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226卷： 全球社会的起源

 全球社会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Global Society

2023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26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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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全球化，是从火药的发明、炸药的普及，开始的！炸药所带来的能量，大大压缩了空间，使得全球变成了统一的区域——这首先是在亚欧大陆实现的，通过蒙古帝国的暴力征服、炸药扩张。然后，通过土耳其的大炮攻克了千年帝国拜占庭、迫使西欧逃向大航海时代——建立了全球化的定期航线。所以我说，全球社会起源于中国发明的火药和炸弹。

Content summary

Globalization started with the invention of gunpowder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explosives! The energy brought by the explosives greatly compressed the space, turning the whole world into a unified region—this was first realized in the Eurasian continent, through the violent conquest of Mongol Empire and the expansion of explosives. Then, conquering Byzantium, the thousand-year-old empire through Turkish cannon, forcing Western Europe to flee to the Age of Discovery—establishing the regular shipping lines of globalization. So I say that the global society originated from gunpowder and bombs invented b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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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01、世界政治史

02、北欧海盗不算欧洲殖民者的先驱

03、四大发明之火药的发展史，它是怎样传入西方的？

04、蒙古人疯狂扩张背后的真实原因：五个方面的优势造就了一支铁军

05、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

06、1529年维也纳之围

07、地理大发现

08、殖民主义

09、达·伽马

10、彼得大帝是个蒙古杂种

11、超越「苦力」迷思的華人移民史

12、朝贡的名实与朝贡之外的东亚

13、朝贡体系、礼仪与中国中心史观的转变

14、蒙古人创造了西方文明

15、明清朝贡体系述评

16、沙俄-苏联和清朝-后清都是蒙古帝国的继承人

17、苏联是世界大战的毒瘤

18、马列主义也是一种殖民体系

19、共产国际也是一种新殖民主义

20、何谓政治？如何理解国际政治？

21、“承认的政治”：民族主义为什么没有衰落？

22、“两面结盟”分类与大国共治逻辑

23、《国王的和平》：美国革命胜利后，大英帝国如何强化殖民体系

24、美国论——认识英国的殖民体系

25、美国制度的起源与本质：从公司到国家

26、民主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

27、起源、历史演变及对当今世界政治的影响：何为保守主义？

28、全球不平等的历史起源

29、全球化时代与总体交往

30、人类全球化的缘起和演进

31、土地、种族与殖民治理

32、“一带一路”能否升级为“新殖民主义”

33、在历史学者看来，全球化是何时开始的？

34、政治思潮：世界政治变迁的一种研究单元

35、政治秩序的起源（选章）

36、政治秩序的核心要素和历史演进

37、政治学教授福山还是个毛派分子

38、殖民主义的终结：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兴起

39、残废的《大国兴衰》

40、《大国的兴衰》不知死活

附录、《大国的兴衰》选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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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世界政治史】

佚名

世界政治史（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world）是人类在整个存在过程中创造的各种政治实体以及这些国家定义其边界的方式的历史。纵观历史，政治制度已经从自治和君主制的基本制度扩展到今天存在的复杂的民主和极权制度。与此同时，政治实体已经从模糊界定的边境型边界扩展到今天存在的国家明确边界。

史前时代

人类的灵长类祖先已经具备社会和政治技能。[1]人类社会组织的第一种形式是作为狩猎采集者生活在部落社会中的家庭。[2]

大约在同一时间（公元前7,000-8,000年）在世界各地发明农业之后，人类社会开始过渡到部落形式的组织。[3]

存在不同部落之间外交和局部战争的证据。[4]这可能是由于盗窃牲畜或农作物、绑架妇女或资源和地位竞争造成的。[5]

克里斯蒂安·于恩森·汤姆森首次提出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史前时代三时代系统。到1860年代，该理论被普遍认为是对「人类最早的历史」[6]的一个有用分期法，并开始应用于亚述学。古代近东考古学中现在常规分期的发展是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发展起来的。[7]

古代

政治权力的早期分配取决于不同地点的淡水、肥沃土壤和温带气候的可用性。[8]这些都是高度组织化社会发展所必需的。[8]这些早期社会的位置靠近或受益于构造板块的边缘。[9]印度河流域文明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由构造压力造成）以及印度河和恒河附近，这些河流从山区沉积沉积物以产生肥沃的土地。[10]美索不达米亚也存在类似的动态，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与扎格罗斯山脉的情况相同。[11]古埃及得益于尼罗河从其起源的东非高地沉积的沉积物，而黄河和长江对古代中国的作用相同。[12]由于可驯化的野草物种的自然出现和陆地的东西向，欧亚大陆在农业发展方面具有优势，使驯化作物易于传播。[13]世界上生活在那里的大型哺乳动物物种中有一半赋予了它类似的优势，可以驯化。[14]

农业的发展允许更多的人口。新密集和定居的社会变得等级森严，财富和自由不平等。[15]由于公元前3800年气候变冷和干燥导致美索不达米亚发生干旱，村里的农民开始合作并开始使用灌溉系统建立更大的定居点。[15]这种新的水利基础设施反过来又需要具有复杂社会组织的集中管理。[15]美索不达米亚出现了第一批具有更大社会组织的城市和系统，随后在几个世纪内出现在印度河和黄河流域。[16]在城市中，劳动力可以专业化，因为整个人口不必为粮食生产而工作，而储存的粮食允许大型军队建立帝国。[16]首先出现的帝国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8]较小的王国存在于华北平原、印度恒河平原、中亚、安纳托利亚、东地中海和中美洲，而其余的人类则继续生活在小部落中。[8]

中东和地中海

文明摇篮、古代近东和古代地中海

古代近东全景

最早的国家是苏美尔王朝早期和埃及王朝早期，分别起源于大约公元前3000年的乌鲁克时期和前王朝时期的埃及。[17]王朝早期的埃及以非洲东北部的尼罗河为基地，王国的边界以尼罗河为基础，一直延伸到存在绿洲的地区。[18]上埃及和下埃及在公元前3150年左右由法老梅内斯统一。[19]这一整合过程是由来自尼罗河三角洲不断扩大的撒哈拉沙漠的移民拥挤推动的。[20]尽管如此，孟菲斯和底比斯等权力中心之间的国内政治竞争仍在继续。[19]盛行的东北季风使沿河航行更容易，从而有助于国家的统一。[20]埃及人的地缘政治环境使他们被努比亚包围，位于尼罗河南部较小的绿洲，乘船无法到达，而利比亚军阀则在现代班加西周围的绿洲行动，最后被西奈半岛和大海的袭击者包围。[21]这个国家被撒哈拉沙漠在两边形成的天然屏障很好地防御着，但这也限制了它扩张成更大帝国的能力，维持尼罗河沿岸的区域大国地位，除了在公元前二千年征服黎凡特。[20]木材的缺乏也使得建立一支大型海军在地中海或红海进行力量投送过于昂贵。[16]

中国

在华北平原，黄河让魏国、齐国等国家崛起。[22]该地区首先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由商朝统一，并在公元前1046年的牧野之战中被周朝取代，据信有数百万人参加了战斗。[22]然而，胜利者很快就受到内部动荡的打击。[23]周人的主要对手是山东的东夷人、鄂尔多斯的咸云人、山西的桂坊人，以及长江中游的楚人。[24]

从公元前八世纪开始，中国在春秋（771-476）和战国时期（476-221）期间陷入了长达五个世纪的无政府状态。[25]后期，金朝分裂为魏、赵、汉，而华北平原的其余部分则由楚、秦、齐、燕组成，而周仍处于中央，主要是礼仪力量。[26]虽然赵人起初有优势，但在昌平之战中，秦人最终在260年击败了他们，双方大约有50万士兵战斗。[27]其他国家试图结盟对抗秦，但被击败了。[28]

公元221年，秦朝建立，人口约4000万，首都35万在临淄。[29]在秦始皇的领导下，王朝开始了诸如建立领土行政单位、基础设施项目（包括中国长城）和统一汉字等改革。[30]然而，在他去世并与兵马俑一起埋葬之后，当楚汉开始争夺弱继承人留下的权力真空时，帝国开始分崩离析，汉朝于公元前204年建立。[31]

汉朝时期，中国人口增至5000万，首都长安有40万人，领土扩张到朝鲜、越南和天山。[32]还出征匈奴，夺取河西走廊，吞并南越国，征服海南和台湾。[33]中国对匈奴的压力迫使他们向西移动，导致月氏出走，后者又掠夺了大夏首都。[34]这导致了他们新的贵霜帝国。[35]汉朝的终结是在公元220年的内部动荡之后，分裂为蜀国、吴国和魏国。[36]尽管晋朝（266-420）崛起，但不久之后，匈奴在五夷之乱（304-316）中入侵中国，征服了华北平原的大片地区，于399年宣布成立北魏。[37]

现代

革命浪潮

大西洋革命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革命浪潮，发生在美洲和欧洲，包括科西嘉革命（1755-1769）、美国革命（1765-1783）、1782年日内瓦革命、荷兰爱国者起义（1785）、1792年俄波战争（1788-1792）、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1789-1814）、比利时列日革命（1789-1795）和布拉班特革命（1790）、海地革命（1791-1804）、荷兰巴达维亚革命（1795）、库拉索奴隶起义（1795）、费东叛乱（1796）、苏格兰叛乱（1797）、1798年爱尔兰起义、赫尔维蒂革命（1798）、阿尔塔穆兰革命（1799）、1811年德国海岸起义（1811）和挪威独立战争（1814）。瑞士、俄罗斯和巴西发生了较小的动荡。每个国家的革命者都知道其他国家的革命者，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他们的启发或效仿。[38]

法国大革命战争是法国大革命引发的从1792年持续到1802年的一系列全面军事冲突。法国与大不列颠王国、神圣罗马帝国、普鲁士王国、沙皇俄国等君主国对抗。法国大革命战争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次反法同盟（1792-97）和第二次反法同盟（1798-1802）。最初仅限于欧洲，战斗逐渐蔓延到全球。经过十年不断的战争和积极外交，法国征服了意大利半岛、低地国家和莱茵兰地区的领土，并在北美收回了路易斯安那州。法国在法国大革命战争中的成功确保了革命原则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传播。

雾月政变使拿破仑·波拿巴将军上台成为法国第一执政，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法国大革命结束了。拿破仑战争（1803-1815）是一系列重大冲突，由拿破仑一世领导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及其盟国与一系列欧洲列强组成各种联盟，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导致了短暂的法国统治时期。拿破仑战争源于与法国大革命及其由此产生的冲突相关的未解决争端，通常分为五次冲突：第三次反法同盟（1805年）、第四次反法同盟（1806-07年）、第五次反法同盟（1809年）、第六次反法同盟（1813-14年）和第七次反法同盟（1815年）。

拿破仑占领西班牙导致与法国的半岛战争，使得西班牙美洲的西班牙克里奥尔人质疑他们对西班牙的效忠，引发各种西班牙治下美洲独立战争（1808-33年），这些战争主要是进行的在对立的殖民者团体之间，其次是针对西班牙军队。与此同时，葡萄牙王室在葡萄牙被法国占领期间迁往巴西。皇室回到里斯本后，摄政王佩德罗留在巴西，并于1822年成功宣布自己为新独立的巴西帝国的皇帝。

1820年革命包括意大利的烧炭党、西班牙的自由三年、1820年葡萄牙王国的自由革命、希腊独立战争和俄罗斯帝国十二月党人起义。随后，1830年革命包括荷兰联合王国的比利时革命、法国七月革命、波兰十一月起义和瑞士的乌斯特塔格。1848年革命又是欧洲历史上最广泛的革命浪潮，包括德意志1848年革命、法国二月革命、意大利各州的革命、大波兰起义、三月动乱、1848年奥地利帝国革命（包括1848年匈牙利革命）、普雷埃拉起义、卢森堡革命、摩尔达维亚革命、瓦拉几亚革命、英国宪章运动和青年爱尔兰叛乱。

大国竞争

受1820-1830年代反对维也纳会议结果的叛乱的启发，意大利统一进程由1848年革命促成，并于1871年完成，罗马被正式指定为意大利王国首都。[39][40]

1870-71年普法战争后，普鲁士在宰相奥托·冯·俾斯麦的领导下，将几乎所有德意志国家（除奥地利、卢森堡和列支敦士登）合并为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俾斯麦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到1914年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41][42]

与此同时，英国进入了一个「光荣孤立」的时代，避免了导致其在1854-1856年卷入克里米亚战争的纠葛。英国专注于内部工业发展和政治改革，并建立其庞大的国际资产——大英帝国，维持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来保护其岛屿家园和许多海外财产。

一战及其后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欧洲大陆分裂为两个主要的对立联盟：协约国，主要由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国、法国、俄罗斯帝国、意大利、日本、葡萄牙和上述许多巴尔干国家如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以及同盟国，主要由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组成。尽管塞尔维亚在1915年被击败，罗马尼亚在1916年加入同盟国、在1917年被击败，但直到1918年，没有一个大国被淘汰出局。

1917年的俄罗斯二月革命以临时政府取代了君主制，但对战争代价的持续不满导致了十月革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新政府于1918年3月签署的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结束了俄罗斯对一战的参与。同盟国相继退出：首先是保加利亚（9月29日），然后是奥斯曼帝国（10月31日）和奥匈帝国（11月3日）。由于盟友被击败，国内发生革命，军队不再愿意战斗，德皇威廉于11月9日退位，德国于1918年11月11日签署停战协议，结束了一战。

战后奥斯曼帝国的瓜分导致中东被英法等西方列强统治，并见证了现代阿拉伯世界和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国际联盟授权授予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托管、英国对美索不达米亚（后来的伊拉克）的托管和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后来分为巴勒斯坦和外约旦酋长国（1921-1946）。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的属地成为汉志王国，内志苏丹国（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被允许吞并，以及也门的穆塔瓦基利特王国。帝国在波斯湾西岸的属地被沙特阿拉伯吞并，或仍是英国的保护国（科威特、巴林和卡塔尔），并成为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

1917年-1923年革命包括受俄罗斯革命的成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果造成的混乱启发的世界各地的政治动荡和起义。在饱受战争蹂躏的俄罗斯帝国，自由主义的二月革命推翻了君主制。随后是一段不稳定时期，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期间夺取了政权。为了应对新兴的苏联，来自各种意识形态派别的反共势力与布尔什维克作战，特别是反革命的白军运动和农民绿军、俄罗斯革命后乌克兰的各种民族主义运动和其他可能——成为新的国家，如苏联外高加索和苏联中亚、无政府主义启发的第三次俄国革命和坦波夫起义。[43]列宁主义的胜利也激发了世界共产主义的浪潮：更大的德国革命及其后代，如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邻近的匈牙利苏维埃革命和意大利的红双年会，以及各种较小的起义、抗议和罢工，但所有这些都流产了。布尔什维克试图在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中协调这一新的革命浪潮。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1929年起的大萧条造成的经济困难状况导致国际社会动荡激增。在德国，它促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兴起，导致了魏玛共和国的灭亡和阿道夫·希特拉领导下的法西斯政权纳粹德国的建立。

法西斯运动在欧洲其他地方的力量不断增强。匈牙利法西斯主义者久拉·贡博斯于1932年上台担任匈牙利总理，并试图在全国巩固他的统一党。1933年后，罗马尼亚的法西斯铁卫队运动在政治上的支持率飙升，在罗马尼亚政府中获得了代表权，一名铁卫队成员暗杀了罗马尼亚总理扬·杜卡。在1934年2月6日危机期间，法国面临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最严重的国内政治动荡，当时法西斯运动和多个极右翼运动在巴黎集体暴动反对法国政府，导致重大政治暴力。

在美洲，由Plínio Salgado领导的巴西整合主义者声称拥有多达200，000名成员，不过在1937年政变企图之后，它面临着来自瓦加斯的Estado Novo的镇压。在1930年代，智利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智利议会中获得席位并企图发动政变，导致1938年的Seguro Obrero大屠杀。

二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通常被认为始于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在阿道夫·希特拉的领导下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随后于3日向德国宣战。根据1939年8月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德国和苏联瓜分了波兰，并在芬兰、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划定了各自势力范围。从1939年底到1941年初，在一系列战役和条约中，德国征服或控制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并与意大利和日本（以及后来的其他国家）结成了轴心国。随着北非和东非战役的开始，以及法国在1940年中期的垮台，战争主要在欧洲轴心国和大英帝国之间继续进行，包括巴尔干战争、不列颠空战、闪电战英国和大西洋海战。1941年6月22日，德国率领欧洲轴心国入侵苏联，打开了历史上最大的陆地战区东线战区，并将轴心国尤其是德国国防军陷入了消耗战。

旨在称霸亚太地区的日本在1937年与台湾交战。1941年12月，日本对美国和英国领土发动了几乎同时对东南亚和中太平洋的攻势，其中包括对太平洋的进攻。美国舰队在珍珠港迫使美国对日本宣战；欧洲轴心国团结一致向美国宣战。日本很快占领了西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但在关键的中途岛海战失败后，它的进攻于1942年停止。后来，德国和意大利在北非和苏联的斯大林格勒被击败。1943年的重大挫折——包括德国在东线的一系列失败、盟军入侵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以及盟军在太平洋的进攻——使轴心国丧失了主动权，并迫使其在所有战线上进行战略撤退。1944年，西方盟军入侵德占法国，而苏联则收复其领土损失并转向德国及其盟国。在1944-45年期间，日本在亚洲大陆遭受了逆转，而盟军削弱了日本海军并占领了西太平洋的关键岛屿。

欧洲战争以解放德国占领区和西方盟国和苏联入侵德国而告终，最终导致柏林沦陷于苏联军队、希特拉自杀和德国于1945年5月8日无条件投降。在盟军于1945年7月26日发表波茨坦宣言以及日本拒绝按其条款投降之后，美国于8月6日向日本城市广岛和8月9日向长崎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面对迫在眉睫的日本列岛入侵、原子弹爆炸的可能性以及苏联加入对日战争并入侵满洲，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投降，然后于9月2日签署投降书，巩固了盟军在亚洲的全面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全球的政治联盟和社会结构。联合国成立，以促进国际合作并防止未来发生冲突，获胜的大国——中国、法国、苏联、英国和美国——成为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苏联和美国成为敌对的超级大国，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奠定了基础。在欧洲遭受破坏之后，其大国的影响力减弱，引发了非洲和亚洲的非殖民化。大多数工业受到损害的国家都转向经济复苏和扩张。政治一体化，特别是在欧洲，开始是为了防止未来的敌对行动、结束战前的敌意和建立共同的认同感。

冷战

冷战是美国和苏联及其各自盟友西方集团和东方集团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时期，始于二战。西方集团由美国以及西方集团的其他第一世界国家领导，这些国家通常是自由民主的，但与威权国家网络联系在一起，其中大部分是他们的前殖民地。[44]东方集团由苏联及其共产党领导，在整个第二世界都有影响。美国政府支持世界各地的右翼政府和起义，而苏联政府资助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和革命。由于几乎所有的殖民地都在1945年至1960年期间实现了独立，成为冷战中的第三世界战场。

冷戰的第一階段於1945年二戰結束後不久開始。1949年，美國及其盟國擔心蘇聯的襲擊，成立了北約軍事聯盟，並將其稱為對抗蘇聯影響遏制的全球政策。1955年，蘇聯為響應北約而成立了華沙條約組織。這一階段的主要危機包括1948-49年柏林封鎖、1927-1949年中國內戰、1950-1953年韓戰、1956年匈牙利革命、1956年蘇伊士危機、1961年柏林危機和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美國和蘇聯在拉丁美洲、中東以及非洲和亞洲的非殖民化國家爭奪影響力。

古巴導彈危機之後，一個新的階段開始了，中蘇交惡使共產主義領域內的關係複雜化，而西方集團國家法國開始要求更大的行動自主權。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鎮壓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而美國則經歷了民權運動和反對越南戰爭的內部動盪。在1960年代至70年代，一場國際和平運動在世界各地的公民中紮根。發生了反對核武器試驗和核裁軍的運動，並出現了大規模的反戰抗議活動。到1970年代，雙方都開始考慮和平與安全，進入緩和時期，戰略武器限制談判和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關係是對蘇聯的戰略制衡。1970年代後半期，第三世界形成了許多自稱馬克思主義的政權，包括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亞、柬埔寨、阿富汗和尼加拉瓜。

隨着1979年蘇阿戰爭的爆發，緩和在這十年結束時崩潰了。1980年代初期是另一個緊張局勢加劇的時期。在蘇聯經濟停滯之際，美國加大了對蘇聯的外交、軍事和經濟壓力。1980年代中期，新的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引入了glasnost（「開放」，約1985年）和perestroika（「重組」，1987年）的自由化改革，並結束了蘇聯對阿富汗的介入。東歐對國家主權的壓力越來越大，戈爾巴喬夫拒絕再從軍事上支持他們的政府。

泛歐野餐後鐵幕的倒塌和和平的1989年革命浪潮（羅馬尼亞和阿富汗除外）推翻了幾乎所有東歐集團的共產主義政府。蘇聯共產黨本身在1991年8月的一次未遂政變企圖後失去了對蘇聯的控制並被禁止。這反過來導致1991年12月蘇聯解體，其組成共和國宣佈獨立，非洲和亞洲大部分地區的共產主義政府垮台。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

後冷戰

1990年代

蘇聯解體後，在其前領土上發生了許多後蘇聯衝突。分離主義運動在第一次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戰爭（1988-1994）、德涅斯特河沿岸戰爭（1990-1992）、南奧塞梯戰爭（1991-1992）、阿布哈茲戰爭（1992-1993）和第一次車臣戰爭（1994-1996）、格魯吉亞戰爭（1991-1993年）、塔吉克斯坦戰爭（1992-1997）以及1993年俄羅斯國內權力衝突。捷克和斯洛伐克在1993年和平分離，而南斯拉夫從1990年開始的解體導致十餘年激烈的南斯拉夫內戰。

現實社會主義和市場民主國家之間的全球競爭結束後，出現了許多第三條道路的政治家。在美國，這方面的主要支持者是1993年至2001年在任的第42任總統比爾·克林頓。[45]在英國，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支持者托尼·貝理雅聲稱，他所倡導的社會主義不同於傳統的社會主義觀念：「我這種社會主義是一套基於社會正義觀念的價值觀……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僵化的經濟決定論形式已經結束」。[46]

德國統一後，在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和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領導下，歐洲一體化繼續推進。1993年11月1日，《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生效，創建了歐洲聯盟及其支柱體系，將歐洲政治合作正式確定為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並增加了司法和內政新領域。[47][48]1994年1月1日，歐洲經濟區生效，允許歐洲自由貿易聯盟成員挪威和冰島在不加入歐盟的情況下進入歐洲單一市場。申根協定於1995年3月26日生效。

1994年4月7日至7月15日盧旺達內戰期間，發生了盧旺達大屠殺。在約100天的時間裏，圖西族少數民族成員以及一些溫和的胡圖族和特瓦族成員被武裝民兵殺害。最廣泛接受的學術估計是大約500,000到662,000圖西人死亡。[49][50]種族滅絕產生了持久而深遠的影響。1996年，盧旺達愛國陣線領導的盧旺達政府對前盧旺達政府流亡領導人和許多胡圖族難民的家園扎伊爾（現剛果民主共和國）發動攻勢，引發了第一次剛果戰爭，估計有20萬人喪生。

在江澤民的領導下，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市場化改革持續推進，1997年香港回歸，1999年澳門回歸，中國對外關係得到改善，而共產黨則繼續嚴格控制國家。然而，在第三次台海危機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95年7月21日至1996年3月23日在台灣周邊海域進行了一系列導彈試驗。作為反應，美國上演了自越南戰爭以來美國在亞洲最大規模的軍事實力展示[51]。美國領導的北約轟炸美國南斯拉夫期間，美制導炸彈襲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新貝爾格萊德區的大使館，炸死三名中國記者，激怒了中國公眾。[52]

參考資料

Fukuyama, Francis.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03-27: 30 [2022-07-04]. ISBN 978-0-374-53322-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7-06） （英語）.

 Fukuyama, Francis.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Kindle.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53. ISBN 978-0-374-53322-9. OCLC 10824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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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l von Rotteck, Karl Theodor Welcker, Das Staats-Lexikon (1864), p. 774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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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世界政治史，就是一个由点到面的历史——我从高空俯瞰亚欧大陆，想想许多民族、国家像蚁群一样流星而逝，体会到了圣经所说的场景名不虚传。进入二十世纪，世界政治因此平面而立体，航空时代进入了太空时代。

【02、北欧海盗不算欧洲殖民者的先驱】

《水手，强盗，商人，佣兵：褪去“浪漫”外皮的维京人》（Giovanni 2020-09-19）报道：

前言

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其实有两个，一是为了赶在《刺客信条：英灵殿》发售之前介绍一下“维京”这群人——不从北欧神话的角度，也不从英雄沙迦的角度，以尽可能贴近史料的方式讲讲他们；二是因为在育碧的历史顾问的一篇访谈下面有一位朋友认为我的评论，我的行为，我的认知，甚至我这个人是是“反历史”的（当时我的一部分评论被删除了，我认为删除是正确的，因此在这里也为我的不当表达方式向机核负责审核的老师们和任何阅读了该条评论的朋友道歉），于是我决定运用自己学习历史的经验和方法写下这篇文章。若是那位朋友还看到了，不妨再来指出我究竟是何处“反历史”了。  

维京人的形象

得益于近年来增多的亚文化圈内的二次创作，维京人的形象更频繁地活跃在了大小屏幕上，从《荣耀战魂》单人剧情结尾那个坏事儿的派别到美剧《维京传奇》里看起来像化了烟熏妆的威猛男女，直观的表现维京人的作品已不在少数。而更多的像《上古卷轴V》封面的龙裔和《指环王》系列电影中的洛汗骑兵这样将维京元素塞进作品和别的形象混搭的作品或许更能在潜移默化中将一些亚文化形象放进人们脑子里。

小时候觉得看着巨牛逼巨帅，开始玩儿兵击了觉得不对劲儿了：马背上用斧子大哥你也不怕把自个儿拽下去？

这些典型的浪漫化的角色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维京人最先被辟谣的内容：角盔。

根据丹麦博物馆的记载，截止到公园1050年（维京时代的尾声）唯一完好的被保存下来的，出土于Gjermundbu的头盔是没有用于安放牛角的凹槽的，其他残缺的头盔也不具备类似的功能[1]。对于维京角盔的印象，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前维京时代”斯堪地纳维亚祭祀活动中的道具，这些装饰性的器具在19世纪德国和北欧浪漫主义运动中被一些不具备考古和人类学知识的复古团体发掘出来，与中世纪画中头盔上带有翅膀（一说是为了接近诸神）的维京战士形象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牛角盔[2]，以此在大众中传播开来。

“你找到了吗？”

当然，这并不是说缺少相对真实的表现维京人的作品，《骑马与砍杀》的dlc《维京征服》和俄罗斯电影《维京：王者之战》（文章链接）对于维京人的表现都相对的少了些魔幻色彩，但这并不代表这里面的艺术加工成份就不多：虽然少了表面上对于维京人一些不合逻辑行为的描述，但这类作品却通过夸大某一些部分而忽视另一些方面塑造了一个明显带有误导性质的形象，反而却阻碍了人们对于这个在欧洲历史，乃至全球交流历史中扮演了极其重要角色的群体的认知。

因此，本文会通过从战术，贸易和政治层面来破除一些人们对于维京人的刻板印象，并着重讲述维京人是如何创造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走向的历史的。同时笔者认为这篇万余字的文章篇幅有些过长，因此分为上下发出，望诸位谅解。  

谁是维京人？  

在我们讨论维京人这个概念的时候，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维京人≠斯堪地纳维亚人≠北欧人，维京人特指的是那些参与了海上活动的人，不论他们是参与了冒险探索，劫掠，还是商业活动。了解民族建构的历史的朋友们对于身份认同的地方性应该不陌生，对于维京人也是如此，一个维京人和另一个维京人或者非敌对的人见面自然不会说“我是维京人”，他们多半会说“我是来自奥斯陆的留里克”。这是因为维京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他人对某一个群体所下的定义。

目前对于“维京”这个词的原型出现可以追溯到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里，他们将这个词用于指代“来自海上的强盗”。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来源，爱尔兰人将同一群人称之为“gaill”，意思是不带歧视意义的“外国人”[3]，而另一处6世纪的古英语文献来源则称其为“wicing（wic的意思是“贸易中的城市”）。相应的，在斯堪地纳维亚的本土卢恩文字记载中，viking可以被追溯回“vikingr”，意思是“进行海上活动的人”。  

很明显，对于历史的记述和认知对于不同族群来说是不同的，而“维京人”本身自然也是多样化的。按照佩里·安德森的研究，挪威的维京人的由于土地短缺的问题，除了袭击爱尔兰和苏格兰之外，将重点放在了对外尝试殖民活动中，后世知名的“红胡子埃里克”和他的孩子发现的冰岛和北美大陆（文兰）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丹麦人的突袭则更为有组织化，由领主带领的一队队勇士掠夺金银；瑞典的维京人则选择向东方行进，深入乌克兰和东方的运输河网[4]，进行商业活动，不论他们出卖的是财宝，原料，自己的武力，还是奴隶。因此，对于典型的被劫掠地区的人们（如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维京”意味着海盗；对于所受直接劫掠相对较少而贸易更多的爱尔兰人来说，“维京”意味着与他们有各式交流的外国人；对于东欧和俄罗斯人，“维京”意味着水手和佣兵；对于更远的拜占庭，西亚，乃至地中海的人们来说，维京人更是商人。

但对于斯堪地纳维亚人自己，这些都只是出海冒险的小伙子，有一些参与了劫掠，有一些去当雇佣兵，还有更多在探索海上航行路线的过程中就这么消失了，不被欧洲其他地方的人们所记载。因此，本文会将维京看作是一个时代，起始于8世纪的第一次劫掠，结束于斯堪地纳维亚基督教国家的形成，而维京人，就是这个时期的进行各类外出冒险的人。  

当然，说是这么说，维京人和欧洲的接触与交互自然也是要退回到前维京时代进行研究的，毕竟无论是贸易还是劫掠抑或是航海探索都是需要组织的，而这种组织方式就和斯堪地纳维亚半岛的社会结构息息相关了。

在这里需要注明的一点是，虽然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欧洲大规模的接触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事情，但是在之前真正的罗马已经和他们（至少是丹麦）有贸易和军事上的接触了[5]。因此，对于前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的记录是多方面而不是仅限于半岛上卢恩符文所记载的故事或是沙迦传说的，也就是说可信度并不是那么低。

先从各位较为熟悉的宗教信仰开始谈吧，提尔，奥丁，索尔，弗雷，这四位的名字对于不熟悉北欧神话的人也是不陌生的，他们分别对应英语中星期二到星期五。但是，前维京时代的斯堪地纳维亚鲜有对于神的描述或祭祀方式的具体记录，较为常见的情况是：人们发现一些卢恩符文刻着“索尔保佑”，但却完全没有记载他们希望索尔在哪方面帮助他们，是战争，航海，还是风调雨顺？人们不得而知。而对于祭祀方式，考古学家们也只能通过观察被扔入水中的武器，和一些动物形状的“牲畜替代品”推测这些是进行宗教行为的祭品。与此同时，斯堪地纳维亚内部也出现了分化，通过对于地名和当地霍夫（Hov或者Hof，祭坛或庙宇）的研究，可以发现对于索尔的信仰基本是最为普遍的，还有弗雷，芙蕾雅，尼奥尔德（Njord）和乌尔（Ull），相比之下“主神”奥丁却更多的集中在东部的瑞典地区，在西方的殖民地冰岛更是不曾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现存所知的一些较为流行的北欧神话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也许也包括四十二在电台里所采取的版本），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后期教会势力在半岛的扩张，而是从罗马帝国时期丹麦人作为雇佣兵加入军团时就开始了。几百年的持续地对于基督教徒的俘虏中和与西欧土地的接触让基督教势力的逐步反向同化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和《维京传奇》第一季里表现的内容差不多），也让沙迦上缠绕了圣经的气味。

根据安德斯·温罗特教授的研究，索尔垂钓耶梦加得的冒险和耶稣垂钓利维坦的举动都是围绕《约伯记》改编的，世界伊始时被杀害的巨人流出的鲜血变成了淹没了世界的大洪水，唯一幸存的冰霜巨人是躲在空心木（一说为棺材）中躲过一劫的，而光之神巴德尔最后又复活了，和在不知情中杀了他的弟弟霍德尔继续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6]。当然，从北欧神话的版本之多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些流传版本的北欧神话很可能也是一些被基督教徒更改过的版本，而关于斯堪的纳维亚和教会之后的互动，笔者会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提及。  

“礼物”经济  

当然，抛开版本的考据，这么多部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在暗地里强调了一个概念：“礼物”。

不管是奥丁的“聚宝盆”臂环，弗雷的变形船，还是芙蕾雅的金发，索尔的锤子，他们都是以赠送的形式出现的，也经常在各类人之间继续转让，这就引起了历史学家将目光投向了维京人的“礼物经济”上。

玩过《上古卷轴V》的朋友们对于各个城市的领主大厅应该并不陌生，对于历史上的各个统领着维京战士的领主（Jarl）来说，大厅（长屋）也是他们的权力展现之所。这些在前维京时代就开始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彼此厮杀争夺地盘的领导者们在维京时代变得更加注重这些大厅对应的地位，他们会用各种掠夺或贸易来的奇珍异宝和罕见之物装饰他们的墙壁，桌案和御座，以此获得各位勇士（不论是普通战士或者更为尊贵的“hersir”）的尊敬和憧憬。

这并不是说领主们拥有强烈的等级意识，相反，维京时代的权力结构和效忠模式是基于一定程度的个人崇拜的，领主不但要展现出他能够获取财富的能力，更要在战场上英勇无畏，与此同时，他还必须对忠于他的勇士足够慷慨，将勇士视作他的伙伴，而不是“下人”，只有这样维京勇士们才会选择效忠于一位领主并为其誓死而战，因为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财富，更多的是“荣耀”，尊重和认同。

虽然北欧神话似乎不像希腊那样强调“公平”二字，但粗略的论功行赏的行为还是必要的，“碎金者”这个名字反复出现在各个有名的领主头上，其指代的就是领主们将他处的金银器械融化并再铸造为维京战士喜好的“臂环”并赠与勇士们[7]。有的推断认为这是因为许多维京战士没有固定资产或者家庭，用臂环这样佩带在身上不易损坏而又值钱的物件作为“货币”是最为安全且方便的，这种习惯也一定程度的影响了后来的商贸发展，笔者会在后文提及。

一只出土的银臂环

不能忽略的一点是，金子可以是货币或者荣誉，但作为食物还是差点儿意思。粮食作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东西之一，在斯堪地纳维亚的研究中却屡遭忽视。和西欧的许多地方一样，农业和畜牧业是主要的生产方式，在箭犁而不是翻犁的沟壑里播种，剪羊毛用以纺织和售卖，用蜂蜜和低温储藏肉类，唯一的区别可能在于猪肉鸡肉牛肉没有那么普遍，而鱼肉是会出现在每家的餐桌上的。

当然，农业时代的人们的身体状况自然也是和富裕程度或者说营养水平是密不可分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们的身高，根据墓葬中的遗体判断，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男性的身高基本在160-185cm之间，女性在151-171cm之间，但较为豪华的墓葬中的女性遗体许多都达到了165cm，对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地理考察也说明这样的大庄园不在少数[8]。因此，将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游牧民族相提并论，或是将维京人视作占山为王下山抢粮的东亚典型强盗是不合适的。的确，不可否认一些维京人背井离乡是因为家乡缺乏土地分给他们，但这些更多的是家里的第二子和第三子，同样的情况在11-14世纪的欧洲大陆也十分普遍（详见这篇文章），并不能因此就推断斯堪地纳维亚人极端缺乏耕地且维京人出海劫掠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和他们的粮食。对于这一点更为具体的讨论会在下文有所提及。  

劫掠战术

在前面这些铺垫之后，我们可以开始讨论和维京人形象密不可分的劫掠行为了。首先，维京人的“战斗力”一直被各类以《维京传奇》为代表的作品过分夸大，营造了一个盔甲坚实，武器精良，以一当十，百步穿杨，盾墙无敌的形象。但实际上在开始劫掠的初期，也就是作为“海盗”最为知名的时间里，维京人——就像前文说的一样，通常是没有分得多少土地的孩子——从盔甲到武器的配备都是数量和质量上双重匮乏的。Nurmann在他历史考据中指出，只有极少一部分的维京战士（hersir）是有足够的钱去置办专门的盔甲的，大部分参与劫掠的人能够穿上的只有粗布外衣，普通的裤子和两片羊皮包成的“turnshoe"（是的，他们穿不起鞋子）以及绑腿。武器也是同样的情况，斧子作为工具的一种，是最容易接触到的武器，自然是维京人的首选，而矛（spear，应该只是等身短矛）这种对于铁要求不多，柄却经常可以更换武器也被大规模使用，更为富裕的维京人会选择一种名为“sax”或者“seax”的单刃长匕[9]。但不论是哪种情况，都是出于实用，易得和廉价的目的，而不是像后世人们经常揣测的那样，手持两把巨斧用来恐吓敌人。

普通的维京勇士

在这儿，笔者也再斗胆说点儿自己更加知之甚少的东西，即斯堪地纳维亚人的战斗技巧。

前文虽然提到维京人的武器和装备都很简陋，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配备一面巨大的圆形木盾，这也就发展出了一种和许多人印象中的大开大合大抡大砍的方式完全不同的精巧技巧：盾交（shield bind）[10]。这种技巧讲究的是用自己的剑或者斧子紧贴着盾的内侧，与此同时用外侧的盾面压倒敌人的剑盾，或者在盾边缘互推时让对方的剑盾偏离自己的身体（如同HEMA中的“交剑”步骤），在这个间隙中用自己的武器去小幅度的斩/刺对手，而这个过程中的斧子也能起到一定的绕过/钩开对方盾牌的作用[11]。

当然，对于维京人的战斗技巧的研究很难谈得上系统的全面，因为维京人留下的对于战斗技巧的介绍少之又少，许多当代尝试复原他们技巧的HMA研究人员只能通过各种画作中的姿势推测维京人是如何运用他们简陋的武器的，因此，笔者在这里也不多做介绍。

当然，不论斯堪地纳维亚人的格斗技巧如何，早期的维京海盗都是没有能力和当时欧洲国王领主的正规军队对抗的。盔甲，组织，补给等等战争中具有决定性因素的物品的缺失都导致了维京人无法像影视游戏里表现一样以少胜多打败基督教正规军，而这种时候，就有必要引入另一个对于维京人至关重要的概念了：船。

斯堪的纳维亚的长船在半岛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早在前维京时代，人们就用船只穿行于波罗的海之上[12]，而在死后的墓葬中，拥有较多财富的领主也会选择被放入一艘船内，随着狗，马，武器，珍宝甚至奴隶等陪葬品一起被埋入土中。而对于不那么富有却又希望能在死后依旧航行的人们来说，摆成船型的石头阵或许是最好的替代品[13]。除了文化意义，维京人高超的造船和航海水平也让长船给维京人带来了他们最有力的武器：速度——“斯库莱勒乌（skuldelev）的复制品的最高速度可达到15节，人力划行的速度也有6节；现存最古老的斯堪地纳维亚帆船“奥赛贝格”（Oseberg）号（820年左右在挪威建造）从龙骨到船两侧上沿仅有1.6米高，正常吃水线为80cm，也就是说维京人可以在浅水和海洋中均保持高速移动。这项设备就为维京人最重要的奇袭战术打下了基础。

维京的“石船墓葬”

9世纪中期，“虔诚者”路易的三个儿子让内战之火烧遍了加洛林帝国，军队被抽调离开和内陆行军的迟缓让维京人的突袭显得像“从天而降”一样，将该地区修道院的贵重财富洗劫一空，然后迅速在军队赶来之前撤离。而对于那些设有防御的城市，如841年的南特城，维京人则是在等待驻军和叛军自相残杀之后，依靠前南特城主的子嗣引路前往劫掠的。

在这样迅速的突袭中，被劫走的通常只有修道院内保存的金银贵器，对于粮食和家畜，维京人既不具备时间也不具备条件运输，其原因也和船只息息相关：根据丹麦Roskilde维京船只博物馆的馆藏显示，哪怕是后期（11世纪）的货运专用船只（Cargo ship），14米长的维京长船载重也只有4至5吨[14]，考虑到修船和俘虏等等需求，修道院的金银才是维京劫掠者可能的目标。

博物馆里的“奥赛贝格”（Oseberg）号复制品

那么，这里就涉及一个严重的问题了，维京人真的如形象中的那么“残暴”吗？哪怕是没有玩过《骑马与砍杀：维京征服》的朋友们，对于“我要拿你的头盖骨当碗使！”这句话想必也不陌生，但是，历史上并没有任何斯堪的纳维亚人或者维京海盗使用人类头盖骨当作盛物器皿的记录，而至于这种说法的源头，有些人认为是斯堪的纳维亚语里的“skal”（杯子）被错译为英语里的“skull”（头骨），也有的认为其本意指的是牛角杯，在著名的skaldic 诗Krákumál（非常有名，是拉格纳·罗德布洛克的独白）中出现：bjúgvieum hausa (branches of skulls，一些骨头)，却被错认为是人类头盖骨[15]。

同样的误解也发生在“血鹰”上，在《维京传奇》里，这项刑罚被描述为将砍断肋骨的犯人扯出肺叶，挂在树上看起来像一只鲜血淋漓的展开双翅的鹰，而受刑者会缓慢而痛苦的死去。关于这个的描述最开始起源于另一篇skaldic 诗，说的是“伊瓦尔招来雄鹰，去挠埃拉的后背”，但由于古北欧语的语序问题和诗歌中晦涩的表达，这最开始被解读成“伊瓦在埃拉背上切出雄鹰”，但实际上的意思只是将对方的尸体置于战场上不加埋葬，让群狼和雄鹰享受美食。  

那么，再让我们把眼光投向前文所述的劫掠，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圣贝尔坦（St-Bertin）编年史》和《阿尔斯特志（Annals of Ulster）》中，对于维京人的描述是出奇相似的，基本都描述了维京人是如何“抢夺所有的物品，烧毁农田和建筑，残忍的杀害所有人并索要赎金”，再祈求上帝帮助他们抵御这些恶魔。但是，另外的记录中又提到了维京人“如往常一样，突袭了弗利西亚”，也提到了“维京人向许多生还的人索要赎金”。而且，对于维京人究竟怎么“残忍地”屠杀了人们，这三本历史中是没有记录的，更没有记载他们对待不反抗的，未武装的妇孺采取了什么态度，结合前文所说的维京人的劫掠方式，我们很难说维京人“杀光，烧光，抢光”了他们突袭的地方。

况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许多经常被维京人入侵的地方采取了贡金制度，即付维京人一部分保护费让他们不再劫掠当地，这和欧洲封建国家的早期扩张基本是采用的相同的方式——法兰克人也在一直向周边的布列塔尼人和贝内文托人（Beneventans）索要贡金，而对于不慎服从的撒拉逊人，查理曼选择了“烧杀抢掠，毁坏一切，杀害所有胆敢反抗者”的策略[16]，而782年中的某一天，根据《法兰克皇室年鉴》记载，查理曼屠杀了4500个撒拉逊人。查理曼的暴行在各式官方的历史记录中被无限合理化和大事化小的同时，维京人的行为却被大肆夸大，其原因显而易见：认可查理曼的是官方的教会，而他所征收的贡金也并不是从教会中来的，是从查理曼帝国周边被压迫的人民中来的，更有一大部分进了教会的腰包。而维京人呢，不管是出于效率或是别的考虑，抢的恰好主要是教会的钱，考虑到中世纪识字的人和记录历史的人基本都是教会范围内的人，历史记录的偏向性也就不足为奇了[17]。

经济活动  

那么，劫掠了如此多的金银，维京人要如何处置呢？他们毕竟不是巨龙法夫纳，史矛格或是史高治，金银是要用于买卖而不是囤积的，但贫乏的斯堪的纳维亚本土资源自然无法满足他们的消费欲。因此，在西行的兄弟们获取了足够的金银之后，东行的维京人开启了欧洲经济复兴之路。

早在前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就深入了东欧并和当地的斯拉夫人有了接触，俄罗斯（Russia）和Ruski 的词源“Rus”便是一位在俄罗斯西陲的伊斯兰学者对于当时的维京人的称呼，意思是“划船者”[18]，而到了维京时代，水手们早已在后来的圣彼得堡附近建立了永久居住点，虽然他们没有太多从事农耕，但商铺和集市并不少见。

由这些站点作为中转，北欧的商人顺着东欧密集的河网南北航行，一路穿越黑海到达了曾经的君士坦丁堡，西亚甚至是埃及，接着返回了希腊和西西里，再绕出地中海一路北上。

先来看看“卖”的部分，对于维京人来说，运输和保存财宝最好的方式便是将各类金银制品熔化再打制成臂环指环，不仅便于装箱运输，也易于领主遵循前文所述的礼物经济进行分发，因此，这类金银饰品和一些未熔化重制的摆件儿就成了维京人们卖出来换取货币的最佳商品。

但是，正如前文所说维京人中只有一部分是抢劫犯，对于大量从事着不那么暴力和暴利行业的北欧人来说，一些斯堪的纳维亚的土特产也是非常受其它地区的人们欢迎的，这些物品包括鲱鱼，海象牙，挪威皂石和驯鹿角，以及对于御寒极为重要的，北欧动物的皮毛和用他们制作的皮夹克——公园934年的记录表明，一张黑狐皮可以卖到100第纳尔[19]。许多来自北欧，或者由维京人销售的商品，都对当地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北欧语中形容毛皮的词是skinn，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也就变成了中世纪爱尔兰语里的scing（衣服/斗篷）和英语中的skin（皮肤）。

也许鲱鱼没那么难吃

相互的交流也让斯堪的纳维亚浸染了世界别处的颜色。1975年出土的一批银币中，有将近1500枚是发行于哈里发帝国的阿拉伯迪拉姆。而维京人的墓葬和文字记载中，一些领主使用了来自埃及的玻璃杯进行饮酒，饮用的也不是本地的蜂蜜酒，而是用产自莱茵河的木桶存放的葡萄酒。

除了陶瓷制品，更能代表北欧参与了丝绸之路相关的贸易的是发现于维京领主墓葬中的丝绸帽子残片，而与东方的贸易带来的不仅仅是奇珍异宝，更有优良的高碳钢铁甚至大马士革钢，从领主墓地中发掘出来的乌夫贝尔特（ULFBERHT）剑显示出了比同时期的欧洲剑优秀得多的质量，而考虑到欧洲当时的冶铁技术，这样的剑无疑是用亚洲的铁铸造的。

当然，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虽然这些利剑可能给欧洲人留下了维京人装备精良的印象，但首先这样昂贵的武器和护具通常是只有富有的领主才能够使用的，普通的维京勇士依然只能布衣木盾短矛大斧。其次这些来自于前期的财富积累和后期的贸易，最初的维京劫掠者基本不太可能有这样的配备[20]。

可以看见剑身上的ULFBERHT字样（虽然笔者自己也没太认出来）

除了给自己人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上的享受，维京人更伟大的贡献在于重启了欧洲的经济。除了地中海被伊斯兰势力占去一半导致贸易受阻和各国领主肆意造币导致货币可信度下降[21]，欧洲经济凋敝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教会对于金银的控制，前者将搜刮过来的金银制成宗教用品（如金银托盘和圣杯）摆放而限制了这些可以作为货币的贵金属在市场中流通，从而减少了他们本就反对的贸易和放贷。与此同时，王公贵族对于香料和丝绸的需求使得基督教欧洲与东方有着明显的贸易逆差，欧洲的贵金属和货币陷入了进一步的短缺。

相应的，维京人的所作所为则是将从教会劫掠出的物品回归为原本的贵金属，用来制成金条银条投入市场，或者原封不动的向东方贩卖，以便将大量信用和质量得以被民众认可的阿拉伯银币带回欧洲。加之之前提到的北欧皮毛等高价值货物，一段时间内维京人逆转了东西方的资金流，也拯救了欧洲经济。当然，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维京人对于“价值”的概念。

目前考证的维京时代斯堪地纳维亚经济里，对于金银的直接称量估价占到了很大一部分，无论是出于对货币超出其本身金属价值的不理解或是对于各国货币质量的不信任，维京人都选择了使用最为朴素的直接计算金银量的方式制定价格。对斯堪的纳维亚的考古发现维京人具有非常完备和精细的天枰砝码，而这种称量定价的方式也正好契合了前文所述的维京人将贵金属打制成臂环的运输习惯——当一个维京勇士希望购物的时候，他可以摘下身上的戒指或是臂环继续他的“碎金”，而维京商人也不用担心他的长船放了太多非奢侈品的东西导致沉没[22]。

维京人的砝码和天枰

在维京人的宝箱里发现的大量阿拉伯迪纳姆

维京人的丝绸残片

当然，除了贵金属和原料，维京人也参与了奴隶贸易。从都柏林到弗兰德斯，从哈里发帝国到拜占庭，许多地方都留下了维京人拷在奴隶脖子上的锁环和奴隶的贸易记录。不论天主教，东正教，或是伊斯兰教的教义如何，信仰这些宗教的统治者们都面临切实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连年征战和内部问题导致的国力衰弱使得他们没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军队获得足够数量的战俘来进行奴役，于是只能把钱袋交予维京奴隶商人。

维京人的奴隶男女皆有，而且甚至分为了三六九等，通过锁环的质地和做工予以区分，一名普通男性奴隶的售价为12盎司白银，女性奴隶为8盎司[23]，而那些看起来“华贵”的锁环则是给被俘获的王公贵族们准备的，直到他们被赎走。虽然考古研究表明了维京人对爱尔兰的开发很大程度上是被奴隶贸易驱使的，他们遗留在当地的证据也表明有不计其数的爱尔兰奴隶被运往东方，但主要的奴隶来源还是东欧。斯拉夫人在10世纪之前与各方势力都很难说处于一个稳定相处的状态，而许多斯拉夫的部落也频繁与维京人的商队和定居点开战，这就让斯拉夫人成为了相对“安全”的“商品”——买家不会有太大顾虑，卖家也不用担心团结一致的报复，这也就让斯拉夫奴隶遍及了中东和欧洲，斯拉夫（Slav）也成了奴隶（Slave）的词源。

在这里笔者想提一下，的确，从个人立场出发笔者极端反对奴役行为和奴隶贸易，但是同时也不希望人们将奴隶贸易的罪名全灌在维京人头上，甚至开始仇视所有斯堪的纳维亚人。首先，同买卖教会物品的集市一样，奴隶贸易市场的建立也是获得了基督教国家国王的许可的，从欧洲的最西边到中东，是各国的需求使得维京人投入了奴隶贸易。其次，维京人只是掌管了“维京时代”的奴隶贸易，而前维京时代的奴役行为和奴隶贸易就不曾中断过，查理曼本人也在8世纪开始就在帝国边疆大肆抓捕斯拉夫人作为奴隶，这之后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来源罢了。

谈到了爱尔兰和维京人，都柏林这座城市就是重中之重了。虽然维京人在西欧建立了数量庞大的定居点——有一些出于休整和维修船只，有一些是为了贸易，也有一些是为了防御——真正保留下来的却并不多见。但都柏林是个例外，作为一个被维京人确立（之所以不说建立，是因为之前有小部分人在这里定居）的城市[24]，奴隶贸易的中转站是它的基础定位，而它光荣地在维京爱尔兰国王的手中保存着，直到被诺曼人在12世纪占领。

这类作为贸易中转的城市在北欧有更多，海泽比（Hedeby）是其中最出名的之一。坐落在波罗的海西南角的狭长海湾，9世纪初的丹麦国王戈德福里（Godfrid）在劫掠另一座斯拉夫小镇瑞里克（Reric）之后将对方的商人全数带走，放在了他在不久前刚刚砍树排水堆土砌墙建立的城镇海泽比里。作为建立在日耳曼人，撒克逊人和北欧人之间的沟通点，海泽比迅速发展为了北欧最繁华的贸易城市并不断扩大（最大至24公顷）。而作为一个被国王“建立”的城市，戈德福里自己也在城市的扩张中扮演了重要的规划角色：垂直或平行于海岸线的网状街道被设立起来，便于货物运输和商业通行，而深知自己可能随时被其他维京领主或者斯拉夫人入侵的可能，海泽比在10世纪也筑起了11米的半圆形土墙和原木栅栏用作防御[25]。遗憾的是，海泽比依然在11世纪中叶被挪威国王“无情者”哈拉尔攻陷且焚毁殆尽，之后北欧的贸易中心就转移至了石勒苏益格（Schleswig），而后者一直保留了下来，甚至成为了1864年普丹战争的核心焦点，在德意志统一和民族主义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维京人与欧洲政治  

除了经济方面，维京人也和欧洲在政治上有密不可分的交集，我们先从两位最知名的“留里克（Roric）”说起。在被劫掠了多次以后，掌管着欧洲西海岸的国王洛泰尔（Lothar）意识到与其和维京人对着干，不如招募他们并让他们抵抗另外几批和接下来有可能前来的挪威海盗们，这在当年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如前文所述，维京人并不是很有身份认同感的一群人，维京雇佣军，交战双方都是维京人的情况比较常见。当然，也有的记载中说明了其实洛泰尔就是打不过留里克而已，但无论原因如何，这位来自丹麦的留里克掌管了从莱茵河口一直到海上的现今的荷兰一代，并在拉丁文的记录当中被变成了“Roricus”。

遗憾的是，虽然这位留里克在记录中声名显赫，但他的并没有将他的荷兰王国保留多久，而他统治的地区也没有保留明显的北欧，如“丹麦律法”，的痕迹[26]。相比之下，另一位东行的留里克在东欧建立了持续到16世纪末的留里克王朝。这位留里克通常在古斯拉夫文中被记作“Riurik”，和前一位丹麦系的不同，他属于瑞典系的瓦良格人（或瓦兰吉人/瓦良吉人Varangians），被出于各部族纷争之中的东欧“邀请”过去做他们的统治者，以此建立了基辅罗斯并成为了诺夫哥罗德大公，是历史认证的俄罗斯留里克王朝开创者“伊戈尔·留里科维奇”的祖先（在当地的斯拉夫半神话传说中被认为是父亲）。

传说中被邀请过去进行统治的留里克三兄弟

顺带一提，另一批更广为人知的“瓦良吉人”是拜占庭的“瓦良吉卫队”，瓦良吉并不是瑞典的特殊称谓，他从一开始就是希腊语对于北欧人和一些斯拉夫人的称呼。那些选择不止步于东欧的维京人继续南下，到达了拜占庭帝国，其中的一批佣兵加入了当地的军队，并在深受罗马传统的卫队政变之苦的巴西尔二世的主持下在10世纪时建立了瓦良吉卫队，除了文字和实物记载，另一个他们在拜占庭地位显赫的重要证明便是圣索菲亚大教堂/清真寺里的卢恩符文刻印——据推测是举行宗教仪式时无聊的士兵刻的[27]。当然，这份职责并不是终身的，许多参与过卫队的维京人后来依旧辗转欧洲，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前文所提到的“无情者”哈拉尔·西居尔松（Harald Hardrada），这位11世纪中期的挪威国王不但毁灭了海泽比，还在入侵英格兰时重创了哈罗德二世，让后者在黑斯廷斯战役中败于“征服者”威廉之手，也开启了英格兰的诺曼时代。

维京人以这样的方式和欧洲历史纠缠在一起的事件还有很多，比如刚才提到的诺曼人，或者后来的西西里王国，笔者才疏学浅，在这里就不多卖弄了，但有必要一提再提的一件事情是，维京的入侵者和东方的匈牙利人一起，敦促着欧洲建立了以城堡和有墙城市（Walled-city）为主的封建时期，具体欢迎阅读笔者的另一篇文章。

圣索菲亚大教堂/清真寺上的卢恩符文石刻，有可能就是“那位哈夫丹”吗？

维京时代的终结  

斯堪地纳维亚半岛和欧洲大陆的交流是双向的，随着维京人不断地参与和改变着基督教欧洲的经济和政治格局，他们的家乡也正受着基督教的冲击。维京时代和前维京时代的斯堪地纳维亚，虽然战乱不断，但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具体的领土征战，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财富甚至是私仇，各个小领主在手下勇士的支持下矛斧相向。但随着勇士们的外出劫掠，各个领主之间的地位也在发生变化：一场成功的劫掠可能让他们有足够的资金购买更加优良的武器和盔甲甚至聘请更多的雇佣兵，但一场失败的劫掠可能意味着手下的勇士死伤大半。这样权力平衡的更改让那些能力强运气好的领主兼并了各个小领主，而随着领主数量的减少，每个领主所管辖的人员和范围也就更加广阔了。当领主大厅不再足够勇士们站立，当领主的礼物经济不再足够降临到每个为他征战的勇士身上，领主大厅就逐渐被废弃了，而领主们也开始以国王（cucunc）自居了。

这个时候，国王们就需要更为庞大的行政官僚机构来为他们管理如此之大的疆域和如此之多的人员了，而放眼欧洲，最为合适的机构非教会莫属。随着国王们邀请神职人员建立一套管理体系，虽然很长时间里原本对于北欧诸神的信仰没有大规模消失，许多习俗已经不同往日了。最为明显的便是等级制度的建立，随着“神的代理人”的帽子被扣在国王们头上，他们无法再作为勇士们的“首领和朋友”[28]存在了，而只能是“统治者”，相比之下，那些同他最为亲近并肩战斗的勇士，也只能是必须下跪的“侍从”了，而在此之前这个头衔只属于奴隶们[29]。

两种并存的信仰

一方面，国王们新规划的行政体系和常备军规范让维京勇士们无法再自由地选择劫掠对象，而法制的健全和罚款制度的设立也让国王们有了新的收入来源而不再急切地进行他们的“夏日大掠夺”了。另一方面，随着巴黎围城战的失败和哈拉尔在斯坦福桥的殒命，维京人也逐渐意识到了欧洲各国逐步改善的防御机制让他们很难再有机可乘。随着斯堪地纳维亚三国在1000年左右的正式建立，教会方面敦促着国王们对手下的劫掠者强加管束，各个被劫掠的欧洲国家统治者也逐渐知道“冤有头债有主”了，为此，为了调和基督教世界和维京勇士的矛盾，国王们将目光从西方移向了东方，开始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受教会认可并支持的，对于斯拉夫“异教”世界的进攻。至此，维京勇士们在历史舞台上谢幕，斯堪地纳维亚大踏步迈向封建社会[30]。

最后放出一张维京人的航路

结语  

欧洲的8世纪至11世纪是一个辉煌壮丽的时代，那时候的维京人，刀剑与鲜血齐飞，在海水与美酒中共饮，但同时他们也是航路的开辟者，冷静的贸易者和城市的建设者。笔者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并不是为了给维京人“洗地”，的确，维京人是海盗，维京人进行劫掠，也在这个过程中杀人烧屋，但他们和陆地上的其他领主在扩张中所做的行为有何区别呢？其规模反而更小，却在历史的记录中被夸大了，而他们为欧洲政治格局和经济状况改善所做的的贡献和达成的功绩却被忽略了。笔者衷心的希望诸位在享受这些被浪漫化的“野蛮”形象的同时，能够正视历史上的这批人，从重视史学研究和考古发掘的角度了解这群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更需要知道的是为何兴，为何替，若是在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肆意给他人扣上“反历史”的帽子，并对史学家多年的心血不屑一顾，请问对于欧洲经济的复兴，对于中世纪城市的兴起中这“缺失的一环”该如何被补起来呢？维京人被错误认知事小，但对待历史和他人的论述不假思索地否定，事大。从西方到东方，从他者到自身，历史研究和探讨要如何在不良环境中发展呢？笔者自知才疏学浅，本文自然也是漏洞百出，但求能抛砖引玉，引有识之士批评，满足多一人的求知之心，足矣。  

引用：

1：https://en.natmus.dk/historical-knowledge/denmark/prehistoric-period-until-1050-ad/the-viking-age/weapons/helmets/#:~:text=The%20popular%20image%20of%20the,fearsome%20warriors%20wearing%20horned%20helmets.&text=However%2C%20there%20is%20only%20one,this%20does%20not%20have%20horns.

2：https://www.scribd.com/doc/51267328/Frank-Invention-of-Horned-Helmet

3：The Viking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4：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0840456

5：ELITE NETWORKS AND COURTLY CULTURE IN MEDIEVAL DENMARK

6：DuBois, Nordic Religions in the Viking age, 150

7：安德斯·温罗特，《维京时代》：领主的王者之路

8：安德斯·温罗特，《维京时代》：农场为家

9：THE VIKINGS：RECREATED IN COLOUR PHOTOGRAPHS，BRITTA NURMANN, CARL SCHULZE、

10：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iE411o7WY

11：Youtube视频“Viking Combat Axe & Shield”by  Alceste de Tates GaiRulfR 

12：BBC纪录片

13：Viking Ships P23

14：Viking Ships P63

15：E. W. Gordon, An Introduction to Old Norse (2nd edition, Oxford 1962) pp. lxix–lxx.

16：Einhard‘s Annals，维京时代P297，第40个注释

17：安德斯·温罗特，《维京时代》：暴行肆虐的年代

18：BBC纪录片

19：安德斯·温罗特，《维京时代》：铸币，丝绸和鲱鱼

20：BBC纪录片

21：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22：THE VIKING WORLD, Edited by Stefan Brink in collaboration with Neil Price, CHAPTER TEN: COINAGE AND MONETARY ECONOMIES, Svein H. Gullbekk

23：BBC纪录片

24：Clarke, Howard (1995)，Medieval Dublin, the making of a metropolis，Irish Academic Press. p. 44. ISBN 978-0716524595

25：THE VIKING WORLD, Edited by Stefan Brink in collaboration with Neil Price, CHAPTER EIGHT (2): HEDEBY: AN OUTLINE OF ITS RESEARCH HISTORY, Volker Hilberg

26：KINGS and VIKINGS：Scandinavia and Europe AD 700–1100，P. H. Sawyer，chap7-Conquests and settlements in the west

27：BBC纪录片

28：THE EARLIEST NORWEGIAN LAWS: BEING THE GULATHING LAW AND THE FROSTATHING LAW，Laurence M. Larson

29：THE VIKING WORLD, Edited by Stefan Brink in collaboration with Neil Price, CHAPTER FIVE:SLAVERY IN THE VIKING AGE, Stefan Brink

30：Peter. H. Sawyer, Medieval Scandinavia: From Conversion to Reformation, circa 800-1500

谢选骏指出：看了上文人们或许以为北欧海盗要算欧洲殖民者的先驱。其实非也。因为北欧海盗虽然残暴，却并未像后来的欧洲殖民者那样创建了定期航线，因此不比早已居住各地的土著居民更为“先进”。换言之，十六世纪以后的欧洲殖民虽然同样残暴，但毕竟开创了全球的定期航线，从而让世界历史正式进入了全球时代。

【03、四大发明之火药的发展史，它是怎样传入西方的？】

2022-03-21 淮下书生

四大发明的系列文章，前面我已经写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对世界的影响主要是文化知识的传播，为人类文明进程作出了伟大贡献。而指南针对世界的影响主要是开辟大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今天，我们讲最后一个发明，也是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思的发明——火药。

中国四大发明

火药，俗称“黑火药”。它是一种黑色或棕色的炸药，由硝石、硫磺和木炭按比例混合而成。最初都制成粉末状，后来为了促进充分燃烧，制成大小不同的颗粒状，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用途。黑火药在人类发明无烟火药以前，一直用作唯一的军用发射药。是以其杀伤力和震慑力，带给人类消停战事、安全防卫的作用，成为了人类文明重要发明之一。

火药

火药的起源。据《范子计然》的记载，火药在春秋时代中国就已经用于民间民生应用，范子计然说“硝石出陇道”。我们中国第一部记载火药配方的书写于隋唐时期。书中说“以硫磺、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会发生“焰起，烧手面及火尽屋舍”的现象。这里的“密”应该是蜂蜜的“蜜”。蜜加热能变成炭。硫磺、硝石与炭混合，这就是火药的配方。

黑火药及成分配比

而火药真正被发明的原因，是人们长期炼丹,制药实践的结果,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炼丹术起源很早，《战国策》中已有方士向荆王献不死药的记载。汉武帝也妄想“长生久视”，向民间广求丹药，招纳方士，并亲自炼丹。从此，炼丹形成风气，开始盛行。历代都出现炼丹方士，也就是所谓的炼丹家。炼丹家的目的是寻找长生不老之药，这样的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炼丹术流行了一千多年，最后还是一无所获。但是，炼丹术所采用的一些具体方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它显示了化学的原始形态。

古代帝王热衷炼丹求长生

炼丹术中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火法炼丹”。它直接与火药的发明有关系。所谓“火法炼丹”大约是一种无水的加热方法，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对火法有所记载，火法大致包括：煅（长时间高温加热）、炼（干燥物质的加热）、灸（局部烘烤）、熔（熔化）、抽（蒸馏）、飞（又叫升，就是升华）、优（加热使物质变性）。这些方法都是最基本的化学方法，这也是炼丹这种愚昧的行为能够产生发明的基础。炼丹家的虔诚和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的挫折，使得炼丹家不得不反复实验和寻找新的方法。这样就为火药的发明创造了条件。

《抱朴子》对火药的描述

炼丹家虽然掌握了一定的化学方法，但是他们的方向是求长生不老药，因此火药的发明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炼丹家对于硫磺、砒霜等具有猛毒的金石药，在使用之前，常用烧灼的办法“伏”一下，“伏”是降伏的意思。使毒性失去或减低，这种手续称为“伏火”。唐初的名医兼炼丹家孙思邈在“丹经内伏硫磺法”中记有：硫磺、硝石各二两，研成粉末，放在销银锅或砂罐子里。掘一地坑，放锅子在坑里和地平，四面都用土填实。把没有被虫蛀过的三个皂角逐一点着，然后夹入锅里，把硫磺和硝石起烧焰火。等到烧不起焰火了，再拿木炭来炒，炒到木炭消去三分之一，就退火，趁还没冷却，取入混合物，这就伏火了。

伏火硫磺法

在“伏火矾法”中提出了一个伏火的方子：“硫二两，硝二两，马兜铃三钱半。右为末，拌匀。掘坑，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熟火一块，弹子大，下放里内，烟渐起。”他用马兜铃代替了孙思邈方子中的皂角，这两种物质代替碳起燃烧作用的。

伏火的方子都含有碳素，而且伏硫磺要加硝石，伏硝石要加硫磺。这说明炼丹家有意要使药物引起燃烧，以去掉它们的猛毒。

虽然炼丹家知道硫、硝、碳混合点火会发生激烈的反应，并采取措施控制反应速度，但是因药物伏火而引起失火的事故时有发生。《太平广记》中有一个故事，说的是隋朝初年，有一个叫杜春子的人去拜访一位炼丹老人。当晚住在那里。半夜杜春子梦中惊醒，看见炼丹炉内有“紫烟穿屋上”，顿时屋子燃烧起来。这可能是炼丹家配置易燃药物时疏忽而引起火灾。还有一本名叫《真元妙道要略》的炼丹书也谈到用硫磺、硝石、雄黄和蜜一起炼丹失火的事，火把人的脸和手烧坏了，还直冲屋顶，把房子也烧了。书中告诫炼丹者要防止这类事故发生。这说明唐代的炼丹者已经掌握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硫、硝、碳三种物质可以构成一种极易燃烧的药，这种药被称为“着火的药”，即火药。由于火药的发明来自制丹配药的过程中，在火药发明之后，曾被当作药类。《本草纲目》中就提到火药能治疮癣、杀虫，辟湿气、瘟疫。

炼丹爆炸失火

火药不能解决长生不老的问题，又容易着火，炼丹家对它们失去了兴趣。火药的配方由炼丹家转到军事家手里，就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

到了唐代中后期，火药开始正式使用在军事上。在火药发明前，打仗常常用到火攻，有的时候火攻能决定一场战斗战役的胜负。比如《三国演义》里三大战役的赤壁之战和夷陵猇亭之战，就是火攻起了决定性作用。那时候火攻主要利用油脂、松香、硫磺之类的引火物，配合易燃物达到火攻的目的。火药发明之后，利用抛石机抛掷火药包以代替石头和油脂火球。据宋代路振的《九国志》记载，唐哀帝时（十世纪），郑王番率军攻打豫章（今江西南昌），“发机飞火”，烧毁该城的龙沙门。这可能是有关用火药攻城的最早记载。

唐代火药运用于军事

到了两宋时期，火药武器发展很快。据《宋史·兵记》记载：公元970年兵部令史冯继升进火箭法，这种方法是在箭杆前端缚火药筒，点燃后利用火药燃烧向后喷出的气体的反作用力把箭簇射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喷射火器。公元1000年，士兵出身的神卫队长唐福向宋朝廷献出了他制作的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公元1002年，冀州团练使石普也制成了火箭、火球等火器，并做了表演。

利用火药的弓箭

火药兵器在战场上的出现，预示着军事史上将发生一系列的变革。从使用冷兵器阶段向使用火器阶段过渡。火药应用于武器的最初形式，主要是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武经总要》中记录的早期火药兵器，还没有脱离传统火攻中纵火兵器的范畴。随着火药和火药武器的发展，逐步过渡到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

硝石、硫磺、木炭粉末混合而成的火药被称为黑火药或者叫褐色火药。这种混合物极易燃烧，而且烧起来相当激烈。如果火药在密闭的容器内燃烧就会发生爆炸。火药燃烧时能产生大量的气体（氮气、二氧化碳）和热量。原来体积很小的固体的火药，体积突然膨胀，猛增至几千倍，这时容器就会爆炸。这就是火药的爆炸性能。利用火药燃烧和爆炸的性能可以制造各种各样的火器。

北宋时期使用的那些用途不同的火药兵器都是利用黑火药燃烧爆炸的原理制造的。蒺藜火球、毒药烟球是爆炸威力比较小的火器。到了北宋末年爆炸威力比较大的火器向“霹雳炮”、“震天雷”也出现了。这类火器主要是用于攻坚或守城。公元1126年，李纲守开封时，就是用霹雳炮击退金兵的围攻。金与北宋的战争使火炮进一步得到改进，震天雷是一种铁火器，是铁壳类的爆炸性兵器。元军攻打金的南京（今河南开封）时金兵守城时就用了这种武器。《金史》对震天雷有这样的描述：“火药发作，声如雷震，热力达半亩之上，人与牛皮皆碎并无迹，甲铁皆透”。这样的描述可能有一点夸张，但是这是对火药威力的一个真实写照。

宋代震天雷

火器的发展有赖于火药的研究和生产。《武经总要》中记录了三个火药配方。唐代火药含硫、硝的含量相同，是1比1，宋代为1比2，甚至接近1比3。已与后世黑火药中硝占四分之三的配方相近。火药中加入少量辅助性配料，是为了达到易燃、易爆、放毒和制造烟幕等效果。火药是在制造和使用过程中不断改进和发展的。 公元1044年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一书中介绍了三种火药配方，以不同的辅料，达到易燃、易爆、放毒和制造烟幕的不同目的。

宋代由于战争不断，对火器的需求日益增加。宋神宗时设置了军器监，统管全国的军器制造。军器监雇佣工人四万多人，监下分十大作坊，生产火药和火药武器各为一个作坊，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史书上记载了当时的生产规模：“同日出弩火药箭七千支，弓火药箭一万支，蒺藜炮三千支，皮火炮二万支”。这些都促进了火药和火药兵器的发展。 南宋时出现了管状火器，公元1132年陈规发明了火枪。火枪是由长竹竿作成，先把火药装在竹竿内，作战时点燃火药喷向敌军。陈规守安德时就用了“长竹竿火枪二十余条”。公元1259年，寿春地区有人制成了突火枪，突火枪是用粗竹筒做的，这种管状火器与火枪不同的是，火枪只能喷射火焰烧人，而突火枪内装有“子巢”，火药点燃后产生强大的气体压力，把“子巢”射出去。“子巢”就是原始的子弹。突火枪开创了管状火器发射弹丸的先声。现代枪炮就是由管状火器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管状火器的发明是武器史上的又一大飞跃。 突火枪又被称为突火筒，可能它是由竹筒制造的而得此名。《永乐大典》所引的《行军须知》一书中提到，在宋代守城时曾用过火筒，用以杀伤登上城头的敌人。

突火枪

到了元明之际，这种用竹筒制造的原始管状火器改用铜或铁，铸成大炮，称为“火铳”。 公元1332年的铜火铳，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铭文的管状火器实物。

元代铜火铳

明代出现了成建制的火器部队，这在冷兵器时代相当厉害的。明朝有三大营，其中“神机营”就是火器部队。以至于三个大明士兵，就是一个是使用火器作战的。

大明神机营

神机营三段击

神机营将领及三眼火铳

在作战火器方面，发明了多种“多发火箭”，如同时发射10支箭的“火弩流星箭”；发射32支箭的“一窝蜂”；最多可发射100支箭的“百虎齐奔箭”等。

明代一窝蜂

明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与建文帝战于白沟河，就曾使用了“一窝蜂”。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多发齐射火箭，堪称是现代多管火箭炮的鼻祖。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当时水战中使用的一种叫“火龙出水”的火器。据《武备志》记载，这种火器可以在距离水面三、四尺高处飞行，远达两三里。这种火箭用竹木制成，在龙形的外壳上缚四支大“起火”，腹内藏数支小火箭，大“起火”点燃后推动箭体飞行，“如火龙出于水面。”火药燃尽后点燃腹内小火箭，从龙口射出。击中目标将使敌方“人船俱焚。”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二级火箭。另外，该书还记载了“神火飞鸦”等具有一定爆炸和燃烧性能的雏形飞弹。“神火飞鸦”用细竹篾绵纸扎糊成乌鸦形，内装火药，由四支火箭推进，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多火药筒并联火箭，它与今天的大型捆绑式运载火箭的工作原理很相近。

明代火龙出水

明代神火飞鸦

火箭的发展，使人产生了利用火箭的推力飞上天空的愿望。根据史书的记载，14世纪末，明朝的一位勇敢者万户坐在装有47个当时最大的火箭的椅子上，双手各持一个大风筝，试图借助火箭的推力和风筝的升力实现飞行的梦想。尽管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万户被誉为利用火箭飞行的第一人。为了纪念万户，月球上的一个环行山以万户的名字命名。

明代万户飞天

火药传入西方。八九世纪，硝由中国传到阿拉伯。当时的阿拉伯人称它为“中国雪”，而波斯人称它为“中国盐”。他们仅知道用硝来治病、冶金和做玻璃。13世纪火药是由商人经印度传入阿拉伯国家的。希腊人通过翻译阿拉伯人的书籍才知道火药。火药武器是通过战争传到阿拉伯国家。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之后，将在弄封等地虏获的工匠和火器全部掠走，还把金军中的火药工匠和火器手编入了蒙古军队。次年，蒙古大军发动了第二次西征，新编入蒙军的火器部队也随军远征。在随后的几年中，装备火器的蒙古大军横扫东欧平原。1241年4月9日，蒙古大军与3万波兰人和日尔曼人的联军在东欧华尔斯塔德大平原上展开了激战。

蒙古西征带去火器

据波兰历史学家德鲁果斯《波兰史》一书的记述，蒙古大军在这场会战中使用了威力强大的火器。波兰火药史学家盖斯勒躲在战场附近的—座修道院内，偷偷描绘了蒙古士兵使用的火箭样式。根据盖斯勒的描绘，蒙古人从一种木筒中成束地发射火箭，因为在木简上绘有龙头，因此被波兰人称作“中国喷火龙”。

蒙古人灭亡阿拉伯帝国后，建立起了伊利汗国。这里迅速成为了火药等中国科学技术知识向西方传播的重要枢纽。而配备火药武器的蒙古军队在欧洲的长期驻扎，给欧洲人偷窥火药技术提供了机会。

火器传入西方发展

公元1260年元世祖的军队在与叙利亚作战中被击溃，阿拉伯人缴获了火箭、毒火罐、火炮、震天雷等火药武器，从而掌握火药武器的制造和使用。阿拉伯人与欧洲的一些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战争中阿拉伯人使用了火药兵器，例如阿拉伯人进攻西班牙的八沙城时就使用过火药兵器。在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中，欧洲人逐步掌握了制造火药和火药兵器的技术。

火药和火药武器传入欧洲，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的作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子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穿铠甲的贵族骑兵同归于尽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的精锐的火炮在欧洲的工厂中制造出来，装备着威力强大的舰队，扬帆出航，去征服新的殖民地。

中国火药传到西方进一步发展，以后逐渐发明出例如无烟火药之类的新型火药。但是在我们自己国家，火药鼎盛时期是在明朝。满清入关之后，满清对火药不重视，清末西方列强叩开中国大门，腐朽的满清依然认为以枪炮为代表的西方科技是奇技淫巧。以至于近现代，中国被外强欺辱。中国人发明了火药用于烟花爆竹，别人用于造枪炮弹药侵略殖民；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用于相地看风水：别人用于地理大发现为殖民铺路。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清末八国联军侵华

火药发明的意义。中国的火药推进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恩格斯曾高度评价了中国在火药发明中的作用：“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火药动摇了西欧的封建统治，昔日靠冷兵器耀武扬威的骑士阶层日渐衰落了！火药的发明大大的推进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是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重要支柱之一。

佚名网文《火药》报道：

火药，顾名思义，可由火花、火焰等引起剧烈燃烧的药剂。据《范子计然》的记载，春秋时代中国就已经用于民间民生应用，范子计然说“硝石出陇道”。

火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是在适当的外界能量作用下，自身能进行迅速而有规律的燃烧，同时生成大量高温燃气的物质。在军事上主要用作枪弹、炮弹的发射火药和火箭、导弹的推进剂及其他驱动装置的能源，是弹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项杰出的成就。火药是以其杀伤力和震慑力，带给人类消停战事、安全防卫的作用，成为了人类文明重要发明之一。

历史

火药，是以其杀伤力和震慑力，带给人类消停战事、安全防卫的作用，成为了人类文明重要发明之一。 [1] 

据《范子计然》的记载，春秋时代中国就已经用于民间民生应用，范子计然说“硝石出陇道”。我国现在看到的第一部记载火药配方的书，约成书于八九世纪。书中说“以硫磺、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会发生“焰起，烧手面及火尽屋舍”的现象。这里的“密”应该是蜂蜜的“蜜”。蜜加热能变成炭。硫磺、硝石与炭混合，这就是火药的配方。

火药的发明是人们长期炼丹,制药实践结果,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唐朝末年，火药已被用于军事。唐昭宗天佑元年(904年)杨行密的军队围攻豫章,部将郑 (以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带领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这里所说的(飞火),就是(火炮),(火箭)之类。(火炮)是把火药制成环状,把吊线点燃后用抛石机抛掷出去;火箭则是把火药球缚于箭镞之下,将引线点燃后用弓射出。到了宋代,战争接连不断,促进火药武器的加速发展。北宋政府建立了火药作坊,先后制造了火药箭,火炮等以燃烧性能为主的武器和(霹雳炮),(震天雷)等爆炸性较强的武器。南宋在1259年造出了以巨竹为筒,内装火药的(突火枪)。到了元代又出现铜铸火统,称为(铜将军)。这些都是以火药的爆炸为推动力的武器,在战争中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威力。

在12,13世纪，火药首先传入阿拉伯国家,然后传到希腊和欧洲乃至世界各地。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对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英法各国直到十四世纪中叶,才有应用火药和火器的记载。

1、源于炼丹术

炼丹术起源很早，《战国策》中已有方士向荆王献不死之药的记载。汉武帝也妄想“长生久视”，向民间广求丹药，招纳方士，并亲自炼丹。从此，炼丹成为风气，开始盛行。历代都出现炼丹方士，也就是所谓的炼丹家。炼丹家的目的是寻找长生不老之药，这样的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炼丹术流行了一千多年，最后还是一无所获。但是，炼丹术所采用的一些具体方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它显示了化学的原始形态。

炼丹术中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火法炼丹”。它直接与火药的发明有关系。所谓“火法炼丹”大约是一种无水的加热方法，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对火法有所记载，火法大致包括：煅（长时间高温加热）、炼（干燥物质的加热）、灸（局部烘烤）、熔（熔化）、抽（蒸馏）、飞（又叫升，就是升华）、优（加热使物质变性）。这些方法都是最基本的化学方法，这也是炼丹术这种愚昧的职业能够产生发明的基础。炼丹家的虔诚和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的挫折，使得炼丹家不得不反复实验和寻找新的方法。这样就为火药的发明创造了条件。在发明火药之前，炼丹术已经得到了一些人造的化学药品，如硫化汞等。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法制成的产品之一。

炼丹起火，启示人们认识并发明火药。

2、火药的发明

炼丹家虽然掌握了一定的化学方法，但是他们的方向是求长生不老之药，因此火药的发明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炼丹家对于硫磺、砒霜等具有猛毒的金石药，在使用之前，常用烧灼的办法“伏”一下，“伏”是降伏的意思。使毒性失去或减低，这种手续称为“伏火”。唐初的名医兼炼丹家孙思邈在“丹经内伏硫磺法”中记有：硫磺、硝石各二两，研成粉末，放在销银锅或砂罐子里。掘一地坑，放锅子在坑里和地平，四面都用土填实。把没有被虫蛀过的三个皂角逐一点着，然后夹入锅里，把硫磺和硝石起烧焰火。等到烧不起焰火了，再拿木炭来炒，炒到木碳消去三分之一，就退火，趁还没冷却，取入混合物，这就伏火了。

唐朝中期有个名叫清虚子的，在“伏火矾法”中提出了一个伏火的方子：“硫二两，硝二两，马兜铃三钱半。右为末，拌匀。掘坑，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熟火一块，弹子大，下放里内，烟渐起。”他用马兜铃代替了孙思邈方子中的皂角，这两种物质代替碳起燃烧作用的。

伏火的方子都含有碳素，而且伏硫磺要加硝石，伏硝石要加硫磺。这说明炼丹家有意要使药物引起燃烧，以去掉它们的猛毒。

虽然炼丹家知道硫、硝、碳混合点火会发生激烈的反应，并采取措施控制反应速度，但是因药物伏火而引起丹房失火的事故时有发生。《太平广记》中有一个故事，说的是隋朝初年，有一个叫杜春子的人去拜访一位炼丹老人。当晚住在那里。半夜杜春子梦中惊醒，看见炼丹炉内有“紫烟穿屋上”，顿时屋子燃烧起来。这可能是炼丹家配置易燃药物时疏忽而引起火灾。还有一本名叫《真元妙道要略》的炼丹书也谈到用硫磺、硝石、雄黄和蜜一起炼丹失火的事，火把人的脸和手烧坏了，还直冲屋顶，把房子也烧了。书中告戒炼丹者要防止这类事故发生。这说明唐代的炼丹者已经掌握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硫、硝、碳三种物质可以构成一种极易燃烧的药，这种药被称为“着火的药”，即火药。由于火药的发明来自制丹配药的过程中，在火药发明之后，曾被当做药类。《本草纲目》中就提到火药能治疮癣、杀虫，辟湿气、瘟疫。

火药不能解决长生不老的问题，又容易着火，炼丹家对它并不感兴趣。火药的配方由炼丹家转到军事家手里，就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

3、火药的应用

唐朝时的火药

火药发明之前，火攻是军事家常用的一种进攻手段，那时在火攻中，用了一种叫做火箭的武器，它是在箭头上绑一些像油脂、松香、硫磺之类的易燃物质，点燃后用弓射出去，用以烧毁敌人的阵地。如果用火药代替一般易燃物，效果要好得多。火药发明之前，攻城守城常用一种抛石机抛掷石头和油脂火球，来消灭敌人。火药发明之后，利用抛石机抛掷火药包以代替石头和油脂火球。据宋代路振的《九国志》记载，唐哀帝时（十世纪），郑王番率军攻打豫章（今江西南昌），“发机飞火”，烧毁该城的龙沙门。这可能是有关用火药攻城的最早记载。

两宋时的火药

到了两宋时期火药武器发展很快。据《宋史·兵记》记载：公元970年兵部令史冯继升进火箭法，这种方法是在箭杆前端缚火药筒，点燃后利用火药燃烧向后喷出的气体的反作用力把箭簇射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喷射火器。公元1000年，士兵出身的神卫队长唐福向宋朝廷献出了他制作的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1002年，冀州团练使石普也制成了火箭、火球等火器，并做了表演。

火药兵器在战场上的出现，预示着军事史上将发生一系列的变革。从使用冷兵器阶段向使用火器阶段过渡。火药应用于武器的最初形式，主要是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武经总要》中记录的早期火药兵器，还没有脱离传统火攻中纵火兵器的范畴。随着火药和火药武器的发展，逐步过度到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

硝酸钾、硫磺、木炭粉末混合而成的火药被称为黑火药或者叫褐色火药。这种混合物极易燃烧，而且烧起来相当激烈。如果火药在密闭的容器内燃烧就会发生爆炸。火药燃烧时能产生大量的气体（氮气、二氧化碳）和热量。原来体积很小的固体的火药，体积突然膨胀，猛增至几千倍，这时容器就会爆炸。这就是火药的爆炸性能。利用火药燃烧和爆炸的性能可以制造各种各样的火器。北宋时期使用的那些用途不同的火药兵器都是利用黑火药燃烧爆炸的原理制造的。蒺藜火球、毒药烟球是爆炸威力比较小的火器。到了北宋末年爆炸威力比较大的火器向“霹雳炮”、“震天雷”也出现了。这类火器主要是用于攻坚或守城。公元1126年，李纲守开封时，就是用霹雳炮击退金兵的围攻。金与北宋的战争使火炮进一步得到改进，震天雷是一种铁火器，是铁壳类的爆炸性兵器。元军攻打金的南京（今河南开封）时金兵守城时就用了这种武器。《金史》对震天雷有这样的描述：“火药发作，声如雷震，热力达半亩之上，人与牛皮皆碎并无迹，甲铁皆透”。这样的描述可能有一点夸张，但是这是对火药威力的一个真实写照。

火器的发展有赖于火药的研究和生产。《武经总要》中记录了三个火药配方。唐代火药含硫、硝的含量相同，是1比1，宋代为1比2，甚至接近1比3。已与后世黑火药中硝占四分之三的配方相近。火药中加入少量辅助性配料，是为了达到易燃、易爆、放毒和制造烟幕等效果。火药是在制造和使用过程中不断改进和发展的。

1044年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一书中介绍了三种火药配方，以不同的辅料，达到易燃、易爆、放毒和制造烟幕的不同目的。

宋代由于战争不断，对火器的需求日益增加，宋神宗时设置了军器监，统管全国的军器制造。军器监雇佣工人四万多人，监下分十大作坊，生产火药和火药武器各为一个作坊，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史书上记载了当时的生产规模：“同日出弩火药箭七千支，弓火药箭一万支，蒺藜炮三千支，皮火炮二万支”。这些都促进了火药和火药兵器的发展。

南宋时出现了管状火器，公元1132年陈规发明了火枪。火枪是由长竹竿作成，先把火药装在竹竿内，作战时点燃火药喷向敌军。陈规守安德时就用了“长竹竿火枪二十余条”。公元1259年，寿春地区有人制成了突火枪，突火枪是用粗竹筒作的，这种管状火器与火枪不同的是，火枪只能喷射火焰烧人，而突火枪内装有“子巢”，火药点燃后产生强大的气体压力，把“子巢”射出去。“子巢”就是原始的子弹。突火枪开创了管状火器发射弹丸的先声。现代枪炮就是由管状火器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管状火器的发明是武器史上的又一大飞跃。

突火枪又被称为突火筒，可能它是由竹筒制造的而得此名。《永乐大典》所引的《行军须知》一书中提到，在宋代守城时曾用过火筒，用以杀伤登上城头的敌人。到了元明之际，这种用竹筒制造的原始管状火器改用铜或铁，铸成大炮，称为“火铳”。

1332年的铜火铳，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铭文的管状火器实物。

明代

明代在作战火器方面，发明了多种“多发火箭”，如同时发射10支箭的“火弩流星箭”；发射32支箭的“一窝蜂”；最多可发射100支箭的“百虎齐奔箭”等。明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与建文帝战于白沟河，就曾使用了“一窝蜂”。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多发齐射火箭，堪称是现代多管火箭炮的鼻祖。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当时水战中使用的一种叫“火龙出水”的火器。据“武备志”记载，这种火器可以在距离水面三、四尺高处飞行，远达两三里。这种火箭用竹木制成，在龙形的外壳上缚四支大“起火”，腹内藏数支小火箭，大“起火”点燃后推动箭体飞行，“如火龙出于水面。”火药燃尽后点燃腹内小火箭，从龙口射出。击中目标将使敌方“人船俱焚。”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二级火箭。另外，该书还记载了“神火飞鸦”等具有一定爆炸和燃烧性能的雏形飞弹。“神火飞鸦”用细竹篾绵纸扎糊成乌鸦形，内装火药，由四支火箭推进，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多火药筒并联火箭，它与今天的大型捆绑式运载火箭的工作原理很相近。

火箭的发展，使人产生了利用火箭的推力飞上天空的愿望。根据史书的记载14世纪末，明朝的一位勇敢者万户坐在装有47个当时最大的火箭的椅子上，双手各持一个大风筝，试图借助火箭的推力和风筝的升力实现飞行的梦想。尽管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万户被誉为利用火箭飞行的第一人。为了纪念万户，月球上的一个环行山以万户的名字命名。

火药对人类的影响

据宋代路振的《九国志》记载，唐哀帝时（十世纪），郑王番率军攻打豫章（今江西南昌），“发机飞火”，烧毁该城的龙沙门。这可能是有关用火药攻城的最早记载。到了两宋时期火药武器发展很快。据《宋史·兵记》记载：公元970年兵部令史冯继升进火箭法，这种方法是在箭杆前端缚火药筒，点燃后利用火药燃烧向后喷出的气体的反作用力把箭簇射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喷射火器。公元1000年，士兵出身的神卫队长唐福向宋朝廷献出了他制作的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1002年，冀州团练使石普也制成了火箭、火球等火器，并做了表演。火药兵器在战场上的出现，预示着军事史上将发生一系列的变革。从使用冷兵器阶段向使用火器阶段过渡。

火药应用于武器的最初形式，主要是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随着火药和火药武器的发展，逐步过度到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火药燃烧时能产生大量的气体和热量。原来体积很小的固体的火药，体积突然膨胀，猛增至几千倍，这时容器就会爆炸。这就是火药的爆炸性能。利用火药燃烧和爆炸的性能可以制造各种各样的火器。北宋时期使用的那些用途不同的火药兵器都是利用黑火药燃烧爆炸的原理制造的。蒺藜火球、毒药烟球是爆炸威力比较小的火器。到了北宋末年爆炸威力比较大的火器向“霹雳炮”、“震天雷”也出现了。这类火器主要是用于攻坚或守城。公元1126年，李纲守开封时，就是用霹雳炮击退金兵的围攻。金与北宋的战争使火炮进一步得到改进，震天雷是一种铁火器，是铁壳类的爆炸性兵器。元军攻打金的南京（今河南开封）时金兵守城时就用了这种武器。南宋时出现了管状火器，公元1132年陈规发明了火枪。火枪是由长竹竿作成，先把火药装在竹竿内，作战时点燃火药喷向敌军。陈规守安德时就用了“长竹竿火枪二十余条”。公元1259年，寿春地区有人制成了突火枪，突火枪是用粗竹筒作的，这种管状火器与火枪不同的是，火枪只能喷射火焰烧人，而突火枪内装有“子巢”，火药点燃后产生强大的气体压力，把“子巢”射出去。“子巢”就是原始的子弹。突火枪开创了管状火器发射弹丸的先声。现代枪炮就是由管状火器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管状火器的发明是武器史上的又一大飞跃。突火枪又被称为突火筒，可能它是由竹筒制造的而得此名。。《永乐大典》所引的《行军须知》一书中提到，在宋代守城时曾用过火筒，用以杀伤登上城头的敌人。

到了元明之际，这种用竹筒制造的原始管状火器改用铜或铁，铸成大炮，称为“火铳”。明代在作战火器方面，发明了多种“多发火箭”，如同时发射10支箭的“火弩流星箭”；发射32支箭的“一窝蜂”；最多可发射100支箭的“百虎齐奔箭”等。明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与建文帝战于白沟河，就曾使用了“一窝蜂”。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多发齐射火箭，堪称是现代多管火箭炮的鼻祖。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当时水战中使用的一种叫“火龙出水”的火器。据“武备志”记载，这种火器可以在距离水面三、四尺高处飞行，远达两三里。这种火箭用竹木制成，在龙形的外壳上缚四支大“起火”，腹内藏数支小火箭，大“起火”点燃后推动箭体飞行，“如火龙出于水面。”火药燃尽后点燃腹内小火箭，从龙口射出。击中目标将使敌方“人船俱焚。”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二级火箭。另外，该书还记载了“神火飞鸦”等具有一定爆炸和燃烧性能的雏形飞弹。“神火飞鸦”用细竹篾绵纸扎糊成乌鸦形，内装火药，由四支火箭推进，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多火药筒并联火箭，它与今天的大型捆绑式运载火箭的工作原理很相近。

火箭的发展，使人产生了利用火箭的推力飞上天空的愿望。根据史书的记载，14世纪末，明朝的一位勇敢者万户坐在装有47个当时最大的火箭的椅子上，双手各持一个大风筝，试图借助火箭的推力和风筝的升力实现飞行的梦想。尽管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万户被誉为利用火箭飞行的第一人。为了纪念万户，月球上的一个环行山以万户的名字命名。

早在八、九世纪时，和医药、炼丹术的知识一起，硝也由中国传到阿拉伯。当时的阿拉伯人称它为“中国雪”，而波斯人称它为“中国盐”。他们仅知道用硝来治病、冶金和做玻璃。13世纪火药是由商人经印度传入阿拉伯国家的。希腊人通过翻译阿拉伯人的书籍才知道火药。火药武器是通过战争传到阿拉伯国家，成吉思汗西征，蒙古军队使用了火药兵器。公元1260年元世祖的军队在与叙利亚作战中被击溃，阿拉伯人缴获了火箭、毒火罐、火炮、震天雷等火药武器，从而掌握火药武器的制造和使用。阿拉伯人与欧洲的一些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战争中阿拉伯人使用了火药兵器，例如阿拉伯人进攻西班牙的八沙城时就使用过火药兵器。在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中，欧洲人逐步掌握了制造火药和火药兵器的技术。火药和火药武器传入欧洲，“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的作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子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穿铠甲的贵族骑兵同归于尽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的精锐的火炮在欧洲的工厂中制造出来，装备着威力强大的舰队，扬帆出航，去征服新的殖民地……。”

中国的火药推进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恩格斯曾高度评价了中国在火药发明中的首创作用：“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火药的发明大大推进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是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支柱之一。

4、对外传播史

早在八、九世纪时，和医药、炼丹术的知识一起，硝也由中国传到阿拉伯。当时的阿拉伯人称它为“中国雪”，而波斯人称它为“中国盐”。他们仅知道用硝来治病、冶金和做玻璃。13世纪火药是由商人经印度传入阿拉伯国家的。希腊人通过翻译阿拉伯人的书籍才知道火药。火药武器是通过战争传到阿拉伯国家。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之后，将在弄封等地虏获的工匠和火器全部掠走，还把金军中的火药工匠和火器手编入了蒙古军队。次年，蒙古大军发动了第二次西征，新编入蒙军的火器部队也随军远征。在随后的几年中，装备火器的蒙古大军横扫东欧平原。1241年4月9日，蒙古大军与3万波兰人和日尔曼人的联军在东欧华尔斯塔德大平原上展开了激战。

根据波兰历史学家德鲁果斯《波兰史》一书的记述，蒙古大军在这场会战中使用了威力强大的火器。波兰火药史学家盖斯勒躲在战场附近的—座修道院内，偷偷描绘了蒙古士兵使用的火箭样式。根据盖斯勒的描绘，蒙古人从一种木筒中成束地发射火箭，因为在木简上绘有龙头，因此被波兰人称作“中国喷火龙”。

蒙古人灭亡阿拉伯帝国后，建立起了伊利汗国。这里迅速成为了火药等中国科学技术知识向西方传播的重要枢纽。而配备火药武器的蒙古军队在欧洲的长期驻扎，给欧洲人偷窥火药技术提供了机会。

公元1260年元世祖的军队在与叙利亚作战中被击溃，阿拉伯人缴获了火箭、毒火罐、火炮、震天雷等火药武器，从而掌握火药武器的制造和使用。阿拉伯人与欧洲的一些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战争中阿拉伯人使用了火药兵器，例如阿拉伯人进攻西班牙的八沙城时就使用过火药兵器。在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中，欧洲人逐步掌握了制造火药和火药兵器的技术。

火药和火药武器传入欧洲，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的作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子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穿铠甲的贵族骑兵同归于尽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的精锐的火炮在欧洲的工厂中制造出来，装备着威力强大的舰队，扬帆出航，去征服新的殖民地。

火药发明的意义

中国的火药推进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恩格斯曾高度评价了中国在火药发明中的作用：“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火药动摇了西欧的封建统治，昔日靠冷兵器耀武扬威的骑士阶层日渐衰落了！火药的发明大大的推进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是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重要支柱之一。

火药资料

低爆速炸药的一类。可由火花、火焰等引起燃烧的药剂。燃烧时发生大量的气体，具有爆破作用或推动作用(使物体如弹丸以一定的速度发射出去)。最早应用的是我国发明的黑色火药，黑色火药由硫，碳，硝组成。根据燃烧时的性质，火药可分为有烟火药(燃烧时发烟，如黑色火药)和无烟火药两类。无烟火药主要用作弹药的引燃药或发射药。

火药在中国 播报

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了。火药的研究始于古代炼丹术。

中国是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隋代时，诞生了硝石、硫磺和木炭三元体系火药。黑色火药在唐代（9世纪末)时候正式出现。火药是由古代炼丹家发明的，从战国至汉初，帝王贵族们沉醉做神仙并长生不老的幻想，驱使一些方士与道士炼"仙丹"，在炼制过程中逐渐发明了火药的配方。唐代炼丹家于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首创了硫磺伏火法，用硫磺、硝石，研成粉末，再加皂角子（含炭素)。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又创状火矶法，用硝石、硫磺及马兜铃（含炭素)一起烧炼。这两种配方，都是把三种药料混合起来，已经初步具备火药所含的成分。

火药

火药的最初使用并非在军事上，而是在宋代诸军马戏的杂技演出，以及木偶戏中的烟火杂技 ——药发傀儡。宋代演出“抱锣”、“硬鬼”、“哑艺剧”等杂技节目，都运用刚刚兴起的火药制品“爆仗”和“吐火”等，以制造神秘气氛。宋人同时也以火药表演幻术，如喷出烟火云雾以遁人、变物等，以收神奇迷离之效。

中国发明了火药首先运用于制造烟火，不久后就将其运用与军事，并发明了世界第一根火箭。大炮和火枪在宋代中国火药的军事运用已经相当成熟，使得中国的科技遥遥领先于世界。

分类

火药的分类

火药是武器发射弹丸的能源，按用途可分为点火药、发射药、固体推进剂。其中发射药又分为：枪用发射药、炮用发射药、弹射座椅发射药等。固体推进剂又分为火箭用固体推进剂、导弹用固体推进剂。

外部特征

按火药燃烧时外部特征可分为有烟药与无烟药：按火药燃烧时的表面积变化情况不同，可分为减面燃烧火药、恒面燃烧火药、增面燃烧火药。

成型工艺

按火药成型工艺可分为：压制火药、铸造火药、混合火药等。按火药的某些特点可分为易挥发性火药、难挥发性火药。

结构

最常用的是按火药按结构分为均质火药和异质火药，因为结构不同，带来工艺性质、燃烧性质和物理力学性能等均有显著差别。均质火药又分为：单基药、双基药、多基药、改性双基药。双基药再分为柯达型双基药、巴列斯太型双基药。异质火药又分为黑火药、复合火药等。

组成

火药由硫磺、硝石、木炭混合而成。很早以前，我们的先人对这个三种物质就有了一定认识。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在烧制陶器时就认识了木炭，把它当做燃料。商周时期，人们在冶金中广泛使用木炭。木炭灰分比木柴少，强度高，是比木柴更好的燃料。硫磺天然存在，很早人们就开采它。在生活和生产中经常接触到硫磺，如温泉会释放出硫磺的气味，冶炼金属时，逸出的二氧化硫刺鼻难闻，这些都会给人留下印象。古人掌握最早的硝，可能是墙角和屋根下的土硝，硝石的化学性质很活泼能与很多物质发生反应，它的颜色和其他一些盐类区别不大，在使用中容易搞错，在实践中人们掌握了一些识别硝石的方法。南北朝时的陶弘景“草木经集注”中就说过：“以火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硝石也。”这和近代用火焰反应鉴别钾盐的方法相似（硝石的主要成分是硝酸钾）。硝石和硫磺一度被作为重要的药材，在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硝石被列为上品中的第六位，认为它能治20多种病。硫磺被列为中品药的第三位，也能治10多种病。这样人们对硝石和硫磺的研究就更为重视。虽然人们对硝石、硫磺、木炭的性质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硝石、硫磺、木炭按一定比例放在一起制成火药还是炼丹家的功劳。

使用要求 播报

火药应满足以下要求:一、良好的燃烧稳定性和规律性。二、足够的强度，以保证引燃时不致产生药体破裂而影响燃烧性能。三、良好的韧性、化学安定性，以保证火药可以长期贮存而不变质。四、撞击、摩擦等机械敏感度要小，以保证使用、生产、贮存、运输过程中的安全。

现代火药 播报

发展历史

现代火药起源1771年，英国的P.沃尔夫合成了苦味酸，这是一种黄色结晶体，最初是作为黄色染料使用的（注意这一点，这说明其产生并没有受到所谓“黑火药的影响”，是偶然发现的，这也是黄色火药的名称的由来），后来发现了它的爆炸功能，十九世纪被广泛用于军事，用来装填炮弹。它是一种猛炸药。

1779年，英国化学家E.霍华德发明了雷汞，又称雷酸汞。它是一种起爆药，用于配制火帽击发药和针刺药，也用于装填爆破用的雷管。

1807年，苏格兰人发明了以氯酸钾，硫，碳制成的第一种击发药。 1838年，T.J.佩卢兹首先发现棉花浸于硝酸后可爆炸。1845年德国化学家C.F.舍恩拜因将棉花浸于硝酸和硫酸混合液中，洗掉多余的酸液，发明出硝化纤维，即火棉·。

1860年，普鲁士军队的少校E.郐尔茨用硝化纤维制成枪、炮弹的发射药。俗称棉花火药。至此硝化纤维火药取代了黑火药作为发射药。

1846年，意大利化学家A.索布雷把半份甘油滴入一份硝酸和两份浓硫酸混合液中而首次制得硝化甘油，硝化甘油是一种烈性液体炸药，轻微震动即会剧烈爆炸，危险性大，不宜生产。

1862年，瑞典的A.B.诺贝尔研究出了用“温热法”制造硝化甘油的安全生产方法，使之能够比较安全地成批生产。

1863年，J.威尔勃兰德发明出了梯恩梯（TNT）。梯恩梯的化学成份为三硝基甲苯，这是一种威力很强而又相当安全的炸药，即使被子弹击穿一般也不会燃烧和起爆。它在20世纪初开始广泛用于装填各种弹药和进行爆炸，逐渐取代了苦味酸。

1866年，A.B.诺贝尔用硅藻土吸收硝化甘油，发明出了达纳炸药。俗称黄色火药。

1872年，诺贝尔又在硝化甘油中加入硝化纤维，发明了一种树胶样的胶质炸药──胶质达纳炸药，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双基炸药。

1884年，法国化学家、工程师P.维埃利发明了无烟火药。这一发明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为马克沁重机枪的发明创造了弹药方面的条件，因为依靠以前的有烟火药，产生杂质太多，会导致阻塞，是无法用于机枪子弹发射的。至此有烟火药被取代，无烟火药成为普遍使用的发射药。

1887年，诺贝尔用硝化甘油代替乙醚和乙醇，也制成了类似的无烟火药。他还将硝酸铵加入达纳炸药，代替部分硝化甘油，制成更加安全而廉价的 “特种达纳炸药”，又称 “特强黄色火药”。

1899年，德国人亨宁发明了黑索今，它是一种比TNT威力更大的炸药。这是仅次于核武器的威力最大的炸药。从上述线索可以清晰地看出，黄火药系统是怎样一步步独立发展起来并导致了近代军事的重大变革的。在这一过程中黑火药已经逐渐被淘汰。

黑火药在欧洲长期被用于烟火和纵火用途，也曾被用来作为枪炮的发射药，但是只能适用于中世纪的那种力量有限的原始火器，如火枪火铳滑膛枪炮，不适于作为后膛步枪，机枪等近现代枪炮的使用，而中世纪火器跟近现代枪炮也完全是两种性质的概念，原理上，技术上，制造加工上都是完全不同的，不要被它们某些外形上的类似点所迷惑了。其力量也有限，在很多时候，近代西方战争中仍然主要依靠骑兵冲锋作为制胜的手段，一直到机枪被发明出来才结束这种情况，早期前装滑膛枪并不比十字弓威力大多少，并且长期与弓弩等共存使用。我们不应该被那些夸大其词的描述所误导。

作为发射药使用的黑火药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基本被淘汰了，随着无烟火药、双基火药、雷管、TNT等的出现，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军事革命，才有了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枪炮、火箭、炸弹、导弹。

火药用于军事，是从中国开始的：人们发明了火药，很快在军事上发挥了它的作用。在火药发明之前，古代军事家常用火攻这一战术克敌制胜。在火攻中常使用“火箭”，即在箭头上附着易燃的油脂、松香、硫磺等，点燃后射向敌方。但由于这种燃烧火力小，容易扑灭，所以火药出现后，人们就用火药代替上述易燃物，制成的火箭燃烧就猛烈多了。有时在火药中加上巴豆、砒霜等有毒物质，燃烧后生成的烟四处飞散，相当于“毒气弹”。但这些都只是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随着火药武器的发展，逐步过渡到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北宋时用于击退金兵的所谓“霹雳炮”、“震天雷”等，就是以铁壳作为外壳，由于强度比纸、布、皮大得多，点燃后能使炮内的气体压力增大到一定程度再爆炸，所以威力强，杀伤力大。从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到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这一转化标志着火药使用的成熟阶段的到来。

蔡国强与他的火药语言介绍

蔡国强1957年出生于中国福建省泉州市。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80年代中期开始使用中国发明的火药创作作品。1986年至1995年旅居日本, 伴随艺术活动发展，规模宏大的室外爆破计划在全球各地展开。蔡国强1994年参加广岛市当代美术馆举办的《亚洲之创造力》展览，以《地球也有黑洞》为题，在广岛市中央公园制作了大规模的爆破计划，使用900米长的导火线和火药弹，点爆了漂浮于空中的大气球上的装置。

1995年移居纽约，更为活跃于世界各地，除了使用火药，还将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药，风水等引入作品，例如以《文化大混浴》为题的观众参与型作品，是邀请观众一起入浴而共同完成的。1999年获威尼斯双年展国际金狮奖，受到国际性的高度评价。 2001年担任于上海举行的APEC(亚洲太平洋经济会议)景观焰火总设计，目前担任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闭幕式的核心创意成员及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 蔡国强氏以其独特的中国宇宙观及哲学根底，探求人类普遍的共通问题，作为一名以不同于西欧的亚洲视点发言的现代艺术家倍受瞩目。

现代火药简述

火药是通过一定的外界激发冲量的作用，能引起自持爆轰的物质。爆轰是炸药中化学反应区的传播速度大于炸药中声速时的爆炸现象，是炸药典型的能量释放形式。由于炸药爆炸时化学反应速度非常快，在瞬间形成高温高压气体。以极高的功率（每千克炸药爆轰瞬间输出功率可达5×107千瓦）对外界作功，使周围介质受到强烈的冲击、压缩而变形或碎裂。炸药在军事上可用作炮弹、航空炸弹、导弹、地雷、鱼雷、手榴弹等弹药的爆炸装药，也可用于核弹的引爆装置和军事爆破。在工业上广泛应用于采矿、筑路、兴修水利、工程爆破、金属加工等，还广泛应用于地震探查等科学技术领域。

炸药由于能对周围介质作猛烈的破坏功，往往又被称为猛炸药 。常用的猛炸药按组成可分为单体炸药和混合炸药2类。还有一类感度很高的炸药，从燃烧转变为爆轰的时间极短，通常不直接用于作破坏功，而是用于引燃或引爆其他火炸药，称为起爆药。

炸药的爆炸性能主要由爆热、爆容、爆速和爆压表示。爆热是在一定的条件下 ，单位质量炸药爆炸时放出的热量，决定于炸药的元素组成、化学结构以及爆炸反应条件。可以用热化学的方法计算，也可以实测。爆容是单位质量炸药爆炸时产生的气体量（用标准状态下的容积表示），一般为0.7～1.0米3/千克。爆速是爆轰波（伴随化学反应的冲击波）在炸药中的传播速度。炸药在一定装药密度下的爆速可以精确测定。现有炸药的爆速一般在1000～8500米/秒，很少有超过9000米/秒以上的。爆压是指炸药爆炸时爆轰波阵面的压力，可用实验方法间接测定，其值一般在10～40吉帕。

谢选骏指出：火药使得人类进入了“热兵器时代”，从而彻底结束了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但在初期，却使得游牧民族的扩张达到了回光返照的辉煌——那就是肆无忌惮的蒙古野火。

【04、蒙古人疯狂扩张背后的真实原因：五个方面的优势造就了一支铁军】

历史控 2020年02月28日 

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正式称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随即，蒙古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扩张。

1217年，灭亡西辽、1219年西征花剌子模，一直打到伏尔加河流域，于1225年东归。1227年灭西夏，成吉思汗也在征程中病逝。1229年，窝阔台继任蒙古帝国大汗，1231年征服高丽，1233年灭东真国，1234年灭金国。随后再次西征，1237年占领莫斯科，1241年兵分两路入侵波兰、匈牙利，大败神圣罗马帝国联军，前锋直指维也纳，欧洲为之震惊。1251年，蒙哥继蒙古帝国大汗位。1254年灭大理国。蒙哥命旭烈兀西征；1258年，占领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灭阿拔斯王朝。1259年，蒙古帝国的军队占领大马士革。蒙古帝国还曾于1257年进攻越南北部地区。元朝灭宋后，希望把在宋朝失去的原来中国领土安南夺回来，元军又分别于1285年和1287年两度攻占越南北部的地区。1279年，元军灭亡南宋 完成中国统一。

以上种种战绩，不免引起思考。蒙古以20万人马如何征服欧亚？难道仅仅因为是骁勇善战吗？

01、先天的硬件优势

战斗的胜利，离不开优良的单兵素质。首先，蒙古人是马上的民族，基本天生就是战士。在他们出生时，就开始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奔跑，骑射是游牧民族的必备技能。当这些技能运用到战争中时，自然在征服中有优势。

马，对于古代战争是必不可少的军需物品。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更为重要，在征服扩张战争中，承载这些恐怖战士的，是奔腾在草原上的蒙古马。这种马个头小，与欧洲的高头大马相比自然是逊色了许多。但是耐力惊人，当别的军队面对茫茫草原和沙漠束手无策时，蒙古马可以轻易将千万个蒙古战士送到千里之外的彼岸。并且蒙古骑兵一人就有两到三匹战马，用做换乘和驼运食物。这是其他国家所不能相比的。

02、因地制宜的武器装备

武器在冷兵器时代非常重要，如何实现毁灭性打击呢？蒙古人改进了可怕的复合弓，相比于欧洲军队的长弓，这种功轻巧且射速快，且射程远达300多米。这让蒙古骑兵在野战中大显神威，特别是两军还未相遇时，弓箭已经开始了大量杀伤。这在征服欧洲时体现了。针对沿途墙高沟深的城池，蒙古人军队带来了抛石机。当抛石机将石块乃至敌人的尸体大量抛向敌人时，敌人的内心是崩溃的。此外，蒙古人在征服的过程中不断吸纳各个民族的优秀武器，如回回人设计的回回炮，宋朝人的火器，这些都为蒙古纵横世界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03、后勤补给的充足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蒙古军队万里征服且来去如风，这样后勤保障就显得格外重要。实际上，蒙古军队根本就没有后勤部门，他们就地取材。蒙古人的食谱比较单一，牛羊肉、奶制品虽然单调，但是营养成分高，对保持良好的体质有诸多好处。在多次对外战争中，牛肉干，奶酪，奶酒这些都是高热量食物。对于蒙古人来说是再好不过的粮草了。如果攻下一个城池，那么将当地可食用的物质带上为征服下一个城市做准备。

04、草原式的战术

蒙古人主要有两种作战方法，包抄式和箭头式。包抄式就是让士兵从各个方向发起进攻，让人深陷重围，箭头式则是主力部队在中，两翼打配合，显得很灵活。蒙古人还有一种更让人痛苦的战术，那就是蒙古人打了败仗遭到敌方追击时，他们会一边跑一边往后射箭，其他民族是没有这个本领的，唯独蒙古人可以，这样就能不断消耗敌人兵力，最后抓住时机进行反击。在面对金朝和欧洲人时，这两种战法屡试不爽。其中也固然有敌人战法的墨守成规所导致敌人失败的原因。

05、敌国阵脚自乱

为了应对日益逼近的伊斯兰教势力，在罗马教廷的默许下，欧洲人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十字军东征”，这场战争持续了200多年。十字军的到来让中东地区长期战火连天，这给了东方来的蒙古人可乘之机。同样，在金、南宋贪污横行，主昏臣庸的状态下蒙古人消灭了他们。敌国的内部纷争也为蒙古征服世界提供了契机。

总体说来，蒙古迅速崛起并肆虐欧亚绝不是侥幸，而是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不得不承认的是，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骑兵，的确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空前绝后的征服奇迹。

谢选骏指出：上文糊涂，不知蒙古人唯一的制胜法宝就是从分裂的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火器。否则，这些西窜的野人和汉朝的西逃的匈奴、唐朝西逃的突厥相比，并无决定性的优势，如何可能横扫整个亚欧大陆呢。

佚名网文《蒙古帝國》报道：

大蒙古國（蒙古語西里爾字母：Их Монгол Улс；1206年－1635年6月12日[1]），俗稱蒙古帝國[註3]，強盛時是一個橫跨歐亞兩洲的全球帝國，也是歷史上鄰接版圖最遼闊的國家。當時在蒙古人武力最興盛的時期曾發動三次大規模的蒙古西征。在此之後的元憲宗九年（1259年）至至大二年（1309年）之間，大蒙古國體系的最大疆域曾達到約2400萬平方公里[3]（一說為3450萬平方公里）[4][註4]。但自元憲宗九年（1259年）蒙哥去世後引發爭奪大汗之位的內戰，使帝國內部數度分裂以至走向瓦解。1217年至1368年蒙古人在中原建立了政權，1368年被明太祖朱元璋驅趕至長城以北，進入了北元時期，使其對於歐亞大陸的影響力從此逐漸式微。

大蒙古國是由蒙古人鐵木真於1206年在漠北草原建立，據《蒙古秘史》，其創始於斡難河河源，號「成吉思汗」，通常認為創建時間約為鐵木真征服蒙古高原各部落（塔塔爾、泰赤烏、蔑兒乞、乃蠻、克烈、汪古以及由尼倫和迭列斤兩大部落組成的蒙兀王國等）並始有「成吉思汗」之稱號時的元太祖元年（1206年）。大蒙古國建立後屢次對外擴張，成吉思汗在位時開始征伐西夏、金朝、西遼、花剌子模等國，其繼承人又經過兩次大規模的西征，至元憲宗九年（1259年）蒙哥去世前已佔領包括蒙古高原、中國西北、西南、東北、華北、中亞、西亞以及東歐在內的廣大地域。

第一次西征（1219年－1221年 / 1223年）由成吉思汗發動並為主帥，滅西遼、花剌子模、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和阿塞拜疆，並越過高加索山擊破欽察人各部。

第二次西征（1236年－1242年）於窩闊台汗在位時期發動、以拔都為主帥，首先征服了伏爾加保加利亞（卡馬突厥國），接着滅亡位於東歐平原的基輔羅斯，進而擊潰波蘭王國，又使匈牙利王國、保加利亞第二帝國等國大敗，前鋒遠達當時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國東部在匈牙利治下的達爾馬提亞以及現今原南斯拉夫地區的拉什卡。

第三次西征（1256年－1260年）於蒙哥汗在位時期發動、以旭烈兀為主帥，滅亡了木剌夷（暗殺組織）、兩河流域的阿拔斯王朝，並重創敘利亞的阿尤布王朝（蒙古軍曾短暫佔領敘利亞，後被新興的馬木路克王朝發起征伐而驅逐）。大蒙古國在三次的西征中共侵吞40多個國家。

然而，大蒙古國在中統元年（1260年）忽必烈自稱「大蒙古國皇帝」之後和阿里不哥爭位所引發的內戰之後走向分裂。儘管忽必烈於至元元年（1264年）擊敗阿里不哥，然而他主張其承襲了「蒙古大汗」之位的繼承權並沒有獲得一致承認，直到元成宗時期才達成內部共識，使元朝的宗主地位獲得認同；原屬大蒙古國的朮赤後王封地、察合臺後王封地、窩闊臺後王封地和忽必烈之弟旭烈兀的封地取得事實上的獨立地位，被稱為四大汗國；其他一些大蒙古國時期建立的小型汗國多依附於四大汗國。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立國號為「大元」全稱大元大蒙古國。至元十六年（1279年）大元滅南宋。自此被元控制的領地包括蒙古高原和現今中國大部分地區。實際處於獨立地位的蒙古四大汗國（欽察汗國、察合台汗國、窩闊台汗國、伊兒汗國[註 5]）與大元之間互不統屬，戰爭不斷。在忽必烈身故後，其繼任者元成宗與四大汗國達成協議，以大元國皇帝為名義上的「蒙古大汗」，之後四大汗國的疆土又陸續經歷演變。

大元皇帝元惠宗被漢人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於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驅逐出中原（長城以北），大元丟失中原地區後版圖縮小回蒙古高原地區，史稱北元。北元亡於天元十年（1388年）[註 6]，之後以統領東部蒙古的韃靼[註6]作為其後繼代表，主要由其首領繼承「蒙古大汗」的稱號，同時與西部蒙古的瓦剌以及明初羈縻下的兀良哈等勢力並立，但這些蒙古勢力的控制範圍沒有再超出過蒙古高原。除此之外，明朝亦長期和察合台汗國及其他已突厥化的小汗國同時並存，直到17世紀蒙古人建立的主要汗國均致滅亡。明崇禎七年（1634年），最後一任蒙古大汗林丹汗被後金皇太極擊敗並病逝，明崇禎八年四月二十八日（1635年6月12日）其子額哲歸降皇太極，漠南蒙古諸部亦於後金天聰十年（1636年）正月聚瀋陽，承認皇太極為大汗、統轄漠南蒙古諸部，象徵「大蒙古國」的歷史正式結束。

以族名為國號

蒙古的國號與族名相關，原稱為「哈木黑蒙古」（漢譯為「蒙兀國」），[6]成吉思汗統一蒙古高原後自號「也克蒙古兀魯思」（「大蒙古國」），此後一直在各種語言中表達沿用。[7]

建「大元」國號

1260年忽必烈在中國登基，之後開始「行漢法」，至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271年12月18日），在進攻南宋取得不斷勝利的形勢下，元世祖採納劉秉忠、王磐等漢臣建議，建「大元」國號，《建國號詔》曰：「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其意為「極大」，表明本朝疆土超過以前所有的王朝。元朝建號以後，原「大蒙古國」國號在漢文文書中不再使用，但蒙文文書中通常兩者並稱為「大元大蒙古國」。[8][9][10]

元朝時，「大一統」的觀念掀開了新的一頁。元朝的中外觀念是一體的中外觀。元吳師道詩：「今日八荒同一宇，向來邊檄不須論。」把原來視為外的地區「比於內地」，即元朝視全國為「內地」，包括中原、邊疆各民族在內。[11]蒙古文史籍中指蒙古及其周圍地區為「五色四夷國」（鮑培轉寫：tabun ongge dorben qari）。一說出自佛教的「五方色」，指東方黃，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青。《大黃史》等書稱，五色者，青蒙古，白肅良合（高麗），黃撒爾塔兀勒（回回），紅契丹（漢人），黑吐蕃（藏人）；四夷者，謂後四者為青蒙古之屬國。並認為五色四夷均出自一位君主。成吉思汗征服周圍地區和民族，即謂收撫五色四夷國。可見是指居中的青色蒙古及周鄰國家和民族，反映了蒙古帝國中後期蒙古人的世界觀和民族觀。[12][13]

恢復「大蒙古國」國號

元朝北返漠北之後，天元十年十月初三日（1388年11月1日）忽必烈後代的汗位最終被阿里不哥後裔也速迭兒推翻，北元滅亡後蒙古也取消了國號上的「大元」，[14]恢復了「大蒙古國」國號直至政權結束，[15]大元國號的廢棄一定意義上意味着蒙古政權放棄爭奪中原的目標，轉為立足於蒙古本身。[16]中國明朝的相關史籍也普遍記載了「凡夷地稱莽官兒噶紮刺，北虜即野克莽官兒」。[5]

歷史

蒙古源出室韋

蒙古部落的名稱最早出現於唐代。那時，在狃越河（今洮兒河）以北，西至俱輪泊（今呼倫湖）周圍，東至那河（今嫩江），北至黑龍江的地域內，分佈着許多許多被統稱為「室韋」的大小部落，其中有一個「蒙兀室韋」部。蒙兀就是蒙古（Monggol）的唐代音譯。《舊唐書·北狄·室韋傳》記載：「大山之北有大室韋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屈曲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經大室韋界，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落俎室韋之南。」[17]

大山指今大興安嶺，望建河即今額爾古納河。根據這段史料，蒙兀室韋部的居地應在額爾古納河下游東南的大興安嶺北端地區。十三世紀蒙古人的歷史傳說稱，他們的祖先原來居住在名為「額爾古納昆」（Ergunequn，qun意為山崖）的地方，應是指額爾古納河附近的山林地帶，和漢文史籍所載唐代蒙兀部的居地正可以相互印證。[17]

大約在唐代後期（九世紀下半葉），蒙古部落從興安嶺山地向西面的草原地帶遷移。隨部落的分行，所佔地盤逐漸擴大，有一部分遷到了鄂嫩河、克魯倫河、土拉河「三河之源」的不兒罕山（今肯特山）地區。成吉思汗的先世就屬於這部分蒙古部落。[17]

蒼狼白鹿

孛兒帖赤那和豁埃馬闌勒

元代史籍記載下來的蒙古人祖先傳說，反映了古代蒙古部落繁衍和遷徙的歷史過程。《元朝秘史》一開頭就講述蒙古人的起源，說是有一奉天命降生的蒼色的狼（孛兒帖赤那，Bortechino）和一白色的母鹿（豁埃馬闌勒，qo'ai-maral）相配了，渡過騰汲思海子，來到斡難河（鄂嫩河）源頭的不兒罕山立下營盤，生了個兒子名巴塔赤罕。傳到第十一代，有兄弟二人，兄都蛙鎖豁兒有四子，遷移出去成為朵兒邊部（Dorben，意為四）；弟朵奔篾兒干娶豁里禿馬惕部女子阿蘭豁阿為妻，生二子，其後裔各成一部。朵奔死後，阿蘭豁阿感天光而孕，又生三子，長不忽合塔吉，後裔為合答斤部（名見《金史》，作合底忻），次不合秀撒勒只，後裔為撒勒只兀惕部（名見《金史》，作山只昆，元代又譯散只兀，珊竹）；幼子孛端察兒，後裔為孛兒只斤部，從這一支又分衍出約二十個氏族或部落。孛端察兒就是成吉思汗的十世祖，《元史·宗室世系表》稱為「始祖」。[17]

阿蘭死後，兩個大兒子的子孫同其他各支蒙古人組成了蒙古迭兒列斤氏部落，即一般出身的蒙古人；三個小兒子的子孫組成了尼倫部落，因為他們是閃耀着神的光輝的後代，因此被看作純潔出身的蒙古人。其中第五子孛端察兒的後代稱為孛兒只斤氏，這就是成吉思汗所出生的氏族。[18]

蒙兀王國

在遼代，蒙古各部為契丹皇朝大遼的臣民，受遼朝直接統治。1125年，金滅遼，並大舉南下，攻克北宋都城汴京，擄徽、欽二帝（參見靖康之恥）；然後繼續揮兵南下，直搗臨安。南方戰事緊急，金軍雖然捷報頻傳，卻也無暇北顧。於是蒙古草原上的孛兒只斤部落酋長合不勒趁機脫離遼朝自立，拓土開疆，威勢日盛，附近各族於是在1127年推舉他為蒙古部長，遂稱「合不勒汗」。

不久，金太宗完顏晟宣召他入朝，席間合不勒汗酒醉失態，冒犯龍顏，自此便與金廷構隙（實際上，金廷一直為蒙古勢力崛起感到不安）。合不勒汗回國後，金使前來誘他投降，他一怒殺死來使，整兵抗金。適逢金太宗逝世，熙宗即位。合不勒汗起兵連寇金邊，陸續攻取了金朝的西平、河北等二十七團寨。金朝既而又遣名將兀朮（完顏宗弼）出征蒙古，兩年未分勝負，於1148年與合不勒汗議和，割二十七團寨，歲給衣食，並冊封合不勒為「蒙兀國王」。

合不勒死後，王位傳於堂弟俺巴孩。金國由於內部虛弱，急切地想要削弱蒙古人的力量，遂決定在蒙古與塔塔兒（可能並非今日之「塔塔爾族」）兩部落之間構隙。時塔塔兒部落的一個巫醫療死蒙兀部落一親眷，被俺巴孩族人斬首。塔塔兒人興兵復仇，戰敗，遂佯裝乞和，藉機擄走了俺巴孩父子數人。為發泄怨氣，塔塔兒人竟將俺巴孩釘在木驢上遊街，最後俺巴孩慘死。兩族從此結下恩怨（一說「巫醫事件」發生在合不勒汗時期，後俺巴孩即位，與合不勒的一個兒子一起帶女兒去塔塔兒部聯姻，結果途中被捕，被送交金廷，被金廷釘死於木驢）。

俺巴孩汗死之前，曾遺命其子合達安為其：「今後以我為戒，你們將五個指甲磨盡，便壞了十個指頭，也與我每報仇」[19]。其繼任者忽圖剌汗（合不勒汗第四子），與合達安發起復仇戰爭。戰爭中忽圖剌汗之侄也速該嶄露頭角，擊敗了塔塔兒人。他的妻子訶額侖在戰鬥中生下了一個孩子，此時正好俘獲一個叫帖木真兀格的敵方將領。為了紀念這次的勝利，也速該為這個孩子取名為鐵木真[註 7]，即後來的成吉思汗。

1170年，也速該死於一場宴會，蒙兀王國遂分崩離析。也速該之子鐵木真也逃亡。

谢选骏指出：蒙古扩张是炸药的产儿，因此蒙古饿鬼既是游牧民族的扩张顶峰，也是游牧民族的灭亡开始。俄国的哥萨克、美洲和澳洲的牛仔，虽然野蛮无度，却已经不是独立自主的游牧民族了。

【05、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

2016-07-08 陈仲丹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鲁梅里堡公元1453年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陷落是世界历史上最悲壮也最诡异的事件之一。这座扼于欧亚大陆咽喉要地的名城经奥斯曼大军近两个月的围攻最后城破国亡，被认为是东西方文明的一次剧烈碰撞。

帝国迟暮

15世纪初，昔日横跨欧亚非三洲的拜占庭帝国只剩下首都君士坦丁堡及附近不大的地区，还有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块领地。

即使在都城，郊区的大半也已落入土耳其人手中，城北邻近海岸金角湾的佩拉（又称加拉塔）被热那亚人统治。君士坦丁堡过去有上百万居民，这时已不足10万。

1448年，拜占庭皇帝约翰八世去世，他的儿子45岁的君士坦丁十一世继位。君士坦丁在皇子中年龄最长，也最有才干，他曾在伯罗奔尼撒抵抗入侵的土耳其军队，因而继位时得到了皇太后的力挺。

3年之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因中风去世，19岁的穆罕默德二世成为新苏丹。他的两个哥哥已去世，他是最合适的继承人。继位后他立即命令人去后宫，把他同父异母的幼弟溺死在浴缸。

新苏丹当年就开始着手封锁君士坦丁堡，召集了大批工匠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建造要塞。这座叫鲁梅里堡的要塞位于君士坦丁堡北面，要塞中安放了重炮，炮口对准海峡的最窄处，规定过往船只经过时要停船交税。

后来有一艘威尼斯的商船因拒绝检查被击沉，船长在被俘后遭木棍刺穿示众。这座要塞的别称“割喉堡”名如其实，目的就是要阻断拜占庭与黑海地区之间的商业联系。

穆罕默德二世一直在考虑如何征服君士坦丁堡。而他宫廷中的老臣首相哈里尔是主和的，反对同拜占庭动武，认为围攻坚城代价会很沉重。有人认为哈里尔是一定是收了拜占庭人的贿赂。大多数将领都是主战派。

有一天凌晨，苏丹紧急召见首相。老首相心惊胆战，想要讨好主人，带了满盘的金币献上。穆罕默德二世问他：“你这是什么意思？”哈里尔说按照惯例，臣仆面见主公不能空手而来。年轻的苏丹将金币放在一边，说道：“我不要你的礼物。我只要一件东西，这就是君士坦丁堡。”

1453年初，穆罕默德二世召集属下庞大的陆海军出征，陆军超过10万人，海军有上百艘舰船。土耳其军队的强大更重要的是得益于炮兵的发展。

前一年，有个叫乌尔班的匈牙利工匠来到君士坦丁堡，自荐他可以帮皇帝造火炮，但君士坦丁十一世没钱，雇不起他。于是乌尔班改换门庭，去找土耳其苏丹，立即得到重用，获得高薪和技术支持。

他先用3个月造了一门重炮，被置于鲁梅里要塞，发挥了作用。苏丹又要求他造一门两倍大的重炮。1453年1月，这尊庞然大物铸成，据说出动了700人和30头牛才运得动。

看到在马尔马拉海驶来了庞大的奥斯曼舰队，又见到向城墙缓缓开进的大炮，君士坦丁堡的居民不寒而栗。面对威胁，他们准备城防，加固城墙，清理护城壕。

拜占庭皇帝派人向附近欧洲国家求援，结果令人失望，唯有教皇雇了3艘热那亚船，送来几百名雇佣兵。居住在佩拉的热那亚人宣称保持中立。

让人欣慰的是，城里的威尼斯人表示会竭尽全力帮助守城，也有些热那亚人自发地赶来。1453年1月29日，拜占庭人迎来了热那亚名将朱斯提尼亚尼，他带来700名装备精良的士兵，都是他自掏腰包花钱雇的。

君士坦丁十一世许诺，打败土耳其人后要送给他一个岛作为酬劳。守城的兵员不到8000人，与之对垒的奥斯曼大军超过10万，双方力量十分悬殊。

城门紧锁

君士坦丁堡城区两面有大海保护，一面是陆地。城墙高大，塔楼众多，墙外还有壕沟，被认为是中世纪最坚固的防御体系。

4月2日，敌军出现在城外，守军主动逆袭，造成敌人不少伤亡，但土耳其人越聚越多，拜占庭军队不得不退进城，君士坦丁十一世下令紧锁城门，摧毁城门口的吊桥，在金角湾拉上铁链封锁港口。

君士坦丁堡城区是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半岛，两面有大海保护，一面是陆地。对着陆地的城墙全长约4英里，分为内墙和外墙，墙体高大，建有许多塔楼，墙外有壕沟，被认为是中世纪最坚固的防御体系。面对大海的只有一道海墙，因有地利之势防守比较薄弱。

奥斯曼帝国的木制攻城塔

土耳其苏丹率领主力驻扎在城外面对陆墙正中的地方（“中城墙”），配备了最强的大炮，包括“乌尔班大炮”。按照习俗，土耳其人派出使节劝降，声称只要交出城池就能保证居民安全，遭到拒绝。

4月6日，围攻开始，先是炮击，多处地段的城墙被毁，城里人连忙用木料、泥土修补，还堆上装满土的木桶，以减缓石弹的冲击力。

4月18日，苏丹下令对“中城墙”发动攻击。土耳其步兵向用梁木刚修补好的栅栏冲去，放火烧木栅，用长钩挑木桶，还带了云梯想要爬上高耸的城墙。在朱斯提尼亚尼指挥下，坚守在城墙上的拜占庭人和意大利人齐心协力，打退了土耳其人的进攻。

4月20日，在靠近城墙的马尔马拉海爆发了一场海战。前几天，教皇雇的3艘热那亚船与拜占庭派出采购粮食的一艘船在海峡口相遇。这4艘船会合，驶进了海峡，被土耳其人发现。

穆罕默德二世得到报告飞身上马，来到土耳其舰队的驻地坐镇指挥。他命令必须俘获或是击沉这些船，否则舰队司令巴尔托古鲁要提头来见。巴尔托古鲁率领几十艘划桨战船去追捕这四艘船。

土耳其舰队赶上去试图拦截，因为划桨战船比对方船的吨位小，交战占不了优势，拦截不住。就在这四艘风帆船快到目的地时，风突然停息，船帆无力地垂下。巴尔托古鲁抓住这一良机，指挥舰队围上去，双方开始混战。

土耳其船受到长桨拖累，各船的桨常纠缠碰撞，同时又受到敌人大船居高临下的攻击，作战不很顺利，但土耳其人前仆后继，死战不退。在岸边观战的苏丹坐不住了，骑马跃入海滩，仿佛要想亲自投入战斗。

到黄昏时，这四艘船已独木难支，船身弹痕累累，看来难逃厄运，就在这时突然起风，船帆再次鼓起，它们从围困中冲出，得到接应安全驶入金角湾。穆罕默德二世龙颜大怒，第二天传唤巴尔托古鲁，要将他斩首，部下为他求情，证明他作战勇敢，这才保住性命，被免职后遭杖责，后来在穷困潦倒中度过余生。

这次失败促使苏丹考虑如何才能控制被铁链封锁的金角湾。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个高招：通过陆路运送船只，将战船送入金角湾。土耳其人先在陆地开出一条路，铺上木制的滑轨和托架，再在滑轨上涂抹油脂。

4月22日早晨，一支奇怪的船队出发了，圆木被捆绑在海上船只的底部，然后用牛拖拽圆木滑轮拉船上岸，顺着滑轨前行。桨手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有节奏地在空中划动长桨，风帆升起，如同舰队正游弋在海上，先后有70艘战船就这样鱼贯从陆地入海。

拜占庭人发现了这一异动，城里的重要人物立即聚会，商量如何对付这些战船。起先提出的应对方案看来都不可行。这时，一个叫科科的船长毛遂自荐，愿意发动一场夜袭火攻敌船，得到了赞同。

科科的方案是以两艘运输船为前锋，在船舷两侧捆绑羊毛、棉花抵御炮弹。两艘战船居后作为护卫，而隐藏在船队中的两艘划桨船潜入土耳其舰队，发动火攻。

不幸的是不知怎么佩拉的热那亚人知道了这一消息，要求加入偷袭，热那亚人要做准备，故而偷袭延期到28日。夜长梦多，有人把消息透露给了土耳其人。

28日天亮前，偷袭船队出发。这时佩拉的高塔上升起了一团火焰，似乎是有人在发信号。在就要靠近敌船时，土耳其人的岸炮开火，科科的旗舰被击中后迅速下沉。土耳其舰队也主动出击，偷袭船队损失惨重，有40个水手泅水逃生，被土耳其人俘虏。

穆罕默德二世下令把俘虏全部钉死在尖木桩上示众。有目击者描述了施刑的可怕场景：“一根削尖的长木桩被插入此人的肛门；刽子手用双手举着一支大木槌，使出全身力气向下锤击，木桩被钉入人体。”拜占庭人施以报复，将260名奥斯曼俘虏带上城墙，当着敌人的面吊死。

围城受挫

君士坦丁十一世知道，放弃了都城他将一无所依。

占据优势的穆罕默德二世似乎并不急于攻城，他下令不停地炮击，以骚扰和削弱守军。这时城里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供应短缺，要靠政府来分配所剩不多的粮食。

君士坦丁十一世派出一艘船，船员化装成土耳其人，悄悄穿过海峡，进入爱琴海，去寻求援助。还有一条出路是求和，但土耳其人的条件依然严苛，无法接受。有人建议皇帝离开都城，到别处去东山再起。不过他知道，君士坦丁堡有坚固的城墙，放弃了都城他将一无所依。

土耳其苏丹又想出一个破城的办法，挖地道进城。有几个士兵以前在塞尔维亚的银矿做过工，擅长挖掘，就由他们组织坑道兵。

守军对付地道的对策是细心寻找敌人挖地道的迹象，在地面隔一段距离放一桶水，观察水面，如果出现水波，说明地下有震动，以此确定敌人地道的位置，然后挖地道贯通他们的地道，将其坑道里的支架烧掉，致使地道倒塌，或者向地道里放火、熏烟、灌水，弄得里面的人无法生存。地道之计不成，苏丹又生一计。

5月18日清晨，在“中城墙”的守军面前出现了一座木制攻城塔。它的底部装有车轮，外面蒙上牛皮，里面有楼梯，通往顶层平台。攻城塔与城墙一般高，顶层安放攻城梯，一接近城墙就可搭上墙顶。守军在城墙上准备了成桶的炸药，点燃引信后推向攻城塔，接二连三发生爆炸，攻城塔开裂，里面的人从高处坠落，这一招也彻底失败。

5月23日，20天前派出去寻找援军的那艘船回来了，带来的是坏消息，找不到任何援军的踪迹。在路上船长曾征求大家意见，应该何去何从。有人认为君士坦丁堡可能已陷落，贸然返回是羊落虎口，但其他人说回去报信是他们的职责。君士坦丁皇帝听了这番话热泪盈眶，感谢船员的忠诚。

这时土耳其人的大营中也滋生着失败主义的情绪。围城已有7周，进展依然缓慢，援军说不定很快就会到达。25日，穆罕默德二世在大帐召开御前会议，首相哈利尔要求停止围城，最好提出对方能够接受的条件，体面地撤军。

主战的扎加诺斯帕夏坚决反对，他认为欧洲现在是一盘散沙，难以联合起来。其他将领纷纷赞同他的看法。苏丹精神大振，决定继续围城。

27日，苏丹骑马检阅军队，当众宣布即将发起总攻，城破后可自由劫掠3天。这天夜里，土耳其的营地灯火通明，大批人潮水般涌去填平护城壕。他们士气高昂，时而歌唱，时而高呼。

城里的人目睹此情此景，不禁双膝跪地，低声祈祷。突然土耳其人停了下来，一切归于平静。整整一天，城墙外一片异样的沉寂，甚至大炮也暂停了轰击。城里有人猜测这是土耳其人撤退的迹象，实际他们是在为最后的总攻养足精神。

5月28日，城墙上的守军正忙于修复工事，市民们扛着圣物走过大街小巷，高唱赞美诗，恳求上帝的怜悯。皇帝也在游行队伍中，游行结束后他召集显贵开会，告诉大家，敌人的总攻即将开始，本国臣民要为自己的信仰、国家、家庭和君主牺牲；而对来援助的意大利人，他感谢他们的巨大贡献。

名城末日

1453年5月29日的夜晚降临，黑影遮蔽了索菲亚大教堂墙上的马赛克像，拜占庭帝国就这样消失，永远地消失了。

5月29日凌晨一时半，穆罕默德二世下令总攻。整条战线的土耳其军杀声震天，在军号、战鼓、横笛伴奏下，如潮水般发起攻势。守军以逸待劳，静静等候。

1453年，君士坦丁堡，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军队从凯尔卡门涌了进去

教堂的钟声敲响，每个人都知道激战即将开始。能战斗的男子都回到岗位，妇女修缮城防，为士兵送水，老人和儿童去教堂祈祷。

苏丹这次采取了新战术，他计划在出动精锐前先消耗敌人。因而，他先派遣非正规军上阵。这支几万人的杂牌军由不同国家、民族的人组成，大部分人自备武器。

苏丹深知其秉性，在他们的后面安排了装备皮鞭和锤矛的督战队，督战队的后面还有精锐的近卫军。如果他们的退却超越了督战队控制，近卫军士兵就会用弯刀将之就地正法。杂牌军发起了全线攻击，遭到墙上投石的大量杀伤。有部分人攀爬城墙，到了墙头还是被守军砍到。经过两小时苦战，苏丹将他们召回，但用来削弱守军的目的还是达到了。

不让守军有喘息之机，苏丹又派出了由土耳其人组成的安纳托尼亚军团。这次是重点进攻，围攻“中城墙”的栅栏。这个军团的装备好，纪律严明。在狂暴的军乐声中，他们冲向栅栏，踩着彼此的肩膀搭起攻城梯，试图在城头杀出一条血路。

安纳托尼亚军团人数多，在狭小的战线反而受拖累。守军飞石如雨，还向下倒滚烫的沥青，不断推翻云梯，与敌军展开白刃战。天还没亮，第二次进攻开始，这时一发巨炮的重磅炮弹准确命中栅栏，击垮了一大片。

空气中扬起漫天尘土，火药造成的黑烟迷糊了守军的视线。趁这个机会，一支300人的军团士兵冲向缺口，高呼口号。在亲临战场的皇帝指挥下，守军包围了这些人并歼其大部，剩下的人不得不退回。在胜利的欢呼声中，守军又开始修复栅栏。

穆罕默德二世对安纳托尼亚军团的失利暴怒不已，他只有最后的王牌5000人的近卫军可以依靠，不能让敌人修好栅栏，于是向近卫军下达攻击令。近卫军确实名不虚传，他们的阵列井然有序，“发出响亮而恐怖的呐喊”。

穆罕默德二世亲自来到护城壕后督战，对从身边经过的亲兵高声鼓励。近卫军发起了波状攻击，骁勇顽强的士兵涌向栅栏，扯下悬挂的木桶，劈开加固的木梁，迅速安放云梯。他们前仆后继，无所畏惧，攻击一波又一波。

守军已筋疲力尽，在4个多小时里他们一直在搏杀。殊死的战斗进入了白刃战，但近卫军仍没有什么进展。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一处城墙的拐角有一扇小门，为了方便出击，临时打开让城里的士兵通行。

可是战斗回来的士兵忘了关门，有些土耳其人发现后就冲了进来。守军发现后立即夺回小门，但已有50个土耳其人进了城。本来他们是可以很快被消灭的，但这时又发生一件突如其来的事。

天快亮时，一颗近距离射出的手铳子弹击中了朱斯提尼亚尼，穿透了胸甲。由于流血不止，他恳求部下带他离开战场。他的部下去找皇帝，要内城墙门的钥匙。皇帝连忙赶到朱斯提尼亚尼身边，请求他不要离开。

朱斯提尼亚尼坚持要走，门打开后，他被送到停在码头的热那亚人的船上。朱斯提尼亚尼属下的热那亚士兵看到主将撤离，认为土耳其人已经突破城墙，也跟着离开，只剩下皇帝和拜占庭人孤军奋战。

这一阵混乱被站在城外的苏丹发现，他下令近卫军冲锋，又让一个名叫哈桑的大力士上阵。哈桑带着30个人在残破的栅栏中劈开一条血路，向前猛冲。

哈桑很快就被投石击中倒地阵亡，但一些近卫军士兵占住了突破口，并不断得到增援。守军坚持抗击，但敌人的庞大数量迫使他们退往内墙。内墙前有一道沟渠，匆忙的退却使他们困于深沟，遭到土耳其军居高临下的射击。

前面所说从小门进城的土耳其人趁乱在城楼升起一面土耳其国旗，其他土耳其士兵看到自己一方的旗子，士气大增，源源不断涌入，城防崩溃。

拜占庭皇帝知道他的帝国已经覆灭，带着少数随从向城破处冲去，其结局不明。有人发现一具尸体的袜子上有皇室的双头鹰标记，认定此人就是君士坦丁十一世，但一直受到质疑。

士兵在城里大肆劫掠，搜寻战利品，变卖俘虏为奴。等到下午，在屠杀和劫掠得到控制后，穆罕默德二世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

1453年5月29日的夜晚降临，黑影遮蔽了索菲亚大教堂墙上的马赛克像，拜占庭帝国就这样消失，永远地消失了。

负伤的朱斯提尼亚尼后来乘船逃了出去，但在到达希俄斯岛后不久就伤重不治而亡。奥斯曼帝国的老首相哈里尔两个月后被逮捕，不久被处死，作为对他反对攻打君士坦丁堡的惩罚。

谢选骏指出：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入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已经不是游牧民族了；而是类似俄罗斯人那样的半游牧化的武装集团——他们善用火器，否则不可能得逞；但他们没有能力保持技术领先，所以最终没落了。

【06、1529年维也纳之围】

佚名

1529年的维也纳之围，是奥斯曼帝国军队第一次尝试夺取维也纳，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大约为10万人，由苏莱曼御驾亲征率领，大维齐尔巴加利·易卜拉欣·巴沙带队。奥地利一方有1.7万人，由威廉·冯·洛加多夫和力卡拿斯·加拉夫·萨利姆两位指挥官指挥，由于土军没能在前几天强攻占领维也纳，战事拖了下来，冬天的第一场雪下来以后，土耳其人顾虑已经拉得太长的后勤线，决定撤退。这一战是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侵略中欧，此战之后的150年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互相争夺中欧，直至维也纳之战为止。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苏莱曼一世这次进攻中欧的主要目的是要重新确立奥斯曼帝国在匈牙利的统治，而这次进攻维也纳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史无前例的天之骄子

1520年，苏莱曼一世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由于几位兄弟都在父亲去世前被处决，使得接班工作异常顺利，所获遗产也没有遭权斗内战的严重破坏。此时，他不仅是土耳其人的苏丹，还继承了默罕默德二世夺取的东罗马皇冠与塞利姆一世留下的穆斯林哈里发头衔。所能管辖的地域，也从亚丁湾的红海之滨，延伸至中欧腹地的多瑙河流域，堪称史无前例的天之骄子。

当然，苏莱曼也没有辜负先祖的馈赠与这个似乎是只属于他自己的时代。先是在1521年占领贝尔格莱德，从而击破了阻挡土耳其人继续西进的巴尔干堡垒。然后在1522年渡海远征罗德岛，强迫长期与穆斯林世界为敌的医院骑士团撤往马耳他避难（罗德岛围攻战）。接着又派人扩编海军舰队，准备同时从地中海与红海向基督教势力发起圣战。最后还于1526年亲征匈牙利，在摩哈赤战役中完败欧洲联军，消灭了刚刚荣登大位的雅盖隆家族分支。以至于连贵为西欧一霸的法国，都希望能与奥斯曼结成战略同盟。

苏莱曼的部队在摩哈赤战役中大败欧洲联军

苏莱曼的部队在摩哈赤战役中大败欧洲联军

此后，苏莱曼继续将帝国的战略重心对准西方，意图从中部平原直插欧陆腹地。当时的大部分匈牙利地方贵族，也因这些巨大变故而分为两派，其中就不乏选择投靠奥斯曼的东部阵营。但西部阵营基于自己的天主教信仰传统，更倾向于投靠有神圣罗马皇帝头衔的哈布斯堡家族。这就为土耳其苏丹的扩张策略带来重大麻烦，进而演变为两大罗马皇权继承者的战争导火索。好在后者正陷入意大利半岛的长期对法作战，始终无法掌握中欧攻略的主动权。

于是在整个1627-1628年间，两大帝国势力在匈牙利境内频频交手，却仅限于较为克制的扶持代理人阶段。由于哈布斯堡家族的中欧领地距前线路程较近，终究在小规模动员层面有不少便捷。加之半数地方贵族、部分德意志诸侯和波希米亚人的支持，很快让自家的费迪南一世（斐迪南一世）入主匈牙利首都布达。但失败的竞争者约翰-扎波利亚（佐波尧·亚诺什），继续在自己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内坚守，并正式向南方的伊斯坦布尔宫廷求援。苏莱曼也意识到形势紧迫，从而再次开启经典的大规模御驾亲征模式。

根基不稳的神圣罗马皇帝

1529年春季，规模达300,000人（含辅兵、民夫）的奥斯曼军队，在当代的保加利亚境内集结完毕。其中有苏丹最为信赖的卡皮库鲁奴隶近卫军，也包括来自欧亚两头的西帕希封建领主和游牧首领。甚至是早年曾顽抗过土耳其征服的塞尔维亚人与摩尔达维亚附庸，以及扎波利亚亲率的特兰西瓦尼部队。当然，总会有数目不少的赤贫炮灰自愿投效，期望靠抢劫战利品实现阶层跨越。

当年5月10日，苏莱曼一世率军踏上西征之路，却很快遭恶劣天气的当头棒喝。连续不断的大规模降雨，让原本就容易泥泞的道路更加难以通行。需要运载大量辎重的炮兵深受影响，不得不被勒令放弃那些大口径攻城炮。过去，这类超重装备往往是由舰船运往沿水战场。如今却因中世纪道路无法跟上武器近代化步伐，让非常依赖火炮科技的土耳其人叫苦不迭。军中的驮兽也因气候剧变而大量病倒，特别是亚洲省份提供的骆驼伤亡尤其严重，也大大拖延了整支军队的行进速度。最后连供养条件优渥的近卫军都大量染病，其他更低阶部队的状况也是可想而知。

面对强敌来袭，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其实也没有太多办法。尽管当时的查理五世在名义上统领着半个欧洲与大片新世界殖民地，却很难调动除直属佣兵外的其他武装。许多德意志诸侯都有不直接出兵增援的权力，佛兰德斯和意大利的城市资本家也极力反感补贴军费。唯有全民善战的西班牙最能征兵，却需要首先兼顾对北非与法兰西的军事威胁。因此，堂堂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只能靠非常有限的经费维持少量雇佣军，并动员领地内的民兵协助防御。至于到底能凑齐多少决战兵力，就全凭操不同语言的诸侯们有多少觉悟。

到了夏季临近结束的8月，苏莱曼和他的奥斯曼大军开始攻入匈牙利西部。首先将大批轻骑兵交由带路党大佬扎波利亚，让他去对付那些分散部署在不同城镇内的守备队。由于哈布斯堡家族根本无力给予支援，包括首都布达佩斯在内的主要目标便迅速陷落。无论这些地方是由匈牙利贵族看守，还是费迪南从奥地利带来的德意志佣兵，都在摧古拉朽般的强袭中不堪一击。唯有毗邻多瑙河的波若尼能坚持较长时间，并对逆流而上的奥斯曼舰队形成牵制。但土耳其主力军却没有要停下的意思，继续向奥地利境内开拔，直至哈布斯堡总部所在的维也纳。

艰苦的大规模围攻

1529年9月27日，依旧有100,000-120,000人（包括辅兵）的土耳其大军抵达维也纳城下，随即开始进行全面的围攻作战。由于查理五世皇帝本人不在，守军的最高统帅由威廉姆将军担任。但实际上的大部分指挥工作，都交由为他服务的佣兵司令尼古拉斯负责。城中的可用之兵虽数目过万，但只有1000名德意志长枪兵和800名西班牙火枪手是职业化部队，余下多为民兵和封建征召力量。至关重要的炮兵也较为匮乏。

考虑到维也纳城墙始建于300年前的十字军时代，年逾7旬的尼古拉斯便首先号召全城居民一起去加固防御工事。他下令封堵住最为薄弱的4座城门，并用大量厚实的夯土加固巨石墙体。不仅是在内部强化了抗炮击能力，也在外围构筑起符合时代潮流的小型多面堡。同时还不忘将许多外围建筑拆除，减少由敌军炮击所引发的火灾概率，并给大规模部队调动腾出足够空间。自己则将指挥部设在中心的圣斯蒂芬大教堂，因为那里是城市的制高点，也能清楚看到城外平原上的一举一动。

当以轻骑兵为主的土耳其先头部队刚刚冒头，来自西班牙的精锐火枪手们便主动出击。他们主要在城市以北的平原区域活动，依靠队长路易的丰富经验让对方措手不及。随后很快就撤到城墙附近，就地构筑他们最擅长的战壕+胸墙防御阵地。奥斯曼人不得不派遣更多部队前来进攻，却在野战阵地和墙头火力的连环阻击下不得要领。他们原计划将该区域扎营并部署炮兵，如今却只能将主营地转移到城市南面，并不时为夺取这里而添油增兵。

由于发现守军防御严密，苏莱曼还企图靠虚张声势来屈人之兵。他派3名先前抓获的奥地利俘虏去劝说投降，却被尼古拉斯遣返的3个穆斯林囚犯给无声打脸。但因为自己已在数月前下令抛弃攻城巨炮，就只能寄希望于长期围困和坑道爆破作业。然而，这些声势浩大的工程全部都暴露在圣斯蒂芬大教堂面前，并组织几乎全部的精锐发起预防性攻击。一开始还只是小规模偷袭，却已险些将地位仅次于苏莱曼的大维奇易卜拉欣抓获。

到了稍后的10月6日，更是有足足8,000名守军突然出城，向精疲力竭的施工现场冲去。土耳其人猝不及防，直到坑道被爆破摧毁后才反应过来，集中近卫军和更多骑兵掀起反击。以民兵为主的奥地利人，则因秩序失控而来不及再次结阵，反倒是被狭窄的城门阻碍了撤退速度。结果遭奥斯曼方面的枪炮与弓箭齐射，蒙受了计划之外的重大损失。但训练有素的德意志枪阵还能临危不乱，以密集的队形挡住追兵线路，进而在火枪手的帮助下缓步后退。苏莱曼的士兵也再次在城墙脚下遭交叉火力痛击，不得不退回残破的原先位置。

10月11日，连续的暴雨天气开始光顾维也纳及周遭区域。对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土耳其人来说，这样的聚变无异于是雪上加霜。疾病开始在营地内大肆传播，并造成许多附庸部队的大量逃亡。心高气傲的近卫军也大为光火，希望苏丹和大维奇能尽快做出决断。倘若不能强行破城，就因尽早返回伊斯坦布尔休整。苏莱曼只能在次日召集全部高级将领开会，决定集中全部火炮和有生力量尝试最后一击。

结果

两天后，以近卫军步兵为核心的强攻如期进行。然而，守军提早建立的临时阵地，还是比看上去更为牢不可破。尼古拉斯派遣全部的方阵枪兵据守正面，为四周火枪手的射击争取到足够多时间。纵使土耳其人以得到远高于平时的奖金，也没法靠散阵自斗的人海搏杀去冲垮对方防线。巨大的挫败感让士气更为低落，也使苏莱曼意识到自己其实无力攻下维也纳。但负责指挥作战的尼古拉斯也因遭炮击而重伤不治，他的800名西班牙友军也只有250人能活到胜利来临。

1529年10月15日，苏丹下令暂停该年的战争行动，以便所有部下都能返回家乡休整。但提早降临的大雪，又让他们的返程演变为军事灾难。由于根本没任何过冬准备，土耳其大军的队伍很快出现了更多非战斗减员。在维也纳城内隐忍数月的奥地利骑兵，也在追击中杀死了大批掉队者，让奥斯曼军队的损失高涨至15,000人上下。尽管没什么能力策动大规模反攻，他们还是靠自身的顽强笑到最后。

悬而未决的拉锯开始

维也纳只是两大帝国的长期交锋开始

然而，这场发生在1529年的维也纳之围，不过是哈布斯堡与奥斯曼帝国的热战开端。奥地利人以艰苦的胜利保住总部，同时为自己竖立起新一代的欧洲盾牌形象。但这也意味着他们需以吃紧的财政，应付一条新开的长期战线。因为守城战的胜利，并不能帮助他们夺回布达等匈牙利主要区域。土耳其人在之后的近200多年里，随时可从这些地方派来新的大军。

对铩羽而归的苏莱曼而言，折戟维也纳也不过是众多胜利之外的小小瑕疵。奥斯曼帝国的西部边界已成功推进至匈牙利，独吞多瑙河流域也只是时间问题。但基于眼前的哈布斯堡家族根深叶茂，还是需要联合像法国这样有野心而暂时能力不足的盟友。至于奥地利人会因此去勾结东方的萨法维王朝波斯、北方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和一切愿意同自己捣乱的地方势力，也不过是见证星辰大海历程中的沧海一粟。

此后，哈布斯堡与苏莱曼的交锋将日益频繁。战场也会从中欧盆地扩展至整个地中海，并将遥远的阿拉伯半岛和印度洋都演变为次要战场。但1529年的维也纳之围，似乎已经为最终结局定下了基调……

谢选骏指出：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哈布斯堡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经过了四百年生死斗争才一起到下，各自分崩离析为许多民族国家。

【07、地理大发现】

《地理大发现：欧洲人挑战上天》（胡泳 2006年01月01日 财富中文网）报道：

地理大发现是欧洲人的一个巨大“传奇”。正是欧洲开启了15世纪的环球航行进程，开辟了对地球上遥远陆地的一个探险和殖民时代。从1400年开始的200年内，欧洲的地图绘制者笔下的各大陆地，宛如正在成长的胚胎，渐渐地由模糊的团状演变成今日我们熟悉的模样。如果你有幸见过西方中世纪时期的地图，你会看到耶路撒冷作为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首都，出现在环状世界的正中央，这种所谓的“世界地图”对于航海人和旅行者来说全无实用价值。此后问世的地图，由于受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影响，开始较精确地勾勒出非洲北部地区和亚洲西部地区的轮廓，但仍无法明确显示非洲向南究竟延伸有多远，至于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地区，则根本踪影难寻。是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西欧人第一次绘制了成形的世界地图，然后开始凭借枪与船规划这份地图。

许多极为重要的地理发现，都是在令人惊愕的短暂时期内发生的。1492年，哥伦布首次横渡大西洋。此后30年间，葡萄牙人远航，绕过好望角来到中国和日本。1521年，人类首次横渡太平洋，完成了环绕地球一周的航海壮举。为了寻找新的空间，欧洲人不再用地中海－大陆观念、而是用海洋观念来看世界。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把地理大发现时代视为少数个人独立完成远洋先驱探险事业的时代。亨利王子、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想象力、勇气与决心，无疑构成了一种英雄主义。但是，他们的成就是建立在欧洲当时存有的知识、技能、资源和雄心的基础之上的。今天的历史学家正确地指出，15～16世纪的远洋探险和征服行动是11世纪以来欧洲内部孕育成熟的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

通过北欧海盗的航海探险、十字军的征战以及热那亚和威尼斯人的商业活动，欧洲早已初步尝试扩张活动了。当然，靠暴力使一个社会服从于外国势力，这本身毫无任何新鲜之处，但15世纪开始的欧洲人外向拓展，却有著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政治势力在海洋范围上的扩张。伊比利亚半岛的种种特殊条件促成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西班牙中部一王国）在扩张主义运动中位居先驱者的地位，而在1600年后，其他的欧洲国家，尤其是荷兰、英国和法国的崛起，将这一扩张过程持续发展，结果是在世界各大海洋形成了一个单一的航海体系，引发了欧洲人以控制海洋为基础、将其影响力扩展到所有大陆的进程。

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并非偶然事件。当时，欧洲相对于中国、印度、穆斯林世界以及非洲和美洲的优势，基本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欧洲增长中的经济和欧洲人对贸易的一贯重视。根据布罗代尔的考察，欧洲在13世纪已开始从停滞状态向前挪动了。而13世纪的“因”还可以再往前推到11世纪，在那时使用水磨、风磨作为简单机械的动力，也可算是一次技术上的“小革命”。“在生产方面，在工农业生产率方面，以及在商业和市场扩展方面确实曾发生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进步。”（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632页）因此，地理大发现乃是此前几个世纪物质生产率积累的结果。这种物质文明启发了欧洲人把眼光投向更远的地方。

其次是欧洲内部的战争经历和政治抗争的经验，加上与穆斯林世界发生的时续时断的冲突，令欧洲的航海人和冒险家具有了一种特殊的自信和侵略性。甚至在将最后一批摩尔人逐出伊比利亚半岛之前，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经开始在海外进行试探和发动攻击。伊比利亚地区存在著一帮只知道剑与马、战争与友谊、杀人的刺激和掠夺的欢乐的人，诗人们赋诗赞颂他们的事迹，其暴力嗜好被升华为骑士风范。这其中，海洋探险尤具特殊的价值和功绩，阿拉贡王国（位于西班牙东北部，15世纪末与卡斯蒂利亚合并为西班牙王国）的国王海梅一世说:“占领一个上帝愿意设立在海洋上的王国，比占领三个陆地王国的价值更大。”国王的记事官甚至夸口说，没有国王的允许，任何鱼不得游水。同时，强烈的宗教信仰，根深蒂固地相信使异教徒改宗是上帝授予的使命，也引导著这些人投身于海外冒险活动。戴维阿诺德说:“欧洲以外，当时几乎没有能将经济因素与宗教和文化方面自以为正当的意识相结合的国家，即使有，也是寥寥无几。正是这种结合，造就了欧洲人那种即使身处逆境也要｀成功的决心＇。”（《地理大发现》，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73页）

第三，欧洲人除了具有特别的动力以外，还产生了一种探索以及以理性态度解决问题的精神。虽然迷信、幻想和服从既有权威的现象依然存在，但探究精神越来越大行其道，地理、航海和造船技术等方面的问题通过不断的尝试和改进一一得到解决。从15世纪末期起，地图绘制出现了重要的革新，主要是根据对太阳星辰的观察画出了纬度线。在16世纪，葡萄牙的地图绘制员，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欧洲第一流的，葡萄牙成为现代地图学的诞生地。虽然许多意义重大的航海辅助器材源自亚洲的航海世界，但欧洲人对来自外部的信息和技术的适应和发展能力，以及将其与自身航海经验相结合的能力，使他们决定性地战胜了亚洲。当时航海事业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船体设计和结构改良。根据布罗代尔的描述，在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建成前一百年，欧洲的造船工艺就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假如没有驾驭海洋的能力，欧洲人也许仍将继续孤守一隅，只能依靠本身的有限资源谋求发展。如托马斯阿斯特利在《航海与旅行》中所说，“近代世界史的重大事件中，欧洲人15、16世纪所进行的环球航行和地理大发现，确实在挑战上天的安排。”

谢选骏指出：美洲和澳洲等“新世界”并非欧洲人发现的——因为那里早已有人生活了几万年了。

佚名网文《地理大發現》报道：

地理大發現（英語：Age of Discovery；又名探索時代、海權時代、發現時代、大航海時代）指從15世紀末到16世紀時期。該時期內，歐洲的船隊出現在世界各處的海洋上，尋找着新的貿易路線和貿易夥伴，以發展歐洲新生的資本主義。在這些遠洋探索中，歐洲人發現了許多當時在歐洲不為人知的國家與地區。與此同時，歐洲湧現出了許多著名的航海家，其中有克里斯托弗·哥倫布、瓦斯科·達伽馬、佩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胡安·德拉科薩、巴爾托洛梅烏·迪亞士、喬瓦尼·卡波托、胡安·龐塞·德萊昂、斐迪南·麥哲倫與胡安·塞瓦斯蒂安·埃爾卡諾等。

在當時，遠洋航行意味着冒險：他們無法準確測量經度[注1]，木製船殼無法抵抗船蛆的侵蝕，儲備的食物不適合長期航行[注 2]，船上的衛生與生活條件也十分糟糕。然而，受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的雙重驅使，這些人所進行的探索極大地擴展了已知世界的範圍。[1]

伴隨着新航路的開闢，東西方在文化、貿易之間的聯繫大大增加，使西方文明擴展至全世界，同時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自由貿易也開始出現。歐洲這個時期的國土擴張及快速發展，奠定了其超過亞洲繁榮的基礎。新航路的發現，對世界各大洲在數百年後的發展也產生了久遠的影響。對除歐洲以外的國家和民族而言，地理大發現帶來的影響則是複雜而矛盾的，除了物資交流外，因帶給原住民的常是死亡和佔領，可說是一部大侵略史，直至近年美洲國家才開始關注原住民權益。對於地球生態的影響也是極巨大的，例如哥倫布大交換。

15世紀上半葉，約翰內斯·古騰堡整合前人技術發明的鉛字活字印刷術徹底地改變了歐洲乃至世界的歷史進程。[2]15世紀末到16世紀中期，歐洲爆發了意大利戰爭，這一系列的衝突波及到了法國、西班牙、神聖羅馬帝國、英格蘭、蘇格蘭、威尼斯共和國、教宗國及其他的意大利城邦。

在16世紀，一些宗教學家、哲學家與政治家們試圖從廣度和深度上改變西歐天主教的風俗習慣。這開始於奧斯定會教士馬丁·路德發動的宗教改革運動。對此，反宗教改革者們改革了天主教會，但卻沒有進一步地對其教義施行改革。[3]16世紀下半葉，法國的新教胡格諾派與天主教之間曾爆發過八次戰爭，史稱法國宗教戰爭。到了16世紀末，與文藝復興息息相關的人文主義，已在歐洲的哲學、語言學、知識、藝術和教育領域中佔據了主導地位。準確地說，標誌着歐洲文化全球擴張開始的這個時期，顛覆了歐洲千百年來以地心說為主的中世紀世界觀。文藝復興時期出現的重要人物有列奧納多·達文西、米開朗基羅、米格爾·德·塞萬提斯、馬丁·路德、阿爾布雷希特·丟勒、約翰內斯·開普勒、第谷·布拉赫、若阿基姆·帕蒂尼爾、康坦·馬賽斯、安東尼斯·莫爾、耶羅尼米斯·博斯、伊拉斯謨與老布呂赫爾等。

在17世紀，發生了西班牙逐出摩爾人事件與三十年戰爭。16世紀的文藝復興開啟了通往其後一百年的大門，社會得以擺脫教會灌輸的刻板舊習與強加的苛捐雜稅。

到了18世紀，一大顯著的科技成就是蒸汽機的發明。文化方面出現了百科全書，天文學也得到了長足發展。在這個世紀裏，爆發的戰爭有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西班牙、波蘭、奧地利三國相繼爆發的王位繼承戰爭，以及七年戰爭。

此外，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在18世紀時還發生過一場巨大的災難，一場破壞性的大地震摧毀了整個城市。啟蒙運動是這個世紀的文化主流。

背景

阿拉伯半島位於伊朗和非洲中間，在它的兩側，自古以來便有着兩條天然的航道：分別是西側的紅海和東側的波斯灣。在新航路發現前，航船只能經由其中一條航道進入阿拉伯海，並在穿越印度洋後抵達東方。

從地中海東岸出發，沿着絲綢之路穿越中亞抵達中國的西安，甚而抵達太平洋西岸。

自古以來，西方便有着兩條通向東方的貿易路線：其一是始於埃及和伊拉克的海上路線，其二則是被稱為「絲綢之路」的陸上路線。[注 3]海上路線利用了季風的特點：在每年的4月到6月之間，船隻從蘇伊士或巴斯拉出發，分別經由紅海或波斯灣進入阿拉伯海，[注 4]再順着從海洋吹向大陸的西南季風航往印度洋和中國海。[注 5]大約在6個月後，也就是在10月到12月之間，吹向海洋的東北季風又會將航船帶回其始發地。[4][5]作為陸上路線的絲綢之路，其貿易路線西起地中海東岸（主要有亞歷山大港、大馬士革與阿勒頗[注 6]等城市）[6]與黑海沿岸。從這些地方出發，經過裏海南部進入亞洲並穿過巴格達，分為幾條支路穿過內陸地區後再匯集於鹹海附近。在中亞的布哈拉，開始分路前往印度的德里與阿格拉。經過布哈拉，到達帕米爾北部的撒馬爾罕後，[注 7]絲綢之路再次出現分支：往北通向阿拉木圖，往東穿越中亞，並沿崑崙山脈或天山山脈行進抵達中國城市西安。[注 8]

探索時代的開始，是由於商業貿易上急迫需求的刺激。最初的遠洋航行，是為了尋找從西歐前往亞洲的海路航線，以帶回東方的香料。[注 9]因為，從陸路到達亞洲的路程十分遙遠，商隊必須穿越亞洲的多個地區；而當時歐洲同亞洲的貿易已被威尼斯和熱那亞等地的意大利商人壟斷。[7]穆斯林在大部分時期裏都控制着通往東方的各條商路。亞歷山大、阿勒頗與大馬士革被稱為當時的「鐵幕」。[8]只有在13世紀下半葉到14世紀，當成吉思汗家族的蒙古帝國極盛時，[注 10]以馬可·波羅為代表的歐洲人才與「契丹」[注 11]取得了聯繫。已有的貿易路線可以運送寶貴的香料，但卻不得不遭受沿途關卡的層層盤剝，貿易受到了嚴重影響；這還沒有算上多變的政治局勢和盜匪的騷擾。[9]進入十五世紀，威尼斯受到鄂圖曼土耳其的封鎖與入侵[10]，西方人急迫地需要找到一條通往東方的新商路。在當時，地圖學、航海術與造船術都取得了可觀的進步。隨着技術的進步，卡瑞克帆船與卡拉維爾帆船相繼在伊比利亞半島出現，遠洋探險成為了可能。[11]這些融合了傳統阿拉伯船隻與傳統歐洲船隻特點的帆船，首次能離開風平浪靜的地中海，安全地航往大西洋的開放水域進行探索。

伊比利亞半島上的王國的社會結構類似於公司。世家門閥中施行長子繼承制，家庭中的長子可以繼承家產，次子則可能剃髮出家，成為修士，或在同摩爾人的戰鬥中碰運氣，用努力來贏取榮耀和土地。當伊比利亞半島的土地都被征服者們瓜分殆盡後，北非的廷吉塔納毛里塔尼亞便成為了征服者們的新目標。葡萄牙先於卡斯蒂利亞完成失地收復，並已開始在北非建立殖民地。阿拉貢亦先於卡斯蒂利亞完成失地收復，並已派遣探險隊去尋找直接穿越地中海的新航線。在卡斯蒂利亞完成收復失地運動後，伊莎貝拉女王下令軍隊繼續征戰非洲。[12]然而，向西通往印度（實際上是美洲大陸）新航線的發現，改變了她原定的計劃，從而持續了近8個世紀的征服活動也得以在這片未知土地上繼續下去。

早期的陸路探索

馬可·波羅（1253年－1324年）

13世紀時蒙古帝國的版圖，地圖制於1923年。蒙古帝國是歷史上最遼闊的帝國之一，居住在其境內的人口大約佔當時全世界人口的一半。

中世紀晚期，有一系列的歐洲探險隊曾跨過歐亞大陸前往亞洲，他們是探索時代的先驅者。儘管統一了大半個歐亞大陸，將中國到中亞的商路悉數納入囊中的蒙古正對歐洲覬覦萬分；一部分歐洲人還是利用這個機會前往了東方。隨着歐洲到中亞的商路逐漸為意大利城邦的商人所控制，意大利人成為了前往東方的主要人群。[7]他們與近東地中海的親密關係，使得他們更願意同這一地區貿易，而不是與更東邊的地區。教宗國亦派遣了探險隊，希望能夠找到基督教的皈依者，或尋到傳說中祭司王約翰的王國。

在已有的史料中，有記載的第一名前往東方的旅客名叫柏郎嘉賓，他於1245年至1247年間到達了蒙古並返回歐洲。[13]然而，馬可·波羅在1271年到1295年的旅行才是其中最知名的一次：他穿越了整個歐亞大陸，並抵達了大陸的最東面。後來，《馬可·波羅遊記》以故事的形式詳細地記錄了他的旅程，這本書在歐洲流傳甚廣。[14]

這些旅行並沒有發揮立即的作用。實際上，蒙古帝國在不久後便以其擴張的速度瓦解了。前往東方的商路變得更加危險，更不容易穿越。14世紀的黑死病同樣牽制了東西方的旅行和貿易。此外，通往東方的陸上路線太長，且多被與歐洲作戰了多個世紀的伊斯蘭帝國控制，商隊幾乎無法維持有利可圖的貿易。隨着熱衷於侵略擴張的奧斯曼帝國的崛起，歐洲與亞洲的交流變得更加困難。

鄭和下西洋

鄭和（1371年－1433年）是一位回族的探險家和航海家，中國也是歐洲以外少數具有遠洋航行能力的發達文明之一，因此明朝期間明成祖曾多次命其率領船隊遠航至印度洋，[15]這史稱「鄭和下西洋」。鄭和航行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幾條：一為安撫東南亞諸邦，「宣德化而柔遠人」；[16]二為尋找惠帝允炆，這一點可在《明史》中得到查證；[17]三為同印度諸國建立聯繫，以便從腹背夾擊帖木兒帝國。[18]此外，現代鄭和研究者亦總結了其他的一些原因，譬如建立從南亞向西航行的中途候風轉航的據點、[19]開闢新航路，使海外遠國「賓服」於中國等等。[20]

在航行中，鄭和船隊採用了多種導航方式，主要有：被稱為「過洋牽星」的星座觀測方法，與使用羅盤測定針路的指南針方法。[21]此外，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海圖亦出自鄭和船隊之手，[22]其中流傳至今的有茅元儀《武備志》中收錄的《鄭和航海圖》。[23]鄭和探索了東南亞與南亞的大部分地區，如交趾支那、馬六甲、暹羅、爪哇、加爾各答、斯里蘭卡等。此外，他還到達過波斯灣、東非與埃及。[15]有少部份學者甚至認為鄭和曾經抵達過美洲大陸，也即是認為他先於哥倫布發現了美洲[24]；這批學者中的代表人物當推《1421：中國發現世界》的作者加文·孟席斯。[25]在途經的國家，鄭和船隊用中國的特產換來了象牙、染料與寶石等商品，並為皇帝帶回了長頸鹿、鴕鳥、金錢豹、獅子等珍奇動物。[22]

從1405年到1433年，鄭和共計下西洋7次。在第1、3、4、7次的出航中，艦隊的隨船人員均超過27,000人。[26]鄭和下西洋的船隊極有可能是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艦隊，其第一次下西洋所攜帶的船隻共計208艘。[27]鄭和乘坐的寶船長44丈、寬18丈[27]，有9條桅杆與12張帆，並由約200名船員操作。[22]

鄭一鈞認為，鄭和的航海建立了亞非國際間的和平局勢，[28]促進了亞非國際貿易的發展，[29]傳播了中國的文化，並為中國帶來了新的海外知識。[30]此外，他亦指出了鄭和下西洋的局限，認為鄭和的航海並未帶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31]學者張箭認為，鄭和下西洋並沒有太大的經濟需求，他的七次大規模航海不僅沒有為明朝帶來巨大的利潤，反而令國庫空虛。[32]但是，鄭一鈞並不同意導致國庫空虛一說，並以鄭和六下西洋所帶回的100多萬兩銀子均被用於修建南京大報恩寺，而未被納入國庫的事例來加以佐證。[33]廈門大學教授莊國土認為，鄭和下西洋打擊了海外華商和海上遊民，使中國海商無法出洋，就算冒險出洋無利可圖，壓縮了中國海商的活動空間[34]。

葡萄牙的探索：香料貿易

在繞過由其同胞迪亞士發現的好望角後，瓦斯科·達伽馬發現了通往印度的新航線。

在伊比利亞半島發展出卡拉維爾帆船後，歐洲人終於開始將目光瞄向神秘的東方。

探索東方的渴望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去尋找獲取香料的新航線，以取代受政治環境影響而隨時可能停止供應的陸地貿易。[35]貨幣主義者則認為，開啟探索時代的主要原因是歐洲貴金屬的劇烈流失。歐洲經濟建立在金、銀貨幣的流通上，通貨的短缺會讓歐洲出現經濟蕭條。[36]還有一個因素是，在收復失地運動中，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基督教國家已與穆斯林國家作戰經年，半島上的基督教國家極需去尋覓海外盟國來反擊當地的伊斯蘭勢力（例如傳說中的祭司王約翰），從而打破伊斯蘭教的制約力量。[37]此外，他們也從阿拉伯鄰居那學到了很多東西。譬如，在卡拉維爾帆船的發展過程中，阿拉伯三角帆技術的引入改進了船隻的機動性。另外，通過從阿拉伯人手裏重新獲取的古希臘地理文獻，歐洲人首次對非洲和亞洲有了一個大致的印象。[38]

恩里克王子

恩里克王子是葡萄牙國王若昂一世的三子，他曾參與了其父指揮的征服休達的戰役，並在薩格里什（今聖維森特角）開辦了世界上的第一所航海學校。[39]恩里克的計劃是探索非洲西海岸：在幾個世紀裏，西非與地中海世界的貿易路線都必須跨越撒哈拉大沙漠，而北非的路線則被葡萄牙的宿敵穆斯林國家控制；因此，葡萄牙人希望可以繞開伊斯蘭地區，通過海路直接與西非展開貿易。

1415年與1416年，恩里克曾兩次派人去探索了加那利群島。1418年，恩里克派貴族若昂·貢薩爾維斯·扎爾科和特里斯唐·瓦斯·特謝拉出航探險，在一場風暴過後，他們意外地發現了馬德拉群島的聖港島。第二年，恩里克派遣此二人再次出航去建立殖民地，這次他們發現了馬德拉主島。此後，恩里克曾兩次派人去征服加那利群島，但卻由於當地土著的抵抗與供給不足而不得已而為之中止。1431年到1432年，恩里克派出的探險隊逐步地發現了尚無人類居住的亞速爾群島，不久後葡萄牙便開始殖民該群島。[40]

1434年，恩里克派吉爾·埃阿尼什首次越過了博哈多爾角的障礙。這裏是當時西方人所知道的最南的地點。1437年，恩里克參與了葡萄牙對北非的戰役，但葡萄牙在這場戰役中遭到慘敗，恩里克的弟弟費爾南多亦被俘為人質。1448年，恩里克下令在北緯20度左右的阿奎姆島建立據點，這成為了歐洲人在西非海岸建立的第一個殖民據點。在二十年內，葡萄牙用武力取得了撒哈拉地區的控制權，並開始在現今的塞內加爾地區進行黃金與奴隸貿易。[41]

迪亞士與達伽馬的探索

瓦斯科·達伽馬（1469年－1524年）

在不斷發現金礦的同時，1469年－1472年葡萄牙人發現了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後來在那裏建立起了世界上的第一個製糖業殖民地。1482年，迪奧戈·康率領的一支探險隊與剛果王國取得了聯繫。

1487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迪亞士受葡萄牙國王若昂二世委託出發尋找非洲大陸的最南端，他率三艘船隻從里斯本出發，沿着西非海岸南下，而在南緯29度遭遇暴風漂流十三日，最後在1488年2月3日進入非洲南端的莫塞爾灣。他並發現了非洲最南端的厄加勒斯角與西南端的風暴角，而後風暴角被若昂二世改名為好望角。這意味着進入印度洋的航線已被發現。

1498年，瓦斯科·達伽馬藉由一位熟悉西印度洋季風規律的伊斯蘭教徒領航員之助，發現了通往印度的新航線，使得陸上絲綢之路不再是通往東方市場的唯一途徑。

葡萄牙與西班牙劃分勢力範圍

主條目：克里斯托弗·哥倫布

哥倫布首航艦隊旗艦聖瑪利亞號（根據估計的仿製品）

卡斯蒂利亞王國是葡萄牙的競爭者，但它對大西洋的探索要略晚於葡萄牙：到15世紀末，儘管卡斯蒂利亞的航海者們已開始在大西洋的海面上從事商業貿易與海上劫掠的活動，但還未與這位半島上的鄰居展開直接的競爭。兩國的第一次對抗發生在加那利群島，卡斯蒂利亞通過阿爾卡蘇瓦什條約確立了對群島的擁有權，在1478年到1496年間通過武力征服了當地的原住民關切人後，卡斯蒂利亞吞併了整個群島。另一方面，卡斯蒂利亞的海軍則致力於在伊比利亞半島上贏得對伊斯蘭的戰爭。在完成收復失地運動後，卡斯蒂利亞將海上艦隊悉數派出，去搜尋新的殖民地與海外貿易路線。

1492年，伊莎貝拉女王資助了克里斯托弗·哥倫布的探險活動，希望他找到向西航往印度洋的路線，以替代在《阿爾卡蘇瓦什條約》中規定由葡萄牙人保有的南非航線。哥倫布終究沒有抵達亞洲，但他卻意外地發現了一片新大陸——即美洲大陸。

通往「亞洲大陸」（歐洲人稱之為「印第安」）新航路的發現，讓西班牙帝國與葡萄牙帝國在勢力範圍的劃分上再起糾葛，最後在教宗亞歷山大六世的介入調停下，兩國於1494年簽訂了《托德西利亞斯條約》，這一條約為兩國劃定了歐洲之外的已知世界上的勢力範圍。佛得角群島以西370里格的經線成為了兩國的勢力分界線。分界線以東歸葡萄牙，即非洲、亞洲與南美洲東部（巴西東北的少部分）；分界線以西歸西班牙，即絕大部分的美洲大陸、太平洋的島嶼以及當時尚未發現的陸地。

征服的開始與發現美

1499年－1504年間，為西班牙國王效勞的意大利人亞美利哥·韋斯普奇考察了南美洲東北沿海地區，認為這裏不是印度，而是一塊新大陸。後人將這塊大陸以他的名字命名為亞美利加洲。

在深入探索了美洲大陸後，西班牙發現了兩個大帝國：阿茲特克帝國與印加帝國，這兩個帝國面積的廣袤程度與人口的稠密程度都遠超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通過和當地被鎮壓的民族聯合，並在歐洲人無意間帶來的疾病的協助下，西班牙征服者輕而易舉地征服了這兩個帝國。然而，當地文明的頑強反抗卻成為歐洲人不得不面臨的一個問題，他們必須得進行一場長期的戰爭來鎮壓他們。

1510年時，瓦斯科·努涅斯·德巴爾沃亞在美洲大陸上建立起了第一個殖民城市聖瑪麗亞-拉安蒂瓜德爾達里恩。他後來還成為了第一位看見「大南海」（即太平洋）的歐洲人，這是繼馬可波羅觀東海後，歐洲人再次目睹太平洋。[42]

資源富饒的美洲

哥倫布大交換

在發現美洲之初，哥倫布與其他探險家都對這次以經濟為目的的探索的成效感到失望：與非洲和亞洲不同，加勒比群島的居住者們並沒有黃金或者其他西班牙人覺得有價值的財物。但是，他們在玉米、木薯、棉花、花生、辣椒、菠蘿、甘薯與煙草等作物方面的產量卻十分龐大，而舊大陸對這些作物都一無所知。不久後，隨着更多的探索者來到這片大陸，歐洲人發現了這些新作物，並意識到了它們的商業價值可以讓西班牙人在歐洲市場中佔據一席之地，能與葡萄牙和意大利人從非洲與亞洲帶回的貨物競爭。因此，除了上述的作物外，西班牙人還將香子蘭、西紅柿、馬鈴薯、可可及其製品巧克力、多香果與製造染料的胭脂蟲引入了歐洲。當運送胭脂蟲的西班牙商船被英國或德國的海盜劫掠時，不識貨的海盜們往往會把貨物扔進大海。

在哥倫布到達美洲後，許多歐亞非的文明都開始利用和消費這些來自美洲的產品；除了上一段提到的以外，還有橡膠等經濟作物以及鱷梨等舊大陸沒有的水果。到了16世紀，西班牙的加利西亞與曼切戈斯兩個地區已開始為「誰的土地上種出來的馬鈴薯品質更好」的問題而發生爭論。

在征服戰爭結束後，歐洲人的興趣依然集中於香料貿易方面。此外，他們還熱衷於探尋以金銀為主的貴金屬資源：南美洲銀礦的發現、積累[43]和其他貴金屬的積累使得歐洲在18世紀得以進入工業社會。

環球航行：斐迪南·麥哲倫[注 12]（1480年－1521年）

然而，在歐洲最受歡迎的香料並沒有出現在這片新的大陸上，因此西班牙王室依然對東印度保持着極大的興趣。1519年，在荷南·科爾蒂斯在墨西哥登陸時，西班牙資助了葡萄牙航海家斐迪南·麥哲倫的探險。這次遠航的目的，是去尋找向西通往香料群島（亦稱東印度群島）的貿易路線，這可以讓西班牙在不違反《托德西利亞斯條約》的前提下通過香料貿易來獲取利潤。麥哲倫曾試圖向葡萄牙請求資助，但受條約限制的葡萄牙並沒有同意。

尋找「海峽」的麥哲倫

麥哲倫曾積極地參與了葡萄牙對印度和馬六甲的殖民活動，[注 13]可他卻沒有達伽馬在曼努埃爾一世前的那份幸運：1513年，他被派往摩洛哥清剿海盜，在一場戰鬥中他的一條腿落下了殘疾。回到葡萄牙後，他在晉見國王時懇求國王念在多年的功勞上為他增加俸祿，但卻被拒絕了。[注 14]失望至極的麥哲倫離開了自己的職位，在家鄉停整了幾年，接觸到了鄰國西班牙的航海者與國王，[注 15]還同製圖師與天文學家魯伊·法萊羅建立了友情——法萊羅對麥哲倫的未來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注 16]

香料群島位於印度尼西亞群島中，東西分別為新幾內亞與蘇拉威西島，南臨澳大利亞大陸。這一片群島成為了當時歐洲探險家們競相追逐的目標。

麥哲倫在很早以前便相信有着一條向西穿越「大南海」[注 17]通往香料群島的海峽；過去曾經有探險家尋找過這條海峽，但都卻無功而返。一次又一次的探索都被看似無窮無盡的岩石所阻礙，由此，很大一部分製圖師都設想美洲大陸的土地會一直延伸到地球的南極。然而，麥哲倫堅信兩大海洋間必有通道相連，並希望得到一支艦隊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法萊羅支持了麥哲倫的行動。[注 16]1517年10月20日，麥哲倫前往了西班牙南部大港西維爾，尋求為西班牙王室效勞的機會。他將自己的計劃呈交給了當地的商局，[注 18]並在1518年3月22日與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一世簽訂協議，揭開了大航海時代中最耀眼奪目的一頁。[注 19]

得知這件事的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打一開始便打算去破壞麥哲倫的航行。奪取了馬六甲控制權的葡萄牙，已開始計劃征服其最後的目標——香料群島。在當時，兩個國家的君王都十分注意自己出現的場合，因為葡萄牙的曼努埃爾一世即將迎娶西班牙國王的姐姐埃萊奧諾。然而，兩國間私下的角力仍然十分激烈，葡萄牙曾派出大使阿爾瓦羅·德科斯塔（álvaro de Costa）試圖行刺麥哲倫[44]，而卡洛斯一世則希望奪取葡萄牙在香料貿易上的優勢地位。

麥哲倫的艦隊

維多利亞號是麥哲倫艦隊中唯一一艘成功返回西班牙的船。

根據與卡洛斯一世簽訂的協議，船隊必須由麥哲倫和法萊羅這兩位擁有平等權力的船長指揮。[注 16]亦是天文學家的法萊羅還負責為這次航海製造必要的航海用具，及解決棘手的經度問題。[注 1]法萊羅為此提出了三個方案：分別是通過月球的緯度、日月的沖合或磁針的偏角來獲取經度。然而，法萊羅在將各個方案解釋清楚前便離開了船隊，宇宙結構學家安德烈斯·德聖馬丁繼承了他的工作，並選擇了在當時可得出較滿意結果的第二種方案作為測量經度的方法。

由於法萊羅的離去，他對船隊的指揮權轉移到了麥哲倫上將手中。然而，船隊中最大噸位的船聖安東尼奧號的艦長——布爾戈斯城主教的堂兄弟——胡安·德卡塔赫納得到了另一份令其擁有與麥哲倫平等權力的補充文件，文件委任他「協助」（adjunto）葡萄牙人（指麥哲倫）以確保此次派遣順利，並防止疏忽。儘管麥哲倫對艦隊擁有絕對指揮權，但卡塔赫納的加入多少帶有些限制其職權的意味；此決定帶有一些政治考慮，但卻是有害，在後來導致兩人極為嚴重地對立。

船隊由5艘卡瑞克帆船共265名船員組成：旗艦為特立尼達號（Trinidad），其餘四艘分別為聖安東尼奧號（San Antonio）、康塞普西翁號（Concepción）、維多利亞號（Victoria）與聖地亞哥號（Santiago）。其中最大的船為120噸的聖安東尼奧號，最小的為75噸的聖地亞哥號。每艘船都裝備了足夠的武器，並為交易和補給準備了豐富的物資：有蛋糕、酒品、醋、魚乾、熏肉、蠶豆、鷹嘴豆、小扁豆、麵粉、大蒜、奶酪、蜂蜜、杏仁、鳳尾魚、沙丁魚、葡萄乾、李子、無花果、食糖、榲桲果、芥末、刺山柑與稻米；船隊甚至還帶上了6頭母牛，以獲取新鮮的牛奶和牛肉。麥哲倫的整個艦隊共花費了8,751,125西班牙金幣。[45]1519年9月20日，在這個星期二的黎明，麥哲倫率領他的手下從桑盧卡爾-德巴拉梅達出發，開始了人類歷史上首次環球航行。

航程的一部分：兵變

安東尼奧·皮加費塔（Antonio Pigafetta），該次航行的記錄者

9月26日，向西南航行的艦隊抵達了特內里費島，並在該島補充了飲水、食物和木材。他們在加那利一直停留到了10月3日；10月3日的午夜，麥哲倫下令艦隊啟航，並航向南方的塞拉利昂方向。卡塔赫納對艦隊沒有按照既定路線航向巴西感到驚訝，並因此要求麥哲倫海軍上將給出解釋。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麥哲倫似乎沒有理會他，[注 20]並依舊維持着他的航線。顯然，這次事件並沒有引發任何直接的後果；但在經過14天的逆風航行後，更加不滿的卡塔赫納開始拒絕向麥哲倫上將行問候禮。[注 21]脾氣易受周遭環境影響的麥哲倫，在一開始便要求卡塔赫納必須向他行問候禮，但這一要求沒有得到滿足。在兩人的一次見面中，卡塔赫納公開違抗了麥哲倫的權威：麥哲倫於是下令解除他的軍職並逮捕他。路易斯·德門多薩（Luis de Mendoza）自願監管被解職的卡塔赫納，以避免這名西班牙貴族淪為底艙的囚犯。安東尼奧·德科卡（Antonio de Coca）則被指派為聖安東尼奧號的船長。該次事件在後來還導致了更加嚴重的後果。

在穿過大西洋後，艦隊抵達了南緯23度附近[注 22]的巴西聖阿戈斯蒂紐角，[注 23]他們在這裏得到了肉類、水果和馬鈴薯的補給，並同當地的部落建立了友好的關係。然而，舒適的幾天很快便過去了。在到達南緯34度後，他們以為已經抵達了海峽，但那其實只是拉普拉塔河的河口。他們花費了15天時間去探索這片巨大的河口[注 24]，哪怕是一條極小的通道也沒有被放過。2月24日，他們望見了南緯40度附近巨大的聖馬蒂亞斯灣（San Matías），[注 25]在探索過後，他們又一次抱着失望啟航。3月31日，他們在南緯49度發現了巴塔哥尼亞海岸的一片巨大的海灣，由於當天是聖胡利安日（San Julián），這片海灣便依此被命名為聖胡利安灣。[注 26]麥哲倫決定將艦隊停泊在該地，直到冬季結束。

第一次環球航行，證明了（從歐洲）向西航行也能到達東方的市場。

由於之前的探索屢遭挫折，人們開始懷疑這次探險是否真能取得成功。隨着冬季嚴寒的到來，[注 27]凜冽的寒風變得愈加頻繁，在這一片荒蕪人煙的地域，一股不滿的情緒在船員裏迅速瀰漫開來。各船的船長們開始抱怨麥哲倫的緘默：「既不向高級官員徵詢意見，也不給出未來的行程安排」。[45][注 28]另外，艦隊的食物配給也被縮減。注意到了這些緊張氣氛的麥哲倫，決定在到達聖胡利安港後的1520年4月1日棕枝主日當天，將船員們集中在一起舉行宴會。然而，只有部分船員參加了這次宴會，維多利亞號的船長路易斯·德門多薩、康塞普西翁號的船長加斯帕爾·克薩達（Gaspar Quesada）與聖安東尼奧的船長安東尼奧·德科卡都拒絕出席宴會。到這時，情況變得不可挽回了，由於不能冒失去最大的一艘船聖安東尼奧號的危險，麥哲倫撤下了它的船長科卡，並讓自己的親戚阿爾瓦羅·德梅斯基塔（álvaro de Mesquita）取代了他的位置。

當天夜裏，克薩達、科卡與卡塔赫納主動採取了行動：他們的支持者通過小艇登上了聖安東尼奧號。在登上甲板後，他們直闖梅斯基塔的房間，奪取了該船的控制權。船上的助理舵手胡安·德埃洛里亞加因為反抗而被克薩達刺傷。沒過多久，船上的葡萄牙籍船員們便全部遭到囚禁了。未反對該次兵變的船員被賞以食物和酒品。這次行動非常迅速，並獲得了成功。叛變者們回到了自己的船上，並讓胡安·塞瓦斯蒂安·埃爾卡諾[注 29]掌管了聖安東尼奧號。在旗艦特立尼達號上，麥哲倫上將直到第二天天明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在這次兵變中總共失去了三艘船：康塞普西翁號、維多利亞號與聖安東尼奧號。

麥哲倫看穿了叛變者們的優柔寡斷：他們沒有趁機提出要求，也沒有制定好行動計劃。於是，麥哲倫派出了一支由特立尼達號的警官貢薩洛·戈麥斯·德埃斯皮諾薩（Gonzalo Gómez de Espinosa）率領的5人分隊，乘坐小艇前往維多利亞號向門多薩遞交信件，沒有發現危險的門多薩讓他們上了船。埃斯皮諾薩在門多薩閱覽信件的時候刺死了他，而杜阿爾特·巴爾博扎率領的60人也順利登船，並重新控制了維多利亞號。至此，維多利亞號上的叛亂已被鎮壓。

「萬聖海峽」海峽東起大西洋的比爾赫內斯角，西至太平洋的希望角。全長570公里，最窄處僅2公里。麥哲倫的艦隊用了一個月才駛出海峽。

在聖胡利安港停泊的同時，麥哲倫還讓霍安·塞拉諾（Joan Serrano）率領聖地亞哥號朝南探索附近的地區。聖地亞哥號最遠航行到了由冰川融冰形成的聖克魯斯河入海口。在這裏，這艘船由於風暴而沉沒。8月24號，剩下的四艘船從聖胡利安港出發，在航行兩天後抵達了塞拉諾發現的河口，並在這裏停留了近兩個月，以等待夏天的來臨。然而，麥哲倫並不知道，他們距離那個海峽只有一步之遙了。

10月18日，艦隊啟錨並繼續朝南航行。在三天後的聖烏蘇拉和11,000位處女日時，艦隊抵達了一處海角（即比爾赫內斯角（Vírgenes））。在繞過海角向西航行後，他們發現了一片兩側林立着懸崖與雪山的海灣，看上去似乎沒有盡頭。按例行程序，麥哲倫派聖安東尼奧號與康塞普西翁號深入海灣內部探索，特立尼達號和維多利亞號則負責外海的探索。聖安東尼奧號的船長埃斯特萬·戈麥斯私自違背了麥哲倫的命令，在其餘人不知情的情況下率船返回了西班牙。於是，麥哲倫的艦隊裏便又少了一艘船。在經歷了對聖安東尼奧號「沉沒」的短暫恐懼後，康塞普西翁號帶回了好消息：這條水道裏有着潮汐，而且水也帶有鹹味——也就是說，這條水道並不是河流。在萬聖節當天，[注 30]三艘船進入了海峽內部。海峽內密佈着眾多分支、彎道和海灣，這不僅拖慢了艦隊的行程，還令艦隊面臨危險：除了持續不斷的寒風外，船員們還必須時刻留意着附近的礁石和淺灘。艦隊在海峽內部發現了一處河口，並將之命名為德拉斯薩爾迪納斯（de las Sardinas）。在該處，麥哲倫派出一艘小船去探索前方的航道，三天後，小船順利返回並帶來了好消息：他們發現了出口：這個出口被命名為希望角（Cabo Deseado） Cabo Deseado 。

麥哲倫的艦隊不但成功地找到了穿過南美洲通往太平洋的海峽；而且還完成了人類歷史上的首次環球航行——在經過三年的艱苦航行後，維多利亞號在胡安·塞瓦斯蒂安·埃爾卡諾的率領下重返歐洲。

葡萄牙壟斷地位的衰落

儘管西班牙的競爭對葡萄牙的壟斷造成了威脅，但葡萄牙的探索與殖民依然在繼續進行着。葡萄牙人是第一批抵達日本並與該國展開貿易的歐洲人。[46]在曼努埃爾一世國王的統治下，葡萄牙王國為繼續控制其宣稱擁有的土地和貿易路線制定了詳細的計劃，他們的策略是在通往東方的主要航道上修建一系列的要塞。這樣的要塞與殖民地有黃金海岸、羅安達、莫桑比克、桑給巴爾、蒙巴薩、索科特拉、霍爾木茲、孟買、果阿、加爾各答、馬六甲、澳門與帝汶。此外，葡萄牙人還統治着巴西，這片土地於1500年由葡萄牙人佩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發現[47]。根據1494年的《托德西利亞斯條約》，巴西被「劃分」在了葡萄牙的一側。

葡萄牙的本土位於伊比利亞半島沿海地區，難以向內陸擴張。隨着時間的過去，過於窄小的本土極大地限制了它的擴張能力，令它無論在財政還是人力上都顯得越來越力不從心。此外，分佈於全世界的葡萄牙要塞長期面臨着人力與裝備缺乏的處境。因此，葡萄牙無法與其他更加強大的勢力競爭，其殖民地與貿易註定要被他國蠶食，它在東方貿易中的壟斷地位已不再長久。葡萄牙在東方霸權的衰落肇因於荷蘭、法國和英國的探索的展開：這三個國家在《在其他之中》的時候並未參與其中，因此它們沒有遵守葡西間條約的必要。1580年，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以葡萄牙前國王塞巴斯蒂昂的合法繼承人的身份兼任了葡萄牙的國王（腓力二世是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的外孫）。合併後的帝國又因為過於龐大而失掉了它的絕對優勢，無法應對來自新興勢力的競爭。

在西非、中東與遠東地區，英國與荷蘭逐漸蠶食掉了葡萄牙的一部分殖民地。孟買在後來被作為結婚禮物贈送給了英國。只有澳門、東帝汶、果阿、安哥拉、莫桑比克與巴西還在葡萄牙的實際控制之下。荷蘭人曾經奪取了巴西將近一半的土地，但最終還是被葡萄牙人奪回了。[48]

新興國家的競爭

非伊比利亞半島的國家並不認同《托德西利亞斯條約》。法國、荷蘭（從西班牙取得獨立後）與英國均有着航海的傳統；而儘管伊比利亞國家對它們嚴加防範，但法、荷、英三國最終還是得到了伊比利亞的新技術與新海圖。

曾為西班牙人工作的意大利航海家喬瓦尼·卡博托率領了法、荷、英三國派出的第一支探險船隊。受英國資助的卡博托率領他的船隊開啟了英法共同探索北美洲的時代。大部分西班牙人都忽視了遼闊的美洲大陸北部，認為那裏遍佈游牧民族且未建立龐大帝國，較之中美更難以控制。卡博托、雅克·卡蒂亞和其他航海者希望在北方找到通往富庶東方的水道，但他們都沒有成功。水道並沒有找到，然而這些探索卻展示了別的可能性：17世紀初，來自中歐與北歐的殖民者登上了北美洲東岸，建立起了最早的一批北美殖民地。

法、荷、英三國還在非洲與印度洋與葡萄牙展開了競爭。荷蘭、法國與英國的船隊活躍於這些地區，對葡萄牙的壟斷地位造成了極大的威脅。隨着貿易的展開，西歐三國的貿易份額一步步地上升，而葡西的則不斷下降。除了貿易競爭外，法、荷、英三國還在當地成立了自己的軍隊，在葡西舊殖民地的附近建立起了自己的新殖民地。此外，他們還帶頭對《托德西利亞斯條約》中西班牙一側的太平洋與北美洲未知之地進行了探索：荷蘭探險家威廉·揚松和阿貝爾·塔斯曼發現了澳大利亞的海岸，詹姆斯·庫克船長對太平洋沿岸進行了測繪，維他斯·白令發現了以他姓氏命名的白令海峽。[49]

英國的探索

1577年到1580年，英國的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完成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二次環球航行。[50]另一位著名的英國航海家是亨利·哈德遜（1565年－1611年），他在北美洲的探險主要有，在1609年對喬瓦尼·達韋拉扎諾於1524年所發現的哈德遜河流域進行探查，之後在1610年到達哈德遜灣，使得此兩處地點冠其姓氏命名。[51]

英國航海家詹姆斯·庫克（1728年－1779年）曾三度遠征太平洋。在航行中，他對太平洋的海岸線以及大洋中的眾多島嶼進行了精確的測繪，令它們首次出現在歐洲的地圖中。庫克發現了澳大利亞東岸，並聲稱其為大英帝國的領土；他完成環球航行，發現了新西蘭與紐芬蘭；此外，他還是最早發現夏威夷群島的歐洲人。[52]

法國的探索

卡弗利耶·德·拉薩勒

勒內-羅貝爾·卡弗利耶·德·拉薩勒（1643年－1687年）是一位著名的法國探險家，他對北美大陸進行了深入的探索。他曾橫渡五大湖與密西西比河，並對魁北克與密西西比河河口之間的地區進行了探索。[53]

第一位完成環球航行的法國人是路易·安托萬·德布干維爾（1729年－1811年），他探索了馬維娜斯群島、大溪地、薩摩亞群島、所羅門群島與新赫布里底群島。[54]

另一位著名的法國航海家是讓-弗朗索瓦·德拉彼魯茲（1741年－1788年）。拉彼魯茲繼承了布干維爾與庫克探索太平洋的未竟之業。他探索了菲律賓群島與澳門，並發現了以他姓氏為名的拉彼魯茲海峽。1788年，他來到了所羅門聖克魯斯群島的瓦尼科羅島，之後便杳無蹤跡。1826年，人們才在當地發現了他船隻的遺蹟。[55]

荷蘭的探索

第一位完成環球航行的荷蘭人是海盜奧利維爾·范諾爾特（1558年－1627年）。[56]1596年，威廉·巴倫支（1550年－1597年）發現了斯瓦爾巴群島。此外，後人為紀念巴倫支，還將新地島與斯瓦爾巴群島之間的陸緣海命名為巴倫支海。[57]1616年，荷蘭航海家威廉·斯豪滕與雅各布·勒梅爾在橫渡太平洋的航行中發現了合恩角。[58]

荷蘭探險家阿貝爾·塔斯曼（1603年－1659年）發現了塔斯馬尼亞島、新西蘭、湯加群島和斐濟群島。[59]另一位著名的荷蘭探險家雅各布·羅格溫（1659年－1729年）則發現了復活節島以及薩摩亞群島的一部分島嶼。[60]

探索的結束與其影響

地理大發現時代結束於17世紀末。在15世紀中葉，人類知識總合中已知的陸地面積只佔全體陸地的2/5，航海區域亦只有全部海域的1/10；但到了17世紀末，人類知識總合中已知的陸地和海域都已達到全體的9/10。[1]當然，遠洋探索依然繼續着。直到19世紀，歐洲人才開始探索北冰洋和南冰洋。

過去地理大發現曾被認為是緣於歐洲科技的瞬間躍進，或者少數航海先驅的英雄行徑。當代史家則逐漸傾向認為，這是從十一世紀以來，歐洲內部經濟、文化與科技逐漸成熟的結果。[61]

地理大發現對全世界，尤其是歐洲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響，它讓地中海沿岸的經濟活動進入了數千年來最活躍的時期。起初，地中海的權力和財富掌握在位於意大利與希臘人手裏；隨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開始顯赫於地中海；後來，葡萄牙與西班牙進行了收復失地運動，發現了新航路並進行了環球航行，意大利城邦失去了他們對東方貿易的壟斷，歐洲的重心轉移到伊比利亞半島上。19世紀，西歐的法、英、荷三國開始活躍，他們主導了大西洋的經濟活動，其中一部分國家的影響力延續至今。

隨着遠洋探索的展開，跨洋的商業活動變得越來越頻繁，海外貿易累積的財富激發歐洲人在美洲和亞洲的殖民事業，促使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的發展，最終直接、間接地激發了帝國主義。此外，在歐洲社會結構方面，商人們先後取代了南歐與西歐的封建領主，成為社會中最具權勢的階層。在英國、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資產階級逐步控制了本國的政治和政府。

名稱爭議

地理大發現的稱呼，乃是指西方國家第一次看見美洲大陸的一種說法。當時的西方人認為他們發現「新大陸」，連上面的原住民也是「新住民」。但是嚴格來說，美洲大陸上的原住民早就住在那裏上萬年，美洲大陸也是一直存在着，亦有維京人殖民北美，只是歐亞大陸（所謂的舊大陸）的居民在此之前完全不知情。把「找到」美洲大陸的舉動稱為「發現」，這種歐洲中心論的觀點似乎是說那群人原本不存在、不是人，等到歐洲人來臨才「被發現」及「被賦予存在」的意思。這樣的說法對於美洲大陸原住民不尊敬，在嚴格的歷史用語上有所斟酌。

注釋

在幾個世紀中，這一情況都是數學家和航海者們面臨的難題，亦為當時的帝國崛起製造了障礙。經度測定已成為了當務之急：遠洋航行缺乏精確測量工具的支持，從而無法準確測定航船的位置。直接導致了時間和負重量上的浪費，以及頻繁發生的船隻失事事故。這一問題直到18世紀英國鐘錶匠約翰·哈里森發明航海天文鐘後才得以解決。自那以後，在任何時刻離港的任何船隻，都可通過比較航船的當地時間與本初子午線的時間，直接計算出航船所在的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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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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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新大陆虽然不是欧洲殖民者发现的，但是他们确实在旧大陆和新大陆之间建立起了定期航线，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奠定了全球文明的基础。

【08、殖民主义】

佚名

殖民主义是指一个国家通过战争或其他方式寻求或取得另外土地及其土著居民的政策。殖民者通常会取得当地的实质性特权，而且殖民者会剥夺土著居民的财产，或建立使他们处于不利地位的法律和系统。

西欧国家在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的殖民地时，殖民者杀害、强制同化或赶走土著居民，然后以欧洲或其他地方的人民加以取代。这些西欧定居者在当地形成了少数群体，但却拥有统治权。

在欧洲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大洋洲其他地方的殖民统治期间，探险家和殖民者经常将这些陆地视为 terra nullius（拉丁语中的“空地”）。由于缺乏西方农业技术，欧洲人认为这片土地未经人类改变，因此尽管存在土著居民，但仍将其视为无人居住。

尽管联合国自1946 年以来就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独立发表了无数声明和公投，但世界上仍有 60多个殖民地，包括波多黎各、关岛和百慕大。

概论

土著地区和人民由于还没有建立现代的强有力的政府和社会的组织系统。因而已经取得了军事和其他优势的殖民者通常会控制该地区的自然资源、人力、语言、宗教和交易市场。殖民主义国家以附属地的概念针对殖民地区打造合适的管理制度，而不会为了统治被殖民地区更改本身宗主国的体制制度。殖民主义国家亦会影响和渗透或者强加自身的社会文化，宗教和语言于被殖民的民族身上或属地上。虽然殖民主义一词常与帝国主义交换使用，但帝国主义一词和殖民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正如殖民和殖民主义是不同的概念一样：殖民主义指的是殖民的政策和思潮，而殖民指的是在被殖民地区消灭和同化土著居民并移民和增殖本族人口的过程。

殖民主义一词过去被归类为一套理论，用于将实现殖民行为并将其合法化，以及促进该理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殖民主义通常建基于种族主义，即殖民者自称殖民的正当性不在于其军事和政治的先进，而在于种族上的先天优越性。

历史

1492-2008年中世界殖民地化的过程。

殖民主义是一个不分时间，不分地域的历史现象，包括一些相异的民族，例如希泰人、印加人，以及英国人等。虽然殖民主义较倾向关于与本土不有边界连接的海外帝国，而不是与本国有连接的陆上帝国；但欧洲人及其他人都照惯例地形容为帝国主义。陆基帝国的例子包括蒙古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而鄂图曼土耳其就建立了一个横跨地中海，北非和东南欧的大帝国；而且还在欧洲各强国在世界别处进行殖民地化中存活了下来。

近代最大规模、影响力最大的殖民主义是欧洲的殖民主义。而欧洲的殖民主义始于十五世纪，从葡萄牙占领果阿开始。在欧洲人发现美洲之后，欧洲人迅速地开展了对新大陆的殖民计划，在几百年之内南、北美洲大部分已经成为欧洲各国的殖民地。15、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入侵南美洲，消灭了印加、阿玆特克两个南美土著的帝国，将南美洲大部分土地据为己有，并奴役南美洲的土著，后来导致多达数千万的美洲土著因杀戮，疾病，营养不良而死亡。殖民主义领导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对美洲、中东、非洲海岸，印度和东亚的探索和侵略。十六世纪的后半段见证了英国向爱尔兰普遍的扩张。十七世纪时，英国、法国和荷兰继续建立更多殖民地，建立起一个海外大帝国—并取代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地位。到了十九世纪，英国的殖民扩张达到顶峰，统治的领土包括北美、澳洲、南亚等等，地球上五分之一的土地也在大英帝国的占领和统治之下。殖民主义为殖民帝国提供了市场和资源的供给，很大程度促进了这些帝国本身的发展。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时候，第一次的非殖民地化时期开始：大部分欧洲在美洲的殖民地分别从各自的宗主国手上得到独立。虽然失去新世界殖民地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但是英国、法国和荷兰却将注意力转到旧世界：尤其是南非、印度和东南亚。在那里，海岸领土已经建立起来。而统一了的德国（普鲁士）亦在德属东非（Deutsch Ost Afrika）中寻找殖民地。意大利则占领了厄利垂亚、索马利亚和利比亚，并在第一次（First Italo-Ethiopian War,1896）和第二次意埃战争（Second Italo-Ethiopian War,1935-36）入侵了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1936年，意大利帝国正式成立。

由19世纪的工业化而催生的新一轮冲突被冠名为“新帝国主义”，而1880年代欧洲各国对非洲的争夺成为了殖民地化步伐加快的高潮。在二十世纪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 （即同盟国）的海外领地，被战胜国（即协约国）所瓜分为托管地。殖民帝国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瓦解，并且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爆发了多场战争，类似情况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

1914年欧洲的殖民帝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欧洲主要的殖民帝国及殖民地条列如下（有些殖民地在1914年前已独立，未列在下表中）：

1、英属殖民地及保护国

亚丁

英埃苏丹

阿森松岛

澳大利亚

澳洲南极洲领地

圣诞岛

科科斯群岛

诺福克岛

巴哈马

巴苏陀兰

贝专纳

英属南极领地

东非保护国

英属盖亚那

英属宏都拉斯

天津英租界

英属香港

英属马来亚

英属索马里兰

文莱

缅甸

加拿大

锡兰

赛普勒斯（含亚克罗提利与德凯利亚）

埃及

福克兰群岛

斐济

甘比亚

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

直布罗陀

英属黄金海岸

英属印度诸省（包括现今的巴基斯坦及孟加拉）

爱尔兰

牙买加

肯亚

马耳他殖民地

纽芬兰自治领

纽西兰

库克群岛

纽埃

罗斯属地

托克劳

奈及利亚

北婆罗洲

北罗德西亚

也门地区

巴布亚

砂拉越王国

狮子山共和国

南罗德西亚

圣赫勒拿岛

斯威士兰

千里达及托巴哥

乌干达

南非联邦

英国及葡萄牙在中国沿岸建立殖民地

香港

澳门

2、法属殖民地

阿尔及利亚内陆（阿尔及利亚沿岸是法国本土而非殖民地）

科摩罗群岛（包括马约特）

法属圭亚那

法属赤道非洲

乍得

乌班吉沙立

法属刚果

加蓬

法属印度（本地治里、金德讷格尔、开利开尔、马埃及亚南）

法属印度支那

安南保护国

柬埔寨保护国

法属交趾支那

老挝保护国

东京保护国

广州湾

法属玻里尼西亚

法属索马利兰

法属南部和南极领地

法属西非

贝宁

科特迪瓦

法属达荷美

几内亚

法属苏丹

茅利塔尼亚

尼日尔

塞内加尔

法属上沃尔特

瓜德罗普

圣巴泰勒米

法属圣马丁

留尼旺

马达加斯加

马提尼克

法属摩洛哥

新喀里多尼亚

圣皮耶与密克隆群岛

天津法租界

上海法租界（在广州湾、汉口有类似的租界）

法属突尼斯

万那杜

瓦利斯和富图纳

3、德国殖民地

美洲殖民地

喀麦隆

加罗林群岛

德属新几内亚

德属东非

德属西南非洲

吉尔伯特群岛

马里亚纳群岛

马绍尔群岛

天津德租界

青岛

4、意大利殖民地

意属厄立特里亚

意属爱琴海群岛

义属索马利兰

天津意租界

意属利比亚

5、荷兰殖民地

库拉索

阿鲁巴

波奈

古拉索

荷属沙巴

圣尤斯特歇斯

荷属圣马丁

荷属圭亚那

荷属东印度

荷属新几内亚

荷属台湾

6、葡萄牙殖民地

亚速群岛

葡属非洲殖民地

卡宾达省

马德拉

葡属西非

葡属佛得角

卡宾达省

葡属几内亚

葡属东非

葡属亚洲殖民地

葡属印度

果阿邦

达曼地区(印度)

迪乌

葡属澳门

葡属大洋洲殖民地

葡属帝汶

7、西班牙殖民地

安诺本岛

朱比角

比奥科岛

伊夫尼

里奥德奥罗

木尼河区

西属萨尔瓦多

西属摩洛哥

8、奥匈帝国殖民地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直辖省

天津奥租界

9、丹麦殖民地

丹麦属西印度群岛

法罗群岛

格陵兰

冰岛

10、比利时殖民地

比属刚果

天津比租界

1914年非欧洲的殖民国家

11、美国殖民地及保护国

阿拉斯加州

美属萨摩亚

古巴

多明尼加

关岛

夏威夷州

宏都拉斯

中途岛

尼加拉瓜

巴尔米拉环礁

巴拿马

天津美租界

菲律宾

波多黎各

苏禄苏丹国

威克岛

12、鄂图曼土耳其的殖民地

巴格达省

巴士拉省

埃迪尔内省

哈伊勒

汉志省

库德斯坦

黎巴嫩

内志

鄂图曼土耳其时的巴勒斯坦

叙利亚省

也门省

13、俄属殖民地及保护国

欧洲部份

奥兰

波罗的海省

芬兰大公国

波兰会议王国

亚洲部份

鞑靼斯坦

乌德穆尔特

车臣

楚瓦什

达吉斯坦

乌克兰第聂伯河

东卡累利阿

印古什

卡巴尔达-巴尔卡尔

卡尔梅克

卡拉恰伊-切尔克斯

科米

马里埃尔

莫尔多瓦

比萨拉比亚

阿迪格

阿尔泰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巴什科尔托斯坦

布里亚特

楚科奇

布哈拉埃米尔国

格鲁吉亚

哈卡斯

希瓦汗国

奥塞提亚

天津俄租界

外东北

外西北

外蒙古

突厥斯坦总督区

唐努乌梁海

萨哈

亚马尔

14、日本殖民地

桦太厅

朝鲜

关东州

在华日租界

南洋厅

台湾

[分类]

殖民主义根据各殖民主义帝国对殖民地统治方式的不同，而可大致分为两类：

一为尊重殖民地旧有习惯、不刻意予以同化的特别统治主义，以英国后期即在北美独立之后为代表

二为将殖民地视为本国领土的延伸，尽力予以同化为本国人的内地延长主义，以法、葡、西、日等国为代表。 根据殖民的目的，亦可以将殖民地分为定居型或掠夺型。

定居型（或拓殖型）殖民：这种殖民方式涉及的移民规模较大，通常是受到宗教、政治和经济原因的驱动，殖民者希望长期定居，并试图取代原住民。例如英国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殖民。

掠夺型殖民：这种殖民方式的目的是掠夺经济资源，在殖民地地居住的殖民者人数较少，主要行为是掠夺自然资源或者劳动力，将经济资源输送到殖民母国。这种殖民方式的例子包括一些贸易据点、以种植园或采矿为主的殖民地等。此外还有人将“商业殖民”和内部殖民等列为单独的殖民类型。

特别统治主义

英国在北美独立之后的殖民政策一向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设法令殖民地在政治上与经济上达到自立，这种方针一般被称为特别统治主义。在非洲和印度，英国仍保留了许多原有的土邦国（如印度的海得拉巴国、克什米尔国，非洲的布干达王国、巴苏陀王国、桑给巴尔苏丹国，中东及东南亚的一些酋长国和苏丹国）。在被划为英皇直辖殖民地的地区，也保留了原有的部落、乡村等行政机构（比较极端的例子是，英国征服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之后，保留了两国原来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以作为对两国原来的布尔人统治集团的让步），并任用当地人为次级地方官员。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也得以保留和传授。有观点认为，与法葡等国的统治方式相比，英国的统治方法无疑更加有利于长久保持对殖民地的控制，并使其在独立之后仍愿意与英国保持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

内地延长主义

相较于英国后期，法、葡、西、日等国和英国早期采取直接统治的方式，尽力将殖民地在政治和经济上与宗主国结为一体，大力灌输宗主国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以便同化或駆赶、杀戮当地人，或者至少也要使被统治民族对统治民族紧密产生密切的认同感，这种方针一般被称为内地延长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较难得到保存，当地语言在教育系统中很少应用。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殖民地国家的受教育阶层（通常是当地的上等富有阶层）感到自己的命运与宗主国休戚相关，并摈弃土著生活方式。这种做法导致殖民地人民出现分化，独立后往往不能保持政治上的稳定。

其他特殊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从未实现的殖民地体系——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与纳粹德国的殖民地管理方式。两者有别于传统的殖民地统治方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理论中，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将日本（包括日治时期的台湾与朝鲜）、中国与满州作为“凝结不散的核心”，以东京为其中心，在其四周围绕着一群卫星国家、附属国、保护国和殖民地。它们被日本用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协定束缚手足，其安全受日本的“保护”，其外交政策受日本的指挥，如泰国和越南。日本这种体系为现代殖民地制度与古代封建关系的混合物：日本成为各附庸国的主人，各属国将贡献物品与服务，而日本以其陆海军“保护”它们。这个“大东亚”当然不仅是一个政治的联合帝国，并且是一个“共荣圈”，即一个经济配成整体的区域，其物源的开发与使用受日本人的支配，并为日本人谋利益。纳粹的殖民地问题专家则宣称，在纳粹德国殖民地制度下，德国统治者只是当地各部族与各组织所构成的等级体系中的最高一层，德国总督只是各酋长与小酋长的行政金字塔体系之顶端而已。纳粹德国将来决不强迫土著人民信仰基督教，也绝不向其宣讲非洲人与欧洲人是平等的。德国将不许非洲人在任何理由下离开殖民地而到欧洲去。土著不得成为德国公民。德国的种族法律将施行于各殖民地。土著学校不得讲授任何“欧洲事件”，否则当地人会“视欧洲为文化发展的最高峰，而丧失他们对于自己能力的自信心”。土著不得入高级学校与大学受教育，德国将专为土著设立特种剧院，电影场，及其他游戏与娱乐场所。显然这两种统治方式仍不过是传统的殖民地统治方式的变种而已。

苏维埃帝国和社会帝国主义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控制下的经互会成员及其卫星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其他获得短暂独立的国家（包括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中亚的一些国家，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融合在一起。但苏联不能接受一个事实——在1919年至1921年失去了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三国——这些都是前俄罗斯帝国的领土。正因为这个缘故，苏联不但将目标放在吞并这些土地，而且攻打芬兰以获取足够的缓冲地带（冬季战争，1939年至1940年），但未成功。当苏联跟随和配合纳粹德国进攻波兰—标志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之后，苏联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吞并了波兰第二共和国的东部。之后，苏联并在1940年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比萨拉比亚（现今大部分成为摩尔多瓦）等地。

在冷战期间，东方集团一词通常指以苏联为首的中欧和东欧国家（包括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二次大战之后，苏联利用其强大的武力来影响东方集团各国的政治生活，以占领为威胁来确保东欧各国遵循苏联的政治系统，外交政策，法律，学术思想，军事活动，以及经济各方面的命令。及后，东方集团国家都被透过苏联的军事力量而纳入所谓势力范围之内。而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帝国主义也随之消失，但苏联的主要继承国俄罗斯境内还存在着强烈的大俄罗斯帝国主义思维。

去殖民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殖民帝国国力衰退，且各殖民地民族主义高涨，导致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等国相继丧失大片殖民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不过英国、法国、荷兰和丹麦依然有不少海外领地，但早已不及这些国家在19世纪时的殖民地范围。目前殖民主义在大部分国家已经成为历史，因为国际法的约束使得直接入侵并殖民他国变得不可行。

谢选骏指出：欧洲殖民主义五百年，终于被1989年的六四屠杀的反作用力抵消、结束了，其最近一个结果就是苏联的瓦解：1492——1991年。苏联1949年控制中国大陆，是欧洲殖民主义的垂死挣扎，我期待俄罗斯联邦进一步解体、各个原住民族继续获得自由！

【09、达·伽马】

佚名

瓦斯科·达·伽马（约1469年—1524年12月24日，葡萄牙语：Vasco da Gama），出生于葡萄牙锡尼什，维迪格拉伯爵一代，葡萄牙航海家、探险家。

青年时代的达·伽马参加过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战争，后到葡宫廷任职。1497年7月8日受葡萄牙国王派遣，率船从里斯本出发，寻找通向印度的海上航路，船经加那利群岛，绕好望角，经莫桑比克等地，于1498年5月20日到达印度西南部卡利卡特。同年秋离开印度，于1499年9月9日回到里斯本。1502—1503年和1524年又两次到印度，后一次被任命为印度总督。

1524年，达·伽马在印度科钦去世。

达·伽马是开拓了从欧洲绕过好望角通往印度的地理大发现者，促进了欧亚贸易的发展。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前，欧洲对印度洋沿岸各国和中国的贸易，主要通过这条航路。这条航路的通航也是葡萄牙和欧洲其他国家在亚洲从事殖民活动的开端。葡萄牙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就是为歌颂达·伽马而作，葡萄牙文学中“全国史诗”national epic，就有相当一部分在描写达·伽马的远航。在麦克·哈特所著《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达·伽马名列第86名。 [9] 

人物生平

1469年，达·伽马出生于葡萄牙一个名望显赫的贵族家庭，其父是一名出色的航海探险家，曾受命于国王若昂二世的派遣从事过开辟通往亚洲海路的探险活动，几经挫折，宏大的抱负竟未如愿所偿即去世了。为此，达·伽马青少年时代就受过航海训练。 [11] 

首次航海

1492年，哥伦布率领的西班牙船队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消息传遍了西欧。面对西班牙将称霸于海上的挑战，葡萄牙王室决心加快抓紧探索通往印度的海上活动。此时的葡萄牙国内贵族们依然对在是否继续向东寻找印度的问题上，持否定态度。葡萄牙新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只能尽可能地购买和使用较小的船只出航，并得到了国内工商业阶层的一致支持。

离开里斯本前的达伽马

离开里斯本前的达伽马

1497年7月8日，达·伽马奉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之命，率领四艘小型船共计140多名水手， [11]  由首都里斯本启航，踏上了去探索通往印度的航程。这四艘船分别是圣加布里埃尔号（Sao Gabriel）、圣拉斐尔号（Sao Rafael）（由他的兄弟保罗·达·伽马率领）、贝里奥号（Berrio）和另一艘船名不详的补给船。

曾经为王国发现好望角的巴尔托洛梅乌·缪·迪亚士也率领一支小船队为新的印度洋远征舰队护航开道。经验丰富的他一直护送达·伽马的船队抵达葡萄牙位于西非海岸的殖民地堡垒。随后，达·伽马循着10年前迪亚士发现好望角的航路，迂回曲折地驶向东方。 [11] 

达·伽马第一次航海路线

达·伽马第一次航海路线

在足足航行了将近4个月时间和4500多海里之后，船队来到了与好望角毗邻的圣赫勒章湾，看到了一片陆地。向前将遇到可怕的暴风袭击，水手们无意继续航行，纷纷要求返回里斯本，达·伽马则执意向前，宣称不找到印度他是决不会罢休的。圣诞节前夕，达·伽马率领的船队终于绕过了好望角驶进了西印度洋的非洲海岸。 [11] 

1497年12月16日，达·伽马的船队通过了鱼河，进入了在欧洲航海纪录上仍是空白的水域——东非沿岸，于是达·伽马将接下来探索的区域称为“纳塔尔”（Natal，当时已近耶诞节，Natal是葡萄牙语的耶诞节之意，另可译为“新生”。现今南非共和国的纳塔尔省名即由此而来）。

1498年1月，达·伽马一行人的船队抵达了东非的莫桑比克海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史可查的大西洋直接至印度洋的深度航行。随后，船队逆着强大的莫桑比克海流北上，巡回于非洲中部赞比西河河口。3月底，达·伽马的船队在消耗了大量补给品后，按照惯例凿沉了伴随航行的补给船，仅以3艘船只轻装前行。4月1日，船队来到了东非沿岸海洋贸易的重要港口蒙巴萨。城里的穆斯林居民和后来的印度人一样，对这些突如其来的船只毫无了解。

当蒙巴萨的居民发现这些神秘的来客居然是基督教徒后，双方的关系便迅速恶化，武装冲突也不可避免。由于达·伽马深知自己有重任在身且兵力单薄，所以不敢在蒙巴萨恋战。在摆脱了临时聚集的穆斯林船只后，他们继续向北航行，于4月14日转入了蒙巴萨的竞争对手城市马林迪。当地的统治者虽然也是穆斯林，但却出于打击竞争对手的目的与葡萄牙人表示友好。

马林迪的统治者不仅允许达·伽马在自己的城市建立用于贸易和支持航海的小型要塞，还为达·伽马奉上大礼：资深领航员艾哈迈镕·伊本·马吉德。这位出生于阿拉伯半岛阿曼地区的导航员，是当时著名的航海学专家，由他编著的有关西印度洋方面的航海指南当代仍有一定的使用价值。

他将带领远道而来的葡萄牙人，第一次穿越印度海域水手们已经玩转了2000多年的季风航线。正是在这位经验丰富的领航员的带领下，葡萄牙船队于4月24日从马林迪启航，利用印度洋海上只有每年上半年才特有的西南季风，直扑印度海岸。终于在1498年的5月20日抵达了印度西南海岸最强大的港口城市卡利卡特。

这是中世纪以来，西欧人的船只第一次航行到这片神秘的土地。马吉德手里的印度洋海图，则成为了葡萄牙人之后探索和征服整个印度洋地区的情报来源。而卡利卡特的港口则在一片惊讶中，迎接了登岸的葡萄牙开拓者。印度当地更为多元的宗教文化和复杂的贸易活动，都让卡利卡特人在一开始并没有表现出蒙巴萨居民的那种强烈敌意。

之后的三个月里，达·伽马的小型远征部队一直呆在卡利卡特，一来是为寻求贸易，其次也是在进一步打探印度地区的情报。但在这段时间里，达·伽马和他的属下过的却并不顺利。虽然卡利卡特扎莫林国的土著居民和国王都是印度教徒，但这里向西的贸易，大部分都已经被穆斯林所垄断。

由于穆斯林商人阶层出于打击竞争对手的缘由而介入进来，轻而易举的挑拨了萨摩林与达·伽马一行人的关系。结果葡萄牙人开始受到严格的监视和控制，甚至不被允许开船回国，部分登岸的使团成员被当局扣留。

一筹莫展的达·伽马仍旧不想用自己手头微弱的兵力，轻启战端，不过聪明的他很快找到了对策。当几位印度教贵族上船尝试贸易时，伽马果断下令将他们扣留，并作出要拔锚起航的姿态。萨摩林马上用之前扣押的葡萄牙人交换了这些重要人质，并允许葡萄牙船队立即起航离开。

临行前，达·伽马收到了萨摩林写给曼努埃尔一世的信件：只要能得到金、银、珊瑚和红布，愿意建立贸易关系。这样简短而刻板的客套话，仍然让达·伽马一行人备受鼓舞。

1498年的8月29日，达·伽马在留下少数几名联络人在当地建立他们在印度地区的第一个商站后，就带着船队匆匆起航回国了。在经过卡利卡特的北方邻居坎纳诺尔时，葡萄牙人终于在当地进行了友好的贸易，获得了香料、肉桂和五六个印度奴隶。当地统治者对于葡萄牙的态度与马林迪对蒙巴萨的怨恨基本一致。毕竟，同一联盟或阵营下的对手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的。

返航途中，达·伽马经过马林迪，在此建立了一座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当代还矗立着。

返航时船队就不太幸运了，许多水手在途中死于疾病，其中包括达·伽马的弟弟。最后只剩下2条船，1499年7月10日，“贝里奥”号回到葡萄牙，达·伽马的旗舰则在1499年9月9日才抵达里斯本。生还的水手仅有开航时水手总数的一半。由于达·伽马突破了葡萄牙在80年来一直期盼的海线拓展，使他受到奖励并成为了一位富商，并被赐尊称为“印度洋上的海军上将”。

利益与瓦解

有了达·伽马在1498年的这次成功，葡萄牙国内对于远航印度的热情再次高涨起来。1500年，曼努埃尔就派出了历史上去往印度的第二支舰队。这支由卡布拉尔率领的远征部队总共有13艘船只组成，比达·伽马之前指挥的探索舰队强大了不少。有了这样强大的舰队支持，卡布拉尔不必在同蒙巴萨以及卡利卡特的交涉中战战兢兢、缩手缩脚。

不过港口与市场内的穆斯林商人并不合作。他们联手抵制刚刚登陆的葡萄牙人，还收买了当地的印度商贩，让印度人谎称手里没有香料存货。

卡拉布尔于是下令突袭了一艘停泊在港口的阿拉伯帆船，并在船上搜出了大量印度人此前已经声称没有了的香料。这一行动也导致了当地的几千名穆斯林和印度人对陆地上的葡萄牙人发起了攻击。卡拉布尔派出的70人商团在众人的围攻中损失了50人。这位已经忍无可忍的统帅当即下令舰队炮轰卡利卡特城。

不愿意浪费时间的卡拉布尔在当地寻觅到了同情他们的印度人。在他建议下，卡拉布尔的舰队向南航行，来到了与卡利卡特有竞争关系的港口城市科钦。葡萄牙人在这个字条条件优良的港口内，如上一次达·伽马在坎那诺尔一样，成功地进行了贸易。

接着，更南方的港口奎隆也在得到这个消息后，向葡萄牙人伸出了橄榄枝。卡布拉尔顺势在科钦和奎隆两地建立了2个商站，加上此前就与葡萄牙关系密切的坎那诺尔，三座嫉妒和反对卡利卡特商业霸权的城市，一同向着葡萄牙一方倒戈。

如同东非的马林迪一样，葡萄牙人以旧格局破坏者的形象出现，很快获得了弱势一方的垂青。他们可以不用担心在印度缺乏停泊港口与贸易对象了。

1501年，卡拉布尔的舰队终于返回了葡萄牙本土。搭乘这些海船一同到达里斯本的三位大使。他们是科钦、奎隆和坎纳诺尔三座城市的外交代表，各自都随身携带了当地统治者给予曼努埃尔一世国王的信件。这三座城市都是印度洋西南海岸地区的重要贸易港口，却长期为最强大的卡特利特所压制。强大的葡萄牙人出现让这些地方的统治者看到了希望。

卡拉布尔身后逐渐远离的印度洋世界依然广袤而危险。对葡萄牙人抱有敌意的对手仍旧是他们数量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但这片破碎的世界的间隙已经被新来者所发现，利益让彼此陌生的他们迅速走到了一起。

二次远航

1502年2月，瓦斯科·达·伽马再度率领船队开始了第二次印度探险，目的是建立葡萄牙在印度洋上的海上霸权地位，新的船队总共有多达23艘战船。船队途经基尔瓦时，达·伽马背信弃义把该国埃米尔扣押到自己的船上，威胁埃米尔臣服葡萄牙向葡萄牙国王进贡。

舰队抵达卡利卡特后萨摩林继续奉行一贯的不合作态度。达·伽马在要求萨摩林赔偿商站及人员的损失无果后也不再像第一次登陆时那么克制，下令舰队第二次炮轰卡利卡特城。

船队在坎纳诺尔附近海面上，达·伽马捕俘了一艘麦加驶来的埃及商船梅丽号，将船上300名乘客，包括妇女儿童全部烧死（米里号事件）。

为了减弱和打击阿拉伯商人在印度半岛上的利益，达·伽马下令卡利卡特城统治者驱逐该地阿拉伯人，尔后又在附近海域的一次战斗中，击溃了阿拉伯船队。

对于萨摩林而言，更加无法接受的是这次葡萄牙人的远征已经不满足于贸易和勒索。总共有5艘船在达·伽马回国后被留在了科钦和奎隆，成为了近代欧洲人在亚洲地区的第一支常驻舰队。

这些战船不仅仅将在1502年年底到1503年年初保护两个城市的葡萄牙商站，还要在回国前执行在贸易季节封锁红海的重任。穆斯林的商船将在整个夏季被封锁在红海里无法进入印度洋，这样香料贸易将被葡萄牙独享。

这些军事力量已经拥有了印度和非洲本地盟友的支持。整个过程中军事所占据的比重并非大头，利益与外交才是达·伽马这样的葡萄牙指挥官的制胜之道。

1503年2月，达·伽马满载着从印度西南海岸掠夺来的大量价值昂贵的香料，率领13艘船只返回葡萄牙。同年10月，回到了里斯本。据说，达·伽马此次航行掠夺而来的香料、丝绸、宝石等，其所得纯利竟超过第二次航行总费用的60倍以上。在返回葡萄牙时，载满了贵重的印度货物，并买下了原先属于布拉干萨（Bragana）皇室的许多土地。达·伽马在之后的二十年过着平静的生活，这段期间不受宫廷的欢迎，也没有参与印度的事务。达·伽马试要获得曼纽一世的欢欣，不过成效有限。这段期间葡萄牙皇室属意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等人参与印度事务。

在斐迪南·麦哲伦投靠西班牙后，达·伽马向国王威胁说他也会作相同的事，希望国王可以让他留在葡萄牙，避免将印度总督落到西班牙手中。

因病去世

当达·伽马完成了第二次远航印度的使命后，得到了葡萄牙国王的额外赏赐，1519年12月29日，国王签署一个皇家法令，封他维迪格拉伯爵一世，这法令也授予达·伽马及其子孙很多的特权，让达·伽马成为第一个没有王室血统的贵族。

曼纽一世在1521年过世，他的儿子若昂三世开始重整葡萄牙的海上霸权，达·伽马成为国王重要的建议者，提供新国王意见及策略。在看到西班牙对摩鹿加群岛的威胁及优先性后，达·伽马反对像曼纽一世一样将重心放在阿拉伯，他主要关注印度，印度的统治者杜阿尔特·德·梅内塞斯（Duarte de Menezes），后来梅内塞斯既无能又腐化，造成许多的不满，约翰三世决定用达·伽马代替梅内塞斯，相信他的名声及以往的成就可以建立他在葡属印度的权威，可以转变当地政府，并且有新的策略。

约翰三世在1524年任命达·伽马可以享有总督的名称，是在1505年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后第二个有此名号的人。达·伽马的第二个儿子Estêvo任命为印度海军指挥发官，取代梅内塞斯的兄弟。最后一个条件是约翰三世答应任命他的几个儿子可以先后成为葡萄牙麻六甲舰队的队长。

1524年，达·伽马在印度已有“武力至上的问题调停者”的可怕称呼，他派遣了更多军舰到东非和西印度，企图替换当地的无能统治者梅内塞斯，并取得他的葡萄牙领地，但达·伽马抵达印度果阿时感染疟疾。12月，在卡利卡特逝世。他被火化后埋在印度柯亲茶的圣法兰西斯教堂。

1539年，尸体被运回葡萄牙，重新安葬在维第格拉（Vidiqueira）。

主要影响

新航路的开辟，对世界尤其对欧洲有着重大的影响。首先，引起了所谓“商业上的革命”：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扩大了经济和文化往来，欧洲同非洲、亚洲之间的贸易扩大，同美洲开始有了联系，各地区的商品逐渐在欧洲市场上出现。不过，这时的商路和贸易中心发生了变化，主要商路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的商业地位逐渐被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英国、尼德兰所代替。其次，引起了所谓“价格革命”：由于西方殖民者的掠夺，大量贵金属源源流入欧洲，造成金银价值下降，物价猛涨。在“价格革命”过程中，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获得了暴利，封建主衰落了，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价格革命”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新航道的打通同时也是欧洲殖民者对东方国家进行殖民掠夺的开端。在以后几个世纪中，由于西方列强接踵而来，印度洋沿岸各国以及西太平洋各国相继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达·伽马的印度新航路的开辟，最终给东方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民族灾难。 [5] 

达·伽马航海的基本意义是他开辟了一条从欧洲到印度和远东的直接航线，其影响许多国家都能感觉出来。

从短期来看，它对葡萄牙的影响最大。通过控制通往东方新的贸易航线，这个位于文明世界边远地区的国家，不久便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而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葡萄牙人迅即在印度周围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殖民帝国。他们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非洲及其它地区均设有前哨站，这当然是对他们在巴西租界地和在非洲西部殖民地的巩固。甚至早在达·伽马之前他们就拥有在巴西的租界地，在非洲西部建立了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中有几个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还被葡萄牙人所把持。

达·伽马对一条通往印度新贸易航线的开辟，使从前控制印度洋贸易航线的穆斯林商人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这些商人不久就被葡萄牙人彻底击败并取而代之。而且从印度通往欧洲的陆地上贸易之路变得荒凉冷落了，因为走绕过非洲的葡萄牙海路比较便利。这对于先前控制东方贸易的土耳其人和意大利贸易城市（如威尼斯）均有害无益。但是对欧洲的其余地区来说，这意味着来自远东的货物要比从前便宜多了。

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达·伽马航海所带来的影响不在欧洲或中东，而在印度和东南亚。事实上印度在大部分历史时期是一个相当闭关自守的国家，惟一重要的外来影响是来自西北，但是达·伽马的航海使印度通过海路与欧洲文明世界相接触。欧洲人的影响和势力在印度逐步上升，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整个大陆都受不列颠君主统治为止。就印度尼西亚来说，它首先受到欧洲人的影响，随后又完全被欧洲人控制，直到二十世纪中期，这些地区才获得自主权。 [4] 

历史评价

《辞海·地理分册·中国地理》（198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版本）：达·伽马通航印度，促进了欧、亚商业关系的发展，同时也是葡萄牙和其他欧洲国家从事殖民掠夺的开端。 [8] 

人际关系

达·伽马的父亲也是一名航海探险家，曾受命于葡萄牙国王若奥二世的派遣从事开辟通往亚洲海路航线的探险。达·伽马的哥哥巴乌尔也是一名终生从事航海事业的船长，曾随同达·伽马从事1497年的探索印度的海上活动。

谢选骏指出：人说“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欧洲人先后开辟了绕道非洲南端到达印度和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的新航线，以及第一次环球航行的成功，历史上习惯称为地理大发现。”——我看达·伽马虽然落后于哥伦布，但能急起直追追，终于另辟蹊径、出奇制胜。显然，他们虽然分兵但却合围了异教世界——因为他们的行为都是“对于君士坦丁堡陷落悲剧的反弹”。

【10、彼得大帝是个蒙古杂种】

《300年争吵 俄知识分子眼中圣彼得堡与莫斯科》（2003年05月30日 新华网）报道：

圣彼得堡像欧美殖民地，少有民族根基，而多与外国混杂，却不和本土大众融合。(果戈理)

圣彼得堡主要是官方的，是新俄罗斯的复兴；莫斯科是古俄罗斯的，是旧俄国的首都。(H·戈尔谢瓦诺夫)

莫斯科乃俄罗斯人民中心之城，而圣彼得堡相对而言是外国的城市，它显示的是老巴罗克风格，充当的是帝国中心之都。(E·特鲁别茨科伊公爵)

圣彼得堡的重要性在于“比起莫斯科来，它考虑欧洲民主的高级理念要早且深刻得多。”(别尔嘉耶夫)

18世纪

1703年5月27日(俄历5月16日)，彼得大帝开始建立被命名为圣彼得堡的新城。1712年彼得发布圣彼得堡作为帝国新首都的通告。

由此引发的反对声音和赞同意见此消彼长。随着彼得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强硬统治，圣彼得堡度过了它第一个艰难岁月，成为世界著名首都，可是争论却没有终止，更多的“莫斯科人”和“圣彼得堡人”卷入其中：圣彼得堡城绝大部分人士是莫斯科移民，他们要为这个新首都辩护。著名作家A·苏马罗科夫在1785年说：“彼得改变了自然界，但给了我们新的心灵。”1773-1774年间受聘于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狄德罗，曾经指出圣彼得堡作为边境城市的不合时宜性，认为一个国家的首都位于国家的边陲地带，就如同人一个人的心脏发生了位移，或者一个人的肚子长在了大脚趾上，如果法国宫廷把都城从巴黎迁到马赛，那么法兰西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就会崩溃。

在众多挑起圣彼得堡是非之争的言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M·谢尔巴托夫公爵(1733-1790)，这位帝国社会乌托邦分子和著名学人写下了《莫斯科，请忘却她》(1787)。他声称：莫斯科乃国家权力的守护神、祖国神圣荣誉的保护者、知识的珍爱者、和平生活的福地，但皇帝抛弃了莫斯科，由此导致俄国的纲常伦理被严重损坏，但莫斯科这处神圣的“第三罗马”之地绝不应该荒芜。

这个吁请的重要性在于：动用“第三罗马”概念质疑圣彼得堡作为首都的合法性。公元988年古罗斯经由拜占廷(即君士坦丁堡)接受东方基督教——东正教，俄国就信奉拜占庭乃“第二罗马”之说。1204年君士坦丁堡这个“不朽之城”被十字军占领，1453年被“异教徒”攻陷，但这个史实却没有动摇俄国对“罗马”的信仰，而是孕育出一种神奇的新意识，即俄罗斯要成为基督教的真正信仰者和保护者、莫斯科是拜占廷的直接继承者或第三罗马。随着莫斯科战胜鞑靼蒙古、斯拉夫民族信念显示出生机，随着东罗马帝国走向衰亡，“莫斯科—第三罗马”意识被提升为一种民族理念。普斯科夫一修道院修士菲托夫在《神圣的古罗斯》中提出世界历史是三大罗马／三大帝国的历史，第一罗马败于崇拜多神教，第二罗马拜占廷败于同天主教的复杂关系，此后历史属于第三罗马——作为东正教中心的莫斯科。俄罗斯要拯救世界的弥赛亚理念就这样通过莫斯科而由此形成了！

因而，彼得大帝迁都圣彼得堡，这在老莫斯科人看来，乃是对古老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施以暴力。可是，这又提示了圣彼得堡人策略性地使用“罗马”概念：18世纪中叶就有人把圣彼得堡比作新罗马，认为它是对“第三罗马”莫斯科的延续，是最后一个罗马，是一个新的圣城。

在谁拥有罗马优先权之争中，“城市-长生鸟”成了莫斯科的神话，尤其是莫斯科一次次在战火或火灾中复兴起来，这种神话更获得了广泛影响：斯拉夫派理论家K·阿克萨科夫就声称“莫斯科在灰烬中又复活了，并且是随着俄罗斯大地一道复活的”。与之相对应，圣彼得堡乃“注定要灭亡之城”，原本就有的圣彼得堡乃反基督城之说被进一步强化：著名政论家赫尔岑公开声言：“圣彼得堡永远会促使任何一个正派人去诅咒这个巴比伦。”

19世纪

19世纪，关于圣彼得堡的争论变得更为复杂了！

争论之一是关于城市建筑理念。圣彼得堡最早的建筑风貌尽管要兼有莫斯科形象，但是在“理想城市”建设方案中，圣彼得堡睿智地模仿了罗马、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市的形象，莫斯科形象消失在外来的借鉴风格中。多年后波罗的海地区一个德国人甚至称，“圣彼得堡乃一座人造城，她的产生是神速的，与俄罗斯帝国发展同步，她的衰落和消亡也会是这样快速的。”当然，还有另一种声音，说圣彼得堡乃“造型艺术之城”，圣彼得堡使东西方建筑艺术和谐起来的做法，教会了俄国人选择建筑韵律。

当然，更为重要的争论是关于圣彼得堡功能或使命所掩盖的问题。在这方面，普希金是很有代表性的：1833年的叙事长诗《青铜骑士》(副标题“圣彼得堡故事”)叙述圣彼得堡对国家的意义和对具体居民的价值是分裂的，而彼得大帝骑着腾空飞跃的骏马雕像，作为圣彼得堡的地标，其面向西方的意义，在下层市民看来乃恐吓普通人之物。

19世纪初圣彼得堡获得异己之城的名声已经公开化，著名畅销书作家苏马罗科夫(1760-1846)在其《旧风俗与新生活方式》(1841)中称，莫斯科有我们的乡村教堂、皇宫、美丽的郊区、祖传的定居生活，而圣彼得堡只有豪华的建筑，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俄罗斯式生活。

斯拉夫主义创始人之一A·C·霍米亚科夫之作《论新与旧》(1839)提出，新时代是从彼得大帝建造圣彼得堡开始的，它使俄国变得和西方一模一样，而西方于俄国而言是格格不入的。1856年K·阿克萨科夫在《首都的意义》中称圣彼得堡为“俄罗斯的外国首都”，认为圣彼得堡割断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吁请皇帝迁都回莫斯科———“人民的首都”，放弃圣彼得堡这个只是属于“政府的首都”，否则只能以“函授方式”间接管理俄罗斯。

不过，19世纪后期两派之争有和解趋势。新斯拉夫派作家和出版家B·M·加尔申(1785-1888)声称，“莫斯科是俄国生活的自然作品，而圣彼得堡乃人工制造的树木和人工喂养的植物。俄罗斯需要莫斯科，圣彼得堡需要俄罗斯。圣彼得堡乃寄生物，即使整个俄罗斯病了，圣彼得堡却在发表长篇大论。”

总之，在19世纪知识精英的争论中，圣彼得堡是文明之城，如果圣彼得堡认为莫斯科乃拜占廷——亚洲的落后之所，那么莫斯科则把圣彼得堡看作欧洲的外省；或者相反，如果说莫斯科是俄罗斯的精神家园和祖国古老荣誉的维护者，那么圣彼得堡则扮演了俄罗斯的西方性文明之代表的角色。

白银时代

19-20世纪之交，俄国文化迎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代，史称白银时代。

在白银时代，关于圣彼得堡身份认同问题依然很敏感，但争论方式和思想进步了。A·梅尔特瓦格这位以研究俄国土地问题著名的经济学家、以编辑经济学周刊《主人》而著名的出版家，写下著名的散文《圣彼得堡与莫斯科》，称“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个世纪的对立期间，不是政治而是文化创造了他们的不朽。莫斯科是从‘土地’里成长起来的，因此有着强烈的保守特征。彼得大帝不能容忍莫斯科的保守主义，而莫斯科的保守主义也不因为体力崇拜时代的退却让位于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两百年前对于新生的俄国文化力量而言，圣彼得堡还只是人工育苗的花圃，国家文明之力在此慢慢生长着。而莫斯科人喜欢确证，圣彼得堡不是俄罗斯之城。可是，俄罗斯与外国文化杂交，加速了圣彼得堡的发展，并赋予了它多种很像西欧文化的特征。……圣彼得堡乃俄国现代文化力量的避难所，莫斯科则反映了俄国文化的不足，以至于有什么样的俄罗斯就有什么样的莫斯科。莫斯科从俄国接受的文化资源比圣彼得堡的中等水平还要低，因为悠久历史使它在文化创造力方面远落后于圣彼得堡，但是莫斯科具有圣彼得堡所没有的大胆”。主要在圣彼得堡活动的著名象征主义文学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著名的长篇历史小说《基督与反基督者》第三部《反基督者(彼得与阿列克塞)》中，已经构筑了圣彼得堡与莫斯科分别为“进步”和“落后”的形象，而且这种“进步”与“落后”之争是血淋淋的，尤其是圣彼得堡的“进步”是以牺牲俄国的宗教信念、俄国的人性为代价的，但是这种进步又是必要的。

1918年俄国突然出现一个讨论圣彼得堡的高潮：这是因为十月革命导致知识界预感圣彼得堡要发生巨变？还是知识界本身要借圣彼得堡表达什么思想？1918年圣彼得堡一家出版社推出了《圣彼得堡与莫斯科》论文集，包括《圣彼得堡的本质消亡了吗？》、《圣彼得堡与俄罗斯的经济命运》、《守卫涅瓦》等，对十月革命后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进行重新评估，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旧圣彼得堡的怀恋和维护，坚信“圣彼得堡不是皇帝的臆想所为，也不是官僚政治的虚构之物。圣彼得堡乃伟大人民的天才思想，是对人民的创造力和天才的证实。圣彼得堡是被俄罗斯文化所征服的俄国北方”。著名政治家和出版家H·乌斯特利亚洛夫在《圣彼得堡的命运》(1918)中称，“正是圣彼得堡时期才把俄国从莫斯科外省的乡村小院引向了真正欧洲和世界大国之途”，“经由圣彼得堡才使得古罗斯变成了伟大俄罗斯”，“俄罗斯若是再要复兴，首先就应该接受自己历史的圣彼得堡时期，接受圣彼得堡的‘理念’和‘灵魂’。圣彼得堡的灵魂应该复活，彼得大帝的事业也要成为俄国人民的事业。俄罗斯要把历史的逻辑和力量扭转到彼得大帝之路和传统上来。”

苏联时代

十月革命后，经由彼得格勒变成了列宁格勒的圣彼得堡，很少被苏联纳入文化平台上讨论：一方面因为迁都莫斯科，对这两个都城的定义基本上由其政治地位确定，试图继续从文化上另外确认其形象将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冒险行为；另一方面，白银时代大批关注这两个城市的知识精英流亡国外，苏联境内已少有能从文化上评价与莫斯科相对应的圣彼得堡的博学之士。可是，两个世纪的圣彼得堡所生成的独特形象和所积淀的宏大意义，和体现俄罗斯本土性的莫斯科一样，成为海外侨民认同故土的精神资源。

不同时代俄国眼中的彼得堡形象总是与莫斯科联系在一起的，并因为各自的文化意义在不同阐释中不断得到释放，以至于彼得堡形象随时代变化而常新。这种情形，类似于海涅谈“慕尼黑／柏林”，或者是大仲马、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人谈“巴黎／外省”，通过参照系把所要讨论的城市及其形象更明确地呈现出来。 （文/林精华）（来源：南方周末）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彼得大帝无论怎样挣扎，仍旧是个蒙古杂种；彼得格勒的西化因此只能昙花一现。饿罗斯身上的蒙古印记是抹不掉的，因为它融化在了恶罗斯人的血液之中了。看看彼得一世、列宁、普京这些俄罗斯人，哪一个人的脸上没有蒙古人的鼻子？

《看彼得大帝的遗嘱，再看俄罗斯版图， 就知道俄罗斯为何叫战斗民族》（云龙侃 2020-01-26）报道：

彼得一世（1672年6月9日─1725年2月8日），原名彼得·阿列克塞也维奇·罗曼诺夫，是沙皇阿列克谢·彼得一世米哈伊洛维奇之子，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第四代沙皇（1682─1725）。俄国沙皇、俄罗斯帝国皇帝，著名统帅，1682年即位，1689年，掌握实权。世称：彼得一世，尊称为：彼得大帝。

其《遗嘱》曰：

朕，彼得一世，全体俄罗斯人的皇帝和君主，以最神圣和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的名义，向俄罗斯王位和政府的所有继承者宣告：赐予朕以生命的全能上帝使朕相信：俄罗斯人民负有在将来成为欧洲的统治民族的使命，永受神的光辉的指引，并得到神的支持。

朕生此信念，是由于考虑到欧洲大多数民族已达到衰朽的老年，或无论如何正在迅速接近这一状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年轻的人民，在达到它们那样强盛时，应该很容易和必须能征服他们。

朕认为，即将来临的北方对西方和东方各国的入侵是上帝命定和设计的一种周期运动，正如上帝曾以同样方式安排野蛮人的入侵以促使罗马民族获得新生一样。这种由北向南移民的运动如尼罗河水的回流，它定期用自己的泥土使埃及西部土地变得肥沃。

朕发现俄罗斯就是这样一条河，在朕离世时它仍是如此。联的继承者将把俄罗斯建成使贫穷的欧洲肥沃起来的大海，如果朕的后裔懂得如何引导这股潮水，它的涛浪将冲破任何挡住去路的堤岸，为此，朕留遗言如下，并嘱朕的后裔加以注意和时刻遵守。

(一)使俄国长期保持战争状态，使士兵常备不懈，使它不断为增强国家财政和改进陆军作出努力。挑选最有利的时机发动进攻，以战继和，以和继战，求得俄国的利益、扩张和日益繁荣。

(二)用一切可能手段，从欧洲最聪明的人中网罗名人，在战时诱致军官，在平时诱致奴仆，以便助益俄国人，损害别国而不自损。

(三)利用一切机会参与欧洲的事务和讨论，不论为何种事务和讨论，而特别参与有关日尔曼的事务和讨论，盖日尔曼为我们最近的邻邦，与我们有最直接的利害关系。

(四)分割波兰，使波兰王国保持经常的动乱和不断的猜意用黄金拉拢其他大国，影响波兰的宫廷会议，收买他们以便在推选国王中取得利益，培植亲俄派并保护他们，以此为借口把莫斯科军队开进那里，一直呆到永远占领的日子到来。如果几个邻国共同责难，可分割波兰以暂时安抚它们，直到我们可以从它们那里收回我们所让与的一切部分。

(五)尽量多地占领瑞典国土，并诱其进攻我们，以便我们有借口征服瑞典。为此我们必须把丹麦和瑞典隔离，并助长它们之间的争斗。

(六)始终为我们的王子挑选日尔曼公主为妻，以增进家族联系，使我们的利益重新结合，争取日尔曼支持我们扩大势力的事业。

(七)优先与英格兰结盟通商，英格兰的船队极其需要我们，同时，为发展我们的自己的船队，英格兰对我们将是十分有用的。用我们的木材和其他产品交换英格兰的黄金，并建立我们之间商品和海员的持续交流，这将有利于我们的航海和贸易。

(八)使我国沿波罗的海不断向北扩张，并沿黑海向南扩张。

(九)尽可能迫近君士坦丁堡和印度，谁统治那里，谁就将是世界真正的主宰。因此要挑起边疆的战争，不仅在土耳其，而且在波斯。在黑海边上建立船坞，在黑海附近和波罗的海沿岸攫取小块土地，这对实现我们的计划是加倍必要的。在波斯衰败之际，突进到波斯湾，如可能应重振古代与黎凡特的贸易，推进到印度，它是世界的仓库。达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再需要英格兰的黄金了。

(十)精心努力维持同奥地利王室的同盟，假装支持奥地利企图将来统治日尔曼的政策，在暗中促进各亲王间的嫉妒。用各种方法诱使奥地利要求俄国给予援助，并对该国行使某种保护，以便将来加以控制。

(十一)使奥地利王室对把土耳其赶出欧洲发生兴趣，在征服君士坦丁堡时消除奥地利的嫉妒，其方法或为挑动它与欧洲各大国作战，或为舍给一部份战利品，目后我们将予以收回。

(十二)努力将散处匈牙利、土耳其和波兰中部的、在政治和宗教上陷于分裂的希腊人全部重新团结在我们周围，成为他们的中心和支柱，冒充敌人之友取得某种自动的或圣职的优势，以建立在全世界的优势。

(十三)在肢解瑞典，灭亡波斯，粉碎波兰，征服土耳其，我军业已会师，黑海和波罗的海由我们的舰只护卫之后，我们必须分别地并极为秘密地首先向凡尔塞宫，然后向维也纳朝廷提出建议，与它们分享全球帝国。如果其中之一接受，而且只要煽动其野心和民族虚荣心，几乎可以肯定它会接受，就可以利用它来制服那另一个。最后，再消灭那个仅存者。由于俄国已经占有整个东欧或者大部分欧洲，发动一场冲突是没有危险的。

(十四)假如两个强国都拒绝俄国的建议(此点并非不可能)，我们应当懂得如何煽动它们互相争吵，使他们互相削弱。然后，俄国必须抓住决定性的时机，把已经会师的部队开向日尔曼，同时派出两支相当大的舰队，携带亚洲人的部队，一支从亚速海出发，另一支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出发。在那些武装舰队的协助下，通过地中海和在大西洋同时挺进，在一侧入侵法国，在另一侧入侵日尔曼。这两个国家被征服后，欧洲其余部分就将不堪一击而加以制服。这样，我们就能够征服欧洲，也应当能征服欧洲。

总结

这是一份锋芒毕露，并且非常详细的作战计划，它规划了俄国近10年，以至上百年、数百年的目标，任何人看后都会被文中大胆的推断和毫无顾忌的权术而感震惊，使人不由联想起我国战国时代那纵横之术的种种谋略。“彼得遗嘱”或许是出自彼得大帝的谋臣之手吧!因为所谓“彼得遗嘱”虽自18世纪初就在俄国及欧洲谣传开，但历届沙皇政府和官方历史学家们都断然否认有“彼得遗嘱”存在。

谢选骏指出：彼得遗嘱虽然存疑，但普京却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并且假装照此发动侵略战争。其实呢，这个特务瘪三只是想多当几次总统，没有别的意思。彼得大帝是蒙古杂种，所以也有蒙古人的陋习，就像所有的俄罗斯酒鬼一样喜欢闹事，没有别的意思。

【11、超越「苦力」迷思的華人移民史】

孔令偉 2023-03-24  

談到十九世紀的華人移民，不少人心目中的直覺反應往往會浮現「苦力」、「豬仔」等悲慘而負面的形象。在這樣的常識基調下，不少歷史寫作乃至文學小說的筆法，往往將晚清遷徙海外的華人移民，描繪成一群缺乏知識以及個人意志的底層群眾，從而側重書寫白人資本家以及華裔人蛇對他們的奴役壓榨。而晚清帝國的積弱，亦導致海外華人移民缺乏國家政府組織的有效保障。上述這類歷史敘事，一方面誠然在某種程度上試圖為弱勢的歷史失語者發聲；另一方面卻也弔詭地陷入種族主義的窠臼，片面地將華人視為一缺乏個體能動性的被動集體。這類刻板印象不啻將歷史發展扁平化，並無法充分體現華人移民內在的多元性與個體性。隨著近年來全球史研究的推進，歷史學者致力於從更加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脈絡，來理解華人移民在近代世界形塑過程中所發揮之關鍵作用。艾明如（Mae Ngai）的這部新書《從苦力貿易到排華：淘金熱潮華人移工的奮鬥與全球政治》（The Chinese Question: The Gold Rushes and Global Politics），即是其中代表力作。

本書作者艾明如，現任哥倫比亞大學龍家（Lung Family）亞裔美國人研究講座教授以及歷史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美國法律與政治史，她多年來關注移民史、公民權、國族主義以及華人離散等歷史學議題，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艾明如出身美國華裔，其外祖父為民國法學者王世杰。她自學生時期便關注勞工權益與社會正義等議題，並曾多年投身社會運動。對美國華裔以及社會議題的現實關懷，與她治美國移民史的學術興趣，具有一定關聯。爾後她考入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系，師從著名美國史學者埃里克．方納（Eric Foner），並於一九九八年以「一九二四至一九四五年間美國移民政策與種族形成」（United States Immigration Policy and Racial Formation, 1924-1945）為論文主題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

艾明如著作等身，曾多次榮獲美國史學界重要之學術獎項。如她的博士論文經修改後，於二○○四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付梓，題為《不可能的國民：非法外國人及現代美國的形成》（Impossible Subjects: Illegal Alie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這本著作追溯所謂非法移民在美國法律與社會中的歷史起源，對於非法移民問題與二十世紀美國公民權與種族等議題的互動進行分析，曾獲頒包含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獎（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Award）等六項學術獎項。二○一○年她又出版《幸運之家：一家人如何奇特地開創了美國的華人世界》（The Lucky Ones: One Family and the Extraordinary Invention of Chinese America）一書，主要以十八世紀後期美國華人移民趙洽（John Tape）家族為例，探討早期美國華人中產階級的生命歷程以及爭取平權之經過。該書曾先後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及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中文譯本，從而在華文閱讀世界獲得相當的關注。至於讀者面前的這部《從苦力貿易到排華》，則是其最新的專書，二○二一年英文版出版後，旋即在美國學界受到廣泛好評，並在二○二二年榮獲美國史研究最具盛名的班克洛夫特獎（Bancroft Prize）。此次中譯本出版，相信能為臺灣乃至華文世界的讀者進一步認識海外華人移民史，提供兼具學術深度以及思考意義的參考讀物。

本書《從苦力貿易到排華》的探討議題，主要聚焦於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海外華人移民，尤其是在當時淘金熱背景下遠赴美國加州的華商以及移工。通過梳理大量英文、中文檔案史料，本書關於華人移民史的研究在史觀上主要有以下三點貢獻。首先，本書開宗明義地跳脫出所謂的「苦力」迷思，亦即反對將前往美國的華人移工機械地比附為西方概念下的奴隸（slaves）。作者富有洞察力地指出華人的「苦力」形象，實際上是十九世紀後期英美白人統治者為了在不違背西方自由主義論述的前提下，同時達成其排華的種族主義政治利益，所建構出的一種身分標籤。通過將華人移工汙名化為如同奴隸的苦力，白人統治者試圖將華人排除在公民的行列之外，並以反對奴隸制為由禁止華工移入。在這種自由主義包容與種族主義排外的二元悖論下，不自由、受奴役的「苦力」標籤，由是成為美國排華政客的宣傳利器。在前述脈絡下，本書雄辯地破除作為種族主義歷史遺產的「苦力」迷思，批判性地剖析華人如何被種族主義政治勢力逐步塑造成美國社會、經濟乃至道德層面的「問題」。

正在修建跨州鐵路的華人移民勞工（Wikipedia/Public Domain）

正在修建跨州鐵路的華人移民勞工（資料照，取自Wikipedia）

復次，藉由重構海外華人生命史之個案，本書聚焦移民之能動性與多元性，尤其是海外華人移民對排華種族主義的抗爭。通過研究美國舊金山的袁生、澳洲墨爾本的劉光明、南非約翰尼斯堡的謝子修等具體案例，艾明如指出明顯卻又經常為人忽略之歷史史實——十九世紀華人移民的組成並非全是苦力勞工，實際上其中不乏精明幹練之商人以及技術人才。而這些華人在面對種族主義的不公時，不僅沒有一味忍氣吞聲，反而是積極通過上書請願、官司訴訟、組建僑社等各種手段來維護華人社群之權益，而當時他們亦積極駁斥種族主義者對華人移民所貼上的「苦力」標籤。

本書第三點主要貢獻，在於超越傳統國別史乃至中美關係史的敘事框架，改從全球史整體的政治經濟脈絡來重新理解移民與帝國之間的關係。十九世紀後期由大英帝國主宰的國際金融體系開始採取金本位制，對於使用白銀的中國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而海外華人移民在這段國際金融轉型期間亦扮演著相當關鍵的角色。在為西方資本主義金礦開採提供大量勞動力的同時，華人移民定期寄回故鄉的大量海外匯款也為中國平衡國際貿易收支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除了國際金融之外，海外華人在國族主義以及革新思想引入近代中國的過程中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如晚清革命黨人的活動便與僑社有著緊密的聯繫。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在傳統中國社會中政治名分較為邊緣的海外華商，在政治思想以及國際經濟上皆一躍而成為近代中國國家轉型歷程中的要角。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發現在研究十九世紀海外華人與金礦開採議題的實證基礎上，本書巧妙地涉及到歷史記憶、移民人口、國族認同等各項議題，並提出兼具實證性以及思辨力的歷史解釋。此書的引人入勝之處，在於從歷史縱深剖析乃至解構美國華人作為「苦力」的文化刻板印象，並指出種族主義者如何操弄「苦力」形象來建構其排華論述。此外，作者又進一步將華人問題放置在十九世紀後期西方資本帝國主導下的金本位國際金融體制脈絡中，不僅顛覆當代社會對早期美國華人移民的文化偏見，在處理歷史議題上更是貫穿文化、政治乃至經濟等不同領域，富有學術原創意義。

《從苦力貿易到排華》一書的寫作特點，在相當程度上也體現出近年美國史學界的學術趨向，尤其是對族群議題以及全球史的關注。如二○二二年與本書並列班克羅夫特獎的另一本得獎著作，為非裔美國史學者米亞．貝（Mia Bay）的《旅行的黑人：種族和抵抗的故事》（Traveling Black: A Story of Race and Resistance），該書主要通過批判性地探討吉姆．克勞法種族隔離的旅行限制，進而探討非裔美國人的主體能動性，與本書就排華法案的研究可相互參照。

另一方面，近年來不少美國史出身的研究者亦積極關注全球史，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美國史的全球化轉向。如斯文．貝克特（Sven Beckert）的《棉花帝國：一部全球史》（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便是其中的代表傑作，其寫作基礎以美國棉業與南北戰爭為核心，卻並不侷限於傳統國別史意義上的美國史，而是從全球史的角度將視野擴展到棉花的國際流通與近代世界之形成。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參考。

綜前所論，作為一部兼具歷史與現實意義的學術著作，《從苦力貿易到排華》體現近年美國史研究的重大關懷，亦即在關注族群問題的同時，也留心全球史的視野。與此同時，艾明如在歷史敘事上擅長以翻轉視角，引領讀者跳脫出二元對立的慣性思考。除了顛覆將華人移民視為底層苦力的刻板印象外，《從苦力貿易到排華》亦突破傳統上對於帝國核心（metropole）以及邊陲（periphery）的二元思考，通過全球史視野將移民放置在近代國際網絡形塑下的思考，從而點出海外華人在清、英、美各帝國間所扮演之關鍵角色。延續以上關於族群史、全球史乃至翻轉史觀的討論，這些議題對於臺灣以及華文世界有著什麼樣的歷史與人文啟示？值得讀者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持續進行獨立思考。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本文選自《從苦力貿易到排華：淘金熱潮華人移工的奮鬥與全球政治》推薦序（艾明如著／時報出版）。

谢选骏指出：所谓苦力，就是契约奴隶；其地位比现在的偷渡罪犯都不如。

【12、朝贡的名实与朝贡之外的东亚——分类框架、案例举隅与研究建议】

万晓

摘要：史学界提出的朝贡体系论近年间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质疑与批判，争论的焦点在于朝贡之“名”与“实”的差距，但超越朝贡体系论尚有许多基础工作亟待完成。为回答“朝贡关系的本质为何，其特征与机制是什么；古代东亚是否存在其他国际关系类型，它们的本质、特征与机制又是什么”等问题，本文以“等级”作为朝贡关系的核心原则，同时涵盖“名”与“实”，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厘清朝贡关系的物质与观念特征，将其划为由各方面名实切合情况区分的不同形态；继而寻找朝贡之外1的可能，通过分类法提出古代东亚五种关系类型的检验框架。借由将辽宋时期的东亚国际互动对照朝贡关系名实指标与五种关系类型，本文发现：随着权力转移，澶渊之盟后，体系两强间形成迥异于朝贡的平等关系，东亚体系整体呈现两极平等、双元朝贡的面貌。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基于对旧时代行为模式的案例研究，判断哪些过去的概念与事实在何种条件满足时，会在当代与未来局部再现。其理论意义则在于，以文献梳理、概念界定和案例检验明确朝贡关系的内容、边界与分析价值，并发现若干其他关系类型，为解构与超越朝贡体系论提供一个可用架构，在未来建立更普遍解释框架的工程中发挥一定的基础作用。

一、绪　论

古代东亚国家间关系的研究长期由史学界提出的朝贡体系论主导，这一概念化成果近年间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质疑与批判。争论总体上围绕朝贡体系的虚实真伪展开。学者们偏重于破除朝贡桎梏，但在对非朝贡关系考察远远不足的情况下，这些修正、超越朝贡体系论的努力显得较为薄弱。这些争论令作者进一步思考：朝贡关系(tribute relationship)的本质为何？其特征与机制是什么？古代东亚是否存在其他国际关系类型？它们的本质、特征与机制又是什么？

本文以“等级”(hierarchy)界定朝贡关系的核心原则，并就“华夏”设置其广狭定义，化解各执一词的争论死结。本文同时包容“名”与“实”，将朝贡关系视为名实符合的连续谱；围绕等级原则，梳理朝贡关系的政治、经济、军事特征；依据等级原则在不同维度的体现，划分“名副其实的朝贡”“有名无实的朝贡”“有实无名的朝贡”及“其他关系”。为引导对朝贡之外其他关系的考察，本文提出古代东亚体系五种关系类型检验框架。

在此基础上，本文以10世纪初至12世纪初的辽宋时期为例，考察当时东亚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类型与体系的整体面貌；在结论中，将根据案例结果，回应研究架构，申明案例的启示与研究意义。

二、朝贡体系的虚实之争

受“威斯特伐利亚情结”和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世界史领域内多种国际体系形态的研究长期为国际关系学主流所忽视。2随着古代东亚行为体互动进入中西国际关系学界的视野，新世纪以来，部分中国学者对“中国学派”(Chinese School)的呼吁和期待，也以古代中国外交与东亚国际关系的理念和实践经验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

在史学界和汉学界，早有学者提出“朝贡体系”3 “华夷秩序”4 “天朝礼制体系”5等相似概念，其中以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的“中国世界秩序”6最负盛名。7

近年间，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在借用朝贡体系作为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分析框架的同时，也注意到其局限性，试图对其进行修正、补充甚至解构。8其中，有学者从政治学中提取概念，赋予朝贡体系不同的意义。如周方银从动力机制角度出发，认为朝贡体制的持续及其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性，是中国与周边邻国策略互动的结果。9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物质主义理论取向，并借鉴决策研究的成果提出解释模型。英国学派的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与张勇进则将朝贡体系作为一种国际社会的宪制结构(constitutional structure)，强调文化因素和社会秩序10，称它是“有组织的伪善”(organized hypocrisy)11，这一理解或许是有价值的，但“违反规则”与“不挑战合法性”难于操作，且存在与后文将分析的名实差距类似的困扰。

与再诠释的做法不同，更多争论围绕朝贡体系的虚实真伪展开。主张朝贡体系徒具虚名的激进观点，批判费氏模型以“华夏中心主义”为核心假定，与史实相去甚远。12多数情况下，中国的对外态度相当被动封闭，营造天朝上国的形象为的是满足统治者的虚骄心理13；朝贡不是真正的外交制度，充其量只是中国及邻近地区间的交往习俗。14

持温和观点者则批评朝贡体系框架过于片面。从外交行为的不同角度分析，朝贡体系论探讨的多是礼节方面，忽视了行礼如仪背后复杂多变的动机和策略。而诸多依赖中国史料的研究从中华帝国的单一角度描绘东亚政治，极少关心另一方和双方互动，带有学术的“华夏中心主义”。15因此，有学者试图凸显礼仪之外的经济因素和其他国家主体性。16从更长远的时间维度看，东亚体系经历了深刻变迁17，各时期同时呈现历史遗绪与当时特征，先秦“华夏体系”18的部分内容仍在秦以后得以延续，即便是朝贡制度本身，也在不同朝代展现了不同的特点。19朝贡体系论仅建立在明清案例之上，无法覆盖或套用于其他历史时期。从更广阔的空间视野看，中原汉族政权与西北游牧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处于费氏模型靠近中心位置的朝鲜半岛与东南亚等地区对古代东亚体系的影响极为有限。20从公元前3世纪末到公元18世纪末，游牧民族的强大政权是华夏王朝的主要外部威胁，蒙古帝国和后金甚至直接取代中华王朝，它们与华夏之间一系列不符合朝贡关系的历史现象引人注意。

与费正清相去不久，另一些研究者从截然相反的边疆与游牧民族的视角，提出了对古代东亚世界秩序截然不同的解读，揭示了中国在传统对外关系中的被动处境。21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认为，边疆过渡地带社群的均衡消长，是中原与草原历史变化的重要因素。22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则发现游牧帝国(nomadic empires)与中原王朝23休戚与共、同兴同亡，游牧帝国的物质需求是否被满足是二者关系的决定因素，中原王朝无法摆脱被牵制、被利用的命运。24王明珂进而主张沿着形成于西周的华夏北方资源界限，中原王朝与北方各族展开了两千余年争夺与维护生存资源的历史，游牧部族形成不同的政治组合，以突破这条边界或应对华夏资源边界的扩张。25

这些由历史社会学、人类学提供的框架，在中国边疆史研究中具有突出的范式价值。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照亮”了朝贡体系论无力解释的部分，却无法涵盖原先适用于朝贡体系论的地区。它们聚焦于社群社会互动的方法，常常不以政治实体/国家作为分析单元，因此较之朝贡体系论，更难与政治学联结、对话。

总体言之，在围绕朝贡体系的争论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朝贡之外的东亚世界长期未获重视，许多人仍倾向于将“朝贡”视作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典型，将“非朝贡”作为“朝贡”的例外。26争论中出现了诸多不符合朝贡体系论的现象，但对其仍缺乏系统讨论。被朝贡体系论光环遮蔽的部分需要凸显，理解古代东亚国际互动的不同视角需要联接与对话。

就此，海峡两岸均有学者做出努力。张锋主张“建立能同时解释古代东亚国际政治中朝贡和非朝贡关系的概念与框架”。27为此，他将历史上东亚的中国霸权(Chinese hegemony)视作世界历史上国际霸权的独特形式(distinct mode)，探讨了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两个主要方面——中华帝国和邻国在互动中的大战略与区域政治的基本制度实践。综合中西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的见解，他发展了中国与邻国战略互动的关系结构(a relational structure)理论。28中国霸权的本质结构，以促进普遍伦理的道德目标、以小事大的关系理性原则和程序合宜的体系规范(systemic norm of procedural appropriateness)为特征，形塑了不同的制度实践。其中最根本的是朝贡外交(tributary diplomacy)，它确定了该等级制国际社会的成员资格，维持了中国与外国统治者之间的权威交流。除此之处，交流外交(communicative diplomacy)执行正式的非朝贡关系，战争发挥抵御侵略、维护和平、惩罚背礼者、恢复秩序的作用，贸易则以五种不同形式作为中国霸权的补充制度。29

在中国霸权的范围中，张锋的研究维持以等级战略作为中国独特大战略的取向，以朝贡外交作为基本制度实践的根本组成部分。然而，有关明代早期中国和朝鲜、蒙古、日本关系的案例研究暴露了此理论的内在矛盾：强调儒家关系主义的情感暨伦理特性，但基于情感理性的大战略仅有认同一项30，除了朝鲜对中国的长期认同，蒙古、日本对中国的战略多为工具计算下的进入甚至退出，连顺从都相当寥寥。张锋以其大战略的关系理论囊括了所有制度选项，却对朝贡以外的其他制度实践，尤其对“正式而非朝贡”的“交往外交”语焉不详，理论贡献与实证经验间存在一定落差。

李扬帆借鉴内亚(inner Asian)草原视角的历史社会学论述，尝试建立同时涵盖“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与“内陆丝绸之路”(西北)两个方向的框架：“天下秩序”是一种互取所需的公共秩序，是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内亚游牧帝国和中原王朝构成对天下的对抗性共建，海外朝贡国和中原王朝构成认同性共建。”31但是，所谓“共建”，是“诸行为体从秩序中均可以得到好处，从而认同朝贡、礼制体系和天下观念”，由此延续了等级秩序视角，却没有说明以“两极互动”和武力征伐为主流的“对抗性共建”具有不同于朝贡关系的性质，也没有阐述“对抗性共建”中非武力的部分。

张启雄提出“中华世界帝国”的国家体系，其运作依循“中华世界秩序原理”。近代以前，中国依据“华夷分治”理念，推行“郡国并行制”，对藩属实施“以不治治之”的统治方式，对属土实施“不完全以不治治之”或“不完全实效管辖”的统治方式。“中华世界帝国”的邦(国)际关系属于阶层体制，中国总是以主国或上国的地位和周边诸王国维持着主权不对等的宗藩、主属关系。32剥离“中华世界帝国论”种种繁复的新概念，张启雄所探讨的更多是“原理”而非实践，犹重“以不治治之”与西方国际秩序的“实效管辖”原理对比，仅替换了朝贡体系论的名称，而重述并强化了朝贡体系论的内涵。“以不治治之”这种阴阳辩证不适合多数以解释为目标的社会科学研究。

相较前述超越朝贡体系的野心，另一些探讨则为检验朝贡体系提供了一些积极尝试。张登及从朝贡体系的理念原则“天下观”出发，为了凸显“朝贡体系的象征性、仪式性特征，究竟经过什么转折才有现代意义”，着手从“历史经验、哲学基础和当代案例”三方面建立模型指标，用以检测当代中国周边外交是否可能再现朝贡体系。他认为，朝贡体系是古代东亚历史上的一个存在，其伦理观念的反映是“天下秩序”。为了用古代理念对应现代行为，检测今天的中国外交是否符合“天下秩序”，他的指标同时囊括“朝贡体系”实践原则与“天下秩序”抽象理念。33但正如前述争论中所浮现的，所谓“天下”论述中的一些主张与朝贡体系的行为表现存在若干矛盾，有时甚至截然相反，成为“名”与“实”争议的来源。故而，本文搁置作为理念型的“天下体系”，聚焦实践特征，用经由国际关系概念重新界定的“朝贡关系”，检测古代东亚国际互动。

杨仕乐提议以过程追溯(process tracing)考察朝贡国与古代中国的决策过程，检验朝贡国服从中国、中国兴灭继绝援助朝贡国的真实理由是更为“现实主义”，更为“建构主义”，还是主张物质基础上理念惯性作用的“现实建构主义”。经过史料分析，朝鲜服从中国的文化动机获得验证；明朝援助朝鲜则更多是不情愿地履行责任。34此种设计与分析是以朝贡体系运作检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将“现实主义”理解为权力作用、将“建构主义”视为为文化驱动的简化处理遭遇到若干观察结论不一致的麻烦，假设被证伪后的解释略显牵强。

由此可见，较之于对一个理论的解构，超越该理论则更加困难。在“破”与“立”之间，还有许多基础工作亟待完成。是否存在朝贡体系？存在怎样的朝贡体系？是否还有其他关系？存在何种其他关系？这些应是先于“为何建立与维系朝贡关系”及“朝贡体系会否再现”的问题。本文便从此起步，通过廓清核心原则、选择概念层次、处理名实差距、归纳各方面特征，界定“朝贡”的内容与边界，进而寻找更多其他关系的可能。

三、朝贡的原则、特征与其他关系类型

为了探寻朝贡之外的可能性，下文首先试图通过分类法(taxonomy/ typology)建立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类谱。将概念系统化为划分相互关联的多个概念各自范围的分类法，是避免概念伸展(concept stretching)和概念增殖(concept proliferation)的有效策略。35分类法的目标不在于提出解释，而是根据一个概念绘制替代性概念及共同逻辑的谱系。建立分类经由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确定概念的界限，即设定某类别的含义或属性，并确定何种案例属于该类别。概念的属性从既有理论中提取。一旦确定了初始概念的核心属性，第二步需要识别和扩展其所属的隐含类型，以更全面地说明整个解释空间。此过程主要通过“负面识别”(negative identification)和“还原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操作。一个有效概念的指涉对象必须明确且有边界，如此则可确定“此概念不是什么”，该概念的否定反过来又揭示了另一个替代性概念。36分类法有助于发现逻辑上存在、但当前是空白(即没有被概念化或理论化)的单元，挖掘被忽略或遮蔽的组合，还有助于确定特定解释是否真的属于某一概念类型。37

本文将“朝贡”作为分类的起点，因为它在迄今各种关于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讨论中使用最频繁、最普遍。“最清晰的定义识别‘核心’或‘本质’含义”38，前文显示，“朝贡(关系)”概念的原则、内涵、范畴至今仍很模糊。为此，下文着重界定“朝贡(关系)”概念的核心原则与内涵特征。

（一）朝贡关系的核心原则

参考朝贡体系论的经典模型与后续若干研究，本文将朝贡的核心原则确定为“等级”(hierarchy)。在费正清笔下，“中国世界秩序”是典型的等级体系：

中国人与其周围地区，以及与一般“非中国人”的关系，都带有中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优越的色彩。中国人往往认为，外交关系就是一种向外示范中国国内体现于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相同原则的关系。因此，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就像中国社会一样，是等级制和不平等的。久而久之，便在东亚形成一个大致相当于欧洲国际秩序的中外关系网络。……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的中国外交关系，所包括的其他民族和国家可以分为三个大圈：第一个是汉化圈(the Sinic Zone)，由几个最邻近而文化相同的属国组成，即朝鲜、越南(它们的一部分在古代曾受中华帝国的统治)，还有琉球群岛，日本在某些短暂时期也属于此圈。第二个是内亚圈(the Inner Asian)，由亚洲内陆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等属国和从属部落构成，它们不仅在种族和文化上异于中国，而且处于中国文化区以外或边缘，有时甚至进逼长城。第三个是外亚圈(the Outer Asian)，一般由关山阻绝、远隔重洋的“外夷”组成，包括在贸易时应该进贡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东南亚和南亚等其他国家以及欧洲。39

在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等级是与无政府相对的国内政治的排序原则(ordering principle)。40冷战结束后，随着建构主义的兴起和历史视角的回潮，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国际体系的性质绝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漫长深刻的演化过程。不平等的等级秩序曾出现于多个区域体系并长久维系。莱克(David Lake)更认为，在国际的无政府体系中，行为体间依旧存在等级制，并提出一种“关系型权威”(a relational conception of authority)的替代概念，以揭示潜藏在国家间的等级制。41康灿雄(David Kang)将“等级”“地位”(status)与“霸权”(hegemony)三个紧密相关的概念作为解释前现代东亚国际关系运作的知识基础(intellectual basis)。42借鉴莱克与康灿雄的研究，张锋将等级区分为作为国际权威的关系结构和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的关系结构。他认为，国际霸权和等级结构是本质上相同的概念。43孟维瞻探讨古代东亚较高程度的等级关系——藩属关系，发现霸权的超强实力和恩威并施可以塑造等级。44由此，很明显，无论是经典模型还是后续国际关系领域的相关探讨，均将“等级”作为中国式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然而，倘若完全采用沃尔兹的观点，将等级与无政府状态等量齐观地视作一种国际体系的排序原则，则依照国际关系理论的脉络，二者在同一体系下不相容。45为了不妨碍研究目的，本文亦降低分析层次，将“等级”仅作为朝贡关系的核心原则，而非体系的排序原则，使等级能在无政府状态下存在。这样，既廓清了朝贡关系的界限，也规避了整个体系排序原则的问题。同时，本文不深究等级秩序背后的因果，也不细查其中的权威与权力成分、强制或自愿机制，而相信“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46，多数情况下，等级是上述作用不同程度的混合效果。

（二）朝贡关系的各维度特征与名实形态

关乎朝贡关系的实践特征，既有的研究主要论及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方面，论者各有侧重。重视政治联结的张启雄认为，中国为凸显宗藩关系的上下阶层特性，通过册封使周边部落、邦国成为“中华世界帝国”之正式成员，后者也因此得以在中华世界秩序之下，进行“事大交邻”的邦交。朝贡贸易是中国凭借经济优惠，培养“中华世界帝国”成员国间的连带感与共同体意识的一种方式。藩属常在节庆、喜丧等重要日期派遣各种使节赴京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一整套礼仪活动。47此种观点将政治上对等级身份的认定视为经济交往的前提。

关注经济特征的滨下武志发现，朝贡关系构成一个经济圈，是后来出现“近代”亚洲的前提。48维持朝贡体系的动力包括交换、特许贸易与边境贸易。朝贡使团的形式与频率则根据朝贡国与中国之间关系亲疏而不同。49该观点将经济互利视作政治关系的纽带。

谭中从朝贡制度的起源分析其政治方面与经济方面的联系与渊源。朝贡原本是商周时代的税收方式。秦汉后，在帝国范围内废分封行郡县；但日趋巩固的“天下”概念随地理“中国”的扩张而延伸，朝贡转变为独有的威严仪式，以向边陲和外国传播礼法，推广符合儒家理想的秩序。50 “贡”既非纯粹礼仪象征，也非纯粹商业活动。朝贡意识消除了仇恨与冲突，从而使贸易活动能够在朋友间进行；(允许)朝贡是对朝贡国在中国范围内从事商业活动的批准。51

李云泉依据朝贡次数的多寡、政治隶属关系的强弱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程度，将明代朝贡国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其主要特征是朝贡国向明朝称臣，定期遣使朝贡，采用明朝年号、年历等；明朝政府则对其国王予以册封、赏赐，对其贡物进行回赐等。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具有较强的政治隶属性，是封建君臣主从关系在对外关系上的延伸和宗藩关系的具体体现。其主流是和平主义的，对朝贡国内政的干预并非其本质特征。第二类是一般性的朝贡关系。指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中国文化，并曾接受明朝皇帝授予的封号，定期或不定期来华朝贡。其不具有君臣主从关系的真实内涵，随意性较强，经济意义更为明显。第三类是名义上的朝贡关系。指的是纯粹的贡赐贸易关系。52

全海宗则指出，在典型的朝贡关系中，经济内容体现为朝贡、回赐、请求、特殊贡物、赐物等特殊形式；礼仪内容则是册封、告哀、进贺、谢恩等(政治关系)。在准朝贡关系中，政治内容与国境设定和边界问题相关；经济内容指两国之间的一般交易；文化内容指与儒释道等思想、宗教或书籍、技艺相关的事项。非朝贡关系则是指朝贡关系与准朝贡关系以外，也就是敌对关系或民间活动。53

从李云泉的归类来看，政治臣服重于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又先于经济联结，对不同方面的特征排列先后；但全海宗的标准则在每一层次均囊括各个方面的特征。

孟维瞻对藩属关系的设计包含了军事。“藩属国的国王应该承认宗主国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必须表现出专一的忠诚，包括采用宗主国的历法制度、年号；宗主国皇帝认可藩属国国王对其土地的管理权，该行为就是‘册封’，一般是通过某种正式的礼仪实现的(如颁发印绶)；宗主国为藩属国提供军事保护。”但由于借鉴“有组织的伪善”观点，孟维瞻认为“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虽然在形式上是不平等的(formally unequal)，事实上却是平等的(informally equal)，也就是藩属国是独立于宗主国的”，再度陷入名实争论的困境。54

张登及把朝贡体系的实践原则概括为“事大原则、守在四夷、厚往薄来、兴灭继绝”。朝贡中枢作为文化与物质优越的“开放帝国”，政治上要求对方奉行事大原则，且根据“礼”(定期遣使、朝觐纳贡、采用中国年号等)与中央王朝维持“关系”。经济上，中央王朝对藩属施行厚往薄来的政策，这是以大事小、“行乐天之道以保天下”的仁义之举。军事上，中央王朝依据优势程度，选择先制(preempt)强大威胁，实践中偏好“守在四夷”，把国防军事的第一线推到邻国境内，制衡更远的强敌，若情况危及自身安全，中央王朝有时会支援藩属抵御外来侵略；但当被期待应“依礼”朝贡者拒绝事大，中央王朝又(自认为)有军事优势时，则可能采取强制手段；而若中央王朝不计成本地帮助藩属御敌，便产生乌托邦主义兴灭继绝的实践。55此归纳可谓相当全面，但仍然与前述其他研究存在共同缺陷：忽略了朝贡的核心原则，仅陈列现象，因此缺乏系统性(systematicness)与一致性(consistency)。

为化解各执一词的争论，本文同时包容“名”与“实”，将朝贡关系二者符合程度地连续变动；围绕等级原则，借鉴莱克的指标56，在张登及总结的基础上，梳理、组织既有研究所述朝贡关系的政治、经济、军事特征，将其概括为：“君臣角色，事大字小；贡赐贸易，贡市并举；守在四夷，兴灭继绝。”57

政治上，规定等级原则的是君臣角色。由于不存在当代国际体系的法理平等，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必须确认身份高低。张锋指出，儒家角色伦理主张社会互动应从评估角色间关系开始，不同的角色关系适用不同的伦理规则。所有关系都应该循尊尊原则，从而导致行为体之间的等级角色，上位者则依亲亲原则分配资源。中国与东亚邻国之间的角色沿君臣和父子两条等级轴线分化；中国依照文化而非种族分辨亲疏，将各次等行为体安排于中国国际网络的各自位置中。58角色分化意味着中国与其他政治体之间基于情感理性的不同互惠义务和隐含权利：中国皇帝最重要的义务是恩、仁，非中国的统治者需要对中国忠、诚——本文将此种相互权利义务概括为“事大字小”。59体现于行为，即加入中华世界秩序的朝贡国须接受册封，称臣、奉正朔，其统治者与使节对中国皇帝行叩拜礼节。如果与中国互动的行为体在政治和礼仪上接受“臣子”的低等次身份，朝贡的“名”便得以确立；相反，如果拒绝接受低等次身份，断绝来往或者要求建立其他形式的身份关系，则朝贡的“名”便不成立。

经济上，朝贡使团与中国朝廷间的贡赐是一种贸易形式：朝廷对贡品“估价酬值”。60中国赏赐成为不少朝贡国重要的财富来源61；使团会违反中国规定，“顺带货物”沿途交易，或者增加贡船进出。62自唐朝以后，中国逐渐以朝贡制度规范对外贸易，贡市并举，“贡”为“市”的前提。虽然民间交易无法禁绝，但朝贡使团与随团商队仍享受政策优惠与便利，在华夏中心圈层的位置(与中心亲疏)又决定了其在贸易中可享受的特权。本文重点在于判断贸易中的等级。但由于中华王朝有厚往薄来的政策，朝贡国有时亦会入不敷出，因此不便使用“依存度”“入超”“出超”等经济指标。文献显示，无论贡赐交换、随使贸易还是边境贸易，皆以官方许可为前提，并受到中国各级政府的管理，体现了朝贡关系下经济往来的高度政治色彩。故而本文对贸易等级的考察将聚焦于“某种贸易形式与朝贡政治的关联”：如果它依附于并加强等级制的政治关系，则应归于朝贡关系的贸易；若其不以等级政治关系为前提，则或者与其他政治关系相关，或者属于私人贸易。

军事上，朝贡关系从“守在四夷”到“兴灭继绝”，呼应了等级关系中使用强制力的不同程度。一方面，所谓“藩屏”，与地缘政治学的“缓冲地带”概念很类似。华夏王朝采行以四夷为国防前沿的政策，倾向于不驻军、不干涉；另一方面，中国有时支援藩属抵御外来侵略63，或者对破坏尊卑秩序的藩属兴兵讨逆，甚至为藩属国内部的政权更迭而吊民伐罪。64总之，动静皆为维系中土与藩屏之间的动态平衡和既定秩序。而在有军事行动的情况下，战事胜负是考察等级的简便标准。如果一国连续多次败于另一国，压制效果难以转变，甚至出现国防政策上的服膺，则可以认为出现等级现象。自然，这里也需要关注军事胜负所展现的等级与政治规定的方向是否一致与连贯。若中央王朝讨伐朝贡国铩羽而归，等级政治关系会受到极大撼动，当朝贡国奉表投降，等级政治关系便得到修复。对关系属性的判断不能囿于和战状态与战争胜负，仍须回归是否存在正式的官方往来、官方对关系的政治规定。后文案例将显示，朝贡与冲突同时发生屡见不鲜。

整体上，等级原则在诸多维度的体现往往程度参差，有时甚至方向相反。越多维度切合方向一致的等级原则，朝贡关系的形态越接近“实”，其中又以物质维度比观念维度更接近“实”。当某组双边关系在政治、经济和(或)军事上都实现了等级时65，便存在“名副其实的朝贡”；当政治与经济和(或)军事之一不呈现等级或等级方向相反时，便属于“有名无实的朝贡”或“有实无名的朝贡”；当没有任何等级表现时，就“有关系”的情况而言，很可能建立了其他形式的关系。66 “名”与“实”各维度的有机结合，呈现身份性互动与物质性交换的动态图景。67见表1。

表1等级原则与朝贡关系的名实形态

显而易见，无论是君臣父子的角色分化、事大字小的权利义务、厚往薄来的贸易优惠，还是守在四夷的国防政策与兴灭继绝的秩序维系，无不体现浓厚的华夏色彩。

如经典朝贡体系论所述，大多数情况下，朝贡关系中的上国是华夏王朝。中国周边的越南、日本等国亦曾长期持有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思想，与中国优越思想并存，甚至建立小范围朝贡圈68，它们的自我中心多取法于中华式朝贡秩序的天下观念、伦理规则与制度运作。69当然也可以设想，一些其他时空的等级国际关系并不遵循华夏伦理运作，这种关系可否称为“朝贡”呢？这涉及“朝贡”术语的定义问题。

诚如张锋所言：“朝贡体系本来就是由西语翻译而来，……是一个现代西方的学术概念。我们用不用、如何用，要看这个概念在学理上的有用性。”70如此不妨从狭义与广义两方面分别界定朝贡关系。

狭义上，中华式朝贡根植于华夏哲学与伦理，是天下的礼治秩序，它的特色在费正清笔下是“中国中心主义”，在张锋看来是区域政治的情感维度(expressive dimension)。但如果某种国际等级与华夏伦理毫无瓜葛——很可能是出现于其他历史时期的其他区域秩序，仍可能在行为与效果上表现出若干类似特征，则可视为最广义的朝贡关系。如历史材料中都曾称匈奴、突厥受周边小行为体“朝”“贡”；西方文献里也不乏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享受贡品的记载；甚至有学者发现，今日美国治理世界的方式堪称“美利坚朝贡体系”(The American Tributary System)。71至于历史上以越南、日本为中心的朝贡关系，便介于广狭两端之间。

基于此，在案例研究中，以中华王朝为中心的等级关系无须多论；若出现以其他行为体为中心的朝贡，还须辨别其与中华式朝贡关系的异同。

（三）朝贡以外的多种关系类型

通过等级的程度厘清朝贡关系内部的各种类型后，朝贡之外潜在的关系类型则可借由是否存在等级、何种等级方向来追索。等级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角度上，互动双方可能达到不同权力暨权威的控制效果，分布于连续变动的“光谱”(spectrum)。国际、国内界限代表绝对等级与相对等级的分野；国际等级的两个方向分别对应两种关系类型；而不存在等级的情况只有平等一种类型。如此，初步划分了五种关系类型，见表2。关乎非朝贡其他关系类型的各方面特征，假设停留在从朝贡关系衍生的直观推想上，充分而细致的案例研究将填补、修正这些模糊的部分。

表2五种关系类型

由此，个案研究的步骤是：首先确定主要行为体，继而一一剥离观察每组双边互动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特征，辨别这些特征反映何种程度的等级，存在哪些符合/不符合朝贡关系的现象，再对政治、经济、军事的关系特征进行综合把握，判断关系类型，最后综览体系内关系类型分布的整体面貌。

不过，对历史进行国际关系分析，无法绕过关键的当代概念；其间的落差在进行实证研究前必须处理，其中以行为体性质与体系范围为关键。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实践鲜明展现了“多元单位体系”(system of multi-morphic units)与“异质并存国家”(multi-morphic state)之体系特征。72甚至“中国”这一概念亦经历了长久的演变。73结构现实主义为本文规避此困难提供借鉴，即只要对外自主的行为体皆可视为类似的体系单元(unit)，它们仅有权力差距而无功能区别。同时，权力充沛的大国(great power)间的互动便足以决定国际结构。因此，要观察一个体系的主流与趋势，仅仅需要关注居于权力等次顶端的少数行为体，本文对主要行为体的判断是直观的。近代民族观、主权观东渐之前，东亚的政治界限、族群界限与文化界限纵横交错，为“体系”概念的适用带来困难。具体到朝贡行为，它普遍存在于中国朝廷与其力量投射不同程度的各种地区之间，不全属于处理国际关系的制度。就此，本文以一片固定的自然地理区域限缩体系范围——包括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以及部分中亚地区——该区域内部频繁的国际互动见于史册。从布赞所强调的“互动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察之74，足以构成一个“国际体系”。总之，无论古代东亚的行为体与今日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差异几何，本文的案例研究仅聚焦于地理东亚最具权力与互动能力的少数强权。

由于本文的目的之一是探寻朝贡之外的关系类型，故而案例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基于历史常识。公元10—12世纪，东亚大陆若干强权此消彼长，权力变迁剧烈，既有以华夏民族为主体和统治者的王朝，也有强悍的草原帝国，还有若干频繁参与强权互动的中小行为体。因此，辽宋时期成为本研究探索的第一个案例。

四、案例举隅：辽宋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

在辽宋时期，东亚最具实力、互动最频繁的行为体是辽、宋、夏。由于历史和地缘因素，高丽也在其间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他如大理、交趾、女真、回鹘等则仅与辽、宋一方来往较多，而且较少有军事互动。75本文的讨论将聚焦于此四个行为体的双边与多边互动。它们的国祚是：辽916—1125年、西夏1038—1227年、北宋960—1127年、高丽918—1392年。故案例的时间跨度为宋立至辽亡的960—1125年。76由于辽宋关系中诸多重要议题是辽与五代关系的延续，亦将辽与五代关系简介作为背景。在案例结尾，还将概览整个体系的面貌。辽宋并立形势见图1。

图1辽宋并立形势

（一）契丹与五代十国的关系

唐后期，中原陷入分裂割据，北方的五个朝代比较强盛，统治者都称帝；南方诸国虽然也称帝，但大多对北方朝廷朝贡，接受北方册封时称王。南方各国之间普遍存在平等的外交关系，亦同北朝发展出“敌国礼”“钧礼”“抗礼”等平等外交形式。77五代十国时期，契丹积极向中原发展，中原各国多欲借重其势，契丹也与若干政权建立了关系。耶律阿保机于905年与晋王李克用结为兄弟。《辽史》中，后晋、后汉、北汉、南唐皆为“来贡”，后梁、后唐、后周则为“来聘”。78但《资治通鉴》记载契丹曾向后梁进贡并得到册封，亦曾在多次入寇后唐的同时进贡。79吴越为与吴和南唐抗衡，多次遣使契丹，双方友好关系长达20年。80南唐也“欲结契丹以取中国”81，多次遣使、进贡并提供后晋情报。82足见，当时契丹与中原国家之间的关系复杂且变动不居，牵制的意义大于控制。

936年，耶律德光册封石敬瑭为皇帝，建立晋(后晋)。83石敬瑭称子，并“以雁门以北及幽州之地为寿，仍岁输帛三十万”，开后世岁币之先。84946年，耶律德光以石重贵悖逆兴师问罪85，次年占领汴京，称帝，建号大辽。后因水土不服班师，病死途中。契丹退后，刘知远进驻汴京，建立汉(后汉)。951年，郭威废汉，建立周(后周)。后周初建之时，曾遣使辽，但辽不愿与其对等。周世宗北伐取得瀛、莫、三关，与辽断绝往来。同在951年，后汉刘崇自立于太原，仍号汉(北汉)，向契丹称侄请封。86

五代时期中原的割据形势，为契丹深度介入中原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机遇。这段时期，草原政权是统一的游牧帝国，中原则是分崩离析的割据势力，辽和五代十国的关系呈现为不同类型。见表3。

表3契丹与五代十国的关系

五代与辽的互动制造了幽云十六州问题和北汉问题这两个辽宋战争与和平的核心议题，也构成了此后体系成员互动的历史背景。

（二）辽宋关系

960年，值后周伐辽与北汉交战，赵匡胤黄袍加身，代周立宋，先南后北扫除各国。974年，辽、宋依循五代旧例初步建立外交关系88，但幽云和北汉的遗留问题使宋太宗决意用兵。然而高梁河之战(979年)和雍熙北伐(986年)的溃败不但造成“辽好遂绝”，还使宋廷转向守内虚外的国防政策。89

1004年，辽承天后与圣宗率军南侵，深入河北；宋真宗亲征，与辽军对峙于澶州。辽将萧挞凛中伏弩死。双方于次年初订立合约。澶渊誓书规定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并通过交割岁币、疆界安全、互不容纳叛亡、互不骚扰农作、互不增加边防等具体的克制措施予以保障。90因宋真宗年长，两国约为兄弟。91此后，辽宋为践行盟约，政治上设立外交机关，疏通使节往还、移文移牒等多种外交渠道，经济上发展榷场贸易，军事上建立缓冲区，严守边界，维持了120年的和平。

1．兄弟之国与交聘制度

由于不存在初始的军事压制作用，欲确定两国关系的政治名分与伦理角色须分析誓书内容和此后的交往行为。

首先，辽宋皇帝约为“兄弟”，不同于朝贡关系中的君臣角色。以亲属比附国家(君主)关系在东亚行之有年。周代，因分封之初的亲缘，天子称呼同姓(姬)诸侯为“叔”“伯”，称异姓诸侯为“舅”；汉与匈奴和亲成为“兄弟”，唐与回纥(回鹘)、吐蕃和亲而成为“翁婿”“舅甥”；前文中契丹也与后晋、北汉成为“父子”“叔侄”。

在辽宋间，并非每朝均以宋为兄、辽为弟，乃是从宋真宗与辽圣宗推算。其后诸帝，宋仁宗和辽道宗是伯侄，辽道宗又是宋哲宗的叔祖，两国皇室的名分以皇帝间的关系类推。以年龄、辈分确定的亲戚身份不具尊贬意涵。92同时两国在国书中互称“大辽”“大宋”，后约定俗成为“北朝”“南朝”，都体现出与等级不同的平等。

交聘则是体现与执行辽宋政治关系的具体制度。辽宋交聘开始于974年，到1122年童贯伐辽结束，历时148年。澶渊之盟后，交聘稳定发展。1007年，宋真宗设置“管勾往来国信所”，以内侍左班副都知阎承翰和供备库使带御器械綦政敏主其事，管勾官二人，“以都知、押班充”，制定《国信条例》《国信敕令仪制》。宋国信所具有迎送与接待辽使节、处理交聘中突发事故、监督所属官吏、收管交聘官员簿册、执行交聘相关法规等多方面职能。辽负责交聘的中央机构也称“国信所”，人员职级、数量、相关规定与宋基本相同。国信使出使过程中，均有馆伴、接伴、送伴、地方州府长官负责迎送，常获得对方皇帝的丰厚赏赐。使节名目主要包括贺正使、生辰使、告哀使、遗留使、祭奠使、吊慰使、贺登位使、贺册礼使及处理其他临时任务。93

交聘最早源自周礼。聘者，问候也。诸侯之间聘的目的在于结交盟友，巩固邦谊。交聘的礼仪规定处处体现尊重、平等与友好。94唐与吐蕃、北齐与北周、辽与南唐和吴越等都曾进行过以交聘为名的双边外交95，不过这些关系的对等性与制度化程度均不及辽宋之间——新外交机构国信所完全为辽宋交往设立；相对地，“四夷朝贡”则由礼部主客郎中及鸿胪寺等负责。96

2．以岁币与榷场为代表的经济关系

澶渊之盟后，宋廷“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年向辽输送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1042年，关南誓书将岁币增加绢十万匹、银十万两。直到1122年，宋不再遣使辽，才停止支付。在长达118年中，岁币总额为绢3150万匹、银1970万两。岁币改善了辽的财政状况，“累朝军国经费，多所仰给”。辽将北宋绢帛转卖给西夏，又从中牟取厚利。在宋这一方面，据富弼估算，岁币支出不及战时军费之百分之一二，事实上也节省了高额开支。

榷场是专门负责边境贸易的特设机构。北宋初年，双方沿边互市“五通五废”。澶渊之盟后，榷场贸易才逐渐正规化，百余年间互市不绝。97榷场贸易受到双方政府的严格控制：场地由官方指定，场内交易由官吏主持；交易者既有官商又有民商，民商必须纳税、交“牙钱”，领取证明文书方可入场。榷场所在地主要有宋境内的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以及辽境内的新城。双方从维护自身安全和经济利益出发，严禁敏感商品在榷场中交易。98总体而言，北宋输出的多为加工品，而辽输出的多为原料。至于北宋从榷场贸易中所获得的利润，《宋史》的记载是“岁获四十余万”，完全弥补了岁币的损失。后期由于榷场贸易日渐萧条，才出现岁币从国家财政中支付的情形。99

在通使过程中，还有与贡赐贸易行为类似的交聘互赠和官使采办。此外，无论如何禁罚，民间走私从未停止，辽盐涌入，对北宋的盐业和财政打击甚大；辽马流入，不仅促进了宋畜牧业的发展，还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

岁币法理上是对辽出兵的补偿，“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由于宋是为避免割地或和亲提出支付岁币的，仍带有被迫与屈辱的反向等级因素。除了“花钱买和平”，在榷场贸易中，宋也失去了朝贡关系下管控最惠待遇的贸易主导权。但整体上，岁币和互市对维系两国间的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故巩固了双方政治上的平等关系。

3．和平对峙的军事关系

军事上，宋两次战败，辽一次受挫。总体上辽的军事优势形成了威胁效果。澶渊之盟后，两国进入长期对峙阶段。具有“信心建立措施”性质的澶渊之盟对军事安全方面的规定是：双方严守疆界、互不容纳叛亡、互不增加边防设备。100在后续的实践中，双方经历了数次领土纠纷与划界谈判，并建立了军事缓冲区，进一步固化了和平对峙。

辽宋之间有一条大致稳定的边界线：自雄州以北，边界为拒马河，经霸州东至入海口；拒马河以西，以幽云南境为界。澶渊议和时，辽方索求周世宗所占关南地，宋以三十万岁币避免割地。1042年，辽兴宗趁宋夏交战之机再次谋取关南十县，宋增“纳”岁币二十万，终未割地。1074至1075年，两国经谈判重新划定蔚州、朔州、武州、应州七十余里的国界。101

关南争地与雍熙划界凸显了辽宋关系中边界问题的敏感。为缓解边境压力，避免直接交锋，宋在河北东路、河北西路北部及河东路北部沿边地区设立缓冲区。在河北缘边为两属地，在河东边界则为禁地。102两属地，顾名思义，既属于宋，也属于辽；居民为两属户，同时向两国提供劳役，免税(一说向辽缴税)；两国均不驻军。迄今最确切的两属地是雄州以北到拒马河岸宽四十余里的一片区域，包括归信和容城两县的一部分。在辽宋对峙期间，双方都努力维护两属地的秩序，甚至竞相优恤以争取人心。103与经济关系类似，辽宋划界多是在辽的军事压力下达成的，也有辽强宋弱的色彩，但同样因和平的维系支撑了平等的政治关系。

总之，澶渊之盟后，辽宋两国建立了一种不同于朝贡的关系，尤其政治层面刻意强调平等，经济和军事方面体现了宋的部分弱势，但岁币互市和各守疆界使和平得以维系，从而支持平等的政治关系。在与辽的相处中，华夏王朝失去了上位尊荣，从中心退居“南朝”。

（三）西夏、高丽与辽、宋关系

辽宋并立时期，东亚的另一个重要行为体是夏(自号邦泥定国，史称西夏)。朝贡体系论中最“忠实”的藩属——朝鲜半岛也在辽宋间扮演了不同于经典模型中的角色。

宋初，夏州李氏臣于宋，循旧例受封定难军节度使，并出兵帮助平定北汉。104宋太宗时，宋迫夏州首领李继迁改领银州。105986年，李继迁叛宋附辽106，990年十二月，辽遣使封其为夏国王。107澶渊之盟后，宋夏于1005年达成和议，宋继续册封继迁子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108这样，夏州李氏成为辽宋两国的臣属。

1038年，李元昊称帝，国号大夏，向宋提出“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宋不许，双方决裂。109其后五年，夏三战三捷110，但国内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又与辽交恶。李元昊遂向宋请和，取消帝号。宋册封其为夏国主，许自置官属，夏向宋称臣，奉正朔。由此李元昊虽然在国中“自若”，但对外恢复了对宋的臣属关系。111李元昊对辽拒绝配合攻宋不满，一面与宋议和，一面招徕辽统治下的党项部落。1044年五月，辽兴宗亲征大败；1049年再度征夏，又损失惨重。直到1050年底，夏新主李谅祚主动遣使，乞依旧称臣。1053年，李谅祚进降表，辽夏恢复正常关系。此后，宋转守为攻，逐渐占据战略优势。1071年，宋攻占罗兀城，辽发兵援夏。夏对宋作战不断失利，遣辽贡使更加频繁；辽数次向宋为夏请和。1119年，在辽的斡旋下，夏臣服，宋罢兵。后至辽亡，未有战事。

梳理西夏对宋辽关系的变化过程如下：宋初，臣于宋→990年受辽册封→1005年复受宋册封→1038年称帝→1038—1043年战胜宋→1043年复受宋册封(对内仍称帝)→1044—1050年战胜辽→1053年复臣于辽→战败于宋→1119年复臣于宋。

五代时期，高丽曾经谋求联合北方各国攻打契丹。112契丹于926年灭高丽屏障渤海国，改名东丹，多次遣使与高丽通好遭拒绝。962年(宋建国后两年)，高丽遣使向宋朝贡。次年光宗王昭接受宋册封为高丽国王，奉正朔。

993年，辽圣宗兴兵80万伐高丽，高丽战败，奉表请罪。辽“诏取女直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113高丽荡平鸭绿江左岸女真，兴建江东六州。994年，高丽行辽统和年号，确立宗藩关系。六月，高丽至宋乞师被拒，便借此与宋断交。此后20年，高丽数次向辽纳币、请婚，遣童子学契丹语；辽亦遣使册封。

1004年，辽宋订澶渊之盟，高丽向辽表祝。1010年二月，高丽西京留守康兆弑君，辽圣宗率军四十万讨伐。宋真宗以“累年贡奉不入”为由拒绝高丽求援。1141011年正月，辽军攻陷开京，显宗王询弃城南遁，上表请罪。115辽撤兵，却路遇阻击，丧师而还。1012年四月，辽圣宗诏高丽显宗亲觐，显宗告病；圣宗索要六城，又遭拒绝。自1014年开始，辽连续四年对高丽用兵，战多失利。1020年，高丽遣使愿称臣如故，又放归被囚辽将；辽圣宗赦高丽王之罪。

在辽第三次征讨前夕，高丽又试图倚宋“垂救”116，辽使同期而至；宋廷同时宴请两国使节，以示调停，赐《答高丽诏》，阐明中立立场。高丽行宋年号，以示与辽决裂。1022年，辽重新册封高丽显宗，高丽复行契丹年号。1030年，高丽终止了对宋的朝贡，“其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117

1029年九月，辽东京大将军、渤海国后裔大延琳叛契丹，自立为王，定国号兴辽；高丽显宗拒绝兴辽结盟抗辽的要求。1030年九月，大延琳被俘，兴辽灭亡。1031年，高丽显宗和辽圣宗先后离世。高丽新主德宗请求辽毁弃第二次讨伐中修建的鸭绿江城桥未果，停派贺正使，并沿用已故辽圣宗的太平年号，拒绝辽使入境，加紧修筑千里长城。1181034年，高丽靖宗即位，于1038年行用辽兴宗重熙年号。1042年，辽宋签订关南誓书，富弼等提出“联丽制辽”119，但经宋仁宗、宋英宗之世，未真正付诸实施。由于鸭绿江城桥波折，1047年即位的高丽文宗谋求与宋复交，因遭到多数官员反对而搁浅。120

11世纪60年代以后，辽因内政不修日显衰败，宋推行新法呈现中兴迹象。1070年，高丽派百人使宋，宋“诏待之如夏国使”。1211072年六月，宋神宗赐高丽文宗大批礼物，称赞高丽“能谨事大之节，坚面内之诚”122，却未提册封，两国恢复交往。1110年，宋徽宗以密谕形式通告高丽“皇帝明见万里，谅王忠铬之诚，欲加恩数，闻王已受北朝册命，南北两朝，通好百年，义同兄弟，故不复册王”123，承认了高丽对辽朝贡关系正当有效。对于宋丽重新通好，辽未进一步干涉。高丽仍受辽册封，奉其正朔，连年朝贡；而在与宋交往文书中用甲子纪年。自此至12世纪初女真崛起前夕，三方基本和睦。

梳理高丽对宋辽关系的变化过程如下：963年受宋册封→993年战败于辽→994年受辽册封，与宋断交→1010—1014年战胜辽→1022年复受辽册封，绝不通宋→1031年城桥波折→1038年复臣于辽→1070年百人使宋，恢复交往，宋不复册。

西夏与高丽对辽宋两国的关系都经过多次波折：夏长期同时臣属于辽、宋，高丽则从宋的朝贡国转变为辽的藩属。仔细观察名实形态，二者则不尽相同。

政治上，从982年李继迁反宋自立，到1127年李乾顺向金称臣，144年间，宋夏一直断断续续地爆发冲突和战争；虽然如此，除李元昊称帝年间，西夏均同时接受辽、宋册封，君臣角色十分明确。宋丽复交后，双方无君臣名分，但宋廷仍以“朝贡”称呼高丽来使。宋以高丽同辽的兄弟关系为由“不复册”高丽，体现了对维系辽宋友好的重视。从等级视角考察，辽宋平等，则辽的朝贡国仍比宋地位低(亦体现于宋廷招待高丽“如夏国使”)。高丽从宋的朝贡圈疏离，却未摆脱次等地位。

宋与西夏间的经贸关系，主要可分为贡赐贸易(包括岁赐)、榷场贸易和边民贸易。贡赐贸易开始于1005年，北宋时期，西夏使者来访有22次之多。1007年，宋廷批准西夏“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从德明纳款后，来使蕃汉之人，入京师贾贩，憧憬道路，百货所归，获中国之利”；“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纪。”宋还对朝贡使所带来的货物免税。124

李元昊称帝前，西夏每年都可以从宋得到岁赐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1044年庆历和议达成，宋每年赐西夏“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另外各种节日赐给西夏“银两万二千两，绢两万三千匹，茶一万斤”。125岁赐既类似于辽岁币形式，又在朝贡角色下未完全脱离贡赐贸易属性。

榷场贸易也是宋夏经济关系的重要形式。根据1006年和约，宋在保安军开设榷场互市，主要出口缯帛、罗绮等丝织品以及香药、茶、瓷器、桂等特产，进口西夏的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蜜蜡、麝脐、毛褐、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等。1023年后，两国边境又增设了几处榷场，“商贩如织”。126

除了贡赐、榷场贸易之外，在边界地区还存在着大量民间贸易。宋边民向西夏输出茶叶、粮食、铜钱、银钱等，换取西夏的青白盐和牛、羊、马等。西夏还在境内自建场屋，吸引宋民入境交易。127

宋夏经济关系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宋以经济制裁作为遏制西夏的手段。出口青白盐是西夏财政的重要来源，宋廷自李继迁反宋以后，便禁止青白盐流通。李德明、李元昊在与宋订立景德和约和庆历和议时，均提出过开放青白盐禁，遭到拒绝。因此宋夏青白盐贸易始终以走私形式进行。在严禁进口夏盐的同时，宋亦禁止对西夏出口粮食。庆历和议达成后，李元昊又多次遣使至宋，请求开放互市，宋在保安军和镇戎军的安平设置两处榷场，恢复贸易。但自1061年至北宋末年，宋夏之间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敌对状态，宋多次严禁民间贸易，关闭榷场，还数次诏罢岁赐。西夏几次大规模攻宋都发生在绝市之后。一种观点认为，宋的经济制裁适得其反，迫使西夏扩大侵扰，封锁与战争的循环成为宋夏关系的常态。128上述情况说明，西夏高度依赖宋市场，宋在两国贸易中居于主动地位。

辽夏经济关系也以贡赐贸易为主要形式。但在贡赐之外，由于游牧民族间产品的雷同，“夏国所产羊、马、毡、毯，用之不尽，以其余与他国交易，而三面戎狄，鬻之不售”。边境贸易以辽转卖中原物资为主，设有天德、云内、银瓮口、过腰带等市场。129

军事上，西夏常年和两个“宗主国”交战，不过除了李元昊公开称帝的八年间，即使处于战争状态，也不主动断绝臣属，而选择在称臣贡奉的名义下谋求扩张空间。130

宋一度因辽的因素禁止宋商前往高丽。1072年宋丽复交后，双方使节往来频繁，经济关系与贡赐贸易形式极其类似，宋对高丽的回赐比对朝贡国更显亲厚。宋神宗下诏“立高丽交易法”，规定“高丽国王每朝贡，回赐浙绢万匹，须下有司估准贡物乃给，有伤事体。宜自今国王贡物不估直回赐，永为定数”131。而事实上回赐远超规定数额，厚往薄来过于悬殊，受到了以苏轼为代表的官员的反对。132复交后，大批商人往来于两国，宋给予免税等优惠政策，高丽亦在开京设置专门接待宋商的客馆，许多宋商在高丽定居。

高丽与辽经济关系的相关史料极少，仅《辽史》载，“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133由二者藩属关系合理推断，贡赐可能也是主要方式。

由于宋与高丽不接壤，两国基本不存在军事关系。高丽在受到辽军事威胁时多次向宋求援，均未遂愿。相反，辽与高丽的关系进展与军事征伐密不可分。高丽由宋的朝贡国转而投向辽便是军事征服的直接结果；其后高丽的外交姿态也取决于辽军事行动的成败。

总之，西夏和高丽等中小行为体从向宋单方面朝贡转而向辽朝贡，是随着辽的兴起并重挫宋的军事行动——宋辽权力转移——发生的。从宋初到澶渊之盟，体系结构完成了从单极到两极的转变。西夏对宋、辽的朝贡都缺乏“实”，主要表现为策略应对：对外称臣，对内称帝。尽管西夏的经济高度依赖宋，但岁赐仍存在宋委屈妥协的成分。相较之下，高丽受辽军事威胁，作为辽的藩属更名副其实。在宋丽恢复来往但宋“不复册”的时期，高丽在名分上是宋的兄弟之国(辽)的藩属，在实践上仍与宋保持类似贡赐的经济关系，或可视作有实无名的朝贡。西夏与高丽的相似之处在于，对与宋关系的考虑主要在经济获利，对与辽关系的计算则出于安全担忧。

（四）辽宋双元朝贡

辽宋时期的东亚国际体系以宋、辽为两极，西夏是次级大国，高丽也是重要的行为体。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草原帝国成为被朝贡的对象，这使我们有必要考察，是否还有其他国家参与了对辽的朝贡。《宋史》记载，向北宋朝贡的行为体多达26个。其中东南亚国家朝贡较频。134与宋互动频繁的主要有：交趾45次，高丽41次，占城56次，三佛齐33次，于阗34次，龟兹31次。除高丽、西夏以外，大理、交趾、三佛齐、注辇、真腊、占城、于阗等国君主接受封号。见表4。辽的朝贡国主要分布在邻近地区135，除女真、高丽、西夏外，其余都集中在西域，多是辽太祖西征的战果。见表5。

表4向北宋朝贡的行为体

表5向辽朝贡的行为体

概观之，由于辽宋权力转移，澶渊之盟后，东亚体系呈现两极平等、双元朝贡的面貌。见图2。宋的朝贡圈偏重政治、经济；而辽的朝贡国许多是军事征服的战果，呼应了夏、丽朝贡的名实属性。仅以数量而论，宋的朝贡国多于辽。

图2两极平等、双元朝贡的东亚体系

以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其制度、规范与中华朝贡关系极其类似。随着时间的推移，辽统治者逐渐表现出自居正统的心态，自诩“彬彬不异于中华”。不过，由于统一的华夏王朝的存在，以辽为中心的朝贡不能完全等同于中华式朝贡。而且面对“夷狄凌中国”的威胁，为强化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宋代士人强调“正统”“攘夷”，凸显“天理”“道统”136，对外称辽为“大辽”或“北朝”，对内仍称其为“北虏”或“胡”。137另一方面，由于强制手段的频繁使用，以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比以华夏王朝为中心的朝贡关系更具“实”的意涵。

（五）体系整体面貌

通过将辽宋时期的东亚国际互动对照朝贡关系名实指标与五种关系类型架构，案例研究发现，随着权力转移，澶渊之盟后，两强间形成迥异于朝贡的平等关系。以西夏与高丽为主的其他次等行为体分别或同时向辽、宋朝贡。西夏对两强的朝贡均偏向有名无实；高丽作为辽的藩属名副其实，也曾向宋进行有实无名的朝贡。辽宋并立时期，东亚体系呈现两极平等、双元朝贡的面貌。案例中出现了交聘、榷场、两属地、划界等鲜见于朝贡关系而体现、维护平等关系的实践；岁币、岁赐是平等关系与名义朝贡关系中具有屈服成分的元素，但因维系和平也发挥了巩固既有关系的作用。

总之，10世纪初至12世纪初的东亚国际体系，既存在朝贡关系，也有其他关系类型，以两强间的兄弟式平等关系为主流和时代特色。

五、结论

（一）案例启示

1．古代东亚的平等关系

10世纪初至12世纪初的东亚国际体系以两强间的平等关系为主，以两强各自为中心的朝贡圈为辅，一百二十年运行不辍，深刻影响了其后的东亚秩序。138朝贡关系的理念源出先秦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礼制与天下观，辽宋案例展示的一系列处理平等关系的实践其实也诞生于同一时期的诸侯互动。本文猜测，华夏民族可能原本就具有处理等级或平等的不同制度设计，有必要挖掘各种关系形态中的多样制度，以进一步归纳非朝贡其他关系的观念与物质特征。

2．以夷狄为中心的朝贡关系

辽宋时期出现了以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而且辽统治者的世界观、朝贡关系中的角色伦理与制度运作均与中华式朝贡关系别无二致，但由于强制手段的频繁使用，比以华夏王朝为中心的朝贡关系更具“实”的意涵。139观诸历史，游牧民族在与华夏交往的过程中，特别在建立渗透王朝与征服王朝后，出于治理本国华夏人民的需要，可能选择性地采用华夏制度140；在对外关系部分，朝贡提供了完备成熟的等级机制，将其效法移植为己所用，可谓近水楼台。当游牧帝国兴盛之时，中国霸权虽衰，其制度却为崛起强权所延续，亦反映了中华王朝作为国际规则设计者(rule-maker)和输出者的角色。

此外，五代十国与契丹的关系亦显示，在中原王朝分崩离析时，作为体系霸权的北方游牧帝国可能吸引许多政权，也可能进行广义上的朝贡。历史上，突厥汗国统治西域时便曾接受西域各小国的贡奉，并在诸国设置了不同控制力度的机构；李渊父子反隋时，亦曾如诸多军阀势力一样，向突厥称臣141；吐蕃也建立了凌驾于吐谷浑、象雄、泥婆罗、南诏之上的“吐蕃天下秩序”。142类似史实暗示，追随强者可能是弱国谋生的普遍逻辑，未必受到夷夏之防的限制。

3．国际关系的家庭伦理

宋辽并未和亲，而以兄弟之国作为平等关系的角色安排。考察先秦、汉匈、唐蕃等时代的国际关系可发现，此类角色安排不仅为朝贡关系提供了伦理规范，亦覆盖平等、臣服等若干非朝贡关系的类型。以兄弟角色维护平等关系，不符合长幼有序，而非华夏行为体之间也曾通过联姻设置亲属角色，故家庭角色未必等同于儒家伦理。但此种国际关系安排显然与王室联姻繁复却无国家间角色规范的欧洲截然不同，这是不是东亚特色，值得深入挖掘。

（二）研究意义

1．现实意义

探索历史的意义终究在于观照现实。关注古代东亚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最关心的问题其实是今日(崛起的)中国会如何行动。

东亚国际秩序在近代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冲撞中解体，但从文明转变为国家的过程中，新秩序下旧板块的裂痕仍然存在，遗漏环节会在结构板块的脆弱或摩擦之处喷发出来，这便令许多人担忧、质疑，或者期许、憧憬“朝贡体系再现”。143

回溯过往，看似理所当然的民族国家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是独特历史事实产生的独特概念系统。通过对旧时代行为体性质和行为模式的案例研究，现实中有助于分析哪些过去的概念与事实在何种条件满足时会局部再现。在此意义上，本文的发现同时为朝贡体系再现提供了正反两面的证据。显然，非朝贡关系的存在，有力地证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比朝贡体系宽广、深厚，在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之前，传统中国自有维系平等与和平的机制。然而，聚焦于结构现实主义所强调的权力分布，本研究也提示，平等关系受限于权力平衡，倘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位阶大幅跃升，处理朝贡关系的部分机制未必不会再生。

2．理论意义

尽管以大篇幅考察朝贡关系，但本文目标并非纯然探讨朝贡体系，乃是为完成解构与超越朝贡体系论的基础工作提供一个分类与分析框架。虽然批判朝贡体系论的文献不厌其烦地强调朝贡并非古代东亚国际互动之全部，却鲜有研究阐述，如果不是朝贡，会是什么。

如张锋所述，“将某一时期的朝贡体系作为分析对象来理解这一时期的中外关系也是不够的，因为这将忽视朝贡关系之外的中外关系形态”。144然而接下来他便以大战略的关系理论“尝试建立一个既能兼容朝贡关系，又能同时解释其他关系的分析框架”145，其案例分析却不仅忽略“交往外交”，还尴尬地印证了朝贡关系的根本地位。在本文看来，此种“超越”的步伐过于迅疾了。只有经由合理的分类框架与充足的实证检验，先谈“何物”(what)、“如何”(how)，再言“何故”(why)，超越朝贡体系论，甚至代之以新概念系统与新解释，才不是空中楼阁。如果说张锋对朝贡体系的解构以概念批判为主，那么本文则立足挖掘朝贡之外的关系类型。虽然辽宋案例也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强权与中小行为体之间的朝贡关系，但就研究目的而言，平等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发现：证实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非朝贡关系，初步回答了中国以何种机制安排非朝贡关系。

现在，或许可以为五种关系类型中的“平等”一列补充更具体的内容，见表6。

表6五种关系类型(充实平等关系)

如果以跨时间与跨空间的坐标归位，纯粹“中国特殊论”立场从特定时期的中国经验提取概念，并认为只适用于该时空；中国大陆的部分学者试图将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启示用于更广阔的区域，与西方普世理论争鸣，甚至发展“中国学派”；而一群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台湾国际关系学者的知识位置则分布于中国本位与西方普世主义之间，追求以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历史案例的检验连接两端。146若以此坐标定位本文，无疑仍偏向中国特殊时空情境。不过，本文在理论上仍具有贡献：以文献梳理、概念界定、分类法和案例检验明确了朝贡关系的内容、边界与分析价值，更发现若干其他关系类型，特别是平等关系之存在。那么，后续研究斟酌是否使用“朝贡”时，便不必纠结于模糊概念的虚实真伪。作者期待，在未来建立更具普遍性的解释框架的工程中，本文可以发挥砖石作用。

*  作者感谢《国际政治科学》编委的辛劳工作和三位匿名审稿专家的切要批评。感谢台湾大学张登及教授的启发。本文初稿曾在2015年10月24日台湾成功大学举办的国际关系学会2015年年会暨第八届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感谢台湾大学吴玉山教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林炫向教授、台湾成功大学王宏仁教授的评论。一切错误和疏漏由作者负责。

1  “外”不仅指空间，更指不同于“朝贡”的关系类型。

2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40-42.

3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第1093—1134页。

4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第30—45页。

5  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6  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于1950、1960年代提出并系统化了他的“中国世界秩序”(Chinese world order)。参见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John K.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7  后续讨论中指涉概念近似的“朝贡体制”“朝贡制度”“tributary system”“tribute system”等统称为“朝贡体系”。

8  鉴于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学科分野，历史学者很可能回应，他们本就把朝贡体系视作现象与过程，不追求理论(theory)，且多着重明清案例的追索；但政治学者的借用与批判往往暗含一般性(generality)前提且有涵盖更古老年代的倾向。不过，围绕朝贡体系的跨学科争论并不因此失去意义。

9  周方银：《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第29—58页。

10  Yongjin Zhang, “System, 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ichael Cox, Tim Dunne and Ken Booth, eds., Empires, Systems and States: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43-63; Yongjin Zhang and Barry Buzan, “Tribute System as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 No.1, 2012, pp.3-36.

11  Stephen Krasner, “Organized Hypocrisy in Nineteenth-Century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 2001, pp.173-197. “有组织的伪善”指在国际社会中存在一套界定适当行为的长期规范和规则，行为体常常违反这些规则，但同时并不必定挑战这一社会的合法性。又见Stephen Krasner,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克拉斯纳认为它是国际关系的悠久特征。

12  Michael H. Hunt,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in Harry Harding Ph.D dissertation 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6-7; Yuan-kang Wang, Power Politics of Confucian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1; Yuan-kang W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13  庄国土：《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第1—8页；李云泉：《再论清代朝贡体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97页。

14  Chung Tan, China and Brave New World (North Carolina: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78), pp.16-22.

15  张锋：《解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第47页。

16  滨下武志将朝贡制度演绎为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要模式，并认为贸易是其内核。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贸易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0页。韩国学者全海宗、李春植认为，朝贡体系是朝鲜半岛统治者依循本国政治、军事情况，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主动利用的制度。徐耿胤、石之瑜：《恢复朝贡关系中的主体——韩国学者全海宗与李春植的中国研究》，台北：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研究中心，2012年。

17  Perdue, “A Frontier View of Chineseness, ” in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Mark Selden, eds.,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67.

18  从国际体系角度来看中国历史，大体上经历了以公元前720年郑周之争为起点、以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为终点的华夏体系，以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为起点、以1895年甲午战争后朝贡体系解体为终点的东亚体系，以及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被西方列强拖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三个时期。叶自成：《朝贡体系之外：从华夏体系到东亚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第613期。

19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

20  胡波：《古代东亚体系的中心在北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第613期；叶自成：《朝贡体系之外：从华夏体系到东亚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第613期。

21  《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有关内亚圈(Inner Asia Zone)的几篇论文在讨论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交往时，对费正清的理论提了部分修正和质疑，但并未完全否定其学说。

22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3  中原王朝通常是指历史上定都于中原的王朝。非汉族王朝可再细分为“渗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和“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游牧帝国在对外事务上像国家那样独裁，但内部组织则是协商与联盟化的。参见Karl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Philadelphia: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 Society, 1949)。

24  Thomas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221 B. C. to AD 1757(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1992).

25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年。

26  此种取向以李云泉为代表。参见李云泉：《话语、视角与方法：近年来明清朝贡体制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2期，第10页；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

27  张锋：《解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第57—60页。

28  Feng Zhang, Chinese Hegemony: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East Asian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1-47.只有在情感等级与认同大战略中，朝贡外交才能建构中国与其他行为者的身份与利益，而共同构成朝贡外交的工具等级和顺从乃是行为者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战略手段。由于后者比前者更频繁，所以朝贡外交的战略调节作用比规范与建构作用更显著。交往外交、战争与贸易则反映为进入和退出战略。张锋相信，既有研究过分关注朝贡制度的社会结构，却忽视能动者塑造它的战略过程，大战略的关系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区域关系的能动面向。

29  Feng Zhang, Chinese Hegemony: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East Asian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153-192.

30  另外，台湾大学石之瑜教授在2017年4月25日与作者的讨论中指出，该研究仍倾向于将情感关系视为完全正面积极的，与实践不合。

31  “认同性共建”指“中原王朝与朝贡国家对朝贡体制的经济和文化合法性的共同维护，武力侵扰和征服讨伐次数有限”；“对抗性共建”则指“亚洲内陆与中原王朝同兴同衰的两极互动关系，武力侵扰和征服讨伐特征明显”。李扬帆：《“中华帝国”的概念及其世界秩序：被误读的天下秩序》，《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5期，第42—43页。

32  张启雄：《中国国际秩序原理的转型——从“以不治治之”到“实效管理”的清末满蒙疆藏筹边论述》，台北：“蒙藏委员会”，2015年，第10—30页。

33  张登及、陈莹羲：《朝贡体系再现与“天下体系”的兴起？中国外交的案例研究与理论反思》，《中国大陆研究》2012年第4期，第89—123页。

34  杨仕乐：《层级制与东亚国际秩序：朝贡体系的实证检验倡议》，2014年11月15日发表于台湾中山大学举办的国际关系学会2014年年会暨第七届学术研讨会上；杨仕乐：《东亚朝贡体系的实证检验：朝鲜的案例研究1618—1637》，2015年10月24日发表于台湾成功大学举办的国际关系学会2015年年会暨第八届学术研讨会上；杨仕乐：《中国文化与中国对外行为：“兴灭继绝”理念与朝鲜“壬辰倭乱”》，《政治科学论丛》2016年总第70期，第159—196页。

35  “概念伸展”指用相同的概念指代不同的经验现象，可能扭曲概念含义，虽然扩大了概念涵盖的案例数量，但限制了其分析能力，破坏了其测量的效力。而为新案例创造更多新概念的概念增殖则可能失去抽象分析价值，多重概念之间的关系减弱，缺乏系统性。在传统论述中，“朝贡”便是一个严重伸展的概念。

36  例如，如果将“a的值增加”作为概念A的核心属性，则理论上隐含存在以a的值递减或不变为特征的替代概念A1和A2。因此，建立类型需要逆向工作，填写整个逻辑给定的域，同时保证每个替代概念之间有明确的分析界限。

37  Cheese Sartori,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4, No.4, 1970, pp.1033-1053; Colin Elman, “Explanatory Typologies in Qualitativ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No.2, 2005, pp.293-326.

38  John Gerring, “What Makes a Concept Good? A Criteri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oncept Form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 Polity, Vol.31, No.3, p. 374; Thomas Rixen and Lora Anne Viola, “Putting Path Dependence in Its Place: Toward a Tax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27, No.2, 2015, pp.301-323.

39  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4页。作者参考英文版调整部分译文。

40  沃尔兹对国际体系的排序原则(ordering principle)作出过经典界定：结构成分的组合原则，尤其指结构中的成分是处于平等地位还是等级地位。参见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p.81-82.他有时也使用组织原则(organizing principle)。参见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p.93, 161。

41  莱克与沃尔兹一样，将等级制定义为无政府状态的对立面，但并不认为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是等级制的，而是认为体系内的等级制减轻了自助，并允许某些国家逃离无政府状态。参见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apter.1。

42  康灿雄将等级界定为建立在特殊属性上的等次秩序(a rank order based on a particular attribute)，一种单元由高至低的等次排序。他接受沃尔兹将等级与无政府状态并列作为对立面的定义，但强调凸显等级的社会内在现象(inherently a social phenomenon)属性。David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I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2。

43  Feng Zhang, Chinese Hegemony: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East Asian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6.

44  孟维瞻：《古代东亚等级制的生成条件》，《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3期，第91—124页。

45  也即一个体系不能有两种原则。莱克的考察是将等级视为总体无政府下的现象，康灿雄则与沃尔兹择一端作为体系主流。

46  [宋]朱熹注：《孟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1页。

47  张启雄： 《超越朝贡体制——回归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北京论坛(2014)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中国与世界：传统、现实与未来“比较中的审视：中华秩序的理想、事实与想象”专场论文及摘要集，北京，2014年1月4日。

48  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与历史的角色》，王玉茹、赵劲松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6—21页。

49  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与历史的角色》，第23—24页；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0—43页。

50  Chung Tan, China and Brave New World (North Carolina: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78), pp.16-22.

51  马克·曼考尔：《清代朝贡制度新解》，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8—80页。

52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72页。

53  徐耿胤、石之瑜：《恢复朝贡关系中的主体——韩国学者全海宗与李春植的中国研究》，台北：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研究中心，第44—45页。

54  孟维瞻设计的是“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较高程度的等级关系”，未使用“朝贡关系”概念。孟维瞻：《古代东亚等级制的生成条件》，《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3期，第91—124页。

55  张登及、陈莹羲：《朝贡体系再现与“天下体系”的兴起？中国外交的案例研究与理论反思》，《中国大陆研究》2012第4期，第96—98页。

56  莱克以权威定义等级制，并在安全、经济两个面向考察等级变动并建立指标。当一个行为者(统治者)对另一行为体(被统治者)拥有权威时，两者之间就存在等级关系，从对安全和经济事务没有任何等级(无政府状态)到接近完全权威不断变化。安全等级(security hierarchy)的序列从无政府状态的自主外交到被保护国的另一端之间存在“势力范围”(a sphere of influence)及微弱的保护(“weak” protectorate)；经济等级(economic hierarchy)从无政府的市场交换一端到附属一端之间也存在弱依附关系(“weak” dependencies)，取决于附属国政权在多大程度上将安全与经济事务让渡给主导国。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apter.1, 2, 3。

57  本文忽略“文化”标准，其一是因为如全海宗所述，文化传播可能是结果而非原因；其二则由于文化交流的效果常常滞后且复杂；其三则因文化亲和性本就是中华王朝判断政治亲疏的标准，与政治密不可分。

58  Feng Zhang, Chinese Hegemony: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East Asian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28-29.

59  “诸侯所以归晋君，礼也。礼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谓。事大在共其时命，字小在恤其所无。以敝邑居大国之间，共其职贡，与其备御，不虞之患，岂忘共命？”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06页。

60  一般是折算相应价值的物品，明代甚至会直接给付铜钱。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99—108页。

61  宋、明、清都曾因日本、琉球等国贡奉过频造成财政压力，限制贡期。南宋甚至曾因认为本应整备国防的有限财政不应用来回赐朝贡而拒收贡品。同上书，第48—49、84、168页。

62  同上书，第169—173页。

63  如明末壬辰之战、清末甲午战争。

64  张锋也指出，战争是中国霸权重要的制度实践，传统中国可能出于工具计算而发动战争，就情感理性言之，如果出现“背礼”“失德”“不诚”等情况，儒家伦理则会正当化惩罚性征讨——强制不是用于侵略、破坏、征服或殖民，乃是用于恢复伦理秩序。他以投送强制力后是否撤回辨别出于情感的惩罚。Feng Zhang, Chinese Hegemony: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East Asian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40-42.

65  由于经济、军事皆属于物质面向，故合为一体。且本文对军事的考察较能凸显等级性，对经济的考察则仅限于是否符合朝贡关系经济特征。

66  现实中“名”与“实”的切合表现为某个“程度”，全方面的等级自然甚于单方面，然而为了简化分析，本文采用二分法。

67  所谓“身份性互动”指在秩序中扮演某种仪式性角色，借由分别实践不同秩序中的身份而为秩序所接纳。

68  张锋：《解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第47页。

69  最明显的是越南历史上从11—19世纪(前黎朝至阮朝)在向中国朝贡的同时，曾维系以自己为中心的与印支半岛十余小国间的朝贡关系，以文化区分“内夏外夷”，以越南、中国、朝鲜、琉球、日本等为华夏，以西洋、南洋各国及周边高棉、哀牢为夷狄。左荣全：《略论越南亚朝贡体系——兼论与东亚朝贡体系之异同》，《南洋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第93—99页。高丽在女真崛起前曾受其朝贡，而朝鲜的“小中华”意识则是在明清鼎革后“尊周思明”的思想。王元周：《论“朝鲜中华主义”的实与虚》，《史学集刊》 2009年第3期，第47—55页。日本在江户幕府即有华夷变态论，乃至近代军国主义的“八纮一宇”思想均深受华夷之辨与天下观的影响。

70  张锋：《解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第62页。

71  Yuen Foong Khong, “The American Tributary System，”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6, No.1, 2013, pp.1-47.

72  张登及：《清代蒙古盟旗制度建立的意涵：一种“天下体系”观念下的国际政治制度创新》，《蒙藏季刊》2010年第4期，第47页。

73  参见张其贤：《“中国”与“天下”概念探源》，《东吴政治学报》2009年第3期，第169—256页；张登及：《“中国”概念的内涵与流变》，《建构中国：不确定世界的大国定位与大国外交》，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308—313页。古代东亚各个政权哪些属于“中国”，哪些不属于“中国”，在当代“中华民族国家”的语境中，不易取舍。

74  Barry Buzan, “Rethinking System and Structure，” in Charles Jonnes, Barry Buzan, Richard Little, eds.,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9-80.

75  史料的篇幅亦可反映行为体的重要程度和互动频度，《宋史·外国传》前三篇为西夏两篇、高丽一篇(列传第二百四十四，外国一，夏国上；列传第二百四十五，外国二，夏国下；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三，高丽)；《辽史》仅为西夏、高丽两国作传(卷一百十五，列传第四十五，二外国记)。

76  为避免多种年号混淆，统一采用公元纪年叙述。

77  陶晋生：《10至12世纪东亚国际外交的对等问题》，《宋辽金史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3年，第95—99页。

78  [元]脱脱等：《辽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一，本纪第一，太祖上，第1—14页；卷三，本纪第三，太宗上，第27—42页；卷六，本纪第六，穆宗上，第69—80页。

79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卷二百六十六，后梁纪一，开平五年五月己丑，第8700页：“契丹王阿保机遣使随高颀入贡，且求册命。帝复遣司农卿浑特赐以手诏，约共灭沙陀，乃行封册”；卷二百七十六，后唐纪五，第9007—9037页。

80  详见[元]脱脱等：《辽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一、卷二、卷三、卷四，第1—62页。

8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卷二百八十一，后晋纪二，第9167—9176页。

82  详见[元]脱脱等：《辽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四，本纪第四，太宗下，第43—62页。

83  有论者指出，后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少数民族政权册立的傀儡政权”，见徐俊：《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9—221页。

84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卷七十五，晋书，高祖纪一，第977—990页；[宋]叶隆礼：《契丹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二卷，太宗嗣圣皇帝上，第17页。

8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卷二百八十三，后晋纪四，第9233—9264页。

86  契丹封他为“大汉神武皇帝”，见[元]脱脱等：《辽史》，卷五，本纪第五，世宗，第66页。

87  五代十国中，吴、南唐、吴越、楚、前蜀、后蜀、南汉、南平(荆南)、闽非中原，后晋非华夏。但对于契丹而言，都更接近中原/华夏。

88  此后辽曾遣使吊太祖，贺太宗御极，两国互贺正旦。参见曹显征：《辽宋实现首次交聘之背景分析》，《北方文物》2006年第1期，第76—80页。

89  宋太宗失去收复燕蓟的信心，作出了“治国在乎修德尔，四夷当置之度外”的表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卷三十四，第758页。更多内容参见郑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90  盟誓的形式是双方皇帝通信(宋至书，辽复信)，相互使用己方年号，称呼对方国家用国号，称呼君主用“皇帝”，平等由此可见一斑。[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卷五十八，第1299—1300页。

91  澶渊誓书中并未提到“约为兄弟”之事，乃是在谈判期间，辽表示“国主年少，愿兄事南朝”。[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卷五十八，景德元年十二月癸未，第1291页。“兄弟”称呼最早见于1042年契丹国书“弟大契丹皇帝谨致书兄大宋皇帝”。[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三月乙巳，第3229页。

92  这一点也侧面反映于1043年李元昊“称子不称臣”在宋廷引起的哗然：至少在当时宋人的观念中，任何试图突破“君臣”身份的企图都是“抗礼”。[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卷四百八十五，列传第二百四十四，外国一，夏国上，第13998页：“(赵元昊)犹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称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号。议者以为改吾祖为兀卒，特以侮玩朝廷，不可许。”

93  贾玉英：《有关宋辽交聘中泛使概念的几点辨析》，《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111—118页；陶玉坤：《辽宋对峙中的使节往还》，《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第10—17页。

94  诸侯之间的聘问遵循严格的礼仪程序，官制、流程、仪节等详细规定见于《礼记·聘义》和《仪礼·聘礼》，双方接待人员级别相同，礼仪中宾主的服饰、进退揖让和面向等具体仪节均一一对等。天子与诸侯也会交聘，此种聘则结合朝觐，其义在诸侯进贡天子、天子控制诸侯。参见张健：《先秦时期的国礼与国家外交》，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87—106页。

95  蔡宗宪：《中古前期的交聘与南北互动》，台北：稻乡出版社，2008年，第60—69页。

96  陶晋生：《宋辽关系中的外交文书：以牒为例》，《宋辽金史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3年，第134页。

97  榷场贸易的物品，由北宋输入辽的，在澶渊之盟以前，主要有香、药、犀(角)、象(牙)等，后来又增加了苏木；澶渊之盟以后，因为双方关系的改善，又增加九经书疏、帛、漆器和粮食等物品；其他的商品还有铜、锡、铜钱、姜、矾、麻布等。辽输入北宋的商品主要是银钱、羊、马、盐、铁刀和骆驼等特产，其中羊是大宗商品，此外可能还有布、北珠和银。另外，契丹人日常不可或缺的茶叶也是辽由榷场收购的主要商品之一。

98  辽主要禁止马匹、粮食、毡、银、皮裘、书籍输出；而宋则禁止硫黄、焰硝、卢甘石、竹牛角、箭杆、水银、丹漆或是其他可用来制造军器的物资输出。黑漆、朱红、矾和铜钱也在禁榷之列。

99  [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卷一百八十六，志第一百三十九，食货下八，第4562页。详见张亮采：《宋辽间的榷场贸易》，《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年第3期，第146—155页；王晓燕：《论宋与辽、夏、金的榷场贸易》，《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8—12页；倪彬：《“敌国”互市之“厉禁”——两宋榷场相关法律、法规浅析》，《宁夏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98—103页。

100  丁树范、黄恩浩、王俊评：《中国历史上的“信心建立措施”：以宋辽军事关系为例》，《远景基金会季刊》2012年第2期，第125、135页。

101  彭山杉对宋辽熙宁划界的研究相当详尽。参见彭山杉：《封陲之守——宋辽河东熙宁划界诸层面》，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2年。

102  陶玉坤：《也论辽宋间的两属地》，《宋史研究论丛》2005年第00期，第151—168页。

103  同上书，第151—168页。

104  [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卷四百八十五，列传第二百四十四，外国一，夏国传上，第13981—13985页。

105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卷二十五，太平兴国九年九月，第585—587页。

106  辽圣宗授李继迁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五州观察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参见[元]脱脱等：《辽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十一，本纪第十一，圣宗二，第119页。

107  同上书，卷一三，本纪第十一，圣宗四，第140页。

108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卷七十五，第1706—1725页；卷七十七，第1749—1768页。

109  同上书，卷一百二十三，宝元二年六月，第2871—2891页。

110  延州之战、好水川之战和定川寨之战。

111  详见[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卷四百八十五，列传第二百四十四，外国一，夏国传上，第13993—14000页。

112  金渭显：《高丽与契丹关系述论》，金渭显编：《韩中关系史研究论丛》，陈文寿校译，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2—44页。

113  [元]脱脱等：《辽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百十五，列传第四十五，二国外记，高丽，第1519页。

11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卷七十四，第1694页。

115  [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国立汉城大学奎章阁档案馆本，世家卷七。该善本非出版品，无页码。

116  同上书，世家卷四。

117  [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三，高丽，天圣八年，第14045页。

118  [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国立汉城大学奎章阁档案馆本，卷五，世家第五，德宗二年。

119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卷一百五十，庆历四年，第3647—3655页。

120  “若泄此事，必生衅隙。……况我国文物礼乐，兴行已久，商舶络绎，珍宝日生，至于中国实无所资，如非永绝契丹，不宜通使宋朝。”参见[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国立汉城大学奎章阁档案馆本，卷八，世家第八，文宗十二年。

121  [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三，高丽，熙宁二年，第14046页。

122  [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卷九，国立汉城大学奎章阁档案馆本，世家第九，甲戌。

123  同上书，卷十三，世家第十三，癸未。

124  王雄编著：《辽夏金元史徵·西夏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0—293页。

125  同上。

126  同上。

127  同上。

128  李华瑞：《贸易与西夏侵宋的关系》，《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第51—59页。

129  王雄编著：《辽夏金元史徵·西夏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0—293页。

130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卷一百四十，第3358—3371页；卷一百四十二，第3394—3329页。在辽宋夏三角中，各方都企图从另两方冲突中渔利。

131  同上书，卷三百二，第7346页。

132  [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三，高丽，第14048页。

133  [元]脱脱等：《辽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六十，志第二十九，食货志下，第929页。

134  如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三佛齐(位于苏门答腊岛)、真腊(今柬埔寨)、阁婆(位于爪哇岛)、丹流眉(今泰国)、蒲端(今菲律宾)、摩逸(位于吕宋岛)、渤泥(今文莱)、蒲甘(今缅甸中部)。有些国家仅有过零星联系，如层檀(今非洲桑给巴尔)、日本，本文不列。

135  《辽史》中记载的属国，有些只是周边的部族，如阻卜、突厥等；有些只有过零星的联系，如波斯、大食、日本等。

136  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文史哲》2004年第1期，第5—12页。

137  万晓：《天下一家：探寻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伦理脉络》，台湾“中国政治学会”2016年年会，台湾花莲，东华大学，2016年11月26日，第25—26页。

138  陶晋生认为这种体系是10世纪下半叶以后东亚多元国际形势的一个阶段。陶晋生：《10至12世纪东亚国际外交的对等问题》，《宋辽金史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3年，第123页。

139  类似地，李云泉发现，由于元朝统治者实行高压政策，干涉属国内政，朝贡制度“怀柔远人”的功能丧失殆尽，而更以武力为后盾。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55、57、60页。

140  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4页。作者参考英文版调整部分译文。

141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8—78、147—185页。

142  林冠群在“中国再起：一段历史与国关的对话”研讨会上的发言，台北，台湾大学，2015年11月20日。

143  最近一次是2017年2月8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将当代中国的对外战略比拟为重建明朝的朝贡体系。Hiroyuki Akita, “Time's Up for Soft China Policy: US Defense Chief Sees More Active Role in South China Sea，” NIKKEI, February 8, 2017, http：//asia.nikkei.com/print/article/236799.

144  张锋：《解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第62页。

145  同上。

146  Yu-Shan Wu, “RT-10: Resurgence of China: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speak delivered to Fifth Glob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ference(WISC),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April 3, 2017.

谢选骏指出：西方人是从殖民主义的角度看到朝贡体系的；正如中国人是从朝贡体系的角度理解殖民主义的。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文明冲突”，而不是亨廷顿所误认的文明内部的“文化冲突”及“族群冲突”。

【13、朝贡体系、礼仪与中国中心史观的转变】

2020-07-26 何伟亚（James L. Hevia）

伟大的转变与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

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对18～19世纪中国的历史研究中，有两种方法占据主导地位。一种是社会文化式（Cohen，1984），认为中国历史是一场“巨大的变迁”，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学者们通常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Fairbank和Teng，1954）这一命题下谈到这种发展模式。社会文化学家们设定一个停滞不前、错综复杂的传统中国，把19世纪西方入侵视为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必要刺激。这一理论框架的特点是重视西方的影响，因此，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和早期中西关系就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文化方法遭到各方攻击。在新左派盛行及反对越战的氛围下，一些人指责说，社会文化方法的实践者，尤其是那些研究外交关系的人，是在为西方对中国的侵略煞费苦心地进行辩护。另一些人放弃了这种方法，转而追随那时对欧洲学术界有决定性影响的潮流。在历史学派和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描述性结构社会学的影响下，兴起了一种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Cohen，1984）。他发现中国事件丰富，充满活力，沿着自己的内在逻辑而发展。施坚雅的微观地区主义不仅提供了现成的密切相连而又无须虑及中国整体性的实体，还在另一方面背离了前人的研究，即视文化为附带现象，变化不定，这就不可逆转地弄乱了一致的传统观念，而社会文化分析方法正是以这些传统观念为基础来研究中国历史的。

当18～19世纪的中国历史显现出越来越多的事件时，学者们发现了一部由社会运动、日常生活、阶层和性别冲突、知识分子骚动以及政治、经济转型等构成的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社会史。但是，就像在欧洲的同类研究一样，对社会史的强调，后果之一是导致了（也许是无意识的）对国家政权、中国与海上欧洲及亚洲腹地关系的忽略。结果，在这一领域中，原先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促成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要原因是外来因素，而现在则认为，外来因素与中国的内在发展相关甚少。于是，中国有了一部富于生机的内在历史，而对中国外部关系的研究在过去25年里却被忽略。更有甚者，多数著者即使认识到有必要在研究中附带关注对外关系，也依然不加鉴别地依循历史悠久、已成权威的社会文化方法对对外关系的阐释，即著名的“朝贡体系”。[17]同时，一小部分学者依然对中国对外关系史有兴趣，却发现要支撑如此宽泛的看法（如Wills，1988：229）是越来越困难了。下面我们来讨论朝贡体系及其局限。

朝贡体系及其评论者

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美中两国的历史学家就一致认为，19世纪中西冲突，其原因不仅在于西方实行帝国主义和扩张性资本主义政策，而且在于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特殊性质。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在其历史发展中孤立于其他伟大的文明中心，并洋洋自得于自己的文化优势，很早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处理对外关系，其他区域的统治者必须认可中国天子高高在上的权威地位。外族王公以两种“象征性”方式表达他们对这一要求的接受：进贡和行三跪九叩之礼。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日益复杂的官僚机构和规章制度维系着这套制度的象征意义，现代学者称这套由机构和文字构成的复合体为“朝贡体系”。正如费正清所言，这套体系确定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态度与实践，从中华文明早期直到19世纪中西相遇，一直如此。

但是，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中华帝国或外族王公认为有必要建立或加入这样一套精心设计的体系呢？费正清在其开创性的论著《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1942）中指出，朝贡“并非名副其实”。一方面，外国统治者的贡品对帝国财政裨益甚少；另一方面，中国朝廷的相应赏赐，其价值往往与贡品相当甚至远远超过（1942：129，135）。那么，从这显然不公平的经济交易中，朝廷究竟得到了什么呢？费正清认为，一旦考虑皇帝声称奉天命而治天下，则历代王朝朝贡贸易的目的就十分清楚了。他说，“如果四周远人不承认他的统治，他又怎能令中国百姓臣服呢？在中国，权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够产生权威”（1942：135）。外国统治者的贡品能增加中国皇帝统治所需的权威，换言之，外国统治者的臣服使其合法化。对外国统治者来说，他们也乐于参与，因为他们渴望着帝国的巨额赏赐，并希冀有机会买卖其他中国商品，如茶叶、丝绸等。如此看来，正如费正清所阐释的，朝贡体系经久不衰的奥秘在于它是一种巧妙至极的贸易工具（1953：32）。

费正清的观点受到19～20世纪对历史上的帝国尤其是罗马帝国的研究的深刻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治古代史的专家们似乎认为朝贡是一种表示政治臣服的古代形式和一种榨取财富的专断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朝贡逐渐被明确的主权和规范的税制所代替，后者集中体现在日益增长的公平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之中。与经济理性的发展密切相连的是法律理性的增长。法律有两个作用：一是保护一个限定实体（如国家）之内的经济活动，一是设定各个国家、各个社会、各种文化之间的行为规范。

朝贡体系（按照罗马帝国模式所设想的那种）将上述两种理性排斥在中国之外。相反，由于缺乏外来挑战，在演进过程中，传统中国的法律和经济行为都淹没在文化之中。朝贡体系也许是不恰当地把“外交”和“贸易”结合在一起，却从来不意味着具有这两项近乎固有的职能中的任意一项。这是因为，在中国文化术语中，并没有真正的（建立在两国主权平等基础之上的）外交，商业也远远不如农业那样被看重。结果，孤立的中国中心主义的中国就发展出一套丰富的文化主义，正与更为现代的国家主义相对（参见Fairbank，1942；Levenson，1968；Fairbank，Reischauer和Craig，1989：177-179），并因此对19世纪西方列强的来临措手不及。

中国不愿或不能认识到欧洲强国开创的以国—国关系为内容的新的国际秩序，也不愿或不能把外交与商业分离，因此，它发现传统的防御性的朝贡体系很难提供指导或先例以创造性地回应欧洲人的要求。这种盲目性的主要根源在于文化，包括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信仰——儒家所抱有的传统的反商业和反技术的偏见。到达中国时的马嘎尔尼勋爵所遇到的，正是这种显然源自文化的坚不可摧的体系。马嘎尔尼没有能够打破朝贡体系下的知识和官僚制度的障碍，这使他未能更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使之与西方交往，最后导致19世纪中西冲突不断。费正清的追随者们普遍认同朝贡体系的功用，并相信它可以解释1839年以后的中西对抗。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某些研究传统对外关系的史家对构成朝贡体系模式的许多论断有所质疑。譬如，关于朝贡体系的起始，费正清认为是在周代，而莫里斯·罗萨比（Morris Rossabi）赞成汉代，约翰·威尔斯则倾向于明代。在亨利·塞鲁斯（Henrry Serruys）（1960，1967）著作的基础上，威尔斯坚持认为帝国晚期的朝贡体系并不早于15世纪。他对通常的臆断加以挑战，认定可作为朝贡体系起始年代的关键证据的，不是单纯的信仰或价值观，而是一致性的制度建构（1984：173）。

其他学者则质疑如下观点：物质利益是仅仅从中国向外国单方向流动的。譬如，研究中国与亚洲腹地的关系的观点已从之前认为亚洲腹地依靠与中国的联系来满足他们对中国某些商品的需求，转而认为双方互有需求，这似乎有违中国一向标榜的自给自足。中国需要外来的马匹、原料甚至食品，用制成品及中国特有的商品（如茶叶）来做交换。

还有学者质疑的对象是：朝贡体系模式所阐释的对外关系的刻板与单一（罗萨比，1983）。其中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发现，在欧洲人来华日益频繁的同时，清廷对亚洲腹地的政策亦具有高度灵活性（1986，1978a）。在《传统的尴尬》（“An Embarrassment of Traditions”）一文中，迈克尔·亨特不是单单对中国的对外关系下定义，而是把朝贡体系中“不可动摇的中国中心主义”与汉唐时期更为外向、“更为开放”的政策做了对比（1984：6）。亨特之后，詹姆斯·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k）又对超越历史模式提出质疑，认为要理解清代的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就必须详细考察特征与情境（1992）。

约翰·威尔斯从与费正清合著的《中国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1968）时起，就特别注意不以朝贡体系模式解释一切。亨特和波纳切克都获益于他的修正。我打算仔细讨论威尔斯的观点，在许多方面，这些观点是本项研究的起点。早在1968年的论著中，威尔斯就写道，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尤其是18世纪的公行贸易制度和此前两个世纪里访华的少数使团，并不能用朝贡体系模式予以解释。在接下来的许多著作里，他又写道，在清代，朝贡体系主要用于处理与朝鲜、越南和琉球的关系。他注意到中国官员们对待特定的历史挑战的务实方式，并强调明清两代的亚洲腹地政策和海疆政策有许多差异。

最足以危及朝贡体系的也许是下面这种观点。在经验主义“个案研究”（1988）及相关读物中，威尔斯确认了许多有违常规的例子，打破了“无所不包的朝贡体系”方法在结构上的完整性。近来，他开始着手借助由中国个案研究得出的结论，来阐释1500年以后更大型的欧亚历史（1988，1993）。有一种方法把实证主义与社会学对“高级”文明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而威尔斯质疑所有与这种方法不相容的理论假设。

在某些方面，威尔斯据经验主义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意料之中的。费正清的朝贡体系是一种用于达到所有愿望和目的的功能性理论，因而也就具有经典功能主义模式的弱点。正如许多人类学家所指出的那样，那些凝固在共时维度中的东西，尽管看上去优雅从容，有条不紊，却在时间和历史的张力下崩溃了。但无论如何，威尔斯的修正是十分出色的。他所选择的资料和议题使他能够阐释“传统”的，特别是清代的对外关系。他的阐释超越了朝贡体系的局限，同时又没有摒弃他所赞同的朝贡体系的术语及社会学式的阐释框架。威尔斯注意到，研究清代治国之道的学者们在谈到对外关系时，“把它作为一种防御而不是朝贡”。因此，威尔斯把朝贡体系重新描述为一种防御形式，尽管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一种。

同时，威尔斯保留了费正清学说的重要特点。譬如，他注意到朝贡使团“在仪式上维护着京都天子的威仪”（1984：188）。换言之，威尔斯和所有费正清的追随者们所忠实再现的，是坚持朝贡体系的二元性。这种二元性借助对两种相对的事物的适用来得以维持，这些相对的事物有：朝贡与贸易，礼仪与外交，理想与实用，文化原因与实际原因，还有威尔斯所说的，表象与政治现实。

如此辨析便把朝贡体系的礼仪或文化功能与中国历代相袭的传统治国之道区分开来，而官员们正是借此治国之道创造性地应对各种不测与变局（威尔斯，1984：87）。有趣的是，在那些文化靠边站，官僚制度亦不起作用的时候，中国官员显示出相当的理性，对于变化的形势应付自如（实际上，威尔斯正是在这一点上不赞同一个停滞不前的中国形象）。然而，中国官员的灵活性具有内在的局限，威尔斯把这些局限描述为官僚主义的消极被动或防御型的观念，两者都表明中国的官僚体系的理性从未能超越某种限度。威尔斯认为，这个限度显然就是：礼仪的实施与对外关系一直是“礼部所具有的多种功能”中的一种独特的混合（1968：255）。

因此，“中国并不仅仅是一个没有邻国的帝国”（叶理绥），也是如威尔斯所力陈的，是一个没有帝国建立者的帝国。它沉湎于虚幻，它的理性化未能超越某种限度。它的官员只能在表象与事实相符合时——也就是外来者乐意接受中国对形势的判断时——才能对之加以区分。如果外来者不乐意这样做，清廷官员除了防御性地做出反应，并死守仪式养成的虚幻之外，别无他计。即使是头脑最清醒的官员，也没有意识到由此会导致与西方不可避免的冲突（1984：189）。

显然，这些结论有可疑之处，尤其是对清代而言。满族人可能不是特别关注海疆事务，但他们却懂得陆地战事。在入主中原后差不多一个半世纪里，他们都在忙于战事。其次，很难解释为什么清廷官员在某些时候能理性地对待某些外国人，而另一些时候又不是这样。为什么他们能相当务实地对待荷兰人和俄罗斯人（Mancall，1971），却以理想主义对待英国人呢？除此之外，也有充分理由质疑对文化与理性的区分，这种区分影响了威尔斯及其他人所依赖的二元性，尤其是当一个人试图用朝贡体系逻辑去理解更广泛的清代文献记载与实际的帝国主义活动时，更是如此。我所关注的是与礼（对礼的翻译五花八门，如礼仪、典礼、礼节等）有关的文本和实践。“礼”是最被武断下结论的中国词语之一。　

礼仪问题

礼仪是一个阐释起来相当棘手的主题，因为根据学术分类，长久以来它一直属于宗教研究和人类学关注的领域。在这些学科中，它常常与前现代民族的信仰或非西方世界相联系，它所涉及的也是宗教或宇宙以及种种与神灵有关的行为。在此规则下，礼仪也可理解为一个过程，社会借此过程而形成并合法化，社会亦借助礼仪改变社会成员的身份状况从而实现社会转型（Van Gennep，1909；Durkheim，1915；Turner，1969）。在更通俗的用法上，礼仪可以被理解为正式的、有章可循的、义务性的行为的一部分。与之相对的是非正式的或更自然（natural）的行为。就本次研究而言，这些有关礼仪的观点都不错，因为它们常常能很好地解释朝贡体系的某些方面，尤其是涉及朝贡本身和觐见皇帝时。

同时，在清廷关于马嘎尔尼使团的记载里，“礼”这一术语占有突出的地位。实际上，它就是宾礼，是帝国五种礼仪之一。正如《大清通礼》所描述的那样，宾礼涉及统治权的构成，官员们正是依据宾礼来安排马嘎尔尼使团和其他使团的觐见活动。我试图要回答的问题，不是在清代对外关系中礼是否重要，而是清廷文本中的“礼”与朝贡体系中讨论的“礼”是否相同。翻译是一件棘手的事，如果注意力局限于对外关系和帝国觐见，则该问题的答案将是“不”。我之所以这样说，不是因为我认为“礼”译为“礼仪”（ritual）不合适，而是因为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们，已把“礼仪”的概念弄得过分狭窄了。

许多中国研究者试图从中文资料尤其是儒家典籍中重建“礼”的意义，与此同时，出现了如上所述的一种趋势，即试图把礼和西方历史上对礼仪的理解混同起来，这种礼仪是与世俗/知识界对宗教信仰及其实践的讨论紧密相连的。在这种看法中，理由和理性占据一端，而另一端则是礼仪和典礼。以理性为中心的世俗主义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它认为，有关礼仪的声称是靠不住的（譬如，罗马天主教弥撒的圣餐变体论），因此礼仪必定有别的作用。人们热衷于礼仪活动必定事出有因。对此，通常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象征式，把礼仪作为文化特定或典型的标志，借此标志将礼仪的意义传递至参与者的头脑中。以此观点考察罗马天主教弥撒，面饼和酒并不是耶稣基督真实的身体和血，而仅仅是其象征，它体现了基督徒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第二种解释是功能式，将礼仪视为一种工具，社会和政治结构借此工具而合法化。以此方法分析天主教之弥撒，则它的功能在于使天主教会（或罗马教廷）的权威合法化，并巩固信徒之间的团结。婚礼、葬礼、圣餐仪式、坚信礼等，均可以以类似方式加以解读。汉学家们把上述方法用于研究中文资料，并通过诸如此类的“眼镜”来阅读与外国使团有关的文本。

且看看学者们如何看待朝贡。如上所述，费正清很早就断言朝贡对中国的统治者并无任何“经济”价值。因此，朝贡在中国文化中必定有其他意义。譬如说，磕头就是一种象征，象征着磕头者对中国皇帝宗主权的认可。朝贡表达了或者说是交流了一种臣服。同时，作为更大的朝贡体系的一部分，朝贡亦可理解为一种工具，统治者借此合法化，中国社会借此得以巩固，外国人借此而被整合进一个由于他们的加入而更趋广大的社会之中。同样的阐释可以并已经用于解释帝国觐见。现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观点看起来没什么害处，甚或是讲求实际的，它们的影响很大。实际上，在大多数欧美知识分子的实践——即萨义德和其他人所说的“东方主义”——中，这些观点的地位几近牢不可摧。这些观点也是更广泛的文化工程的一部分。这些文化工程为之服务的是把“西方”构建为一个最晚从19世纪中期以来就在知识、政治、经济活动等方面享有特权的地区（亦可参见Young，1990；Herbert，1991）。

在其他方面，这些观点的成果是找到了丰富的证据以确认那些有关20世纪之前中国古代或具有传统特色的老生常谈。譬如，学者们很看重帝国祭天大典，因为就如同真实的礼仪一样，祭天大典演示清晰的宇宙秩序观，可以被视为在古代或前现代社会里具有宗教的普遍特征。或许正是在这一点上，礼仪这一术语较其他任何方面都能更好地运用到中国的实际，这确实是可以认定的。

然而，这样的实践似乎有违预设，不符合预定的分类学，也远远不同于已有的对帝国礼仪的普遍看法。当考虑到清廷总是坚持把对外关系当作礼仪时，情况尤其如此。诸如此类的错误即便有成因，也往往被解释为中国皇帝（被误导地）自称为宇宙统治者的原因。另外，许多学者运用对外关系的讨论来指出历史中国的主要不足。譬如，曼考尔在解释朝贡的“象征”价值时，就认为，在“传统社会”里，“既然象征与事实之间的区别很模糊”，形式“就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社会里，形式被当作事实（1971：85）。威尔斯以类似的论调写道，从宋代开始，中国官员就“倾向于关注表面的礼仪而不是关注实际的权力……”“礼仪”，他写道，“是表象的形式化。”（1984：21-22）这种极具特色的礼仪思想，伴着一种（给人印象）几乎是病态的行为——坚持维护表面礼仪，甚至削足适履来使事实符合表象。这正是帝国秩序的致命弱点。这意味着，中国官员倾向于耽于幻想，从未直面过19世纪降临中国的那种真正的挑战。在此意义上，清廷不但要为它本身的崩溃负责，而且对于忽视西方的炮舰政策，它也难以辩白。

在那些把礼仪当作合法化工具的观点中，也可以看到相似的逻辑。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礼既为政治权力提供了某种支持，同时也阻止了理性化在中国的文明之中超越某一界限。如上所述，这在法律领域尤为明显。而现代社会里（这一点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权力结构正是借法律而合法化的。中国没有产生公正的法律体系，因此没有将文化、政治权力结构、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理性化。礼仪可能有助于维护国内政治秩序，保有关于中国文明和帝国权力的幻想，导致趋于防御型（假定不是进攻型或帝国主义型？）的政策，但它也是一个巨大的束缚，阻止传统中国创造性地应对西方。

总之，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学者们不断重述礼仪的象征性和功能性，以此来解释清帝国礼仪和朝贡体系。礼仪是指那些在它本身之外的事物，因此，礼仪本身的实际内容比不上这些所指的事物重要，礼仪是古代或前现代社会的典型特色。这样，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是对完全有意识的理性的缺乏，对类别的混淆，对因果关系的有限的理解，礼仪行为培养或反复灌输共同信念（以书面文化的方式），以便产生团体凝聚力，并为独裁者提供维持社会控制的工具。科学的现代社会理论提供的优良分析工具，使礼仪的这种特征越发清晰可辨。就如同萨义德谈到的东方主义的建树一样，关于礼仪，清代资料里说了些什么，这无关紧要，所有这样的资料都可以被轻而易举地译成观察者的话语规则，并产生知识，这些明明白白地宣称优于历史上中国臣民所拥有的知识，那些中国臣民受着表象和虚幻的支配。

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历史观很少质疑礼仪的象征性或功能性阐释，也不曾试图去挑战这些阐释在清代对外关系研究中的应用，多数学者依然把外国使团的朝觐和觐见作为一种象征，而礼仪本身只是一种高度固化的正式表象，这表象只是偶尔才与外在“事实”相符。很少有人试图质疑如下观点，即清在礼仪方面的失败与19世纪的中西冲突有直接的和不经意的联系。假定，清帝国能够改变对外关系的礼仪化，那么冲突也许就能避免，或冲突之后果就将完全不同。

谢选骏指出：中国的朝贡体系与欧洲的殖民体系很不一样。两者的区别有点相似于先秦政治与后秦政治——朝贡体系类似于夏商周的册封存祀，殖民体系类似于秦汉以后的郡县制和同化制。

【14、蒙古人创造了西方文明】

《新冠疫情：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五次疫疾大流行》（2020年3月19日 BBC）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死亡人数上升，感染病例增多，变异毒株的不断出现给防疫带来更多新挑战。

2020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肺炎Covid-19为定性为“全球大流行”。

病毒改变了、而且仍在继续改变着千百万人的生命轨迹，变化有短期也有长期；国家、区域和世界范围，影响更深远，有些甚至不可逆，人类历史的轨迹因此而改变。

这一点已经有过不止一个先例。

十四世纪的黑死病和西欧崛起

黑死病直接动摇了中世纪欧洲佃农制经济的基础

公元1350年左右，一场据信源自蒙古的鼠疫席卷欧洲，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那场瘟疫也被叫做黑死病。

历史学家认为，经过鼠疫的腥风血雨，欧洲不少封建国家从满目疮痍中重生，开始向现代社会、商业经济方向迈进，为日后西欧崛起和称霸世界做了铺垫。

甚至有观点认为这场鼠疫催生了当代西方文明。

因为大量青壮年死于鼠疫，农村劳动力锐减，封建领主庄园佃农和农奴奇缺，动摇了封建佃农制的根基。

黑死病泛滥，人们为了控制传播焚烧患者衣物

劳动力供不应求，人工昂贵，直接推动了工具改良和技术创新。

还有史学家认为西欧航海、探险和帝国主义的兴起也部分归因于这场鼠疫。

社会经济现代化、增加技术发明投资、鼓励海外扩张，在这三块基石上，西欧迅速强大，成为世界最富强的地区。

美洲天花和全球降温

墨西哥阿兹特克，1520年，西班牙殖民者遭遇当地人勇猛抵抗。

15世纪末美洲成为欧洲的殖民地，这段历史无比血腥，除了死于枪炮屠刀，还有大量美洲原住民死于欧洲殖民者带去的各种致命疫疾，主要是天花，还有麻疹，流感，鼠疫，疟疾，白喉，斑疹伤寒和霍乱。

死的人之多，连气候都受到影响。

英国大学学院一项研究发现，欧洲在美洲的殖民扩张的百年期间，美洲人口从6千万（当时世界人口的10%）减少到500万——600万。

西班牙探险者到达美洲大陆，他们带来的疾病导致美洲数千万原住民死亡。

人口锐减，意味着农耕减少，大量农田回归荒地或森林草原等自然生态。大量是什么概念呢？现代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估计推算有5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法国或肯尼亚的国土面积。

森林草场面积如此剧增，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减少，世界上很多地区气温下降。那个历史时期的二氧化碳含量是通过南极洲冰层核心样本推算的。

科学家认为，这个人为导致的变化，加上大型火山爆发和太阳活动减少，推动地球进入了一个"小冰川纪"。

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一样经历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包括农作物严重减产和饥荒。

有人认为这是报应。

黄热病和海地法国殖民统治

黄热病疫情帮助海地反叛力量击败了法国军队，结束了法国殖民统治。

海地爆发黄热病，间接地把法国殖民势力赶出北美，美利坚合众国随即迅速壮大。

18世纪末，法属殖民地连续爆发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黑奴反叛，1801年双方言和，反叛领袖杜桑·卢维杜尔成为海地共和国首脑。

但宗主国政局乾坤颠倒，拿破仑称帝，随后决定出兵海地镇压反叛，夺回殖民统治大权。

数万法军登陆海地，在战场上所向披靡。

拿破仑军队镇压海地起义失败，也导致法国放弃了在北美的殖民野心。

这时，黄热病开始在岛上法国人之间流行。法军官兵、殖民当局官员、医生和水手共5万人死于这种传染病。最后逃回法国的幸存者只有3千人。

黄热病源自非洲，欧洲人对它没有天然免疫力。

在海地被瘟疫击败后，拿破仑不但放弃了海地，还放弃了在北美大陆的殖民野心。

出兵海地惨败两年后，法国政府把210万平方公里的北美殖民地卖给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国土面积扩大了一倍，史称"路易斯安那购地案"。

非洲牛瘟和欧洲殖民扩张

非洲牛瘟直接导致大范围饥荒，使欧洲殖民扩张易如反掌。

19世纪非洲爆发了一场牛瘟疫情，结果加速了欧洲在非洲扩大殖民统治的进程。

牛瘟病毒在1888——1897年间杀死了非洲90%的牛，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包括非洲之角、西非和西南非洲。

牛瘟直接导致饥荒、社会秩序崩溃、民众流离失所。

欧洲14国在柏林开会协商如何瓜分非洲，之后不久非洲就开始流行牛瘟、饥荒。

以农耕为主的地区也未能幸免牛瘟，因为许多地方依赖耕牛犁地。

这时，欧洲国家乘虚而入，在非洲大片地区建立殖民统治。

殖民非洲的计划早几年就制订了。1884-85年，欧洲14国在柏林开会，商量如何瓜分非洲殖民地，会议结束时形成了正式决议，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非洲的历史进程就此改变。

1870年代，10%的非洲属于欧洲殖民地，1900年只有10%不属于欧洲殖民地。

在这个过程中，牛瘟，以及它造成的经济危机，成了欧洲殖民宗主国的帮手。

比如，意大利1890年初进入厄立特里亚时那里正闹饥荒，三人之一的人口已经饿死。

瘟疫和中国明朝的终结

中国明朝盛世长达三个世纪，堪称国力强盛，政治文化影响力辐射东亚大片地区。

然而，一场大瘟疫宣告大明王朝的终结。

长城的很大一部分建于明朝，或在明朝得到加固、翻新。

1641年，中国北方出现瘟疫，部分地区人口减少了20%到40%。明朝末年京都有近60%左右的人死于鼠疫。

祸不单行，瘟疫袭来时，正值华北地区闹旱灾和蝗虫灾，农田颗粒无收。尸横遍野。

明末的瘟疫很可能包括鼠疫和疟疾，病毒有可能是北方清军入侵时带进关内的。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入关的清军安然无恙。

不过，明朝末年盛世不再，朝廷贪腐严重，大厦将倾，清军虎视眈眈，饥荒和瘟疫只不过为满清灭明助了一把力。

谢选骏指出：有证据指出，蒙古人在攻城略地的时候，故意把病死的人用抛石机投入遭到围困的城市，使得瘟疫泛滥成灾——所以我说“蒙古人创造了西方文明”。另一方面，满洲鞑子很可能学会了蒙古鞑子的这个“细菌战秘笈”，用来对付中国农民，结果实现了明清交替、满汉易手。难怪西方文明秉承了蒙古人的秉性，四处疯狂扩张；而推翻了满清的中国，正在从细菌战中恢复寻仇，不仅制造一个百年马拉松的建国大纲，还想以夷制夷，整合全球。

【15、明清朝贡体系述评】

戚文闯2016-10-06

古代中国基于地缘关系和传统思想中“天下观”的理念，而逐步形成了一套对外关系的体系——朝贡体系。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称之为“中国的世界秩序”，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称为“朝贡贸易体系”，也有的学者称为“华夷秩序”“天朝礼制体系”“册封体制”等。①朝贡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的五服制，到了汉代，中国开始与海外国家或地区交流不断，中外之间的朝贡关系开始确立。

隋唐宋元时期，中外朝贡关系与朝贡贸易进一步发展。

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实行海禁政策，只保留官方性质的朝贡贸易，朝贡贸易发展到顶峰，中外关系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完备的朝贡体系，与之配套的各项朝贡制度也达到了缜密的地步。

到了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列强地不断入侵，东亚地区传统的国际秩序被打破，朝贡体系逐渐被西方的“条约体系”所取代，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明清朝贡体系作为古代东亚地区的一种国际秩序，对于中国及其周边相关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于明清朝贡体系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欧美学者更是具有开创之功，日韩学者也成就突出，而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则愈加深入，对明清朝贡体系进行了整体性和专题性的深入研究，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

以下主要就国内外关于明清朝贡体系的研究做一系统的梳理总结。

一、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

关于明清朝贡体系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关于明清时期朝贡体系的内涵、构成研究，如朝贡的一般程序、管理机构、朝贡礼仪等；一是在朝贡体系之下中国与朝贡国之间朝贡关系的研究，涉及朝贡贸易、中外关系等具体内容，尤其是对明清时期中国与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国的朝贡关系著述颇多。

（一）大陆学者关于明清朝贡体系研究的相关著作

1.对于明清朝贡体系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李云泉的《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1],此书是在其博士论文《明清朝贡制度研究》（暨南大学，2003年）和专著《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的基础之上重新修订而成。

对于古代东亚地区中国主导下的朝贡体系作了一个全景式的描述，尤详于明清时期，主要是关于朝贡制度的内涵、构成的研究。

重点论述了明清时期朝贡体系的朝贡国、贡道、贡期、朝贡规模、回赐、册封和朝贡的管理机构、理论基础等内容。

陈尚胜的《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2]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两朝的对外政策的演变、涉外体制、中外贸易以及期间影响中外关系发展的几宗大事作了详细的论述，其中的涉外体制和中外贸易主要指的是明清朝贡制度和朝贡贸易。

陈尚胜在新著《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3]一书中主要集结了其已发表的关于鸦片战争前的中外关系的相关论文，主要是关于明清时期的朝贡制度和朝贡贸易的，如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论清代前期朝贡体系的基本特征，明清海外贸易政策比较论等。

何新华的《最后的天朝：清代朝贡制度研究》对清朝朝贡制度的各个方面做了分门别类的研究，涉及清朝朝贡制度的思想源头、管理机构、朝贡册封礼仪、朝贡的文书、馆舍、王印、匾额、乐舞制度以及朝贡规则管制下的边境口岸通商体制等诸项内容。

何新华认为“清代的朝贡管理机构由礼部和理藩院两个系统所属的相关机构组成，具有二元外交的特征，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僵硬的、一元化的传统朝贡管理机制，容纳了中亚、俄罗斯等异质国家，舒缓了16世纪以来世界大变局对中国的冲击，也为近代中国外交制度的转型积累了经验。”[4]此外，何新华还著有《清代贡物制度研究》[5]对清代贡物制度体系，包括中国各地、

各级、海外各朝贡国等的进贡方式、定例、种类、名目、数额、征收办法、用途及处理流程等进行了详细梳理论述，是关于清朝的进贡物品与贡物制度的一部大全式著作。

2.关于相关朝贡国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付百臣的《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6]主要论述了隋唐至晚清中朝之间的朝贡关系从建立到瓦解的一个过程，其中的明清时期是与李氏朝鲜朝贡关系确立和瓦解时期，主要涉及到明清两朝与李氏朝鲜朝贡关系中的贸易活动、册封回赐、组织管理机构等内容，作者并对朝鲜与东亚、东南亚其他朝贡国与中国的朝贡关系作了比较，以更加突出中朝朝贡关系在中外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高伟浓的《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关系》[7]分上下篇，论及的时间断限是从清朝建立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上篇主要论述了清朝与周边朝贡国之间的关系，尤详于东南亚的国家，如越南、缅甸、南掌（老挝）、苏禄等国，而不涉及中外关系史的其他方面；下篇则主要是关于近代以来清朝为维护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所展开的外交交涉。

郝祥满的《朝贡体系的建构与解构：另眼相看中日关系史》[8]将中日关系史放入到以中国为中心所建立起来的朝贡体系中来考察，日本从中度过了求封、受封到拒封，到最后1895年甲午战争后打破这种朝贡体系的一个过程，明清时期也是日本游离于朝贡体系之外到最后完全摆脱该体系的一个重要时期。谢必震的《明清中琉航海贸易研究》[9]论述了明清时期中琉之间航海贸易，主要涉及中琉朝贡贸易确立的历史背景、发展直至衰亡过程、中琉贸易对中国和琉球的影响及其历史地位等内容。

孙宏年的《清代中越关系(1644~1885)》[10]主要论述了1644年至1885年之间中越宗藩关系的演变，包括政治、外交上的宗藩往来，又涉及朝贡、民间贸易往来、边界交涉、海难互助、边境事件以及华侨、入华越侨、文化科技交流等诸多方面。

此外，关于明清时期海外贸易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对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郑永常《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稻乡出版社，2004年）、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张晓堂《清朝对外贸易法制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虽名为海外贸易，但由于明清两朝长期实行海禁政策，与海外诸国的民间贸易被禁止，只保留官方性质的朝贡贸易，故这些著作中很大部分是关于明清朝贡贸易的论述。

（二）港、台学者关于明清朝贡体系的研究

朝贡体系作为东亚区域性的国际秩序，中国又处于这一体系的中心位置，香港、台湾学者也十分重视对朝贡体系的研究。

自1992年以来，香港学者黄枝连陆续出版了三本关于“天朝礼治体系”的研究性著作，①约140万字，主要是从文化的视角来建构和探讨古代中国的朝贡关系，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朝贡体系，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关于古代朝贡体系最有影响的理论研究成果。

黄枝连认为“在十九世纪以前，即西方文化、西方国家、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兴起之前，这里有一个突出的区域秩序，是以中国封建王朝（所谓“天朝”）为中心而以礼仪、礼义、礼治及礼治主义为其运作形式；对中国和它的周边国家（地区）之间、周边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起着维系与稳定的作用，故称之为‘天朝礼治体系’。”[11]在其上卷中主要论述了

“天朝礼制体系”

下的郑和下西洋、中国与朝鲜、琉球朝贡关系，最后论及日本以倭寇和丰臣秀吉的侵袭方式，对中国为中心的“天朝礼制体系”所做的挑战。

中卷和下卷则对朝鲜进行了个案研究，详细论述了朝鲜与明清两朝朝贡关系的确立和发展过程，尤其关注朝贡关系建立的文化因素。

黄枝连的上述研究在国内外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其所创立的“天朝礼治体系”的概念也逐渐得到国内外学界的接受和利用。

台湾学者张存武在其所著《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12]中论述了清朝时期中国与朝鲜之间朝贡关系确立的过程，并对清军入关前，清太宗两次出兵朝鲜迫使其臣服朝贡做了细致的考证，也对清朝与朝鲜的封贡制度做了分析。

其他论文也涉及中朝之间的贸易、文化交流等内容。此外高明士、张启雄等台湾学者则从东亚文化圈、

中琉朝贡关系等角度对明清朝贡体系作了研究。

(三）关于明清朝贡体系研究的代表性论文

1.关于明清朝贡体系内涵的研究

何平利在《明初朝贡制度析论》中分析了明朝初期统治者建立朝贡体系的原因，“明朝主要是从政治目的出发的，而海外各国朝贡中国主要是从经济利益着眼。”并认为“朝贡贸易只是为了适应封建政治要求而存在的一种逆经济规律的病态贸易，它的存在与发展便严重影响了明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对于我国明清以来社会经济落后局面的形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13]李云泉《再论清代朝贡体制》一文中认为清代初期传统意义上的“厚往薄来”不具有实证意义，朝贡体制的本质属性是政治关系，而非贸易关系，清代的朝贡礼仪具有象征性的特点。

并将清代的朝贡关系分为三类：“一是典型的朝贡关系，属于这类朝贡关系的有朝鲜、琉球、安南。二是一般性的朝贡关系，南掌、暹罗、苏禄、缅甸等国属于这类朝贡关系。三是名义上的朝贡关系，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处于对华贸易的需要，偶有遣使清廷之举。”[14]祁美琴《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一文中比较了明清朝贡体制间的异同和论述了朝贡体制与朝贡贸易体制的不同，并认为“明朝是朝贡贸易的极盛时期，清朝则是衰落时期，清代朝贡关系的实质是政治，而非贸易。”[15]陈尚胜《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论述了中国与朝鲜、日本、琉球、越南朝贡关系的发展演变，并认为中国封建王朝与东亚邻国政治关系的主要模式是“册封-朝贡关系”，简称为“封贡体系”。

而封贡关系的要义则是“事大”与“字小”原则，即“所谓‘事大’，是对朝贡方（属国）而言，它应该臣服于‘大国’（上国）；所谓‘字小’，是对册封方（上国）而言，他应该爱护‘小国’（朝贡国）”。

同时认为朝贡体系解体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清朝以及周邻属国自身缺乏实力，二是由于西方列强合谋对华侵略扩张。”[16]

2.关于明清朝贡体系朝贡国的研究

付百臣《略论日本在东亚朝贡体系中的角色与作用》将日本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国与中国的朝贡关系进行了比较，认为相同点少，而不同点多，“反映了日本对华朝贡的间断性、功利性、叛逆性。

在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日本是反复无常的朝贡国，也是这一体系的终结者之一。”[17]陈潮《明清之季中韩宗藩关系探索》认为朝鲜积极与明朝建立朝贡关系的原因是“固然有慑服于中国强大武力的因素，但主要则是诚服于中国的德化力量。”儒家的礼治文化是中韩传统宗藩关系的文化基础和动因。同时认为中韩宗藩关系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关系上最密切、结构上最完备、时间上最长久，一直保持到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18]刘信君在其所作《中朝与中琉朝贡制度比较研究》《中朝中越朝贡制度比较研究》《中朝与中国和东南亚藩属国朝贡制度之比较》的三篇论文中分别就朝鲜与琉球、越南和东南亚藩属国在与中国朝贡关系进行了比较，借以强调朝鲜是典型的朝贡国，中朝朝贡关系比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朝贡关系更为密切。[19][20][21]修斌《琉球亡国与东亚封贡体制功能的丧失》一文从朝贡体系的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考察了琉球亡国的原因,认为东亚的封贡体制“对内具有稳定性和灵活性，对外却具有封闭性和唯一性，其重要的前提是宗主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绝对强大。”[22]当外部力量过分强大时，封贡体制的功能就会减弱，并逐渐丧失。何瑜、张波《清代中缅宗藩关系述论》论述了中缅之间宗藩关系是在战争与冲突中才得以建立，最终又在同一敌人英国的殖民运动中瓦解的过程。并认为封建传统的宗藩关系，既不能够“以藩屏周”，也抵挡不住西方列强的巨大冲击。[23]

二、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明清朝贡体系、朝贡制度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并且具有开创之功。

欧美、日韩学界当中都出现了颇具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和相关著作。

（一）欧美学者的相关研究

美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费正清对于朝贡制度的研究具有开创性，而且影响深远。1941年，费正清与邓嗣禹合写了《论清代的朝贡制度》（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41年第2期)。[24]1963和1965年分别在费城和洛杉矶举办了“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和“中国的世界秩序”两场国际学术研讨会，其后费正清又在1965年邀请世界各地的相关学者齐聚麻省理工学院进行了一周的讨论。1968年哈佛大学将上述研讨会成果结集而成《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出版。

全书收录了各国学者的论文13篇，这些论文多角度地考察了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尤其关注明清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朝贡关系，意在尝试从理念到实践对朝贡制度进行详细地解剖。

费正清认为“东亚社会———中国、朝鲜、越南、日本及小岛王国琉球———都是由中国古代分衍出来，并在中国文化区域内发展起来的……中国因其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自然成为东亚世界的中心。”[25]并且这种中国的世界秩序又是“都带有中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优越的色彩，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像中国的社会一样，是等级制的和不平等的。”[26]费正清还认为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可以分为三个大圈“第一个是汉字圈，由几个最邻近而文化相同的属国组成，即朝鲜、越南、还有琉球群岛，日本在某些短暂时期也属于此圈。第二个是内亚圈，由亚洲内陆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等属国和从属部落构成，它们不仅在种族和文化上异于中国，而且处于中国文化区以外或边缘，有时甚至进逼长城。

第三个是外圈，一般由关山阻绝、远隔重洋的‘外夷’组成，包括在贸易时应该进贡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东南亚和南亚其他国家，以及欧洲。”[27]此外，费正清还探讨了中国的世界秩序产生和发展的源流和中国对外关系的目的和手段。

费正清的研究代表当时欧美学界对中国和朝贡体系研究的最高水准，影响了整个西方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但其“西方中心论”的研究理念，则越来越受到国际学界的批判和挑战。

其后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中信出版社，2013年）等著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但这些研究比较零散、简单难以超越费正清对中国朝贡体系的深入研究。

美国学者何伟亚在所著《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28]一书中对于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一事做了详细的论述，并对费正清所提出的“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和“朝贡体系”进行了再思考。

何伟亚不赞成中国中心主义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这样的观念，尤其考虑到清朝是满族人所建立的王朝而非汉人，其所标榜的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取向，在中西方学界也引起了相当广泛地关注和争议。

（二）日、韩学者的相关研究

日本学者对于中国明清朝贡体系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果，20世纪70年代，信夫清三郎在其主编的《日本外交史》认为“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把朝鲜、安南等邻国作为藩属，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国际秩序，即‘华夷秩序’。”[29]同时认为“这种东亚所特有的国际秩序，其总的关系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围夷狄各国接受册封（授与外交文书，承认其地位），后者向前者朝贡，前者羁縻（牵制）后者。

这种关系，在渊源上是汉帝国内部皇帝与诸侯的上下关系,在汉皇帝同夷狄君主之间关系上的投影,而且来自结合儒教王道思想而设想出来的独特的国际秩序观念。

因此,它虽然是若干国家的联合体制,但其中各国相互之间并不发生直接关系,而是完全由对‘中华帝国’的直接关系规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构成的。”[30]书中开篇对中国的朝贡体系与欧洲的国际体系和日本的大君外交体制作了比较，强调三者之间的不同之处，还指出清朝是华夷秩序的大发展期，其中乾隆时期达到顶峰，18世纪末开始衰落，到19世纪末完全崩溃。

书中所提“华夷秩序”的概念也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20世纪90年代，滨下武志在其著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31]一书中运用亚洲经济圈的理论对近代中国的朝贡制度和朝贡贸易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滨下武志认为历史上的亚洲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并形成了“亚洲经济圈”。

同时也对费正清在“西方中心论”的背景下提出的“冲击-反应说”提出质疑，他认为不仅是欧洲对亚洲的“冲击”,而且欧洲也面对着亚洲的“冲击”,即欧洲必须面对一个以整个亚洲为规模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圈。

日本学者川岛真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32]一书中虽然重点论述晚清以来至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演化，但作者也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的华夷秩序观对于民国外交体制、观念的影响，尤其注重在从传统外交转向近代外交体制的过程中所经历的阵痛及因应而生的外交体制上的变迁。

另外，对于外交人员的构成、外交机构的兴衰、重大外交事件中中央政府、外交官僚、民间力量所起的作用等，均有详尽的分析。

松浦章的《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33]则以明清时代的东亚海域世界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东亚航海史的角度出发，以中国帆船为媒介对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情况作了考察、论述，涉及中国、日本、朝鲜和琉球等东亚各国。西里喜行的《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34]是关于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中的集大成之作，详细论述了中琉之间朝贡关系的确立和瓦解的过程，尤其详于“琉球处分”之时中日之间关于琉球归属问题的交涉，也是中琉朝贡关系瓦解的重要时期。

韩国学者主要关注明清朝贡体系中的中朝之间的朝贡关系研究，韩国学者全海宗在费正清主编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著有《清代中朝朝贡关系考》一文。[35]对于朝鲜赴清使团的构成、去向、次数和作用做了详细的论述，还对中国赴朝使团和中朝之间的朝贡贸易做了考察，并对中朝朝贡关系作了简要的评价。

三、结语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对于中国明清时期朝贡体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一些学者对于明清朝贡体系的内涵、构成、基本理念和特征都有相关性的研究，这主要是对朝贡体系、朝贡制度本身的研究；其他学者则从明清朝贡体系之下中国与朝贡国之间的朝贡关系为切入点深入研究，如中国与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国的朝贡关系。

虽然国内外学界关于明清朝贡体系的研究成果巨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关方面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入研究。

第一，加强明清朝贡体系内部区域整体性研究。

朝贡体系作为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所建立起的区域性国际秩序，涉及中国、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东亚、东南亚相关国家，加强朝贡体系内部的区域整体性研究对于从宏观上认识明清朝贡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日本学者西里喜行的《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就试图从中国、琉球、日本三方来研究中琉朝贡关系建立到瓦解的过程，而非仅从中琉、日琉两方来考察，是一种从区域整体进行研究的思路，颇具启发意义。

明清时期的中朝朝贡关系的研究也离不开日本。

明朝万历时期，日本两次入侵朝鲜就曾试图打破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

到了1894年，日本则借朝鲜爆发农民起义之际，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最终瓦解了朝贡体系。因此，中、日、朝也可以放入一个整体来研究明清时期的中朝朝贡关系。

第二，加强对明清朝贡体系中的纵向、横向比较研究。

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多限于对朝贡体系的内涵概念、构成、发展历程和特点的研究，很少涉及对明清朝贡体系的纵向、横向比较研究。比如可以对明朝和清朝的朝贡体系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同时也可以对各朝贡国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有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初步探讨，但有待于继续深入研究。

第三，进一步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明清朝贡体系作为一种区域性的国际秩序，涉及到中国及其相关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中国学者应该关注这一体系中其他成员的相关研究情况，也包括欧美学界的研究，

同时加强与欧美、日韩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揭示明清朝贡体系这一区域性国际秩序的历史真相,促进这一研究继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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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尚胜：《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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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日）川岛真著，田建国译：《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33]（日）松浦章著，郑洁西等译：《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34]（日）西里喜行著，胡连成等译：《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原文出处：《重庆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谢选骏指出：朝贡体系与其说结束于日清战争，不如说结束于明清更替——因为满洲入主中原，野蛮人登堂入室，早已使得朝贡体系名存实亡了。

【16、沙俄-苏联和清朝-后清都是蒙古帝国的继承人】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满清文字狱真没地说理》（2017-5-2 嘻嘻网）报道：

核心提示：清朝文字狱是统治者为了禁锢思想巩固统治所犯下的泯灭人性的罪恶。所谓康雍乾盛世期间，清代统治者为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对文学作品控制极严，大兴文字狱，保守估计200余起。除了极少数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是捕风捉影，纯属冤杀。

异族的清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占了整整一半，文字狱的肆虐、延绵不绝，恰在这一百三十余年的所谓“康乾盛世”，而嘉庆、道光乃至清末，文字狱极为罕见。

（谢选骏指出：因为满狗已经进入“不折腾”的和谐社会了。）

纵观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不难找到它们的共同点。通过文字狱镇压部分汉族士大夫的反满思想和民族气节，打击对皇权构成威胁的朋党集团，强化文化思想领域的专制统治，康、雍、乾三朝是一脉相承的。一句话，康、雍、乾三帝大兴文字狱，都是为了提高蝗虫的皇权，加强专制，巩固清朝。

清狗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后，由于高产作物甘薯的广泛种植，农作物的收成得到了保证，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国家财富有所积累，成为清朝发展的高峰时期，部分汉奸史学界通常称为“康雍乾盛世”（“康乾盛世”）。在这期间，清狗为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对文学作品控制极严，大兴文字狱，保守估计200余起。除了极少数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是捕风捉影，纯属冤杀。

清朝文字狱：“清风不识字 何故乱翻书”探究

“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这个典故是这样子的：据说清代有位读书人，因风吹乱了他的书页，引发诗兴，吟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便招致了杀身之祸。这“清风”诗案，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下，文字是极易招祸的。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办法。一面对不服统治的，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因为这些案件完全是由写文章引起的，就管它叫“文字狱”。 

康熙时期的“文字狱”

清狗康熙时期发生了两起较大的文字狱案，一起是康熙初年的《明史》案，另一起是康熙后期的《南山集》案。

明史案起于庄廷珑。庄廷珑想写一部《明史》留名于世，到处搜罗资料。同乡朱国祯因家道中落，家人就以千两银子的高价把《列朝诸臣传》等先人未刻印的手稿卖给了庄廷珑。庄廷珑在朱国祯的手稿署上自己的姓名，又补写了崇祯朝的事迹，就刻印发行了。被罢官的原归安知县吴之荣看到此书后，到庄家中进行敲诈，分文未得，便向将军松魁告发。

因庄廷珑已死，清廷便开棺戮尸，其弟庄廷钺受牵连被诛。原礼部侍郎李令哲曾为该书作序，本人伏法还株连了四个儿子。吴之荣与南浔富人朱佑明结怨，硬说序中朱氏指的是朱佑明，于是朱佑明父子六人被吴嫁祸而死。湖州太守谭希闵才上任半月，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以隐匿罪糊里糊涂地被绞死了。凡校书、刻书、卖书以及书中牵连人名者一律丧命。《明史》案冤死者七十余人，死者妻子大都发配边疆。’

《南山集》案起于戴名世。戴名世收集明朝史迹，编写了一部《南山集》，有许多人作序，捐资刊印，刻版寄藏于方苞家中。后来戴名世考中进士，在翰林院做编修。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告发戴名世妄窃文名，私刻文集，具有浓厚的反清意识。主审官判戴名世凌迟处死，族皆弃市，年幼孤儿发配边疆。凡作序捐资者一律绞死。方孝标已死，当开棺戮尸，量刑同于戴名世。其他有牵连的32名官员给予降职罢官处分。整个案件牵连人数多达几百，仅判死刑者就有三百余人。后来康熙赦免了一些人的死罪，但仍然有很多人因此丧命。

雍正时期的“文字狱”

清狗雍正年间最大的文字狱案是吕留良案。康熙帝第四个儿子胤禛（音yìn zhē）即位，这就是清世宗，又叫雍正帝。雍正帝是一个残暴成性、猜忌心又很重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文字狱也更多更严重。最出名的是吕留良事件。吕留良是清初著名的道学先生，地方官多次举他为官，他始终不肯出山。后来削发为僧，死于康熙二十二年。吕留良的著作中记载了许多清朝事迹，下笔行文毫无顾忌，尤其对康熙时政指斥颇多。吕留良死后，书稿藏于家中。湖南靖州人曾静看到吕留良的部分诗文，文中力倡华夷之别，他很感兴趣，就派弟子张熙到吕留良家中求吕氏遗书，后因二人意图谋反，被雍正抓获，并向雍正供出了起因经过。

吕留良也是一个著名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收学生教书。有人推荐他博学鸿词，他坚决拒绝了。官员劝他不听，威胁他也没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光了头当和尚。官员们也拿他没办法。 

吕留良当了和尚之后，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书里面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幸好书写成了，没有流传开去，吕留良死了，更没被人注意。 

有个湖南人曾静，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 

张熙一到浙江，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约两人见了面，四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都十分愤慨。 

大家就秘密商量，怎么想办法推翻清王朝。 

他们懂得，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大事。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掌握很大兵权，因为讨伐边境叛乱的时候立了战功，受到雍正帝重用。他想，要是能劝说岳钟琪反清，成功就大有希望。 

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琪。岳钟琪接见张熙，拆看来信，见是劝说他反清的，大吃一惊，问张熙说：“你是哪里来的，胆敢送这样大逆不道的信。” 

张熙面不改色说：“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 

清狗岳钟琪识：“这话从哪儿说起？” 

张熙说：“将军姓岳，是南宋岳忠武王（就是岳飞）的后代，现在的清朝皇帝的祖先是金人。岳王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正是替岳王报仇的好机会呢。” 

清狗岳钟琪听了，马上翻了脸，吆喝一声，把张熙打进牢监，并且要当地官吏审问张熙，追查他是什么人指使的。 

张熙受尽种种酷刑，就是不招，说：“你们要杀要剐都可以，要问指使人，没有！” 

岳钟琪心想，这个张熙是个硬汉，光使硬的治不了他，就另想一个软的办法。第二天，他把张熙从牢里放出来，秘密接见了他。岳钟琪假惺惺说：昨天的审问，不过是试探，他听了张熙的话，十分感动，决心起兵反清，希望张熙帮他出主意。 

张熙开始不相信，禁不住岳钟琪装得郑重其事，还真的赌神罚咒，才相信了他。两人商谈了几天，渐渐热络起来。张熙无话不谈，把他老师曾静怎样交代的话都抖了出来。 

岳钟琪哄得了张熙提供的情况，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静，一面立刻写了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怎样图谋造反的情节，一五一十报告了雍正帝。 

雍正帝接到报告，又气又急，立刻下命令把曾静、张熙解送到北京，严刑审问。这时候，张熙才知道上了岳钟琪的大当，要不招也不中用了。雍正帝再一查，知道曾静还跟吕留良的两个学生有来往。 

这样，案子就牵连到吕留良家。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还不解恨，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相信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狗雍正传命浙江总督，查抄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等人家藏书籍，连同所有人犯一起解送京师审讯。后将已死的吕留良、吕葆中和严鸿逵戮尸，沈在宽凌迟，吕、严亲族16岁以上男子全部斩首，妇女幼童发往东北边疆为奴。但是，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因故逃脱，据说后来要了雍正的命。雍正曾宣布不杀曾静、张熙，也不许自己的子孙杀他们。乾隆即位后，看不起这两个软骨头，就以这两人曾经恶语中伤先帝为由，将他们杀了。

像这样的案子还是真有反对朝廷的活动引起的。另外有不少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挑剔文字过错，甚至为了一句诗、一个字也惹出大祸。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音bì）字，雍正帝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挑剔说这“清风”就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性命也送掉了。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

清狗乾隆时期也有许多文字狱，比较有名的是胡中藻诗狱。胡中藻是鄂尔泰的门生，为内阁学士，作了一本《坚磨生诗集》，极力颂扬鄂尔泰，攻击张廷玉。鄂尔泰之侄鄂昌任广西巡抚，援引世谊，与胡世藻作诗对答，往复唱和。乾隆为打击朋党门户之争，就想借文字狱惩一儆百，刹一刹党争恶风。他从胡中藻诗中摘出许多句子，进行曲解。例如，“一把心肠论浊清”一句，说作者故意把“浊”字加于清朝国号之上。“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一句，说作者南北分提有意制造满汉对立。“亦天之子亦菜衣”一句，说天子句中用两个“亦”字是大不敬等等。

此外，又摘出胡中藻主考时所出试题，内有“乾三爻不像龙说”，说：“乾隆及朕的年号，龙与隆同音，这显然是有意诋毁于朕。”又指责鄂昌说：“出身于满洲，历任巡抚，见此等犯上诗文非但不知愤恨，反而丧心病狂，与之唱和，真是罪不容诛。”结果胡中藻被抄家，判为凌迟，后改为弃市。鄂昌赐死，连鄂尔泰的灵牌也撤出了贤良祠。

除此之外，1753年，乾隆屡次到江南游历，民不聊生。江西抚州、千总卢鲁生假借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撰写劝止乾隆再下江南的奏章，辞意悲切，全国广为传颂。案发后卢鲁生千刀万剐，两个儿子处斩，受牵连定罪下狱的有一千多人。

1778年，江苏东台诗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早已去世，遗著《一柱楼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乾隆认为“壶儿”就是“胡儿”，显然诽谤政府，嘲讽满清没文化。徐某剖棺戮尸，儿孙和地方官员全部斩首。

乾隆非常赏识内阁大学士沈德潜，作诗常请他删改，乾隆作不出诗时还请他秘密代笔。沈德潜死后，乾隆命他的家人进呈沈的诗集，发现他把代乾隆捉刀的诗也收录其中，这对乾隆的虚荣心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恰好诗集中有咏黑牡丹一首，有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乾隆认为是影射入主中国的满族为“异种”，下令剖棺戮尸。

1781年，休致在家的前大理寺卿尹嘉铨所著书中自称“古稀老人”，又有句说“为王者师”。乾隆说“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绞死。

清朝文字狱的特点

文字狱就是以文字为原因形成的罪案。说起文字狱自然要数清朝的文字狱最为有名，最有代表性。因为只有清朝的文字狱是历史上最残酷的文字狱。清朝文字狱的特点有很多，文字狱涉及的人数非常多，涉及的官位也很大。

康熙二年，发生了庄延龙大案。庄延龙家在浙江湖州，在当地是有名的富户，他购买了一部未完成的明史，召集了湖州想要修篆前明历史的人一同补写了南明的史事。书中提到了清朝统治者建州女真与明朝关系的事。这部明史刊刻后被贪赃污吏吴之荣看到，便买了一本想要敲诈庄延龙的父亲。但是由于庄延龙的父亲与官府相通有恃无恐。吴之荣便状告到了京城。清廷十分重视，对此事严加查办。最后庄延龙被依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参与此书编作的七十余人全部被杀，还有几百人到边疆充军。

清朝文字狱案例还有一个是雍正六年，发生了一件雍正期间第一大案，吕留良是浙江人，是一名著名的理学家。科举考试墨卷时，他曾阐述了儒家的夷夏之防，具有防抗清朝压迫的一面。曾静读了吕留良的时文，导致了反清的行动因而被治罪。与吕留良相关的一切人员都受到惩处，死者戮尸，活者斩杀，最轻的也要被杖责，以示警戒。

清朝文字狱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强统治，非常蛮横的推行了专制主义，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进而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这几件事只是清朝文字狱案例的一部分，至于清朝文字狱案到底有多少？有不完全统计：顺治年间曾兴起文字狱七次，康熙年间兴起十二次，雍正帝则兴起过十七次文字狱。次数最多的是乾隆帝，兴起文字狱130多次。涉及到的人下场非常惨。一般文字狱涉及的人员基本都是三到九族，上上下下能有几千人。使思想禁锢，文化扭曲，社会闭塞也是文字狱的特点之一。

当时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不允许人们有言语上书面上的不满，不允许这些不满对外扩散，所以就用文字狱压制知识分子。一些人为了自保，只好封闭了自己的思想。这也是后来国家文化思想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也给思想文化带来了恶劣的影响，败坏了官场上的风气，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甚至有些文字狱案都是捕风捉影没有实际的根据，从而产生了很多的冤案，清代这种宁错杀不放过的做法，让人们不敢有舆论可言，更不要说什么思想建议。所以在当时一些有思想的人为了保命都不敢进言。所以使得当时的文化空前的落后。所以当时文字狱最大的特点就是涉及人数之多之惨，以及对社会文化造成的不良影响。

清朝文字狱死了多少人

清朝文字狱死了多少人在历史上并没有完整的统计，但是其涉案人数之多，牵连之深影响之远是各个朝代中的头名。文字狱自宋朝开始历经元、明两朝，在清朝时期达到顶峰。清朝文字狱直接害死的人很多，间接扼杀的人更多。雍正时期想要编撰词科以彰显文治武功，但是朝内无人响应，没有人才可以担任此重任。

康熙雍正乾隆画像

比清朝文字狱死了多少人相比，文字产生的不良影响更重要。自顺治皇帝开始，顺治时期七次兴起文字狱，康熙时期有十二次文字狱，雍正皇帝时文字狱增加到十七次，到了乾隆时期最为离谱，足足有一百三十多次文字狱。康乾盛世是中国农业文明的顶峰时期，但顶峰也意味着走向衰亡。明史案中七十人被绞死，黄培诗案中受牵连了三百余人，还有一本诗集岸，竟然有七百人获罪。由于案件规模大小不一，涉案人数不确定，所以清朝文字狱死了多少人无从考证。

清朝时期文字狱的主要目的就是束缚文人的思想，不管清朝文字狱死了多少人，清政府维护统治的目的是达到了，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摧残。与此同时，欧洲开展了思想启蒙运动，民主科学的思想深入人心，而在中国人还会因为一个无意的诗词而获罪杀头。这是中国国力走向衰弱的转折点。依靠武器，清政府打压着文人的躯体，依靠文字狱，清政府打压的是全国人的自由精神。

清朝文字狱影响

清朝文字狱是统治者为了禁锢思想巩固统治所犯下的泯灭人性的罪恶。细数清朝文字狱影响，在文学人士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他们不敢发表任何论述，生怕一不小心跌入文字狱的深渊。在满清残暴的文化压迫下，文化遭到了残酷的催残与扭曲。

文人学士为了避免灾祸，不敢议论时政。他们丢掉气节，只会死板呆滞的读书。清朝文官，他们最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烟灰，但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帮凶，因此只能一味遵从谕旨，没有思想没有节操。同时文字狱销毁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典籍。乾隆年间，以修改《四库全书》为由，大肆搜捕珍贵的历史文化典籍，并将其全部销毁，以至于现在所读的《四库全书》都是经纂改以后的。乾隆修《四库全书》不是为传承中华文化，而是为了毁书。清朝文字狱影响极其恶劣，清朝文字狱造成了大规模的杀戮，对当时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清朝统治者对于文化的统治是非常残暴的，他们利用了非常极端的手段，排除异己统治言论，以巩固自己篡夺的地位。　

文字狱的各种不良因素严重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落后，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十八世纪初，各西方国家都已经摆脱了封建统治，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而中国由于清朝文字狱影响，最终在十九世纪末沦为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任其他列强国家宰割。

帝王的性格与文字狱：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的对比

然而，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又各有不同特点。

第一，从文字狱的次数、规模来看。

雍正甚于康熙，乾隆又甚于雍正，总的趋势是逐步升级，越演越烈。

康熙朝六十一年间文字狱不超过十起，雍正朝十三年间文字狱近二十起，乾隆统治中国六十三年，文字狱在一百三十起以上。这些当然都不能说是绝对准确的数字。由于文字狱的史料被湮灭的不在少数，而地方一级的较轻的文字狱更不可能有档案保存下来，因此，现在能够统计到的文字狱数字肯定少于实际发生者。但总的情况当不会与现在掌握的数字所反映的趋势有大的出入。

有人说乾隆朝没有大规模文字狱，镇压、屠杀也没有康、雍两朝那样严酷。这话有道理，但不全面。像庄氏史案、《南山集》案和吕留良案那样的大狱乾隆朝确实没有。乾隆狗在政治上讲究“宽严相济”，反映在处理文字狱时，总是把“不为已甚”挂在嘴边，似乎不想把事情搞过了头。乾隆二十三年有个御史上折奏请收藏野史之类不宜照逆案严办，乾隆狗为自己辩护说，你们看是我处理胡中藻诗案严呢，还是“皇祖”康熙帝处理《南山集》案、“皇考”雍正帝处理吕留良案严？言外之意是说他比较宽大。如果从上述三个案子相比，乾隆的话并不错，但若换一个角度分析又另当别论。

《文献丛编》上公布了一件军机处档案——“书词狂悖比照大逆缘坐人犯名单”，显然，这是一份比照大逆律论拟的文字狱的缘坐人犯名单，上面罗列了徐述夔、王锡侯等十九名“正犯”的亲属一百五十人，除了汪景祺一案的犯属三人外，一百四十七人都是乾隆朝文字狱所株连的无辜者。他们或被充军，或被流放，或给功臣之家为奴，过着暗天无日的生活。经过十几年或几十年，他们侥幸活了下来，到嘉庆时奉特旨得到了赦免。整个乾隆朝因文字狱株连了多少无辜者不知道有多少？由于乾隆朝文字狱的数量是康、雍两朝的四倍以上，因而整个文字狱的规模及对镇压的残酷程度是远远超过了前两朝的。

第二，从文字狱的所谓“罪状”来看。

康、雍、乾三朝的文化禁令越来越严，越来越密。

庄氏《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是康熙朝两起典型文字狱，这两件案子株连颇广，不过总算抓住了辫子。戴名世认为南明的历史不应一笔抹杀，在今天看属于学术范畴的不同观点，而在当时却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庄廷铫和江南名土私撰的《明史》对清帝先人多有指斥诋毁，这在专制时代的任何一个王朝也难以宽容。由此也可见清廷治罪，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康熙朝其它几件文字狱多起于汉人中的恶棍诬告索诈，结果不是将诬告者反坐而被诬者悉置不间，就是不了了之。康熙朝虽有文字狱发生，但不会在社会上泛滥起来。

雍正即位后，情况有了变化，首先是皇帝带头搞了几起文字狱。汪景祺、查嗣庭、钱名世、谢济世、陆生楠几个案子都是雍正处心积虑亲自发动的。因为要借汪景祺等人的问题大做文章来打击朋党，所以罗织的罪名很可笑。说查制庭所出的科考试题“心怀怨望”，连雍正帝本人都觉得难以令人心服。至于徐乾学的公子徐骏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杀。雍正朝的文化禁令确实比康熙朝严密得多，苛细得多，甚至连当朝的大臣也彼此以不留任何字迹为戒。

到了乾隆时，把雍正某些恶劣手法更变本加厉地发展，乾隆除了指摘诗句，杀人立威之外，还专挑文章著作中未曾避讳的毛病。举人王锡侯怕年轻人不知文字避忌，在自己所编的《字贯》的“凡例”中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人的名字照原字书写，乾隆帝赫然震怒，说：

“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悉行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

王锡侯一片好心，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此例一开，禁忌如毛。墓志铭上常用“皇考”作为亡父的尊称，结果被地方官指为“悖逆”；乾隆帝七旬万寿，自制“古稀”说，用的是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之意，原大理寺卿尹嘉铨没有看到，刚巧他年过七十，也自称“古稀老人”，侵犯了乾隆“古稀”的专利，成了他被杀掉的一条罪状。

第三，文字狱遭受灾祸者，范围越来越广。

康熙、雍正时多为官僚、乡绅及有名气的文人，乾隆时则波及到粗通文墨的社会下层。

康、雍两朝大约三十起文字狱中，涉及到官绅、名士的至少有二十起，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由此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文字狱比较集中地反映出满洲贵族集团与汉族不当权派的矛盾，以及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

乾隆朝触犯文化禁令者，多数是下层知识分子及稍解文义的平民。在约一百三十起文字狱中，诸生（童生、生员、贡生、廪生、监生、武生等）有近四十起，平民有五十几起，二者约占案件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这类人所从事的职业是五花八门的，有江湖术士、游方郎中，也有书吏、讼师、店员、佣工、船夫、木匠、商贩等等，多数案件很难寻出其明确的政治倾向。乾隆朝立案追究这类人物，并非他们真的有什么反清思想，而往往是捕风捉影，吹毛求疵。平民间结一点仇便借文字狱往死罪上诬陷，地方官怕犯失察的过错，因此表面上看来似乎罪在不赦，甚至惊动皇帝，交三法司核拟，实际是一幕幕闹剧而已。这种情况表明，文字狱到了乾隆朝才真正成为一场浩劫。

比较起来，乾隆朝官绅、名士因文字得罪的案件大大减少了，总计不过二十五起，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这里面高官显宦较少，知县一级的官员占了大多数。

第四，对文字狱的运用来看，则越来越具有自觉的意识，手段也越来越毒辣。

雍正借文字狱打击朋党，提高皇权，整肃官场风气，至少在清朝是个发明。乾隆初即位，满汉大臣分别依附鄂尔泰和张廷玉，一度偃旗息鼓的朋党之争又有复兴之势。为此，乾隆帝认真揣摩其父粉碎朋党的经验，在发动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前，他一再放出话来，说最近经常恭读“皇考世宗宪皇帝”谕旨，“将来如有似查嗣庭、吕留良不法之案，朕非不能执国政以警奸顽者，诸臣其共惕之！”

其实，有心之人早就看准了，那就是趋附鄂尔泰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胡中藻，他的诗集《坚磨生诗抄》早已交待亲信审查过了，可以作为“罪证”之处比比皆是。经过如此周密的布置，终于在乾隆二十年对胡中藻动手，胡中藻难逃一死是注定了；对胡中藻独加赞赏的已故大学士鄂尔泰“蹈汉人朋党恶习”命撤出贤良祠；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与胡中藻有同门之谊，从宽赐自尽；大学士史贻直曾致书鄂昌请托私事，勒令回籍，闭门家居。揪出一个“逆犯”胡中藻，便把盘根错节、经营多年的鄂尔泰一派整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乾隆狗干得确实比其狗父漂亮。

为根绝朋党，乾隆又借文字狱打击部分官僚中的讲学之风。康熙帝表彰儒术，对“假道学”极为厌恶，但仅止于批评、揭露而已。在这种风气下大臣中多躬行君子。到雍正朝，士大夫中仍有讲学的风气，这种风气向另一个极端发展，导致朋党的产生。雍正借助文字狱打击朋党，他只着眼于政治。谢济世因私注《大学》得罪，雍正指出他的要害在于借注经发泄对皇帝的怨恨。乾隆也整谢济世，但认为谢济世错在“倡为异说，互相标榜”，“足为人心学术之害”。尹嘉铨不吸取教训，看不清风气已变，仍在那里讲他的道学，乾隆帝就以尹嘉铨为坏典型，大兴文字狱，把他那一副“假道学”的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从而达到彻底杜绝朋党的目的。在借文字狱打击朋党方面，乾隆帝不仅继承了其父的手法，而且有所发展。

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如此特点分明，使人们首先想到，这是由康、雍、乾三狗性格不同所致。

康熙的宽厚

康熙常说：“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治国之道，冀要于宽舒”，他对各省督抚也一再告诫：“以安静不生事为责”。如果有什么失误或者小错误，他极力保全，务求善始善终。《南山集》大狱是左都御史赵申乔挑头鼓动起来的，平心而论，康熙帝对赵某人印象并不佳，说他多疑刻深，好收词讼，民多受累等等，只是觉得他“为官清亷”，故而信任他。《南山集》结案时，因为康熙帝的宽大，“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

雍正和乾隆都未能继承康熙宽厚和平的天性，他们父子俩的性格有极其相似之处，如猜忌、自尊自大、过于自信。他们两人又同具很高的智慧和才能，因此都有彻底解决汉族潜在的反清思想的宏愿，也都把文字狱视为完成此项艰巨事业的利器。然而，具体做起来，手段和策略却往往大相径庭。

雍正和乾隆的“自信”

雍正对曾静反清案的处理出人意表，策动陕甘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的正犯曾静免予刑处分，给了几千两银子放回老家去，吕留良却因所写的文字作影响了曾静而身后开棺戮尸；为肃清吕留良的思想，雍正不与吕、曾公开辩论，把他们的反清观点收入了《大义觉迷录》，印发到全国各州县，令士子们每月初一、十五诵读；吕留良的诗文作品雍正特别交代不准禁毁，其它一些讽议时政的书籍也听之任之。雍正说，国家如有可谤之处，禁书焚书“能消灭天下后世之议论”？如果没有可谤之处，吕留良之辈捏造妖妄、肆意攻击又有什么用？雍正帝的“自信”真令人叹服。

不能否认，雍正帝亲自发动的几起文字狱是有他战略性考虑的，在他统治后期由地方官员揭发出来的一些鸡零狗碎的小案子，他往往不屑一顾。雍正朝文字狱往往是高瞻远瞩，这里面自有雍正帝鲜明的性格特点。

乾隆帝则几乎处处反其父之道而行之。即位伊始他就把曾静、张熙逮捕起来，凌迟处死，这是对其父“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的谕旨的公然违背。他还严令收缴《大义觉迷录》，私藏者罪之。从乾隆朝中期以后，他又以监谤者自任，督责各省大吏在全国张起连傻子的荒诞文字也逃不过的严密文禁。但他深知若仅止于此，仍然就事论事，那只能是治标而已；要釜底抽薪，一劳永逸，就只有效法秦始皇，把一切“逆书”一烧了之。乾隆帝的“自信”也实在令人叹服！

结束语

其实文字狱要受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影响，性格因素是重要的，但它毕竟是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起作用的偶然因素。通过诸如此类偶然因素，从更加广阔的视野对中国古代文字狱加以考察，从而寻找出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似乎更有意义。

大清十二帝齐聚地府：残酷荒唐的文字狱，嘉庆皇帝怒怼康雍乾

阴间地府中，清朝十二位皇帝齐聚一堂，开起了家庭会议，由努尔哈赤主持。雍正谈及乾隆的文字功力，由嘉庆引出关于文字狱的讨论。（康雍乾时期文字狱盛行，历史上是嘉庆结束了残酷的文字狱制度。）

乾隆：颙琰，你对祖先的文字狱制度有意见？

嘉庆：对！有，而且很大！

雍正：这只是我们皇帝利用文字统治国家的手段而已，你居然敢有意见？

嘉庆：雍正爷，还记得这首诗吗？

莫道萤光小，犹怀照夜心。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雍正：听着有点耳熟，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嘉庆：写这首诗的作者被您杀了头，只因为这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雍正：哦，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这句诗是在骂我大清没有文化啊，不杀他杀谁？

嘉庆：您静心想一想也就知道，这只是文人发发牢骚而已，何至于要了他的性命啊？这样的话，天下文人还有谁敢再写文作诗呢？大清的文化事业从何谈起呢？

雍正：这个……这个……要的就是那帮文人们不敢胡言乱语！

嘉庆：爷爷，您这话说的，文人被逼急了，是真的会造反的，比如汉代的张角，唐代的黄巢这。限制他们得张弛有度，胡来只会适得其反的啊！

再看看您做的这件事：有个官员去江西当考官，给考生出了个作文题目叫“维民所止”，这个词语出《诗经》。原文是“邦畿（jī）千里，维民所止”，您听说之后，觉得“维止”这两个字是把“雍正”两个字去了头，就觉得这个考官是要造反弑君，就把他全家逮捕严办，最后冤死在牢中。

真不知道该说您什么好，是太敏感还是玻璃心呢？

雍正：这个嘛，说什么都行，不许说我没文化！

嘉庆：爷爷，您怎能是没文化呢，您的文化水平可高呢？就拿年羹尧那件案子来说吧。年羹尧给您写了份奏表，奏表上的成语 “朝乾夕惕”被写成了“夕惕朝乾”，这两个词倒装一下，含义并没有变化，但是您不管，硬是觉得这是年羹尧对自己的大不敬，是要造反的前兆。最后列出92条罪状把封疆大吏年羹尧给除掉了，您这个文字游戏玩得可真是棒棒的啊！

雍正：除掉年羹尧我是蓄谋已久，好不容易逮到机会而已，这件事你别挖苦我！

嘉庆：还有……

雍正：住口，还没完没了了是吧，弘历，快管管你儿子！

乾隆：颙琰，有这么跟你爷爷说话的吗？真是不像话，文字狱这个东西那是文字游戏吗，那是我们君王用来威慑天下文人的手段。手段越狠，我们的江山就越稳固。

康熙：弘历，胡说什么呢？这天下文人也都是我大清的子民，怎么说的跟是敌人一样的。

嘉庆：果然还是太爷爷康熙大帝对待民众有同理心，和我一样善良……

康熙：额，当然，该杀的人还是要杀的，不分文人武士，都是为了维护大清朝的统治嘛。

比如说，有人在我朝胡乱修撰明史，那不就是意图反清复明嘛，牵连到七十多个人，该斩首的斩首，该凌迟的凌迟。

再比如说，有个进士写了本书叫做《南山集》，写就是南明抗清的事情，这样的人不杀之以儆效尤，天下会大乱的。

还有，湖北有个叫朱方旦的人，他用旁门左道妖言惑众，迷乱百姓的心智，这样的人思想很危险，只会毒害百姓的心灵，杀他也是必须的。

嘉庆：太爷爷宽容仁慈，一心为民，执法有度，我等后人无法望其项背……

康熙：哈哈，说的好，这话我爱听……

乾隆：颙琰，你怎么也不拍一拍我的马屁呢？

嘉庆：爸爸，您在文字狱上的贡献可真是太大了。康熙一共60年，约有20起文字狱，雍正13年，大约也是20起文字狱，你在位60年，人家记录在册的就有130多起，其中大多都是冤假错案。这让儿子说您什么好呢？

乾隆：当然是说我的《四库全书》啊，要知道这可是历史上最全最棒的书籍了！

嘉庆：爸爸，您是不是失忆了？您还真以为这《四库全书》真的是四全啊，其实是四不全。为了修订这部书，无数书籍被焚毁、删削、篡改、错讹。可以说，修订这8亿字的《四库全书》，您毁了一部8亿字的《四库全书》。焚书坑儒说的可不止是秦始皇啊！

乾隆：住口，居然将我与暴虐的秦始皇相提并论，你这个逆子！

嘉庆：爸爸，您生气了？

乾隆：我不生气，咱都在阴间了，谁还有心情生那个气啊！

嘉庆：既然爸爸不生气，那我就继续说了啊。都说康雍乾三个皇帝如何励精图治，如何十全武功，如何勤政爱民，到了我嘉庆就开始说“嘉道中衰”了，到底是祖辈们给我留下了烂摊子，还是我颙琰无能？还请诸位先皇明示！

康熙：颙琰啊，我先来说说我的看法啊。

清军入关，天下多为汉人，且明朝势力尚存，朱姓子孙遍布天下，文字上的事自然是要抓紧一些，哪个当皇帝的手上不沾上点血？至于康乾盛世中的起伏嘛，我只知道我康熙年间治理得繁荣昌盛，后世如何衰落的原因我就不清楚了！

雍正：孙儿颙琰啊，虽然你言辞有些激烈，但刚才你说的那些事基本属实。

我想说的是，我这一路斗争过来，先和皇子兄弟斗狠，再和臣子斗智，还要抽空到后宫玩宫斗，因而对于文字细节上的事比较敏感，作为一个皇帝就是要从细节入手，做好每一件政事，其中也包括偶尔处理几件文字游戏。

另外，爷爷我当了十三年皇帝，打击权臣，整顿吏治，改土归流，我走之前，天下一片欣欣向荣。尽管我每天忙着批奏折，没亲眼看到！

乾隆：爸爸，爷爷，你们都把锅甩给我了，弘历心里苦，弘历不想接。

确实，在我治理的年代，处理文字狱事件狠了一些，但是这也是历史的选择。历史上造反的人都是发牢骚的文化人，只有给他们心里蒙上一层消之不去的阴影，才能一劳永逸，让大清永享太平盛世！

至于，你说大清衰落从谁开始的这个问题嘛，“康乾盛世”和“嘉道中衰”这个两个词就已经说出了答案。你爸爸我一生贤明，爱民如子，十全武功，用人唯贤，怎么会把天下带往下坡呢？终究还是因为你太过仁慈啊，也 那帮 不能怪你啊，要怪只能怪我选错了继承人啊！

嘉庆：古人说，子不言父过，您的失误，我也就不多细数了，最终还是我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诸位先帝，颙琰虽然不才，没能把大清的事业发扬光大，但我自认为做得最棒的一件事就是永远废除了文字狱，停止了大清朝对文人们的迫害。

乾隆：这才是嘉道中衰的缘由吧？真的是，你干这么荒唐的事儿，和珅也不拦着点儿！

嘉庆：忘了跟您说了，您死后，和珅就被我干掉了……

和珅可真有钱，他的家产足足有15年的大清国家财政收入，所以人家才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乾隆：什么，你把和珅杀了……

额……原来他那么有钱啊，要是早知道他那么有钱，我就直接动手，不留给你了……

（文字狱古已有之，其中清朝的文字狱最为残酷荒唐，康乾盛世顶峰出现在乾隆时期，同样文字狱的顶峰也是乾隆时期。文字狱主要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通过文字来控制人的行为，清朝的文字狱对文人的思想迫害极其严重，直到仁慈宽厚的嘉庆彻底废除文字狱。）

网民哀嚎：

一般开国皇帝才能称“祖” 为何满清鞑子一朝三祖

Hu Ping胡平@HuPing1：苏联一位诗人讲过：没有比苏联更重视诗歌的了，他们会因为你的一句诗把你抓起来。

谢选骏指出：这是因为，沙俄和清朝都是茹毛饮血的蒙古帝国的继承人，苏联以及作为“后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如此。

【17、苏联是世界大战的毒瘤】

网文《一战促世界殖民体系走向崩溃 民族解放运动受鼓舞》（杭聪）报道：

一战的爆发根源于世界殖民体系。20世纪初，广大亚非拉地区成为殖民宗主国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资本输出地、农业附庸和军事基地，形成了以英国为首的世界殖民体系。随着整个世界被瓜分完毕，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遇到瓶颈，逼迫各资本主义列强为争夺殖民地展开激烈斗争。由于在殖民体系内宗主国的力量占优，所以整个体系的民族矛盾主要表现为殖民宗主国之间的矛盾。

英国和德国之间争夺殖民霸权的矛盾是殖民宗主国矛盾中最突出的。德国作为后起资本主义强国，其工业生产能力赶超英国，希望借此取得殖民霸主地位。当斐迪南大公夫妇被刺后，作为奥匈帝国靠山的德国想凭借赢得更大规模的战争获得世界殖民霸权，英国也想通过一场大战消除德国对其殖民霸主地位的威胁。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不计其数的人倒在战火之中，众多国家的边界和民族的未来被战争所改变。

经过一战的洗礼和战后的协调，殖民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战是一场维系殖民体系的战争。

一战后，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等殖民宗主国退出殖民体系。它们又可根据主动与否分为两类。一类为战败的德国和奥匈帝国被迫退出殖民宗主国行列。根据1919年巴黎和会条款，德国被迫放弃了“其对海外领地的一切权利和称号”，但它不甘心丧失殖民宗主国地位，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策源地。奥匈帝国则瓦解为多个民族国家。欧洲各国建立起凡尔赛体系。另一类为自愿退出殖民宗主国行列的俄国。俄国由于十月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自愿放弃所有殖民权益。在十月革命影响和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世界许多地方成立反殖民民族统一战线，如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一战后全球性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兴起与此不无关系。

德国等战败国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被称作委任统治地，成为殖民宗主国缓和彼此矛盾的战利品。战胜国将委任统治地分为甲、乙、丙三类。殖民宗主国对甲类地区实行行政“指导及帮助”，地域为前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领土；对乙类地区担负地方行政责任，但在经济上要对他国实行“门户开放”，地域为中非的前德国殖民地；对丙类地区则将其作为自己领土的组成部分加以治理，这类地区为德国曾经的西南非殖民地及太平洋上的岛屿属地。委任统治制度是战后宗主国慑于民族解放斗争的声势，对殖民体系的一种改造，并不能避免体系危机的发展。

由于分赃不均，美国和日本向殖民体系发起新的挑战。这两个新兴殖民宗主国发了战争财，重新分割殖民地的要求更为强烈。美国取代了整个欧洲在世界中的经济地位，既包括工业领域也包括金融领域。可以说，美国此时已成为世界工厂和银行。日本实行宣战但不参战的手法，不仅夺取了德国在太平洋的殖民地和原德国占据的中国青岛和胶州湾，而且对外贸易总额几乎增加了三倍，成为欧洲国家的债权国。日本贪婪的殖民扩张，引发美国和英国的不满。英国看到美国实力远超日本，便废除了《英日同盟条约》，在同美国进行利益交换后，形成了有利于美国的华盛顿体系，英美联手暂时压服了日本，日本不情愿接受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殖民优先权和英国的殖民霸权，在军国主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策源地。

英国和法国的殖民版图得到扩展，但工业能力和金融能力受到一战的严重削弱，成为力不从心的殖民体系捍卫者。1918年英国海外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例仅为1913年间的一半；英国从战前的债权国变为债务国，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向纽约转移，海外投资直到1929年才超过1914年的水平。法国作为大战的主要战场，1919年工业产量只及战前的57%，农产品的产量只及战前的60%，商船沉没了一半以上。以“高利贷帝国主义”著称的法国因战争欠美国160亿法郎，欠英国130亿法郎。英、法的这种窘境塑造了其保守性的外交政策，即在确保自身全局性殖民利益的前提下，向美、日等新兴殖民宗主国实现有限让步，形成华盛顿体系，稍后又不惜姑息纳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可笑的是终究也未能保全殖民霸主的地位。

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角度来看，一战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表现在民族自尊心增强、经济增长引发社会阶层变化和反抗殖民宗主国获得政治军事胜利等三方面。宗主国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的矛盾趋向激化。

一战打破了殖民宗主国无比强大的神话，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自尊心、自信心，为上述地区人民冲破殖民体系奠定了基础。当时最庞大的殖民帝国英国，在战争期间动员了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南非等白人自治领和殖民地印度的300万士兵参与战斗。澳新军团作为先头部队参加了英法联合进攻土耳其达达尼尔海峡的战役。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代表了两国人民英勇顽强的作风和民族团结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染下，五个白人自治领在一战后通过谈判依赖法律途径谋得独立地位。

印度在一战后出现全民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个运动主张以不屈不挠追求独立的精神去克服英国维持殖民统治的决心，以甘地为精神领袖。参加运动的人抵制英国法庭、学校和商店，放弃政府公职，拒绝纳税，不承认政府法令。甘地还发动手纺车运动和自制食盐运动从经济上启发广大群众的自信心。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使印度人民团结在一起。历史证明，这股精神最终战胜了英国维持殖民统治的决心。这股精神的背后是民族经济力量的提升。

一战使被殖民地区的民族工业得到发展空隙，经济力量对比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倾斜，并促成新兴社会阶层的壮大。战争期间，殖民宗主国之间相互摧毁彼此的殖民经济网络，暂时无力控制被殖民地区民族工业的发展。上述地区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借此变得更为成熟、壮大，成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新兴力量。从半殖民地、附属国情况来看，阿根廷和巴西向英国买不到机车零件和采矿机械，于是在本国自己制造，制造业发展使得阿根廷产业工人数量从1907年的12万人增加到1920年的35万人，巴西产业工人的数量从1909年的3.5万人增长到1920年的27.5万多人。从殖民地情况来看，印度的塔塔家族发展出众多的制造业企业，其中一家钢铁厂的规模超过英国的任何一家钢铁厂。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依托民族经济力量提升，培养出新兴社会阶层，再依靠他们来争取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是一种较为惯常的路径。

一战削弱了殖民宗主国的力量，缓解了民族解放运动面对的政治军事压力。即便是作为殖民体系霸主的英国，一战后力量也不如从前。19世纪末阿富汗在经历两次抗英战争后沦为英国的半殖民地。1919年具有民族独立思想的阿富汗新国王即位，他在加冕时宣称“不承认任何外国的统治权”。为此，英国第三次入侵阿富汗，企图用武力压服阿富汗人民。阿富汗军队在开伯尔山口、加兹尼和坎大哈三条战线迎击英军，并且在东部战线突入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省，包围并迫使塞塔尔要塞的英军投降。由于阿富汗、印度边境普什图族抗英起义此起彼伏，还由于印度境内民族解放运动高涨。英国难以筹措足够的军事力量应对挑战，只能于1921年承认阿富汗的独立地位。阿富汗成为一战结束后第一个赢得政治独立的亚洲国家。

如今，世界大战再次爆发的可能性绝非没有。殖民体系的存在决定世界大战仍有爆发的可能。当一战刚刚结束时，由于各参战国损失巨大，大众普遍称它为“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列宁却深刻地指出，“依靠《凡尔赛和约》来维持的整个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口上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没有变化，对殖民地的依赖没有改变。这场战争并未能化解而只能暂缓体系内宗主国之间的矛盾。一战注定是一场无法结束的世界大战，要想结束它只能等待殖民体系的消亡。

一战后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形成的新世界殖民体系，很快便受到来自新兴殖民宗主国的挑战。仅仅20年后，各殖民宗主国为争夺殖民利益发动了另一次世界大战。只是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才演变为反法西斯战争。现存于世界的新殖民主义体系仍旧不断引发战争，占领阿富汗、入侵伊拉克、攻打利比亚等战争行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殖民时期的炮舰政策。虽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集体殖民的新方式避免直接冲突，然而这种方式建立在美国一家独大的基础上，类似于1870-1914年间英国治下的和平。历史告诉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挑战者出现。谁会是这个新的挑战者？有人将狐疑的目光投向中国。实际上，正是由于身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强盛，避免世界大战才有了新希望。

世界大战并非不可避免。民族解放事业蓬勃发展是避免世界大战的有力保障。一战促进了反殖民体系力量的增长。在它的推动下，民族解放运动发展为真正的现代群众运动。以孙中山、甘地和凯末尔为代表的新一代领袖，认识到唤起工农群众的重要性，使得民族解放运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泛性。以此为基础促成了第三世界的出现，第三世界寻求突破西方列强编织的殖民主义罗网，成为避免世界大战爆发的力量。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崛起是自身民族解放运动的延伸，而非殖民争霸征程的起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力量越强，世界大战越发可以避免。

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是避免世界大战的又一保障。殖民争霸引发一战，彰显出背后的资本主义危机。一战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世界殖民体系开始受到外部挑战。苏联的出现打开了世界殖民体系的缺口，为被殖民国家脱离世界殖民体系指明了方向。仅仅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还有一定余地，苏联力量尚小，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才得以安然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阶段。在今日的世界，社会主义的中国已成为瓦解世界新殖民主义体系的希望所在。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知“一战促世界殖民体系走向崩溃、民族解放运动受鼓舞”，不知“苏联是世界大战的毒瘤”——苏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毒瘤，并和德国合作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全球社会犯下了滔天罪行、孵化了“社会主义阵营”这个更大的毒瘤，其危害至今犹存。

【18、马列主义也是一种殖民体系】

《帝国已逝，与时代相悖的殖民遗产应坚决摒弃》（2019-08-22 思源）报道：

核心提示：1990年3月21日零点，当崭新的纳米比亚国旗在温得和克体育场冉冉升起，非洲大陆的最后一块殖民地纳米比亚正式独立。这也宣告着笼罩在亚非拉世界头顶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正式瓦解。

1990年3月21日零点，当崭新的纳米比亚国旗在温得和克体育场冉冉升起，非洲大陆的最后一块殖民地纳米比亚正式独立。这也宣告着笼罩在亚非拉世界头顶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正式瓦解。

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开始，在长达近500年的时间中，广袤的亚非拉大陆彻底沦为了西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乐土”。在巅峰时期，世界一半以上的面积与人口都处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之下。

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当一个个老牌殖民帝国土崩瓦解，殖民地人民也终于获得了渴求已久的和平，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但是直到今天，包括我国香港在内的广大的亚非拉地区，帝国主义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痕迹依然依稀可见，长期的殖民统治给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制度遗产

在众多殖民遗产中，殖民者的制度遗产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根据制度经济学鼻祖道格拉斯·诺斯的理解，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

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在殖民体系即将瓦解的历史时刻，殖民者往往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最大限度保障宗主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日后发展中发挥更大影响力而打下这枚制度的“楔子”。

另一方面，制度变迁还遵循“路径依赖”的规律,即制度变迁过程与技术变迁过程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发展过程中得到自我强化。

在漫长的殖民统治过程中，殖民者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社会的全面攫取，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制定了一整套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制度体系。

经过长期的发展，这套制度安排已经深深嵌刻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肌理。即使在后殖民时代，这种制度安排往往还会深深地影响与塑造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双重使命”

对于殖民者的制度遗产，我们不妨借用马克思的“殖民者双重使命论”来进行理解。马克思在论及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认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的是双重使命。一方面是破坏性的使命，要打破印度原有的亚洲式社会。而另一方面则是建设性的使命，即要完成在印度建立西方式社会的任务。

西方殖民者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的塑造从根本上来说是服务于其殖民统治利益的。但是，在此过程中，殖民者也在客观上将一部分具有进步意义的理念与架构带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

在广大原殖民地半殖民地继承的殖民者制度遗产中也客观上存在着积极与消极两部分。积极的制度遗产与世界发展潮流相符合，与摆脱殖民统治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实际情况相适应，能够促进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更好地进行经济社会建设，发展人民的广泛福祉。

而另一方面，消极的制度遗产则源于殖民者维护本国在原殖民地半殖民地既得利益的初衷，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会严重阻碍原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摒弃“垃圾”

对于制度遗产，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可以在充分扬弃的基础上区别对待。而广大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在摆脱殖民统治后的发展道路，也证明了这一点。

大量亚洲国家曾经长期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独立之后保留了大量的制度遗产。这种制度遗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给相关国家带来了经济发展滞后、边界冲突频发等问题。

亚洲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发展进程中，充分认识到殖民者制度遗产对于本地区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坚决摒弃消极的制度遗产。根据时代发展的潮流与本国经济社会的实际情况，对殖民者遗留的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清除制度遗产中的消极部分，真正实现了本土化。

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虽然战后印尼就已经获得了独立，但是印尼的土地制度仍然维持着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的“原貌”，这严重侵犯了广大印尼农民的切身利益，并严重阻碍印尼经济社会的独立发展。为此，1960年，印尼颁布《土地基本法令》，彻底废止殖民土地制度，建立起新的符合印尼民族利益的新土地制度。

而另一方面，大量非洲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之后发现，殖民者遗留的制度遗产在凝聚国家共识，实现国家独立自主发展方面有着很大弊端，难以实现本国人民的根本福祉。因此，大量非洲国家对殖民者的制度遗产进行了摒弃，转而去探索一条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

如埃及在获得民族独立后，仍受到前宗主国英国的全面控制，苏伊士运河区也仍在英国的军事控制之下。为此，1956年，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虽然此举遭到了英法等国的军事干预，但最终埃及人民经过奋勇斗争，最终迫使英国同意停火并撤军，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帝国主义对广大亚非拉国家殖民统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殖民统治所带来的影响却延续至今。在殖民者留下的复杂的制度遗产中，虽然不乏具有积极意义的部分，但我们更应该充分结合时代特征与实际情况，加以修正与革新。而对于那些与时代相悖，与规律相左，与实际相离的制度遗产，则应该坚决摒弃，将其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马列主义也是一种殖民体系，所以应将马猎猪意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19、共产国际也是一种新殖民主义】

《美国的“国”，在一张覆盖全球的新殖民主义“权力网络”之中》（2022-03-29 瞭望 2022年第13期）报道：

新殖民主义不寻求领土兼并，但会通过形式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交易和制度安排，在经济上建立支配-依附关系，并以政治-军事手段来保障这种关系

他们已经发现了比旧殖民主义更隐蔽、成本更低、收益更高的新殖民主义支配模式

按照美国主张的标准建立金融体系有助于财富集中，金融自由化则有助于美国对集中起来的财富进行周期性收割

它们借助私人主体的外表，可以很容易地深入其他主权者主张的空间之中。只要殖民帝国始终保护它们的利益，它们就可以在其“权力网络”中扮演攫取与扩张的角色

美国的“国”究竟在哪里？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回答：美国的“国”不仅仅在其版图之内，更在一张覆盖全球的新殖民主义“权力网络”之中。这张“权力网络”利用资本对利润的渴望来扩张和维持自身的运作；这张“权力网络”为美国的战争机器提供了基础性支持；这张“权力网络”也是美国意识形态输出的载体

文|章永乐

长久以来，经常有一些美国的“例外主义者”标榜美国与欧洲列强的旧殖民主义大相径庭，称美国不仅不夺人之地，还通过“门罗主义”保护了美洲的许多国家免受欧洲殖民主义侵害，并在世界各地支持了许多被压迫民族脱离旧殖民帝国独立建国。在其他国家也一直有这样一种论调：美国不事领土扩张，支持其他国家的教育事业，因此是一个仁慈的大国。

事实真的如此吗？如果要问美国的“国”究竟在哪里，以上两种论调给出的答案似乎是，美国的“国”就在其既定版图之内。但这些论调不仅没有追问美国究竟通过何种方式获得既有版图，更没有看到，美国早已从以掠夺土地为目的的旧殖民主义形态，过渡到更具扩张性和隐蔽性的新殖民主义形态，并以一种“权力网络”的形式建立起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支配。

旧殖民主义是列强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经常采用的扩张模式，大多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包括武力吞并土地、移民垦殖、海盗式的掠夺、欺诈性的贸易、血腥的奴隶买卖等等。

新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输出剩余资本阶段的新扩张方式，它可以承认被支配者在法律上的独立地位，不寻求领土兼并，但会通过形式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交易和制度安排，在经济上建立支配-依附关系，并以政治-军事手段来保障这种支配-依附关系。这种不侵吞土地却索取“产出”的支配模式，不仅节省了直接支配与治理的成本，而且可以在实现高效的剥削和财富转移的同时，宣称由此造成的人道灾难与自己并无关系，从而制造和维持所谓“仁慈”的形象。

从北美殖民地阶段到获得全球霸权阶段，美国将新旧两种殖民主义都发挥到了极致。

与欧洲列强的殖民征服没什么两样

建立美国的主体族群是英国殖民者。美国的独立建国与领土扩张本身具有深刻的旧殖民主义底色。

这个历史过程是，近代英国人口不断增加，同时嫡长子继承制导致一个家庭中的其他儿子常常缺乏谋生手段，到了17世纪，英国政局开始动荡不安，于是大量人口涌向海外谋求生计。在海外殖民过程中，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看到了牟取暴利的机会，于是成立了一系列殖民公司，进行有组织的对外殖民。与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殖民者通常是男性独自前往海外并在当地生下混血子女不同，英国殖民者经常带去自己的家庭，并与原住民形成种族隔离。英国殖民者人数更多，更渴望获得原住民的土地，这使得他们比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殖民者更倾向于对原住民实施种族灭绝。

北美独立战争实际上是一场为北美殖民者扩张扫清障碍的战争。18世纪中期，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北美殖民者派人前往伦敦游说英国出兵打击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势力。当时，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家艾德蒙·柏克的兄弟威廉·柏克明确反对这一主张，他认为如果英国出兵帮助其子民获得更多的北美土地，后者总有一天会翅膀长硬脱离帝国。但是英国议会并没有采纳威廉·柏克的意见，而是派出陆军参与了英法“七年战争”并大大压缩了法国在北美的势力范围。战后，英国为了缓和对法关系，于1763年在北美殖民地西部划出一条界线，禁止殖民者越界从印第安人手中直接获得土地。这引发了渴望扩张的北美殖民者极大的不满，他们认为英国对其扩张的限制没有法律依据。为了补偿在“七年战争”中所耗费的巨额军费，英国在北美殖民地增加了一些税收，虽然新的税负远低于英国本土，但仍引发了北美殖民地的强烈反对，最终点燃了北美独立战争。从这个角度来看，北美独立战争并不是走投无路的子民对令人窒息的外部压迫的反抗。事实上，战争前夕，北美殖民者总体上比他们的英国本土同胞更加富裕。北美独立战争的实质，是一个“翅膀长硬并飞走”的事件：通过独立建国，北美殖民者最终摆脱了宗主国对其扩张的限制。

在北美独立战争中，印第安人部落大多是站在英国一边的，他们强烈反对北美殖民者。也因此，新生的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进行了残酷的种族灭绝。在19世纪的“西进运动”中，印第安人被大量屠杀，土地被剥夺，族群人口所剩无几，这完全是一场典型的欧式旧殖民主义运动。解放黑奴的林肯被许多美国人视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但其颁布的《宅地法》背后，却是印第安人的斑斑血泪。

美国建国后为了扩张领土，不仅剥夺印第安人的土地，还将手伸向了墨西哥人。美国不断向当时属于墨西哥的得克萨斯输入白人新教移民与黑人奴隶，到1835年当地的美国白人殖民者数量已经达到墨西哥人的10倍。1836年，白人新教殖民者宣布得克萨斯独立。1845年，得克萨斯州正式并入美国，引发了墨西哥的激烈反应。1846年至1848年，美墨之间爆发战争，墨西哥战败后丧失了大片土地，美国在这些土地上建立了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等州。

美国最后一轮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发生在19世纪末。通过美西战争，美国在加勒比海得到了波多黎各，占领了古巴，在亚洲占领了菲律宾，在太平洋上取得了关岛，并顺势吞并了其已殖民渗透多年的夏威夷。美国对夏威夷和菲律宾的吞并，在国会内部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许多议员认为这与欧洲列强在美洲进行的殖民征服没什么两样。

20世纪，美国没有再进行过上述规模的领土扩张，但这并不是因为美国统治精英对领土扩张有道德上的负罪感，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发现了比旧殖民主义更隐蔽、成本更低、收益更高的新殖民主义支配模式。

美国学到了英国的“收割”手法

新殖民主义并非美国首创。经过工业革命，英国很快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随后进入对外输出资本的阶段。19世纪，英国支持了西班牙、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的一系列独立运动，并将新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纳入英国的贸易网络，这本身就是将旧殖民主义替换为新殖民主义的实践。美国与英国在美洲长期博弈，在此过程中也学到了英国的手法。

美国新殖民主义的第一个大规模实施对象是拉丁美洲国家。

1823年，美国提出“门罗主义”，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或干涉美洲国家内政。美国表面上尊重美洲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但在它崛起之后不久，就开始向这些国家输出商品与资本，控制一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并以排斥欧洲列强干涉为由来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

20世纪初，美国在拉美进一步推行了“金元外交”。美国以拉美国家对欧洲列强的债务可能招致其干涉为名，主动替这些国家偿还债务，将自己变成债主，进而控制了这些国家的海关、财政与金融系统，还向其军队派出顾问。这其实是设置了“债务陷阱”。其间，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在许多国家形成了“国中之国”，不仅能呼风唤雨，还能操纵选举、颠覆政权。

中国也很早就成为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实施对象。

美国商人在19世纪初就开始染指对华鸦片走私。波士顿许多地方的城市建设，就得益于被称为“波士顿婆罗门”的若干家族的对华鸦片贸易。

1898年通过美西战争占领菲律宾后，美国又进一步谋划对亚太地区的主导方式。1899年和1900年，美国向英、法、德、俄、意等列强提出两次“门户开放”照会，希望列强共同保持中国“门户开放”，其目的在于排除列强为美国商品和资本进入中国市场设置的障碍，第二次照会中所谓“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的言辞，着眼点也不外于此。

不久后，美国又试图在中国东北与日俄角逐对铁路的控制权，在华中地区输入资本，并参加了欧洲列强发起的银行团以共同垄断对华金融业务。

更隐蔽更高效的扩张-支配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全球用兵，至1945年美国军队控制的海外人口已经超过了美国本土的人口，使其形成了一个临时的“领土型帝国”。但美国并没有进行领土扩张，战后美军从大部分占领地撤出，只保留了一些军事基地，而且允许菲律宾独立。这成为“美国例外主义”津津乐道的故事。事实上，这并不是因为美国具有所谓的“道德”，而是它经过成本-收益计算后，采取了更为高效的扩张-支配模式。

首先，美国认为，一战后全球反帝反殖民斗争的高涨大大提高了直接殖民统治的成本。为了肢解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战后曾经支持这些帝国境内的一系列民族独立或复国运动。苏联更是支持了欧洲之外一系列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反帝反殖民斗争。欧洲的殖民宗主国，不断对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做出让步。面对这样的潮流，逆势而行的直接殖民统治是非常不经济的。

其次，在美国看来，新技术和新支配方式的出现使得原有的建立“领土型帝国”的做法不再是最经济的选项。比如，美国通过飞机和无线电确立了制空权，使其仅凭军事基地就能实现许多以往通过直接殖民统治才能实现的战略目的。

与占领土地的旧殖民主义相比，美国在二战后所采取的以获得土地上的“产出”为目的的新殖民主义体系具有以下架构：

一是在欧洲和东亚建立了自己主导的军事联盟体系，在全球陆续建立了80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原来大英帝国控制的海上交通枢纽基本都落入美国手中。一个军事基地就是一个军事岛屿，可将军事影响力投射到周边地区。数百个军事基地，就可以构成几乎覆盖全球的“岛链”。

“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在《新的势力范围》一文中指出，冷战之后美国决策者不承认“势力范围”的原因是，“整个世界实质上都变成了美国的势力范围”。

二是以强大的军力为后盾，美国构建了比英镑霸权更强的美元霸权，对全球财富的收割能力进一步增强。

在美元霸权下，当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时，美国本土的美元通过购买全球的商品或者对外投资向全球流动，推动全球资产价格集体上涨，美国资本因此获得大量增值回报；当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时，大量海外资本带着已经获得的增值回报回流美国本土，而美元流出地通常会出现货币贬值，偿还美元债务的成本大大增加，资产价格下跌；等到美联储重新进入降息周期时，美国投资者又可以拿着美元低息贷款，轻松收购其他国家跌到白菜价的优质资产。比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正是依靠“量化宽松”从全球收割财富来化解美国本土危机的；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联储以同样的方法收割全球的财富来为美国经济“输血”。

三是凭借科技霸权主导全球产业链，确保美国公司占据产业链的顶端，获得超额利润。

虽然美国也将一些重要技术向外转移，但总是怀有极大的警惕，防止他国染指美国核心技术和产业标准，同时也要对他国的技术升级进行打压。比如，像日本这样的盟友，在其半导体产业挑战美国科技霸权时，也遭到了美国的打击。

对产业链的牢牢掌控，为美国资本的对外投资提供了稳定的利润保证，也使得通过美元霸权进行的周期性财富收割屡试不爽。

四是推广“华盛顿共识”，诱导其他国家按照美国主张的标准建立金融体系并推进金融自由化。

按照美国主张的标准建立金融体系有助于财富集中，金融自由化则有助于美国对集中起来的财富进行周期性收割。而这些国家的政府不自觉地扮演了负责维护社会稳定，为美国的财富收割所造成的社会动荡“背锅”的角色。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量化宽松”造成全球粮食价格大幅波动，中东因缺少粮食引发了大规模的政治动荡，由此产生的大规模难民又引发了欧洲难民危机和政治动荡。但很少有人去追问，美国的金融政策应该对此负有何种责任。

五是在“驯服”外国政权方面，除了强大的军事威慑，美国大量的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媒体和社交平台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它们平时传播美国的所谓“价值观”，压制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国家、组织、个人和不同的价值体系，在形势需要时则进行舆论造势，组织社会运动，影响相关国家的选举，抹黑反美的领导人与候选人，支持亲美的政党和政客。虽然美国的全球财富收割机制是造成其他国家经济社会动荡的深层原因，但这些势力仍能经常动员起当地民众将矛头指向自己的政府，将民众的愤怒归咎于当地政府失政，并在其间扮演高高在上的民主“教师爷”、发展“教师爷”及争端“仲裁者”的角色。

这种新殖民主义支配模式的本质是，表面上尊重各国的主权，运用形式上平等的条约，将实质上高度不平等的利益分配格局固定了下来。为此，美国会经常动员地方势力、反对党或所谓“公民社会”来对抗相关国家的中央政府；用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来限制相关国家中央政府的决策；以保护贸易与金融自由化及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削弱相关国家中央政府对资本、货物、人员、信息跨境流动的控制。如果相关国家进行反制，美国会运用国内法进行制裁，并利用司法的“长臂管辖”胁迫其他国家的政府与企业予以配合。

新旧殖民主义的“私掠”基因

与“权力网络”

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对民用船舶颁发捕押敌船及采取报复行动的特许证，制定在陆地和海面掳获战利品的规则”。这条规定正是英国的“私掠”传统所打下的深刻烙印。1243年，英王亨利三世颁发了世界上第一张“私掠许可证”，允许配备武装的民船合法地掠夺敌对国家官民船舶上的财富。16世纪，为了与西班牙争霸，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给海盗船船长们大规模颁发“私掠许可证”，允许其在大西洋上攻击西班牙商船，俘获所得与王室分成。在这个传统中，就包含着新旧殖民主义的基因。

私掠船代表着这样一种权力形态——它不是金字塔式的，而是网状的。一艘艘私掠船正是权力网络上的点，它们以民间力量的面貌出现，因而不会像正式的海军那样引起其他力量的警觉；但统治者可以利用私掠者的贪婪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扩展可支配的空间。

殖民公司和千千万万的殖民者扮演了和私掠船一样的角色，既是私人主体，也是殖民帝国的载体。它们借助私人主体的外表，可以很容易地深入其他主权者主张的空间之中。只要殖民帝国始终保护它们的利益，它们就可以在其“权力网络”中扮演攫取与扩张的角色。这张“权力网络”输出的行动，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体现为旧殖民主义，在资本输出阶段则发展为新殖民主义。

美国今日的全球新殖民体系，集中体现了“网状权力”的性质。比如，大量跨国公司与非政府组织，平时以私人主体和公益组织的面目出现，能够很容易地进入其他主权国家的管辖空间，在帝国的“权力网络”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尤其是一些高科技跨国公司，从其他国家大肆收割其国民的数据，这些数据既服务于公司自身的利润，也能被用来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平时它们可以宣扬“贸易无国界”“艺术无国界”“科学无国界”“新闻无国界”，但一到关键时刻，就可以成为美国对特定国家、组织和个人进行全面制裁的工具。

美国的“国”究竟在哪里？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回答：美国的“国”不仅仅在其版图之内，更在一张覆盖全球的新殖民主义“权力网络”之中。这张“权力网络”利用资本对利润的渴望来扩张和维持自身的运作；这张“权力网络”为美国的战争机器提供了基础性支持；这张“权力网络”也是美国意识形态输出的载体。对于全世界人民而言，深刻认识这张“权力网络”，看清它的压迫性，才能为消除它的压迫性做好认识上的准备。

谢选骏指出：上文黄俄所写，只说‘美国的“国”，在一张覆盖全球的新殖民主义“权力网络”之中’，不说“共产国际也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确实的，共产国际后来组建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就完全是一个社会帝国主义的奴隶帝国了——中国大陆也不幸沦陷为其卫星国“人民共和国”之一。

【20、何谓政治？如何理解国际政治？】

2018-08-25 王缉思

中国日益融入世界之后，中国人越来越需要关注世界政治。不过，一般人在谈及“世界政治”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国际关系”，比如中国同美国、日本、俄罗斯、朝鲜的关系，美国对朝鲜、伊朗的政策等等。几年来，舆论界、社交媒体上热议的话题，包括钓鱼岛归属、南海争议、美国“萨德”反导系统部署在韩国、中国和印度的领土纠纷等等，也大多属于国际关系问题。

“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已有三四十年的历史。尽管这门学问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并不成熟，似乎也并不高深，甚至有人讥讽国际关系学者议论时政的水平还不如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但国际关系热点经久不息，已经深入中国人的脑海，经常引起热烈讨论，是不争的事实。

越过国际关系

我认为，“世界政治”作为一门学问，研究的是全世界范围内政治发展的总趋势、各个国家和地区内部的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即“国际关系”），比一般理解的“国际关系”涉及的领域更深更广。比如，2016年特朗普为什么能够当选总统，属于世界政治范畴。这个问题跟国际关系和美国外交不甚相关，而是美国国内政治发展的结果，但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偏好和决策却会大大影响国际关系。又如，始于2011年北非国家突尼斯、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叙利亚的难民危机、极端势力在全球各处频繁制造的暴恐活动，都并不起源于“国际关系”，而是国别和地区政治演变的结果，同时又作用于国际关系。

中国人了解世界政治的需求和眼光，也早已超越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视野，到达超越国界的全球问题和各国内部政治问题的层面。

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中国对外求和平，对内求发展，国家越来越富强。同时，我们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而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世界政治当然是丰富多彩的，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有的地方鲜艳夺目，吸引众多游客和投资贸易，有的地方却昏暗无光，贫困凋零，腐败横行。

为什么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国家、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却没有明显缩小？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在宪法条文上都有自由、民主、法治的条文，在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上却千差万别？美国几十年来一直是世界首富，美国经济到2016年已经基本摆脱了8年前金融危机的阴影，就业率也相当高，为什么大部分美国选民却在这时感觉自己的国家“没有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要求国家政治改弦更张？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都视“现代化”为国家的奋斗目标，但中东地区的许多政治家和公民却不推崇“现代化”，反而推崇政治和社会的“伊斯兰化”，这是为什么？

这本小书想从“政治的终极目标”的角度，对世界政治的多样性和同一性做出一些解释。一方面，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及其国民，都有一些相同的善恶标准，比如都说自己爱好和平、反对战争，向往安定富足的生活。这应当是中国提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人们却会为领土纷争而战，为宗教信仰不同而发生冲突，为争取自由公正而奋力反抗暴政。这只能说明，一些国家、群体和个人，在一些情况下，会认为有比和平、安定和富足更值得追求的政治目标。由此我们看到，人类政治的终极目标不止一个两个，而是多个，它们之间既有和谐之处，也可能发生矛盾。

什么叫政治

在分析政治的终极目标之前，先要理解什么叫政治。从古到今，人们对政治有着爱恨交织的矛盾认知。在许多人心目中，政治是一种恶，政治是一小撮有野心的政客之间争权夺利的肮脏交易，充斥着阴谋、暴力、谎言、操纵、腐败。早在1775年，英国人塞缪尔·约翰逊将政治斥为“不过是飞黄腾达的工具而已”。19世纪英国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至今广为流传。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公然鼓吹，政治领袖为了争夺、维护和扩大权力，可以利用诡诈、残忍和操纵的手段。

也有人认为政治是一种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指出，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人的本性具有社会性、合作性，他们能通过政治来达到更完善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试图改善生活并创造美好社会的活动就是政治。亚里士多德把知识看成“善”的学问，研究个人之善的学问是伦理学，研究家庭或村落之善的学问是经济学，研究城邦或国家之善的学问是政治学，而城邦或群体的善是最高的善，因此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看成“最高的学问”。法国18世纪的思想家让-雅克·卢梭认为，政治参与是一种内在的善，只有所有公民直接且不简单地参与政治生活，国家才能真正服务于公益。

其实，政治就像经济、法律等许多事物和现象一样，是中性的。既可以看到肮脏的、向恶的政治，也可以发现清明的、向善的政治。即使像许多人简单理解的那样，“政治就是权力斗争”，也有“好人斗坏人”、“坏人斗坏人”，还是“坏人斗好人”之分，而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取决于观察者的政治立场。

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在发达的大都市纽约，还是在人烟稀少的阿富汗山区，人们都很难逃离政治。诚如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所说：“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否喜欢，事实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政治之外。一位公民，在某个国家、城镇、学校、教会、商号、工会、俱乐部、政党、公民社团以及大量其他组织的治理机构中，都会碰到政治。”更不消说，中国人所受的教育，一直要求我们“讲政治”，要有“政治意识”。

“政治”这个概念在中国和西方都由来已久。在古代中国，“政”和“治”两个字更多是分开使用。“政”指国家的权力、制度、秩序和法令。“政”在儒家经典中也指“正”、“善”的生活，如“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治”也常用于两种含义：一是指管理和教化人民，二是指社会安定、秩序良好的状况。到了近代，日本人在翻译西方概念时造出了汉字的“政治”一词。把“政”和“治”合成“政治”一词的中国人里，最有影响力的是孙中山。孙中山的“政治”定义是：“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

政治的英文是politics,其词源是古希腊语polis，指城堡或者卫城即人们商议公务的地方。由此政治可以理解为与城邦有关的事务，转化到现代，就是与国家有关的事务。把政治界定为国家事务，是自古以来人们的一般理解。

现代西方社会出现了多元化，政治活动已不限于政府、议会、政党。政治学在西方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后，“政治”的定义更加五花八门，不下数十种。英国政治学者安德鲁·海伍德把对政治的定义归纳为四类：作为政府艺术的政治；作为公共事务的政治；作为妥协和共识的政治；作为权力和资源分配的政治。按照海伍德的分类，政治不仅仅是国家事务，而是像孙中山所说，是“管理众人之事”。

美国政治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1936年出版了一本经典著作，书名是《政治：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如何得到》（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How），在标题上就给政治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拉斯韦尔认为，政治学研究的任务在于说明价值和权力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价值如何影响权力的分配和利用，关于权力的定位和利用又怎样影响种种价值的分配。因此政治学涉及政治关系：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政治可以被视为围绕稀缺资源的争斗，权力则是进行斗争的手段。但是，拉斯韦尔热衷于研究政治权贵集团和政治权势人物如何利用权力去获得社会上值得向往的东西。权势人物取得的社会价值最多，他们是社会精英，其余人是普通群众。精英通过象征、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等办法获取最多的社会价值。拉斯韦尔列举了三种社会价值：安全、收入和尊敬。

美国政治学者戴维·伊斯顿在上个世纪50至60年代的学术著述中，把政治界定为“为一个社会对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the authoritative allocation of values for a society）。这是当代政治学界广泛接受的一个定义，也是我本人十分认同并在本书中贯穿始终的一个概念。在伊斯顿论述政治系统结构的三部著述中，他详细阐述了一个政治系统如何通过互动,为一个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他提到，政治包括很多不同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对社会压力进行反馈，通过对利益的奖赏或惩罚来达到目标。伊斯顿认为，政治学研究涉及各种权威性的分配方法或政策，它力求了解各种价值如何被权威性地分配给整个社会。

“稀缺资源”与“权威性分配”

关于什么是价值，伊斯顿的解释是：“价值可以是任何物品、活动、观念、原则、目标或者其他现象，很多人将可估的价值加于其上。这一价值被政治共同体中的许多个人和群体视为良好的、可取的、有吸引力的、有用的、有报酬的、可受益的，或者有利的。某一套价值可能是有形的或物质的，即以货币、财产或其他形式存在的经济产品、服务和条件。另一套价值可能是无形的，即象征性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的、道德的、宗教的。无形的价值在当代美国政治中的实例包括政治活动家表达的目标，他们说自己关注于‘社会 ’或‘ 家庭’问题，着力于推崇或维护‘社会’或‘家庭’的价值。”

伊斯顿这段话有点绕嘴，简括并加以延伸，是这个意思：价值是一个社会中被许多人视为好的、有用的东西，包括货币、财产等有形的价值，也包括文化、宗教等无形的价值。美国人崇尚的自由主义或者保守主义价值观，部分美国人坚持的同性恋者的权利，都在“价值”的范畴之内。

拉斯韦尔和伊斯顿在其著述中，还用“稀缺资源”（scarce resources）来解释什么叫“价值”，这就使该概念更清晰、更容易应用了。1983年，伊斯顿作为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学。我清楚地记得，当他解释“稀缺资源”时说，有些资源在社会上看起来没有什么价值，但到了它稀缺的时候，就有了价值。他举例说，如果干净的空气在某种社会环境下成为稀缺资源，那么如何权威性地分配干净的空气就成了政治问题。这位老教授的预见力令人钦佩——30多年后气候变化问题成了世界政治的热点，碳排放交易是“权威性分配”干净空气的典型案例。

关于什么是“权威性分配”，最容易理解的一种情形，是国家与政府的决策及其执行。但在我看来，生活中很多与政府无关的事也可以看成政治。比如在一个单位里评技术职称。职称的名额通常小于申请者的人数，因此职称属于“稀缺资源”，也就有了“价值”。单位里“评职称”，大多是在特定时间里，通过评议、投票、上级部门批准等具“权威性”的程序，将名额“分配”给个人。同时，评职称也符合拉斯韦尔的“政治”定义——“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如何得到”。从这个意义上说，评职称是典型的政治过程，只不过是“微观政治”。

本书所关心的当然不是评职称式的微观政治，而是国际社会和各国社会内部的宏观政治，但这些政治现象不仅仅和国家或政府相关。同伊斯顿和许多政治领域的著述不同的是，本书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什么是世界政治中的价值或稀缺资源，也就是各国社会所追求的政治目标，而主要不是关注政治系统及其运作方式、过程和结果。政治价值、目标和主题，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主观判断出来的。它们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社会里，有不同的取舍和侧重。

（《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王缉思 著，中信出版社，2018年8月。本文为《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一书书摘，注释从略，标题及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推文内容转自澎湃新闻。）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知道谈论“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2018年），却不知道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就是“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2004年）。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活在信息封锁的中国大陆，大脑受到禁锢，真是太可怜了。

【21、“承认的政治”：民族主义为什么没有衰落？】

梁雪村

摘要：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长期存在一个重要理论困惑：民族主义何以持续影响国际政治进程？然而，国际关系研究倾向于将民族主义作为自变量来对待，用于解释各类国际问题的产生，而很少对民族主义本身进行研判。虽然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对民族主义的国内因素作出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但是对国际体系层面的诱因依然缺少了解。本研究尝试弥补上述认知缺口，通过分析国家利益和国际承认两个自变量之间的互动来解释民族主义的发生。笔者认为，民族主义理论对国家利益的证成具有明显的内向性，但民族主义的诉求又是双向的：一方面从民族国家的独特性出发，强调独立自主，拒绝外部干涉；另一方面又对外部认同和民族荣誉抱有极大关切。国际社会中“承认的政治”的兴起挑战了作为民族主义伦理基础的特殊主义，导致了国家行为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向外部寻求正当性。“承认的政治”不仅扮演着国际大众舆论的角色，更参与具体争端问题的解决，这与民族主义对国家利益的规定存在原则上的不兼容，进而引发民族主义的激烈回应。

2016年以来的世界政治再次目睹了民族主义左右国内议程、改变国际局势的潜在力量，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为代表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使得国际观察家们重新聚焦“国家边界”“国家利益”等传统概念。冷战后曾被预言即将消亡的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展现出持久的生存能力和隐秘的重要性。在全球资本主义不断消解民族边界、挑战国家政府职能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冲击之下，民族主义何以持续影响国际政治进程？其长期存在乃至周期性繁荣的动能从何而来？由于对“历史终结”的乐观信念，国际关系学界对民族主义的关注进入低潮期，民族主义逐渐成为批判的对象，而不是解释的对象。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期存在只将民族主义作为自变量来使用的倾向。例如，用德国民族主义解释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用犹太民族主义解释巴以冲突，用俄罗斯民族主义解释乌克兰危机，用不列颠民族主义解释英国“脱欧”。类似的因果分析逐渐形成一种标准陈述，而且自变量和因变量的位置很少颠倒——是民族主义导致了冲突和矛盾而不是相反，这种特征在对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的研究当中格外显著。①然而，一个非常关键但经常被国际关系学者选择性忽视的问题是：民族主义可能导致冲突，但是什么导致了民族主义？

国际关系学者们倾向于认为，研究上述问题是人类学、民族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学科责任。这或许是一种颇为合理的假定。然而，系统地关注是什么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学科通常很少探索国际体系层面的变量，这一学科群体的概念和理论工具多集中于国内层面，例如政党、媒体、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市民社会、家庭结构甚至文学艺术。在这样的前提下，民族主义研究中发展较为成熟的解释变量有历史仇恨、异族压迫、资源竞争、宗教文化差异、精英的政治动员，等等。例如，杰克·施耐德（Jack L. Snyder）讨论了民主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问题是：民主化过程中，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结构更容易导致民族主义的爆发？②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将现代社会的传播体系与民族认同联系到一起，他指出只有借助发达的传播手段和传播网络，精英阶层的观念与利益才能够跨越地理局限影响数量庞大的民众。①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多伊奇的思路发扬光大，他强调报纸和小说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②对中国民族主义个案的分析也同样如此，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自变量是近代史上的“百年国耻”，半殖民地的经历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和历史背景，使得复兴、雪耻成为团结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诉求。③

即便那些对跨国力量和超国家行为体感兴趣的学者，也更倾向于考察政治单元之间的互动而不是体系层面的变量，这类研究的题目通常是“南北苏丹族群冲突的宗教和历史原因”“印巴战争与争议领土的边境管制”或“法国穆斯林移民的身份困境”。换言之，大部分从国际视角来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所检验的研究假设还是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在《国际政治理论》里面批判的还原主义理论，尽管还原主义本身并不一定损害这些研究基于各自学科定位的重要价值。④例如，用美国的经济需求来解释它对霸权的追求，虽然看似讨论的是霸权秩序或国际体系的问题，但是其使用的自变量均为单元层次的———美国的国内需求、民主过程和对外政策。再例如，用两国在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问题上的冲突来解释民族主义，这也是还原主义的理论。虽然集体记忆确实与局部民族主义的勃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这依然是用单元层次的变量来解释民族主义。

对民族主义问题感兴趣的国际关系学者很少意识到，国际关系学科对体系层面的关注在社会科学的大家族中是相当独特的①，其他学科大多不认为自己掌握着探讨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部分学者或会关注体系层面的某些要素，但极少讨论国际体系本身，这导致了民族主义被误认为是“族群的问题”或“国家的问题”，只不过这些问题会造成严重的国际后果。换句话说，面对某个民族主义现象，社会科学倾向于在单元层次寻找其产生的原因，在国际范畴观察其导致的后果。②这种内外分裂严重阻碍了社会科学对民族主义的全面认知和理解，并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政策讨论。

要对上述趋势作出调整和修正，就需要将体系层次的变量引入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本研究尝试弥补这种认知缺口，通过分析国家利益和国际承认两个变量之间的互动来对民族主义作出体系层面的解释。笔者认为，国家利益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是充满争议的概念，而国际社会当中“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兴起导致了一国在许多情况下需要向外部寻求合法性，“承认的政治”不仅扮演着国际大众舆论的角色，更参与具体争端问题的解决，这与民族主义的原则主张存在严重的不兼容。民族主义理论对国家利益的证成具有明显的内向性，但民族主义的诉求又是双向的：一方面从民族国家的独特性（particularity）出发，强调独立自主，拒绝外部干涉；另一方面又对外部认同和民族荣誉抱有极大关切。国际社会对一国国家利益的“承认缺口”可能引发民族主义的剧烈反弹，这往往又导致国际社会更为坚决的反对或抵制，引发民族主义的“双螺旋”。

一、国家利益：理论争论与伦理讨论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中使用频次最高的词语之一，当它出现在报纸杂志或讲话发言中时，不管精英还是民众似乎都清楚它所指涉的内容，不会认为发言者使用这个词语是语焉不详。但事实果真如此么？王逸舟在其主编的《中国学者看世界———国家利益卷》一书的序言中提到，国家利益受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如何判断一国的国家利益是相当复杂的问题。①阎学通在分析中国国家利益的著作中用专门的一节来讨论判断国家利益的困难。他强调，即便在决策者中间也缺乏共同的标准来判断何为正确的国家利益。②虽然“国家利益”这一概念在现代政治中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但如何定义“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如何生成却一直是国际关系学者们争论不休的对象。在讨论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国家利益时，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指出，许多专家认为人们在有关国家安全和战略的核心问题上更容易达成一致，然而即便是明显的外部威胁也不总是那么显而易见，某个具体国际问题同美国国家利益之间可能有着相当长的逻辑链条，而不同的群体对危险的认知各不相同。③

一言以蔽之，不存在显而易见、无可争辩的国家利益，如何定义“国家利益”在一国的政治议程上永远占有一席之地。马丁·霍利斯（Martin Hollis）和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在《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一书中不无感慨地说道：“我们有诸多理由认为‘国家利益’的定义太不精确，很难作为国际政治单元锲而不舍追求的合理目标。至少，这是一个可争论的问题。”①然而，在政治实践中，“国家利益”被如此广泛地接受、如此频繁地使用，以至我们甚至无法想象一种不谈论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不同主体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差别究竟有多大？造成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果向现代政治的每一个参与者寻求答案是不切实际的做法，那么，从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中观察这种差异性可能是较好的替代方案。

（一）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传统假定一国的国民存在天然的共同利益，例如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国家可以凌驾于部门利益之上。一国政府没有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国家利益或促进国际主义理想的义务。如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所说，军事力量的分布和特征依然是当今世界战争与和平的主要成因。换言之，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利益主要是外部给定的，与复杂的国内政治关系不大。②此外，现实主义者倾向于严守“国内”与“国外”两个区间之间的界限，将目光停留在国家边界的范围之内，对承担外部义务———尤其是道德义务———兴趣索然。以上观点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首先，一国的国民是否天然存在共同利益是有争议的。在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族裔和多数族裔对“安全”和“生存”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其次，部门利益、集团利益和地区利益不管在民主制度还是在非民主制度中都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更多的是一种理想状况而不是现实政治的运行规则。此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体系的建立将一国的利益关切拓展至遥远的市场，以领土来作为国家利益的外部边界将对“国家利益”这一概念造成严重的限制和扭曲。不管是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都因为全球化的推进而获得了更广阔的行动空间，传统的内外边界被打破，世界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一种愿望，在香港、纽约、伦敦、巴黎，世界主义正在成为这些核心城市的主要生态。

（二）理性主义

遵循理性主义的英国学派非常重视这一全球趋势，它认为一国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如果不考虑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不考虑国际道德和国际法，那将是一种错误行为。①全球性议题———例如反恐和环境保护———不可能在国家单元内部获得解决，过去的利己思维和零和游戏已不可持续，国家必须认识到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性，以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自己的国家利益。②在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看来，确定国家利益是一项长期的政策辩论，对不同国家而言，社会生活的首要目标也许是固定、一致的，但次级目标具有很大的弹性，应当可以兼容国际社会总体的利益与关切。③民族国家也许会继续生存下去，但是全球范围内的人道主义责任代表着更高的伦理层次。因此，英国学派十分强调世界秩序，强调个人权利在许多情况下应当比领土统一具有更高的优先性。因此，国际共同体所执行的人道主义干涉有理由将纾解人道主义灾难置于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和排他性的国家利益之上。英国学派所主张的国家利益是一种“开明的自利”，有别于绝对的利己主义。国家的目标应该是成为国际社会的“好公民”，而不是不择手段地追求安全和财富。

（三）自由主义

如果说英国学派对国家利益的主张已经大大限制了国家的自主性，那么自由主义的观点显然更加“反国家”。经典自由主义对国家和国家利益心存怀疑甚至敌意，因为国家利益要么目光短浅，要么受到利益集团的操控。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浪潮显然符合自由主义对国际事务的期盼。历史上民族国家曾以获取领土作为促进国民财富的重要手段，然而，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起使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意识到更大的版图并不一定能够增强国家的竞争力，因为国际体系的重心正在从“军事国家”向“贸易国家”转移。①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在十分有限的领土内经营着庞大的跨国商业集团，这在19世纪的国际政治中是不可想象的。

虽然自由主义者们对“小政府”究竟应该有多小看法不一，但是他们整体上认为促进全球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是医治国际政治暴力倾向的苦口良药。自由主义者们相信，经济联系能团结不同群体、消除国际政治中的暴力，而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必然导致冲突与报复。在他们中的许多人看来，国家只是促进国际主义这一终极目标的手段，全球性视角终将取代国家利益的狭隘观念。如果人类大同不是所有自由主义者在现世的目标，也至少是他们大部分人向往的终点。新现实主义者对“经济和平”的实际效用深表怀疑。首先，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核心特征，更多的贸易往来和资本流动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事实。因此，安全依然是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甚至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其次，全球贸易和金融市场是一个权力分配高度不平等的系统，主导性国家掌握着规则制定的议程，其脆弱性要远远小于只有依附于该体系才能生存下去的中小经济体。因此，冲突和合作的循环往复不会消失，虽然可能会以比从前更和平的方式出现。

（四）建构主义

在自由主义者们忙着将国家利益埋入故纸堆的同时，建构主义者们却试图恢复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解释工具的传统地位。他们认为，国家利益应当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而不是物质性的客观存在。国家利益是共同观念和民族身份的产物，具有明显的主体间性和规范含义。不存在永久性的、客观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无法从外部给定，它产生于具体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互动过程，因而是变动不居的。①然而，建构主义想要如何处理国家利益的观念维度和物质维度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清楚。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倾向于否定一切试图从物质基础得出国家利益的论述，而玛莎·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将她的建构主义路径视作物质主义的补充，但物质与观念之间如何互动，费丽莫只给出了初步的探索。②

国家利益在概念上的模糊性导致了一个潜在的问题：国家利益是否有道德维度？有没有可能从外部来评价一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英国学派给出的答案是最明确的：国家利益存在道德性问题，因为它需要符合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遵循国际法和惯例、尊重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合理诉求。自由主义者认为自己也掌握着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倾向于认为“普世价值”本身具有不证自明的道德性，自由国际主义对全球协作和世界和平的追求具有不可辩驳的合理性。这听上去很令人信服，但对道德问题兴味索然的现实主义者们有不同的理解。爱德华·卡尔（E. H. Carr）在《二十年危机》中这样论述：“这些所谓的绝对原则、普世原则根本不能称为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国家政策不自觉的反映，其基础是一国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其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③

建构主义在国家利益的道德性问题上有明显的内部分歧。一部分建构主义者认为国家是追求各自利益的道德行为体，因而将国家视作统一的分析单元来对待和处理。④另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对象集中在控制着国家机器的个人身上，这也就意味着国家整体上的道德性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没有一席之地。①既然建构主义重视观念的作用，那么实际上也就为国家利益的道德性讨论留下了余地。如果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参与者，那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社会的监督与评判，这种外部干预虽然不足以彻底改变形成国家利益的内部进程，但至少使得国家利益的外部性具有了道德含义。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理论对何为国家利益、如何界定“国家利益”缺少统一的看法，不同流派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相当明显。尽管“国家利益”在现代政治话语中被广泛使用，但这一概念事实上缺乏实质、客观的内容与含义，更缺乏统一各方诉求的原则和标准。②对一个公民而言，什么才是他所在国家的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与他是谁有关。人们无法从对客观因素（如地缘政治、资源禀赋、阶级构成）的科学分析中得出无可争议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更多的是选择而非宿命，历史上德国国家利益的变化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而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试图将其国家利益客观化的努力则是代价高昂的反例。③如果国家利益（至少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一种政治选择，而全球化时代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又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效应，那么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就有可能对一国的国家利益的合理性和道德性进行评价，这直接提升了国际社会当中“承认的政治”的重要性。

二、“承认的政治”

所谓“承认的政治”，简单地说，是指一个群体要求社会公开承认并尊重其属性和特征的政治形式。“承认的政治”首先开始于国内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越来越多的社会思想家指出，传统的政治、经济变量已经无法解释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例如环境主义、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他们指出，这些社会运动所承载的非经济、非阶级的诉求只有从承认的角度才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其代表人物有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阿克塞尔·霍奈特（Axel Honneth)。①尽管政治理论、社会理论和国际法对承认问题表现出了长期的兴趣，但国际关系学者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重视“承认的政治”在对外事务中的作用。2010年之后该领域出现了一个小规模的研究热潮，大量论文和著作得以发表。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广大殖民地纷纷独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国际社会逐步形成。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充分参与“主权俱乐部”的日常活动都必须获得相当一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成员的接纳和认同。如若不然，就只能与“失败国家”为伍，被长期排斥在国际游戏之外。事实上，连处于严重孤立状态的朝鲜都有被国际社会视作“正常国家”的诉求，这从平壤积极申办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的努力中可见一斑。现代国家的民族和政治身份在“拒绝承认”的压力之下显得相当脆弱。在国际社会当中，国家不断被归类和排序，不断被赞扬和批判，或站上荣誉的高地，或贴着耻辱的标签。

国际社会的主流话语充斥着“比较级”或者隐含着“比较”含义的词语，例如三个世界的划分、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①因为统计工具的进步和信息技术的发达，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可以找到世界排名，从新生儿死亡率、平均寿命、识字率、离婚率、生育率到GDP、环境污染、腐败程度、民主质量、人权状况，每个国家在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都面临着周期性的打分。这一整套密集的评价体系不仅成为国家身份的重要指标，更造成一种隐性的压力：那些排名靠后的国家，你们的表现还可以更好！这套体系的不断扩张将所有国家越来越深地嵌入国际公共空间当中，不管一国愿意还是不愿参与这套体系，都无法阻挡这一体系对其发生（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兴趣。

强调物质权力的现实主义者们或许会认为这没什么了不起，他人的态度和意见就好像马路上的白噪声，也许会造成一定的困扰，但不至于影响车辆的行驶，最终决定国家政策及其效用的唯有权力而已，权力的基本含义就是可以迫使他人做违背其意愿的事。的确，现实主义者对非物质因素的一贯怀疑向我们提出了关键性的问题：外部“承认”或国际认同重要吗？它的重要性在哪里？20世纪初，英国外交家艾尔·克劳（Eyre Crowe）在其讨论德国问题的著名备忘录的开篇有这样一段论述：

每当一国政府面对因另一国政府反对自己的权利和主张而导致的外部困难时，第三方国家对分歧可能采取的态度必定总是会成为一个令人焦虑的关切。……如果一国对外关系总是处于一种有利的态势，即它在捍卫自己合法利益时总能够依仗那些最强大邻邦的同情，那么该国就没有必要———至少当它的武装力量保持在恰当的效率水平时———怀有任何的恐惧和不安。②

由此可见，“承认的政治”不是伴随冷战后干涉主义而兴起的新事物。一国的立场和政策能否得到其他国家的理解和同情，至少在克劳的时代就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考虑。

“承认的政治”在国际体系中不仅扮演着大众舆论的角色，它还参与具体争端问题的解决，能够提升或压制国际行为体的地位，影响其在“国际俱乐部”的成员资格。这里我们以民族自决问题为例，来进一步明确“承认的政治”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以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二战结束后，民族自决原则被正式写入《联合国宪章》，获得了完整的国际法地位。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中，广大殖民地以民族自决为依据相继获得政治独立，成为国际体系的合法成员。二战后国际体系的缔造者们对国家的迅速增生所产生的政治后果十分清楚：一则，新独立的国家或者经济落后或者饱经战乱，而且其中绝大部分不满足具备主体民族这一要求，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国家，随时可能继续分裂。例如，民主刚果的全部人口使用242种语言，独立之初就陷入长期内战。二则，新独立的国家许多存在未定国界或争议领土，而民族自决原则本身没有为勘界提供可操作的标准，这为武力解决领土问题埋下了祸根。①

面对这种情况，二战后的国际体系对业已存在的政治地图作出了相关的保证，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新诞生的主权国家（不管通过分裂还是兼并）进入国际体系需要获得国际承认，一国对领土边界的修改也需要获得国际承认。这一举措将“承认的政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用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话说：“许多民族国家之所以获得主权地位并非因为它们是长期存在的、本土化的历史进程所造就的政治实体，而是因为它们重塑了法律和社会体系使得其他国家……能够承认它们作为‘民族国家’的身份。”②

由于二战后国际体系的支柱性原则民族自决具有先天不足的问题，体系的设计者试图将“承认的政治”提升为维持体系稳定的保障性措施，其结果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公共平台，某一人类群体的国际地位、国际身份如果不被其他成员所承认和接纳，将难以长期维持。①这种制度安排兼具进步性和保守性，其进步性是以“舆论”代替“暴力”来解决曾经长期困扰欧洲国际政治的领土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个国家在国际公共平台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是高度不平等的。“承认的政治”实际上增强了主导性国家的国际能力，许多麻烦缠身的弱小国家不得不尽力满足大国提出的条件，以换取它们的肯定和支持。从高政治领域开始的“承认的政治”也影响了低政治领域，所有经济和金融类国际组织的成员资格都不是自动产生的，这意味着国家行为体对全球经济秩序的参与受到各种各样的外部限制。

国际社会的接受程度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甚至一种文明的实际生存状态。2015年11月14日发生在法国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再次凸显了伊斯兰现代化问题的长期性和严重性。伊斯兰世界融入现代国际社会的真正困难不在于其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恐怖分子的诉求也不是国际援助和更平等的贸易条件，伊斯兰世界的沮丧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承认缺口”的日益扩大。与承认有关的焦虑一直困扰着伊斯兰国家，2007年在吉隆坡举行的第三次世界伊斯兰经济论坛没有将经济发展与贸易合作作为讨论的主要议题，而是将焦点集中在如何重塑伊斯兰国家的国际形象。印尼总统苏西洛在会上发言说：我们必须重建人们对伊斯兰世界的看法，必须将他们的态度从消极、漠视变成积极、热情。②虽然世界伊斯兰经济论坛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没有实质联系，也不存在直接的沟通渠道，但该论坛却采用了与达沃斯高度相似的名称和标志。

在融入国际社会倍感困难的情况下，伊斯兰国家试图在现行国际贸易秩序之外建立一个平行世界，伊斯兰经济体所组成的开发银行拥有56个成员国，但其2007年的统计数字显示，伊斯兰经济体之间的互贸只占出口总额的13.5%，而输入工业化国家的出口货物占到了51.5%。③想要在现行秩序之外建立一套能独立运行的伊斯兰秩序虽然很难奏效，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伊斯兰国家不被接纳的孤立状态。恐怖势力能不断吸引年轻人参与“圣战”，使其为此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恐怖主义对西方社会的残忍报复回应了伊斯兰群体因为“承认缺口”而产生的沮丧和绝望。

前文曾经指出，“承认的政治”的兴起增强了大国的国际能力，但这不意味着大国仅仅因为权力和地位的优越就可以在“承认的政治”的平台上取得豁免权。恰恰相反，大国更容易遭遇“承认缺口”，因为大国政策的外部性更加明显，而国际社会对大国在责任和义务方面的要求通常也更高。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英美法系的大陪审团，大国即便身居法官之职也不能阻止大陪审团给出裁决意见，尽管某些情况下大陪审团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美国在“9·11”恐怖袭击之后所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因为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伊拉克战争的漫长消耗中，由于得不到更多盟友的支持，美国被迫单方面不断增兵。战争本身像黑洞一样消耗着美国的财力和军力，并导致其国际声誉的急剧下挫。至七年战争结束时，伊拉克战争的总开支已接近10000亿美元，超过4400名美国士兵阵亡，另有3.2万人受伤。2003年皮尤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伊拉克战争导致世界各国人民中对美国持正面态度的比例降至历史最低点。①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主要消费品牌，例如可口可乐、麦当劳和万宝路，在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遭受了抵制，在欧洲市场的损失最大。②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并没有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极端势力迅速填补了中东地区的权力真空，欧洲国家成为恐怖主义新的攻击对象。

由此可见，即便是美国这样拥有绝对军事优势的超级大国，其国家权力的效能也不可能脱离全球公共空间的影响。联系上一节的结论，如果国家利益是绝对的、毋庸置疑的，那么国际承认所能发挥的作用也许仅限于为争端事件的解决提供舆论环境。然而，因为国家利益更多的是一种政治选择而不是客观规定，国际承认才可能介入这种选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下一节将详细讨论“承认缺口”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针对一战前的德国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进行案例分析。

三、民族主义的“双螺旋”

作为一个不断演进的复杂概念，“民族主义”自诞生以来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被各方所普遍接纳的定义，似乎任何一种定义都只能涵盖民族主义的某种类型或某些方面。本研究重点讨论民族主义与国际承认的互动关系，因此，笔者结合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约翰·布鲁伊（John Breuilly）三位学者的观点来界定“民族主义”：对外具有独特性、对内具有同质性的族群应当享有自治的权利，本民族的价值和利益高于一切，其他政治共同体不应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干涉其事务，这一政治信条被称作民族主义。①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民族主义的伦理基础是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民族主义运动通常以本民族的独特性作为政治主张和社会动员的主要依据，它强调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尤其是周边民族的差异性，并且认为这种差异性应该得到政治上的强调。这种主张的出现基于以下这个相当晚近才被主流政治思想认可的命题：具有不同特征的人群不应该而且最好不要生活在同样的政治安排之下，因为他们的伦理标准和文化习惯无法兼容。不仅如此，国际社会还必须坚持不干涉内政和民族自决的原则，以保护人类社会的多样性。②在政治实践中，民族主义认为，一国政府能够采取的政策和主张取决于该国的特殊国情，这不仅包括国家的领土面积、人口构成、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还涉及历史传统、文化习俗、阶级构成等诸多方面。因此，国家利益必须依照本国国情来确定，任何外部压力都可能对这一过程造成扭曲。民族主义再向前推进一步就可能产生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二者的差别在于：前者认为所有民族都具有自己的特性，不存在高下之分；后者认为自身的特性比其他民族的特性更为特殊或更有价值。在政治实践中，特殊主义与例外主义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自拿破仑战争时代起，民族主义就是落后民族对抗外族统治的武器。著名哲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回顾德国崛起的过程时曾说，德国浪漫主义是对民族耻辱的回应。黎塞留和路易十四军队的铁蹄践踏了大片的德国领土，压制了新教复兴运动，使德国沦为落后民族。在法国大革命的光辉照耀下，四分五裂的德国显得愈发卑微。①拿破仑崛起之后，在耶拿会战（1806年）中击败了普鲁士军队的主力，普鲁士失去大片领土，被迫退出第四次反法同盟，自此沦为二流国家。为了克服这一系列屈辱，德国知识精英纷纷转向本国的民间艺术、自然、历史和传统习俗来寻求智力资源，强调纯粹的民族精神、歌颂“高贵的野蛮人”和弱者的反抗。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成为民族主义斗争的杰出样板，被后来者纷纷仿效。

拿破仑战争展现了现代化的军事和工业力量与传统社会的对抗，前者代表进步，后者代表落后。这一分野贯穿着民族主义传播的整个过程，在向欧洲以外地区———尤其是殖民地国家———传播的过程中，进步主义的压力愈发凸显。美国政治学家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对“新”“老”两种民族主义进行了区分。“老民族主义”指的是精英群体在1750年之前就已经产生了“民族主义”概念，并在1880年之前获得民族国家地位的社会。②这些国家的经验和模式成为后来者仿效的对象。“新民族主义”的成因是老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所散播的现代化进程，殖民统治和殖民战争所裹挟的进步力量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存状态。①一战后中东欧国家的民族独立和二战后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都属于“迟到者”的民族主义。②

西欧国家现代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进步”这个启蒙运动特别强调的概念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进步主义崇尚持续不断的变化，倡导科学和理性，支持对物质进步的无限追求。因为进步主义的推进，新事物在伦理层面取得了始终优于旧事物的地位，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依据进步主义的标准，世界被划分成两个部分：成功的进步地区和失败的落后地区。③进步地区依据强大实力所展开的对外扩张使得落后地区的人们很快意识到，人类历史进入了弱肉强食和残酷竞争的时代，而自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分子以及政治精英对自身弱势地位的清醒认知成为“新民族主义”的重要动力。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族主义是进步阴影下的意识形态，其背后隐含着“社会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运动可以视为“新民族主义”的重要展现，它标志着“新”“旧”两种历史的分野，更标志着中国知识精英对自身落后状态的最终承认和推进现代化（科学和民主）的强大决心。五四运动之后，进步主义成为中国民族自新的主导力量，它同时还是中国观察自身与外部关系的核心视角。

对于民族国家体系的“迟到者”来说，生存竞争不仅是对物质实力的追逐，更是重获地位和尊严的努力。尊严是一种普遍的人类需求，甚至可以说它深植于人性之中。因此，在尊严问题上，瑞士国际法学家瓦特尔(Emerich de Vattel）在阐释主权平等观念的时候曾说：“矮子跟巨人一样都是人。”①这一论述所指涉的不仅是法理意义上的平等，更是尊严意义上的平等。与自尊心有关的语言和行为在外交事务中比比皆是，面对加入欧盟的曲折道路，乌克兰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低三下四的乞讨者”“必须被视为平等伙伴”。②社会流行病学家迈克尔·马莫特（Michael Marmot)、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等的长期临床实证研究表明，人的健康和幸福程度与社会地位高度相关。③这一基于个人层面的结论对群体也同等适用，社会学家利娅·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的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表明，在民族政治的领域里存在着与“地位综合征”相似的动因。④研究20世纪80年代亚洲经济腾飞的学者也提出，亚洲的经济奇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民族屈辱的回应。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迫切需要向日本人（曾经的侵略者和统治者）证明，自己也可以在国际舞台上有出色的表现。⑤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民族主义的目光是双向的：它坚持以独特性作为国家政策的出发点和依据，又对外部认同和民族尊严怀有执着的追求。前者是内向性的，反抗异族统治、实现独立自主、拒绝外部干涉；后者是外向性的，争取国际社会对自身主张和地位的认可，恢复因为落后而失去的尊严。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正是民族主义在建立政治国家的核心任务得以实现之后还继续发挥作用的动力所在。一国在陈述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向外界提出了四方面的要求：首先是（对自身存在的）承认，其次是尊重，再次是独特性或个体性，最后是归属和联系。①对一国利益诉求的“拒绝承认”意味着国际社会的整体或局部对该国身份和地位的不认同，因此带来的羞辱感和地位焦虑比具体利益受到阻挠这一事实本身更能激化民族主义情绪。一国在民族主义驱使下所执行的政策将更加“内视”、更加具有对抗性而不是协商性，这无疑会导致国际社会对其国家利益的加倍抵制。一旦这种动力处于螺旋上升状态，最终的冲突将难以避免。能支撑上述论点的一项重要研究是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对战争动机的讨论。在系统性地检视了1648—2000年爆发的94场战争之后，勒博发现：在引起这些战争的104个动机中，地位动机出现了62次，占全部动机的58%；相比之下，安全和利益（财富）反倒是发生频率很低的动机，分别只占18%和7%。②

四、案例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落后大国在地位上升期和曾经的强国在地位下降期最容易出现“承认缺口”，引发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的“双螺旋”。勒博在对国际社会中“承认的政治”进行剖析时指出，强国对羞辱的感受比弱国更加强烈，也更容易因此而产生愤怒情绪，至少在外交政策领域是如此，因为愤怒是有能力实施报复的国家才能承担的奢侈品。③太过弱小的国家除了必须依靠国际体系的法理原则来维持自身的主权存在以外，还必须依赖周边大国的善意来谋求发展，因此比较容易屈从于“承认的政治”的压力。只有具备一定实力的国家才可能诉诸民族主义来对抗或改变他国的“拒绝承认”，1871年普法战争后的德国和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分别是上述两种情况的典型代表。

德国在统一之后经历了国家实力的快速增长，但是，欧洲国际体系并没有做好适应德国地位的准备。查尔斯·多兰（Charles F. Doran）在研究一战成因时曾指出，国际承认包含两个方面：自身诉求能够在其他国家的对外政策中得到体现，而自身的外交政策也愿意顺应其他国家的诉求。然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德国问题是上述情况的反例。自19世纪后期开始，日益强大的德国试图使欧洲列强能够承认其不断增长的外交政策要求，但是这种向国际体系寻求接纳和承认的努力一再遭到忽视。面对一个实力快速增长的新成员，均势思维的逻辑是制衡，也就是通过重新结盟来消解该成员对当前体系的挤压。长时间的承认缺失和身份缺失导致了德国无法对其他国家的主张和关切给予互惠式的尊重。多兰认为，“承认缺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性动因。①

德国与维护欧洲大陆体系的其他列强之间存在的“承认缺口”相当集中地体现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当中。如果仅就物质、经济和安全利益而言，摩洛哥在德国殖民版图中的地位无足轻重。德国与摩洛哥的贸易量在欧洲强国中仅排名第三，远远低于法国。在危机发生前，法国通过19世纪后半叶的长期经营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摩洛哥毗邻的几乎所有领土，并且一直将摩洛哥视作其核心利益或重大利益。即便如此，法国仍然无意正式吞并摩洛哥，而是在维持自身影响力的前提下尽可能维持各强国在摩洛哥的殖民现状。法国的这一立场充分地反映在1880年7月欧洲列强与摩洛哥苏丹签订的《马德里公约》当中，该公约第17条规定：摩洛哥认定给予最惠国的一切待遇适用于出席马德里会议的所有国家。②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德国也因此获得了门户开放的便利。

及至20世纪初，法国在摩洛哥的利益进一步增长。到1903年，法国国内各党派都将摩洛哥问题视作帝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①为了确保法国在摩洛哥的地位，法国向英国———当时的霸权国同时也是北非殖民问题的最大利益相关国———展开谈判，希望能就法国在摩洛哥的地位问题达成一项有利于法国的协议。1904年4月，《英法协约》 (The Entente Cordiale）签订。②法国放弃在埃及的权益，英国同意尊重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殊地位，并承诺为此提供外交支持，此外西班牙也获得在摩洛哥的部分权益。从《英法协约》的内容看，英法在将摩洛哥变为法国保护国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英法之间的谈判自始至终将德国排除在外，而这点恰恰是摩洛哥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尽管1871年之后，德国在欧洲的权势和地位迅速上升，也因此被视作一个欧洲强权（European power)，但是在19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国并不是一个殖民帝国。即便在帝国总理伯恩哈特·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提出“阳光下的地盘”这一诉求之后，德国也没有被当时的国际体系视作殖民地问题上的关键行为体。换句话说，在英法等国看来，德国还只是一个欧洲强权，也应该被作为欧洲强权来对待。威廉二世执掌帝国事务之后，德国民族主义迅速诞生了世界政策（world policy）的要求，立志成为与英法平起平坐的世界强权（world power)。因此，英法私下就摩洛哥问题达成协议，既没有征求德国的首肯，又没有在《英法协约》签字前发出照会，这在德国看来是对它所强烈要求的国际地位的粗暴拒绝。③英法两国以及支持英法的其他列强对德国世界政策的无视造成了巨大的“承认缺口”。尽管1904年《英法协约》违背了1880年《马德里公约》保持摩洛哥门户开放的精神，但德国在具体利益方面所遭受的损失仍然非常有限。然而，“拒绝承认”本身极大地刺激了德国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情绪：威廉二世公开支持摩洛哥独立运动，并于1905年3月亲自访问摩洛哥。不仅如此，德国还对法国发出严正的战争威胁，将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推向高潮。

事实上，德国在发出这一威胁时并没有做好任何战争准备，它的根本目的也不是与法国开战。德国希望达成的目标是取得重大的外交胜利以弥补1904年《英法协约》所造成的“承认缺口”，因此，它必须迫使法国尽可能地妥协。这种姿态遭到了英法的一致反对，在1906年于西班牙召开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只有奥匈对德国立场表示了支持。这样一来，1906年为解决第一次摩洛哥危机而召开的国际会议，实际上进一步加深了业已存在的“承认缺口”，导致了德国民族主义的狂飙突进。德国民族主义者认为欧洲外交不过是现状国家的伪善，有必要使用武力来校正德国实力与地位的偏差，以无法忽视的军事力量迫使英法正视其世界强权的地位。德国对世界强权地位的要求是无法在缺少国际承认的情况下实现的，换言之，德国民族主义所设定的目标需要国际体系的最终确认才能达成，而国际体系对德国诉求的“拒绝承认”必然会触发民族主义的“双螺旋”。因此，德国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之后加快了“无畏舰”的建造，并最终在海军问题上与英国彻底交恶，拉开了一战的序幕。①

一战后，战胜国在《凡尔赛和约》中对德国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条款，而希特勒从“暴徒”到“元首”的蜕变正是利用了过度制裁在德国精英和民众心中所造成的屈辱。1933年10月，当希特勒宣布德国退出国联和日内瓦裁军会议时，他所获得的民众支持率高达95.1%。②对希特勒演讲进行了详尽研究的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曾说，希特勒对民众的煽动充分利用了“凡尔赛”三字在德国人民心中唤起的仇恨感。纳粹在德国执行的种族政策———将雅利安人的血统和地位抬高至其他种族之上———也是为了提升德国人民的自我形象和自尊心。国家社会主义之所以受到民众欢迎，除了稳定市场和提供就业的具体功效，还因为这一系列政策被涂上了重建德国国家尊严的色彩。①面对大萧条的满目疮痍和布尔什维克的重重阴影，不少欧洲政治家对纳粹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曾一度表示钦佩。

如果德国问题是上升大国所遭遇的承认危机，那么2014年至今的乌克兰危机则代表了衰落大国与国际社会在承认问题上的剧烈摩擦。乌克兰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欧盟和北约对乌克兰地位的认知与俄罗斯对乌克兰地位的认知存在重大差异。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说：“西方必须理解，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从来都不只是‘另一个国家’那么简单。俄罗斯的历史起源于基辅罗斯，乌克兰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当中一直是俄国领土。……即便是最有名的异议人士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和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也都承认，乌克兰是俄国历史———事实上是俄国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②但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乌克兰是一个法理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虽然独立时间只有24年），是一个终于摆脱俄国控制可以自由结盟的国家行为体，俄罗斯或许对此感到不适，但必须面对现实。因此，面对俄罗斯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声音，西方国家不认为这是俄罗斯的合理关切。基辛格认为，西方应当将普京视为严肃的战略家。③这显然有不小的困难，因为普京在西方眼中更像是歇斯底里的“新沙皇”。④

亲俄的亚努科维奇被迫流亡之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承认缺口”已经大到无法弥合。在俄罗斯看来，美国“不择手段”地操纵了乌克兰政局，俄罗斯发动乌克兰危机完全是“对西方侵略的回应”。①虽然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了后者在战略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困难，但这反过来证实了民族主义者所坚称的西方围堵俄罗斯的战略意图。乌克兰危机为普京在国内赢得了普遍赞誉，皮尤机构2015年6月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88％的俄罗斯民众对普京在对外事务上的做法抱有信心，其中66％的被访者表示信心很高。相比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初，民众对普京的信心上升了19个百分点。②俄罗斯和东欧的政局完整地演绎了民族主义围绕“承认的政治”所展开的“双螺旋”。

五、结论

由于国际关系研究更多地将民族主义作为自变量来使用，并将讨论民族主义成因的任务交予对国际体系既缺少研究兴趣又缺少理论方法的学科，民族主义在体系层面的诱因长期得不到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家利益和“承认的政治”两个变量的剖析来弥补这一领域的不足。

尽管“国家利益”是现代政治中的高频词汇，但这一概念事实上缺乏客观、固定的内容与含义，更缺乏衡量其道德性的统一标准，这极大地动摇了国家利益的必然性和绝对性。既然国家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政治选择，那么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就有可能对一国的利益选择持有不同看法。与之相对的是，民族主义理论对国家利益的证成具有明显的内向性，符合本国人民（或大部分人民）需要的利益即民族国家的正当利益。不仅如此，民族主义还将国家作为道德的最终载体，国家是一切善的终点，国家之外则被视作非道德区域，这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道德垄断与“承认的政治”语境下正在形成的国际道德场域之间存在难以回避的矛盾和冲突。

当一国政府面对重大政策选择之时，国内进程未必是压倒性的因素，因为“承认的政治”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难以忽视的角色，获得国际认可是对国家利益在道德和现实两方面的双重肯定。①在国家利益问题上的“承认缺口”可能导致民族主义的激烈反弹，进而在一国国家利益与它所需要的国际承认之间制造更大的鸿沟。英国“脱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不列颠民族主义者所定义的“国家利益”———重新控制边界、减少对欧盟的财政义务———在欧盟层面寻求承认失败的结果。“承认的政治”算不上“皇帝的新衣”，但却是一件难以脱下的紧身衣。国际公共空间的存在使得政治单元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受到诸多外力的制约（这些外力区别于传统的军事威慑、武装干涉和经济制裁）。“承认的政治”挑战了特殊主义的政策基础，而这恰恰是民族主义所主张和坚持的。

事实上，民族主义以独特性为着眼点本身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一国的发展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法律和社会制度必须经过本土化（indigenization)改造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效用。②然而，独特性再向前推进一步就可能落入例外论的陷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社会中“承认的政治”的兴起，并不等同于当前国际体系公平性和民主程度的提升。不同国家在“承认的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存在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并不总是与物质力量直接相关。手握不对称影响力的国家可以利用承认问题实施隐秘的干涉行为，使得“承认的政治”沦为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的另外一种形式。“承认的政治”语境下主权形态的嬗变和干涉主义的走向应成为进一步关注的焦点。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民族国家的政治未来”（项目批准号：18XNA007）的阶段性成果。

①例如：Zhao Suisheng，“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 115，No. 1，2000，pp. 1-33；Robert S. Ross，“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16，2011，pp. 45-51.

②Jack L. Snyder，From Voting to Violence：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 (New York：Norton，2000).

①Karl W. Deutsch，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Nationality (New York：The Technology Press of the MIT，1953).

②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Verso，1983)，p. 15.

③Peter Hays Gries，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Politics，and Diplomac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Callahan，William C. ，“National Insecurities：Humiliation，Salvation，and Chinese Nationalism，” Alternatives：Global，Local，Political，Vol. 29，No.2，2004，pp. 199-218.

④详见：Kenneth N.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McGraw-Hill, 1979)，Cha 2[-逻*辑*与-]amp;3.华尔兹在这部只有九章的作品中，用了四章的篇幅来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其重点就在于区分还原主义理论和系统理论。

①这一点在新现实主义理论诞生之后变得尤为突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后来的发展基本遵从了结构主义和系统论的线索。

②为数不多的学者成功地打破了这种模式。在理论研究中，侧重从体系层面对民族主义进行宏观讨论的作品参见：James Mayall，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Robert H. Jackson，Quasi-States ：Sovereignt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Charles Tilly，“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s a Problem for all of Us，” Daedalus，Vol. 122，No. 3，1993，pp. 29-36；Chris Brown，Sovereignty，Rightsand Justic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UK：Polity，2002)．在个案研究中，考察中国民族主义外部诱因的作品参见：Lei Guang，“Realpolitik Nationalism：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Modern China，Vol. 21，No. 4, 2005，pp. 487-514.

①王逸舟：《新视野下的国家利益观（代序）》，王逸舟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国家利益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②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44页。

③Joseph S. Nye，“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1999，https：//www.foreignaffairs.org/articles/united-states/1999-07-01/redefining- national-interest，访问时间：2014年2月11日。

①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England：Clarendon Press, 1990)，p. 199.

②John J. 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15，No. 1, 1990，p.6.

①Martin Wight，et al.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1)，pp. 126-127.

②Kai Alderson and Andrew Hurrell，Hedley Bull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Basingstoke：Macmillan，2000)；Gareth Evans，Making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Melbourne：Australian Fabian Society，1989).

③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Macmillan：London，1977).

①Richard Rosecrance，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New York：Basic Books，1986).

①例如：David Campbell，Writing Security：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Revised Ed.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8).

②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Martha Finnemore，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③E. H. Carr，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London：Macmillan，1939；New York：Harper [-逻*辑*与-]amp; Row, 1981)，p. 87.

④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 46, No. 2, 1992，pp. 391-425.

①Jutta Weldes，Constructing National Interest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

②Scott Burchill，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p. 206，211.

③Andrey Makarychev，“Foreign Policies of Putin’s Regime：Strategies of Politicization and Depoliticalization，” in Andrey Makarychev and Andre Mommen，eds. ，Russia’s Chang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gimes：The Putin Years and Afterwards (New York：Routledge, 2013)，pp. 77-90.

①Charles Taylor，“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Taylor ed.，Philosophical Argumen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 ；Nancy Fraser，“From Redistribution to Recognition？Dilemmas of Justice in a 'Postsocialist' Age，” New Left Review，No. 212，1995, pp. 68-93；Axel Honneth，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The Moral Grammar of Social Conflicts (Cambridge：Polity, 1995)；Nancy Fraser and Axel Honneth，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A Political-Philosophical Exchange (London：Verson，2003).

②例如：Thomas Lindemann，Causes of War：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Colchester：ECPR Press，2010)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London：Paradigm Publishers，2012) ；T. V Paul，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William Curti Wohlforth，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Christopher Daase，Caroline Fehl and Anna Geis，eds.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thinking a Political Concept in a Global Context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5)．更早的研究成果参见：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 9, No. 4，2003，pp. 491-542；Erik Ringmar，“The Recognition Game：Soviet Russia against the West，”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 37，No.2, 2002，pp. 115-136.

①Avishai Margalit，“The Moral Psychology of Nationalism，” in Robert McKim and Jeff McMahan，eds. ，The Morality of Nationalis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46.

②Eyre Crowe，“Memorandum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British Relations with France and Germany，” in G. P. 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 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Vol. Ⅲ (London：H. M. Stationery Office，1928)，pp. 397- 420.

①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详见：Lee Buchheit，Secession：The Legitimacy of Self- Determina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8).

②Prasenjit Duara，“The Global and Regional Constitution of Nations：The View from East Asia，” Nations and Nationalism，Vol. 14, No. 2，2008，p. 330.

①Avishai Margalit，“The Moral Psychology of Nationalism，” in Robert McKim and Jeff McMahan，eds. ，The Morality of Nationalis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46.

②Thomas Fuller，“Can the Muslim World Be Re-branded？” New York Times，May 28, 2007，http：//www.nytimes.com/2007/05/28/world/asia/28iht-forum.1.5894814. html？_r=0，访问时间：2014年12月11日。

③Ibid.

①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What the World Thinks in 2003 (Washington，DC：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逻*辑*与-]amp; The Press，2003)．另见：Steven Kull，“It’s Lonely at the Top，” Foreign Policy，No. 149，July/August 2005，p.36.

②Richard Tomkins，“Anti-war Sentiment is Likely to Give Fresh Impetus to the Waning Supremacy of US Brands，” Financial Times，March 27, 2003，p. 19.

①详见：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Oxford：Blackwell，1983)；Charles Tilly，“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s a Problem for All of Us，” Daedalus，Vol. 122，No. 3，1993，pp. 29-36；John Breuilly，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3)，p. 2.

②Terry Nardin，Law，Morality，and the Relations of Stat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

①柏林对浪漫主义起源的研究详见：Isaiah Berlin and Henry Hardy，The Roots of Romanticis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 ；另见：Avishai Margalit，“The Moral Psychology of Nationalism，” in Robert McKim and Jeff McMahan，eds. ，The Morality of Nationalis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 76.

②Ernst B. Haas，Nationalism，Liberalism，and Progress：The Dismal Fate of New Nations (Ithaca，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p. viiii.

①Ernst B. Haas，Nationalism，Liberalism，and Progress：The Dismal Fate of New Nations (Ithaca，N. 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p. ix.

②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民族主义正是对“迟到问题”(belatedness）的回应，详见：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Basic Books，1973).

③Gregory Jusdanis，The Necessary Nation (Princeton，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p. 7.

④例如日本的崛起，参见：Marie Thorsten，“Shame to Vengeance：The Grand Cliché of the Japan Superstate，” Alternatives，Vol. 29，No. 2, 2004, pp. 219-238.

①转引自：J. L. Brierly，The Law of Nations (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55)，p.37.

②Andrew Rettman，“Ukraine Will not Play 'Beggar' to EU，New Leader Says，” EU Observer，September 5, 2006，https：//euobserver.com/enlargement/22344，访问时间：2013年5月11日；“Yanukovych：Ukraine Seeks Clear European Union Accession Prospects，” Reuters，November 19，2010，http：//www.kyivpost.com/content/ukraine/yanukovych-ukraine-seeks-clear-european-union-acce-90575.html？flavour=mobile，访问时间：2013年5月11日。

③Michael Marmot，Status Syndrome：How Your Social Standing Directly Affects Your Health (London：Bloomsbury，2005 )；Richard Wilkinson and Kate Pickett，The Spirit Level ：Why Equality is Better for Everyone (London；New York：Penguin Books，2010).

④详见：Liah Greenfeld，Nationalism：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⑤Dominique Moisi，The Geopolitics of Emotion ：How Cultures of Fear，Humiliation and Hope are Reshaping the World (London：the Bodley Head, 2009)，p. 56.

①Erik Ringmar，“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London：Paradigm Publishers，2012)，p. 7

②[美]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陈定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7、173页。

③Richard Ned Lebow，“Spirit，Recognition,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London：Paradigm Publishers，2012) ，p.93.

①Charles F. Doran，“World War 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Cycle Theory：Recognition，‘Adjustment Delusions，’ and the ‘Trauma of Expectations Forgone’，” in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eds.，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London：Paradigm Publishers, 2012)，pp. 109-130.

②Right of Protection in Morocco，Convention signed at Madrid July 3, 1880.

①Eugene Newton Anderson，The First Moroccan Crisis，1904—1906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0)，p. 6.

②详见：P. J. V. Rolo，Entente Cordiale：The Origins and Negotiation of the Anglo-French Agreements of 8 April 1904 (London：Macmillan，1969).

③Michelle Murray，“Recognition，Disrespect，and the Struggle for Morocco：Rethinking Imperial Germany’s Security Dilemma，” in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eds.，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London：Paradigm Publishers，2012)，pp. 135-137.

①Holger Herwig，“The German Reaction to the Dreadnought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 13，No. 2, 1991，pp. 221-283.

②Ian Kershaw，The Hitler Myth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 120-139.

①Richard Ned Lebow，“Spirit，Recognition，and Foreign Policy，” in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London：Paradigm Publishers，2012) ，p. 99.

②Henry A. Kissinger：“To Settle the Ukraine Crisis，Start at the End，” The Washington Post，March 5，2014，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henry- kissinger-to-settle-the-ukraine-crisis-start-at-the-end/2014/03/05/46dad868-a496-11e3-8466- d34c451760b9_story.html，访问时间：2015年5月15日。

③同上。

④参见关于普京的最新传记作品：Steven Lee Myers，The New Tsar：The Rise and Reign of Vladimir Putin (London：Simon and Schuster, 2015).

①“Russia’s Aggression in Ukraine is Part of a Broader，and More Dangerous，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 Economist，February 14，2015，http：//www.economist. com/news/briefing/21643220-russias-aggression-ukraine-part-broader-and-more- dangerous-confrontation，访问时间：2016年3月11日。

②Jacob Poushter，“Key Findings from Our Poll on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Pew Research Center，June 10，2015，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5/06/10/key-findings-from-our-poll-on-the-russia-ukraine-conflict/，访问时间：2016年9月19日。

①Jean-Marc Coicaud and Nicholas J. Wheeler，eds. ，National Interest and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Particular and Universal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Life (Tokyo，New York，and Paris：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2008)，p.6.

②Michael C. Davis，“Constitutionalism and Political Culture：The Debate over Human Rights and Asian Values，” Harvard Human Rights Journal，No. 11，1998，pp. 109-147.

谢选骏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民族主义为什么没有衰落？反而，似乎获得了额外的动力，变得更加有声有色了？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全球化过程撕裂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和内心，不仅让它们流血不止，还让它们心烦意乱——不仅造成了大量的难民流动，而且掏空了许多国家的荷包。这能不让民族主义群情激愤、没头苍蝇蠢蠢欲动吗？

【22、“两面结盟”分类与大国共治逻辑——兼答周方银、王旭彤对《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的评论】

曹玮 杨原

为什么一个国家能与两个相互敌对的国家同时保持同盟关系？这是现有同盟理论尚未予以充分关注的一个理论问题。《当代亚太》2015年第5期发表了拙文《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以下简称《盟国》)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随后，周方银和王旭彤两位学者也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于《当代亚太》2016年第4期发表《“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以下简称《再思考》)②，在批评《盟国》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见解，拓展了“两面结盟”问题的研究议程。

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再思考》具有两方面的重要贡献。一是强调了并非所有的朝贡关系都是同盟关系。这提示我们必须在更严格的意义上理解和判断“两面结盟”，为此需要进一步剥离朝贡关系的话语外衣，直击“同盟”的实质。二是在近现代历史上发现了更多的“两面结盟”案例。这一方面揭示出这种现象的时空普遍性，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要想更深刻地理解“两面结盟”，有必要对其做出更为细致的分类。

受以上两点的启发，本文将尝试进一步厘清“两面结盟”的内涵，探讨这一现象对国际政治互动模式的启发意义。全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结合《再思考》对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行为存在性的质疑，对同盟判定中几个容易产生混淆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澄清。第二部分将同盟的判定标准严格限定为“被要求援助方是否认可要求援助方提出的军事援助要求的正当性”，并据此重新检验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三次“两面结盟”的存在性。第三部分以“一国与两个相互敌对国家分别结盟是否针对敌对双方”为标准，将“两面结盟”现象划分为三种具体类型，并指出《盟国》所研究的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三次“两面结盟”属于其中出现频率最少、解释难度最大的一种类型——“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第四部分进一步指出，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两面结盟”本质上是一种“大国共治”状态，《盟国》所揭示的产生机制同时也是“大国共治”的一般机制，这一机制导致了“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的出现。最后是结论。

一、什么(不)是同盟？

《再思考》对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行为的存在性提出了质疑。由于“两面结盟”是同盟的一种特殊形态，因此要判断是否存在“两面结盟”，首先需要明确是否存在同盟。受《再思考》的提示，我们意识到包括笔者在内的学界对于“什么(不)是同盟”这一问题的认识可能还存在模糊和混淆之处，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讨论。

(一)关系的亲密友好并非同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再思考》指出，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不仅保持了长期的和平，而且两国间的政治关系一度非常友好，两国君主去世，对方都会举行规格非常高的悼念仪式。双方的政治交往也非常频繁，从1004年至1121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相互遣使共达643次。这意味着，如果以关系的亲密友好作为同盟存在的判断标准，那么不仅这一时期北宋和高丽是同盟关系，而且北宋和辽同样也是同盟关系。这样一来，高丽与宋辽的同时结盟就不再构成“两面结盟”的困惑，而“不过是三个国家互相处于结盟状态”。③这提示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能否以两国元首的关系是否亲密、两国交往互动是否频繁，以及两国关系是否友好来判断同盟关系是否存在？

自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俄关系长期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根据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数据库的数据，大致从2001年开始，中俄关系分值始终保持在8.0左右(最高分为9.0)，是中国与所有主要国家双边关系中分值最高、最稳定的一组。④近年来，中俄两国元首互访和互动频繁，在重大国际事务中配合默契，保持着高水平的战略合作。然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反复强调“俄罗斯不会考虑与中国建立军事政治同盟”。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结伴不结盟”的外交理念。⑥

关系好不一定是同盟，关系差也不一定不是同盟。自2016年6月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以来，美菲关系出现重大裂痕。杜特尔特不仅公开指责美国的中东政策，称“伊拉克及其他中东国家发生流血冲突和美国受到恐怖袭击威胁，其根源都是美国的干涉政策”⑦，还公开发表针对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辱骂性言论，以致美方取消了原计划在老挝万象举行的首次首脑会晤。⑧杜特尔特政府还要求美国从菲律宾南部地区撤军⑨，结束与美军在南海的联合巡航⑩，并且下令审查2014年两国签署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11)尽管美菲关系出现严重倒退，但两国的同盟关系依然存续。美国多次声称，要“坚定”地致力于维护两国间的盟友关系，“继续强化”美菲盟友关系。(12)就连杜特尔特本人也多次谈到，“美国是菲律宾唯一的签约盟国，菲美有着牢固的同盟关系”(13)，“菲律宾不打算取消或废止菲美军事同盟关系”。(14)“美菲同盟依然活跃，不必担心其是否有变化，菲律宾也无意与其他国家建立同盟关系。”(15)

可见，关系友好既不是同盟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换言之，盟友不等于朋友。应当承认，《盟国》在提出研究问题时有意无意地混淆了这两个概念，将国际关系中的“盟友—敌人”三角关系直接类比为人际关系中的“朋友—敌人”三角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上述争议。(16)

(二)同盟不意味着成员会为彼此无条件提供一切资源

《再思考》指出，高丽曾遣使请求北宋赐售刑法之书、《太平御览》、《开宝通礼》、《文苑英华》等典籍，北宋拒绝了大部分请求。该文还指出，苏轼曾上书建议朝廷拒绝高丽的有关请求。《再思考》分析认为：“如果在北宋与高丽之间存在同盟关系的话，作为朝廷大臣进行这样的上奏是难以想象的。”两位学者根据其所列举的这些“种种迹象”认为：“在高丽与北宋之间，并不存在军事同盟关系。”(17)两位学者列举这些史实的意图在于，既然北宋连高丽向其索要图书这样一个请求都可以拒绝，那么北宋和高丽肯定不是同盟关系。现在的问题是：一国拒绝另一国的某个请求——无论该请求是重要还是轻微——能否作为这两个国家不是同盟关系的判断标准？与这个问题逻辑上等价的另一个问法是：是否只要是盟友，就应无条件地同意对方的任何要求，无条件地为对方提供自己的一切资源，否则就不是盟友？

显然，对这两个问题的肯定性回答是对同盟的一种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很多时候，国家在签订盟约时，会出于规避风险等自利性考虑，预先对自身所承担的同盟义务做出明确的限定。(18)同盟并不会对其成员承担无限责任。在现实世界中，在同盟存续状态下拒绝盟友要求的现象比比皆是。

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亟须发展自身核力量的背景下，向苏联提出希望得到对方核技术的相关资料。1957年，双方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的实质性技术装备援助。但是到1959年，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称“为不影响苏、美、英首脑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日内瓦会议的谈判，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暂缓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19)苏联同时还单方面停止执行《国防新技术协定》。1960年7月16日，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中国外交部，表示苏联政府决定撤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20)尽管如此，中苏同盟并未因此而彻底破裂。

1971年，韩国为研发核武器，试图从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引进核燃料制造及再处理技术和设备，此举遭到美国的坚决阻挠，美以扣留对韩贷款和取消对韩安全保障为威胁，向韩国施加压力，同时积极游说法国和比利时中止与韩国有关核的秘密交易。(21)1972年，两国签订《韩美原子能协议》。根据协定，美国不允许韩国在发展民用核电的同时，发展独立的核燃料循环，即美国既不准韩国在未经美国许可的情况下进行铀浓缩，也不准韩国对乏燃料进行后处理。(22)在美国的一再施压下，韩国被迫于1978年终止了核计划。然而，美韩同盟一直延续至今且在不断加强。

(三)盟国决策都是基于自利目的的理性行为

《再思考》以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彼此寻求和提供军事援助为例，指出在类似的军事援助行动中，一国“即使派出救兵，也不认为自己是在履行同盟义务，而是主要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的政策选择”。(23)这里涉及在判断同盟关系是否存在时两个非常容易出错的问题：一是如果实际提供了军事援助，能否据此认为存在同盟关系？二是如果为他国提供援助仅是纯粹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能否据此认为不存在同盟关系？《再思考》澄清了第一个问题：存在同盟关系并非提供军事援助的必要条件。换言之，提供军事援助并不必然意味着双方存在同盟关系。(24)但对于第二个问题，《再思考》并没有给出特别明晰的回答。鉴于这个问题在实际讨论中极易出现混淆(25)，因此有必要进行专门的讨论。

如果已知一国纯粹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对另一国实施援助，单凭这一点是否就能断定双方不存在同盟关系？与这个问题逻辑上等价的另一个问法是：如果两国存在同盟关系，是否其中一国对另一国的任何军事援助行为都是基于纯粹的同盟义务而非自身利益？笔者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与国家的其他绝大多数行为一样，国家的同盟行为也是基于自身利益计算的理性行为。国家之所以会建立同盟，不管是出于制衡威胁还是为了获得利益，都是实际的利益考量。同盟成员之间如何才能避免被牵连和被抛弃，如何才能有效地慑止同盟内外的潜在威胁，现有的主流理论几乎全都建立在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主义框架之上。(26)在无政府状态下，无论是否存在同盟，一国任何援助另一国的行为都可以而且都只能还原为自利行为。任何不符合盟国自身利益却又由同盟“义务”所规定的行为都不会是盟国的均衡策略选择。

其次，实证研究也显示，几乎不存在不是基于自身利益的同盟内援助行为。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系统考察了“国际军事冲突”(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MID)数据库中1948年至2010年所有有美国介入的军事冲突。研究结果显示，在长达62年的时间里，只有5个案例美国疑似是出于履行同盟义务才介入的。在绝大多数案例中，美国的行动都是由其自身或盟友的利益所驱动，而并非出于对同盟义务的遵守。即使是那5个疑似案例，仍然有很多其他重要因素促使美国介入。不仅如此，美国还曾多次因自身利益考虑而有意回避甚至违背同盟承诺。(27)

布雷特·利兹(Brett Ashley Leeds)指出，有数据显示，在75％的情况下，同盟承诺得到了执行，在另外约25％的情况下，同盟成员并未按照其事先许诺的那样行动。他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如果建立同盟或者违背盟约的成本相对较低，那么同盟承诺遭到违背的可能性会很大。更重要的是，从加入同盟到出现状况而需要求助于同盟，这段时期一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有可能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会使得该国的决策者重新评估其成本和收益，当违背同盟承诺的净收益超过遵守承诺的净收益时，同盟成员就很可能违背其所做的承诺。(28)可见，同盟成员是否执行同盟承诺，根本而言都是基于自身的利益计算。当执行承诺不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时，即使同盟义务不变，成员行为照样会发生改变。

总之，以一国援助另一国的动机是维护或获取自身利益来否认两国存在同盟关系，这种推断是不恰当的。绝大多数时候，同盟成员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决定援助(或不援助)其盟友的。

(四)成员地位不平等是不对称同盟的固有属性

《再思考》认为：“到了明清之际，……在中国人包括当时朝鲜人的观念中，(中国和朝鲜)这一关系主要是一种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从而是一种上下级关系。……以宋辽时期而论，辽国认为自身与高丽是上下级关系，……认为北宋与高丽发展关系是不应该的。在这样的观念结构下，作为宗主国的中国，很难产生和接受自身与朝鲜是一种同盟关系的观点和思维。……在上下级关系中，即使存在一定的军事支援的义务，双方关系的性质也不太适合作为同盟关系来理解。”(29)

这段话正确地指出，朝贡双方的地位存在不平等性。在朝贡体系中，A国向B国朝贡，表明A国承认B国的国际地位高于自己。(30)但同时，这段话也明显在暗示这样一个逻辑：(像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这样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不适合作为同盟关系来理解”，哪怕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军事支援的义务”。笔者想要追问的问题是：存在上下级关系的国家(比如古代东亚朝贡体系下的宗主国和藩属国)是否就一定不能成为盟国？

显然，按照成员实力对比，同盟可以分为对称性同盟和不对称性同盟两类。在不对称性同盟中，拥有明显实力优势的一方在很多情况下对实力较弱的一方拥有领导权。较弱一方往往通过向较强一方出让自己一定程度的行为自主性，以换取自身安全效用的增加。(31)实力较强的国家通常能够通过结盟而对实力较弱的盟国施加有效的控制和约束，建立起明确而稳定的领导—被领导关系，这也正是许多大国结盟的重要动机。(32)事实上，国际体系中存在上下级关系的等级制是普遍存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国建立的等级制基本上都是以正式的军事同盟形式构建的。(33)

有学者指出，二战后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关系，近乎古代东亚朝贡关系的翻版。(34)在华约组织中，苏联处于绝对的领导位置，东欧国家则是其卫星国，后者的对内对外政策甚至国家领导人的任命都须服从前者的意志。尽管等级如此森严，但没有人否认苏联与东欧国家是同盟关系。就连《再思考》的两位作者似乎也在后文中承认了“权力地位不对称”与“同盟关系”的相容性——两位作者援引《左传》中“郑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晋”的记述，指出郑国与晋国和楚国也曾出现“两面结盟”的情况。(35)在这个例子中，郑国与晋楚结盟是关系的表现形式，而向晋楚表示臣服则是关系的实质。本文第四部分将详细论述，在特定条件下，“两面结盟”不仅与结盟各方权力的不平等不矛盾，而且原本就是权力不平等的一种自然结果。

以上分析帮助我们澄清了对同盟概念理解的一些模糊之处：两国关系不亲密不友好、一国不为另一国提供后者需要的某种资源或援助、一国援助另一国是基于前者自身的利益考量、两国之间存在权力地位差异和从属关系，这些均不能作为否认两国同盟关系存在的依据。那么，同盟关系存在的判断标准究竟是什么？可能还是应当回到《盟国》和《再思考》都认同的那个对同盟的定义：“至少有一方负有为另一方提供军事支援义务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安排”。(36)以下我们将从这个定义出发，探讨同盟判定的操作化标准，并据此重新考察高丽和朝鲜三次“两面结盟”的存在性。

二、高丽、朝鲜“两面结盟”的存在性

(一)同盟判定标准的再界定

在澄清了上述几种容易产生的对同盟的误解之后，我们需要回到讨论的核心议题：同盟的判定标准究竟是什么？根据前述关于同盟的定义，显然，同盟与军事援助密切相关。但同时如前所述，即便一国对另一国实施了军事援助行动，也不意味着两国存在军事同盟。例如《再思考》所指出的，秦国因申包胥请求而出兵援助楚国，不能因此判断秦国和楚国在事前是同盟。同时，一国对另一国没有实施军事援助，也不意味着两国不是同盟。例如，前文所援引的利兹的数据，有约25％的情况下同盟成员并未按照其事先许诺的那样行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此前这些同盟关系的存在性。这意味着，是否存在同盟关系，不能通过事后的行为来判断。

之所以不能通过事后的行为来判断同盟关系存在与否，根本原因在于，狭义的同盟(alliance)本质上是一种事先(ex post)做出的愿意为盟友提供军事援助责任的承诺(commitment)。(37)如果不履行这种承诺，国家将付出声誉上的代价，难以在未来取得其他国家的信任和合作。正是由于这种风险的存在，缔结同盟存在“自缚手脚”(tying hand)的效应，使结盟者自己的策略空间受到压缩。正因如此，以同盟这种形式做出的承诺才是可置信的(38)，同盟也因此成为国家间合作的最高级形式。(39)

根据“同盟的本质是事先做出的承诺”这一根本原则，理想状态下判断两国是否是同盟的最直接方法是看双方是否在事先做出了明确的书面承诺，即看是否签订了盟约。但在现实中，这种理想方法存在适用上的困难。一种情况是两国的确签订了书面的盟约，但由于时代久远、资料缺失等原因，研究者难以获得相关信息。另一种情况是这种书面的盟约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正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所说，许多国家都不情愿与盟友签订正式的盟约。美国和以色列从来没有签订过正式的书面盟约，但谁也不会质疑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承诺水平。(40)那么，在缺乏可观察的书面盟约的情况下，又该如何判断同盟关系是否存在呢？

还是要回到“同盟的本质是事先做出的承诺”这一根本原则上来。只有在存在这种承诺(无论这种承诺是正式成文的还是没有正式文约的)的情况下，被承诺方才可以基于“义务”而非“利益”的理由向承诺方提出履行承诺、提供援助的要求。换言之，在这个缺乏中央权威的无政府世界里，只有在事先存在承诺的情况下，一国才有“权利”(right)——而非“权力”(power)——向另一国提出做某事的要求。在没有承诺的情况下，一方向另一方提出某种要求，后者同意了是出于其“热情”，没同意是出于其“本分”。在有承诺的情况下，一方基于该承诺向另一方提出某种要求，后者同意了是出于其“本分”，没同意则是“违约”，需要付出相应的声誉代价。后者可以以任何理由和借口不答应前者的要求，但不能说前者没有提出该要求的“权利”，因为承诺赋予了前者提出该要求的正当性，规定了后者负有履行该承诺的“义务”。

由上可以看出，“存在同盟承诺”是“基于‘义务’或‘正当性’向对方提出军事援助要求”的必要条件，因此后者是前者的充分条件。由此，“被要求援助方是否认可要求援助方提出的军事援助要求的正当性”，是判断同盟是否存在的实质性标准。

我们之所以认为当前美国和日本存在同盟关系，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他国入侵日本领土，美国负有援助日本的责任。日本有“权利”要求美国出兵援助，提出这种要求本身拥有不容否认的合法性。至于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最终是否真的出兵，不影响我们对美日同盟存在性的判断。同理，我们之所以认为当前中国和俄罗斯不存在同盟关系，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他国入侵中国领土，俄罗斯不负有援助中国的“义务”。中国可以以“唇亡齿寒”、“共同利益”等理性决策的理由劝说俄罗斯提供援助，但中国没有要求俄罗斯提供援助的“权利”。即使俄罗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出兵援助了中国，也不能证明此前两国是同盟。

以下，我们将以“被要求援助方是否认可要求援助方提出的军事援助要求的正当性”为标准，重新回顾高丽和朝鲜的三次“两面结盟”案例，以检验这三次“两面结盟”的存在性。

(二)高丽与北宋、辽的第一次“两面结盟”(公元986～993年)

关于高丽与北宋的同盟关系。963年，高丽与北宋正式建立朝贡关系。(41)同年，宋太祖册封高丽光宗，“可加食邑七千户，仍赐推诚顺化保义功臣”。(42)在986年至993年之间，北宋又曾三次加封高丽国王——公元988年，加封高丽成宗为“检校太尉”。(43)公元990年，加封成宗“推诚顺化功臣，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余”。(44)公元993年，加封成宗“检校太师，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余”。(45)高丽国王接受北宋皇帝册封，这表明高丽与北宋在政治身份上是一种明确的上下级之间的臣属关系。在古代东亚朝贡体系中，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统治万邦，臣属国至少是在名义上天然地负有效忠于天子的义务，这种效忠义务中很难排除军事上效忠的成分。

高丽对这种义务的认同直接体现在北宋对其提出军事援助要求时的实际行动上。986年，宋太宗决定对辽再次宣战。宋监察御史韩国华赍诏书到高丽，要求高丽出兵夹击契丹，“可申戒师徒，迭相犄角，协比邻国，同力荡平”。(46)高丽国王虽一度“迁延不发兵”(47)，但在北宋的多次要求下，高丽最终“发兵西会”(48)，出兵2.5万人，并进入契丹境内。(49)不过，可能是因受辽国的军事威慑，高丽军队似乎并未与契丹军队交战。(50)尽管如此，同年十月，高丽派使臣入宋朝贡，又“遣本国学生崔罕、王彬诣国子监肄业”(51)，意图维持与修复与北宋的关系。这种情形与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数次要求其盟友法国和德国出兵伊拉克，法德拒绝后又在伊拉克重建过程中向美国示好，以缓和与美国关系的情形相类似。尽管慑于辽的军事压力，高丽一度对北宋的出兵要求有所迟疑，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配合北宋军事行动的姿态，同时在未能提供实质军事援助之后又采取措施弥补两国关系，这体现出高丽对北宋军事援助要求正当性的认可。

作为高丽宗主国的北宋，在心理上也认同自己对高丽负有军事援助的义务。公元1010年，契丹与高丽发生冲突。消息传到汴京，宋真宗担心高丽向北宋请求援助。(52)为此，宰相王旦建议朝廷“当顾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丽贡奉累数岁不一至”。宋真宗同意，下令山东登州“如高丽有使来乞师，即语以累年贡奉不入，不敢以达于朝廷；如有归投者，第存抚之，不须以闻”。(53)从北宋君臣的反应来看，他们并不否认高丽向北宋请求军事援助的合法性，而只是出于自身战略考虑不愿履行为高丽提供军事援助的义务。另外，北宋拒绝援助高丽的理由是高丽“累年贡奉不入”，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高丽与北宋自963年起所建立的朝贡关系并非只涉及经济和文化领域，而是包含有军事援助的承诺，即高丽按时向北宋入贡，以此换取向北宋请求军事援助的权利和资格。因此，当高丽未能做到按时纳贡时，北宋就有权拒绝履行其军事承诺。

关于高丽与辽的同盟关系。985年，辽圣宗欲亲征高丽，却因“辽泽沮洳”而罢师。(54)986年春，“契丹遣厥烈来请和”。(55)关于986年春辽丽和议的内容，《高丽史》和《辽史》中并无详细的记载，但根据一些线索不难判断，辽丽在此次和议期间达成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军事协议。首先，993年辽第一次征伐高丽时提出的理由是：“汝国兴新罗地、高句丽之地我所有也，而汝侵蚀之，又与我连壤而越海事宋，故有今日之师，如割地以献而修朝聘，可无事矣。”(56)显然，高丽“越海事宋”是辽论证其讨伐高丽合法性的主要依据。如果在986年的和议中辽丽两国没有对彼此的政治军事义务做出相关的规定，这一理由就无法作为合法性依据的来源。对辽的征伐理由，高丽使臣也仅对其第一条进行了反驳：“若论地界，‘上国’之东京皆在我境，何得谓之侵蚀乎？”(57)而回避了第二条有关“越海事宋”的指责，暗示高丽默认了这条指责的正当性。从辽对高丽的指责中能够看出，高丽的“越海事宋”是一种典型的“越顶外交”，即不遵守同盟义务，在未与盟友商议的情况下与同盟的敌对方寻求合作。

其次，在993年辽入侵高丽前，当年5月，高丽曾接到女真人递送的辽将入侵高丽的情报，但高丽朝议却颇不以为然，未做任何应战准备，“夏五月，西北界女真报契丹谋举兵来侵。朝议谓其绐我，不以为备”。(58)有研究指出，高丽在曾经受到辽军事威胁而今又明确收到入侵警报的情况下仍然“不以为备”，表明986年辽丽之间可能达成了类似互不侵犯的协议，所以高丽人才敢高枕无忧，不做战略准备。(59)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推断，986年至993年高丽与辽存在同盟关系。993年，辽进攻高丽，辽丽同盟破裂，高丽与北宋、辽的“两面结盟”也随之终结。

(三)高丽与北宋、辽的第二次“两面结盟”(公元1071～1116年)

关于高丽与辽的同盟关系。994年，高丽向辽称臣，“遣侍中朴良柔赴辽，奉表如契丹，告行正朔，乞还俘口”。(60)自此，高丽臣服于辽直至1116年。其间，高丽虽屡次抗争，但终未摆脱辽的羁縻。1069年，在高丽国王回复宋朝关于宋丽复交的看法时也承认，“虑边骚之弗息，蓄陆詟以靡遑。久困羁縻，难图携贰”。(61)羁縻政策的实质是大国运用政治和军事压力对周边政权实施控制，接受羁縻的小国类似于古代欧洲的附庸国和冷战时期的卫星国，它们与所依附的大国之间的不对称同盟关系是显而易见的。1009年，高丽内部出现王位继承问题，康兆废杀穆宗，立大良院君为王。辽圣宗帝问询后谓群臣曰：“高丽康肇弑其君诵，立诵族兄询而相之，大逆之。宜发兵问其罪。”(62)1010年，辽圣宗便以“问前王之故”为由，进攻高丽。(63)从辽对高丽政变的反应来看，前者完全将后者视为臣属于自己等级体系的组成部分。辽在致高丽的“问罪书”中还指责高丽“东结构于女真，西往来于宋国，是欲何谋？”(64)可见，此时的辽在内政和外交上都已将高丽视为自己的臣属。

在其他史料中，也可以发现高丽臣属于辽的证据。1044年，北宋宰相富弼在提议联合高丽以制衡契丹时就谈到，“契丹用兵，力制高丽；高丽亦力战，後不得已而臣之”。(65)1071年之后，面对高丽与北宋的交好，辽直接质问宋朝：“高丽乃我奴耳，南朝何以厚待之？”(66)

在女真进攻辽时，辽曾多次要求高丽出兵，配合其行动，直接反映了辽丽之间军事援助义务的存在。1114年，辽东京兵马都部署行谍于高丽说：“近有生女真作过，止差官领兵讨伐，仰指挥，高丽国亦行就便於女真边界道路深入攻讨。”(67)1115年4月，辽再次对高丽表示，“近以边臣弛备，小寇扰民，方行有罪之诛，是议偏师之举。以卿地邻贼境，职守侯藩，特谕整戎，庶令遂暴”。(68)直接点明高丽“职守侯藩”。同年11月，辽使再次督使高丽发兵：“自去冬而降诏，分路以进攻。虽曰整兵，未能殄寇。今则诸军并会，叩境前行，况尔兵戎早经点阅，便可印时而先出，毋或相应以後时。仍饬使人，就观进发，勉图忠效，惟在敬从。”(69)高丽方面虽然并未发兵，但却先后多次遣使向辽说明理由，“卿遣驰使价，来奉谢章，谅兹从命之臣，尽尔为忠之节”。(70)

关于高丽与北宋的再次结盟。1071年，高丽国王遣“民官侍郎金悌等百十人来”，宋神宗诏“待之如夏国使”。(71)自此，高丽恢复对北宋之朝贡关系，两国使节复又不断往来。(72)同时辽丽关系保持现状不变，高丽仍奉辽为正朔，但在与北宋的交往文书中使用甲子纪年。(73)高丽与北宋的朝贡关系一直持续到1127年北宋灭亡。虽然这一时期高丽与北宋之间的朝贡关系以经济和文化往来为主(74)，但不能据此否认军事同盟关系的存在。1072年，宋神宗颁诏五道交金悌带回高丽，其中一道诏书称：“卿继奕世而有邦，以勤王爲可愿。百名修贡既申琛贽之仪，累幅摛辞，更致寒之问，其勤至矣，何慰如之!”(75)诏书明确表明高丽于北宋为“勤王”。“勤王”在古代中国的政治语汇中有专门的含义，意指君王有难、臣下起兵救援。(76)这是宋丽之间军事援助关系的一个重要佐证。

此外，1125年，北宋为金所侵，北宋向高丽发出诏书要求后者出兵，“王国与金相望，无数百里之远，而不能荡其巢穴以报中国，岂累朝待遇殊绝之意耶”。(77)随后，宋使侯章又致书高丽国王，共谋“秋凉”起兵，共击金军。(78)高丽尽管未能出兵，但随即遣使入宋奉表谢罪并向宋朝解释，“以中国之大而如此，小国孤立其将安恃乎？”并许诺“待王师临压彼境，则弊国敢不尽力相为表里，假托威灵助平戎”。(79)从高丽急于向北宋解释不出兵的原因来看，高丽承认自己对北宋负有军事援助的义务。

(四)朝鲜与明、后金的“两面结盟”(公元1627～1636年)

关于朝鲜与明的同盟关系。朝鲜建国不久，就与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两国朝贡关系的军事合作属性在诸多事件中都得以体现。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朝鲜急速向明廷告急，“请援之使，络绎于路”。(80)明朝“以朝鲜属国，为我藩篱，必争之地”，(81)敕令“宜速救援，无怠他日边疆患”。(82)从朝鲜遭遇外敌入侵立即向明朝遣使求援，和明朝明确表示朝鲜为属国应予救援的表述来看，明朝显然承认自身所负的援助朝鲜的义务。

同时，朝鲜也负有援助明朝的义务，如果不履行该义务，就将受到惩罚。1618年，后金向明朝宣战。朝鲜光海君担心“若使伊贼(指后金)不得志于上国，而怨我国应援天兵，移兵于我，则将何兵力，可以抵挡？”(83)对明朝要求朝鲜出兵的敕令采取敷衍和拖延的策略，回复明军“但当陈兵扬武，以作虎豹在山之势，更观伊贼之所为，相机而动”，反对“轻行进剿”。(84)然而，光海君的这种“背明”的政策很快遭到国内掌权阶层的反对，随即在政变中被废黜。

在宣布废黜光海君的《教书》中写道，“我国服事天朝二百余载，义即君臣，恩犹父子……光海君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罪恶至此，其何以君国子民，居祖宗之天位，奉宗社之神灵乎？兹以废之，量宜居住”。(85)上台后的仁祖则明确表示将全力助明抗金。“当与天朝协心一力，期灭此贼。”(86)面对后金对明朝的军事威胁，朝鲜士大夫阶层也认为，即便没有“壬辰战争”中明朝的拯救之恩，朝鲜于明朝也是“既定君臣之分，则何可坐视而不救乎!”(87)明朝则表示，“以翼戴天朝论，则二心通奴者，是为我梗也。同心灭奴者，是为我用也”。(88)明、朝之间的这种军事同盟关系一直持续到1636年。

关于朝鲜与后金的同盟关系。1627年，后金进攻朝鲜，朝鲜大败，史称“丁卯之役”。丁卯之役迫使朝鲜在江都和平壤盟誓，与后金结成“兄弟之邦”。1627年3月，双方焚书盟誓，签订“江都之盟”。根据《朝鲜仁祖实录》记载，朝鲜礼左副承旨李明汉宣读誓文曰：“我两国讲定和好，今后各遵约誓，各守封疆，毋争竞细故，非理征求!若我国与金国计仇，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我皇天降灾!若金国仍起不良之心，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我皇天降祸!两国君臣，各守信心，共享太平，皇天后土，嶽渎神祗，监听此誓!”(89)后金使臣亦宣誓曰：“朝鲜国王，今与大金国二王子立誓!两国已讲和美，今后同心合意，若与金国计仇，整理兵马，新建城堡，存心不善，皇天降祸!若二王子仍起不良之心，亦皇天降祸!”(90)从双方盟誓的内容可见，此次江都之盟实质上是后金与朝鲜达成的一次互不侵犯条约，朝鲜借此至少暂时获得了后金的消极安全保障。

此后不久，金军主帅阿敏又强迫朝鲜于平壤再次订立盟约，盟约规定：“自盟之后，朝鲜国王李倧应进满洲国皇帝礼物。或违背不进；或不以待明国使臣之礼待满洲国使臣，仍与满洲结怨，修筑城池，操练兵马；或满洲俘获编入户口之人逃回朝鲜，容留不行遣迎；或违王所言，与其远交明国，毋宁近交满洲之语，当告诸天地，征伐之。”(91)从盟约来看，平壤之盟对朝鲜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对后金应负的义务做出了更具体的规定，双方上下级臣属关系的意味也更加浓厚。

根据双方合约的要求，朝鲜每年必须向后金进献岁币。由于这一时期后金正与明交战，后金不断要求朝鲜增加岁贡，起初要求朝鲜增加供后金军队食用的粮食，后来又要求朝鲜提供军事物资援助。1632年，后金要求朝鲜增加岁贡到“黄金1万两、五色布10万同、白银1万两、白苎布1万同、精兵三万、战马3000匹”。由于朝鲜无法支付如此巨大的财物，后金提出替代条件，由其直接出兵助后金攻明，出船攻取海岛。(92)虽然朝鲜最终没有出兵助攻明朝，但从要求增加的岁贡内容包括了精兵和战马等军用物资看，朝鲜对后金的援助承诺包含了军事援助的内容。到1636年，朝鲜“加白绸二百匹，白布二百匹，正木棉三千批，青黍皮四十张，白绵纸五百卷，好刀十二柄，小刀十二柄”。(93)

1636年，皇太极称帝后，随即以朝鲜违背平壤之盟为由，亲自发兵征伐朝鲜：“今者往征朝鲜，非朕乐于兴戎，特以朝鲜败盟，纳我逃人，献之明国，孔耿二王来降于我，彼兴兵截杀，我师既至，彼仍抗拒，且遇我使臣，不以旧礼。赍去书词，拒而不视，又贻书平安道洪观察使云，丁卯年权许讲和，今已永绝。”(94)随着1636年皇太极再次征讨朝鲜，后金与朝鲜的同盟关系宣告破裂。

三、“两面结盟”的三种类型

《再思考》对“两面结盟”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它拓展了“两面结盟”概念的外延，发掘出许多其他历史时期的“两面结盟”案例。比如，春秋时期郑国与晋楚两国的“两面结盟”，19世纪末德国与俄奥的三皇同盟、德国与意奥的三国同盟，以及1945年至1949年中国国民党政府与美苏的“两面结盟”、1964年至1971年巴基斯坦与中美的“两面结盟”，以及20世纪60年代越南与中苏的“两面结盟”等。(95)如果说《盟国》展示了“两面结盟”这种反常的结盟形式的可能性，那么《再思考》则进一步展示了这种结盟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性。

沿着《再思考》所启发的思路，还能发现更多的“两面结盟”现象。例如，公元前465年，雅典攻打萨索斯，斯巴达则向萨索斯承诺将入侵雅典城所在的阿提卡以对其援助。而此时斯巴达和雅典至少在名义上依然保持着同盟关系。这就是斯巴达与相互敌对的雅典和萨索斯的一次“两面结盟”。(96)又如在当代，沙特和以色列、日本和韩国，均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处于敌对或关系紧张状态，但它们又都是美国的盟国。从美国的视角出发，也都分别符合“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的三边关系。

面对这么多的“两面结盟”案例，《再思考》试图将其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两位作者指出，解释“两面结盟”的难点在于，大国为什么能够容忍他国在与本国结盟的同时还与自己的敌手结盟。对此，两位作者的解释是：“弱国A与敌对的B国、C国结盟，只要AB两国的同盟关系不针对C国，以及AC两国的同盟关系不针对B国”，“两面结盟”就可能出现。(97)但问题在于，在辽与北宋对高丽的争夺中，高丽与辽宋任何一方的结盟都可能被另一方视为针对自己；同样地，明与后金对朝鲜的争夺同样具有无可掩饰的针对对方的战略竞争目的，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两面结盟”现象依然会出现？似乎我们又回到了研究的起点，引发《盟国》一文的困惑依然存在：为什么高丽和朝鲜能够与两个相互敌对的大国同时结盟？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两面结盟”现象，在《再思考》的提示下，我们按照“一国与两个相互敌对国家分别结盟是否针对敌对双方”这一标准，将其分为下述三类，这三类“两面结盟”的形成难度依次递增。

第一类是“内部相容型两面结盟”。假设A国与B国敌对，如果C国与A国的结盟不针对B国，并且C国与B国的结盟也不针对A国，则可将其称为“内部相容型两面结盟”，其中的两组双边同盟针对的对象均来自这三个国家以外。不难看出，《再思考》和本文本节所举的绝大多数例子都属于这种类型。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与奥地利和俄国结盟的目的是孤立和打击法国，而不是为了联合奥地利对抗俄国，或者联合俄国对抗奥地利。1945年至1949年，中国国民党政府与美苏同时结盟，同样既不是为了联美抗苏也不是为了联苏抗美，而是为了争夺对当时中国的执政权。

1964年至1979年，中国和苏联均保持对当时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援助，当然不排除中苏两国竞争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影响力这一因素，但三方共同对抗来自法国、美国和当时的越南共和国等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的共同威胁无疑是主导性因素。1964年至1971年间，中国与巴基斯坦结盟是为了对抗印度这一共同威胁，而巴基斯坦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存续也并不直接针对中国。同样地，美国与日本和韩国、与沙特和以色列的结盟，都不是为了对抗这五个国家内部的某个国家。显然，正如《再思考》的两位作者所说，在互不针对敌对双方的情况下，“两面结盟”的出现并不是特别难理解的现象。正因如此，这种“内部相容型两面结盟”才会相对如此普遍。

第二类是“内部半相容型两面结盟”。假设A国与B国敌对，如果C国与A国的结盟针对B国，但C国与B国的结盟不针对A国，则可将其称为“内部半相容型两面结盟”。在这种“两面结盟”中，有且只有一组双边同盟针对的对象是三国中处于敌对状态的两国中的其中一国。显然，这种类型的“两面结盟”形成的难度大于第一种；相应地，出现的频率也较小。前文所举的公元前465年斯巴达与雅典和萨索斯的“两面结盟”即属于这种类型——斯巴达与萨索斯的结盟直接针对雅典，而斯巴达与雅典的同盟则不针对萨索斯。

第三类是“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假设A国与B国敌对，如果C国与A国的结盟针对B国，并且C国与B国的结盟也针对A国，则可将其称为“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在这种“两面结盟”中，两组双边同盟针对的对象都是三国中处于敌对状态的那两个国家。显然，这种类型的“两面结盟”的形成难度是三种类型中最大的；理论上，出现的频率也应最小。《盟国》所研究的即是这一类“两面结盟”现象。

归纳来说，《盟国》所研究的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三次“两面结盟”都属于这样一种情境：两个敌对的国家是体系中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而且这两个国家相互敌对的原因都是竞争体系主导权(霸权)。这种情境实际就是两极体系中的两个“极”同时与一个小国分别结盟。根据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两极结构下的国际政治不存在边缘地带，任何遥远地区发生的事态都会引发两个超级大国的关注，两个超级大国中任何一方的任何举动和变化都不会逃出另一方从势力均衡角度计算权衡的范畴。(98)因此，对于两个存在主导权竞争的体系性大国来说，任何一方与一个小国的结盟都极易被另一方视为对自身安全和权力的威胁。这意味着，这种情境下的“两面结盟”势必是一种“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事实上，正如《盟国》所展示的，北宋和辽分别与高丽的结盟，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制衡和对抗对方，明和后金分别与朝鲜的结盟同样如是。

如前所述，“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出现的难度要比“内部相容型两面结盟”出现的难度大得多。因此，《盟国》实际上解释的是难度最大的一种“两面结盟”现象。其出现的难度虽然很大，但在穷尽所有现象之前，我们无法确定究竟有多少种作用机制能够导致这种类型“两面结盟”现象的出现。《盟国》所揭示的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的产生机制，很可能只是“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多种产生机制中的一种，更多实例以及其他可能的产生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不过，仅仅是《盟国》所发现的这一种产生机制，已经足以带给我们相当大的理论启发。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一具体的两面结盟产生机制，揭示其所蕴含的大国共治逻辑。

四、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的大国共治逻辑

现有同盟理论大都将同盟视为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一种工具，但已经有学者开始注意同盟的非安全功能。以下将从同盟的权力维系功能入手，探讨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的更深层机制，以期更深刻地理解这种特定类型的“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出现的原因。

(一)“领导—被领导”是同盟的重要功能

同盟最直观的功能无疑是制衡权力和制衡威胁。当两个或多个国家凭借自身实力无法抗衡潜在霸权或无法制衡共同威胁时，通过盟约将彼此绑定以增加实力总量，就成为这些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一种自然选择。(99)在这种情况下，同盟是盟国用以共同制衡外部权力和应对外部威胁的一种工具，其功能发挥的核心机制是实力聚集(capability aggregation)。(100)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同盟的对内功能。历史学家保罗·施罗德(Paul W.Schroeder)基于1815年至1945年的历史经验指出，同盟既可以是保卫安全的武器，也可以成为实现同盟内部管理和约束的工具。(101)相比较于同盟外国家，一国能够更有效地影响和约束其盟国的行为。(102)当两国存在潜在冲突而彼此又不是很大威胁时，结盟能够将彼此绑定，从而抑制盟友间的冲突，提升本国安全。(103)通过建立不对称的双边同盟，大国可以最大限度地对小国施加控制，以防止其将自己拖入更多不必要的战争。(104)

无论是对外功能还是对内功能，在上述同盟理论中，国家结盟的出发点都是基于安全动机。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有些国家结盟后，反而会比不结盟时更不安全。(105)事实上，安全并不一定是国家选择结盟的唯一动机。对小国而言，选择追随大国与大国结盟，可以获得不结盟所无法获得的利益(106)，其中包括经济利益这样的非安全利益。(107)在不对称同盟中，大国与小国结盟的动机往往是不同的且具有互补性：小国与大国结盟固然是为了增加自身安全，但为此它需要牺牲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而大国同小国结盟则反而会牺牲一定程度的安全，但可以换取小国的让步从而提高自己决策的自主性。(108)

如果将同盟的对内控制功能和大国与小国结盟动机的互补性两者结合起来就会发现，(不对称)同盟更多的时候是大国对小国实施控制、获得和保持大国领导地位的一种重要平台。通过与小国结盟，大国能够获得对小国更有效的控制，而小国也自愿接受大国的这种控制，以此换取大国为其提供的安全保障。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如同市场中的企业和消费者，大国负责为小国提供“安全”这种“商品”，而小国则需向大国支付诸如“追随”、“服从”这样的“货币”，让渡自己的部分自主权。从大国的视角来看，与小国结盟、向其提供安全保障有助于自己获得更大的国际影响力，这也构成了大国选择与小国结盟的一种重要动机。(109)在这种情况下，大国与小国之间是一种“领导—被领导”的权力等级关系。而这种等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正式的军事同盟所维系的。(110)无论是古希腊时期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雅典领导的提洛同盟，还是冷战时期美国领导的北约和苏联领导的华约，其核心功能都是确立和维持盟主对盟国的领导关系。

(二)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的本质是大国共治

如果说由大国主导的不对称同盟在本质上是大国和小国就“领导—被领导”关系达成的一种“契约”，那么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两面结盟”反映的就是两个大国对同一个小国同时实施领导的一种状态。不妨将这种状态称为“大国共治”，与其相对的状态是“大国分治”，即不同大国对不同小国分别实施领导。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分别领导东西方阵营，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和斯巴达分别享有希腊世界的海上和陆上霸权，都是大国分治的典型例子。大国分治符合我们对国际政治的一般印象，甚至被认为是大国权力竞争的必然规律。(111)相比之下，大国共治在历史上似乎要罕见得多，《盟国》所研究的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两面结盟”现象，是这种罕见状态的一种特殊实现形式。

大国共治之所以罕见，一个首要原因在于权力竞争具有高度的竞争性和零和性。只要有可能，任何大国都有独占对全部小国领导权的动机。这种动机部分源于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对相对收益的敏感性，为了确保自身生存和安全，大国总是尽可能地追求自身权力的最大化。(112)更重要的是，对更多权力、更高地位的追求本身就是驱使一个大国伺机削弱另一个大国权力的固有动机。(113)地位体现于不平等，因此，即便两个大国能够短暂地对同一个(批)小国同时实施控制和领导，但只要其中有一个大国自认为有把握击败对方，该大国就会选择通过战争以谋求对更多小国的领导权，从而获得更高的地位和权力。(114)获胜的一方会“赢者全得”，共治也就不复存在。这也正是《再思考》两位作者所指出的解释“两面结盟”的一个难点——大国为什么能够容忍他国在与本国结盟的同时还与自己的敌手结盟。(115)

阻碍大国共治形成的另一个障碍在于，小国缺乏同时接受两个大国控制的动机。如果将非对称同盟中的大国视为安全的供给方，将小国视为安全的需求方，那么需求方的意愿无疑也会对这种合作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如前所述，不对称同盟的本质是一种“领导—被领导”的等级制，在这种等级制中，小国之所以甘愿让渡一定程度的主权，甘愿接受大国的领导，是由于它能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中获得收益。等级制理论认为，一个等级体系是否稳定，取决于从属国国内社会能否从这种领导—被领导关系中获利。获利越多，该等级制的合法性就越高，等级关系就越稳定。(116)主权让渡理论也认为，存在主权让渡的制度性安排是否稳定，取决于这种安排的效率和收益增量。(117)

在无政府状态下，小国能够从这种非对称同盟中获得的最常见的收益表现为大国提供的安全保障。(118)但问题在于，小国对安全保障的需求是缺乏弹性的(inelastic demand)，在已经有一个大国能够为其提供保障并满足其需求时，新增另一个大国的保障对小国安全效用的改善不会太明显。(119)而同时，新增一个大国的保障，会使小国承担双倍的臣服义务。在古代东亚的朝贡体系中，这意味着小国必须同时向两个大国朝觐进贡。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则意味着小国必须在军事上同时承担对两个大国的同盟义务，在政治上同时支持和服从于两个大国，这对于小国来说无疑会增加巨大的负担。(120)总之，如果两个大国所能提供的好处都是安全保障，小国同时臣服于两个大国所带来的收益增量并不明显，而成本却会成倍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小国没有动力和意愿同时保持对两个大国的臣属关系。(121)

显然，要想让小国接受两个大国的共治，这两个大国所能给予小国的好处必须是有差异而且都是小国所必需的。对于古代朝鲜半岛国家而言，除了安全保障之外，获得中原王朝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可，从而确保和巩固自身的政权安全，是其另一个无法自我满足的重要需求。例如，研究显示，如果缺少中原皇帝的承认，朝鲜政权将十分脆弱。确保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是朝鲜接受中原汉族政权领导的主要原因。(122)而事实上，明朝和朝鲜的朝贡关系具有明显的互惠性——朝鲜接受明朝的册封，承认明朝文化的优越性，以此换取自身的政治利益。(123)在特定时期，由于自身相对衰弱，中原汉族王朝只能为朝鲜半岛国家提供政权的合法性，而无力满足其军事安全方面的需求，而少数民族政权又恰恰无法为其提供政权合法性。不同大国在对外功能上的分异为朝鲜半岛国家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竞争的大国的领导提供了动力和理由。

综上，大国共治的出现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大国之间须相互克制，双方均无在战争中彻底征服对方的把握；二是小国有不止一种重要需求，而两个大国分别只能满足其中一种需求。这两个促成大国共治的条件，也同样是《盟国》所指出的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的产生条件。

总之，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三次“两面结盟”是大国共治的一种特殊实现形式，其出现的根本机制是——两个大国均想拥有对某一个(批)小国的领导权，这两个大国又都无法排除对方对该(批)小国的影响，从而只能做出妥协，与对方分享对该(批)小国的领导权；这两个大国又均只能满足这个(批)小国的一种需求，因此小国有动机同时对这两个大国表示臣服；如果这种领导—被领导的关系是由军事同盟这种形式确立和维系的，就会出现上述“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现象。

当然，大国共治也可以在没有结盟的情况下出现。例如，公元前546年，晋、楚等14个诸侯国在宋国召开第二次弭兵之会，会上确立了“晋、楚之从交相见也”的原则，即晋国的属国今后要到楚国去朝觐，楚国的属国也须到晋国去朝觐。(124)这就形成了春秋时期的晋楚共治。又如，近年来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中美两个彼此竞争的权力中心，由于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相对实力差异，在这一地区逐步出现了“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二元领导格局。(125)这是大国共治的另一个实例。从大国共治的视角来看，是否存在正式、明确的军事盟约，可能并不是那么的重要，重要的是大国和小国的权力关系——两个大国究竟是分别领导不同的小国，还是共享对同一个(批)小国的领导权。

(三)大国共治的意义

大国共治这种权力形态之所以重要，在于其一系列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在当今这个大国无战争时代，功能分异对大国而言可能并非坏事。新现实主义明确反对国家的“专业化”(specialization)，认为国家的功能一旦出现差异，国家就将处于易受攻击的脆弱状态。(125)然而，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崛起国要想在减少与霸权国冲突的同时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拥有更多的追随者，就必须至少要有“一技之长”，必须有自己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当面对美国这样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曾长期高居世界第一的“全能型”单极霸权时，崛起国与其不切实际地寄希望于在各个领域同时实现赶超，还不如积极发挥自己的“特长”，在拥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吸引更多的追随者。

其次，大国共治对小国同样利大于弊。小国同时接受两个大国的领导，固然需要支付更多的成本，牺牲一定程度的行为自主性，但同时，因为共治状态得以维持的一个前提是两个大国均能充分地满足小国某个方面的重要需要，这意味着这样的大国权力竞争具有“正外部性”，小国会因大国间的竞争而获得好处。差异化竞争会迫使两个大国尽可能地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小国则会因此从两个大国那里获得更“优质”的“服务”。当前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差异化竞争就具有这种正外部性：美国不断加强与盟国的安全合作关系，而中国则通过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等举措，积极推进国际基础设施援助和其他地区经济合作，这使得其他中小国家客观上成为中美竞争的受益者。

最后，最重要的是，大国共治这种大国权力竞争模式，能够帮助大国避免重蹈冷战的覆辙。冷战是典型的大国分治模式，美苏两国为各自盟友提供的是高度同质化的物品，都是同时为自己的盟国提供安全保障、经济援助和意识形态支持。导致的结果就是两国的势力范围完全按照地理空间划分，双方阵营的界限是泾渭分明的。由于地理空间的划分具有很强的零和性，因此美苏竞争的冲突性和对抗性非常高。而在大国共治模式下，两个大国的势力范围将主要以功能领域划界(如一个大国在安全领域领导小国，另一个大国在经济领域领导小国)，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大国政治的地缘政治色彩和大国竞争的对抗性。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势头的加快，国际体系有重回两极结构的可能。(127)值得庆幸的是，目前在中美之间已经出现了差异化竞争和大国共治的端倪，这预示着中美竞争将很可能不会重复美苏冷战的悲剧。

五、结论

(一)关于同盟的界定标准

正如《再思考》所说，“一个国家与两个彼此敌对的国家同时结盟，是国际关系领域尚未进行充分研究的现象”。(128)因此对这个现象的初步探讨和认识难免会出现分歧。受《再思考》提出的一些质疑的启发，本文对判断同盟存在与否的标准做了进一步的探讨。首先，关系亲密友好不是同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这意味着“朋友”和“盟友”是两个有必要加以区分的概念。需要承认的是，《盟国》轻视了两者的区别，因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包括《再思考》作者在内的读者对于“两面结盟”现象的理解。其次，即便两国是盟友，也不意味着彼此会为对方无条件地提供一切资源，也不意味着为盟友提供的一切援助都是纯粹基于同盟义务的规范性考量。事实上，同盟行为和国家其他一切行为一样，都是基于自利的理性行为。明确这一点，有助于降低对同盟的判定标准。最后，成员权力地位的不平等是不对称同盟的固有属性。

在厘清有关同盟的一些可能的误解的基础上，本文对同盟的判定给出了更为清晰和明确的界定：在无法直接观察书面盟约的情况下，“被要求援助方是否认可要求援助方提出的军事援助要求的正当性”是判断同盟关系是否存在的唯一标准。这是因为：(1)同盟的本质是一种承诺。在缺乏更高权威约束的无政府世界中，只有在存在同盟承诺的情况下，一国向另一国提出的为前者提供军事援助的要求才能被后者认为是正当的。(2)同盟承诺是在事先做出的，因此不能基于事后的行为来判断同盟存在与否。依据这一判定标准，本文重新回顾和检视了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三次“两面结盟”的存在性。

(二)关于“两面结盟”研究的已知和未知问题

“两面结盟”是一种反常识的结盟现象，《盟国》证明了这种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再思考》则进一步证明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为了将探讨引向深入，本文按照“一国与两个相互敌对的国家分别结盟是否针对敌对双方”这一标准，将“两面结盟”现象划分为三类，分别是“内部相容型两面结盟”、“内部半相容型两面结盟”和“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其中，由于两组同盟关系均不针对敌对双方，因此“内部相容型两面结盟”形成的难度最低，相应地，这种类型的“两面结盟”在现实中也最为常见。由于两组同盟关系均针对敌对双方自身，因此“内部半相容型两面结盟”形成的难度最高，《盟国》所研究的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两面结盟”就属于这种类型，并研究了这一解释难度最大的“两面结盟”类型的三个案例，给出了导致这种类型“两面结盟”出现的一种机制。

不同类型的“两面结盟”其产生机制很可能是不同的，《盟国》和本文所发现的大国共治机制可能也不是“内部不相容型”这一特定类型“两面结盟”产生的唯一机制。《盟国》、《再思考》及本文的讨论在帮助我们澄清和增加了不少对“两面结盟”问题的认识的同时，也引发出更多未知的问题(如图1所示)。“内部不相容型”这一最为苛刻的“两面结盟”类型能否在历史和现实中找到其他的实例？还有哪些机制能够导致这种类型的“两面结盟”？其他两类“两面结盟”的产生机制又有哪些？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图略

图1 “两面结盟”的已知和未知问题

(三)关于“大国共治”这种“两面结盟”机制

探讨“两面结盟”的成因固然重要，但这不应是研究这一议题的全部内容。在结盟这一具体实现形式之下，“两面结盟”这一特定国家间关系所反映出的本质是什么？它对我们理解更广泛意义上的大国和小国关系有什么理论启示？这些问题可能同样甚至更加重要。本文基于《盟国》的研究，对此做了初步的讨论。

作为“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的三个实例，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三次“两面结盟”具有一个额外的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是小国与体系中实力最强的两个大国结盟，并且这两个大国存在激烈的霸权竞争。如果我们跳出“就同盟讨论同盟”的思维窠臼，就不难发现，这种“两面结盟”所反映的其实是一种“大国共治”的状态，即两个大国对同一个(批)小国实施领导，这一个(批)小国同时接受这两个大国的领导。在这种状态下，大国与小国之间的不对称同盟实质上是大国与小国进行利益交换的平台和媒介——小国通过同盟获得大国为其提供的安全保障、合法性支持等好处，而大国则通过同盟这种形式获得小国对自己领导权的认可。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这三次“内部不相容型两面结盟”视为大国共治的一种特殊形态，即以同盟形式实现的大国共治。而无论是这三次具体的“两面结盟”，还是更一般意义上的大国共治，其实现和维持都有赖于大国功能的分异，即两个大国须能够分别满足小国不同类型的需要。这种基于差异化竞争的共治模式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和较弱的零和性，是一种比分治模式更为温和的大国权力竞争模式。通过研究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这一反常识现象，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大国权力竞争的多样化途径，为探寻更为良性的国际政治互动模式提供有益的启发。

*感谢《当代亚太》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注释：

①曹玮、杨原：《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5期，第49～87页。

②周方银、王旭彤：《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载《当代亚太》2016年第4期，第25～43页。

③周方银、王旭彤：《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第32～33页。

④参见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数据，http://www.imir.tsinghua.edu.cn/publish/iis/7522/index.html。

⑤《普京：俄罗斯不会考虑与中国建立军事政治同盟》，人民网，2014年4月17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417/c1002-24910401.html。

⑥《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4年11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

⑦《菲律宾总统：中东乱局源于美国干涉政策》，新华网，2016年7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7/09/c_1119192511.htm。

⑧《杜特尔特发飙骂奥巴马奥巴马：不约了》，新华网，2016年9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9/06/c_129271440.htm。

⑨《美菲矛盾再升级杜特尔特要求美国特种部队离开菲律宾》，新华网，2016年9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9/13/c_129278449.htm。

⑩《菲律宾不愿与美国“搭伙”的背后》，新华网，2016年9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9/15/c_1119569272.htm。

(11)《杜特尔特下令审查美菲军事协议》，新华网，2016年10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6-10/03/c_129309944.htm。

(12)《白宫称未启动撤销或更改美菲防务合作协议的程序》，新华网，2016年10月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10/04/c_129310652.htm。

(13)《菲律宾总统再批美大使干涉菲内政》，新华网，2016年8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ttgg/2016-08/10/c_1119370749.htm。

(14)《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称不再同美国进行联合军演》，新华网，2016年10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ttgg/2016-10/13/c_1119705747.htm。

(15)"Duterte Arrives in Japan after Softening Comments on 'Separation' from U.S.",Reuters,Oct.25,2016,http://www.worldaffairsjournal.org/content/duterte-arrives-japan-after-softening-comments-'separation'-us.

(16)已经有学者指出，敌人和盟友并不是相互对立的概念。参见Patricia A.Weitsman,Dangerous Alliances:Proponents of Peace,Weapons of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2。

(17)周方银、王旭彤：《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第32页。

(18)Tongfi Kim,"Why Alliances Entangle but Seldom Entrap States",Security Studies,Vol.20,No.3,2011,pp.350-377; Daina Chiba,Jesse C.Johnson,and Brett Ashley Leeds,"Careful Commitments:Democratic States and Alliance Design",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77,No.4,2015,pp.968-982.

(19)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页。

(20)同上，第291页。

(21)李枏：《韩美之间的“核纠葛”》，载《世界知识》2016年第6期，第37页。

(22)沈丁立：《美国为韩国核能发展松绑》，载《世界知识》2015年第11期，第42页。

(23)周方银、王旭彤：《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第30页。

(24)相关论述参见James D.Morrow,"The Strategic Setting of Choices:Signaling,Commitment,and Negoti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David A.Lake and Robert Powell,eds.,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104; James D.Morrow,"Alliances:Why Write Them Dow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No.1,2000,p.64; Arthur A.Stein,Why Nations Cooperat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152.

(25)例如，本文的一份匿名评审意见认为，公元986年高丽之所以同意北宋要求而做出出兵的决策，“并不是履行自己朝贡国的军事支援义务，而是借此讨价还价，获得了北宋对自己领土扩张的承认，这是极具现实主义考量的生存之术”。该评审意见据此认为北宋与高丽当时不存在同盟关系。

(26)参见Michael F.Altfeld,"The Decision to Ally:A Theory and Test",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Vol.37,No.4,1984,pp.523-544; 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Randall L.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1,1994,pp.72-107; Glenn H.Snyder,Alliance Politic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 Keven Sweeney and Paul Fritz,"Jumping on the Bandwagon:An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for Great Power Alliances",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No.2,2004,pp.428-449; Brett V.Benson,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Alliances,Deterrence,and Moral Hazar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27)Michael Beckley,"The Myth of Entangling Alliances:Reassessing the Security Risks of U.S.Defense Pact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9,No.4,2015,pp.7-48.

(28)Brett Ashley Leeds,"Alliance Reliability in Times of War:Explaining State Decisions to Violate Treati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7,No.4,2003,pp.801-827.

(29)周方银、王旭彤：《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第28页。划线处为笔者所加。

(30)Ji-Young Lee,"Hegemonic Authority and Domestic Legitimation:Japan and Korea under Chinese Hegemonic Order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Security Studies,Vol.5,No.2,2016,p.334.

(31)James D.Morrow,"Alliances and Asymmetry: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for Alliance",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5,No.4,1991,pp.904-933.

(32)Patricia A.Weitsman,Dangerous Alliances:Proponents of Peace,Weapons of War; Jeremy Pressman,Warring Friends:Alliance Restrai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

(33)David A.Lake,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

(34)邝云峰：《美国的朝贡体系》，载《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4期，第36～88页。

(35)周方银、王旭彤：《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第37页。

(36)曹玮、杨原：《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第52页；周方银、王旭彤：《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第26页。

(37)James D.Morrow,"Alliances,Credibility,and Peacetime Cost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38,No.2,1994,pp.270-297; James D.Fearon,"Signaling Foreign Policy.Interests: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1,No.1,1997,pp.68-90; Matthew Fuhrmann and Todd S.Sechser,"Signaling Alliance Commitments:Hand Tying and Sunk Costs in Extended Nuclear Deterrence",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58,No.4,2014,pp.919-935; Keren Yarhi-Milo,Alexander Lanoszka,and Zack Cooper,"To Arm or to Ally? The Patron's Dilemma and the Strategic Logic of Arms Transfers and Allianc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41,No.2,2016,pp.90-139.

(38)关于同盟的承诺作用，参见Alastair Smith,"Alliance Formation and War",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9,No.4,1995,pp.405-425; James D.Morrow,"The Strategic Setting of Choices:Signaling,Commitment,and Negoti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David A.Lake and Robert Powell,eds.,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p.77-114。

(39)Arthur A.Stein,Why Nations Cooperat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151.

(40)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12.

(41)《高丽史节要》卷2，光宗14年12月条。

(42)《宋史》卷487，外国传，高丽条。

(43)《高丽史》卷3，《世家》，成宗七年。

(44)《高丽史》卷3，《世家》，成宗九年。

(45)《高丽史》卷3，《世家》，成宗十一年。

(46)《高丽史》卷3，《世家》，成宗四年。

(47)同上。

(48)《高丽史》卷3，《世家》，成宗四年。

(49)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2页。

(50)Jing-shen Tao,Two Sons of Heaven:Studies in Sung-Liao Relations,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88,p.80.

(51)《宋史》卷487，《高丽传》。

(52)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3页。

(5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4，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

(54)《辽史》卷115，《列传》第45，二国外记一高丽、西夏。

(55)《高丽史》卷3，《世家》，成宗五年。

(56)《高丽史》卷94，《列传一徐熙传》。

(57)同上。

(58)《高丽史》卷3，《世家》，成宗十二年。

(59)蒋非非等：《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60)《高丽史》卷3，《世家》，成宗十三年。

(61)《宋史》卷487，《高丽传》。

(62)《辽史》卷88，《萧敌烈传》。

(63)李春虎等编著：《朝鲜通史》(第二卷)，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64)《高丽史》卷8，文宗十二年。

(6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9，庆历四年。

(66)蒋非非等：《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第178页。

(67)《高丽史》卷13，《世家》，睿宗九年。

(68)《高丽史》卷14，《世家》，睿宗十年。

(69)同上。

(70)同上。

(71)《宋史》卷487，《高丽传》。

(72)杨昭全、何彤梅：《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9页。

(73)蒋非非等：《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第177页。

(74)不少学者认为，宋丽之间恢复的朝贡关系只是一种文化和经济往来。参见魏志江：《论辽宋丽三国关系与东亚国际秩序》，载陈尚胜主编：《儒家文明与中韩传统关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7～78页。

(75)《高丽史》卷9，《世家》，文宗三年。

(76)“勤王”出自于《晋书·谢安传》：“夏禹勤王，手足胼胝。”

(77)《高丽史》卷15，《世家》，仁宗四年。

(78)蒋非非等：《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第193页。

(79)《高丽史》卷15，《世家》，仁宗四年。

(80)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2，《援朝鲜》。

(81)同上。

(82)《明神宗实录》卷250，万历二十年七月癸未。

(83)《光海君日记》卷127，“光海君十年闰四月乙亥”条。

(84)《朝鲜光海君日记》，十年闰四月癸酉，五月戊子。

(85)《朝鲜仁祖实录》卷1，“仁祖元年三月癸亥”条。

(86)《朝鲜仁祖实录》卷1，“仁祖元年三月甲辰、四月丁卯”条。

(87)《朝鲜仁祖实录》卷1，“仁祖元年四月辛酉”条。

(88)《明熹宗实录》卷42，天启三年十二月癸巳。

(89)《朝鲜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三月庚午”条。

(90)同上。

(91)《清太宗实录》卷2，天聪元年三月乙酉。

(92)杨昭全、何彤梅：《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3～584页。

(93)《朝鲜仁祖实录》卷32，“仁祖十四年二月乙卯”条。

(94)《清史稿》卷526，《朝鲜传》。

(95)周方银、王旭彤：《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第37～41页。

(96)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陆大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97)周方银、王旭彤：《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第42页。

(98)Kenneth N.Waltz,"The Stability of a Bipolar World",Daedalus,Vol.93,No.3,1964,pp.882-883.

(99)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chusetts: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79,p.168; 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100)James D.Morrow,"Alliances and Asymmetry: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for Alliance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5,No.4,1991,pp.906-907.

(101)Paul W.Schroeder,"Alliances,1815-1945:Weapons of Power and Tools of Management",in Klaus Knorr ed.,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76,p.241,quoted from Jeremy Pressman,Warring Friends:Alliance Restrai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p.7.

(102)Christopher Gelpi,"Alliances as Instruments of Intra-Allied Control",in Helga Haftendorn,Robert O.Keohane,and Celeste A.Wallander,eds.,Imperfect Unions: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07-139; Songying Fang,Jesse C.Johnson,and Brett Ashley Leeds,"To Concede or to Resist? The Restraining Effect of Military Allianc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8,No.4,2014,pp.775-809; Gene Gerzhoy,"Alliance Coercion and Nuclear Restraint:How the United States Thwarted West Germany's Nuclear Ambi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9,No,4,2015,pp.91-129.

(103)Patricia A.Weitsman,Dangerous Alliances:Proponents of Peace,Weapons of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Jeremy Pressman,Warring Friends:Alliance Restrai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

(104)Victor D.Cha,"Powerplay:Origins of the U.S.Alliance System in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4,No.3,2010,pp.158-196.

(105)Michael F.Altfeld,"The Decision to Ally:A Theory and Test",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Vol.37,No.4,1984,p.525.

(106)Randall L 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1,1994,pp.72-107.

(107)Michael N.Barnett and Jack S.Levy,"Domestic Sources of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The Case of Egypt,1962-1973",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5,No.3,1991,pp.369-395.

(108)James D.Morrow,"Alliances and Asymmetry: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for Alliances",pp.904-933.

(109)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大国权力竞争：行为原理与互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三章；Tongfi Kim,The Supply Side of Security:A Market Theory of Military Alliance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110)Evelyn Goh,"Hierarchy and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st Asian Security Ord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Vol.8,No.3,2008,pp.353-377; Evelyn Goh,"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3,2007/2008,pp.113-157.

(111)有学者指出，“两极”这个术语从一开始就是与“冷战”这个用于描述二战后国际政治重要特征的概念密切联系的。参见R.Harrison Wagner,"What Was B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nization,Vol.47,No.1,1993,p.79。

(112)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1.

(113)Richard Ned Lebow,A Cultur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Jonathan Kirshner,"The Tragedy of Offensive Realism: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8,No.1,2010,pp.53-75.

(114)实际上这正是1648年至今大多数国际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参见Richard Ned Lebow,Why Nations Fight:Past and Future Motives for Wa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Jonathan Renshon,Fighting for Status:Hierarchy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

(115)周方银、王旭彤：《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第42页。

(116)David A.Lake,"Legitimating Power: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U.S.International Hierarch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8,No.2,2013,pp.74-111.

(117)Alexander Cooley and Hendrik Spruyt,Contracting States:Sovereign Transf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12.

(118)这种安全保障包括了正面保障和负面保障两种可能的情况。前者是指“当你面临第三方威胁时我保证援助你”，后者则是指“我保证不再侵犯你”。辽国对高丽、后金对朝鲜所提供的主要是后一种安全保障。高丽和朝鲜之所以愿意接受辽和后金的结盟要求，核心原因是它们知道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本国的生存。

(119)在无政府状态下，小国单靠自己很难确保自身的安全，因此对小国来说，“外部安全保障”这个“商品”的可替代性低。而商品的低可替代性决定了对该商品的需求缺乏弹性。商品的需求弹性测量的是商品的需求量对价格变化(亦即供给变化)的敏感程度。需求越缺乏弹性，增加供给对提高需求的拉动作用就越不明显。参见罗宾·巴德、迈克尔·帕金：《微观经济学原理》，张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132页。

(120)这里的“负担”不仅仅是有形的物质上的成本(比如古代藩属国的“进贡”)，而且包括无形的成本，比如与A大国结盟后将面对来自B大国更多的政治军事压力。如果说有形的物质成本尚有可能有办法规避，那么这种无形的精神层面的成本则是“两面结盟”这种结盟形式所固有的，是无法规避的。后一种成本是小国同样不愿支付的。

(121)《再思考》认为，只要AB两国结盟不是针对C国，AC两国结盟也不是针对B国，那么A与BC两国同时结盟就能实现。这里可能低估了“两面结盟”给A国造成的成本，忽视了A国的意愿问题。参见周方银、王旭彤：《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第43页。

(122)Ji-Young Lee,"Hegemonic Authority and Domestic Legitimation:Japan and Korea under Chinese Hegemonic Order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p.337。需要指出的是，合法性需求当然不是小国寻求与大国结盟的充分条件。这里只是说，当与大国结盟能够带来合法性方面的收益时，小国维持这种(两面)结盟关系的动机会升高，改变这种关系的动机会下降。

(123)Donald Clark,"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s under the Ming",in Denis Twitchett and Frederick W.Mote,eds.,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8:The Ming Dynasty,1368-164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272-300; Ji-Young Lee,"Diplomatic Ritual as a Power Resource: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in Early Modern Chinese-Korean Relations",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Vol.13,No.2,2013,pp.309-336.

(124)《左传·鲁襄公二十七年》。

(125)刘丰：《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第6～25页；周方银：《东亚二元格局与地区秩序的未来》，载《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6期，第106～119页；江瑞平：《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走出东亚格局中的二元困境》，载《东南亚纵横》2014年第10期，第11～15页；张春：《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竞争及其出路——亚太地区二元格局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6期，第52～72页。

(126)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104-107.

(127)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9页；杨原、曹玮：《大国无战争、功能分异与两极体系下的大国共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30～33页；Judy Dempsey,"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The Return of a Bipolar World",November 12,2012,http://carnegieeurope.eu/strategiceurope/? fa=49969。

(128)周方银、王旭彤：《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第43页。

谢选骏指出：上面说了古代的案例，我来说说现代的案例——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两面结盟”的惯犯，他们都是“两面人”，一边和国民党结盟，一边努力搞垮国民党；一边抗日，一边通敌；一边颂扬美国，一边策划反美；一边勾结苏联，一边反对苏联……以此达到“大国共治”的目的。

【23、《国王的和平》：美国革命胜利后，大英帝国如何强化殖民体系】

李海默 2022-03-16 澎湃新闻

过往对于美国革命与建国史的研究中，一般对该事件对英国造成的冲击着墨不多，尤其是该事件是否有冲击到英国对其海外殖民秩序的构建模式，该事件之后英国对其海外殖民地的统治是更宽松还是更严苛，是有所收敛还是变本加厉，等等问题，似乎都不甚明了。

在此方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Lisa Ford教授新近所著《国王的和平：大英帝国框架下的法律与秩序》一书（The King's Peace： Law and Order in the British Empire，哈佛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新颖的视角。Ford教授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她的主要研究领域就是1763年后英帝国的帝国秩序框架。

Ford教授此书的核心论点即是，美国独立战争发生并取得胜利之后，英国其实不但加强了对各殖民地的统治，而且这种加强是打着扩充英国君王之权的旗号而进行的，这样的行动不仅损害了各殖民地人民的权利权益，而且为现代的“警察国家”（police state ）奠定下了基础。

按照此书的观点，从美国革命爆发之前的波士顿直到19世纪上半叶的加拿大、牙买加、印度和澳大利亚等诸英国海外殖民地，一个趋势是英帝国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范式的法律与秩序体系不断增强。这套体系虽然在表面上是以维系和平（keeping the peace）为其重点，但这套强制性的维和框架方案（coercive peacekeeping）实际上却充满了对殖民地人民权益的压制，而且这种所谓的“和平”实际上是以围绕英王之权而展开的“和平”。在帝国的中心（英伦本土）和边缘（各殖民地）生活的人民所享有的法律权益是不同的。

按照Ford教授的描述，在18到19世纪，英帝国框架下的各殖民地可谓风起云涌，风潮激荡，从北美到牙买加，从孟加拉到澳洲的新南威尔士，都发生了某种形式的危机。这是一个革命丛生的大时代。英王透过其在各殖民地设置安插的总督们，想尽全力维系英国作为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控制，具体方法则是通过一系列强制性手段来维持和平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殖民地人民所享有的各项权利自然也就有所下滑。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的数十年间，英国各海外殖民地纷纷被以一种更为强硬铁腕的手段来进行统治。这种更为铁腕专制的统治模式使得法治（ the rule of law）与武力统治（the rule of the sword）之间的界限不再清晰。

于是，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英国全体子民至少在理论意义上所享有的自由与公义的保障就被逐步地蚕食和破坏，而英属殖民地政治统治任务的核心也转移到不断地强加新秩序，要求殖民地人民衷心臣服上面来。在这个过程中，英式体系原有的许多宪政意义层面的原则都遭到了地位下调，并被要求从属于一个所谓的“最高准则”，亦即：如果有需要的话，殖民地的法律体系可以随时偏离于宗主国母国（亦即英伦）之法，依照其所需而自定其章程。在英属各殖民地，以英方派出机构的总督和行政部门为中心的权力体系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他们开始采用更多的恣意妄为的警察与军事暴力手段维系其所谓的稳定政治秩序。

在美国革命之后的数十年间，一大反常现象是，美洲殖民地的反叛者们所宣称要向英国宗主国索取的那些权利待遇，在其他的英属殖民地里通通变得完全无法实现，甚至是无法想象。英方基本取态就是变本加厉，更加强硬，在此过程中，虽然也有一些殖民地人民进行了反抗，但是效果并不大，总体而言，美国革命在大英帝国整体框架内导致的后果就是英王得以坐收其利。

此书无疑很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美国革命成功之后，英国对维系其帝国框架所做的努力和所采取的手段，Ford教授的国际史视角和对资料的娴熟处理令人印象深刻。此书给了笔者不小的启发。就拿英国政治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来说，在他生命最后十年里（他去世于1797年），最关心的就是两件大事，一是反对法国大革命，二是反对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的暴虐无道统治模式。就前者而言，柏克是希望维持英王既有权威和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对后者而言，柏克所抨击的现象与此书所指出的颇有若干相通相似之处。然而，柏克所未能料到的是，在他去世之后，他所忧虑的后一现象不但没有改善，反而似乎更趋恶化与严苛，而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正是英王。那些通过对英属殖民地苛政而累积到英王手中的权力，大概是柏克也不愿看到的。柏克所反对的，不但是法国大革命式的“弑君”行动，同样还有英王手中权力的过分扩充，这一点，从柏克早年对美洲殖民地人民政治诉求的同情（尽管他并不赞成美国从英帝国框架真正独立出去）上，便已颇见端倪。

这本书也可以和Ford教授早前的另一项研究联合起来看。Ford教授在2018年的研究里曾指出，“国际法”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于十九世纪末开始广受各方重视，而“国际法”的知识与制度源头其实正植根于十九世纪早期英帝国基于殖民主义而构建的帝国宪政秩序框架，以及英伦本土对大片殖民地的掌控格局。

如果要挑这本书美中不足的瑕疵之处，笔者认为可能还是各章均围绕在不同殖民地发生的微观历史故事而展开，但对于伦敦议会和英王层面的大的政策谋略规划描摹似稍嫌不足。另外，本书在政治思想史、法理学与法哲学层面的落笔也并不多，其实错过了一些可能很精彩的分析。

从广义上说，我们甚至可以将Ford教授的研究与1840年代中英间冲突联系起来。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及后来侵略中国进占香港，其实也是发生在Ford教授所描述的宏观历史格局之下，或许当时的英帝国殖民者仍在刻意寻求失去美国殖民地版图之后的某种“补偿”。

谢选骏指出：美国革命的成功，使得英国变本加厉地钳制自由，就像中国辛亥革命的胜利，使得列强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两者的路径和理据似乎不同，但是作为历史力学的范例，却呈现了类似的因果关系。

【24、美国论——认识英国的殖民体系】

2022-12-22 佳佳

大英殖民帝国是典型的等级制经济共同体。帝国各部分根据自己的条件各有分工，工业品由英国本土生产，北美负责提供烟草、鱼、木材、棉花等，西印度群岛种植甘蔗，印度则出产各种香料……各个殖民地不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不能与英国本土在工业上展开竞争。他们只是作为帝国整体的一部分，出产英国本土不能生产的原料，并成为英国本土工业品的销售市场。英国的工业制品源源不断的流向各殖民地，各殖民地的原材料和金银又源源不断的流入英国本土，为本土的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推动生产进一步扩张，使整个殖民帝国的经济运转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英国本土则处于这个架构的顶端，享受着最为丰厚的利益。

为了贯彻这一国策，英国颁布了一系列法案，其中最重要的是1651年通过的《航海条例》。这个条例规定：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只能通过英国或者殖民地建造并拥有的船只进行，其他船只不得介入；殖民地出产的原料只能销往英国本土或者帝国的其他殖民地，不得与帝国外的地区进行直接贸易；殖民地输入的工业品只能来自英国本土，或至少要从英国转口。为了抑制殖民地的工业发展，英国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案。如1732年颁布《帽子法案》，禁止将帽子从一个殖民地输往另一个殖民地；1750年通过《钢铁法案》，禁止在北美兴建可能与英国工业竞争的钢厂及炼钢高炉等。

在殖民地的统治方式上，相对于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国，英国显得非常“开明”。法国、葡萄牙、西班牙都喜欢“直接统治”，将殖民地在政治和经济上与宗主国结为一体，大力灌输宗主国的文化与生活方式，摒弃当地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并完全控制殖民地的财富。英国则喜欢“间接统治”的方式。允许殖民地保留原有的土邦国及部落、乡村等行政机构。或者允许殖民地建立自己的地方自治机构。同时英国还帮助殖民地发展经济，使殖民地在政治和经济上达到自立。英国虽然限制殖民地的工业发展，但与殖民地之间的物资往来大多通过贸易方式获取，不采取直接控制，也不是依靠暴力。英国的这种统治方法使自己与殖民地的冲突相对较小，也使殖民地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和致富机会，反而更加有利于长久保持对殖民地的控制和获利。这也是大英殖民帝国能够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

不过英国对殖民地的间接统治也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对已有主权实体的地区实施异族统治。这些地区由于带有侵略和反侵略的性质，所以统治的力度相对较强，一般都有大量驻军。印度是这些殖民地中的代表。英国对印度殖民地早期统治是通过东印度公司来执行的，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是印度殖民地的最高决策层，拥有军队、征税、铸币、立法、任命官职和设立法院等广泛的权力。董事会设在英国，而由其委任的殖民地总督和各省省督进行具体的行政管理。总督下面有总督参事会。虽然次级官员中有印度当地人，但最高决策和执行层中的职位都由英国人担任。印度变为英王直接管辖的殖民地后，印度事务大臣和其下的印度事务委员会代替公司董事会对印度进行统治，并将立法权下放到了新成立的立法会议。

与印度模式相对的，是北美模式，这也是我们最关心的殖民板块。北美殖民地是英国居民向没有主权实体的地区迁徙开拓出来的殖民地，各个殖民地最初都是英王创设的法人和经济政治实体。英国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初衷，在于发掘黄金，发展贸易，增加财富，以及安置国内过剩人口。而那些自愿移居北美的普通移民，则意图摆脱在母国的不如意境况，寻求更好的生存发展条件。

在法律上，北美殖民地是英王通过特许状授权的，由英国人定居、英国人统治的海外拓殖地，而不是英国人统治其他民族的被征服地。它和英国本土的地方政治单位是平行的政治实体，有近乎相同的法律地位。英国政府采用管理海外领地的方式对这些殖民地进行管理。尽可能完整地将英国本土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移植到北美。

英国政府按照自身的模式和功能来设计和建立各殖民地政府。北美殖民地总督是英王的代表，任职者通常由英国从本土选派。一些殖民地也有不少为本地人。参事会相当于母国的枢密院和议会贵族院, 民众选举的议会则与母国的议会平民院相对，参事会和议会共同掌握立法权，可以制定不违背英国法律的地方法令法规。其中议会下院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掌握了财政权和总督薪俸的拨款权，成为殖民地权力结构的核心。1763 年以前，英国一直没有在北美驻扎常备军。

殖民地定居的英裔居民身份是英国国民，他们和英国本土居民享有同样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在特许状中有明确的规定。甚至进入殖民地的非英裔移民，亦可通过适当的入籍程序而成为英国国民。殖民地居民对英国主权的承认与服从，并非出自武力威慑和暴力强制，而是基于国家认同和利益需要的一种自愿选择。北美居民自认是英国人，并且以此为荣。

鉴于英国的国策和北美殖民地的特殊地位，英国政府很少干预殖民地的内部事务，对于人口流动、政府援助及维护等方面的事情也很少关心。为此省去了英国本土对殖民地的开销和负担。这使英属美洲殖民地变成自我依靠、自我治理和自我维持的群体。它们具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对自己处理自己事务的能力充满信心。 以上因素再加上遥远的地理阻隔，缺乏足够的海上缉私能力，管理机构相互摩擦，官员素质低下和腐败以及总督有时不愿严格执行母国的旨意等因素，使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实际控制力非常薄弱。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北美殖民地在英国的殖民体系中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很大的自治权，殖民地民众享有国民身份和广泛的政治权利。除此之外，与英国社会的同源性为北美殖民地带来了高起点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科技水平以及大量劳动力和人才。帝国内部的全球贸易体系为北美殖民地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英国强大的海洋军事力量又为北美殖民地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护。这些，都使殖民地拥有了良好且宽松的发展环境。

但另一方面，尽管北美殖民地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仍然被限制发展可以和本土竞争的工业，贸易网也被限制在大英殖民帝国以内。各殖民地虽然有自己的议会和自治机构，但却没有整个帝国的政治代言人，同时还要受到英国本土委派的总督的管制。这就使北美殖民地面临一种相对宽松却又不够宽松，相对平等却又不够平等的微妙的外部环境。这就是北美殖民地的历史特殊性。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开启了文明世界的美洲探索之旅。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大殖民帝国都对美洲虎视眈眈。1494年，两国在教皇仲裁下签定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对西半球的殖民权进行了瓜分。根据这个仲裁结果，除南美洲东部外的几乎整个美洲都成为西班牙的殖民范围。西班牙人登上这片大陆，先后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现墨西哥地区）和印加帝国（现秘鲁地区）。在现拉丁美洲的西部建立起广大的殖民地。而另一个早期殖民大国葡萄牙则在南美洲东部（现巴西地区）建立了殖民地。按理说，这时其他国家已没有权利在美洲殖民。但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世界的主要目标是对金银的掠夺，所以暂未发现黄金的墨西哥以北美洲被选择性忽视了。这才给英国、法国、荷兰留下了殖民美洲的机会。

1496年，英国国王亨利七世颁布特许状，允许约翰·卡伯特去探索和发现被异教徒占领的土地，并宣布对其拥有主权。1497年，卡伯特到达北美，宣布北美领土是英王的财产。此后的近90年时间里，由于西班牙强大的海上势力，英国并没有条件向北美殖民。直到1585年，才由英国爵士沃尔特·雷利出资开始向北美殖民。雷利组织的前两批移民都因准备不足，未能在北美坚持下来。1587年，手握“土地授权书”的雷利再次组织了一支117人组成的队伍，由约翰·怀特率领前往罗亚诺克岛建立殖民地，并将该岛所在的地区命名为弗吉尼亚（意为“处女地”）以给终身未嫁的英王伊丽莎白一世。由于食物不足，首领怀特返回英国组织物资和增援队伍时，英、西之间爆发了殖民战争，他没能带着物资和人员及时返回罗亚诺克岛。1590年，他再次来到罗亚诺克岛时，这里已一无所有。该岛因此被称为“失落的殖民地”。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继位的詹姆斯一世与西班牙达成协议：英国停止让皇家海盗拦截西班牙宝船，换取西班牙不再进攻英国人在北美的定居地。至此英国在北美的殖民事业才真正拉开了序幕。

十七世纪的英国已进入现代市场经济时代。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工商联合产业滚动增长模式不断催生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精神。经济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不断发展，使社会面貌和人们的生活不断改善。以企业为经营主体，以市场为交易平台，以利润和增长为追求目标，成为全社会的经济共识。而这样一种经济基础的建立，使新大陆的定居者有了与欧亚大陆早期的拓荒者、殖民者完全不同的历史起点。也使任何前往新大陆的英国人都有着非常明确的经济目的。也就是说，在北美的殖民开拓不仅仅是一种获得定居地的生存冒险，更是一种有着明确盈利目标的市场化行为。

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对经济规则的遵守是市场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石。英国社会近现代的法治传统因此得到进一步加强，自觉守法的意识更加普遍，社会主体广泛形成了对法律规范和法治理念的认同，使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英国社会还形成了体系化的法律规范和专门化的法律机构，产生了较完善的诉讼和执法程序。很多英国人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漂流到北美大陆谋生，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拥有一份受到英国法律保护的经济契约与法律承诺。这也使殖民地一开始就倾向于建立一个规则社会，具有了很高的现代化起点。

由于英国本土土地面积狭小、利用率低，经过上百年的资本主义经营，特别是圈地运动很快就达到了它的发展极限。再加上西班牙葡萄牙从殖民地带回的大量黄金白银，在欧洲引发了价格革命（也就是通货膨胀），导致土地成本大幅上涨，农民获得土地越来越困难。这时，向海外殖民，开发海外领土便成为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选项。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丁美洲的成功殖民，特别是掠取到的大量金银，也成为英国人殖民北美的巨大驱动力。

1606年托马斯·史密斯等人筹资成立了伦敦弗吉尼亚股份公司，希望到北美去寻找黄金和白银。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向其授予特许状，特许伦敦弗吉尼亚公司在北纬34度—41度之间的弗吉尼亚土地上殖民。殖民地所有权归于英国国王，伦敦弗吉尼亚公司可以在殖民地开拓经营，但所获的收益要和国王按照黄金1/5，白银1/15的比例进行分成。为此，伦敦弗吉尼亚公司拥有殖民地内部事务的治理权；殖民地移民以及其后裔，拥有同英格兰本土臣民完全相同的自由权、豁免权和免税权以及对殖民地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殖民地的本质是完全市场化运作的股份公司，根据投入产出的预期进行经营获利，根据股份分享资本回报。

踌躇满志的弗吉尼亚公司于同年12月，载着第一批殖民者共计105人驶向广阔的大西洋，前往北美大陆。他们计划在2月抵达弗吉尼亚，但是人们对新大陆的了解实在太少，倒霉的天气和错误的航线使他们多耽搁了整整三个月。航行时间大幅增加导致补给不足，在旅程中，殖民者只能吃到很少的食物。再加上搭乘的船只狭小而拥挤，许多旅客生病，有的甚至在半路就病死，经过整整五个月的艰苦跋涉之后，人们终于到达弗吉尼亚的切萨皮克湾，在海岸和詹姆斯河围成的具有较好防御条件的半岛建立了英国在北美又一个殖民地——“詹姆斯敦”。可殖民者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悲惨命运才刚刚开始。

谢选骏指出：英国人通过游击队式的土匪行为，换取了西班牙允许他们殖民北美，和哥萨克东进西伯利亚、中国东北杀人放火、签约割地，可谓异曲同工。

【25、美国制度的起源与本质：从公司到国家】

范勇鹏 2020-11-18

摘要：关于美国制度的主流叙事是西方二战后价值观和社会科学话语的基石。它往往掩盖了美国制度诞生和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其一，美国代议制并非产生于自然法理论或英国制度的移植，而是产生于殖民地实践中的封建特权和公司股权，是一种“天下为私”的制度；其二，源自威尼斯的商业公司—国家制度，经尼德兰和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在美国宪法中发展成熟。公司—国家的性质决定了美国三权的结构和关系以及有限责任的政府特征。对美国制度之优劣及其发展演进的理解均离不开公司—国家的视角。

美国政治制度如何产生、起源何在及其性质如何，可以说是二战后西方政治学和意识形态最底层的问题之一。从政治学角度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提供了各种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体系、理论假定和价值导向。从意识形态角度看，从冷战一直到今天，世界上主要的政治争论和思潮基本上可以依据对美国制度的看法划分阵营。冷战结束以来，在“历史终结”的凯歌声中，基于美国制度解释的政治学基本范式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几乎垄断了全球文化领导权。

本文认为以往研究对美国制度起源和性质的主流解释仍然是片面的，往往服务于意识形态建构，忽视了美国制度的一些深层历史根源和演进脉络，遗漏或掩盖了许多重要方面。这不仅会阻碍对美国制度优劣的客观诊断，而且会产生虚假的制度价值观，制约人类对政治制度的理解力和想象力，使人类追求普遍秩序和正义的努力成为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美国制度主要产生于北美殖民地的政治实践，同时受到英国宪制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不是简单的制度移植或任何自然法观念的启发，而是以另外两种方式：其一，与英国代议制的产生逻辑相近，原始自由、封建特权、资本主义和国家集权等因素在北美殖民地的共同作用，产生了美国代议制；其二，起源于威尼斯、尼德兰，到英国光荣革命发展成熟的“公司—国家”治理模式，在北美得到更充分的发展。美国《宪法》以成文契约的形式，在代议制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建立了美国的宪政制度。该初始框架决定了美国制度的优势、弊端和发展轨迹。

一、代议制

谈论美国政治显然要从代议制说起，代议制是北美最早开始发展的一种制度。

（一）英国代议制的起源

一般认为美国代议制源于或精神上仿效于英国代议制。很多人认为代议制始于1215年的《大宪章》，是在反抗君主专制过程中产生的。这种说法存在一个基本的史实问题，即代议制产生之际尚不存在君主专制。基佐说得很清楚：“自由是古老的，专制是近代之事。”君主专制在西方历史上是一个纯粹的现代现象，而自由的起源则古老得多。哈耶克倒是说得比较明白：英国比大陆国家保留了更多的中世纪盛行的法律至上思想，才得以开创现代自由制度，这种思想在大陆被君主专制摧毁。他这一说法触及了自由制度的中世纪渊源。自由制度，或曰代议制，主要是封建制的产物。英国的自由制度没有被摧毁，恰恰是由于其封建制度在向中央集权演进的过程中，王权的专制努力失败的结果。

但代议制的起源绝不仅仅是封建制，日耳曼部落制度、罗马帝国及其城市制度、商业城市和城市共和国以及教会和教区制度，都与封建制度交织在一起，经过复杂的化合反应才产生了现代代议制的萌芽。这个过程始于罗马帝国的衰落和日耳曼蛮族的入侵。日耳曼蛮族带来了原来的部落组织和原始的自由制度。在罗马土地上定居之后，日耳曼人逐渐发生阶级分化，产生了大小贵族，制约着国王的权力。7世纪起，力量的天平开始向贵族一方倾斜，进入了分裂的封建时期。贵族的自由在这个阶段得到提升，原来的普通部落成员丧失自由，陷入奴役和依附状态。

13世纪起，王权开始扩张，新兴城市和商业阶层开始兴起，下层的抵抗也开始出现，贵族阶层受到夹攻。代议制在这个时期开始发展。经过300年，到16世纪之后，法国走向君主专制，德国变成邦联、支离破碎，波兰成为贵族宪政、几致亡国，英国代议制发展起来，与欧洲大陆形成鲜明对照。

英国现代国家的基础也是蛮族国家。5世纪撒克逊人征服，中经丹麦人短暂征服，忏悔者爱德华恢复统治。1066年诺曼人征服，打断了封建因素在英国的独立发展，引进了大陆成熟的封建制度，让英国与欧洲的封建制度发展形成了大体相同的频率。

由这段历史，我们能看到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的一个不同之处：英国是经历多次蛮族入侵，主要是撒克逊人和诺曼人两次。虽然二者都是蛮族，却殊为不同，前者是以野蛮状态到来，后者却是以较为成熟的封建民族到来。所以在英国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时代冲突：野蛮的自由制度和中古的封建制度的冲突。用基佐的话讲，英国制度有两种成分，一是诺曼人带来的人身依附和相互责任关系。二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残余的平等联结的原始制度。

盎格鲁—撒克逊人与诺曼征服者之间的关系是理解英国自由制度的一个重要角度。首先，不同于软弱的罗马居民，被征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本身也是蛮族，尚余血性，激烈抵抗。在地方制度层面，诺曼人从未能彻底征服，英国始终存在着两种地方制度体系。

其次，他们的反抗也令诺曼人内部团结，故诺曼王朝中央集权水平高于欧洲大陆。欧洲大陆著名的格言“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在英国就不适用。

再次，两者都已是基督教徒，因而撒克逊教士得以加入拥有地产的贵族阶层，是故英国的政治权力一直处在宗教权力之上。

总之，王权在英国地位较高，未出现欧洲大陆那种典型的封建制，同时部落自由制度也未被消灭，不会出现王权的专制，最后宗教未能形成独立的力量。这些极其特殊的条件，奠定了英国代议制产生的基础。

当然，一些偶然性因素也对王权和贵族关系演变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例如，连续有多位君主得位不正或品行不端，削弱了王权的尊荣和力量：威廉二世、亨利一世、斯蒂芬三个篡位者以及那位签订了《大宪章》的约翰，都是被迫向贵族让步以获得他们的承认。

13世纪初，国王直系臣属都有出席国民议会的权利，但因路途遥远，小贵族很少行使该权利，所以议会几乎完全由大贵族组成。“路途遥远”这一因素值得格外关注，实际从古典共和向现代代议制的发展，国家规模和物理距离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只是常常被忽视。但小贵族未放弃政治活动，他们在地方发挥作用。大贵族为了拉拢他们，在《大宪章》中规定每个郡选举12个骑士，小贵族重回中央政治生活。

1258年，在牛津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使用议会这一名称的集会，大贵族取得完全优势。但是月满则亏，大贵族忽视了小贵族的利益，导致小贵族与国王联合。因而，这一时期下层贵族成了第三股势力，在国王和贵族的斗争中起到砝码作用。小贵族与其他自由业主联合起来，促进了中产阶级的产生，郡法院成了中产阶级的聚会点。同一时期，城镇与自治市代表也被议会接纳，增强了中产阶级权重。在这个背景下，英国形成了上下两院的雏形，14世纪中期之后，两院遂成定型。

在这个过程中，大小贵族都是为了私人利益，“其中没有政治制度进步和国民自由胜利的迹象。此后，贵族政府甚至比国王政府更专制和暴虐”。代议制绝非某种抽象的自由原则或自然法精神的产物，也绝非一张废纸般的《大宪章》可以决定。它的历史基础包括日耳曼原始自由制度，诺曼征服造成的历史巧合，英国远离大陆的地理位置，以及最重要的，国王、大贵族、小贵族与中产阶级间的角力互动。

（二）美国代议制的起源

美国代议制的雏形萌生于殖民地时期。首先，殖民者抵达新大陆时，面临的境况与其盎格鲁—撒克逊祖先有相似之处，几乎回到原始状态，为了生存和安全不得不结成群体。此时他们受到原始自由原则的影响。其次，与他们的诺曼祖先相似，他们已经不是原始蛮族，而是携带着家乡的文化、组织和制度，并非真的处于自然状态。在新英格兰地区不少移民是从英国以完整的村庄建制迁移而来，英国的封建制度和地方制度被移植到北美。再次，他们又不同于诺曼人，不是封建制度下的骑士和农奴。他们有的是组建了股份公司，以股东的身份前来，殖民不过是运用其资本和行政管理才能的一种方式。还有至少一半的人是以契约劳工身份而来，有望变成自由劳动力。他们身体承受着原始的劳动条件和封建人身依附，头脑中却已经有了现代雇佣观念。最后，他们大多不是完全自由的移民，而是英帝国延伸的触角。殖民地始终是英帝国的分支，具有英帝国地方制度的性质，其法理基础是国王的特许状。

这样一群移民，同时受到“无主土地”征服者的原始自由、欧洲封建等级和依附关系、英国中央集权的王室和议会权威、新生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形态以及资本主义的劳动雇佣关系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原始、中世纪和现代三个时代的历史要素叠加着塞进北美殖民地短短二百年的历史之中，发生了奇特的化学反应，造成了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罕见的对照实验，产生了各种殖民地制度形式。

1. 公司殖民地。最初的永久殖民地都是由商业公司创立。通常由民间投资人组成股份投资公司，然后从王室获得特许状或宪章。如伦敦公司创建的弗吉尼亚殖民地和马萨诸塞海湾公司建立的普利茅斯殖民地。

弗吉尼亚依据公司的特许状建立了管理制度：13人组成的董事会担任管理机构，日常事务由总督负责。公司投资人的经济权力演变成一种政治权力。1619年后，弗吉尼亚政府中出现了三个代表不同利益的部分：总督、参事会和殖民者议会。王希认为这是一种“合治政府”（shared rule），最后推广到北美，成为一种普遍模式。这个观察不完全准确，虽然后来北美各殖民地制度发展在形式上趋同，但是不同殖民地制度形成的机制和逻辑是不一样的。

马萨诸塞殖民的情况类似。但托克维尔注意到，新英格兰的乡镇早期并没有采用代议制，而是公民直接议事。后来人口增加城镇增多，公司会议不便在一个地点举行，才采用了以村庄为基础的代议制。托克维尔观察到的正是从原始自由制度向代议制的转变过程。人们一般不大在意原始民主或自由制度与代议制的区别。英国自盎格鲁—撒克逊征服之后即有各种代表会议，诺曼征服之后同样存在。但是出席会议者均是作为个人而非任何其他人的代表，因为当时还完全没有“代表权”的概念。《大宪章》签订之前的1214年的一次会议上，才第一次出现了代表权。有代表参加的会议不一定是代议制，只有通过选举或其他委托程序给出席议会者授予了代表权，才能算得上是代议制。

公司殖民地不仅是最早最成功的，而且对美国后来的制度发展影响巨大，“每一种日后在美国州政府中能够看到的重要职能，都出现在这些传播英国文明的特许设立的公司之中”。但是公司殖民地流行的毕竟是17—18世纪的公司治理模式，还没来得及剪断封建脐带。公司殖民地和业主殖民地一样存在着浓厚的封建关系和贵族风气。布尔斯廷也认为不能在新英格兰自治制度中去寻找“现代美国民主”的种子，而应该从“弗吉尼亚的烟草贵族制”中去寻找。“弗吉尼亚共和主义的贵族特征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杰斐逊和华盛顿一类弗吉尼亚人比出身于北美其他地区的许多有见识的同代人更相信代议制政体。”代议制本身就是贵族们最熟悉和喜爱的制度。

2. 业主殖民地。马里兰、卡罗来纳、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属此类。所谓业主，就是对殖民地享有财产权者。这是封建制度下的一种私权实体。业主殖民就像是国中之国，制度上也是英国的翻版，最初都采取贵族封建制和代议制。宾夕法尼亚略为特殊，其业主佩恩是贵格教徒，具有较强的民主观念。业主殖民地虽然在性质上是封建领地，但正如弗格森所说，任何试图将欧洲式等级森严的贵族政府植入北美的举措都失败了。原因是英国本身的封建制度不发达，且对于大洋彼岸的殖民地鞭长莫及，所以出现了一种松弛的封建制度形态。

3. 自治殖民地。也被称作契约殖民地，是殖民者以自发的形式组成，或从公司殖民地分裂出来、基于自由民之间的契约而形成的殖民地。此类殖民地数量少、规模小，且在美国建国历史上重要性较低，但却是通俗史观最乐于讲述和称颂的，因为它们符合人们的宪政想象，契合了后来的自由主义价值观。

自治殖民地大多数并不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仅仅是公民之间基于契约精神而组成的。相反，对契约一词要从宗教和商业的双重角度才能够准确理解。例如最为著名的1620年《五月花号公约》就是一个宗教契约和商业契约的混合体，并且在更大程度上应该归属于公司契约的一类。五月花号移民因缺乏资金，与伦敦商人成立了移民和投资者联合掌管的股份公司。船上的35名清教徒之间的确存在有宗教的纽带，但他们与公司之间、他们与其他近三分之二移民之间，完全是一种商业关系。还有一个原因是清教怕因为人数少而受到多数的危害，因而契约还带有群体间和平条约的性质。自治殖民地也多采取了代议的形式。

4. 两种议会雏形。这三类殖民地都产生了议会的雏形，包括两种形态，一是参事会，通常是在殖民地建立时就出现了，最早是作为总督的助理机构而设。二是代表议会。代表议会最初的产生大抵是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殖民地范围扩大，使自由民的广场式直接参政不再可行。在自治殖民地如普利茅斯、罗得岛、康涅狄格等，代表议会就是早期市镇大会在规模人口增加后演变而来。二是殖民地社会矛盾复杂而产生了利益斗争。马萨诸塞和纽约都是殖民者斗争的产物。经过斗争，代表议会先后获得了与参事会一样的立法权。“两会”原来多在一起开会。1642年在马萨诸塞和1663年在弗吉尼亚开始分两院开会。

三类殖民地在政府形式上的确比较近似，所以自来研究者们都倾向于将它们视为同类，认为它们具有“体制上的同一性”，或认为它们都有着类似的民主因素。这些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也都有形式主义认知的不足，没有看到类似形式背后的不同机制。

自治殖民地的建立者虽然不同于蛮族部落，但是他们面临的生存境况是很相似的。抛开宗教因素不论的话，殖民者的行事逻辑中含有日耳曼原始自由原则。业主殖民地则是在封建特权之下产生的，法理基础是一种封建私权。公司殖民地的制度主要就是近代公司治理制度。因此，我们不可否认三类殖民地的共性，且它们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也会产生趋同效应。但是也不可因其共性而完全忽视其法理基础的不同。虽然不那么泾渭分明，这三类殖民地在一定程度上分别代表了原始自由、封建制和现代资本主义三个时代的制度基因在英国王权和帝国体制之下的发展。

5. 集权努力：王室殖民地。殖民地并非总是能够获得成功。人们喜欢谈论北美人民如何开创了自治的先例，但是实际上那些自治神话只讲开头，不讲结局。1624年弗吉尼亚公司破产，成为国王私产，这是第一个王室殖民地。随后陆续有殖民变成王室所有。

1688年光荣革命中，中央集权努力一度废弛。弗格森认为光荣革命事实上鼓励殖民地将自己的议会看作与英国议会平等。殖民地议会权力在光荣革命后确有增强，而且愈益代表殖民地利益而与英国议会分庭抗礼。但是光荣革命后威廉和玛丽入主英国，加强对殖民地的中央集权式管理。到美国革命爆发时，只有3个业主殖民地和2个自治殖民地还保留着其宪章。其他8个都变成王室殖民地。

对这段历史可做两方面的解读。从英国方面，这是国家从封建制度彻底转向现代资本主义统一国家的努力。美国独立和立宪，逻辑上是要完成同样的努力，只不过砍去了英国的主权脑袋。后来美国制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都与这个脑袋的缺位有关。

从殖民地角度来看，王室殖民地的出现恰恰表明了自治努力的失败。奇怪的倒是迄今为止人们仍然会相信那个凭着自由、契约和宗教良心就可以实现完美自治的神话。新泽西、卡罗来纳等殖民地内部冲突尖锐到无法维持，它们被纳入王室统治说明客观上需要一个统一的权威。各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和竞争，也必然会要求一个王权的出现。只是这个王权最后以宪法而非国王的形式降临。

综上所述，关于美国制度的两种常见叙事中，自然法叙事更多是一种虚构，英国制度移植论则忽视了北美殖民地的特殊逻辑。正如库利法官所说，美国制度是美国人自己的发明，只是“受英国宪法的启示”而已。殖民地代议制的权力来源主要是封建特权和公司股权。在新英格兰地区还混合了新教教会的教权，但后来逐渐弱化。封建特权和公司股权均是财产权的权力形式，是私权而非公权。代议制的功能就是将财产权转化成政治权力，从源头上就是一种“天下为私”的制度。不同于英国因国王、大贵族和小贵族的“三体”博弈而形成的对王权的分权和中央的集权两个过程的互动，北美殖民地的代议制源于地方性制度，自下而上地发生，是一个集权而非分权的过程。因而所谓“权力分立与制衡”说只反映了一个历史截面，放在动态历史中是站不住的。

二、公司—国家

美国的新制度以共和为名，在诸多方面与英国议会制迥异。在古代希腊和罗马人那里，共和一词意指不同政体形式或政治元素的混合，通常是国家中不同阶级力量均衡的产物。毕竟古代过于遥远，且美国之资本主义共和与古典共和也只是在形式上有相近之处而已，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与其说是制度上的，不如说主要是精神和意识形态上的。要探索美国共和制度，还是要回溯至近代社会诞生的前夜，到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城邦中寻找蛛丝马迹。

（一）威尼斯

罗马人是城市民族。到帝国时期，城市制度已经发展为帝国行政制度的基础。罗马城市的特点是：国家政治生活在罗马，地方政治生活在城市。这与北美殖民地政治模式比较相似，区别在于罗马一些城市市民可以参加罗马城的投票，北美殖民者无法参加英国的政治生活。5世纪罗马帝国崩溃后，城市制度留了下来，成了蛮族入侵的乱世之中残余的罗马法律、秩序和宗教的孤岛，在漫长中世纪保存着共和基因，并将之与新生资本主义嫁接，产生了商业城市共和国。

自11世纪到12世纪初，意大利地区的城市普遍发生了“公社革命”（Communal Revolution）。一些城市从教皇或皇帝那里得到了自治特权，采用共和制度，以市民大会式的形式来选举政府官员。此过程中有一个问题较少受到关注：它们的主权是如何完成转化的。那个时代欧洲人还没有现代主权概念，但最高权威所在却是政治生活中的要命问题。随着帝国主权的隐退，商人阶级成了政治中最活跃的力量。他们绝不情愿将最高权力交给任何国王或贵族。他们是作为一个阶级在统治，所以也不愿意将主权长久置于任何个人或群体手中。于是他们发明出共有的集体主权，以股份公司的形式解决统治问题。这就是所谓公社或共和国的本质所在。

威尼斯是其典型。新兴商业资本家通过联姻等方式与老贵族融合，形成了占人口约4%—5%的贵族阶级，有参政资格者约占人口1.7%。这个贵族群体建立的是“一个商人共和国”，“它的政府即是一个股份公司。它的统领就是它的总经理。而参议院，就是它的董事会。它的人口，就是它的股份持有人”。这里所讲的人口，只包括《黄金名单》中那极少数“股东”。在这样的国家中，“民法即为商法，商船队也与海军不可分离，所以政府即等于一个大公司”。威尼斯的整个内外政策可以理解为一个庞大的生产和贸易合作社，“威尼斯的事务就是商业”。20世纪初，美国总统柯立芝说过同样的格言：“美国的主要事务就是商业”，堪与此呼应。

威尼斯政治制度的特点是，贵族集体讨论代替了大公的个人权威，政府权力和职能分散到各个专门机构和委员会。统治成员被限定在封闭的商业贵族为主的阶级中。由于任何家族都不希望别的家族垄断政权，故统治阶层内部采取抽签这种十分“民主”的方式来分配权力。决策上采取了分权和制衡的设计，用各种委员会来分散政权，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制度和程序。

威尼斯创造了种制度基因，即商人阶层控制国家、以有限责任和股份制方式组成政府、国家以追求商业利益为明确目标。尼德兰、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和美国都继承了这一基因。有学者认为从15世纪的佛罗伦萨、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以及18世纪的美国，其政体设计中都有威尼斯式贵族分权制衡的影子。美国学者波考克也谈及威尼斯对美国现代共和主义的影响。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现代国家中多多少少都有威尼斯式的制度基因。

（二）尼德兰

尼德兰在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过程中得到独立，并且成了“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在史学界，这场独立运动被称为“尼德兰革命”。马克思对这场革命的评价非常高，他认为尼德兰革命是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原型”。

独立战争中，尼德兰贵族阶级受到沉重打击，城镇资产阶级抬头。贵族们也习惯于住在海牙或他们自己的乡村地产上，与城市商人阶级井水不犯河水。这给了城市市民自由的生长空间。在这个商业狂热和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的共和国中，金钱和政治权力前所未有地结合起来，“荷兰共和国的地方权力机构愿意倾听企业家和商人们提出的意见”。商业和金融阶级用财富把持官职，又利用政治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与在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中一样，形成了财富和权力的“闭环”。“荷兰的霍布斯主义者预设了一种社会，在其中商业利益和超经济权力、政治地位与特权不可分离……实现政治稳定与和谐的最好方式是财富与公职对接的共和政府。”

1581年，尼德兰北方各省成立了联省共和国，其政治体系是建立在两个相互矛盾的原则基础之上的。1579年的《乌德勒支条约》规定各省组成联邦，一方面声明存在统一的政府，另一方面每个省和城市都仍然保留其权力、特权和习惯。因而，虽然存在着法理意义上的共和国主权，但是与意大利类似，尼德兰城邦之上并不存在更高的权威。地方统治者主要成员多是因商业成功而致富的城市精英。

因而，共和国实际存在着双层权力结构，真正有意义的政治生活只在下层，在自治城市。以阿姆斯特丹为例，该城有36名终身委员组成的城市委员会，还有一名治安官，9名地方法官以及4名市长。阿姆斯特丹有一点不同于尼德兰其他城市，即它的市长独立于城市委员会，由前市长和前法官们任命，这些前官员在政治中有很大的影响力。阿姆斯特丹全城有一个319人组成的权力集团。在该城，“财富、地位和权力不同寻常地重叠在一起”。

（三）英国

前文回顾了英国代议制的起源，但资本主义的发展才带来了代议制的真正进展，议会制度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达到高峰。与威尼斯和尼德兰相比，英国显然具有更多的“领地国家”性质，因而受到相互牵制的多重国家理由的驱动。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清楚看到追求商业利益在近代英国国家功能中的首要地位。英国“光荣革命”因其未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而受人称赞，似是英伦保守渐进政治风格之明证。但细究起来，却能发现此革命之所以能够温和进行，乃是由于它本来就没有那么“革命”。多数研究没有注意到，光荣革命其实就是英荷两国商人和新兴资产阶级联合进行的一项冒险事业，其目的就是通过将尼德兰的制度要素引入英国，以近乎公司合并的方式把英国改造成一个更适合于商业和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天堂。革命使商业和金融巨头获得了出席议会的权力，商人资本与地主贵族在政治上实现了联合。

从尼德兰人的方面来看，在那个重商主义时代，尼德兰共和国的大量金融资源没有用来提高生产率，而是用来以军事手段获得超经济的贸易优势。因为受到了法国重商主义挑战，所以它需要与英国联合打败法国。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人坐上英国的王位，用自己的资源支持威廉竞标英格兰王位。光荣革命“是一次确凿无疑追求私人利润的商业投资，不仅得到国库还得到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的资金支持”。

从英国人方面看，新兴资产阶级饱经王室政治动荡以及宗教等因素的恼人干扰，无法专心致志地发财致富，也需要改革制度。17世纪的尼德兰是金融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王室的战争和工业革命的启动都离不开尼德兰的资金。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大部分资本来自荷兰人。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北美移民，也都离不开尼德兰资本。两国命运紧紧交织。在制度上，尼德兰一直是英国资产阶级羡慕的榜样，例如克伦威尔曾表示希望尼德兰的政治体系能移植于英国。弗格森认为，光荣革命就是伦敦商人支持的贵族寡头集团的一次政变，带有英荷联盟的意味。

革命之后，英国逐步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王权削弱，议会地位增强，商人阶级获得了国家权力。议会的殖民和外交事务都受到重商主义的支配。但是，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国王并未变成威尼斯大公，他仍拥有强大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当然国王只能在议会限制的范围内行使这些权力。

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混合式宪政，其实质就是贵族寡头统治，一直到19世纪中叶，上院贵族长期控制着英国的行政、立法等权力。上院贵族主要由乡绅、大地产所有者构成，主要还是土地贵族的代表，但他们已经主要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地产了，是资本主义化的贵族。马克思在《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中指出，19世纪中叶前的英国制度是最适合于大土地所有制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人都是大土地所有者。

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上升，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开启了改革时期，维多利亚时期确立了虚君制和议会至上原则，形成了责任内阁制。两党制度形成，政党也成了全国性的政治组织。1832年之后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议会改革，加速了上院贵族力量衰落，地产改革、遗产税和累进所得税，以及《谷物法》废除后国外粮食大量涌入造成的小麦价格下降，这些因素都使贵族阶级雪上加霜。19世纪50—70年代文官制度建立，也削弱了贵族力量。19世纪目睹了内阁和首相权力的扩张，上院衰落，下院掌握领导权，奠定了英国宪制的基本架构。

至此，英国成功地在最大限度上将一个“王朝国家”“领土国家”改造成一个公司—国家。新兴资产阶级所控制的议会成了国家的董事会，决定一切重大事务。国王在议会之中，扮演着古老而威严的主权和尊荣，其功能就是欺骗民众，用象征性统治者掩盖真正的统治者——不必对人民解释“在位”（reign）和“统治”（govern）之间的差别。政府（内阁）成了一个经理，忠诚地执行国家拥有者的意志。

（四）威尼斯、尼德兰和英国之比较

威尼斯共和国、尼德兰共和国中的城市政府和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形成的立宪君主国，三者各具特色，迥异之处甚多，看似难以横加比较。但是，其制度演变背后的机理却大有值得对比之处。

商人资本和金融资本共同的梦想就是令金钱等同于权力，公司等同于国家。正如布罗代尔所说，资本的成功就是由于它与国家融为一体，资本即等于国家。所谓共和制度就是让各类财产在政府中按比例拥有发言权。对内，资本主义发展需要法治，没有法律所确保的可预期前景，没有对产权的保护，资本家们就不敢对未来投资；对外，资本需要国家力量来保护贸易路线、担保债务和国际条约。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权钱合一的性质，原本应该是现代世界最基本的常识，却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不断涂抹下被人们忘却了。“当资本全球化的拥护者们叫喊着反对大政府时，他们不仅虚伪而且忘恩负义。倘若资本没有控制过大政府并使之为其专门的利益效力数世纪，它会怎样呢？”

三个国家都比较成功地实现了这个梦想。但在两个方面它们有所不同：首先，它们处在从前资本主义商业向工商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不同阶段，因而其公司—国家的纯粹程度不同。埃伦·伍德十分强调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商业的区分。她认为在英国之前的商业帝国如威尼斯和尼德兰，城市商业阶层对商业机会不足的反应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成本-收益比，而是借助于超经济强制对生产者进行更残酷的压榨。如果有更好的盈利机会，他们也不惜脱离商业活动。她称之为“城市商业封建主义”。面对欧洲市场衰落，英国的措施则是投资于技术革新以降低成本，不会像荷兰那样撤出投资，转向非资本主义商业形式。

其次，一个较少受到注意的问题就是国家主权所在和政府权力的配置问题。主权的不足是封建时代的普遍现象。对城市来讲，在罗马时期的市政制度中，本就没有最高权威的位置。在封建末期，主权落到了全体市民手中。商人阶级成为共和国统治者后，俘获了这一制度，将国家改造成了一个股份制公司。董事会掌握着国家的所有权力，行政官被降到仅仅是一个执行官的地位，即使是执行权，也不全在执行官的手中，而是通过各种委员会来进行分权。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制度设计基本逻辑差别不大，只是在细节上有所区别。英国与威尼斯和尼德兰所不同者，在于由于英国原有古老而尊荣的传统主权，故在制度转变过程中保持了集中的行政权。光荣革命后，国王最初仍然控制着行政权，后来通过内阁制发展、三次议会改革以及文官制度建立，逐渐形成了议行合一的内阁制。

总之，比起威尼斯和尼德兰，英国的资本主义更加发达，但是其公司—国家的发展水平却不够纯粹。资本与国家全面一体化的纯粹的公司—国家的样板，要等待新生的美国来创建。

（五）法人

在地中海文明中，特别是在欧洲，政治实体、宗教实体和经济实体往往是同源的，具有相同的性质，并且是在相互影响塑造中共同演进。直到今天，在现代国家已经获得比较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西方人仍然习惯于以经济实体来看待政治实体。例如美国学者就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将公司法看成是新经济国家的潜在宪法。”西方所主导的国际制度也大多是以经济实体的方式建立。这种观念与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大相径庭。中国人观念中的“公”与“私”，放在西方社会中很难找到对应的概念；西方文化中的财产与权利、财产与自由、特权与权利、宗教与权利等，往往是同源共生的，也不易为中国人理解。

欧洲人在现代之前未发展出中国秦汉以降的公共性国家制度，即使是辉煌的罗马帝国，实际上也是城邦政治为核心的帝国体系。如同钱穆所说，罗马“如于一室中悬巨灯”，碎其巨灯，全室即暗。到中世纪，蛮族入侵带来的全面封建化使政治体制完全私有化，财产、人身等级和政治权力逐渐等同，各种团体之私权性质充分发展。

随着11世纪的罗马法复兴，欧洲人将国家、自治城市、宗教团体和行业团体都视为社团。所有社团必须通过获得特许状的明确授权才能成立。基督教会自称为基督的身体，“这种具有人格的身体的观念，与罗马法中萌芽的法人观念结合，在法律上导致了新的明确的法人概念”。15世纪末，随着都铎王朝的王权强化，法人观念向英国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组织渗透。霍布斯把法人观念和国家观念结合起来，把国家视为一个人格，承当这一人格者就是主权者。国家成为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法人。主权者未必是一个人，可以是全体或一部分人组成的会议。法人的创设，必须经国王的同意。

英国法学家梅特兰指出，法人像国家一样，是由人组成的有组织的持续性团体，尽管组成国家和组成公司的方法可能不相同，然其中一者的组织方式对另一者的组织方式产生了持续性影响。英国与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接受了罗马的“人格拟制学说”（doctrine of persona ficta）。欧洲其他国家都相信团体的持续性生命取决于国家的认可，但英国的独特性在于发展出了另一种观念——非法人团体（unincorporated body），同时，英国公法和教会法中还存在一种独体法人观念。于是，在英国出现了“不是法人的持续性团体和不是团体的法人”。

这些法人观念不仅可以用来理解王权，也可以解释王权与殖民地的关系：殖民地是英国王室的所有之物，并且作为财产开始了它们自己的生命。这产生了一种在中国人看起来甚为奇怪的现象：在一种政治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一方是一个私人实体，并受私法规制，另一方则是一种财产。其实相比起今天的中国人，也许周代的古人会更容易理解。梅特兰认为殖民地可以用集合法人身份去为自己创设一种既是法人团体又是政治团体的身份。事实上美国独立之后，州仍具有法人的许多基本特征，能够订立合同及遭受损失，或以法人名义提起诉讼。因而，理解美国建国时的主权问题和制度设计，是离不开当时的法人观念的。

法人观念在经济制度中的演进也影响到美国。法人和公司在英语中是一个词（corporation）。英国法人观念除了受教会法的影响之外，在商业活动和国际竞争中受到意大利和尼德兰公司制度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现代公司制度萌生于威尼斯。海上贸易需要大规模高风险投资，威尼斯人发明了集体投资、风险分担的公司形式，包括著名的“康孟达”（Commenda）和“海上合伙”（societas maris）等契约方式。贸易公司在尼德兰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最早的永久性股份公司就是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公司还实施了股东有限责任的原则。公司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人员构成。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选出60名董事组成董事会，负责经营决策，另选17名经理组成执行机构。格劳秀斯的国际法理论，就对贸易公司发动战争、占领领土和建立政府进行了合法性论证。尼德兰贸易公司的成功运作激发了英国人，不仅促进了英国公司制度，也影响了英国政治制度。英国和尼德兰的东印度公司都出现了公司与国家的同构现象。作为英国的法人或贸易公司，北美的殖民地的公司和国家同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美国制度的公司性质在《宪法》建立的制度中得到全面展现。

三、美国宪法制度

（一）宪法

美国《宪法》序言的措辞和结构类似一份商业合同，特别是为成立一家公司而签订的契约。序言中提出的六项立宪理由都与商业有直接关系。美国学者克罗斯基论证了宪法应被当作一个契约去阅读。立宪近半个世纪之后，南方政治家卡尔·霍恩在1833年向参议院演说中仍在声称：“宪法是一项契约。”正如埃德蒙·柏克曾嘲笑所谓社会契约不过是做生意的契约，有如“买卖咖啡与胡椒、印花布和烟草”，所谓《宪法》契约也不过为了做生意而组成一间有限责任公司的商业契约。当时的反对者应该最清楚《宪法》的商业性质，所以不少反联邦党人在批准过程中熟练地从商业角度论证其反宪法观点，在他们看来宪法过于偏离公司结构而倾向于建立一个国家了，是那些“国家主义者”盗用了“联邦党人”的名称。

1. 立法权

在第一条中，宪法规定立法权归国会。此条特别强调了“本宪法授予的全部立法权”归国会。也就是说，宪法中规定不是全部的立法权。因为这是各州主权对联邦的转让，故宪法未列举的立法权仍归各州。后来的第十条修正案重申强调了这一点。本质上就是申明联邦是受集体法人（或主权）委托。

此条规定参议院是一个连续的机构，参议员的任期被错开，每两年只有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届满改选。这一规定似乎与法人传统有关。法人是一个永生的实体，只要其成员没有消失。作为一个类似于公司法人的合众国，在法律上是不能在某一时刻没有股东的。当然，也有出于实用角度对政府法律和政策连续性的考虑。

第一条第八款关于国会权力的规定中列举的十七种权力，显示了宪法对商业事务的格外关心。如果和《邦联条例》作一对比，我们就更能看到宪法的商业关切：有关外交和武装力量的的权力在《邦联条例》都已有了，新增加的主要就是对于税收的权力和对于商业的广泛权力。商业权力“已被证明在确定中央政府权力范围方面具有决定性”。建国后，涉及州权与联邦权的争议，往往由最高法院做出裁决。最高法院判断的依据就是这一款中的“州际贸易”条款（Interstate Commerce Clause），简单来讲就是但凡与美国的对外和内部各州间贸易关系的事务由联邦权力管辖，州内部的事务由州权管辖。这一条款背后的逻辑就是，联邦是一个为了协调商业关系、实现商业利益而建立的实体。

2. 行政权

第二条规定了总统权力。从宪法对总统的规定来看，似乎并不怎么重视总统这个角色，甚至有人对一个人格化的总统抱着戒备之心。制宪会议上，伦道夫曾建议由来自各州的三人共担总统之职，该方案被否定。但是从中不难看出从威尼斯到尼德兰共和制度中对行政权力的纠结心态。在制宪会议上，代表们关于总统任期提出了不同方案，最后作为折中方案，定为四年。总之，对制宪代表们而言，总统没有后来人们认为的那么重要。阿纳斯塔普罗甚至认为通过抽签的方式来选择总统也未尝不可。之所以没这样做，可能只是不想承认“对机运的彻头彻尾的依赖”，显得不是人民在实行自治了。在他看来，美国选举总统的方式并不比抽签强。

总统代表的是行政权，但是在1787年《宪法》中，行政权几乎没有什么地位和意义，不像后来在实际运行中那么重要。首先，联邦政府的权力取决于国会的权力范围，没有额外的行政权力的空间。几乎一切行政权力都取决于国会的法律。总统应“随时向国会报告”国务情况（第二条第三款）。关于总统对国会立法的批准权，《宪法》文本未使用“否决权”这个字眼，而只是说如果总统“不批准”（第一条第七款），措辞上隐含着对此权力的谨慎。还有学者认为，总统对国会立法的否决权，实际上将总统变成了立法部门之一部分。对总统这一权力的规定被放在立法权而非行政权条款中，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这种看法。

其次，内阁部长们与总统的关系也没有明确规定，总统对部长的任命受到参议院的制约，而总统只能在得到授权的情况下才能要求部长们就“与其职务有关”的事项“提供书面意见”（第二条第二款）。这种不明确的关系所带来的麻烦到今天仍未解决。

最后，除了总统和部长们之外，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行政官僚机构。这一问题要到近一百年后才开始解决。这一点格外明显地反映了美国的“公司”性质，因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或至少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国家，必然是以官僚系统为核心制度。詹姆斯·威尔逊认为，“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权是以行政机关为中心的，而以行政机关为中心的政权是由官僚机构支配的”，因此美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3. 司法权

《宪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了司法权的范围，显然大多属于商业领域的事务。美国国家的商业性质使之对普通法有高度依赖，因而美国必须有一个权威的法院，引导整个普遍法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引导诸如商业法之类事务的普通法之形成发展，因为商业法所涉及事务，乃是整个国家的依靠”。最高法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协调合众国的商业活动。密尔认为，在完善的联邦形式下，各邦政府和联邦政府发生争议时不应由任何一个来裁决，联邦最高法院应该位于州和联邦政府之上。前述“州际贸易”条款在最高法院司法行动中的实践即与密尔此精神相呼应。

当然，国家一旦成立，公共生活不可能仅仅止步于商业领域，政治事务的日益繁杂也模糊了宪法的初始含义。司法权与行政权一样，在后来的历史中都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三权之间的关系远比宪法中所规定的要复杂。但是如果回到制宪者们所制定的这个原初合同，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美国国家诞生时的性质，及其治理结构的原型。

（二）公司—国家

将美国宪法所建立的制度放在从威尼斯、尼德兰到英国这一传统中来理解，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演变源流及其类似于商业公司法人的性质。

国会就是美国的董事会，名义上与美国人民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但实际上这个“人民”只是那些真正的股东。国会与行政部门也是一对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双重委托—代理，正是有限责任公司治理结构的普遍特征。

但是美国的宪法制度与公司治理结构有同有异。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不是一种纵向的等级关系，而是一组授权关系。每一方的权利和责任都受到规则的保护和约束，都有相对独立的权力运用空间和对应的责任，任何一方都不能越过边界、违反程序、滥用权利。这就是所谓的法治。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之间也是这样一种关系，其权力范围都由法律来规定，即所谓的权力分立和制衡。从大原则上看，宪法设计体现了这种委托—代理精神。依照宪法规定，国会无疑是权力的来源，总统和最高法院的权力范围都基于国会的立法，同时三个机构的权力有各自的边界。这是符合公司治理逻辑的。

但宪法的具体条款中，也隐含着一种突破公司治理结构，实现国家蜕变的野心。例如总统和最高法院都在事实上分享一部分立法权。总统还获得了批准国会立法的权力，最高法院虽然未获明文允许，但在后来也获得了宪政审查权，得以推翻国会的立法。特别是宪法对于行政部门的规定十分模糊，到底是归总统还是国会领导，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直到今天仍是如此。似乎立宪者们在一个问题上存在犹疑：对于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是由一个统一的政府还是分裂的政府来统治更好？他们在宪法中暗示了这个困惑，留给后人解决，却埋下了美国制度的一些先天弊端。

另外，国家毕竟不是纯粹的公司，不仅有股东和雇员，还有实实在在、并非股东的“人民”。所以，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及普选权在形式上的实现，权力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统治精英阶层的控制。这显然是不符合立宪者们原意的，因而必然带来对宪法制度的调整，或曰篡改，以维持精英的统治。这就是后来政党政治出现、行政权不断扩大以及司法权取得一定的独裁权力的根本原因。

（三）主权权威

关于美国制度的讨论通常多关注权力的制约与平衡，但是忽略了真正关键的问题，即权力或权威的创生和配置。公司的产生都需要“第一桶金”，而国家的产生都离不开“第一滴血”。流血的多少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权威的质和量。

除了极小规模的城邦式国家可以将原始的家族或部落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来讲，合法权力的创生，最常见的情况是源于武力征服，其次是共同反抗生存威胁的斗争，最后是内战和暴力镇压。实际的情况往往是所有这些因素的混合。不管是哪种情况，流血的多少往往决定了权威的强弱。当然权威的强弱也会因时势变迁而发生逆转。英国诺曼征服，惨烈征伐，中央集权更强；法国封建制度发达，中央衰弱。但是近代英国却走向限制君权，法国发展出绝对专制。

英国制度的成功，根本上源于具有历史合法性的主权者。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征服到诺曼人的征服，大量的流血培育出了强大的王权。国家毕竟不同于公司，需要处理商业活动之外的各种事务，集中统一主权的存在提供了权力游戏的轴心和平台。小贵族和城市有产者可以借王权的授权，通过在议会中的斗争而制衡大贵族，建立早期代议制。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虽然可以砍掉某个具体国王的脑袋，却不想摆脱作为主权者的王权。白哲特极其重视国王在英国宪制中的地位。他认为政治权力包含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个是尊荣部分，一个是效用部分。国王就是尊荣的代表，是英国制度的灵魂。英国制度是国家权力与公司治理结构实现较好结合的一个典范。但是正因为如此，英国宪制并非公司—国家制度的纯粹表现。

美国的宪法制度中就找不到王权这个尊荣所在，于是只好靠不断地神化那张羊皮纸。北美殖民地原本都是英国宪制中的地方性制度，在不存在主权问题的情况下，仅仅建立公司治理结构是非常容易的。殖民地的法人性质使其可以使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此即美国代议制之法律基础。到独立之前，美国人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配置管理权的问题。一旦独立，主权或曰权威来源的问题就落到了美国人头上。在立宪之际，美国显然还没有能够得到历史证明和普遍承认的政治主权，只能靠宪法批准这样的程序性手段来拟制出一个虚构的国家人格。这的确是个艰难的工程。

首先，殖民地法人实践留下的治理结构顺理成章地影响到美国宪法制度的创建，甚至会形成美国人无法跳出的“路径依赖”。正如布尔斯廷所说，“美国的联邦制度就是法人及其创造出来的新奇的五光十色的东西的副产品”。其次，美国人不得不与威尼斯人一样，建构起一种集体主权。“在美国，主权在理论上属于人民，但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人。”威尼斯和历史上诸多城邦共和国陷于内乱或独裁的前车之鉴又迫使美国人构想超越集体主权的方法，其中最要紧的问题就是如何设计行政权力。调节联邦商业活动的使命要求一个高效统一的执行官，所以汉密尔顿一度要求华盛顿当国王；但是又要保证它不会像威尼斯早期大公一样向世袭权力演变，威胁到“董事会”的权威。因而美国宪法在国会和总统之间留下了许多含糊犹豫的空间。最后，美国不同于威尼斯，而是要由多个法人合并成一个新的法人，导致了双层主权的困境。美国当时还不是一个单一实体，是由十三个州合并而成，实际上类似于公司法意义上的“新设合并”。按梅特兰的观点，即是创生一种集体法人身份。独立司法权的设置，极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调节联邦权和州权的关系。

三权分立的政府结构，便是在这众多困扰争议中产生的一个折中后果。不少人受美国意识形态影响，将三权分立看成是“普世价值”。实际上，它既不“普世”，也非“价值”。说它不普世，是因为美国的制度即使在西方政治传统中也是一个奇葩异类。罗伯特·达尔发现，即使是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美国的强宪政审查、选举制度和强两党制都是和者甚寡，美国式的总统制更是独此一家。今天世界上采取比较纯粹的三权分立政府形式的国家大多与美国的制度输出有直接关系。

说它非价值，是因为美国的制度绝非建基于对正义、进步、民主或其他什么价值的追求。宪法序言中唯一看起来具有价值色彩的目标就是“自由”，然而自由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其核心实乃财产之自由追求和保有。在美国立宪者的思想中，“自由同民主无关，而是同财产有关”。当然，由于特殊的环境、资源条件，美国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富裕程度，自18世纪就领先于旧大陆，这正是托克维尔游历之后感叹美国之民主的原因所在。但即便是托克维尔，也看到“美国共和社会，宛如一个为共同开发新大陆的土地和经营兴隆的商业而组织起来的大批发公司。最能振奋美国人的激情是商业激情，而非政治激情。或者不如说，他们把商人的习惯带进了政界”。我们不能因其客观条件之优厚，而无视其制度的利益根源。

（四）有限责任政府

这样一个类似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在政治上呈现出“有限责任”的性质。美国的三权分立虽然存在权威缺憾，但也有一个效用，就是让责任无处可寻。密尔曾说，当任何人都不知道谁应负责的时候，就等于谁都不负责。边沁说委员会是一种屏幕，责任徒有其名，因而不是处理行政事务的适宜的工具。“美国政府最大的特色是有限的管辖范围和受制约的权力。按照欧洲标准，美国算不上真正的‘国家’。”

国会立法权的有限性和“列举”性质，是对其权力的制约，同时也是对其责任的豁免。在美国表面上具有现代性的联邦制外衣下，维持着包含封建性特征的分层主权状态。行政权和司法权也在联邦权和州权的分割中免除了对国民的相当责任。在“州际贸易”条款的原则下，联邦政府只负责涉及共同商业利益的领域。奴隶制、印第安人和雇佣劳动者没有自由，也受不到联邦政府的保护。虽然联邦政府颁布过限制迫害印第安的文件，州政府却可以各行其是，大肆推行“保留地”等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政策。

关于有限责任，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的政治弹劾制度。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专辟一章讨论美国的政治审判问题。托氏发现了欧美政治审判的一个主要区别：欧洲的政治法院可以应用刑法的一切条款；而美国的政治审判“与其说是司法行为，不如说是行政措施”，“既不令人生畏，又效果不大”。托克维尔将其原因解释为美国人的一种观念：“宣布政敌不配行使他的权力而予以剥夺，同时让他自由和不伤害他的生命，才是斗争的公正结局。”但是他这一解释并不可信。真正的原因也许就存在于美国制度的有限责任性之中。行政官员只是一个执行官，他的政治行为只是一种执行行为，故对其罪行也只应负有限责任。“水门事件”后的尼克松、“伊朗门”丑闻后的里根，腐败的希拉里和险受弹劾的特朗普都是这种有限责任原则的受益者。

伍德罗·威尔逊早就指出过，《宪法》对政府的每一部分都委以一小部分职责，使其容易推脱责任，“这种权力分散和责任不明的情况，是使政府在紧急时刻处于无可奈何的瘫痪状态的原因”，“目前实行的权力分散，但责任不清的做法，是我国联邦制度的根本缺陷。1787年的制宪会议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铸成这一大错”。这种有限责任的制度设计，在威尔逊看来就是美国行政机关弊端的根源，需要改革。英国在1853年由阿伯狄恩勋爵内阁发起的改革，将各部的责任委托给一个而且是唯一的负责人，实行内阁负责制。英国改变了此前内阁同时服从于下院和国王的做法，使之只服从于下院。英国制度的发展堪与美国制度对比，可谓相映成趣。

经过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和二战后的民权运动，联邦政府更加频繁和深入地干预社会领域，但是其制度的本质依然是有限责任。70年代之后金融资本的放纵狂欢，留下了所谓“99%”的人民承担全球化的代价。在这个全球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度，阶级鸿沟前所未有地醒目，无疑是美国宪法制度本质的一个剪影。2020年的新冠病毒疫情也同样暴露了美国制度的这种有限责任性质。

当然，1883年文官改革，威尔逊、罗斯福等时期的行政权扩大，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弥补，但是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总统与国会控制行政部门的竞争一方面加剧了行政权的分裂，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官僚体系的权势上升。世界历史上比较成熟的官僚制均有宗教或文化性信仰，美国这样一个没有政治性和文化灵魂的官僚体系，一旦过度扩张并演化出自己的利益、认同和行为逻辑，就会成为制度的寄生体，使国家窒息于腐败和官僚主义。

四、结语

这样一种介乎公司和国家之间的制度形式，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均衡状态。类似于一家公司，国家需要盈利，且能够在股东之间进行基本公平的分利，行有余力还要适当照顾国民的普遍福利。一方面，如果一旦国家的营利能力下降，无法维系共同体存续的利益纽带，将产生可怕的离心力。正如托克维尔观察到的，美国的爱国主义“是建立在利害关系之上的，而一旦情况发生变化，利害关系也将随之大变”。另一方面，即便国家能够履行自己的营利职能，但只要受到强大而持久的外部安全威胁的压力或存在调和、镇压内部社会矛盾的需求，制度形式就必然会沿着“公司—国家”的光谱向国家一端演化，联邦和州的冲突必然加剧、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就会越发失效。

我们很难预料它的未来走向，但是可以肯定目前的宪法制度不可能保持原样，2020年新冠疫情中已经暴露出诸多制度失调。托克维尔也早就看到了这一点，美国之幸是因为它处在北美这个富饶安全的大陆之上，其宪法制度如果不做大的改变，在欧洲的环境下根本无法生存。但是托克维尔最后做了一个错误的结论，他说：“美国的社会没有摇篮时期，它在建立时就已经是成年。”事实恰恰相反，从国家的历史来看，美国国家仍在童年期，没有经历过真正严峻的考验。一战之后，美国逐步进入国际关系的安全丛林，其制度已然发生诸多根本性改变，原始的宪法制度已经徒具其名。随着中国的复兴和世界秩序的演变，对美国制度的考验也许才会真的到来。

谢选骏指出：国家就是公司，选民就是股东，政府就是管理人。所以中国人喜欢移民美国——到了美国之后，获得合法身份，成为美国公民，就成了美国这个世界最大公司的股东了。凡此种种，上文作者作为一个圈内的“中国人”似乎一窍不通，他的论述还可靠吗？

【26、民主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

《别让民主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丹尼·罗德里克 2016年9月19日）报道：

一名中国学生曾如此向我描述他们国家的全球化策略。他说，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经济的窗户，但又装上了纱窗。这个国家得到了它所需要的新鲜空气——自80年代初以来，有近7亿人脱离了极端的贫困——但是把蚊子挡在了外面。

中国从跨国贸易与投资的繁荣中受益。对很多人来说，这就是全球化的神奇之处。

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仔细看看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做到了与更加富裕的国家趋于一致的经济体，可以发现它们都是有选择、有策略地参与全球市场。中国推动出口发展，但它对进口设置了障碍，以便保护国有企业的饭碗。中国还要求外国投资者将自身的技术传授给中国的企业。

其他一些国家依赖全球化作为增长引擎，但没能实施本国的策略，他们感到大失所望。比如，很少有哪个国家像墨西哥一样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自由贸易和金融政策来竭力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但这个国家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一直停滞不前，即便以拉丁美洲的一般标准而论，也是如此。

现在更大的担忧在于，不受管控的全球化正在损害民主。民主政治依然仅限于民族国家，而为全球市场制定规则的制度不是效果太差，就是高高在上，尤其是对中低阶层选民来说。

全球化加深了可以利用全球经济的国家与没有资源和技术做到这一点的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文化鸿沟。像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这样的本土主义政客对这些鸿沟引发的不满情绪进行了引导，使之变成对外来者的敌意。受影响的包括墨西哥或波兰移民、中国出口商和少数族裔。

我们不仅要从民粹主义者手中解救全球化，也要从全球化的鼓吹者手中解救它。大力倡导全球化的人对他们自己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他们不仅淡化了真实存在的恐惧与担忧——全世界的特朗普势力因之壮大——也忽略了更适度的全球化的好处。

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民族自治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平衡。简单地讲，我们已经在经济全球化这条路上走得太远，走到了不太现实的一面，或许可以称之为“过度全球化”。

向过度全球化的转变与两个事件尤其相关：一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在1989年做出取消跨国资金流动所有限制的决定；二是经过近10年的谈判，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于1995年成立，给各国国内的卫生与安全制度、补贴和工业政策带来广泛的影响。

新的全球化模式成为这两个组织的优先事项，结果是让民主服务于全球经济，而非反过来。排除贸易和资金流动的障碍本身成为了目标，而不是实现根本的经济与社会目标的手段。各个国家被迫让国内经济服务于全球金融市场的一时潮流；签署为外国企业提供特权的投资协议；以及减少企业所得税和最高收入税，从而吸引飘忽不定的大公司。

有一些简单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定位到正确的方向。首先，通向繁荣的路不止一条。各个国家可以在制度上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有些可能会容忍更大的贫富差距和金融波动，以换取更高的增长率和更多的金融创新，比如英国。它们会选择更低的资本税率和更自由灵活的金融体系。欧洲大陆的国家则会追求更大程度的平等，采取保守的金融政策。跨国公司会抱怨这些法规与监管上的差别令在海外做生意的成本提高，但如若满足它们的要求，势必会丧失多样化的益处。

第二，各国有权保护自己的制度安排，捍卫监管的完整性。企业将业务移至标准低得多的国家，会绕开并损及金融监管或劳动保护。通过对跨国交易实施限制，各个国家应该能防止出现此类“监管套利”行为——就像它们可以防止让不符合本国卫生标准的玩具或农业产品入境一样。

比如，巴基斯坦或越南等地是违反劳工权益比较严重的国家，当来自那里的进口产品被证明可能会破坏国内的劳工标准时，应该对它们予以限制。否则，国家制度的多样性将毫无意义。强调把植根于本国规章的原则和社会协议放在首位，将能确保全球化商贸不被用来推翻它们。同时也能避免我们被误导，在绝大多数并不会带来危险的贸易案中陷入保护主义。

第三，国际经济协商的目的应该是增加国内政策的自主性，同时注意不对贸易伙伴造成伤害。全世界的贸易体系由一套重商主义的逻辑推动：你为我减少阻碍，我便为你降低门槛。但开放性的缺乏已经不再是束缚世界经济的限制；民主正当性的缺乏才是。

是时候采纳一种不同的逻辑，强调政策独立的价值。不管是穷是富，各个国家都需要更大的空间来追求各自的目标。前者需要重组经济结构并推动新产业的发展，后者则必须应对有关国内贫富不均和分配正义的担忧。实现这两个目标，均需在全球化的齿轮中放入一些沙子。比如，发展中国家应该获许给一些行业提供补助，相应地，富裕国家应该获许使用关税对付一些国家，使它们无法“倾销”在低劳工标准或低环境标准之下生产的商品。

第四，全球治理应该将重点放在加强民主上，而非加强全球化上。全球治理并不能解决贫富差距、社会排斥或低增长等重大问题，但它可以有所助益，方式是制定改善国内决策的规则，比如要求透明，要求实行公共协商、广泛代表、问责，以及在国内议程中使用科学或经济证据。从某种程度上讲，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在倡导这些原则。应该赋予它们更明确的优先地位，使之高过贸易自由化和监管协调。

最后，像俄罗斯、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等非民主国家——在那里法治通常被公然无视，公民自由也得不到保障——应当无法像民主国家那样依靠国际体系中的权利和好处。当一个国家不民主时，我们就不应再假设，它的制度安排可以反映出公民的偏好。所以，它并没有貌似正当的理由来保护其市场规则免受国际审核。如此，民主国家考虑对它们实行不那么宽容的规则也就是合理的，比如要求非民主国家在对民主国家提起贸易诉讼时背负更多的举证责任。

当我把这些想法告诉全球化的倡导者时，他们表示后果将是危险地滑向保护主义。但现在另一端的风险更大，也就是过度全球化引发的社会压力将导致民粹主义反弹，从而同时给全球化和民主制度带来损害。在可捍卫的民主原则基础上发展全球化才是维护全球化的最佳方式。

有限制的全球化在经济方面一直表现不错。有限制的全球化也能有益于我们的民主制度。

谢选骏指出：民主为何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上文认为因为“有限制的全球化在经济方面一直表现不错”，所以“有限制的全球化也能有益于我们的民主制度”。——但实际上，很难限制全球化的发展，除非采取不民主的方法。而有限制的全球化，与其说是“有益于我们的民主制度”，不如说它“制造了遍布全球的血汗工厂”。因此，民主不得不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

【27、起源、历史演变及对当今世界政治的影响：何为保守主义？】

2022年09月01日 曹靖楠,孙金霞,王仲尧

保守主义（conservatism）是一种寻求维护、保存社会传统的思潮，体现在文化、社会、政治等诸多领域。保守主义的核心信条在不同地区、不同语境下有所不同。西方语境下的保守主义，一般反对革命等剧烈的社会变革，更倾向于社会稳定和渐进式的改革。

在政治语境中，“保守主义”一般都和“右派”联系在一起，保守主义者反对一般被称为“左派”的进步主义思潮，寻求回归传统价值。它不是一个特定的政策或观点，它是一整套的价值观念，基于特定时空里的人对于“传统”的定义。保守主义者倾向于维护传统，但各地的传统则各不相同。但整体而言，进步主义往往是给人类历史发展“踩油门”，而保守主义则是给过于激进冒险的尝试“踩刹车”，双方的斗争和博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

在“保守主义之父”伯克看来，比起纯粹抽象的事物（例如代表着18世纪进步主义的卢梭、伏尔泰等人建构的启蒙思想），传统更能作为安身立命的依据。因为传统经历了数个世代的考验，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而人们一时推崇的“理性”则可能只是一个人的偏见，或最多也只能代表一个世代的智慧，未能经历时间的考验。

需要指出的是，保守主义者并不必然反对变革，但他们坚持变革必须是通过有系统、有条理的改变，而非突然爆发的革命。一个典型的西方保守主义者会赞同小政府并反对政府对市场过多的调控和干预，反对频繁的变革，尤其为了达成某种意识形态而随意变更社会形态和政治体制（例如历史上的法国大革命），认为这可能会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乃至灾难。

在美国，保守主义的内涵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大相径庭。欧洲过去的保守主义经常与拥护君主制、世袭贵族以及服从天主教会的权威联系在一起，但这些并不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美国的保守主义有着丰富的内涵，包含对美国传统的尊重、对犹太-基督教价值观的推崇、经济自由主义，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捍卫。

20世纪以来，美国共和党长期以来代表着保守主义的理念。80年代以来，里根-老布什-小布什政府的延续体现了“右翼美国”的保守主义底色。而2017-2021年在位执政特朗普虽不是一个典型的共和党人，也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但特朗普在其任期内的一系列举措还是透露出其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在经济上，特朗普减税、减少政府管制，意在增加就业岗位，让中小企业恢复活力；在社会议题上，特朗普修建隔离墙，严控非法移民入境；价值观层面，特朗普挑战政治正确以及身份政治，捍卫犹太-基督教的传统。在特朗普的提名下，最高法院中保守派大法官重新成为多数。特朗普提名保守派大法官是因，最高法院推翻确立堕胎权的“罗伊诉韦德案”判例是果。如果不理解保守主义的内涵及其在美国的演变，就很难理解特朗普执政时期的一系列举措及其对当下的影响。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保守主义回归“传统”、强化固有身份认同的姿态安抚了大众在动荡时代面对不确定未来的焦虑与恐慌，因此当代的保守主义经常与民粹主义合流。德国的另类选择党、法国的国民阵线等极右翼政党开始向本国的政治舞台中央迈进、“巴西特朗普”博索纳罗当选总统……上述保守势力虽然主张各异，但也有诸多共通之处：对外政策上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抗拒全球化，强调本国利益优先；政治上强调秩序与平等，反对移民。在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逆全球化”的趋势愈发明显，国际经贸秩序主要由经济规则塑造的局面正在改变，地缘政治重新成为重要考量。在做投资决策时，应将各国的保守主义作为风险因素加以考量。

风险提示

保守主义思潮影响下，“逆全球化”愈演愈烈，对全球供应链安全构成威胁。

地缘政治的影响不断加强，后冷战时期由经济规律塑造的国际经贸秩序正在发生改变。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说的“犹太-基督教价值观”属于完全的子虚乌有。因为耶稣基督在圣经中就已称呼犹太人为“魔鬼的子孙”了，那怎么还会有个“犹太-基督教价值观”呢。

【28、全球不平等的历史起源】

《比较》2020年10月01日

文| 艾罗拉·德农古

*Ellora Derenoncourt， 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和高盛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经济史和不平等。本文节选自After Piketty：The Agenda in Economics and Inequality，中文版即将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历史影响了并在继续影响全球不平等，世界不同群体的激烈冲突在历史上绝非罕见。从16世纪第一个10年到20世纪60年代，全球一体化的特征是严重的力量失衡和剥削现象：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欧洲国家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的直接或间接殖民统治等。这些经济掠夺活动当然也促进了现代经济增长，或者至少以其他人付出的代价实现了某些人的疯狂致富，因此在对当代全球不平等的研究中，它们依然应受到重视。

本文提出的理论架构将把历史因素对全球不平等的影响分解为：对资源禀赋的影响，即某个社会的初始财富分配；对制度的影响，所谓制度即通常所说的规范经济、政治和社会行为的规则。（*1.按照制度学派的观点，包容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特点是约束政府行政部门，有效执行私人财产权利，集中政府权力，保证市场良好运转，给经济增长奠定基础。相反，掠夺性制度的特点是，胁迫劳动，政治权利分配范围有限，经常存在被征收的高风险，从而会破坏经济发展。参见Douglass C. North，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and James Robinson，“Institutions as a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收录于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第1卷（Amsterdam：Elsevier，2005），第385—472页。）禀赋与制度都与上述的掠夺性冲突关系密切，这正是本文聚焦的主题。北大西洋奴隶贸易与欧洲殖民扩张各自产生了两类截然不同的经济行为人，借用政治学家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的说法，我分别称他们为“公民”（citizens）与“臣民”（subjects）。（*2.Mamdani对于生活在制度隔离的后殖民地非洲的人们的描述，预示了南非的种族隔离状态，很容易引申到本文所探讨的更长时间跨度的财富榨取情形。Mamdani借助这些术语来描述白人城市殖民精英群体与黑人本土农村贫民的不同社会，前者享有公民权，生活在“法治和相关权利体系保证的”世界里，后者作为臣民饱受煎熬，被习惯法制约，受到当地精英的主宰。可参阅Mahmood Mamdani，Citizen and Subject：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第19页。）冒着犯时代错误的风险，我把公民与臣民简单定义为历史上的掠夺性冲突的赢家和输家。至少平均而言，全球的公民群体享有更多的资源禀赋，有长期民主制度保证的经济和政治权利，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积累的机遇。相比之下，全球的臣民群体只有极少的初始禀赋，经济和政治生活受到压迫式的非民主制度的限制，没有合法的诉讼权利，容易从事胁迫劳动，也极度缺乏财富积累的机遇。

本文首先将描述一个有集体层面异质性的代际财富传递的简化模型。在这一模型中，过去的禀赋与制度会影响个人财富状况，进而影响公民和臣民这两个群体内部及之间的不平等状况。该模型显示，禀赋差异的影响会在多个世纪中消减。相比之下，制度不仅决定着财富积累的动机，还关系到再分配的能力。在初始禀赋差异的影响消失很久之后，制度依然存在并对不平等持续产生作用。本文还将借用这一思路对比相关研究文献，尤其是与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对大分流与工业革命时代的重要性相关的内容。过去的研究强调资源禀赋因素，而忽略了制度方面更恶劣的影响。

我将借助美国的奴隶制历史来探讨上述问题。南北战争与解放宣言据称是给奴隶财富这类财富形式敲响了丧钟，然而，这一财富冲击远不足以改变奴隶主在南方社会的优势地位及其对南方政治的操控。制度惯性开辟了新的路径，让奴隶主家族在内战后的几十年里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证据显示，战前的许多南方家族后来重新崛起，其势力的主要存续渠道之一，正是通过精英阶层对政治制度的把控。

接下来，我将考察欧洲殖民统治制度对不平等的持续影响，在研究的地理和时间范围上加以扩展。阿西莫格鲁等人提出的方法借助疾病环境的外生差异作为殖民制度的工具变量，识别制度与经济发展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3.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2001）：1369-1401。对此并非没有争议，可参阅David Albouy，“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Com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no. 6 （2012）：3059-3076，以及Alexandre Belloni，Victor Chernozhukov and Christian Hansen，“High-Dimensional Methods and Inference on Structural and Treatment Effect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8，no. 2 （2014）：29-50。Belloni等人的研究表明，定居者死亡率这一工具变量对于LASSO-penalized回归选择的广泛类型的地理控制变量具有稳健性。）这种外生差异影响了欧洲人在殖民地定居的能力，由此决定了他们随后建立的制度类型。制度惯性通过多种渠道作用于不平等，而我把关注点集中在税收基础设施，以及皮凯蒂及其合作者维护的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这类全球不平等数据库数据记录中反映的这类设施。一般来说，在有掠夺性制度传统的国家，其税收基础设施发展更晚、更不稳定，这对于如今的前殖民地社会内部的不平等状况关系重大。

最后一节将探讨历史对全球不平等的持续影响如何启发未来研究和政策工作。针对历史上的掠夺行为，最显著的政策建议是给予补偿。对于那些关注禀赋因素的研究文献提出或暗示的这种政策工具，我将简单谈谈其缺陷所在。我的结论是采用另外一种补偿办法，即关注制度隔离（institutional segeration）问题，而不仅仅是初始的禀赋差异。

历史形成的群体不平等模型

笔者借鉴米尔德等人为小规模社会建立的代际财富传递模型（*4.Monique B. Mulder et al. ，“Intergenerational Wealth Transmission and the Dynamics of Inequality in Small-Scale Societies，” Science，October 30，2009，682-688. ），以描述不同群体的人们在历史上面临的不同制度组合。米尔德等人关注的是，在制度类型从高度平等主义到高度等级化的各种小规模社会中，不同的经济生产体制各自会带来怎样的不平等水平。他们对于各种社会的代际财富传递的估算表明：首先，群体之间的不平等较为显著，而且大于群体内部围绕长期不平等波动的幅度；其次，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主要源于与每种生产技术相伴的制度因素。笔者修订了他们的模型，纳入了上节描述的由历史冲突带来的公民制度与臣民制度的相互作用，并集中分析禀赋与制度各自对两个群体内部及之间的不平等有何影响。

上文提到，对于历史上拥有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群体，命名为“公民”，对于历史上拥有掠夺性制度的群体，命名为“臣民”。在模型中，个人财富由三个部分决定：制度，决定了从父母那里继承的财富多寡；禀赋（或个人所在群体的平均财富水平），也取决于制度；特殊冲击，反映个人财富的意外波动。对公民群体而言，较强的包容性制度限制了由父母决定的可继承财富的多寡。对臣民群体而言，掠夺性制度能确保一个人的地位主要继承自上一代人。另外，由于历史冲突导致的两大群体之间的财富转移，包括大西洋奴隶贸易、美洲奴隶制种植园农业以及对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资源掠夺，公民享有的禀赋较多，臣民的禀赋较少。财富方程式的最后一项反映意外经济冲击，不在个人的控制范围之内，包括宏观经济层面的冲击（如战争或经济下滑等）与个人层面的冲击（如家人的疾病或死亡等）。

在这种设定下，全球不平等表现为公民与臣民共同形成的混合人群的个人财富差异。该模型的主要发现是（下文将在做技术处理后展开论述），初始禀赋在短期和中期对全球不平等的影响较大，但长期看只剩下制度因素的作用。原因在于，特殊冲击会消减逐代传递的禀赋的影响，最终使其同全球不平等无关。一旦代际财富稳定下来（进入所谓稳态均衡），就只有制度继续决定全球不平等的水平。

在数学表达式中，假设公民与臣民群体的人口比率分别为ρ和1-ρ，分别面临如下的群体财富积累过程：

以上公式中的第二项代表向均值的回归，或者前一时期群体层面的平均禀赋水平，以（1-βG）为权重。如果βG代表制度，则较低的βG意味着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例如，对精英人群的制约、充足的公共品提供以及社会安全网等会提升机会平等，压缩群体内部的分配状况。较高的βG则代表在殖民主义和奴隶制下形成的掠夺性制度，即照顾精英人群的政治制度、冲突以及压迫性的劳动力市场等。过去的掠夺性制度会通过制度惯性造成较低的代际流动性，导致同时期较高的不平等水平。值得一提的是，群体层面的禀赋还受到其他群体的制度的影响，以反映公民群体与臣民群体的历史冲突留下的后果。

在实行包容性制度的地方，由于对海外殖民地实施的资源掠夺或奴隶制，禀赋或许变得更高。在这一模型中，资源的差异与制度的差异都完全由此类历史冲突决定。这样做相当于抽象掉了影响制度与初始禀赋的其他因素，其目的是突出禀赋与制度对当代全球不平等的相对重要性。该模型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方法，把全球不平等同禀赋与制度分化联系起来，而这种分化源于掠夺性的历史冲突。历史冲突创造了作为公民与臣民的不同群体，既存在于全球层面，也在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内部并立。

对任意群体G，另一群体标记为-G，在独立同分布（i. i. d. ，independently and identically distributed）性质的冲击下，财富的稳态方差可以用下列等式得出：

因此在稳态下，初始禀赋对群体G的对数财富方差没有影响。相反，稳态的方差完全是群体G的制度及个人层面特殊冲击的方差的函数。

制度影响公民群体与臣民群体内部及之间的不平等，其具体含义是什么？全球财富积累是公民与臣民的两个财富积累过程之和，以人口比率作为权重：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长期中，全球不平等是每个群体的制度、人口比率及各群体的个人层面冲击方差的函数。关键之处在于，初始禀赋在长期对全球不平等没有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历史通过两种途径发挥作用：制度既影响一个群体内部的财富分配的流动性水平，又通过两个群体的掠夺性历史冲突影响两个群体层面的禀赋水平。如果我们相信群体水平并非处于稳态，则后者非常重要。不过模型显示，外来冲击最终会抹掉初始禀赋的差异，使其与长期的全球不平等无关。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制度的作用比禀赋差异更为持久，在本模型中也的确如此。从长期看，制度差异比禀赋对于全球不平等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可是下节将会提到，关注历史冲突及随后的不平等状况的很多学者往往强调禀赋差异的作用，而非制度。

禀赋

在1944年的标志性著作《资本主义与奴隶制》（Capitalism and Slavery）中，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提出，来自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种植园的利润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资金。他认为，当奴隶制不再符合资本的利益时，资产阶级与废奴主义者结成联盟推翻了这一制度。这部论著的第一部分探讨了奴隶制对英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尽管威廉姆斯的批评者争辩说，来自奴隶贸易的利润率被高估了，或者这部分贸易的规模太小，不足以对其他经济部门造成显著影响，经济史学家依然普遍认可奴隶制对这段时期的英国经济增长发挥了某些作用。（*5.可参阅R. P. Thomas and D. N. McCloskey，“Overseas Trade and Empire 1700-1860，”载于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第87—102页；另外参见Barbara L. Solow and Stanley Engerman，British Capitalism and Caribbean Slavery：The Legacy of Eric William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Kenneth Morgan，Slavery，Atlantic Trade and the British Economy， 1660-180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还有，如果像英尼科里所述，非洲或西印度地区对主要工业品的需求很强，那么规模较小的部门也可以对英国经济的重构做出贡献。（*6.Joseph E. Inikori，African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类似观点也可适用于英国对非洲大陆的殖民扩张。）（*7.Richard D. Wolff，The Economics of Colonialism：Britain and Kenya，1870-1930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74）.）

奴隶制发挥影响的作用机制，除奴隶贸易和美洲种植园产业带来的直接利润流入外，还有奴隶制给相关产业带来的溢出效应，包括航运、纺织、海事保险以及金融等。（*8.Morgan，Slavery，第4页。）此类溢出效应可能意味着，即便来自奴隶贸易和种植园的直接利润规模较小，奴隶制对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的影响。

关于全球历史的新近观点聚焦于溢出效应（包括创新方面），由此挑战了规模较小的贸易或产业对整体经济只有较小作用的传统观点。如果廉价获得的原始投入品促进了创新，则与海外掠夺性制度有关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就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放大资源禀赋的分化。对此的最佳诠释或许莫过于英国的纺织产业，而凸显这种溢出效应联系与海外殖民地地位的关键大宗商品，则是棉花。由奴隶劳动力在美国生产或者由殖民控制日益强化的印度生产的棉花，在英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例如，汉伦分析了南北战争对美国棉花供给的冲击如何大幅压低了印度棉花对美国棉花的相对价格。英国从印度进口的棉花急剧增加，但降低印度棉花加工成本的技术创新也在同步跟进，结果导致，印度棉花的价格出现反弹，其进口份额却没有相应下降。在美国的奴隶制终结威胁到英国纺织产业的一个关键投入品来源的时刻，印度棉花的稳定供给发挥了关键作用，确保那些技术创新能够出现。（*9.Walker W. Hanlon，“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Input Supplies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Econometrica 83 （2015），第67—100页。）确实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英国维持了对棉花生产的统治地位，直至20世纪早期。（10.*Gregory Clark，“Why Isn't the Whole World Developed? Lessons from the Cotton Mills，”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7，no. 1 （1987），第141—173页，第143页。关于英国棉纺织业在两次大战期间的衰落的讨论，可参见Sven Beckert，Empire of Cotton：A New History of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Knopf，2014），第381—382页。）

其他学者还分析过奴隶制对金融市场发展的作用。冈萨雷斯等人利用马里兰州的历史商业报告指出，与没有蓄奴的同类人群相比，奴隶主更多开办新企业，这符合模型中的设定：贷款人愿意把奴隶作为抵押品，因为他们比土地有更强的流动性和迁移性。（*11.Felipe Gonzalez，Guillermo Marshall，and Suresh Naidu，“Start-up Nation? Slave Wealth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Civil War Maryland，”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forthcoming. ）罗森塔尔分析了会计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的兴起，并注意到会计师在早期对种植园的影响。会计师与簿记员的职业化以及会计作为一门专业的发展受到了种植园主的激励，他们需要会计师在种植园的业务中发展出来的专业服务和能力。（*12.Caitlin C. Rosenthal，“Slavery’s Scientific Management：Accounting for Mastery，” in Slavery's Capitalism，ed. Seth Rockman，Sven Beckert，and David Waldstreich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forthcoming）.）

经济史研究中关注较少的是奴隶制对现代医药产业进步的作用。在18世纪，医生从轻微感染的天花病人身上获取身体组织，放入未感染者身上的开放创口，以实现免疫接种。在古巴和其他西班牙属美洲地区，孤儿与奴隶都被用来充当疫苗传递的容器，用他们手臂上的脓疮来承载疫苗。冈萨雷斯分析了19世纪早期古巴的奴隶与接种人数之间的高度关联。由于担心天花从奴隶传染给其他人，各个港口均采取了严格的接种程序。奴隶制在古巴经济中的地位提高，刺激了对内外科医生的需求，使人均职业医生数量达到很高水平。当用于疫苗传递的孤儿群体耗尽时，可以购买奴隶来确保这一人体传递链条不会中断。运奴船和贸易路线为扩大对西班牙属美洲地区人群的接种提供了现成途径。（*13.Greg Grandin，The Empire of Necessity：Slavery，Freedom，and Deception in the New Worl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2014）； Stephanie Gonzalez，“The Double-Edged Sword：Smallpox Vaccin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Public Health in Cuba” （PhD diss.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14）； José Tuells and José Luis Duro-Torrijos，“The Journey of the Vaccine against Smallpox：One Expedition，Two Oceans，Three Continents，and Thousands of Children，”Gaceta Médica De México 151，no. 3 （2015）：416-425； Cristóbal S. Berry-Cabán，“Cuba's First Smallpox Vaccination Campaig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Medicine 5 （2015），第1—4页。）这些证据意味着，奴隶制有潜在的巨大全要素生产率效应。促进医疗与管理科学的进步对所有要素均发挥了影响，促进了整体的生产率。

经济学家威廉·德瑞提把欧洲经济增长同非洲和美洲遭遇掠夺的关系概括为现代欧洲的“原罪”。不过这一原罪影响的时间有多长？按照上节设计的模型，禀赋差异在中短期影响较大，但在长期却被财富积累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冲击消除了。最终，刺激财富积累并决定再分配政策的规则因素（即模型中的β项）存续下来，而禀赋差异退出了。换句话说，如果欧洲的原罪只是初期的资源禀赋差异，从全球再分配角度看这些禀赋的影响会随着时间无限缩小。一旦经济运行达到稳态，就只剩下制度差异继续发挥作用。（*14.William Darity Jr. ，“A Model of ‘Original Sin’：Rise of the West and Lag of the Res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82 （1992），第162—167页。另参见Ronald Findlay，“The ‘Triangular Trade’ and the Atlantic Econom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A Simple General-Equilibrium Model，”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177 （1990）：第1—33页。）然而，经济体在什么时点达到稳态呢？下一节将结合美国的奴隶制来探讨这个谜题。

冲击与制度惯性

皮凯蒂讨论了两次世界大战给资本收入比造成的打击，可是恐怕没有哪次现代战争能像美国内战那样，把某一类财富完全摧毁。短短数年，南方财富拥有者掌握的最活跃的资本类型——奴隶资本——就变成了历史文物。因此，南北战争正是上节定义的对历史禀赋的典型冲击事件。废奴对战后的财富分配状况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这一冲击是否足以抹平南方精英人士组成的公民群体同包括贫困白人和自由人在内的臣民群体之间的界线？

得益于各宗谱协会对美国人口普查局历史数据的电子化以及综合公用微观数据系列（Integrated Public Use Microdata Series，IPUMS）的帮助，解答上述疑问所需的数据变得愈益丰富。杜邦与罗森布罗姆利用IPUMS的普查数据，检测了奴隶主在内战之后的南方财富分配中依然保留在顶层的概率。（*15.Brandon Dupont and Joshua Rosenbloom，“The Impact of the Civil War on Southern Wealth Holder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2184 （April 2016）.） 之前有学者利用较为有限的数据发现，南方种植园主阶级在内战后强势维持了自己的地位。而杜邦和罗森布鲁姆的结论则更为复杂，他们发现在1870年位居南方财富持有人前5%群体的人里面，仅有不足一半是在1860年居于前10%的群体，这表明美国南方的财富分配格局出现了较大的扰动。在奴隶财富被最终消灭之后，一定数量的其他类型的人在1870年跻身顶层群体。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在北方的财富流动性更低。

此外，杜邦与罗森布罗姆还发现，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南方富人从1860年到1870年维持了自己的地位，考虑到南北战争带来的冲击之严重，这个水平看起来算很高。（*16.Brandon Dupont and Joshua Rosenbloom，“The Impact of the Civil War on Southern Wealth Holder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2184 （April 2016）.） 他们的结论意味着，社会正走向稳态，其中公民与臣民的初始禀赋差异对财富分配将不再产生作用。阿格等人的研究则认为，持续到南北战争之前的奴隶财富的数量对1870年的财富水平不再有预测作用，而房地产财富则在继续发挥影响。（*17.Philipp Ager，Leah Boustan，and Katherine Eriksson，“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19th Century：Evidence from the Civil War” （manuscript，2016）.）

然而，笔者在一篇工作论文中指出，南方奴隶主的某些优势在长得多的时间范围内仍然延续。（*18.Ellora Derenoncourt，“Testing for Persistent Slaveholder Dynastic Advantage，1860-1940，” working paper，2016. ）借助1860年美国完整的奴隶记录文件（涉及近43万名奴隶主）和194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完整记录，并受克拉克关于社会经济流动性与家族姓氏的研究工作的启发，我做了初步测试。（*19.Gregory Clark，The Son Also Rises：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 结果发现，对于能和1940年的南方姓氏相匹配的1860年奴隶记录文件中的近4万个奴隶主姓氏而言，奴隶财富同现代收入之间存在正向关联。这个结果与杜邦和罗森布鲁姆的发现共同提出了一个疑问：在内战过去后的数十年中，以前的南方奴隶主是否实现了在经济上的重新崛起？（*20.Derenoncourt，“Testing”.）

奴隶制对财富与收入分配的持续影响或许并不奇怪，因为大量证据表明掠夺性制度有深远影响（下节将更详细地对此展开实证讨论）。针对美国的奴隶制，布莱克维尔及其合作者发现，奴隶制对20世纪的政治和文化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似乎说明奴隶主家族在南北战争结束很久后重返其显赫地位。以棉花种植适合度差异作为大规模奴隶种植园农业的一个随机差异来源，他们发现1860年时较高的奴隶人口占比对应着对南方重建前的民主党的更大认同，以及如今对非裔美国人的负面种族态度。这种联系在20世纪早期达到峰值，伴随着南方的救赎行动与反重建运动，在之前奴隶人数最密集的地区表现得最为强烈。此类现实政治事件可能影响收入分配，让奴隶主家族重新崛起，并巩固他们在南方精英群体架构中的地位。（*21.Avidit Acharya，Matthew Blackwell，and Maya Sen，“The Political Legacy of American Slavery，”Journal of Politics 78，no. 3 （May 2016）. ）因此在最重要的人身财富被转化为自由劳动力之后，以前的蓄奴家族可能转而寻求掌握政治权力，并以之再度制服刚获得解放的奴隶，重建自己在未来的经济统治。

这些非线性效应进一步表明，存在前文描述的模型没有反映的制度作用机制。历史决定的制度在该模型中是静态的，因此难以对公民群体与臣民群体的后代的当代状态做出判断。事实上，制度或许更多是按照过去的制度来复制，具有相似的分配效果。作家和记者Ta-Nehisi Coates认为应该给非洲裔美国人提供补偿，主要是因为20世纪的政策把他们排除在美国最普遍的资产积累——住房所有权——之外。他把连续线索从奴隶制追踪到Jim Crow，再到芝加哥的联邦贷款红线标准。他的观点高度反映了制度的路径依赖：即使某种剥削制度已被终结，继续维持“公民”与“臣民”之间界限的新制度仍有可能出现。Coates关注的制度有着动态的组成，延续了过去制度对分配的影响。美国的案例表明，应该对历史制度影响当今经济结果的机制加以反思。（*22.参见Coates，“The Case for Reparations，”Atlantic Monthly，2014年7月，第54页。）

关于蓄奴与内战后流动性的新近研究文献说明，禀赋的确容易受到意外事件的冲击，这让人们想起杜波依斯（Du Bois）给奴隶主集团宣读的讣告：“随着内战的到来，种植园主作为一个阶级宣告死亡。”然而，1940年时的收入水平似乎仍与1860年时的奴隶主姓氏存在关联。此外，奴隶制对南方政治生活的长远影响显而易见：在1860年时奴隶人数较多的地区，到2008年大选中对巴拉克·奥巴马的支持较弱。所以即便禀赋优势会消退，带来这些优势的制度仍会对经济和政治结果产生持续的影响，甚至远在此类制度名义上不复存在之后。下一节将更深度地探讨制度同不平等的关系，特别是前欧洲殖民地在殖民时代的掠夺同此后的税收基础设施之间的关联。

制度与不平等

为什么制度对全球不平等关系重大？首先，制度是理解相对经济发展成就的关键所在：历史冲突带来的制度分化影响全球公民群体与臣民群体之间及内部的不平等。前者已受到制度研究的广泛关注，我将对其加以回顾。接下来，我将通过殖民统治对税收基础设施的影响，深入分析制度同不平等的关系。所得税是一种重要的再分配政策工具，还给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提供了最权威的数据，尤其是它们不像许多家庭调查数据那样遮蔽了顶层群体的信息。借助制度研究中反映某个国家历史上殖民制度类型的一个常用变量，我测算了历史制度对于我本人收集的32个前殖民地的所得税引入时间的影响，以及对皮凯蒂及其合作者维护的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中的所得税覆盖范围的影响。利用这些数据，我发现制度同税收基础设施之间存在系统性的相关关系，凸显了掠夺性制度对收入分配以及（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测算数据的）政府架构的有害影响。

制度或者说制约经济、社会和政治行为的规则，对长期的全球不平衡发展有强大解释力。包括道格拉斯·诺思、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等人在内的经济学家已详细阐发了这一理论。（*23.Douglass C. North，“Institution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 （1991）：第97—112页； 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and James Robinson，“Institutions，”载于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第1卷（2005）：第385—472页。）过去二三十年，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借助历史上的自然实验来测算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24.Melissa Dell，“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Peru’s Mining Mita，” Econometrica 78 （2010）：第1863—1903页； Acemoglu，Johnson，and Robinson，“Colonial Origins”. ）在一项广为引用的研究中，阿西莫格鲁等人利用欧洲殖民统治时期的疾病死亡率，作为对制度差异的大规模版本的自然实验。鉴于欧洲人当时并不清楚许多传染病的传播状况，如黄热病或疟疾等，他们在不同地区遇到的自然环境便成为判断欧洲人能否定居的外生变化因素。定居能力则决定了欧洲人在当地建立特定类型制度的激励。如果死亡率普遍较高，定居困难，那里就会形成掠夺性制度，主要依靠奴隶劳动生产经济作物，并限制授予公民权利。而如果死亡率较低，欧洲人就会普遍定居，建立相对包容的制度，包括政治体制的制衡以及重视私人财产保护等。（*25.Acemoglu，Johnson，and Robinson，“Colonial Origins”.）

疾病环境决定的初始制度差异预示了如今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表现。在前殖民地中，疾病环境不利于欧洲人定居的地方在今天有着较弱的产权保护和较低的人均GDP。相反，欧洲人死亡率较低的地方在今天的发展水平较高。这些学者由此把此类实证结果解释为如下假说的证据：包容性制度促进了长期的经济表现，掠夺性制度则相反。

困难在于，制度创新以及对欧洲经济增长的初始刺激不是在真空中发生，而正好是在欧洲人探索和征服大片世界其他地区的时期。来自殖民活动和奴隶贸易的财富增长充实了商业中产阶级的力量，使其可以抗衡君主权力，从而确保了欧洲的包容性制度建设。（*26.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and James Robinson，“The Rise of Europe：Atlantic Trade，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 （2005）：第546—579页。）这一模式还延伸到新大陆后来的经济增长时期。在美洲内部，有着更具包容性制度的地方从广阔边疆的掠夺性活动中获益，包括对土著人土地的侵占和对其人口的残杀。（*27.Camilo García-Jimeno and James Robinson，“The Myth of the Frontier，”载于Understanding Long-Run Economic Growth：Geography，Institutions，and the Knowledge Economy，由Dora L. Costa and Naomi R. Lamoreaux主编（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第49—88页。）简而言之，增长依赖于包容性制度，但同时也可能同其他地方的掠夺性经济机遇相关联。

以英国商人阶级的崛起为例，他们在国内对君主权力形成了制约，但同时也是整个欧洲最猖獗的奴隶贸易商。类似的，荷兰的民主制度发展伴随着他们为建立对东南亚香料贸易的垄断权而发动的残酷战争。这些历史时期成为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关键节点”，初始制度决定了各个社会对经济机遇如何做出响应。然而，促进一个社会的包容性制度的因素，却可能是另一个社会的同样制度的厄运，这正是西部非洲、加勒比地区以及东南亚在被英国与荷兰入侵后的情形。

测算殖民主义对群体内部不平等的影响，一个直接办法是分析殖民制度给税收基础设施留下的效应。政府对收入征税的能力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反映了它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和开展再分配来缓解不平等的能力。在缺乏税收基础设施的国家，社会保障项目往往较少，产业进入壁垒较为普遍，精英人群的收入很少受到调节。

考察不同制度对不平等影响的一个关键障碍在于，某个地区的制度类型或许与经济发展数据的丰富程度相关联。阿特金森试图利用英国在非洲的几个前殖民地的殖民税收数据来填补部分空白。这些数据本身是英国核心区域同其殖民地之间的掠夺性制度安排的遗产，只能用来对财富分配最顶层的部分做分析，但通常能反映殖民地派驻官员与本土居民之间的对比。对顶层数据的观察表明，部分殖民地的不平等程度很高，哪怕在税收数据能覆盖的有限的社会精英内部也如此。阿特金森的研究对理解全球收入不平等变化做出了贡献，但我们对这些数据未能覆盖的超过90%的当地人群依然缺乏了解。另外，我们仍旧不清楚殖民体制给殖民地带来的不同于非殖民地的影响，该问题将在本节的最后展开讨论。（*28.Acemoglu，Johnson，and Robinson，“Colonial Origins”； Anthony B. Atkinson，“The Colonial Legacy：Income Inequality in Former British African Colonies，” WIDER Working Paper 45/2014 （2014）.）

针对前殖民地国家，我发现某些直接证据表明，贫困国家的税收与统计基础设施薄弱有背后的制度惯性机制的影响。具体来说，对32个前殖民地，我考察了欧洲定居者在前殖民地的历史死亡率（即阿西莫格鲁等人开创的指标）同首次开征所得税年份之间的关系。请记住，这些疾病死亡率数据给征服时代的欧洲人在各地的定居能力造成了随机差异，定居能力继而决定了殖民地建立的制度类型。欧洲人定居较少的地方倾向于建立掠夺性制度，基本上不对当地民众负责。相反在定居较多的地方，殖民者有建立包容性制度的激励，因为这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经济成功。至于结果变量，我从各种学术研究文献中收集了首次实施所得税的年份的数据。对于这32个前殖民地，既能够找到首次实施所得税法律的信息，又有欧洲定居者的死亡率数据。

我找到了如下国家或地区首次征收所得税的年份：委内瑞拉、南非、印度尼西亚、乌拉圭、哥伦比亚、墨西哥、尼日利亚、乌干达、坦桑尼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牙买加、新西兰、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智利、阿根廷、肯尼亚、埃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冈比亚、香港、加纳、埃塞俄比亚、塞拉利昂、海地、巴西、越南、哥斯达黎加。我用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对几个国家做了交叉比较。对非洲的前英国殖民地，我采用了如下参考资料：Atkinson，“The Colonial Legacy”。若需要数据来源的完整清单，请联系本人：elloraderenoncourt@fas. harvard. edu。

图1中的散点展示了如下关系：定居者死亡率（对数）代表的殖民制度类型同首次征收所得税的年份。观测值按照定居者死亡率的相同规模区间并入各组，纵轴则显示每个组首次实施所得税的平均年份。该散点图表现出了正向关联：殖民制度的掠夺性越强，所在国家的所得税引入时间越晚。由于个人所得税是约束不平等的主要政府工具之一，掠夺性殖民制度的影响便通过现代制度延续下来，表现为开展再分配与筹资支持社会保障计划的能力较为薄弱。就这样，群体内部的不平等仍受制于殖民历史冲突中建立的制度类型。

注：个人收入所得税是制约不平等的一个关键的政府工具。这里显示的正向关联表明，一个国家的殖民制度的掠夺性越强，引入所得税的时间越晚。

制度因素影响全球不平等的第二条途径，在于决定我们能获得的不平等信息的质量。皮凯蒂及其合作者维护的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WID）旨在追踪全球40多个国家的收入与财富发展变化。（*29.www. wid. world/.） 但全球还有约150个国家未纳入其中，主要集中在南美洲、非洲和东欧。由于缺乏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的数据，人们难以全面评估历史制度对不平等和财富分配的影响。可是，数据缺乏本身也是一种数据，该数据库的覆盖范围要求有较为发达的税收基础设施。通常来说，一个国家较早实施个人所得税是财富与收入长期历史数据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

图2展示的是，殖民定居者死亡率同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覆盖的年份之间的关系。与图1的方法一样，图中的散点分组合并了某些观测值，结果表明殖民地时代的制度掠夺性越强，某个国家在数据库中的覆盖年份就越少。由此导致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某个地方的殖民制度越具有掠夺性，我们今天对那里的收入分配状况就越不了解。所以，我们得到的关于不平等的认识有偏向性，过度强调能够获得不平等信息的地方。但显然，数据的可获得性受到了制度因素的系统性影响。数据覆盖的年份缺乏或许与税收制度持续时间较短、再分配能力不足相关，而量化分析可能让我们不自觉地忽略了缺乏详细收入分配数据的地区。这最终会导致我们对不平等决定因素的认识受制于自己能够获得测算数据的地理范围。

注：在殖民地时代有更强掠夺性制度的国家，在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的数据覆盖通常越少。因此，对不平等的认识过度关注能提供不平等数据信息的地方，存在偏向性。

以上发现说明，历史上的掠夺性制度通过影响后续税收基础设施以及我们对不平等的认识，依然对财富分配发挥着直接作用。由于税收是政府的主要再分配政策工具之一，这意味着掠夺性制度左右着前殖民地国家的不平等状况。制度对一个社会内部的产权保护与财富流动水平有直接影响。制度变革可能带来税收或土地改革，对财产进行再分配，直接降低不平等程度。此类变革可能促进政治上的公平，使穷人有途径改善其相对于精英人群的弱势经济地位。改善知识信息也能带来好处，收入分配的透明度会使严重不平等的政治代价增大，从而增强对再分配措施的支持力度。

最后，试图解决全球不平等问题、却不承认历史因素作用的政策在效果上可能会打折扣。我们或许需要更灵活的全球再分配工具，根据不同的制度（β项）定制，以便考虑和抵消影响公民群体与臣民群体内部不平等及两个群体间不平等的历史轨迹的作用。

历史视角的全球再分配

本文提出的理论架构，把历史（通过初始禀赋与制度遗产）同当代全球不平等格局联系起来。财富积累有其自然运动规律，但历史发挥的作用不仅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初始资本存量。如果我们用β作为代表过去制度的参数（即前文介绍的模型中的代际惯性系数），并让某个群体的初始财富同该群体及其他群体过去的制度挂钩，就可以发现历史上普遍存在的许多关键节点的效应：某个群体的掠夺性活动对今天的群体间经济表现的巨大差异有重要影响。

我把这些群体称为全球的公民与臣民，借用了马姆达尼关于殖民地非洲的制度隔离研究中的术语。世界的公民群体是指：在政治统治体制中有代言人，生活中没有经常遭受剥夺的恐惧，拥有明确并普遍适用的社会运行规则。他们整体上能享受经济活动的成果，并由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有着在经济阶梯上进步的良好机遇。世界的臣民群体则是指：依赖掌权者的仁慈而非普遍适用的规则，遭受剥夺属于常态而非例外。他们的社会流动性很低，甚至生存都可能需要以对精英人士的臣服为代价。

如我们所见，只了解掠夺活动对过去禀赋分配的影响是不够的。从长期看，禀赋差异对全球不平等的解释力有限。当然，一个经济体是否已达到稳态还有待讨论。我以美国的蓄奴制度为背景对此做了探讨。经济史学家探讨过，奴隶财富在多大程度上依然给南北战争后的奴隶主后代提供了优势。杜邦与罗森布罗姆发现，内战导致美国南方的财富分配出现了比北方更大的扰动变化。而我找到的证据是，把1860年奴隶记录文件中的奴隶主姓氏与1940年美国人口调查的信息做比对，说明之前的财富优势甚至持续到20世纪后很久。这一发现可以从两条不同路径加以诠释：一方面，它表明美国还不是稳态均衡，某些群体通过历史上的剥夺而延续着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某些证据表明奴隶主家族因为战争和政治制度的改变而失去之前的奴隶财富之后，转向了政治活动，并可能于20世纪早期重新掌控了权力。

这只是历史制度因素影响当代财富分配的众多途径中的一种。另外，上述案例还凸显出，制度是相关行为人的策略行动的结果。精英人群维持或重获权力的能力与若干因素有关。在美国南方，民权运动或许成功扭转了南方精英人群维护其地位的势头，消除了该地区的制度化镇压手段。但总之，尽管奴隶制造成的南方财富禀赋受到南北战争的沉重打击，制度惯性的影响却重新恢复了公民群体同臣民群体在战前的财富不平等格局。

之后一节中，我借助制度增长理论说明，为什么历史上的掠夺性制度会影响公民群体和臣民群体的全球财富分配格局。在前殖民地国家，制度通过税收基础设施直接作用于不平等。历史上建立掠夺性制度的国家，所得税引入较晚。以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的覆盖情况作为另一指标，我指出，历史上建立掠夺性制度的国家在数据库中的覆盖率更低。由于所得税是政府为社会保障计划或再分配筹资的一个主要工具，这种制度遗产对财富不平等或许有直接解释力。在缺乏税收基础设施时，即使打算推行再分配的仁慈型政府也无能为力。再分配还会进一步增强社会中的穷人的政治实力。若没有税收基础设施，一个社会将长期被精英小集团俘获。此类制度影响的持续时间可能比禀赋差异长得多。根据本文之前介绍的模型，在稳态均衡中，持续影响当代财富分配状况的是过去的制度，而非资源禀赋的差异。因此从政策视角看，问题主要不是追究欧洲的“原罪”，而在于解决掠夺性制度的残余，尤其是在关键节点时期形成的制度。

这对跨越不同制度的再分配有何启示？祖克曼等人建议的全球财富登记有助于把世界各地的财富拥有者的信息集合起来，特别是在资本主要被外国人持有的地方。（*30.Gabriel Zucman，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The Scourge of Tax Havens，trans. Teresa Faga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4）. ）可是这依然没有填充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中的空白，那里只有通过所得税基础设施的建设才能弥补。这些空白地区显然伴随着发展不足以及社会内部的巨大不平等，收入和资本回报集中在顶层群体，而这批人属于全球精英人群的一部分，也是拟议中的全球财富税可能帮助识别的。

全球再分配政策不应只通过全球财富税实现禀赋的再分配，而是要迫使公民群体认识到，历史上的专制统治妨碍了臣民群体收获经济发展的果实。在臣民群体受统治精英压迫最为严重的地方，增进和改善当地的制度有可能带来连锁效应。例如，全球劳动标准就可以首先把盈余从全球资本转移给纺织或智能手机等产业的劳动力。知识产权、移民、医疗和教育等政策可以重新调整，以照顾在过去500年的受挫折地区。因此，本文要表达的主旨在于，在财富再分配之外，让有着共同历史经历的世界公民群体与臣民群体在制度上实现整合，是缩减全球不平等而值得研究和实践的重要一步。

未来的研究人员应聚焦于两个方面。其一，我们需要对历史冲突与制度分化有更多的量化分析：不同经济行为人群体之间的历史冲突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造成了制度分化？其二，我们需要在政策建议中考虑制度分化因素，并致力于扩大全球臣民群体的制度特权。对此应该提出的问题是：“为使臣民群体能跟上公民群体的制度进步，能够做些什么？”基于禀赋因素而做补偿是不够的，也只有暂时的效应。有长久作用的再分配措施是取消制度隔离，也即把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扩大到全体公民群体与臣民群体。（余江译）

谢选骏指出：上文混淆了“资本”和“资本主义”——“资本”是各种社会古已有之的东西；“资本主义”却是西方社会的特产，其基础是其他社会无法重复的。

【29、全球化时代与总体交往】

金寿铁 2019-04-09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无论单边主义、孤立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如何兴风作浪，都不能阻挡全球化的滚滚洪流。所谓“全球化”，一是指经济全球化；二是指全球政治乃至全球治理一体化。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与机遇，中国引领世界潮流，高瞻远瞩，首倡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秩序，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携手共建人类更美好的世界，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实践导向意义。翻开当代西方哲学史和政治思想史，我们会发现，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和哈贝马斯率先把“交往”概念置于哲学思维的核心，不遗余力地倡导统一性的全球交往理性，努力引导朝向世界政治统一。

总体交往与人类统一

雅斯贝尔斯把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称作“科学技术时代”，一个新的“普罗米修斯时代”，它开辟了通向世界历史的新的广阔前景。交通和通信的发展使地球成为一个整体，地球的统一出现了。然而，这只是地域的统一，还必须把它创造成为政治的统一体。战争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一要求变得极为迫切。原子弹等大规模杀伤武器造成了一个全新的境况：“过去的战争可以灭绝种族，现代战争可以毁灭整个人类。”因此，雅斯贝尔斯对科学技术时代的各种虚无主义、种族主义、宗教狂热主义等思潮提出了全面批判，进而将“自由交往”，特别是精神领域里的自由交往视为世界和平与秩序的根本保证。

哲学的门类繁多、名目多样，而且每一种哲学都喜欢自命为绝对真理。而雅斯贝尔斯的哲学是反对孤独的哲学。在他看来，交往的可能性是衡量每一种哲学思维真理性的尺度：“只有思维进程促进交往，思维在哲学上才是真的。”如果一种哲学引诱人们自我封闭，走向孤独的道路，那它必定是一种坏的、不合理的哲学；反之，如果一种哲学呼吁人进行交往，走向与人共在的道路，那它必定是一种好的、合理的哲学。

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中，雅斯贝尔斯不仅从哲学思维上论证了人类交往的必要性，也从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上论证了人类交往的可能性。按照他的“轴心时代”理论，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起源，那就是公元前800年至200年之间人类精神的发展时期，即“轴心时代”。这个时期，中国、波斯、巴勒斯坦、希腊彼此独立地创造了今日精神世界的基础。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础，产生了墨子、庄子、列子等思想家；在印度产生了奥义书，诞生了释迦牟尼；在伊朗出现了查拉图斯特拉；在希腊出现了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学家，出现了荷马以及剧作家；在巴勒斯坦出现了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等预言家。他们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共同导师，一同奠定了迄今人类所依据的思维的基本范畴，创生了迄今仍在维持人们精神生活的世界宗教。通过轴心时代的展开，印度、中国、希腊三个中心世界以及参与这个世界的各民族得以彼此相遇，互相有了深刻的理解。

雅斯贝尔斯敏锐地意识到，全球化时代最迫切、最本质的问题是谋求“世界的统一、人类的统一”。因此，他的后期交往哲学研究集中在全球交往，即寻求世界理性共同体成为可能的条件，以此为建立“人类大共同体”构筑坚实的理论框架。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哲学交往已不再是两个生存共同体之间的“爱的斗争”，而是公众之中的“精神之战”。他的哲学交往的标志是一切理性者之间的团结一致和无限交往。相对于两个生存共同体的交往而言，总体交往具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是全球广度；二是“理性”的无限开放性。总体交往试图把理性带入世界，同时用理性贯注每一个生存，从而使生存变为交往性的生存。总体交往将向包含世界的理性共同体扩展，人类从理性的基本交往意愿出发达到世界的统一、人类的统一。

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说，这种世界的统一、人类的统一必须以“自由”为前提，因而他并不像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和伯特兰·罗素那样考虑一种世界帝国、一种世界国家，而是考虑一种“世界秩序”，一种出于世界公民意愿的人类大共同体，它可以将各种现有的制度联合在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秩序中。在这种世界秩序中，所有对外政策都转变为世界对内政策，因而战争工业的必要性也不再存在。

交往理性与世界共同体

鉴于我们时代的全球化现实，哈贝马斯将“理性”界定为生活世界中与生活一道形成的“生活世界理性”。由此出发，在《交往行为理论》（1981）等著作中，他像雅斯贝尔斯一样积极倡导“交往理性”，呼吁全球范围内不同言谈者之间的开放对话，以促使这个世界上的“孤独主体”向“交互主体”转变。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他的交往共同体和商谈伦理学的核心和本质。在他那里，人类语言共同体渊源于人类交往共同体，而理性伦理促使不同言谈者达成道德共识和普遍伦理。他的商谈伦理的基本精神是：每个人都必须努力维护自身所属的商谈共同体，即交往理性共同体。商谈的成功取决于“交往合理性”，即商谈双方开放心态，求同存异，不搞一言堂，不把一己之见强加于人。在人类理性的共同基础上，人类将通过商谈民主和开放讨论，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形成一个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互动世界。因此，在他那里，交往理性共同体是通向“世界公民社会”的必由之路。

根据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视域，哈贝马斯构想了一种理想的交往共同体，一种无拘无束、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其规范特征是“真理性、妥当性、真实性、理解可能性”等。真正的、正确的、真实的言语交往，既不为金钱所歪曲，也不为权力所压迫。因此，哈贝马斯强调，理想的交往共同体必须建立在合理性、平等的机会、意见交换、反省等原则基础上，唯其如此，才能兑现交往成员的多元化，保证交往空间的普遍性，才能为缔造“道德共同体”这一理想社会提供可靠的基础。通过开诚布公、严肃认真的协商对话，交往主体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交往范围。一方面，交往主体相互理解、相互协议，达成非强制性的伦理共识；另一方面，交往主体遵循共同规范，克服道德分化，共同致力于团结一致、同心同德的道德共同体。

在全球化时代，通过世界主义理念和世界公民理念，哈贝马斯提出了“世界共同体”思想，即引导政治意愿超越民族国家而朝向世界政治统一，实现世界大同。他的世界主义构想旨在克服全球化时代萨缪尔·亨廷顿所描绘的“文明冲突”的严峻挑战以及以“原教旨主义”为基础的全球恐怖主义威胁。在哈贝马斯看来，在当今地球村世界里，最重要的是确认不同文明的差异，传承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大力倡导一种“多元主义”真理观，从片面的、封闭的民族主义视野转向开放而包容的世界公民视野，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各民族多元文化认同，实现跨文化普遍交往。所谓“世界公民理念”就是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摒弃一元论文明史观，超越民族国家和种族主义藩篱，最终建立全新的世界秩序，实现康德意义上的永久和平。

永久和平与世界大同

众所周知，在《永久和平论》（1795）中，康德提出了旨在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诸条件，这就是国际法、共和制、世界公民。康德认为，传统国际法与相互关系中的各个国家相关联，而国际法的秩序必须以共和制为前提。根据康德的共和制和世界公民的历史观，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以世界政治统一为目的的历史观，并构想了世界政治的前景。在全球化时代，政治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政治。因此，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国际法的宪法化以及世界公民法的实现，地域性的民族国家将超越自身而朝向世界公民领域的世界秩序。

哈贝马斯敏锐地注意到，200年前康德所构思的古典国际法的秩序已经包含着一种转变为新的“世界公民秩序”的可能性。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公民领域与世界共同体中的人际法律关系相关联，世界公民秩序必须以世界主义和宪法爱国主义为前提。在此意义上，他的世界公民秩序理念是康德永久和平理念的全面继承、发展和创新，它包括世界公民的起源与概念、国家构想与民主构想、世界秩序与世界公民权、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对内政策、世界公民状态等。

鉴于我们时代的全球化现实，雅斯贝尔斯和哈贝马斯都认为，世界范围内的总体交往不仅是哲学思维的真理性尺度，也是通向世界公民社会、人类大同、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在全球化时代，只有在总体的、无限的理性交往中，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才能在保持自身与众不同的个性的情况下，认识到人类共同的起源与目标、共同的利益与价值，走上共存共荣之路、世界大同之路。唯其如此，人类才能克服各种单边主义、孤立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的狭隘心理，坚定全球化前景的信心，迎接全球一体化的挑战，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实现世界的统一、人类的统一。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有没有读过《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全球》（2004年）一书？这可是十五年前就发表的了！如果没有读过，他的论述还可信吗。

【30、人类全球化的缘起和演进】

2021-05-15 陶涛

全球化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引起大众和学者关注。一开始主要指世界经济领域的特定趋势与特征，后来范畴逐渐从经济扩展至政治、文化、环境、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对于全球化的源起，可回溯到二战后、19世纪初、工业革命、地理大发现，甚至更早。正因如此，对全球化的演进就有了不同解释。全球化缘起的主要力量是技术创新，不同时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决定了全球化所能到达的广度和深度，而核心大国的社会经济目标成为加速或制动全球化的关键力量。

人类全球化的含义、起源与发展

从字面来看，全球化的含义有两点是确定的。第一，全球化是一个趋向广度、深度的进程；第二，这个进程是全球性的，有别于区域性进程。《牛津通识读本：全球化面面观》将全球化定义为：“促使我们走向全球性状态的社会进程，是一组多向度的社会进程。”所谓多向度，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领域。其中，经济全球化是其他向度全球化的基础，这一点学术界已达成共识。经济全球化至今并无统一定义。世界贸易组织（WTO）将其定义为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国际一体化过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其定义为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达到世界范围的经济调整融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将其定义为生产者与投资者的行为日益国际化。虽然具体表述各异，但基本含义大体一致，指的是商品和要素的国际化、一体化进程。

根据全球化的全球性含义，一些史学研究者将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视为全球化的开端。因为远洋航行和地理大发现首次突破了海洋的阻隔，建立了连接世界各大洲的海上通道，为全球性进程提供了基本条件。一般认为，地理大发现缘起于商业贸易需求，西欧急于寻找通往亚洲的海上航线，以获取东方的香料。新航路开辟后，逐渐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市场和全球性经济关系。由于这一时期的贸易都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还没有出现基于生产分工的交换，因此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全球化尚处于萌芽或初起阶段。

研究者大多认为经济全球化起源于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一方面，两次工业革命使人类先后进入蒸汽时代和电气时代，大机器生产取代手工生产，推动了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大发展，工业生产力对更广阔市场和更大规模原材料的需要推动了国际贸易扩张。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轮船、铁路、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以及电报电话等通讯方式大大提高了物资、人员和信息的跨国流动速度，降低了跨国流动成本。更重要的是，自西欧兴起的资本主义制度奉行自由市场经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断促进商品和物资的全球流动。国际贸易扩张从19世纪开始突飞猛进，远远超过了全球收入的增长。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以及向新大陆的人员流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毫无争议地，工业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全球化的重要一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蓬勃发展。伴随着技术创新浪潮，发达国家工业迅猛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部分产业出现跨国转移。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加入世界分工体系。人类进入了新一轮全球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战争期间建立的贸易壁垒不断放松，大型跨国公司快速壮大，推动了国际分工和跨境贸易的深入发展，产业内分工越来越普遍，资本、人员、技术的国际化程度也大大加深。

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是冷战结束，前苏联国家和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加入全球分工，全球性市场和分工体系确立。二是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工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推动了生产组织方式变化和生产分割（生产环节拆分开，由不同企业生产）。国际分工由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渗透，企业围绕全球价值链展开合作与竞争。21世纪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技术革命进一步推进了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越来越多的机构、个人、服务、要素卷入其中，经济全球化向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向度扩散。鉴于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巨大差异，多数学者将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化浪潮界定为全球化的新浪潮。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的全球化进程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第一波浪潮（关于起点观点不一，或地理大发现，或第一次工业革命，或资本主义兴起，或19世纪初，或1850年左右，或1870年左右），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为第二波浪潮，20世纪90年代至今为第三波浪潮。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是经济利益。当两国商品存在价格差异时，从低价国家买入，运到高价国家出售，可获取价差收益。工业革命后，分工收益成为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追逐的目标。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一国商品售价之所以低，是因为在生产上存在比较优势。这个优势可能来自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也可能来自拥有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廉价要素。每个国家扩大或专业化生产比较优势产品，向其他国家出口，即可获得分工收益。但是与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需要承担更多的成本。一是商品跨国运输成本，包括境内物流、跨国运输以及报关等成本；二是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差异需要额外花费的成本，统称交易成本；三是贸易壁垒成本，因商品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所需的支出。所以，只有当生产成本的相对优势大于国际贸易的各种成本时，分工收益才能实现。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从低价格国家向高价格国家流动，同样也面临流动收益与流动成本、交易成本之间的平衡。因此，任何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运输成本、交易成本和贸易壁垒成本，能够提高分工收益和要素利得的因素，都是驱动全球化的力量。

技术创新是推动全球化的根本力量

一般认为，驱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是技术创新。美国知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指出，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化是技术创新驱动的结果：全球化2.0（1800-1990年）的驱动力是各种硬件发明和革新，比如从蒸汽船、铁路到电话和计算机的普及；全球化3.0（1990年至今）的驱动力是软件创新和网络普及。技术创新作为全球化的根本驱动力，从三个方面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

第一，技术创新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全球性交易和传播成为可能。15世纪，地图学、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等技术进步为远洋航海提供了可能。没有这些技术创新，就不可能有地理大发现和通联各大洲的航线，全球性贸易和交流也就无从谈起。工业革命之后，洲际公路、铁路的建设，远洋海轮和集装箱的使用都为大规模国际运输提供了可能。电话、电报为国际交易和交流提供了便利。21世纪初，互联网兴起，使得原本无缘参与国际交易的企业、个人都能够参与到全球化之中。基于互联网、移动端、社交APP，世界各个角落原本不可能有交集的个人建立起了联系，文化传播和交流的限制大大减少。

第二，技术创新不断降低全球性交易的成本，促进全球化向更广范围扩散。轮船、铁路、汽车、飞机等运输工具运力和运速的不断提升，提高了商品运输和人员流动的效率；电报、电话、电子邮件、通信软件等通讯方式的出现提高了信息跨国流动的速度；支票、汇票、电子交易、电子支付提高了资金流转的速度；微处理器、个人电脑等提高了信息处理能力；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分析，颠覆性地提高了信息处理速度。商品、人员、资金和信息传输速度的提高，不断降低国际交易和交流的成本，让更多的国家、更多的商品和要素参与全球化，推进了全球化的广度。

第三，技术创新促进生产内容、生产方式和交易方式不断改进，推动全球化不断深入。最初的贸易品都是各国的自然资源及其加工品，贸易品相对单一。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合成纤维、塑料的出现，人工合成产品不断涌现，贸易产品越来越丰富。进入互联网时代，金融、医疗、教育等服务以及数据也成为可贸易品，全球范围内贸易产品越来越广泛。

技术创新不断改进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和分工效率。纺纱机、蒸汽机、工业流水线、工业机器人、物联网、3D打印等技术创新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推动了生产的规模经济以及产品生命周期变化，不断改变贸易规模和贸易方向。比如，纺织品出口国从最初的亚洲国家转移到英国、而后美国、又回到东南亚和中国；电视机的出口国从美国转移到日本、而后中国。20世纪末，技术创新推动部分行业的生产组织方式由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推动了国家之间中间品层面的专业化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推动全球分工不断深入。技术创新也带来了新的交易和交流方式。近10年来，基于互联网平台和移动端应用、大数据分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其应用，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跨境电子商务如火如荼，国与国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个人也深入融入全球化。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决定了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

虽然技术创新为全球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根本驱动力，但是跨境交易和交流还面临着货币体系、信用体系、制度标准、跨境壁垒、宗教文化等差异带来的风险和成本，需要稳定、有序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人类历史不同阶段的全球政治格局和大国经济制度决定了其时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其中政治秩序决定了主流意识形态和行为准则，影响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地理范围；经济秩序决定生产关系和商业规则，影响商品和要素流动的自由度和便利性。因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决定了全球化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

地理大发现之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先后开始了对亚洲、美洲的殖民扩张，开启了殖民主义时代。殖民政府赋予特定私人投资人成立特许贸易公司，如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哈德孙湾公司等，在殖民地实行垄断经营。特许公司在殖民地投资运输、物流和通信设施，建立法律、规则和信用体系，确立殖民贸易的秩序。众多特许公司的垄断经营及其经营秩序决定了殖民扩张时期国际贸易的方式、范围与结构。

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后，以英法为主的殖民国家不断新征殖民地，实行殖民占领和移民。从殖民地掠夺工业原材料，并向殖民地出售本国纺织品。同时，殖民国家还通过武力强行要求落后国家签订通商条约，将落后国家纳入其殖民强权的贸易体系。如英国1838年强迫土耳其取消贸易禁令和垄断权，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强迫中国对外通商。1854年，美国军舰驶入日本，逼迫闭关锁国的日本对外通商。这一时期正值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信念在工业国家基本形成，并随着殖民占领向世界渗透。19世纪中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德国、美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先后完成工业化，殖民国家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瓜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争夺更大的原材料供应地和工业品市场。工业国家已经确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金本位制随着帝国主义统治输入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和金本位制构成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越来越多自给自足的国家被纳入世界经济范畴，形成了劳动分工：工业国家生产工业制品，殖民地半殖民地生产原材料及其加工品。从工业革命到一战之前，殖民统治、统一的经济规则和稳定的货币制度，促进了商品贸易的繁荣，推动了资本和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随着一战爆发，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被打破，全球化进程中断。

二战之后，国际政治组织联合国成立，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重建，加速了欧洲经济的恢复与繁荣。发展中国家开始非殖民化运动，陆续建立独立主权国家。朝鲜战争之后，冷战格局形成。在西方国家，出于对1929至1933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反思，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取代了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古典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思想。基于这一基本理念，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基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确立了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以贸易自由化为导向的多边贸易体系，为战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实行出口导向政策，融入西方世界的国际分工。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加入国际分工，全球化的广度不断扩大。

20世纪90年代前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巨变。两德统一，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随着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世界迎来了战后以来最广阔的市场和最大范围的分工生产。因两次石油危机、发达国家经济滞胀而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渐成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提倡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主张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基于这一思想，美国不断放松金融管制，推动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美国协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以“华盛顿共识”为蓝本，敦促拉美国家、转轨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实施私有化和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由放任的价值体系；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美国主导的区域贸易谈判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将贸易规则由边境措施扩大到国内措施，致力于让成员国实施更大程度对外开放，实现成员国国内制度和标准统一化。种种超宽松的对外开放措施促进了商品、服务和各种要素的全球流动，经济全球化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同时，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创新，政治思潮、社会资讯、文化艺术等也在全球范围内即时传播、不断交融，全球化的向度不断扩大，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全球浪潮。直到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蔓延成国际金融危机，高歌猛进的全球化才出现捩转。

经济发展问题成为当下全球化的制动器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并非一路欢歌。1999年底，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召开期间，大规模反全球化示威游行引发了城市骚乱和冲突，造成“西雅图风暴”。此后，反全球化运动兴起，与全球化进程相伴而行。反全球化运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全球化收益与国内、国际经济社会目标的冲突得不到解决。全球化实现全球资源最优配置，参与国可以从中受益，但并非利益均等，也非人人有利。

第一，全球化造成国内各群体利益冲突。国际分工带来一国内部资源和收入的重新分配，处于比较优势行业或生产环节的劳动者收入改善，处于劣势行业或生产环节的劳动者可能失业或收入下降，导致一国内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扩大。如果没有相应调整措施，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社会经济问题。比如，1990年前，美国通过再就业和收入再分配政策缓解失业和收入不平等问题，但之后政策关注明显不足。在一些落后国家，较为单一的出口资源往往被少数政府官员、权贵或利益集团把持，参与国际分工不仅扩大了国内贫富差距，甚至加剧了国家贫困。

第二，全球化造成国家间利益冲突。基于各国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时，发达国家的优势集中于高附加值行业，而发展中国家的优势通常集中于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和生产环节。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获得的收益远大于发展中国家。不仅如此，国际分工还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劳动者收入过低、能源过度消耗、资源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削弱了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除了少数在全球化进程中快速崛起的新兴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第三，多向度的全球化造成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裹挟着私有化、放松管制、对外开放等新自由主义思潮冲向了世界各个角落。过度放松管制和对外开放对国家内部的利益分配以及民主政治造成巨大冲击。自由市场、利润至上、全球主义等思潮与各地的宗教、文化、意识形态不断发生碰撞，对本土文化的完整性构成了挑战。

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力量是发达国家的弱势群体、环境保护组织、无政府组织以及西方价值观的抵制者等。由于美国等大国经济向好，主流社会始终热衷于推进全球化，反全球化运动没有造成实质影响。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主流社会开始对美国经济问题以及全球化影响进行反思，随后涌现了反全球化思潮。金融危机爆发以及危机后数年的经济低迷让美国经济增速放缓、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等经济发展问题浮出水面。从不平等的视角来看，随着全球化深入，美国企业将越来越多的生产转移到海外，包括财务、软件、管理岗位也通过在线方式离岸外包，失业和收入相对下降的群体不断扩大，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美国政府没有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缩小贫富差距，反而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为名为市场和垄断资本站台，无限制放松金融管制。过度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带来的金融危机让美国及世界经济陷入低谷，加剧了失业和贫富差距问题。加上科技进步的影响，美国失业和贫富差距扩大问题不断加剧，逐渐造成社会分化与不稳定。虽然美国经济发展问题并不是完全由全球化造成的，也不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当全球化被视为国内经济发展问题的症结时，反全球化势在必然。

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出台各种鼓励措施，吸引对外投资回流，为本国工人创造工作岗位。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实施了退出TPP、重谈北美自贸协定、增加边境调节税、提高部分商品进口关税、发动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等反全球化措施。在欧洲，英国全民公投脱离欧盟，使欧洲一体化出现裂痕。发达国家从全球化的主推手转变为反全球化的先锋，是因为全球化与国内经济发展发生了冲突。哈佛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论》一书中提出了全球化之不可能三角，即超级全球化、国家主权和民主政治这三者不能共存，只能三选二。各主权国家之间推行超级全球化（不存在制度、标准差异，交易成本为零），就必须牺牲国内民主政治，置国内利益不平等于不顾。若想保证各方利益平衡，要么放弃国家主权，推行全球一体化治理；要么放弃超级全球化目标，通过稳定有序的国际治理机制，有限度地推进全球化。如此来看，美国当下的选择是通过限制全球化来修复国内民主政治、缓解贫富差距等经济发展问题。

回头来看，当初无论是殖民扩张时代的西欧国家、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还是帝国主义时期的英法德美以及二战后的美国，推动全球化都是为了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也是为了推进国内工业化。当全球化促进国内发展时，国内经济发展是全球化的重要引擎。而当全球化与国内经济发展出现冲突时，国内经济发展则成为全球化的制动器。当美国社会因国内经济发展问题而对全球化的不满与日俱增后，作为全球化主导者的美国为全球化热潮踩下了刹车。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只知“‘全球化’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却不知“天下”概念却是古已有之。1975年，我就开始着手撰写《论黄金时代的重来——礼制的天下统治》了。那是在中国大陆，消息万分闭塞，但我还是从全球共振中，获得了宇宙盈虚的消息。

【31、土地、种族与殖民治理——南非种族隔离土地法的演变】

蒋晖 2021-12-12

摘要：在非洲，殖民者兼并土地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然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南非那样，将土地和政治权利特别是公民权挂钩，即在南非，失去土地意味着最终将失去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失去土地意味着失去南非公民资格，这在全非洲都是一个殖民制度的创新。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本文试图从一百多年南非土地法的演变来揭示这个内殖民发生的过程，重点描述若干重要的土地法的颁发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包括黑人失去土地、政治权利和公民资格，以及二元农业经济结构的出现和黑人的工人阶级化以及贫困化。

一、南非土地改革面临的挑战

从1652年荷兰人登陆好望角到1994年南非殖民统治结束，在这342年的时间里，白人从黑人那里掠夺了大量的土地。据统计，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之时，占南非总人口75%的黑人只占有可怜的13%的可耕种土地，占全国总人口10.6%的白人却占有87%的可耕种土地①。失去土地是黑人贫困的主要根源。从1994年新南非政府成立后，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以下简称“非国大”）就在曼德拉的领导下有计划地进行土地改革，力图改变不对等的土地所有权结构，并将被非法掠夺的土地还给黑人，以顺应社会发展和伸张历史正义的要求。但是，土地改革在南非的复杂性超越一般人的想象，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南非土地改革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土地改革工程。事实也是如此，因为白人对土地的兼并和扩张跨越的时空巨大，牵扯的问题过多，1994年之后南非的土地改革进行得十分艰难。土地改革所遇到的问题可谓方方面面，既有法理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也有实际操作和执行能力的，这些问题加在一起，便是执政党所要面临的挑战。概括说来，这些挑战和难题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南非土地改革由于涉及产权的变更，故必须符合南非宪法第25条产权法案的原则和精神。然而，宪法第25条产权法案的原则与精神本身并不统一，因为在它里面，既有基于消极自由主义原则的条款，用以规定对现有和既定的私人财产的保护，又有基于积极自由主义原则的条款，承认现有的私人财产起源的不公正性，强调国家必须采取积极行动将之改变。它既可以允许依靠市场原则来实现将全国30%的商业土地转移给黑人的土地改革任务，也允许采取更为激进的方式，在必要的时候放弃市场原则而以国家征收的方式没收白人土地。其实，南非社会和政党内部在土地改革方面一直都存在着激进和保守的看法，执政党需要协调各方观点以形成可以被接受的土地改革政策。

第二，国家必须保证土地改革会带来全国经济的发展，而要绝对避免出现如津巴布韦经济停滞的局面。如果把全国30%的商业土地归还给黑人，但国家不能提供必需的基础设施（水、电、道路、灌溉系统），必要的种植技术培训、投资和市场形成的条件，那么这些土地就会荒废，既解决不了黑人就业问题，也无法发展黑人的农业②，更无法改变在种族隔离时期形成的白人大农场和黑人小农经济的二元农业经济结构。同时，激进的土地改革会对现有的农业生产造成动荡。如果处理不好赔偿的程序和步骤，那么黑人对土地的要求将会加强白人农场主的不安全感，直接影响他们的经营和投资，反过来会造成国家食品安全危机。

第三，在社会文化方面，过去失去大片土地已经对黑人的家园意识、文化传统、社会组织结构和文化心理造成重大的破坏，在获得赔偿回到故园之后，已经几十年不在一起生活的居民及其后代如何重新建立共同体文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人们要应付来自阶级的、种族的和文化的差异。

第四，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对数量众多的赔偿诉求的法律认定和赔偿操作都要求有一个合理的、高效的机构来保证，中央政府、地区政府以及民间民权运动组织是否能发挥好各自应该发挥的功能？

南非土地改革从1994年开始迄今已有27年历史了，在这不算短的时间里，非国大不能说毫无业绩可言。至少从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014年，全国已有21%的土地从白人手中转走③，白人对土地的控制已有很大松动。然而，整个社会似乎对土地改革工作非常不满意，2005年召开的土地峰会或许是第一次集体地、集中地否定了“土地自由买卖”的土地改革模式，而呼吁一种能更快速地产生直接效果的替代方案④。2011年发布的土地改革绿皮书》表达了一种以政治手段完成土地改革的强烈意愿⑤，这份文件可以看作代表了祖马政府土地改革的政策主张。学者本·考辛斯（BenCousins）指出，从2009年至2016年，农村发展、食品安全和土地改革成为祖马施政的重点⑥。2017年年底，在非国大第54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执政党非国大正式将“无偿征收土地”作为党的土地政策。在2018年的国会上，新任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说，他的政府要解决就业，发展和消除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都市和乡村不合理的空间分配，并提出要推动修宪，让“无偿征收土地”写入宪法⑦。2018年9月，拉马福萨成立由十人组成的“总统土地改革咨询小组”，咨询小组最终的咨询报告于2019年5月4日发布，支持有条件的“无偿征收”政策⑧。2020年10月9日正式发表《征收法草案》（Expropriation Bill［Draft］），12月《征收法草案》送交议会审议，审议截止期限为2021年2月。

本文的目的是分析南非土地殖民制度形成的历史，重点勾勒黑人丧失土地权和政治选举权的几个重要的彼此相关的历史过程，帮助读者理解南非土地改革的正当性、必要性和复杂性，为进一步分析南非围绕土地问题所形成的重重政治和社会矛盾做准备。

二、 《格伦格雷法》：一部混合自由主义与隔离主义原则的土地法

南非是一个内殖民的国家。在经过三百多年的统治后，白人渐渐掌握了全国86%的耕地和全部的矿藏，并围绕矿区兴建了一座又一座城市，疏通了道路，把南非建成非洲最发达的，工业化程度和城镇化程度最高的内殖民国家。但另一方面，人口占绝大多数的黑人被取消了南非公民权，其中大部分被驱赶到十个地域狭小的，被称为“黑人家园”（black homelands）的地方定居⑨。 在这些地方，没有市场，没有工业，没有经济发展的任何条件，于是大批的年轻人都不得不作为移民工来到白人居住的城市、农场和矿区打工。久而久之，农村逐步凋敝，沿着发达城市边缘建造的贫民区和黑人城镇形成了一道蔚为壮观的景致，把繁华和贫穷的极度反差诉说得清清楚楚。

南非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发生的整体变化是：黑人大面积、全方位地失去了国土并流散于几处弹丸之地，高度依赖地少人多的农村经济维持生计；随后就是一个反向大潮的出现：黑人像洪水一样从黑人家园涌出来，四处横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赤贫工人阶级。这个历史状况形成的主要条件是土地的被剥夺。在南非的殖民历史上，欧洲人对南非土地的掠夺主要分为三个时期，各个时期的侧重点和方式不同。大体来说，在19世纪中叶之前，欧洲人通过军事力量和不平等的协议来掠夺土地；之后，殖民政府则通过剥夺非洲人的政治权利 —投票权和土地产权来掠夺土地；在20世纪中后期，则主要通过剥夺非洲人的公民权来掠夺土地。因此，在种族隔离统治后期，在农业方面，南非形成了高度发达的白人商业农场和黑人聚居地上极其不发达的小农经济的二元结构，对这个二元农业经济结构的打破便是1994年之后土地改革的任务，也是至今没有完成的任务。与此对应，黑人形成了庞大的贫困人口和巨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以服务于白人的农场、矿业和日常生活，这个阶段的压迫主要是以种族压迫的方式展现，1994年的土地改革主要完成了在白人控制的大农场去种族化的任务，即少数黑人在这些农场持有股权，但并没有完成对整个扭曲的经济体系的调整。

在1910年之前，南非被分割成四块殖民地，英国人统治两块，即开普和纳塔尔，布尔人统治两块，即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两类殖民地因为殖民者文化的差异，统治方法也不尽相同。在布尔殖民地，在发现丰富的矿产之前荷兰殖民者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农业，因此，布尔人对土地高度依赖，也有极强的占有欲。这导致他们留给黑人的保留地（reserves）面积狭小。布尔人大多数并不亲自务农，而是将土地租给非洲人耕种，于是形成了佃农制度⑩。布尔人使用的罗马-荷兰习俗法重视保护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轻视土地使用者的利益。

与此相反，英国人在殖民治理方面具有更多的经验，他们在开普实行大刀阔斧的制度改革，主要体现在创立殖民政府，引入公民投票权，重新勘探和调查土地以形成新的以个人产权为模式的土地管理办法，增加土地财产税收，通过允许黑人拥有土地来培养效忠英国王室的非洲人。英国在1853年之后进行了创建殖民政府和培养英国臣民的一系列工作，其依据的总原则依然是“间接统治”。而这种“间接统治”在1948年之后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渐渐发展为种族隔离制度。

英国人在土地方面做的主要工作是引入产权概念来改变非洲人传统的土地观念。对于英国人来说，祖祖辈辈生活在开普的原住民（主要是科伊科伊人、桑人和其他非班图语族群），由于没有土地界限的观念，流动性强，增加了殖民者对土地管理的困难。因此，他们急需引入一套土地产权制度，将这些人固定在土地上，不但便于管理，而且还可通过征税增加殖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于是他们把在前殖民地美国使用过的一种类似使用权“代役租”（quitrent tenure）的产权形式用在了开普，代役租是一种非完全的产权，因为拥有这个土地产权的人在土地使用上还有许多限制，比如所有者不能买卖土地，若没有按时交税或者经营不善，政府便可将土地收回，并规定由长子继承土地。然而即便如此，这种土地的私有化对非洲人既新鲜又有很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这些具有代役租产权的土地一般有着更好的教育、医疗设施，其中一些直接就是教会用地，等于是教会出租给非洲人；第二，获得这种土地的人间接得到了政治投票权。

英国人把产权和政治投票权联系在一起，是一种能够非常有效地刺激非洲农民在土地上投资的办法。1853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允许开普成立自己的民选政府，而且规定，不分种族，任何公民只要符合条件都享有投票权。这些条件包括：年龄在21岁以上，拥有价值25英镑以上的资产（土地或建筑），或者年薪超过50英镑的男子都有投票权。短短的时间内，就培养出像约翰·坦戈·贾巴武（JohnTengo Jabavu，1859-1921）这样的集记者、基督徒和启蒙教育家为一身的科萨族精英，代表当时获得了土地产权（或者土地使用权）的非洲“贵族”阶层。代役租尽管不是完全的产权，可是一旦有了它，再加上其他一些条件，一个黑人就可以获得投票权。这鼓励了非洲本土人接受西方产权观念，激发了他们投资土地的热情。

而英国人也认为对帝国来说这是最好的管理方法，它带来如下好处：首先，它将习惯于狩猎的开普原住民安顿在一块固定的土地上，这样通过管理土地也管理了土著人；其次，有权获得土地私有产权的必须是效忠英国女王的臣民，这样，英国殖民政府为土著引入了“土地私有产权”概念，既让土著尝到了好处，又能赢得其对英国女王的效忠；第三，帝国可以在这些土地上收税，补贴地方政府财政开支；最后，私有产权观念的引入可以逐渐破坏非洲传统的“公地”观（土地属于酋长和部落），慢慢将“公地”私有化，这在当时具有边疆防御的重要功能。罗斯（Robert Ross）的著作让我们看到，为科萨人修建的，位于纳塔尔的保留地吸引了许多受部落迫害的科萨人来接受白人的统治，这块保留地隔开了开普和祖鲁人控制的战争区，保证了开普的安全。

与此同时，开普政府还开始设置农村最基本的单位—村，并以村为单位规划居住区。最初的实践是不成功的，因为在阿瑟山脉教会属地修建的村落全部按照理性原则划分成长方形条块，根本没有将过去由于耕种和放牧所形成的自然区域考虑进去，因此引起当地居民极大的不满。以后的规划便注意了这个问题。

总之，19世纪中后期英国在南非殖民地采取的土地政策都是围绕着“私有产权”的概念进行的，其主要目的是打造一个效忠英帝国的农村经济和政治结构，其主要的施政策略是土地归殖民政府所有，但使用权归非洲人，以刺激生产和稳定社会。

然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这一系列政策需要做出重要的调整。这主要是由于越来越多的黑人因为有了土地，其政治权利快速增加，令白人感到恐惧；另一方面，随着19世纪70年代以来金刚石矿和兰德金矿的发现和开采以及沿线铁路的兴建，英国殖民政府对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大。为适应形势的需要，英国殖民政府于1894年出台了著名的《格伦格雷法》（Glen Gray Act）。它显示出英国殖民统治的两个新的战略思路：第一，限制黑人的政治权利，办法是，在无主土地上建立黑人保留地，保留地里的居民得不到土地的产权，因此也没有投票权；同时升高门槛，南非人只有证明有更雄厚的财力，才有投票权，通过这样的手段，黑人政治权利上升的势头被迅速遏制住。其次，想办法从农民当中生产出脱离土地到外面工作的工人阶级，这就需要调整过去的土地法规。于是《格伦格雷法》对私有化的黑人土地做出明确的面积限制：一个家庭规模不论多大可以拥有的土地面积不能超过3.43公顷，这就将黑人农业经济限定为小农经济而非商品经济；同时，规定了每个人都需交土地税，但是在格伦格雷地区之外打工3个月以上就可免交土地税。这种人头税旨在逼迫格伦格雷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到矿区或者白人的商业土地上工作，成为农业或工业资本的劳动力。这个法案的制定者罗德斯（Rhodes）一直把它当作“非洲法案”而不是一个地区法。果不其然，此方案在格伦格雷地区推行不久，即向其他地区推广。

1903年，一位重要的政治家罗斯-茵斯（R. W.Rose-Innes）在谈到《格伦格雷法》时，对这个法案的性质做了清晰的说明：“这个法案的原则是建立纯粹的原住民保留地或者一个不许欧洲人买卖土地的地方。我们应该加紧创建更多的这种‘劳动力水库’。”事实上，在这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考量之外，《格伦格雷法》还保留了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要素：对个人产权和政治权利的尊重，它并没有断绝黑人精英阶层缓慢但有保障的上升与发展空间。这个空间真正被关闭是从 1913 年颁发《原住民土地法》（NativesLand Act）开始的，至此，至少在法律层面上，黑人在白人领地开始失去政治和经济身份。

三、土地隔离制度正式形成

南非《原住民土地法》是种族隔离思想发展到成熟阶段推出的土地法，也是被认为奠定此后七十多年隔离统治的最基本法案。这个法案的根本精神并不是剥夺黑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只是剥夺了黑人对白人土地的所有权，即黑人可以在黑人家园拥有土地所有权（主要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但无权获得白人土地的所有权；另一方面，这个法案又无限地保护了白人对自己土地的产权，同时剥夺了白人在黑人保留地购买土地的权力，这就是隔离政策中的自由主义原则。

土地隔离的思想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历史学家给出很多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是受美国南方政治的影响，有的说是受纳粹主义思想的启发，有的认为是达尔文的人种论在作怪，有的则从当时流行的疾病来寻找白人要和黑人隔离的理由。对这些解释的评价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只是指出，殖民地开始热烈讨论隔离主义政治是在第二次布尔战争结束（1902年）之后，当时英国和荷兰殖民者的矛盾暂告一段落，开普敦的统治者重新关注本土居民的管理问题。一般认为，第二次布尔战争之后，如何重建国家是首要的任务，在1903年—1905年期间，南非原住民事务委员会撰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了以“区域隔离”管理原住民的方法，这便是隔离思想的开始。正如亚当·阿什福斯（Adam Ashforth）说的：

在南非原住民事务委员会的报告中，已经提出了一个清晰的合法性框架，里面包含了建立一个种族分离和劳工压迫型国家的一些基本要素。这个框架包括在理论上确定了拥有土地、政治权利和义务之间的联系，也包括讨论地域和公民权的关系。南非原住民事务委员会的报告是第一个在政治层面上阐述了区域划分和公民权的关系的南非官方文件。其中所蕴含的合法性结构形成了20世纪南非国家的特点。

和《格伦格雷法》相比，《原住民土地法》的颁发标志着统治者正式全面推行种族隔离制度。这个法案宣布将全国7%的耕地分配给黑人，围绕着这些土地将兴建黑人居住地。在居住地之外，黑人没有权力买卖土地。这个法律并没有剥夺黑人的土地，因为黑人的土地早已被剥夺，它只是在法律上确立这些被剥夺的 93% 的耕地在法律上属于白人。

这个法律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可以从当时最著名的黑人思想家和政治家所罗门·提基索·普拉杰（SolomonTshckisho Plaatje，又译所罗门·特希克肖·普拉阿杰）的著作《南非原住民生活状况，欧洲大战与布尔人反叛前后》中看到。该书开篇即道： “当原住民在1913年6月20日周五一早醒来时，发现在这块祖先的土地上，他们虽然没有变为奴隶，却变为实实在在的贱民。” 历史学家保罗·马伊姆（Paul Maylam）曾评价道：这是“种族隔离时代最重要的法律”。按照普拉杰的计算，黑人当时的居住情况分四种，第一种约一百七十五万人已经生活在白人指定的聚集地，有五十万人生活在城市中，另外的一百万人作为佃农生活在白人的农场中，其余的则是流浪汉和农场里的雇农或短工。他认为，这份法案一出台，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那一百万名佃农，他们已经在农场中生活了很多年，有自己的牲畜且耕耘着承包的白人的土地，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一夜之间，这个方案将剥夺他们的承包权。普拉杰在法案颁布的一两个月后即去自由州农村调查，一路上遇到很多从农场中被赶出来的黑人家庭，这些家庭如果还希望在农场中再找份工作干，他们只能成为雇佣工人：他们整个家庭被允许住在白人农庄，全家老少都为雇主工作，工资事先谈妥，但雇主并不直接支付。雇主只保证为工人找外边打工挣钱的机会，工人得到这些机会，去外面打工挣的钱相当于雇主应该支付他们的工资。普拉杰的观察非常形象地揭示了《原住民土地法》颁布后农村产权结构的改变：从此占南非93%的耕地面积的白人农场再也没有黑人佃农，有的只是农业工人，他们只能在黑人保留地安家，然后定期作为移民工出来为白人工作。

普拉杰认为，尽管《原住民土地法》没有禁止黑人在保留地拥有土地的产权，但因为保留地的土地主要属酋长掌握的部落土地，因此产权并不能私有化，况且数量庞大的黑人全部拥挤在少得可怜的保留地里，也根本没有土地可以购买。因此，《原住民土地法》的实施在现实中剥夺了绝大多数黑人拥有土地的梦想。

英国自由主义思想下成长起来的普拉杰敏锐地意识到，这么不公正的法案之所以可以出台，是因为在纳塔尔、德兰士瓦和自由州这些省份黑人没有政治权利，没有政治权利，黑人就不能阻止法案的生效。而在开普州，情况有着很大不同，那里的黑人还享有投票权，且这份政治权利是和土地所有权挂钩的，因此，黑人可以使用手中的权利阻止这个法案生效，除非有一天，在开普州投票权和土地所有权挂钩的权利模式设计得以改变，黑人失去了政治权利，也就必然失去土地产权。普拉杰的观察是准确的，正如后来的两位历史学家指出的： “在开普州，法院在1917年声明，《原住民土地法》违反1909年《南非法案》中的关于开普非洲人投票权的保护性条例。只有到了1936年，当黑人建立在公地所有权上的投票权被最后取缔，而《原住民信托与土地法》被通过时，禁止非洲人买卖和租赁土地的政策才能在法律层面上执行。”

1913年至1936年是黑人持有政治权利的最后时期。虽然这种权利早已是朝不保夕了，但在开普，尚残留着一丝自由主义气息，根据法律，白人要在议会两院各获得三分之二的赞同票才能修改1909年议会制定的《联盟法案》，取消黑人政治权利。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就可做到的事情。最关键的是，代表白人农业资本和农民利益的南非国民党（National Party）当时尚不够强大。在20世纪30年代初，南非政坛主要是由布尔人组成的国民党和南非党（South AfricanParty）争夺政府权力。南非党内部不稳定，因为它受到来自开普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布尔人民族主义思想的不同影响。这给了国民党可乘之机。国民党领导人詹姆斯·赫尔佐格（James Barry Munnik Hertzog）特别善于利用南非党内部的矛盾，总是将“原住民”作为政治的首要问题，这样就造成了南非党内部的分裂。因为该党来自开普州的议员依然主张保持黑人的土地权，这和来自取消了黑人土地权地区的议员形成了激烈的冲突。这样，南非党主席杨·克里斯蒂安·史末资（Jan ChristianSmuts）不得不禁止南非党讨论“原住民问题”，以防止党的分裂。但这样一来，南非党就等于在选民最关心的“原住民问题”上，失去和国民党竞争的能力。最终，两党在1933年合并成功，而赫尔佐格成为国家总理。

1936年，在赫尔佐格的领导下，议会通过两个关键法案： 《原住民代表法案》和《原住民信托和土地法案》。《原住民代表法案》正式取消了黑人在开普州的投票权和被选举权，但黑人可以得到一点补偿，如政府参议院里的四个白人席位可以由黑人团体投票选出，并且在成立的“原住民代表委员会”中，黑人可有12名代表。这个法案出台一个多月后，《原住民信托和土地法案》终于出台，这个法案酝酿论证了23年之久，终于完成1913年《原住民土地法案》做出的承诺，给黑人追加一些保留地。其重要内容是，把1913年《原住民土地法案》分配给黑人聚居地的土地由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 7.13% 上升至13.6%，这些新划拨的土地由国家建立“信托资金”来购买，土地的监护人是南非总督，但酋长可以协助“原住民事务部”（The Department of Native Affairs）来分配和管理土地。在这个法案里，开普敦地区有13844.272平方公里土地被划为黑人保留地。因为此时黑人已经失去政治权利，因此在这些“规划”出来的土地上拥有产权的黑人必须把土地卖给政府，在这些土地上耕耘和居住的农民也将被赶走。这样，《原住民信托和土地法案》尽管增加了黑人聚居地的土地面积，但和庞大的黑人人口相比，这些土地是远远不够用的，而且这些土地被集中起来，与白人土地形成了比较彻底的分离。黑人的土地梦和发家梦从此破灭。从1913年至1936年，白人对黑人治理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剥夺黑人的政治权利最终剥夺他们的经济权利，黑人初步形成的地主阶层被彻底瓦解。举一个例子，芬杨是自由州的一个著名的黑人大地主，当年普拉杰来到自由州调查新颁布的土地法案对黑人的影响时，就住在他家里。他在1937年还拥有几个庄园，约合43平方公里的土地，在36年之后，由于政府改变了对黑人贷款的政策，使他无法偿还过去利用借贷购买土地产生的利息。债台高筑的他最终不得不将土地卖给“信托基金”。

1935年，西顿·尼科尔斯（HeatonGeroge Nichollas）对初步形成的种族隔离制度做了政治学意义上的表述。他认为白人应该实行的是托管制，而不是过去的有投票权的公民制度。托管制在政治上的含义是黑人的利益由白人代表，在土地上的含义是黑人实行“公地”（communal tenure）制度，而监护人则是白人。

四、二元农村经济结构和移民工体系的建成

“种族隔离制度”有不同的定义，可宽可窄。如果仅仅指“白人至上，白人优先”的殖民政策，那它可以从1652年白人初次登上开普敦算起。我们一般所说的“种族隔离制度”是一种极端的殖民统治形式，它是从1948年南非国民党执政才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初发展到顶峰。20世纪60年代是非洲大部分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时期，作为回应，南非统治者阿非利卡人（旧称“布尔人”）则祭出了最为极端的统治术：它残暴地迫使近四百万人离开了自己的家园，移居到为黑人、有色人种和印度人设定的保留地，把最好的土地留给白人，并将白人的生活和其他人种的生活完全隔开。白人统治者有一个有名的说法，即黑人和白人不能像国际象棋的棋盘那样黑白相间地交叉在一起，这个棋盘必须重新规划，改成一边全白一边全黑。

在把黑人驱赶到保留地之后，南非白人政府又紧锣密鼓地策划建立起十个黑人家园。南非政府要求每一个黑人家园独立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南非授予这些“国家”半独立的主权和行政权力，这些“国家”是按照单一民族和语言规划的，在每个黑人家园，黑人都有普遍的政治选举权。正是以这种被白人“发明”的独立和解放，南非白人政府回应了席卷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这下，国际上不应该再批评南非政府不支持黑人的解放运动了吧？然而实际的结果是，白人为此大受其益，黑人则满盘皆输。他们输掉的是自己作为南非人的公民权，得到的是一个建立在传统族长制基础上的部落“国家”。

这些黑人家园因为土地资源的极度贫乏和工业体系的缺乏，根本无法养活人口规模庞大的南非黑人，只好通过输出劳动力来相对缓解内部人口的生存压力，于是这十个黑人家园便为南非的经济贡献出一支浩浩荡荡的移民工大军。因为“没有”南非国籍，这些人不允许带家眷同行，这样，公司支付的劳动成本就极为低廉，因为它不需要养活黑人的整个家庭 — —家庭的生计主要由所在的黑人家园解决 — —也不需要给黑人劳工建像样的房子，更无须给黑人以公民必须享有的社会福利。如此，一个精心设计的，登峰造极地发展了间接统治形式的，开创了非洲移民工新时代的， “顺应”非洲独立与解放大潮的，同时符合种族进化理念的南非殖民体系终于诞生。从各方面来说，它都是欧洲在历史中创造的全球殖民体系中的种族剥削的最高级的表现形式。

从 1936年到1948年这段时间，由于二战的影响和原住民事务部各种意见分歧重重，严格的隔离制度并未执行。相反，随着二战期间南非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和大批白人工人参军作战，南非工农业对黑人劳动力更加依赖，导致大批黑人外出打工以谋生计。他们有的是个人前往，有的则携家带口，并长时间滞留在，甚或定居在某个大都市的边缘。二战结束后，围绕着发达城市出现了前来打工的黑人居住的大片连绵不断的棚户区。在保留地的边缘，则兴建起一座座城镇，以方便外出打工的人居住。在这种情况下，南非的城镇化出现了与众不同的发展情况，在白人统治的中心和黑人家园之间的地带形成了贫瘠的都市贫民窟。到了1948年南非国民党取得政权后，都市黑人的管理问题成为当权者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同时，一个更为基本的治理原则摆在种族隔离政府面前：在经济领域里，当白人的资本和黑人的劳动力的结合不可分割时，白人在政治上则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在政治上也选择融合策略，即打造一个政治和经济的单一体系，形成白人对黑人的绝对统治；另一种则是在政治上不选择融合，而选择双极体系，将黑人的政治中心和白人的分开，各自管理，但是两者以一种移民工体系来连接。

深为不幸的是，白人政府选择了后者。这就意味着，一种极权形式的种族隔离统治将在都市和农村实施。随后，一系列隔离政策的出台，深刻地、破坏性地重塑了城市和农村的土地问题。下面将分别叙述这两方面的变化，这是我们理解今日南非土地改革所面临问题的关键。

从二战结束起，白人殖民政府在南非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加强对都市中黑人的行为管理。这些政策严重违反了人权，它们从限制黑人在都市的生活权利、停留时间、工作许可，到禁止不同种族通婚和不同种族性行为的非法化等，将在历史中由于长期混居而相互融合的各族人民强行拆解，再划分出各种区域，将不同族群的人的生活和工作限制在各个划定的空间里，导致黑人、有色人和印度人社区和文化遭到大破坏，并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产权。有的学者统计过，在实施种族隔离制度期间，白人政府一共颁发过八十多个法案，其中与土地最为相关的是《区域隔离法》（Group Areas Act）。该法案于1950年颁布，随后根据情况几乎每年都进行调整，直至1991年被废除。该法案主要引入了战后英国城市规划的一些理念，以实现都市居民的分隔而治。英国城市规划的一个基本方案是，保护在历史上形成的社区形态，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相应的住房、交通和工分配，各个社区以绿化带分隔开来。这种大型社区规划方案在南非变成创建大规模的族群居住区，其中以天然的河流和山脉为缓冲地带将各个族裔居住区分隔开来的隔离政策。

从1960年到1970年，南非政府将混居的民众从原来的家园强制迁移到按种族划分的地区的人口数量达593325人，其中有色人362000人，亚洲人191700人，白人38175人，华人1450人。这里面包括大大小小的城镇社区的居民的整体迁移，最著名的是位于约翰内斯堡的索菲亚城（Sophiatown），位于开普敦的第六街区（District Six）和位于德班的卡托庄园（Cato Manor）。索菲亚城是20世纪40年代后一跃而起的最耀眼的黑人文艺复兴之地，出现了大量的记者、小说家、教育家和音乐家。南非著名女小说家米丽娅姆·特拉丽（Miriam Tlali）在其小说里这样形容索菲亚城所取得的文化成就： “索菲亚城，那个我们的挚爱，我们的索菲亚城。当我们是学生的时候，我们骄傲地称它为‘大都市的中心’。谁能反对这个提法呢？从生活中的各个角落涌现出来的非洲最聪明的男人和女人 — —不管他们过着怎样艰难的生活 — —都来自索菲亚城：最好的音乐家、学者、教育家、歌手、艺术家、医生、律师和牧师。”

这个城市的西部住着约6万人，其中非洲人54000人，有色人3000人，华人700人。从1955年至1969年，政府在索菲亚城进行了强制拆迁，将这6万人全部移走，非洲人大部分去了索韦托，华人去了约翰内斯堡的中部。在索菲亚城，82%的家庭拥有居住权，2%的家庭拥有房屋产权。强制拆迁后，整个新兴的无法杂处的黑人中产阶级社区和文化被毁于一旦。

殖民政府不仅将“非白人”移走，而且为他们新建的城镇在选址和空间布局上，也充分考虑了安全管控的需要和如何能更方便地为白人经济服务： “同时，新的城镇的规划和选点都体现了容易管理的特点。新盖的房子按一条条直线来排列，门面对宽阔的街道，这样易于警车的巡查和搜捕。城镇的选址都在大都市的边缘，远离敏感的商业中心。城镇的入口只有那么几个，在骚乱的时候很容易实行戒严。”

《区域隔离法》的出台和实施取得了非常复杂的社会效果。一方面，许多拆迁完全没有任何经济和社会效益，纯粹是为“隔离”的意识形态服务的，比如把尚未连接成片的黑人保留地强制合并起来，这种合并导致了五十多万人必须重新定居，这主要是保留地内部黑人之间的人口流动；另一方面，这个法案使黑人和白人生活彼此分离得更为彻底，从1948年到1970年，镶嵌在白人土地上的黑人农田被没收，导致175788人被迫放弃自己的土地而到黑人保留地落户（20世纪70年代后还将69000名这类人赶走），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驱逐“黑点”（black spots）运动。

与此同时，《区域隔离法》还导致约一百万名在农场打工的工人和无地流浪汉被清除，这帮人大多数被赶到都市棚户区和黑人城镇生活，为白人农业、工业和矿业提供了劳动力。和这种情况相似的则是整个城区的拆迁，如卡托庄园和索菲亚城，被移走的居民很多去了围绕大都市边缘建立的黑人城镇，也有很大一部分最终离开都市返回保留地。正如艾伦·马斌（Alan Mabin）所总结的， 《区域隔离法》在历史上发挥了如下几点作用：第一，有色人种在劫难逃，因为他们主要居住在城市，《区域隔离法》将种族隔离制度作用在这些人群身上。第二，因为地方政府往往受到当地居民的影响，所以一般不支持这种强行的拆迁计划，如德班的卡托庄园。玻雷吉·马哈拉吉（Brij Maharaj）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在执行隔离法案时，中央政府如何削弱与自己意见不统一的地方政府的权力，即此法案造成中央集权。第三，这个法案还为日后大范围土地再分配奠定了理论和法理的基础，开启了在城镇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的进程。当然，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颁发的八十多个土地法，没有一个比《区域隔离法案》更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人权和财产权。

马斌的总结是正确的，《区域隔离法》彻底改变了南非原有的空间与人口结构的关系，是造成南非二元农村经济结构，黑人赤贫化的最重要的一个种族隔离法律文件。这是一部带有鲜明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的法律文件。然而如此大规模地、非自然地重组空间，对白人的生活和资本的发展也带来诸多不便。为此，在实施过程中，殖民政府必须采取许多行政手段和政策，使得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不背道而驰，并将双方的利益尽量纽结在一起。

当黑人在南非的合法栖息地只是占南非土地面积13%的保留地时，那些缺乏生存条件的黑人就必然要外出给白人打工，于是便形成了南非蔚为壮观的移民工大潮。威尔金森（P. Wilkinson）指出，“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南非的社会构成的特点是其移民工系统、保留地、黑人家园、班图斯坦国。这些是种族隔离政府将人们的工作、生活分离的制度设置”。外出打工工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移民工，他们定居在大都市边缘的黑人城镇和棚户区，不可能定期往返家园，也不能携带家眷。长此以往，这些工人都找了“临时老婆”（俗称“城镇女人”，与原配“乡村太太”相区分）照顾他们的起居。移民工体系对黑人农村社会的家庭和伦理造成了极大破坏，因为临时老婆可以同时照顾不同的男人，而留在家乡的法律上的妻子也被默许有自己的相好，这种混乱的性关系非常普遍，使得黑人社区非常容易遭受流行病的打击。移民工体系是黑人家庭破碎的重要根源。大批孩子无人照顾，造成高社会犯罪率，这种情况延续至今。

另一类工人可以定期回家，所以属于上班族。这种工人在 1984年有六十万人。在空间设计上，白人政府制定如下政策：第一，政府要求新兴的工厂和园区建在靠近保留地的地方，以便获得劳动力；第二，黑人城镇要尽量坐落在黑人保留地边缘，这样利于外出打工工人的往返；第三，政府把上下班工人分成了一天往返和一周往返两种。居住地和工厂处于七十英里之内的工人，就算一天往返的上班族；如果处于四百英里之内，算一周往来的上班族。政府规定，工人居住地选址要按照这两个不同距离来定。这种政策有效地减少了移民工的数量，却增加了乘车上下班工人的负担。对于一日往返的工人，因为缺乏交通工具，一般要凌晨三点就出发上班才能一日往来于七十英里的路程。据统计，1984年，南非19%的黑人工人每天上班途中消耗的时间平均为4.5小时，80%的黑人工人每天平均乘车时间为2.5小时。

另外，如何管理黑人保留地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其原则是，既要让保留地成为吸收黑人暴力的海绵，从而降低黑人在白人领地的暴力活动，又要让保留地的经济无法养活规模庞大的黑人人口，从而令打工成为黑人唯一的出路。在保留地的治理问题上，殖民政府采取了自己非常熟悉的“间接统治”术，利用被扶植起来的传统的部落政治结构来替白人管理保留地。

早期赋予酋长权力的重要法案是1927年颁布的《原住民管理法》（Native Administration Act），它削弱了法院的监督权，而赋予总督直接介入农村事务的权力。该法案第五项特别赋予总督为了“公共利益”有直接下令驱逐任何部落的特殊权力。与此同时，为了抵抗当时的非国大日趋增加的政治影响力，这个法案特别修复了传统的黑人精英政治权利，以从内部抗衡非国大关于平等的政治主张。1951 年颁发的《班图权力法》（Bantu Authorities Act）则为部落自治提供了法理基础。根据这个法案建立了一个部落（tribe）、地区（region）和地方（territory）三级行政管理体系，为推动这些保留地最后的独立打下了基础。1970年颁布的《班图黑人家园公民资格法》（随后改名为《黑人国家公民资格法》［Black States Citizenship Act］和《民族国家公民资格法》［NationalStates CitizenshipAct］）标志着白人政权促使黑人建立同族、同语的独立“国家”的体制设计。

白人总是在扮演监护者的角色。他们为显示对保留地负有责任，频繁视察，了解土地的使用情况。自20世纪20年代起，黑人农业生产呈急速下降的趋势，到了1930年，问题的严重性足以引起政府的不安，于是便有了《原住民经济委员会报告》（Reportof NativeEconmic Commission）的出台。这份发布于1932年的报告描述了一幅农业泥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的恐怖景象，指出保留地的环保问题具有急迫性，建议将环境治理作为政府施政重点。报告将环境问题的成因归结为“过度放牧”和“不正确的耕耘”，因此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这就是著名的“黑人乡村重振计划”的开始。在1936年颁发的《原住民信托与土地法》中，政府规定凡是使用1936年设立的“土地基金”购买到的7%的黑人耕地都自动规划进“重振计划”之列。然而，这项计划在二战期间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1954年汤姆林森委员会出台的《汤姆林森委员会报告》（Tomlinson Report），是一份对保留地社会和经济状况最全面的调查报告（南非政府于1950年组建了汤姆林森委员会，1954年递交了报告，整个报告共有3755页、598个表格和66张扩展地图）。它指出黑人没有科学的种地方法（比如在一块地交替种植不同的农作物和实行耕地轮休使土地得到休整），以及对土地的心态有问题，因此黑人更看重放牧而不是种植。据此，这个报告提出了诸多“乌托邦”设想，包括要严格区分耕地和居住用地，用围栏将牧场分隔以保证土地轮流休息，此外还把居民分为有地耕种的农民和无地耕种的移民工。然而，因为土地太少，这份调查报告指出，大概有一半的黑人不可能分到土地，这些人必须与农民分开，作为移民工迁入为移民工打造的生活区去。其中，最有建设性的意见是发展保留地的工业体系，使得保留地的农业可以真正养活数量庞大的黑人人口，而白人工厂只需支付黑人扣除生活费用后的工资。

《汤姆林森委员会报告》的两个主要计划被政府否定，一个是废除“公地”的土地所有权形式，采取私有化来增加劳动积极性的做法，另一个是发展黑人保留地工业的做法。否定前者的理由是，白人政府无法负担高昂的因私有化而产生的经济和政治成本；否定后者的理由是，在保留地兴办工业将使外出打工的工人数量减少。折中的办法是将白人的工厂建在保留地附近。

正如德·怀特（Chris de Wet）指出的， “从1950年之后，保留地的功能已经由过去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地和来源转变为政府对不断增长的农村黑人人口进行控制的方式”。根据他的分析，将习惯于散居的非洲人聚集后形成村落，这其实就是白人政府为了防止农村窝藏恐怖主义者而采取的办法，而不是为了提高生产力。

和萎缩的自给自足的黑人农业相比，白人的商业农场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起，就因为享受各种优惠政策而迅速发展。实际上，在19世纪60年代南非首次发现矿藏之前，南非本国没有商品农业出现的条件。正是矿业资本的到来刺激了农业资本的发展。而据考林·邦迪（Colin Bundy）的研究，最初黑人农耕者显得比布尔白人更加能适应新兴市场的需要，因此，一个南非黑人农民阶级开始出现，也正是这批人开始迅速积累财富和土地，并开始掌握一部分开普敦的政治权利，梦想成为英国女王土地上的永久公民。与黑人农业发展不同的是，南非白人农场的发展不是建立在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上，而是完全依靠国家的干预和保护：“不是市场而是国家为南非农业的转型提供了决定性因素。现代资本主义本身没有任何一点必然导致这种形态的农业体系出现。它的出现只能是白人种族统治的结果。同时，在南非战争之后米尔纳（Alfred Milner）所发明的国家体制和现代官僚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律机制都是白人农场发展的条件。”比如，铁路的兴起是为了带动南非经济的多元化，其中国家为了扶植农业，强行规定降低农产品和出口产品的铁路运输费用。当然，这种不顾市场的行政规定实际加大了铁路的运行成本，反而增加了农产品的运输费用。除此之外，政府在过去八十多年的时间里利用各种手段支持和保护白人农场的发展。这些手段包括提供出口补贴和低利率的贷款，实施政府奖励和关税保护，加大科研投入，引入灌溉系统和藩篱等。这里最重要的是采取措施稳定主要农作物如玉米的价格。政府的办法是统购统销，即政府设立基金买断全部的玉米的产量，然后以高价格卖给国内消费者，以低价格卖到国外市场，以便保护南非的玉米出口市场。然而在国内高价销售玉米，真正为此买单的是广大的黑人，因为玉米是黑人最重要的食物。到了20世纪80年代南非农业发展模式就运作不下去了，因为过度保护出口导致出口农产品生产的极度过剩。同时，土地兼并很容易，使得南非白人的农场面积过大，这才需要引入1994年之后由世界银行主导的南非农业政策的变革。

五、结论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本质是建立在白人种族优越论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1994年新南非的建立有效地终结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并且将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归还给黑人、有色人和印度人。这个过程不是历史的简单还原，因为过去的历史进程显示的是，伴随着这些政治权利的丢失是土地的被剥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政治权和公民权的被归还并没有伴随着土地的彻底归还，这是今天南非土地问题和土地改革总是和去殖民化的政治运动联系起来的根本原因。

注释：

[1]Edward Lahiff，“Land Reform andPoverty in SouthAfrica，”Programme for Land and AgrarianStudies，University of Western Cape， June 18， 2007， p.2.

[2]克洛博斯（H. J. Kloppers）和皮纳尔（G. J.Pienaar）指出，到2004年，通过赔偿和再分配而偿还给黑人的土地被合理开发和使用的只有10%；鲁思·霍尔（Ruth Hall）在2007年的研究中指出赔偿土地无法合理使用的一系列复杂的原因，其中不仅有政府缺乏对这些土地的使用规划和提供必要的服务，也包括在赔偿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官僚机制，阻碍了土地的开发和使用。H. J. Kloppers & G.J. Pienaar，“TheHistorical Context of Land Reform in South Africa and Early Policies，”PER: PotchefstroomseElektroniese Regsblad， Vol. 17， No. 2(2014)， p. 678； Ruth Hall， “The Impact of Land Restitutionand Land Reform on Livelihoods，”Research Report 32， Cape Town: Programmefor Land and AgrarianStudies， University of the WestCape， 2007。

[3]Wandile Sihlobo & Tinashe Kapuya，“Special Report: The Truth About Land Ownership in South Africa，”Rand Daily Mail，July 23， 2018，https://www.businesslive.co.za/rdm/politics/2018-07-23-spcial-report-the-truth-about-land-ownership-in-south-africa/。南非土地产权形式分为如下五种：公司、信托、个人、集体、各级政府。其中政府拥有23%的土地，私人拥有77%的土地。这种复杂的所有制使得统计从白人手中转移到黑人手中的土地难以做到精确。对转化的成果，不同党派有不同的统计方法。比如南非的经济自由斗士党（Economic Freedom Fighters）认为，黑人个人拥有土地面积当时只占全国的7%，这个数字的来源参见Robert Ross， The Borders of Race in Colonial South Africa: TheKat RiverSettlement， 1829-1856，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44。

[4]Fred Hendricks，“Rhetoric andReality in Restitution and Redistribution: Ongoing Land and AgrarianQuestionsin South Africa，”in Fred Hendricks， Lungisile Ntsebeza & Kirk Helliker (eds.)， The Promise ofLand， Undoing a Century ofDispossession in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 JacanaMedia， 2013， p. 28.

[5]文件指出，推进土地改革需要更大的政治勇气，黑人在“真相与和解”中表达出的善意和宽恕精神必须在物质上得到回报。文件指出改革的方向是农村的发展。Depart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and Land Reform，“Green Paper on Land Reform， 2011，”South African Governmentwebsite.https://www.gov.za/sites/default/files/gcis_document/201409/landreformgreenpaper.pdf

[6]Ben Cousins，“Land Reform in SouthAfrica is Failing. Can It Be Saved?”Transformation: CriticalPerspective onSouthern Africa， Vol. 92 (2017)， pp. 135-157， 139.

[7]“President Cyril Ramaphosa: Reply to Questions inNational Assembly,”SouthAfricanGovernmentwebsi stability-22-aug-2018-0000.

[8]“Fin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ial Advisory Panel on LandReform and Agriculture，”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website，https://www.gov.za/sites/default/files/gcis_document/201907/panelreportlandreform_0.pdf.

[9]从 1960年到 1982年共有 3522900人被强制迁移。其中因执行《区域隔离法》而被迫迁移的有834400人，被驱逐的垦户（squatter）有112000人，乡镇居民被迫移入“班图斯坦国”的有730000人，从白人农场中清除的多余劳动力达1129000人，清除的“黑点”和“班图斯坦国”合并集中导致迁移的人口数量为687500人， “班图斯坦国”之间人口迁移的数量为30000人。在南非，人口强制迁移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1987年9月29日南非《商业日报》披露，政府依然计划强制迁移25万人，这是南非时任合作、发展与教育部部长格里特·维尔容（Gerrit Viljoen）在1985年讲话中明确要求最大限度降低强制迁移人口数量之后的政府拆迁计划。参见DhiruV. Soni & Brij Maharaj“EmergingUrban Forms in Rural South Africa，”Antipode， Vol. 23. No. 1 (1991)， pp. 47-67。种族隔离的实质是南非各个民族分别发展，这样黑人就无法享受白人的各种政治和经济特权。黑人保留地的建立是这个政策的开端。在1959年，南非政府颁布《班图自治法》，计划将300多块保留地和600多个自治机构合并成8个班图斯坦自治区（后来增加为10个），每个自治区由一个主要民族组成，也就是南非政府要为黑人创建十个民族“国家”，以针对汹涌澎湃的非洲独立运动。这十个地区大多是自然资源匮乏，农业和工业发展极度落后的地方。从1976年到1981年期间，四个班图斯坦自治区宣布独立，成为四个非洲“国家”。这四个“国家”是特兰斯凯（Transkei）、博普塔茨瓦纳（Bophuthatswana）、文达（Wenda）和西斯凯（Ciskei）。其余六个“国家”被称为“未独立的黑人国家”。班图斯坦“国家”里的公民将不再拥有南非国籍，也不享有南非公民的各种权利。四个独立的班图斯坦“国家”无一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班图斯坦”中的“班图”指班图黑人， “斯坦”是波斯语的“土地”。 “班图斯坦”这个概念是借鉴1947年“巴基斯坦”和“印度斯坦”（今印度）的分裂而得名，带有二战之后民族主义运动的特点。后来， “班图斯坦”开始被“黑人家园”所代替，因为在种族划分时，南非居住的黑人不仅是“班图”黑人，故被“黑人家园”替换。

[10]Laurine Platzky &Cherryl Walker， The Surplus People: Forced Removals in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RavanPress， 1985， p. 73.

[11]Luvuyo Wotshela，“QuitrentTenure and the Village System in the Former Ciskei Region of the EasternCape: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Law Reform of a Century of Social Change，”Journal of South African Studies，Vol. 40， Iss. 4 (2014)， pp.727-744， p. 732.

[12]Edward RouTimeLongerThanRope:AHistoryoftheBlackMan’sStrugglefor Freedom in South African，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4， p. 53.

[13]Robert Ross， TheBorders of Race in Colonial South Africa: The Kat River Settlement， 1829-1856，p. 144.

[14]Lindsay F. Braun，“TheCadastre and the Colony: Surveying， Territory， and Legibility in the Creation ofSouth Africa， c. 1860-1913，”,PhD Dissertation， Graduate School-law New Brunswick Rutgers，The State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2008， pp. 193-221.

[15]Marian Lacey，Working for Boroka: The Origins of A Coercive Labor System in South Africa， Johanesburg:Ravan Press， 1981， p. 55.

[16]郑家馨正确地指出： “正是1867年，这个似乎将成为南非历史的‘低谷’年代，启动了‘两矿’陆续发现轰动世界的过程， ‘两矿’的开采既改变了南非历史，也改写了世界的经济史。”郑家馨：《南非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页。

[17]实际上，这种做法在1892年便已出现。当时，如果一个南非人要获得投票权，他不仅要有75英镑的年薪，而且必须通过教育考试证明能写自己的名字和职业。玛丽安·蕾西（MarianLacey）在《在博罗卡工作：南非强制劳工体系的起源》（Working for Boroka: TheOrigins of A Coercive Labor System inSouth Africa，p. 55）一书中非常详细地讨论了国民党领袖赫尔佐格一定要取消黑人选举权的目的。

[18]主要条款节选见 R. J. Thompson，“Cecil Rhodes， The Glen Grey Act， and the Labour Question in thePolitics of the Cape Colony，”Master Degree Dissertation， RhodesUniversity， 1991，Chapter 1.

[19]R. J. Thompson &B. M. Nicholls， “The Glen Grey Act: Forgotten Dimensions in An Old Theme，”South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 8， Iss. 2 (1993)， pp.58-70.

[20]在特兰斯凯、伊杜蒂瓦（Idutywa）、恩格马维（Ngqamakwe）、措姆（Tsomo）地区推行。

[21]转引自 Laurine Platzky &Cherryl Walker， The Surplus People: Forced Removals inSouth Africa，p. 81。

[22]Saul Dubow，Racial Segreg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1919-36，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1989， Chapter 1.

[23]Maynard W. Swanson，“TheSanitation Syndrome: Bubonic Plague and Urban Native Policy in the CapeColony， 1900-1909，”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18， No. 3 (1977).

[24]转引自 Saul Dubow， Racial segreg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1919-1936，p. 6。

[25]Sol T. Plaatje，Native Life in South Africa， Northlands: Picador Africa， 2007， p. 21.

[26]Paul Maylam，South Africa’s Racial Past: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Racism， Segregation，and Apartheid，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2001， p. 177.

[27]Sol Plaatje， NativeLife in South Africa， pp. 64-65.

[28]Ibid， p.24.

[29]William Beinart &Peter Delius， “The Natives Land Act of 1913: A Template But Not aTurning Point，”in Ben Cousins & Cherryl Walker(eds.)， Land Divided， LandRestored: Land Reform in South Africa forthe 21st Century， Auckland Park: Jacana Media (Pty) Ltd， 2015， p. 33.

[30]郑家馨： 《南非史》，第十七章准确描述了两党斗争的情况。

[31]Colin Murray，Black Mountain: Land， Class and Power in the EasternOrange Free State: 1880s-1980s， Edinburgh UniversityPress， 1992， p. 136.

[32]Ibid， pp.136-139.

[33]Saul Dubow，“Race，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The Elaboration of SegregationistDiscourse in the Inter-war Years， ”in Shula Marks &Stanley Trapido（eds.）， ThePolitics of Race， Class and Naitonalism inTwentiethCentury South Africa， London: Routledge， 1987， p. 87.

[34]在1934年—1948年间，南非制造业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1943年南非国民生产总值中制造业的比重开始超过矿业。同时，从1936年到1946年，黑人城镇人口增长了57.2%，从1141642人增长到1794212人并超过了白人城镇人口数量。参见Deborah Posel， The Making of Apartheid 1948-1961:Conflict and Compromis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pp. 24-25。

[35]AlanBaldwin“MassRemovalsand Separate Development，”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1， No. 2 (1975)， p. 219.

[36] 一些主要的法律有：第一，1945年颁布的《原住民（都市区）巩固法》（Natives ［ Urban Areas ］ Consolidation Act）规定16岁以上的黑人男子出门必须携带通行证，如果没有居住许可，任何黑人男子不得在都市滞留72小时。第二，1952年这个法案得到了修改，它由过去只适用于黑人男子扩大到同样适用于黑人女性。它规定符合下面条件的黑人有城市居住权：出生于这个城市，成长于这个城市，有在这个城市连续10年的工作经历或15年的居住经历。在任何条件下，只要政府认为某个黑人有危害安全的倾向，都可以将之驱逐。任何多余的黑人都可以被送到劳教所或送回黑人家园。第三，1950年颁布的《人口登记法》（Population Registration Act），强迫居民接受族群身份认定以实行分别管理。第四，1950年颁布的《不道德行为修正法》（Immortality Amendment Act）和1957年颁布的《不道德行为法》（Immortality Act）规定不同人种不许结婚和如果发生性关系可判牢狱7年。第五，1953年颁布的《公共设施区别使用法》（Reservation of Separate Amenities Act），规定不同种族的人对公共财产拥有不同的使用权。

[37]Alan Mabin，“ComprehensiveSegreg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Group Areas Act and Its Planning Apparatuses，”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8， No. 2（1992），pp. 415-416.

[38]Alan Baldwin，“MassRemovals and Separate Development”， p. 216。极为畸形、变态的种族主义是种族隔离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根据1950年颁布的《人口登记法》，南非人口被划分为白人、有色人、非洲黑人（Bantu，all Black Africans）三大类。有色人里面又有若干子分类，如华人、亚洲人等。华人不属于亚洲人，因为亚洲人专指南亚移民，如印度人、巴基斯坦人等，这是沿袭英国对远东的划分而来。南亚南非人有时又被称为“印度人”。日本人、韩国人、澳大利亚人和从台湾地区与香港地区来的华人则被称为荣誉白人。参见“apartheid”，Britannica website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apartheid。尽管“白人” “非洲黑人”和“有色人”是南非种族隔离政府对人种的官方划分，但在实际的数据统计和学者的研究中，往往根据具体的需要，对特定的人群做单独统计，而不使用笼统的官方划分法。 “印度裔” “华人” “亚洲人”这些分类经常被使用，以取代笼统的“有色人”的分类。

[39]Paul Gready，“TheSophiatown Writers of the Fifties: The Unreal Reality of Their World，”Journal of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6， No. 1 (1990)， pp. 139-164.

[40]Miriam Tlali，Muriel at Metropolitan， Johannesburg: Ravan Press， 1975， p. 70.

[41] Tom Lodge，“TheDestruction of Sophiatown，”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Studies， Vol. 19， No. 1(1981)， p. 112.

[42]Laurine Platzky Cherryl Walker， The Surplus People: Forced Removals in South Africa， p. 101。她们还在该书同一页引用南非司法部原部长克鲁格的话： “南非最大的一个优点是居住区被分离开来，海外和都市内部的恐怖活动经常在人口杂居处发展自己的力量，在人口过于拥挤的地方，情况还要恶化。我们很幸运，我们有计划地避免这类事情的发生”。

[43]以上数据均见Alan Baldwin， “Mass Removals and Separate Development”。

[44]详情参见Brij Maharaj，“The Group Areas Act and Community Destruction in South Africa: Thetruggle for Cato Manor inDurban，”Urban Forum， Vol. 5， Iss. 2 (1994)， pp. 1-25。

[45]Alan Mabin，“ComprehensiveSegreg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Group Areas Act and Its Planning Apparatuses，”Journal of South African Studies， p. 407.

[46]转引自Dhiru V. Soni & BrijMaharaj，“Emerging Urban Forms in Rural South Africa，”Antipode， Vol.23，No. 1 (1991)， p. 47。

[47]Alan Baldwin，“Mass Removals and Separate Development，”pp. 222-223.

[48]黑人家庭结构残破不全是种族隔离制造的移民工体系的恶果。迄今，南非黑人性关系混乱，九百多万名孤儿的存在以及酗酒等社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种族隔离时期。2012年马里卡纳矿工遭政府屠杀，引起全社会对矿工生活状况的关注，其中就有对矿工的“城镇女人”问题的关注。参见Philip Mayer， “Wives of Migrant Miners，”in P. Mayer (ed.)， “Migrant Labour: SomePerspectives from Anthropology.Vol. 3，”Rhdoes University， Migrant Labour Project； T. Dunbar Moodi & Vivienne Ndatshe，“TownWomen and Country Wives: Migrant Labour， FamilyPolitics and Housing Preferences at VaalReefs Mine，”Labour， Capital and Society， Vol. 25， No. 1 (1992)， pp.116-132； Colin Murray， FamiliesDivided: The Impactof Migrant Labor in Lesoth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49]移民工性关系混乱，常常是流行病传播的主要原因。这方面的探讨因为新冠疫情的冲击凸显了南非医疗系统的“双体系”特点而再次出现。过去的研究参见Karen Jochelson， Monyaola Mothibeli&Jean Leger，“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and MigrantLabor in South Afric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Vol. 21， No. 1 (1991)。

[50]Dhiru V. Soni &Brij Maharaj， “Emerging Urban Forms in Rural South Africa，”p. 52.

[51]Ibid， p.52.

[52]Laurine Platzky &Cherryl Walker， The Surplus People: Forced Removals in South Africa， p. 88.

[53]William Beinart，“SoilErosion， Conservationism and Ideas about Development: ASouthern African Exploration，1900-1960，”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1， No. 1 (1984)， pp. 52-83。作者认为殖民者对非洲农业的问题意识都是从英国社会转移过来的。贝纳特（William Beinart）的研究属于当时兴起的对殖民主义批判的一个学术潮流，参见Martin Lee，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GoodGovernment: AStudy of Ideas Expressed by the British Official Classes in PlanningDecolonization，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67。

[54]关于“乡村振兴计划史”的非常间接而清晰的讨论，参见Chris de Wet，“Betterment Planning inSouth Africa: Some Thoughtson Its History， Feasibility and Wider PolicyImplication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Studies， Vol. 6， Iss. 1-2 (1987)， pp. 85-122。

[55]Joanne Yawitch，“Betterment:The Myth of Homeland Agriculture，”SA Institute of RaceRelations，1981， Chapter 1.

[56]Chris de Wet，Moving Together， Drifting Apart: Betterment Planningand Villagisation in a South AfricaHomeland， Johannesburg: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9.

[57]Ibid，Chapter 2.

[58]Herman van Schalkwyk， JanGroenewald & Andre Jooste，“Agricultural Marketingin South Africa，”inLieb Nieuwoudt & Jan Groenewald(eds.)，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Agriculture， Land and the South AfricanEconomy， Pietermaritzburg: University of Natal Press， 2003， p. 119.

[59]Colin Bundy， TheRise and Fall of the South Africa Peasantry， Lond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Ltd， 1979.

[60]Alan H. Jeeves &Jonathan Crush (eds.)， White Farms， BlackLabor: the State and Agrarian Changein Southern Africa，1910-1950， Portsmouth， NH:Heinemann， London: James Currey， and Pietermaritzburg:University of Natal Press， 1997， p. 2.

[61]S. Herbert Frankel， TheRailway Policy of South Africa: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Railway Rates，Finance and Managemen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Union， Johannesburg: Hortors Ltd，1928， p. 234， 241.

[62]Herman van Schalkwyk， JanGroenewald & Andre Jooste，“Agricultural Marketingin South Africa，”inLieb Nieuwoudt & Jan Groenewald(eds.)，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Agriculture， Land and the South AfricanEconomy， pp. 119-135.

谢选骏指出：卡尔·马克思吃软饭、包二奶，所以他日益贫困、他眼中的世界也绝对贫困，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世界末日——马克思的怨毒绵延不绝，到了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理论怪癖和社会毒瘤。上文及其所述就是一个案例。

【32、“一带一路”能否升级为“新殖民主义”】

《西方国家强大的殖民体系，在古代中国为何无法发展起来？》（《中国社会科学报》6.22 练庆伟 郭永健）报道：

从近代史来看，西方国家凭着强大实力，对落后的地区进行殖民。通过殖民剥削落后的国家，获得大量的财富，最终也改变了自身的实力，达到世界列强的地位。这期间也形成了殖民体系，并且不断完善。从中国古代王朝来看，我们为什么不去殖民周边国家，甚至世界其他地区？这里涉及到哪些原因？

1：王道的统治。从儒家思想来看，古代中国，奉行的是儒家思想，这使得汉族更在意统治的方法。因为我们拥有更先进的文明，所以我们的思想也更加成熟完善。通过殖民他国，始终会存在危机，搞不好就会拖垮国力。而王道的统治，更容易得到许多国家的尊重。

况且我们不去殖民他国，周边民族都想成为中华民族，他们也想纳入到中原王朝中。这就是文明先进的好处，可以吸纳其他部落的加入。因此，王道的统治，比殖民的统治更加先进。中原王朝更愿意采取这种统治方法，周边国家也愿意臣服。

2：朝贡体系的出现。相比起殖民体系，诞生于中国的朝贡体系，比殖民体系更加先进。殖民体系始终伴随武力的镇压，这让当地的民族强烈反对，久而久之，容易结下仇恨，会对民族冲突带来危机。而朝贡体系采取的是一种平等对待，周边国家只要臣服就好。

说是臣服，但也没有太多的约束，只要把中原王朝尊为“天朝上国”就行。成为中原王朝的藩属国，可以来华贸易，可以得到中国的册封成为正统，也可以受到中国的保护等。这些好处是他们渴望的。中原王朝又不会过多干涉他们的内政。像这种做法，是殖民体系做不到的。有了朝贡体系，中国就不可能去殖民其他国家。

3：中华民族没有殖民的思维。作为五千年不中断的文明，中华民族的思维，已经超越了许多民族。在我们的认知中，殖民他国，都是不文明的做法，这不符合老祖宗传下来的思想和文化。当我们这个民族，受到儒家思想熏陶时，就不可能去殖民他国。殖民体系也不可能在中国发展起来，毕竟已经拥有了朝贡体系。这或许也是中华民族，能存在五千年的原因之一。毕竟统治天下，也讲究战略与方式等，而野蛮的统治，始终不得人心。

从这些因素来看，古代中国就不可能去殖民他国，这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轻易改变，那么中华文明或许也会改变。而到清朝后期，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只能任凭被宰割。但在前期，清朝能否通过殖民周边国家，完成自身的强大？能否追上西方国家的脚步？要知道，清朝前期有不少的藩属国，如果殖民这些国家还是有可能的，毕竟他们也很落后。

想要殖民这些国家可不容易，首先就得改变思想，没有殖民思想，再多藩属国也没用。如同明朝一样，拥有许多藩属国，但也没有殖民这些国家的想法。对于明清来说，他们的儒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没有太多的改变，想要彻底改变可不容易。

其次是清朝的实力，都说实力决定一切，别看清朝实力很强大似的，但他要面对的敌人更多。北有沙俄，南有英法等国。这些国家无时无刻都想入侵清朝，当清朝想殖民周边国家时，肯定会遇到他们的阻拦，甚至会帮助这些国家，从而拖垮清朝的统治，引起内部的混乱，这是清政府要考虑的。

最后是这些藩属国的意愿，他们会成为清朝的藩属国，不代表他们想被清朝殖民。特别是中亚的藩属国，他们的文化本就和清朝的不同。想要殖民他们，清朝很难做到。不同意清朝殖民的，肯定会带来更大的困难，清朝付出的努力只会更大，到最后的结果还不一定能成功。

可见，想要清朝去殖民周边国家，还是很难做到的。对于古代中国来说，不管哪个朝代，都没有殖民他国的思想。而要玩殖民体系，还不如玩朝贡体系，因为这更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华民族没有西方国家的殖民思维，所以殖民体系，在中国是无法发展起来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愚昧，完全没有考虑“技术力量的升级生长”这个关键要素，才是殖民扩张的内在动力。

《共建“一带一路”绝不是推行“新殖民主义”）

《文摘报》（2021年07月01日06版）报道：

共建“一带一路”不只是为全球化添砖加瓦，更是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一面旗帜。然而，某些西方国家却因“制度化偏见”得出中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谬论。

加纳原总统恩克鲁玛在《新殖民主义》中指出：“新殖民主义的实质是，在它控制下的国家从理论上讲是独立的，而且具有国家主权的一切外表。实际上，它们的经济制度、从而它们的政治政策，都是受外力支配的”，“实行新殖民主义的结果是，外国资本被用来对世界上的较不发达地区进行剥削，而不是用于它们的发展。在新殖民主义的控制下，投资只是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世界上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共建“一带一路”不仅能够促进沿线国家在地缘、地位等硬件因素上实现历史性跃升，而且也能促进沿线国家在制度、文化等软件因素上实现跃升，从而从整体上促进沿线国家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独立自主、互利共赢的交往中实现发展。这是以超越现代性及其逻辑为前提的，蕴含全球化新时代的发展理念，也是推动全球化进入新时代的实践安排。宣称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推进“新殖民主义”的言论，并不是站在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立场得出的结论，而是基于西方自身霸权主义立场的外部性反思的谬误。虽然旧的殖民体系已经瓦解，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仍处在现行资本主义体系内，仍然被侵略、掠夺、单边利己的殖民主义本性所笼罩，只是形式更加隐蔽。摆脱西方新殖民主义的出路在哪里？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进入国际体系的方式与历史上的大国兴起完全不同。历史上大国兴起时一般都是通过殖民掠夺方式进入国际体系的，而中国则是在接受国际规则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化道路进入国际体系的”。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完全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之中，不论是既有大国美国、欧盟等，还是国际体系中的中小各国，在经济利益上与中国的相互依存度和相互嵌入度都很深。简言之，中国的利益与世界各国的利益都是捆绑在一起的”。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遵循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不是依据“丛林法则”逻辑用新的中心代替现有中心的无限循环，而是一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去除殖民主义行动，是以超越现代性及其逻辑的新文明类型为客观前景的决心与努力。

谢选骏指出：“一带一路”能否升级为“新殖民主义”？关键在于有无“技术力量的升级生长”这个关键要素——如果有，那么“一带一路”就可能升级为新殖民扩张；如果没有，“一带一路”充其量也就是朝贡贸易的死灰复燃，而绝不可能进化为“新殖民主义”了。

【33、在历史学者看来，全球化是何时开始的？

2018-12-15 澎湃新闻

本文选摘自《全球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8年9月出版），著者S. 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是柏林自由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跨国史和全球史研究。他在本书第六章“全球史的争议”中写道：全球史领域内有四个比较重大和基础性的问题，它们都是热烈讨论的对象。如何才能书写一部没有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并且其叙事逻辑不是以使用西方术语为前提？从什么时候起可以称为全球性语境，从什么时候起可以称为全球化的历史？世界历史始终是西方霸权的产物吗，它在19世纪和20世纪是如何表现的，以及欧洲与亚洲之间大分流的原因是什么？最后，在“西方”以外的世界是否也存在现代化的潜在可能性，以及近代社会的文化资源对于向现代全球性世界的过渡有何意义？这些问题仍旧不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在规范上和政治上与当下紧迫的问题联系密切。本文选摘内容谈的就是全球史的分期问题。

《全球史导论》，S. 康拉德 著，陈浩 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9月出版

全球化的进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全球性互联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哪个阶段？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称为整合的世界？当我们需要确定全球史理论的历史纵深和影响时，这些都是核心的问题。在跨境移植和交换关系的视角下，如何对世界历史进行分期？

全球化的概念在历史学界是一个新术语，从1993年才开始在公开讨论中出现，此后它就迅速地传播开来，再后来，全球化就成了历史学领域内的一个分析性概念。首先是经济史学家开始使用，在20世纪末全球化的历史超越了对一种世界市场形成的追问，从而成为了历史书写的一个合法对象。此后有大量的历史学家使用全球化的概念，并且企图通过它来丰富历史学的研究。

既然它是一个新概念，那么这个现象到底有多新呢？按照曼纽尔·卡斯特的观点，我们自身就是世界历史转折的见证人：“社会、空间和时间的物质基础在一个较深层次上发生了转变，围绕着电流和无尽的时间组织起来。这是一个新生的开始，实际上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即信息时代。它的命名根据的是与我们生存的物质基础相对的文化自主性。”然而，在号称它处理的是一个新现象时，这一口号本身并不新鲜。早在1957年美国现代化理论家密立根（Max. F. Millikan）和罗斯托（W. W. Rostow）已经宣布，“我们处在一个深刻的世界变革之中。阅读量、大众传媒和旅行的迅速增长取代了过去用以维系整个社会的传统制度和文化模式。简单地讲，跟过去相比，世界变得更加彼此依赖、流动性更强。”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早在1917年就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跨越人类社会的一个时代分水岭，这一转变是建立在19世纪的技术基础上的：“铁路、蒸汽和电报以一种快速的方式调动了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各个国家从彼此隔离与孤立的状态中走出来，那种孤立的状态使得不同种族之间彼此分割，它随着交流的扩大而逐渐消失。强大的宇宙力摔破了那只曾经隔离种族和国家的笼子，并迫使它们熟悉新的环境和新的竞争、较量与冲突形式。”我们还可以往上追溯，在某种意义上，一场急速的社会变革和一次不可理喻的社会变迁的结果，都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现代世界的一个伴随现象。自19世纪中期以来，这一变迁就和跨境互动联系起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就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我们应该如何分析一种不断更新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如何对其进行分期？那种深入人心、历久弥新的信念，即人人幻想自身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历史变革并体验一次根本性的转折，使得富有意义的历史分期变得没有必要。亚当·麦基翁（Adam Mckeown）质问：“如果某个转型新时代的终极命运都是被下一个时代视为‘专制’和‘分裂’时期，我们又该如何严肃地评价全球化的条件？”

实际上，全球化的概念在理论上是含糊和不确定的。全球化很少对历史变革的质量提出假设，并且与现代化的概念不同，“全球化”的目的不在于为历史行为体赋予并激活一种未来愿景。因此，全球化不是一套元理论，但也不仅仅是一种研究对象，它更多的是一种处理历史的特定视野，有助于把历史进程放置于一种广泛的语境中，并在方法论上超越历史学中的民族主义。它能够吸引的对象是对不同层面关系的深度感兴趣的历史学家，例如经济整合、民族国家和市场的变化关系、文化均质化和差异的形成，例如伴随着交通和交际媒体的变化而带来的对空间和时间的新认识。

在学理上把作为一种进程的全球化与作为一种视野的全球化区分开来，还是很有必要的。首先，对跨区域、跨文化的互联和交流的追问，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历史中去。杰里·本特利（Jerry H. Bentley）提出这样的建议，跨文化互动（移民、帝国扩张和贸易）的全球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一直持续至今，共经历了六个时代。“跨文化的互动从彼时直到当下，给所有参与的人都带来了重要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影响。”当然，近代以前的交互关系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如后来的时代；彼此接触的范围也不尽相同。近代以前的跨文化互动本身也有其后果，远远超出了参与个体的经历。其中特别有意义的后果有三个进程，它们超越了社会和文化地区的边境线，分别是：大规模移民、帝国扩张运动和远程贸易。

实际上，世界史可以理解成一部交互关系的漫长历史。最新的历史书写总是一再强调，古代的社会就已经烙上了跨境进程和互动的印记了：佛教一直传播到阿富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蒙古帝国，甚至往俄罗斯和近东扩展；印度洋和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14世纪中期黑死病从亚洲往欧洲的传播；马可·波罗（1254—1324）和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1304—1377）的旅行。其他例子就不一一枚举了。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和约翰·罗伯特·麦克尼尔（John Robert McNeill）把全球性互联的历史追溯到人类语言的起源。

无论这份单子能列多长，还是要回答几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些互联有多重要？它们对其时代产生了何种影响？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称之为“全球化”，如果这个概念果真是指全球性的互联？跨境交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与全球性互联之间该如何区分？这两种形式的互动是否应该在分析上再与全球整合的历史区分开来？两个可能的转折，即16世纪和19世纪中期，在这个提问的背景下，是需要首先讨论的。

多数历史学家将全球化互联的起点定在16世纪早期。欧洲人对美洲大陆的“发现”、殖民主义的开端和由欧洲主导的资本主义贸易互联，意味着一个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分水岭。首先是世界体系的理论家沃勒斯坦认为，欧洲式世界经济的扩张发生在16世纪。但是从文化史的观点出发，他也认为从这个时候开始，“世界”作为地球的整体性才被认识。世界上的各大洲（澳洲除外）也是首次互相联系起来。

其解释是这样的：首先，对美洲的征服是一种征兆，预示着欧洲的扩张将会改变接下来几个世纪的世界历史。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都崛起于美洲，拉丁美洲的财富资助了西班牙在欧洲的霸权以及葡萄牙在亚洲的霸权，而英帝国则率先在北美东海岸建立了殖民根据地。

其次，新大陆的“发现”开始超越了权力政治的影响，为欧洲带来了一种深刻的思想史上的视野开拓，并在18世纪晚期随着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和布干维尔（Louis Antoine de Bougainville）太平洋新航路的开辟而达到高潮。具有重要意义的有关人类现代科学起源的诸多范畴，在体系上被视作一种持续的全球性互联的背景，并且被理解成是欧洲知识库对“世界”的吞并。自西班牙对南美洲的征服以来，人们就开始讨论当地的居民是否与征服者是同一类人。从那时起，对有关“人类”的特征及其能力和权利的追问就开始被提上议程。这同样也适用于民权和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以来世界国际秩序的完善，也适用于经由伟大的发现之旅而获得的对地球人种学和地理学的理解，或者文明与野蛮的二分法，以及一个以进步为导向的政权的建立。欧洲的扩张意味着一种认知上的挑战，这引起了知识和学科设置的重组。

最后，将美洲纳入贸易网络也有其经济后果。丹尼斯·弗林（Dennis O. Flynn）和阿图罗·吉拉尔德斯（Arturo Giráldez）已经指出，拉丁美洲白银的流通首次让世界市场的形成成为可能。西班牙于1545年开始在玻利维亚高地的波托西开采世界上最大的银矿，白银随着欧洲的贸易网络流向亚洲。同时它也有助于三角贸易，将非洲的奴隶带到了美洲。1571年马尼拉的建立，首次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明朝，跟新大陆联系起来。此后，马尼拉帆船直接将白银通过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运到东南亚，供应给那里由中国主导的贸易圈。在丹尼斯·弗林和阿图罗·吉拉尔德斯看来，世界市场在16世纪的诞生，是“含着银勺子出生的”，不是欧洲扩张的结果，而更多的是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体现。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16世纪都是世界整合的一个起点，是当今全球化世界的开端。然而我们必须要对这一转折点进行相对化。对于克里米亚岛、伊朗或者朝鲜的不少人，美洲还是很遥远的，即便不是完全陌生—肯定比蒙古帝国更遥远，后者对其日常有深刻的影响。欧洲的扩张本身是丰富的扩张进程史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的推进而引起的。从多个角度看，美洲被纳入更大的网络使得更多新的互联成为可能，只是没有对其产生同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贝利在“古代全球化”形式的语境中提到—他指明了扩张型部落王朝、流散民族的贸易和商队贸易所扮演的角色—其参与者对16世纪以来全球性整合的形式仍然产生着影响。地球的整体性发育是一个全方位的进程，其动力由诸多的行为体共同决定。

另一个可能的历史转折是19世纪。全球史的研究越来越将一个贯穿于漫长的19世纪的进程放置于中心来考察：来源于18世纪的互联世界，在地区性动力中对多数社会仍然具有首要意义的是一种全球性的功能互联。当然早在18世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彼此交流了。通过奴隶制、跨大洲的贸易、在美洲的殖民统治、欧洲在亚洲的支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教运动，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独立自主的发展不再存在了。但是这一深刻的互联并没有改变一个现象，即直到19世纪，本土和区域性格局仍然处于中心位置（不同地区的时间轴有所差异）。19世纪以后，世界的整合和全球性的同步才真正到来。

这一叙事的理路是：即便在18世纪，世界仍然是一个区域性的世界。这些地区不仅仅是由宗教和世界观构成的不同文明，更多的是涉及复杂的互动领域，它们立足于贸易网络和移民潮以及文化一致性。这一区域性的世界通过多重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但直到19世纪中期才出现了一种系统性交叉和社会的全球性整合。这意味着什么？互联与整合之间应该如何区分？这一转型在核心上是通过现代世界的“两种互相依赖的宏观进程”的交叠而实现的，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谓的：是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和传播，以及一种市场和资本积累的世界体系的建立。19世纪经历了民族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形式，以及民族主义作为政治话语的出现，尽管一些大的帝国—例如俄国、哈布斯堡、中国，直到20世纪仍然深陷在自我之中。与此平行的是，自19世纪中期以来，出现了一种市场的整合。它是通过该时代的信息和交通技术革命实现的，以价格和工资的趋同、共同劳动力市场的萌芽和跨境资本投资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不仅由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谓的“无形的手”来推动，从许多的叙述中仍然可以看到这一点，而且同时由帝国主义权力这一只或多或少“有形的拳头”来推动：强制劳动、契约劳力、市场的暴力“开放”以及帝国主义的财政管控，例如在中国和奥斯曼帝国。19世纪晚期的帝国主义是一种推动力，让查尔斯·蒂利所谓的“基础进程”充满了活力，并强化了它的不均等性。

毫无疑问，正如对所有系统性整合所强调的那样，这一进程是不均匀的。这也完全适用于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共同体内部。各国家和地区吸纳进入全球秩序的程度各不相同，时间也不相同。沿海城市往往较早地被吸纳进世界经济，然后为这一市场进行生产。那里产生了一个本土资本主义的阶层，但也发展出了自由职业。自由职业的代表随即要求对社会进行改革。而在许多国家，由于没有来自外部的干预，世界经济的存在也不易被觉察到。卷入到一个全球秩序中，并不是一下就发生的，而是有各种不同的动力。

人们必须时刻考虑到这种不对称性。即便如此，这一解读的代表人物仍然试图证明，直到19世纪末，如果把这个时代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话，地球才开始作为一个整合的体系出现，各区域不再由不同的逻辑分割彼此了。劳动力市场和商品价格跨越政治和地理边界而趋于一致。鼓吹改革的社会精英，不能再仅靠参考本土和地区性的先例来搞了。依据宗教传统的人，参考的完全是一个社会分化的世界中全球性流通的“宗教”概念。不以文明和发展的全球性话语为导向的社会构想，不会再引起共鸣，不管是同意还是反对。阿里夫·德里克用另一种方式来描述这一进程：“欧洲中心主义实践的普世化，仅仅意味着许多社会从它们与欧洲接触之前的历史发展车道中转移到新的发展车道中去。但伴随而来的不一定就是整齐划一。欧洲中心主义的普世化带来了新的有关历史的探讨，一直持续至今。它意味着，这些冲突在不断地上演。冲突尽管各不相同，但都是由欧美权力推动的形式构成的。”世界各地卷入全球性同步的时间节点和程度可能有所差异，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完成了这一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引发了世界性的疆域重组。

这种全球整合的形式在1900年代是否就已经达到了全球化的状态？这是分期问题的最后一个侧面。对于19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而言，无疑有基础设施方面的先决条件，首先就是基于因特网的交际。但是否可以从消息传播的又一次加速度，就得出一种根本性的新世界秩序的结论？像大卫·赫尔德（David Held）这样的政治学者就是这样做的，他还强调当今与早期的全球性互联进程之间有本质的区别。这一学说基于两点：一是经济，全球性物质生产、跨境贸易和跨国资本投资都没有达到当下的规模；二是政治，当下的全球化伴随着一种对民族国家的腐蚀。

关于时代分期的以上两种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对全球化的历史学研究表明，经济上的关联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峰了，到20世纪晚期又再一次普遍性地达到此高峰。1913年之前全球性社会生产的贸易额或者在境外资本主义投资的规模，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以后的数额和规模了。还有一种观点也失去了说服力，即认为今天的全球化进程使得民族国家稀释为一种历史行为体。民族国家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机构，在经济生活中也是如此，例如作为财产的保障者和经济政策的主导者。认为全球化和民族国家的建构是相对立的两个进程的观点，即便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也是靠不住的。实际上今天我们视作常态的民族国家，正是在互联进程中兴起的，并不会随之受到侵蚀。

围绕分期问题的辩论和争议只能提供相关线索，但不能给出一个有关历史转折的死板序列。全球化的历史不应该是关于世界广泛深化的一种线性叙述。网络化和整合的高级阶段，大约在18世纪或者1900年代，总是被疏远和断裂的阶段所阻断。经济关联的进程可能伴随着政治上的隔断，文化上的开放与政治— 经济的交换阶段也不总是同步而行。总的来说，跨境的交流进程不仅有助于世界的均质化和同一化的建立，而且也带来了碎片化和新的异化—民族、种族、人种、边界、边境管控、人口普查和旅行护照。全球化的历史书写必然要面对这样一种险境，即全球化仅仅是作为现代化理论的一种变体而出现，其中“传统”被“孤立”所替代，“现代”被“联系”所替代。

这一考虑为我们迎来了第二个基本问题：全球化作为一种视角。既然全球化的进程意味着一段漫长的历史，全球化的视角又是如何的呢？换句话说，观察世界的视角该如何区分彼此？意识到世界是一个整合的竞技场，是所有全球化理论的规范。所以对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而言，现实中可观测的网络化和对网络化的感知，都是它定义的一个决定性方面。

历史学家把全球性意识的谱系追溯到16世纪。塞尔日· 格鲁津斯基指出，一种全球性的想象早在西班牙— 葡萄牙帝国背景中就已经兴起，并带来了一种与之相对应的历史学、地理学和文学。他提到“伊比利亚的全球化”，不仅局限于政治或者经济层面，也包括一种全球意识，这可以从以下显现中觉察到：在日本“南蛮画”中有对来自欧洲的“南方野蛮人”的称谓，在墨西哥用那瓦特语书写的法王亨利四世的编年史，在新西班牙由一位德国流放者撰写的奥斯曼帝国史。

大卫·哈维

在19世纪全球整合的背景中发展出了一种全球意识，早就预卜了一种时空受到压缩的地形，影响了一个世纪以后的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电报时代的传媒革命带来了一种同步化的印象。桑福德·弗莱明（Sandford Fleming）在1884年华盛顿举行的国际子午线会议上提出：“我们生存的条件不再是以前的了。科学在移动媒介与思想和语言的迅速传播方面的应用，将空间普遍地压缩了，并且消除了距离。整个世界将会毗邻彼此，并且关系会变得更密切。”

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当下全球化的形式伴随着一种对差异的理解上的根本性变化。在19世纪，当时还是以“世界政治”和“文明”为名的全球化，在殖民主义和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条件下，把欧洲— 美国规范的传播设为前提。在这一范式中，文化差异会被等级化和时间化：世界的互联被视为一种全面现代化和逐步均质化的一部分。在阿里夫·德里克看来，20世纪晚期以来发生了变化：文化差异不再显得落后，而是被理解成不同于欧洲中心主义或普世主义概念的另一种选项。现在，全球化和文化自主性的坚持并行不悖。甚至可以说，全球性整合的增长强化和制造了文化特殊性。21世纪的全球性世界经历了一种“空间的转向”，不再是一种在发展阶段论意义上对差异的“时间化”。 文化上保留差异和文化上彼此竞争的两种现代化方案，现在被认为是可以并存的了，正如在后殖民研究和多元现代性理论传播中所表现的一样。

关于这个辩论还有最后一点补充，分期的讨论有一个启发性的功能，而且会随着社会的变迁不断更新。对世界历史进行分期的工作不会结束，在将来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它是课堂上的基础知识。至于“全球化”这个概念是否会长久地发挥作用，还是一个问题。这首先取决于“全球化”能否成为一个对当下有针对性的分析性概念，其次还要看这个概念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否有用。这充分说明了，如果想坚持某一种世界历史分期的话，更专门和对历史学语境更敏锐的概念会更合适。

谢选骏指出：上文和上书诸多废话，却不懂历史力学所观察的基本事实——全球化，是从火药的发明、炸药的普及，开始的！炸药所带来的能量，大大压缩了空间，使得全球变成了统一的区域——这首先是在亚欧大陆实现的，通过蒙古帝国的暴力征服、炸药扩张。然后，通过土耳其的大炮攻克了千年帝国拜占庭、迫使西欧逃向大航海时代——建立了全球化的定期航线。

【34、政治思潮：世界政治变迁的一种研究单元】

杨光斌 

内容提要：升级为世界政治研究是国际关系学转型的一个方向，但挑战是如何研究世界政治。我们熟悉的历史上或现时中的政治思潮是理解世界政治变迁的一个重要路径或研究单元。世界政治形成于“文明冲突”中的欧洲，由此而形成的民族国家浪潮事实上是民族主义的原形，民族国家催生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17-18世纪欧美的资本主义化以及资本主义的扩张带来了最初的“世界政治”。到了19世纪，作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混合物的自由帝国主义思潮推动了世界体系的正式形成。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同时也催生了作为“反向运动”的民族民主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20世纪世界政治带有强烈的对抗性意识形态色彩，冷战事实上是标准的意识形态战争，后冷战的世界政治离不开意识形态政治，诞生于中国的政治思想正在为世界政治变迁带来新气象。可见，政治思潮研究单元大体上回答了现代世界是如何被塑造的。

从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视野看，只有某种力量(行动单元)把地球意义上的“世界”联系起来、整合起来并形成一个关系密切的结构，自然地理的世界才能成为政治意义上的世界，或者说才有“世界政治”之说。人类一直有弄清楚地球另一面的愿望，但力有不逮。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过不了印度恒河，中国唐帝国过不了帕米尔高原。直到蒙古帝国征战到欧洲以及随后的郑和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世界才逐渐被联系起来。此时，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技术和贸易作为“联系”的力量。这只是世界形成的初级阶段。

真正把世界联系起来并形成“世界政治”，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某种政治思潮——由意识形态(包括宗教)理念驱动而形成的一种趋势性的政治现象。因为一旦技术和贸易把不同的人群推挤在一起，人的需求就不会停留在贸易层面，就会存在对宇宙、国家、人生、生活方式等诸多问题的不同看法，势必发生观念上的冲突。世界政治和国内政治一样，是人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就成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虽然文化推动的“世界政体”之说有些夸张，认为自由、权利、主权、进步等要素所构成的“世界文化”影响了世界各地的社会制度，①但作为文化权力的政治思潮的传播与影响确实让地球上的各个国家有了不容否认的“共同价值”。②因此，离开政治思潮，就很难理解世界政治。离开政治思潮，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国际关系。作为世界政治组成部分的政治思潮直接影响着国家间关系，比如，国家之间因意识形态而结盟，因意识形态而敌对。所以，研究世界政治或国际关系，离不开作为“联系”或“整合”变量的政治思潮。可以把政治思潮视为研究世界政治的一种研究单元。而寻求新的研究单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既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因为对政治思潮的关照而更加深刻，比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范式”虽然与本文的政治思潮研究路径有着重大区别，但不无关联。③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虽然已经不再引人关注，但确实曾经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是西方国际政治学界绕不开的作品，福山的重点也是世界政治的意识形态因素。④在学科意义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学派至少有两个专门以政治思潮(观念或者意识形态)为研究单元。建构主义的核心是民族主义问题，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二者都是以去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建构意识形态权力。其实，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一书中也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研究冷战的起源。⑤我们在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政治研究的时候，反而是本着价值中立、价值去除的想象去对待这些以政治思潮为底色的理论，把这些学派都当成了学术乃至科学。我们深深地误解了西方社会科学。笔者认为，反而是西方社会科学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世界政治说到底是人的政治，人具有物质和精神两大诉求，精神层面的诉求有时甚至大于物质层面，因此以精神为本体论或研究单元的社会科学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笔者一直认为，无视或者忽视作为政治思潮的意识形态，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他们”的问题。

总之，理解世界政治的变迁离不开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潮。在学科意义上，世界政治学不仅仅是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一体化，背后还有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潮。产生于西方的政治思潮主要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融合则形成自由帝国主义以及政策上的殖民主义。保守主义虽然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但其政策影响主要在国内而非世界政治，形成不了影响世界政治的意识形态，而且国内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对外很可能是自由帝国主义者，即使小布什时期的新保守主义也不过是事实性自由帝国主义，因此本文并不涉及世界政治中的保守主义问题。

另外，本文把各种形态的政治思潮视为一种常识性变量，假设各种政治思潮的起源、主旨乃至推动政治思潮的主体都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已知知识，目的是以已知的政治思潮为线索寻找认知世界政治变迁的新路径。当然，影响世界政治变迁这种大历史的因素是如此之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种整全性学说能解释世界大历史上的所有现象和所有问题。换句话说，任何理论或者研究单元在大历史面前都有某种无力感；即使就政治思潮这一研究单元而言，本文也只能选择性地论及特定时期最重要的政治思潮而无力顾及各种意识形态“暗流”，也不能替代地缘政治、科学技术等分析变量对于世界政治的影响。但是，如果一种研究路径或者研究单元确实能对特定研究对象有新的启发性，这种研究单元的目的就实现了。

本文首先考察世界政治起源中政治思潮的作用以及不同的政治思潮对于世界政治变迁的影响，最后力图总结出世界政治变迁的意识形态权力原理。

二、世界政治形成中的政治思潮

世界政治既是一种进程性或历时性结构，也是一种结果性或静态结构。就起源意义上讲，世界政治是一种结果性结构。作为一种结果性结构，世界政治显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前世界”演化的一种结果。

“前世界”即公元1500年之前是什么样子呢？在“前世界”中，虽然有海陆两条商路将东西方连接起来，这种联系毕竟不是常态化尤其不是制度化的，是一种多中心主义的自然分布状态。在东方，有以儒家文明为中心的东亚体系，还有以印度文明为中心的南亚体系；在东西方交界的中东，则是伊斯兰文明；在西方的欧洲，是基督教文明和东正教文明的神权体系。在四个中心中，只有儒家文明是世俗化的，如孔子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来说就是与生俱来的现代性——祛魅的世俗化；其他几个文明尤其是比邻的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高度信奉一神教。

作为结果性结构的世界政治是基督教文明的“西方的兴起”和世俗文明的东方的衰落，因此世界政治必然具有强烈的宗教性价值关怀，而非世俗化价值的世界政治。如果是儒家文明赢得了世界，世界政治的性质则会完全不一样，至少不会因为信仰不同而发生那么多战争。

历史不能假设。一神教就是“真理”的一元性和不妥协性，因此在“前世界”的中世纪(公元11-13世纪)，“文明的冲突”不断发生，发生了不下十次“十字军东征”。所以说，亨廷顿说的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在21世纪的冲突事实上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这就是历史制度主义讲的连续性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乃至路径锁定。

“文明的冲突”不但发生在宗教体系之间，宗教内部的“文明的冲突”甚至更加惨烈。在16世纪中叶新教改革即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宗教改革之后，先是在法国的南北之间发生了30年宗教战争，后来便是欧洲范围内以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兰)为主战场的30年宗教战争(1618-1648年)。这场战争的起因有宗教的，更有领主之间的现实利益之争。但是，如果为了领主的利益而战，兵源就是问题；以上帝的名义而战，“战士”的来源就源源不断。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这样描述道：“很少有人会自愿为国家和诸侯的利益而战，而为宗教则商人、艺术家和农民均会乐于拿起武器。为国家和诸侯，人们就连极少的一点儿捐税都不愿出，而为宗教人们甘愿献出财富和鲜血乃至放弃尘世间的所有希望。”⑥为什么不能用妥协去解决利益之争？这是由教义本身的不妥协性所决定的。“天主教会宁愿通过武力失去一切，也不愿意自动或通过法律途径把一小点利益让给对方……而放弃一种权益，承认新教徒获得的要求，会动摇天主教会的整个基础。在宗教合约中天主教会牢牢恪守这一原则。”⑦

战争的原因或者名义是宗教的，战争的结果是世俗化的，这就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或者国际关系原则。所谓国际关系原则，就是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所谓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就是确定了明确的国家领土边界。此前，人们生活在宗教世界，人们的观念首先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到中世纪后期，人们有了地区认同感，认同自己是德意兰人、法兰西人等；1648年之后，欧洲人的国家认同意识慢慢地明确起来，称自己为法国人、德国人或者英国人。

但是，这种长时段中发生的巨变并不意味着代表传统的宗教作用的消失。具有很强宗教色彩的神圣罗马帝国直到1806年才被拿破仑消灭，英国直到1820年才实现宗教和解。这就是说，宗教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宗教一直在直接地影响着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政治。也可以这样说，世界政治脱胎于宗教世界母体，成长于式微的宗教世界，制度变迁的连续性决定了现代世界政治烙上深深的宗教印记。

如果说三十年战争是现代国际关系的起点，其后的一个世纪即整个18世纪则是世界政治的形成时期，因此本文把17世纪和18世纪视为世界政治的起源和形成时期。

作为政治思潮斗争的宗教战争催生了以领土边界为特征的世界政治，生存于特定疆域的人群逐渐形成“民族”意识，法国大革命催生了德国知识界的“狂飙运动”并进一步唤醒了德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民族国家事实上是一族一国或以民族为单元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成了民族主义的温床。以后一百年，欧洲“国家兴起”的浪潮诱发了一系列国家间战争，诸如三次英荷战争、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荷法战争、“大同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以及全欧性的“七年战争”。战争是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战争也直接制造了国家。

到此时为止，战争制造的都是以加强主权为目的的国家。主权思想在欧陆是“君权神授”，在英国则是革命之后的“议会主权”，虽然事实性议会主权直到“光荣革命”之后的一个世纪才真正到来。在议会主权的英国，因为资产阶级的顺利成长，诞生了各种为个人权利、社会权利辩护的自然权利学说，也可以说自然权利说有助于新兴资产阶级的成长，使得资产阶级真正登上历史舞台，进入议会并享受事实性“主权”。这样，议会主权在欧陆又演变为“人民主权”思想，孟德斯鸠(Montesquieu)根据英格兰政制而发展出权力制衡思想，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将国家主权、议会主权拓展为人民主权思想。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诱发了美国革命，孟德斯鸠的权力制衡思想帮助美国建国立制，法国人的思想之花在遥远的“新大陆”结果。反过来，信奉法国人思想的美国独立战争直接刺激了法国人，法国人以卢梭的人民主权为旗帜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又将这种国家体制推广到欧洲其他地区。因此，很多史家将18世纪视为自由主义胜利的世纪，即资产阶级的胜利。放任自由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18世纪的“双元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根本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和世界政治的性质。工业革命产生的科学工具以更快的速度将世界联系起来，政治思潮催生的政治革命以及政治革命传播的政治思潮提供了联系世界的思想工具。从此，“国家兴起”成为一种潮流。在此基础上，世界政治从王权国家主体逐渐演变为资产阶级的“人民主权”国家主体。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撕下封建主义温情脉脉的伪装，赤裸裸地以枪炮政策推行自己的商业利益，世界政治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市场力量(资本权力)脱嵌于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从此，人类就生存在18世纪所形成的世界政治体系之中。19世纪和20世纪的世界政治变迁强化了这个“初始结构”，也酿成一场又一场血腥灾变。因此，无论是谈论什么问题，无论是世界政治还是世界政治结构下的国际关系的本质性问题，离开“资本主义”这个关键词，无异于隔靴搔痒，都是自欺欺人。

三、扩张性政治思潮与世界政治变迁

资本主义是一种不能独立存在的经济形态，趋利性决定了远程贸易的形成和市场的不断扩张，结果必然是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构成了“自由帝国主义”的过程性结构，成为19世纪世界政治的一个基本面向。或者说，资本主义在国内表现为自由主义，而民族一国家固有的“民族主义”性质决定了以国家为单元的自由主义在对外关系上必然是自由帝国主义。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政治革命的一个意外制度结果就是民族主义的诞生，这是拿破仑战争催生的“一族一国”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催生了从欧洲到美洲的独立建国运动。这样，在整个19世纪，作为极具扩张性的政治思潮，自由帝国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思潮构成了世界政治的基本面貌，它们都与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拿破仑战争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一)自由帝国主义思潮下的世界政治

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的开篇中所言：“在最近15—20年中，特别是在美西战争(1898年)和英布战争(1899-1902年)之后，新旧两大陆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以及政治学著作，愈来愈多地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来说明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了。”⑧帝国主义是什么样子呢？列宁总结道：“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样的定义能包括最主要之点，因为一方面，金融资本就是和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另一方面，瓜分世界，就是由无阻碍地向未被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占据的地区推行的殖民政策，过渡到垄断地占有已经瓜分完了的世界领土的殖民政策。”⑨垄断、资本输出、瓜分世界、殖民政策就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特征。

帝国主义不是在短期内形成的。在国际关系史上有所谓“百年和平”之说，即从拿破仑战争之后的181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其实，哪里有什么“百年和平”？即使在欧洲有所谓相对的和平——主要与此前的欧洲“战国时代”比较而言，世界政治也绝非和平景象，而是腥风血雨的一百年。这一百年正是帝国主义大张旗鼓对外实行殖民政策的时代。

欧洲人从发现“新大陆”就开始了扩张，虽然一些国家在南亚建立了殖民地，但是几百年来主要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进行，因此以贸易扩张为主要目的。西方人一般把从1815年开始算作新一阶段的“世界史”。⑩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列强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具有以国家为单位的能力去对外扩张；二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在19世纪上半叶已经启动，各国更有技术能力去扩张并将世界连接起来。

1870年前法国没有殖民地，而1870年德法战争后兴起的德国当然更不满于自己的现状，因此从1870年开始西方列强出现了瓜分殖民地的高潮。1873-1875年的柏林会议上，几个列强将非洲瓜分殆尽；1900年瓜分非洲的同一批人来到北京，准备瓜分中国但未果。30年间，列强将世界瓜分完毕。1876-1914年帝国主义列强夺取了3490万平方千米的殖民地，划分了1460万平方千米的“势力范围”(半殖民地)。全世界殖民地面积达到7490万平方千米，(11)其中英国最多，形成了所谓“日不落帝国”。这个过程就是国家能力的大比拼，行为主体当然是国家和政府，新世界史或全球史试图“去国家化”而彰显所谓“人类共同体网络”的形成，显然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

在整个19世纪，对外扩张、瓜分殖民地成了列强的“时髦行为”。帝国主义的流行始于1872年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的演讲，鼓吹英国人民需要一个“赢得世界尊重”的“伟大的国家——一个帝国”，从而开创了英国政治中关于帝国论述的新篇章，“帝国”成为民族自豪感的象征。(12)迪斯累利的帝国观还使其于1876年颁布了《皇室头衔法案》，使维多利亚女王获得了“印度女皇”的称号，同时废除东印度公司和德里莫卧儿王朝。这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否定变为肯定。(13)过去，帝国主义是用来指称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第二帝国的扩张政策。

因此，影响巨大的约翰·霍布森(John A.Hobson)的《帝国主义研究》虽然发表于1902年，但此前的几十年里，“帝国主义”已经是一个流行词，只不过霍布森赋予这个词新的含义，指出帝国主义是一种政策，其发源地是国内金融资本的扩张，专指大英帝国和欧洲主要国家发动的扩张。在过去30年里，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大英帝国，它们要么吞并，要么在非洲和亚洲大部、太平洋和其他地方的诸多岛屿上强制推行政治统治。(14)众所周知，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列宁将霍布森的理论融入马克思主义之中，诞生了著名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帝国主义”具有国家政策、学术研究和政治批判的不同意义。就国家政策而言，我们熟悉的自由主义者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者。1837年的《阿尔及利亚信件》指出：“我毫不怀疑，我们有能力在非洲海岸树立起一座象征着我们国家光荣的丰碑。”(15)在1841年的《关于阿尔及利亚》中，当论及法国当局在阿尔及利亚应当采取的必要措施时，托克维尔指出：“我经常听到我尊敬的法国人说，我们焚烧收成、清空筒仓以及最后抓捕没有武装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这样做是错的。但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不幸但必要的措施。”托克维尔一生都坚定地维护帝国主义扩张。(16)

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而盛行，背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出版，为当时欧洲的殖民政策找到了生物学上的根据。(17)当时以及此后几十年内，自由主义者其实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或者说自由帝国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人种优越论，欧洲之所以在科学技术上领先，说到底是因为白种人优越。迪斯累利也认为，“一切都是种族，没有其他真理”。法国殖民政府理论家儒尔斯·哈曼德(Jules Harmand)直白地说，殖民关系最根本的起点是欧洲人的上等优越感：“征服土著居民最基本的合法性在于我们相信我们是上等人民，这点不仅体现在机械、经济和军事上，而且也体现在道德上。”(18)

同时，由于工业革命诱发的社会问题即阶级矛盾，殖民政策成为化解国内阶级矛盾的重要手段。法国大文学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说道：“将你们国家难以容纳的人输送到非洲这块大地，以同样的方式解决你们的社会问题，将你们的无产者变为有产者。”(19)以输出人口化解国内紧张关系是当时欧洲国家的普遍做法。英国的渐进与稳定与“日不落帝国”有着密切关系。即使当时的左翼学者如英国的费边社(Feibianshe)都这样鼓吹，不想要内战的人就应该成为帝国主义者。(20)尽管如此，意大利还是产生了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在19世纪70年代，只有17万人移居他国；19世纪90年代，移民数量增至150万人；20世纪前十年，有360万人移居他国；1914年有600多万人生活在海外，而当时意大利的人口才3500万。(21)由此可见工业化过程中欧洲社会关系的紧张性。

到19-20世纪交界时，赤裸裸的白人优越论开始让位于文化优越论，即从文明、文化的视野解释西方的优势地位，其代表人物就是作为自由帝国主义者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要回答的问题是，西方为什么赢了以及西方文明为什么具有普适意义和普适价值。(22)关于西方赢在哪里，韦伯列举了八点：第一，只有西方的科学真正达到了可以被当代公众认可的发展程度。第二，中国的历史学虽然高度发达，却没有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研究方法。第三，在音乐艺术上，理性而和谐的音乐只有在西方才有。第四，在建筑学上，哥特式拱顶的空间结构在其他地方也没有。第五，大学制度为西方独有。第六，公职人员系统为西方独有。第七，理性的成文宪法为西方独有。第八，也是结论性的，所有这些都源自其他文明所没有的资本主义组织。(23)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西方文化独特的理性主义”。(24)

对于资本主义来自新教伦理塑造的理性主义这一说法，著名的编年史历史学家费南尔·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称之为“篡改历史”的行为。(25)韦伯自称学术服从政治，说“我根本就不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26)韦伯事实上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狭隘的文明优越论者和帝国主义者，把民族权力和民族文化作为终极价值追求。(27)这样一部典型的“文化优越论”的政治作品，居然依然被一些人视为“学术经典”，在“无问西东”中不自觉地丧失了主体性。

(二)民族主义思潮与世界政治的“新玩家”

在西方一些早发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大搞殖民政策的同时，在西方内部包括西方后裔国家即拉丁美洲，拿破仑战争刺激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并推动了建国运动，出现了所谓“民族国家”，进而成为世界政治的“新玩家”。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刺激了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那么拿破仑战争则激发了德意志政治民族主义的诞生。在文化民族主义方面，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第一次提出作为有机的历史群体的“民族国家(Volkstum)”思想，以替代传统的国家概念。(28)拿破仑战争迫使存续了800年的神圣罗马帝国解体，新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在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酝酿。以前，当德意志遭受外来侵略或者外国将其国土当作战场时，几乎没有德意志人具有国家遭受蹂躏的意识。因为直到1800年，他们很少认为“德意志”是他们的祖国，而只是在德意志历史著名王朝治下的一个小邦而已。(29)如今，拿破仑战争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在一批知识分子的引导下进而发展为政治民族主义。其中，哲学家、柏林大学校长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的危急演讲最有动员性。费希特十分强调一个民族的政治独立性，其演讲深深激励了陷于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民族，并激发了一种新的政治思潮——民族主义。(30)

至1830年前后，“民族”一词第一次作为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名词为人使用，开启了民族主义事业的时代。(31)“在1830年至1870年间，人们一再鼓吹和传播这些基本概念和特征，其效果之大，使得欧洲的政治思想起了变化，欧洲的地图也大为改观，统治阶层在1815年大都不能接受的原则，到了1860年已为多数统治阶层所支持或不得不予以考虑了。”(32)这就是政府与其民族的疆域问题，当时最著名的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代议制政府》中提道：“一般地说，各国政府统治的界限大致应与各个民族的居住界限一致，这是自由体制的必要条件。”(33)以民族为单位的建国，当时最有影响的就是德意志的统一和意大利马志尼民族主义运动。

显然，带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民族国家”运动对于帝国是极大的解构力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性上，很多民族从帝国中脱胎出来成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同时，民族国家运动对1815年确定的大国决定一切的“欧洲一致原则”也造成了影响，虽然弱小民族的独立离不开支配性大国的直接影响，比如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爱沙尼亚人、保加利亚人等问题。发生在欧陆的民族主义运动对欧洲人的殖民地构成影响，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在19世纪20-30年代纷纷独立。

民族自决运动可以视为自由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所谓的民族系指“说同一种语言的公民总体，他们共同相处，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其共同的目的是使各种社会力量……不断地发展臻于更加完美的境地”。(34)因此，在马志尼那里，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自由问题，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不可分离。

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是一把双刃剑，要统治他人的民族主义即前述的自由帝国主义胜过了奉行民族自决的自由民族主义，比如德国人一直热衷于瓜分波兰。此外，俄罗斯、奥地利和土耳其这些多民族的大帝国都在压制着程度不同的民族自决运动。

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民族国家纷纷出现，“新玩家”越来越多，这对过去以帝国形态为主的世界政治造成了重大影响。虽然欧洲政治依然没有脱离1815年维也纳会议确定的“欧洲一致原则”即事实上大国决定一切的所谓“神圣原则”，但是民族国家在一百年后最终还是获得了至少在形式上和大国一样的权利，比如欧盟的一致同意原则保护小国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自由民族主义与自由帝国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自由帝国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演绎成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在这个意义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政治，离不开19世纪世界政治演化所构成的结构性矛盾。

(三)作为“反向运动”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及其滞后性影响

在欧洲国内资本主义化以及对世界范围的自由帝国主义化的历史进程中，首先是在欧洲内部，接着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先后出现了作为自由主义的“反向运动”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1847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及1848年二月革命，没有财产的阶级开始第一次主张政治权利。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从一国发展到多国，从欧洲扩展到全世界。19世纪最后30年既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最终形成期，也是思想大动荡的时代，是塑造20世纪新世界秩序的思想播种时期。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积累，终于在落后国家结出社会主义之果——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从而奠定了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胜利的基础。如果说自由帝国主义运动奠定、塑造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社会主义运动则撕裂、重组了世界秩序。(35)

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有两层含义：一是社会解放运动，主要发生在欧洲，这是一国之内的权利之争；二是民族解放运动，主要发生在亚洲和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又称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重叠或者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这样，到20世纪上半叶，世界政治主要是由自由帝国主义之间以及自由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西方人习惯用“共产主义”)之间的矛盾所诱发的，并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

四、对抗性政治思潮与世界政治变迁

到了19-20世纪之交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自由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列强内部的主要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运动方面，1914年之前，欧洲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加入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大多数交战国，社会主义者都加入了本国政府，捍卫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党因此得以合法化。(36)在自由主义阵营中，知识领袖诸如马克斯·韦伯更是公然为帝国主义政策著书立说，其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一部为民族权力张目的帝国主义作品。(37)应该说，帝国主义思潮的盛行是帝国主义国家政策的产物；反之，帝国主义思想的盛行进一步催生了帝国主义国家政策。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看似是很偶然的因素诱发的，其实这个因素只不过是点燃帝国主义政策之间紧张关系酿造的火药桶的导火索而已。在笔者看来，不研究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思潮，就说不清楚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世界体系的崩盘与重组。

沿着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是为了批判帝国主义国家政策，右翼的帝国主义理论如韦伯的民族权力论则是为了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无论是帝国主义理论还是帝国主义政策，“帝国主义”都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政治中的一个关键词，这也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诞生的基本历史背景和理论语境。(38)换句话说，以现实主义面目出现的帝国主义理论就是最有力量的世界政治理论，今天依然没有过时。只不过冷战开始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极力“祛帝国主义化”，(39)以所谓的“实力政治”“均势”等一般性概念代替了帝国主义这种实质性概念，以至于让很多人忘记了世界政治的本质。(40)1815年之后的一百年里即所谓的“百年和平”，西方大国之间讲究所谓“实力政治”达成的“均势”，但它们何时对非西方国家讲究过“均势”？其奉行的只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就是历史之于政治学的重要性，忽视了历史而执迷于理论，理论也就成了沙滩上的城堡。结构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可谓一种深刻的教训，我们需要呼唤历史政治学的诞生，以还原“历史”的真实政治面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或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直接争夺“生存空间”而导致的民族权力之战。制度变迁具有非预期性，自由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导致的是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在俄国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催生了社会主义国家群的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国家看上去有法西斯主义的，有自由帝国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其实法西斯主义既可以看作自由主义失败的产物，也可以看作极端的自由帝国主义形式。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国家是自由主义或自由帝国主义失败的产物。

经过欧洲半个世纪的积累，至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全球性思潮，也成为一种普遍性价值。19世纪60年代，密尔认为社会主义思潮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没有财产权的人主张的政治权利；到了20世纪20年代，连右翼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精神导师路德维希·冯·米瑟斯(Ludwig von Mises)在1923年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中指出，时代到了今天，不承认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在道德上是说不过去的。(41)历史的玩笑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出现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俄国。看来，制度变迁的轨迹既有线性的渐变，也有非线性的突变。俄国社会主义政权是出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第一个“异端”，因此从一开始便受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势力的围剿。经过几次残酷的考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成功，但是环境压力所带来的代价是多方面的，比如民族紧张关系，这为后来的制度变迁埋下了种子。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世界政治演绎中的政治思潮是一条或明或暗的线索，至少需要研究者去整理才能说得清楚的关系(即政治思潮与世界政治变迁)，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的世界政治路线图则直接由政治思潮勾画并牵引着，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并定位国家间关系。

冷战起源于美国发动的心理战即意识形态。(42)为什么如此？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批量出现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很难再用传统的“热战”去捍卫旧秩序，因为美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发动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心理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以应用，争夺人的思想和心理成为美国捍卫旧秩序的主要手段。也就是说，战争形式或战争目的由过去争夺领土、资源转变为争夺人的大脑与思想，以此来改变对方的生存秩序和政治制度。结果便是，美国赢了，苏联输了。在这个思想比拼的长程历史中，是否有与时俱进的社会科学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将思想和观念社会科学化，才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冷战的结束催生了“历史终结论”，并以全球化之名推向全世界。一时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很多非西方国家开始转型或随后发生了“颜色革命”。全世界包括中国学者也开始以“价值承诺”来判断国际关系的是是非非。这场世界政治的变迁催生了所谓的“民主和平论”，即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为此美国谋划了“大中东民主计划”，结果“阿拉伯之春”成了“阿拉伯之冬”，一度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之地变成了人间地狱。

在这场所谓的“民主的第三波”中，中国的政治实践智慧和国家自主性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拥抱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固本革新，坚持政治自主性，在政治发展道路上坚持方向的同时，各种政策则秉承包容性原则。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被动地卷入了政治思潮之争；另一方面，则以实用主义原则应对变迁中的社会压力，从而成为全球化浪潮中的大赢家。

五、政治思潮影响世界政治变迁的内在机制

前述三百年来的全球政治史说明，政治思潮不但影响着世界政治变迁，也是研究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不可或缺的变量。那么政治思潮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到底是什么呢？政治思潮的起源与作用方式有所不同，但最终都是扩张性的。这里主要以辩护性—扩张性的意识形态为例，探索政治思潮影响世界政治变迁的内在机制。

第一步，国内需要催生的政治思想。英国政治革命完成之后，新兴阶级得到迅猛发展，于是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以论证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远程贸易的发展使得自由主义必然演变为自由帝国主义。同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大步到来的世界社会主义思潮，西方阵营内部需要论证自己为什么也是民主国家，从而产生了以选举式民主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可见，无论是最初的自由主义还是后来的自由主义民主，最初都是一种辩护性理论体系。

第二步，中心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政治传播。产生了辩护性理论的国家往往是世界政治中的中心国家，在实现自身全球性利益的同时也在传播自己的思想，这是国内经济再生产需要所产生的文化产品的国际化。传播过程不单单是中心国家的任务，中心国家所组建的国际组织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社会科学、文学、电影等各种渠道传播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并以“自由之家”“政体VI”等各种评价指数体系加以推广。

第三步，成为国际性政治思潮。中心国家往往是那个时代最发达的国家，后来者或者学习者也容易向中心国家看齐。这样，中心国家刻意推广自己的思想产品与后来者学习中心国家的互动过程，最终使得中心国家的思想产品成为一种国际性政治思潮。比如，第三波民主化之所以发生并如此广泛，不同于过去制度变迁中国内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外来性因素即国际性政治思潮的影响非常重要，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就是如何实现自由主义民主的路线图。因此，冷战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第四步，诱发国内秩序的变迁，改变世界秩序，塑造新的国际关系。政治思潮所诱发的国内秩序变迁，促使变迁国家或转型国家按照观念去站队，从而形成新的世界秩序。冷战后，原属苏联阵营的中东欧国家纷纷加入欧盟或北约，使得俄罗斯形单影只。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撕裂了英国和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而形成了“两极”的世界秩序，但美国赢得“没有硝烟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又逢合、巩固了19世纪式世界体系，即西方完全主导的世界秩序。

在改变世界秩序的同时，也塑造了新的国际关系。在新世界秩序中，很多国家间关系重新排列组合，要么从友好到敌对，要么从敌对到友好。这在过去三百年的世界政治中是常态。改变了苏联的美国试图如法炮制，通过改变中国经济形态而改变中国政治体制，因此奉行所谓的“接触”(即在接触中改变)政策。但是，中国的规模决定了中国通过改变自身而改变了世界，19世纪式世界秩序只是昙花一现。美国为此全面重新评估中美关系，2016年后对华强硬，形成一边倒的声音。

总结起来，中心国家政治发展所催生的政治思想或者话语体系，往往会被中心国家当作事实性国家利益对外推广，为此甚至组织专门的国际机制去传播其思想，从而使得一种地方性知识—思想成为全球性思潮。全球性思潮势必会改变很多落后国家或者对手的精英阶层，使得精英阶层改变对本国政体的忠诚，制度突变势必发生。国内秩序的变迁改变着一个国家的属性，习惯于按照意识形态排队的世界政治，必然或者很可能因此而形成新的世界秩序，同时国家间关系也会得到重大改变或者某种程度的调整。

这一组政治思潮影响世界政治变迁的演绎逻辑是规范性分析，世界政治变迁的过程更为复杂，当然不排除或否认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等核心变量对于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只是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已经太熟悉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作用与相关理论，而世界政治变迁中或国际关系史中政治思潮变量如此重要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因此，作为一种补充性的新型分析路径提出来，势必会丰富对于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想象，加深对全球事务的理解。

作为研究世界政治的一种范式，政治思潮与亨廷顿的“文明范式”有关系，但又存在重大差异。亨廷顿的“文明”无疑具有高度的质性特征，强调其稳定性乃至恒常性，从而难以回答为什么同样的文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完全不同的关系。比如A文明与B文明之间、B文明与C文明之间，过去的友善型可能演变为不那么友好型，这并不是“文明范式”本身所能回答的。之所以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是因为经济利益驱动的政治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刺激了文明关系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文明范式”是解释国际关系或者世界政治的最为深层的历史结构，相对而言，政治思潮则是一种中观结构。政治思潮的流动性决定了其可观察性，或者说是一种可以看得见的解释变量，比“文明范式”在解释上更具可控性。

按照这套规范性演绎逻辑，正在成为中心国家的中国，因其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鲜明对比，很难用既有的思想或者话语体系来论述中国，中国必须有自己的论述。中国如何建构并传播自己的论述，是时下正在经历的历史性事件；诞生于中国的学说乃至政治思想能否成为全球性思潮，更是值得期许、值得观察的大事件。当然，中国也不必然重走过去三百年的老路，世界政治的变迁也未必一定要像过去三百年那样具有思想强制性，即把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强加于人。因此，不但中国影响世界政治的方式是开放的问题，世界政治的形态也将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如果中国步入中心国家的舞台，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对外关系方式将会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帝国式强权。如果中国全面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熟悉的世界政治形态和变迁方式将会成为历史。作为中心国家的中国也不容许人类重蹈不平等、霸权、欺凌的覆辙，国家之间将有更多的共商、共建、共享。这其实就是民本主义的世界观、“天下观”的再现。这意味着，源自中国的政治思想将是影响世界政治变迁的一种重要力量，世界将因此而不同。

①John W.Meyer,et al.,“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3,1997,pp.144-181.

②中国官方说“共同价值”而非“普世价值”，是因为“普世价值”有特定的含义，即自由主义民主乃“普世价值”。中国承认自由和民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中国人所说的自由与民主显然是儒家文明和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价值观。

③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④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徐铭原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⑤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⑥弗里德里希·席勒著，沈国琴、丁建弘译：《三十年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页。

⑦弗里德里希·席勒：《三十年战争史》，第12—13页。

⑧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1页。

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1页。

⑩H.L.韦瑟林著，夏岩等译：《欧洲殖民帝国(1815-191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11)高岱、郑家馨：《殖民主义史》(总论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12)托马斯·梅特卡夫著，李东云译：《新编剑桥印度史·英国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2015年版，第58页。

(13)托马斯·梅特卡夫：《新编剑桥印度史·英国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第60页。

(14)John A.Hobson,Imperialism:A Study,New York:Jams Pott & Company,1902.

(15)珍尼弗·皮茨著，金毅、许鸿艳译：《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0页。

(16)珍尼弗·皮茨：《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第317页。

(17)参见H.L.韦瑟林：《欧洲殖民帝国(1815-1919)》，第116—119页。

(18)转引自H.L.韦瑟林：《欧洲殖民帝国(1815-1919)》，第118页。

(19)转引自H.L.韦瑟林：《欧洲殖民帝国(1815-1919)》，第116页。

(20)H.L.韦瑟林：《欧洲殖民帝国(1815-1919)》，第116页。

(21)H.L.韦瑟林：《欧洲殖民帝国(1815-1919)》，第130页。

(22)马克斯·韦伯著，马奇炎、陈婧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2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3—15页。

(24)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6页。

(25)费南尔·布罗代尔著，顾良等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45页。

(26)沃尔夫冈·蒙森著，闫克文译：《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36页。

(27)杨光斌：《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载《中国政治学》，2018年第2期，第115—136页。

(28)伯里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0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页。

(29)劳利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9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0页。

(30)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页。

(31)伯里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0卷)，第287页。

(32)伯里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0卷)，第288—289页。

(33)J.S.密尔著，汪瑄译：《代议制政府》，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25页。

(34)转引自伯里编：《新编剑桥世界史》(第10卷)，第304页。

(35)杨光斌：《民主与世界政治冲突》，载《学术界》，2014年第8期，第5—25页。

(36)唐纳德·萨松著，姜辉等译：《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

(37)杨光斌：《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载《中国政治学》，2018年第2期，第115—136页。

(38)参见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二十年危机：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9)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0)杨光斌：《重新解释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历史本体论、国家性假设与弱理论禀赋》，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95—107页。

(41)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著，王建民等译：《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42)杨光斌：《意识形态与冷战的起源》，载《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3期，第29—34页。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升级为世界政治研究是国际关系学转型的一个方向”，那么“升级为全球政府论就该是世界政治研究转型的一个方向”了！在我看来，“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正是二十一世纪的主攻方向，所以在2004年，我就发表了这一主张，而它的酝酿，可以追溯到1975年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崩溃给我带来的启发。

【35、政治秩序的起源（选章）】

福山 2015/10/30

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第一部分 国家之前

第一章：政治之必需

第三波的民主化，时人对自由民主制前景的担忧；

左右两派憧憬政府消亡，发展中国家却在身受其害；

我们视各式机构为理所当然，但对其来龙去脉，却一无所知。

1970年到2010年的40年间，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经历一次高涨。1973年，世界151个国家中，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评估为自由国家的，仅占45个。《自由之家》是一家非政府机构，每年就世界各国的公民权和政治权，提供量化评选。(1)该年，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是独裁政权；苏联和其东欧卫星国仍显得强大和凝聚；中国正卷入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一群腐败的"终身总統"正在非洲巩固他们的统治；大部分拉丁美洲处于军人独裁之中。到了下一代，人们则亲眼目睹巨大的政治变化。民主制和市场导向的经济，在中东阿拉伯之外的世界各地蓬勃兴起。20世纪90年代后期，约有120个国家——占世界独立国家总数的60%——成为民主制。(2)这一变化，即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讲述的第三波民主化。自由民主制作为预设，已成为21世纪初普遍接受的政治环境。(3)

潜行于体制变化之下，是一项巨大的社会转型。世界上一度消极的千百万民众，组织起来，参与他们各自社会的政治生活，其结果是朝民主制的大幅转向。此次社会大动员，背后有众多因素：广为普及的教育，使民众意识到自我和周遭的政治环境；信息技术，使思想和知识得到迅速传播；廉价的旅行和通讯，让民众得以运用他们的脚来参与选举，如对政府不满；经济繁荣，诱发民众渴望获得更齐全保障。

第三波在20世纪90年代后达到顶峰。21世纪第一个10年则出现"民主衰退"。参与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约有五分之一，不是回复到威权主义，就是看到其民主机构遭受严重侵蚀。(4)《自由之家》提及，2009年是世界自由程度连续下跌的第四年，这是自1973年创建以来的首次。(5)

政治焦虑

21世纪第二个10年初，民主制呈现若干形式的病状。第一种焦虑，取得民主进展的某些国家出现彻底逆转，如俄罗斯，委内瑞拉和伊朗。其民选领袖忙于拆除各式民主机构，操纵选举，关闭或鲸吞独立的电视和报纸，取缔反对派的活动。自由民主不仅是在选举中获得多数，而由一套复杂机构所组成，通过法律和平衡，来限制和调节权力的行使。很多国家，虽然正式接受民主的合法性，却在系统性地取消对行政权力的制衡，系统性地发起对法律的侵蚀。

其次，那些似乎走出专制的国家，却陷入政论家托马斯·凯罗塞斯(Thomas Carothers)所谓的"灰色地带"，既非完全专制，也非货真价实的民主。(6)许多前苏联的继承国家，如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如此。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有个普遍假设：几乎所有的国家将过渡成民主制，而民主实践中的种种挫折，会随时间的推移而获得逐一克服。凯罗塞斯指出，该"过渡模式"的假设是靠不住的，很多专制的精英阶层，无意建立将削弱他们自身权力的民主机构。

第三种焦虑，无关乎政治制度能否走向民主化，或保持民主化，而关乎它们能否向民众，提供所需的基本服务。拥有民主机构这一事实，并不表明其治绩的优劣。未克履行民主所允诺的好处，可能是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乌克兰就是一个案例。2004年，它给世人带来惊奇，成千上万的民众涌向基辅的独立广场，抗议总统选举的不公。这一系列抗议被称为橙色革命，引发新一轮选举，导致改革家维克多·尤先科当上总统。然而一旦当权，橙色联盟一无是处，尤先科又辜负支持者的期望。政府内部争吵不已，无法应付乌克兰的严重腐败，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治下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2010年初，当选为新总统的是维克托·亚努科维奇。而2004年被指控操纵选票、企图窃取选举成果、从而触发橙色革命的，恰是此人。

困扰民主国家的，还有许多其它的治理失误。众所周知，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贫富最悬殊的地区。那里，阶级等级往往等同于族裔。其民粹领袖的上升，如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和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与其説是不稳定的原因，倒不如説是不均的症状。很多人感到，名义上是公民，但在现实中却横遭排挤。持久的贫穷，经常滋生其它社会功能的失调，如结伙成帮、毒品交易和百姓的不安全感。在哥伦比亚、墨西哥和萨尔瓦多，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威胁国家本身和其基本机构。未能有效处理这些难题，民主制合法性便受到破坏。

另一案例是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它一直维持颇为成功的民主制——考虑到其贫穷程度、其种族和宗教的多元、其幅员人口的广袤，此成就更为惊人。(如以更长远历史眼光，来看待印度的政治发展，将会减少我们的惊异。这是本书第10至12章的主题。)但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肠的制作，看得越近，其吸引力便下降越多。举例，几乎三分之一的印度立法委员，现正遭受各式的犯罪起诉，有些甚至是重罪，像谋杀和强奸。印度政治家经常实行公开的政治交易，以政治恩惠来交换选票。印度民主的难缠烂搅，令政府在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上，很难做出决策。众多印度的城市里，在漂亮耀眼的高科技中心旁，往往可见非洲式的贫穷。

印度民主明显的混乱和腐败，经常与中国快速和有效的决策，形成强烈对比。中国统治者不受法治或民主职责的牵制：如想建造大水坝，拆除旧居以造高速公路或机场，实施即时的经济刺激，他们的速度远远超过印度的。

政治焦虑的第四种与经济有关。现代全球性的资本主义，证明是高效的。其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越生活在1800年前任何人的梦想。自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几乎翻成四倍。(7)由于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政策，亚洲人口的大部已挤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全球性资本主义，仍未找到避免大幅波动的良方，尤其是金融业。金融危机定期折磨全球的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初是欧洲，1997-1998年是亚洲，1997-1998年是俄罗斯和巴西，2001年是阿根廷。可说是罪有应得，此种危机最终在2008-2009年击中全球资本主义的老窝——美国。为促进持续的增长，自由的市场很有必要，但它不善于自动调节，特别在涉及银行和其它大型金融机构时。制度的不稳定，最终仍属政治上的失败，即未能在国家和国际层次上，提供恰当的管制。(8)

这些经济危机的累积，未必减弱把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当作引擎的信心。中国、印度、巴西和其它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凭藉对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参与，在经济上继续表现良好。但显而易见，开发恰当的管制以驯服资本主义的大幅波动，这一政治工作尚未完成。

政治衰败

就民主前景而言，上述情形涉及另一种紧急但又常被忽略的焦虑。政治机构的发展，通常是缓慢和痛苦的，必须经历漫长岁月。人类社会一直在努力组织自己，以征服他们所处的环境。政治制度一旦无法适应不断演变的环境时，政治衰败便会发生。社会机构的生存自有规律。人类是循规蹈矩的生物，生来就倾向于遵守身边的社会规则，并以非凡的意义和价值，来加固那些规则。周围环境改变时，便会出现新的挑战。现存的机构与即时的需求，便会产生断裂。既得利益者，会起而捍卫现存机构，反对任何基本变化。

美国政治机构，很可能面临其适应能力的重大挑战。美国的制度基于这样一种信念：集中的政治力量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构成了朝不虑夕的危险。因此，美国宪法设有广泛的相互制衡，使政府的某些部门，得以防范其它部门的暴政。迄今为止，这个制度表现良好。因为在历史关键时刻，当强大政府是不可或缺时，其政治领导最终能达成共识，取得胜利。

很不幸，没有机制上的保障能确保，美国制度既防范暴政，又在必要时按开初的设计，顺利行使国家权威。后者取决于先对政治目的，达成社会共识，这恰是最近几年美国政治生活中所缺乏的。美国现面对一系列巨大挑战，大部分与其长期财政困境有关。过去一代，美国人把钱花在自己身上，而没缴纳足够税款；宽松的信贷，家庭和政府的超支，无疑是雪上加霜。长期的财政亏空和外国负债，威胁美国在世人眼中的国力根基。其它国家如中国的地位，则获得相对拔高。(9)

这些挑战，如采取痛苦和适时的行动，没有一项是无法克服的。美国的政治制度，本应促进共识的形成，现在反而加剧了挑战的艰巨。国会两极分化，令法案的通过变得异常困难。国会中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仍比最开明的共和党人，更为自由派，这是现代史中的首次。以10%或更少的选票而获选的国会议员席位，19世纪末仍有将近200名，持续下降至21世纪初，仅剩50余名。此类席位，往往是两党争夺的主要对象。两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变得更加物以类聚。慎重的辩论，日益退化减少。(10)这种分裂，在历史上并非史无前例。但在过去，强势的总统得以驾驭此类分裂。而近来，则未见强势的总统。

美国政治的未来，不仅依赖政治，而且依赖社会。国会的两极化，反映了一大趋势：即美国的邻里和地区正在日益同类化。美国人选择在何处居住，从而在意识形态上自我排队。(11)跟志趣相投的人共处，这一倾向因媒体而获得增强。交流途径的多样化，反而减弱了公民的共享经历。(12)

国会的左右两极化，既得利益团体的成长和力量，都在影响美国政治制度应付财政挑战的的能力。工会、农产企业、药公司、银行和一大批有组织的游说团，经常对可能损害其经济利益的法案，行使有效的否决权。民主国家里，公民保护自己利益是完全合理的，也属预计之中。但到一定程度，此类保权将沦作索求特权，大家的利益都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社会为此而陷入困境。这解释了左右两派高涨的民粹主义愤怒，这种愤怒又进一步推动两极化，更反映出社会现实与国家原则的不协调。

美国人抱怨，美国受制于精英们和利益团体。这反映了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收入和财富的不均在与日俱增。(13)不均本身，不是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大问题。美国强调机会的均等，而非结果的均等。如人们相信，通过努力工作，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仍有公平机会获得成功，而富人是按规则取得成功的，那么这样的制度仍是合法的。

然而事实上，美国世代流动性的比率大大低于众多美国人所相信的，甚至低于传统上，被认作僵化和等级分明的其它发达国家的。(14)日积月累，精英们得以钻政治制度的空子，来保护自己的地位。他们向海外转移财产以避税，透过精英机构的优惠途径，将优势传给下一代。该伎俩的大部，在2008-2009的金融危机期间暴露无遗。人们痛苦地发现，金融服务业的报酬与其对经济的实际贡献，没有直接关联。该行业使用其相当大的政治力量，在前10年想方设法废除有关的管制和监督。金融危机发生后，它仍在继续抵御新的管制。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指出，美国金融寡头的力量，无异于新兴市场国家中类似团体的，如俄罗斯或印尼的。(15)

没有自动机制，可使政治制度适应不断变动的环境。因应不良，即政治衰败的现象，会在本书的后半部得到详细介绍。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没有较早采纳枪械，以应付外国威胁，这不是必须发生的。最终击败他们的奥斯曼帝国，不就是这样作了。中国明朝皇帝没向老百姓征收足够税金，以支撑一支强大的抗满军队，这也不是无可避免的。两件案例中的症结，都是现存机构的巨大惯性。

一个社会如不能通过机构上的认真改革，来应付重大的财政危机，就像法兰西国王在1557年《筹款大聚会》(GrandParti)失败后所作的，它就会倾向于采取短见的补救，最终却消蚀腐化自己的机构。这些补救屈服于各式既得利益者，即法国社会中有财有势的人。国家预算的不平衡，导致破产和国家本身的非法化，这一历史过程以法国大革命告终。

美国的道德和财政危机，还没到达法兰西王国的地步。危险的是，其处境将会继续恶化，直到某种强大的力量，彻底打破这现存失灵机构的均衡。

无政府幻想

我们对未来的甚多焦虑，如俄罗斯的退向专制、印度的腐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衰亡和现代美国政治中的既得利益者，可用一条共同线索串起：那就是如何建立和维持有效的政治机构，虽然强大，但遵守规则，又承担责任。这么明白的道理，看去像是任何4年级小学生都认可的。然而，想得更深一步，这又是很多聪明人迄今尚没弄清的。

让我们以第三波的退潮和21世纪初世界上发生的民主衰退开始。我认为，我们对民主传播的失败感到失望，其原由不在思想这个层次。思想对政治秩序是非常重要的。政府被公认具有合法性，可凝聚人心，使民众臣服其权威。柏林墙的倒塌标记共产主义的破产，它曾是民主制的主要竞争者。自由民主制因此成为最广泛接受的政府形式，得以快速蔓延。

时至今日，这仍是事实。用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话说，民主制仍是"预设"："民主尚未普遍实践，甚至没被普遍接受。但在世界舆论中，民主制已获基本正确的地位。"(16)世界上很少人公开钦佩：弗拉底米尔·普丁的汽油民族主义、乌戈·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伊斯兰共和国。没有重要的国际机构，认可民主制以外的任何东西，是公平合理的统治形式。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刺激了他人的忌妒和兴趣。但其权威资本主义的模式，不易解释清楚，更不容其它发展中国家轻易模仿。现代自由民主制享有如此的威望，以至今日的专制政客，为了合法，也必须上演选举，宁可躲在幕后操纵媒体。事实上，不但极权主义从地球上消失，连专制政客也往往假扮成民主人士，来称颂民主制。

民主的失败，与其説是在概念上，倒不如説是在执行中。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极欲住在这样的社会：其政府既负责又有效，民众需要的服务，能获得及时和高效的满足。但没几个政府能真正做到这两点，因为很多国家的机构是衰弱、腐败、缺乏能力和根本不存在的。世界上的抗议者和民主倡导者，不管是南非和韩国的，还是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他们的激情足以带来"政权更替"，使专制政府蜕变成民主制。但如没有漫长、昂贵、艰苦和困难的过程，来建设相关的机构，民主制是无法成功的。

有一种奇妙的想法，对政治机构的重要性视而不见，这几年来影响多人。他们憧憬超越政治的世界，这种憧憬，不专属于左派或右派，他们各有自己的版本。共产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曾著名地预测，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后，私人财产废除，"国家消亡"。自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以来，左翼革命家们认为，摧毁旧的权力机构即已足够，没去认真思考何以代之，这项传统延续至今。反全球化的作家们，如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那格立(Antonio Negri)，建议削减国家主权，代之以互联的"群体"(Multitude)，以铲除经济上的不公平。(17)

现实世界中的共产政权，恰恰做了与马克思预测相反的事。它们建立庞大且暴政的国家机构，如民众不是自觉自愿，就逼迫他们参与集体行动。这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东欧民主活跃分子。他们憧憬心目中的无政府社会，让动员起来的民间，来取代传统的政党和政府。(18)这些活跃分子之后认知，没有机构便无法治理社会，而建造机构又必然遇上乱糟糟的妥协，从而感到失望。共产主义垮台后的数十年，东欧是民主的，但不一定对其政治或政治家，感到满意。(19)

右派最流行的无政府幻想是，市场经济令政府变得无关紧要。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繁荣期间，参照前万国银行首席执行官沃尔特·利斯坦的口吻，很多狂热者主张世界正在经历"主权的夕阳"。(20)新兴的信息技术，挑战传统上由国家掌控的政治权力，使边界变得不易管辖，使规则难以执行。互联网的上升，导致电子边疆基金会的约翰·巴洛(John Barlow)等活跃分子，发布"网络空间的独立宣言"。它通告工业化世界的政府，"在我们中间，你们不受欢迎。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21)全球性资本主义将以市场的主权，取代民主制的主权。如果某国议院采用严格条例，限制贸易，它将受到债券市场的惩罚，将被迫改用全球资本市场所认可的合理政策。(22)无政府幻想总能在美国找到同情听众，因为美国政治文化的常数，就是对政府提高警惕。各式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不仅要缩减蔓生的福利计划，还要废除像联邦储备委员会和食品与药物管理署这样的基本机构。(23)

批评现代政府变得臃肿反而限制经济增长和个人自由，是非常合理的。抱怨官僚作风的冷漠、政治家的腐败和政治中不讲原则，也是绝对正确的。但在发达国家中，我们视政府的存在为理所当然，以至忘记它们有多重要，重建它们有多难，缺乏基本政治机构的世界会有多不同。

我们不但视民主为理所当然，并视政府提供的基本服务为理所当然。我居住多年的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位于华盛顿特区郊外，是美国最富的县之一。每年的冬天风暴过后，由于季节性的结冰和解冻，县公路上便会出现坑坑洼洼。但在春天结束之前，那些坑洼都得到神奇般的填补，无须担心在坑洼里撞断自家汽车的底轴。如没有填补，费尔法克斯郡的居民就会变得愤怒，就会抱怨地方政府的无能。没人(除了政府专家)停下来思忖，哪个政府部门在尽此职责。它复杂，但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也没人停下来问，为何接壤的哥伦比亚特区，需要较长时间来填补坑洼；为何很多发展中国家，从不填补它们道路上的的坑洼。

左右派梦想家所想像的最少政府或无政府的社会，不只是海市蜃楼，它们确实存在于当代的发展中国家。亚撒哈拉非洲的很多地方，是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天堂。该地区大体上都是低税收的乌托邦，政府征收的税金，通常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0%。相比之下，美国的超过30%，部分欧洲国家的占50%。如此低的税收，与其説释放工商创业的热情，倒不如说导致政府资金异常短缺，无法提供健康、教育和填补坑洼之类的基本公共服务。现代经济所依据的基础设施，例如道路、法庭和警察，在这里是不见踪影的。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索马里就缺乏强大的中央政府。普通人不单可拥有袭击步枪，还可拥有火箭手榴弹、防空导弹和坦克。民众可以自由保卫自己的家庭，但他们是别无选择。尼日利亚生产的电影，数量可与印度闻名的宝莱坞媲美。但他们必须尽快赚回报酬，因为政府无力保障知识产权，无力避免其产品的非法复制。

发达国家的民众视政治机构为理所当然。这习惯可见证于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善后计划，或善后计划的缺乏。美国政府似乎认为，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政权一倒台，伊拉克就会自动回复到预设的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等到伊拉克的国家机构，在疯狂的洗劫和内乱中轰然崩塌时，美国政府似乎感到由衷的惊讶。在阿富汗，美国的目标遇上同样挫折。10年的努力和数千亿美元的投资，迄今没能培植出一个稳定合法的国家。(24)

政治机构是必要的，不可被视为理所当然。你"叫政府让开"后，市场经济和富裕不会魔术般出现，它们得依赖产权、法治和基本的政治秩序。自由市场、充满活力的民间和自发的"群众智慧"，是良好民主制的重要组件，但却不能替代一个强大且等级分明的政府。近几年来，经济学家有了广泛认同，"机构确实重要"。穷国之所以穷，不是因为它们缺少资源，而是因为它们缺少有效的政治机构。因此，我们需要好好了解那些机构的来源。

达到丹麦

建立现代政治机构的问题，常被形容为如何"达到丹麦"。这其实是一篇文章的标题，作者是世界银行社会学家兰特·普利奇特(LantPritchett)和迈克尔·沃尔考克(Michael Woolcock)。(25)对发达国家居民而言，"丹麦"是个具有良好政治和经济机构的神秘国度。它民主、稳定、热爱和平、繁荣、包容且政治腐败极低。大家都想弄清，如何将索马里、海地、尼日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变成"丹麦"。国际发展团体列出一份假设是丹麦属性的长清单，尝试帮助落后国家，"达到丹麦"的水平。

这个想法，问题多多。那些异常贫穷和混乱的国家，可以指望在短期内建起复杂机构吗？这显得有点不靠谱，要知道，那些机构的进化花费了多长时间。此外，机构反映它们所处社会的文化价值。丹麦的民主政治秩序，能在迥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扎根吗？谁也不清楚。富裕稳定的发达国家，其多数居民不知道丹麦本身是如何"达到丹麦"的——甚至很多丹麦人自己。建立现代政治机构的斗争，既漫长又痛苦，以至工业国家的居民对自己社会的来龙去脉，都罹患了历史健忘症。。

丹麦人的祖先是维京人，一个很凶悍的部落，曾战胜和掳掠从地中海到乌克兰基辅的大部分欧洲。率先定居英国的凯尔特人、战胜他们的罗马人、取代罗马的日耳尔蛮族，开初都是部落，就像现存于阿富汗、伊拉克中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中国人、印地安人、阿拉伯人和非洲人，几乎地球上所有人类，都有过同样经历。他们尽的主要义务，不是对国家，而是对宗族；他们解决争端，不通过法庭，而通过以牙还牙的正义；他们把死者，葬在宗族集体拥有的土地。

斗转星移，这些部落社会逐渐营造政治机构。首先是中央集权，在固定领土范围，实施有效的军事力量垄断——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家。和平得到维持，不再靠宗族团体之间的大致均势，而靠国家的军队和警察。它们成为常备力量，对抗邻近的部落和国家，保护自己的社区。财产不再归属于宗族，而为个人所拥有，其主人渐渐赢得任意买卖财产的权力。产权的保障，不再靠宗族，而靠法庭来解决争端，补偿损失。

假以时日，社会规则越来越正规化，变成书面法律，不再是习惯，或非正式的传统。这些正式规则，不必顾及在特定时间行使该权力的某人，可自主决定制度中的权力分配。换言之，机构替代了领袖。这些法律，最终成为社会中的最高权威，高于暂时指挥军队和官僚的统治者，这就是法治。

最后，有些社会不仅迫使统治者遵守限制国家权力的书面法律，还责成他们向国会、议会和其它代表较多人口的机构表示负责。传统的君主制度，含有某种程度的负责，但通常只向少量精英顾问，进行非正式的谘询。一旦统治者接受正式规则，限制自己的权力，并承认选举产生的人民愿望重于君主权利，现代民主制便呱呱堕地。

本书目的，想详述那些已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基本政治机构的来源，从而填补历史健忘症所造成的空白。将要讨论的三种机构，即是刚才提及的：

1.国家（thestate）

2.法治（theruleoflaw）

3.负责制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

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把这三种制度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能取得这种平衡，本身就是现代政治的奇迹。能否结合，答案不是明显的。毕竟，国家功能是集中和行使权力，要求公民遵从法律，保护自己免遭他国的威胁。另一方面，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又在限制国家权力，首先迫使国家依据公开和透明的规则来行使权力，再确保国家从属于民众愿望。

这些制度的首次出现是因为民众发现，可借此来保护他们和家人的利益。什么是自利，如何与人合作，都取决于使政治结社取得合法性的思想。因此自利和合法性，形成了政治秩序的基础。

三种制度中已存在一种，并不意味着其他两种也会出现。例如阿富汗，自2004年以来一直举行民主选举，但只拥有非常孱弱的国家，在其领土大部无法执法。相比之下，俄罗斯拥有强劲的国家，也举行民主选举，但其统治者觉得自己不受法治束缚。新加坡拥有强劲国家和英国殖民者遗留下的法治，但只提供缩了水的负责制政府。

这三种制度最初来自何方？是什么力量驱使它们诞生？又在何等条件下得到发展？建立的顺序如何？彼此间有何关系？如能弄清这些基本制度的出现，我们便可明白，阿富汗或索马里离当代丹麦究竟还有多远。

如不理解政治衰败的补充过程，就讲不清政治制度的发展。人类的制度很"黏糊"；这是指，它们长期延续，只有经受了重大的艰辛，方能得到变革。为满足某种条件而建立的制度，在该条件改变或消失时，常常得以苟延；未能妥善因应，便会引发政治衰败。这适用于旧式政治制度，也适用于集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于一身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国家。不能保证，一个民主政体会继续向公民提供所允诺的；也不能保证，它在公民的眼中继续是合法的。

此外，人类袒护亲友的自然倾向-我称之为家族主义（patrimonialism）-如未遭遇强大抑制，会一再重现。组织起来的团体-经常是有钱有势的-久而久之，得以盘根错节，并开始向国家要求特权。尤其是在持久和平遇上财务或军事危机时，这些盘踞已久的家族团体更会扩展其优势，或阻挠国家采取妥善的因应。

政治发展和衰败的故事，曾被讲述多次。多数高中开设"文明之兴起"的课程，提供社会制度如何进化的概论。一个世纪前，讲述给大多数美国学生的历史，以欧洲甚至英国为中心。它可能从希腊和罗马开始，然后转向欧洲中世纪、大宪章、英国内战、光荣革命，再到1776年和美国宪法的起草。今天，类似的课程更加多元，囊括像中国和印度那样的非西方社会，更会讲述历史上遭排斥的群体，像土著、妇女、穷人，等等。

现存的关于政治制度发展的文献，我们有理由表示不满。首先，大部分没在足够广泛的规模上作出比较对照。只有通过比较不同社会的经验，方可梳理复杂的因果关系，弄清为什么某些制度出现于某地，而不在其他地域。很多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从卡尔·马克思到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等当代经济历史学家的大量研究，都侧重英国作为首个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英国的经历在很多方面是特殊的，对处在不同境地的国家来说，未必是好的指南。

最近几十年，取而代之的多元叙述，很大程度上也没作严肃的比较对照。它们选择的，要么是非西方文明贡献于人类进步的正面故事，要么是其遭受迫害的负面故事。为什么某制度发展于某社会而不在另外社会，我们很难找到严肃的比较分析。

优秀的社会学家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常说，仅了解一个国家的观察者是不懂国家的人。没有比较对照就无法知道，某一特殊的实践或行为，是某社会中所独具的还是众多社会所共有的。只有通过比较分析，才能理清因果关系，才能把地理、气候、技术、宗教、冲突与今日世界上呈现的各式结果挂上钩。这样做，我们也许能解答下列问题：

·为什么阿富汗、印度丛林地区、美拉尼西亚岛国、中东部分地区，至今仍是部落组织？

·为什么中国的预设统治是强大的中央政府，而印度在过去三千年历史中，除短暂时期，从没见过如此高度的中央集权？

·为什么几乎所有成功的现代威权政体-像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都集居在东亚，而不在非洲或中东？

·为什么民主制和齐全法治得以在斯堪的纳维亚生根发芽，而处于类似气候和地理条件下的俄罗斯，却产生了不受节制的专制主义？

·为什么在过去一个世纪，拉丁美洲国家反复遭遇高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而美国和加拿大却没有？

本卷提供的历史资料很有趣，因为它们照亮现状，解释不同政治秩序的来龙去脉，但人类社会不囿于自己的过去。为了备战和参战，现代国家得以在中国或欧洲出现。这并不意味着，今日非洲的薄弱国家为达到现代化，必须重复同一经验。我会在第2卷中讨论，今日政治发展的条件大相径庭于第1卷所涵盖的。社会成员的组合，因经济的增长在不断重新洗牌；今天国际因素对个别社会的冲击远远大于旧日。本卷的历史材料可以解释，各种社会是如何走到今天的。但它们走过的路径，既不能决定它们的将来，也不能成为其他社会的楷模。

中国第一

伟人所编写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如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 Emile Durkheim）、亨利·梅因（Henry Maine）、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ennies）、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倾向于认为西方经验是现代化的范本，因为工业化首先在西方发生。这样注重西方不难理解。1800年后，在欧洲和北美所发生的生产力爆发和经济持续增长，既是史无前例的，也把世界塑造成今天的模样。但发展不只局限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制度也在不断发展。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有时与经济变化紧密相关，有时又独立自主。本卷着重于政治方面的发展和政府制度的进化。现代政治制度在历史上的出现，远早于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其在欧洲的浮现，则晚了整整一千八百年。

基于此，我在本卷第二部分讲述国家崛起时，就以中国开始。经典现代化理论倾向于把欧洲的发展当作标准，只探询其他社会为何偏离。我把中国当作国家形成的范本，而探询其他文明为何不复制中国道路。这并不表示中国胜于其他社会。我们将看到，没有法治或负责制政府的现代国家，可能实施非常暴虐的专制主义。中国是开发国家制度的先行者，但西方的政治发展史解说，却很少提及此一创新。

我自中国开始，就跳过了其他重要的早期社会，像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罗马、中南美洲。在此还需要作进一步解释，为何不在本卷详细涵盖希腊和罗马。

古代地中海世界树起的先例，对后续的欧洲文明发展非常重要，自查理曼（Charlemagne）时代起，便受到欧洲统治者的自觉模仿。一般认为，希腊人发明了民主制，其统治者不是世袭的，而是选出的。多数部落社会也是相对平等的，其统治者也是选出的（参看第4章）。但希腊人超前一步，其介绍的公民概念，以政治标准而非亲戚关系为基础。公元前5世纪雅典或罗马共和国实践的政府形式，其较为贴切的称号应是"古典共和政府"，而不是"民主制"，因为选举权只属于少数公民，尖锐的阶级差别排斥大批人（包括众多奴隶）的参与。此外，这些不是自由国家，而是社群式（communitarian）国家，不尊重隐私和其公民的自主权。

希腊和罗马建立的古典共和政府先例，受到以后很多社会的模仿，包括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寡头共和国、诺夫哥罗德（Novgorod）、荷兰联合省。但这种政府有致命的缺陷，后代学者，包括很多深思该传统的美国创始人，都有广泛认知：古典共和政府不好扩充。它在小型且均质的社会中表现最佳，就像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城市国家或早期的罗马。这些共和国因征服或经济增长而渐渐壮大，难以维持曾凝聚他们的社群价值。随着疆域和居民的扩展，罗马共和国面临无法解决的矛盾：谁该享受公民权，如何分配国家的战利品。君主制最终战胜希腊城邦国家，罗马共和国经历漫长内战，最终也变成帝国。君主制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特别在管理庞大帝国时，证明是出类拔萃的。罗马帝国就是在此种政治制度下，达到其权力和疆域巅峰的。

在第2卷里，我将返回古典共和政府作为现代民主制先例的题目。如要研究国家的兴起，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因为只有中国建立了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中国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尤其是与地中海的欧洲相比。中国早已发明一套非人格化（impersonal, or impersonality,译按："非人格化"在本书指不受基于家族关系的身份的限制）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公元1年时，中国总人口可与罗马帝国媲美，而中国人口中受统一规则管辖的比例，要远远超过罗马。罗马自有其重要遗产，尤其在法律领域中（在第18章中详述）。作为现代负责制政府的先驱，希腊和罗马非常重要。但在国家发展上，中国更为重要。

可与中国相比的社会还有印度。大约在相同时间，印度社会也自部落升至国家。大概二千五百年前，由于新婆罗门宗教的兴起，印度走上一段弯路。该宗教限制印度政治组织可达到的权力，却在某种意义上为现代印度民主打下基础。穆罕默德先知的时代，中东也是部落组织。伊斯兰教的诞生，再加上军事奴隶制这一奇特制度，令埃及和土耳其的某些政治组织崛起成为主要的政治力量。欧洲则截然不同，其退出部落行列，不是通过统治者的自上而下，而是通过天主教在社会层次颁布的规则。只有在欧洲，国家层次的制度不必建造于部落组织之上。

宗教也是法治起源的关键，它是第三部分的主题。基于宗教的法律，存在于古代以色列、印度、穆斯林的中东、基督教的西方。但唯有在西欧，独立法律制度得到最强劲的发展，并设法转成世俗形式，存续至今。

第四部分中，负责制政府的兴起主要在欧洲，但在这一点上，欧洲各国并不齐整一致。负责制政府在英国和丹麦兴起，却没在法国或西班牙；俄罗斯发展出专制主义，其权力与中国的旗鼓相当。社会能否把负责制强加于君主，取决于各项特殊的历史条件，譬如幸存至现代的某些封建机构。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西欧的政治发展次序是高度异常的。其现代国家或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社会层次的个人主义便已出现，而且早了数个世纪；其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之前，法治已经存在；其负责制机构的兴起，却是因为现代中央集权国家无法击败或消灭旧封建机构，比如议会。

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的组合一旦出现，证明是高度强大和极富吸引力的，之后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现象仅是历史上的偶然。中国有强大国家，但没有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印度有法治，现又有负责制政府，但传统上一直缺乏强大国家；中东有国家和法治，但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已扔掉后者。人类社会不囿于自己的过去，可自由借用彼此的思想和制度。它们过去长得如何，帮助塑造了它们今天的面貌，但过去与现在之间不是只有单一的路径。

底下无数龟

本卷的宗旨，与其说是介绍政治发展的历史，倒不如说是分析主要政治制度出现的原因。被称作"一连串混账事件"的众多历史著作，不愿意尽量提炼普遍规律和适用于其他场合的因果理论。人类学家所写的民族志，也没跳出这个窠臼，虽然细致详尽，但仍然故意避开广泛的概括。这肯定不是我的方法，我的比较和概括，将跨越众多的文明社会和历史时期。

本卷有关政治发展的整体构架，与生物进化有很多相似之处。达尔文进化论建筑在差异和选择这两条原则上：有机体发生随意的遗传变化，最适应环境的，得以存活和繁殖。政治发展也是如此，政治制度也会产生变异，最适合当时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也得以存活和扩散。但生物进化和政治进化之间，又有很多重大差别。人类的制度不像基因，可得到精心的设计和选择；它们的代代传播凭借文化，而不是遗传；它们因各种心理和社会的机制，而被注入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变得不易变革。政治发展因政治衰败而经常逆转，其原因就在人类制度固有的保守性。触发制度变革的外界变化，往往远远超前于社会接受改革的实际意愿。

然而，该整体构架不是预测政治发展的理论。依我看，要找到政治变化的精简理论，就像经济学家所谓的经济增长理论，根本是不可能的。[26]促使政治制度发展的因素既繁多又复杂，经常依赖于偶然或伴生事件。即使引证出某种发展的原因，却发现其本身仍有先决条件，这样的溯源回归是永无止尽的。

让我们举例说明。有一条政治发展的著名理论认为，欧洲因需要发动战争而建立国家。[27]在现代欧洲的早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大家公认的。我们将看到，它也同样适用于古代中国。但在宣布这是国家形成的通理之前，必须回答下列难题：为什么某些地区，尽管历经长期战争，却一直没能发展国家制度（美拉尼西亚）？为什么在另外地区，战争似乎反而削弱了国家制度（拉丁美洲）？为什么某些地区，其冲突水平低于其他地区（印度与中国相比）？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把原因推向其他因素，例如人口密度、自然地理、技术、宗教。战争发生于人口密集、交通方便（平原或大草原）、拥有相应技术（马匹）的地区，与发生于人口稀少、深山老林、全是沙漠的地区相比，会发挥截然不同的政治影响。战争促使国家形成的理论，涉及更多更深的问题，譬如，为何某种战争仅爆发于某种地区。

我想在本卷推介一种中间理论，既避免高度抽象（经济学家的恶习），又躲开巨细无遗（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问题）。我希望重新拾起已被遗忘的19世纪历史社会学或比较人类学的传统。我不想一开始就向普通读者推介庞大的理论构架。在介绍历史的章节中，我会触及各种理论，但对政治发展的抽象讨论（包括基本概念的定义），我会保留至最后三章（第28-30章）。这包括政治发展之所以产生的通论，以及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互动。

将理论放在历史之后，我认为是正确的分析方法。应从事实推论出理论，而不是相反。当然，没有预先的理论构思，完全坦白面对事实，这也是没有的事。有人认为这样做是客观实证，那是在自欺欺人。社会科学往往以高雅理论出发，再搜寻可确认该理论的实例，我希望这不是我的态度。

有个可能不真实的故事，由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转述。一位著名科学家在作有关宇宙论的演讲，房间后面有位老妇人打断他，说他是废话连天，而宇宙只是驮在龟背上的一只圆盘。该科学家反问，那龟又驮在何物之上？以为就此便可让她闭嘴。她却回答："你很聪明，年轻人，但底下是无数的龟。"

这是任何发展理论的难题：作为故事开头你所挑选的龟，究竟是站在另一只龟的背上，还是站在一头大象、一只老虎或一条鲸鱼背上。大多数所谓的发展概论，其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考虑发展史中独立的多维性。他们只是化繁为简，试图从复杂的历史真实提取出单独的诱因。他们没能将故事推至足够原始的历史时期，以解说它的起点和前提。

我把故事推得很远。讲中国发明了国家制度之前，我们必须了解战争的起源，甚至人类社会的起源。令人惊讶的是，它们不是外在的。自有人类起，就有社会和冲突，因为人类天生是群居和竞争的动物。人类的老祖宗灵长目，就在实践一种缩了水的政治。要弄清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自然状态和人类生物学，在某种意义上为人类的政治行为设定框架。生物学为支撑龟们提供一定的稳固基础，但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即便是生物学，也不是完全固定的起点。  

谢选骏指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说明福山教授不懂历史为何物；《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说明福山教授同样不懂政治秩序的起源。这可能因为福山教授不是基督徒，不能明白《福山宝训》，因此不懂上帝创造世界及其政治秩序的含义。进一步的理由，下面我会一一道来。

【36、政治秩序的核心要素和历史演进（解读《政治秩序的起源》）】

2020-07-31 

题记：自2020年7月18日起，总裁读书会与北大国发院EMBA中心联合邀请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连续解读《政治秩序的起源》（弗朗西斯·福山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著）和《西方将主宰多久？》（伊恩·莫里斯著）三本名著。第一期活动邀请到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刘瑜教授与姚洋教授对话。本文根据姚洋教授的主题演讲整理。

福山及其《政治秩序的起源》

首先简单讲讲弗朗西斯·福山这个人，以及他写作《政治秩序的起源》这本书的渊源。

福山是斯坦福大学讲席教授，日裔美国人，有着东方人的面孔，但实际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导师是哈佛大学非常著名的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作者，深得后者的赏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福山因写《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而成名，书中他认为世界历史将终结于自由主义民主。当时，苏东（前苏联及东欧）发生巨变，美国认为这是自己的胜利，所以福山在巨变时代的高峰写了这本书。可是这本书完成之后，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福山对于自己在《历史的终结》里的观点又做了一些修正。随后他研究非洲的国家建设问题，以及中国和日本的社会资本问题，后来写就了这本《政治秩序的起源》及其姊妹篇《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这两本书是他集十几年的思考完成的两本鸿篇巨著。

之所以选这本书来作为这个系列的第一本书介绍给大家，主要原因是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美国甚至欧洲的民主制度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福山对这个问题有很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中国是首先阶段性走出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现在（2020年7月）回过头看当初武汉的封城措施非常及时，我国的抗疫在世界范围内至少是最成功的之一。这也引起了西方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讨论：为什么中国的制度能在抗疫中做得比别人好？同时因为中国走出疫情后开始对别国进行援助，西方也有人担心中国会把自己的体制传给其他国家。这背后其实还是所谓的西方民主制度和中国制度之间的争论。

疫情期间的新闻里，我们看到一位归国度假的博士后在武汉方舱医院的病床上读的一本书就是福山的这本《政治秩序的起源》。那位博士后的专业我记得是生物学，不同专业的人都对这本书有兴趣，体现出这个问题因为疫情而变得越来越重要。

政治秩序的三个要素

在《政治秩序的起源》里，福山另辟蹊径，不再讨论政体到底是民主还是非民主，而是讨论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政治秩序。按照福山的说法，政治秩序包括三个要素：

要素一：强大的国家（capable state）

强大国家的第一个特征是国家要有一定的国家能力，即征税能力、提供公共品的能力，对外发动战争或者抵御侵略的能力。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在清朝末期是没有国家能力的，因为那时征税已经非常低，也无法提供公共品，更没有能力抵御外敌的入侵。现在非洲的很多国家也没有这种国家能力。福山研究过非洲的国家能力建设问题，他把这个概念引用进这本书。

强大国家的另一个特征是非人格化的国家机器。现代国家一定是化家为国，建立官僚体制，选贤任能。国家的运作是非人格化的。

要素二：法治（rule of law）

法治内涵的第一点是为社会、经济和政治交往提供可以预见的规则，这对于任何运转良好的社会都是必需的。第二点对于福山来说更加重要，他也在书中讲得更多，就是应该通过法治限制国家的权力。

要素三：责任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

责任政府就是向民众负责的政府。一方面政府要向民众负责，另一方面要存在足以与政府相抗衡的其他国家机构，如议会和法庭，保证政府对民众负责。 

福山在这本书里抛弃了在《历史的终结》那本书中持有的辉格党史观。辉格党史观也叫盎格鲁-萨克逊史观，是英国及其衍生国所构造的史观。按照这个史观，自由主义政府产生于英国革命，洛克将其理论化之后传到了北美，产生了美国宪法，再经由十九、二十世纪的民主化进程，确立了自由主义民主并传播到世界各地，最终像福山在《历史的终结》那本书里所说，世界要终结于自由主义民主。这是辉格党史观。

福山在这本书里有一个新的史观，他用全球眼光，强调仅看一个国家是不够的。这本书从中国写起，考察政治秩序在欧亚大陆主要文明中的发生、停滞和最终确立。他没写希腊、没写古罗马。直到今天中国学术界还有人言必称希腊，如果读了福山这本书，恐怕会有不同的看法。福山从中国出发考察了不同的文明，一个强大的国家是怎么产生的，法治是怎么产生的，责任政府是怎么产生的，以及为什么在一些国家没有产生。

福山的新史观还体现在从自由主义民主转到了关注政治秩序。他把政治秩序放在很高的地位，认为能够提供政治秩序是一个优良政体的标志。我认为他在某种意义上回到了洛克的思想。其实洛克的思想倡导的并不是所谓的民主政府，而是自由政府，这二者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这本书里有一个推论：民主不是实现政治秩序的唯一治理方式。我认为这点非常重要，特别是从这本书反观中国，我们如果再读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会有更加深刻的感受。

一、强大国家的产生

中国向现代国家的演进

进入这本书，首先是中国。福山明确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现代国家的文明。这是政治秩序的第一点，建立了强大的国家。

所有文明都来自于部落制的小型和简单的社会，然后慢慢发展成一个国家。中国在这方面比较早，虽然我们不是最早的，晚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但中国长达五千年绵延不断。到了殷商时期，国家仍然带有部落制的痕迹，但开始征服周边的国家。殷商本身是一个小国，后来征服了中原其他地区，包括西边的周国。后来周国推翻了殷商，开始建立封建制。

我们习惯说中国是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其实是不对的。实际上只有周朝是封建社会，而且只有西周是比较完整的封建制，到了东周时期封建制度就开始瓦解。封建制就是君主把自己的儿子、兄弟、功臣分封到全国各地，然后每人建立自己的独立封国。在周朝，这些封国掌握自己的土地，土地上的老百姓给国君上交赋税和产物。这些封国在帝王有需要时，即打仗的时候，派军队支持，这是他们唯一的责任。中国比欧洲早1500年建立封建制，而且中国的封建制比欧洲早1800年就结束了，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非常重要。

到了东周时期，战争促进了现代国家的形成。这个观点早有中国人提出，赵鼎新的书《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东周的战争怎么缔造了我们的儒法国家。

春秋时期这些诸侯国开始了战争，一开始有几十个诸侯国并存，强大者逐渐吞并弱小者。春秋时代的战争相对低烈度、高频度，主要是贵族亲自披挂出征的战车战，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贵族的面子。

战国时期则不同，变成了你死我活的高烈度战争，平民开始参战（这也是中国首先发明的），不再是贵族之间的战争。这个过程中法家兴起，法家到各个诸侯国去游说，比如商鞅到了秦国就开始变法。法家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富国强兵，比如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建立军功爵，使得秦国强大起来。井田制是非常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井田制废除后，老百姓都有了生产的积极性。然后又建立军功爵，打仗有功就能获得分封。因此秦国发展得非常快，秦始皇最终统一了中国。但秦始皇基本上没有来得及享受到他统一的成果，秦二世亦早亡，秦朝终止。

汉代可以说经历了现代国家的成型和衰败。西汉开始建立起了非人格化的官僚体系。皇帝和官僚机构分离，由三公九卿掌握官僚机构，这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成就。对官僚制度做理论化总结还要等到19世纪末的马克斯·韦伯，而我们在一千九百年前就已经发明了官僚体系。西汉还发明了荐举制，为官僚机构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当然那时候封建因素犹存，刘邦仍实施了一些分封。

到了东汉，荐举制退化为任人唯亲的门阀制，因为荐举不能保证公平，熟人推举熟人，慢慢就形成了门阀。这造成东汉时期家族政治的回潮，以前是化家为国，现在又化国为家。两晋南北朝是中国最黑暗的时代，有近三百年的动荡，门阀制度进一步巩固。

福山在本书中讲中国基本就到此为止，所以我们还需要读一下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那本书。钱穆认为中国古代的法治和责任政府都是缺失的，福山认同这个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在过去不缺法制(rule by law)，但缺法治(rule of law），皇帝在终极意义上掌握对法律的修改和实施权力。关于责任政府，虽然儒家的“民为贵”思想给政府施加了来自道德的责任，但没有制度保障。尽管皇帝和官僚机构之间有分权，但不足以限制皇帝的自由裁量权，因为在中国没有一个独立于皇帝之外的机构足以与皇帝相抗衡。但我对此有一点不同意见，特别是关于北宋。我认为北宋多多少少已经存在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可能性，政治文明程度已经相当高。

印度的变迁

福山书中接着讲的是印度和穆斯林地区。印度流传下来的宗教是印度教，和印度教相关的是种姓制度，把人分成四等，从高往低依次是：婆罗门（祭司）、刹帝力（武士）、吠舍（商人）、首陀罗（农民）。其实这四等之外还有一种等外人，untouchable(编者注：可译为“贱民”)，就是不可接触者。目前印度有1亿多人是untouchable，他们被认为非常肮脏不能碰，尤其是婆罗门绝对不能碰他们。    

婆罗门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就是所谓的雅利安人种。雅利安人是草原民族，他们在大概公元前3000多年南侵并四处扩散，形成了现在的印欧语系。这些人肤色较浅，而印度本土人肤色较深，所以婆罗门不仅是高种姓，种族上也有不同。

福山认为古代印度存在法治，因为婆罗门掌握宗教，宗教设定律法，武士阶层刹帝力产生国王，但在种姓制度中是排在第二位的，所以要听命于婆罗门，也要听命于宗教律法。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或者说种姓对于帝王就有了约束作用，这就形成了法治的萌芽。

然而古代印度没有形成现代国家。除孔雀王朝之外，印度次大陆没有统一过。孔雀王朝大概和我们的秦朝属同一时期，伟大的国王叫Ashoka（阿育王），但其存在时间非常短，和秦朝一样二世而亡，自此以后印度再未形成统一的国家。后来的国家都是外来入侵者建立的，包括穆斯林、蒙古人，以及后来的英国人。我们觉得印度乱，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那里历史上没有过统一的国家。但是印度的社会非常强大，按照福山的说法是社会战胜了国家，不同的语言、顽固的土邦、深入人心的宗教，直到今天仍留下很多有影响力的痕迹。

穆斯林地区的国家演变

再讲穆斯林世界，说到穆斯林一定要讲马穆鲁克。马穆鲁克的意思是奴隶，这些人是突厥人。突厥人后来建立了奥斯曼帝国，今天主要的突厥人国家是土耳其。突厥人遍布欧亚大陆所有亚寒带地区，包括欧亚大草原。欧亚大陆南部文明的发展史其实最终都是一部和草原民族斗争的历史，包括前面提到的雅利安人南侵。中国也有突厥人。突厥人经常被抓去做奴隶兵，所以埃及被穆斯林征服之后，埃及也去雇马穆鲁克兵。结果马穆鲁克兵鸠占鹊巢，最后推翻了穆斯林统治者，自己建立起马穆鲁克王朝，持续了将近三百年。马穆鲁克政权选贤任能，抢来的奴隶兵也可以慢慢升迁，甚至做将军，并且特权不世袭。蒙古人征战整个北半球，打到了耶路撒冷城下，是埃及的马穆鲁克政权拯救了穆斯林世界。1260年，他们在艾因贾鲁战役中击败了蒙古军队，阻止了蒙古军队在西亚的扩张。但后期马穆鲁克政权就变质了，开始保护自己子女的特权，慢慢形成了家族制，退化为本地化的“贵族”，军事贤能制度失效。

奥斯曼帝国是突厥人建立的强大帝国，灭掉了拜占廷（东罗马帝国），抢占了拜占廷的领土。奥斯曼帝国是穆斯林，他们的继承制度不是确定的长子继承制，而是要选择继承者，这和穆斯林先知的学说有关。不确定的继承制导致竞争非常残酷，王位继承往往演变为残酷的杀戮。奥斯曼帝国维持统治靠奴隶官僚体系，本国居民不得担任公职以防止叛乱。他们每年到欧洲绑架基督教少男少女，男子训练成奴隶兵或进入宫廷，担任政府官职，女子成为高级官员的妻妾。奴隶兵量才录用，有军功就可以升迁，最后甚至可能升到首相；否则就往下贬，一辈子只当奴隶兵。

福山认为奥斯曼帝国的这种官僚制度和中国的官僚制度是一致的，都是强大的国家，量才录用。但我不得不说，我认为这个判断忽视了两者之间一个本质的区别：奥斯曼帝国的官僚制度是一种驭民术，而中国的官僚制度产生于儒家的政治哲学。奥斯曼帝王不想让穆斯林担任公职，担心他们推翻自己的统治，所以他要用不会推翻自己的奴隶来管理国家。但是中国不同，西汉董仲舒提出新的儒家学说，被汉武帝所用。董仲舒的政治哲学认为，君主是承接“天命”的天子，因而具备统治的“法统”，儒家君子则承载着“天道”，所以具备统治的“道统”，二者相结合才能形成完美的治理模式，所以中国的政治从最初的设计就是要分权的。这和奥斯曼帝国完全不同，我们是一种治理模式，而不是一种驭民术。

二、法治在英国的演化

政治秩序的第二个要素是法治。讲法治的兴起，就要讲英国，英国经历了从惯例法(customary law)到普通法(common law)的历程。英国起初也是分封制，即封建制度，中央统治很弱，各个郡有封建领主自己开设的法庭，按照经验和惯例决断官司，这就是惯例法法庭。民众去法庭打官司要给封建领主缴费，国王为增加收入也设立了法庭，这就是普通法的法庭。这是国王为扩大自己的权力，与封建领主斗争的结果。因为国王的法律适用于全国，就称为普通法common law。普通法法庭由于适用性更广且更加公平，就逐渐取代了惯例法庭，成为英国的普世法庭。我认为英国在这个阶段还没有达到真正的法治，仍然是法制，任务是为社会提供秩序，而不是切割权力，限制国王。

这本书中对我很有启发的一点，是关于天主教会和法治之间的关系。起初教会因为要管社会，所以对婚姻和财产有规定。比如，教会鼓励女性持有财产，以便获得寡妇们捐赠的财产，因为一般来说女性的寿命比较长，女性成为寡妇后其财产就会捐给教会。所以教会制定法律，特别是制定关于家庭和婚姻法律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就是去收老百姓的捐款。

真正的改革来自公元1073-1085年在位的格里高利七世，他和罗马皇帝进行了一场斗争，争夺任命主教的权力，称为叙任权斗争。以前这个权力在罗马皇帝手中，因为基督教成了罗马的国教，罗马皇帝就掌握了基督教。但是格里高利七世要独立，他就剥夺了罗马皇帝任命主教的权力。他的做法得到了一些欧洲公国和主教的支持，这使得罗马皇帝不得不去教皇门前谢罪，在雪地里站了三天三夜，最终达成妥协。1122年教廷和罗马皇帝达成了沃尔姆斯协议，皇帝放弃叙任权，教会承认皇帝的世俗权力。后果是宗教确立了法律权威，法律和宗教成为制衡国王的重要力量之一。

三、责任政府的诞生

为什么法国和俄国没有产生责任政府？

在讲政治秩序的第三个要素“责任政府”时，福山探讨了法国和俄国没有产生责任政府的原因。法国一开始也是封建制度，国王没有税收权，但连年战争需要资金，国王就选择卖官鬻爵。其实欧洲国家卖官非常普遍，是国王获得收入的一个手段,英国也有卖官情况，只是没有法国这么系统。我年轻时看过一部电影，其中一个场景是法国一个官员去收税，他的官是买来的，这块地方归他收税，收上来的一部分留给自己，其余的交给国王，这就是所谓的税收牧场(tax farms)。这些官员都由国王亲自任命，帮国王收税，这样就把封建制度抛在了一边，所以法国有很强大的中央集权力量。直到今天法国仍然是集权的，比如大概20年前法国才开始部分民选省长，在那之前省长由总统指定，地方没有选举。 

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写过两本很著名的书，《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后者告诉我们，事实上法国国王，比如路易十六也想改革，但因为既得利益群体抵制改革，新兴阶层没有耐心等待改革，所以改革失败，爆发了革命。

俄国是一个后起国家，在其刚开始建国的时候，蒙古人入侵，破坏了拜占廷文明，包括法律、政治生态、社会形态等，带来了野蛮统治、专制主义。后来俄国人赶走了蒙古人，建立起封建制度。但俄国的封建社会非常短暂，贵族没有形成足以和国王相对抗的能力，国王又通过一系列手段，比如奖赏制度、门第选拔制度等，来控制贵族。到了十六世纪沙皇伊凡四世时期，人们称他是“伊凡雷帝”、“恐怖伊凡”，他通过设立特别行政区等方式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并独权杀害了很多贵族，甚至杀了自己的儿子。有一幅很著名的油画《伊凡雷帝杀子》就描绘了他杀死自己儿子又后悔的情景。

到了彼得大帝时代，1703年俄国建都圣彼得堡。他把首都从莫斯科西迁到彼得堡，就是为了靠近西方，向西方学习。彼得大帝开始建立官秩表，以吸收新鲜血液进入贵族行列，并在军队和政府里建立选贤任能制度，这意味着他也开始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另一方面他又在倒退，为了获得税收，国家限制农民迁徙，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干活，最终形成了农奴制，而地主就形成了卡特尔，以防止农奴逃跑。这样，在彼得大帝之后，家族政治又逐渐占领了上风。

为什么责任政府诞生于英国

责任政府最终产生于英国，这与英国的历史有关。

首先是地方法庭的作用。前面提到英国有一些地方法庭，地方法庭后来演变成代议制度的构成部件。他们一开始只是司法机构，像县法庭和百户法庭，但后来成为代议构件，每个县都能派法庭的人去参加国王的议会。因此英国议会从一开始就和法治联系在一起。

再讲斯图亚特王朝的集权企图。斯图亚特王朝承接都铎王朝，伊丽莎白女王是都铎王朝最后一任国王，但她未婚也没有自己的子女，选择把王位传给她的表外甥女、苏格兰玛丽女王的儿子，即后来的詹姆斯一世。伊丽莎白女王1603年去世后，詹姆斯一世成为苏格兰和英格兰两个国家的国王。詹姆斯一世非常傲慢，相信“君权神授”。他又建立了星室法庭(the Court of Star Chamber)，是独立于普通法法庭的皇家法庭，审理一些与国王有关的案件，到了他的儿子查理一世时期就被用来审讯跟国王作对的人，成了国王的私人法庭。同时国王随意向议会借贷，到期不还，接着再借，即使到后来查理二世复辟之后仍然如此。

宗教在英国革命中的作用非常大。英国有自己的国教，其产生是因为1509年-1547年在位的亨利八世的第一任王后没有男性子嗣存活，为获得离婚和再婚的权利，亨利八世决定脱离罗马教廷，成立自己的国教，叫Anglican Church。英国国教不完全是新教，但也不是天主教。

早期斯图亚特君主是与国教结盟的，因为斯图亚特家族来自苏格兰，一直信奉或同情天主教，而詹姆斯一世的“君权神授”观念与信奉天主教国家的法国和西班牙的专制君主的想法一致，那么英国国教就成为维护“君权神授”的宗教机构。

但是英国议会由信奉清教的商人阶层把持。清教是新教的一个分支，相信今世的作为（包括财富和德行）可以决定来世的命运，这种理念比新教徒进了一步，所以与处于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英国国教产生了冲突。再加上国王去爱尔兰招募天主教士兵，在爱尔兰起义之后，国王又跟爱尔兰达成停火协议，这引起国内清教徒们的猜忌，担心国王要将天主教徒引进英国来消灭清教。所以在英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1642-1649年，是以清教徒为主的议会与秉承英国国教实则同情天主教的国王之间的斗争。最后导致查理一世和他的王后被送上断头台，克伦威尔上台实行专政。

克伦威尔死后，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回来复辟，复辟之后马上恢复国教，限制清教，实则是要夺回革命派掌握的政治权力，但他临死还是改信了天主教。他任命信奉天主教的儿子继位，即詹姆斯二世。詹姆斯二世在欧洲生活多年，希望开放宗教自由，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让天主教能在英国待下来。他允许天主教徒在军队里任职，这引起了很大的猜忌，同时他乱借钱跟法国打仗，导致1688年光荣革命他被赶走。英国随后请了信奉新教的威廉三世来任国王，这样才解决了议会和国王的斗争。第二年通过的《权利法案》确定了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

梳理这段英国历史是想表明，英国的责任政府是打出来的，宗教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英国的封建制度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国王的权力没有那么大。 

小结一下政治秩序是如何英国产生的：首先，强大的国家产生于国王的野心，从建立普通法法庭，采取集权措施，到对外发动战争，国王的权力随之越来越大。对外战争有附带效果，巩固了税收权，通过借款促进了金融业的繁荣，所以国家的能力就越来越大。

法治的产生源于宗教律法在社会方面起到的独立作用，同时，封建体制比如由惯例法催生出来的普通法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责任政府来源于资产阶级对旧制度的反抗，以及宗教的加持。这种种因素叠加作用，使得英国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环境下，实现了政治秩序的三个要素。

再谈谈确立三权分立体制的美国宪法。在光荣革命之后，洛克写了《政府论》。这本书他在光荣革命之前已经开始构思。他认为政府是公民自愿联合的产物，只对公民负责。美国宪法是第一部按照洛克自由式政府构造的宪法。美国也是世界第一个完全人为构造出来的国家，而不是自然形成的国家。为争取批准新宪法而写的《联邦党人文集》的第一部分就主张建立现代国家，特别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开国元勋之一）非常强调要有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和强大的总统。然后他讲了法治，要有独立于行政机构的立法和司法。后来林肯所倡导的民有、民享、民治，就符合责任政府的理念。其实在建国者心目中，美国要建立基于罗马共和国的混合体制：总统由选举院制度来选举，参议院直接用古罗马元老院之名，参议员由州议会推选，代表各州的利益，只有众议院的议员是代表选区老百姓的民意。

反观中国：为什么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如此漫长？

讲完福山的这本书，我们还是要回到中国。我们读别人的书，最终目的是关怀中国。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已经将近二百年，哪怕是从1898年戊戌变法算起，也有一百多年。为什么如此漫长？我读完这本书之后的感想是，因为很多条件我们不具备，前面总结的促使英国形成现代国家的条件我们都没有。

首先，我们是一个早熟的国家，分封制早于欧洲1500年出现，也早于欧洲1800年消失，换句话说我们的封建时代不仅出现得早，而且持续时间又比欧洲短。

其次是中国官僚帝制的演进被蛮族入侵打断。中国古代的官僚帝制如果能得以顺利演化，也许能形成一个更加理性的制度。比如，北宋可能会出现君主立宪制，因为中国政治到了北宋时期已经高度文明，文官的权力非常大，而且纳谏制度非常完善，具备演变为类似现在议会的可能性。如果让北宋顺利演进下来，极有可能形成君主立宪制国家，那么，中国就不仅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强大国家，而且建立了世界第一个责任政府。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呢？因为蛮族入侵。

我们今天关心气候变暖问题，其实在古代，北半球的气候变冷对北半球文明的打击是灾难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气候变冷，我们的两晋南北朝经历了三百年的动乱，同时期的西罗马帝国也灭亡了。北宋末年气候又开始变冷，蛮族就开始南侵。为什么文明打不过蛮族？因为天寒地冻的气候对中原来说影响不大，但对于草原蛮族来说是生与死，当蛮族的生存欲望极其旺盛的时候，当时的文明是抵挡不住的。北半球的文明都是类似的情况。

第三是宗教没有在社会里扎根。道教是出世无为，佛教在南北朝时曾有一些独立地位，到唐代马上被皇帝收编，宋朝之后的影响式微。日本就不同，很多时候是和尚们造将军的反。所以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比我们快，其实和权力分散有关。

理解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什么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对于我们理解当代的中国是有帮助的。当然，要想真正理解中国还要看中国人是怎么写中国的，还要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及相关的研究著作，这样我们才能对中国政治历史的进程看得更透彻一些。

谢选骏指出：黄俄们认为“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仅仅说明他们自己手足无措、陷入了迷惘——因为世界并非“变得越来越复杂”，正如世界也未“变得越来越简单”。复杂和简单，都是人的想法，属于思想主权的范围。

【37、政治学教授福山还是个毛派分子】

[《政治秩序的起源》探寻历史的开端]（田方萌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3年1月30日）报道：

在政治科学领域，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齐名的大牌学者。他二十年前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同亨氏的“文明冲突论”一道成为后冷战时期的两大论题。2010年是福山学术生涯的又一个转折点。在华盛顿居住十多年后，他回到了以前工作过的加州，受聘于斯坦福大学。当年四月底，乔治·梅森大学为福山举行告别晚宴。我在那里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饶有兴趣地问他正在进行什么研究，福山答道：“我在写一本关于人类政治秩序发展的书。”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两年半后，一本近六百页的巨著摆上我的案头，这便是福山新作《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的上卷本。此书可谓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的重大成果，福山为宣传它也不遗余力，去年秋季还跑到北京大学举办新书研讨会。2012年10月《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文版一经推出，很快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话题，坊间也有不少书评介绍。最近我在杭州开会，遇到一位浙江大学的政治学者，当我提及此书，他便道：“似乎人人都在读它，我还有电子版呢。”

《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文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10月出版。

令我好奇的是，这位宣称历史终结的学者为什么要回头探究历史的本源？英剧《都铎王朝》(The Tudors)片头有段意味深长的话，有人译为：“君阅汗青已通史，终局笔亦疏；韶华峥嵘风尘掩，回首觅当初。(You think you know a story, but you only know how it ends. To get the heart of the story, you have to get back to the beginning.)”福山也与此相似。他并不是因为对未来无可言说，才转头埋入故纸堆的，他曾出版过《我们的后人类未来》(Our Posthuman Future) 一书，预测生物技术如何影响人类的发展趋势；作为美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福山近年一直在关注阿富汗等脆弱国家的政权建设问题，并于2004年推出专著《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但他发现已有的政治理论很难有力地解释这些国家的失败案例，需要进一步追根溯源。出于对现实的强烈关怀，而非纯粹的史学兴趣，福山才回到了历史的起点。

亨廷顿与福山亦师亦友，很多人却以为两人是论敌，其实“历史终结”与“文明冲突”并不必然相悖。两者都承认意识形态的终结，只不过对其后果判断不同。亨氏更看重分裂的一面，福山则强调和谐的一面。就政治学的研究路径而言，亨氏和福山的师承关系非常明显——福山坦陈《政治秩序的起源》接续了亨氏经典之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这本书成于冷战高潮的1968年，打破了西方学界对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成见；即使今天读来，我仍常常折服于亨氏的洞见。如福山在书中所言：“一个国家可以具有高度的政治机构化而不必是民主的——这样的想法在当时震惊了许多人，却加强了亨廷顿关于政治秩序和民主并不一定相互依存，甚至可能为相左的目的运作的观点。”

《政治秩序的起源》也不是一本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史。福山将人类有史以来的政治秩序分解为三项要素：国家政权、独立法治和责任政府。现代民主不见得会推动前两项要素的发展，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有些新兴民主国家有选举而无治理能力。出于对政权建设的强调，《政治秩序的起源》开篇即从中国如何建立官僚制帝国讲起，一语未提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可谓与西方史学传统大异其趣。去年年底福山在接受《财经》杂志的一次访谈中，指出秦代中国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即统一和理性化的中央官僚政府，它“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中国人口中受统一规则管辖的比例也远远超过罗马。”

承认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巨大贡献，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先天就比其他民族更富有组织性或纪律性。同已故的美国学者查理斯·蒂利(Charles Tilly)一样，福山相信“战争造就国家”，他认为正是血雨腥风的战国时代推动了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由于政治现代化早于独立宗教权威的出现——后者正是欧洲法治传统的根源，“强政权弱法治”一直是华夏政治史的主要特色。很多西方学者也因此认为中国政治过于“早熟”。

《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的时间跨度从史前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地域跨度从拉丁美洲到东亚诸国。很少有人能触及如此广阔的时空范围，更少有人能深入分析每一时空的重大事件。当然，福山的研究建立在庞大的二手文献基础上，《政治秩序的起源》对史料的运用可能不如英国历史学家芬纳(S.E. Finer)的《统治史》(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等史学著作。借用唐代史家刘知几的话来说，福山兼具“史才”和“史识”，“史学”的功底稍逊一筹。然而，作为社会科学家，他的学术兴趣主要在借史实构建政治理论，以历史终结者的角度观察历史的演进。

塞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新版是由福山作序，序言中他指出该书“也许是最后一次构筑政治变迁大构架理论的严肃尝试”。这里使用“也许”一词，多少透露出作者超越恩师亨廷顿的学术雄心。由于亨廷顿这本书主要关注现代史上的政治发展，我们要等到福山推出《政治秩序的起源》的下卷本，才能知道他是否在巨人肩膀上看得更深远。我相信福山会青出于蓝，因为他的学术视野在某些方面比亨氏更为宏大，例如，他曾经认真探讨信息与核武技术是否可能推翻历史终结论，而亨廷顿在著述中几乎没有谈及信息技术的巨大影响。

电影《大话西游》有句台词：“我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这结局。”2006年，福山的成名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得以再版，该书序言有力回应了对“终结论”的种种质疑和批评，福山自认为猜中了结局。现在他也尝试着猜中开头，那些关心人类命运的读者，不妨先看看《政治秩序的起源》，再思考一下福山两头都猜中的胜算有几分。

田方萌是书评人，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任职。

谢选骏指出：上文吹嘘，福山在接受《财经》杂志的一次访谈中，指出秦代中国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即统一和理性化的中央官僚政府，它“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中国人口中受统一规则管辖的比例也远远超过罗马。”——这种说法明显受到毛泽东“批儒评法”运动（1973-1974年）的影响。那时候，长得很像狐狸的福山（英語：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日语：福山よしひろ，1952年10月27日－）正好二十出头，是世界观定型的关键时刻。所以我说，上文没有看出来，这个政治学教授福山，还是个毛派分子。上文为何如此瞎眼？因为其作者田方萌是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这个黄俄机构里任职。

佚名网文《法蘭西斯·福山》报道：

法蘭西斯·福山（英語：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日語：福山よしひろ[註1]，1952年10月27日－），日裔美國作家、政治經濟學者。福山於康乃爾大學獲得文學士學位（主修古典文獻與政治），並於哈佛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師從塞繆爾·P·亨廷頓。

早年生活

福山在芝加哥海德公園區出生。他的祖父在1905年因日俄戰爭而逃難至美國，其後在西岸經營店舖，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禁錮。[2]福山的父親福山喜雄出生於芝加哥，為第二代日本裔，並於芝加哥大學修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其母河田敏子為京都大學經濟學系創始人河田嗣郎之女。[3] 福山在曼哈頓長大，雖身為日裔，但沒有學習日語，也很少接觸日本文化。1967年，福山和家人移居至賓夕法尼亞州的州學院。[3]

論點

歷史終結論

福山是《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一書的作者，他在該書中認為，人類歷史的前進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正走向「終結」，隨着冷戰的結束，「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被定於一尊，是謂「資本陣營」的勝利。在政治上，福山為一新保守主義者。他自1997年起活躍於「美國新世紀專案」智囊團，並曾簽署文件建議當時美國總統克林頓推翻伊拉克總統侯賽因；但他反對2003年的美伊戰爭，並認為：新保守主義一味以武力推行美國價值，恐將重蹈列寧主義的覆轍[4]。

歷史終結論修正版

2014年福山的著作《政治秩序及其衰落》（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思考國家政府的穩定性問題。福山認為其結論要做出修正，將「法治」（rule of law）、「民主問責」（democracy）之外另加第三變量「國家治理能力」（state）；認為很多國家在這三項中前兩項得分高、但是第三項得分很低，[5]造成發展不如預期。多數觀點認為是中國崛起和中東混亂的效應讓福山必須修正觀點，福山則堅稱自己核心理念不變、只是小修改。

論中國模式

2015年1月，由《環球時報》記者全球採訪西方政治人物和智庫成員共41人的報導文集《我們誤判了中國：西方政要智囊重構對華認知》出版[6]，福山在本書中認為，最近20年中國經驗刷新了他的部分看法，他沒有料到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衝擊那麼廣泛」[7][8]。2016年11月11日，針對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當勞·特朗普勝選，福山在《金融時報》發表專文〈對抗世界的美國：特朗普治下的美國與新全球秩序〉（US against the world? Trump's America and the new global order），明確提出：整個人類世界已經進入「民粹式民族主義」（populist nationalism）主導的動盪時代[9]。

2017年4月14日，福山在《聯合報》專訪中表明新觀點的三大主軸[10]：

1、上街頭或網絡投票之類的「直接民主」是不可行的，因為：多數民眾並沒知識水準和時間去了解極度複雜的政策和未來影響，最後只能被簡單口號操縱投票，等於被媒體老闆操縱。「直接民主，作為政府形式之一，是完全無法運作的。」還是代議政治優於直接民主，但代議制的眼前諸多巨大問題他並未提出方案，只就單純這兩者比較而言。

2、科技和全球化的影響比他當年預判的還強大很多，全球化確實只讓極少數人變巨富而多數人生活下降，科技會搶走更多工作，政府必須介入重分配、不能放任經濟自由。重分配的失敗是導致西方人民開始對西方政治模式產生質疑的關鍵點，但價值觀和富人政治讓這些重分配無法執行，陷入死循環。

3、隨着對重分配的失望繼續蔓延，民粹主義將主導許多國家的選舉，強人政治會讓很多歐美或日本民眾羨慕，中俄模式——尤其是中國模式——會有吸引力；但中國模式能否做到西方無法達成的財富重分配，現在還遠不是看出定論的時候，必須再等待很長時期下去看最後的結果。

論疫情

2020年4月，福山在《觀點報》專訪中表明新冠病毒疫情下他的新看法，基本承認新自由主義已經死亡，未來世界上多數人會認知到「政府力量必須加強」的現實：[11][12]

福山基本承認，中國模式在這次疫情下是成功的，這種體制很擅長應對緊急情況；同時多數東亞國家都做的不錯，這與漫長的儒家中央集權歷史有不可分關係，因此他還是堅持世界上其他國家無法複製中國模式。但是福山之後認為，專制體制與民主體制在疫情的處理並沒有絕對的聯繫，表明該問題與民主問題無關[13]。

福山認為，國家的內在能力、對社會的信任程度和領導素質是三個關鍵要素。很多民主國家做得很糟但也有一些做得較好，福山認為仔細分辨可以看出民粹化氣氛的國家都較糟糕，例如美國、意大利、西班牙、法國、墨西哥、匈牙利等，這類總統普遍有自負自大而對科學不謙虛的特性，所以他認為這些失敗應該解釋為運氣不好剛好是民粹型領導人在位，不能解釋為民主全面失敗。[14]另一個因素與社會信任有關。福山認為，在社會兩極分化的國家，在對應疫情措施回應並不理想的主要原因是人們彼此不信任、也不信任政府，導致他們將不會採取當局建議的行動。福山也認為，國家領導人的能力也非常重要，但如果擁有像巴西博索納羅或美國特朗普的民粹主義採用不受民眾歡迎的行動時，結果將是非常糟糕。但他認為，在這個特定時刻將三者合併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只是歷史的偶然[13]。

當前世界民粹是一種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的非暴力版本，但可能出現在任何主義之上。社會主義的抬頭或許有一天也民粹化。

福山呼籲別相信特朗普這類的總統，特朗普是個罔顧事實真相，並且自戀無知的跳樑小丑[11]，但如果特朗普還能連任，那就象徵一個更大深層問題。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祖瑟夫·斯蒂格里茨撰寫專文批判福山，並將他列為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甚至是必須負責者。福山辯解，他只是描述了當時一個世界現象「新自由主義將成主流」，並不表示他認同其內在一切價值觀。[11]

著作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中文譯本：

《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李永熾 譯，時報文化（1993） ISBN 9789571306513。

《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黃勝強、許銘原 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ISBN 9787500437086。

《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陳高華 譯，孟凡禮校，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549555291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1995)，中文譯本：

《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彭志華 譯，海南出版社（2001） ISBN 9787544301732

《信任：社會德性與繁榮的創造》，李宛蓉 譯，立緒文化（2004） ISBN 9570411945

《信任：社會德性與經濟繁榮》，李宛蓉 譯，立緒文化（2014） ISBN 9789863600220

《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郭華 譯，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ISBN 9787549578535

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1999)，中文譯本：

《跨越斷層：人性與社會秩序重建》，張美惠 譯，時報文化（2000） ISBN 9571331120

《大分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劉榜離等 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ISBN 7500432925

《大斷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唐磊 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ISBN 9787549566426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2002)，中文譯本：

《後人類未來：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杜默 譯，時報文化（2002） ISBN 9571336610

《我們的後人類未來：生物科技革命的後果》，黃立志 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ISBN 9787549590872

State-Building: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th Century (2004)，中文譯本：

《強國論》，閻紀宇 譯，時報文化（2005） ISBN 9571343900。

《國家構建：21世紀的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ISBN 9787500460183

《國家構建：21世紀的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郭華、孟凡禮 譯，學林出版社（2017） ISBN 9787548612117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 (2006)，中文譯本：

《美國處在十字路口：民主、權力與新保守主義的遺產》，周琪 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ISBN 9787500473749

Falling Behind: Explaining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Latin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08)，中文譯本：

《落後之源：詮釋拉美和美國的發展鴻溝》，劉偉 譯，中信出版社（2014） ISBN 9787508647289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2011)，中文譯本：

《政治秩序的起源 上卷：從史前到法國大革命》，黃中憲、林錦慧 譯，時報文化（2014） ISBN 9789571360652

《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毛俊傑 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ISBN 9787549512805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2014)，中文譯本：

《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傑 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ISBN 9787549570942

《從歷史的終結到民主的崩壞：法蘭西斯·福山講座》，長風文教基金會編，聯經出版（2018） ISBN 9789570851687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2018)，中文譯本：

《身分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認同與尊嚴的鬥爭為何席捲當代世界？》，洪世民 譯，時報文化（2020） ISBN 9789571383903

隨筆

The End of History?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Women and the Evolution of World 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98

Immigrants and Family Values, The Immigration Reader 1998. ISBN 1-55786-916-2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der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The Atlantic Monthly, May 1999

Social capital and civil society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paper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onference on Second Generation Reforms, October 1, 1999

The neoconservative moment,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2004

After neoconservatism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February 19, 2006

Supporter's voice now turns on Bush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14, 2006

Why shouldn't I change my mind?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9, 2006

The Fall of America, Inc.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Newsweek, October 13, 2008

The New Nationalism and the Strategic Architecture of Northeast Asia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Asia Policy January 2007

Left Out, The American Interest, January 2011

Is China Next?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2, 2011

The Future of History; Can Liberal Democracy Survive the Decline of the Middle Class?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2

What is Governanc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Governance (journal), March 2013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8

Lib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 The challenges from the left and the right.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American Purpose, October 2020

參考文獻

 The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Fsi.stanford.edu. [19 August 20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9-15）.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ns are not very good at nation-building'. the Guardian. [October 14, 20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4-21）.

 Ford-Grilliparzer.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6 2nd. Detroit, MI: Gale Research. 1998 [Mar 17, 2011]. ISBN 978-0-7876-2546-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05）.

 Francis Fukuyama. After Neoconservatism. 時代雜誌. 2006-02-19 [2007-05-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12-13）.

 福山論國家治理能力 大陸比美國強. [2017-04-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2-22）.

 谷棣、謝戎彬主編，《我們誤判了中國：西方政要智囊重構對華認知》，華文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ISBN 978-7507542837。

 許暘. 《我们误判了中国》提出西方对中国发展存在的认知误区 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一定做对了什么. 文匯報. 2015-01-14 [2016-06-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11）.

 金灿荣为《我们误判了中国》作序：中国纠错意志和能力非常强. [2016-11-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11）.

 曾昭明. 福山論川普—「歷史終結」後的「中國時刻」？上報. 2016-11-20 [2016-11-20].

 法蘭西斯·福山憂心中國越強大 會對台灣不利. [2017-04-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0-23）.

 福山再发声: 我承认新自由主义已死, 但中国模式难以复制. 文化縱橫. 2020-04-20 [2021-11-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1-24） （中文（中國大陸））.

 Francis Fukuyama Cette pandémie révèle le besoin d'un état fort. [2020-04-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2-06）.

 弗朗西斯·福山：西方与中国斗争已展开 不一定必然会输.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2020-12-27 [2020-12-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2-31） （中文（簡體））.

 鳳凰網-福山再发声. [2020-04-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11）.

注釋

 目前尚未找到指出「よしひろ」對應哪兩個漢字的參考文獻，存在「義広」、「義弘」、「義浩」、「義博」、「吉弘」等可能。

谢选骏指出：福山虽然不说日语，表面上杜绝了日本重口味文化，但其实还是一个日本右翼-法西斯分子。否则福山他怎么会把秦始皇列为现代国家的开创者呢？除非那个现代国家，就是一个法西斯毛派国家。

【38、殖民主义的终结：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兴起】

佚名

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刺激了非西方国家人民对独立的渴望。以一战为鉴，殖民地人民和士兵都提供必需的原材料和成品来支持战事。殖民地人民和一些重要的西方舆论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本地人民不能白白牺牲。这种情感也进一步被战争的性质所加强，正义的力量在同邪恶势力斗争。如果同盟军打败纳粹德国取得的胜利代表着自由主义、人性化、平等和民主理念的胜利，那么胜利者怎么可能继续维持以种族主义、残暴、剥削和不平等为依托的帝国主义制度呢？西方世界所宣称的理念显然与帝国主义不相符。

也许，最明显的是殖民地与其帝国宗主之间的关系破裂。对许多亚洲人来说，日本在日俄战争(1904—1905)中取得的军事胜利，加强了在人们心中已经萌芽的信念，那就是白人在军事上并非无懈可击。而且，当同欧洲一样拥护帝国主义的日本取代了白人在亚洲的殖民统治，在二战前反抗殖民统治的本国领导人组建了游击队以抵抗日本人。一些领导人如法属印度支那(French Indochina)的胡志明和荷属东印度群岛(Dutch East Indies)的总统苏加诺(Sukarno)，不仅建立了高效的作战部队，还有一大批追随者。随着二战的结束，这些受到人民支持又领导着精心组织、经验丰富的作战单位的人物所领导的独立运动再次遭遇了帝国主义。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恢复到战前的殖民状态，尤其欧洲国家，其重建国家所需要的人力和宝贵资源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和美国，迅速吸取了二战的教训。而其他一些国家，如法国和荷兰，试图重新掌握殖民地的主权，结果卷入了代价高昂使其筋疲力尽的战斗之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殖民地是印度，在二战之前，反抗英国的解放运动就已十分显著。1947年，英国撤出印度次大陆；但是宗教和种族竞争是殖民地人民中再常见不过的诅咒，不仅导致了1948年甘地被暗杀，还阻碍了一个完整单一的国家的形成。相反，成立了两个国家：以印度教徒为主的印度和以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甘地的弟子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从1947年至1964年去世前一直担任总理，在他的领导下，印度建立了持久的宪政民主，这在过去的殖民世界里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在那时，独裁统治才是常态。尼赫鲁引导印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印度成了其他几个新独立国家的模范。但是，由于殖民统治，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治，两国之间甚至发生了几次战争。

1948年，英国还将主权交还锡兰(斯里兰卡)和缅甸。缅甸人拒绝加入由英国成立的英联邦(由50个已经独立的前英国殖民地所组成的咨询组织)，宁愿独自发展。九年后的1957年，英国在镇压了一次共产党的起义后，恢复了马来半岛的独立。

与英国在亚洲的前殖民地的和平解放相反，从1945年至1949年，荷兰发生了一场损耗很大的殖民地战争，试图夺回荷属东印度群岛，或者是印度尼西亚，但结果证明这是徒劳无用的。由苏加诺和包括一支共产党队伍所领导的印尼民族解放运动在二战时期抵制了日本，因此，他们也准备反抗荷兰。

法国也试图再次恢复它在亚洲的帝国统治。在印度支那，胡志明领导的大受欢迎又有序的民族独立运动在军事上多次挫败法国，独立运动在1954年奠边府战役(Battle of Dien Bien Phu)时达到高潮。法国将这些斗争描述为共产党挑起并领导的叛乱，而不是民族解放运动，使美国对印度支那产生了兴趣，这给美国人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这是美国在政策上的一个奇怪的转折点，明显地反映了冷战时普遍的紧张局势。而几年前(1946年)美国曾欣然地恢复了菲律宾(美国在亚洲的最主要的殖民地)的独立，这一事实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或者说非洲殖民地的结束来得迅猛而出乎意料。不同于有序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亚洲，非洲一直到二战结束都很沉寂。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帝国主义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统治在二十年间轰然倒塌，并且出现了三十多个独立的、由黑人统治的国家。

非洲的非殖民化过程开始于大英帝国。1957年，黄金海岸(加纳)在极富魅力的领袖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Nkrumah)的领导下获得了独立。六年后的1963年，英国承认了尼日利亚的独立，尼日利亚是英国在非洲最大且人口最多的殖民地。英国之所以能够相对轻松地放弃其在西非的殖民地，因为只有少量白人居住在这片区域；然而，在东非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在东非有大量白人，这里温和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使得他们准备永久定居。这些白人强烈地反对任何由黑人统治的建议。

然而，20世纪50年代肯尼亚茅茅起义(Mau Mau uprising)的失败让英国意识到要保留殖民地必须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这一经历使英国清醒了过来，而且英国国内问题不断，于是英国在1961年承认了坦噶尼喀(Tanganyika)和桑给巴尔(Zanzibar)[1964年在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的领导下，两国合并为坦桑尼亚]的独立，并在1962年承认了乌干达的独立，又在1963年承认了由著名的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领导的肯尼亚的独立。

在非洲国家独立的过程中，英国在大量白人定居的南非面临了巨大的困难。北罗得西亚(赞比亚，1964年独立)、尼亚萨兰(马拉维，1964年独立)，贝专纳(博茨瓦纳，1966年独立)，都没有经过不必要的冲突就获得了独立。当1980年津巴布韦在黑人民族主义领袖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的领导下成立，南罗得西亚地区的白人定居者才停止抵制民族解放运动。南非共和国，许多白人已经在此生存了几个世纪，于1994年放弃了种族隔离政策，承认由英明而极富魅力的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来领导。然而，即便是在今天，南非共和国仍在继续探索一条为黑人、有色人种(东亚人)和白人同时接受的道路。

相对于其在亚洲和北非执行的被误导的殖民政策，法国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帝国的统治就开明得多。法国不仅慷慨地放弃了黑人殖民地，还有意识地在黑人精英心中培养了一种“法国性”的观念，并欣然为刚独立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因此，法国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一直有很深的影响。

谢选骏指出：什么叫做“第三世界”？

佚名网文《第三世界》报道：

第三世界（英語：Third World）通常指亞洲、非洲、中南美洲的發展中國家；其所指涉的國家和地區，雖然沒有絕對明確的界定，但一般指一些在政治、經濟、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比較落後的國家和地區。大眾文化中，因對三種世界定義缺乏認識，而任意泛用第三世界一詞，去指稱世界上發展落後、甚至是蠻荒狀態（如傳染病肆虐、巫覡與私刑氾濫）的地區，帶有強烈的貶意。

傳統觀點是將世界諸國區分為第一世界：資本主義陣營的西方國家、第二世界：共產主義陣營的東方國家，以及第三世界：發展中的南方國家。

不同觀點下的第三世界定義

冷戰下的意識形態區別

「第三世界」的說法最先由經濟學家Alfred Sauvy於1952年8月14日的法國雜誌《新觀察家》中提出；原本是指法國大革命時代的「第三階級」；後被引申來描述冷戰時期，一些在國際政治上傾向中立，而經濟發展較為落後的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

這種說法，係從冷戰背景下的意識型態區別着眼。「三個世界」的概念逐漸流行之後，一般即以「第一世界」指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集團，包括英國、西德、加拿大、法國及日本、等；而以「第二世界」指稱當時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集團國家（主要集中在東歐），如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此外，幾乎所有的不結盟運動成員國都自認屬於「第三世界」──即使這些國家多數帶有社會主義傾向，或對源自西方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懷有疑慮；相反的，一些不結盟的發達國家也屬於「第三世界」，例如愛爾蘭。

此外，若從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觀點出發，因這類國家數量佔世界多數，故有稱其為「主體世界（The Majority World）」的說法。

毛澤東的全球戰略觀點

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在1974年2月22日同贊比亞總統卡翁達的談話中曾提出：「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此一定義，與最先流行的──着眼於冷戰框架下意識型態區別的說法──採取完全不同的觀點，而後稍微做了修正。

毛澤東着眼於當時國際戰略局勢下的權力分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一個工業化程度較低、相對弱勢的大國──反對美蘇「超級強權」的觀點出發，對所謂的「前兩個世界」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定義。在毛澤東的說法裏，「第一世界」是美、蘇這兩個稱霸世界的超級強權；「第二世界」則是擁有較強經濟實力的工業化國家。在1970年代初期的全球戰略背景下，中國大陸自居「第三世界」。

1955年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以及發端於1960年代的不結盟運動和七十七國集團是「第三世界」集團意識成形的三大里程碑。亞非會議着重去殖民化，不結盟運動標榜政治中立，七十七國集團旨在促進「南方國家」間的經濟合作，大致勾勒出「第三世界」概念的幾個主要面向。

現代的國家發展綜合性指標

今日流行的「第三世界」概念，大致上即為在國際政治經濟研究的「世界體系理論」當中，被歸類為屬於「半邊陲地帶（the semi-periphery）」或「邊陲地帶（the periphery）」的那些國家。這類國家在地理上大多處於「工業化國家」的南邊，因此常被以「南方國家（The Southern Nations）」加以泛稱。就發展經濟學的角度而言，這類國家包括被稱為「開發中國家」及「最不發達國家」的那些經濟體──這是相對於「發達國家」，例如美國、日本、德國等而言。

冷戰後，「第三世界」主要指那些以綜合發展程度評價的較落後的國家──例如依照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排名，名次較後的國家──不論他們採取何種意識型態或具有何等的戰略重要性。

在一份世界銀行發表的「世界各區域每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佔『第一世界』同項數字的百分比」的統計報告中[1]，所指涉的「第三世界」包括「除了南非以外的次撒哈拉非洲地區」、「拉丁美洲」、「西亞及北非」、「南亞」、「中國及日本以外的東亞」等區域；該報告對於俄羅斯進行了特別的劃分。

此外，印度、巴西、土耳其、墨西哥、南非、泰國、馬來西亞，以及若干波斯灣產油國等，由於其較大的經濟規模，或者較突出的出口成績，在第三世界的發展競賽中顯得格外搶眼。

附註

 引用自Giovanni Arrighi論文，收錄在Ino Rossi編，「Frontiers of Globalization Research」，將於2007年一月出版，頁35。

 報告中所指涉的「第一世界」，包括「北美洲」、「西歐」、「南歐」、「澳大利亞及新西蘭」，以及「日本」等區域或國家。雖未提及「第二世界」，然而俄羅斯──作為一個工業基礎雄厚、經濟規模龐大，但苦於社會混亂和轉型症候的大國──以及其他同樣面臨轉型壓力的（前）共產國家，它們既不同於第一世界，也不屬於第三世界；由此觀之，本文所介紹的第一種定義中的「第二世界」實尚未完全消失，而是以不同於冷戰時期的方式與第一世界互動。若以全球戰略地位或人類發展指標加以衡量，這類國家中大多數的狀況，亦都介於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之間。

谢选骏指出：看来，第一世界就是“资本帝国主义”，第二世界就是“社会帝国主义”，第三世界就是“帝国主义的跑马地”。第三世界如何兴起？变成资本帝国主义或者社会帝国主义。那时候，全世界就统一了。而且根据历史力学的算计，未来统一全球的，大概率地位于现在的第三世界，属于秦国与罗马那样的野蛮实体。

【39、残废的《大国兴衰》】

《大国兴衰与更替的密码——<大国的兴衰>揭示的世纪性规律》（2019-06-13 人民论坛 孟庆龙）报道：

摘要：“领先国家的相对力量从来不会一成不变”，历史上还未曾有哪个大国能够永久维持霸权。面对“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大国关系、国际秩序、地区安全、社会思潮、全球治理都在经历深刻调整，世界再次处于何去何从的重大关口。我们会发现，大国的博弈正在精彩地进行，而“大国兴衰”的命题已经过时。这是因为，历史发展到今天，大国的兴衰交替、你输我赢是不会有出路的，不小心就会导向毁灭的深渊。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因其《大国的兴衰》对500年来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和兴衰史作了极具特色的论述而蜚声于世。他审视世界历史变迁的宏大视野及分析大国更替规律的辩证方法一直受到广泛推崇。

“大战略”及大国更替的历史规律

“领先国家的相对力量从来不会一成不变”，历史上还未曾有哪个大国能够永久维持霸权。

肯尼迪对于大国历史考察最大的亮点应属《大国的兴衰》中贯穿始终的“大战略”。他以宽广、宏大的视野，对世界上不同时期出现的诸大国一并进行了考察，讨论涉及国际体系、政治架构、军事力量以及作为重头戏的经济实力的对比，为人们观察世界历史和国际事务的演变提供了独特视角。他把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关系转圜置于全球格局之下进行整体、综合分析，通过对翔实史料的比较分析研究，总结出诸多历史性结论，提出“世界从未静止不前”，大国兴衰的历史永远不会停止，“领先国家的相对力量从来不会一成不变”，历史上还未曾有哪个大国能够永久维持霸权。

此后的历史也作出了诠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戛然解体，作为继承者的俄罗斯如今虽主要靠军事实力勉在强国之列，但GDP早已跌出前十；自1972年后GDP长期稳居世界第二的日本在2010年即被中国强势超越，且差距越来越大；位居世界第一、二位的美国和中国，GDP差距在逐渐缩小。循此观之，当今虽有美国政要、学者高喊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美国“永远第一”，并竭力证明其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正当性、合理性，但美国真能“永葆青春”，成为世界历史发展大势中的“例外”吗？

之后，肯尼迪又在其1991年主编的另一部力作《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中把《大国的兴衰》中提出的“大战略”在概念上进行了扩展。它对各个历史时期主要强国的大战略进行了考察，将战争与和平问题置于广泛的历史视野之中详加解读和分析，指出大战略不仅适用于战时，也适用于平时，而无论平时还是战时，大战略的目的与手段之间须保持深思熟虑的平衡，国家资源、外交、国民士气与政治文化、决策者的个性和判断力等一系列非军事因素也是影响大战略实施的重要方面。这被认为近乎里程碑式地代表了大战略思想在当时的重要发展，对于人们了解过去、认识和思考现在与未来大有裨益。

肯尼迪另一个颇吸引人的论点是关于对中国的战略分析和预测。《大国的兴衰》预言了中国的崛起，中国在此书中的被关注度远超此前西方学者笔下的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著作，更使众多中国读者为之心醉。肯尼迪认为，中国处于世界大国中最有利的位置，拥有最为连贯的“大战略”，断言中国的经济改革将转化为更强的政治实力。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肯尼迪的独到眼光。

从经济破译大国兴衰的密码

大国兴起，起于经济发展、科技发达以及伴随而来的军事强大和对外扩张；同理，强国衰微，亦因国际生产力重心转移，本身过度扩张逼使庞大预算被用于军事而非经济。

肯尼迪一直很重视经济在大国兴衰过程中的作用，认为经济实力决定军事实力和国际地位，着重从经济基础的层面来破译大国兴衰的密码。他在《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1976年成书）中，从国内外、经济、政治和战略等诸多方面解析了海洋霸主大英帝国自17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鼎盛”和“衰落”的过程、机制和原因，揭示了英国海权兴衰与经济密不可分的联系。《大国的兴衰》重墨阐释经济对于大国实力和地位的重要性以及经济与军事力量对比对大国兴衰的重要影响，突出经济在国家争霸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通过对500年来大国兴衰史的梳理和分析提出：国家的强盛与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相关；大国相对的经济实力与地位，与其相对的军事实力与大国地位密切相关联；大国之兴衰，最终、更重要也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是相对于他国的经济实力。大国兴起，自然起于经济发展和科技发达以及伴随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扩张；同理，强国衰微，亦因国际生产力重心转移，本身过度侵略扩张迫使庞大预算被用于军事而非经济，一方面造成经济和科技相对衰退落后，另一方面也因军力扩张和经济增长出现不平衡，最终被过高的军事开支拖垮。

美国自19世纪末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为超级大国，冷战结束后独霸全球，一路顺风顺水。然而，它将作为经济最重要基础部门的制造业大量迁至国外，以为可以靠控制中高端技术、强势美元和超强武力来维持霸权。于是，我们看到，战后美军几乎打遍了全球，致使军事开支节节升高，多年来美国军费一直高居世界第一。如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军事预算为6045亿美元，约占其GDP的4％，2018年猛增至6920亿美元，2019年的军事预算增加到创纪录的7160亿美元，军费比其之后的9个国家的总和还要高。军费猛增导致债务快速增加。从1776年建国到1980年里根上台，两百多年里美国政府债务总和还不到1万亿美元，但2016年特朗普胜选时债务已达20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国民生产总值（17万亿美元）。美国军事费用不断扩大使得军事与经济的不平衡愈发严重，如2018财年财政收入差不多有20%用于军费（中国同期的财政收入用于军费的不到10%）。再加上军事建设代价高昂，战争即“烧钱”，美国在世界各地轻则航母巡弋，中则导弹袭击，重则甚至发动战争，此等高昂开支究竟能维持多久？当年，奥巴马总统宣称美国还要领导世界100年，基辛格豪言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不会逐步开放或调整。这个国家给自己定下的高大上目标与其本身的经济能力是否匹配？此类问题尽可在《大国的兴衰》中找到些许答案。

美国的相对衰落是不争事实

从1945年前后以来，美国一直处于相对衰落的趋势，已无法恢复昔日荣光，原因众说纷纭

肯尼迪对历史上大国兴衰的考察，落脚点就是美国。作为一个本土作者，肯尼迪不仅以辩证方法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国家之间的相对地位，较为客观地看待世界历史的重大变迁，更难得的是尖锐指出了美国已走向相对衰落。《大国的兴衰》中最著名的观点之一即美国已走向衰落，此点争议最大。肯尼迪断言：通过大量史实论证，虽然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美国从经济、军事看仍是世界一流国家，但因重蹈西、荷、法、英等覆辙的危险——“帝国的过度扩张”，将变成一个精力耗尽的国度，最终也难逃历史宿命，其力量不可避免地衰落，主宰世界的局面已一去不返。此书出版时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年，肯尼迪清晰阐明这一理论在美国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此论断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支持，不但历史学界，就连霸权周期理论、霸权转移理论、霸权代价理论、利益集团政治理论等各种在西方学术界颇为流行的观点，也都指向美国走向相对衰落的趋势。肯尼迪的这一论点此后从未改变过，他2008年时还坚持认为美国在走下坡路，2009年初仍称美国已无法恢复昔日荣光。

从历史实践来看，肯尼迪关于美国已步入相对衰落的评判基本正确，但也遭到多位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高官的批判。学者中最具分量的批评来自约瑟夫·奈，他认为“衰落论”言过其实，肯尼迪和其他“美国衰落论”者夸大了诸如苏联、中国、日本等这些“霸权挑战国”的力量潜能。还有美国学者认为那个年代谈论美国衰落、美国世纪的终结有些为时尚早。应该指出的是，“美国衰落论”非肯尼迪的发明，但在《大国的兴衰》推出后即被高度聚焦，此书出版时正值美国刚从20世纪80年代初“熄灭的火山”升至“早晨”、“已经高高站起”，因此在美国国内有人非议和提出批评就不足为奇了。《大国的兴衰》的出版，令20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因石油危机、美元危机爆发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冲击在美国学术界初现的“美国衰落论”在世界上风行一时。

进入21世纪后，有关美国是否衰落之争的背景是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中处于进退维谷之地，2008 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使此论再掀高潮。上述“遭遇”给美国社会带来了较大冲击。显而易见的是，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美国“世界老大”的地位已然下降很多。美国确实无法重返20世纪90年代的巅峰地位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只是对于下降趋势的程度和原因众说纷纭。时至今日，美国是否已走向衰落仍然是史学界和国际政治学界热议的话题。

从世纪性规律看当今世界之大变局

纵观30多年来的大国关系，经济的重要性丝毫未减，科技与经济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随着世界经济重心逐渐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对中国的防范和打压必然加重

肯尼迪在带着读者从500年历史中寻找答案的同时，没有把目光停留在历史上，而是透过历史眼望未来。他认为世界处于不断运动发展之中，故而没有附和西方主流学者极力辩护的“资本主义永恒”的陈旧主题，断言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永远保持其领先于其他所有国家的优势地位。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肯尼迪在当时美国经济强劲复苏、实力对比明显优于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形势下，仍坦然而明确地提出美国等西方国家走向衰落，中国正向前跃进、崛起将成为世界发展的总趋势的论述。这不仅体现了肯尼迪整体看待全球格局的独特视角和进行全局分析的科学方法，更凸显其摒弃意识形态对立、从史实出发、探究并总结历史规律的求实理念和执着精神。即便《大国的兴衰》中一些言犹未尽的话题，以及作为“业余爱好”的多个欠准确甚至“谬误”的预测，也能够导引读者去做深度思考、提高研究的兴致和动力。肯尼迪在书中阐述的观点以及引发的种种评论，对于人们如何看待1985年以后的历史、特别是当今“世界之大变局”，提供了在宏大视野下审视并判断大国关系和国际格局极为有益的启迪。

关于经济和科技重要性的论述在当今世界更具重要意义。纵观30多年来的大国关系，经济的重要性丝毫未减，科技与经济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在大国的首要目标中，抢地盘、黄金、矿产和自然资源早已让位于对市场、技术、流通资本的竞争。当今大国之间，由于手中都握有足以毁灭对手的核武器，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很低，因而愈加重视经济和科技的较量。随着世界经济重心逐渐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对中国的防范和打压必然加重。

肯尼迪关于竞争而非闭关锁国是保持大国地位重要条件的论断将再次得到历史验证。他明确提出，国家间只有通过相互竞争才能保持活力，闭关锁国必然导致国家落后。竞争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可以促使国家为提高国际地位和话语权不断改进技术，增强经济实力，同时也会促进国内政治和经济体制不断改革和完善。30多年来，日益深入的经济一体化已经将各国紧密连在一起，大国如果过分打击、威胁对手，最后也只能将自己拖入无底黑洞。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和技术变化不平衡对大国兴衰的影响在减弱，政策选择和自由竞争的国际市场等无形力量影响在增强。然而，作为“世界老大”的美国，不但无视或故意忽视肯尼迪总结的历史规律，而且傲慢、任性、变本加厉地逆向而行，其大国“LOGO”从“美国例外”发展到“美国第一”，再到“美国永远第一”，只追求目的，不在乎手段，只要对己有利，一切国际法、国际规则、契约协议，誓言承诺、伦理道德都可以全然不顾。如此继续，美国的大国地位还能够保持吗？

大国的博弈正在进行，而“大国兴衰”的命题已经过时

历史发展到今天，大国的兴衰交替、你输我赢是不会有出路的，合作共赢才是正道

历史从未像今天这样，世界正进入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其特征是信息的聚合、传播、使用和分享，价值理念是信息分享和发展成果的普惠而非聚焦、囿于有限资源的控制、垄断和争夺，旧有的以集团利益、地区本位主义和表现为民粹主义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全球治理理念，将很难适应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治理挑战。正在蔚然兴起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势必深刻改变人类的历史，世界秩序、世界经济、世界军事将发生重大变迁。如果仍以传统理念和方式来维持大国地位、处理大国关系，受到的制约因素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想关起门来自我保护就会更加困难，代价会越来越大，成效亦会越来越小。

面对“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大国关系、国际秩序、地区安全、社会思潮、全球治理都在经历深刻调整，世界再次处于何去何从的重大关口。我们会发现，大国的博弈正在精彩进行，而“大国兴衰”的命题已经过时。这是因为，历史发展到今天，大国的兴衰交替、你输我赢是不会有出路的，不小心就会导向毁灭的深渊。

就在这个当口，中国提出了解决方案并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倡议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虽然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谋求的是民族的复兴，并无同他国争霸之心，也没有把“号令天下”作为发展的战略目标，相反，中国正在竭力为全世界提供共同向前的机遇，欢迎世界各国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认识到，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中美关系亦是如此，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遵循秉承这一理念原则，中美两个大国才有可能超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在合作中竞争而非争夺和对抗，在竞争中谋求发展，展现出大国之间“和平共处”及“共同进步”之光明前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

要论讲述世界历史上大国兴衰更替的原因和规律，迄今为止影响最为深远和持久的当属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和他的《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他不但在1987年携此书跃为作者、著作和论点“三炮齐响”、高度聚焦的重量级著者，而且在此后30年里当之无愧地成为最负盛名的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学家。《大国的兴衰》因其依据大量数据资料对1500年、特别是500年里大国兴衰的动因、演变规律及其影响独到、系统、宏大而富有哲理地娓娓道来，被译成20多种语言在世界多地一版再版，长销不衰。此书中译本1988年1月出版后深受中国读者欢迎，多次印刷、再版。肯尼迪迄今为止共撰写和主编了近20本著作，但名气均不能与《大国的兴衰》比肩，盖因此书揭示的世界性规律不但在历史研究中的学术地位难以被撼动，也给人们审视1985年（此书研究的下限）以后的历史以很大的启发，特别是今日世界局势之动荡、不确定因素之多、变局之大、前景之难料，远超作者和世人之想象。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的一个结论就是，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是世界变化的主要原动力，也是决定大国地位的主要因素。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比较有规律的现象，每一次科技革命总会伴随着一些国家的崛起。英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后崛起，德国、美国、日本在第二次科技革命后崛起，而肇始于美国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则同时伴随着德国、日本的再次崛起，同时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崛起成为世界一支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那么，循此观之，这次科技革命，世界格局、大国关系又会呈现怎样的图景呢？值得思考。

谢选骏指出：命运和这位“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学家”开了一个玩笑，他的运气可真太衰——《大国的兴衰》此书1987年出版，仅仅两年之后，共产主义阵营就在六四屠杀的疯狂刺激下，砰然倒地、土崩瓦解了。这就使得保罗·肯尼迪在1987年概括的“1500—2000年的500年”，变成为历史的残废。因为1987年之后的三四年，可是一个完全彻底的逆转胜——美国没有衰落，苏联倒在1991年为欧洲殖民主义又添一具尸体。

【40、《大国的兴衰》不知死活】

[保罗·肯尼迪：如果重写《大国的兴衰》]（2018-04-10 新华网天下人物）报道：

３５年前，保罗·肯尼迪首次接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聘书时，仅３８岁。３１年前，出版《大国的兴衰》时，他４２岁。

再过两个多月，肯尼迪将庆祝７３岁寿辰，虽华发萧疏，却毫无龙钟之态。近日，这位历史学家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在近两个小时访谈中，他始终保持思维敏锐，逻辑缜密。交谈中，学者的严谨底色鲜明——回答问题时先厘清概念再陈述看法，并援引史实为据。

肯尼迪生于１９４５年６月，家乡在英格兰东北部的沃尔森德，父亲是船坞工人。高中时，受历史老师激励，他开始对历史和全球大趋势产生兴趣。本科毕业时，他拿到纽卡斯尔大学历史系１１年来第一个一等生荣誉。系里教授鼓励他深造，于是他进入牛津大学，研究“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１９７０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在东英吉利大学谋得教职。１９８３年，他受聘于耶鲁，教授英国史。

肯尼迪年轻时出书很快，几乎每一两年就有一本著作问世，但《大国的兴衰》令他骤得大名后，出书速度明显慢了下来，间隔往往达六七年。

采访中，他告诉记者，他刚完成一本关于二战海军和海权史的新著，不久将出版。在史学领域，他最为深耕的是海军史，而后延伸至军事史、大国关系、“大战略”研究，由专而博的学术痕迹清晰。

《大国的兴衰》引发的轰动和争议，是他事先不曾料到的。问世３１年来，这本书已译成２３种语言在世界各地一版再版，销量达数百万册，为他赢得很多赞誉。

他以“大战略”眼光，把大国竞争置于全球格局之下进行整体分析，被认为开了先河。而他对史料的比较分析，不仅显示了扎实深厚的史学功底，也凸显了历史研究对洞察人类未来的巨大价值。

与此同时，各种批评也密集而至：“经济决定论”色彩太重，弱化了人、制度和文化因素；是“糟糕的预言家”，预言美国走向相对衰落，但上世纪９０年代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视角和叙述模式单一，脱胎于欧洲“均势”史学，理论方面缺乏深度和突破。

倘若重写此书，主要观点会否改变？有出版社约肯尼迪为《大国的兴衰》写一篇新的前言，他因此深思过这个问题，但答案是：书中主要观点“不需要改变”。

在他看来，５００年来大国兴衰的历史表明，大国相对的经济实力与地位，与其相对的军事实力与地位相关联；而大国之兴衰，最终、更重要、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是相对他国而言的经济实力；“大国的经济基础决定和影响着它的相对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包含金融和技术实力在内的经济力量是更加持久、更加重要的力量，超越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误解。

肯尼迪曾说，《大国的兴衰》能够风行，部分原因是时机“凑巧”。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对外黩武而忽视国内基础，因此面临衰落的风险。美国国内也正在对里根主义８年得失展开讨论。而在国际上，特别是当时经济快速增长的西德和日本，对这样一部剖析大国经济、军事和战略变迁对世界历史的塑造的著作也存在强烈兴趣。

一书成名好不好？肯尼迪说，当然好过无人关注，著作畅销也令他更加富裕。但从学者变成公众人物，他非常不适应，频繁的媒体采访令他疲惫，著作引发的争议亦非他始料所及。一度，妻子发现他深夜梦游，爬到家具上自言自语。

肯尼迪把自己定位为一名历史学家。在历史学家看来，导致历史后果的进程存在许多变数，存在太多不可预测因素。

此外，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辨析虚假信息和一面之词也非常重要。肯尼迪说，中美两国年轻人在辨析事实时，都应当自问：谁在提供事实和数据？提供了哪些事实和数据？要使用批判性思维分析问题。

这学期，肯尼迪为耶鲁低年级本科生开了一门关于二战起源的讨论课。他说，上世纪３０年代是国际危机的年代，日本侵华、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慕尼黑危机……他的学生都知道这些国际危机的终点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我告诉学生们，在这些危机发生时，那些决策者没有一个知道他们的决策会导致什么样的未来，”肯尼迪说，“别太自信能洞见未来。阿拉伯谚语说得好：准确预测未来的人，并不是聪明，而只是运气好。”

谢选骏指出：《大国的兴衰》的作者拒绝认错，说明他的著作其实也是不知死活。

《专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中俄走得越近，欧美就会越难受》（环球时报 张梦旭-2021-12/16）报道：

编者的话：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因其《大国的兴衰：1500年到2000年的经济变迁和军事冲突》一书而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在即将告别2021年之际，肯尼迪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以独特的视角阐述自己对国际形势、大国兴衰和中国发展的最新认识。谈到眼前的多极世界竞争，他认为欧洲更关注俄乌关系，美国则聚焦西太平洋和中国，因此，俄罗斯和中国走得越近，美国和西方国家就会越难受。肯尼迪还强调，中国领导层非常清楚，建设法治社会、保持经济稳定并努力与各国保持和平关系，是中国发展的一剂良方。

“内部问题太多，让美国变得越来越弱”

环球时报：今年是《大国的兴衰》出版33周年。听说有出版社希望再版并请您写一篇新的前言，您深思后表示这本书的主要观点不需要改变。为什么会这样肯定？

肯尼迪：我要向中国读者透露的是，明年我将致力于为该书做一些修订，主要是加上一个新章节，内容大概有60多页，反映过去30多年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我对未来世界走向的思考，同时介绍我最初写作这本书的原因。但该书的绝大部分内容将保持不变。我说这本书主要观点不会改变的意思是，该书主要讨论历史上大国的兴衰，这是一个政治和领土的故事，最终受到大国体系中每个国家的相对经济实力和技术力量的影响。因此，国家和帝国的兴衰取决于相对经济和技术实力兴衰的理论不会改变。当我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时，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非常有趣。在新版本中，我将讨论过去33年里，主要国家经济实力此消彼长导致的相对实力变化，以及未来国际秩序将走向何方。这是一个有趣的、有长远意义的话题。

环球时报：2008年您曾说：“我认为，单极世界只是一个很短暂的历史瞬间，未来将转向更加复杂的多极世界，如何寻找大国平衡将重新受到重视。我对中国崛起持积极观点，由于有许多经济利益，美中应该避免争论。”但从特朗普总统任期开始，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升级，直到最近拜登政府才有缓和迹象。您对大国关系之间寻找平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美国执政者和民主与共和两党的精英人士能听进去吗？

肯尼迪：当我使用“瞬间”一词时，实际上并不是指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而是指一个持续时间不太长的时期。在冷战结束初期，国际政治权力在不断变化和转移。美国开始削减其国防开支。与东亚经济体相比，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很快，因此其经济份额也在下降。所以，我认为，（二战结束后）我们大致经历了40多年的两极世界，然后是10年的单极世界，再到现在正稳步迈进的多极世界。正如我之前所说，世界上可能有四到五个经济强国。第二大经济体显然是中国，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GDP现在远超过日本，和欧洲整体上不相上下。但中国经济增速快于欧美，总量遥遥领先于另一个亚洲大国印度。在经济方面我没有提到俄罗斯，俄经济远逊于欧美、日本和中国，俄主要优势在于军事，尤其是远程导弹。

因此，在多极世界中，每个大国都应认识到，要通过外交手段与其他大国保持良好关系。中俄外交关系良好，在当前也有助于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对印度的外交工作也做得不错，印度与西方在合作同时同样有猜忌。中国与全球其他地区的关系，包括美、日、澳，可能还有欧洲，这两年来似乎波动更大、问题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明智的话，北京和华盛顿应努力与多极世界的其他参与者保持良好关系。

环球时报：您经常提醒大家，“断言美国开始衰落为时过早”。作为历史学家，您通过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

肯尼迪：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当你问一个美国普通民众关于“美国是否衰落”的问题时，他们所指的“衰落”通过源自对美国内部问题的观察。美国人非常关注犯罪、种族、环境等内部问题。只有当你问外交政策专家，像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教授和我，关于美国衰落的问题，我们会从大国力量对比的角度来回答。因此，我可以说，与中国和其他大国相比，美国并没有衰落，因为它在军事上仍处于领先地位。但我仍然能感觉到美国内部有很多问题，它正变得越来越弱。

绝大多数中国民众会感到，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各方面情况都在蒸蒸日上，尽管与美国相比，中国仍是第二大强国。但在美国，很多人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他们只是感受到美国内部问题很严重，种族问题严重、犯罪率激增等。所以很多美国人认为自身正在衰落。当你阅读民意报告时，大约70%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在走下坡路。这是从美国内部角度得出的结论，而不是大国相对实力。

“某种意义上说，冷战回来了”

环球时报：您对苏联解体怎么看？您曾表示，苏联解体是上世纪最大的“大国的兴衰”。目前，美国和一些国家是否又出现冷战氛围？

肯尼迪：苏联解体确实是人类在20世纪看到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大国兴衰。20世纪，我们也看到其他大国的崩溃，如1918年一战结束时，德意志帝国崩溃了、奥匈帝国崩溃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中东的统治也开始瓦解。但这些大国的崩溃都是由战争压力造成的。事实上，沙皇俄国的崩溃和苏联的成立，也是由战争推动的。纳粹德国、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和日本也都由于二战战败而崩溃了。

苏联解体为何如此特殊？因为它不是在战时发生的，而是由于苏联的内部弱点。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苏联的一些内部问题并试图挽救它，但他失败了。苏联解体的根源在于其内部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技术落后，这是唯一在和平条件下出现的大国崩溃。

关于冷战氛围的话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我仍然认为冷战随着苏联解体而结束。“苏东剧变”之初，国际社会普遍对冷战结束抱有很大期望，认为军备竞赛可以减少，东西方关系可以改善。但在当前，很多俄罗斯人对于苏联解体深感羞辱。他们在过去30年来一直试图再次恢复俄罗斯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这取决于俄罗斯和西方，特别是西方最主要的国家美国之间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冷战又回来了。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西欧，人们每天都会从报纸上了解到，“俄罗斯军队正在俄乌边境活动”“俄罗斯的潜艇和飞机在大西洋巡逻”。这看起来就像“愤怒的俄罗斯领导人正在推动与西方冷战的回归”。但普京总统是一位非常聪明和敏锐的政治家，他向中国展示友谊，并与中国合作，因为俄罗斯和中国走得越近，美国总统拜登和西方国家就会越难受。我们看到，中俄两国近年来越走越近。

环球时报：有关“中美竞争将定义未来世界格局”的说法，您同意吗？

肯尼迪：我认为，从拜登政府“大国竞争”角度来看，拜登下令美军撤出阿富汗是明智的，美国在这场战争中陷入了困境，当美国退出战争时，它实际上是加强自己，而不是削弱自己。这使得拜登和他的顾问们能更多关注东亚和应对中国。不过，如果俄乌关系进一步紧张，将使美国的注意力重新转向欧洲，并提醒美国人：“俄罗斯对美国是多么的嫉恨和敌对”。如果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发展，那么你会看到，拜登政府可能会试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这是世界上两个可能存在竞争的领域：一个是欧洲国家关注的乌克兰，另一个是美国聚焦的西太平洋、中国南海和台湾地区等。如果乌克兰局势保持平静，美国就能够在东亚投入更多资源。

“中国发展的一剂良方”

环球时报：您怎么看中美实力对比？

肯尼迪：从很多角度来衡量，如经济总量、国防预算、军事规模等，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在当今世界，还有许多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正在快速增长。如正在崛起的中国、实力有显著增长的印度，以及欧盟和日本等。

大约20年前，美国的经济规模可能是中国八九倍。现在，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小，虽然中国还没有超过美国，但美国对此感到很忧虑。美国在军事和高科技领域依然占有优势地位，依然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强国。但中国与美国在这方面的差距也已经缩小，中国在导弹技术研发、海军舰艇制造上都投入大量资金。中国正在建造更多现代化的护卫舰和驱逐舰，（美国国会报告和媒体还一直说）中国建造第三艘、第四艘航母，那样的话中国将拥有世界上第二大航母舰队。而美国航母大多非常陈旧，有的已无法使用。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即将超越美国，但两国实力上的差距正在逐步减小。

环球时报：您如何评价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情况？

肯尼迪：我认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做得很好，中国专注于稳定的经济增长和国内投资，稳步提高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避免与他国的战争和冲突，保持经济政策和法治（建设）的稳定与可预测性。我记得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有三点能帮助一个国家从极度贫困走向极度繁荣和富裕：一是良好的治理；二是平衡预算和政府支出；第三是避免战争。我认为中国领导层非常清楚这一点，建立一个可靠的、可预测的法治社会，保持经济状况的稳定，并努力与各国保持和平关系。这对于中国发展是一剂良方。

“想控制亚洲的国家最终都会后退”

环球时报：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现在都被认为是美国衰落的原因。回过头来看，美国为什么没有避免相对衰落的发生？

肯尼迪：人们对衰落和失败有不同看法。当我使用“大国兴衰”一词时，我想到的不是一场战争或地区冲突，而是美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力量。在21世纪，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已下降很多。我认为，美国政府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耗费如此多的军事力量和精力相当不明智。美国花费很多金钱、牺牲很多生命，却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其政治意图，美国无法赢得在阿富汗山区的作战，也没有在阿政治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伊拉克同样如此。美国本来可以不发动和参与这样的战争。

美国在军事方面可以非常强大，同时拥有有竞争力的经济和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在远离本土的亚洲赢得一场大战。每一个试图从外部控制亚洲的国家最终都会后退。苏联试图进入阿富汗，事实证明这在军事上太难了。法国人试图控制河内，控制法属印度支那，这让他们筋疲力尽，最后也退缩了。美国试图在越南打一场大战，有一段时间美国在越南有50万军队，同样未能奏效。最近的阿富汗战争也是如此，亚洲在军事上太难征服了。

环球时报：您认为未来亚洲将会呈现什么样的格局？

肯尼迪：中印显然将会是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如果印尼沿着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也将成为一个重要国家。日本将继续作为一个经济和技术大国。我认为亚洲问题很有趣，不可能只有一个国家控制亚洲，因为它太大了。

谢选骏指出：这个肯尼迪不仅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邓小平的门徒——谢选骏指出：这人不仅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邓小平的门徒——只要大权在握，就要拒绝认错，反正横竖有理，就能瞎眼嬴利。

（另起一页）

【附录】

【《大国的兴衰》选评】

（另起一页）

【《大国的兴衰》选评】

霸權興衰史

副標題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原名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作者 保羅·甘迺迪

譯者 張春柏、陸乃聖（繁體中文）

陳景彪、王保存、王章輝、余昌楷（簡體中文）

類型 書面作品[*], 精裝書

語言 英語

主題 國際關係-研究

發行情況

出版機構 美國 蘭登書屋

中華民國 五南圖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時間1987年

《霸權興衰史：1500至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英語：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中國大陸作《大國的興衰：1500年到2000年的經濟變遷和軍事衝突》，台灣作《霸權興衰史：1500至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是英國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1987年首次出版的書，探討了1500年到1980年間大國興衰的政治和經濟等方面，並預測了中國、日本、歐洲經濟共同體、蘇聯和美國在20世紀末的發展。

本書是保羅·甘迺迪最為著名的著作，1987年蘭登書屋第一版677頁，出版後成為暢銷書，並被認為是對大國史最為綜合的論述。該書於1989年再版，704頁。

漢譯本

1995年五南圖書出版繁體中文版《霸權興衰史：1500至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張春柏等譯。

2006年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簡體中文版《大國的興衰：1500年到2000年的經濟變遷和軍事衝突》，陳景彪等譯。由於譯者認為作者對國際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存在曲解，對馬克思理論和實踐態度偏激，因此對此書進行刪節，並未提到刪節部分。

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500年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

 ［美］保罗·肯尼迪

谢选骏指出：也许由于过早出版，这本书不得不缺少了一章，缺少了二十世纪的最后的决定性一笔——社会帝国主义阵营瓦解。既然如此，保罗·肯尼迪就不该扯到“1500—2000年的500年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而应该实事求是地写个“1500—1980年的480年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以此见证其后的二十年间的天翻地覆，是如何出于他的预料之外。否则呢，他就会多等几年，再来做个历史总结。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

一　明代中国

二　穆斯林世界

三　两个特例：日本和俄国

四　“欧洲的奇迹”

第二章　哈布斯堡家族争霸（1519-1659）

一　角逐的目标与纪年

二　实力与弱点

三　国际较量

四　战争、金钱和民族国家

第四章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815-1885）

一　欧洲之外

二　英国充当霸主？

三　“中等强国”

四　克里米亚战争和俄国的衰落

五　内战与美国

六　德国的统一

七　结论

第七章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843-1980）

一 “超级力量的正确使用”

二 新的战略态势

三 冷战与第三世界

四 两极世界的解体

五 变化中的经济格局（1950-1980）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

16世纪初期，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东方帝国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却深受中央集权制之害。

公元1500年被许多学者当作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线，这个时候欧洲的居民们绝对看不出他们的大陆即将统治其余的大部分地球。当时人们对东方伟大文明的知识是支离破碎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这些知识主要来源于旅行者的故事，他们在重述这些故事时常常添油加醋。 

尽管如此，许多人对拥有神话般的财富和庞大军队的广袤的东方帝国的想像，还是相当准确的。当初次接触这些社会时，它们必定显得比西欧的人民和国家得天独厚。的确，若拿其他重要文化和经济活动中心同这些社会比较，欧洲的相对弱势就比其实力更加明显。首先它既不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地区，也不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印度和中国对它们在这两方面的地位都引以为自豪。从地缘政治学方面讲，欧洲“大陆”的形状隐含着困难和危险，它的北部和西部与冰天雪地和大海相连，东面容易招致频繁的陆路入侵，而南面则易受到战略包围。在1500年及以前很长时间和在这以后，这些都不是抽象的想像。仅仅8年以前，西班牙最后一个穆斯林地区格拉纳达才向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军队投降，但这仅表示地区性战役的结束，而不是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军队之间更大规模战争的结束。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所造成的震动，仍然笼罩着大部分西方世界，这一事件似乎孕育着更多的东西，因为它绝不表明奥斯曼土耳其人向前推进的极限。到该世纪末，他们已夺取了希腊和伊奥尼亚群岛、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尔干半岛其他大部分地区。到16世纪20年代，情况变得更糟，当时可怕的土耳其军队迫近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在南部，奥斯曼的战船袭击意大利港口，教皇开始担心罗马可能很快就会遭受君士坦丁堡的命运。

虽然这些威胁似乎是穆罕默德二世苏丹及其继任者们新领导的一个整体性大战略的一部分，但欧洲人的反应是分散的、时断时续的。不像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也不像莫卧儿王朝不久在印度建立的统治，从来没有一个各部分都承认一个世俗领袖或宗教领袖的统一欧洲。不，欧洲是一些小王国和公国、边境贵族领地和城邦的大杂烩。在西方出现了一些比较强大的君主国，主要是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但没有一个国家能摆脱国内紧张状态，而且每个国家都把其他国家看成竞争对手，而不是反对伊斯兰世界的盟国。

同亚洲的伟大文明比较起来，也不能说欧洲在文化、数学、工程学或者航海和其他技术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总之，欧洲文化和科学遗产的相当大一部分是从伊斯兰世界“借用”来的，恰如穆斯林社会几百年里通过通商、征伐和殖民从中国借用一样。回顾历史，你可以看到，到15世纪末，欧洲在贸易和技术方面的发展加快了。然而，或许最恰当的一般评价应是：在这前后每个大的世界文明中心都处在大致相似的发展阶段，有些文明中心在一个领域先进一些，而在别的领域却要落后一些。奥斯曼帝国、明朝时期的中国，稍后是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北印度和欧洲国家体系及其俄国人旁支，在技术上，因而也在军事上要比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分散的社会先进得多。虽然这意味着1500年的欧洲是最重要的文化实力中心之一，但绝对看不出有一天它将出现在顶峰。因此在研究欧洲兴起的原因以前，有必要考查其他竞争者的实力和弱点。

谢选骏指出：正是这种分散性赋予欧洲以技术上的先进；而大一统只会扼杀科学与技术的发展。

一、明代中国

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它有众多的人口（在15世纪有1亿～1.3亿人口，而欧洲当时只有5000万～5500万人），有灿烂的文化，有特别肥沃的土壤以及从11世纪起就由一个杰出的运河系统连结起来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并且有受到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这些使中国社会富于经验，具有一种凝聚力，使外国来访者羡慕不已。的确，这个文明受到蒙古游牧部落的严重破坏，并且在忽必烈汗的入侵以后被蒙古人统治着。但是，中国惯于同化征服者而不是被后者同化，当1368年出现的明朝重新统一帝国并最后打败蒙古人的时候，许多旧的制度和知识都保留下来。

对于受教尊重“西方”科学的读者来说，中国文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必定是其技术上的早熟。中国11世纪就出现了活字印刷，不久就有大量书籍。商业和工业受到开凿运河和人口压力的促进，同样很发达。中国的城市要比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大得多，商路也四通八达。纸币较早地加速了商业的流通和市场的发展。到11世纪末，中国北部已有可观的冶铁业，每年能生产大约12.5万吨铁，主要为军队和政府所用，比如，100万人以上的军队是铁制品的一个巨大市场。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生产数字要比700年以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还多!中国也许是第一个发明真正火药的国家，而且在14世纪末明人曾用大炮推翻蒙古人的统治。

对中国文化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了解以后，再听到中国人已转向海外开发和贸易也就不足为奇了。指南针是中国人的另一发明，他们有些平底帆船同后来西班牙的大帆船一样大，而与印度和太平洋诸岛的贸易，从潜力上说与往返大漠商路的贸易一样有利可图。许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在长江进行过水战。13世纪60年代，为了征服宋朝的船队，忽必烈汗强迫建造他自己的大战船队，装备发射投掷机械。14世纪初期，沿海谷物贸易兴旺发达。据记载，1420年明朝的海军拥有1350艘战船，其中包括400个大型浮动堡垒和250艘设计用于远洋航行的船舶。这样一支力量还不包括许多私人经营的船舶，但后者同海军比起来显得黯然失色。这些私人经营的船只那时已经在与朝鲜、日本、东南亚，甚至东非进行贸易，并为中国国家带来收入，因为国家试图对这种海上贸易征收捐税。

最有名的官方海上远征，是1405年和1433年间海军将领郑和进行的七次远洋航行。这支船队有时由数百艘船舶和数万人组成，遍访从马六甲和锡兰到红海口和桑给巴尔的各个港口。一方面他们向顺从的地方统治者馈赠礼品，另一方面强迫桀骜不驯的统治者承认北京的朝廷。曾有一艘船带着长颈鹿从东非返回，以取悦中国皇帝；另一艘船带回了一个锡兰首领，因他极不明智，竟不承认天子的最高权力（但是应当指出，中国人从不曾抢劫和杀戮，这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入侵印度洋的欧洲人不同）。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可以告诉我们的关于郑和船队的规模、实力和适航性（有些大宝船看来大约有400英尺长和1500吨以上的排水量）来看，他们或许在航海家亨利的探险开始热心地向休达以南推进之前好几十年，就可以绕过非洲并“发现”葡萄牙。

但1433年中国的远征是这条航线的最后一次，3年以后一项皇帝诏书禁止建造海船，再以后一项专门敕令竟禁止保存两桅以上的船舶。此后船队船员受雇于大运河的小船。郑和的大战船被搁置朽烂。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诚然，这项决定有一种似乎有理的战略原因。帝国北部边疆再次遭受蒙古人的威胁，把军事资源集中到这个比较脆弱的地区或许是谨慎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强大的海军是一种耗资巨大的奢侈，无论如何，中国尝试过的南下向安南（越南）的扩张被证明是徒劳的，而且代价很高。但当后来收缩海军的弊端已经显露出来以后，看来仍未重新考虑过这个颇为有理的论据。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沿海，甚至长江沿岸的城市不断遭到日本海盗的袭击，但没有认真重建帝国海军。甚至葡萄牙船队在中国沿海的反复出没也未能使当局重新估计局势。达官贵人们推理说，陆上防御就够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中国臣民所进行的一切海上贸易不是都没有禁止吗？

因此，除去新涉及的耗费和其他起抑制作用的因素外，中国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孔子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这一保守性在明朝时期因对蒙古人早先强加给他们的变化不满而加强了。在这种复辟气氛下，所有重要官吏都关心维护和恢复过去，而不是创造基于海外扩张和贸易的更光辉的未来。根据孔子学说的行为准则，战争是一种可悲的活动，而军队只有在担心发生蛮族入侵或内乱时才有必要。达官贵人对军队（和海军）的厌恶伴随着对商人的疑虑。私人资本的积累、贱买贵卖的做法、暴发户商人的铺张阔气，都冒犯了这些权贵士大夫，几乎如同他们激起了劳苦大众的不满一样。虽然达官贵人们并不想完全停止整个市场经济，但经常通过没收商人的财产或禁止他们经商来干涉个别商人。中国民间进行的对外贸易，在达官贵人们的眼里必定显得更加令人疑虑，这仅仅是因为外贸较少受他们控制。

对商业和私人资本的厌恶与上述大量技术成就并不冲突。明朝重建了中国万里长城，发展了运河系统、制铁业和御用帝国海军，因为官吏们上奏皇帝说，这些都是必须的。但这些事业才刚刚开始就受到忽视。运河听任淤塞，军队经常缺乏新的装备，天文仪器（约建于1090年）缺乏管理，铁工场被废弃。这些不仅仅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印刷仅限于学术著作，没有用于广泛传播实际知识，更很少用于社会批评。纸币的使用被中止。中国城市从来也不容许西方城市所享有的自治；没有真正意义的中国自治市民；一旦皇宫迁址，帝都亦随之迁移。然而得不到官方的鼓励，商人和其他企业家就不能兴旺起来。即使那些发了财的人也宁可把钱用于购置土地和兴办教育，而不情愿投资发展基础工业。同样，禁止海外贸易和海洋渔业，更消除了刺激经济持续发展的另一潜在因素。尽管在以后几个世纪里，受官方控制的（虽然无疑会有许多逃避监督的）与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奢侈品贸易之类的对外贸易还是存在。

结果，明王朝时期的中国与400年前的宋王朝比起来，活力和进取精神都大为逊色。明朝时期农业技术的确有所改进，但即使这种比较集约化的农业和对边沿土地的开发利用也很难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中国的人口增长仅仅受到马尔萨斯所说的瘟疫、洪水、战争等方式的制约，而这些灾害是很难预测的。甚至1644年以后满人取代明朝也未能停止这种持续的相对衰落。

一个最后的细节可以概括这段历史。1736年，即（英国）亚伯拉罕·达比在科尔布鲁克德尔的铁工场开始出名的时候，河南和河北的鼓风炉和炼焦炉已被完全废弃了。而这些炉子的规模在征服者于哈斯丁斯登陆以前就已经很大了。这下子它们要等到20世纪才会重新恢复生产。

谢选骏指出：明朝的技术发展不如宋朝的原因，在于大一统的皇帝权力扼杀了社会升级。

二、穆斯林世界

还在16世纪初第一批欧洲航海家访问中国的时候，虽然对它的面积、人口和财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或许已经看出这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那时对奥斯曼帝国当然还不能这样说，它当时正处在扩张的中间阶段，由于离基督教世界的后院比较近，因此对后者更具有威胁性。从更大的历史和地理背景来看，大概可以这样说，事实上穆斯林国家在16世纪就形成了世界事务中发展最迅速的力量。不仅奥斯曼的土耳其人在向西推进，而且波斯的萨非王朝也正经历着国力和文化的复兴，特别是在伊斯迈尔一世（1500—1524年在位）和阿拔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时代；一系列强大的穆斯林汗国仍然控制着经喀什噶尔和吐鲁番到中国的古代丝绸之路，这与诸如博尔努、索科托和廷巴克图等一系列西非伊斯兰国家不同；爪哇的印度教帝国在16世纪早期就被穆斯林势力推翻了；而喀布尔国王巴布尔则从西北部通过征服者的道路侵入印度，于1526年建立莫卧儿帝国。虽然最初对印度的统治并不稳固，但后来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顺利地巩固了这个帝国，他开创了西起俾路支东到孟加拉的北印度帝国。在整个17世纪，阿克巴的继任者们继续往南向信印度教的马拉特人推进，这正好是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海上侵入印度半岛的时候，然而后者的规模要小得多。在穆斯林发展的这些非宗教的成功之外，还需加上非洲和印度穆斯林信徒的大量增加，与之比较起来，基督教传教团的劝教活动就显得黯然失色了。

但对近代早期欧洲来说，最重大的穆斯林挑战，当然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难以对付的军队和那个时代最好的围城训练。还在16世纪初以前，他们的领地已从克里米亚（在那里他们窜犯了热那亚人的商业据点）和爱琴海（在那里他们夷平了威尼斯帝国）延伸到利凡特。至1516年，奥斯曼军队夺取了大马士革，次年入侵埃及，他们用土耳其火枪摧毁了马穆鲁克军队。这样，他们在封锁了印度通往西方的香料之路以后，溯尼罗河而上并通过红海推进到印度洋，在那里遇上了葡萄牙人的入侵。如果这也烦扰了伊比利亚船员的话，那么同土耳其军队给东欧和南欧的王公和人民造成的恐怖比较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土耳其人已经占有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并在瓦拉几亚和整个黑海沿岸有决定性影响；但在向南攻击埃及和阿拉伯以后，在苏里曼时期（1520—1566年）对欧洲的压力重新开始。这些年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东方堡垒匈牙利再也不能阻止土耳其的优势军队了，它在1526年莫哈奇战役之后受到蹂躏，而1526年恰好是巴布尔在巴尼伯德获得胜利的一年，通过这一胜利他建立了莫卧儿帝国。是否整个欧洲不久都要走北印度的道路呢？因为在1529年土耳其人已包围了维也纳，在有些人看来这似乎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那时阵线已在匈牙利北部稳定下来，神圣罗马帝国从而得以保存；但以后土耳其人仍构成经常的危险并施加从来不能完全忽视的军事压力。甚至到了1683年，他们再度包围了维也纳。

奥斯曼海军的扩张在很多方面几乎同样令人惊恐。土耳其人像中国的忽必烈汗一样，发展海军只是为了攻下四面环海的敌人要塞，君士坦丁堡就是这种情况，穆罕默德苏丹曾用大战船和几百艘小船对其进行封锁，协助1453年的攻城。此后强大的战船队曾被用于横穿黑海的战役，用于往南向叙利亚和埃及推进，以及为控制爱琴群岛、罗得岛、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而同威尼斯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在16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威尼斯、热那亚和哈布斯堡的战船队都避免与奥斯曼的海上势力接近；但到该世纪中叶，穆斯林的海军在整个北非沿海都很活跃，他们常常袭击意大利、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并且最后于1570—1571年攻占塞浦路斯，直到勒班陀战斗发生才受阻止。

当然奥斯曼帝国不仅仅是一部军事机器、一个从事征讨的上层人物集团（像中国的满人）。奥斯曼人在比罗马帝国还大的一块地区和许多臣属民族中，确立了法定宗教信仰、文化和语言的统一。1500年以前的几个世纪中，伊斯兰世界在文化和技术上都领先于欧洲，其城市很大，照明设备好，并有排水系统，而且其中很多城市还有大学、图书馆和极其壮丽的清真寺。在数学、制图学、医学以及科学和工业的许多其他方面（磨坊、铸炮、灯塔、马匹繁殖），穆斯林都享有领先地位。奥斯曼从巴尔干基督教青年中招募未来土耳其兵的制度，造就了一支虔诚的、统一的军队。对其他种族的宽容使许多天才的希腊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为苏丹效命，一名匈牙利人就是穆罕默德围攻君士坦丁堡的主要铸炮人。在像苏里曼一世这样的成功领袖的领导下，一个强大的官僚阶层管理着1,400万居民，而这时西班牙人只有500万人，英格兰仅仅250万居民。君士坦丁堡在其全盛时期拥有50万以上人口（1600年），比任何欧洲城市都大。

然而奥斯曼土耳其人也开始踉踉跄跄，转向内战，最后失去支配世界的机会，虽然这种明显的衰落比明王朝极其类似的衰落晚了100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这一过程是早期土耳其胜利的必然结果：奥斯曼军队虽然管理良好，或许可以维持一条很长的边界，但如果不付出大量人力和金钱的代价，很难继续扩张；而且奥斯曼帝国主义与后来的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帝国主义不同，没有顺便带来许多经济利益。到16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已有迹象表明，它在战略上战线拉得过长：一支庞大的陆军驻扎在中欧，在地中海有一支耗资巨大的海军在作战，一些部队在北非、爱琴群岛、塞浦路斯和红海作战，而坚守克里米亚以防正在兴起的俄国势力则需要援军。由于先以伊拉克而后以波斯为基地的什叶派，向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逊尼派在行为与教义两方面发起挑战而使穆斯林世界发生分裂，即使在近东也没有一个平静的侧翼。有时局势像当时德意志的宗教斗争一样严重，苏丹只有靠用武力压服什叶派异端，才能维持其统治。然而在边界那边阿拔斯大王统治下的波斯什叶派王国，已完全准备好与欧洲国家联合反对奥斯曼人，就像法国曾与“异教”的土耳其人联合反对神圣罗马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与这一系列敌人作战，需要杰出的领袖来维持其发展，遗憾的是1566年以后，相继有13个无能的苏丹进行统治。

但外部敌人和个人的弱点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整个制度像中国明朝的制度一样，越来越多地受到专制集权和对创见、异端和商业的极端保守态度的影响。一个愚蠢的苏丹可以使奥斯曼帝国陷于瘫痪，而一个教皇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对全欧洲却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由于缺乏来自上面的明确指令，官僚体系的各个分支变得麻木僵化，它们对一切变故持保守态度，从而窒息了新鲜事物。由于1550年以后没有扩张领土和随之而来的战利品，不满的军队转而进行内部劫掠。商人和企业家（差不多都是外国人）早先曾受到鼓励，现在发现自己遭到不曾预料到的征税和对财产的非法没收。越来越高的苛捐杂税使商业凋敝，城镇人口减少。也许农民受害最大，他们的土地和牲畜被士兵劫掠。随着局势的恶化，文职官员也开始掠夺，他们索取贿赂和没收货物储备。由于战争花费巨大，而且在同波斯的战争期间丧失了亚洲的贸易，政府更加拼命地搜罗新的财源，这必然会给那些营私舞弊的收税人更大的权力。

对什叶派宗教挑战的强烈反响，明显地反映和预示着官方将对各种形式的自由思想采取强硬态度。印刷业遭到禁止，因为它或许会传播危险的见解。经济观念仍很原始：进口西方商品是允许的，但出口被禁止；行会竭力阻止创新，阻止“资本主义”生产者兴起的行为受到支持；宗教对商人的抨击加强了。由于轻视欧洲人的思想和实践，土耳其人拒绝采用抑制瘟疫的新方法，因此他们的人口遭受恶性传染病的影响较大。在一次令人震惊的蒙昧主义的行动中，一支土耳其军队于1580年捣毁了一个国家天文台，他们声称是这个天文台引起了一场瘟疫。军队实际上成了保守主义的堡垒。尽管土耳其士兵注意到欧洲军队的新式武器，而且有时深受其苦，但他们自己现代化的步伐很慢。他们没有用较轻的铸铁炮去取代笨重的大炮。勒班陀失败以后，他们没有建造更大的欧洲型舰船。在南部的穆斯林舰队仅仅奉命停泊在红海和波斯湾比较平静的水域，这就排除了建造葡萄牙型远洋船的必要性。也许技术上的原因是一个因素，但文化和技术上的保守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对比起来，北非伊斯兰教各国非正规的海盗船却很快采用了装配大炮的快速帆船型战船）。

上述对保守主义的评论同样、甚至在更大程度上适用于莫卧儿帝国。尽管这个帝国的绝对版图正处于顶峰，并且有几位皇帝具有军事天才；尽管其宫殿富丽堂皇，其奢侈品的生产技术很高；尽管它甚至有一个复杂的银行和信贷网，但这个帝国在骨子里还是羸弱的。一个东征西讨的穆斯林上层处在主要信奉印度教的广大赤贫农民群众的顶端。在城镇内部有非常多的商人和活跃的市场，印度教实业家对制造业、商业和信贷业的态度，本可以使他们成为韦伯清教伦理的优秀典范。在变成英帝国主义的牺牲品以前，在企业家社会正准备经济“起飞”的图景下，在印度生活中还有一幅较为阴暗的图画，它显现出许多固有的阻滞因素。绝对严格的印度教戒律妨碍了现代化：啮齿动物和昆虫不许杀害，因此大量粮食受到损失；处理垃圾和粪便的社会习俗造成总是不卫生的环境，成为淋巴腺鼠疫的滋生地；种姓制度扼杀了创新精神，逐渐灌输了教义，并限制了市场；而婆罗门祭司对印度地方统治者的影响说明这种蒙昧主义还起着极大作用。这里存在着对任何激进变革的最根深蒂固的社会障碍。后来许多英国人最初（在印度）进行抢劫，而后试图根据功利主义原则统治印度，最后却怀着这样一种心情离开：这个国家对他们仍然神秘莫测。这是不足为怪的。

但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不能同印度文官行政管理相比。富丽堂皇的王宫是穷奢极欲、挥霍浪费的中心，其挥霍的规模连凡尔赛宫的太阳王或许也认为有些过分。数以千计的仆从和食客，奢华的衣服、珠宝、嫔妃和奇珍异兽，大批的卫士，这一切只有建立一整套的掠夺机器才能支付。收税官吏要向他们的主子缴纳固定数目的款项，就得无情地掠夺农民和商人；无论收成和商业状况如何，钱款都必须收进。除了起义以外，没有宪法或其他东西可以阻止这种劫掠，所以当时税收以“吃人”著称就不奇怪了。因为每年的贡赋如此庞大，人民几乎一无所获。交通很少改善，没有对付饥荒、洪水和瘟疫的救援机构，而这些灾害当然是经常发生的。所有这些，相对说来，明王朝显得宽厚多了，几乎就算是进步了。看来莫卧儿帝国必定要衰落，因为它在南部要抗击马拉特人，北部要抗击阿富汗人，最后还要对付东印度公司，它越来越难以支撑下去。实际上它衰落的内因大大多于外因。

谢选骏指出：日本和俄国这两个特例是由于他们处于“边区”——日本是中国和太平洋的边区，俄国是欧洲和亚洲的边区。

三、两个特例：日本和俄国

到16世纪时，还有另外两个国家虽然在版图和人口方面都比明王朝、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王朝差得很远，但已展现出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的迹象。在远东，日本在其巨大邻国开始衰落的时候，正向前迈进。地理位置给了日本人最好的战略财富（就像它给予英国人的一样），因为岛国地位可使它免遭陆上入侵，而中国就不具备这点。然而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间的距离绝不是不可逾越，而且大量日本文化和宗教都是从那个古老文明的国家借鉴来的。但当中国已由一个统一的官僚体系治理的时候，日本的政权还掌握在以氏族为基础的封建地主手中，天皇却无足轻重。14世纪存在过的中央集权统治被氏族间的频繁争斗取而代之，这种争斗有如苏格兰氏族间的斗争。这并不是大小商人的理想环境，但也没有阻碍大量的经济活动。在海上同在陆上一样，企业家要同军阀和军事冒险家竞争，军阀和军事冒险家们都要从东亚的海上贸易中抽取利润。日本海盗沿着中国和朝鲜海岸进行掠夺。与此同时，其他日本人则欢迎与从西方来的葡萄牙和荷兰访问者交换货物。基督教传教团和欧洲货物渗透到日本社会，这在日本比在冷漠的、自给自足的明帝国容易得多。

这种虽说动乱但还活跃的场面很快就因越来越多地使用进口的西方武器而改变了。像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形一样，政权转到了那些掌握大量资源，可以招募一支佩带滑膛枪、最重要的是带大炮的军人和集团手中。结果是在大军阀丰臣秀吉控制下的政权巩固起来。丰臣秀吉的雄心导致他两次试图征服朝鲜。当两次征讨失败以后，丰臣秀吉于1598年死去，内乱再次威胁日本。但几年之中全部政权又集中到德川家康和德川氏的其他将军手中。这次中央集权的军事统治不会被动摇了。

在许多方面，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具有上一世纪在西方产生的“新君主制”的特点。重大的区别是幕府放弃海外扩张，实际是放弃同外部世界的一切实质上的联系。1636年，远洋船舶的建造停止了，而日本公民则禁止在公海航行。同欧洲人的贸易仅限于停靠长崎港出岛的特许荷兰船。甚至还在这以前，实际上所有基督教徒（外国的和本地的）都根据幕府的命令被残忍地屠杀了。这些严厉措施背后的主要动机显然是德川氏决心实现没有争议的控制，因而外国人和基督徒被看成是潜在的颠覆分子。但其他封建贵族也同样被看成颠覆势力，所以要求他们每年在都城住半年，而且在他们被允许住在自己庄园的6个月期间，他们的家属得留在江户（东京），实际上是被当作人质。

这种强制性的统一本身并没有抑制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没有阻碍取得杰出的艺术成就。全国性的和平有利于商业，城镇和总人口都在增长，现金支付的发展使商人和银行家的重要性提高。然而，后者从未被容许获得意大利、尼德兰以及英国商人和银行家所取得的社会和政治的突出地位，而日本人显然还不能了解和采用别人发明的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成就。像明王朝一样，德川幕府故意选择了与世隔绝的道路，只有个别例外。这也许并没有阻碍日本本国的经济活动，但它损害了日本国的相对实力。由于轻视经商、被禁止旅行或者除庆典之外炫耀自己的武器，依附于主子的武士们过着刻板沉闷的生活。整个军事制度僵化了200年，所以当分舰队司令培里的著名“黑船队”于1853年来到的时候，惊惶失措的日本政府别无他法，只得同意美国人加煤和获得其他便利的请求。

在政治统一和发展时期之初，俄国看来在某些方面同日本相似。它在地理上远离西方，这部分是因为交通不便，部分是因为周期性地与立陶宛、波兰、瑞典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冲突中断了已经存在的那些道路，但俄罗斯王室还是深受欧洲文明的影响，并且不仅仅是受俄国东正教的影响。其次，是从西方找到了俄国对付亚洲平原骑兵攻击的最后解决方法，这就是滑膛枪和大炮。莫斯科用这些新式武器现在可自立为一个“火药帝国”，从而进行扩张。由于瑞典人和波兰人也拥有这种武器，向西攻击是困难的，但利用这种军事优势向南部和东部的游牧部落和汗国进行殖民扩张就变得容易得多。例如至1556年，俄国军队已到达里海。伴随这种军事扩张而来的常常是探险家和拓荒者，他们不断向乌拉尔山脉以东推进，通过西伯利亚，并在1638年前实际上抵达了太平洋海岸，而且探险者和拓荒者的活动常使军事扩张黯然失色。尽管有来之不易的对蒙古骑兵的军事优势，俄罗斯帝国的发展并非轻而易举或不可避免。被征服的民族越多，内部纷争和叛乱的可能性就越大。国内贵族也经常不安分，甚至在伊凡雷帝清洗了他们的很多人以后也是如此。克里米亚的鞑靼汗国仍然是一个强敌，它的军队于1571年洗劫了莫斯科，并且直到18世纪仍保持独立。来自西方的挑战更具威胁性，例如波兰人在1608到1613年之间曾占领莫斯科。

俄国更深一层的弱点是，尽管它从西方有所借鉴，但在技术上仍然是落后的，在经济上仍是不发达国家。气候严寒、距离遥远和交通不便是部分原因，严重的社会弊端也起了作用，其中有：沙皇的军事专制主义、东正教对教育的垄断、官吏们贪赃枉法和缺乏预见性，以及农奴制度——这种制度使农业处于封建和停滞状态。但尽管有这些相对落后性，尽管有种种挫折，俄国还是继续进行扩张，把用于强制俄国人顺从的军事力量和独裁统治强加给新的领土。在从西方借鉴足够多的军事实力使现存制度获得维护的同时，任何西方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可能性都受到颠覆的抵制，例如，住在俄国的外国人被同本地人隔离开来，以免受到颠覆性影响。沙皇帝国与本章提到的其他专制国家不同，它得以生存延续，总有一天会成长为世界强国。但是在1500年，甚至迟至1650年，许多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未必清楚这一点，他们对俄国统治者的了解可能并不比对传说中的普雷斯特·约翰了解的更多。

谢选骏指出：沙皇俄国和明清中国在社会隔离方面十分相似——因为两者都是蒙古牲口拉出来的。

四、“欧洲的奇迹”

在定居于欧亚大陆西部的分散的、相对说来缺乏经验的民族中，发生了一场不可阻挡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这一过程使其在世界事务中稳固地成为商业和军事先驱，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引起学者和其他评论家们的注意已达几个世纪之久。以下段落能做的仅仅是对有关知识作一综述。但不管这个综述是多么粗略，它还是具有揭示渗透全书论据的主要线索的功能，即：有一种主要由经济和技术进步所引起和驱动的机制，虽然这种发展总是同其他可变因素，例如社会结构、地理和偶然事件发生交互作用；要理解世界政治的进程就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物质和长期起作用的因素，而不是人物的更换或外交和政治的短期变化；实力是一种相对的事物，只有通过各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经常比较才能加以描述和衡量。

当你观看16世纪世界“实力中心”的地图时，欧洲有一个特征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这并不是像中国在一个帝国崩溃之后和在其后继王朝得以重新收紧中央集权政权的绳索以前的一个短时期内出现的偶发或短命的事态。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四分五裂，尽管罗马帝国做过最大的努力，他们的征服也未能超过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多少；在罗马陷落后的1000年里，主要政治权力单位同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的稳步扩张比较起来，都是既小而又局限在个别地方。像西方查理大帝时期或东方基辅罗斯时期那样政权的偶然集中，只是暂时的事情，会因统治者的更换、国内起义或外部入侵而随即结束。

欧洲政治上的这种多样性主要是它的地理状况造成的。这里没有骑兵帝国可以把它的快速动力强加其上的大平原；这里也没有像恒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黄河和长江周围那样广阔而肥沃的流域可以为勤劳而易于征服的农民群众提供粮食。欧洲的地形更为支离破碎，众多的山脉和大森林把分散在各地的人口中心隔离开来；欧洲的气候从北到南和从西到东有很大变化，这导致很多重要后果。首先，它使统一控制变得很困难，甚至强有力的、坚决果断的军阀也难以做到，这就减少了大陆遭受像蒙古游牧部落那样的外部势力蹂躏的可能性。相反，这种多样化的地形促进了分散政权的发展和继续存在，地区王国、边境贵族领地、高地氏族和低地城镇联盟构成了欧洲的政治地图，罗马陷落后任何时期绘制的地图，看起来都像一块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这块被单的图案每个世纪都可能不同，但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颜色可以用来标明一个统一的帝国。

欧洲不同的气候条件造成了适于交换的不同产品，最后，随着市场关系的发展，这些产品沿着河流或通过林间小道从一个村落区运送到另一个村落区。这种贸易的最主要特点或许是它主要由大宗货物组成——木材、粮食、酒类、羊毛、鲱鱼等等，它们是为了满足欧洲15世纪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而不是东方商队贸易运输的奢侈品。这里地理又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这些商品用水上运输要经济得多，而欧洲又有许多可通航的河流。周围环海对至关重要的造船工业是又一种刺激，而到中世纪末期时，繁荣的海上贸易就在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和黑海之间进行。虽然这种贸易部分地被战争中断，并受局部地区的灾害，例如歉收和瘟疫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它还是在继续发展，促进着欧洲的繁荣，丰富其食物并导致建立新的财富中心，如汉莎诸城镇或意大利城邦。定期的远距离商品交易必然会促进国际范围内的汇票、信贷制度和银行业的发展。商业信贷、还有保险单的存在本身就表明经济形势基本上是可预见的，而这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私商几乎都没有享有过这种条件。

此外，因为许多贸易都是经过北海和比斯开湾波涛汹涌的海面运输来进行，而且也因为远洋渔业已成为营养和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促使造船工业建造坚固（即使速度还慢，且嫌粗糙）的船舶，以便能运载大量货物并能利用风向航行。虽然在一个时期船只加大了帆、桅杆和尾舵，因而变得更加灵巧，但北海的“小船”和后来取代它们的船舶，可能没有像定期往返于东地中海和印度洋沿岸的轻型船那样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在下面我们将看到，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们将具有特别的优势。 

这种分散的、主要是不受压抑的贸易，以及由商人、港口和市场发展形成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是没有办法完全压制这种经济发展。这并不是说市场势力的兴起没有使许多当权人物担心。封建主们怀疑城市是异端的中心和农奴的避难所，经常试图削减其特权。像其他地方一样，商人常遭抢劫，他们的商品被盗，财产被占。罗马教皇对高利贷的看法，对赢利的中间人和放债人的厌恶，在许多方面与孔子学说发生了共鸣。但基本事实是，在欧洲不存在一个可以有效地阻止这种或那种贸易发展的统一政权；没有一个中央政府由于它改变了发展的进程而造成某一特定工业的兴起或衰落，曾经严重阻碍莫卧儿帝国经济的税收官对商人和企业家进行的全面的掠夺也没有发生。举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在基督教改革时代欧洲政治分裂的环境下，要使每个人都承认教皇1494年把海外世界划分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范围，是不可想像的，甚至更难想像禁止海外贸易的命令（如中国明朝和幕府时代的日本所颁布的）会取得什么效果。

事实是，即使别人在掠夺和驱逐商人的时候，欧洲总有一些王公和地方贵族愿意容忍商人及其行为方式，而且如文献所载，受压迫的犹太商人、破了产的佛兰芒纺织工人和受迫害的胡格诺教徒，迁移时都随身带着他们的专门技艺。一个莱茵兰的男爵因对商旅过度征税而发现，商路改到别的地方，他的收益不翼而飞了。一位赖债的君主，在面临下一次战争威胁并急需资金去装备他的陆军和舰队时，很难再借到一笔贷款。银行家、军火商人和手工工匠都是社会的重要成员，而不是敲边鼓的。大部分欧洲政权逐渐地、不平衡地与市场经济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国内秩序和非独断专行的法律制度（甚至也对外国人提供），并以税收形式得到日益增长的商业利润的一部分。在亚当·斯密创造出准确词句以前很久，西欧某些社会的统治者就已默认，“为了把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野蛮状态发展到最大限度的繁盛，除了和平、轻税和宽容公正的政府以外，就不再需要什么了……”有时那些较少洞察力的领导者，如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君主或法国一个偶尔上台的波旁国王，企图杀掉下金蛋的鹅，但结果便是财富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实力的衰退。

可能导致政权中央集权化的唯一因素，是一个国家的火器技术取得非常重大的突破，以致所有敌人都被压垮或慑服。在15世纪欧洲经济和技术发展速度加快的同时，大陆的人口从黑死病的打击下刚刚恢复过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正在欣欣向荣，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如前所述，正是在从1450年至1600年这一相当长的时期内，“火药帝国”在其他地方确立起来。俄罗斯、德川时期的日本和莫卧儿的印度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它们说明大国领袖一旦掌握了火器和大炮，就能迫使所有的对手臣服，这样的一些领袖的确能使大国改变形象。

此外，因为新的作战技术较多地发生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而不是在别的地方，一项这样的突破可能帮助某一个国家压倒其竞争对手，这并非难以置信。已有迹象说明军事实力在日益集中。在意大利，使用弩手队（必要时由矛兵保护）结束了骑士以及随其出征的训练不良的封建民兵时代；但同样清楚的是，只有像威尼斯和米兰这样比较富裕的国家才能养得起由有名的雇佣兵队长指挥的新式军队。其次，到大约1500年，法国和英国的国王已经在国内获得大炮垄断权，因而如有必要，能够粉碎特别强大的臣属，即便后者躲到城堡高墙后面也在所难免。但是这种趋势是否最终会导致更大的、横跨欧洲的超国家的垄断呢？这必定是1550年前后许多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当时看到在皇帝查理五世统治下发生了领土和军队的广泛集中。

对哈布斯堡称霸欧洲这一特别企图及其失败的详细论述将在下一章进行。但这里将它不可能把统一强加给整个欧洲大陆的较一般性原因，做一简单说明。多个经济和军事实力中心的存在再次成为基本原因。没有一个意大利城邦可以在不受他国为维持均势而进行干预的情况下加强自己；没有一个“新君主政体”可以在不刺激竞争对手寻求补偿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领地。到宗教改革顺利地、确实地进行时，在传统的均势竞争之外又增加了宗教对抗，这就使政治集权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然而，真正的解释要深一步，毕竟竞争者和交战集团之间存在着恶感这一简单的事实，在日本、印度和其他地方都能见到，但并没有妨碍最终的统一。欧洲的不同之处在于，每一支竞争力量都可以接触新的军事技术，所以没有一个政权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例如，瑞士军队和其他雇佣兵都准备为任何能够付款的人效力。没有独一无二的生产弩机的中心或生产炮的中心，不管是早期的铜炮或晚期较便宜的铸铁炮。这些武器可以在接近森林地带矿床的地方，如中欧、马拉加、米兰、列日，后来在瑞典生产。同样，造船技术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各个港口的传播，使一个国家极难垄断海上实力，这必然有助于防止征服和消灭坐落在海那边的武器生产竞争中心。

谢选骏指出：欧洲是一个“重叠的半岛”，就像俄罗斯套娃——欧洲位于黑海、地中海、大西洋之间，是个大的半岛，周围遍布半岛系列——克里米亚、小亚细亚、希腊、意大利、伊比利亚、诺曼底、丹麦、斯堪的纳维亚……破碎的地形阻碍了统一进程。

那么，如果说欧洲分散的国家体系是集权化的巨大障碍，那就不是同义语的重复了。因为存在着许多竞争的政治实体，它们大多具有或能够购买维护自己独立的军事手段，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称霸大陆方面取得突破。虽然欧洲国家间这种相互竞争的作用，似乎可以说明缺乏统一的“火药帝国”的原因，但乍看起来不能说明欧洲稳步兴起而占全球领先地位的原因。如果把1500年新君主国家掌握的军队，用来同苏丹的庞大军队和明帝国的众多军队作战，究竟是否会显得太弱了呢？在16世纪早期甚至17世纪，在某些方面是这样的；但在这后一时期，军事实力的均势迅速地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变化。为解释这种变化，必须再次说明欧洲权力的分散。首先在城邦和随后在较大王国之间进行的原始形式的军备竞赛产生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将要产生什么。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有社会经济根源。既然意大利交战的军队不再由封建骑士及其侍从组成，而是由商人支付和特定城市的行政长官监督的长矛兵、弩手和（侧翼）骑兵组成，因此该城市会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求实现所付金钱的价值，尽管雇佣兵队长们耍尽花招，以免自己成为冗员；换句话说，城市需要能迅速取胜的那种武器和战术，以使军费降下来。同样，既然法国15世纪末期的君主有了一支自己直接控制和支付的“全国性”军队，他们就急于看到这支力量产生决定性的结果。

根据同样的理由，这种自由市场制度不仅迫使大量雇佣兵队长为签订合同而进行竞争，也促进手工工匠和发明者改进他们的产品，以争取新的订货。虽然武器的这种螺旋上升在15世纪早期的弩机和盔甲片生产中已经可以见到，但在以后50年该原则又扩大到火药武器的实验。这里回顾一下以下事实是重要的：当最初使用大炮时，西方和亚洲在大炮的设计和效力方面都没有多大差别。发射石球和产生轰然巨响的巨大炮管显然看起来很了不起，并曾起过作用，就是土耳其人曾用于轰击君士坦丁堡城墙的那种炮。然而，似乎只有欧洲才存在不断在技术上进行改进的动力：在火药粒方面，在用铜和锡合金铸造小得多（但火力同样强大）的大炮方面，在炮管和炮弹的形状及结构方面，在炮架和炮车方面。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大炮的火力和机动性，给了这种武器的所有者摧毁最坚固堡垒的手段，用强大铜炮装备起来的法军1494年入侵意大利时，意大利城邦惊恐地领教了它们的威力。所以毫不奇怪，发明家和有学问的人都被怂恿去设计某种能抵消这种大炮威力的东西（同样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时期列奥那多的笔记里就有一种机关枪、原始坦克和蒸汽动力炮的草图）。

这并不是说其他文明没有改进他们早期的、构造简单的武器。它们经常通过模仿欧洲样式或说服欧洲来访者（如在中国的耶稣会会员）出让他们的专长，来进行改进。但因为明朝政府享有大炮的垄断权，而且俄国、日本和莫卧儿印度不久也取得了这种垄断权，既然它们的政权已经确立起来，改进这种垄断权的诱因就要小得多。中国人和日本人转向闭关自守以后，就忽视了发展武器生产。伊斯兰兵因固守传统的作战方式，对大炮的兴趣比较冷淡，直到后来为时已晚，难以赶上欧洲的领先地位。面对不太发达的民族，俄国和莫卧儿军队的指挥官们没有改进武器的迫切需要，因为他们已经拥有压倒敌人的军队。正像在一般经济领域一样，欧洲在军事技术这个特别领域受到繁荣武器贸易的刺激，取得了对其他文明和实力中心的决定性领先地位。

这种武器螺旋上升的两个进一步后果需要在这里提一下，一个后果是确保了欧洲政治的多元化，另一个后果是它最终获得了海上霸权。第一个后果很简单，可以简单叙述。在1494年法国入侵后的1/4世纪以内，甚至在此之前，意大利人就已发现，城墙以内突起的土木工事可以大大地减少大炮轰击的效果；当炮弹射进坚实的土堆时便失去对外墙的那种破坏作用。如果在各种这类土木工事前面再有一条深壕（后来又有一系列构造复杂的设防棱堡，滑膛枪和大炮可以从这里发射交叉火力），它们就会形成围城步兵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恢复了意大利城邦的安全，或者至少是那些未落入外国征服者之手的，以及那些拥有建造和守卫这种综合防御体系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的城邦之安全。这也给了那些参与防御土耳其人的军队一种优越性，如马耳他和匈牙利北部的基督教守卫部队很快发现的那样。首先它阻碍了欧洲一个傲慢强国对叛乱者和竞争者的轻易征服，这就像伴随尼德兰起义的持久包围战所证实的那样。如果敌人有可以退守的坚固设防基地，在开阔战场获得的胜利就不能成为决定性的。德川幕府或印度的阿克巴通过火药所取得的权威，在西方没有被模仿，西方的特点仍旧是政治的多元化及伴随发生的、你死我活的武器竞赛。

海上“火药革命”的影响甚至更为广泛。以前，北欧、伊斯兰世界和远东在中世纪末期的造船和海军装备上实力相当。如果郑和的远航和土耳其舰队在黑海和东地中海的迅速发展或许对1400年和1450年前后的观察家有什么暗示的话，那就是海运发展的未来在于这两个强国。人们猜测，在有关制图学、天文学以及罗盘、星象仪等仪器的运用这三方面他们很少区别。区别在于持续不变的组织。或者如琼斯教授所说：“假定其他航海家，例如波利尼西亚人都能航行很远的距离，但欧洲在合理地组织航行和在一个航程内开发资源的能力，却比伊比利亚人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葡萄牙人对地理资料进行系统搜集，热那亚商行多次想为大西洋探险提供资金，这种探险最终可能弥补失去黑海贸易的损失，以及再往北依次发展纽芬兰的鳕鱼渔场，这一切都说明一种向外发展的持续意愿，这在这个时期的其他社会是不易见到的。

但是，最重要的“合理化”措施，也许是船上武器装备的不断改善。在海战极力模仿陆战的时代，在帆船上安装大炮是非常自然的发展。正像中世纪的城堡沿城墙和堡垒配置弓箭手以击退包围的军队一样，热那亚、威尼斯和阿拉贡的大商船也以弩机武装起来，守在船头船尾的“堡垒”中，以保卫自己免受地中海穆斯林海盗的侵犯。这会造成船员的严重伤亡，尽管这不一定真能拯救和平的商人，如果进攻者果真下了决心的话。然而，一旦水手们领略到陆上大炮设计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即，新的铜炮要小得多，威力却要大一些，对炮手的危险要比笨重的锻铁炮小），就会很快将这种武器装在船上，尽管中国和西方的军舰上已经装上了石弩、投石机和其他类型的投掷器械。即使大炮已变得不那么容易爆炸，对船员已不那么危险，它们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假如使用威力较大的火药，后坐力就会很大，如果大炮未加固定，就会被反作用力弹回甲板，而且这种武器仍然很重，如果船舷上（特别是在炮台上）装的炮很多，足可使船失去平衡。这时，欧洲坚固的、船壳略呈圆形的三桅全天候帆船所固有的优越性显示出来，它们使在地中海、波罗的海和黑海等内海航行的窄条划桨单层平底帆船、阿拉伯人的独桅三角帆船、甚至中国人的平底帆船都相形见绌。它们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用更大的舷炮开火，而使船保持稳定，当然事故还是不时发生；但人们很快认识到，把这种武器安置在船舰中部而不是炮台上，可以提供安全得多的炮床时，这种轻快帆船和大帆船的潜在威力就变得很强大。相形之下，轻便小船受到双重劣势的不利影响，携带炮火的能力小，更容易受到炮弹的损伤。

有必要强调“潜在威力”一词，因为带炮远洋帆船的演进是一种缓慢而不平衡的发展。建造过许多混合型的舰船，有些装有多根桅杆、多门大炮和多排的桨。16世纪在英吉利海峡仍能见到单层平底大帆船型的船只，此外，有大量证据说明，在地中海和黑海也在继续使用这种船。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船航速较快，在近海操作比较灵便，因而比较容易用来与沿海陆地运输相衔接，对土耳其人来说，这些船要优于那些只能作短程航行而不能远海航行的船。

同样，我们不能设想，第一批葡萄牙船一绕过好望角就立即开始了没有争议的西方制海权时代。历史学家提到的“瓦斯科·达·伽马时代”和“哥伦布时代”（即1500年以后300年或400年的欧洲霸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葡萄牙探险家在15世纪90年代以前或许已经抵达印度海岸，但他们的船舶仍然很少（经常只有300吨），而且并非所有船都配有很好的武器装备，当然不能同一个世纪后航行于这些水域的强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相比。事实上葡萄牙人不能长期渗入红海，也不能频繁涉足中国，只是偶尔到过那里；而在16世纪末期，他们的一些东非停靠站就在一次阿拉伯的反攻中失落了。

如果设想非欧洲的强国一见到西方的扩张主义就像一沓纸牌一样倒塌了，那也是错误的。墨西哥、秘鲁和新世界其他不太发达的社会在西班牙探险家登陆时，的确发生过这种情况。既然中国政府曾自动地忽视海上贸易，如果商业落入蛮人之手，它不会真正关心；甚至葡萄牙人1557年在厦门建立半官方商站，似乎也没有搅扰北京的平静，虽然这个商站对地方丝商和纵容它的行政官员们必定有利可图。日本人方面要率直得多。当葡萄牙人1640年派遣一个使团去日本抗议其驱逐外国人时，几乎所有团员都被杀害；里斯本却无法对其进行惩罚。最后，奥斯曼的海军实力坚守着东地中海，而奥斯曼的陆军实力仍然对中欧构成重大威胁。实际上，在16世纪，“对大多数欧洲政治家来说，丢失匈牙利比在东方建立工厂的重要性要大得多，而对维也纳的威胁要比他们自己在亚丁、果阿和马六甲进行的挑衅重要得多；只有那些濒临大西洋的政府像它们后来的历史学家一样，可以忽视这一事实”。

无疑，远距离武装帆船的发展预示了欧洲在世界上地位的重要推进。西方海军强国利用这些舰船使自己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控制大西洋商路，慑服所有容易受到海上实力攻击的社会。葡萄牙人同他们的穆斯林敌人在印度洋上的头几次重大冲突，就使这一点清楚无疑。达·伽马和阿布奎基在他们的航海日志和报告中，描述了他们的战舰如何冲杀和摧毁在马拉巴尔海岸附近、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路上遇到的由阿拉伯独桅三角帆船和其他轻型船组成的庞大舰队，为自己开辟道路。无疑，他们在回忆中有所夸大，但读这些航海日志和报告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一种天外超人的力量突然袭击了它们不幸的敌人。葡萄牙船员遵循新的战术，即“他们决不能登船，只能同大炮战斗”，他们在海上实际上是不可战胜的。在陆上，如在亚丁、吉达、果阿和其他地方进行的激烈战斗（并偶尔战败）所表明的，情况全然不同。然而，这些西方入侵者的决心如此之大，又如此残忍，到16世纪中叶，他们已经为自己开辟了从几内亚湾到南中国海的一系列要塞。虽然葡萄牙人从未能垄断印度的香料贸易（其中很大一部分继续经传统渠道运到威尼斯），但他们也操纵了这种贸易的相当大一部分，并从他们争夺帝国的早期领先地位中得到很大好处。

当然，征服者在西半球迅速建立的广大陆上帝国内获利的证据更多。西班牙远征军从伊斯帕尼奥拉和古巴的早期居留地出发，向大陆推进，于16世纪20年代征服墨西哥，30年代征服秘鲁。在几十年内，这块领地从南部的拉普拉塔河扩展到北部的里奥格兰德。西班牙大帆船沿着西海岸定期往返，与来自菲律宾群岛的船相衔接，后者载来中国丝绸以交换秘鲁的白银。在“新世界”，西班牙人建立帝国行政机构、建筑教堂并经营牧场和矿山，明确表示要在那里待下去。征服者通过开发这些领土上的自然资源，而且更多的是利用土著劳动力，把源源不断的糖、胭脂红、皮革和其他商品运送回国。最重要的是把波多西矿中的白银运送回国，该矿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银矿。这一切导致“跨越大西洋贸易的飞速增长，其贸易额在1510年和1550年之间增长了7倍，而在1550年和1610年之间又增长了2倍”。

因此，所有迹象表明，这个帝国主义企图永远待下去。葡萄牙和西班牙探险家的行动与郑和的短暂访问不同，他们象征着承担改变该大陆政治和经济平衡的使命。他们用舰载大炮和带滑膛枪的士兵所作的正是这件事。回顾历史时，有时似乎很难理解：一个像葡萄牙这样人口和资源都很有限的国家，怎么能航行如此之远并取得如此之多。在上述欧洲陆军和海军优势的特殊情况下，这绝非不可能。这一步一经迈出，帝国的丰厚利润以及获取更多利润的愿望更加快了扩张的过程。

“欧洲扩张”史中有些因素以前被忽略了，或仅简单提到。没有对个人作用方面进行考查，然而（如在一切重要努力中）这方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亨利（航海家）等人的鼓励；造船工匠、武器制造者和学者们的天才；商人的进取精神；最重要的是那些参与远航，沿途经受浩瀚大海、恶劣气候、荒凉地形和残暴敌人可能造成的种种艰难困苦的绝对勇气。由于个人得失、国家荣誉、宗教狂热，或许还有冒险意识等各种动机的结合，人们甘冒一切风险，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确冒了风险。对于欧洲征服者强加给他们在非洲、亚洲和美洲的牺牲者的可怕残忍，一般很少叙及。如果说这些特点很少提及的话，是因为那时的许多社会都把这样一些个人和集团推上前台：他们为把世界变成自己的囊中物而敢冒一切风险并愿做任何事情。欧洲的船长、船员和探险家们最杰出的地方在于，他们拥有可以用来实现其野心的船舶和火力，他们来自笼罩着竞争、冒险和企业家精神的一种政治环境。

欧洲扩张的好处是广泛而持久的，而最重要的是它们有助于促进已经存在的机制。虽然重点在于获取金、银等贵金属和香料，但不管这些贵重物品多么重要，也不能忽视欧洲海员横跨大西洋以后大量涌进欧洲港口的次要商品的价值。进入纽芬兰渔场带来了用之不竭的食物供应，而且大西洋还提供了照明、润滑和其他用途迫切需要的鲸鱼油和海豹油。糖、靛蓝、烟草、大米、毛皮、木材和像土豆、玉米那样的新植物，都增加了欧洲大陆总的财富和福利，当然，后来还有源源不断的粮食、肉和棉花到来。但要理解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发现在几十年内对增强大陆西部的繁荣和实力的巨大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人们无需过早谈论后来19世纪的全球性世界经济。像渔业这种大宗贸易在捕鱼和销售方面都需要雇佣大量人手，这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经济。而这一切对欧洲造船工业造成了最大的刺激，把大量手工工匠、供应厂商、商人和承保人等都吸引到伦敦、布里斯托尔、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及其他许多港口周围。其直接效果是使很大一部分西欧居民、而不仅是少数上层代表人物，对海外贸易成果发生了一种持续的物质兴趣。

如果在这一个商品单子上再加上俄国向大陆发展的贸易，即从俄国运到西欧的毛皮、皮革、木材、麻、盐和粮食，那么学者就有理由把这描绘为一种“现代世界体系”的发端。开始时是许多单独的扩张，它们确定不移地汇合为一个连锁体：几内亚沿岸的黄金和秘鲁的白银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用于支付从东方来的香料和丝绸；俄国的冷杉和木材帮助它从英国采购铁炮；粮食从波罗的海途经阿姆斯特丹运到地中海。这一切造成一种持续的相互作用——欧洲的进一步扩张，带来新的发现，因而带来贸易机会，结果是额外的收获，这又刺激了更大的扩张。这不一定就是一帆风顺的，欧洲的大战或内乱会急剧减少海外活动。但殖民强国几乎从不放弃自己的囊中物，而且在短期内新的扩张浪潮和探险又会开始。如果已经确立起来的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开发它们占有的阵地，毕竟还有别的国家想取而代之。

最后，这是为什么这个机制如同以前一样继续起作用的最大原因：欧洲国家已经很尖锐的多重竞争，更发展到大洋彼岸的领域。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虽曾极力保住罗马教皇分配给它们的对外部世界的垄断地位，但它们简直就不可能保住，特别是当人们认识到并不存在从欧洲通向中国的东北通道或西北通道以后。还在1560年以前，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船只已冒险穿越大西洋，稍后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英国呢绒业的衰落和尼德兰起义加快了这一过程。在国王和贵族的庇护下，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大商人的资助下，以及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造成的一切宗教和民族主义狂热的推动下，新的商业和掠夺性远征从西北欧出发，以获取一份赃物。既然有获得荣耀和财富、打击竞争者和增进本国资源，以及把新的精神变成真诚信仰的前景，还可能有什么相反的论据提出来反对进行这种冒险呢？

这种日益加剧的商业和殖民竞争的比较合理方面，是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平行发展。无疑这一时期的许多进步都是军备竞赛和争夺海外贸易的副产品，但其最终的好处却超越了它们不光彩的起源。改进了的制图学、航海图、望远镜、气压计、海面高度仪和装有平衡架的罗盘等新仪器，以及更好的造船方法，都有助于使海上旅行成为风险较少的旅行方式。新的庄稼和植物不仅带来了更好的营养，也是对植物学和农业科学的一种促进。冶金技术以及实际上整个炼铁工业取得迅速进展，深层采矿技术取得同样进展。天文、医学、物理和工程学也 

得益于日益加快的经济步伐和科学价值的提高。富于探索精神的理性头脑进行着更多的观察、更多的实验；而印刷业除了印制本国语的圣经和政治论文外，还传播着这些发现。这种知识爆炸的积累性作用，支撑着欧洲技术优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优势的进一步增强。甚至强有力的奥斯曼人，至少是他们前线的战士和海员在16世纪末以前都感受到这方面的某种影响。对其他活力更差的社会来说，其影响就更为严重。不管亚洲某些国家是否起飞进入自发的商业和工业革命，它们会完全不受干扰这一点似乎很值得怀疑；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在比较先进的欧洲国家占据了世界强权阶梯的顶上几级以后，其他社会是极难再攀登并超越其上的。

似乎可以这样说，这种困难是多方面的，因为向上攀登阶梯不仅需要获取欧洲的装备甚至欧洲的技术，而且要全面借鉴使西方社会不同于其他一切社会的那些一般特征。这意味着有一种市场经济，即便不是亚当·斯密提出的那种程度的市场经济，至少商人和企业家不会经常受到威慑、阻挠和掠夺。这同样意味着要有一种权力中心的多元化，每个中心都应尽可能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以免出现一种强加的东方式专制制度的集权化前景，而创造出进步的刺激竞争的一切可能前景，尽管会有骚动，偶尔伴有残忍。推而广之，这种削弱经济和政治的僵化会意味着同样削弱文化和思想的正统观念，这是一种探索、争论和实验的自由，是信仰改进的可能性，是关心实际而不是抽象的事物，是一种蔑视达官贵人的信条、宗教教条和传统民俗的理性主义。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牵扯许多积极因素，而是阻碍经济增长和政治多样化障碍的减少。欧洲的最大优势是它较少被其他文化所羁绊。

虽然不可能对此加以证明，人们会猜想，根据它固有的某种内部逻辑，这种种一般特征是相互关联的，而且都是必然的。欧洲的优势是经济自由放任、政治和军事的多元化以及智力活动自由的一种结合，这些因素在经常的相互作用中产生了“欧洲的奇迹”。因为这种奇迹在历史上是独特的，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只要模仿其全部组成部分，就可以在别的地方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在明代中国、中东和亚洲的穆斯林帝国或上面考查过的任何其他社会都不存在这种关键成分的融合，于是，当欧洲已发展为世界舞台的中心时，它们却似乎仍停滞不前。

谢选骏指出：《大国的兴衰》毫无“小国时代”的概念。因此不懂得技术发展往往是在“居于劣势的小国”首先获得突破的！这因此构成了“小国崛起·大国解体”的消长过程。

【第二章 哈布斯堡家族争霸（1519—1659）】

尽管科技的进步和军事的竞争推动着欧洲各国以其通常的互不相让，各显其能的方式向前发展，仍有可能有一个国家凭借充足的资源而脱颖而出，控制整个欧洲大陆。

欧洲能在经济、军事方面雄居世界之首，亦得益于16世纪欧洲内部的权力斗争。当时，在相互竞争的欧洲国家之中，谁能积累足够的资源，超过和控制其他国家，尚未形成定局。在1500年后的150多年中，哈布斯堡家族的联合体，几乎成为欧洲政治和宗教势力的主宰。这一囊括整个欧洲大陆的联合体，是由这一家族的西班牙和奥地利成员所统治的王国、公国及省份组成的。本章的中心内容为：叙述这场旷日持久的争夺，以及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联合打击之下，哈布斯堡欲为欧洲之王的野心最终破灭的历史。到1659年，即西班牙终于在《比利牛斯和约》［1］上认输之时，欧洲已出现了政治多元体，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个政治多元体，包含五六个主要国家，另有几个小国。在这些主要国家之中，哪个在大国权力体系的变动中得利最多，将在下一章中叙述。到17世纪中叶，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军事集团有能力成为欧洲之王，而在此前几十年，却有几次似乎像要出现欧洲之王。

在这一个半世纪里，为争霸欧洲而进行的战争，在错综复杂的程度和性质上均不同于1500年以前的战争。在此前100年内所发生的战争是地方性的，如意大利各国之间的冲突、英国和法国王室的争斗，以及条顿骑士对立陶宛和波兰的战争，就是有代表性的典型例证。而在16世纪开始后，这类传统的地区性争斗，已被规模大得多的、为争霸欧洲大陆而进行的战争所掩盖和替代。

谢选骏指出：《大国的兴衰》只知大国的兴衰，却不知文明的周期。这是因为作者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懂经济决定论，不懂社会生物学。文明的周期，其实是由人类的寿命和“世代的更替”决定了的。

一、角逐的目标与纪年

虽然任何卷入这场大规模斗争的国家都各有其特殊原因，但造成欧洲战争升级和扩大范围的普遍原因有二。其一，是宗教改革，导火线是1517年马丁·路德对教皇专权的反抗。这为传统的王朝斗争增加了凶险的新内容。由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原因，宗教改革以及它的对立面，即天主教对异教运动的反改革，都倾向于将欧洲南半部与北半部分开，把新兴的、以城市为基础的中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分开。在这一大分化及归类中，当然会有不少例外情况。但基本的一点是，基督教社会分裂了，欧洲大陆有许多人被拉入了为教义而进行的超国界的斗争。直到17世纪中叶，当宗教战争的过火行为和徒劳无益使人们消极退缩下来时，他们才普遍地或许亦是勉强地承认对欧洲教派的分裂。

使得1500年以后的战争更为广泛和复杂的第二个原因，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王朝联合体。该联合体的领土，从直布罗陀到匈牙利，从西西里到阿姆斯特丹，形成一个网络。欧洲自700年前查理大帝时代以后，再没有过如此庞大的家族王朝。哈布斯堡王室家族起源于奥地利，这些统治者不断地想方设法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虽然中世纪盛世以来，此一头衔已大失实权，但仍有不少王公孜孜以求，以便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发挥更大作用。

实际上，哈布斯堡家族是通过婚姻和继承权来扩大领土的，这种做法举世无双。一个例证是，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3—1519年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1477年通过这种做法一举获取勃艮第的富饶土地遗产，另取得尼德兰。另一例证是，在1515年通过一纸婚约，取得匈牙利和波希米亚。虽然前者不在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内，且拥有相当多的自由权，但哈布斯堡王朝因之获得横跨中欧的大片土地。马克西米利安影响最为深远的王朝联姻，是其子费利普娶西班牙国王之女胡安娜，而胡安娜的父母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已通过自己的联姻把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的领地（包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联为一体，这些婚姻的“遗产继承人”是查理，即费利普和胡安娜的长子。他生于1500年，15岁时成为勃艮第大公；一年后成为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1519年，更继承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大业，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世袭领地的统治者。因此，他作为皇帝查理五世，到1555—1556年间退位时止，一直领有全部四份世袭领地（见地图3）。1526年，无嗣的匈牙利国王路易在与土耳其人进行的摩哈赤之役中阵亡，查理又戴上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王冠。

这些领地的多样性及其分散状况将在下面具体讨论。哈布斯堡主权的状况使人联想到它绝不是亚洲式的真正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甚至在16世纪20年代，查理就已把奥地利的世袭地产和刚得到的匈牙利及波希米亚行政管理权——亲王主权交给了他弟弟斐迪南。也就是说，早在查理退位之前，他已承认，西班牙和奥地利的世袭领地不可能由一个人有效地统治。尽管如此，其他王公和国家并不这样看待哈布斯堡政权的大规模兼并。法兰西瓦罗亚家族的国王们刚刚巩固了在国内的地位，便急欲将其势力侵入富饶的意大利半岛，在他们看来，查理五世的产业包围了法兰西国家。不夸张地讲，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法国在欧洲的目标就是要打破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同样，德意志的王公和帝侯长期以来一直就反对让皇帝在德意志本土有任何实权。他们看到，查理五世由于新添领土而实力大增，他可能会运用这些资源推行自己的主张，因而不能不警觉。许多教皇也如此，尽管他们经常需要利用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去同土耳其人、路德派及其他敌人战斗，但他们仍不愿让其权力扩大。

由于欧洲国家体系所固有的竞争机制，很难想像哈布斯堡王朝会不受挑战。这种冲突的可能性与宗教改革引起的教派纠纷相结合，就变成了旷日持久的、灾难性的现实冲突。事实是，在一个半世纪里，最为出色、最有权力的哈布斯堡君主，也是保卫天主教的最顽强的斗士。如查理五世及其继承人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西班牙国王费利普二世（1556—1598年在位）、费利普四世（1621—1665年在位）都是如此。结果，企图把这个时期折磨欧洲大陆的竞争中的政治权力和宗教派系分离的想法全部落空。当时任何人都可以体会到，如果查理五世能在16世纪40年代打垮德国新教王公，那将不仅是天主教信仰的胜利，而且是哈布斯堡势力的胜利。同样情形还有，费利普二世在1566年以后镇压尼德兰宗教动乱；1588年，西班牙舰队入侵英格兰。简言之，民族和王朝的竞争现在与宗教狂热融为一体，使得人们不断寻求战争，而在以往，他们是可以妥协的。

即使如此，使用“哈布斯堡家族争霸”这个标题，概括从1519年查理五世当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到1659年西班牙在《比利牛斯和约》上认输的整个时期，仍有些过分。显然，他们的敌人确实认为哈布斯堡家族想要掌握绝对的控制权。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家弗兰西斯·培根在1595年就曾伤感地描述了“西班牙的野心与压迫”：

法兰西已被颠覆，……葡萄牙也被篡夺，……低地国家遭战火，……阿拉贡终难放过，……自由人沦为奴隶，印第安人悲惨啊!

尽管有些哈布斯堡大臣夸夸其谈，偶尔提到“世界君主”，但从没有一个像拿破仑或希特勒那样有意识、有计划地控制欧洲。有些哈布斯堡王朝的联姻和继承权属于幸运，最多不过是出于灵感，尚无证据说明是一个长期的领土扩张计划。在有些情况下，哈布斯堡统治者是受到挑衅，而不是去挑起事端。例如法国对意大利北部频繁的进攻。16世纪40年代以后，在地中海地区，西班牙及其帝国的部队因不断遭受复兴起来的伊斯兰国家的进攻而处于守势。

无论如何，事实仍然是，只要哈布斯堡统治者达到他们有限的、地区性的目标，甚至是防御性的目标，欧洲霸权就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奥斯曼帝国将被挡回去，沿北非海岸退出地中海；德国内部异教派将被压制下去，尼德兰起义将被扑灭；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友好政权会保持下去。只有斯堪的纳维亚、波兰、莫斯科公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残余领土不服从哈布斯堡政权。同时还有反宗教改革的胜利。虽然如此，那时的欧洲与明代中国所达到的统一程度相比仍是望尘莫及的。然而，哈布斯堡王朝的两个中心（马德里和维也纳）所主张的政治和宗教原则，将严重侵蚀欧洲大陆的多元性，而长期以来，这种多元性正是欧洲最重要的特点。

在此简要分析上述一个半世纪的战争年表，对现代读者来说，引人注目的不是各个战役的名称和结果（如帕维亚、吕岑等），而是这些冲突所拖延的时间。与土耳其的战争拖了几十年；西班牙从16世纪60年代到1648年镇压尼德兰起义，其间只有一小段间歇，史称“八十年战争”；由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室为一方、以敌对国家不断组成的联盟为另一方的范围广泛的冲突，从1618年拖到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协定，则被人们称为“三十年战争”。在这种冲突中，每个国家承受一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的战争负担的相对能力十分重要。正是在此时期，发生了一场“军事革命”，改变了战斗的性质，使以后战争耗费猛增，支撑战争的物质与财政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这个变化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下面很快就要讨论到。但在我们对事件进行简略的描述之前，也应该知道，16世纪20年代的军事冲突，比17世纪30年代的军事冲突，无论在投入的人力，还是在使用的物力方面，其规模都要小得多。

第一系列的主要战争集中在意大利。早在1494年，意大利富饶而脆弱的城邦国家已遭致法国君主的入侵。同样可以预料的是，它们也促使各种竞争势力（西班牙、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甚至于英格兰）组成联盟，逼迫法国人后退。1519年，正当西班牙和法国还在为后者对米兰的权力争执时，传来了消息：查理五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继承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和奥地利的遗产。于是，野心勃勃的法兰西国王弗兰西斯一世（1515—1547年在位）看到自己的劲敌有如此之多的头衔，就极力在意大利本土并沿勃艮第边境、西班牙和南尼德兰挑起一系列反对活动。弗兰西斯一世进入意大利的结果是，在帕维亚战役中兵败就擒。不到4年，这位法国君主又率军开赴意大利，同样被哈布斯堡军队挫败。尽管弗兰西斯在1529年的康布雷条约上再一次宣布放弃对意大利的权利，但是在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他仍与查理五世为这些领地进行战争。

由于法兰西与哈布斯堡的领土、实力大不一样，按说查理五世不难挡住法国的扩张。但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也承继了很多其他敌人，因而使这项使命难以完成。其中最为可怕的是土耳其人，他们在16世纪20年代扩张到匈牙利平原（在1529年包围了维也纳），并对意大利构成海上威胁；此外，他们与北非海盗勾结，袭击西班牙海岸。更为严重的是，奥斯曼帝国与弗兰西斯一世达成默契，组建反哈布斯堡的非神圣联盟：1542年，法国和奥斯曼的舰队联合进攻尼斯。

查理五世的另一困境在德意志。这里已被宗教改革所分裂，路德对旧秩序的挑战得到新教公国同盟的支持。考虑到查理五世的其他困难，就不奇怪为什么他到16世纪40年代中期才集中力量对付路德派在德意志的挑战。查理五世的行动，开始十分成功，特别是在米尔贝格战役（1547）中击败由新教公国指挥的军队。但只要哈布斯堡和帝国权威一扩大，查理五世的竞争者就立刻紧张起来，于是德意志内部的公国、土耳其人、法兰西的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位）、甚至于教皇，全都力图削弱他的势力。1552年，法军开进德意志，以支持新教国，这些新教国得以抵制皇帝的中央集权倾向。这一点在暂时结束德国宗教战争的奥格斯堡和约（1555）和结束法、西冲突的卡托·坎布雷奇条约（1559）上都得到承认。查理五世退位本身也表明了这一点。他在1555年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让给弟弟斐迪南一世（1555—1564年在位）；1556年将西班牙王位让给儿子费利普二世（1556—1598年在位）。如果说此后奥地利和西班牙的两个支系仍然密切相关，那么，其情形恰如历史学家马玛泰所言：从此，犹如帝国纹章上的黑色双头鹰，哈布斯堡拥有两个头，一个在维也纳，一个在马德里；一个窥视东方，一个窥视西方。

正当东部支系斐迪南一世及其承继人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564—1576年任皇帝）在领地上享受相对和平的时候（不算土耳其人在1566年至1567年的进攻），西部支系西班牙的统治者费利普却十分不幸。北非海盗进攻葡萄牙和卡斯提尔海岸，土耳其人随后开始重新争夺地中海。结果，西班牙不得不与强大的奥斯曼帝国进行大规模的新战争，从1560年出征杰尔巴，经1565年在马耳他的搏斗，1571年勒班陀战役，以及各有胜负的突尼斯争夺战，直至1581年方实现最后的停战。与此同时，费利普的宗教褊狭政策和日益增加的赋税使尼德兰的哈布斯堡属民由愤愤不满变成公开起义。16世纪60年代中期，尼德兰的西班牙政权崩溃，导致阿尔巴公爵率军北上，实行军事专制。这反而导致四面环海，易于防卫，由荷兰和西兰岛所组成的荷兰人省份的全面抵抗，造成英国、法国和北德意志对西班牙人所怀意图的不安。1580年当费利普二世兼并邻国葡萄牙连同它的殖民地和舰队时，英国人更加心慌意乱。然而，正像哈布斯堡家族要强化（或扩展）权力的所有企图一样，其结果只能是他们的众多竞争对手觉得有责任进行干预，以防止权力平衡过于失调。到16世纪80年代，原本是荷兰新教徒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地方性起义，已经扩展成一场新的国际斗争。在尼德兰本土，攻城和反攻城持续不断，毫无惊人结果。海峡彼岸的英格兰，伊丽莎白一世顶住内部对其权威的所有挑战（不论支持来自西班牙还是教皇），坚定地向荷兰起义者提供军事援助。在法国，君主政权的削弱导致一场激烈的宗教内战，由西班牙支持的天主教同盟与其对手——受伊丽莎白和荷兰人支持的胡格诺派拼死相争。在海上，荷兰、英国的私掠船则切断西班牙对尼德兰的补给线，并将战火引到西非和加勒比海。

这场斗争的某些阶段，特别是16世纪80年代后期和16世纪90年代初期，声势浩大的西班牙战役看来就要胜利了。例如1590年9月，西班牙军队在朗格多克和布列塔尼作战；另一支军队在帕尔马公爵出色指挥下由北方进军巴黎。尽管有这样的压力，反西班牙的部队还是顶住了。法兰西王冠的竞争者、颇具魅力的法国胡格诺教徒、纳瓦尔的亨利，为了争取对他的王位的支持，在教派归属上灵活到可从新教徒转信天主教；然后，又领导越来越多的法兰西民众去反对入侵的西班牙人和声名狼藉的天主教同盟。到1598年，《韦尔芬和平协议》达成，正值西班牙国王费利普二世去世，马德里同意放弃对法兰西的一切干涉。到这个时候，伊丽莎白的英国也保住了。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的两次入侵均遭惨败，在爱尔兰挑动天主教起义的企图也破灭了，伊丽莎白的军队稳固地重新征服了爱尔兰。1604年费利普二世和伊丽莎白都已去世，西班牙同英格兰妥协言和。又经过5年，直到1609年，马德里才与荷兰起义者停战，谈判和平协议。虽然在此之前，局势早已清楚：无论是从海上，还是经由莫里斯指挥的战斗力极强的荷兰军队坚守的拿骚陆地（和水路），西班牙政权都无法击溃尼德兰。法兰西、英格兰和尼德兰联合省这三个国家继续存在，而每个国家都有潜力干扰哈布斯堡家族未来统治的事实，再一次肯定了1600年的欧洲是由众多国家组成的，而不是只有一个霸主。

这一时期震撼欧洲的第三次大交战发生在1618年以后，德意志身遭重创。仅仅因为鲁道夫二世（1576—1612年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削弱和他个人的才智，以及土耳其对多瑙河流域的再次威胁（1593—1606），德意志在16世纪后期才幸免于一场全面的教派战争。然而，在德意志团结一致的表象背后，敌对的天主教和新教势力都在想方设法加强自己的实力，削弱敌方的力量。17世纪初，福音派联盟（建于1608年）和天主教同盟（建于1609年）的斗争加剧。况且，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坚决支持他们在奥地利的表兄弟，而福音派联盟的首领，即帕拉泰恩·弗莱德里克第四选侯与英格兰和尼德兰都有关系，于是，欧洲多数国家都加入各自阵线，似乎准备为他们的政治、宗教矛盾决一死战。

1618年波希米亚的新教集团反对新的天主教统治者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的起义，为另一轮残酷的宗教战争，即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提供了所需的导火索。斗争开始，皇帝的军队进展顺利，斯帕诺拉率领的西班牙哈布斯堡军队有效地支援了他们。然而结果却是，一群成分复杂的宗教和世俗军事力量卷入冲突，于是又一次急切地需要改变力量对比的方向。荷兰人在1621年终止了与西班牙在1609年达成的停战，开进莱茵兰与斯帕诺拉的军队对抗。1626年，一支丹麦军队在它的君主克里斯琴四世的率领下，从北方进攻德意志。在幕后，颇具影响力的法国政治家、红衣主教黎塞留想尽一切办法给哈布斯堡家族制造麻烦。不过，这些军事的和外交的反攻均未奏效。到17世纪20年代末期，斐迪南皇帝的有权势的副官华伦斯坦简直就要把包容一切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强加到德意志身上，其范围甚至远及北部波罗的海沿岸。

帝国政权的迅速强化，激起哈布斯堡家族的众多仇敌更加奋力地与之拼搏。17世纪30年代初期，最坚决果敢的人当属引人注目、有影响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弗斯二世（1611—1632年在位），1630年，其训练有素的军队挺进德意志北部，翌年，向南冲入莱茵兰和巴伐利亚。虽然古斯塔夫在1632年的吕岑战役中阵亡，但绝不能就此抵消瑞典对德意志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说，抵消这场战争的巨大规模。反之，到1634年，费利普四世（1621—1665年在位）和其才华不凡的首相奥里瓦列斯公爵所率领的西班牙人，决定给他们的奥地利表兄弟以更全面的支援，但他们派往莱茵兰的、以红衣主教茵凡特为主将的军队，反而促使黎塞留决定法国直接卷入，于1653年命令军队在多处跨过边界。多年以来，法兰西一直是反哈布斯堡联盟的默契的、间接的领袖，向所有反帝国和西班牙的人送去津贴。现在冲突已公开，每个联盟开始动员更多的军队、武器、钱财。讲话的语言也相应地变得更加强硬。奥里瓦列斯在1635年制定下一年三路进攻法国的计划时曾写道：“要么丧失一切，要么使卡斯提尔居世界之首。”

然而，征服法兰西这样一个大国是哈布斯堡的军事力量所力不能及的。其军队刚刚接近巴黎，就被迫拉长战线，横跨欧洲。瑞典和德意志军队在北方进逼帝国军队。荷兰和法国“钳住”西属尼德兰。更糟的是，1640年葡萄牙起义使一部分西班牙军队和物资不得不源源不断地从北欧转移到本土，尽管这些兵力和资源还不足以重新统一这个半岛。实际上，同时发生的加泰罗尼亚人的起义受到法国人热情的支持，希望它在17世纪40年代初期有可能造成西班牙腹地的分裂。在海外，荷兰远征舰队袭击巴西、安哥拉和锡兰，将冲突转变成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第一次全球性战争。如果说尼德兰在后几项活动中获得好处，那么，其他交战国这时大都因多年的军事活动而损失惨重。17世纪40年代的军队比30年代要少些，各国政府的财政应急措施更加不顾一切，人民已失去耐心，抗议日趋猛烈。然而，正因为这是一场相互牵连的斗争，参加的任何一方都难于退出。很多德意志的新教国家要是知道瑞典也愿停战回家，他们就会退出。奥里瓦列斯和其他西班牙政治家有可能与法国谈判停火，但后者不肯抛弃荷兰。不同级别的秘密谈判与各条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在同时并进，每方都私下安慰自己说，再打一次胜仗就能加强自己在总体和解中的地位。

因而“三十年战争”的结局并不干脆利落。西班牙之所以突然在1648年初与荷兰和解，承认后者的完全独立，不过是为了剥夺法国的一个盟友。法兰西与哈布斯堡的斗争仍在继续。同年，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终于给德意志带来平静时，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退出了冲突。余下的纯粹是法、西冲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个别国家和统治者有失有得，其精髓是要承认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宗教与政治的均势，确认帝国权威的局限性。这就使得西班牙和法兰西留下来进行一场民族战争，而与宗教毫无关系。黎塞留的继承人、法国首相马扎林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1655年，他与克伦威尔的新教英国结盟，打击西班牙，迫使它同意和谈。《比利牛斯和约》（1659）的条款并不苛刻，但西班牙被迫与自己的劲敌和解，足以说明哈布斯堡家族已在欧洲丧失了优势。费利普四世政府所剩下的“战争目标”只是保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一，甚至这个目标也不得不在1688年放弃。因为那时葡萄牙的独立已获得正式承认。欧洲大陆的政治分裂仍然保持着查理五世1519年继位时的大致状况，尽管西班牙本身在17世纪末仍需为它最初过分的战略扩张付出代价，遭受更多的起义和领土损失的折磨（见地图4）。

谢选骏指出：基督教世界的内乱和分裂，给了穆斯林土耳其人极大的侵略诱因——这是欧洲人对上帝和基督所犯下的严重罪行。

二、实力与弱点

哈布斯堡家族为什么会失败？这个问题如此复杂，过程又如此漫长，看来很难用个人因素来解释，比如说鲁道夫二世皇帝的疯狂，或者西班牙费利普三世的无能。也很难说哈布斯堡王朝和它的官员们特别无能，看看同时代法国和英国许多君主的失败，以及某些德意志王公的贪赃愚昧就足矣了。回想一下哈布斯堡家族所能积聚和掌握的大量物质力量就更令人困惑费解。

查理五世继承了四个主要王朝的王冠，卡斯提尔、阿拉贡、勃艮第和奥地利，后来他的家族又得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葡萄牙，有一小段时间里甚至还得到英格兰的王冠。这些王朝事件的发生，加上同时西班牙在新世界的征服与掠夺——都给哈布斯堡家族带来了其他欧洲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财富和资源。

尽管现有统计数字有许多漏洞和不精确之处，那个时期的人口数字又不那么可靠，但假定居住在哈布斯堡统治的领土上的居民占近代早期欧洲人口的1/4，是不会大错的。然而，这些概略的总数［2］比起这些地区的财富并不那么重要，这里的王朝遗产看似得天独厚、非常富饶。

哈布斯堡家族有五项主要的财政来源，另有一些小项进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西班牙的卡斯提尔遗产。此地由王室直接统治，议会和教会把各种定期的捐税让给王室（营业税、宗教财产“十字军税”）。此外，欧洲的两个贸易区——意大利城邦和低地国家——的商业财富和流动资本能够提供相当多的资金。第4项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重要，即来自美洲国家的收入。在美洲开采白银和黄金的“五分之一王室税”，加上营业税、关税，以及教会的征收，使得新世界为西班牙国王们提供了大笔红利，不仅是直接的，还有间接的，因为流进私人手里的美洲财富，不管是西班牙人、佛兰芒人或意大利人，都有助于这些个人或公司交纳越来越重的国税，而且在紧急情况下，君主还可以向银行家大量借款，因为运送白银的船队一到，他就可以付清债务。哈布斯堡家族领土内拥有很多重要的金融和商业大家族，例如住在德意志南部、意大利城市和安特卫普的那些富商巨贾，也应算作一种优势，这是第5项主要财政来源。举例来说，这项来源肯定比来自德意志的赋税更容易到手，因为德意志国会里的那些王公和自由城市的代表，只有在土耳其人攻到门口时，才肯投票给皇帝拨款。

封建社会末期，骑士们已不可能再履行个人的军事服务（至少多数国家如此），沿海城镇也不可能提供船舶。对一个交战国家来说，拥有现金和可靠的信贷是绝对必要的。只有直接支付（或者承付）才能在市场经济的限度内购到必要的船只、海军设备、武器和食品来装备一支随时可以出战的舰队；只有相当频繁地向自己的军队提供给养和薪饷才能避免发生哗变，从而把军人的能量指向敌人。再说，此一时期虽是人们称之为西欧“民族国家”的产生时期，但所有的政府都大量依靠外国雇佣军来加强军事力量。这一点哈布斯堡家族又占了便宜，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意大利、低地国家以及西班牙和南德意志招兵。例如著名的佛兰德军就是由6个主要民族构成的，都相当忠实于天主教的事业，但需要按时付薪。说到海军，哈布斯堡的遗产可以组建一群五花八门的舰队，例如在费利普二世的晚年，地中海式军舰、热那亚和那不勒斯的大型西班牙式帆船、数量庞大的葡萄牙舰队，都可壮大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的舰队。

不过，在这140年里，哈布斯堡家族最大的军事优势恐怕是西班牙训练的步兵。卡斯提尔的社会结构和思想氛围造就了一个理想的招兵场地，恰如林奇所指出的，在那儿“当兵是一种合乎时尚而又有利可图的行业，不仅对绅士而言如此，而且对全体人民亦然”。况且，那位“伟大的上尉”贡萨洛·德·科尔多瓦在16世纪初期对步兵的编制进行了改组，从那时起直到“三十年战争”中期，西班牙的“三重军”是欧洲战场上最具战斗力的军队。每团3000人，枪兵、剑兵和火绳钩枪兵编制在一起，训练相互支援配合。西班牙运用这种兵团扫荡了无数敌人，大大降低了法国骑兵和瑞士枪兵方阵的名声和战斗力。一直到讷德林根战役（1634），茵凡特红衣主教的步兵还顶住了瑞士军队的15次强大攻势，然后，就像惠灵顿的军队在滑铁卢战场上那样，坚定地向前推进，粉碎敌人。在罗克鲁瓦（1643），西班牙人虽被法军包围，仍然战斗至死，这当然是哈布斯堡大厦中最坚固的支柱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的军力直到17世纪中叶才明显地出现裂痕，那时的军队主要由德意志、意大利和爱尔兰的雇佣军组成，来自卡斯提尔的武士已大大减少。

尽管拥有上述优势，但西班牙-奥地利王朝同盟却绝不可能取胜。这是由于它的财政和军事资源虽然在当时的人看来极其雄厚，却从没有满足过要求。这个致命的缺陷来源于三个始终相互作用的因素。从广义上讲，它为研究军事冲突提供了主要素材。

第一个因素，前面已简略地提过，即近代欧洲早期的“军事革命”，亦即约16世纪20年代以后的150年里，战争的规模、费用以及组织剧烈膨胀，这种变化本身是由几种交错因素造成的，有战术上的、政治上的和人口的因素。骑兵控制战场的格局受到打击，打击首先来自瑞士枪兵，然后是操长枪、剑、弩和火绳枪的混合部队，这意味着一个军队最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步兵。“意大利式略图”的发展更加强了这个结论，也就是前面一章提到的高级复杂的城防梭堡系统。部署这样一个防卫系统或者围困它都需要数目庞大的军队。当然，在一场大战役中，一个有组织能力的指挥官同样能很好地部署相当数量的骑兵和炮兵，但这两种部队毕竟不像步兵团队那样无处不在。因此，并不是国家削弱它们的骑兵力量，而是步兵在军队中的比例显著增加；步兵的装备和给养都比较便宜，可以大量招收，特别是因为欧洲的人口在增长。当然，这些因素极大地增强了对政府组织工作的压力，但不会压垮西方“新式君主”的官僚体系，正如军队人员的大量增加并不一定能使一个将领丧失指挥能力一样，只要他的军队有一个出色的指挥机构，且受过良好训练就足矣。

西班牙帝国的军队也许为“军事革命”的实现提供了最好的榜样。正如研究它的历史学家所说，1529年以前，法国和西班牙在争夺意大利的斗争中，“没有证据说明任何一方使用3万以上的兵力”，但是：

在1536—1537年，皇帝查理五世仅在伦巴底一地就征集6万人，保卫新占领的米兰，并入侵法国的普罗旺斯。1552年，为同时从所有战线进攻——在意大利、德意志、尼德兰和西班牙，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查理五世在德意志和尼德兰征兵10.9万人，又从伦巴底征兵2.4万人，此外，还有从西西里、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征来的兵。这样，皇帝指挥下的、因而也是他供养的军队一定有15万人左右。这种上升趋势仍在继续。1574年，仅西班牙的佛兰德军就有8.6万人。而仅仅半个世纪以后，费利普四世也可以高傲地宣称，他在1625年指挥的军队不下3万人。在所有这些军队中，真正增长的部分是步兵，特别是枪兵。

在陆上所发生的事情，在海上以更大的规模发生了。海上贸易（特别是漂洋过海的贸易）的扩大，贸易国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印度洋或西班牙本土沿海的竞争，北非海盗船和奥斯曼大型帆船舰队构成的威胁，都与新的造船技术相互作用，使得舰船造得越来越大，装备越来越先进。那个时代，战舰和商船并无明显界限，一定规格的商船基本上都装配枪炮，以对付海盗和其他掠夺者。但有一股建立皇家海军的潮流，君主可以借此占有一定数量的正规海军，形成一个核心。战时，武装的商船、三桅军舰以及二桅小型舰只可向这个核心集中靠拢。英格兰的亨利八世尤为支持这个方案，而查理五世却不愿自建海军，他更倾向于征用其西班牙和意大利领地上的私人西班牙式大帆船和单甲板大帆舰。费利普二世在地中海、接着在大西洋受到沉重压力，不可能享受这种奢侈，他不得不出钱在巴塞罗那、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实施一个庞大的造船计划；到1574年，他供养了146只大帆船，几乎是十几年前的3倍。以后10年里，大西洋爆发的战争迫使他付出更大努力，以确保通往西印度群岛（1580年葡萄牙被吞并以后）和东印度群岛的海路，保护西班牙海岸免遭英国的袭击，以及把侵略军送往不列颠，这一切，都急需远洋舰队。1604年英西签订和约后，西班牙仍需一支庞大舰队，用以抵御荷兰人的海上进攻，保卫同佛兰德的交通。而且，天长日久、时光飞逝，这些战舰的装备越来越多，费用也越来越昂贵。

正是这种螺旋式上升的战争费用暴露了哈布斯堡政权的真正弱点。普遍的通货膨胀使得食品价格从1500年到1630年上涨4倍，工业品价格上升2倍，这对政府的财政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陆军和海军两倍、三倍地扩充规模，更是火上加油。结果，哈布斯堡家族总是不断地为具有偿付能力而挣扎。16世纪40年代，在对付了阿尔及尔、法国和德意志新教徒的种种战役之后，查理五世发现他的正常和非常收入，根本不能支付开销，他的赋税早已提前多年抵押给了银行家。只有采取断然措施，没收西印度群岛的财富，抓住西班牙所有的硬币，才能找到金钱，支撑对付新教王公的战争。1552年，他在梅斯一役中就花掉250万达卡，约为皇帝当时征自美洲的正常收入的10倍。不足为奇的是，他被迫不断地举借新债，但是条件越来越苛刻；王室的信用在下降，银行家征收的利息却越来越高，于是，正常收入的很大部分只能用来偿付以往债务的利息。查理退位时，留给费利普二世的国债已约有2 000万达卡。

费利普还承继了同法国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的花费是如此之大，1557年西班牙王室不得不自行宣布破产，当时，像富杰尔那样的大银行家族也只好屈服。能够聊以自慰的是，同一年，法国也被迫宣告破产，这是1559年双方同意在沙托·坎布雷齐和谈的主要原因。紧接着，费利普马上要对付强大的土耳其敌军，20年的地中海战争，对格林纳达摩尔人的战役，在荷兰、法国北部和英吉利海峡的错综复杂的军事行动逼迫王室寻求一切可能的收入来源。查理五世在位期间赋税增加了2倍，而费利普二世仅在1556—1573年间就增税1倍，到他统治的末年，几乎又翻了一番。

费利普的开支更大，在勒班陀战役中，据估计维持基督教舰队和士兵的费用每年需要超出400万达卡，虽然威尼斯和教皇分担了一大部分。佛兰德军的费用到16世纪70年代已十分庞大，而且总是不能按期支付，结果激起军队暴动。1557年，费利普停止向热那亚银行家偿还利息后，形势更趋恶化。虽然来自美洲矿产收入的猛增，暂时缓解了王室的财政和信用危机，16世纪80年代，每年约有200万达卡，而大约40年前只有1/10的样子；但是，1588年的无敌舰队的花费竟达1000万达卡，而它的悲惨命运，不仅仅是一场海军灾难，也是王室财政的灾难。1596年，费利普以空前的额数大借公债之后，再一次拒付。两年后，他去世的时候，总债务高达1亿达卡。这笔巨债的利息差不多等于全部赋税的2/3。尽管西班牙很快与法、英两国达成和议，但与荷兰的战争仍然继续艰苦地进行着，直到1609年，才实现停火，且停火本身也是1607年西班牙兵变并进一步瓦解而紧急促成的。

在以后几年的和平时期，西班牙政府的开支没有实质性减少。先暂且不谈巨额利息问题，仅地中海局势的持续紧张，就需要大笔经费以修筑一个沿海防御工事；地域辽阔的西班牙海岸屡遭私掠船的抢劫，也需要在菲律宾、加勒比以及公海舰队上花费相当大的防御费用。1610年以后，欧洲的停火局面并没有使高傲的西班牙领袖们考虑减少军费开支。1618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不过将一场冷战变为热战，使越来越多的西班牙军队和钱财流入佛兰德和德意志。值得注意的是，哈布斯堡家族这一时期在欧洲的最初胜利和在美洲有效的防御，很大程度上与其从新世界运来的金锭、银锭的显著增加相吻合，并受它的支持。但出于同样的原因，1626年以后财政收入减少，翌年宣告破产，1628年荷兰人劫持运银舰队的惊人之举（使西班牙及其居民失去1 000万达卡之多），使得战争努力中止了一段时间。尽管德意志与皇帝结盟，但其收入却绝对难以弥补西班牙的亏空（除去华伦斯坦当权的那段时间）。

这就是后来30年西班牙应付战争的情形，把新借到的债款凑到一起，加上新税，并利用任何来自美洲的意外收入，就可支持一场重要的军事行动，诸如，茵凡特红衣主教在1634—1635年对德意志的干涉。但是耗竭财力的战争总是最终侵蚀掉这些短期收入，不出几年财政状况就更加恶化。17世纪40年代在加泰罗尼亚人和葡萄牙人的起义之后，来自美洲的财富大大减少，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纵使一个国家拥有极好的士兵，一旦由一个支出超出正常收入二三倍的政府来管理，还能指望有什么好结果吗？

西班牙和奥地利失败的第二个主要原因从以上简述中已不难看出：哈布斯堡要管的事太多了，要对付的敌人太多了，要防卫的阵线太多了。虽说西班牙军队在战场上很坚强，但把他们分散到国内守备，分散到北非、西西里、意大利、新大陆和荷兰，就力不从心、难于胜任了。正像3个世纪以后的英帝国一样，哈布斯堡集团把分布广泛的领土糅合在一起，是一个政治王朝的惊人绝技，需要极大的物质来源和心计维持其运转。这种情况是历史上战略过分扩张的最大例证之一；占领广大领土，代价就是树立众多的仇敌，同时代的奥斯曼帝国也背着同样包袱。

与此相关的是哈布斯堡战争年表这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欧洲冲突频频爆发，其费用对每个社会都是难于承受的负担。但是，所有其他国家，法国、英国、瑞典，甚至奥斯曼帝国，都享有一段和平与恢复的时期。只有哈布斯堡，特别是西班牙，总是不停地从对付一个敌人的斗争转向对付另一个敌人的斗争。刚刚与法国媾和，接着就是同土耳其人交战；地中海停战，接着就是大西洋上的广泛冲突和西北欧战争。在某些困难时期，西班牙帝国同时三面受敌，而敌人即使没有军事援助，也有意识地在外交和商业上相互支援。用当时人的话来说，西班牙像一只掉在坑里的大熊，比任何一条进攻它的狗都强大，然而，它终究敌不过所有的对手，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精疲力竭。

那么，哈布斯堡如何才能逃脱这种恶性循环呢？历史学家指出了长期分散力量的状况，提出查理五世和他的继承人应制定一套清楚明确的优先防御计划。这就暗示了某些地区是可以放弃的，但是，指的是哪些地区呢？

回过头来反思，人们可以说奥地利，特别是斐迪南二世，要是聪明一点就不会随着德意志北部的反改革势力向前推进，因为这样做得不偿失。然而，皇帝硬是要在德意志保留一支强大的军队，以防止王公的派系倾向、法国人的诡计和瑞典人的野心；而且只要土耳其人骄横地站在匈牙利，相距维也纳150英里，哈布斯堡的军队就不能减少。对西班牙政府来说，它不能让奥地利表兄弟落入法国人和路德派手里，也不能让他们落入土耳其人手里，因为这对西班牙自己在欧洲的地位至关重要。不过，奥地利似乎并没有这么想。查理五世在1556年退位后，帝国目睹马德里在西欧和海上作战时，并未感到有义务帮忙；而西班牙意识到这个更高的利益，总是愿为帝国效忠。此种不同感觉和义务所造成的长远结果很有意思。17世纪中叶哈布斯堡西班牙在欧洲的失败与它内部的问题和相对的经济衰退有明显的关系；它在各个方面过于疲劳之后，现在心脏衰弱了。而哈布斯堡的奥地利，虽然没有击退德意志的新教主义，却在王朝土地上（奥地利、波希米亚等）达到一种权力的巩固，在这个广阔的领地上，随着后来建立起一支职业常备军，哈布斯堡家族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有能力再度成为欧洲大国，而此时西班牙的国势却更趋衰微。然而，到了那个阶段，奥地利的元气复苏对马德里的政治家们已谈不上什么安慰了，他们感觉要到别处寻找盟友了。

人们很容易看到为什么新世界的领土对西班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区。在一个多世纪里，它们如期补充西班牙的财富，以及军事力量。没有这些补充，哈布斯堡家族的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继续维持。甚至当英国人和荷兰人进攻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帝国，致使海外的舰队和防御工事费用越来越膨胀时，西班牙王室从这些领土获取的直接和间接收益仍然相当可观，放弃这种好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值得考虑的还有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和佛兰德的领地。关于这两个地方，从意大利撤军这件事本身就显得不妙。16世纪前半叶，法国已想到要填补这块霸权真空，攫取意大利的财富为自己的目标服务，这当然要伤害哈布斯堡的利益。在16世纪后半叶，意大利实际上是西班牙抵御奥斯曼向西扩张的屏障。土耳其人对西西里、那不勒斯和罗马的攻击也是对西班牙的威信以及基督教的打击，失去意大利将会是一个战略上的严重倒退，那样一来，西班牙就得把越来越多的金钱用于海岸防御和大帆船舰队的建造上，而这些活动在费利普二世统治下的早期已经占了更大一部分预算。因此，利用现存力量保卫地中海的中段在军事上是合理的，可以拒土耳其敌人于一定距离之外；另一个有利点在于，这场战争的费用将由哈布斯堡在意大利的领地和教皇乃至威尼斯分担。而从这条战线撤退就将无利可图，其潜在危险更不在话下。

如此权衡以后，尼德兰就是哈布斯堡可以减少损失的唯一地区了，而且归根到底，佛兰德军在对荷兰的“八年战争中的费用支出极其惊人，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战线”。这是由于地形复杂、防御工事先进的原故。甚至当“三十年战争”进入高峰期，用在佛兰德驻军身上的金钱，仍相当于德意志驻军的5到6倍。一位西班牙参议员评论说：“荷兰的战争是毁灭这个王国的祸害。”事实上，从1566年到1654年，西班牙至少向荷兰军用财库输送21 800万达卡，这比王室从印度群岛得到的总数12 100万达卡要多得多。从战略上讲，佛兰德的防御也更加困难；海路经常处在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控制之下，1639年荷兰舰队司令特隆普击溃一支装载增援部队的西班牙舰队就是明证。但是，从伦巴第经瑞士山谷或萨伏依和弗朗什孔泰，北上法国东部边境，到莱茵河下游的这条“西班牙路”，也有几处非常脆弱的咽喉部。难道值得用如此巨大的代价来力图控制处于漫长交通线顶端的两百万顽固的尼德兰人吗？为什么不能像卡斯蒂利亚担负着沉重税务的国会代表们狡猾地指出的那样，让那些反叛者在异教中堕落呢？上帝肯定会惩罚他们，西班牙用不着再担这副担子了。

尽管反对从那个战区撤出帝国军队的人所提出的理由不足以说服那些埋怨浪费资源的人，但也不乏某些道理。首先，如果西班牙不占领佛兰德，它就会落到法国或联合省手里，从而加强哈布斯堡那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力量和威信；这种念头是西班牙决策者所不能接受的。对他们说来，“威望”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其二，费利普四世和他的顾问所提出的一个理由是，那个地区的对抗起码能把敌军的力量从敏感地区调开：“虽然我们在尼德兰进行的战争耗尽了我们的国库，迫使我们举债，但也把我们的敌人调到了那些地区，否则，肯定会在西班牙或其他附近地区发生战争。”最后，是“多米诺骨牌理论”，如果丢失尼德兰，那么，哈布斯堡在德意志的利益，弗朗什孔泰这类小领地，甚至于意大利都会相继失去。这当然只是些假设性的理由，有趣的是马德里的政治家和他们在布鲁塞尔的军事指挥官已看到一个相互关联的战略整体，如果其中任何一部分陷落，整体就会随之动摇。

首要的危险（在1635年危机中人们这样解释）是来自对伦巴底、尼德兰和德意志的威胁。三处中任何一方的失败都是对王国的致命打击。如果在这些地方的失败是一次大失败，王国的其余部分就会土崩瓦解；因为德意志完了，接着就会是意大利和尼德兰，尼德兰之后就是美洲；伦巴底之后就是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要想保全哪一方都是不可能的。

西班牙接受了这个逻辑，把自己拖进一场广泛持久的消耗战，或拖到胜利的到来，或等到和平妥协的实现，或使整个体系衰竭崩溃。

不断开战的巨额费用以及不愿放弃四大战场中的任何一方，可能已足以表明西班牙帝国的野心是肯定实现不了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联系紧密、证据充分的原因：即西班牙政府没有把可利用的资源有效地利用起来，其经济上的愚蠢导致权力的腐败。

外国人通常把查理五世或费利普二世的帝国视为律令严明的整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它不过是一片分散的领土，各自都有自己的特权及其引以自豪的特殊性。没有真正的中央管理机构（立法或司法除外），唯一的实际联系是君主本人。这里缺乏一个使人产生整体感的机构，统治者可能从来就没有视察过整个国家，国王很难从他的一部分领土筹款到另一部分去作战。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纳税人情愿为抵抗土耳其人建立一支舰队，但一想到要用钱支持西班牙在尼德兰的战争就怒气冲天；而葡萄牙人懂得保卫新世界的意义，但对德意志的战争毫无热情。这种强烈的地方主义助长并反映在各地紧抓着自己的财政权上。例如，西西里的领地抵制哈布斯堡家族早期增加赋税的做法，于1516年和1517年起来反抗西班牙总督；西西里既穷又有无政府倾向，并有一个议会，当然不能为哈布斯堡的整体防卫利益作出多大贡献。在那不勒斯王国和新占领的米兰，迫于马德里的压力的西班牙行政官筹集新款项所遇到的立法障碍较少，因此两者都能在查理五世时期提供相当的财政援助，但实际上在为保住米兰而进行的战争和反土耳其的战争中，钱是朝相反方向流去的。西班牙为了守住地中海这个“屏障”，不得不向意大利送去数百万达卡，以补充从当地征得的款项。“三十年战争”期间，这种模式被颠倒过来，意大利纳税人资助在尼德兰和德意志的战争。不过，如果把1519年到1659年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很难相信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的领地对公共基金所作的贡献，会大大超过他们为自己的防御而从公共基金中支出的部分。

尼德兰当然是帝国总收入更大的耗费之地。查理五世统治初期，国会提供的税款不断增加，尽管总要为数字讨价还价，并坚持要承认他们的特权。到了这个皇帝的晚年，他们为在意大利和德意志进行战争而需要频繁地拿出额外款项而愤怒，这与宗教不满情绪和商业上的困难结合起来，产生了普遍的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情绪。到1565年，低地国家的国债达1 000万佛罗林，债务加上一般行政费用已超过赋税，于是西班牙就得弥补这个差额。又经过马德里的十年瞎指挥，地方性反感演变成公开暴动，尼德兰成为帝国资源的一大漏洞，6.5万人以上的佛兰德军在一个又一个十年里消耗着西班牙政府总支出的1/4。

但是，在动员资源方面最惨重的失败发生在西班牙本土。那里，王室的财政权实际上极其有限，阿拉贡的三块领地（阿拉贡、卡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都有自己的法律和税务制度，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结果，国王唯一有保障的收入是来自王室的财产，额外的款项既数目微少，又很不情愿。例如，费利普四世这样不顾一切的统治者，在1640年想要卡泰罗尼亚为派到那里保卫西班牙前线的军队拨款时，结果只是引起一场历时经久的著名暴动。葡萄牙虽然从1580年直到1640年起义时期被接管，但在财政上完全自治，从不为哈布斯堡的整个利益提供定期款项。剩下的卡斯提尔是西班牙税务体系中的真正“奶牛”，尽管这里的巴斯克诸省也都是免税的。乡绅们在卡斯提尔议会中拥有强有力的代表，通常很愿意为他们免交的税款投票。况且，1/10的营业税、关税这类正常赋税，加上服务税（议会特批）、食品税（也是议会特批）以及各种教会摊派等（这些都是主要的额外赋税），很容易伤害商业、物品交换和穷人，因而造成普遍贫困化和不满，致使人口下降（通过向国外移民）。

直到美洲白银的流入给西班牙王室带来大量的额外收入之前（大约为16世纪6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后期），哈布斯堡的战争费用主要由卡斯提尔的农民和商人承担；即使是白银流入的高峰期，王室从新世界得到的收入，也只有从卡斯提尔及其600万居民中榨取的1/4到1/3。除非将捐税负担较平均地分摊给整个王国，换言之，就是分摊到哈布斯堡的全部领土，否则，仅靠卡斯提尔来维持那个时代压死人的军事开支，确实是杯水车薪。

在剥削卡斯提尔纳税人时所采用的经济倒退手段，使得这种不合比例的情况更趋严重。这个王国的社会思潮从来就不利于商业，但是在16世纪初期，那里有过相对的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并出现一些重要的工业。然而，反宗教改革的到来和哈布斯堡的频繁战争，刺激了西班牙社会的许多军事部门而减弱了商业成分。这个社会存在的经济刺激因素，全都使人感到求一份教会有俸圣职或买一份小贵族的特权是明智的。这里长期缺乏熟练的手工业工人，例如在武器制造业，劳动力的流动和就业的灵活性受到行会的阻碍。甚至农业的发展也受到有名的牧羊主行会，即麦斯塔的特权的妨害，这些人的羊群可以在全国到处放牧。由于16世纪前半叶西班牙人口的增长，导致进口更多的粮食。因为麦斯塔为这些放牧权付出的钱进入王室金库，而要废除这种做法就会激怒王室的一些强有力的支持者，因而没有可能改变这种制度。最后，虽然存在一些显著的例外，如从事羊毛贸易的商人金融家西蒙·鲁伊兹，以及塞维利亚地区，但卡斯提尔的经济整个来说还是大量依靠进口外国工业品，依靠非西班牙人，特别是热那亚、葡萄牙和佛兰德企业家提供的服务。它也依靠荷兰人，即使是在敌对期间：“到1640年，西班牙海港3/4的货物都是荷兰船运来的”，让这个国家的最大敌人占便宜。毫不奇怪，西班牙一直不能维持贸易平衡，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再出口来自美洲的金银。

140年战争造成的可怕巨额费用，就这样强加到一个在经济上无力承担的社会身上。哈布斯堡的君主们没有能力用最有效的方式征集赋税，只得求助于各种权宜之计，这样做短期内方便，对国家的长远利益却极其有害。税额以各种方式不断上升，很少落到那些最容易担负的人的肩上，而总是要伤害商业。一个急于得到现款的政府出售各种特权、专利和荣誉。一种形式简陋的赤字财政发展起来了，一方面以卡斯提尔将来的赋税和美洲财富作抵押，大量向银行家借款；一方面发放带利息的政府债券，这反过来又抽走了可以投入贸易和工业的资金。而政府的债务政策总是采用过一天算一天的方式，从来没有谨慎的限制，也没有一种由中央银行可能施加的控制来制约。甚至在查理五世统治的后期，政府的赋税就已提前多年抵押了；1543年，普通赋税的65%要用来偿付已经发出的债券利息。王室的“正常”收入被转让出去越多，就越要急切地寻找额外收入和新税。例如，银币就一再用铜币维隆来替代，实行贬值。有的时候，政府干脆扣押运给私人的美洲白银，强迫货主接受债券作为补偿。还有些时候，如前所述，西班牙国王们宣布他们自己暂时破产，停止偿付利息。如果说这种行为经常毁掉金融家族本身，那么也肯定降低了马德里将来的信用。

虽说这些岁月里打击卡斯提尔经济的某些因素不是人为的，它们却因人为的愚蠢而更具破坏力。17世纪初期造成农村人口税减的瘟疫是不可预料的，它们加剧了别的因素——横征暴敛的租税、麦斯塔的所作所为以及军役，这些因素已经侵害了农业。美洲白银的流入肯定会造成经济问题（特别是价格上涨），那时的社会却没有对付这个问题的经验，但西班牙通行的条件意味着这种现象对生产者阶级的危害超过非生产阶级，白银很容易从塞维利亚流出，迅速流入外国银行家和军火商手里，结果，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新财富在王室手里不是用来造成“稳定的财政”，而是起了反作用。有人说，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贵重金属，对西班牙而言，就像水浇在屋顶上，浇上去就流走了。

因此，西班牙衰落的核心问题是，没有认识到保存一个强大的军事机器的经济支柱的重要性。一次又一次地采取错误的决策：驱赶犹太人，后来是驱赶摩尔人；中断与外国大学的联系；政府指示比斯开造船厂集中生产大型战船，而几乎完全排斥较小的、更有用途的商船；出卖专利权、限制了贸易；对羊毛出口课以重税，使其在国外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西班牙各王国之间的内部关卡有害于商业，造成物价上涨。所有这一切只是其中一些不明智的决策，这些决策从长远来看，严重影响了西班牙给自己规定的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事务中扮演的重要的军事角色的能力。虽然西班牙大国的衰落直到17世纪40年代才充分暴露出来，但其原因早在几十年以前就已存在了。

谢选骏指出：西班牙帝国的衰落，其实是它的先前的成功所造成的——这就是历史的力学法则。所以国家必有兴衰，长盛不衰绝不可能；因为成功的范例无法逾越，必定成为继续前进的绊脚石。这是结构性的，不是改革所能解决的。所以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开国者决定了此后的国运。

三、国际较量

强调哈布斯堡的失败是重要的，但这个失败也是相对的。不研究其他欧洲大国的经历而就此驻笔，不能算是全面的分析，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论证的，战争“是16世纪国家所面临的最最严峻的考验”。军事技术的变化使得军队大规模扩张，而几乎同时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的海军冲突，给西方有组织的社会增加了巨大的新压力。每个参战国都要学会怎样组织一个有能力的行政管理机构来对付这场“军事革命”，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要寻求新办法来支付螺旋式上升的战争费用。哈布斯堡统治者及其臣民承受的压力可能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他们的军队作战年头最长；但是，如表1所示，监督和供养大量的武装部队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它们当中的很多国家看来比西班牙帝国占有的资源要少得多，它们是怎样应付这个考验的呢？

表1.  1470年—1660年兵力的增长［略］

这个简短的概述省略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最顽强最有威胁性的敌人——奥斯曼帝国，主要是由于它的长处和弱点已在前一章讨论过了。但值得回味的是，土耳其行政官员不得不对付的许多问题和缺陷，看起来类似于费利普二世及其继承人所遇到的，战略扩张过度，未能有效地利用资源，为了宗教的正统或军事威望而压制商人的企业家精神。俄国和普鲁士的状况也被省略了，因为它们成为欧洲政治强国的时代尚未到来。还有波兰-立陶宛，虽然领土广大，但由于民族分散和封建主义的桎梏（农奴制、落后的经济、选举君主制，“一种贵族无政府状况，即俗话所说的政治无能”），妨碍它起步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因此，这里要讨论的国家是法国、英国这种“新君主国”，以及瑞典和联合省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因为法国将最终取代西班牙成为最大的军事强国，历史学家们很自然地要强调前者的许多长处。但是，因此而把法国占优势的日期提前就错了；在本章讨论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看起来（实际上也如此）比它南边的邻国弱得多。在百年战争后的几十年中，面对英格兰的王室土地——勃艮第和布列塔尼——并入法国，征收直接税（特别是人头税）而不向议会申请的习惯，新国务大臣们的稳妥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拥有一支强大的炮兵辎重队的“王家军队”的存在，都使法兰西似乎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统一的、封建后期的王国。然而这个体制的脆弱性很快就清楚了。意大利战争不仅一再显示，法国想在那个半岛争取努力的举动是多么短命和可悲（甚至和威尼斯或土耳其联盟都是如此），付出的代价也极其昂贵：在致命的1557年，不仅哈布斯堡家族，法国王室也宣告破产。早在那次崩溃之前，尽管人头税和间接税如盐税和关税都提高了，法国王室依然从金融家那里以高利（10%—16%）举借重债，而且采取了一些不光彩的权宜之计，如卖官鬻爵。更糟的是，正是在法国，而不是在西班牙或英国，宗教竞争和大贵族的野心相互起作用，造成一场血腥的、长期的内战。1560年以后的法兰西不仅谈不上是一个国际事务中的强国，而且有可能变为欧洲的新斗鸡场，说不定会像尼德兰和德意志那样，按照宗教边界而被永久地分割了。

只有在纳瓦雷的亨利继承法国王位，成为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以后，他的对内妥协、对外以武力反抗西班牙的政策才使情况得以好转。他在1598年与马德里签订的和约非常有利于法国保持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那是一个被内战、盗匪、昂贵的物价、毫无规律的贸易和农业严重削弱的国家，加上其支离破碎的财务制度。1596年国家债务几乎达到3亿里弗尔，那年3100万里弗尔的赋税有4/5已经派了用场，被事先花出去。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是一个正在恢复的社会。但是，它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其人口有1 600万，是西班牙的2倍，英格兰的4倍。虽然在都市化、商业和金融方面比不上尼德兰、北意大利和伦敦地区，但它的农业是多样的、健康的，通常总有剩余食品。法兰西潜在的财富在17世纪初明显地表现出来，那时由亨利四世的得力大臣萨利管理经济和国家财政，萨利除了出卖世袭官爵并向其征税外，没有增加什么新的财务手段；他只是对税收机构进行全面整顿，清除了数千名非法的自称免税的人，恢复王室土地和收入，重新商定国债的利息。1600年以后的几年之内，国家预算已达到平衡，先是萨利，后来则有路易十四的大臣柯尔贝尔想出各种办法支持工业和农业：降低人头税、造桥、修路、开凿运河，以利物资的运输；鼓励纺织工业，建立王室工厂，去生产奢侈品替代进口货等。并非所有这些措施都能满足人们的期望，但比起费利普三世的西班牙却是出色之举。

很难说，要不是亨利四世在1610年遭到暗杀，这些恢复工作是否还会继续。很明显，这个“新君主国”没有一个能在没有适当的领导的情况下正常运行，从亨利四世之死到17世纪30年代黎塞留巩固王权的这段时间里，法国内部的政治斗争、胡格诺教徒的不满以及贵族的阴谋倾向，再一次削弱了它作为欧洲大国的能力。而且，当法国终于公开加入三十年战争的时候，它并不像某些历史学家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统一的、健康的国家，而是一个仍然被老毛病折磨的国家。贵族的阴谋活动仍然很猖狂，在1648—1653年期间达到高潮；农民、城市失业工人以及胡格诺教徒的起义，加上地方官僚对议事进行的阻碍，全都妨害政府机构行使正常职能；人口普遍下降，气候恶化，农业减产，以及那个时期似乎扰乱欧洲许多地方的发生率很高的瘟疫，都影响了它的经济，使之难以支撑一场大的战争。

因此，从1635年之后，法国的税收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增加。官爵出售加快了，早年曾削减的人头税增长到如此之多，以至于到1643年时，年收益已经加倍。即使这样仍不足以弥补反对哈布斯堡的战争费用，直接的军事负担是支持一支15万人的军队，另有给盟国的津贴。1643年是法国在罗克鲁瓦对西班牙战争的大胜之年，政府的开支几乎是收入的两倍，黎塞留的继承人马扎林陷入绝境，只好加紧出售政府官爵，更加严格控制人头税，而这两项政策都很不得人心。1648年的起义从拒绝纳税开始，反对马扎林的新财政措施并非偶然。这类动乱迅速导致政府失去信用和无可奈何地宣布破产。

结果，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的法西11年战争中，两个对手就像被打得昏头昏脑的拳击手一样，在几乎耗尽体力的情况下，互相紧紧地抓住对方，而不能将另一方打倒。双方都遭受国内起义、普遍贫困化和厌战情绪的折磨，都处于财政崩溃的边缘。诚然，在东居昂和蒂雷纳这样的将领和勒·泰利埃这样的军事改革家指导下，法国军队逐渐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但是，黎塞留建立的海军由于陆战的需要，很快解体。而这个国家仍需要巩固的经济基础。结果，法国人的好运到来，英国在克伦威尔统治下重振海军和陆军，选择时机加入冲突，终于使天平转向不利于倒霉的西班牙。此后签订的《比利牛斯和约》与其说象征着法兰西的伟大，不如说象征着它那过分扩张的南方邻国的相对衰落，西班牙此时只是在凭借极其顽强的精神而进行战斗了。

换句话说，每个欧洲国家都有其优势和弱点，真正需要的是如何防止弱点压倒长处。这点适用于处在西边和北边的“侧翼”国——英国和瑞典，它们的干涉在几个关键时刻有助于打击哈布斯堡的野心。在这140年里，比方说，英国站在那里保持中立，装备好以待大陆上的冲突的情况是几乎没有的。玫瑰战争以后英国元气恢复的关键在于，亨利七世着力于国内稳定和紧缩财政开支，至少是在1492年与法国达成和议后，都铎王朝的第一位君主削减自己的开销，还清债务，鼓励羊毛贸易和渔业，普遍地鼓励商业，为这个饱受内战和动乱之苦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急需的休养生息的空间；农业的自然高产，与低地国家进行的繁荣的布匹贸易，扩大利用富饶的沿海渔场，热闹不凡的沿海贸易都起了作用。在国家财政方面，这位国王收复王室土地，接管原属于反叛者和王位竞争者的财产，与贸易繁荣带来的关税收入，以及星法院［3］和其他法院的收益合在一起，造成一个健康的入超。

但是政治和财政稳定并不就等于拥有权力。比起法国和西班牙的众多人口，英格兰和威尔士的300万—400万居民并不算多。这个国家的财政机构和商业基础设施，比起意大利、德意志南部以及低地国家还很粗糙，尽管在都铎世纪里工业有相当的发展。在军事水平上，差距就大多了。一旦亨利七世坐稳王位，他就解散了自己的军队，并禁止大权贵的私人军队（除少数例外）；正当法国和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改变军事冲突的性质和规模的时期，英国除了“国王卫队”和某些守备部队以外，没有正规的常备军。结果，都铎王朝初期的武装力量仍沿用传统武器（大弓、长柄矛）装备，用传统方式征集（郡民兵、志愿“联队”等等）。然而，这种落后状况并不能阻止他的继承人亨利八世对苏格兰人发动战争，或妨碍他在1513年和1522—1523年对法国进行干涉，因为英国国王可以从德意志雇佣大量“现代”军队——枪兵、火绳钩枪兵和重骑兵。

虽说这两次早期在法国的军事行动以及后来在1528年和1544年的英国入侵没有以军事惨剧告终，虽说他们真的经常迫使法国君主收买这些捣乱的英国进攻者，但这些军事行动确实造成灾难性的财政后果。1513年在内阁财政部70万英镑的总支出中，有63.2万英镑用来支付士兵薪饷、军需、战船和其他军事费用。［4］亨利七世积累的库存很快就被他那野心勃勃的后代花掉了。亨利八世的首相沃尔西因采取强迫借债、“王税”以及其他武断方式筹款而引起普遍不满。只是16世纪30年代托玛斯·克伦威尔夺取教会地产才使财政情况缓和；实际上，英国宗教改革使王室收入加倍，使大规模军事防卫项目的建设成为可能，如沿英吉利海峡和苏格兰边境的要塞、皇家海军新造的大军舰、对爱尔兰起义的镇压等。但是，16世纪40年代对法国、对苏格兰的灾难性战争用掉了213.5万英镑，约为王室正常收入的10倍。这就迫使国王的大臣们采用最不择手段的权宜之计：低价出售宗教财产，捏造罪名没收贵族产业，一再强行借债，货币大贬值，最后是求助于富杰尔斯和其他外国银行家。1550年同法国和解也就成了一个濒于破产的政府的救急良方。

这一切都表明，16世纪前半叶的英国实力非常有限。它是一个相对单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虽然在边境地区和爱尔兰差得多，并常有可能把王室的资源和注意力吸引去。主要出于亨利八世的兴趣，英国在防御方面很强，拥有一些现代堡垒、炮兵、船坞、相当可观的军火工业，以及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不过，陆军的质量不高，又受财政限制，不可能进行一场大战。当伊丽莎白一世在1558年登上王位时，她的谨慎足以使她认识到这些局限性，并在不超过这些限度的情形下达到她的目的。在1570年以后的危险年代，当反宗教改革达到高峰，西班牙军队活跃在尼德兰时，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任务。因为伊丽莎白的国家不是任何一个真正的欧洲“超级大国”的对手，她想办法通过外交保持英国的独立，甚至当英西关系恶化时，她将对付费利普二世的“冷战”施行于海上，这样做至少是便宜的，偶尔还可得利。虽然需要为保住苏格兰和爱尔兰两翼提供款项，在16世纪70年代需要支援荷兰起义者，伊丽莎白和她的大臣们还是在她执政的前25年成功地积累了一笔相当可观的余款，这笔款项的积累恰逢时机，当1585年决定派遣一支由莱斯特指挥的远征军去尼德兰时，这位女王需要的正是一笔“战争基金”。

1585年以后与西班牙的冲突，给伊丽莎白政府加上战略和财政的双重负担。海军领袖如霍金斯、雷利和德雷克等人，在考虑英国应采取的最佳战略时，敦促女王采用拦截西班牙的白银贸易的政策，进攻敌人的沿海和殖民地。总之，就是利用海上优势打一场实惠的战争——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很诱人的建议，虽然在实践中很难实行，但是还需要将部队送到尼德兰和法国北部去，以援助那些同西班牙军队作战的部队。采用这个战略并非出于热爱荷兰反抗者或者法国新教徒，其唯一的原因，正如伊丽莎白所解释的：“法国末日到来之时，亦正是英国行将灭亡之日”，因而保持欧洲“均势”至关重要，必要的话就进行实际干涉；这种“对大陆的义务”持续到17世纪初，至少是以个人的形式，因为当远征部队在1594年并入联合省的军队时，很多英国部队留了下来。

英国一方面在陆地上阻碍费利普二世的计划，一方面在海上干扰他的帝国，这种双重作用为维持欧洲政治的多元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支持8 000人在海外作战是个很大的压力。1586年送往尼德兰的经费总数超过10万英镑，1587年为17.5万英镑，每年相当于当年总支出的一半；西班牙无敌舰队进攻那年，给英国舰队的拨款超过15万英镑。结果，伊丽莎白的年度支出在16世纪80年代末期相当于初期的二三倍。在下一个十年里，王室每年耗费35万英镑以上，女王统治的最后4年里，爱尔兰战争将每年平均支出提到50万英镑以上。政府想尽一切办法从其他来源筹款，如拍卖王室地产、出卖专利，但还是无济于事，只得一再召集下议院开会，请求额外拨款。总共200万英镑左右的款子终于批拨出来，英国政府既没有宣布破产，也没有拒付军队的薪饷，足以证明这位君主和她的大臣们的技巧与谨慎。战争年代考验了这整个制度，给第一位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留下债务，使他和他的继承者处于依赖一个不信任的下议院和一个提心吊胆的伦敦金融市场的地位。

这里没有篇幅探讨王室和议会之间越来越深刻的冲突，这个冲突在1603年以后的40年里居英国政治的统治地位，而财政又是冲突中心。英国军队在17世纪20年代对欧洲大战的不适当的、偶尔的干涉虽然花钱不少，对三十年战争的进程却影响甚微。在此期间，英国的贸易、人口、海外殖民地和一般的财富都增长了，但没有国内的和谐，上述条件都不能为国家权力提供一个坚固的基础；实际上，关于“船款”税这类在理论上可以加强国家武装力量的争吵，很快导致了王室同议会的一场内战，必将削弱英国在17世纪4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对欧洲政治的作用。当英国重新出现的时候，是在一场激烈的贸易战中向荷兰人挑战（1652—1654年），这里不管交战者的目标何在，对整个欧洲均势的作用不大。

克伦威尔的英国在17世纪50年代有可能比任何前一届政府更为成功地扮演了大国角色，从内战中产生的新军，终于消除了英国军队和它的欧洲伙伴之间存在的传统差距。按照拿骚的莫里斯和古斯塔夫·阿道弗斯方式建立的、以现代方法组织和训练出来的英国军队，经过多年战争磨炼，纪律严明，（一般）按期领饷，能够对欧洲的均势发生作用，这已为1658年在迪讷战场上击败西班牙军队所证实。不仅如此，共和国的海军在那个时代更为先进。下议院宠爱它，因为它在内战中一般是宣布反对查理一世的。舰队在17世纪40年代后期经历了一场更新，规模扩大一倍多，从39艘战舰（1649年）增到80艘（1651年），工资和条件改善了，船坞和后勤支援改进了，所有这些款项都由一个深信利益和权力是同步的下议院按期投票批准。这也正恰到好处，因为海军在对荷兰的第一战中就碰上同样的劲旅——指挥官特隆普和德·吕伊特，是同布莱克和基克一样出色的将领。当1655年以后对西班牙帝国进行作战时，无怪乎战果累累：占领阿卡迪亚（新斯科舍），在伊斯帕尼奥拉一场惨败后占领牙买加，1656年夺取西班牙的部分财宝舰队，1657年封锁加的斯并在圣克鲁斯消灭西班牙舰队。

英国军队终于打破平衡，迫使西班牙在1659年结束同法国的战争，但这个成就并非没有国内的压力。在1655年以后的岁月里，有利可图的西班牙贸易让给了中立的荷兰人，敌人的私掠船沿着大西洋和地中海航线掠夺了不少英国商船。最重要的是，负担一支多至7万人的陆军和庞大的海军是耗资巨大的；有一种估计认为，1657年英国政府支出的287.8万英镑中，有190万镑用于陆军，74.2万镑用于海军。捐税制定了，在史无前例的水平上有效地征收着，但对于一个花费“相当于查理一世时代的4倍”的政府还是不够，而在英国革命以前的查理一世在位时的支出“就被认为令人难以容忍了”。债务不断增加，士兵和水手的薪饷推迟发放。西班牙战争这几年无疑增加了公众对克伦威尔统治的不满，使得大多数商人阶级恳求和平。当然，英国并没有被这场冲突完全摧毁，要是它像西班牙那样长期地争夺大国霸权，那肯定就会毁灭了。英国内陆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加上来自殖民地和航运的利润，开始造就一个坚固的经济基础，使伦敦政府在将来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可以依赖。确切地说，因为英国和尼德兰联合省已经建立了有效的市场经济，所以在把生活水平提高和人口增长结合起来的方面取得了少有的成就。但是，在国家的军事努力同鼓励国民财富增长这二者之间保持平衡，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在护国时期结束的时候，这个平衡变得太脆弱了。

如果我们把英国的兴起与另一个“侧翼”国瑞典相比较，在国家管理方面的这个严重教训就更清楚了。在整个16世纪，这个北方王国的形势都不太妙。吕卑克和（特别是）丹麦挡住了它自由进入西欧的通道，东侧不断地同俄国发生战争，与波兰的关系也一再分散注意力，瑞典要维持生存已够忙的了；在1611—1613年的战争中惨败于丹麦，预示着这个国家的命运是衰落而不是扩张，而且还将遭遇内部分裂之苦。这种分裂是立宪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结果是肯定了贵族的广泛特权。但是瑞典最大的弱点是它的经济基础。它的广大领土多是北极圈内的荒地和森林。分散的农民大多自给自足，占它90万人口的95%；加上芬兰，大约有125万人，比许多意大利的城市国家都要小。城镇和工业太少了，“中产阶级”简直谈不上，以物易物和提供劳务仍是主要的交换形式。因此，年轻的古斯塔夫·阿道弗斯在1611年登上王位时，瑞典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只不过是一个侏儒。

两个因素——一个外部的、一个内部的，促使瑞典从这个不景气的基础上迅速成长起来。首要的因素是外国企业家，特别是荷兰人，但也有德意志人和华隆人［5］，在他们看来，瑞典是一个有前途的“未发展”国家，有丰富的原料如木材、铁矿和铜矿。这些外国企业家中最有名的是路易·德·吉尔，他不仅卖给瑞典人成品和买走矿石，而且时间长了，还建立了木材厂、铸造厂和工厂，向国王贷款，把瑞典人拉进主要以阿姆斯特丹为基地的商业“世界体系”。这个国家很快就变成了欧洲最大的铁和铜的生产地，而这些东西的出口又带进大量外汇，很快就有助于建设武装部队。而且瑞典在军备上也变得自给自足，这种少有的特长还得感谢外国的投资和技术。

内部因素就是古斯塔夫及其助手实行的一系列有名的改革。法庭、国库、税收制度、中央管理最高法院以及教育，都是在这个时期变成有效率、有成果的领域，而且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把贵族从派系斗争中引开，让他们为国家服务。宗教团结巩固了。地方和中央政府看起来都在发挥职能。在这些坚实的基础上，古斯塔夫可以建立一支瑞典海军用来保护海岸线不受丹麦人和波兰敌手的侵犯，保证瑞典军队安全通过波罗的海。最重要的是，这位国王的名声来自他的军事改革；他以征兵制为基础发展了国家常备军，用新式战术训练部队，改进骑兵，引进机动的轻炮兵，最后，他的指导给部队带来纪律和高昂的士气。当古斯塔夫在1630年夏天开进德意志北部去支援新教运动时，他指挥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战斗部队。

这种优势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欧洲战争比起瑞典早期经历过的任何一场对邻国的地区性战争，规模都大得多，代价也大得多。到1630年底，古斯塔夫指挥着一支4.2万人的军队；12个月以后，那个数字翻了一番；在决定命运的吕岑战役之前，他的军队膨胀到15万人。瑞典军队在主要战斗中构成精锐部队，也用来把守战略要地，但没有足够的人力组成那样庞大的军队；实际上，那15万的“瑞典军队”中有4/5是外国雇佣军，苏格兰人、英国人、德意志人，他们的花费是极其昂贵的。早在17世纪20年代对波兰的战争就使瑞典的国家财政感到紧张，而德意志的战争更加费钱。然而瑞典人却出色地想出办法让别人为战争付钱。外国人的资助，特别是法国人的资助是人人皆知的，但那只能补偿一小部分开销。真正的来源是德意志本身；各个公国和自由城市如果是盟友就要资助这一事业；如果是敌对的就得拿出赎金，以避免抢劫。另外，这支由瑞典人控制的庞大军队从他们驻扎的领土上索取驻地、食品和饲料。其实这个制度已由皇帝的助手华伦斯坦完善了，他的索取“资助”的政策养活了一支10万人以上的帝国军队。但这里的关键是，并不是瑞典人出钱在1630年到1648年这一时期用这支大军帮助打击哈布斯堡家族。就在威斯特伐利亚议和谈判的那个月，瑞典军队还在抢掠波希米亚；而它要求一大笔“赔款”才肯撤兵，也是完全正当的。

虽然这是瑞典人的一个惊人成就，但它在很多方面使人对瑞典在欧洲的地位有一种幻觉。它的强大的战争机器在很大程度上是寄生性的。瑞典军队要在德意志活下去必须抢劫，否则部队就会哗变，那对德意志更有害。当然，瑞典人要自己花钱供养海军，保持国内防御，支持德意志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军队；像其他国家一样，它消耗了政府的财政，导致不顾一切地向贵族出售王室土地和赋税，因而减少了长期的收入。“三十年战争”也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极其沉重的税收压在农民身上。加之，瑞典的军事胜利给它带来好几块波罗的海对岸 的领地——爱沙尼亚、利沃尼亚、不来梅、大部分波美拉尼亚——应当承认它们带来商业和金融上的利益，但是在和平时期维持它们，在战时保卫它们免入嫉妒的敌人之手，这样给瑞典政府造成的费用大大超过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德意志进行的大规模战争。

甚至到1648年以后瑞典仍旧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但只是属于地区性的。在查理十世（1654—1660年在位）和查理十一世（1660—1697年在位）时，有人争论说它在波罗的海舞台上处于高峰，成功地挡住丹麦人，顶住了波兰、俄国和兴起的普鲁士政权。在查理十一世时转向绝对专制的做法，扩大了王室的财权，有可能维持一支和平时期的庞大常备军。不过，这些都是在瑞典逐渐从一流国家下降时用来加强自己的措施。用罗伯特教授的话说：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瑞典沉湎在胜利之中，被战利品所膨胀；查理十一世把她带回日常生活的灰色光线之下，制定适合她的资源和真正利益的政策，给她以实行这些政策的装备，为她准备了符合二等强国的身份和尊严的前途。

这些成就并不小，只是在更大的欧洲范围内它们的意义有限。值得注意的是，波罗的海的权力平衡的程度，即瑞典和丹麦、波兰以及勃兰登堡所依赖的权力平衡的程度，在17世纪后半叶是受法国、荷兰，甚至英国（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影响和“操纵”的，手段是财政补助和外交干涉，在1644年和1659年则是一支荷兰舰队。最后，当瑞典在这场外交大战中不再能被称为“傀儡”国家的时候，比起西方兴起的强国，它仍然是一个经济侏儒，总要依靠它们的补贴。在1700年前后，它的外贸不过是联合省或英国的很小的一部分；它的政府开支大概只有法国的1/50。在这个不坚实的物质基础上，又没有可能获得海外殖民地，瑞典尽管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和政治稳定性，却再没有机会保持在古斯塔夫·阿道弗斯统治下所取得的短期军事优势。事实上，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它始终要抓紧防备，想办法阻止普鲁士从南方、俄罗斯从东部的进攻。

最后一个例子是这个时期的荷兰政权，它与瑞典形成鲜明的对比。它是在革命的混乱局面中产生的国家，是由7个各不相同的省份组成的集团，这些省份以不规则的边界与哈布斯堡所属尼德兰的其余部分分割开来，只是一个大王朝帝国中的一小部分，人口和领土都很有限，但迅速变成了欧洲内外的一大强国，并持续几乎一个世纪。它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是，有一个共和式的、寡头政治形式的政府，虽然这点和意大利的前身威尼斯是相同的。但它真正的特点是，它的力量的基础牢固地建立在贸易、工业和金融领域。它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强国，至少在防御方面是如此。直到17世纪后期英国的海军兴起，它一直是最有力量的海上强国。但这些武装力量的表现只是荷兰的力量和影响的结果，而不是本质。

当然，在他们暴动的早期，这7万余荷兰暴动者在欧洲事务中没起什么作用，实际上几十年后他们才把自己看成一个单独的国家，到17世纪初期边界才形成。所谓尼德兰的起义一开始只是零星分散的事件，这其中不同的社会集团和地区互相争斗，同时也反对他们的哈布斯堡统治者，有时也与哈布斯堡妥协，在16世纪80年代就有好几次。当帕尔玛公爵为西班牙收复领土进行卓越的指挥时，他几乎看到了胜利。要不是来自英国和其他新教国家的补贴和援助，要不是进口了大量的英国枪炮，要不是西班牙军队被频繁地调往法国，暴动在那时可能就被镇压下去了。由于港口和船坞几乎全都在起义者手里，西班牙不可能掌握制海权，帕尔玛只能用慢速的、陆上包围的作战法，一旦他得到命令把军队开往法国，这种作战就失去了力量。

于是到了16世纪90年代，联合省留存下来了，而且有可能夺回东部失去的大部分省份和城镇。到这一阶段，它的军队也已训练有素，由拿骚的莫里斯指挥，他的战术发明和利用沼泽地作战的本领使他成为当时最好的指挥官之一。称之为荷兰军队是不恰当的：在1600年它有43个英国人联队，32个法国人联队，20个苏格兰人联队，11个华龙人联队，9个德意志人联队，只有7个荷兰人联队。尽管民族大混杂（但并非不典型），莫里斯却把它铸成一个一致的、标准的整体。毫无疑问，荷兰政府的财政能支持帮助他完成这个任务，他的军队比欧洲大部分军队更能按期得到薪饷，正如政府一贯为支持强大的海军而提供经费一样。

夸大荷兰共和国的财富和财政稳定，或者说它能轻松地支付这场长期冲突是不明智的，特别是在它的早期阶段。在联合省的东部和南部，战争造成相当大的破坏，贸易损失，人口下降，甚至繁荣的荷兰省也感到税收太重；1579年它要为战争拿出96万佛罗林，1595年几乎达550万佛罗林。到17世纪初，反西班牙的年度费用升到1 000万佛罗林，很多人担心，这场战争不用坚持多久就会造成财政困难。荷兰的幸运在于遭受损失更大的西班牙的经济，以及与其相应的、供养爱闹事的佛兰德军的能力，终于迫使马德里同意1609年的停火。

战争考验了荷兰的资源，但并没有耗尽他们。实际情况是，从16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迅速，当政府像所有的参战国那样需要向金融市场借债时，它有一个牢固的基础。经济繁荣的一个明显原因是，人口增长与摆脱哈布斯堡统治以后的更旺盛的进取精神相互作用。除了自然人口增长率外，还有来自南边或欧洲其他地区的好几万（或许几十万）难民。看起来很清楚，这些移民大都是技术工人、教师、手艺人和资本家，有很多东西可以贡献。1576年西班牙军队攻陷安特卫普，这给阿姆斯特丹更多的机会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起作用，而荷兰人确实也是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发展贸易。他们控制有利的鲱鱼贸易，开垦海田，都增加了资源。他们的大型贸易船队，特别是那种简单结实的货船，到1600年包揽了欧洲大部分运输业，木材、粮食、布匹、盐、鲱鱼，由荷兰船只通过每条水路运输。促使他们的英国盟友和荷兰卡尔文派牧师反感的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竟然愿意把这类物资运给他们的死敌西班牙，只要利润超过风险。国内进口大批原材料，由阿姆斯特丹、德尔夫特和莱登等地的各行各业“加工”。主要的工业有“糖加工、冶金、蒸馏、酿造、制烟、缫丝、制陶、玻璃、军工、印刷、造纸”，不用惊讶，到1622年，荷兰的67万人口中有56%生活在中等城镇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与之相比都显得落后了。

荷兰经济的另外两个方面也增强了它的军事实力。其一是海外扩张。虽然这项贸易与欧洲水域低级的但大宗的买卖不能相比，但也是共和国的另一项来源。“从1598年到1605年，每年有25只船到西非，20只船到巴西，10只船到东印度群岛，150只船到加勒比海。1605年在安汶，1607年在德那地建立有主权的殖民地；在印度洋周围，亚马孙河口和日本（1609年）一带都建立了工厂和贸易站。”联合省和英国一样，在经济活动从地中海向大西洋世界逐渐转移的过程中得到了好处，而这个转移是1500年到1700年期间的主要世俗潮流之一；它开始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有利，后来就给那些更有能力从全球商业获利的政权以强大的刺激。

第二个特点是阿姆斯特丹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这是这个共和国充当欧洲的船运商、交换人和商品经济人的必然结果。金融家和机构所能提供的（接受有息存款，转移款项，给汇票记账和结算，发行债券），与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地已实行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同。但它反映出联合王国的贸易财富规模更大，可靠性更强，特别是因为主要投资者是政府的一部分，愿意想办法保持货币可靠、有保证的信誉和定期偿还债务的原则。这样的结果是，总是有钱借给政府，这使荷兰共和国比它的敌人具有无可估量的优势；由于它的信用好，还债及时，总可以用比任何其他政府优惠的条件借到钱。这在17世纪是个主要优势，实际上任何时候都是如此。

1621年与西班牙再次开战以后，这种能够轻易举债的能力就更重要了，因为武装力量的费用不断上升，从1 340万佛罗林（1622年）增至1 880万佛罗林（1640年）。即使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一笔巨款，特别是因为荷兰的海外贸易因战争而受损失，或者是直接损失，或者是贸易转入中立国手中。因此，尽可能让公共贷款支持大部分战争费用在政治上容易些。虽然这是造成公债猛增——荷兰省在1651年的债务为1.53亿佛罗林——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力以及对偿付利息的谨慎态度意味着信用体系从没有过垮台的危险。虽然它显示了即使富国也在军事支出面前的退缩，它也证实了，战争胜利，取决于各方钱包的大小，而荷兰总能比其他国家耗得长久。

谢选骏指出：“战争胜利，取决于各方钱包的大小”，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因为在我看来，造成钱包大小的那些原因，比钱包大小本身远为重要。换言之，欠债不可怕，可怕的是造成欠债的恶习。

四、战争、金钱和民族国家

现在让我们概括一下本章的结论。1450年后进行的战争与“民族国家的诞生”密切相关。15世纪后期到17世纪后期这段时间，大多数欧洲国家经历了政治和军事权力实现中央集权的过程，通常在君主之下（但在有些地方是当地王公或一个商业寡头政体之下），伴随着国家税收权力增加和方法增多，收税的官僚机器也复杂多了，不像过去那样，国王们是“自己过自己的”，国家的军队则靠封建征募。

欧洲民族国家的这种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经济变化已经破坏了不少旧的封建秩序，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得不通过新形式的合同和义务来互相联系。宗教改革把基督教社会按统治者的宗教偏爱而划分，把世俗和宗教权威合到一起，因而把世俗制度扩大至整个民族。拉丁语衰落了，政治家、律师、官僚和诗人越来越多地使用地方语言，也推动了这股世俗的潮流。交通工具的改善，更为广泛的物资交换，印刷术的发明，超越大洋的地理发现等等，使人们不仅知道有其他种族的人民，而且也知道有各种不同的语言、趣味、文化习惯和宗教。在这种环境下，无怪乎当时的许多哲学家和其他作家把民族国家当作公民社会的自然的也是最好的形式，认为民族国家的权力应该加强，它的利益应该保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管他们享受的是哪种宪法形式，都应该为共同的民族的利益而和谐地工作。

但是，战争以及战争的结果推动“民族建设”的紧迫而持续的压力，远远超过这些哲学思考和缓慢进化的社会潮流，军事实力使得许多欧洲王朝可以镇住他们本国的大亨，保证政治一致性和权威（虽然经常要向贵族妥协）。军事因素，或者确切地说，地理战略因素，有助于形成这些新的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同时频繁的战争诱导民族意识——至少是以消极的形式——也就是说让英国人学会恨西班牙人，瑞典人恨丹麦人，荷兰反叛者恨他们从前的主子哈布斯堡家族。最重要的是，战争，特别是有利于步兵的那些费钱的防御工事和舰队发展的那些新技术，迫使参战国家花费比以前更多的费用，在收入中找出相应的数目。所有关于早期近代欧洲政治花费的普遍增加，关于新的税收组织，关于国王与各集团之间的关系在改变的议论，不提到军事冲突的核心作用就只是抽象的空论。在伊丽莎白的英格兰或者费利普二世的西班牙的最后几年里，政府全部开销的3/4用于战争，或者用于偿还上次战争欠下的债务。陆军和海军行动并不一定总是新的民族国家存在的原因，但肯定是这些国家最费钱最紧迫的行动。

不过要是假定在16和17世纪，征收赋税、支持军队、装备舰队、发布命令、指挥军事战役这类行动，比如说，就像1944年诺曼底登陆那样进行，那就错了。正如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的，早期近代欧洲的军事机器是笨拙低效率的。在这个期间征集和控制一支军队是一桩困难之极的事业；衣衫褴褛的部队，运输问题，不标准化的武器，这些都是令大多数指挥官感到绝望的问题。即使有足够的款项用于军事目的，贪污和浪费又要拿走一部分。

因而武装力量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可预知的和可靠的工具。大队人马由于后勤供给短缺，或更严重的是缺乏薪饷而失去控制，是屡见不鲜的。佛兰德军在1572年到1607年之间至少发生了46次哗变，同样的，其他劲旅亦然，虽然不那么频繁，例如，在德意志的瑞典军队和克伦威尔的新军，黎塞留曾在他的“政治宣言”中憎恶地评论道：历史上由于匮乏和混乱而自我毁掉的军队，比毁于敌人之手的多得多；我已亲眼看见了，在我的任期内开始进行的所有行动，都因为这个原因而不能完成。

这个薪饷和供给的问题从所有方面影响军事行动。有位历史学家证明古斯塔夫·阿道弗斯在德意志的惊人机动性，并不是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军事战略计划的要求，而是反映了他只是在被迫为他们的庞大军队寻找食品和饲料。早在拿破仑的那句名言之前，指挥官们就已知道，一支军队吃饱了肚子才能前进。

但是这些物质条件的限制也适用于国家政权，特别是在为战争筹款的问题上。这个时期的国家不管多么繁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为这场漫长冲突的费用立即付款；不管征了什么样的新税，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之间总有一个差距，只能靠贷款来弥补上，或者从私人银行家如富杰尔斯那里去借，或者像后来那样，从一个经营政府债券的正式组织的金融市场去借。不过，螺旋式上升的费用迫使君主拒付债务，贬值货币，或者试图采取它不得已的措施，结果带来急功近利，但造成长期损害，这样的事例亦是屡见不鲜的。正如他们的指挥官拼命想办法维持军队秩序，喂饱战马。早期近代的那些政府也是过着不安定的入不敷出的日子。纠缠着要议会批准更多的额外赋税、强迫富人和教会“捐赠”、与银行家和军火商讨价还价、劫掠外国财宝货船、回避众多的债权人等等，这就是那些年代里统治者和他们的官僚被迫从事的差不多是经常性的活动。

因此，本章的论点并不是说，哈布斯堡家族完全没有做出其他大国干得很漂亮的事情。这里并没有出现惊人的对照，成功和失败仅仅是用很小的差别来决定的。所有的国家，包括联合省，都由于军事和海军战役造成的不断的资源损耗而处于严重压力之下。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财政困难、军队哗变、供给不足、国内反对增税。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年代经受的不如说是耐受力的斗争，把参战国逼得越来越接近财穷力竭。到了“三十年战争”的最后10年，很明显，双方都不能拿出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指挥的那样规模的军队，因为各方都确确实实用光了人力和物力。因此，反哈布斯堡的胜利只是模糊的、相对的。他们在维持物质基础与军事实力的平衡上，干得恰好比对手哈布斯堡强了一点点。至少有些胜利者看到了在一场长期斗争中，国家的财富资源应该小心使用，而不是乱用。他们也可能承认，不管是多么勉强地承认，商人、制造商、农夫与骑兵军官以及枪兵对他们来说一样重要。但是，他们对此的理解超过哈布斯堡的程度是很小的。借用惠灵顿公爵后来的话说，这是一个“要命的势均力敌的事”。大多数大型斗争都是如此。

谢选骏指出：为何大型斗争都是势均力敌的？因为力量悬殊的双边关系就不会发生战争，只会造成让步或是臣属关系。

注

［1］《比利牛斯和约》即结束法国和西班牙战争（1635—1695年）的条约。——译者注。

［2］大约占1600年欧洲10 500万人口中的2 500万。

［3］星法院（Star Chamber），英国15—17世纪设在威斯敏斯特宫内的法庭，以滥刑专断著称于世。——审校者注

［4］我的同事罗伯特·阿史顿教授提醒我说，在这整个时期里任何公布的英国（或许还有其他国家）政府收入和支出都只能看做名义上的；官吏减去的数目，贿赂、贪污、记账混乱等使公布的给陆军和海军的“分配额”大大降低。同样，国王的“收入”也只有一部分能到达君主手里。因此这里提供的统计数字是示意性的，而并非权威性的。

［5］华隆人，居住在比利时南部、东南部及附近的法国境内。——审校者注

【第四章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815—1885）】

国际力量对比逐渐变得不利于旧有的一流强国，而有利于那些既有资源，又善于组织利用新生产工具和新技术的国家。

拿破仑垮台以后半个多世纪发展起来的国际体制，具有一整套不寻常的特点，这些特点有的不过是暂时性的，而另一些则成了近代的长期特征。

第一个特点是，一个整体的全球经济先是稳定地、然后（19世纪40年代）是引人注目地发展，这一发展吸引了比以往更多的区域加入以西欧——特别是以大不列颠——为中心的跨洋、跨大陆的贸易和金融网络。在英国取得经济霸权的几十年中，同时出现了交通运输的大规模改善，工业技术从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日益加速的转移，产品产量骤然激增（这又反过来推动对农业土地和原料新产地的开发）。关税壁垒的削弱和其他重商主义的措施，再加上关于自由贸易和国际和谐的种种思想的广泛传播，说明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已经出现，这种秩序与18世纪再三出现大国冲突的世界迥然不同。1793—1815年斗争——在19世纪以“大战争”著称——的动乱和付出的代价，促使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同样尽可能去选择和平与稳定，这种形势由于有了欧洲协作体或签订自由贸易条约等措施而得到了巩固。这些情况自然鼓励了长期的工商业投资，从而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第二，旷日持久的大国战争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一切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就此结束。如果还有冲突的话，那就是欧洲和北美对较不发达民族的征服战争加剧了，这些战争在许多方面是向海外经济渗透和制造业的产量份额锐减的军事伴随物。此外，在欧洲大国中仍存在区域的和个别国家间的冲突，特别是民族问题和领土边界问题方面的冲突。但是，下面将要谈到，像1859年的法奥战争或19世纪60年代德意志统一战争那样的公开冲突，不论在持续的时间方面，还是在地区方面都受到了限制，甚至克里米亚战争也很难说是一场大冲突，只有美国的南北战争才可以说是这个规律的例外，应该作为大冲突来加以考察。

第三，产生于工业革命的技术，开始对军事和海战产生影响。但是，变化要比常人有时所描述的缓慢得多，只是到了那个世纪的下半叶，铁路、电报、速射武器、蒸汽推进力、装甲战舰，才真正成为军事力量的决定性的标志。虽然新技术加强了列强在海外享有的火力和机动性方面的领先地位，但经过好几十年陆海军将领才修正了他们如何打一场欧洲战争的思想。可是，技术变化和产业革命的双重力量正在陆地和海上稳步地产生影响，同时还在影响着列强的相对的力量。

虽然现在还难以做出概括，但由不平衡的工业和技术变化类型引起的大国均势的转移，可能比财政和信贷更影响着19世纪中期几场战争的结局。这部分地区是因为19世纪国家的和国际的银行业务以及政府官僚和机构（国库、稽查员和税吏）使得大部分政权能够更方便地从货币市场筹措经费，除非它们的信用等级特别低劣，或者它们在国际银行体制中存在暂时的偿付危机。但主要是由于以下的事实：发生的战争相对地说是短暂的，所以各方都注意利用现有的军事力量在战场上迅速取得胜利，而不是长期地动员国家资源和筹措新的收入。例如，不论有多少新取得的资金，都不能使奥地利逃过1859年和1866年战场上的失败，也不能在法国的军队于1870年的战争中被击溃后把富裕的法国拯救出来。的确，在南北战争中，占优势的财政使北方战胜了南方，英国和法国比濒于破产的俄国更有财力进行克里米亚战争——但这反映了它们经济上总的优势，而不是在信用和财政这一方面胜过俄国。因此，关于19世纪的战时财政的作用，就不像前一时期那样值得一谈。

这种种因素——国际经济的成长、工业革命激发的生产力、欧洲的相对稳定、在此期间军事和海军技术的现代化、仅仅爆发局部的和短期的战争的事实——对某些大国当然比对其他国家更加有利。尤其是其中的英国，它得益于1815年以后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总趋势是如此之多，以致它成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另一个类型的强国。其他国家在其相对力量方面往往严重地受到影响。可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工业化的进一步的扩大又一次开始改变世界的力量对比。

这一时期的又一个特征值得一提。从19世纪初期起，历史的统计材料（特别是表示经济的数字）有助于探究力量对比的转化和更精确地衡量这个制度的动力。但是，了解以下的事实很重要：许多数据是很不精确的，特别是那些缺乏有效的官僚机构的国家的数据更是如此；某些计算（例如世界产品产量的份额）不过是多年后统计学者作出的估计数；最重要的一点说明是，经济财富并不直接或经常转化为军事力量。统计学者所能做到的，是提供表示一个国家物质潜力的大致的材料，以及它在领先国家的各个方面相对排列的地位。

大部分经济史学者竭力强调，“工业革命”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与1776年、1789年和1917年的几次政治“革命”相比，它是一个逐步的、缓慢进行的过程；它只影响某些制造业和某些生产资料；它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发生，而不席卷全国。可是，这一切说明不能回避一个事实，即人类经济环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转变在1780年前后开始出现。有权威人士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野蛮的旧石器猎人向驯化的务农者的转变（这当然要缓慢得多）。工业化（特别是蒸汽机）所做的是以无生命的动力源代替有生命的动力源；通过利用机器——“迅速、有规律、精确、不知疲劳”的机器——变热为功，人类就能利用大量新能源。引用这种新机器的结果简直是惊人的：到19世纪20年代，操纵动力织机的人，其产量20倍于一个手工工人，而一台动力驱动的“骡”（即纺纱机）具有200台手纺车的能力。一个火车头能运输需要数百匹马才能运输的货物，而且速度要快得多。的确，产业革命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方面——例如工厂制度，或分工。但是，本文讨论的要点是生产力的急剧增长，特别是在纺织业方面，这又转过来促进对更多的机器、原料（尤其是棉花）、铁、航运和更优质的交通等方面的需求。

此外，正如兰德斯教授已经注意到的那样，人类生产力的这种空前的提高是自给的：

在以往，生活条件（进而是生存条件）改善和经济机会增加以后总是紧跟着人口的增长，这样最后就把取得的收益消耗殆尽；现在，这些地方的经济和知识第一次在历史上迅速成长，其速度足以不断地产生投资和技术更新，这种情况把马尔萨斯明确的控制的上限提高到任何可见的限度以上。

后一句话也非常重要。从18世纪起，世界人口的增长开始加快：欧洲的人口从1750年的1.4亿增加到1.87亿（1800年），又增加到2.66亿（1850年）；亚洲的人口从1750年的4亿多猛增到一个世纪以后的7亿左右。不论原因——较好的气候条件、生育力的提高、疾病减少——是什么，这样规模的增长是惊人的；虽然18世纪欧洲和亚洲的农业产量也增加了，并且实际上是人口增长的另一个总的原因，但这个新增人口（和需要吃粮的肚子）的纯数字，在此期间有使农业产量增长的一切好处化为乌有的危险。在18世纪后期，贫瘠土地承受的压力、农村的失业、大批家庭向已经拥挤不堪的欧洲城市流动等情况，不过是这种人口猛增浪潮的几个征兆而已。

英国产业革命所做的（用很不成熟的宏观经济术语说）是持续地提高生产力，这样在国家财富和人口购买力方面随之发生的增长，都不断地超过了人口增加数。当这个国家的人口从1801年的1 050万增加到1911年的4 180万——年增长率为1.26%时，它的国民产值的增长要快得多，在19世纪也许是14倍。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在2%和2.25%之间，这要取决于统计数字所包括的地区。［1］仅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人均产量就增加了1倍半。

与1945年以后许多国家达到的增长率相比，这些并不是了不起的数字。正像社会史学家提醒我们的那样，产业革命的确使新的无产阶级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他们在厂矿劳动，居住在有碍于健康的、拥挤的、草率建成的城市中。可是基本的事实依然是，机器时代生产力的持续增长，给这个时期带来了广泛的利益：1815至1850年英国的平均实际工资增加了15%到25%，在以后半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80%。艾什顿提醒那些认为工业化是一场灾难的批评者：“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是，怎样给人数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几代儿童提供粮食，给他们衣服穿，和如何去雇佣他们。”新机器不但越来越多地雇佣了增长的人口中的大部分，而且提高了国民的总的人均收入，一场蒸汽推动的交通工具的革命，很快满足了城市工人对食品和必需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铁路和轮船运送新大陆的剩余农产品，来满足旧大陆的需要。

通过利用兰德斯教授的各种计算，我们可以以另一种方式来领会这一要点。他指出，在1870年，联合王国使用1亿吨煤，这“相当于800万亿大卡的能，它足以供养8.5亿成年男人达一年之久（当时的实际人口约3 100万）”。另一方面，英国在1870年的蒸汽机的能力约为400万马力，这相当于4 000万个男人所能产生的力。但“这样多的人一年会吃掉3.2亿蒲式耳的小麦，这是1867至1871年整个联合王国年产量的3倍多”。无生命的动力源的使用，能容许从事工业的人突破生物学的限制，并且惊人地提高生产力和增加财富，而用不着屈服于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对比之下，艾什顿却清醒地注意到（晚至1947年）：

今天，在印度和中国土地上的男女们受着瘟疫和饥馑的折磨，他们的生活在外表上只比白天同劳动、晚上同睡一地的牲畜稍好一些。这种亚细亚的标准，这种无机械装备的恐惧，就是那些只增加其人数而没有经历一场产业革命的人的命运。

谢选骏指出：《大国的兴衰》只看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不见宗教前提与文明冲突，不亦陋乎。难怪在它之后，《文明的冲突》热销了。

一、欧洲之外

在讨论产业革命对大国体制的种种影响之前，我们也不妨了解一下它对远方，特别是对中国、印度和其他非欧洲社会的影响。它们蒙受的损失是双重的，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情况并非像人们一度想象的那样，即在西方人的冲击以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民族过着一种幸福和理想的生活。“基本的真相必须强调，即在经历产业革命和现代化以前的任何国家的特点就是贫困……低生产力的、人均产量低下的、处于传统农业状态的、农业作为其国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的任何经济，都不能生产超过直接消费需要的很多剩余……”但在另一方面，鉴于农业生产在1800年形成了欧洲社会和非欧洲社会的基础这一事实，还鉴于诸如印度和中国等国家也存在许多商人、纺织品生产者和手工业者的事实，人均收入的差别并不很大。例如，一个印度手织机织工可能挣到工业化以前欧洲织工收入的一半。这又意味着，由于亚洲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净人数，在蒸汽机和动力织机改变世界的均势之前，亚洲比人口少得多的欧洲在世界制造业的产量中［2］占有远为巨大的份额。

在贝罗克的两个有独创性的计算（见表6和表7）中可以看出，由于欧洲的工业化和扩张的缘故，力量对比的转变是多么鲜明。

表6.  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1750—1900年）［略］

表7.  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1750—1900年）（以1900年联合王国为100）［略］

很明显，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革命迸发出来的生产力的惊人提高。比如说，在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期间，英国纺纱业的机械化，使单个生产力就提高了300至400倍，所以英国在总的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激增就不足为奇了——随着它使自己成为“第一工业国”，其份额继续增加。当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也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时，它们的份额也稳步增长，就像它们的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及其国家财富那样。但是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不但它们在总的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相对地减少（这完全是因为西方产量的迅速增长），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它们的经济绝对地衰退了，也就是说，由于兰开夏纺织厂的远为价廉物美的产品对它们的传统市场的渗透，它们非工业化了。1813年以后（当时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结束了），印度进口的棉织品激增，从100万码（1814年）增至5,100万码（1830年），又进而增加到9.95亿码（1870年），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传统的国内生产者受到了排挤。最后一点又回到了艾什顿关于“那些只增加其人数而没有经历一场产业革命的人”遭受折磨人的贫困这一论点上来。中国、印度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大量增加，很可能一代一代地减少了它们总的按人口计算的收入。由此，贝罗克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也令人震惊——的见解：在1750年，欧洲和第三世界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相差还不太远，可是到了1900年，后者只是前者的1/18（2%比35%），只是联合王国的1/50（2%比100%）。

“西方人的冲击”从各方面说，是19世纪世界强国力量所在的最值得注意的表现之一。它不但在各种各样的经济关系方面——从沿海商人、航运者和领事等“非正规的影响”直到种植园主、铁路建设者、采矿公司的更直接的控制——表现自己，而且也在探险者、冒险家和传教士的渗透，在西方疾病的传入，在西方信仰的传播等方面表现自己。它既在各个大陆的腹地——从密苏里往西，从咸海往南——出现，也发生在非洲各河流的河口和太平洋群岛沿岸的周围。如果说“西方人的冲击”（譬如说）于英国人在印度建造的道路、铁路网、电报、港口和非军事建筑中留下了引人注目的遗迹，那么，它的更可怕的一面，却是与这个时期那么多殖民战争同时出现的流血、掠夺和抢劫。的确，从科蒂兹［3］时代起，这种武力和征服的特点已经存在了，但这时其步伐正在加快。1800年，欧洲人占领和控制了世界土地面积的35%；到1878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7%；到1914年，达到84%以上。

先进的蒸汽机技术和机制工具，使欧洲拥有决定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前膛枪炮（雷管、来复线等）的改进是十分不祥的；大大增加发射速度的后膛炮的发明甚至是更大的进步；格林机枪、马克沁机枪、轻型野战炮给一场新的“火力革命”作了最后几笔润色，这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依靠陈旧武器的土著民族在抵抗中取胜的机会。此外，蒸汽推动的炮舰意味着已经称霸公海的欧洲海上强国，能够通过像尼日尔河、印度河和长江等大河道向内地扩张。这样，在1841—1842年鸦片战争的几次战役中，装甲舰“复仇女神号”的机动性和火力对中国的守军来说是一个灾难，他们轻易地被一扫而光。当然，险要的地形（例如阿富汗）的确可以减弱西方军事帝国主义的锐气，在那些采用新武器和新战术的非欧洲军队中——如19世纪40年代的锡克教徒和阿尔及利亚人——抵抗力量也的确强大得多。但是一旦战斗在西方能部署机枪和重武器的开阔地展开时，其结果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也许在19世纪末可以看到最大的差距：在1898年的恩图曼战斗中，基切纳［4］军队的马克沁机枪和李-恩菲尔德来复枪在半个上午消灭了1.1万名伊斯兰教托钵僧，而自己的部队只损失了48人。结果，火力的差距，像工业生产力上已经出现的差距那样，意味着领先的国家拥有的资源，为最落后的国家的50倍或100倍，从伽马时代起尚不明显的西方的全球统治，这时几乎没有止境了。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1898年的恩图曼战斗中，基切纳军队的马克沁机枪和李-恩菲尔德来复枪在半个上午消灭了1.1万名伊斯兰教托钵僧”，我看这些穆斯林就像梦想“扶清灭洋”的义和团一样，意味着一个腐朽文明的死亡——不久之后哈里发代表的回教文明，清狗皇帝代表的中国文明，就步入了死亡的陷阱。文明的冲突，其实在十九世纪就结束了，哪里还要等到二十一世纪？

二、英国充当霸主？

在19世纪初期的这次扩张中，如果说旁遮普人和安南人、苏族人［5］和班图人是“输家”（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那么英国人无疑是“赢家”。在前一章已经指出，到1815年他们已经引人注目地取得了全球的突出地位，这是由于他们把制海权、财政信用、商业才能和结盟外交巧妙地结合起来的缘故。产业革命所做的，就是加强一个国家在18世纪产业革命前的重商主义斗争中已经取得的十分成功的地位，然后把它转变成另一种强国。如果说（再重复一遍）变化的步伐是渐进的，而不是革命性的，那么其结果却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在1760—1830年期间，联合王国占“欧洲工业产量增长的2/3”，它在世界制造业生产的份额从1.9%一跃而为9.5%；在以后的30年中，英国工业的扩大又使那个数字上升到19.9%，尽管新技术扩散到了其他西方国家。在1860年前后，相对地说，联合王国可能达到了极盛时期，它生产了全世界铁的53%、煤和褐煤的50%，并且差一点消费了全球原棉产量的一半。“联合王国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占欧洲人口的10%，却似乎具有相当于全世界潜力40%—60%的现代工业能力。”在1860年，它从现代能源（煤、褐煤、石油）消费的能是美国或普鲁士/德意志的5倍，法国的6倍，俄国的155倍。它单独占有全世界商业的1/5，但是却占有制成品贸易的2/5。全世界1/3以上的商船飘扬着英国旗，而且所占的比率正在日益增加。所以，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人为他们的无可匹敌的地位洋洋得意，（按照经济学家杰文斯1865年的说法）它这时是世界的贸易中心：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则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则遍及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长期以来早就生长在美国南部的我们的棉花地，现在正在向地球的所有的温暖区域扩展。

由于这种自信的表现和成为这种表现的基础的工商业统计数字，似乎说明了英国无可匹敌的支配地位，从其他几个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使之更加全面，这样做应该说是公平合理的。首先，这样说虽然有点迂腐——在1815年以后的几十年，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可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由于中国（和后来的俄国）的纯人口数字，以及农业的生产和分配构成了世界各地（甚至1850年前的英国）国民财富的基础这一明显的事实，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来没有像它的人均产量和它的工业化程度那样令人瞩目。再说，“国民生产总值的量本身并无重要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使500万工厂工人的产量相形失色，但由于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很快被消费了，所以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英国在1850年是强大的，的确没有遇到挑战，它强就强在拥有现代的、创造财富的工业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利益。

另一方面（这第二点可不是迂腐的），英国日益增长的工业力量，在1815年以后的几十年里并没有组织起来以使国家迅速取得军事装备和人力上的升级，比如说，像17世纪30年代沃伦斯坦［6］做过的或纳粹经济将要做的那样。相反，与这一早期工业化同时盛行的放任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却宣扬长期和平、低政府开支（特别是防务）和减少国家对经济和个人的控制等目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已经承认，容许保持一支陆军和一支海军，以便保护英国社会“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力扰乱和入侵”，这可能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武装力量本身是“非生产性的”，不能像工厂和农场那样给国民财富增值，它们应该减少到与国家安全相称的尽可能低的水平。亚当·斯密的弟子们，尤其是理查德·科布登的弟子们假设（或者至少是希望）战争是最后采取的手段，在将来越发不可能发生，所以对组织国家准备战争的思想会感到吃惊。结果，英国的工业和交通出现了“现代化”，但军队的改进却没有跟上，军队（除了一些例外）在1815年以后的几十年停滞不前。

因此，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不管英国经济地位是多么突出，它可能比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任何时候都更少地为冲突而进行“动员”。强调把国家安全与国民财富联系起来的各种重商主义措施，被坚定地排除了：保护性关税被取消；先进技术（例如纺织机械）出口的禁令被解除；目的之一在于保持一大批英国商船和海员以备战争的航海法被废除；王室的各种“优惠待遇”到此结束。对比之下，防务费用保持在绝对的最低水平上，19世纪40年代平均一年约为1 500万镑，在较多事的60年代，也不超过2 700万镑；可是在后一个时期，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共约10亿镑。的确，1815年以后50多年，武装力量只花费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3%，整个中央政府的费用远不足10%。这个比率，比18世纪或20世纪的比率要小得多。这些数字对一个具有适度手段和野心的国家来说也是很低的。对一个设法“统治四海”并声称其巨大利益在于保持欧洲均势的国家来说，这些数字真是值得注意的。

因此，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规模，并不反映这个国家的战斗力，比如说像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那样；它的放任主义的体制，连同一个日益脱离贸易和工业的很不重要的官僚机器，也不可能动员英国的资源去打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而不引起大动乱。下面将会看到，即使是更有限的克里米亚战争，也严重地动摇它的制度，可是，那种暴露出来的现象所引起的担心很快消失了。不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人对干涉欧洲的军事行动表现得比以往更不热心，因为这种干涉总是代价高昂的，也许是不道德的；而且他们认为，1815年以后的60年，在欧洲大陆大国之间总的来说占上风的平衡，使英国不必去全面地承担义务。虽然它通过外交和调动海军舰队，的确力求影响欧洲边缘要地（葡萄牙、比利时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政治事件，但它倾向于避开对其他地方的干涉。到了19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甚至克里米亚之战也普遍地被视为一个错误。由于英国如此的缺乏意愿和实力，在危急的1859年中，它对皮埃蒙特的命运并不起重要作用，它不同意帕麦斯顿和拉塞尔“插手”1864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事件；当普鲁士在1866年打败奥地利，4年以后又打败法国时，它也袖手旁观。所以，看到英国的军事实力反映于这个时期它的陆军比较有节制地控制兵员（见表8）这一事实，就不会感到惊奇了。无论如何，没有多少军队可以动员到欧洲战场上去。

表8.  大国的兵员（1816—1880年）［略］

甚至在欧洲以外英国优先部署其部队的地方，像印度等地的军政官员，由于他们控制了广袤的领土，也几乎一直抱怨他们指挥的兵力不足。不管这个帝国在世界地图上给人以多么深刻的印象，地方的官员却深知它是在惨淡经营。但这一切不过说明，到19世纪初期和中期，英国是另一种大国，它的影响不能用军事霸权的传统标准去衡量。它的强大，表现在其他某些领域，英国人认为它们远比一支庞大而又花钱的常备陆军更有价值。

其中第一个是海军领域。当然，在1815年以前的一个多世纪中，一般地说皇家海军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力量。但是那种制海权常常要争夺，特别是要与波旁家族诸强争夺。特拉法尔加之战后的80年，突出的特征是，再也没有任何国家或联合起来的几个国家，能够严重地对英国的海上控制进行挑战了。不错，偶尔还有“恐”法病；海军部也密切地注意着俄国的造船计划和美国建造大型快速帆船的活动。但每一个这种可以觉察到的挑战很快就消失了，只留下英国的海上力量发挥“比在以往诸海上帝国史中可以看到的更加广泛的影响”（劳埃德教授之言）。尽管皇家海军的数量在1815年以后稳步减少，但它的实际战斗力有时很可能与仅次于它的3支或4支海军一样强大。它的主要舰队，至少在欧洲的边缘，是欧洲政治的一个因素。为了保护葡萄牙君主国免遭国内外的危险，舰队停泊在塔古斯河；它决定性地在地中海使用海军（在1816年对付阿尔及尔的海盗，1827年在纳瓦里诺击溃土耳其舰队，1840年在阿克里遏制穆罕默德·阿里）；每当“东方问题尖锐化”时，它就老谋深算地派舰队停泊在达达尼尔海峡前。凡此种种都表现了英国的海上力量，这种力量虽然在地理上受到限制，但在欧洲各国政府的心中仍占有分量。在欧洲以外，较小的皇家海军舰队，甚或个别的战舰进行所有的活动：镇压海盗，拦截贩奴船只，运送陆战队登陆，威慑从广州到桑给巴尔的地方当权者。在那些地方，看来其影响甚至更是决定性的。

英国势力的第二个重要的领域，表现在它的日益扩大的殖民地帝国上。在这方面，总的形势又远远不像前两个世纪那样具有竞争性，那时英国不得不再三地为其帝国而同西班牙、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交战。这时，除了对法国在太平洋的移动或俄国在土耳其斯坦的蚕食行动感到惊慌外，就没有需要认真对待的对手了。因此，在1815—1880年期间，英国经常存在于一种实力-政治的真空之中，这很难说是夸张之词，这也是殖民军队能够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的原因。不错，英国帝国主义有局限性和一些问题，还有西半球的扩张中的美利坚合众国及东半球的法国和俄国。但是，长期以来在热带的许多地方，除土著民族外，英国的利益集团（商人、种植园主、探险者和传教士）几乎碰不到其他外国人。

这种相对的缺乏外界压力的情况，加上国内放任的自由主义的兴起，使许多评论家坚决认为没有必要去攫取殖民地，此举不过是挂在负担过重的英国纳税者脖子上的一套“磨石”。可是，不管英国国内反帝国主义的言论是多么动听，事实是帝国继续发展，在1815—1865年期间，年平均扩张速度约为10万平方英里。有些地方是为战略和商业而攫取的，像新加坡、亚丁、福克兰群岛、香港和拉各斯；其他地方则是白人殖民者对土地贪得无厌的结果，他们穿越南非的草原、加拿大的草原和澳大利亚人烟稀少的内地。他们的扩张通常激起当地人的反抗，以致英国或英属印度常常不得不派军队去镇压。即使为日益增加的新责任所苦的本国政府反对正式吞并，从乌拉圭到利凡特，从刚果到长江，人们仍能感觉得到一个扩张中的英国社会的“非正式的影响”。与法国的时断时续的殖民活动及美国人和俄国人的更局部性的内部殖民相比，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英国人作为帝国主义者来说，是自成一类的。

显示英国与众不同和国力的第三个方面，表现在财政领域上。诚然，这个因素是不可能脱离国家总的工商业进步的；必须用金钱给产业革命加油，而产业革命则以投资收益的形式转过来又创造更多的金钱。前一章已经谈到，英国政府早就知道怎样去利用它的银行信贷和股票市场。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财政领域的发展，不论在质的方面，或是在量的方面，都与以前的发展不同。乍一看来，量的差别引人注目。长期的和平以及在联合王国国内容易取得资本的事实，再加上全国金融体制的改进，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刺激英国人向国外投资：在滑铁卢之战后的10年中每年约输出600万英镑；到19世纪中叶已上升到一年3 000万英镑以上；在1870—1875年期间，一年上升到惊人的7,500万英镑。结果，英国从这类利息和红利中取得的收入，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每年能不费劲地达到800万英镑，到19世纪70年代每年超过5,000万英镑。但大部分收入很快再向海外投资，实际上就像上升的螺旋形，这样不但使英国愈来愈富，而且不断地推动全球的贸易和交通。

大量输出资本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也是重要的。首先，海外投资的收益大大地缩小了英国一直承受的可见商品贸易的缺口。在这一方面，投资收入增加了来自航运、保险、银行业务、商品交易等方面已经相当可观的无形收益。这些收益合在一起，不但确保英国决不会发生收支平衡的危机，而且英国在国内外变得愈来愈富了。第二，英国的经济起着一个巨大的风箱的作用，吞进大量原料和食品，吐出大量的纺织品、铁制品和其他制成品；与这类有形的贸易相媲美并补充其不足的是航运网络、保险机制和银行联系纽带。在19世纪的过程中，这些业务从伦敦（尤为突出）、利物浦、格拉斯哥和其他许多城市向外扩大。

由于英国国内市场的开放性和伦敦愿意把海外收入向从佐治亚直到昆士兰的新的铁路、港口、公用事业和农业企业进行再投资，在可见的贸易交流和投资类型之间存在着一种总的互补性［7］。除此之外，还有对金本位的日益接受和以向伦敦兑取的票据为基础的国际交换和支付机制的发展，所以以下的情况是不足为奇的：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人们相信，通过采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他们已发现了既保证欣欣向荣、又保证称霸世界的秘密。虽然有许多人——托利党的保护主义者、东方的专制君主——似乎仍过于迟钝而不承认这个真理，但经过这段时期，每个人肯定都会认识到放任主义经济学和政府的功利主义准则的基本有效性。

虽然这一切从短期来看使英国人比以往更富有，但从长期看，这是否也包含了战略上的危险因素？通过明智的回顾，人们至少能发现这些结构经济变化的两个后果在以后将影响英国在世界上的力量对比。第一个是这个国家正在为其他国家的长期扩展做出贡献——既通过不断地投入资金以建立和发展外国的工农业，又通过建造铁路、港口和轮船而使海外生产者能在以后的几十年与自己的产品进行竞争。

在这一方面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蒸汽动力、制造业、铁路及后来的电力的来临，能使英国克服自然的和物质的障碍，从而提高了生产力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和力量，这些发明也帮助了美国、俄国，尤其是中欧，因为对内陆的发展而言，潜在的自然的和物质的障碍要大得多。用浅显的话来说，工业化所做的，就是使利用一个国家本地资源的机会均等，从而扩展了迄今由较小的那些海军兼商业的边缘国家所享受的优势，而把这些优势转给了以陆地为基础的大国。

第二个潜在的战略性弱点在于英国的经济日益依赖国际贸易，尤其是国际金融。到了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各项出口构成了多达1/5的国家总收入，这个比率远比沃尔波尔时代和皮特时代为高；特别是对巨大的棉纺织业来说，海外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随着英国从主要是农业的社会转向主要是城市-工业的社会，国外的进口，不论是原料，还是（日益增加的）食品，都变得极其重要了。在发展最快的部门——银行、保险、商品交易和海外投资等“无形”的服务业中，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尤为关键。世界是伦敦城的囊中物，在和平时期一切顺利；但如果发生另一场大国战争，局势又会怎么样呢？英国的出口市场是否会受到甚至比1809年和1811—1812年更为严重的影响？它的整个经济和国内的人口是否会变得过于依赖在冲突时期容易被切断或停止供应的进口货？在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中，由于市场关闭，保险停止，国际资本的转移受阻，信贷业务被破坏，以伦敦为基地的全球银行和金融体制是否会崩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些情况下，先进的英国经济可能比一个不那么“成熟”、但也较少地依赖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国家，更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由于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关于国际和谐和持续地欣欣向荣的主张，这些似乎是杞人忧天。最需要的是，政治家们理智行事，避免去干预其他民族争吵的蠢事。主张放任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甚至争辩说，英国的工商业越是被纳入全球经济和依赖它，对采用可能会导致冲突的政策的抑制力就越大。同样，金融部门的发展会受到欢迎，因为它不但为19世纪中期的“繁荣”添加燃料，而且也显示出英国已变得多么先进和进步；即使其他国家仿效它，并且的确工业化了，它也能把它的力量转到为这种发展进行服务方面，由此甚至能获取更多的利润。用伯纳德·波特的话来说，它是第一个长出腿的青蛙卵，第一个变成青蛙的蝌蚪，第一个跳出池塘的青蛙。它在经济上与众不同，但这只是因为它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由于这些繁荣昌盛的形势，对战略性弱点的担心似乎是没有根据的。就像1851年在万国博览会水晶宫期间噙着骄傲的泪水高呼的金斯利那样，大部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人们宁愿相信，一切可以顺应天命：

珍妮纺纱机和铁路、丘纳德的轮船和电报对我来说……在某些方面，至少是我们与宇宙和谐相处的迹象；就像有一个威力无比的神……安排一切、创造一切的上帝在我们中间显示着征兆。

因此，与在幸福之舟上的其他文明一样，英国人可以相信，他们的地位既是“天然”的，又命中注定会保持下去。也正像其他一切文明那样，他们准备承受突然的冲击。但这依然是相当长时期以后的事，在帕麦斯顿和麦考莱［8］时期，通常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却是英国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弱点。

谢选骏指出：英国人愚蠢，不知技术定将扩散——因为资本追求更大的利润。所以英国的霸权通过技术革命和资本积累而兴起，也必定因为技术扩散和资本流动而灭亡。

三、“中等强国”

在1815年以后约半个世纪里，经济和技术变化对欧洲大陆大国的相对地位的影响，却远不是那样引人注目。这主要是因为真正发生的工业化是在远远低于英国的基础上开始的。人们越往东走，当地经济就越具有封建和农业的性质。西欧在1790年以前，在商业和技术发展的许多方面已经接近英国，但即使在那里，20年的战争也留下了深刻的创伤：人口的损失、改变了的关税壁垒、提高的税赋、大西洋部分的“田园化”、海外市场和原料的丧失、取得英国最新发明的困难。这些都是全面经济增长的障碍，即使（出于特殊原因）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某些商业和地区已经繁荣起来时也是如此。如果说和平的来临意味着正常贸易的恢复，并且让大陆的企业家看到他们已经比大不列颠落后得多么远，并且已经不能产生一次突然迸发的现代化浪潮。简单地说，没有足以产生一次变化的资本、本地的需要或官方的热情；许多欧洲的商人、手工业者和手织机织布者强烈地反对采用英国技术，因为（很正确地）看到这些技术是对他们旧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结果，虽然蒸汽机、动力织机和铁路使欧洲大陆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在1815—1848年期间，经济的传统特征依然是突出的：农业生产的地位高于工业生产的地位，缺乏廉价和迅速的运输工具，消费品优先于重工业。

前面的表7显示，在1750年以后的一个世纪，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的相对增长给人们的印象并不深刻，只是在19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

“复元的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外交形势相互结合，把国际现状冻结起来，充其量也只容许现存的秩序做小规模的变动。这恰恰是因为法国革命对欧洲内部的社会调整和传统的国家制度，都提出了一种令人生畏的挑战，梅特涅及其保守的同僚这时以怀疑的目光看待任何新的发展。一个冒全面战争风险的冒险主义外交活动，就像一个争取民族自决或争取修正宪法的运动那样令人讨厌。总的说来，政治领袖们感到，他们仅仅对付国内动乱、各部门利益集团的不安（许多利益集团甚至在新机器刚出现时就已感到了威胁）、城市化的成长和对行会、手工业以及前工业社会的保护性规章的初次挑战，手头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一位历史学家曾经描述为“一场产生1830年起义大爆发的地方性内战以及一批直接引起的叛乱”的情况，意味着政治家们一般既无精力，也无愿望去进行可能会削弱自己政权的国外冲突。

与此有关的是，确实发生了许多军事行动，其起因正是为了保护现存的社会政治秩序，使其免遭革命的威胁。例如，1823年奥地利军队在皮埃蒙特粉碎了反抗，同年法国的军事力量进入西班牙，以恢复斐迪南国王原来的权力，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在1848年使用俄国军队镇压匈牙利的革命。如果这些反动措施在英国舆论中愈来愈不受欢迎，那么这个国家的岛国特性意味着它也不会为了解救自由力量使之不受镇压而进行干预。至于欧洲内部的领土变动，它也只有在大国“协作体”的一致同意以后才能作出，其中有的可能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补偿。因此，在1815—1865年期间，那时大部分微妙的政治问题（比利时、希腊）国际化了，也讨厌单方面的行动，这不同于这个时期以前的拿破仑时代，也不同于以后的俾斯麦时代。这一切就给现在的国家制度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即使是靠不住的稳定。

在1815年以后的几十年，普鲁士的国际地位显然受了这些总的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影响。虽然因取得了莱茵兰而大大地扩大了领土，这个霍亨索伦国家这时似乎远不如腓特烈大帝时期那样引人注目。只是在19世纪50和60年代，在普鲁士的国土上终于出现了比欧洲任何地方都要迅猛的经济发展。对比之下，这个国家在19世纪的前半期似乎是一个工业方面的侏儒。它每年5万吨的铁产量，不但被英、法、俄3国超过，而且也少于哈布斯堡帝国。此外，莱茵兰的取得，不但在地理上分裂了普鲁士，并且在较“自由的”西部诸省与较“封建的”东部诸省之间加剧了政治分裂。在此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内的紧张形势在政治中最为突出。虽然反动势力通常占了上风，但它们对1810—1819年的改革趋势感到震惊，也被1848—1849年的革命弄得惊慌失措。甚至当军方重新把一个非常粗俗的政权强加给人民时，对国内不安定的担心使普鲁士的上层不愿去考虑对外政策方面的冒险活动；相反，保守分子感到，他们需要尽量紧密地与欧洲其他地方（特别是俄国，甚至还有奥地利）的稳定势力合为一体。

普鲁士国内的政治争端因关于“德意志问题”的争论，即关于39个德意志邦最终联合的可能性以及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的争论，而更加复杂化了。因为这个争论的问题，不但可以预料会把普鲁士具有自由和民族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从大部分保守分子中分离出来，而且它还涉及与德意志中部和南部诸邦的微妙的谈判，而最重要的是，它又恢复了与哈布斯堡帝国从1814年就萨克森问题的激烈争吵以来的敌对行动。虽然普鲁士是从19世纪30年代起发展起来的日益重要的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无可争辩的领袖（奥地利因受本国工业家的保护主义压力，未参加该同盟），但在这几十年中，政治优势一般掌握在维也纳手中。首先，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年在位）和腓特烈·威廉四世（1840—1861年在位）对与哈布斯堡帝国冲突后果的担心，更甚于梅特涅及其继任者施瓦岑堡对与其北方邻国冲突的后果的担心。此外，奥地利主持了法兰克福的德意志邦联会议，它获得了许多较小的德意志邦的同情，更不用说普鲁士的旧保守分子的同情了；它看来是一个无可争辩的欧洲大国，而普鲁士不过是一个德意志大国。维也纳具有更大影响的最值得注意的迹象出现在1850年的厄尔米茨协定上，它暂时结束了它们对德意志问题优势的争夺，当时普鲁士同意遣散其军队和放弃它自己的统一计划。腓特烈·威廉四世认为，一个外交上的屈辱比一场在1848年革命以后不久的冒风险的战争更为可取，甚至像俾斯麦那样的一些民族主义者，虽然对在奥地利的要求面前后退深感刺痛，但也感到在“争霸德意志的斗争”最终解决之前，不妨少有作为。

使腓特烈·威廉在厄尔米茨屈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知道俄国的沙皇支持奥地利在“德意志问题”上的方案。从1812年直至1871年的整个时期，柏林尽力避免激怒这个东方军事巨人。思想意识和力量上的原因当然有助于为这种奉承的态度进行辩解，但它们却不能完全掩盖普鲁士的继续存在的自卑感。俄国在1814年维也纳会议上获得了大部分波兰，更加深了这种自卑感。彼得堡对普鲁士的任何自由化行动表现出不赞成的态度。沙皇尼古拉一世认为，德意志统一是一个愚蠢的空想（特别是像1848年的企图那样，由一个把皇冠送给普鲁士国王的激进的法兰克福议会来统一）。这个著名见解，以及俄国在厄尔米茨前对奥地利的支持，都显示了这种强大的国际影响。因此，在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人们看到普鲁士政府想方设法保持中立的情况就不会惊奇了，因为它害怕与俄国交战的后果，虽然它同时也担心会失去奥地利和西方列强的尊敬。根据它的处境，普鲁士的立场是合乎逻辑的；但是，由于英国人和奥地利人不喜欢柏林的“动摇的政策”，普鲁士的外交人员没有获准与其他代表团一起参加1856年的巴黎会议，直到进行了一段会议议程后才介入。从象征意义上说，它当时仍被视作一个无关紧要的与会国。

在其他领域中，普鲁士也发现自己受制于别的大国，虽然为时较短。帕麦斯顿谴责普鲁士军队进入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之举是使普鲁士最为担心的事，使人远为不安的是法国在1830年，又在1840年，最后在19世纪60年代对莱茵兰的潜在威胁。所有这些紧张时期不过是证实了与维也纳的争吵和从彼得堡偶尔发出的咆哮声已经给人的联想：在19世纪的上半叶，普鲁士在大国中是最差的，它在地理上处于不利地位，一一地被强邻所超过，被国内的和德意志内部的问题所困扰，根本不可能在国际事务中起更大的作用。鉴于普鲁士在各个方面的力量，看来这个评价也许过于苛刻，因为：它的教育制度，从教区学校直到大学，在欧洲是无与伦比的；它的行政制度相当有效率；它的军队和令人生畏的总参谋部，很早就在研究战术和战略的改革，特别是“铁路和来复枪”的军事含意的改革。但是事实是，要到自由主义者和保守分子之间的内部政治危机得到克服，上层有一个坚定的领导来代替摇摆不定的腓特烈·威廉四世，以及普鲁士的工业基础得到发展以后，这种潜力才能被利用。因此，只有到1860年以后，这个霍亨索伦王朝的国家才能从近乎二等大国的地位脱颖而出。

可是，与生活中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战略上的弱点是相对的。与南面的哈布斯堡帝国相比，普鲁士的问题也许不那么令人气馁。如果说在1648—1815年期间人们看到了哈布斯堡帝国的“兴起”和把“自己树立起来”，那么这种扩张并没有消除维也纳在致力于发挥大国作用时努力要克服的困难。相反，1815年的解决办法却把这些困难作了调和，至少从较长期的角度看是如此。例如，奥地利人常与拿破仑交战并取得胜利，这个事实意味着1814—1815年谈判期间进行的边界总调整中，他们需要“补偿”；虽然哈布斯堡人明智地同意从荷兰南部、德意志西南部和波兰部分地区撤出，却在意大利的大规模扩张和在新建立的德意志邦联树立的领导作用中取得了补偿。

根据欧洲平衡的总的理论，特别是根据英国评论家和梅特涅本人偏爱的那些理论形式，奥地利力量的重振是值得称道的。哈布斯堡帝国，横跨欧洲，从意大利北部平原直至加利西亚，它充当着平衡的中心支点，在西欧和意大利抑制了法国的野心，与“大德意志”民主主义者和普鲁士扩张主义者针锋相对而维持了德意志的现状，构成了阻止俄国对巴尔干半岛渗透的屏障。上述的每一项任务的确得到了至少一个大国的支持（这要取决于各项任务的背景）；但哈布斯堡帝国在这盘复杂的、五人下的围攻棋王的棋局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只是因为，它似乎是冻结1815年解决办法的最大获益国，而法国、普鲁士和俄国迟早要求某些变动，英国人则在19世纪20年代以后愈来愈感到在战略上和思想意识上没有理由去支持梅特涅，最后就不大愿意援助奥地利的维持现存秩序的一切努力。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1815年以后几十年在欧洲出现的全面和平，的确主要是由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地位和作用的缘故。所以在19世纪60年代，当它不能再从其他大国取得军事支持去维持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现状时，它就被赶出了那两个战场。1900年以后，当它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时，一场继承的大战——对欧洲的平衡具有致命的含意——就不可避免了。

只要保守的欧洲大国在维持原状时联合起来反对法国的复苏，或者总的说来反对“革命”，哈布斯堡的这一弱点就可以得到掩盖。通过呼吁神圣同盟思想上的团结一致，梅特涅通常能得到俄国和普鲁士支持的保证，两国转而容许他放手安排对任何自由主义者骚乱的干涉——不论是通过派奥地利部队去镇压1821年的那不勒斯起义，或是容许法国在西班牙采取支持波旁政权的军事行动，或是通过特意的安排，把反动的卡尔斯巴德法令（1819年）硬塞给德意志邦联的成员。与上述情况十分相似，哈布斯堡帝国与彼得堡和柏林的关系还得益于镇压波兰民族主义的共同的利益，对俄国政府来说，波兰民族主义是远比希腊或海峡问题上的分歧更为重要的问题。在加利西亚对波兰叛乱的联合镇压，1846年得到俄国和普鲁士的同意，奥地利合并克拉科夫的行动，都说明了从君主的团结中取得了利益。

但是从长期看，这个梅特涅式的战略有严重的缺陷。在19世纪的欧洲，一场激进的社会革命能够相当容易地加以抑制；每当革命发生时（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惊慌失措的中产阶级就背叛它而倒向“法律和秩序”一边。但是，被这个世纪更早期的法国革命和形形色色解放战争所激励的那些广为传布的赞成民族自决的思想和运动，却不能永远被压制；梅特涅瓦解独立运动的种种企图，不断地消耗哈布斯堡帝国的元气。由于坚决地反对任何民族独立的骚乱，奥地利很快就失去了其老盟友——英国的同情。它在意大利再三使用武力的行动，激起了所有阶级对哈布斯堡“狱吏”的反抗，这转而对几十年以后的拿破仑三世有利，当时那个野心勃勃的君主能够帮助加富尔［9］把奥地利人赶出北意大利。同样，哈布斯堡帝国出于经济原因不愿参加德意志关税同盟，而宪法和地理的限制又使它不可能成为“大德意志”的一部分，这些情况使许多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灰心丧气，他们于是开始谋求普鲁士的领导。甚至连通常支持维也纳镇压革命的沙皇政权，偶尔也发现自己比奥地利更容易对付民族革命：在19世纪20年代，亚历山大一世与英国合作，不顾梅特涅的一切反对去支持希腊独立的政策，便是证明。

事实是，在一个民族日益觉醒的时代，哈布斯堡帝国表现得越发不合时宜了。有人已经指出，在其他的每个大国中，大部分公民共操同一语言，共信同一宗教。至少90%的法国人讲法语，同样比率的法国人至少在名义上信仰天主教。10个普鲁士人中有8个以上是德意志人（其余大部分为波兰人），而在德意志人中，70%是新教徒。沙皇的7,000万臣民尽管包括了几个值得注意的少数民族（500万波兰人，350万芬兰人、埃斯特人、列特人和拉脱维亚人，300万混杂的高加索人），但仍有5000万人既是俄罗斯人，又是东正教徒。英伦三岛的居民中90%操英语，70%为新教徒。像这样的国家是不需要花多大力量去捏合的；它们具有内在的凝聚力。对比之下，奥地利皇帝统治的是一个民族大杂烩，每想到这种情况，他就必定会呻吟不安。他与其800万臣民是德意志人，但比这多一倍的人是这种或那种斯拉夫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罗塞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还有500万匈牙利人、500万意大利人和200万罗马尼亚人。这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根本没有答案。

被视为帝国中“即使不是唯一且最重要的建制、也是最重要的建制之一的”哈布斯堡军队，也反映了这种民族的多样性。“在1865年（即为称霸德意志而与普鲁士进行一场决定性冲突的前一年），在其军队的花名册上有128286名德意志人、96300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52700名意大利人、22700名斯洛文尼亚人、20700名罗马尼亚人、19000名塞尔维亚人、50100名罗塞尼亚人、37700名波兰人、32500名马札尔人、27600名克罗地亚人和5100名其他民族。”虽然这样组成的军队几乎与印度王公下辖的英国-印度部队一样具有多种肤色和多样化，但它与同源性高得多的法国和普鲁士军队相比，也具有一切不利条件。

这种潜在的弱点又伴随着缺乏足够的资金问题，这部分是由于帝国内征税的困难，但主要是由它微不足道的工商业基础引起的。虽然现在历史学家谈论1760—1914年的“哈布斯堡帝国的经济振兴”，但实际情况是，在19世纪的上半叶，工业化只在某些西部区域——如波希米亚、阿尔卑斯山脉各地、维也纳周围——出现，而帝国的较大部分地区相比之下依然没有触动。因此奥地利本身进步了，但作为整体，帝国在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钢铁生产和蒸汽动力能量等方面，却落后于英国、法国和普鲁士。

更有甚者，法国战争的费用“在财政上耗尽了帝国的元气，使它背上了大量公债和贬值的纸币的包袱”，这实际上迫使政府把军费开支保持在最低水平上。1830年，军队的拨款只相当于总岁入的23%（1817年为50%），到1848年，其份额已下降到20%。当危机出现时（如在1848—1849年、1854—1855年、1859—1860年和1864年），增拨的军费就得到批准；但其数量从来不足以使军队达到满员的程度，而当看到危机行将结束时，增拨款项很快被削减。例如，1860年的军事预算为1.79亿弗罗林，到1863年下降到1.18亿，在1864年与丹麦的冲突时增至1.55亿，但在1865年被大幅度地削减到9,600万——这又是与普鲁士交战的前一年。以上这些总数都跟不上法国、英国和俄国的军事预算，或者稍后的普鲁士军事预算。奥地利的军事行政即使用19世纪中期的标准来衡量，也是腐败无能的，由于这个缘故，所拨款项的使用不是很得当的。总之，哈布斯堡帝国的武装部队根本不能承担它应召去进行的战争。

这一切不会使帝国提前衰亡。如同许多历史学家所说，它的持久力是很不寻常的：在基督教改革运动、土耳其人和法国革命的冲击下生存下来后，它证明还能度过1848—1849年的事件和1866年的战败，直到其最后阶段，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峻形势下，才最终垮台。虽然它的弱点是明显的，但也有实力。这个君主国不但获得了德意志族臣民的效忠，而且也得到过非德意志国土的许多贵族和“受庇护的”家族的忠诚。比如说，与俄国及普鲁士政府相比，它在波兰的统治是相当宽厚的。此外，帝国复杂的、多民族的特点，再加上大量的地方争端，使它能够从中央进行一定程度的分而治之的统治，这可以从它谨慎地使用军队上看出：匈牙利部队主要驻扎在意大利和奥地利，意大利部队驻扎在匈牙利，一半的轻骑兵团驻于国外，等等。

最后，它具有一种其他大国——即使在与哈布斯堡帝国交战时——不知道用什么来取代的消极优势。沙皇尼古拉一世可能对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要求不满，但他十分愿意出兵帮助粉碎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法国可能搞阴谋把哈布斯堡人赶出意大利，但拿破仑三世也知道维也纳可能是未来反对普鲁士或俄国的有用的盟友；而俾斯麦虽然决意在德意志排除奥地利的影响，可是一旦哈布斯堡帝国在1866年投降，就热衷于把它保存下来。只要某种状态依然存在，帝国就能幸存——当然是经过默许的。

尽管在拿破仑战争中失利，但在1815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法国的地位在许多方面大大地优于普鲁士或哈布斯堡帝国。它的国民收入要多得多，资本更容易取得；它的人口远远超过普鲁士，比哈布斯堡帝国更具同质性；它能够不太费劲地供养一支庞大的陆军，还能维持一支相当大的海军。可是，它在这里被视为“中等大国”，完全是因为战略、外交和经济几方面的情况合在一起，使法国不能集中其资源并在任何领域中取得决定性的领导地位。

1814和1815年在强权政治方面一个压倒一切的事实是，其他大国已决心阻止法国在欧洲维持霸权的种种企图。伦敦、维也纳、柏林和彼得堡不但愿意平息它们在其他纠纷（例如萨克森问题）中的争吵，以便击败拿破仑的孤注一掷，而且它们还打算建立一个战后体制，以便在将来封锁法国进行扩张的传统路线。这样，当普鲁士充当莱茵兰的保护人时，奥地利加强了它在北意大利的地位；英国的势力在伊比利亚半岛得到了扩张；在这一切的背后则有一支庞大的俄国陆军。为了保卫1815年协议，它随时都会横越欧洲。但结果是，各党各派的大部分法国人可能力促采取一项“复兴”政策，但效果显然不可能很大。能取得的最佳结果是，一方面，法国作为欧洲协作体中一个平起平坐的伙伴的地位得到承认；另一方面，可与现存的列强一起，在邻近区域恢复法国的政治势力。可是，即使当法国人能够，比如说，在伊比利亚半岛取得与英国人平等的地位，并且重新在地中海东部发挥重要作用时，他们也不得不提防激起另一个反对他们的联盟。在19世纪20和30年代，事情变得相当清楚，法国进入低地国家的任何行动，本能地会触发一种强大得难以抗衡的英-普联盟。

巴黎另一张可以打出的牌是与大国之一建立亲密的关系，它可以被利用来达到法国的目的。由于其他国家之间潜在的对立，以及与法国结盟有巨大的利益（金钱、军队和武器），这是一个似乎有理的设想，可是它在三个方面有缺陷。首先，另一个强国完全可以利用法国更甚于法国利用它——如梅特涅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的作为那样，当时他接受法国的建议，只是为了分化伦敦和巴黎。其次，这几十年法国政体的更替，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在一个意识形态起很大作用的时期的对外关系。例如，随着1830年法国革命的来临，长期怀有的与俄国结盟的希望破灭了。最后，还存在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虽然有其他几个强国在一定的时候愿与法国合作，但在这个时期它们谁也不希望改变现状：也就是说，它们只给法国外交友谊，而不给领土要求的承诺。直到克里米亚战争以后，在法国之外才广泛出现了要求重新划定1815年边界的情绪。

如果法国在对抗欧洲其余部分时能像路易十四在其鼎盛时期，或像拿破仑在其鼎盛时期那样强大，这些障碍也许会表现得不那么可怕。但是事实是，法国在1815年以后并不是特别有实力的国家。也许多达150万的法国人已死于1792—1815年的几次战争，而更重要的是，在整个19世纪，法国的人口增长比任何大国都要缓慢。不但长期的冲突以前面提到的各种方式使法国的经济失调，而且和平的来临使它遭受其强大的英国对手的商业挑战。“对1815年以后的大部分生产者来说，基本的事实是，存在着一个不但作为他们的最近的邻国，而且作为在所有国外市场、有时甚至在严加保护的国内市场占压倒优势的强大的工业生产者。”缺乏竞争性，法国国内存在着抑制现代化的因素（例如小规模的农业资产、低质量的交通、基本上是地区性的市场、缺乏廉价和容易取得的煤），它也丧失了来自海外市场的任何刺激，这些情况意味着1815—1850年期间，它的工业增长率比英国低得多。在19世纪初期，英国的制造业产量与法国持平；但1830年，它是法国的182.5%；到1860年，又拉大到251%。此外，甚至在19世纪后半期，当法国的铁路建设和总的工业化速度开始加快时，它吃惊地发现，德意志的发展比它更快。

可是，这个世纪法国的经济竟被人轻率地贬低为“落后”和“令人失望”的，这令现在的历史学家再也弄不明白了。在许多方面，法国人走向民族繁荣的道路，完全与英国人所采取的另一条迥然不同的路线一样合乎逻辑。产业革命所产生的社会恐惧在法国不那么普遍；可是通过把力量集中在高质量的、而不是大量生产的货物上，每个制造业按人口计算的产值大大地增加了。法国人总的说来没有在国内向大规模的工业企业投资，但这常常是计算得失的事，并不是贫困和停滞的迹象。事实上，国内有大量剩余资本，其中大部分在欧洲其他地方进行工业投资。法国政府不可能被资金短缺的问题所困扰，它在军火业和与武装部队有关的冶炼加工业中有投资。法国的发明家在佩克斯昂将军领导下生产了平射炮，他们进行了“拿破仑号”和“光荣号”的“划时代的造船设计”，还生产了米尼埃子弹和有来复线的步枪。

尽管如此，事实依然是：从经济角度看，以及在其他方面，法国的相对力量正在减弱。再重复一遍，虽然法国大于普鲁士或哈布斯堡帝国，但它再也不能像一个世纪以前那样，在任何领域中担任有决定意义的领导。它的陆军是庞大的，但数量少于俄国。它的不稳定地受法国历届政府支持的海军，一般地说仅次于英国皇家海军——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从制成品产量和国民产值看，法国落在其有开创精神的邻国后面。“光荣号”的下水，很快因英国皇家军舰“勇士号”而黯然失色，就像它的野战炮落后于克虏伯新设计的炮那样。它的确在欧洲以外发挥了作用，但它的领地和它的影响，又远远没有英国广泛。

这一切说明了另一个难以衡量——和常常难以部署——法国的真正力量的尖锐问题。它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各种因素混杂的大国，常常在其欧洲的和非欧洲的利益之间进退维谷。这种情况转而影响了它的已被意识形态和均势考虑弄得十分复杂的外交。阻止俄国向君士坦丁堡推进，比抑制英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要求更重要吗？它应该设法把奥地利赶出意大利，还是在英吉利海峡去向皇家海军挑战？它应该鼓励，还是反对统一德意志的早期行动？由于以上的每一项政策都有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所以看到以下的现象就不会惊奇了：人们常常发现法国人有矛盾心理，行动举棋不定，甚至在他们被视为欧洲协作体不折不扣的成员时也是如此。

但在另一方面，务必不要忘记那些制约法国的总的形势，反过来也使它能起到遏制其他大国的作用。如果说在拿破仑三世时期尤其是这样，那么甚至在19世纪20年代晚期情况就开始如此。仅仅靠它的面积，法国的复兴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半岛，在低地国家，在更远的地方都有影响。英国人和俄国人在试图影响奥斯曼的事态发展时，都需要把法国考虑进去。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法国远比动摇的哈布斯堡帝国，甚至比英国，更构成了遏制俄国的军事力量。法国破坏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地位。确保英帝国不能在非洲和中国沿海拥有完全垄断势力的国家也是法国，虽然在这方面较少引人注目。最后，当奥地利和普鲁士“争霸德意志的斗争”达到最高潮时，斗争双方对拿破仑三世可能做的和可能不做的事情，都表示深切的关心。总之，随着1815年以后它的复兴，法国在随之而来的几十年中依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强国，它在外交上很活跃，在军事上相当强，与它为敌不如与它为友——虽然它本国的领袖意识到，它再也不像前两个世纪那样占有支配地位了。

谢选骏指出：从英吉利海峡开始——越往东走，社会就越僵化，革命就越暴力——法国、德国、俄国、中国……暴力革命将在中国卡壳，然后反转？

四、克里米亚战争和俄国的衰落

俄国的相对力量在1815年以后国际和平和工业化的大部分时期趋向衰落——虽然直到克里米亚战争时（1854—1856年）才完全地表现出来。在1814年，欧洲曾经慑服于俄军的西进。当沙皇随哥萨克旅进城时，巴黎的群众曾经谨慎地高呼“亚历山大皇帝万岁!”和平解决本身主要基于保守主义的考虑，重点在于反对未来的领土和政治变动。这种解决得到了一支80万人的俄国军队的保证——在陆地上这支军队远远胜过其他任何对手，就像在海上英国皇家海军胜过其他舰队那样。奥地利和普鲁士都被这个东方巨人所压倒，甚至当它们与俄国宣布君主团结时，也害怕它的实力。当专制的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继承了以救世主自居的亚历山大一世时，俄国作为欧洲宪兵的作用——如果有的话——扩大了。尼古拉一世的地位因1848—1849年的革命事件而进一步加强，当时只有俄国和英国像帕麦斯顿指出的那样是“傲然挺立”的强国。哈布斯堡当局要求援助去镇压匈牙利叛乱的紧急呼吁，得到了俄国派出三个军的报偿。相比之下，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对国内改革运动的动摇，再加上要求改变德意志邦联的各种建议，激起了俄国持续的压力，直到柏林宫廷接受在国内实行反动政策和在厄尔米茨做出外交让步时为止。至于1848年以后的“变革势力”本身，所有的人，不论是被打败的波兰和匈牙利民族主义者，或是灰心丧气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或是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反对欧洲进步的主要堡垒，长期以来一直是沙皇的帝国。

可是，在1815—1880年期间，俄国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正在惊人地衰弱下去，至少在与其他强国相比时是如此。这并不是说它的经济没有增进，虽然在尼古拉一世时期，他的许多官员一直对市场力量或对任何现代化的迹象抱敌对态度。人口迅速增加（从1816年的5,100万，增至1860年的7,600万，又增至1880年的1亿人），而城镇的人口增长得最快。铁产量增加了，纺织业的规模成倍扩大。据称，在1804—1860年期间，工厂或工业企业从2,400个增至15,000个。蒸汽机和现代机械从西方输入。从19世纪30年代起，一个铁路网开始形成。历史学家曾就这几十年中俄国是否发生“工业革命”的问题争论不休，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事物在进展之中。

但是，确凿的事实是，欧洲的其余部分进展得更快，俄国正在衰落。由于远为众多的人口，在19世纪初期，它曾经不费劲地拥有最大的国民生产值（GNP）的总数。两代人以后，情况再也不是这样，这从表9可以看出。

表9. 欧洲列强的国民生产总值（1830—1890年）（以1960年美元和物价的市场价格为标准；单位：10亿）［略］

但是，当研究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产值，这些数字甚至更令人吃惊（见表10）。

表10.  欧洲列强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产值（1830—1890年）（以1960年美元和价格为标准）［略］

数字表明，这些年俄国国民生产值总数增加的最大原因，是它人口的增长（不论是通过生育，还是通过在土耳其斯坦和其他地方的征服），而与产量（特别是工业产量）的实际增长无关。俄国的人均收入和国民产值一直落在西欧后面；这时差距甚至愈来愈大了，例如，1830年是英国人均收入的一半，60年以后拉大到英国的1/4。

同样，在19世纪初期，俄国铁的产量翻了一番，但这与英国30倍的增长率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在两代人的时间内，俄国已从最大的铁生产国和出口国，变成日益依赖进口西方制成品的国家。甚至铁路和轮船运输的进步也需加剖析。到1850年，俄国拥有略多于500英里的铁路，而美国则有8500英里。在大河流或黑海和波罗的海进行的轮船贸易的大部分增长，则是为了运输国内大量增加的人口所需要的粮食和向英国运输小麦以偿付进口的制成品。出现的一切新的发展往往掌握在外国商人和企业家的手中（出口贸易肯定是这样），这使俄国越来越成为经济先进国家的原料供应国。经过对材料的周密考察就可以看出，大部分新“工厂”和“工业企业”雇佣的人都不足16个，而且它们大概根本没有机械化。资本的普遍缺乏、消费者的低需求、弱小的中产阶级、遥远的距离和严酷的气候、专制和多疑国家的高压手段，使俄国工业“起飞”的前景实际上比欧洲任何地方都难以实现。

在很长时期，这些不祥的经济趋势并没有转变为显著的俄国军事弱点。相反，1815年以后大国普遍表现出的对旧制度结构的偏爱，再也没有比在它们军队的社会成分、武器和战术中看得更为清楚的了。各国政府仍处于法国革命的阴影之中，关心它们军队的政治和社会的可靠性更甚于军事改革。不再面临大战争考验的将军们自己很注意等级、服从和谨慎——这些特征更因尼古拉一世迷恋讲究形式的检阅和大行军而突出了。由于这些总的情况，俄国军队单纯的规模和它大量征兵的稳定性，对国外的观察家来说，比诸如军事后勤和军官团一般教育水平等不显眼的事务更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更有甚者，俄国的军队过去是有战斗力的，常常在频繁的深入高加索和跨越土耳其的扩张战役中取胜，这些挺进已经开始使印度的英国人不安，并使19世纪的英俄关系比18世纪的两国关系更加紧张。对外国人来说，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俄国对1848—1849年匈牙利叛乱的镇压和沙皇的主张，即他随时准备派40万大军去平息同时代的巴黎叛乱。但那些观察家们却没有注意到一个较不显眼的事实：俄国的大部分军队总是受制于国内的驻防任务、在波兰和芬兰的“警察”行动，以及诸如边境巡逻和军事殖民等其他活动而不能动弹；所剩下的部队并不是特别有战斗力的——例如，在匈牙利之役遭受的伤亡中，除一千人外，全是由疾病引起的，因为军队的后勤和医药供应工作毫无效率可言。

1854—1855年的克里米亚之战，非常惊人地证实了俄国的落后。沙皇的部队不能集结。联军在波罗的海的行动（虽然一直不很严重），再加上瑞典干涉的威胁，把多达20万的俄军牵制在北方。在多瑙河诸公国的早期征战，以及奥地利将干涉的威胁转为现实这一极为严重的危险，对比萨拉比亚、西乌克兰和俄属波兰构成了威胁。在高加索与土耳其人的交战，就像防卫远东的俄国领土那样，对部队和供应体系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当英法军队对克里米亚的攻击把战争转到俄国领土的高度敏感的区域时，沙皇的武装部队没有能力把这种入侵拒之门外。

在海上，俄国拥有一支由干练的海军将领指挥的相当规模的海军。1853年11月，它能在锡诺普彻底摧毁较弱的土耳其舰队；但是一旦英法舰队参战，形势立刻逆转。许多俄国船只是用枞木建造的，经不起风浪；它们的火力不足，船员未经充分的训练。联军拥有远为众多的蒸汽战舰，其中有的配备了榴霰弹和康格里夫火箭。尤其是，俄国的敌人有建造更新的船只（包括几十艘蒸汽炮舰）的工业能力，因此，随着战争期的延长，他们的优势就变得更大了。

但是，俄国陆军的处境更糟。一般的步兵打得不错，并且在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和工程天才托德尔本上校的鼓舞人心的领导下，俄国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长期防御是一个了不起的业绩。但在一切其他方面，陆军可悲地不能胜任其任务。骑兵团不敢冒险，他们的练兵场上的马匹不能投入艰苦的战斗（在这方面，非正规的哥萨克部队要更好一些）。更坏的是，俄国士兵的武器非常差。他们老式的燧发滑膛枪的射程为200码，而联军的步枪能够有效地射至一千码；这样，俄国的伤亡人数要大得多。

最坏的是，甚至当知道了任务的庞大性时，俄国的体制作为一个整体，却不能对它做出反应。陆军的领导很差，充满了个人倾轧，始终未能产生一个有凝聚力的宏伟战略——在这方面，它完全反映了沙皇政府的普遍的无能。受过训练和教育的中级军官很少，而普鲁士军队中却有大批这样的军官；主动性全遭白眼。令人惊讶的是，在全国性的紧急状态下，可以征召的后备军却很少，因为短期服役制的大规模采用，将会导致农奴制的垮台［10］。实行这个制度的一个后果是，俄国长期服役的军队包括许多超龄的士兵；另一个甚至更加致命的后果是，约40万在战争开始时匆忙入伍的新兵完全没有受过训练（因为没有足够的军官担任这项工作），而且从农奴市场抽出那么多人，损害了俄国的经济。

最后，存在着后勤和经济方面的弱点。由于在莫斯科南部没有铁路，马拉的供应车不得不穿过数百英里的干草原，那里在春季解冻和秋季下雨时是一片泥泞的海洋。况且马匹自己也需要许多饲料（饲料又必须由驮马来运送，等等），以致巨大的后勤努力所产生的效果小得不成比率。通过海路，在3个星期内可以把联军及增援部队从法国和英格兰调到克里米亚，而来自莫斯科的俄国部队有时则要花3个月时间才能到达前线。更令人震惊的是俄军装备库存的枯竭。“在战争开始时贮存了100万件枪炮；（在1855年末）只留下9万件。在1 656门野战炮中，只有253门可用。……火药和子弹的库存情况甚至更糟。”战争的时间拖得愈长，联军的优势变得愈大，同时英国人的封锁阻止了新武器的进口。

但是，封锁的效果还不止于此，它切断了俄国粮食和其他出口品的流通（除了从陆路把这些物品运往普鲁士），并使俄国政府不借巨额贷款就不能支付战争费用。甚至在和平时期就占这个国家岁入4/5的军费，从1853年的2.2亿卢布，增至1854年和1855年的5亿卢布左右。为了弥补惊人的亏空，俄国财政部在柏林和阿姆斯特丹借债，但那时卢布的国际币值下跌了；为了弥补剩余的不足数，它采用了印钞票的办法，这样就导致价格的猛烈上涨和日益增多的农民动乱。在此以前，财政部建立银本位卢布和取缔一切期票——它已在拿破仑战争和征讨波斯、土耳其和波兰造反者时破坏了“健全的财政”——的大胆的尝试，这时完全被克里米亚战争所破坏。1856年1月15日，国务会议被警告说，如果俄国坚持这场徒劳的斗争，国家将破产。与大国谈判是避免灾难的唯一出路。

这一切并不是说，联军认为克里米亚战争是容易打的；对它们来说，这场战争也产生了紧张和不愉快的冲击。十分有趣的是，法国受到的不利影响最小，因为它在这一次得益于它是多种因素混合的强国——在工业和经济方面不像俄国那样落后，而在“非军事化”程度上则不如英国。在圣-阿诺将军率领下东进的武装部队，由于在北非打过仗，所以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且具有相当的海外征战的经验；他们的后勤和医药供应制度，与19世纪中期的政府能够提供的任何这种制度一样有效率。法国军官有理由对那些与他们地位相当的经验不足的英国军官带着超重行李的现象感到迷惑不解。法国远征军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并且在战争的重大突破中所做的贡献也最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法国在这次战斗中恢复了拿破仑时代的遗风。

但是，到了战役的后面几个阶段，法国开始表现出一些紧张的迹象。虽然它是一个富国，但它的政府不得不与铁路建筑商等人向信用动产公司和其他银行家争夺现成的资金。黄金正在流向克里米亚和君士坦丁堡，造成了国内的物价上涨；歉收的粮食帮不了忙。虽然还不知道战争的全部损失（10万人），但法国人对这场冲突的早期热情很快就烟消云散。通货膨胀引起的民众骚乱，加剧了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消息传开后引起的争论，即正在延长的战争不过是迎合自私和有野心的英国的目的。到那个时候，拿破仑三世也急于要结束战斗：俄国已受到惩罚，法国的威信已经提高（在巴黎举行的一次重大的国际和平会议上还会进一步提高），而且重要的是，不能因为把黑海周围的冲突升级而过于分散对德意志和意大利事务的注意力。即使拿破仑三世不能在1856年对欧洲地图作重大的改变，他也肯定感到法国的前途比滑铁卢之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乐观。在旧欧洲协作体中，克里米亚战争后的分歧使这种幻想又继续了10年。

对比之下，英国人却远远不满足于克里米亚之战。尽管作了某些改革的努力，陆军仍是惠灵顿式的，而且它的统帅拉格仑在半岛战争中实际上当过惠灵顿的军事秘书。骑兵是胜任的（就骑兵部队而言），但常常被误用（不只是在巴拉克拉瓦），而且几乎不能部署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城设施中。虽然士兵是作战勇猛的健壮的老兵，但是在克里米亚雨季和冬季时保温掩体却惊人的缺乏，陆军中对付大规模出现的痢疾和霍乱的医疗工作原始而无能，陆路运输的不足，造成了激怒英国全国的不必要的损失和挫折。更加为难的是，由于英国陆军像 

俄国陆军那样，是主要用于卫戍任务的长期服役的部队，所以它没有在战时可资抽调的受过训练的后备力量；但俄国人至少还能够强制征召数十万新兵，主张放任主义的英国却不能这么办，这就使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它必须大肆宣传，广召外国的雇佣军，以弥补在克里米亚部队的缺额。可是，当英国的陆军一直处于法国的小伙伴地位时，它的海军却没有真正的机会去取得纳尔逊式的对敌作战的胜利，因为敌人谨慎地将其舰队撤入加固的港口内。

伦敦《泰晤士报》公开揭露了军事上的无能和部队伤病员的痛苦，公众对此爆发的不满情绪，这里只能附带地一提：它不但导致内阁的改组，而且也激起了一场关于“一个战争中的自由国家”内在困难的认真争论。此外，整个事件表明，英国的貌似特别强大之处——低程度的行政管理、少量的帝国陆军、对海上力量的严重依赖、对个人自由和不受约束的新闻界的重视、议会和个别大臣的权力——在全国被号召去对主要敌人进行一场一年到头的广泛的军事行动时，就很容易转化成弱点。

英国对这一考验的反应（很像20世纪美国人对战争的反应）是：为了弥补过去的疏忽，拨给武装部队大量资金。交战国的未经分类的军费数字（见表11），对说明冲突的最后结果是大有帮助的。

表11. 克里米亚战争中列强的军费（单位：百万英镑）［略］

但甚至当英国自我激励时，它也不能迅速地创造出足够的表现实力的物资。军费可能成倍增加，可能会订购数百艘蒸汽轮船，远征军到1855年可能会享受到过剩的帐篷、毛毯和弹药，好战的帕麦斯顿可能会强调打垮俄罗斯帝国的必要性。可是如果法国走向和平而奥地利保持中立（这正是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后一个月内发生的事），英国的小型陆军是无所作为的。只有英国全国和它的政治经济变得更为“军事化”时，它才能郑重其事地坚持单独与俄国交战。但是，对一个已经因克里米亚之役造成战略、宪法和经济方面的困难而感到不安的领导集团来说，可能带来的代价实在太高了。因此，当感到受骗而不能取得应有的胜利时，英国人也愿意和解。这一切的结果使许多欧洲人（法国人、奥地利人，还有俄国人）怀疑伦敦的目的和可靠性，正像它使英国公众越加讨厌卷入大陆的事务那样。当拿破仑的法国移向1856年的欧洲舞台中央时，英国则不断地靠边站——1857年的印度兵变和国内的改革运动只会加剧这种转移趋势。

如果说克里米亚战争冲击了英国人，那么这种冲击根本不能与俄国的实力和自尊心所受到的打击相比——更不必说48万人死亡所造成的损失了。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直截了当地声称：“我们不能再欺骗自己了……我们比一等强国虚弱和贫穷，另外，我们不但在物质方面，而且在智力资源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比它们贫乏。”这一醒悟推动了俄国的改革者进行一系列激进的变革，最明显的是农奴制的废除。此外，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对铁路和工业化的鼓励远远大于他父亲时期。煤和钢铁的产量、大规模的公用事业和规模大得多的工业企业，从19世纪60年代起更加引人注意了。俄国经济史提供的统计数字乍一看给人以很深刻的印象。

可是，像以往那样，现象的变化影响一个人的判断。这个现代化赶得上——且不说超过——贫困和无文化的农民人数每年的大量增长吗？在今后的20年中，它能与西方的英国中部、鲁尔、西里西亚和匹兹堡发生的钢铁和制成品生产的爆炸性增长相比吗？它能否赶上普鲁士即将向世界显示的、重视国家实力中质的因素超过重视量的因素的“军事革命”，甚至能否赶上经过现代化改造的普鲁士陆军？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使一个俄国的民族主义者失望，他非常清楚，他的国家在欧洲的地位从1815年和1848年的突出位置大大地下降了。

谢选骏指出：克里米亚战争暴露了俄国的软肋，迫使它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民主改革。然后，1917年共产党发动“十月革命”的军事政变，废除了民主改革的进程，恢复了农奴制度七八十年。苏联解体后，专制独裁势力继续……由此可见，社会改革基本上很难成功。除非专制政权在战场上遭到决定性的挫败。

五、内战与美国

前面已经提到，从德·托克维尔起的全球政治观察家都感到，俄国帝国的崛起可与美国的崛起相比拟。的确，每个人会承认两国的政治、文化和体制存在着根本的差别，但从世界大国的角度观察，它们的面积大小、“敞开的”和不断变动的边界、迅速增长的人口和几乎没有开发的资源，看上去却很相似。虽然以上大部分情况是事实，但在整个19世纪，美国与俄国依然存在着重要的经济差距，这些差距对两国实力的影响日益增加。第一个经济差距在总人口数方面，虽然在1816年（俄国5 120万，美国850万）到1860年（俄国7 600万，美国3 140万）期间，差距大大地缩小了。更关键的是人口的素质：俄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是农奴，收入和生产力都低，而分得土地的，或住在迅速成长的城市中的美国人，与其他国家相比，则普遍地［11］享受高标准的生活和国民产值。早在1800年，工资已高于西欧工资1/3，而且这种优势在整个19世纪即使没有扩大，也仍将保持着。到19世纪50年代，尽管来了大量欧洲移民，但西部容易取得土地的情况，再加上持续的工业增长，造成了劳动力的相对缺乏和高工资，这两者转过来又促使制造商们投资于节省劳力的机器，从而进一步刺激国民的生产力。这个年轻的合众国超然于欧洲的权力斗争之外，英国皇家海军（不是门罗主义）布置防疫线，以强行把旧世界同新世界分开，这些情况意味着对美国未来繁荣的威胁只能来自英国本身。可是，尽管有1776年和1812年的辛酸回忆和西北边境的争端，英美之间的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英国资本和制成品流入美国，美国的原料（特别是棉花）回流到英国，这种情况把两国的经济更紧密地拴在一起，并进一步促进美国经济的成长。因此，战略上安全的美国不必把财政资源分散地用于国防支出，而可以集中自己的（和英国的）资金去开发其巨大的经济潜力。与印第安人的冲突和1846年与墨西哥的战争，都没有大量消耗这种生产性投资。

这一切造成的结果是，甚至在1861年4月内战爆发前，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巨人，虽然它远离欧洲、其注意力集中在国内发展（而不是对外贸易）和依然保持着自然粗犷风貌的农村，部分地掩盖了这个事实。虽然1860年它在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的份额远远落在大不列颠后面，但却超过了德国和俄国，快要赶上法国。1860年人口只占俄国40%的美国，其城市人口却比俄国多一倍，生产83万吨铁（俄国只生产35万吨），消耗现代燃料的能源15倍于俄国，铁路长度是俄国的30倍（甚至是英国的3倍）。相比之下，美国只有一支2.6万名士兵的正规军，而俄国巨大的兵力则高达86.2万人。两个远隔重洋的国家的经济指数和军事指数的差距，也许再也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为悬殊的了。

当然，在下一年中，内战开始改变美国人专门用于军事目的的国家资源的数量。这场冲突的根源和原因，这里不加论述，但是由于双方的领导已经决定把战斗进行到底，又都能号召数十万人，斗争就有可能延续下去。由于战斗席卷广大地区，情况更是如此，“战线”从弗吉尼亚沿岸直至密西西比，甚至往西更远至密苏里和阿肯色——大部分地区是森林、山脉和沼泽地。同样，北方的海军封锁了敌人的港口，它巡逻的海岸线同汉堡与热那亚之间的距离一样长。换句话说，尤其是对一个已把武装部队保持在最低水平而且没有大规模战争经验的民族来说，打垮南方将是一个困难的后勤和军事任务。

可是，虽然4年的冲突是消耗元气和伤亡惨重的（北方联邦政府约损失36万人，而南方邦联则损失25.8万人［12］），但它也体现了美国拥有潜在的国力。这场冲突（至少短期地）把美国改造成地球上最大的军事国家（1865年以后到大幅度减员之前）。双方的武装部队从一开始的外行转变成不断进行大量征兵的陆军，它们使用了有来复线的现代大炮和小型武器，在北弗吉尼亚的围城战中展开拉锯或者大批兵员乘火车奔赴西部战场，双方的陆军司令部都采用电报通讯，并且利用动员起来的战时经济资源；在海战中，出现了首先使用的铁甲舰、旋转炮塔、早期的鱼雷和水雷、以及劫掠商船的蒸汽快船。比起克里米亚战争或普鲁士统一战争，这场冲突更有资格号称第一次真正的工业化“总体战”，所以指出北方取胜的原因是非常值得的。

假定双方的意志力保持不变，第一和最明显的原因是资源和人口的悬殊。以下的情况可能是事实：南方为自己生存而战，而且（通常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战斗，所以在斗志方面占了优势；它能征召更高比率的擅长骑射的白人男子；它拥有一批坚定和优秀的将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它可以进口军火和其他供应，以弥补物资的亏缺。但这些都不能补偿北方和南方之间数字上的巨大差距。当北方拥有将近2 000万的白人人口时，南方邦联只有600万。此外，由于移民（1861—1865年期间来了80万）和1862年征募黑人部队的决定（完全可以预料，这是南方在战争最后几个月之前回避的事），联邦政府的人口总数不断增长。约200万人曾在联邦政府军中服役，1864—1865年的实力达到了顶峰，约有100万士兵。只有约90万士兵曾经陆续为南方邦联军作战，它的最大兵力从没有超过464 500人——这是1863年晚些时候达到的“最高峰”，从此人数就缓慢地减少了。

但是，与常情一样，对战争来说，除单纯的数字外还有其他因素。南方即使达到了军队的规模，它还要冒从农业、矿业和铸造厂抽调过多的男人的风险，从而削弱了打一场长期战争时必须依靠的能力。事实上从一开始，南方邦联的支持者已经发现他们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在1860年，北方拥有11万个制造业设施，而南方只有1.8万个（其中许多还依靠北方的技术专业知识和技工）；邦联只生产3.67万吨生铁，而宾夕法尼亚一地的产量就达58万吨；纽约州几乎生产了价值3亿美元的货物——是弗吉尼亚、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产值总和的4倍以上。交战双方经济基础的惊人差距，不断地表现为战斗力的差距。

例如，南方仅能制造少量的步枪（主要是用从哈泼渡口缴获的机器制造的），并且严重地依靠进口，北方则大量在国内制造步枪，生产的步枪近170万支。北方的铁路系统（长度约2.2万英里，并从东部向西南扇形展开）在战时得以维护甚至发展；南方只有0.9万英里的路轨和供应不足的机车和车皮，而且在逐渐磨损。同样，虽然双方在冲突开始时基本上都没有海军，但南方因没有建造船舶发动机的机器车间而处于不利地位，而北方则有几十个这样的设施。虽然要经过一段时期，人们才能感到北方联邦政府的海上优势（在此期间，偷越封锁的船只把欧洲造的军火运给邦联军，使南方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给北方的商船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但封锁网缓慢而无情地在南方港口周围收紧了。到1864年12月，北方联邦政府的海军共有671艘战船，其中包括战争开始以来建造的236艘汽船。北方的海上力量在使其武装部队控制几条大内河——特别是在密西西比至田纳西地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铁路和水路运输成功的结合使用，帮助了联邦政府在西部战场的进攻。

最后，南方邦联的支持者发现不可能负担战争的费用。他们在和平时期的主要收入来自棉花出口，当这项贸易萎缩和欧洲列强没有干涉这场争斗（这使南方感到失望）时，他们就无法弥补损失。南方的银行很少，也没有什么流动资本；当土地和奴隶的生产受到战争的严重打击时，土地税和奴隶税的收入就很少了。向外国借款收效不大，可是没有外国的通货或硬币，就难以支付主要的进口货。也许南方邦联的金库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印刷机，但是“过滥的钞票，加上几种商品的短缺，造成了不可收拾的通货膨胀”，这又转过来严重地打击了民众继续战斗的意志。对比之下，北方通过税收和借款，始终能筹措足够的资金去支付这场冲突的费用；它印发的“美钞”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刺激了工业和经济的增长。联邦政府的生产力在战争期间，不但在军火、铁路建设和铁甲舰的建造方面，而且在农业产量方面，都增长迅猛。到战争结束时，北军的伙食和供应可能比历史上的任何军队都强。如果说正在出现一种特殊的进行军事冲突的美国方法（韦格利教授称之为“美国式的战争”），那么它首先在这里，即在联邦政府动员和利用其巨大的工业-技术潜力以打垮其敌人的行动中形成。

如果以上一切因素对解释一场拉锯将近4年的冲突的结果来说听起来过于像物质决定数论，那么着重指出南方面临的基本战略问题也许是值得的。由于面积和人口的差距，南方无法赶上北方。充其量它只能做到削弱敌人的锐气和意志力，以致使他们放弃其高压政策和承认南方的权力（维持奴隶制，或者分治，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果处于南北交界的州，如马里兰和肯塔基，有绝大部分人投票要求加入邦联，这个策略将得到很大的帮助，可是这种事根本没有发生；假如外国（像英国）干预，它又会得到无法估量的帮助，但作这样的假设，是对19世纪60年代初期英国政治的权衡与抉择的惊人的误解。排除了以上两种使全面军事优势转向南方的可能性，邦联的支持者只能采用抵抗联邦政府的压力和希望大部分北方佬厌战的战略了。但是，这样必然意味着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而战争时间拖得越长，联邦政府就越能动员其更丰富的资源，提高其军火生产，兴建数百艘战舰和无情地压制南方——通过海军封锁、对弗吉尼亚北部施加持久的压力、在西部长期征战和谢尔曼破坏性地深入敌人领土来完成。像南方的经济那样，士气下降，前线的军队也衰弱了，到1865年初，它“应召”部队的总数降至15.5万人，投降是剩下的唯一现实主义的选择。

谢选骏指出：托克维儿一窍不通，因为俄国的崛起与美国的崛起完全不可比拟——正因为如此，俄罗斯帝国的继承者苏联才会在1991年解体。1987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对此却毫无预见，因为肯尼迪和托克维儿一样愚蠢。俄国与美国的唯一相似，就是欧洲的白人殖民者向着东西两翼伸展，分割包围侵占了黄种人的生存空间，然后分别在阿拉斯加和中国汇合了——并把中国一分为二，沿着台湾海峡。

六、德国的统一

虽然美国内战被不少欧洲的军事观察家研究过，但它的特征（范围广大，在原野进行，以及内部冲突等性质），使它不像19世纪60年代欧洲发生的武装斗争那样表现为衡量全面军事发展的指示器。在欧洲，克里米亚战争不但破坏了老式的协作体外交，而且使各“侧翼”强国感到可以更少地去干涉欧洲中部的事务：俄国需要多年才能从其屈辱的战败中恢复过来，而英国则宁愿把精力集中在帝国和国内的问题上。因此，欧洲事务被法国所左右，虽然这种局面证明是人为的。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普鲁士在腓特烈·威廉四世统治下处在表面上不光彩的地位，这时因腓特烈的继承者威廉一世与普鲁士议会之间关于宪法问题的争吵，特别是在陆军改革问题上的分歧，而正在备受折磨。就哈布斯堡帝国而言，它仍在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玩弄花招，即保持它在意大利的利益以反对皮埃蒙特，保持它在德意志的利益以反对普鲁士，同时又在国内大力遏制匈牙利的不满分子。

对比之下，在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下，法国似乎是强大和有信心的。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银行业务、铁路和工业开发都有进展。它的殖民地帝国在西非、印度支那和太平洋扩大了。它的舰队得到扩充，以致有时（例如1859年）引起了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恐慌。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不论在解决德意志问题或是意大利问题时，它似乎都是决定性的第三种力量，这在1859年已充分表现出来：法国站在皮埃蒙特一边，迅速出面干预而与奥地利进行短期交战。

可是，在迫使哈布斯堡帝国放弃它对伦巴第的控制中，不管马祖让之战和索尔费里诺之战多么重要，1859年的敏锐的观察家们已经注意到，是奥地利人军事上的无能，而不是法国人杰出的军事才能（当然也不是皮埃蒙特人的军事才能!）决定了结局。法国陆军的确拥有比奥地利更多步枪的优势（这造成了使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为之不安的伤亡），但法国的缺点也是显著的：医药和军火供应非常缺乏，动员的日程表是无计划的，拿破仑三世自己的领导也不是出众的。由于哈布斯堡的陆军比较弱，居莱伊将军的领导甚至更加犹豫不决，这些缺点还没有太大关系。军事效力毕竟是相对的，这可以从后来哈布斯堡的军队仍能在陆地（1866年在库斯托扎）和在海上（在利萨）轻而易举地对付意大利人这一事实中看出，虽然它当时仍不能与法国、普鲁士或俄国较量。但推而广之，这并不意味着法国自己在未来与另一个敌人的冲突中将自动地处于优势。那场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各方拥有的不同层次的军事领导、武器体系和生产基础。

由于正是在19世纪50和60年代，产业革命引起的技术的迅猛发展开始真正地影响战争方式，所以人们发现，各国诸军种这时正在尽力解决前所未有的作战问题就不会惊奇了。在战斗中，是配备新式后膛装弹步枪的步兵重要，还是配备新式钢炮筒机动炮的炮兵重要？铁路和电报对战地指挥有什么作用？新的战争技术是使进攻的军队还是使防守的军队更占优势？对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当然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也就是说，战争的结局不但受到更新式武器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使用新武器的地形、部队士气和利用战术的能力、供应制度的效能以及其 

他一切有助于决定战斗命运的众多因素的影响。由于不可能事先知道一切事态进行情况，最关键的是要拥有一个擅长利用各种不同因素的军事-政治领导和完全能对新情况作出灵活反应的军事机构。在这些重要方面，哈布斯堡帝国，甚至法国，都将不能像普鲁士那样成功。

19世纪60年代的普鲁士“军事革命”很快地产生了迪斯累利［13］所郑重命名的欧洲事务中的“德意志革命”；“军事革命”建立在许多互相关联的因素之上。第一个因素是一种独特的短期服役制度，它是新王威廉一世及其陆军大臣不顾自由党的反对而推行的，该制度包括的内容有，每个男人先在正规军中服3年义务兵役，再在预备役中服役4年，才能转入后备军。这意味着，充分动员起来的普鲁士陆军（对每个人）有7年的征召［14］。由于不准顶替，以及后备军能够承担大部分卫戍和“后方”的任务，这一制度使普鲁士拥有的一线陆军，与其人口相对而言，远远多于其他大国。这又转过来要求人民接受至少是较高程度的初等教育，因为根据大部分专家的意见，一个迅速发展的短期兵役制在一个无文化的农民国家是难以实行的；它还要依靠全力处理这样大批人员的优秀的组织工作。如果一支50万或100万人员的大军不能充分地得到训练、服装、武器和粮食，并被运往决战地区，那么建设这支军队终究是没有用的；如果军队指挥官不能与有关的大批士兵保持联系并进行控制，那么这就更是浪费人力和资源。

对这支军队实施控制的机构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它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在年长的毛奇［15］的天才领导下，从默默无闻的地位一跃而成为“陆军的智囊”。直到那时，大部分和平时期的陆军由战斗部队组成，这些部队得到军需、人事、工程和其他部门的支持；实际的作战参谋部只是在战役开始和指挥部成立时才拼凑而成。但在普鲁士，毛奇已经招收了陆军学院最优秀的人才，并教导他们为未来可能的冲突制订计划和做好准备。在敌对行动开始以前很久，作战计划必须制订出来，并经常修改。图上作业和演习得到了周密的研究，对其他强国进行的历史性战役和军事行动也同样进行深入研究。一个专门机构设立了，它监督普鲁士的铁路系统，以确保军队和供应能被迅速地运往目的地。首先，毛奇的参谋系统试图教导军官团如何去处理大兵团（军或集团军）的作战方法，它们将独立地转移和作战，但又随时准备集结在决战性的战场上。如果不能保持与后方毛奇司令部的通讯联系，前方的将领可根据几条地面作战的基本准则，去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并采取行动。

当然，上面所谈的是理想化了的模式。普鲁士陆军不是十全十美的，甚至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改革后，在实际战斗中也遭受了许多暂时困难。许多战地将领无视毛奇的意见，在条件不成熟的进攻或错误的方向中盲目推进——1866年奥地利战役中这种差错比比皆是。在战术上，1870年普鲁士禁卫军在格拉夫洛特-圣普里瓦正面突击（因此遭受严重损失），也表现出他们是愚不可及的。铁路供应体系本身不能保证胜利，它往往只是在边界上堆积大批物资，而需要那些物资的军队已经调离附近的任何铁路线。也不能说普鲁士人科学的计划已经确保他们的军队始终能拥有最佳的武器，1866年时奥地利的大炮显然更好，1870年时法国夏斯波拉栓步枪也大大地优于普鲁士步枪。

真正的问题是，普鲁士的制度并不是没有错误，但是总参谋部仔细地研究了它过去的错误，并对训练、组织和武器相应地重新进行调整。当它的大炮的弱点在1866年暴露出来时，普鲁士陆军立即改用新的克虏伯后膛炮，这种武器即将在1870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铁路供应的安排出现耽误时，一个新部门马上成立了，以便改进工作。最后，毛奇重点部署几个集团军，使之能独立作战，但也能互相支援，这意味着一个集团军即使局部地受到严重打击（这在奥普战争和法普战争中的确发生过），整个战局也不会不可收拾。

因此，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普鲁士人能在1866年夏季迅速地战胜奥地利人，这只有少数观察家能够预料。虽然汉诺威、萨克森和北方的其他德意志邦站在哈布斯堡一边，但俾斯麦的外交确保其他大国不在斗争的初期进行干涉。这又使毛奇有机会派三个集团军通过不同的山路集中到波希米亚平原，并在萨多瓦（柯尼格拉茨）袭击奥地利人。回想起来，战争的结果似乎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哈布斯堡1/4的军队需要用在意大利（他们在那里取得了胜利）；普鲁士的征兵制意味着，普鲁士人口尽管还不到它的几个敌人的人口的一半，毛奇却能部署几乎同样多的第一线部队。哈布斯堡陆军本来就缺乏经费，没有真正的参谋制度，并且受贝内德克的无能的领导；不论个别部队如何英勇作战，他们在广阔原野的交锋中都死于远为精良的普鲁士步枪之下。到1866年10月，哈布斯堡被迫让出威尼托，并撤销在德意志的一切利益——德意志在俾斯麦的北德意志联邦领导下，正在重新进行组建。

“争霸德意志的斗争”差不多完成了；但决定谁——是普鲁士还是日益不安和猜疑的法国——在西欧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斗争已经迫在眉睫，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双方都在测算各自的机会。表面上，法国仍表现得更为强大。法国的人口远远多于普鲁士的人口（虽然讲德语的人数在欧洲更多）。法国的陆军已在克里米亚、意大利和海外取得了经验。它拥有世界上射程最佳的夏斯波步枪，比普鲁士撞针枪射程要远得多；它还有一个新的秘密武器——每分钟射出150发子弹的后膛装填机关枪。它的海军更为优良；它还能指望得到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帮助。1870年7月，由于普鲁士人的无耻行为（即俾斯麦对关于卢森堡的前途和关于一个可能登上西班牙王位的霍亨索伦候选人问题而玩弄的狡诈的外交）而对他们进行惩罚的时机来临时，法国人对于战争的结局很少有人怀疑

法国崩溃之彻底和迅速给了这些乐观的假设一个致命的打击——到9月4日，它的溃败的军队已在色当投降，拿破仑三世被俘，帝国政权已在巴黎被推翻。结果是，奥匈帝国和意大利都没有援助法国，而法国的海上力量证明是完全无用的。因此，一切都取决于敌人的陆军，而在这方面，普鲁士人无可争辩地证明他们更加优秀。虽然双方都使用铁路网把大批军队运往前线，法国动员的效率却差得多。应征的预备队必须跟上他们的部队，但部队已经开往前线。炮兵连遍布于全法国，不容易集中。对比之下，3个德意志集团军（大大超过30万人）在宣战的15天内，正在开进萨尔和阿尔萨斯。夏斯波步枪的优势，屡屡被普鲁士人推到前沿的机动速射炮的战术弄得失去效力。后膛装填机关枪留在后方，从未有效地发挥作用。巴赞元帅的懒散愚蠢无法言喻，而拿破仑三世本人也不比他强多少。相比之下，虽然个别普鲁士部队在“战雾”中出错，遭受严重损失，但毛奇对各路大军进行远距离的监督以及他调整其计划以利用意外情况的战术，保持了入侵的势头，直到法军土崩瓦解为止。虽然法国的部队又继续抵抗了几个月，但德意志人对巴黎的包围和对法国东北的控制网无情地收紧了。卢瓦尔军无效的反攻和游击队员的袭扰，不能掩盖这一事实：法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已经被打垮了。

很明显，普鲁士-德意志的胜利是它的军事制度的胜利；但是正如迈克尔·霍华德所尖锐地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的军事制度不是社会制度以外的独立部分，而是其整体的一个方面”。支持德意志各路纵队全面猛进和总参谋部有控制地协调工作的，是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装备更好，并且更有准备去适应现代战争条件的一个国家。在1870年，德意志诸邦合在一起的人口已多于法国，只是分裂掩盖了这个事实。德意志有更长的、并且更充分地为军事目的做好安排的铁路线。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和钢铁产量就在那时赶上了法国。它的煤产量是法国的两倍半，它消耗的现代能源也比法国多50%。德意志的产业革命正在建立更多的大企业，例如克虏伯钢铁和兵器联合体。这使普鲁士-德意志国家具有军事和工业力量。陆军的短期服役制遭到国内外自由主义者的反对（这些年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批评是很普遍的），但它为战争的目的动员国家人力，却比放任主义的西方或落后和搞农业的东方更有效率。而支持这一切的后盾，则是这样一个民族：它拥有水平高得多的初等和技术教育，它的大学和科学设施是无与伦比的，它的化学实验室和研究机构是首屈一指的。

再用当时的一句妙语来说：欧洲失去了一个主妇，却得到了一个主人。在俾斯麦惊人而灵巧的安排下，1870年以后的整整20年中，大国体制将被德意志支配。外交家们注意到，这时条条道路通向柏林。可是许多人都能看到，使德意志成为欧洲大陆最重要强国的因素，不仅仅是帝国宰相的聪明和残酷无情，而且还有以下的因素：德意志的工业和技术，一旦国家统一后，它甚至发展得更快；德意志的科学、教育和地方行政；引人注目的普鲁士陆军。至于第二德意志帝国也有俾斯麦为之烦恼的重大内部缺陷的事实，局外的观察家们则很少注意到。欧洲的每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秉持孤立主义的英国人，都感到了这个新的巨人的影响。俄国人在1870—1871年期间仁慈地保持中立，并且利用西欧的危险来提高自己在黑海的地位，但对这时欧洲的重心移至柏林这一事实愤懑不平，并且暗暗担心德意志下一步可能的行动。1870年当法国人（教皇的保护人）在洛林溃不成军时，占领罗马的意大利人渐渐倒向柏林。奥匈帝国（1867年维也纳与匈牙利人妥协后的名称）也是如此，它希望在巴尔干半岛找到补偿，以弥补它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丧失的地位——但它也很清楚，这样的野心可能激起俄国的反应。最后，备受打击和怨恨不平的法国人在妄想重新取得与莱茵河彼岸的强邻平等地位的尝试中，终于感到有必要重新考察和改造行政和社会的几个重大领域（教育、科学、铁路、武装部队和经济）。在当时，甚至在以后的回顾中，1870年都被视为欧洲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分界线。

在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许多国家感到在19世纪60年代的种种动乱以后应该喘一口气，还因为政治家们在新秩序下谨慎行事，1871年以后约10年的大国外交史是寻求稳定的历史。美国关心内战后的重建，日本关心明治维新的影响，它们都不是“体系”的一部分，“体系”反而比以往更加以欧洲为中心。虽然这时存在一个重新塑造的“欧洲五头政治”的模式，但均势与1815年以后的均势相比有很大的变化。普鲁士-德意志在俾斯麦的指引下，这时是欧洲国家中最强和最有影响的，它代替了以前一直是最弱的那个普鲁士。还有另一个新强国， 即统一的意大利，但其经济落后得令人失望的条件（特别是缺煤），意味着它永远不会被体面地接纳进列强的主要集团，虽然它在欧洲外交中显然比西班牙或瑞典等国家更为重要。由于它在地中海和北非的要求，的确做到了成为一个日益与法国为敌、分散法国力量和给德意志提供一个有用的未来盟友的国家；其次，由于在反对维也纳的解放战争中它的收获和它在巴尔干半岛西部的野心，意大利还使奥匈帝国恐慌不安（至少在俾斯麦于1882年的奥德意“三国同盟”中冻结那些紧张关系之前是如此）。这意味着奥匈帝国和法国（德意志崛起的两个主要“受害者”）都不能集中其精力去对付柏林，因为两者的后方都有一个有生气的（虽然不太强大的）意大利存在。这个事实干脆使奥地利人更有理由去听从德意志，结果成了一个准卫星国，而且还意味着，甚至法国更强的国力和更大的结盟价值，在未来与柏林的任何斗争中，也因南方存在着一个敌对的和无法捉摸的意大利而受到损害。

由于法国处境孤立，奥匈帝国受到威胁，处于中间的南德意志“缓冲邦国”和意大利这时都统一成更大的国家单位，对德意志进一步扩张的举足轻重的遏制力量，看来只能是俄国和大不列颠这两个独立的“侧翼”强国了。英国政府在格莱斯顿重视国内改革的主张（1868—1874年），和迪斯累利重视国家的“帝国”命运和亚洲命运的主张（1874—1800年）之间来回摇摆，对它来说，欧洲的平衡问题似乎很难说是紧迫的。俄国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在那里，戈恰科夫首相等人对他们的普鲁士保护国转变成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心怀不满。但这种感情中又掺杂着1871年以后存在于圣彼得堡和波茨坦两个宫廷之间的亲密的王朝的和思想意识的认同感，掺杂着俄国人企图从克里米亚战争灾难中恢复元气的需要，希望柏林支持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和恢复中亚利益的企图。但是总的说来，侧翼强国干预欧洲西部和中部事务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意志自己的行为；如果可以假定第二德意志帝国这时已是得到充分满足的强国，那么它们肯定没有必要再卷入纠纷之中。

1871年以后，俾斯麦本人非常愿意做出这种保证，因为他没有建立一个吞并几百万奥地利天主教徒、摧毁奥匈帝国和使德意志孤立于有复仇心的法国和有猜疑心的俄国之间的“大德意志国”的意愿。因此，对他来说，赞同建立三皇同盟（1873年）似乎要安全得多；三皇同盟是半结盟性的，它强调东方诸皇的思想上的团结（如反对“共和的”法国），同时冻结奥俄在巴尔干的利益冲突。在1875年“战争在望”的危机时期，当出现德意志政府可能在对法国酝酿一场预防性战争的迹象时，来自伦敦、（特别是）圣彼得堡的警告，使俾斯麦相信，欧洲均势的任何改变将引起强烈的反对。因此，出于国内政治和对外外交的原因，德意志依然留在1871年建立的边界内，正像有些历史学家所说的，是一个“半霸权强国”，直到德国的军事-工业的发展和俾斯麦之后的领导集团的政治野心再次使它能够对现存的领土秩序提出疑问时为止。

但是，探究这种转变将是下一章的事。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俾斯麦本人的外交是维持现状，因为这时他认为这对德意志利益是非常重要的。在作出这一方面的努力时，这位宰相部分地得到了1876年另一件突发事件的帮助，这是由来已久的“东方问题”的另一个尖锐的阶段，当时土耳其屠杀保加利亚基督教徒的行动和俄国对此做出的军事反应，使各方的注意力从莱茵河转向君士坦丁堡和黑海。的确，在多瑙河下游或达达尼尔爆发的敌对行动，如果让这场危机升级为全面的大国战争，甚至会危及德意志。这在1878年初期看来似乎是很可能的。但是，俾斯麦在充当“诚实的掮客”以使所有强国在柏林会议上做出妥协的外交技巧，加强了和平解决危机的压力，并再次强调了在欧洲事务中德意志所占的中心的和稳定局势的地位。

1876年至1878年的东方大危机对德意志的相对地位也大有裨益。虽然俄国在黑海的小型舰队在与土耳其人作战时表现得很出色，但是1877年俄国陆军的征讨却暴露出它在克里米亚战争后的改革没有真正见效。虽然勇敢兵员的绝对数字最后使俄国人在保加利亚和高加索两个战场上战胜土耳其人，但“侦察敌人阵地极不充分、各部队之间缺乏协同行动和高级指挥混乱”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英、奥站在土耳其一边进行干预的威胁，使俄国政府又一次意识到隐约出现的破产，从而迫使它在1877年晚些时候同意对它的要求做出妥协。如果后来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分子谴责俾斯麦，说他把持了使那些屈辱的让步合法化的柏林会议，那么事实上圣彼得堡精英中的许多人依然更加意识到需要保持同柏林的良好关系——甚至在修正的形式下重新参加了1881年的另一个三皇谅解。同样，虽然在1879年危机高潮时曾经威胁要挣脱俾斯麦的控制，但次年秘密的奥德同盟又把它捆在德意志的绳索上，就像后来1881年的三皇同盟和1882年柏林、维也纳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那样。另外，所有的这些协定都起着使签字国疏远法国和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德意志的作用。

最后，19世纪70年代后期的事件重新突出了长期以来在近东和亚洲的英俄对抗，这使两国倾向于向柏林谋求仁慈的中立，甚至进一步转移公众对阿尔萨斯-洛林和中欧的注意。这一倾向在19世纪80年代甚至变得更加强烈了，当时一系列事件——法国取得突尼斯（1881年），英国干涉埃及（1882年），大规模“争夺”赤道非洲（1884年起），就阿富汗问题引起的英俄战争的威胁重新出现——标志着“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始。虽然西方殖民主义的这种重新迸发的长期影响将深刻地改变许多大国的地位，但其短期的后果是突出德意志在欧洲内部的外交影响，从而加强了俾斯麦为维持现状所做的努力。即使19世纪80年代他设计的那种特别居心叵测的条约和反条约体系不可能产生持久的稳定，但它似乎能确保：至少在不久的将来，和平在欧洲列强中占上风。

谢选骏指出：德国的统一造成了欧洲的爆炸，因为受压几百年的德国各邦，终于从俄罗斯的向东殖民和英法的向西殖民中学到了经验，决心在欧洲本部实施殖民统治！他们将用“白种人对付有色人种的方法”，来对付欧洲各地的“白种劣等人”，其中犹太人首当其冲，斯拉夫人紧随其后。因为这两种败类，正好都是希特勒的祖先，谁说这是一个历史的巧合？这是历史的力学的法则。

七、结论

除了美国内战这一重要例外，1815—1885年这段时期没有出现任何长期的、互耗精力的军事斗争。这个时期的小战役，像1859年的法奥冲突或1877年俄国对土耳其的进攻，对大国体制没有什么影响。甚至几次更重要的战争也在几个重要方面有其局限性：克里米亚战争主要是地区性战争，在英国充分利用其资源前就结束了；奥普战争和普法战争在一个季度内结束——这与18世纪极为漫长的冲突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军事领袖和战争权威所持的关于未来大国斗争的观点，是1870年普鲁士式的迅速打倒敌人取得胜利的观点，这就不足为奇了：铁路和动员日程、总参谋部制订的迅速进攻计划、速射枪炮和大量短期服役的陆军，这一切将被结合使用，以便在几个星期内打垮敌人。速射武器如果使用得当，将对防御战而不是进攻战有利，这个观点当时尚无人赏识；也无人意识到美国内战中的不祥之兆，在那次战争中，民众不可调和的原则和开阔的地形这两者的结合，使冲突比当时的任何短期而尖锐的欧洲冲突更加漫长和残酷。

可是所有这些战争——不论在田纳西河谷发生，还是在波希米亚平原、克里米亚半岛或洛林的原野展开——都说明了一个总的结论：战败国是那些没有进行19世纪中期的“军事革命”，没有取得新武器，没有动员和装备庞大的军队，没有使用铁路、轮船和电报提供的先进的交通和通讯，没有供养武装部队的生产性工业基础的国家。在这些冲突中，胜方的将领和军队不时在战场上犯下严重的错误，但这些错误决不足以抵消那个交战国在受训的人力、供应、组织和经济基础等方面的优势。

这导致了关于1860年以后时期的一整套较为普遍的定论。本章开头已经指出，滑铁卢之战以后半个世纪的特点是：国际经济的稳步发展，工业发展和技术变革引起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增长，大国体制的相对稳定和只限于发生在局部的短期战争的形势。此外，虽然陆军和海军武器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武装部队内部的新发展却远不如受产业革命和宪法-政治改革影响的民用事业的发展。这场半个世纪的变革的主要受益者是英国，不论在生产力方面，还是在世界影响方面，它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很可能达到了顶峰（虽然第一个格莱斯顿内阁的政策有掩盖这个事实的倾向）。主要的失败者是欧洲以外的非工业化农业社会，它们抵挡不住工业品和西方军事的侵袭。出于这一根本原因，工业化较差的欧洲大国——俄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开始丧失它们以前的地位，而新统一的意大利却从来没有进入一等国家的行列。

此外，从19世纪60年代起，这些趋势还在加剧。世界贸易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还有工业品产量，都在迅速地增长。以前局限于英国、欧洲大陆某些地区和北美的工业化，正在开始改变其他区域。工业化特别提高了德意志和美国的地位，前者在1870年已经拥有世界工业产量的13%，后者那时甚至达到总产量的23%。因此，19世纪末正在出现的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已经可以察觉，虽然只有很少观察家能充分认识这些特征。另一方面，1815年以后协作体制的相对稳定的五头政治正在解体，这不仅是因为到了19世纪60年代它的成员比前几十年更愿意交战，而且因为其中有的国家比另几个国家强两三倍。此外，欧洲本身对现代工业生产的垄断正被打破而扩大到大西洋彼岸。蒸汽动力、铁路、电力和其他现代化工具对具有意志和自由去采用它们的任何社会都有利。

1871年以后俾斯麦支配欧洲外交时期没有大冲突的事实可能说明，随着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分裂，新的平衡已经建立。可是，除了陆、海军和外交领域，广泛的工业和技术发展正在进行，从而比以往更迅速地改变着全球的经济力量对比。生产性工业基础的变化将对大国的军事能力和对外政策产生影响，这个日子的来临将不会太久。

谢选骏指出：俾斯麦（1815年4月1日-1898年7月30日）晚年的保守主义，并不能改变他是一个铁血侵略者的事实，而只是说明这个老头由于吃得过饱而懒得动了。事实上，后来威廉二世甚至希特勒的困境，都是由俾斯麦的扩张政策造成的。事实证明，德国工匠虽然做工精细，但缺乏战略眼光，就像日本人一样。

注

［1］也就是说，有的历史统计数字指的是大不列颠（不包括爱尔兰），有的指的是联合王国（包括爱尔兰），有的只包括北爱尔兰，但不包括南爱尔兰。工业化与力量对比(21)

［2］至少是根据贝罗克采用的关于“制造业”的定义。

［3］科蒂兹（Hernando Cortes），1485—1547年，西班牙军人兼探险家，曾征服墨西哥。——译者注

［4］基切纳（1850—1916年），英国殖民者，陆军元帅。1898年率军镇压埃及的马赫迪起义。——审校者注

［5］苏族人，北美印第安人之一族。——审校者注

［6］沃伦斯坦（1583—1634年），神圣罗马帝国统帅，屡建战功。——审校者注

［7］例如，阿根廷能在联合王国为它出口牛肉和谷物找到现成的市场，从而不但使它能够偿付进口的英国制成品和各种劳务费用，而且能够偿还在伦敦筹措的长期贷款，这样使它自己有高度可靠的信用，以便再借款。20世纪美国贷款给拉丁美洲——短期贷款，但不容许进口农产品，这种对比是很鲜明的。

［8］麦考莱（1800—1859年），英国政治家，主张国会改革，历任陆军大臣、军需总监等职。——审校者注

［9］加富尔（1810—1861年），意大利自由主义贵族和资产阶级政治家，为意大利的统一做出了贡献。——审校者注

［10］ 有人正在争辩，任何人在军队中卖命两年或三年，就可以不再是农奴了；又争辩说，每年征募少量男丁为长期服役的士兵比较保险。

［11］黑奴和相对地说依然众多的印第安人除外。

［12］ 约1/3在战斗中损失，其余主要因疾病而损失。约62万人的巨大数字超过了美国人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损失的总数，而且内战遭受这个损失时，美国人口却少得多。

［13］ 迪斯累利（1804—1881年），英国首相，任内（1867—1868年，1874—1880年）大力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审校者注

［14］在非常的情况下还有第一年的后备军征召。

［15］ 赫尔姆斯·卡尔·毛奇（1800—1891年），一称老毛奇，德国军事家、元帅。1858—1888年先后任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

【第七章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943—1980）】

从军事上看，美国和苏联从60年代至80年代始终是一流强国，然而世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快。撇开所有的小国不算，只从经济指数上看，多极世界已经再次变为现实。

温斯顿·丘吉尔得知美国参战的消息后，毫不掩饰地表示欣慰（他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做）。这是因为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希特勒注定完了。墨索里尼注定完了。至于日本人，他们将被碾为齑粉。剩下要做的仅是正确使用占压倒优势的力量而已。”然而，在1942—1943年上半年，在同盟国方面更为谨慎的人们来看，如此坚定的信念似乎是无稽之谈。珍珠港事件以后的6个月内，日本军队横扫太平洋和东南亚，征服了欧洲列强在那里的殖民地，从南面包围了中国，并威胁着印度、澳大利亚和夏威夷。在苏德战场上，1941—1942年冬季一过，德军便重新发起残酷无情的攻势，向高加索挺进。几乎与此同时，在北非兵力少得多的德军在隆美尔的指挥下，推进到距亚历山大港不到55英里的地方。德军潜艇对同盟国护航舰队的袭击比任何时候都凶猛，使同盟国商船在1943年春季蒙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而英美通过战略轰炸对德国经济进行的“反封锁”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并使空勤人员遭受了巨大伤亡。如果说1941年12月后轴心国就注定要失败的话，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时它们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谢选骏指出：“两极世界”是一个极其肤浅的错误说法——因为我一贯坚持，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和一个超级大国，完全是美国“奶大”的，也就是说，没有美国倾囊援助的战略错误，苏联将提前半个世纪解体，在1941年就进入了坟墓。美国喂养苏联将近十年，等到1950年代失去中国大陆导致韩战爆发，美国才决心进入冷战……然后用了半个世纪才扳回一局，整整浪费了两三代人的时间。

一、“超级力量的正确使用”

尽管如此，丘吉尔的这一重要推测却是正确的。这场冲突从一场欧洲战争变成一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这一情况使英国必须采取更为复杂的战略欺诈行动。许多历史学家指出，新加坡之所以沦陷，是因为英国把飞机和训练有素的陆军师集中到地中海战区去了。然而，在新的交战国进行适当动员之后，彻底改变了总体力量的对比。在一段时间内，虽然德国和日本的战争机器还可以继续征服新地区，但他们的手伸得越长，对付同盟国军队反攻的能力就越差，而盟军正在稳步地进行反攻准备。

这种反攻首先发生在太平洋。在那里，尼米兹的舰载航空兵部队挫败了日军向珊瑚海（1942年5月）和中途岛（1942年6月）的进攻，并显示了在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作战，海军航空兵是何等重要。在1942年年底［1］，日军已经被逐出瓜达尔卡纳尔岛，美澳联军推进到新几内亚。1943年年底在中太平洋海域实施反攻时，2支掩护进攻吉尔伯特群岛的强大的美国作战舰队本身还有4支快速航母特混编队（12艘航母）掩护。这些航母使美军掌握了绝对制空权。在兵力对比上占更大优势的英军于1942年10月突破了德军在阿拉曼的防线，把隆美尔的部队赶回突尼斯。当蒙哥马利下达进攻命令时，他拥有6倍于敌的坦克，3倍于敌的部队，以及绝对制空权。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艾森豪威尔指挥的10万英美联军在法属北非登陆，从西面向德意联军发动“钳形攻势”，于1943年5月最终使大批敌军投降。这时，邓尼茨也不得不从北大西洋撤回他的潜艇部队。由于此时的盟国船队受到了“解放者”式超远程轰炸机、护航航母以及装有最新式雷达和深水炸弹的反潜护卫舰群的保护，并从破译出的“超级”密码电报中掌握了德军潜艇的活动规律，致使德军潜艇损失惨重。盟军取得制海权之后，要夺取欧洲上空的制空权则需要更长时间，但这一问题由于有了“野马”式远程战斗机而迅速得到解决。该机于1943年12月首次为美国空军的轰炸机群护航，没过几个月就把德国空军保护下的第三帝国士兵、工厂及居民的能力削弱到无法恢复的地步。

对德军最高统帅部来说，东线优势的丧失更加使之担忧。早在1941年8月，许多观察家就认为，苏联作为一个大国将不复存在。但此时哈尔德将军却忧心忡忡地在作战日记中写道：

我们曾估计敌人大约有200个师。现在已经查明仅有番号的就有360个师……它们的武器和装备不如我们，战术指挥官的素质也很差。但是……如果我们消灭十几个师，俄国人就会又投入十几个师……时间……对他们有利，他们靠近自己的资源，而我们却一步步远离自己的资源。

在这场大规模、疯狂、残酷的苏德战争中，伤亡数字之大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总数都相形见绌。在战争的头5个月里，德国人宣称打死、打伤及俘获的苏军大大超过了300万人。然而，就在那时，斯大林和最高统帅部却计划在莫斯科附近实施首次反攻，红军仍有420万作战部队，并在坦克和飞机的数量上胜敌一筹。当然不管是在地面还是空中战场，苏军都无法同训练有素的德军抗衡。甚至到1944年，苏军还要以牺牲5～6个人为代价消灭1个敌兵。因此，当1941—1942年可怕的冬季过去后，希特勒的战争机器仍能再次发动进攻，这次进攻的目标是斯大林格勒，却遭到惨败。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德军于1943年夏天重整旗鼓，集结了17个装甲师，用于包围库尔斯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次是规模最大的坦克大会战，红军投入了34个装甲师，以4 000辆坦克对付德军的2 700辆坦克。虽然苏军的坦克在一周内损失过半，但他们也歼灭了希特勒装甲部队的大部，并开始准备向柏林方向实施坚定不移的大反攻。就在这时，盟军在意大利登陆的消息给了希特勒一个借口，以便使他的装甲部队从这场不折不扣的灾难中脱身，用于加强对正在被第三帝国的敌人收紧的包围圈的防守（参见图11）。

难道所有这一切仅仅是“正确地使用占压倒优势兵力”的结果吗？显而易见，经济力量从来不是影响军队战斗力的唯一因素，即使在1939—1945年完全机械化的战争中也是如此。经济力量与战争的关系，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就像铸剑匠的手艺与击剑技巧的关系一样。德国和日本领导人在1941年以后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和战略错误，并为这些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就德国来说，它既做过一些错误不大的决定，如1943年初把增援部队投入北非，结果都当了俘虏；也犯过一些蠢得惊人的错误，如对乌克兰人和其他非俄罗斯少数民族滥施暴力，他们原来很乐于摆脱斯大林的统治，但纳粹的残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这些错误还包括坚信“恩尼格玛”密码绝不会被破译，以及不肯雇佣德国妇女进军工厂干活这种思想偏见，而所有同德国作战的国家都乐于利用这一尚未利用的劳动大军。德军高层领导的明争暗斗使得他们无法有效地抵制希特勒发动力不从心的攻势，如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进攻战役。此外，学者们所说的相互倾轧的部门及小独立王国（陆军、党卫队、地方长官、经济部门）所造成的“大混乱”，也使德国无法统一估算资源需求和进行统一的资源分配，更不用说像其他国家一样制定出“大战略”了。这根本不是认真严肃地打仗。

日本的战略错误虽然不是那么骇人听闻和后果严重，却也够引人注目了。因为日本奉行的是由陆军左右的“大陆战略”，它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投入的作战部队很少，仅仅11个师。相比之下，它在满洲则有13个师，在中国内地驻有22个师。即使美国在中太平洋开始反攻之后，日军向该地区增派去的部队和飞机也很晚才到达，且数量少得可怜。相比之下，日本1943—1944年在中国实施大规模进攻时却投入了大量资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45年初，就在尼米兹挥师逼近日本，日本城市遭到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时，仍有100万日军滞留在中国内地，还有约78万日军驻在中国东北。因美国潜艇的有效封锁，这些日军已无法撤退。

日本帝国海军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中途岛海战等重大战役中，日军的作战指挥错误百出。在航母已被证明在太平洋海战中极其重要之后，许多日本海军将领在山本五十六死后竟偏爱起战列舰来，仍想寻找机会打第二次对马海战。1944年莱特湾海战和更具象征性的“大和”号战列舰的自杀性出航，都暴露出这种弱点。日本潜艇配有威力强大的鱼雷，却被十分错误地用于为作战舰队担任警戒或向被围困的岛屿运送补给，而不是用于切断敌人的海上交通线。虽然日本比英国更加依赖原料进口，其海军却不去保护本国的商船队。在护航技术、反潜技术、护航航母和反潜舰群的发展方面也相当落后。在1941—1943年间，由于过分迷恋战列舰，日本海军把资源用于建造“大和”级巨型战舰，却没有建造一艘护航驱逐舰。在此期间，美国则建造了331艘。日本在情报搜集、密码技术及破译技术等方面也不如敌国。所有这一切对维持“大东亚共荣圈”所起的作用，就像德国人所犯的错误对维持“千年帝国”所起的作用一样。

显而易见，人们还无法找出这些失误的原因，因此也就无法分析如轴心国不犯那些错误会产生什么结果。但是，除非同盟国也犯下同样严重的战略与政治错误，否则，从长远看它们靠生产能力上的优势就能取胜。毫无疑问，假如1941年12月德军成功地占领莫斯科，这对苏军的作战能力（和斯大林政权）肯定会造成严重损害。但是，当苏联人民得知他们唯一的前途是被处死时，在东方数千英里的地方仍有强大的生产与军事后备力量的情况下，他们还会投降吗？“巴巴罗沙”行动使苏联经济损失巨大（煤产量下降57%，生铁产量下降68%）。但是，还应看到，苏联1941年生产的飞机比德国多4 000架，1942年多一万架。并且苏联是在一条战线作战，而德国是三线作战。凭借兵力、坦克、火炮、飞机日益增大的数量优势，从战争的第二年起红军事实上就能承受5∶1～6∶1的损失（尽管己方部队伤亡很大），以及击退兵力日衰的德军。到1945年初，仅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战线，“苏军的力量就已占压倒优势，在兵力上5倍于敌，装甲车辆5倍于敌，火炮和飞机方面分别是7倍多和17倍”。

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在法国的英美联军几个月前就占“很大优势（坦克为20∶1，飞机是25∶1）的情况下”，德军竟打了很多漂亮仗，并坚持了很长时间。甚至到1944年底（就像在1918年9月一样），德军仍然占领着比本国疆土在战争爆发时大得多的地区。对于这一问题，军事史学家的回答几乎如出一辙：德军的作战理论强调在战场上灵活机动和分散决策，这比英军谨小慎微、墨守成规的战术，苏军不计伤亡、全线出击的进攻，以及美军热情有余而谋略不足的推进，要高明得多；德军诸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比任何敌手都丰富；德军参谋人员和军士的技能与训练素质非常之高，即使到战争的最后一年也是如此。

但是，我们现在对德军作战表现的赞扬（关于这种赞扬的书似乎比比皆是），不应掩盖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柏林和东京一样，将自己的手伸得过长。1943年11月，约德尔将军估计，在东线有390万德军（和少得可怜的28.3万轴心国友军）在同550万苏军作战，另有17.7万德军驻在芬兰，48.6万驻在挪威和丹麦，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占领军有137万。“还有61.2万被牵制在巴尔干，41.2万在意大利……希特勒的军队遍布整个欧洲，但每一条战线在人员和装备数量方面都处于劣势。”这些话也可用来描述日军，它稀疏地分布在从缅甸到阿留申群岛的广大远东地区。

即使在那些看上去“改变了战争进程”的战役中是轴心国而不是同盟国获胜，人们也很难看到这些胜利除了推迟大战最终结局的到来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作用。假如尼米兹在1942年中途岛海战中损失1艘以上的航空母舰，他在同一年即可得到3艘新型舰队航母、3艘轻型舰队航母和15艘护航航母；1943年可得到5艘舰队航母、6艘轻型舰队航母、25艘护航航母；1944年还可得到9艘舰队航母和35艘护航航母。同样，在紧张的几年大西洋之战中，同盟国在1942年和1943年分别损失了总计为830万吨和400万吨的船只，但这一巨大损失却分别得到了同盟国新下水的700万吨和900万吨新商船的补偿。这主要归功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的美国造船能力。到1942年中期，美国新下水的船只吨位已经超过德军潜艇击沉的船只吨位。据此，一位著名权威人士的结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潜艇战只能推迟、但不能改变战争的结局。”在地面作战中，情况也是如此。二次大战在欧洲主要是敌对双方炮手与坦克乘员之间的战争，但德国的牵引火炮、自行火炮和坦克的产量大大少于苏联，更不用说与所有同盟国加在一起了（见表33）。

表33. 1944年各大国坦克产量（辆）［略］

但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数字是飞机产量（见表34）。这是因为人人皆知，没有制空权，陆、海军就无法有效地作战；有了制空权，不仅可以取得作战的胜利，还可给敌方的战时经济以严重破坏。

表34. 各大国飞机产量（1939—1945年）［略］

而且，这些统计数字无法说明这一事实，即英美飞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四引擎重型轰炸机。所以，就引擎量及飞机重量来看，同盟国比轴心国的优势更大。这就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什么尽管德军为保持制空权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的城市、工厂和铁路线还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狂轰滥炸。在日本情况更严重，整个日本本土几乎没有空中保护。另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邓尼兹的潜艇不敢露出水面，为什么斯利姆将军在缅甸的部队得以增援英帕尔平原，为什么美军航母能在整个西太平洋对日军基地发起频繁攻击，以及为什么当盟军士兵遭到德军顽强抵抗时总能召来飞机消灭敌军，继续向前推进。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D日（1944年6月6日），德军在西线只能纠集319架飞机，去对付盟军的12 837架。借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击剑（就像战争）固然需要技巧与经验，但如果一名剑手将剑用完，那么技巧与经验将于事无补。在“铸剑”之战中，同盟国显然取得了胜利。

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即使在德、日帝国扩张之后，交战双方的经济和生产能力的不平衡，也远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双方的力量对比。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粗略估计，1938年“大德意志”在世界工业产量和“相对战争潜力”方面所占的比重，大致等于英法的总和。在资源总量和战争潜力方面，德国也许低于英法两个帝国的总和。但战争爆发时，英法两国的动员和战备水平不如德国。而且，如前所述，在关键性的作战专业技能方面，同盟国不如敌手。德国在1939年和（特别是）1940年征服的土地，使它在实力上大大超过了丘吉尔领导的被封锁、且受到一定打击的英国。法国的垮台和意大利的参战，使大英帝国面前出现了一支强大的联合军事力量，它的战争潜力可能比英国大1倍。从军事上看，柏林-罗马轴心有所向披靡的地面部队，海上力量仍然不足，空中力量与英国大体持平。所以，英国选择在北非而不是欧洲作战。如果只看到红军遭受的严重伤亡，以及苏联的领土和工厂被占领，那么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初期似乎并没有改变这种力量对比。

然而，1941年12月发生的重大事件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力量对比——苏军在莫斯科的反攻说明它不会败在德军的闪击战下。日本和美国卷入这场战火已遍燃全球的战争，使一个具有巨大工业生产能力的“大同盟”得以形成。它还不足以立即影响战争的进程，因为这时德军仍然十分强大，能在1942年夏天对苏军发动新攻势；日本也正陶醉于战争头6个月对准备不足的美国、荷兰和大英帝国作战时轻而易举地取得的胜利中。但这一切并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纵然把法国算在德国一边，同盟国也具有2倍于轴心国的生产能力（根据1938年不十分确切的数字，但这些数字肯定低估了美国的生产能力），3倍的“战争潜力”，3倍的国民收入。到1942年和1943年，同盟国的战争潜力就已转化为飞机、大炮、坦克和军舰等武器装备。事实上，到1943—1944年，仅美国一国就已能每天建造1艘军舰，每5分钟生产1架飞机!此外，同盟国还生产了许多新式武器（如“超级堡垒”式轰炸机、“野马”式战斗机、轻型舰队航母等），而轴心国只能生产少量先进武器（如喷气式战斗机、德国U-23型潜艇）。

瓦根菲尔统计的主要参战国军火产量数字，很好地说明了双方武器产量对比的巨大变化（见表35）。

表35.  各大国军火生产1940—1943年〔单位：10亿美元（1944年币值）〕［略］

由此可见，1940年英国的军火生产虽然大大落后于德国，但增长速度很快，到下一年——德国经济自由发展的最后一年——竟已略占优势。在斯大林格勒之战和北非战役中两次失利的震撼以及施佩尔执掌经济部，使1943年的德国军火生产急剧增长；日本的军火生产也翻了一番多。尽管如此，英苏在这两年中增加的武器生产费用仍与轴心国基本相等（1941—1943财政年度英苏增长100亿美元，轴心国增长98亿美元），并在军火总产量方面遥遥领先。但是，美国的变化最惊人。1941—1943年，美国的军火产量增长了8倍以上。这就是说，1943年同盟国的军火总产量已是敌方的3倍。于是，人们终于认识到，从战争一开始，双方的“战争潜力”和国民收入就很不平衡。不管德军在东线和西线的反攻中运用多么巧妙的战术，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最终都将被占绝对优势的盟军的火力所压倒。到1945年，数千架英美轰炸机每天都去轰炸德国，红军的几百个师已做好进攻柏林和维也纳的准备。这一切从不同角度说明了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联盟战争中，财力最雄厚的国家将获得最后胜利。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原因也是如此。现在人们都很清楚，1945年原子弹的使用标志着世界军事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意味着大国间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一旦爆发，人类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将成为问题。但在1945年的作战中，这只是美国用于迫使日本投降的一系列军事手段之一。美国成功的潜艇战使日本受到了饥饿的威胁，蜂拥而至的B-29轰炸机将无数日本城镇夷为平地（1945年3月9日对东京的“火攻”大约造成了18.5万人的伤亡，摧毁了26.7万座建筑物），美国及其盟国还计划大规模入侵日本本土。尽管有某些不同意见，美国政府最终还是作出了投放原子弹的决定。其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希望减少盟军士兵的伤亡，向斯大林发出警告，以及证明实施耗资巨大的原子弹工程是正确的。这些理由是否成立，直到今天仍有争议。不过，这里要说明的问题是，当时只有美国拥有如此强大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手段，能在打两场大规模常规战争的同时，还投入大量科学家、原料和资金（约20亿美元）去发展一种效能未卜的新武器。广岛遭受劫难与柏林落于红军之手，不仅象征着又一场战争的结束，而且还标志着世界事务中一种新秩序的开始。

谢选骏指出：“甚至到1944年，苏军还要以牺牲5～6个人为代价消灭1个敌兵。”——那么，苏联怎么可能赢得德苏战争的呢？原来，在整个二战期间，有超过14,000架美国飞机（其中8,000架从阿拉斯加入境）援助苏联。除了飞机，苏联还收到了44,000辆美式吉普车、375,883货车、8,071拖拉机和22,800辆坦克和装甲车，还有3.5万多辆摩托车、7,944门高炮、108,293挺冲锋枪以及各类舰艇672艘。还有苏联急缺的130,713吨无烟火药、132,237吨炸药、2,589，766吨钢材和26,110吨铝、631,017吨化学品。此外，还有1,541,590条毛毯、331,066升的酒精、15,417,000对军靴、106,893吨棉花、2,670,000吨的石油产品以及4,478,000吨粮食。以上这些战略物资，当时一共价值113亿美元——按照黄金价格五十倍折算，这相当于今天5650亿美元！没有这些以及其他大量非军事援助，苏联可能霸占东欧、中国，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吗？

二、新的战略态势

早在战争还在激烈进行时，美国的军事计划人员就已经勾画出了新秩序的轮廓。一份政策性的文件这样写道：

反对我们目前敌人的战争胜利结束后，我们将发现有关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消长将发生意义极为深远的变化。其意义之深远，在罗马陷落后的1500年中，没有什么可与之比拟。击败日本后，只有美国和苏联堪称第一军事强国；其原因均归结于它们的地理位置、辽阔的幅员和巨大的军火生产潜力。

历史学家们可能会吹毛求疵地对认为在过去1500年中没有任何事件具有可与之相比较的性质一说提出异议。但情况已日趋明朗：战后的世界力量对比将完全不同于战前。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昔日的大国，已黯然失色；德国、日本称霸欧洲和远东太平洋的企图正在烟消云散；英国尽管有丘吉尔，但也正在衰落。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人经常预测的两极世界终于到来了。至于国际秩序，用德·波特的话说，现在已从“一个体系过渡到另一个体系”。只有美国和苏联与其外表一致，可谓世界的两极；而在这两个“超级大国”中，美国则享有巨大的优势。

由于世界绝大部分地区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搞得精疲力竭，或仍为“不发达的殖民地”，1945年美国实力之强，犹如1815年的英国，只能用“非同一般”一词来形容。此外，其实力从绝对意义上说，也是史无前例的。由于战争开支的巨大刺激，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若以1938年的美元不变价格计算，从1939年的886亿美元增至1945年的1 350亿美元；若以目前的美元价格计算，则增至2 200亿美元。“新政”也未能消灭的“经济萧条”，在战争中被彻底根除；未能充分使用的资源和人力都得到了适当的利用。“在战争期间，美国工厂的规模扩大了近50%；产品产量增长了50%以上。”1940—1944年间，美国工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每年增长率超过了15%。这是空前绝后的。虽然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战时军用物资生产所引起的（军用物资在工业总产量中的比重从1939年的2%，剧增至1943年的40%），但非军用品的生产也增加了。因此，美国并未像其他交战国那样压缩国民经济中的民用部门的生产。美国的生活水平、人均产值都高于其他国家。在世界大国中，美国是唯一因战争而大发其财，而不是因战争变得穷困潦倒的国家。在战争结束时，华盛顿的黄金储备为200亿美元，几乎占世界总量330亿美元的2/3。再者，“世界一半以上的制造业生产量是由美国承担的；美国生产的各种产品占世界总量的1/3”。这使得美国在战争结束时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就是在数年后，美国产品仍占世界出口总量的1/3。由于美国造船业的急剧膨胀，其船舶总吨位占世界的一半。从经济上说，美国可不受限制地在世界上为所欲为。

美国的经济实力也表现在其军事实力上。在战争结束时，美国有1 250万名现役军人，其中750万人驻在海外。虽然其兵力总数在平时自然要减少（到1948年，美国陆军的人数只有4年前的1/9），但这仅是政治抉择的反映，并不反映美国真实的军事潜力。由于美国在战后初期设想自己在海外的作用将是有限的，它认为用其现代化武器来显示自己的力量是更好的选择。当时美国海军雄踞全球，“独一无二”。其舰队拥有1 200艘大型军舰（以数十艘航空母舰而不是战列舰为核心组成作战舰队），实力远远超过英国皇家海军，没有任何国家海军可与之匹敌。美国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和海军陆战师，已充分显示了美国通过海洋向世界各地投送兵力的能力。美国的“制空权”则更为壮观：它的2 000多架重型轰炸机曾把希特勒的欧洲炸得稀烂；它的1 000架超远程B-29型轰炸机曾使许多日本城市化为灰烬。现在它又有了像B-36型轰炸机那样更为强大的喷气式战略轰炸机。最重要的是，美国垄断着原子弹，可对任何未来的敌人实施像广岛和长崎那样可怕的毁灭性打击。然而，正像后来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军事力量其实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美国只储备有几枚原子弹；而且顾及使用原子弹也会引起很大的政治后果），美国也难以运用其军事力量来影响像苏联这样相距遥远、充满怀疑、像谜一样的国家的行为。但是，在朝鲜战争前，美国的这种飘飘然的自我优势感并没有被触动；由于那么多的国家请求美国提供贷款、武器和军事援助，这种感觉还有所加强。

鉴于美国所处的非常有利的经济和战略地位，美国的势力在1945年后便向外迅猛发展。这对于熟悉国家政治史的人来说，是不足为奇的。随着传统大国的衰败，美国稳步地填补了它们撤走后所留下的真空。在变成了头号强国后，美国就不会再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疆界内，或者自己所处的半球内。毋庸赘述，战争本身是美国势力和影响向外扩张的主要根源。例如，1945年，美国在欧洲驻有69个师，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驻有26个师，而在美国本土却一个师也没有。美国因负有重建日本、德国（以及奥地利）的政治义务，所以它就“呆在那里”；美国军队在太平洋上是越岛作战，并进入北非、意大利和西欧战斗过，因此便在这些地区留驻军队。但是，许多美国人（特别是军人），希望在战争结束后能很快回国，将美国武装力量的部署恢复到1941年以前的状况。这种想法虽使丘吉尔大吃一惊，并引起了奉行孤立主义的共和党人的注意，但要使时钟倒转是不可能的。犹如1815年后的英国人那样，这次轮到美国人发现他们在各地的非正式影响已发展成为无法摆脱的更加正式的影响了。像英国人一样，每当美国人想画一条安全界线时，他们就会发现“不安全的新边疆”。“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代”已经到来了。

这种新秩序的经济情况至少是人们可以预料到的。在大战中，国际法学家们（如科德尔·赫尔）就曾正确地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经济机能失调引起的。具体地说，是保护主义的关税、不公平的经济竞争、获得原料的途径有限、政府闭关自守的政策引起的。这种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不受阻碍的贸易意味着和平”的信念，受到了出口型工业的有力冲击。出口工业界担心，如果不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来吸收产量激增的美国产品，随着战后美国政府开支的减少，出口工业就会衰退。此外，美国军方坚决（甚至过分地）主张，美国应控制（或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得）关键性的战略原料，如石油、橡胶、金属矿藏等。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便使美国致力于建立某种有利于满足西方资本主义需要（尤其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大限度繁荣起来）的国际新秩序。这一新秩序从长远看，符合亚当·斯密的保证：“不受阻碍的贸易越能提高资源分配的效率，全面提高生产率，进而增强所有人的购买力就越有可能。”这样，在1942—1946年间，世界上便出现了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来还缔结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这一新的经济制度下，希望能保证获得复兴与开发资金的国家，发现自己不得不屈从美国的要求，同意自由兑换货币和开展自由竞争（就像英国人那样，尽管他们还努力保持帝国特惠制）；否则就须像俄国人所做的那样，发现这一制度与其社会主义控制制度水火不容时，完全避开这一制度。

这些安排在实践中是有缺陷的。第一个缺陷是所提供的资金根本不足以医治6年总体战造成的巨大创伤。第二个缺陷是，放任自流的体制必定只对竞争能力最强的国家有利，也就是说，只对未受战争破坏、生产力膨胀的美国有利；而对那些因受战争破坏、设备差、竞争力弱的国家，如：边界已变动、难民成群、房屋被炸、机器破旧、债务深重、失去市场的国家却非常有害。直到美国察觉欧洲普遍不满，苏联的影响日益扩大的危险同时出现时，它才被迫制定了“马歇尔计划”，答应为大规模恢复“自由世界”的工业提供巨额资金。但是，到这时已出现了美国的经济扩张与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订立安全条约齐头并进的局面。这与英国在1815年后四处建立基地、订立条约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可是，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总的来说，英国能避免与其他主权国家过多地建立固定的和含混的联盟关系，而美国现在则承担这种义务。确实，随着冷战的展开，美国的这些义务几乎都是“对事件做出的一种反应”。但是，无论承担这些义务是否有正当的理由，其结果都是使美国一反自己早期的历史，而过多地卷入了国际纠纷。

1945年时的美国决策人看来对此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安；相反，许多人还认为，这不仅是“显示天意”，而且还认为他们现在已有了宝贵良机，由美国来理顺被原先的大国搞得乱七八糟的关系。亨利·卢斯在《生活》杂志上狂喜地写道：“美国的经验是通向未来的关键……美国在全人类的国际大家庭中必须是老大哥。”美国还鼓励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的所有国家效法美国人的自助、企业家精神、自由贸易和民主等原则，对中国尤其寄予厚望。赫尔写道：“这些原则和政策对增强各地自由人民的正义感、权利意识和福利意识大有裨益， 

整个国际机制在几年之内就能运转得令人相当满意。”美国人人乐观，既然方向正确，根本不考虑用“胡萝卜加大棒”是否能说服英荷老牌帝国主义者、欧洲左倾政党和冷面孔的莫洛托夫。一位美国官员甚至说：“现在轮到我们在亚洲击球了。”其实他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几乎在世界各地击球了。

美国势力最难渗透进去的地区是苏联控制的地区。苏联自1945年以来，一直自称是打败法西斯的主要国家。根据苏联红军的统计，苏联共歼灭了德军506个师；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和被俘的1 360万人中，有1 000万人是在东线损失的。甚至在第三帝国崩溃之前，斯大林还向远东调去了几十个师，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向在满洲的已大大削弱的日本关东军开战。因此，在美国向广岛投掷原子弹三天后苏联的对日宣战，就不令人惊奇了。西线的长期战事不仅完全改变了俄国在欧洲的地位，扭转了其1917年后地位暴跌的局面，而且的确还使俄国几乎恢复了它在1814—1848年间在欧洲的地位（当时它庞大的军队充当着东欧、中欧的宪兵角色）。苏联扩展了它的疆域：在北方割取了芬兰的部分领土；在中部掠取了波兰的一些领土；在南方则吞并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被重新并入俄国；它还深谋远虑地将东普鲁士的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东部的一小片地区划归己有（路塞尼亚或次喀尔巴阡乌克兰），从而获得了直接进入匈牙利的通道。在其西面和西南面，势力壮大的俄国建立了由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挣脱约束前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组成的新卫星国“防疫线”。在它们与西方之间就是臭名昭著的“铁幕”。在“铁幕”后面，共产党的官员和秘密警察决心使这一整个地区以完全不同于科德尔·赫尔所希望奉行的原则行事。远东的情况也同样如此。苏联对中国东北、北朝鲜和萨哈林岛（库页岛）的迅速占领，不仅报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一箭之仇，而且还与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人联结在一起，而后者也是不可能接受奉行自由放任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

苏联势力影响的增长虽使人难以忘怀、不容忽视，但其经济基础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与美国受惠于战争的繁荣经济相比，则大为逊色。俄国人口损失骇人听闻：军队损失750万人，600～800万平民被德国人杀害；再加上因粮食减少、强制劳动和大量增加工作时间而造成的“间接”战争损失，“在1941—1945年间共有2 000～2 500万苏联公民过早地死去”。由于伤亡者主要是男子，两性的不平衡使国家的人口结构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在德国占领的俄罗斯欧洲部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物质损失之大，超出人们的想象：

在被占领地区的1 160万匹马中，被宰杀和掠走的达700万匹，2 300万头猪中被抢走2 000万头，13.7万台拖拉机、4.9万台谷物联合收割机和大量的牛棚、农场等其他建筑物被毁。运输网遭到的破坏是：6.5万公里长的铁路线被毁；损失了15800台机车、42.8万节车皮、4280艘内河船舶和被占领区内一半的铁路桥。这一地区近50%的城市居住面积、120万幢房屋被毁，农村地区房屋被毁达350万幢。

许多城镇变为废墟。成千上万个村庄被夷平。人们都居住在地下的洞穴中。

因此，俄国人一进入其德国占领区便大肆搜刮，把工厂设备、铁轨等一切可搬走的东西都弄走，并要求其他东欧国家赔偿（罗马尼亚用石油、芬兰用木材、波兰用煤）。对此，人们没有必要感到奇怪。

确实，苏联在军工生产和前线作战方面都战胜了大德意志。但是，苏联的胜利是靠大幅度减少其他部门——消费品、零售贸易和农产品供应（虽然粮食产量的减少主要是由德国人掠夺造成的）的生产和活动，集中力量进行军工生产获得的。总之，1945年的俄国在军事上是一个巨人，但在经济上已沦为一个丧失了生活必需品、穷困潦倒的穷汉。随着租借物资供应的中断和苏联因美国附加的政治条件而拒绝接受美国的金钱，苏联就又恢复使用它在1928年后利用本国资源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老办法：继续强调生产资料（重工业、煤炭、电力、水泥）的生产和发展运输业，从而给消费品工业和农业生产带来损害，并且自然地将军事开支从战时水平上削减下来。结果，苏联在克服了最初遇到的困难后，在重工业方面创造了一个“小小的经济奇迹”，其重工业产量在1945—1950年间增长了近1倍。为了重建国家实力源泉，达到这一冷酷的目标，斯大林政权不遗余力，甚至不惜把大多数俄国人的生活标准降低到革命前的水平上。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苏联工业的发展犹如其1922年以后的情况，工业生产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恢复”战前的产量。例如，乌克兰冶金业和电力工业的产量在1950年前后才达到或刚刚超过1940年的水平。由于战争的影响，俄国的经济发展再次停滞了大约10年的时间；更为严重的是，从长远看，至关重要的农业部门继续受到忽视。由于停止执行战时强制性应急措施和投资不足，（和瞎指挥）农业生产进一步萎缩，产量暴跌。斯大林到死也未改变他对农民的怨恨，不同意农民拥有自留地。这样，俄国农业长期存在的生产水平低、效率低的问题便继续存在着。

与此相对照的是，斯大林显然决心在战后保持一支高水平的军事力量。由于恢复经济的需要，规模庞大的红军在1945年以后减少了2/3，但它仍很庞大，拥有175个师、2.5万辆一线坦克和1.9万架飞机，也就不足为怪了。因而仍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军队。在苏联人眼里，要遏制未来的侵略者，更加自如地保持对东欧卫星国及对远东征服地区的控制，拥有这样一支军队是必要的。虽然苏联红军是一支庞大军队，但它的许多师仅仅是架子师或主要担任守备的部队。此外，红军还遇到了可能被军事技术进步甩在后面的危险。1815年的俄国庞大军队在数十年后也曾遇到过这一危险。要克服这一危险不仅要对其军队的师团进行大规模的改编和现代化，而且还需投入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科学力量来研制新武器系统。1947—1948年间，令人望而生畏的米格-15型喷气战斗机开始服役；苏联还效法美国人和英国人，建立起一支远程战略空军。苏联还使用虏获的德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来研制各种导弹。甚至还在战争时期，苏联就抽调力量研制原子弹。在对德战争中仅充当助手的苏联海军也发生了变化，添置了新式重型巡洋舰和远洋潜艇。它的许多武器是仿制的，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也不算先进。但不容置疑的是，苏联决心不甘落后。

维系俄国实力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重新强调内部纪律和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那种绝对一致。斯大林这样做是出于他日趋严重的偏执狂症，还是出于他想通过一系列计划周密的行动来加强自己的独裁地位，或两者兼而有之，我们还难以断定。但是，发生的事件本身说明了其原因。任何与外国有联系的人都被怀疑；遣返的战俘被枪毙了；以色列国家诞生后，犹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效忠对象，结果导致俄国国内重新采取反犹措施；军队将领的地位被削弱，德高望重的朱可夫元帅于1946年被解除苏联地面部队总司令的职务；共产党的内部纪律和入党条件更加严格；1948年，列宁格勒全部党的领导人（斯大林总是不喜欢他们）被清洗。苏联加强了检查制度，检查范围不仅涉及到文学和艺术领域，而且还扩大到自然科学、生物学和语言学领域。苏联制度内部的紧张化当然是与重新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冷战紧张局势的出现相呼应的。自然，苏联统治下的东欧诸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思想僵化和极权统治，在那里，消灭反对党、举行公开审判、否定个人权利和私人财产成了家常便饭。所有这些事件，尤其是波兰和（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制度的颠覆导致西方对苏联制度所持有的热情态度大为减弱。西方搞不清楚的是苏联的这些措施是周密策划的——完全合乎逻辑的是苏联领导集团热切希望，使其卫星国和卫星国的人民脱离西方的思想和富庶的影响，还是斯大林末日来临前偏执狂病加重的反映。无论其原因何在，世界上还是出现了一大片丝毫不受“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影响的地区，在人们前面形成了另一种发展局面。

苏联帝国的壮大似乎证实了麦金德等地缘政治学家们的预言：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的资源将被一个庞大的军事强国控制；海洋强国若想保持全球力量均势，须抗击该国向大陆边缘地带的进一步扩张。几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政府大为震动，完全放弃了原先“一个世界”的想法，而代之以超级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展开殊死搏斗的格局。可是，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格局在1945年的局势中就隐约出现了，像德·托克维尔所预言的那样，美国和苏联正在成为能决定半个地球命运的两个国家，世界上只有这两个国家具有这种能力；但与此同时，两国也自然沦为“全球性思维”的牺牲品。1946年莫洛托夫宣称：“苏联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没有苏联参加，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解决任何重大的国际关系问题……”这其实是美国对丘吉尔和斯大林莫斯科会晤（两人可能就东欧问题私下达成协议）所发表的声明的翻版。美国的声明这样说：“在这场全球性战争中，没有美国不关心的问题——无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军事方面的。”利益的严重冲突终于不可避免了。

昔日的大国现已成为中等国家，它们的崩溃是超级大国崛起的另一种衬托。那么这些国家的情况如何呢？需要立即说明的是，德、意、日法西斯战败国的情况，不同于1945年后的英国和法国。战火刚刚平息，盟国就着手实施自己的计划，以确保德、日不再成为对国际秩序的威胁。这些计划不仅包括对两国实行长期的军事占领，而且还把德国分为4个占领区（后来合并成两个德国）。日本像1943年的意大利那样，被剥夺了海外领地；德国丧失了它在欧洲所取得的一切利益和东部古老的领土（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等）。战略轰炸、运输系统使用过度、住房条件的下降、许多原料不足和出口市场的缩小，已经给两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盟国对其工业的控制、（在德国的）拆迁工厂，又如雪上加霜。1946年德国的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竟不到1938年的1/3。真是可怕的倒退。日本经济也出现类似的倒退情况。它在1946年的实际国民收入只相当于1934—1936年间的57%；制造业的实际工资也只相当于这一时期的30%；对外贸易量微乎其微，甚至两年后的出口量才只有1934—1936年间的8%，进口量则为18%。日本的海上航运在战争中被破坏殆尽；纱锭数量从1 220万支减少到200万支；煤的产量减少了一半，如此等等。德、日作为强国的日子，无论从经济角度看，还是从军事角度看，似乎都结束了。

意大利虽然在1943年就改变了立场、加入了盟国，但其经济情况也一样暗淡。盟军在意大利作战、轰炸持续时间达两年之久，横扫了意大利半岛，极大地加剧了墨索里尼战略冒险所造成的破坏。“在1945年……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倒退到1911年的水平；与1938年相比，实际下降了40%。尽管战争给人口造成了损失，但由于意大利在殖民地的移民被遣返回国，向外移民停止，意大利的人口激增，致使生活水平降低到惊人的地步。如果没有国际援助，尤其是美国的援助，许多意大利人就被饿死了。”到1945年，意大利的实际工资下降到1913年的26.7%。这些国家在这个时期对美国的依赖程度骇人听闻，犹如美国的经济卫星国。

在经济方面法国与德国的情况相差无几。法国被德国洗劫了4年后，其国土又遭受了1944年几个月大规模战斗的蹂躏，结果“绝大部分水道和港口被堵塞，绝大部分桥梁被摧毁；铁路系统的很大一部分暂时不能使用。”福仑的法国进出口贸易指数表明，到1944—1945年，法国的进出口实际上等于零；法国的国民收入那时只相当于1938年（法国最灰暗的年月）时的一半。法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枯竭；法郎在外汇兑换中已不被使用。法郎与美元的比率在1944年被定为50∶1。这个比率完全是杜撰的，1年内就降到119∶1。到1949年，当情况比较稳定时，法郎与美元的比率还高达420∶1。这些诸如重建、国有化和通货膨胀一类的纯经济问题，明显地影响了法国各政党，特别是共产党的作用。

另一方面，“自由法国”曾是反法西斯“伟大联盟”的一员，参加过许多重大战役，在西非、地中海东部和阿尔及利亚反对亲维希的“内战”中取得了胜利。在战争中，德国占领了法国，法国人民的忠诚发生了分裂，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不得不严重依赖英国和美国的援助。但是，戴高乐即使在要求给予更多的援助时，对后者也不满。由于英国迫切希望法国重新成为欧洲的军事大国，以接替正在垮台的德国去同俄国相抗衡，所以法国获得了许多大国的待遇和地位，如在德国有占领区，在联合国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等等。法国虽未能恢复它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但它重新确定了自己在印度支那、突尼斯和摩洛哥的保护国地位。随着政府海外部的建立和海外领地的获得，法国仍是世界上第二大殖民帝国，并决心保持其殖民帝国的地位。在许多外国观察家（特别是美国人）看来，法国在经济上如此虚弱不堪并严重依靠美国财政援助过活时还想跻身于世界上第一流大国之列，纯属“伟大的疯狂”。事实也确实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的战略环境，但法国却仍想趾高气扬，结果它至少还需多年才能从旧梦中清醒过来。

虽然在1945年大部分英国人理应对这种实力对比感到不平，但他们的国家和英帝国在表面上继续充当着世界的一个大国。这种做法掩盖了新的战略力量对比，也使伦敦的决策人难以在心理上作出调整，以适应政治上的这种衰落局面。英帝国是唯一自始至终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国。在丘吉尔的领导下，它毫无疑问是“三巨头”的一员。英军在海上、天空，甚至陆地上的战绩显著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45年8月，英王的全部属地（包括香港）都回到英国手中，英国部队和空军基地遍布北非、意大利、德国和东南亚；皇家海军虽损失惨重，但仍拥有1 000余艘战舰、近3 000艘小型舰艇和5 500艘登陆艇；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统帅着世界上的第二大战略空军部队。但是，正如科雷里·巴尼特有力地指出的那样，“胜利”并不是英国保持其力量的同义词。在英国保持其力量方面，击败德国（及其盟国）是一个因素，当然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是因为德国虽被击败，但英国也耗尽了自己的力量。因此，不应过多地考虑“胜利”本身，而应想想胜利的环境，特别是英国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

十分明显的事实是，为了保证取得战争的胜利，英国人严重地损耗了自己的实力，美元储备和黄金储备消耗殆尽，国内机器设备磨损严重、破烂不堪。英国虽然对其资源和人口进行了超限度动员，但仍然日益依靠美国的武器弹药、航运、食品和其他物资来维持战争。英国的这种进口需求一年高于一年，但其出口却不断萎缩，到1944年，英国的出口量只相当于1938年的31%。当工党政府在1945年7月上台执政时，在它不得不处理的第一批文件中，有一份就是凯恩斯关于国家正在面临的“财政上的敦刻尔克”的备忘录。这是一份令人毛骨悚然的报告。它指出：英国的贸易逆差巨大，工业基础已受到削弱，驻海外机构过于庞大，这一切意味着英国急切需要美国提供援助，以取代行将中断的“租借”物资的供应。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我们［2］就须采取比战时任何时期都要严厉的紧缩措施……”这样，英国便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样，不得不修改其创造一个与英雄相称的家园的目标。但在这时，人们已不可能再相信英国仍处在世界政治中心的位置。

然而，英国却迟迟未能摆脱大国地位的幻觉，甚至那些想创建“福利国家”的工党大臣们也未能摆脱。只是在以后的几年中，英国才认真打算解决下述不可调和的问题：提高生活水平，向“混合型经济”发展，减少贸易逆差，与此同时还要维持在海外散布极广的基地（在德国、近东和印度），保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以应付与俄国日益恶化的关系。对艾德礼政府的详尽研究表明，艾德礼政府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提高了生产率，减少了贸易逆差，实施了社会改革计划，稳定了欧洲的局势。工党政府还谨慎地撤出了印度， 摆脱了巴勒斯坦动乱的困扰，放弃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保证，这样，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某些越来越沉重的海外负担。另一方面，英国经济之所以能恢复，还因为凯恩斯1945年在华盛顿通过谈判取得了巨额贷款，通过马歇尔计划进一步获得了大量的援助，以及英国的大多数商业对手此时满目疮痍，无暇他顾。因此，英国经济的复苏是一种微妙而有条件的恢复。从长远看，英国在1947年成功的撤退，同样也有令人怀疑之处。那种撤退是卸掉了无法承受的包袱，但是，这一战略上的“想象的步法”却是以这样的设想为依据的：英国放弃某些地区后，可以根据帝国的真正利益（是苏伊士运河而不是巴勒斯坦，是阿拉伯的石油而不是印度）来重新安排自己的基地。在这时，白厅肯定还不打算放弃依附其帝国的其余地区，因为从经济上看，这些地区对英国比以往更加重要，只是后来世界进一步发生震动和把自己拴在这些地区的代价日益增大，才迫使英国对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又一次进行了估价。然而，与此同时，英国仍是一个虽承担义务过多但仍很强大的战略实体，在分裂成两大势力集团的世界中，英国要在安全方面依靠美国；美国则成为英国最有用的盟国和重要的战略合作者。

但是，英法两国政府的所有努力无疑都不能挽回“欧洲时代结束”的趋势。在战争中，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了50%以上，而整个欧洲（不包括苏联）却下降了25%。欧洲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低于19世纪初期以来的任何时期；甚至到1953年绝大部分制造业从破坏中恢复过来之后，整个欧洲所占的比重也只有26%（而美国达44.7%）。欧洲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5%～16%。在1950年，欧洲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及美国的一半。但是，苏联却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关于各大国国民生产总值情况，见表36。

表36.  1950年各大国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览表（以1964年的美元价格计算）［略］

欧洲大国的黯然失色更加明显地表现在兵员和军费开支上。例如，1950年，美国的军费开支是145亿美元，拥有138万军事人员；苏联的军费开支略多（155亿美元），而其武装力量却极为庞大，共有430万人。在这两方面，超级大国远远超过英国（23亿美元、68万人）、法国（14亿美元、59万人）和意大利（5亿美元、23万人）；当然，德国和日本当时还没有武装。由于朝鲜战争的紧张局势，欧洲中等强国在1951年大大增加了自己的防务开支，但与美国和苏联相比，仍显得苍白无力（美国达333亿美元，苏联达201亿美元）。在那一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军费开支的总和还不到美国的1/5、苏联的1/3；其军事人员总数不到美国的一半、苏联的1/3。无论是在经济力量上，还是军事实力上，欧洲国家都是大势已去了。

核武器和远距离发射系统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人们对欧洲衰落的印象。记录表明，许多从事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科学家都清楚地知道，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在人类全部战争史、武器史和人类摧毁能力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45年7月16日在阿拉莫戈多的成功试验，证实了他们的看法：“一种巨大、全新的东西出现了；它对我们生存所产生的影响比电的发现和其他一切伟大发现都重要得多”。当广岛和长崎一次次出现“世界末日般令人心惊胆战的连续巨响”，全城横尸遍地时，没有人再怀疑核武器的威力了。原子弹的出现使美国决策人对许多有关未来的实际后果进行了深思：原子弹对常规战争有何影响？在战争一开始就应使用原子弹，还是应把它当作杀手锏使用？研制更大的核武器（氢弹）和较小的核武器（战术核武器）的意义和潜力如何？有关原子弹的知识是否应该与他人分享？斯大林在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后的第二天就派其无所不能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负责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这说明，美国人的成就肯定推动了苏联已在进行的核武器研制工作。虽然俄国这时在原子弹和发射系统的研制方面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但他们的追赶速度要大大高于美国人的估计。在1945年后的几年中，人们有理由设想：美国的核优势有助于“抵消”俄国人的常规部队优势。但是，在国际关系史中，莫斯科没用几年时间就开始赶上美国，证明了自己的论断：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仅仅是一闪即过的阶段。

原子弹的问世改变了世界的“战略形势”，因为拥有核武器的所有国家都具有大规模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坏能力，甚至有毁灭人类的能力。从狭义和直接意义上看，这种新武器技术的出现，增加了对各欧洲古老国家的压力：要么奋起直追，要么甘愿沦为二流国家。当然，就德国、日本以及在经济和技术上都很脆弱的意大利来说，它们没有希望加入核俱乐部，但伦敦政府则不然。早在艾德礼接替丘吉尔时，英国就没想不应该获得这种武器。这不仅因为核武器是一种威慑手段，还因为核武器是“英国科学与技术优势的集中表现，是人口较少的英国的力量得以存在的依靠”。换言之，核武器被视为一种保持独立大国地位的较为廉价的手段。法国不久也步英国的后尘，作了同样的考虑。但是，这种想法无论在逻辑上多么吸引人，在实践上却有三个不利因素：一是两国在几年内都不会获得核武器及其发射系统；二是两国的核武库与超级大国的相比无足轻重；三是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他们的核武器将会变得陈旧落后。在1945年后的数十年间，伦敦、巴黎（后来还有中国）想加入核俱乐部的雄心和为此所作的努力，犹如1914年前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要拥有自己的“无畏”级战列舰一样。换句话说，这不是力量的反映，而恰恰是虚弱的反映。

要强调的最后一点是，现在世界在战略上和政治上已从传统的多极世界变成了两极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得到了加强。其实，早在19世纪的古典外交中，意识形态就在外交政策中发挥过作用，梅特涅、尼古拉一世、俾斯麦和格莱斯顿的行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更加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当时“极右”和“极左”势力兴起，向居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自由中心”的流行观念发出了挑战。但到20世纪30年代末，由于多级化竞争对手力量关系错综复杂（在英国，像丘吉尔等保守党人希望与共产主义的俄国结盟，反对纳粹德国；自由主义的美国人虽然支持欧洲的英、法民主国家，但却想肢解英、法在欧洲以外的帝国），人们难以用意识形态来解释国际事务。而且，在战争中，当务之急是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政治和社会原则的分歧便不得不服从于这一最重要的任务。斯大林在1943年解散了共产国际；西方也十分赞赏俄国人对“巴巴罗沙行动”所做的抵抗。这似乎冲淡了他们原先的相互怀疑——尤其是在美国，美国《生活》杂志在1943年曾以轻松活泼的笔调写道：俄国人“长得像美国人，穿着像美国人，想法也像美国人”。《纽约时报》在一年后声称：“马克思的思想在苏俄已经销声匿迹了。”这些情绪不管多么天真幼稚，但有助于向我们说明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国人不愿接受以下事实：战后世界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生活在国际和谐之中。例如1946年3月丘吉尔著名的“铁幕演说”，就在许多美国人中引起了愤怒和痛苦的反应。

但是，俄国和西方之间一两年后就出现了冷战，而冷战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暴露无遗。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俄国人不会允许东欧出现议会式的民主；俄国还保持着庞大的军队；在希腊、中国及其他地区，共产党同其敌手正进行着内战；还有最后一点，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人们对“红色威胁”恐惧的日益增加，苏联的间谍网以及国内颠覆活动，这一切促使美国公众的情绪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杜鲁门政府对此也断然做出了反应。由于担心俄国会进入英国撤销其对希腊、土耳其的保证后留下的力量真空，杜鲁门总统于1947年3月发表了“杜鲁门主义”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杜鲁门描绘了当前世界必须抉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原则：

一种生活方式是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它突出地表现为自由的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证个人自由、言论与宗教信仰自由和没有政治迫害。另一种生活方式则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为基础。它所依靠的是恐怖和迫害、对报纸的控制、指名选举和压制个人自由。

杜鲁门继续说：美国的政策就是“帮助自由的人民保持自己的制度及统一，反对企图将极权政权强加于他们的侵略行径。”此后，国际事务，用更加生动的话来说，犹如摩尼教徒正在进行的一场争斗；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就是：“正义力量和邪恶力量在历史上很少像现在这样聚集一堂、全副武装、相互抗争。以自由反对奴役，以光明反对黑暗。”

毫无疑问，这类语言好多都有其对国内目的，不仅美国如此，英国、意大利、法国及其他各国也都一样。保守势力可以使用这类语言使对手威信扫地，或者攻击自己的政府对“共产主义软弱无力”。但这样一来又肯定加深了斯大林对西方的怀疑。苏联报刊很快就说西方正在觊觎俄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在苏联四周树立新的敌人，建立前进基地，以包围苏联；西方还支持反动政权反对共产主义力量，有意在联合国“结帮拉派”。莫斯科声称：“美国对外政策的新方针，是过去反苏政策的翻版，其目的是发动战争，以武力建立一个由英国和美国统治的世界。”苏维埃政权便得以以此为借口，镇压国内异己分子，加强对东欧的控制，实施强制性的工业化，大量增加军费开支。因此，双方都在加剧冷战，都用意识形态原则来掩盖自己对内和对外政策的需要。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世界性的思想体系，互相“排斥”，水火不相容。因此，双方都把世界视为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意识形态的争吵不可能与权力-政治利益相分离。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乔·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这就是新的战略现实，不仅被分裂的欧洲各国人民要适应它，而且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的人民也必须做出调整，使自己适应它。

谢选骏指出：美国惯于培养自己的对手——苏联、伊斯兰国、共产党中国。如果一旦美国撒手不管，这些“前任盟友”就会像泡沫一样幻灭了。

三、冷战与第三世界

正如以后所证实的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中，国际政治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苏美对抗的新形势；而次要任务则是反对苏美对抗。起初，冷战主要围绕重新划分欧洲国界进行。归根结底，冷战仍系于“德国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将决定1945年的战胜国对欧洲影响的大小。毫无疑问，20世纪上半叶德国侵略对俄国造成的损失，比对其他任何国家都大。俄国人决心不再让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事件在下半叶重演，且这一观念由于斯大林坚决要求得到安全保障而有所强化。俄国人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使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形势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如果要求莫斯科指导的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国家得以建立，俄国的政治和战略地位很可能得到提高。这些比从前要求得到不冻港的更高层次上的考虑，可能是1945年后苏联制定政策的依据，尽管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它彻底解决。因此，苏联首先决心废除1918—1922年签订的各项领土协定，战略目的是“解围”。如前所述，这等于让俄国人重新获得对波罗的海各国的控制权，使波俄边界西移，使东普鲁士从此消亡以及苏联从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得到部分领土。这些并没使西方担心，其中许多的确是在战时西方就已同意的。使人不安的是，俄国想在中、东欧的独立国家中建立“亲莫斯科”政权。

在这一方面，波兰的命运预示着其他国家的命运，虽然这对西方的刺激较大，因为1939年英国就决心为保卫波兰的领土完整而战，且波兰军队（及流亡政府）战时也在为西方作战。在卡滕发现埋葬波兰军官的大坟场，俄国人对华沙起义的非难，斯大林坚持要改变波兰边界，以及亲莫斯科的波兰人派别在卢布林的出现，这一切使丘吉尔对俄国人的企图怀疑至深。几年之后，俄国人便扶植起一个傀儡政权，并在各级权力机构中清除了所有亲西方的波兰人。这使西方人的担心得到了证实。

莫斯科在处理波兰问题时在许多方面都涉及到“德国问题”。从领土上看，波兰边界的西移不仅缩小了德国的疆域（东普鲁士已被吞并），还使波兰人在阻止德国将来改变奥得-尼斯一线的边界方面处于有利地位。从战略上看，俄国坚持使波兰成为一个安全“缓冲地带”的目的是，确保自己不再遭受德国“1941年式”的进攻。因此，莫斯科坚持要同时决定德国人民的命运也是合乎逻辑的。从政治上看，俄国在支持“卢布林”波兰人的同时，还对流亡他乡的德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培训，以便让他们回到祖国后起同样作用。从经济上看，俄国对波兰及其他东欧邻国进行剥削后，还想掠夺德国的财富。但当莫斯科清楚地看到，如果使德国人变成穷汉就无法赢得他们的友谊时，便停止了掠夺活动，莫洛托夫讲话的语调也变得比较受听了。不过，这些战术上的变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决定德国未来的问题上，俄国要求有重要发言权，如果不是最后决定权的话。

在波兰和德国问题上，俄国的政策肯定要与西方的政策发生冲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要求整个欧洲执行自由市场政策，都进行民主选举（虽然英国人和法国人比自由放任的美国人更主张国家有较大的权力）。从战略上看，西方和俄国一样，也决心防止德国军国主义的重新复活。特别是法国人对此一直忧心忡忡，直至50年代中期。但是，他们都不希望看到苏联红军取代德国国防军统治欧洲。虽然1945年后法国和意大利政府仍能包容共产党人，但对掌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西方人有一种非常不信任的情绪。这种情绪因东欧各国逐步取缔了非共产主义政党而变得更加强烈。尽管仍有人呼吁俄国和西方和解，但事实是，它们各自的目标在各个方面都不一致。假如一方的一项计划获得成功，另一方就感觉受到了威胁。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讲，冷战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一直会持续到双方都同意在所有问题上进行和解。

有鉴于此，在这里详述东西方紧张关系的逐步升级实无必要，就像在前面的一章中在分析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时再详述梅特涅的外交活动一样。然而，1945年后冷战的主要特点则值得审视，因为至今它们仍然影响着各国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方式。

冷战的第一个特点是，欧洲两大国家集团进一步“分裂”。这种“分裂”在1945年没有马上发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同盟国占领军和“接班”政党（它是由在德国人离开后从秘密转为公开的党员和流亡回国的党员组成的）的主要任务是，处理迫在眉睫的行政事务，如恢复交通、通信等公用事业，往城市运送食品，为难民提供住房，以及追捕战争罪犯等。在进行上述工作时，意识形态的界线是模糊的：在德国占领区，美国人发现，他们与法国人的争吵同与俄国人的一样多；在欧洲各国新成立的国民议会和内阁中，社会党人与共产党员坐在一起（在东欧），或共产党员与基督教民主党人坐在一起（在西欧）。但是，到1946年底和1947年初，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鸿沟便开始扩大，并且日益公开化：在德国各地进行的公民投票和地方选举表明，“西德的政局……与东德的政局之间开始出现明显差异”。在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非共产党人被迫逐渐离开领导岗位。这导致1947年4月法国国内的政治危机，即共产党人被迫退出政府。一个月后，意大利发生了类似事件。在南斯拉夫，铁托实行的政治统治（战时各同盟国达成的协议规定实行分权统治），在西方人看来，是莫斯科预谋扩张的又一步骤。这些分歧，再加上苏联不愿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使那些希望在战后与莫斯科保持友好关系的美国人大为不安。

因此，在西方人的思想中产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飞跃，即怀疑斯大林也打算在条件成熟时控制西欧和南欧，并且的确在加速创造这些条件。这种情况的发生，不会是直接动用武力的结果（尽管俄国对土耳其施加日益增大的压力不仅令人担忧，而且还致使华盛顿1946年在东地中海部署了一支海军特混编队），而很可能由莫斯科的代理人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混乱和政治纷争而促成。这种迹象之一是希腊共产党的暴动；迹象之二是法国共产党支持的大罢工。俄国企图取悦德国公众舆论的做法受到怀疑，意大利北部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也令人担忧（如果人们自寻烦恼，对任何事情都会忧心忡忡）。研究上述情况的历史学家们现在更不相信，它们与莫斯科制定的“总计划”有直接联系。希腊共产党、铁托最关心的是本地区的敌情，而不是建立世界马克思主义体系。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会领导人，首先要考虑他们的追随者的情绪。另一方面，如果在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共产党在西方任何国家上台，俄国人当然高兴。所以，当乔治·凯南等苏联问题专家呼吁“遏制”苏联时，在思想上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就不难理解了。

在迅速制定出来的“遏制战略”的众多要素中，有两个要素最为引人注目。第一个是，向莫斯科表明，地球上哪些地区美国“不允许……落入敌手”（这样做凯南认为有消极作用，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军事领导人的赞成，因为他们认为这可确保国际战略格局更加稳定）。因此，位于这些地区的国家将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提高自己的防御能力。苏联对这些国家发动进攻，美国就与苏开战。第二个比较有积极意义的要素是，美国看到，抵御俄国颠覆的力量已经受到削弱，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地损耗了西方的物质资源和精神元气。所以，各项长远遏制政策最重要的内容是：美国大规模执行经济援助计划，以帮助西欧各国和日本重建受到严重破坏的工业、农业和城市。这样做，不仅可削弱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理论对西欧和日本的影响，还有助于使世界力量对比向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凯南似乎很有道理的地缘政治论认为，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看，世界有五大工业和军事力量中心对我们至关重要，即美国本身、其对手苏联、英国、德国与中欧、日本。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只要使后三者留在西方阵营，并使其实力得到增强，就会建立可使苏联永远处于劣势的综合“力量对比”。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斯大林的俄国将对这一战略深感疑虑，因为它包括复活俄国的两个最近的敌人——德国和日本。

因此，我们可以再一次说，逐个评述双方于1947年这一“分水岭年”及其以后采取的各项措施，不如论述一下最后的总结果更有意义。美国取代英国对希腊和土耳其承担义务（这表示前世界警察将其职责交给了新兴的世界警察，伦敦的逻辑和华盛顿的逻辑基本相同），从而使适用于世界任何地区的“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有了理论依据。因而在欧洲，美国热心“帮助自由民族维护它们的制度”的具体表现是，与西欧人认真地探讨如何解决困扰欧洲大陆的经济萧条、食品短缺、煤炭不足等问题。美国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根据所谓的“马歇尔计划”大量提供援助，帮助欧洲各国实现经济自主。美国审慎地宣布，它的援助将提供给欧洲所有国家，既包括非共产党国家，也包括共产党国家。但是，不管美国的援助对莫斯科是否有吸引力，苏联与西欧的确进行过合作。正当东西方进行经济合作时，苏联采用了国有化和集体化这种没有一点弹性的经济体制。任何人都知道，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的目的是，使所有欧洲人确信，私有企业比共产主义企业更能给他们带来经济繁荣。在巴黎商谈马歇尔计划时莫洛托夫的退席，以及俄国不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申请援助的结果是，欧洲的裂痕变得比以前更大。在美国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下（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德等大国得到的美援最多），在北大西洋贸易体系内的西欧经济蒸蒸日上。在东欧，共产主义的控制则越来越严。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成立。这是一个重新组建的、半公开的共产党国际组织。1948年，布拉格的多党政府被共产党发动的政变推翻。虽然铁托的南斯拉夫最终脱离了斯大林的严格控制，其他东欧国家却遭到清洗，并于1949年被迫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该委员会不是苏联的马歇尔计划，而是“剥削其卫星国的一个新机构”。1946年丘吉尔就谈论“铁幕”也许有点为时过早，但两年之后，他的话便得到应验。

随着东西方经济对抗的加剧，其军事关系也变得日益紧张。在军事方面，德国又是争端的焦点。1947年3月，英国和法国签订了敦刻尔克条约。该条约规定，一旦遭到德国攻击，签约一方将向另一方全力提供军事援助（尽管当时英国外交部认为，发生那种突然情况的“可能性很小”，英国更关注西欧内部的弱点）。1948年3月，敦刻尔克条约被布鲁塞尔条约所取代，签约国除了英国、法国外，还有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虽然这后一个条约没有提到德国的名字，但可以说，当时西欧各国（特别是法国）的许多政治家们在感情上无法摆脱的是“德国问题”，而不是“俄国问题”。随着1948年的到来，他们这种传统的考虑问题的方法便受到冲击。在布鲁塞尔条约签订的那一个月，俄国人从四国德国管制委员会的会议上退席了，声称他们与西方人在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前途问题上有无法调和的分歧。3个月之后，西方三国为了取缔德国的货币黑市交易和结束货币混乱状态，宣布发行新的德国马克。对此，俄国人做出的反应是，不仅禁止西德货币在他们的管辖区内流通，还不许在柏林这个仅离西方势力范围100英里的“孤岛”上使用。

如果说有什么事件使西方人认识到东西方敌对立场的严重性，那就是1948—1949年的柏林危机。华盛顿和伦敦的官员们已在探讨，与俄国发生战争时如何使西欧各国、美国及其领地团结一致地采取行动。虽然美国人在执行马歇尔计划的同时，希望欧洲人首先拿出维护自身安全的军事计划，但毫无疑问，此时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挑战已准备认真对待。美国国内患了严重的“恐赤病”，在国外则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1948年3月，杜鲁门要求国会恢复征兵制。当年6月，国会通过选征兵役法，满足了总统的要求。所有这些行动都是由于苏联封锁通往柏林的道路而尽快采取的。在以后的11个月中，即在通往柏林的陆路恢复使用之前，美国和英国为了顶住斯大林的压力，用飞机向西柏林运送了大量物资。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建议派遣由军队护送的车队强行开往柏林。如果真的采取这一行动，就可能引发战争。根据一项新条约，美国将一个B-29轰炸机机群转到英国机场。这表明美国对柏林危机十分重视。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孤立主义思想严重的参议员也改变了立场，支持成立所谓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议。西方建立以美国等国为正式成员国的北约（NATO）的主要战略目的是：当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时，北美向欧洲各国提供支援。北约在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这表现在美国作为西方一流“侧翼”强国，继承英国的衣钵后，奉行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开始致力于维持欧洲的力量均势。在美国和英国政府看来，北约的主要作用是：可使美国和加拿大与布鲁塞尔条约的其他签约国联合起来，可将相互支持的保证扩大到挪威、意大利等也感到不安全的国家。在北大西洋公约签订之日，美国在欧洲实际上只有驻军10万人（在1945年则有300万），西方只部署了12个师（其中7个法国师、2个英国师、2个美国师和1个比利时师），用以阻止苏军西进。虽然这一时期苏军的兵力远不如蛊惑人心的西方人所宣传的那样大，但两大集团的总兵力对比是相差悬殊的。不久，西方人的恐惧更甚，认为共产党人可能像在朝鲜战争中很快渡过鸭绿江那样迅速占领北德平原。这就是说，北约在日益严重地依靠美国远程轰炸机实施“大规模报复”来对付苏军入侵的同时，还必须大力加强常规力量。另外，这还使三个西方“侧翼”大国（即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必须对欧洲大陆长期承担军事义务。对此，1930年代的西方战略制定者肯定会大吃一惊。

北约在军事上起的作用，与马歇尔计划在经济上的作用别无二致。它进一步加深了1945年分为两个阵营的欧洲的裂痕，使得只有瑞士和瑞典等传统中立国、佛朗哥的西班牙，以及处于特殊地位的芬兰、奥地利和南斯拉夫处于两个集团之外。北约得到的回答是，以后不久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便成立了。这不仅加深了东西方的分裂，还使德国统一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尽管法国人忧悒不安，西德的武装部队到1950年代末便在北约体制内开始建立起来。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西方希望缩小与华约在总兵力对比上的差距。但是，这也不可避免地会推动苏联建立一支东德军队，尽管这支军队要受严格控制。由于两个德国都加入了相应的军事联盟，对今后任何使德国中立的企图，北约和华约都必然会感到震惊和不安，会认为是对本身安全的打击。从俄国方面看，这种看法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后反而得到了加强。这是因为苏联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任何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都不能放弃自己的信条（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勃列日涅夫主义”）。1953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曾私下承认，东欧卫星国“只能通过全面战争或俄国人本身得到解放”。正如巴特利特所指出的那样，“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发生”。1953年，东德的一次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1956年，匈牙利决定退出华约，惊慌的俄国人立即派出几个师的军队，镇压了那里的独立运动。1961年，赫鲁晓夫下令建起柏林墙，以防止人才流向西方。1968年，捷克人遭到了12年前匈牙利人一样的命运，尽管他们流的血要少一点。苏联领导人采取的这些行动只能进一步加深两大军事集团的分裂，却无法消除西方世界在思想和经济方面的吸引力。

冷战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它从欧洲向世界其他地区逐渐进行横向扩散。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不奇怪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俄国人一心一意想的是如何对付德国人的威胁。但是，这并不是说，莫斯科对土耳其、波斯、远东各国的政治前途毫无兴趣（正如1945年8月所表明的那样）。因此，俄国与西方在欧洲问题上的争端在地理上不会只限于欧洲。这还因为，双方争论的原则具有普遍性，例如，是实行自治还是照顾国家安全，是实行自由经济还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等。更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使从巴尔干半岛到东印度群岛的广大地区发生了社会动荡和政治动乱。即使在没有直接受到德、意、日侵略军蹂躏的国家（如印度、埃及等国），由于进行了人力、物力和思想动员，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社会秩序被打乱，殖民政府威信扫地，地下的民族主义政党得到发展，抵抗运动的力量不断壮大。它们不仅专心致力于争取军事上的胜利，还要求进行政治改革。换句话说，1945年的世界形势充斥着政治动乱。这种动乱既可以对大国希望尽快恢复和平时期的稳定造成威胁，也可为掌握普遍适用的理论的每一个超级大国创造机遇，以争取从崩溃的旧秩序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许多民族的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对所有反对德国和日本统治的抵抗组织都提供援助。1945年战争结束后，这些组织继续要求得到援助也是很自然的，尽管它们都在忙于与敌对组织争权夺利。在这些组织中，一些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而另一些则与共产党不共戴天。这就使得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更加难以区分地区性争端与全球性争夺。希腊和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表明，地区性的国内争端可以迅速发展成具有国际意义的事件。

俄国与西方之间发生在欧洲以外地区的第一次争端，源于战争期间同盟国达成的特别协议。1941—1943年，伊朗处于美、英、俄三国的共同军事保护之下。这一方面可以确保伊朗站在同盟国一边，另一方面可使美、英、俄三国任何一国都无法从德黑兰当局那里得到过多的经济利益。到1946年初，莫斯科不仅未从伊朗撤军，反而还似乎对伊朗北部的分裂主义分子（亲共产党分子）的活动予以支持。这更加深了本来就担心俄国人对伊朗施加过大影响的英国人的不满。不久，杜鲁门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俄国军队撤离后，伊朗军队立即镇压了北方各省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并取缔了共产党。这不仅使华盛顿感到非常满意，而且还证实了杜鲁门确信的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的有效性。正如乌拉姆所指出的那样，伊朗事件“在遏制理论出台之前就证实了它的作用”，并使华盛顿做好了心理准备，对俄国在其他地区的行动也将如法炮制。因此，希腊内战的继续进行，莫斯科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让其在使用海峡和卡尔斯边界争端问题上做出让步，以及1947年英国政府宣布它已无力再对希土两国承担义务，这一切便导致了美国公众的强烈反响（这是“杜鲁门主义”赖以产生的基础）。早在1946年4月，美国国务院就提出，必须支持“英国和英联邦的交通”。美国决策者逐渐接受了上述意见。并且，他们还开始把在可以阻止俄国向东地中海和中东扩张的那些国家里，即“北部”发生的各种危机联系起来考虑。这些情况表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理想主义立场是如何迅速地与地缘政治的考虑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不是完全为地缘政治的考虑所代替的话。

西方国家在注视共产主义的全球性扩张的同时，也看到了远东正在发生的变化。荷兰人很快会被苏加诺领导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族主义运动组织，从东印度群岛赶出去；法国人不久即被卷入了胡志明的越盟领导的武装斗争；英国人也不得不在马来亚进行反暴乱活动。即使在苏伊士运河以东没有共产党，这些老牌殖民大国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另一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末之前，要声称上述暴乱分子是由莫斯科操纵的，就可能得到华盛顿的同情和援助。法国也是得到军事援助的例子）。但是，在南亚发生的所有挑战，都不如“失去”中国对美国的震动大。从19世纪美国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美国就向这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进行了大量文化、心理“投资”（财政投资较少）。而且，这些“投资”的规模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蒋介石政府报纸的宣传而夸大了许多倍。美国感到它在中国有一种超出宗教意义上的“天职”。即使国务院和军界的某些官员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但是他们的观点却往往不能被公众舆论所接受，特别是不能被共和党右翼人士所接受。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共和党中的右派才开始用“非黑即白”的眼光看待世界政治。

这些年在东方出现的政治动乱和动荡局势多次使华盛顿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我们不应把美国看成是第三世界国家腐败政权和腐朽的殖民帝国的维护者。另一方面，美国确实不希望“革命力量”发展壮大，因为那（据称）会扩大莫斯科的影响。1947年，要求英国人离开印度比较容易办到，因为这只涉及到将政权交给尼赫鲁领导的代议制的民主政府。同样，华盛顿也可敦促荷兰人1949年离开印度尼西亚，虽然它仍很担心共产主义的颠覆力量在那里不断壮大（美国对1946年独立的菲律宾也很不放心）。不过，在其他地区“变化”更大。例如，华盛顿的决策者本来计划在日本推行全面社会改革和非军事化政策，后来却逐渐改弦更张，决定发动美国的大企业重建日本经济，甚至鼓励日本组建军队，以减轻美国的经济、军事负担和确保日本成为亚洲的反共堡垒。

1950年，美国采取强硬立场有两个原因。第一，杜鲁门和艾奇逊的比较灵活的“遏制”政策，不仅受到了共和党人和最近才引人注目的“红色诱饵”乔·麦卡锡的越来越多的攻击，还受到了路易斯·约翰逊、约翰·杜勒斯、迪安·腊斯克和保罗·尼采等政府内新强硬分子与日俱增的批评。这迫使杜鲁门只得采取更坚决的行动，以确保国内政治侧翼的安全。第二，北朝鲜1950年6月越过三八线对南朝鲜发动进攻，美国人迅速地解释说，这是莫斯科制定的侵略总计划的一部分。由于这两个原因的综合作用，美国政府中主张对莫斯科采取强硬好战政策以制止接连失败的人占了上风。很有影响的记者斯图尔特·艾尔索普说，“我们将很快失去亚洲”，并拿十个木瓶的保龄球游戏作比喻，认为野心勃勃、拼命掷球的投球者是莫斯科。他写道：

第一个木瓶中国已倒。第二排中的两个木瓶是缅甸和越南。如果它们倒了，第三排中的三个木瓶暹罗（泰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肯定也会倒下。这些国家倒下后所造成的心理、政治和经济影响，又肯定会将第四排中的印度、巴基斯坦、日本和菲律宾推倒。

美国人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对美国的东亚政策影响很大。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对南朝鲜军事支援的逐步升级。南朝鲜政府声名狼藉，镇压人民，对朝鲜战争的发端也必须分担责任，当时却被华盛顿看成了无辜的受害者。美国首先派出海、空军进行支援，接着又派遣陆军和海军陆战师增援。这使麦克阿瑟得以实施大规模的仁川反攻战役，并使联合国军队不断向北推进，反过来激起中国于1950年10—11月出兵援朝。由于不能使用原子弹，美国人只得实施1914—1918年堑壕战式的作战方式。到1953年6月停战协定签订时，美国在战争中已耗资500亿美元，先后向战区派出200万以上的部队，牺牲官兵5.4万。虽然北朝鲜的进攻被制止了，但美国又对南朝鲜承担了长期的重要的军事义务，使它很难摆脱，如果不是不能摆脱的话。

这场战争还致使美国对亚洲其他地区的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1949年，杜鲁门政府的许多官员，由于讨厌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已不再支持蒋介石，蔑视逃到台湾的“残余”政府，并考虑效法英国，承认毛泽东的共产党政权。然而，时隔一年之后，台湾却又得到支持及美国海军舰队的保护，中国被视为不共戴天之敌，为制止中国侵略甚至可考虑使用核武器（至少，这是麦克阿瑟的观点）。印度尼西亚以物产丰富而著称，美国对其新政府提供援助的目的是，让其与共产党领导的暴乱分子作斗争。对马来亚，美国则要求英国提供援助。在印度支那，美国在敦促法国人建立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政府的同时，还准备送去大量武器和美元，帮助法国人同越盟作战。事实证明，只凭美国文明中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吸引力已不足以防止共产主义的传播。因此，美国便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军事条约，杜勒斯就任国务卿后更是如此。1951年8月，美国与菲律宾签订条约。这不仅再次肯定了美国使用在菲律宾的海、空基地的权利，还使美国承担了保卫菲律宾群岛的义务。几天之后，华盛顿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三国安全协定。一周过后，美国与日本的和平条约最后缔结，从而在法律上结束了太平洋战争，并将国家主权交还日本。与此同时，美日之间还签订了安全条约，使美军得到了常驻日本本土诸岛和冲绳岛的权利。华盛顿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仍然采取非常敌视的政策，对台湾当局提供的援助越来越多，甚至支持蒋介石坚守金门、马祖等前沿据点。

冷战的第三个主要因素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并分别成立了许多军事联盟组织。如表37所示，各国的军费开支是不平衡的。

1950年之后的几年中，美国国防开支的急剧增加反映了朝鲜战争的花费，以及华盛顿认为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必须重整军备的观点。1953年后，国防开支的减少，反映了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制约“军事工业系统”，以防止它对社会与经济造成危害。1961—1962年军费的增长，是由于发生了柏林墙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1965年后军费又有大幅度增加，则说明美国在东南亚战争中愈陷愈深。苏联历年军费数额是估算出来的，因为莫斯科的政策神秘莫测。尽管如此，我们的下述推论可能是正确的：苏联1950—1955年增加军费，是由于担心与西方发生战争后，俄国本土将遭到可造成巨大破坏的空中攻击，因而必须大量生产飞机和导弹；1955—1957年军费逐渐减少，说明赫鲁晓夫在执行“缓和”的外交政策，并企图将更多的费用用于生产消费品；1959—1960年后国防开支的急剧增加是由于与西方的关系不断恶化，在古巴危机事件中受辱，以及莫斯科决心加强各军兵种的力量。共产党中国的军事开支增长幅度较小，这既反映了它的经济发展，也有其他因素。但是，20世纪60年代军费的增加表明，北京决心为同莫斯科决裂付出代价。如表37所示，在朝鲜战争期间，英国和法国的国防开支都有很大增加，而法国由于陷入印度支那战争，其军费一直增加到1954年。但自此以后，上述两国，以及西德、意大利和日本，在军费的增加幅度上便减小了，有时还有所下降。除了中国的国防开支（这些数字很不准确）逐年增加外，20世纪50和60年代其他大国的军费变化情况，反映了两极世界的特征。

表37.  1948—1970年各大国国防开支（单位：10亿美元）［略］

比军费数字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多层次和多边的军备竞赛。1949年，苏联已能生产原子弹，这使美国大为震惊。尽管如此，美国仍认为，在核交战中美国对苏联造成的破坏要比苏联对它造成的破坏大得多。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性很强的NSC-68（即1950年1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备忘录）则要求，美国必须“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普遍加强自己和盟国的空军、陆军和海军力量，以减少在军事上对原子武器的依赖”。从1950年至1953年，美军地面部队的兵力实际上增加了三倍，虽然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动员了预备役部队到朝鲜打仗。此外，美国还决心要把北约从一个承担一般军事义务的伙伴改变成一个地面作战部队的联盟，以便阻止当时英美战略计划制定者担心很可能发生的苏军占领西欧。根据1952年缔结的里斯本协定，北约各国应部署90个师。虽然达到这个数字不切实际，但各国对欧洲承担的军事义务显著增多。例如，到1953年，驻欧美军已由1个师增至5个师；英国也同意在德国部署4个师。鉴于英法两国撤走了部分军队，西德军队进行了扩编。因此，至1950年代中期，北约与华约的军力对比已大体平衡。另外，北约各国还为加强空军而大幅度增加了军费开支；到1953年，北约已有飞机5 200架。在这几年中，苏联陆军和空军的发展情况鲜为人知。不过，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斯大林死后，朱可夫在军事上进行了重大改革：遣散了大量非正规部队，使正规部队的结构变得更合理、战斗力更强、机动力更快，以导弹取代了炮兵，等等。总而言之，与西方最担心遭到进攻的1950—1951年相比，苏军的进攻作战能力有了很大加强。还有一点人们也很清楚，在此期间苏联将其增加的很大一部分军事预算用于加强进攻性和防御性空中力量。

东西方军备竞赛的第二个领域是海军。这一新领域的竞赛情况比较混乱。刚刚结束太平洋战争的美国海军，因其快速舰母特混编队和潜艇部队在战争中表现出色，仍然沉浸在胜利的荣耀之中。英国皇家海军也感到，它打了一场“真正的战争”。与1914—1918年那场双方相持不下的战争相比，这场战争打得痛快得多。但是，由于远程战略轰炸机或导弹携载的原子弹的问世（尤其是在比基尼岛进行了攻击战舰的试验之后），使人们对进行海战的传统手段、甚至航空母舰的前途产生了怀疑。1945年后，美英海军都陷入困境。因为两国军费拮据，并将各独立军种置于一个统一的国防部之内。然而，这两支海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得救。在朝鲜战争中，人们又看到了两栖登陆作战、舰载航空兵空中突击和西方国家机敏地使用海上力量。不久，美国海军也加入了“核俱乐部”。这是因为，载有携带原子武器的突击轰炸机的巨大的新式航母建造成功，以及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计划建造能发射远程弹道导弹的核动力潜艇。没钱建造现代化航空母舰的英国人，却保留了经过改装的“突击”航母，用于对付小规模局部战争，并像法国人一样，也在为建立一支以潜艇为基础的威慑力量而努力。虽然西方各国海军20世纪65年拥有的舰艇和人员少于1945年，但它们的作战能力却已今非昔比。

然而，促使西方各国海军开支不断增加的最大动力，是苏联海军的日益强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俄国海军建树甚微（尽管它有一支规模可观的潜艇部队），海军军人也大部分在陆上作战，或帮助陆军部队强渡江河。1945年以后，斯大林下令根据德国性能优良的潜艇设计图纸，建造更多的潜艇，用于保卫广大的沿海水域。同时，他还主张建设一支包括战列舰和航空母舰在内的庞大的水面舰艇舰队。这一宏大的计划的实施，由于赫鲁晓夫的上台而很快停止了。这位苏联新领导人认为，在导弹核武器时代建造耗费巨资的大型军舰毫无意义。在这一方面，他的观点与西方许多政治家和空军元帅的观点并无二致。使苏联领导人对自己的看法产生怀疑的原因可能是，他们的敌国多次使用了水面舰艇部队，如1956年英法联军依托海军舰艇攻击了苏伊士地区，1958年美军在黎巴嫩登陆（从而阻止了俄国支持的叙利亚军队的扩张），在1962年的导弹危机中美国军舰在古巴周围水域建立了警戒线。克里姆林宫（在有影响的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的敦促下）从这些事件中得出的结论是，俄国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在世界大国的争夺中将永远处于不利地位。由于美国海军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装备“北极星”导弹潜艇，苏联人更深信这一结论的正确性。结果是，苏联海军中的各类舰艇（如巡洋舰、驱逐舰、各式潜艇、航空母舰等）数量大增，苏联在远洋海域部署的舰船迅速增加。这以斯大林未曾想过的方式向西方各国在地中海、印度洋等水域的海军优势提出了挑战。

各国观察家把戈尔什科夫时期苏联海军力量的增长，与40年前蒂尔皮茨时期德国海军力量的增长做过多次比较。这些比较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挑战的性质。即使苏联决心与西方进行新的“海军军备竞赛”，它的海军舰队在实力上要赶上美国海军耗费巨资建立起来的航母舰队，也要数十年的时间。1945年后，军备竞赛中真正起到革命性影响的方面发生在其他领域，在原子武器及远程导弹的设计领域。尽管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造成了极其可怕的伤亡，但仍有人认为原子弹只是“另一种炸弹”，而不把它看成是人类杀伤能力的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而且，1946年巴鲁克倡导原子武器研制国际化失败之后，西方出现了一种可使人高枕无忧的思潮，认为美国垄断了核武器，“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可抵消苏军在地面部队方面的巨大优势。西欧各国还认为，对苏联军事入侵的回答将是，美国（以后还有英国）的载有核武器的飞机的轰炸。

技术革命，特别是苏联的技术进步，改变了一切。1949年俄国原子装置爆炸成功（这比大多数西方人预计的要早得多），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更令人惊异的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就生产出远程轰炸机（如“野牛”式轰炸机）。美国人不仅认为这些飞机能飞抵美国，还揣想（这是错误的）这些飞机的数量已超过美国。关于苏联轰炸机数量的争论表明，得到苏军作战能力的确切情报相当困难，美国空军经常夸大苏联空军的力量。尽管如此，又过了几年，美国可免受攻击的时代就结束了。1949年，美国政府决定生产一种新的“超级”炸弹（即氢弹）。这种炸弹的杀伤能力大得令人吃惊。氢弹的问世似乎再次使美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中期，这一点在杜勒斯的气势汹汹的报告和空军的作战计划中都有体现。在这一时期，美国计划一旦下一次战争爆发，就对俄国或中国实施“大规模报复”。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很多人私下对“大规模报复”战略可能导致的后果表示不安。因此，他们要求加强常规兵力和研制战术（即“战场”）核武器，以避免进行无限制地使用战略核武器的“大决战”。但是，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主要打击则来自俄国。1953年，即在美国之后9个月，俄国也进行了氢弹试验。而且，苏联政府还将大量财力物力用于发展德国战时开发的火箭技术。到1955年，苏联已批量生产中程弹道导弹（SS-3）。1957年，苏联又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射程达5 000英里，所用的火箭发动机在同年10月又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轨道。

俄国人在军事上取得的这些进步使美国人受到很大震动。这就是说，美国的城市和轰炸机部队都可能遭到苏联的突然袭击。于是，华盛顿投入大量资源，发展洲际弹道导弹，以便缩短与苏联的所谓“导弹差距”。但是，核军备竞赛并不仅限于这些方面。1960年以后，美苏不仅大力发展从潜艇发射弹道导弹的技术，还生产了多种战术核武器和近程火箭弹。与此同时，美国“思想库”的战略制定者和文职分析家们，还在绞尽脑汁地制定根据“灵活反应”战略的要求对战争升级过程中每一阶段进行控制的计划。不管制定出的计划多么周密，它们都必须涉及如何将核武器纳入打常规战争的传统战法这个极难解决的问题（例如，美国战略家意识到，战场核武器会很快将大半个德国化为焦土）。如果美苏双方都向对方的国土投掷大当量氢弹，那么相互造成的伤亡和破坏将是空前的。由于陷入丘吉尔所说的“相互的恐怖平衡”之中，由于无法再回到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没发明之前的世界，华盛顿和莫斯科便把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发展核技术，准备核战争。虽然英法两国20世纪50年代也在大力发展原子武器及其发射系统，但从拥有的飞机、导弹和核武器本身来看，只有两个超级大国可称得上核国家。

这场争斗中的最后一项重要内容是，俄国和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竞相成立军事联盟，竞相寻求新伙伴，或至少阻止第三世界国家站到对方一边。在二次大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处于有利地位的美国进行了大量结盟活动。当时的情况是：美国在西半球之外已有许多空军基地，并在许多国家驻有军队；许多国家希望华盛顿向它们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相比之下，苏联则处于不利地位，它的当务之急是重建家园，它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使边界的确定对自己有利，它没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去把战场拉远。尽管在波罗的海地区、芬兰北部和远东俄国领土有所扩张，但它基本上仍是一个大陆性超级大国。另外，现在看来有一点很清楚，斯大林对外部世界、对西方疑虑甚深，且奉行谨慎的政策。他担心，西方不允许苏联公开进行共产主义扩张（如1947年的希腊）。同时，斯大林对不愿当“苏联傀儡”的铁托、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也很不放心。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成立。而且，苏联仿效20世纪30年代（甚至1918—1921年）的做法，大肆宣传支持世界革命。但实际上，苏联在这一时期采取的政策是尽量避免卷入国外纠纷。

然而，如上所述，华盛顿却认为，苏联在一步一步地推行一项以共产主义统治世界的总体计划，必须加以“遏制”。1947年，美国对希腊和土耳其作出承诺，是华盛顿的政策发生变化的第一个征兆；1949年北约的成立，则是美国政策发生变化最明显的标志。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北约成员国增多。这表明美国决心保卫欧洲大部和中东一部，即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到柏林墙到土耳其在亚洲的边界。不过，这只是美国承担过多国际义务的开始。里约条约［3］和与加拿大的特别协定的签订，意味着美国要负责保卫整个西半球。美、澳、新条约的缔结，则使美国又对西南太平洋的安全承担了义务。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东亚发生的军事对抗，导致美国签订了许多双边协定，使华盛顿做出了援助日本、南朝鲜、台湾和菲律宾的保证。1954年，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从而使美国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聚集在一起，相互支援，共同对付在这一广大地区发生的侵略战争。在中东，美国倡议成立了另一个地区性集团——巴格达条约（后来称为中央条约组织），这使英国、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共同对付颠覆侵略有了组织保证。在中东的其他地区，美国与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约旦则缔结了特别协定。这不仅是由于美国人与犹太人关系密切，也是1957年出笼的“艾森豪威尔主义”要求美国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援助的结果。1970年初，一位观察家写道：

美国在30个国家驻军100万，是4个地区性防务联盟的成员，还积极参与另一个联盟的活动。此外，它与42个国家有双边防务条约，参加了53个国际组织，对全世界近100个国家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

对如此繁重的国际义务，就是路易十四和帕麦斯顿也会感到不堪重负。可是，在一个迅速变小、各部分紧密相连的世界里，美国逐步负起这些责任也是合乎逻辑的。开始，美国人宣称朝鲜不很重要，但这却导致了共产党人的进攻。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在一个两极世界里，华盛顿应在何处建立自己的防线呢？1965年，迪安·腊斯克指出：“地球已变成一个很小的行星。我们应该关心它的一切，即关心它的陆地、水域、大气层和外层空间。”

斯大林时期，苏联向国外输出军事力量的能力较弱，在世界各地的影响也较小；斯大林死后，苏联在各方面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显而易见，赫鲁晓夫想使俄国受到尊重，甚至热爱，而不想让人们害怕俄国。他还想减少军费，增加农业投资，多生产消费品。他的外交总政策反映了他有结束冷战的愿望。他不顾莫洛托夫的反对，从奥地利撤军，将波卡拉和旅顺两个海军基地分别归还芬兰和中国，并与南斯拉夫改善了关系，认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只一条”（这一观点遭到了他的许多同事和毛泽东的反对）。尽管由于西德加入北约，1955年华约正式成立，但赫鲁晓夫愿意与波恩建立外交关系。他还渴望与美国改善关系，尽管他的反复无常的行为和华盛顿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俄国人的不信任感使真正的缓和无法实现。同一年，赫鲁晓夫访问了印度、缅甸和阿富汗。从此以后，即亚非国家纷纷获得独立之际，苏联开始重视第三世界。

然而，事物的变化并不像热情充沛的赫鲁晓夫希望的那样顺利或尽如人意。1956年4月，斯大林分子控制他国的机构——“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令俄国人难堪的是，两个月后发生了匈牙利暴乱（匈牙利要走与社会主义“分道扬镳的道路”）。对此，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分子必须坚决予以镇压。而且与中国的争吵愈演愈烈。下面将要讨论，这将导致共产党世界的深刻分裂。与西方缓和的航船也触礁沉没，因为相继发生了U-2飞机事件（1960年）、柏林墙危机（1961年）和因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而引起的与美国的对抗（1962年）。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改变俄国走向世界的趋势。只是与新独立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及在联合国与其代表接触，就可以使苏联与外部世界不可避免地加强联系。此外，赫鲁晓夫还热切希望向世界显示苏维埃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优越性，这使他必然要寻求新的外国朋友。1964年后，比较务实的赫鲁晓夫的继任者们，热心于打破美国在苏联周围布设的封锁线并遏制中国的影响。另外，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急于摆脱它们所谓的“新殖民主义”统治，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而不是自由放任经济（这样做往往导致西方国家停止援助）。这一切的综合作用是，使苏联“向外扩张”的步伐明显加快。

1953年12月，苏联与印度签订贸易协定（这与尼克松副总统访问新德里不谋而合）；1955年帮助建设比莱钢厂，并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向外扩张”伊始，苏联就与第三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印度）建立了联系，这不仅使中国人和美国人感到不快，对参加巴格达条约的巴基斯坦也是一种惩罚。几乎与此同时（1955—1956年），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向埃及提供援助，取代美国为建设“阿斯旺水坝”提供资金。伊拉克、阿富汗和北也门得到了苏联的贷款。加纳、马里、几内亚等非洲坚决反帝的国家也得到了莫斯科的帮助。1960年，苏联与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这虽然使苏联在对外政策上在拉丁美洲获得了重大突破，但也与被激怒的美国人结下了不解之怨，赫鲁晓夫下台并没有改变苏联的一套做法：首先大张旗鼓地进行反帝宣传，然后便与新独立的国家签订“友好条约”，向它们提供贸易贷款和军事顾问等。在中东，俄国还可从美国支持以色列中得到好处（例如，莫斯科于20世纪60年代增加了对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的援助）。另外，对北越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也扩大了俄国的影响。就是对遥远的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莫斯科也声称有义务进行帮助。在争取扩大世界影响方面，现在的苏联同过分谨慎的斯大林相比已经走得很远。

华盛顿和莫斯科为了把世界各国争取到自己一边展开了激烈竞争，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竞相向国外提供援助、贷款和武器维修专家。这就说明在国际事务中，任何大事离开了美苏这两个对立的超级大国就无法解决的两极世界的确已经来临了吗？在杜勒斯和莫洛托夫看来，当时的世界的确如此。但是，即使在美苏两大集团争夺世界霸权之际，我们也可以看到，在1941年［4］美苏都未关注的地区有一种全新的发展趋势。此时，第三世界刚刚出现。它的许多成员，在终于摆脱了传统欧洲帝国的统治之后，不愿再沦为与自己相距甚远的那个超级大国的卫星国，虽然它可提供有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事实上，人们看到的是，20世纪强权政治中出现的重要动向之一——超级大国的崛起，开始与另一个新动向——全球性的政治分化发生联系。在1900年前后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潮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想到和看到的是，世界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的首都。然而，西方帝国主义的骄横和狂妄却种下了导致自身毁灭的种子。塞西尔·罗德斯、泛斯拉夫主义者和奥匈帝国军界大肆宣扬民族主义，在布尔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和芬兰人中造成了深刻影响。作为德国、意大利统一和1914年协约国决定援助比利时的理论依据的民族自决论，很快向东向南传播到埃及、印度和印度支那。由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于1918年打败了德、奥、匈三国，并于1919年挫败了威尔逊关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计划，民族主义行动只在部分地区得到鼓励。有些人认为，对东欧各国可赋予民族自治权，因为它们是欧洲“文明”国家；而不能把这种原则扩大到中东、非洲和亚洲各国。在非洲和亚洲等地区，帝国主义列强拥有大量殖民地，经常镇压民族独立运动。1941年后西方强国在远东利益的丧失，随着战争的发展附属国进行经济动员和征召新兵，大西洋宪章所造成的思想影响，以及欧洲各国的衰落，所有这些因素释放出来的能量都推动了第三世界（20世纪50年代才有这一术语）的发展变化。

第三世界国家是指坚持留在美苏控制的两个集团以外的国家。但这并不是说，所有参加1955年4月万隆会议的国家与两个超级大国都没有任何联系，对它们都不承担任何义务。例如，土耳其、中国、日本和菲律宾都参加了万隆会议，但把它们称做“不结盟”国家就不合适。另一方面，它们都主张加快非殖民化的进程，都要求联合国重视冷战以外的问题，都要求采取措施改变仍由白人统治的世界经济秩序。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世界上发生了第二次非殖民化高潮，这使大量新独立的国家加入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曾遭受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外国奴役，独立后又面临大量经济问题。第三世界国家的数量激增后，便开始控制联合国代表大会。开始，联合国只有50个成员国（绝大部分是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后来逐渐发展成一个拥有一百多个国家的组织，其中许多新成员国来自亚洲和非洲。这并没使大国的行动受到制约，因为它们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这一权力是在谨慎的斯大林的坚持下确定的）。但是，这却意味着，如果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希望得到“世界舆论”的支持（如美国1950年要求联合国支援南朝鲜），它就必须得到其他本来不赞成华盛顿和莫斯科的观点的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由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非殖民化在国际事务中占主导地位，由于苏联人巧妙地支持的结束“经济落后”的呼声越来越高，第三世界的舆论具有浓厚的反西方色彩。这从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及其以后的越南问题、拉美问题、南非问题和中东战争中都可看出。即使在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上，对反殖民主义问题也被日益重视。这些会议的召开地点（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1964年在开罗，1970年在卢萨卡）也说明，人们关注的许多问题已不在欧洲。世界政治的控制权已不完全掌握在拥有最大军事、经济力量国家的手中。

不结盟运动最著名的创始人是铁托、纳塞尔和尼赫鲁。令人吃惊的是，南斯拉夫与斯大林决裂（早在1948年，南斯拉夫即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未导致俄国入侵，并保持了国家的独立。斯大林死后，铁托更坚定地执行不结盟政策，第一次最高级不结盟会议在贝尔格莱德召开就说明了这一点。纳塞尔是1956年与英国、法国、以色列发生冲突后才闻名于阿拉伯世界的。他经常尖锐地批评西方帝国主义，愿意接受苏联的援助，但并不是莫斯科的傀儡，因为他对本国共产党的态度很坏，并于1959—1961年利用电台、报纸掀起了一场强大的反苏运动。泛阿拉伯主义，特别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与无神论的唯物主义没有天然的联系，尽管当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试图使两者融为一体。印度是“温和的”不结盟国家的象征性代表。它经常得到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中印战争和印巴战争后得到的更多。但这并不能阻止尼赫鲁在其他许多问题上批评苏联，对印度共产党采取不信任态度，尼赫鲁对英国的苏伊士运河政策的谴责，出于他不喜欢任何大国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态度。

这些年来，许多新独立的国家进入了国际社会。俄国急于使它们背离西方站到自己一边，却又不很了解它们的具体情况。这就意味着，它在外交上有所“得”的同时，必有所“失”。这一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中国，这在以后将有详述，但也有许多其他事例。1958年，俄国在伊拉克政权更迭之后，当上了这个阿拉伯国家的友邦，并对其提供贷款。4年之后，伊拉克复兴党领导的政变却导致了对伊拉克共产党的残酷镇压。莫斯科不断向印度提供援助，不可避免地会触怒巴基斯坦。俄国没办法既使印度高兴，又不失去巴基斯坦。在缅甸，俄国人开始很受欢迎。但后来该国驱逐所有外国人时，也把他们赶了出去。在印度尼西亚，情况更糟。苏加诺得到大量俄国和东欧的援助后，于1963年背叛莫斯科投向北京的怀抱。两年以后，印度尼西亚军队又极其残忍地屠杀了大量共产党人。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1961年将苏联大使遣送回国，因为他与当地的一次罢工有牵连。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杜尔拒不让苏联飞机在苏联人帮助扩建的科纳克里机场加油。在1960年的刚果危机中，俄国对卢蒙巴的支持使这位刚果人民领袖的前途蒙上了阴影。后来，卢蒙巴的继任者蒙博托关闭了苏联使馆。1972年，萨达特将2.1万名俄国顾问赶出埃及。这是苏联遭受的一次最引人注目的挫折，也是对莫斯科的一次重大打击。

因此，第三世界与“前两个世界”的关系是极其复杂、不断变化的。毫无疑问，必定会有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亲美（如以色列、台湾），另一些国家长期亲苏（如古巴、安哥拉），因为它们感到有邻国的威胁；一些国家以铁托的南斯拉夫为榜样真正奉行不结盟政策，而还有一些国家在比较多地依靠一个集团的同时（因为这一集团向它们提供援助），坚定地保持适度的独立。最后一点是，第三世界不断发生的革命、内战、政权更迭和边界冲突，经常使莫斯科和华盛顿不知所措。在塞浦路斯、欧加登、印巴边界和柬埔寨等地发生的地区性争端，也使超级大国左右为难，因为争端双方向不同的集团寻求援助。俄国和美国像从前的大国一样，也必须面临这样一个铁的事实——它们的“拯救世界”的理论不会自然而然地被其他社会与文化所接受。

谢选骏指出：所谓冷战，就是“资本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在争夺地球的剩余部分——“第三世界”。冷战没有在1991年结束，只是进入了一个长达二十八年的休战期（1991—2019年）——就像热战没有在1918年结束，只是进入了一个长达二十一年的休战期（1918—1939年）。然后分别进入“第二次冷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人问我现在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说不会——因为除了“代理人战争”之外，核大国的直接冲突将直接产生一个全球政府！

四、两极世界的解体

在从20世纪60年代转入70年代时，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在世界事务中继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军事上，苏联已经十分接近美国，并且它们都依然不同于其他国家。例如，在1974年，美国和苏联的防务开支分别达850亿美元和1 090亿美元，分别相当于中国（260亿美元）的3～4倍，相当于欧洲主要国家（英国97亿美元，法国99亿美元，西德137亿美元）的8～10倍；美苏两国的武装部队分别达200多万人和300多万人，比欧洲国家的大得多，比中国那300万人的军队的装备精良得多。两个超级大国都有5 000多架作战飞机，比上述大国多10倍以上。1974年，两个超级大国的作战舰艇的总吨位分别达280万吨（美国）和210万吨（苏联），大大超过英国（37万吨）、法国（16万吨）、日本（18万吨）和中国（15万吨）。但是，最大的差距表现在核投射工具的数量方面，参看表38。

表38.  大国核投射工具一览表（1974年）

每个超级大国都拥有如此巨大的抹掉对方（以及其他任何国家）的能力——因此而出现了很快被称之为“互相确保摧毁”（MAD）的事态——以致它们开始考虑做出安排，采取各种方式来控制这种核军备竞赛。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之后，它们建立了一条“热线”，以便使双方在发生另一次危机时能够进行通讯；还搞了1963年核禁试条约（英国也在条约上签了字），禁止在大气层、水下和外层空间试验核装置；1972年搞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第一阶段），通过这一条约限制各方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使苏联停止建设反弹道导弹系统；1975年，双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又进一步扩大了这项条约的内容；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双方又举行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二阶段条约的会谈（1979年6月签署，但始终未获得美国会参议院的批准）。可是，所有这些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措施和推动双方同意采取这些措施的特定的经济、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动机，并没有制止这场军备竞赛。如果说有什么效果，也只是禁止或限制一种武器，这不过导致各方把有关资源转用到另一领域而已。从1950年代末期起，苏联稳步地、毫不手软地增加了对武装部队的拨款。虽然美国的防务开支方式因受越南这场代价昂贵的战争和随后公众反对那场冒险的影响而发生了特殊变化，但其长期的趋势也是不断向高开支方向发展。每隔几年双方就会增加一批新武器系统，每一方的火箭就配备一批多弹头装置，海军增加一批导弹潜艇。而战略导弹方面出现的核僵持局面（这引起了欧洲人这样一种恐惧：美国不会用它的远程导弹回击苏联指向西方的进攻，因为那会招致苏联对美国城市的原子打击），导致美国发展“潘兴Ⅱ”和巡航导弹一类的新型中程或“战区”核武器，来对付俄国人的SS-20式导弹。这场军备竞赛和各种军备控制讨论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种表现而已，但每一种表现都使华盛顿和莫斯科站在舞台的中心。

在其他领域，这两个对手也以中心角色的面目出现。如前所述，苏联自1960年以来扩充军备的更加令人瞩目的方面之一，是大规模扩充其水面舰队——从其实体上看，建造威力更加强大的导弹驱逐舰和巡洋舰，然后是建造中型直升机母舰和固定翼飞机航空母舰；从地理上看，苏联海军开始向地中海和更远的印度洋、西非、印度支那和古巴（在这些地方可供苏海军部队使用的基地越来越多）派出越来越多的海军舰艇。后面这种事态的发展，反映出美苏竞争已向第三世界显著扩展，这主要是因为莫斯科进一步成功地打入了那些过去只有西方才拥有势力的地区。中东局势的继续紧张化，尤其是1967年和1973年爆发的阿以战争（在这些战争中，美国对以色列的武器供应具有决定性意义），意味着各个阿拉伯国家（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一直指望莫斯科提供援助。南也门和索马里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向苏联海军提供了海军基地设施，使它在红海获得了新的海上存在。但是，像往常一样，新的突破也伴之以新的挫折：莫斯科对埃塞俄比亚的明显的偏爱导致苏联人及其舰船在1977年被赶出了索马里；几年以后，在埃及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态；苏联在这一地区的进展，受到了美国的抵抗，后者在阿曼和迪戈加西亚增加了兵力，在肯尼亚和索马里取得了海军基地权，并且向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增运武器。然而，在更远的南方地区，苏联-古巴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部队的军事援助，受到苏联支持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不时地企图向其他国家输出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府在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几内亚、刚果和其他西非国家的出现，都表明莫斯科在这场争夺全球势力范围的斗争中正在步步获胜。它本身1979年在军事上介入阿富汗——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首次（在东欧以外地区）进行这种扩张——以及古巴对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左倾政权的鼓励和支持，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美苏之间的竞争是无止境的。从而引起了华盛顿方面新的对抗行动以及防务开支的增加。到1980年，随着新上台的共和党政府谴责苏联，说它是一个“邪恶的帝国”，只有用庞大的防御部队和不屈不挠的政策来对付它，似乎自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当权的岁月以来，几乎一切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可是，在美苏关系面临所有这一切重大事态和1960—1980年期间发生过许多曲折的变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另一些有影响的趋势，使得国际力量体系比起较早时期的两极化在程度上大大削弱了——不仅第三世界的出现使事态进一步复杂化，而且由莫斯科和华盛顿分别控制的先前铁板一块的两大集团内部也发生了重大分化。其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苏联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分裂，其影响即使在现在也难以做出充分的估计。回顾起来，事情似乎不言自明：即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和“普遍性”原理也要以现实的具体场合、固有的文化力量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为依据——毕竟列宁本人也曾对辩证唯物主义原来的原理做过许多重大修改，以适应1917年革命的需要。一些研究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外国观察家清楚地了解，至少毛泽东没有恪守斯大林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不同重要地位的教条主义立场。他们还清楚地知道，莫斯科方面一直不那么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甚至到1946年和1948年还试图缓和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人的态度。从苏联的观点来看，这样就可以防止“在没有红军的援助下在一个人口几乎相当于俄国3倍的国家里建立一个有生气的新共产党政权，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新政权就会不可避免地变成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与苏联相竞争的具有吸引力的角色”。

尽管如此，苏中之间完全分裂的程度使大多数观察家感到十分奇怪，并且为多年来因害怕出现全球共产主义阴谋而深感不安的美国所迷惑不解。应当承认，朝鲜战争及其以后发生的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玩弄的权术，转移了人们对莫斯科-北京轴心的冷淡状态的注意力，在这个轴心中，斯大林给中国的为数不多的援助总是以某种代价——强调俄国在蒙古和中国东北的特权——来补偿。虽然毛泽东能够在1954年同俄国人举行的会谈中重新恢复平衡，但他在沿海金门和马祖诸岛问题上对美国表现的敌意，以及他更加绝对地恪守（至少在那时是这样）将不可避免与资本主义进行决斗的信仰，使他非常怀疑赫鲁晓夫早期的缓和政策。但是，从莫斯科的观点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不必要地刺激美国似乎是愚蠢的，尤其是当后者拥有明显的核优势时；在中国1959年同印度发生的边界冲突中支持中国，也会给苏联在外交上带来挫折，而这一点对于苏联的第三世界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鉴于中国人爱好独自行事，支援他们的核计划而不对其计划施加某些控制，也是非常不明智的。毛泽东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苏联（对中国）的接二连三的背叛。到1959年，赫鲁晓夫取消了同北京的原子能协议，向印度提供了远比曾向中国提供的多得多的贷款。第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会议上，这场“分裂”终于公开化了。到1962—1963年，事态进一步恶化了：毛泽东谴责俄国人在古巴问题上的屈服，然后谴责他们同美英两国一起签署部分核禁试条约；那时，俄国人中断了对中国及其盟友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援助，增加了对印度的物资供应；首次发生了中苏边界冲突（尽管没有像1969年那几次那么严重）。更加重要的是这样的消息：1964年，中国人爆炸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正在努力地研制投射系统。

从战略上看，这一分裂是1945年以来发生的最重大的一次事件。1964年9月，《真理报》的读者们十分震惊地看到这样一则报道：毛泽东不但要求收回中华帝国在19世纪落到俄国人手中的亚洲领土，而且还遣责苏联对千岛群岛、波兰一部分领土、东普鲁士和罗马尼亚一部分领土的占有。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加之边界冲突和中国原子武器的发展——都是向克里姆林宫发出的不折不扣的警报信号。的确，很可能20世纪60年代苏联武装部队的扩充至少有一部分是针对这种可见的来自东方的新危险的，以及为了对肯尼迪政府加强防务的行动 

做出必要的反应。“苏联沿中国边境部署的作战师数量由1967年的15个增加到1969年的21个和1970年的30个”，1970年战斗师数量的激增是由于1969年3月达曼斯基岛（珍宝岛）发生的那场严重的冲突而引起的。“到1972年，苏联在沿同中国长达4 500英里的边界线上共部署了44个师（相比之下，在东欧才有31个师），同时苏联空军的1/4也由西方向东方部署。”随着中国已拥有氢弹的现实，有迹象表明苏联正在考虑对（中国设在）罗布泊的核设施实施一次预防性的打击——而这又促使美国制定自己的应急计划，因为美国感到不能容许苏联消灭中国。自美国在1964年考虑过同苏联一道用“预防性的军事行动”制止中国发展成为一个核大国以来，华盛顿的看法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这并不能说毛泽东的中国已经成长为羽毛丰满的第三个超级大国。从经济上说，中国还有许多问题——而中国的领导人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又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起来，随之使一切经济发展中断和处于不稳定之中。尽管中国可以夸耀它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陆军，但它的民兵可能不是苏军摩托化步兵师的对手。同苏联正在扩充的舰队比较起来，中国的海军微不足道；它的空军虽然规模很大，但主要是由较旧的飞机组成的。它的核发射系统正处于初创阶段。尽管如此，除非苏联准备不惜冒险刺激美国人和不顾世界舆论，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核进攻，否则，任何较小规模的作战行动都可能迅速造成巨大的伤亡——中国人愿意接受这一点，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政治家们却并不太愿意这样做。所以，毫不奇怪，随着苏中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莫斯科理所当然地要不仅表示出同西方举行限制核军备会谈的兴趣，而且还加快了同联邦德国一类的国家改善关系的步伐（同阿登纳时期相比，维利·勃兰特领导下的联邦德国似乎更加乐于搞缓和）。

在政治与外交领域，中苏的分裂甚至使克里姆林宫更加进退两难。虽然赫鲁晓夫本人一直愿意容忍“沿各自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始终认为那些道路并不完全背离社会主义!），但是，要让苏联被人们谴责为已放弃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让它的卫星国和仆从国受到鼓舞来脱离俄国的“束缚”，让它在第三世界的外交努力因北京的敌对性援助和宣传而变得复杂起来（尤其是自毛泽东品牌的以农民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比俄国对工业无产阶级作用的强调往往更加赢得人心以来，情况更是如此），却是十分不同的另一码事。这并不意味着东欧部分的苏联帝国已处于追随中国的任何真正危险之中——只有阿尔巴尼亚的偏离轨道的政权这么干了。但是，北京对苏联1968年对捷克的解放性改革运动采取的镇压行动和苏联1979年反对阿富汗的行动的谴责，却一直使莫斯科难堪。而且，在第三世界，中国在阻止苏联扩大自己的影响方面还处于较有利的地位：中国在北也门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坦桑尼亚完成了很大一部分铁路建设工程计划；批评莫斯科未能在越盟和越共对美国的斗争中向它们提供充分的支援；随着中日关系的恢复，中国警告东京不要在西伯利亚同俄国人进行过分的经济合作。情况再一次表明，这很难说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斗争——俄国人通常能够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多得多的贷款和先进的武器，还能够利用古巴和利比亚的代理人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被迫同一个马克思主义伙伴国和美国进行竞争，毕竟要比20年前那种可以预测的两极斗争更加令人烦恼。

这样，中国的强硬的独立路线在各个方面使外交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和不规矩，尤其是在亚洲。莫斯科向印度求爱大大刺痛了中国人；它在中印边界冲突之后向新德里赶运军用补给物资的行动甚至更加刺痛了中国人。所以，北京在巴基斯坦同印度发生冲突时向巴基斯坦提供支援，并对俄国人入侵阿富汗表示强烈愤慨，便毫不奇怪了。莫斯科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支持北越扩张，北越加入经互会，以及苏联海军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越南的港口，使它进一步疏远了中国。当越南在1978年12月入侵柬埔寨时，中国同它的南部邻国进行了血腥的但不太成功的边界战争，这场战争反而使越南得到了苏联武器的大量援助。到这个时候，莫斯科甚至更加讨好台湾政权，北京则催促美国增加其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军部队，以对付俄国的海军分舰队。中国在批评苏联对待西方太软弱之后仅仅过了20年，就转而敦促北约组织加强其防御，并警告日本和共同市场不要加强同俄国的经济联系!

相比之下，西方阵营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主要因戴高乐反对美国霸权的运动而引起的不和，从长远看却没有那么严重——尽管这些不和肯定增加了这样的印象：两个集团的关系正在破裂。由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仍然很强烈，戴高乐对下面这一事实十分愤慨：美国没有平等地对待他；他对美国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期间的政策表示愤恨，更不要提杜勒斯在类似金门事件这类问题上动不动就以核战火相威胁的习惯了。虽然戴高乐在1958年以后在寻求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撤出这件事情上足以使自己忙碌好几年，但即使在那时他也批评西欧屈从（他自己的看法）美国的利益。像英国10年前一样，他看到核武器能够提供一种保持大国地位的机会。当法国1960年首次试验原子武器的消息传到这位将军那里时，他高呼：“法国万岁!从今天早上起，她更加强大了，更加骄傲了。”他决心使法国的核威慑力量保持完全的独立，愤怒地拒绝了华盛顿向法国提供类似给英国的那种“北极星”导弹系统的建议，因为肯尼迪政府附加了不能接受的条件。虽然这意味着法国自己的核武器计划要耗费整个防务预算的很大一部分（可能多达30%），但戴高乐及其后继者却感到这一代价是值得的。与此同时，他着手使法国脱离北约组织的军事结构，在1966年把该组织的总部从巴黎赶走，关闭了所有在法国领土上的美国基地。与此相配合，他设法改善了法国同莫斯科的关系；在莫斯科，他的行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孜孜不倦地宣传欧洲自立的必要性。

戴高乐令人惊奇的行动并不只是靠高卢人的花言巧语和文化骄傲搞起来的。法国的经济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和其他美国馈赠支持下获得了发展，并受益于欧洲20世纪40年代末期之后的一般经济恢复，在近20年间有了迅速的增长。虽然在印度支那（1950—1954年）和阿尔及利亚（1956—1962年）的殖民战争一时转移了法国资源的使用方向，但这并不是不可纠正的。在1957年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时，法国通过谈判争得了符合国家利益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因而得以受益于这一规模较大的市场，与此同时着手改组本国的农业和进行工业现代化工作。戴高乐对华盛顿非常苛刻，坚决阻止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但在1963年同阿登纳领导下的西德进行了戏剧性的和解。他经常鼓吹欧洲有必要自立，脱离超级大国的控制，记住自己过去的光荣和合作（自然由法国带头），追求平等的光荣命运。这些都是很有分量的语言，但是这些语言在铁幕两边都引起了反响，为许多厌恶苏美政治文化的人所欢迎，更不用说厌恶苏美对外政策的人了。

然而，到1968年，戴高乐本人的政治生涯因学生和工人的造反而受到了影响。现代化所引起的紧张情况和法国经济仍处于相对的中等规模（1963年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3.5%），意味着国家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来扮演此位将军已设想好的发挥影响的角色；尽管他向西德人提出了特别协议，但后者不敢放弃它同美国的紧密联系，而波恩的政治家们知道，作为最后的一着，美国始终是他们所着重依赖的。而且，1968年俄国无情地粉碎捷克的改革表明，这个东方的超级大国不打算让它势力范围内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政策行事，更不要说让它们成为以法国为首的、全欧洲范围的联合组织的成员了。

纵然如此，戴高乐由于过分自信的行为已经象征着和加速了事态的势不可挡的发展。同美苏比较起来，西欧国家在军事上是软弱的，但它们的武装力量同1945年以后的年代相比仍然强大得多，其中两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并正在发展投射系统。从经济上说，正如下面将详细讨论的那样，“欧洲的复兴”已经获得了光辉的成就。事情还不止于此，尽管俄国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冷战时代把欧洲分裂为不透气的封闭集团的格局正在受到削弱。维利·勃兰特奉行的令人注目的同俄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尤其是1969年和1973年间同东德政权（起初是很不情愿的）的和解政策（主要在承认1945年的国界为永久性国界的基础上进行和解），开创了东西方频繁接触的活跃时期。西方的投资和技术穿过铁幕渗入进去，并且这种“经济上的缓和”还扩展到文化交流、（1975年）赫尔辛基人权公约、防止发生未来军事误解方面的交流活动，以及实现共同裁军诸领域。超级大国对所有这一切都给予了支持，这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一些适当的理由，并且也不可避免地作了某些保留，尤其是苏联方面。但是，可能最重要的事实是欧洲人本身在推行友好睦邻关系方面所施加的持久的压力，因此，甚至当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淡的时候，不管是苏联还是美国在将来都极难制止这一进程。

就两个超级大国来说，在使自己适应这种新的、多元性的国际环境方面，美国人所处的地位比俄国人有利得多。不管戴高乐采取何种反美姿态，都比不上下述事件的严重性：中苏边界冲突、取消双边贸易、意识形态方面的争吵，以及全球性的外交上的斗争（到1969年，这一点促使某些观察家认为苏中之间发生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管美国政府多么憎恨法国的行为，它几乎不需要因为这种争吵重新部署自己的武装部队。不管怎样，北约组织仍被允许保留穿过法国的飞行过境权和输油管系统；巴黎保持着同西德的特殊防务安排。所以，一旦发生华约军队向西方进攻的情况，法国的部队也可供使用。最后，当然要提到1945年后美国一直遵循的一条基本格言：一个强大的和独立的欧洲（即不受俄国控制的欧洲）是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的，并且会有助于减轻美国的防务负担——即使在承认这样一个欧洲也可能成为它的经济上的和可能的外交上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华盛顿一直鼓励欧洲一体化的举措，并正在敦促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相比之下，俄国可能不仅开始感到如果西方出现一个强大的欧洲联合体，它在军事上将不安全，而且开始对这一实体可能对罗马尼亚人、波兰人和其他卫星国人民所产生的吸引力感到不安。莫斯科推行一项同西欧进行有选择的缓和和经济合作的政策，确是一个事实。其部分原因是这项政策能给它带来技术和贸易方面的实惠；其次是，这样做可能使欧洲人远离美国人；再次是，中国在俄国的亚洲战线上向它提出了挑战。然而，从长远来看，一个繁荣的、复苏的和在各方面（军事方面除外，并且也许能在这方面变得很强大）可能使苏联黯然失色的欧洲，很难说会符合俄国的最佳利益。

可是，如果回过头来看，美国在使自己适应世界力量的变化方面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虽然这一点在1960年以后的许多年里并不明显。首先，随着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毛泽东的中国已取代赫鲁晓夫的俄国，成为世界革命的煽动者，出现了一种对“亚洲共产主义”的经久的厌恶感。1962年中印的边界战争（同莫斯科一样，华盛顿也希望向印度求爱）证实了先前金门和马祖诸岛的冲突给中国造成的侵略形象。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毛泽东的宣传机器正在谴责俄国人在古巴问题上的屈服行动和同西方一起签署有限核禁试条约的时候，美国和中国之间实现缓和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最后，在1965年和1968年期间，中国正处于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的大动乱时期，这场革命使这个国家长时间地不稳定，在意识形态方面甚至更加仇恨华盛顿的美国政府。所有这一切都不意味着要出现“一种有可能在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形势”。

当然，在这些年月里，美国本身毕竟也因越南战争引起的问题而处于越来越动荡不安的状态。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北越人和南方越共的表现只是注重缓慢蚕食政策的亚洲共产主义的新迹象，在它造成进一步损害之前必须有力地加以扼制。的确，随着约翰逊政府增兵越南的升级，华盛顿的决策者时常焦虑不安的是：在不致引起曾在朝鲜战争中发生过的那种中国干预的情况下，他们能走多远。从中国政府的观点来看，它必然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对下述问题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在北方同苏联人的冲突的加剧，是否会像南方美国的军事行动和空中作战行动的不断升级那样，都对中国不利。可是，尽管中国本身与不同种族的越南人的关系在传统上一直是敌对的，并且它对俄国提供给河内的军事装备的数量深表疑虑，但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执政时期，大多数西方人士却没有看到这些紧张现象。

人们很难从多方面（不管是从表面上，还是从实际上）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美国在越南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漫长的军事行动对国际力量体系，或对美国的国民心理所产生的影响——尽管方式不同，大部分美国人对其国家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的看法，仍受那场冲突的强烈影响。事实上，这是由一个“开放性的社会”进行的一场战争，而由于五角大楼文件的泄密，电视台和报刊每天对战场情况和琐事的报道，致使这场战争变得更加公开化；这是美国绝对打败了的第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否定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宝贵经验，毁坏了一系列人士——从四星上将到“最聪明和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声誉；这场战争同时推动了，并且在不小的程度上造成了美国社会在国家目的和利益权衡等方面的一致性的分裂，带来了通货膨胀，史无前例的学生抗议，城市内的骚乱，并随之导致水门事件危机，一段时间内使总统领导本身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这场战争似乎使很多人在对待国父们的一切教导上处于痛苦的和具有讽刺意味的矛盾之中，使美国在整个地球的大部分地区不受欢迎；最后，从越南回国的美国大兵感到羞惭的面孔和所受到的无人关心的待遇在10年后引起了反应，从而使得有关这次冲突的回忆继续不断地通过战争回忆录、书籍、电视文献片以及个人发生的悲剧等形式冲击着公众的良知。所有这一切事实意味着，越南战争虽然从伤亡数字看小得多，但对美国人民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却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人所发生的影响一样严重。人们可以看到美国人民个人和心理方面所受到的巨大影响；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人们把这些影响说成是美国文明及其法制体系所发生的一场危机。唯其如此，这些影响还会继续发生作用，而根本不管这场冲突的战略格局和大国的作用如何。

但是，后面提到的这两个方面是我们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讨论。首先从下面一点谈起：这场战争对我们来说是一服有益的、使人清醒的清凉剂。它提醒我们，军事装备和经济生产力的巨大优势，并不经常并自动地转化为军事效能。这一点并不损害本书的主线，这条主线强调：在大规模的、持久的（并且通常是联盟）大国间的战争中，在交战各方都平等地投入全力争取胜利的情况下，经济和技术起着重要作用。从经济上看，美国在生产力方面可能比北越拥有50～100倍的优势；从军事上看，美国方面拥有的火力（就像某些鹰派分子所说的）能够把敌人炸回到石器时代——的确，它可以使用核武器把东南亚整个抹掉。但是，这不是一场让这些方面的优势能够充分发挥效能的战争。美国由于害怕国内舆论和世界反应而不敢对从来就不可能对美国本身造成重大威胁的敌人使用原子武器。美国担心在一场合法性和效力都越来越成问题的冲突中遭受严重伤亡，从而引起美国公众的反对。这种担心同样对美国政府的常规作战方法的运用起到了制约作用；使美国对空中轰炸活动作出了限制；不能占领通过中立的老挝的“胡志明小道”；不能夺取载运武器开往海防港的俄国船只。重要的是，不促使这两个主要的共产党国家参加这场战争。这一切实质上把这场战争降低为一系列的小规模丛林和稻田交战，而在这类地形上美军的火力和（直升机空降）机动力优势便发挥不出来；相反的，美军不得不强调丛林战技术和部队凝聚力，这两点对于精锐部队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但对于匆忙用征来的士兵组建的部队来说，却不尽然了。虽然约翰逊追随肯尼迪向越南一再增兵（1969年最高峰时曾达54.2万人），但从未满足威斯特摩兰将军的需要；政府坚持认为这仍是一场有限冲突，拒绝征召预备役部队参战，也从未使经济转入战时轨道。

在对美国实际的军事实力不利的条件下打仗的困难，反映了一个更大的政治问题——（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不相适应。北越人和越共是为他们强烈信仰的事业而战的；没有这种信仰的人无疑也受到极权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政权的纪律的约束。相比之下，南越的政府体系则充满腐败现象，不受人们欢迎，处于明显的少数，遭到佛教和尚们的反对，得不到惊恐不安的、被剥削的和厌倦战争的农民的支持；忠于政府的本地部队和通常能征善战的部队不足以抵消这种内部的衰败。随着战争的升级，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为西贡政府进行的这场战争的价值提出了怀疑，并对腐蚀美国武装部队本身的一切表现——士气低落、不信任感的增长、无纪律现象、吸毒、纵淫现象、对土著人的种族歧视、战地的暴行（更不用说美国本身的整个形势或其更大范围内的战略态势的恶化）——表示忧虑不安。胡志明曾经宣布，他的军队甘愿以10比1的比例牺牲自己的人员。当他的部队十分轻率地由丛林中走出来进攻城市时（像1968年春节攻势那样），他们常常得到这样的结果。但是，他继续说，纵然遭到这么大的损失，他们仍会继续战斗下去。那种意志力在南越方面是看不到的。美国社会本身也没有这种意志力；它日益被战争的矛盾所困扰，不愿意付出一切牺牲去争取胜利。尽管后者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假定这一点对双方都至关重要，那么事实是，并且现实已经证明，开放的民主国家不可能成功地进行一场半心半意的战争。这就是这场战争的基本矛盾，不论是麦克纳马拉的系统分析，还是驻在关岛的B-52轰炸机，都不可能改变它。

在1975年4月西贡陷落后的10多年里，由于出版社仍在大量出版论述那场冲突的各个方面的书籍，人们仍然难以明确地估计出那场冲突可能会怎样影响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从更长远的前景看，例如从2000年或2020年向后看，人们可能发现，这场冲突已对美国全球性的过分骄傲（或如参议员富布赖特所谓的“力量上的傲慢”）产生了一种有益的震撼，从而迫使这个国家更加深入地考虑自己的政治和战略上的利弊得失，更加明智地重新做出调整，使自己适应1945年以来早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形势。换言之，这一震撼很像俄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或英国人在布尔战争中受到的震撼，它们因此进行了有益的改革和做出重新估计。

然而，现时对这场战争的近期影响，也不能视而不见。正当拨给约翰逊建设“伟大社会”用的国内开支也直线上升的时候，战争开支的大量增加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具体情况下面还将讨论。而且，在美国把大量金钱投入越南战争的时候，苏联却在稳步地拿出更多的钱来扩充它的核部队（这样，它就取得了大体上的战略均势）和海军。在这些年里，它的海军已成为一支执行全球性炮舰外交的主要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选民转而反对增加军费开支，使这种日趋严重的不平衡进一步恶化了。在1978年，“国家安全开支”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低于30年来一直保持的数字。由于战争本身和此次战争后的削减所产生的后果，武装部队的士气一落千丈。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机构的大改组，尽管是消除弊端所需要的，无疑妨碍了它们的效能。美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越南，甚至使同情它的盟国也感到忧虑；它为了支持一个腐败政权的作战方式，疏远了西欧以及在更大程度上第三世界的公众舆论，并成为美国“疏远”了这个星球上其余的大多数人的主要因素，就像某些作者所说的那样。它导致美国忽视拉丁美洲和产生这样一种倾向：以对不民主的政权的军事支援和反对革命的行动（如1965年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干涉），来代替肯尼迪所希望的“进步联盟”。越南战争之后所发生的那场不可避免的、公开化的、关于美国是否在将来应为全球一些地区而战的大辩论，引起了现有盟国的不安，无疑也鼓励了自己的敌人，并促使动摇不定的中立国与另一方联合起来，以重新确保自己的安全。在联合国的大会辩论中，美国代表越来越受到围攻和变得孤立。自从亨利·鲁斯断言在人类兄弟般的友谊中美国将是各国的老大哥以来，事情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越南战争导致的另一个强权政治后果是，它使华盛顿可能在长达10年的时间内搞不清中苏分裂的程度，从而失去了采取应对政策的机会。因此，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忽视在1969年1月共产主义的大敌尼克松就任总统之后竟能如此迅速地改正过来。可是，用加迪斯教授的话说，尼克松具有一种“独特的思想上的僵硬与政治上的实用主义相结合的品质”，而其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在他同其他大国打交道时表现得尤其突出。尽管尼克松厌恶国内的激进主张，对（例如）阿连德的智利所采取的社会主义政策持敌对态度，但据说这位总统在处理全球外交问题时却并不受意识形态的支配。对他来说，1972年下令大规模增加对北越的轰炸，以迫使河内更接近美国为撤出南越而采取的讨价还价的立场，和同年到中国走一趟，同毛泽东一起填平鸿沟，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具有更重要意义的是，他选用亨利·基辛格做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来又兼任国务卿）。基辛格采取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态度处理世界事务：强调从更大范围观察事物，而且把一切事物互相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判断大国应根据其所作所为，而不应根据其国内的意识形态；用绝对主义观点观察安全问题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因为那种做法不会使任何人感到绝对安全——人们能够指望获得的只是建立在世界事务中合理的力量对比基础上的相对安全；老老实实地承认整个世界永远不会达到完全的和谐一致，并且要有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愿望。同他所描述过的政治家（梅特涅、卡斯尔雷、俾斯麦［5］）一样，基辛格认识到了“知道何时适可而止，乃是运用智慧处理人类和国家事务的开端”的真谛。他的格言是帕麦斯顿［6］式的（“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和俾斯麦式的（“如果我们与中苏双方保持比它们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则中苏之间的敌对最有利于我们的目的”），并且与凯南［7］以来美国外交中实行的信条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但是，基辛格比他的19世纪欧洲政治家中受尊敬的同仁们拥有大得多的机会指导政策的实践。

最后，基辛格承认美国力量的局限性，这不仅表现在美国无力在东南亚的丛林地中打一场持久战争和保卫它的其他更加重要的利益，而且还表现在他和尼克松都能洞察世界力量对比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的力量正在破坏两个超级大国一向未遇到挑战的霸权。从严格的军事力量意义上看，后面这种情况还远远未成气候，但在其他方面，世界已变得更加多极化。他在1973年指出，“在经济方面，至少已出现5个主要集团。从政治上看，更多的势力中心已经出现……”由于附和凯南的观点（加上他自己的修正补充），基辛格指出了5个重要的地区：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西欧。不像华盛顿的许多人士和（可能）莫斯科的每位人士那样，他欢迎这种变化。大国实现和谐，互有节制，任何一国都不想控制他国，可以创造“一个比在两极情况下更安全、更美好的世界”，而在两极并存情况下，“一方所得必然是另一方的绝对所失”。基辛格怀着对他个人在这样一个多极世界上保卫美国利益的能力的信心，在最大意义上彻底重塑美国的外交。

1971年后中美友好关系的稳步恢复所引起的这场外交革命，对“全球的力量关系格局”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虽然对华盛顿的这一步骤感到意外，但它感到终于能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了，而这种关系又进一步推动了它那欣欣向荣的亚洲贸易。现在的情况是，亚洲的冷战表面上结束了，甚至可以更确切地说，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曾经充当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秘密交流信息的外交渠道的巴基斯坦，在1971年同印度发生冲突期间同时接受这两个国家的援助；据估计，莫斯科也向新德里提供了强大的支援。在欧洲，力量对比格局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对中国的敌对和对基辛格外交感到震惊，克里姆林宫认为，缔结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条约和鼓励采取其他各种方式改善同“铁幕”以外国家的关系，是明智的。在1973年阿以战争中，美苏进行了紧张的对抗之后，由基辛格开始进行了“穿梭外交”来缓和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以便有效地冻结俄国可能起到的任何有意义的作用。在这个时候，苏联人也采取了克制的态度。

如果水门丑闻没有在1974年8月把尼克松赶出白宫，使许多美国人更加怀疑自己的政府，很难说基辛格的俾斯麦式的外交戏法能够持续多久。尽管如此，这位国务卿在福特总统任期内一直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但机动处事的自由却越来越少了。美国国会经常削减所申请的国防预算。在南越、柬埔寨和老挝被倾覆的前几个月，即在1975年2月，国会削减了对这些国家的全部新的援助。战争权力法案急剧削减了总统在海外用兵的权力。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以下决议：对于苏联和古巴在安哥拉的干涉行动，美国只能以通过中央情报局向那里的亲西方派别提供资金和武器的方式来对付。随着共和党右翼对美国在海外实力的如此下降日益不安，对基辛格放弃美国的国家利益（巴拿马运河）和老朋友（台湾）的不满情绪的增长，还在1976年的大选中福特失去其权力之前，这位国务卿的地位就开始下降了。

随着美国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面临着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不同的政治集团试图使自己适应美国下降的国际地位，下述情况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它们的对外政策比起平静时代来更加反复无常。就是这样，在以后几年里还将发生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令人注目的政策上的“摇摆”。受格莱斯顿和威尔逊［8］的最可信赖的关于必须建立“更加公正的”全球秩序的信仰的影响，卡特轻松地进入了一种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其他许多角色（尤其是在世界的“麻烦地点”）都无意按照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原则推行他们的政策。鉴于第三世界对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经济差距——这个差距又因1973年石油危机而进一步扩大——深表不满，他采取了一种明智的、慷慨的态度来推动北南合作；同样，他在重开巴拿马运河条约谈判的条件方面，以及拒绝平等对待拉丁美洲每个带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方面，都表现出他有常识。卡特还光荣地受委托充当了1978年埃以戴维营协议的“经纪人”——尽管他不应当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尖锐反应感到奇怪，但反过来这种情况却使俄国得到了一个机会来加强其同中东更激进的国家的联系。然而，纵然卡特政府怀有一切有价值的打算，这个政府却是建立在一个复杂的世界（越来越不愿听任美国摆布的世界）和其本身政策前后不一致（这些不一致往往是由政府内部的争吵造成）的基础之上的。全世界都谴责践踏人权的独裁的右翼政权，并对它们施加压力，可是华盛顿却继续支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摩洛哥国王哈桑和伊朗的国王——对后者的支持至少直到1979年他退位为止，这样又导致了人质危机以及徒劳无功的解救人质的行动。在世界其他地区，从尼加拉瓜到安哥拉，美国政府难以找到值得它支持的民主自由力量，可是在使自己投身到反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行动之中，又踌躇不决。卡特还希望保持防务开支的低水平，并表现出迷惑混乱，认为同苏联缓和关系既不能停止那个国家的军备开支，又不能制止它在第三世界所采取的行动。当苏军在1979年底入侵阿富汗时，正在大规模扩充防务的华盛顿退出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二阶段条约，取消了向莫斯科出售粮食的计划，并开始推行（尤其是在布热津斯基对中国和阿富汗进行值得庆贺的访问之际）“均势”政策，而仅在4年以前这位总统还谴责这一政策!

如果说卡特政府上台时已有一套应付一个复杂世界的简单处方，那么1980年他的继任者的处方至少也同样简单，只不过大不相同罢了。里根政府满怀着人们对美国在前20年中所犯一切“过失”的强烈反应，在大选中获得的压倒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在伊朗蒙受的耻辱的影响——的推动之下，带着一种从意识形态角度观察世界的态度（这种观察不时地表现为积极的摩尼教性质的），打算操纵国家航船驶往一个完全不同的新方向。它不再提缓和了，因为这只能为俄国人的扩张主义提供一个假面具。它将全方位加强军备建设。议事日程上不再提人权；“独裁政府”受到了它的青睐。令人惊异的是，甚至“中国牌”也因共和党右翼支持台湾而不可信了。正如人们可以预料的那样，这种头脑简单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外部世界复杂现实的基础上的，更不用说国会和公众的反抗了，国会和公众喜欢他们总统在国内的爱国主义，但怀疑他的冷战政策。对拉丁美洲的干涉，或者到任何地方从事丛林战，因而使人们回忆起越南，都经常受到禁止。核军备竞赛的升级引起了普遍的不安，因而要求重开裁军会谈的压力很大，尤其是在政府的支持者认为美国能在同苏联的核对抗中“取胜”的时候，这种压力就更大。热带地区垮台的独裁政权常常因同美国政府有牵连而更加不受欢迎。欧洲人对这样一种逻辑迷惑不解：一方面禁止他们向苏联购买天然气，另一方面又允许美国的农场主向苏联出售农产品。在中东，里根政府无力向贝京先生的以色列施加压力，这同它的把阿拉伯世界团结起来建成一条反俄阵线的战略发生了矛盾。在联合国，美国似乎比以往更加孤立。到1984年，它已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退出，这一做法必然会使富兰克林·罗斯福感到吃惊。由于在五年内使国防预算增加了一倍以上，美国肯定要比1980年拥有更多的军事装备。但是，人们越来越怀疑五角大楼是否因为自己的努力而受到好评，它是否能够控制各军种间的竞争。对格林纳达的入侵被自吹自擂地说成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从作战的各方面来衡量，几乎像一出吉尔伯特和沙利文闹剧那样令人不安。最后（当然远不止于此），甚至具有同情感的观察家们也怀疑，本届政府是否能够在下述情况下搞出一项协调一致的大战略来：在政府成员中，有好多人互相争吵不休，甚至在国务卿黑格从这一岗位上退休之后也是如此；政府首脑表现出很少关心紧迫的问题；政府往往带着民族优越感的眼镜来观察外部世界（例外的情况很少）。

在上述问题中，有许多问题还要在本书最后一章中谈到。我们在这里把卡特和里根政府的各种各样的难题归纳在一起，目的在于指出：从整体来看，它们已经转移了对正在形成全球强权政治格局的更大力量的注意力；最为重要的是，两极世界已转化为多极世界，这一点基辛格很早就发现了，并着手进行调整。（下面还将看到，三个新的政治兼经济力量中心——西欧、中国和日本——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自己的问题，但与这里所讨论的无关。）更加重要的是，美国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尼加拉瓜、伊朗、安哥拉、利比亚等国突然出现的问题上，仍然倾向于使人们看不清以下事实：受20世纪70年代全球政治格局发生的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可能是苏联本身。在本节结束之前，有必要对这一点进一步做些简要的分析。

在这些年里，苏联已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正如乌拉姆教授所指出的，由于其他事态的发展，这一点仅意味着：

苏联的统治者现在能够理解好多美国人在本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痛苦发现：力量的增强并不自动地（尤其是在核时代）使一个国家获得更大的安全。从几乎各种观点上看，不管是从经济上和军事上，还是从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上看，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比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要强大得多。可是，随着它的实力的大大加强，也出现了新的国际事态，提出了新的对外义务，这使苏维埃国家比以往，比方说比1952年，更容易受外部危险和世界政治的动荡不安的影响。

而且，甚至在卡特政府任期行将结束的那几年，美国就恢复了扩充防务的工作。这项工作在继任的里根政府的领导下继续以很高的速度进行着，大有恢复美国在战略核武器方面的军事优势、加强美国的海上霸权和比以往更加强调先进技术之势。陷入苦恼的苏联人的回答——他们在军费开支和置办武器方面绝不能落在后面——并不能掩饰这一难堪事实：这样做会对他们的经济造成更大的压力（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已大大减慢。并会使他们在高技术竞赛中处于不利地位）。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苏联便处于需要进口大量外国粮食的窘迫处境，更不用说技术了。它的东欧卫星国，除了经过挑选的共产党干部以外，越来越表示不满；波兰人的不满尤其可怕，而重搞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种行动，似乎也无济于事。在南方，由于担心它的阿富汗缓冲国落入外国势力（可能是中国势力）之手，苏联在1979年搞了武装政变。结果，它不仅变成了苏联军事上的一个泥潭，而且对苏联在国外的处境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苏联在捷、波、阿的行动，大大减弱了苏联作为其他国家（不管是西欧的，还是非洲的国家）的“模式”的吸引力。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是一种不安定的因素，像在伊朗那样，它既反对当地共产党人，也反对亲美集团。不仅如此，还有中国的无情的敌对态度，这种敌对态度由于阿富汗和越南的纠纷，在20世纪70年代末似乎变得比70年代初期还显著。如果说两个超级大国中哪一个已“失去了中国”，那便是俄国。最后，苏联的年事已高的统治者所具有的那种民族优越感和狭隘的怀疑心，以及国内的精英——权力集团——对涉及一切领域的改革所起的障碍作用，同美国的情况比较起来，有可能使苏联更加难以成功地做出调整，以使自己适应新的世界力量对比格局。

上述这一切应当能使华盛顿获得某种安慰，并成为引导美国对外交政策采取更松动和更缜密的看法的指南，甚至当外交政策遇到意料不到的、令人不愉快的问题时，也是如此。应当承认，在某些问题上，如改变以前对台湾的支持，里根政府更多地是从实用主义和和解的立场出发的。可是，他在1979—1980年大选期间所说的话很难摆脱掉，这可能是因为这些话并不只是浮夸之词，而是对世界秩序和对美国注定在其中的地位的一种基本看法。就像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任何国家要是充满这类情绪，它们就总是难以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处理外部事务；相反，它们必定会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去干。

谢选骏指出：两极世界的解体并不是真的，因为两极世界不过是更深地嵌入了对方的结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化’”了；“‘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化’”了。“两极世界的解体”便成了“两极世界的拼接改组”——这就是“全球化”，是“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

五、变化中的经济格局（1950—1980）

1971年7月，理查德·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对一群新闻媒体执行人发表讲话时再次指出：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五支经济力量——西欧、日本、中国以及苏联和美国。“这五支经济力量将决定世界经济的前途和本世纪最后1/3时间世界其他方面的未来，因为经济力量是决定其他各种力量的关键。”假如经济力量果真如总统所说的那么重要，那么就很有必要对冷战早期以来世界经济变化的情况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因为，尽管国际间的贸易与繁荣难免受到偶然动乱的影响（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可能构成可以预见到的未来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的长期发展趋势还是可以探测的。

正如本书前面所有的部分一样，此处用以进行比较的经济统计数字并不精确。更何况自从马尔霍尔统计学字典问世以来，各国政府和各个国际组织所聘用的专业统计学家人数不断增加，统计技术日趋复杂，要进行确切的比较又谈何容易!“封闭”社会不愿公布统计数字，各国对收入和生产的统计方法不同，汇率动荡不定（尤其是在1971年决定放弃黄金汇兑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后），这一切给任何一个系列经济统计数字的正确性都投下了怀疑的阴影。但另一方面，具有相当可信度的统计数字所揭示的蛛丝马迹，又可以用来发掘其内在联系，进而推导出今后发展的大趋势。

贝罗克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个经济特点，正确地描述为“一个绝对空前的世界工业生产增长率”。1953—1975年间，年均总增长率达到令人瞩目的6%（人均产值为4%），即使在1973—1980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也达到了2.4%。按照历史上的标准，这一水平是相当了不起的。贝罗克本人计算的“世界制造业生产”统计数字，与罗斯托的“世界工业生产”数字基本吻合，前者提供了下面一组令人目眩的增长数字（见表39）：

表39.  世界制造业生产统计数字（1830—1980年）（1900年为100）［略］

贝罗克还指出：“1953—1973年间累计世界工业产量可与1800—1953年的一个半世纪的总产量相媲美。”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的恢复、新技术的发展、持续不断的由农业向工业的转化、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及将工业化扩展到第三世界等等，这一切都有助于影响这个戏剧性的变化。

更进一步说，由于同样的原因，与两次世界大战被扭曲了的时代相比较，1945年之后世界贸易的增长也足以令人惊讶（见表40）：

表40.  世界贸易额（1850—1971年）（1913年为100）［略］

更加令人鼓舞的是——正如阿什沃思所指出的——到了1957年，世界制造业产品的贸易额有史以来首次超过了初级产品。这是几十年来制造业总产量的增长大大超过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增长（也相当可观）的结果（参看表41）。

表41.  世界生产增长百分比（1948—1968年）［略］

上述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从制造业以及发达的工业国家（特别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之间贸易的巨大增长中得到说明。但是，工业化国家对初级产品日益旺盛的需求，与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实行工业化这一事实，意味着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近几十年来要比20世纪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尽管西方帝国主义曾给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带来损害，但当工业化国家进入扩张时期时，这些社会的出口和整个经济的增长受益最大。福尔曼·佩克认为，19世纪当发达国家的“开发型”经济（如英国那样）迅速向外扩张的时候，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也蒸蒸日上——反之亦然，当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国家陷入大萧条阶段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所遭受的打击也最大。1950—1960年代，发达的工业国家经济再度繁荣，对原材料的需求急剧增长，欠发达国家因而又出现了较大的增长率，工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贝罗克的统计表明：第三世界国家的制造业生产在世界同行业中所占的比重稳步增长，以1953年为起点（6.5%），1963年上升为8.5%，1973年为9.9%，1980年达12%。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欠发达国家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一直呈增长的趋势，从1960年的11.1%增至1970年的12.3%，再增至1980年的14.8%。

然而，如果按照第三世界绝对人口数进行平均，其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仍然不成比例，其贫穷程度实在令人惊讶!1980年，发达工业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0 660美元，像巴西这样中等收入的国家为1 580美元，而像扎伊尔那样的第三世界穷国却只有250美元。事实上，欠发达国家虽然制造业总增长比例日益上升，但各个国家的受益却并不均等。早在帝国主义到来之前、殖民主义者撤走之后（许多国家的确撤走了），一些热带地区国家之间就存在着相当悬殊的贫富差别。由于这些国家的产品的需求量不均衡，由于它们所能够得到 的援助多寡不一，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对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以及国家难以控制的经济力量的作用等等，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了。旱灾可以使一个国家连年田园荒芜；内战、游击队的活动以及对农民强行迁移，可造成农业减产和贸易萎缩。花生和锡等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下跌，可能导致单一产品的经济停滞不前。频频上升的利率或美元的增值，更使这些国家受到沉重的打击。由于西方医学在防治疾病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许多国家人口数目扶摇直上，它增加了粮食紧张的压力并使新增的国民收入消耗殆尽。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国家进行了“绿色革命”，它们通过改进农业技术和改良作物与植物品种，增加了农产品的产量。另外，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吉星高照、收入颇丰的产油国，经济上变成了另一种类型——所谓不发达的欧佩克国家（石油输出国），尽管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油价下跌而吃了苦头。在所有的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罗斯克兰称之为“贸易国”的几个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南朝鲜、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它们模仿日本、西德和瑞士的企业家精神，为世界市场生产工业产品。

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表明，过去几十年宏观经济变化的第二个特点是：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有不同的发展速度，无论是工业大国还是落后小国，都是如此。这一趋势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内，曾对国际力量对比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因此，它在最近几十年里对主要国家的影响如何，值得仔细考察。

毫无疑问，1945年之后的日本经济，几十年来在持续进行现代化方面树立了蔚为壮观的榜样。日本在商业和竞争方面成绩突出，不仅在“发达”国家中独执牛耳，而且也为亚洲其他“贸易国”提供了可资仿效的模式。事实上，日本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是亚洲第一个模仿西方经济，效仿西方的军事和帝国主义（这对它来说是致命的）的国家，并因此而令人刮目相看。尽管日本在1937—1945年的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并丧失了传统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国，但日本仍具有可以进行修复的工业基础，拥有聪明能干、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社会凝聚力的人民，他们要求改善自我的决心可以被引导到从事和平的商业追求上来。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年里，日本作为一个被占领国，服服帖帖，依赖于美国的援助。1950年，形势开始逆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庞大的开支，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许多出口型公司的生产。例如，丰田公司当时已面临危机，但美国国防部的首批卡车订单使它得救了。其他一些公司也有类似的经历。

除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以及后来的越南战争中的军事开支对日本经济起了刺激作用外，造就“日本奇迹”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通过对日本发展道路及成功经验的探讨，可以看出工业自身发展的一个缩影。日本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对获得高水平的质量控制具有坚定的信念。它从西方移植了（并不断加以改进）复杂的管理技术和生产方法。它在全国大力推行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因而拥有大批电子、机械工程师和汽车迷，和大量规模虽小但属于企业型的小工厂以及大财团。日本社会崇尚勤奋工作的精神，人们忠于自己服务的公司，主张通过相互妥协和彼此尊重来调解劳资纠纷。要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资金，日本获得了这种资金。其方法是，一方面借助于美国的战略保护伞，实行国家“非军事化”，在防务上花费极少；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实行鼓励个人储蓄的金融税务政策，使个人储蓄额高得令人叹为观止。这些钱可用来投资。日本的成功还得益于通商产业省“对新兴企业和技术发展的扶持，以及对陈旧和衰败企业进行的有条不紊的淘汰”。所有这些与美国自由放任的做法大不相同。

对日本的奇迹无论如何解释（某些日本问题专家更加强调其文化、社会因素，至于国民的自信心和意志力这种“附加因素”就更不用说了），谁都不会否认日本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就。1950—1973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难以置信的10.5%，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所有的工业国。即使在1973—1974年间，世界经济受到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之时，日本经济的发展也没有受到阻碍。此后，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几乎一直保持着高出竞争对手一倍。作为世界制造业稳定的主要生产者，日本生产的产品很多，有照相机、厨房用品、电子产品、乐器和摩托车等等，并且不断有新的产品问世。日本的产品已经向瑞士的手表工业提出了挑战，也使德国的光学工业黯然失色，并使得英、美摩托车工业蒙受损失。日本的造船厂十年之内所生产的吨位数，占世界下水船舶吨位的一半以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现代化的钢厂的产量已与美国钢铁工业持平。日本汽车业的变化更富有戏剧性——1960—1984年期间，日本汽车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比例从1%上升到23%——结果日本向全世界出口的小汽车和卡车都是数以百万计。日本锲而不舍、咄咄逼人，产品从低技术向高技术迈进：计算机、电信、航天、机器人以及生物工程等。也正是这种锲而不舍、咄咄逼人的努力，使日本的贸易顺差增加，成为金融和工业的巨人，它在世界生产和市场中所占的比重也随之扩大。1952年，当盟军结束军事占领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仅比英国或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3略高一点。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相当于英、法两国的总和以及美国的一半以上。”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日本在世界制造业生产和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从大约2～3%上升到约10%，并且从未止步。世界上只有苏联在1928年之后的若干年里曾达到过类似的增长速度，但日本却来得更加轻松自如，既有更广泛的基础，也更加令人瞩目。

与日本相比，其他各个大国的经济发展显得缓慢。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诞生之后，开始显示了它的威力，当时只有极少数的观察家没有认真看待它。这部分地反映了传统上对于所谓“黄祸”的忧虑，因为，这个东方巨人一旦组织起全国的八亿人口，在国际事务中显然是一支巨大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它从诞生之日起在同列强的交往中所起的突出的（更不用说敢作敢为的）作用，尽管也许这是由于它感到自己被包围而做出的一种神经质的反应。它同美国在朝鲜和金门、马祖的冲突；它进驻西藏；它同印度进行的边境冲突；它愤然同苏联决裂，并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进行军事交锋；它同越南进行流血的反击作战；它在批判西方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以及促进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方面，通常使用一种好战的宣传调子（特别是在毛泽东时期），所有这些使它在世界事务中树立了一个比言行谨慎、精明敏捷的日本更为重要、更难以预测的形象。仅仅从中国拥有世界1/4的人口这一点说，其政治倾向如何，就必须予以认真的对待。

但是，如果用严格的经济学标准衡量，中国似乎又是典型的经济落后国家。比如说，1953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比例仅有2.3%，其工业潜力仅相当于英国1900年的71%!中国的人口每年以数以千万计的高速度增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的农民，其人均产值低得可怕，上缴国家的“附加值”很少。20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受到过许多干扰：军阀混战、日本入侵、40年代末的内战等等，直到1949年才告结束，农民才从地主的手中夺回了土地。然而，中国经济的前途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中国过去就拥有公路、轻型铁路等基础设施，它的纺织业很有潜力，其城市和港口已成为企业活动的中心，特别是满洲地区20世纪30年代曾被日本开发过。中国的工业要想腾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长期的安定和巨额的投资。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有共产党执政和苏联的援助，上述两个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是具备了。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仿效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增加钢、铁、煤产量的做法，到了1957年，其工业生产翻了一番。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从国内筹集到的还是从苏联借来的资金，都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突然终止了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此外，毛泽东错误的决策：鼓励开办乡村钢铁厂以求取“大跃进”，发动“文化大革命”（使大批技术专家、专业管理人员和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受尽凌辱）等等，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还有，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实行敌对性的外交政策，与几乎所有的邻国发生过军事冲突，这意味着其有限的财力相当一部分必须用于军事开支。

当然，就经济而论，这一时期并非一无是处。它至少强调乡村地区的重要性，促进了小型工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技术，给乡村带来了基本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但是，中国只有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和实行工业现代化，并进行长期的投资——这些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休养生息和同美、日等发达国家增加贸易——才能使国民生产获得重大提高。中国的煤炭、石油同其他贵重金属矿产一样，正在被迅速开发。到1980年，中国的钢产量达3 700万吨，大大超过英国或法国，其现代能源消耗相当于欧洲任何一个主要国家能耗的两倍。同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也上升（从1973年的3.9%）到5%，接近于西德所占的比例。但是，近年来在这种喜人的增长形势中并非不存在问题，共产党领导人已不得不调低了国家的“四化”目标。而且值得重提的是，如果财富和产值按人口平均数统计，中国又会重新显现出它经济相对落后的面貌。当然，尽管有种种不足，中国这个亚洲巨人已经苏醒了!它决心建立起与大国地位相称的经济基础。

尼克松在1971年7月的一次公开讲话中认为，第五个经济实力强大的地区是“西欧”。比起中、美、苏这些国家来说，西欧显然更多地具有地理上的概念，而且，这一概念本身的含义就因人而异——西欧可以是指在俄国控制势力范围以外的所有国家（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希腊和土耳其）；也可以是指最初的（或者扩大以后的）欧洲共同体国家（它们至少拥有一个共同的经济机构）；它还常用来代指那些老牌的强国（英、法、德、意）。如果美国国务院要实行一项新的对苏政策或中东政策，它就不能不同这些国家协商而自行其是。由于近代以来，英国人一般认为，“欧洲”起始于英吉利海峡的彼岸，所以，不能完全排除这一概念在语义上含糊不清的可能性；更何况还有许多主张欧洲一体化的欧洲人（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就更不必说了），他们把1945年以后欧洲大陆的分裂看作不过是一种暂时状态，主张将来把两边的国家组织成一个大联邦。因此，从政治和法规上说，使用“欧洲”或“西欧”一词来表达超出词义和含混的人文地理概念本身的含义，是有困难的。

从经济角度上看，欧洲各国最近几十年的情况基本相似，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高速度持续增长。到1949—1950年，大多数欧洲国家恢复到了它们战前的生产水平，其中一些国家（主要是战时的中立国）的生产还明显超过了战前水平。紧接着，欧洲的工业产量逐年增加，出口额空前增长，就业相当充分，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与投资金额创历史的高水平，其结果是使欧洲成为除日本以外的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1950—1970年间，欧洲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5.5%，人均产值增长4.4%，而相应的世界平均增长率则分别为5%与3%。工业的增长率还要高些，达7.1%，相比之下，世界增长率仅为5.9%。到了这一阶段的后期，欧洲的人均产值几乎相当于1950年的2.5倍。极其有趣的是，这种增长的趋势遍及整个欧洲，包括西北欧这个工业中心、地中海沿岸国家和东欧国家，连一向发展缓慢的英国经济，此时也以几十年前从未有过的速度快步向前发展。20世纪初以来，欧洲在世界经济中下降了的地位很快得到了回升。“1950—1970年间，欧洲在世界商品和服务业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从37%增加到41%；而工业产值增长更大，从39%增至48%。”美国中央情报局1960年和197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他们承认这些数字是有争议的），欧洲共同体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比美国还大，为苏联的两倍。

促使欧洲经济复兴的原因，探究起来一点也不令人惊讶。长期以来，大多数欧洲国家饱受侵略、长期战争与外国占领之痛苦，城市、工厂、公路、铁路遭到轰炸；封锁导致食品与原材料匮乏；千百万人民应征入伍；千百万生灵惨遭涂炭。即使在战前，欧洲经济的“自然”发展也受到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军国主义的阻碍。所谓“自然”经济的发展，就是随着新的能源和新的生产资料的出现，随着新的市场的产生和新技术的推广，生产的发展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扩展。不断增高的关税壁垒曾使产品供应国与市场相隔绝。政府的补贴使低效的公司和农场主在同外国的竞争中得到保护。越来越多的国家财政收入被用于军事开支，而不是用于商业企业。因此，在这种“相互封锁、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和损人利己的社会风气中，欧洲的经济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发展”。1945年以后，不仅莫内、斯佩克和哈尔斯坦等“新一代欧洲人”决心创造能免蹈覆辙的新的经济结构，而且还有心肠不错、乐于助人的美国，它愿意以合作的方式（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和其他援助计划）为欧洲的经济复兴提供财政援助。

因此，过去因战争和政治等原因而不能充分发挥和运用其经济潜力的欧洲，现在终于有机会弥补过去的不足了。欧洲大陆（无论东欧和西欧）普遍存在着重建新欧洲的决心和从20世纪30年代的愚蠢行径中吸取教训的心愿。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在制定国家计划时，其重点都在于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旧的结构解体或被怀疑和否定，使革新变得更加容易。美国不仅按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援助——被恰当地比喻为“雪中送炭”——而且在军事上还提供了一把保护伞，使欧洲各国得到庇护。在朝鲜战争期间以及非殖民化前的时期里，英、法两国确曾把巨额资金用于国防。假如没有美国的保护，它们和所有的邻国就要把有限的资源更多地用于军备。因为贸易壁垒少了，公司和个人便能够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获得发展。在发达国家之间所进行的贸易（欧洲国家本身即是如此），因为它们相互间的需求更大，所以总是比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更加有利可图。假如说，欧洲国家的“对外”贸易额比其他事业的增长要快，那么，主要原因是因为欧洲各国的买卖主要是在邻国之间进行的。1950年后的大约30年里，欧洲人均收入的增长额相当于以前一个半世纪增长额的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的确令人吃惊，比如：西德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的人口比例，从1950年的24.6%下降为1973年的7.5%；同期法国则从28.2%降为12.2%（1980年进而降为8.8%）。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急剧增加；西德的人均收入从1949年的320美元猛增至1978年的9 131美元；意大利从1960年的638美元增为1979年的5 142美元。西德每千人的汽车拥有数量从1948年的6.3辆增至1970年的227辆；法国则从37辆增为252辆。无论你对此作何估价，尽管还存在着地区差异，但实实在在的增长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考察一下每个老牌强国所发生的变化，便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的总增长伴随着各种不同的发展速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阿尔卑斯山以南，出现了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记者们夸张地称之为“意大利奇迹”。该国国民生产总值1948年之后以3倍于战争期间的速度飞速增长，这一势头一直持续到1963年才减慢下来。在此期间，除日本和西德以外，意大利的经济发展比任何国家都快。然而，回想起来，这种现象也并不奇怪。意大利一直属于“欧洲四强”之末，换言之，它以前从未充分发挥出自己的经济潜力。意大利摆脱了法西斯主义荒唐的经济政策，加之美国的有力援助，企业家们利用国家规定的低工资带来的低成本和设计方面的声誉，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了出口业，特别是对共同市场的出口。意大利利用水力发电和廉价进口的石油，补偿了本国煤炭供给的不足。汽车制造业的成就则给意大利的经济发展增添了催化剂。由于意大利汽车需求与消费量增大，菲亚特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汽车在国内市场的地位经久不衰，这为它向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家出口汽车奠定了有力基础。与此同时，制鞋业和优质服装业等传统制造业，不断向市场推出新的产品。至60年代，意大利冰箱畅销欧洲所有国家。但是上述成功绝非毫无缺陷。意大利南北方之间的差距依然长期存在；而且，无论城市或者乡村，各方面的社会条件都远不如北欧国家；政府不稳定；大规模的“黑市经济”；高额的财政赤字以及高于各国平均值的通货膨胀率，等等。这些都影响了里拉的价值，并且表明意大利的经济复兴是脆弱的。每当同欧洲各国的收入或工业化程度做比较，意大利总是比不上其发达的邻国，但若拿增长率做比较，情况就好得多，这又说明意大利经济的起点较低。

相比之下，1945年的英国经济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至少在欧洲大国中是如此，也许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在往后40年中英国经济相对衰退的缘由。也就是说，由于英国（同美国一样）没有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其增长率不可能像那些从军事铁蹄下与战争破坏中恢复过来的国家一样高。至于心理方面的因素，正如前面所述，英国并未被打败，它依然是“波茨坦三强”之一，并重新获得了其世界帝国的一切，这种事实使英国国民很难产生彻底改革其自身经济制度的愿望。英国战后没有建立什么新的机构，而是保留了传统的工会、行政机构和古老的大学。虽然工党政府1945—1951年推出国有化和建立“福利国家”的计划，但并非更加深入地对经济机构和工作态度进行重新调整。因为依然自信在世界上居于特殊的地位，英国继续依靠所猎取的殖民地市场，竭力维持英镑价值，但结果却是徒劳的。英国保留了大量的海外驻军（耗费了大量金钱），并拒绝加入欧洲统一进程。在北约国家中，其军费开支仅次于美国。

1945年后初期的英国，因为其他国家更为明显的缺陷，以及它深谋远虑地从印度和巴勒斯坦撤出，一时的出口增长和在中东与非洲的帝国地位得以维持，这一切都使得它在国际和经济上的真实地位被部分地掩盖起来了。1956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给了英国当头一棒，这不仅暴露了英镑的疲软无力，同时也表明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如果没有得到美国的许可，英国就休想在第三世界国家动用武力。有人可能会说，英国的衰落更是被以下做法和事实进一步掩盖了：在防务方面，1957年以后，它开始执行倚重于核威慑的政策，这要比庞大的常规力量省钱，但却仍可表明其大国地位依旧。在经济方面，英国同样分享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繁荣。虽然说英国经济的增长率在欧洲几乎是最低的，但它比以前几十年的情况总算好一些。难怪麦克米伦对英国的选民说，“你们从未有过这样好的境况!”如果从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洗衣机和小汽车的数量来衡量，麦克米伦的说法具有历史的正确性。

但是，与其他一些发展速度更快的国家相比，正如德国人所讥讽的那样，“英国得了‘英国病’”，即：好战的工会制度、低劣的管理、政府的“原地踏步”政策、在文化上对刻苦工作和企业家进取精神持否定态度等等混合在一起的综合症。在新的经济繁荣形势下，英国大量进口设计更为精美的欧洲产品和亚洲的廉价商品，随之导致收支失去平衡，英镑危机和贬值，加剧了通货膨胀，人们要求增加工资的呼声更加强烈。在不同的时期，英国政府采取了控制市场价格、制定提薪法规和收紧银根等一些措施来制止通货膨胀，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但这些措施很少能够长久地发挥作用。英国的汽车工业逐步受到外国竞争者的削弱；曾经盛极一时的造船工业变得越加依赖于海军一家的订货；电子产品与摩托车的生产厂家失去了市场竞争能力。在这一趋势下，也有一些公司（如帝国化学公司）例外。伦敦商业区的金融业运作良好，零售业也依然十分发达。但是，受到侵蚀的英国工业基础却已无法挽回。1971年，英国加入共同市场，但并未从那里得到它所希望的灵丹妙药。英国一方面把自己拴在欧洲共同体实行的农产品高价政策上，同时把国内市场敞开，引来了制造业更为激烈的竞争。北海油田也并非天赐宝物，它虽然为英国赚取了大量的外汇，但又使得英镑升值，损害了英国工业品的出口。

经济统计数字向人们表明，的确出现了贝罗克所说的“大不列颠工业衰退的加速度”。英国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从1953年的8.6%，降为1980年的4%。英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急转直下，从1955年的19.8%降为1976年的8.7%。1945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三位，但后来西德、日本、法国一一超过了它，欧洲许多富裕的小国人均收入也纷纷超过了它。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可自由支配的人均收入被西德、法国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抛在后面，降为更加接近于地中海国家的水平。当然，英国在世界贸易或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下降，还应归咎于这样的事实：由于特殊的技术与历史条件，英国在早些年曾拥有与其本身不相称的过多的财富与贸易额，既然那些特殊条件已不复存在，其他国家已经有能力发挥自己的潜力，那么，英国的地位相应下降乃理所必然。至于英国的地位是否应该下降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大，则又当别论。与其欧洲邻国相比，英国的地位今后是否还会进一步下降，目前也还难以预料。20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的经济衰退趋势呈现出一种平稳的状态。它仍然是世界第六经济大国，而且拥有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与劳埃德·乔治时代甚至1945年的克莱门特·艾德礼时代相比，目前的英国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一个泱泱大国，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等大国罢了!

正当英国的经济在相对衰落中失去活力的时候，西德则在创造“经济奇迹”。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这种发展相对来讲是十分“正常”的。即使在分裂状态下，联邦德国仍拥有欧洲最发达的基础设施，拥有丰富的国内资源（从煤一直到机床厂），同时还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这一点在管理人员、工程师和科学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其中有不少人才是从东德逃过来的。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德国的经济力量都因国家军事机器的需要而走上了邪道。现在国家的力量可以（像在日本一样）投入商业成就之中，唯一的问题只是恢复的程度。德国的大企业曾轻易地适应了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以及纳粹统治的需要，现在不得不适应新的环境，学习美国的管理思想。它的大银行再一次得以朝着工业发展的方向发挥重大作用。它的化学和电气工业不久也东山再起，成为欧洲工业中的巨人。大量卓有成效的汽车公司，比如大众和梅塞得斯（奔驰），对数以千计的供应厂商具有必然的“增效作用”。随着出口的兴旺，德国已成为世界出口贸易中仅次于美国的出口大国。越来越多的公司和经济社区要求吸收“客工”以满足其对非技术工人的迫切需要。德国经济再一次——这是100年中的第三次——成为欧洲经济发展的“发电厂”。

从统计方面来看，西德的历史好像是一系列不断成功的记录。即使在1948年和1952年间，德国的工业生产也增长了11%，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67%。随着它的总投资额达到欧洲最高水平，德国厂商就能获取现成的资本，从中得到巨大好处。它的钢产量在1946年实际上还等于零，不久就居欧洲之首（到1960年超过了3 400万吨），其他的工业也都取得了大致相同的成就。在国内总产值方面，它每一年都取得最高的增长率。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在1952年只有320亿美元，而10年之后却跃居欧洲第一（约890亿美元），到20世纪70年代末又超过了6000亿美元。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60年不过1 186美元（当时美国为2491美元），到1979年已猛增至10837美元，超过了美国的9595美元的人均数。年复一年，德国的出口盈余日渐积聚，随之而来的是德国马克的比价经常向上调整，实际上已成了一种储备货币。面对来自效率更高的日本的竞争，尽管西德自然会有所担心，但它已无可置疑地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中第二个最成功的国家。由于这个国家有40%的领土和超过35%的人口被分裂开了，西德的这一成就更显得突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很快表明，在所有东欧国家（包括苏联）中，尽管自己有数百万优秀劳动力流入西德，但按人口计算，它的劳动生产率最高，工业化程度也最高。假设有可能恢复到1937年的疆界，那么一个统一的德国将会再次把欧洲所有的经济对手远远地甩在后面，比起较自己庞大得多的苏联，也不会逊色多少。

正是由于德国的战败和分裂，也由于它的国际地位（还有柏林的地位）继续受到共管德国的“四强”的控制，它的经济实力才未能转化成政治力量。由于深感对东部的德国人负有天然的责任，所以联邦德国对北约-华约关系的冷暖格外敏感。联邦德国是西欧国家中同东欧和苏联贸易量最大的国家，然而一旦战争爆发，它又明显地处于最前线。苏联和（稍次于它的）法国对“德国军国主义”的任何些微复活的警觉，决定了联邦德国永远也不能成为核国家。它对像波兰人和捷克人这样的邻国有一种负疚之感，对苏联则感到易受攻击，对美国则是严重地依赖，它满怀感激之情欢迎戴高乐倡导的法德特殊关系，但却很少感到自己能运用经济力量来控制法国执拗自信的政策。由于在理智上同自己的过去进行深刻对抗，西德对于自己在国际事务中被视为一个很好的团体行动成员而不是一个决定性领袖，感到十分高兴。

这同法国在战后世界，更准确地说是在1958年戴高乐任总统以后的世界中所发挥的作用形成鲜明对比。如上所述，以莫内为首的计划者们在1945年以后所希望取得的经济成就，一直受到它所进行的殖民战争、国内政党政治的动荡以及法郎疲软的冲击。然而，正是在印度支那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法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几十年来，法国的人口第一次有了增长，从而刺激了国内的需求。法国虽然富足、多样化，但却属于半发达国家，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它的经济一直停滞不前。只是由于和平的降临、美国援助的输入、公用事业国有化和广阔市场的推动，才使得它的增长成为可能。进一步讲，法国（像意大利一样）的工业化水平按人口计算相对低下，因为它的经济以城镇小工业和农业为主，而这意味着它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相当引人注目：从1953年的指数95增长到1963年的167和1973年的259（同联合王国1900年的指数为100相对比）。在20世纪50年代，它的年增长率平均达到4.6%，60年代由于有共同市场的推动又上升到5.8%。欧洲共同市场的特殊措施不仅保护了法国农业免受世界市场价格波动的冲击，而且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庞大的欧洲市场。西方世界的普遍繁荣也促进了法国传统的高附加值商品（服装、鞋子、葡萄酒和珠宝）的出口，现在飞机和汽车也成了它的主要出口货物。在1949年和1969年之间，法国的汽车生产增加到10倍，铝增加到6倍，拖拉机和水泥增加到4倍，钢铁增加到2.5倍。即使工业化水平不高，相对说来法国也一直是富裕的；到70年代，它就更加富裕了，而且看起来更加现代化了。

不过，法国的增长决不像它的莱茵河邻国那样广泛地依靠工业，蓬皮杜总统要很快超过西德的理想也毫无实现的迹象。除了电气、汽车和航天工业这几个明显的例外，法国的大多数工厂规模小、投资少，而它们的产品价格却比德国高。尽管它推行了农业“合理化”改革，大量的小农经济仍然存在，而且实际上还受到了共同市场补贴政策的庇护。然而，对法国农业的压力，加上工业现代化（包括关闭旧的钢铁厂等）所带来的社会紧张，引发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由于本国燃料供应的短缺，法国严重依赖进口石油，并且（尽管它有雄心勃勃的核能计划）其国际收支受到世界石油价格波动的严重影响。它同西德的贸易赤字直线上升，而且又需要经常使法郎对马克贬值；但这同美元法郎比价的经常上下波动比较起来，也许是保持法国经济地位的较可靠的办法。甚至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时期，法国的经济也面临某种危险，一旦经济动荡不安，许多稳健的资本家便携带着全家的积蓄逃到瑞士。

但是，法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总是远远超过人们对这么一个仅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4%的国家的期望值，而且不仅在戴高乐任总统时期是如此。也许这应归因于法国那种国民文化中十足的自信精神，而且这同英美影响的下降、苏联对世界吸引力的日渐微弱以及德国谨慎从事的时代相巧合。如果西欧真要有一个领袖和代言人，那么法国将胜过孤立主义的英国和被征服的德国而成为当然的候选人。进而言之，法国历届政府很快就认识到，通过说服共同市场遵循一条特殊的路线——在农业关税、高技术、海外援助、联合国内的合作、对阿以冲突的政策等方面——以有效地利用巴黎倡导的、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贸易集团的欧洲共同市场这一有利地位，就能大大加强自己本不甚强的力量，提高自己的影响。而一旦时机成熟，以上任何一点又都难以阻止它采取单边的行动。

上述4个较大的欧洲国家的财富和生产在这几十年的增长，加上邻国弱小这一事实，并不能保证在它们之间实现永久的和睦。早期对日益紧密的政治和制度一体化的期望损害了共同市场成员国中仍然强烈的民族主义，这首先在戴高乐的法国，尔后是那些姗姗来迟的、怀着戒备之心参加欧洲共同体的国家（英国、丹麦、希腊）身上表现出来。他们之间的经济分歧，尤其是在高额农业补贴计划上的矛盾常常使共同体在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的会议日程陷入瘫痪。由于中立的爱尔兰参加了共同体，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共同的防御政策；这一使命不得不留给北约（法国现已退出北约的指挥机构）去完成。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上涨的冲击对欧洲的打击特别沉重，似乎一下子打消了人们早期的乐观主义。尽管惊恐四起，共同体官员们也做了大量的计划工作，但是要制订出一套发展高技术的政策以对付日本和美国的挑战，仍然步履艰难。然而，不论有多少困难曲折，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经济发展的现实规模已意味着，今日国际形势已完全不同于1945年或1948年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进出口地区（尽管相当一部分属于欧洲内部贸易），到1983年，它已拥有世界最多的货币和黄金储备；它生产的汽车（占世界产量的34%），无论比日本（占24%）还是比美国（占23%）都多，它生产的水泥也多于美日，它的粗钢产量仅次于苏联。1983年10国共同体的人口总数远远超过美国，而与苏联基本相同——各有2.72亿，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也大于苏联，甚至比整个经互惠国家的总额都多。如果说欧洲共同体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尚不成熟，那么它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与1956年相比却强大得多。

几乎与此完全相反的，可说是苏联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演变。如上所述，在这几十年中，苏联不仅保持了它的强大陆军，而且实现了对美国的战略核均势，建立起一支远洋海军，并将其影响扩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然而，想在全球范围内同美国分庭抗礼的持久的竞赛努力，与其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很不相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强调生产基础在决定社会进程中的作用），将自己标榜为世界上正统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苏联，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遭受经济困难的折磨。

这并没否定苏联及其所支配的东欧盟国自斯大林末期以来所取得的显著经济成就。从许多方面来看，苏联和东欧在这几十年里所发生的变化，比起西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这可能主要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的起点很低：贫穷和落后。不论怎样，根据大致的统计数字来看，苏联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十分显著的。它的钢产量在1945年只有1 230万吨，1960年则达到6530万吨，1980年又跃至14800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钢国）；发电量在同期内也从4320万瓦/小时，上升到29200万瓦/小时和129400万瓦/小时；汽车产量也从7.4万辆跃至52.4万辆和220万辆；而且这个成就单子还可以无限地开列下去。它的整个工业产量在1950年代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假定1953年的增长指数为100，那么到1964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421，这是令人瞩目的成就。这同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太空探索和军事装备上的惊人成就一样，都显示了苏联人的卓越才能。到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的经济比斯大林统治时期要繁荣得多、基础雄厚得多，而且其绝对量一直稳步增长。

然而有两个严重缺陷使这些成就黯然失色。第一点就是苏联经济增长率长期稳步下降。从1959年以来，它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从每年的两位数向下降落，越降越低，以至于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每年只增加3%～4%，而且仍在下降。回顾历史即可看到，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发展，因为越来越明显的是，早期的、突出的增长主要是靠劳力和资本的大量消耗实现的。随着现有劳动力供应的完全使用（而且还要同武装部队、农业进行争夺），增长的速度也就只有下降了。就资本投资来讲，苏联主要是将大量资本倾注在与重工业和国防有关的生产上，而且又往往过分强调数量的增长，忽视了质量的提高，从而使其他众多的经济部门投资不足。虽然苏联的人均生活水平在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统治下有了提高，但是，在个人消费被人为地控制得很低，以保证将其资源用于重工业和军事方面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中，消费者的需求（正像在西方一样）无法刺激经济的增长。也许首要的问题仍然是以下两点：即长期影响苏联农业僵化的体制和恶劣的气候。因此，不论苦恼的计划人员和部长们为此倾注了多少心血，对农业的投资多么慷慨大方，苏联农业净产量的增长率还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平均4.8%降到60年代的3%和70年代的1.8%。考虑到农业在苏联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它的人口在1950年以后的30年中增加了8 400万，它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的总的增长要远远低于其工业生产的增长，而后者本身又有点像“强制性”的成就。

第二个严重缺陷是可以充分估计到的、苏联经济的相对停滞。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鉴于苏联在世界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增长中所占的比重，赫鲁晓夫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模式是优越的，并将有朝一日“埋葬资本主义”，看起来还有些道理。但是从那以后，形势变得越来越使克里姆林宫感到担心。欧洲共同体在工业上的“半个巨人”西德的带动下突飞猛进，其富裕程度和生产力水平已远远超过苏联。小小的岛国日本也发展得如此迅速，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超过苏联也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美国尽管其工业相对衰落，但在总产量和财富方面仍遥遥领先。苏联及其东欧兄弟国家在人均生活水平上并没有消除同西欧的差距；对此，生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下的人们未免有些羡慕。由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苏联和它的卫星国面对日益更新的计算机、人工智能和电讯技术，只能望洋兴叹。而苏联的农业从生产率上来看也仍然同以往一样衰弱不堪：1980年，一个美国农业工人生产出的粮食足够满足65个人的需要，而它的苏联同伴生产出的粮食却只能养活8口人。这反过来又使苏联处于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进口大量粮食的困境之中。

苏联本身的许多经济困难都能从它的卫星国的问题中反映出来——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也都取得了较高的增长率，尽管同西方的水平相比仍有相当距离；也能从其卫星国强调中央计划、重工业和农业集体化这一相似的发展方针中反映出来。虽然东欧国家之间在繁荣和发展的程度上存在很大差异（而且仍在出现），但它们总的趋势都是早期突飞猛进，尔后日渐衰退，这使马克思主义的计划者们面临艰难的选择。苏联可以通过开垦荒地来增加农田，尽管北方冬季的生态环境和南方的荒漠限制了这种努力的可能性（这很容易使人想起赫鲁晓夫当年满怀信心开垦的“处女地”很快变成沙尘暴发源地）。同样，广泛地开采自然资源来解决比如石油储量与使用量不相称这类问题，也冒有效率低下的风险，因为只要矿井进入冻土区，提炼成本马上就会上升。它也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工业和技术，但这只能以下列两种危险作代价：要么从国防中抽出人力物力资源——但是，不论领导怎么更换，国防一直是苏联第一重点；要么从消费品生产中放血——但是在通讯条件的改善使西方的繁荣在东方人的眼中更加明显的情况下，这种调整的微小变化都是很不受欢迎的（特别是在东欧国家）。最后，苏联及其兄弟共产党政权可能推行一系列改革，不仅要经常地铲除贪污、打击官僚主义，而且还要改革其体制，提供个人刺激，引入现实的价格机制，允许个体农业的发展，鼓励公开讨论和开发新技术方面的企业家精神，等等，就像匈牙利在20世纪70年代所巧妙实践的那样。但实施这种改革战略的困难，正如捷克1968年的经验表明的那样，“自由化”措施将把控制森严的共产党政权本身置于被怀疑的危险境地，因而在十分谨慎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引起了党的意识形态专家和军界的不满。由此可见，要扭转经济的相对衰落必须谨慎从事，而这反过来又使得显著的成功不大可能。

也许唯一能使克里姆林宫感到安慰的是，它的主要对手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也面临着经济困难，并且正在很快地失去它在1945年以来在世界财富、生产和贸易中所占有的相对比重。当然，提及这个年头对于理解美国的相对衰落具有重要意义。在历史上的这个时期，美国有利的经济地位既是空前未有的，又是不自然的。它之所以占据世界的顶峰，部分是由于它本身生产的膨胀，但也因为其他国家暂时的虚弱。随着欧洲和日本的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这一特殊的形势将会变得对美国不利；而且随着世界工业生产的普遍高涨（1953年到1973年之间增长了2倍多），形势还将进一步转化，因为在新的工厂、车间在全世界普遍兴起的时候，要保持其1945年占世界工业生产的一半这个水平是不可能的。据贝罗克统计，到1953年，美国在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百分比已降到44.7%，到1980年降至31.5%，而且仍在下降。几乎由于同样的原因，中央情报局的经济指南也证明，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60年的25.9%降到了1980年的21.5%（尽管美元在世界货币市场上短期的升值可能预示着这一比例在以后几年中会有所提高）。但这并不是说，美国的生产大大倒退了（除了那些西方世界中普遍衰落的工业部门），而是说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生产大大地提高了。汽车生产也许是说明这一问题中两种趋势的最简单明了的例子：1960年，美国生产了665万辆汽车，占当年世界汽车产量1280万辆的52%；到了1980年，由于世界汽车总产量达到了3000万辆，尽管美国的产量增至690万辆，但它在世界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却只有23%。

虽然有这么半点安慰——这同70年前英国面对其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开始下降，但仍习惯以此来安慰自己的情形颇为相似——但是这种变化却有令人担忧的一面。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国必然要相对衰落吗？”而是“它必然会衰落得如此之快吗？”因为即使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它的竞争地位也由于每年的人均生产增长率的下降（尤其是同前几十年相比，见表42）而受到削弱。

我们还可以说这是历史的“正常”发展。正像迈克尔·鲍尔弗所指出的，在1950年以前的几十年里，由于美国一直是标准化手段和大规模生产工艺的革新者，因此它的产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增长得快。结果是：“在满足人民的需要方面，它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走得快，而且已经在高效率水平（按每小时的人均产量）上从事生产；反过来这就使美国通过采用更好的方法或更好的机械来提高产量这种司空见惯的可能性，同其他国家相比大大减少了。”然而，不管这一点多么正确，美国经济中正在发生的其他一些长期趋势仍然没有什么益处：财政和税收政策刺激了高消费，但个人储蓄率却很低；除了为军事目的进行的投资以外，对研究和开发的投资与其他国家相比正慢慢减少；而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部分的国防开支却比西方集团中的任何国家都多。另外，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口正从产业部门流向服务业，即进入低产领域。

表42.  1948—1962年人均产量每年平均增长率［略］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这多种经济趋势都被下列可喜的景象所掩盖：美国高技术（特别是在空间领域）的惊人发展，刺激消费者对日新月异的汽车和彩电的消费欲望的高度繁荣，美元作为外援、军事开支或者作为银行和公司的投资从美国向世界贫困地区的转移。在这一方面，想起20世纪60年代中期谢尔温-施赖伯提出的“美国的挑战”所引起的普遍恐慌，是有启发意义的。当年所谓“美国的挑战”来自以下事实：美国大量地向欧洲（广而言之是世界各地）投资，据说要把这些国家变成自己的经济卫星国；像埃克森和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大跨国公司引起的普遍畏惧或者憎恨；与这些趋势相联系的，还有同美国商业院校所普遍传授的先进管理技术相一致的各个方面。从某种经济观点来看，美国投资和生产的转移，的确是经济力量和现代性的证明，因为它们利用了劳动成本低廉的优势，保证其产品在海外市场畅销的广阔渠道。但是，一段时间过后，资本外流的势头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开始超过美国通过工业制品、粮食的出口和“无形”的服务业带来的贸易盈余。尽管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这种日益上升的国际收支逆差已经导致美国黄金的外流，但是大多数外国政府仍然乐意持有更多的美元（成为主要的储蓄货币），而不是要求支付黄金。

然而，随着60年代的到来，这一有利的环境即告消失。尽管越南战争使美国大量的美元付诸东流，但是肯尼迪总统和（比之更甚的）约翰逊总统都想增加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开支，不仅仅限于越南。肯尼迪和约翰逊也都致力于扩大国内开支，虽然这种倾向在1960年以前就可以觉察到。然而任何一届政府又都不愿付出政治代价，以增加税收来支付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结果就是联邦赤字的逐年上升、无法抑制的价格上涨以及美国工业的竞争力日渐削弱。这又反过来导致更大的国际收支逆差，（由约翰逊政府）抑制了美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从而使之变成了新的欧洲美元。正是在这一时期内，美国在世界（经互会除外）黄金储备中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从1950年的68%降到1973年的27%。整个国际支付和货币流通体系由于这些问题的相互作用而日渐动摇，而后又由于戴高乐对他所说的美国“转嫁通货膨胀”进行的愤然反击而进一步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政府发现，除了终止私人市场上美元同黄金的挂钩关系、尔后使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自由浮动外，别无选择。从此，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在美国财政金融处于鼎盛时期所构筑的大厦，现在又由于它的主要支柱再也承受不住其紧张压力而崩溃了。

20世纪70年代美元自由浮动的详细情况这里不做论述，美国几届政府努力在不带来更多的政治麻烦的情况下控制通货膨胀、刺激增长的曲折过程这里也不作详述。70年代，美国高于平均数的通货膨胀率常常导致美元对德国马克和日元的疲软；而在80年代早期，对严重依赖欧佩克石油供应的发达国家（如日本、法国）造成沉重打击的石油危机，世界不同地区的政治动荡，以及美国的高利率又使美元趋向坚挺。尽管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并且可能会增加全球经济的不稳，但是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它们的意义可能比生产增长率的下降——在私营部门这一增长率从（1965—1972年的）2.4%降到（1972—1977年的）1.6%，直至（1977—1982年的）0.2%——这一不可阻止的长远趋势要小一些。它们的意义也许还不如以下几种正在发生的巨变：日益上升的联邦赤字可以被看成凯恩斯主义式的对经济的“推动”，但却付出了昂贵代价——从国外吸收大量资本（美国高利率的诱惑）使得美元价格上升到不正常的水平，以至于使美国从纯债权国变成了纯债务国；美国制造商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同进口的汽车、机电产品、厨房用品以及其他商品进行竞争。因此，毫不奇怪，人均生产总值曾是世界上最高的美国，现在开始在这一名单上向下滑去。

对于那些能从更广泛的角度——不是仅仅同瑞士的收入和日本的生产进行有选择的比较——认识美国经济及其需要的人来讲，仍然有某些值得欣慰之处。正如卡里奥所指出的，1945年以后的美国政策确实实现了一些基本的、意义深远的目标：同20世纪30年代的衰退相比，美国国内实现了繁荣；没有通过战争就遏制了苏联的扩张；西欧经济和民主传统的复兴，尔后日本的崛起创建了“一个日益一体化的经济集团”，以及“建立一整套处理共同的经济和军事问题的多边机构”；最后，“旧殖民地国家独立后也日益紧密地加入了世界经济”。 

总之，美国仍然维持着自由世界的秩序，而且它自己也日益依赖于此。尽管它在世界财富和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下降，甚至比估计的还要快些，但是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重新分配所带来的环境，对它本身的开放市场和资本主义传统并没有什么抵触。最后，即使美国在生产上的领导地位因某些国家经济的更快发展而受到削弱，但在真正的国家实力的几乎各个方面，它仍然对苏联保持了非常可观的优势，而且通过坚持企业家的信条，美国仍然为管理上的首创精神的发挥和技术革新的涌现开辟了广阔前景；相反，它的马克思主义对手在接受这些东西时所面临的困难却大得多。

对上述这些经济变动的意义进行更为详细的探讨必须等到最后一章。不过一些统计数字（见表43）对揭示上面讨论过的一些趋势的实质可能有些帮助，因为它们关系到全球经济平衡，也就是指世界生产在欠发达的国家的部分复兴；日本甚至还有中国经济的显著增长；欧洲经济共同体尽管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集团，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也有所下降；苏联所占比重的稳定，尔后的缓慢下降；以及美国经济尽管衰落较快但仍拥有较强大的经济力量。

表43.  1960—1980年不同国家与地区所占世界生产总值（GWP）百分比［略］

到1980年，即表43中最后一年，世界银行关于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地显示出全球经济力量的多极分配趋势。如表44所示。

表44.  1980年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GNP）［略］

最后，在生产力平衡上这些长期的变动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只有同其所具有的强权政治的含义结合起来才意义深远。正如列宁在1917—1918年所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率的不平衡，才必然地导致个别大国的兴起和其他一些大国的衰落：

半个世纪以前，就资本主义力量而言，德国同当时的英国相比还是一个可怜的、无足轻重的国家。日本同俄国相比也同样微不足道。但是，10年或20年后，还能肯定帝国主义国家的相对实力保持不变吗？绝对不可能。

虽然列宁的话是针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但是这一规律看来适用于所有国家；不管它们赞同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模式，经济增长率的不平衡迟早将引起世界政治和军事平衡的变动。这正是20世纪以前的4个世纪之内大国发展所遵循的历史模式。紧接着而来的便是，过去20—30年中世界生产中心的不寻常的迅速变动，必然会对今日主要大国未来的大战略产生影响，因而当然值得另辟最后一章予以探讨。

谢选骏指出：看来尼克松也像列宁一样是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者——难怪尼克松最后因为营私舞弊、发誓伪证而失去了政权。尼克松无法像列宁一样使用暴力夺取政权，本书作者肯尼迪却如此推崇他们俩，是因为不懂经济力量也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并非一成不变的决定力量。

注

［1］日军于1943年2月被迫全部撤出瓜岛。——审校者注

［2］指英国——译者注

［3］里约条约，美洲国家组织诸国1947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特别会议，签订了称为“西半球防务基石”的《泛美互助条约》，简称里约条约。——审校者注

［4］原文如此。但“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毛泽东于1974年提出的，而“第三世界”的出现，则可以追溯到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的召开。——译者注。

［5］梅特涅（1773—1859年），1808—1848年任奥地利外交大臣和首相。卡斯尔雷（1769—1822年），1812—1822年任英国外交大臣。俾斯麦（1815—1898年），1862—1890年任普鲁士王国首相、德意志帝国首相。——审校者注

［6］帕麦斯顿（1784—1865年），1855—1858年、1859—1865年任英国首相。——审校者注

［7］乔治·凯南，美国当代职业外交家，苏联问题专家。1950年代曾任美驻苏联、南斯拉夫大使。他提出的著名理论是对苏联和共产党国家采取遏制政策。——审校者注

［8］格莱斯顿（1809—1998年），英国政治家，在1868—1894年间曾四次出任首相。威尔逊（1856—1924年），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民主党人。——审校者注

（另起一页）

书名

全球社会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Global Society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

2023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26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