在临时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我是革命政府和党的代表，这件事的发生我也有责任，我只责己不责人，一切均由我不能尽职所造成，我将引咎辞职。此事一切善后工作，均由蒋同志去办。”当时汪精卫之所以轻易把政权让给蒋介石，是因为当时汪精卫以为蒋介石和他的对抗只是出于政治观点的不同，没有想到蒋介石上台后会搞个人独裁。汪精卫本是一个淡泊权位的人，本来并没有和蒋介石争权的野心，但当蒋介石明显在国民党内搞个人独裁后，汪精卫才站出来成为反蒋的核心人物。

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１日，汪精卫离开广州前往法国马赛。汪精卫辞职后，广州国民政府于６月６日推选蒋介石为中央军委主席兼北伐军总司令。后来蒋介石又出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介石的排俄排共政策虽然得到了国民党中相当的支持，但国民党北伐还要依靠苏联的经济军事援助，还没有和苏联摊牌的资本。所以蒋介石在处理中山舰事件时，提出“对人不对俄”的方针，要求俄国撤回顾问季山嘉，重新派鲍罗廷任国民政府顾问。苏联接受了国民党的要求撤回了季山嘉，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一时得到了缓和。

蒋介石上台后，立即开始着手北伐。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北伐军攻占了南昌、武昌，这引起了北方军阀们的震惊。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等人组织起“安国军”和北伐军对抗。安国军司令张作霖开始在北京搜捕共产党员，许多共产党员逃入苏联大使馆避难。由于苏联是北伐军的总后台，张作霖不顾国际法，派军队强行进入苏联大使馆抓捕共产党人，并搜缴出多份机密文件，包括蒋介石和冯玉祥向苏联借款的契约书以及苏联向北伐军提供武器的清单表。张作霖从苏联大使馆抓出的中共最大级人物是李大钊，张作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武夫，立即判李大钊等二十人死刑，包括李大钊十七岁的女儿。

北伐军在军事上的进展虽然顺利，但蒋介石的独裁作风却引起了很多国民党人的反感。尽管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大部分国民党领导人站在蒋介石一边，赞成他排俄排共的“敢行”。但是蒋介石当权后表现出来的独裁霸道，又让人们回想起作风民主的汪主席的好处，于是“拥护汪主席，请汪主席回国复职”的呼声四起。１９２７年２月，孙科等人组成“迎汪行动委员会”，以国民党临时中央会议的名义，致电汪精卫，敦促他回国复职。蒋介石后来也挡不住“拥汪”的浪潮，只好也打电报请汪精卫归国复职。在法国的汪精卫收到了雪片般飞来的请求他回国复职的电报，最后蒋介石也打来电报说：“如果先生再不回国的话，我就要出国了”。

汪精卫看到这些电报后感叹道：“看来我不回去不行了”。１９２７年２月下旬，汪精卫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从此汪精卫开始了他与独裁者蒋介石的斗争。但此时的蒋介石羽毛已经丰满，汪精卫手里又没有军队，已经无法有效地抗衡蒋介石了。

谢选骏指出：蒋介石几度下野，汪精卫为何无力接管其兵权？

第二部分之三：从拥共到反共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自责辞去国民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出国。蒋介石接任国民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介石上台后，虽然一改孙中山和汪精卫时代的亲俄政策，但并没有和苏联人摊牌。苏联当时受到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孤立，在海外只有中国国民党一个朋友，所以也不愿轻易和国民党把关系搞糟，苏联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撤回态度傲慢的顾问季山嘉，重新派态度比较谦虚的鲍罗廷出任国民政府顾问，使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一时得到了缓和。

蒋介石上台后，１９２６年７月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北伐。据近年的一些研究资料显示，苏联对国民党政府提供了高达数百万美元（当时价格）的军事援助。当时中国是个穷国，各个军阀并没有多少钱购买军火，而资本主义国家“死的商人”军火商，决不会象苏联那样提供无偿的军事装备，所以苏联的援助使各个军阀部队在军事装备上，大大劣于北伐军。比如大军阀之一张宗昌的部队，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枪，连军服也长年不更新，士兵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还有很多人连鞋都没有。部队里发的一点军饷全被各级军官装入自己的腰包，张宗昌自己也生活非常靡烂，有妻妾４２人，其中２１人是白人。这样的军队没有战斗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苏联的援助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允许共产党人在北伐所到之处发动工农，并在军队中进行帝国主义问题、农民问题的激烈宣传。当时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来就很痛恨，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又使中国人的仇外情绪火上浇油，使北伐军和外国人造成了严重摩擦。１９２７年１月３日，北伐军不顾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外国租借的国际条约，强行进入英国在汉口的租界，和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发生了交火，双方各有死伤。１月６日，北伐军再次强行进入在九江的英国租借。如果是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大英帝国肯定再次纠集八国联军惩罚中国，但一次大战后英国的国力大大衰退，只好默认中国军队武力收回汉口和九江租借。

可是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７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后，激愤的士兵的狂乱行动，引起了造成很大国际麻烦的“南京事件”。北伐军进入南京后对外国领事馆、教堂、商社等进行了武装袭击，打死英美法意等国６人，打伤数十人。特别是英国领事被北伐军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龙刀斩首示众，英国领事夫人被２７名北伐军士兵轮奸至重伤，此外还有上百名外国妇女被北伐军士兵强奸。北伐军的“暴行”使列强们十分震惊：义和团又来了！英美在长江上的数艘军舰开始向南京城内炮击报复，打死南京市民２０００余人。不过日本军舰被政府下令不得开炮，日本舰队司令驶回上海后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说：他奉命不准开炮，以至海军保护侨民不周，无面目以见国人。（据日本报道，日本在“南京事件”中重伤５人，被强奸者３５人）。

蒋介石对这种情况非常担心：这样下去北伐势必引起各国列强的干涉，就要破灭国民党消灭军阀统一中国的大业。蒋介石认为这一切都是共产党的帝国主义理论煽动所造成的，不和共产党分家，北伐就不能成功。蒋介石下了“分共”的决心。尽管蒋介石的“分共”主张得到大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支持，但当时蒋介石身兼各种要职，培植私人势力，搞军事独裁的倾向也十分明显，所以反对蒋介石独裁，请汪精卫回国重新担任国民党领导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也感到众怒难犯，只好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大局，蒋介石给汪精卫拍电报说：“如果先生再不回国的话，我就要出国了”。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于１９２７年２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在汪精卫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斯大林希望汪精卫回国后重用陈公博等左派人士，嘱咐汪精卫说服蒋介石不要赶鲍罗廷回国。原来苏联将最高顾问季山嘉换为态度比较谦虚的鲍罗廷后，仍和蒋介石龌龊很多。一次鲍罗廷对蒋介石说：“你想让众人不说话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个故事罢。古时西方有一个国王，极讨厌大臣们说话。有一天，他对大臣们说：‘你们说话太多了，我不喜欢。’大臣们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陛下要我们不说话，只有去找狗。”蒋介石认为鲍罗廷有意羞辱他，又要赶鲍罗廷回苏联。汪精卫向斯大林表示回国后要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并做好蒋介石等右派的工作。北伐军攻克汉口后，原来在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汉口，而蒋介石的北伐军总司令部却设在南昌。在汉口的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把北伐军总司令部迁往汉口，而在南昌的蒋介石却要求把国民政府迁往南昌，两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蒋介石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拒绝把司令部迁往南昌的作法，显然出于私心。在蒋介石看来，驻扎汉口的部队都不是他的嫡系部队，他到南昌必然处于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蒋介石和武汉国民政府的迁都之争，使人们更加感到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危险。

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０日，就在汪精卫回国的途中，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蒋会议，与会者们一致认为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意培植私人势力，现在又挟军力与党和政府对抗，制造军事独裁。如果不及早加以抑制，蒋介石必将成为袁世凯第二。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议案，“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等，均意在提高党权，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会议还通过今后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汪精卫为首的７人集体领导。汪精卫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

北伐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的北伐军司令部迁往南京，这时国民党已形成在汉口的国民政府和在南京的蒋介石派系两大阵营，两个阵营都拉拢汪精卫加入他们的阵营。以当时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加入哪个阵营就会大大加重该阵营的砝码。７０年前的交通不比现在这样快捷，１９２７年４月１日汪精卫乘坐的邮轮到达上海时，北伐军已经攻占了上海。蒋介石派他的私人代表吴稚晖前往码头迎接汪精卫，在这以前，蒋介石向全军发表欢迎汪精卫回国领导的通电：“自今以后，所有党政、民政、财政、外交等等，均须在汪主席领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统帅全军而服从之。”４月３日，汪精卫到法租界孙中山的故居，和蒋介石以及在沪的国民党高级军政干部会谈。

吴稚晖说：“现在共产党以武汉为中心，从城市到农村都在搞暴动，武汉的国民党已被共党所胁持，迟早要被吃掉”。蒋介石说：“目前我党已处于一个危险时期，也是一个转折关头，如果让共党再猖狂下去国民党就要垮台，现在一切党国命运在于汪主席复职。”汪精卫说：“蒋先生要兄弟来究竟要做些什么呢？”蒋介石说：“第一是复职。第二是把苏俄代表鲍罗廷赶走，此人在武汉成了太上皇，非把他赶走不可。第三是分共。这三件事必须坚决做，立即做，请汪主席指示。”

汪精卫回答说：“联俄容共的政策为总理手定，不可轻言更改。此事事关重大，须召开四中全会做出决定。党的民主制度、组织原则是必须遵守的。”吴稚晖站起来激动地说：“汪兄弟，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要讲什么组织原则，还要对共党心存幻想。”接着李宗仁、李曾石等人纷纷发言，反对汪精卫的意见，要求汪精卫不要偏袒中共。汪精卫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但他仍然坚持原则，毫不退让。最后汪精卫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这时吴稚晖忍不住激动，扑通一声跪倒在汪精卫面前，流着眼泪说：“汪先生，汪主席，看在党国面上，你就放弃袒共立场，留在上海领导吧！”汪精卫被此举搞得不知所措，拔腿逃避上楼，口中连声说道：“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最后会议就在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气氛中结束。

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人第二天继续开会，这次汪精卫改变了昨天的强硬态度，同蒋介石达成了初步协议。协议规定：一、４月１５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二届四中全会上决定一切；二、通告共产党暂停在国民政府内的一切活动，听候中央开会决定；三、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从蒋总司令的指挥。汪精卫知道蒋介石是暂时的妥协，为了从政治上压倒蒋介石，汪精卫私下找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要求陈独秀发表一个不反对国民党的宣言，堵住蒋介石说共产党要搞暴动的口实。

４月５日，汪陈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宣言最后说，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到底，绝不受人离间。

《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激怒了国民党的右派。本来国民党的右派并不支持蒋介石的独裁，只是赞成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他们原来寄希望于汪精卫回国后带领他们反共，遏制蒋介石的独裁。可是《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表明汪精卫坚决容共的态度，使国民党中大部分反共又反蒋的人士，不得不归集于蒋介石之下共同反共，使蒋介石成为反共英雄。如果汪精卫当时打出坚决反共的旗帜，就很可能会得到大部分国民党人的拥戴，就有可能阻止蒋介石后来的军事独裁。可是当时汪精卫并没有看清大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士要求“分共”的呼声，坚决执行孙中山的容共政策，使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号召力大为下降，也从反面为蒋介石的独裁铺平了道路。

《汪陈联合宣言》不仅是汪精卫悲剧的开始，也是陈独秀悲剧的开始。当时共产党内的激进分子，也非常不满国民党的越来越明显的排共政策，要求共产党不再寄人篱下，主动离开国民党单独搞革命。陈独秀发表与国民党联合到底的《汪陈联合宣言》，被大部分共产党人认为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的宣言，此后不久就罢免了陈独秀总书记之职。

汪精卫在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之后，就乘船前往汉口。汪精卫到达汉口后，受到大量群众的夹道欢迎，使汪精卫非常感动。在１０万民众参加的“迎汪大会”上，汪精卫说：“中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表明了汪精卫坚决执行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正当汪精卫在汉口高呼“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时候，在上海的蒋介石却于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发动了武力清共的命令，这就是所谓的“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中，关闭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总工会和党部，解散了工人纠察队，大肆抓捕共产党员，三天之内就处死３００余人，逮捕５００余人，还有数千人失踪。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汪精卫说：“蒋介石的反共，只是一种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动，丧心病狂之至，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４月１８日，汪精卫又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说：“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为反动，罪恶昭章。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着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为了对抗武汉的正统国民政府，蒋介石干脆在南京也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以免在名分上输给武汉国民政府。４月１８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

尽管汪精卫竭力主张联共，但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中的反共情绪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共产党的农民运动过于激烈，而国民党的中下层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他们的父母亲友在故乡被共产党农会揪斗，使他们愤愤不已。最后连革命军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何健在一怒之下，指使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数百人。“马日事变”后共产党向国民党武汉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惩处“不法军官”，但大部分国民党官员却袒护许克祥，使许克祥安然无恙。

此时共产国际也感到武汉的国民党靠不住，密令武汉的中共自己组织“工农革命军”，改组国民党武汉政府，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公有制。共产国际派印度人鲁易将此密令，即所谓《五月指示》转交武汉的中共中央。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鲁易到达武汉后，却在把《五月指示》交给中共以前，先交给了汪精卫。原来鲁易过分相信汪精卫，认为汪精卫铁心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左派，出示密令以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希望汪精卫和共产党共同奋斗。

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后大吃一惊，密令中写到：一、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二、在湖南湖北组织一只由２万共产党员和５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四、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

汪精卫看完《五月指示》后冷汗直冒：原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从内部颠覆瓦解国民党，根本没有和国民党一心合作的诚意。于是汪精卫由拥共一百八十度转为反共，成为一个坚决的反共人士。

汪精卫随后找苏联最高顾问鲍罗廷，汪精卫说：“玩火者必自焚，我们要使火烧向敌人而不是烧向自己。”鲍罗廷不解地问道：“汪先生，你所说的敌人是指谁？”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的抄件说：“鲍罗廷先生大概已经看过这个指示了吧？如果共产党执行你们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国民党就完了。可以警告你们，你们打错主意了！”鲍罗廷不知道汪精卫怎么会得到这个密件，他急忙解释说：“我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这个指示我知道。如果中共要执行这个指示，国共合作必将破裂，这是我极不愿意看到的。我将说服陈独秀，希望不会发生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态”。

鲍罗廷本人的确也不赞成共产国际的这个极左指示，《五月指示》传达到中共后，很多领导人也十分恼怒。１９２７年７月４日，在鲍罗廷的主持下，中共在汉口三教街紧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书记陈独秀首先发言说：“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革命的形势已转入严重的阶段，资产阶级已经叛变。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袖汪精卫，乃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其政府即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虽然汪精卫对工农革命中的过火行动比较反感，对鲍罗廷同志的态度也不十分友好，但这是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动摇性的表现。”

鲍罗廷接着说了汪精卫找他谈话的经过，然后说：“我十分遗憾地接到汪精卫签署的通知我回国的命令，看来他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但我们还是要争取他，希望他能坚持三大政策，扭转当前的局势。”陈独秀又说：“汪精卫的思想我很了解。他从法国回来后就找我发表共同革命的宣言，说明他是主张三大政策的，昨日如此，今日也如此。至于土地革命，我在五大开会时讲过，政策是正确的，但必须防止过火行动，不要使武汉国民政府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不要逼汪精卫走分共的道路。”

陈独秀和鲍罗廷主张对汪精卫进行妥协，暂不执行《五月指示》的命令，放弃激进的土改运动，争取和汪精卫继续合作。但是陈独秀的妥协主张却遭到大部分激进共产主义分子们的反对。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人均明确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李立三更提出要陈独秀作检讨检查错误。

第二天，中共宣布改组，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由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领导小组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五人领导小组当即起草了一份《宣言》，于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３日公开发表。《宣言》说：“目前，革命已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最近已公开准备政变。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看到中共发表的宣言后，汪精卫于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说：“我们从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同志们，目前本党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口，必须在这个会上作出生与死的抉择。”到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孙科、李宗仁、唐生智等，纷纷发言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声称三大政策是孙总理亲自制定的，违背三大政策就是总理的叛徒。但陈友仁的发言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最后陈友仁不得不退出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在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但汪精卫说：“我们不象蒋介石那样搞武力清党，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本来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算象蒋介石那样武力清共，而是准备让共产党和平地退出国民党，汪精卫也声称要“保护共产党人之身体自由”。可是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激进指导下，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辖的二十军军长贺龙等人，于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

南昌起义使武汉国民政府放弃了和平分共的政策，开始搞武力分共。１９２７年８月８日，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也开始了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彻底破裂。

国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还是在于两党的方针目标有根本的差异，两党合作其实不过是一种相互利用。国民党利用联共争取苏联的军事经济支持，而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两党最后走向诀别，也是终究要发生的必然事件。蒋介石搞暴力镇压共产党固然不对，但如果共产党能够采取陈独秀等人的妥协政策，不搞激进的共产主义暴力运动，共产党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的联合，可能会持续更长一些。

谢选骏指出：汪精卫性格柔弱，想要两边讨好的结果，是两边都不讨好。

第二部分之四：第一次反蒋的失败

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抛开国民党干革命的《五月指示》密令，是造成武汉国民政府“分共”的直接原因。为什么共产国际会突然传来一个《五月指示》呢？这与当时苏联内部进行的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权力斗争有关。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持比较现实的态度，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而托洛斯基却持比较激进的态度，要求中国共产党抛开国民党干革命，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

斯大林通过苏联驻国民党政府顾问来指导中国革命，苏联顾问鲍罗廷是斯大林的代表，而托洛斯基却通过共产国际这个组织来指导中国革命，带来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印度人鲁易则是托洛斯基的代表。这样的双重指导，也给中共带来了很多麻烦，中共内部也分为现实的斯大林派和激进的托洛斯基派，在当时似乎支持激进革命论的人占了上风。在南昌起义问题上，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３日斯大林派来接替鲍罗廷的苏联代表罗米那兹，强烈反对中共搞武装暴动的南昌起义，但并没有说服中共的激进派。

汪精卫看到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抛开国民党干革命的《五月指示》后，开始要求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进行所谓“分共”。当时武汉政府的大部分国民党人都赞成分共，只有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和外交部长陈友仁等很少数人反对分共。宋庆龄反对分共的理由，和后来中共的华国锋等“凡是派”差不多，声称凡是孙中山生前亲自制定的方针政策都不能变，否则就是总理的叛徒。

汪精卫反驳宋庆龄等“凡是派”的意见时说：“孙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根据其三民主义之原则来发展他的观点，改变他的策略。当初他联合袁世凯，后来经过事实的教训就发动了讨袁，当初他依赖陈炯明，后来他又义无反顾地发动征讨陈逆。如果孙先生看到今天武汉的形势，看到共党正虎视眈眈地欲篡我党之权、我党之军，他会怎样？他一定会改变他的三大政策的。”

本来汪精卫和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算象蒋介石那样武力清共，而是准备让共产党和平地退出国民党。但共产党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的“南昌起义”后，使武汉国民政府的和平分共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也开始逮捕处死共产党人。汪精卫后来检讨说：“由于我的误谬纵容，才使共产党发展到这个地步”。汪精卫的“容共”政策使他在国民党内部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

武汉国民政府开始“清共”后，武汉政府和南京蒋介石政府之间的根本分歧就消失了，很多国民党人开始要求分裂的武汉和南京政府重新统一。１９２７年８月初，冯玉祥分别致电宁汉政府，请求双方重归于好，合二为一。武汉政府坚称自己是正统政府，斥责蒋介石违背党统党纪，在南京另立政府是“以军治党、以党窃权”，是搞个人独裁的结果。汪精卫提出宁汉政府重新联合的前提必须是蒋介石下台，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人要求宁汉统一的呼声也很高，特别是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军队的势力膨胀，也从侧面催促蒋介石下台。

正巧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在１９２７年８月初的徐州作战中，又败于孙传芳的军队，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提出需要“休息一下”，于８月１２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８月１４日正式发表下野宣言，前往日本访问。蒋介石的下野使汪精卫等反蒋派松了一口气，８月１９日汪精卫代表武汉政府发表《迁都南京宣言》，汪精卫以为从此国民党就可以实现“以党治军”的文人领导，消除军人独裁的疾患。

但汪精卫却想错了，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谁枪多谁发言权就大的强权社会，各路将军拥兵自重，汪精卫这样的文人政府根本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管束，更不要说进行领导。蒋介石宣布下野后，支持蒋介石的人纷纷离开南京，南京又成为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军人掌权的军人政权，所谓“才驱走虎，又来了狼”，桂系军人依靠手中的兵权，并不服从汪精卫文人政府的领导。孙中山是一个文人革命家，最早跟随孙中山干革命的汪精卫等人也均是文人政治家，没有效忠于自己的嫡系军队。作为文人政治家的汪精卫要想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社会中搞民主政治，几乎是一种空想。

随着北伐的进行，国民革命军中桂系军队的势力大大扩张，但桂系在党内却没有什么地位，于是统治南京的桂系实力派把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元老请来，帮他们在政府中撑腰。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中最早开始反共的一派，１９２５年１１月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前，召开过反共排共的西山会议，当时汪精卫主持下的广州国民政府在二届一中全会上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案》，并宣布开除林森等１８人的党籍。

然而西山会议派并没有就此绝迹，他们仍在坚持活动。后来西山会议派迁往上海，在上海自行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广州的正统国民政府相对立。在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国共两党合作的《联合声明》时，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斥责汪精卫的行为是“卖党、卖国之罪，愿与国人共弃之。”蒋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后，作出了恢复林森等１８人党籍的决议，但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并不承认这个决议，所以西山会议派对汪精卫耿耿于怀，极力反对汪精卫当国民党的领袖。

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１日，武汉政府、南京政府和西山会议派的三方人士，在上海召开了宁、汉、沪三方中央委员谈话会，讨论宁汉政府合并和统一党务的问题。西山会议派的张继发言说：“既要统一党内各界同志，就要承认上海的中央党部，就要废除二届一中全会上的《弹劾西山会议案》。这个非法决议案是当时左倾路线的产物，必须宣布废除，否则怎么能团结统一党内同志？”

汪精卫反驳说：“中央的决议岂可任意废除，除非由将来的四中全会作出新的决议。”汪精卫的发言遭到宁、沪代表的强烈反对。李宗仁说：“我们迁都南京后，于６月７日宣布林森、张继等１８位同志恢复党籍的决议，所以才有今日统一党务的基础。汪同志，你也不必再坚持过去的决议了。”

汪精卫仍坚持说：“南京的决议我们武汉中央并不知道。现在我提议：西山会议派决不能参加二届四中全会，但为了团结同志，可容纳个人参加，不能容纳上海党部。二届四中全会必须在武汉召开，否则我们武汉的同志不参加会议。”这时宁、沪代表们开始翻汪精卫的旧帐，指责汪精卫反共不力，贻误了党国事业。宁方代表自称他们是反共的先进，而沪方代表则更标榜他们是反共先进中的先进，这使汪精卫不得不自责说：“武汉方面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

在这种拔剑张弩的气氛中，孙科突然站起来提议说：“各位，兄弟提出一项折衷办法，由宁、汉、沪三方共同组织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先使合作告成，然后再谋补救的办法。”孙科的折衷方案得到了大部分代表的同意，由于孙科是武汉方面的代表，汪精卫不好坚持反对，也勉强同意这个方案。

后来在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操纵下，推举出１４名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表，汪精卫虽然名列第一，但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人占据多数，使特委会成为一个桂系军人、西山会议派、以及孙科等人的联合体，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国民党中的重量级人物，均反对这个中央特别委员会。由于当时蒋介石和胡汉民均已下野，汪精卫也于９月１３日通电下野，表示抗议特委会。汪精卫从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又转为反对桂系的军人统治。

汪精卫下野后，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虽然靠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名义执掌国民党中央政府，但他们在军事实力上无法和蒋介石相比，在党内的资历声望又无法与汪精卫相比，所以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政权注定难于长久。汪精卫辞职后，张发奎、李济深等人，在广东召开了迎汪回粤大会，联名邀请汪精卫回广东指导革命。汪精卫于１０月２１日前往广州，然后于１０月３０日召集在粤的中委会成员开会，通电全国否认南京的特别委员会的合法性。汪精卫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非全国代表大会无权取消。成立特委会取代中委会职权，等于取消了中委会，不合党的法统和组织原则。”汪精卫邀集外地的中委会委员前来广州，在广州召开四中全会。面对汪精卫的攻势，南京的孙科等人也发出通电，坚持特别委员会不能取消，邀请各地中委会委员到南京召开四中全会。国民党又出现了宁粤分裂的局面。

就在宁粤双方对峙之时，蒋介石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０日从日本回到上海。原来不少国民党人看到蒋介石走后无人能够解决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混乱局面，纷纷电请蒋介石回国复职，出面收拾混乱的残局。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本来是反蒋的，但汪精卫公开反对他们的特委会后，使他们的政权已难于支撑，所以也表示同意蒋介石回来复职。蒋介石在这次访问日本时办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征得宋太夫人同意他与宋美龄的婚事，二是得到了日本方面对北伐的理解和支持。

北伐军１９２７年３月进入南京时，发生了针对外国人的暴行，为此英美军舰曾向南京城中炮击报复。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１日，英美法意日５国向武汉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同时提出了通牒，要求国民政府正式道歉，惩罚责任者，以及对被害者进行赔偿。南京的蒋介石在列强提出通牒后的第二天发动了“清共”的４月１２日政变，作为对列强通牒的无言回答。本来西方列强对苏联支持下的国民党势力的迅速发展十分担忧，蒋介石的反共政变使英美日等以反共为第一国策的各列强，有了一块石头落地的安心感，所以没有再向国民党要求道歉和赔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争取英美日各国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当时在中国如果没有外国政治和经济的援助，是不可能掌握政权的。蒋介石一旦离开苏联的援助，就必须寻找新的援助国，蒋介石把眼光转向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但由于以前国民党和苏联的关系太深，如果只是进行平和的分共，未必能消除英美日等国对国民党反共之诚意的疑虑。所以蒋介石一不作二不休，用共产党人的鲜血来换取西方列强的信任。果然西方各国对蒋介石的坚决反共大加赞赏，开始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这也是蒋介石后来能够在国民党的多次内斗中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为什么会发生杀戮外国人的南京事件问题上，国外学者比较倾向于北伐军战士自发地发起反外仇外事件。当时北伐军战士在共产党代表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教育下，相信中国的贫穷落后皆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掠夺所造成，所以非常痛恨作为“侵略者”的外国人，自发地发起了杀戮外国人的事件。也有人认为南京事件是苏联的阴谋：由于当时蒋介石反共的迹象已经比较明显，苏联顾问密令在蒋介石军队中的共产党员挑动士兵杀戮外国人，这样就使蒋介石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敌对化，从而断绝蒋介石投靠帝国主义国家的后路。但苏联人的计谋却起了反作用，不但没有阻止蒋介石投靠西方国家，反而促成了蒋介石彻底反共的决心。

蒋介石在１９２７年９月末到１１月初的访日期间，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等政府要人进行了多次密谈。日方要求蒋介石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履行孙中山以前的诺言（据说孙中山以前曾以满蒙的特殊权益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蒋介石则要求日本不援助张作霖，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日本不援助张作霖，支持反共反苏的国民革命取得成功，承认国民党在中国建立政府，并保证向蒋介石提供一笔巨额借款。蒋介石则表示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坚决反共到底。蒋介石访日期间还与美国驻日本的特使进行了会谈，得到了美国支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许诺，而蒋介石则许诺保障美国在中国的一切权益。蒋介石利用“下野”进行的外交活动，取得了日美等列强的政治经济支持，大大增加了他在国民党中的政治资本。

蒋介石一回到上海，就立即给汪精卫拍电报“负荆请罪”，毕竟汪精卫在党内有相当的地位威望，得到汪精卫的谅解才能顺利复职。蒋介石在电报中说：“此后党国重任，惟兄是赖。凡能于党国有益，则弟必尽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图，不渝始终，以尽区区之意。若兄能来沪晤商一切，胜幸焉”汪精卫见蒋介石有诚意，就于１１月１６日乘船赴上海和蒋介石谈判国民党各派的联合问题。没有想到汪精卫一离开广州，张发奎等人就发动了一场倒桂政变，将桂系在广州的部队缴械，尔后张发奎指挥的粤军在梧州一带和桂军相持。共产党人则乘广州城内空虚之机，在叶挺、叶剑英的领导下于１２月１１日发动了广州暴动。

共产党的起义部队自称“红军”，和回师镇压暴动的张发奎第四军发生了激战，使广州遭到了极大的损害。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共产党此次暴动，可说是毫无理性，烧杀之惨，实无前例。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张发奎等人以共党在后方捣乱，破坏其统一两广的大计，愤恨之余，遂也恣意杀戮。下令凡见颈系红巾的，即格杀勿论。人民分不出孰为红军，孰为第四军，只知有红巾亦死，没有红巾亦死。一时广州全市鬼哭神嚎，无辜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

广州暴动之后，全国哗然，一片声讨之声。张发奎等人见众怒难犯，均宣布辞职前往香港。而蒋介石派、西山会议派、以及桂系军人派则借机攻击汪精卫，他们说汪精卫和张发奎等人勾结共产党，蓄意制造了焚杀广州事件，甚至有人说汪精卫本人就是共产主义分子，一时间搞得汪精卫说不清辩不明。南京的特委会要求查办汪精卫，白崇禧甚至找上海的青帮头目杜月笙下绑票暗杀汪精卫。后来虽然查明广州事件和汪精卫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汪精卫作为广州地区的政府首脑难以逃避责任，于是汪精卫１２月１６日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

汪精卫前往法国临行之前，陈公博前来送行。汪精卫劝陈公博也一起去法国，陈公博却提出相反意见，陈公博说：“我总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国。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先生本可不必走的，却走了。四中全会快召开了，李宗仁、胡汉民都离开了，拥护汪先生的人不是没有。凭汪先生的资历和威望，还担心选不上国民政府主席？”

汪精卫说：“蒋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边合作？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我的办事原则。与其受人之羁縻，不如离去。”陈公博说：“我的想法与汪先生不同。合则留，不合则去，虽然有古君子之风，但我认为每个国民对国家都有一份责任。我的处世原则是：合则留，不合则打，打不过才去。我也知道留在上海有一定危险，但我要作一个斗士，上海就是我的斗场。我手下没有兵，但我手中有笔，有一批朋友，我要同蒋介石展开理论上的战斗！”

汪精卫走后，陈公博联合国民党内的一批反蒋民主人士组成了“改组同志会”，即所谓“改组派”，在上海办杂志和蒋介石进行理论上的斗争，汪精卫则成为改组派的精神领袖。

汪精卫一走，国民党中就没有了能够制约蒋介石的重量级人物，蒋介石又开始独揽大权。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在蒋介石的压力下，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特委会宣告结束，１９２８年１月４日蒋介石回到南京正式复职。在蒋介石的主持下，２月２日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统一了国民党各派，使持续了半年之久的国民党党内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二届四中全会明文取消了孙中山在一大时制定的联俄联共三大政策，凡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平反。

这次蒋介石重新上台接受了以前搞独裁引起党内强烈反对的教训，特别注意不给人造成独裁的印象。蒋介石只作军事委员会主席，把最高职位的国民政府主席让给了谭庭楷。此外蒋介石还建议除了南京中央政府之外，再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建立四个政治分会，以便互相进行监督。广州、武汉、开封、太原的政治分会主席由掌握军队实力的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

蒋介石统一全党后，于１９２８年４月重新开始北伐，这次北伐进军顺利，于６月８日攻占北京。７月６日，蒋介石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前往北京西山碧云寺霭见孙中山灵位，蒋介石热泪盈眶地向国父之灵报告他生前统一中国的愿望已经实现。孙中山晚年在国民党中的作风近似于独裁，但国民党是由孙中山一手建起，孙中山在党内具有无人可比、不可动摇的威望。汪精卫则是国民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汪精卫接班后，改组国民党建立了新的集体领导体制，也得到了国民党人的拥护。然而蒋介石上台后，却要学孙中山独揽一切的独裁作法，但蒋介石本人又没有孙中山那样的巨大威望，所以蒋介石挟军队搞军事独裁的做法，在国民党内引起了极大的反感和反对，这也是后来国民党内部激烈斗争频繁不断的主要原因。

这次汪精卫反蒋失败，虽然与汪精卫拘泥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没有把握好国民党内部反共的呼声，搞反共过于迟缓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汪精卫没有一只效忠于他本人的军队，无法制止各路军人的拥兵自重，无法建立中央政府的有效权威。在具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历史的中国，汪精卫这样没有军队背景的文人政治家，要想遏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自然是非常艰难的。

谢选骏指出：没有军队背景可以建立军队背景，谁也不是天生就有军队背景的。

第二部分之五：护党救国运动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中共发起广州暴动之后，汪精卫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汪精卫一走，国民党中失去了政治上能够制约蒋介石的重量级人物，蒋介石又开始独揽大权。１９２８年２月，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统一了国民党各派，使持续了半年之久的国民党党内斗争暂时告一段落。蒋介石统一全党后，于１９２８年４月重新开始北伐，这次北伐军进军非常顺利，除了在济南和日军发生小规模冲突以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挡，仅仅两个月后的６月８日就攻占了北京，宣告北伐成功。

蒋介石这次北伐之所以非常顺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得到了英美等西方诸国的支持。在前一次北伐时，苏联支持国民党，而西方诸国支持北洋军阀。蒋介石于１９２７年４月暴力反共以后，西方诸国开始放弃对其它腐败军阀的支持，转而支持蒋介石。蒋介石统一中国之后，美国带头承认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其它西方诸国不久也承认了南京政府，使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成为被国际上公认的合法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战败后从北京逃往奉天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阴谋炸死。张作霖死后不久，继承父位的张学良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新疆的杨增先不久也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使中国在军阀混战了十几年后，首次出现全国统一的局面。

按照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的设想，在武力统一中国以后，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作为孙中山政治思想中核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把建立民主政治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目标之一。但孙中山并没有准备在革命成功后立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而是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逐步实现民主化。“军政”阶段是指在军事革命时期，由革命军的军政府实行独裁的“军法之治”，这时既没有宪法也没有议会。在军政府的军事统治下，用暴力推翻反革命政权，建立以三民主义为纲领的国民政府。在国民党夺取政权，统一中国后，进入“训政”阶段。“训政”阶段是指在地方上进行局部的民主化试验，对人民大众进行民主政治的指导和训练，但这时全国仍由中央政府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等待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成熟以后，最后进入“宪政”阶段。在“宪政”阶段由成熟的国民进行选举，制订宪法，然后解散独裁的中央政府，建立民选政权，最终实现真正民主化的“宪法之治”。

根据孙中山的“三段论”民主化设想，蒋介石在统一中国后，于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５日代表国民政府宣布“军政阶段”正式结束，１０月３日发表了进入“训政阶段”的宣言，宣布组建一个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的国民政府，这就是孙中山设想的“五权分立”政治体系。但这种五权分立政体居然在政府中设立立法院和司法院，使立法权和司法权均处于被国家政府所领导的地位，这与西方民主国家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独立于国家政府之外的“三权分立”体系是背道而驰的。所谓“五权分立”，只是把五种权力集中于国民党之下的独裁体制，所有五院的院长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皆由国民党员担任。

当然这种由中央政府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是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当时国民党中并没有人对“五权分立”的国民政府提出异议。蒋介石自己出任国家元首的国民政府主席，由胡汉民等人出任立法院长等高级职务。可是在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上，蒋介石的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内极大的反对。

１９２８年２月２１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名义宣布“三大”代表的产生方法：在全部大会代表名额中，由中央指定一半，省市选举一半，而尚未成立党部的省市也由中央圈定代表。按照这个方法，全部４０９名大会代表中，２１１人为指定代表，１２２人为圈定代表，真正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只有７６人。这样一来，“三大”的代表几乎全是蒋介石的御用代表，“三大”也就成为蒋介石个人包办的大会。

这简直是制造蒋家天下！大量的国民党人开始愤怒了，他们纷纷指责蒋介石借大会之名窃党造派，把持中央，以发展其个人之地位。而反对蒋介石军政独裁最坚决的，是以陈公博为首的“改组同志会”。１９２７年底汪精卫辞职前往法国后，陈公博和顾孟余、王乐平等人组织起“改组同志会”，即所谓改组派。改组派主张恢复国民党１９２４年的改组精神，重新改组中国国民党。陈公博办《革命评论》，顾盂余办《前进》等刊物，与南京的蒋介石政权进行“笔战”。陈公博在《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一文中指出：“今日国民党已被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盘踞盗劫把持，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已被他们所篡改，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已被他们抛弃，南京的中央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

陈公博生于广州，其父是原广西提督陈志源。陈志源早年参加了同盟会，起义失败后入狱。此后陈公博开始以打工为生，后来又去当兵，做过班长、司务长。１９１４年陈公博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１９１７年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老师陈独秀的教导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北大毕业后，陈公博回广东法政学校任教。１９２０年陈独秀到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和陈公博等人一起组织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１年，经陈独秀提议，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去上海参加中共的“一大”。陈公博在中共建党初期担任中共广东区委组织委员，但１９２３年陈公博去美国留学后，宣布脱离中共，被中共开除党籍。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一年后获硕士学位。１９２５年陈公博回到广州，在广东大学当教授。陈公博最初得到廖仲恺的赏识，后来又被汪精卫看中，１９２５年国民政府成立时，陈公博担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在廖仲恺遇刺后，接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陈公博一直是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者，在各次党内斗争中，均站在汪精卫的一边。

汪精卫的政治信条是基于民主思想的“均权”与“共治”，这与蒋介石的政治信条“专权”与“独裁”是根本对立的。虽然汪精卫公开发表谈话时说：他只是同情改组同志会，并不是改组会成员。但汪精卫对改组派有极大的影响，是改组派的“精神领袖”。改组派以国民党内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他们要求在国民党内实行民主，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时间其组织发展很快，在全国各地和香港，以及日本、法国、新加坡、越南等地都建立了分会，全盛时期成员曾多达万余人。改组派在蒋派的南京国民党区内也有相当的力量，凡南京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几乎都有改组派的组织。

在“三大”开幕前夕的３月１１日，陈公博、顾盂余、何香凝、王乐平等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十三人，联名发表《关于最近党务之宣言》。《宣言》指出：“北伐胜利以后，党中腐化分子及投机分子却违反民众要求，至人民之权利，则一无所获。而万民所望之党的‘三大’，其代表选举法及代表产生法，将近百分之八十之代表，为中央所圈定与指派，将本党民主制度之精神，蹂躏殆尽。本党曾反对段棋瑞之善后会议，以其为少数军阀政客所操纵。今本党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之产生，亦与类似。按照此种办法，则所谓代表者，己完全丧失其意义。同人等对此违法之代表产生法，虽屡次提出异议，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勿闻。为此，对此种之会誓不承认。”

改组派的这篇檄文，在国民党中掀起了大澜，不少反对或不满蒋介石的大会代表也提出辞呈表示抗议。３月１４日，中央大学学生、国民党员吴健带动一批党员到南京市党部请愿，要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出席“三大”代表的问题，人们高呼：“反对蒋委员长阴谋篡党夺权！”，“坚决反对蒋委员长包办操纵大会代表！”。南京市党部被迫同意在夫子庙大礼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大会由吴健主持，全市十个区党部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在会议通过《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案》后，忽然一群暴徒冲向主席台殴打吴健和其它主持人，紧接着大批军警赶来冲进会场，大打出手，打伤多人，并当场逮捕代表七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三一四”事件。

“三一四”事件后，改组派的南京分会被暴徒捣毁，改组派在南京已无法立足，于是他们转移到上海，以法租界为基地，建立起“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继续进行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斗争。

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的除了改组派等文人团体外，还有很多军人将领。北伐胜利时，国民革命军共有８４个军，２２０多万人，这还不包括张学良的数十万东北军。如此庞大的军队，给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对中国近代化构成严重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年度财政收入约４亿５千万元，除去１亿元用于偿还各种外债以外，实际可以动用的财政约３亿５千万元，其中３亿元为军事费用，占政府支出的８０以上。所以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后提出裁军，本来是有充足理由的。

但蒋介石的裁军计划，却引起了很多国民军将领的强烈抵制，因为蒋介石要搞的裁军只裁旁系部队，却不裁他的直系部队。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有四个集团军，除了第一集团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外，第二集团军是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三集团军是阎锡山的晋军，第四集团军是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部队。此外张学良的东北军，张发奎的粤军，唐生智的川军，以及一些地方上的杂牌军，都是非嫡系的旁系部队。这些旁系部队并非绝对服从于蒋介石，对于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显然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于是蒋介石想通过裁军来除掉不听从他命令的旁系军队。

蒋介石这个带有私心的裁军方案，当然引起各路旁系部队将领的强烈反对，蒋介石首先拿对他威胁最大的李宗仁桂系部队开刀，结果李宗仁害怕蒋介石暗算，于１９２９年２月私自潜出南京，脱离南京政府重返广西。在蒋介石召开“三大”之前，白崇禧又宣布辞职抵制蒋介石包办“三大”，拉开了桂系和蒋介石直接对抗的序幕。

在一片反对和抗议声中，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５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蒋介石包办的大会上，通过了很多处分反对蒋介石之人的决议案。蒋介石在主席团报告中说：“今日讨伐叛徒，以国家论，是为讨伐叛将；以党论，即为讨伐反革命分子。此等叛党分子，应由大会开除其党籍。”结果大会通过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叛党乱国罪”，永远开除党籍，改组派领袖陈公博永远开除党籍，顾孟余开除党籍三年。对汪精卫则予以书面警告的处分，处分汪精卫的理由是“迹近纵袒弄兵，酿成广州共变”。

在“三大”结束后，蒋介石于１９２９年４月开始讨伐桂军，分兵三路进攻广西，与桂军经过几次激战，结果桂系军大败，６月桂军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逃往香港，第一次蒋桂战争结束。虽然蒋介石在蒋桂战争中取得了军事胜利，但在政治上却进一步陷入众矢之的。１９２９年５月，以改组派为核心、联合其它国民党的反蒋派别，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唐生智、张发奎、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代表参加，阎锡山、冯玉祥也与之建立联系。

“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发表宣言，呼吁恢复党权，“铲除叛徒蒋中正的一切势力”，“打倒盗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宣言中还特别声明不承认蒋介石包办的“三大”，声称南京政府的一切命令与外交等皆无效力。“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尊远在法国的汪精卫为领袖，号召“迎吾党领袖汪主席归国护党”，组织护党政府和护党革命军，直捣南京政府，肃清反动势力。

１９２９年９月１７日，张发奎在湖北打出“护党救国军”的大旗，发表《拥汪讨蒋宣言》，电请汪精卫回国：“主席回国方可对国内军事发挥号召力，对官兵之影响尤为重大。即使返国不能深入军中，亦可居香港以指导军事，策励士气。”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决定回国抗蒋。临行前他与陈公博等人联名发表一篇《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最近对时局宣言》，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习于专制，私利是图，首内启本党之纠纷，复外援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以自固；啸聚群小，把持政权，摧残民众，排除异己”。汪精卫在这篇《宣言》提出五项主张：改组国民政府，筹备召开真正的“三大”，否认蒋介石包办的“三大”以及会上通过的一切决议案，否认蒋介石出卖国家经济权利的一切秘密文件。汪精卫说反蒋运动是“一常厚主势力与封建势力的大决战，广大党员应奉献自身于民主势力，将血作水，以溉民主势力之根，将身作肥料，以沃民主势力之果。”

当时中国除了政界、军界掀起强大的反蒋运动外，在学术界也引发了民主与独裁之争。胡适在１９２９年蒋介石发表训政的“约法之治”后，发表了著名的“人权与约法”的文章，指出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民众的代言人，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违反了人民的基本人权。胡适主张首先建立保障人权的宪法，开放“党禁”，实施多党政治，建立一个“以法治国”的人民参政国家，而不是“以党治国”的一党独裁体制。

胡适这样的批评并不局限于蒋介石，还牵扯到了孙中山，在学术界与钱端升等专制拥护派学者进行了激烈的笔战。但胡适提倡的人权思想并没有在国民党政界引起共鸣，国民党内的民主派汪精卫等人虽然主张实行党内民主，但并不主张立即放弃国民党一党专政而搞西方式的多政党体制。胡适的民主思想实在走得太远了。

１９２９年１０上旬，汪精卫来到香港，使改组派和“护党救国军”的精神大振。然而汪精卫曾经在１９２７年带头反对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特委会”，所以双方有很大的隔阂，但这次为了反蒋的共同目的，双方重新言归于好。汪精卫回国后，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国军”发出委任状和番号。其中第一、二路的番号留给阎锡山和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锋、何键、李宗仁，分别委以第三、四、五、六、七、八路军总司令。他一人统领六路反蒋大军，一时声势极盛。

但这只七拼八凑的队伍内部矛盾错综复杂，指挥不灵，步调不一。不到半年，汪精卫的六路反蒋大军很快被蒋介石各个击破或收买瓦解。虽然汪精卫的南方反蒋军队失败，但北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反蒋军队，并非汪精卫的六路反蒋军那样的乌合之众，而具有相当的战斗力。１９３０年初，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和李宗仁组成反蒋联军，１９３０年４月１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在潼关、桂林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三个司令部下辖七十余万军队，组成八个方面军向南京围攻，浩大的“中原大战”爆发了。

“中原大战”爆发后，阎锡山电请汪精卫北上主持党务。在阎、冯等人的发起下，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等反蒋各派，在北京联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汪精卫被奉为“扩大会议”的领袖。本来左倾的改组派和右倾的西山会议派是势不两立的对头，然而双方在遭到蒋介石的排斥打击后，深感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对抗蒋介石的军人独裁。于是双方暂时摒弃前嫌，握手言和。

１９３０年８月７日，“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的改组派、谢持、邹鲁等人的西山会议派，以及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军事实力派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汪精卫主持，颁布了《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宣布成立国民政府，阎锡山当选政府主席。在领导分工上，汪精卫主党，阎锡山主政，阎锡山和冯玉祥共同主军。

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军队和阎冯联军都损失惨重，双方共有３０余万人伤亡，为中华民国建国以来的首次恶战。此时决定战局的胜败就在于张学良的东北军，东北军加入哪个阵营，就会使哪个阵营取得胜利的主动权。所以蒋介石和阎冯等人都在拉拢张学良，阎锡山给他送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蒋介石也送来了同样的委任状，还同时将数百万元巨款汇至沈阳，但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初期一时间持袖手旁观的中立态度。

１９３０年９月，战局向有利于蒋介石军队的方向发展。９月１７日，张学良发出了拥护南京中央政府的声明，派东北军入关，在十余天时间内先后接收了天津、北平和河北等地，使阎、冯联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纷纷败退。１１月４日，阎锡山、冯玉祥见大势已去，联名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长达七个月的中原大战遂告结束。

阎、冯联军败阵后，１９３１年元旦汪精卫在天津发表下野声明，并准备宣布解散改组派，反蒋运动一时进入低潮。此时蒋介石不仅任国民政府主席，又开始兼任行政院长，独揽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但不久蒋介石因为软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又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反蒋大潮。

胡汉民本是与汪精卫一起最早参加同盟会的元老，但胡在１９２５年的廖仲恺被刺案中，因涉嫌而被迫出国。胡汉民回国后寓居上海“闭门读书”，不直接参与国民党的政事。１９２７年４月蒋介石请胡汉民去南京，共商反共之事，胡汉民欣然同意，第一次与蒋介石合作。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８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主持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关键时刻帮了蒋介石的大忙，替他支撑起了“另立中央”的门面，与当时武汉的汪精卫正统国民党中央相对抗。１９２７年８月蒋介石下野后，胡汉民由于不愿和汪精卫合作，随之也辞职出国考察。

１９２８年９月胡汉民回国后，再次与蒋介石合作。１９２８年１０月，胡汉民帮助蒋介石组成了五院制的国民政府，尊蒋介石为主席，自己当立法院长。此后胡汉民在新国民政府的建设上出力颇多，对蒋介石打败阎冯的“护党救国军”也帮了大忙，在这段时间胡汉民和蒋介石的合作比较密切。然而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越来越不尊重胡汉民这位“老前辈”，蒋胡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胡汉民常对人说：“我在中央不过是一个开会机器罢了。”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胜利后，又设想招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的“约法”，选举总统，用法律程序确立自己作为国民党领袖的地位和独裁权力。此时胡汉民也开始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坚决反对蒋介石搞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总统制，也不同意制定“约法”，从而发生蒋胡的“约法之争”。１９３１年２月２８日，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民骗到总司令部，逼胡辞去立法院长职务。次日胡汉民提出辞呈，将党部、政府职务全部辞去，被宪兵押送南京郊外汤山温泉别墅软禁。

胡汉民被扣压一事，在国民党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１９３１年３月１４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了《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斥责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１９３１年４月３０日，国民党中央四位监察委员古应芬、林森等人，发表了《弹劾蒋中正提案》的通电，指责蒋介石排除异己，制造独裁，要求对蒋进行撤职查办。５月３日，两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数十人联名发表通电，拥护“四监委”弹劾案，要求释放胡汉民，蒋介石下野。

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７日，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人，效法孙中山当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提出凡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赞成反蒋者（共产党员除外），均自然成为非常会议的委员。陈济棠、李宗仁等人邀在香港的汪精卫出任领袖，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５月２８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

本来胡汉民和汪精卫在孙中山逝世后就长期不和，宁沪汉合流期间，汪精卫到上海胡汉民府上登门求见，胡汉民竟拒之门外。然而这次在反蒋的共同目标下，两人又重新合作。汪精卫对人说：“过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

这次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是一个反蒋势力的大联合，除了以前参加反蒋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外，又新添了胡汉民派，后来南京的林森和孙科也前来参加反蒋队伍。但派别越多，派系之间的矛盾也越大，使汪精卫经常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１９３１年９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９月１８日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对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１年这一段国民党人反对蒋介石独裁斗争的历史，国共两党的历史书都有所曲解。由于台湾国府是蒋介石政府的班底，台湾的历史书把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１年的反蒋斗争，曲绘为蒋介石消灭“新军阀”的派系斗争；大陆共产党的历史书，也把这一段反蒋斗争描绘为国民党内部“狗咬狗”的权力斗争，这些都人为地歪曲了当时国民党人反对蒋介石军人独裁的斗争。尽管这场反蒋斗争中可能包含有一些权力斗争的因素，但后来国民党内几乎所有非蒋介石嫡系的政治派别和军队，都站到了反蒋的一边，说明蒋介石的独裁在国民党内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这场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政治运动和军事行动，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应该属于正义和进步的。

如果没有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蒋介石的军事政权在广大国民党人的反对下，也未必能维持很久。如果历史真是这样的话，蒋介石不但当不成民族英雄，反而要成为袁世凯那样搞复辟倒退的民族败类。所以不但共产党感谢日本侵略的“帮忙”，蒋介石也感谢日本侵略的“帮忙”，帮他从专横的独裁者走上了民族英雄的宝座。

谢选骏指出：作者不懂，中国汉朝以来的传统就是“军阀建国”——据我研究，这是除了“宫廷政变”、“神汉建国”、“蛮族入侵”之外唯一的建国方法。

【第三部份：和平运动曲线救国】

第三部分之一：从主战派到主和派的转变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胜利后，独裁的倾向越发明显化，以前支持他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人也转而加入了反蒋的战线。１９３１年２月蒋介石将胡汉民软禁，在国民党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又引发了另一次反蒋高潮。１９３１年５月，改组派、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林森和孙科派、以及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在香港的汪精卫应邀出任广州“非常会议”政府的领袖。１９３１年９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９月１８日在东北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１９２７年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时，发生了武力强行收回英国租借和打杀外国人的南京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于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到７月７日，召开了“东方会议”，讨论对中国的对策。所谓“东方会议”，就是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这里“东方”就是指中国。虽然中国在地理上位于日本的西方，但日本却把中国称为东方，而自己称为西方，这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其实与当时日本人的脱亚入欧思想有关。当时日本人说：“日本在地理上属于东方，但在政治上属于西方；日本人外表上看是属于东方人，而在内心的精神上却是属于西方人”。所以日本政府把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称为“东方会议”。

在东方会议上，执政党政友会的强硬派代表森格和关东军的强硬派，提出了满蒙分离，武力解决满洲的主权问题。但田中义一首相和外交部强烈反对，认为这样明显地违反了九国条约，对中国进行露骨的侵略，势必在国际上引来巨大的麻烦（九国条约是１９２２年日本和英美法列强与中国签订的条约。条约规定九国共同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但也要求中国承认和保证现有的外国租界及特权）。在会上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万一中国的内战波及到满洲，危及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时，日本将采取“自卫的措施”。

现在有一种说法：在召开“东方会议”时田中首相曾向日本天皇上奏说：“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这就是所谓的“田中奏折”。但现在已经证明，这份田中奏折是伪造的，二战后盟军收缴了日本的全部档案，既没有发现田中奏折，也没有发现与田中奏折有关的资料。现在有证据显示苏联的情报机关伪造了田中奏折，欲挑起中日战争，因为苏联最愿意看到中国和日本这两个邻国相互火并。尽管日本的军政界高层在“东方会议”上商讨过满蒙分离问题，但并没有制定一个征服满蒙的计划，也没有制定征服中国的计划。

东方会议以后，一些日本少壮派军人不满日本政府的优柔寡断政策，希望挑起事端，找借口武力解决满蒙问题。１９２８年张作霖战败后，以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为主谋，策划了铁路爆炸事件，炸死了当时的东北军阀张作霖。河本大作本想张作霖一死会引起东北的内乱，关东军可以用东北内乱为借口出兵满洲。但张作霖死后长子张学良平安接班，关东军并没有找到出兵的借口。后来日本军部以河本大作违纪私自挑发事端为由，将河本解除了军职。

不过河本大作却说：他很爱中国，也很爱中国人。他所痛恨的是中国那些欺压民众的军阀土匪，他只与中国的军阀土匪为敌，从来不与中国人民为敌。河本还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死后化为中国之土。河本大作出身于日本贵族家庭，解职退伍后在满洲铁路公司作理事，河本在大连郊外修建的高级住宅现在还被用作高级宾馆。日本战败后，河本大作并没有回国，而是到山西的阎锡山那里作高级顾问。

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４９年解放军攻打太原的太原战役中，河本大作作为老兵又重新拿起了枪，参加了阎锡山的太原保卫战。阎锡山出逃太原时，曾经邀请河本一起走，却被河本拒绝。太原战役中共有１１００余名原日本兵参战，战死７００余人，４００余人被俘。河本大作被俘后，被关在太原战犯管理所。中共知道他曾经是策划张作霖爆炸事件的主谋，希望他写一些回忆资料，但被河本拒绝了。１９５３年８月河本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病死，尸体埋在太原城外的无名坟地，实现了他死后化为中国之土的念愿。

张作霖原来是东北的土匪，在奉天附近的新民屯抢夺富豪赵氏的女儿为妻，１９０１年生下了长男张学良。后来张作霖率部归顺了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因为帮助日本军队得到了日本人的赏识，和当时的作战部主任田中义一成为好友。田中义一当首相后不久张作霖就被日本人谋杀，田中也颇为伤心，特地给张学良打电报安慰。

张学良却是一个放荡公子，张学良接班后，生活更是放荡。在张学良掌权的３年期间里，对政事并不专心，每日沉溺于酒色之中。张学良尤其好色，和父亲张作霖有妻妾６人不同，张学良对女色采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张学良的近侧们投其所好，争相进献美女来讨好张学良，朱铁生将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献上，晋升为张学良的副官；朱光沐将自己的女儿献上，当上了总务长；沈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当上财务局长；奉天省长翟文选的妹妹被张学良强奸，翟文选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出家作了和尚。

张学良曾说：“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样”。１９２８年底张学良易帜后，经常走访南京。张学良走访南京的目的不是和蒋介石商谈政事，而是爱上了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妹妹，最后王正廷只好将妹妹进呈。张学良最荒唐的事是将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诱拐到北京，电影公司向张学良提出抗议，结果张学良干脆出１０万元将胡蝶买了下来，可谓骄横之极。张学良因“九一八”事变后退避不战而被迫辞职出国时，首先做的事却是向他的诸位爱妾一一告别，被当时的报纸责骂为“娇妾重于国土”。

张学良如此挥金如土的生活，当然经常感到钱不够用，除了加收各种苛税外，还通过其它渠道搞钱，特别糟糕的是盗卖故宫的珍宝。张学良掌管北京期间，从故宫搬出数百箱珍宝运到上海拍卖，其中有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国图书馆以１２万英镑购入了“王右军快雪时晴图”，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６５万美元购入了“唐寅踏雪寻楼图”。

谁是故宫宝物的所有者呢？从法律上讲故宫中的一切财物均为末代皇帝溥仪私人所有，这是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签订的清帝退位条约中所规定的。然而中国人并不重视法律条文，不知什么时候故宫中属于清帝的私人珍宝已变成国家所有，却忘记了在法律上废除承认清帝财产权的优待条约。

１９３０年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加入蒋介石一侧，出兵占领了北京天津等华北地区。但也正是因为张学良把东北军的主力部队都开进了关内，使关外兵力空虚，日本关东军才有机可乘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在一个月内占领东北全境。张学良的关东军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将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虽然一些资料说张学良不抵抗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但这并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并没有必要无条件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而且张学良本人也从来没有执行蒋介石命令的先例。如果张学良决心向日军开战的话，蒋介石根本不可能阻止。蒋介石下野后，汪精卫曾代表国民党中央多次下令张学良对日出兵，收复东北失地，张学良均拒不执行。可见张学良的不抵抗只不过是为了保存实力，而并不是为了执行国民党中央的命令。

不过“九一八”事变并不是日本政府策划的，而是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将校独自策划的。少壮派将校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本政界高层的受贿。因为当时中国政界行贿成风，中国军政要人也经常向外国政界要人行贿，来换取对自己的支持。一些日军少壮派将校怀疑日本政府的高层被中国行贿收买，才不愿对中国采用强硬政策，因此私自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从张学良的保险柜中搜出５３张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单，最巨额的是政友会主要干部床次竹二郎５０万元。日本政界要人的腐败受贿丑闻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极大反感，军人们乘势发起打倒腐败政党政治的军人夺权运动。当时日本社会舆论普遍倾向于军人，声称“宁要清廉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这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开始。

关东军侵占东北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热血青年学生们的激忿。学生们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非常愤怒，自９月下旬起，上海、北平、天津、广州等地的学生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抗议日军入侵和政府的对日不抵抗。当时学生们认为外交部长王正廷是不抵抗方针的责任者，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冲入外交部将王正廷殴打至重伤，王正廷被迫辞职。１２月初，各地学生来到南京请愿，抗议蒋介石政府的畏缩政策，指责蒋介石患有“恐日病”，要求蒋介石亲自率领中央军北上抗日。１２月５日，政府派军警逮捕学生１８５人，即所谓“一二五”事件。为抗议政府的暴行，１２月１４日，各地学生再次进京，打砸外交部，殴打了出来讲话的蔡元培等人。１７日，一万多学生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捣毁《中央日报》报社，受到了军警武力镇压，在珍珠桥附近打死、打伤学生３０余人，逮捕数百人，制造了“珍珠桥事件”。

当时汪精卫领导的广州政府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民主政治和主张积极抗日，于是学生们把汪精卫奉为他们的政治领袖。前往南京游行的学生们，欢迎汪精卫到南京主持党国大计，他们打出的口号为：“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汪精卫则一方面批评蒋介石动用武力镇压学生，另一方面发表了他的政治主张。汪精卫在接见学生代表团谈话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九一八”事变，也使国民党内部燃起了停止内斗，一致对外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迫于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蒋介石在信中说：“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惟愿诸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蒋介石邀请汪精卫代表广州政府到上海举行和平会谈。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２２日，汪精卫、蒋介石和胡汉民这国民党“三巨头”，在上海举行了首次会谈，提出南京和广州两政府合并，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胡汉民提出两政府联合的前提是蒋介石下野，所谓“讨蒋第一，抗日第二”，但汪精卫则表示要“团结宽容”，在削减蒋介石权力的情况下，留蒋执政，所谓“抗日第一，讨蒋第二”。和平会议最后决定宁粤双方在南京、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各自的中央委员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南京政府的“四大”，召开，蒋介石在会上表示“虔诚悔过”，通过了恢复汪精卫、陈公博等４８１人党籍的议案。广州政府的“四大”则于１１月１８日在广州召开，由于各派争吵不休，汪精卫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代表二百余人赴上海，另外在上海召开了“四大”。１２月２２日，三个“四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四届一全会，此时蒋介石由于镇压学生的“珍珠桥事件”受到各方的强烈反对，被迫再次宣布下野。

这次组成的国民政府主要由广州政府的人马组成，蒋介石派在政府中居于明显劣势。不过为了搞好团结，汪精卫和胡汉民也没有在政府中担任职务。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林森为国府主席，但不负实际责任，由孙科任行政院院长，负责政府的实际领导，陆海空军总司令则暂缺。蒋介石虽然下野，却有一只忠于他的私家军，没有蒋介石的命令，别人根本指挥不动这只军队。所以蒋介石虽然在政界失势，但仍然是最有实力的实权者。

孙科为首的新政府为了争取民心，一反蒋介石的对日妥协“不抵抗”政策，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的态度。正好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８日日军向在锦州的张学良东北军发起进攻，新国民政府下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称自己的兵力武器不足，请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孙科召集诸将领讨论对张进行增援，可是没有一个将军表示愿意去东北增援张学良军。在此情况下，东北军不战而撤出锦州，全军退入山海关以内，试图保住他们在北平附近的最后一块地盘。张学良在解释东北军为什么不执行中央政府死守锦州的命令时，批评中央政府说：中央口头上要求东北军死守，实际上却不给予任何支援，想让东北军在抗日中耗尽自己的实力。

这时孙科政府体会到“口头上抗日简单，实际上抗日行动难”的滋味。就在此时，又爆发了让孙科难于应付的上海事变。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８日，上海租界的５名日本僧侣忽然被一群中国人围打，其中一人被打死，二人重伤。但二战后的调查发现，该事件原来是关东军的高级军官委托日本上海总领事馆的武官，雇佣中国无赖所干。中国人打死日本僧侣一事，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骚动。１月２０日，在上海居住的日本人近千人，到日本总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总部门前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出兵保护他们，在示威途中这些日本人还捣砸了一些贴有反日标语的中国人商店。在此情况下，日方向国民政府提出了类似于最后通牒的“限期要求”，要求中国政府道歉、赔偿、惩罚作案者和取缔解散上海的民间反日团体。

由于孙科政府犹豫不决拿不出对策，日方则以中国没有接受“限期要求”为由，于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派兵强行进入中国管区，和驻守上海闸北地区的蔡廷锴十九路军发生了激战。由于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上海事变的战斗打响后，孙科自感无力处理如此重大事件，请求汪精卫出马，自己于１月２５日辞职。新国民政府于１月２８日成立，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负责领导政府。

在抗战初期，汪精卫是持主战态度的，可以划入主战派。汪精卫上台后，立即宣布迁都洛阳，积极抗战，并称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１９３２年２月１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四个防区和一个预备区，摆出了进行积极抵抗的姿态。２月８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军将士“忠义之气，照耀天日”，犒劳十九路军５万元。

汪精卫同时下令其它部队增援上海的十九路军，但汪精卫指挥不动蒋介石的部队，蒋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系部队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使十九路军的抗战陷于孤掌难鸣的困境。汪精卫又下令在北平的张学良在北方起兵，牵制日军，并派陈公博到北平说服张学良起兵。但张学良根本没有出兵的意思，只是以上宾招待陈公博等人，一谈到出兵之事就支吾过去。３月６日，十九路军在孤掌难鸣的情况下全线撤退，发表停战布告，至此第一次上海事变宣告结束。

想进行抗战的人没有军队，而有军队的人却避而不战。各路军队保存自己实力第一，抗战第二的私心使汪精卫的抗战热情完全消散了，产生了只有用“和平”的方法才能挽救中国的想法。汪精卫看到没有蒋介石出面国民政府就无法统领军队的窘境，只好提出让蒋介石复出领导军事。１９３２年３月６日，蒋介石复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后的国民政府由汪精卫主政，蒋介石主军。由于上海为各国列强的利益所在，在列强们的调停下，中日开始进行和平谈判，汪精卫派外交次长郭泰棋和日本谈判，双方于５月５日达成《淞沪停战协定》。但停战协议的消息传出后，却在中国的民众中间引起了愤怒，上海的愤怒民众把郭泰棋责骂为卖国贼并将其打伤。

１９３２年６月，汪精卫率领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等去北平会见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共同调查日军占领东北三省问题。汪精卫在北平时找当时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张学良商谈东北问题和对日方针，张学良却一直称病不见，但又和宋子文一起去北海游船，使汪精卫深感气愤。７月１７日，日军在热河发起了新的军事进攻，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发表通电，命令张学良立即出兵热河，收复失地。张学良却声称汪精卫无权过问军事，出兵要有军事委员长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念及张学良过去帮他打赢中原大战，也有意偏袒张学良的不抵抗行动。在此情况下，汪精卫只好宣布辞职，前往欧洲养病。汪精卫在临行时电告张学良，指责他“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未闻出一兵，放一矢，却不断向中央索要军款，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汪精卫最后要求张学良“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汪精卫出国后，日军于１９３３年１月进攻山海关，２月中旬又占领承德。热河省的大片领土再次沦陷，震动了全国，国民党内部再次出现请汪精卫归国主持抗战的呼声。汪精卫则提出条件说：他回国主政的前提必须是张学良辞职，以平民愤。此时蒋介石也无法袒护张学良，３月９日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保定会晤，蒋介石说服张学良辞职出国考察。３月１０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辞职，汪精卫则于３月底回南京复职。

汪精卫在复职后一方面批评张学良的避战不抵抗，另一方面又解释他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汪精卫说：“榆关以一日而失，热河以七日而陷，实不成话。像张学良这些东北军畏敌如虎，敌必日益骄横。今后军队再不抵抗势必影响对日外交。须知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后抵抗愈得力，则交涉愈有希望。”

但是这次汪精卫复职后，改变了他以前的主战态度，变成了主和派。此后汪精卫开始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蒋介石也积极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计划。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熊斌代表何应钦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举行会谈，共同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承认冀东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实际上是默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

《塘沽协定》公布后，社会舆论一片沸腾，强烈抨击蒋、汪批准的这一丧权辱国的协定。当时的一份报纸这样写到：“如果要说那些以大刀、石头及血肉之躯英勇与日寇拼死的抗日官兵值得后人永世颂扬的话，那么南京政府，尤其是蒋、汪二人，实为出卖中国领土主权、出卖流血牺牲的爱国官兵、出卖爱国民众的千古罪人。”上海的市民团体还联合发出通电：“我全国民众，誓死抗日，而汪精卫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韪，继《上海停战协定》之后又签订卖国之《塘沽协定》，即加以卖国之名，岂得为过。”

面对全国一片讨骂汪精卫的气氛，陈公博找汪精卫说：“签了这个协定，先生遭到各界纷纷批评，我真不知道汪先生为什么要背这个黑锅？”汪精卫说：“我们要复兴中国起码要三十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已年过半百，无其它报国之道，只要中国不再损失主权与领土，就可告慰平生了。”陈公博听后感动地说：“历代王朝危急之秋总有人站出来背黑锅的。其实南宋秦桧也是一个大好人，他看南宋已无力与金抗战，就挺身而出与金讲和。我想秦桧是一名状元出身的有学问的宰相，决不是傻爪。他当初何尝没有想过以后要被世人唾骂？但他还是以牺牲自己来换取南宋日后的中兴。李鸿章、袁世凯也都想复兴国家，都不想卖国。可是李鸿章死了，袁世凯也死了，中国还是不振，到今日国难愈加沉重。”陈公博继续说：“现在有人说《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是卖国，我看与其说是卖国，还不如说是送国。卖国的人还有代价可得，送国却是没有代价的。今日要送国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汪精卫听后说：“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陈公博又说：“不过我对于先生这种无代价的牺牲总觉得不值得。”汪精卫则说：“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这番谈话后，陈公博下定决心跟汪精卫一起“牺牲救国”，这为两人后来共同与日本合作打下了思想基础。

不久汪精卫遇刺，被一名抗日军人连发三枪至重伤。此后汪精卫不得不再次告别政坛，前往欧洲疗养。

在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和张学良是主和避战的“主和派”，汪精卫则是主张抗战的“主战派”，抗战初期积极抵抗的十九路军也是亲汪精卫的粤系部队，这和１９３７年芦沟桥事变时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掌握军队实权的蒋介石和张学良等人避而不战，使没有军队的汪精卫的抗战计划成为一句空话。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思想变化，代表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被个人把持的私家军队的失望。

谢选骏指出：汪精卫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一个政客。作为一介汉族平民，他无法采行“宫廷政变”、“蛮族入侵”的道路，除了“军阀建国”和“神汉建国”，没有别的办法。既然，军阀建国不行，不妨试试神汉建国——毛泽东在这方面就很“成功”，至今暴尸示众、遗毒没有肃清。

第三部分之二：主和派的艰难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发生对外战争时，那些坚持对外寸步不让的主战派，总是被尊为民族英雄，而那些主张对外让步和解的主和派，总是被打入民族败类的汉奸行列。尽管如此，在每次发生对外战争的时候，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清一色的主战，总会出现一批主张让步和解、不怕当汉奸的主和派，中日战争时也同样如此。

中国分为“主战”与“主和”两派，敌国日本也同样存在“主战”与“主和”两派。日本的军部和关东军是主战派，而日本政府和外交部则是主和派。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政府本想阻止，但却无能为力。当时的若榇首相后来以“不听命令的军队”为题，描述了“九一八”事变的经历：“９月１９日一早，我突然接到陆军大臣南次郎的电话，说昨晚９点关东军遭到中国军队的进攻，关东军进行了反击，现已占领奉天城，战斗仍在进行中。政府随后立即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然后通过陆军大臣，向在满洲的部队下达了政府不扩大事态的指示，却被关东军当作耳旁风，关东军进攻嫩江时说是为了保护嫩江铁桥，我以为他们占领嫩江就会停下来。可是他们占领嫩江后，又说离敌军太近不安全，还要越过东支铁路。陆军大臣下令不许越过东支铁路，可是关东军已进军到齐齐哈尔，并又向黑河进军。日本军队竟然不服从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奇怪的事情。”

但关东军扶植的满洲国并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当时的日本政府也没有对满洲国予以承认。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若榇政府倒台后，犬养毅接任首相。犬养首相反对在满洲搞一个独立的满洲国，认为这样露骨地违反九国条约势必造成日本和欧美列强的正面冲突，同时还试图对军队中“下克上”的作风进行遏制。但犬养的行动激怒了军国主义分子，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５日，一伙狂热的军人冲入首相官邸，明目张胆地将犬养首相杀害。犬养被杀后，再也没有敢于挺身而出抵抗狂热军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实成为军人控制下的政府。

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但这激起了全世界各国的反对。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日，国联调查团发表调查结果，否认了“满洲国”的成立理由，要求一切退回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况。然而国联的调查结果却在日本国内引起爱国者们的一片怒骂，谴责国联对日本内政的干涉。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１日，国联进行了表决，以４１票对１票（１票为日本）通过了要求日本从东北撤军的决议案。然而日本的松冈代表却在表决后微笑退场，宣布日本退出国联，使大会一片谔然。松冈代表回国后受到了狂热日本国民的夹道欢迎，舆论界也盛赞松冈“干得好”、“有骨气”。

在１９３３年３月到５月期间，日本关东军又独断发动了长城攻势，一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国军队虽然进行了一些抵抗，但却节节败退。参加这次抗战的基本上都是地方杂牌军，蒋介石的中央军主力仍在南方。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中日双方在塘沽签订了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塘沽协定》规定在长城以南设置１００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日双方撤出在非武装地带内的驻军，非武装地带的治安由中国警察担任。塘沽协定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屈辱性的协议，它意味着中国政府默认满洲国的存在，而且对华北的主权也有一定程度的丧失。

汪精卫和蒋介石主持批准的《塘沽协定》，被一般民众认为是一个卖国条约，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而汪精卫认为政府签订这个条约是正确的，汪精卫在解释为什么签订《塘沽协定》时说：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中国是一个弱国，这就决定了这场被侵略的国难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以现在中国的国力，无论进行怎样的抵抗，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这是我们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没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呢？这就是爱国心的缘故，她让我们明知不能取胜，还要准备抗战到最后一兵一将。

现在很多人当中有两种错误的想法，一种是过分软弱，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进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战，将和过去义和团的下场一样；另一种是过分强硬，就象一个人在旷野中发泄一样，“杀尽倭奴”、“打到东京”，什么狂言都敢说，还能得到人们的拍手喝采。以上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个最低的限度。只要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决心签署停战条约，即使受到国民一时的唾骂，也要坚决进行负责任的签字。但如果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决不签字。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

《塘沽协定》虽然暂时解决了东北问题，华北问题又浮出了水面。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蒋汪联合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只限于长江流域，华北各省仍在各路军阀的控制之下。当时华北五省的实权者是：察哈尔省：宋哲元，绥远省：傅作义，河北省：商震；山东省：韩复渠，山西省：阎锡山。日军占领东北以后，华北的军阀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害怕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使华北变成满洲国第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邀请国民党的中央军进驻他们的地盘帮助他们共同防日，因为一旦中央军进入他们的地盘，他们便失去了对该地盘的控制力。

华北的军阀们既不愿意投靠日本人，也不愿意完全投靠蒋介石，于是出现搞一个“华北自治系统”的提议。日本人显然高兴看到华北搞独立，这样将使“满洲国”得到一个安全的屏障。蒋汪政府虽然不愿意看到华北独立，但又怕中央军出兵华北会引发和日军的全面冲突，于是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华北“轻度独立”。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８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委员长为二十九路军军长宋哲元。宋哲元原来是冯玉祥的部下，宋的二十九军属于地方杂牌军，在武器装备、士兵素质上和南京的中央军有巨大差别。

广田弘毅出任外务大臣以后，深感日本退出国联，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试图从修复中日关系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处境。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２日，广田在议会发表了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蒋汪联合政府也对广田修复中日关系的倡议表示响应。２月１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认为广田的演说“具有诚意”；２月２２日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发布禁止“抵制日货”等排日活动的政府令；１９３５年５月，中日两国将外交关系由公使级上升为大使级。

现在看来，汪精卫的对日和解政策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日本国内并不是铁板一块清一色的侵略扩张派，也有主张与中国和解的主和派。但中日两国的情况一样，都是强硬的主战派占据绝对上风，中日两国政府的主和政策都遭到了各自国民和社会舆论的猛烈批评。汪精卫的对日和解政策引起国民党内主战派的激烈反对，国民党内反汪的呼声日渐高涨。１９３５年７月，南京政府监察院对汪精卫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弹劾，指责汪精卫大搞媚日外交。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离开南京前往青岛休养，于８月８日发电给南京政府，提出辞去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支持汪精卫的铁道部长顾孟余、陈公博等人也跟着辞了职。

汪精卫在位时承担着“卖国”的主责，使蒋介石的压力减轻了很多，汪精卫的辞职，将使蒋介石不得不陷入单独承担“卖国”责任的困境。所以蒋介石这次一反常态，表示“绝对支持”汪精卫，并派元老蔡元培飞抵青岛慰留汪精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发电请汪留任，国民党中政会和中常会再三电邀汪回南京主政。汪精卫则提出了复职的三个条件：一、负责制定对日外交方针；二、行政院的政治外交不必均提交中政会决议；三、中央财政归行政院独立主持。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汪精卫的要求被国民党中委会全部接受，汪则于８月２３日宣告复职。

不过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汪精卫和蒋介石被认为是卖国主谋，激进的爱国者们把两人列为暗杀的对象。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日至６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照相时，大礼堂里的秩序比较混乱，于是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合影，返回会议厅休息室。汪精卫见蒋介石迟迟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精卫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摄影刚完，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汪精卫被刺后，陈璧君首先赶来，见汪精卫倒在血泊之中，不由想起当年两人赴京暗杀摄政王的情景，悲愤地说：“四哥，你放心罢，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这种事我早已料到。”蒋介石也从休息室赶来，汪精卫以为自己要死了，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

不过汪精卫的伤势虽重，但所中的三枪并非致命伤，在南京中央医院将左臂、左颊的子弹取出，但后背的子弹取不出来。汪精卫在遇刺后会见报社记者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汪精卫被刺受伤后离开南京前往欧洲疗养，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由蒋介石接任，外交部长由张群接任。此后蒋介石的独裁权力不仅在政府方面和军队方面，在党的方面也增长起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日至７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为胡汉民，蒋介石为副主席；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则为汪精卫，蒋介石亦为副主席，但胡汉民和汪精卫都在国外养病，实际国民党已由蒋介石一手操纵。

汪精卫被刺后，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又遭暗杀，此后国民党内主张对日强硬的主战派成为主流。蒋介石在军政上“单独负责”后，没有汪精卫那样敢承担“卖国责任”的勇气，所以蒋介石主政后的南京政府开始向主战派的方向倾斜。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２日，外交部长张群对日本驻华大使表示：希望调整中日关系，否则只有靠战争解决问题。１９３６年６月蒋在讲话中说：“中国和日本的冲突已不可避免，而且为期不远了”。１９３６年７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主战派大占上风，确定了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政府方针。蒋介石在该会上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如危及国家生存，则必出最后牺牲之决心”。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日本发生了军人暴动的“二二六”事件，此后日本政府基本被军人所控制。日本“二二六”事变以后，一些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又开始策划“华北分治运动”，试图将华北五省也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内。五届二中全会后的南京政府，在华北问题上以不妥协的强硬姿态和日方进行交涉，１２月３日双方的谈判决裂。正在这时，发生了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的最大“受害者”是张学良，《塘沽协定》又使张学良军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地盘。１９３３年４月到１９３４年１月，张学良周游欧洲各国，张回国后被任命为西北剿匪副司令，东北军移驻西北，执行剿灭共产红军的任务。张学良在失去地盘后，一改过去的对日妥协政策，成为坚决的抗日者。张学良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要求蒋介石停止对共产党红军的围剿，联共一致抗日。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等人在西安武力扣留了蒋介石，试图以“兵谏”的方式来迫使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当时国内的许多人虽然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不满，但也不赞成张学良以武力对国家元首进行逼迫的作法。除共产党以外的各路军阀和各地实权者纷纷通电支持蒋介石，社会舆论也基本站在蒋介石一边。南京政府更是采取了对张学良坚决不让步的政策，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也督促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使张学良处于十分为难的处境。蒋介石开始拒不接受张学良的建议，后来在周恩来的说服下，口头答应：“准备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但没有签署任何有文字的文书。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６日，蒋介石返回南京，象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国民政府官员、各路军阀的代表、以及数以万计市民的盛大欢迎。１２月２８日，蒋介石以自己要对西安事变负责为由提出了辞呈，被中央政府慰留。１２月３１日，在南京的军事法庭以反乱罪对张学良判刑１０年，但随后蒋介石提出对张学良进行特赦，１９３７年１月４日军事法庭对张学良进行了特赦，此后张一直被软禁。张学良的东北军失去领导人后发生了内讧，被中央军改编接收。

西安事变大大提高了蒋介石的威信。在西安事变中，包括以前和蒋有很深恩怨的各路军阀将领都以国家利益为重，一致表示无条件支持蒋介石。同时中共在西安事变中许诺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共同抗日，表面上也是蒋的胜利。此外国共合作对于南京政府和苏联改善关系也有重要作用。为了争取日本之宿敌苏联的帮助，蒋介石调整了以往反苏反共的政策，１９３６年初开始试探和苏联改善关系。由于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问题，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消除了蒋介石和苏联改善关系的难点。反共的南京政府和苏联改善关系的结果，使蒋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苏联多方面的援助。

西安事变后汪精卫从欧洲回国，不过由于身体原因，汪精卫并没有在政府内任职。此时国民党三巨头之一的胡汉民已经病逝，留下汪、蒋两巨头。尽管汪精卫不担任政府职务，汪仍为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在政治上还在蒋介石之上，对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仍有极大的影响力。

１９３７年以后，南京政府开始采取强硬的姿态对待“华北自治政权”。１９３７年２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时，要求华北五省的领导人也出席。阎锡山和韩复渠同意出席，而宋哲元以立场特殊为由要求不出席会议，但蒋介石却给宋发出必须出席会议的强硬电报，宋只好派他的副手秦纯德代理出席。此后宋哲元颇受日本和南京的两面挟板之苦，１９３７年５月１０日，宋干脆回山东老家，不问华北政事来回避责任。６月２１日，南京政府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出二十九路军实行国军化，以及停止使用河北省货币等强硬命令。

１９００年义和团事变后，清政府承认八国联军可以在北京有一定数量的驻军。此后日本一直在北平附近维持数千人规模的条约驻军，日本将其称为“天津军”。此外在１９３７年，英国和法国也在北平附近派有驻军。由于日本“天津军”和二十九军同驻一处，磨擦颇多。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在北平附近进行演习的“天津军”，在芦沟桥附近与二十九军发生了军事冲突，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

１９３７年的芦沟桥事变和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变，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由于日本是战败国，战前的档案已全部公开，“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策划的阴谋已毫无疑问，但现在仍找不到日本人首先挑发芦沟桥事变的证据。在战后远东国际法庭上明确判定“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人所挑发，但并没有断定芦沟桥事变是日本人挑发的。近年日本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芦沟桥事变是隐藏在二十九军中的共产党间谍首先向日军开枪而引发的，因为从动机上来看共产党最希望发生中日战争。特别是中共中央在芦沟桥事变发生数小时后就发出了号召全面抗战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让人感到似乎中共已经预知芦沟桥事变的发生，所以才会这么迅速地作出反应。

日本方面对芦沟桥事变的记载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晚，一个小队的日军在北京芦沟桥附近进行演习。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日军小队长立即进行点名，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日军小队长联想到刚才的枪声，以为该士兵已在刚才的枪声中被打死，于是小队长下令向中国军队进行还击，形成了军事冲突。但不久那个失踪的士兵又回来了，说当时因为闹肚子去解手而没有赶上点名。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国内的社会舆论对蒋介石一片恶骂，指责蒋介石有意挑起事端，应该对蒋以及他领导下的南京政府进行军事惩罚。但在军部内却分成“事变扩大派”和“事变不扩大派”，两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少将作战部长，他根据“胜利的极限点”的理论，坚决反对日本“得陇望蜀”，再继续向华北进出。石原认为一旦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日本将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绝无取胜的希望。而军部中的大部分却是事变扩大派，他们无视中国团结一致抗日力量的形成，认为中国军队会象以往一样一打就跑。他们提出“对支那一击”论，以为只要给中国一个强大的打击中国政府就会屈服。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和汪精卫等正在庐山邀请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召开国事座谈会。卢沟桥事变发生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离庐山回南京进行军事部署后，由中政会主席汪精卫继续主持会议，汪精卫发表讲话说；“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历史上的元灭宋、清灭明，这两次被外族侵略而亡，不是侵略者能使我们四万万人被杀尽，能将我们的土地毁尽，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腥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腥的人，将自己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汪精卫的话很不动听，但他讲的却是实话：中国是弱国，绝无打败日本的可能，所以中国的抗战结局只能是两条路，牺牲和投降。如果后来没有美国参战，中国和日本进行单独较量的话，结局只能是牺牲和投降两条路。在抗战的开始阶段，西方列强对中日战争大都持旁观态度，只有德国愿意出面调停。中国要求《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开会讨论制裁日本违反《九国公约》的侵略行为。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日，《九国公约》签字国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会议特邀的苏联代表表示支持中国，主张各国对日本进行集体制裁。但美国代表却说：“既然日本政府已由德国出面调停，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代表的态度不要偏激，以免影响调停，刺激日本。”美国代表还建议中国应该：“公开宣布消除抵制日货，保护日侨生命财产，与日本进行经济合作，避开谈论恢复战前国土原状的问题，前景还是乐观的。”

英国代表表示：“英国政府将与美国采取完全一致的步调。”意大利代表则公然为日本辩护：“在战事发生中，很难确定谁开的第一枪，这个责任便属谁的问题，意大利打算谴责冲突的任何一方。”最后会议仅通过了一份宣言，指责日本在华行动违反了《九国公约》，建议日本停止军事行动，但只是一纸空文，毫无任何制止日本侵略的措施。所以当时汪精卫对抗战的悲观看法并不太离谱，中国抗战胜利不过是赶上运气好的险胜，在１９３７年的时候，谁又能预测到八年后中国会沾美苏之光成为战胜国呢？

汪精卫还有一些话不便公开讲，他私下说：别看现在全国一致高喊“彻底抗战，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牺牲，但他们内心里牺牲的概念是让别人去牺牲，而并不是自己牺牲。为什么大部分人不肯讲出不愿牺牲的老实话？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的罪名，害怕承担亡国的责任。中国后来抗战的结果，的确应验了汪精卫的分析，大多数人都以保全身家性命为第一目标，真正勇于流血牺牲的人是极少数。

中华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准投降”，中国人可以原谅临阵脱逃的逃兵，却绝不原谅向敌人投降的降兵，这与西方国家正好相反。在西方国家中可以原谅向敌人投降的降兵，却绝不原谅临阵脱逃的逃兵。西方人认为在无力抵抗的情况下向敌人缴枪投降，也算尽到了军人的责任，不算什么可耻之事。而临阵脱逃则是逃避军人的责任，是军人最大的耻辱。二次大战中西方战场上降兵很多，逃兵却很少；而中国战场上降兵很少，逃兵却很多，这也反映出东西文化的差别。

蒋介石也明白中国不可能打败日本，只有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但借助外国军队打日本也是非常危险的一步棋，这就是所谓的“引虎赶狼”，外国军队不会无偿帮助中国打仗，其索要的代价可能也非常高昂。后来苏联出兵东三省帮中国赶走了日本人，但作为代价中国不得不将外蒙古交给苏联，外蒙古独立也正是蒋介石借助第三国抗日所付出的代价。

现在看来，中国和日本主和派的下场都不妙，在日本，主和的犬养毅首相被杀，后来还陆续有多位主和派高官被杀；在中国，主和的汪精卫被刺几乎丧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遭暗杀。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一个高官来说，做少数的主和派要比做多数的主战派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主战派高官们号召别人流血牺牲，自己并不需要直接上战场，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而做主和派却要冒被狂热主义者暗杀的生命危险。

日本在战争时，也是一片主战的狂热叫嚣，但主战派尽管主张战争，却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日本战败遭到割地赔款的苛刻制裁后，主和派方得以“平反”。人们才开始后悔当时没有听从主和派的劝告，才开始批判当年那些不负责任的主战言论。由于中国有幸成为战胜国，现在我们可以轻松地批评当年主和派的卖国求荣，可是我们如果理解当时主张和解妥协甚至要冒生命危险的话，我们也许就不会轻易批评他们主和是为了卖国求荣了。

谢选骏指出：主和不等于投降，主战不等于不降——我看到许多主和派死了，许多主战派倒投降了。例如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主战派，最后还不是统统投降了帝国主义反动派。

第三部分之三：和平运动的开始

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向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但这种进攻又显得毫无战略章法，不禁使人怀疑到日本发起侵华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芦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芦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难道日本人的战略眼光真的这么差？连李宗仁所说的军事常识都看不到？其实这里面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当时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侵华战争，似乎是把中国作为其敌人，然而少壮派军人真正想打倒的对手并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国内的官僚集团，中国被他们利用作为挑战日本官僚政权的工具。

１９２９年美国开始的经济大恐慌很快就波及到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特别严重的是美国和德国，日本也不例外，大恐慌后经济也陷入极度的萧条。经济大恐慌使人们对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体制失去信心，国家统治的计划经济被很多人看成是解决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１９３０年代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已经非常令人瞩目，德国希特勒上台后搞准计划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也使德国在两年之内就走出了经济危机，这些都使人们更加怀疑资本主义体制的后进性，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体制，德国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意大利式的法西斯体制，都是作为取代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试点”。

在这样的国际大形势下，日本军中的少壮派们也提出要改变现有国体的设想。他们提出要废除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型利益国家，建立一个人人灭私奉公的、尽忠报国的、以道义而不是以利益为本的新型国家。当然日本国内的资本主义当权派不会轻易让出他们的政权，军人们要想夺取政权，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海外制造军事纠纷，使日本国内陷入非常时期的战时状态，这样军人们就可以用军事上必要为理由征收个人财产，侵犯个人人权，以国家大义为借口堵住一切反对派的嘴，为改造国家体制创造必要的条件。尽管日本军人在战时建立起来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没有能使日本打赢战争，却成为了战后日本在国家的主导下发展经济的国家主导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型。

在这种改变国体的呼声下，１９３７年６月４日近卫文吕（借字，原字上麻下吕）内阁成立。近卫是一个完全新型的政治家，虽然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思想却十分活跃敏捷；虽然近卫是文人，但在军人集团与文人政治集团发生冲突时，近卫对军人持同情态度，所以近卫内阁得到军人和文人双方的支持。近卫上台后，在开始着眼改革日本国体的工作，近卫宣布他的政府方针时说：“要建立基于国际正义的和平，建立基于社会主义的施政”。此后日本政府开始学习苏联搞国家主持的五年计划，实施国家控制主要产品价格的统购统销战时经济制度，不久后又解散了所有政党，试图建立一个希特勒式的“举国一致”独裁内阁。以上这些国体变革如果没有中日战争作为借口，在和平环境下是很难推行下去的。

但日本历史上并没有个人独裁的传统，一贯是集体领导体制，所以独裁体制在日本颇难立足，近卫也无法成为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二次世界大战是民主阵营对独裁阵营的战争，但这并不准确，民主阵营的苏联中国都是独裁国家，而独裁阵营的日本却是民主国家。尽管在二战期间日本军人试图建立一个独裁国家，但并没有成功，日本一直没有出现过一个称得上独裁者的人。有人试图把日本的东条英机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并列成为独裁者，这完全偏离了历史的真实，东条英机实在无法算成是一个独裁者。

近卫上台才一个多月，就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成为近卫内阁的棘手问题。当时近卫本想采用不扩大的方针，军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也积极鼓动近卫亲自飞往南京和蒋介石“促膝谈心”，彻底解决中日间的纠纷。近卫对石原的设想有所动心，甚至准备了出访的飞机，但后来由于遭到日本军方强硬派的反对而不了了之。近卫又派亲中派国会议员宫崎龙介乘船前往南京与蒋介石会谈，但宫崎龙介在上船时被日本宪兵逮捕，强行送还东京，可见当时日本军方把首相的人都不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近卫不得不向军方妥协，采取了对中国的强硬姿态。

蒋介石也明白中国独自不可能打败日本，必须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蒋介石在抗战爆发不久就在上海主动向日本驻扎上海的海军陆战队进攻，试图使上海这个国际城市陷于战火而引起英美法各国列强的干涉。但英美法对中日战争的反应意外的冷淡，英法忙于对付欧洲的希特勒，已无暇顾及远东事务，而美国的民众正处于严重的孤立主义中，不愿卷入外国的纷争。如果没有外援的话中国将必败无疑，在中国军队从上海败退后，蒋介石也开始考虑在德国的调停下和日本进行停战谈判。

德国当时已与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条约，德国愿意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和日本都是德国的友好国家。当时欧美国家围堵希特勒德国，德国在国际上朋友不多，所以十分重视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中国当时虽然没有石油，却是镍等战略金属的主要供应国，德国的战略金属主要依靠中国供应，而作为交换，德国以向中国借款的方式，“借”给中国大量军事装备，这是抗战初期蒋介石军队均为德式装备的原因，也是蒋介石聘用３０多名德国军事顾问的原因。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以同盟国的身份向德国提出抗议，要求德国停止向中国供应武器，召回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德国在日本的压力下不得已停供中国军火并召回军事顾问，但中德仍是友好国家，请德国出面调停，中国也比较放心。

于是德国大使托德曼担任了调停的主角，托德曼对中国人说：“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抗战已经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勇敢精神，现在应该到结束战争的时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有好几次讲和的机会，但我们却过分自信自己的国力，没有走上讲和的轨道，后来德国无条件降服时，不得不悲惨地接受战胜国的所有条件。”托德曼希望中国人吸取前车之鉴，不要象德国那样搞到无条件降服的地步。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５日，托德曼向中国方面透露了日本讲和的条件：（一）内蒙成立自治政府；（二）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三）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四）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

１２月２日，蒋介石与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开会，征求大家对托德曼转达的日方和谈条件的意见。与会者均认为日本没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要求承认满洲国，也不要求赔款，条件不算苛刻，白崇椿甚至说：“如果条件只是这些，那为什么还非要打仗不可呢？”１２月２日下午，蒋介石会见托德曼，表示中国愿意接受德国的调停，可以以日本提出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但华北的主权和完整不得侵犯，和谈始终由德国担任中介人。蒋介石还说：假如他全部同意这些要求，中国就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中国就会发生革命。他要求德方、日方对谈判一事严格保密。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６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讨论托德曼大使转达的日方停战条件。与会者也基本同意接受日方条件，在郑州部署军事的蒋介石打来电话：和谈可依照国防最高常务委员会议的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这暗示蒋介石不准备直接主持和谈，要把卖国的帽子扔给汪精卫。汪精卫倒是不怕汉奸帽子，他说：“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三，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

１２月１３日日军轻取首都南京后，使日本人以为中国的抵抗已到穷途末路，于１２月２２日又增加了三项苛刻的和谈条件：（一）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立特殊机构（亲日政权）；（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日方请托德曼将新增三项条件转达中国，并把谈判期限规定为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５日。托德曼看后摇头道：“这样的条件中国是不会接受的”，果然不出托德曼所料，中国政府没有按期答复日方的条件。于是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施加高压，１月１６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由大本营联席会议通过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１月１８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明了中国的强硬态度：“全力维持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日本在中国发表声明后即日撤回驻华大使，中国也于１月２０日撤回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正式断绝，托德曼的调停以失败告终。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以加强军事为由，提出国民党中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决策机关，取代以前的最高决策机关中政会。国防最高会议的《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军委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蒋介石是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是中政会主席，所以蒋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卫出任副主席。１９３８年３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修改党章重新确立国民党的领导体制，规定国民党设总裁１人，副总裁１人，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这样蒋介石就借战争的理由名正言顺地夺取了汪精卫长期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尽管如此，汪精卫在党内的影响还是巨大的，蒋介石虽然掌握实权，但在表面上也要让汪精卫这位老前辈三分。

由于英美法不肯出兵干涉，蒋介石开始考虑请求苏联干涉，不过蒋介石在是否应该动用苏联这张牌时也非常犹豫不决：苏联曾经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曾经在１９０４年和日本为了争夺在中国的霸权而大打出手，因此与日本成为死敌。中国请苏联出兵，即使赶走了日本人，进入中国的苏军会轻易撤出吗？请神容易送神难。更为严重的是，苏军一旦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岂不要在中国做大，国民党还能掌握政权吗？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批人非常反对请苏联干涉中日战争。后来苏军进入东北后，把东北交给了中共，成为中共打败国民党的基地，这些都验证了汪精卫等人的担心。

但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被动局面，使蒋介石不得不铤而走险，请求苏联的出兵援助。１９３７年８月２日蒋介石召见苏联大师鲍格莫洛夫，请求苏联给与全面的军事援助，苏联方面答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要求首先在两国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互不侵犯条约”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国承认以前被沙皇俄国侵占的领土，不再向苏联提起领土要求。８月２１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字。

尽管蒋介石和中共都强烈要求苏联直接出兵，但斯大林却对出兵一事含糊其词。１１月１１日，斯大林在召见中国特使杨杰时说：“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同情中国的抗战，如果苏联出兵，中国就会在世界上失去道义的支持。现在中国在军事上还有很大余地，万一中国军队实在坚持不住时，苏联再出兵也不迟”。不过斯大林答应向中国派遣志愿军和紧急提供武器，苏联的第一批志愿军飞行队４０余架飞机进入中国，于１１月２１日在南京附近首次和日军交战。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０日，蒋介石亲自向斯大林发电报，要求苏联表态是否同意出兵，斯大林最后说：“如果签署九国条约的国家共同出兵制裁日本的话，苏联就出兵。如果苏联单独出兵的话，世界舆论就会把苏联看成是趁火打劫的侵略者”，拒绝了蒋介石直接出兵的要求。但苏联加大了对中国援助的力度，１９３７年底立法院长孙科访问苏联，苏联答应向中国提供２０个师的装备，１９３８年３月，苏联正式签署向中国提供３０００万美元的第一批军事借款。但后来欧洲战线吃紧，苏联以增强本国军事力量为重，放慢了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不过在１９４１年苏德战争爆发以前，苏联共向中国提供飞机９００余架，军用车辆２０００余辆，大炮１０００余门，弹药１亿８０００万发。３０００多名苏联志愿军在中国直接参战，不少人长眠于在中国的土地上。

英美法隔岸观火，苏联也不肯出兵，中国的抗战只剩下“焦土战”这条严酷的道路。由于日本是一个资源贫瘠的岛国，非常不利于打持久战，所以蒋介石就把希望寄托于用持久战来拖垮日军。当然日本也明白本国资源有限的弱点，提出了“以战养战”，用中国的资源打中国人的设想。蒋介石为了不让敌人利用中国的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中国各战场大搞烧光毁光的焦土战术。但焦土战的最大受害者并不是日军，而是中国的平民百姓，国民党内部对这种残酷的焦土战术也有不少反对之声。

１９３８年６月９日，国民党军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不久，国民党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长沙大火后，汪精卫批评蒋介石说：“我们烧东西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自然汉奸’被敌人利用，但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汉奸的话，自然又怎么会变成汉奸呢？如果象长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我方抗战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这些人怎么处理？带他们一起跑吧，他们又跑不动；将他们杀了吧，又于心不忍。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

汪精卫在一次演讲时说；“从前法国有一个国王，叫做亨利四世，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希望我的人民，在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在他家里的火炉子上面、瓦罐子里面，都偎着一只鸡。我们再看看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有的连鸡毛都没有见过，还谈鸡？一生都吃不着一只，还要说在每个星期六？他们从小到老都在劳动，田地和工厂接受了他们的血汗，等到血汗用尽了，生命也完了，就离开了世界。那好比火炉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贡献出来，只剩下灰未、只剩下煤屑的时候，不讲情面的铁铲就把它们铲出去！不让它们再在火炉里停着”

汪精卫越来越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感到疑问：抗战的目的是什么？法国国王还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鸡吃，我们的领导人想到过老百姓的疾苦没有？抗战的最大牺牲者不就是那些连鸡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吗？我们不惜牺牲四万万老百姓的生命来培养一个民族英雄，这值得吗？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这场战争要经过多少年才能结束？在这期间中国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惨祸？汪精卫越来越觉得他的和平救国理念是正确的。

当然国民党内部持“和平救国”观点的，不止汪精卫一人。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组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低调俱乐部”是胡适起的“雅号”，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周佛海说：“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１９３８年９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联系。

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说：“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政府。”江精卫则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不过在国民党内主战派压倒多数的情况下，汪精卫感到已不可能说服蒋介石等人走“和平救国”的道路，于是他开始走自己独自的和平道路。汪精卫委托“低调俱乐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

日本国内也有一批主和派，主张尽早以较为宽大的条件和中国停战言和。主要人物是陆军参谋本部支那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还有在华日本纺织同业株式会社理事长船津辰一郎，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元重治，前首相犬养毅的三子犬养健等民间人士。影佐祯昭等主和派也在没有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私下与中国接触打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和西义显等人私交不错，双方不久就达成了初步协议：日方以宽厚的讲和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汪精卫则脱离国民党另立政府和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

对于汪精卫来说，迈出这一步的确是非常艰难的。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汪精卫也明白，他迈出这一步的代价有多大，岂止勾销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甚至要千夫所指、万人痛骂，陈公博也从成都打来电报，劝告汪精卫说：“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了。”

谢选骏指出：读到这里我都快被感动了，但转念一想不对啊啊，毛泽东不是汪精卫提携起来的吗？汪精卫如此善良，怎么可能提携一个魔鬼起来祸害中国呢？

第三部分之四：对日和约的实态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对战局的形势有三种看法：一、快胜论：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可以在“三个月内解决支那问题”；二、持久战论：认为中国国土辽阔，战场的纵深太大，日军只能占据一些军事据点，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整个中国。中国政府如果坚持不降，中日战争将成为旷日持久的持久战；三、外国干涉论：认为中日战争将导致第三国的武装干涉，日本会在外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被迫退出中国。

随着战局的发展，证明“快胜论”的预言是错误的，但外国也没有积极干预中日战争，所以“持久战”的预言成为现实。日本非常不愿意打持久消耗战，持久战拖得越久，对人口资源丰富的中国就越有利，日本将在消耗战中拖垮。到１９３８年底，日本用在中国战场的兵力已增至２４个师团，军费激增，财政困难，税收加重，国内危机日渐困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内部也出现了尽快解决战争的呼声。

在１９３８年初，日本还寄希望于用高压手段迫降中国政府，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近卫首相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军本想在武汉战役中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但中国军队主动撤退，中国政府也迁都重庆，使日本通过武力高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破产。此后，日本政府内要求“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呼声抬头，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改过去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针，表示：“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６日，陆军省参谋部公布《１９３８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决定今后的对华总方针：“以攻占汉口、广州为行使武力时期，今后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切戒急躁。为此，目前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其它各项施策都应与此相适应。”对华总方针还规定军事上“以不扩大占领区”为宗旨，确定新黄河、合肥、芜湖、杭州一线以东的占领区为治安地区，以西为作战地区。在不扩大占领区的原则下，对国民党军实施有限的局部进攻，同时加强航空作战，轰炸重庆国民政府大后方及中国国际补给线，打击中国的抗日意志，促使国民政府崩溃。

１９３８年底以后，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谈判为主”，由否认重庆国民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１９３８年１１月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考虑作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和中国政府谈判，结束战争。１９３９年３月，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公开表示说：“蒋介石将军与其领导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反日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东亚新秩序之建立，则日本准备与之进行中止敌对行动的谈判”。

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战局的形势有四种看法：一、胜利论：认为中国军队已具有击退日军的实力，可以击败日本的军事进攻，赢得军事上的胜利；二、亡国论：认为中日战争的结果将导致中国亡国；三、最后胜利论：中日战争成为持久战后，最终将引发外国的武装干涉介入，中国在外国的帮助下最终战胜日本；四、和平救国论：中日战争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后，日本也难于忍受长期的消耗战，所以日本不能灭亡中国，不得不与中国进行停战和谈。而中国也应该积极响应和谈，尽快结束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破坏性巨大的战争，减少中国国力的损失。

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和放出和平的气球，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国民党内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裂。但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国的汉奸帽子，所以国民政府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等“主和派”开始了自己独自的“和平工作”。不过蒋介石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战到底的高调，另一方面对汪精卫等人的“和平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中日战争的结局留一条后路。蒋介石并没有制止和惩处参与“和平工作”的官员，使汪精卫的“和平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通过私人关系与在上海的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元重治等人进行接触，摸索与日本和谈的可能性。西义显和松元重治劝董道宁直接到日本与军方人士会谈，于是在松元的安排下，董道宁于１９３８年２月，即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一个月后，来到日本与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进行了会谈。董道宁是一个小小的科长，肯定是在某个上层人士的指派下到日本秘密谈判的，但董道宁到底是受谁的指派直到现在也还搞不清楚。

参谋本部中国课长的影佐祯昭大佐是日本的主和派，是早期参与和平工作的唯一军人。董道宁向影佐询问日本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政策的可能性，影佐说：军部中也有很多人反对近卫首相发表那样的强硬声明，但近卫首相的声明亦是事出有因，不可能那样简单地取消。但影佐表示日本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愿意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期望中国也能够表示出具有和谈的诚意。董道宁请影佐给蒋介石写封信，影佐认为他以一个课长的身份给蒋介石写信不太合适，于是他给在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应钦和张群分别写了信，影佐在信中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一桩不幸的事件，董道宁此番来日本表示了中国的诚意，日本深为感谢”。

董道宁回国后将影佐的信交给上司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又将信转交给蒋介石的近侧宣传部长周佛海，周佛海再将信转交给汪精卫和蒋介石。不久高宗武向西义显转达了蒋介石向影佐祯昭的好意表示的谢意。周佛海又向蒋介石进言派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到上海“收集情报”，蒋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进行秘密外交，并从军委会秘密经费中每月支６０００元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周佛海不久又背着蒋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会谈，高宗武有些担心：“我去日本蒋先生知道吗？”周佛海说：“你就放心去吧，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周佛海之所以敢瞒着蒋介石和日方谈判，是因为周佛海对蒋介石抱有这样一种看法：抗战后蒋先生一反他以往的表现，如果把过去蒋先生的行为贯穿起来进行研究，就会知道蒋先生的真正态度是“主和”的。由于举国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战，蒋先生不能不附合，而且比别人的调子更高，以便压服反对他的人，争取舆论的支持，蒋先生是被逼迫着走上他不愿意走的路。所以周佛海决定“以自己的胆识，把蒋先生的作法反过来加以灵活运用，等决心和平后，再向蒋先生报告。”周佛海认为蒋介石终究会明白他的一番苦心。蒋介石在知道高宗武未经他许可私下到日本谈判时，只是说：“荒唐，荒唐”，并没有提出对高宗武进行处罚，更没有强调今后要严格禁止类似事件发生。

１９３８年６月高宗武在松元重治的陪同下来到日本，高宗武到日本后首先表示他并不是蒋介石派来的使者，而是中国主和派的代表。高宗武说：“我首先想说明我的立场，为了实现和平，我准备不惜做出任何牺牲。为了中国，我最为重视的不是对日作战，而是对共产党的斗争。关于这一点，蒋委员长周围的一部分军人，主张即使把对共产党的斗争置之以后，也要把抗日看成国家的当务之急，我对此是反对的。但汉奸我可不当，我所奋力争取的仅仅是实现和平，这条界限是明确的。如果是不当汉奸的和平工作，那么有什么困难我都忍耐，但倘若这样做会成为汉奸，那么我马上就此作罢，即使说我中途脱逃也好，或说我是叛徒也罢，我都要退出。”后来高宗武果然因为害怕当汉奸，退出了“和平运动”。

高宗武怀疑蒋介石愿意冒卖国的罪名进行和谈，高宗武说：“关于中日和谈的大义，如果从我的信念上来说，我不得不以汪先生为同伙。随着战祸的扩大，国民是不能忍受的。蒋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高宗武努力推荐汪精卫，他对影佐帧昭说：“为了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先生以外的人。除了汪先生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先生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先生听从和平论的时机，这样较为适当。”

日本军方逐渐为中日战争的长期化感到头疼，对影佐的和平计划开始产生兴趣。１９３８年７月初在影佐帧昭的斡旋下，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会谈时高宗武提出由汪精卫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为汪精卫出马提供有利条件。日方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进行“和平运动”。高宗武于７月２１日返回中国。

高宗武因未经蒋介石允许擅自赴日，而且此行得到的结果也对蒋介石不利，所以不敢回武汉，只向周佛海报告了日本之行的情况，并付一封致蒋介石的信：“委员长钧鉴：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周佛海先把高宗武的报告送给汪精卫，因高在报告中写有“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马”字句，周佛海征求汪精卫的意见：“在呈送蒋先生以前要不要把这段删去？”。汪精卫则说“没有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蒋介石看完高宗武的报告后，转交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并嘱咐张群看完后转交汪精卫，他不知道汪精卫早已看过。过了三天蒋介石忽然大发雷霆：“高宗武是个混蛋。谁让他到日本去的？”

不过蒋介石仍然没有深究高宗武私自赴日谈判一事，这使周佛海更加敢于放手进行“和平运动”。不久高宗武因肺病复发住院，周佛海改派军委会政略部秘书主任梅思平接替高宗武进行秘密谈判。１９３８年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４日，梅思平与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元重治在香港进行了五次谈判，初步确定了日本政府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为条件，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梅思平将日方的内容转交汪精卫，汪精卫同意在此条件下出马主持和平运动。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２日，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壁君等人秘密召开会议，讨论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当时他们计划的“和平运动”分五个阶段：一、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二、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三、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四、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日军撤退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五、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正和平。

汪精卫当初的这个和平计划是在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新政府，然后新政府接收日军撤军后的占领地，在不割让领土、不赔款的条件下和日本实现和平。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有相当的可接受性，汪精卫未必被国人责骂为卖国者。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汪精卫的和平计划和他当初的设想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汪精卫自己也成了牺牲品。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只要国民政府更变人事组织，日本就可以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日本所说的“更变人事组织”，就是指蒋介石下野。１１月１６日，汪精卫和蒋介石一同吃饭时，劝蒋介石下野促成中日和谈。汪精卫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们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反问汪：“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进行了激烈地争辩，最后蒋介石说：“说什么都是一样，我们不必再争论了。我已经困了，要睡觉去了”。于是蒋介石将汪精卫一个人弃置不顾，自己回去睡觉了，这也促使汪精卫最后下定离开重庆的决心。

汪精卫和平计划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得到云南政府主席“云南王”龙云的支持。汪精卫派陈璧君找龙云秘密商谈和平计划，龙云对蒋介石改编他的军队，调用云南的物质，削弱他的势力耿耿于怀。龙云对陈璧君说：“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在国内外声望极高，只要他登高一呼，应者必然云集于他的旗帜之下。蒋介石一贯阴险奸诈，排除异己，所以汪先生发动和平运动、另立新政府是天经地义之事。除了共产党和冯玉祥等少数人之外，都会拥护汪先生出来倡导和平事业，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有了龙云支持和平运动的许诺，下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是否承诺宽大的和平条件。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２日，汪精卫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日本派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最后谈判，双方经过８天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所谓“重光堂协议”。（一）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在“防共区”驻兵。（二）承认（默认）满洲国。（三）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四）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六）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以内撤军。

另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军方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战略。日本军方感到一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最好的消除中国威胁方法就是把中国分为数个国家“分而治之”。日军先在东北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又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１９３８年４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方本来计划汪精卫出面建立一个局限于云南两广的地方政府，而汪精卫坚持必须撤销梁鸿志和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精卫的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中国。由于汪精卫在此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日方最后让步同意汪精卫的新政府统一领导中国。

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于１１月２６日带到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但最后汪精卫比较动摇，决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决定，在周佛海等人的劝说下，终于下决心选择“和平救国”的道路。汪精卫等人策划了一个脱离重庆的计划：１２月５日，周佛海先去昆明，１２月８日，江精卫夫妇去成都，两日后到达昆明再去河内。日本政府于１２月１１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汪精卫随后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任何一地宣布下野。与此同时汪精卫也接到日方的通知，表示对重光堂协议无异议，希望一切按计划实行。

但多年跟随汪精卫的陈公博并不知道汪精卫与日本秘密商定的和平计划，汪精卫把在成都任四川省党部主任的陈公博请来，希望陈也参加他们的和平计划。陈公博看了“重光堂协议”后徒然变色：“汪先生，这协议书是哪儿来的？委员长他知道吗？”周佛海说：“委员长暂时不知。”汪精卫说：“委员长不出来议和，我准备来议和，不然，焦土抗战，死且不知！”陈公博听后不安地说：“汪先生，依公博之见，先生这样做恐怕是难为人理解的，还可能出大乱子。”汪精卫则向陈公博解释说：“你我相处二十年，患难与共，我这次到外面去，和以前一样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有路可走，我是不会离开重庆的，可现在只能离开重庆才能去谈和。我在重庆谈和，人家定会误以为是政府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离开重庆，那么和谈便是我个人的主张了，如果交涉得当，再来劝政府，由政府出面接受。如果政府仍然执迷不悟，那就只能撇开他们另组班子了。我与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将来是会得到国人理解的。”周佛海也劝陈公博说：“历史的评价问题，牵涉到战局如何发展问题，很复杂，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定得下来的。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要谋事总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陈公博见众人都同意，只好说：“你们都统一意见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我总觉得这事还欠考虑，背着政府去和敌方谈和，无论结果怎样，总还有个立场问题。更何况还牵涉到要组织另一个政府问题，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诚意？此事须得慎重，最好放弃。”不过最后陈公博表态：“汪先生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众人在我面前骂汪先生，更不愿被别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里的密探。”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８日，汪精卫准备飞离重庆的时间，本来是蒋介石外出不在重庆的日子，但１２月８日蒋介石突然从桂林飞抵重庆，打乱了汪的行动计划。汪精卫只好暂时留在重庆，等待时机。１２月１８日，蒋介石飞往陕西出席军事会议，汪精卫以外出演讲为名，偕夫人陈璧君、秘书曾仲鸣、女儿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杰等人飞往昆明。汪精卫到达昆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率领省、市各厅局官员列队相迎，后面是一排排学生和市民夹道欢迎。当天晚上，汪精卫与龙云作了一次恳切的谈话，汪精卫把自己和平运动的计划告诉龙云，说到达河内后即公开提出与日本议和的建议，接着由龙云发表拥汪通电，然后四川、西南和两广各实力派也纷纷行动起来，造成以汪为首的和平运动区，一面与日本交涉和平，一面也促使蒋介石的重庆政府议和。龙云听后满口表示赞同。

１２月１９日，汪精卫夫妇、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行十余人，乘龙云代为包租的专机离开昆明，飞抵法属殖民地越南的河内，迈出了和平运动的第一步。据说汪精卫在离开重庆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长信，信中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在当时的情况下，“主和”的道路要比“主战”困难更多。

汪精卫“主和”难，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由于这次发表的声明是正式声明，需要陆、海、外务三省协商后拟成正式文本，然而首先在最重要的参谋本部发生了意见分歧，参谋本部的要员坚决反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声称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这样有损于国家威严之事，这样做太对不住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最后近卫向强硬派妥协，在声明中删去了“重光堂协议”中最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项。近卫在得知汪精卫于１２月１９日到达河内后，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２日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

日方和平运动的发起者之一犬养健在他的回忆中，评论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时说：“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如果按照重光堂会议的精神发表，确实会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可是，这次声明竟把最为重要的撤兵约定忘得一干二净，实在让人担心汪精卫和平运动会走上歧途，我深感失望。”日方和平运动的另一个发起者西义显听到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后感叹说：“日本把汪精卫欺骗了”，松本重治对近卫的声明内容也感到愕然：“感到和平运动的未来已经出现了暗影”。

汪精卫对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也深感不满，但他亲身体会“主和派”的艰难，近卫发表这样主和口气浓厚的声明，也一定有他的难处。虽然近卫声明删去了最为重要的撤兵内容，但在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协议”，所以汪精卫决定按重光堂协议的规定，发表声明响应近卫的和平倡议。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８日，汪精卫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要求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认真考虑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其原文如下：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察。本月９日，铭谒总裁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

“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１２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划，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

“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决不能用于解决战事。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仅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祺。汪兆铭谨启”

１２月２９日，汪精卫又发表了所谓的“艳电”。“艳电”这个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当时电报为了节省字数，把日期用一个字代替，１２月２９日的电报代号为“艳”字，故称之为“艳电”。汪精卫的“艳电”并不是宣布与日本“合作”的声明，而是以公开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提出建议的形式发表的。“艳电”的大致内容如下（手头暂时查不到“艳电”的原文）：

近卫首相在最近的对华声明中指出日本对中国无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并提出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表明日方已有和谈的诚意，希望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以近卫声明为谈判基础，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精卫还特地提出近卫声明中没有提到的日本撤兵问题。“艳电”说：“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汪精卫出走重庆后，不少外国电台报道说：汪精卫外出是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日本谈判和平问题。１２月２４日，蒋介石让外交部紧急发表声明：“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由于汪精卫在党内的地位，蒋介石担心汪精卫的出走影响人们对国民党的信心，最初只是对外声称汪精卫前往河内治病，为汪精卫返回重庆留下一条后路。

蒋介石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精卫回重庆，王宠惠说：“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汪精卫回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它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汪精卫来到河内后，他的和平计划遭到很大的挫折。第一是近卫食言没有在声明中公布撤军的许诺。汪精卫本想近卫也有困难，准备今后再继续交涉撤兵一事，所以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９日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没想到近卫内阁又于５天后的１９３８年１月３日宣布总辞职，使汪精卫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第二是龙云变心，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发表对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响应，迎接汪精卫在云南建立新政府。汪精卫本来并没有考虑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所以龙云的变心使汪精卫设想的和平运动完全泡了汤。

从汪精卫与日本人秘密和约的情况来看，并不是汪精卫一厢情愿的对日投降，而是双方都有和平停战意愿的情况下达成的双边协议。在整个秘密交涉的过程中，汪精卫并非十分主动，最初与日方进行接触的董道宁和高宗武也并非汪精卫派出的使者。而日方却比汪精卫主动得多，日方主动提出汪精卫出马的有利条件，汪精卫考虑再三后才答应的。而且汪精卫在秘密协议中提出日本撤军和建立统一中央政府的条件，都是对中国有利的。

如果日本当初不答应撤军的话，汪精卫也不太可能会离开重庆另立政府。然而日方却在汪精卫离开重庆走上不归路后，违背诺言收回了撤军的承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最能让人谅解的地方就在于日本撤军这一条，没有了日本撤军的保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自然成为卖国投降行为。从这一点看，汪精卫也可以说是被日本人出卖了。但日方倒也未必是有意出卖汪精卫，就像后来美国出卖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台湾国府与中共大陆建交一样，国家之间只有利益，却没有情谊，弱者总是处于被出卖的危险之中。

谢选骏指出：国家就是男盗女娼。

第三部分之五：汪精卫的成立南京政府计划

汪精卫既没有绝对效忠于自己的私家军，也没有掌握垄断国家财政的命脉企业。汪精卫之所以能够在一无兵二无钱的情况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顶峰人物，唯一依靠的就是他的名望。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建党元老，文才口才过人，是孙中山最为信任的左右手，加之有曾经冒死刺杀满清摄政王的英雄壮举，这样的辉煌资历在国民党中无人可比。更加重要的是汪精卫拥有近似于完璧无瑕的正派人品，不贪污、不赌博、不吸毒、不近女色，这在当时腐败的中国政界是绝无仅有的高洁人物，汪精卫走到哪里，哪里的空气就会变得清高起来。汪精卫的政敌们虽然批评汪精卫的政治见解，但对汪精卫的人品都是非常敬服的。

汪精卫的唯一政治资本就是他的名声，一旦名声毁坏，汪精卫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结了，这和那些即使恶名昭著，也照样执政掌权的军事实力派完全不同。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８日汪精卫出走重庆搞“和平计划”，是用他唯一政治资本的“名望”来背水一战。但汪精卫的和平计划遭到了很大的挫折：汪精卫按照与日方达成的密约离开重庆前往河内，日方却违背密约收回了撤军的承诺。本来在汪精卫和日方代表秘密签订的“重光堂协议”中，日方答应以“撤军”来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如果当时日方不提出撤军的承诺，汪精卫也不会离开重庆。可是日本首相近卫在发表声明时，忽然临时删去了有关撤军的承诺。

汪精卫和平运动的设想是建立在日方撤军的基础上，这样的和平运动是有可能得到中国人理解的。日方食言收回撤军的承诺，就使人感到汪精卫等人是无条件地接受日方的“招降”，这就完全毁坏了汪精卫的名声，断送了汪精卫的政治前途。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等人答应声援汪精卫，也是把日本撤军作为基本前提，在日本不撤军的情况下搞“和平运动”，自然要背上汉奸的恶名。龙云等人见日本收回了撤军的许诺，也就不再响应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因为他们还有退路，不象汪精卫已经离开重庆出国，没有退路了。

日本近卫首相在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２日发表的第三次对华声明中，尽管没有提到撤军，但在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协议”，所以汪精卫还是按照重光堂协议的密约，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但汪精卫万没想到近卫内阁居然在他发表“艳电”５天后的１９３９年１月３日宣布总辞职，由于“重光堂协议”是汪精卫和近卫首相之间的密约，近卫辞职就使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彻底流产。日方的和平运动参加者影佐帧昭等人也不满近卫的做法，影佐说：“近卫竟奇怪地干出这种事，他把汪先生这样的中国元老拉到河内，自己却立即辞职，简直没有一点国际信义。”

答应支持汪精卫和平运动的近卫首相辞职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一时间就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没有着落。在国内则是一片谴责声讨汪精卫之声，国民党中常会于１９３９年１月１日召开临时会议，通过了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的决议。形势对汪精卫极为不利，汪精卫曾一度产生退出政坛隐居欧洲的设想，但这次和他以前８次光明正大地前往欧洲不同，将被人看作是国家的叛徒逃往欧洲，汪精卫对此计划也非常踌躇。正在此时，发生了高朗街暗杀事件。

汪精卫到达河内后，住在河内郊外一座位于小山上的避暑别墅中。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６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１月１７日，亲汪精卫的香港《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幸亏一个外国船员发现出面制止，林柏生才免一死；１月１８日，在澳门的汪精卫外甥沈次高被人开枪打死。１月２８日，突然有十几个身分不明的人从汪精卫住的山下向上攀登，汪精卫得报后紧急下山。此后汪精卫搬入人口稠密的河内市内的高朗街２７号一幢西式三层洋楼居住，并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法国当局只是派一个警察在门外象征性地站岗。

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１日凌晨，四名暗杀者越墙攀上三楼走廊，劈开位于三楼正中的主卧室之门，刺客在黑暗中对准睡在床上的一对男女乱打数十枪，以为汪精卫必死无疑。然而被刺的不是汪精卫，而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高朗街２７号洋楼的三楼有四个房间，汪精卫夫妇、汪的女儿汪文惺与女婿何文杰、朱执信的女儿各住一间房，把最好的一间主卧室让给刚从郊外旅馆搬来的曾仲鸣夫妇，没想到这反而送了曾仲鸣的命。暗杀发生前的晚上曾仲鸣曾对汪精卫说：“现在重庆方面正想从肉体上消灭汪先生。先生的身体是属于中国四万万人民的，请千万珍惜。”

曾仲鸣早年留学法国，１９２５年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同年７月１日国民政府成立时，汪精卫任主席，曾仲鸣任秘书，从此一直相随左右。在枪击中曾仲鸣腹部中了十余弹，其妻方君壁也受重伤。曾仲鸣被紧急送往法国陆军医院抢救，汪精卫要去医院看望曾仲鸣，别人都说现在出门太危险，法国警察也劝汪精卫不要冒险去医院。但汪精卫仰天流泪说：“我是从小看着仲鸣长大的，又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结果汪精卫乘坐曾仲鸣法国朋友的私人汽车到达医院。

当汪精卫到达医院急救室时，曾仲鸣已昏迷多次，他醒来时对汪精卫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曾仲鸣临死前又挣扎起来，把以他的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银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签了字，为汪精卫尽了最后的一份力。高朗街暗杀对汪精卫来说已是第二次遇刺了，但汪居然又大难不死，亦可谓天意。

曾仲鸣死后汪精卫极度悲愤，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曾仲鸣先生行状》，又在３月２７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作为对蒋介石暗杀行为的抗议。汪精卫在《举一个例》一文中，披露了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６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听取外交部次长徐漠的报告，讨论德国大使托德曼转达的日方和平条件。陶德曼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转达了日本的和谈条件，蒋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精卫用这个实例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

汪精卫在文中责问蒋介石：“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张，当时托德曼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蒋介石认为和谈可以进行，那么在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后的今天为什么和谈就不可以进行？而且还要对主和的人横加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再何况，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而蒋介石居然说不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今天近卫声明所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却为什么不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

近卫内阁倒台，继任者平沼首相见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后，西南省份的中国军政要人并没有象预计的那样通电支持汪精卫，因此对汪精卫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产生了怀疑，但他们忘记了日方食言收回撤军承诺对汪精卫个人威望的打击。在１９３９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日本方面对汪精卫相当冷淡。但是河内发生汪精卫暗杀事件后，因为汪精卫毕竟是响应日方的和平号召才到河内的，日方召开了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及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研究决定派遣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前往河内营救汪精卫，帮助汪精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到达上海，暂时住在法租界。

在轮船尚未到达上海之时，汪精卫就对影佐祯昭和犬养健说：“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方针一直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组织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揭露、指责重庆政府对日抗战的错误，宣传中日和平以拯救中国、拯救东亚，扩大和平运动的阵营，从而使重庆政府改弦易辙。原来设想在西南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一个和平运动基地，但自从我离开重庆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的想法也有了改变，我想不如推进百步，索性建立一个和平政府，通过日本政府对中国和平的诚意，用事实来证明抗战已毫无意义，从而促使重庆政府转向和平路线，这样比较适当。”

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一事大出影佐等人的意料之外。当时日本政府只是吩咐影佐帮助汪精卫建立一个“反共救国同盟会”的民间组织，并没有设想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政府。所以影佐为难地说：“诚然，这也确是一个好办法。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受命专来帮助先生转移到安全的地点而已。关于现在您所说的话，在公务上我没有答复您的资格。不过作为和平运动的同志，我还是发表我的意见。我认为，首先要看日本政府是否彻底实行近卫声明，这是前提条件。假如日本政府在这个态度上有所改变的话，那么先生的这个新建议将会完全失败的。我作为一个日本人说这样的话，不免有些奇怪，但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慎重行事的事。”

汪精卫说：“我也有同感。比如说，重庆政府还不信任贵国，他们认为日本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心中所想的却完全相反。各地希望和平的同志如今踌躇不前，也是出自同一理由。近卫声明是否实行，这是我们和平运动的分歧点。”

犬养健问：“不知汪先生在组织新政府时要向帝国政府提出什么要求？”

汪精卫说：“主要是希望日本政府坚持实行近卫首相的声明，如果不能践行声明，我必将遭到国人的讥笑，认为我是受日本的欺骗而离开重庆的。重庆方面也更不会相信日本政府，认为贵国口是心非，不守诺言。”汪精卫还说：“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新政府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

汪精卫又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抗日论也好，和平论也好，都是爱国心的表现，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热爱国家。从另一方面来说，抗战论总容易让一般的中国人接受。与之相比，和平论几乎就等于卖国论，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从现在中国国民的心情来讲，哪怕是内地的一、两个省份因抗战而生存下来，人们也会确信，它将来必定成为国家振兴的根据地。这种主张最容易使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热血沸腾。但是倘若青年们没有这样旺盛的精神，中国的将来和亚洲的将来也就令人担心了。由于这些缘故，在我们和平运动的征途上会遭受到相当的责难，要经常不断地被骂为卖国贼、汉奸，但我已做好挨骂的思想准备。我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照与我们约定的那样在中国广泛宣传，到那时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才会放射出异彩。我们在那个时候才能与抗日的青年们见面，互相笑着说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

影佐祯昭被汪精卫的话深为感动，在他的回忆录《曾走路我记》中，给予了汪精卫最高级的赞词：“汪氏的行动表现出他对支那、对东亚的热爱和赤诚，其崇高的精神、高洁的人格连鬼神都会为之感动。我除了真正地敬服感佩以外还能有什么呢？”

不管怎样，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的“主动出击”，使日本政府一时感到为难。日本对中国的方针原来是分而治之，因为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日本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１９３８年４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本并不打算在日占区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所以对汪精卫提出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的计划并不感兴趣。但汪精卫毕竟是中国政坛上的超重量级人物，日方还是认真考虑了汪精卫的建立政府设想。

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６日，汪精卫在上海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动提出“建立政府”的计划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拟订出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准备以书面形式提交日方，汪精卫亲赴日本和日方谈判。《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先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章，重新制定政纲及政策，授权汪精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责改组国民政府以及“还都南京”。该文件还规定：在“国府还都”南京的同时，王克敏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梁鸿志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自动取消，并宣布重庆国民政府为非法政府，其对国内发布的法令、对外缔结的条约协定一律无效。

１９３９年５月３１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影佐侦昭和犬养健陪同下秘密飞往东京。日方尽管对汪精卫的来访并没有多大热情，但还是给予汪精卫很高的礼遇，前首相近卫文吕和外相有田八郎亲往机场迎接。为了对外保持秘密，汪精卫被安排住在东京郊外的一所高级私人别墅。对汪精卫的来访，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召开政府首脑紧急会议，讨论汪精卫提出在南京组建政府的要求，平沼说：“原来我国政府鼓励汪氏出逃重庆是为了促进重庆政府内部分化而与帝国政府议和，这样战事就可能更加顺利一些。原先我们只是计划在经济上支持汪氏进行和平运动，现在汪氏要求我国政府支持他在南京组织中央政府，这是我们未曾想过的。”

日本政府内部对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的设想意见很不一致，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日方终于统一意见，同意汪精卫建立新政府。１９３９年６月５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拟出一个《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该方针规定：１、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吴佩孚、临时政府、维新政权共同组成，吴佩孚主军，汪精卫主政；２、新建中央政府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本建立调整国交；３、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一定的号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５、关于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在不妨碍亲日、满和反共的原则下，可允许存在。日方以《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为原则和汪精卫进行谈判，但日方的建立政府方针和汪精卫的建立政府设想相去甚远。

６月１０日，汪精卫首先与平沼首相会谈，但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第二天与陆军大臣大的会谈，是这次谈判的最主要重头戏。□垣先提出陆军不赞成汪精卫在南京建立政府的意见，□垣说：“难道除了南京，汪先生没有考虑设法在其它地方建立新政权吗？譬如在皇军占领区以外。”汪精卫回答说：“原来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只是形势发生了变化，才作出还都南京的决定。”□垣又说：“南京已经有了维新政府，再由汪先生建立一个新政府，不是好办法。”汪精卫回答说：“我们不说在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说还都南京。因为国民政府原在南京，重庆被称为陪都。还都能使重庆方面产生一种冲击力和向心力，使国内一切爱好和平之国民思和之心凝聚于故都南京。南京和平政府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央政权，目前北平和南京的临时、维新两个政权应加以撤销，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垣听后反论说：“分治合作是五相会议决定的原则，临时、维新两政府经过与汪先生协商可以考虑废除名义，但不能取消其内容及已形成的事实。”汪精卫则反论说：“阁下的意思似乎与五相会议提出的内政问题交给中国方面的原则有了距离，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两个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要我出来收拾时局实感困难。因为中央政府有名而无实，势必会发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之争。这样的中央政府实在不是我们所设想成立的独立自主政权，如果阁下要坚持，我只有退让或延期组织政府。”最后□垣作出一些让步，说只要汪精卫能够说服王克敏、梁鸿志自愿放弃政府，日方也不反对。

日本原指望汪精卫在日军占领区之外建立政府，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日力量。至于在日军占领区之内建立傀儡政府，王克敏、梁鸿志这样的人更加可靠。平沼内阁对汪精卫的建立政府计划很不积极，所以汪精卫这次秘密访日并没有太大收获。汪精卫回国后，曾走访王克敏、梁鸿志，试图说服两人同意放弃地方政府，支持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但王、梁两人均支支吾吾，没有表示出愿意放弃地方政府的意思，这样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政府的计划又濒临死路。

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时，吴佩孚曾表示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吴给汪去信说：“中日辅车相依，为友为敌，利害本昭然，但目前危亡抗战之中，更须化敌为友，因有史以来，从无久战不和之理。故自芦沟桥变起，身居故都，一直以启导和平为信念。”但汪精卫到北平约见吴佩孚时，吴佩孚态度很傲慢，结果会谈没有实现，不过不久吴佩孚忽然急病而死。

１９３９年８月，平沼内阁倒台，原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出任首相。阿部上台后，开始积极支持汪精卫，同意取消临时、维新两个政府而由汪精卫领导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１日，汪精卫才正式“还都南京”，在日占区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国民政府”。

如果说日本人扶持汪精卫在日占区成立一个傀儡政府，倒不如说这个傀儡政府是汪精卫尽力“争取”而来，而且是来之不易。日本人一方面怀疑汪精卫搞和平计划是中国人的诡计，试图以此来缓解日本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日本也怀疑汪精卫等人对日本的忠诚，尽管重庆开除了汪精卫等人党籍职务，但汪等原国民党人与重庆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仍有各种难于切断的千丝万缕联系，日本人担心汪精卫等人会在关键的时候反叛，会把日本的军事机密传递给重庆。事实上抗战期间重庆政府正是通过汪精卫政府获得了大量的军事情报。

日本人要在日占区建立一个傀儡政府，最重要的考虑之一就是傀儡政府对日本的忠诚可靠程度。从这方面来讲，王克敏、梁鸿志等人显然比汪精卫更加可靠。日本从刚开始就没有考虑过让汪精卫在日占区成立政府，只是希望汪精卫在日军未占领区成立政府。多亏影佐侦昭等和平运动发起人尽力奔走，向日本领导层说明汪精卫的诚意，最后日方才同意汪精卫成立政府的要求。

汪精卫本来性格清高，对金钱权力看得并不是很重，自动放弃了多次争夺权力的机会。但这次汪精卫却一反常态，竟然“别人不请我自来”，争着在日本人手下作一个傀儡政府的领导人，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难道汪精卫真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怕别人“卖国”把国家卖完，自己亲自来搞有限度的卖国？汪精卫的确说过：“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汪精卫也许因为被人们所误解而难过。蒋介石不采纳他的和谈建议，他不得不出走重庆，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政府，和日本达成和平撤军的协议，救百姓于战火之中。这本来是一个可行的计划，他本人也不会因此被人们耻为卖国求荣的汉奸。可是没想到日本人临时变卦，收回了撤军的承诺，把汪精卫推进了汉奸的行列。

对此汪精卫是有苦难言，在当时他无法向别人解释清楚他离开中国是被日本人欺骗了。如果汪精卫隐遁欧洲，等于默认他干了卖国之事而出逃欧洲。汪精卫想干点什么事来进行挽回，因此汪精卫才迫不及待地要建立一个政府，想作一些对中国有益的事来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澄清人们对他的误解。可是汪精卫的努力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越陷越深，越洗越黑。政治仕海险处丛生，一步走错，当年最让人尊敬的革命老英雄就变成最大级的卖国贼。

不过从客观来看，在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时，德意日的势力正如日中天，很多人都认为德意日要夺取世界领导权，至少要平分世界。假如当时日本和德国联手首先打败苏联，逼和英美，中国的命运就很悲惨了。如果历史真的走到这条路上，没有汪精卫在敌占区成立的统一中央政府，中国就要被分裂成几个国家了。

谢选骏指出：历史没有假如；用假如说话，非奸即盗。

第三部分之六：短命的南京政府

１９３９年８月，日本平沼内阁倒台，８月３１日阿部信行陆军大将的新内阁成立。阿部首相在上台后的第二天发表声明，声称处理中国事变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转变了以往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方针，表示支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迅速处理中国事变。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５日，日本参谋本部起草了《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高方针》，声称：“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实质包括促成重庆实现停战，以及吸收重庆的军力和财力”。

阿部首相的新方针使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中央政府的计划成为可能。汪精卫在策划新政府的同时，也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汪精卫在“我对中日关系的根本理念和前景目标”的广播讲话中，提出了中日间“结怨不如解怨”的看法，汪精卫说：“现在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把蒋介石先生等人夸口的抗日战争继续下去，但我实在看不出重庆有取得抗战胜利的军事力量，抗战的结果只能使共产党受益；另一条道路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朝化敌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国走向亡国之路，后者是中国走向复兴之路，也是亚洲走向复兴的道路。我决心选择后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国各党派和无党派的有志之士加入我们的行列。”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１日，汪精卫在日本的《中央公论》上发表一篇《寄语日本》的文章，试图警告那些热衷于侵略中国的军国主义分子。汪精卫在文章中说：“侵略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我们可怕的敌人。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正在排除共产主义，却不知道日本排击侵略主义。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也是一个侵略主义者，而且对中国的侵略最甚，中国人把“东亚共同体”、“东亚新秩序”看成是灭亡中国的代名词。如果日本有灭亡中国的企图的话，中国就不得不和共产主义势力联合起来反抗日本。这虽然无异于饮鸠止渴，以暴易暴，而且是暴中之暴，但也是无可奈何。”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日本兴亚院起草了一个《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此作为与汪精卫谈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条件。所谓“兴亚院”，是日本政府于１９３８年７月成立的一个专门处理中国问题的部门。兴亚院提出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包括《调整原则》、《调整要项》、《调整要纲附件》，比起前首相近卫文吕去年宣布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有很大的倒退。《要纲》把中国划分为东北、内蒙、华北、华中、华南五种地带或五个层次。最深的一层是“满洲国”，第二层是“蒙疆自治政府”（１９３９年９月，在日本的策划下，蒙古的德王在张家口成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要纲》对这五个层次采取不同的政策。

对于东北，《要纲》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帝国”，使东北从中国完全独立出来；对于蒙疆地区，《要纲》要求中方同意“特别设定军事上及政治上之特殊地位”，在中国的名义主权下实行自治；对于华北地区，《要纲》要求成为“日满华高度结合地带”，日本在“高度结合地带”实行“防共驻兵”；对于华中和华南地区，《要纲》称恢复和平后，日军将从这些地区撤军，但要让日本军舰在“长江沿岸特定地点及华南特定岛屿驻屯停泊”。《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附件”中，把蒙疆地区解释为长城（包括长城）以北的地域”，把华北地区解释为长城（不包括长城）以南的河北省、山西省和山东省。

日方的“和平运动人士”对兴亚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也感到不满。影佐帧昭说：“如果以此方案为基础与汪先生谈判，就会使人怀疑日本政府的信义。即使汪先生接受了这个条件，和平运动也不会成功”。犬养健说：“除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还有附件等八件，好比一座大山压在汪先生身上，怎么能使他开展国内的和平运动呢？又怎么能使他得到中国民众的信任呢？”

汪精卫看了影佐送来的兴亚院《要纲》后大失所望，《要纲》的内容不仅与他向日本提出的要求相距甚远，而且大大超过了上海重光堂协议的范围，也违反了近卫第三次声明的精神。汪精卫考虑再三，还是准备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判。汪给影佐回信说：“尊函及日华关系调整拟订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相当差异，颇以为憾。但对此拟订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委员以周佛海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为委员。希肝胆相照，和睦相处，以审拟东亚问题。”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日，以周佛海为首的汪方代表开始与日方代表举行秘密谈判。汪方要求谈判以近卫声明、上海重光堂协议和东京谈判的三个文件为基础，表示很难接受上述三个文件中所没有的东西，而日方则态度强硬，坚持《要纲》的方针。由于双方一度争执不下，只好中途休会。汪精卫听完陶希圣的谈判汇报后，流着泪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

汪精卫当时思想也有犹豫，准备搬到上海法租界的私宅暂住，发表声明停止和平活动。影佐得知汪精卫准备打退堂鼓后，赶紧去见汪精卫，汪精卫对影佐说：“很感谢诸位对谈判的成功所作的努力。但这次日方提出的原案，和近卫声明的宗旨相差太远，我们无法让步，而你们如果让了步也无法向日本政府交待。现在我们是在讨论一个不可能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不如停止谈判，撤回建立新政府的设想。”

影佐一边听汪精卫的谈话一边笔记，当他听到汪最后一段话时，两行眼泪竟掉落到笔记本上。影佐说：“我协助汪先生迁居，并请法租界布防。但我认为汪先生放弃新政府的计划还为时尚早。正如您所说的那样，谈判进展非常困难。这个原案表面上虽然强硬，但并不是没有交涉的余地，我们也不明白日本政府最后的打算是什么。我将立刻回东京交涉，请先生暂时留下来等候我的消息。”

汪精卫认为影佐还是有诚意的，于是留下来等待影佐的消息。影佐回到东京后，向陆军大臣等人汇报了谈判情况，并说明了汪精卫的立场，希望日方能作出适当的让步。１１月下旬，影佐从东京返回上海，可是并没有带回满足汪精卫要求的让步。１２月双方的谈判再开，日方同意在协议书上附加一份《绝密谅解事项》，其中加入汪精卫的一些要求。

日方的让步之一是把日本在华驻军分为防共和治安两类，前者驻军的区域规定为蒙疆，以及正大铁路以北的晋、冀北部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后者的治安驻军则另行协定，其余地区的日军在和平恢复后两年内撤退完毕，但并没有说明什么时候才算恢复和平。另外日方同意取消向汪精卫政府派遣中央政治顾问，改为聘请日本军事顾问。

虽然日方的让步很有限，汪精卫最后还是决定忍辱接受日方的条件成立中央政府。与以前国民党副总裁的身分相比，现在汪精卫的身价已跌为一个被政府通缉之人，不再有太多讨价还价的资本了。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３０日，周佛海代表中方在协议草案上签字，周佛海解释说：“弱国无外交，现在我们暂时失去了某些主权，一旦新政权建立后，经过和平建设，国势日盛，到那时我们再与日方交涉来废除有关的条约和协定也不是不可能。”

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０日，新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这天是个晴朗的日子，南京市的市民在警察的引导下，各家都挂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日本本来主张新政府使用以前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旗，因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重庆方面的国旗一样，容易造成混淆敌我。但汪精卫坚持用国民党的这个国旗，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在国旗下增加一个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巾。南京市民们看到以前的国旗又飘扬在街头心里确有几分高兴，但看到国旗下的黄色三角巾心里又有几分酸楚。这天还发生了日本兵枪击国旗事件，因为中日开战以来前线的日本兵一直对着这个旗帜而战，很多日本兵在这个旗帜面前倒下，现在这面旗帜突然在他们面前升起，使不少日本兵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

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６日，新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仪式。此时日本的阿部信行内阁已经倒台，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６日成立了米内光政内阁。前首相阿部信行作为特使，和日本众议院议长、贵族院议长、以及日军总参谋长等要人出席了还都仪式。仪式在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里面挤满了文武官员和前来祝贺的市民，文官身穿中式礼服，武官身穿军装，但大家的脸上都没有表现出还都的兴奋。大礼堂里人头攒动，却是一片肃静，偶尔还传来低声的叹息声甚至哭泣声。汪精卫宣读完《还都宣言》后，不禁流出了两行热泪，周佛海和影佐帧昭也落下了眼泪。

汪精卫的中央政权建立半年后，在以前密约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谈判，签订了公开的《华日基本条约》。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３０日在南京举行《华日基本条约》签字仪式，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出席签字。汪精卫身穿礼服站在礼堂的石阶前，等待日方特使阿部信行到来时，眼泪忽然忍不住夺眶而出，沿着双颊一滴滴流下。突然他以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用力地拔拉，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的声音。这时军乐声响起，汪精卫身旁的翻译周隆庠悄声提醒汪精卫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汪精卫这时才恍然从梦中醒来一般，周隆庠用手帕替汪精卫拭去泪水，用梳子梳整一下汪的头发，此时汪精卫的脸上重新浮现出一丝微笑，走下台阶迎接阿部特使。

汪精卫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大任务，就是诱招重庆政府的军政要人加入他们的“曲线救国”行列。这个诱招行动虽然没有很大的成果，但也并非一事无成。到１９４３年８月，投奔汪精卫的重庆政府官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２０人，高级将领５８人，军队５０余万，这些人都是不满蒋介石的政客和被蒋介石排挤的地方杂军。但１９４３年８月以后，日本的败色已浓，就再也没有人投奔汪精卫政府了。

汪精卫政府的第二大任务是建军。汪精卫深感以前没有自己军队的苦恼，决心组建一只自己的军队。只要有了军队，有了实力，他的政府才能摆脱傀儡政权的地位，日本也无法对他随心所欲地控制。汪精卫效法孙中山办军校的方法，主办起“中央军政干部训练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汪精卫亲自兼任团长，陈公博兼任教育长，周佛海兼教务长。训练团的对象是收编的投奔他们的地方杂军，训练以三个月为一期，自上而下，一直训练到排长为止。汪精卫的国民政府最多时曾有军队百余万，但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汪精卫还得不到军队的绝对效忠，１９４３年日本显出败色后，许多投奔汪精卫的军队又转投蒋介石。另外日本对汪精卫的建军也十分警惕，所以汪精卫的建军计划成果也不明显。

汪精卫成立政府后比较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清乡”。所谓“清乡”就是清除国民党残军，共产党新四军在乡村中的势力，建立起汪精卫政府统治的末端机构。经过１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清乡工作。以往日军是在秋收的时候出动军队武力收缴粮食，不但引起很大的民愤，而且收缴到的粮食也不多。汪精卫政府在“清乡”地区改为政府出面征收粮食，结果日占区百姓渡过了没有日军侵犯骚扰的安稳的一年。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军偷袭美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少人以为日本向美国宣战是丧失理智的疯狂行为，其实日本对美开战也是有国民感情为基础的。

日本在历史上就一直处于人口非常过剩的状态，对外移民是日本解决巨大人口压力的一个好办法。由于美国是最富有吸引力的移民国家，１９世纪末日本开始了移民美国的热潮，大量日本人纷纷移居美国。然而日本移民在美国却受到严重的种族歧视和迫害，当时美国的很多州规定禁止“有色人”拥有土地，许多在美国出生的日本移民的二世、三世，虽然已成为地道的美国公民，但仍然被禁止拥有土地，只能从事低贱的职业。

当时中国移民在美国也同样受到严重的种族歧视和迫害，但中国政府向来不对自己的人民负责，对自己的同胞被外国人迫害充耳不闻。而日本政府却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日本就美国歧视迫害日本侨民的问题提出了抗议。于是美国开始制定限制日本移民的“排日移民法案”，１９２４年美国制定了“关于移民问题的宪法修正案”，事实上完全禁止了日本向美国的移民。

当时美国对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完全没有人数限制，但是从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美国没有批准过一个日本人移民美国。这明显是对日本人、以及亚洲有色人种的歧视。当时美国的“排日移民法案”，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民愤，国内反美情绪高涨，使日本的亲美派陷入了穷地，刺激日本走上了狂热民族主义的道路。这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远因。

造成日本对美开战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石油禁运。当时日本９０％以上的石油依赖美国进口，在依赖飞机军舰坦克的现代化战争中，只要美国切断日本的石油供应，日本必然陷入不战自败的困境。据近年的一些资料显示，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在１９２０年代就发现了中国的大庆油田。但美国政府却不让美孚公司公布这个发现，反而让美孚公司对外宣称在中国东北没有找到石油，还装模作样地提出一个“中国贫油论”的理论，把中国的石油判了死刑。

当时日本为了摆脱石油被别人卡脖子的窘境，也在中国东北勘探寻找石油，但凡是美国人勘探过的地方日本人就不再去勘探了，他们相信在美国人勘探过的地方真的没有石油。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美国人会骗他们，真相信了“中国贫油论”，没有继续在东北勘探石油。如果日本人发现了中国东北的大庆油田，日本也很可能不会因为美国禁运石油而去偷袭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就要改写。后来日本人知道美国人欺骗他们时，感叹输给美国人输得心服口服，美国人战略眼光的高明真是没话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提出代表中国向英美宣战，并向日本提议南京政府派兵到太平洋前线与日军共同作战。汪精卫向日本提出此项建议的目的主要是为南京政府建立一只强大军队找理由，但是日本并没有同意汪精卫的参战计划。日本人毕竟对南京政府的忠诚持有疑虑，帮南京政府建立起强大的军队后，中国人会不会把枪口掉过来对准自己？

１９４２年以后日本在太平洋战线上投入了主要兵力，在中国战场上已捉襟见肘。南京政府也看出日本的窘境，逐渐采取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交还主权，扩大政府力量。１９４２年９月２２日，汪精卫向访问南京的日本特使，前平沼骐一郎提出了强化南京政府建议，汪精卫在建议中要求日本不要继续干涉南京政府的行政和经济。１９４３年１月９日，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租界返还和废除治外法权》，将英法租界和日租界返还中国。１９４３年２月２日，汪精卫发出主席令，撤除国旗上“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巾，使国旗恢复了原来的模样。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３０日，南京政府和日本重新签订了《华日同盟条约》，大大改善了１９４０年签订的《华日基本条约》中的主权丧失部分。

虽然汪精卫利用太平洋战争大大改善了南京政府的地位，但如果日本战败，汪精卫的努力将一切付之东流。１９４３年以后，日本已露败迹，南京政府的官员也感到忧心忡忡，一旦日本败战，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周佛海等不少高官开始暗地里和重庆方面取得联系，为自己准备一条退路。

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和毛泽东的中共也对汪精卫政府十分注目。俗话说：“两湖熟，天下足”，汪精卫南京政府正是占据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带，和上海这个最大的国际都市。日本战败后，南京政府投向重庆和延安的哪一方，就会大大增加该方的力量。蒋介石通过周佛海等旧部下拉拢南京政府，毛泽东也试图和汪精卫接近。１９４３年３月７日，中共代表冯龙在上海与周佛海秘密接触，冯龙说他是受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的直接指派，中共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毛泽东等最上层三、四人，但中共和南京政府的交涉似乎没有什么成果。

１９４３年８月，汪精卫的健康开始恶化。１９３５年遇刺时留在背部未取出的子弹造成的隐患，使汪精卫经常感到背部、胸部及两肋的剧烈疼痛。１１月２１日，日本政府派内科专家黑川利雄教授到南京为汪精卫检查身体。汪精卫希望将体内的子弹取出，但黑川认为还是保持现状，不取为好。黑川走后汪精卫的病痛日益加剧，又请南京日本陆军医院院长后藤治疗。后藤认为病痛是由于子弹压迫神经所致，认为非取出弹头不可，并保证手术能够成功。汪精卫同意施行手术，１２月１９日后藤亲自主刀为汪取出了子弹。

但手术后汪精卫的病情突转恶化，体温上升，下肢麻痹。１９４４年元旦以后，汪精卫已不能从床上坐起。１９４４年２月，日本政府再派黑川到南京为汪诊治，黑川认为弹头取出后汪的两腿才变得麻木，是脊椎压迫神经所致，形成“多发性骨髓肿”。“骨髓肿”是一种外伤引起的疾病，没有有效的医治方法，死亡率高达９０％。黑川建议汪精卫前往日本，用其先进设备为汪治疗。３月１日，名古屋帝国大学的日本神经外科医学权威斋藤真教授奉首相东条英机之命，到南京为汪精卫会诊。斋藤会诊后同意黑川的诊断，认为汪有必要到日本进行治疗，宜早不宜迟。

１９４４年３月３日，汪精卫在陈壁君及其子女的陪同下，乘专机去日本就医。临行前汪精卫召集陈公博、周佛海到病床前召开会议，并写下手书：“铭患病甚剧，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愈。现将公务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早日痊愈，以慰远念。兆铭。”

汪精卫飞抵日本后，住进了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的特别病房里。汪精卫的住房除了极少数高级医务人员知道外，其它人员毫不知情。３月４日，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组织黑川利雄、斋藤真等八名教授对汪精卫进行会诊，再一次确诊为因子弹头在体内过久，诱发成为多发性骨髓肿，第四至第七胸椎骨的肿胀已由背部向前胸扩散，严重压迫脊髓神经。会诊结束后，斋藤亲自主刀对汪施行“椎弓切除”，切除左右胸背骨七片，以缓解汪精卫的疼痛。手术后，汪精卫感觉尚好，失去知觉两个月的双腿也恢复了知觉。

但到１９４４年９月，汪精卫的病势又开始恶化。汪精卫问主治医生黑川教授：“请坦诚地告诉我，我的病能治好吗？如果治不好的话，我想回中国。”黑川说：“请放心，我保证一定能治好。”这当然是医生经常用来安慰病人的话。１９４４年１０月，汪精卫的病势转危。日方得知汪精卫病危后，不少高官前来探望，病房中摆满了垂危病人不可能下咽的水果和点心等慰问品。

１１月８日，美军对名古屋进行大规模空袭，医院将汪精卫转入地下室。因地下室没有暖气设备，非常寒冷，汪精卫因此得了肺炎。次日汪精卫体温高达四十度，呼吸困难。１１月１０日午后，病房中传来汪夫人陈壁君的大声呼叫。黑川教授赶入病房，见汪精卫浑身颤抖，痛苦不已。黑川握住汪精卫的手查看脉搏，汪精卫吃力地说：“我要回中国”，这成了汪精卫最后的话。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０日下午４时２０分，汪精卫停止了呼吸。汪精卫去世后的第二天，日本现任首相小矶、前首相东条英机和前首相近卫文吕等人赶到医院向汪精卫的遗体告别。特别是前首相近卫在汪精卫的遗体面前默默站立了一个多小时，汪精卫今天的下场可以说是近卫一手造成的，也许他感到有些内疚。汪精卫的遗体于１１月１２日由专机运回中国，小矶首相、近卫等人前往机场为汪精卫的遗体送行。

汪精卫生前酷爱梅花，曾把南京的市花定为梅花。汪精卫在名古屋大学养病时，曾赠送名古屋大学纪念红梅树苗株，种在病房前，现在还有两株尚存。汪精卫死后葬于南京郊外的梅花山，蒋介石还都后将汪精卫的坟墓炸毁，遗体烧却。

谢选骏指出：国民党先在曲阜搞文革，又在中山陵推行个人崇拜，这又忙着炸坟——引领盗墓贼毛泽东的种种劣迹，难怪毛泽东声称，他的罪行都是跟着蒋介石这个老师学来的。不过我看，这两个家伙的共同狗师是俄罗斯杂种列宁和格鲁吉亚杂种斯大林。

第三部分之七：汪精卫死后南京政府的结局

汪精卫于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０日客死于日本名古屋，他的遗体于１１月１２日由专机运回中国。汪精卫死后，南京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哀典委员会，由陈公博任主任委员，周佛海、王克敏、褚民谊为副主任委员。南京政府于１１月１２日发出公告：“国民政府汪主席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申时，在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逝世，距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九年五月四日已时，享寿六十有二，谨于十一月十二日恭迎遗体回国成殓，择期举行国葬，饰终典礼，由国民政府会同中央党部组织哀典委员会敬谨办理。”

１１月１２日下午六时，装载汪精卫遗体的专机降落在南京光华门外机场、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等一百余名官员到机场迎候。南京政府按照汪精卫生前的遗愿，把汪的陵墓建在国父孙中山陵墓左侧的梅花山上，表示他生前是孙中山的助手，死后也要追随左右。由于汪精卫生前有过陵墓不要劳民伤财的遗嘱，加上南京政府的财政有限，所以汪精卫陵墓的规模不大。不过汪精卫的棺木外面用钢筋混凝土浇灌了厚厚的一层墓壳，倒是十分坚固。

汪精卫死后，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陈公博说：“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该结束了。我来继承汪先生的职位，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此时日本的败局已定，南京政府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８月１７日，陈公博在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解散南京国民政府，把中央政治会议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当晚，陈公博广播发表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历时５年４个月的短命政权宣告结束。

陈公博解散南京政府后，向日本方面提出到日本避难的意愿。此时日本已投降，但还是安排让陈公博、林柏生、周隆庠等人于８月２５日秘密飞往日本。陈到日本后，化名东山公子，隐居于京都郊外的金阁寺。但不久陈公博等人潜居日本的消息泄露，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将陈公博等人引渡回国的要求，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只得无条件答应中国的要求。日本前首相近卫文吕得知陈公博要被引渡回国，匆匆赶到金阁寺和陈公博道别，近卫说：“实在对不起”，陈公博倒爽快地回答说：“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说不上谁对不起谁。”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３日，陈公博一行７人被引渡回中国受审。１９４６年４月４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公博。陈公博对指控他的汉奸罪表示不服，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我认为抗战应该，而和平是不得已。平心静气去想想，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沦陷地方至十数省，对于人民只有抢救，实无国可卖。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人民的元气，无日不焦头烂额，忍辱挨骂，对于个人只有熬苦，更无荣可求。到了今日，我们应该念念汪先生创立民国的功勋，念念他的历史和人格”。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２日，法庭判决陈公博死刑，于１９４６年６月３日执行。临行前，陈公博要求向陈璧君告别。在陈璧君的囚室外，陈公博向陈璧君深深鞠了一大躬，双手捧上自己用过的一把茶壶，说：“夫人，我先随汪先生去了。牢中别无长物，一把茶壶，权做留个纪念吧！”

陈璧君被捕后，更是表示坚决不服罪。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６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在法庭上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后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却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陈璧君个性十分刚烈，汪精卫在日本治病时，陈璧君一直伴随汪身旁，但从来没有对日本人说过一句感谢的话，日本人对她也很发怵。１９４９年共产党夺取大陆后，蒋介石并没有把陈璧君移往台湾，而是把陈留给共产党。１９５２年，和陈璧君私交很深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去监狱探望陈璧君。１９１２年汪精卫和陈璧君结婚时，何香凝还曾作过陈璧君的伴娘。宋庆龄和何香凝告诉陈璧君，中央已经决定，只要陈璧君承认汪精卫有罪，写一篇悔过书就可以释放出狱。陈璧君却立即拒绝：汪精卫无罪。她宁可坐牢，也不承认汪精卫有罪。１９５９年６月１７日，６８岁的陈璧君死于监狱中。

与陈公博相比，周佛海要随机应变得多。早在日本呈现败迹时，周佛海就暗自与重庆联系，为自己留好了退路。当年汪精卫与日本密谈基本上是周佛海一手包办，陈公博不仅没有参与，而且还表示反对。最后汪精卫组建政府时，陈公博感到汪精卫正值用人之际，出于与汪精卫的私人情谊才接受了汪精卫的邀请，到南京政府任职。如果论“卖国罪”的话，与日本签定密约的周佛海，显然要大于没有参与密约的陈公博。但最后周佛海却比陈公博罪轻一等，只判了一个无期监禁，而官职比周佛海小得多的林柏生、梅思平等人都判了死刑，可见当时的汉奸审判亦不公正。

尽管蒋介石抗战后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但蒋介石在抗战时期也多次和日本进行过秘密和谈。除了抗战初期德国大使托德曼的调停外，１９３９年１２月蒋介石密令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曾广冒充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在香港与日方举行秘密谈判。日方对此会谈十分重视，要求继续举行高级别的谈判。１９４０年３月７日至１０日，双方在香港举行了高级别的秘密会谈，中方代表除了假“宋子良”外，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副侍从长陆军少将张汉年。

会议开始时，日方出示了陆军大臣的证明书，而中方陈超霖、章友三两人只出示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书，却没有蒋介石的证明书，说明蒋介石不愿直接承担和谈的责任。但陈超霖说蒋介石亲自过问此事，并在他离开重庆前，特别嘱咐他三件事：（一）必须取得日本撤兵的保证；（二）明确日本的条件；（三）会谈在秘密中进行。日方答应考虑蒋介石的撤军要求，但提出了几项撤军条件：（一）原则上承认伪满洲国；（二）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三）以密约规定日军在内蒙及华北若干地区驻军防共；（四）停战后与汪精卫一派合作。

据参加会谈的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透露，这次会谈争论的中心是满洲国的承认问题、撤军问题、以及与汪精卫合作的问题。重庆方面表示：“满洲问题中国原则上同意考虑，但方式如何另详商议”；“关于撤兵问题，日本应将在华军队尽快全部撤退，不得另找借口延迟撤退（撤兵步骤另细订）；“关于汪精卫问题，纯属中国内政问题。在恢复和平后，根据汪氏与国民党的历史关系，中国将适当处置，无须提为和平条件之一。”但后来重庆方面表示在承认满洲国问题上政府内部意见对立，要求会谈延期。后来重庆方面一拖再拖，谈判也就不了了之。

１９４３月１１月２３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议，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中声明三国将联合向日本侵略势力作最后的反攻，在战争胜利后，把中国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但１９４５年２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制定最后对日作战方针的最高会议时，却没有邀请蒋介石参加。１９４５年８月，美、英、苏三国发表敦促日本政府立即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时，竟然也没有邀请中国这个对日作战最久的国家一起敦促日本投降。这些使蒋介石感到一种屈辱感，也是弱国无外交的另一种表现。

不过蒋介石又对美英苏三国不邀请中国参加最后对日作战方针会议表示担心：三国是不是准备出卖中国的利益对日讲和？蒋介石最怕日本与三国进行有条件投降的谈判，把保存汪精卫政府作为日本从中国撤军的条件。另外蒋介石也担心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战场和日军作战，这样中国就要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了。在担心被美英出卖和担心苏联出兵的情况下，蒋介石通过地下渠道，派南京政府的考试院副院长缪斌赴日与日本秘密谈判单独讲和。缪斌表面是汪精卫的人，背后却又是蒋介石的人。１９４５年３月，缪斌受蒋介石的重托，化名“佐藤”来到东京，开始了“佐藤工作”。日本对这次谈判非常重视，当时的首相小矶国昭亲自领导与缪斌的谈判。

中国方面提出的与日本单独讲和的条件是：日本从中国全面撤军，解散南京政府和取消满洲国国号，中国即可与日本单独签署和平条约。小矶首相对中国的方案很感兴趣，有意接受中国的条件。当时日本正准备进行本土决战，如果能和平体面地解决中国问题，把几十万大军撤回日本，可以有效地解决兵员不足的问题。此外和中国单独讲和还有助于瓦解同盟国阵营，在外交上也是一大胜利。但日本的军部却极力反对与中国单独讲和，小矶首相最后遗憾地说：“错过这次机会，百年以后都要后悔。”

抗战胜利后，缪斌被作为汉奸逮捕。缪斌本以为他很快就会被无罪释放，但不久却传来了尽快执行死刑的命令。缪斌于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１日被处决，比“第一汉奸”陈公博的刑期还早。原来美军占领日本后，发现中国准备与日本单独讲和的“佐藤工作”秘密资料，麦克阿瑟大怒，要传唤缪斌到东京法庭出庭作证。蒋介石赶紧向美国否认曾经和日本进行过秘密和谈，另一方面却下令立即处死缪斌，这可以说是“杀人灭口”。缪斌作为南京政府的考试院副院长，并非政府要职，缪斌本人也没有特别重大的卖国行为，本来不应判死刑。将缪斌如此迅速地处死，也反映出蒋介石害怕得罪美国人的心虚。不过在日本福冈久留米市的有名古寺善导寺中，却有供祭缪斌的牌位；在东京中央区的稻荷神社，还有“和平神缪斌显彰碑”，把缪斌奉为“和平神”，表示不忘缪斌的“和平工作”。

１９４６年１月，在重庆的蒋介石通知何应钦：在重庆政府还都南京之前，必须将汪精卫在梅花山上的坟墓处理掉。１月２１日工兵用炸药炸开汪精卫的墓壳，打开棺木，见汪精卫的尸体上覆盖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礼服：黑色长马褂，胸佩大绶，头戴礼帽。由于使用过防腐剂，尸体尚未腐烂。棺内没有任何陪葬品，只发现尸体的上衣口袋里有一张３寸长的纸条，上书“魂兮归来”四个字，这是陈壁君在名古屋帝大医院汪精卫去世时写的。

汪精卫的棺木和尸体被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彻底焚化，梅花山的坟地由工兵铲平后建了一座小亭，四周添植许多花木，彻底改变了模样。１９９４年时，在汪精卫的原墓地上面修建了一座汪精卫跪像，似乎是模仿岳飞墓前的秦桧跪像供人们唾骂。但到１９９９年１月，汪精卫跪像突然被撤除，原因尚不明了。

尽管人们常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实际上往往是“成者英雄败者贼”。如果客观分析一下当时的形势，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存续下来的可能性亦不算小。第一种情况是日本胜利，美国放弃远东地区；第二种情况是日本有条件投降，从中国和南洋各地撤军，但日本很可能把保留汪精卫政权作为撤军条件。如果美国没有及时发明原子弹，对日本进行本土作战必然要付出巨大伤亡，美英为了自己的利益，很可能出卖中国的利益接受日本的有条件投降。另外从反共一面来看，如果苏联参战的话，苏军的首先攻击目标肯定是在中国的日军，这样中国就不免会共产化。而汪精卫政权是反共的，美英看来保留汪精卫政权总比苏联出兵中国强。第三种是日本向美英苏无条件投降，却不向中国无条件投降，这从美英苏三国不邀请中国一起发表敦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可以看出这种可能性。如果这样日军就会给汪精卫政府留下一批武器装备后突然撤军，留下汪精卫政府自生自灭，就象美国抛下南越政府撤军一样。由于汪精卫政府掌握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和近半数的人口，蒋介石要想消灭汪精卫政权也非易事。因此从“运气”的角度来看，汪精卫南京政府的结局可以说是一种最糟的结局。

从汪精卫的一生来看，汪精卫是个典型的“文人革命家”，善于用笔而不善于用枪。孙中山非常重视汪精卫的文才，孙中山的重要文件均由汪精卫起草，孙中山阅后总感满意，极少改动，汪精卫其实担任了孙中山秘书的角色。１９０５年成立的同盟会，孙中山任总理，黄兴任执行部部长，汪精卫任评议部部长，可见孙中山对汪的器重，也说明汪在同盟会里有相当高的声望。

不过使汪精卫在中国名声大振的，还是他以“精卫”的笔名在同盟会主办的《民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汪精卫写的《满洲立宪与国民革命》、《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等一系列文章，都是当时广为流传的政论文佳作。１９０８年８月１９日，孙中山在新加坡《中兴日报》上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发表文章《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文中说：“自精卫先生《民报》第六号《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一论出，言中外情势原原本本，使中国人士恍然大悟，惧外之见为之一除拜读精卫先生革命可杜瓜分之论，不禁五体投地，神圣奉之。”此文后来收入《孙中山全集》。

但汪精卫的命运和他的老师孙中山一样，都是只有威望却无实权的领袖人物。文人革命家在夺取政权以前起着极其重要的舆论制造工作，可是一旦政权到手，他们就被掌握军队的军人政治家们排挤到一边。孙中山被袁世凯摆布，汪精卫被蒋介石摆布，都是中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牺牲品。不过汪精卫对国民党建立和发展的“功勋”是无法抹煞的。现在台湾的国民党，在召开重要会议以前必先朗读孙中山总理的遗言。然而这个遗言其实却是汪精卫所写，孙中山不过签个字而已。这也表现出汪精卫对国民党的影响仍然“阴魂不散”。

汪精卫一生以生命为赌注进行了两次拼搏，一次是刺杀摄政王，另一次是发起和平运动，前一次赌博巨大成功，得到世人的喝采，后一次赌博却完全失败，遭到世人的唾骂。不过“人算不如天算”，在很多重大事件中，运气或天命起着重要的作用。汪精卫行刺摄政王时抱着必死的决心，根本没有想到生还。清政府对行刺满人王公的刺客一直都没有不处死的先例，只是到了汪精卫时才破例免死。如果当时清政府成全汪精卫必死的决心处死汪精卫，中国就会少一个大汉奸而多一个大英雄，现在我们的中小学生们将代代朗读汪烈士“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言壮语。

如果汪精卫在１９３５年遇刺时被打死，也会成为中国可歌可泣的光荣老革命家，而汪精卫却只伤不死。如果１９３９年重庆特务不是错杀曾仲鸣而是打死汪精卫，人们也只是叹惜汪精卫一时糊涂，不会使汪精卫背上史上最大级汉奸的恶名。但命运之神好象是在故意捉弄人，汪精卫最后对自己的人生也是不满意的，在他６０岁还历时曾经写下一首《朝中措》的述怀词：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栏杆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汪精卫在词前还写了这样一段话：“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元好问这样的亡国诗人之作引起汪精卫的共鸣，可见汪精卫的内心亦是郁郁颓丧。

不少人把汪精卫投靠日本人解释为与蒋介石争权，但从汪精卫的历史来看，汪精卫并不是特别醉心于权力的人。１９１２年辛亥革命胜利时，以汪精卫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他至少可以当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胡汉民就作了广东都督。当时汪精卫才３０岁，这样的高官对于一个３０岁的青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汪精卫却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放弃作官到法国留学。辛亥革命后象汪精卫这样具有功劳威望之人却没有作官的，只有汪精卫一人。后来汪精卫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时，在完全可以不辞职的情况下主动自责辞职，也反映出汪精卫对权力看得不是很重。所以简单地把汪精卫离开重庆搞和平运动看成是争权夺利，其实是把历史人物脸谱化了。

汪精卫个人的悲剧，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试想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又怎么会遭到外国的侵略？又怎么会有汉奸？一个国家历史上的汉奸越多，就说明这个国家越弱。对于一个遭到强敌侵略的弱国，总要有人挑起“汉奸的担子”，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应该公式化地把“汉奸”理解为一群整天想着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而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汉奸”们的悲剧。

附：汪精卫叛国“艳电”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９日

汪精卫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４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７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２２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日本政府１１月３日之声明，已改变１月１６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引提议，伏祈采纳！汪兆铭，艳。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谢选骏指出：这篇《真实的汪精卫》尽管很长，也还是一本脸谱化的“真实”——其中不仅没有任何共产党的不是，也无任何独家的内幕消息。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该书只有“鸣冤叫屈”，没有“总结经验”，丝毫不见汪精卫的一生如何诠释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道理。

（另起一页）

书名

间接路线战略之下的内在敌人

The Enemy Within Under the Indirect Route Strategy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

2023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41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