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227卷：全球社会的现状

 全球社会的现状

The Status of Global Society

2023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27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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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全球社会的现状就是“国际无政府状态”——统一的“全球社会”仍被主权国家分裂为各自为政的“国际社会”。有人想要美国“为整个欧亚大陆制定和实施一项完整、全面和长期的地缘战略”，就像马克思为国际流氓设计的世界革命和以色列在中东干的复国运动那样。但是他们不懂，美国是一个州权控制的联邦国家，又受到各州选民的来回推搡，很难制定一个连续的外交政策。它们不懂，华盛顿毕竟不是伦敦，更不是巴黎和罗马那样的“首都”——华盛顿只是一个各州代表开会的“特区”。若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除非美国首先进行一场革命，变成一个欧洲式的甚至亚洲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Executive Summary

The status quo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is "international anarchy" – a unified "global society" still divided by sovereign states into separat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Some want the United States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a complete, comprehensive and long-term geostrategy for the entire Eurasian continent," just as Marx devised the world revolution for international hooligans and Israel's reconciling movement in the Middle East. But they don't understan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a federal state controlled by states, and it is pushed back and forth by the voters of each state, and it is difficult to formulate a continuous foreign policy. They do not understand that Washington is not London after all, and even less a "capital" like Paris and Rome - Washington is just a "special district" whe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tates meet. If this situation is to be fundamentally changed, unless the United States first undergoes a revolution and becomes a European, even Asian, centralized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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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上半部】

01、冷戰

02、冷战

03、定义全球化

04、第二次冷戰

05、北约东扩创造全球政府

06、不是世界大战而是全球政府

07、大海只识海上霸权者

08、何为美国霸权的三大支柱？

09、红色中国盼望北约的压力

10、论殖民体系瓦解后的民族自决权

11、没有俄罗斯侵略北约都快散伙了

12、没有海外干预如何建立全球政府

13、美国的盟友遍及世界各地，这种盟友体系与殖民体系有何区别？

14、美国沦为中共式的翻墙国家

15、美国无法接受并信任一个强人掌权的中国

16、美国与中国的冷战将颠覆“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

17、美国在全球化世纪中的领导地位

18、美中竞争已到紧要关头：决定全球政治秩序的形态

19、明日黄花俄罗斯——莫斯科是如何将其国力和影响力挥霍殆尽

20、欧盟还敢再去拥抱无神论的瘟神吗

21、欧盟应给乌克兰赠款而不是贷款

22、全球规模的统一社会正式开张

23、全球化：六大課題、重要概念、事例目錄

24、全球化时代，怎样才算是“世界公民”

25、全球化与一体化视角下的欧洲不平等问题

26、全球语言的统一趋势正在加速

27、全球治理无法继续冒充全球政府

28、如果美中开展军备竞赛，没有一方会是安全的

29、生态制度主义政治学——一个世界政治的理论框架

30、收藏暴力就得到暴力

31、我們熟悉的世界正在崩壞──「民主制度」或許無法逆轉，但它不曾、也不會是所有問題的萬靈丹

32、现代民主制度的缺陷 短视近利漠视未来

33、现实保守主义的美国与世界

34、新冷战时代，亚非拉国家拒绝“站队”

35、野蛮人建立全球政府

36、一场全球政治金融危机或将来临

37、伊拉克危机与新一轮全球政治

38、依赖美国呵护的中国共产党

39、英国女王有何高贵

40、匪婆子入侵伦敦大学、盘踞瑞士信贷董事会

41、只有全球政府才能结束电信欺诈

42、中共与欧盟可能达成了秘密协议

43、中国的隐藏技术革命——北京如何威胁美国的主导地位

44、中国有无能力仲裁美俄冲突

45、中国与俄国为何害怕北约的扩张

46、中国与合成毒品管制：芬太尼、甲基苯丙胺和前体

47、谁想两极瓜分世界

48、中美竞逐全球政府

49、中美两国的“钱串子”特性

50、布热津斯基把卡特带到了坑里

【下半部】

1、点评《大棋局》

2、点评《有组织犯罪——关于政府未加修饰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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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冷戰】

佚名

冷戰

英語：Cold War

俄語：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1947年3月12日－1991年12月26日（44年9個月）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影響的一部分、1949年形成的環北大西洋冷戰格局：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

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組織（華約）

1975年的冷戰格局：

第一世界（以美國及其盟友為首的西方集團）

第二世界（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盟友領導的東方集團）

第三世界（不結盟運動和中立國）

1952年常春藤麥克核試驗產生的蘑菇雲，是美國在1945年－1991年進行的幾千次實驗之一

1951年，韓國幸州山城，一個女孩背着弟弟，艱難的走在一輛熄火的美國陸軍M46巴頓坦克旁

1961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的建築工人正在建造柏林圍牆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一架美國海軍飛機跟蹤一艘蘇聯貨船

1973年10月，北加利曼丹共產黨第二分局總書記黃紀作率隊下山並與砂拉越政府在斯里阿曼簽署《和解備忘錄》。

1975年，美國太空人湯馬士·斯塔福德（右）和蘇聯太空人阿列克謝·列昂諾夫在太空握手

1988年，蘇聯黑海撞船事件

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

1989年12月2日，馬來亞共產黨與馬泰兩國政府簽署《合艾和平協議》。從此結束了長達41年的武裝鬥爭

1991年，八一九事件（蘇聯政變）期間，莫斯科紅場的坦克

……

冷戰歷史

冷戰（英語：Cold War ，俄語：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美國為首的傳統西方列強及其盟國（西方陣營）與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國家及其盟國（東歐集團）間長達半世紀的政治和區域軍事對抗。一般來說，冷戰開始於1947年「杜魯門主義」的提出，結束於1991年的蘇聯解體。在二戰結束後，原先對抗由德國、意大利和日本領導的軸心國的美國和蘇聯隨即成為兩個爭奪世界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體制霸權的超級大國。因美蘇所持的大量核武器可以為對方帶來相互保證毀滅的能力，雙方未正式開戰，因此這段歷史時期被稱為冷戰時期。

在此期間，美蘇關係的緊張程度和對抗的激烈程度也在不斷變化。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包括柏林封鎖（1948年—1949年）、韓戰（1950年—1953年）、第二次中東戰爭（1956年）、古巴導彈危機（1962年）、越南戰爭（1955年—1975年）、蘇聯－阿富汗戰爭（1979年—1989年）、蘇聯擊落大韓航空007號班機（1983年）、北約優秀射手演習（1983年）等。雙方也透過軍事的結盟、戰略部隊的佈署、對第三國的支援、間諜和宣傳、科技競爭（如太空競賽）、核武器和傳統武器的軍備競賽來進行間接對抗。此外，美蘇也在第三世界國家進行了一系列政治和軍事的衝突，包括了拉丁美洲、非洲、中東、東南亞地帶。為了減緩核戰爭的風險，兩方曾在1970年代試圖以緩和政策減緩軍事對立。

從1980年代開始美國就在總統朗奴·列根政府的執政下，對蘇聯發起了一系列外交、軍事和經濟上的攻勢，再加上社會主義陣營本身內部矛盾（中蘇交惡），以及計劃經濟發展陷入了嚴重的停滯，因此，在1980年代中期，蘇聯在新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卓夫的領導下，實施了經濟改革（1987年）、開放政策（1985年）。然而東歐國家從蘇聯獨立的傾向卻只增不減，尤其以波蘭團結工會最為突出。種種壓力累積之下，戈巴卓夫在1989年停止了對東德的支援，導致了蘇聯旗下的衛星國，在數週內一一脫離，令蘇聯最後在1991年12月25日徹底解體，資本主義反共陣營取得勝利。在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冷戰使當時無數國家命運和人民的生活都發生重大改變，留下影響更有不少存留至今。此外冷戰中核戰爭、間諜戰、高科技軍備等成分也成為了大眾文化常見題材。

詞源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英國作家和小說家佐治·歐威爾在一篇於1945年10月19日Tribune報紙上發表的專欄文章裏，使用「冷戰」一詞來描繪活在核戰爭陰影下的世界，並且警告這樣的世界將會是「沒有和平的和平」[1]。奧威爾說，他所謂的冷戰，是指蘇聯和西方國家之間的意識形態衝突[2]。他在1946年3月10日的觀察家報上寫道：「在去年12月的莫斯科會議後，俄國已經開始準備向不列顛和大英帝國發起一場『冷戰』」[3]。

而最先使用這一個詞來形容二戰後，美國與蘇聯與其各自盟國之間的地緣政治衝突的，則是美國的投資家兼政治顧問伯納德·巴魯克[4]，他在1947年4月16日南卡羅萊納州的一場演講裏提到：「我們必須面對現實，我們今天就活在一場冷戰之下」[5]。報紙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曾廣泛使用這一個詞，他自稱該詞的靈感是來自於1930年代法語的「la guerre froide」（冷戰）一詞[6]。

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身為同盟國的美國以海報描繪一個友善的俄國士兵。海報標題意為：「此人是你的朋友，他為自由而戰。」

歷史學家對冷戰的根源和起始點持有不同看法。儘管俄羅斯帝國在19世紀時，便已經與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存在一些緊張的關係[7]，可是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冷戰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開始的，也有人則主張它是開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的1917年俄國革命。

在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及俄國從一戰退出後，蘇俄作為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在國際上發覺自身為國際間所孤立[7]，其領導人列寧說蘇聯被「敵對的資本主義者包圍」，並且認為外交是一種可以用來分化蘇聯敵人的武器，進而創建了共產國際，企圖以此出口共產革命到世界各地[8]。在其之後的史太林則視蘇聯為一個「社會主義島嶼」，認為蘇聯應該將當前「資本主義的包圍圈，轉換為社會主義的包圍圈」[9]。早在1925年，史太林便稱他對國際政治的認知是一個二元的世界，之中蘇聯扮演的角色是要吸引其他國家邁向社會主義，而資本主義國家也在同時吸引他國邁向資本主義，這種過程中的世界就有如一個「短暫穩定的資本主義體制」邁向其最終毀滅[10]。

二戰前的許多事件就已經顯露出西方國家與蘇聯之間的彼此不信任和猜忌，以及布爾什維克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衝突[11]。在俄國內戰中西方國家支援了反布爾什維克的白軍[7]，而在1926年蘇聯所資助的一場英國罷工活動則導致英國與蘇聯宣佈斷交[12]。史太林在1927年聲稱會與資本主義和平共存的言論也沒有實現[13]，早在1928年史太林便在迫害政敵的作秀公審裏宣稱英國和法國企圖在蘇聯推動政變[14]，美國在1933年前也一直拒絕承認蘇聯[15]，同時大整肅裏的莫斯科審判則有大量史太林政敵被指稱與英國、法國、日本、或納粹德國勢力勾結或進行間諜活動[16]。儘管如此，蘇聯和美國在戰間期整體上是保持孤立主義的態度[17]。

蘇聯最初與納粹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但不久後的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而日本則在1941年12月偷襲珍珠港，於是蘇聯與盟國結成了權宜的同盟，英國與之簽下正式的外交協定，而美國則是非正式的約定。在二戰中，美國透過租借法案給英國和蘇聯提供了大量的戰略物資和軍工生產[18]，對蘇聯的最後獲勝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19]。然而史太林仍然對西方國家持強烈的懷疑態度，並且一直認為西方盟國有意讓蘇聯與納粹德國自相殘殺，延後諾曼地登陸、開辟歐洲第二戰場的時間，藉此削弱戰後蘇聯的地位[18]，蘇聯對西方的態度也因此一直保持着強烈的猜忌和敵意[20]。事實上，相對於英法等，蘇維埃的勢力於二戰後顯得過於龐大，也將招致列強對國際關係再平衡的阻撓。

二戰結束（1945-1947）

戰時對於戰後歐洲的佈局的討論

更多資訊：德黑蘭會議和雅爾達會議

雅爾達會議中的「三巨頭」：羅斯福、邱吉爾、史太林，1945年

盟國之間對於戰後歐洲的去從、國界的變更等等抱持着不同看法[21]，雙方各自持有他們認為應該用來確保戰後權力分配的計劃[21]。西方盟國認為一個穩定的國際體制應該是由許多議會民主的國家所組成，透過國際組織來協調各國之間的紛爭[22]，而蘇聯則主張因為其在戰時受到龐大的死傷（估計為2700萬人）和經常受到侵略的可能性[23]，自認其有權支配鄰近的國家來確保自身安全[21][24]。在戰爭還在進行的同時，史太林便已經開始有系統的訓練各國的共產主義份子，希望在紅軍攻抵歐洲各國後可以馬上樹立一系列忠於莫斯科的共產政權。在紅軍抵達這些國家後，蘇聯的人員便立刻控制媒體，尤其是無線電台，並且迫害獨立的公民組織，從青年團體、學校、教堂、其他政黨等等都被禁止[25]，同時社會主義統一指揮的體制，對於戰後重建階段與新興獨立國家來說有很大幫助，政績亦使共產政權坐大。為了從二戰中復原，史太林計劃在戰後先與英國和美國保持和平，以求蘇聯國內的重建和經濟成長[26]。

西方盟國對於戰後的佈局也有不同意見，羅斯福的目標是在歐洲和亞洲取得軍事勝利、建立一個世界和平組織，而邱吉爾與蘇俄類似，注重於地緣關係、大英帝國的生存和對地中海地區的控制、以及確保東歐國家扮演英國與蘇聯之間的緩衝國，羅斯福的目標相較更為全球化[27]。

從當時美國決策者的觀點來看，蘇聯是一個可以結盟的對象，而英國的角度則將蘇聯視為是他們安全的重大威脅。隨着蘇聯佔領東歐各國，史太林在談判桌上要挾英美兩國的籌碼也越來越多。羅斯福與邱吉爾兩人的不同使他們各自與蘇聯進行了獨自的協定，在1944年10月邱吉爾到莫斯科協商，他答應將巴爾幹半島切為數個不同的勢力區塊，而羅斯福則在雅爾達會議上與史太林就亞洲的部分達成協定，但拒絕支援邱吉爾對於波蘭和歐洲劃分的看法[27]。

1945年2月的雅爾達會議對戰後在亞洲等地的權力佈置達成一定共識，但對歐洲的劃分仍然無法達成協議[28]。羅斯福在1945年4月12日去世後，接替他的哈瑞·杜魯門對史太林抱持懷疑態度，並開始倚重一群外交政策上的菁英作為顧問。蘇聯不顧邱吉爾和杜魯門兩人的反對，在波蘭扶植了共產黨的親蘇政權，這一舉動也導致反對蘇聯的波蘭流亡政府無法回國重組政府[29]。

二戰後盟軍佔領下的德國

隨着盟國在1945年5月成功擊敗德國，德國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結束。蘇聯佔領了東歐等前納粹德國盟國如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28]，而美國和西方盟國則控制西歐。在盟軍佔領下的德國，蘇聯、美國、英國和法國各自設置了佔領區塊，成為四國共治的局面[30]。

隨着聯合國憲章在1945年6月的簽訂，多國組成的聯合國由此誕生，然而其安全理事會的執行權力被其成員國所持有的否決權所限制[31]。聯合國之後也在實際上淪為一個各國用以發表各自言論的場合，而蘇聯則僅將其視為是一種宣傳的管道[32]。

波茨坦會議和日本投降

溫斯頓·邱吉爾、哈利·杜魯門以及史太林在波茨坦會議，1945年

在德國投降後不久的波茨坦會議上，盟國對於德國和東歐未來的佈局產生重大分歧[33]，參與討論的各國之間對彼此的不信任和爭論言語也證實了他們對彼此一直以來的猜忌[34]，在會議上杜魯門向史太林透漏美國已經擁有了一種強大的新武器[35]。

史太林早已得知美國在研發原子彈，並且早已在暗中推動蘇聯本身的原子彈發展，也因此對此訊息沒有很驚訝，他在會議中稱他很高興美國發展出了可以用來對抗日本的新武器[35]。一個星期之後，美國在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在原爆之後，史太林向美國抗議杜魯門沒有提供蘇聯在佔領日本上的地位[36]。

東方集團的開始

更多資訊：東方集團和西方盟國的背叛

戰後東歐的國界變更以及東方集團的形成，又被稱為鐵幕。

早在二戰開始的時候，蘇聯便在簽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之後吞併了許多國家為其加盟共和國，包括了波蘭東部[37]、拉脫維亞（拉脫維亞SSR）[38][39]、愛沙尼亞（愛沙尼亞SSR）[38][39]、立陶宛（立陶宛SSR）[38][39]、芬蘭的一部分（卡累利阿-芬蘭SSR）以及羅馬尼亞的東部（摩爾達維亞SSR）[40][41]。

而從納粹德國手中由蘇聯紅軍佔領的東歐國家被蘇聯一一變成東方集團的衛星國[42]，包括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43]、波蘭人民共和國、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44]、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45]、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46]。從波羅的海各國到中歐，西方盟國儘管對於蘇聯藉由豎立共產政權的擴張表示憂心和質疑，但卻沒有即時採取實際行動支援那些國家反共的人民和波蘭流亡政府等組織進行民族自決的權利，這在後來被波蘭和東中歐國家人民稱為是西方盟國的背叛。後來英美兩國向蘇聯讓步，承認了這些共產國家的合法性，使得雅爾達會議裏原先約定的戰後權力分配正式破產[47]。

蘇聯式的政權在東歐的擴散不但在那些國家施加了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同時史太林也對他們進行了殘暴的統治，以蘇聯的祕密警察來打壓和迫害存在的和潛在的反對者[48]。隨着史太林統治而來的，是由拉夫連季·貝利亞率領的NKVD在東歐各國進行的共產權力鞏固，鎮壓各國反共的勢力[49]。只要被蘇聯扶植的傀儡政權有任何的反抗意識出現，史太林便重複其戰前的策略，將反抗者除權，並且進行作秀的審判，然後監禁或處決[50]。

在亞洲，紅軍於戰爭結束前的最後階段進攻並佔領了滿洲國，並且佔領了朝鮮半島38度線以北的大片土地[51]。隨着蘇聯的坐大，溫斯頓·邱吉爾便已開始憂心蘇聯對東歐的龐大控制，加上史太林的不可靠特質，會使得蘇聯成為西歐的最大威脅[52]。很快的，英法等國決定欲與美國交好以反制蘇俄，而美國的介入更加劇了歐洲的東西對立。

準備新的戰爭

在1946年2月，佐治·凱南從莫斯科向美國發回了一則「長電報」，電報中闡述他對於蘇聯內部社會和對外政策的深入分析，認為美國與蘇聯的長期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並且主張以圍堵政策對付蘇聯。這則電報對美國政府決策者的影響巨大，並且成為之後美國數十年用以對付蘇聯的策略基礎[53]。而同一時期蘇聯的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也主筆了一篇傳回莫斯科的電報，主張美國是一個獨斷的資本主義勢力，並宣稱美國正在「準備贏得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的有利條件」[54]。

在1946年9月6日，美國國務卿占士·伯恩斯在德國發表了一場演講，重申美國對於西德人民的重視，批評小亨利·摩根索所提出的要在戰後德國去除工業化的計劃，並且向蘇聯警告美國將會在歐洲維持無限期的軍事部署[55]。如同伯恩斯在一個月後所說的「我們的目的是為了贏得德國人民的支援…這是一場我們與俄國之間贏得民心的鬥爭…」[56]

在「長電報」發表後不久，英國前首相溫斯頓·邱吉爾在密蘇里州富爾頓發表了鐵幕一演講[57]，呼籲英美聯盟對抗蘇聯，並指控蘇聯在「從波羅的海的斯塞新到亞得里亞海的第里雅斯特」之間建立起了「一道鐵幕」[42][58]。

冷戰的開始（1947-1953）

共產黨情報局與蘇聯-鐵托分裂

在1947年9月蘇聯創建了共產黨情報局，用以確保國際間共產主義運動的正統性，以及藉此來保持蘇聯對其東歐衛星國和各地共產政黨的嚴密政治控制[59]，然而共產黨情報局在隔年便踢到鐵板，南斯拉夫的祖瑟普·布羅茲·狄托決定與蘇聯分裂，也因此被逐出共產國際，並且一直保持不結盟的態勢[60]。1953年史太林去世後，繼任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採取和解政策，蘇南兩國關係才正常化。

圍堵政策與杜魯門主義

在1947年，美國總統哈瑞·杜魯門的顧問勸他採取行動以遏制蘇聯的擴張，指出史太林的許多趁着戰後混亂和權力重組而進行的權力擴張，已經導致另一場戰爭爆發的可能[61]。在1947年2月，英國政府宣佈他們無法繼續在希臘內戰中支援君主政權抵擋共產黨的游擊隊。

美國對於蘇聯的擴張採取了圍堵政策[62]，其目標為停止共產主義的繼續擴張。杜魯門在一則演講中主張分配4億美元資金以介入希臘的內戰，並且提出了杜魯門主義，將這場內戰定義為自由人民與極權主義政權之間的對抗[62]。儘管希臘共產游擊隊是由與蘇聯分裂的南斯拉夫的狄托提供主要支援[15]，美國仍指控蘇聯暗中企圖顛覆希臘的君主政權以圖擴展蘇聯的影響[63]。

杜魯門主義的出現也代表了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兩黨間持續了數十年的對於圍堵政策的支援共識形成，儘管這種共識在越戰後會開始弱化[64][65]。西歐各地的溫和派和保守派政黨乃至於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都對西方國家的結盟給予支援[66]，而由KGB資助扶植的美國和歐洲共產黨組織則一貫遵從莫斯科的指令和宣傳路線，並且暗中協助蘇聯的間諜情報活動[67]，雖然仍有少數異議份子存在。除此之外，在西方國家反對圍堵政策的還包括反越戰運動、核裁軍運動、以及其他主張美國單邊裁武的「和平主義」組織和行動份子，儘管這些團體大多都由蘇聯所暗中資助和控制[68][69]。

馬歇爾計劃與捷克斯洛伐克政變

冷戰時期歐洲各國獲得馬歇爾計劃援助的數量比較圖

柏林在戰後由英美法蘇四國託管的區域劃

在1947年初，英國、法國和美國與蘇聯進行有關德國未來的會談以失敗告終，此會談本來希望建立一個經濟上自給自足、由蘇聯移除主要工業產能和基礎設施的德國[70]。在1947年6月，依據杜魯門主義，美國開始實施馬歇爾計劃，承諾向所有歐洲國家提供經濟上的協助，包括蘇聯在內[70]。

馬歇爾計劃的目標是為了要重建歐洲的民主和經濟體制，以控制在歐洲開始出現的共產坐大和權力失衡，避免從戰爭重建中的各國被共產政黨奪取政權[71]，馬歇爾計劃同時主張歐洲的繁榮必須依靠德國經濟的復甦[72]。一個月之後杜魯門簽下了1947年的國家安全法，宣佈建立統一的國防部、中情局（CIA）、國家安全委員會（NSC），這幾個機構會成為未來美國用以進行冷戰政策執行的主要政府體系[73]。

史太林認為若是容許東方集團與西歐進行經濟上的整合，會導致他們脫離蘇聯控制，同時認為美國是試着要透過金錢收買歐洲[59]，也因此他拒絕讓蘇聯接受馬歇爾計劃的支援，並且阻止旗下的鐵幕各國接受美國的資助[59]。同時蘇聯則提出莫洛托夫計劃作為與馬歇爾計劃抗衡的方案，在1949年1月由共產黨情報局體制化[15]。史太林同時恐懼一個重建的德國，他認為戰後的德國不該擁有任何重新武裝的能力，如此一來才不會對蘇聯造成未來的威脅[74]。

在1948年初，原先是東方集團國家裏唯一還保持着民主體制的捷克斯洛伐克內部不遵從蘇聯領導的「反動勢力」開始增長[75][76]，蘇聯於是發動了二月政變，推翻了受民意支援的貝奈斯政府，改以忠於莫斯科的共產黨政權哥特瓦爾德政府替代。這場政變突出的殘暴性震驚了西方各國，最後使得美國國會裏原本對馬歇爾計劃還抱持反對態度的少數人也改變立場[77]。

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的雙管齊下替西歐、希臘、土耳其等國帶來數十億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在美國的支援下，希臘的政府最後戰勝了共產黨的游擊隊[73]。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黨則在1948年選舉中擊敗了有相當聲勢的共產黨和社會黨聯盟[78]。在此同時，鐵幕的迅速鞏固和控制加壓也引發了大量雙方互相進行的情報和間諜活動、外交上的斷絕、以及越來越多東方集團逃往西方的叛逃者[79]。

鑾披汶·頌堪再度上台後的泰國

鑾披汶·頌堪在1948年4月8日帶領政變集團發動政變，隨着國際環境的變化和鐵幕的拉開，還有一系列反殖民鬥爭的勝利，使得美國和英國樂意在四月份認可披汶政府。披汶和他第一次上台時所做的一樣，他發動了一次新的排華運動，採取一系列措施來限制華人的經濟主導地位以及促進泰人商業發展。對於南方的伊斯蘭叛亂，披汶上台後逮捕和囚禁了四個省的馬來領袖，宣佈伊斯蘭教和馬來組織非法。在這個時代，泰國的經濟發展很快，局勢很穩定，而且泰銖也很穩定，圍繞在20泰銖兌換1美元上。

美國在亞洲把泰國看作一個對抗共產主義的獨立國家和一個地區強國，其使命是遏制該地區的共產主義。泰國是第一個派遣軍隊參與聯合國韓戰作戰的亞洲國家，1954年泰國成為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地區基石。與當時的鄰國相比，泰國是強大和穩定的，尤其在披汶執政之後。隨着一個接一個共產主義的挑戰，美國增加了對泰國的依靠和援助。1951-1957年間，泰國是1.49億美元經濟援助和2.22億美元軍事援助的受益者。經濟援助還包括擴展曼谷港口的工作以及改進高速公路和鐵路交通。

柏林封鎖和空運

美國與英國在1947年1月1日將他們各自控制的西德芝域合併為一區塊，接着法國也在1949年4月加入[80]。為了重建德國的經濟體，西歐各國和美國的代表在1948年初協商宣佈將建立一個統一的西德聯邦政府[81]。除此之外，隨着馬歇爾計劃的推行，他們決定將讓德國重新工業化並且重建經濟，包括了以德國馬克取代已被蘇聯所貶值的國家馬克[82]。

不久之後，史太林便展開了柏林封鎖（1948年6月24日－1949年5月12日），成為冷戰中第一個主要的危機。在封鎖期間，蘇聯以其控制的東德地區圍堵西柏林，阻止食物、物資、和其他補給品進入城市[83]。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紐澳等國於是展開了龐大的「柏林空運」，透過貨機空運來提供西柏林居民食物和其他物資[84]。

蘇聯對西方國家的政策展開了一系列的輿論攻勢，來自東柏林的共產黨人再一次的企圖於當年的柏林地方選舉中操弄結果（如同他們在1946年選舉中的舉動一樣）[80]，然而西柏林民眾則以86.3%的投票率大幅支援了非共產黨的政黨[85]，300,000的柏林市民上街遊行，要求國際間的空運繼續進行[86]，同時盟國空軍對柏林的物資提供則越來越多，甚至開始空運給小孩子的糖果[87]。到了1949年5月史太林終於停止了封鎖[49][88]。史太林後來在1952年提出一個要統一東西德的計劃，前提是西方盟國要從德國先行撤軍，然而西方國家斷然拒絕了此一提案，許多人並且質疑史太林的真實動機[89]。

北約與自由歐洲電台

杜魯門總統在白宮簽下了北大西洋公約，1949年

英國、法國、美國、加拿大及其他八個西歐國家在1949年4月簽訂北大西洋公約，創建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49]。同年的八月蘇聯在哈薩克SSR的塞米伊引爆了第一枚蘇聯的原子彈[15]。隨着蘇聯再次於1948年拒絕參加德國重建的計劃[81][90]，美國、英國、和法國在1949年4月決定從他們控制的德國區塊中正式建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33][91]。蘇聯則在當年10月宣佈從其控制的德國區域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33]。

同一時期，蘇聯旗下的東方集團各國則透過由政府控制的媒體對其人民進行資訊的控制和宣傳，廣播、電視由政府所有，報紙則多為地方的共產黨所掌控[92]。在這樣的宣傳體制下，蘇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攻擊資本主義，宣稱對勞工的剝削和對外的好戰是其本質[93]。

而同時美國則在1949年創立自由歐洲電台，與BBC和美國之音一起[94]，構成了西方國家對東歐和蘇聯人民的宣傳管道，以推動共產主義的和平解體為其目標[95]。自由歐洲電台藉由對鐵幕內人民的廣播，提供除了共產官方宣傳以外的資訊途徑[95]。自由歐洲電台代表了美國在冷戰早期的戰略，在當時佐治·凱南等人還認為冷戰最終會是透過政治途徑而非軍事手段來決定勝負[96]。

美國的決策者，包括了凱南和約翰·霍士特·杜勒斯都承認冷戰在本質上是一場不同思想的戰爭[96]。美國的情報單位CIA則透過一系列的情報和間諜活動，企圖在歐洲和發展中國家阻擋共產主義的支援和崛起[97]。同時CIA也在國內發起了募款活動，藉由替自由歐洲電台募款來集結美國民眾對反共政策的支援[98]。

在1950年代初，美國開始讓西德重新軍事化，並且在1955年讓西德加入了北約[33]。在1953年5月拉夫連季·貝利亞曾經試着提議讓東西德統一成為中立國，試圖以此阻止西德加入北約，但並沒有成功[99]。

第二次國共內戰與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成立

在1940年代末的國共內戰中，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擊敗了由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領導的中華民國國軍，蘇聯迅速承認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與之結盟[100]，蔣中正和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台灣地區。第二次國共內戰的結果，加上美國在1949年失去了對原子彈的獨壟地位，迫使杜魯門重新思考其策略，並且加速圍堵政策的佈署[15]。在1950年的一份祕密檔案中[101]，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建議增強對西方盟國的支援，並且大幅增加國防預算[15]，亦導致亞洲多國陷入軍事分裂局面。

美國也因此開始擴展於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的圍堵政策，以防止由蘇聯支援的革命勢力再次令當地政府變為共產政權[102]。在1950年代初期，美國正式與日本、澳洲、新西蘭、泰國、和菲律賓（尤其是1951年的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和1954年的東南亞條約組織）簽訂安全保障協定，並且在那些國家建立起長期的美軍基地[33]。

韓戰

聯合國軍的指揮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正坐在軍艦上觀看對仁川的炮轟行動，1950年9月15日

蔣中正、李承晚與吳廷琰三人於冷戰初期分別領導中華民國、大韓民國與越南共和國，在國共內戰、韓戰與越戰中，於竹幕最前線與共產主義直接對決。

韓戰的爆發成為了影響早期圍堵政策的重要事件，1950年6月，金日成的朝鮮人民軍入侵韓國[103]，在入侵前史太林還親自替他「計劃、準備、展開」了整場侵略[104]，提供朝鮮詳細的作戰計劃[105][106][107][108]。然而，出乎史太林意料的是，聯合國安理會決議防衛韓國，由於當時蘇聯正在「抵制」聯合國承認中華民國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常任理事國的位置，因而無權投票否決聯合國出兵[109]。組成聯合國軍的部隊除了韓國國軍、美軍、英聯邦軍（含英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外，尚有土耳其、法國、菲律賓、荷蘭、比利時、泰國等國家的部隊[110]。

韓戰對冷戰的發展和參與各國都產生深遠的影響，促成了北約的軍事指揮結構產生[111]。許多國家的人民對參戰的看法不一，例如在英國，反對和支援參戰的民眾呈現兩極化。許多人恐懼這場戰爭會演變為與共產中國的大規模戰爭，甚至爆發核戰。這場戰爭對英美關係造成了相當的壓力，英國政府試圖提早結束這場戰爭，希望讓聯合國託管統一的韓半島，並且迅速撤離所有外國軍隊[112]。

1953年停戰後，由金日成統治的朝鮮成為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國家，並且到處豎立起對其自身的個人崇拜[113][114]。而在韓國，美國支援的李承晚強人政府則僅依賴威權統治和貪污維持其政權[115]。李承晚於1960年被學生運動推翻後，韓國又再進入朴正熙、全斗煥等武將的軍事統治，多黨民主體制要到1987年冷戰接近尾聲時才重新出現。

危機和衝突升級（1953-1962）

1959年時北約與華約國家的軍隊數量對比

赫魯曉夫、艾森豪威爾與去史太林化

在1953年，政治領導人的改變也轉換了冷戰的動向[116]，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於當年1月20日就職為美國總統。在那之前，於杜魯門任內最後18個月之間，美國的國防預算整整增加了四倍。艾森豪威爾上台後稍微減緩了三分之一的國防預算，希望以更有效的方式來準備冷戰[15]。

在1953年3月5日史太林死後，其忠實追隨者貝利亞遭處決，尼基塔·赫魯曉夫成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排除了格奧爾基·馬林科夫和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等政敵。在1956年2月25日，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公然譴責史太林的罪行，震驚了整個東方集團[117]。他並且展開了一系列的去史太林化政策，主張要改革去除史太林政策的唯一方式是公開承認之前蘇共所犯下的錯誤[73]。

儘管如此，赫魯曉夫並沒有放棄對於共產主義理念形式上的支援。他在1956年11月18日與一群西方大使會面時，著名的說出了：「不管你喜不喜歡，歷史是在我們這一邊的。我們總有一天會把你們給埋葬。」震驚在場的人[118]。不過赫魯曉夫後來稱他指的並不是透過核戰贏得冷戰，而是主張歷史潮流必然會讓共產主義取代資本主義[119]。在1961年赫魯曉夫宣稱雖然當時蘇聯在經濟上落在西方之後，但在十年之內蘇聯便會解決國內的住房短缺，同時生活物品也會變得豐裕，並且稱在二十年內蘇聯便會完成「一個共產主義的主要建設」[120]。

艾森豪威爾的國務卿約翰·霍士特·杜勒斯則替圍堵政策提出了「新展望政策」，主張更大程度的倚賴核武器來對抗美國的敵人[73]。杜勒斯同時闡述了「大規模報復」的原則，警告將會以全面的報復來應對任何蘇聯的入侵。在冷戰的這個階段，美國仍然持有核武器上的數量和技術優勢，這也使得艾森豪威爾可以在1956年的蘇彝士運河危機中不顧蘇聯的反對介入[15]。

華沙條約與匈牙利十月事件

匈牙利十月事件中，被民眾將中間共產黨標誌去除了的匈牙利國旗。中間有洞的國旗成了這次事件的象徵

史太林的去世和赫魯曉夫的上台在1950年代初期稍微緩和了冷戰的緊張局勢，然而歐洲仍然處在緊繃的軍事對峙中[121]。蘇聯在1949年便在東方集團建立了一個安全互助的防衛約定[122]，接着在1955年將旗下各國正式透過華沙條約組織結成軍事同盟[33]。

赫魯曉夫在1956年移除了匈牙利的史太林主義的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總書記拉科西·馬加什，不久之後便爆發了匈牙利十月事件[123]。在匈牙利人民的推動下，新的政府解散了祕密警察、宣佈將從華沙公約中脫離、並且承諾將舉辦自由的選舉。對此，蘇聯紅軍迅速的入侵[124]，數千名匈牙利人被逮捕、監禁、或流放到蘇聯境內[125]，同時大約200,000名匈牙利人在混亂中逃離匈牙利[126]。改革派的匈牙利部長會議主席納吉·伊姆雷和其他人則在秘密審判後遭處決[127]。

從1957年到1961年間，赫魯曉夫多次的威脅西方將進行核武的毀滅戰爭，他宣稱蘇聯的導彈技術已經遠超過美國，還可以毀滅任何美國或歐洲的都市。不過，赫魯曉夫仍然拒絕相信史太林所稱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理論，並且主張它的目的是為了要與西方「和平共存」[128]。這個立場也改變了史太林時代的蘇聯態勢，拋棄了原先認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階級鬥爭必將導致國際戰爭的衝突理論，改而認為和平的時期將可以促成資本主義的垮台[129]，並且在同時間讓蘇聯有時間準備自身的軍事實力[130]。這種想法要直到後來戈巴卓夫時代將和平視為是目的而非手段時才會改變[131]。

蘇聯對於匈牙利十月事件的武力鎮壓使得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政黨產生了內部衝突，尤其在西歐國家，許多西歐的共產主義政黨都因為見證了蘇聯對匈牙利的武力鎮壓而產生大量的退黨潮[132]。西方世界的共產主義政黨在接下來幾十年都因而一蹶不起，無法脫離匈牙利十月事件的陰影如同南斯拉夫政治家密洛凡·德熱拉斯在革命被鎮壓後不久所說的「匈牙利十月事件對共產主義帶來的創傷是永遠都不會復原的」[132]。

柏林最後通牒與歐洲整合

冷戰中蘇聯所達到最大勢力範圍時，也就是古巴革命之後、中蘇分裂之前的時期

在1958年11月，赫魯曉夫發給了西方一則「最後通牒」，要求美英法三國在六個月內將他們各自掌管的柏林區塊結合為一個獨立的、非軍事化的「自由城」，否則他將會把控制進出柏林的權力轉移到東德的手上。赫魯曉夫稍早曾經跟毛澤東這樣說：「柏林市就猶如西方的睾丸一般，每次我想讓他們尖叫，我就捏柏林一下。」[133]然而北約在12月拒絕了赫魯曉夫的通牒，對此赫魯曉夫則做出了讓步，以換取透過日內瓦會談來決定柏林的問題[134]。

在同一時期，1950年代的重要事件之一便是歐盟的整合開始。歐盟的出現是冷戰的附帶產品之一，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都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支援歐洲的整合，儘管後來的幾任總統的政府也開始對歐盟的推動抱持保留態度，擔心獨立的歐洲將會與蘇聯另外進行威嚇對立，如此一來會分裂西方國家的統一性[135]。

第三世界的角力

1961年蘇聯發行的支援非洲國家獨立的郵票

一些國家例如危地馬拉、印度支那、和印尼等地的民族主義運動被認為是與共產主義有所連結[73]。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和蘇聯在1950年和1960年初不斷地在第三世界去殖民化過程中的許多國家進行散播影響力的競爭[136]，蘇聯並認為殖民勢力的退去象徵了他們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最終勝利即將到來[137]。雙方都向他們各自支援的團體販售或提供武器[138]，這些國家亦在聯合國的投票上鼎力支援美蘇雙方。

美國利用中央情報局來影響對他們不友善的第三世界政府，並且支援親美的國家[73]。例如在1953年策劃了伊朗政變以推翻穆罕默德·摩薩台，摩薩台當時國有化了英國持有的英伊石油公司，同時邱吉爾還指稱他有邁向共產主義的傾向[139][140][141][142]。取而代之的則是親西方的沙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成為了獨裁的君主政權[143]，儘管巴勒維統治下的伊朗在冷戰中並不會扮演直接的角色。

中情局也主導了1954年的政變推翻危地馬拉的左派總統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144]，並且在那之後豎立反共的軍政府[145]。而選擇不結盟的印尼總統、民族主義領袖蘇加諾則在1956年面臨印尼國內各方企圖脫離雅加達控制的反對勢力，其中一些反抗軍因為反共主義的言語而受到中情局的支援，但最後蘇加諾仍在軍事上平息了這些叛亂[146]。

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朝鮮勞動黨委員長金日成與越南共產黨主席胡志明是冷戰初期於東亞崛起的三個新興共產主義領袖。

越南分治後，大約100萬難民在自由之路行動期間逃離共產制度的北越

在法越戰爭中，法國在越盟共產主義游擊隊的不斷攻勢，加上奠邊府戰役的挫敗下，決定放棄他們在越南的殖民統治。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中法國簽下停戰條約，使得越南被劃分為支援蘇聯的北越以及支援西方的南越，沿着一七線劃分。在1954年至1961年之間，艾森豪威爾政府會持續地向南越提供經濟和軍事顧問上的支援，以抵抗共產北越的侵擾[15]。

許多其他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則拒絕在東西方的衝突之間選邊站。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數十個第三世界國家選擇不介入冷戰[147]。在萬隆會議達成的協議會成為後來1961年在貝爾格萊德結成的不結盟運動的根據[73]。而在同時，赫魯曉夫則宣佈將與印度和其他中立國家進行更深層次的外交交流。在第三世界的獨立運動使得戰後的非洲、中東、亞洲、拉丁美洲等地變成較為多元的國際秩序[15]。

中蘇交惡、太空競賽與洲際彈道導彈

蘇聯發行的紀念史普尼克1號的郵票

1956年後蘇聯經歷了一連串的挫敗，尤其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交惡最為嚴重，令到蘇聯原先精心設計的共產盟國保護網出現大漏洞，此次外交挫敗亦改變歷史。儘管毛澤東在史太林死後仍然替他辯護，並且批評赫魯曉夫走的是修正主義路線而放棄了革命的理念[148]。另一方面，赫魯曉夫則認為毛澤東對於核子戰爭的後果並不了解，並且稱他是「坐在王位上的瘋子」[149]。

赫魯曉夫多次試着挽救中蘇間的聯盟，但毛澤東認為與蘇聯繼續交往是沒有意義的，也因此拒絕與蘇聯復合[148]。中蘇間的分裂還引發了兩個共產國家間的互相宣傳論戰[150]。由於兩國的分裂，在那之後蘇聯會和共產中國在國際上互相爭奪作為領導共產主義運動的老大哥角色[151]。雙方曾接近戰爭狀態，最終導致1970年代美國趁機提出善意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交成爲盟友的事件。

在紅場展示的蘇聯的R-12中程彈道導彈，此種導彈在之後的古巴導彈危機中成為衝突的焦點

在核武器上，美國和蘇聯各自擴增其戰略核武器庫存，投入大量資源發展可以長距離攻擊對方的武器[33]。在1957年8月蘇聯成功試射了第一枚洲際彈道導彈（ICBM）[152]，接着同年10月發射了第一枚人造衛星史普尼克1號[153]，史普尼克的發射成為了太空競賽的開端。這直接導致美國在同年十二月發射先鋒測試火箭3號，以及後來成功登月的阿波羅計劃，太空人弗蘭克·博爾曼還形容阿波羅「只是冷戰的一場戰役。」[154]

古巴革命

菲德爾·卡斯特羅參加聯合國的會議，1960年

在古巴，菲德爾·卡斯特羅藉由七二六運動在1959年1月成功奪取政權，推翻總統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及原古巴共和國，即使在革命之前，失盡民心的巴蒂斯塔政權便已經被艾森豪威爾政府拒絕軍援[155]。

新的古巴政權與美國保持了一段時間的外交關係，然而，當菲德爾·卡斯特羅在4月前往華盛頓特區拜訪時，艾森豪威爾卻不願親自會見他，而是由副總統李察·尼克遜代替[156]。古巴在不久後的1960年3月開始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商討購買軍火事宜[157]。

在1961年1月，美國正式與古巴斷交。在1961年4月新任總統約翰·甘迺迪透過中情局在聖克拉拉省的豬玀灣發起了一次入侵，計劃由美國支援流亡美國的古巴人組成部隊攻回古巴，然而入侵卻因為種種因素而失敗，嚴重打擊了美國的形象[158]。卡斯特羅於是公開奉行馬克思列寧主義，而蘇聯也承諾向古巴提供援助[158]。美古兩國直到2015年巴拉克·奧巴馬執政期間才再次建交。

柏林危機

蘇聯和美國的坦克在查理檢查哨的緊張對峙，1961年10月27日

柏林圍牆

1961年的柏林危機是冷戰裏最後一次關於柏林地位和戰後德國處置爭議的主要事件。在1950年代初，東方集團各國開始仿效蘇聯，限制其人民自由遷徙和移民的權利[159]。然而在那幾年間，每年都有數十萬的東德人民透過東西柏林之間的一個「漏洞」移民到西德，以逃離共產主義統治[160]。

往西德的移民導致東德產生了嚴重的人才外流，尤其是那些年輕而受過教育的人。到1961年為止已經有20%的東德人口移民到西德[161]。在那年的6月，蘇聯向西方盟國發佈最後通牒，要求他們從西柏林撤出軍隊[162]。然而西方國家並沒有讓步，東德接着在8月13日開始在與西柏林的邊界設立鐵絲網障礙，最後會擴建成柏林圍牆，以此阻止東德人民逃到西柏林[163]。

古巴導彈危機與赫魯曉夫的失勢

主條目：古巴導彈危機

古巴導彈危機中，美國海軍的P-2海王星巡邏機飛過了一艘載運了前往古巴的導彈的貨船

在豬灣事件之後，甘迺迪政府仍然繼續尋找推翻卡斯特羅的辦法，並且由中情局以「古巴計劃」為代號進行了一連串的計劃構思和準備。在1962年2月，赫魯曉夫得知了美國的「古巴計劃」的存在，並且據情報認為美國將會在當年10月採取動作推翻卡斯特羅，可能透過另一次軍事入侵、或是刺殺卡斯特羅[164]。赫魯曉夫因此決定在古巴建設蘇聯的核導彈基地[164]。

甘迺迪在得知此訊息後，評估他的各種應對方案，最後決定以海軍封鎖和對蘇聯發出最後通牒的方式來阻止古巴導彈基地的建成。最後的結果，赫魯曉夫在衝突中做出讓步，將導彈從古巴移除，而美國則承諾不會再入侵古巴[165]。卡斯特羅後來對此承認：「我當時已經準備好同意使用核武器…我們都認為核子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們遲早都會被消滅的。」[166]

一般認為1962年10月-11月的這場古巴導彈危機，是世界上最接近核戰爭的時刻[167]。這場危機也展現了相互保證毀滅的概念，在衝突中持有大量核武器的雙方都不能先行使用這類武器，以避免造成衝突的升溫和大規模的毀滅[168]。古巴導彈危機使得雙方開始檢討核軍備競賽，並且試圖推動核裁軍來緩和兩方的關係[121]，雙方稍早前已經在南極條約體系中首次對核武控制做出了一定共識[169]。

在1964年，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的克里姆林宮數名高層同僚一同奪取了他的權力，但仍允許他和平的「退休」[170]。赫魯曉夫被他的政敵指控他舉止粗魯和政策上的無能，同時也責怪他毀了蘇聯的農業發展，並且差點在古巴危機中導致核戰爭的爆發[170]。除此之外，赫魯曉夫允許東德建立柏林圍牆的決定也讓蘇聯和東方集團在世界輿論上顏面盡失[170]。後當時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列昂尼德·布里茲尼夫接替赫魯雪夫成為新任蘇共中央總書記。

緩和政策下的對抗（1962-1979）

1973年時北約與華約國家的軍隊數量對比

美國在1969年的登月任務成功成為太空競賽中的一大里程碑

美國海軍的F-4幽靈II戰鬥機攔截一架蘇聯的Tu-95轟炸機，1970年代初

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間，冷戰的各方都在不斷適應和調整以應付新的國際局勢和環境，因為國際關係已經有越來越多國家和動向不屬於美蘇兩大集團的對抗裏了[73]。從戰後開始，西歐各國和日本迅速的從二戰的廢墟中重建起來，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之間呈現驚人的經濟成長率，到了1970年代他們的人均生產總額已經開始近逼美國，而同時東歐集團的計劃經濟則陷入停滯[73][171]。

由於1973年石油危機的出現，加上第三世界的組織例如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和不結盟運動的影響力成長，許多之前並不強大的國家開始在國際舞台上擁有更多發揮影響力的空間，並且有能力抵擋來自美蘇兩邊的壓力[102]。而在此同時，莫斯科則被迫將注意力轉到自己國內嚴重的經濟問題上[73]。在這個時期，蘇聯的領導人如蘇共中央總書記列昂尼德·布里茲尼夫和部長會議主席阿列克謝·柯西金都接受了緩和政策的概念[73]。

法國脫離北約軍事架構

北約的團結性在很早的時候便受到挑戰，尤其是從夏爾·戴高樂在1958年擔任法國總統開始。戴高樂反對美國在北約中扮演的主要角色，同時也對英美兩國的「特殊關係」表示不信任。他在1958年9月17日一篇寫給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和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的備忘錄中，宣稱希望英美兩國考慮讓法國加入成為主要決策的第三國，並且增加北約的涵蓋範圍到關及法國利益的地理區域，例如當時法國正在忙着打反游擊戰的阿爾及利亞[172]。

然而，戴高樂從英美兩國獲得的回應並沒有讓他感到滿意，他因此開始發展法國自身的核武嚇阻能力，並且在1966年從北約脫離，並且趕出了北約駐守在法國的軍隊[173]。也由於戴高樂對英國的不信任，法國政府在1963年和1967年戴高樂執政期間兩次否決英國加入歐共體的申請，英國在戴高樂去世後的1973年才成功加入歐共體。而直到2009年法國才再次成為北約成員國。

六八運動

六八運動是指在1960年代中後期，1968年達到高峰，在歐洲及美洲主要由左翼學生和民權運動分子共同發起的一個反戰、反資本主義、反官僚精英等抗議活動所使用的一個活動口號，在法國、意大利等地皆出現學生示威的情況。

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出現了一段時期的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運動，被稱為布拉格之春。在改革派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的帶頭下，運動訴諸要求增加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遷徙自由等等，同時還重視計劃經濟造成的生活用品短缺，要求回歸多黨政府並限制秘密警察的力量[174][175]，並且考慮退出華沙公約[176]。

而蘇聯對布拉格之春的回應則是派遣紅軍連同其他華沙公約軍隊，在當年8-9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77]。在蘇聯入侵後，大量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人開始逃離國家，首先是70,000人，最後總數達到300,000人[178]。蘇聯的入侵引發了南斯拉夫、中國、以及西方國家的共產政黨的一片討伐[179]。

美國和北約則對這場入侵則採低調處理，儘管蘇聯曾擔心失去捷克斯洛伐克會使西方趁機弱化東方集團，然而當時的美國決策者卻完全沒有利用這個機會。當時身陷越戰的林登·莊臣無暇在歐洲開闢第二個可能的衝突點，同時他也不希望得罪莫斯科而影響了戰略武器限制談判的簽訂，也因此美國坐視了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而沒有介入[180]。

布里茲尼夫主義、蘇聯經濟停滯

列昂尼德·布里茲尼夫與李察·尼克遜在1973年於華盛頓的會談，此時是兩國和緩政策的高峰點

為了避免鐵幕下的國家再次試着脫離蘇聯的掌控，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後不久的1968年9月一場對波蘭統一工人黨的演講上，蘇共中央總書記布里茲尼夫提出了布里茲尼夫主義，主張蘇聯有權侵略任何試圖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擁抱資本主義的國家，在演講中他說：「當與社會主義敵對的勢力試圖將某些發展社會主義中的國家轉向資本主義時，不但是對那個國家造成了問題，而且還是對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造成了問題。」[176]

波蘭街上正在排隊買日用品的人們。因消費產品短缺而造成商店前的大排長龍，是當時鐵幕國家常見的場景

事實上，在布里茲尼夫主義出現的這個時期，鐵幕下的國家包括蘇聯在內都已經陷入嚴重的經濟停滯，如波蘭、匈牙利、東德等國家在生活水平和經濟發展上都已經開始明顯落後於西德和其他西歐國家[181]。在這個階段開始明顯浮現的經濟停滯，也使得布里茲尼夫時代被稱為「停滯時代」。隨着經濟體的擴張和變動，莫斯科的經濟計劃官僚開始被排山倒海而來的經濟計算、決策問題所壓倒。共產國家的官僚體制使得進行決策必需的重要經濟資訊不能有效地傳遞，連帶使得企業層次的勞動力和資源分配、創新、消費者服務和供給無法有效進行[182]。

在鐵幕下生活的人民則經歷越來越嚴重的消費者用品短缺，一般人民平日花費大量時間在公營的福利社前排隊等待購買所需食品和產品，包括基本的生活用品例如衛生紙都會短缺[183]。身為石油和各種資源輸出國的蘇聯儘管在1973年的石油危機中獲得大量硬通貨的收入，然而在危機之後蘇聯卻出現了比日本、西歐和美國更為明顯的經濟衰退。在實際上，導致蘇聯經濟停滯的最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其內部體制的問題而非外部影響[184]。

第三世界衝突

越戰、贖罪日戰爭、1973年智利政變和南非邊境戰爭

儘管對鐵幕內的國家影響有限，美國繼續支援與其友好的第三世界政權作為防止蘇聯影響力擴張的途徑，並且對那些他們認為有可能受到共產主義奪權的國家進行政治、經濟、或軍事上的干預。在1965年林登·莊臣派遣22000人的軍隊佔領多米尼加共和國一年，以避免類似古巴的革命出現[15]，在之後1966年的選舉中，保守派的華金·巴拉格爾當選總統，杜絕了共產黨人上台的機會。而在印尼，蘇哈圖藉由930事件從蘇加諾手中奪權，過程中殺害了大約五十萬名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份子和其他親共人士。儘管美國在政變中拒絕支援蘇哈圖軍火[185]，在他執政後仍因為他的反共立場而對他表示支援，不過蘇哈圖在正式上仍會一直維持蘇加諾的不結盟運動立場。

越戰中一名剛派抵越南峴港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1965年8月3日

南越的吳廷琰政府與北越、越共游擊隊之間的衝突也越演越烈，最後成為了越戰的開端。莊臣總統派遣美軍進駐南越、支援越南共和國軍（南越軍），最後達到了575,000人。越南人民軍（北越軍）從蘇聯和中國取得各種戰爭的物資和技術援助，蘇聯派遣15,000名軍事顧問前往北越，並且向其提供了價值$4.5億美元的軍火，而中國則派遣了320,000人和價值$1.8億美元的軍火[186]。

儘管美軍在軍事上持續對北越佔有壓倒性優勢，並且也不斷獲得戰術上的勝利，然而由於莊臣的政策失誤和美國國內反戰情緒的增長，加上美軍受到不能對北越領土做直接進攻的限制而無法取得關鍵性勝利，使得美國民眾對於越戰的信心逐年遽減，最後導致美國決策者決定從南越撤兵[187]。美軍撤軍後不久，北越發動了1975年春季攻勢，全面攻下了南越，最後於4月30日佔領其首都西貢，也使得美國曾在此地投入的軍力和犧牲以失敗告終。越戰的失敗成為美國在冷戰中的最低點之一，蘇聯的KGB也運用世界各地的宣傳網絡和特務藉着越戰而生的反戰及和平運動對美國在國際上的聲譽進行了全面的攻勢[68]。

在越戰中，北越軍入侵了柬埔寨以建立通往南越的兵力和物資運輸網（胡志明小徑），在其後的柬埔寨內戰中，柬埔寨共產黨總書記波布率領的赤柬共產黨推翻了龍諾，建立了紅色高棉。冷戰後解密的蘇聯檔案顯示，北越在1970年入侵柬埔寨的舉動，是為了響應赤柬的發起內戰的攻勢[188]。美軍和南越軍因此進行了對柬埔寨的轟炸和地面攻勢[189]，但並沒有成功阻止赤柬於1975年奪取政權。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民主柬埔寨造成了估計約1-3百萬的人民死於其暴政和大屠殺[190][191][192]，被稱為是冷戰時期最冷血的一場種族滅絕[193]。

在智利，社會主義的薩爾瓦多·阿連德贏得了1970年的總統選舉，成為美洲第一位透過民選而非革命當上總統的馬克思主義者[194]。在美國中情局的支援下，奧古斯圖·皮諾契特將軍在1973年9月11日發動了智利政變，取代阿連德並建立了軍政府，同時監禁、處決了支援阿連德的大量共產黨人。皮諾契特不但撤銷了阿連德的共產主義經濟政策，同時採取了自由市場的路線，形成了後來被稱為智利奇蹟的經濟成長。

在尼克遜和福特任期擔任國務卿和國家安全顧問的亨利·基辛格是冷戰中的重要人物（1969-1977）

中東也持續是冷戰雙方爭議的焦點之一。埃及從蘇聯那裏獲得了大量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但兩方的合作關係卻相當的不平和，蘇聯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和埃以消耗戰爭中都以軍事顧問、飛機、飛行員支援埃及，以對抗美國支援的以色列[195]。儘管埃及的新總統穆罕默德·艾爾·沙達特在1972年開始由親蘇轉向親美[196]，在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中當美國得知蘇聯可能會介入以幫助埃及的傳聞時，便毫不猶豫的大規模投入支援以色列[197]。除了埃及以外，蘇聯也與共產主義的南也門保持密切關係，還有親蘇的阿爾及利亞和伊朗等國[196]。另外在數十年的以巴衝突中，蘇聯也不斷地透過間接管道向亞西爾·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提供金援[198]。

在非洲，索馬里軍官穆罕默德·西亞德·巴雷在1969年發動了政變，創建了社會主義政權，並且獲得蘇聯的支援。在四年之後，親美的伊索匹亞國王海爾·塞拉西一世也被親蘇聯的海爾·馬里亞姆·門格斯圖等軍官推翻，並且建立與古巴和蘇聯的密切關係[199]。然而後來索馬里和埃塞俄比亞兩國間在1977-1978年爆發歐加登戰爭，卡特政府則對此衝突持中立態度[200]。而經過了長期獨立戰爭脫離葡萄牙殖民統治的安哥拉，則在1975年爆發安哥拉內戰，由蘇聯和古巴支援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安人運）對抗美國和南非支援的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安盟）。由於古巴和蘇聯的軍事支援，安人運最後贏得了內戰[199]。

中美和解

由於中蘇分裂的影響，中蘇邊界衝突在1969年達到最緊張的階段，美國總統李察·尼克遜決定利用此時機來改變冷戰中的平衡[201]，而中國也在同時希望從美國那裏得到制衡蘇聯的優勢。

在1972年2月，尼克遜宣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新展開邦交[202]，並且前往北京拜訪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和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同一時間，蘇聯已經在核武器威嚇實力上追上了美國，而同時越戰的挫折則大幅打擊了美國在第三世界的影響力和在西歐的聲望[203]。儘管美蘇之間非直接的衝突在這段時期仍然存在，兩國間的直接衝突態勢已經開始有減緩跡象[121]。但由於尼克遜任內發生了水門事件導致了尼克遜下台，之後的福特總統一直在忙於處理內部事務，所以兩國遲遲未建交，直到占美·卡特當選總統後中美兩國才於1979年建交並且與中華民國斷交，終止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裁撤了美軍協防台灣司令部（USTDC）及駐台美軍顧問團（MAAG），駐台美軍也隨之撤離台灣，美國中情局也在1972年停止援助四水六崗衛教軍，而中國方面也在1979年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到期後未再續簽，並在1980年停止了對東南亞和拉丁美洲各國共產黨的援助。中美兩國關係緩和導致冷戰局勢開始發生變化，中蘇兩國關係全面凍結，而中美兩國關係則持續升溫，並且兩國在越南和阿富汗分別出手打擊親蘇勢力。

尼克遜、布里茲尼夫、緩和政策

列昂尼德·布里茲尼夫和占美·卡特一同簽訂第二輪的戰略武器限制談判，維也納，1979年6月18日

在尼克遜造訪中國以後，他也和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布里茲尼夫在莫斯科會談[204]。兩人協議達成的戰略武器限制談判包含了兩個主要的核武限制條約：第一個是限制兩國核武器數量的SALT I[205]、第二個是禁止兩方進一步發展可以攔截對方彈道導彈技術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此談判的目的是為了要減少兩國在發展核武和反彈道導彈技術上所耗費的龐大成本[73]。

尼克遜和布里茲尼夫兩人宣佈兩國進入了一個「和平共處」的新時代，並且以「緩和政策」來描述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緩和局勢。在當時，大量軍備開銷對於蘇聯經濟造成龐大的負擔，也成為蘇聯經濟停滯的原因之一[15]。在1972年至1974年之間，兩國決議增加互相的經濟往來和貿易量[15]。尼克遜認為緩和政策取代了之前冷戰中兩方的敵對態勢，讓兩國可以和平共處[204]。

而在同時，西德總理威利·布蘭特則提出了東方政策[179]，希望以此平和與東德之間的關係。其他類似的和平條約也在這個時段簽訂，包括了赫爾辛基協議和1975年的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206]。1975年7月，美國和蘇聯透過阿波羅-聯盟測試計劃將雙方的宇宙航天器在外太空對接，象徵着雙方結束太空競賽。

1970年代末的關係惡化

在1970年代，由尤里·安德羅波夫領導的KGB持續的迫害知名的蘇聯政治異議人士，包括了當時大力批評蘇聯領導人的亞歷山大·索贊尼辛和安德烈·薩哈羅夫等[207]。非直接的衝突在這個時期繼續的在第三世界進行，尤其是在中東、智利、埃塞俄比亞、和安哥拉等地[208]。

占美·卡特試圖在1979年第二波的戰略武器限制談判中進一步的限制核武數量[209]，然而這次限武會因為當年的其他大事而遭到阻撓，包括了伊朗伊斯蘭革命，以及KGB支援的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在尼加拉瓜成功發動革命推翻了美國支援的政權。同時，蘇聯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導致了美蘇關係的立即惡化，使得進一步的核武限制談判全部停滯[15]。

新冷戰 (1979－1985年)

「新冷戰」一詞指的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開始冷戰的劇烈升溫，在這個時期，美蘇集團雙方的軍事對峙變得更加的明顯[11]。在這個時期，美國政府的冷戰政策由於列根的上台而大為轉變，從原本的圍堵、緩和轉變為明確的對抗[210]，列根的目標不只是要美國在冷戰中持平，而是要取得勝利。不過，此階段衝突的劇烈，在短短幾年內便造成了整個冷戰局勢的大幅轉變[211]。

蘇聯入侵阿富汗

列根總統公開表示對於阿富汗反共聖戰者的支援，並且在白宮會見他們。1983年

在1978年4月，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發動政變奪取政權，在幾個月內，反對其統治的眾多勢力在阿富汗東邊區域發起了反抗活動，衝突很快便升級為內戰，由聖戰者形成的游擊隊對抗政府的軍隊。巴基斯坦政府私下提供游擊隊眾多的訓練場所，而蘇聯則派遣數千名軍事顧問支援人民民主黨政府[212]。到了1979年中，美國已經開始隱密的支援聖戰部隊[213]。

在1979年9月，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總書記努爾·穆罕默德·塔拉基在黨內政變中遭到部長會議主席哈菲佐拉·阿明暗殺和奪權，然而蘇聯對阿明並不信任，於是在1979年12月以特種部隊暗殺了他。由蘇聯主導的巴布拉克·卡爾邁勒則在空檔時期擔任總書記，同時蘇聯軍隊開始大量湧入阿富汗以穩定局勢，儘管他們一開始沒有打算要進行長期的戰爭。然而阿富汗的內戰卻沒有因為蘇聯的介入而停止，聖戰者在接下來幾年內繼續與阿富汗政府軍和蘇聯進行游擊戰爭[214]。

卡特對蘇聯入侵阿富汗的回應則是立刻停止了戰略武器限制談判，並且對蘇聯施加穀物和科技產品的禁運，同時大幅增加美國的軍事支出，還聯合其他西方國家抵制了1980年的奧運。他宣稱蘇聯是「二戰以來對和平最嚴重的威脅」[215]。

列根、戴卓爾、推回

美國陸軍遊騎兵在緊急狂暴行動中空降入侵格林納達，1983年10月25日。列根的外交政策強調以對蘇聯的強硬攻勢來尋求冷戰的勝利

早在他成為美國總統前四年的1977年1月，朗奴·列根便在一次私人對話中透漏他對冷戰的看法：「或許有人會說這過於簡化問題，但在我心目中美國對蘇聯的政策很簡單，那就是，我們要贏得勝利，讓他們失敗。你覺得這樣如何？」[216]。在198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列根擊敗了卡特，承諾將大筆增加軍事預算，並且以強硬態度在全世界對蘇聯發起攻勢[217]。列根和同時期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都高調批判蘇聯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列根還著名的稱蘇聯為「邪惡帝國」，並且預言共產主義將會很快被「丟進歷史的塵埃之中」[218]。

當時西方對蘇聯的主流看法是，蘇聯新的一批世代即將來臨，而西方世界必然要跟他們合作。但列根則主張蘇聯正處於嚴重的經濟危機，他打算藉由切斷蘇聯與西方的貿易和科技交流來使這種危機加大。到了1985年，列根的反共主義態勢形成了所謂的「列根主義」，不同於之前的圍堵政策只注重於防堵其他國家轉變為共產主義，列根的策略是要積極的推翻現有的共產主義政府[219]。除了延續卡特執政最後一兩年的政策，繼續支援反蘇聯的阿富汗聖戰士以外，列根政府也透過中情局，在蘇聯控制下中亞地區的穆斯林多數國家支援反蘇聯的伊斯蘭政治團體[220]，除此之外，中情局還支援反共的巴基斯坦情報單位訓練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對蘇聯發動一場聖戰[220]。

列根和戴卓爾夫人於大衛營商討事務。兩人的上台代表了英美兩國對蘇聯強硬派的登場

列根主義的積極反共也將冷戰中很早便被提出但卻沒有任何前任總統徹底實行的「推回」戰略重新擺上枱面，推回指的是透過強硬的態勢和政策達成政權更替。推回戰略在韓戰和1961年的古巴入侵中被局部的嘗試但以失敗告終，在列根之前，1953年的東德起義和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曾經使美國政府考慮推回，但最後都因為擔心引發核戰而作罷[221]。1983年美國入侵格林納達將馬克思主義政變形成的政權推翻，成為推回戰略最著名的例子[222]，同時也讓莫斯科擔憂美國下一步會針對哪個國家進行推回[223]。

波蘭團結工會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1979年首次造訪鐵幕下的波蘭，受到數十萬天主教徒的歡迎，並且鼓舞了之後的反共運動

若望·保祿二世成為了反共主義的象徵人物，他在1979年拜訪了他的老家波蘭，引發了波蘭人民在宗教上和民族主義上的覺醒浪潮，他對波蘭的影響很可能是後來1981年他遭到刺殺未遂的原因之一[224]。

在波蘭統一工人黨統治下，計劃經濟造成的經濟匱乏、以及長期以來蘇聯式的高壓統治，種種背景造就了團結工會運動在1980年8月31日的誕生。由萊赫·華里沙領導的工人自行組成了第一個華沙公約國家中非共產黨控制的工會組織，將國內的各種反共勢力聯合起來，以抗議統一工人黨的專政[225]。在過程中，美國也透過私下管道提供了相當數量的金錢和其他援助給團結工會[226]。

團結工會對於波蘭統一工人黨和蘇聯影響下的共產專政形成空前挑戰，到1981年9月已經有了一千萬會員，等同波蘭工作人口的三分之一[227]。對此沃依施治·雅魯澤爾斯基在12月13日宣佈全國戒嚴，並大幅逮捕團結工會的支援者和領導人。在鐵幕以外的國際社會則譴責波蘭政府的行徑並聲援團結工會，列根並且對波蘭實施了經濟禁運[228]。在此同時，克里姆林宮的理論家米哈伊爾·安德列耶維奇·蘇斯洛夫則建議蘇聯領導人若是波蘭落入團結工會手中也不要進行干預，他擔心當時已經病入膏肓的蘇聯經濟會經不起美國報復性的經濟制裁[228]。

新一波的軍備競賽

美國和蘇聯的核武庫存量對比，1945-2023

在冷戰的這個階段，莫斯科已經花費25%的蘇聯全國生產總額在軍事用途上，而其消費者產品和民間的產業則停滯不前[229]。蘇聯花在軍備競賽和其他冷戰的活動如太空競賽上的開支對於已經問題重重的蘇聯經濟體製造成嚴重的負擔[230]，在布里茲尼夫統治的最後十年蘇聯經濟都處於停滯的狀態。

蘇聯在國防上的大量開支並不是全部花在軍事上的用途，很大一部分的資金其實是花在雇養蘇聯體制內龐大的名錄職官官僚，這些蘇共官僚在其各自的領域享受龐大的權力和特權生活[231]。蘇聯武裝力量在持有武器數量和種類上都成為世界第一，無論現役還是後備軍人的數量也都是世界第一，而其背後則有更為龐大的軍事工業複合體支援整支武裝力量[232]。

到了1980年代初，蘇聯已經建立了一個在數量上大幅超過美國的常備軍。然而，蘇聯和華沙軍隊在數量上的優勢卻無法呈現其質量上遠遠落後於西方的問題[233]。相較之下，越戰後的美國則吸收了之前的教訓，對美軍進行了各種大幅度的改革，到了1980年代已經轉變為全志願役的專業軍隊，同時額外注重部隊的訓練和科技水準，這些改變帶來的驚人成效在後來波斯灣戰爭裏對抗華沙裝備和戰術思想的伊拉克軍隊中完全展現出來[234]。在蘇聯入侵阿富汗後，卡特會開始大幅增加美國的軍事預算，而後繼的列根更是將擴軍作為主要的政策目標之一，將國防預算從1981年佔國民生產總值的5.3%增加到1986年的6.5%[235]，成為美國歷史上和平時代國防預算最高的時刻。

列根總統在白宮宣佈戰略防禦計劃的開始，1983年3月23日

雙方的軍備競賽在1980年代初期迅速的白熱化，列根重新啟動了之前被卡特取消的B-1槍騎兵戰略轟炸機計劃，同時開始生產LGM-118A和平守護者導彈以抗衡蘇聯生產的SS-18等擁有大量多目標重返大氣層載具的洲際彈道導彈[236]。同時美國也在歐洲開始部屬巡航導彈，並且開始了被媒體稱為「星際大戰」的戰略防禦計劃，宣稱將研發可以從太空擊落對方彈道導彈的技術[237]。隨着美蘇兩方的緊張局勢升溫，以及蘇聯在東歐部屬瞄準西歐的RSD-10中程彈道導彈，北約決定開始在西德等地部屬MGM-31潘興導彈[238]。潘興導彈的部屬，使得北約擁有可以在10分鐘就將核彈頭投射到莫斯科的能力[239]。

然而儘管列根的軍備擴張，蘇聯並沒有因此而進一步擴軍[240]，由於其本身已經龐大無比的軍事開銷，加上因為中央計劃而效率低落的製造產業和農業，蘇聯本身的經濟情況早已自岌岌可危[241]。而在此同時，沙地阿拉伯決定增加石油生產[242]，而其他非OPEC成員國也增加了石油產量[243]，這些因素導致了石油價格在1980年代跌落谷底，以石油輸出為主要收入來源的蘇聯也因此大受影響[229][241]。計劃經濟的失敗[244]、石油價格跌落、龐大的軍事開銷種種因素加起來，使得蘇聯經濟在1980年代形成了嚴重的停滯[241]

1980年代FEMA推估美蘇全面爆發核戰後美國的受創程度，深紅色代表的是最致命的輻射落塵區域，黃色則是較安全區域

在1983年9月1日，蘇聯空軍擊落了在庫頁島西海岸的大韓航空007號班機，導致機上269人全部罹難，乘客還包括美國眾議員拉利·麥唐諾，蘇聯因此遭到西方國家的一致譴責，並且列根稱此事件為一場「大屠殺」。列根也因此大幅度增加軍事佈署，直到後來他與戈巴卓夫達成和解共識為止[245]。北約在1983年11月為了模擬核武器釋放的1983年優秀射手演習則引發了蘇聯的空前反應，使得華約國家部隊的警戒程度大幅提升，蘇聯領導人還認為這可能是美國要發起第一擊核戰的前兆[246]。

在越戰之後，美國民眾對於軍事介入他國紛爭的策略有相當顧忌[247]，列根政府也因此強調以快速、低成本的反叛亂戰術來介入他國的衝突[247]。在1983年美國介入了黎巴嫩內戰、入侵格林納達、轟炸利比亞、支援尼加拉瓜的反共游擊隊[102]。雖然列根入侵格林納達和轟炸利比亞的舉動受到美國輿論支援，不過列根政府對於尼加拉瓜游擊隊的資金援助後來爆發成為了伊朗門事件[248]。

在此同時蘇聯則忙於應付自身的軍事行動，儘管布里茲尼夫入侵阿富汗時以為衝突會很快結束，然而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支援下阿富汗聖戰者猛烈的抵抗蘇聯的佔領[249]。蘇聯總共會投入將近100,000人的軍隊以防衛阿富汗的傀儡政權，使得許多觀察者稱阿富汗戰爭為「蘇聯的越戰」[249]，然而，阿富汗戰爭對蘇聯造成的打擊之大卻遠不是越戰可以比較的，因為當時整個蘇聯內部早已陷入經濟停滯和體制的衰敗問題。

列根是第一位曾公開主張共產主義將會垮台的美國總統，而早在1980年便有一名資深的美國國務院官員預言蘇聯體制的崩解，他認為蘇聯的對外侵略只不過是「反映出蘇聯體制的種種國內危機…就有如熵的減滅原理一般…蘇聯體制只不過是在燃燒自身而非維持其平衡。我們所看到的只不過是在其內部敗壞的同時對外部進行的動作。」[250][251]

尾聲（1985-1991）

戈巴卓夫和列根一同簽訂中程導彈條約，1987年

在多年的經濟停滯後，蘇聯黨內新一代的領導人開始浮現，這些年輕的黨員在相對開放的赫魯曉夫時期長大，許多人心中對於體制的改革都暗中抱着期望[252]。儘管歷史學家對其決定性仍抱持着不同的意見，一般都認為列根在1980年代初採取的強硬派策略和對蘇聯的各種攻勢大幅加快了蘇聯體制的崩壞，並且迫使蘇聯共產黨高層在經歷尤里·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的短暫任期後，選擇年輕的改革派來領導蘇聯，而非延續布里茲尼夫的路線[253]。

戈巴卓夫改革

在1985年，於蘇聯共產黨內相對年輕的戈巴卓夫成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218]，蘇聯的經濟已經陷入停滯，同時因為石油價格的跌落而導致貨幣收入的大減[254]，這些因素逼使戈巴卓夫尋求改革的方式來挽救蘇聯[254]。

改革剛開始階段的毫無成效使得戈巴卓夫決定擴大體制性的變動，他在1987年6月宣佈開始進行經濟改革[255]，放鬆對於生產配額的限制，並且允許私人擁有商業，同時開始開放外國的投資。戈巴卓夫希望以這些改革來將國內的資源從原本花在冷戰上的軍事開支轉移到民間產業上[255]。

儘管西方對他改革的誠意一剛開始抱持懷疑態度，戈巴卓夫不久便證明他是真心要改變蘇聯的路線以拯救惡化的經濟條件，而非要繼續與西方的軍備競賽[121][256]。戈巴卓夫同時實行了開放政策，允許部分新聞自由、減少對異議人士的迫害、同時增加政府機構的透明性[257]。開放政策的目標是為了改善共產黨高層的腐敗現象、同時減少中央委員會濫用權力[258]。開放政策同時也增加了蘇聯人民與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的接觸，加速了兩國之間的緩和政策[259]。

關係解凍

中程導彈條約、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和最終解決德國問題條約

1987年6月12日，列根訪問西柏林時在勃蘭登堡門前發表演說：「戈巴卓夫先生，推倒這堵牆！」

列根對戈巴卓夫釋放出的軍事和經濟讓步也以善意回應，答應將重新啟動經濟上的合作討論，並且減少軍備競賽的規模[260]。兩人首先在1985年11月於瑞士日內瓦見面[260]，在僅有一名口譯員參與的私人會談中，兩人一致同意將兩國的核武庫存遽減50%[261]。兩人第二次的會談在冰島的雷克雅未克舉行，會中兩人在大多數議題上都達成共識，直到戈巴卓夫談到希望美國終止戰略防禦計劃時，列根對此拒絕[262]。接着在1987年的第三次會談中，兩人達成協議，簽下了中程導彈條約，將所有帶有核武彈頭、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間的中程地基彈道導彈都給淘汰[263]。

東西方的衝突在1985年之後迅速的降溫，並且在1989年莫斯科的一場會議中，由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卓夫和美國總統佐治·夏拔·沃克·布殊簽下了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264]。到了1990年，蘇聯發現自身對於其他東方集團國家在石油和天然氣的補給加上駐軍的耗費形成了龐大的經濟負擔[265]，除此之外，由於與西方世界的關係改善，也不需要再以這些國家作為緩衝區，也因此蘇聯宣佈了辛納屈主義，承諾他們將不會再以武力干預東歐各盟國的內政[266]。

在1989年蘇聯從阿富汗全面撤軍[267]。而在見識到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後果後[268]，戈巴卓夫於1990年同意了讓德國統一[265]。在1989年12月3日，由於冷戰的緩和，佐治·夏拔·沃克·布殊在馬耳他的一場會談上宣稱冷戰已經結束了[269]，在隔年蘇聯還在波斯灣戰爭中小規模協助美國對抗伊拉克[270]。

東歐劇變和波羅的海之路

柏林圍牆的倒塌，1989年

到了1989年，蘇聯的聯盟體系已經到達崩潰的邊緣，由於蘇聯本身改革，而又撤去了原本對其衛星國的軍事支援，華沙公約的共產黨領導人開始面臨政治正當性的危機[267]，團結工會等反抗運動迅速的在東歐國家中獲得廣泛人民支援而形成大趨勢。在1989年，波蘭和匈牙利的共產黨政府首先被迫開放民主的選舉。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東歐，大型的示威抗議則淹沒了共產黨領導人的鎮壓部隊。在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共產黨政權也相繼垮台，其中羅馬尼亞革命則是除南斯拉夫以外唯一以流血形式完成的政權更替[271]。東歐的改變是如此的劇烈，美國政府甚至開始擔心區域的穩定性，例如國務卿占士·貝克便說美國政府不會阻擋蘇聯在幫助民主派的前提下介入羅馬尼亞以減少流血[272]。1989年11月柏林圍牆的倒塌成了東歐民主浪潮的最高點，象徵了共產主義在整個歐洲大陸的全面瓦解，同時也結束了鐵幕對歐洲的分化。1989年的民主浪潮席捲整個歐洲大陸，推翻了所有蘇聯式的共產主義政府，（包括波蘭、匈牙利、東德、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273]。1990年兩德統一後，以蘇聯為首的華約組織陷入癱瘓，一年後華約組織宣告解散，而以蘇聯為首的經互會也在1991年6月宣告解散。

而在蘇聯內部，改革開放則弱化了蘇聯本身與其邦聯國的連結[266]，在1990年2月，隨着蘇聯本身的解體，蘇聯共產黨被迫交出獨佔了73年的國家權力[274]。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新聞和言論自由，加上原本就已經醞釀多年的民族自決意識，也使得蘇聯其下的眾多加盟國一一脫離莫斯科而去，波羅的海三國則完全脫離了蘇聯，最終蘇聯政府於1991年9月6日正式承認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275]。

八月政變和蘇聯解體

剛開始戈巴卓夫對待東歐的鬆軟態度並沒有延伸到蘇聯本身，同時蘇聯駐軍也在追求革命的波羅的海三國產生了零星的暴力衝突事件[276]。然而，政治局勢的變動之快，使得蘇聯共產黨和軍隊內部的保守派對戈巴卓夫的不滿不斷增加，最後在1991年8月發動了八月政變，企圖推翻戈巴卓夫並重新建立威權的中央政府[277]。

八月政變並沒有達成政變者預期的目標，反而引起莫斯科人民的集體反抗，並且在鮑里斯·葉利欽領導下迅速的被擊敗[278]。政變的結果也畫下了蘇聯的終止符，連俄羅斯都威脅要從已經是空架子的蘇聯邦聯裏脫離。1991年11月6日，葉利欽簽署總統令，停止蘇聯共產黨在俄羅斯境內的活動，標誌着蘇共失去執政黨地位。1991年12月8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舒什克維奇以及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在白俄羅斯境內的比亞沃維耶扎原始森林內簽署別洛韋日協議，宣佈三國退出蘇聯，並成立一個類似英聯邦的組織取代蘇聯。最後在1991年12月21日，剩下的邦聯國一起成立了獨立國家聯合體，與蘇聯不同的是，俄羅斯領導人稱新的國協的目的只是為了要讓蘇聯加盟共和國可以進行一次「文明的離婚」，同時新的架構也只是一個鬆散的組織，成員國擁有各自的主權[279]。1991年12月25日，戈巴卓夫宣佈辭去蘇聯總統一職，蘇聯最高蘇維埃亦在第二天宣佈蘇聯停止存在，世界自此進入後冷戰時代。

影響

冷戰結束後國界的變化。德國統一後，1991年隨着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解體，先後出現了23個新獨立的主權國家，捷克斯洛伐克也分為兩個主權國家，捷克和斯洛伐克

蘇聯解體後在某些地區的權力真空也引發新的種族和政治衝突。圖為南斯拉夫內戰中遭坦克砲火擊中起火的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國會大樓

軍事支出

冷戰後，俄羅斯大幅度的減少了其軍事開支，同時前蘇聯下的眾多國家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也造成了不少挫折和數百萬人的失業[280]，資本主義改革過程中引發的經濟衰退甚至還比美國在經濟大恐慌中的衰退還要嚴重[281]。俄羅斯經濟在1990年代經歷了一波衰退，直接導致俄羅斯政府於1998年宣佈無法按時償還國債外加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引發了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而俄羅斯經濟直到2000年後國際油價上漲才得以恢復增長，但俄羅斯政府一直到2017年才償還了所有蘇聯時期的遺留外債。由於俄羅斯軍隊在1994年第一次車臣戰爭中糟糕的表現以及橫跨整個1990年代的經濟衰退，俄羅斯聯邦首任總統葉利欽在1999年底辭職時僅剩2%的支援率。冷戰後由於西方各國未有在政治及經濟協助蘇聯的繼承國俄羅斯轉型，北約在這段時間裏大力東擴，將眾多前東方集團國家收納進北約，導致美俄關係及俄歐關係無法改善，且北約意圖納入獨聯體國家，間接導致了2008年的俄格戰爭、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以及2022年的俄烏戰爭。

冷戰所留下的影響在現代國際局勢上持續存在[11]。蘇聯解體後，世界成為由美國擔任超級大國領導者的一元世界[282][283][284]。冷戰也定義了美國在二戰後的政治角色，到1989年時美國已經與50個國家結盟，並且在世界各地有526,000人規模的海外駐兵[285]，其中326,000人在歐洲[286]，而130,000人在亞洲（大多為駐日美軍和駐韓美軍）[285]。

冷戰同時也是和平時期軍事工業複合體發展的高峰期，同時冷戰中的軍事預算也有大規模的投注在科學的發展上[287]。這種軍工複合體雖然早在19世紀時便已經存在，但在冷戰時成長得最為明顯，並且在20世紀對參與各國的社會、政策、和外交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288]。

美國在冷戰年代總共花費了約8兆美元的資金在軍事開支上，總共有將近100,000美國人在韓戰和越戰中喪失生命[289]。而在冷戰中喪失生命的蘇聯人總數較難估計，在開支上蘇聯的國防預算對比其國民生產總值則比美國要高出很多[290]。除了兩方在戰場上的軍事傷亡外，在冷戰過程中數百萬人在世界各地「代理國」的戰爭中陸續喪失性命，尤其是在東南亞[291]。

歐洲大部分國家在冷戰結束後陸續廢除徵兵制，改為募兵制。曾經僅有芬蘭、瑞士、塞浦路斯等少數歐洲國家還在沿用徵兵制，但是在俄羅斯於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後，立陶宛和瑞典先後恢復徵兵制[292]。

政治影響

冷戰後續的影響至今仍沒有辦法輕易消除，在第三世界，許多在冷戰中被激起的經濟和社會上的爭議至今仍沒有平息[11]。而在共產黨政府垮台後，有些地區則因為中央權威消失而出現了新的種族和政治衝突，尤其是前南斯拉夫[11]。在東歐，冷戰的結束使得大量國家開始了一段長時間的繁榮經濟成長，尤其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波羅的海國家，在十幾年內便從前鐵幕經濟進入了發達國家行列。蘇聯解體造就了大量新的自由民主制國家，使得數千萬的人民重享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權利。另一方面，索馬里、阿富汗等國家則在脫離強權獨立之後成為了失敗國家[11]。冷戰在東亞造成的台海問題和朝鮮半島分裂問題至今仍然存在，且後者2003年北韓核試驗後不斷在升溫，蘇聯解體後的美俄關係也因美國容許東歐國家加入歐盟和北約成為西方陣營一員，被認為不斷對俄羅斯的打壓而無法改善。加入了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國家裏僅有少數位於東歐和高加索地區的國家成為民主國家，而大多數前蘇聯國家如白俄羅斯、哈薩克、土庫曼、塔吉克、烏茲別克、阿塞拜疆等國至今依舊處於威權甚至是極權統治之下。不過這些國家採取平衡的獨立外交，一方面希望擺脫俄羅斯的控制，另一方面在地緣政治上維持美中俄的勢力平衡。

另外，冷戰後期的緩和也影響部份採取高壓統治和以軍人主政的美國盟友，使這些國家或地區也開始先後出現民主化的現象，如西班牙、葡萄牙、希臘、中華民國、大韓民國、智利、阿根廷和巴西等國。但相關國家在美國容許的高壓統治下，陸續出現轉型正義的訴求，而民主化的政府一方面與美國保持密切關係，但亦開始轉為更獨立的外交政策。

國家分裂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冷戰結束，數個單一國家因為冷戰期間的東西方意識形態衝突而發生分裂，其中大部分國家在冷戰中或結束後實現統一，但仍有少部分國家處於分裂狀態。

分裂前統一政權 分裂後採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政權 分裂後採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政權 分裂原因 分裂期間所爆發的衝突 現今狀態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意圖和平解決兩黨在第一次國共內戰與抗日戰爭期間所產生的實質分裂狀態，進行政治協商會議並簽訂雙十協定，然最終談判破裂，雙方爆發第二次國共內戰，最終以中國共產黨實際控制中國大陸並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階段性告終，中國國民黨及執政的南京國民政府遷至台灣地區。 第二次國共內戰

台灣海峽危機 尚未統一

（詳見海峽兩岸關係與台灣問題）

Flag of the People's Committee of Korea.svg 朝鮮人民共和國

Flag of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svg 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名義上）

美國蘇聯

盟軍託管北韓（實際上）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大韓民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與美國以北緯38°線為界分別佔領日佔北韓。美佔區在聯合國韓國問題臨時委員會的監督下選舉出了第一屆韓國政府，蘇占區隨後也成立政府；南北雙方均自認為是朝鮮半島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時對整個朝鮮半島聲稱擁有主權，拒絕承認以北緯38度線劃分的蘇美對日受降分界線為兩國邊界；在1949年，蘇、美佔領軍先後撤軍，分別將各自佔領區移交給北、南政府。 韓戰

尚未統一（詳見朝韓關係）

盟軍佔領下的德國 東德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西德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與西方三國佔領區合併的柏林 西柏林 1945年5月8日納粹德國向盟軍宣告無條件投降後，被盟軍分別軍事佔領的德國。盟軍將德國分為四個佔領區，分別歸美、蘇、英、法四國管制，並實施民主化、去軍事化和去納粹化。最初盟軍曾計劃透過盟國管制理事會統一對德國進行管理，但1946到1947年間美英法和蘇聯關係發生了破裂。1949年5月23日由美、英、法佔領區合併成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即「西德」，同年10月7日蘇聯佔領區則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即「東德」。至此，盟軍對德國的軍事佔領宣告結束，而德國則分裂成兩個國家， 柏林危機 已經統一

現今政權： 德國

（詳見兩德統一）

 法屬印度支那

（越南共和國 越南國） 越南民主共和國 越南共和國 因法屬印度支那解體，日內瓦會議決定以一七線劃分南北越南。法越戰爭

越南戰爭 已經統一

現今政權： 越南

（詳見越南戰爭）

 法屬印度支那

（老撾 老撾王國） 老撾 巴特寮 老撾 老撾王國 法越戰爭 已經統一

現今政權： 老撾

（詳見老撾內戰）

Flag of Cambodia.svg 柬埔寨王國 柬埔寨 紅色高棉 柬埔寨 高棉共和國 柬埔寨內戰 已經統一

現今政權： 柬埔寨

（詳見柬埔寨內戰）

Flag of the Federation of South Arabia.svg 南阿拉伯聯邦

Flag of Aden (1937–1963).svg 南阿拉伯保護國 也門民主人民共和國 也門民主人民共和國 阿拉伯也門共和國 阿拉伯也門共和國 已經統一

現今政權： 也門

（詳見也門統一）

史學

在「冷戰」一詞因蘇聯和美國的戰後對立出現之後，對冷戰的研究包括了其根源、發展、和衝突細節等等，都成為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及記者之間爭論的主題[293]。歷史學家對於是哪方應該對戰後的美蘇關係惡化負起責任仍然有主要爭議，同時兩大強權的衝突是否可以在某年或某處避免也是討論的焦點[11]。

儘管在學界對於冷戰起源地討論相當複雜而多元，主要的歷史觀可以被分為三個主要的學派，這三個用以研究冷戰的歷史學觀點分別為：正統理論（orthodox）、修正主義理論（revisionism）、以及後修正主義（post-revisionism）[287]。

正統理論將發動冷戰的責任歸咎於蘇聯，認為蘇聯在二戰結束時於東歐的擴張是導致冷戰的主因[287]。修正主義則強調美國也應該對戰後衝突的爆發負起責任，認為美國在二戰結束前便已開始主動的孤立和對立蘇聯[287]。後修正主義則認為冷戰的起因更為複雜，並且強調以更平衡的角度分析冷戰究竟發生了什麼事[287]。大多數與冷戰有關的歷史學著作都是以三個學派中的其中兩個或全部三個學派作為解釋的框架[33]，儘管純粹修正主義的解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拋棄[294]。

流行文化

美國政府製作的「臥倒並掩護」宣導電影

冷戰對期間數十年的大眾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尤其是核子戰爭和間諜戰等題材，都一直在音樂、電影、小說、電視劇和其他媒體中出現。由於蘇聯體制在文化上的審查，官方的宣傳和文化機構往往以誇大現況的穩定與和平作為一貫題材[295]，也因此蘇聯文化對冷戰的描寫並沒有如美國一般注重核戰的危險和兩大勢力的對立。而另一方面，美國大眾文化則對於冷戰中的眾多事件，包括紅色恐慌、美蘇的間諜活動、越戰、和核戰爭等題材上產生大量的文化產品。許多作品是以冷戰直接作為背景，其他人則以冷戰中的人事物作為架空的靈感來源。

除此之外，冷戰中的雙方也利用各種媒體作為宣傳媒介。1951年美國政府製作的知名影片《臥倒並掩護》便企圖宣導民防的概念，教導民眾如何應對原子彈的攻擊。美國國務院還試着以自由奔放而隨興的爵士樂作為展現美國民主文化的方式，在1956年開始定期到蘇聯巡迴表演直到1970年代[296]。除此之外，搖滾樂也對成為美國對蘇聯心戰的途徑之一，從自由歐洲電台、美國之音等電台向東歐播放的搖滾樂成為鐵幕下年輕世代嚮往西方文化和自由的抒發媒介[297]。

芭蕾舞也成為美蘇兩國在藝術舞台上競爭的主要場合之一，兩方都對彼此的國家芭蕾舞團提供了大量的資源，企圖以芭蕾舞來「贏得民心」。除了芭蕾以外，兩國還在各種棋藝、數學比賽以及逐屆的奧運上不斷較量[298]，也加深了國際上兩國競爭的表象。此外，冷戰也被用來比喻人與人之間緊張與對峙的關係。[299]

《使命召喚：黑色行動》是2010年由Treyarch製作並由美國動視發售的一款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300]。劇情設定為冷戰時期，拍攝地點有越南、香港、古巴、蘇聯、美國和烏拉山脈。

參考文獻

引用

 Kort, Michael. The Columbia Guide to the Cold Wa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3.

 Geiger, Till. Britain and the Economic Problem of the Cold War. Ashgate Publishing. 2004: 7.

 Orwell, George, The Observer, 1946-03-10 , https://theguardian.newspapers.com/image/257765290/?terms=George%20Orwell&match=1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Gaddis 2005，第54頁

 'Bernard Baruch coins the term "Cold War"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history.com, 1947-04-16. Retrieved on 2008-07-02.

 Strobe Talbott: The Great Experiment: The Story of Ancient Empires, Modern States, and the Quest for a Global Nation (2009) p.441 n.3.

 Gaddis 1990，第57頁

 Palmieri 1989，第62頁

 Tucker 1992，第46頁

 Tucker 1992，第47–8頁

 Halliday 2001，第2e頁

 Tucker 1992，第74頁

 Tucker 1992，第75頁

 Tucker 1992，第98頁

 LaFeber 1991，第194–197頁

 Tim Tzouliadis. The Forsaken. The Penguin Press. 2008. ISBN 978-1-59420-168-4.

 Heller, 2006, p. 19.

 George C. Herring Jr., Aid to Russia, 1941–1946: Strategy, Diplomacy,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Weeks 2004, p. 107.

 Gaddis 1990，第151–153頁

 Gaddis 2005，第13–23頁

 Gaddis 1990，第156頁

 Gaddis 2005，第7頁

 Gaddis 1990，第176頁

 Max Frankel, "Stalin's Shadow," New York Times 2012-11-21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reviewing Anne Applebaum, Iron Curtain: The Crushing of Eastern Europe, 1944–1956 (2012), p. 7-9.

 Heller, 2006, p. 27.

 Plokhy 2010

 Gaddis 2005，第21頁

 Zubok 1996，第94頁

 Gaddis 2005，第22頁

 Bourantonis 1996，第130頁

 Garthoff 1994，第401頁

 Byrd, Peter. Cold War (entire chapter). McLean, Iain; McMillan, Alistair (編).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008-06-16]. ISBN 0-19-280276-3.

 Alan Wood, p. 62

 Gaddis 2005，第25–26頁

 LaFeber 2002，第28頁

 Roberts 2006，第43頁

 Wettig 2008，第21頁

 Senn, Alfred Erich, Lithuania 1940 : revolution from above, Amsterdam, New York, Rodopi, 2007 ISBN 978-90-420-2225-6

 Roberts 2006，第55頁

 Shirer 1990，第794頁

 Schmitz, David F. Cold War (1945–91): Causes [entire chapter]. Whiteclay Chambers, John (編).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Military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008-06-16]. ISBN 0-19-507198-0.[失效連結]

 Wettig 2008，第96–100頁

 van Dijk, Ruud, Encyclopedia of the Cold War, Volume 1, p. 200. Taylor & Francis, 2008. ISBN 978-0-415-97515-5

 Grenville 2005，第370–71頁

 Cook 2001，第17頁

 Black et al. 2000，第63頁

 Roht-Arriaza 1995，第83頁

 Gaddis 2005，第34頁

 Gaddis 2005，第100頁

 Gaddis 2005，第40頁

 Fenton, Ben. "The secret strategy to launch attack on Red Army", telegraph.co.uk, 1998-10-01. Retrieved 2008-07-23.

 Schecter 2003，第152–154頁

 Kydd 2005，第107頁

 Gaddis 2005，第30頁

 Morgan, Curtis F. Southern Partnership: James F. Byrnes, Lucius D. Clay and Germany, 1945–1947. James F. Byrnes Institute. [2008-06-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7-05）.

 Gaddis 2005，第94頁

 Harriman, Pamela C. Churchill and ... Politics: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Iron Curtain Speech. Winston Churchill Centre. Winter 1987–1988 [2008-06-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10-15）.

 Gaddis 2005，第32頁

 Carabott & Sfikas 2004，第66頁

 Gaddis 2005，第27頁

 Gaddis 2005，第28–29頁

 Gaddis 2005，第38頁

 Hahn 1993，第6頁

 Higgs 2006，第137頁

 Moschonas & Elliott 2002，第21頁

 Andrew, Christopher; Mitrokhin, Vasili. The Sword and the Shield: The Mitrokhin Archiv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KGB. Basic Books. 2000: 276.

 Richard Felix Staar,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Soviet Union, Hoover Press, 1991, ISBN 978-0-8179-9102-9, pp.79-88. [2013-05-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5-28）.

 Crocker, Hampson & Aall 2007，第55頁

 Miller 2000，第16頁

 Gaddis 1990，第186頁

 Pas de Pagaille!. Time. 1947-07-28 [2008-05-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8-28）.

 Karabell 1999，第916頁

 Gaddis 2005，第105–106頁

 Wettig 2008，第86頁

 Patterson 1997，第132頁

 Miller 2000，第19頁

 Gaddis 2005，第162頁

 Cowley 1996，第157頁

 Miller 2000，第13頁

 Miller 2000，第18頁

 Miller 2000，第31頁

 Gaddis 2005，第33頁

 Miller 2000，第65–70頁

 Turner, Henry Ashby, The Two Germanies Since 1945: East and Wes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ISBN 978-0-300-03865-1, page 29

 Fritsch-Bournazel, Renata, Confronting the German Question: Germans on the East-West Divide, Berg Publishers, 1990, ISBN 978-0-85496-684-4, page 143

 Miller 2000，第26頁

 Miller 2000，第180–81頁

 Van Dijk, Rudd. The 1952 Stalin Note Debate: Myth or Missed Opportunity for German Reunification?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14, May 1996.

 Turner 1987，第23頁

 Trizonia. Encyclopydia Britannica. 2011 [2011-05-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3-09）.

 O'Neil, Patrick. Post-communism and the Media in Eastern Europe. Routledge. 1997: 15–25. ISBN 0-7146-4765-9.

 James Wood, p. 111

 Puddington 2003，第131頁

 Puddington 2003，第9頁

 Puddington 2003，第7頁

 Puddington 2003，第10頁

 Cummings, Richard H. Radio free Europe's "Crusade for freedom" : rallying Americans behind Cold War broadcasting, 1950–1960.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 2010 [2013-05-26]. ISBN 978-0-7864-441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5-26）.

 Gaddis 2005，第105頁

 （長春圍困造成大饑荒，其愈西柏林同時封鎖）Gaddis 2005，第39頁

 Gaddis 2005，第164頁

 Gaddis 2005，第212頁

 Stokesbury, James L. A Short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0: 14. ISBN 0-688-09513-5.

 David Dall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 (J. B. Lippincott, 1961), p60.

 Douglas J. Macdonald, "Communist Bloc Expansion in the Early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1995-6, p180.

 John Lewis Gaddis, We Know 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71.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13

 William Stueck, The Korean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69.

 Malkasian 2001，第16頁

 Fehrenbach, T. R., This Kind of War: The Classic Korean War History, Brasseys, 2001, ISBN 978-1-57488-334-3, page 305

 Isby & Kamps 1985，第13–14頁

 Cotton, James. The Korean war in histor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ND. 1989: 100. ISBN 0-7190-2984-8.

 Oberdorfer, Don, The Two Koreas: A Contemporary History, Basic Books, 2001, ISBN 978-0-465-05162-5, page 10–11

 No, Kum-Sok and J. Roger Osterholm, A MiG-15 to Freedom: Memoir of the Wartime North Korean Defector who First Delivered the Secret Fighter Jet to the Americans in 1953, McFarland, 1996, ISBN 978-0-7864-0210-6

 Hastings, Max.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8: 89–90 [2013-05-26]. ISBN 0-671-66834-X.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5-25）.

 Karabell, p. 916

 Gaddis 2005，第107頁

 "We Will Bury You!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Time magazine, 1956-11-26. Retrieved 2008-06-26.

 Gaddis 2005，第84頁

 Tompson 1997，第237–239頁

 Palmowski

 Feldbrugge, p. 818

 Soviet troops overrun Hungary. BBC News. 1956-11-04 [2008-06-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4-07）.

 UN General Assembly Special Committee on the Problem of Hungary (1957) Chapter IV. E (Logistical deployment of new Soviet troops), para 181 (p. 56)PDF (1.47 MB)

 Report by Soviet Deputy Interior Minister M. N. Holodkov to Interior Minister N. P. Dudorov (15 November 1956) (PDF).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 History in Document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2002-11-04 [2006-09-02].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06-09-08）.

 Cseresnyés, Ferenc. The '56 Exodus to Austria. The Hungarian Quarterly (Society of the Hungarian Quarterly). Summer 1999, XL (154): 86–101.

 "On This Day 1989-06-16: Hungary reburies fallen hero Imre Nagy"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 reports on Nagy reburial with full honors. Retrieved 2006-10-13.

 Gaddis 2005，第70頁

 Perlmutter 1997，第145頁

 Njolstad 2004，第136頁

 Breslauer, p. 72

 Lendvai, Paul. One day that shook the Communist world: the 1956 Hungarian uprising and its leg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196. ISBN 0-691-13282-8.

 Gaddis 2005，第71頁

 Glees, pp. 126–27

 Cameron?, p. 156

 Gaddis 2005，第121–124頁

 Edelheit, p. 382

 Towle, Philip. Cold War. Charles Townshend (編). The 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War. New York,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60. ISBN 0-19-285373-2.

 Mark J. Gasiorowski and Malcolm Byrne Mohammad Mosaddegh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May 2004. ISBN 978-0-8156-3018-0, p. 125.

 James S. Lay, Jr. United States policy regar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Iran (PDF).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52-11-20 [2007-11-07].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4-06-17）. Statement of policy propos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alter B. Smith, Undersecretary. First Progress Report on Paragraph 5-1 of NSC 136/1, "U.S. Policy Regar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Iran" (PDF).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53-03-20 [2007-11-07].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5-01-16）.

 Measures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Might Take in Support of a Successor Government to Mosaddegh (PDF).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March 1953 [2007-11-07].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4-06-17）.

 Watson, Cynthia A. U.S. National Security: A Reference Handbook.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L-CLIO. 2002: 118 [2013-05-26]. ISBN 978-1-57607-598-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5-26）.

 Stone, The Atlantic and Its Enemies (2010) pp 199, 256

 Bulmer-Thomas, V.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entral America since 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42 [2013-05-26]. ISBN 978-0-521-34284-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1-11）.

 Roadnight, Andrew.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s Indonesia in the Truman and Eisenhower Year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ISBN 0-333-79315-3.

 Gaddis 2005，第126頁

 Gaddis 2005，第142頁

 Kempe, Frederick. Berlin 1961. Penguin Group (USA). 2011: 42. ISBN 0-399-15729-8.

 Lüthi, pp. 273–276

 Gaddis 2005，第140–142頁

 Lackey, p. 49

 Sputnik satellite blasts into space. BBC News. 1957-10-04 [2008-06-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3-09）.

 Klesius, Michael. To Boldly Go. Air & Space. 2008-12-19 [2009-01-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06-12）.

 Blumberg, Arnold. Great Leaders, Great Tyrants?: Contemporary Views of World Rulers Who Made History.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95: 23–24 [2013-05-26]. ISBN 978-0-313-2875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5-26）.

 Lechuga Hevia, Carlos. Cuba and the Missile Crisis. Melbourne, Australia: Ocean Press. 2001: 142 [2013-05-26]. ISBN 978-1-876175-34-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1-11）.

 Dominguez 1989，第22頁

 Smith, Joseph. The Cold War 1945–1991. Oxford: Blackwell. 1998: 95 [2013-05-26]. ISBN 978-0-631-19138-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5-25）.

 Dowty 1989，第114頁

 Harrison 2003，第99頁

 Dowty 1989，第122頁

 Gaddis 2005，第114頁

 Pearson 1998，第75頁

 Zubok, Vladislav M. (1994). "Unwrapping the Enigma: What Was Behind the Soviet Challenge in the 1960s?". In Diane B. Kunz (Ed.), The Diplomacy of the Crucial Decade: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During the 1960s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158–159. ISBN 978-0-231-08177-1.

 Jones, Howard. Crucible of Power: A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from 1945.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122 [2013-05-26]. ISBN 978-0-7425-6454-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5-25）.

 James G. Blight (2002), Cuba on the Brink: Castro, the Missile Crisis, and the Soviet Collapse, Rowman & Littlefield, p. 252.

 Gaddis 2005，第82頁

 Gaddis 2005，第80頁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ommittee on Antarctic Policy and Science, p. 33

 Gaddis 2005，第119–120頁

 Hardt & Kaufman 1995，第16頁

 Menon?, Anand. France, NATO, and the limits of independence, 1981–97: the politics of ambivalence.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11. ISBN 0-312-22931-3.

 Crawley p.431

 Ello (ed.), Paul (April 1968). Contro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zechoslovakia, "Action Pla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zechoslovakia (Prague, April 1968)" in Dubcek's Blueprint for Freedom: His original documents leading to the invasion of Czechoslovakia. William Kimber & Co. 1968, pp 32, 54

 Von Geldern, James; Siegelbaum, Lewis. The Soviet-led Intervention in Czechoslovakia. Soviethistory.org. [2008-03-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08-17）.

 Gaddis 2005，第150頁

 Russia brings winter to Prague Spring. BBC News. 1968-08-21 [2008-06-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7-21）.

 ulík, Jan. Den, kdy tanky zlikvidovaly eské sny Praského jara. Britské Listy. [2008-01-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09-28）.

 Gaddis 2005，第154頁

 Karen Dawisha,「The 1968 Invasion of Czechoslovakia: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Lessons for the Future」in Soviet-East European Dilemmas: Coercion, Competition, and Consent ed. Karen Dawisha and Philip Hanson (New York, NY: Homs and Meier Publishers Inc, 1981), p 10.

 Gaddis 2005，第153頁

 Sandle, Mark; Bacon, Edwin. Brezhnev Reconsidered.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45. ISBN 0-333-79463-X.

 Kozinski, A. (1991). The Dark Lessons of Utopi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575-594.

 Kotz, David Michael; Weir, Fred. Revolution from Above: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 Routledge. 1997: 48 [2013-05-26]. ISBN 978-0-415-14317-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7-29）.

 H. W. Brands, "The Limits of Manipulation: How the United States Didn’t Topple Sukarno,"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December 1989, p. 803.

 Qiang 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p135; Gen. Oleg Sarin and Col. Lev Dvoretsky, Alien Wars: The Soviet Union's Aggressions Against the World, 1919 to 1989 (Presidio Press, 1996), pp 93–4.

 Demma, 28, The U.S. Army in Vietnam, iBiblio, [2013-05-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7-04）

 Dmitry Mosyakov, "The Khmer Rouge and the Vietnamese Communists: A History of Their Relations as Told in the Soviet Archives," in Susan E. Cook, ed., Genocide in Cambodia and Rwanda (Yale Genocide Studies Program Monograph Series No. 1, 2004), p 54.

 Chandler, David 2000, Brother Number One: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Pol Pot, Revised Edition, Chiang Mai, Thailand: Silkworm Books, pp. 96–7.

 Heuveline, Patrick (2001). "The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Mortality in Cambodia." In Forced Migration and Mortality, eds. Holly E. Reed and Charles B. Keel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Marek Sliwinski, Le Génocide Khmer Rouge: Une Analyse Démographique (L'Harmattan, 1995).

 Banister, Judith, and Paige Johnson (1993). "After the Nightmare: The Population of Cambodia." In Genocide and Democracy in Cambodia: The Khmer Roug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d. Ben Kierna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Theory of the Global State: Globality 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by Martin Sh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41, ISBN 978-0-521-59730-2

 Profile of Salvador Allende. BBC. BBC. 2003-09-08 [2011-01-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7-09）.

 Stone, p. 230

 Grenville, J.A.S. & Bernard Wasserstein (1987). Treat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History and Guide with Texts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Volume 2.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ISBN 978-0-416-38080-4.

 Kumaraswamy, p. 127

 Friedman, p. 330

 Erlich, Reese. Dateline Havana: The Real Story of U.S.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Cuba. Sausalito, California: PoliPoint Press. 2008: 84–86 [2013-05-26]. ISBN 978-0-9815769-7-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5-26）.

 Ioannis Mantzikos, "U. S. foreign policymaking toward Ethiopia and Somalia (1974–1980)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Af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6), June 2010.

 Dallek, Robert (2007), p. 144.

 Gaddis 2005，第149–152頁

 Buchanan, pp. 168–169

 President Nixon arrives in Moscow. BBC News. 1972-05-22 [2008-06-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10-23）.

 The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2009-03-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08-27）.

 Gaddis 2005，第188頁

 Gaddis 2005，第186頁

 Gaddis 2005，第178頁

 Leaders agree arms reduction treaty. BBC News. 2008-06-18 [2008-06-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4-27）.

 John P. Diggins. Ronald Reagan: Fate, Freedom,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W. W. Norton. 2007: 210 [2013-05-26]. ISBN 978-0-393-0602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5-25）.

 Michael Cox. Beyond the Cold War: Superpowers at the Crossroads.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0: 18 [2013-05-26]. ISBN 978-0-8191-7865-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5-26）.

 Hussain 2005，第108–109頁

 Meher 2004，第68–69, 94頁

 Kalinovsky 2011，第25–28頁

 Gaddis 2005，第211頁

 Allen, Richard V. The Man Who Won the Cold War. Hoover.org. [2011-11-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05-01）.

 Gaddis 2005，第189頁

 Gaddis 2005，第197頁

 Graebner Norman A., Richard Dean Burns & Joseph M. Siracusa (2008). Reagan, Bush, Gorbachev: Revisit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p. 76. ISBN 978-0-313-35241-6.

 Singh, Bilveer (1995). "Jemaah Islamiyah". In Wilson John & Swati Parashar (Eds.)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South Asia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Singapore and Delhi: ORF-Pearson-Longman. p. 130. ISBN 978-81-297-0998-1.

 Stver, Bernd. "Rollback: an offensive strategy for the Cold War," in Detlef Junker, ed.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in the era of the Cold War, 1945 to 1990, A handbook: volume 1: 1945--1968 (2004) pp. 97–102.

 Thomas Carothers.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U.S. Policy Toward Latin America in the Reagan Years. U.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113–15 [2013-05-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6-10）.

 Vladislav Martinovich Zubok. 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2007) p. 275.

 Henze, p. 171

 Aleksander Smolar, '"Self-limiting Revolution": Poland 1970-89', in Adam Roberts and Timothy Garton Ash (eds.), Civil Resistance and Power Politics: The Experience of Non-violent Action from Gandhi to the Present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ISBN 978-0-19-955201-6, pp. 127-43.

 Tony Judt.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The Penguin Press. 2005: 589.

 30 lat po Sierpniu'80: "Solidarno zakadnikiem wasnej historii"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Retrieved on 7 June 2011

 Gaddis 2005，第219–222頁

 LaFeber 2002，第332頁

 Towle, Philip. The 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War. : 159.

 LaFeber 2002，第335頁

 Odom 2000，第1頁

 LaFeber 2002，第340頁

 King, D. C., & Karabell, Z. (2003). The generation of trust: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US military since Vietnam. Aei Press.

 Carliner?, Geoffrey; Alberto Alesina?.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the eighties: edited by Alberto Alesina and Geoffrey Carlin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6. ISBN 0-226-01281-6.

 LGM-118A Peacekeeper.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2000-08-15 [2007-04-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04-15）.

 Lakoff, p. 263

 Gaddis 2005，第202頁

 Garthoff, p. 88

 Lebow, Richard Ned and Janice Gross Stein. Reagan and the Russians. The Atlantic. February 1994 [2010-05-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04-18）.

 Gaidar 2007 pp. 190–205

 Gaidar, Yegor. Public Expectations and Trust towards the Government: Post-Revolution Stab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Institute for the Economy in Transition. [2008-03-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10-01）.

 "Official Energy Statistics of the US Government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EIA —International Energy Data and Analysis. Retrieved on 2008-07-04.

 Hardt & Kaufman 1995，第1頁

 Talbott, Strobe; Hannifin, Jerry; Magnuson, Ed; Doerner, William R.; Kane, Joseph J. Atrocity in the skies. Time. 1983-09-12 [2008-06-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6-12）.

 Gaddis 2005，第228頁

 LaFeber 2002，第323頁

 Reagan, Ronald. Foner, Eric; Garraty, John Arthur , 編. The Reader's companion to American history. Houghton Mifflin Books. 1991 [2008-06-16]. ISBN 0-395-51372-3.

 LaFeber 2002，第314頁

 Dobrynin 2001，第438–439頁

 Maynes 1980，第1–2頁

 Skinner, K. K. (2008). Turning points in ending the Cold War (Vol. 538).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Pipes, Richard. (1995). Misinterpreting the Cold War: The Hard-Liners Had it Right. Foreign Affairs, 154-160.

 LaFeber 2002，第331–333頁

 Gaddis 2005，第231–233頁

 LaFeber 2002，第300–340頁

 Gibbs 1999，第7頁

 Gibbs 1999，第33頁

 Gibbs 1999，第61頁

 Gaddis 2005，第229–230頁

 1985: "Superpowers aim for 'safer world'"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BBC News, 1985-11-21. Retrieved on 2008-07-04.

 Toward the Summit; Previous Reagan-Gorbachev Summits. The New York Times. 1988-05-29 [2008-06-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0-10-12）.

 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2008-06-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7-24）.

 Gaddis 2005，第255頁

 Shearman 1995，第76頁

 Gaddis 2005，第248頁

 Gaddis 2005，第235–236頁

 Shearman 1995，第74頁

 Malta summit ends Cold War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BBC News, 1989-12-03. Retrieved 2008-06-11.

 Goodby, p. 26

 Gaddis 2005，第247頁

 Garthoof, Raymond L. "The Great Transi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4).

 Lefeber, Fitzmaurice & Vierdag 1991，第221頁

 Sakwa 1999，第460頁

 Gaddis 2005，第253頁

 Goldgeier, p. 27

 Kendall, Bridget. BBC News - New light shed on 1991 anti-Gorbachev coup. Bbc.co.uk. 2011-08-17 [2013-03-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3-09）.

 O'Clery, Conor. (2011) Moscow 1991-12-25: The Last Day of the Soviet Union. Transworld Ireland. ISBN 978-1-84827-112-8, p 14.

 Soviet Leaders Recall 'Inevitable' Breakup Of Soviet Union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2006-12-08. Retrieved 2008-05-20.

 slund, p. 49

 Nolan, pp. 17–18

 Country profil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BBC News. Retrieved 2007-03-11

 Nye, p. 157

 Blum 2006，第87頁

 U.S. Military Deployment 1969 to the present. http://www.pbs.org. 2004-10-26 [2010-11-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05-15）. 外部連結存在於|publisher= (幫助)

 Duke, Simón. United States military forces and installations in Europ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75. ISBN 0-19-829132-9.

 Calhoun, Craig. Cold War (entire chapter). Dictionar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008-06-16]. ISBN 0-19-512371-9.[失效連結]

 Pavelec, Sterling Michael.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and American Society. ABC-CLIO. 2009: xv–xvi. ISBN 1-59884-187-4.

 LaFeber 2002，第1頁

 Gaddis 2005，第213頁

 Gaddis 2005，第266頁

 大敵當前 立陶宛、瑞典恢復徵兵. 自由時報電子報. 2018-01-28 [2018-04-2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4-29）.

 Nashel, Jonathan. Cold War (1945–91):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 (entire chapter). Whiteclay Chambers, John (編).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Military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008-06-16]. ISBN 0-19-507198-0.[失效連結]

 Hogan, Michael J. The Search for a Synthesis: Economic Diplomacy in the Cold War.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1987, 15 (3): 493–498. JSTOR 2702050.

 Brooks, Jeffrey. (2000). Thank you, comrade Stalin!: Soviet public culture from revolution to Cold War. Princeton Book Company Publishers. p, 246.

 How Jazz Warmed Cold-War Hearts —The Picture Show Blog : NPR.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9-10）.

 Troitìskii, A. (1988). Back in the USSR: the true story of rock in Russia. Faber and Faber (Boston), p 54.

 Caute,David. The Dancer Defects: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Supremacy During the Cold War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pg.611-613

 冷戰. 中華民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2019-12-2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2-28） （中文（臺灣））.

 New Treyarch Developed Call of Duty Hits may 24 With Likely Modern Setting. Kotaku. 2010-04-30 [2010-04-28] （英語）.

來源

Applebaum, Anne. Iron Curtain: The Crushing of Eastern Europe, 1944–1956. Doubleday. 2012. ISBN 0-385-51569-3.

Black, Cyril E.; English, Robert D.; Helmreich, Jonathan E.; McAdams, James A., Rebirth: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 Westview Press, 2000, ISBN 0-8133-3664-3

Bronson, Rachel. Thicker than Oil: Oil:America's Uneasy Partnership with Saudi Arab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ISBN 978-0-19-516743-6

Davis, Simon, and Joseph Smith. The A to Z of the Cold War (Scarecrow, 2005), encyclopedia focused on military aspects

Dominguez, Jorge I. To Make a World Safe for Revolution: Cuba's Foreign Poli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Fedorov, Alexander. Russian Image on the Western Screen: Trends, Stereotypes, Myths, Illusions.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1. ISBN 978-3-8433-9330-0.

Friedman, Norman. The Fifty-Year War: Conflict and Strategy in the Cold War.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ISBN 1-59114-287-3.

Gaddis, John Lewis.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McGraw-Hill. 1990. ISBN 0-07-557258-3.

Gaddis, John Lew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ISBN 0-19-878070-2.

Gaddis, John Lewis.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Penguin Press. 2005. ISBN 1-59420-062-9.

Garthoff, Raymond.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4. ISBN 0-8157-3041-1.

Halliday, Fred. 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Cold War (1983, Verso, London).

Haslam, Jonathan. Russia's Cold War: From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o the Fall of the Wall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12 pages

Heller, Henry (2006). The Cold War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A Global History, 1945–2005.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ISBN 978-1-58367-139-9

Hoffman, David E. The Dead Hand: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Cold War Arms Race and Its Dangerous Legacy（2010）

Hussain, Rizwan. Pakistan And The Emergence Of Islamic Militancy In Afghanistan. Ashgate Publishing. 2005. ISBN 0-7546-4434-0.

Judge, Edward H. The Cold War: A Global History With Documents（2012）

Kalinovsky, Artemy M. A Long Goodbye: The Soviet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ISBN 978-0-674-05866-8.

LaFeber, Walt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2. McGraw-Hill. 2002. ISBN 0-07-284903-7.

Leffler, Melvyn.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ISBN 0-8047-2218-8.

Leffler, Melvyn P.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3 vol, 2010) 2000pp; new essays by leading scholars

Lewkowicz, Nicolas. The German Ques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1943–48.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ISBN 978-0-230-24812-0.

Lundestad, Geir. East, West, North, South: Major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ince 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ISBN 1-4129-0748-9.

Lüthi, Lorenz M.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ISBN 0-691-13590-8.

McMahon, Robert. The Cold War: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ISBN 0-19-280178-3.

Meher, Jagmohan. America's Afghanistan War: The Success that Failed. Gyan Books. 2004. ISBN 81-7835-262-1.

Lüthi, Lorenz M.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ISBN 0-691-13590-8.

Malkasian, Carter. The Korean War: Essential Histories. Osprey Publishing. 2001. ISBN 1-84176-282-2.

Mastny, Vojtech.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1996) online edition（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Miglietta, John P. American Alliance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1945–1992: Iran,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2. ISBN 978-0-7391-0304-3

Miller, Roger Gene. To Save a City: The Berlin Airlift, 1948–1949.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0. ISBN 0-89096-967-1.

Njolstad, Olav. The Last Decade of the Cold War. Routledge. 2004. ISBN 0-7146-8371-X.

Palmowski, Jan. "Cold War" A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World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Nolan, Peter. China's Rise, Russia's Fall. St. Martin's Press. 1995. ISBN 0-312-12714-6.

Pearson, Raymo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Macmillan. 1998. ISBN 0-312-17407-1.

Porter, Bruce; Karsh, Efraim. The USSR in Third World Conflicts: Soviet Arms and Diplomacy in Local Wa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ISBN 0-521-31064-4.

Puddington, Arch. Broadcasting Freedom: The Cold War Triumph of Radio Free Europe and Radio Libert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3. ISBN 0-8131-9045-2.

Roberts, Geoffrey. Stalin's Wars: 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 1939–1953.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ISBN 0-300-11204-1.

Stone, Norman. The Atlantic and Its Enemies: A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Basic Books Press. 2010. ISBN 0-465-02043-7.

Taubman, William.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W. W. Norton & Company. 2004. ISBN 0-393-32484-2.; Pulitzer Prize

Tucker, Spencer, ed. Encyclopedia of the Cold War: A Political, Social, and Military History (5 vol. 2008), world coverage

Walker, Martin. The Cold War: A History (1995), British perspective

Weeks, Albert L. Russia's Life-Saver: Lend-Lease Aid to the U.S.S.R. in World War II.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04. ISBN 978-0-7391-0736-2.

Wettig, Gerhard. Stalin and the Cold War in Europe.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ISBN 0-7425-5542-9.

Zubok, Vladislav; Pleshakov, Constantine.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ISBN 0-674-45531-2.

Zubok, Vladislav M. 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2008）

歷史學和回憶錄

Hopkins, Michael F. "Continuing Debate and New Approaches in Cold War History," Historical Journal, Dec 2007, Vol. 50 Issue 4, pp. 913–934,

Isaac, Joel, and Duncan Bell, eds. Uncertain Empire: American History and the Idea of the Cold War (2012) excerpt and text search（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Johnston, Gordon. "Revisiting the cultural Cold War," Social History, Aug 2010, Vol. 35 Issue 3, pp 290–307

Nuti, Leopoldo, et al., eds. Europe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 Reappraisal (2012) excerpt and text search（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Wiener, Jon. How We Forgot the Cold War: A Historical Journey across America (2012) excerpt and text search（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第一手文獻

Andrew, Christopher; Mitrokhin, Vasili. The Sword and the Shield: The Mitrokhin Archiv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KGB. Basic Books. 2000. ISBN 0-585-41828-4.

Dobrynin, Anatoly. 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Six Cold War President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ISBN 0-295-98081-8.

Hanhimaki, Jussi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The Cold War: A History in Documents and Eyewitness Accoun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ISBN 978-0-19-927280-8.

Sakwa, Richar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1917–1991. Routledge. 1999. ISBN 0-415-12290-2.

"核子時代下的總統"（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甘迺迪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的討論會，2009年12月10日。（"The Cold War and the Nuclear Arms Race"原稿）

谢选骏指出：冷战是罗斯福这个小儿麻痹症患者一手导致的——如果他不是缺乏基本的行动能力而且还半身不遂了……堂堂美国怎么可能容忍苏联匪帮坐大、进而攫取东欧和中国呢？中国大陆沦陷的时候，罗斯福虽死，但其继任者杜鲁门却是一个更烂的烂人。所以，才会烂上加烂、形成了“冷战格局”。如果我是美国总统，就会乘着苏联尚未盗窃原子弹成功，指挥百万雄师继续东进，一举摧毁苏联怪胎——绝不会在柏林边上停顿下来，把东欧拱手让给斯大林匪帮。

【02、冷战】

佚名

冷战（英语：Cold War，俄语：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是指1947年—1991年之间，美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华沙条约组织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斗争。 [1]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正式拉开了冷战序幕。1947年3月12日，美国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冷战开始。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成立标志着两极格局的形成。1991年华约解散，之后苏联解体，表明了苏联模式的失败，标志着冷战结束，同时也标志两极格局结束，前后共44年。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格局变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一超多强”。 [1] 

当时的美国和苏联同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两国及其盟国展开了数十年的斗争。在这段时期，虽然分歧和冲突严重，但双方都尽力避免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其对抗通常通过局部代理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太空竞赛、外交竞争等“冷”方式进行，即“相互遏制，不动武力”，因此称之为“冷战”。

冷战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与苏联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对峙。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是世界长期不得安宁的主要根源。两大军事集团实力相当，谁都不敢轻易动用武力来结束对方与其的世界霸权争夺。两国都储存了大量核弹头，彼此相互保证毁灭。冷战结束后再加上经历了之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磨难，世界各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反对战争。

事件背景·五国和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1945年9月11日至10月2日的伦敦第一届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开始，围绕与意、罗、保、匈、芬五个次要敌国缔结和约的问题，四国外长前后共开了四届7次会议进行讨论。经过反复争论，最后终于就战败国的领土划分、赔款以及政治军事条款达成一致，并于1947年2月10日缔结了五国和约。五国和约的签订反映出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意图。 [2] 

根据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等一系列国际会议上所达成的协议，确立了处理德国问题的各项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原则。德国投降后，苏、美、英、法分区占领德国，并由四国总司令组成盟国管制委员会。但是，后来在非军事化、民主化以及赔款等问题上，苏、美主张不同。美国从一开始就有重新扶植德国的意图，以便把它纳入美国的战略体系。而苏联则要最大限度限制和削弱德国。针对西方在1948年制裁德国的做法，苏联于同年2月改组苏占区经济委员会，使之成为准政府组织。3月，苏联宣布退出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分裂不可避免。[2] 

在处理战败日本问题上，美国一开始就有独占的意图，而苏联方面则进行了不少斗争。经过几轮讨价还价，在美国满足苏联占领日本北方四岛要求的情况下，斯大林最终同意美国占领日本本土。 [2] 

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铁幕演说

二战后，为了遏制苏联，实现称霸世界的目标，美国推行了“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三根支柱，它们是在1947、1948、1949三年内相继出台的。这意味着美国从政治、经济、军事上三管齐下，对苏联实行政治上的孤立打击、经济上的封锁和军事上的包围。其中“杜鲁门主义”是“冷战”政策的核心部分，出笼的由头是代替英国挽救希、土危机，镇压两国的共产党。由此推而广之，只要哪个地方有进步运动，美国就宣布这个地方有“共产主义威胁”，就立即提供经济、军事援助，乃至出兵干涉。

“杜鲁门主义”由此便成了对世界的干涉主义。“马歇尔计划”表面上是一项纯经济援助计划，但实际上同样是为了压制共产主义的发展，进而从政治和经济上取得控制西欧的主导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个完全由美国领导和控制的纯军事组织，美国将西欧防务掌握在自己手里，牢牢地确立了美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 [2] 

铁幕演说

反共产主义的观点认为“苏联的极权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以及斯大林的偏执狂”是冷战产生的根源；较公正的观点则认为：对于冷战的产生，美、苏都应承担责任。其实美国和苏联都想“领导世界”。美国要独霸世界，而苏联决不准许美国任意主宰世界。美国要使东欧变成所谓的自由世界，而苏联决不容许美国插足苏联的势力范围。美国要关心和扩展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苏联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利益。美国要在全世界推行资本主义，包括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苏联要在全世界推行社会主义，包括推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美、苏都认为在刚刚经历二战后必须避免双方直接交战，但是，它们之间的战略目标，战略构想，战略利益的冲突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必然导致昔日盟友反目成仇。于是，冷战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冷战的根本起因。而杜鲁门政府在战略态势上采取攻势，制定和推行了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则是冷战的直接起因。 [3] 

1946年温斯顿·丘吉尔访问美国，在这次访问中他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铁幕演说”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3]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乔治·凯南的“八千字电报”，其中明确提出了遏制苏联的战略理论。随后的9月里，美国总统特别顾问克拉克又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题为《美国与苏联的关系》的报告，报告主张美国应准备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努力缔造其想象中的世界，并联合一切反苏力量。这些国家均可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这些关于遏制苏联的战略理论被美国决策层采纳，成为美国冷战政策的理论依据。之后，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咨文，宣称：今日世界的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对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一种是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自由制度，另一种是以强加于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集权政体，而美国政策必须支持那些自由国家人民抵抗武装的少数人。他强调：“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杜鲁门这篇咨文的发表标志着杜鲁门主义的提出。这是美国第一个具有全球战略性质的对外战略和安全战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 [3] 

苏联回击

针对美国的政策，斯大林采取了相应对策。其基本指导思想：巩固雅尔塔体制成果，加固东欧阵地；在理论上明确“两个阵营和两个平行市场”概念；立足于准备一场新的战争的到来。基于这些考虑，斯大林确立了他的积极防御方针。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加强国家防御能力。优先和高速发展重工业，突出国防工业建设，迅速加强国防力量。整顿和改组军队，全面提高武装力量素质。苏联在战后组织大规模复原，更新武器装备，改组作战指挥系统，使整个军队装备和素质大大提高。实施战略纵深防御，在苏联国土周围建立“安全防御带”。二战后苏联不仅在东欧地区建立“安全带”，并在远东也得到了一些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行“一边倒”政策，更加强了它东部的纵深防御，为了恢复东欧国家的经济和监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制订了与马歇尔计划相似的莫洛托夫计划来援助东欧经济。

从50年代到60年代，美、苏关系仍处在冷战的发展时期，但是双方的政策已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美苏争霸的特点是双方既有缓和又有争夺，优势在美国。由于美苏力量对比的消长，赫鲁晓夫谋求苏美合作，与美国平起平坐，开始以缓和姿态处理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 [2] 

德国分裂

1948年2—6月，美、英、法、荷、比、卢六国举行会议，决定建立西德政府。不久，美、英、法占领当局于1948年6月18日宣布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所谓“B”记马克，在西占区流通。这是正式分治德国的第一个重大实际步骤。苏联随即全面封锁西占区与柏林西管区之间的水陆交通，并宣布在东占区和大柏林区发行新货币，由此形成战后第一次美苏冷战高潮——柏林危机。美国为此一方面架起空中桥梁为西柏林空运物资；另一方面对苏联进行威慑加紧控制德国，于1949年4月成立北约。危机持续近1年，1949年5月达成协议，双方取消了一切封锁，这一危机使大柏林分为为东西柏林（各有自己的行政系统）。 [2] 

德国分裂

柏林危机结束后，美国加快了分裂德国的步伐。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49年5月23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 [11]  同时，苏占区也积极筹建东德国家。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至此，德国正式分为两个国家。不久，联邦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民主德国加入华沙条约组织，东西欧之间的分裂也于此最后完成。德国的分裂是美、苏冷战的产物，它在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一页。 [2] 

美苏谋求霸权

美国从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上台后便开始调整对苏政策：首先，对东欧由原来的“遏制政策”改为“解放政策”，用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特别是“和平演变”的办法把东欧从苏联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其次，艾森豪威尔鉴于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的失败、苏联插手这个地区填补“真空”，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第三，军事上用“大规模报复战略”取代“军事遏制战略”，奉行“战争边缘”政策，在东亚签订一系列军事条约，并于1954年7月直接投入对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 [2] 

苏联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赫鲁晓夫掌权开始，改变了斯大林时期的对美积极防御方针，开始推行同美国争夺霸权的政策。1956年苏共召开20大，赫鲁晓夫提出了同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在第三世界进行“和平渗透”的“三和”政策。其目标是缓和冷战开始以来僵硬的美苏关系，希望实现“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同时加紧扩大在第三世界的影响，与美国争夺战略空间。 [2]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改变了斯大林时期坚持的对奥和约应在德国问题解决以后才能签订的立场，主动与西方国家合作，于1955年签订对奥和约，结束了四大国对奥地利的占领，解决了二次大战的一大遗留问题。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应邀访苏，举行两国建交谈判。经过几天的艰苦会谈，双方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59年，赫鲁晓夫应邀访美，在马里兰州的总统疗养地戴维营，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戴维营会谈是苏联推行苏美合作外交战略的重大行动，美国实际上承认了苏美同是超级大国的事实。 [2] 

在肯尼迪时期，美国对苏政策又有了一些新变化：1961年肯尼迪政府提出“和平战略”，力图在实力地位基础上，利用战争与和平两手，把对抗与缓和结合起来，确保美国在争霸中的主动地位；其次，用“灵活反应战略”取代“大规模报复战略”，提出要打四种战争、两个半战争的战略。 [2] 

第二次柏林危机、柏林墙

1961年8月，民主德国人大量涌入西柏林，民主德国在东西柏林间修筑柏林墙。西方对此提出抗议，美国表示要不惜动用武力保卫西柏林。美苏双方出动坦克部队在柏林墙两边对峙，接着两国竞相恢复核试验，持续三年之久的第二次柏林危机达到高潮。后因利益未受影响，西方默认了柏林墙。直到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宣布取消缔结对德和约的期限，美苏紧张对峙的局面才得以缓和，第二次柏林危机结束。 [2] 

古巴导弹危机

1962年，苏联向古巴运送导弹，企图在古巴建立导弹发射场，被美国U－2侦察机发现。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对古巴实行军事封锁，并进行战争威胁，苏联被迫撤走导弹，危机才告平息。

这一事件，表明苏联开始走上同美国进行全球争夺的道路，同时也表明当时的战略优势仍在美国方面。这一阶段，在与美国争霸的同时，苏联企图控制中国，造成中苏关系的恶化，这是它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的又一表现。 [2] 

随着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和美国实力的相对削弱，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便愈演愈烈。50年代后期起，美苏争霸的格局逐渐形成。 [2] 

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

1949年4月4日美国与西欧、北美主要发达国家为实现防卫协作而建立的一个国际军事集团组织，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马歇尔计划在军事领域的延伸和发展。主要是防范华沙条约组织的大规模军事入侵。 [12] 

1955年5月14日，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8国针对美、英、法决定吸收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一事，在华沙签订了《友好互助合作条约》，同年6月条约生效时正式成立了军事政治同盟──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总部设在莫斯科。主要是防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大规模军事入侵。

缓和

而到了70年代，苏联的力量上升到已足以同美国争霸，一度占有较大优势，美、苏才真正摆开争夺霸权的阵势。整个70年代，苏联处于战略攻势，对美造成很大压力；美国居守势，以稳住战略阵脚，并且守中也有攻。70年代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非常明显，这十年的美苏关系经历了表面上的缓和，尔后便是最紧张和最激烈的对抗。美国在这十年里经过调整战略、甩掉了越南战争的包袱。恰恰相反的是，苏联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的靶子，背上了侵略者的罪责，陷进了难以解脱的困境。 [2] 

中苏关系恶化

1958年4月和7月，中共要求苏联提供承诺给予的核武器及核潜艇，苏联则提出要在中国领土上建设用于军事的长波电台，和在中国领海和中方组建联合舰队作为交换。在建设长波电台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这牵涉主权问题，提出中方出一半资金，苏联出另一半资金和全部技术，但长波电台主权属于中国，被苏联拒绝；而组建联合舰队一事，毛泽东则认为苏联企图军事控制中国。

中国当时海军十分薄弱，即使组建联合舰队也无能力共享苏联的海岸线。毛泽东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时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撤走了原留在中国，辅助中国的科学家。

美、苏战略的调整

1969年尼克松就任总统时，美国面临国内外的困难局面：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引起国内不满；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国与西欧、日本矛盾加深；第三世界力图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中苏关系恶化。由此可见，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对外战略已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步。 [2] 

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出访途中在关岛对记者发表谈话，提出美国在亚洲的新政策，被称为“关岛主义”或“尼克松主义”。 [2] 

1970年2月8日，尼克松在向国会提交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把只是针对亚洲的“关岛主义”正式发展为美国新的全球战略即“尼克松主义”，宣布要以“伙伴关系”、“实力”、“谈判”三原则作为尼克松主义的“三个支柱”。其内容是：美国从实力地位出发，通过对话和谈判稳住苏联；承认西欧、日本同美国的平等地位，即“伙伴关系”，来获得盟国的支持，牵制苏联，达到战略收缩的目的；同时利用中苏决裂，制约苏联，使美国在外交上有更大的主动权。此外，美国的对苏政策是一个“连环套”，还包括同苏联扩大经济和文化交往，在政治关系方面搞“缓和”，通过建立一个广泛的协议网络来套住苏联。 [2] 

70年代的苏联是勃列日涅夫当政，60年代末期他利用美国深陷越战的有利时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军事实力。在这同时，他巩固了“东欧大家庭”，一方面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另一方面宣布“有限主权论”，加强对东欧的控制。70年代上半期，勃列日涅夫向西欧发动“缓和攻势”，此后向第三世界展开猛烈的扩张攻势，并制定了一套政治、经济、军事三管齐下的全球攻势战略：用经济战略作支撑，军事战略为核心，辅之以缓和谋略；以欧洲为战略重点，在中东、非洲展开侧翼迂回，争夺战略要地、战略资源和海洋通道；以打破美国战略布局为目标，逐步夺取对美战略优势。 [2] 

美苏关系缓和

70年代的美苏缓和主要表现在两国首脑的频繁互访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等方面。美苏两国领导人为解决相互冲突、增加彼此了解，在70年代举行了5次会谈。在这些会晤中，美苏两国共签订了100多个条约、协定，制定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美苏高级首脑会谈是两国政治缓和的主要形式和内容。在缓和的70年代，苏美举行了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中欧裁军谈判、禁止核武器试验以及化学武器谈判。1972年莫斯科会晤期间，双方签订了第一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和签署了苏美《相互关系原则》；在此后的会晤中，双方在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方面又有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2] 

赫尔辛基协议

1975年，基辛格说服新任总统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这是一份35国签署的协议，认定了欧洲“不可侵犯的边境”，并宣布了对人权的各类保障。《纽约时报》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象征着批准”苏联对东欧的吞并。基辛格争论说，与对民主国家相比，它“对拥有着最庞大陆军的强国具有更大的约束”。 华沙条约国家也宣称这是一个巨大胜利。 [4] 

在签署《赫尔辛基协议》的一个月前，美国总统福特拒绝会见苏联人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是《古拉格群岛》的作者，因为批评体制而被驱逐出了苏联。白宫发言人表示，福特总统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听取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认为与索尔仁尼琴会面将不符合缓和政策。 [4] 

福特在几个月后宣称：“我再也不使用‘缓和’这个词了。”然而，白宫表示这并不标志着政策会有任何改变。1976年10月在国家电视台的竞选辩论中，福特为《赫尔辛基协议》辩护，声称“苏联没有统治东欧，这种情况也绝不会在福特政府期间发生”。 [4] 

1976年，中央情报局局长下令专门成立一个“B小组”，对苏联的目标和威胁是否比《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所描述的更严重进行研究。B小组的报告确认了《国家情报评估报告》起草者倾向于“将苏联战略力量建设最小化，因为出于缓和的需要”，毫无疑问，苏联正在获得战略优势。 [4] 

B小组的报告没有影响到1977年1月就职的卡特政府。卡特总统本人也倾向于缓和。他放弃了B-1轰炸机项目，延长了MX洲际弹道导弹，放缓了“三叉戟”潜射弹道导弹。 [4] 

苏联扩张

从1971年至1981年的十一年间，苏联同埃及、印度、伊拉克、越南、埃塞俄比亚等十二个国家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利用这些条约把这些国家变成它的势力范围。而同苏联签订条约的国家又利用苏联的势力向邻国入侵。例如，苏印条约签订后，印度马上入侵巴基斯坦；苏越条约签订后，越南便进攻柬埔寨。 [2]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军事援助超过经济援助，70年代后期，苏联军火输出直接服务于向第三世界的扩张。 [2] 

苏联利用古巴在第三世界打代理人战争，由古巴派军队，苏联出武器，介入一些国家的内部争斗。例如，插手安哥拉内战；在红海地区，介入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利用这些办法，苏联扩大了地盘。为了打通南下印度洋的通道，直接用十万大军占领了阿富汗。为了战略上的需要，不顾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达到了不惜工本和不计后果的地步。 [2] 

和解

80年代是美苏关系从激烈抗争走向迅速缓解的大变动时期。这十年是苏联走下坡路、乃至进入困难的谷底，美国从守势中转为逼苏在各领域中让步，而美、苏之间又终于出现戏剧性和解的时期。这也就是战后美苏争霸的最终一个结局。以马耳他会晤为标志，美苏关系进入了全面和解的新时期。这是以苏联的大步后退为条件的，美国认为是从几十年“冷战”中最终赢得了“胜利”。 [2] 

卡特主义、里根主义、星球大战计划

70年代末期，苏联在缓和中的扩张以及中东事态的发展对卡特政府提出了严重挑战。1980年，卡特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卡特主义，卡特宣布“任何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外来势力都将被认为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侵犯，我们必须采取任何必要手段，包括武力在内，反击这种企图”。这表明美国把它所关心的三个安全地带，即西欧、中东和远东连接了起来。此外，卡特政府决心扩充军力，调整核战略。 [6] 

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里根提出“重振国威”、“以实力求和平”口号，采取以“现实主义、实力加谈判”为主要内容的对苏战略总方针，把遏制苏联作为对外政策中心环节，努力恢复美国霸权地位。 [6] 

1986年3月14日，在题为《自由、地区安全与全球和平》的外交咨文中，里根认为，美国应采取对苏联强硬政策，“以低烈度的战争”方式支持亲苏国家中的反政府武装活动，甚至可以采取军事行动直接介入反政府活动不明显的亲苏国家，支持那里的“自由战士”，以便将苏联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所取得的政治和军事进展“有限地推回去”。对于第三世界中的亲美“独裁政府”，要施加影响，促其实行“民主化”改革，避免因内部动乱而为苏联所用。里根主义是美国推行强权政治的典型表现，其目标是要在苏联力量衰弱的形势下，与其争夺第三世界。 [6] 

苏联的困境和战略退却

80年代前期苏联对里根推行的新遏制政策采取了极为强硬和全面对抗的政策和措施。但苏联在勃列日涅夫后期以来的老年政治危机造成苏联社会严重的停滞局面，各种危机集聚起来。 [2] 

1985年上台的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政治中提出“公开性”和“改革”，试图结束苏联出现的停滞局面，求得社会政治经济的复兴与发展。1986年1月，戈尔巴乔夫提出外交“新思维”政策，从理论到实践积极推行和平主义方针。在“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论调下，提出国际关系“民主化”、“非军事化”和“人道化”；苏联的政策是“反对暴力”、“消除敌人形象”等等。 [2] 

1986年1月15日，他发表了在十五年内分三阶段全部销毁核武器的声明，想用这个办法来阻止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同年4月和8月，苏联又先后提出大规模裁减欧洲常规部队，暂停核试验等倡议。美苏关于中程导弹的谈判几经起落，最终在1987年签订了中导条约。在谈判中，美国采取了进攻态势，一开始就以一纸计划来取消苏联在欧洲已部署的中程导弹；此后又提出“双零点方案”，要求苏联销毁在亚洲和欧洲的中程导弹。苏联在同美国进行了一番较量后，全盘接受了里根政府所提出的方案。可见，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向美国求和的宣言，如果说戈氏有什么战略的话，那便是步步后退，直到美国能够充分允诺和宽容为止。 [2] 

美苏关系的全面和解

超越遏制战略

80年代最后一年的1989年，是美苏关系急剧变化和转折的一年。这一年苏联、东欧形势急转直下，给美国带来了“和平演变”的历史性机遇，新上任的布什政府抓住机会，提出了新的对苏政策，使美苏关系很快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2] 

1989年5月12日，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大学发表了第一次对苏政策讲话，随后又于5月22日在康涅狄格州美国海岸警卫学院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对苏政策。这两次讲话便是“超越遏制”战略的出台。“超越遏制”的主旨是积极同苏联发展关系，加强美苏合作，促使苏联逐渐实现“自由化”，把苏联拉进“国际大家庭”，使其融合到国际社会中来。其具体目标是：用施加政治外交影响和提供经济援助的办法，加速对东欧的演变，布什于同年7月亲自访问波兰和匈牙利；敦促戈尔巴乔夫加速实行收缩政策，从第三世界撤退、不干预东欧的变化、在裁军问题上迈更大的步子；鼓励戈尔巴乔夫尽快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加入到西方的“国际大家庭”。 [2] 

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黑山独立

1989年，民主德国出现大量公民外逃的浪潮，使长期保持稳定的民主德国政局出现大动荡。这时，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领导更换，随后党的方针改变：承认反对派组织“新论坛”为合法组织；政府宣布开放东西柏林边界，拆除”柏林墙”；决定实行多党制。第二年春天，称为“德国联盟”的三个反对党联盟在大选中获胜。10月，以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实现了两德的统一。柏林墙打开后，大批民主德国公民前往西柏林。后来扩展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东欧剧变使东欧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性质发生改变。戈尔巴乔夫因结束冷战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7] 

1989年12月3日，美苏两国领袖在马耳他的高峰会上宣布结束冷战。

1990年7月，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说服戈尔巴乔夫不反对德国在北约组织下实现统一，以作为德国持续经济援助苏联的回报，清除了两德统一的最后障碍。 [2] 

1991年7月1日，华沙条约组织在布拉格的会议中宣布正式解散。在同月峰会上，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布什建立美苏战略伙伴关系，使冷战走向终结。布什总统称在1990年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实现美苏合作，从而在处理双方及世界问题上打好基础。 [8]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背着戈尔巴乔夫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会晤。会晤后三方发表的公报称，三国已共同签署了由三个国家组成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其中宣称，“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一个主体和一种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复存在”，苏联的法律和一切准则在三国已不再适用。这三个斯拉夫国家的总人口、总面积和经济实力在联盟中占绝对优势。三国的决定使戈尔巴乔夫签订新联盟条约的努力最终成为泡影。明斯克会晤公报发表后，原苏联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领导人于1991年12月13日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成为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平等创建国。 [9]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签署了他的最后一道总统令：辞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职务，将武装部队和“核按钮”的控制权移交给叶利钦。晚上19时，戈尔巴乔夫在总统办公室，面对着摄像机、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了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的讲话。 [10] 

苏联解体

社会影响

1、冷战给美苏双方以及东西方之间带来了长期的对峙和对抗阻碍了全球一体化发展，也造成了德国、朝鲜等的分裂，并引发局部战争

2、在冷战大环境下，因美苏双方势均力敌，所以两方都在极力的避免战争，所以在近半个世纪里避免了新的大规模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3、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长期共存中都程度不同地从对方身上借鉴了经验，吸取了教训，并用于内部调整和改革，推动了世界的整体发展

4、面对两极格局对峙局面，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组成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逐步发展壮大，第三世界由此崛起

5.促进了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形成，同时也推动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

新冷战

乌克兰危机可能引发的新冷战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2007年4月27日强烈谴责美国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指责这一举动完全针对俄方。他还以“冷战”时期的教训警告说，这可能将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专家说，随着美俄在导弹部署问题上矛盾升级，世界可能已站到“新冷战时代”边缘。

参考资料

1  1947年3月12日 美苏“冷战”正式开始   ．凤凰网[引用日期2016-11-11]

2  20世纪美苏争霸：争锋相对 无时无刻   ．凤凰网历史[引用日期2014-03-14]

3  美国以冷战避免热战遏制共产主义   ．新浪[引用日期2014-08-07]

4  美苏冷战缓和内幕 冷战斗士尼克松确立大国平衡   ．网易新闻[引用日期2014-03-14]

5  3月23日：美国“星球大战”计划 北约决定空袭南联盟   ．遂昌新闻网[引用日期2014-03-14]

6  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_)下_方连庆_北京大学出版社

7  战后东欧民族主义与东欧剧变 王亚明 - 《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 第4期

8  图说军机涂装（之四十七） 东欧剧变和华约解散时期（下） 胡其道，不详 - 《航空模型》，2012年 第12期

9  独联体的建立及其内部矛盾 董拜南 - 《苏联研究》，1992年01期

10  走向自我崩溃的道路 若列斯·麦德维杰夫，冯雷 - 《国际共运史研究》，1992年01期

谢选骏指出：以上是共产党黄俄对于冷战过程的阐述，但它无法解释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既然1946、1947年英美已经先后宣布冷战开始，并开始积极反对共产国际……为何拒绝援助中华民国，而是听凭苏联夺取了中国大陆？在我看来，这才是冷战长期化的关键点—— 美国联邦制缺乏整合全球的能力。这是后来韩战、越战、苏联全球扩张的基础所在。

【03、定义全球化】

佚名

苏联的解体使长期发展的全球趋势和进程最终成为主导声音。民主战胜了威权主义。资本主义打败了共产主义。以美国及其北约盟国为首的西方取得了胜利。自由主义被定义为一个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决策中优先考虑个人自主权和自由的社会，将在任何地方被采用。人权、市场活动、宗教自由和人民权力是现在的目标。一些作家，例如福山（Fukuyama，1989）写道，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将没有激烈的竞争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国家是最后的结局。我们正在目睹历史的终结。

这些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趋势统称为全球化。这个词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弗里德曼（1999）在他的畅销书《雷克萨斯与橄榄树》中将其描述为 "塑造几乎每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外交关系的总体国际体系"。他声称，全球化背后的推动力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中，放松经济管制、市场竞争和私有化是全球规范。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主义向地球的各个角落蔓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趋势和过程将产生同质化效应，使世界各经济体走到一起，推动建立一个基于资本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的新全球社会。

作为回应，斯蒂格（2020）认为弗里德曼对全球化的讨论有些简单化。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资本主义或西方价值观取代地方传统的出现。最好将全球化理解为“全球与地方关系的加强”，或者斯蒂格所说的全球本地化。斯蒂格认为，全球化被过度使用了，这个词被用来描述过程和条件。换句话说，我们如何进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一旦我们进入全球化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作者将两者分开，用全球化来指代进程，用全球主义来描述条件或最终状态。然后，这使Steger能够提供一个简短的定义：“全球化是指在世界时间和世界空间中扩大和强化社会关系和意识”。然后，他进一步简化了定义：

全球化意味着全球互联程度的提高

全球化对比较政治有许多影响。全球互联正在加深人民、公司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导致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之间的界限变得混乱，以至于很难将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事情与国外发生的事情区分开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相互联系一直存在。有人认为，全球化不是一个新现象，其根源在于古老的陆地和海上贸易路线。其他人则认为，全球化的第一个时代是在欧洲帝国形成的鼎盛时期，英国、法国、荷兰和其他国家殖民了世界大片地区。最后，有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机构的发展是全球化形成的时候（Ritzer & Dean，2015）。无论我们认为全球化是何时开始的，毫无疑问，全球化作为一个过程对我们的消费、行动、思维甚至祈祷方式产生了影响。

鉴于全球化的复杂性，对相关现象的研究往往按学科划分。全球生产和全球供应链存在生态问题；对全球化同质化的哲学考虑；全球化对朝圣等宗教习俗的影响；休闲产业和对过度旅游的担忧，以及技术进步的快速传播，包括全球社交媒体平台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在比较政治中，最相关的学科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我们将在下面详细讨论每一个问题。

经济全球化

关于全球化的讨论通常从经济学开始。正如我们在上面讨论的那样，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已被确定为当代全球化的推动力，尽管在 COVID-19 疫情之后情况可能已不再如此。学者们在描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重要性时使用了新自由主义一词。如上所述，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一种较新形式，在这种自由主义中，政治、经济和社会决策中的个人自由和自主权更受青睐。但是，新自由主义更多地关注经济自由。它采用了传统的自由主义论点，包括私有财产、合同的合法执行和市场的 "看不见的手"、一个国家内部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原则，并将其推向全球。通过确定的政策提案，包括 “放松（经济）管制、（贸易和工业）自由化和私有化（国有企业）”，这种D-L-P公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主要国际经济机构的推广（Steger，2021）。

新自由主义也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以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的一次会议命名，该会议旨在安排和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经济关系。美国在创建世界银行（主要通过资助工业项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和财政援助的国际机构）和负责管理全球货币体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向经历货币危机的国家提供贷款。后来改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也是在布雷顿森林发起的。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监督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目的是促进自由贸易。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在促进新自由主义方面的集体努力被称为 "华盛顿共识"，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学者、决策者和政治家认为，D-L-P将导致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自由贸易被定义为国家之间不受管制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通常是通过减少进出口管制。外国直接投资（FDI）是外国公司的国内投资，其投资可以是出口、在东道国建造生产工厂、收购国内公司或合资企业。

外国直接投资将刺激一个国家内部创造就业机会，从而增加就业，并带来更多的财富。在农业工作时勉强生存的工人将受益最大。更高薪酬的工作将带来更多的消费者支出，从而鼓励企业家精神。进口更便宜的商品和服务也将有助于降低生活成本。这些变化将有助于为中产阶级的发展创造条件，对一些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来说，中产阶级是正常运转的民主的基石。如果所有国家都采取新自由主义方针，那么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胜利就会完成。

Steger（2020）将这种话语称为市场全球主义，其中 “自我监管的市场……是未来全球秩序的框架"。对于市场全球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是终极目标。他们看到了一个未来，一体化市场将创造一个人人受益的全球社会。俗话说，“涨潮抬起所有船只。”这是对全球化的乐观看法，允许人们参与思想、商品、产品和服务的全球市场。连接越厚，变化越快越明显。资本将流向利润率更高的穷国，跨国公司将利用机会充斥的欠发达市场。

对许多人来说，这个未来已经实现。研究表明，整个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全球经济的急剧增长，伴随着贫困的减少和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尤其是在东亚国家。但是，财富增长参差不齐。

政治全球化

政治全球化使国家未来的作用受到质疑。后冷战时代国际机构重要性的提高导致了国家主权的侵蚀和权威的衰落。国际机构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威机构，负责编纂、维护、有时甚至执行管理国家行为的整套规则。联合国（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是国际机构的例子。有些人最初认为国家政府会消失，某种版本的世界政府将会形成。如果有的话，很少有人相信是这样。更重要的是全球治理的概念，它被定义为世界各国通过一系列国际机构为全球问题寻找持久解决办法而作出的集体努力。

疫情期间，全球治理受到质疑，许多国家试图自行解决病毒的传播和遏制问题。美国、英国、欧盟、俄罗斯和中国都开发了自己的疫苗。一些国家，例如前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避开了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机构的合作。特朗普政府指责世卫组织对 COVID-19 病毒起源地中国的批评不够，甚至取消了美国对世卫组织费用的年度缴款。尽管2020年拜登的当选扭转了这一立场，但多边主义或三个或更多州在特定问题上的正式合作发生了逆转。

其他行为者挤满了国家至上的概念。除国际机构外，还有非国家行为者。第十一章将非国家行为者定义为与政府无关的政治行为者。它被进一步定义为 “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力但不与任何特定国家或州结盟的个人或组织”（Lexico，n.d）。这些人包括能够施加重大政治影响力的个人。他们可以包括推特用户、纪录片制作人、活动家、消费者权益倡导者、名人、普通公民。很好的例子包括特斯拉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和年轻的瑞典环保主义者格雷塔·图恩堡。其他非国家行为者包括麦当劳或星巴克等跨国公司（MNC）、跨国犯罪组织、跨国恐怖组织、准军事组织和武装抵抗组织。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涉及去中心化网络，例如reddit社区，在这些网络中，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影响政治，或者通过集体行动影响市场。

最多产的非国家行为者是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NGO）是私人的、自愿的组织，它们联合起来，通常是为了就具体问题采取行动。非政府组织不在传统的国际政治结构之内，但许多非政府组织对世界事务有重大影响。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来自各种来源，最值得注意的是道德权威，其成员认为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正义的。这包括许多环境非政府组织，例如绿色和平组织，它们利用媒体及其个人活动家的力量来宣传自己的事业。

最后，政治全球化的讨论侧重于民主化进程，正如各经济体趋向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治理模式时所讨论的那样，人们相信政治也会趋于一致。资本主义信仰的传播将伴随着民主规范的传播。财富的增长将导致一个国家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从而导致公民要求在政府中获得更大的代表性。对不少人来说，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以解决气候变化或恐怖主义等全球问题，而且还意味着这种合作将在日益民主的国家之间进行。

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实际上，官僚专制主义可能会发展成为民主治理的可行替代方案。官僚威权主义是通过强大的官僚组织管理一个国家，这种组织排斥人民的民意，决策由技术官僚或主题专家做出。俄罗斯和中国都转向了这种模式，其他政治领导人正在研究其有效性。事实上，疫情期间许多国家的经济普遍封锁、边境的关闭和紧急权力的授予表明，向威权主义的转变可能会加速。

文化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理解。首先，是过去三十年来发生的人流动。其次，是通过不断增长的信息流带来新技术。理想情况下，学者们认为世界各国人民最终将合并为一个全球公民社会，即Steger（2020）所说的全球虚构社会。全球虚构是指人们对全球连通性的意识不断提高，在这种意识中，人们首先将自己视为全球公民。然而，全球化影响了文化形式的移动和变化方式。这些举动被重复用于在不同的环境中塑造新的身份。变化会影响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他人会影响我们和周围人的日常生活。例如，移民可能对接收国产生本土主义影响。过多的移民往往会导致公众反移民情绪上升，有时伴随着仇外心理和歧视行为。

冷战结束后，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被称为移民）的人数有所增加。这些流动，通常是国家之间的流动，既是有意的，也有无意的。故意移民是指一个人选择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这可能包括移民和旅居者。移民是自愿合法地离开祖国到另一个国家工作和生活的移民。移民通常需要技能组合或投资资本。旅居者是暂时居住在某个地方并返回祖国的移民。这包括国际和出国留学的学生以及临时工。

无意移徙是指一个人没有选择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有几种类型的非故意或非正规移民。最著名的是难民。难民是指身在其国籍国或惯常居住地国以外，有充分理由担心因其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群体成员身份而受到迫害的人。临时的 asyle e 是指打算在新地方短暂停留一段时间，但随后无法回家的人。临时庇护者不是难民，因为他们不具有平等的地位，通常受到普通民众的区别对待。境内流离失所者（IDP）是无意移民，他们不是为了寻求安全而越过边境。与难民不同，他们在家中逃亡。2017年底，约有4000万人因武装冲突、普遍暴力或侵犯人权行为而在境内流离失所。国内流离失所者经常迁移到援助机构难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地区，因此，这些人属于世界上最脆弱的群体。

还有信息流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是我们接收信息方式的两个关键变化。互联网，即允许通信和信息共享的互联全球计算机网络，在20世纪90年代变得越来越突出。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超文本标记语言 （HTML） 和第一个 Web 浏览器的开发与统一资源定位器 （URL） 相结合，帮助创建了万维网。通过访问网站、文档存储库、博客、讨论社区和即时访问基于互联网的新闻资源，极大地扩展了个人获取更多社交信息的能力。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世界中，互联网和互联网接入无处不在。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成员是数字原住民，或者是通过科技成长的人。相比之下，X世代和婴儿潮一代被视为数字移民，或者不是在当今技术中成长的人。一个由黑胶唱片、唱盘、印刷书籍、现场音乐、政治集会和身体互动组成的模拟世界永远不会完全消失。但是，我们与互联网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从后工业社会转变为信息社会。

互联网为信息创造了社会政治场所，让那些正在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并试图严格限制信息获取的国家。任何人都可以写博客，这使获取信息的途径民主化，并允许所有人充当公共知识分子。知识交流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种期望，甚至是一种权利。各州很难监管互联网。即使政府试图镇压用户，用户和活动家也会找到解决方法。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阿拉伯之春期间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使用。在抗议活动开始之前，青年运动已经通过互联网网页和社交媒体组织起来。Facebook和Twitter在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 “起义日” 之前发挥了重要作用。半岛电视台报道说："胡斯尼·穆巴拉克辞职前一周，全球有关埃及的推文总数从每天2300条激增至23万条"。

穆巴拉克政权在2011年初的抗议活动中封锁了互联网的使用。抗议者开始使用代理计算机绕过审查员。他们使用拨号调制解调器连接到瑞典的用户。一旦他们不再受埃及当局的约束，抗议者就发布了 "埃及维基页面——激进分子上网和保持联系的 "操作方法" 清单，开始使用短信组织游行"（半岛电视台，2016年）。抗议者也变成了模拟。他们在示威时制作了手持标志。根据半岛电视台的说法，"如果你无法低头看手机获取更新，你可以抬头看看，找到可以解释接下来在何时何地收集信息的标志"。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切断互联网接入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它可能导致更多的公民走上街头，进一步推动了革命。

谢选骏指出：全球化是资本的狂欢，为了盈利，世界各国宽容了六四大屠杀，并且欢迎屠夫政权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中国大陆广立血汗工厂，并且输出贫困、输出债务。事实证明，这个“全球化”时期是两次冷战之间的一个喘息，就像1918——1939年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个休战。

【04、第二次冷戰】

佚名

假設的第二次冷戰中三個主要大國的定點陣圖：美國、俄羅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二次冷戰[1][2]（英語：Second Cold War[3][4]），亦稱冷戰2.0[5][6]（英語：Cold War II[7][8]）或新冷戰[9] (英語：New Cold War[10][11][12])，是用來描述冷戰後地緣政治集團之間再度發生的經濟、政治與軍事緊張局勢的術語。21世紀初期經濟大衰退的發生對全球化發展與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合作等方面產生重大影響[13]，並使之重新開始陷入有克制的對抗，局部地區發生熱戰，如同1947年至1991年美國與蘇聯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第一次冷戰時期一樣，故而得名。

第二次冷戰，在不同語境下有中美冷戰[14]（英語：Sino-American Cold War[10][11][12]）與俄美冷戰[15]（英語：Russo-American Cold War）等稱呼。有觀點認為，第二次冷戰的一方是美國及其盟友，另一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俄羅斯及其盟友[16][17]，中國客觀上與俄羅斯實施協同運作[18]，雙方已經發展成為並維持着事實上的「准盟友」關係[19][20][21]

背景

冷戰後國際秩序的重塑（1991年-1999年）

1980年代後期，世界各國出現了爭取民主化的浪潮。當時全世界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在1989年為集中爆發期的一系列革命中紛紛倒台；中華人民共和國則發生六四事件；南韓、中華民國（臺灣）等一批實行威權主義的美國盟友也逐漸轉型成西式民主；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陣營的核心蘇聯，不僅共產黨失去了權力，而且國家在1991年解體；美國成為僅剩的一個超級大國，開始長期的一強獨大。冷戰以美國的徹底勝利告終。

冷戰結束之後，原先的社會主義國家逐漸西化，主要是經濟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然而在後蘇聯國家並不順利：在部分國家，投機的高官和政商新貴互相勾結，成為寡頭，使得普通群眾成為西化的受害者。經濟轉型比較成功的國家，一是採用政治上迅速肅清原政權的勢力，經濟上在迅速向西方開放，並學習其經驗的國家，如波羅的海三國；二是政治上繼續由共產黨領導，在經濟上實施受控的緩和的自由化的國家，如中國。東歐各國的西化和經濟轉型基本上在2007年宣告完成。

在捷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人積極要求獨立並成功[22]；在外高加索，出現了三個微型國家；在南斯拉夫，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阿爾巴尼亞人、波斯尼亞穆斯林在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科索沃大打出手[23]。在部分騷亂嚴重的國家，原共產黨出身者重新領導國家，實行威權統治，如白俄羅斯。

1999年-2014年

1999年3月12日，原屬共產集團與華約組織成員國的波蘭、匈牙利及捷克三國正式加入北約，北約自1991年冷戰結束以來首次接納新成員國並向東擴張。1999年末，親西方的葉利欽突然辭任俄羅斯總統，克格勃出身的總理普京接任總統一職，並且開始使俄羅斯逐漸疏離西方。2001年初，中國海南島發生撞機事件；同年9月11日，美國本土遭遇了恐怖襲擊。部分學者，如英國作家愛德華·魯卡斯[24]、復旦大學教授王義桅[25]等認為這一系列事件之後，人類實際上已經進入新冷戰狀態。

弗拉迪米爾·普京的內政外交政策被認為是與前任迥異：普京更傾向於使俄羅斯變得強大，以至再次成為超級大國[26]，全然不似葉利欽般親西方的態度。英國歷史學家馬克斯·黑斯廷斯曾在他的文章《我們是否要在本世紀和俄羅斯戰鬥？》中描述普京是「史太林的精神繼承者」[27]；《時代》雜誌對普京的評價則是「沙皇再世」[26]。

隨着中國積極入世，承接中低階產業，中國的經濟在2001年之後，呈騰飛態勢；甚至A股崩盤和國際金融危機都沒能阻擋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中國雖然部分開放但仍相對集中的經濟體系，又使得中國經濟的飛躍能夠迅速的在財政收入上體現出來，進而反哺科技，尤其是航天、資訊工業、高端製造業和武器產業。中國崛起成為21世紀第一個有能力改變國際局勢的地緣政治事件[28]。

九一一襲擊事件後，美國政府利用民意並聯合盟友和全世界其他有相似目標的政治勢力，發動反恐戰爭[29]。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30]2010年初，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地區爆發阿拉伯之春。2011年利比亞內戰後，卡達菲政權倒台。而中東長期的動亂也引發難民危機。

在朝鮮半島，北韓第二代領導人金正日雖然表面上接受國際社會的調解，但暗地裏仍然繼續其核武器和導彈的開發計劃，導致朝鮮半島南北關係幾近破裂；而且由於北韓開發核武器的試驗基地位於北韓最東北，亦最靠近中國和俄羅斯的咸鏡北道，使得中俄都因為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切實的威脅而不再支援北韓，北韓因而陷入徹底的孤立。金正日最後在全球制裁導致的內外交困中因心臟病突發而猝死。2013年，由於美韓進行了針對北韓的名為「關鍵決斷」聯合軍演，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部宣佈從韓美聯合軍演的3月11日起，《朝鮮停戰協定》全面作廢。

原蘇聯地區的危機則更加激烈。蘇聯為了保證中央權威，在各個加盟共和國都設置了與主體不連接的飛地，或者主體民族是其他民族的民族聚居區：俄羅斯的車臣、韃靼斯坦、阿塞拜疆的阿爾察赫、烏克蘭的東部俄羅斯族人聚居區、克里米亞半島、摩爾多瓦的德涅斯特河地區，格魯吉亞的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長久來看，前蘇聯共和國之間的領土糾紛和內部民族矛盾將成為更大規模戰爭的導火索。2008年8月1日格魯吉亞和南奧塞梯發生數次交火[31]，8月8日凌晨格魯吉亞展開全面軍事行動並很快控制了2/3以上的南奧塞梯地區，包圍了其首府茲辛瓦利[32]。俄羅斯軍隊於8日進入南奧塞梯地區，9日展開軍事行動很快控制了茲辛瓦利[33]，並在隨後幾日佔領了南奧塞梯以外的格魯吉亞領土和軍事基地[34]。在國際各方的調停下，格魯吉亞和俄羅斯分別於15日和16日在停火協定上簽字，俄軍於18日開始撤離格魯吉亞[35][36][37]，戰爭結束。南奧塞梯戰爭爆發後，歐美等國紛紛譴責俄羅斯入侵格魯吉亞破壞其領土完整，俄羅斯則指責格魯吉亞對南奧塞梯居民進行屠殺。戰爭結束後，俄羅斯於8月26日承認南奧塞梯以及另一個單方面宣佈獨立的格魯吉亞地區阿布哈茲獨立[38]，格魯吉亞於9月2日與俄羅斯斷交[39]。

國際金融危機是促進第二次冷戰降臨行程的另一重要因素。面對金融危機，美國[40]和中國[41]分別投擲上萬億美元的救急方案，但經濟救急方案後來被證明只是興奮劑式的方案——很多結構性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有激化的趨勢。全球經濟陷入衰退，而後各國普遍出現了經濟疲軟、通貨緊縮、貧富差距加大[42]、失業率增長、債務增加[43]、房價上漲[44]、購買力下降。各國國內不同階層之間、不同分工的國家之間，愈發割裂開來，孤立主義、民族保守主義、民粹主義開始盛行，甚至法西斯主義也開始重新抬頭，經濟全球化進展受阻。2017年-2021年當勞·特朗普執政期間，「特朗普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

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前後

2010年2月7日，俄羅斯的鄰國烏克蘭選舉亞努科維奇為總統。該總統在2013年，轉而採取親俄的外交政策，停止加入歐盟的努力[45]，轉而尋求加入歐亞聯盟，導致烏克蘭爆發示威運動[46]，致使亞努科維奇於2014年2月下野[47]，流亡俄羅斯[48]；隨後俄羅斯於2月底派兵進入克里米亞並於3月18日併吞克里米亞。東烏克蘭各地亦爆發親俄示威，並在在俄羅斯的支援下與烏克蘭政府軍交戰，交戰中有載有愛滋病學專家的民航飛機被擊落。這促使烏克蘭更加靠近西方，而美俄、歐俄關係徹底惡化[49]。《外交政策》雜誌（Foreign Policy）認為克里米亞危機是第二次冷戰的重要開始標誌[50]。

習近平在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處理國際關係上採取更加進取的手段，甚至發起「戰狼外交」，傳言稱習近平視美國為中國的頭號敵人[51]。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出席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時說，習近平將統一台灣作為其中一個優先考慮策略。習近平在2019年向台灣提出「一國兩制臺灣方案」遭抵制和反對，在民主進步黨籍的蔡英文連任中華民國總統後，習近平又積極部署「武統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空前緊張。中國大陸很可能會在6年內攻打台灣，並企圖在亞洲地區取代美國影響力[52][53]。吉迪恩·拉赫曼認為，年輕世代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背景下成長，趨於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54]。而在2016年，隨着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之後，美國亦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特別是在2018年美國對中國發動的中美貿易戰則是加速了新冷戰的步伐。

朝鮮半島方面，在2018年南北韓3次首腦會晤、朝美首腦會晤之後，雙方關係開始破冰，一度意圖推進和平條約甚至統一。而在2020年6月，北韓全面關閉了南北韓之間所有通信聯絡渠道，並於16日將南北韓聯絡大樓炸毀[55]，次日又宣佈將軍隊重新部署至兩國之間的非軍事地區、增員炮兵部隊、恢復邊界各種軍事演習[56]。南北韓關係再次跌入冰點。

2019年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活動及2020年港區國安法

主條目：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在2018年2月，香港青年陳同佳在臺灣殺害女友潘曉穎，並以行李箱棄屍新北市[57][58]。由於男方已回到香港，香港警方不能以謀殺罪行起訴[57][58]。該命案引出香港雖與20個國家簽署長期的逃犯引渡協定[59]，卻與台灣存在着司法互助的漏洞[57]。但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基於一個中國原則，將中國大陸也納入修例範圍，意味着港人在修例通過後，有可能被移交到中國大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指修例是針對這次命案，推動《逃犯條例》修訂草案[60]，表示修訂條例旨在填補司法漏洞[61]，避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由於香港民主派人士普遍不信任中國大陸的司法制度，因此引發一系列政治僵局與大規模抗議活動。[62]而中國政府則以推出港區國安法、改變香港選舉制度、及加入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來平息事件，香港政府也要求區議員及公務員進行宣誓，以此防範香港會再爆發類似的激進示威活動。中國政府對香港作出的決定，以及香港政府對示威的處理手法及回應，引起外國強烈不滿，包括美國因此推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及香港自治法，並發出第13936號行政命令制裁香港及中國相關官員。中國因此也推出反制措施，制裁美國官員。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並蔓延至全球200多個國家與地區，各地採取封城方式，使經濟活動幾乎停擺。而中美雙方交相指責彼此為疫情源頭，美國認為中國應為一開始的隱瞞疫情負責，甚至提出向中國索賠，中國外交官則否認中國是疫情源頭，與中美關係更加惡化。5月20日，白宮發佈《美國對中國之戰略報告》，全面抨擊中國的掠奪性經濟政策、軍事擴張、虛假宣傳和侵犯人權等。有評論將其比擬為佐治·凱南在1946年發佈的8000字電報。[63]

新聞中的相關報導：蓬佩奧稱習近平總書記是一個破產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真正信仰者

2020年7月21日，美國要求中國在7月24日16時前關閉中國駐侯斯頓總領事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強烈譴責，並表示將做出反應[64]。7月23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遜圖書館發表演說《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指責中國造成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擴散並實施暴政威脅美國和世界各國的經濟、自由、國家安全和民主，呼籲改變中共威脅自由世界的行為[65][66]。蓬佩奧亦批評「習近平總書記是一個破產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真正信仰者」（英語：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s a true believer in a bankrupt totalitarian ideology），並呼籲中國人民改變中共[67]。此次蓬佩奧的演講被BBC視為開啟第二次冷戰的新鐵幕演講[68]。7月24日，中國宣佈復原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的設立和執行許可。[69][70]

2021年5月4日，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在接受《金融時報》專訪時說，美國不是要遏制中國，但是中國政府正變得對內越來越壓制、對外越來越咄咄逼人，美國與盟友要捍衛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71]布林肯又否認中美正進行「新冷戰」的説法。[72] 6月，拜登簽署行政令，將包括華為、中芯國際、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等59家中國企業列入投資「黑名單」，禁止美國人與這些中國公司進行投資交易[73]。2021年6月23日，美國限制對五家中國實體實施出口[74]。

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和2021年－2022年俄烏衝突

2021年3月，俄烏局勢因俄軍演習而升溫。後兩方有多項軍事部署。

2022年2月21日，俄羅斯聯邦總統普京簽署總統令，正式承認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和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為獨立國家。隨後白宮就表示俄羅斯已經開始了入侵烏克蘭的行動，將展開制裁行動。北約（NATO）及歐盟多個成員國亦宣佈制裁俄羅斯。德國總理朔爾茨宣佈，暫停審批俄羅斯接駁至德國的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項目[75]。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則表示，西方一早已經無理實施多項制裁，俄羅斯對制裁已經習以為常。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聯邦總統普京向烏克蘭發起全面進攻。而美國總統祖·拜登及五角大廈高層隨即表示已有計劃在當地時間24日對俄羅斯實施「全面制裁」（英語：Full-Scale Sanctions），並表示歐洲70年以來的和平遭到了終結，美國不得不介入，但不會派兵協助烏克蘭。普京則表示，如果西方介入戰爭，俄羅斯將會立即發動一個歷史上從未見過的報復行動[76]。美俄關係從此落入冷戰以來最低谷。

2022年2月25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對北約作出警告，並表示俄羅斯擁有核武器[77]。隨後幾天，俄羅斯總統普京下令核子力量高度戒備，引來北約不滿。

2022年4月26日，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表示有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風險，呼籲全球切勿低估爆發核戰爭的風險，又警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提供武器給烏克蘭，等於是與俄羅斯打代理人戰爭[78]。

主要國際關係

跨大西洋關係

主條目：美國－歐盟關係、美英關係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歐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而美國是目前世界上軍事實力最強的政治體，並且在國際政治關係中發揮主導作用。歐美的盟友關係在世界許多其他地方都發揮了影響力[79]。但由於歐盟並非單一制的政治實體，沒有一個完全統一的外交政策，使得美國和歐盟之間的關係較為複雜。

美國和歐盟也在一些問題上也有分歧，例如美國小布殊總統發動的伊拉克戰爭；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期間，歐洲三大國一致反對美國登出《伊核協定》，甚至法國，德國，英國開闢與伊朗進行非美元貿易的新渠道來避免伊朗面臨的美國制裁；特朗普的單邊主義還不斷要求北約的歐盟成員國提高北約開支中的出資份額[80]，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默克爾則力挺建立歐洲獨立軍隊來防範美俄[81][82]。

美俄關係

主條目：俄美關係、烏克蘭危機、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敘利亞內戰、俄羅斯在敘利亞內戰的軍事介入、俄羅斯干預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導條約、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和2021年－2022年俄烏衝突

美俄全球軍事基地分佈

在俄羅斯總統鮑里斯·葉利欽的領導下，兩國關係在1999年春天北約轟炸南斯拉夫之前總體上是溫暖的，此後關係顯著惡化。[83][84]2014年，由於烏克蘭危機、俄羅斯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俄羅斯軍事干預敘利亞內戰的分歧，以及2016年底俄羅斯被指干預2016及2020年美國大選和涉嫌干涉敘利亞內戰，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2014年實施的相互制裁仍然有效。而2019年8月2日，隨着兩國正式登出《中程導彈條約》，美俄關係陷入「冰點」。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美俄關係落入冷戰以來最低谷。

英俄關係

主條目：俄英關係

參見：亞歷山大·瓦爾傑洛維奇·利特維年科、英國前俄羅斯間諜毒殺案和2021年黑海事件

在21世紀初期，特別是在2006年亞歷山大·利特維年科中毒之後，兩國關係變得緊張，自2014年以來，由於烏克蘭危機，被英國和西方世界的許多人視為充滿敵意。中毒事件發生後，28個國家驅逐了涉嫌充當外交官的俄羅斯間諜。[85]2021年6月23日，在俄羅斯聲稱已向英國海軍驅逐艦HMS Defender鳴槍警告後，[86]兩國捲入了海上沖突點，後者聲稱該驅逐艦已侵入黑海水域。然而，英國在回應中拒絕承認其船隻在俄羅斯水域，而是說它在烏克蘭海域範圍內，因此也否認受到任何警告性火力的影響，而是聲稱俄羅斯正在進行砲擊鍛煉。

在2022年俄烏戰爭開始後，英俄關係急劇惡化，英國反對俄羅斯出兵烏克蘭，同時沒收俄羅斯寡頭的各項海外資產，召回本國公民，中斷與俄方的所有商業合作，並向烏克蘭提供多種武器支援烏軍，而首相約翰遜也在戰爭後三次出訪烏克蘭，表達英國對烏克蘭的支援。

歐盟與俄羅斯雙邊關係

主條目：俄羅斯－歐盟關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烏克蘭－歐盟關係、俄羅斯－烏克蘭關係、北溪2號、烏克蘭危機、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和2021年－2022年俄烏衝突

歐盟各成員國與俄羅斯的關係各有不同。最新的歐盟－俄羅斯戰略夥伴關係在2011年簽署[87][88]，但是俄羅斯合併克里米亞和頓巴斯戰爭以後2015年遭到歐洲議會的挑戰。

2021年2月俄羅斯政府驅逐瑞典、波蘭和德國駐俄外交機構相關人員。[89]2021年4月30日，俄羅斯外交部禁止8名歐盟及其成員國官員入境俄羅斯，其中包括歐洲議會議長薩索利。[90]

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歐俄關係急劇惡化，多個歐盟國家（例如法國，德國，波蘭）都強烈反對俄國侵略烏克蘭，並制裁俄羅斯多個方面，例如向俄羅斯實施石油禁運，把俄羅斯踢出SWIFT國際結算系統，同時向烏軍提供武器及人道物資，可是制裁也令歐洲帶來通脹危機。

中美關係、台灣問題、南海爭議、2018－2020年中美貿易戰、美台關係、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兩岸關係和台灣關係法、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

當前，中美兩國關係十分複雜，既非完全的敵人又非正式的夥伴，敵對與合作並存[91]。多數人認為中美兩國在歷史上沒有領土爭議的包袱，美國在科技上具有全球領先地位，但政治上等原因對彼此的不同看法，總體講，是合作多於衝突，共同利益遠大於彼此分歧。2011年的《中美聯合聲明》確認中美雙方將共同努力，建設互相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合作夥伴關係，是中美雙方對中美關係的新定位和表述。2012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雙方將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作為主題，這一概念被高調推出[92]。現時中國將兩國關係稱為「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而中美兩國則被部分西方學者稱為兩國集團（G2）或中美國[93]。但自當勞·特朗普上台後，雙方的關係因為國家利益和國際政治之間的衝突加大並急速惡化，尤見持續至今的2018年中美貿易戰和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到2021年5月，受COVID-19疫情影響，中美關係已降至近幾十年來最低點。[94]6月底，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宣佈離任返國，直到7月底前，兩國均未有大使駐節於對方首都，這是雙方建交以來首見的特殊情形，亦為正式關係持續破裂的最新跡象。[95]2021年12月16日，拜登任命尼古拉斯·伯恩斯為美國駐華大使，翌年3月5日，伯恩斯抵達北京，是為雙方關係緩和的訊號。

上合組織與北約成員國對比圖

中俄關係、中俄關係、上海合作組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烏克蘭危機和克里米亞危機

2013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後，俄羅斯在2014年出兵克里米亞，並成功「吞併」，導致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關係迅速惡化。西方國家隨後對俄羅斯實行新的制裁，取消了與俄羅斯油氣公司的各項合作。但與此同時，中國卻向俄羅斯提供了多個經濟、軍事和基礎設施合作專案，減輕了俄羅斯的壓力[20]。

集安組織和上合組織成員國

中俄目前並非盟友關係，尤其是在克里米亞問題上，出於對台灣問題的考量，中國表示支援烏克蘭的領土完整[96]，至今中國地圖出版社和自然資源部的世界地圖上都將克里米亞劃為烏克蘭領土。但在2019年後，兩國關係已經發展成為事實上的准盟友關係，並為日後可能發生的第二次冷戰結盟打下了一定的基礎[97]。

中國與亞歐、印太地區國家的關係

中英關係、大英帝國、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屬香港、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回歸、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和港版國安法

近年隨着中國經濟崛起，英日益深化對華合作，雙方在政治、經濟等領域的磋商與對話加強，兩國高層亦保持互訪[98]。然而，自中國政府因應2019年爆發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於2020年6月30日通過《港區國安法》以來，兩國關係開始惡化。2021年7月15日，英國下議院因新疆再教育營的問題，通過了一項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的動議，建議英國政府及其代表拒絕參加北京冬奧會。英國下議院認為，除非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結束在新疆的暴行，解除對英國議員、公民和實體的制裁，否則2022年冬奧會不應在一個被指控犯有大規模暴行的國家舉辦[99]。

中歐關係

中國－歐盟關係、歐盟對中國武器禁運、中歐班列和中歐投資協定

中國與歐盟之間維持穩定的合作關係。從2007年起，雙方開始談判提升關係到新的合作夥伴層面，目前已經有20多個專案的談話和協定簽署，涉及環保、教育等領域[100]。在「一帶一路」倡議中，中國視歐盟為一帶一路的終端節點，同時歐盟亦視中國為重要的貿易夥伴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因而雙方皆相當重視[101]。中國與歐盟的主要國家，如法國和德國，都維持有較高層次的戰略夥伴關係。但雙方在人權、價值觀及意識形態上的衝突始終存在。在2019年中香港反修例運動、2020年春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爆發以及港版國安法實行後，兩邊關係逐漸緊張。2020年8月31日和9月1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出訪德國期間批評捷克參議院議長維特齊訪台，威脅要讓捷克「付出沈重代價」。這番言論招致歐盟各國批評，使中歐關係進一步惡化[102]。

2021年3月22日，歐盟各國外長就新疆再教育營問題，批准對四名中國官員和一個實體進行制裁[103]。隨後，中國提出對等反制措施，宣佈制裁歐洲多國議員與學者，以示報復[104]。由於不滿被反制裁，歐洲議會隨後臨時取消了一個有關中歐投資協定的審議會。路透社認為，中歐雙方互相施加制裁後，協定命運堪憂。[105][106]中國駐歐盟使團團長張明大使表示，「若有人執意要搞對抗，責任所在，不敢有負國民，別無選擇，惟有奉陪。」[107]根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道稱，有不具名的分析人士認為，「北京罕見地強硬做法，等於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108]據Politico，部分被制裁的歐洲議員「威脅阻止協定的批准」，並稱，「中國針對歐洲議會、歐洲理事會政治與安全委員會以及歐洲智庫人員的行為將嚴重阻礙歐洲議會對該協定的批准」。[109][110]2021年4月29日，據南華早報報導，《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因不獲歐洲議會主要政黨支援而暫時擱淺[111]。

2021年5月4日，歐盟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兼貿易專員瓦爾迪斯·東布羅夫斯基斯對法新社表示「鑑於目前歐盟對中國實施制裁而中國實施反制裁包括針對歐洲議會成員的反制裁，這樣的環境不利於批准協定」，雙方外交關係惡化，「我們目前在某種意義上已中止歐盟委員會的政治接觸活動」。東布羅夫斯基斯這一言論被外界解讀為歐盟委員會實際上「已中止」推動歐中投資協定[112][113]。但歐盟發言人否認了這一說法，稱媒體報道東布羅夫斯基斯的表述時剝離了其具體語境[114]。

2021年5月20日，歐洲議會以599票贊成、30票反對、58票棄權，通過凍結《中歐全面投資協定》批准程式，直到中國取消對歐盟政治人物的制裁為止[115]。歐盟委員會副主席瓦爾迪斯·東布羅夫斯基斯回應歐洲議會的批評時表示：「中國的制裁併未為達成協定創造有利的環境」，同時立法會也提出，除了要求取消制裁之外，歐盟在決定批准數十億美元的交易時，將考慮中國的人權狀況[116]。這項決議案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目前是歐洲議會的官方立場[117]。

2021年7月8日，歐洲議會通過一項抵制北京冬奧會的動議。歐洲議會認為，除非香港、新疆、西藏、內蒙古以及中國其他地區人權得到改善，否則歐盟以及成員國領導人不要出席2022北京冬奧會[118][119]。

中澳關係

中國和澳洲都是亞太經合組織和二十國集團的成員國，貿易關係非常密切，中國是澳洲最大的貿易夥伴，澳洲則是中國第八大貿易夥伴。在2017年之前，兩國政府的高層經常互訪。之後，澳洲政府反對中國在南海爭議、新疆人權問題等方面的作為，並憂慮中國藉助代理人和基建項目擴大在澳洲等大洋洲國家的影響力，因此推出多項法案和措施進行遏止，又提出對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展開獨立國際調查，中方批評澳方固守冷戰思維和偏見，視中國為威脅，因此進行各種毒害雙邊關係的行徑，兩國關係自此陷入低谷。

中印關係

中國－印度關係、中印邊界問題、麥克馬洪線、藏南地區、中印邊境戰爭、2013年斗拉特別奧里地事件、2017年中印軍隊洞朗對峙事件和2020年中印邊境衝突

中印兩國都是發展中國家，人口數碼列世界前二，建交七十年來，兩國關係的發展伴隨着衝突與合作，主要受三大因素不斷干擾，即歷史情結、地緣競奪及大國博弈[120]。由於中印兩國有着近2000公里的漫長邊界和總面積超過12萬平方公里領土糾紛，因此兩國1962年爆發了中印邊境戰爭。戰爭結束後，兩國關係嚴重倒退。因當時中蘇交惡，導致當時的蘇聯與印度結盟，因此兩國關係持續冷淡。直到1976年，兩國恢復互派大使。2003年6月，當時的印度總理瓦傑帕伊對中國進行正式存取，雙方簽署《中印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宣言》，確認發展長期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

目前，中國是印度第一大貿易夥伴，而印度是中國在南亞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1993年起，兩國簽署多個協定以維護地區和平，但仍不時在中印邊界地區爆發對峙、衝突。如2013年斗拉特別奧里地事件、2017年的洞朗衝突事件和2020年中印邊境衝突。

中日關係、日台關係、抗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駐日美軍、日美安保條約、釣魚台及其附屬島嶼主權問題、東海油氣田問題、歷史教科書問題、南京大屠殺、對日民間索賠、慰安婦、靖國神社和日本親中團體

中國與日本之間的關係起伏不定，呈現「剪不斷，理還亂」的情形。

在昭和末平成初（1989年至1995年）和平成末令和初（2018年至今）中日關係都相對較好，而小泉純一郎六次參拜靖國神社以及2012年的日本單方面國有化釣魚台都曾使得中日關係變得冷淡。但中日雙方都有意改善雙邊關係[121]，如在2020年因應東京奧運會，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打算在4月份邀請習近平以國賓的身份存取日本。但卻因為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以及港版國安法問題而遭到延後。2020年8月28日，安倍晉三宣佈因健康原因辭去日本首相職務，導致習近平延後訪日的行程增加了不確定性[122]。

中國與朝鮮半島的關係

中韓關係、中朝關係、南北韓關係、韓戰、三八線、北韓核問題、駐韓美軍和南韓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事件

1992年8月24日，中韓正式建交。建交後兩國關係即進入蜜月期。1992年9月27日，時任南韓總統盧泰愚在兩國建交僅1個月後，便率龐大訪華團出訪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見了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等領導人[123]。雙方在北京發表了《中韓新聞公報》，並簽署了《中韓貿易協定》、《中韓投資保護協定》、《中韓關於設立經濟、貿易、技術聯合委員會協定》、《中韓科學技術協定》。自建交以來，韓中關係不斷提高，雙方高層互訪頻繁，經貿、文化、人員往來迅猛發展。1997年12月，金大中總統訪華期間，兩國關係提升為「面向21世紀的合作夥伴關係」。2003年，又被提升為「面向21世紀的全面合作夥伴關係」。2008年5月，時任南韓總統李明博訪華時，兩國關係被再次升級為「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2013年6月，朴槿惠總統對中國進行國事存取，與中方的習近平、李克強和張德江分別會見，雙方發表《中韓面向未來聯合聲明》，中韓關係急劇升溫。直到南韓決定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兩國開始有交惡跡象。[124]不過隨着2017年時任南韓總統文在寅存取中國以後，兩國關係開始趨於緩和。

中國也跟北韓持續的保持友好的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曾經形容中朝「保持傳統友好合作關係」[98]。中國是北韓最大的貿易夥伴。自2000年代末期以來，北韓在經濟、貿易方面越來越依賴中國[125]，並持續至今。不過在北韓核問題上，自1990年代起，中國開始關注北韓的核計劃，反對北韓進行核試驗，並贊成聯合國安理會推行多項制裁北韓的決議。但中國在安理會決議案通過後會為北韓經濟「開後門」。中國這麼做的原因，一方面是為了防止自韓戰後，在三八線以南的駐韓美軍因可能的北韓政權垮台而推進至中朝邊界，另一方面是讓中國對南北韓關係上保持絕對的影響力。不過也因為安理會的制裁問題，中朝關係在2017年趨於緊張。但自2018年起，中共中央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和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已經舉行了5次會談，中朝雙方也恢復了頻繁的高層互訪，兩國關係出現緩和的跡象[126]。

中國與東盟的關係

東南亞國家聯盟、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一帶一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南海爭議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中國與東南亞各國有極為密切的政治、經濟往來。加之東南亞大部分的國家都加入了東盟，因此雙邊的政經往來極為密切。在政治上，東盟每年都會舉辦東盟十加三會談。在經濟上，於2010年1月1日全面生效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擁有19億人口，國內生產總值近6萬億美元，貿易總額達4.5萬億美元。因此成為全球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127]，也是繼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區之後，全球第三大的自由貿易區。2022年1月1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正式生效[128]，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如果加上該協定，那麼兩個協定加起來的總體貿易額會超過歐洲聯盟，成為世界上第一大的自由貿易區。另外伴隨着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戰略政策，中國大舉投資東南亞國家，這其中以馬來西亞，柬埔寨，新加坡，泰國，越南等國的投資居多。而東南亞國家幾乎全部加入了以中國為主導的亞投行，使得雙邊不論是在政治或者是經濟上，都有密切的往來。但是，中國與部分靠近南海的東南亞國家有着主權爭議，雖然雙方都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但對主權爭議的解決影響不大。

美國與印太地區盟友的關係

四邊安全對話、日美關係、韓美關係、澳洲－美國關係和中華民國與美國關係

參見：馬拉巴爾 (海軍演習)和美國對台軍售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實際控制台澎金馬地區，並獲得美國支援[129]多次擊退解放軍，反對及打擊共產或社會主義，維持台澎金馬地區實質控制至今。迄今美方仍固定向中華民國出售防衛性武器。同時也通過《台灣關係法》維持雙方關係。

朝鮮半島雙邊及以外關係

主條目：朝美關係、韓美關係、南北韓關係、日韓關係、日朝關係、朝鮮半島衝突、韓戰、三八線、北韓核問題、靖國神社和獨島主權爭議

1950年，韓戰爆發，直到195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北韓和美國（聯合國軍）三方於板門店簽署了《朝鮮停戰協定》而結束。而朝鮮半島也隨着這個協定正式分裂成北韓和南韓兩個國家，並且雙方至今仍在「三八線」對峙。

20世紀90年代，南北韓雙方開始頻繁的接觸與對話。1998年金大中就任大韓民國總統後，對朝推行「陽光政策」，南北韓關係出現突破。金大中與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正日，2000年6月在平壤舉行了歷史性的首次南北韓首腦會談，並聯合發表自主解決國家統一，加強雙方合作與交流的《南北共同宣言》。2003年開始的盧武鉉政府在「陽光政策」基礎上推出「和平繁榮政策」。盧武鉉與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正日，於2007年10月舉行了第二次南北韓首腦會談，並發表《南北關係發展與和平繁榮宣言》。

2008年，南韓保守派李明博執政後，南韓調整了對北政策。雙方關係從此轉冷。2017年，朴槿惠因崔順實事件被彈劾後，新任南韓總統文在寅借舉辦2018年平昌冬奧會之機，與北韓方面改善關係，同年與朝鮮勞動黨委員長金正恩舉行了3次首腦會晤，被外界視為兩國關係破冰的跡象。然而到了2020年，脫北者團體向北韓散發反朝傳單，引起北韓當局不悅，關閉位於開城工業地區的南北共同聯絡事務所並實施爆破[130]，南北韓關係再次回落至冰點。

日本和南韓是海上鄰國，二戰結束後都與美國結盟。儘管如此，兩國關係仍持續緊張和不友好，相互之間存在強烈的互不信任和一些歷史爭端。這些爭端包括：對獨島（日本稱竹島）的領土主張、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日本對朝鮮日治時期的不同看法、慰安婦問題、以及日本拒絕談判南韓要求其為虐待北韓而道歉或賠償的要求。日本外務省2018年的《日本外交藍皮書》刪除了前一年將南韓稱為「日本與日本共用戰略利益的最重要鄰國」的說法。[131]2021年，南韓亦在其最新的國防白皮書中不再將日本描述為「夥伴」。[132][133]這些緊張局勢使美國推動建立反對中國作為共同敵人的戰線的願望和努力變得複雜。[134]

根據2014年BBC World Service的民意調查，僅13%的日本人對南韓的影響力持正面看法，37%的人表示負面看法，而僅15%的南韓人對日本的影響力持積極態度，79%的人表示負面看法，使南韓排在中國之後，世界上對日本負面看法第二大的國家。[135]由於兩國關係的高度對立性，兩國被各種媒體評論家描述為處於「冷戰」狀態。[136][137][138]

其他地緣政治關係

兩岸關係、台灣問題、第二次國共內戰、一個中國、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台灣獨立運動和反分裂國家法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實際控制台澎金馬地區，並獲得美國支援[129]多次擊退解放軍，反對及打擊共產或社會主義，維持台澎金馬地區實質控制至今。1987年台灣開放兩岸探親後，兩岸關係一度緩和，兩岸官方、民間交流逐漸恢復。解嚴以後，台灣本土化運動興起，而統獨問題使得兩岸關係逐漸成為兩岸政府和民眾之間的重大敏感議題[139][140]。進入21世紀後，海峽兩岸的經貿活動已相當緊密，並擁有一定程度的物資及人員流通自由。2008年中國國民黨籍的馬英九就任總統後，兩岸恢復官方交流。2015年11月7日，兩岸領導人馬英九及習近平在新加坡會面[141][142]，作為兩岸關係的重大進展[143][144]。2016年民主進步黨籍的蔡英文就任總統後，表示不接受九二共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即宣佈兩岸官方交流中斷[145][146]。2016年以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機經常繞台灣島飛行，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稱此舉是針對臺灣的施壓與騷擾[147]，尤其是2019年解放軍軍機越過臺灣海峽中線事件，令兩岸關係持續緊張。

當前，海峽兩岸的關係不僅關乎雙方利益，還牽涉到亞太區域的情勢，乃至中美兩大世界強權的戰略佈局以及全球安全，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之一。同時，由於兩岸長期分裂，致使雙方體制及價值觀的歧異，臺灣興起的臺灣主體意識亦與中國大陸主流的中國統一意識形成碰撞，使得海峽兩岸關係愈加複雜。

中國大陸與香港關係、香港主權移交、一國兩制、中港矛盾、佔中運動、反修例運動和港版國安法

1997年，隨着香港主權移交中國。港英政府結束了153年對香港的統治。兩地雖分治多年，存在長期的價值觀及制度差異，但基於一國兩制，移交初期中國大陸與香港關係沒有太大問題。然而進入2010年代後，雙方的實質矛盾逐漸出現，經歷2014年的雨傘革命，最終在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達到最高峰。BBC發文認為，在2020年6月30日香港國安法正式生效實施後，有觀點即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香港承諾的一國兩制和五十年不變的方針名存實亡。[148]

參照

 “第二次冷战”？BBC称俄罗斯与西方情报对抗陷入白热化. 參考訊息. 2018-10-20 [2019-11-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3）.

 Wertheim, Stephen. 我们还来得及避免第二次冷战吗？. 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9-06-13 [2019-11-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3） （中文（簡體））.

 Mackenzie, Ryan. Rubio: U.S. 'barreling toward a second Cold War'. The Des Moines Register. USA Today. 2015-10-03 [2016-01-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1-27）.

 Trenin, Dmitri. The crisis in Crimea could lead the world into a second cold war. The Guardian. 2014-03-02 [2016-01-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1-20）.

 陳小茹. 特朗普重提核武优势 美俄“冷战2.0”或将开启. 中國青年報. 2017-02-27 [2019-11-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4-27）.

 德语媒体2.0. 德國之聲. 2019-05-22 [2019-11-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3） （中文（中國大陸））.

 Dmitri Trenin. Welcome to Cold War II. Foreign Policy. Graham Holdings. 2014-03-04 [2015-02-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1-28）.

 Kozloff, Nikolas. As Cold War II Looms, Washington Courts Nationalist, Rightwing - Catholic, Xenophobic Poland. Huffington Post. 2015-10-15 [2019-02-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10-19） （美國英語）.

 中美關係：世界正在進入新冷戰時代嗎？BBC News 中文. [2020-09-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20） （中文（繁體））.

 Simon Tisdall. The new cold war: are we going back to the bad old days? The Guardian. Guardian News and Media Limited. 2014-11-19 [2015-02-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2-06）.

 Philip N. Howard. Social media and the new Cold War. Reuters. Reuters Commentary Wire. 2012-08-01 [2016-08-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10-19）.

 Bovt, George. Who Will Win the New Cold War?. The Moscow Times. 2015-03-31 [2016-01-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12-08）.

 The Recession and Recovery in Perspective.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2012-12-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1-16）.

 參考訊息. 英学者：“中美新冷战”绝非不可避免. 新浪新聞. 2019-10-22 [2019-11-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3）.

 美俄陷新冷戰 俄羅斯積極投入北極軍事部署. TVBS新聞網. 2021-06-17 [2021-06-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3-15） （中文（繁體））.

 徐貽聰.[寰球观察]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意义深远. 新華網. 2019-06-09 [2019-11-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3）.

 Powell, Bill. A New Cold War, Yes. But It's With China, Not Russia. Newsweek. 2015-05-29 [2016-04-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1-12）.

 美媒诬蔑中俄越来越有侵略性 第二次冷战已打响. 2015-01-23 [2019-11-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3）.

 中俄關係70年：從兄弟、仇敵到好朋友的滄桑. BBC News 中文. [2019-12-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3）.

 許輝. 中俄與西方的博弈將主導未來國際政治走向. 多維新聞. 2022-02-03 [2022-02-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2-17） （中文（簡體））.

 王海運. 中俄如何联手应对“颜色革命”. 環球網. [2021-03-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3）.

 Kraus, Michael. 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s? Explaining Czechoslovakia’s Dissolu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00. ISBN 0-8476-9020-2. |article=被忽略 (幫助)

 Judah, Tim. Yugoslavia: 1918–2003. BBC. 2011-02-17 [2012-04-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08）.

 The New Cold War by Edward Lucas. BBC. 2008-02-12 [2019-10-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1-25）.

 王義桅. 冷战终结十周年. 人民網. 2001-12-25 [2019-10-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4-27）.

 Ignatius, Adi. A Tsar Is Born - Person of the Year 2007. 時代雜誌. 2007-12-19 [2010-08-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0-07-22）.

 Hastings, Max. A blundering Bush, Tsar Putin, and the question: will we, in this century, have to fight Russia?. Mail Online. 2007-06-05 [2010-08-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09-29）.

 參考訊息. 西媒文章：中国崛起是当今时代最重要事件. news.sina.com.cn. 2019-09-23 [2019-11-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3）.

 Eric Schmitt; Thom Shanker. U.S. Officials Retool Slogan for Terror War. New York Times. 2005-07-26 [2019-11-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3-15）.

 Plans For Iraq Attack Began on 9/11. CBS News. 2002-09-04 [2006-05-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6-05-25）.

 格鲁吉亚与南奥塞梯再次交火致数十人伤亡_新闻中心_新浪网. news.sina.com.cn. [2022-07-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4）.

 格鲁吉亚军队包围南奥塞梯首府_新闻中心_新浪网. news.sina.com.cn. [2022-07-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4）.

 俄军已控制南奥塞梯首府 两架飞机被击落_新闻中心_新浪网. news.sina.com.cn. [2022-07-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4）.

 俄罗斯军队进入格鲁吉亚西部基地_新闻中心_新浪网. news.sina.com.cn. [2022-07-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8-09）.

 格鲁吉亚总统称已与俄签署停火文件_新闻中心_新浪网. news.sina.com.cn. [2022-07-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8-09）.

 梅德韦杰夫签署南奥塞梯停火协议_新闻中心_新浪网. news.sina.com.cn. [2022-07-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8-09）.

 俄罗斯18日开始从格鲁吉亚境内撤军_新闻中心_新浪网. news.sina.com.cn. [2022-07-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8-09）.

 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_新闻中心_新浪网. news.sina.com.cn. [2022-07-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9-01）.

 格鲁吉亚宣布与俄罗斯正式断交_新闻中心_新浪网. news.sina.com.cn. [2022-07-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9-05）.

 2008年09月23日 - 大前研一：美7000億美元計劃是笑話 - 即時新聞 - 國際財經 - 財經 - 星洲网 新聞. www.sinchew-i.com. [2019-11-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07） （英語）.

 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十措施确定4万亿元投资计划_国内财经_新浪财经_新浪网. finance.sina.com.cn. [2019-11-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01-14）.

 Binyamin, Appelbaum. Fed Says Growth Lifts the Affluent, Leaving Behind Everyone Else. New York Times. 2014-09-04 [2014-09-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8-18）.

 McKinsey-Debt and deleveraging: The global credit bubble and its economic consequences-Updated-July 2011. Mckinsey.com. 2013-03-13 [2013-08-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3-07）.

 From the subprime to the terrigenous: Recession begins at home. Land Values Research Group. 2009-06-02 [2019-11-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06-12）. (A survey of recessions or expected recessions in 40 countries, 33 of which arguably had property bubbles.)

 乌克兰议会否决有关季莫申科法案. 德國之聲. 2013-11-21 [2014-03-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1-22） （中文（中國大陸））.

 烏克蘭十萬人抗議政府延遲加入歐盟. 亞太日報. 2013-11-26 [2019-12-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2-03） （中文（繁體））.

 烏克蘭議會宣布亞努科維奇“自動喪失總統職權”. 新華網. 2014-02-22 [2019-12-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12-20） （中文）.

 亚努科维奇在俄首现身 称将继续斗争吁全民公决. 國際線上. 2014-02-28 [2014-02-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2-28）.

 Eve Conant. Is the Cold War Back?. National Geographic.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2014-09-12 [2015-02-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6-17）.

 Welcome to Cold War II. Foreign Policy. 2014-03-04 [2014-11-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11-09）.

 金哲. 习近平的“东升西降”世界观与现实的矛盾. 美國之音. 2021-03-24 [2021-03-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2） （中文（簡體））.

 美印太司令警告「中國恐6年內攻打台灣」　將與台灣軍隊聯合訓練維持防衛力. 2021-03-10 [2021-03-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2）.

 Helen Davidson. China could invade Taiwan in next six years, top US admiral warns. Taipei. 2021-03-10 [2021-03-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28）.

 存档副本. [2021-04-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3-15）.

 朝鲜炸毁位于开城的朝韩联络办公室. BBC News 中文. 2020-06-16 [2020-06-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6-16） （中文（簡體））.

 Welle (www.dw.com), Deutsche. 朝韩冲突再升级 朝鲜派兵进驻边境 | DW | 17.06.2020. DW.COM. [2020-06-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3） （中文（中國大陸））.

 劉子維. 港男台灣殺女逃回香港 引出港台司法互助漏洞. BBC. 2019-03-24 [2019-08-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1-29）.

 Daniel Victor和Tiffany May. 點燃香港修例之爭的一樁謀殺案. 《紐約時報》. 2019-06-19 [2019-08-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8-07）.

 林祖偉. 逃犯條例：「反送中」等五個還需搞明白的問題. BBC. 2019-06-12 [2019-08-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7-19）.

 李翰文. 逃犯條例：中港擬互相移交嫌犯的種種憂慮. BBC. 2019-04-03 [2019-08-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7-19）.

 香港逃犯條例引發萬眾抗議折射不滿與不安. BBC. 2019-04-29 [2019-08-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7-09）.

 李翰文. 香港逃犯條例修訂：史無前例的僵局該如何破. BBC. 2019-05-15 [2019-08-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6-18）.

 王赫：《美國對中國之戰略報告》七點解讀. 大紀元. 2020-05-24 [2021-04-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3） （中文（繁體））.

 於瀟清; 劉棟. 美要求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外交部：必作出正当必要反应. 澎湃新聞. 2020-07-22 [2020-07-2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22）.

 蓬佩奧發表中國政策演說 稱自由世界可再次戰勝暴政[全文]. 中央社. 2020-07-24 [2020-07-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25） （中文（臺灣））.

 蓬佩奥中国政策演说被指“临战宣言” 学者忧美中冲突升级加速脱钩. 美國之音. [2020-07-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27） （中文）.

 国务卿蓬佩奥呼吁中国人民改变中共. 美國之音. 2020-07-24 [2020-07-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24）.

 蓬佩奥发表“新铁幕演讲” 呼吁世界和中国人“改变中国共产党”. BBC News 中文. [2020-09-2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07） （中文簡體）.

 中国外交部通知美方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20-07-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24）.

 下令中國駐休士頓領館關閉 美國：保護智慧財產. 中央社 CNA. [2021-04-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3） （中文（臺灣））.

 布林肯：美國不是要遏制中國 但要捍衛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美國之音. [2021-05-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07）.

 美國務卿布林肯否認中美進行「新冷戰」. 香港01. [2021-05-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16）.

 59家中企被拉进“黑名单”，美变本加厉意欲何为. [2021-06-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6-05）.

 美国限制对五家中国实体出口 中国外交部称对此强烈谴责. [2021-08-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9-09）.

 Germany Responds to Russia, Halting Nord Stream 2 Pipeline. The New York Times. [2022-02-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3-09） （英語）.

 Putin warns of 'immediate response with consequences never seen in history' if West retaliates to Ukraine attack. GB News. [2022-02-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3-08）.

 Putin waves nuclear sword in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 AP News. [2022-02-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3-03）.

 俄羅斯警告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風險，聯合國秘書長呼籲俄烏合作.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2022-04-26 [2022-05-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6-24）.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Global Partners, Global Responsibilities' (PDF). Deleg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2012-01-05].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12-01-05）.

 70岁的北约将何去何从. [2021-08-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6-03）.

 马克龙想建“欧洲军队”防俄美 ，普京意外回应：可以理解. [2021-08-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7-06）.

 欧洲防务一体化能走多远？（环球热点）. [2021-08-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6-03）.

 GAZETA.RU: "Реакц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редстоящую военную операцию НАТО оказалась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о резкой". gazeta.lenta.ru. [2022-07-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4）.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ответил на вопросы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2022-07-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2-10） （俄語）.

 Russia says it could have been in interests of Britain to poison Sergei Skripal. 2018-04-02 [2021-08-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05）. The Kremlin has reacted angrily to the expulsion of Russian diplomats by Britain and its allies, starting tit-for-tat expulsions.

 WATCH: First visuals of Russia-UK Black Sea flashpoint out as Kremlin summons British rep. Republic World. [2021-06-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6-25） （英語）.

 EU and 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PDF). EU External Action. 2011 [2015-06-11].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15-04-10）.

 Russia-EU strategic partnership. [2015-06-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10-03）.

 驱逐外交官事件凸显俄欧关系紧张. 新華網. 2021-02-07 [2021-08-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2-22）.

 俄罗斯禁止欧洲议会议长等8名欧盟及成员国官员入境. 新華網. 2021-05-01 [2021-08-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02）.

 汪洋：中美關係像夫妻 不能離婚收場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亞太日報，2013年7月12日

 網易. 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再获确认 “习奥会”后将走向新高度(图)_网易新闻中心. news.163.com. [2016-11-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12-05）.

 Boston Study Group on Middle East Peace.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Resource Library: Viewpoints: Moving the G-2 Forward. Fpa.org. 2009-05-14 [2010-06-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01-18）.

 Kate O'Keeffe; Michael C. Bender; Chun Han Wong. Coronavirus Casts Deep Chill Over U.S.-China Relation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0-05-06 [2021-07-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06） （英語）.

 Jessie Yeung; Nectar Gan. Soon, neither the US nor China will have ambassadors in each other's capitals. Will it make a difference?. CNN. 2021-06-23 [2021-07-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7-03）.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Qin Gang's Remark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Ukrain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4-03-02 [2014-03-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3-06）.

 中俄關係70年：從兄弟、仇敵到好朋友的滄桑. BBC中文網. 2019-09-18 [2019-12-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3）.

 中国同英国的关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1年3月 [2012-04-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3-27）.

 英众议院通过动议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 [2021-08-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7-22）.

 China and the EU. EEAS -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11-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3） （英語）.

 徐乾昂. 德国经济部长：欧洲国家愿以集体形式加入“一带一路”. 觀察者網. 上海. [2019-04-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7-23） （中文（中國大陸））.

 王毅訪歐引發反面效應.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2020-09-04 [2020-10-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3） （中文（臺灣））.

 欧盟批准对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 [2021-03-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01）.

 中国制裁的欧方10名人员与4个机构都是什么来头？. [2021-03-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6-03） （中文（中國大陸））.

 Staff, Reuters. 焦点：欧洲议会取消讨论中欧投资协定会议 双方互施制裁后协定命运堪忧. Reuters. 2021-03-24 [2021-03-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6-03） （英語）.

 歐盟議員撂話：北京沒取消制裁 歐中投資協定不會過 | 國際. 新頭殼 Newtalk. 2021-03-25 [2021-03-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6-03）.

 中方制裁欧方10人4实体，专家：人权议题上，欧盟没资格扮演“仲裁者”角色. world.huanqiu.com. [2021-03-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6-02）.

 中西對抗下 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議會審議臨時取消. 法廣. 2021-03-23 [2021-03-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7） （中文（簡體））.

 Lau, Stuart. China throws EU trade deal to the wolf warriors. Politico. 2021-03-22 [2021-03-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6-16）.

 Blenkinsop, Philip. EU-China deal grinds into reverse after tit-for-tat sanctions. Reuters. 2021-03-23 [2021-03-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20）.

 王晶晶. 中歐投資協定不獲大多數歐洲議會主要政黨支持　據報或已胎死腹中. 香港01. 2021-04-29 [2021-06-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20） （中文（香港））.

 欧盟贸易主管：推动批准中欧投资协定的努力已经暂停. 美國之音. [2021-05-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07）.

 歐中關係惡化 歐盟執委會中止推動投資協定. 中央社. 2021-05-05 [2021-05-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6-02）.

 南博一. 欧盟暂停推动批准中欧投资协定？欧盟发言人否认. 澎湃新聞. [2021-05-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06）.

 Emmott, Robin. EU parliament freezes China deal ratification until Beijing lifts sanctions. Reuters. 2021-05-20 [2021-05-2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6-03）.

 EU threatens to freeze huge investment deal with China. AP NEWS. 2021-05-20 [2021-05-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22）.

 中歐投資協定批准程序遭凍結！ 歐洲議會要北京解除制裁. 經濟日報. 2021-05-21 [2021-05-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21）.

 谴责香港大肆拘捕 欧洲议会压倒性多数通过欧盟领袖不出席北京冬奥会议案. [2021-08-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7-11）.

 欧洲议会将通过动议抵制北京冬奥会，英工党吁UN调查新疆问题. 美國之音. [2021-07-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7-13） （中文）.

 胡仕勝. 中印关系三大干扰性因素及化解之道. 中國社會科學網.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2020-04-10 [2020-06-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6-17）.

 中日双方都对改善两国关系持积极态度 外交部回应. 環球網. 2018-08-03 [2018-08-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9-10） （中文（簡體））.

 安倍晋三因病辞任日本首相 最长在任纪录终结. BBC News 中文. 2020-08-28 [2020-08-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28） （中文（簡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1992年第31号 - 中国政府网 (PDF). [2020-08-28].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5-06-06）.

 這邊核彈那邊薩德，朝鮮和韓國讓中國兩邊頭疼. 紐約時報中文網 國際縱覽. 2017-03-03 [2017-03-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22） （中文）.

 中国与朝鲜今年交易额将达60亿美元. 財經網. 2011-12-21 [2012-01-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1-18）.

 Revere, Evans J.R. Lips and teeth: Repairing China-North Korea relations (PDF). Global China: Assessing China's growing role in the world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9-11-18 [2020-02-09].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0-03-07）.

 十年功成崭新起点 中国东盟共创自贸时代. 中新網. 2010-01-01 [2021-04-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3）.

 聯合新聞網. RCEP今生效／陸日互降稅 衝擊我高科技產品. 2021-01-01 [2022-01-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1-02） （中文（臺灣））.

 外媒：美支援台灣「事實獨立」 日阻礙中台統一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自由時報

 央視新聞. 韩国统一部：朝鲜对韩朝联络办公室实施爆破. t.bilibili.com. [2020-06-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6-16）.

 Chapter 2. Section 1. Asia and Oceania, 'South& Korea' (PDF).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21-08-15].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0-05-04）.

 韩新版国防白皮书不再用“伙伴”描述日本. 2021-02-03 [2021-12-2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2-05）.

 從夥伴變鄰國 韓國防白皮書對日態度似趨強硬. 2021-02-03 [2021-12-2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20）.

 Gale, Alastair. Enmity Between South Korea, Japan Worries U.S.. Wall Street Journal. 2015-02-17 [2022-07-14]. ISSN 0099-966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0-31） （美國英語）.

 BBC World Service Poll : Views of China and India Slide While UK's Ratings Climb: Global Poll (PDF). Globalscan.com. [2016-08-28].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5-10-10）.

 Buruma, Ian. Opinion | Where the Cold War Never Ended. The New York Times. 2019-08-12 [2021-07-02]. ISSN 0362-433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7-09） （美國英語）.

 Cold war: Flow of tourists, beer freeze in Japan-South Korea trade. Nikkei Asia. [2021-07-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0-18） （英國英語）.

 Tall Fences Make Bad Neighbors Out of Japan and Korea. Bloomberg. 2019-07-13 [2021-07-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7-09）.

 張王會」成功舉行 兩岸關係再獲重大突破，亞太日報，2014年2月13日

 單厚之. 旺報觀點－敏感時期 兩岸關係步步為營. Chinatimes.com. 2015-09-12 [2018-06-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6-28）.

 “习马会”第一句话说啥？双方打什么颜色领带？晚饭吃啥？. 央視新聞. 2015-11-07 [2015-11-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11-08）.

 Lee, Shu-hua; Chang, S.C. President Ma to meet China's Xi in Singapore Saturday (update). 中央通訊社英文新聞網. [2015-11-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11-07）.

 20151104 焦點對談 兩岸史上最大突破! 馬習會周六登場. YouTube.com. 2015-11-04 [2018-03-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24）.

 夏立言与台商座谈说明习马会是两岸史上最大突破. 印度尼西亞商報 Shangbao Indonesia. 2015-12-29 [2016-12-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2-16）.

 台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第277次委員會議報告.2016-10-31

 蔡英文時代的兩岸關係(2016-2020)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第120頁，邵宗海，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02-17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2017-02-24 [2018-04-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2-05）.

 李翰文. 香港主權移交25週年：「50年不變」走到一半，還是盡頭？. BBC. 2022-06-29.

書目

Monaghan, Andrew. A'New Cold War'?: Abusing History, Misunderstanding Russia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London: Chatham House, 2015. ISBN 9781784130596

Smith, Nicholas Ross. A New Cold War?: Assessing the Current US-Russia Relationship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Springer, 2019. ISBN 9783030206758

Woodward, Jude. The US Vs China: Asia's New Cold Wa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7. ISBN 9781526116567

谢选骏指出：第二次冷战就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是各自的“第一次”的延续和发展——中间隔着一个二十多年的休战期。

【05、北约东扩创造全球政府】

《乌克兰局势：美军进入高度戒备，危机考验北约东扩决心》（2022年1月25日 BBC）报道：

五角大楼表示，在乌克兰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约有8500名美国军人做好战斗准备，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可以在短时间内部署。

尽管俄罗斯在俄乌边境附近集结10万名军队，但还在继续否认有计划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

周一，美国总统拜登与欧洲盟友举行视频通话，旨在制定反对俄罗斯侵略的共同战略。

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约翰·柯比（John Kirby）称，只有在北约决定启动快速反应部队时，或俄罗斯部队出现其他情况变化时，才会发生。他补充说，目前还没有向乌克兰本身进行部署的计划。

西方国家展现团结

丹麦、西班牙、法国和荷兰在内的一些北约成员国已经在计划或考虑向东欧派遣战斗机和军舰，以加强该地区的防御。

俄罗斯电视台展示该国坦克在乌克兰边境演习。

除拜登外，周一的视频通话还包括英国首相约翰逊、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肖尔茨、意大利总理德拉吉、波兰总统杜达和北约负责人斯托尔腾贝格。

欧盟领导人冯德莱恩和查尔斯·米歇尔也参与了会议。

拜登事后表示，“我开了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会议，与所有欧洲领导人的意见完全一致。”

唐宁街的一位发言人说，参会领导人们“在面对俄罗斯日益增长的敌意时，就国际团结的重要性达成了一致”。

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领导人同意，“盟国必须制定迅速的报复性对策，包括前所未有的一揽子制裁”。

周一早些时候，英国首相约翰逊警告说，情报表明，俄罗斯正在计划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闪电式袭击。

“情报非常清楚，在乌克兰边境有60个俄罗斯战斗群，这场闪电战计划可以拿下基辅，每个人都能看到这点。”约翰逊称。

西方国家将为乌克兰出头吗？

上周末拜登与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讨论乌克兰局势。

西方国家的主要手段似乎是制裁俄罗斯，和以顾问和武器形式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拜登威胁，如果乌克兰受到攻击，俄罗斯领导人将面对“他从未见过的”措施。那么，这些措施会是什么？

最强硬的经济打击将是切断俄罗斯银行系统与国际Swift支付系统的联系。这一直被视为终极武器。

另一个有威胁性的手段是，阻止俄罗斯通向德国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目前德国能源监管机构正在决定是否批准该管道。

此外，还可能有针对俄罗斯RDIF主权财富基金的措施，或限制银行将卢布兑换成外币。

俄罗斯乌克兰关系为何紧张

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乌克兰与欧盟国家以及俄罗斯接壤，但作为一个前苏联共和国，它与俄罗斯有着深厚的社会和文化联系，而且俄语在乌克兰广泛使用。

当乌克兰人在2014年初罢免其亲俄总统时，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并表示对这个地区有历史性索求。

乌克兰局势：造成这场危机背后的六大因素

去年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他将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称为“一个民族”。他给乌克兰现任领导人打上了“搞反俄工程”的标签。

俄罗斯也对2015年明斯克和平协议远未得到履行感到沮丧。2014年后，占领乌克兰东部大片地区的分离主义者，一直在与乌克兰军队作战，这场冲突已经夺走了14000多人的生命。

俄罗斯在边境上屯兵十万，但否认参与乌东地区绵延不绝的地区冲突。

进一步深究，俄罗斯介入乌克兰，还源于它与北约的关系。

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Sergei Ryabkov)说：“对我们来说，绝对必须确保乌克兰永远不会成为北约的成员。”

莫斯科指责北约国家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并指责美国挑起紧张局势。普京抱怨说，俄罗斯“无处可退，他们以为我们会袖手旁观吗？”

实际上，俄罗斯希望北约回到1997年之前的边界，要求北约不再向东扩张，并结束在东欧的军事活动。这将意味着战斗部队从波兰和波罗的海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撤出，并且不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家部署导弹。

俄罗斯还提议与美国签订条约，禁止将核武器部署在本国领土之外。

乌克兰局势：俄罗斯与西方能否避免一场战争？

俄罗斯的行动能被阻止吗？

普京已经与拜登谈过几次，高级别会谈仍在继续，但俄罗斯官员警告说，西方拒绝他们的关键要求是谈判进入“死胡同”。

问题是俄罗斯会走多远。拜登警告说，全面入侵乌克兰对俄罗斯来说将是一场灾难。但如果只是小规模入侵，他表示，西方国家将最终不得不为如何应对而争吵。此言引起争议，乌克兰表示反对。

美国方面强调，任何跨越边境的举动都构成入侵，而且俄罗斯准备派遣特工人员进行破坏行动，以提供入侵乌克兰的借口。俄罗斯对此予以否认。

俄罗斯还在乌克兰叛军控制的地区发放了50万本护照，它还可以借此辩称行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公民。

然而，如果俄罗斯的唯一目的是迫使北约离开它的后院，那么很难成功。

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说，不会允许任何人改变北约的开放政策。乌克兰正在争取一个明确的加入时间表，而北约说俄罗斯对此“没有否决权，没有权利干涉这一进程”。

谢选骏指出：俄国为何如此害怕北约东扩？在我看来，北约东扩意味着华约瓦解之后的北约已经改变了军事防御的性质，而成为一个全球政府的雏形了。所以我说，北约东扩就是全球政府——北约继续东扩，就将吸收俄罗斯了！那时，北约就是在创建全球政府了。

【06、不是世界大战而是全球政府】

《担心到“睡不着” 川普直言这里恐爆第三次世界大战》（2022-09-28 中时新闻）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近期受访时被问到什么事情会让他“睡不着”，他警告世界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可能发生在台湾与中国大陆、或是乌克兰。

《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报导，美国广播公司（ABC）纽约分台“WABC”昨（27）日播放川普的20分钟预录专访内容，当被主持人卡西马蒂斯（John Catsimatidis）问到“什么事情会让你在夜晚睡不着”时，川普说：“我认为比其他任何事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我们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可能是在乌克兰发生的所有可怕的事。”

“看起来将会发生在中国与台湾，如你所知，以及如你所见在那里发生的事。”

川普也间接提到俄罗斯总统普丁上周在演说中宣誓“将尽一切手段保护俄罗斯及我们的人民”，川普说，“由于核威力，我认为我们可能处在许多、许多年以来最危险的时期。”

“对于一个核威慑力与我们相当的大国来说，轻率地抛出像核武这样的字眼是非常糟糕的，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非常糟糕的，对于全世界也是非常糟、非常危险的时刻。”

川普也在专访中同意卡西马蒂斯的说法，如果他仍是美国总统，普丁今年初就不会入侵乌克兰。

川普这样描述与普丁的关系：“我和他相处得很好，我和他谈过，我理解他，他大概也了解我，但我非常了解他，他永远不会这么做。”

居家凡人 发表评论于 2022-09-28 09:07:19

@ 过路人_2016 发表评论于 2022-09-28 07:58:50

楼下忘记了傻川威胁乌克兰不帮他抹黑政敌就不给援助？被这样的奸商大忽悠欺骗的才是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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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那说法是左媒的故事，各说各话，没见影响了乌克兰获得实际军援。拜登拿美国援助威胁乌国，以影响对与亨特有钩联公司的调查，那是他自己洋洋得意地承认并落在纸面上的事实。

LRushBall 发表评论于 2022-09-28 08:36:35

毛泽东当年说睡不着觉了，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让年轻人去志愿修建三线建设。川主席这次睡不着觉了，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让大家给捐钱吧。

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2-09-28 08:31:31

XIAXIA36082 发表评论于 2022-09-28 06:19:17

川普最SB的地方就是自以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两国间的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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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民主国家的关系是两个民主政府之间的关系，和独裁国家的关系就是和独裁者个人的关系，把独裁者搞定就等于搞定了这个国家。拜登最SB地方就是不懂这个。

谢选骏指出：这不是川普第一次叫嚷“第三次世界大战”了——他以为依靠通俄就可以避免战争吗？

《川普：你们可能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2022-05-30 杨天资）报道：

川普日前警告乌克兰危机或导致三次世界大战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川普日前表示，由于各方目前的言论和行动，乌克兰冲突可能会导致这个国家的彻底毁灭、数百万人死亡和第三次世界大战。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5月28日在怀俄明州集会上演讲表示担忧，由于各方目前的言论和行动，乌克兰冲突可能会导致这个国家的彻底毁灭、数百万人死亡和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认为，现在应将所有努力都用于谈判。

川普担心乌克兰冲突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并呼吁谈判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日前在公众场合表示：乌克兰现在正在被“摧毁”，其原因在于“我们言行的愚蠢”。

5月28日，唐纳德·川普在怀俄明州的集会上发言表示：“你们会以数百万生命的（失去）告终，你们甚至可能以第三次世界大战告终。顺便说一句，由于我们言行的愚蠢，你们可能以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告终。”

川普补充说：“这太可怕了，你们不会有任何赢家，他们应该回到（谈判）桌上。”他指出，替代方案将是“你们将以那里什么都没有而告终。”

他认为，中共正在关注乌克兰局势，看到情况正阻止中共进攻台湾。

川普把自己誉为21世纪唯一没有让俄罗斯发动武装冲突的美国总统，而在小布什执政时期“他们失去了乔治亚”，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他们失去了克里米亚，在拜登执政时期“他们失去了一切”。

自俄罗斯开始在乌克兰采取特殊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对俄罗斯实施了多套制裁措施。5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法律，向乌克兰提供400亿美元的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

俄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早些时候表示，俄罗斯现有的武器“为那些准备用自己和他人之手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的野心降温，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普京警告德法不要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

德国总理府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德国总理肖尔茨、法国总统马克宏5月28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长达80分钟的通话，“坚持要求俄罗斯军队立即停火并撤军”，同时呼吁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接认真谈判”。

普京则在电话中警告德法不要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据克里姆林宫在三方通话后发布的新闻稿，普京对肖尔茨和马克宏表示，输送更强大的武器可能进一步破坏局势稳定，加剧人道主义危机。

普京还强调，俄罗斯愿意重启和平谈判，并将目前的谈判僵局归咎于基辅。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六（5月28日）表示，战争的结果将取决于盟国是否“准备好向乌克兰提供捍卫自由所需的一切”。他也呼吁国际社会将俄罗斯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与此同时，乌克兰反驳了俄罗斯有关西方制裁俄罗斯是导致当前全球粮食危机的说法。乌克兰外长库列巴（Dmytro Kuleba）表示：“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与正出现的全球粮食危机无关。”

乌克兰局势与全球粮食危机

多个西方西家称是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农产品供应出现问题。普京称这指控是毫无根据，并强调称目前的困难与产业链、供应链以及西方国家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持续期间的金融政策有关。

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5月28日与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通电话，就乌克兰局势深入交流意见，三人又详细讨论了全球粮食安全保障问题。

克里姆林宫的新闻稿指，三人详细讨论了全球粮食安全保障问题，普京讲述粮食供应困难的原因，指是西方国家错误的经济和金融政策、反俄制裁的结果，俄方准备为寻找无阻碍谷物出口的选择做出贡献，包括从黑海港口出口乌克兰谷物。

普京（Vladimir Putin）与意大利总理德拉吉（Mario Draghi）5月27日通电话，普京称，俄罗斯已准备好在“作出重大贡献”，在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撤销的情况下，协助对抗全球粮食危机。

普京又称俄方已在尝试确保在亚速海（Sea of Azov）及黑海（Black Sea）的航行安全。他称俄罗斯确保两处水域安全的行动，包括每日开放人道走廊供民航船只离港，但乌克兰阻碍有关措施实行。

德拉吉多次呼吁俄乌停火，但与普京通话后，德拉吉称：看不到乌克兰有任何实现和平的希望。他称他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通话，探讨解封黑海以便出口食物的可能。

谢选骏指出：川普老朽，老是以上个世纪的观点看问题——可是现实呢？这是俄国与世界的对决，而不是什么两个阵营之间的世界大战。所以我说了，这不是世界大战，而是全球政府的预演。

【07、大海只识海上霸权者】

《林国华：“大海不识主权者”——“自由海洋”的政治哲学意义》

哲夫成城 评论 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 2019-05-04 

本文原载《经典与解释》学刊，2010年第34辑

在西方法理学与政治哲学史上，第一位严肃细致地把“海洋”作为研究课题的思想家是荷兰人雨果·格劳修斯（1583－1645）。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出版于1609年的《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1]这项研究是作者另外一项规模更大的研究的一部分，即《论战利品法与捕获法》（De Jure Pradae），后者在作者生前没有出版。

《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以中世纪经院书写传统中的辩难体裁（Disputatio quaestionis）写成，不仅研究了海洋的物理本性，而且也依据中世纪罗马法和基督教自然法这两大传统阐明了海洋对于人类世界所可能拥有的道德意义与政治意义，其主体思想后来被格劳修斯纳入他的万民法与自然法巨著《论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De Jure Belli ac Pacis,1625）中。《自由海洋论》问世以后旋即遭到多方反驳，并在基督教世界引发论战。其中，对格劳修斯的“自由海洋”学说最具挑战力的是英国最博学的自然法学家塞尔登（John Selden，1584－1654）于1635年出版的《海洋封闭论》（Mare Clausum）。这两部书引证同样的传统和权威，但得出的观点却针锋相对，成为后世所有关于海洋问题的争议的论证资源，比如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之前的漫长辩论中，格劳修斯与塞尔登的著作都分别被争辩双方一再引证。[2]

John Selden

地理（res natura）对于政治或者法律（res publica）的意义自古就被作为自然命运与人类技艺的关系问题而倍受关注。比如古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在其17卷《地理》巨著开篇就曾申明：他致力于研究大地的本性，但意图却是为君主服务。[3] 然而，在格劳修斯之前，所有含有政治意图的古代及中世纪地理著作几乎都是关于陆地的研究，对海洋的研究基本上一片空白。为什么？一个尝试性的答案是：对于古人来说，政治生活在本质上囿于陆地，陆地是人类历史进程的直接负载者和见证者，因此，海洋几乎不大可能进入古代“地理学家”的政治视野。海洋在古人的政治视野中缺席，这从反面可以提示海洋的一个重要性质：海洋不识人类历史。换言之，在政治意义上，大海是无辜的。海洋的“政治的无辜”可以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洋面上留下任何痕迹。这句话被格劳修斯一再强调，它的隐含意思是：任何人不可能在海洋上立法、建国、或者设置任何习俗制度，海洋是一片绝对的、纯粹原始的“自然状态”（status naturalis），它抵制人类的所有技艺，不承认任何人为的权威，用格劳修斯感人至深的法学修辞就是：大海“不识主权者”（Neque enim potuit natura dominos distinguere）。[4] 陆地，而且只有陆地，才是人类技艺与历史的所在。这一隐含在圣经《创世记》第一章第28节中的真理给20世纪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留下很深印象，以至于在他的国际法名篇《陆地与海洋》开篇就以圣经的口吻说：“人是一种陆地动物，一种脚踩着陆地的动物”[5]。人类及其历史在本质上似乎是陆地性的（terrestrial），他们属于陆地，囿于陆地，在陆地上出生，并被陆地埋葬，所谓来自尘，亦归于尘。换言之，在人类与陆地之间，似乎命定存在着一种亘古永在恩怨瓜葛。——人类分割、掠夺、占有、耕种、教化乃至破坏陆地[6]，而陆地最后则用一块冰冷的墓地把人类吞没。[7]与蒸腾着人类历史的万丈尘嚣的陆地相比，海洋以其原始的安宁与狂暴对陆地上发生的事情保持绝对的冷漠和蔑视。在大海上，没有城墙、没有边疆、没有坟墓和墓志铭。远离人类世界的海洋拥有神祗一样的孤独，它无所追忆，因而没有历史；它保留着原始的“自然状态”和力量，从来不曾被驯服，也无人能够驯服。总而言之，陆地可以被奴役，而海洋则保持自由。海洋的这一最鲜明的本性，被格劳修斯借用罗马法语汇进一步描述为：海洋“不是任何人的财产”（res nullius）[8]，因为它不认识任何主人。[9]

Strabo

格劳修斯身处文艺复兴晚期，“文史考辨”的学术风格仍然主导当时的政治哲学和法理学界。没有古代文史学养，政治与法律问题的思考就无法展开。作为一个“最博学的欧洲人”，法学家格劳修斯不仅拥有渊深的古典学养，而且更重要的，他认为自己得到了法学前辈（Balthazar Ayala、Alberico Gentili等）没有得到的东西，那就是“历史的启蒙”（historiarum lucem）。[10] 因此，在格劳修斯的政治哲学与法学思考中，“历史”似乎扮演了关键的作用。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格劳修斯的思考起点并不是古老的文史资料，而是从“海洋”开始，从一种真正地存在着的最原始“自然状态”开始，从一个比古代文史资料更加古老的地方开始，换言之，从真正意义上的“古代”开始。

“自然状态”是近代政治哲学家的共同起点，这一点从霍布斯开始就为人所认肯。但是，霍布斯是从人类疯狂的智谋、技艺与激情的世界中发现了“自然状态”，而由于人有别于自然，霍布斯发现的“自然状态”的自然真实性便屡遭置疑。相比之下，格劳修斯也从“自然状态”开始，但是他的“自然状态”是在最原始的海洋里发现的，它的自然真实性不容置疑。从这个意义上，格劳修斯确然是霍布斯的精神先驱。

《论战利品法与捕获法》（De Jure Pradae）

——在大海中，格劳修斯究竟发现了什么？

近现代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长期受到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的灵感所支配。然而，霍布斯本人似乎对国际关系没有兴趣。在以“一个国家的质料、形式与权力”为附标题的《利维坦》的关键之处，霍布斯暗示读者，国际关系是一个超出人类能力与技艺范围的问题。霍布斯这样说：

“至于一个主权者对另一个主权者的职责，则包含在一般所谓的万民法或者自然法之中。这种职责在这儿完全无须加以讨论，因为万民法与自然法乃是同一个东西。每一个主权者在保障臣民的安全方面所具有的权利（right），和任何个人在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方面所能具有的权利（right）是相同的。对不处于世俗政府之下的单个人在其相互关系上应行和不应行的事物做出规定的那种法律，对单个国家（也就是说对主权君主和主权议会的良知）的规定也相同。由于没有法庭，所以万民法所主张的存在于国与国之间的自然正义只能由主权君主或主权议会的良知来保障；而良知，却不是人而是上帝所统治的领地。”[11]

Thomas Hobbes

可以看到，那些约束主权者与主权者或者国家与国家的法律仅仅是自然法，霍布斯认为人类没有能力设立使得这些自然法或万民法得以执行的世俗法庭。这一部分自然法之执行与否，全部取决于各个主权者或者国家的“良知”，而良知是不受任何世俗法律的管辖的。用霍布斯的话，那“不是人而是上帝所统治的地方”。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上帝国”本身成了问题，那么，交付给上帝的“良知”和“万民法”也就跟着成了问题，主权者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所谓的国际关系也就沦为“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每一个主权者都可以为了保全自己而为所欲为，就像单个人在没有国家存在的“前公民状态”（ante civitates）为了生存而为所欲为那样。在《一位哲人与一位英国普通法学者的对话》中，霍布斯利用模棱两可的对话语境，借一位哲人之口，断然挑明了存在于“自然状态”中的国际关系的本质：谋求自身安全的战争权（jus ad bellum）不仅是一种自然权利，而且为神法所许可。[12]

质言之，霍布斯所表述的国际关系的真实状况就是：每个主权者或每个国家每时每刻都要对自然乃至上帝赋予自己的“战争权”以及何时应该申张这一“战争权”拥有清醒的警觉，这其实正是一种“战争状态”。这一清醒的警觉就是霍布斯所谓的“良知”。由于“良知”属于上帝的神法所管辖的领地，霍布斯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花费太多笔墨，他严格地把自己的注意力限定在人类的立法技艺所能探达的地方，即单个国家的“质料、形式与权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区域是一片神秘莫测的、处于“自然状态”的、潜伏着危险的“战争权”诉求的禁区。

《论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De Jure Belli ac Pacis）

与霍布斯迥然不同的是，格劳修斯认为，那片被交托给上帝之手的神秘莫测的禁地应该得到调查和研究。在《论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的绪言，格劳修斯表达了这个愿望：

罗马与其他民族的市民法已经被许多人研究，他们或者为之撰写注释，或者将之浓缩成学说摘要。但是，那种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或者国家统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法律，不管是衍生自自然，还是由神律所奠立，更或是来源于习俗与默认的约定，却很少有人去问津。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去体系化地进行研究。然而，人类的福祉要求这一任务必须完成。[13] 

霍布斯把国际关系问题一劳永逸地推给“自然状态”，——也就是战争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古代希腊人相类似。后者的“城邦”被认为是独立的、自足的，城邦之外的人被认为是“野蛮人”、“陌生人”，它们都是“敌人”的同义词。城邦与城邦之间没有联系，如果有的话，也只有战争。商业和贸易被逼视、诅咒乃至禁止。战争被他们的诗人形象地理解为受命运和神灵管辖的事物，换言之，它超出并藐视人类的智虑和技艺。在这种城邦风格的政治生活中，古希腊哲学家虽然热衷谈论“邦务”，但对“邦际事务”鲜有兴致。——所以，毫不奇怪，古代希腊的智力活动在政治事物方面的最高表达仅仅是有关“最佳城邦秩序”（ariste politeia）的讨论，它集中体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我们知道，柏拉图的“理想国”对国际关系一无所知。[14] 在这座高贵城邦的墙垒之外，弥漫着敌意、战争、无法无天、普遍的混乱、命运的诡异面容、以及所有那些足以藐视人类的卑微技艺与智谋的东西。在《理想国》中，“正义”一再被定义为“照顾好自己的事务”。这意味着，在祖国的边疆之外，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正义的踪影无处可寻，自以为是的“万民”也无“法”可依。

不管怎样，在《理想国》与《利维坦》之间，在“古代”与“现代”之间，存在着一种不易觉察的共同精神。[15]

格劳修斯似乎不希望这种古老的精神继续向现代世界蔓延。他对国与国之间的神秘事务充满兴趣。他也相信有一种“万民法”（jus gentium）能够统管这些事务，这种“万民法”不同于被霍布斯等同于潜伏在战争状态中的、被神所辖制的“自然法”。在《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开篇，格劳修斯引证罗马哲人西赛罗以抵制希腊诗人与史家关于“万民法”传说的谬误。[16] 格劳修斯指出，统管国与国之间的万民法可以在盟约、习俗以及各个民族与王国的互相理解中找到，它尤其可以在大自然的教诲中找到。换言之，它不再属于神的领地。格劳修斯的经典表述是：即使神不存在，自然法仍自会发生。[17]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格劳修斯的决心：他似乎试图取代神的位置，凭借人的智谋为一片黑暗神秘的地带立法。格劳修斯的首创精神被十九世纪国际法学家Henry Wheaton注意到，他在比较了格劳修斯与马基雅维里以后说：“无论我们如何思考马基雅维里的写作意图，他的作品都向我们战士了十六世纪欧洲社会及其公法状态的黯淡画面：欺骗、犯罪与腐败。所有这些都在大声呼唤一位伟大的导师与革新者的出现，他必须用清晰的语言向君主与万民解说真理与正义。这位导师与革新者就是雨果·格劳修斯。”[18]

塞尔登《海洋封闭论》（Mare Clausum）

在格劳修斯著述中，有一个极为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他对马基雅维里保持彻底的沉默。在他生前出版的所有著作中（他的重要著作都在他生前出版），没有一个地方提到马基雅维里的名字。作为罗马历史的伟大读者和研究者，格劳修斯当然不会不知道那个曾经精心评注利维（Livius）罗马史撰的佛罗伦萨人。当格劳修斯在他的巨著《论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中才华横溢地展露罗马史学的惊人修养时，马基雅维里去世才不过一百年。作为“国家理由”（raison d’etat）学说的先知，马基雅维里让身后沦陷在“战国时代”的欧洲入迷。马基雅维里激发了让·博丹（Jean Bodin）的主权理论，并培养了法兰西帝国宰相、近代最有分量的外交家、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关于欧洲秩序的现实主义视野。格劳修斯的大部分政治外交生涯就是在位高权重的黎塞留的阴影下度过的。黎塞留对这位《论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的作者没有兴趣，侧身宫廷的格劳修斯怀才不遇、郁郁而终。格劳修斯与黎塞留这两位分属思想与实践领域的欧洲天才似乎是不共戴天的陌生人，至死都没有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对话和交往。——“国家理由”（raison d’etat）与“万民法”（jus gentium）本来就是彼此敌对的。“万民法”企图将“国家理由”纳入法制框架，“国家理由”则只是利用或者滥用法制以谋求一己之利。正如一位老一辈的评论家看到的，“在很多方面，与‘国家理由’争斗的万民法或者国际法所付出的只不过是西西弗斯的苦力罢了”。[19] 作为黎塞留的同代人，格劳修斯深知欧洲的政治现实要求的统治手段以及与此格格不入的万民法自身的弱点。可是，他似乎有意把这一点忘记，就像他有意忘记黎塞留的精神教父马基雅维里一样。格劳修斯这样说：“我力求自制，以免触及另外一些论题，它们教授现实生活中什么是有用之物。这些论题自有其所属之学问科目，亦即政治学，它已经被亚里士多德纯正地讲授过。博丹却把政治学与法理学混为一谈，而我只讲授法理学。我有时也会谈及什么是有用之物，但只是浮光掠影，且只为一种目的，即进一步判明它与正义之分别。” [20]

很多理由都可以表明，马基雅维里属于那一类罕有的为现代政治重新安排秩序的大立法者。格劳修斯对马基雅维里保持沉默。这或许说明在格劳修斯看来，马基雅维里不足以当此殊荣，但是也很有可能说明格劳修斯恰恰承认了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位现代立法者的成就，但这是一个问题重重的立法者，他必须被反驳，他的立法蓝图必须另一种全新的方案所替代。不管如何理解格劳修斯针对马基雅维里所保持的沉默，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通过制定一套新的秩序，他打算把马基雅维里的名字从现代世界秩序的缔造者的名单上删除掉。

“国家理由”的诉求无非使得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地带更加受制于“自然状态”的奴役。格劳修斯企图用“万民法”对抗“国家理由”，为那片被命运、暴力、和翻云覆雨的偶然性所笼罩的神秘地带颁布法律，象那位期待着“Magnus ab integro seclorum nascitur ordo”[21]的罗马诗人一样，重新缔造现代世界的新秩序。

Jean Bodin

如果说为了“国家的理由”，不得不认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那么为了一种新秩序的诞生，格劳修斯准备的“理由”足够充分吗？“国家理由”学说为现代国家的产生和生长奠定了基础，并在博丹（以及后来的霍布斯）的“主权者”学说中达到理论高峰：“主权者”拥有神一样的权威，无所不及。但是，格劳修斯却发现了一种“不识主权者”东西，那就是“自由海洋”。格劳修斯的问题是：当威势难当的主权者遇到个性自由的海洋时，究竟该怎么办？回答了这个问题，或许也就解决了现代新秩序的问题。

格劳修斯发现，在那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神秘地带上，海洋是其最重要的一部分：广袤的海洋既分隔了万民，使万民为敌成为必然，但同时也联结了万民，使万民为友成为可能。[22] 格劳修斯看到，海洋相对于陆地的这个近乎悖反的特性，来源于海洋自身的自由性格。当海洋的自由受到尊重时，它可以向万民展示其雍容与宁静，而万民可以平安往来、互为朋友；相反，当海洋的自由受到冒犯的时候，它就像《安提格涅》中的合唱队所唱的，“隐藏在海底的黑暗将涌上海面”[23]，而万民将被“一切人针对一切人”[24]的自然状态所吞噬，彼此不共戴天、誓死为敌。格劳修斯面对的难题，正是后者。——对海洋的自由品性予以充分尊重，这就是《海洋自由论》的主旨所在。

从十六世纪开始，欧洲就陷入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教义战争”（creedal war）。然而，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乃是关于新近发现的海外大陆的新秩序的争执。换言之，这场把那些经过了马基雅维里——博丹的“主权者”理论洗礼和锻造的欧洲君主们卷入战火的是突然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海洋。法兰西、荷兰和英格兰一度联手，针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洋垄断权提出武力质疑。在这一条涉及“国家利益”的主干线索上，牵缠蔓延着众多其他琐碎的争吵，诸如民族独立、王位继承、宗教异端、政教分合、共和革命、乃至国王的婚权以及神学家们的侸仃教义，不一而足。往日那些折磨着欧洲陆地的——也只有在陆地上发生过的——贪婪、欲望、嫉妒、野心与暴力等等所有的污秽与罪恶一夜之间就被排入大海。——君主们开始建造火炮帆船，沉静的大海被扰动了。

首先诞生在法兰西的“主权者”理论在这种混战氛围中格外耀眼，它致力于把神学与教会的所有争吵予以政治上的中立化，把个体生活予以世俗化，把教会和里面的教士及其所有权利予以国有化。让·博丹在其1576年的六卷巨著《论国家》（Les Six Livres de la Republique）中将这些政治义理罗列说明，试图以此把政治权威从当时所谓的“宗教战争”中解放出来。法兰西国王首先采纳博丹的学说，把法国锻造成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的完美典范。相比之下，意大利的那些弹丸方圆的“城邦国”（city-state）已成明日黄花，它们在古代“共和国”（res publica）的理想中陶醉，而事实上，那种共和国只能用来孳生卡斯特拉卡尼（Castruccio Castracani）和博尔扎（Cesare Borgia）之类的僣主和暴君罢了。[25]

博丹《论国家》（Les Six Livres de la Republique）

主权国家替代了中世纪封建等级秩序，许多新奇的事物随之出现，比如拥有几何学精准性的国界线。——主权国家是一种“领土性”（territorial）的存在，它们用一种新的形式体现着古旧的陆地性的空间秩序。这种崭新与古旧的混合物很容易迷惑人们的认识和判断，但是，在新近发现的海洋以及新大陆这一人类历史上从所未有的新事物的背景下，主权国家的本质就可一目了然。[26] 从整体的空间秩序的角度看，欧洲主权国家虽然是新兴事物，但是和中世纪的封建秩序一样，仍然只不过是属于欧洲大陆的陆地性概念。在这一概念中，缺少一个关键的因素，即地球的海洋部分。格劳修斯发现，海洋给了人们一个从海洋审视陆地的崭新视角。在发现海洋之前，人们只能在陆地上望洋兴叹，或者对无边的海洋（immensum mare）[27]置之不理。而现在，置身大海的人们可以清楚地发现，那些傲慢的主权国家原来竟然是被牢牢锁闭在坚硬的陆地上的。与那些在陆地上为奴的主权国家相比——或者与那奴役众多主权国家的陆地相比，海洋只身在外。海洋既不被主权国家占有，也不曾奴役主权国家。[28]

新大陆的发现引发了关于海洋控制权乃至所有权（dominium maris）的战争，争执一方是西班牙与葡萄牙坚固的陆地性的强大联盟，另一方则是法兰西、荷兰、英格兰等不稳定的联盟。前者抢先霸占海洋，后者不甘落后，坚持海洋的自由与开放。这场战争具有极端鲜明的象征与隐喻意义，它被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从“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家的“政治宇宙论”的角度理解为一场发生在陆地与海洋或者说是土与水之间的“元素大战”。[29] 从世俗政治角度来看，这场战争的焦点则是海洋的政治命运。——海洋的本性究竟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它究竟应该保持自由的还是应该被占有。《海洋自由论》的作者坚持认为，坚硬的陆地是主权国家的领地，而变动不居的海洋则应该保持其大自然赋予的原始自由。[30] 格劳修斯后来撰写的《论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第2卷第2章，就是被高度浓缩了的《自由海洋论》。该章论述的内容，正像其标题所提示的那样（“De his quae hominibus communiter competent”, 即“论人类共有物”），是格劳修斯有关财产权理论的基础。这一章从属于标题为“论战争的原因”（De belli causis）的同一卷的第1章，这意味着，财产权必须在战争法权的框架中被研究和理解，并且为战争法权提供理论前提。——这就是格劳修斯着手研究海洋问题的法理背景。

和所有前代经典著述一样，《自由海洋论》在形式上也具有很多传达作者意图的微妙手法。比如，与仅仅献呈给一位国王（法王路易十三）的《论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不一样，《海洋自由论》的“被献呈者”（dedicatees）却是复数。它被献给“基督教世界的自由的诸君主与诸民族”(principes populosque liberos orbis Christiani)。——自由的事业在本性上似乎属于多数人，因为它是一种共同的福祉。《海洋自由论》是律师出身的格劳修斯所撰写的最优秀的诉状，它身披经院辩难（quaestio disputationis）的古旧外衣，诉诸自然法、神法，引证古代诗人、演说家、史家、哲人、圣经历史的编撰者、基督教父、罗马法学家，甚至德高望众的的西班牙神学与万民法权威（Suarez、Vazquez、Victoria），逐一驳斥了西班牙——葡萄牙对“自由海洋”（mare liberum）的占有权的法理依据。《海洋自由论》志在向基督教诸君主讲授关于自由与权利的新教义。

格劳修斯针对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指控是，西班牙与葡萄牙象主权国家对待陆地那样对待海洋，在海洋上划线，分割、占有海洋，把海洋领土化。质言之，他们把海洋当成了陆地，在海洋上建立主权。他们用来佐证其海洋主权的名目有很多：发现权、教皇赠与权、先占权、战争权、甚至从渺茫难稽的古老习俗中勾沉出来的什么别的祖宗的法权。对所有这些名堂各异的法权的反驳，给了格劳修斯一个绝好的机会去充分研究并宣扬示无边大海的自然本性。能够挑战含有恶意的陈规陋习（nomoi）的，唯有自然（physis）。

海洋的自然本性，正如格劳修斯作品的标题所示，是自由的。“海洋不同于海湾之处在于……它不能被围圈，在它上面也不能搭建房屋”。[31] 船只可以在大海上行驶，但是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V. 40)，从此可以看出，抵制所有权，这是海洋的本性 (V. 30)，它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成为任何人的私产（res nullius,V.22），相反，大自然允许甚至命令它被所有人共同拥有(communis usus，V.30,33-34)。海洋属于那种在罗马法中被命名为“依据自然法而同属于人类”(communia omnium jure naturali)的事物，它不是一宗可以买卖的货物或者私产。“因此”，格劳修斯说，“海洋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被任何民族当成自己的领土”(V. 34)。他引证罗马法权威普拉森提努斯（Placentinus）的言论说：“很明显，海洋为人类共有，它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只有上帝拥有它”(Mare ita esse commune, ut in nullius dominio sit nisi solius Dei. V. 34)。或者，象另一为罗马法学家法贝尔（Johannes Faber）断言的，海洋独立于人类而自然存在（sui juris），它处在一种万物为人类共有的原始状态 (esse primaevo)。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事实，格劳修斯区分了“领土”与“海洋”，并引入了“共有物”（res communis）与“公有物”（res publica）这两个概念，并予以严格区分：领土的性质是公共（res publica）的，也就是说是政治性的，它起源于一个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中的人（populus）的占有行为[32]，而海洋则保留这自己纯净原始的自然性质(pristinam naturam)，它不属于任何政治共同体中的人（populos），而是为所有人（homonibus）共同拥有。从这个意义上讲，海洋是一种“共有物”（res communis,V. 34）。与此不同，“公有物”的出现则必须以主权者的出现为前提，而海洋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承认任何一个主权者。

通过强调海洋的原始纯净的自然特性，格劳修斯置疑了任何对海洋施加的陆地化理解，也试图将海洋从“公有物”（res publica）的范畴迷雾中解放出来，从而恢复海洋使得其自身可以呈现为“共有物”（res communis）的自然状态。正如笔者一再指出的，格劳修斯这部作品的论辨力量在下面这句话中达到颠峰：“大海不识主权者”（Neque enim potuit【mare】dominos distinguere）。[33] 为了接近这个论断，格劳修斯频繁地诉诸自然、自然法、或者与自然法重合的万民法，使之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所遵循的政治习俗（即占有海洋）对抗。在大自然的审判庭上，格劳修斯看到那些政治习俗是那么粗暴和丑恶，他借用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Ulpianus）和教会法学家安布罗斯（Ambrose）的话，斥之为“篡夺”（usurpatio），因为它们侵犯了不容任何国家实在法侵犯的自然法和万民法——“人类共同体的大法”（lege humanae societatis）。[34] 格劳修斯甚至施展他惯用的论辨手法，引证被誉为“西班牙的光荣”（Decus Hispaniae）的西班牙经院神学家、法学家瓦奎兹（Fernando Vasquez de Manchaca）的言论来反击西班牙帝国的国际政治习俗：这些习俗不属于任何人，只能用来支配野兽，它们是被败坏与滥用的陋习，而不是宜人的法律和风尚（corruptelae et abusus, non leges et usus）。[35]

上帝赋予海洋的“自然状态”必须被恢复，自然状态所保证的“海洋自由”必须得到认可和尊重，否则，任何一种对可能的甚至有效的“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jus belli ac pacis）的构思企图都将失去坚实的起点。——主权者也许可以在陆地上做骄傲的王，但是大海，却不识主权者。

文章注解：

[1] 这本著作以拉丁文撰写，中译本先后有两种：《海洋自由论》，宇川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4月；《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马忠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上海三联版的译本存在不少文字方面的问题，但是却收录了苏格兰法学家William Welwod针对《海洋自由论》的焦点章节第5章展开的反驳（1613）以及格劳修斯的长篇答辨（1615），这份答辩在篇幅上超过《海洋自由论》本身，在论证上也更加鞭辟入里，自问世以来一直被学界视为《海洋自由论》的重要补充。

[2] John Logue: “The Revenge of John Selden: The Draft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Sea in the Light of Hugo Grotius’ Mare Liberum”, Grotiana, New Series, (3) 1982, Assen, pp.27-56.

[3] Strabo, Geography, 2,11.

[4] Grotius: Mare Liberum, V.23。本文使用的《海洋自由论》拉丁文版和英文翻译版是以下两种：（1）The Free Sea, translated by Richard Hakluyt with William Welwod’s Critique and Grotius’ Reply,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avid Armitage, Liberty Fund, 2004. (2) The Freedom of the Seas, or the Right Which Belongs to the Dutch to Take Part in the East Indian Trade, translated with a revision of the Latin text of 1633 by Ralph van Deman Magoffin, New York: Oxford UP, 1916。

[5] 施米特：《陆地与海洋》，林国基、周敏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第1页。

[6] “农业”在拉丁语源中的意思就是“教化陆地”（agri cultura），著名的罗马土地贵族老加图（Cato Major）就是用“Agri cultura”这两个词来命名他的“农庄经济学”名著的。

[7] 18世纪意大利法学家维柯一再提醒读者注意“人”这个词隐藏在拉丁语源中的秘密：人（humanus）、尘土（hunus）、埋葬（humare）、那该埋葬者（humandus）。参维柯，《新科学》，第337节﹑536节。

[8] 格劳修斯：《自由海洋论》，V.22。

[9] 海洋作为“res nullius”这一命题直接引出了格劳修斯的另外一个命题：海洋是人类的共同财产（res communis）。这两个可以互相置换的命题为1982年通过的《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奠定了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按照这一部分《公约》，超出临海国家主权范围的“深海海床”（deep sea-bed）作为人类的共同财产得到认可，基于这一共同财产的存在而建立了所谓“深海海床政体”（Deep Sea-bed Regime），这个脆弱的国际组织有别于主权民族国家，并对后者的“海洋民族主义”（ocean nationalism）的野心予以监督和抗议。作为这一特殊的“深海海床政体”的权力执行机构，“国际海底管理局”（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简称ISBA）也应运而出，但无所作为。此不多论。

[10] “Quod his omnibus maxime defuit, historiarum lucem.” Grotius: De Jure Belli ac Pacis, Prolegomena, 38.

[11] 霍布斯：《利维坦》，第2卷，第30章结尾。霍布斯这段话可谓是近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出发点，但是其意思辗转反复，而且其“中古英语”句法过于复杂、破碎，致使中文翻译（北京商务1985版）出现很多令人遗憾的错误。笔者对照《利维坦》英文版和拉丁文版，重译了这段话。霍布斯亲撰的拉丁文版与其英文版略有出入，但在几个关键地方显然比英文版更清晰明确，特抄录如下（底划线部分是商务版中译文出错的地方）: “De officiis summorum imperantium versus se invicem nihil dicam, nisi quod contineantur in legibus naturae supra commemorates. Nam jus gentium et jus naturae idem sunt. Quod potuit fieri ante civitates constitutas a quolibet homine, idem fieri potest per jus gentium a qualibet civitate.; et lex, quae homini ante jura civilia quid agendum et quid fugiendum sit definit, eadem civitatibus per summe imperantium conscientias dictare intelligitur. Curia enim justiae naturalis praeter conscientiam nulla est, quam regit solus Deus…” Thomas Hobbes, Opera Philosophica Omnia, vol. III, edited by William Molesworth, London: Thoemmes Press, 1999, p.253-4.

[12] Hobbes: A Dialogue between a Philosopher & a Student of the Common Laws of England, in 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 of Malmesbury, edited by Sir William Molesworth, London: Bohn, 1839-45, vol. vi, P.107-108.

[13] Hugo Grotius: De Jure Belli ac Pacis Libri Tres, Prolegomena, 1.

[14] 值得指出的是，《理想国》第五卷常常被人引用以证明柏拉图讨论过“国际关系”问题。但是，在笔者看来，第五卷（469b－471c）的确谈及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的“国际关系”，以及希腊城邦与城邦之间的“邦际关系，但是，仔细审查之下，可以看到，其中的“邦际关系”被苏格拉底明确定义为希腊自家人的“内讧”，而所谓的“国际关系”完全是在苏格拉底所谓的“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天然敌人”的战争背景下被谈论的（470c），这种只有战争关系的“国际关系”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绝然隔膜和敌对，这种关系其实就是无关系。——《理想国》第五卷不仅没有推翻，而且反证了笔者的论断。

[15] 也许，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更适合被看作这一精神的现代继承者。

[16] Grotius: ibid, Prolegomena, 3,4.

[17] “Etiamsi daremus, quod sine summo scelere dari nequit, non esse Deum, aut non curare ab eo negotis humana…”（“即使我们承认——不惜冒着最大恶名去承认——上帝不存在，或者上帝（即使存在）也不会关心我们人类的事务，（自然法仍然会照常发生）”）。Grotius, ibid, Prolegomena, 11.这句话被学界称为格劳修斯的“无神论命题”，西方300百年来的正统学界认为格劳修斯通过这个命题试图瓦解从阿奎那到苏亚雷兹（Francisco Suarez）的基督教经院自然法的正统学说，从而把自然法从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笔者不采纳这种流俗意见。在笔者看来，格劳修斯试图瓦解的禁锢不是基督教神学（体现为caritas即“慈爱”的神法），而是古希腊的异教神学（体现为tyche即诡秘莫测的命运与暴力的自然法）。

[18] Henry Wheaton: History of the Law of Nations in Europe and America,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Treaty of Washington, 1842, New York, 1845, p. 54.

[19] Friedrich Meinecke: Machiavellian: The Doctrine of Raison d’Etat and Its Place in Modern History, translated by Douglas Scott, Yale, 1957, p. 208.

[20] “Temperavi me ab his quae alterius sunt tractationes, ut quae docent quid ex usu sit facere: quia ista suam habent artem specialem politicam, quam recte ita solam tractat Aristoteles ut alieni nihil admisceat, contra quam fecit Bodinus, apud quem haec ars cum juris nostri arte confunditur. Nonnulius tamen locis ejus quod utile est feci mentionem, sed obiter, & ut id ipsum a justi questione apertius distinguerem.” Grotius: De Jure Belli ac Pacis, Prolegomena, 57.

[21] “伟大的世代，新秩序即将诞生。”Vergil: Eclogue, iv.5.

[22] 详细推论，在格劳修斯《海洋自由论》第5章以及撰写于1615年的对该章的辩护中展开。

[23] 索福克勒斯：《安提格涅》第586－593行。

[24] 这个拉丁短语被霍布斯用来描述处在“自然状态”中人类苦况。见《利维坦》第13章: “Sed omnius in omnes, inquiet aliquis, bellum nunquam erat.”《论公民》（De Cive）, 绪言第14节: “Ostendo primo conditionem hominum extra societatem civilem (quam conditionem appellare liceat statum naturae) aliam non esse quam 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 atque in eo bello jus esse omnibus in omnia.” 以及第1章第12节: “Status hominum naturalis antequam in societatem coiretur Bellum fuerit; neque hoc simpliciter, sed bellum omnium in omnes”. 这一短语被洛克、卢梭、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等人沿用，但均别有用心。

[25] 面对欧洲战火，博丹并没有象霍布斯那样把“主权者”仅仅陷于一国内政。在他的政治学巨著《论国家》中，有一章（第一卷第七章）专门从“主权者”角度讨论欧洲外交问题，这一章被学界长期遗忘。在这一章，博丹试图借助“主权国家”的力量，从陷于混战状态的欧洲清理出一种秩序。值得指出的是，如果博丹能够多活几十年，看一看欧洲的历史进程，再读一读霍布斯《利维坦》第30章“论主权者的职责范围”，他也许就会把自己的《论国家》第一卷第七章删掉了。——按照霍布斯，“每一个主权者在保障臣民的安全方面所具有的权利，和任何单个人在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方面所能具有的权利是相同的”（《利维坦》，第30章最后一段）。霍布斯在这句话中所说的“权利”就是“自然状态”所赋予单个人的“自然权利”，处于民族国家之林的“主权者”相当于处于“自然状态”中的单个人，他只拥有一种权利，那就是为了自身的安危而可以为所欲为的“自然权利”。行使这种权利所导致的结果是“一切人针对一切人的战争”，而不是博丹所期待的和平秩序。博丹的“主权者”理论的确把国家从宗教教权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但是却远远没有把国家从战争的阴影中解放主来，恰恰相反，被世俗化了的、拥有无限权威的主权国家可以更加赤裸裸地、更加无拘无束地发动战争，并且把战争进行得更加血腥！

[26] 这方面的最佳研究是20世纪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国家主权与自由海洋”，中译文见卡尔·施米特，《陆地与海洋》，同前，第67－100页。

[27] 这个拉丁词在古代文献中出现频率很高，是古人对“海洋”的传统理解。格劳修斯在《自由海洋论》中也一再使用。

[28] 格劳修斯对海洋视角的描写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 “Non de mari interiore hic agimus, quod terris undique infusum alicubi etiam fluminis latitudinem non excedit, de quo tamen satis constat locutos Romanos Iurisconsultos, cum nobiles illas adversus privatam avaritiam sententias ediderunt; de Oceano quaeritur, quem immensum, infinitum, rerum parentem, caelo conterminum antiquitas vocat, cuius perpetuo humore non fontes tantum et flumina et maria, sed nubes, sed ipsa quodammodo sidera pasci veteres crediderunt; qui denique per reciprocas aestuum vices terram hanc humani generis sedem ambiens, neque teneri neque includi potest, et possidet verius quam possidetur.” Grotius, Mare Liberum, V (37)。

[29] 详参卡尔·施米特：《陆地与海洋》，同上，第1－65页。

[30] 详参格劳修斯：《海洋自由论》，同上，第5、8章。在《论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第2卷第2章，格劳修斯坚持并重申了同样的观点，该章观点是格劳修斯有关财产与所有权理论的基础。

[31] “Maris autem natura hoc differt a litire, quod mare …nec inaedificari facile, nec include potest.” Grotius: Mare Liberum, V (31).

[32] “Territoria autem sunt ex occupationibus populorum.” Grotius, ibid, V (34).

[33] Grotius, Mere Liberum, V.23.

[34] Grotius, ibid, V.28.

[35] Grotius, ibid, V.53.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知“大海不识主权者”，并由此推论“‘自由海洋’的政治哲学意义”……却不懂“大海只识海权者”，因此我看，“自由海洋”是幌子，其实则是“海洋霸权的自由”——这才是政治哲学背后的意义！

【08、何为美国霸权的三大支柱？】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疫情”）无疑对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范式开始分析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格局。欧洲有学者将新冠疫情比作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分析其对人类行为习惯以及政治秩序产生的深远影响1。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预测新冠疫情会成为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世界不可能回到21世纪初那种互利共赢的全球化状态，民族主义将加重大国对抗、战略脱钩的趋势，导致国际权力结构重新洗牌，中美战略博弈成为重心2。然而，要真正理解中美博弈的性质，不能简单地陷入国际现实主义的理论视角，将中美之间的较量简单看作大国之间实力的较量，从而简单地归结为“修昔底德陷阱”。相反，我们需要将理论视角从基于主权国家思考的国际关系范式转向基于全球秩序的帝国范式，从而充分认识美国所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今天的中美关系乃是世界帝国体系的设计者和主导者与世界帝国体系的参与者和反抗者之间的矛盾。

正是基于全球秩序的思考，我们必须意识到“深度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与当前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次疫情将这种长期矛盾以极端的形式展现了出来。疫情意味着全球化的推进必须依赖相互合作，人类已结成了更为紧密的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需要一种新的国际主义思潮来克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霸权主义。而美国建构的服务于美国利益的世界帝国体系不断挑起国家之间的冲突和仇恨，撕裂大国合作和全球合作。因此，当前的状况特别类似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的国际秩序大变革时期的历史情境。在那场全球化遭遇逆全球化的震荡中，最终是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两种全球化理论叙事将欧洲乃至全球从门罗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乃至纳粹主义等种种逆全球化的主张中解放出来。因此，我们今天讨论中美关系，不能简单地陷入现实主义思路下大国博弈的实力较量，而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奠定的全球治理体系及其面临的问题。

正是从全球秩序和全球治理的角度看，这次新冠疫情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秩序演变的方向，而是以新的问题来加速这一历史进程。我们不能把新冠疫情夸大为某个历史时期的开端，而与“9·11”事件、2008 年西方金融危机、中国崛起和中美贸易战结合在一起，考察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治理格局面临的不断加速的“深度全球化”历史进程与美国强化世界帝国体系的矛盾。具体而言，“深度全球化”推动世界各国连为一体，成为休戚相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意味着需要以“天下一家”的视角来关注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合作，让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然而，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利用“单极世界”的优势，不断瓦解联合国体系，致力于建构“新罗马帝国”。这种世界帝国体系由于缺乏国际政治力量的制约和国际法的约束，已经蜕变为一种任性的、拒不承担国际责任的帝国专制政体。我们需要真实地面对这种矛盾，中国崛起以及中美竞争博弈是两种全球化、两种全球治理体系和两种治理方式的较量，是中国致力于建构“天下一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美国继续维护巩固其世界帝国体系之间的矛盾。

世界帝国的法秩序

一部全球史实际上是一部帝国争霸并不断演变的历史3，是从区域性文明帝国迈向世界帝国的历史。即使在近代欧洲推动形成的主权国家时代，欧洲列强都是以主权国家的面目呈现出来的现代殖民帝国，因为这些主权国家的背后是大量被占领的殖民地。如果我们只看到欧洲国家的主权建构的表面，而忽略其殖民帝国的背面，不仅不能理解欧洲主权国家崛起以来的全球历史，更不能理解今天中美贸易战中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为什么中美之间展开贸易战，却是加拿大扣押中国华为公司的孟晚舟？为什么中美之间展开贸易战，却是欧盟跟随美国来污蔑中国新疆棉花并对中国施加相应的制裁？我们唯有从帝国秩序的理论和历史视角，才能真正把握今天的中美关系，即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两个实力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中国与一个世界帝国的关系，无论是美国不断强化的“印太战略”，还是拜登上台之后重新与英国签署的《大西洋宪章》与强化的G7“民主联盟”，这些国际关系表面的变化恰恰反映了美国所建构起的世界帝国的本质，即将现代帝国的建构隐藏在国际条约背后，用形式化、法律化的主权国家平等的法律关系来掩盖帝国中心对边缘的附庸国或隐形殖民地的支配。

美国的建构从一开始就是帝国建构。在美国历史文献中，美国人始终自诩“帝国”，尤其是一个“天定命运”的“自由帝国”，不仅有西部广阔的土地可供征服和扩张，而且随着南北内战后美国工业化加速并迅速崛起，美国开始不断侵蚀欧洲殖民帝国在美洲的领地，将其纳入自己的帝国版图中，由此形成的“门罗主义”就是美国与欧洲诸帝国争夺美洲殖民地并重新划分帝国实力范围的宣言。随着美西战争和巴拿马运河的开凿，美国从大西洋国家变成了既面向大西洋又面向太平洋的两洋大国，从而进入与欧洲列强的全球争霸战中。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接过了大英帝国开创的世界帝国体系并加以改造，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新的世界帝国体系。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取得了胜利，从科索沃战争到“9·11”之后西方学界关于“新罗马帝国”的讨论，不过是在强化早已建立起来的世界帝国体系。“冷战”在意识形态话语上掩盖了世界帝国的实质，但恰恰是“冷战”的紧迫形势在客观上帮助美国完成了世界帝国的建构，无论是控制欧洲的“北约”体系，还是控制日本和韩国的一系列条约，都是在“冷战”的背景下完成的。

关于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秩序，西方学者已有大量的讨论，但这些讨论都从专业化的学科视角出发，集中在对某些具体特征的描述上，而缺乏对整个体系的完整认识。事实上，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已经成了一个复杂的多面体，而能够将这些多面体有效建构在一起的是一些根本性的力量，这些力量的组合构成了世界帝国的法秩序，从而呈现出三个维度。

1. 经济领域：贸易-科技-金融相互支撑的世界体系

目前，学术界已大量采用“信息帝国”、“贸易帝国”、“商业帝国”、“金融帝国”等概念来描述世界帝国在经济领域中的特征。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采用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概念来概括全球经济秩序。贸易促进分工不断扩大，将全球卷入一个相互交往、彼此满足不同需要的体系中。随着贸易物品从自然出产物转向工业制造品，西方列强采取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战略，导致全球贸易中西方与非西方地区、工业化国家与农业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等持续扩大，以至于工业革命之后，全球贸易产品形成从自然出产的原材料到不同科技含量的工业品之间的一个等级链条。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产业链”。根据科技含量不同形成的产业链意味着商业贸易利润的分配不同，恰恰是这种利润和财富的分配不同导致人类在联为一体的过程中，在全球地理空间内形成了富裕-贫困、强者-弱者、中心-边缘的帝国等级支配关系。“世界体系”这个概念虽然用来强调经济力量的不同，但这恰恰构成强者支配弱者的世界帝国秩序基础。因此，世界帝国秩序始终围绕贸易问题展开，重商主义与自由贸易、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的各种争论实际上都是围绕世界帝国秩序内部的利益分配而展开的。

然而，贸易利润的不平等说到底是科技实力的不平等。世界体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实际上建立在科学和技术推动的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这是近代欧洲崛起并建构帝国的阿基米德点。一个科技强国也很容易成为贸易强国，由此世界帝国的中心也往往随着科技创新中心和贸易中心在全球地理空间中的转移而转移。科技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科技力量一方面让人类从分散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凝聚为共同体，但另一方面掌握科技力量的民族或国家很容易借助这种力量建构起帝国，使分散在地球上的传统文明帝国迈向现代的世界帝国。美国之所以能够建立起世界帝国，核心在于其引领全球的科技发展，其已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化的引领者，从而使其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中始终垄断着高利润行业，而且这种科技优势会迅速转化为军事优势。

如果说科技是推动贸易发展的力量，那么贸易无疑需要一种作为交易中介的货币，贸易强国无疑拥有提供基准货币的最大可能性。因为任何国家想要和这个国家展开贸易活动，就必须采用这个国家的货币。当全球商业活动逐渐形成一种全球通用的世界货币时，世界帝国的经济秩序基础就已经形成了。在关于世界体系的争论中，一种意见主张将明清时期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看作唯一的世界体系，就在于全球形成了将非洲的黑奴贩卖到美洲挖掘白银的贸易线，以便满足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白银就是围绕中国的朝贡体系形成的全球通用货币。在此后几百年的发展中，基于黄金本位制的英镑取代白银成为全球商业贸易的通用货币。而在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制度设计直接赋予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权。虽然在1970年代黄金与美元脱钩，但随着“石油美元”机制的形成，特别是随着美元跨境结算的电子化，美元的国际货币职能被进一步强化，这使任何国家和跨国公司一旦脱离美元支付体系，就成为被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的孤岛。而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的发行以及美元与其他主权国家货币的汇率变化，直接影响着全球贸易和全球经济的发展。

然而，国际货币自身可以在交换中不断进行自我升值，甚至严重脱离其所代表的体现为使用价值的全球实际财富，由此引发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上层资本主义”的全球金融活动实际上控制着、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由此，美国可以利用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霸权优势来强化其科技产业发展和贸易优势。例如，美国面对日本制造业在全球贸易中的挑战，通过签署《广场协议》来强迫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大幅升值，导致日本工业品出口价格大幅上涨。再如，在2021年，美国又通过大规模超发美元引发全球通货膨胀来掠夺全球财富。

可以说，在世界体系中，贸易-科技-金融是相互支撑的三角关系，贸易量推动科技发展，科技优势转化为贸易优势从而拥有金融优势，而金融优势能不断巩固科技优势，转过来又强化贸易优势。美国正是牢牢控制着在全球贸易-科技-金融领域中的优势，这种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奠定了其成为世界帝国的经济基础。然而，贸易、科技乃至金融领域的竞争必然引发国家之间的冲突，因此这种世界秩序就需要建立起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秩序。

2. 政治领域：暴力-盟友-规则相互支撑的帝国霸权

政治秩序的形成、维持和改变往往通过暴力的方式展现出来。战争和暴力创造了最根本的法，即对统治支配的领土边界进行划分。而这种暴力征服不断推动小共同体合并为更大的共同体，甚至推动全球不同地理空间中形成几个长期稳定的区域型文明帝国。随着地理大发现，暴力也随着贸易而向全球扩张，欧洲贸易推动的市场扩张和争夺通常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完成的，而是通过军事战争和掠夺完成的。没有炮舰征服，西方列强就无法通过贸易打开东方的大门，那并不是因为东方帝国闭关锁国，而是东方贸易规则是建立在朝贡贸易体系之上的，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私人贸易体系。这种资本主义私人贸易体系的扩张推动了西方现代主权国家这种特殊的组织形态的兴起。当这种贸易与市场、战争、金融紧密结合在一起时便推动了“军事-财政国家”的崛起。从此，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战争随着争夺市场和利益而常态化，围绕经济利益形成贸易战、产业战、科技战、金融战和军事战交织在一起的“混合战争”，军事战争变成了“政治的延伸”。

正是这种混合战争的兴起，使传统暴力战争有了一个更为温和、日常且中性的名字——“竞争”或“斗争”。商业市场上私人与私人的“竞争”，推动政治生活中党派与党派的“斗争”，最终演变为将私人高度组织在主权国家这个“权力容器”中1，展开国家与国家的“斗争”。斗争或战争是资本主义秩序的常态，和平则是战争征服之后的间歇期11。如此一来，我们才能理解近代欧洲崛起过程中频繁发生的各种类型的战争。这些战争推动了帝国的兴衰和转型。正是采取了这种混合战，大英帝国摧毁了印度的棉纺织业，从而确立起英国在全球棉纺织业的中心地位，由此建立起“自由贸易的帝国”，即能够用贸易打败的就不用军事，不能用贸易打败的才需要发起军事战争12。全球海洋贸易的背后始终是海军和海权，资本主义的贸易始终需要军事暴力的护佑，如果不能在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那就直接通过暴力征服、割地赔款来掠夺，由此形成了现代的殖民帝国体系。

因此，经济领域中的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是依靠这种经济与暴力的混合战争建立起来的，那么打破这种结构也无疑需要借助于经济与暴力的混合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就是围绕贸易利润分配、为争夺世界体系的主导地位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导致世界体系的中心从英国向美国转移，由英国主导的世界帝国转向了由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因此，世界帝国体系从来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努力的结果。欧洲的工业革命也不是技术和资源累积的自然发展过程，而是军事-财政国家在激烈竞争中，基于暴力战争争夺贸易利益的产物。在重商主义和工业革命的背后，乃是欧洲帝国在全球残酷的殖民主义和你死我活的漫长战争。

美国建国实际上就是欧洲殖民帝国之间一系列争霸战争的产物。在与英国全球争霸中失败的法国，作为报复而支持北美分裂脱离大英帝国。在这场反对殖民帝国、争取独立的战争中获胜的美国也迅速加入法国大革命的行列。因此，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带来了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即摧毁旧欧洲君主世袭下的殖民帝国，以自由、平等为政治原则来建立新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贸易的全球化仍在不断推进，殖民主义的帝国争霸依然在继续，但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在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基础上开始奠基，那就是基于主权国家平等而形成的国际法秩序，从而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从欧洲公法推向了国际法。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崛起在全球政治中始终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在现实中继承了欧洲旧秩序中殖民主义的遗产，另一方面则是在理念上反对欧洲的殖民主义。无论是美国向西进行领土扩张还是通过战争兼并墨西哥领土以及向拉丁美洲的势力扩张，始终伴随着军事暴力，因此美国自诩“危险的国家”13。美国人始终生活在战争中，最近的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冷战结束以来的“反恐战争”以及今天针对中国崛起发出的战争威胁。艾森豪威尔曾经在总统告别演说中提出要警惕美国的“军工联合体”，而这个“军工联合体”不过是欧洲历史上“军事-财政国家”的翻版。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美国所缔造的世界帝国秩序继承了欧洲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帝国秩序的遗产，而这种帝国秩序始终以欧洲基督教文明秩序作为其意识形态的基础；另一方面，美国的帝国秩序又包含非常强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实际上源于欧洲历史上的共和主义和世界主义的遗产，即用共和主义民主政治原则来建立世界帝国，从而实现永久和平。这种思想遗产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共产主义思潮。可以说，正是威尔逊的永久和平的世界主义理念和列宁的共产主义理念，共同摧毁了旧欧洲所建立的殖民主义体系，从而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而这两种政治力量携手合作的成果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联合国体制。

因此，二战之后，美国和苏联崛起，整个欧洲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基于主权国家平等的联合国体制建立起来。然而，在“冷战”中，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放弃了联合国体制而转向欧洲历史上的帝国争霸格局。但是，无论是苏联帝国还是美利坚帝国，至少都宣称自己是建立在主权国家平等的法律原则上，基于政治理念和利益而结成盟友体系。因此，盟友体系成为殖民体系的翻版。如果说殖民体系是一种直接的控制，那么盟友体系必须借助国际法规则建构。比如，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石油美元协议、瓦森纳协定以及各种自由贸易区的协议等控制了全球经济，通过北约组织、《美日安保条约》及与很多国家和地区签订的各种驻军协议等，将欧洲、日韩等国家作为“附庸国”纳入其帝国体系的控制之下，美其名曰“盟友体系”。不同的是，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盟友的控制只能借助暴力和政治上的直接统治手段，其途径更为原始和粗暴。这种帝国统治与其宣称的政治原则相违背，很容易遭到抵制和反抗。然而，美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对其盟友的控制固然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直接统治，但更多的是通过经济、金融、法律和意识形态等“看不见的手”进行间接控制，从而其帝国色彩比较淡，帝国的统治手段更为现代和精致。

因此，当我们把苏联的这种直接控制模式称为“帝国”的时候，美国的这种间接控制模式则往往被称为“霸权”，即一种基于认可和同意基础上的支配。相较苏联的“帝国”，“霸权”反而是褒义词。二战后美国从不避讳自己建立的霸权秩序，甚至自豪地称为“自由主义的霸权秩序”或“自由主义的利维坦”1。直到“9·11”之后，美国差不多支配了整个世界，才暴露出其世界帝国的真面目。国际政治学界批评美国的“单边行动”，恰恰是因为美国抛开了联合国体系甚至盟友体系，将入侵其他主权国家的侵略行为解释为世界帝国内部的治安执法行动。事实上，美国也并不避讳自己要建成统治世界的“新罗马帝国”的意图。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以全球军事暴力作为后盾，表面上保留了主权国家的法律形式，却通过各种条约体系和美国国内法体系维持对全球贸易-科技-金融体系的控制，从而利用这种经济和法律的控制力量将其他国家变成其“准殖民地”或“附庸国”。

3. 文化领域：基督教-英语-人权相互促进的历史终结意识形态

政治秩序意味着支配，而政治支配的稳固需要奠定正当性基础。用韦伯的理论来说，单纯的暴力支配只能拥有“权力”，而唯有获得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支配才拥有“权威”1。因此，帝国秩序的建构始终以文教体系的建构作为最高境界。古典帝国秩序往往需要宗教思想为其提供正当性支撑。基督教让崩溃中的罗马帝国延续了上千年，从而演变为罗马-基督教帝国。然而，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欧洲主权国家的崛起，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的争夺越来越激烈。欧洲基督教帝国秩序受到来自这些世俗主权国家的挑战，其中最激烈、最持久的就是宗教改革引发的新教国家对罗马天主教秩序的系统性反叛。新教革命原本是基督教帝国内部的一场革命，然而它不仅摧毁了欧洲基督教帝国上千年的秩序，更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帝国时代，一个在新教基础上形成的以自由、科学的启蒙思想来奠定正当性权威基础的帝国时代。从此之后，不仅欧洲基督教帝国秩序衰落了，任何基于宗教奠定正当性权威的古典区域文明帝国秩序也因此瓦解了。

可以说，全球资本主义商业贸易、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及现代主权国家和殖民帝国的崛起等一系列全球重大历史事件共同摧毁了全球的区域性文明帝国秩序，并将这些帝国的碎片整合到一个全新的帝国秩序中，这就是 19 世纪大英帝国在巅峰时期所建构起来的“自由贸易”的世界帝国秩序。我们之所以将这个帝国秩序称为“世界帝国”，不仅是因为其基于海洋贸易和科技发展将全球经济和社会生活连接为一体，只有少数内陆地区未能整合在这一全球经济秩序中，但这些地方不过是整个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孤岛而已；更重要的是，世界帝国的正当性基础已经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基于科学理性、工业化、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与前现代社会的“野蛮”形成了明显的对照，而这种文明与野蛮的划分又潜在地包含宗教和种族主义的色彩，从而打上了基督教（新教）-白人种族至上的烙印，这就是美国建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美国白人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正是在这种文教秩序的影响下，东方古老的区域性文明帝国受到欧洲帝国的外部冲击，但更重要的是其内部爆发了挑战帝国秩序正当性的文教革命。

现代秩序虽然以激烈的反传统的形式出现，然而现代秩序在西方的显现无疑具有其历史文化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基督教的新教革命。新教革命彻底粉碎了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纽带，将人抛在一个无意义的物化的世界中，迫使人以一种“驱魔”的眼光来看待周遭的世界，以一种冷静的、不含有情感的、科学的眼光看世界，于是世界就成为有待于人类征服并服务于人类的对象化的客体。这种观念孕育了现代科学技术，但也导致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世界的不断征服，而形成对照的就是古老的区域性文明帝国囿于宗教“文明”而约束了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运用，导致成为“停滞的帝国”。同样，正是在新教的观念中，才有上帝创造人类从而使人人平等的人权概念，才会有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宪制民主之类的一切关于人类政治生活正当性权威的观念。

正是在这种新教的观念下，美国将其立国看作建立“山巅之城”，向全球推广基督教的价值观念、建立人人自由平等的政权成为其历史使命。由此，建立世界帝国乃是“昭昭天命”，一如帝国诗人约瑟夫·吉卜林（Joseph Kipling）把帝国扩张看作将野蛮人带入文明世界的“白人的负重”1。这种关于政治秩序正当性的观念随着欧洲帝国的全球扩张而被推广，特别是在大英帝国到美利坚帝国的过渡过程中，它们一起打败了法兰西帝国、德意志帝国和苏联帝国，实际上将这种意识形态与英语在全球的推广联系在一起，并在冷战结束后达到高潮。从此，自由人权成为所谓的“普适价值”，英语成为国际通用语言，基督教成为现代自由民主理念的精神支柱，基于人权理念的“颜色革命”和人道主义干涉成为世界帝国扩张的理由，由此世界帝国也往往被称为“人权帝国”或“民主帝国”。从世界帝国建构的角度看，关于政治统治的正当性问题在哲学层面上已经获得了解决，形成了“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始终在“政治”层面上，无法上升到哲学层面。因此，“历史终结”和“文明冲突”这两种冲突的政治理念共同服务于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的“内”与“外”：帝国的内部已经实现了“历史终结”，而在帝国的外部则存在“文明的冲突”；可以说，世界帝国的建构是通过“文明冲突”推动实现“历史终结”的。

谢选骏指出：一个“中国研究院”，却来谈论“美国霸权”——这岂不是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难怪只能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了。什么“三大支柱”？戴帽子、打棍子、揪辫子。整个一个毛僵尸的还乡团。

【09、红色中国盼望北约的压力】

《被北约列为“挑战”，中国坚持强硬立场》（AMY QIN, 王霜舟 2022年7月4日）报道：

拜登总统上周三在北约马德里峰会后与北约领导人合影。

在北约上周推出的未来新蓝图中，它提到中国时毫不隐讳。

它把中国宣布为系统性“挑战”，并在使命宣言中首次批评性地提到中国，称中国的政策是“强制性的”，网络行动是“恶意的”，言论是“对抗性的”。北约还表示，中国政府正在与俄罗斯一起努力“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些做法“与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

对北京而言，北约的强硬宣言使其愈加相信自己正在被一心阻碍其崛起的敌对势力包围。四个亚太国家（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领导人也首次参加了这次北约峰会，加剧了中国的这种担忧。

“这非常严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时殷弘说。“北约从全球的角度把中国界定为对手，而不只是在太平洋和东亚地区，而且是在一份正式文件中这样做。”

在北约宣言面前，北京不仅毫不退却，反而发出了将坚持强硬安全方针的信号，包括将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今年2月在北京会晤。习近平宣布，中俄友谊“没有止境”。

中国官员对北约发出了愤怒谴责，指责其用冷战手法遏制中国。上周三，中国驻欧盟使团的一位未具名发言人指责北约“挑动对抗”，并郑重宣布会进行“坚决有力回击”。

该发言人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写道，北约的使命宣言“声称别国带来挑战，实际上恰恰是北约自己在世界各地制造麻烦”。

中国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上周四发表评论，指责美国将北约“推上配合美国打压中国的轨道”。

“美国打着‘一石三鸟’的意图——遏华、削俄、损欧，”评论写道。

新的北约使命宣言（又称“战略概念文件”）是30个北约成员国上周在马德里举行峰会时公布的。北约将俄罗斯确定为主要对手，中国也在背景中赫然出现。

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的领导人在北约马德里峰会上与北约秘书长在一起。这四个亚太国的领导人首次出席北约峰会。

在北约峰会召开的几天前，七国集团领导人宣布了一项筹资6000亿美元的计划，旨在扩大对全球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这个计划是为了对抗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政府动用大笔资金，在世界各地修建港口、铁路和电信网络，并在这个过程中巩固中国的外交关系。

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这些举动是拜登政府持续加强全球联盟努力的一部分。拜登政府去年已宣布，美国和英国将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建立一个由十几个亚太国家组成的新经济框架，加强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与美国组成的所谓四方联盟的内部关系。

有些北约成员国一直不愿意跟随华盛顿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尤其是法国和德国，部分原因是考虑到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德国作为经济巨大引擎的汽车工业严重依赖中国市场。

美国总统拜登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起，法国一直不太愿意跟随华盛顿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美国总统拜登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起，法国一直不太愿意跟随华盛顿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KENNY HOLST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加强对新疆和香港的镇压，在南中国海和台湾（中国政府宣称自治岛屿台湾是自己的领土）问题上也日益强硬，欧洲国家的担忧有所加剧。中国迅速扩大核武库的努力以及不惜动用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的做法也给欧洲国家敲响了警钟。例如，因立陶宛允许台湾在首都设“台湾代表处”，中国政府切断了与该国的贸易往来。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年2月初，也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几天前宣布，中国和俄罗斯的友谊“没有止境”，这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国家的不安情绪。那之后，中国领导人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的入侵，反而指责华盛顿和北约，称北约在中欧和东欧的扩张激怒了莫斯科。

据皮尤研究中心上周三发布的一项新调查，在一些北约国家当中，对中国的负面看法目前处于或接近历史最高点。

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上周三说，“中国不是我们的对手，但我们必须对其所代表的严峻挑战有清楚的认识。”

北约诞生于冷战时期，传统上一直专注于北美和欧洲。但北约对中国的担忧与日俱增，去年它在公报中首次提到了中国的军事野心带来的挑战。

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上周三说，“中国不是我们的对手，但我们必须对其所代表的严峻挑战有清楚的认识。

据总部设在柏林的荣鼎咨询的分析师诺亚·巴尔金说，在这次北约峰会召开前的几个月里，习近平曾派高级外交官去欧洲设法解决欧洲担心的问题，但没有取得成功。

“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东西，”巴金说。“他们无法解决欧洲对中国政府在口头上支持俄罗斯的担忧。”

一些分析人士说，一种日益加深的感觉是，对抗是这个新时代的现实。这是建立在习近平的世界观之上的，即中国必须恢复其作为世界大国的应有地位。上周五，他在庆祝英国将香港主权交还给中国25周年的讲话中，专门提到在遭受英国殖民者的屈辱后，“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抗争。”

对习近平来说，此刻在国内受众面前投射一种强有力的形象非常重要，因为他正为在今年秋天获得前所未有的第三个任期做准备。

“中国向强大发展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一点不会改变，”中国的独立军事分析人士宋忠平说。

尽管已把中国写入了使命宣言，但它并没有承诺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直接军事参与。但对中国来说，宣言引发了北约是否会在太平洋地区事务上卷入未来争端的问题。

几十年来，在如果台湾受到中国攻击，美国将如何反应的问题上，华盛顿一直有意保持模糊，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这个问题摆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今年5月，拜登总统发信号表示，美国准备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军事干预。

台湾新竹空军基地的战机。中国对台湾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台湾新竹空军基地的战机。中国对台湾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未来，中国的作战计划或安全将不仅要考虑美国作为潜在敌人的问题，还要考虑北约，”华盛顿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韵说。

一名白宫官员上周表示，美国政府并不认为四个亚太国家出席北约峰会是迈向创建“亚洲版北约”的一步。但是，这个前景仍是中国政府担心的问题。

马德里峰会前，中国政府主办的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强烈谴责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席峰会。

“对任何亚太国家来说都是极不明智的选择。而且，这势必伤害与中国的战略互信，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环球时报》的社评写到。“冷战的污水决不能流入太平洋。”

中国政府决意表明自己并不孤立，已加快了建立自己的伙伴关系的努力。近几个月来，北京一直在南太平洋寻求扩大其军事和经济势力。

上个月，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经济论坛上发表视频讲话时，把中国宣扬为一个开放、合作的多边合作伙伴。他把中国的做法与他称之为其他国家的“集团政治”、“零和博弈”进行了对比。他呼吁各国加入到中国提出的、定义松散的新“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中来。

“中国正在急着拉朋友打破孤立，并瓦解美国和西方的联盟，”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国际政治教授艾大伟(David Arase)说。

南非、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的领导人通过视频出席了今年6月底举行的金砖国家经济论坛。习近平在讲话中宣称，中国是一个开放、合作的多边合作伙伴，与其他搞“零和博弈”的国家不同。

北约国家的一些官员对于将中国与俄罗斯相提并论表示了不安，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上个月，德国高级外交政策顾问延斯·普洛特纳警告，试图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只会让北京和莫斯科走得更近，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

但北约在其使命宣言中警告，中国试图利用北约成员国内部这种分歧的企图不会被忽视。

“我们将完善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共同认识，加强我们的抗御能力，提高我们的准备水平，並防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胁迫行动及其分裂联盟的企图，”使命宣言说。

Amy Chang Chien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现在的红色中国，盼望北约的压力——就像七十二年（1950年）前盼望联合国的压力，帮助共产党镇反和土改；就像五十六年（1966年）前盼望苏联的压力，帮助毛泽东全面专政——那时的红色中国，号称“红海洋”……你们能够想得出来吗——那里的建筑物全都涂上了红油漆，像是一望无际的杀人现场！那里的标语是“红色恐怖万岁！”但是后来呢？仅仅五年（1971年），毛泽东还不是和美国贪官尼克松勾结起来——出卖了原则、杀害了同志、背叛了革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不是邓小平开始的，而是毛泽东开始的——没有别的，猫择洞的出尔反尔，全都是在考虑它自己的个人安危。

【10、论殖民体系瓦解后的民族自决权】

慕亚平/许楚敬 政治学复印期号：2000 年 05 期

内容提要：殖民体系瓦解后，人们对民族问题及相关的民族自决权产生了新的认识和思考，尤其是各国国际法学界对民族自决权问题予以新的关注与评价。民族自决权与非殖民化、民族分裂、分离权及国家主权等问题息息相关，特别是民族自决权与分离权是相一致的，非殖民化运动中民族自决权的主要内容就是分离权，民族自决权包括分离权并不会导致民族分裂。总之，在殖民体系瓦解后，就主流而言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仍然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

殖民体系瓦解后，国际社会对民族问题及其相关的民族自决权出现了新的认识和思考。诸如：殖民体系瓦解后民族自决权是否已完成了历史使命？民族自决权可否适用于主权国家中的民族、少数民族、土著居民或部落？民族自决权是否包括分离权？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如何？实施民族自决权如何防止国家分裂等等。本文就这些问题略抒管见。

一、民族自决权与非殖民化运动

自决的概念历史悠久，根植于美国和法国革命，正式提出于俄国十月革命，充分发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60、70年代的非殖民化运动[1](P116)。民族自决权被作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并列入基本人权的范围是在二战之后，特别是非殖民化运动之中，得到了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文书以及其他国际法文件的确认。因而有人认为，民族自决权无论最初作为政治纲领被列宁提出，还是后来发展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人权，均与非殖民化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P48)。然而，在非殖民化运动之后，非自治领土、托管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剩无几，各殖民地人民和其他压迫民族基本上获得独立。新独立国家对于其先前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法律武器和立国的法律依据的民族自决权，已经缺乏兴趣或不像独立前那样感兴趣。民族自决权原则似乎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胜利而完成了其历史使命[2](P48-49)。于是，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在殖民体系瓦解后，民族自决权是否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在殖民地以外的场合其是否还有“用武之地”？

笔者认为，在殖民体系瓦解后，民族自决权仍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

首先，目前世界上尚有十几块非自治领土未获独立。虽然非殖民化运动已基本结束，殖民体系已瓦解，但是，目前全世界尚有十几块非自治领土仍未获得独立。这些尚处于殖民统治的非自治领土的人民仍面临着以民族自决权为武器，争取早日实现自决的艰巨任务。

其次，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粗暴践踏权益的现象。尽管殖民统治已基本肃清，各国在政治上处于平等地位，但因为国家还有大小、强弱和贫富之分，国际关系中还存在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存在着以强凌弱，以富压贫；还存在着民族斗争和民族分裂。如何实现和捍卫民族利益，仍然是世界人民十分关心的问题。

再次，民族自决权是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前提。建立国际新秩序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的时代需要。目前，虽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但当今世界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并对各民族发展构成了最大威胁。因而，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仍然是摆在绝大多数国家面前的艰巨任务。非殖民化运动中一百多个国家的独立，使得第三世界崛起，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为建立主权、平等、合作为核心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打下了基础[3](P967)。独立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又必然以民族自决权为武器，反对新殖民主义即帝国主义经济上的剥削与掠夺，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

第四，民族自决权是实现基本人权的前提和基本保证。一方面，作为集体人权的民族自决权与个人人权密不可分。联大《关于人民和民族自决的决议》明确规定“人民和民族应先享有自决权，然后才能保证享有一些基本人权”。民族自决权和个人人权的关系应该是：民族自决权是公民个人行使权利的前提和基本保证，只有民族实现自决并建立起独立国家，公民的权利才能受到法律和物质的保障而得以实现；公民个人权利的实现是民族自决权的出发点和归缩。但是自决权不是个人人权的简单相加，它独立于个人人权，与个人人权互为表里[3](P96)。

另一方面，民族自决权还是发展权的前提条件。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不享有自决权，则谈不上谋求发展；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取得政治独立后，还需要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谋求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否则其政治独立就不能巩固，甚至有再次丧失的危险。因而，民族自决权与发展权相互依存，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后者是前者的必然延伸[4](P651)。

二、民族自决权与民族分裂

尽管民族自决权的概念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其作为一项国际法原则已经得到各国广泛的接受。然而，到目前为止，在国际法意义上仍没有一个确定而通行的民族自决权的定义，对其内涵和外延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对何为“民族”、何为“自决”这一理论和现实问题，至今国际上尚没有统一的答案，甚至分歧严重；其二，国际关系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国际法规范也在不断变化、发展，民族自决权的概念也随之不断发展。

对于民族自决权这样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我们在探讨它的内涵时，必须结合人类社会的演变、国际关系的发展，统筹把握。应当看到，在不同情况下民族自决权具有不同侧重的内容：即在殖民统治时期，民族自决权侧重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非自治领土和托管领土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独立国家、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利；殖民统治结束后，侧重于维护自己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统一和自由寻求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5](P94)。

据此，笔者赞同如下主张：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权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广义是指所有民族都有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政治地位和自主地处理其一切事务而不受外界统治和干涉的权利；狭义是特指处于外国殖民统治、占领或奴役下的民族，享有决定自己的命运和政治地位直至取得民族独立包括建立民族国家的权利[6](P17-148)。

上述广义含义中的“民族”(nation)，当然不是指一个国家中的不同的民族(nationality)，而是指一个国家之内的整个人民、或者尚处于外国统治下的殖民地人民。因而，如果混淆nation和nationality，势必会把民族自决权引入民族分裂主义的误区。

其实，民族是有层次的，如中华民族(the Chinese nation)与汉民族(Han nationality)、回民族(Hui nationality)就不是处在一个层次上[7](P140)。Nationality是由nation派后生而来的，它与nation的原则区别在于，nationality不像nation那样具有国家、民族互为表里的含义[7](P160-161)，因此，切不可把这两者相混淆。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早在1866年撰写的《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联系》一文中就作了经典的论述，其明确指明nation和nationality不容混淆[7](P161)。

显然，一个国家内不同的nationalities并非民族自决权的主体，它们没有权利要求自决，否则就是滥用民族自决权、搞民族分裂。从早期列宁的提法来看，似乎民族自决权就是分离权、独立权。实际它是有明显针对性的，即主要针对沙俄那样的殖民主义，独立权的提出，意在打倒、摧毁沙皇的国家机器[7](P168)。不仅如此，列宁还反反复复强调要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的“民族分立”区分开来。简言之，列宁的“民族自决”基本点是非殖民化，而不是民族主义。认识这一点在理论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7](P175)。

冷战结束后，被冷战长期掩盖、抑制的民族矛盾日益暴露。尽管苏联已瓦解为15个国家，前南斯拉夫也分崩离析，一分为五，然而这些新独立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并未收手，他们又纷纷打着“民族自决”的招牌要求“自决”，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更有甚者，这股民族分裂主义浪潮也迅速向世界蔓延。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引发了严重的民族冲突，甚至造成了内战，危及地区稳定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是由多民族组成，因而各国并不赞成国家和民族的分裂，它们都十分警惕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如今，国际社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地坚持必须遵守领土完整原则”[7](P177)。

总之，民族自决权并不必然导致分裂，任何曲解民族自决权，滥用民族自决权或利用民族自决权这一口号来分裂主权国家，破坏主权国家领土完整的行为都是完全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准则。

三、民族自决权与分离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将民族自决权称为“国家分离权”、“政治分离权”[8](P391)。这是列宁根据当时俄国历史条件，为团结国内所有民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来的。由于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的民族独立热潮的冲击和影响，直到殖民体系瓦解之前，“民族自决权意味着分离权、独立权”的论断并没有什么人提出质疑。到了80年代，随着殖民化运动的基本结束，国际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民族自决权有了新的内涵。其已从政治上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扩展到有权维护主权、统一和自由，谋求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的权利。在国际上，有人开始利用民族自决权从事民族分裂活动；而同时，反对借口民族自决权从事民族分裂的学者，也调整了视角来看待民族自决权的内涵，譬如，有人主张从主体方面做出限制，主张民族自决权主体超越了狭义的民族、非独立民族的范围，应当采用大民族或者国族的内涵[3](P94)；也有的人试图从内容方面加以限制，有的学者认为，殖民体系瓦解后民族自决权已不包括分离权了；甚至有的学者主张非殖民化运动中的自决权包含独立权但不包含分离权[2](P56)，或没有分离权[9](P84)，试图说明分离权从来不属于民族自决权的范畴。上述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笔者的主要观点为：

首先，民族自决权是不是包括分离权的争论没有实际意义。有人以国际法中并未承认分离权为由，主张民族自决权不包含分离权，显然是犯了一个逻辑上混淆概念的错误。实际上只要承认了民族自决权就是承认了独立权，而承认了独立权也就承认了分离权。因为分离权是民族独立行为的外在形式或者过程之一。换句话，就实质而言，只要承认了民族的独立权，无论该民族是通过分离的方式，还是通过分立的形式都无关紧要，都不会影响其独立行为的合法性。因为对该民族而言，无论是其主观愿望还是法律后果上并无差异。根据国际法原理，分离是国家领土变更的形式之一，从引起分离的行为者的角度看，无外乎因民族的原因，或者因政治实体的原因，只要不是由于外来武力干预或扶植所致，一般均为合法变更。这种变更对于民族而言，是一种自在的权利。对此联大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与自决权之原则”中指出：“一个民族自由决定建立自主独立国家，与某一独立国家自由结合或合并，或采取任何其他政治地位，均属民族实施自决权之方式。”[10](P7)充分表明了上述意思。

其次，在非殖民化运动中民族自决权的主要内容就是分离权。这种分离权指的是殖民地人民和其他被压迫民族从殖民国家或宗主国家分离出去的权利。从国际实践来看，假如认为民族自决权并不包含分离权，是难以解释整个非殖民化运动中殖民地人民和其他被压迫民族争取自决权的斗争历程以及最终实现的结果的。可以说，承认民族自决权包含分离权是基于整个非殖民化运动的实践。那么，当这些殖民地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获得自决权而独立后，民族自决权已经上升为国家主权，与国家主权融为一体。这时民族自决权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民族自决权的主要内容便不再是分离的问题，而是转到了巩固政治独立、维护自己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统一和自由寻求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因此，民族自决权不包含分离权或没有分离权，尤其是非殖民化运动中的民族自决权不包含分离权或没有分离权的主张，显然不合乎国际法原理和历史事实。

再次，承认民族自决权包含分离权并不会导致民族分裂。分离权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对民族自决权及分离权的误解、歪曲事实。但是，只要把民族自决权，尤其是分离权的享有者（即主体）进行严格的国际法上的界定，就不会陷入民族分裂主义的误区。各国应当注意到，一些民族主义者、民族分裂分子出于不可告人的、妄图肢解主权国家、破坏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目的，将民族自决权说成一个独立国家的某一部分的分离权[8](P40)，试图以此来说明民族从主权国家中分离出的合法性，这是对民族自决权的故意歪曲，也是对国际法领土变更原理的曲解。因为断定分离的合法性的标准，从来都是依据其行为对行为主体的主观意愿的真实反映与否，而不是依据行为是由民族做出、还是政治实体做出。

四、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

殖民体系瓦解前，民族自决权主要适用于殖民地人民和其他被压迫的民族，此时民族自决权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加之长期的冷战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大国之间的矛盾焦点上，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的矛盾并不突出。然而，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基本结束，尤其是苏东解体，冷战结束，长期被掩盖和抑制的民族主义思潮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几乎都能听到要求自决的呼声[1](P116)。于是，既存主权国家内的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问题，开始成为民族学、国际政治学及国际法学学者们热切关注的热门话题。

有的学者认为，如果国家有领土完整权，国家的少数者就不能有分离权。如果少数者有分离权，其所属国就不能有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受破坏的权利。[2](P61)更有学者认为，主权原则从逻辑上排除了自决权。如果国际法要保证现行国家的主权，就不能又同时允许主权在自决权的名下受到侵犯[11](P23)。

我们承认，在主权国家内民族自决权在一定条件下会与国家主权发生矛盾、抵触，但这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发生。即主权国家内某一或某些民族、少数民族、土著居民或部落要求分离权才会发生。而通常情况下，主权国家内的民族自决权是不会与国家主权发生矛盾的，两者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因为：

首先，如前所述，殖民地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通过民族解放运动获得自决权后，民族自决权就上升为国家主权了，民族自决权同国家主权融为一体。此时可以说，民族自决权是国家主权的基础，国家主权是实行民族自决权的必然结果[12](P44)。

其次，民族自决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维护国家主权的一项重要保证。丧失了民族自决权，国家主权必然受到损害[8](P41)。同时，国家主权是国家安身立命的基石，丧失了主权的国家，民族自决权也就无从谈起。

再次，民族自决权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它包括自由决定建立自主独立国家，与某一独立国家自由结合或合并，或采取任何其他政治地位，自由谋求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以及对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充分的永久主权。上述权利有的实际上与国家主权并无二致，尤其是后面两项权利。因此，我们不可将自决权与国家主权中的少数的内容相抵触和个别情形下出现的对立，视为整个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的矛盾；更不可因此得出自决权与主权相互排斥的结论[13](P113)。

最后，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大基础，民族自决原则是从国家主权原则派生出来的。因此，当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发生冲突，国家主权原则理应优先民族自决原则。为防止对民族自决权的曲解、滥用，一系列的国际法文件在规定民族自决权时均做出明确规定。如1960年联大《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宣布：“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相违背的。”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同样作了类似的规定：“以上各项不得解释为授权或鼓励采取任何行动，局部或全部破坏或损害在行为上符合上述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及自决权原则并因之具有代表领土内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之全体人民之政府之自主独立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

总之，主权原则作为国际法最基本的原则，它会受其它国际法原则的制约，而民族自决权就是诸多制约国家主权原则的国际法原则之一。至于民族自决权受国家主权制约的情形，则更为明显[13](P113)，毋庸言表。

谢选骏指出：以上黄俄的论述，只说西欧殖民体系瓦解，不说东欧殖民体系瓦解，太片面了。2000年，虽然东欧各国已从苏联殖民体系获得解放，但是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殖民体系尚未瓦解，直到今天（2023年）都是如此。这就给了俄罗斯殖民主义垂死挣扎的条件，使其入侵乌克兰成为可能。

【11、没有俄罗斯侵略北约都快散伙了】

《面对历史性的一天：普京眼前一黑，但佯装镇定》（2022-07-05 亚欧视点）报道：

芬兰和瑞典当地时间周二正式签署加入北约组织的议定书，可能是冷战结束后划时代的事件。

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这一结果是“不幸”的，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当然这也是目前克里姆林宫竭力要掩盖的：芬兰和瑞典违背莫斯科的意愿执意加入北约。

要知道，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的主要由头之一就是反对所谓的“北约东扩”。换句话说，当北约正式决定接纳芬兰和瑞典为其成员国的时候，最尴尬的其实就是普京及其团队。

这是普京至为尴尬的时刻，芬兰和瑞典签署加入北约组织的议定书，标志着普京的重大失败进程的开始。

对于正在一线工作的警方人员来说，普京在关键时刻的让步必然与案情存在某种关联。

最主要的是已经年迈的有关方面的反应，居然令犯罪嫌疑人挟持潜逃。

当俄罗斯总统普京听闻，其族群内部人员频频死亡的秘闻确实存在时，将发生什么？

乌俄对这场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反应是激烈和慷慨的，任何一方都表现出竭力参与游戏的姿态。

但可能没有任何人真正理解俄罗斯的“野心”：赢得全部，而不仅仅是一家公司。

正因如此，当全世界传说一个故事，芬兰和瑞典打破其历史中立——避免卷入政治并卷入新冲突之时，世界主要大国是多么遗憾的了。

这实际上早已不是一个传说，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能否推翻大多数人的直觉和律令，按照正常社会的逻辑来发展一个公众瞩目的猜想，确实为世界瞩目。

不管怎么说，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今时今刻是其外交失败的重要结果，没有任何人会甘于被自己人置于对手位置上而被摆布的。

从乌克兰加入欧盟到芬兰和瑞典成为北约成员国，完全超出了克里姆林宫的计划，但它目前能忍辱吞下这一恶果的原因是，它无法赢得对乌克兰的战争，即便是造假。

延伸阅读：芬兰和瑞典正式申请加入北约，打破数十年来不结盟原则。来源：华尔街日报

芬兰和瑞典于周三正式申请加入北约，如果获批，此举将从根本上改变北欧的安全格局，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背景下，这也将为北约提供对抗俄罗斯的宝贵优势。图为在芬兰尼尼萨洛进行的Arrow 22演习。近几个月来，芬兰的公众舆论急剧转向支持加入北约。

芬兰和瑞典于周三正式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简称：北约)，如果获批，此举将从根本上改变北欧的安全格局，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背景下，这也将为北约提供对抗俄罗斯的宝贵优势。

这两个北欧国家申请加入北约之举打破了数十年来的防务原则，即芬兰和瑞典一直置身于正式军事联盟之外，平衡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安全伙伴关系。

芬兰电视台直播的画面显示，芬兰驻北约大使Klaus Korhonen和瑞典驻北约大使Axel Wernhoff周三上午在布鲁塞尔亲自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递交了申请。

“这是个好日子，事关我们安全的关键时刻，”斯托尔滕贝格说。“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

芬兰和瑞典已经是北约最亲密的盟友，在各项任务和演习方面密切合作。但两国的正式加入将填补北约在欧洲版图上最大的剩余空白，而且是在欧洲大陆一个日益动荡的地区。近年来，随着北极冰层融化、北极附近航运活动增加，该地区的空中和海上活动也在增多。波罗的海是俄罗斯船只通往大西洋的最短航线，而在芬兰和瑞典正式加入北约后，波罗的海绝大部分将被北约盟国所控制。

在周末芬兰和瑞典执政党表态支持申请加入北约后，这一声明在意料之中，为数周来的快速政治决策以及芬兰和瑞典公众舆论的重大转向画上了句号。现在，绝大多数芬兰和瑞典民众都支持加入北约，寄希望于此举将阻止俄罗斯对其领土的任何侵犯。

即使是像芬兰和瑞典这样非常适合的国家，获得北约成员资格也需要经历多个步骤。申请国在宣布了加入北约的意向后，将在布鲁塞尔与北约专家小组会面，以确保该国符合加入的先决条件。

然后需要北约所有现有成员国来批准申请国的加入议定书，从而允许受邀国家成为所谓的《华盛顿条约》的缔约国，这项条约构成了北约的法理基础。大多数北约成员国都需要通过本国议会批准该议定书，尽管许多国家已经表示愿意迅速接受瑞典和芬兰成为北约成员，但个别国家的政治环境可能会减缓这一批准进程。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已表示他不赞成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理由是这两个国家存在所谓库尔德武装分子。土耳其官员在最近几天要求这两个北欧国家打击那些他们称之为与库尔德工人党(Kurdistan Workers’ Party)有关的组织网络；库尔德工人党长期以来都针对土耳其搞叛乱活动，被土耳其、欧盟和美国列为恐怖组织。

埃尔多安周三对他的政党成员们表示，他对于瑞典涉嫌拒绝交出被控的恐怖分子的做法感到担忧。

埃尔多安称：“在北约尊重我们关注的敏感问题的条件下，北约的扩大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他说：“我们是积极支持（北约）活动的主要国家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赞同北约的每项提议。”

一位知情的欧洲外交官表示，土耳其正在阻止启动芬兰和瑞典的入约谈判。据一些外交官说，北约其他29个成员国都支持迅速启动谈判。

近几个月来，土耳其政府还试图利用自己在军事上支持乌克兰同时促进俄乌和谈的角色，迫使西方国家做出让步。土耳其官员希望拜登能够推动国会批准出售土耳其要求的新F-16战机机队。

“我们相信，芬兰和瑞典最终将拥有一个有效和高效的入约程序，土耳其的担忧可以得到解决，”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周三称。“芬兰和瑞典正在与土耳其直接合作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也在与土耳其对话，试图帮助解决。”

沙利文说，瑞典和芬兰领导人周四将在白宫与拜登举行会晤，讨论前进的道路，并就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交换意见。

他告诉记者，两个具有长期中立传统的国家将加入世界上最强大的防御性联盟，它们将带来强大的能力，以及作为安全伙伴的良好记录。

据北约称，1952年希腊和土耳其用四个月时间加入北约，这是迄今为止最短的加入北约所需时间。当时北约有12个成员国。

芬兰官员预计，该国正式成为北约成员的程序将需要4-12个月。

芬兰外交部长哈维斯托(Pekka Haavisto)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2014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后，北约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目标，芬兰和瑞典的加入将标志着北约八年之后的重新振兴，还可能预示北约将进入一个更强大的新时代。

伦敦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战略、技术和军备控制主任William Alberque表示：“这意味着西方国家从长达30年的冷战后遗症、即战略沉睡中苏醒，开始意识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有人会试图消灭你，自我保护能力越强越好。”

芬兰虽然是北约的亲密伙伴，但此前一直坚持不结盟原则，这么做主要是为了安抚俄罗斯；芬兰与俄罗斯有长达830英里（约合1,336公里）的边境线，两国80年前发生过一场血腥的战争，至今仍是芬兰的痛苦回忆。

赫尔辛基芬兰国际事务研究所(Fin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北欧安全问题专家Matti Pesu表示：“这是芬兰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时刻，这是芬兰历史上首个正式的军事联盟。”

瑞典此前对加入北约的反对更多是在意识形态上，主要是源自该国要成为全球和平缔造者及核裁军的积极支持者的抱负。自俄罗斯1808年入侵瑞典以来，瑞典国内已有200年没有发生过战事，俄罗斯在这次战争中占领了当时属于瑞典的芬兰，后来芬兰宣布独立。

不过，这两个国家还是为加入北约做了充分准备。自1995年以来，它们的部队参与了北约的行动，并确保它们的军事装备能够与北约的装备一起发挥作用。

与冷战结束后加入北约的14个国家不同，芬兰和瑞典都不需要进行重大调整以满足北约的要求。这两个北欧国家已经拥有先进的军队，训练有素的部队和发达的军火工业。芬兰今年提高了军费开支，以达到北约在2024年前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的目标，目前只有八个成员国这样做。最近提高了支出计划的瑞典表示，可以在2028年前达到这一目标。

芬兰的人均武装力量在欧洲名列前茅，在550万人口中共有近100万预备役军人，还有西欧最大的炮兵部队，拥有大约1,500门大炮。

它们作为欧盟的成员国，也有防务合作，这只是让这些国家与北约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如果不是北约成员，它们对北约的防务计划就没有正式的影响力。

芬兰国防部国防政策总干事Janne Kuusela称，在芬兰受邀参与北约对重要问题的讨论时，“我们感觉我们的座位是在儿童桌，成年人讨论大人的事情时，例如领土防卫、核武器或其他什么，就让我们去睡觉”。Kuusela说：“所以，对我们而言，在北约的讨论和决策中拥有一个席位和话语权将是很大的变化。”

芬兰国防军司令部(Finnish Defense Command)战略规划部门负责人、同时也在芬兰国防大学(Finnish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工作的Jyri Raitasalo说，这两个新成员将大大提升北约的作战能力，使北约能够将北欧、波罗的海和北极地区作为一个连成一片的区域进行部署。

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还将改变北欧地区的军事平衡。芬兰军事情报部门前助理负责人Martti J. Kari说，如果爆发战争，俄罗斯可能会横穿芬兰和瑞典，抵达挪威北部，将潜艇部署到北大西洋的上游地区。

“如果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就是无懈可击的了，”Kari说。“就像一座北欧堡垒。”

芬兰与俄罗斯的边境距离圣彼得堡250英里（约合400公里），靠近科拉半岛，那里是俄罗斯强大的北方舰队的基地。分析人士说，有了芬兰的加入，北约可能迫使俄罗斯将军事力量部署得更加分散。

Alberque说：“我们只需在芬兰举行一次有10万军队参加的演习，东边的朋友就会不得不在边境的另一侧集结部队。”

在芬兰和瑞典走申请流程之际，两国面临的遭俄罗斯报复的风险上升，莫斯科方面过去曾就此发出过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周一表示，他可以接受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只要北约不在这两个国家建立基地和部署武器。英国上周与这两个国家签署了宣言，“以加强其安全并强化北欧的防务”。

2019年，黑山的一家法院将十多名受到指控的俄罗斯特工定罪，原因是他们在2016年策划推翻政府，包括接管议会和暗杀黑山总理，以阻止其加入北约。而黑山在2017年加入了北约。

芬兰官员认为俄罗斯不会直接进行军事威胁，他们主要预计俄罗斯会以网络攻击等混合战的形式进行报复。不过，他们也强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显示，莫斯科比芬兰认为的更加不可预测。

“这是一次信仰的飞跃，”Pesu说。

谢选骏指出：没有俄罗斯的侵略，北约本来都快散伙了。现在倒好，不仅不散，还要扩大。所以说，北约棺猿的内心，大概率会感谢俄国野狗到处乱窜的。但是这些聪明人不会把这种感谢公开说出来，不会像湖南瘪三猫择洞那么愚蠢地“感谢日笨蝗军侵略中国”。

【12、没有海外干预如何建立全球政府】

《伊战20年：一个被改变的华盛顿和美国的惨痛代价》（ROBERT DRAPER 2023年3月23日）报道：

2001年，布什总统和切尼副总统在白宫与国家安全领导人举行会议。

华盛顿——布什总统首次向伊拉克派兵的一个月前，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收到警告，这场战争可能会消耗国库数十亿美元。

这场外交政策灾难中充斥着傲慢的瞬间，而拉姆斯菲尔德对负责伊拉克战后重建的退役中将杰伊·加纳的答复是其中的极致。

“我的朋友，”加纳记得拉姆斯菲尔德说，“如果你认为我们会掏出10亿美元花在那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2003年3月20日晚，布什总统下令对巴格达发动空袭；20年后的今天，这场战争在华盛顿的权力中心被普遍视为失败的决策，是个得到深刻吸取的教训，尽管其中还有不明之处。

据估计，在过去20年中，美国在伊拉克花费了大约2万亿美元，但这个价签并不足以概括这场战争给两国造成的所有损失。根据布朗大学的战争成本研究项目，大约有8500名美国军人和合同工在那里丧生，还有多达30万人回国后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在这场战争以及随后八年的美国占领中，近50万伊拉克平民丧生。拉姆斯菲尔德曾发誓，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失败的后果影响了一代政治人和政策制定者。这场战争严重损害了情报机构的声誉，并加剧了对军方领导人的怀疑。它帮助了那些愿意利用这种怀疑态度的政治人物——从2007年在反战情绪高涨中首次当选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到特朗普，后者在2015年谴责这场战争是“对人类的巨大伤害”，并抨击了这场战争的共和党策划者。

海军陆战队上尉丽莎·多林在丈夫位于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坟前。纳塔纳尔·多林上尉在伊拉克丧生。

2003年3月，巴格达郊外的一场葬礼。在战争和多年的占领下，伊拉克有近50万平民丧生。

但伊拉克战争的最大遗产是人们希望无论在哪里都永远不要再重蹈覆辙。20年后的今天，不仅是民主党人，就连共和党人也越来越反感海外干预。

“去年，我们就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进行了投票，”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人弗雷德·厄普顿说，他在众议院任职36年后于两个月前退休。“我们党内如今一直有孤立主义存在。但在这次投票中：有57名共和党人对人道主义援助说不？我的天啊。”

孤立主义现在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两位热门人选——特朗普和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的立场。德桑蒂斯尚未宣布参选，但他在上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虽然美国有许多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领土争端不在其中”。

在特朗普2016年的总统竞选中，他能够而且确实抨击了布什手下那个经验丰富的战争团队——包括拉姆斯菲尔德、副总统迪克·切尼、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和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对这些人的专长给美国带来了什么好处提出了合理的质疑。“我认为，伊拉克之后对华盛顿文化产生的不信任和抗拒给局外人提供了证明自己的机会，”退役中将格雷戈里·S·纽博尔德说。“别的不说，特朗普是典型的局外人。特朗普不仅没有经验，还认为经验无关紧要。”

纽博尔德在战争前夕任参谋长联席会议行动主任，他的反对声音在当时很罕见。他认为伊拉克政权已被制裁严重削弱，对美国不构成威胁，但他的争辩无济于事。

20年后，纽博尔德说，对那次战争的投资是以牺牲美国当下备战状态为代价的。“将所有这些钱花在战时行动上使我们用于未来技术预算的资金减少了，”他说。“你看看中国军队的高超音速导弹能力及其部队规模，相比之下，我们的海军舰艇、空军中队和陆军旅数量在下降。你不得不感到我们不如2003年强大了。”

“将所有这些钱花在战时行动上，使我们用于未来技术预算的资金减少了，”退役中将格雷戈里·S·纽博尔德说。

“将所有这些钱花在战时行动上，使我们用于未来技术预算的资金减少了，”退役中将格雷戈里·S·纽博尔德说。 MIKE BELLEM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纽博尔德中将在战争前夕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行动主任，他的反对声音在当时很罕见。

纽博尔德中将在战争前夕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行动主任，他的反对声音在当时很罕见。 MIKE BELLEM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克林顿政府助理国务卿、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马丁·因迪克称伊拉克战争是“在所有层面都是彻底灾难”的重大事件，然而在有能力决定是否授权使用武力的国会议员中，却基本上没有就这件事展开充分讨论。

“我觉得在我们撤军的时候，伊拉克就被遗忘了，”2010年作为陆军预备役军官部署到伊拉克的彼得·梅耶说，他后来做过一个任期的国会议员。梅耶说，他很少与他的同事就伊拉克问题进行经验教训讨论，其中一些人在2002年投票批准了战争。“我开始怀疑白宫是不是只能以被动的方式运作，”他说。

也许没有哪个机构像由中情局领导的美国情报机构那样因美国在伊拉克失败受损，它当时为布什政府的战争理由提供了证据支持，即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正如搜查伊拉克的武器视察员在入侵前几个月已经发现的那样，这些评估是基于推测和过时的情报。评估的作者向他们在中情局的上级明确表示，他们的信息远非决定性的，但这些很少传达给布什政府官员，后者明确表示决心推翻侯赛因。

“在发现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我感到不满的是，中情局将所有错误都归咎于分析师，”时任中情局伊拉克小组负责人的简·格林说，该小组负责评估了该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活动。“推动帮助政府为开战的政治决定寻找理由的并不是分析师。”

中情局2004年确定伊拉克既没有非法武器储备也没有现行武器计划，包括布什在内的许多政府官员花了数年时间才接受这一事实。此后，有所收敛的中情局开始采取更细致的措施来应对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但是，格林说，“当政策制定者决心不理会那些难以一言蔽之的东西，要求做出简短、清晰、非黑即白的决断时，高级分析技术变得不重要了。”

简·格林说：“当政策制定者决心不理会那些难以一言蔽之的东西，要求做出简短、清晰、非黑即白的决断时，高级分析技术变得不重要了。”

格林列举了两个战后的例子，其中美国民选官员继续曲解含糊、微妙的情报判断，就像入侵伊拉克之前的情况一样。第一个是2017年1月判断俄罗斯干涉2016年总统大选以求帮助特朗普当选。

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做出“高置信度”评估，而国家安全局则给出低一档的“中置信度”。特朗普感到被冒犯，这等于在暗示他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名正言顺打败希拉里·克林顿的，他妄称情报界已经得出结论，俄罗斯的干预对选举结果完全没有影响。

格林表示，伊拉克战争后的情报改革被证明无效，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能源部上个月的评估认为新冠病毒源于中国武汉实验室的一次意外泄漏，而不是来自该市的户外市场。该部情报官员判定，这是一个“低置信度”评估——中央情报局和几乎所有其他情报机构都不同意该评估——但这些警告并没有阻止一些共和党人称这是中国政府图谋不轨的证据。

“很容易看出，即使是复杂的情报评估，比如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评估，也可能变成政治橄榄球，”格林说，“尤其是在置信度很低、情报机构彼此意见不一的情况下。”

战争对美国造成的最深刻的影响或许可以从兵役情况中看到。2001年9月11日发生恐怖袭击后，美国征兵人数飙升至珍珠港事件以来的最高水平，与全国上下弥漫的同仇敌忾情绪相一致。

最终，有150万美国人在伊拉克服役。伴随着伤亡和战时的幻灭感，征兵人数持续下降。去年的数字比陆军的目标低了25%。

随性的阿拉斯加人马克·贾龙就是在当时响应征兵号召的。2001年底的一天，在安克雷奇街头晃悠的他听到收音机播出的陆军广告，于是一时冲动驱车去了一个征兵办公室。贾龙后来成为一名上士，三次派驻伊拉克，直到2006年7月被路边炸弹炸成重伤，从此不再执行作战任务。

前不久，贾龙回忆说，后来发生的事情“说实话，就像过山车一样。回家后，烧伤痕迹和伤疤慢慢消失了，但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性脑损伤却没有消失。”

他开始服用药物，最多时同时要服用18种。贾龙说，他的短期记忆出现衰退，导致他爆发出沮丧的怒火。他的婚姻破裂了。他说的是一种异化和痛苦的语言，只有那些Facebook聊天群里的老兵才能理解。他在伊拉克服役期间的一位密友自杀了。贾龙承认自己也有这样的想法。

退役陆军上士马克·贾龙多年来一直在应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和脑部创伤的影响。

退役陆军上士马克·贾龙多年来一直在应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和脑部创伤的影响。 CHRISTOPHER LE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三次派驻伊拉克的贾龙退伍时获赠的国旗。

三次派驻伊拉克的贾龙退伍时获赠的国旗。 CHRISTOPHER LE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最近，现年46岁、已经退伍并靠伤残津贴生活的贾龙说，他已经开始好转。

“通过强化治疗，通过写下我的感受并将它们与事实区分开来，我开始明白，究竟是什么引发了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他说。“我一直在耿耿于怀，因为IED爆炸了，我和我的团队成员受伤了。我是负责人。我让自己相信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

贾龙说，他意识到，那天在伊拉克发生的事情，他是最不应该受到责备的人之一。

加纳将军在2003年3月至5月期间负责伊拉克战后建设，当时伊拉克国内秩序崩溃，暴力局势在恶化。他在上周接受采访时回忆了拉姆斯菲尔德的早期计划，当时他刚从库尔德人占主导地位的伊拉克北部拜访老友归来。“他的想法是，我们解放伊拉克，然后一走了之”，他提到于2021年去世的拉姆斯菲尔德时说。

事后看来，对于这个布什决心从侯赛因手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加纳本人的评估是一针见血的。

“我们推翻了萨达姆，把国家交给了伊朗，”他说，并为伊拉克的邻国现在如何对其施加影响力而感到惋惜。“整件事就是一场灾难。你至少应该想到这可能会发生，除非是瞎了眼。”

谢选骏指出：上文反对海外干预，却不懂“没有海外干预如何建立全球政府”。《纽约时报》的蠢货们忘记了，2001年的小布什这个胆小鬼被九一一吓破了胆，躲在地下掩体一个星期才敢爬上来，所以急于雪耻，不惜开挖血池。蠢材都会事后聪明，却不懂没有海外干预如何保护美国的霸权。更别说进而建立全球政府了。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海外干预，而在于如何进行海外干预。而美国政府的最大失败，就在于听信了亨廷顿那个老匹夫错误百出的“文明冲突论”——她们哪里知道，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只有一个文明了——一个联合国、国际法、世贸组织、世界货币系统……其目标就在于建立全球政府，而不是进行子虚乌有的“文明冲突”！

【13、美国的盟友遍及世界各地，这种盟友体系与殖民体系有何区别？】

佚名 2020-01-25

现在早就已经不是殖民时代了，虽然说在世界范围内仍有部分地区仍然存在以某种形式上遗留下来的殖民地，比如海外领土、海外省、自治邦等，然而在当前这个时代，这些地区在政治上获得了足够多的自主权，并且在经济上高度依附于宗主国。在2018年11月法国位于大洋洲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亚举行独立公投，结果56%的居民选择留在法国。该地在法国内享受各种经济补贴和福利待遇，公民还享受欧盟居民身份，离开法国，虽然政治上自主，但是会失去各种优惠。

（殖民体系）

老牌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都遍及世界各地，然而美国原来本身就是殖民地。在美国独立之初国力十分弱小，当其国内进行完南北战争，扫清资本主义发展障碍后，全世界的殖民地已经基本被瓜分完毕。还有就是美国本身是依靠工业和贸易立国，相比老牌殖民帝国而言，其更热衷于“门户开放、利益共享”。所以美国本身所拥有的海外领土并不多，主要是在美西战争和二战结束后获得。

（独立宣言签署）

美国的盟友体系主要基于交易，而殖民体系主要基于掠夺

有这样一种论调，其将美国在二战之后所组建的盟友体系比作是美国的“新殖民地”，尤其是像是日本这样的国家。这里可以讨论一下。传统的殖民地有两个特征，那就是经济上被剥削，在政治上没主权。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很多殖民地已经不再具有殖民地特征。所以“新殖民地”之说就更不成立了。不过殖民地的概念可以扩大，所谓保护国、附庸国也可以定义为殖民地。所以这样一来，似乎“新殖民地”的说法好像有一定道理。不过这其实仍然不成立，这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点，地位平等，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主权地位势平等，双方之间只有实力的差距。这跟所为的保护国、附庸国有着本质的区别的。这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有权决定是否与美国缔结同盟条约，也有权拒绝。其作出决定完全是依据其自身的国家利益考虑，并非是美国军事武力威胁之下。

第二点，利益的一致性，美国与其盟友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以及价值观念基本趋同，尤其是那些与美国正式缔结了“同盟条约”的国家。这些条约规定了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有些条件明显不利于美国，比如根据条约履行同盟义务，提供军事保护和援助。

（美国的盟友体系）

美国的盟友体系是美国国家实力的体现，因为由于美国本身仍然是当今世界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其主导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为支撑。盟友是依存于其秩序体系之内的，并且享受美国优先提供的公共产品，而相关其他国家所分到的公共产品优先。对于那些挑战现有秩序体系的国家，则被美国用制裁封锁在体系之外，比如伊朗。所以由于国际关系发展阶段就决定了，以往的所为殖民体系，不可能被套用在今天这个国际秩序下。将美国的盟友比作是美国的殖民地的说法，并不成立，更多是一种讽刺的说法。

谢选骏指出：“新殖民主义”有两种——资本殖民主义和社会殖民主义；前者是资本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阵营）的产物，后者是社会帝国主义（社会主义阵营）的产物。

【14、美国沦为中共式的翻墙国家】

《TikTok美国年轻用户为何对中国威胁论不屑一顾》（娜塔莉·谢尔曼（Natalie Sherman）BBC商业记者 发自纽约 2023年3月14日凌晨4点18分）报道：

利兹·巴尔说，当她的大学封锁TikTok时，她很恼火，但这并没有阻止自己使用它。

美国、加拿大和欧盟已经禁止在政府网络和设备上使用TikTok（抖音国际版），但这些举措有效果吗？

今年早些时候，学生利兹·巴尔（Liz Barr）发现使用TikTok时遇到了麻烦——当她使用大学的WiFi网络时，TikTok便无法加载内容。但这并没有困扰她很久。

她很快就找到办法，使用虚拟私有网路（VPN）绕过该障碍。此前，美国马里兰州官员以国家安全考虑为由，在政府网络上禁用了这款视频应用程式。

“我当时很恼火，因为我住在这里，我感觉很无聊，”这位18岁的学生说。她在马里兰圣玛丽学院（St Mary's College of Maryland）学习计算机科学和创意写作。“但现在它能用了，所以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这一变通方法显示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威胁打击TikTok时面临的窘境。近年来，TikTok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式流行，源源不断地提供由用户生成的化妆教程、生活贴士、愚笨可笑的舞蹈和其他由算法推荐的自白。

而在最近几个月，围绕这个由中国科技巨头字节跳动（ByteDance）拥有、在全球坐拥逾10亿用户的社交平台的争论达到了新高度。

这种担忧在美国尤其强烈。不同意识形态的政界人士都在敦促当局采取措施限制TikTok的影响力，他们声称TikTok收集的数据可能被中国政府用来监视美国人或影响政治辩论。

马里兰等数十个州已经禁止在政府网络和设备上使用TikTok，此举影响了TikTok在公共图书馆、大学和其它地方的使用。

TikTok首席执行官将于本月出席国会听证会。当前，美国国会正在辩论各种可能采取更广泛的全国禁令的提议，而该公司仍在与白宫进行长达数年的谈判，讨论其可以做出哪些改变来满足安全方面的担忧。

但对这个应用程式在美国的主要用户群（即年龄在25岁以下的人群）来说，即使他们知道上述这些争议，但普遍的狂热并未有所衰减。

俄克拉荷马大学（University of Oklahoma）学生会主席克里斯托弗·弗奇（Christopher Firch）说，去年12月该校宣布在校园无线网络上屏蔽这款应用，学生们感到既惊讶又恼火，但“人们很快就找到办法应对它”。他指出，大多数人只需从无线网络切换到个人移动流量，就能绕过禁令。

“我不想否定国家安全问题……但我认为人们会说，‘这太糟糕了’，然后一笑置之。”他说，“他们并没有特别认真地对待这件事。”

总体来说，美国公众对禁用TikTok的支持率一直在上升。

根据美国调查机构Morning Consult的数据，去年12月，53%的美国成年人赞成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中国拥有的社交应用程序。

相比之下，在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采取措施禁止TikTok和微信时，只有29%的人表示支持。这些措施后来因法律诉讼被阻止。

但Morning Consult科技行业分析师乔丹·马拉特（Jordan Marlatt）表示，18至25岁的美国年轻人相比更年长的成年人更不担忧与中国的竞争，并可能更加不信任美国政府。他们对社交媒体也有更积极的看法。

Morning Consult的调查发现，这一年龄段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赞成禁止中国的社交媒体应用。

伊尼科·索内尔说，她很难相信TikTok的风险比其他应用程式大。

美国马里兰州的学生利兹·巴尔表示，她已经将个人数据交给了许多其它应用程式。她还表示，即便这些信息被他人访问，她也怀疑自己的信息是否有用。

“对我来说，我可以理解在政府场所禁用它，因为这些地方比较敏感。”她说，“但作为一个身家只有8美分的大学生，我还不够重要。”

“你很难只关心一家（社交媒体公司），而不去关心所有的社交媒体公司。”25岁的伊尼科·索内尔（Iniko Thornell）说。她在纽约市工作，已经使用该应用程式大约两年。“我不认为我的TikTok上有什么东西是那么重要的。”

即使像21岁的凯特·纳扎罗（Kate Nazzaro）这样已经退出TikTok的人也表示，他们的担忧与国家安全无关。相反，她称：“我认为这对我的大脑有害。”

凯特·纳扎罗称其退出了TikTok，但是因为担心它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而非国家安全。

TikTok表示，该程式已对访问美国用户信息采取了严格限制，即使中国政府要求，它也不会向其提供数据。

它表示，禁令会产生“审查数百万美国人声音的效果”，美国应该转而批准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正在谈判的一项协议，该协议将推动在美国境内存储美国用户的数据，并建立其他监管机制。

但是，在华盛顿反华情绪高涨之际，该公司的保证未能说服立法者，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旨在限制该应用的建议，预计将在3月23日对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进行严厉质询。

曾为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提供网络安全问题咨询的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计算机科学教授蒂莫西·埃德加（Timothy Edgar）表示，TikTok这个来自硅谷以外的火爆软件的流行，让美国看到了其它国家长期以来面临的问题，即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保护公民数据。他说，议员们有理由怀疑TikTok的说法，但禁令无助于解决这些担忧。他指出，许多社交媒体应用程式收集并出售用户数据，容易受到外国影响政治辩论的努力。

安全技术专家、作家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表示，如果不对美国的互联网运行方式做出更大的改变，禁令也是行不通的。

“让你的员工不在政府电脑上使用它很容易，但那些青少年……我们无法阻止他们——这是行不通的。”他说道，并指目前的互联网设计宗旨是开放的。“我们就是没有那种能力。”

他补充称：“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以间谍活动为商业模式的互联网，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挑选谁可以从事间谍活动。”

科林·雷亚在TikTok上有270万粉丝。

就目前而言，Z世代的普遍不屑似乎一定程度上是在打赌——这些威胁不会很快导致行动。

TikTok名人科林·雷亚（Colin Rea）因发布关于出狱后重新开始生活的网帖而拥有了270万粉丝。他最近发布了一段影片，敦促粉丝们在其它平台上关注自己，因为他担心若禁令继续实施，他会失去生计。

他并非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但他告诉BBC，目前对禁令的担忧似乎比2020年要淡定得多，当时人们对特朗普下禁令感到愤怒。

“我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已多次陷入这种境地，应该会有更多的讨论。”他说。

谢选骏指出：美国似乎沦为中共式的翻墙国家了——因为犹太人操办的《纽约时报》居心叵测地煽动说，这是“华盛顿反华情绪高涨”的结果！这是为何？是因为美国虚弱了吗？那么美国为何虚弱了呢？是因为被犹大逐步掏空了吗？

《抖音海外版Tiktok为何陷入中美冲突》（乔·提迪（Joe Tidy）BBC网络事务记者 2020年7月21日）报道：

因满足了人们对流行短视频和喜剧模仿秀的痴迷，抖音在年轻人中广泛流行。

但随着中美关系趋紧，作为一家与中国关系紧密的公司，抖音成为最新的打击目标。美国和澳大利亚正在考虑禁用抖音。印度已经将其从应用程序商店中删除。

抖音是什么？

类似于油管（YouTube)， 抖音是一款提供免费短视频的手机应用程序。用户可以发布长达一分钟的视频，并对庞大的曲库过滤和挑选。用户还可以配着喜剧片段和电影对白进行不发声表演。

一旦用户获得超过1000位关注者，还可以向粉丝直播，并接受可以兑换成现金的数字礼物。

该应用程序既可以显示用户关注人的视频，更多地是显示程序本身根据用户之前观看的内容进行筛选过的视频。

用户之间也可以进行私人消息传递。

抖音有多大用户量？

自2019年初以来，抖音经常在下载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病毒大流行带来的封锁还被认为激发了用户兴趣，促使抖音得到全球估计20亿的下载量，活跃用户约为8亿。

迄今为止，抖音在印度的下载次数最多，但该国对其封锁后，中国目前是最大的市场，其次是美国。

抖音有哪些中国关联？

抖音始于三种不同的应用程序。第一个是2014年启动的名为“Musical.ly”的美国应用程序。2016年，中国科技巨头字节跳动在中国推出了类似服务，即抖音。

随后，字节跳动以TikTok的名称在全球范围内扩展。 2018年，字节跳动收购了Musical.ly，并加入到其抖音业务中。

字节跳动试图将其应用程序与其在中国的所有权区分开来，任命迪斯尼前高级主管凯文·梅耶尔（Kevin Mayer）为抖音的首席执行官。

TikTok收集了用户的大量数据，包括：

观看和评论了哪些视频

位置数据

使用的手机型号和操作系统

人们在打字时表现出的击键节奏

抖音的某些数据收集引起了大众关注，包括最近一次曝光，即抖音经常读取用户的复制和粘贴剪贴板上的内容。

但是，Reddit、LinkedIn、《纽约时报》、BBC新闻应用程序在内的许多其他应用程序都存在这种情况，而且似乎这里面没有任何恶意。

抖音的大部分常规数据收集无异于其它需要大量数据的社交网络（如Facebook）的做法。但隐私监管机构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目前正对其调查。

中国可以利用抖音监视人们吗？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声称，抖音用户有可能将其数据最终“交到中共手中”。

抖音一直坚持要在中国境外收集和存储数据。

抖音欧洲、中东和非洲公共政策负责人西奥·伯特拉姆（Theo Bertram）告诉BBC：“那些认为我们多少受中国政府掌控说法是大错特错。”

但是，与华为一样，反对抖音的论点似乎基于这一点，即中国政府根据当地法律强迫字节跳动移交外国用户数据。

《2017年中国国家安全法》强制任何组织或公民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

贝尔特拉姆说，如果中国政府找上门来索取数据，“我们（抖音）绝对不会答应这样的要求”。

但是，字节跳动得要小心不至于让中共不爽。

据《南华早报》报道，2017年，该公司一款名为“头条”的新闻应用程序被禁了24小时。此前北京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表示，该应用程序正在传播“色情和低俗的内容”。

拒绝该国间谍主管的直接命令也可能对整个公司及其领导层产生影响。

抖音有被用于中共宣传机器吗？

另一个问题是审查制度。

中国的互联网是世界上最受限制的空间之一，其臭名昭著的“防火墙”会封锁部分网络。

去年，《卫报》报道称，抖音的员工和自动化系统已经执行了审查规则，审查了政治敏感的材料。据称，被禁止或限制的材料包括89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和要求西藏独立的画面。

《华盛顿邮报》与六名前抖音员工进行了访谈，其报道称，中国当局审查官对被举报的视频最终是否放行有决定权。

字节跳动说，相关准则已逐步取消了。

但有人认为，中国的和谐文化依然对中共当局有利。

谢选骏指出：2004年发表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二十年还不到，中国就已深入美国实行整合了，与其同时，美国被迫沦为中共式的翻墙国家——里里外外、正正反反，在在都显示出来——“全球政府论就一定要实现”！

【15、美国无法接受并信任一个强人掌权的中国】

《“天哪，低估了美国” 党内或有人开始重新思考这问题…》（综合自美国之音 2023-01-23）报道：

《美国之音》发表文章《世人还能再信任中国吗？意大利学者郗士如是说》。访谈“中国老朋友”、汉学家、亲中国意大利学者郗士。文中提及：“突然出现了一种新局面。中国现在考开始想：我的天哪，我们往往低估了美国……在中国共产党里头有人来开始重新考虑问题。所以，以前他们可以忽略这个信任感问题，他们认为中国还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你信不信我，我不管；我信不信你是关键。现在正相反，中国发现世界上很多国家还是跟着美国走。”

在当今世界众多的汉学家（中国研究者）当中，意大利学者弗兰切斯科·郗士（Francesco Sisci）比较特殊。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第一位外国研究生。从2004年起他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与意大利交流项目的组织协调人。在郗士博士看来，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美国、西方国家缺乏对中国的信任。

从很多意义上说，作为一个以中国研究为业的人，弗兰切斯科·郗士的教育背景和履历都是不同寻常的。他跟中国官方、中共中央党校有长期打交道的经验。他也当过新闻记者，采访过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也在2016年采访过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那是教宗方济各就中国问题首次接受媒体专访。教宗方济各在采访中督促世人不要害怕中国的崛起。

在中国留学之后，他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早期墨家思想和政治言说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of Thought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Early Mohis），并以此获得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国古典语文学与哲学博士学位。

由于他的特殊经历背景，郗士可谓中共所说的外国友好友人士。然而，郗士日前发表文章，标题是，“世人还能再信任中国吗？”

郗士为什么要提出这样敏感和尖锐的问题？西方国家、美国对中国失去信任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失去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信任，失去世人的信任，中国会有什么问题？当初美国和西方国家信任中国是否是受骗上当？美国当初信任中国，中国获得了什么好处？

郗士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就这些问题陈述了他的坦率看法。郗士表达的是他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

为什么要提出如此有风险的问题

金哲问：你的文章的英文标题是——世人（这世界）还能信任中国吗？Can the world trust China again? 或许，当今世界有很多人在心里都在想这个问题，但有这种想法的人、尤其是研究中国的学者一般不愿意如此直言不讳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很容易被中国共产党当局视为“反华”。你为什么要冒风险提出这样的问题？

郗士答：因为我觉得第一，我对中国共产党没有敌意，也没有仇恨。其实呢，我觉得我个人的角度是帮共产党想问题，我觉得我觉得我的角度应该比较忠诚的，就是该说的得说，所以，有这么一个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非常敏感。我也自己是知道这个问题非常敏感。但这也是非常核心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现在美国西方，扩大地说就是世界不信任中国了。原因是挺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客观地来说，这个是核心的问题，这就是，现在西方、美国对中国没有信任感。其实，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有很大的信任感，对中国也有抱很大的希望。但由于种种一言难尽的原因，现在这个信任感没了。

美国的事现在先不说。在中国也许有人会说：嘿，美国人不信任我们，我们也不信任美国呐。但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对美国、对美国人并不是问题，因为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这世界其实是美国（主导）的世界。所以，美国不信任中国，那中国应该怎么办呢？

除了美国，世界还有很多的有钱的、有影响力的国家，它们也会同样不信任中国。所以中国做事，包括经济发展，贸易，外交，政治，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困难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应该也非常非常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包括中国共产党应该非常非常认真地考虑，因为这个这个问题不能也不该忽略。一忽略了就有问题，问题很大。

当初信任现在不信任并非源于诈骗或上当

问：世人（这世界）还能信任中国吗？这问题的明显的言外之意或预设就是，世人（这世界）第一次就不应当信任中国共产党掌控的中国。你认为世人或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第一次信任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并上当受骗是因为当初太天真？太财迷心窍？或者，是中国本来是可以相信的，只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得不可信任了？

西方国家一开是就不该信任中国的说法并不是我的个人观点。现在美国就有很多的人在讲这个话。比如说，美国国会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就说，20多年前在讨论给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的时候，我们就反对，现在20年下来，我们知道我们当初的反对是对的。你对西方国家、美国当初信任中国的问题怎么看？

答：我是这么理解的。我觉得美国让中国参加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是对的。就是说，它应该给中国一个机会，它也得证明美国、西方对中国没有任何敌意，不是说要遏制中国，或者对中国怎么样。其实，美国、西方对中国有很大的希望，也希望让中国发展。所以，20多年前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是对的，美国让中国参加是对的。这是第一。

第二，西方对此抱有希望也是有道理的，这就是，应该给中国一个机会慢慢发展经济。然后，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发展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的规则，那也许会带来一些政治的变化，因为市场自由也会带来一些政治自由。

但遗憾的是，我觉得中国没有变成西方所希望的样子，没有变成一个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为什么？我个人觉得这不是简单的一个西方人、美国人上当了，被欺骗了的问题，而是有一个更复杂的原因。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其实是一个非常讲实际的党，没有那么多意识形态。它的逻辑是，我得保存、保护我的权力。有什么办法能保护我的权力，我就用什么办法。所以，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好像资本主义的美国是一个模范国家，它的经济政治体制都是可以模仿的。

所以那时候中国人就觉得，中国共产党都觉得，哎呦，也许我们得考虑要有一个政治的变革。比如说，民主变革。民主变革的主张当然一直在共产党里头都有。我们都知道，比如说1940年代，共产党也谈了一些民主。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开始也谈了一些民主。当然八九64那一年也谈了民主。我觉得1990年代末也有人在中国共产党里头开始谈民主。

中国看西方、看美国的观念变化

但谈了那么多民主，为什么没有政治变革出现呢？我觉得有两个因素让共产党的领导人改变了主意。第一，他们对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表现失望了。他们就觉得，美国很快打下了伊拉克，但民主就是在伊拉克没法扎根，没法用；民主就是不行，美国的民主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在中东都不行。所以，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治模范有些失望了。

第2个原因是08年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就感觉也许美国的金融体制也不行，它的金融体制也这么弱。否则怎么会有这么个危机？怎么会请求中国的帮助？那时候美国要求中国收购它的财政部债券。那时候跟朋友聊天，我的感觉是，中国领导人觉得其实我们的体制，我们的模式是比美国的好，比美国的还结实，还靠谱。他们（美国）的民主，他们的金融体制不行。

但现在就是有了另外一个问题了。中国遇到了两件事它都没想到。一个是咱们的那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Covid。它（中国共产党当局）认为它管疫情的方法是好的，是对的。那个疫情清零政策现在我们看到真的不管用。还有，中国人认为我们科学都行，都好。结果中国3年来都没有研发出来一个真正有效果的疫苗，但美国英国开发出几个比较有效的疫苗，所以就证明美国的科学还是比中国好得多。

第二个事件是乌克兰战争。中国认为俄罗斯会很快胜利，乌克兰会马上被俄罗斯控制住。然后，欧盟会分裂。然后，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会弱得多。结果正相反。乌克兰打败了俄罗斯，欧盟团结起来，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现在越来越大。北约原来是消失了，没有了，死了，现在又复原了。

中国现在处于重新评估美国的状态

所以，突然出现了一种新局面。中国现在考开始想：我的天哪，我们往往低估了美国。当然我的感觉就是凭感觉，现在我的感觉是，在中国共产党里头有人来开始重新考虑问题。所以，以前他们可以忽略这个信任感问题，他们认为中国还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你信不信我，我不管；我信不信你是关键。现在正相反，中国发现世界上很多国家还是跟着美国走。

美国不像有人想象得这么衰落。甚至美国是衰落还是没衰落也是一个问题。所以，现在这对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所以说，当初美国让中国融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是对的，因为中国发展了，中国也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好处、利益，老百姓过得非常好，不像20年前的30年前那么穷了。很多人都有房子，有车。当然有人穷有人富。

但现在中国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好的社会。要这些老百姓以及中国领导人丢弃这些好处，丢弃这些好的生活，我觉得不那么容易。当然什么都可以发生。但让他们丢弃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这些好处，很多人会不高兴。

中国何时以及为何获得美国西方信任

问：在你看来，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在过去的74年的时间里（从1949年算起）在哪一个时期或时段是值得信任的或比较值得信任的？

答：第一个是80年代初和70年代末是建立了这种信任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中国帮了美国两个比较大的忙。第一就是攻击攻击越南。79年到80年攻击越南，那时候我们也知道越南侵略将柬埔寨，而越南是苏联的盟国。中国得到美国的支持，也帮助美国对抗苏联，也打击打击了越南。打击了越南也有很大的作用，因为那时候越南、苏联想扩大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除了柬埔寨以外，也许越南准备侵略泰国，或者扩张到别的国家，因为它已经侵略了老挝。所以这是阻止苏联在东南亚的扩张。所以中国帮了一个很大的忙。

第2个忙是一些美国的武器送到阿富汗的穆斯林圣战者组织那里。那时候圣战者打苏联，主要的供应道是通过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因为是唯一一条补给通道，所以巴基斯坦要价越来越高。中国提供第二条补给通道就帮了美国人，美国就可以更好地协商巴基斯坦索取的好处，也更有效率地使圣战者组织得到那些武器。

所以那时候中国帮了美国很大的忙反对苏联。那时候美国提供了几个好处给中国。第一，是让中国成为允许一个技术转让的唯一的亚洲国家。这种技术转让当然是非常关键的，因为美国对台湾、韩国、日本都没有那么放开，没有技术转让。美国提供给中国的第二个好处是在中国生产的一些产品一旦出口到美国，只有3%的关税，比日本、台湾、韩国的出口产品便宜得多。所以，美国马上创造了一些条件让中国发展。因为有技术转让，有那么低的关税，很多美国公司看到有非常具体的好处，就把它们的生产线放到中国去了。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关键，很关键。

中国大大获益于美国的信任

当然中国人很努力，很勤劳，做得很好，包括共产党提供了很多很多好处，做了很多很多，提供了很多方便，包括税务好处等等等等。但是美国提供了一些非常核心的方便。所以那时候开始，我觉得有一个梦想就是中国变成一个美国的盟国，一个非常好的盟国。当然64以后，美国对这个梦想开始犹豫了，一些美国人开始犹豫了。然后，历史变得越来越复杂，但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很遗憾，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信任感就少了。然后，到了1990年代，也就是64之后信任感慢慢慢慢恢复了一点。

在美国2001年发生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中国跟美国非常公开地合作，在阿富汗方面，在情报交流方面的合作非常好。在2002年、03年， 美国也有人提出应当让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那时候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可以跟美国有长期的良好合作。

我觉得05年以后有这个信任感越来越差。但这一次是从中国的角度，从中国的立场开始，信任感慢慢淡化了。中国觉得，中国共产党觉得，我们不需要美国，美国还不如我们中国；我们崛起，美国衰落。我们有崛起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

我觉得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开始把世界历史想得稍微有点儿太简单了，把美国和西方世界想得有点太简单了，现在看得出来这些效果了。

网民嚎叫：

我是谁都不是 发表评论于 2023-01-23 14:29:44

自己出题，自己回答，这是什么考试?

Tulanian 发表评论于 2023-01-23 14:24:56

嘿嘿，大过年的，美国之阴里的假洋鬼子狗粮轮子湾湾骗子白痴又神经错乱写这狗屁文章意淫一下嗨……？！

一年回国一次 发表评论于 2023-01-23 14:15:14

这老头把我D粉饰得象善良的小白兔，难怪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谢选骏指出：意大利人哪里懂得中美关系？哪里懂得“美国只信任没有强人的中国”？1、毛泽东快死的时候，美国才开始接近共产党中国；2、邓小平六四屠杀以后快死了低了头，美国才开始重新接近共产党中国；3、江朱胡温无一强人，美国可以勉强接受共产党专政；4、习近平一旦终身，美国贸易战马上开打，然后两党联合步步紧逼——因为美国只能接受一个没有强人的中国。美国为何只能接受甚至信任没有强人的中国？因为美国自己就没有强人。除非强人川普的政变计划能够成功，否则美国无法接受和信任一个强人掌权的中国。

【16、美国与中国的冷战将颠覆“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

《纽约时报：与中国的冷战将颠覆一切》（纽约时报 2023-03-24）报道：

所以，我想我们正处于一场新的冷战之中。两党领导人都成了对华鹰派。风传台湾将会发生战争。习近平发誓要主宰这个世纪。

我不禁思忖：这场冷战会是什么样子？这一次冷战会像上一次冷战那样改变美国社会吗？

关于这场冷战，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军备竞赛和经济竞赛融合在了一起。到目前为止，冲突的一个主要焦点是微芯片，这种小玩意儿不仅能驱动你的汽车和手机，还能引导导弹，对训练人工智能系统也是必要的。谁主导了芯片制造，谁就主导了市场和战场。

其次，地缘政治不同。正如克里斯·米勒在他的《芯片战争》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微芯片行业由少数非常成功的企业主导。90%以上最先进的芯片都是由台湾一家公司生产。一家荷兰公司生产制造尖端芯片所需的所有光刻机。位于加州圣克拉拉的两家公司垄断了图形处理单元的设计，这种部件对在数据中心运行人工智能应用程序至关重要。

这些瓶颈对中国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如果西方能阻止中国获得尖端技术，那么它就能阻止中国。因此，中国的意图是实现芯片自给自足。美国的意图是在芯片方面比现在更加自给自足，并建立一个排除中国的全球芯片联盟。

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沿着这些路线迅速重新调整。在过去两届政府中，美国积极采取行动，阻止中国获得制造最先进芯片所需的软件技术和设备。拜登政府切断的不只是中国军工企业，而是所有中国企业。这看上去是一种合乎常理的预防措施，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又有些夸张：美国的官方政策是让一个拥有近15亿人口的国家变得更贫穷。

更让我惊讶的是新冷战对国内政治的重新安排。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91年的《制造业报告》开始，一直有美国人支持产业政策——利用政府来加强私营经济部门。但这种治理方式通常处于边缘地位。

现在，当涉及到绿色技术和芯片时，它成了美国政治的中心。去年，国会通过了《芯片法案》，为鼓励美国芯片生产提供了520亿美元的拨款、税收抵免和其他补贴。这一产业政策会让汉密尔顿瞠目结舌，为之鼓掌。

在接下来的几年和几十年里，中国将在一系列尖端技术领域，向自己的产业政策项目投入大量资金。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位分析师估计，中国在工业项目上支出的GDP已经是美国的12倍以上。

在未来几年里，美国领导人必须弄清楚这些支出的效果如何，以及如何应对。这场冷战的主力军将是技术精英，甚至比上一场冷战更甚。双方可能都将在他们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公民身上投入大量资金——在民粹主义怨恨的时代，这是一种危险的局面。

你已经可以开始看到一系列新的政治分歧。位于中心的是那些支持《芯片法案》的新汉密尔顿主义者——包括拜登政府和17名反特朗普派的共和党人，他们在参议院与民主党人一起投票支持该法案。

在右翼，已经有一系列民粹主义者在军事方面对中国超级强硬，但他们不接受产业政策。我们为什么要把那么多钱花在精英身上？你凭什么认为政府比市场更聪明？

在左翼，是那些希望利用产业政策为进步目标服务的人。拜登政府已经对接受《芯片法案》支持的公司发布了数量惊人的命令。这些命令将迫使企业服务于一些与产业不相关的进步优先事项——儿童保育政策、增加工会、环境目标，种族正义等。与其说它是一个专注于提振芯片的计划，不如说它寻求同时实现所有功能。

人们希望，随着冷战气氛的加剧，我们的政治将变得更加严肃。在上一次冷战期间，当美国人去投票时，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投票可能生死攸关。这种感觉可能会再次出现。

在这个时代，治理国家需要非凡的、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才能——运行工业项目，但不令其变得臃肿；在不引发贸易战的情况下部分地去全球化经济；在不羞辱中国的情况下稳步超越中国。如果中国意识到自己每年都在进一步落后，那么对台湾的入侵可能会更加迫在眉睫。

有人问米勒，在未来五年内，中美之间发生危险的军事冲突，会有多大可能制造出一场相当于大萧条的经济危机。他认为可能性是20%。

这样高的可能似乎足以令人集中精神应对。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说“与中国的冷战将颠覆一切”——但是却不懂颠覆的是什么一切。在我看来，美国与中国的冷战将颠覆的，是那个“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的如意算盘……血汗工厂即将倒闭，百丈高楼变成鬼屋，粉饰的坟墓露出成堆的白骨……

《动员全球社会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4》（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纳·J·穆罕默德）报道：

在担任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顾问期间，我与各会员国和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致力于制订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是我人生中思想最专注、政治挑战最严峻和个人成就感最大的时期之一。在2015年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世界领导人通过了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计划，其中包括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实现一个人人享有尊严、繁荣与和平的未来指明了方向。而就在我们正着手挖掘该议程的潜力并兑现承诺之际，我非常荣幸地被现任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任命为常务副秘书长，再次承担这项重要工作，为世界人民服务。

根据我的祖国尼日利亚的经济状况及经验，我认识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应是2030年议程及其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的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促进世界各国实现和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鉴于目前海洋满足人类需要和维持生态系统的能力已经接近或达到极限，只有联合国才能发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变革，促使全世界采取必要的行动，以扭转这一趋势。

在许多沿海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保持和恢复沿海及海洋生态系统（如红树林和珊瑚礁）的健康和韧性，对于防止极端风暴和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灾害至关重要，也是促进粮食安全、保护生计以及保障更广泛的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海洋渔业为3亿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同时帮助满足30亿人口的营养需求。渔业对世界上许多最贫困的社区尤为重要，对当地人而言，鱼类是蛋白质、必需微量营养素和ω-3脂肪酸的重要来源。渔业部门提供了一个社会安全网，尤其是对于妇女而言，因为妇女是海洋渔业和水产养殖相关次级产业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例如鱼类加工和销售。

与此同时，海洋正承受着由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压力。全球范围内，自二十世纪初以来，海平面已上升了20厘米，这主要是因为海洋的热膨胀和冰川与冰盖的融化，而一些地区的海平面正出现更显著的上升。全球变暖、大量珊瑚白化、海洋酸化和海平面上升等，正影响着所有地区的生态系统，对渔业和食物链构成了威胁，也削弱了海洋作为高效碳汇的能力。气温上升正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到本世纪末，海平面预计将上升两米，这将给沿海生态环境和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数亿人将面临危险。

尼日利亚目前的状况便是海洋生态受到威胁的生动例子。海岸线对于拉各斯州和尼日尔三角洲的人民来说至关重要，他们占尼日利亚总人口的19%，却由于贫困、人口增加、城市化、水污染及健康问题、卫生问题和土地利用不善等问题，成为极度弱势群体。尤其是拉各斯面临海岸侵蚀和海水泛滥的危险。虽然一定程度的海岸侵蚀属于自然现象，但是，港口和石油生产设施建设、拦截河流和采砂等人类活动正在加剧上述危险。尼日尔三角洲为该国贡献出35%的国内生产总值和90%的出口收入，而目前正出现大范围的生物多样性丧失、森林砍伐、过度捕捞，以及由于红树林遭到破坏致使海洋产卵场不断萎缩。石油泄漏问题也继续破坏着海洋和河流。

上述情况表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远不止于缓解和适应气候影响，还必须囊括所有与海洋相关的活动，包括渔业和水产养殖、陆源污染、旅游业、交通运输，以及近海可再生能源和海洋生物技术等新兴海洋产业。海洋之所以面临一系列挑战，都是因人类活动造成的，但是，所有挑战都可以通过我们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来克服。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目标14及相关具体目标的主要内容。

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已着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与可持续发展目标14相关的目标。这项工作的关键在于平衡经济发展和海洋健康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继续、更不能加速影响海洋生态系统。正因如此，联合国系统与各国政府、国际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合作，加强治理结构，促进国际法律文书的执行并开发利用各种管理手段，例如沿海区域综合管理和海洋空间规划，同时以协调划一的方式，运用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和政策。

展望未来，以下四项工作尤为重要。

首先，动员高级别领导，调动政治意愿，促进建立伙伴关系。海洋大会即将于2017年6月5日至9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届时将讨论所有亟待关注的相关问题。在会上，各利益相关方将做出具体承诺。这次会议也是教育所有行动方的平台，有助于所有人了解海洋管理的国际法律框架以及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海洋所需的工具和方法。会议将促进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尤其是与渔业相关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并鼓励建立减少废物和污染的市场主导型机制。

其次，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传达的政治意愿转化为推动能力建设的供资承诺。联合国已与各国政府合作，携手部署蓝色债券、保险和债换环保等创新性金融工具。除全球环境基金、绿色气候基金和适应基金等供资实体之外，我们需要更多资源，来改善海洋环境及资源的治理，促进经济多元化、创造就业机会、保障粮食安全、减贫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三，深化基础知识。我们需要更优质的科学和经济数据及信息，更深入了解人类活动对海洋造成的影响和环境代价、海洋衰落对人类福祉的社会经济影响以及不同政策间的协同作用和利弊权衡。为此，我们需要各类报告和评估为我们提供上述数据及信息，例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即将发布的气候变化与海洋及冰冻圈特别报告，以及海洋环境状况（包括社会经济方面问题）全球报告和评估经常程序。我也欢迎可持续发展数据全球伙伴关系协助我们填补关键数据的缺口，并确保数据可访问和使用。我们必须利用大数据日益增长的潜力，来实时识别和应对风险。数据是决策的命脉和问责机制的基础，可以补充和加强传统统计，促使世界实现信息平等，使所有公民、组织和政府都能适时获得正确的信息，从而做出有助于提高人类生活的良好决策。

第四，分享最佳做法和经验。许多最具创新性的解决方案都是地方性解决方案，包括海洋管理区乃至合作社开展的集体渔业管理。尽管并非所有解决方案都能够被推广，但其中一部分仍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不同的文化和知识体系，包括传统知识，这些差异能够提供新视角，有助于创新和了解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例如代际责任。我们还应当让青年人了解海洋环境的脆弱性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要维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我们需要彻底转变对这些脆弱、有限和不可替代的资源的态度和利用方式。但是，如果我们遵循2030年议程的指导，明智地投资促进可持续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维持并提高海洋和海洋资源给予人类的生活质量。

在我参与制订和实施2030年议程的数年间，我见证了联合国在集聚各方力量，搭建交流论坛，提供权威数据、分析和政策选项等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在我担任尼日利亚环境部长期间，我不仅看到需求在增长，也看到人们都愿意为各自所在社区和全世界解决问题而做出贡献。我相信，有这样的精神，再加上联合国的支持，我们一定可以取得巨大的进步。我期待能与世界各地的伙伴携手努力，让人类和地球，包括宝贵的海洋，共同走向可持续的未来。

谢选骏指出：联合国无法保障全球社会的“可持续的未来”，只有全球政府可以做到。

【17、美国在全球化世纪中的领导地位】

Carlos Pascual 星期五, 六月 12, 2009

Carlos Pascual 在莱文沃斯堡陆军指挥和参谋学院的毕业典礼上作了一次演讲。Pascual 激励毕业生努力使美国在全球化世界中的领导地位的远景成为现实。

Caldwell 中将，谢谢你今天邀请我来到这里，也谢谢你的领导才能和刚才对我的介绍。请容许我向 Arter 中将、Johndrow 参谋军士长、Cardon 准将，以及最重要的，陆军指挥和参谋学院的诸位毕业生及家属致以诚挚的谢意。

感谢你们让我今天参加你们的典礼，并且向本届毕业班来自美国和其他各国的 960 位学子发表致词。

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相信这是一所致力于创造和平的学院。当然你们的根本使命还是保卫我们的国家：真正说来是保卫你们所有人来自的 60 多个国家，然而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保护国家利益同融入全球共同体是密不可分的。

70 多年前，温斯顿·邱吉尔这样劝告美国：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够面对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不能够深切体味世界所经历的痛苦，不能够为这样伟大的事业所激励，那么这个国家就无法在各个方面真正成为文明世界的领袖。如果这些在过去已经被证实，勿庸置疑，将来也同样会是真理。美国人民无法逃避对于世界的责任。”

如果说 70 年前这段话是对的，那么现在更加正确无疑。我给你们读一段巴拉克·奥巴马的《无畏的希望》中的话，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的总统志向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当杜鲁门、艾奇逊、凯南和马歇尔坐在一起设计二战后的秩序体系时，他们参考的框架是曾经在 19 和 20 世纪初占主导地位的大国间的竞争…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纳粹德国或者苏俄这样的扩张主义国家…而这样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

“[今天]不断增加的威胁…主要来自全球经济版图中还没有承认国际‘规则’的空白地带…绝大多数人贫穷、无法接受教育并且与全球信息网络脱离的地方；统治当局害怕全球化会弱化他们对该地区的统治力…世界各地越发紧密的互相联系为那些想毁灭这种世界的人赋予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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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rtin S. Indyk, 李侃如, and Michael E. O'Hanlo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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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这些观点并不是为了造成各位对全球化的恐惧，而是为了灌输对全球化力量的重视，对如何参与全球化的了解，以及对于我们独力改变世界的能力局限性的一种卑微感。

在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资本、技术、思想和人都没有国界。正是这一种超越国界、利用国际技能、进入各国市场的能力帮助中国和印度数亿人摆脱贫穷，同时也为美国创造了空前的财富，甚至促进了全球推动和平的能力。许多人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自从冷战结束后，通过联合国这类组织而达成的合作已经将各国的冲突数量降低了一半。

不过，全球化也有着我们未能掌握的黑暗一面，而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全球共同体，我们尚未成功。所以，我们的世界才会这样：

美国的房地产危机转变成为经济危机，进而发展成为全球经济衰退，美国失业率超过 9%，中国下岗 2000 万职工，像马里、乍得和秘鲁山区这样的地方，最穷的穷人已经被推到了生死边缘。

工业革命曾为数十亿人带来过汽车、电视和冰箱，但同时也确立了使用化石燃料的模式，而我们都知道正是这一模式使得大气中的碳浓度威胁了生命。

核技术为无碳发电的未来创造了空间，但是不受控制的核扩散也使得北韩和伊朗等国家成为世界和平稳定的威胁。

在这样一个超越国界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力获得成功，同样，任何一个国家也无法脱离全球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的安全同全球安全不可分离的原因。我们的未来交织在一起。

不过，我们的挑战，也是你们的挑战，在于了解如何实现这些关全球环境的长远目标。我给你们提供一些意见：

首先，国际挑战的规模比我们已知的任何挑战都要大：

我们现在正面临危机。你们都很清楚，尤其是某些危机，比如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北韩、中东；

对全球稳定的地理政治挑战：有成效地应对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强硬好勇的俄罗斯；在拉美地区，一股改变的动力有时使美国退到次要地位；

存在性或全球性挑战：经济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核扩散，以及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冲突。

这份日程表上有哪些挑战能够延后？我们可以把哪些搁置一边？几乎没有。所以，我们的国家以及在座的每个人都要了解这样一个重要的知识：

这个世界的领导地位意味着同其他国家建立合作，为了和平繁荣的世界共同分担这个重担。这需要培养对我们国家的尊重，而这又意味着树立我们维护法制的光辉典范，这样我们才能利用这些合作和关系促进我们的国家利益。如果这一点对于美国是正确的，那么对于今天在座各位代表的各个国家同样也是正确的。

这些不是唯心的幻想。目前，建立和保持有效合作与世界尊重的能力已经成为了新的美国现实主义。

我还要给你们提供一个意见。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互相联系的，它们之间的联系决定了我们的未来，但同时，如果我们不能了解这些决定我们现实的互相关联的力量，我们就无法找到解决的办法。

经济危机不仅仅是裁员，它还影响每个国家的碳排放标价，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举措，它能够鼓励节约和创新，从而阻止现在已成为洪水、干旱、疾病和迁移原因的环境变化。

气候变化正在加剧对稀有资源的竞争，尤其是土地和水源，这些都可能导致未来的冲突。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不解决土地和水源的根本稀缺，就永远无法解决达尔福尔这类的冲突。

至于那些好奇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些遥远冲突的人，请不要忘记，我们在美国领土上经历过的最大冲突正是来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阿富汗。

我们要从中学到什么？

如果要了解未来威胁来自何方，我们就不能按照面前静止的事实去评估现在的世界，而要衡量全球力量的相互作用。

在我们对未来作好准备和寻找目前问题的解决办法同时，我们必须了解目前威胁的军事规模与安全环境的其他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因素有何关联。不过我要提醒一点：我们的军队并不是用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而是作为促进民政当局投资和建设这些功能的道德和推动作用。

可以这样简单测试我们是不是走向正确的方向，也可以测试我们是否对自己诚实，那就是关注当地现实。比如，询问实现阿富汗南部社会安定团结需要怎样做，再比如保持这样的安定团结需要怎样做，对于在座的各位，我想你们都能看到这样的现实：

如果不建立当地配套力量，无论是军队、警察、政府官员、企业，我们无法维持成功。

建立这样的力量意味着将我们的人力投入到他们的人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派遣 4000 名军人培训和指导阿富汗警察和军队的原因

不过，我知道对于我们政府的民政投入能力你们会非常失望，也许已经失望了——不是因为不希望在那里投入，而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看看这个鲜明的对比：4000 名派遣到阿富汗的军事教官，已相等于被派到全球各地6500名外交人员的三分之二。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已经开始着手一些重要的改革。奥巴马总统要求在 2010 财年增加 11% 的海外事务预算。这只是一个温和的开始。还需要在座各位对国家安全的支持，从美国的心脏地带实现这一点，并且继续发展这一能力。

在我们的心中，我相信我们必须谦逊但并不悲观。我们正处于一个空前的时刻。

我曾经游历过世界各地，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没有看到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抵制。相反，我看到了对基于合作和分担投资的领导方式的改变渴望。这符合我们的利益。

在美国，一轮又一轮的民调显示，美国人希望国际合作与协作。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直觉意识到了同其他国家合作以及分担非常时刻重担的重要性。

坚守法治是实现可持续合作关系的核心方法。坚守法治是发挥我们的优势而不是缺点，这正是我们在国内变得强大的原因，而我们在国际上也应乐于看到对法治的遵从。

是的，我们会遇到困难，全球环境也意味着全球竞争。有人要伤害我们及世界上其他好人。我们在伦敦、马德里、孟买、巴基斯坦和中东许多城市各地已经看过了恐怖分子制造的惨剧。

但是这不能阻止我们转变关于这个跨国界世界的观点，使我们的能力现代化，培养我们协同合作的能力。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创造力、诚实、正义、辛勤工作投入，以及我们愿意与全球共同努力的道德信念，那就是为了我们的家庭和下一代。我们的希望在于你们这样的人，这才是我们信心的来源。

陆军指挥和参谋学院 09-1 班，祝贺你们。祝你们，也祝你们的家人成功。我们的国家，今天在座各位所代表的国家，感谢你们。

谢选骏指出：美国如果想要保持在全球化世纪中的领导地位，则必要走向全球政府；否则，别的力量就会取代甚至超越它，完成组织全球政府的历史使命。因为建立统一的世界秩序，已经成为解决全球迫切问题的不二法门。

【18、美中竞争已到紧要关头：决定全球政治秩序的形态】

2022年10月2日

原文：华盛顿邮报 At stake in the U.S.-China rivalry: The shape of the global political 

作者：Dexter 

(James Steinberg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在短短40多年的时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混乱和贫困中崛起，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强国。它无可置疑的影响力正在加剧它与美国的竞争，即哪个国家将主导全球秩序，关键是哪种体制将作为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模式：是中国的威权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和市场导向的经济。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预计将在下个月获得前所未有的第三个任期，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他认为，“东方正在崛起，西方正在衰落”，“时间和势头都在我们这边”。拜登总统则在去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了与中国的竞争，宣称 “美国不会从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诺中退缩。”

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较量也许构成了当今外交事务中最重要的挑战。美中对抗的迹象以惊人的频率出现。8月，在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中国声称属于自己的自治岛屿后，中国在台湾周围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近年来，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加强了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共同反对美国。而在经济方面，拜登在8月签署了新的立法——《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该法案旨在建立一个永远不会落后于中国的美国半导体产业。

根据一些理论上的判断，中国的共产政权现在本应已经崩溃了。近20年前，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评价中国令人惊讶的持久性，他说，据一篇被称为 “政权理论 “的国际关系论文，专制国家 “本质上是脆弱的，因为合法性脆弱，过于依赖强制，决策过度集中，以及个人权力高于制度规范。”

那么，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仍然存在？这是哈佛大学的史蒂芬-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多伦多大学的卢坎-韦（Lucan Way），在《革命与独裁：持久专制主义的暴力起源》（Revolution and Dictatorship: The Violent Origins of Durable Authoritarianism）中努力要解决的问题。在一项全面的历史分析中，他们研究了13个革命政权，包括苏联、伊朗、越南、阿尔及利亚和古巴，以了解每个国家的持久性。

根据列维茨基和卢坎-韦的研究，中国是 “持久威权主义”（durable authoritarianism）的一个重要例子，去年中国共产党庆祝了其成立100周年。与我们的直觉相反，作者认为中国的一些最糟糕的错误——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毛泽东利用人类意志推动钢铁生产的救世主式的尝试，导致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造成数千万人死亡；以及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教育、法律和经济体系的发展倒退多年——却有助于解释中共的长期执政。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全球大国，不仅是因为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还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 “超乎寻常的冒险行动”，这些行动 “几乎摧毁了[党]，但最终形成了一个强大而有凝聚力的党国（party-state）。如果不是革命政权首先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危机中幸存下来，那么，20世纪后期的变通和改革是不可能的”。作者描述了暴力革命政权如何采取行动，使其遭到国内外人们的反对；而幸存下来的政权变得更加强大，反对派更加弱小。典型的例子是：天安门大屠杀。许多中国人现在觉得没有能力反对中共，并甘愿接受其最严重的暴行。

就像所有长期存在的革命政权，长期的革命 “战争促进了一个紧密团结的领导核心的出现”，并 “产生了一支强大而忠诚的军队”，列维茨基和韦写道。”暴力斗争培养了一种强烈的两线作战（two-front siege）的思维方式，其根源在于对国内外敌人的恐惧。” 虽然党和军队的力量和团结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上是显而易见的（与许多其他政权不同，它从未发生过政变），但它也形成一种偏执的文化，今天在香港和新疆，就经常可以听到对 “国外敌对势力”干涉的指控。

“摧毁其他的社会权力中心 “，是作者提出的持久专制主义的第三个支柱，这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工具箱的一部分。最近几年就可以看到这一点，2014年，中共镇压了一场劳工权利运动，后来又逮捕了#MeToo运动的女权主义者。北京将公民社会——党控制范围之外的中国人的生活——视为对其统治的威胁，并采取行动进行镇压。作者认为，中共的暴力起源，使其在感到威胁时，几乎不会手下留情，就像它在1989年命令解放军向学生抗议者开枪时那样。 中共的元老，”在一种根植于革命斗争经验的政治斗争极化零和思维（polarizing zero-sum conception）的统一下”，”将学生行动视为对政权的生存威胁”。

德国记者Stefan Aust和Adrian Geiges在《习近平：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 》一书中解释说，今天，习近平正在推行一种非常不同的说法，它承诺建立一个仁慈的政权，其首要目标是通过“共同富裕”等运动，满足所有中国人的需求。“共同富裕”的口号源于毛泽东，后来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直到习近平恢复了它，承诺在整个中国提供经济平等。“习近平认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目标。”作者写道，并指出，习近平颂扬中国文明的悠久历史，可追溯到中国最早的哲学家，寻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强调其人性化和有效的领导，将其与美国无情和混乱的政府进行对比，并将美国的缺点表达为整个西方民主的缺陷。中国的国家媒体广泛报道了引发“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以及2021年1月6日的暴力叛乱所证明的美国政治制度的不稳定性。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门也广泛报道，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保持了绝大多数公民的健康，而美国的死亡人数超过100万。《人民日报》出版的《环球时报》英文版，援引一位中国学者的话说：“在看到中国的清零政策如何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之后，美国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解释其巨大的死亡人数。”

Aust和Geiges认为，他的父亲习仲勋在毛泽东对竞争对手的多次清洗中受到迫害，这不仅没有使习近平远离强硬政治，反而使他成为一个更忠实的共产主义者，并信奉中国的体制。许多观察家曾预测习近平将成为像他父亲一样的改革者，习仲勋曾监督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在深圳的建立，这是中国开放的关键一步。而事实证明他们的预测是错误的。相反，习近平是几代人中最保守的领导人，他要求重新确立党在教育、媒体和经济领域中的角色。Aust和Geiges认为，习近平把他父亲的苦难当作对自己的警告。正如作家余杰所解释的那样，“因为他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真正的残酷对待，所以他的儿子决定永远不要像他那样……他不想遭受与他父亲相同的命运。”习近平在另一个方向上进行了努力，希望成为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中国记者李大同（Li Datong）说：“当他的父亲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判刑时，如果他想生存下去，他必须把自己表现得比其他人更加共产主义，更加革命。”“他用心学习他的讲话，直到毛泽东的遗产在他身上深深扎根。”

为了确保他不会被清洗，党不会被推翻，习近平大力推动民族主义。中国 “百年屈辱”的教训，即欧洲列强对中国大片地区的殖民统治，在课堂上被宣讲给越来越多的爱国青年。从来没有人建议放松强硬路线。国家媒体大肆宣扬中国成功镇压了香港民主运动背后的“黑手”，并详细报道了中国威胁台湾的导弹试验。习近平希望被视为“强有力的领导人，让中国再次感到骄傲，并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真正伟大。在这方面，习近平的做法与[唐纳德]特朗普、普京、[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或[巴西的贾伊尔]博尔索纳罗的做法很相似。”Aust和Geiges写道。

几十年来，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一直密切监视其公民。在早期，邻居甚至家庭成员会告发他人的可疑行为。现在，中国已经开发了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监控系统，以掌握其人民的动向，同时领导人承诺，为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而管理社会。在《监视下的国家：中国寻求开启社会控制新时代的内幕（Surveillance State: Inside China’s Quest to Launch a New Era of Social Control）》一书中，华尔街日报记者Josh Chin和Liza Lin揭示了习近平和共产党在部署监控技术以控制人民方面走了多远。该技术在新疆被广泛使用，新疆是一个遥远的西部自治区，共产党称那里的维吾尔族人和其他主要的穆斯林民族中存在恐怖活动，中国政府在那里将多达100万人关在拘留营进行“再教育”。多年来，中国领导层已将汉族（该国的多数民族）大规模迁入该地区，以稀释少数民族的人数。许多外部观察家指责中国对其少数民族人口实施了可怕的人权侵犯。美国称中国的行为是种族灭绝。

对中共政府来说，新疆是一个主要由它自己造成的问题。通过对少数人争取独立的微不足道的行动进行恶毒和不加区别的镇压，中共政府使大多数维吾尔人相信，他们最好与中国分离。现在，为了监视这些人，中共政府已经布置了一个庞大的监视系统，使用面部识别摄像头与声音识别和DNA样本相匹配，建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库，用来进行基于种族的数字分析。Chin和Lin写道，这一精心策划的努力，其目的是控制和消除维吾尔人的文化身份。

中共政府对其正在打造的监控国家，有另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用国家规划者的话来说，通过技术的运用，它旨在创建一个 “新的智慧城市模式”。中共政府承诺，摄像头、智能手机和人工智能，将缓解交通流量，帮助预防犯罪，协助支付公共服务账单，甚至寻找走失的孩子。作者写道：“党用来恐吓和改造违抗其权威的人的同样技术，可以被用来照顾和安抚其他人。”

中共正依靠无处不在的监控，作为防止和击败西方民主的诱惑的关键武器。“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认为它拥有长期以来梦想建立的竞争体制的蓝图。”Chin和Lin解释说，“通过从监控数据中挖掘情报，它相信它可以预测人们想要什么，而不需要给他们选票或发言权。通过在社会问题发生之前解决这些问题，并在异议蔓延到街头之前平息异议，它相信它可以将反抗扼杀在摇篮里。”

随着这些技术的出口，其已经在80多个国家使用，中共政府希望让世界相信其监控国家的有效性，并最终打破美国民主模式的主导地位。

中国的专制领导人正在打持久战——到目前为止，它奏效了。但他们会继续掌权吗？到2049年建国100周年时，中国会成为习近平所说的 “富强 “国家吗？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人口老龄化、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经济改革停滞不前导致生产力下降，以及在习近平身上，一个越来越不愿意听取他人意见的统治者过度集中了权力。Chin和Lin警告说：“在减少选择和加强控制的过程中，国家正在消除争论、不确定性和自由，而这些对创造力至关重要。”

如果说与苏联冷战的紧张局势是一种预演的话，那么未来几年中国和美国将面临一系列地缘政治的坑洞，因为这两个超级大国截然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在竞争支配地位。“习近平是否渴望统治世界？”Aust和Geiges在他们书的结尾问道。他们的结论是：“习近平对追随他人的榜样不再感兴趣。他想在中国——以及世界——打上自己的烙印。”他最终是否会成功，以及这个烙印可能是什么样子，这些问题将在未来几年内萦绕在白宫、国会和世界各国政府首都的走廊。

谢选骏指出：美中竞争已经成为决定全球政治秩序形态的紧要关头？难道说，整合世界的就只剩下这两个选手了？

【19、明日黄花俄罗斯——莫斯科是如何将其国力和影响力挥霍殆尽】

2023年3月21日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作者：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

March13,2023 译者：白丁

自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决定入侵乌克兰以来的12个月里，这场战争对俄罗斯来说已经变成了一场加速的灾难。尽管乌克兰人是克里姆林宫无端侵略的主要受害者，但这场战争已经造成数十万俄罗斯士兵伤亡。西方前所未有的制裁挤压了俄罗斯经济，莫斯科对公民社会的大规模动员和战时镇压导致该国数十万高技能人工逃往国外。然而，这场战争给俄罗斯带来的最大的长期代价，可能是俄罗斯永久地失去了在21世纪世界秩序中占有和平与繁荣席位的可能。

俄罗斯外交政策目前的轨迹并非命中注定，克里姆林宫有很多机会采取不同的做法。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甚至在2014年克里米亚被非法吞并之后——俄罗斯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可以在国际体系中为自己树立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形象。当普京于2000年5月宣誓就任总统时，俄罗斯正进入一个比其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更有可能的时期——无论是在境内还是境外。在内部，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和动荡的1990年代幸存下来，从一个帝国发展成为一个正在形成的有影响力的国家。尽管车臣发生了可怕的战争，但到世纪之交，俄罗斯基本上是和平稳定的。它的计划经济已经让位于适应性强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不完美但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

随后，大约在2003年，俄罗斯走运了。美国入侵伊拉克加上中国惊人的经济繁荣导致全球商品价格急剧上涨。克里姆林宫的金库突然储满了着在全球市场上销售石油、天然气、金属、化肥和其他产品的收入。这笔意外之财让俄罗斯在普京的前两任总统任期内迅速偿还了外债，并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一倍。尽管腐败日益严重，但大多数普通俄罗斯人发现他们的收入在增加。与他们曾陷入困境的沙俄帝国和苏联相比，俄罗斯人从未像21世纪头十年那样繁荣，同时又如此自由。凭借这些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俄罗斯完全有能力成为东西方之间的全球大国——受益于其与欧洲和亚洲的联系，并专注于内部发展。

现在，普京已经挥霍掉了这一切。在他对权力日益增长的贪欲的驱使下，俄罗斯在过去十年里已经转变为一个专制政权，俄罗斯社会和该国的精英基本上无法也不愿意阻碍这一进程。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莫斯科未能抓住这些机会并重新定义俄罗斯的世界地位。相反，普京权力的稳步积累导致原本植根于公正分析和机构间审议的强大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转变成为日益个人化的决策过程。结果，普京和他的核心圈子沉溺于对来自西方的军事威胁的日益偏执，他们的决定也没有经过他们需要的知识和制度审查。最终，它将国家推向乌克兰战争的战略和道德灾难。

光明、自信的黎明

普京1999年上台时，外部地缘政治环境比现代几乎任何时候都对俄罗斯有利。没有任何邻国或大国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苏联解体并没有在俄罗斯与其邻国之间产生那种会导致不可避免的冲突的领土争端。在2014年非法吞并克里米亚的决定之前，莫斯科似乎对其边界非常满意，包括与乌克兰的边界。冷战结束，美国将俄罗斯视为一个衰落的大国，不再对其及其盟国构成威胁。相反，华盛顿寻求支持俄罗斯向民主和市场经济过渡。外国投资和技术帮助俄罗斯经济实现现代化，并开始治愈该国在1990年代采用新经济模式所造成的创伤。许多欧洲国家热情地购买了俄罗斯出口的商品。

莫斯科与德国以及与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其他欧洲主要国家的关系处于历史高峰。在东欧，莫斯科与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等国家以及新独立的波罗的海国家之间存在着苏联的经济联系和个人联系。北约和欧盟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连续扩张浪潮使俄罗斯西部的邻国更加繁荣和安全，因此远不担心俄罗斯可能会报复，并为务实和互利的接触开辟了道路，这种接触持续了200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这些年来，俄罗斯和欧盟讨论了加强贸易以及经济和能源关系的问题。尽管欧盟没有邀请俄罗斯加入联盟，但它确实提出协调贸易法规并消除限制莫斯科和布鲁塞尔之间关系的许多障碍。

至于与东方的关系，俄罗斯在2005年设法解决了与中国长达数十年的领土争端，最终把与这个新超级大国的关系置于可预测和富有成效的基础上。那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氢能源进口国，为俄罗斯提供了一个新的、巨大的、仍在扩大的市场。与此同时，日本和韩国着眼于自身的能源安全，也有兴趣帮助俄罗斯将西伯利亚丰富的碳氢资源推向市场。反过来，通过与这两个技术先进的亚洲民主国家以及中国建立联系，俄罗斯有机会挖掘亚太地区快速现代化的潜力。莫斯科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将其商品同时出售给欧洲和亚洲，在从西方和东方获得资金和技术的同时实现贸易关系的多元化并培育新市场。

最后，俄罗斯在多元化南半球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保持着苏联时代的联系。通过将与印度和越南等国家的合同转化为支持国内制造业的收入来源，这些联系使俄罗斯得以维持其苏联时代的工业，尤其是国防部门和民用核能。

黑暗和不必要的转折

在这种得天独厚的有利背景下，俄罗斯原本有机会奉行与它最终采取的政策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莫斯科有史以来第一次不需要花费大量宝贵资源来抵御外部威胁或争夺全球霸权。随着冷战的结束，俄罗斯似乎一劳永逸地退出了寻求全球主导地位的游戏。它本可以将其外交政策集中在一个目标上：通过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促进俄罗斯人民的繁荣，同时以相对较低的成本保障他们的安全。鉴于其有利的经济和安全纽带，俄罗斯本可以发展成为一个经济与加拿大相似、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拥有大量核武器和地缘政治中立的国家。简而言之，俄罗斯拥有成为一个繁荣、自信、安全和值得信赖的21世纪大国所需的基础——一个可以帮助解决世界上一些紧迫问题的国家。

这种以中立为基础的仁慈的地缘政治考量下的利己主义比其他选项更加务实和现实。毕竟，一些俄罗斯改革者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所抱有的将俄罗斯融入欧盟和北约等欧洲和跨大西洋联盟的梦想是徒劳的。俄罗斯太大了，不容易融入欧盟：它会破坏欧盟不稳定的内部政治平衡。俄罗斯更不可能成为北约的候选者，北约是一个由华盛顿主导并服从美国外交政策议程的军事联盟——即使在那时也不一定与莫斯科的外交政策议程一致。无论如何，与大多数欧洲国家不同，俄罗斯不需要美国的保证来感到安全。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鉴于莫斯科拥有庞大的核武库和庞大的常规力量，该联盟向俄罗斯家门口的扩张并未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实质与令人信服的威胁。留在欧盟和北约之外并不妨碍建立市场经济、实现经济繁荣和建立保护人权的政治制度——前提是如果俄罗斯的精英和民众想要这样一个制度的话。在本世纪初，俄罗斯领导层掌握了走向成功的所有要素。

如果俄罗斯走上与东方和西方加强联系的道路，它将有很多机会加强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其攻击美国缺乏对伊拉克战争的公开反省，俄罗斯政府本可以把这些批评性的评论留给专家和评论员去做。此外，如果俄罗斯本身没有在2008年单方面承认从格鲁吉亚分裂出来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地区，或者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并在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挑起战争，莫斯科要求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各种呼吁就会受到更认真的对待。相反，俄罗斯本可以对自己进行一些反省，并找到开始治愈邻国历史创伤的方法。这本可以通过关注俄罗斯人自己为结束苏联政权做出决定性贡献这一事实来实现、通过承认作为继承国对沙俄帝国和苏联的不当行为负有一定责任、通过开放档案、以及通过讨论历史的黑暗页面，包括1932-33年的乌克兰饥荒和苏联1939年与纳粹德国的互不侵犯条约。

此外，一个对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保持友好的俄罗斯在决定如何应对地缘经济倡议（例如2016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或2010年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时本可以保持灵活务实。俄罗斯政府还可以与中国和西方全球供应商就5G等尖端技术进行合作，同时努力提高国内生产并在国际供应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凭借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能够吸收二氧化碳的广袤森林以及生产氢等清洁燃料的自然资源，俄罗斯本可以开始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通往乌克兰之路

那么俄罗斯为什么不选择这条道路呢？尽管普京在其第一个任期内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务实的，并且广泛地符合这一框架，但在2003年之后，克里姆林宫的路线越来越侧重于复仇主义和对美国的敌意。在2009年至2011年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关系重新调整是一个短暂的亮点，美国和俄罗斯设法在各种问题上找到共同点——从军备控制和伊朗的核计划到莫斯科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与新的技术伙伴关系的锻造。但随着普京在2012年重返总统宝座，这种和解很快就结束了。普京感到西方对利比亚的干预和对“阿拉伯之春”的支持背叛了他，他越来越关注所谓的美国推动俄罗斯政权更迭的努力——这种痴迷随着2011年底在一次被操纵的议会选举后莫斯科街头出现的抗议浪潮而加剧。他对2014年独立广场抗议(Maidanprotests)活动的过度反应导致莫斯科决定吞并克里米亚并在顿巴斯引发一场残酷的战争。2014年后的几年里，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呈螺旋式下降，但即便如此，俄罗斯仍有机会回头并重建与西方的关系。尽管受到严厉制裁，莫斯科仍与欧洲保持着重要的能源联系，并继续在与伊朗的核外交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但普京再次选择了一条更黑暗的道路，决定在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

俄罗斯错失良机的主要原因在于普京和俄罗斯精英在过去二十年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与俄罗斯国内政治的直接联系。对美国通过“颜色革命”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强加民主的担忧加剧了普京对西方日益增长的怀疑和敌意。将俄罗斯的繁荣集中在国家控制的开采行业而不是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多元化经济的决定，也是使俄罗斯走上当前道路的重大选择。在过去的十年里，普京和他的核心圈子逐渐压制了社会和精英之间关于一个新的、更开放的俄罗斯国家的讨论，取而代之的是宣传和帝国怀旧，并将它播撒在被苏联解体创伤所滋润的沃土上。

为了将自己定义为21世纪的大国，俄罗斯采用了当代版的苏联与美国的冷战对峙：只是通过控制更多的领土、与西方对抗、反对西方的安全联盟。莫斯科已经横下心来，要看看它能否在世界上维护自己的权力。与可能发生的情况所形成的鲜明对比，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俄罗斯政府本可以提出一个具有高度战略自主权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安全国家的愿景，而不是入侵乌克兰。俄罗斯本可期待挪威水平的财富、日本水平的预期寿命、科学，所有这些加上其他优势，将使它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在太空探索中开辟下一个前沿领域的领先力量。但这样的愿景，除了对俄罗斯战略文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思维，它还需要强大的国家机构和有效的制衡机制，而这两者长期以来一直被普京及其随行人员所厌恶。

普京痴迷于将俄罗斯改造成19世纪式的大国，他对北约扩张的危言耸听的观点成为他谋求控制前苏联领土的基石。他的改造从乌克兰开始，乌克兰是俄罗斯境外苏联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共和国之一。除了普京认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是“一个民族”之外，正如他在2021年发表的关于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他还受到被俄罗斯强硬派广泛认同的信念的驱使：如果没有对乌克兰的控制，俄罗斯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大国。然而，莫斯科对基辅行使政治、经济和文化主导权的愿望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首先，乌克兰精英一直想与俄罗斯保持距离，而不是融入俄罗斯主导的秩序。乌克兰的寡头们再清楚不过，虽然他们的俄罗斯富豪朋友在绝对财富值上显得更富有，但是只要莫斯科一个电话，他们就会失去所有。而在乌克兰，由强势人物组成的联盟在不断形成，目的正是要防止普京式样人物的出现。即使所谓的亲俄政客们，也只是利用莫斯科的帮助和一些乌克兰地区的亲俄情绪作为国内权力斗争的资源，就像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在被广场抗议活动赶下台之前所做的那样。

与此同时，乌克兰西部是波兰，这个国家为乌克兰的受教育阶层树立了榜样。波兰在1999年加入北约和2004年加入欧盟后的成功，为许多乌克兰自由主义者提供了模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到2022年初，乌克兰已经独立30多年，国家认同建设进程取得了长足成就。尽管不同地区和人口群体之间存在分歧，但乌克兰在2014年基本上已经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国家——克里姆林宫在随后的几年中为瓦解该国而采取的每一步都只会使这种身份认同更加强大，更加反俄，最终在2022年入侵后达到高潮，形成全国抵抗。普京的情报部门预测到了这种抵抗，但这位孤立的俄罗斯领导人对此从未认真对待，他已成为自己思想的人质，并导致自己的国家陷入灾难。

当第一批俄罗斯炸弹和导弹袭击乌克兰时，俄罗斯在世界秩序中重新定义自己的机会之窗就已关闭了。无法预测这场丑陋的战争将如何结束，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些错失的机会将一去不复返。即使乌克兰能够取得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所定义的全面胜利，也不一定会导致俄罗斯的民主化。鉴于如果普京认为其政权的生存受到威胁，可能会下令使用核武器，因此只要他继续掌权——这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乌克兰取得全面胜利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与此同时，俄罗斯将逐渐转向与伊朗类似的经济和政治模式——并将越来越依赖中国。对俄罗斯来说更大的磨难将是，这种伊朗式的结果可能会相当持久，而且它持续的每一年都会进一步减少俄罗斯解决与乌克兰冲突、悔过自新、恢复与外界联系并为其外交政策带来平衡和实用主义的机会。

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GABUEV)是柏林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主任。

谢选骏指出：俄罗斯没有能够重振苏联，结果把第二次冷战的重担留给了共产党中国。

【20、欧盟还敢再去拥抱无神论的瘟神吗】

《中国解封：欧盟官员态度反转，强烈建议对相关旅客进行新冠检测》（2023年1月5日 BBC）报道：

不在欧盟之内的英格兰将从周四起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在起飞前进行新冠检测。

欧盟官员“强烈”建议所有成员国，要求中国旅客在入境前进行新冠检测并有阴性结果。

从周日（1月8日）起，中国出入境的限制将会放宽，这是解除“清零”防疫政策措施的一部分。

中国目前的新冠病例在急剧上升，有报道指医院和火葬场备受压力。

一些欧盟国家已经决定对中国旅客实施检疫措施——较早前欧盟疾控部门曾指相关做法“不合理”。

中国新冠疫情：旅行限制能防止病毒传播吗？

周三，由27个成员国政府官员组成的欧盟整合性政治危机反应小组（Integrated Political Crisis Response，IPCR）强烈建议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持有新冠检测阴性结果入境。

该小组还有如下建议：

所有来自或前往中国的航班乘客佩戴口罩

对来自中国的航班乘客进行随机抽样检测

对机场进行废水监测

相关的建议提出前一天，欧盟委员会表示有“压倒性”数量的成员国支持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限制。

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已经引入检测规定——但是像德国等国家只是在对状况进行监测。不属欧盟的英格兰也将从周四起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起飞前的检测。

尽管有相关的建议，但目前未知是否会有覆盖全欧盟的政策，欧盟内的国家政府事实上可以自行制定政策。

IPCR的建议与欧盟的疾病控制机构思路相比发生了转变，上周该机构还在建议不增设强制性新冠检测。

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CDC）当时表示，检测是“不合理的”，因为欧洲已有很高的疫苗接种率，而中国传播的病毒变种已经在欧盟境内存在。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周三表示，虽然病例急剧增加，但是没有证据显示在中国有新变种。不过，专家警告，这有可能是因为检测和数据不足。

世卫表示，中国对国内新冠疫情的真实严重程度报告不充分。世卫的紧急事务执行主任莱恩（Michael Ryan）指，他们认为中国对新冠死亡的定义“太过狭窄”。

他表示，中国在入院人数、重症监护（ICU）入院人数以及死亡人数等几个方面，对新冠病毒的真实影响统计报告都不充分。

中国在12月以来总共只确认有22例新冠死亡，与分析人士的数据大相径庭。

莱恩表示，医护人员也可以自行报告数据和相关经验，同时称中国在最近数周已经更加紧密地与世卫合作，而他期望获得“更全面的数据”。

中国新冠感染人数急剧上升，但没有准确确诊和死亡数据可供参考。

英国科学数据公司Airfinity估算，中国现在每天有超过200万新冠病毒新增病例，死亡病例1.47万。

世卫预警及响应协调部门的主管阿卜迪·马哈穆德博士（Dr Abdi Rahman Mahamud）警告，中国可能会在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迎来又一波感染高峰。

中国政府在本周较早前指，对中国旅客的限制是带有政治目的——并警告会采取报复措施。

谢选骏指出：欧盟喜欢拥抱无神论的瘟神，甚至在香港沦陷之后还通过了《中欧投资协定》什么的。但是这次，欧盟也开始发抖了，不敢再去拥抱无神论的瘟神了。欧盟不敢再去拥抱无神论的瘟神，但是“狗改不了吃屎”了，他们还会酝酿什么样的堕落？

《1、这三件事做不到 一尊就别指望了》报道：

信心比黄金还重要，这是人们在危机时刻常说的一句话，去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了今年重以经济为中心的信号，习近平还强调关键是提振信心，其中关键之关键，又是恢复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因为正是民营经济的衰败才导致今日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有分析指出，眼下的问题在于，习近平当局拿什么去激励民营企业家，光靠舆论造势和官员表态是不够的，把马云请回来，把罚款还给阿里巴巴，也许更能起到效果。

海外分析指出，仅仅会议喊几句漂亮话，舆论造势或者官员表现出一种和民企和解的姿态，就以为能够打动企业家，让他们相信政府的诚意，为当局解围是不可能的。民间没有被中共的喊话蒙蔽，一种颇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习近平真要提振民企信心，说太多了都没用，去东京把马云请回来，让他重掌阿里，并将罚款还给阿里，马上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马云和他的阿里集团是过去几年受中共打压最重的代表性企业家和企业。在蚂蚁金服上市前一刻，中共无限期叫停了这家当时全球最大IPO，让马云想将企业触角伸入金融的梦想完全破灭。他本人也受官方严厉的监视和行动限制，淡出公众视野，随时有可能被官方投入监狱。也许仅仅是因为他身上太强的标杆作用和国际影响力，习近平顾忌这样做很可能适得其反，才未下此重手，但马云早已经身不由己了。

文章写道，除马云外，被当局收拾的服服帖帖的私企还有滴滴和新东方。习当政的十年，中国一批知名私企，或在当局的反腐名义下轰然倒塌，财富被政府洗劫，掌舵人成为阶下囚，如明天系和肖建华、安邦和吴小晖；或至今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如恒大和许家印。一些企业虽然好不容易活下来，财富也大缩水，如王健林的万达。更不用说倒在“动态清零”下的无数中小微企业。可以讲，在习的“新时代”，中国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和企业家们遍体鳞伤，活得非常艰辛。

文章指出，中共当局会去东京“三顾茅庐”把马云请回来吗？作为当局防范的标杆人物，由政府出面邀请马云再回阿里，今上的面子往哪儿搁？习即使内心认错，可面子不能难看，而请马云回来，等于是对他公开的羞辱。人们看到，由前政协委员贾康领衔的五名经济学者最近写的一份给当局的“奏折”，建议政府出台实质性举措提振民营经济信心，所提七条具体意见却没有请回马云或类似为受冤案的企业家进行平反的内容，是他们没想到这一点？当然不，大概率是他们认为，要当局去请马云回来，或者为孙大午这类已判重刑、财产被没收的企业家再审平反，基本不可能，提此类建议只能自讨没趣。此外，官方还有第三张牌可用，即在今年两会修改宪法有关非公经济的表述，提高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

文章最后写道，非常时期需要非常之举和非常之勇，要想恢复民众尤其企业家的信心和信任，习近平当局必须在把马云请回来，为受冤案的企业家进行平反、修宪提高民企地位三个选项中锚定两个，然而，习近平可能没有这样的胆识和远见，三件事情一件也不去做，白白流失信任，那就等着继续沉沦吧。

《2、中国式“闯关”让全世界如履薄冰》报道：

中国各地出现爆炸性新冠感染浪潮，官方推行所谓的“应阳尽阳”，快速过峰，试图两个月后达到群体免疫，结果导致医疗系统不堪重负，殡仪馆排起长龙，药品短缺。多个国际研究机构预测，除非采取新的预防措施，否则最坏情况将是今后四个月，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可能和美国在整个三年疫情期间的死亡人数相当。

《美国之音》报道，随着疫情延烧，重症、危症患者激增，白肺现象引起民众担忧和恐惧。有人担心，由于长期封控，奥密克戎并没有完全取代其他毒株，无预警解封后，杀伤力更强的原始毒株和德尔塔毒株重新现身。美国内科医生，血液及肿瘤专家范朝红说，奥密克戎被称为“新冠感冒”是没错，可是中国有个严重问题，那就是国内接种疫苗率相对不够，其实最应该接种的就是85岁以上的，65岁以上的这些人，免疫功能不强的人，现在一开放就生病了，资源不够，所以不能给他们更好的治疗。

推特上流传一段视频，重庆为了快速过峰，不仅不限制大型活动，反而组织大型聚会，以此来宣传正常生活。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和免疫学教授何迈指出：“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美国的医疗系统都是想把这个曲线拉平，让曲线平缓。中共当局提出快速过峰，要一个非常陡的曲线。这么陡的曲线马上就会带来一个问题，造成医疗系统、医疗资源挤兑。在这样情况先，有些真正需要照顾的人可能抢不到照顾，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由于北京当局不提供可靠的感染和死亡数据，外界只能靠筛选信息对中国做出疫情风险评估。总部位于英国的分析公司Airfinity本周给出了一个可怕的短期预测：到4月底，新冠死亡人数将达到170万。此外，专家担心，中国感染激增，可能会出现更可怕的新毒株。不过，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主任克里斯托弗·默里认为，这种风险很小。他认为，从免疫学的角度，新变种不大可能在免疫幼稚人群中出现，但由于中国疫情数据的不确定性，中国疫情何时结束恐怕只有天知道。

《3、曝美国多次提出提供疫苗 但均遭北京当局拒绝》报道：

尽管疫情已近爆炸式增长，但北京当局仍一再拒绝接受美国提供的疫苗。彭博新闻社1月6日报道，由于担心出现新的变异毒株及其对经济的冲击，甚至导致全球疫情大流行卷土重来，美国已反复通过各种渠道提出向北京提供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等援助，但是中共一直不愿接受。

彭博社的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最近几周加大说服北京的努力，其中一位人士表示，双方继续通过卫生渠道进行对话，然而中共官员每次都坚定回应说，局势完全在控制之下，不需要援助。

为了避免中国在接受外援方面的政治敏感性，报道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数名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说，美国官员甚至还提出了以间接的方式供应疫苗，但有关官员没有提供更多细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6日表示，“我们已经向北京提供了新冠疫苗，他们公开表示他们很感激这个提议，但他们现在不需要。当然，我们会继续与他们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有学者称，储存条件是北京不愿进口美国疫苗的一个现实原因。美国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所要求的储存条件很高，辉瑞疫苗在2摄氏度到8摄氏度只可以存储5天，中国的冷冻设施无法适应大规模部署其疫苗，而国产疫苗的冷藏要求不高，和其他已广泛使用的疫苗的储存要求基本相同。

北京虽然拒绝接受疫苗，但也有迹象显示，中共似乎并非完全拒绝美国的抗病毒技术。路透社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中共正在与辉瑞进行谈判，以获得许可，在中国生产和分销这家总部位于纽约的跨国制药公司生产的抗新冠口服药Paxlovid。报道原因一位知情人士称，自上月底以来，中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就一直在主导与辉瑞的谈判，希望在农历新年前敲定许可交易的条款。

《4、中国游客重出国门  最大赢家是它们》报道：

中国1月8日取消入境防疫集中隔离，可望带动出境旅游潮。由于东南亚国家目前不会像欧洲、日本和美国一样对来自中国的入境旅客实施新冠强制采检，东南亚各国旅游经济预计受惠最多。

路透社报道，新冠病毒正在中国14亿人口之间迅速传播，但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仍将于1月8日开放边界，在严厉封控3年后，预料会有一波渴望解闷的游客蜂拥出国。

联昌国际私人银行经济学家宋诚焕指出，重新流动的这类中国观光客会选择“最低限度麻烦”并前往不需要筛检的地点，进而可望让东南亚受惠。

目前，澳洲、英国、印度、日本和美国等国家都要求从中国入境的旅客必须出示新冠阴性采检证明，但柬埔寨、印尼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都没有这类规定。除了马来西亚和泰国会对班机废水进行病毒检测以外，东南亚11个国家对中国旅客没有差别待遇。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于去年12月公布的调查显示，7成6的中国旅行社把东南亚列为恢复出境旅游时的首选地区。

谢选骏指出：为何东南亚国家拥抱无神论的瘟神？因为这些国家非佛即穆，又穷又懒，奉行“钱是没有臭味”的法兰西哲学（黎塞留政治），浑然不知“钱带病毒”的可怕事实。结果呢？欧洲的厕所都要收费，逼得老百姓随地小便，到处都是臭烘烘的！欧洲的黑死病，估计都和欧洲缺乏“免费厕所”有关。中国现在的瘟疫，是否也与收费的厕所革命逼得老百姓到处大小便有关？

【21、欧盟应给乌克兰赠款而不是贷款】

《乌军攻入伊久姆！俄或遭受“二战以来最严重战场失败”》（直新闻 2022-09-11）报道：

俄乌战场风云突变。就在乌克兰军队在南方战线的反攻被认为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时候，它在北方战线的反攻却取得巨大进展。

据乌克兰24频道10日报道，乌克兰地面部队总司令西尔斯基发表讲话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夺回巴拉克列亚，这是乌反攻行动中夺回的首个大城镇。此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0日发布了相关照片，确认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夺回了哈尔科夫州的库皮扬斯克市。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乌方一名“参与解放东部战略城市伊久姆行动”的官员表示，在迫使俄罗斯军队撤退后，乌克兰军队已经攻进伊久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日宣布，9月截至目前为止，乌克兰军队已重新夺回大约“2000公里的领土”。他还说，面临乌军强力反攻，俄罗斯军队选择逃命，这是正确的决定。他强调，“在乌克兰，占领者将无容身之处，永远也不会有。”

美英媒体高度关注“乌军反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伊久姆位于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地区边界附近，已在俄罗斯控制下达五个多月之久，俄军把这里当作继续进攻顿涅茨克地区的重要枢纽。而库皮扬斯克作为重要的铁路枢纽，为俄军提供补给。收复这两座城市对基辅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胜利。路透社也称，库皮扬斯克市是链接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的交通枢纽，俄罗斯前线被突破有可能变成一场溃败。据美联社报道，英国国防部在一份简报中称，该机构认为乌方在哈尔科夫向南进深达到约50公里。英国《每日电讯报》10日称，莫斯科可能遭受“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战场失败”。

对乌军及其背后的北约来说，这是一次惊喜。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10日表示，乌克兰的盟友对该国军队最近取得的成功感到“惊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也认为，乌克兰的反攻行动取得进展。他在访问布拉格期间表示：“我们看到在赫尔松的成功，也看到在哈尔科夫有一些进展。这非常非常鼓舞人心。” 德国外长贝尔博克10日清晨抵达基辅进行访问。她希望借由此次访问展示，“只要有必要，我们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提供武器、人道主义和财政支援”。此外，欧盟国家财长同意向乌克兰提供50亿欧元贷款。

针对俄军在北方战线的撤退，俄国防部10日发表声明称，决定将驻扎在巴拉克列亚和伊久姆地区的俄军部队重新集结，加强顿涅茨克方向的力量，以实现解放顿巴斯的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俄国防部称，此前已用三天时间将伊久姆至巴拉克列亚一线的部队撤离至顿涅茨克地区，在这次行动中采取了一系列掩护部队实际行动的迷惑性佯动。在3天内，超过2000名乌克兰武装分子和外国雇佣兵被打死，超过100多辆装甲车和大炮被摧毁。

对此，俄《观点报》给出乐观的解读——俄罗斯国防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误导乌克兰武装部队，制造了一种错觉，即“俄军的防御比较薄弱”。现在，乌军占据的地区没有什么有利的防御设施，从而有利于俄军摧毁这部分最有战斗力的乌克兰部队。俄军事专家西夫科夫告诉《观点报》，俄军退却，是为了诱使乌克兰武装部队撤出设防地区——如果这些部队留在斯拉维扬斯克或克拉马托尔斯克，需要打多久才能消灭它们，而现在，它就在俄军的手掌中。

但更多的分析认为，北约已成功地恢复了乌克兰的部分军事能力，考虑到哈尔科夫战斗是由乌克兰主动发起的，这与俄罗斯在基辅和蛇岛的战术性撤退并不相同，可以认为这是一场俄军的意外挫折。当前哈尔科夫战斗给西方政客需要的“鼓舞”已经足够多，除非乌克兰在哈尔科夫的反攻以被俄罗斯彻底击败而告终，或者莫斯科成功地在其他战线以重要胜利重塑了9月以来的舆论态势，否则，即使乌克兰部队在哈尔科夫周围接下来推进再次陷入僵局，西方也会向乌克兰注入更多更好的武器。

如果俄罗斯继续保持着当前的烈度有限的战斗思路，俄罗斯将很难收复失地，因为乌克兰得到了许多北约国家的大力支持。俄罗斯要么继续接受它刚刚在哈尔科夫经历的意外挫折，要么积极努力改变现状，动员更多的部队、向更多的国家展开积极的利益交换与让渡，以全新的态度打一场更大规模的、更长时间的战斗，以取得俄乌冲突更大的成果。

谢选骏指出：欧盟应给乌克兰赠款而不是贷款，因为若没乌克兰的抵抗，欧盟可能已经遭到俄国的入侵。而这个松松垮垮的欧盟，到现在还在斤斤计较，打着生意人的小算盘。

《俄军惨败！乌为什么能取得哈尔科夫大捷？》（手记 2022-09-11）报道：

乌克兰的真正目标是哈尔科夫！乌克兰利用声东击西战法，通过南面佯攻，吸引了大量的俄军南下，部署到赫尔松地区驻防。但是，就在俄军南下后，北面的哈尔科夫方向，俄军防线立即出现了兵力空虚。

凭借北约提供的精准情报，乌军彷佛开了地图挂，精准地抓住战机，从哈尔科夫方向发起反攻。俄军在几乎没有重大抵抗的情况下，迅速丢掉了巴拉克列亚和库皮扬斯克两座军事重镇，直接导致驻守在伊久姆市的1.6万俄军陷入乌军的三面包围之中。

其中，巴拉克列亚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军夺回的首个战略重镇。而库皮扬斯克是伊久姆俄军的后勤基地，俄军的大量火炮弹药都存储在库皮扬斯克，再转运到伊久姆。当俄军丢掉巴拉克列亚时，尚且还能依托于库皮扬斯克的弹药库，在伊久姆坚守防御。

可是，当巴拉克列亚和库皮扬斯克两座重镇全部丢掉时，驻扎在伊久姆的俄军就成了三面围歼的目标。况且，在围三缺一的情况下，俄军在伊久姆市唯一的一条铁路线，也处于乌军海马斯火箭炮的打击之下。若是乌军使用海马斯火箭炮摧毁这最后一条铁路线，伊久姆的俄军将无可遁逃，会成为瓮中之鳖。

这让伊久姆的俄军跑路速度也极快。仅3天时间，巴拉克列亚、库皮扬斯克和伊久姆三座军事重镇的俄军全数撤离，转入顿涅茨克。可以说，俄军的撤离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慌乱的，几乎没有做任何像样的抵抗，跑得也太快了。

要知道，为了攻克伊久姆市，俄军足足鏖战了2个月。可丢掉伊久姆，仅耗时3天。虽然俄罗斯媒体报道称，俄军为了保存军力，是战略转移，并在撤离过程中，歼灭乌军上千人和数百架装甲车。这个属实有点吹牛了。要是真的歼灭上千名乌军，摧毁数百架装甲车，俄乌两军必然也要经历一场恶战。

可现实是，俄军几乎没有发起重大抵抗，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大量地跑路了。显然，这么快的弃城而逃，无论如何都说不上是有组织、有纪律、有策略的撤离，更像是一触即溃，四散而逃。

在俄军撤退过程中，为防止乌军追上来，还主动炸毁了奥斯科尔河上的唯一一座双车道桥梁。

更有消息称，普京曾下令，禁令伊久姆的俄军撤退。可当面临生死存亡时，总统的命令也不好使。

为什么乌军突然神勇了？

从战术上来讲，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穿插包围，甚至有些深得我军穿插战术的精髓。队长严重怀疑，乌军里面有人偷学了解放军的战略战术。而这套战略战术，在中美蜜月期时，有不少中国解放军的军官曾赴美教学，将三三制，穿插包围战术传授给了美国军官。

在包围伊久姆前，乌克兰第81空中突击旅、第92机械化旅执行隐秘穿插任务，在俄军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奥斯科尔河东岸森林中会师，并完成了对伊久姆俄军的包围。

从战略上来讲，乌军也表现得相当不错。在舆论端，大量释放赫尔松大反攻的消息，迷惑俄军，还对赫尔松的俄军发起了损失惨重的真反攻，以确保俄军相信，乌军要夺回赫尔松。

在这种情势下，俄军部署在顿涅茨克的部队不能调回，唯一能大规模调动的就是哈尔科夫的俄军。当俄军从哈尔科夫调走主力后，乌军就等来了期待已久的反攻机会。而在穿插迂回作战中，乌军的隐秘性也做到了近乎完美，成功地绕过了俄军的侦察体系。

可以说，为了反攻哈尔科夫，乌军进行了非常周密的部署。而对时机的把握，更是恰到好处。从这些可以看出，驻扎在哈尔科夫的乌军主力部队，无论纪律性，还是战斗意志，都不是俄军可以轻视的。从马里乌波尔战役开始，俄军早就应该放弃对乌军的轻视了。

这是俄军自俄乌战争以来，所遭遇的第二次惨烈的失败。第一次是闪击基辅失败，在撤退过程中，俄军被乌军反包围，导致俄第35集团军损失惨重。而在这次败退中，俄第237近卫空降团惨遭团灭，第22独立摩步团团长失踪，原本从北面包围斯拉维扬斯克的红利曼也丢掉了。

从战果来看，俄军在哈尔科夫方向几乎已经陷入全面败退，只能退守顿涅茨克了。

乌军这次能够大胜哈尔科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驻扎在这里的俄军基本都是一些偏师，如北方舰队独立摩步第200旅，高加索第55山地旅，库页岛第39摩步旅和北方舰队海军陆战队独立第61旅。看部队番号就知道，不是远东来的，就是北方舰队来的。在战斗力上，远远比不上俄罗斯中央王牌集团军。

对俄军而言，丢掉伊久姆容易，想要重新占领这片地方，将是难上加难。这是乌军国土防卫战中，赢下的关键一战。无论对乌军士气，还是对北约军援，都能提供巨大的信心。乌军战场表现越出色，北约军援就越不会吝啬。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得不到。

乌军能走到今天，北约军援固然重要。但若是没有基辅保卫战的成功，若是没有马里乌波尔战役的顽强抵抗，若是没有击沉“莫斯科”号的精准袭击，若是没有斯拉维扬斯克的严防死守，若是没有克里米亚半岛的游击袭扰，乌克兰早就被北约抛弃了。

正所谓：“自救者，天救也。”

对俄军而言，最可怕的不是战败，而是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它暴露出俄军的常规装备作战体系已经远远地被北约甩在身后。北约还有大量的先进常规武器没有参战，可俄军就已经开始显示颓势了。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中国自海湾战争以后，启动军事信息化改革以来，就重点转向学习美国的高科技战法。尤其是空军和海军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倒向美国技术体系，如航母战斗群、北斗卫星系统、隐身战斗机以及大型驱逐舰等，均摸着鹰酱过河。

苏联的技术库存不够用了，毛熊也不能再摸了。这时，最慌的是印度。印度三艘航母中，就有两艘购自俄罗斯，还有一艘自建。这样的

在历史上，俄军的对外扩张作战，胜少败多。有人质疑我说：“胜少败多，为什么俄罗斯领土面积全球第一？”

不说别的，就西伯利亚那片地区，沙俄发兵840人，就征服了一个人口仅20万，面积却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伯利亚。当时的沙俄总面积才280万平方公里。而中国历代王朝都因北方游牧民族的阻隔，都无法将影响力扩大至西伯利亚。这事你找谁说理去？

这不比充话费送领土更爽吗？

可在俄土战争、日俄战争、入侵中国新疆伊犁、苏芬战争以及入侵阿富汗等战争中，俄军尽数战败。在俄军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无一不是国土防御战，如俄法战争击败拿破仑，第二次世界大战击败希特勒。这都是俄军的国土防卫战，从莫斯科开始反攻，其中之悲壮，是任何史书都无法磨灭的。

但此次入侵乌克兰，俄军难言胜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二战时，苏军能从莫斯科开始反攻，也是得益于同盟国不计代价的海量援助。而今的俄罗斯不仅向伊朗求购武器，还有传闻称，俄军在向朝鲜求购炮弹、火箭弹……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乌克兰之所以能够反败为胜，多亏美国的无偿援助。因为今天的美国，已经不是欧裔的天下，敢于挺身而出了。至于说到“中国历代王朝都因北方游牧民族的阻隔，都无法将影响力扩大至西伯利亚”——更是双重标准。因为按照我的一重标准——既然鲜卑可以入主中国，那么鲜卑利亚就是中国的领土了，正如吐蕃、维吾尔、蒙古、满洲、日本……可以入主中国首都，那么他们也都应该算作中国领土了。这就是“中国道理”！

【22、全球规模的统一社会正式开张】

《英語專業的終結》（內森·海勒 2023年2月27日）报道：

自2013年以來，英語和歷史的學習減少了三分之一；與此同時，stem學位的數量正在飆升。

危機來臨時，來得如此之快，以至於起初難以辨認其規模。從2012年到大流行開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英語專業的學生人數從953人減少到578人。記錄表明，語言和文學專業的畢業生人數減少了大約一半，歷史專業的人數也是如此。婦女研究損失了百分之八十。“對於像我這樣主修英語的學生來說，很難從他們所做的事情中找到快樂，”大三學生梅格·馬西亞斯(Meg Macias)在一天下午說，校園上空的天空邊緣變得柔和。時值深秋，夕陽如薄紙上的火焰般照進黃昏。“他們總是知道有人希望他們在做其他事情。”

ASU以坦佩為中心，校園內有8萬多名學生，如今被視為公立高等教育民主承諾的燈塔。它的本科錄取率為百分之八十八。它的近一半本科生來自少數民族背景，三分之一是他們家庭中第一個上大學的人。州內學費平均只有4000美元，但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師生比例比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更好，而且在教師研究方面的支出也比普林斯頓大學多。對於對英國文學感興趣的學生來說，這似乎是一個幸運的著陸點。該大學的終身教職英語教師有71人，其中包括11名莎士比亞學者，其中大部分是有色人種。2021年，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英語教授獲得兩項普利策獎，

在校園裡，我遇到了許多學生，他們可能被這些美德所感動，但卻被拉向了其他追求。大四學生路易莎·蒙蒂(Luiza Monti)是鳳凰城一所特許學校的全面畢業生。她在暑期交流期間愛上了意大利，並對意大利語言和文學產生了幻想，但她正在學習商業——具體來說，是一個名為商業（語言和文化）的跨學科專業，其中包含意大利語課程。“這是一種保障措施，”蒙蒂(Monti)戴著她母親創辦的一家珠寶公司的耳環，她是一名巴西移民，她告訴我。“重點在於誰會僱用你。”

另一位大四學生賈斯汀·科瓦奇(Justin Kovach)熱愛寫作，而且一直如此。他獨自翻閱了數千頁的《堂吉訶德》（“我想，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並尋找更多的大部頭書籍來保持這種感覺。“我喜歡語言華麗的長篇大論，”他說。不過，他主修的不是英語，也不是任何一種文學。在大學裡——他從匹茲堡大學開始——他在計算機科學、數學和天體物理學之間移動，沒有一個給他帶來任何成就感。“大部分時間我都會逃避工作，”他承認道。但他從不懷疑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的常見首字母縮寫詞）中的一個領域是最適合他的道路。他選擇了數據科學學位。

科瓦奇畢業時將背負大約三萬美元的債務，這一負擔影響了他對學位的選擇。幾十年來，教育成本的增長總體上超過了通貨膨脹。一種理論認為，這種壓力，加上中產階級日益不穩定，在促使像他這樣的學生選擇硬技能專業方面發揮了作用。（平均而言，英語專業的學生比其他專業的學生背負的債務要少，但他們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還清。）

因為ASU的下降並不反常。根據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人文學科指標項目的聯合主任羅伯特·湯森德（Robert Townsend）的說法，該項目統一收集數據，但與內部招生數字並不總是相同，從2012年到2020年，俄亥俄州立大學主校區的人文專業畢業人數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六。塔夫茨大學失去了近50%的人文專業，波士頓大學失去了42個。聖母大學的人數是開始時的一半，而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幾乎損失了四分之三。Vassar和Bates——標準的文理學院——人文專業的人數下降了近一半。2018年，威斯康星大學史蒂文斯角分校因生源不足，曾短暫考慮取消13個專業，包括英語、歷史和哲學。

在過去十年中，大學階段的英語和歷史學習下降了整整三分之一。Townsend發現，美國的人文學科入學率總體下降了17%。這是怎麼回事？這一趨勢反映了全球趨勢；經濟合作組織五分之四的國家報告說，在過去十年中，人文學科的入學率有所下降。但這並沒有給美國學者帶來什麼安慰，他們開始懷疑，在人類過去所受教育程度低於以往的任何一代大學畢業可能意味著什麼。

如果您花點時間在腦海中想像一下大學，您可能會得出兩種願景中的一種。也許你看到了文科田園詩，遠離了更廣闊世界的壓力，到處都是在四合院草坪上閱讀的粗花呢生物。這是英語專業理想化人物的堡壘，敏感且穿著毛衣，從“Pale Fire”到“The Fire Next Time”，並攀登“Ulysses”的高度以欣賞風景。這種教育的目標不是直接的職業培訓，而是心靈的培養——萊昂內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諷刺地認為“如果我們閱讀文學作品，就會發生某些好事”。該模型描述了其中一種追求，如針灸或精神分析，這些追求似乎通過我們已經嘗試但基本上無法解釋的機制產生了有益的效果。

或者您可能將大學視為研究殖民地，充滿了實驗室和會議以及為專家讀者撰寫的同行評審論文。這是一個充滿能量的地方，就像一千隻地鼠翻閱知識一樣。這是校園喜劇的小口徑大學——“幸運吉姆”和“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但也是解構、量子電動力學和價值理論的採石場。它產生了新的知識和理解方式，這些知識和理解方式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機會出現。

1963年，加州大學系統校長克拉克·克爾(Clark Kerr)進行了一系列講座，隨後被收錄在一本名著《大學的用途》中。他認為，這兩種範式——前者主要受到牛津和劍橋等英國學校的啟發，後者主要受到19世紀德國偉大大學的啟發——在美國沒有實際的對應物，他說，相反，美國人創造了“多元大學”：兩種類型和更多類型的大雜燴。多元大學融合了贈地大學的傳統，著眼於工業時代的技能組合。它為每個人提供了一些東西。這裡有各種各樣的職業前培訓——法學院、商學院、醫學院、農學院——還有古老的文科四合院。

谢选骏指出：英語專業的終結和大學失去了近50%的人文專業，这说明民族正在趋于消亡，有关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也就趋于萎缩了——这说明，一个完整的“全球规模的统一社会”，正在揭幕开张。

【23、全球化：六大課題、重要概念、事例目錄】

第一課　了解全球化

1. 引言

2. 全球化的意涵

3. 全球化帶來了甚麼轉變

4. 全球化的歷史

5. 全球化的推動與反抗

6. 全球化的爭端

7. 結語：從新的局面到新的爭議

1. 引言

「全球化」這詞在這十幾二十年間流行起來，成為學術界的熱門課題。事實上，全球在政治、經濟、文化層面正出現急劇的轉變。除了學者，政界和傳媒都對這些變化大表關注。時至今日，全球化的前因後果、是好是壞等問題，仍然引起各界的熱烈討論。

雖然全球化是近年的熱門話題，但是卻不是一件全新的事。相反，從跨地域的貨物貿易、人口流動、投資活動等方面看，全球化的歷史至少有幾百年。在過去，這些跨境活動對各地的本土政治和經濟的影響未算顯著，大家的關注自然較小。時至今日，全球化已經令世界各地不同社會產生根本性的改變，因此我們需要去探討全球化的本質和推動全球化的因素以及其影響。

有關「全球化」的研究、討論、爭議甚多。不少的分析都認為全球化是件好事，大家應設法推動全球化，也有很多人指出全球化的壞處，大力反對全球化。本課旨在令大家對「全球化」有一概括的認識，從而分曉那些爭議其實是不必要的，那些爭議是不可避免的。

全球化是一個龐複的課題，我們只能集中討論較核心的議題。本課會先介紹「全球化」的基本概念，剖析「全球化」在不同層面帶來的變化，讓大家能了解「全球化」的意涵，以幫助之後進一步討論有關「全球化」的不同議題。以下的幾個問題，將是本課的重點：

甚麼是全球化？

全球化帶來了甚麼轉變？

全球化是何時開始？

甚麼人和事推動全球化呢？

為什麼全球化的爭議不斷呢？

有關全球化的爭議有甚麼重要呢？

2. 全球化的意涵

要了解「全球化」這個概念，最好還是從它的意涵入手。這是因為至今還未有一個「全球化」的定義是大家都認同的。本課將會剖析全球化為世界帶來了甚麼轉變，而這些轉變又對人類社會有甚麼意義，以幫助大家了解「全球化」這概念。

「全球化」這個概念，雖然現今十分流行，但其實學術界對全球化的討論，是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漸漸興起的，至於大眾傳媒對這課題的興趣，更只是近幾年的事。

有關「全球化」的討論，基本上吸引了整個社會科學界，包括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人類學等。此外，管理學、歷史學、文學、哲學等不同學科的學者，研究「全球化」的數目亦很多。

由於討論的時間相對較短，參與討論的人背景又不同，所以有關「全球化」的定義，根本沒有共識。事實上，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每年有關「全球化」的文章和書籍都數以千計，而每本書、每篇文章，往往都對「全球化」作一定義，所以「全球化」根本無一個所謂標準定義。

從Box 1所列的幾個較有代表性的全球化定義可見，由於作者的觀點和角度各有不同，所以對全球化的理解也不一樣。要從定義入手去了解全球化，往往只會令這概念變得含糊。

Box 1: 幾個較有代表性的「全球化」定義

Thomas Friedman.　1999.　《解全球化：凌志汽車與橄欖樹》

在不斷進行的動態過程：包含市場、民族國家以及科技的無情整合，其徹底之程度為歷來所僅見—一種讓個人、企業以及民族國家，得以用比以前更廣泛、更快、更深以及更便宜的方法來接觸世界……背後的驅策理念就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free-market capitalism)……全球化意味覑將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散佈到全世界每一個國家。

R. Robertson.　1992.　Globalization

世界的壓縮，以及全球即一體的意識膨脹……互相依存與全球意識在二十世紀具體出現。

M. Waters.　1995.　Globalization

是個社會過程，當中地理因素對社會文化發展的限制日漸降低，而人們亦愈來愈意識到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日降的這趨勢。

M. Albrow.　1996.　The Global Age

歷史轉變中出現的狀況，當中各種行為、價值觀、科技以及產品向世界各地傳播，並對人類生活產生巨大影響，令「全球」成為人類活動的單一基礎。

Anthony Giddens.　1999.　Runaway World

社會關係在環球的基礎上深化，令不同地方聯系起來，當中遠方發生的事會影響本地的事，而本地事又會影響遠方的事。

David Held 等合著　1999.　GlobalTransformation

包括各種社會關係的處置措施等空間性組織的轉變(以其擴展範圍、強度、速度與衝擊影響等觀點來評估)，而產生跨越洲際或橫跨區域的行為、互動與權力運作等交流與連結的一種過程(或一系列過程)。

2.1 日常語言中「全球化」的意思

事實上，要從定義去了解全球化，不如從日常語言使用「全球化」的意思入手。如果有一樣東西，你去到世界不同地方都可以找得到，我們會說這東西很全球化。例如：

你去到世界各地都可以說英語，我們會說英語是很全球化的語言。

你去到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麥當勞，我們會說麥當勞是很全球化的餐廳／食物。

你去到世界各地都有人知道Nike這個品牌，我們會說Nike是個全球化的品牌。

你去到世界各地都有人崇拜碧咸，我們會說碧咸是個全球化的偶像(icon)。

全球化的例子很多，我們說現在愈來愈全球化，就是說這些人、事、活動愈來愈多。愈來愈多這類人和事，就是全球化。看一看你就會明白：

全球已有超過20000個國際標準，統一世界各種產品規格、服務水準等

超過44500家跨國公司，年營業額合計7兆美元

超過250個多邊監管機構

超過16500跨境民間組織

近9億條電話線

近20億部收音機

超過10億部電視機

已發出信用卡以百萬計

每年航空旅客超過10億人次

每年外匯交易額達450兆美元

每年跨境基金投資額60兆美元

國際貿易貨值在過去50年，大幅上升超過16倍

全球化的一個最重要的意涵，就是突破地域限制。就是說人和事都能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不論多遠發生的事，都可以即時知道；都可以即時行動作出回應，令人和事能以全球為基礎來進行和存在。

同樣地，世界變得愈來愈全球化的意思，就是說我們能接觸「全球化」的人、事、組織、活動的機會愈來愈多。所以我們說全球化的意義其實在於遠方的事會影響本土的事，本土的事又會影響遠方的事。

全球化其實是在描述這樣的一個大過程，在這個過程之中，很多人、事、活動都變得很「全球化」。你未必自覺主動地參與了全球化，但全球化的人和事自然會把你牽涉其中。

3. 全球化帶來了甚麼轉變

觀察全球化帶來了甚麼？轉變可分為狹義與廣義。狹義的全球化集中了科技進步與經濟活動的變化；廣義的全球化則引伸到政治、文化、社會等多個層面。

其實，全球化的討論可追溯至60年代。不少早期的論者，都是集中講狹義的全球化，其不足之處是不夠全面，但其解說也有好處，就是形象鮮明，一針見血，當中有不少形象化解說，到今日都被廣泛引用，對大家初步了解「全球化」這概念也有幫助。以下是幾個例子:

「地球村」(Global Village)

在60年代初，M.McLuhan提出這概念，主要是探討傳播媒介(特別是電視)的發達，令地球上不同地方都可以獲得同等的資訊，促進不同地方融合，令地球變得好像一條村落般緊密。這可說是「全球化」論述的先驅。

市場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Market)

T. Levitt在1983年於Harvard Business Review撰文，預言傳播媒介的力量，將令世界各地的消費者都接收到相同的資訊，令全球的品味和需求趨向單一化，造就一個統一的全球消費市場。

無國界的世界 (The Borderless World)

大前研一在1990年所作一書，也是著眼於以跨國企業帶動的跨境經濟活動，超越地球上國與國之間的界限，將令世界成為一個無國界的世界。

這三者都是相當有影響力的著作，形象化地表述了全球化對人類社會的意義。他們的基本觀點，都是預期科技與市場的力量，令地球上的界限與分歧消融，為世界帶來進步，令人類文化融合，全球化就是世界漸漸融為一體，其中「地球村」、「無邊界的世界」就很能表達這個意思。

3.1 從狹義到廣義的全球化

以上所謂「狹義全球化」，基本上仍然是不少人心目中全球化的意涵，但隨覑近年愈來愈多學者對全球化作出深入的研究，發現這種「狹義全球化」的不足之處：

誇大了「全球化」中經濟主導的因素

太強調近年的變化，視全球化為自然而然、不可逆轉，忽視了全球化的歷史和制度基礎

忽視了不同國家、群體、組織之間權力不平等對全球化的發展速度和方向的影響

要更深入了解全球化，我們在以下幾節會探討：

全球化在經濟，政治、文化等不同層面的影響

歷史上全球化不同階段的變化，以及近年全球化急速發展的制度基礎

推動與反抗全球化的各個社會群體

全球化是多方面的

我們認同全球化中經濟活動佔重要一環，但其實除了經濟，政治、文化等層面的活動，也愈來愈多在全球基礎上進行。正如英國社會學家A. Giddens所言，這些全球化的活動，令社會關係產生根本變化，遠方發生的事影響本土的事，本土的事又反過來影響遠方的事。

3.2 經濟全球化

經濟活動的全球化，是最受廣泛討論的。傳統上經濟活動都是以國家為單位來進行的。但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這個傳統的界限被打破了。傳統上，企業一般都從本地籌集資金，聘用本地的勞工從事生產，並以本土市場為主要銷售對象。但在全球化的架構裡，國家的界限已被企業的跨國營運能力所突破，出現所謂「全球市場一體化」的趨勢。

這裏從人力市場、商品市場、資本市場去歸納市場一體化。簡而言之，就是種種的經濟活動，令市場以全球為基礎來運作。

商品市場一體化—貿易

聯繫全球商品市場最重要活動是貿易。國際貿易貨值在過去50年，大幅上升超過16倍。今時今日，幾乎全球各國都參與國際貿易，而且貿易關係愈來愈密切。1997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時，會員國已達132個，現時更已接近150個。

商品市場全球化，代表企業以全球為基礎來推廣及銷售產品和服務。今時今日，基本上世界各地所有成功企業都以這種模式運作，世界各地的消費者都可以同樣享受到世界各地不同企業的產品和服務。

勞動市場一體化—跨國企業

商品可以自由流動，但人要流動限制卻大得多。促進人力市場全球化的其實是跨國企業。跨國企業透過直接投資、工序外判、策略聯盟等活動，將不同的經濟活動，分散到世界各地進行。20世紀末跨國公司接近44500家，年營業額合計7兆美元。

現在，基本上企業可以因應不同地方的成本與人力資源，去分配不同的工序。在這種全球性分工中，不同地方只會負責整個生產過程的某些部份。我們常常會提到全球性生產網絡，也就是指跨國企業把世界各地的生產基地聯繫起來，各自專注不同項目，有些地方更只專門生產某種零部件，近年來零部件貿易升幅高於製成品貿易，也是這個發展的結果。

國內的勞工成本低，近年愈來愈多勞動密集的工業和工序，如玩具、成衣、製鞋等，都分判到國內進行，使國內成為世界的加工中心，我們常常聽到中國是「世界工廠」這個講法，也是這個發展的結果。

資本市場一體化—國際投資者

資金的流動，比商品貿易的速度更快。20世紀70年代以後，金融工具不斷創新，加上資本管制放寬，大大加快了金融全球化的進程。除了金融市場，銀行的存貸活動都是跨國進行的。

今時今日，國際投資者可以評估不同地方的風險與回報去作出投資決定，隨時將資金調動到不同地方。股票、債券、期貨、期權等各種金融產品都是以全球市場為基礎來交易。20世紀末，每年外匯交易額達450兆美元，每年跨境基金投資額60兆美元。

3.3 政治全球化

傳統上，政治活動比經濟活動更局限於國界之內，但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政治也起了根本性變化。一方面，由於很多企業和社團都有能力以全球為基礎來策劃和組織活動，個別國家政府對本地企業和社團的管制能力也就相對削弱；另一方面，由於國際活動的增加，國際政治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活動平台。個別國家的政策，往往受國際組織所左右。

全球化下的本土政治

受全球化的活動影響，本土政治不再單純是本土利益團體協商的結果了。個別國家的政治活動，愈來愈受全球性的規範約束。

對本土政治影響最大的，可說是政治組織的全球化。國際性組織的重要性，在20世紀大大增加。在20世紀初，只有37個國際性政府組織(IGO)，到20世紀末已經接近300個。除此之外，國際性非政府組織(INGO)也在20世紀中大幅增加，在1909年只有371個國際認可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到2000年，已經接近25000個。

國際組織，諸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貿易組織(WTO)不時都會介入個別國家的政策制訂。例如在80年代，不少南美和非洲國家就受制於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的有條件貸款政策，而推行一系列的政府改革和開放市場措施。國際公約也是另一個政治規範全球化的重要發展，當中較常見的就有環保、人權、戰爭罪行等，對各國政府造成一定的約束。

此外，跨國企業、國際金融投資者的期望與監督，也變相成為對各國政府的規範。

香港政府近年對財政赤字大表憂慮，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擔心標準普爾和穆廸等國際信貸評級機構，會調低香港的信貸評級，令本地企業的集資成本提高，又令國際投資者對港元資產的信心下降，令港元匯價受壓。香港政府致力緊縮開支，又加稅加費，香港人也只好在經濟持續低迷的情況下，增加對公共服務的財政承擔。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發表2003年施政報告時，提及改善投資環境對解決香港經濟惡化的影響。（由此按入有關內容）

「我剛才說過，為了使經濟回復增長，我們要努力吸引外來投資及留住港資，而投資者關注香港的信貸評級。政府財政狀況是信貸評級的重要考慮因素之一。國際評級機構在評估此因素時，主要覑眼於財政收支，特別是經常帳目的收支前景。不久前「標普」宣布把港元長期債務評級前景展望由穩定降至負面，實際上是一種警告，意味覑今後如果政府財赤沒有改善，它的評級將會被調低。如果政府債務評級下調，將會累及本港公營機構和私人企業，推高融資成本，惡化投資環境，削弱香港對外資的吸引力。良好的投資環境，是當前香港經濟復蘇和轉型的關鍵條件，政府不能等閒視之。」(p.42)

從以上報告的內容來看，跨國企業、國際金融投資者透過全球化的過程，對香港特區政府的財政狀況進行密切的監察。特區政府惟有以緊縮公共開支的政策，減輕財赤的壓力。其中以加稅、加費為緊縮政策最常見的例子。

由此可見，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各國不能忽視跨國企業和國際投資者對國內財政健康情況的監管，其中有一種說法認為，全球化的進程大大削弱民族國家(nation-states)在國際經濟活動扮演的角色。

全球化下國際政治舞台的轉型

國內的政治決策，雖然會受到全球化的政治組織和條約限制，但反過來說，就是國際政治舞台的空間大增。現時，愈來愈多的國際事務，都會放到全球性的政治平台上討論和協商，令各國政府都參與了全球性的政治決策。

全球化下，國際政治已經越過了傳統所謂「外交事務」的範疇，向全球管治架構方向發展。全球性的議題，包括經濟發展、貿易、醫療、軍事等都成為多邊協商的重要議題。不論是區域性的，如我們較常聽見的APEC（亞太經合組織）、EU（歐盟）、ASEAN（東盟），或是全球性的，如聯合國、G8（八國峰會）、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這些架構，討論的事務都是全球性，或者是跨國性的議題。透過參與國際政治協商，各國政府都有機會在國際事務上發揮一定的影響力。

3.4 文化全球化

在以西方媒體主導的文化全球化中，本土文化的力量其實不可忽視。本土對西方文化的吸收與反抗，也是文化全球化活動中的重要一環。

全球化下西方主導的文化傳播

文化的全球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傳播媒介的發展，特別是所謂電子媒介，如電視和互聯網。透過傳播媒介，世界各地都可獲得大量的即時資訊。

西方（特別是美國）的跨國企業勢力龐大，再加上在跨國性傳播媒介佔有壟斷性優勢，所以文化全球化往往是西方文化往世界各地傳播。我們常常聽到的所謂「麥當勞化」、「文化帝國主義」，基本上都是指文化全球化中，西方(或指美國)單向的向世界各地傳播其思想標準與行為模式。

本土文化的吸收與反抗

其實，本土文化從來不是被動的接收西方文化。美式足球是在美國最受歡迎的運動項目，也不見得在世界其他地方流行起來。在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中，一方面本土文化會主動的吸收與融化西方文化；更甚的是主動抗衡，反擊西方文化。

在融和的一面，例如中國和日本等，在接收西方的產品或資訊時，往往會加以消化，給予這些新事物一種新的本土文化意義，使之成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也會將本土文化的特色，反向傳輸往西方，當中日本的壽司和印度的咖喱都是明顯的例子。

在反抗和衝突的一面，例如中東的穆斯林文化，在西方文化向各國傳播的同時，採取排斥的態度，其中的「原教旨主義」的極端反西方觀點，就形成了文化衝突，更有演變成武力衝突的危機，其中「911事件」就是一個例子。

4. 全球化的歷史

以廣義的全球化來說，即是從跨越國界、地域的社會交流來說，全球化早已存在，只是近幾十年變得更顯著。關於全球化的起點，雖然學術界還未有一個共識，但一般都認同全球化並不是近幾十年的事，而是有更長的歷史。本節將談一下歷史上不同階段的全球化及其特質。

4.1. 歷史上全球化不同時期的特徵

零散的早期全球化

時期：人類還未有環球航海前

特徵：零散，缺乏系統的國際交流

主要全球化活動：

貿易—如由亞洲向歐洲輸出香料、絲綢等

宗教—如唐三藏取西經

軍事—如亞歷山大大帝、成吉思汗、唐太宗等向外軍事擴張

歐洲興起與殖民

時期：十六世紀初至十九世紀

特徵：以歐洲為中心，以軍事侵略和殖民統治為基礎

主要的全球化活動：

軍事—歐洲國家以軍事侵略為手段，控制非洲、美洲、澳洲等地方，建立殖民地統治

貿易—全球貿易快速擴張，歐洲從各殖民地入口原材料，輸出移民和製成品

第一次全球化高峰期

時期：19世紀中後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戰

特徵：工業革命與科技突破令生產力和航運能力大增，促進以國際貿易為主的全球化活動：

貿易—國際貿易量大增，國際性品牌、國際性零售市場開始形成

財務金融—金本位制度令貨幣可以全球流通，跨境金融活動大增

移民—各國出入境限制寬鬆，國際移民大增

從表1 所列全球化在這個時期的一些重要發展，可知這個時期為何被稱為第一次全球化高峰期。

表1：全球化第一次高峰期的重要發展

1851年

首次世界性展覽會—在倫敦舉行的「水晶宮」(Crystal Palace)展覽會(the Great Exhibition)

1852年

首次有製造商於國外投資廠房—美國的鎗械製造商Colt在英國設廠

1863年

首個跨境救援組織成立—國際紅十字會(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於瑞士日內瓦成立

1864年

首個跨境勞工運動組織—第一國際(the First International)於倫敦成立

1865年

首個國際政府組織成立—國際電報聯盟(International Telegraph Union)，於巴黎成立，由20個歐洲國家共同採納單一電報規格。該組織現稱國際電訊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1866年

首條跨大西洋永久電纜建成，為跨洲電報通訊的開始—由美國商人C. W. Field統籌建成，連接英美兩國

1870年

全球性貨幣制度—以英鎊為基礎的金本位制度(Gold Standard)，開始在世界廣泛使用，各國貨幣得以環球流通

1872年

首個環遊世界旅行團成行—由英國的Thomas Cook旅行社開辦

1891年

首次跨境電話通訊—由倫敦至巴黎第一條電話線接通

1896年

首次世界性運動會—第一屆現代奧運會於希臘雅典舉行

1918年

民用航空郵政服務面世—由美國華盛頓至紐約開始，至1935年才有跨太平洋空郵，1939年才有跨大西洋空郵

1919年

首次跨大西洋不停站航空—兩名英國戰機師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用了16小時多，飛行1900英里，由美國飛抵愛爾蘭

 Source: J. A. Scholte. 2000. Globaliz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 Lagasse (eds). 2000. 　Columbia Encyclopedia 6th Edition.

全球化的下滑期

時期：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

特徵：國家保護主義盛行，國際貿易量下滑，加上資本流動管制，國際金融活動停滯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冷戰

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1980年代末

特徵：冷戰時期世界分成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和蘇聯為首的共產陣型，基本上國際活動(特別是經濟活動)不會跨越不同陣營之間。

冷戰後的全球化高峰期

時期：1989年之後

特徵：全球化進入另一個高峰期，國際交流急速增加，在經濟領域尤其顯著，在政治和文化領域的全球互動也明顯增加。

這就是我們稱為當代全球化的時期，其重要性在前一節已經交代過。關於這時期全球化速度之快，可參考Box 2 所列的一些指標。

Box 2: 當代全球化急劇化的一些指標

固網電話線由1965年1億5千萬條增加至1998年8億5千多萬條

跨境電話通話時間由1990年330億分鐘增加至1998年700億分鐘

流動電話在1990年代初期還未普及，至1998年用戶人數已達3億5百萬

互聯網在1990年代初期還未普及，至1998年用戶人數已達1億8千萬

收音機總數由1930年代中期57百萬部增加至1994年20億多部

電視機總數由1956年7千5百萬部增加至1994年10億多部

國際空遊旅客由1950年2千5百萬人次增加至1996年4億人次

國際旅遊總收入由1970年190億美元增加至1996年3890億美元

出口加工區在1950年中出現，至1999年已超過850個

每日外匯交易由1979年1000億美元增加至1998年15000億美元

非本土居民銀行戶口結餘總額由1964年200億美元增加至1995年79000億美元

跨境銀行借貸總額由1970年代初期2000億美元增加至1997年超過10萬億美元

環球性債券在1960年代初還未出現，至1995年每年發行量已超過3700億美元

金融期貨在1970年代初還未出現，至1998年每年交易總值已達70萬億美元

外來直接投資總額由1960年660億美元增加至1996年32000億美元

跨境公司由1960年代末7000家增加至1997年44508家

跨國民間組織由1956年1117個增加至1998年16586個

Source: J.A. Scholte. 2000. Globaliz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4.2. 當代全球化的歷史背景

看過全球化的歷史後，大家都應該明白全球化不是只會向前，永不後退的大直路。全球化是需要歷史條件與制度基礎的。本節會就當代全球化高峰期的背景再談一下。

英美新自由主義興起

英國的戴卓爾夫人在1979年帶領保守黨執政，主張所謂「讓政府撤出市場」，政策包括國營企業私有化、縮減政府開支等，推動了所謂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之後美國列根總統上台，廣泛推行減稅減費、鼓勵私人企業競爭、減少規管市場等改革。

蘇共聯盟瓦解

在英美推行政革的同時，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形正步向瓦解。卒之在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象徵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分割的時代結束。從此世界的政治阻隔大減，為全球化的高峰奠基。

新競爭與彈性生產

在80年代初，日本以其高效率生產，挑戰美國的企業，美國企業被迫重整，從此開始了漫長的經濟轉型和企業重組之路。企業重組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彈性生產與企業外判。為了提高生產力、降低成本，企業不再將所有工序包攬。取而代之，是將工序外判。在外判的過程中，企業不斷尋找更低成本的公司代工生產，由此將工序分判到世界各地，形成了今天的全球化生產網絡。

資訊科技的突飛猛進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軍用科技大躍進，連帶民用科技亦取得高速發展。其中電腦化、電訊普及、微型化、數位化等發展，不僅大幅降低通話和資料傳輸成本，更令速度及傳輸量大大提升，使個人和企業都能以低成本和世界各地保持緊密聯繫。與資訊科技相似，航運技術在戰後大躍進，民航機、貨櫃、遠洋船等，都令跨境運輸成本下降，成為全球化基礎。

跨國媒體興起

冷戰時代，電視和電台都在多個國家列為管制行業，隨著政治開放與技術進步，其中人造衛星、互聯網、電視等電子媒體，讓世人可以即時看到、聽到各式各樣的事，使全球化火速發展。

資本市場的改革

美國在1970年代後期才開始放寬資本流動管制，在隨後的20年，發達國家陸續放寬資本管制，各國的金融市場才可以聯繫起來，令世界性的金融市場成為可能，投資者才可以全球各地買賣。

5. 全球化的推動與反抗

由全球化的歷史可見，全球化並非一個自然而然、不可逆轉的發展。就算今時今日，我們也可發現有些個人、團體、組織在推動著全球化，又有另一些個人、團體、組織在反抗著全球化。

推動全球化的，一般都是能從全球化中得益的，又或者相信全球化的價值的。反抗全球化的，自然是不能從全球化中得益的一群，又或者否定全球化的價值的。

5.1 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

跨國企業——在企業外判的過程中，將生產程序分散到世界各地；在推廣與銷售的過程中，將商品銷售至世界各地。

國際組織——透過仲裁和協議，協調不同國家的政策，又透過提供標準和簽訂公約，令一些行為標準化。

金融投資者——追逐更高的回報，變相成為監察企業行為和政府政策的一班人，間接提供一套國際共守標準。

新自由主義者——一般包括在學術領域或傳播媒介，推介新自由主義思想，主張開放市場，成為全球化的思想導師。

5.2全球化的主要反抗力量

推動全球化的，一般而言都是著重商業利益的，但反對全球化的，卻有多方面的人。

工會——不論是發達國家的工會，或是發展中國家的工會，一般都反對全球化，認為有損工人利益。發達國家的工會認為企業外判令職位減少，發展中國家的工會又擔心跨國企業剝削本地工人的權益。

社會運動團體——關注人權、民主、貧窮、環保等社會運動團體都反抗全球化，認為全球化只顧及商業利益，漠視其他價值。

民族主義者——民族主義者一般反對全球化，視之為美國或西方文化入侵，破壞本土文化的價值。

左派——視全球化為資本主義侵蝕社會公義的結果，認為自由市場無助改變社會不平等、國際不平等，主張透過政治行動改變資源分配。

6. 全球化的爭端

從當今全球化的發展，以及當中的推動與反動力量的抗衡，大家都明白全球化的複雜性。全球化固然是一個大趨勢，但不同群體、組織、國家投入全球化的步伐並不一致，所面對的得益和損失亦不盡相同，以下是全球化之中所見的矛盾和衝突之處。

南北衝突

以發達國家為主的所謂「北方國家」（即北半球），與以落後國家為主的所謂「南方國家」（即南半球）形成矛盾。由於發展程度的差異，發達國家一般而言較能在全球化中取得較多的經濟利益，而落後國家的經濟卻往往停滯不前。

全球化日益顯著與南北貧富差距日增兩者同時發生，「南方」國家自然對全球化存有疑慮。南北分歧自然成為全球化的一大爭端。

階級衝突

資本家明顯與工人的利益立場不同，成為全球化中一大爭端。在全球化中，資本家既可以把工序搬到成本較低的地區進行，又可以把產品和服務推銷到世界各地，還有全球性集資和投資機會，自然是全球化的一大得益者。

反之，工人在全球化當中明顯處於弱勢。發達國家的工人面對企業將工序外移，議價能力大減；發展中國家的工人，更談不上有任何議價能力。資本家與工人的利益衝突，在全球化之中只會加劇，難以消融。

文化衝突

西方國家主導文化全球化，令各地的本土文化受到衝擊，是全球化中另一個重要衝突面。

西方國家一方面擁有悤大的跨國企業，一方面在傳播媒介有壓倒性優勢，令西方文化以不同形式傳播到各地(特別是美國文化)，令世界各地的本土傳統價值大受沖擊。穆斯林文化當中的「原教旨主義」所引發的反西方運動，更演變成武力衝突，其尖銳程度，比「南北衝突」和「階級衝突」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7. 結語：從新的局面到新的爭議

全球化的發展並不是單一的，各地投入全球化的步伐不一致，全球化中亦不是所有人都受惠，所以關於全球化的爭端不絕。

全球化的歷史不短，但過去二三十年來，全球化種種新的發展，令全球出現新的局面，也引起了新的爭議，這當中的種種爭議，也是本課程的焦點所在。

資訊科技與航運技術的突破，令地理限制大大降低。今時今日，資訊與資本的全球性即時流通，已經基本實現；人流與物流的速度不斷提升，成本不斷下降，再加上國際之間的政治阻隔在冷戰後急速消融，全球性的活動大大增加，開出種種新的局面。

經濟上生產與消費、投資與融資都已經以全球為基礎來進行，使全球市場一體化這局面基本實現。政治上政府多邊協議、區域結盟、成立國際組織等趨勢，使全球政治平台成為新世代的重要政治制度。文化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向世界各地傳播消費主義、自由主義等思想行為，引發各地的本土文化對西方文化的吸收與反抗，也成為了現今人類文化發展的一條主軸。

在這種種新的發展中，不同的群體、組織、國家、地區所面對的機遇與挑戰不盡相同，得益與損失自然也不一致，由是引起了新的爭端。這種種爭端，我們會在以後的課堂逐一交代。總括而言，這些爭議，都是圍繞覑全球化的各種發展趨勢而出現的，當中涉及利益立場與價值立場之爭，要消解並不容易，但經過認識了解，要下一個理智的判斷，也是可能的。

這種種爭議，將會是以後課堂的主題：

生產全球化，是為發展中國家的工人提供改善生活的機會，還是製造出一個又一個的血汗工場呢？

貿易全球化，是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發展經濟的機會，還是令發展中國家更難脫貧呢？

文化全球化，是人類文明的同步前進？是西方文化侵略？還是本土文化的失落？

全球化是否表示國家政府的管理能力衰敗呢？

全球化中的文化衝突是否不能消融呢？

全球化中本地(國內與香港)的處境是好是壞呢？

反全球化的運動，究竟是人道主義精神的延伸，還是無知的激烈行為呢？

從表2所列多個有關全球化爭論的課題及其正反觀點，可見雙方各有論據，根本無所謂標準答案。本課程的目的，是透過介紹各個議題的背景和重點，去刺激大家思考，從理性的過程，去作一個判斷。

表2: 有關全球化的影響的正反觀點

正

反

1. 全球化帶動經濟增長

市場開放的國家，一般較市場封閉的國家經濟增長率較高

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只是對大企業有利，人民難於受惠

2. 全球化有利消費者

開放市場有利於商品和服務的自由流通，降低成本並提升效率

全球化擴大貧富差距，令貧者愈貧而富者愈富，對低收入消費者尤其不利

3. 全球化惠及工人

全球的市場開放意味覑經濟快速增長，增加就業，提高工資，改善工作環境。一般來說，外資公司都比本地公司有較好的待遇

全球化著眼於利潤，結果是壓低工資，裁減職位，剝削工人權益

4. 全球化有助環境保育

全球化帶來的經濟增長，可提供更多的資源去保育環境，又可發展和研究更好的環保技術和設備。

全球化破壞生態系統，只顧企業盈利，不顧對環境造成破壞。全球氣溫上升就是一個例子。

5. 全球化促進落後國家發展

開放市場與外來投資是落後國家發展經濟的最有效途徑，有助工業化，提升生活水平，改善工作環境。

國際金融系統的借貸與援助條款，令發展中國家難以脫債，破壞本土經濟，令人民難以脫貧。

6. 全球化保障人權

自由市場有助發展出法治制度和言論自由，有助人權確立。

全球化只著眼於利潤，根本漠視人權。

7. 全球化促進民主

全球化促進民主政府，在過去十年世界的民選政府數目差不多增加一倍。

全球化令國際貿易和金融組織的權力膨脹，大大削弱各國民選政府管治本土的能力，根本削弱民主。

8. 全球化提高人類生活水平

全球化所帶來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人類壽命、識字率、健康都大大改善。

全球化削弱公共醫療系統、本土經濟、以農為本的社會基礎，談不上提高人類生活水平。

谢选骏指出：苏联的出现和苏联的垮台一样突然，甚至充满了偶然，仿佛一个泡沫。对此一兴一灭，上文完全没有解释，但在行文之中却屡屡涉及相关的事项，岂不怪哉。

【24、全球化时代，怎样才算是“世界公民”】

2017年11月17日

April Rinne

Founder and Principal, April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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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

首先，我们眼前的场景是这样构建的：世界每天都在变得更加全球化，联结性变得更强。从跨国公司到气候变化再到社会与政治运动，人类的命运越发紧密地交织起来。

另外，我们正处在身份的历史性转变的早期阶段——我们越来越少地会固定在某一个地方，这种身份对于商业、政府和社会都有着广泛的意义。

在这种背景之下，对于全球化的探讨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我们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世界公民的角色。为了扭转这种趋势，我们势在必行。

世界公民分为两类：拥有共同价值观、责任共担的个人，以及着眼于全球化而似乎把世界公民抛之脑后的企业。我致力于成为个人中的榜样，帮助那些企业成为更称职的世界公民，并且在各处突出世界公民的重要性和呼声。

“人类共同的体验”

世界公民意味着人类共同的体验，它主张无论我们来自哪里、身在何处，我们都凝聚在一起。我们的幸福与成功都是完全相互依存的。我们可以从彼此身上学习到的远比对于未来感受到的恐慌要多。

世界公民也意味着共同的价值观和责任，他们了解到地区性的事件会受到全球事件远程的影响，反之亦然。他们拥护在所有国家法律、身份之上的基本人权以及保障所有人平等的社会契约。

多元、互联、共情和视野对于世界公民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价值。全球公民秉持这些价值，从而能够在地区的、国家的、国际的各种舞台上做出贡献而不会损害一方使另一方得益。他们会促进和培养国际间的了解。

世界公民包括个人、企业、全球流浪者以及“全球本土化者”，年龄、规模有大有小，性质有盈利也有非盈利，有公有或也有私有，性格有内向也有外向，有男性也有女性。世界公民与长期的前瞻性领导力齐头并进：个人领导者拥护共同价值观，企业公民的管理、伦理、商业模式和投资策略在他们接触到的每个领域都创造价值而非仅仅获取价值。

世界公民与全球化有所不同。全球化是各种机构拓展国际影响或者在国际范围内运作的过程，受到经济、商业和金钱的驱动，是产品、资本、人员和信息的一种流动。而世界公民则受到身份和价值观的驱动。世界公民们建立沟通桥梁、缓和风险、捍卫人道主义。尽管现下全球化正处于激烈的讨论中，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世界公民。

为什么世界公民如此重要？

世界公民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人们创造的。儿童并不会生来就理解人类共同的人性，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学习到这一点。教育和具有全球视野的重要性不能被低估。

从历史上来看，世界公民植根于人们避免战争的共同心愿。在普遍的推理中，我们相互了解得越多，就越能保证和平、发展和繁荣。最近，人类基因组计划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向我们展示出人类是一个整体。新的技术也使我们能够以比以前更多的方式与更多的人产生联系，使我们发现彼此的异同，更好地了解我们的相互依存关系，拓展我们的世界观。

但是很多人并未有过这样的体会。纵观世界，有许多人缺乏归属感：他们与其他环境、人和文化并未有较强的联结。他们时常感觉不到对于家的归属感。另外，那些不能够参与到数字革命的人同样被这种情况所忽视，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联结并不具有普遍性。

在企业范畴上，近几十年来我们常常看到公司将企业利益置于个人、社会利益甚至环境之上。我们了解到不道德的行为、腐败、竞租行为、恶劣的劳动行为、环境恶化甚至更糟的情况。这些现象正呈现出世界所需要的要素的对立面。

世界公民身份会促进这些鸿沟的缩小以及对现状的改善，世界公民们正是其代表。这样的举措不仅是与心态有关，更与行动、生活方式以及随着时间推移构建更好的联系有关。

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当下又有什么不同？

尽管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在几个世纪之内已经变得越来越全球化，现下关于全球化的辩论却不同于之前而趋于白热化。从英国脱欧到美国总统大选、国家主义抬头以及难民危机，我们可以全面地看到反冲和误解的出现。世界公民身份一向都很重要，但是在当下强调其在社会、商业和整个世界中重要性的需要更为迫切。

我们处于身份历史性转换的初期。我们与特定地域、社会结构或民族国家的联系越来越弱，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变，是一种我们感知不到也没有为之做出准备的转变，需要我们的参考系重新组合、视野发生改变。它还会带来非常广泛的影响，以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

技术：因特网是没有边界的，全球化也实现了数字化。智能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使全世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互联性。新技术对于能够使用它的人来说具有惊人的民主化力量。如果我们将这种互联性与世界公民价值相结合，那么世界就从此开放，使更多的人能够发声。

领导者：全球化和世界公民身份是不同的。全球化为许多人带来了极大的益处，但并没有惠及所有人。成功的领导者会是世界公民，无论他们是CEO、总理、社区领袖或是儿童。我们如何建立一个真正包容、可持续的未来将取决于我们使新一代领袖变得更全球化的能力。

商业：全球商业正在承受对于全球化的辩论的冲击，特别是那些跨国公司。这也在情理之中。几十年来甚至几个世纪以来，跨国公司所获取的比他们贡献的要多。他们惠及一小部分人（高管和股东们）而牺牲了其余的大部分（通常是雇员、社群以及环境，他们都难以发声）。

尽管如此，全球化还是为全球经济带来了极大的价值（共计全球GDP的10%）。互联性更强的国家和新兴市场大多从这种趋势中在经济增长层面获益。所以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坏事，也并不会某一天从世界上消失。

这就是世界公民至关重要的地方，因为他们既了解全球又了解当地的情况。比如，随着全球化削弱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全球化也会加剧不平等的出现。因此，解决方案与国内政策转变关系更大而不是关闭边境或解除商贸管制关系更大。在商业领域，现在正应该修正跨国公司的策略来保证他们为全球繁荣和社会做出贡献。

政治：许多政治家把全球主义看作隐患，而国家主义可以对其进行抵御。但是这种二分法是错误的。“去全球化”并不能达到和平、发展和繁荣的目标，而我们必须通过世界公民的共同价值来得到长远的对策。

青年、教育和劳动力灵活性：新技术消除了学习、发展和获得收入的障碍。现在的青年人趋向于更加全面地、无国界地、流动地看待这个世界以及他们自己。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七分之一的人是移民了。

然而未来从职业的自动化到许多新兴市场中的“青年膨胀”都充满了未知。技能水平高的职员也许不会固定在某一地区或某一专业领域，而技能水平较低的职员的选择就没那么多了。理解其中不同意义的世界公民对于制定负责任的解决方案来说非常关键。

环境与气候变化：也许没有比气候变化更能突出我们之间互联性的议题了。地球依赖于跨越地缘政治国界与经济的集体治理。世界公民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便是维护和执行全球契约。地球和社会的生态都取决于率先行动的世界公民。

城市与城镇化：我们生活在一个属于城镇的千禧年中。到2100年，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会比现在世界上的总人数还要多。城市是全球发展的引擎，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呈现出“全球/地域同在性”的典型情况：最成功的那些城市既在全球范围内互联也能解决本地的需求……换句话说，与世界公民的价值观完全契合。

世界公民并不是一个一概而论的定义，也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但对于构建一个更可持续、有韧性并且富于同情心的世界来说，它是我们在21世纪非常有力的工具。每个人都能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世界正等待着你参与。

作者：April Rinne，共享经济、共享城市专家

谢选骏指出：上文好像不懂——难民、逃犯、无国籍者，才是真正的世界公民；至于双重国籍或多重国籍者，相形之下的反而不是世界公民，倒是主权国家的多重余孽。

【25、全球化与一体化视角下的欧洲不平等问题】

《世界政治研究》2021年第1辑 崔洪建

认识欧洲的不平等问题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不平等问题在欧洲的观念及其政治和社会实践。二是将不平等问题作为一个观察欧洲变化的视角，包括政治和政策变化。

欧洲的不平等问题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有关不平等问题的理论和主要实践都起源于欧洲，欧洲也试图在有关思考和讨论上持续发挥引领作用。“自由、平等、博爱”三原则具有浓重的欧洲烙印，因此在有关不平等问题的观念和实践中，欧洲一直想走在前面。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里涉及到的所有不平等问题，包括收入、性别、年龄、残障、性取向、人种、族群、阶层、宗教、机会等十个方面，欧洲都照单全收，作为其政治话语和政策目标。同时欧洲有关不平等的概念又比较开放灵活和与时俱进，比如欧洲最近热议的就是“新冠疫情下的健康不平等问题”。“不平等问题”在欧洲已经成为一个范式，所有涉及资源和利益分配的问题都可以放到其中来进行讨论。因此在观察欧洲的不平等问题时需要一个更宽泛的视角，不能局限在经济收入和财富分配等问题上，而且现在欧洲对不平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上已经从经济不平等转向社会和政治层面。这是一个显著的特性。

第二，欧洲是战后福利国家理论和实践最充分的地区，讨论欧洲的不平等问题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地区国家采取混合经济即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实行国家福利和高标准的社会保障则是其分配体系中的基本特征。虽然同为市场经济，为支撑其福利体系，欧洲国家拥有相较于美国更强的政府干预手段和社会调节功能，并通过税收和分配制度体现出来，尤其是追求“社会公正”的再分配体系有利于消除基本的经济不平等。

第三，讨论欧洲的不平等尤其要关注一体化与不平等问题的复杂关系。欧洲也是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一体化的理念和实践与不平等问题关联度很大，对于欧洲解决不平等问题产生了两种相互矛盾的作用。一方面作为对共同体的“想象”，减少或消除国家间的不平等是部分国家加入一体化的动力和目标之一。欧盟对于候选国家设定的入盟标准就体现出消除不平等的预设条件，比如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司法制度和社会政策的趋同等。但在加入后，一体化进程本身又会使得一些不平等问题出现固化甚至强化,比如社会政策的趋同会固化甚至拉大各国在经济竞争力上的差异,平等的人口社会流动也会加剧现实中“人往高处走”的不平等状况。在欧盟内部的不平衡问题暴露出来后，观念上平等、政策上趋同和实践中不平等的矛盾现象引起更多关注，并引发欧洲学界对一体化与不平等问题复杂关系的更深入讨论。

第四，在观察欧洲如何思考和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时候，要了解其多层治理之间相互博弈的特性。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但民族主义、地方主义盛行在欧洲也表现得很明显，甚至向民粹主义、分离主义发展。地方、国家和超国家三层治理之间既相互对冲又相互促进的博弈关系，是认识欧洲不平等问题的重要背景。

在了解上述特性后，对欧洲的不平等问题可以有一些基本观察：

从政治和社会变迁角度看，欧洲的不平等状况在加剧。在过去三十年中主要有三个原因加剧了欧洲的不平等状况，一是全球化与一体化的交互作用，二是体现“公正”的社会和财政税收制度逐渐失灵，三是技术变革对就业和特定人群的不利影响，并且同时作用在国家和社会层面。技术变革的影响在全球具有普遍性，所以重点考察更具欧洲特性的前两个方面。

首先是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作用。欧洲自我描述为“全球化的失败者”，失落心理很重，因此欧洲把“管理全球化”和“有序全球化”等口号也喊得最响亮。欧洲在看待全球化加剧不平等状况上出现三种归因：一是在国内层面将帐算在主流政治头上，出现民粹主义的政治诉求和势力，表现为极右翼和地方分离主义政治兴起；二是在地区层面将帐算在了一体化头上，要清算一体化对不平等状况的固化和加剧作用，主要表现为要求在维护单一市场的基础上解决各国发展不平衡问题。三是在国际层面把账算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搞“不公平竞争”上，主要表现为要明确并维护“欧洲主权”来实现自我保护，重新制定和强化国际规则来保持自身竞争优势。后两种归因体现的就是不平等问题视角下全球化与一体化在欧洲的复杂关系。

在区域一体化层面，不平等问题集中直观地表现在2009年欧元区爆发债务危机后，欧洲竞争力最强的德国和“吃劳保”较多的希腊之间的激烈争吵，尽管德国也承认自己是欧洲搞经货联盟和单一市场的最大受益者，但坚持认为一体化提供了“机会平等”却不能确保“利益均等”。希腊方面的辩护更能揭示出不平等问题的内涵：尽管看上去两国“机会平等”，但发展起点、社会环境和资源禀赋难以平等。德国有超强的制造业传统、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较为和谐的劳资关系，作为创始成员在欧洲单一市场内的先发优势，因此德国成了欧洲主要的生产者和获利者，通过单一货币和统一市场赚取了大量“外汇”。而希腊恰恰成为与德国对应的消费者和失意者，只能靠借债度日。

德国和希腊之间的矛盾是全球化与一体化相互作用加剧欧洲内部不平等状况的缩影。“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南北矛盾是当前欧洲内部的两大矛盾之一，它的出现、固化甚至强化，深刻反映出追求平等的目标和制度设计与不平等现状之间的巨大反差。由于一体化的作用，在区域和国别之间，欧洲的不平等问题有减弱趋势，最早的一体化以西欧为主体，逐渐向北欧和南欧扩展。在此过程中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一体化给解决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带来一定好处，但同时国家之间的差距却有扩大趋势。不平等问题在区域比较上有拉平趋势但国别比较则有所加大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而且实际情况更加复杂，例如一些中东欧国家在加入欧盟后，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下降，但在有些入盟时间更早的南欧国家，不平等程度却在加大。

体现为“民主”与“非民主”对立的东西欧矛盾是欧洲内部的另一大矛盾，除了表面上的政治观念、经验和实践差异外，其后也有不平等问题的根源：中东欧国家是欧洲一体化的后进者，加入后的最大好处之一是由于经济欠发达，每年可以从欧盟拿到大量的资金来搞建设，逻辑是要“实现平等”。但在加入欧盟一段时期后，只要经济保持持续发展，在GDP规模达到一定指标后，又必须拿出财政收入来给欧盟财政做贡献。从欧洲一体化的净受益者成为贡献者，从不平等的“受益者”变为不平等的“受害者”，背后逻辑都是要在不平等的现实中追求平等目标。但对于一些即将达标的中东欧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来说，对欧盟的经济贡献很快就要与西欧国家“平等”了，但在政治权力、谈判权能上还“不平等”，因此要提前通过与欧盟机构和西欧国家的博弈来实现权力扩张和权利维护。

在国内层面，一体化带来的竞争力失衡问题与社会和财政税收制度失灵相互纠缠，进一步放大了不平等问题。欧盟实行统一市场但各国在社会、财政和税收政策上保持独立，各国可以利用税收制度来弥补竞争力的不足。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爱尔兰经济崛起，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了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欧洲内外的大企业尤其是美国高科技企业的投资拉动；又比如德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施罗德政府推行的劳动力市场改革。这种利用禀赋和政策差异来提升竞争力的做法在不平等问题并不突出的情况下受到容忍，但2009年开始的债务危机成为分水岭，欧洲各国和欧盟都试图改变这种状况，这成为欧洲应对全球化和一体化带来的不平等问题的转折点。

2008年前欧洲经济中速增长，内外环境都是比较好的时期，欧洲的收入和经济不平等，但2008年开始受美国次贷危机拖累并陷入欧元区债务危机，一病十年，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总量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这就加剧了国内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状况，一定程度上代表改革诉求、要求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的民粹主义政治应运而生。现在欧洲的民粹政治主张实际上是认为原有的福利政策、税收制度的调节手段以及失灵，解决不了不平等问题，因此需要找到一种政治解决方案，也就是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但欧洲改革的路径是在不破坏原有政治体制的前提下，政治生态和政党结构发生变化，比如传统左右翼共治正在瓦解，政治碎片化和极化现象加剧。法国传统的左右翼政党同时衰落，马克龙以中间改革派自居，表面上非左非右，但在政策上是又左又右、时左时右。民粹政治要求在各个层面解决不平等问题，尤其是民众的普遍“获得感”问题，不仅包括经济、收入和其他基本权益方面，也涉及到身份和政治上的不平等。在国内改革的驱动下，欧盟层面也以解决公平竞争为名开始削弱各国在社会、财政和税收政策上的差异，尤其是在债务危机背景下，欧盟通过厉行反垄断法和尝试协调各国财税政策，比如通过对大企业的巨额罚款来削弱爱尔兰等国的优惠政策、通过要求德国设定最低收入标准来迫使其转向国内消费并削弱其出口产品竞争力等。同时开始推进“社会欧洲”理念和政策，尝试将一体化深入到养老金等社会保障领域。

应对和解决代际不平等是观察全球化和一体化对欧洲不平等问题影响的另一个视角。近两年欧洲政治的一个很大变化是绿色政治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是在传统的中间政治解决方案失效以后，寻求解决“资源环境不平等”的新型左翼政治形式。绿色政治崛起的主力是欧洲年轻人，尤其在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欧发达国家很有市场，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欧洲在现有政治体制和政策范围内解决不了不平等问题，所以实现了一种中间政治共识分裂、重新走向两翼的转移。这种转移也是欧洲政治极化现象的反映，传统的中间政治很可能会被新的左右翼政治替代。一些现在被贴上民粹标签的极右翼政党，今后会慢慢修正然后取代传统右翼；而以绿色政治为代表、以年轻人为主力、想要解决代际不平等问题的政治势力比如绿党等，会以新的左翼形态成为欧洲政治主流。因此欧洲的不平等问题和想要解决它的努力，一定程度上正在重新塑造欧洲的政治形态和逻辑。

同时，欧洲应对不平等问题的方式和路径正在产生溢出效应，这对于世界政治的研究来说尤其具有重要意义。欧洲认为自己遭遇到了不公正的国际竞争，因此一方面提出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绿色经济的“再平衡”的应对方案，并把这些方案提升到国际规则层面；另一方面从“平等”概念出发，在可持续发展、经贸合作等领域提出了“对等”概念和相应的规则设计，并将其付诸对外政策和国际谈判中。比如在处理和中国关系时，“对等和公平”成为欧洲的原则：一方面要设法摘掉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帽子，在身份上和欧洲“平等”，进而在利益格局中寻求“对等”，要求中国提高社会保障和劳工权益，以此来削弱欧洲不具备的竞争优势。

在对欧洲的观察和研究基础上，最后可以做一些理论上的思考。

首先，不平等作为现状容易察觉并被定义，但平等作为观念难以界定并实现。在欧洲强调不平等问题的以非政府组织和知识分子群体居多，但到了政治和政府层面，则是以公平为主要话语。但平等和公平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究竟哪一方才是上帝视角？

其次，平等和包容之间的关系问题。欧洲这两年面临很大的问题是族群不平等。欧洲没有出现类似美国“黑命贵”那样的极端的社会撕裂和族群对立现象，但面临的族群问题更加复杂。欧洲国家和一体化的主要政治目标是在多样性上寻求一体化，多样性本身蕴含着不平等或不公平，但一体化并不必然导致平等和公平。因此反映在族群问题上则经历了从“文化多元主义”的失败到当前民粹兴起的变化，目前在两者之间还很难找到平衡。这或许可以说明平等和包容之间存在着某种悖论。

最后，理论向左、实践向右的问题。目前欧洲的政治现状是在解决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迫切需要下，历来主张社会公正、提倡机会平等的左翼政治却正处于急剧衰落的时期，而发展最快的是被贴上民粹标签的极右翼势力。理论上都在要求解决不平等问题、实现各种平等，要反对欧洲的政治右倾，但在实际中却是另一番景象。如何认识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并找到其后的逻辑，是今后需要重点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谢选骏指出：上文是共产党黄俄的作品，所以避而不谈“欧洲不平等问题”是共产国际割裂欧洲的百年暴行所造成的，而全球化与一体化正在渐渐填平“两个欧洲”之间的这一历史鸿沟。

【26、全球语言的统一趋势正在加速】

《别介意你的英语有口音》（伊兰·斯塔文斯 2023年2月22日）报道：

移民辩论通常关注我们应该欢迎什么样的人进入我们的国家。有些人甚至争辩说，多元文化主义淡化了我们的民族性格——这个国家的精粹正在以某种方式消失。但移民绝非破坏美国的实验，移民通过引入新的思想、美食和艺术来增强我们的文化。移民还使英语变得更加丰富。

当新移民掌握一门新语言时，他们会将母语词典中的单词借给我们其他人。例如，英语，或者我们应该就叫它美语，从其他语言中借用了许多词来命名我们许多人喜爱的食物。意大利人给了我们pizza（披萨）和spaghetti（意大利面），我们从西班牙语中借来了taco（塔可饼）、burrito（卷饼）和churros（油条）。

中国移民带来了chopsticks（筷子），而我们用来涂满热狗、汉堡和薯条的ketchup（番茄酱）据信源自一个中文词。爱尔兰移民带来了hooligan（流氓）、phony（假）和galore（大流氓）——我们从意第绪语中得到了chutzpah（放肆）和schlep（负重前行）这两个词。diva（名伶）、tornado（龙卷风）和tycoon（台风）等词也来自其他语言。

每天都会出现几十个新单词，而旧单词会被推到一边，为新单词腾出空间。有些外来词的寿命很短；有些则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能存在多久可能取决于同化过程——一个群体进入中产阶级所需的时间以及该群体与其根源的联系。

当然，美语不仅仅大量借鉴了来自远方的英语。kayak（皮划艇）、chipmunk（金花鼠）、tobacco（烟草）和hurricane（飓风）等词源自大约300种美洲原住民语言中的一部分，这些语言在我们大多数祖先到来之前很久就存在了。美国一半以上的州的名字源于美洲原住民。我想起了诗人娜塔莉·迪亚兹的诗句：

莱纳佩人给了我们曼哈顿一词。

就算手表也必须上弦。

如果都没有人问，

原住民去了哪里？

一个世纪如何更始，一颗心如何挽留。

鉴于我们总是吸纳大量的新东西，开国元勋对我们今天的语言可能几乎一无所知。我们的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确信，美国英语需要一个联邦政府资助的美国版法语学院，以防人们使用的语言“走向没落”。1780年，他提出了建造该学院的策略。但托马斯·杰斐逊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试图保护美洲原住民语言，人们还将belittle（贬低）和pedicure（修脚）等词汇的引入归功于他。他认为，一种语言有自己的生存机制。

幸运的是，亚当斯是失败的一方。美语是民有、民享、民治的，它的发展取决于我们。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或感觉来使用它，因为语言往往是由内心情感塑造的。当然，每种语言都有权威，主要是父母、教育家、语言学者和字典。

我们的奠基词典——诺亚·韦伯斯特的《美国英语词典》——于1828年出版时只收录7万个单词。为了能被接受，词语必须符合特定的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成了《韦氏词典》，一部包含超过1500万条单词示例的商务词库。它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就像其他语言的字典一样。也就是说，《韦氏词典》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说话。事实正好相反：母语人士和移民都能决定字典应该包含哪些内容。

作为一名墨西哥移民，我经常惊讶于过去450年的历史中，美语如何变得具有惊人的可塑性。它通过学习过去来重新调整自己。它必须继续这样做。不要放弃你的口音！不要失去你的移民语言遗产！作为一名移民，我很喜欢听口音，尤其是那些掌握了美语但还保留着母语优美痕迹的人。

需要注意的是，对一些人来说，说英语并不是一种自愿选择。移民有时会觉得，为了归属感，他们必须压制自己的语言。纵观历史，曾经有儿童因为说母语而受到体罚或歧视的情况。

我最近偶然看到NPR的一集《我们来自哪里》(Where We Come From)，第三代华裔美国人艾米丽·邝（音）在节目中讨论了她如何适应自己的华裔身份。她的父亲在上幼儿园之前一直说普通话，后来被迫说英语。他解释说，融入社会的需求激发了他想说流利英语的愿望，他忘记了如何说自己的母语。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家庭失去了他们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

艾米莉·狄金森认为，话语在被说出的那一刻就有了新的、不引人注意的生命。虽然美语可以被视为对世界各地其它文化生存的威胁，但在我们的国家，它是一种有助于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力量，即使是在意识形态两极化的情况下。移民可以帮助我们重振我们多姿多彩的语言。

谢选骏指出：一个墨西哥人，为何鼓吹“别介意你的英语有口音”？因为他每天都有千百万同胞源源不断地偷渡美国、摧毁美国的语言文化！这促使全球语言的统一趋势正在加速！

《我们所说的语言终将灭绝》（SARA GOUDARZI 2020年8月13日）报道：

“我们没法打网球，因为你没有网。”

当时我正站在康涅狄格州布里斯托尔市郊一条安静的街道上，隔壁的男孩埃里克对我说道。拿着两支球拍的我觉得自己的脸发热。然后，愤怒的情绪在我刚满10岁的身躯里蔓延，我爆发了。

“我没有网？”我喊道。“我没有网？”为了增强效果，我又重复了一遍。“你才没有网。你爸没有网。你妈没有网。”我继续说道，用我以为的侮辱人的话来炮轰他。我想戳到他的痛处——他的家人，这是我们伊朗人爱用的策略。我只需要让我的玩伴知道，我有的是网。

埃里克傻眼了。他承认，他家的确没有网球场，也没有球网，但他看起来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会对他家的这个不足火冒三丈。

出于一些至今仍不明白的原因，作为一个刚到美国、英语词汇有限的人，我以为“网”(net)指的是“礼貌”(manners)。埃里克不想跟我玩是因为我没礼貌。怒气冲冲地回到家，来美近十年的哥哥指出，是我搞错了。

我们用来收发信息、思想和情感的语言，往往难以胜任。即使我们操同一种语言，相互理解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此外，使用外语进行交流所带来的挑战，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和搞笑，在情景喜剧的编剧那里并不陌生。

当我和父母抵达内罗毕时，肯尼亚的电视上有意思的节目不多。作为少年初长成的我，那是三年内踏上的第三块大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只有两个晚上播出的频道，我想看的节目很少，《请讲普通话》(Mind Your Language)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一部英国情景喜剧，故事发生在一个成人学习班，一个年轻的英国人教一群来自中国、印度、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国的学生。

在第一集有一幕，一个即将入学的学生对女校长说“打扰”(excuse me)，结果说成了“捏我”(squeeze me)。他看着课纲，对她说，“我要跳起来就像你的蠢大巴车一样展开。”（他本意是说，我希望能像课纲上说的这样修这门课。——译注）

在肯尼亚的学校里，我得知法式炸薯条是chips，橡皮擦是rubber。（回到美国后，一次在高中课堂上，我大声找人借rubber [保险套——译注]，结果引来长时间的沉默。）尽管我在内罗毕和新泽西的高中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我发现语言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第一次对美国男友说我热得快死了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了这件事。他真诚地回答我：“不，你不会死。”那时我开始意识到，我的母语，也就是用摇篮曲哺育了我最初的梦境的那种语言，天生就具有戏剧性。前几年，我拆解了波斯语中用来代替再见的一个短语“ghorboonat beram”，然后才意识到它的字面意思是“我愿为你牺牲自己”。

到了刚成年的时候，英语已经成为我的主要语言，在我的大脑中占据了一个很大的空间，波斯语被逼到一个很小的角落，以至于有时会让我担心。失去这种联系，或者这种联系被削弱，会让人感到毁灭性的打击。但事实证明，一种语言并不会从你的脑海中溜走。事实上，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母语会在婴儿的大脑中创造神经模式，即使不使用这种语言，这些模式也会伴随着我们。

几年前，我在白天睡着了——这种事就像日食一样罕见——醒来后，我迷迷糊糊地问丈夫现在几点了。“Saat chande?”我用波斯语问，这种语言他只懂几个词。他一脸茫然。我又慌乱地重复了一遍：“Saat chande?”在半睡半醒的困惑时刻，我求助于那种让我感到安全的语言，那种在我的大脑中刻下印记的语言。

我父母都来自伊朗西部的一个地区。在那个名叫洛雷斯坦省的地方，方言中的一些单词和短语和波斯语中的对应用语不太一样，有时会显得更有趣、更尖锐、更强烈。我喜欢这些词，并把它们与笑声和茶香以及祖母家的夏天联系在一起。

因为我在10岁之前就离开了伊朗，所以忘记了不是所有伊朗人都知道这些词。有时，我和身在纽约的伊朗朋友说话时使用它们。我曾经用“gamelas”这个词来指一个懒惰或无能的人，但我无法翻译它。它不仅仅意味着懒惰；而是一种感觉，真的，要放到文化背景里去考量。我笑了，因为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词。但朋友们用好奇的眼神看着我，等待着我来翻译这个对我来说是我们的母语的词。但它不是我们的母语。这是我的母语，是英语、波斯语和洛雷的一种博鲁杰尔迪(Borujerdi)方言（我其实说得也根本不算流利）构成的同心圆，中心是所有这一切的独特混合体。这也是我的五口之家的语言，现在只剩下四口人。一种将要灭绝的语言。

这就是语言。虽然我们可以给每种语言都起一个名字，但实际上没有两个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但在寻求被理解的过程中，我们紧紧抓住一种被我们视为共同的语言，就像在表达的汪洋大海中抓住的救生筏，我们经常抛弃旧的词语和谚语，为新的词语腾出空间。随着旧的词语在大海中漂流渐远，它们对我们来说就像现在的德黑兰对我一样陌生。它们是我们的“ghorbooni”——牺牲品，是我们为了得到认可、求得发展而放弃的东西。就好像我必须放弃波斯语才能彻底学会英语。

但是，尽管这些文字可能会消失，或者只占据大脑的一小部分，它们仍然潜伏在我们的意识深处，而那些感觉，嗯，“gamelas”，总会让我发笑，即使我不太记得到底是为什么。

谢选骏指出：到目前为止，最古老的书面语言也不过只能幸存一两千年，何况是“我们所说的语言”这样的俚俗口语？所以说“一切语言终将灭绝”也绝不会错。难怪我相信，很快就会有一种全球语言起来取代现行的所有语言，统一人类的议程。

【27、全球治理无法继续冒充全球政府】

《莫迪G20外长会发表开幕致辞，称“全球治理已经失败”》（凤凰网 2023-03-03）报道：

3月2日在新德里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外长会议开幕式上，印度总理莫迪通过视频发表致辞。他表示，全球多边机构未能应对世界上最紧迫的挑战。

印度总理莫迪3月2日在新德里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外长会议开幕式上表示，全球多边机构未能应对世界上最紧迫的挑战。

根据发布莫迪有关信息的印度总理官网内容，在当今世界多边主义处于危机状态之际，莫迪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治理架构本应发挥的两个主要功能。他说，首先是通过平衡相互竞争的利益来防止未来战争发生，其次是在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促进国际合作。但通过观察过去几年发生的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流行病、恐怖主义和战争等因素，莫迪认为，全球治理在这两项本应发挥功能的任务中全都失败了。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称，莫迪表示，此次G20外长会是在世界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举行的，但世界期待G20国家为解决相关问题做出贡献。

“我们在一个全球分歧严重的时刻开会。你们的讨论受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是很自然的。对于如何缓解这些紧张局势，我们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然而，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我们对那些不在这里的人也有责任。世界期待G20国家解决在增长、发展、经济可持续性、抗灾能力、金融稳定性、跨国犯罪、腐败、恐怖主义、粮食和能源安全方面的挑战。在所有这些领域，G20有潜力达成共识，并取得成果。”莫迪称。

据此前报道，紧随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之后，印度3月1日迎来接棒G20轮值主席国后的第二场部长级会议——G20外长会。作为今年9月G20领导人峰会前的重要预备会议之一，本次外长会有来自40个国家以及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将就加强多边主义、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多个话题展开讨论。

网民嚎叫：

武胜 发表评论于 2023-03-03 12:32:01

莫迪的说法很第三世界。美国打盟友战略，但美盟还是少数。更多的国家要和平发展，不要集团对抗。

kingsw 发表评论于 2023-03-03 12:25:48

实话实说，欧美忙着打仗，欧洲失血，美国积重难返。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3-03-03 12:10:44

彼采荇兮 发表评论于 2023-03-03 10:23:57

连数数 都不会？人口 前十里 中国 + 俄罗斯 + 美国， 不如 一个美国 广泛？ 呵呵。

主要架构里不能包括俄国和CCP。因为这两个已经搞乱了联合国，不能在新的架构中。可以让中华民国代表中国。这个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应该恢复她的应有地位。青天白日满地红这个中国抗战胜利的旗帜，理应是伟大中国的象征。

谢选骏指出：前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红头阿三，也承认全球治理已经失败了——这说明全球治理无法代替全球政府。

网文《全球治理》报道：

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是一个社会学或国际关系的术语，是指为了解决超出一国或一地区的某一问题，而由各国进行政治协商以共同解决的方式。

简介

全球治理并不是要创建一个世界政府，因此这一概念有别于世界治理的概念。全球治理是在保留现有各国政府管理机制和力量的基础上，加强彼此的沟通和协调，以解决一些共同面临的问题。全球治理讲求如何管理、规范我们生存之世界，包括国际组织、双边和多边协议协议、被普遍接受之国际法和约定俗成之国际惯例等；所有治理机制形成一套体系，称为全球治理体系，各国都是组成部分，大致认同。

全球治理从人类有社会组织就已存在，全球化快速发展，使其在近代真正成熟与完善。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包括冲突、环境、生态、资源、气候等许多问题的解决都非一国政府所能及；因此，全球治理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

世界格局之变化必然反映在全球治理领域；由于未能适应世界格局之转变，全球治理之缺陷暴露无遗，各国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改革之呼声日益高涨，发展中国家愿望迫切、声音增大。

历史

回顾近代史，全球治理思想可追溯到创造英文“国际”一词之英国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家边沁，甚至更早之荷兰政治家、“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他们通过国际条约和国际法律来约束国家间行为交往之思想和著述，对现代国际关系、国际法理论和全球治理思想之发展与实践产生深远影响。马克思当时著书大声疾呼，倡导跨国界之“自由贸易”，在《资本论》中批判垄断资本无节制追求利润给各国带来之恶果，希望把各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摆脱剥削，以争取自身之彻底解放；马克思预言，全球化将是资本主义垄断金融资本逐利冲动之结果，必然导致全球经济危机。

由洛克菲勒和布热津斯基牵头之美国国家安全“三边委员会”，是把全球利润掌握在少数几个国家手里、从而对全球经济和市场管理之国际资本家俱乐部，提出全球化。《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在畅销书《世界是平的》称，全球化核心是资本自由化，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将抹平各种差异，使世界经济自动达到均衡。

全球治理之完整理念起缘于1990年代冷战结束时，全球治理委员会之成立及其报告之出台。

简介

当代积极倡导和推动全球治理一般基于两大原因：一、20世纪经济全球化迅速，出现许多负面，如果不约束和纠正，将破坏19世纪以来人类获取之“民主成果”，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所以提倡有秩序管理全球劳工、货物和货币等市场；二、国家出于自身利益一般不愿“无偿”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如果各国不能合作实现良好全球治理，就很难向世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如全球传染病防治和金融市场管理等。

当代全球治理最大之不足是“道德之缺失”；从本质上看，全球治理是国家权力结构不足以应对全球新问题下之选择；国际社会希望通过具有约束力之国际规则或条约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解决办法。

全球治理之基础是地区治理，地区治理之发展缘于全球治理在推进中遇到困难。

实践发展

现代全球治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45年到1975年，即从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诞生延续到西方七国集团一统天下之经济体系；严格讲只能说是“国际或国家间治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之“全球范围治理”。

第二阶段是1970年代末，中国投身改革开放到2008年全球陷入金融危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迅速；冷战结束，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相继垮台；拉美、俄罗斯、亚洲等地区出现金融和经济危机；富国与穷国差距拉大，世界绝对贫困人口不降反升；西方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成灾；各国进入新世纪后，反思“华盛顿共识”究竟是福是祸。

第三阶段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解决办法”，把经济完全交给市场结果是危机不断；各方开始认真思考全球治理改革问题；全球治理改革涉及各方利益再分配、再调整，大国之间、各集团之间博弈和较量。

网文《全球治理（全球化理论）》报道：

全球治理理论是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而提出的旨在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的理论。该理论最初由社会党国际前主席、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勃兰特于1990年在德国提出。1992年，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并由卡尔松和兰法尔任主席，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天涯成比邻》（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研究报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价值以及全球治理同全球安全、经济全球化、改革联合国和加强全世界法治的关系。

核心要素

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即在全球范围内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应当是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二是全球治理的规制。即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秩序，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规则体系，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议、程序等。

三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即制定和实施全球规制的组织机构，主要有三类：（1）各国政府、政府部门及亚国家的政府当局；（2）正式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3）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

四是全球治理的客体。指已经影响或者将要影响全人类的、很难依靠单个国家得以解决的跨国性问题，主要包括全球安全、生态环境、国际经济、跨国犯罪、基本人权等。

五是全球治理的效果。涉及到对全球治理绩效的评估，集中体现为国际规制的有效性，具体包括国际规制的透明度、完善性、适应性、政府能力、权力分配、相互依存和知识基础等。

有学者把上述五个核心要素转化成五个问题：即为什么治理、如何治理、谁治理、治理什么、治理得怎样。

概念内涵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个人和制度、公共和私营部门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综合。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中，冲突或多元利益能够相互调适并能采取合作行动，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全球治理的基本特征包括：一是全球治理的实质是以全球治理机制为基础，而不是以正式的政府权威为基础。二是全球治理存在一个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三是全球治理的方式是参与、谈判和协调，强调程序的基本原则与实质的基本原则同等重要。四是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全球秩序包含那些世界政治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常规化安排，其中一些安排是基础性的，而另一些则是程序化的。

基本模式

在各治理主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由于其自身特色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地位，体现出三种不同的治理模式：一是国家中心治理模式。即以主权国家为主要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具体地说，就是主权国家在彼此关注的领域，出于对共同利益的考虑，通过协商、谈判而相互合作，共同处理问题，进而产生一系列国际协议或规制。二是有限领域治理模式。即以国际组织为主要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具体地说，就是国际组织针对特定的领域（如经济、环境等领域）开展活动，使相关成员国之间实现对话与合作，谋求实现共同利益。三是网络治理模式。即以非政府组织为主要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具体地说，就是指在现存的跨组织关系网络中，针对特定问题，在信任和互利的基础上，协调目标与偏好各异的行动者的策略而展开的合作管理。

实践意义

虽然全球治理的理论还不十分成熟，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这一理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就实践而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各国的国家主权事实上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而人类所面临的经济、政治、生态等问题则越来越具有全球性，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全球治理顺应了这一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在全球化时代确立新的国际政治秩序。就理论而言，它打破了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即市场与计划、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等，它把有效的管理看作是两者的合作过程；它力图发展起一套管理国内和国际公共事务的新规制和新机制；它强调管理就是合作；它认为政府不是合法权力的唯一源泉，公民社会也同样是合法权力的来源；它把治理看作是当代民主的一种新的现实形式等等，所有这些都为推动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的理论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制约因素

当然，当前的全球治理也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所以对全球治理的前景不能抱过分乐观的态度。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各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极不平等的地位严重制约着全球治理目标的实现。富国与穷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也极不相同，它们在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二是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冷战结束后它加紧奉行单边主义的国际战略，对公正而有效的全球治理造成了直接的影响。三是目前已有的国际治理规制一方面还远远不尽完善，另一方面也缺乏必要的权威性。四是全球治理的三类主体都没有足够的普遍性权威，用以调节和约束各种国际性行为。五是各主权国家、全球公民社会和国际组织各有自己极不相同的利益和价值，很难在一些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上达成共识。六是全球治理机制自身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如管理的不足、合理性的不足、协调性的不足、服从性的不足和民主性不足等。

谢选骏指出：填补冷战结束的权力真空的“全球治理”，无法代替全球政府，但却一直在冒充全球政府，好像它能解决全球问题。现在《全球政府论》（2004年）已经发表近二十年了，武汉肺炎和恶巫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触发的全球危机事实已经非常清楚——全球治理无法继续冒充全球政府！

【28、如果美中开展军备竞赛，没有一方会是安全的

乔纳森·波拉克 和 Yuxuan Chen 星期六, 九月 12, 2020

编者按：《中美印象》近日对布鲁金斯资深研究员乔纳森·波拉克 (Jonathan Pollack) 博士进行了采访。本采访由纽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陈语暄同学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汤杰博士共同完成。本文为《中美印象》原创 2020年9月11日发布。引用或者转载请注明来源。

布鲁金斯资深研究员乔纳森·波拉克 (Jonathan Pollack) 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及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2012年至2014年间，他曾担任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一职。在2010年底加入布鲁金斯学会前，他曾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担任亚太研究系教授及战略研究系主任。他还在兰德公司担任多个资深研究和管理职位，其中包括政治科学部门主席、国际政策研究经理和国际政策资深顾问。波拉克的主要研究领域包含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关系、美国亚太战略、朝鲜半岛政治与外交政策、亚洲国际政治、核武器与国际安全。

1、中美印象：在您卓绝的职业生涯中，曾供职于兰德公司、海军战争学院以及布鲁金斯学会。你如何看待智库在中美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

波拉克：智库各善所长，也并非所有智库都是研究型机构。与之相反，很多智库其实是宣传机器（advocacy organization）。对我而言，智库应当是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不应当固执己见，在开始研究前不应当结论先行。然而很多智库的成果，我在阅读之前就知道它们要说什么。

智库的研究应当是独立和客观的，关注那些政府无暇或不愿顾及的问题。一个好的智库，必须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对自己的判断要诚实，收集证据以证实自己的判断。没错，智库已经在美国实现了蓬勃的发展，但是现在智库已经遍布全球了。

智库应当鼓励创新思维，勇于提出一些令人不适的问题。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区，大多数智库都在各国首都。你不得不告诫政府一些他们不愿意听到的事情。我会持续和中国的同行进行合作，鉴于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保持开放的头脑很关键。我对抽象的理论不太感兴趣。我们都是基于对于世界运行的根本认知来做判断，这是我们工作的起点。这是我们理解问题的出发点，在面对个别的社会问题和挑战的时候，须知它们背后都有一个更国际性和跨国性的本质。这可是一个很有挑战的工作。

2、中美印象：7月23日，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做了题为“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您对于这个演讲有什么看法，能否详尽地说说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

波拉克：蓬佩奥的演讲是非常政治化的。我是指，他认为其演说将有助于他本人以及其他共和党人所期待的政治议程，

在演讲中，他屡次使用了“共产主义中国”（Communist China）这一术语，自尼克松以来，美国官员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使用过这一词了。现在，他和其他特朗普政府官员频繁援引“中国共产党”（the CCP），这是有意无意地将共产党塑造成一个坏人形象。当年，尼克松开始称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信号。蓬佩奥使用“共产主义中国”，这也是一个信号。选择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作为其演讲地点，明显是有意为之。他在暗示，尼克松对中国敞开了大门，而蓬佩奥则要关门了。

在演讲中援引“自由世界”这一术语，明显指向了冷战。“自由世界”这一标签，使人联想到美苏对抗的两极世界。讽刺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与苏联也有着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中苏同盟的头几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既不属于苏联阵营，也不属于美国阵营。也就是说，直到50年代末，世界仍没有明显地表现出两极的样子。

美国曾与前苏联合作对抗天花，现在也应与中国合作提供新冠疫苗

演讲也反映了蓬佩奥的个人野心。无论特朗普是否能赢得这次选举，蓬佩奥都将无疑是2024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之一。与其他共和党潜在的候选人相比，蓬佩奥与特朗普的关系最为紧密。所以，如果特朗普在11月惨败的话，蓬佩奥必须设法对自己重新定位。尽管如此，我认为蓬佩奥对中国的态度是充满敌意的。他已经处在敌对光谱的最“敌端”处，他可不愿被其他共和党右翼势力“包抄”，抢了他这最显眼的对华敌对位置。

对于几乎所有共和党人来说，中国都是一个“被吊打的沙袋”（punching bag），没人会在中国问题上示弱。这部分反映出，特朗普政府正不遗余力地将中国塑造为“敌人”。讽刺的是，中国官员近年来一直指责美国抱持着冷战思维，我过去总认为这是夸张了。毕竟在特朗普执政之前，尼克松以来的每一位总统，都或多或少地为改进对华关系做出努力。当然，有时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然而，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得到了美国企业的认同，共和党与民主党都认为中国在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两党都增加了对中国的谴责，只不过，共和党的批评都是更为意识形态导向的。而民主党的批评主要针对中国没能严格履行世贸协定，同时在中国人权问题和外交政策上严厉指责。也就是说，民主党强调的是，随着中国自身实力和地位的提升，中国没能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3、中美印象：您如何看待中美之间有计划地脱钩进程？这一进程是否可控？这将伴随什么样的风险？在脱钩进程中，美国政府将如何与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进行协调？

波拉克：特朗普总是出人意料。尽管中美脱钩可能会继续，但是美国的企业和机构仍希望维持现有的伙伴关系，同时拓展新的关系。不管政府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当在社会层面保持联系，也要在个人层面保持联络。在企业层面也是如此。但是，这种联系必须是一条双向道，不能只是单方受益。比如，几乎所有在华的美国企业都实现了盈利。尽管它们不会离去，但是它们需要知道自己是被欢迎的、被保护的。或许一些企业会转移到经营成本更低的国家投资建厂，这是由比较优势决定的。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承诺继续留在中国，只要中美关系可以使双方受益。

现在的问题在于，特朗普公然地对双边贸易和全球秩序的根本前提充满敌意。他是多疑且排外的。他怀疑海外机构，同时自己也是一名经济民族主义者。特朗普政府在不断抹黑中国，现在更是变本加厉。无论下一位总统是谁，若想改变现状，都殊为不易。

4、中美印象：尽管特朗普政府不断宣称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但是仍有些人认为，诸如民粹主义的崛起，以及新冠疫情所引发的民主危机等国内问题才是美国的主要挑战。在您看来，对美国的国家福祉来说，是国内问题更关键，还是外部问题更严重？

波拉克：我认为是国内问题更关键，而且仍在逐步升级。即使美国民众可能对外部世界心存畏惧，但是根本上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才能活得更好，以及如何才能对更自信地面对未来。许多美国人担心的是他们逐年增加的债务，以及他们所处的世界和社会将走向何方。这些才是美国人此时此刻最关心的问题。

危机时有发生，比如911恐怖袭击。在我看来，美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并非来自海外的威胁。这些变化是长期以来的国内问题所诱发的，而特朗普不会强调这些国内问题。拜登提到了这次大选，他认为这次大选是对美国心灵的拷问（‘Soul of America’）。我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令人印象深刻。我相信这正是我们当下所思考的。

另外，美国的失业人数已经上升到了一千三百六十万人，这才是政治应当关注的地方。如果我们能修补好国内问题，这将推动我们的外交关系向更健康的方向迈进。在新冠问题上，我们不应该再指责外部世界了，而应当尽可能地与他人合作。我们应当强调新冠疫情是一个全球危机，而不仅仅是美国的危机。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应对病毒的侵袭了，只有合作才能共渡难关。如何控制病毒的蔓延，以及如何重启全球经济，这不是一朝一夕间就能实现的。

5、中美印象：一些学者指出，美国正成为逆全球化的推手。如果民主党重执政权，您认为美国会重新拥抱全球化吗？在共和党人中，特朗普总统对全球化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吗？

波拉克：特朗普之所以能当选总统，逆全球化是原因之一。对于国际经济是如何运行以及应当如何运作，特朗普的看法是顽固的。他的顽固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回看30年前，特朗普第一次在国际问题上公开强烈表态，他针对的是日本，因为日本的经济在勃兴，尤其是在汽车行业和电子消费品行业。那时，美国对日贸易有巨额逆差。毕竟，当时中美贸易额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不清楚是否那时他就开始针对中国了。特朗普是重商主义的拥趸。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出口应当多于进口。因此，美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贸易中占优势，这都是不能接受的。这就是他反对中国最关键的地方，因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具有领袖地位的贸易国，同时中美间贸易也极不平衡。

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双边贸易的问题上，都会认同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国，可以在很多事情上比美国做得更好、产品更便宜。与此同时，美国在很多产品和技术上也处在领先地位。这是全球创新的重要来源。以苹果手机为例。当你买一个苹果手机的时候，包装上显示它是“加州设计、中国组装”。尽管中国被认定为手机的生产地，但是手机并非真的产自中国。很多先进的生产设备放在台湾，手机屏幕在韩国生产，这都是供应链的重要组成。当手机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这些都被计入来自中国的出口，而苹果公司在销售手机的时候也狠赚了一笔。一般认为，在这样的安排中，各方都将受益。

至少理论上来说，是这样。但是，也有负面效应。一方面，美国消费者因产品价格低廉而受益，但是美国的老工业区如俄亥俄州、密西根州、威斯康星州遭殃了。这些州流失了大量的企业，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大量的就业。这些州正是特朗普的票仓所在。但是，即使特朗普凭借关税和制裁打压中国，美国的全球贸易赤字仍在持续增加。今年七月，美国的贸易赤字达到了6360亿美元，这是过去12年来的最高峰，意味着美国的进口额创了纪录。

与此同时，很多美国厂商和农场主在出口中获益，当然包括对中国的出口。只要全球化的条款被认为是公平的，他们就会对全球化保持足够的兴趣。市场准入（market access）是世贸组织规定的义务，这要求贸易的双方要对等。许多美国企业抱怨，它们在中国国内市场没有获得公平的待遇，因为中国经济的许多部门仍然持保护主义的态度。

大量的中国学生得以到美国高校读书，中国得益于此。美国高校是门大生意，新冠疫情和美国签证政策的改变，美国高校担心它们将丢失海外留学生这部分的收入。包括硅谷在内的美国公司，不愿意失去创造力，尤其是那些来自中国和印度年轻有为的科学家及工程师。这些都是全球化的另一个维度。但是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性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以此令很多对华限制政策更为合理化。

当被问及是谁决定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直觉上你会认为是美国总统。但是，很多有权势的政府部门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然，特朗普尤其对贸易感兴趣，贸易对他来说是重中之重。特朗普看待世界的时候，夹杂了太多的个人态度。他担心自己无法连选连任。应对疫情方面的失败，对美国经济造成了极为负面影响，这主要是他自己的失策造成的，美国国内还弥漫着紧张的种族问题。他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处境岌岌可危。他发现，在许多问题上指责中国，而不是承认自己作为总统的失败，更容易脱身。于是，他将公众支持的减退、严重的经济衰退以及大量失业都归咎于中国，他认为新冠病毒最早在中国出现，所以中国难辞其咎。特朗普视全球化为寇仇，将中国视为威胁，这是他的一贯立场。

如果拜登获胜，美国对全球化的态度将会更积极，但是全球化不会再与过去相同的面貌出现了。拜登谈及了重建美国业已危机重重的制造业，在创新领域为美国工人创造新机会，比如清洁能源。他将强调这是美国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一味地指责他人。拜登被视为一名国际主义者。他对国际体系和多边协议充满信心。他不会像特朗普一样四处宣战，他知道应当从国内做起而不是在外四处挑事。

六、中美印象：根据近来皮尤调查中心的民调显示，在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公共舆论在双边关系中一般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尤其是在当下中美关系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公共舆论会发挥什么作用？

波拉克：2000年，中国还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而到了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很多美国人对这样非凡的增长感到惊异。而过去几年，人们对此却越来越觉得厌倦，希望长期的经济竞争可以在一个公平的框架下进行。这部分在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提升了，这意味着中国获得了在全球经济中前所未有的竞争力，比如在通信行业。这些问题被特朗普加以利用，为选举造势。在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以及其他幕僚的建议下（这些人大多数都是经济民族主义者），特朗普在贸易和科技方面对中国采取不遗余力的限制。

“中国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是好还是坏”，如果将这一问题去问美国人，大多数美国人会认为中国做的不好。然而，鉴于两国迥异的政治体制，再考虑到美国民众思维上的“独立性”（哪怕明知道对全社会有益，也不愿在被指导下行事），中国应对病毒的方式对美国来说毫无借鉴意义。不仅是中国，东亚的其他国家也做得相当不错。相比之下，无论是联邦层面的运作，还是太多美国公民不负责任的行为，美国都做的糟糕透了。从公众舆论对事态的评估来看，特朗普为此付出了灾难性的代价，失了民心。对任何总统来说，在其任内发生了重大事故，总统本人都难辞其咎。特朗普现在将他自己的错误归咎于中国和其他相关方，然而新冠病毒可不是共和党的一员，也不隶属中国政府。

就我个人而言，每当政治情绪发生剧烈转向的时候，我都会忧心忡忡。与其说大量的仇恨指向了中国，不如说这是美国对自身失败的承认。遥想当年，在二战结束时，美国占全世界GDP的25%，有着绝对的统治力。而如今看来，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仍然在很多高科技领域保持领先地位，但是在很多美国人看来，美国的优势地位将要消逝了。

我不认为现在回到了冷战，因为中国和苏联很不一样。苏联拥有强大的军备，但却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体，而中国却是两者兼备。正因如此，中国的崛起才引起了很多美国民众的巨大焦虑。当中国进入了世贸组织后，勤勤恳恳发展自己的时候，美国却花费巨资在伊拉克发动战争。我们现在的处境是，中东动荡不安，中国日益崛起，而特朗普却仍在抱怨德国及其他盟友不缴费。

以上种种因素，导致了当下这个不容乐观的美国。特朗普仍在操纵这些民怨，他声称其他国家在嘲笑美国、在利用美国。2017年以前，皮尤民调显示，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大概半喜半忧；而现在，有73%的民众对中国不满。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民意是可塑的，是变动不居的。政府上下，口径一致地向民众传递信息。比如20年前，恐怖主义是一大威胁；于是，民意开始专注于恐怖主义。影响民众选票的主要是经济因素。民意现在关注的是新冠疫情，特朗普就尽其所能地将指责转嫁。特朗普正试图稳固他的民意基础，这一基础是由愤恨不平构筑的，是对他者——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国外——的愤恨不平，这可是很黑暗的价值观。这次可行不通了，他掉进了巨大的政治深渊。有法律的限制，特朗普没法使大选延期，大选延期在美国历史上可从未发生过。

七、中美印象：不断恶化的中美关系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有怎样的影响？在处理美国的问题上，您认为朝鲜会或多或少地帮助中国吗？

波拉克：东亚的大部分国家不愿意被夹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不愿被迫选边站。美国有时会强迫它们做出选择，但是像韩国和日本这样与中国有紧密经济联系的国家，让它们完全站在中国的对立面是不切实际的，除非盟国们认为国家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同时，这些国家也不愿在中国的强迫下做出选择。所有东亚国家都承认了中国实力的增长这一事实，这种增长是全方位的，涵盖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实力。但是问题在于，中国到底要和它的邻国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的强迫下做出不符合它们国家利益的决策，这是它们不愿看到的。当这些国家认为可以和美国建立有效合作的时候，它们就能更从容自信地与中国打交道。它们都乐意有美国在后面撑腰。

然而，特朗普总是对同盟关系持负面态度。特朗普将同盟视为负担以及对外政策的阻碍。那么问题就在于，如果特朗普实现了连任，在其第二任期结束之前，这些国家该做什么。美国对同盟国的承诺已经被严重破坏了。以韩国为例。如果韩国不再对美韩同盟抱有信心，这种潜在的政策转向可能会改变韩国的战略考量，不仅在对华关系上，乃至对日关系或其他双边关系上。同盟关系的背后，是价值观、国家利益、安全视角以及其他诸多方面。与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信任同盟。如果美国的国家行为是稳重且可期的，这会让东亚国家在改善同中国关系的同时，感到更舒适。

事实是，即使拜登执政，也不能保证中美关系向更平稳的方向发展。问题在于美国是否打算挑战中国的政治红线。以弹道导弹问题为例，美国可能会要求日韩部署，而日韩不愿这么做。这不是东亚国家希望看到的局面。如果我们与中国开展军备竞赛，那么没有一方会是安全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愚蠢，把“共产党中国”（Communist China）翻译成了“共产主义中国”。再说了，美国政府官员频繁援引“中国共产党”（the CCP），并非“有意无意地将共产党塑造成一个坏人形象”；而是开始学会把中国与糟蹋中国的共产党区分开来了。这些愚蠢的外行哪里懂得，如果美中没有开展军备竞赛，同样没有一方会是安全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角逐全球统治权的时代。在我所说的全球政府建立以前，各个主权国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在我所说的全球政府建立以后，各个主权国家就寿终正寝了。

【29、生态制度主义政治学——一个世界政治的理论框架】

2022-03-14 赵可金

世界政治是一门解释人类本质的学问，是在有限的时空内平衡人性善与恶，建构某种世界秩序的学问。生态制度主义政治学是一种解释世界政治的理论，它强调解释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和社会复杂性及其根源。生态制度主义试图回归世界政治理论本身，拒斥国际关系的战略性目的和实践偏好，而专注于“为什么世界秩序是可能的”这一核心问题，聚焦分析世界政治之所以存在的理论基础而非实践需要。

生态制度主义对这一问题的核心解释是，世界政治秩序之所以可能，主要是其由一定的生态体系和一定的制度属性共同决定。在一定的生态结构下，以个体主义为本位的制度类型，有利于形成基于规则的政治秩序；以集体主义为本位的制度类型，有利于形成基于等级化的政治秩序。同时，一个社会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并非是随意的，而是由其在特定时期内所面临的生态体系及其结构决定的。人的主观认知和身份认同可能会有一定影响，但归根到底要服从于客观的生态环境，只有当一定制度所处的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时，制度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从理论构建角度而言，生态制度主义对世界政治的解释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一是它与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制度主义政治理论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它在理论上有没有明确的解释范围？二是生态制度主义的理论逻辑是什么？它在多大程度上发展了制度主义理论？三是生态制度主义在理论上的创新体现在什么方面？它在理论上有没有提出创新性的“新颖事实”。本文将围绕上述三个问题，对生态制度主义的世界政治理论做出初步阐释。

一、世界政治研究中的理论争论

解释世界秩序是如何可能的，是世界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课题。这一理论的核心问题始自于近代西方社会哲学所围绕的一个核心问题，即“霍布斯的秩序问题”，也就是人在合理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如何避免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无论是霍布斯的君主论、洛克的分权论，还是卢梭的契约论，均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当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中把对政治秩序的探讨向前延伸到人类的灵长目祖先，依次讲述了人类部落社会的出现、第一个现代国家在中国的生长、法治在印度和中东的开始，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民主问责制政府在欧洲的发展。他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建立了一个理解政治制度演化的宏大框架，认为政治秩序取决于政治制度，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将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三种机制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形成了现代政治制度。不难看出，福山看到了国家内部政治秩序的表面起源，但却没有回答深层的动因，尤其是没有回答国家之间政治秩序的起源问题。迄今为止，关于世界秩序的起源问题，主要存在三种理论解释。

(一)现实主义政治学的解释及其批判

现实主义政治学是世界政治中的支配性理论，其代表人物有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托马斯·霍布斯、汉斯·摩根索、亨利·基辛格等。在现实主义看来，决定世界秩序的决定性因素是权力和国家利益，在国家内部形成了以主权为最高政治权威的政治秩序，在国际社会形成了以势力平衡为主要规则的国际政治秩序。归结起来，现实主义政治学关于世界政治理论成果主要有权力政治理论、霸权理论、帝国理论、殖民理论等。说到底，现实主义理论并非是一种世界政治理论，其本质是一种以国家为本位、基于理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

尽管现实主义被不少思想家在分析世界政治时奉为圭臬，但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无论一个国家和帝国实力多么强大，都无法排除世界秩序选项，战争尽管可以改变国家利益分配和力量对比格局，但战争无法巩固这些利益。迄今为止，一切国际秩序的安排都是众多政治行为体多元互动的结果，且多数秩序并非完全由强者决定。凡是忽视世界政治而片面强调国际关系的国家，最终都会在国际事务中陷于被动。基辛格在《世界秩序》里提出，除了势力平衡规则外，政治正当性也是左右世界秩序的重要因素。尤其在经济、社会领域以及全球性问题上，一个国家实力的强大不再是国际利益分配的决定性因素，其政治行为的合法性基础日益成为影响国际利益分配的重要因素，甚至一些非国家行为体比如国际禁雷运动、国际刑事法庭、达沃斯论坛等在参与全球事务上的影响力也在急剧上升。因此，在世界秩序问题上，现实主义走不出“大国政治的悲剧”，也就无法解释世界秩序的起源。

(二)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批判

与现实主义政治理论相对应，世界政治外交理论中还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自由主义。从伊曼纽尔·康德、约翰·洛克等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其理论侧重从国际法和国际制度、规范的角度看待世界秩序，将世界秩序看作是基于个人理性的战略计算而形成的国际制度和规范产物，认为国际社会是“具有特定风格、方法以及一整套程序、规则、协议和约定”的秩序状态。在自由主义看来，政治秩序是个人基于社会契约论，通过对话、协商和谈判等理性计算形成的制度构建，确立了以国家理性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制度和基于国际法的国际制度，本质是一种基于个体本位的制度主义理论，主要理论成果集中表现为民主和平论、国际法理论、国际制度理论、国际规范理论、多边主义理论等，更多适用于国际公共事务的治理研究，尤其是在处理低级政治问题上大有用处，然而对于高级政治议题缺乏解释力。

显然，自由主义承认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对世界政治行为的意义，但缺陷在于将制度看作是秩序的外生变量，而且将制度的影响无限夸大，陷入了制度决定论的泥淖。事实上，虽然政治行为受制于一定的国际制度和规范，但也受制于国内制度和社会规范。制度不仅是外生变量，也是内生变量。美国学者詹姆斯·罗斯诺对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相互关联的“连锁政治”的研究、卡尔·多伊奇和厄恩斯特·哈斯对地区一体化研究中提出的“外溢”概念、格雷厄姆·艾利森对官僚政治决策模式的研究、彼得·卡赞斯坦和斯蒂芬·克拉斯勒对国内制度的关注、罗伯特·普特南提出的双层博弈理论(Two-level Game Theory)等都明确提出了国内因素的重要性，如果仅仅认为是国际法、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决定了世界秩序，不仅在实践中无法回避权力的影响，在理论上也站不住脚。自由主义的先验主义假定和制度决定性逻辑限制了制度对秩序的解释力，注定在世界政治的现实中裹足不前。

(三)反思主义理论及其批判

与现实主义和规范主义相比，以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建构主义为代表的“反思主义理论”(Reflexive Theories)则强调观念、认同、话语和社会实践等社会性因素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强调共享观念、知识、认同、建构等因素对世界政治的意义，触及影响世界政治的复杂社会文化因素，对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在世界政治中的参与行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是一种以社会为本位、基于适当性逻辑的社会理论。然而，反思主义理论并没有建立起成熟的理论框架，更多停留在规范分析层面，在解释“为什么世界政治秩序是如何可能的”方面还没有什么建树。此外，一些左翼的思想家固守阶级中心论，强调“世界体系”论、“文化帝国主义”论等，将世界政治为转化为世界经济问题和文化问题。这尽管对深化理解世界政治有所帮助，但也无法回答“世界政治秩序是如何可能的”这一根本理论问题。

从学界关于世界政治理论的争论来看，世界政治理论构建乏力的一个根源在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存在着严重的“两张皮”问题。从理论研究方面来说，理论家们所关注的都不是世界政治的政治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而是国际关系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现实主义、规范主义和反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并不关注“为什么要建立世界秩序”，而是重点关注“怎样才能构建世界秩序的问题”，他们关注的不是世界政治本身，而注世界政治所面对的问题，将注意力集中于分析战争的原因、争取和平的方法，而不是世界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归根到底，研究世界政治理论问题的理论家并不是政治理论家，而是国际关系理论家和外交战略家，这是世界政治理论建设乏力的一个重要根源。从世界政治实践方面来说，从事政治实践的各国政要更多关注解决国际争端问题的实操方法，而不是对政治秩序的理论思考，他们更多关注一些战略和外交的微观细节问题，来不及关注“世界应该怎样”的根本理论问题，结果导致了只关注政治实践而忽略理论构建的问题。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的脱节，是世界政治理论建设乏力的根本原因，只有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建构起真正的世界政治理论。生态制度主义就是试图弥合世界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鸿沟，通过放宽生态视野和回归制度过程，构建一个基于生态视角的制度理论解释模型，来解释“世界政治秩序如何可能”以及“世界政治秩序如何变革”等问题。

二、生态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

解释世界政治秩序的起源，并不主要取决于现实主义所主张的权力，也非建构主义所倡导的观念和身份认同，而是取决于理性的制度设计及其所处的生态条件。在生态制度主义看来，理性的制度设计对政治秩序尽管重要，但制度并非是根本因素，其所处的生态系统才是决定政治秩序及其行为逻辑的决定性因素。为了更好地理解生态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在此将其简化为一个思维导图，然后对其进行详细解释。

(一)政治秩序

政治是公共的善，政治中天然没有专制者的位置。一般来说，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指的是政治主体或公共机构按照某种普遍性价值原则，经过对社会关系进行有效协调与整合后，形成的良好政治状态。从宏观世界视野来看，为什么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而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始终政权更迭、冲突不断？为什么一些地方经济蓬勃发展而另外一些地方始终无法摆脱贫穷落后面貌？一个社会究竟选择政治渠道解决问题，还是选择暴力渠道解决问题，这一切都是关于政治秩序的问题。

何谓“秩序”？从词典含义来看，秩序就是指整齐而有规则的状况。尽管政治秩序受到权力意志的制约，且随其目的和服务对象而发生变化，但秩序或多或少都反映着一种对“确立和维持规则”的期待。自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传统国际秩序基本上是以欧美发达国家的价值观、伦理观、政治观和法学理论为基础构建的，其价值基石在于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奉行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一系列价值原则，归根到底反映着强者的权力意志和价值观。亨利·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在继续坚持世界秩序是由权力结构决定的强者立场外，也开始重视来自弱者的政治正当性因素。因此，秩序从根本上反映了一种强者和弱者之间的平衡。具体来说，一个理想的良好政治秩序意味着实现了“三个统一”：一是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将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和公共利益达成某种协调与和谐统一的状态；二是发展和安全的统一，既实现了国泰民安的政治安全，也实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社会发展；三是制度和认同的统一，不仅在形式上建立了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的游戏规则，而且也确立了为各方所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和政治正当性基础。

由于深受社会科学一般方法论的影响，早期的政治秩序研究力图建立一个理解整个社会结构统一性的宏大理论，着力回答近代思想史上存在久远的“霍布斯问题”(Hobbesian Problem)，即“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贯穿了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史。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最先提出政治生活“有序性”概念，确立了权力创造秩序的理论基础。让·雅克·卢梭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阐述了政治秩序建设的关键问题就是在个别意志与公意之间通过社会契约建立起适当的关系。马基雅维利和卢梭分别确立了秩序起源的权力路径和规范路径，并在20世纪逐渐分化出三条研究路径：一是卡尔·施密特基于敌友理论基础的合作秩序模式，认为政治秩序是基于权力政治基础上的合作，亦即秩序是权力决定的，其本质问题是由谁来制定规则，制定何种规则，如何创建、维护、发展这些规则，以及该秩序在何种环境下得以转变；二是约翰·罗尔斯的良好秩序社会模式，即正义秩序模式，认为社会秩序是基于平等的正义原则的秩序，主要是社会各行为体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所持有的价值原则，特别是在社会性资源分配时所坚持的标准和依据；三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模式，认为社会秩序并非来自于个人和群体的理性设计，也不可能来自于某种超验力量，而是来自于一种适应性的、自我演变的结果。不难看出，以往对政治秩序的研究都带有浓厚的政治哲学色彩，仅仅解释了政治秩序产生的可行性，并没有回答政治秩序的必然性和客观规律。

(二)制度设计

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在中国、印度、伊朗等社会，除了权力的意志外，道义、正法、传统等制度和规范因素对秩序的意义更多地被强调。生态制度主义认为，政治秩序与制度设计直接相关。制度设计(Institutional Design)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不同领域有着order、system、mechanism、regime、institution、norm等不同理解。生态制度主义对制度设计的理解基本上接近于“institution”，它既包括“根本性的制度法规、国家的重大制度”，又包括“普通的机制、具体的规定和次一级的规定”，还包括“细小的安排、琐碎的程序、日常的规范”等含义。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明确将制度界定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是定义人类交往的人为约束”。在诺斯看来，制度分为正式制度(比如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制度(意识形态、规范、习俗等)。从制度的功能来说，制度主要是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清晰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约翰·埃肯伯里则将制度进一步细分为强调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国家规定的正式制度(主要包括宪法、法律、权力结构、组织体制、决策规则等)以及政府强制执行的实施机制等三个层面。显然，制度主义者往往对制度作广义的理解，其概念涵盖了体系、组织和机制等复杂内涵。比如经济制度涵盖了企业、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等不同层面的内涵，政治制度则涵盖了政党、政府、国家和国际体系等不同层面的内涵。

在社会科学中，制度是一种人们有目的建构的存在物，泛指以规则或运作模式规范个体行动的一种社会结构。某种制度建制必然内含着某种价值判断，通过对人与社会关系的规则设定进而对人的行为产生塑造、规范、建制的作用。因此，基于在价值判断上究竟采取个人优先的制度设计，还是采取社会优先的制度设计，可以将一切制度区分为个体本位的制度和集体本位的制度两种类型。所谓个体本位的制度，是指将个体和行为体的存在作为前提和本质，制度存在的意义在于捍卫个体的利益和价值，个体行为体是本质，制度只不过是服务和服从于个体利益和价值的派生物，比如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国家主权为基础建立的联合国体系，在本质上都属于个体本位的制度类型。所谓集体本位的制度类型，则是指将社会和集体的存在作为前提和本质，制度存在的意义在于维护社会和集体的利益和价值，社会关系和集体是本质，制度是社会关系总和的实现形式，比如中国古代的大一统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伊斯兰教的乌玛制度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关于政治发展的研究中，坚持个体主义的制度观，将整体主义的制度视为传统型，将个体主义的制度视为现代性，确立了以西方制度类型为中心的政治现代化道路，集中体现了西方社会价值观。比如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依照政治参与程度从低到高将政体分为传统型、过渡型和现代型，再根据制度化和政治参与之间比率高低，分为公民型和普力夺型(Praetorian)。其实，所有这些划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武断地认定西方的社会价值观是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观，而这不仅在学理上是不科学的，在政治上也是反动的。

(三)生态系统

政治秩序及其稳定性尽管直接取决于制度设计，但更受制于其所处的特定生态系统。制度和生态的关系犹如种子之于土壤、水分、空气和阳光等营养结构的关系，生态制度理论假定，国家是一个个的有机体，国家间关系发生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之中，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和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归根到底受制于其所处的特定生态系统。生态体系(Eco-system)主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紧密复杂的相互关系，核心是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

生态制度主义以生态学(Ecology)尤其是政治生态学为学科基础。生态学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定义的一个概念，认为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后来逐步被界定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政治生态学则是一门在政治学与生态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分析政治制度与生态系统的关系。最初，生态学的基本观点是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归纳为物质代谢和能量变换。20世纪70年代后，逐步完善物质代谢、能量变换及信息交流三个维度的关系。面对现代化推进对能源、资源和环境造成的日益紧张的压力，人们越来越重视运用生态学理论来调整人与自然、资源以及环境的关系，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相生相克的复杂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概括起来，政治生态学的基本观点认为生态环境问题产生于政治，主要用政治方式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故名生态政治学。美国学者保罗·罗宾斯在其《政治生态学》一书中认为，政治生态学旨在阐明政治力量在环境权利、管理以及改革之中所起到的作用。一方面，自然条件及其变化影响政治及其变化，不同的地理属性和气候特征决定了政治形态及其运行规律，比如马克思就强调资本主义的家乡在温带，而不是在热带，强调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政治因素对于生态环境也会产生反作用，比如滥砍滥伐造成生态危机，过度工业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特定的民族、宗教、文化传统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深刻影响。

归根结底，生态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环环相扣的生态链系统。这一生态链具有纵向上的时间结构和横向上的营养结构，对生态链上的政治行为体形成了一种生态权力。传统上对权力的定义是“A要求B做B本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是一种水平型的权力关系，无论是现实主义的权力概念，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权力概念，都局限于水平型的权力概念。与传统上国家基于领土垄断确立的主权型权力仅仅强调水平型权力不同，生态链创造了一种开放的网络型权力，这一权力不是基于对社会资源的国家垄断而产生的权力，而是基于生态链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对话、交换和分享而获得的权力。生态权力包括时间结构和营养结构两个维度的权力：一是基于时间结构的生态权力。从时间结构来说，一旦某一生态链格局确立，在特定时间范围内保持相对稳定，将对社会有机体起到根本的约束效力；二是基于营养结构的权力。从营养结构来看，特定的生态链将对生态体系内的其他有机体持续产生影响，犹如日出日落对万物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总体性的生态权力，一定的社会不可能摆脱生态链而生存。因此，基于时间结构和营养结构两个维度，某一生态链创造了一种基于生态网络的复合型、立体化的权力关系，我们将其界定为网络型权力。衡量网络型权力不再以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等实力指标来测量，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度来确定。具体来说，主要包括生态开放度与资源稀缺度两个指标。

一是生态开放度。生态开放度指一个社会对其赖以存在的生态体系是否设置了限制及其限制程度的高低。基于开放性生态体系的制度是最稳定的制度，也是最好的制度，因为一定的社会只有不断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代谢、能量变换和信息交流，才能获得稳定可持续的发展。因此，从生态体系和生态链的角度来看，可以把特定的社会区分为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所谓开放社会，是指该社会的公共事务对所有社会力量都是开放的，没有对国内外社会群体采取特别的限制。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特征的国际社会、奉行价值规律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奉行劳动价值论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开放社会。相比之下，封闭社会是指那些对某些社会力量采取限制和缺乏吸纳力的社会，对某些社会组织、社会集团和社会群体进行排斥的社会都是封闭社会，比如古代的奴隶社会、印度的种姓社会以及闭关锁国的社会等。一般来说，开放型的制度一定能够战胜封闭型的制度，对民众具有吸引力和吸纳力的制度一定能够战胜没有吸引力和没有吸纳力的制度。

二是资源稀缺度。资源稀缺度指一个社会维系其正常运转所需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资源的稀缺程度。一般来说，生态与政治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人地缓和关系与人地紧张关系两种类型：(1)人地缓和关系与制度类型。人地缓和关系意味着一定的政治形态与一定的生态环境在物质代谢(技术)、能量变换(生活)、信息交流(文化)等维度上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稳定的生态链。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细菌与钢铁》一书中追问南半球与北半球出现的发展裂变的根源，认为北半球比南半球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北半球大陆的地形和纬度。当人从属于自然压力时，往往会形成集体本位主导的制度类型；当人支配自然压力时，往往会有助于个体本位主导的制度。比如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庞大的工商业网络推动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兴起了一批宪章主义的国家。(2)人地紧张关系与制度类型。人地紧张关系则意味着一定的政治形态和一定的生态环境在物质代谢(技术)、能量变换(生活)、信息交流(文化)等维度上的平衡被打破，进入一种单向主导的失衡状态，呈现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乃至生态危机，需要建立以集权为主要特征的制度安排。比如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研究亚洲生态环境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发现干旱地区的农业体系主要是依赖大的灌溉系统，使得庞大的集权官僚机构成为一种必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生物的扩张，900-1900》揭示出欧洲人随身带来了一套旅行箱生物群，包括各种疾病、鸣禽家猫、杂草牲畜和马匹，这些在整个美洲和澳洲的新欧洲彼此支撑，共同发展，取代了本土物种，支持人类强行占领，进而形成生态帝国主义，这是欧洲殖民在这些区域成功的主要原因。

三、生态制度理论的逻辑推论

政治竞争和制度竞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普遍现象。生态制度理论试图解释政治秩序的复杂性和政治制度多样性的共性逻辑。具体而言，就是解释为什么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存在着多样化的制度形态，以及为什么有些制度倾向于政治秩序，另一些制度则倾向于缺乏政治秩序以及政治秩序变化的客观规律。本节将讨论生态类型、制度形态以及政治秩序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第一定律：一个社会对制度设计的选择取决于生态体系及其权力

一个国家创制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和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马克思主义在批判了国家的神权论、契约论和暴力论等错误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应国家本质的唯物政治观，认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它依赖特定经济基础。只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受时代局限，过于强调经济基础因素，没有看到生态因素的重要性。

在唯物史观看来，制度不是万能的，更不是普遍的，制度总是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各个层面的社会交往关系都根植于物质生产活动，并且构成物质生产活动的社会条件。社会必须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才能保障物质生产活动顺利进行，要求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具有稳定的秩序，进而要求通过社会交往建立以规范和制度存在为主要内容的稳定结构。事实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因素仅仅是生态因素的一部分，在更广阔的空间内，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人与社会的关系。其中，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就是界定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总和就是生态系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定的生态系统从根本上决定着特定的政治制度安排。

首先，一定的制度安排必须与生态体系的开放度相适应。表面上看，政治竞争取决于政治实力对比，强权即公理。事实上，实力并非是一种既定的前提，政治实力的消长变化取决于更大范围内的生态系统和生态链。生态是一个系统，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上的社会不断地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进行物质代谢、能量交换和信息交流。一般来说，开放的社会遵循自然法则，呈现出外展的趋势，在制度安排上更多体现优胜劣汰、自由竞争的规律，在现实性上要么表现为有限开放的共和制度、治理体系，要么表现为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和民主制度。相比之下，封闭的社会遵循社会法则，呈现出内卷的趋势，在制度安排上更多体现基于社会契约的宪政原则、基于强权政治的均势法则、基于“赢者通吃”的集权和霸权制度。在古典农业时代，社会的开放型是帝国制度兴衰的一条重要逻辑。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与东方六国也是开放型社会与封闭型社会的代表，秦灭六国表明开放社会的制度强大。自隋唐之后，科举制度进一步开放了中国政治，从而开辟了超稳定结构的基础。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和斯巴达就是开放型社会和封闭型社会对决的代表，开放的雅典民主制之所以战胜封闭的斯巴达寡头制，核心原因就在于雅典政制的开放性。后来之所以雅典又被斯巴达打败，原因也在于雅典民主制因内部世家大族崛起形成的寡头化和腐败产生的封闭化。近代以来，工业化高歌猛进，揭开了大国兴衰的序幕。西方世界兴起的逻辑，表面上由工业革命带来，事实上却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开放型所决定。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研究中发现，大国兴衰的逻辑也是由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创新而导致技术、财政、军事和地缘政治发生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也是制度开放型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思路上，苏联的苏维埃制度也存在争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一种开放型社会主义制度，而战时共产主义则是一种封闭型的制度。斯大林建立在“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基础上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一种封闭社会主义制度，最终造成了苏联解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开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开放型的制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制度动力。之所以开放型制度更有竞争力，主要原因就是开放型制度始终处于制度和生态相互适应的制度过程之中。

其次，一个社会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安排，除了受制于生态系统开放度外，还受制于资源稀缺度。基于人地关系的资源稀缺度，对制度安排也具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说，资源稀缺度缓和的社会，更有利于形成鼓励民众个人之利益的制度，比如自由市场、自由民主、限制强者的均势制度和宪政制度等，政治制度存在的核心意义在于维护不同程度的私有产权的利益和个体价值。在资源稀缺度比较紧张的社会，政治制度更有利于形成维护集中资源办大事的集权制，比如中央集权制度、全球霸权制度以及一定程度上扩大参与的共和制度和治理体系等，其政治制度的意义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和整体价值。比如，古代中国确立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当代中国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新型举国体制，其共同特征都是强调制度的统一性与权力的不可分性，是一种集体本位的制度类型。

此外，生态开放度和资源稀缺度的不同组合，是政治制度多样性的根源。对于某一特定国家、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来说，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并非完全是随意的选择，而是有着一定的客观逻辑，取决于其所处的生态开放度和资源稀缺度的组合情况。一般来说，对于那些开放型社会来说，政治参与度非常高，且没有设置规则障碍，资源稀缺度高的地区往往会形成一种共和制度，构建有利于强者的精英治理体系；资源稀缺度低的地区往往会形成对更多民众开放的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和民主制度。对于那些封闭性社会来说，政治参与度比较低，且设置了一些身份、财产等限制，资源稀缺度高的地区，往往有助于形成捍卫中央集权和霸权的等级化制度，而资源稀缺度低的地区则有助于形成限制强权的宪政和均势制度。

(二)第二定律：一定的政治秩序取决于一定的生态关系和制度属性的复杂组合

长期以来，关于“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从何而来”的问题，一直是政治哲学争论不休的问题。无论是暴力起源论，还是社会契约论，政治秩序都意味着一种稳定性、连续性和有规则的状态，是与无序、混乱相对应的社会状态。生态制度主义政治学认为，政治秩序是由生态关系和制度属性两个因素决定的：一定的生态系统紧张或缓和程度，决定着一个社会共同体政治制度的属性，而生态系统紧张或缓和程度与制度类型的不同组合，决定着特定的政治秩序。

首先，制度类型是左右政治秩序的直接因素，一定的政治秩序总是直接取决于一定的制度基础。制度包括以法律、法规为核心的正式制度安排和以道德、信用观念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一旦某种制度得以确立并获得巩固，政治秩序就随之形成了。在一定的生态结构下，以个体主义为本位的制度类型，有利于形成基于规则的水平秩序；以集体主义为本位的制度类型，有利于形成基于权力的等级秩序。在民族国家这一制度基础建立之前，在君主、贵族、教会等制度支撑下，政治秩序呈现为战争与和平的循环、帝国统一与分裂的循环、王权朝代更替的循环，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皆是如此。自从民族国家这一制度建制产生以后，世界秩序就分化为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两种类型。其中，前者是国家凭借最高政治权威(即主权)建立了集体本位的民族国家制度，故而在国内政治秩序上呈现为基于国家强制力的等级秩序，后者属于主权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个体本位的制度，进而确立了以国际法和国际制度规则为基础的水平秩序。不过，由于世界秩序规则建立的主导权主要掌握在民族国家手中，迄今为止的国际秩序几乎总是为大国服务或者成为特定强权国家间的政治游戏。尽管冷战后欧盟的发展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制度窠臼，但只要民族国家的制度建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国内等级秩序和国际强权秩序并存的格局就一直是政治秩序的主导形态。

其次，基于不同的生态链产生的网络型权力，是政治秩序的决定性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说，制度类型是可以选择的，但生态链是不可选择的。一旦生态链确定，就会对特定的制度类型产生相对稳定的营养效应；而一旦生态链发生变化，不仅政治秩序会被立即打乱，且既有政治制度的大厦也会摇摇欲坠。在某一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究竟是采取集体本位的制度，还是采取个体本位的制度，其既受社会成员核心价值观的影响，更受制于由一定技术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生态链及其所产生的网络型权力影响。比如，游牧文明逐水草而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便造就了不同部落间争夺草场和势力范围的生态链，这一生态链塑造了部落联盟和游牧帝国的制度安排，进而形成了部落战争的秩序以及与农业文明反复冲突的秩序。农业文明在因为小农生产对于土地和水高度依赖形成的生态链，建立了以控制土地和治理水利为主要职能的官僚国家制度安排。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在世界流动形成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直接推动了民族国家和国际秩序的产生。长期以来，俄罗斯作为内陆大国的独特生态链，不仅决定了俄罗斯一直具有一个打通海路的“探海梦想”，更推动俄罗斯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集权主义制度传统，深刻地影响了欧亚地区的秩序。近年来，美国的“退群”、废约、筑墙、排外以及切断供应链的做法最严重的危害就是破坏了生态链，对世界秩序产生了严重的冲击。

另外，生态系统与制度类型的不同组合，左右着政治秩序的不同形态。在集体本位的制度框架下，发展的指令是自上而下运行的。人地关系处于紧张情况下的社会，往往更有利于社会集中权力，导致发展不活跃与安全并存的衰世局面；而人地关系处于缓和情况下的社会，往往有利于下放权力，调动起经济和社会的积极性，导致既发展又安全的盛世局面。在个体本位的制度框架下，在人地关系处于紧张情况下的社会，很容易出现人地关系紧张导致的权力集中与个体本位制度导致的权力弥散之间的抗衡，往往表现为不发展也不安全的乱世；而人地关系处于缓和情况下的社会，则呈现为快速发展却不安全的变世。以中国为例，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内，中国存在着统一与分裂的分分合合，若将统一时期界定为集体本位的国家制度，而将分裂时期界定为个体本位的国家制度，在汉朝、唐朝、宋朝、明朝、清朝等国家统一时期，风调雨顺、人口稠密的湖广地区、江浙地区和四川盆地往往呈现为盛世秩序，地广人稀、天灾频频的西北地区不断出现流民和灾民的衰世局面，但在强大的集体本位制度压力下，保持了国家统一的稳定局面。在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晚期以后的国家分裂时期，不仅东南沿海人地关系缓和地区呈现出衰世迹象，而且在内陆地区更是呈现出军阀混战、盗匪横行的乱世格局。类似的情况在印度、波斯、阿拉伯和欧洲地区也不同程度存在。2020年以来，当今世界呈现乱变交织的复杂局势，从根本上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家主义回归带来的个体本位制度和人地关系复杂变化共同作用的产物。

(三)第三定律：生态关系的变化和制度类型的差异，推动了政治秩序变迁的不同路径

政治秩序变革和制度变迁的逻辑，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所谓的“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即所谓“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考察这一过程的动力机制及其政治后果，是新制度主义研究的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有两条道路：一是微型的社会变迁，即制度适应(Adaption)，是英美等国家的改良道路，该道路的特点是在同一社会经济形态或同一生产方式之内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积累性的渐变和突变，实现了制度要素之间的内部权力关系调整，是一种基于制度合理性的形式调整；另一类是巨型的社会变迁，即制度革命(Revolution)，是法俄等国家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道路，该道路的特点是突破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具有革命性的大变化。此种变化是制度与社会生态之间相互适应的政治正当性调整，是一种基于制度合法性的实质调整。

环顾世界，社会变迁道路的差异性归根结底取决于不同国家所处的生态基础。归结起来，生态系统的变化存在着系统性变化、结构性变化、功能性变化三种形式。所谓系统性变化，是指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导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比如从游牧和渔猎生产方式转变为农业定居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工业生产方式以及工业生产方式转变为服务业或智能化生产方式等；与系统性变化不同的是，结构性变化则是指在主导生产方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人与自然关系时而紧张与时而缓和的变化；功能性变化则是指某一局部和要素领域的变化引发的生态关系的局部调整。

一是系统性变化决定政治秩序的革命性变革。生态制度理论在肯定制度是决定政治秩序的基础意义的同时，更深入地提出了生态体系是政治秩序的决定性因素。在农业社会时期的政治秩序是帝国秩序，在工业化时代的秩序是民族国家秩序，在智能化时代的政治秩序是世界秩序。不同时代的政治秩序从根本上由生态体系决定，不同时代的秩序变迁是一种革命性的变迁。所不同的是，在面临系统性变化时，集体本位的制度因为不同组成部分的不可切割性容易引发波及整个社会制度领域的社会革命，而个体本位的制度则更多表现为一连串政治制度领域的政治革命。

二是结构性变化决定政治秩序的周期性左右摇摆。在生态体系保持相对不变的情况下，生态体系的结构性变化也会导致政治秩序的变化。生态体系的结构性变化主要表现为行为体与系统之间的关系变化，其包括人地关系紧张和人地关系缓和两种情况。在人地关系紧张的压力下，政治秩序出现了危机；人地关系缓和的情况下，政治秩序恢复常态。因此，政治秩序存在着常规状态的秩序和应急状态的秩序两种类型。

三是功能性变化决定了政治秩序的韧性与适应的变化。在生态系统及其结构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生态系统中某些环节和因素的局部变化，会导致政治秩序做出某种适应性的变化。反过来，受政治制度制约，政治秩序也会产生某种韧性。

总之，生态制度理论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关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讨论中，形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学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话语制度主义四个流派，所有这些理论流派在强调制度对社会秩序的决定性作用上并没有太大的分歧，主要的争论发生在“到底决定制度变化的动力是什么”这一问题上。生态制度主义属于新制度主义的范畴，在新制度主义看来，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主要由制度塑造，实力虽然形塑了政治秩序的物质基础，但决定政治秩序的因素不是实力，而是制度。生态制度主义理论将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态作为影响社会秩序的两个核心因素，认为制度对政治秩序起着直接的框架性作用。政治制度界定了政治权力，而非政治权力决定国家制度，所有的社会秩序归根到底取决于特定的政治制度。然而，政治制度的设计并非随心所欲，从根本上取决于生态体系，一定的生态系统在宏观上决定着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的基本形态。只有当政治制度与其生态环境处于动态平衡时，其政治秩序才是最稳定的，才能为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产生正能量。一旦一个政治秩序体所处的生态系统发生失衡，其制度形态和行为规律都会发生变化，政治秩序的调整和重构也就成为大势所趋。反观历史，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当下正在出现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浪潮，在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上的变化莫不如此。

四、生态制度理论的研究议题

世界政治是研究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世界范围内政治关系、政治活动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学问。在生态制度理论的分析框架内，受制于特定生态系统和制度类型两个因素，世界政治研究的议题主要包括三大类。

(一)政治秩序研究

政治秩序是世界政治研究的主题。亨利·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将左右世界秩序的因素区分为权力和政治正当性。他尽管意识到了政治正当性因素对世界秩序的重要意义，但基本上仍然坚持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观，无论对近代早期欧洲多元化秩序和均势体系的分析，还是对伊斯兰世界和亚洲多样性秩序以及美国秩序观的分析，识别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以权力界定秩序类型。在生态制度理论看来，政治秩序由制度和生态共同构建，特定的政治秩序往往直接受制于特定的制度体系，而特定的制度体系又受制于一定的生态系统。具体来说，主要研究以下课题。

一是政治秩序的制度基础研究。暴力可以夺取政权，但暴力却无法稳定政权，政治秩序的巩固需要合理的制度基础。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古典时代政治秩序往往取决于征战和祭祀，一阴一阳，文武之道。无论是西方的城邦秩序，还是东方的公社秩序，抑或是游牧社会的部落秩序，背后都有着强有力的制度体系支撑。哈佛大学教授艾森斯塔特对家产制体系、封建体系、城邦国家和官僚帝国的政治形态研究，解释了政治结构不断分化、功能不断复杂的过程。随着工业化和现代社会的兴起，政治秩序变迁研究引发了包括摩尔、斯考切波等一大批历史社会家的兴趣。

二是政治秩序的生态基础研究。政治秩序的形成，既受制于基于人与社会关系的制度设计，也受制于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关系。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维克多·李伯曼在其近著《形异神似：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中揭示了欧亚地区两条平行路径，即欧亚大陆内陆地区的“官僚政体”(Bureaucratic Form)和东南亚的“魅力曼陀罗”(Charisma Mandala，即依靠国王或首领个人魅力、组织松散的政体)之间存在的巨大区别，犹如两条平行线一般。利伯曼认为，欧亚地区出现平行线似的发展轨迹受到气候因素和普遍存在的国家间战争的双重影响，多样化的政治秩序往往受制于多样化的生态关系。

三是比较政治秩序研究。从人类社会诞生起，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就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迄今为止，在不同生态关系结构下，产生了多样性的政治秩序，基辛格就重点讨论了欧洲秩序、伊斯兰世界秩序、亚洲秩序等多样的世界秩序。事实上，基辛格仅仅提及了政治秩序的冰山一角，政治秩序存在着诸多历时性类型和共时型类型，对于多样性政治秩序之间制度基础和生态基础的比较研究，有利于深化对政治秩序客观规律的理解。

(二)制度类型研究

如何解释世界范围内政治制度的多样性，也是世界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环顾世界，在不同的层次和不同领域，政治制度的形态多姿多彩。解释制度多样性及其根源，是世界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一是社区制度的多样性。社区是社会的微观单元，是与人们生活领域最为紧密的社会单元。社区虽小，但五脏俱全，是最为复杂的政治空间，隐含了世界秩序的复杂元素。在生态制度理论看来，对社区的研究既需要关注地理位置、气候特征、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等内外生态因素的影响，也要关注国家制度、族群结构、宗教信仰、社会规范等制度因素的影响。在其现实性上，社区制度的多样性特征是最为突出的，尽管全世界均坚持一定程度的社区自治，但世界上也找不出完全相同的社区制度，社区制度的多样性是社区应有的制度景观。

二是国家制度的多样性。国家是联结社区与世界的枢纽，它既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组织，也是一种普遍的制度建制。自国家产生后，尽管其本质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无论是作为权力的容器，还是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但国家的制度形态却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国家制度的多样性也是其显著特征，尤其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以来，以代表制度(政党和利益集团)、代议制度(议会)、行政制度(内阁)、司法制度(法院)、军事制度(军队)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成为国家制度的主流。在生态制度理论看来，对于国家制度多样性及其制度形态变化的研究，需要放宽视野，从生态系统的异质性特征及其变化角度来探寻一切秘密。

三是族群与宗教制度的多样性。与国家制度相联系，族群和宗教也是左右政治秩序的重要因素。族群是基于历史、文化、语言、地域、宗教、血缘祖先认同、行为、生物/外貌特征而形成“一群”与其它有所区别的群体，是原生差异与社会建构共同合成的产物。当今世界有2000多个族群，分散在世界各地，表现为复杂的多样性群体。宗教则是基于某种特定信仰而形成的特殊意识形态共同体。当今世界主要的宗教有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包括逊尼派、什叶派)、道教、佛教、印度教、犹太教、神道教等。对多样性族群制度和宗教制度的生态基础研究，也是制度多样性研究的重要主题。

四是地区制度的多样性。迄今为止，除了国家的制度建制之外，世界上的不同地区还奉行着各自不同的地区制度和地区秩序。比如欧洲的均势秩序观，亚洲多样化文化起源下形成的不同秩序观以及美国“代表全人类”的世界观。在世界政治事务上，每个地区往往各行其道，结果导致了国际局势的紧张、混乱和无序。如何解释地区制度的多样性及其后果，也是生态制度理论关注的重要议题。

五是国际制度的多样性。19世纪中后期，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开始大量出现，从早期的功能性国际组织到20世纪以来的普遍性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国际制度成为处理全球公共事务的重要平台和依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体系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成为当今世界事务治理的基础。然而，国际制度具有多样性，在不同议题领域和不同地区，存在着形态各异的国际制度。如何解释这些国际制度的多样性和有效性，也是生态制度理论的重要议题。

(三)政治变革研究

政治秩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如何解释不同政治秩序之间的变革问题，也是生态制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相比之下，制度因素是相对稳定的，对政治变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态因素的变化，根据制度所处生态体系之间的压力性质，可以将生态变化区分为系统性变化、结构性变化和功能性变化三种不同条件，在集体本位和个体本位两种制度类型下，呈现出三种政治变革的形态。

一是政治发展研究。政治发展是一种秩序向另一种秩序变革的过程，存在着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种形态，前者是政权性质的革命，后者是社会性质的革命。从生态制度理论来看，革命的根源来自于生态因素的系统性变化，在技术革命和经济革命的推动下，生态系统发生了系统层次的变化，此时大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在此背景下，集体本位的制度由于在价值观上坚持集体至上，导致除非在全社会的思想觉醒基础上的整个社会领域发生一场社会革命，否则不会缓解制度与生态之间的压力。对于个体本位的制度来说，由于在价值观上坚持个体至上，只要一部分政治群体实现了思想解放，就可以通过政权变更完成政治革命，就可以缓解制度与生态之间的压力。

二是政治变化研究。政治变化并非是一种秩序向另一种秩序的剧烈变革，而是在秩序内部的结构调整，是不改变秩序本质的一种缓慢的、渐近的政治变革，存在着政治改革和权力转移两种形态。其中，前者是权力关系上的调整，后者是权力归属的转移。在生态制度理论看来，政治变化来自于生态因素的结构性变化，随着生态因素的周期性调整，政治制度也发生了局部的调适。集体本位的制度发生了权力关系的自我调适，权力归属没有发生变化；个体本位的制度发生了权力归属的转移，从一个机构转移到另一个机构，或者从某一主体转移到另一主体，但权力关系没有发生变化。

三是政治稳定研究。政治稳定是指一定社会的政治系统保持动态的有序性和连续性，把社会冲突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主要表现为世界稳定、国家稳定、政府稳定、政策稳定、社会秩序稳定以及社会心理稳定等方面。生态制度理论认为，政治稳定来源于生态系统的稳定，对于来自于生态系统的功能性变化，政治系统也会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力，表现为政治韧性和政治适应。政治韧性是政治秩序在面临生态变化时，产生的一种恢复到最初状态的能力，政治适应则是政治秩序发生调整以适应生态变化的能力。相比之下，集体本位的制度在遭遇生态变化时，呈现出一定的制度韧性，而个体本位的制度则呈现出更多的制度适应性。

五、结论和思考

在政治秩序如何产生和如何变革这个问题上，生态制度理论与其他制度主义流派的研究角度不同，不是从制度决定论的角度进行研究，而是从制度与生态互动的角度进行研究。虽然，生态制度理论秉承制度主义的基本假定，但对于制度变迁的路径认识不同。生态制度理论引入了生态体系及其变化这个重要变量，分别从营养结构和时间结构的生态学维度上解释生态权力对政治秩序的影响：在营养结构上将生态系统与制度类型结合起来，解释政治制度多样性和政治秩序稳定性程度的根源；在时间结构上将生态变化视为系统性变化、结构性变化和功能性变化三种情况，进而解释政治秩序的变革规律。

对世界政治的研究中，制度多样性和秩序复杂性是一条中心线索。西方政治学长期坚持制度中心主义，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把追求建立最优的制度作为政治学的核心命题，柏拉图采取先验演绎的路径，而亚里士多德采取经验归纳的路径，两者塑造了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两条基本路径。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研究方法尤其是定量研究的推进，西方政治学尽管在研究方法上更加科学，但始终沿着亚里士多德的经验归纳路径，致力于探索最优制度，聚焦政治秩序的制度决定论，延续了西方政治学的基本传统。相比之下，中国政治学并不以制度为中心，而是强调将制度和人事结合起来，将人与自然结合起来，重视世界秩序的生态因素研究，更关注政治秩序的制度过程及其秩序后果，更关心治理之道而非社会之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制度理论是试图弥合西方政治学的制度主义偏好和东方政治学生态过程偏好鸿沟的一种学术努力。同时，这一学术努力也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时候，高度肯定黑格尔强调人与社会关系的贡献，但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物质生产方式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从而确立了唯物政治观的基础。然而，受工业时代的限制，马克思尽管意识到了人的生产力的积极性和革命性潜力，但没有对生态因素的制约给予必要的强调。生态制度主义突出生态因素的影响，就是致力于弥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生态因素上的不足。

生态制度理论对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理意义和现实意义。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意味着利益大调整、权力大分化和秩序大转型。置于大变局的时代，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世界秩序变革的时候，既要重视制度层面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要重视生态层面的互联互通和命运与共，尤其是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都被统统打进了数字世界的生态链条之中，生态系统的系统性变化对于未来世界秩序建构具有根本的决定性意义。尤其是在中美日益呈现出战略竞争态势的情况下，中美应避免在制度上进行直接竞争，应该更多集中于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层面的调整，重视加快技术创新、缓解人地紧张关系和功能化适应等措施，为重建秩序和缓解制度竞争压力提供稳固的生态基础。因此，生态制度理论为世界政治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对于世界政治学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谢选骏指出：谈论生态文明、生态制度的人，却不懂社会生物学，岂非咄咄怪事？讨论“世界政治学”却脱离了社会生物学，岂非缘木求鱼？

【30、收藏暴力就得到暴力】

《被继子枪杀！她曾是中国艺术的天价推手》（外滩TheBund 2023-03-31）报道：

中国当代艺术的“老朋友”一次令人悲伤的告别

3月29日，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创始人之一米莉恩·尤伦斯（Myriam Ullens）在比利时遭枪击身亡，终年70岁。

米莉恩是在比利时南部的居所门前遭枪击的。上午10点，她与丈夫盖伊·尤伦斯正坐在车里。枪手忽然从车外拔枪，对着米莉恩的头部连开四枪。

当警方和救援人员赶到时，米莉恩已经身亡。枪手经证实米莉恩的继子、58岁的尼古拉斯·尤伦斯。

米莉恩·尤伦斯与丈夫盖伊·尤伦斯是著名的艺术收藏家，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当代艺术极为痴迷，从1980年代来华后，几十年内收藏了大量中国艺术家作品。

在2011年，外滩君曾与盖伊·尤伦斯有过一次对话。当时提及未来将如何处置自己的藏品，尤伦斯这样说道：

“我已经76岁了，我有4个孩子、13个孙子、两个曾孙。我不想把我的收藏留给我的继承人，因为这样太复杂了，我需要找寻一种方式去让我的收藏继续保持生命力。”在尤伦斯看来，他已经到了必须要找合适的人接手自己收藏的年龄，在他的继承人中并没有找到人选。

2007年，为了推动中国当代艺术与世界对话，尤伦斯夫妇在北京798艺术园区创立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后来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非盈利艺术机构之一。

作为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国际推手之一，米莉恩是这30多年中国当代艺术飞速发展的参与者，见证了包括曾梵志、张晓刚、方力钧在内的大量年轻艺术家，成长为后来享誉国际的大师。

尤伦斯夫妇的收藏进入拍场后，创造了多次天价纪录，辉煌的同时也伴随着争议。

01、扑朔迷离的枪杀案

此次行凶的枪手尼古拉斯·尤伦斯，是盖伊·尤伦斯与前妻Micheline Franckx的儿子，曾任职于比利时国家情报部门，此前因一起泄密事件被有关部门调查。

盖伊·尤伦斯在几年前经历了一次中风，他的安全未被此次枪击案波及。有媒体报道称，在盖伊·尤伦斯中风之后，尼古拉斯与米莉恩在财产继承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当地检察官办公室表示并不认可此类假设，目前尚未就涉事人员身份发表评论。

据估计，盖伊·尤伦斯有约20亿欧元财产。他1935年出生于美国旧金山，是比利时裔商人，父亲是外交官，考古学家母亲来自比利时七大贵族世家之一的威托克家族，盖伊继承了男爵头衔。

在涉足艺术之前，盖伊·尤伦斯已经是一位叱咤商界的名人，他的巨额财富中一部分来自于家族的糖业集团，以及1970年代创立的金属包装制造生意。其领导的控股公司后来还涉足食品业、纺织业等。2000年盖伊从商界退休，将此前积累的财富投入到慈善、赞助事业中。

米莉恩也曾有多年经商经历。1952年9月出生于德国科隆，24岁时在比利时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做沙拉配送的公司，后来将其出售后又在布鲁塞尔开了甜品店。

米莉恩与尤伦斯相识于1991年。盖伊·尤伦斯和前妻育有四个孩子，两人于1999年离婚，同年盖伊和米莉恩完婚。

婚后不久，米莉恩将公司出售，所得投入慈善等非盈利事业中。

02、中国艺术的“造梦之家”

米莉恩在1990年开始接触中国当代艺术，当时给了她非常强烈的震撼，“中国当代艺术中有太多深沉的东西，和我们之前的收藏有很大区别，表达的东西都是非常真实的内心境遇。”

她对当时第一次走进中国艺术家工作室的场景记忆犹新：工作室面积非常狭小，画好的画要叠在一起才能勉强放下，有时候得倒着或歪着才能看清画的样子。物质条件的限制同时激发了他们更强烈的创作欲望。

盖伊·尤伦斯对于中国的了解则更早一些。由于父亲和舅舅的驻华外交官身份，盖伊从小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86年他为了推进家族生意第一次来到中国，通过吴尔鹿、张颂仁等传奇推手的引荐，认识了当时中国的一众艺术家，当时同样惊讶于他们艰苦的生存条件，要和人共用公共厕所，画家艾轩（诗人艾青之子）只能在25瓦的昏暗灯光下作画。

盖伊在90年代初年开始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陆续买下了余友涵、刘小东等艺术家的作品，他的第一件刘小东作品是1993年为夫人喻红创作的肖像。

刘小东成名后，又在2005年和2008年两次为尤伦斯夫妇画过肖像。2008年那次两家人在北京一起相处了一整天，米莉恩回忆当时刘小东边画画边抽了三包烟，她后来看了画并不太满意，因为“画得太像中国人”，丈夫盖伊却爱不释手。

刘小东2005年为尤伦斯夫妇画的肖像

除了当代艺术之外，尤伦斯夫妇也对中国古代书画很感兴趣，并为此深入学习了大量中国古典书画和艺术史。2002年他们2530万元买下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创造了当时中国书画拍卖的世界纪录。

2000年夫妇俩退出商界时，手头已经收藏了上千件作品，后来越买越多，很快到了2000件，他们把作品保存在瑞士一处恒温恒湿甚至能防核弹的地下仓库里。

盖伊认为这样的守财奴行为是一场“疯狂的收藏家悲剧”，既无法和艺术品一起生活，也无法公开展示——建立一个美术馆的念头在脑海中就这样形成了。

尤伦斯夫妇花了不少时间在中国寻找场地，最后相中了从废弃国营厂房改造成创意园区的北京798艺术区。

他们选择了两排形状相似的8000平方米厂房，其中一栋有烟囱的作为展览空间。这组建筑最早是东德建筑师在1950年设计的，后来又由法国建筑师维勒莫特和中国建筑师马清运全面翻新。

1800平方米的大展厅，没有柱子阻挡视线，至今都是全球展览空间中难得的“宝地”。

03、收藏屡创天价纪录

为了筹建这座私人美术馆，尤伦斯夫妇忍痛割爱，在伦敦苏富比拿出了20年前收藏的14张透纳水彩画，拍卖筹得1.65亿元人民币。光是建设场馆就投入了超过1亿元，每年运营费用高达数千万，才有了后来的尤伦斯艺术中心。

“不是所有收藏家到最后都会去运营美术馆，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我们的愿望——希望能和中国人分享我们对于中国艺术的喜爱。”米莉恩后来这样解释他们的初衷。

“即便后来有过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在欧洲和中国之间频繁往来造成的身体劳累。我先生一年会来中国十八次，我也会来十三四次，体力上到了极限，但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分享，仍然是快乐的。”

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尤伦斯夫妇自己的产业遭受影响，同时他们需要筹措UCCA的运营资金，于是两人集中出售了大量的中国书画和当代艺术收藏。

从2009年开始，尤伦斯夫妇先后9次通过拍卖大规模释出中国艺术品，总数超过400件，曾巩《局事帖》（1.0864亿元）、吴彬《十八应真图卷》（1.69亿元）、张晓刚《生生息息之爱》（7906万港元）等作品和拍卖数字，在当时的艺术界堪称一枚接一枚的重磅炸弹。

其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有曾梵志的名作《最后的晚餐》，2013年在香港苏富比拍出了1.8亿港元天价，创造了中国当代艺术拍卖纪录，这甚至是亚洲当代艺术第一次突破亿元大关。

这些数字背后，其实也有不小争议。

UCCA首任馆长、尤伦斯基金会主任费大为后来透露，在此前收藏这些作品时，曾立下过“封存三十年”的收藏目标，“不卖、收藏”是最初的默契，有许多艺术家也是出于这样的信任，将艺术品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尤伦斯。

在尤伦斯集中拍卖的前几年，正赶上中国艺术品拍卖热潮，2005-2008年中国当代艺术品价格几十上百倍的上涨，这让夫妇俩收藏的作品巨幅升值，他们当初不卖的决心显然动摇了。

另一方面，他们大量将藏品送拍后，又一定程度反作用于艺术市场，一个又一个天价数字也让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价格上了几个阶梯，很难单纯定义这到底是好是坏。

2017年10月，UCCA宣布了新的投资人及其专用基金会成立，盖伊·尤伦斯和米莉恩·尤伦斯结束了他们的“历史使命”。

从2007年建馆到2017年重组前，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行了超过100场艺术展览。这十年，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快速在国际崛起，渐渐拥有话语权的十年。

“米莉恩·尤伦斯的信念与热情——对艺术的热忱，对文化交流的坚持，与帮助他人的使命感——铸造了UCCA核心的历史与价值观。我们对她的骤然离世感到震惊与悲痛。”UCCA馆长田霏宇对她的去世表示哀悼。

“我们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什么有影响力的大人物，只是很幸运能陪伴这些艺术家成长，和很多热爱艺术的人建立联系。”米莉恩在几年前曾这样感慨道。

“（和中国）一起走过的这段时间，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见证——真正的收藏，就是义无反顾坚持到底。”

网民嚎叫：

湾区范儿 发表评论于 2023-04-01 09:04:58

洗钱高手，二婚老婆和丈夫前任的小孩在处置家族财产时，总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轻者打官司，重者出人命。

___1984___ 发表评论于 2023-03-31 13:26:10

2017年退出。估计那时候他们还能全身而退。

人间不值得007 发表评论于 2023-03-31 12:59:00

刘小东不如俞虹的素描扎实，《大卫》 让俞虹出名，中央美院的这两位继承了老苏联的风格，有扎实的基础但是缺乏色彩，中国美术缺乏太多的感性和美感，几乎走的都是变形道路，即使到当代和现代，都无法跟美相关，只能是走歪门邪道，海派头号重量级的画家首推上海美院的徐芒耀，此人不仅素描扎实，色彩也继承了法国的大气，难得巨匠，可惜在中国798 这种大环境，以及南北相侵的文化氛围，很难超越混子。当然艺术全是混混，不论是美国还是法国欧洲甚至中国，失落和倒退的时代。

fonsony 发表评论于 2023-03-31 11:11:00

一人犯罪，全家富贵，生的伟大，入獄光荣，全家之光，法院犯罪，家族英雄。

Wodebiming98 发表评论于 2023-03-31 10:48:12

做父母的不留一点财产给孩子，就不善

xyz18 发表评论于 2023-03-31 09:29:37

都是老头子造的孽，儿子还算手下留情，给老头子留了一条命

xiaoyixiao 发表评论于 2023-03-31 08:59:05

看来可能是继子怀恨她当年做小三现在又继承不到巨额财富？ 哎，怎么着都是 20 多年前的事了，至于吗，这样子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他父亲真打算一点不给他留？那也有点过分。

大中华救国军 发表评论于 2023-03-31 08:04:20

人生充满了太多的遗憾，遗恨，遗愿！

谢选骏指出：红色中国是一个流血百年不止的“风水宝地”——你们收藏暴力、展示暴力、拍卖暴力……最后也就得到了暴力！因为暴力指导的社会，其“美术”也必然充满了“暴力美学”……你们收藏这样的暴力，能不得到暴力的回应吗？所以我说，收藏暴力就得到暴力了。

【31、我們熟悉的世界正在崩壞──「民主制度」或許無法逆轉，但它不曾、也不會是所有問題的萬靈丹】

劉庭安／我所見的世界 2018/01/02

「人類的政治制度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演化而調整。在過去兩三年，我們見證到民主制度從神壇上走了下來，老牌的民主國家一個個陷入混亂。但其實，不是民主制度失靈了，而是民主制度從來就沒有真正的存在過，也從來就不是能解決問題的萬靈丹。」

這週的專欄，我們來非常「政治不正確」地挑戰一個話題：「民主制度」。

作為一個出生在解嚴後的孩子，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民主制度」有多好多不容易、投票權是人民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力、是底層人民不被菁英侵犯的保障……等等。

不只是台灣，全球對於民主制度，都曾經抱持著非常樂觀的期待。1991年冷戰結束後，代表「民主制度」的美國，打敗了代表「獨裁專制」的蘇聯。日裔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在這背景下，也寫了一本非常著名的暢銷書，叫做《歷史的終結》。

福山認為，「美式民主制度」就是人類最好的制度──美國走在世界之前，其他國家終究也會效法美國──最終人類的歷史，將會終結在全球實施民主制度，從此再無戰亂紛爭，人人過上幸福快樂的日子。

隨著美國霸權的崛起和冷戰勝利的傲慢情緒，讓美國人加倍興奮地在全球推銷自己的政治制度。美國的眾多次殖民地，諸如台灣、日本、南韓、菲律賓、拉丁美洲各國，長期以來也都被美國「制度輸出」了一把。

但採用民主制度，真的為所有國家帶來了富裕跟繁榮嗎？且不說別的國家，光是美國自身內部的階級、種族、地域對立就按壓不著了。而領導國家的人物與其說是「政治家」，如今更像是「實境秀明星」。總統的權力不再來自妥善治理國家，而是娛樂民眾。

這就是「人類最好的制度」、「歷史的終結」了嗎？

這十年內，對於民主制度的質疑越演越烈。老牌的民主國家英國脫離了歐盟，德國難民問題失控，美國選出了個拼命「拉仇恨」的民粹主義者，日本的經濟衰落仍然看不見頭，俄國從冷戰後的民主化，又再次走回了獨裁……。

我們普遍認為，經濟富裕和民主制度是相伴相生的，在民主指數排行榜上排名前三名，也的確是北歐的富裕國家。然而，在「專制國家」的行列中，偏偏又出現了中國和新加坡兩個經濟強盛的「異類」，這又要怎麼解釋呢？

民主制度是人類最優越的政治制度嗎？或者它正在走向敗亡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先從民主的起源說起。

2,500年前的雅典城邦

還記得初中的歷史課本上寫道，民主制度最早出現在古希臘的雅典城邦。但課本沒告訴我們的事情是，雅典的民主制度，跟現在的民主制度根本是兩回事：

首先，雅典不是每個人都有投票權的。你必須是個「有錢的成年貴族男性」才能投票，窮人、女人、奴隸是沒有投票權的。現在常有人說：「民主（Democracy）就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值」，這是錯的。最早的「民主制度」，只是菁英男性的決策方式。

雅典人搞出了這套制度，有沒有讓他們強盛起來呢？沒有。

西元前 431 年，希臘最大的兩個城邦：雅典和斯巴達，爆發了一場長達 20 多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其中雅典採用的是前述的「民主制度」，而斯巴達採用的是相對「集權專制」，接近寡頭統治的制度。

要知道，打仗打得其實是「經濟實力」，而雅典當年比斯巴達有錢得太多，照道理來說是佔絕對優勢的。然而，這場戰爭卻以斯巴達戰勝告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當然，決定一場戰爭勝負的條件很多，但雅典式民主制度的弱點，卻也在這場戰爭中顯現出來──雅典城邦的海軍強，而斯巴達的陸軍強。最初，雅典的執政官伯理克利（Pericles）制定了「長牆堅守」策略，讓人民躲在城牆後面，使用雅典強大的艦隊來慢慢磨滅斯巴達。

可惜，這種龜縮政策儘管有效抵擋了斯巴達的陸軍，卻讓人民逐漸不滿，加上都市內爆發瘟疫，於是在政敵克勒昂推動下，伯理克利被推翻下台。而之後上台的克勒昂卻缺乏軍事才能，導致雅典在接下來的戰役中不斷失利。

而在此之後，雅典城邦內更陷入了無窮無盡的「黨爭」和「政客內鬥」，公民大會選出了好幾輪的領導者，「長征」了多次，最後都被斯巴達給勦滅了。

這場曠日費時，長達 20 幾年的戰爭，最終以「民主富有」的雅典城邦敗給「專制貧困」的斯巴達結束。這樣的結果可能讓我們現代人不解，但其實雅典和斯巴達之戰，早已在 2,500 年前，便展現出「民主制度」的各種毛病：

富有且相對民主的雅典，把能量都耗在內鬥上。由於缺乏具有權威的領袖，在戰爭期間，雅典的決策始終搖搖擺擺，缺乏決斷。且由於民主制度是人人負責，其實就相當於沒有人負責。公民們投票選出了譁眾取寵，只會討好選民的無能政客，而這些政客最終帶領雅典走向毀滅。

蘇格拉底和柏拉圖

我們小的時候，應該都曾讀過兩位西方哲人──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故事。他們都正是誕生於前述伯理克利「雅典式民主」時代的哲學家，同時，他們都是反對民主制度的。

蘇格拉底之所以被處死，是因為他公開批評政府、反對民主制度，並告誡年輕人不要讓雅典被暴民統治，因而被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失敗後的雅典人「公審」，並在多名雅典政治人物的「運籌帷幄」下，被雅典的法庭以「不虔誠」和「腐蝕雅典青年思想」的罪名審判，洩憤處死了。

而他的學生柏拉圖，親眼見證了雅典的戰敗和老師的死亡，在他書寫《理想國》（The Repubic）的時候，也同樣鄙視民主制度──柏拉圖認為，理想上一個國家的統治者，應該是不受既有階級限制的「哲學家皇帝」，他必須有同理心去理解底層人民的辛苦，也必須有上層階級的統治眼光和手腕。

他將「哲學家皇帝」定義為「那些愛好真理的人」，並且需要兼備「專業」與「德性」──他曾說過：「既然船隻航行需要由船長來領導；醫病需要醫生，均非人人都可以進行，那麼統治亦然。」《理想國》裡也有很大部分的篇章，在講述如何透過「教育體制」，培養出適合擔任統治者的「哲學家皇帝」。

在柏拉圖眼中，這樣的理想君主是沒辦法透過民主制度選出來的，因為人民並沒有如此的眼光。柏拉圖認為，民主制度產生暴民，而暴民選出暴君。透過民主制度產生的暴君甚至更可怕──因為他是沒有辦法被推翻的。

因此在雅典滅亡後的整整一千多年裡，民主制度一直被藏在歷史的垃圾堆裡。甚至許多著名的思想家，像是彌爾頓、洛克、孟德斯鳩、伏爾泰，以及被視為「啟蒙運動代表人物」、「現代民主思想奠基者之一」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其實都認為民主制度是不可行的：

舉例來說，雖然盧梭的《社會契約論》（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一直被當做近代民主制度的理論來源之一，但連當年的盧梭自己，也認為民主制度不可行──

在《社會契約論》中，盧梭強調「天賦人權」，全體公民為主權者，國家代表主權者的「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是基於主權者自願放棄個人自由，立法規範全體，而達成「集體自由」的手段，且如果政府或掌權者違反了公意，公民就有權利重新尋找統治者。

然而，盧梭同時也指出，多數人民是愚昧、盲目的，國家必須要由道德「賢者」來統治，絕對的民主制度，需要太多預設條件和「美德」，實現全民民主非常困難。

就連在民主聖地美國，最早的開國元勳們，在提到民主的時候，也總是將之與動盪、愚蠢、暴民政治聯繫到一起。而美國最早的政治制度，其實也是為了「防範民主」，而不是為了「推廣民主」而建的。

而儘管隨工業革命後，民主已成歐美不可抵禦的浪潮，古希臘人對於民主制度的憂慮卻也一一成真：遠的不說，後來屠殺了數百萬猶太人的希特勒，就是靠全民選舉上位的，百分之百正當合法，但百分之百地殘暴血腥。

美國人發明的「半調子民主制度」

看到這裡你可能會想：「不對啊！世界上現在最強盛的美國，實行的不就是民主制度嗎？你說民主制度有缺陷，那為什麼美國這麼強盛呢？」

首先，我們要先釐清一點，那就是美國並不是因為民主制度而強盛的，世界上有很多實行民主制度依然貧困混亂的國家，政治制度跟國家富裕，從不能簡單劃上等號。

舉個例子，離美國不遠的阿根廷，在 20 世紀初的時候，還是世界第七大經濟體。在 1912 年，阿根廷更實施了當時拉美諸國最先進的民主制度。到了 1946 年，平民支持的貝隆（Juan Domingo Perón）透過民主選舉方式上台。

一上任，他便開始積極實現政見，具體地「實踐人民的意願」──沒收外國資本、提高關稅壁壘、提高勞工的基本薪資。

但他「實踐人民的意願」結果，卻是毀滅性的：沒收外國資本導致資產外逃、提高關稅導致對外貿易衰退，提昇勞工薪資，導致企業和國家的負擔加重，造成了惡性通貨膨脹。

直到今日，阿根廷仍盡失往日榮光，變成了一個經濟失敗、財政不彰的落後國家，半數的阿根廷人處於貧困線下──在「民主制度」下，阿根廷的政客投多數選民所好，實行了災難性的政策。你說「實踐人民的意願」有錯嗎？沒有啊。但是往往人民不知道什麼才是對的。

把鏡頭帶回美國。是的，美國的政治制度的確為它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但是，美國一開始實行的是「共和制」而不是「民主制」。我們常常把這兩者混淆，但依據孟德斯鳩的理論，共和指的是「權力分散制衡」，而民主指的是「人人均有權力」。這兩者其實是不同的。美國的開國元勳們，其實更一直是把民主制度當做洪水猛獸，堤防死守的：

在美國最初打敗英軍時，其實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是由北美 13 州的民軍組成的軍事聯盟，民軍領袖們，相當於一個個的「軍事貴族」。但為了要凝聚一個統一的國家，開國元勳們搞出了一套「兩院制度」，來擺平各方的利益。美國有兩個國會：參議院和眾議院──在參議院，每個州有兩個席位；而在眾議院，席位按照每個州的人口分配。

「這樣的話，豈不是人口少的小州，在參議院佔便宜了嗎？」沒錯。因為共和制度的重點，就是「權力均衡」，弄出一套所有利益相關者都可以接受的制度，公不公平倒在其次。

常有人認為民主制度就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值」。但就算在最強盛的美國，也從來就不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在一開始，只有富有的白人男性才有投票權，黑奴跟女人都只是白人男性的財產，是沒有投票權的。直到 1920 年代，才達成真正的「人人可以投票」。

不提小州在參議院選舉佔便宜，美國總統的選舉，由於每州的選舉人票是贏者全拿，所以有好幾次都發生某候選人贏了全國超過半數的選票，卻輸了總統選舉。譬如這次柯林頓輸給了川普。

你說這樣公平嗎？當然不公平。但是共和制度的精神不在於「公平」，而在於搞出一套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利益分配制度。

「想出兵打誰就打誰」的美國總統，權力制衡只是空談

而美國憲政中最重要的「權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原則，其實也沒有真正有效地制衡被稱為「全球最有權力的個人」──美國總統。

最明顯的例子，在「戰爭權」上：

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中即明文規定，將宣戰權歸於國會：＂To declare War, grant Letters of Marque and Reprisal, and make Rules concerning Captures on Land and Water......＂。

然而，在美國歷史上，對外進行的大大小小共 100 多次戰爭中，其實真正透過國會對外宣戰的，一共只有 5 次：1812 年美英戰爭、1846 年美墨戰爭、1898 年美西戰爭、1917 年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戰、1941 年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資料來源）

其餘包括越戰、韓戰，以及近年的波灣戰爭、反恐戰爭等無數戰役，美軍其實都是在美國總統的命令下，直接對外進行戰爭；或逕行出兵後，再由國會進行追認。

美國總統可以任意對外發動戰爭；可以不經國會與外國簽訂行政協議；可以任命聯邦的高級官員和最高司法官員；可以任意拒絕簽數國會任何法案；可以建議和委託立法。

說穿了，美國總統除了只是名義上不是皇帝，且不能世襲之外，其實就是皇帝，甚至是全世界的皇帝。

那問題來了，為什麼美國一開始要搞出一個半調子的民主制，而不直接搞君主制呢？

現代民主制度的最大妙用：防止革命

當我們回過頭去看歷史，為什麼「雅典式民主」消亡過後一千年，民主制度又被人類從歷史的垃圾箱裡挖出來，當成靈丹妙藥來使用呢？原因是，一千年後伴隨著工業革命的興起，人類發現了民主制度最大的用處：防止革命。

讓我們先回顧一下自從農耕文明誕生後，人類幾千年的歷史，基本上就是同一個循環不斷地回放：

一個「革命領袖」組織農民起義，推翻現有統治者。新帝國成立後，君主分封土地。在一開始，土地財富分配得比較平均，加上戰後人口銳減，所以每個人都能夠吃飽穿暖。

但一兩百年過去後，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形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而戰後承平時代激增的人口，超過土地能夠負載的最大數字，於是一群沒飯吃的農民開始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

而這時候，只要碰上什麼天災人禍，譬如小冰河期、乾旱水災或是外敵入侵。這個農業帝國的平衡就會崩壞，農民起義的循環也就會再來一次。

這種革命－人口激增－生產力不足－饑荒－革命的死循環，在工業革命誕生前，是不可能消失的，因為平民要多生孩子多種地，而土地能支撐的人口數，終究是有限的。

然而，在工業革命後，單位土地的生產力激增。終於人類走到一個生產出的糧食，足夠餵飽所有人的時代了，多餘的勞動力甚至可以到工廠裡，製造更多的商品和機器。

工業革命的生產力暴增，為革命的「死循環」提供了解藥──只要統治者能夠把資源分配到所有人的手裡，避免權力和財富的過度集中，就能夠長治久安地統治下去。

在這個背景下，讓平民投票選出統治者，能讓統治者心有顧忌，在吃肉的時候，也要分點湯給被統治者喝；而人力是工業生產重要的一部分，維持雙方的平衡，對統治者也有好處。打個比方，平民是被圈養的綿羊，統治者是割羊毛的牧羊人。牧羊人無論怎麼殘忍，總會留給綿羊一條生路。維持羊群的穩定。

而讓平民投票，除了有助於分配資源、遏制權力和財富過度集中外，還有個重要的作用就是樹立「執政合法性」。

在過去，執政合法性往往是通過宗教取得。譬如中國皇帝老愛說自已是天命之子，埃及法老說自己是太陽神轉世，歐洲國王說自己是君權神授。講白了就是一句話：「你們這些老百姓都要乖乖聽我的，因為是老天爺派我來統治你們的。」

但到了工業革命以後，平民的自信與權力增加了，無條件信仰宗教的人少了，「君權神授」的那套玩不動了。政治菁英們於是用民主制度來代替「君權神授」。

用最直接粗暴的語言來解讀，就是：「反正你們這些死老百姓每幾年投一次票，投出來的不管好壞，都是你們自己選的，怨不得人。」──透過投票儀式，當權者被人民授了權，就因此有了執政的合法性。

當時，美國的開國元勳對這套體系是很有信心的。原因是執政菁英根本就不認為平民有辦法動搖自己的統治根基。

在美國開國元勳們的想法裡，反正不管平民們怎麼選，國會議員和總統還是都得從同一個政治菁英的小圈圈裡選出來──美國有五個著名的政治菁英家族，一共出了八位總統和無數的政治人物（亞當斯家族、羅斯福家族、甘迺迪家族、布希家族、柯林頓家族）。

看倌們想想，在沒有報紙、沒有電視、沒有網路的年代，真正的平民草根階層，其實是很難從政、很難打進統治圈子的──是的，你可以選擇自己要的總統和國會議員，但是這些人選早已是政治菁英圈層內定、收編後的結果。

美國政治菁英通過牢牢掌握住兩黨的「提名權」，自信能夠避免民主制度的弊病：讓無知的暴民毀掉國家。對於政治菁英來說，選民像散沙一樣四散全國，根本不可能形成什麼「統一的意見」。選舉的作用只是每隔四年來做場戲，走走過場，確認正當性；同時給兩黨施加點壓力，照顧一下百姓。

可惜，當初設想良好的制度，現在面臨崩潰了。

現代民主制度的崩壞

時間走到 2018 年，現代民主制度已經像是一頭無人控制的猛獸，遠超過當初設計者的想像了。

由於網路、電視、媒體的興起，交流信息變得空前的容易，這也使得廣大的平民，能夠快速凝聚共識，對政治菁英施加壓力。那怕，平民所凝聚的「共識」，可能是錯誤的，甚至是災難性的。

拿前年的「英國脫歐」打比方，貧困郊區的窮人想要報復倫敦的富人，並認為英國脫歐後，能夠「把消失的工作拿回來」──但其實，英國脫歐後，富人的損失遠沒有窮人慘，窮人的工作機會反而更加少了。

脫歐公投當時，英國的政治菁英們不斷地對貧窮地區的選民呼籲，要他們不要衝動，不要投票脫歐──但是沒有用，民主制度還是實踐了「選民的意志」。那怕，選民的意志終究害慘了自己。

脫歐公投當時，英國的政治菁英們不斷地對貧窮地區的選民呼籲，要他們不要衝動，不要投票脫歐──但是沒有用，民主制度還是實踐了「選民的意志」。圖／Flickr@Avaaz CC BY 2.0

在英國旁邊的德國，也正在遭受民主制度的反撲。

全球 GDP 排名第四的德國，境內有將近 1,300 萬名接受社會福利的窮人。說是「窮人」，但說真的，他們一點都不窮。

一對有兩個小孩的德國夫妻，如果失業在家，能夠從政府得到每個月將近 2,000 歐元的補助，足夠維持一家的開銷。而部分人長期失業在家，日子過得反而比出去認真工作還要好，索性就賴在家裡遊手好閒當懶漢了。

你說所有失業者都是真的找不到工作嗎？其實並不是。德國許多地方都需要勞工，甚至還得從外國招募員工。但對於那些躺著吃福利的人來說，領失業救濟過得比工作還要爽，為什麼要去工作呢？

為什麼會造就這種畸形的福利體制，說到底還是因為民主體制。政客們為了要爭取選票，一旦給出去的福利，就不能收回來，門檻還得越來越低──這便給國家財政造成了巨大負擔。如果有任何政治人物看不下去，想要反其道而行因而得罪選民，則無異於政治自殺。

越過太平洋，我們來看看全球民主聖地：美國。2017 年美國選出了一個非典型的總統：唐納．川普。說他「非典型」，是因為他不是傳統的兩黨政治菁英家庭出身，而是靠著網路傳播，靠著草根平民的支持上位的。

這是美國的開國元勳們從來沒有想過的事：平民百姓真的可以靠民主制度，造統治階級的反。

唐納．川普的支持者雖然老是被美國的主流媒體「黑」，說是又老又窮又失業的憤怒白人男性──但這不正是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們，老是愛掛在嘴上說的，「底層人民的聲音」嗎？

很有意思的是，之前歐巴馬和柯林頓的支持者，大都是沿岸城市受過良好教育的高收入選民。講白了，就是「既得利益者」和「富裕菁英階層」。他們一天到晚喊著民主價值，但民主制度真正讓平民選出了一個能代表底層心聲的唐納．川普，菁英階層卻又哭天搶地的說「民主已死」。

說白了吧，民主從來就是一塊遮羞布──只要選出菁英階層滿意的人物，那就是「民主精神」，就是「公民素質」；但只要選出了讓他們跌破眼鏡的人物，就是「暴民政治」，就是「民粹主義」，就是「民主已死」。

現代民主走到今天這一步，各式各樣的缺陷已經千瘡百孔，暴露無疑了。我們對民主制度逐漸失去了信仰，但挺無奈的，似乎找不到更好的制度去取代它，也只能湊活著用了。

就像盧梭說的，真正嚴格的民主制度從前不存在，以後也不會存在。民主制度太依賴於人類的美德和睿智，但這兩樣東西，在任何時代都是稀罕物。

唐納．川普的支持者雖然老是被美國的主流媒體「黑」，說是又老又窮又失業的憤怒白人男性──但這不正是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們，老是愛掛在嘴上說的，「底層人民的聲音」嗎？圖／Flickr@IIP Photo Archive CC BY 2.0

所以，將來的世界會生成怎樣呢？

雖然預測未來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但我們不妨猜上一猜：

首先，目前仍然是獨裁的國家，將來要實現民主化幾乎是不可能的了。就上我先前說的，工業化後現代民主的誕生，主要的原因是為了要遏制革命的發生。統治者通過給人民分蛋糕，鞏固執政合法性，穩定被統治的臣民。

而民主化的發生有兩個重要的前提：

第一個前提：人民有辦法推翻政府。

直到一百年前，餓壞的農民還可以揭竿而起，用鐮刀和土槍打敗正規軍。政治菁英才搞出了民主制度這套東西，作為平衡雙方的工具。然而到了今天，一群烏合之眾的貧民幹的過正規軍的機槍、坦克、甚至導彈嗎？隨著平民和政府的武力差距越來越大，迫使執政者分享政治權力給平民的動機只會越來越小。

第二個前提：統治者需要人民。

在過去，統治者需要平民生產。平民是被圈養的綿羊，統治者是割羊毛的牧羊人。牧羊人無論怎麼慘忍，總會留給綿羊一條生路。畢竟羊群要是造反了，就沒有羊毛可以割了。然而時至今日，隨著工業自動化的逐漸發展，人力作為生產資源的重要性逐漸降低，「生產羊毛」的變成了機器。對於統治者來說，還有什麼動機要分權沒有生產價值的平民呢？

簡單來說一句話：你打不過我，對我也沒有利用價值。那我幹嘛要分享權力給你？

而當前已經民主化國家的人民，就比較「幸運」了：因為民主制度一旦建立，賦權於民，要再收回就很難了。對於老牌的民主國家來說，由於政客的執政合法性來自於選票，更會持續不斷地去討好平民。

隨著網路的興起，平民更可以高效地集結在一起，力量甚至會蓋過傳統政治菁英的小圈子。

但衍生出的壞處是，民主國家的政治，越來越像是一場沒有營養的真人秀。因為對於艱深的治國議題（外交、經濟、國防、法律等等），絕大多數的大眾是沒有那個專業知識和熱情，去一一鑽研了解的。

於是政客自然而然傾向找些能夠挑動平民情緒，或看似「利多」的空洞口號，例如：「福利」、「減稅」、「正義」、「禁槍」、「拼經濟」、「拚外交」、「讓全世界看見我們」、「讓我們再次偉大」......，來吸引平民的眼球和認同。

於是不分中外，當今民主政治下的政客們，一個個都變成了「娛樂明星」：因為他們的權力來源是「娛樂平民」，而不是真正長治久安地把國家治理好。現在唐納．川普動不動就要炒個新聞，每隔幾小時就要發一條推特，就是最好的例子。

當然，說到最底，「民主」還是比「專制」有著無可替代的好處：至少防止統治者殘害百姓的這條底線，民主制度相對容易守住。在民主國家裡，國家機器去大規模傷害平民的機率被降到了極低──因為統治者一旦這麼做了，就會很快遇到執政合法性流失的危機。

只是，如果平民透過這樣的制度，不斷地犯下短視的錯誤，不斷地傷害自己呢？

結語：

今天的專欄裡，我們簡單回顧了民主制度的起源，以及為什麼民主制度在近代又重新回到了歷史舞台。

人類的政治制度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演化而調整。在過去兩三年，我們見證到民主制度從神壇上走了下來，老牌的民主國家一個個陷入混亂。

但其實，不是民主制度失靈了，而是民主制度從來就沒有真正的存在過，也從來就不是能解決問題的萬靈丹。

當初，民主制度是為了要解決特定社會問題，被政治菁英們從「歷史的垃圾堆」中給挖出來的。而隨著世界的不斷變化，原來的這套東西，也開始慢慢顯得不合時宜，變得不合用了。

我們所熟知的世界正在崩解，但新的秩序還正在建立當中。這中間一定會有一段時間的陣痛期，但我們仍然可以樂觀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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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樣子，我們下週三見。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是个白痴，一面说“要知道，打仗打得其實是「經濟實力」”，一面说，“雅典當年比斯巴達有錢得太多，照道理來說是佔絕對優勢的。然而，這場戰爭卻以斯巴達戰勝告終。”——那么？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原来，道理很简单，那就是“经济决定论”是错误的！这与民主还是专制，可以说是毫无关系。否则，如何解释英美战胜了德国日本？

【32、现代民主制度的缺陷 短视近利漠视未来】

罗曼·克兹纳里奇（Roman Krznaric）2019年4月18日

1739年，苏格兰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写道，政府的起源，是人们舍远图近的偏狭心理，无法根本地救治自己或他人。休谟相信，政府机构，如政治代表和议会辩论，有助于缓和我们冲动、自私的欲望，促进社会的长期利益和福祉。

在今天看来，休谟的观点似乎是一厢情愿，因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显然已经变成了短视泛滥的原因，而不是消除短视的良药。很多政客除了下一届选举几乎无所在意，所关注的也仅限于最新的民意调查或网络舆论。政府往往更偏向权宜之计，比如把罪犯关进监狱就算了，而不解决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原因。在地球升温、物种灭绝之际，各国在国际会议上争吵不休，只盯着短期利益。

当新闻媒体一周7天、一天24小时不间断报道英国脱欧谈判的最新进展，或对美国总统的即兴推文喋喋不休时，现代民主政治的短视昭然若揭。那么，有没有针对政治短视的解药，能够长远地考虑后代子孙的利益呢？

先从这个问题的本质开始。人们普遍认为，当今的短视政治是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技术造成的，是它们加快了政治的节奏。但是，政治对“当下”的执迷，有着更深层次的根源。

一个问题是选举周期，这是民主制度固有的设计缺陷，导致政治周期短暂。为了在下一届选举中赢得选民的支持，政客可能会提出诱人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忽略长期问题，比如应对生态毁灭、养老金改革或儿童早期教育投资，因为这些问题不会为政客直接赢取政治资本。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这种目光短浅的政策制定形式就被称为“政治的景气循环”。

此外，特殊利益集团，特别是企业，利用政治制度为自己争取短期利益，并将长期成本转嫁给社会其他群体。无论是资助竞选活动，还是耗资巨大的游说，企业对政治的入侵和操控都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导致无法形成和实施长远的政策规划。

政治短视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深刻的一个原因，是代议制民主系统性地忽略未来人的利益。未来公民没有任何现世的权利，在绝大部分国家没有代表未来公民利益的机构，即使今天的决定无疑将影响未来公民的生活，他们也无能为力。这是一个巨大的盲点，但我们却几乎注意不到。在10年间，我作为政治学家专门研究民主治理，但从没想过我们的子孙后代会像过去的奴隶或妇女那样被剥夺了权利。但这就是现实。这也正是全球成千上万小学生在瑞典少女桑伯格（Greta Thunberg）鼓舞下罢课游行，要求富裕国家减少碳排放的原因。他们拥有民主制度，却被剥夺了发言权，现世的政治并没有考虑他们的未来。

虽然不舒服，但我们需直面现实。现代民主，尤其是富裕国家，能够殖民未来。我们把未来当成一个遥远的、没有人的殖民地，在那里我们可以任意“倾倒”生态退化、技术风险、核废料和公共债务，随意掠夺。英国18、19世纪殖民澳大利亚时，利用“无主地”的法律原则来为自己进行殖民统治辩解，无视原住民的存在和土地所有权。今天，我们的态度也像对待“无主地”一样，把未来当作“空白时间”，无人居住、无人认领，任凭我们主宰。

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是重塑民主本身，以克服其固有的短视并停止盗窃后代的权利，后者是导致我们对未来实行殖民统治的根本所在。我认为，做到这一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政治挑战。

有人认为，民主根本就是短视的，因此依靠“善良的独裁者”或许会更好，他们能够代表我们所有人，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人类面临的多重危机。英国著名天文学家里斯（Martin Rees）便是其中之一。他曾撰文称，面对气候变化和生物武器扩散等长期严峻的问题，“只有开明的专制君主才能推行安全度过21世纪的措施”。前不久在一个公开论坛上，我问他是否真的把独裁作为应对短视的政策处方，并暗示他也许是在开玩笑，他回答说，“实际上，我是半认真的。”然后，他给出中国的例子，证明专制政权在长期规划方面取得惊人的成功。这从中国对太阳能的持续巨额投资便可清楚看出。

在场的人中点头者出奇得多，但不包括我。历史上长期保持善良和开明的独裁者的例子即使有，也很少（比如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此外，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专制政权在长远考虑和规划方面比民主政权做得好。比如，瑞典没有专制君主，但瑞典设法做到了近6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相比之下，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仅为26%。

也许有办法重塑代议制民主，以克服目前的短视政治。实际上，有几个国家已经开始为未来公民赋权的开创性实验。比如，芬兰议会设立了一个未来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Future），负责审查立法对后代的影响。在2001年至2006年期间，以色列设有一个名为“子孙后代权利监察专员”（Ombudsman for Future Generations）的职位。但后来，因为被认为权力太大，导致立法延迟，该职位被废除。

当代最著名的例子也许是威尔士。威尔士设立了“子孙后代权利专员”（Future Generations Commissioner）的职位，是 2015年《造福子孙后代法案》（Well-being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ct）的一部分，由苏菲·豪（Sophie Howe）担任。此职位是确保从环保到就业等领域的公共机构在制定政策时至少要把眼光放到30年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出台一个类似的覆盖整个英国的子孙后代法案。这个想法可能会受到新成立的议会跨党派子孙后代小组（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for Future Generations）的欢迎。该小组成立于2018年，得到了身兼上议院议员的里斯的支持。显然，里斯仍对此民主程序有一定信心。

然而，这类行动因为过于改良主义且无法根本改变政府结构而遭到抨击。加拿大资深生态活动家铃木（David Suzuki）提出更激进的替代方案。他希望用随机选出的公民议会取代加拿大的民选政客。公民议会将包括普通无党派加拿大人，每人任期六年。在他看来，这种类似于政治陪审团形式的议会能更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和物种多样性消失等长期问题，解决政客只关心下届选举的问题。

但是，由当代公民组成的议会真的能够站在子孙后代的角度，代表他们的利益吗？日本出现名为“未来设计”（Future Design）的运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京都人类与自然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ty and Nature）的政治学家西条辰义（Tatsuyoshi Saijo）领导下，该运动在日本各市举办公民集会。一组参与者站在当代居民的角度，另一组想象自己是2060年以后的“未来居民”，后者甚至会穿上特殊的服装来想象穿越时空。多项研究表明，与现在的城市规划相比，“未来居民”设计的城市规划更激进、更进步。最终，该运动的目标是成立一个由中央政府管理的未来部（Ministry of the Future），并在所有地方政府机构中设立未来厅（Department of the Future），用未来公民议会的模式制定政策。

“未来设计”的灵感部分来自美洲原住民遵循的第七代原则（Seventh Generation Principle）。该原则要求相关政策将第七代后人（大约150年后）的福祉考虑在内。

这种原住民思维也引发了美国一场重要诉讼。在这起诉讼中，年轻人主导的组织“孩子的信任”（Our Children's Trust）试图为当代和后代争取稳定的气候和健康的空气。这起案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原告都是10几岁或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认为，美国政府故意推行导致未来气候和公共资源不稳定的政策，因而剥夺了他们未来的宪法权利。正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环境法教授卡尔森（Ann Carlson）最近对網路媒體Vox所说的那样，“这就是让孩子做原告的聪明之处……他们讨论的是地球的未来。”如果胜诉，这将是一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最终将使未来公民获得权利。

所有这些举措加起来，说明了什么？我们正处在一场历史性的政治变革之中。显然，为子孙后代争取权益的运动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并在未来几十年内随着生态毁灭和技术风险加剧而逐渐成长。梦想着善良独裁者不是解决长期危机的唯一选择。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到18世纪代议制民主兴起，民主出现了多种形式，也经历了多次重塑。下一场民主革命将是一场为子孙后代争取权益、停止掠夺未来资源的革命。它很可能就在眼前了。

罗曼·克兹纳里奇是一位公共哲学家兼前政治学家，也是全球首家同理心博物馆（Empathy Museum）的创始人。他目前正在写一本关于从长计议的力量的书。

谢选骏指出：上文缺乏深度，不懂民主制度是为了社会动员而设计的，并非为了“科学发展观”而设计的，所以当然不会有尚未出生的“未来公民”的一席之地。至于“‘未来设计’的灵感部分来自美洲原住民遵循的第七代原则（Seventh Generation Principle）。该原则要求相关政策将第七代后人（大约150年后）的福祉考虑在内。”——这说明穷凶极恶的白人唯物主义终于走向了末日，经济挂帅的罪孽时代即将划上句号。但是恕我直言，仅仅让幼儿代言未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再小的孩子，都是在未经自己同意的前提下，被强行抛掷到这个悲惨世界上来的！她他们能够代表真正的未来吗？

【33、现实保守主义的美国与世界】

欧树军 2022.02.23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是美国当代最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作为20世纪这个“美国世纪”的见证者，亨廷顿在美国政治学界纵横驰骋了60年。在这60年中，他一贯秉持清醒的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想立场，思考美国政治、世界政治以及“美国与世界”的关系 。他从二战后介入美国思想辩论以来，就不囿于狭隘的政治正确，不断对支撑美国社会和政治体系运行的思想基础进行探讨；在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中，他清醒地判断“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研究美国的国家战略。

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1945-1965年间，美国思想界普遍以洛克（John Locke）式的自由主义来表述美国的国家理念。这种理念描述中，美国奉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等现代政治原则，美国人是被上帝拣选并赐福的民族，这种自由主义的国家理念被塑造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但是，1957年，亨廷顿对此主流观念发起挑战，他提醒美国人反思美国的建国理念究竟是洛克式的自由主义，还是伯克（Edmund Burke）式的保守主义。

根据路易斯·哈茨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中的说法，从建国直至1920年，进步年代的美国社会一直由洛克式的自由主义主导，形成了“自由主义共识”。[1] 亨廷顿认为，这种源自英国的自由主义“文化霸权”导致美国保守主义没有形成一以贯之的传统。自由主义确乎笼罩美国人的心智，美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没有欧洲的种种意识形态。

亨廷顿认为，美国的保守主义在两个重要契机之下复活了。首先，随着美国加速告别“孤立主义”走向世界，新汉密尔顿主义的联邦保守主义复活了。其次，从“二战”到“冷战”初期，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导国家。美国在冷战铁幕开启后，希望通过废除“种族隔离”，让自己在西方世界的领头羊地位更为名副其实；由于美国对苏联共产主义和内部的大众民主运动的恐惧，“南方保守主义”也得以复活。在苏联这个全面战略对手的巨大威胁面前，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保守主义”都迅速在“冷战自由主义”的旗帜下一致对外。[2] 亨廷顿成为“冷战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

1957年，亨廷顿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社会接受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队，就意味着接受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治伦理。因此，在亨廷顿看来，虽然美国社会将“洛克式的自由主义”视为美国的国家理念，但在现实运作中的却是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结合体。

亨廷顿对美国社会实际形态的观察所得出的这种国家建构理念，来自他所推崇的三位战略思想家。第一位是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他的《战争论》对亨廷顿影响很大。[3] 他既提供了军官职业化的合理性，也提供了文官控制的正当性，亨廷顿正是据此建构了自己军政关系理论的内核，从而让《军人与国家》成为理解现代国家的军政关系绕不开的经典之作。

第二位是美国军事思想家小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他抓住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帝国主义情绪，美国开始从思想上告别孤立主义，其所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实际上是这种帝国主义思想的反映。[4] 正是在小马汉身上，亨廷顿所说的美国历史上一度消失了的联邦主义和南方保守主义，在美国放弃孤立主义走向世界之后复活了。

第三位是美国现实主义的国际战略学者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他的《国家间政治》主张“政治家必须确信国家就是强权之一，必须据此思考国家利益问题”。[5] 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塑造了冷战至今美国对外战略的主线，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亨廷顿对美国对外战略的现实主义批判与反思。

在这三位战略思想家的启发下，亨廷顿把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视为军事伦理的两大支柱，他非常关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在美国不同时代的命运变迁，因为军政关系的稳定有赖于政治思想与社会观念普遍接受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冷战情境下，美国必须改变过去的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保守主义，古典保守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保守版本”而已，而其理论对手是“大众自由主义”和“民主自由主义”。1975年，美国政治已经结束战后20年的民主化运动高潮，进入保守主义长周期。亨廷顿进一步阐发了“民主危机论”，[6] 这被视为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精英民主理论”的回归[7]。

亨廷顿在这种思想框架之下重新定位了埃德蒙·伯克的思想地位。在他看来，保守主义是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因为它并没有自己的“乌托邦”。他认为人们之前对伯克的定位是错误的。在经济思想上，伯克接受的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古典自由主义以及后来成为英国国策的古典自由国际主义。对伯克的重新定位是亨廷顿思想的重要起点。

1957年，亨廷顿被哈佛大学政治学系的自由主义者指控鼓吹军国主义和权威主义，最终被迫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一道从哈佛大学出走哥伦比亚大学。

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

亨廷顿在哥伦比亚大学的4年，对莱因霍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尼布尔对冷战一代美国思想家影响极大。尼布尔的思想光谱颇为复杂，他既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也是新教现实主义者。他是美国历史上首批使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抨击美国社会自身问题的学者，这一点体现在1932年他的成名作《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它是“大萧条”时期影响整整一代美国人的经典著作。从这本书开始，尼布尔的每本书都备受重视。美国国际关系与历史学学者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J.Bacevich)将尼布尔称为“冷战自由主义的总设计师”，美国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 1917–2007）将尼布尔称为“美国冷战一代思想者共同的精神教父”。

亨廷顿读过尼布尔的大多数著作，由于这位新教神学家思想的影响，亨廷顿逐渐强化了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想立场，这使他不同于理想主义的保守主义，也不同于同时期现代派诗人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天主教社会思想。[8]虽然二者所表达的都是基督教文明对现代社会及其问题的基本判断。

1968年，亨廷顿集中阐述了他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独特问题的判断。[9] 他认为，不同于传统国家，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断深入，每个国家要么成为大规模现代社会，要么就是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的“变化社会”或“转型社会”。亨廷顿认为，自由主义者的现代化理论实则是将西欧、北欧和北美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化的理想样本，实际上是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将起点等同于结果，事实上忽略了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对政治变迁的巨大影响，忽略了发展过程和道路的复杂曲折和替代选择的可能。

这样一个判断，反映了亨廷顿的思想转变。在20世纪50年代写作《军人与国家》之际，在亨廷顿那里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并列关系；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现实主义已经变成了保守主义的限定词。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参与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制定开始，亨廷顿就将矛头对准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和对外战略。《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这本著作集中体现了亨廷顿的“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政治态度，其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地位，颇似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在西方军事思想中的地位，它整合并且超越了西方世界对政治发展的讨论，并将比较政治的研究重心从政治发展转移到政治变迁上。

近五十多年来，亨廷顿的“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逐渐成为美国多数中下层白人的主流观念，它对现代政治困境的理解和对政治、政治思想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塑造作用越来越备受关注。

现实保守主义的新教根源

亨廷顿思想的继续深化来自20世纪60年代民主化运动在美国的此起彼伏，这场极具挑战性的民主运动对美国自身构成了巨大挑战。理解和回应这种挑战，亨廷顿从政治转向了文化。[10]在他看来，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们质疑的并非美国体制的正当性，而是美国现任政府的统治能力，美国政治中的“信念激情”在历史上曾经多次校正美国的航向。因此，亨廷顿认为看似激进的民主运动，实质上却是保守主义的。亨廷顿将美国政治的失衡归因于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共识，亨廷顿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理念未能实现并且总是不能实现，这是美国的政治现实。理论预设与政治现实的冲突，恰恰内在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共识。实际上，亨廷顿是从根本上挑战了自由主义者对美国政治的体制自信。

在用文化视角解释政治问题上，亨廷顿认为，美国政治思想中始终存在洛克式自由主义与伯克式保守主义的斗争。尽管美国保守主义的两大代表——北方联邦主义和南方保守主义在建国后和内战后消亡了，但美国从来没有产生独立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故在一战、二战和冷战期间的内部敌人和外部敌人面前手足无措，保守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重新回到美国政治舞台。伯克在《论法国大革命》一书所表露的保守主义思想，尤其是在《与美洲殖民地和解书》中所概括的北美殖民者的特性，被亨廷顿视为美国的国民特性、国家认同和核心文化的根源。在伯克看来，美洲殖民地的新教实质上是“新教的新教”、“异见的异见”，是英国本土未完成的新教革命的产物。[11] 因此，北美殖民地人与母国人同文同种，正如今天“五眼同盟”同文同种。亨廷顿正是在伯克的基础上将“同文”界定为“同一种宗教”。

亨廷顿指出，美国自由主义者将美国的政治理念概括为一套“美国信念”，所谓“美国信念”指的是美国人一直以自由主义社会自居，认为自己代表了人类社会一系列美好的政治价值，而这种自由主义的美国信念没有触及的是其政治制度源于英国的新教（清教徒）革命时代（1640-1688），甚至每一种制度都源于新教。美国政府的权力虽在结构上分立，但本质上处于“职能混同状态”。美国政体源于亨利八世（1509-1547）以来的英国都铎体制。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亨廷顿集中关注的是政治制度，比如军事制度和作为政治制度集合体的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亨廷顿的重心转向对重大政治社会困境的道德关注，试图找到制度背后的文化要素，此时他强调的是，要想真正理解美国政治，就必须追溯美国政治的真正起源，也就是作为美国核心文化和国家认同源泉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发现亨廷顿对自由主义者批评的深刻之处：自由主义者所相信的美国人反权力、反权威的政治伦理并不是天生的，正是因为英国人留下的政府权力太大、政府权威无处不在，才导致美国人看上去更擅长限制而非建立政府的权威，才激发了美国人反权力、反权威的政治伦理观念。

这种分析框架更关注美国政治背后的文化因素，认为美国所有的现代政治制度几乎都有宗教根源；解决现代政治困境的希望在于政治的“再宗教化”、国家的“再道德化”，只有重新激起美国人的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只有激起超越阶级、地区、种族、宗教和身份的信念激情，美国政治才有希望。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的“再宗教化”是美国政治最独特的特征。

新教现实主义与现代政治困境

20世纪90年代初期，面对苏东剧变后的国际局势风云变化，亨廷顿认为需要对新的国际格局做出准确的现实主义判断。面对甚嚣尘上的自由国际主义言说，亨廷顿非常清醒地将自由国际主义和新教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12]

自由国际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帝国主义一脉相承，它在很大程度上违反了尼布尔的指导。尼布尔认为，美国历史存在一个巨大的反讽：美国人以上帝选民自居，常常对其他民族颐指气使，但这实际上是愚蠢的，只是一个幻觉。他从新教现实主义出发，对这种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进行了批判。[13]他希望探寻的是基督教如何从道德上来理解、处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困境。[14]尼布尔是“冷战”时期的思想教父，因此，他的理论建构存在一个前提，即将苏联视为全面的战略对手，这也正是冷战一代美国思想者的共同前提。只有在这个理想的敌人面前，美国和美国人才能恰当定位自己。尼布尔深刻影响了亨廷顿对美国内政外交和“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思考。但是，亨廷顿在冷战格局松动之际偏离了其学术立场，试图探讨非西方国家的民主行动指南，他将秩序视为分析国家的核心维度。对他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秩序也是个好东西。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保守主义者聚集在“国家利益”的大纛之下，共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苏联消失之后，美国如何界定国家利益？如果失去了苏联这样理想的敌人，美国人也很可能迷失自我，所以要寻找新的理想敌人。1996年，亨廷顿处理的问题变成了如何理解“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格局及其冲突根源。[15]

“文明冲突论”诞生的契机是亨廷顿与他的学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对话，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是当时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的典型代表。时至今日，人类社会的未来究竟是“历史的终结”还是“文明的冲突”，仍是当代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有关“后冷战世界秩序”讨论的一桩公案。亨廷顿严肃批评了“历史终结论”的理想主义。在亨廷顿看来，既然存在多极文明，就可能存在冲突；只有理解可能的冲突，才可能谋求和平。“文明冲突论”似乎同时激励了西方霸权国家和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国家，形成了“全球性的帝国内战状态”：一方面，西方国家会继续自身文明的独特性，并强调自身文明的普世性；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受到激励，希望成为帝国内部的“新君主”。

美国思想界认为，冷战之后的美国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文明的冲突这种外部危机，还有国家认同的解体这种内部危机。1992年，小施莱辛格出版了《美国的解构》。[16]在他看来，失去敌人的美国在多元文化冲击下，不再是一个团结的国家。亨廷顿也将其人生的最后时光用来处理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17]他认为，以1965年的《移民法》为转折点，多元主义在种族、语言和文化上挑战了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推动了“反美国化”进程。但是，亨廷顿并不把希望寄托在特朗普所鼓吹的白人本土保护主义上，尽管由于他因为批评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而再次被贴上了本土主义者的标签。在他看来，美国的希望在于让自己的核心文化重新回到新教这个母体，而非种族上的白人至上。亨廷顿认为，21世纪的美国需要的是“健全的民族主义”——既不是孤立主义的民族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但每个人都应该珍视爱国主义这一政治美德。

现实保守主义的政治德性

亨廷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召唤的“政治的再宗教化”、“国家的再道德化”和盎格鲁-新教文化为主体的“美国核心文化复兴”，在冷战结束后似乎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亨廷顿所反思的正是美国国家认同与美国世界地位所面临的危机，他所希望避免的恰恰是文明冲突的厄运。在亨廷顿去世后，他的朋友和同事对他的评价有一个共识：亨廷顿是一个典型的盎格鲁-新教徒。亨廷顿与美国自由主义精英的疏远，恰恰是因为他的思考代表了二战后的美国普通选民的想法。[18]在个人品质上，亨廷顿坚持的是勤劳、诚实、公正、无畏、忠诚，以及最为重要的爱国主义。他本人也希望自己的墓碑上只刻下一句话：这里躺着的是一个满怀信念的爱国主义者。

亨廷顿同时代的一位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认为，美国自由主义的核心共识在于政治而非文化，政治能够改变文化并自我保存；美国保守主义的核心共识在于文化而非政治，文化决定社会成功与否。有学者据此指出，亨廷顿的思考是以反思自由主义的思想误区为前提的，他对政治学的首要贡献就在于维护保守主义的核心共识，强调自由主义在实现自身理想信念上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所以必须现实主义地援引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19]

亨廷顿的第一个30年集中在政治，第二个30年则集中在文化，但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思想立场，对美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所面临的重大政治和社会困境进行道德层面的思考。或许正是因此，亨廷顿才成为美国唯一同时吸引了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的政治思想家。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现代政治学也即美国政治学的重要代表，亨廷顿身上最值得记取的，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的爱国者的思想立场，也正是这一思想立场使之成为切实理解“美国与世界”及其社会政治困境的一个理想窗口。

[1] [美]路易斯·哈茨著：《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1955），张敏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Huntington, Samuel P. “Robust national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58 (1999): 31-40.

[3] [德]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1818-1830），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16。

[4] [美]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1890），安常容等译，解放军出版社，2006。

[5] [美]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1948），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 [法]米歇尔·克罗齐、[日]绵贯让治、[美]塞缪尔·亨廷顿著、马殿军等译：《民主的危机》（1975），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

[7] Joseph, Lawrence B. “Democratic revisionism revisited.”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81): 160-187.

[8] 现代派诗人艾略特是极为重要的天主教社会思想家，他的《一种基督教社会的理念》只有短短几十页，却被认为代表了天主教在巨变时代如何避免自由主义社会的衰败命运的基本主张。Eliot, Thomas Stearns.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The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 and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Vol. 32.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60.

[9]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张岱云等译：《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10] [美]塞缪尔·亨廷顿，《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1981），中译本一《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周端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中译本二《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先萌奇、景伟明译，新华出版社2017年版。

[11] [英]埃德蒙·伯克：《美洲三书》，商务印书馆，缪哲选译，2003。

[12]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1991），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13] Niebuhr, Reinhold. 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First published in 1952 b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4] Niebuhr, Reinhold. Christian realism and political problem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9.

[15]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 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16] Schlesinger, Arthur Meie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1992.

[17]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2004），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18] Kaufmann, Eric. “The meaning of Huntington.” Prospect Magazine (2009).

[19] “Samuel Huntington, 1927-200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09/09/30/samuel-huntington-1927-2008/.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没有文化，所以才会认同了同样没有文化的亨廷顿——亨廷顿没有文化，所以也就缺乏了“文化”观念；因此把“文化的冲突”当作了“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当今世界只有一个统一的全球文明了，哪里还有什么“文明的冲突”？

【34、新冷战时代，亚非拉国家拒绝“站队”】

HANNAH BEECH, ABDI LATIF DAHIR, OSCAR LOPEZ 2022年4月25日

曼谷——随着传统联盟的纽带在全球范围内遭到破坏，美国在亚洲历史最悠久的缔约伙伴——泰国皇家军队已撒下一张大网。

今年，就在世界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晕头转向之际，泰国士兵接待了美国军队参加“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这是亚太地区最大的武力展示活动之一。几个月前，他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举办的“共同命运”维和演习。2020年，泰国人进一步对冲他们的赌注，签署了一项协议，让他们的军校学员前往莫斯科的一所国防学院接受培训。

乌克兰遭到入侵后的地缘政治格局经常被比作新冷战。虽然主要的对手可能没变——美国、俄罗斯，以及中国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但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重塑着一个已持续了逾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全球秩序。

代表了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政府拒绝选边站队，以避免像“二战”后大部分时期的“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分类。在联合国大会本月暂停俄罗斯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投票中，包括泰国、巴西、南非、墨西哥和新加坡在内的数十个国家投了弃权票。（决议最后还是通过了。）

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曾经是超级大国的代理战场，这三大洲的许多国家现在纷纷亮出自己的独立性。不结盟国家集团的回归，让人回想起后殖民运动领导人拒绝让帝国主义主宰命运的时期。它还表明，不再依赖于单一意识形态或经济赞助国的小国有信心走自己的路。

“毫无疑问，东南亚国家不想卷入新冷战，或者被迫在任何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华盛顿国家战争学院的安全专家扎卡里·阿布扎说。“正如他们在东南亚的一句谚语，当大象打架时，遭殃的是草。”

阿布扎还说，被迫与其中一个大国结盟使得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冷战结束时极度贫穷和不发达”。因此，即使是冷战的胜利者美国，也不能指望得到一些传统伙伴的支持，指望它们大声谴责俄罗斯对一个主权民主国家的袭击。2011年北约领导的利比亚干预和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加剧了对西方的不信任。这两次军事行动都使这些地区的国家多年后还在后续的政治影响中挣扎。

“问题的症结在于，非洲国家觉得自己被西方国家当小朋友对待，遭到了它们的忽视，还指责西方国家没有履行他们高呼的关于主权和领土神圣性的道德言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非洲研究高级研究员埃伯纳泽·奥巴达尔说道。

幅员辽阔的民主国家印度尼西亚——该国曾经的一位统治者因反共立场而受到美国青睐——曾表示，当该国今年主办20国集团会议时，将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印度尼西亚也在将俄罗斯从人权理事会除名的联合国投票中投了弃权票。

2003年4月，巴格达交通部着火，美国军队在一旁看着。

印尼前贸易部长托马斯·伦邦表示：“作为20国集团今年的主席国，我们的政府采取了让人质疑的策略，试图在我们的议程中忽略70年来最大的地缘政治地震，这让我大吃一惊。”

其他美国盟友将分散风险的决定归咎于美国缺席。去年，随着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疫苗外交，美国最初被认为在囤积疫情物资。

在此之前，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是一项广泛的贸易协定，旨在对抗中国的贸易行为。像越南那样在加入时曾押上自己声誉的国家，再次感到华盛顿背叛了它们。

美国的长期盟友墨西哥强调中立，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拒绝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墨西哥的中立性并不中立，”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托尼·帕扬说。“墨西哥戳中了华盛顿的痛处。”

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驻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大使职位空缺。其中包括最大的区域经济体巴西和美洲国家组织的大使职位。

“许多拉美人意识到美国正在抛弃他们，”哥伦比亚卡利市伊塞西大学教授弗拉基米尔·鲁文斯基说。

俄罗斯也不能指望其传统盟友自动效忠。意识形态不再是莫斯科的诱惑力之一，只剩下专制的同志情谊。俄罗斯既拿不出资金资助，也没有苏联那样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它在拉丁美洲最坚定的支持者委内瑞拉接待了一个高级别的美国代表团。尼加拉瓜是最早支持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东部分裂地区的国家之一，但自那以后，它的热情有所缓和。

在3月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投票中，古巴没有支持莫斯科，而是投了弃权票，尽管古巴和尼加拉瓜后来拒绝了把俄罗斯从人权理事除名的努力。

内华达大学古巴问题专家雷娜塔·凯勒说，“他们试图保持微妙的平衡，既不赞美入侵，又不明确谴责入侵，并且主张和平。”

最引人注目的对冲来自非洲，在3月的联合国投票中，非洲国家占弃权国家的近一半。

“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打仗，”坦桑尼亚总统萨米娅·苏卢胡·哈桑在接受采访时说，她指的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她又说，她“不确定”冲突中是否有明显的侵略者。

泰国在平衡大国关系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军队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军队一起训练，并分别从这三个国家购买武器，都是该传统的一部分。灵活的外交手腕曾使泰国成为该地区唯一没有遭受殖民的国家。

2017年1月，椭圆形办公室，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2017年1月，椭圆形办公室，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美国曾把泰国作为越南战争的集结地，目前两国关系的疏远也源于泰国总理巴育·占奥差的政治血统，他在八年前的一场军事政变中上台。

“尽管泰国目前可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它本质上是一个专制国家，”泰国纳黎萱大学国际事务讲师保罗·钱伯斯表示。“像这样的政权会有专制的伙伴，包括在莫斯科。”

乌干达的情况也是如此。乌干达接受了美国近10亿美元的援助，是西方打击地区武装分子的重要盟友。然而，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的政府因侵犯人权而受到美国和欧盟的批评。

穆塞韦尼的回应是抨击西方对利比亚和伊拉克的干预。这位总统的儿子也是该国陆军的指挥官，他发推说，“大多数人类（非白人）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立场。”

和其他几十个国家一样，乌干达能够站出来说话，是因为它有了新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这一经济现实（尽管北京没有兑现它全部的承诺）使得曾经依赖其他超级大国的国家免受严峻的地缘政治选择的影响。

一些具有战略地位的国家已经实现了多样化，比如吉布提，它拥有美国在非洲大陆最大的永久基地勒莫尼耶军营。几年前，应吉布提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的邀请，北京在吉布提建立了其第一个海外军事前哨基地。盖莱还从中国获得了贷款，以便开发港口、自由贸易区和一条铁路。

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科布斯·范施塔登表示，中国日益增多的参与，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替代投资、替代市场和替代发展理念”。

但是，如果说当今世界更喜欢多极化，那么乌克兰战争的涟漪效应提醒我们，全球化迅速将遥远的国家联系到了一起。

乌克兰战争导致全球燃料、食品和化肥价格不断上涨，加剧了非洲和亚洲的困境。东非遭遇了毁灭性的干旱，现在至少有1300万人面临严重的饥荒。

欧洲以外的人非常清楚，他们的难民——如叙利亚人、委内瑞拉人、阿富汗人、南苏丹人和缅甸的罗辛亚人——不能指望得到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所得到的那种欢迎。在争夺有限关怀储备的竞赛中，援助组织警告，对世界上最脆弱的人群来说，捐助疲劳是危险的。

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在提到俄罗斯和乌克兰时说：“当这些国家发生战争时，整个世界都会受到影响。”

谢选骏指出：专制政府外行领导内行，因此缺乏基本的效率。民选政府只对选民负责，因此没有能力承担全球义务。而“第三世界”，基本上就是“失败国家”的同义词——它们在全球化的晕头转向之中，连行动能力都丧失了，哪有力气重新站队？

【35、野蛮人建立全球政府】

《新闻联播》（2022年3月17日）报道：

1、第3任期刚开始 习皇帝又要给全世界一番指点

中共全国两会不久前刚刚结束，习近平不出意外地连任中共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同时“习派”人马完全垄断了政府班子，习近平的个人权势达到新高点，他在新政府班子中的角色定位也备受外界关注。3月15日，习近平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呼吁共同宣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这是他在中共国家主席第3任期的第一个外交动作，也是他主政十年来提出的第四个全球性倡议。

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3月15日，习近平是在北京出席在线方式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发表主旨讲话时，做出这份全球性倡议的。

习近平还称，世界不需要“新冷战”，打着“民主”旗号挑动分裂对抗，本身就是对“民主精神”的践踏，不得人心，贻害无穷。

在美国的异议人士韩连潮就此推文说：“细读一下习倡议，不难发现他是要把中共专制制度打扮成世界文明的一部分，要民主自由国家接受其永久独裁，拒绝真正代表世界文明的普世价值，但野蛮无论如何装饰打扮永远成不了文明。”

近年来，美国和西方世界越来越认识到中共对世界带来的威胁，并开始采取遏制战略。2018年，美国时任副总统彭斯发表对华政策讲话，直接揭示和谴责共产中国对于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侵害和军事挑衅，及其对世界秩序和人类文明的危害。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也强调，美中之争是两种政治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之争。长期以来，西方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重视不够。中共是比纳粹更大的威胁。

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21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今年2月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不过，这些倡议要么不被看好，要么越来越不受各国欢迎。

2、被捕后郭文贵未获保释 下次出庭时间确定

美国司法部3月15日宣布，流亡中国商人郭文贵因联邦当局指控其诈骗在线追随者超过10亿美元而被捕。最新报道透露，郭文贵被捕后在曼哈顿联邦法院表示不认罪，法官宣布将其拘留，不得保释。

据路透社报道，郭文贵于15日早晨在纽约被捕。根据公布的起诉书包括12项罪名，指控郭文贵犯有电汇欺诈、证券欺诈、银行欺诈和洗钱罪。

随后在当天下午，郭文贵在曼哈顿联邦法院向美国地方法官凯瑟琳·帕克表示不认罪，由于担心被告在等待庭审期间有逃跑或妨碍司法的风险，法官下令将其拘留，不得保释。

据路透社报道，郭文贵身穿黑色衬衫、黑色裤子和棕色鞋子出庭。他没有戴手铐，在被带出法庭前，他双手合十向观众做了一个祈祷的动作。

郭文贵的律师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在15日的听证会上代表郭的联邦公设辩护人Tamara Giwa表示，他们将提出“强有力的保释辩护”。他的下一次出庭时间已经确定，将在4月4日。

根据起诉书，同案被告余建明还被指控妨碍司法罪。拥有香港和英国双重身份的余建明目前仍然在逃。据称他是郭文贵的金融师。

起诉书指控郭文贵向他几十万在线追随者撒谎，并向他们承诺巨额的利润，以换取他们向四家分别名为GTV传媒集团、喜马拉雅农场联盟、G俱乐部和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公司投资。

起诉书说，郭文贵、余建明和他人2020年通过GTV的一次非法供股集资欺诈性地获取了超过4亿美元，然后将大部分资金中饱私囊。

美国联邦检察官达米安·威廉姆斯（Damian Williams）在一份声明中说：作为对郭文贵调查的一部分，司法部通过查扣21个不同的银行账户和一辆兰博基尼跑车，收缴了大约6.34亿美元，并寻求将这笔资金没收。

起诉书指称，郭文贵和余建明的奢侈开销包括利用这些资金为郭文贵购买2650万美元的新泽西豪宅、价值大约97.8万美元的中国和波斯地毯、一台6.2万美元的电视和一个5.3万美元的壁炉原木架。

据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2019年对郭文贵在曼哈顿的公寓进行搜查时，发现了100多部手机，其中许多都在信号屏蔽的袋子中。此外，他还有将近约10个不一样的名字。

3、媒体爆料：俄罗斯发射“恐怖武器”白磷弹

据报道，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东部无人居住区发射被称为“恐怖武器”的白磷弹，但俄方否认。此外，俄罗斯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地区3月15日宣布，前一晚有三枚来自乌克兰的导弹被俄罗斯空军击落，但未提及是否有伤亡。

据法新社报道，记者看见，乌克兰东部查西夫雅尔镇旁边的无人居住区3月14日遭到来自俄罗斯阵地的白磷弹攻击。

报道指，查西夫雅尔镇南沿通往附近巴赫姆特的道路于当地时间下午4时45分左右遭到两枚炮弹攻击，前后相隔5分钟。巴赫姆特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一年以来时间最长且最血腥战役的核心。

炮弹发出呼啸声后爆炸，释出燃烧中的白磷缓缓落地，道路两旁被烧掉的植被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

法新社无法确认目标地点是否为乌军阵地所在，但在烧焦区域内一条小路旁停放著一部车身漆有白色十字图样的绿色卡车，那是乌军的标志。报道指，最近的房屋距离焦土外缘约200米。

含磷武器属于禁止对平民使用的燃烧武器，但根据1980年在日内瓦签署的一项公约，这类武器可用于对付军事目标。

基辅曾经指控莫斯科自从开战以来多次使用白磷弹，包括用于对付平民；俄军则断然否认此一说法。

另据法新社15日发自莫斯科的消息，14日晚上，在与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地区上空，三枚导弹被击落。

据该州的州长格拉特科夫在电报群上说，这些导弹是被俄罗斯防空部队击落的，其碎片损坏了别尔哥罗德市，及周边地区的房屋，但他没有提到伤亡情况。

这名俄罗斯边境州的州长还宣布，一架无人机在该地区被击落，坠毁时损坏了一个车库。

1月底，别尔哥罗德州州长宣布，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势开始以来，已有25人在乌克兰对该地区的打击中死亡，近100人受伤。

俄罗斯别尔戈罗德地区的地方和基础设施经常受到莫斯科方面归咎于乌克兰军队的打击，而基辅方面则没有声称对此负责。该地区的同名首府也曾数次被直接击中。

4、新版GPT-4发布 多项考试超越90%的人类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 3月14日发布最新版本的大型语言数据库模型GPT-4。这个让人期待已久的高级工具预料将进一步渗透人类生活，并在人工智能业界引发一场更激烈的竞争。

OpenAI公司自去年11月首度推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后，其功能能够模拟人类的语言行为，以文字流畅地与用户对话，还能编代码、写论文等，掀起全球热潮，因此新一代更强的GPT-4一直备受期待。

OpenAI公司指出：“我们已经创建了GPT-4，这是OpenAI在扩大深度学习的最新里程碑。”它补充道，ChatGPT-4比以前的版本“更巨大”。这意味着，它已经在更庞大的数据上进行了训练，而且其模型文件中有更多的参数，这使得它的运行成本也更高。

OpenAI是美国一个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由营利组织OpenAI LP与母公司非营利组织OpenAI Inc所组成，目的是促进和发展人工智能。

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许多研究人员认为，该领域的许多最新进展，都来自于在数以千计的超级计算机上运行的、越来越大的模型，其训练过程可能耗资数千万美元。此类以“扩大规模”来获得更好效果的方法中，GPT-4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OpenAI公司表示，它使用了微软Azure来训练模型。微软已经向这家初创公司投资了数十亿美元。

与以往不同的是，OpenAI此次没有同时公布具体的模型规模，或用于训练模型，使其可以重新创建模型的硬件的细节，理由是所处的“竞争环境”。

OpenAI的GPT大型语言模型为许多人工智能样板产品提供了支持。在过去六个月里，人工智能的这些样板产品，包括微软搜索引擎必应的人工智能聊天和ChatGPT等等，一直让科技行业人士惊叹不已。

最新的版本是新技术的预览，这些技术的进步可能在未来几周开始渗透到聊天机器人等消费产品中。微软14日表示，必应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使用的就是GPT-4。

OpenAI表示，使用新的模型后，将更少出现错误答案，更少地偏离话题，以及更少谈论禁忌话题。与此同时，甚至在许多标准化专业测试中，它的表现要比大部分人类更好。

OpenAI声称，在模拟的律师考试中，GPT-4的表现超过了90%的人类的成绩；在SAT阅读考试中排名93%；在SAT数学考试中排名89%。

网民嚎叫：

forfunny1 2023年03月16日 16:57

毫无自知之明的跳梁小丑自大狂。

外星人 2023年03月16日 03:48

亲自瞎指挥亲自瞎部署小学烂尾皇帝时不时蹦出来收放自如肩挑200斤有头无脑一拍大腿收放自如的为世界为美国指明烂尾方向，还时不时的和拜登比谁更脑残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的历史力学——野蛮人定期更新文明；未来建立全球政府的，大概率地是野蛮人而不是文明人。

《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2023-03-17 《中国周刊》）报道：

本文是《中国周刊》记者杨洋对加州圣玛丽学院教授徐贲的访谈

《中国周刊》：您写过一篇《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的文章。在您看来，什么是粗鄙化？

徐贲：之所以要谈论粗鄙，是因为今天它已经普遍化了。

一位在曼谷生活了十几年的朋友有一次跟我说，她每次回到国内，就觉得不一样，总有人无缘无故地横眼看你，到店里买东西也常遭白眼，店员像对贼一样盯着你。医院里，人满为患，大家像一群动物那样挤来挤去。护士对病人吆五喝六，一点不体恤，也不尊重。

在许多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到处不被当人看，要办点事，就得当孙子。这种感觉令人非常憋屈，特没尊严感。

周围的人并没有对你做什么粗鲁的事，也没有粗俗的言语，但你就是觉得人际之间有一种“粗”的东西，那就是普遍的粗鄙。

一般来说，文明教养和文化程度越高，会对粗鄙越敏感，越反对。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一个社会整体越在意粗鄙，越反对粗鄙，也就越文明，越有教养。

▌普遍粗鄙是国人的精神癌症

《中国周刊》：对于有权有钱者，他们粗鄙化的表现为什么？

徐贲：有权有钱者粗鄙的关键在于他们是社会中的强者，强者因为强，所以有本钱对弱者粗鄙。粗鄙的本质是无视别人作为人的尊严，基本特征是无同情心、无视别人的感受，甚至暴力、残忍、故意伤害。

徐贲：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

▲丰县事件

有权势者不仅对弱者有粗鄙行为，他们自己也常常相互粗鄙对待。这在几十年前的运动中司空见惯，许多“当权派”人物相互对待都非常凶狠、粗鄙——诬陷揭发、落井下石，把人往死里整，在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算一回事。

只要有蔑视弱者，侵犯弱者的尊严的地方，就会有粗鄙。例如，富豪陈光标曾提议，没有受过九年教育者不得有生育权，这就是非常粗鄙的。

还有比这更侵害一个人尊严的吗？还有比这更粗鄙的吗？哪怕是以前的奴隶主，也没有规定奴隶不准生育子女。

无视社会弱者作为人的尊严，把他们当下等人，不承认他们做人的基本权利，更不用说公&民权利了，这是有权有势者最经常表现出来的粗鄙。

他们衣着讲究，干净整洁、说话文质彬彬，看上去很体面，其实可能是灵魂很肮脏的粗鄙者。

《中国周刊》：前些年，社会流行一个词“屌丝”，很多底层无出路的年轻人，以此自称。以前，人们自称“草民”，可“屌丝”比“草民”的自贬和自我嘲弄的意思要过分地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徐贲：“屌丝”、“草民”、“P民”都是自我贬低的说法，是社会语言学家所说的“工具性粗鄙”或“实用粗鄙”中的一种。

工具性粗鄙或实用粗鄙是为了某种实用目的而故意粗鄙，自我污蔑或污名化，这在弱势群体中非常普遍。

但是，拥抱污名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为弱者提供某种心理保护，但也可能让他们就此接受自己的低下地位，失去抵抗的意志。

在污名与拥抱污名之间，有一种暧昧的关系。弱者利用这种联系，一方面保护自己，争夺话语权，讲述“我是谁”，但另一方面，却又无能为力，不得不与压迫权力有所妥协。

▌知识群体：粗鄙的第一责任者

《中国周刊》：邵燕祥先生认为，粗鄙化与五十年代以后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关，时间已经过去六十多年，当年的行为，仍然深刻影响着当下吗？

徐贲：这个粗鄙世界的形成，与五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遭遇有很大关系，他们从整体上失去了尊严感和荣誉感，热衷于投机、功利、奉承、顺从，甚至成为寡廉鲜耻的一个群体。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知识、文化、文明都是遏制粗鄙的主要力量。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连一贯讲究斯文、重教养、有理性、守礼义道德的知识分子群体，都不再遵守他们引以为傲的行为规范，甚至公然破坏这些规范，那么这个社会的文明秩序，肯定已经到了极难维持的地步。

徐贲：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

人们看不起知识分子，反智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所谓反智，其实就是图实惠、看不起与人的心灵、精神、人格有关的追求。

现在许多知识分子自己早就不拿心灵、精神、人格当一回事了。民众鄙视他们也就谈不上是什么反智了。

《中国周刊》：为什么，这个社会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粗鄙化的情形仍然十分严重？

徐贲：知识教育不等于道德教育，更不等于公&民的教养和素质教育。这个社会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粗鄙化的情形仍然十分严重，这只能说明，就公&民的教养和素质教育而言，学校的教育是失败的。

《中国周刊》：中国古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过几十年的改革，我国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发展不能有效遏制粗鄙化吗？

徐贲：经济不能解决道德问题。我们以前宣传说，资本主义是万恶的剥削制度，经济虽发达，却造成了道德堕落和罪恶。

几十年前天天讲“兴无灭资”，就是以反对道德堕落，让人们高尚起来的美好目标来做支持的。但是现在我们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西方人也有类似的推理。例如，以前有人以为，只要一个人能在经济和需求上独立，不必依赖于他人，就能自由、理性地思想和独立作出判断。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经济改善了，人的处境就会改善。但是后来怎么了呢？

人们发现，既得利益者考虑的首先是自己，他们根本不会在乎穷人的利益，所以没钱人必须要有能为自己利益说话的机会，必须有他们的政治权利。于是，没钱人也争取法律申诉、政治参与的权利，而且成功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公民无分贵贱，在公民权利上人人平等。

徐贲：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

什么是经济成功呢？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是穷人能否捍卫自己的财产、尊严，是否有脱贫自立的机会。否则富人就会粗鄙地对待他们，把他们当下等人，认为他们不配拥有跟富人一样的权利。

▌粗鄙的出路：公民自由

《中国周刊》：您认为粗鄙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徐贲：原因很多，很难说哪一个特别根本。有的看起来根本，其实只是因为比较明显而已。

并不是所有的粗鄙都是这么显而易见，有的会隐而不见，因为看不清，所以人们会以为不要紧。而那恰恰可能是更加根本的。

例如，权力把老百姓当傻子，当白痴，并不需要动用明显的暴力，但却是更严重的权力粗鄙。粗鄙对人的典型伤害就是冒犯别人的尊严感，对别人的感觉满不在乎，一副傲慢不屑的样子，拿别人当玩物。

这样粗鄙不需要用肮脏、侮辱的字眼，也不需要使用身体暴力，一个眼神、一个假笑、一副不在乎的腔调就可以了。

《中国周刊》：普遍粗鄙会有怎样的后果？

徐贲：与社会里的许多道德恶疾一样，粗鄙对人的心灵毒害会很深。它和许多道德恶疾一样，一开始的时候人们都是讨厌的。

但是，渐渐便从厌恶转为失望和绝望，又明哲保身、得过且过、麻木冷血，直到默默接受。

徐贲：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

粗鄙在眼下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人人害人人，互相不把他人当人对待。

例如，人天天要吃饭，可是中国的食品供应早就成了普遍粗鄙化的牺牲品。

要是有人往你的饭锅里放脏东西，你会觉得他很粗鄙吧？好，现在食品从生产到销售形成了一条“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生产链，这还不够普遍吗？

食品安全问题看似在生产领域的经济问题，但实质上却是政治腐败、经济伦理畸变、环境生态持续恶化中所产生的恶果。

《中国周刊》：我们如何摆脱粗鄙化？

徐贲：粗鄙只是许多道德问题中的一个，不可能孤立开来，单独得到解决。

如果我们同意粗鄙是对人的尊严的侵害，如果我们认清侵害人的尊严是必须改变的，那么改变粗鄙也就会有比较清晰的目标，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做起来也就会变得比较有理可循。

制度变革和学校教育应该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方面。例如，如果能让人民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让报纸比较自由地传达人民的意见，那就不至于用压制这种很粗鄙、很蛮横、很不讲理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和媒体。

如果绝大多数人都能用语言好好说理，那整个社会就会变得比较文明，谩骂、恫吓、人身侮辱等等粗鄙现象也会逐渐减少。

学校教育也很重要，当然，如果粗鄙在社会中流行，那么学校教育再好，也会被社会中的反例教育所抵消。

现在成为贪官的，许多在学校都是好学生，从小就学雷锋，当班干部，被表扬，被提拔。照理说，他们都是学校里教育得最好的学生，怎么还是变成贪官呢？

可见学校教育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效果也难以持久。但这不应当成为学校放弃教育的理由。如果制度改革和国民教育同步进行，那么虽然现在的粗鄙积习已深，但只要真去努力，也还是可以往好的方向发生变化的。

网民嚎叫：

麻辣戈壁 今天 04:00

崖山之役，改变了汉人的精神结构，精致文化被粗鄙文化取代。毛贼东又把粗鄙的民族文化高举到神圣的高度。要想恢复华夏文明，就得拜日本人为师。日本人是华夏文明精华的真正继承者。

百年未有之大骗局 今天 02:11

厉害锅除了春秋战国时代还有点士的风度，之后就粗俗化，尤其是明之后，这个就是垃圾民族。今天厉害锅里的骗术在清朝就很普遍了。

Sans2000 2023年03月15日 06:34

共產黨和西方的左派都試圖告訴你，法律就是道德，但這是荒謬的。法律不是道德，法律是人屆定的，而道德是上帝賜予我們的。

Sans2000 2023年03月15日 06:26

「只有當我們遵守道德律時，我們才是自由的，如果我們不遵守我們的道德律而隨心所慾，則沒有自由可言，因為你成為各種事物的奴隸。」——康德《實踐理性批判》粗鄙化起源於文革，文革前中國承繼民國社風，相對文明很多，夜不閉戶，時有所聞，社鄰相照，相當普遍。粗鄙化在文革一代身上最能體現，因為他們的教育就是粗鄙化教育，粗鄙化已經進入到他們的靈魂。文革之後的兩代人已有明顯好轉，近十幾年來有人觀察到，北京地鐵中打架鬥毆，謾罵滋事的都是老人。粗鄙化教育就是毀滅道德的教育，文革就是摧毀道德的運動。道德的毀滅達到一個目標，就是奴化人民，最終中國人都成了失去自由的奴隸。

糟糕的很 2023年03月14日 19:42

说了半天废话，就“上行下效”！

Siubuding 2023年03月14日 19:20

外交战线有群狼

2022-11-20

外交战线有群狼，

君臣战狼齐奔放；

上下文乏同低俗，

执输行头迎万况。

Siubuding 2023年03月14日 19:19

反智均贫稳党国

2022-10-14

逆向淘汰胜大哥

我党低俗却不傻

诛心株连承秦制

反智均贫稳党国

Siubuding 2023年03月14日 19:19

享受猪潲容祖儿

2022-08-14

享受猪潲容祖儿

低俗表演党同意

垂范改造新香港

忆苦思甜更轻易

Siubuding 2023年03月14日 19:18

太祖放屁早垂范

2022-08-30

太祖放屁早垂范

党国文人亦赞叹

莫笑浅浅屎尿体

意境深奥需钻探

谢选骏指出：上文同样不懂历史力学——野蛮人定期更新文明；未来建立全球政府的，大概率地是野蛮人而不是文明人。中国的粗鄙化？改革、文革、共产党、满洲鬼子、朱元璋、蒙古鬼子……皆属此类。

《欧洲官员痛批美方“无能” 纾困SVB违反全球准则》（经济日报 2023-03-16）报道：

金融时报（FT）报导，欧洲监管官员批评美国政府“无能”，对硅谷银行（SVB）倒闭事件的处理有如一场“灾难”，并私下指责华府公然撕毁自己参与拟定的一套倒闭银行清理规范。

欧洲一些高阶决策官员批评矛头对准美国政府保障SVB所有储户的决定，担心这将破坏一套全球议定好的机制。

欧元区某位高阶官员就表示，对美国主管当局的“无能透顶”感到震惊，毕竟2008年金融海啸已过了十几年，期间开过无数次“漫长乏味的会议”， 美方在会中倡议终结纾困，如今华府因应SVB危机时，却又决定走回头路。

欧洲监管官员最气的是，美国决定援引“系统性风险豁免”条款，违反自己订的标准—存款担保金额以25万美元为上限—却又声称SVB规模不够大、不适用于防范全球金融危机卷土重来的规定。

华府智库彼得森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法规监管专家Nicolas Véron说：“从金融稳定观点来看，他们实在是用大锤杀苍蝇。”他认为，把SVB事件指为系统性风险，是“十分可疑”的决定，也给未来进一步对未受保存款纾困立下危险先例。

一位曾经参与协商全球银行危机解决标准的英国前高阶决策官员形容，美方处理SVB事件是一场“灾难”。

2008年那场危机彻底改变了银行倒闭案的处理方式。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决策官员频频在国际清算银行（BIS）巴塞尔总部开会，磋商建立清理机制，期能把银行倒闭的扩散效应降到最低。

那些机制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让银行拥有者、债券持有人和其他未投保债权人承担损失，包括存款金额超过存款保险上限的储户在内。

当时，美方是这类政策的一大倡议者；但有别于欧盟和英国规模相似的放款机构，美国资产负债表低于2,500亿美元的银行，例如SVB，竟被视为规模“太小、小到不适用于全球资本、流动性和清理标准”。

美国联准会（Fed）现在正研议从严监管中型放款机构，但2019年Fed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却都是放宽银行清理机制的幕后推手，让资产额500亿美元至2,500亿美元的银行减轻监管压力。

美国政府宣称，SVB倒闭不会影响美国纳税人权益，因为纾困未受保储户的成本由其他银行支付。但一位欧洲监管官员指出，这种说法是个“笑话”，因为美商银行很可能把成本转嫁给他们的客户，“到头来，这次纾困的代价还不是由市井小民埋单，而且获得纾困的还是富有的创业投资家。这么做实在不对”。

网民嚎叫：

SoWhatAgain 发表评论于 2023-03-16 17:21:57

违反全球准则？？那准则是谁指定的呢？

___1984___ 发表评论于 2023-03-16 17:18:33

美国都这样了，你还是在这里。

你怎么不赶紧上飞机！

+++++++++++

长剑倚天 发表评论于 2023-03-16 14:17:22

哈哈，欧洲怎么办呢？

跟着美国，只能继续被戏耍，赶紧跳船吧！

___1984___ 发表评论于 2023-03-16 17:16:36

看到一半，觉得是莫名其妙的文章。再一看，经济日报发表的。恍然大悟。

谢选骏指出：欧洲人抱怨美国的野蛮化过程——从2008年开始急剧地“共产党中国化”，其最近的顶峰就是武汉肺炎席卷全美和全球……正如欧洲急剧地中东化和非洲化。欧美若想主导全球政府，必须彻底变成野蛮人而不再假装坚守文明的底线。就像罗马共和国在古代文明世界干的事情那样……才能转型为大一统的“罗马和平”。

【36、一场全球政治金融危机或将来临】

环球网 王文 2017-09/11

如果按美国半世纪来1973年石油危机、1980年储贷危机、1994年债市崩盘、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2008年次贷危机的历史规律算，“每十年一循环”的金融危机周期可能正在2017年后的某个时间点开启新一次轮回。如果此前金融危机起源于经济、债务、能源、技术等变量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场大金融危机恐怕会来源于政治变量。

全球范围内尤其是欧美国家保护主义政策盛行，保守主义势力回潮，极端主义组织介入，三大“负能量”共振将影响全球货币政策走向，刺破债务形成的过高资产价格泡沫，拉底近年来乐观主义盛行的资本市场预期，最终有可能诱发新一轮的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动荡，甚至地缘政治危机。对此，已深度嵌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中国肯定无法置身事外，只能正面应对，提前布局，既要主动将防止发生国内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经济金融工作的要务，还要防止下一轮全球政治金融危机的内溢。

特朗普政策或将引发全球政治金融危机

笔者在《巨变中的世界呼唤政治金融学》一文中曾提到，“政治因素正在对金融实践产生极强的干预力”，而一旦国家政治变量出现极值式的外溢，或一些全球大国政策出台的极端化，金融市场的波动与混乱现象就会出现，政治极端化现象持续冲击经济运行与资本市场，政治金融危机的爆发就在所难免。

在学理上，人们对政治因素冲击金融的关注，远远不如对金融市场失控冲击政治变局的思考，比如，汗牛充栋式的文献资料都在研究为何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直接引发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日本与意大利等上台，并导致了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两年后的西亚北非政治动荡等等。事实上，当政治成为自变量时，资本市场混乱与金融危机爆发烈度同样巨大，最典型的1970年代的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与同时期金融市场的全球振荡。

自2016年全球“黑天鹅事件”频发以来，美国特朗普执政以来的各项政策在怂恿西方世界保守主义势力的罕见复燃。各国政治不确定性的变量加剧，保守主义、保护主义、极端主义等在欧美多国发生“共振”，正在反向作用于原本应独立运行的经济走势与金融规律。

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先后在边境建墙、暂停接收难民、限制穆斯林入境、威胁征收高额税以保护美国工人岗位等“美国第一”政策，助长了国内“白人至上主义”与社会分裂，8月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中部、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故乡夏洛茨维尔爆发强裂的种族主义冲突只是序曲，接下来各类社会分裂与种族冲突还将加剧，进而冲击经济运行与市场信心。

社会分裂源于高层的理念分歧。7月以来，白宫人事连续剧烈变动，特朗普接连解散两个政策顾问委员会，让投资者颠覆性地怀疑特朗普的执政能力，开始担心特朗普税改和财政刺激计划等经济政策议程无法获得国会审批。基于此，美国三大股指已完全没有了特朗普执政初期连续数月上涨的势头，而呈现了接连数周下跌的兆头，甚至回吐半年来的涨幅。

2017年8月，市场预期出现乐观向悲观的多类拐点。根据美林调查数据，46%投资者认为美股被高估。预期全球经济加快增长的投资者比例下滑至35%，远远低于1月份的62%。美国企业营运利润率前景处于停滞状态。只有33%投资者认为，企业利润在未来12个月将有所改善，远低于1月份的58%，创下了2015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8月中，素有“恐慌指数”之称的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性指数(VIX)飙升至15.77，为半年来最高。这些预期指标被称为“不祥的拐点”。

2017年下半年，市场普遍预计，美国债务加剧，美联储将相继启动“缩表”与“加息”计划，美元回流与国际市场的资金不稳定性将加剧，所产生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外溢冲击不容小视。目前，已有不少学者称，目前特朗普政策正在恶化市场环境，甚至有人担忧，更大的一波金融危机像是高达百米的海啸浪墙一样已矗立在远方。

特朗普除了国内政策的非理性外，在外交政策上同样在加剧地缘政治恶化(如屡屡威胁对朝鲜动武)、欧洲民粹主义抬头等消极趋势。加之目前全球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病毒传播，金融科技造成的“无现金社会”监管难度，全球金融形势的脆弱性与危机诱发性大大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状态。

从目前美国国内政局走向、朝核危机演变、中东局势、欧洲难民危机与恐怖主义频发状况看，全球政治金融危机越来越像是一头灰犀牛，有一系列的警示信号与迹象，就等各方加强警惕，合作应对。一旦这场全球政治金融危机发生，冲击力恐怕会比2008年更综合化，不仅将表现在股市大幅下挫、经济增长恶化、大规模失业、百万家庭与公司破产等经济金融社会层面，还可能会引起国家分裂、区域战争等政治军事层面。

“大相变”提前到来

2017年初，笔者与同事发表长文《大相变：世界变局下的2017年新常态》，借用物理学中的“相变”概念，如冰化为水、墨变为金刚石那样，2017年以后世界正在从一个具有均匀部分的“相”转变为另一个“相”，历史车轮正在加速变化。如果一场全球政治金融危机发生，将会促使“大相变”加速到来。以下现象的发生可能性将成为大概念事件。

第一，美国将步下全球帝国的颠峰，回归孤立主义的区域强国。目前看来，美元全球退潮效应明显，国内种族与社会斗争激化，民主机制与政治运行陷于僵化甚至无效，不再过多承担国际安全的责任，美国软实力与对全球影响力、美誉度急剧下降。尽管美国在未来十年仍是经济总量与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但美国将不再是令世界所向往的全球帝国。在许多方面，如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种族融合、金融产业、军事支用等方面还有可能成为国际舆论的众矢之的。

第二，西方世界将加速裂变，欧盟将丧失全球治理的模范地位。由财政紧缩出现的欧债危机将在这场全球政治金融危机再次复发。特朗普政策正在刺激欧洲右翼势力、极端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的死灰复燃。在英国脱欧外，西方世界将呈现出美欧分裂、欧洲内部分裂、欧洲各国分裂三个层面的分裂主义趋势。欧盟长期运营的概率下降，像加泰罗尼亚、苏格兰、威尼斯等独立运动还会重新回到世界视野。

第三，新兴国家将加速整合，认识到协同崛起的重要性，并构建独立于西方的金融安全网。新兴国家的国际秩序将以金砖机制为领头羊。2017年9月在厦门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将开启下一个十年的合作。金砖国家有共同的战略目标与价值观，都希望保持民族自主，外交独立，不干涉内政，都希望推进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推动国际体系的改革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近年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警示着，构建独立于西方世界的金融安全网变得极其重要，这也催生了金砖应急储备、金砖新发展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制的问世。而在中国的推动下，“一带一路”框架下金融合作与危机处理机制也正在形成，这对于面临巨大全球不确定性的新兴经济体群而言，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择。

稳定、改革与发展仍应是中国未来要务

金融危机并不可怕的，可怕的是，没有防范与应对手段。正如习总书记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讲道，“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能力增强。”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进程，就是中国政府与社会不断应对国内外金融经济风险的40年。从1980年代的投资过热、物价闯关，到1990年代应对东亚金融危机、银行呆账坏账，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5年股市波动，中国已积累了大量处理国内外金融危机的经验。中国应该有充分信心能够抵制任何外部的重大危机。

当务之急是，各级机构仍然要把防止发生尤其是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止外部危机内溢，当成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对此，需要高度警惕目前国内舆论有两股激进情绪：一是过度乐观，认为中西实力交错之势已不可逆转，中国崛起已是必然。这种情绪将会使人对远处而来的“灰犀牛”掉以轻心。二是过度悲观，认为中国国内缺陷与风险过多，无法解决，甚至将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这种情绪则会让人过于保守，不敢创新与发展。

最好的心态当是保持战略定力与耐力，既认识到中国崛起之长期性、艰难性，也要坚信崛起之路的光明未来。最重要的是，各项事业还要继续保持稳定、改革与发展三者平衡，既要稳扎稳打，又要锐意进取，在改革中谋发展，在发展中持续稳定，在稳定中强化改革。只有这样，任何全球金融危机都不可能真正伤及中国，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业才能真正成功。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临死的时候嚎叫，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要“七八年再來一次”——不知是纯属巧合还是先入为主，毛派分子在分析西方社会的时候，也带上了这样的条条框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作为碳基生物的人类，受到自己生理周期的制约，过七八年或十多年就要折腾一两次。因为据说，人体细胞每隔六年就要完全更新换代一次！

【37、伊拉克危机与新一轮全球政治】

2003年02月20日　人民网

从国际关系角度观察，当前正在深化中的伊拉克危机，不过是新一轮全球政治的启动器和测量仪。美国大动干戈，势在必行；萨达姆政权以弱抗强，危在旦夕；联合国的调解努力虽加紧进行，希望却越来越渺茫；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反战吁求，无法盖过超级大国战争机器的加速轰鸣。在笔者看来，现在重要的问题，已不再是战争何时发动、采取什么方式、最终如何结局，而是这场战争的严重性及其对新世纪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一、“9·11综合症”的发散：国际反恐斗争的变味与超级大国权力的滥用

美国政府愿意把它攻伊“倒萨”的努力，说成是继阿富汗战争之后国际反恐斗争的新发展。这种在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口实下展开的战争说辞，由于美国对外政策上的双重标准和它自身令人吃惊的尖端武库建造，显得没有什么说服力。美国正在一点一滴地耗尽“9·11”事件后它一度取得的某种道义优势。很多曾经对美国抱有深切同情的国家，现在也越来越对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邪恶轴心”论和“先发制人战略”等“新学说”抱有怀疑态度。国际反恐斗争在美国的导引下正在逐渐变质，国际反恐联盟也因此面临四分五裂的前景。关于“什么是恐怖主义”、“其深层次根源何在”以及“如何制止恐怖主义”等问题，现在变得比从前更加令人困惑。美国单边而顽固的攻击态势，不仅未能消除许多地区的反美情绪，反而使世人对于国际政治有了更多负面的想象。“9·11综合征”仍在持续发散，美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另一方面，不论其他国家喜欢与否，美国显示出其他国家难以比肩的硬实力和超级大国特有的“孤僻症”，这种东西使美国常常情不自禁地用蛮力推进它想要达到的任何目标，很少考虑和顾忌其他国家的利益与国际社会的要求，令自己的偏好凌驾于多数国家之上。当前不断深化的伊拉克危机，有关各方围绕它展开的新一轮互动，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再清楚不过地折射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蛮力、霸气和对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它提示了国际战略失衡的危险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紧迫，绝对的权力导致权力的滥用——政治学揭示的这一铁律，不只适合于国内政治，也同样适用于国际政治。二、危机的直接诱因：争夺石油资源、控制地缘枢纽、防范“文明冲突”

不论当事方如何解释伊拉克危机的起源，三大因素实际决定了这场危机的进程与结局：其一是争夺石油资源。伊拉克所处的海湾地区是全球主要的石油产地，伊拉克本身拥有世界第二大石油储量；发达国家对这一地区的石油有很大的依赖性，单是美国就有1／3的石油由这一地区进口，而且比重还在上升。一个抱有敌意的政权，控制着西方国家的主要石油阀门之一———这一现状是美国无法容忍的。其二是控制地缘枢纽。从世界地图上看得十分清楚，海湾、中东乃至整个西亚，扼守亚洲、欧洲、非洲三大洲的交界处，有多个海上、空中和陆路的重要通道由此经过，属于全球地理要津和战略制高点。如同米洛舍维奇时代的前南斯拉夫曾经是北约东扩的绊脚石一样，萨达姆的伊拉克现在是美国控制这一地缘枢纽的眼中钉。其三是防范亨廷顿所谓的“文明间冲突”。在一些有狭隘意识和文化偏见的西方人士看来，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冲突有可能由不同种族及文明之间的差异所诱发，因此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借此看来，用强力改变伊拉克的政权，有“杀一儆百”和“敲山震虎”之功效，它实际上也是对有所谓“原教旨主义”情绪的伊斯兰国家的一种警示。

三、深层次的症结：伊拉克与中东问题的内在联系

伊拉克危机不是孤立的事态，涉及的绝不只是几个国家的恩恩怨怨。除了上面的提示之外，人们不应忽略这一危机与长期存在的中东问题之间的深刻联系。在中东和平进程获得实质性推进之前，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生存权、发展权均获得真正的保障之前，整个阿拉伯世界乃至全球穆斯林民众对美国的怨恨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武力解决伊拉克问题，同时避免出现大规模的、连锁式的反美、反以恐怖活动，这是美国对外对策当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美国将不得不应对的长期挑战；只要中东问题没有得到全面和公正的解决，伊拉克危机的处理就不可能是低成本的，全球各地（尤其是穆斯林所在的各国、各地区）针对超级大国的对抗与冲突就不会减少。军事上的成功相对容易，而中东症结的消除却不那么简单。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拉克危机只是复杂的国际关系的一个显示器，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造成的政治紊乱现象之一。

四、“反战轴心”的出现：大国关系新一轮互动的开始

令人感兴趣的是当前大国关系围绕伊拉克危机出现的新动向。一方面，世人从英国、澳大利亚、西班牙及中东欧一些国家的响应态度那里，看到了美国的绝对军事实力和某种“感召力”的存在；另一方面，若隐若现的新反战轴心（主要有德国和法国，一定程度上加上俄罗斯等国）的出现，以及北约在所谓“保障土耳其权益”问题上出现的严重分歧，反映出新时期大国关系值得注意和追踪的苗头。在笔者看来，出现在伊拉克危机上的这种分歧，首先当然属于不同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和它们在战略取舍上的不同，这里面包含对于后萨达姆时代自身石油利益的不同谋划，对于后“9·11”进程国际反恐斗争的不同策略，对于中东问题解决的不同设想，等等。但是，这里面可以看出文化背景的差异、社会历史的不同和对国际秩序的多种理解，其中包括比如说对现代战争的性质和后果的不同感受，对于可能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的不同态度，对于以联合国为主要体现的国际权威和国际法的不同期待，等等。毫无疑问，差别甚大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始终是各国不同取舍的首要考量，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其他看似作用有限、实则意义深远的差异。考虑到大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特殊角色，也可以说，多层次的、富有变换的合作与磨擦，构成了新时期更加多元多极的全球政治。伊拉克危机的处置，很可能是新一轮国际关系变化的开始。

五、联合国的角色与国际关系的未来

伊拉克危机的深化，无比深刻地向世界展示了联合国体系的特殊矛盾与困惑：一方面，世界多数国家依然愿意把这个最大的国际组织的正式决议作为战争合法性的标尺，联合国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人看重和赋予道义权威，它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的某些新使命（如惩戒某些国家过去的荒谬行为、核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批评不民主和违反人权的做法等等）多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

另一方面，联合国依然被个别国家当作可有可无的摆设，或至多是道义战争合法性的装饰品；联合国秘书长的竭力介入和某些大国的反对以及世界各地的反战运动，既无法阻止超级大国驱动战车，也不能防备少数国家“另立山头”。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联合国的作用既是不可缺少的，也是始终有限的，它只不过是我们这个不尽如人意、有待改造的世界秩序的一种真实体现。依笔者看，不管有什么样的缺失，尊重主权国家及其国家利益，在此基础上平等地协商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包括有授权并且有限度的国际干预），仍然是这个时代必须依托的国际关系基石，是保持现阶段国际和平的要义，实际上也是联合国存在之必要性所在。与某些西方传媒的说法相反，“国家主权”并非消失中的历史，而是充满苦涩又无法抛弃的存在。从长期观察，联合国的主要任务就是直面并妥善处理国际关系的这一根本现实。

谢选骏指出：主权国家就是一群强盗、劫匪，仿佛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厄运。联合国就是这帮恶棍会餐分赃的地方，想靠它来结局国际问题？恐怕没门。

【38、依赖美国呵护的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的统治教给美国人的三件事》（FARAH STOCKMAN 2022年10月17日）报道：

大约四十年前，中国共产党官员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佳实践，他们谨慎地进行试点，创造了中国今天展示的经济奇迹。不过，近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倡导中国式的解决方案，认为它们不仅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世界其他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习近平刚刚获得不寻常的第三个任期，他体现了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开始把自己描绘成西方之外的另一种模式。

习近平治下创办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相当于中国版本的世界银行。他说的不是美国梦，而是“中国梦”，它描述了人们在克服一个世纪的混乱和殖民屈辱，重新获得大国地位时的集体自豪感。夺回被视为失去的领土，包括台湾，被认为是中国梦的关键。确保中国而不是美国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发号施令也是如此。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有了第一艘航空母舰，以及位于吉布提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

虽然在我有生之年，习近平的中国无疑是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最严重的挑战，但它也给了美国人一个机会，从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中学习成功和失败。我向六位研究中国的学者请教，到目前为止，美国人应该从习近平的任期中吸取什么教训。以下是他们告诉我的内容的摘要。

“无形的基础设施”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在没有选举的情况下，中国的共产党官员根据他们在党的优先事项上的表现而升迁，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多年来，首要任务是经济增长。地方官员将资金投入到制造商需要的高速公路、港口和发电厂，将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政府的优先事项已转向自给自足和使用工业机器人，中国领导人认为这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如果落入这个陷阱，由于工资上涨，一个国家无法在低工资制造业中竞争，又无法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增值产品的飞跃。

是，过多自上而下的规划会适得其反。研究国家政策对中国先进技术普及的影响的哈佛大学社会学家雷雅雯告诉我，一些中国公司购买的机器人并不好用，公司还夸大它们的成绩，以获得政府补贴、讨好政治人士。在机器人领域缺乏专业知识的党政官员发出的指令使得对机器的迷恋超出了它们的实际用途。

“许多制造商不希望也不需要政府给他们提供技术指导，”她告诉我。一些公司经理抱怨说，政府的补贴往往流向有政治关系的公司，并且被浪费了，还有人抱怨说，政府的指示是不可预测的，而且信息不畅。她说，许多中国企业最想要的是“无形的基础设施”：一个可预测的司法系统，公平获得银行信贷和土地，以及不考虑政治关系的法规。她在《镀金的笼子——中国的技术-国家资本主义》(The Gilded Cage: Techno-State Capitalism in China)中详细报告了她的研究结果，该书将于明年秋天出版，表明应该以怀疑的态度看待中国政府关于惊人技术进步的声明。

对农民来说，没有“经济奇迹”

作为一名共产党高级官员的儿子，习近平的童年一直在特权中度过。但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这种受保护的生活；他被送到一个偏远的村庄，做了七年苦工，睡在窑洞里。因此可以说，他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熟悉程度是其他世界领导人几乎无法想象的。

习近平最著名的运动之一就是誓言消除极端贫困，这等于默认了中国的经济奇迹把数亿农民甩在了后面。据《看不见的中国——城乡差距如何威胁中国的崛起》(Invisible China: How the Urban-Rural Divide Threatens China’s Rise)一书的作者之一罗斯高(Scott Rozelle)说，只有30%的中国在职成年人拥有高中文凭，尽管现在有80%的适龄年轻人正在读高中。

这些非技术工人——根据中国的大战略，他们将逐渐被机器人取代——构成了经济挑战和对政治稳定的威胁。曾经被视为习近平对手的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宣布，有6亿多中国人靠着每月1000元的工资勉强度日。

去年，习近平宣布在中国消除极端贫困方面取得“全面胜利”，但对其成功的怀疑声此起彼伏。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报告说，地方官员向农村家庭发放现金——一次性支付，使他们暂时超过贫困线——而不是启动急需的结构性改革。

“中国农村在许多方面就像一个政策驱动的种姓制度中的最低阶层。然而，即使是一个有缺陷的解决农村贫困的方案，也比没有方案好，”罗斯高告诉我。

警惕个人崇拜

当习近平在2012年成为共产党领导人时，中国正被猖獗的腐败，以及该国亿万富翁阶层所炫耀的惊人不平等所困扰。泄露的美国外交电报称，习近平对精英阶层肆无忌惮的贪婪感到极度厌恶。他开始打击贪污腐败，并招募难以驾驭的新富阶层入党，以此挽救失去方向的共产党。他命令首席执行官们为“共同富裕”做出更多贡献，并展示那些不遵守党的路线的人会有什么下场。（中国的比尔·盖茨——马云——似乎被迫放弃对其公司的控制权，几乎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

但习近平的镇压走得太远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和中国企业家正在逃离。再加上严厉的“清零”战略，习近平的政策使经济陷入了困境。

更令人担忧的是，自毛主席时代以来从未见过的恐惧和谄媚气氛又回来了。一位批评习近平的商人被判入狱18年。对知识辩论和外国思想相对开放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

为避免出现另一个毛泽东那样的暴君而设置的任期限制和禁止个人崇拜的规定已经被抛到一边，以便习近平可以更长久地掌权。习近平被称为现代的皇帝、万能主席和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中国14亿人的命运再次寄托在一个人身上。

毫无疑问，习近平认为他在为自己的人民做正确的事情，中国需要一个坚定不移的领导人，领导它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和最有力的自己。但是，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王裕华认为，这种做法不会有效果，他将于本月出版新书《中华帝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王裕华研究了2000年的中国历史，发现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其执政时间最长的统治者手中反而是最弱的，这和人们的直觉恰好相反。

他解释说，皇帝们总是通过削弱可能推翻他们的精英来保持权力，而这些精英正是能够建立强大有力政府的人。

“你可以说他的意图是好的，”他在和我谈及习近平时说。“但他用来维持权力的策略——压制批评者，对企业进行微观管理，煽动民族主义热情，将中国与世界隔离开来——最终可能会削弱中国。”

一个专制领导人紧紧抓住权力不放，同时承诺让国家走向伟大，这即便不是一个听起来很熟悉的故事，也堪称一种警示，不仅仅在中国，对世界各地的人来说都是如此。

谢选骏指出：美国人好像比中国人更加担心中国共产党的崩溃，因为那样一来，他们就失去了生意伙伴，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出主意，就怕黔驴技穷、稻草人不动了。这就是“依赖美国呵护的中国共产党”。

【39、英国女王有何高贵】

《女王的高贵是殖民地人民用血汗滋养的》（丁刚 2022-09-12）报道：

这几天，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不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视频影像。在那些影像中，女王是优雅与高贵的，有着非同一般的皇家气派。

这不是女王故事的全部。

在很多前殖民地国家的人们看来，女王以及她所代表的英国殖民体系对亚非拉殖民地的残酷剥削掠夺，也是英国王室世界故事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伊丽莎白女王去世，重新引发人们对英国殖民主义抨击。

既然英国人愿意将女王视为英国的国家象征，那么她和王室就必须承受人们对这个象征所代表的另一面——殖民主义遗产的批评。

有专家在解读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时宣称，英国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原点。他们回避了这个原点及其后来很长一段时期的扩张，并不全是光彩夺目的文明业绩。而且，它也绝不可能成为前殖民地国家走向现代文明必须追随的“原点”。

英国君主制首先是大英帝国建立和扩张的“原点”，这包括了通过殖民掠夺、奴隶为中心的贸易。

英王是高贵的，但这高贵是建立通过掠夺积累的基础之上的，是靠对殖民地，尤其是有色人种的残酷剥削支撑的。就连女王和王室成员王冠上的宝石，有不少是强取豪夺而来。

伊丽莎白的王冠和权杖上，镶嵌的是非洲之星钻石的碎片。这块宝石于1905年从南非被盗，价值4亿美元，仅这些碎片就可以支付近7.5万名南非学生的高等教育费用

在我的两次肯尼亚之行中，当地朋友都给我讲述了女王的故事。

1952年1月31日，伊丽莎白和菲利普访问英国殖民地肯尼亚，当地送给她一幢豪华别墅作为结婚礼物。

5天后，他们来到一处禁猎区，用摄像机拍摄大象、犀牛、猴子及其他动物，享受着帝王出游的豪华待遇，以至于兴奋得彻夜未眠。直到第二天，她获知其父去世，王冠落在她的头上。

8个月后，女王已回到英国，开始为加冕做准备。但在肯尼亚，一场大屠杀开始了。

英国殖民当局残酷镇压了肯尼亚的反殖民运动茅茅起义。根据肯尼亚全国人权委员会后来的调查，有16万人遭关押，9万人被处决或因虐待而受伤致残。被关押人士中包括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的祖父、部族领袖侯赛因·奥尼扬戈·奥巴马。

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后，肯尼亚人纷纷在网上发问，为什么女王对这场种族屠杀一直保持沉默？

美国康奈尔大学副教授、肯尼亚作家马科马·瓦·恩古吉（Mukoma Wa Ngugi）这样写道：“如果女王为奴隶制、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道歉，并敦促国家以她或他们的名义，为被剥夺的数百万生命提供赔偿，那么也许我会为她的去世产生人类共有的同情，会为此感到难过。作为一个肯尼亚人，我现在毫不伤感。这就像一出荒诞剧。”

最后一句话的原文是this theatre is absurd，借用了60年代荒诞派戏剧之意。这些戏剧的共同特点是：人物处于无望境地，被迫重复无意义的举动。对白充满陈词滥调、文字游戏和废话。

今年3月，威尔斯亲王和凯特王妃为庆贺女王白金纪念日(在位70年)出访加勒比。

牙买加100多位公众人物在一封公开信中说："我们认为没有理由庆祝你们的祖母登上英国王位70周年，因为她和她的前任的领导使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权悲剧得以延续"。

英国最大的殖民地是印度，那里的人们没有因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就忘记了殖民掠夺的“欠账”。

有不少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指出，伊丽莎白二世和她的王室是英国殖民者的总代表，他们在英国统治时期（1757-1947），从印度抢走了45万亿美元。有18亿印度人死于贫困。还有人统计了女王拥有的珠宝，说所有23000件珠宝中，有19000多件来自印度。其中有不少都是“带血的”。

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的确是一位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她不是英国对外政策的主导者。但多年来她又一直都被称作是英国“软实力的代表”，她在多次出访中的亲民之举被视为有助“软化”前殖民地人民对英国的立场。

随着前殖民地国家人们的不断觉醒，这越来越像是一种“白人救世主”站在高高的皇家讲坛上的“表演”，与殖民者开始不断渲染他们的统治是“对低等文明的解救”如出一辙。

伊丽莎白二世既是大英帝国文明形象的代表，更是西方文明高贵等级的象征。她和她的王室的影响包括了殖民主义，尤其是将文明分为不同等级的认知遗产，这严重制约了前殖民地国家的发展以及对发展的认知。

2016年，我再次去肯尼亚采访。

抵达内罗毕的第二天，肯尼亚《民族日报》（Saturday Nation）周末版刊登了专栏作家大卫·恩迪(David Ndii)博士写的有关东亚发展经验的长文。文章说，1965年时, 韩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肯尼亚工人只高出20%，现在的差距是15倍！

在非洲国家中，肯尼亚政局相对稳定，其政治制度基本沿袭英国殖民者的设计。

但是，我在检索世界银行的数据后发现，上世纪60年代中期肯尼亚的人均GDP达到600美元，而中国当时还不到100美元。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接近10000美元，肯尼亚却只有1300多美元。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肯尼亚的停滞？这与来“解救”他们的英国殖民者有什么样的关系？

非洲人在思考中将眼光从英国转向了东方。

1953年，伊丽莎白加冕，时年27岁。她接掌的日不落帝国这时已摇摇晃晃，开始步入落日的余晖之中。

70年之后，她的离去或许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帝国的长歌绝不会戛然而止，它将拖着长长的余音伴随着我们走入一个新时代。

谢选骏指出：黄俄共产党为何说“英国高贵”？因为在这些毛派分子看来，格鲁吉亚流氓斯大林都是慈父一样的存在；而毛泽东死后要见犹太浪人马克思。在这些狗的眼睛里，英国女人当然也就高贵了。尤其和东欧人相比。

【40、匪婆子入侵伦敦大学、盘踞瑞士信贷董事会】

《金刻羽：美国真的能理解中国吗？》（DAVID MARCHESE 2023年3月29日）报道：

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样，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很容易建立在无意的误解、错误的假设，以及过于简化的事实基础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瑞士信贷董事会成员金刻羽即将出版新书《新的中国战略手册》(The New China Playbook)，在这本有时具有煽动性、有时令人不安的书中，她试图重建西方与中国关系的基础，她认为西方对中国经济、中国的经济野心，以及中国如何看待全球竞争的理解存在严重缺陷。金刻羽希望通过这种重建来帮助改善中国与其假定的地缘政治对手之间的冷淡关系。金刻羽在北京出生，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她的父亲金立群曾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我们正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世界中，”她说。“如果不做出更大努力来了解彼此的观点，和平共处恐怕是不可能的。”（金刻羽2022年加入瑞士信贷董事会，之后不久，这家银行因一系列丑闻和亏损濒临崩溃。瑞士信贷已在这次采访之后被另一家瑞士银行瑞银收购。金刻羽通过一名发言人拒绝对瑞士信贷的情况置评。）

关于中国经济以及中共领导人如何看待中美竞争，美国的决策者究竟存在怎样的误解？中国当前的经济挑战是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这也许是美国不了解的东西。这不都是关于要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那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负担和责任。我不认为中国已经做好准备或愿意承担那些责任。将中国仅仅视为试图取代美国的国家只会引发更多的恐惧。虽然美国可以就真正的国家安全担忧拿出更好的政策，但在我们看来，美国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太不符合美国价值了，比如减少发放签证数量，或限制美国对中国以及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这似乎不是合作精神。但了解中国的出发点将是一个进步。

你认为中国的大规模工业间谍活动是这种了解的障碍吗？中美两国之间有很多棘手的问题，而且贸易越多，问题也越多。但我们想动态地看中国。中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开始时喜欢走捷径，想成为一个创新者，想变得伟大。但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框架或可用的规则和法律。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所改变。有趣的是，许多行业研究表明，这些所谓的技术转让，或者你所说的盗用，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有效。反而是在大家都从同一个地方起步的领域，例如电动汽车，中国能跨越式发展。许多公司说，即使存在技术盗用的风险，中国市场的利润也丰厚到不可错过的程度。他们宁愿冒那个险。

很明显，习近平主席正在远离美国和欧盟，转向其他政治体制相似的国家，比如俄罗斯或者伊朗。但这些国家不太可能成为中国在美国或欧盟那种层面上的经济伙伴。这种转变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中国的世界观与美欧略有不同，即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经济制度共存，以及世界的多极化——我认为这是中国的全球议程之一。当然，从经济上讲，要有更多的贸易。中国仍然坚持这种全球化观点，但地缘政治使之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我认为，在寻求这种多极平衡的同时，它也稍微受到了推动，与你提到的这些国家当中的一些走得更近。

但是，如果不是政治上的认同，是什么在推动中国与俄罗斯更紧密地结盟呢？非常坦率地说，经过了紧张局势加剧、出口管制、认为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想限制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发展和进步之后，中国很难说出“让我们与欧洲和美国携手吧”。人们认为，大流行早期出现了对中国的妖魔化；唐纳德·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期间发表了侵略性言论。发生这种情况后，再说“好吧，让我们一起处理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问题”就更困难了。俄罗斯问题——我不是这些方面的专家——给中国带来了一些安全考量。中国人认为，一个大幅削弱的俄罗斯可能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如果人们觉得美国需要寻找一个对手，那么中国将是下一个。这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问题。

但是说实话，我发现你的书中最有趣——或者说最令人困惑——的其中一点是，感觉你回避了对中国如何运作的道德问题。例如，你说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有一个充满活力的辩论空间。但在媒体自由方面，中国的排名一直接近垫底。或者你写道，中国人民通常愿意用安全换取自由。维吾尔人愿意做这种交易吗？书中也没有提到户口制度，以及它对待农村人口的方式所引起的人权问题。我想了解你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因为对我来说，它们似乎与经济有关。谢谢你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没有彻底讨论的一个原因是，我的书是关于经济和政治经济学的。我想讨论有调查和数据的东西。其他这些课题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更彻底的研究，而我还没有做这些工作。可以肯定的是，现在对媒体的控制比过去多得多。不过，我在书中指出，社交媒体被用于双向监督。有很多对政府的批评；去年发生了与征地相关的抗议活动。这些都没有被隐藏。但中国政府确实表现出了大量的家长式作风。官员们认为，不受控制的公共叙事会导致不稳定或更多的分裂。我并不是说人民喜欢这种方式，但当他们被问及安全和自由之间的权衡时，调查显示，结果与普通美国公民有很大的不同。然后你提到中国的农民工和少数民族这个大问题。数以亿计的人处境本可以更好，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这些是持久的挑战。一方面，是的，有更多的控制，更少的自由。另一方面，对于处境更糟糕的人来说，情况也在改善。

维吾尔人的待遇并不完全符合改善状况的框架。戴维，我理解。对于这个特定的主题，我所掌握的信息太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有这么多不同的说法。我宁愿不对此发表不负责任的评论。但现在那里已经对外人开放了。我认为人们应该去看一看，然后自己做出判断。这是一个复杂的情况。有改善，也有恶化，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

你是否感觉自己批评中国的能力受到了压制？归根结底，我是经济学家，根据我接受的训练，我们喜欢说，“好吧，证据在哪里？”这就是我分析的重点所在。在政策出现错误的地方，我非常乐意分享我的观点。有更多勇敢的人和更多专家可以做到这一点。我想要实现的是用不同的视角来关注经济问题。

你提到人们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愿意做出的权衡，你在书中还写道：“尽管中国对自由市场力量施加了限制，缺乏新闻自由、独立的司法系统和个人投票权，但我们看到还有其他机制可以回应公民的需求，并应对不平等带来的威胁。”这个“尽管”非常重要。这让我想起了那句台词，“除此之外，林肯夫人，这出戏怎么样？”（意为忽略重点——译注）我想说的是，这些都是我们认为对经济保持持续增长至关重要的事情。我是说尽管如此，中国仍然表现良好。我并不是说你提到的事情不重要。我倾向于将其描述为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但我要说的是，在中国建立工厂时起作用的模式不会适用于创新体系，在创新中，你需要人们能够致富，你需要坚实的知识产权保护，在这方面你必须有清晰透明的政策和法治。这在上个时代行得通。不一定适用于新时代。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你的书：在理解美国对华政策方面，中国领导人的最大盲点是什么？我认为中国领导人有这样一种观念，即美国正在竭尽全力阻止中国的发展。或者他们认为，无论中国做什么，都不会赢得更多信任。所以我认为这个盲点是，领导层确信这方面没有解决办法。我不觉得是这样。此外还有，美国认为中国想要取代它。

不是吗？不是的。中国认为它的经济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不是因为它富有，而是因为它很大：14亿人！但这与在创新能力、军事实力和实际经济实力方面超越美国截然不同。我觉得没有人会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同样，我们对如何看待彼此有非常不同的理解。

除了制止工业间谍活动，中国还可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增强信任？给美国公司、金融机构更多赚钱的机会，更积极地开放各个领域——这将使得出现更多的对话、更多的合作。这是一方面。其次，美国抵制一些工业间谍活动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最好的技术，目前真正成功的技术，人工智能或电池或其支付系统——所有这些都基于国内竞争。工业间谍源于一开始对知识产权缺乏重视，而美国通过推动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对中国有利。我认为这种盗用技术的情况呈大幅下降趋势，因为这实际上不利于中国自己的目标。

下一个问题更像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在你的书里，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相同的情况，这是一个生动的立意。那么，当你听到我对中国的劳工政策或媒体自由受到尊重等问题持怀疑态度时，你是否认为我陷入了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范式？或者说，我的想法也许本身就是一个示例，是这本书试图消除的误解之一？我完全理解，因为1997年我第一次来美国时，同学们问我西藏的人权问题。与此同时，在中国，我们忙于建设、发展和改革。关注点不同。这并不是说经济手段可以证明不幸的事情是合理的。但是中国是一个在经济方面用最短的时间为最多人做出努力的国家。如果你看看新一代，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持开放态度，比他们的父辈要开放得多。他们关心动物权利、工人权利和社会不平等。这种转变让我们对中国的进步充满希望。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个女的是个不折不扣的官二代、“匪婆子”，靠着血汗工厂的压榨“窜访”欧美，“连骨头都是红的”……但她为何能够入侵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且盘踞瑞士信贷董事会？因为伦敦大学、瑞士银行也都渊源于匪穴丛林吗？查看历史，确实如此。所以说，匪婆子入侵伦敦大学、盘踞瑞士银行，乃是名正言顺、实至名归也。匪婆子入侵伦敦大学、盘踞瑞士银行——进一步证明了“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

【41、只有全球政府才能结束电信欺诈】

《美国：越来越多假报警电话 专家发现非常诡异模式》（纽约时间 2022-10-10）报道：

据NPR10月7日报道 新学年开始以来，美国各地学校都收到了校中可能有枪手的报警电话，许多电话事后被证明是虚惊一场，但它已经给学校的师生和家长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现在有研究发现，这些电话可能来自非洲。它的动机何在？

今年9月，当埃米·康利（Emmi Conley）第一次听说大量恶作剧电话报告学校里的活跃枪手时，她不予理会。康利是一名极端主义研究人员，专门研究公开展示暴力行为背后的群体和人物。她说，她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这些电话与边缘网络空间有关，而这些恶作剧往往起源于这些网络空间。

10月5日，在接到关于一名活跃枪手的虚假报警后，警方和紧急救援人员突袭了南卡罗来纳州安德森市的罗伯特·安德森中学。家长们赶着去接孩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报告的数量不断增加，康利说她开始发现一些非常奇怪的模式——包括这些电话可能来自海外，特别是非洲。

“这些事件的规模和时间安排非常不寻常，”她说。“这些报警电话是连贯的。它们彼此间似乎在互相协调。它们逐州、逐学区聚集，而且是持续的。因此，有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维持这一切。”

随着康利的深入调查，更多的问题浮出水面。这些电话的内容明显不同于她通常看到的基于学校的威胁。尽管这些通话持续了数周，但没有人声称对这些电话负责，而且通话背后的技术规划和研究显示出了通常不常见的复杂程度。

联邦调查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知道这些事件，但“没有任何信息表明存在具体和可信的威胁”。该机构说，它正在与各级执法部门合作，调查这些案件。但包括明尼苏达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在内的一些新闻报道援引当地当局的话说，这些电话可能来自非洲，具体来说是埃塞俄比亚。FBI不愿对这一细节置评。

康利认为，这些电话的细节表明，电话背后的人确实在海外。她说：“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想要获得谁的关注？是公众吗？执法部门？媒体？还是别的什么领域？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新的“炸弹威胁”

这种恶作剧电话会谎报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暴力行为，目的是导致当地向一个特定目标大规模部署武装执法人员，包括特警部队。结果可能相当危险，比如在2017年，当时警察在收到假情报后，堪萨斯州威奇托的警方突袭，导致一名男子被杀。

康利说：“它是由极具暴力倾向和意识形态敌人的网络社区普及起来的。”其中包括在线游戏社区和极端组织，在这些组织中，犯罪者的目标是骚扰特定的个人。最近它转而针对学校，似乎是一个新的发展。

NPR主要通过当地新闻报道发现，9月13日至10月5日期间，19个州至少发生了113起恶作剧电话。路易斯安那州、明尼苏达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案例最多。这可能是被低估了，因为许多地点可能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学校安全专家担心，这些骗局可能会引发效仿者，使学校社区和执法人员面临巨大风险。

“你知道，几十年来，我们这些在学校安全领域工作的人一直在处理虚假炸弹威胁，”非营利组织全国学校资源官员协会（NASRO）的执行主任莫·卡纳迪说。“如果我们接到电话说有人正在学校开枪、伤人、杀人，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真的需要全力应对。”

坎迪说，与炸弹威胁相比，活跃枪手带来的风险更高。据报道，在俄亥俄州，一名父亲在听说利克林谷高中可能有一名活跃的枪手后，带着枪前往学校，随后被拘留。卡纳迪说，家长的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乌瓦尔德校园大屠杀的恐怖仍在许多家长的脑海中记忆犹新。但是，他指出，这可能会导致现场混乱和更糟的情况。

从炸弹威胁到有关活跃枪手的虚假报警电话的转变可能也反映出，不良行为者明白校园枪击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美国社区恐惧的因素。

“它之所以能带来巨大的破坏，扰乱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根本原因是，我们知道它可能是真实的，”教育工作者学校安全网络的运营主管阿曼达·克林格（Amanda Klinger）说。该组织是一个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主要为K-12教育工作者提供学校安全服务。“我们对校园枪击和校园暴力的恐惧正被用作对付我们的武器。”

“与海外的联系”

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获得的俄亥俄州和明尼苏达州的一些电话音频中，报告枪击事件的人呼吸急促，叙述内容几乎相同。他自称是学校的一名学生，尽管他听起来像一个成年男性。他说话口音也很重。NPR还要求获取其他州的电话记录，但很多都以事件仍在调查中为由遭到拒绝。

明尼苏达州刑事逮捕局局长（MBCA）德鲁·埃文斯（Drew Evans）说，他也听到过来自俄亥俄州和明尼苏达州以外的州的恶作剧电话音频。他说它们听起来非常相似。

埃文斯说：“说话有口音，在所有听到或报告给我们的电话中，似乎是一个相似的人或同一个人。”MBCA正在调查9月21日发生在明尼苏达州的17起假报警电话。埃文斯说，他所在州的电话都是直接打给学校或非紧急呼叫热线，而不是911。他说，它们似乎来自基于互联网的电话号码，这些号码要么来自外国，要么通过VPN连接拨打到外国。

“有迹象表明，这与海外有关，”他说。“我们不知道的是，海外号码是否也是有意掩盖身份。”康利说，来电者提供的与美国校园枪击事件不同的细节，可能支持了这些电话来自外国个人或实体的可能性。例如，来电者提到的武器的特定型号往往与校园枪击事件中常用的不同。

“美国与枪支的关系非常特殊，”她说。“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最频繁出现的是AR-15。”但康利和埃文斯都指出，这一活动表明了对当地的详细了解和研究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康利说：“无论是谁在做这件事，他都成功地拨打了与特定学校有关的电话，联系到正确的调度员，并提供了有关当地学区及其内部威胁的具体信息，而没有被抓住。如果不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和调查，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似乎有过先例

一些人正在考虑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些电话背后的人或团体可能是在利用以前的经验。今年春天，几个州的学校报告称收到了炸弹威胁的虚假电话。在明尼苏达州，MBCA证实有9所学校成为袭击目标。埃文斯说，这些电话的拨打方式与最近一波虚假的活跃枪手报告有相似之处。他说：“就他们发出威胁信号的具体程度而言，两者有相似之处。似乎是一个人发出了这些信号，而且显然是一个大活人，而不是机器人。”埃文斯说，和9月份的电话一样，这些电话也是打给了非紧急热线。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确认，至少六个州的学校从3月中旬开始收到炸弹威胁，大部分集中在4月。明尼苏达州、北卡罗来纳州、缅因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夏威夷都在一天之内接到了多个恶作剧电话。

在路易斯安那州，至少有五所学校在4月21日接到了有关炸弹威胁的虚假电话，当地的一份报告称，调查人员已将来电者的IP地址与埃塞俄比亚联系起来。最近，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一份报告援引亚历山大港警察局长斯科特·肯特（Scott Kent）的话说，他认为9月份打给该州学校的电话与埃塞俄比亚的一个IP地址有关。肯特没有回应采访请求。埃文斯说，对4月份明尼苏达州学校电话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难以辨别动机

不管这些恶作剧的来源是国内还是国外，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始终是一样的：为什么？

“我会想，特别是如果它来自另一个国家，是不是有人可能试图测试我们的系统，看我们如何应对这类事件？” 卡纳迪说。

NASRO最近向学校发布了关于处理暴打电话的指导意见。卡纳迪说，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继续假设每个电话汇报的都是真正的威胁。

“如果我们犹豫，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他说。“因此，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以紧急方式继续进行……直到我们确定这不是一起真正的事故。”

但也有人担心，如果恶作剧电话继续上升，紧急反应本身可能会造成创伤。克林格说，即使是恶作剧也会造成可怕的情况，对学生、教育者和家长造成心理和情感上的伤害。她说，她希望看到更多关于如何保持学校社区安全的联邦指导。

“如果我在收到报警后，只是这样不断关闭学校、关闭学校……最后如何是个头？你怎么能阻止它？”她说。

如果这些电话背后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目标，或者没有任何已知的组织，根据FBI对恐怖主义的定义，这种行为可能无法明确地称得上恐怖主义。但许多人注意到，其影响可能是相同的。

埃文斯说：“根据报道的信息，有很大一部分是故意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我们的社区引起恐惧。”

谢选骏指出：不论这种黑暗势力的背后躲藏的是谁，这都属于一种广义的电信欺诈。在我看来，只有全球政府才能结束电信欺诈。否则，光凭一个国家及其盟国的合作，无法根绝这种全球规模的破坏行为。

【42、中共与欧盟可能达成了秘密协议】

《打脸栗战书？习近平这次表现的太异常》（9/15/2022 每日新闻）报道：

战情急转之下，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场上刚刚遭受重大损失，外界形容，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是“提着帽子”跟习近平会晤。有分析指出，乌东战场上的失利逼迫曾经霸气冲天的普京降下身段，小心翼翼字斟句酌，试图将习近平牢牢绑到自己的战车上，但习近平似乎保持了利己中立，习的讲话虽然讲到将支持俄罗斯的核心利益，但却回避了具体内容，这与此前栗战书公开表态会“从不同的方面给予俄罗斯策应”的说法大相径庭，甚至有分析指出，习近平的最新“中立讲话”是打脸亲信栗战书 。

自媒体亚欧视点的文章分析，普京抵达乌兹别克，一个细节引人注目，普京的扈从人员以及乌方迎接人员无一例外与到访的客人保持“安全”距离连握手和献花这样例行的程式化举动都免了。由此反映出在战争进入紧要关头之际，这位总统严重缺乏安全感。能让一向以强人面貌示人的普京自感安全感缺失，最重要的原因是对乌克兰的战争屡战屡败，过去保持缄默的普京治下的体制内人员开始公开质疑克里姆林宫主人的决策失误和军队的组织指挥无能，甚至公然要求普京辞去总统职务，为其“叛国”行为负责。这些在过去是绝无可能的事。

CNN15日分析指出，200多天后，习近平和普京再会面，然而，出乎中俄意料之外，这次时机真是再糟糕不过了。尽管要预测俄乌战争的结果还太早，但俄罗斯有可能打败仗，却足以令北京焦虑，而彻底战败更可能在莫斯科制造政治不稳定，而这会北京非常头疼。有分析指出，这次见面让逆境中的普京和习近平都可以各捞各的救命稻草，但是，在敏感的乌克兰战争问题上，习近平选择了三缄其口。根据最新流出的现场会晤照，习近平与普京两人保持了相当远的距离，分别坐在两张长圆桌的两侧。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整个会见过程中习近平照稿宣科，眼神躲闪，老态尽显，一直不太敢看普京。而对面普京眼神冷峻盯着习近平，责备意味浓厚。现场，习近平表示中方将支持俄罗斯的核心利益，但回避了具体内容。海外时评人士江森哲认为，这与此前中共第三号人物、也是习近平亲信栗战书的表态大相径庭，栗战书当时称北京理解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同时会“从不同的方面给予俄罗斯策应”，这段话也被视为北京迄今为止对莫斯科做出的最有力的支持性表态，但仅仅几天之后，习近平对普京的“中立讲话”似乎是打脸了栗战书，也暗示着中共内部、包括习近平团队已经出现了分歧。

《华盛顿邮报》援引专家分析，北京与俄乌冲突的结果息息相关。如果普京被看成软弱，这将使习近平感到尴尬。但是，当莫斯科在冲突中表现得如此糟糕的时候，北京并不想与普京一起“跳入同一个火坑”。据最新报道，在普京前往乌兹别克之前，普京还曾遭遇暗杀，在搭车过程中车辆突然爆出巨响及冒烟，疑似遭到攻击。据传后来普京虽安全无事，但有多名随扈也离奇失踪。

同时消息显示， 欧盟情报高官取消秘密访问台湾——

以报道华盛顿政治新闻和政坛内幕见长的美国媒体《政客》（Politico）14日引述两位外交人士的话报道说，欧盟最高情报主管原定对台湾的一次秘密访问，因为被视为最高机密的准备工作被北京获悉，欧盟因此在北京的压力下被迫取消了这次十分敏感的访问。

据报道，欧盟情报与形势中心主任何塞·摩尔加多（Jose Morgado）原定今年10月秘密访问台湾，并会晤台湾官员。但是为此行所作的最高机密的准备工作不知为何被北京知悉，中共当局随即向欧盟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欧盟取消了这次非同寻常却又非常低调的访问。

报道中指出，事态的发展给欧盟提出一个新的问题：为摩尔加多访台所作的秘密准备工作怎么会被北京知悉的呢？是人为泄密还是数据遭骇呢？外交人员同时对欧盟在中共压力下改变访台计划也表达担忧。

谢选骏指出：上述动态显示，中共与欧盟可能达成了秘密协议——中国不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欧盟不与台湾发展外交关系。

《上合峰会大家欢晚宴 独有习近平未去》（9/16/2022 法广）报道：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基于中国防疫政策考量，因此缺席了15日晚间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撒马罕峰会11国领导人晚宴。

据中央社今天引述路透社消息说，上合峰会晚宴独缺习近平，乌兹别克斯坦解释说，中方称因防疫政策。

根据消息，在15日晚间公布的峰会晚宴合影中，可见到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和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等多国领导人出席，但习近平并未出席晚宴。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一名消息人士证实习近平缺席晚宴。他并表示，中国代表团解释这是因为中国的新冠病毒防疫政策所致。

针对习近平因防疫缺席这场峰会晚宴，中国外交部面对媒体询问，并未立即回应。

据该报道，疫情爆发近3年来，习近平在9月14至16日首度出国，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罕（Samarkand）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中央社该署名报道发自北京，没有提及中国官方媒体是否对此消息有涉及。

谢选骏指出：这是一个最新的迹象——中共与欧盟可能达成了秘密协议。

【43、中国的隐藏技术革命——北京如何威胁美国的主导地位】

2023年3月16日 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原文：China’s Hidden Tech Revolution — How Beijing Threatens U.S. Dominance

作者：Dan Wang  Published on February 28, 2023

译者：安之

2007年，苹果公司首次在中国生产 iPhone。那时，中国以廉价劳动力而不是技术成熟度而为世界所知。当时中国企业几乎无法生产iPhone的任何内置部件，必须从德国、日本和美国进口。中国对iPhone的总体贡献仅限于在深圳富士康工厂组装部件的劳动力，占增值成本4% 弱。

到2018年iPhone X发布时，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工人继续组装大部分iPhone，而中国不少公司已经能够生产其中的许多精密部件，包括音频部件、充电模块和电池组。掌握了复杂的技术后，这些公司可以生产出比亚洲和欧洲竞争对手更好的产品。随着最新一代 iPhone的出现，这种模式只会加速。如今，中国科技公司占iPhone增值成本的份额已达25% 强。 尽管iPhone作为现存最复杂的硬件之一是一个特例，因它依赖于一系列特殊的技术。但它在中国不断扩大的存在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趋势。在大多数制成品中，中国企业已经从组装外国制造的零部件转向生成自己的尖端技术。随着占据再生能源设备领域的主导地位，中国现在也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领域处于前沿地位。这些成功，挑战了科学上的领先者定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工业领袖的观念。虽然对开创性研究和科学创新的贡献相对较小，中国利用其过程技能(process knowledge)，即扩大全新产业规模的能力，正在范围更广的战略技术领域赶超美国。

在与北京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美国政府一直试图限制中国获得关键的西方技术，并加强其自身的科学创新传统。因此，在 2022年，除通过《降低通货膨胀法》之外，拜登政府还对向中国出售先进的西方芯片技术实施了广泛的新限制，以及通过2800亿美元的CHIPS和科学法案来支持美国技术。这些立法对帮助美国恢复了在半导体和可再生能源生产方面的部分领导地位是有意义的。但中国企业稳步提升的技术实力表明，这种方法可能遗漏了一个更核心的问题：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抄袭和窃取西方企业的结果，因它并不主要依赖于科学突破，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自身工业能力提升所产生的推动，或者说来自该国庞大而先进的制造业劳动力产生的收益。在过去几年中国对美国芯片限制的反应中，中国这些优势已经很明显了。以前，中国公司倾向于避开中国本土技术，宁愿购买最好通常也是美国的技术。现在华盛顿阻止他们的购买，他们只好更加努力地培育繁荣的国内芯片产业。 对美国及其盟国而言，中国作为主要技术大国的崛起具有重要的教训意义。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技术部门并不立足于令人肃然起敬研究和先进科学，而是立足于提高制造能力这一不那么显贵的任务。如果华盛顿真的想在技术上与北京竞争，它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开拓性的科学。它还必须学会像中国那样利用其劳动力，以便将创新扩大规模，并更好更高效地生产产品。美国要重新获得在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就必须将制造业视为技术进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视其为更激动人心的创新和研发活动的小插曲。

中国的登月计划 (CHINA’S MOONSHOTS)

许多观察家对中国的科技领导地位持怀疑态度是有道理的。一方面，中国少有自己创立的跨国公司或全球知名品牌。与日本和韩国不同，中国在电子消费产品领域未能创立新的诸如如数码相机或游戏机的消费品牌，也无法在汽车或民航客机方面与欧洲和美国竞争。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公司专注于生产可以在发展中国家低价销售的产品。这种相对缺乏知名中国品牌的状况，强化了西方对中国的这样一种认知：中国不过是工厂是车间，而不是创新温床。 中国在多项关键技术方面也远远落后于西方。中国的芯片产业有一些显著的成就，包括手机芯片设计和一些先进的存储芯片。但在逻辑芯片（所有数字产品中的处理器）的制造方面，中国公司至少落后台积电五年，台积电是先进半导体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在开发制造芯片所需的专用工具方面，中国甚至更弱。对于在硅晶圆上印制图案所需的最重要的光刻机，以及在需要数百个步骤的生产过程中用于质量控制的计量设备，中国企业绝大多数依赖从日本、美国和欧洲进口。在创建设计最先进芯片所需的软件工具方面，中国才刚刚起步。

中国的航空业也存在类似的情形。以中国商用飞机（商飞）有限责任公司 (COMAC) 为例，它是中国对标于空客和波音的飞机制造商，一家得到了估计 710亿美元的政府资金支持的国有企业。该公司成立 15 年后，才刚刚开始生产第一架可运营的商用客机。在芯片和航空业中的中国企业都痛心地意识到，他们的许多核心部件得继续依赖西方供应：芯片制造商的生产设备和先进的软件工具，以及飞机发动机和航空电子系统。上述的中国商飞喷气式客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正是这种对西方技术的依赖，使美国新的芯片限制有可能造成中国公司的混乱。

续读要点: 中国现在在电子供应链的掌控方面可以与日本、韩国和台湾竞争。

但除开上述这些严重的短板而外，中国正在其他许多技术上取得快速进步。中国企业在生产机械臂、液压泵和其他设备所需的先进机床方面迅速与欧洲和日本同行竞争。正如iPhone所展示的那样，中国现在在电子供应链的掌控方面可以与日本、韩国和台湾竞争。而在数字经济领域，虽然习近平主席最近努力加强政府对阿里巴巴、腾讯和滴滴等互联网公司的控制，中国整体表现依然强劲；中国公司仍然可以对硅谷的科技巨头形成激烈的竞争，就像字节跳动的 TikTok 对 Facebook 所做的那样。中国在建设现代基础设施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包括超高压输电线路、高铁和 5G 网络。 2019年，中国成为第一个在月球背面登陆月球车的国家；一年后，中国科学家实现了卫星量子加密通信，使中国离实现不可破解的量子通信又近了一步。这些成就标志着中国正在稳步应对越来越艰巨的任务。 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技术发展远比其对外展现的形象更具活力。当然，在几个关键领域中国仍然落后，其一些最重要的科技公司仍然面临着来自华盛顿或北京自身的监管压力。虽然面临这些挑战，中国的工业仍正在渐渐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国家的科学也在稳步推进。一路走来，中国企业已经开始进行自己的重大创新，其范围甚至涵盖一些美国优先考虑的战略领域。 太阳能超级大国 (SOLAR SUPERPOWER) 中国近年来取得的重大技术成就之一是可再生能源设备。早在21世纪初太阳能技术的商业市场出现时，大多数创新都来自美国，美国公司作为该行业的技术推动者似乎是合乎逻辑的。然而，到2010 年，中国国务院即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门，将太阳能发电指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发了一连串的政府补贴和企业创建，其中大部分旨在扩大制造能力。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了解了太阳能光伏的基础知识，并开始改进现有的生产方法。如今，是中国企业主导了太阳能价值链几乎所有的环节，从加工太阳能电池中使用的多晶硅到组装太阳能电池板。他们还改进了许多技术本身。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不仅是市场上最便宜的，也是效率最高的。过去十年，太阳能成本出现了惊人下降，就是中国在该领域的制造业创新推动的。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企业还在为电动汽车提供动力的大容量电池生产领域确立了强势地位。随着世界远离内燃机，先进的电池技术已成为汽车制造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中国领先的一个典型例子是CATL（宁德时代 — 译注），这是一家成立于2011年的中国公司；而现在，该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电池制造商，就连宝马、特斯拉和大众等世界主要汽车公司也得与其合作。除了拥有比竞争对手大得多的制造能力 — 这对降低成本很重要 — CATL 还率先开发了新的、更高效的化合物，从而无需在其钠离子电池中使用稀缺的锂和钴矿。 拜登政府已经认识到在美国绿色转型所需的关键技术上依赖中国的风险。但美国的多轮关税，以及美国对中国多晶硅供应链中强迫劳动指控的调查，未能将北京从其在太阳能行业的主导地位上赶下台。美国商务部的一项此类调查威胁要对太阳能进口征收高达250%的追溯关税，让美国太阳能买家陷入了混乱。2022 年6月，乔·拜登总统被迫发布行政命令，在今后两年内停止对太阳能进口增征任何下一轮的关税。与此同时，虽然拜登于2022年8月通过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旨在大幅加快美国向电动汽车的过渡，但该立法却步履蹒跚，因为它使市场上的许多现有电动汽车可能陷入不符合联邦电动汽车资格补贴的窘境。目前，美国及其许多西方盟友在实现脱碳的过程中仍严重依赖中国。 中国并不是凭空取得在太阳能组件、电动汽车电池和某些电子产品行业主导地位的。他们的快速进步与其在制造和质量控制方面的优势直接相关。从 1990 年代初期到今天，中国劳动力已经从生产简单的玩具和纺织品，进步到可以生产iPhone等复杂电子产品所需的极其复杂的操作。一路走来，中国企业确实取得了有自己特色的重大进步：在中国，技术创新不是来自大学和研究实验室，而是来自通过大规模生产本身产生的学习过程。因此，中国在现在已经达成的某些先进技术优势地位的核心原因，是其惊人的制造生产能力。

不管怎么说，中国的技术进步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根据最宽泛的解读，北京通过以极度浪费政府资源的方式确立了国家在技术进步中的主导地位。政府的巨额补贴产生了扭曲效应：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国家经济研究局2022年12月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北京在挑选赢家方面的记录不佳，而且接受中国政府补贴的商家往往生产率增长较低。根据许多批评者的说法，更常见的是，中国的技术进步受到极端保护主义的庇荫和广泛知识产权盗窃的刺激。尽管所有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它们不足以解释中国的崛起。相对于从保护主义中受益的每一个中国行业的例子，诸如如互联网平台百度在防火墙后面的蓬勃发展，还有另一个例子，那就是中国的汽车行业。保护主义措施并未能导致中国在汽车行业构建出世界一流的公司。而强制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很可能更大地促进了中国这些行业的发展，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的这些做法(指知识产权盗窃——译注)进行反击是正确的。但它们并不能解释中国在电池、氢能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崛起。相反，中国蓬勃发展的科技产业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其制造生态系统。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已经在许多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发展出无与伦比的生产能力，其特点是：劳动力资源丰富，供应商密集，以及政府支持广泛。这种优势部分得益于中国的工业历史。早前几十年，政府特别重视工业：这在毛泽东的大跃进时期是灾难性的，而在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中则是有益和有效的。从 1990年代开始，中央政府的举措应该还不如市场驱动力重要，但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制造能力开始腾飞。在过去的十年里，习近平将中国超速带入对工业的痴迷之中。上任两年后，他推出了《中国制造 2025》，这是一个全面的政策框架，旨在将中国的制造业基础从劳动密集型产业提升到高技术产业。而在 2021 年，中央政府在其最新的五年计划中宣示了开展一项将中国转变为“制造业超级大国”的运动。这不是一个无意义的目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北京已将大量廉价信贷和能源用于先进技术公司，即使这些公司距离盈利还有数年之遥。 续读要点：中国的技术创新是在工厂而不是实验室进行的 太阳能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向所有参与者提供大量补贴，政府鼓励了许多公司进入该领域。这在业界激起了更大的创业冒险精神，创造了一个强者淘汰弱者的残酷竞争行业。因此，中国企业迄今依然主导着这一世界其他国家所依赖的战略性行业。这种方法，即将制造业推至产能过剩的地步，与西方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正统观念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强调研发和产品品牌等高价值活动，同时轻视实体生产的价值，可以在海外通常是亚州以低廉的成本完成。 北京以制造业驱动竞争的方式对其在先进技术领域形成挑战西方的能力至关重要。要理解其中的原因，关键是要认识到成功创新的力量。产生新技术可以比作准备煎蛋卷：配料、说明和设备齐全的厨房很有帮助，但它们本身并不能保证好的结果。即使是拥有最先进设备和最精湛配方的人，如果从未做过菜，也未必能做出美味的煎蛋卷。另外一个额外的必不可少的要素是：实践经验，即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学到的技能。这些技能可以称为过程技能，它们是使中国变为当今世界一个重要技术创新者的一部分。 虽然过程技能难以量化，但可以通过劳动力的一般经验水平和创建各种工业活动集群的能力来衡量。中国在这两方面都有显著的优势。该国在过去二十年中最重要的技术成就是培养了一支庞大且经验丰富的熟练劳动力队伍，这些劳动力还可以根据技术密集型行业的需要进行调整。例如，每年产出数百万iPhone的苹果公司，依然将中国视为唯一一个能够在短时间内召集数十万训练有素的工人，迅速进入密集的零部件供应商网络，并依靠政府鼎力支持来帮助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国家。 然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利用外国公司帮助建立产业集群，即经济学家 Brad DeLong 所谓“工程实践社区”的方式。在这方面，卡特彼勒、通用电气和特斯拉等美国公司已成为中国的大雇主。苹果的大部分产品都是由在中国管理工人的富士康与和硕公司等合同制造商生产的。与日本在战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中保持几乎封闭的市场不同，中国通过直接向外国公司学习，显著促进了自身的工业崛起。尽管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动了贸易战，但北京方面没有对在华美国公司进行重大报复，部分原因是它承认，这些美国在华公司带来的管理专业知识以及他们向中国工人传授的制造技能（的重要性超过了贸易报复 — 译注）。 通过不断接触世界领先的制造工艺，中国工人获得了可以在国内公司工作的技能。让我们考查一下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制造每一个电池单元需要大约十几个离散步骤，每个步骤都需要与前一阶段进行近乎完美的对接。中国的工程管理人员通过在消费电子领域的经验获得了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工艺知识。类似的制造技术的转让也是中国在太阳能行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之一。另外，在政府补贴的推动下与在获得熟练劳动力的帮助下，中国公司很快生产出比美国和德国同行更好、更便宜的太阳能电池板。中国人在该领域的制造创新，越来越多地定义了全球行业：过去十年太阳能的进步不是被科学突破（美国专长）而是被更高效的生产来降低成本（而这正是中国的强项）所推动的。 深圳作为全球技术中心的崛起本身就是对过程技能重要性的一个验证。在 2007 年开始大规模生产iPhone之后的几年里，这座城市发展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本地高技术产业，该产业最适合生产复杂的设备；很快，工人们利用他们的工程和生产专业知识发明了其他一些产品。凭借紧邻制造设施的研发实验室，深圳的工程师可以无与伦比地接触到组件供应商、经验丰富的工人和技术娴熟的设计师。如今，深圳已在消费者无人机、虚拟现实耳机和其他新型电子产品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这种主导地位的背后是一支技术娴熟的劳动力队伍，一支在相机、电池和屏幕等电子元件成本大幅下降的时代与大胆的企业家打交道多年的队伍。因此，深圳现在类似于加州的湾区，那里的大学研究人员、企业家、工人和投资者不断地擦肩而过。难怪深圳成为了高技术硬件的硅谷。

科学，而非工业（SCIENCE, NOT INDUSTRY）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利用其在科研上的领导地位主导了从计算机到航空等许多新兴科技行业。对于华盛顿来说，在设计突破和实验室创新成为与苏联进行冷战竞争之主体的时代，上述主导是顺理成章的。这种以科学为导向的方法似乎也得到了市场的支持。 到了1990 年代，台湾电子企业家施振荣观察到，科技行业的大部分利润是在价值链的起点，即设计与研发， 以及终点，最后的产品营销，中获得的。而处于价值链中间的实际制造中的利润最少。这种所谓的微笑曲线尤其明显地显示在苹果公司上。苹果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它负责产品的研发和营销，而将低利润的制造工作留给其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的合作伙伴来完成。基于这种洞察，美国公司在过去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专注于研发和营销，但同时又特别依赖中国来满足他们的许多制造需求。 上述长期侧重研发与营销的结果之一，是美国在一些需要不同科学学科复杂整合的行业中继续处于领先地位。尽管英特尔和波音公司的好日子似乎已经到了头，美国在半导体生产设备和飞机发动机方面仍然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行业都是高度跨学科的：半导体技术需要综合领域，包括电气工程、化学和计算机科学；航空涉及空气动力学、材料科学、机械工程和其他高度专业化的领域。与美国不同，中国没有推动科学前沿的传统。事实上，中国在这些行业中所做的开创性科学研究较少，并且在将有用的研究成果商业化方面的记录相对较差。 但美国科技行业并非一帆风顺。近几十年来，许多公司在微笑曲线的逻辑上走得太远，将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曲线的两端，并同时让处于曲线中段的制造力严重萎缩。自 2000 年以来，美国已经失去了大约 500 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约占其制造业劳动力的四分之一），这不仅发生在流水线工人中，还在机械师、经理和产品设计师中都引发了一系列技能流失。从长远看，这种下降使美国在主导新兴技术方面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例如，美国凭借自己的科学领先地位，理应主导太阳能产业。华盛顿也确实准备帮助它这样做：早在 2012 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就对中国的太阳能进口征收关税，以保护国内生产商。但即使有这些保护措施，美国制造商也无法竞争。而中国，拥有庞大的技术工人和供应商基础，几乎可以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反观美国，在连续裁员数百万工人之后，已经失去了大量的工艺知识储备和打造有制造竞争力基地的能力。结果，到 2022年，美国的太阳能技术进口额高达8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在东南亚生产的中国公司。美国太阳能行业的失败还只是美国制造业衰退这一更大故事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颓势是由不断提高的自动化推动的。但很多行业也受到内部弱点的困扰。我们不妨想想 COVID-19 大流行的早期：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需要大量的个人防护设备和其他医疗用品。然而，美国公司却不得不努力调整他们的生产线，来生产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是简单产品的口罩和棉签，因为相关美国公司已经失去了很多必要的工艺知识。相比之下，中国制造商很快就为紧急情况进行了重组，并生产了美国和其他国家所需的许多初级医疗用品。迄今为止，美国将制造业工作岗位从亚洲回流的努力令人失望。例如，苹果公司大力推动在德克萨斯州生产更多台式电脑，但在 2012 年之后陷入困境，因为它缺乏零部件的支持性工业生态系统。一个例外是美国快速生产信使 RNA 疫苗，事实证明这种疫苗比中国的灭活病毒疫苗更有效。然而，为了在未来几年与中国的先进产业进行竞争，美国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次性的生物技术的胜利。

扩大规模或损失（SCALE UP OR LOSE OUT）

虽然中国已经对西方的技术进步方法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北京已经认识到其在科学知识方面的弱点。在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习近平宣布科学技术将成为党的首要任务之一。毋庸置疑，改善其研究文化需要时间，但中国一直在稳步取得进展，包括在太空探索和量子通信等领域。由于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和中国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被拒绝获得美国和欧洲的半导体技术，北京特别热衷于加强国内半导体的发展。华盛顿新的芯片限制措施的一个意外结果是刺激了中国对科学和研发的投资。 相比之下，美国还没有解决自己在工艺知识方面的不足。当然，国会在2022年通过的 CHIPS 法案和通货膨胀减少法案构成了产业政策的重大进步，因为这两项法案都为先进产业分配了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但太多的美国政策 — 包括上述这项立法 — 都专注于推动科学前沿，而不是建立将产品推向市场所需的工艺知识和工业生态系统。因此，华盛顿应对其与中国日益激烈的技术竞争的做法有可能重蹈其在太阳能行业所犯错误的覆辙，即美国科学家为一项新技术奠定基础，结果却看到中国公司率先进行建设并获益。以电解槽的生产为例，它从水中提取氢气，已成为生产绿色氢气的关键工具。与太阳能领域一样，中国有望通过大规模生产最高效的产品来主导绿色氢气产业。 续读要点：美国永远是一个很难制造东西的地方 为避免重蹈太阳能的覆辙，美国将不得不更加重视先进制造业。英特尔传奇首席执行官安迪·格罗夫 (Andy Grove) 十年前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他敦促国家减少对“创造的神话时刻”的痴迷，而更多地关注如何将创新推向市场。 “这才是公司扩大规模的阶段，”他在 2010 年的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写道。“这个阶段制定设计细节，弄清楚如何负担得起要做的事情，建立工厂，并雇用成千上万的人。”但为了更好地扩大规模，美国还必须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制造业工作的价值。政策制定者必须抵制将制造业轻蔑为仅仅是一种可以在海外进行的“商品化活动”的念头。相反，新技术的大规模生产必须被视为与创新本身同等的重要，因为这是一项依赖于深度过程技能的活动，而这些技能只能来自工人、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更好培训和整合。 由 CHIPS 法案和通货膨胀减少法案产生的美国对科技行业的新投资将有助于扭转这一趋势。但正如中国所了解的那样，资金只是建立持久技术部门过程的开始。在进行此类投资的同时，还必须努力结束困扰美国建设更好基础设施的成本超支问题。地方高校和精英大学要更好地培养先进制造人才。华盛顿应该学着效仿北京，争取更多的外国投资。与之前的特朗普政府一样，拜登政府邀请日本、韩国和台湾企业在美国建设芯片工厂；这些公司在电池和更广泛的电子供应链方面的专业知识也应该受到欢迎。当然，经济现实是：美国永远是一个相对难以制造东西的地方。由于（相对于中国 — 译注）人口较少和工资要求较高，以及美元仍然是全球储备货币的事实，提高了国内生产商品的相对成本，因此美国在大多数大批量制造业中都难以胜过中国。振兴美国制造业能力的运动也不太可能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因为任何此类努力都将涉及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而这些生产线更多依赖的是资本而不是劳动力。当然，美国不应该试图制造一切。美国的政策必须针对其具有合理比较优势的战略产业。 事实上，在下述几个行业中，美国完全有能力超越中国。通过加强其制造潜力，美国可以扩大其在生物技术、半导体生产设备和飞机发动机方面的领先地位。美国应该确保它不会失去下一代能源技术，例如氢电解槽。它还可以尝试从亚洲恢复部分电子产品供应链。此外，在北京多次实施 COVID-19 封锁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投资者越来越担心投资中国的风险，而美国有一个难得的机会来赢回制造业工作岗位。但作为意识形态的起点，新的产业政策需要以工人及其工艺知识而不是财务利润为中心。否则，引领下一次技术革命的很可能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你既想要富得流油又想要保持勤奋，这是难能可贵的，实际上却不可能。美国人丧失了尊严，只看重金钱，就无法保持统治世界的美德了。

【44、中国有无能力仲裁美俄冲突】

《美國稱俄國向中國尋求援助 美中俄三方各有怎樣表述》（BBC 2022年3月14日）报道：

美國總統新聞秘書莎琪（Jen Psaki）在楊潔篪與沙利文會談後重申，如果中國援助俄羅斯將面臨「嚴重後果」。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持續了20天，美國和中國的立場一直是外界關注的焦點。

而美國官員本周稱俄羅斯向中國尋求軍事和經濟援助，將中國立場再次置於輿論中心。

周一，繼英國《金融時報》和美媒《紐約時報》引述美國官員的話說，俄羅斯正在向中國請求軍事和經濟援助後，中國、美國和俄羅斯都相繼表態。

《金融時報》說，莫斯科希望北京提供軍事物資，用於烏克蘭戰場。該報導援引不具名的美國官員稱，自俄羅斯開始入侵烏克蘭，俄羅斯便一直請求中國提供裝備。

但受訪美國官員拒絶具體說明俄羅斯正向北京尋求何種支援裝備。報道又說，有跡象表明，中國可能正凖備協助俄羅斯。

美國警告「嚴重後果」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周一（3月14日）在意大利羅馬會晤後，美國白宮新聞秘書莎琪（Jen Psaki）被問及中國有沒有向俄羅斯提供任何軍事或經濟援助，中國有沒有表達過任何意願提供援助。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警告說，美國不會允許世界上任何國家、任何地方為俄羅斯規避這些經濟制裁提供生命線。

莎琪回答說：我目前還不能確認或說明情報的詳細情況。

當有記者繼續追問，如果中國真的援助俄羅斯會有什麼後果時，莎琪說，「現在不說具體後果會是什麼」，但沙利文在會談中已經說得很清楚，如果中國提供任何協助，無論是違反制裁還是支持戰爭，「將會有嚴重後果」。

至於後果會是什麼，莎琪說，「我們還需要與伙伴國和盟國一起協商決定」。

莎琪說，沙利文在與楊潔篪的會談中向中國表達了這一態度，「就像我們已經好幾次公開說過的一樣」。

沙利文周日在會晤楊潔篪之前曾公開表示，如果中國幫助俄羅斯躲避制裁將面臨嚴重後果。

他說，美國相信北京之前知曉俄羅斯計劃對對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但不知詳情。沙利文又說，若中國幫助俄羅斯迴避制裁，必定面對嚴厲經濟制裁。

中國批「虛假消息」

楊潔篪與沙利文會談後，中方公布的簡報除了介紹楊潔篪在會談中重申烏克蘭問題一貫立場，要求各方回應「合理關切」之外，還特別突出強調「中方堅決反對任何散佈不實資訊、歪曲抹黑中方立場的言行。」

中國方面沒有詳細說明「不實資訊」的內容，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周一已經批評說，「近期，美方在烏克蘭問題上接二連三散佈針對中國的虛假信息，用心險惡。」

另外，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被問及有關中國是否援助莫斯科的消息時，透過電子郵件回覆《金融時報》稱他 「從未聽說」俄羅斯提出這類要求。

俄羅斯稱「不需要援助」

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發言人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周一也表示，有關俄羅斯向中國要求提供軍事援助的說法是「虛假消息」。

他說：「俄羅斯自己有獨立的能力繼續這次行動。

正如我們所說，一切都按計劃進行，將按時全面完成。」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講師宋文笛向BBC中文分析，北京一來希望維持國際環境穩定，二來希望保護俄羅斯經濟不至於崩盤，三來不希望在西方和俄國之間做出明確選邊，不希望被西方看作是俄羅斯的幫手。

宋文笛認為，軍事上，北京沒有誘因對俄羅斯提供實質軍事援助。

迄今為止，中國在這場衝突中公開保持中立，並拒絶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宋文笛又解釋，經濟上北京或可借由私營部門的所謂「民間」的「自主市場行為」，持續和俄羅斯保持經濟交流。據他分析，在外交上，中國可能會嘗試和其他重要國家共同進行外交渦旋，以期一方面減緩被認為和莫斯科捆綁在一起遭致的國際輿論壓力，二方面尋求成為停火「調解人」的外交得分（credits）機會。

然而，在當代的高科技化作戰環境之下，軍民雙方共用的物資（兩用物資）所在多有。

宋文笛表示，若是中俄雙邊貿易涉及民用經濟範疇的機械設備零件等，入口之後，俄方再將其重新利用 （repurpose）於軍用設備之上，則貿易到底屬於民用抑或軍用，屬性的確存在模糊空間。

他說，美國主動高調呼籲中方切勿軍事援助俄羅斯，除了針對軍事援助，亦有間接對中俄民用貿易施壓的效果。

分析：北京面前的抉擇

隨著俄羅斯侵略所造成的人命傷亡，也許超出了莫斯科和北京的預期，中國現在必須做出決定。

到目前為止，北京政府一直盡職盡責地提及俄羅斯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表示理解俄國入侵的所謂理由是「西方對俄羅斯的所謂圍堵」。而中國官媒則是無情地轉播俄羅斯散播的虛假信息。

中國現在需要決定它是否希望繼續成為一個多元但基本上是文明國際秩序的一員。

中國可以在支持結束衝突的談判中發揮強大作用。而但至少現在，該讓北京知道它必須從莫斯科的朋友那裏要求提供真正的「人道走廊」給成千上萬被包圍和挨餓的烏克蘭百姓，讓他們不受炮彈襲擊和逃難阻礙。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可以給他在克里姆林宮的同志打通電話就能解決問題。但是，他如果不打這個電話，將會告訴我們很多信息。

谢选骏指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持續了20天，美國和中國的立場一直是外界關注的焦點。这时，美國稱俄國向中國尋求援助，美國總統新聞秘書莎琪（Jen Psaki）在楊潔篪與沙利文會談後重申，如果中國援助俄羅斯將面臨「嚴重後果」。上面这些政治评论员七嘴八舌，但都不懂得——这似乎给中国带来极大的困难，其实不然，这种处境也是一个机会，使得中国能够仲裁美俄之间的冲突。问题是，应该如何运作，才可以达成这个“化干戈为玉帛”的点石成金呢？这就是真正的能力所在了。这样的能力一旦出场，“中国文明整合全球”就将揭开历史的帷幕，“全球治理”也就不再是鹦鹉学舌、弄巧成拙的噱头了。反过来说，中国如果不能仲裁美俄冲突，势将难逃夹心饼干的厄运，弄得自己里外不是人了。

【45、中国与俄国为何害怕北约的扩张】

《北约扩张为何让中国担心？亚太版“北约”出现的可能与背景》（2022年5月19日 BBC）报道：

5月18日，北约为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举行仪式。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与两国驻北约大使。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持续的同时，北欧国家芬兰和瑞典都决定申请加入北约。如果成功，北约成员国将从30个增加到32个。

在两国宣布申请后，芬兰总统和瑞典首相将在5月19日访问美国会晤拜登总统。这被视为美国对两国加入北约申请的高度支持与重视。

而在中国方面，对芬兰决定加入北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5月16日表示，中芬关系一直十分友好，“芬兰申请加入北约当然会给中芬关系带来新的因素。”

北约，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简称。这个军事联盟的成员包括美国、加拿大和20多个欧洲国家，与中国不仅没有任何边界接壤，而且都隔着遥远的距离。

但中国对北约扩大成员国极为关注；而北约也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心存戒备。个中原因是什么？

中国与北约的新矛盾

乌克兰战争开始后，北约成员国向基辅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从导弹到坦克和重型火炮，帮助其抗击俄军。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中国虽然没有公开表示支持，但也没有公开表示谴责。无论是在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俄罗斯的决议表决中投弃权票，还是在国内由官方掌控的舆论中，中国对俄罗斯的立场可谓“同情加理解”，但对北约则公开提出尖锐批评。

4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针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批评中国不愿公开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动斥责北约：“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不断对中方进行无端指责和抹黑攻击，妄议中国对外政策，鼓噪‘中国威胁论’。”

赵立坚还承认北约“近期更对中方施加胁迫”，而中国多次向北约方面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公开指责北约是冷战产物，是美国谋求霸权的工具。

中国与北约的旧恩怨

1999年，中国抗议美国轰炸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随着北约提出中国威胁警告，中国与北约矛盾公开化，中国媒体也开始高调报道“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

1999年5月8日，在北约空袭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行动中，美国隐形轰炸机发射五颗导弹，击中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导致三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中国大使馆严重损毁。

中国国内当时爆发大规模的反美游行示威，美国驻华大使馆遭到抗议者的围攻。事后，美国对”误炸“中国大使馆表示道歉，并做出赔偿，而中国也赔偿了美国驻华使馆的损失。

1999年北约“误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之际，正是中国争取美国支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关键时期。同年11月，中美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阻止的双边协议，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被炸显然并没有成为中国当年寻求和美国全面合作的障碍。

中国与北约关系回顾

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和北约都成立于1949年。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上溯到70年前。

从1950年代初爆发的朝鲜战争、到后来的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再到中国与苏联结盟，北约一直视中国为对手。

北约与中国关系缓和始于1960年代中国与苏联交恶，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国作为从东面牵制苏联的国家成为北约支持的盟友。

而中国方面，则从自身利益考量，认为北约有加强力量的必要。据美国国务院历史档案文件记载，从1972年开始，中国做出了“积极的外交努力，劝说西欧领导人加强北约”。

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后，中国与北约之间建立了正式的接触机制。

2007年5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曾表示，中国与北约恢复和开展了一些不同层次、形式多样的接触与交往。2007年5月4日，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张炎访问北约总部，同北约进行首次防扩散对话。官方报道称“双方认为，对话取得了积极成效，达到了促进了解、增进互信的目的。”

2020年7月，中国与北约进行了第九次政治磋商。

2021年6月，北约成员国在公报中首次把中国列为安全威胁，提到中国“公开的野心与过分自信的行为，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联盟安全相关领域构成了系统性的挑战。”公报称中国正在快速扩张核军备，在军事现代化进程中信息“不透明”，以及与俄罗斯展开军事合作。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此前接受采访时坚称，目前的国际局势并非新冷战，北约也未将中国视为敌手、敌人，但他重申，中国对联盟的安全构成威胁，而且“中国并不共享我们的价值观”。

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与北约关系再次紧张。中国重提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称“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北约这一野蛮暴行，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亚太版北约”：中国真正的担心？

中国外交部几位发言人多次警告：北约已经搞乱了欧洲，不要再企图搞乱亚洲，搞乱全世界。

今年3月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说，美国“印太战略”的真正目的是企图搞印太版的“北约”。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5月初在一次演讲中批评说：美国不断在中国家门口“秀肌肉”，拼凑各种反华小圈子，甚至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试探红线，这不是亚太版“北约东扩”又是什么？如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最终会把亚太推入火坑。

上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与希腊外长通电话时又一次警告说，中国反对一些势力以乌克兰危机为由，鼓吹北约进一步向亚太拓展。他说：试图打造“亚太版北约”只会给地区安全带来严重伤害。

在观察人士看来，中国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表示理解，实际上是为中国在亚洲地区应对美国的围堵铺垫基础。

美国“印太战略”

要理解中国指责美国打造”亚太版北约“的说法，可以从两个名词说起：AUKUS和Quad。

2021年9月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三国宣布签署一项历史性的安全协议“AUKUS”（三国名字缩写组成），分享先进的防卫技术及情报。此举被认为旨在对抗中国。

通过该协议，美国将帮助澳洲首次建造核动力潜艇。协议还涵盖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网络安全合作。协议强调澳洲将建造的只是核动力潜艇，而非发展核武器。

这是数十年来这三个国家之间达成的最重量级的防卫伙伴机制。

而所谓Quad，则是由日本、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参加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这一对话机制早在2007年由日本倡议，期间曾因澳大利亚退出而暂停。从2017年开始，随着中、美贸易关系紧张，四方安全对话重新受到重视。

2022年2月，美国拜登政府公布首份“印太战略”，共有十大计划，其中包括：主导印太的经济构架、提升威慑力、加强东协（东盟）的团结、支持印度的持续崛起与区域领导地位、夯实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扩大对日韩合作等。

5月12日，拜登在白宫会见了东盟领导人，而紧接着在本周5月20日，他将展开上任一年多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访问韩国和日本。

谢选骏指出：关于“北约扩张为何让中国担心”的问题，英国人讲了半天也没讲清楚，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英国自己就是北约成员国，它当然欲说还休，遮遮掩掩。中国为何害怕北约的扩张，其理由和俄国其实是一样的，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帝国或帝国的残留物，而不是民族国家，所以还有成为世界中心的可能。而北约要防止的其实也就是这一点。那么印度呢？不也是帝国的残留物吗？为何可以和北约和平相处呢？因为印度位置偏僻，没有支配欧亚大陆的可能，从来都是胜利者的囊中之物，故可以放他一马了。至于美国，虽然不是民族国家，但却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很难威胁其他国家的存在，所以别国让美国领导不会感觉性命攸关的压力。也是因为这个内政方面的限制，美国可能算是人类历史上最讲道理的帝国了。所以我说，美国要想组建全球政府，必先破除自己的联邦障碍；在此之前，世界各国可以放心让美国管理而不会危机自己的主权存在。

【46、中国与合成毒品管制：芬太尼、甲基苯丙胺和前体】

Vanda Felbab-Brown 2022年3月

合成阿片类药物仍然是美国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毒品危机的根源。自 1999 年以来，约 100 万美国人死于药物吸食过量。2012 年以来，中国合成阿片类药物开始满足美国对非法阿片类药物的需求，药物过量致死性显著增加。

尽管中国于 2019 年 5 月将整类芬太尼类药物和两种关键芬太尼前体列入管制品种目录，但中国仍然是美国芬太尼的主要（间接）来源。列管芬太尼加之中国采取了更严格的邮件监控措施都产生了一些威慑作用。现在，大多数走私活动都经由墨西哥，而不是将芬太尼成品直接运往美国。墨西哥犯罪集团从中国采购芬太尼前体，以及越来越多的前前体，然后从墨西哥向美国运送芬太尼成品。中国列管芬太尼及其前体不足以阻止药物流向美国。

中国对芬太尼的执法情况透明度很低，但显然力度仍然有限。美中禁毒合作关系依然十分紧张，且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合作非常有限。北京反对美国对中国造成阿片类药物流行的指责，强调美国对这场灾难的责任，与此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在禁毒合作中表现出的善意。但是，中国与美国在全球禁毒运动中的合作，却受到了两个超级大国地缘战略关系的整体恶化的影响。在美中两国关系未出现明显回暖的情况下，中国大大加强与美国禁毒合作的前景十分渺茫。美国的惩罚性措施，如制裁和毒品起诉，不太可能改变这种情况。

不论是否有政治意愿禁止及管控药物使用并执行管控条例，合成毒品的结构特点，包括容易开发类似但未列管的合成毒品及其新前体（种类日益繁多的两用化学品），对管制供给构成巨大的结构性障碍。

中国对在本国非法生产甲基苯丙胺态度的演变以及从中国贩运冰毒前体的情况，为了解中国国际执法合作的模式和局限性提供了重要启示。与芬太尼前体一样，中国强调无法管制未列管物质。

中国非常重视与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禁毒外交，但其执法合作往往具有高度选择性，是利己的、局限的，且为其地缘政治利益服务。在亚洲冰毒生产激增的情况下，尽管多年来中国一直驳斥国际社会对其在亚洲冰毒前体走私所起作用的批评，中国至少与一些国家加强了区域执法合作。中国还对未列管药物采取了更强有力的内部管控措施，并开展了监测和阻截行动。然而，北京很少会打击本国犯罪集团的高层，除非他们真正触及了中国政府为数不多的利益。中国犯罪集团也通过促进中国的政治、战略和经济利益，为中国当局和海外政府官员积累政治资本。

中国和墨西哥在打击芬太尼及甲基和合成阿片类药物的前体制剂贩运方面的执法合作仍然很少。与对待美国一样， 中国拒绝共同承担责任，强调管制和执法是墨西哥海关当局和墨西哥其它执法部门应处理的事项。即便有中国犯罪分子活跃于墨西哥，进行洗钱和非法价值转移等活动（用野生动物产品交换合成毒品前体的现象越来越多），且规模正在迅速扩大，中国的态度依然维持不变。

美国对中国的禁毒政策选项可以通过多边论坛进行，强调中国作为全球禁毒警察的自我形象，以及北京在防止在本国出现合成阿片类药物使用问题的自身利益，即使中国指出其国内没有合成阿片类药物滥用问题。美国也可鼓励中国推进其反洗钱工作，但不应指望取得积极进展。美国对中国公司和个人的贩毒指控是重要的执法手段，但除非总体双边关系有所改善，否则只会加强中国的防御性姿态，限制其与美国的禁毒合作。

鉴于全球对列管大量两用化学品的政治意愿不大，鼓励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制定、采用制药和化学工业的自我监管机制，可能会增加贩毒组织获得前体药物的难度。但是，要实施这些措施并使其奏效，面临的阻碍远比银行部门实施反洗钱标准要大得多。

在过去的 250 年，美国一直在经历由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造成的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毒品危机。芬太尼及其类似物等合成阿片类药物进入美国市场，既取代了植物类阿片，又日益被非法毒品供应商混入其它毒品，如甲基苯丙胺和可卡因，这一危机因此变得尤为致命。过去十年，合成阿片类药物开始进入美国市场，中国一直是芬太尼及其前体和其它合成阿片类药物的主要直接或间接供应商。

在巴拉克·奥巴马，唐纳德·特朗普和乔·拜登三位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投入了大量的外交资本，希望中国能收紧对芬太尼类药物的管控并更加有力地执行这些法规。2019年 5 月，中国禁止生产、销售和出口所有未获得政府特别许可的芬太尼类药物，并将两种芬太尼的直接前体列入管制名录。但是，这种“列管”对阻止芬太尼流向美国的作用不大。墨西哥贩毒集团继续在中国大量采购芬太尼前体和前前体化学品，将其合成芬太尼，再走私到美国。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9 月，美国死于药物过量人数又创新高，达到104,288 人，其中阿片类药物导致 78,388 人死亡。一位国际外交官认为，“美国指望可以通过列管，摆脱阿片类药物危机。但事与愿违。”

中国将禁毒和更广泛的国际执法合作视为一种战略工具，可用来实现其它目标。北京对美中关系改善的前景失去希望，中国在禁毒问题上与华盛顿协作的意愿也有所减少。

美国指责中国在国内执法不力，对中国毒品走私犯和洗钱者采取的行动不够，对未列管化学品的监管也不足。中国强调自己没有任何芬太尼滥用问题，因此其监管行动纯粹是为了帮助美国。中国拒绝华盛顿的主张，并将阿片类药物的流行完全归咎于美国的内部问题。禁毒合作的程度有多深或是多浅仍然取决于美中整体地缘政治关系的状况，过去十年来，这种关系恶化，改善的前景十分渺茫。因此，尽管存在地缘政治竞争，但禁毒仍能成为美中合作领域的希望尚未实现。

中国也没有兴趣与墨西哥进行强有力的合作。在过去几年里，墨西哥与美国进行缉毒合作的意愿也大幅度下降。美国最近于2021年12月对中国个人、公司和其它实体的贩毒和其它指控进行起诉，这并未使中国积极寻求更密切的合作。相反，无论这种指控和制裁多么正当，都加强了中国防御性的姿态，继续与美国进行最小程度的协作。自华盛顿指责中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负责以来，中国对与美国进行禁毒合作的态度就是如此。

尽管如此，中国对其自身形象的意识很强，在其最希望施加影响的亚太地区尤为如此。在国际论坛上，中国也不想被视为一个问题。因此，中国将对第三国施加压力，以抑制或避免对中国的批评，但帮助中国避免谴责往往不会得到中国的什么回报。

谢选骏指出：一个国家崛起的时候，往往伴随着毒品输出——十九世纪的英国是这样，二十一世纪的中共也是这样；一个国家没落的时候，往往伴随着毒品输入——十九世纪的满清是这样，二十一世纪的美国也是这样。第三美国过去了，第四美国你好吗。

【47、谁想两极瓜分世界】

《吴小莉专访阎学通: 俄乌冲突谁是最大赢家？》（2022-05-12 国际网）报道：

美国“打趴”欧盟、俄罗斯，将是俄乌冲突后的最大赢家？ 阎学通：除了海湾中东国家之外，其他国家都受害，只是受害程度的多和少……谁有实力谁就可以不守规矩？ 阎学通：规矩是给守规矩的人定的，有能力不遵守规矩的人，你定规矩也没用。此次俄乌战争，到底对中国、俄罗斯产生什么影响？ 阎学通：给中国带来了损失和伤害，没有任何好处；俄罗斯以后很难对世界有全球性的影响。

俄乌冲突的爆发加剧了全球通胀，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上涨。2022年4月8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公布了连续第三次创纪录的食品价格指数——食品价格攀升至粮农组织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粮食危机引发中东和非洲部分地区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发展中国家正在面临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外溢影响，这场影响如同风暴一般，席卷粮食、能源、金融等各个领域。

吴小莉：您曾提到2022年仍会有不安的和平，大国之间不会有直接战争，但是开年之后的代理人战争在您的预料之内吗？

阎学通：我没预料到俄罗斯会决定进行这场战争，俄罗斯进行这场战争付出巨大的代价，得不偿失。我们研究国际关系是要研究人、研究决策者，因为所有的国家行为是由决策者决定。

吴小莉：这场战争会延续这么长时间，这中间还有什么是让您感到意外的？

阎学通：最意外的是没想到乌克兰能挺过一周。有人说三月底肯定能结束，但到现在还看不到头。在分析一个战争的时候，太多人以为他知道战争的结果是什么，我的体会是连进行战争的各国决策者们都不知道这场战争进行的结果是什么，我不认为他们自己的认知和战争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俄罗斯现在的GDP已经小于加拿大和韩国了。俄罗斯的财长前段时间预测俄罗斯GDP今年要负增长10%，世界银行预测是负增长11%，一个拥有西班牙经济实力的国家能具有全球性的挑战能力吗？不可能。这场战争使俄罗斯将来再想对世界有全球性的影响已经很困难了。

俄乌战争是强化已形成的两极格局，未来十年会有更多违反国际规则的行为

吴小莉：很多人觉得美国是这次俄乌战争中的最大赢家，它一下打趴了两个对手，欧盟和俄罗斯。

阎学通：除了海湾中东国家和石油输出国之外，其他国家都受害，美国和欧洲相比，受害少一点。

吴小莉：有评论说乌克兰战争之后世界格局会变化，但您觉得是世界秩序的变化？

阎学通：联合国秘书长从2019年就说这世界将分为两个世界，他没说是中国和美国，他说的是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2019、2020、2021年，他连续三年在联合国大会上重复这个观点。2022年的这场战争能改变中美两极格局吗？没有可能性。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是个局部战争、地区战争，没有改变世界格局，它是强化了2019年已经形成的两极格局。

吴小莉：它会怎么影响国际秩序？

阎学通：“秩序”是指遵守规则的稳定状态，不遵守就是没有秩序，遵守就是有秩序。这场战争加剧了国际社会更加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形态，俄罗斯这次发动战争是没有遵守《联合国宪章》，美国对它制裁也是不遵守规则，美国对所有的经济制裁都违背了美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那些规则，欧盟也是一样。

吴小莉：谁有实力，谁就可以不守规矩？

阎学通：基本是这样。从国际社会来讲，大国开始不遵守规则最典型的做法是什么？使用经济手段制裁别的国家。至少我说今后十年，不遵守国际规则会越来越多，而不是会越来越少。

“产业链同盟”是美国同盟新趋势，“数字技术”成为两极格局竞争核心

吴小莉：四月初北约举行了外长会议，除了北约30多个国家之外，还邀请了亚太四国的外长，北约邀请四国外长参与北约外长会议意图是什么？

阎学通：美国这次最主要的同盟重点是产业链同盟，不是军事同盟。这次中美战略竞争是在数字时代，谁在数字领域占有主导地位，谁将赢得这场竞争，所以美国现在建立了很多数字类的同盟，跟美、日、韩搞了一个产业链，跟美、台、日搞了一个芯片，跟G7搞了一个数字贸易规则，美国现在到处去搞数字产业、数字技术、数字标准的俱乐部同盟，这才是这个时代最核心性的，它反映我们今天在数字时代，今天两极格局的核心是数字技术竞争，不是地缘政治竞争。

吴小莉：这次俄乌战争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阎学通：这场战争到目前为止，就拿全球化来说，给我们除了带来损失伤害，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中国是世界最大贸易国，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中国一点儿好处都没有，俄乌冲突加剧了逆全球化趋势。现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大国不想搞全球化，特朗普不想搞全球化、搞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至少欧盟还要推动全球化。这次战争发生之后，欧盟开峰会，要在五个领域搞欧盟内部的产业链。都搞内循环了，哪儿来的全球化？沒有了。

俄乌冲突会否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俄乌冲突爆发第三天，普京宣布战略威慑力量转入特殊战备状态。4月25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核战争风险真实存在。5月4日，俄军在西部飞地加里宁格勒使用“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进行模拟核导弹攻击，俄乌战争是否会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阎学通：俄乌战争发生后，有人说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核战争。到目前为止，战争进行了两个多月，双方都不去打核电站，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使用核武器产生的结果是人类不可接受的。我认为核武器既然能在冷战期间防止了大国之间的战争，今天核武器仍然能防止大国之间的战争。大国之间只要不进行直接战争，只进行代理人战争，世界大战就打不起来。

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安全问题，应提供邻国盟友安全保障

世界和平论坛是中国首个高级别非官方的国际安全论坛，2012年创办，每年一届。作为世界和平论坛的秘书长，阎学通曾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百大知识分子之一。

吴小莉：中国不结盟的形式是否需要改变？

阎学通：在社会上有一个对同盟概念的错误理解，很多人认为同盟是当你的盟友进行战争的时候，你就自动参加战争，这是错的。“同盟”是当你的盟友被别人侵略，他进行反侵略战争的时候，你自动卷入战争，同盟条约是“我帮助你、保护你”，不是“我帮助你侵略别人”。

从国际关系角度来说，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发展问题，而是安全问题。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提高我们国家的国际安全环境。中国成为世界国防开支第二高的国家，应该考虑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不是帮助它们去侵略别人，而是当别人侵略它们的时候，中国可以提供安全保障，这是一个意愿问题，当你不给别人提供安全保障的时候，别人会问你要这么多武器干什么？当你说我造这枪是保护你的，他不怕你枪多，当你告诉他说我造的枪是绝不保护你的，他会非常害怕。

吴小莉：2013年的那一本书，《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您做了很多成功的预测，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这十年的预测，哪些您觉得是对的，哪些您觉得需要修整？

阎学通：我这本书里边的预测，到目前为止，应该成功预测了85%-90%之间，错了大概是10%-15%之间。2025年，我会再写一个预测。2025到2035，国际发展的趋势可能是非常非常不同的，可能不是一个延续性的发展，而是会出现某些折点。到2023年12月31号，我就有把握写下一本书了。

（阎学通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文章转自“凤凰名人馆”公众号）

谢选骏指出：阎学通借用联合国的嘴巴，说出了“中美两极格局的世界”这样的话。这说明什么？说明共产党中国确实想和美国平分世界。但我一直认为，中国文明整合全球的时刻表，不是二十一世纪，而是二十二世纪甚至更晚一点。看看谁的预测更为精准吧。毕竟，在阎学通2013年发表《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之前十年，《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一书就已发布，并且震惊世界了。

【48、中美竞逐全球政府】

《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中国是对全球秩序最大挑战》（2022年10月14日 BBC）报道：

本周三（10月13日），白宫发布了一份延期已久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称，未来几年美国面临的压倒性挑战将是超越中国并遏制俄罗斯。同时强调要与盟友合作，应对民主国家所共同面临的挑战。

美国每届新政府都会发布一份此类报告，拜登政府的报告原本应该于去年冬天发表，但由于俄乌战争等原因推迟。

报告称“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的竞争者，也逐渐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力量来日益推进这一目标”。此外还称“未来十年是美国与中国竞争的决定性十年”。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表示，乌克兰危机确实推迟这份文件的发布，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拜登的外交政策方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回应称，注意到美国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她表示，“我们反对固守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也不赞成渲染地缘冲突、大国竞争。这些做法都与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社会期待背道而驰，必定不受欢迎，终将遭到失败。”

中国代表着对全球秩序最大挑战

报告声称，即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也代表着对全球秩序的最大挑战，如果美国希望保持其全球影响力，就必须赢得与这个超级大国的经济军备竞赛。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负责任地管理两国之间的竞争，中国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而且越来越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使全球竞争环境向其倾斜。

奥巴马任期最后几年，美国开始从中东逐渐抽身，宣布重返亚太，制衡中国的动作加大。但在特朗普任内，中美间的矛盾突然加剧，一开始集中于贸易领域，在新冠疫情后延烧到外交、科技、政治等各个领域，两国关系跌入冰点。

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并未转向，但声称要为两国关系设置“安全护栏”。2021年初拜登还将中美关系定义为“极为激烈的竞争”，而非“冲突”。

然而到了2022年，由于俄乌战争、佩洛西（裴洛西）访台等事件，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在战略上，美国对华的重视程度几乎空前。奥巴马时期美国负责东亚事务最高级别外交官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评价，经过21个月的酝酿，这份报告显然已经将重点压倒性地放在与中国的竞争上。“虽然这份文件声称避免仅仅以战略竞争的视角来看待世界，但与中国的竞争充斥着每一个章节。”拉塞尔称。

国际合作前景

沙利文说，华盛顿必须在处理中国关系的同时应对跨国挑战，包括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疫情、恐怖主义、能源转型和通货膨胀。

近年来，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保持着友好的合作关系。在去年的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中国表示要与美国“紧急”合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中美两国还在打击芬太尼等非法毒品贸易的努力中找到了罕见的共同点。

然而，在今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领代表团访问台湾，中国进行报复，宣布停止与美国在几个关键领域的合作，包括气候变化、军事交流和打击国际犯罪。

拉塞尔表示，该战略承诺建立最广泛的国家间联盟来应对全球挑战，但如果没有中国，就很难做到这一点，而且也没有说明如何确保这种合作。

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马钊认为，目前美国对华政策基调是“竞争但不撕破脸皮”，中国对美政策是防范加对抗，这种“准冷战”的态势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马钊看来，这种“准冷战”未到“新冷战”有三个原因：双方经济互相依存，市场体系相互融合，阻止了双方关系断崖式下跌；拜登不希望与中国的竞争演化为军事对抗；两国盟友并不希望在这场竞争中站队。

谢选骏指出：上述报道在故意模糊焦点，因为现在的事态已经不是什么“准冷战”，更不是什么“未到‘新冷战’”，而是“中美竞逐全球政府”了！因为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已经把“中国”列为“对全球秩序最大挑战”了——而不仅仅是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挑战了。

《中美关系：历史上三次大国争霸给当今中美对抗的启示》（BBC 2022年5月30日）报道：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帝国兴衰仿佛日升日落一样平常又必然。

时至今日，在很多分析人士看来，21世纪的重头故事正在徐徐展开：美国衰落，中国崛起并取而代之成为世界第一。

果真如此，那么我们现在所经历和见证的，将是历史上又一次新霸主上位。然而，这样的故事并非罕见，而是一次次的演绎。

远有两千多年前的马其顿王国一统古希腊，近有英帝国衰落，美国称雄。英国广播公司BBC广播四台 The Longview 节目，讲述三个庞大帝国的崛起过程。

这三段历史，是否反应出霸权更替的某种模式？了解历史是否能帮助当今世界避免一场美、中世纪之争？

中国经济果真在未来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美国多年来主导的世界秩序将会出现怎样的变化？

1.马其顿与古希腊

公元5世纪之前的马其顿，一直都只是位于古希腊繁荣城邦外围的落后地区。当时的马其顿地处欧洲巴尔干半岛中南部，经济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与古希腊有巨大差距的同时，政治上也没有古希腊的雅典式民主制度，而是沿用世袭的专制独裁。

公元前5世纪初，古希腊城邦制进入鼎盛时期，但一直没有任何建树的马其顿此时悄然崛起，一方面学习古希腊先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模式，另一方面加强与古希腊的文化融合。

至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出现了一位划时代的人物——腓力二世（Philip II）。

英国剑桥大学希腊文化学教授保罗·卡特勒基（Paul Cartledge）介绍说：“腓力二世绝对是个改变马其顿历史的人物。他统一了王国、建立了新的军队模式、重新分配了土地，等等。他是一个专制独裁国家正中心的转型力量。”

崛起的马其顿与强盛的古希腊城邦联盟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紧张。

卡特勒基教授说：“正如现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问题一模一样。雅典是民主城邦，有全希腊最悠久的民主传统。实际上，我们今天的‘民主’一词就是来自雅典。在希腊当时反对腓力二世专制独裁的政界人物中，最坚决的当属狄摩西尼（Demosthenes）。”

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对立，早在2千多年之前又是以什么方式呈现的呢？

“正如我们今天一样，民主是一个很大的讨论话题，公开讨论也正是民主与专制对立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狄摩西尼有很多对手和反对者，全部都是民主人士。他们在外交政策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狄摩西尼很快就看到，腓力代表的是一种威胁，不仅是战略威胁、军事威胁，而且是政治威胁，也就是如果腓力的霸权得以发展，雅典是否还能继续作为民主模式存在下去的问题。”

于公元前359年成为马其顿国王的腓力二世，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成为希腊的征服者。到公元338年，希腊所有城邦在军事、经济各个层面纳入马其顿王国的版图。同年他建立全希腊城邦会议联盟，奠定了入侵波斯王国的基础。

腓力二世在公元前336年遇刺身亡后，继任者就是将马其顿疆土扩大至亚洲和非洲、征服了从埃及到印度北部广阔地区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独裁专制统治下的希腊民主，在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期间仍然被允许继续。然而好景不长，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在巴比伦去世，年仅32岁。

卡特勒基教授说，雅典人当时以为这是他们反抗的好时机，“但是他们错了。马其顿王国实力太强，在陆地和海上都重创雅典。公元前322年，雅典民主正如狄摩西尼所担心的那样被最后终结了。同一年，狄摩西尼去世。”

亚历山大大帝继承父业在短时间内打造了横跨欧亚非的帝国，但帝国很快随他烟消云散。

失去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王国很快陷入了分裂。在短短20年内，马其顿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个大洲的庞大帝国，也在同样短的时间里分崩离析。

据卡特勒基教授分析，马其顿称雄于世，与亚历山大大帝卓越的军事才能有密切关系，但他并不擅长行政管理。“即便他能多活几年，他也未必能维持庞大帝国的稳定，未必能将一个统一的帝国交给他的儿子。”

马其顿帝国从此一分为三，但雅典的民主制度并没因为对手的衰落而复兴。

卡特勒基教授说：“雅典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努力想恢复某种民主。虽然有过短暂的好转，但是很快又归于沉寂，雅典内部非常不稳定，如此一来，雅典人几百年来实行的那种民主终于成为了过去式。”

2. 英国与荷兰

荷兰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在1482年至1581年的近百年间，又曾是哈布斯堡尼德兰一部分。

“尼德兰”意为低地，指中世纪欧洲西北部地区，位于莱茵河、默兹河、谢耳德河下游以及北海沿岸，即现代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全部和法国东北的一部分。

1581年，荷兰结束西班牙的统治成立荷兰共和国，也是荷兰迈向海上强权，成为荷兰海上帝国的开始。

早在西班牙统治时，荷兰便是欧洲航海贸易重地，有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等重要的港口，还成为欧洲造船业、银行业和保险业的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使荷兰掌握丰富的资金，贸易路线从北欧扩展到地中海地区。

苏格兰邓迪大学（University of Dundee)高级讲师马蒂内·范·伊特萨姆博士（Dr Martine Van Ittersum）说：“荷兰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成为当时的世界强权。当然这个基础早在中世纪末已经打下了，而到16世纪时荷兰已经控制了通往波罗的海的贸易，另外荷兰货船还运载来自南部欧洲的货物。所以16世纪时荷兰已经控制了海上贸易。而到了17世纪初更开始了世界范围的扩张，荷兰的活动范围东至印尼一带，西至大西洋。”

荷兰如此快速致富，另一个必须提及的重要原因是奴隶。伊特萨姆博士介绍说：“荷兰势力扩张到大西洋后，很快征服了原本作为葡萄牙领地的巴西。荷兰很快认识到，要继续保持经济繁荣就必须不断从像安哥拉这样的非洲国家贩运来奴隶。于是荷兰去了非洲。”

16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开始在世界范围贸易扩张，随着其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与荷兰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英吉利海峡里，两国之间除了有航运竞争还有渔民之间的冲突。

1651年，英国颁布针对荷兰的航海法案（The Navigation Acts），内容包括只有英国或其殖民地拥有、制造的船只才可以运输英国殖民地的货物，以及保护英吉利海峡的渔业权等。

根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记载，这一法案原本旨在鼓励英国发展造船业以备战时之需，实际上却“成为重商主义时代的一种贸易保护主义形式”。

航海法案出台后的一百多年间，英国与荷兰共发生了四次战争。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4年，至1901年去世，期间英国是势力遍及全球的最强盛帝国。

第四次英荷战争持续了四年之久，到1784年结束时，荷兰海上帝国不复存在，英国势力继续增长，并在19世纪成为在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日不落帝国”。

值得一提的是， 航海法案虽然使英国成功争夺海上霸权，却也限制了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在北美殖民地造成不满，为独立埋下了伏笔。就在英国与荷兰战争结束之前的1783年，英国在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独立，美国诞生。

多年以后，作为世界霸主的英国，面对美国这个新强权的挑战。

3. 美国与英国

1850年，正是英国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女王维多利亚登基已经超过十年，将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继续引领这个世界最大的帝国。

而独立了近70年的美国虽然迅速发展，实力还远未到摆脱英国影响的地步。

牛津大学美国政治和政治历史学教授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对1850年的英国和美国有这样的总结评论：英国正处于国力最强盛的时候，而美国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经济实力、人口数量和领土范围一直都呈高速增长。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英国领导的世界中进行。

“在许多方面，美国经济仍然是新殖民经济。它向兰开斯特和约克郡的纺织厂出口原材料，也就是棉花。它从英国进口制成品；在财政上，美国严重依赖伦敦这个金融中心。大量的英国资本被投资于美国的铁路。因此，美国在1850年非常依赖英国，而英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层面都是全球的主导力量。”

但美国的实力增长之快已经引起了英国的担心。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英、美之间的一次事件险些造成军事冲突。

“当时一艘英国船被美国海军拦截，船上两名前往欧洲的美国南部联盟特使被美国当局逮捕。这是对英国主权的侵犯，英国时任首相帕尔默斯顿（Palmerston）对此极为不满，两边剑拔弩张。那个时刻非常紧张，英国和美国之间确实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最后，虽然冲突避免了，但它却说明了一个事实，也就是当时存在真正的紧张局势，而且彼此都不确定：在崛起的美国和慢慢衰退的大英帝国之间是否有和平共存的可能。”

1895年，委内瑞拉和当时位于南美洲的英属圭亚那之间发生了边界争端。

英国的最初反应是派军艇来应对，但最后美国明确表示，如果英国海军施加军事压力，美国将支持委内瑞拉。结果，英国同意最终通过仲裁来解决问题，并争取到了一个对英国有利的结果。

史密斯教授认为，“尽管仲裁结果对英国有利，但英国在美国的压力下同意仲裁这个事实本身，意味着英国默默地接受了美国对自己周边地区的控制权。那个时刻的意义显而易见，那就是英美关系的性质正在发生转变。”

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实力变化发生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而美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发生在1865年南北战争之后。

史密斯教授说，到20世纪初，美国不再像19世纪初那样生活在由英国主导的世界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英国的两倍，是德国的两倍，生产率比两国高出许多。美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有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内部市场，在自己国界范围内有巨大的自由贸易区。”

当美国这个新崛起的强国挑战英国这个霸主的地位时，为什么两者之间没有像历史上以往的大国争霸一样走到武力相争的地步呢？

史密斯教授认为，部分原因是英国和美国在20世纪初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双方发生战争风险太高。

“另一部分原因我认为是文化方面的。英国虽然认识到美国是在赶超英国，而且对1890年代以来美国进口商品的涌入和美国制造业入侵忧心忡忡。但与此同时，美国仍然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英国提携过的新秀。而美国则觉得自己受过英国和英国历史的恩惠，崇尚莎士比亚，崇尚英国王室。所以在文化上，美国和英国，特别是英国在体制内部，都觉得两国在价值观方面的差距很小，足以说服自己认为美国虽然崛起但最终却不一定会完全取代英国。”

当今的局势与当年美国崛起超越英国时何其相似：中国与美国的经济联系程度也很高，美国也大量投资中国，中国商品也涌入美国。

然而问题是，中美之间却没有英美之间那种文化上的联系。

史密斯教授认为，中美之间的确如此。“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关系有根本上的不同。用一种19世纪的说法，就是两者对于什么是文明，显然没有相同程度的共识。什么是这两个国家做出政治决定所依据的价值观？在我们讨论的那段历史中，英国人和美国人无论对或错，至少都以为彼此在根本价值观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

以上的三次大国崛起，有两次爆发全面的军事冲突，只有一次和平交接。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上文同样糊涂。因为它拿历史上三个完全不同的关系来比拟中美关系——马其顿和希腊都是用希腊文，就像英美之间的关系一样；荷兰虽与英国有些文化差异，但大致上也可以说是半斤八两。而现在中美之间展开的，不是国家或国家联盟的对抗，而是已经到了争夺全球秩序的控制权的关键时刻了！中美竞逐全球政府，不论谁输谁赢，都将揭开世界历史的新篇章了。

【49、中美两国的“钱串子”特性】

《拨开经济决定论的迷雾，重新定位中美关系》（江炜《中美印象》2019年）报道：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发生了严重的倒退。

经济贸易领域是重灾区，贸易战的长期化看起来已经不可避免，以华为为首的中国企业遭到美国政府的全球打压。

政治上，特朗普总统就任后不久就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触及底线，2019年又在涉港、涉疆问题上屡屡对华发难，引起了中方的高度不满。

民间往来方面，情势也不容乐观。华人专家、留学生遭到美国司法机构的调查，赴美签证收紧，以及2018年中国赴美游客数量出现2003年以来的首次下降，都是不祥之兆。

此情此景不由让人想起并不遥远的“美好时光”，2010年中国出版了美国经济学家扎卡里.卡拉贝尔的《中美国：从激烈对抗到超级融合》，在中国颇有影响。作者通过分析两国20年经贸关系发展，得出了“中美两国经济已经融合为一个统一体”的结论。这一“历史终结论”的“中美关系版”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对中美两国“从此一起幸福地生活下去”充满了乐观情绪。十年之后的现实，却是阴霾密布的现实。

对中美关系的误判就是从这类经济决定论开始的。

一、联系紧密的经贸关系遮蔽了潜在危机

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是毋庸置疑的，这和中国经济发展路径有关。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日韩先行的“东亚模式”又一力作。东亚模式的精髓是货币紧盯美元、出口为导向、以美国市场为主要目标，这一紧盯美国的“配方”让这个人口超十亿的大国释放了巨大的“人口红利”。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提速。此后十年，中国发展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品生产和出口国家，继英、美、日之后的新一代“世界大工厂”。

但是，与英美当年产能和技术水平同步提高到世界之巅不同，中国的成就主要在于产能，研发能力、技术水平并未超越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这就形成了本轮经济全球化的中美分工模式——美国技术与设计，中国制造。产业链上游的研发、科技在美国，中国则以加工制造为主。中方获得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迅速扩充的产能支撑了GDP的高增长，美国则在金融、科技创新方面大展身手。这种看上去似乎是各取所需的经济分工模式，看上去双方都可以满意，坚信产业分工带来的战略平衡将会长期稳定。这就是高度乐观的“中美国”理论受到普遍欢迎的理由。

但是，回顾人类历史，紧密的经贸关系从来都不是保持双边关系良好的充分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贸易关系是紧密的，日本侵华战争之前中日贸易规模也很庞大，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对美国钢铁等产品可谓高度依赖，但是都没能阻止双方的交恶乃至走向战争。也就是说，把中美之间经贸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稳定的基石，是根本性的误判。这种“一俊遮百丑”的狭隘视角，导致了经贸领域以外的潜在冲突没有受重视，更没有得到系统性地排解，最终引发了两国关系紧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轮中美关系恶化不能完全归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强硬风格。

时至今日，中国还有不少人把中美关系之间爆发的多重冲突理解为“美方在寻求中美贸易战的谈判筹码”,还是在“经济决定论”的思维惯性之下做出了误判。

二、中美在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中的“战略迷惘”

同样是“东亚模式”的经济后果导致的双边关系波折，日美之间在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发生了一系列的摩擦，最终以1985年的“广场协定”结束。此后美日关系保持了长期的稳定，但是这一简明的结尾方式不大可能在此次中美冲突重演。因为日本和美国在国际秩序中各自的角色定位一向很清晰。经历了战后改造的日本，无意也无力挑战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支持美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角色清晰可信。因此，“广场协议”解决了双方在经济领域的纷争之后，双方再无战略上的冲突。但是，今天的中美两国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定位上存在“战略迷惘”，是导致双方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

问题首先出在美国。冷战结束的乐观情绪（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是1815年“神圣同盟”的世界观在21世纪的复活。按照这一世界观，大对抗的胜利方结成的同盟将会成为世界的立法者，建立一套完美的世界法则。但是，现实世界从不接受终极答案，19世纪如此，21世纪也一样。

经历了“911”、“朝鲜核武问题”、“克里米亚争端”等一系列事件后，美国意识到自己面临了完全不同的国际局势。美国发现维护世界秩序的“管理成本”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更为高昂了。这是因为，过去冷战中对抗双方各自结成联盟，苏联固然是强大的对手，却也承担了己方阵营的秩序维护，负担了自身势力范围的治理成本。苏联不复存在后，俄罗斯并没有继承这一“遗产”的能力和动力。“瓶中的妖魔”被放出来后，局势变得更为混沌不清。美国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以应付更多行为难以预测、不受国际秩序制约的敌对力量。

同时，冷战结束也导致了传统盟友的角色变化，德法主导的欧盟国家失去了继续“忍受”美国优先地位的前提，规制和约束美国行动能力的“反抗”成为美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这种“反抗”迅速蔓延开来。因此，表面上风光无比的“单极世界”，对美国而言并非胜任愉快，而是负担沉重。在这种形势下，所谓“孤立主义”的选项再次出现在美国政治主流中，并非意外。

美国到底是继续担当世界秩序主要维护者的角色，还是以独善其身的世界强国屹立于世？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上台，在政策路线上明确选择了后者。特朗普咄咄逼人的外交“进攻”，本质上却是以“抽身而退”为目标。可是，全球利益庞大且错综复杂的美国怎么退？退到什么程度？美国战略收缩后的空白将有谁来填补？这都是难以理清的问题。对美国、对世界，都是巨大的难题。处于战略定位转换期的美国，显得更为好斗而敏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角色定位模糊的身份焦虑。此时，“崛起的中国”成为了美国敏感的对象。

“崛起的中国”也存在重新审视和界定自身国际角色的战略选择。中美建交是双方对中国重归正常国际秩序的认可，奠定了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其后三十年间，中美之间虽然时常发生摩擦，但是总体而言中国都是这一国际秩序的正常参与者，乃至“战后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 ——对此，中国政府在双方关系恶化以来多次公开强调了“受益者”的身份。

这也的确是事实。没有战后国际秩序带来的和平环境、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崛起不可想象。但这不是任何一方的恩赐，而是国际关系良性互动的结果。而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似乎又多了一个选项，那就是在一个“多极世界”中更有话语权的新角色。

经济发展让中国有了更多的全球利益和更广阔国际视野，带来了新的诉求和关切，“新角色”选项的出现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这一“新角色”并没有日美同盟那样清晰的对美关系基础，定位也不清晰。到底是构建国际社会新一极的“质变”，还是活跃度更高的“量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在冷战后的新国际秩序中，中美各自的角色定位是中美能否重建互信的基础，其中当然会涉及到经济议题，但是经济议题并非决定性的部分。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一味从经济决定论的角度思考对方的行为，那么误读和猜忌将是无穷无尽的麻烦。

三、陈旧的国际关系思维是双方沟通的最大障碍

其实，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提升并非美国不可接受的结果。美国的忧虑无非是中国的“新角色”到底是怀有敌意的挑战者，还是可以沟通协调的竞争者，抑或是长期合作的伙伴？这种忧虑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应该在坦率、诚实的沟通中充分沟通。但是双方都存在一些陈旧的国际关系思维模式，长期干扰中美外交的健康发展。

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理解还停留在十九世纪殖民帝国争霸的思维模式。对“加害者”和“受害者”角色的高度敏感，歪曲了对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解。最典型的是，忽视了美国承担全球秩序维护者这一角色的复杂性，将其理解为对全球资源的掠夺、以统治全球为目标的“美国霸权”。从这一妖魔化的美国形象衍生出唯利是图、存在根本冲突的中美关系想象。

这种与时代脱节、充满历史主义臆想的陈旧思维极度危险。其危险性首先在于把中美关系定格在了“终极战争”的最终结局，热衷于底线不清、规则不明的权谋斗争。即便他们能够意识到中美之间的力量差距，也试图以马基耶维利式的权谋思维实现战胜美国的“战略目标”。出于这种阴暗的心理，在他们看来国际规则体系既不受重视，也不被信任，只是赢得“终极战争”的权宜之计。他们更不相信博弈双方能够实现双赢，而只接受零和博弈。令人忧虑的是，这种陈旧的殖民时代思维不只是观念上的误区，更是与特定的意识形态话语结合，不断干扰中美之间的沟通，对中国官方务实外交的努力形成了严重的干扰。在中美的外交沟通过程中，这种思维就像一个糟糕的翻译，一面将总是对美方的言行恶意揣测并进行大众传播，另一面时时发出高调的对抗杂音也让中方释出善意的努力化为泡影。

而美方的种种行为也表现出了思维上的落后，僵化的冷战思维也并不比中国的对手强多少。美国的部分政治精英“怀念冷战”，已经是公开化。在他们看来，“冷战模式”虽然谈不上令人愉快，但是提供了一套冰冷的秩序，看上去比复杂纷乱的现状更易于掌控。然而，这种想法也是严重脱离实际。冷战是两套不同体系之间的冲突，中美当下虽是“异梦”却是“同床”——相同的国际体系中相处，冲突加剧将会导致系统崩溃。

冷战爱好者着力渲染所谓“中俄+X”的“邪恶轴心”无论是哪个版本，都是无稽之谈。冷战的核心显然不是经济竞争，甚至不是意识形态对抗，而是美苏同为国际秩序输出者之间的角力。但中国与苏联迥然不同，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以绩效合法性为基础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无意成为苏联那样的秩序输出者或阵营组织者。而俄罗斯超低的生育率、复杂的内部矛盾、结构单一的孱弱经济，更像是垂死的帝国，而不是富有活力的竞争者，更不要说是对抗的轴心。更重要的是，信奉“文明冲突论”的冷战爱好者忽视了中俄之间的文化差异甚至大于中美之间。

因此，即便按照冷战爱好者的剧本走向“中美脱钩”，美国不会看到所谓的“邪恶轴心”阵营取代苏东阵营的冷战角色，更不会在对抗中重现冷战格局的秩序井然，他们将要面对的是更为混乱的世界，那肯定不会符合美国的利益。

总而言之，在中美关系的纠葛中，双方都有糟糕的队员在鼓动对抗升级，试图将本国的国际战略导向仇恨和压制对方的剧本。病态的思维干扰之下，加剧了双方的焦虑与猜疑，这是天真的经济决定论者忽视的“观念的力量”。

四、重新定位中美关系是一项长期任务

在目前的条件下，“修复中美关系”恐怕过于乐观。“观念的力量”本来就缺乏现实维度的思考，而是沉迷于宏大叙事的妄见。中美交恶对这类人而言，非但不是需要纠正的错误或及时补救的失误，而是理想中的进程。

而且，互相视为仇敌的两拨人马，却在对抗升级中不断强化了对方在自家阵营的话语权。典型的人物就是特朗普政府的前国家安全助理博尔顿，他把美国同世界的关系比作锤子与钉子的关系，得出“美国爱敲打谁就敲打谁”的狂妄言论，堪称荒谬至极。但是博尔顿总是在美国对外冲突升级时获得更大的权力，这绝非因为他才干出众、能够带领美国赢得冲突。而是在冲突升级，让博尔顿早先的强硬立场看上去更加正确了。然而，实际上他除了能把事情搞得更糟之外，别无贡献。如果特朗普按照博尔顿的意见行事，现在要面对的不是两场战争，而是至少三场，甚至更多。幸好博尔顿已经离开了。

这种除了能把事情搞得更糟别无贡献的人物和意见能够多大程度主导中美关系的发展，将是未来局势的决定性因素。排除这种干扰，需要巨大的耐心，以及审视并明确自身战略定位的决心。

首先要决定的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命运，这主要取决于美国。这套庞大的国际体系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将其推翻重塑的代价是否值得？如果美国不能审慎地做出决定，那对全世界而言都是灾难。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世界主要国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否认美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作用与地位、片面指责美国不负责任，于事无补。

其次，中国要把深化改革、加大开放和中美关系良性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中国深度参与国际事务、提高国际形象的过程，两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这一“内外兼修”的过程不只是创造了经济成就，而是中国社会整体文明水平的提升。中美关系的“美好时光”与之息息相关，而不只是经济互补的单方面作用。中国固然不应为了迎合别国的标准做出改变，但是对于我有利的外部影响还是应该欣然接受。应该清晰地意识到维护主权与良好的国际交往、互动之间并没有冲突。

其三，美国对中国的国情要有更多理解和耐心，在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上，不要轻易插手，那只会激怒中国主流社会。在对待中国企业、访问留学等民间交往方面，美国政府的收紧政策、定点打压极不明智。对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限制与打压，不仅有失风度，也是高度不自信的体现。至于对中国赴美留学及华人学者的刁难，更是糟糕透顶的政策。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没有理由如此过激反应。

总之，对中美双方而言，在一个较低的起点上逐步建立沟通和互信的机制可能是当下具有操作性的举措。例如经贸关系的谈判，更多地展现和解与合作的诚意，在有限而实际的目标上积极推进、诚实履约以积累沟通与交往的信心。就现阶段的情况而言，最重要的可能是不要扩大事态，尤其是美国进入竞选年后会出现很多意料之外情况，这对已经处于脆弱状态的中美关系是严峻的考验。

谢选骏指出：美国政府反对共产主义，却深中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毒素——罗素《西方哲学史》认为，这是由于资本与共产都是“理性主义”的。我认为，什么理性主义？就像加尔文主义的“拼命赚钱”一样，其实就是“钱串子的特性”。至于“拼命奉献”，那就是所谓的“以后就不好说了”。

【50、布热津斯基把卡特带到了坑里】

《致命失误 导致美国霸权崩溃的3种情况 发生了第3种…》（凌晨阅读笔记|上报 2023-03-22）报道：

美国若想阻止中国崛起，需要重大的谋略和很多智慧高超的领导，可惜，美国政治人物和选民的决策其实很可悲。 

布里辛斯基的“大棋盘”

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布里辛斯基的宏观战略几乎主导了美国的所有重大外交政策。就美国利益而言，布里辛斯基的战略无疑是有效的，尤其在苏联和华沙公约解体的贡献，结束了20世纪冷战。他的中国战略“远东之锚”也影响了卡特以下的六任总统，放任并协助中国壮大，成为继苏联后的美国强权对手。就其中国战略而言，他和季辛吉无疑都是错误历史的推动者。

二战结束后，有三大战略家对美国的大战略产生极深远影响，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外交政策。三大战略家也可称之为美国“三大国师”，其中两位犹太裔分别是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和布里津斯基（Ian Joseph Brzezinski），另一位则是杭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

1997年，布里津斯基出版了《大棋盘：全球战略大思考》（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书中对未来的世界格局，作出过许多精准的预测。其中还包括中东欧局势、中东局势、中国崛起的发展和走向等，体现出了他杰出的政治智慧和远见。（中国版翻译为《大棋局》）

本书的“棋盘范围”即为欧亚中国，布里津斯基于本书中引用了哈尔福德·麦金德（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心脏地带”理论进行论述。布氏认为在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后，应当制定一个新的美国在中亚地缘战略目标，阻止在欧亚中国棋盘上出现能与美国抗衡的对手。

布里津斯基认为，如果世界地缘政治出现三种走势，将会瓦解美国的全球霸权。这三种情况的苗头一旦出现，就必须竭力破坏。此后的20多年，美国也一直在不遗馀力地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甚至不惜为此挑起战争。

那么布里津斯基所说的这三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呢？为何当今美国已经无法阻止布里津斯基所认为的，最糟糕的第三种情况发生呢？他对俄乌衝突又是怎么看的呢？

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淖是解体远因

1928年，布里津斯基出生于波兰华沙一个外交官家庭，父亲是波兰外交官。二战爆发后，苏德联合起来第四次瓜分波兰。二战结束后，波兰成了苏联的附属国。年少的经历，在布里津斯基心中埋下复仇的种子。

1953年，布里津斯基举家移居美国，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任职该校俄国问题研究中心和国际问题中心研究员。此后十馀年，他一直在研究国际地缘战略问题，并发表过许多著作，后成为美国兰德公司的顾问。

1970年代初期，美苏争霸进行到冷战第二阶段，此时苏联相对强势，美国处于守势。

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以石油金融寡头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找到布里津斯基为代表，吸收美国、欧洲、日本的大银行家、资本家、政界高层和学界领袖参加，成立顶层私密菁英社团，协调各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

这个菁英社团成为1973年的“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的前身，目的是建立美国、西欧和日本更紧密的合作关係。与此同时，通过“三边委员会”构筑的关係网，向各国政府输送他们的代理人，以影响各国政府的决策。

1976年，在国际金融资本支持下，农场主吉米·卡特（James Earl "Jimmy" Carter, Jr.）赢得大选成为美国总统。卡特上台后，布里津斯基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提供者。

1973年阿富汗共和国成立后，苏联大力支持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等激进政党，力图使阿富汗在经济上更加依赖苏联。1978年4月革命中，苏联支持的人民民主党推翻阿富汗政府，暗杀其第一任领导人并组织新政府。新政府的无神论立场及其推行的变革引起民间反对者组织的武装反抗，新政府元首塔拉基在1979年9月被其副手阿明在政变中取而代之；阿明强调国家自主性、外交独立等，显然并不是苏联中意的人选，遂派遣特种部队暗杀阿明及其家人，随后在阿富汗设立魁儡政权。

此后几年，布里津斯基多次建议卡特总统全力支持阿富汗反抗军，以对抗苏联可能的出兵。在此过程中，他同基辛吉一起，推动了美中1979年正式建交。

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布里辛斯基的宏观战略几乎主导了美国的所有重大外交政策。（维基百科）

1979年，阿富汗魁儡政权要求并接受苏联援助，以镇压反政府武装，苏联军队大举入侵阿富汗；原以为只是平叛任务，却发展成9年持续不断的游击战。布里津斯基得知消息后，兴高采烈地给卡特写信：“苏联终于陷入了战争的泥淖，这场战争必将导致苏联最终瓦解……”

当时的苏联，拥有4万枚核弹、6万辆坦克和549万军队，国力如日中天。布里津斯基的预测也被许多人当成是狂妄无知之言，并没受到广泛的欢迎和认可。

卡特下台后，布里津斯基也离开政坛后，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但一直没有放弃影响美国政治外交政策的企图。

1986年，布里津斯基写了一本《竞赛方案》（台湾没出版），依网络查询其内容，大致是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必须遵循的地缘战略纲领。在书中他指出：美苏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两个国家的竞争；而是两个帝国体系间的竞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两个国家为了全球优势而竞争。

虽然都是超级大国，但是苏联明显“发育不良”，只要苏联不战胜就会失败，只要美国不战败就是胜利。美国只要立足于文化优势，再进行全球战略设计，苏联必将解体。

苏联解体后，美国应该设法从东西方挤压俄罗斯，促使中国、印度、土耳其、伊朗、俄罗斯等地区强国，围绕裡海——波斯湾资源圈，互相展开激烈竞争。在此过程中，美国只要进行制衡分化，即可稳坐钓鱼台。

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红旗缓缓降下，一个拥有2,2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影响了25亿人的红色帝国轰然倒塌。美国人民想起了那个在十几年前便便预言苏联解体的人。布里津斯基遂声名大噪，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大战略家，也再次成为美国政府最重要的智囊。

此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按照布里津斯基设计的地缘政治框架进行，所有的战略设想基本都得到完美的执行，实现了对全球事务的领导。

提出“奶嘴娱乐”理论（未被证实）

1995年，在美国的旧金山举行了一个彙集全球500名政治菁英的会议，参会者包括美国总统老布希、英国首相柴切尔夫人、CNN、惠普、微软的创始人等。

这些来自社会顶层的精英人士，纷纷表达了对未来世界的担忧。他们认为，随著世界的飞速发展，社会财富会加速流向20%的有钱人，剩下80%的人财富会严重缩水，这会引起社会矛盾的大爆发。那么要如何解决呢？

在大会上，布里津斯基站了出来，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它便是著名的“奶嘴娱乐”理论（tittytainment），一般直译为“奶头乐”。其理论核心是：

由于生产力的不断上升，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将不必也无法积极参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为安慰这些“被遗弃”的人，避免产生阶级衝突，方法之一就是制造并喂之以“奶嘴娱乐”——让令人陶醉的消遗娱乐和充满感官刺激的产品（比如网络、电视和游戏等）填满人们的生活，转移其注意力和不满情绪，令其沉浸在各种娱乐之中，不知不觉地丧失思考能力，无心挑战现有的统治阶级。此后，这套理论在欧美乃至全球大行其道。

以美国来说，推出“1美元炸鸡”、“2美元汉堡”保证底层人民基本生存，然后每年拍大量的电影、电视剧，制作出各种各样的游戏，让这些肥宅忙碌起来，没有时间去思考一些複杂的东西，这样就构成美国社会的基本稳定。

传闻这个消息来源是一本名叫《全球化陷阱》的书。在马丁和舒曼的“独家描述”中，他们在当年9月美国旧金山的费尔蒙特大饭店，旁听了一场内部圆桌会议。会议高度保密，只邀请了3名媒体记者，他俩就在其中。这个会议层级很高，由苏联前总统戈巴契夫出面组织，出席者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政治、经济和科技界菁英，包括老布希、柴切尔夫人、索罗斯、比尔·盖兹等，有500多人。在《全球化陷阱》中，两位德国记者对那场会议的描写生动细緻，但那些细节，甚至那场会议是否真举行过，再没有任何其它公开资料佐证。

如何应付中国的崛起

1997年，布里津斯基出版了《大棋盘》，论述了在未来20年内，可能会导致美国全球霸权崩溃的三种情况：俄欧联盟、中日联盟、中俄伊联盟。

美国阻止了前两种情况，却眼睁睁让第三种发生。

那一年，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他作出这样的预测：

中国到2020年会成为“地区主导大国”，在亚太地区拥有强大影响势力范围，但不可能在各主要领域都成为具竞争力的全球性大国，儘管中国可能有此抱负。中国一定会发展壮大，这将为世界所公认。但不管中国多么强大，它都“不会去争夺所谓主导权，无论是地区的还是全球的”。

上述这段话，前段基本正确，后段完全失误，也误导或者说给了美国政商菁英的理由——放任并协助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希望它能民主化并负起国际社会责任。

在面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上，布里津斯基与美国地缘政治专家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有著严重的分歧。

2005年，双方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上进行了一场辩论，主题是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布里津斯基认为：中国正在崛起，这是目前为止最大的“和平崛起”。中国领导人并不倾向于用武力，或者用军事挑战美国霸权。他们更多的是把精力放在经济上，放在国际社会认同上。

米尔斯海默反对这个观点，他认为“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

米尔斯海默解释：如果中国以此后几年内，继续大力发展经济并壮大国力，美国和中国可能会在安全领域发生激烈的对抗，甚至会发生战争。他的理由是：“美国无法容忍与其差不多对手出现。”因此他认为美国必须设法遏制中国，最终把中国削弱到与美国无法抗衡，不再有能力控制亚洲为止。米尔斯海默的观点也是现今的美国国策。

美国地缘政治专家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米尔斯海默是“攻势现实主义”理论者，他认为大国间因安全竞争及无法确定他国意图，基于理性将试图争取霸权地位而产生竞逐。米尔斯海默更依照他的理论推测，中国崛起过程可能会招来武装衝突，难以和平崛起。

他是反对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主要人物之一，也是1994年时极少数反对乌克兰放弃核武的人物，并成功预测缺乏吓阻手段的乌克兰会遭到俄国蚕食领土。米尔斯海默最备受争议的观点集中于《以色列游说团与美国外务政策》一书，该书批判美国政府对中东的动作遭到美国国内以色列游说团强烈影响，但这些影响往往无益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他判断中国有其先天物理优势，也就是位于人口和领土最大的东侧欧亚中国块中，同时本身人口巨大历史影响悠久，当中美分别成为区域霸权后，在亚太地区的前者一定强于后者。美国若想阻止中国崛起需要重大的谋略和很多智慧高超的领导，可惜他没有看到有合乎要求的人，只发现美国政治人物和选民的决策很可悲。

美国最重要是拉拢一切欧亚中国上能拉拢的国家尤其是俄罗斯，然而不知为何冷战后美国开始走一条意图击垮或附庸化俄国的路，这在俄国巨大核武能力和强民族主义下注定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美国犯下了重大失误没有依照现实主义去行动，而是偏重一种梦想和理想化；之后在中东大打20年宗教战争又是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无意义行为，甚至帮中国铺平了进入的道路。现在太多中东国家期待中国进入以驱赶美国力量，连沙乌地阿拉伯等国也变成一种不反对的姿态。

米尔斯海默在中国的判断是对的，我认为他说不应在冷战结束后把俄罗斯驱往敌对方向没大问题，川普政府也是这样执行外交策略。只是民主党向来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对手而忽略中国，甚至让两大独裁强权结合，我猜测是拜登政府自信美国能联合欧盟、英澳日韩，或许再加上芯片供应链槓杆支点的台湾，战胜新轴心︰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

两位战略家对“俄乌战争”的预测

1997年，布里津斯基给当时的柯林顿政府献策：应该接纳俄罗斯，避免中俄联手的局面出现。

在《大棋盘》书中，他这样写道：“让中国的整体地缘政治利益与俄罗斯追求主导地位的努力发生衝突，却与土耳其和伊朗的意图相互补充。”当时，俄罗斯内部其实是比较亲近西方的，甚至普京都曾向西方抛出过橄榄枝，然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防备心仍然很强。

在1999年至2020年期间，北约陆续接纳五批次会员国，从1949年成立时的12个创始国，目前已扩张至30个成员国，其中多数是冷战结束后加入的中东欧国家，在俄罗斯西面形成U形包围圈。俄罗斯认为“北约东扩”，压缩了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并威胁著俄罗斯的安全。

有评论指出，“北约东扩”的举动彻底惹怒普京，俄罗斯随后扭头转向东方，与中国联手“反霸权”。美国政府的“短视”，不但打破了布尔辛斯基设计的“大棋盘”，结果反而朝著他预测的最坏局面发展：中、俄、伊三国形成反西方联盟。

面对这样的结局，布里津斯基发出感歎：长期的狂妄自大造成文化上的享乐主义，使政治精英逐渐丧失了雄心壮志。公民们也不再愿意作出那种社会牺牲。文化上的衰败、政治上的分裂、财政上的通胀加在一起，使得帝国的根基已摇摇欲坠，倒下去只是时间问题。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战争）之后，布里辛斯基便预言了俄罗斯将对乌克兰採取军事行动。他对美国政府建议：西方应该重申，它希望与俄罗斯和平共处，以共同帮助乌克兰实现经济复苏和政治稳定。西方应该再次向俄罗斯保证，它不寻求将乌克兰拉入北约或让乌克兰与俄罗斯对立。

美国政府的“短视”，不但打破了布尔辛斯基设计的“大棋盘”，反而朝著他预测的最坏局面发展：中、俄、伊三国形成反西方联盟。

当时，布里辛斯基与米尔斯海默，均对未来局势做了预测：

1. 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否则俄罗斯一定会发动战争。

2. 美国不会派兵，但是会对俄罗斯施压。

3. 北约和美国不亲自下场，俄罗斯必赢；如果美欧亲自下场，那么会将整个人类拖入核战的危险境地。

同时，布里辛斯基认为美国一定要极力避免中国、俄罗斯、伊朗结成大联盟的情况，因为这对美国霸权是最大的潜在危险。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必须同时在欧亚中国的西部、东部和南部边缘施展地缘战略手段。

很不幸，这个忧虑已经成形，布里津斯基的推论基本正确，而且是现在进行式。但乌克兰在美国、北约的援助下，成功抵挡俄罗斯侵略，这点跟推论不同。

我个人认为此段大体正确，但将“北约东扩”导致俄罗斯焦虑并展开侵略战争有不同意见。“东扩”并非北约主观意愿，而是中、东欧国家在脱离极权共产联盟华沙公约后的自主动作。旧苏联的阴影垄罩下及继承者俄罗斯想恢复旧有荣光的威胁，东欧国家选择北约是历史的必然性。而且，北约迟迟不批准乌克兰加入，何尝不是在考虑俄罗斯感受？

网民嚎叫：

L 发表评论于 2023-03-22 17:10:32

[美国政府的“短视”，不但打破了布尔辛斯基设计的“大棋盘”，反而朝著他预测的最坏局面发展：中、俄、伊三国形成反西方联盟]。民主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短视”，因为每个总统只看到他自己的四年。

谢选骏指出：上文猛吹那位和基辛格一样的“从东欧来犹太人”布热津斯基，但我却看到布热津斯基把民主党总统卡特带到了坑里，正如东欧犹太人基辛格把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带到了坑里——看来东欧移民在美国的使命，就是专门负责把美国总统带进坑里，川普的两个老婆似乎也有这个任务。至于说到预言苏联瓦解，据我所知，早在1920年，斯宾格勒就说了，苏联撑不过百年。

还有“三大战略家”中的最后一位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4-18～2008-12-28），虽然不知他有没有犹太血统，但看起来确实很像亨廷顿舞蹈症(Huntington’s disease, HD)的患者——这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患者一般在中年发病，出现运动、认知和精神方面的症状。亨廷顿舞蹈症临床症状复杂多变，患者病情呈进行性恶化，通常在发病15～20年后死亡。起病隐匿，进展缓慢，以舞蹈样动作伴进行性认知、精神功能障碍终至痴呆为该病的主要特征。病因是亨廷顿基因上多核苷酸重复序列的错误表达，从而影响不同的分子通路，最终导致神经功能失调和退化。

（另起一页）

【下半部之一】

【点评《大棋局》】

（布热津斯基  原著）

引言    超级大国政治 

第一章　新型的霸权

第二章　欧亚大棋局

第三章　民主桥头堡

第四章　黑洞

第五章　欧亚大陆的巴尔干

第六章　远东之锚

第七章　结论

 

 

【引言　超级大国政治】

自从世界各大洲在大约五百年前开始在政治上相互影响以来，欧亚大陆一直是世界力量的中心。当一些个别的欧亚大陆国家取得特殊地位并且享受身为世界首要国家的特权时，居住在欧亚大陆上的一些民族——虽然大多是居住在这一大陆的西欧周边的民族——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方式渗入和控制了世界其他地区。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世界事务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一个非欧亚大陆国家破天荒第一次不仅是作为欧亚大陆大国关系的主要仲裁者，而且也是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出现了。苏联的失败和崩溃是一个西半球大国美国迅速上升为唯一的而且的确也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的进程中的最后一步。

可是，欧亚大陆依然保持着它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不仅它的西部周边——欧洲——依然是世界大部分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所在地，而且它的东部地区——亚洲——最近也成了经济增长和政治影响上升的极其重要的中心。因此，在全球都进行了介入的美国如何应付复杂的欧亚大陆的大国关系——特别是美国是否阻止一个占主导地位和敌对的欧亚大陆大国的出现——对美国在全球发挥首要作用的能力依然是极为重要的。

因此，除了培育力量的各种新领域（技术、通讯、信息以及贸易和金融）之外，美国的对外政策还必须继续关注地缘政治问题，而且必须在欧亚大陆运用它的影响，以建立一种以美国为政治仲裁者的稳定的大陆均势。

这样，欧亚大陆就成了为争夺全球首要地位而继续进行斗争的棋盘。这一斗争中包含着地缘战略——即对地缘政治利益作战略上的掌管。值得注意的是，近在1940年，两个渴望获得全球性力量的人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在那年11月的秘密谈判中）达成明确的协议：美国应被排除在欧亚大陆之外。他们两人都认识到美国力量注入欧亚大陆将会阻止他们征服全球的野心。他们两人都同意欧亚大陆是世界的中心而谁控制了欧亚大陆也就控制了世界这一假定。半个世纪之后，这个问题已有了新的含义：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能否持续下去和美国的首要地位会为何目的而使用？

美国政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善良的和有眼光的：依照长期的潮流和人类的根本利益建立一个真正合作的全球大家庭。但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上不出现能够统治欧亚大陆从而也能够对美国进行挑战的挑战者，也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制定一项全面和完整的欧亚大陆地缘战略是本书的目的。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997年4月

谢选骏指出：为何更大更文明更历史悠久的亚欧大陆会把统治权拱手让予更小更野蛮更历史短暂的美洲半壁？显然，因为前者更乱更腐败更不团结。这样的历史其实在人类的命运中周而复始地一再出现——更小的更野蛮的历史短暂，击败更大的更文明的历史悠久。

【第一章　新型的霸权】

霸权像人类一样古老。但是美国当前在全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它形成的飞快速度、涵盖的全球性范围以及使用的方式上，却都有自己的特点。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既改造了自己也受国际动态的改造——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

通向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捷径

1898年的西班牙——美国战争，是美国在海外进行的第一次征服性战争。这场战争使美国的力量深入太平洋，越过夏威夷，到达菲律宾。到十九世纪末，美国的战略家们已在忙着创立主宰两大洋的学说，而美国海军已经开始向英国“统治着海洋”的观念提出挑战。美国声称它享有西半球安全的唯一保护人的特殊地位。这一点是门罗主义在十九世纪早些时候就已提出的，而且后来又为美国所称的“天定命运论”证明是合理的。美国的这一要求甚至还被巴拿马运河的开通而进一步加强。巴拿马运河有助于海军对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两大洋的控制。

美国经济的迅速工业化为美国地缘政治抱负的膨胀提供了基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已经大约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33％，使美国取代英国而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美国的这种突出的经济活力是由一种崇尚试验和创新的文化培育出来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为雄心勃勃的和不迷信传统偶像的发明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些发明家在追求他们个人的梦想时，不受旧时的传统特权或死板的社会等级制度的约束。总之，美国的民族文化绝无仅有地适宜于经济增长。这种文化吸引和很快地同化了来自海外的最有才能的人，从而也促进了国家力量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把美国军事力量大量投放到欧洲提供了第一个机会。一个在那以前一直相对孤立的大国迅速地把它的数十万军队运往大西洋的那一边。这次跨越大洋的军事远征在规模和范围上都是空前的，标志着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主要角色。同样重要的是，这次世界大战还促使美国第一次作出重大的外交努力，运用美国的原则来寻求欧洲的国际问题的解决。伍德罗·威尔逊的著名的十四点计划表明，美国的理想主义注入了欧洲的地缘政治，而且美国的理想主义又由于美国的力量而得到加强。（在这之前的15年，美国在解决俄国与日本在远东的一次冲突中曾经起过主要的作用，从而展现了美国日益上升的国际形象。）美国的理想主义与美国的力量的融合，使人们感觉到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

可是，严格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主要是一次欧洲战争，而不是一次全球性战争。但是这次大战自我毁灭的特性标志着欧洲对世界其他部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开始告终。在这次战争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欧洲大国能够决定性地占上风——而这次战争的结果却深深地受到一个正在倔起的非欧洲大国美国卷入的影响。从此以后，欧洲越来越成为全球大国政治的客体，而不是主体。

然而，美国对世界的这次短暂领导，并未导致美国对世界事务继续不断的介入。美国反而很快地退回到自我满足的孤立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那种状态。虽然到了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初期，极权主义正在欧洲大陆积聚力量，美国这个大国——那时已经拥有一支强大的能够在两大洋作战的舰队，并明显地超过了英国海军——仍然保持不介入的态度。美国人更喜欢当全球政治的旁观者。

与那种倾向一致的是，美国的安全概念是建立在把美国看作是个大陆岛这一观点的基础上的。美国的战略集中在保护它的海岸，因而在范围上只限于本国，很少考虑国际或全球的问题。在国际舞台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演员仍然是各欧洲大国和正越来越突出的日本。

世界政治中的欧洲时代的最后终结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这是第一场真正的全球战争。它在三大洲同时进行，又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进行着激烈的争斗。当英国士兵和日本士兵——他们分别代表着一个遥远的西欧岛屿和一个同样遥远的东亚岛屿——在远离他们家乡万里之外的印度－缅甸边境上发生冲突时，这次战争的全球规模便象征性地显示出来了。欧洲和亚洲已经变成同一个战场。

假如这次战争的结果是纳粹德国的明显胜利，一个单一的欧洲大国便可能成为一个享有全球优势的国家。（假如日本在太平洋胜利了，就可能使日本成为在远东占主导地位的角色，但是十有八九日本仍然只是一个地区性的霸主。）然而，德国的失败主要是由两个欧洲以外的胜利者——美国和前苏联决定的。这两个国家继承了欧洲未完成的对全球霸主地位的寻求。

那以后的五十年是由美苏两极争夺全球霸主地位的斗争支配的。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争夺，是地缘政治学家们最心爱的理论的实现：这一争夺使控制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与在欧亚大陆中心居于首位的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国家（中苏集团的地盘很能使人回想起蒙古帝国的版图）相互对立。地缘政治的规模再清楚不过了：北美洲与欧亚大陆相对峙，影响整个世界的命运。胜利者将真正地控制全球。一旦最后夺取了胜利，就再也没有别人挡道。

对立的双方都向全世界宣传自己的充满历史乐观主义的思想信念。这种信念使每方在加强其必胜的信心时，都能理直气壮地作出必要的努力。每方在自己的地盘内都明显地处于主导地位而不像那些渴望获得全球霸权的欧洲帝国没有一个曾经成功地在欧洲本身范围之内运用过决定性优势。而且美苏每一方都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加强对各自仆从国和附庸国的控制。这又有点使人想起宗教战争的年代。

全球地缘政治的范围加上双方都宣称它们的互相竞争的教条是普遍适用的，就使双方之间的争夺变得空前的激烈。但是另外一个也具有全球性含义的因素使这一争夺真正成为独一无二的。核武器的出现，意昧着两个主要争夺者之间典型的迎头相撞的战争，不仅将使它们相互毁灭，而且会给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类带来致命的后果。因此，冲突的激烈程度同时受到两个对手极大的自我克制的制约。

在地缘政治方面，冲突大都发生在欧亚大陆本身的周边地区。中苏集团主宰着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但是没有控制它的周边地区。美国在辽阔的欧亚大陆最西部和最东部的海岸都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保卫这些大陆桥头堡（集中体现在西部“战线”的柏林封锁和东部“战线”的朝鲜战争中）因而成了后来被称为冷战的那个时期的第一次战略考验。

在冷战的最后阶段，第三条防御“战线”即南部战线在欧亚大陆的地图上出现了苏联入侵阿富汗促使美国从两方面作出了反应：美国直接援助阿富汗的民族抵抗活动使苏军陷入困境；在波斯湾建立大规模的美国军事存在作为威慑力量，以阻遏苏联政治或军事力量任何进一步的南下。美国承诺保卫波斯湾地区，把这一地区视为与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的安全利益同等重要。

美国对欧亚大陆集团为有效地支配整个欧亚大陆所作努力的成功遏制，意味着争夺的结果最后是由非军事手段决定的。因为双方都害怕一场核战争，直到最后谁也未敢挑起直接军事冲突。政治上的生命力、意识形态上的灵活性、经济上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吸引力，变成了决定性因素。

美国领导的联盟保持了它的团结，而中苏集团却不到20年就分裂了。部分原因是同共产主义阵营的等级森严、教条主义和脆弱的特性相比，民主的联盟有较大的灵活性。民主的联盟有共同的价值观，却没有拘泥于形式的教条格式。共产主义阵营强调教条的正统性，只有一个中心说了算。追随美国的主要图家也比美国弱得多，而苏联却不能无限期地把中国作为它的部属来对待。出现这种结果也是由于美国方面被证明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具有大得多的活力，而苏联却逐渐停滞，在经济增长和军事技术上都无力与美进行有效的竞争。经济的衰落又引起了意识形态上的沮丧。

事实上，前苏联的军事力量，以及它在西方人中间引起的恐惧，长期地模糊了这两个争夺者之间根本的不对称性。美国明明白白地要富得多，技术上先进得多，军事上更富有适应性和革新精神，在社会方面也更有创造性和吸引力。意识形态的桎梏削弱了前苏联的创造潜力，使它的制度越来越僵化、经济越来越浪费、技术上更无竞争力。只要不爆发相互毁灭的战争，在长期的竞赛中，天平必然最终向有利于美国的一边倾斜。

争夺的最后结果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很大影响。美国领导的联盟，一般说来，认为美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许多特性是积极的。美国在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周边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德国和日本，都在几乎是无保留地赞赏美国的一切这一背景下恢复了它们的经济。美国被广泛地看作代表着未来，是一个值得钦佩和仿效的社会。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俄国却在文化方面受其大多数中欧仆从国的鄙视，它主要的和日益自信的东部盟国中国对它甚至更加鄙视。对中欧人来说，俄国的控制意味着使中欧人同他们认为是他们哲学和文化故乡的西欧及其基督教宗教传统分离。更糟的是，这还意味着这是受中欧人往往不公正地认为文化上比他们低的一个民族的统治。

对中国人来说，“俄”音同“饿”，俄国意味着“饥饿的土地”。他们更是公开地鄙视俄国。虽然中国人对莫斯科声称苏联模式具有普遍意义最初只是悄悄地提出质疑，但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之后不到十年，他们就对莫斯科意识形态上的领袖地位提出了有力的挑战，甚至开始公开表示出他们对北方邻邦野蛮人的传统鄙视。

最后，在前苏联内部，占人口50％的非俄罗斯人最后也拒绝了莫斯科的统治。非俄罗斯人政治上的逐渐觉醒意昧着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开始把苏联看作是一个外来的帝国统治的一种形式，而统治者却是一个在文化方面并不比他们高的民族。在中亚，民族的抱负可能弱一些。但在这里，这些民族却受到另外的正在逐渐上升的伊斯兰认同感的鼓舞，这种伊斯兰认同感又因人们了解到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的非殖民化而得到加强。

像苏联以前的很多帝国一样，苏联最后从内部爆炸和瓦解了。其原因并不是直接的军事失败，而主要是由经济和社会问题加速引起的分崩离析。前苏联的命运证实了一位学者的正确看法：

帝国在政治上生来就是不稳定的，因为下属单位几乎总是喜欢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而且这些单位的那些反对派精英几乎总是抓住机会采取行动以取得更大程度的自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不会被攻克，而只会分崩离析。这种分崩离析通常是非常缓慢的，但有时也会非常迅速。［1］

第一个全球性大国

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可是；美国在全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有些方面使人联想起早期的帝国，尽管那些帝国规模较小，只是地区性的。那些帝国的力量建筑在由仆从国、附庸国、保护地和殖民地加上一般被看作是野蛮人的帝国以外的人组成的等级制度的基础之上。对当前美国圈子之内的某些国家来说，那种过时的术语在某种程度上并非完全不适宜。像过去一样，美国“帝国”力量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占优势的组织程度，来自为军事目的而迅速动员巨大的经济和技术资源的能力，来自美国生活方式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又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吸引力，和来自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精英十足的活力和固有的竞争力。

以往的帝国也有这些特征。首先想到的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建立经历了大约两个半世纪，是通过不断地向北接着又向西和向东南扩张领土，以及通过维护涵盖地中海全部海岸线的有效海上控制而建立起来的。在地理范围方面，罗马帝国在公元211年前后达到了顶峰。罗马帝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政体。它的经济是单一的自给自足经济。罗马帝国是蓄意和有目的地通过一个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复杂体系来发挥力量的。它以战略的眼光设计的陆路和海军航道体系，是以首都为起点的。一旦出现对安全的重大威胁时，用这个体系可以很快地重新部署和集结驻扎在仆从国和附属省的罗马军团。

在罗马帝国的极盛时期，部署在海外的罗马军团人数不下30万人，是一支很大的武装力量。罗马在战术和军备上的优势以及帝国中心拥有指挥军队较快重新部署的能力，使部署在海外的罗马军团更能置人于死地。（人们会惊奇地注意到，比罗马帝国的人口多得多的超级大国美国，1996年也在海外驻扎了29．6万名职业军人来保护它统治的领地的外部的地区。）可是，罗马帝国的力量还来自一个重要的心理现实。CivisRomanusSum——“我是个罗马公民”——是人们对自己的最高定位，使人感到自豪，也是很多人的愿望。高高在上的罗马公民地位后来甚至授予那些非罗马出生的人，并且成为文化上的优越性的表现。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性使罗马帝国的使命感成为合情合理。它不仅使罗马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使它的臣民愿意受到同化和被包括在帝国的框架之中。统治者认为文化优越感是理所当然的，而被统治者也承认是这样。这样，文化优越感便加强了帝国的力量。

这个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挑战的帝国，持续了大约三百年。它除了一度受到邻近迦太基的挑战和在东部边缘地带受到帕提亚帝国的挑战之外，外部世界大都是野蛮的和缺乏严密组织的，在大部分时间里只能偶尔对罗马帝国发起攻击，而在文化方面显然比罗马帝国低下。只要罗马帝国能够保持内部的活力和团结，外部世界就无力与之竞争。

有三个主要原因导致了罗马帝国的最后崩溃。第一，罗马帝国变得过大，一个单一的中心已难以对其进行管治。但是把它分成东西两半，又自动地破坏了它的权力的垄断性。第二，同时，帝国长期的狂妄自大造成了文化上的享乐主义，使政治精英逐渐丧失了雄心壮志。第三，持续的通货膨胀破坏这一体制的那种维持自身又无需作出社会牺牲的能力，而公民们已不再愿意作出那种社会牺牲。文化上的衰败、政治上的分裂和财政上的通货膨胀加在一起，使罗马抵挡不住甚至是境外邻近的野蛮民族的攻击。

用当代的标准来衡量，罗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大国，而只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可是，由于当时全球各大国之间盛行的孤立意识，罗马的地区力量是独立的和孤立的，即无邻近的甚至也无远方的对手。因此罗马帝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它的优越的政治组织和文化优越性使它成为后来的地域更大的各帝国体系的先驱。

即使如此，罗马帝国也并非是独一无二的。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虽然两者互不知晓。公元前221年罗马同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秦统一了当时存在的七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华帝国。七国的统一促使在中国北部修筑了万里长城，使王国内地免受外部世界野蛮民族的进犯。此后的汉朝帝国在公元前140年已经开始出现，它的领土范围更大，组织也更完善。到了公元开始的时候，在汉朝统治之下的人口不下五千七百万。这个庞大的人口数字本身就是空前的，同时也证明，通过集权的严厉的官僚体制进行中央统治是非常有效的。汉朝帝国的统治扩大到今天的朝鲜、蒙古的一些部分和中国今天的大部分沿海地区。可是，汉朝帝国也像罗马帝国那样，受到内部弊病的折磨，并且于公元220年分裂为三个独立的王国而加速了它的最后崩溃。

中国以后的历史是统一和扩张继之以衰落和分裂的反复循环。中国不止一次成功地建立了帝国体系。这种体系独立自足、孤立、不受任何外部有组织的对手的挑战。汉朝一分为三的局面在公元589年发生了逆转，结果一个很像帝国体系的朝代重新出现。但是，中国最孤行专断的帝国时期是在清时代，具体地说是在清朝的早期。到了18世纪，中国又一次成为一个完全合格的帝国。它有一个帝国中心，周围是其势力范围，包括今天的朝鲜、印度支那、泰国、缅甸和尼泊尔。这样，中国的统治从今天俄罗斯的远东部分起一直越过南西伯利亚到贝加尔湖，深入到当今的哈萨克斯坦，然后向南到印度洋，然后回过头来向东，又覆盖了老挝和越南的北部。

像罗马帝国那样，这个帝国也是个复杂的金融、经济、教育和安全组织。它用所有这些手段对大片领土和在这片领土上生活的三亿多人民进行统治。它特别强调集中的政治权威。这一集中的权威得到非常有效的驿使服务的支持。整个帝国被分成四个从北京伸展出去的地区，同时还划定了驿使可以分别于一周、两周、三周和四周内到达的地区的界线。经过专门职业训练和通过竞争挑选出来的集中的官僚体系成为保证统一的主要手段。

还是像罗马帝国那样，这种统一被一种强烈感觉到和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加强、合法化和支撑。儒家学说加强了这种文化优越感。儒学是一种非常适用的哲学，它强调和谐、等级制度和纪律。中国——天朝——被看成是宇宙的中心，在它的周边和周边以外的全是野蛮人，而身为中国人就意味着有教养。因此，世界的其他部分都应对中国表示敬服。甚至在18世纪晚期中国日益衰落的阶段，中国皇帝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答复中也浸透着那种特殊的优越感。乔治三世的使者曾试图以贡献一些英国工业产品作为友好的礼物来引诱中国与之建立贸易关系。中国宣布的答复是：

承蒙天恩，朕指示英国国王注意朕的训令：天朝统治四海内的一切……并不看重稀有贵重的物品……朕也丝毫不需要贵国的产品……因此，朕已命令你的进贡使者平安地回国。你国王应该完全按照朕的愿望行事，强化你的忠诚和发誓永远服从。

中国历朝帝国的没落和垮台也主要是由于内部的因素。后来的西方“野蛮人”取得胜利，是由于中国内部的疲劳、腐败、享乐主义和丧失经济和军事上的创造性。这削弱了中国人的意志，接着加速了中国人意志的崩溃。外部大国对中国内部的虚弱的利用——英国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一个世纪以后还有日本——又使中国人产生了深刻的文化上的屈辱感。这种屈辱感在整个20世纪都激发着中国人，而且由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与帝国以后使他们地位一落千丈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冲突，这种文化受辱感变得更加强烈。

与罗马帝国十分相像，中华帝国在今天会被定为一个地区性大国。但是在中国的全盛时期，中国在全球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国家，这是指没有其他大国能够向中国的帝国地位挑战，甚至如果中国想进一步扩张的话，也不会有任何其他大国能抵挡中国的扩张。中国的体系是自成体系和自给自足的，它主要建立在得到认同的种族同一性的基础之上，对异族和地理上处于周边的附庸国，中央只比较有限地使用力量。

中国有很大的和居于统治地位的种族核心，这就使中国有可能每过一段时间恢复其帝国。在这方面中国与别的帝国大为不同。其他帝国中人口数量小但受霸权主义驱使的民族，能够在一个时期对人数多得多的异族居民强行统治并维系这种统治。可是，这类核心小的帝国的统治一旦被推翻，再要恢复帝国就不可能了。

为了寻找与当今定义的全球性大国更加近似的情况，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蒙古帝国的引人注目的现象。蒙古帝国是通过它与一些组织完善的主要对手的激烈斗争而出现的。在被打败的对手中有波兰和匈牙利王国、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俄国和俄罗斯的几个公国、巴格达的哈里发辖地等，后来甚至还打败了宋朝，建立了元朝。

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在打败了他们的地区性对手之后对领土确立了中央集权制的控制。这块领土被后来的地缘政治学者称为全球的中心地带，或者称为世界力量的中枢。他们的欧亚大陆帝国从中国海海岸开始，一直延伸到小亚细亚的安纳托利亚和中欧。就中央集权控制邻近领土的范围而言，只有斯大林的中苏集团的全盛时期才能够在欧亚大陆上最后与蒙古帝国相比。

罗马、清帝国和蒙古帝国是后来渴望成为全球性大国的那些国家的地区性先驱。拿罗马和清帝国的情况来说，就像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它们的帝国结构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是高度发达的，同时被普遍承认的帝国中心的文化优越感起了重要的凝聚作用。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蒙古帝国更直接地依靠军事征服，接着又以使自己适应当地条件（甚至接受同化），来维持政治统治。

蒙古帝国主要建立在军事统治的基础之上。蒙古人的统治是通过巧妙和残酷地使用占优势的军事战术而实现的，这种战术把部队快速运动的非凡能力与部队的及时集结结合起来。蒙古人的统治却没有随之而建立有组织的经济或金融体系，蒙古人的权威也不是来自任何自信的文化优越感。蒙古统治者的人数太少，不能形成一个自我繁衍的统治阶级。无论如何，缺乏一种明确的和自觉的文化的甚或种族的优越感，就使帝国的精英失去了必需的主观的信心。

事实上，蒙古统治者证明他们很容易受到被他们征服的在文化方面往往更先进的民族的逐步同化。因而成吉思汗的一个孙子变成了儒教的热情宣扬者，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在当波斯的苏丹时变成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成吉思汗还有一个孙子则变成了一个带波斯文化特色的中亚的统治者。

正是由于那个因素——即由于缺乏有统治力的政治文化统治者被统治者同化——和没有解决建立了帝国的成吉思汗的继承问题，蒙古帝国最后灭亡了。蒙古帝国的国土变得太大，一个单一的中心统治不了。但是曾经试图采取的解决办法——将帝国分成几个自给自足的部分——却反而在当地促进了更快的同化和加速了帝国的瓦解。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以陆地为基础的帝国，从1206年至1405年维持了两个世纪之后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从那之后，欧洲成了全球力量的所在地和争夺全球权力的主要斗争的焦点。诚然，在大约三个世纪的过程中，当欧洲实力到达世界各大洲并在那里显示自己时，欧亚大陆小小的西北周边地区国家破天荒第一次通过使用海上力量取得了对全球的真正主宰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西欧帝国霸主的人口并不很多，特别是同被有效地征服了的人口相比更是如此。然而，到20世纪开始时，除了西半球（这里在此前的两个世纪也曾受到西欧的统治，而且主要居住着西欧移民及其后代）之外，只有中国、俄国、奥斯曼帝国和埃塞俄比亚不在西欧的控制之下。

不过，西欧的控制并不等于西欧取得了全球性权力。根本的现实情况是，欧洲的文明在全球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欧洲大陆的力量却是互相分割的。欧洲在海外实施的帝国主义与蒙古人或者后来的俄罗斯帝国征服对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陆地不同，它是通过不断地跨越大洋的探险考察和海上贸易的扩大而实现的。不过，这个过程中也有主要欧洲国家之间的不断斗争，不仅是为了得到海外领地，而且也是为了获取在欧洲本身的霸权。从地缘政治上讲，随后产生的事实是，欧洲在全球的霸权并不发端于任何一个欧洲大国在欧洲获得的霸权。

广义地说，在17世纪中叶以前，西班牙是最主要的欧洲大国。到15世纪末期，西班牙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海上帝国，抱有全球野心。宗教起了统一思想的学说的作用，而且成了帝国传教士热情的一个源泉。诚然，把世界正式划分成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范围在托德西利亚条约（1494）和萨拉戈萨条约（1529）中规定下来，是经教皇在西班牙和其海上对手葡萄牙之间进行仲裁才实现的。尽管如此，面对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挑战，西班牙从来未能在西欧本身或者在大洋彼岸取得真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西班牙的突出地位逐渐让给了法国。在1815年以前，法国是在欧洲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虽然它不断地受到其欧洲对手在欧洲大陆和海外的遏制。在拿破仑统治下，法国几乎确立了在欧洲的真正霸权。假如法国成功了，它可能也会取得全球的主导大国的地位。可是，法国被一个欧洲的联盟打败了，于是又重新建立了欧洲大陆的力量均势。

在以后的一个世纪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对全球进行着海上统治，因为伦敦成了世界主要的金融和贸易中心，而英国海军“控制着海洋”。英国在海外明显地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英帝国像早期世界霸权的欧洲追求者一样，也不能单独控制欧洲。相反，它依靠一种错综复杂的力量均势外交，最后还依靠一项英法协议去阻止俄国或德国对欧洲大陆的控制。

英国的海外帝国地位最初是通过探险考察、贸易和征服三者相结合的手段而取得的。但是，英帝国很像它的罗马和中国先驱者或者它的法国和西班牙对手，也从认为英国文化优越这一看法中获得了很大的持久的力量。那种优越感不仅是帝国统治阶级的主观的骄傲自大，而且也是许多非英国国民共有的一种看法。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说：“我是一所英国学校培养出来的。那时英国是生产世界上每一件最好的东西的地方。我还没有摆脱英国和英国历史及文化给我们的影响。”当文化优越感成功地得到维护和悄悄地被认可之后，它具有减少依赖巨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持帝国中心的力量的必要性的效果。在1914年，仅仅是几千名英国军事人员和文职官员，就统治着。大约一千一百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和非英国籍的差不多四亿人口

总之，罗马主要是通过优越的军事组织和文化吸引力进行统治的。清帝国主要依靠效率高的官僚机构来统治一个建立在共同的种族同一性基础上的帝国，并且通过一种高度发展的文化优越感加强其统治。蒙古帝国把进行征服的先进军事战术与实行同化的偏好结合起来作为统治的基础。英国人（以及西班牙人、荷兰人和法国人）取得卓越地位，是因为他们以贸易开路，随后国旗跟上。他们的统治同样也因占优势的军事组织和文化上的过分自信而得到了加强。但是，这些帝国中没有一个是真正全球性的。甚至英国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英国并未控制欧洲，而只是使欧洲的力量达到均势。一个稳定的欧洲对英国在国际上的卓越地位是非常关键的，而欧洲的自我毁灭必然标志着英国首要地位的结束。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今天美国全球力量的范围和无所不在的状况是独一无二的。美国不仅控制着世界上所有的洋和海，而且还发展了可以海陆空协同作战控制海岸的十分自信的军事能力。这种能力使美国能够以在政治上有意义的方式把它的力量投送到内陆。美国的军事部队牢固地驻扎在欧亚大陆，还控制着波斯湾。美国的仆从国和附庸国分布在整个欧亚大陆，其中一些还渴望与华盛顿建立更加正式的联系

美国经济的活力为美国在全球起首要作用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最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后，美国经济在所有其他国家的经济中鹤立鸡群。它一家的经济就超过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0％。西欧和日本经济的恢复以及随后范围更广的亚洲经济的有力增长，意味着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最后不得不从战后初期高得不成比例的水平上往下掉。不过，后来到冷战结束时，美国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特别是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的份额，已经固定在大约30％的水平上。把第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后的那些例外的年份除外，这个比例是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平均数。

更重要的是，美国保持甚至扩大了它在利用最新科学突破为军事目的服务方面的领先地位，从而建立了一支在技术上无人能够与之相比的军事部队，唯一的一支能够有效地在全球都发挥影响的部队。在经济上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信息技术上，美国也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竞争优势。美国对未来经济中的尖端部门的掌握，意味着美国在技术上的统治地位不可能很快丧失，这特别是由于在经济上具有决定作用的领域，美国在生产率方面保持甚至还在扩大着它对西欧和日本对手的优势。

毫无疑问，俄国和中国是痛恨美国这种霸权的大国。在1996年初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访问北京的过程中，它们共同作过这样的表示。此外，它们拥有能够威胁美国根本利益的核武库。但是严峻的事实是，目前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虽然它们能够发动一场自杀性的战争，但是它们两者哪一个都无力打赢核战争。它们缺乏远距离投送武装部队以强加它们政治意志的能力，而且它们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美国，因此它们不拥有，也不可能很快获得在全世界发挥持久的政治影响的手段。

总之，美国在全球力量四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在军事方面，它有无可匹敌的在全球发挥作用的能力；在经济方面，它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即使它在有些方面已受到日本和德国的挑战（日本和德国都不具有全球性力量的其他属性）；在技术方面，美国在开创性的尖端领域保持着全面领先地位；在文化方面，美国文化虽然有些粗俗，却有无比的吸引力，特别是在世界的青年中。所有这些使美国具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政治影响。这四个方面加在一起，使美国成为一个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级大国。

美国的全球体系

虽然美国在国际上的突出地位，不可避免地使人想起美国同一些早先的帝国体系的相似之处，但是不同之处却更加重要。不同之处超出了领土范围的问题。美国的全球力量是通过一个明显地由美国设计的全球体系来发挥的，它反映了美国的国内经验。美国国内经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社会及其政治制度的多元性特点。

早先的帝国是由贵族的政治精英建立的，大多由实质上是集权主义或者专制主义的政权统治。帝国的多数人或者对政治漠不关心，或者在较近的年代里受到帝国主义的感情和象征的感染。寻求国家的光荣、“白人的负担”、“实现文明的使”，更不用说寻求个人获利的机会了——所有这些都是用来动员对帝国冒险的支持和保持本质上是等级森严的帝国力量金宇塔。

美国公众对美国在国外使用美国力量的态度则一直十分矛盾。美国公众支持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由于日本进攻珍珠港造成的震惊作用。在封锁柏林和随后的朝鲜战争爆发之前，赞同美国卷人冷战最初也是比较勉强的。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全球性大国，并未在公众中引起太多洋洋得意之感，倒是促使公众倾向于对美国在海外的责任作出更加有限的界定。1995年和1996年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一般公众更喜欢与别人“分享”全球力量，而不是由美国一家垄断。

由于这些国内因素，美国的全球体系强调有选择地扩大成员的技术（像对被打败的对手德国和日本，最近甚至像对俄国做的那样），这种强调的程度大大超过早先的帝国体系对此的强调。虽然大大得益于它的民主原则和机制的吸引力，美国的全球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依附它的外国精英们行使间接的影响。由于美国主宰全球通讯、大众娱乐和大众文化的巨大但又无形的影响，也由于美国技术优势和全球的军事作用的潜在的有形影响，以上这一切都得到了加强。

文化统治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方面。不管你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美学价值有什么看法，美国大众文化具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全世界的青年。它的吸引力可能来自它宣扬的生活方式的享乐主义的特性，但是它在全球的吸引力却是不可否认的。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大约占世界市场的3／4。美国的通俗音乐居于同样的统治地位。同时，美国的时尚、饮食习惯甚至穿着，也越来越在全世界被模仿。因特网用的语言是英语，全球电脑的绝大部分鼓击动作出自美国，影响着全球会话的内容。最后，美国已经成为那些寻求高等级教育的人的圣地，有近五十万的外国学生涌向美国，其中很多最有能力的学生永不再回故国。在世界各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内阁中都能找到美国大学的毕业生。

很多外国民主派政治家也越来越仿效美国的风格。不仅约翰·肯尼迪在国外有热切的仿效者，而且年代较近（又较少受到颂扬）的美国政治领导人，也成了仔细研究和政治上模仿的对象。文化背景根本不同的日本和英国政治家（例如90年代中期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英国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请注意这个“托尼”就是“吉米”·卡特、“比尔”·克林顿或者“鲍勃”·多尔的仿称）都认为模仿比尔·克林顿亲切的言谈举止习惯、平民主义者的平易作风和公共关系的技巧，是完全合适的。

民主理想同美国的政治传统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一些人眼中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在民主形式的政府非常普及的时代，美国的政治经验似乎正在成为学习的榜样。全世界都日益普遍地强调成文宪法的重要性和法律高于政治权宜考虑。不管这种强调在实践中有多大的欺骗性，它靠的正是美国立宪政体的力量。最近，前共产主义国家采取了把文职官员置于大大高于军人的地位的做法（特别是以此作为加入北约的先决条件），也是深受美国的平民与军人关系体制的影响。

伴随着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和影响的还有美国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模式的吸引力的增长。美国的经济模式强调全球自由贸易和不受约束的竞争。当西方福利国家和德国强调的企业家和工会“共同决策”开始失去其经济势头时，更多的西欧人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如果欧洲不想进一步落后的话，就必须仿效美国更有竞争力的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经济文化。甚至在日本，经济行为中更大程度的个人主义，正被承认是经济成功的一个必要的伴随物。

美国强调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传达了一个简单的对很多人有吸引力的思想信息：寻求个人成功会产生财富，同时还会促进自由。因此而产生的理想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结合，是个有力的结合。个人的自我实现据说是上帝赐给的权利，它会作出榜样和产生财富，因而同时也能够有利于别人。这个学说对精力旺盛的人、雄心勃勃的人和竞争力很强的人，都具有吸引力。

当对美国方式的模仿逐渐遍及全世界时，它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和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适宜的环境。像美国的国内制度一样，这种霸权要有一个相互交织的机构和程序的复杂结构。创造这种结构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一致意见并使力量和影响的不对称模糊不清。因此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的确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

大西洋联盟在机构上体现为北约。它把欧洲拥有最大生产力和影响的国家与美国连接起来，使美国甚至在欧洲内部事务中也成为一个最主要的参与者。美国与日本的双边政治和军事关系，把亚洲最强大的经济同美国捆在一起，使日本仍然实质上是（至少目前是这样）美国的一个保护国。美国还参加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之类新成立的跨太平洋多边组织，使美国成为亚太地区事务的一个主要参与者。西半球总的来说是不受外部影响的，这就使美国能够在现存的西半球多边组织中起主要作用。在波斯湾的特别安全安排，特别是在1991年对伊拉克采取短暂的惩罚性行动之后，已使那个经济上至关重要的地区变成美国的一个军事保护地。甚至前苏联地区也已充斥着美国主持的各种诸如和平伙伴关系之类的同北约更密切合作的安排。

另外，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作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而且它们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倡议下产生的，特别是美国倡议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

美国这个巨大复杂的全球体系与早先的那些帝国不同，它不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金宇塔。相反，美国处在一个相互交织的宇宙的中心。在这个相互交织的宇宙中，力量是通过不断的讨价还价、对话、沟通和寻求正式的一致意见来行使的，尽管这种力量最终都来自同一个来源华盛顿，而那里才是必须玩力量游戏的地方，而且是按照美国的国内规则来玩的。也许世界对美国全球霸权中民主程序所处的中心地位的最高赞美，就体现在外国自己被拉进美国国内政治讨价还价的程度上。外国政府尽其所能地去动员那些同它们有某种特别的种族或宗教同一性的美国人。除了有大约一千个外国特殊利益集团在美国首都注册并开展活动之外，大多数外国政府还雇用美国的院外活动分子为它们的利益服务，特别是在国会里。美国各种族团体还竭力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其中犹太人、希腊和亚美尼亚的院外活动集团表现最为突出，组织得也最有效。

美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就这样地制造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这个新的国际秩序不仅在国外重复了美国体系本身的许多特点，而且使这些特点固定了下来。基本的特点包括：

△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包括一体化的指挥机构和部队（北约、美日安全条约等）；

△地区性经济合作（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专门的全球合

作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

△强调一致作出决定的程序，即使这些程序是由美国主导的；

△优先考虑让民主国家加入的主要联盟组织；

△一个初始的全球性立宪和司法结构（从世界法院到审判波黑战争罪犯的特别法庭）。

美国体系的大多数内容是在冷战期间出现的，并成为美国遏制其全球性对手前苏联的努力的一部分。一旦那个对手倒下而美国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美国体系就可以成为现成的东西在全球应用，其实质已由政治学家G·约翰·伊肯伯里作了很好的概括：

从这个体系是以美国为中心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体系是霸权主义的，并且它反映了美国式的政治机构和组织原则。它是一个开明的秩序，因为它是合法的并且带有对等的相互作用的特征。欧洲人（还可以加上日本人）能够以适应美国霸权但又保留试验他们自身的自治和半独立政治制度的余地的方式，来重建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并使之一体化……这一复杂体系的演变“驯化”了主要西方国家间的关系。这些国家之间不时地发生尖锐的冲突。但重要的一点是，冲突一直在一个深深扎根、稳定和越来越明晰的政治秩序中得到了抑制……战争的威胁从桌面上消失了。［2］

当前，美国前所未有的全球霸权没有对手。但是，在未来的年月里它会继续不受挑战吗？

谢选骏指出：作者提出“不受挑战”这样的问题显然十分愚蠢，因为他显然缺乏历史的视野。据我所知，任何霸权都有对手，而且都会注定遭到持续不断的挑战。更加主要的是，任何霸权终将遭到摧毁，无一例外地分崩离析。问题在于仅仅——挑战来自何处、何时，毁灭性的一击怎样出现。

注：

［1］唐纳德·普查拉：《未来国际关系史》，载《伦理学和国际事务》第8期（1994年）183页。

［2］摘自他的论文《建立开明的秩序：战后西方和解的起源与持续》，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1995年11月。

【第二章　欧亚大棋局】

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欧亚大国和欧亚民族主导世界事务达五百年之久，其间它们为了争夺地区主导权而相互争斗并力争成为全球性大国。现在，美国这个非欧亚大国在这里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这种地位，直接影响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

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永恒的，但这能维持多久和将导致何种局面不仅对美国本身的福祉，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世界和平都至关重要。第一个和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的突然出现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它以同样快的速度丧失至高无上的地位，不管是因为美国自动退出世界事务，还是因为一个成功的对手的突然掘起，都会严重破坏世界稳定。实际上这会迅速导致全球性的混乱。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塞绍尔·亨廷顿所作的大胆断言是正确的：

比起一个美国在决定全球事务方面继续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大的影响的世界来，一个美国不占首要地位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加充满暴力、更为混乱、更少民主和经济增长更困难的世界。维持美国在国际上的首要地位是保障美国人的繁荣和安全的关键，也是保障自由、民主、开放经济和国际秩序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下去的关键。［1］

因此，美国如何“管理”欧亚大陆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欧亚大陆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看一下地图就会知道，控制了欧亚大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并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政治上成为这个世界中心大陆的周边地带。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人口的约75％。它的企业和地下矿藏在全世界物质财富中占有大部份额。欧亚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约60％。世界已知能源资源的四分之三左右也在欧亚大陆。

欧亚大陆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在政治上非常自信和富有活力的国家。排在美国后面的六个世界经济大国都在欧亚大陆。公开的核大国只有一个不是欧亚国家，不公开的核国家也只有一个不是欧亚国家。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并有意谋求地区霸权和／或全球影响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所有可能在政治和／或经济上对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欧亚国家的力量加在一起远远超过美国。对美国来说，幸运的是欧亚大陆太大，无法在政治上成为一个整体。’

因此，欧亚是个棋盘，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在此从未停止过。虽然地缘战略——对地缘政治利益的战略管理——可被比作棋局，但在这个略呈椭圆形的棋盘上一争高下的不是两个，而是数个实力不等的棋手。最重要的棋手在这个棋盘的西部、东部、中部和南部。棋盘的最西端和最东端都有人口稠密的地区，其相当拥挤的空间分属几个强国。美国的力量直接部署在欧亚大陆狭窄的西部边缘。在远东大陆有一个越来越强大、独立，并拥有众多人口的大国。这个大国的精力充沛的对手局限在几个临近的岛屿上。这些岛屿和一个远东小半岛的一半给美国的力量提供了立脚点。

在东、西两端之间有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这里人口密度低，目前在政治上不稳定，组织上四分五裂。过去在这一地带的是一个曾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提出挑战的强大对手，把美国逐出欧亚大陆是它一度追求的目标。在广阔的欧亚中部高原以南有一个政治上混乱但能源丰富的地区，它对于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的国家，以及最南部地区那个人口众多、有意谋求地区霸权的国家来说，都有潜在的重大意义。

这个巨大的、形状不规则的欧亚棋盘从里斯本一直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为“棋赛”提供了舞台。美国可能成为赢家，条件是：棋盘的中间地带能逐步并入扩大中的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势力范围；南部地区不被某一个国家单独主宰；东部国家不联合起来将美国逐出近海的基地。但是，如果中间地带拒绝向西方靠拢，而成为非常自信的单一的实体，并控制了南部，或同东部的主要棋手结盟，那么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就将严重受损。如果东部两个主要棋手实现某种联合，美国地位也同样会受损。最后，如果美国的西部伙伴把美国从其西部周边地带立足点逐出，美国自然而然将被迫终止其在欧亚大陆棋局的角逐，尽管这可能也意昧着欧亚大陆西端最终会被重新倔起的、占据中间地带的那个棋手所控制。

美国的世界霸权被公认为有很大的广度，但是受国内外条件制约，其深度有限。美国的霸权意味着发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与过去的帝国不同的是，它不意味着进行直接的控制。由于欧亚大陆范围大、情况复杂，又有一些实力强大的国家，美国影响的深度及其控制欧亚形势发展的程度受到限制。欧亚超大陆面积太广、人口太多、文化差异太大，历史上有野心和政治上有活力的国家也太多，即使美国这样一个经济上最成功、政治上最有影响的全球性大国也难以驾驭它。这种情况使美国需要有更高超的地缘战略手段，并需要在欧亚大棋局中更审慎地、更有选择性地和更深思熟虑地部署美国的力量。

另一个事实是，美国的国内制度十分民主，因此不可能在国外实行独裁。这也限制了美国力量的使用，特别是进行军事恫吓的能力。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奉行平民主义的民主国家取得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除非公众感到国内福利突然受到威胁或挑战，他们是不会支持努力扩大实力的目标的。这种努力所要求的经济上的自律（国防开支）和人的牺牲（甚至是职业军人的伤亡），同民主的本性格格不入。民主制度是不利于进行帝国动员的。

另外，大多数美国人一般不把美国新近取得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看作一件特别可喜的事。同美国赢得冷战有关的政治“成功论”受到普遍的冷遇，还被一些有自由派倾向的评论家当作讥讽的目标。如果有的话，那么有两种看法还算得上有较大政治影响，它们颇不相同，但都有关赢得同前苏联斗争的历史性胜利对美国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一种看法是：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有理由大幅度减少国际参与，不管这会给美国的国际地位带来什么后果。另一种看法是：现在是实行真正的国际多边主义的时候了，美国甚至应为此交出部分主权。这两派意见都有自己的忠实信徒。

美国领导目前面临的困境中包含着全球形势特点本身的变化：同过去相比，直接使用实力往往受到更大限制。核武器大幅度降低了战争作为政策工具或威胁手段的效用。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增长使为政治目的使用经济讹诈不再那么有效。因此，要在欧亚棋局中成功地使用地缘战略力量，现在主要的做法是随机应变、施展外交手段、建立盟友关系、有选择地吸收新成员加入联盟，并十分巧妙地部署自己的政治资本。

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

美国在发挥全球主导作用时应认识到政治地理仍是影响国际事务的关键因素。据说拿破仑曾指出了解一个国家的地理就懂得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我们必须根据实力的新现实调整我们对政治地理重要性的理解。

在国际关系史上，领土控制是大多数政治冲突的焦点。自从民族主义掘起以来，大多数血腥战争不是起源于同扩大领土有关的民族自我满足感，就是起源于因丧失“神圣”领土而产生的民族的被剥夺感。可以毫不过分地说，领土要求一直是驱使民族国家采取侵略行动的主要冲动。精心策划夺取和占据重要地理资产，如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或新加坡，也曾是建立帝国的途径。这种地理资产在帝国控制的体系中起着关键的枢纽作用。

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是民族主义与领土占有之间的联系的两个最极端的例子。建立“千年帝国”的目标远不止是在政治上重新统一所有讲德语的各国人民，它还包括控制乌克兰“大粮仓”和其他斯拉夫国家，让那里的人民为帝国提供廉价的奴隶劳动力。日本人也同样坚信只有直接占领满洲领土，而后占领重要的石油产地荷属东印度群岛，才能实现日本增强民族力量和取得全球地位的目标。同样，俄国几个世纪来一直把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同领土的占有等同起来。甚至到了二十世纪末，俄国仍坚持认为必须继续控制车臣人。后者不是俄罗斯人，但有一条重要的石油管道从他们居住的地区通过。俄国的理由是：控制车臣是保住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

民族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尽管大国民族主义的减退和意识形态的淡化已减少了全球政治中的情感成分，核武器又大大地限制了武力的使用，基于领土考虑的竞争仍在世界事务中占主导地位，只是现在的方式往往比过去文明了一些。在这种竞争中，地理位置仍是规定民族国家对外政策优先目标的出发点。国家领土面积的大小也仍是衡量其地位和力量的主要标准。

但对于多数民族国家来说，领土占有问题的重要性近来已有所下降。虽然领土争端仍是决定一些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但这种争端更多地表现为据说被剥夺了加入“祖国”的权利的民族兄弟对不能实行自决的不满，或少数民族由于他们所称的受到邻居的粗暴对待而产生的怨恨，而不是一种通过领土扩张提高民族地位的要求。

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精英越来越认识到，一些与领土无关的因素更能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高低或国际影响的大小。经济才能及其向技术发明的转换也可以是一种判断实力大小的重要标准，在这方面日本是个极好的例子。尽管如此，地理位置往往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近期优先目标。一个国家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越强，它在重要地缘政治利益、影响和参与方面超越其近邻的覆盖面也就越大。

直到最近为止，有影响的地缘政治分析家们还在争论陆地力量是否比海洋力量更重要，以及欧亚大陆的哪个具体地区对控制整个大陆最为关键。最有名的分析家之一哈罗德·麦克金德是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的先驱。他在本世纪初就提出一些相连的欧亚“支轴地区”（据说包括全部西伯利亚和大部分中亚地区）概念，稍后又提出中东欧“中心地带”概念。这些地区被认为是取得欧亚大陆主宰地位的重要跳板。他的中心地带概念通过以下著名格言得到广泛传播：

谁统治了东欧谁就可以控制中心地带；

谁统治了中心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

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世界。

一些著名的德国政治地理学家也用地缘政治学为他们国家的“Dragna chOsten”——向东进军政策辩护，特别是卡尔·豪斯霍费尔根据德国的战略需要调整了麦克金德的概念。阿道夫·希特勒在强调德国人民对“生存空间”的需要时，也使用了这个概念的一种粗俗化说法。在本世纪的前半时，另一些欧洲思想家曾预料地缘政治重心将向东转移，而太平洋地区，具体地说是美国和日本，将取代日益衰落的欧洲成为世界的主宰者。为了防止重心东移的发生，法国政治地理学家保罗·德芒戎和其他一些法国地缘政治学者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提倡欧洲国家更紧密地联合起来。

今天，地缘政治问题已不再是欧亚的哪个地理部分是控制整个大陆的出发点，或陆地力量是否比海洋力量更重要。随着控制整个欧亚大陆成为取得全球主导地位的主要基础，地缘政治已从地区问题扩大到全球范围。目前来自欧亚大陆之外的美国拥有世界的首要地位，美国的力量直接部署在欧亚大陆的三个周边地区，并从那里对处于欧亚大陆内陆地区的国家施加强有力的影响。但正是在欧亚大陆这个全球最重要的竞赛场上，美国的一个潜在对手可能在某一天倔起。因此，在为长期掌管美国在欧亚的地缘政治利益制定美国的地缘战略时，出发点必须是特别注意最重要的赛手并恰当地评估这一地区的情势。

为此需要采取两个基本步骤：

首先，认明在地缘战略方面有活力和有能力引起国际力量分配发生潜在重要变化的欧亚国家，并弄清它们各自的政治精英的基本对外政策目标，以及谋求这些目标可能造成的后果；确定具有地缘政治重要性的欧亚国家是哪些，这类国家的地理位置和／或存在的本身，对更活跃的地缘战略国家或对地区的状况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第二，制订美国的具体政策，抗衡上述国家的影响，有选择地吸收它们加入联盟，和／或控制它们，以便维护和促进美国的重要利益，同时形成更全面的地缘战略概念，在全球范围把较为具体的美国政策互相联结起来。

总之，对于美国来说，欧亚地缘战略涉及有目的地管理在地缘战略方面有活力的国家，并审慎地对待能引起地缘政治变化的国家，以维护美国的两种利益：在近期保持美国独特的全球力量，将来逐步把这种力量转化为机制化的全球合作。用古老帝国统治下更蛮横的时代流行的话来说，帝国地缘战略的三大任务是：防止附庸国家相互勾结并保持它们在安全方面对帝国的依赖性；保持称臣的国家的顺从并维持向它们提供的保护；防止野蛮民族联合起来。

地缘战略棋手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

活跃的地缘战略棋手是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以至影响美国的利益的国家。它们在地缘政治方面有多变的潜力和／或倾向。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管是为了民族的荣耀、意识形态的成就、宗教上对救世主的信念，或经济扩张，有些国家确实在谋求地区主导地位或全球地位。它们的动机有很深的根基，并且十分复杂。罗伯特·布郎宁对此作了最好的解释：“……一个人应该去抓取他抓不着的东西，否则天堂的意义何在？”于是这些国家仔细地估量美国的力量，确定它们的利益同美国一致或矛盾的程度，并制订它们自己较为有限的欧亚大陆目标。这些目标有时同美国的政策相符，有时同美国的政策冲突。美国对有这种动机的欧亚国家必须特别注意。

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和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最常用来界定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是它们的地理位置。由于这种位置，它们有时在决定某个重要棋手是否能进入重要地区，或在阻止它得到某种资源方面能起特殊的作用。一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有时能成为一个重要国家甚至一个地区的防卫屏障。有时其存在本身就可能对一个更活跃和相邻的地缘战略棋手产生十分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因此，认明冷战后欧亚大陆关键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并为它们提供保护，也是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一开始还应注意到，尽管所有的地缘战略棋手往往都是重要和强大的国家，但并非所有重要和强大的国家都自然而然地是地缘战略棋手。因此，虽然认明地缘战略棋手比较容易，但将一些显然重要的国家置于棋手名单之外可能要求更多的理由来解释。

在目前的全球情况下，在欧亚大陆新政治地图上至少可认明五个关键的地缘战略棋手和五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后者中有两个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资格被视为地缘战略棋手）。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是主要和积极的地缘战略棋手，而英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虽然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国家，却不具备当棋手的资格。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士耳其和伊朗起着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作用。土耳其和伊朗在某种程度上——在它们较有限的能力范围之内——在地缘战略方面也相当活跃。以后的章节将更详细地讨论每个国家的情况。

在目前阶段，说欧亚大陆西端最重要和最具有活力的地缘战略棋手是法国和德国就足够了。尽管它们对于在欧洲一体化之后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保持同美国的联系看法不同，但这两个国家都致力于欧洲一体化。它们都有一些要改变欧洲现状的有新意的大胆构想。法国更是有自己的欧洲地缘战略观念，这种观念在某些重要方面同美国的观念不同。尽管法国依靠法—德联盟来弥补自身相对的弱点，但它的战略概念倾向于通过策略运作使俄罗斯与美国以及英国与德国相互对立起来。

另外，法国和德国都有足够的力量和自信在更大的地区范围发挥影响。法国不仅谋求在统一欧洲中起主要的政治作用，还把自己视为有着共同关心的问题的地中海—北非国家群体的核心。德国越来越意识到它作为欧洲最重要的国家——地区的经济火车头和新的欧洲联盟（欧盟）领导人——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它认为自己对于新解放的中欧有特别的责任，这种想法同过去那种由德国领导的中欧的概念有含糊的近似之处。另外，德国和法国都认为它们有权代表欧洲的利益同俄罗斯打交道。德国甚至认为，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仍可作出同俄罗斯发展某种特殊的双边协调的重要选择，起码在理论上是如此。

相反，英国不是一个地缘战略棋手。它没有那么多重要选择，对欧洲前途也没有雄心勃勃的构想。它的相对衰落还降低了它在欧洲起传统的平衡作用的能力。由于英国在欧洲统一问题上立场含糊，并同美国保持着一种日益淡化的特殊关系，在有关欧洲前途的重要选择方面英国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局外人。伦敦基本上已退出了欧洲棋局。

曾任英国驻欧洲委员会高级官员的罗伊·登曼爵士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早在1995年举行的讨论建立欧洲联盟的墨西拿会议上，英国的官方发言人就直言不讳地告诉与会的未来欧洲设计师们：

你们正在讨论的未来条约不可能得到同意；即使得到同意也不可能得到实施。即使得到实施，英国也将认为它完全不可接受……祝你们成功！再见吧。［2］

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上述声明仍然是英国对于建立一个真正联合的欧洲的基本态度。英国对参加订于1999年1月启动的（经济货币联盟）犹豫不决，这反映英国不愿把自己的前途同欧洲的命运连在一起。英国的这种立场在九十年代初就概括得很明确：

●英国不接受政治一体化的目标。

●英国赞成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实现某种模式的经济一体化。

●英国主张在欧共体（欧洲共同体）框架之外进行外交政策、安全和防务

方面的协调。

●英国极少谋求在欧共体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3］

当然英国对美国仍然十分重要，它仍能通过英联邦发挥某种全球性的影响。但英国既不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主要大国，也不受雄心勃勃的构想的驱使。它是美国的重要支持者、一个十分忠实的盟国、一个不可或缺的军事基地和极重要情报活动中的一个亲密伙伴。美国仍需培植同英国的友谊，但不需时刻注视英国的政策。英国是已退休的地缘战略棋手，满足于已取得的辉煌成就，基本不再参与由法国和德国为主角的大欧洲事业。

其他中等欧洲国家多数为北约和／或欧盟的成员。它们不是追随美国的领导，就是默默跟在德国或法国的后面。它们的政策没有更广泛的地区影响，它们也没有能力改变本身的结盟状况。目前它们既不是地缘战略棋手，也不是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波兰这个可能参加北约和欧盟的最重要的中欧国家也是如此。波兰还太弱，不能成为地缘战略棋手。它只有一个选择：融入西方。另外，由于旧俄罗斯帝国的消失，也由于波兰不断加深同大西洋联盟和新欧洲的关系，波兰越来越享有史无前例的安全，这也限制了它战略选择的范围。

毋庸置疑，虽然俄罗斯国力已受削弱，并可能长期面临困境，但它仍是一个主要的地缘战略棋手。它的存在本身就能对在前苏联境内广阔欧亚地带出现的新独立国家产生重要影响。俄罗斯有雄心勃勃的地缘政治目标，并越来越公开地宣扬这些目标。一旦它恢复了元气，它还将对其西部和东部的邻国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俄罗斯尚未在对美关系方面作出根本的地缘战略选择：美国是朋友还是敌人？它很可能认为自己在欧亚大陆有就这个问题作出选择的很大余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国内政治发展进程，特别是它将成为一个欧洲民主国家，还是重新成为一个欧亚帝国。无论如何，尽管俄罗斯在欧亚棋局中已丢失了一些“棋子”和关键的地盘，它仍是一个参赛棋手。

同样，中国无疑也是一个主要的地缘战略棋手。中国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大国。它还可能有更大的抱负，因为它在历史上是个主要强国，把自己的国家视为全球的中心。中国的各种选择已经开始影响亚洲的地缘政治力量分布，而它的经济发展势头必将使它有更强的物质实力和更大的雄心。“大中华”的兴起将使台湾问题结束冬眠状态，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美国在远东的地位。苏联的解体导致在中国的西面出现一些新的国家，中国领导人对此不能视而不见。因此，中国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也将对俄罗斯产生很大的影响。

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缘存在一个复杂的问题。日本显然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个主要大国。美日联盟通常，也应当，被视为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之一，日本显然有潜力发挥一流的政治影响。但日本无意使用这种资本，它不谋求成为地区的主导，而是更愿意在美国的保护下行事。同英国在欧洲一样，日本宁愿不参与亚洲大陆的政治。之所以如此，至少部分原因是众多其他亚洲人仍然厌恶日本谋求在地区发挥显要的政治作用。

日本在政治上自我约束的姿态给美国在远东发挥主要安全作用提供了条件。因此日本不属于地缘战略棋手，尽管它显然有在短期内成为这种棋手的潜力，在中国或美国突然改变现有政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日本的这种潜力要求美国必须特别精心地培育美日关系。美国无需密切注视日本的外交政策，但应非常细致巧妙地鼓励日本实行自我约束。美日政治关系的任何重大削弱都会直接影响本地区的稳定。

为何不把印度尼西亚列为有活力的地缘战略棋手，这比较容易解释。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是最重要的国家。但即使在这个地区，它发挥重要影响的能力也有限，原因包括：印尼经济相对的欠发达状态，国内政局持续不稳定，是个分散的群岛，又易受种族冲突的困扰。华人少数民族在国内金融事务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使这种冲突变得更为重要。印度尼西亚将来某个时候可能成为中国向南谋求实现其抱负的主要障碍。澳大利亚已看到了这种前景。它曾担心印尼谋求扩张，但最近已开始主张在澳大利亚和印尼之间进行更密切的安全合作。对印尼来说，要成为能在区域起重要作用的国家，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巩固和继续保持成功的经济发展。

与印尼不同，印度正处在把自己确立为一个大国的过程之中，并把自己视为一个潜在的重要全球性角色。印度还认为自己是中国的竞争对手。虽然这种看法恐怕过高估计了自身的长远能力，但印度无疑是南亚最强大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那个地区的霸主。印度还是一个半公开的核国家。它拥有核武器不仅是为了威吓巴基斯坦，更是为了抗衡中国的核武库。印度对其地区作用的地缘战略构想不仅涉及其邻国，也涉及印度洋。但印度目前的图谋同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利益没有重要冲突。因此，作为地缘战略棋手，印度不会，至少不会在与俄罗斯或中国同样的程度上成为产生地缘政治问题的根源。

乌克兰是欧亚棋盘上一个新的重要地带。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有助于改变俄罗斯，因此它是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少了乌克兰的俄罗斯仍可争取帝国地位，但所建立的将基本是个亚洲帝国，并且更有可能被卷入与觉醒了的中亚人的冲突而付出沉重代价。那时中亚人将对失去新获得的独立感到愤怒，而且他们将得到南面伊斯兰兄弟国家的支持。中国也可能反对俄罗斯重新统治中亚，因为它对中亚新独立国家越来越感兴趣。但如果莫斯科重新控制了拥有五千二百万人口、重要资源及黑海出海口的乌克兰，俄罗斯将自然而然重获建立一个跨欧亚强大帝国的资本。乌克兰丧失独立将立即影响到中欧，使波兰变为一体化欧洲东部前沿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

阿塞拜疆虽然面积有限，人口不多，但具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在地缘政治方面也十分重要。它是装满了里海盆地和中亚的财富的大瓶的瓶塞。如果阿塞拜疆完全被莫斯科控制，中亚各国就无真正的独立可言。阿塞拜疆如丧失独立，它本身非常重要的石油资源也将被俄罗斯控制。一个独立的、由不穿过俄罗斯控制的领土的石油管道同西方市场连结在一起的阿塞拜疆还将提供一条重要通道，使经济发达的石油消费国能进入能源丰富的中亚国家。几乎同乌克兰一样，阿塞拜疆和中亚的前途对于俄罗斯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也有重要影响。

乘俄罗斯力量减弱之际，土耳其和伊朗正在里海—中亚地区建立自己的某种影响。出于这个原因，它们也可以被看作是地缘战略棋手。但这两个国家都面临严重的国内问题，它们影响地区力量格局变化的能力有限。它们又互为对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会相互抵消对方的影响。例如在阿塞拜疆，土耳其已取得有影响的地位，伊朗的政策（出发点是担心伊朗境内的阿塞拜疆族人可能闹事）对俄国人更有利。

然而土耳其和伊朗基本上属于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土耳其稳定着黑海地区，控制着从黑海去地中海的通道，在高加索地区抗衡俄罗斯的力量，仍起着削弱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影响的作用，并是北约的南部支撑点。土耳其如不稳定可能将在南巴尔干引起更严重的暴力冲突，使俄罗斯更容易重新控制新独立的高加索国家。尽管伊朗对阿塞拜疆的态度不明朗，但伊朗同样能为中亚新的政治多元化进程的稳定发展提供支持。伊朗控制着波斯湾的东海岸。尽管伊朗目前仍敌视美国，但伊朗的独立能阻碍俄罗斯在波斯湾地区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任何长期的威胁。

最后，韩国也是个远东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它同美国的密切联系使美国能够不在日本本土过多驻军而保护日本，从而使日本不会成为一个独立和重要的军事大国。韩国地位的任何重大变化——不管起因是统一，还是转而落入扩大中的中国势力范围，或两者兼而有之——都必然极大地改变美国在远东的作用，并因此也改变日本的作用。此外，韩国越来越强的经济力量也使它本身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空间”，控制这块空间越来越有价值。

以上开列的地缘战略棋手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名单并不是永久的或固定不变的。有时必须增加或删除一些国家。当然，从某些方面考虑也可将泰国、巴基斯坦，甚至哈萨克斯坦或乌兹别克斯坦列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但目前就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列入名单，理由似乎还不充足。它们中任何一个的地位发生变化都是重大事件，并将引起力量分布的变化，但其触发的影响未必十分广泛。台湾问题值得重视，如果把它同中国分开来看的话。即使这样，只有一种情况才能使台湾真的发生问题，即：中国能成功地不顾美国的反对而大规模使用武力统一这个岛屿，从而更广泛威胁美国在远东的政治信誉。虽然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似乎不大，美国在制订对中国的政策时仍必须考虑到这种可能性。

重要的选择和潜在的挑战

认明主要棋手和关键的支轴国家有助于界定美国面临的重大政策难题和预测美国在欧亚大陆面临的潜在重要挑战。这些将在后几章中更详细地讨论，现在可先把这些归结为以下五个大问题：

●美国应该要一个什么样的欧洲，怎样促使它成为现实？

●什么样的俄罗斯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应为此做些什么和做到什么程度？

●在欧亚大陆中部出现一个新“巴尔干”的可能性如何，美国应采取什么措施以尽量减小由此引起的危险？

●应鼓励中国在远东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种作用对美国和日本意味着什么？

●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新欧亚国家联盟，其中哪种对美国的利益威胁最大和需要采取何种预防措施?

美国历来表示支持欧洲一体化事业。从肯尼迪政府开始，标准的提法就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华盛顿官方一直表示希望看到欧洲成为一个单一的实体，有足够的力量同美国一起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和负担。

这是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套惯用的辞令。然而实际上，美国的立场既没有这样清楚，也没有如此一贯。华盛顿真的希望欧洲在世界事务中成为美国真正平等的伙伴？还是更喜欢一个不平等的联盟？举例来说，美国是否愿意同欧洲分享在中东的领导地位？欧洲不但离这个地区比美国近得多，而且其中一些欧洲国家在那里一向有自己的长期利益。以色列问题也是个现成的例子。另外，美国也没有把美欧之间在伊朗和伊拉克问题上存在的分歧看作平等伙伴之间的问题，而是看作欧洲不服从美国的领导。

美国的含糊立场不仅涉及它在何种程度上支持欧洲一体化，还涉及应如何界定欧洲的一体化，特别是如果需要的话应由哪个国家来领导统一的欧洲。华盛顿没有规劝伦敦放弃其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的分裂性立场，尽管华盛顿已清楚地表明它更愿意看到德国，而不是法国，成为欧洲的领导。鉴于法国政策的传统方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选择也已产生鼓励法英有时采取战术性联合以挫伤德国的锐气的效果，并导致法国不时与莫斯科拉关系以抗衡美德联盟。

为了实现真正的欧洲联合，特别是如果这一联合要在美国的建设性支持下实现，就必须对北约联盟这个连结美国和欧洲的主要纽带进行结构和程序方面的重大变革。北约不仅是美国影响欧洲事务的主要途径，还为美国在西欧保持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军事存在提供了基础。但是，欧洲的统一将要求调整这个结构以适应新的现实，即建立在两个基本平等的伙伴的基础之上的联盟，而不是那种传统术语所称的由一个霸主和数个附庸国组成的联盟。尽管在1996年曾采取了一些有节制的步骤增进西欧联盟（WEU）这个西欧国家的军事联盟在北约中的作用，这个问题迄今基本被回避了。因此，如果真的选择支持欧洲联合，就必须对北约进行意义深远的重组，这将不可避免地降低美国在联盟中的首要地位。

总之，美国对欧洲的长期地缘战略不能在欧洲一体化和同欧洲结成真正伙伴关系的问题上含糊其词。美国如果真的赞成欧洲实现一体化并因此变得更加独立，就应当全力支持正致力于欧洲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那些欧洲力量。这种战略还将意昧着消除曾一度被神圣化的美英特殊关系的最后痕迹。

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政策还要面对——尽管是同欧洲人一起——如何确定欧洲的地理范围这一高度敏感的问题。欧洲联盟应向东伸展多远？欧盟的东部界限是否应同北约的东部前沿一致？前一个问题主要应由欧洲国家来决定，但欧洲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定将直接影响北约的决定。后一个问题涉及美国，美国在北约仍有决定性的发言权。鉴于有关接受中欧国家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意见越来越趋于一致，这个问题的实际意义主要集中在波罗的海国家将来的地位，可能也包括乌克兰将来的地位。

上述欧洲难题同有关俄罗斯的第二个难题有重要的相同之处。在回答有关俄罗斯前途的问题时，声称支持一个民主的、同欧洲紧密相连的俄罗斯并不难。可以设想，一个民主的俄罗斯将更能接受美国和欧洲共有的价值观，并因此更可能在营造一个比较稳定与比较合作的欧亚大陆中成为一个小伙伴。但俄罗斯可能不满足于仅仅被承认是一个民主国家并得到尊重。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圈子（基本由原苏联官员组成）仍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强烈愿望，要在欧亚大陆发挥特殊的作用。这种作用将导致新独立的前苏联各国重新归顺莫斯科。

因此，在俄罗斯决策集团一些有影响的成员眼中，连西方对俄友善的政策，目的也在于拒绝满足俄罗斯获得全球性地位的正当要求。正如两名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家所说的：

美国和北约国家一方面尽可能不伤害俄罗斯的自尊，但同时却在坚决和持

续不断地破坏使俄罗斯至少在理论上有希望得到世界政治中第二大国地位的地

缘政治基础。前苏联曾经享有过这种地位。

此外，他们认为美国正在执行这样一种政策：

西方正在重组欧洲。欧洲新结构的根本基础是在世界这一地区支持新成立

的、较小和较弱的民族国家的主张。支持的办法是让它们同北约、欧共体等组

织建立较密切的关系。［4］

这些话虽然含有一些敌意，但准确地描述了美国面临的难题。美国应在经济上帮助俄罗斯到什么地步？这种帮助必定会加强俄罗斯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同时美国应给予新独立的国家多大的帮助来保卫和巩固它们的独立？俄罗斯能否同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一个民主的国家？如果俄罗斯重新变得强大，它是否会谋求重获失去的帝国领地？到那时俄国能同时成为一个帝国和一个民主国家吗？

美国对乌克兰和阿塞拜疆等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政策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美国因此面临策略平衡和战略目标方面的困难选择。俄罗斯国内情况的好转是其民主化和最终欧洲化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其帝国潜力的恢复又将妨碍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另外，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在欧盟和北约扩大之际更是如此。是否应考虑最终接受俄罗斯加入这两个机构中的一个？对乌克兰又该怎么办？把俄罗斯排除在外的代价可能是很高的——在俄罗斯人的思想上形成一个能自行实现的预言。但不管是稀释欧盟还是北约，其后果也都会造成相当程度的不稳定。

在欧亚大陆中部地缘政治关系不固定的广阔地区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土耳其－伊朗支轴的潜在脆弱性极大地加剧了这种不稳定。从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向东经过俄罗斯南部的新边界一直延伸到中国的新疆，向南到印度洋，向西到红海，再向北到东地中海并回到克里米亚半岛。这一地区大约有四亿人口，分布在约二十五个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着多种民族和宗教，政治不稳定。其中有些国家可能正在获取核武器。

这个广阔的地区经受着爆炸性仇恨的冲击，又处于相互竞争的强大邻国的包围之中。它有可能成为一个主要战场，在这里可能爆发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更可能爆发长期的种族和宗教暴力冲突。印度是起约束作用还是利用某种机会将其意志强加给巴基斯坦，对可能发生冲突的区域的范围大小将有很大的影响。土耳其和伊朗内部的紧张局势不仅可能恶化，还可能严重削弱它们在这个爆炸性区域起稳定作用的能力。这种情势将使吸收新中亚国家加入国际社会更为困难，也将对美国控制下的波斯湾地区安全产生不利的影响。总之。美国和国际社会在这个地区可能遇到的挑战可能比近年来在前南斯拉夫发生的危机严重得多。

这一不稳定地区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可能对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通过煽动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宗教仇恨和利用阿－以冲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能够削弱一些亲西方的中东国家政府并最终损害美国的地区利益，特别是在波斯湾地区。但是，由于存在政治上的分歧，也由于不存在一个真正强大的伊斯兰国家，来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挑战将缺乏地缘政治核心，因此更可能通过扩散暴力行为表现出来。

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兴起造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战略问题。最理想的结果是把一个正在实现民主化和自由市场的中国纳入更广泛的亚洲区域合作框架。但如果中国不走民主化的道路面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却继续壮大又怎么办？不管周边邻国的愿望如何，也不管它们如何分析算计，“大中华”可能已在形成之中。任何阻止其出现的做法都会导致同中国发生激烈冲突。这种冲突会严重损害美日关系，因为远不能肯定日本是否会愿意跟随美国遏制中国。这种冲突还可能彻底改变东京对日本的地区作用的规定，甚至可能导致美国在远东的存在的终止。

但迁就中国也要付出代价。承认中国是一个地区大国不只是像赞成一个口号那么简单。这种地区的举足轻重地位必然会有实质性的内容。直截了当地说，作为成功地接纳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应当同意中国有多大的势力范围，这个势力范围在哪儿？作为一种让步，会不得不容许哪些目前在中国政治影响范围之外的地方落入重新倔起的天朝的范围？

因此，美国保持在韩国的存在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美国撤离韩国，很难设想美日防务安排目前的形式不会改变，因为日本将不得不在军事上更加自立。但朝鲜统一的任何进展都有可能打乱美国继续在韩驻军的基础。一个统一的朝鲜可能选择不要美国提供长期军事保护，这确实可能是中国用其决定性影响帮助半岛实现统一的要价。总之，美国如何处理同中国的关系必将直接影响美－日－韩三角安全关系的稳定。

最后还应简要地谈谈未来的政治结盟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这个问题在相关的章节中还要更详细地讨论。过去，在国际事务中占支配地位的主要是国与国之间争夺地区的主导地位。今后，美国可能不得不决定如何对付谋求将美国赶出欧亚大陆的地区联盟。这种图谋威胁到美国全球性大国的地位。但是，是否会出现这种向美国挑战的联盟实际上主要取决于美国能否有效处理这里谈到的重大难题。

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结成这种“反霸”联盟的原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相互补充的不满。这一联盟在规模和范围方面同中－苏集团曾经构成的挑战有相似之处，尽管这次当头的可能是中国，而俄罗斯是随从。虽然出现这种意外情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必须同时在欧亚大陆的西部、东部和南部边缘巧妙地施展地缘战略手段。

中－日轴心可能会带来一种在地理上比较有限、但潜在后果却更为深远的挑战。这个轴心可能在美国失去在远东的地位和日本对世界的看法发生根本改变之后出现。联盟将把两个有非常巨大的生产能力的民族连结在一起，并可能利用某种形式的“亚洲主义”作为联合反美的学说。但鉴于两国的近代历史经历，中国和日本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结成联盟。有远见的美国远东政策肯定能够阻止这种联盟的出现。

另一种可能性不大，但不能完全排除的情况是出现大欧洲联盟——不管是德－俄联盟还是法－俄联盟。两种联盟都有明确的历史先例。如果欧洲一体化进程停止或欧美关系严重恶化，这两种联盟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出现。如果欧美关系恶化，确实不难想象欧洲和俄罗斯互相妥协把美国赶出欧亚大陆。目前各种联盟看来都不可能出现，它们只有在美国的欧洲政策出现重大失误和欧洲主要国家急剧改变方向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不管将来会如何，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将受动乱或至少是零星暴力行动的冲击。美国的首要地位在新的挑战面前可能是脆弱的。这种挑战或者来自地区竞争者，或者来自新的联盟。美国的首要地位受长期的地缘战略的指导，它应以和谐协调的社会政治制度为基础，后者可由美国主导的多边框架连在一起。只有在存在这种美国首要地位的地方，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的全球体系——一种“没有公开的战争威胁”的体系——才可能获得稳定。

谢选骏指出：在“独霸”的幻影甚至幻觉和幻想中，作者显得不知所措，“找不到北”了，彻底迷失了方向。难怪接下来的二十年，他所知道的美国，逐渐陷入了“新的冷战”而不自觉；相反却误入了“文明冲突”的臆想，吃下了“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诱饵和幌子。而它拉拢的战友，竟是冷战的敌人。

注：

［1］塞绍尔·亨廷顿：《国际首要地位为什么重要？》，《国际安全》，1993年春季号，第83页。

［2］罗伊·登曼：《失去的机会》《伦敦：卡斯尔出版社，1996年》。

［3］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大不列颠和新欧洲》，见《从大西洋到乌拉尔》一书，戴维·卡莱奥和菲利普·戈登主编（阿林顿，弗吉尼亚州1992年），第145页。

［4］A·博加图罗夫和V·克列缅尤克（都是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资深学者），《俄美当前的关系及相互作用的前景》，《独立报》1996年6月28日。

【第三章　民主桥头堡】

欧洲是美国的天然盟友。它与美国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大体相同的宗教传统，实行一样的民主政治，并且还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祖籍地。欧洲带头通过一体化把民族国家组成共同的超国家经济联盟，最终组成政治联盟。在此同时，它也为超越民族主义时代狭隘观点和破坏性情感而建立的国家消亡之后更大的组织形式指明了道路。欧洲已经是当今世界组织上多边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政治上统一的成功，将在欧洲创造出一个生活在民主屋顶之下，享有与美国相当的生活水准，且拥有大约4亿人口的单一实体。这样的欧洲必将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

欧洲也是向欧亚大陆腹地逐步扩展民主的跳板。欧洲的东扩将巩固九十年代民主的胜利。它将在政治与经济方面与欧洲基本文明的范围差不多。这个范围被称为“耶酥使徒彼得的欧洲”，其版图是由起源于基督教西派教会的欧洲古老和共同的宗教传统确定的。这样的欧洲早在民族主义时代之前就一度存在过，在欧洲分裂成为美国和前苏联分别控制的两个部分之前已经存在了很久。这样一个大欧洲将对那些位于更远的东部的国家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并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及俄罗斯建立起关系网络，使它们参与越来越具有约束力的合作并使它们转而信仰共同的民主原则。它将最终成为美国所倡导的大欧亚大陆安全合作架构的关键支柱之一。

不过，欧洲首先是美国在欧亚大陆必不可少的地缘政治桥头堡。美国在欧洲有着巨大的地缘战略利益。与美日之间的联系不一样，大西洋联盟在欧亚大陆上直接确立了美国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力量。在美欧关系的目前阶段，欧洲盟国仍极大地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欧洲的任何扩大都将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国直接影响的范围的扩大。相反，若没有跨大西洋的紧密关系，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也就会很快地不复存在。那样，美国对大西洋的控制以及它使自己的影响和力量达到欧亚大陆纵深地带的能力将受到严重限制。’

然而问题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欧洲人的“欧洲”并不存在。这只不过是一种憧憬、观念和目标，还不是现实。西欧已经是一个共同市场，但还远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政治上的一个欧洲尚未出现。如果还需要什么证据的话，那么波斯尼亚危机已痛苦地证明欧洲仍然并不存在。严酷的现实是，西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美国的保护地，中欧也越来越是如此。美国的这些盟国使人们想起在古代的仆从国和附庸国。这无论对美国还是对欧洲各国来说都未必是好事。

更糟糕的是，欧洲内部的活力正更加普遍地下降。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合法性，甚至连正在露头的欧洲人格意识，都显得十分脆弱。在一些欧洲国家，人们可以看到出现了信任危机，创造性的势头丧失殆尽，且在世界的一些大问题面前采取孤立主义和逃避主义的内向态度。绝大多数欧洲人是否想让欧洲成为一个主要大国以及他们是否准备朝着这个方面努力，尚不清楚。就连目前已大为减弱的残留的欧洲反美主义情绪也有些玩世不恭：欧洲人对美国的“霸权”耿耿于怀，但他们却又乐于受美国“霸权”的庇护。

对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记忆犹新，对经济复兴的渴望以及前苏联威胁所带来的不安全感，曾经是形成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势头的三个主要动力。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中，这三个动力已经消失。经济复兴已基本实现。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那么欧洲面临的问题越来越是：负担过于沉重的社会福利制度正耗尽经济活力，而特殊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强烈抵制正使欧洲政治注意力内向。前苏联的威胁是消失了，而一些欧洲人希望摆脱美国影响而独立的愿望却并未转化成促进欧洲大陆一体化的强大动力。

欧洲一体化的事业越来越依靠由欧洲共同体及其继承者欧洲联盟这种庞大机制所产生的官僚机构本身的势头来支撑。一体化的思想虽仍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但由于缺乏热情和使命感，这种支持趋于冷淡。一般说来，今天的西欧给人的印象是问题多，不齐心，尽管生活舒适却存在一系列社会问题，没有共同的较远大眼光。欧洲一体化正越来越成为一个进程而不是一项事业。

尽管如此，法国与德国这欧洲两大主要国家的政治精英大体上仍然承诺要实现把欧洲变成真正的欧洲的目标。因此，他们是欧洲的主要设计师。若齐心协力，他们能建立起一个无愧于欧洲的历史和潜力的欧洲。然而这两个国家对欧洲建设的看法和意图却又不尽相同，而且两者都没有强大到能单独实现自己的目的和主张。

这种状况便为美国的决定性干预提供了特殊机会。这使美国以维护欧洲团结名义的介入有了必要性，因为不这样做欧洲的一体化就将陷于停顿，甚至逐渐发生逆转。但美国对欧洲建设的任何有效参与都必须以美国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的明确思想为指导：一是美国希望看到并愿意促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欧洲，一个平等的伙伴还是一个小盟友；二是欧盟和北约的最终范围应该有多大。此外，美国还必须谨慎处理它与欧洲两个主要设计师的关系。

辉煌与救赎

法国寻求欧洲的转世再生，德国则希望通过欧洲而获得救赎。这两种不同的动机是理解并确定法德对欧洲的不同设计内容的深层原因。

对法国来说，欧洲是恢复其昔日伟大辉煌的途径。法国严肃的国际问题思想家早在二次大战前就对欧洲在世界事务中的中心地位不断下降而忧心忡忡。在冷战的几十年中，这种担忧变成了对“盎格鲁撤克逊人”统治西方的愤懑，更不用说对与此相关的西方文化的“美国化”的蔑视了。创造一个查尔斯·戴高乐所说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真正欧洲，就是为了纠正这种糟糕的情况。这样的欧洲，由于将由法国领导，将为法国重新找回其辉煌。法国人至今感到这种辉煌仍然是法国的特定命运。

在德国看来，投身欧洲是德意志民族得到救赎的基础，而与美国的亲密关系则是确保自身安全的关键。因此，德国认为一个过分自信且独立于美国的欧洲并非可行的选择。对德国来说，救赎＋安全＝欧洲＋美国。这个公式决定了德国的态度和政策，它既使德国成为一名欧洲真正的良民，又同时是美国在欧洲的最有力的支持者。

德国把它对欧洲的热心承诺看成是对自己历史的净化以及对其道德和政治信誉的恢复。德国通过欧洲使自身得到救赎，既可重振昔日的雄风，又可在自然而然地不引起欧洲对德国的怨恨与担心的情况下完成自己的使命。若德国人寻求自身的民族利益，那就将冒被其他欧洲人所孤立的风险。而若德国人致力于促进欧洲的共同利益，则将得到欧洲的支持和尊重。

在冷战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上，法国是一个忠诚、有献身精神和坚定的盟友。每当关键时刻，法国总是与美国并肩战斗。无论是对柏林的两次封锁，还是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法国从未动摇过。但是法国希望表现出自己单独的政治人格，并维护法国自身必不可少的行动自由，特别是在牵涉到法国的全球性地位或欧洲未来问题时的行动自由，这又减弱了法国对北约的支持。

法国的政治精英仍然抱着法国还是一个全球性大国的观念，这实在有点荒谬。1995年5月阿兰·朱佩总理在法国国民议会重申历届前任总理的思想并宣布：“法国能够也必须坚持自己作为世界大国的天命”，议会厅立即响起了自发的鼓掌声。法国坚持发展自己的核威慑力量，其主要动机是法国认为这样可以增加它自己的行动自由，同时又能使自己在美国做出有关西方联盟整体安全的生死悠关的决定时获得对美国施加影响的能力。法国谋求提高自身的地位并不是为了对付前苏联，因为即使从最好的角度看，法国的核威慑力量也只能对前苏联发动战争的能力产生十分有限的影响。巴黎倒是觉得自己拥有核武器可以使它在冷战中最高级别和最危险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法国认为拥有核武器不仅加强了自己是全球性大国的主张，而且还使自己拥有全世界都不得不尊重的发言权。这也加强了法国作为五个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之一的地位。这五个成员统统是核大国。在法国看来，英国的核威慑力量仅仅是美国核威慑力量的延伸。之所以如此，尤其是因为英国遵守对美英特殊关系的承诺并在建设独立欧洲的努力中往往弃权。（法国核力量的发展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暗中支持，但法国人却认为这对法国的战略考虑没有任何影响。）在法国的心目中，法国的核威慑力量还加强了它作为欧洲大陆主要大国所具有的领导地位，而且法国是唯一拥有这种地位的真正的欧洲国家。

法国的全球抱负也表现为，它坚定地致力于在大多数法语非洲国家继续维持其在安全方面的特殊作用。尽管法国在长期作战后失去了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放弃了法帝国范围更广的地盘，尽管现实情况是法国基本上只是后帝国时期的一个中等欧洲国家，这种安全方面的使命以及法国继续控制着分散在太平洋中的一些岛屿（这些岛屿为法国有争议的核试验提供了场所）的事实，使法国的精英更加坚定地认为法国确实发挥着全球性作用。

所有这些一直使法国要求继承欧洲的领导地位。英国已使自己成为次要角色并基本上依附于美国的力量。而德国在冷战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又处于分裂状态并仍然为它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所困扰。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可以拿欧洲概念大做文章，宣扬自己是欧洲概念的代表，把欧洲的概念说成与法国的观念一致。法国这个最先发明主权民族国家概念并把民族主义变成民众信仰的国家，很自然地把自己看成是独立和联合的欧洲的化身。法国在这样看待自己时所抱的热情，与它当年一度对“国家”概念所抱的热情一样地炽烈。法国领导下的欧洲辉煌也就成了法国辉煌。

这种由深刻的历史责任所产生并由独特文化自豪感而增强的特殊使命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法国必须保留一块在自己的影响范围之内的主要的地缘政治地域，或者说保留一块至少也要防止一个比法国更强大的国家出来主宰的地域。这块地域在地图上可以划为一个半圆形。它包括伊比利亚半岛、西地中海的北岸以及从德国到中东欧的广大地区。它不仅是法国安全的最底限度辐射范围，而且也是法国政治利益的最重要的地域。只有在确保南欧国家以及德国支持的情况下，建设一个由法国领导的统一独立的欧洲的目标方能实现。但很明显，在法国所拥有的地缘政治轨道内，一个日益更加强大的德国必将成为法国最难对付的国家。

在法国看来，通过在法国领导下的欧洲统一同时结合美国在欧洲大陆的首要地位逐渐下降，就可以实现独立统一的欧洲这一重要目标。但若法国要营造欧洲的未来，它就必须既让德国参与又加以束缚，还得逐步剥夺美国对欧洲事务的政治领导。而这将导致法国陷入双重政策困境：一是如何在不断削减美国在欧洲的存在的同时，保持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法国仍然承认这一承诺是必不可少的；二是如何在阻止德国领导欧洲的同时，使法德伙伴关系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发动机。

如果法国是货真价实的全球性大国，那么摆脱这些困境并实现其主要目标也许并不困难。除德国外，欧洲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怀有法国那样的抱负及被同样的使命感所驱使。就连德国也可能受到诱惑而在统一但是独立于美国的欧洲中接受法国的领导，但这只有在德国认为法国确实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且可以像美国那样为欧洲提供德国无法提供的安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然而德国明白法国实力确实有限。法国在经济上远比德国弱，而它的军事力量也并不够（正如1991年海湾战争所表明的那样）。法国的军事力量足以平息发生在其非洲卫星国内部的军事政变，但却既无力保护欧洲，也无力向远离欧洲的地方投送大量军事力量。法国不大不小正好是个中等的欧洲大国。因此，为了建设欧洲，德国还是愿意纵容法国的自大。但是为了真正维护欧洲的安全，德国却不愿意盲目地追随法国的领导。因此，德国一直坚持美国应在欧洲安全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这个对法国的自尊心来说颇为痛苦的现实，在德国统一后变得更为明显了。而在这之前，法德和解确实表现为法国依靠德国的经济活力心安理得地享有政治领导地位。这种看法事实上对双方都是合适的。因为这一方面缓解了欧洲传统上对德国的担心，另一方面通过造成欧洲建设由法国领导而得到经济上富有活力的西德支持这一印象起了加强和满足法国的幻想的作用。

然而，即使对法德和解有些错觉，法德和解在欧洲形势发展中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其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它为艰难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所有进步提供了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基础。因此，它与美国的利益完全一致，也与美国长期以来对促进欧洲跨国合作的承诺相符合。法德合作的失败对欧洲将是一个致命的倒退，也将给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带来灾难。

美国心照不宣的支持，使法德共同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为可能。而德国的统一又增加了法国把德国束缚在有约束力的欧洲框架之内的动因。因此，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在1990年12月6日承诺将致力于实现欧洲联邦的目标。十天后，在罗马举行的讨论欧洲政治联盟的政府间会议——尽管英国持保留态度——明确责成欧共体十二国外长拟订一项政治联盟条约的草案。

然而，德国的统一也急剧地改变了欧洲政治的实际形势。这无论对俄罗斯还是法国都是地缘政治上的失败。统一的德国不仅不再是法国的政治小伙伴，而且自然而然地成了西欧无可争议的首要大国，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尤其因为德国是支持重要国际组织的主要出资国［1］。新的现实使法德都不再对法德关系抱多少幻想。因为德国现在能够也愿意说明并公开地推进它自己对欧洲未来的设想。虽然德国仍然是法国的伙伴，它却不再是受法国保护的对象。

法国政治影响力的减弱已对它的政策造成了一些影响。法国不得不在北约内重新获取更大的影响——为抗议美国的控制，法国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北约——并通过更多的外交运作来弥补自己的相对弱点。重返北约也许可使法国对美国施加更多的影响，而不时地拉拢莫斯科或伦敦则可从外部对美国和德国施压。

结果是法国重返了北约的指挥系统。不过这只是法国的政策策略运用而并非真要重返后去争些什么。到1994年，法国又重新成为北约的政治军事决策事实上的积极参与者。而到1995年末，法国外交和国防部长也开始定期出席北约的会议。但法国为此提出了要价：一旦完全重返北约，法国重申决心对联盟结构进行改革，以使美国的领导与欧洲国家的参与之间更为平衡。法国人希望欧洲集体的因素能起更大的作用和影响。正如法国外长德沙雷特1996年4月8日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对法国来说，（与联盟和解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在联盟内维护运作中可信，政治上可见的欧洲特性。”

与此同时，法国毫不犹豫地在策略上利用它与俄罗斯的传统联系来制约美国的欧洲政策，并在凡是有用的时候就重温它从前与英国的友好关系以抵消德国在欧洲不断加强的首要地位。法国外长19996年8月对此说得接近露骨。他宣称：“如果法国发挥一种国际作用，它一定会得益于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存在，得益于帮助俄国重新成为一个主要大国。”俄国外长随即对此做了回应：“在世界所有的领导人中，法国人是在同俄罗斯关系中最接近采取建设性态度的。”［2］

法国起初对北约东扩的支持不冷不热——其实是对北约东扩是否可取几乎不加掩饰地表示怀疑。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获取与美国打交道时的影响力而制定的策略。恰恰由于美德是北约东扩的主要倡导者，对法国最适宜的才是采取冷淡态度，有保留地行事，为北约东扩对俄国的潜在影响表示担忧，从而扮演欧洲与俄罗斯的最合适的对话者的角色。法国人甚至给一些中欧人这样的印象，即法国人并不反对俄罗斯在东欧有一个势力范围。因此，法国打俄罗斯牌不仅牵制了美国并向德国传达了一个并不十分隐晦的信息，而且增加了对美国的压力，要美国认真考虑法国提出的改革北约的建议。

北约的扩大归根结蒂需要16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巴黎知道它的默许在达成一致中将举足轻重，而且为了避免来自其他成员国的阻力，法国的实际支持是必须的。因此，法国毫不隐讳其意图，就是把它对北约扩大的支持作为抵押品，要挟美国最终接受法国改变联盟内部力量对比及其根本组织结构的决心。

法国原先在支持欧盟扩大方面也同样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这一进程主要由德国带头。美国也给予支持，但没有像介入北约扩大那么深。尽管法国在北约内往往争辩说欧盟的扩大将为那些前共产党国家提供更为合适的保护伞，但当德国开始力争更迅速地把欧盟向中欧扩大的时候，法国却立即开始提出技术上的问题，并要求欧盟对欧洲南部不受保护的地中海一翼给予同样的重视（这些分歧早在1994年11月法德首脑会晤时已经出现）。法国强调后者还收到了赢得北约南部成员的支持的效果，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法国在讨价还价过程中的筹码。但法国这样做的代价是扩大了法德两国在欧洲地缘政治观上的分歧。1996年下半年法国最终同意波兰加入北约与欧盟，才部分地缩小了法德间的这一分歧。

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法德之间的这种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民主的西德就一直认为法德和解是在分裂的欧洲西半部建设一个欧洲大家庭所必需的。这种和解对德国恢复历史名誉也十分重要。因此，德国为此付出接受法国的领导这一代价还算公平。与此同时，前苏联对脆弱的西德持续的威胁又使忠于美国成为德国能生存下去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就连法国也承认这一点。但在苏联崩溃后，为了建设一个更大更统一的欧洲，再从属于法国就既无必要也无好处了。统一的德国实际上已是一个更加强大的伙伴，所以平等的法德伙伴关系对法国来说是再公平不过的事情了。因此，法国没有其他选择而不得不接受德国更愿与大西洋彼岸的盟友和保护者建立最重要安全联系这个事实。

冷战结束后，这种联系对德国来说变得更为重要。从前它既使德国避免了外来直接威胁的侵害，也是德国最终统一必要的先决条件。随着苏联的解体及德国的统一，德国与美国的联系现在又为德国提供了保护伞。在这一保护伞之下，德国可以更公开地在中欧起领导作用，同时又不对其邻国构成威胁。这种同美国的关系提供的不仅仅是德国行为端正的证明书，它还向德国的邻国保证，若它们同德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也就意昧着与美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所有这些使德国更容易比较公开地阐明自己地缘政治的优先考虑。

德国这一航船安全地停泊在欧洲。美国在欧洲可以看得见的军事存在又使它变得无害而可靠。因此德国现在可以力促把新近获得自由的中欧国家融入欧洲框架。这将不再是旧时德帝国主义的中欧，而是一个在德国的投资及贸易带动下经济复兴井更为友善的大家庭。德国还将扮演赞助者的角色，最终把这个新的中欧正式纳入欧盟和北约。由于法德联盟为德国扮演更具决定性的地区角色提供了重要舞台，德国就不再需要在其特殊利益轨道内表现自己时羞羞答答了。

在欧洲地图上，德国的特殊利益区域可用一个长方形来表示，在西部当然包括法国，在东部则覆盖中欧新获得解放的原共产党国家，还包括各波罗的海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甚至延伸至俄罗斯境内。从许多方面看，这个区域与德国在历史上曾有过的建设性文化影响范围相一致。这个范围是由德国城市和农业殖民者于前民族主义时期在中东欧和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区域内营造出来的。他们在第二次大战过程中已被扫除干净。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把法国（前面已有论述）和德国特别关注的地区放在一起在下面的地图中进行观察的话，这两个地区实际上勾画出了东欧与西欧的界限，而两个地区的重叠部分则突出了法德关系在地缘政治上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因为这是欧洲的重要核心。

九十年代中德国与波兰的和解，标志着德国在中欧扮演更为公开自信的角色的关键性突破。尽管开始时有点犹豫，统一的德国(在美国的推动下)正式承认了奥得－尼斯河为它与波兰的永久边界。此举又消除了波兰与德国建立更为密切关系的唯一的最重要的障碍。在双方进一步采取了一些相互友好和谅解的姿态以后，德波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但双边贸易迅猛发展（1995年波兰超过俄罗斯而成为德国在东方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德国成了波兰加入欧盟最主要的支持者，还与美国一起成了波兰加入北约的最主要的支持者。如果有人把到九十年代中波德的和解在中欧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同法德和解早先对西欧的影响相提并论，这一点也不过分。

德国的影响可以通过波兰向北辐射到波罗的海诸国，向东可以到达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而且波德和解的范围通过波兰不时地参与法德关于欧洲前景的重要磋商而有所扩大。所谓的魏玛三角（由于第一次法、德、波三边高级磋商在德国城市魏玛举行而得名，这一磋商后来定期举行。）在欧洲大陆形成了一个拥有三个国家总共1．8亿人口和十分明确的民族认同感的重要地缘政治轴心。一方面它进一步加强了德国在中欧的主导作用，但另一方面德国的作用又因波兰和法国参加三方对话而有所抵消。

德国对欧洲主要组织东扩十分明确的承诺使中欧更易于接受德国的领导，对那些较小的中欧国家来说更其如此。德国作出这样的承诺就使自己肩负起了与根深蒂固的西欧观念很不相同的历史使命。按照西欧那种观念，发生在德国和奥地利以东的事情多少已超出真正欧洲所应关注的范围。早在18世纪初博林布鲁克勋爵［3］就明确声称，东部的政治暴力事件不会对西欧人带来任何影响。这种态度在1938年慕尼黑危机时又重新出现。九十年代中在波斯尼亚冲突期间，英国与法国也再次采取了令人悲叹的态度。在目前有关欧洲未来的辩论中，这种看法仍是一股暗流。

与此相反，在德国真正引起辩论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北约和欧盟哪一个应该先扩大。国防部长支持北约先扩大，而外交部长则主张欧盟先扩大。结果是德国成了建立一个更大更统一的欧洲的无可争辩的倡导者。德国总理曾经把2000年定为欧盟实现第一次东扩的目标，德国国防部长也最先提议把北约成立五十周年作为实现北约东扩的有象征意义的适当时间。这样，德国对欧洲未来的看法就与它的欧洲主要盟友有了差别：英国人明白表示他们宁可建立一个更大的欧洲，因为他们把扩大看成是淡化欧洲统一的途径。法国人则担心扩大会增大德国的作用，因此支持搞一个范围较小的一体化。而德国对这两种想法都支持，从而在中欧获得了它自己的独特地位。

美国的总目标

对美国而言，主要问题是如何建设一个以法德关系为基础的欧洲，一个具有生存活力、与美国始终联系在一起并能扩展合作与民主的国际体系范围的欧洲。美国的全球首要地位的有效运作主要依赖这一体系。因此，这不是一个在法德之间作出取舍的问题。缺了法国或德国，便不会有欧洲。

从前文所述大体上可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1．美国必须介入欧洲统一事业，以补救已在削弱欧洲活力的内部士气与目标危机，克服欧洲普遍流行的关于美国最终并不赞成欧洲真正统一的疑虑，并为欧洲联合事业注入必要的民主兴奋剂。这就要求美国就最终接受欧洲是美国的全球性伙伴作出明确的承诺。

2．从短期看，在策略上反对法国的政策并支持德国的领导地位是有道理的；从长远看，倘若真正的欧洲确实应运而生，则欧洲联合必须具备更鲜明的欧洲政治和军事特性。这就需要逐步对法国关于跨大西洋体制内权力分配的观点作出某种迁就。

3．法国和德国均未强大到可单独建设欧洲或同俄罗斯解决在确定欧洲地理范围方面的固有麻烦。这便要求美国有力地、专注地和义无反顾地参与进来，特别是与德国人一道来确定欧洲的范围，并以此应付诸如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和乌克兰在欧洲体系内的最终地位等这些特别是对俄国来说十分敏感的问题。

在广褒的欧亚大陆的地图上扫一眼，即可感受到欧洲桥头堡对美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及其地域上的相对狭小。维护该桥头堡并使它作为民主的跳板而扩大与美国的安全直接相关。美国对稳定和与之相关的民主传播所怀有的全球关注与欧洲表面上对这些问题的漠不关心（尽管法国自诩拥有全球性大国的地位）之间存在着鸿沟，需要填平。只有当欧洲越来越更加具备邦联特性时，这一鸿沟才能变窄。欧洲不会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因为欧洲多种多样的民族传统都很顽固。但欧洲可以成为一个实体，通过共同的政治制度越来越多地体现共有的民主价值观，在民族价值观的普及中明确自身的利益，并对欧亚地域上的其他居民形成磁铁般的吸引力。

如果让欧洲人放任自流，他们就有陷入内部社会问题而不能自拔的危险。欧洲的经济复苏掩盖了表面成功背后的长期代价。这些代价会在经济上，同时也在政治上，带来极大的损害。西欧日益面临政治合法性和经济活力方面无法克服的危机，深深植根于受国家庇护的社会结构的普遍膨胀，这助长了家长作风、保护主义以及目光短浅的狭隘性。结果是营造了一种集逃避现实的享乐主义和精神空虚于一体的文化氛围，这种氛围可能被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或教条主义的理论家所利用。

如果这种氛围大肆泛滥，就可能对民主和欧洲概念造成致命的损害。就欧洲面临的新问题面论，民主和欧洲概念事实上是互相关联的。暂且不提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不致引起政治动乱的改革这一需要，所有的新问题，不管是外来移民或是美国或亚洲的经济技术竞争力，都越来越多地只能在整个欧洲的范围内得到有效应对。一个比其各组成部分加在一起更大的欧洲，即一个在促进民主和广泛地改变人类基本价值观的信仰方面要发挥自身的全球性作用的欧洲，更有可能成为一个与政治极端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或社会享乐主义划清界线的欧洲。

无需唤起对德俄单独互相迁就的旧有恐惧，也无需夸大法国与莫斯科策略上调情的后果，只要欧洲仍在进行联合的努力失败，人们就会对欧洲地缘政治的稳定和美国在欧洲的地位感到不安。欧洲联合的任何失败事实上可能使欧洲人有必要重新使用一些相当传统的手法。这肯定会为俄国或德国在地缘政治方面自行其是提供机遇。不过，如果欧洲现代史上还能给人以什么经验教训的话，那么俄、德都不可能在这方面获得持久的成功。然而德国至少在界定自身民族利益时可能会变得更加我行我索和直截了当。

当前，德国的利益与欧盟和北约的利益是一致的，甚至在后两者的利益中得以净化。甚至90／绿党左翼联盟发言人也主张扩大北约和欧盟。但是，如果欧洲的统一和扩大受阻，便有理由推论，将会出现一个更带民族主义色彩的德国有关欧洲“秩序”观的诠释，从而对欧洲的稳定构成潜在的损害。联邦议院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科尔总理可能的继任者沃尔夫冈·绍伯勒在说下面这番话时就反映出这种思想状态。他说，德国不再是“反对东方的西方堡垒；我们已变为欧洲的中心”，并有针对性地补充说：“在中世纪的漫长年代，德国曾被卷入创立欧洲秩序”［4］。按照这一思路，中欧地区会成为确立德国明显的政治主导地位的地区和德国对东方和西方进一步实施单方面政策的基础，而不再是德国仅仅占据经济优势的一个欧洲地区。

欧洲到那时就不再是美国力量在欧亚大陆的桥头堡和向欧亚大陆扩展全球民主体系的跳板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欧洲统一毫不含糊而且非常具体的支持必须维持不变的原因。尽管在欧洲经济恢复时期和在跨大西洋安全联盟内美国频繁表示支持欧洲统一及欧洲的跨国合作，但在行动上美国好像更喜欢与一个一个的欧洲国家而不是与欧盟打交道，来处理棘手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美国在欧洲决策过程中偶而地固执己见，似乎强化了欧洲的疑虑：当欧洲服从美国领导时美国就支持欧洲人之间的合作，而当欧洲制定自己的欧洲政策时美国就不支持欧洲人之间的合作。这是一个不应传播的错误信息。

美国在明确宣布它不但准备接受欧洲成为真正欧洲的后果，而且准备采取相应行动之前，已在1995年12月美欧马德里联合宣言中强有力地重申美国对欧洲统一的承诺，但这听起来依然空洞无力。对欧洲来说，最终结果必须是它与美国结成真正的伙伴，而不是受优待但仍是小伙伴的那种地位。真正的伙伴关系意味着共同决策并分担责任。美国对欧洲统一事业的支持将有助于使跨大西洋对话充满活力，并促使欧洲人更认真地致力于在世界上发挥一个真正举足轻重的欧洲可能发挥的作用。

可以想象，在某个时候，一个真正联合和强大的欧盟可能会变成美国的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对手。欧盟当然可能变成一个难以驾驭的经济技术竞争者。与此同时，它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也可能与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然而，事实上这样一个强大的和政治上专心致志的欧洲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出现的。与美国立国之初时的情况不同，欧洲对复兴民族国家有很深的历史渊源，面对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的热望则显然已经消退。

未来10年或20年有以下三种现实可能的选择：或者是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统一的欧洲，尽管犹豫不决和有起有伏，仍然追求欧洲大陆统一的目标；或者是一个僵持的欧洲，其一体化的程度和地理范围基本上不超越目前状况，而中欧则继续处于地缘政治真空；或者是作为僵持状态的可能后续，出现一个恢复旧时的强权角逐且逐渐走向分裂的欧洲。如果出现一个僵持的欧洲，德国对欧洲的那种自我认同感几乎将不可避免地淡化，促使德国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界定更具民族主义色彩。对美国来说，第一种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这是一种如果要实现就需要美国全力支持的选择。

在欧洲建设犹豫不决的当前阶段，美国没有必要直接介入诸如以下复杂问题的争论：欧盟是否应以多数赞成制（一个得到德国特别支持的立场）来作出对外政策决定，欧洲议会是否应该获得立法决策权及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是否应成为事实上的欧洲行政当局，实施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协议的时间表是否应适当松动，欧洲最终是否应成为一个涵盖广阔的邦联或者成为一个以联邦实体为内核加上较为松散的外围周边地带的多层次实体。这些问题都应由欧洲人自己去研讨解决。解决这些问题的进展很可能不平衡，会停停走走，而且最终只能靠复杂的妥协被推动前进。

不过，人们有理由认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将在2000年以前应运而生，最初可能由欧盟现有的15个成员国中的六至十个成员国组成。这将加速欧洲在货币领域之外的经济一体化，同时进一步促进政治一体化。于是，伴随着断断续续的进程，一个拥有更为一体化的内核和较松散的外围的单一欧洲将会出现并日渐成为欧亚棋局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棋手。

无论怎样，美国都不应给人以这样的印象：美国更喜欢一个尽管包括的地域更广内涵却含糊不清的欧洲联合。美国应该通过言辞和行动重申，它最终愿意将欧盟视为美国全球性的政治和安全伙伴并与之打交道，而不仅仅把欧盟视为由通过北约与美国结盟的国家所组成的一个地区性共同市场。为使这一承诺更可信并超越关于“伙伴关系”的动听言辞，美国可以建议并启动在新的跨大西洋双边决策机制中与欧盟的联袂规划。

相同的原则也适用于北约。维系北约对跨大西洋的联系至关重要。在这个问题上，美欧意见极为一致。没有北约，欧洲不但可能会脆弱得不堪一击，而且几乎立即会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北约确保欧洲的安全并为寻求欧洲统一提供一个稳定的框架。这便是北约对欧洲具有历史性至关重要意义的依据。

然而，随着欧洲在犹豫中逐步走向联合，北约的内部结构和进程将不得不作出调整。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人是有点道理的。不能设想，有朝一日会有一个真正联合的欧洲，却同时又有一个仍然以一个超级大国加上十五个依附国为基础的一体化联盟。一旦欧洲伴随着欧盟逐渐履行某些超国家政府的职能而开始表现出其自身的真正政治特性，北约将不得不在“1＋1”（美国＋欧盟）公式的基础上作出改变。

这不会在一夜之间一蹴而就。再重复一次，走向这个方面的进展将是步履蹒跚的。但是这种进展必须在现有的联盟安排中得到体现，否则，缺少这种调整本身就会使进一步进展受阻。朝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是1996年联盟决定组建联合特遣部队，由此设想到以联盟后勤保障和指挥、控制、通讯及情报系统为基础，进行某种纯欧洲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如果愿进一步迁就法国关于增大西欧联盟在北约内的作用，特别是在指挥和决策方面的作用的要求，那么美国的这种态度也将表明美国对欧洲统一更真诚的支持并有助于缩小美法之间在欧洲最终自我定位问题上的分歧。

从更长远看，西欧联盟有可能吸收一些由于种种地缘政治或历史原因而不会寻求加入北约的欧盟国家入盟。属于这类国家的可能有芬兰或瑞典，甚至还可能有奥地利。这三个国家都已在西欧联盟内获得观察员地位。［5］另外一些国家也可能会谋求与西欧联盟建立联系，并以此作为最终加入北约的预备性步骤。西欧联盟在处理与欧盟未来成员的关系时也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仿效北约和平伙伴关系的做法。所有这些步骤都有助于在跨大西洋联盟的正式范围之外编织一个更广泛的欧洲安全合作网。

与此同时，在一个更大和更统一的欧洲出现之前（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这样一个欧洲也不会很快出现），美国必须与法国和德国通力协作，共同促进这样一个更统一和更大的欧洲的出现。因此，美国关于法国的主要政策难题，仍将是如何在不损害美德联系的情况下诱使法国更紧密地参与大西洋的政治和军事一体化；而关于德国的主要政策难题，则仍将是美国如何既可以依赖德国在大西洋主义欧洲的领导地位中得利而又不引发法国、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不安。

美国在联盟未来结构的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会，有助于最终争取法国对北约东扩的更大支持。从长远看，使德国的两边同处于一个一体化的北约军事安全区之内可以把德国更牢固地定位在一个多边框架内。这对法国应该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联盟的扩大还将使“魏玛三角”（由德国、法国、波兰构成）变为在某种程度上制衡德国在欧洲领导地位之微妙手段这种可能性增大。尽管波兰加入联盟有赖于德国的支持（波兰对法国在联盟扩展问题上态度暖昧颇为不满），然而一旦波兰入盟以后，更可能出现的却是法国与波兰在地缘政治上持共同观点。

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华盛顿都不应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在有关欧洲特性或北约内部运作等问题上，法国只是暂时的对手。更为重要且华盛顿应该牢记的事实是，在把一个民主的德国永远拴在欧洲之内的重要任务中，法国是必不可少的伙伴。这便是法德关系的历史性作用。欧盟和北约东扩均应强化以法德关系作为欧洲内核的重要性。最后要说的是，法国不够强大，既不足以阻挠美国推行其欧洲政策中地缘战略的根本原则，又不足以使自己成为欧洲的领袖。因此，法国有些怪僻甚至发点脾气，都是可以容忍的。

注意到法国在北非和法语非洲国家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也是恰当的。法国是摩洛哥和突尼斯不可或缺的伙伴，同时还在阿尔及利亚起着稳定局势的作用。法国作这样的介入有充分的国内原因：约500万穆斯林现在居住在法国。因而北非的稳定和有序发展对法国利害攸关。然而这种利益又能给欧洲安全带来广泛的好处。若没有法国的使命感，欧洲南翼将更不稳定和更具威胁性。整个南欧对地中海南岸地区的不稳定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威胁正越来越感到不安。因而法国对整个地中海地区事态的强烈关注同北约在安全方面的关注并非无关。美国在偶尔不得不应付法国关于其特殊领袖地位的过分要求时，应考虑到这一点。

德国另当别论。德国的主导作用不可否认，但在公开赞同德国在欧洲的领导作用时却必须谨慎行事。这种领导作用可能会对某些欧洲国家暂时有利，比如那些赞赏德国为欧洲东扩采取主动行动的中欧国家。西欧人对此也可以容忍，只要这种领导作用被置于美国的首要地位之下。但从长远看，欧洲建设不能以德国的领导作用为基础。太多的记忆仍在萦纡，太多的恐惧可能显现。一个由柏林建设并领导的欧洲是根本行不通的。这就是为什么德国需要法国、欧洲需要法德联系、美国不能在德法之间择其一的原因。

关于北约扩大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是一个与欧洲自身的扩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进程。如果欧盟将成为一个地理上幅员更广大的共同体，成为一个由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法德领导核心加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外围组成的共同体，如果这样一个欧洲把自身的安全建筑在与美国继续结盟的基础之上，那么，其地理上最暴露的部分中欧，就自然不能被明显地排斥于通过跨大西洋联盟而享有安全感的欧洲其他部分之外。在这一点上，美国和德国意见一致。在美国和德国看来，扩大的动因是政治的、历史的和建设性的。推动扩大的不是对俄国的仇恨，也不是对俄国的惧怕，更不是孤立俄国的愿望。

因此，美国须特别紧密地与德国携手合作推动欧洲东扩。在这个问题上美德的合作和共同领导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美国和德国联袂鼓励其他北约盟友同意欧洲东扩并且在俄罗斯愿意妥协的情况下与俄罗斯有效地谈判相互迁就方案(见第四章)，或者两国在建设欧洲的任务不能从属于莫斯科的反对意见这种正确信念的指引下采取果断行动，则东扩就会成为现实。为获得所需的北约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特别需要美国与德国联合向其他成员国施加压力。倘若美德共同致力于获得这种一致意见，任何北约成员国都没有能力予以阻挠。

说到底，与上述努力利害关系最大的是美国在欧洲的长期作用。一个新欧洲尚在形成之中，倘若这个新欧洲在地理上仍然是“欧洲－大西洋”空间的一部分，则北约的扩大就是必不可少的。确实，如果美国业已启动的扩展北约的努力停滞或徘徊不前，美国便不可能有什么对整个欧亚大陆的全面政策。这种失败将使美国的领导信誉扫地，将使“欧洲正在扩大”的观念被打得粉碎，将使中欧人灰心丧气，也还可能重新唤起俄罗斯现已休眠或行将泯灭的对中欧的地缘政治企盼。对西方而言，这将是一种自伤自残，使在未来任何一种欧亚安全结构中形成真正的欧洲支柱的前景受到致命损害；对美国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区性的失败，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失败。

指导欧洲渐进扩展的底线必须是这样的主张：现有的跨大西洋体系之外的任何国家都无权否决任何符合条件的欧洲国家加入欧洲体系并进而加入其跨大西洋的安全体系；任何符合条件的欧洲国家都不应最终被先验地排除在欧盟或北约之外，尤其是极易遭受武力攻击且日益符合条件的波罗的海国家有权知道它们最终也可以成为上述两个组织的正式成员，同时还有权知道，它们即使不去迎合扩展中的欧洲及其美国伙伴的利益，它们的主权也不会受到威胁。

实质上，西方特别是美国及其西欧盟友，必须回答瓦茨拉夫·哈维尔1996年5月15日在亚琛十分雄辩地提出的问题：

我知道欧洲联盟和北大西洋联盟均不能一夜之间向所有渴望加入它们的国

家敞开大门。这两个机构毫无疑问能够做的和在为时太晚之前应该做的是：向

被视为一个有共同价值地区的整个欧洲明确保证欧盟与北约都不是封闭的俱乐

部。二者应该制定出一个明确和详尽的渐进扩展政策。这一政策中不但已含有

一个时间表，而且还有对这个时间表内在逻辑的解释。

欧洲的历史性时间表

尽管在现阶段欧洲东部的最终界限既不能明确说明，也不能最终确定，但从最广义而言，欧洲是从共同的基督教传统中衍生出来的一个共有文明。欧洲的比较狭隘的西方定义是与罗马帝国及其历史遗产相联系的。但欧洲基督教传统中还包括拜占庭及其俄罗斯东正教的成份。因此，在文化上讲，欧洲的含义比耶酥使徒彼得的欧洲要广，彼得的欧洲则又比西欧广得多，尽管近年来西欧一直在盗用“欧洲”的名义。甚至仅仅对地图11扫一眼便可确信，现在的欧洲根本不是一个完整的欧洲。更糟的是，这是一个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存在着一个能对双方产生吸引作用的无安全保障的地区，并必然导致紧张和角逐的欧洲。

查理曼大帝时代的欧洲（仅限于西欧）在冷战期间由于客观的必要性而又有了意义，但这样的欧洲现在却成了畸形怪物。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日渐统一的欧洲除了是一种文明以外，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水准和不受种族和领土争端困扰的有共同民主程序的政治实体。这样的一个欧洲，目前在正式组织上范围要比其实际潜力小得多。几个较为先进、政治上稳定的中欧国家均属西方彼得的欧洲传统。主要有捷克共和国、波兰、匈牙利，可能还包括斯洛文尼亚。它们已明显具备了资格也渴望成为“欧洲”及其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成员。

在当前的形势下，北约看来很有可能大概在1999年实行扩展而接纳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在这一初步但却重要的步骤之后，北约的任何后续扩展可能将与欧盟的扩展同步或紧接其后进行。欧盟扩展涉及更复杂的程序。这既表现在取得资格要分若干阶段，又表现在入盟必须达到的要求上（见表格3）〈/a>。因此，即使是接纳首批中欧国家加入欧盟也不可能早于2002年，或许还要晚一些。然而，当北约首批三个新成员加入欧盟后，欧盟和北约都必然会把接纳波罗的海国家、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最终还可能有乌克兰）的问题提上日程。

值得注意的是，最终入盟的前景已在对未来的成员国的情况和行为发生建设性影响。意识到欧盟或北约均不希望被成员国之间在少数民族权益或领土要求方面的更多冲突所困扰（士耳其与希腊的争端已经够麻烦了），已使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受到必要推动，力争达成符合欧洲委员会制定的标准的妥协。只有民主国家才有资格入盟这一更为笼统的原则，也在发生着同样的作用。要求不被遗弃在北约和欧盟的外面的愿望，正在对新兴的民主国家产生着有力的重要影响。

不管怎么说，欧洲的政治联合与安全不可分割，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如果不同美国达成共同的安全安排，事实上便很难想象有什么真正联合的欧洲。由此而论，有资格开始并被邀请同欧盟进行入盟谈判的那些国家，从此时起也应自然而然地被视为事实上已被置于北约的假定保护之下。

与之相适应，扩展欧洲和扩大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过程很可能分若干深思熟虑的阶段向前发展。假定美国和西欧始终如一地履行承诺，则一个纯属推测但又谨慎地符合实际的发展阶段时间表也许可以开列如下：

1．到1999年，首批中欧新成员国将被接纳加入北约，尽管它们加入欧盟的时间可能不会早于2002或2003年。

2．同时，欧盟将启动与波罗的海国家的入盟谈判，北约同样也将开始运作以解决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加入的问题。这些国家可能于2005年完成加入北约的程序。在此阶段的某个时候，其他巴尔干国家也可能成为加入的对象。

3．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可能会激励瑞典和芬兰考虑加入北约。

4．在2005年至201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乌克兰应能随时与欧盟和北约开始认真的谈判，特别是如果在这段时间中该国在国内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成功地被外界更为明确地认定为一个中欧国家。

同时，法国－德国－波兰三方在欧盟和北约框架内的合作可能已大大加深，特别是在防务领域。这种合作可能成为任何扩大了的欧洲安全安排的西方核心，这一安全安排最终可能将俄罗斯和乌克兰也包括进来。鉴于德国和波兰在乌克兰独立问题上有特殊的地缘政治利益，乌克兰最终很可能也被逐渐吸纳进法国－德国－波兰的特殊关系。到2010年时，包括2亿3千万人口的法国一德国一波兰一乌克兰政治合作关系可能演化成一种加大欧洲地缘战略纵深的伙伴关系

上述情景究竟是以平和方式还是在与俄罗斯关系日趋紧张的背景下出现，事关重大。应不断地向俄罗斯作出保证欧洲的大门对俄国是敞开的，就像最终加入扩大的跨大西洋安全体系和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加入新的跨欧亚安全体系的大门对俄国是敞开的一样。为使这些保证言而有信，应有意识地推进俄罗斯与欧洲在各个领域内的各种合作联系。（俄罗斯同欧洲的关系及乌克兰在这方面的作用将在下一章中得到更充分的探讨。）

倘若欧洲在统一和扩展方面以及俄罗斯与此同时在巩固民主和社会现代化方面均取得成功，则俄罗斯在某个时候也可以有资格与欧洲结成更牢固的关系。这又将使跨大西洋安全体系与跨欧亚大陆安全体系的最终合并成为可能。然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提出俄罗斯正式入盟的问题。如果这也可以算作一个理由的话，这恰恰是不能毫无意义地对俄国关闭各种大门的另一个原因。

最后要说的是，伴随着雅尔塔欧洲的消失，还必须使凡尔赛欧洲不再重现。欧洲分裂状态的结束不应成为将欧洲推回到众多民族国家争吵不休的状态的一个步骤，而应是一个出发点，营造一个因北约扩大而得以加强、因与俄罗斯的建设性安全关系而更加安全且幅员更大和日益统一的欧洲。因此，美国在欧洲的主要地缘战略目标可极其简明地归纳为：通过更加真实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来巩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桥头堡，以便使扩大中的欧洲成为向欧亚大陆传送国际民主与合作秩序的更有活力的跳板。

注：

［1］例如在下列组织的总预算中，德国出资的比例分别为：欧盟28．5％；北约22．8％；联合国8．93％。此外，它还是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最大股东。

［2］转引自1996年8月12日《观察家报》。

［3］参阅他所著《欧洲史：从比利牛斯和平到路易十四之死》。

［4］1996年8月2日，黑体是引用者所加。

［5］值得注意的是，芬兰和瑞典具有影响的舆论都已开始讨论与北约结盟的可能性。1996年5月，瑞典媒体报道，芬兰国防部队司令员提出了北约在北欧领土上作一些部署的可能性。1996年8月，瑞典议会国防委员会在一项表明要逐步与北约开展更密切的安全合作的决定中建议瑞典加入只有北约成员国参加的西欧军备集团（WEAG）。

 谢选骏指出：欧洲和美国，算是“同文同种”，但是这一点正被源源不断进入美国的拉美印第安混血人种急速改变着。这可不是什么“文明之间的冲突”，这是一个“文明内部的冲突”。这甚至不是什么种族斗争，而是种族的重新融合。

【第四章　黑洞】

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1991年末的解体，在欧亚大陆正中心造成了一个“黑洞”。这就如同地缘政治学家所描述的“心脏地带”突然从世界地图上被挖走了一样。

这一复杂的地缘政治新形势给美国带来严峻的挑战。可以理解，美国的紧迫任务当然是减小这个正在分崩离析却仍拥有强大核武库的国家陷入政治混乱或重新成为敌对的专制政权的可能性。然而美国的长期任务则依然是：如何促进俄国的民主改革和经济复兴；同时避免重新出现一个欧亚帝国，阻碍美国实现建立一个能把俄国稳定安全地联在一起的更大的欧洲－大西洋体系这一地缘战略目标。

俄国的新地缘政治环境

苏联的垮台是庞大的中苏共产主义集团逐步分裂过程的最后阶段。这个集团曾在短时间内与成吉思汗帝国的地域相当，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了后者。但这个存在年代较近的横跨欧亚大陆的集团，寿命却很短。铁托的南斯拉夫反水和毛的中国不听号令，早就显示出共产主义阵营在比意识形态的约束更有力的民族主义的企盼面前的脆弱性。中苏集团持续了大约10年，苏联持续了大约70年。

但更具地缘政治意义的是长达几个世纪的莫斯科统治下的大俄罗斯帝国的灭亡。这个帝国的解体缘于苏联体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总失败，虽然由于其一贯的保密制度和自我孤立，其中许多弊端几乎到最后垮台时才得以暴露。因此，世界被苏联看起来十分迅速的自我灭亡惊呆了。1991年12月短短的两个星期内，苏联先是由俄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共和国的首脑们公然宣布解散，然后正式被一个除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以外包括原苏联的所有共和国在内的称作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的含糊不清的实体所取代。苏联总统无可奈何地辞职引退，苏联国旗最后一次从克里姆林宫降落。最后，一个主要由俄罗斯人组成的有1．5亿人口的俄罗斯联邦成为前苏联事实上的继承者，而共有另外的1．5亿人口的其他共和国则不同程度地取得了独立的主权。

前苏联的解体在地缘政治上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仅仅在半个月的时间内，俄国人民突然发现他们不再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的主人，总体说来他们对苏联的解体比外界更无思想准备。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边界退回到了19世纪；在中亚则是退回到了19世纪中叶。更有戏剧性和令人痛苦的是在西部，俄的边界退回到了1600年左右即“雷帝”伊凡四世统治之后不久。高加索的丢失重新唤起了对土耳其影响卷土重来在战略上的担心。失去了中亚，使人感到丢掉了这一地区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也对伊斯兰的潜在挑战忧心仲仲。乌克兰的独立则动摇了俄国是泛斯拉夫共同特性的天授旗手这一说法的根本。

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由沙皇帝国占据、四分之三世纪以来则由俄罗斯主导的苏联占据的地盘上，现在出现了12个国家。除俄国外，大多数国家对真正的主权毫无准备。这些国家从有5290万人口的乌克兰到仅有350万人口的亚美尼亚，大小不等。它们是否能生存下去不能确定，莫斯科是否愿意永远接受这一新的现实同样不可预测。2000万左右说俄语的人现在成了外国居民，更加重了俄国人受到的历史震撼。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受民族主义越来越强的精英们统治。在经受了几十年来或多或少带有强制性的“俄罗斯化”后，他们决心要表现出它们各自的特性。

俄罗斯帝国的垮台使欧亚大陆的中心出现了一个力量真空。不仅新独立国家虚弱不堪，十分混乱，俄国本身也因为动荡，特别是因为在政治动荡的同时企图抛弃旧的苏联社会经济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全面危机。俄国因担心穆斯林在新独立的塔吉克斯坦上台而进行了军事介入，使民族问题更趋严重。对车臣政治经济上付出高昂代价的可悲的残酷干预，更使问题雪上加霜。最令人痛苦的是俄国的国际地位大幅下降。虽然仍拥有庞大但越来越陈旧的核武库，曾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俄国现在却被许多人视为只不过是第三世界的一个地区性大国而已。

俄国严重的社会危机扩大了地缘政治真空。四分之三个世纪的集权统治给俄国人民带来了伤害。大批最有才能和干劲最足的人被杀害或死于古拉格劳动营，人数达数百万。另外，在本世纪内，俄国还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躁龋、一场长期内战中的死难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行和破坏。俄国政权推行压制性的教条主义的正统思想，断绝了俄国与世界的联系。俄国经济政策对生态问题完全漠然视之，环境和人民身心健康深受其害。据俄国官方的统计数字，至90年代中，仅约40％的新生儿是健康的；约五分之一的俄国小学一年级学生有不同形式的智力低下问题。男子平均寿命下降至57．3岁。俄国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俄国的社会状况实际上是典型的中等第三世界国家水平。

对本世纪俄国人民遭受的恐惧和苦难，无论描述得如何严重也不为过。由于以下一系列事件的社会影响，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未曾有机会过正常的文明生活：

——1905年的俄日战争，以俄国战败蒙辱而告终；

——1905年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引发大规模城市暴力活动；

——1914－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死伤几百万人，经济陷入极度混乱；

——1918－1921年内战，再次造成几百万人丧生，国家遭到严重破坏；

——1919－1920年，俄波战争，以俄战败而终；

——20年代早期建立古拉格劳动营，革命前的精英遭到杀戮和大规模逃离俄国；

——3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工业化和集体化运动，造成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大规模饥荒和几百万人死亡；

——30年代中期和晚期的“大清洗和大恐怖”，几百万人被关进劳改营，100多万人被枪决，几百万人死于虐待；

——1941－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平民和军人伤亡人数达数百万，经济破坏惨重；

——40年代晚期再次实施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从而再次发生大规模的逮捕和频繁的处决；

——从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长达40年的与美国的军备竞赛，造成社会贫困；

——70年代到80年代期间为把苏联的力量扩展到加勒比、中东和非洲地区而耗尽财力；

——1979－1989年劳民伤财的阿富汗战争；

——苏联的突然解体，社会动荡，痛苦的经济危机，血腥而又耻辱的车臣战争。

俄国的内部危机和国际地位的丧失令人苦恼和不安，对俄国的政治精英来说尤其如此。俄国地缘政治形势也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在西部，由于苏联的解体，俄国国界被十分令人痛苦地更改，地缘政治影响的范围大大缩小。自18世纪以来，俄一直控制着波罗的海诸国。现在失去了里加和塔林港，使俄国进出波罗的海更受限制，且受失去冬天的不冻港之苦。虽然俄国总算对在形式上新获独立但高度俄罗斯化的白俄罗斯保住了政治主导地位，但也难保蔓延的民族主义最终不会在那儿占上风。在原苏联疆域之外，华抄条约组织的崩溃意味着以波兰为代表的前中欧卫星国正迅速倒向北约和欧盟。

最麻烦的是丢掉了乌克兰。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出现不仅迫使所有俄国人重新思考他们自己的政治和民族特性的性质，而且也是俄国在地缘政治上遭受的重大挫折。乌克兰从300多年的俄罗斯帝国历史脱离出去，意味着俄国失去了一大块潜在富裕的工农业经济和在种族与宗教上同俄国人极为接近的5200万人口。而这些本足以使俄国成为一个真正庞大而自信的帝国。乌克兰的独立也使俄国失去了它在黑海的主导地位，因为黑海的奥德萨是俄国与地中海地区以及与距离更远的国家贸易的重要通道。

从地缘政治上看，丢掉乌克兰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这使俄国的地缘战略选择受到极大限制。即使失去了波罗的海诸国和波兰，一个依然控制着乌克兰的俄罗斯仍可争取充当一个自信的欧亚帝国的领袖，主宰前苏联境内南部和东南部的非斯拉夫人。但丢掉了乌克兰及其5200多万斯拉夫人，莫斯科任何重建欧亚帝国的图谋，均有可能使俄国陷入与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已经觉醒的非斯拉夫人的持久冲突中。与车臣的战争也许仅是第一个例子而已。另外，由于俄国出生率日益下降而中亚人口急剧增加，任何没有乌克兰而仅建立在俄国力量之上的新欧亚帝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欧洲化色彩将不可避免地减弱，而更加日趋亚洲化。

丢掉了乌克兰，在地缘政治上不仅是重要的，而且起了催化作用。正是乌克兰1991年12月宣布独立以及在贝拉维扎的关键性谈判中坚持由一个松散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取代苏联，尤其是乌克兰采取政变式的突然行动，强行夺取驻乌的苏军部队的指挥权，才使独联体没有成为仅是一个更加邦联化的苏联的新名称。乌克兰的政治自决使莫斯科目瞪口呆，并成为一个榜样，原苏联的其他共和国虽然开始时仍较胆怯，然后均纷纷仿效。

俄国失掉其在波罗的海的主导地位的一幕在黑海重演，不仅由于乌克兰独立，也是因为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这些新独立的高加索国家，为土耳其恢复其一度失去的在本地区的影响增加了机会。1991年以前，黑海是俄国海军力量进入地中海的出发点；到90年代中，俄国在黑海仅剩一小条狭长的沿岸地带。为苏联黑海舰队的残余部分使用在克里米亚的基地，俄国同乌克兰仍争执不休。俄国眼睁睁地恼怒地看着北约－乌克兰联合进行海军和登陆演习，土耳其在黑海地区影响不断扩大。俄国还怀疑土耳其向车臣抵抗分子提供了有效的援助。

在更远的东南部，地缘政治的动荡同样极大改变了里海盆地乃至中亚地区的总的地位。苏联解体之前，里海实际上是一个俄国的湖，仅南部一小部分属于伊朗。一个独立和民族主义十分强烈的阿塞拜疆出现了，蜂拥而至的急切的西方石油投资者又加强了阿塞拜疆的力量。加上同样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也出现了。这一切使俄国现在仅是里海盆地财富的五个争夺者之一。俄国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认为它能够自行处理这些财富。

中亚国家的独立意味着俄国东南部边境在有些地方向北退了1000多英里。这些新独立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和能源储藏，必然会引起外国的兴趣。几乎可以肯定，不仅那些国家的精英，而且不久以后它们的老百姓，民族主义情绪也将越来越强烈，可能会在对世界的看法上更趋伊斯兰化。哈萨克斯坦土地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在其近2000万人口中，哈萨克人和斯拉夫人的人数基本相当，语言和民族纠纷极易激化。乌兹别克斯坦人口约2500万，民族要单一得多，领导人喜欢强调历史上的辉煌岁月。乌兹别克斯坦现在日益自信地强调本地区在后殖民地时代的新地位。土库曼斯坦在地理上因隔着哈萨克斯坦而与俄国没有直接联系。为减少以前为进入世界市场在通讯方面对俄国的依赖，土库曼斯坦正积极开拓与伊朗的新联系。

由于受到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的外来支持，中亚各国并不像许多俄罗斯人继续希望的那样，愿意用它们的新政治主权来换取能带来实惠的与俄国的经济一体化。至少它们与俄国之间的某种紧张和敌对是不可避免的，而车臣和塔吉克斯坦令人痛苦的先例说明，不能完全排除比这更糟糕的情况。对俄国人来说，与在其整个南翼（再加上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总共有3亿多人口）的各伊斯兰国家发生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不能不使他们感到严重的不安。

最后，俄罗斯帝国解体之时，虽然远东地区并未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化，俄国在该地区也面临不祥的地缘政治新形势。几个世纪以来，中国至少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一直比俄国弱，也比俄国落后。每个关注俄国国家前途和对十年来急剧变化感到困惑的俄国人，都无法忽视中国正逐步变得比俄国更先进，更具活力，更成功这个事实。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其12亿人民活跃的精力结合在一起，正从根本上逆转着两国之间的历史方程式，而西伯利亚的空旷空间几乎在召唤着中国去殖民。

这个令人惊诧的新现实定将影响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安全感和在中亚的利益。不要很久，其地缘政治意义甚至可能会超过丧失乌克兰对俄国的影响。俄国后共产主义的首任驻联合国大使、后来又担任俄国杜马外事委员会主席的弗拉季米尔·卢金充分阐述了其中的战略意义：

过去俄国虽然落后于欧洲，但却自认为比亚洲先进。但从那以来，亚洲发

展的速度要快得多，……我们发现自己不再处于“现代化的欧洲”和“落后的

亚洲”之间，而是处于“两个欧洲”之间的一个奇怪的中间地带［1］。

总之，俄国直到最近仍是一个领土辽阔的大帝国的缔造者，并领导着一个从欧洲中心一度延伸到南中国海的一批卫星国组成的意识形态集团，现在却成了一个麻烦甚多的民族国家，在地理上没有便捷的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通道，在东、西、南三面都面临着与邻国爆发会削弱自己的冲突的潜在危险。似乎只有北部无人居住和难以通行的、几乎永久冰冻的地区，才是它地缘政治的安全地区。

地缘战略的种种幻景

后帝国的俄国出现一段历史和战略上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令人吃惊的苏联垮台，特别是大俄罗斯帝国出乎一般人意料和令人目瞪口呆的解体，在俄国引起了深刻的反思。人们就俄国在当前历史中应如何自我定位的问题展开了范围广泛的讨论。人们公开和私下激烈地争论多数大国从未想到过的一些问题：什么是俄国？俄国在哪里？做一个俄国人是什么意思？

这些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对问题的任何答复均蕴含着重要的地缘政治含义。俄国是一个纯粹由俄罗斯种族组成的民族国家，还是俄国从定义上讲范围要更广（就如同不列颠比英格兰要广一样），因此注定要成为一个帝国？从历史、战略、种族的角度看，俄国恰当的边界在哪儿？如果从这样的历史、战略和种族角度看，乌克兰的独立是否仅是暂时出了偏差（许多俄国人都愿这样想）？俄国人是否必须在种族上是俄罗斯人（Russkyi），抑或他可以在政治上是俄国人，但在种族上不是俄罗斯人（也就是说是“Russyanin”，相当于“英国人”却不是“英格兰人”）？例如，叶利钦和一些俄国人认为，车臣人确实也可以和应该被认为是俄国人（这种说法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

苏联垮台前一年，在已看到俄国末日来临的为数不多的人中，有一名俄国民族主义者曾绝望地断言：

倘若这个对俄国人民来说不可想象的可怕灾难真的来临，国家四分五裂，

在其千年历史中深受贫困和欺骗的人民突然最后变得孤独无援，他们不久前的

“兄弟”收拾起行李，登上“民族救生艇”，驶离正在倾覆的航船，——那么

，我们是无处可去的……

体现着政治、经济、精神的“俄罗斯思想”的俄罗斯国家将要重建。它将

汇集已一下子突然化为乌有的1000年王国史和70年苏联史的全部精华［2］。

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找到一个能为俄国人民接受又切合现实的答案很难。俄国国家自身的历史性危机更使其难上加难。几乎贯穿俄国整个历史的是，国家既是领土扩张又是经济发展的工具。这个国家也从未刻意地按西欧传统把自己看作纯粹的民族工具，而是把自己定位为特殊的超民族使命的实施者，用宗教、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等术语赋予“俄罗斯思想”以不同的解释。现在这个使命突然遭到摒弃，因为国家的疆域已缩小到主要限于一个民族的范畴。

此外，俄罗斯国家（可以说是其“本质”意义上的国家）的后苏联危机的加重，不仅由于俄罗斯面对其帝国传教士使命突然被剥夺的挑战，而且由于：为了缩小俄国社会发展的落后状态与欧亚大陆较发达地区的巨大差距，俄国国内的现代化派（及其西方顾问们）正逼迫国家不再扮演社会财富的指导者、所有者和安排者这一传统的经济角色。这要求对俄罗斯国家的国际和国内作用进行政治上不折不扣的革命性的限制。这严重破坏了俄国国内生活已牢固地确立起来的模式，给俄国政治精英带来了因在地缘政治上失去方向而造成的四分五裂的感觉。

在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背景下，如人们可以预料到的，“俄国何去何从和什么是俄国”的问题立即引出各种各样的回答。俄国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早就预先决定了其精英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后帝国和后共产主义俄国首任外长安德列·科济列夫在他任期之初试图确定新俄国在国际舞台应如何为人处世时，有一次就重新确认了这种思维模式。在苏联解体还不到一个月时他就说：“在放弃乌托邦思想后，我们开始推行实用主义，……我们很快就认识到，地缘政治正取代意识形态”。［3］

总的说来，苏联解体后，可以说有三大派地缘战略设想在俄国应运面生。三种设想相互有部分重复，但最终每种都与俄国最关心的相对于美国的俄国地位问题有关，每种也都包含着一些内部的变异。对这些不同的思想派别可以归纳如下：

1．优先考虑与美国的“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对赞成这一主张的一些人来说，这实际上是共同统治全球的代名词。

2．强调“近邻外国”是俄国的中心问题，其中一些人主张建立某种莫斯科主导的经济联合，但也另有一些人希望最终恢复某种程度的帝国控制，并以此建立一个能与美欧抗衡的大国。

3．反联盟，即建立某种反美的欧亚联盟来削弱美国在欧亚大陆的优势地位。

虽然第一种设想开始时在叶利钦的新执政班子中处于主导地位，但第二种设想不久就在政治上占了上风，并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叶利钦的地缘政治的政策重点。第三种设想出现得稍晚一些，大约在90年代中期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是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苏联以后的俄国地缘战略模糊不清和屡屡失败之后作出的反应。从历史角度看，这三派想法均不成熟，是从对俄国当前国力、国际潜力和国外利益看法的种种幻景中派生出来的。

前苏联刚解体时，叶利钦起初的立场是把俄国政治思想中从未完全成功的“西方化”老观念推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主张俄国本来就属于西方，应该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并应尽可能地在国内政治中与西方亲近。叶利钦本人及其外长均持这一观点。叶利钦十分明确地谴责俄帝国的历史。1990年11月19日，叶利钦在基辅以乌克兰人和车臣人可随后用来反对他的言辞雄辩地宣称：

俄国并不想成为某种新帝国的中心。……由于俄国曾长时间充当这种角色

，俄国比其他国家更懂得这种角色的可恶。俄国从中得到了什么？结果是俄国

更自由了吗？更富有了吗？更幸福了吗？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统治别的民族的

民族不可能幸福。

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俄国新领导有意作出的友好姿态，鼓励着俄国外交政策部门中的后苏联的“西化派”。这既加强了俄国新领导的亲美倾向，也诱使俄国新领导要求直接成为西方的一员。俄国因为新领导人同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最高决策者相互直呼其名而感到高兴。他们很容易自欺欺人地把自己也看作是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当美国人提出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建立“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时，在俄国人看来，似乎这就认可了由一种新的美俄民主共同统治来取代原来的美苏争夺。

这种共同统治的范围将是全球性的。俄国因此将不仅是前苏联的合法继承者，而且是在真正平等基础上全球和解的事实上的伙伴。正如俄国新领导人不厌其烦地宣称的，这不仅意味着全世界应承认俄国是美国的平等伙伴，而且没有俄国的参与或同意，任何全球性问题都不能得到处理和解决。虽然没有公开说出来，这种幻想明显地包含着这样的想法：中欧将仍然是甚至将自愿地成为在政治上对俄国有特殊亲近感的地区。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的解散将不会导致其前成员国倒向北约，甚至也不会仅仅倒向欧盟。

与此同时，西方援助将使俄国政府有能力进行国内改革，让国家退出经济生活并使民主机构得以巩固。然后，俄国的经济复兴、作为美国平等伙伴的特殊地位和俄国巨大的吸引力，会鼓励最近才独立的新独联体国家，与俄国实现更加紧密的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因而也会扩大俄国的范围，增强俄国的实力。独联体国家因为俄国不再对它们构成威胁而谢天谢地，并会逐步意识到，与俄国进行某种形式的联合会收到实惠。

问题是这种主张既不符合国际现实，也不符合国内实际。“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观念虽然好听但却靠不住。美国既不愿意也不能够与俄国分享全球性力量，甚至即使它愿意也做不到。新俄国的国力虚弱不堪，社会极其落后，已不能充当美国真正的全球性伙伴。在华盛顿看来，德国、日本和中国至少也与俄国同等重要和有影响。而且，在欧洲、中东、远东等有关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地缘战略问题上，美俄两国的目标大相径庭。一旦不可避免地发生分歧，政治实力、财政力量、技术创新和文化魅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将使“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一句空话，越来越多的俄国人感到这个说法只是故意造出来欺骗俄国的。

如果美国在早些时候，在美俄蜜月时期就开始着手北约的扩大，并同时向俄国提出一项“难以拒绝的交易”，即在俄国与北约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俄国的失望感或许可以消除。如果美国明确和坚决地奉行北约扩大的设想，并保证俄国将被包括在这一进程之中，也许俄国后来对“成熟的伙伴关系”的失望也可消除，克里姆林宫内西化派的政治地位也不会逐步削弱了。

1993年下半年，在叶利钦8月间公开赞同波兰加入跨大西洋联盟的意向并称这与“俄国的利益”相一致之后，正是美国那样做的太好时机。但克林顿政府当时仍奉行“俄国第一”的政策，于是又折腾了两年多。在此期间克里姆林宫的调子变了，对于在美国已经出现但飘忽不定的有意扩大北约的迹象越来越敌视。到1996年，美国决定把扩大北约作为建立更大、更安全的欧洲－大西洋共同体的政策中心目标时，俄国人对此已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了。因此，可以说1993年是失掉历史机遇的一年。

必须承认，并非所有俄国关于北约扩大的担忧都毫无道理，或出于恶意。的确有些反对派，特别是俄国军方人士带着冷战思维，认为北约的扩大并非欧洲自身成长的必要组成部分，而是美国领导的一个仍然敌视俄国的联盟对俄国的进逼。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些精英，其中大部分实际上是前苏联官员，坚持他们长期形成的地缘战略观点，认为美国无权插足欧亚大陆，而北约扩大主要的动因就是美国企图扩大其势力范围。还有一些反对者怀有这样的期望，即一个游离于任何集团之外的中欧，在俄国一旦恢复元气之后，将再一次回归俄国地缘政治的势力范围。

但俄国许多民主派也担心北约扩大将意味着俄国被排斥在欧洲之外，政治上遭放逐，被认为没有资格参与欧洲文明的机制化框架。文化上的不安全感加上政治上的担忧，使俄国感到北约扩大似乎是西方蓄谋已久的孤立俄国政策的顶峰，使俄国在世界上孤立无援，十分易受其多种敌人的攻击。此外，俄国民主派既不知道中欧人对莫斯科半个多世纪的统治怨恨有多深，也不了解他们对加入一个更大的欧洲－大西洋体系的期望有多高。

总的说来，俄国西化派的失望和削弱可能都难以避免。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新的俄国精英内部分歧严重，而总统和外长又都不能在地缘战略方面提供始终一贯的领导，他们没有能力清楚地说明新俄国在欧洲究竟要得到什么，也不能现实地评估俄国的虚弱所带来的实际局限。莫斯科政治上准备战斗的民主派无力使自己勇敢地申明一个民主的俄国不反对这个跨大西洋的民主大家庭的扩大，而且俄国愿意与之结交。与美国共享全球性大国地位的幻想，使莫斯科的政治精英也很难放弃在前苏联地区，甚至在前中欧卫星国家中，建立俄国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的思想。

这些情况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正中下怀。到1994年，他们已在重新开始发表意见。军国主义分子也利用这些情况，此时他们已成为叶利钦在国内非常重要的支持者了。他们对中欧国家的抱负作出越来越强烈和不时带有威胁性的反应，只是增强了那些前苏联卫星国寻求北约安全保护的决心，因为他们珍惜刚刚从俄国统治下争取到的解放。

克里姆林宫不愿否定所有斯大林进行过的对外征服，进一步加深了美俄两国的分歧。西方舆论，特别是北欧和美国的舆论，对俄国关于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感到不安。俄国虽然承认它们的独立，也不强迫它们加入独联体，但为了使在斯大林时代有目的地移居到波罗的海各国的大批俄罗斯人群体得到优惠待遇，甚至俄国民主派领导人也不时使用威胁手段。克里姆林宫明显地不愿意谴责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的导致波罗的海各共和国被强行并入苏联的秘密协定，更使气氛笼罩上了阴影。甚至在前苏联垮台五年以后，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在1996年9月10日的正式声明中还坚持说波罗的海各国是在1940年自愿“加入”苏联的。

后苏联的俄国精英显然也曾期望西方会帮助，或至少不阻止俄国在后苏联空间重新发挥主要作用。因此，他们对西方愿意帮助新独立的后苏联各国巩固其独立的政治存在感到愤懑。俄国一些资深的美国外交政策分析家尽管警告说“与美国对抗……是应该避免的一种选择”，但他们也不无道理地指出，美国正力图“在整个欧亚大陆重组国家间的关系，……从而使这个大陆上不会出现一个主要的大国，而是有许多中等、较稳定、相当强大的国家，……但这些国家无论是单个的还是整体的实力均不能超过美国。”［4］

在这方面，乌克兰至关重要。特别是到了1994年，美国越来越重视美乌关系并帮助乌克兰保持其新的民族自由的倾向，使许多俄国人甚至俄国的“西化派”都感到，这是一项针对俄国把乌克兰最终重新纳入自己的范围这一重大利益的政策。乌克兰最终将以某种形式与俄国“重新一体化”是许多俄国政治精英的一个坚定信念［5］。结果，俄国从地缘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对乌克兰的分离地位的疑问，正好与美国关于一个帝国型的俄国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俄国的观点迎头相撞。

此外，纯粹的国内原因也证明两个“民主国家”间“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不现实的。俄国太落后，被集权统治破坏得太严重，不可能成为美国切实的民主伙伴。这个重要现实是关于伙伴关系的动听言辞掩盖不了的。而且后苏联俄国只是部分地清算了过去的历史。几乎所有的“民主派”领袖人物，即使对苏联的过去已真正幻灭者也不仅仅是苏联体制的产物，而且是原先统治集团精英中的高级成员。他们不像波兰、捷克的领导人那样是原来的持不同政见者。前苏联的重要权力机构，虽然已被削弱，士气低落，腐败不堪，却依然存在。

新的民主精英因俄国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在政治上更脆弱。俄国经济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使俄罗斯国家不再干预经济。俄国因此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援助寄予厚望。这些援助，特别是德国和美国的援助数量确实逐渐增大，不过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能使俄国经济很快恢复。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不满更使那些失望的批评家的鼓噪之声越来越大。他们声称，与美国的伙伴关系是假的，有利于美国，而损害了俄国。

总之，在苏联刚刚解体后的几年内，建立一种有效的全球性伙伴关系的主观和客观先决条件均不具备。那些民主的“西化派”要价实在太高，而自己能做的又太少。他们想与美国建立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或者叫共同统治，在独联体内比较随心所欲地行事，并在中欧建立一个地缘政治上的“无人区”。但他们对前苏联的历史又恨又爱的矛盾心理，他们对充当全球性大国的想法不切合实际，俄国国内经济危机深重，他们又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这一切使他们不可能捧出一个作为平等伙伴关系概念中应有之义的稳定而真正民主的俄国。俄国必须先经历漫长的政治改革过程、同样漫长的民主稳定过程和更加漫长的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然后，不仅在中欧，而且特别在前俄罗斯帝国范围内就新的地缘政治现实进行一场从帝国心态到民族心态的深刻变革。只有在这以后，与美国的真正伙伴关系才能成为可行的地缘政治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近邻外国”优先的主张成为对亲西方政策选择的主要批评和初步成为外交政策的另一选择就不足为怪了。该主张认为“伙伴关系”这一概念忽略了对俄国最重要的东西，即俄国与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近邻外国”成为重点强调需要在前苏联曾占据的地缘政治地区内重新建立一个以莫斯科为决策中心的有效框架的主张的略称。在此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重点倾向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策成果太少，代价太大。那种政策只会使西方更易于利用苏联解体造成的机会。

但是，“近邻外国”学派之下又包含了几种不同的地缘政治观念。它不仅包括认为独联体会转变为由莫斯科领导的欧盟式组织的那些经济机能主义者和经济决定论者（其中也包括一些“西化派分子”），也包括那些把经济一体化看成仅是恢复帝国的工具之一的人。这样的经济一体化既可在独联体框架下进行，也可通过俄罗斯－白俄罗斯或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之间（在1996年作出的）特殊安排进行。它还包括主张成立由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组成的斯拉夫联盟的斯拉夫浪漫主义者，以及那些支持把欧亚主义这种有点玄妙的概念定为俄国的长期历史使命的人。

“近邻外国”优先的主张最狭义的表达形式所涉及的只是一个理由十分充分的立场，那就是俄国必须首先集中力量搞好与新独立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因为在苏联有意加强它们相互间经济依存关系的政策下，事实上它们仍与俄国联系在一起。这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都是有意义的。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不能忽视俄国新一代领导人经常提到的“共同经济空间”这一现实。合作，甚至某种一体化是经济发展所必要的。因此，为扭转前苏联政治上的解体带来的经济混乱和四分五裂状态，加强独联体的联合机构不仅是正常的，也是可取的。

对一些俄国人来说，推动经济一体化是对已发生的一切的行之有效和政治上负责的反应。人们经常把后苏联俄国的形势与欧盟作类比是有道理的。主张经济一体化的温和派明确反对恢复俄罗斯帝国。例如，早在1992年8月由一些著名人士和政府官员组成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发表的一份题为《俄国战略》的有影响的报告中，就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把建立“后帝国开明的一体化”作为建立后苏联“共同经济空间”的恰当计划。

但是强调“近邻外国”并不仅仅是主张地区经济合作的政治上仁慈的学说。其地缘政治内容带有帝国味道。甚至较为温和的1992年报告也谈到恢复了元气的俄国将最终与西方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并宣称在这一关系中俄国应起“调控东欧、中亚和远东形势”的作用。其他支持“近邻外国”优先的人则更直言不讳。他们明确谈到俄国在后苏联空间的“独特作用”，指责西方向乌克兰及其他新独立的国家提供援助是奉行反俄政策。

俄议会外事委员会1993年的主席依·阿姆巴祖莫夫的论调虽并不极端却很典型。阿是“伙伴关系”优先政策的前支持者，他公开宣称前苏联空间是俄国独家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1994年1月，阿的论调得到了此前积极主张亲西方政策的外长安德列·科济列夫的响应。科称俄国“必须在几个世纪来一直是俄国利益范围的地区内保持军事存在。”事实上，1994年4月8日《消息报》称，俄国成功地在新独立的各共和国领土上保留了至少28个军事基地。如果在地图上把俄国在加里宁格勒、摩尔多瓦、克里米亚、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和千岛群岛的军事存在用线联起来，实际上大体与前苏联的外部边界相当。

1995年9月，叶利钦总统发表俄国对独联体政策的正式文件，把俄国的目标概括为：

俄国对独联体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在国际社会上占有适当位置的

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国家联盟，以巩固俄国在后苏联空间建立的国家间政治经

济关系新体系中的领导力量的地位。

人们应注意到该文件侧重于政治领域的努力，强调地提到一个单一实体及“它”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并强调俄国在这个新实体中的主导作用。在强调这些时，莫斯科还坚持俄国必须加强与新成立的独联体之间的政治、军事联系；必须建立一个共同的军事指挥体系；独联体各国的武装部队必须通过一项正式的条约联结在一起；独联体的“外部”边界必须由中央（即莫斯科）控制；俄国军队必须在独联体内的任何维和行动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必须在独联体内制定共同的外交政策，其主要机构必须设在莫斯科（而不是原先在1991年商定的明斯克），并由俄国总统主持独联体首脑会议。

而且还远不止这些。1995年9月的文件也宣称：

应保证俄国电视台和电台在近邻外国的广播，俄国新闻在这一地区的传播

应得到支持，俄应为独联体各国培训民族干部。

考虑到有必要以与俄国友好关系的精神来教育独联体各国的年轻一代，应

特别注意恢复俄国作为苏联以后的地盘内的主要教育中心的地位。

在这样的气氛下，1996年初，俄国杜马竟宣布苏联的解散是无效的。同年春天，俄国与独联体中较随和的成员国签署了两个协议，密切相互间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关系。其中一个大张旗鼓地签署的协议实际上是规定要在新的“主权国家共同体”（俄语缩写为SSR，是对前苏联缩写USSR的十足怀旧）范围内建立俄国与白俄罗斯的联盟。另一个由俄国、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签署的协议要求在远期创建“一体化国家共同体（CommunityofInt egratedStates）”。两个协定均表明俄国对独联体内部一体化进展的缓慢已不耐烦，并决心坚持推动这一进程。

“近邻外国”政策强调加强独联体的中央机制，因此把客观的经济决定论思想中的一些成份与很强的建立帝国的主观决心结合了起来，但却并没有从更高的哲学高度或地缘政治角度回答仍然令人烦恼的问题：“什么是俄国？”“俄国真正的使命和恰当的范围是什么？”

同样强调“近邻外国”且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欧亚主义思想，要填补的正是这个空白。这个以颇有文化意味甚至玄妙的术语阐明的主义，所指方向的出发点有这样一个前提：从地缘政治和文化的角度看，俄国既不完全是欧洲的，也不完全是亚洲的，因此，俄国具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欧亚特性。这种特性是俄国对从中亚到太平洋海岸辽阔土地的独特控制所遗留下来的，是莫斯科四个多世纪向东扩张所建立的帝国的遗产。俄国通过扩张，把一大批非俄罗斯人和非欧洲人纳入俄罗斯，从而也形成了独特的欧亚政治文化特点。

作为一种学说，欧亚主义并非在后苏联时期才出现。它始于19世纪。但作为前苏联共产主义明确的替代物和对所谓西方堕落的反应，兴盛于20世纪。俄国流亡者积极宣传这一学说以取代苏维埃主义，因为他们认识到前苏联内部非俄罗斯人的民族觉醒需要一种起支配作用的超民族的学说。他们担心共产主义的最终失败也会导致古老的大俄罗斯帝国的瓦解。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一个重要的欧亚主义的倡导者恩·思·特鲁别茨科伊王子便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这一点。他写道：

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欧洲主义，旨在破坏俄罗斯生活的精神基础

和民族独特性，宣扬实际统治欧美的唯物主义观点……

我们的任务是当俄国不再是欧洲文明的扭曲反映时，当俄国再次回归自我

成为俄罗斯－欧亚，自觉地继承和维护成吉思汗的伟大遗产时，创造一种崭新

的文化，不同于欧洲文明的我们自己的文化［6］。

在后苏联的混乱情况下，这种观点大有市场。一方面，共产主义被指责为背叛了俄国正统思想，也背叛了特殊的玄妙的“俄罗斯思想”；另一方面，西方主义也受到了批判，因为西方尤其是美国被认为是腐败的。文化上反俄罗斯的，意在剥夺俄国在历史和地理上对欧亚大陆独有的、渊源很深的控制权。

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人种史学家列夫·古米勒夫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章给欧亚主义作了学术上解释。他的《中世纪的俄罗斯和大草原》、《欧亚节奏》以及《历史上的人种地理》等书，有力地阐述了欧亚大陆是俄罗斯人民的独特“人种”的自然地理背景，是俄罗斯人和大草原上非俄罗斯居民之间的历史上共生的结果，从此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欧亚文化和精神特性。古米勒夫告诫说，适应西方，对俄国人民来说只能意味着失掉自己的“人种和灵魂”。

这些观点得到俄国各种民族主义政治家更为直觉的响应。例如，叶利钦的前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曾宣称，“从我国的地缘政治形势看，很显然，俄国代表着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唯一桥梁。谁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谁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7］。1996年大选中叶利钦的共产党竞争者根纳季·久加诺夫尽管是搞马列主义的，但也推崇欧亚主义对俄国人民在欧亚大陆广褒土地上特殊的传教士精神作用的玄妙强调。久加诺夫争辩说，俄国有独特的文化使命，也有特殊的地理优势来充当全球的领导。

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努苏尔丹·纳扎尔巴耶夫也提出一种更稳重实用的欧亚主义思想。纳在国内面临着人数几乎相等的土生土长的哈萨克人和俄罗斯移民之间的种族矛盾，同时也为了寻找减轻莫斯科要求政治一体化压力的方式，他提出了“欧亚联盟”这一概念，以取代面目不清和效率低下的独联体。虽然他的想法没有更为传统的欧亚主义的玄妙内容，当然也并不赋予俄国人充当欧亚领导人的特殊使命，但其思想起源于这样一种观念：地理范围与前苏联相当的欧亚大陆是一个有机整体，也必须有政治的含义。

在某种程度上，俄国地缘政治思想把“近邻外国”放在最重要位置上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从安全和经济角度看，在后帝国的俄国和新独立的国家间实现某种秩序和妥协十分必要。但使大部分讨论具有一种超现实色彩的是这样一个挥之不去的观念：从某些方面来看，不管前帝国的政治“一体化”是（因为经济原因而）自动实现，还是作为俄国最终恢复所丧失的力量的结果而实现（且不用说是作为俄国特殊的欧亚或斯拉夫使命而实现），这种“一体化”既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

在这一方面，人们经常与欧盟作比较，但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不同点：欧盟，即使考虑到德国的特殊影响，也不是由一个在国民生产总值、人口和领土面积方面都超过其他所有国家总和的国家主导的；欧盟也不是一个民族帝国的继承者，其获得解放的成员也不深深怀疑“一体化”就是重新被统治的代名词。即使如此，若德国像前面提到的俄国于1995年9月那样正式宣布其目的就是加强和扩大德国在欧盟的领导地位，人们也不难想象欧洲国家会作出什么反应。

与欧盟作比较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开放的和较发达的西欧国家已为民主的一体化作好了准备，而且大多数西欧人看到了这种一体化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西欧的那些相对贫穷的国家也能从中得到大量的补贴。相反，新独立的国家则把俄国看作政治上不稳定却仍然盛气凌人、野心勃勃，并且在经济上是它们参与世界经济、获得急需的外资的障碍。

乌克兰特别强烈地反对莫斯科的“一体化”思想。乌克兰领导人很快就认识到这样的“一体化”，特别是在俄国对乌克兰独立的合法性持保留态度的情况下，最终将会导致乌的民族主权的丧失。而且俄国对新独立的乌克兰国家采取的高压政策——不愿承认乌克兰的边界，对乌克兰在克里米亚的权利提出疑问并坚持俄国对塞瓦斯托波尔港独享治外法权的控制，使乌克兰已经觉醒的民族主义有了明确的反俄倾向。在一个新国家历史成形的关键阶段，乌克兰民族国家的自我定位因此从传统的反波兰或反罗马尼亚的方向，转为集中反对俄国提出的任何建立一个更为“一体化”的独联体或斯拉夫共同体（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或欧亚联盟等建议，把这些建议都看成是俄罗斯为重建帝国的策略。

外部的支持鼓励了乌克兰维护其独立的决心。虽然开始时西方特别是美国迟迟不承认分立的乌克兰国家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到90年代中期，美国和德国均已成为基辅分立特性的有力支持者。1996年7月，美国防部长宣称，“我无论怎么说都不会夸大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对整个欧洲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性”；9月，德国总理虽然坚定地支持叶利钦总统，却也进一步宣称“乌克兰在欧洲的牢固地位再也不能受到任何人的挑战，谁也不能再对乌克兰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提出争议”。美国的决策者们也把美乌关系称为“战略伙伴关系”，故意用与描述美俄关系同样的词语来描述美乌关系。

正如前面所述，没有乌克兰，以独联体或以欧亚主义为基础重建帝国都是不可行的。一个没有乌克兰的帝国最终只能是更“亚洲化”的离欧洲更遥远的俄国。而且，欧亚主义对新独立的中亚各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很少有中亚人热心于与莫斯科结成新的联盟。乌兹别克斯坦特别坚决地支持乌克兰反对俄国把独联体提升为超国家实体，反对俄国意在加强独联体的倡议。

其他独联体国家也警惕莫斯科的意图，倾向于团结在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周围反对或躲避莫斯科要求更紧密的政治和军事一体化的压力。同时，几乎所有新独立国家的民族意识正逐步加深，更加有意识地谴责过去对莫斯科的顺从是殖民主义，努力消除其各种影响。因此，甚至在民族问题十分脆弱的哈萨克斯坦，也与其他中亚国家一道废除了西里尔字母，而用土耳其早些时候改造过的拉丁字母取而代之。实际上，到90年代中，为阻止俄国用独联体作为政治一体化的工具，由乌克兰悄悄挑头，已非正式地形成了由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有时也包括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组成的集团。

乌克兰坚持有限的、以经济为主的一体化，进一步使“斯拉夫联盟”这一概念失去了实际意义。这个由一些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培育起来的，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支持下名噪一时的主张，一旦被乌克兰拒绝就自动失去了其地缘政治含义。“斯拉夫联盟”仅剩白俄罗斯一国与俄国在一起。由于哈萨克斯坦北部的俄罗斯人聚居区也可能成为该联盟的一部分，“斯拉夫联盟”还有可能使哈萨克斯坦分裂。这种可能性当然不会使哈萨克斯坦的新统治者感到放心，而只会激化反俄的民族主义倾向。在白俄罗斯，一个没有乌克兰的斯拉夫联盟只能意味着白俄罗斯被俄国兼并。这也将激起更强烈的民族不满情绪。

“近邻外国”政策的这些外部障碍，因俄国人民的情绪这个重要的内部制约而大大增强。尽管政治精英之间就俄罗斯在前帝国范围内的特殊使命大作文章，在政治上鼓噪不止，可能是由于厌倦了，也可能仅仅出于常识，俄国人对恢复帝国的任何宏伟计划几乎都没有什么热情。他们赞成开放边界，开放贸易，人员自由流动以及俄语的特殊地位，但对政治一体化，特别是这个一体化牵涉到经济代价和流血牺牲时并不热心。“联盟”的解体令人遗憾，恢复令人高兴。但公众对车臣战争的反应表明，任何超出运用经济影响或政治压力的政策均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

总之，“近邻外国”优先的政策在地缘政治上最大的不足，就是俄国在政治上还不够强大，还无力把其意志强加于人；在经济上也无足够的吸引力来吸引新的国家。俄国的压力只会使它们更多地寻求与外部的联系，首先和最重要的就是与西方的联系，但有时也会寻求发展与中国和南部重要的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当俄国针对北约的扩大扬言要组建自己的军事集团时，它回避了“与谁’’的问题，而且它还回避了更令人痛苦的回答：最多也只可能与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

新独立的国家，因为担心潜在的政治后果，对即使是最合理和急需的与俄国实行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也越来越不信任。与此同时，关于俄国所称的欧亚使命和斯拉夫不可言传的性质的思想，也只是进一步使俄国远离欧洲和整个西方而孤立起来，加深后苏联时期的危机，并延缓俄国社会按照基马尔·阿塔托克在奥斯曼帝国灭亡后在土耳其所做的那样实现急待进行的现代化和西方化。因此，“近邻外国”政策没有给俄国提供地缘政治的解决方法，相反只带来了一种地缘政治的幻想。

如果与美国共同统治行不通，“近邻外国”政策又不灵，那么俄国还有什么地缘战略可选择呢？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未能实现建立一个在全球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民主俄国”的理想，这使民主派大为沮丧。“民主俄国”只成了一个口号，而与现实无缘。在不得不承认老帝国的“重新一体化”最多也仅是个遥远可能性的情况下，又使一些俄国的地缘政治家玩弄起某种针对美国在欧亚大陆霸主地位的反联盟主张。

1996年初，叶利钦总统解除了亲西方的外长科济列夫的职务，以更有经验但正统的前共产党国际问题专家，长期来一直对伊朗和中国感兴趣的叶甫根尼·普里马科夫代之。一些俄国评论家猜测，普里马科夫的倾向可能会促成一个以三个在削弱美国在欧亚大陆首要地位问题上有最大地缘政治利益的大国为核心的新的“反霸”联盟。普里马科夫上台伊始的几次出访及讲话加深了这一印象。而且现有的中国与伊朗的武器贸易关系，以及俄国愿与伊朗合作加快其获得核能源的倾向，与更紧密的政治对话和最终的结盟是完全符合的。这一结果至少在理论上可以把世界上最主要的斯拉夫大国、世界上最好战的伊斯兰大国及世界上人口最多力量最强的亚洲大国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联盟。

要搞这种反联盟，首先必须恢复中俄双边关系，并利用两国政治精英对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不满。1996年初，叶利钦去了北京，签署了一项宣言，明确批评了全球性“霸权主义”倾向。这也就暗示两国将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同年12月，中国总理李鹏回访，两国不仅重申反对“由一个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而且同意加强现有的关系。俄国评论家们欢迎这一发展，并把这视为全球大国间相互关系的一个积极变化和对美国推动的北约扩大的恰当反应。有些人甚至高兴地说中俄联盟将对美国实施它应得的惩罚。

但是，只有在美国十分短视地同时对中国和伊朗采取敌视政策时，把俄国与中国及伊朗结合在一起的联盟才能搞得起来。这样的结局当然不能排除。1995－1996年，美国的所作所为看来几乎就在贯彻要同时与德黑兰和北京敌对的思想。但伊朗和中国却都不准备把战略赌注下在既不稳定又虚弱的俄国身上。两国都意识到这种联盟一旦超出了某种偶尔为之的策略协调范围，就会危及它们各自与较为先进的世界的关系，而只有这个先进世界才有能力向它们投资和提供它们所需要的先进技术。俄国却没有什么可向它们提供，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反霸联盟的伙伴。

实际上，并无共同的意识形态而仅是在“反霸”情绪下结成的任何联盟基本上将只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反对第一世界的最先进部分的联盟。它的各个成员都不会有多少收获，中国尤其有失掉大量外资流入的危险。正如一位持批评态度的俄国地缘政治学者指出的，对俄国来说也是如此，“俄中联盟的幽灵……将大大增加俄国再次被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拒之于门外的可能性”。［8］不管它是由三国还是两国组成，这种联盟最终会使所有的参加者长期地孤立，共同落后。

另外，中国将在任何俄国认真努力拼凑的这类“反霸”联盟中成为老大。中国人口众多，人民勤劳，勇于开拓，生气勃勃，对俄国还有某些潜在的领土要求，将必然使俄国沦为一个小伙计。而同时中国也缺乏手段（可能也缺乏真正的意愿）去帮助俄国克服其落后状态。俄国因此将成为不断扩大的欧洲和扩张主义的中国之间的缓冲区。

最后，俄国一些外交问题专家仍然企盼欧洲一体化停滞不前，包括西方内部对北约未来前景发生分歧，认为这至少也许最终会给俄国创造一些策略性机会与德国或法国拉拉关系，来破坏欧洲与美国的跨大西洋联系。这种观点其实毫无新意。整个冷战时期，莫斯科都在过一段时间就试图打德国牌或法国牌。不过某些莫斯科的地缘政治学家也不无理由地认定，欧洲事务的停滞会提供可资利用的策略机会，而对美国造成不利。

但是能够得到的也就是这些了，最多也就是一些纯属策略上的机会而已。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都不可能放弃与美国的关系。虽然不能排除特别是俄国有时在一些小问题上会拉拢法国，但只有欧洲事务中出现大的动乱，欧洲统一事业和跨大西洋联系的垮台，联盟在地缘政治上才会逆转。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欧洲国家也不会谋求与迷失了方向的俄国发展真正全面的地缘政治联盟。

因此，说到底，没有一种反联盟政策是可行的选择。摆脱俄国新的地缘政治困境的出路不在于反联盟，也不在于与美国建立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幻想，更不在于在前苏联范围内建立某种政治经济上的“一体化”体系。所有的政策都回避了对俄国来说实际上唯一可行的选择。

一个抉择的两难困境

俄国唯一真正的地缘战略选择，亦即能使其发挥符合实际的国际作用和能使俄国得到改造自身并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最佳机会的选择就是欧洲。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欧洲，而是一个横跨大西洋的、扩大的欧盟和北约的欧洲。正如本书第三章已阐述的那样，这样一个欧洲正在形成，而且这个欧洲也可能仍然与美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俄国要避免在地缘政治上被危险地孤立，这就是俄国必须与之打交道的欧洲。

对美国来说，俄国实在太虚弱了，不配成为伙伴；但如只是作为美国的病人，俄国又太强壮了。如果美国不培育出一种环境使俄国人相信与跨大西洋的欧洲越来越结成有机的联系是俄国的最好选择，俄国就更可能成为一个问题。虽然俄中、俄伊（朗）长期战略联盟尚不可能形成，但明显重要的是，美国的政策应避免使俄国偏离其所需的地缘政治抉择。因此，美国在制定与中国和伊朗关系的政策时，应尽可能把它们对俄国地缘政治分析的影响考虑在内。坚持庞大的地缘战略选择的幻想，只会延误俄国为结束其深刻危机所必须作出的历史挟择。

只一个愿意从经济和地缘政治上接受欧洲新现实的俄国，才能从横跨大陆的商业、通讯、投资、教育等广大领域的欧洲合作中获益。因此，俄国加入欧洲委员会是方向十分正确的步骤。这是新俄国与正在扩大的欧洲间进一步建立机制性联系的尝试。这也意味着俄国若要走这条路，除了最后仿效奥斯曼帝国以后的土耳其，决定放弃其帝国野心，决意走现代化、欧洲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外，别无其他选择。

一个现代化的、富有的、民主的又与美国联系在一起的欧洲能给俄国带来的实惠，是任何其他选择都无法比拟的。如果俄国是一个不搞扩张的、民族的、民主的国家，欧洲和美国就不对俄国构成威胁；它们与俄国之间也不存在不稳定的具有潜在冲突危险的边界，而俄国与其以南的穆斯林国家却无论在种族上还是在领土上都界线不清，因而肯定有潜在冲突的危险。相反，对欧美来说，一个民族的和民主的俄国正是它们地缘政治上所期望的实体，是动荡复杂的欧亚大陆稳定的一个源泉。

俄国因此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处境。如果为了得到实惠，作倾向欧、美的抉择，那么首先就要明确、公开地抛弃俄帝国的过去；第二要对扩大的欧洲与美国的政治和安全关系不表示异议。第一个要求意昧着俄国应接受在前苏联范围内已形成气候的地缘政治多元性。接受这一点，并不是排斥以过去的欧洲自由贸易区模式进行的经济合作，但不能对新独立国家的政治主权进行限制。原因很简单：它们不愿意受这种限制。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俄国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承认乌克兰的独立存在，承认乌克兰的边界和独特的民族特性。

第二个要求可能更难接受。不能把与跨大西洋共同体的真正合作关系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之上，即仅仅因为俄国不愿意就可以把那些想加入的欧洲民主国家排斥在跨大西洋共同体之外。这个共同体的扩大无需匆忙，当然也不应以反俄为主题来促其扩大。但这一扩大不能，也不应被一纸只能反映一种过时的欧洲安全关系概念的政治宣言阻挡不前。一个扩大的和民主的欧洲必须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历史进程，不应受在政治上任意涂抹的地理的限制。

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这个抉择的两难困境可能在开头并在一段时间内难以解决。这需要用政治意志采取一个大动作，可能还需要一个杰出的领袖有能力作出抉择，并表现出建立一个民主的、民族的、真正现代的、欧洲的俄国的远见。这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还不会发生。克服共产主义和后帝国的困难不仅需要比后共产主义中欧的转变更长的时间，而且也需要一个有远见的、稳定的政治领导。目前俄国的基马尔·阿塔托克尚未出现。但俄国人最终将认识到俄国民族的重新定位不是投降，而是得到了解放［9］。他们必须承认叶利钦1990年在基辅关于俄国将来不应成为一个帝国的讲话是完全切中要害的，而且一个真正非帝国的俄国仍将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迄今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强大国家。

不管怎么说，对“什么是俄国和俄国在哪里”的问题重新作出回答也许只能分阶段进行，而且还需要西方作出明智和坚决的姿态。美国和欧洲必须提供帮助。他们不仅应让俄国与北约签订一个特殊的条约或宪章，而且也应着手与俄国一起探索建立一个远远超过松散的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OSCE）的最终横跨大陆的安全和合作体系。如果俄国国内民主体制得到巩固，并且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就不应排除俄国与北约和欧盟发展更紧密关系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同样重要的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应实行使俄国这一抉择的两难困境一直持续下去的政策。后苏联的新国家保持政治经济稳定，是使俄国有必要进行历史性自我重新定位的重要因素。因此，支持后苏联的新国家，在前苏联地区内实现地缘政治的多元化，必须是吸引俄国毫不含糊地作出欧洲抉择的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些国家中，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在地缘政治上尤其重要。

独立的阿塞拜疆可以成为西方进入能源丰富的里海盆地和中亚地区的通道。相反，阿塞拜疆被征服就意味着中亚将可能与外部世界隔绝，阿塞拜疆也就在政治上易受制于俄国要求重新实现一体化的压力。从民族的角度看，乌兹别克斯坦是人口最多、最有活力的中亚国家，也是俄国重新控制该地区的主要障碍。乌兹别克斯坦的独立对中亚其他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乌兹别克斯坦也最不容易受制于俄国的压力。

但最重要的是乌克兰。随着欧盟和北约扩大，乌克兰最终将有资格选择它是否愿意加入这两个组织。乌克兰为加强其独立地位，一旦这两个组织与其边界接壤而其内部变革又使它开始达到加入的标准，乌克兰很可能会愿意加入这两个组织。虽然这还要一段时间，但西方在进一步加强与基辅的经济和安全联系的同时，现在就开始把2005－2015年定为乌克兰逐步加入两组织的合理的时间表，以减少它担心欧洲扩大会在波乌边界上止步的担忧，为时已并不太早了。

俄国尽管抗议北约扩大，但可能到1999年会默认北约吸收几个中欧国家，因为俄国与中欧的文化和社会差距在共产主义垮台以来已扩大了许多。倒是俄国要默认乌克兰加入北约会困难得多，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承认乌克兰的命运不再与俄国的命运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但乌克兰要以独立的国家生存，就必须成为中欧而不是欧亚的一部分；如果乌克兰要成为中欧的一部分，那么它就必须充分参与中欧与北约和欧盟的联系。俄国接受了这些联系将说明俄国自身也决定真正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俄国拒绝这样做，就等于拒绝欧洲而要保持自己孤零零的“欧亚”身份和存在。

必须记住的关键问题是：若乌克兰不属于欧洲，俄国就不能属于欧洲，但若俄国不属于欧洲，乌克兰却仍可属于欧洲。假如俄国决定把赌注押在欧洲，那么乌克兰被纳入扩大的欧洲体系最终将符合俄国自身的利益。的确，乌克兰与欧洲的关系可以成为俄国自身发展的转折点。但这也意味着确定俄国与欧洲的关系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乌克兰决定倒向欧洲将使俄国在对它下一阶段历史作出决策时陷入危机——或者也成为欧洲的一部分，或者成为欧亚的一个弃儿，既不真正属于欧洲，又不真正属于亚洲，在同它的“近邻外国”的冲突中一筹莫展。

人们希望，扩大的欧洲和俄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会从正式的双边关系发展到更有机的和更有凝聚力的经济、政治、安全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在下个世纪头二十年中，俄国会逐步成为包括乌克兰并延伸到乌拉尔山脉甚至更远地区的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国与欧洲和跨大西洋体系发生联系，甚或形成某种形式的成员关系，又将为迫切希望发展与欧洲关系的三个高加索国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敞开大。

无法预料这个进程会有多快，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如果推动俄国走向这一方向的地缘政治环境已经形成，同时排除了其他诱惑，那么这个进程会发展得更快。俄国同欧洲靠拢的速度越快，欧亚大陆的黑洞就会越早由一个越来越现代化和民主的社会填补。实际上，对俄国来说，这一个抉择的两难困境已不再是作出地缘政治抉择的问题，而是面对自己继续生存的必要条件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俄国不是欧洲国家，而是亚欧混种的国家；号称“白色蒙古”或“黄色斯拉夫”——它在中国的傀儡则递减降级称为“黄色俄罗斯”。

注：

［1］《我们的安全困境》，美国《外交政策》季刊，（1992年秋季）88卷，第60页。

［2］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中央集权主义的悲剧》，载于《俄罗斯文学月刊》，1990年1月号，第4－5页。

［3］1992年1月12日《俄罗斯报》刊登的专访。

［4］A·博加图罗夫和V·克列缅尤克（两人均为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资深学者）所著《美国人自己是永远也不会停下来的》，载1996年6月28日《独立报》。

［5］例如，据国际文传（1996年11月20日）报道，连叶利钦的首席顾问德米特里·留里科夫都把乌克兰视为一种“临时现象”。《大众报》（1996年12月10日）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俄国可能在乌克兰东部遇到一个十分难以解决的问题。民众的普遍不满……将导致提出由俄罗斯来接管该地区的请求甚至要求。在莫斯科有不少人会支持这种计划。”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领土要求，以及1996年末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在晚间天气预报节目中故意把塞瓦斯托波尔列为俄罗斯城市的那种挑衅性做法，当然无助于减少西方对俄罗斯意图的担忧。

［6］恩·思·特鲁别茨科伊：《成吉思汗的遗产》，《逆流》1990年第9期第68页。

［7］罗马《咖啡店报》的专访，1994年7月15日。

［8］阿列克赛·博加图罗夫：《俄美当前的关系及相互作用的前景》，载《独立报》1996年6月18日。

［9］1996年初，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出版了一篇出色的文章《帝国的消亡抑或俄国的重生》，载1996年4月26日《今日报》，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

【第五章　欧亚大陆的巴尔干】

在欧洲，“巴尔干”这个词使人联想到种族冲突和大国的地区性争夺。欧亚大陆也有它的“巴尔干”，但欧亚大陆的“巴尔干”面积更大，人口更多，在宗教和种族上的差异也更大。它位于第二章所描述的那个标出全球主要不稳定地区的长方形地理区域之内，包括东南欧的一部分、中亚、南亚的一部分、波斯湾地区和中东。

欧亚大陆的巴尔干构成了这个巨大的长方形区域的内核，而且它在一个独特的方面有别于其外围区域：这是一个力量真空地带。在波斯湾和中东地区，虽然大多数国家也不稳定，但美国的力量是那个地区的最后裁决者。所以这个不稳定地区的外围区域是一个单一的大国霸权地区，并受这个霸权的调节。相比之下，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国家的确令人想起那些更加古老而熟悉的东南欧的巴尔干国家：它们不仅政体不稳定，而且还吸引和诱使较强大的邻国的入侵，而入侵的每个大国又都决心反对任何一个其他大国主宰这个地区。正是这样一个我们并不陌生的力量真空和对外界力量吸引的结合才使它们名正言顺地有了“欧亚大陆的巴尔干”的称号。

传统的巴尔干代表争夺欧洲主导权的斗争中的一个潜在的地缘政治目标。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在地缘政治上也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将控制一个必将出现的旨在更直接地联结欧亚大陆东西最富裕最勤劳的两端的运输网。从安全和历史野心的角度来看，它至少对三个与它直接接壤的较强大的邻国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有重要意义。中国对这一地区也表现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兴趣。然而，作为一个潜在的经济目标，欧亚大陆的巴尔干的重要性更加无法估量：本地区集中了巨大的天然气和石油储藏以及包括黄金在内的重要矿产资源。

世界能源消费在未来20或30年内必然会急剧增加。据美国能源部估计，从1993年到2015年世界能源需求将增加50％以上，而消费增长最大的将是远东。亚洲经济增长的势头已经产生巨大压力，促进了新的能源产地的勘探和开发。中亚地区和里海盆地被认为蕴藏着大大超过科威特、墨西哥湾或北海的天然气和石油。

得到其资源并分享其潜在的财富成了各方寻求的目标，这个目标激起了民族的野心，引发了集团的兴趣，重新挑起历史上关于归属的争端，唤起了帝国的理想，同时也激化了国际的争夺。由于这个地区不仅是一个力量真空而且内部也不稳定，局势就变得愈加变化无常。每一个国家都有严重的内部困难。所有国家的边境不是与邻国有主权争议，就是存在着种族仇恨，单一民族的国家极少，有些国家甚至已经陷于领土、种族或者宗教等的暴力冲突之中。

种族的大熔炉

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包括九个以某种方式符合上述描述的国家，另外还有两个国家被视为潜在的候补成员。这九个国家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它们都曾是已垮台的苏联的一部分——还有阿富汗。可能加入这一行列的还有土耳其和伊朗。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更有活力，也都在欧亚大陆的巴尔干范围内积极争取地区影响，所以两者都是本地区重要的地缘战略棋手。同时，两国都很容易受到内部种族冲突的打击。如果它们中的一个或者两个同时出现动荡，本地区的内部问题就将变得无法控制，任何抑制俄罗斯对该地区控制的努力甚至都可能变得徒劳无功。

高加索的三个国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可以说是建立在真正具有历史性的民族基础之上的。所以它们的民族主义往往广泛而强烈，而外部冲突成了它们面临的主要挑战。相比之下，五个新的中亚国家可以说是在更大程度上处于国家建设阶段，仍有很强的部落和种族意识，所以内部纠纷成为它们的主要问题。在两种类型的国家中，这些问题已经开始被它们的更强大的、有帝国意识的邻国所利用。

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就像一个由不同种族组成的镶嵌画。其中各国的边界都是在二十世纪20和30年代各苏联加盟共和国正式成立时由苏联的地图绘制员们主观划定的（阿富汗由于从来就不是苏联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例外）。它们的边界主要是以种族为标准划定的，但同时也反映了克里姆林宫的一个意图，那就是保持俄罗斯帝国南部地区内部的分裂以使其更加俯首帖耳。

所以，莫斯科拒绝了中亚民族主义者建议的把中亚各个民族（其中大多尚无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合并成一个单一的政治单位——称为“土耳其斯坦”——的方案，而宁愿建立五个单独的“共和国”。它们都有自己的新的名称和犬牙交错的边界。可能是出于同样的意图，克里姆林宫放弃了建立单一的高加索联邦的计划。所以，在苏联瓦解以后，无论是三个高加索国家还是五个中亚国家对它们的新独立地位和必要的地区合作都没有充分的准备，也就并不奇怪了。

在高加索地区，人口不到400万的亚美尼亚和有800多万人口的阿塞拜疆很快就陷入一场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位的公开战争。纳－卡地区在阿塞拜疆境内，但大部分人口是亚美尼亚人。冲突引起了大规模的种族清洗，成千上万的难民和被驱逐的居民双向逃亡。鉴于亚美尼亚信奉基督教，而阿塞拜疆是个穆斯林国家，这场战争还带有宗教冲突的色彩。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使两个国家更难巩固自身的稳定和独立。亚美尼亚被迫更加依赖向它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的俄罗斯，而阿塞拜疆取得的独立地位和内部稳定则因失去了纳－卡而大受损害。

阿塞拜疆的脆弱性对本地区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因为这个国家的位置使它成为地缘政治的支轴。它可以被形容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软木塞”，控制着进入一个装着里海盆地和中亚富饶资源的“瓶子”的通道。油气管道从这里通向在种族上与它关系密切，在政治上支持它的土耳其。独立的、讲突厥语的阿塞拜疆使俄罗斯不能独霸进入该地区的通道，这样也就剥夺了俄国对中亚国家政策的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力。但是阿塞拜疆极易受到来自北方强大的俄罗斯和南方伊朗的压力。在伊朗西北部生活着人数两倍于阿本土的阿塞拜疆人——有人估算为2千万。这一现实使伊朗担心它的阿塞拜疆人中间的潜在分离主义倾向，于是就对阿塞拜疆的主权地位抱有矛盾的心态，虽然两国都信奉伊斯兰教。结果是，阿塞拜疆同时受到俄罗斯和伊朗的压力，限制其与西方的交往。

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种族非常单一的情况不同的是，格鲁吉亚600万人口中约有30％是少数民族。而且，这些小的群体在组织和特性上还有相当程度的部落特点，而且一直对格鲁吉亚人的统治非常反感；因此在苏联解体时，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就借格鲁吉亚内部政治争斗之机试图分离出去。俄罗斯对此暗中支持，以便压格鲁吉亚向俄国让步而留在独联体之内（格鲁吉亚起初曾想完全摆脱独联体），并且使格鲁吉亚同意俄国在其土地上保持军事基地以阻止土耳其向该地区的渗透。

在中亚，内部因素一直是引起局势不稳定的更重要原因。从文化和语言上看，五个新独立的中亚国家中有四个是突厥语世界的一部分。塔吉克斯坦在语言和文化上属于波斯语系，而不属前苏联的阿富汗是帕坦、塔吉克斯坦、普什图以及波斯等种族的大杂烩。这六个都是穆斯林国家。多年来，它们中的多数都处于波斯帝国、土耳其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的轮番影响之下。但这种经历并没有在它们之中培育起一种关于共同地区利益的意识。相反，不同的种族构成却使它们很易受内外冲突的打击。这些冲突积累起来又往往吸引更为强大的邻国的入侵。

在五个新独立的中亚国家中，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最重要的两个。哈萨克斯坦是本地区的屏障，而乌兹别克斯坦是本地区多样化的民族觉醒的灵魂。哈萨克斯坦的面积和地理位置保护了其他国家免于直接受到俄罗斯的实际压力，因为只有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接壤。然而，在它的1800万人口中有约35％的俄罗斯人（全地区的俄罗斯人口都在逐渐下降），另外还有20％也是非哈萨克人。这种情况就使新的哈萨克族统治者更难以在民族和语言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建设的目标。这些统治者自己变得越来越民族主义，但他们却只代表了全国大约一半的人口。

在这个新国家居住的俄罗斯人自然对哈萨克领导充满忿恨，他们作为过去的殖民统治阶级受过较好的教育，地位比较优越，所以害伯失去特权。而且，他们往往以几乎不加掩饰的文化上的鄙视看待新的哈萨克民族主义。哈东北和西北地区都居住着大量的俄罗斯移民，如果哈俄关系严重恶化，哈萨克就会面对领土被肢解的危险。同时，有几十万的哈萨克人居住在哈俄边界的俄罗斯一侧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北部，而哈萨克认为乌兹别克斯坦是与他们争夺中亚领导地位的主要对手。

实际上，乌兹别克斯坦是担当中亚地区领导的首选国家。虽然在面积上和自然资源上都逊于哈萨克斯坦，但它有更多人口（将近2500万），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人口构成远比哈萨克斯坦单一。由于本土人口的出生率更高，而且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俄罗斯人逐渐迁离，不久其人口的75％将是乌兹别克人，而只有为数不多的俄罗斯人作为少数民族留下来，主要居住在首都塔什干。

另外，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有意将乌兹别克斯坦这个新国家说成是中世纪庞大的帖木儿帝国（1336－1404年）的直接继承国。曾是帖木儿帝国首都的撤马尔罕成了本地区著名的宗教、天文学和艺术的研究中心。这一联系给现代的乌兹别克斯坦注入了比其邻国更深的历史继承感和地区使命感。一些乌兹别克领导人的确认为乌是一个单一的中亚实体的国家核心，并认为塔什干应成为这一实体的首都。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精英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人民已经越来越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观素质，并决心不论国内有什么样的困难永远不再回到殖民地状态。他们的这种意识比任何其他中亚国家都更加强烈。

这种情况使乌兹别克斯坦成为培育一种后种族的（POST－ETHNIC）现代民族主义的领袖，同时也使其邻国对其感到某种不安。虽然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人在国家建设和主张促进地区自给自足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但这个国家相对更大的民族同一性和更强烈的民族意识使其与相邻的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甚至哈萨克斯坦的统治者担心乌兹别克的地区领导地位会演变为对地区的统治。这种担心制约了新的主权国家之间地区合作的发展——俄罗斯本来就不鼓励这种合作——也使这个地区的脆弱性永久化。

然而，与其他国家一样，乌兹别克斯坦也不是完全没有种族矛盾。乌南方的部分地区，特别是重要的历史文化中心撤马尔罕和布哈拉周围地带，居住着大量的塔吉克人。他们对莫斯科划定的边界仍然十分不满。使事情更为复杂的是，在塔吉克斯坦西部有乌兹别克人，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重地费尔干纳谷地（这里近些年来已经发生了流血的种族冲突）有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更不必说在阿富汗北部还居住着乌兹别克人，

从俄罗斯的殖民统治下倔起的其他三个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中，只有土库曼斯坦在种族上是比较有凝聚力的。土450万人口中大约有75％是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俄罗斯人各占不到10％。土库曼斯坦受天然屏障保护的地理位置使它离俄罗斯相对遥远，而乌兹别克斯坦和伊朗却在地缘政治上与这个国家的未来有更大的关系。一旦通向这个地区的管道建设起来，土库曼斯坦真正巨大的天然气蕴藏就会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展现出一个繁荣的未来，

吉尔吉斯斯坦的500万人口则复杂得多。吉尔吉斯人占总人口约55％。乌兹别克人大约占13％。俄罗斯人最近从20％以上降至略高于15％。独立前，俄罗斯人是该国工程技术人员等知识阶层的主要部分，而他们的离去给这个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损害。虽然吉尔吉斯斯坦富于矿产资源，而且因有美丽的自然风光使一些人把这个国家称为中亚的瑞士（从而成为一个潜在的新的旅游胜地），但它夹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中间的地理位置，使它的独立地位严重地取决于哈萨克斯坦成功地保持自身独立的程度。

塔吉克斯坦在种族上仅比吉尔吉斯斯坦略为单一。在其650万人口中，塔吉克人不到三分之二，占25％多一些的是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对他们有一些敌意），仍留在塔吉克斯坦的俄罗斯人只占大约3％。然而，像其他地方一样，即使是占主导地位的种族群体也以部落为单位相互尖锐对立，甚至发生暴力冲突，现代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城市里的政治精英之中。结果是，独立不仅带来了国内的争斗，而且给俄罗斯继续在这个国家驻扎军队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由于大量塔吉克人居住在边界另一侧的阿富汗东北部，塔吉克斯坦的种族形势就更加复杂。实际上，在阿富汗的塔吉克族几乎与在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族人一样多，这是破坏地区稳定的又一个因素。

阿富汗虽然不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但其目前的混乱状况同样是前苏联遗留下来的。由于苏联的占领和长时间的抗苏游击战争使阿富汗四分五裂，其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和哈扎拉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同时，反对俄罗斯占领者的圣战已使宗教成为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方面，在本已非常尖锐的政治分歧中又注入了教义的狂热。所以阿富汗不仅必须被看作是中亚种族难题的一部分，而且在政治上更完全是欧亚大陆巴尔干的一部分。

虽然前苏联的中亚共和国以及阿塞拜疆的人口主要都是穆斯林，它们的政治精英大多仍然是苏联时期的产物，而他们的世界观几乎都是非宗教的。这些国家在形式上也都是世俗的。然而，随着他们的人口从主要站在传统的宗族和部落立场上转而表现出更加现代的民族自觉，他们的伊斯兰意识可能会不断加强。实际上，伊斯兰的复兴已经不仅得到伊朗而且得到沙特阿拉伯的外部支持，很可能成为不断蔓延的各种新民族主义的推动力量，并决心反对俄罗斯控制下的因而也是异教徒控制下的——任何形式的重新一体化。

诚然，伊斯兰化的进程也可能会传染给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他们大约有2000万人，比留在独立的中亚国家受外国人统治而没被感染的俄罗斯人（大约950万）多一倍以上。这样，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约占到俄国人口的13％。他们几乎不可避免地将在要求维护自己独特宗教和政治特性的权利方面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即使这种要求不像在车臣那样以要求实现完全独立的方式表达出来，它也将加重俄罗斯由于最近一次帝国式的卷入和在新独立国家中俄罗斯少数民族的存在而在中亚面临的困境。

使欧亚大陆的巴尔干更加不稳定并使局势更具有潜在爆炸性的一个事实是：历史上都在本地区有帝国、文化、宗教和经济利益的两个相邻的主要民族国家，土耳其和伊朗，本身在地缘政治取向上就变化无常而且内部也蕴含着脆弱性。如果这两个国家出现不稳定，很可能整个地区就会陷入巨大的混乱，使正在发生的种族和领土冲突失去控制，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地区平衡将被严重破坏。所以，土耳其和伊朗不仅是重要的地缘战略棋手，而且是地缘政治的支轴国家。它们本身的国内局势对本地区的命运有关键的重要性。两者都是中等大小的强国，都有着强烈的地区意图和历史自豪感。然而这两个国家未来的地缘政治取向甚至其民族的凝聚力都仍然是不确定的。

土耳其，作为一个后帝国的国家仍处于重新界定其身份的过程之中。它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牵引力：现代主义者希望它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而倾向西方，伊斯兰主义者向中东和穆斯林大家庭倾斜而重视南方；抱有历史观点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处于地区主导地位的土耳其在里海盆地和中亚的各突厥民族中具有新的使命，从而着眼于东方。三种观点中每一个都设定了不同的战略轴心。自从基马尔主义革命以来，它们之间的冲突第一次使土耳其的地区作用有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而且，土耳其本身也可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地区民族冲突的牺牲品。尽管其大约6500万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土耳其人，其中约80％属突厥语系（也包括切尔卡西亚人、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阿拉伯人等不同人种），然而多达20％或许更多的是库尔德人。集中在土耳其东部地区的土耳其库尔德人已越来越多地被卷入由伊拉克和伊朗的库尔德人发动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土耳其内部发生的任何涉及这个国家总体方向的紧张局势都无疑会鼓励库尔德人采取更激烈的行动以寻求独立的民族地位。

伊朗的未来取向更是问题很多。二十世纪70年代后期取得胜利的原教旨主义的什叶派革命可能正进入其“热月”阶段，这使伊朗的地缘战略作用更加不确定。一方面，无神论苏联的崩溃为伊朗北方新独立的邻国改变宗教信仰打开了大门。另一方面，伊朗对美国的敌视使德黑兰采取至少在策略上亲莫斯科的态度。由于伊朗担心阿塞拜疆新取得的独立会对其内聚力产生影响，这种态度更加坚定。

这种担心来自伊朗面对种族矛盾时的脆弱性。这个国家6500万（与土耳其人口数量相似）人口中，只有略高于一半的人是波斯人。大约四分之一是阿塞拜疆人，其余的人口包括库尔德人、俾路支人、土库曼人、阿拉伯人和其他部族。除了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人以外，其他的种族都没有能力威胁伊朗的国家完整，特别是由于在波斯人中存在着很强烈的民族、甚至帝国的意识。然而这种情况会很快发生变化，特别是一旦伊朗政治中发生新的政治危机，就更加如此。

而且，有两个事实对伊朗的库尔德人以及所有其他少数民族发生感染作用，一是目前本地区已存在着几个新独立的“斯坦”，二是连100万车臣人也能够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了。如果阿塞拜疆成功地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很可能愈发坚定地忠于建立一个更大的阿塞拜疆的理想。这样德黑兰政治的不稳定和分裂状态可能会升级为对伊朗这个国家的内聚力的挑战，那么欧亚大陆的巴尔干所涉及的范围及利益就会极大地扩大。

多重竞赛

传统的欧洲巴尔干牵涉到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三者间面对面的争夺。还有三个间接的参与者，它们担心其在欧洲的利益会因某一个主角的胜利而受到负面的影响。德国惧怕俄罗斯的强大，法国反对奥匈帝国，英国则更希望由一个逐渐衰弱的奥斯曼帝国控制达达尼尔海峡，而不愿看到其他两个主要竞争者中的任何一个控制巴尔干。在整个十九世纪，这些大国成功地遏制了巴尔干的冲突且并未损害任何一方的根本利益。但到1914年，它们却没能做到这一点，从而给所有各方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今天在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展开直接争夺的同样有三个相邻大国：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尽管中国最终也可能成为一个主要角色。比较远距离地参与竞争的还有乌克兰、巴基斯坦、印度以及遥远的美国。三个主要的最直接的竞争者都不仅受到未来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驱使，而且也都受到很强的历史推动力的驱使。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曾在某个时期是本地区政治或文化上的主导国家。每一个都以怀疑的目光看待其他几个。虽然它们之间发生迎头相撞的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它们在外部争斗的影响积累起来会给本地区造成混乱。

俄罗斯人对土耳其人的敌视态度近乎过分。俄罗斯的媒体将土耳其人描述成一心想控制这个地区并煽动当地力量反对俄罗斯（车臣事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的阴谋家，并认为土耳其对俄罗斯的整体安全造成了与土耳其实际能力完全不成比例的巨大威胁。土耳其人则针锋相对，认为自己担当的是解放者的角色，目的是把教友们从俄罗斯的长期压迫下解放出来。土耳其人和伊朗人（波斯人）历史上就是这一地区的竞争者，这种竞争近年来又重新抬头，土耳其树立了一种现代的和世俗的形象，以取代伊朗观念下的伊斯兰社会。

虽然可以说这三者至少都在谋求自己的势力范围，俄罗斯的情况则是：莫斯科的野心涵盖的范围要大得多，因为人们对其帝国统治相对来说还记忆犹新，在这个地区还有几百万俄罗斯人，而且克里姆林宫也渴望使俄罗斯重新成为一个主要的全球大国。莫斯科的对外政策声明已经表明，它将整个前苏联空间看作是克里姆林宫有特殊地缘战略利益的区域，并且认为应当把任何外来的政治的甚至是经济的影响排除出这一地区。

相比之下，虽然土耳其获得地区影响的愿望带有一些尽管是更加陈旧的、过去的帝国的影子（奥斯曼帝国的额峰是在1590年征服高加索和阿塞拜疆的时候，虽然当时其版图并不包括中亚），这种愿望似更深地植根于与本地区的突厥语民族在种族和语言上的认同感。鉴于土耳其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更为有限，建立一个排他性的政治势力范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土耳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松散的突厥语大家庭的潜在领袖。为此它利用其令人羡慕的相对现代化水平、语言上的接近以及它的经济手段，力图在目前这一地区的国家建设过程中把自己确立为最有影响的力量。

伊朗的意图就更加含糊，但从长远看对俄罗斯的野心同样构成威胁。波斯帝国是一个更加遥远的记忆。在大约公元前500年左右的鼎盛时期，它的领土曾包括现在的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三个高加索国家以及阿富汗、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虽然伊朗目前的地缘政治抱负没有土耳其那样大，主要着眼于阿塞拜疆和阿富汗，但本地区的整个穆斯林人口，甚至包括在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人口，都是伊朗宗教利益的目标。确实，中亚伊斯兰的复兴已经变成伊朗当前统治者野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相互竞争的利益在地图17上得到了说明：俄罗斯地缘政治的扩张用两个向南直指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的箭头表示；土耳其是一个向东穿过阿塞拜疆和里海指向中亚的箭头；伊朗则是两个箭头，一个向北指向阿塞拜疆，另一个向东北指向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这些箭头不仅相互交叉，而且可能相互碰撞。

目前，中国的作用比较有限，它的目标也不那么明朗。有理由认为中国更希望在其西部面对一群相对独立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俄罗斯帝国。这些新生的国家至少可以充当一种缓冲，但中国同时也担心其新疆境内的突厥少数民族可能把中亚新独立国家看作自己的有吸引力的榜样。正因为如此，中国已在谋求哈萨克斯坦保证压制跨边境少数民族的激进主义行动。从长远看，北京对本地区的能源资源必定会有特殊的兴趣。直接获得这些资源，而不受莫斯科的控制，必定是北京的主要目标。这样，中国的整体地缘政治利益就会与俄罗斯追求主导地位的努力发生冲突，却与土耳其和伊朗的意图相互补充。

对乌克兰来说，主要问题是独联体未来的性质，以及能否更自由地获得能源资源，以减少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依赖。在这方面，与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更为密切的关系对基辅十分重要。乌克兰对那些更有独立意识的国家的支持是加强它自身对莫斯科的独立的努力的延长。同样，乌克兰支持格鲁吉亚成为阿塞拜疆向西出口石油的通道的努力。乌克兰还与土耳其合作以削弱俄国在黑海的影响，并支持土耳其为将石油从中亚直接输送到土耳其终端的努力。

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介入就更为遥远了，但它们对新的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可能发生的事情也都不是无动于衷的。巴基斯坦的首要利益在于通过其在阿富汗的政治影响获得地缘战略的纵深，不让伊朗在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发挥政治影响，并最终从连接中亚和阿拉伯海的输油管道的建设中获益。印度为了对巴基斯坦作出反应，同时也出于对中国在这个地区的长期影响的担心，更支持伊朗在阿富汗的影响以及俄罗斯在前苏联空间内更多的存在。

美国虽然相距甚远，由于它的利益是在后苏联的欧亚大陆保持地缘政治多元化，美国出现在背景之中并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也许是间接的棋手。它显然不仅对开发这个地区的资源感兴趣，而且要阻止俄罗斯单独主导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空间。美国这样做不仅是在谋求它更大的欧亚地缘战略目标，而且也通过争取毫不受限制地进入这个至今还封闭着的地区，维护其本身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以及欧洲和远东的利益。

因此，在这个难题中有利害关系的包括地缘政治力量、潜在的巨大财富的获取、民族和（或）宗教使命的完成以及安全利益。然而，竞争特别集中在能否进入该地区的问题上。在苏联解体之前，进入该地区的途径完全由莫斯科所垄断。所有的铁路运输，油气管道，甚至航空运输都得通过莫斯科这个中心来运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学家们希望这种情况一直保持下去。因为他们知道谁控制或主导进入该地区的途径，谁就最可能赢得这一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大奖。

正是由于这种考虑才使油气管道问题成为影响里海盆地和中亚的未来的主要问题。如果连接这一地区的主要的管道继续穿过俄罗斯领土到达俄国的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即使俄国不公开地炫耀实力，这种情况的政治后果也会自然地显现出来。这个地区仍将在政治上依附于俄国，而俄国在决定如何分配该地区的新财富问题上就会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反过来，如果另有一条管道穿过里海通到阿塞拜疆再经土耳其到达地中海，或者还有一条管道经过阿富汗到达阿拉伯海，那么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大国垄断进入该地区的途径了。

麻烦的现实是，俄国政治精英中有些人的行为表明，如果俄罗斯不能完全控制进入该地区的途径的话，他们宁愿让该地区的资源根本得不到开发。如果外国投资可能导致外国经济和政治影响在该地区更直接的存在，俄国宁愿仍然对这里的财富不加开发。这种财富拥有者的心态有历史根源，改变它需要时间和外部的压力。

沙皇在高加索和中亚的扩张持续进行了大约三百年的时间，但俄帝国最近的终结却突然得让人吃惊。随着奥斯曼帝国实力的衰落，俄罗斯帝国向南沿着里海海岸向波斯推进。它在1556年占领了阿斯特拉罕可汗统治的领地，并于1670年到达波斯。它在1774到1784年间征服了克里米亚，然后于1801年占领格鲁吉亚王国，并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席卷了散居在高加索山脉的各个部落（车臣曾进行了殊死抵抗），在1878年完全占领了亚美尼亚。

对中亚的征服主要不是压倒了一个对抗的帝国，而是降伏了一个个基本上相互分离的半部落性质的封建可汗统治地和酋长国。它们只有能力进行零星的、孤立的抵抗。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是在1801年间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远征后被占领的，而土库曼斯坦是在1873到1886年的长期战争中被打败和兼并的。然而，到1850年，对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征服已基本结束，尽管零星爆发的地方抵抗运动即使到前苏联时期也仍然时有发生。

苏联的解体导致了戏剧性的历史逆转。1991年12月，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俄罗斯在亚洲的地盘突然缩小了约20％，俄国在亚洲控制的人口从7500万减少到大约3000万。另外，高加索的1800万居民也脱离了俄国。这种逆转使俄国政治精英感到更加痛苦的是，他们知道这些地区的经济潜力正成为外国利益集团的目标，而这些利益集团拥有金融手段在此投资、开发和开采直到不久之前仍然只有俄国才能获得的资源。

然而俄罗斯面对着一个困境：它在政治上过于孱弱，无力完全隔断外部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在财政上也过于贫困而无力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开发这个地区。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敏感的领导人认识到，新独立国家正在发生的人口爆炸意味着如果它们不能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最终俄国整个南部边界地区就会出现一种爆炸性的形势。特别是当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势力在从前被征服的民族中间重新兴起时，俄国在阿富汗和车臣的经历可能再现于从黑海到蒙古的整个边界线上。

所以俄国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适应后帝国时期的新现实。它试图抑制土耳其和伊朗在这一地区的存在，防止新独立的国家向俄国的主要对手靠近，阻挠中亚形成任何真正独立的地区合作，并限制美国在新主权国家的地缘政治影响。所以这已经不再是重建帝国的问题。重建帝国代价太高而且会遭到强烈的抵抗。现在的问题是，要建立一个限制新独立国家的新关系网并保持俄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为实现这一任务而选择的工具主要是独联体，不过在有些地方使用俄国的军事力量和娴熟的外交手段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也同样维护了克里姆林宫的利益。莫斯科利用其影响，力图使新国家最大限度地顺从其建立越来越一体化的“共同体”的想法，并大力推动对独联体外部边界实施集中指挥的控制体系；寻求在共同对外政策框架中实现更紧密的军事一体化；以及进一步扩大现有的（原苏联的）油气管道网，并且不让铺设任何能绕开俄国的新管道。俄国的战略分析已公开表示莫斯科把这一地区看作是自己特有的地缘政治空间，虽然它已不再是其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克里姆林宫一直寻求在新独立国家的领土上保持俄国的军事存在，这一事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俄国地缘政治意图的线索。莫斯科利用阿布哈兹的分离运动取得了在格鲁吉亚保留军事基地的权利。它利用亚美尼亚在对阿塞拜疆的战争中需要支持这一机会，使俄国在亚美尼亚领土上的军事存在合法化。俄还在政治上和财政上对哈萨克斯坦施加压力，使其接受俄的军事基地。另外，塔吉克斯坦的内战使前苏联军队得以继续留在那里。

莫斯科在制定其政策的时候是从这样一些明显的预期出发的：它与中亚在后帝国时期的关系网络将逐渐削弱每个势单力薄的新国家的主权实质，并将它们置于一种从属于“一体化”独联体指挥中心的地位。为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不鼓励新国家创建其自己单独的军队和推广使用其各自的语言（他们在逐渐以拉丁字母替代西里尔字母），也不鼓励它们与外界发展更密切的关系，并反对它们铺设直接通向阿拉伯海和地中海港口的新管道。如果这一政策获成功，俄国就能控制它们的对外关系并决定如何分享收入。

在寻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俄罗斯的发言人，如本书第四章所示，经常援引欧洲联盟的例子。然而实际上，俄国对中亚国家和高加索的政策更像是非洲的法语区——由法国军队和财政补贴来决定殖民地时期以后的法语非洲国家的政治和政策。

俄国的总目标是在最大程度上恢复它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而巩固独联体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机制。但看来莫斯科欲在政治上使之处于从属地位的首要地缘政治目标是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为了使其政治反攻获得成功，莫斯科必须不仅控制进入该地区的途径而且要对其地理屏障进行渗透。

对俄国来说，阿塞拜疆必须是首要的目标。它对俄国的屈服会有助于将中亚与西方，特别是与土耳其完全隔离，从而进一步增强俄国对难以驾驭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影响力。为此，俄在类似如何分配里海海床钻探区块等有争议的问题上策略性地与伊朗合作将有利于俄国实现其重要目标——迫使巴库向莫斯科的愿望让步。一个顺从的阿塞拜疆也将有助于俄巩固它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主导地位。

哈萨克斯坦也是一个特别具有诱惑力的首要目标。哈萨克斯坦在种族问题上的脆弱性使哈政府在与莫斯科的公开对抗中不可能占上风。哈的逐渐屈从将产生一个地缘政治效果，那就是几乎自动把将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拉人莫斯科控制的范围，同时将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直接地暴露在俄的压力之下

然而，俄罗斯的战略与位于欧亚大陆巴尔干的几乎所有国家的抱负都背道而驰。这些国家新的政治精英不会自愿让出他们从独立中获得的权力和好处。随着当地的俄罗斯人逐渐让出他们原有的特权地位，新的精英正很快地扩展他们在主权方面的既得利益。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并且有社会感染力的进程。而且，曾经在政治上很消极的人民也越来越具有民族主义倾向。除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以外，其他各国人民也更加重视他们的伊斯兰特性。

就外交来讲，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虽然亚美尼亚依靠俄国的支持与阿塞拜疆抗衡）都希望自己逐步与欧洲联系在一起。资源富饶的中亚国家以及阿塞拜疆都希望在经济方面最大限度地在本国领土上吸纳美国、欧洲、日本，后来还有韩国的资本，以大大加速它们的经济发展并巩固各自的独立。为此，他们也欢迎土耳其和伊朗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把土伊看作可以抗衡俄罗斯力量的因素以及通向南方广阔的穆斯林世界的桥梁。

所以阿塞拜疆在土耳其和美国的鼓励下不仅拒绝了俄国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而且公然违抗俄国关于在阿塞拜疆只修建一条通往俄国黑海港口的管道的要求。它选择了一个双重解决办法，要再修建一条通过格鲁吉亚到土耳其的管道（由于美国禁止为与伊朗进行商务活动提供资金，由一家美国公司投资修建一条向南通过伊朗的管道的计划已不得不放弃）。1995年，在一片鼓噪声中，一条连接土库曼和伊朗的新铁路开通了。这使欧洲通过铁路运输与中亚进行贸易成为可能，并完全将俄国撇在了一边。这条古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具有一种强烈的象征意义，俄国再也无法将欧洲与亚洲分开了。

乌兹别克斯坦在反对俄国的“一体化”努力方面也越来越自信。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长在1996年8月明确表示“乌兹别克斯坦反对建立独联体超国家机构，因为这种机构可能被当作实现集中控制的工具。”它强烈的民族主义姿态已经受到俄国报界言辞激烈的谴责：

乌兹别克斯坦

在经济上强调向西方倾斜，对独联体内一体化条约大肆诽谤，甚至坚决拒

绝加入关税联盟，还有计划地实行反俄罗斯的民族政策（甚至正在关闭使用俄

语的幼儿园）。……对正在亚洲地区推行弱化俄国政策的美国来说，乌兹别克

斯坦的这种立场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1］

即使是哈萨克斯坦也对俄国的压力作出了反应。它也主张应再有一条不通过俄罗斯的辅助性对外通道。正如哈总统顾问尤米尔西里克·卡西诺夫所说：

实际上，是俄国自己的行动促使哈萨克斯坦想寻求其他管道，比如俄国限

制哈石油运往新罗西斯克，限制秋明的石油运往帕夫洛达尔的炼油厂。土库曼

斯坦推动建设一条通往伊朗的天然气管道的部分原因是，独联体国家只为其天

然气支付国际价格的60％的钱或根本不付钱。［2］

土库曼斯坦基本上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一直积极研究建造一条通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到阿拉伯海的新管道，同时还在大力修建北连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南接伊朗和阿富汗的新铁路线。哈萨克斯坦人、中国人和日本人雄心勃勃地设想了一个从中亚到中国海的管道工程，并就此举行了非常初步的探讨性会谈。西方已承诺对阿塞拜疆的石油和天然气作长期投资，总数达130亿美元，在哈萨克斯坦则大大超过200亿美元（1996年数字）。由于全球经济的压力而俄国在财力上又办法有限，这一地区经济和政治上的孤立状态显然正在破除之中。

对俄国的恐惧还促使中亚国家加强了地区合作。1993年1月成立的中亚经济联盟起初处于休眠状态，后来逐渐活跃起来。即使是原来明确倡导建立一个新“欧亚联盟”的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也逐步改变想法，转而支持中亚地区紧密合作和加强这一地区各国间军事协调的想法，支持阿塞拜疆将里海和哈萨克石油通过土耳其运出去的努力，并主张共同反对俄国和伊朗企图阻止在里海沿岸国家间分段划分里海大陆架和矿产资源的作法。

鉴于该地区各国政府有高度集权的倾向，主要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和解也许关系更为重大。众所周知，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总统并不十分相互欣赏（这一点他们对外国客人都说得非常坦率）。他们个人之间的敌视起初使克里姆林宫比较容易拉拢一个来反对另外两个。到90年代中叶，这三个领导人都已意识到，他们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对于维护他们新赢得的主权是至关重要的，于是他们开始高度注意公开表现他们之间据称是密切的关系，并强调今后要协调他们的对外政策。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独联体内部出现了一种非正式的联盟，它由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领导，致力于建立一个“合作的”而非“一体化”的联合体。为此，乌克兰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格鲁吉亚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1996年9月，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外长还非常象征性地发表了一个宣言，要求此后独联体首脑会议不再由俄罗斯总统主持而是由各国轮流担任主席。

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树立的榜样，即使是对那些更顺从于莫斯科主要意图的领导人来说也产生了影响。当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和格鲁吉亚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1996年9月宣布如果“我们的独立受到威胁”就将脱离独联体时，克里姆林宫听到一定非常恼怒。在更大的范围里，作为独联体的抗衡力量；中亚国家和阿塞拜疆提高了他们在经济合作组织中的活动水平。这个组织是这一地区伊斯兰国家间的一个还相对比较松散的组织。其成员还包括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它致力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财政、经济和交通运输联系。莫斯科已经在公开批评这些倡议和行动，并且相当正确地认为这正在弱化有关国家的独联体成员国属性。

出于类似的想法，这一地区的国家稳步加强了与土耳其的联系，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加强了与伊朗的联系。土耳其提出为新的民族军官团提供军事培训，并热情欢迎大约一万名学生到土耳其留学。对此，这些突厥语国家都欣然接受。1996年10月在土耳其支持下在塔什干召开第四次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会上着重强调与土耳其加强交通运输联系，增加贸易，并建立共同的教育标准和进行更密切的文化合作。土耳其和伊朗两国一直在电视节目的制作方面非常积极地帮助新独立的国家，从而直接影响广大的观众。

1996年12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举行的一次仪式特别有象征意义地表明，土耳其完全认同这一地区的新国家所取得的独立。在哈独立五周年的庆典上，土耳其总统苏莱伊曼·德米雷尔站在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旁边，为一座28米高的金色纪念碑揭幕，碑顶上是一位骑在类似狮身鹰首的野兽身上的传说中哈萨克一突贩勇士的塑像。当时，哈萨克斯坦赞扬土耳其“在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站在哈萨克斯坦的一边”。而作为回报，土耳其在大约12亿美元的私人投资之外又给了哈萨克斯坦一笔3亿美元的贷款。

虽然土耳其和伊朗都无法排除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土耳其和伊朗（在比较小的程度上）却一直在加强新国家的意志和能力，抵制与北方邻国和旧主人的重新一体化。而这样做必然有助于使这一地区地缘政治的前景更加开放。

既不统治也不排他

这个地区在地缘战略上对美国的含义十分清楚：美国相距太远而无法在欧亚大陆的这一部分成为主导力量，但美国又太强大而不能不参与这一地区的事务。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都认为，美国的参与对它们的生存是必要的。俄罗斯过于虚弱，既不能恢复对这一地区的帝国统治，也无法将其他国家排挤出去；但因为离得太近又十分强大，俄国也不能被排除在外。土耳其和伊朗的力量足以发挥影响，但它们自身的脆弱性可能使这一地区无力应付来自北方的挑战和地区内部的冲突。中国太强太大，不能不令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担心，但正是中国的存在及其经济活力有助于中亚寻求与世界更广泛的联系。

所以，美国的首要利益是帮助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这一地缘政治空间，保证全世界都能不受阻拦地在财政上和经济上进入该地区。只有在一个油气管道和交通运输网络通过地中海和阿拉伯海以及陆地把这个地区直接与世界经济活动的主要中心连接起来的时候，地缘政治的多元化才能变成一个持久的现实。因此，必须反对俄国为垄断进入该地区的途径而作的努力，因为这不利于这一地区的稳定。

然而，把俄国排除在该地区之外或者煽动该地区新国家敌视俄国，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实际上，俄国在该地区发展中积极的经济参与对这一地区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让俄国成为一个伙伴，而不是唯一的主宰，结果还可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一地区稳定性的加强和财富的增加还直接有助于俄国的经济发展并会给独联体所标榜的“联合体”增添一些实际的意义。存在着某些野心更大、历史上过时、令人痛苦地联想起原先的巴尔干的想法。只有有效地排除这些想法，合作性选择才会成为俄罗斯的政策。

美国应给予最有力的地缘政治支持的国家是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在该地区之外的）乌克兰。这三个国家都是地缘政治的支轴。基辅的作用确实使人们更加坚信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未来的演变是一个关键性国家。同时，鉴于其面积、经济潜力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哈萨克斯坦也应该得到审慎的国际支持，特别是持续的经济援助。到时候，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也许会有助于弥合其民族分裂，而正是这种分裂使这个中亚地区的“屏障”在俄罗斯的压力面前变得十分脆弱。

在这个地区，美国不仅与稳定的、亲西方的土耳其，而且与伊朗和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美伊关系的逐步改善将极大地增加全世界进入该地区的机会，更具体的是，会减小对阿塞拜疆生存所造成的更直接的威胁。中国在这个地区不断增加的经济活动和这一地区的独立给它带来的政治利益也是与美国的利益相一致的。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努力也是一个积极因素，因为更为密切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关系使国际社会更容易进入土库曼斯坦，从而有助于加强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如果哈萨克斯坦万一变得不稳定的话）。

土耳其的发展和取向对高加索国家的未来尤其具有决定性。如果土耳其保持通往欧洲的通道，如果欧洲也不对土耳其关上大门，那么高加索国家很可能也被吸纳入欧洲的范围，而这种前景正是它们梦寐以求的。但是如果土耳其欧洲化的步伐不管是因为内部的或外部的原因停顿下来，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就只能选择去适应俄国的意图这条路了。那时，它们的未来将随着俄国与不断扩大的欧洲关系的演变而变化，也可能好也可能坏。

伊朗的作用可能更成问题。它重新回到亲西方的立场自然会有利于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巩固，所以美国鼓励伊朗的行为发生这种转变在战略上是可取的。但是在这样的转变之前，伊朗可能发挥消极的作用，对阿塞拜疆的前景产生负面的影响。就是伊朗采取诸如使土库曼斯坦对世界开放等积极步骤，以及目前它虽有自己的原教旨主义却助长着中亚人本身的传统宗教意识，情况也会这样。

最后，中亚的未来可能受到更为复杂的情况的综合影响。中亚国家的命运将取决于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和中国利益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也取决于美国在多大程度上使美俄关系以俄国对新国家独立地位的尊重为转移。这种相互影响的现实使任何一个有关地缘战略棋手都不能把帝国统治或一国垄断地区事务作为追求目标。所以，只能在保持一种微妙的地区平衡与出现种族冲突、政治分裂、在俄国南部边境甚至可能发生的公开敌对行为之间做出基本选择。这种微妙的平衡会使该地区逐步进入正在兴起的全球经济中去，并使地区各国得到巩固，还可能获得较为明显的伊斯兰特性。建立和加强这样一种地区平衡，必须成为美国对欧亚大陆的任何综合性地缘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

注：

［1］《明天》28期（1996年6月）。

［2］《俄国在外高加索和中亚希望得到什么》，载《独立报》，1995中1月24日。

谢选骏指出：所谓“欧亚大陆的巴尔干”，所谓“东南欧的一部分、中亚、南亚的一部分、波斯湾地区和中东”——不就是传统的“伊斯兰地区”吗。这是一个火药库，正如欧洲的巴尔干地区也是伊斯兰教的扩张区域。作者也许不懂，这两个例子都是“穆斯林就是武装集团，伊斯兰教没有和平”。但是现在，穆斯林和伊斯兰教都不再构成一个独立的文明了，而只是统一的全球文明内部的一个文化区域和一些文化集团。

【第六章　远东之锚】

美国对欧亚大陆的一项有效政策必须具有一只远东的锚。然而，如果美国被他人排除或者自我排除在亚洲大陆之外，那么这一需要就将无法实现。就美国的全球政策而言，同海上的日本建立密切关系固然必要，但要贯彻美国的欧亚地缘战略，就必须同中国建立合作关系。必须正视这一现实的影响，因为目前美、中、日三个主要大国在远东的相互作用，在该地区造成了一个潜在的带有危险性的难题，这几乎肯定将导致地缘政治的结构变化。

就中国而言，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应该是一个天然盟友，因为美国对亚洲大陆不抱图谋，而且美国在历史上曾反对日本和俄国对孱弱的中国的蚕食。中国人把日本视为最近一个世纪的主要敌人。长期以来中国人就不信任俄国，在中文里，俄国即“饿乡”。现在印度也成为潜在对手。这样一来，“我的邻居的邻居是我的盟友”这一原则就适用于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和历史关系了。

然而，现在美国已不再是日本在大洋彼岸的对手，美国同日本建立了紧密的联盟关系。美国同台湾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关系也很紧密。美国对目前中国政权的内部性质在理论上持保留态度，中国人对此十分敏感。因此，中国不仅在寻求全球的举足轻重地位方面，甚至在只寻求地区的主导地位方面，都视美国为主要障碍。那么，美中是否必然迎头相撞呢？

对日本来说，美国一直如同是一把保护伞。在这把保护伞之下，日本得以平安地从毁灭性的战败中恢复过来，重获其经济发展的势头，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取得了世界首要国家之一的地位。但也恰恰是这把保护伞强行限制了日本的行动自由，造成了日本既是世界级大国同时也是被保护国的矛盾状况。在日本要充当世界领袖的努力中，美国将继续是其重要的伙伴，但同时美国的作用也是日本在安全领域继续缺乏民族自主能力的主要原因。这种局面还能持续多久？

换言之，在可预见的将来，两个最重要且又直接发生相互作用的地缘政治问题将界定美国在欧亚大陆远东地区的作用：

1．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在中国发展成主导的地区大国的可能性以及其寻求全球大国地位的日益增长的愿望方面，可行的定义和可接受的范围是什么？

2．在日本力图界定其全球作用之时，它对作为美国保护国地位的默认程度必然减小，美国应怎样应付由此而在本地区产生的后果？

目前东亚地缘舞台的特点是，大国关系处于亚稳定状态。亚稳定是一种外部僵硬而仅有相对较小的灵活性的状况。在这方面更像铁而不像钢。这种状态易于受到因不和谐的力量冲击而造成的破坏性连锁反应的损害。今天的远东既有非同寻常的经济活力，又有越来越大的政治不确定性。事实上，亚洲的经济增长甚至可能是造成这种不确定性的原因之一，因为繁荣掩盖了该地区的政治脆弱性，尽管繁荣提高了民族的雄心并加大了社会的期望值。

毋庸置疑，亚洲在经济上获得的成功在人类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仅举几个基本统计数字就可鲜明地说明这一现实。不到四十年前，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只占世界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约4％，而北美则以约35％－40％的比例领先；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这两个地区所占比重则已大体相同，都是25％左右。此外，亚洲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学家们指出，在工业化的起飞阶段，英国用了五十多年，美国用了略少于五十年的时间，才分别使它们的人均产值翻了一番，而中国、韩国则仅用了约十年的时间就做到了这一点。除非在该地区发生某种大规模的动乱，否则的话，亚洲有可能在25年的时间里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超过北美和欧洲。

然而，除了成为世界经济重心之外，亚洲还是世界的潜在政治火山。亚洲虽然在经济发展方面会超过欧洲，但是在地区的政治发展方面却存在着突出的缺陷。亚洲缺乏欧洲已有的合作性多边结构。这种结构在欧洲的政治形势中占着主导地位，并对欧洲那些较为传统的领土、种族和民族冲突加以谈化、缓解和遏制。亚洲没有类似欧洲联盟或北约的组织。亚洲的三个区域性组织，无论是东南亚国家联盟，还是东盟国家进行政治安全对话的亚洲地区论坛，抑或亚太经合组织，都根本无法同将欧洲联成一片的多边区域合作联系网络相比拟，与此相反的是，今天的亚洲是世界上新近觉醒且日益发展的群众性民族主义最主要的集中地。这种民族主义之所以被煽动起来，是因为亚洲国家突然可以接触大众通讯工具。而使这种民族主义更加活跃的是日益增长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所造成的日益加大的社会期望值。人口和城市化的爆炸性增长和发展则使得这种民族主义更加易于发展成为政治性的涌动。亚洲国家扩充军备的规模使得上述情况变得更加不祥。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统计，1995年这一地区超过欧洲和中东，成为世界上进口武器最多的地区。

简而言之，东亚地区充满了活力，迄今为止该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正将这种活力引导到和平的方向。但是到某个时候，一旦某些突发事件，哪怕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事件引起政治激情的释放，安全阀就有可能被冲垮。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都存在着出现突发事件的可能，每一个问题都很容易被人煽动和利用，从而可能是爆炸性的：

●随着中国实力的加强，以及日益繁荣的台湾开始玩弄一个民族国家正式的分离地位，中国对台湾这种势态的不满日趋强烈。

●围绕着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由于中国将南中国海视为其合法的国家世袭遗产，中国和几个东南亚国家为占有潜在的宝贵的海床能源资源有发生冲突的危险。

●日本和中国就钓鱼岛存在争议（互为对手的台湾和中国大陆对此问题看/法却非常一致），而日中之间在该地区寻求主导地位的历史之争，使得这一问题更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性。

●朝鲜的分裂以及北朝鲜内在的不稳定——北朝鲜寻求拥有核能力的努力

使形势变得更加危险——构成了朝鲜半岛被突然爆发的战争吞没的危险。这场战争将把美国也卷进去，并使日本间接地介入。

●苏联在1945年单方面占领了千岛群岛的最南端部分。这一问题使俄

罗斯同日本的关系继续处于瘫痪状态，并继续毒化两国关系。

●其他潜在的领土和种族冲突涉及到俄中、中越、日韩及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以及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关于海洋边界的争议。

在这一地区，各国力量的分布也不均衡。中国拥有核武库和一支人数众多的武装部队。它显然是主导的军事大国。中国的海军已经采纳了“近海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同时设法在今后十五年内拥有远洋作战的能力，以便“有效控制第一岛屿链以内海域”。这一海域是指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可以肯定，日本的军事能力也在增长。就日本的军备质量而言，这一地区没有一个国家能与日本相匹敌。然而，目前日本的武装部队并非其外交政策的工具，而是在较大程度上被视为美国在这一地区军事存在的延伸。

中国的崛起已促使其东南亚邻国愈益对中国所关注的问题采取敬服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初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小小的危机期间（当时中国进行带有某种威胁性的军事演习，封锁了台湾附近的海空通道，促使美国调动海军，显示其力量），泰国外交部长匆忙表示，这种封锁是正常的，而印度尼西亚外长则表示，这完全是中国的事情。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宣布对此问题采取中立的政策。

近些年来，这一地区缺乏力量均势的状况已促使原本相互提防的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进行越来越多的军事协调。这两个国家毫不掩饰它们对于中国成为地区军事主宰的较长远前景以及对于美国作为这一地区安全保证者的持久力的担忧。这一担忧也使得新加坡着手同这些国家进行更为密切的安全合作。事实上，在整个地区，战略家们面临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是：“十万美军在一个世界人口最为密集并日益拥有最多军备的地区里能够确保和平多久，美军究竟还可能在这一地区呆多久？”

民族主义的日益加剧、人口的不断增长、持续发展的经济繁荣、愈来愈膨胀的期望值、还有相互交叉的权势欲望——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定的背景中，东亚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了真正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不论其具体前景如何，是一个日益崛起的潜在的主导性大国。

●美国在安全方面的作用正越来越依赖于同日本的合作。

●日本正在探索着发挥一种更为明确的自主的政治作用。

●俄罗斯的作用已经大大削弱，与此同时原本由俄罗斯主宰的中亚已成为国际争夺的对象。

●朝鲜半岛的分裂状况恐难持续，这使得朝鲜今后的发展方向成为其主要邻国日益关注的地缘战略问题。

这些结构性变化使本章开始时提出的两个主要问题变得更为突出。

中国：并非全球性而是地区性的国家

中国历史是一部民族辉煌的历史。目前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与以往不同的只是它渗透于全社会之中，因为它吸引的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和情感。这不再是一种基本上仅限于学生的现象。在本世纪初，成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的都是学生。中国的民族主义现在已成为一种群众性现象，正在决定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思想方式。

这种思想方式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历史使中国的精英倾向于认为中国是世界的理所当然的中心。事实上，中文的“中国”两字就是“中央王国”的意思，表达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观念，并强调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这种观念也意味着其影响力分成不同的等级从中心向周边辐射。因此，作为中心的中国希望他人对它敬服。

而且，自远古以来，人口众多的中国一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和自豪的文明。这一文明在所有方面都是极为先进的：哲学、文化、艺术、社会管理技巧、技术发明和政治权力。中国人不能忘怀的是，到约公元1600年以前，中国一直在农业生产率、工业发明和生活水平方面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是，同抚育了约七十五个国家的欧洲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不同的是，中国在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一个单一国家。在美国发表独立宣言之时，它已经拥有两亿多人口，而且还是世界上主要的制造业大国。

从这一观点出发，那么，中国从辉煌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在过去的150年中蒙受了种种屈辱，是一种畸变，是对中国特性的亵渎，也是对每一个中国人个人的羞辱。这种屈辱必须洗雪，作恶者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主要的作恶者是英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它们的作恶程度不一：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以及事后还厚颜无耻地贬低中国；日本在过去漫长的一个世纪里发动了掠夺性的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苦难，但日本对此仍无悔悟；俄罗斯不断地侵吞中国北方领土，斯大林又颐指气使，完全无视中国人的自尊心；最后还有美国通过其在亚洲的存在和对日本的支持，成为中国实现对外抱负的障碍。

中国认为，上述四大国中已有两个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英国已不再是个帝国，米宇旗在香港永久地降落，结束了那令人特别痛苦的一章。俄罗斯虽仍是邻国，但其地位和声誉已经锐降，领土也大为缩小。因此，对中国构成最严重问题的只有美国和日本。中国将根据与这两个国家的相互作用，来最大限度地界定自己的地区作用和全球作用。

然而，这种界定首先取决于中国本身如何演变，以及中国实际上会变成一个多么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大国。在这方面，对中国的预测，总的来说是有希望的，虽然并不是不存在某些重大的不确定性和制约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外国在华投资的规模，都属全世界最高之列。根据这两方面的统计数字作出的通常预测是，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其实力大约与美国和欧洲（假定欧洲既深化又扩大了）持平。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现在已经大幅度超过俄罗斯，到那时很可能大大超过日本。这种经济发展势头将使中国有能力获得强大的军事实力，其规模将使其所有的邻国担惊受伯，就连那些地理上相距甚远、但却反对中国发展的国家也会感到害伯。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以及台湾或许最终与大陆重新统一，这一切将进一步使中国得以加强，随之出现的大中华，将不仅成为远东的主导国家，而且成为第一流的世界大国。

但是，任何诸如此类关于“中央王国”必然复兴而成为主要的全球性大国的预测都存在种种缺陷。最明显的缺陷是机械地依靠统计数字作预测。有人不久前就犯过这种错误。他们预言日本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并预言日本必将成为新的超级大国。这种看法没有考虑日本经济的脆弱性因素和政治缺乏连续性的问题。现在，那些声称并害怕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大国的人正在犯着同样的错误。

首先，中国爆炸性的增长速度是否能在今后二十年内得以保持，是个极难肯定的问题。经济减速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这种情况本身就会使通常的预测变得不可信。事实上，要使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得以保持，需要的是多种因素的绝妙结合，其中包括有效的全国性领导、政治局势稳定、良好的国内社会秩序、高储蓄率、大量外资持续不断的流入，以及地区的稳定等等。所有这些积极因素是否会长时期地结合在一起是有疑问的。

再者，中国的高速增长很可能产生政治上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将会限制其行动自由。中国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早已大大超过了国内能源生产的增长。这种增幅的差别还会扩大，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很高速度的话，就更是如此。粮食的情况也是如此。即使中国人口的增幅下降，人口增加的绝对数字仍然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粮食进口对于国内民生和政治稳定变得更为重要。粮食依赖进口，将不仅因成本较高而给中国的经济资源造成紧张，而且也会使中国更容易受到外部压力的打击。

从军事上说，中国可能部分地有资格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因为中国经济的规模及其高增长速度，可使它的统治者把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大的一部分转用于支持中国武装力量的大扩充和现代化，包括进一步发展战略核武库。但是，如果这种努力太过分的话（据西方某些人的估计，在九十年代中，中国的军费已经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0％），可能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就如同苏联试图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而失败对苏联经济造成的影响那样。除此之外，中国在扩军方面作出巨大努力，很可能促使日本也相应地走上扩军之路，这就抵消了中国逐步增长的军事力量带来的部分政治好处。人们一定不要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除了核力量，中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很可能无力向其地区范围之外投送军事力量。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势必会造成不平衡，而肆无忌惮地攫取最太好处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种不平衡的出现。中国沿海的南方和东部以及主要的城市中心，由于它们更易于吸收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是迄今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形成对照的是，广大内地的农村和某些边远地区已经落后了。在农村已有一亿多的失业人口。

人们对地区差异产生的不满，会开始同对社会不平等的愤怒情绪发生相互作用。中国的快速发展正在加大财富分配方面的社会差异。在某个时候，或是因为政府可能要设法限制这种差异，或是由于基层出现的社会不满，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财富差距可以反过来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

现在普遍预测中国将在今后二十五年中成为全球事务中的支配性大国。对这种看法持谨慎怀疑态度的第二个原因，确实是中国的政治前景。

因此，民主化的问题是不能无限期地回避的，除非中国突然作出其在1474年曾作出的同样的决定：像现在的朝鲜那样与世隔绝。这样的话，中国就不得不召回目前在美国学习的七万多留学生，驱赶外商，关闭所有的电脑，并拆除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家庭安装的卫星天线。这将是一种疯狂的行为，使人回想起文化大革命。或许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由于国内的权力斗争，掌权的但其力量又是日趋衰落的中共教条主义派可能会试图仿效朝鲜，但那也只能是昌花一现。更可能的是，这会导致经济停滞，然后引发政治爆炸。

无论如何，自我孤立将意味着，不仅是中国真想成为全球性大国的愿望会成为泡影，就连在地区坐大也办不到。而且，同世界接触，对中国来说利益太重大了。与1474年时的世界不同的是，现在的这个世界渗透性太大，以至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有效地排除世界的影响。因此，中国除了继续向世界开放以外，别无其他经济上有效的，政治上可行的现实选择。

民主化会越来越缠绕着中国。这个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人权问题都不可能长期回避。中国未来的进步以及它作为一个主要大国的崛起，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中国执政的精英如何巧妙地处理两个相关的问题：即目前一代统治者向年轻班子的权力交接，以及处理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

最后，还有第三个理由对中国可能在今后20年左右的时间里成为真正的主要全球性大国——对一些美国人来说，中国已经具有威胁性——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即使中国能避免严重的政治动乱，即使中国能设法在25年里维持其异常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相对说来也仍将是很贫穷的国家，况且中国是否能做到这两点还大有疑问。即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两倍，就人均收入而言，中国仍然排在全世界各国中较低的位置，更不用说中国人相当大的一部分实际上仍然很穷［1］。中国人均占有电话、汽车和电脑的相对排位非常靠后，人均占有消费品的情况就更差了。

总的说来，即使到2020年，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国也不太可能在全球性大国的主要方面真正具有竞争力。然而，尽管如此，中国正在成为在东亚的占有优势的地区大国。在亚洲大陆，它已经在地缘政治方面占有主导地位。除了印度以外，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使其邻国相形见细。因此，中国在该地区内越来越自信，以便与其历史、地理和经济的内在要求相称，这是十分自然的。

研究本国历史的中国学者知道，直到1840年，中国的帝国影响的范围仍然遍及整个东南亚，一直延伸至马六甲海峡，还包括缅甸、今天的孟加拉的部分地区和尼泊尔、今天的哈萨克斯坦的一部分、整个蒙古，还有流入太平洋前的阿穆尔河以北大片今天被称为俄罗斯远东省的地区（见第一章的地图3）。这些地区要么是在中国某种形式的控制之下，要么对中国俯首称臣。1885年至1895年间，法－英的殖民扩张把中国的影响逐出了东南亚，而俄罗斯在1858年和1864年把两项条约强加给中国，使中国在东北和西北丧失了领土。1895年，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又丧失了台湾。

几乎可以肯定，历史和地理将使中国人越来越坚持——甚至是充满强烈感情地坚持——台湾最终必须与大陆重新统一。但那只能是在中国成功地保持经济进步并进行重大的民主化改革之后。否则，即便一个在地区中起主导作用的中国仍然可能缺乏军事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特别是当它面对美国反对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台湾问题必将继续激励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同时使中美关系变得麻烦起来。

地理也是驱使中国有兴趣与巴基斯坦结盟并在缅甸建立军事存在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两个举措都把印度作为地缘战略的目标。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密切军事合作将增加印度的安全困境，并限制印度在南亚建立地区霸权从而成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对手的能力。与缅甸的军事合作使中国能够使用印度洋上缅甸几个近海岛屿上的海军设施，因而使中国在整个东南亚，特别是马六甲海峡具有某种更大的战略影响。如果中国有朝一日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以及位于新加坡的地缘战略咽喉，它就将把日本获得中东石油和进入欧洲市场的通道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因历史因素而更为有力的地理因素，也决定了中国对朝鲜的兴趣。一个重新统一的朝鲜成为美国（以及间接成为日本）影响的延伸，这将是中国所不能容忍的。中国最起码也会坚持一个重新统一的朝鲜成为中国和日本之间一个不结盟的缓冲地带。中国还希望朝鲜对日本的历史积怨会自然而然地把朝鲜纳入中国的势力范围。但是，目前一个分裂的朝鲜半岛对中国最有利。

经济考虑也必将影响中国地区雄心的施展。在这方面，对新能源资源快速增长的需求已经促使中国坚持在南中国海海底资源的地区性开发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样，中国已经开始对能源丰富的中亚国家的独立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1999年4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签署了一项边界和安全问题联合协议；同年7月江泽民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据说中方保证中国支持“哈萨克斯坦捍卫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这些清楚地表明，中国越来越卷入中亚的地缘政治。

历史以及经济这两种因素的结合，还促使一个在地区内更为强大的中国对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兴趣加浓。自从中俄有了一条正式的共同边界以来，中国第一次成为经济上更具活力、政治上更强大的一方。中国的移民和商人已经大量渗入俄罗斯地区，中国正更加积极地推进日本和朝鲜也参与的东北亚经济合作。在这一合作中，俄罗斯现在手中的牌要弱得多，而俄罗斯远东地区在经济上则越来越依赖同中国东北地区的密切联系。在中国同蒙古的关系中，类似的经济力量也在发生作用。

由此可见，中国的地区性势力范围正在形成之中。但是，不应把势力范围与排他性的地区政治主宰（如前苏联在东欧实施的那样）混为一谈。从社会经济意义上说，这种势力范围更具渗透力，而从政治上说则较少垄断性。然而势力范围涵盖一个地理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各个国家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要特别尊重地区性主导国家的利益、看法及其可能的反应。简而言之，中国的势力范围——也许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受敬服的范围——可以界定为：在这个范围内各国首都在处理任何特定问题时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北京对此持何看法？”

尽管有已经提到的那些内外障碍，但是，如果中国确实成了一个地区性主导国家和全球性大国的话，那么它将在今后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在地区内起主导作用并发挥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潜在影响。在地区内起主导作用的大中华会将散居在新加坡、曼谷、吉隆坡、马尼拉和雅加达的极其富有而经济上又强大的华人政治支持调动起来（参见本章注释中所列的一些令人吃惊的数据）［2］，还会渗透到中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从而使其势力大致可恢复到150年前中华帝国开始衰落时的范围。通过与巴基斯坦结盟，中国的地缘政治范围甚至还会扩大。随着中国的力量和威信的上升，富有的海外华人可能会越来越认同中国的雄心壮志。东南亚国家可能会认为，对中国的政治敏感问题和经济利益敬而重之是明智之举，而且它们正在越来越这样做。［3］同样，新的中亚国家越来越视中国为一个大国，而且它们的独立以及它们在中俄之间的缓冲作用对中国的利益极为重要。

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范围最可能向南部纵深大大扩张，于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不得不适应中国海军成为南中国海上的一支主导力量这一现实。这样的中国将更可能情不自禁地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而不顾美国的态度。在西部，乌兹别克斯坦是最坚决抵御俄罗斯侵吞其原帝国领地的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可能会赞同与中国建立抵消俄罗斯影响的联盟关系，土库曼斯坦可能也会那样；中国或许会在因内部民族分裂而使国家十分脆弱的哈萨克斯坦采取更加进取的态势。真正成了政治和经济巨人的中国也许还会对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施加更为公开的政治影响。与此同时，中国会支持在它主导下的朝鲜的统一。

但是，这样一个得意洋洋的中国，也很可能会遇到外部力量的强烈反对。在西部，俄罗斯和印度有充分的地缘政治理由结成联盟，来共同抵挡中国的挑战。俄印之间的合作可能会主要集中于它们的利益受中国威胁最大的中亚地区和巴基斯坦。在南部，最强烈的反对来自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或许是在澳大利亚的支持之下）。在东部，对于中国一切想在朝鲜半岛占主导地位和用武力收复台湾的努力，美国都可能在日本的支持下作出针锋相对的反应。因为这些行动将使美国在远东的政治存在降格为只在日本的一个潜在不稳定的地区单独栖息。

两种情景完全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最终不仅取决于中国本身将如何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美国的行为和存在。如果美国脱离这一地区，那么第二种情景实现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但是即使第一种情景全面实现，那也需要美国采取某种迁就态度和自我克制。中国人明白这一点，因而中国的政治不得不首先集中于影响美国的行动，特别是影响美日间的关键性关系。中国在策略上处理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时也都会考虑到这一战略上的关注。

中国对美国的主要异议，同美国的实际所作所为关系不大，中国反对的是美国目前是什么和在什么地方。在中国看来，美国是目前的世界霸主，美国以其在日本的主导地位为基础而在本地区的存在，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影响。中国外交部研究机构的一位分析家说：“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在全世界寻求霸权，它不能容忍在欧亚大陆出现任何大国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4］。因此，仅仅由于美国的地位以及美国呆在什么地方，美国无意中就成为了中国的对手，而不是中国的天然盟友。

因此，中国政策的任务是要利用美国的力量去和平地挫败美国的霸权，同时还不要引发日本对地区的潜在欲望。这种政策符合中国古代孙子的战略思想。为此，正如邓小平在1994年8月拐弯抹角地说过的那样，中国的地缘战略须同时寻求两大目标：“首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第一个目标显然是针对美国的，目的是要削弱美国的主导地位，但同时小心地避免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那将断送中国寻求成为经济强国的努力；第二个目标是要改变全球实力的分配，利用在某些主要国家中对目前世界上的权势等级制度的不满。美国在这个等级制度中排在首位，并且在欧亚大陆的最西边和最东边分别得到欧洲（或德国）和日本的支持。

中国的第二个目标促使北京寻求一种力求避免同与它接壤的邻国发生任何严重冲突的地区地缘战略，虽然中国在继续谋求地区的主导地位。中俄关系的策略性改善尤为适时，特别是因为目前俄罗斯已弱于中国。1997年4月，中俄两国一起谴责“霸权主义”，并宣称北约的扩大是“不能允许的”。然而，中国不可能认真考虑同俄罗斯结成长期、全面的联盟来对付美国，因为那会导致美日联盟的深化和扩大。中国希望美日联盟慢慢地淡化。同俄罗斯结盟还会使中国与极其重要的现代技术和资金来源隔绝。

正如中俄关系那样，即使继续保持与巴基斯坦及缅甸密切的军事合作，中国也应避免同印度发生直接冲突。这种做法符合中国的利益。如果实施一种公开的敌视政策，将带来消极后果，不仅会使中国在战术上与俄罗斯妥协的权宜之计更为复杂化，而且会把印度推向与美国建立更为合作的关系。鉴于印度针对现存的全球“霸主”也暗中怀有某种反西方意向，减少中印之间的紧张也是符合中国更为广泛的地缘战略的重点。

同样的考虑，一般而言，也适用于目前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尽管中国人单方面声称南中国海属于中国，但同时他们又加强同东南亚各国领导人的关系（除了历史上敌对的越南人之外），利用近些年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领导人在西方价值观和人权问题上表达出来的更加直言不讳的反西方情绪。中国人尤为欢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不时发出的刺耳的反美言论。1996年5月在东京的一个论坛上，马哈蒂尔公开对美日安全条约的必要性提出质疑，他提出要了解到底谁是美日联盟准备防御的敌人，并声称马来西亚不需要任何盟友。中国人显然认为，美国地位的任何削弱自然会加强中国对本地区的影响。

一个类似的情况是，施加坚韧的压力看来是目前中国对台政策的主要特点。尽管中国对台湾的国际地位问题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为了表示中国在此问题上的严肃性甚至不借有意引发国际紧张局势（如1996年3月），但是中国领导人大概也认识到他们暂时仍然缺乏强行取得满意结局的实力。他们认识到，在条件不成熟时依赖武力解决只会加速同美国发生使自己失败的冲突，并加强美国在本地区确保和平的作用。除此之外，中国人自己还认识到，中国在首先融合香港方面是否成功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大中华崛起的前景。

中国同韩国关系中已出现的相互协调，也是巩固侧翼以集中精力有效实现主要目标这一政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考虑到朝鲜半岛的历史以及老百姓的情绪，中韩媾和本身就有助于削减日本在这一地区的潜在作用，同时也为在中国和朝鲜半岛（或许是统一的或许仍处分裂状态的）之间重新建立传统关系奠定了基础。

最为重要的是，以和平方式加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将有助于中国寻求实现也许是由古代战略家孙子早已确立的主要目标，即：削弱美国在本地区的实力，以至于力量锐降的美国不得不需要把在地区内发挥主导作用的中国作为其盟友，并且最终把甚至需要具有全球实力的中国当作其伙伴。中国将会寻求并实现这一目标，但其方式，又要避免造成美日扩大安全联盟的防务范围，或者美国在本地区的实力被日本的实力所取代。

为了实现这一主要目标，在短期内，中国将设法防止美日加强和扩大它们之间的安全合作。中国对于1996年初美日暗中将安全合作的范围从狭义的“远东”扩大到更大范围的“亚太”尤为警惕。中国认为这不仅是对中国利益的直接威胁，并且会由此发展成一个由美国主宰的旨在遏制中国的亚洲安全体系。（在这一安全体系中，日本将成为至关重要的关键［5］，发挥着冷战时德国在北约中所起的作用。）北京方面普遍认为，美日之间的协议有助于日本最终成为主要的军事大国，也许会使日本甚至有能力单独依靠武力来解决悬而未决的经济或海洋争端。因此，中国有可能下大气力煽动亚洲国家中仍然存在的对日本在亚太地区发挥重要军事作用的强烈害怕情绪，以便牵制美国和恐吓日本。

然而，中国的战略分析认为，美国的霸权不可能持久。虽然一些中国人，特别是军方人士，往往把美国视为中国的死敌，但是北京的主流看法是，由于美国过分地依赖日本，美国在亚太地区将会更加孤立，结果是美国对日本的依赖将进一步深化，但同时美日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担心也会加深。这将使中国有可能在美日之间纵横捭阖，如同中国早些时候在美苏之间所作的那样。在北京看来，这样的时候将会到来。到那时美国将意识到，要继续作亚太地区有影响力的大国，美国别无选择，只能转向它在亚洲大陆的天然伙伴中国。

日本：并非地区性而是国际性的国家

因此，美日关系如何演变是中国地缘政治前途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自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以来，美国在远东的政策一直以日本为基础。起初日本只是美国占领军的驻地。后来，日本变成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维持政治和军事存在的基地，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全球盟国。然而，日本又是一个在安全上接受美国保护的国家。中国的兴起确实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地区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美日密切关系是否能够持久和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在一个反华联盟中，日本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如此，如果中国的崛起甚至在导致降低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仍得到某种形式的容纳的话，那么日本的作用又将如何呢？

日本同中国一样，是一个深深地感到自己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和特殊地位的民族国家。日本的岛国历史，甚至帝国的神话，使勤劳而遵守纪律的日本人民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看成生来就是与众不同和卓越无比的。对于这一生活方式，日本开始时以出色地把自己孤立起来的办法加以维护。后来，在十九世纪受到世界冲击时，日本又向欧洲的各个帝国学习，力图在亚洲大陆创建一个自己的帝国，并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使日本人民把自己的精力都集中到恢复经济这个单一的目标之上，但这样做使日本人对自己国家的更大使命感到茫然。

美国目前对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的害怕，使人回想起此前不久对日本的偏执狂。恐华症现在取代了恐日症。仅仅在十年以前曾有人断言，日本将不可避免地立即以“超级国家”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日本不仅会把美国拉下马（甚至把美国买下来！），而且会把某种“日本治下的和平”强加于全世界。这样的预言曾经成为美国评论家和政治家地道的家庭手工业产品。但是，从事这种家庭手工业的，不仅仅限于美国人。不久日本人自己也热心地模仿起来，在日本炮制了一系列畅销书。他们提出种种理论，日本将在高科技竞争中战胜美国，不久后日本将成为全球“信息帝国”的中心，而美国则据说由于历史疲劳症和社会的自我放荡而正走向衰落。

这些信口开河的分析，模糊了日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很脆弱的国家这一事实。只要在全球的资源和贸易的有序流通中哪怕是出现最轻微的混乱，日本就会遭受伤害，更不用去说全球的总体稳定遭到冲击时日本将是何等地脆弱了。日本正在经受日益暴露出来的人口、社会和政治方面国内弱点的困扰。日本既是富裕的、朝气蓬勃和经济上强大的，但同时在本地区又是孤立的。由于在安全上依赖强大的盟国，日本在政治上受到了掣肘。那个强大的盟国恰恰既是（日本所十分依赖的）全球安全的主要维护者又是日本在经济上的主要对手。

日本一方面是受到全球尊敬的经济动力源，另一方面又是美国力量在地缘政治中的延伸。日本目前的这种地位不大可能继续被新一代日本人所接受。他们不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造成的精神创伤和耻辱感。由于历史和自尊心的原因，日本是个不完全满足于目前全球现状的国家，虽然日本的表达方式比中国更为克制。日本不无理由地感到它有资格被正式承认为世界大国。但它也意识到，在地区范围内有用的（而对它的亚洲邻国来说则是令人宽慰的）对美安全依赖，阻碍了对它的世界大国地位的承认。

此外，中国在亚洲大陆上力量的增长以及中国的影响不久后可能辐射到对日本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海域的前景，加深了日本对自己地缘政治前途的迷茫感。另一方面，日本存在着与中国在文化和感情上的强烈认同感，以及作为亚洲人的共同潜意识。有些日本人还可能感到，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出现，具有提高日本对美国的重要性的权宜效果，因为美国在本地区至高无上的地位削弱了。在另一方面，对许多日本人来说，中国是传统的对手、昔日的敌人和对地区稳定的潜在威胁。这使日本同美国的安全联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重要。诚然，由于对日本政治和军事独立的令人烦恼的制约，一些民族主义情绪更加强烈的日本人的不满情绪在增长。

处于欧亚大陆远东的日本的形势与处于欧亚大陆远西的德国的形势，在表面上有类似之处。两国都是美国主要的地区盟国。说实在的，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力量也直接来源于与这两个国家的紧密结盟。两国都有相当可观的军事力量，但是两国在下述方面却又都不能独立自主。德国因在军事上被纳入北大西洋条约组织而受制约，而日本要受自己的（虽是美国设计的）宪法条款和美日安保条约的限制。日本和德国都是贸易和财政上的动力源，都在本地区处于主导地位，在全球范围内也都是举足轻重的。两国都可算是准全球性大国，而两国都为由于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而焦躁不安。

但是，日本和德国各自地缘政治条件的不同，孕育着可能是重大的后果。德国同北约的实际关系使其同主要的欧洲盟国处于平等的地位。根据北约，德国与美国承担着正式的对等的防务义务。美日安保条约则规定，美国对日本负有防卫的义务，但并未规定（哪怕只是在形式上）使用日本的军事力量来保卫美国。这一条约实际上规定了一种保护性的关系。

更加重要的是，由于德国早已成为欧盟和北约的成员，过去曾遭受其侵略之害的邻国现在不再把它看作威胁，反而把它看作是经济和政治上值得欢迎的伙伴。有些邻国甚至还把德国看作善良的地区大国，而欢迎可能出现的一个由德国领导的中欧集团。日本的亚洲邻国对日本的看法则远非如此。它们仍怀有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对日本的敌意。日元升值是造成邻国对日本不满的因素之一。日元升值不仅引起强烈的抱怨，而且还阻碍了日本与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甚至与中国的和解，它们对日本的巨额长期债务中有30％是以日元结算的。

日本在亚洲不像德国在欧洲有法国那样的真正或多或少平等的地区伙伴国。毋庸讳言，日本在文化上受中国的强烈吸引，或许还夹杂着某种负咎感。但是，这种吸引力在政治上是含糊不清的，因为双方互不信任，也都不准备接受对方的地区领导地位。日本也不像德国有波兰那样的虽然弱小得多但在地缘政治上却颇为重要的邻国，而且同这一邻国的和解甚至合作已成为现实。韩国，尤其在它最终实现了和北朝鲜的统一之后，或许能成为日本的波兰。但是，韩国人对昔日遭受的统治和日本在文化上自恃优越记忆犹新，这阻碍了任何社会性的真正和解。因此，日韩关系只在形式上是良好的。［6］最后，日本同俄罗斯的关系一直比德俄关系冷淡得多。俄国仍然以武力占领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夺取的千岛群岛的南部，从而冻结了俄日关系。简而言之，日本在本地区在政治上是孤立的，而德国则并不孤立。

此外，德国同邻国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民主原则，欧洲还广泛存在着基督教传统。德国还谋求在一个比自身更大的实体和事业即“欧罗巴”中获得认同，甚至使自己得到升华。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并不存在可与之相比拟的“亚细亚”。说实在的，尽管近些年来民主制度正在一些亚洲国家里出现，日本过去的岛国状况，甚至目前的民主制度，都往往使日本与本地区的其他国家相分离。许多亚洲国家认为日本人不但是民族利己主义的，而且过分地模仿西方，且不愿和亚洲国家一起对西方的人权观以及个人主义的重要性提出质疑。因此，尽管西方有时怀疑日本真正西方化的程度，许多亚洲人却认为日本不是真正的亚洲国家。

从实际情况看，虽然地处亚洲，日本却不能安然自在地成为一个亚洲国家。这种情况大大地限制了日本在地缘战略上的选择。由于实实在在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作一个真正的地区性抉择，即日本在地区内胜过中国而居于优势地位，且其基础不再是在日本的主导下而是在日本的宽厚领导下的地区合作，看来也不可行。尤为甚者，日本仍然依赖美国的军事庇护和国际支持。废除或者逐步削弱美日安保条约将立即使日本在地区或全球动荡造成的混乱中处于极易受伤害的地位。那时，日本唯一的出路将是，或者接受中国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或者诉诸大规模的重新武装计划。这后一选择不但要花很多钱而且十分危险。

不难理解，许多日本人认为自己的国家目前的地位是不正常的，即日本既是个准全球性大国，同时在安全上却又是个被保护国。但是，能够取代现存安排的戏剧性可行方案又不明朗。如果可以说，尽管中国战略家们在具体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见解，中国的国家目标却是相当清楚的，中国地缘政治抱负在本地区的指向也相对地可以预测，那么，日本的地缘政治观则比较朦胧，日本公众的情绪也更加难以捉摸。

大多数日本人都认识到，对路线作重大而突然的战略性改变可能是危险的。在日本仍然是怨恨的对象而中国正作为地区的举足轻重大国崛起的地区里，日本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地区大国吗？日本应该干脆默认中国的这种地位吗？日本能够（在各个方面）成为真正全面的全球大国而不影响美国对日本的支持也不在地区内激起对日本的更大敌对情绪吗？美国会在任何情况下长期地留驻亚洲吗？如果会的话，美国对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作出的反应又将如何影响迄今为止给予美日关系的优先地位？在冷战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从来没有必要提出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而今天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突出的战略问题，并在日本引起了日益热烈的争论。

自从50年代以来，日本的外交政策一直在战后首相吉田茂所公布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之下。吉田主义规定：①日本的主要目标应是发展经济；②日本的武装应该是低水平的，应避免卷入国际冲突；③日本接受美国的政治领导和军事保护；④日本的外交应该摒除意识形态而致力于国际合作。可是，由于许多日本人对日本卷入冷战的程度感到不安，同时还虚构了半中立的概念。迟至1981年，伊东正义外相还因为在描述美日关系时使用了“同盟”一词而被迫辞职。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当时日本正在恢复，中国搞自我孤立，而欧亚大陆则发生了两极分化。与此形成对照的，日本的政治精英现已意识到，一个在经济上融入世界之中的富裕的日本，不可能再把自我致富定为国家的主要目标而又不引起国际上的反感。再说，一个经济上强大的日本，特别是一个同美国相竞争的日本，不可能只是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延伸而同时又回避任何国际政治责任。一个政治上有更大影响的日本，特别是谋求国际承认（例如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日本，不可能在影响世界和平的更关键的安全问题或者地缘政治问题上回避表明自己的立场。

结果，近些年来，由一些日本政府的和私人的机构撰写的种种专门研究文章和报告，纷纷出笼。著名的政治家和教授们阐述日本在后冷战时代使命的著作往往引起争论，但大量出版而泛滥于世。［7］这些文章和书籍中许多对美日安全同盟的持久性和可取性进行了推测，并主张日本应该奉行更加积极的外交，特别是对华外交，或者在地区内发挥更加有力的军事作用。如果从政府间对话的情况来判断美日关系状况的话，那么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两国关系到90年代中期已进入了一个危机阶段。

可是，在政府政策方面，经过认真讨论提出的建议，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清醒、有分寸和温和的。极端的选择方案——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带有反美味道）或者单方面大规模地重新武装（必须对宪法进行修改，井置美国和地区内的不利反应于不顾）的方案没有赢得多少人的支持。近些年来，公开的和平主义的呼吁，如果还有的话，也是越来越少了。单边主义和军国主义尽管有一些口若悬河的鼓吹者，也未能赢得多少公众的支持。大部分公众，当然还有有影响的实业界精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这两种办法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政策选择，而只能在实际上给日本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危害。

以政治为主导的公众讨论，首先在日本的基本国际态势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重点，其次在地缘政治的优先次序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次要的差异。粗略地说来，可以看出有三种主要的取向，也许还有第四种较为次要的取向。这些不同取向可以冠之以下列名称：不知羞耻的“美国第一”派；全球重商主义派．趋向积极的现实主义派以及国际空想派。可是，归根到底，这四派的取向都有一个相同的总目标和同样的主要忧虑：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去争取全球对日本的承认，与此同时避免亚洲对日本产生敌意，并在条件尚不成熟时避免使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受损。

第一派取向的出发点是，仍应把维护目前存在的（被确认并不对等的）美日关系作为日本地缘战略的主要核心。持这一派观点的人和大多数日本人一样希望日本在国际上赢得更大的承认并在联盟中享有更平等的地位。但是，正如宫泽喜一首相1993年1月所说过的那样，他们的第一信条是“正在步入21世纪的世界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日本和美国……是否能够在持共同看法的基础上提供协调的领导”。这一观点在国际派政治精英中和近20年来掌握外交决策权的机构里一直占主导地位。在中国的地区作用和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存在这样的关键性地缘战略问题上，这一领导集团一直是支持美国的，但是他们也把自己的作用视为制约美国对中国采取任何对抗姿态的倾向的一个源泉。事实上，即使是这一派人士也日益倾向于强调需要建立更加密切的日中关系。他们认为，日中关系的重要性仅次于日美关系。

第二派取向并不反对日本地缘战略政策与美国一致，但是，他们认为坦率地承认和接受日本主要是一个经济大国这一事实，对日本最为有利。这一派的观点往往同传统上势力很大的通商产业省的官僚和日本最大的贸易和出口商有联系。根据这一派观点，日本的相对非军事化是一种值得保留的资产。在美国确保日本安全的条件下，日本可以自由地奉行全球性经济介入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将悄悄地提高日本在全球的地位。

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里，这第二派取向赞成奉行至少是事实上的中立主义政策，让美国去平衡中国在地区内的实力并由此去保护台湾和韩国。这样，日本能够不受牵制地进一步发展同大陆和东南亚的经济关系。可是，在现有的政治现实中，全球重商主义派接受美日同盟是一种必要的安排，包括为武装部队提供并不大的预算开支（仍然不过多超过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但是他们并不热心于使这一同盟具有重大的地区性含义。

第三派是偏于积极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大都是新一代的政治家和地缘政治思想家。他们认为，日本作为富裕和成功的民主国家，既有机会也有义务使冷战后的世界与以前确实有所不同。日本也可由此而赢得全球的承认。日本有资格得到这种承认，因为它作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历史性地跻身于世界少数几个真正伟大的国家之列。早在80年代，中曾根康弘首相就曾经预言这样一种更强有力的日本态势将会出现。但是，在预言这一前景方面更为人所知的或许要首推1994年发表的颇多争议的小泽委员会报告。该委员会报告的标题颇能说明问题：《新日本的蓝图：一个民族的反思》。

该委员会是以其主席，即迅速崛起的中间派政治领袖小泽一郎的名字命名的。该报告主张，应该对日本等级森严的政治文化实行民主化，并对日本的国际态势进行反思。报告要求日本成为“正常的国家”。建议在保持日美安全关系的同时，日本应摒弃在国际上的消极被动姿态而积极地参与到全球性的政治中去，尤其是应该在国际维和努力中起带头的作用。为此，该报告建议撤销日本宪法中对向海外派遣日本武装部队所作的限制。

对于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强调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却内含这样一种想法，即日本应在更重要的地缘政治方面从美国对安全事务的包办下解放出来。鼓吹这一观点的人往往争辩说，在有全球重要意义的问题上，日本应该毫不犹豫地代表亚洲说话，而不是自动地追随美国的领导。可是，他们在诸如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作用和朝鲜前途等敏感问题上却仍然保持那种有自己特色的含糊其词，同他们更传统的同僚们并无多大差别。因此，在有关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他们都持有迄今依然强烈的那种日本倾向，即在这两个问题上仍旧让美国去承担首要的责任，而日本仅在美国做得过头时发挥一点降温作用。

及至90年代的后半期，这种偏于积极的现实主义派倾向开始在公众思潮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1996年上半年，日本政府开始谈论日本的“独立自主外交”，历来谨小慎微的日本外务省煞费苦心地把这个词翻译成为意思较含糊的（看起来也就不那么针对美国的）“偏于积极的外交”。

主张第四派取向的国际空想主义者的影响不如前三派大，但偶然也能给日本的观点注入更为理想化的言辞。这一派往往公开地同如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之类的杰出人士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士本身大大地突出了对道义上可取的全球目标作出明确承诺对日本的重要性。正因为日本不必承担地缘政治责任，这些空想主义者常常乞灵于“全球新秩序”的概念去号召日本在为世界大家庭制定和推动一项真正的人道主义议程方面充当领袖。

所有上述四种取向，在一个关键性的地区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更加多边化的亚太合作的出现是符合日本利益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合作将产生三种积极的效果：有助于套住（也含蓄地限制）中国；有助于把美国拖在亚洲，即便其支配地位将会逐渐地削弱；有助于减轻对日本的不满情绪，因而有助于加强日本的影响力。虽然在地区内形成一个日本的势力范围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地区内，特别是在那些对中国力量的日益增长感到不安的沿海国家里，日本获得某种程度的敬服或许还是有希望的。

所有上述四种观点也一致地认为，小心谨慎地培养同中国的友情远比对中国实行在美国领导下的直接遏制要好得多。事实上，美国领导下遏制中国的战略设想，或者甚至在日、美支持下由菲律宾、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结成抗衡中国的非正式联合体的主意，对于日本外交政策机构来说也并无太大的吸引力。在日本人看来，任何类似努力不仅要求美国在日本和韩国无限期地大规模驻军，而且由于制造了中国的地区利益和美日的地区利益之间容易起火的地缘政治重叠，可能成为会自动实现的关于将同中国发生冲突的预言。［8］其结果势必阻碍日本渐进式的解放和威胁远东的经济繁荣。

由于同样的原因，很少有人赞同采取相反的政策，即日本和中国之间大妥协。这样一种古典式的联盟关系大逆转的地区后果将是形势更加不稳定：美国将从本地区撤走；朝鲜半岛将立即被置于从属于中国的地位；日本将不得不听凭中国摆布。除了也许有少数极端主义者会欢迎以外，这不是一种诱人的前景。由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的边缘化和在历史上受到鄙视，已无其他东西可以取代这样一个基本共识：即同美国的联系仍是日本最主要的生命线。失去了同美国的联系，日本既不可能确保稳定的石油供应，也不可能在中国的核弹（也许不久后还有朝鲜的核弹）面前保护自己。唯一真正的政策问题是，如何最恰当地运用同美国的关系推进日本的利益。

相应地，日本人根据美国的愿望一直在加强美日军事合作，包括看起来是把合作的范围从较为具体的“远东”扩大到更为广泛的“亚太方案”。1996年初，在复审所谓的美日防务指导方针时，日本政府也把这一方针的适用范围作了扩大，可能使用日本防卫力量的范围从“远东有事”扩大到“日本周围地区有事”。日本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向美国让步是受到了下列原因的驱使：越来越怀疑美国长期驻留亚洲的能力；担心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对这一点看起来所怀的忧虑）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仍可能把一种日本所不能接受的选择强加于日本：要末站在美国一边去反对中国，要末没有美国而与中国结盟。

对日本来说，这一根本性的两难处境也包含着一种历史的必然性：由于争取成为地区性主导大国的目标行不通，而在没有地区基础的情况下要成为真正全面的全球性大国又不现实，那么，自然的结论是，日本获得全球性领袖地位的最好办法是积极参与世界范围的维和活动和经济发展。通过利用美日军事同盟保障远东稳定而又不让自己卷入反华联盟的办法，日本能够稳妥地为自己确立一种独特而又有影响的全球性使命，成为推动真正国际性的、更加有效地机制化的合作的大国。这样，日本将取得类似加拿大的地位，但要比加拿大更加强大和更具全球性影响：成为一个由于建设性地运用自己的财富和力量而得到人们的尊敬，而又不使人害怕和反感的国家。

美国地缘战略的调整

美国政策的任务应为：确保日本作出上述选择，中国崛起而在本地区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致妨碍东亚力量的稳定三角平衡关系。努力处理好同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和维持包括美国在内的稳定的三方间相互作用关系，这对于美国的外交技能和政治想象力将是严峻的考验。消除过去那种认为日本的经济上升会导致所谓威胁的成见和消除对中国的政治能量的恐惧心理，有助于给必须奠基于仔细的战略估算的政策注入冷静的现实主义。这种估算是：如何把日本的能量纳入国际方向和如何把中国的力量引入区域性妥协。

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形成相当于欧洲在欧亚西端的一个协调的地缘政治结构，即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地区力量结构。可是，同欧洲情况不同的是，在东部大陆不会很快出现民主的桥头堡。相反，美国同日本重新确定了方向的同盟必须成为美国同在该地区举足轻重的中国之间实行妥协的基础。

从本章前两节所作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若干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地缘战略结论：

有关中国是下一个全球性大国这样一种流行的看法孕育着反对中国的偏执狂，并在中国内部培育着妄自尊大的思想。对于中国将肯定成为下一个全球性大国的恐惧，往好处说是为时过早，往坏处说，则可能会成为自行实现的预言。因此组织一个旨在遏制中国上升为全球性大国的联盟会产生消极的后果。那样做只会确保一个在地区内有影响的中国变得敌对。同时，任何这种努力都会使美日关系趋于紧张，因为大多数日本人可能会反对这样一个联盟。根据这一情况，美国应该不再压日本在亚太地区承担更大的防务责任。这种努力只会妨碍稳定的日中关系的出现，同时还会使日本在本地区进一步陷于孤立。

但是，正因为中国事实上不可能很快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也正因为如此，对中国实行地区遏制的政策不明智，把中国作为全球性的重要棋手来对待才可取。把中国拉进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之中并赋予它所渴望的地位，能收到钝化中国民族雄心的尖利锋芒的效果。朝此方向可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吸收中国参加世界主要国家七国集团的每年一度的首脑会议，特别是既然俄罗斯已被邀请参加，就更应让中国参加。

不管表面现象如何，实际上中国井无很大的战略选择余地。中国持续的经济成功严重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流入和外国市场的准入。正是这一点严重地限制了中国的选择。中国同一个不稳定而且贫困的俄罗斯结盟，是不可能拓宽自己的经济或地缘政治前景的（而对俄罗斯来说，这将意味着从属于中国）。即使玩这种主意对中、俄双方都有点儿策略上的诱惑力，但这毕竟不是一项可行的地缘战略选择。援助伊朗和巴基斯坦，对中国来说具有更直接的地区和地缘政治上的意义，但也不可能以此作为认真谋取全球性大国地位的出发点。如果中国感觉到，美国（在日本的支持下）在阻挠其实现民族的或地区的抱负的话，那么组织“反霸”联盟可能成为最后的抉择。但是，那将是个穷困国家的联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们将继续一起贫困下去。

大中华作为地区主导大国正在崛起。既然如此，这个大中华可能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邻国，而这可能导致地区的不稳定；或者大中华也许会沿袭昔日中华帝国的历史传统而满足于较为间接地施展其影响。将来出现的是霸权主义的势力范围还是较模糊的受敬服的范围，部分地要取决于中国政权专断的程度，也部分地取决于起关键作用的外部棋手，最主要是美国和日本对大中华的出现作出反应的方式。简单的绥靖政策会怂恿中国采取更加过分自信的姿态，但仅仅采取阻拦大中华出现的政策，也可能导致类似的结果。在某些问题上采取审慎的让步政策，在另一些问题上则采取（对中国的行动）划出准确界限的政策，或许能够避免发生上述两种极端的情况。

无论如何，在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大中华可能发挥同美国在一个稳定而政治上多元化的欧亚大陆方面的大地缘战略利益相匹配的地缘政治影响。例如，中国对中亚日益增加的兴趣，势必会限制俄罗斯谋求在莫斯科控制下实现任何形式的政治重新一体化的行动自由。与此相关，在有关波斯湾的问题上，中国对能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决定了中国将在保持自由进入产油地区以及产油地区的政治稳定方面与美国具有共同利益。同样，中国支持巴基斯坦抑制了印度企图使巴基斯坦从属于印度的野心，并可抵消印度在阿富汗和中亚问题上同俄罗斯合作的意向。最后，中国和日本参与东西伯利亚的开发也同样有助于促进地区的稳定。应该通过持续的战略对话来探索这些共同利益［9］。

也有一些中国的雄心可能同美国的（还有日本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地区，尤其是中国如果将使用历史上更惯用的强硬策略去实现这些雄心的话。这点特别适用于东南亚、台湾和朝鲜。

东南亚从其潜力来看，是太富有了，地理上也太辽阔了，总而言之是太大了，因此，即使是一个强大的中国也不易使东南亚屈从于己。但是，东南亚又太软弱、政治上也过于四分五裂，因此，不能不成为一个至少是敬服中国的地区。随着中国力量的壮大，中国的地区性影响势必增长。虽然许多事情取决于中国如何运用它的力量，但直接反对中国或者卷入像南中国海争端一类的问题是否符合美国的特殊利益尚不清楚。中国人在微妙地处理不对称的关系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历史经验。进行自我克制以免引起本地区的恐惧肯定是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的。那种恐惧心理可能导致产生一个地区性的反华联盟（在印尼和澳大利亚间刚开始的军事合作中，这种倾向已经初露端倪），而这种联盟很可能向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寻求支持。

一个大中华，特别在收复了香港之后，几乎可以肯定会更加起劲地寻求实现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充分认识这样一个事实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从来没有默认过台湾的无限期分离。因此，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这个问题会酿成美国同中国迎头相撞的冲突。其后果对有关各方面都将是非常有破坏性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将受挫；美日关系将十分紧张；美国在欧亚大陆东部建立稳定的力量均势的努力将翻车。

相应地，在这个问题上对等地取得并维持最大透明度是十分必要的。即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可能还缺乏有效胁迫台湾的手段，北京仍然必须懂得并信服，美国如果默认使用军事力量强行统一台湾的尝试，那么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将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因此，如果台湾那时候无力保护自己的话，美国决不能在军事上无所作为。

换句话说，美国将不得不进行干预。但那并不是为了一个分离的台湾，而是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一个分离的台湾本身对美国来说并无任何特殊利益。事实上，美国官方的立场一直是，而且应该继续是，只有一个中国。但是，中国统一台湾的方式可能触犯美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台湾问题也给美国在同中国打交道时提出人权问题提供了合法理由，中国没有道理指控美国干涉其内政。完全可以向北京重申，只有在中国更加繁荣发达和更加民主之后才能实现统一。不管如何，为了台湾而更加尊重人权是符合中国利益的。美国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人权问题也是恰当的。

与此同时，美国必须信守对中国的许诺，避免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任何在国际上提高台湾地位的行动。在九十年代，美台间的某些官方接触给人以这样的印象：美国在心照不宣地开始把台湾当作一个单独的国家来对待。中国对此表示愤慨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对台湾官员加紧争取国际上承认台湾分离地位的活动表示不满，也同样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美国不必羞羞答答，而应该明确地表示，如果台湾人试图改变早已确定和有意含糊对待的海峡两岸关系，将使美国对台态度受到有害影响。再者，如果中国确实繁荣发达起来而且实现了民主化的话，如果中国收复香港之后没有出现在公民权利方面的倒退的话，那么，美国鼓励海峡两岸就最后统一的条件进行认真的对话，也将有助于在中国国内制造扩大民主化的压力，同时将促进美国和大中华之间实现更加广泛的战略妥协。

地处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韩国，有可能再一次成为中美争执的根源，而且它的前途也将直接影响美日关系。只要朝鲜半岛继续分裂下去，而且在不稳定的北方和日益富裕的南方之间继续存在着爆发新的战争的可能性，美军就必须继续留驻在朝鲜半岛。美国单方面撤军不仅可能引发新的战争，而且很可能标志着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的结束。在美国抛弃了韩国之后，很难设想日本人会继续依靠部署在日本领土上的美军。最可能的后果将是，日本将迅速地重新武装，并因此导致整个地区的广泛动荡。

不过朝鲜的重新统一也可能会造成地缘政治上的严重困境。如果美军将继续留驻在统一后的朝鲜，就不可避免地会被中国人看作是针对中国的。事实上，中国人是否会默认这种情况下的朝鲜统一是个大疑问。如果统一分阶段进行的话，包括所谓的软着陆，中国会从政治上进行阻挠并支持朝鲜那些仍然反对统一的人。如果朝鲜是在北方“强行着陆”的情况下通过暴力统一的，那么，甚至不能排除中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在中国人看来，只有在统一不同时成为美国力量（由日本在背后作为跳板）的直接延伸这种情况下，朝鲜的统一才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一个统一的、没有美军驻扎在其领土之上的朝鲜很可能首先在中、日之间搞某种形式的中立，然后，部分地受虽是残存却仍强烈的反日情绪的驱动而逐渐地倾向中国，或者被置于中国的政治影响范围之下，或者进入某种更加微妙的敬服中国的范围。到那时将出现这样的问题：日本是否仍然愿意充当美国力量在亚洲的唯一基地。至少这个问题将在日本国内政治中引起最严重的分裂。因此而造成的美国远东军事活动范围的任何收缩，都将使维持稳定的欧亚大陆力量均势更加困难。上述种种考虑，加强了美日在朝鲜维持现状的利益（诚然各自出发点略有不同）。若现状就是得改变，也得非常缓慢地分阶段前进，最好是在深化美中地区妥协的环境下进行。

与此同时，日韩间的真正和解，将为朝鲜的任何最终统一提供更为稳定的地区环境而作出重要贡献。日韩间的真正和解将缓解由于朝鲜重新一体化所带来的种种复杂的国际问题，并导致在两国间建立日益具有合作性质和约束力的政治关系。美国在促进这一和解方面能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许多首先被用于推进德－法和解，后来又被用于推进德国和波兰和解的具体步骤（例如，从提出联合大学方案直到建立联合军团）也可在这里适用。全面且有利于地区稳定的日韩伙伴关系，反过来也许使美国甚至在朝鲜统一之后也更容易在远东继续存在下去。

同日本保持密切的政治关系符合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利益，这一点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日本是否成为美国的附庸、对手或者伙伴，则取决于美国人和日本人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即更加明确地阐述两国应寻求的共同国际目标，和更加清楚地划分美国在远东的地缘战略使命和日本所希望扮演的全球角色之间的界线。对于日本来说，尽管国内对日本的外交政策有争论，但同美国的关系依然是主导它的国际方向感的主要灯塔。日本迷失方向，或者走上重新武装的道路，或者单独同中国搞妥协，都会导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寿终正寝，并将排除美、日、中在地区内稳定的三角安排出现的可能性。这也将排除在整个欧亚大陆建立由美国安排的政治均势的可能性。

简而言之，一个迷失方向的日本，犹如一条在沙滩上搁浅的鲸鱼：无助地四处拍打，十分危险。这将破坏亚洲的稳定，却不能提供可以取代所需的美日中稳定均势的另一种可行的选择。美国只有通过同日本的密切联盟才能适应中国的地区抱负，并制约其表现。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构筑一种错综复杂的三方相互适应的关系。这种关系涉及美国的全球力量，中国在地区里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日本的国际领导地位。

根据前述情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削减美军在日本（并由此延伸到韩国）存在的现有水平是不可取的。可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任何在重要意义上扩大日本军事努力的地缘政治范围和实际规模，也是不可取的。在令人不安地迷失战略方向的情况下，美国大规模撤军很可能引起日本推出大规模武装计划，而美国压日本担当更大的军事作用只能损害地区稳定的前景，阻碍在更广泛的区域范围同大中华达成妥协，导致日本不再承担更具建设性的国际使命，并因此使得在整个欧亚大陆推进稳定的地缘政治多元化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

还有一条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如果日本不再面向亚洲而是面向全世界的话，必须给它有意义的鼓励和某种特殊的地位，以较好地照顾日本的民族利益。中国可以首先成为地区大国，而后再谋求成为全球性大国。日本则与中国不同，它可以用回避追求地区大国地位的办法来赢得全球性影响。但是，这使日本更有必要认识到，日本是美国在全球使命中的特殊伙伴。而这一全球使命使日本在政治上感到满足，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为此目的，美国应考虑缔结一项美日自由贸易协定，以开创美日的共同经济空间。这一步骤把美日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联系正式固定下来，并为美国在远东的继续存在和日本建设性地参与全球事务提供地缘政治基础［10］。

结论：对美国来说，在建立日益具有合作性和渗透性的全球合作体制中，日本应该成为美国的第一位重要伙伴；而在以向中国举足轻重的地区地位挑战为目标的任何地区安排中，不是主要依靠日本作为美国的军事同盟国发挥作用。实际上，日本应该是美国在处理世界事务新议程中的全球性伙伴，地区内举足轻重的中国则应该成为美国的远东之锚，由此促使欧亚大陆出现一种力量均势。在这个方面欧亚大陆东部的大中华与欧亚大陆西部日益扩大的欧洲，作用同等重要。

谢选骏指出：上文错误地认为，“中国从辉煌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在过去的150年中蒙受了种种屈辱……”——这说明作者对历史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因为，“中国从辉煌的地位上跌落下来，蒙受了种种屈辱”，起码要从1644年开始，到二十世纪末已经将近四百年了。再远一点的蒙古入侵就暂时不算。“五百年将有王者兴”——这就更加超出布热津斯基这个东欧犹太人的知识范围了。

注：

［1］据中国计量经济和技术研究所1996年发表的题为《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的较乐观的报告估计，201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约737美元，或比世界银行界定的低收入国家高出30美元不到一点。

［2］据1994年9月25日的《亚洲周刊》，东南亚500家最大的华人拥有的公司的资产合计约为5400亿美元。其他的估计数更高：1996年11／12月号《国际经济》报道说，5000万海外华人的年收入约与上述数字相同，因而，大约与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大体相当。据说，海外华人控制了90％的印尼经济，75％泰国经济，50％－60％的马来西亚经济，以及新加坡的全部经济，有人对这种情况表示担忧。一个前印尼驻日本大使甚至因此公开警告说，“中国正在本地区进行经济干预”，这不仅可能利用中国在本地区的存在，而且甚至会导致出现中国出资支持的“傀儡政府”（见1996年9月23日（东京）《朝日新闻》）。

［3］1997年3月31日曼谷的英文报纸《民族报》发表的有关差瓦立总理访问北京的报道反映了这方面的苗头。这次访问的目的被称为是与“大中华”建立牢固的战略同盟。据称，泰国领导已“承认中国是一个具有全球性作用的超级大国”，并表示泰国愿意成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桥梁”。新加坡在强调与中国认同方面走得更远。

［4］见宋以敏发表在北京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国际问题研究》（英文版－译注）1996年第6－8期的文章《对冷战后世界力量分化组合的讨论》第10页。她对美国的这一分析代表了中国最高领导的看法。发行量很大的共产党的正式机关报《人民日报》1996年4月29日发表了这一分析的简述。

［5］王纯殷于1996年2月在《国际展望》上发表的文章《展望21世纪之初的亚太》，对美国据称欲建立这种反华亚洲体系的意图作出详尽的分析。中国的另一位评论家争辩说，美日安全安排已经从遏制苏联势力的“防御之盾”变为针对中国的“进攻之矛”（见1996年6月20日《现代国际关系》杂志杨伯江的文章《“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意味着什么》）。1997年1月31日，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加强军事联盟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文章。文章把美日军事合作范围的再定义斥为“危险的举动”。

［6］1997年2月25日《日本文摘》报道，根据一次政府主办的民意测验，只有36％的日本人对韩国怀有友好感情。

［7］比如，首相顾问班子通口委员会1994年夏天发表的报告，提出了“日本安全政策的三大支柱”，既强调美日安保关系的首要性，也主张进行亚洲多边安全对话；1994年的小泽委员会报告“新日本的蓝图”；1995年5月《读卖新闻》的“全面的保安政策”要点，其中提出要在海外为维和使用日本的军事力量；1996年4月日本的公司经理协会在富士银行思想库的协助下撰写的报告提出要求美日防务体制应该更加平等和均衡；1996年6月日本国际事务论坛向首相提出的题为“亚太地区安全体制的可能性和作用”的报告；还有在过去几年里出版的许多书籍和文章，往往有更多的争辩，提出的建议也更加极端，而且比上述大多代表主流的报告得到西方传媒更广泛的引用。例如1996年由一名日本将军编的书竟敢推断在某些情况下，美国会无力庇护日本，因此日本应该扩大自己的国防能力。此书引起报刊广泛评论。（见康广森野将军编的“下一代的地面自卫部队”和1996年3月4日《产经新闻》的评论“美国来援救我们的神话”)

［8］有些保守的日本人受到日本和台湾特殊关系设想的诱惑曾在1996年成立日台议员协会，以推进这个目标。中国对此作出了意料之中的敌对反应。

［9］我在1996年同中国国家安全和防务方面的最高级官员会晤中，认清了如下一些作为这种对话基础的共同的战略利益（有时有意地用含糊的提法）：①一个和平的东南亚；②在解决近海问题中不使用武力；③和平统一中国；④朝鲜的稳定；⑤中亚的独立自主；⑥印巴间之均势；⑦经济上充满活力和国际上善良的日本；⑧一个稳定但是不太强大的俄罗斯。

［10］库尔特·董发表在1996－1997年冬季号《外交政策》季刊的文章《使美国对日政策革命化》为这一计划作出了有力的论述，其中指出了这一计划在经济上的互利性。

 

【第七章　结论】

现在该是美国为整个欧亚大陆制定和实施一项完整、全面和长期的地缘战略的时候了。这一需要产生于两大根本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美国是目前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而欧亚大陆是全球的中心舞台。因此，欧亚大陆力量分配的变化，对美在全球的首要地位和美国的历史遗产，都将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就其范围和性质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新型的霸权，反映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众多特点：多元性、渗透性和灵活性。美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获得了这一霸权，其主要的地缘政治表现是美国在欧亚大陆所发挥的前所未有的作用。迄今为止，以往所有的全球性大国地位争夺者都来自这一大陆。美国现在则是欧亚大陆的仲裁者。欧亚所有的重大问题，没有美国的参与或有悖于美国的利益，都无法得到解决。

美国如何巧妙地处理同欧亚棋盘上的重要地缘战略棋手的关系，以及美国如何同欧亚大陆那些关键性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打交道，这对于美国长久和稳固地保持其在全球的首要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在欧洲，最主要的棋手仍将是法国和德国。美国的中心目标应是加强和扩大在欧亚大陆西部现有的民主阵地。在欧亚大陆的远东地区，中国可能将越来越重要。除非美中两国能成功地就地缘战略达成共识，否则美国在亚洲大陆将失去政治立足点。欧亚大陆的中部，即在日益扩大的欧洲和在地区内日益倔起的中国之间，将仍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黑洞。至少在俄罗斯内部围绕后帝国时期自我定位的争斗见分晓之前这一状况不会改变。而俄罗斯以南的地区，即欧亚大陆的巴尔于，则有可能成为种族冲突和大国角逐集中的场所。

在这种情况下，今后一段时间内，或者说在一代人以上的时间内，不可能有任何单个国家向美国的世界首要大国地位提出挑战。国家实力有四个主要方面，即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它们合在一起造成决定性的全球政治影响力，而在这四个方面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能与美国相比拟。除非是美国故意或者是无意中放弃了它的领导地位，否则在可预见的将来，唯有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可能实际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这方面，断言美国已成为克林顿总统所说的世界上“不可替代的国家”是正确的。

在这里，重要的是既要强调美国不可替代这一事实，也要强调世界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现实可能性。一旦现存的那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地缘政治框架自行崩溃，人口爆炸、贫困导致的移民、急剧的城市化、种族和宗教的敌对、以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就将无法控制。如果没有美国持续和有针对性的介入，不用多久全球动乱的力量就会主宰世界舞台。不论是在当前欧亚大陆还是在整个世界上出现的地缘政治紧张形势中，都包含着现存框架发生这种崩溃的可能性。

人类生存条件更加普遍恶化的前景，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上述给全球稳定带来的风险。特别是在世界上那些比较贫困的国家里，人口爆炸以及同步发生的人口的城市化正在迅速产生的不仅是大量的贫困人口，而且特别是数以亿计的越来越不安分守己的失业的青年人。他们的失落感正相应地急剧上升。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强化了他们与传统权威的决裂，同时也使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和不满于世上的不平等。他们因此也就更加易于受极端思想的鼓动。一方面，日益发展的人数已达数千万的全球移民现象可能成为一个暂时的安全阀。但是另一方面，移民现象又有可能成为种族和社会冲突跨洲传播的工具。

因此，动荡不安、紧张局势以及至少是不时发生的暴力行动，有可能冲击美国所继承的管理全球的作用。美国霸权所造就的一个没有战争威胁的、复杂的国际新秩序，可能会局限于世界的一些地区。在这些地区，美国的权力通过民主的社会政治体制，以及也由美国主导的各国间精细的多边框架得到加强。

因此，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将同各种动乱势力进行较量。在欧洲，有迹象表明一体化和扩大化的势头正在减弱，欧洲传统的民族主义不久可能会重新抬头。即使在最成功的欧洲国家中，大规模的失业现象也长期存在，导致人们的排外情绪。这可能会使法国或德国的政治突然转向严重的极端主义和内向的沙文主义，甚至的确可能正在造成一种真正的革命前的形势。只有当欧洲的统一愿望得到美国的鼓励甚至支持的时候，本书第三章中概述的欧洲历史性时间表才能得以实现。

俄罗斯的前途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它发生积极演变的前景更加微弱。因此美国有必要营造一种地缘政治状况，以便把俄罗斯吸收进不断发展的欧洲合作的大环境中，并促进它新近获得主权的各邻国独立自主。然而，像乌克兰或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国家（且不说两大民族并存的哈萨克斯坦）独立生存的能力仍然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如果由于欧洲发生新的内部危机、土耳其和欧洲日益拉大距离，或者美国与伊朗的敌对日益加剧等因素导致美国的注意力他移的话，它们独立生存的能力就更不确定了。

如果今后台湾问题发生危机，或者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促使中国出现一个咄咄逼人的政府，或者仅仅由于美中关系恶化，都有可能使最终同中国达成大和解的潜在可能性夭折。那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不稳定的力量，给美日关系带来极大的制约，或许还将使日本本身在地缘政治上迷失方向而造成破坏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的稳定必将受到威胁。同时，人们还可以想象局势中的这一系列事件会对印度这一对南亚稳定起关键作用的国家的态势和内聚力产生何种影响。

这些分析提醒人们，如果无处不在的全球力量的地缘政治结构开始破裂的话，那么，无论是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新型全球问题，还是人们关注的更为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都不可能解决或受到遏制。在整个欧洲和亚洲大陆出现了种种警告迹象的情况下，美国的政策要获得成功，就必须集中注意整个欧亚大陆，并以地缘战略方针为指导。

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

制定所需政策的出发点，必须是对目前规定世界事务的地缘政治状况的三个前所未有的条件的清醒认识：有史以来第一次，①只有一个国家才是真正的全球性大国；②一个非欧亚国家是世界上唯一地位突出的国家；③欧亚大陆这个世界的中心舞台被一个非欧亚大国所主导。

然而，一项全面、完整的欧亚地缘战略的基础又必须是认识到美国有效实力的局限性，以及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实力不可避免的减弱。如本书在前面已指出的，正是欧亚大陆的辽阔和多样性，以及这一大陆中某些国家的潜在实力，限制了美国影响力的深度及其对形势发展控制的程度。这一条件有助于对地缘战略进行深入的考虑，并有助于有目的地在欧亚这个大棋盘上有选择地部署美国的资源。既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前所未有的实力势必减弱，那么当务之急必须是以不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的方式处理好其他地区大国的掘起问题。

如同下棋一样，美国的全球策划者必须预先设想下几步棋，并预想到对手可能采取的反攻步骤。因此，一项可持续实施的地缘战略必须区分出短期前景（今后五年左右）、中期前景（二十年左右）和长期前景（超过二十年）。此外，不应把这些阶段看作是相互完全隔离的块块，而应将它们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组成部分。应从第一阶段逐步、始终不渝和目的明确地进入第二阶段，然后，由第二阶段最终导致第三阶段。

短期内。在欧亚大陆的地图上加强和永久保持地缘政治普遍的多元化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促使人们重视纵横捭阖，以防止出现一个最终可能向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敌对联盟，且不说防止任何一个特定国家试图向美国挑战的微弱可能性。在中期内。上述考虑应逐步让位于更加重视若干地位日益重要、战略上又相互协调的伙伴国家的出现。它们在美国领导作用的带动下，可能会出力帮助构筑一个更为合作的跨欧亚的安全体系。在更长远的时间里，上述状况可能将最终导致产生一个真正分摊政治责任的全球核心。

当务之急是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具有把美国赶出欧亚大陆，或大大地削弱美国关键性仲裁作用的能力。然而，不应把跨洲际地缘政治多元化的加强本身视为目的。这只不过是实现在欧亚重要地区建立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中期目标的手段而已。民主的美国不可能愿意以军事资源为后盾纵横捭阖，而永久地卷入管理欧亚事务的艰难、费时和代价高昂的任务，以防止任何一个大国主导欧亚地区。因此，不论从逻辑上还是从意图上说，第一阶段都必须发展到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内，宽容的美国霸权的存在仍会阻止其他国家提出挑战。阻止的方法不仅是使向美国挑战的代价太高，而且是使美国霸权并不威胁到欧亚潜在的雄心勃勃的地区大国的根本利益。

中期目标具体要求的是培育真正的伙伴关系。主要的是与更加团结一致和政治作用业已界定的欧洲与地区强国中国，与（人们希望看到的）后帝国时期更加面向欧洲的俄罗斯，以及与地处欧亚南翼发挥地区稳定作用的民主印度的伙伴关系。然而，同欧洲和中国分别建立更广泛的战略关系这一努力的成败，确实将决定俄罗斯今后作用的环境。俄国的作用也许是积极的，也许是消极的。

顺理成章的是，扩大的欧洲和北约将十分有助于美国实现其政策的短期和长期目标。扩大的欧洲将会扩大美国影响力的范围——通过吸收中欧新成员国，通过在欧洲委员会内增加亲美成员国——而不必同时建立一个政治上过分一体化的欧洲，避免这样一个欧洲不久就可能在其他地方的重大地缘政治问题上，特别是在中东问题上，向美国提出挑战。一个政治上经过界定的欧洲对于逐步将俄罗斯吸收进全球合作体系也是至关重要的。

应该承认，光靠美国自身的力量无法造就一个更为团结的欧洲。那是要靠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和德国人才能做成的事情。但是美国却可以阻挠一个更为团结的欧洲的出现。而那会给欧亚大陆的稳定，以及美国自身的利益带来灾难性后果。的确，欧洲如果不是变得更加团结，就有可能再次变得更加分裂。因此，如同已经指出的那样，美国必须同法、德密切合作，以寻求建立一个充满政治活力的欧洲，一个继续与美国联系在一起的欧洲，一个扩大合作的国际民主体系的范围的欧洲。问题不在于在法、德之间作出抉择。不管是缺了法国还是德国，都不会有欧洲。而没有了欧洲，就不会有跨欧亚体系。

就具体问题而言，要实现上述目标，美国需要逐步照顾到他国关于分享北约领导权的想法，更多地认可法国关于欧洲不仅在非洲还要在中东发挥作用的考虑，并继续支持欧盟的东扩，不论欧盟是否在政治、经济上成为更加自以为是的全球性角色。［1］大西洋两岸国家一些有威望的领导人提出的一项跨大西洋的自由贸易协议，也可缓解更加团结的欧洲和美国之间发生日益加剧的经济竞争的危险。不管怎么说，欧盟果真最终能够成功地把几世纪之久的民族主义敌对情绪，连同其在全球的破坏性后果统统埋葬掉，那么，美国目前作为欧亚大陆仲裁人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受到某种成度的削弱也是值得的。

北约和欧盟的扩大将有助于重振欧洲自身日益减退的宏大使命感。与此同时，还可加强因冷战的胜利终结而获取的民主成果。这一点对美国和欧洲都是有利的。受这种努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同欧洲的长期关系。一个新的欧洲仍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如果这个新的欧洲在地缘政治上仍然是“欧洲－大西洋”范围的一部分，那么，北约的扩大是十分必要的。同样的，既然人们已作出了承诺，那么北约东扩的失败将会使扩大欧洲的想法夭折，使中欧地区的人们大为灰心，甚至会使俄罗斯对中欧地区目前已暂时收敛或奄奄一息的地缘政治抱负死灰复燃。

的确，由美国领导的扩大北约的努力失败甚至会重新唤起俄罗斯更大的野心。尚无迹象表明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同欧洲人一样，支持美国的强大和持续的政治军事存在，而历史的记载更是与此截然相反。因此，虽然同俄罗斯建立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显然是可取的，美国对俄国明确阐明其在全球的优先考虑也十分重要。如果必须在一个更广泛的欧洲－大西洋体系和一个较好的对俄关系之间作出抉择的话，那么前者无疑对美国更为重要。

鉴于这一原因，就北约东扩问题同俄罗斯达成的任何妥协都不应带来使俄罗斯成为北约事实上的决策成员国的后果。那样的话，只会谈化北约具有的欧洲－大西洋特性，同时使新成员降为二等公民。那将给俄罗斯造成机会，使它不仅重新努力获取在中欧的势力范围，还会利用它在北约的存在，利用美欧分歧以削弱美国在欧洲事务中的作用。

同样重要的是，随着中欧国家加入北约，对俄罗斯作出的任何有关该地区新的安全保证都应是真正对等的，因此也是相互确保性的。限制在新成员国的国土上部署北约的部队和核武器，可以是减少俄罗斯合法关注的重要因素，但是与此相对应的是，俄罗斯应就加里宁格勒这一具有潜在战略威胁的突出地区的非军事化作出保证，同时俄国应限制在北约和欧盟新成员园的边界附近部署大量部队。尽管俄罗斯所有新近独立的西部邻国都急于同俄罗斯发展稳定和合作的关系，实际情况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它们对俄国仍旧怀有恐惧。因此，对北约和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出现的和解，所有欧洲国家都会表示欢迎，并将其视为俄罗斯最终作出了令人欢迎的后帝国的倾向欧洲的抉择。

这种选择有利于为提高俄罗斯的地位和尊严作出更广泛的努力。吸收俄罗斯成为七国集团的正式成员，以及提高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决策机构（在其中可建立一个由美国、俄罗斯和几个重要欧洲国家组成的特别安全委员会）的级别，将为俄罗斯以建设性方式参与欧洲的政治和安全建设提供机会。这种作法，加上西方对俄罗斯的财政援助，以及更加雄心勃勃的、把俄罗斯和欧洲更紧密地联在一起的新高速公路和铁路网方案的制定，将把俄罗斯所作赞同欧洲的选择赋予实质性内容的进程大大向前推进。

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长远作用将基本取决于俄罗斯在界定自身地位方面必须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在九十年代，俄国也许仍然处于选择的过程中。即使欧洲和中国都能扩大各自的地区影响辐射范围，俄罗斯仍将是世界上最大一块领土的主人，其领土横跨十个时区：面积比美国或中国都大一倍，即使扩大了的欧洲也不能与之相比。因此，对俄罗斯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是领土的丧失。有巨大版图的俄罗斯不得不认真对待并正确理解的现实倒是：欧洲和中国已经在经济上比它更强大，而且中国还可能在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快。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应更的明确地认识到：俄罗斯的优先目标是自身的现代化，而不是徒劳地谋求重获它过去的全球性大国地位。鉴于俄罗斯辽阔的面积和多样性，一种在自由市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权力分散的政治制度，可能更有利于发挥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丰富自然资源的潜力。再说，把这样一个权力更为分散的俄罗斯动员起来去实现帝国野心也不那么容易。由一个欧洲的俄罗斯、一个西伯利亚共和国和一个远东共和国组成的松散邦联制的俄罗斯也更容易同欧洲、新的中亚国家和东方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并加速俄罗斯本身的发展。组成邦联的三个实体将能更好地发掘本地的创造潜力。这种潜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莫斯科沉重的官僚统治所扼杀。

如果美国能成功地执行其俄罗斯战略的第二个必要环节，俄罗斯就更可能作出赞同欧洲而不谋求成为帝国的明确选择。这第二个环节就是强化在后苏联空间内无处不在的地缘政治多元化趋势。加强这种趋势有助于抑制帝国野心的诱惑力。一个后帝国的、倾向欧洲的俄罗斯应当确认，美国为上述目的作出的努力有助于巩固地区的稳定和减少沿俄国不稳定的南部新边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加强地缘政治多元化的政策不应以同俄罗斯建立友好关系为先决条件。在不能发展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的情况下，这种政策倒是一种重要的保障，因为它可起到阻止任何确实具有威胁性的俄罗斯帝国政策重新出现的作用。

因此，对重要的新独立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支持是更大的欧亚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项政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是：使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得到加强，同时乌克兰将重新把自己确定为一个中欧国家并谋求同中欧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同样重要的是，与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这种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且作出更广泛的努力，使中亚国家不顾俄罗斯的阻挠而向全球经济开放。

向日益开放的里海－中亚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国际投资不仅有助于加强这一地区新建立国家的独立性，而且从长远来说对一个后帝国的、民主的俄罗斯也有利。开发该地区的能源和矿产资源能给这一地区带来繁荣并加强其稳定和安全感，同时还有可能减少出现巴尔干式冲突的危险。该地区在外资的资助下加速发展，使经济不发达的相邻的俄罗斯各州也能从中受益。另外，一旦该地区的新领导精英们认识到俄罗斯默许该地区融入全球经济，他们对同俄罗斯发展密切经济关系的政治后果所怀的忧虑就会减少。非帝国的俄罗斯到时候可能作为该地区的主要经济伙伴而被各国所接受，虽然它已不再是地区的帝国统治者。

为了促进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稳定和独立，美国必须谨慎地避免疏远土耳其，并探索改善同伊朗的关系是否可行。如果让一直谋求加入欧洲的土耳其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欧洲之外，土耳其将更加伊斯兰化，更有可能出于怨恨而对扩大北约投否决票，而且更不可能在使世俗的中亚更加稳定并融入世界大家庭方面同西方合作。

因此，只要土耳其的国内政治不大幅度转向伊斯兰化，美国就应利用自己在欧洲的影响促使土耳其最终加入欧盟，并坚持把土耳其当作一个欧洲国家来对待。为了加强土耳其关于自己是美国战略伙伴的意识，美国应同安卡拉就里海盆地和中亚地区的未来进行定期磋商。此外，美国还应当大力支持土耳其实现其从阿塞拜疆的巴库铺设一条能抵达土耳其的地中海海岸城市杰伊汉的石油管道的愿望，这条管道将为里海盆地的能源提供一个主要出口。

另外，美国同伊朗的敌对关系长期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任何最终的和解都应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之上：稳定目前伊朗面临的极具爆炸性的地区环境是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当然，任何和解都必须是双方努力的结果，而不是一方给予另一方的恩惠。一个强大的、甚至其行为虽受宗教驱使但不盲目热衷于反西方的伊朗符合美国的利益。最终连伊朗的政治精英们也有可能承认这一现实。与此同时，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长远利益着想，美国不应继续反对土耳其同伊朗建立更密切的、特别是在铺设石油管道方面的经济合作，也不应反对伊朗、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之间建立其他的联系。美国长期参与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实际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2］

尽管印度目前在欧亚舞台上是个相对被动的角色，但印度的潜在作用应当受到重视。印度在地缘政治上受到中国－巴基斯坦联盟的遏制，而软弱的俄罗斯又不能为其提供过去苏联曾提供过的那种政治支持。但是，印度民主制的存在是重要的，因为它比大量的学术争论更有力地驳斥了人权和民主纯粹是西方的地方性现象这样一种观念。因此，印度的失败将是对民主制度发展前景的打击，也意味着将在亚洲舞台上除掉一个能加强力量平衡的大国。特别是在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越来越突出时，这更应该被视为一种损失。因此，使印度逐步深入地参与关于地区稳定，特别是中亚前途问题的磋商是适时的，当然还要促进美印两国军方建立更直接的双边联系。

没有美国和中国之间战略理解的深化，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多元化就既不能实现也不能稳定发展。因此，为了提高中国与美国实现和解的兴趣，必要的第一步是奉行一项使中国参与认真的战略对话的政策，最终也许还要使中国参与到包括日本的三方努力之中。这种和解将反映美国和中国之间确实存在的一些共同地缘政治利益（特别是在东北亚和中亚地区）。美国还应消除关于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承诺的任何游移不定，除非台湾问题，特别是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出现恶化。出于同样的道理，中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应当通过收回香港成功地证明这样一个原则：甚至一个大中华也能容忍和保障更为多样性的国内政治安排。

尽管正如在第四章和第六章中已阐述的那样，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想要结成的任何反美联盟都不大可能超出某种临时的、策略性的姿态，但美国仍应重视在处理美中关系时不要把北京往这个方向推。在任何这类“反霸权”的联盟中，中国都将起关键作用。作为最强大的和最有活力的成员，中国将成为这种联盟的领袖。这种联盟只会围绕着一个不满、失望和有敌意的中国出现。俄罗斯和伊朗都没有财力成为这种联盟有吸引力的核心。

因此。美国和中国有必要就某些领域进行战略对话。两国都不愿看到这些领域被其他有霸权野心的大国所主导。但为了取得进展，对话必须是持续和认真的。在这种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就有关台湾、甚至人权等更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探讨可能会更具说服力。确实很有可能使人相信，中国国内的自由化不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因为只有一个朝民主化方向前进和繁荣的中国才有可能吸引台湾接受和平统一。任何试图以强制手段实现统一的作法都将不仅使美中关系受到损害，而且必然会削弱中国吸引外资和维持发展的能力。中国寻求区域性首要位置和全球性地位的抱负也将因此不能实现。

尽管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地区性主导大国，但（由于在第六章中已阐述的理由）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外界对中国成为全球大国表现出的多疑的恐惧正在使中国变得妄自尊大，并可能促使有关美中关系更加敌对的预言成为现实。因此，对中国既不应遏制，也不应抚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和至少到目前为止相当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得到尊重。中国不仅可能在远东，而且可能在整个欧亚大陆发挥更大的地缘政治作用。因而明智的做法是吸收中国参加世界主要国家首脑每年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议。特别是由于俄罗斯的参加已使这个首脑会议关注的焦点从经济扩大到政治，就更应吸收中国参加了。

由于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体系，并因此越来越无法也不愿用政治上不明智的方式谋取其地区的首要地位，但随之而来的是，在历史上与中国一向有利益关系的地区事实上出现了一个中国受敬服的范围，这种情况很可能成为新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平衡结构的一部分。统一后的朝鲜是否会摆向这一范围，主要将取决于日朝和解的程度（美国对此应给予更积极的鼓励）。但不管如何，没有中国的认可，朝鲜的统一是难以实现的。

无论如何，出于历史的和地缘政治的原因，中国都应该把美国视为天然盟友。美国从未像俄罗斯和日本那样企图夺取中国领土，也从未像英国那样羞辱过中国。另外，如果没有同美国的经得起考验的战略共识，中国就不大可能不断吸引大量外资，以保证其经济增长并取得地区性的举足轻重地位。同样，没有美中战略协调关系作为美国参与欧亚事务的东部支柱，美国就不可能有亚洲大陆的地缘战略。没有亚洲大陆的地缘战略，美国就不可能有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因此，对美国来说，中国这个地区大国在被吸收进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框架之后，可以成为一种保障欧亚大陆稳定的、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资产。在这个意义上，其重要性不亚于欧洲，其影响力超过日本。

但同欧洲的情况不同，在东方大陆近期内不可能出现一个民主的桥头堡。这就使美国更有必要把对与中国不断加深的战略关系的培育建立在这样的明确认识的基础上：一个民主的和经济上成功的日本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伙伴和在全球事务中的重要伙伴。鉴于地区其他国家对它有强烈反感，日本不可能成为一个起主导作用的亚洲地区大国，它却可以成为领头的国际性大国之一。但是东京如果能在可称之为全球问题新议事日程方面同美国密切合作，同时又不去为成为地区性大国进行徒劳和可能事与愿违的努力，那么，日本将能扮演一个在全球事务中有影响的角色。因此美国政治才能的任务应是引导日本向这一方向发展。美日达成一项创立共同经济空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将能加强两国关系和促进上述目标。因此两国应共同仔细考虑这样一个协定的效用。

通过同日本建立密切的政治关系，美国将能更有把握地一方面适应中国在本地区的抱负，同时又反对它的更加武断的行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成一种集美国的全球性力量、中国的地区性举足轻重地位和日本的国际性领头作用为一体的复杂的三方协作关系。但是，不明智地扩大美国同日本的军事合作则可能破坏这种广泛的地缘战略协作。日本的主要作用不应是美国在远东的水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也不应是美国主要的亚洲军事伙伴或潜在的亚洲地区性大国。错误地引导日本谋求发挥这些作用中的任何一种，都将使美国脱离亚洲大陆，损害同中国达成某种战略共识的前景，并因此削弱美国在整个欧亚大陆加强稳定的地缘政治多元化的能力。

一个跨欧亚的安全体系

可能在下个世纪初叶的某个时候会最终产生一个跨欧亚安全体系。它将加强欧亚地缘政治多元化的稳定性，而排除单一的占支配地位的大国的出现。这样一个跨洲际的安全协议将包括扩大了的北约——它以一个合作宪章与俄罗斯相连——以及中国和日本（日本仍将以双边安全条约与美国相连）。为此，北约首先必须扩大，同时将俄国纳入一个更大的地区安全合作框架。另外，美国人与日本人必须紧密磋商和协作，以在远东地区启动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政治与安全三角对话。这一美、日、中三方安全会谈最终可能吸收更多的亚洲国家参加，然后发展到由这些国家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进行对话。这样的对话又可以为所有欧亚国家参加的一系列会议铺平道路，从而开始一个跨洲际安全体系的机制化进程。

到时候，一个更加正式的架构即可开始成型，从而促使一个第一次覆盖了整个欧亚大陆的跨欧亚安全体系的出现。一旦前面提出的政策为此创造了必要的前提，这一体系的形成——通过界定其内容然后使其机制化——可能成为下一个十年中最重要的筑起新架构的创举。为了加强跨欧亚安全体系在事关全球稳定的问题上增进有效合作的能力，这一广泛的跨洲际安全框架还可有一个由欧亚大陆各主要实体组成的常设的安全委员会。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一个结成邦联的俄罗斯以及印度，可能还包括其他一些国家，可以共同成为这样一个更加机制化的跨洲际体系的核心。跨欧亚安全体系的最终出现可逐步使美国摆脱某些负担，虽然美国作为欧亚稳定剂和仲裁者的决定性作用仍会长期保持下去。

在最后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之后

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因此，美国不仅是第一个和唯一的真正的全球性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

这不仅是因为民族国家正日益相互渗透，而且因为知识作为力量正被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和分享，越来越不受国界的限制。经济力量也可能会变得更加分散。在未来的年月里，不大可能再有哪一个大国像美国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那样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大约30％的水平，更不用说像美国在1945年那样占世界总产值的50％。根据有些估计，到本世纪末，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将占全球的20％，到2020年可能降至10－15％；同时，欧洲、中国和日本等大国的份额将上升到与美国差不多的水平。全球经济不再可能由某个单一实体所主宰，就像本世纪美国曾做到的那样。这显然将产生深远的军事和政治影响。

另外，正是美国社会多民族的和例外的特性，使美国易于推广其霸权，而又能使这种霸权看起来不像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国家的霸权。比如，如果中国寻求全球性的首要地位，那么，它的这种努力不可避免地会被别国看作是试图强制推行一种一个国家的霸权。简单地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美国人，但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是中国人——这就给寻求任何基本上是一国的全球霸权设置了额外的和重要的障碍。

相应地，一旦美国的领导作用开始减弱，美国目前的全球性首要地位似乎也不可能被任何一个国家单独重新获得。这样，未来的关键问题是：“美国的全球性首要地位将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持久遗产？”

答案部分地取决于这种首要地位会保持多久，以及美国将以多大的力量来塑造一个将来能更正式地固定下来的主要大国的伙伴关系框架。实际上，由于国内国外两方面的原因，美国建设性地利用其全球性力量的历史机遇可能被证明是相对短暂的。真正的平民主义的民主从来还没有在国际上取得过主导地位。对实力的追求，特别是运用这种实力所要求的经济代价和人的牺牲，总的来说与民主的本性是不相符的。民主化有利于防止国家被动员起来追求帝国野心。

的确，有关未来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很可能在于美国是否会成为第一个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运用其实力的超级大国。它是否有可能变为一个软弱无能的全球性大国？民意调查表明，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13％）赞成“美国作为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继续担任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领袖”。压倒多数的美国人（74％）都赞同“美国在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国际问题的努力中做自己公平的一份”。［3］

而且，随着美国日益变成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除非面临真正大规模和被广泛认为是直接的外来威胁，在美国国内就对外政策问题达成共识将远为更加困难。这样的共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在冷战期间是普遍存在的。然而，这种共识不仅植根于公众普遍深信并认为正受到威胁的民主价值观中，而且源于同作为敌对性极权主义受害者的绝大多数欧洲人在文化和种族上的亲近感。

由于缺乏一个类似的外来挑战，如果美国的对外政策不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根本信仰或广泛存在的文化－种族方面的同情心，如果这种政策还需要长期的有时是代价高昂的帝国性介入，那么，美国社会就更难就对外政策达成一致。关于美国在冷战中历史性胜利的影响，也许有两种极端不同的观点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冷战的结束，美国有理由大幅度减少在全球的介入，而不考虑这对美全球地位造成的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实行真正的国际多边主义的时候已经到来，美国甚至应该为此放弃它的某些主权。这两种极端看法都拥有各自拥护者的忠实支持。

更广泛地讲，美国文化上的变化也可能与其在国外持续行使真正的帝国性力量不相协调。这种力量的运作要求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动因、理念上的承诺和爱一国主义的满足。然而，这个国家的主导文化已经变得日益定位在大众娱乐上，极大地受控于个人享乐和逃避社会责任的主题。日积月累的结果是，美国更难以为长期保持有时代价很高的海外领导地位而激发必要的政治共识。大众信息传播在这个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使任何有选择地使用武力的行为，哪怕只带来低水平的伤亡，都会引起强烈反感。

另外，美国和西欧都一直感到难以应付社会享乐主义的文化影响，和以宗教为基础的价值观的社会中心地位急剧下降所造成的文化影响。（本书第一章中概述的帝国体系的衰落在这方面与此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产生的文化危机又与毒品的蔓延，特别是在美国还与种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最后，经济增长已不再能满足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这种欲望又受到一种鼓励消费的文化的刺激。如果说一种历史忧虑感，甚至一种悲观主义在西方社会较有影响的阶层中正变得更加明显的话，这并非言过其实。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汉斯·科恩在总结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性经验以及极权主义挑战的破坏性后果之后，担心西方可能已经变得“精疲力竭”了。实际上他的担心是：

“二十世纪的人已经变得不如十九世纪的先辈那样自信。他从自身的经验中看到了历史中的黑暗势力。一些似乎属于过去的事情再度出现了：狂热的信仰、一贯正确的领袖、奴役和屠杀、人口的灭绝、残忍和野蛮”。［4］

对冷战结束后果的普遍失望使人们更加缺乏信心。不仅没有出现一个建立在共识与和谐基础上的“世界新秩序”，那些“似乎属于过去的东西”反而突然变成了未来。虽然种族与民族冲突可能不再有导致大战的危险，但确实威胁着全球许多地区的和平。所以战争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还不会成为过去的事情。由于富国因受较高的技术能力和自身利益的约束而会避免自我毁灭，战争可能已成为只有这个世界上的穷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在可预见的未来，占全人类三分之二的穷人，大概还不会按富人对他们的约束来行动。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冲突和恐怖主义行动至今还引人注目地没有使用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自律能维持多久本来就是无法预见的。然而由于不仅各个国家，而且各种有组织的集团越来越容易获得能造成大规模伤亡的手段，包括核武器或细菌武器，它们使用这些手段的可能性也必然增加。

简而言之，美国作为世界上首要的大国确实面对着一个并不很宽的历史性机会之窗。目前相对的全球和平可能是短暂的。这种前景使美国迫切地需要参与世界事务。这种参与必须有意识地把重点放在加强国际地缘政治的稳定上，并足以使西方世界恢复历史的乐观主义情绪。这种乐观主义要求表现出有能力同时对付内部的社会挑战和外部的地缘政治挑战。

然而，西方乐观主义的重新激发和西方价值观的传播，不仅仅有赖于美国和欧洲。日本和印度证明，人权观念和民主化试验的重要性也适用于亚洲的条件——不论是在高度发达的国家还是在尚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国家。因此民主在日本和印度的继续成功，在保持人们对未来全球政治面貌更加充满信心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们的经验以及韩国的经验确实表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

对付这些挑战既是美国的负担，也是它独特的责任。考虑到美国民主的现实，一个有效的办法将要求公众理解美国的实力在造就一个不断扩大和稳定的地缘政治合作框架方面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这一框架在避免全球无政府状态的同时将成功地遏阻一个新的大国挑战的出现。这两个目标——避免全球无政府状态和阻止一个大国对手的出现——与美国全球参与的更长远目标是不可分的。这个目标就是创造一个持久的全球地缘政治合作的框架。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为美国确定一个冷战结束以后新的主要全球目标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一直是片面的，没有把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需要与保持美国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地位的必要性联系起来。可以举出近期所做的一些尝试为例。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的头两年，在倡导“专断的多边主义”的同时，没有充分地考虑到当代力量的基本现实。后来，取而代之的重点是主张美国应该集中注意在全球“扩展民主”。但在这同时又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对美国来说仍然重要的是保持全球稳定，甚至是推进某种权宜性大国关系，比如与中国的关系，虽然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大国并非都是民主的。‘

作为美国最优先考虑的政策，一些焦点更集中的主张就更不能令人满意了，例如强调要消除全球收入分配中普遍存在的不公，要与俄罗斯建立一种特殊的“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或要抑制武器的扩散等主张。其他一些主张——美国应集中重视保护环境，或者更狭窄地把注意力放在制止地区战争方面——也都往往忽视了全球力量的基本现实。结果上述主张都没有充分考虑实现起码的全球地缘政治稳定的需要，而这种稳定正是既延长美国的霸权地位又有效地避免世界无政府状态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简言之，美国的政策目标无疑必须是双重的。一是把美国自己的主导地位至少保持一代人之久或者更长远一些。二是建立一个地缘政治框架。这一框架既能化解社会政治变革必然带来的冲击和损伤，又能演变成共同承担和平地管理全球的责任的地缘政治核心。在美国的鼓励和仲裁下，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逐渐扩大与欧亚主要伙伴的合作，也能有助于为最终革新现存的越来越过时的联合国体制创造先决条件。这样，责任和权利的重新分配就能充分考虑到全球力量变化的现实。同1945年的情况相比，全球力量已有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努力还将有另一个历史性优势，那就是得益于在更为传统的民族国家体系之外正飞速发展的全球联系新网络。这个由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许多具有跨国的性质）和科学界组成的网络，由于因特网而如虎添冀，已经建立起一个非正式的全球体系。这一体系天生就是与更机制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合作相一致的，

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一个基于地缘政治现实并能够发挥作用的全球合作结构可以这样产生，并可以逐步接过目前暂时负责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的“执政者”的衣钵。在这一事业中的地缘战略成功，不啻是作为第一个、唯一的一个和最后的一个真正全球超级大国的美国所发挥作用的恰当遗产。

谢选骏指出：犹太人都想要美国“为整个欧亚大陆制定和实施一项完整、全面和长期的地缘战略”，就像马克思为国际流氓设计的世界革命和以色列在中东干的复国运动那样。但是他们不懂，美国是一个州权控制的联邦国家，又受到各州选民的来回推搡，很难制定一个连续的外交政策。犹太人不懂，华盛顿毕竟不是伦敦，更不是巴黎和罗马那样的“首都”——只是一个各州代表开会的“特区”。若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除非美国首先进行一场革命，变成一个欧洲式的甚至亚洲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注：

［1］1997年2月，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在布鲁塞尔举办的美欧问题研讨会上，曾为此目的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这些建议涉及了为减少政府赤字而共同努力进行结构性改革，和为加强跨大西洋的防务合作和促使欧洲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而建设一个更强的欧洲防务工业基地等一系列问题。在戴维·c ·戈彼特和F·斯蒂芬·拉里比编辑的《美国与欧洲：新时期的伙伴》（1997年兰德公司在加利福尼亚SantaMonica出版）一书中，有一个有用的清单列出了旨在促使欧洲发挥更大作用的类似的其他建议。

［2］在此引用我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同事安东尼·H·科德斯曼的明智意见（在其关于“对美国的美国威胁”一文第16页提出，该文章是他1997年2月在陆军战争学院演讲的演讲稿）是适当的。他告诫人们警锡美国把一些问题，甚至把一些国家妖魔化的倾向。他指出：“在对待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亚方面，美国把确实构成威胁但威胁性又有限的敌对政权‘妖魔化’，却没有为自己的战略制定出任何可行的中期和长期的收拾残局的方案。美国的决策者不能企望完全孤立这些国家，把它们视为完全相同的‘无赖’或‘恐怖主义’国家也是毫无道理的。……美国生活在一个道德界限并不那么明确的世界，不能靠把它变成一个黑自分明的世界来取胜。”

［3］《一个正在出现的共识——对美国公众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态度的研究》（科利奇帕克：马里兰大学国际和安全问题研究中心，1996年7月）。值得注意且与前面所述并无不同的是，该中心1997年初所做的研究（主要调查人是史蒂芬·卡尔）也显示一个相当大的多数支持北约东扩（62％支持，其中27％强烈支持；只有29％反对，其中14％强烈反对）。

［4］汉斯·科思《二十世纪》（纽约：1949年）第53页。

 

（另起一页）

【下半部之二】

【点评《有组织犯罪——关于政府未加修饰的真相》】

Organized Crime——The Unvarnished Truth About Government

[美] 托马斯 J. 迪洛伦佐 原著

【目录】

序言 奥地利学派政治经济学

第一部分 强制与监管

第一章 价格控制四千年 

第二章 另一场战争

第三章 谁来监管监管者

第四章 监管与股市

第五章 我们的极权监管官僚机构

第六章 反托拉斯，反真理

第七章 反托拉斯卢德分子

第八章 公立医疗保健对经济学法则

第二部分 政治与窃贼

第九章 花钱才能玩：干嘛小题大做？

第十章 美联储和“立即改革社区组织协会”的犯罪

第十一章 价格欺诈：真正的问题

第十二章 农场抢劫

第十三章 裙带主义的缔造者

第十四章 煽动主义的诅咒

第十五章 国家的媒体走狗

第三部分 集权对自由 

第十六章 自由与联邦主义

第十七章 否决原则的起源

第十八章 七月四日的真正含义

第十九章 选举美国参议员并非明智之举

第二十章 虚假的美德：对历史撒谎的政治

第二十一章 林肯神话如何（以及为何）诞生

第二十二章 中央集权的逆向淘汰

第二十三章 政府造成的死亡：缺失的一章

第二十四章 美帝国主义的诞生

第二十五章 保罗·克鲁格曼政治正确的“内战”妄想

第二十六章 大暴君

第二十七章 法西斯社会主义：美国的新体制

第二十八章 为煽动罪辩护

第二十九章 为了服务国家而歪曲历史

第四部分 货币与国家

第三十章 中央银行是腐败的发动机

第三十一章 州权与货币垄断的对决

第三十二章 中央银行如何掩盖战争成本

第三十三章 美联储如何创造失业

第三十四章 美联储“自由主义”的神话

第三十五章 “独立”美联储的神话

第三十六章 为什么政府对次贷危机负有责任

第五部分 工人与工会

第三十七章 政府雇员工会的政治经济学

第三十八章 工会与生俱来的暴力

第三十九章 工会主义的错误意识形态基础

第四十章 是市场而非工会让我们的工作变得轻松而安全

第四十一章 工会针对沃尔玛员工的阴谋

第四十二章 “血汗工厂”是如何帮助穷人的

第六部分 关于市场的真相与谎言

第四十三章 关于“强盗大亨”的真相

第四十四章 关于《薛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真相

第四十五章 “自然”垄断的神话

第四十六章 税收“漏洞”的优点

第四十七章 宏观经济学家探索经济学并再次拆穿罗斯福新政的面具

第四十八章 社会主义会让你更快乐吗？“幸福研究”的特诺伊木马

第四十九章 “信息不对称”的谣言是市场失灵之源

第五十章 美国真正的伦理问题

第五十一章 政府创造就业的神话

第五十二章 男女“工资差距”的神话

【序言】

奥地利学派政治经济学已故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说过，如果得益于学术经济学家们的影响，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比它原本的水平降低了几个百分点，由于自由贸易的财富增加效应，这些经济学家的工资就已经物超所值了。到此为止，弗里德曼都是正确的，但在他做出这一评论的时代，经济学界的“主流”却大多在通过罗织种种“市场失灵”的传说和建议无穷无尽的政府干预，支持寄生福利国家/监管国家的财富毁灭效应。多年以来，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为中心的市场失灵理论家，有三个主要特征：首先，他们炮制出各种数学模型，这些模型就算没有彻底脱离经济现实，通常来说也离经济现实相去甚远。事实上，一个可以解释真实世界现象的现实性理论，在过去（和现在）常常被视为缺乏想象力和不够学术。据说只有无法理解和看上去平凡的数学处理才配得上“经济科学”。长期以来，经济学界的主流一直饱受物理学嫉妒之苦，他们试图用模型去处理无法模型化的人的行动，以便让自己的“科学”看起来更像物理学和更科学。

市场失灵理论家的第二个特征，是坚持应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家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所说的“涅槃谬误”（the nirvana fallacy）。游戏的玩法如下：首先，构建一个完全不现实的“完全”竞争理论，假设完全的信息、同质的产品和价格、免费或无成本地进入和退出行业以及“多家”公司，以此来排除掉所有真实世界的竞争。其次，比较真实世界的市场和这个乌托邦的涅槃状态，并谴责市场是“不完美的”或“失灵的”。市场失灵理论的第三个特征，是由完美的政府（已假定它不会失灵并且能纠正市场的失灵）来进行干预。在经济学领域，有两种思想学派从不同意这种国家主义伪装是合理的：奥地利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至少是其“弗吉尼亚学派”分支——运用经济学家对激励的理解来研究政府及其全部附属物（选民、官僚、政客、利益团体等）的行为。对简单假设政府能正确感知市场的缺点的人来说，以此方式来理解政府究竟如何运作能治愈他的愚蠢。奥地利学派从未同意过愚蠢的涅槃谬误“经济建模”法，其原因一目了然——它在智识上不诚实。例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没有因为市场参与者（和任何人一样）只拥有不“完全”的信息，而谴责市场“不完美”，而是会探讨市场参与者运用对他们可用的信息并获取新信息的方式。主题始终是理解经济世界如何运作，而不是像市场失灵理论家那样，为政府干预提供看似“学术”的辩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也研究政府如何运转，并且不会简单假设它作为市场失灵的纠正者，是某种仁慈而全能的机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官僚主义》一书，或者穆瑞·N. 罗斯巴德关于政府在整个历史中的阴谋诡计的诸多著作都是例子。在奥地利学派的文献里，还有许许多多的例子。笔者把本书视为一本遵循奥地利学派政治经济学传统的文集——一本关于应用经济学和政府现实研究的文集。“主流”经济学家们满足于建立一个又一个难以（或者不能）解释真实世界的数学模型，和他们不同，笔者的重点一直恰恰相反——运用经济理解来更好地理解政治经济世界如何运转。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对实现这个任务不可或缺。全书分为六个部分：“强制与监管”分析了政府对企业监管的方方面面；“政治与窃贼”当然是关于政府的本性的；“集权对自由”讨论了集权主义者们为了尽可能不受公众的影响，对垄断和集中政治权力永无休止的追求；“货币与国家”介绍了中央银行的种种罪恶，它在美国一直被其最初的支持者当做腐败的发动机；“工人与工会”讨论了关于工会的各种神话和迷信，这些神话和迷信常常蒙蔽了公众对劳动市场真相的思考；而“关于市场的真相与谎言”概括了一些主要的市场失灵神话，这些神话有的长期以来一直被不正当地用于提出经济干预主义的目标，有的则是一些较新的神话。

托马斯·J. 迪洛伦佐2012 年 5 月8

（谢选骏指出：市场是不会失灵的，就像大江大海不会失灵一样。但是，市场却会淹死人，就像江海横流。）

【第一部分 强制与监管】

【第一章 价格控制四千年】

通常来说，需求和供给可以在能源市场自由发挥作用，所以汽油的价格会时起时落。每当汽油价格大幅上涨，这个产业就必然会受到国会价格控制的威胁——美其名曰“反价格欺诈法案”或其它同义词。反对价格控制——不管政客们怎么称呼它——的理由已经为人所知几百年了。通过人为刺激需求，并去除供给的部分或全部利润，价格控制必然会造成短缺。它们还会诱使供应商尽可能地偷工减料，并常常导致政府实施荒诞的限量供应方案，而这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然而，反对价格控制的理由并不只局限于经济学教材上的学术探讨。价格控制接二连三地造成灾难，已有四千年的历史记录。罗伯特·薛廷格（Robert Schuettinger）和伊蒙·巴特勒（EamonButler）于 1979 年首次出版的《四十个世纪的工资与价格控制》（Forty Centuries of Wage and Price Controls）一书漂亮地记录了这段价格控制的历史。两位作者开篇引用了《古代世界的经济生活》（The EconomicLife of the Ancient World）一书作者让-菲利普·列维（Jean-PhilippeLevy）所说的话，指出在公元前三世纪时的埃及，“国家”在谷物生产和销售的监管上“真是无处不在”。“各种级别的法令规定了一切价格”。这种“控制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检查员队伍非常庞大”。埃及农民对价格控制的监督非常愤怒，许多人离开了自己的农场。到了该世纪末期，“埃及的经济崩溃了，政治也不再稳定”。在四千年前的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实际上就是一系列价格控制的规则。国家规定，“如果一个人雇用了一名农场劳工，此人应每年给这个劳工 8 古尔（gur）玉米”。“如果一个人雇用了一名放牧人，此人应每年给这个放牧人 6 古尔玉米”，以及“如果一个人租用了一艘载重 60 吨的船只，此人应为此每天支付六分之一谢克尔（shekel）银币的租金”，等等。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像这样的法律“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抑制帝国的经济发展”。而一旦废除了这些法律，“人民的命运就大大好转了”。古希腊也对粮食实施了价格控制，并建立了“一只检查粮食的队伍，目的是把粮食价格设定在雅典政府认为公正的水平。”希腊的价格控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粮食短缺，但古代企业家通过黑市绕开了这些不公正的法律，让数千人免于饥饿。尽管规避希腊的价格控制法会被实施死刑，但这些法律“几乎不可能执行”。希腊的价格控制法所造成的短缺创造了黑市的机会，使公众大大受益。公元 284 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是把大量货币注入流通，造成了通货膨胀，接着又“规定了出售牛肉、谷粮、鸡蛋、服装及其他物品的最高价格，他还规定，用更高价格出售自己货物的人会被处以死刑”。薛廷格和巴特勒引用了一位古代历史学家的话来解释，结果是“人们不再向市场供应必需品，因为它们得不到合理的价格，这大大加剧了粮食的短缺，最终许多人因此丧命，这条法律也被弃之不用。”到了更靠近现代的时候，宾夕法尼亚州和其他一些殖民政府所实施的食品价格控制几乎让乔治·华盛顿的革命军饿死。宾夕法尼亚州特别对“那些军需商品”施加的价格控制，让军队需要的几乎每样商品都出现了灾难性的短缺。大陆会议在 1778 年 6 月 4 号明智地采纳了一项反价格控制的决议，该决议写到：鉴于经验已经告知我们，对商品价格的限制不但与其初衷背道而驰，还产生了许多恶果——我们决议，应建议各州废除或暂停一切有条款限制、监管或控制价格的法律。薛廷格和巴特勒也写道，“这项政策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到1778 年秋，军队的补给就相当不错了。”法国的政客们在大革命之后重蹈覆辙，在 1793 年颁布了“最高价格法”（Law of the Maximum），这条法律首先对谷物，接着对一长串其他物品，实施了价格控制。可想而知，“在一些[法国]城镇，许多人食不果腹，他们由于缺乏营养而饿倒在街上”。几个省的代表团写信给位于巴黎的政府，宣称在新价格控制法实施之前，“我们的市场一直有供给，但就在我们规定了小麦和黑麦的价格之后，就再也看不到这些谷物了。市场上只剩下其他不受最高价格法监管的品种。”在这部灾难性的价格控制法害死了数千人之后，法国政府被迫废除了它。后来，在罗伯斯庇尔被押往刑场的途中，他穿过巴黎街道，人群纷纷喊道，“肮脏的最高价格来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美国的中央计划者在经济政策上的极权主义思维显然和纳粹如出一辙。在战后占领德国的期间，美国的计划者们相当欣赏纳粹的经济控制（包括价格控制），所以它们在战后都被保留了下来。连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赫尔曼·戈林都在教导美国战地记者亨利·泰勒，这样的政策是愚蠢之举！薛廷格和巴特勒在书中重述了戈林的话：我们发现，你们美国在经济领域上所做的很多事情，都给我们造成过很大的麻烦。你们想控制人们的工资和物价，控制人们的工作。如果你这样做就必须控制人们的生活。没有国家能做到只控制一部分。我试过，但是失败了。也没有国家可能一直控制下去。这我也试过，同样失败了。你们并不是比我们更好的计划者。我觉得你们的经济学家应该看看在这里发生过的事。在 1948 年的一个星期日，即将卸任的美国占领军当局无法制止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他最终结束了德国的价格控制。这酝酿出了“德国经济奇迹”，当然，这并不是奇迹，只是通过让市场而非政客来设定价格，回归了常识。价格控制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和 20 世纪 90 年代的加州发生能源危机的原因。四千多年来，各式各样的独裁者、国王、专制君主和政客都认为价格控制是对公众最终极的“不劳而获”的承诺。而四千多年来，结果也一直是相同的：短缺、产品质量降低、由罪犯经营的黑市横行、贿赂、国家产能遭到破坏、经济混乱、创造出大规模的价格控制官僚机构和警察国家，以及权力危险地集中到价格控制者手中。

（谢选骏指出：价格控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奸商囤积居奇、操纵市场；结果却给了狗官群体敲诈勒索、居间牟利的巨大空间。）

【第二章 另一场战争】

笔者以前有位 MBA 学生曾是市区一家大医院的急诊科主任，他有一次说道，他和同事们大约 90％的时间都花在治疗贩毒团伙成员的刀伤和枪伤上。在准备这份工作的时候，他曾在战争时期担任外科医生，他说这让他受益匪浅。在所有的类似医院里，这种伤害都以巨大的代价占据着主要地位。美国各个城市里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暴力是政府禁毒战争的直接结果，如果“战争”结束，这些暴力也将结束。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感到震惊。在一个自由而合法的市场里，企业之间或买卖双方之间的任何争端，都可通过协商或法院——如果需要的话——来解决。如果一个商人相信他受到了欺骗，他可以寻求由法院来保护他的财产。当然，他也可以不再和不可信的商人做生意，并敦促他认识的其他所有人也这样做。在政府让某些产品或服务非法之后，这种相对文明的解决方案就不复存在了。一个毒贩不可能找到法官并对他说：“法官大人，我送了一吨可卡因给这位史密斯先生，但他拒绝全额付款。我希望你能强迫他履行合同中的义务。”相反，毒贩——和禁酒令时代里的酒贩一样——只能采用唯一有效的手段来强制执行他的商业协议：暴力。然而，这里还有一种更为不祥的动态过程在起作用。一旦暴力成为非法市场中的一种有效手段，在这些市场中赚取的巨额利润将吸引那些在暴力和残忍上具有比较优势的社会群体前来竞争。最暴力的群体将上位。各个贩毒团伙之间只是生意伙伴关系，但是，不同于合法市场的正常生意伙伴关系，在以暴力手段消灭竞争对手这件事情上，他们拥有很大的自由度。在合法市场里，只能通过生产比各个竞争对手更好和/或更便宜的产品才能“消灭”它们。在非法市场里，竞争对手往往只是被人谋杀。借用经济学的话来说，人们用谋杀来创建入行的“准入门槛”。在这种谋杀和残害中，警方经常是“沉默的同伙”，因为已有的毒枭可以轻易地贿赂警察，成为“线人”并向警察通报任何新入行的人。这样，通过逮捕他们的竞争对手，警方就为他们做了脏活。在合法市场里，一个由多年的优秀表现和/或低廉价格建立起来的品牌是一笔能带来利润的宝贵资产。在非法市场里，品牌是通过格外野蛮的暴力行动建立起来的。贩毒团伙恐吓对手的能力是在这样一个行业里唯一算数的“品牌”。可以说更糟糕的是，这种暴力行为还存在规模经济。如果一个贩毒团伙在洛杉矶特别臭名昭著，这一事实将使它更容易进入并主导在芝加哥、纽约、迈阿密等城市的非法毒品市场。在非法毒品市场里使用暴力创造出非凡的垄断利润也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儿童入行。他们充当了警察的“眼线”，或者帮贩毒团伙把毒品送给客户的“跑腿小弟”。在大多数州，对于和毒品有关的罪行，18 岁以下的孩子通常会被判缓刑，并且在一些州，刑期无法延长至超过 17 岁。参与非法毒品交易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根本没有，这些孩子逐渐成为美国社会中一批最为冷酷和暴力的犯罪分子。终结毒品战争会让美国各个城市的暴力出现引人注目的、前所未有的降低。与毒品战争有关的医疗费用也会直线下降，医院将能够投入更多的资源到其他各类医疗服务上，鉴于婴儿潮一代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将使用越来越多的医疗服务，这在现在是一个特别有价值的好处。唯一的输家将是由毒品战争提供资金的各种政府官僚机构，当然还有毒枭自己。

（谢选骏指出：毒品专门肆虐腐烂的社会，例如清末的中国、现代的西方。）

【第三章 谁来监管】

监管者对政府来说，失败就是成功。我把这叫做迪洛伦佐政府第一定律。如果福利国家的官僚机构未能降低贫困率，他们反而会被赋予更多的税金和权责作为“奖励”。如果政府运营的学校没有把孩子教好，他们会得到更多的拨款，拥有更大的权力去干预教育。如果美国宇航局的航天飞机爆炸了，政府反而会奖励他们更多的财政预算（而私人航空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破产）。2007 年美联储造成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他们的职权反而得到了极大的扩张。迪洛伦佐的政府第二定律是，政客们的糟糕政策所导致的问题，他们自己很少甚至从不负责。在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比政客更不负责任。除了个别例外，总体而言，他们总是把我们的经济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尽管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对现状更准确的描述是经济法西斯主义或者裙带主义）。此举无异于采用越来越多的中央计划，故意摧毁我们仅剩的经济增长引擎。即使这些监管都被冠以可笑的“公共利益”之名，其实是不负责任之极。迪洛伦佐的政府第三定则是，除了个别例外，政客们都习惯撒谎。所谓的“看门狗媒体”其实更应该被叫做“哈巴狗媒体”。这是因为指出政客们的谎言往往会终结一个记者职业生涯。如果你这样做，你的消息源会跟你一刀两断。政府最大的谎言之一就是金融市场未受监管，而且急需政府更大规模的中央计划。人们指控自由放任导致了最近的“大衰退”。美联储的官僚们游说要求建立一个据说能够补救这个问题的巨型监管机构。这些都是谎言，因为根据一本美联储自己的出版物（《联邦储备体系：目的与职责》），美联储已经对这些活动（部分名单）具有管理和监管的权力：银行控股公司、州许银行、（联邦储备银行的）会员银行的外国分支、协议公司、州内授权的支行、外国银行的代理、外国银行的非金融行为、国有银行、储蓄银行、银行控股公司的非银行下属机构、储蓄机构控股公司、银行的金融报告流程、会计标准、紧急情况下的商业“连续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条、银行的证券交易、银行的信息技术、国外投资、银行跨境借贷、分支银行制度、银行并购、谁可以拥有一家银行、资本“充足标准”、用于购买证券的信贷、平等机会贷款、按揭信息披露、准备金率要求、电汇转账， 银行间负债、社区再投资法令（次级贷款）的需求、所有国际银行业务，面向消费者的租赁、消费者金融信息隐私、活期存款的支付、“公平信用”报告、会员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之间的交易、诚实借贷和储蓄实情。

除此以外，美联储也利用“公开市场操作”进行合法的利率限价并制造通货膨胀和繁荣-萧条周期。同时，金融市场也受到证券管理委员会、通货监理官、储蓄机构管理局和其他数十个州政府管理机构的严密监管。这就是华盛顿特区对金融市场“自由放任”的定义。迪洛伦佐的政府第四定律是，只有在能够借此增加国家机器的力量、财富和影响力的时候，政客们才会听从自己那帮学术顾问的建议，哪怕他们知道这些建议会对整个社会造成损害。这些学者乐于参与这个腐败游戏，因为这也增加了他们的名声和财富。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是，已经有海量的经济学文献记录了最近一个世纪政府为促进“公共利益”进行监管所导致的种种失败，但在“大衰退”发生之后，却鲜有政府官员、媒体从业者或社论作者谈及这些文献。在美国，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对经济活动的某种政府监管。而借1877 年最高法院对穆恩诉伊利诺伊案（Munn v. Illinois）的判决，联邦政府权力才出现第一次明显扩张。穆恩兄弟俩拥有一家谷物储藏公司，而伊利诺伊州强势的农业游说集团想要通过立法规定谷物储藏最高价格的方式来窃取他们的财产。这样的限价法令曾因违反美国宪法中的合同条款而被判违宪。可是最终这些一心想要劫掠的农民赢得了这场官司。所有的国家主义者都将此称颂为“公共利益”20的胜利。由此见得，第一个主要的“公共利益法规”就毫无疑问是一次法令性劫掠。它牺牲了公众的福祉来使很小的利益集团获利。普通民众本可以从自由市场中获益更多。国家主义学者在谈论政府监管的时候唱着“公共利益”的高调，还制造了诸如市场总是“失败”，需要明智善意的政府监管来保护公共利益的谬论。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腐败（或者两者皆有）。尽管他们身边有层出不穷的证据证明监管总是为了保护特殊利益（事实上所有政府行为都是如此），很多学者仍然坚持这种论调。正如历史学家加布雷尔·科尔克（Gabriel Kolko）在他 1963 年的《保守主义的胜利》（The Triumph of Consevativism）一书中所写，二十世纪的大企业之所以谋求政府监管，是因为“行业领导者始终能够控制监管，并将其引导到他们想要的方向。”总体而言，政府监管反而促进了那些他们想要监管的人的利益。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把这种现象总结为“监管的俘获理论”（capture theory ofregulation）。做政府顾问意味着声望、职位和金钱，受此诱惑，大部分学术经济学家无视如上所述的现实，在一战前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五十年间创造了各种各样空洞无物的“市场失灵”理论。当时有一本很流行的书是弗朗西斯·巴托尔（Francis Bator）写的《剖析市场失21灵》（Anatomy of Market Failure）。这一整类文献都曾经是（现在也是）以这样的欺骗性技巧为基础：对比真实世界的市场和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理论概念（完全竞争），然后指责真实世界“不完美”，同时假设政府监管及相关政治行为能够完美地“纠正”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哈罗德·德姆塞茨将这样的闹剧称为“涅槃谬误”。将真实世界中的市场与一个理想化的“涅槃”相比较，永远会使人相信市场并不完美。只是市场失灵理论家们从不用同样的理想化标准衡量政府干预。只有奥地利经济学派是从一开始就不参与这场滑稽剧的经济学派。值得赞扬的是，芝加哥经济学派后来也和奥地利学派学者们一起揭露了许多市场失灵/监管永远有益的谬误，出版了数以百计的期刊论文和专著，并重新发现了诺贝尔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在 1971年总结的古老真理：“毫无例外，监管总是由利益集团发起，并且设计运行为之牟利”。

这类研究逐年进展，证明了大企业总是支持并游说要求繁琐的政府“安全”和环保监管，因为他们明白执行这些监管代价不菲，很可能让较小的竞争者破产，并让其他有意进入市场的竞争者望而却步。企业们早就发现，长期维持一个卡特尔的唯一方式就是让政府来强加一个卡特尔协议。相反，私人执行的卡特尔协议总是会因为成员的作弊行为而失败。比如，联邦州际贸易委员会（Interstate22Commerce Commission）的监管就使得铁路和卡车运输业卡特尔维持了数十年之久。州际贸易委员会为铁路和卡车运输业设定了垄断价格，并禁止了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民用航空局（Civil AeronauticsBoard）限制了价格竞争，导致了民航业的卡特尔，直到 20 世纪 70年代后期监管逐渐解除，事态才有所好转。二十世纪初期，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着手监管，创造出垄断专营权，结束了此前美国电力行业一直存在的激烈竞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也享受了数十年政府认可的垄断。在这个政府认可的垄断越来越成为常规的历史时期，设立美联储也是为了方便创造银行业的卡特尔。在《美国货币与银行史》（AHistory of Money and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中，穆瑞·罗斯巴德 （Murray Rothbard）写到：这个国家的金融行业精英们……创造了联邦储备系统，作为一个政府建立并支持的卡特尔机构来帮助这个国家的银行扩大货币供给……而不用立即承担因储户和票据持有者要求提现的后果。换言之，给予美联储更多的监管权限，无异于送酒鬼一瓶威士忌，递凶手一把枪，或者给银行抢匪一个滑雪面罩。这只会让事情更糟，而不是更好。

（谢选骏指出：垄断和反垄断，互相推波助澜。）

【第四章 监管与股市】

如果不是政府监管导致企业把无法估量的时间和资源转移到迎合政府监管部门，而不是通过创造新产品、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并削减成本和价格来追求利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本应该要高上好几千点。因为人们所期望的未来盈利能力是股票定价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监管破坏了股票的价值。政府监管已经让美国各家公司从进取的企业变成了行动迟缓的官僚巨兽。正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自由主义》（Liberalism）中所写的：我们今天随处可见的民营企业官僚化纯粹是干预主义的结果，干预主义迫使他们去考虑一些因素，而如果它们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政策，这些因素不会在他们的商业行为中起到任何作用。当为了避免被各种国家机构不断被骚扰，一个企业必须留意各种政治偏见和情感时，它很快就会发现，它不再有能力基于盈亏的坚实基础进行计算。米塞斯在 1962 年时写下了这段话，但比起今天的全能利维坦国家，当时的政府算是微乎其微了。在它们各种监管的打击下，法院和监管机构已经去除了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三大因素：私有财产、契约自由和结社自由。由于监管措施影响了美国的每一个企业，真正的私有产权在商业世界中几乎不复存在。对企业的政府监管多到让人头皮发麻。位于华盛顿的竞争企业协会每年都会发布一本关于联邦监管适用范围的会计信息《一万条戒律》（小克莱德·韦恩·克鲁斯编）。这本出版物的 2011 年版表明，各个企业遵守联邦法规的货币成本估计为 1.752 万亿美元，金额相当于该年度整个联邦预算的 50％。这一金额超过了所有企业的税前利润，接近该年度所收缴的所得税收入额的两倍。《联邦公报》（The FederalRegister）列出了超过 8 万页的法规附属细则，不少于 58 个联邦监管机构勤奋工作让它们每年新增数千页。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还实施了成千上万页的附加法规。显然，除了数十亿甚至数万亿美元，各家美国公司还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来遵守政府的文书工作、规定和法规，而不是专注于制造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利润减少了，工作职位被摧毁了或者一开始就没有出现，股票价格也遭到抑制。随处可见的监管法令所造成的产权不稳定导致投资者对他们达成合同的价值心存疑虑，因为规章制度在不断变化，有时似乎无章可循。通常，大多数政府监管对消费者的好处甚微（如果有的话），而这些监管正是以消费者的名义颁布的。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结论，他曾是芝加哥大学的法学教授，编辑了久负盛名的《法律与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多年，当时该期刊曾就监管的影响发表了数百篇学术研究论文。在编辑和发表了几百份这样的研究论文之后，科斯教授（在 J.F. 韦斯顿的《变化社会里的大企业》中）总结道：比起之前的整个时期，在过去 15 年左右的时间里，特别是在美国，就政府对行业的监管已经有了更多的重要研究论文。这些研究论文既有定量的又有非定量的……从这些研究论文中得出的主要教训显而易见：它们都倾向于认为这些监管要么是无效的，要么是它具有显着的影响，总体效果却是恶劣的，以至于作为调节的结果，消费者得到了更坏的产品，或更贵的产品，或更坏和更贵的产品。事实上，人们是如此一致地发现了这样的结果，以至于创造出了一个难题：在所有这些研究论文里，人们会期望发现至少有一些政府项目是利大于弊的。有商学院的大学很少讲授专门与企业家精神相关或者一般来说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美德相关的任何事，但会提供许多关于“商业法”、“行政法”、“商业道德”和 “企业社会责任”的课程。所有这些课程关注的都是如何让学生成为好的企业官僚，这样的官僚会迎合国家的各种政府代表，却不会创造利润。即使根据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命令，学校会教学生会计。因为政府监管部门对每个企业的束缚，越来越多顶级企业的高管背景是律师、说客或公关（政府操纵的工具），而不是制造和工程。监管还险些在商业世界中摧毁了言论自由。出于对政府监管惩罚、税务审计和其他形式骚扰的恐惧，极少有企业界人士站出来反对政府监管。许多美国公司都被监管国家吓得不轻，他们把数十亿美元给了政治活动团体，为更多的监管和干预游说。据华盛顿特区的国会研究中心（Capitol Research Center）估计，美国各大公司每捐给米塞斯研究院这种亲自由企业组织一美元，就会捐给反自由企业组织三美元。它们中有些公司似乎认为，它们在“购买”监管者的青睐，但实际上它们是把国家在经济上“绞死”它们的“绳子”拱手让人。其他公司只是左翼活动团体勒索的受害者。联邦官僚机构完全没有能力管理它自己的预算，更不用说成千上万家私营企业的各种预算决定。政府企业因为懒惰、迟钝、低效和腐败而臭名昭著。它们应该负责由成千上万家私营企业做出的经营决策这个概念是一场正在摧毁美国资本主义的闹剧。

（谢选骏指出：摧毁了资本主义，有助于地球生态。）

【第五章 我们的极权监管】

官僚机构在哈耶克 1944 年的经典著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Serfdom）的第 5 章里，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警告道，国家并不需要直接控制所有或甚至大部分生产资料，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发挥极权控制。

他援引了德国 1928 年的例子，“中央和地方政府直接控制”德国经济的“53％”。哈耶克写道，除此之外，私营工业在德国受到了如此严厉的监管，国家间接控制了“几乎是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

正是通过这样的极权控制，德国走上了“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进一步指出，“于是，几乎没有一个个人目标不依赖国家行动才能实现，而指导国家行动的‘社会价值尺度’实际上必定包括所有个人目标。”换句话说，政府监管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受消费者偏好驱动的追求利润大多被监管官僚的突发奇想取代。这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听起来令人震惊，但就国家干预和控制经济活动的程度而言，现代美国足以媲美上世纪 30 年代的法西斯德国。

首先，各级政府的政府支出占了国民收入的 40％左右。这比例每年会相差几个百分点，但近年来它一直在 40％附近。正如詹姆斯·贝内特（James Bennett）和我在我们的书《地下政府：预算外公共部门》（Underground Government: The Off-Budget Public Sector）里讨论的那样，这并没有把存在于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预算外政府机构计算在内。如果把这些包括在内，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将至少是45-50％，这离哈耶克顺便提到的纳粹德国的 53％并不远了。至于监管，在联邦一级有九个内阁级部门分别监管、控制和监管住房、交通、医疗、教育、能源、矿业、农业、劳工和一般商业。在几十个联邦监管机构之外，州政府也提供了大量的监管。

例如，阿拉巴马州的网站列出了进行监管的监管机构和委员会：退休、地质、卫生、教育、保护、自然资源、工业关系、农业、老年人、旅游、出差、退伍军人、环境管理、司法鉴定科学、业务拓展、康复、银行、保险、劳动力、运输、青少年服务、儿童事务、电影制作、港口、残疾人、艺术、房地产、石油和天然气、森林、道德、露天开采、酒精饮料、拍卖和“以诚信为本的举措。”

而阿拉巴马州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州；大多数其他州可能有更长的监管职能名单。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一切政府计划都必然失败，哈耶克写道：“[人们越来越]相信，如果想落实有效的计划，管理就必须‘与政治分家’并交由专家——常设的官员或独立自主的机构——掌握。”

此外，“为一个经济独裁者而呼吁是转向[中央]计划运动中的一个特有阶段”。这的确描述了许多上述的监管职能，但这尤其描述了现在充斥在联邦政府行政部门里的那些中央计划“沙皇”。

截至 2010 年，被政治任命授予了“沙皇”地位的官员包括如下几类：阿富汗、爱滋病、自动恢复、边界、加州水、汽车、中东、波斯湾、巴基斯坦、南亚、气候、家庭暴力、毒品、经济学、能源、环境、诚信为本的举措、政府绩效、大湖、绿色就业、关塔那摩基地关闭、卫生、信息化、智能化、科学、经济刺激法案、支付、监管、苏丹、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技术、恐怖主义、城市事务、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争、石油、制造、网络安全、安全学校、和伊朗。

反对这一主张其实将是非常困难的：相比在哈耶克写《通往奴役之路》时的纳粹德国，今天的美国经济受到了国家更为严格的控制、监管和管制。靠着骗自己民主之神会设法让他们免于集权的奴役，美国人已经顺着通往奴役之路走了很远。正如哈耶克警告的，“没有理由相信，只要相信权力是通过民主程序授予的，它就不可能是专制的……”。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2020年代的美国正在走上1920年代的德国道路，那么白人至上主义者就是法西斯冲锋队了。）

【第六章 反托拉斯，反真理】

美国政府在 20 世纪 90 年代起诉微软公司时（经过十年的“调查”结果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门的负责人乔尔·克莱因（Joel Klein）这样为诉讼找借口：这是在保持美国消费者保护法规的悠久历史，这一历史始于 1890 年的薛尔曼反托拉斯法。实际上，反托拉斯监管的历史一直是一部针对美国最具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企业的政治迫害史，这种迫害通常是由它们的酸葡萄竞争对手煽动的。在同行评审的《国际法律与经济学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Law and Economics）1985 年 6 月刊里，我说明了被参议员约翰·薛尔曼（John Sherman）及其同僚指控为“垄断”的各个行业的生产增速，是在 1890 年薛尔曼法案之前的十年里经济整体平均水平的四倍（一些行业是快了十倍）。在这十年的价格通缩期间，它们的降价速度还快于价格水平的下降速度。“托拉斯”遭受政治攻击正是因为它们已经让产品越来越便宜，足以让它们效率较低但有政治关系的各种对手沮丧。反托拉斯是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保护主义的喧闹。微软反托拉斯案中的法官（托马斯·潘菲尔德·杰克逊）实在是太心存偏见，以至于被任命他的三人联邦法官小组调离了这起案件（即开除）。他的偏见的一个例子，是在一次杂志采访中，他把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比作了约翰·D. 洛克菲勒（以及阿尔·卡彭2）。在把盖茨比作卡彭的时候，杰克逊法官是大错特错，但当他把盖茨比作洛克菲勒时却没那么离谱。正如多米尼克·阿尔门塔诺（DominickArmentano）在他的《反托拉斯与垄断：剖析一次政策失灵》（Antitrustand Monopoly: Anatomy of a Policy Failure）一书中所证明的，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让精炼石油的价格从 1869 年的 30 美分/加仑下降到了在 1897 年的 5.9 美分，同时创造了无数的新产品并刺激了整个行业的创新。为此，洛克菲勒遭到起诉，并被迫拆散了他的公司——尽管在他据称“垄断”了石油工业时，他还有着 300 多个竞争对手。在他的经典之作《反托拉斯与垄断》中，多米尼克·阿尔门塔诺仔细考查了 55 起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反托拉斯案件，并得出了结论：在每一起案件中，被告公司都在降低价格、扩大生产、创新、创造新产品，并且一般来说都在造福消费者。受到伤害的不是消费者，而是这些公司低效的酸葡萄竞争对手。例如，美国烟草公司在 1911 年被判犯有“垄断”罪，即便公司在原材料成本增加了 40％的情况下，让香烟（每千支）的价格从 1895 年的 2.77 美元下降到了 1907 年的 2.20 美元。

1 这里作者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反垄断（Antitrust）和反真理（Anti-Truth）的拼写极为相似。——译者注

2 阿尔·卡彭（Al Capone）是美国著名的黑手党头目。——译者注勒尼德·汉德法官在 1944 年认定美国铝业公司犯有通过采用“卓越的技能和远见”来“垄断”未尽利用的锭铝市场的罪，法官说这些“卓越的技能和远见”“预先阻止”了不那么有技能和远见的企业的竞争，这可能是反托拉斯史上关于荒谬空话的最佳范例。他谴责美国铝业非常善于正确预测其产品的市场需求并提供需求，以此来“排斥”价格较高的竞争对手。汉德法官吟诵道，美国铝业以“伟大”的组织”来“拥抱每一个新机会”，并且，它为组织配备了“精英业务人员。”他说道，这种“罪行”必须公之于众。1962 年，政府禁止占有鞋子市场 1%的布朗鞋业公司收购在当时同样高达 1％市场的金尼鞋业。政府离谱地宣称，一个有 2％市场的公司据称威胁到了行业内的竞争。1969 年，IBM 曾在电脑市场占有 65％的市场份额，并被联邦政府起诉涉嫌垄断电脑业。在政府最终放弃了这一案件之前，IBM 在这个官司中深陷了十三年。与此同时，该公司被英特尔、微软等公司蚕食了市场。政府对 IBM 这种攻击不可否认地削弱了该公司。1962 年，政府强迫施温自行车公司自行剥离它的经销商网络。来自外国的竞争随后迫使施温走向了破产。通用汽车从未被起诉过违反反托拉斯法，但该公司对反托拉斯的恐惧驱使它在 1937 年到 1956 年采用了一个这样的政策：决不让自己在“三大”汽车制造商中的市场份额超过 45％。这使得该公司在竞争中输在了外国汽车制造商（尤其是日本制造商）的手上。

反托拉斯监管机构禁止美国无线电公司从美国的执照持有者那里收取专利费，因此该公司转而把它的产品授权给了各家日本企业。这直接导致了日本电子产业在美国市场上的压倒性优势。通过禁止它收购国内航线，反托拉斯监管杀死了泛美世界航空公司。没有了这些为其国际航班“引流”的航线，该公司走向了破产。在一个自由市场里，垄断是不可能的。政府的垄断专营权、保护性关税、特许经营法、各种“所需证书”和像反托拉斯监管这样的其他垄断监管把戏，才是垄断的真正根源。

（谢选骏指出：垄断是人的天性——这是领地意识的体现。反垄断是文明的需要，这是超越碳基惰性的体现。）

【第七章 反托拉斯卢德分子】

卢德分子（Luddites）是在十九世纪初英国的纺织机工人，他们通过破坏机器，并以传说中的舍伍德森林的卢德王（King Ludd）之名发表声明宣布废除这一新技术，以此来抗议机械织布机的引入。卢德分子们未能理解——今天的新卢德分子们同样未能理解——的是，那些“节约劳力的技术”可以减低生产成本和价格，这增加了消费者对该商品的需求，因而可以在该行业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而非更少。在 2011 年，当奥巴马政府阻止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德国电信美国公司（T-Mobile USA）的提议并购时，我们又一次看到新-卢德分子们的身影。根据 2011 年 8 月 31 日《纽约时报》的报道，阻止并购可以“帮助美国工人保住工作”。用司法部反垄断副部长科尔的话说，“[奥巴马]政府的观点是，通过创新和竞争，我们可以创造工作岗位。”并购常常会“通过减少冗余”减少工作岗位的数量。科尔补充到，“因而这一行动可以防止工作岗位的流失。”对奥巴马政府来说，创造工作岗位背后的规则就是，如有必要，可以保护和增加那些成本上升的“冗余工作”。美国制造业的国外竞争对手们想必已为奥巴马政府欢呼喝彩。

事实上，与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学分析”相反，商业上减少“冗余工作”是另一个“降低成本来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方法。当一个公司以这种方式提升了竞争力，其市场份额增加，该公司因而能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创新”的确能创造工作岗位。奥巴马政府没明白的是，像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德国电信美国公司这样的并购是一次创新。这是一种被提倡的降低通讯服务成本的新方法。在手机领域这样高度竞争的行业中，不停的创新是非常必要的。奥巴马政府对提议合并的态度是卢德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结合。十八世纪的重商主义者们相信这样一种迷信：财富不是生产创造的，而是囤积黄金创造的。奥巴马重商主义者们显然相信，必须囤积已经存在的工作（而不是黄金）。他们没有认识到，经济是动态的，当更新、更好的工商实践取代更旧、更低效率的（在服务顾客上的效率），就业机会也会被不断地创造和破坏。与往常在反垄断案件中的表现一样，通过宣传合并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竞争，奥巴马政府为其对合并的阻止进行了辩护。但是，这究竟怎么会发生呢？当时美国有超过 180 家手机公司，世界各地还有数百家在美国市场的潜在竞争者。在有数百家竞争者伺机而动，等着利用它们的错误定价决策的情况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德国电信美国公司可能永远都无法提高价格，更不用说把价格提升到垄断的水平。提议合并的方案的目的显然是降低价格，以赚取更多的利润。这并不是说他们一定会成功实现，因为生意场上没有这样一定的事。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奥巴马政府对合并提议的阻碍，阻止了这两家公司变得更有竞争力和提供比现在更多就业岗位的努力。

（谢选骏指出：让政府来控制经济活动，等于把钞票交到了绑匪的手里。）

【第八章 公立医疗保健对经济学法则】

美国政府在不断接管经济中的医疗部门，其中的核心是在奥巴马任内通过的一项法案，它会最终把私人医疗保险挤出这个行业，或是在事实上将这个行业国有化。这项法案额外增加了医疗保险公司的税负和其他成本，同时建立了一个政府医疗“保险”的官僚机构，以在表面上与私人企业进行“竞争”。这些都是最终在美国实现公立医疗这个社会主义白日梦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在其他许多国家的表现已经如此精彩了。就像所有政府垄断一样，这一个医保机构也会有国税局般的“慈悲”，和邮政部门般的“高效”。许多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研究了美国医疗保健供给的经济史。1992 年胡佛研究所出版了一份报告，题为《医疗保健中的投入与产出》。

在这份报告中，弗里德曼指出，在1910 年的美国，有 56%的医院为盈利性私人企业。之后数十年政府对公立医院进行补贴，使这个数字下降到 10%。尽管这个过程耗时数十年，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美国政府已经掌控了几乎整个医疗业。残存的私人医疗业仅占极少比重，且受到了相当苛刻的监管，我们几乎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国家的附庸。这些“私立”医院的管理层所做出的绝大多数决定，都在应付政府法令，而忽视了护理病人这个目标本身。弗里德曼的关键结论是，与所有官僚体系一样，政府所有或政府控制的医疗保健行业，也制造了“投入”增加而“产出”减少的情形。在诸如仪器采购、基础建设和医疗人员薪水方面加大开支，事实上却降低了医疗保健行业在质量和数量上的“产出”。

比如，1989 年医疗开销相比 1965 年上升了 224%，每千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却下降了 44%，且床位利用量也下降了 15%。弗里德曼研究了1945-1989 年的这段时间，发现即便排除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因素，每位患者的医疗开销也几乎上涨了 24 倍。政府对医疗保健控制的加强，导致的是服务减少而成本急剧上升。由于缺失所有的市场反馈机制，所以所有政府运营的官僚部门当中都存在这样的结果。因为在政府中不存在会计学意义上的利润，所以不存在可靠的机制来奖励好的表现和惩罚坏的表现。

事实上，在所有的政府企业中，事情恰恰相反：在承诺用更多钱能“做得更好”之后，糟糕的表现往往会被“奖励”更多的预算。政府每涉足一个行业，这个行业的成本就会激增。1970 年政府预测医疗保险中医院保险（hospital insurance）的份额将是每年“仅有”29 亿美元。由于实际开支是 53 亿美元，对成本就有了 79%的低估。

1980 年政府预测医院保险的开支为 55 亿美元；实际开支是这个数字的四倍多——256 亿美元。然而，每当政府要开始接管某个行业，它总会承诺降低该行业的成本。为了应对自己的政策所导致的成本激增，政府随后在医疗保健行业上赋予自己更加不同寻常的权力，在医疗保险的头 30 年里推行了 23 项新税款。无论在加拿大、英国还是古巴，所有由政府垄断的医疗保健，都经历过行业成本和需求的激增，后者是因为在这样一个体系下医疗保健是“免费”的。（它当然不是“免费”的；只不过成本隐藏在你的普通税账单上了。）每当一种商品的标格为零，其消费者需求都会大幅增长，医疗保健也不例外。同时，官僚体系惯常的惰性，只会导致医疗保健体系的效率一年不如一年。随着成本开始失控，那些曾经承诺降低成本的政客们将会颜面扫地，随即而来政客们使出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的惯用伎俩——一般是推行价格上限，且通常打着“全面控制预算”的幌子，巧妙而委婉。价格上限通常会刺激商品的需求，同时也会降低商品的供给，由此产生了短缺现象。因此这种情况下非价格调控的配额政策就变得十分必要。这便意味着，只有政府的官僚机器，而不是病人和医生，才能在“谁有权获得治疗，何种医疗技术得以应用，多少医生护士将会在医学院毕业后就业”等等的问题上做出决策。由此，我们可以预测政府的行为将会形成对整个行业的，极权主义式的严格监管。所有采取过社会化医疗保健体系的国家，都经历过价格监管造成医疗服务短缺的噩梦。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加拿大人在车祸中受到三级烧伤，因此需要做面部修复手术，他要接受治疗需要等五个月。

同样，骨科手术的等待时间也长达五个月，神经外科手术为三个月，甚至对于心脏手术也长达一个月。4当然，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年来，许许多多较为富裕的加拿大人，在需要紧急治疗时涌向美国医院的原因。《纽约时报》在 2000 年 1 月 16 日刊登了詹姆斯·布鲁克（James Brooke）一篇名为《医院人满为患让加拿大人等待和南下》的文章。

作者提供了许多例子，讲述了加拿大的国有化医疗保健体系如何造成了极为严重以至于威胁患者生命的医疗服务短缺。比如，一位 58 岁的老太太在蒙特利尔医院的走廊与其他 66 位患者一起等待她的心内直视手术，自动门整夜开开关关，把零下的寒流带入室内。这位老人已经为这场心脏手术等了五年之久。

4 参见 The Fraser Institute publication by Baccus Barua, Mark Rovere, and Brett J. Skinner, Waiting Your Turn:Hospital Waiting Lists in Canada, 2011 Report.

在多伦多 25 家大医院中，有 23 家医院在同一天由于医生短缺的原因拒绝出动救护车。在温哥华，突发心脏病的患者在救护车里等候救治，车却居然在停车场里“等待”了数小时。至少有一千名加拿大医生及更多的护士选择离开加拿大，前往美国以避免他们的工资受到价格监管的影响。詹姆斯·布鲁克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几乎没有加拿大人会推荐自己的免费医疗体系作其他国家学习的典范。”加拿大这种价格监管所引发的短缺，也体现在病人在医疗技术设备的拥有量上的严重的短缺。每个美国人人均拥有的核磁共振成像机的数量是加拿大的 8 倍，放射线癌症治疗手术的治疗服务单位5是加拿大的 7 倍，结石粉碎手术的治疗服务单位是加拿大的 7 倍，且心脏切开手术的治疗服务单位也是加拿大的 3 倍。

有着五百万人口的华盛顿州，拥有的核磁共振扫描仪数量却比有着三千万人口的加拿大还多6。因此，若美国继续走国有化医疗的歧路，未来美国也会重蹈加拿大的覆辙。

5 译者注：治疗服务单位（therapy unit）是一个包含一定数量医生、护士、床位和仪器设备，衡量医疗水平的单位量。——译者注

6 参见 John Goodman and Gerald Musgrave, Patient Power: Solving America’s Health Care Crisis.42

（谢选骏指出：国有化的医疗没有效率，私有化的医疗敲骨吸髓——其原理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任何一个社会组织首先都是要进行吸血自肥，吃饱了撑的才去完成一点点使命。）

【第二部分 政治与窃贼】

【第九章 花钱才能玩：干嘛小题大做？】

2009年，华盛顿当权派和全国媒体都装作对这一事实愤怒：伊利诺伊州州长罗德·布拉戈耶维奇在贩卖政治好处。州长显然在就巴拉克·奥巴马空出来的美国参议员席位“出价”，因为作为州长他有权任命继任奥巴马的人。

联邦检察官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提供了或许是最大的笑料：他声称，如果亚伯拉罕·林肯知道芝加哥政客一直在做这种勾当，会在自己的坟墓里翻过身去。实际上，林肯会对这种说法的愚蠢感到沮丧。作为普利策奖得主，林肯传记作家大卫·唐纳德（David Donald）曾指出，在竞选总统以前，林肯曾经成为伊利诺伊州的主要政治幕后操纵者。年轻时林肯曾说，他的主要愿望是成为“伊利诺伊州的德威特·克林顿”，这指的是纽约州前州长，人们认为是他发明和完善了制度化政治腐败的“分赃制”。

作为总统，林肯一个最早的动作就是让国会在 1861 年 6 月召开特别会议商议太平洋铁路法案，这最终导致了当时美国史上最大政治贪污腐败（动产信贷公司丑闻）的出现。林肯个人受益于这一立法，得到了作为总统为政府补贴的横贯铁路选择东起点的权利。他选择了爱荷华州康瑟尔布拉夫斯——他曾于 1857 年在那里购买了一大片土44地。林肯的许多共和党名人同僚，从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到贾斯汀·莫里尔和奥克斯·埃姆斯，甚至薛尔曼将军，都因为太平洋铁路立法而积累了财富。

贩卖政治好处——包括任命政府官职——正是定义华盛顿政治（以及美国所有其他政治）的东西。在近几十年里，除了国会议员荣·保罗（Ron Paul）这个唯一的例外，几乎每个华盛顿政客都把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贩卖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好处上。

为了竞选“捐献”、回扣、亲朋好友的高薪职位、私营部门的职位承诺和货币施舍等，他们“贩卖”了立法和法规。这就是政客们要做的，这就是政治。布拉戈耶维奇州长只是在做一个政客典型的不诚实的一天的工作。在贩卖政治好处上，政府已经变得如此娴熟，以至于关于政治勒索科学已经写出了一些名副其实的学术论文。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弗雷德·S. 麦克切斯尼（Fred S. McChesney）的《白花钱：政治家、抽租与政治勒索》（Money for Nothing: Politicians, Rent Extraction, andPolitical Extortion）一书。关于政府补贴企业和其他团体以换取“政治献金”已经有了很多著作，但麦克切斯尼集中在一个更加隐蔽的现象：政客们威胁说，除非该企业和行业为自己的竞选付钱和“捐献”，否则就要用监管和税收来对该企业或整个行业施加恐吓性的费用。

他将其称之为“政治勒索或敲诈的一种形式。”例如，政治勒索或敲诈可以威胁实行价格监管，或威胁撤销职业执照、公司章程或建筑许可。或者，它可以威胁通过特别消费税或尤为繁重和昂贵的监管来提高做经商成本。威胁的目的是从被威胁的企业那里征求竞选“捐献”。政客们甚至他们有自己对政治敲诈和勒索的叫法。

他们称这种立法“挤奶员法案”，因为他们从那些被他们称为“现金奶牛”的企业里“挤”出了政治献金。也有意在从受威胁的企业里“榨”出现金的“榨汁机法案”。以及出于相同目的——用威胁立法从企业游说者们那里“取”出现金——的“取件器法案”。麦克切斯尼教授举了这些例子：周期性地提议产品责任立法，以便从辩论双方那里获取竞选现金。提议通过立法来限制期货交易，这从期货交易者那里取走了大量现金。提议对药品进行价格监管，这从制药业榨走了数百万美元。提议对有线电视进行价格监管，这也起到了相同的效果。完全禁止吸烟，或者对烟草产品征收更加极端的税，这种提案总能从烟草公司那里取走数百万美元。对酒精饮料增加消费税的各种提案是可靠而真正的榨汁机立法。“对富人征收”更重的税并“让他们支付公平的份额”的各种提案是取件器立法的经典案例。在每种情况下，一旦他们从被威胁的个人、公司或团体那里榨取到“足够”数量的现金，恐吓性的立法就会被丢弃。换句话说，这和黑社会暴徒的做法——索要贿赂以换取允许一家企业在“他们的”街区存在——并没有什么不同。最终被判处十四年徒刑的布拉戈耶维奇州长，是被芝加哥政治机器（在 2009 年迁到了白宫）所用的政治牺牲品。他们因为布拉戈耶维奇做了他们自己在整个政治生涯里都在做的事情而追捕他，其明显的目的是试图欺骗公众相信，芝加哥政客不是真正的窃贼和骗子团伙——很多人认为他们是。

（谢选骏指出：林肯总统是个臭名昭著的贪污犯——这可以完美解释他为何发动南北战争，杀掉一切阻挡他升官发财的人类。）

【第十章 美联储和“立即改革社区组织协会”的犯罪】

几年前，“立即改革社区组织协会（ACORN）”，也就是巴拉克·奥巴马离开法学院之后受雇的那个左翼激进组织在新闻报道中出现，原因是该组织的一名“税务顾问”给两个分别假冒成皮条客和妓女的人提供逃税的建议，而这一过程被录了像。

假冒者告诉“顾问”，他们希望用政府补贴的贷款来开一家妓院，以便安排他们将从中美洲非法带入境的几十名少女。在录像里，“顾问”欣然给出建议，告诉他们如何申请到政府贷款，同时还不让当局知道他们申请贷款的真正目的。这个故事的确肮脏，但与“立即改革社区组织协会”在过去三十年来的主要功用相比就相形见绌了。

在由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监理署及其他政府机构联合进行的合法敲诈中，“立即改革社区组织协会”一直是一个重要参与者。敲诈始于吉米·卡特总统于 1977年批准的社区再投资法案（CRA）， 该法案使得“立即改革社区组织协会”这样的“社会团体”能够成功地从银行敲诈出几十亿美元。

根据社区再投资法案，这些社会团体可以“抗议”银行的扩张48或合并。他们向美联储提出抗议，同时要求希望扩张或合并的银行给“立即改革社区组织协会”几百万美元，而这些钱据推测应该是通过“立即改革社区组织协会”借给了次级借款人。当然，“立即改革社区组织协会”总是在这笔钱中扣除一大部分来作为自己的工资和费用。已经破产的华盛顿互惠银行曾吹嘘自己在社区再投资法案的贷款上赚取了 3750 亿美元，而在全国银行（CountrywideBank）也在 2008-09 年的次贷危机中破产之前，美联储因其在这种贷款中赚了 6000 亿美元而给它们颁了一个奖。

“立即改革社区组织协会”和其他类似的左翼“社会团体”将其从银行骗取的大部分资金都用于政治活动，例如进行民主党选民的大规模登记，支持政府里各个级别的左翼政治候选人 (越左越好)，组织集会，抗议，或为其“人民平台”的各项政纲准则进行游说等等。“立即改革社区组织协会”的“人民平台”曾经承诺：“我们将一直战斗下去，直到所有美国方式变成一种方式，直到我们能共享财富……”。

其实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主义。社区再投资法案本身就是基于这样一个谎言：“从低收入和少数民族社区的人身上可以赚到几十亿美元的利润，这些利润唾手可得，但是银行会系统性地对这部分利润视而不见。”他们认为银行家已被偏见所蒙蔽，必须由政府迫使他们赚取在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这几十亿美元利润。

而事实是，美联储迫使社区再投资法案约束下的抵押贷款机构向不合格借款人发放不良贷款，使其从中赚取几十亿美元。当《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彼得·布莱米洛和莱斯利·斯宾塞质问波士顿美联储官员艾丽西亚·芒奈尔关于美联储宣称的 90 年代早期的系统性贷款歧视时，芒奈尔被迫承认她其实并没有证据。她和其他美联储官员（以及克林顿政府）还是在继续强化社区再投资法案的执行。

这表明社区再投资法案的目标其实一直是强制的财富再分配，而并不是与种族歧视做斗争。歧视的指控其实只是一个诈术，用来恐吓那些不乐意进行合作的抵押贷款机构。

（谢选骏指出：奥巴马的机构背景同样说明——不善于获得非法所得，就无法进而争取总统职位。）

【第十一章 价格欺诈：真正的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最重要的税制改革之一，是让联邦所得税和通货膨胀指数挂钩，并把联邦所得税等级的数量从十五级减少到了三级。在此之前，只有得到了更高的生活费报酬，普通中产阶级工人才会被推到更高的税收等级。其结果是，一些年的生活成本提高实际上通过减少人们的总体税后拿回家的工资，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让国家变得富有。

根据这项腐败的计划，美联储将印出大量的钱，造成价格通胀。通货膨胀导致生活成本增加，反过来造成“等级攀升”和更高的纳税。联邦政府的预算变得充足而纳税人蒙受损失。政治家从来不必为投票增税而承担责任；通货膨胀替他们增税了。这是一种真正的没有代表的税收形式（不是说有代表的税收就好一点了）。

联邦政府不能再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掠夺中产阶级，这要归功于所得税与物价指数挂钩。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房产税的传导来这样做。

每次房产价值上升，就像它们很大程度上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七年所做的那样，房产税的收入就会自动上缴，政客都不需要去投票加税。房产税评估替他们干了脏活。因此，当美联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造成房地产泡沫时，房地产价值惊人的增长伴随着同样惊人的房产税增加。（泡沫破灭了以后，地方政府急于提高财产税率，以免损失房产税收入——由房产价值×税率确定）。

例如，在马里兰州，地方政府据说在 2005 年征收了比 2000 年多35%的房产税。那段时间政府“服务”的质量或数量不太可能增长三分之一。市民们仅仅是为相同——或更糟——的服务多付了超过三分之一的钱。

（谢选骏指出：通货膨胀是政府的贪污腐败所造成的恶果之一；这又反过来给了政府更大的贪污腐败的机会。这是“不流血的杀人放火”。）

【第十二章 农场抢劫】

1996 年，比尔·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自由农场”法案，该法案的目的是结束大部分农业补贴。当时，农业补贴的主要形式是各种价格支持——国家强制施行的高于自由市场价格的最低价。终结价格支持肯定会使农产品市场更有效地运转，但政府自愿终结一项有利于一类强大的政治选民（即富裕的企业农场主）的补贴方案的确是罕见的——甚至是有点奇怪的。现实情况是，补贴并没有结束；它们只是采用了不同的形式。公共选择经济学的一个原理是，政客们总是会竭尽所能地掩饰对不合格群体（比如企业农场主这帮百万富翁）的补贴。如果他们可以通过保护主义，或者价格支持补贴他们，会比简单地给百万富翁商人开一张支票更可取。后一种政策将使纳税民众很容易发觉事有蹊跷。但是，各种价格控制在农产品市场产生了如此显而易见的扭曲，政府显然认为终于是时候——稍稍——摆脱它们了。在价格控制的地方，出现了“过渡费”，它大概是为了暂时缓解贫穷的百万富翁农场主们的痛苦和折磨——他们不再享有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出售一切的保障。

7 作者在这里用了这样一个多少有些拗口的标题，是因为他在英语中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把武装抢劫（armed robbery）变成了 farmed robbery。——译者注

这个策略是民众被政府的诱购（bait-and-switch）8方案愚弄的又一例证。过渡费从来都不是真正过渡性的，并且，人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打算让它们是过渡性的。农业游说团体的力量从未减弱，并立即投入工作为增加新的补贴并使其永久化而游说。他们已经成功了。每年都会有一堆如雪片般飞来的“补充开支法案”，这些法案把企业农场的福利增加到了美国纳税人必须每年支付数百亿美元的数额。通过把这些计划称为“过渡”计划，国会保证了自己能从农场主们那里得到一笔永久性的竞选捐款，这些农场主可以依靠游说和一年年数百万美元现金的付出，换来这些计划的立法延期。

《今日美国》（USA Today）在 2005 年 2 月 1 日关于德克萨斯棉花农场主的文章里，解释了养殖抢劫这一制度是如何运转的。文章关注了尤金·贝德纳茨，他收获了四千包棉花。总之，那年的棉花产量有望超过 750 万包，是五十多年来的最佳收成。这也意味着，这将是超过半个世纪以来农场游说集团对纳税人收入的最大盗窃。

新系统的运作方式是，如果棉花的市场价格低于政府规定的价格支撑位，那么政府将用纳税人的钱把农场主卖棉花的实际价格和武断得出的价格支撑位之间的差额付给农场主。当时，棉花的市场价格为每磅 35 美分，而价格控制的价格被定为每磅 52 美分。一包棉花约重 500 镑。所以，贝德纳茨先生能为其棉花得到每磅 17 美分的差价。因此，政府无缘无故就给他了一张 34 万美元的支票。

8 “bait-and-switch”是零售中使用的一种欺诈形式，但也适用于其他情况。首先，商家用低价商品的广告诱骗客户，但是当客户访问商店时，他们会发现广告中的商品不可用，或者销售人员会迫使客户考虑类似但价格更高的项目。——译者注

而消费者或纳税人没有得到任何类型的任何回报。德州棉农一共在那一年以这种方式得到了总计 6 亿 375 万美元的利益。

通过这一计划，棉花、小麦、玉米、大豆和大米农场主变成了强盗，而其他一些农场主，如糖农，也在以一种稍微不同的方式，通过政府授权的供应减少，把价格推高到全球价格的三到四倍来掠夺纳税人。所有用糖来生产的东西也都变得更加昂贵。实际上，政府所做的一切只是通过提高物价增加了生活成本。

然而，大多数美国人仍然相信这个谎言：自由市场导致了价格上涨，我们需要政府——通过仁慈而全能的监管——来“拯救”我们。

（谢选骏指出：如果社会没有灾难，政府就成为多余的了；所以为了扩大权力，政府必须制造灾难。）

【第十三章 裙带主义的缔造者】

“大衰退”的最初几年间，联邦政府一宣布用数万亿美元紧急救助华尔街财阀，便有鼓吹政府救助的人士祭出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神话。他们认为汉密尔顿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开创者，且显然将此论据看作是一个秘密武器。人们称汉密尔顿会赞成紧急救助，因为毕竟是他第一个提出对幼稚产业征收保护性关税，并通过对各种行业的补贴和“出口奖励金”，把欧洲式重商主义引入了美国。（他著名的演讲《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华尔街的喉舌之一《福布斯》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VS 荣·保罗》的文章，指出应当无视自由意志主义者对于公司补贴的批评。

因为与荣·保罗及其志同道合的追随者相比，汉密尔顿才是伟大的政治家和经济天才。随后，《华尔街日报》也加入了对汉密尔顿溜须拍马的大军。商业史学家约翰·斯蒂尔·戈登撰文称，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中央银行还不够集中化，美联储需要进行更多的中央计划，而非相反。戈登盼望出现一位统治金融市场的经济铁腕人物。戈登支持政府的紧急救助，并且把危机的原因归咎于托马斯·杰弗逊！杰弗逊反对美国第一所中央银行，也就是汉密尔顿一直拥护的美利坚银行。杰弗逊是硬通货的支持者，不放心让政客来管理货币打交道。而在戈登看来，这种思想是本次大衰退发生的原因。事实上，正是美联储常年以来奉行的零利率货币政策，加上联邦政府威逼利诱使抵押放贷者将数万亿不良贷款（由房地美和房利美证券化）贷给不合格借款人的一系列政策，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这些对汉密尔顿疯狂而盲目的崇拜表明，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神话成一个天才的中央经济计划者，是美国裙带主义体系的理论基石。依靠中央银行制度下巨额的公共债务以及“合法”地生产假币，这一体系才得以生存。造成这次大衰退的主要原因正是裙带主义，而不是像戈登等人所说的那样，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真实的汉密尔顿建国时，有些人想把英式重商主义和帝国主义政府引入美国，汉密尔顿便是这些人中的思想领袖。他们在作为英式重商主义和帝国主义受害者时，坚决反对这种制度甚至发起了一场革命。但当他们成为了这种制度的受益者，便是另一回事了。也许可以用喜剧演员梅尔·布鲁克斯的话来说：当国王真好。

正是汉密尔顿首创了“美国模式”一词来形容公司补贴、保护性关税、中央银行和巨额公共债务政策。他指出这些政策将会是美国的“幸事”。与其不同，他的政治死敌托马斯·杰弗逊熟识他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受到了亚当·斯密、让·巴蒂斯特·萨伊、理查德·坎蒂隆等人的理论熏陶。而汉密尔顿则忽视经济学，或对此一无所知。

相反，他一直在传播如詹姆斯·斯图亚特等公关辩护者提出的英式重商主义。汉密尔顿支持巨额的公共债务，并不是为了建立美国政府良好的信誉或者是为任何政府工程筹资，而是出于马基雅弗利式的考虑，以图将富人的经济私利与政府连结起来。他说，购买政府债券的大部分是富人，因此他们自然会成为一股有力的游说力量，鼓吹增加税收和扩大政府规模。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国库里存在足够的税收收入，用来支付他们所持国债的利息。汉密尔顿说对了：国债持有者和承销国债的投资银行家们一直对大政府情有独钟。

这也是为什么本次大衰退一爆发，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便能首先得到政府紧急救助的原因。国家就像黑社会组织一样，首先照顾自己的利益。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汉密尔顿列叙了他支持裙带主义帝国的主要论点。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在 1905 年出版的汉密尔顿传记中写道，汉密尔顿在报告中鼓吹“旧的英式重商主义体系，将之改头换面，以适应美国的情况。”杰弗森曾撰文说，汉密尔顿所支持的保护主义、公司福利以及中央银行等等“阴谋”，会将腐败的英国政府体系引入美国。杰弗森和萨姆纳说对了。

几代美国人所生活的经济和政治体系，本质上是汉密尔顿式的重商主义：国王式的总统通过行政命令统治国家，罔顾制约其权力的宪法；州政府成了中央政府的傀儡；公司补贴疯涨；政府累积起数十亿美元债务；美联储里的中央计划者们拙劣的政策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繁荣-萧条周期（和周期性的通货膨胀）。这是汉密尔顿对美国的诅咒——如果美国要重现自由与繁荣，就必须驱除这条诅咒。这个诅咒终将被美国人对自由和繁荣重燃的热情所驱除。

（谢选骏指出：美国革命的成果被美国政府吞噬了——这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的又一案例。）

【第十四章 煽动主义的诅咒】

在 2011-2012 年的所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只有荣·保罗拥护华盛顿和杰斐逊的美国外交政策理念。为此，他和过去七十年里所有其他志同道合的政治家，都被误导性地抹黑为“孤立主义者”。

在这种语境之下，“孤立主义者”是真正的奥威尔式的。通过倡导和平和自由贸易，并只支持正义的和防御性的战争，荣·保罗在倡导的是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最大程度的交往。人类文明的源头实际上正是国际劳动分工和贸易自由。

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所享受和利用的所有商品和服务，全都来自世界各地数百或数千人的努力，他们都专门从事于某件事并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细致地把它办好，于是我们才有了我们的面包，我们的牛肉，我们的啤酒和其他的一切。对贸易的限制才是真正“孤立主义的”，而没有任何东西比战争更能限制世界人民之间的互利互惠的贸易。战争导致孤立主义。在自由市场里，人们和平而有利地相互作用；而当他们身陷战争之中时，他们互相残杀。

经济学的核心原理是，只要存在私有财产和合理的自由市场，通过追求自己的私利，个人将专门从事他们最擅长的东西，将这些东西卖给别人，并利用所得收益来购买那些他们不那么擅长生产的东西。最穷的人就是这样生存下去并改善自己的生活的。伴随自由市场的心境中不存在“适者生存”。穷人中的穷人也并不需要自己生产食物，自己建造房屋，自己缝制服装（其他人也不需要）：国际劳动分工使他们能够依靠别人来提供这样的东西，使他们的生活可以支撑下去。另一方面，正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其巨著《人的行动》（Human Action）中所写，战争“破碎”9了国际劳动分工。例如，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工业革命把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前人未曾想象过的程度。只要允许资本主义繁荣，普通人就能享受国际劳动分工作的成果，他的生活水平提高，每周工作的时间减少（这也多亏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投资所造成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这一切，通过破坏国际劳动分工，它把一个又一个国家丢进了孤立主义的深渊。世界人民曾在无数方面受益于陌生人的努力，随着他们生活水平的下降，他们不再能享受到这些好处。各个国家不再能享受国际贸易的好处，同时，它们形成政治联盟发动战争。

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最终的结果是数以百万计的死亡和对资本的大规模破坏。当然，总是有一些人会从战争中获益：君主、独裁者，以及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描述的，喜欢沉溺于“帝国荣耀”的“政治家”们；通过防务合同中饱私囊的政治关系户；臭名昭著的学者和“记者”们，他们为了换取地位和金钱，为国家运作亲战争宣传机器；以及通常来说的国家。

9 原文是：“一到平民变成了兵士的时候，市场经济就破碎了。”——译者注

战争乃国家生机勃发之象征；没有什么东西比战争更能扩张国家及其所有职能部门。作为一个必然结果，同样没有什么东西比非防御性的战争更能破坏自由和繁荣。并且，正如穆雷·罗斯巴德在其名为《正义战争》（Just War）的文章中所评论的那样，美国历史上唯一真正公正和防御性的战争，一直只有美国革命和南方对共和党在 1861-1865 年发动的入侵的防御。

真正的“孤立主义者”寻求破坏世界人民之间的和平合作，他们是一群可以被称之为“煽动家”的人。

上面提到的自大狂和寻租者们用自己的撒谎、纵容和操纵行为煽动战争。他们自己通常从未参与过战争，甚至没有加入过和平时期的军队，并理所当然地被许多评论家称为“鸡鹰”10。在其首次就职演讲中，亚伯拉罕·林肯对南方的奴隶制做出了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辩护，甚至承诺支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这一点，

同时，他在同一次讲话中威胁为了收税开战。由于他无意解放任何奴隶，而为了收税而发动战争会使他成为一名国际战犯，他需要去为了侵略自己祖国发明一个借口（顺便一提，这正是美国宪法第 3 条第 3 款11对叛国罪的定义）。于是，他编造了“永久同盟”这个概念。林肯暗示国父们会和他意见一致：如果任何一群人试图离开国父们创建的“自愿”联盟，中央政府将有“权利”入侵这些州（states），谋杀数十万它们的公民，轰炸它们的城市，把一些州烧为平地，并掠夺它们的财富。

10 鸡鹰（chickenhawks）是一个美国政治术语，它是鸡（意为懦夫）和鹰（意味着某人主张战争）的复合体。鸡鹰被用来描述那些强烈支持战争或其他军事行动，但在适龄时却积极逃避兵役的人。——译者注

11 美国宪法第 3 条第 3 款为“叛国罪”：“对合众国的叛国罪只限于同合众国作战，或依附其敌人，给予其敌人以帮助和鼓励。无论何人，除根据两个证人对同一明显行为的作证或本人在公开法庭上的供认，不得被定为叛国罪。国会有权宣告对叛国罪的惩罚，但因叛国罪而剥夺公民权，不得造成血统玷污，除非在被剥夺者在世期间，也不得没收其财产。”——译者注

当然这正是林肯的军队所做的，这一切的名义都是维护一场七十年前的政治交易。至于萨姆特堡（Fort Sumter）12，真实情况是林肯在事件（其中无人受伤，更不用说死亡）之后写信给他的海军指挥官古斯塔夫·福克斯，感谢他协助唆使南卡罗莱纳人打响了第一枪并挑起了一场战争。

美西战争纯粹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它从来没有丝毫可能性给普通美国人带来任何好处。这就是为什么已故的 19 世纪伟大自由意志主义学者威廉·格拉哈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写下他的著名文章《西班牙征服美国》（The Conqu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bySpain）。

美西战争把美国变成了一个和西班牙帝国一样的帝国，而非国父们的立宪共和国。但是，像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自大狂吹牛大王得以在这个疯狂的冒险之上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生涯。美国人也没有任何理由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二十世纪——如果不是所有世纪的话——最大的浩劫。

正如吉姆·鲍威尔（JimPowell）在《威尔逊的战争》（Wilson’s War）一书中所写，全部的“成就”不过是加强了共产党在苏联的力量，以及纳粹在德国的崛起。但政治阶级及其所有支持者却得到了大量的权力、荣耀和财富。

12 萨姆特堡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口一要塞。1861 年 4 月 12 日南方邦联军队在此打响了美国南北战争的第一枪。——译者注

国防承包商们富得超过了自己最狂野的梦；卑微的政府官僚成为了强大的经济独裁者；国家主义知识阶级开始把自己视为极为重要的社会工程师阶级。

所谓的进步分子几乎一致地赞成战争，例如，因为他们常常一起出现的信念：（1）在美国和欧洲，可以并且应该用政府来创建地球上的天堂；（2）苏联式的战时中央计划，可以是战后和平时期美国经济的苏联式中央计划的示范项目。

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花了八年时间想终结大萧条，却遭到彻底的失败，他的大规模干预政策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在此之后，正如罗伯特·史汀奈特（Robert Stinnett）在他的《欺骗日：罗斯福和珍珠港的真相》（Day of Deceit: The Truth about FDR and Pearl Harbor）一书中用文件证明的，他操纵了日本侵略珍珠港。

在罗斯福看来，进军欧洲战事将成为一切政府开支计划之母，这无疑会终结萧条，至少把公众的注意力从他糟糕的失败上移开。

毕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声誉和遗产危在旦夕。（战争并没有结束大萧条；它只是结束失业，因为在只有 500 万左右美国人失业的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征召了上千万男性。）

越南战争造成了 5.5 万名美国人和数十万越南人无意义的和不必要的死亡，煽动家的阴谋也对让美国陷入这场灾难性的战争负有责任。然后，当然还有煽动家们的最新“胜利”——伊拉克战争。连中央情报局都承认，这场战争基于一个谎言——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威胁到美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数千名美国士兵在那里白白送命，还有数十万人终身残疾，数十万伊拉克人被杀。至少对普通美国纳税人而言，这一切都毫无意义。

想想煽动主义的恶心历史，下一次你会看到一个奸笑和虚情假意的政客敦促入侵伊朗、叙利亚、朝鲜，或者他认为美国的炸弹应该投向的任何其他遥远的地方。

（谢选骏指出：主权国家就是战争！作者似乎忘记了，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美国的对立面国家。）

【第十五章 国家的媒体走狗】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罗彻斯特大学经济学家威廉·梅克林（William Meckling）和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提出了一个媒体中“自由派”偏见的理论。该理论着力于对媒体如何追求最大化自身利益的严谨探索，并分析了政府在这种自身利益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

简而言之，他们的论点是由于政府变得如此巨大而又无处不在，因此一般记者报道给公众的大部分信息，主要都是依靠政府自身，包括它的所有政客、官僚、及其特殊利益附庸。

比如，一个环保新闻记者，必须培养和环保机构官僚们的关系，因为他们是环境政策最新消息的主要来源。一个劳工新闻记者，也必须培养和美国劳工部官僚们的关系，因为他们是关于劳工政策最新消息的主要来源，诸如此类。

结果便是，任何对政府机构过于批判的新闻记者，便必然要承受他的消息来源，他的职业生命线被切断的风险。因此，记者们对自己职业生涯的保全，要求他们实际上成为国家的走狗和传声筒。他们会容忍并偶尔报道对政府相对无关紧要的批评，但他们更可能去妖魔化那些作出这种批评的人。他们之所以如此，为的是愚弄公众，使他们相信在华盛顿存在着真正的公共政策辩论。

每当有国会议员荣·保罗这样的人露面，挑战任何国家中央计划机构（比如美联储）的正当性和存在，媒体便会忽略并（或）妖魔化他和与其观点相关的所有人。

詹森和梅克林的理论就其本身而言是正确的，但它省略了在媒体中国家主义偏见来源的其它一些重要元素。穆瑞·罗斯巴德在他两篇名为《国家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State）和《解剖国家》（Anatomy of the State）的论文中，填补了我们理解中的这些空白。

罗斯巴德写道，所有政府都极为依赖一系列关于其所谓的伟大和仁慈的神话和迷信，外加与之相伴的关于自由、志愿主义（voluntarism）、私人企业和公民社会的“恶”的谎言、神话和迷信。比起政府官僚，这些神话和迷信更多是学界和媒体中的各种知识娼妓在传播。

学术界的“御用历史学家们”，鼓吹着一个又一个志愿主义和自由市场“失败”的鬼话，主张政府更多干预我们的生活。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这种现象的完美样本，而《纽约时报》和民主党的权威保罗·克鲁格曼，是这种御用历史学家的绝佳典范。

而媒体忽视像国会议员荣·保罗这样的人，还有其他的原因。或许有少数例外，但绝大多数的媒体成员都已为福利/战争国家充当了多年的传声筒。他们与任何政府官僚或政客别无二致，都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他们也是国家蛊惑大众的重要工具，这样民众就会对国家永无止尽的扩张，和各个职能部门（尤其是媒体）的敛财袖手旁边。

而国家的扩张，总是伴随着经济繁荣降低和民众自由减少。因此，“主流媒体”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收钱的职业骗子，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样谬论：“更高的税赋和更多的政府开支将使我们更加繁荣”；“要求所有人在经过机场安检时裸体拍 X 光合乎宪法”；“宪法赋予了美国总统轰炸地球上任何国家的权利，而无需首先咨询任何人，特别是国会”；“国父们认为把所有人的自由交到五位终生任期的政府律师手上是个好主意”；“医保社会主义将减少医保花销”；“衰退和萧条都是因为贪婪和‘动物精神’突然爆发造成的”；“资本家们通过销售那些对人有害甚至致命的产品致富”；“如果总统怀疑一些美国公民是‘敌方战斗人员’，他便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去下令杀死他们”；等等。

在他们把整个职业生涯都用于散播荒谬谎言之后，一个像国会议员荣·保罗这样受过良好教育、雄辩且学识渊博的人的出现，绝对吓坏了“主流媒体”，因为他威胁彻底揭露他们的真面目——骗子和自由社会之敌。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国家和大多数媒体会对互联网（尤其是那些支持自由的网站）表现出敌意。这些不设防交流的源头，预示着一切国家权力所依赖的谎言帝国将破裂成碎片。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伙同民主党政府一起为非作歹，以便把自己的“第四权”利益最大化。）

【第三部分 集权对自由】

【第十六章 自由与联邦主义】

美国人——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都被剥夺了建立和维护一个自由社会的最重要工具，即联邦主义或州权。州权要么被扔进了忘怀洞13，要么被诋毁为种族主义者工具，这绝非偶然。杰斐逊的州权传统，曾经是（并且现在也是）理解托马斯·杰斐逊为什么信奉“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以及“一种有限宪政的政府的确可行”的关键。自由的敌人始终存在，并且无处不在，他们反对政治上的非集权化，支持政治上的垄断。州权是什么？州权的理念与托马斯·杰斐逊及其政治继承人的政治哲学最为紧密相关。杰斐逊本人从未提出过“州拥有权利”这个经常被当成稻草人来打的理念。

“州”本身当然是没有权利的；只有个人才拥有权利。杰斐逊理念的精髓在于，如果人民是他们自己的政府的主人而非奴仆，那么人民必须拥有控制政府的工具。在杰斐逊主义的传统看来，这个工具便是民众在州层面和地方层面上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

13 忘怀洞是英国作家乔治·欧威尔的著名小说《一九八四》中的一种文件销毁工具。根据小说的描述，忘怀洞是个带门的大火炉，把文件扔进去，历史就消失了。它是真理部纪录司的重要工具，可以随意“修正”历史。——译者注

这就是人民如何监督、控制、惩罚、甚至在需要的时候废除政府的手段。毕竟，是杰斐逊撰写了《独立宣言》，主张政府的正当权力只能应人民的同意而生，并且，只要政府侵犯了人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民有责任去废除这个政府并以另一个政府取而代之。人民将像他们在通过宪法时所做的那样，通过各州组织的政治会议来实现这一点。毕竟，在建国先贤们看来，各州应该被视作独立的国家，就像英国和法国是独立的国家那样。

《独立宣言》特别谈到它们是“自由和独立”的，就像其他国家那样，独立到足以征税和发动战争。这便是为什么托马斯·杰斐逊的继承者们，19 世纪中期南方民主党人，要举办全州政治会议（以及公投）来决定他们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国父的自愿联盟里。这也是为什么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在考虑退出联盟，并最终决定反对它时，于 1814 年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举办了政治会议。

美国宪法第七条解释到，各州可以根据州级政治会议上来自州内各个社区（而不是各州议会）的代表的投票结果，来决定是否加入联盟，为了遵照《宣言》里的诺言，各州也有权投票脱离政府并成立新政府，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杰斐逊不仅是美国脱离大英帝国宣言的作者；他根据自己的1798 年肯塔基州决议案，主张这一理念：州可以否决被视为违宪的法律，他还相信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是整份文件的基石。

杰斐逊是一位“严格的宪法解释者”，相信必须不遗余力地迫使中央政府只掌握由各州在第一条第八款中授予它的那些权力。州权或联邦主义决不意味着州政府的政客就莫名其妙地比联邦政府的政客更道德、更智慧或更清廉。

该理念说的一直都是：（1）人民更容易监督和控制离他们更近的政府；以及（2）一个分权的政府体系，包含若干个相互竞争的州，能为公民提供一条脱险通道，以逃离一个更加集权或垄断的州所施的暴政。

假如说，马萨诸塞州变成了一个神权统治的州，那么那些不愿在这种神权统治（或者任何一种神权统治）下生活的公民便可以逃往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或者其他的州。对于杰斐逊主义者而言，州权理念绝不像当代政治科学家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将各州变成各种政府政策的“实验室”。这会把各州公民当成笼子里的一群实验小白鼠，而这不太可能是杰斐逊本人对自己的看法。分裂（或分裂的威胁）一直是旨在维持美利坚联盟和宪政政府的可能手段。这种观念认为，如果中央政府明白违宪的法案会导致分裂或否决，他们可能就只会提出符合宪法的法律了。由此，我们有意让否决和这种威胁起到相同的效果。这便是为什么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在 1866 年 11 月 4 日（罗伯特·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十七个月之后），对李将军写了如下的话：我在州权中看到了对主权意志的专制唯一有用的检查，并且，分裂给了我希望，它并非民主的毁灭，而是民主的救赎。你们国家的制度[指联盟国宪法]未能为旧世界带来本应属于他们的有益和自由的影响，因为这些缺陷和对原则的滥用正是联盟国宪法要明确且明智地弥补的。我相信，通过建立真正的自由——没有共和体制与生俱来的危险和混乱——这种伟大的改革范例能造福所有的种族。因此，我认为你在为我们的自由、进步和文明而战；我为里士满的失败而悲伤，远胜于我为滑铁卢的胜利而欢欣。

除了把分离权视为人们有效制止暴政政府的“唯一”手段，阿克顿勋爵也提到了这些事情：联盟国宪法删去了美国宪法里的“全民福利条款”14；规定了总统任期为一次性的六年；禁止了保护性关税和公司福利15（疏浚港口的资金除外）；以及实行一个总体上更为非集权化的政府制度。

当然，该体系从未有机会成为现实，因为邦联遭到了在当时世界史上最大规模军队的入侵，并做了国家在那种情况下总是会做的事——征用资源并强化集权以发动防御战争。

14 国会有权规定并征收税金、捐税、关税和其它赋税，用以偿付国债并为合众国的共同防御和全民福利提供经费。——译者注

15政府官员以征税人资金对私人企业的补助，通常是透过预算开支的方式，来补助那些与政治人士联系接近的企业。——译者注

李将军明白阿克顿勋爵所说的话，并且与他观点一致。在 1866年 12 月 15 日的回信中，李将军写道：我考虑到保留宪法赋予政府的权力是我们的和平与国内外安全的基础，然而，我也相信维护保留给州与人民的权利和权力，不仅对整个体制的调节与平衡必不可少，也是延续自由政府的保障。我认为这是稳定我们的政治制度的主要因素，相反，把各州合并进一个巨大的共和国（它必然会对外咄咄逼人，对内专横暴虐）将是这种堕落的确切先兆，这种堕落淹没了在它之前的一切。阿克顿和李在他们的书信往来中有着先见之明：政府权力的集中化是 19 世纪末世界政治制度的标志，并且是整个 20 世纪的人道瘟疫，因为它是接受法西斯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

（谢选骏指出：民主理论家阿克顿勋爵反对民主政治家林肯总统！因为权力让总统变成了暴君。）

【第十七章 否决原则的起源】

中央集权政府权力的拥护者看不起杰斐逊的否决原则（nullification）理念。所谓“否决原则”，指的是一州或各州的公民就各条联邦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应该有发言权，并且，在这些法律被视为违宪的时候，他们应该有权在自己的州内否决这些法律。

这个理念在美国的开国先驱中广受拥护，但与此最密切相关的人则是 1798 年《肯塔基决议》和《弗吉尼亚决议》的两位作者，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应一位来自肯塔基州的朋友之邀，杰斐逊撰写了《肯塔基决议》来作为工具，否决约翰·亚当斯总统所实施的令人憎恶的《镇压叛乱法》（Sedition Act）。

《镇压叛乱法》有效地使得对联邦政府的批评变成了非法行为。联邦党人一获得权力，乔治·华盛顿一退休，该法案就实际上宣布了自由政治言论在美国不合法，这显然违背了第一修正案。点燃这种极权主义冲动的火花，是《费城极光报》（PhiladelphiaAurora）编辑本杰明·富兰克林·巴赫（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孙子）的一篇社论。巴赫是杰斐逊及其民主共和党的追随者，曾公开批判联邦党在经济上的中央集权计划，即保护性关税、国有银行、公司福利、高税率和巨额公共债务。在一篇社论中，他把约翰·亚当斯称为“年老、易怒、秃顶、眼瞎、瘸腿、没牙的亚当斯。”艾碧该·亚当斯（Abigail Adams）据说对巴赫对她丈夫的描述感到非常不满，她和一些亲联邦党的报纸开始号召惩罚巴赫。结果便是《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镇压叛乱法》于 1798 年 7 月14 日生效，并将发表“针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虚假、诽谤和恶意著作”视为犯罪。当然，就像之后所有极权社会的所作所为一样，政府自己将决定什么是不当和违法的言论。

这条法律将会在约翰·亚当斯离职以后失效，因此它只能用来针对杰斐逊党的成员和支持者。许多杰斐逊主义者都很厌恶这种国王般宏伟的招摇表现——亚当斯一家以此著称并对此相当直言不讳。

1798 年 11 月，一位名为大卫·布朗的人在马塞诸塞州的戴德姆立起了一根自由之竿16，上面写着“不要《印花税法》，不要《镇压叛乱法》，不要《外侨法》，不要土地税，打倒美利坚暴政；和平和总统隐退；副总统[杰斐逊]万岁。”他为此被处以罚款，并被判处监禁 18 个月。根据《镇压叛乱法》，许多支持杰斐逊的报纸撰稿人都因为批评政府而遭到逮捕。除此之外，联邦党暴民也经常攻击这些同情民主共和党或批评约翰·亚当斯的报社和报纸编辑。

16 通常树立于广场，公民们可以在竿子下发表政见。——译者注

在佛蒙特州的议员马修·里昂批评联邦党的所作所为“已经让他们与九成选民的利益和意见背道而驰”后，康涅狄格州的联邦党国会议员罗杰·格里斯沃德竟然在众议院内用一根山核桃木手杖将他打倒在地。在里昂在一篇报纸上撰文称亚当斯“对可笑的浮华，愚蠢的谄媚和自私的贪婪有着不受控制的渴望”后，亚当斯政府召开了大陪审团起诉里昂。这位独立战争老兵被迫带着镣铐在自己的家乡游街示众，接着他被关进了监狱。他在狱中再次参选并轻易获胜。

这种专横的行为，促使杰斐逊写下了 1798 年的《肯塔基决议》。他著名的“决议”的第一部分是这样的：决议如下：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各州，绝不是出于无限服从联邦政府的原则而联合起来的；相反，是在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的规定下，出于特殊的需求组成了联邦政府，并在将一些特定的权力授权于联邦政府的同时，保留各州剩下的大量权利。无论何时，当联邦政府行使未经授权的权力时，其行为是无权，无效和无执行力的……通过这一契约组建起来的政府，无权对其所有的未经各州授权的权力做出排他或最终的裁决；因为这会使其用自由裁量权（而非宪法）来裁量其权力；但就像其他契约的情况一样，双方都没有最终裁量权，各方在裁量自身和纠正违规问题上有着均等的权利。

麦迪逊的《弗吉尼亚决议》与此大同小异。当杰斐逊被选为总统后，《镇压叛乱法》被废除了。新总统立即中止了所有进行中的联邦起诉，并赦免了所有被《镇压叛乱法》定罪的人，包括里昂议员。在杰斐逊的总统任期之内，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党人利用《肯塔基决议》来否决杰斐逊总统在英国海军为应付对法国的战事而窃取美国货船并绑架美国船员之后实施的贸易禁运。

正如詹姆斯·J.基帕特里克（James J. Kilpatrick）在他的《主权各州》（The Sovereign States）一书中的描述，1809 年 2 月 5 日，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宣布针对英国的贸易封锁“对本州公民无法律效力”，并且谴责此法案“不公、压迫和违宪”。

新英格兰地区各州和特拉华州都否决了《禁运法案》。1812 年战争爆发的时候，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通过不参与战事有效地脱离了联盟。他们反战立场的政治工具便是否决原则。基帕特里克描述了康涅狄格州议会的声明：不要忘记，康涅狄格州是一个自由的主权和独立的州；而美国是一个联合而非统一的共和国。本州州长有着崇高而庄严的义务，“去维护本州作为一个主权、自由和独立的州的合法权利和基本权利”，正如他“要支持美国宪法”，并且，支持后者的义务施加了一个附加的义务去支持前者。如果建立在其上的支柱受损或毁坏，整个建筑也无法支撑下去。

这份声明附和了杰斐逊把宪法当做各州之间契约的这种对州权的解释。南卡罗莱纳州否决 1828 年《关税法案》；俄亥俄州反对美国银行企图在该州设立分行；以及威斯康星州和其他几个州政府否决 1850 年的《逃奴法》时，也都接着采用了类似的论证。它绝不像一些不诚实或不称职的历史学家所错误断言的那样，是奴隶主为奴隶制“辩护”而炮制的诡计。

（谢选骏指出：联邦党就是美国的法西斯党，他们出现得太早了，因而不符合垦荒的需求。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美国，联邦党人正在借尸还魂。）

【第十八章 七月四日的真正含义】

许多美国人似乎对这一事实一无所知：他们最喜爱的假日——七月四日——是在庆祝一次暴力分离行动。“独立日”庆祝的是殖民地从大英帝国中分离出去，这是美国的首次分离战争。在撰写国家的分离宣言（对大多数人来说叫《独立宣言》）时，美国最著名的分离主义者托马斯·杰斐逊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他写道，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一旦这种同意不复存在，人民就有权利和责任“改变或废除”该政府，并“建立一个新政府”。在杰斐逊总统的首次就职演讲中，他进一步为分离权辩护：“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想解散这一联邦，或者想改变它的共和体制，我们也不会干扰他们，这样做就为安全树立了标志，表明只要理智能够自由地进行对抗，即使是错误亦是可以容许存在的。”有关分离问题的争论是可以接受的；而在托马斯·杰斐逊的脑子里，并没有使用暴力和政府军队去制止分离的想法。（与此相反，亚伯拉罕·林肯在他的首次就职演讲中，却威胁“入侵”和“血洗”任何企图脱离的州。）即便随着时间的流逝，杰斐逊也从未改变这一观点：作为自由的手段，分离权是重要的。他认为所有美国人，无论地理位置在何处，都是同一个“大家庭”中的一部分，并且从未考虑过暴力反对任何想脱离联盟的州或地区。在 1804年1月29日给约瑟夫·普利斯特里博士的信中，他写道：我们是留在一个联盟里，还是各自建立自己的“大西洋联盟”或者“密西西比联盟”，我认为这对双方的幸福并不重要。在未来，西部联盟的各州也会认同该国，就和我们现在认同这个联盟一样；并且，我预见到未来某天可能会出现分裂，但我感到有责任和欲望像促进东部那样热忱地促进西部的福利，为我们未来家庭的两个部分竭尽全力……在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为了回应他们强烈反对的路易斯安纳购买案而企图脱离并组建他们自己的联盟的情况下，杰斐逊在 1803年给约翰·C. 布雷肯里奇（John C. Breckenridge）的信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杰斐逊写道，如果真的出现“分离”，那么“上帝保佑他们双方，若留在联盟里对他们好就让他们留下，如果分开对他们更好就让他们分开吧。”

17 1803 年美国以 1500 万美元自法国购得大片土地，东自密西西比河，西至落基山脉，北自加拿大，南至墨西哥湾。——译者注

开国元勋们的最初的美利坚联盟是一个建立在自由、独立和主权的各州的人民的同意之上的自愿联盟。它不是一个通过暴力、恐吓、审查和军事入侵来结合的联盟。苏维埃联盟曾经如此，美利坚联盟在 1865 年18之后的时代里也变成了这样。

18 1865 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译者注

（谢选骏指出：以自由恋爱开始的联邦，要依靠暴力来维持。）

【第十九章 选举美国参议员并非明智之举】

民选美国参议员让一小撮富豪得以对政府政策施加不成比例的影响。这是因为赢得参议院选举需要为电视广告、竞选顾问、公关和现代竞选的其他要素募集数百万美元。因此，美国参议员长期以来都处在他们的主要“竞选资助者”——其中一些人甚至不是美国公民——的控制之下。并且，这些捐助者的利益并不总是与参议员所在的州的选民的利益一致。事情并非一直如此。美国最初的宪法体系要求由州议会来任命参议员。在第十七修正案于 1913 年获得批准之前，参议员并不是民选的。克莱尔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拉尔夫·罗森（Ralph Rossum）教授在他的《联邦主义、最高法院和宪法第十七修正案》（Federalism, theSupreme Court, and the Seventeenth Amendment）一书中，阐述了任命参议员制度的背后逻辑。开国元勋们认为，州议会应该任命参议员，并指导他们如何在国会中投票。这是为了确保参议员不会被特殊利益腐化。罗森教授写道，“在制宪会议和各州批准宪法的会议中，时常会提到州议会指导参议员的能力，并且人们总是认为这种能力是存在的。”在纽约州批准宪法的会议中，《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之一约翰·杰伊（John Jay）称：“参议院应该由州议会所任命的人构成……我相信州议会会指导参议员们，并且参议员们也会与州行政机关进行定期沟通。”在马萨诸塞州批准宪法的会议上，费希尔·艾姆斯（Fisher Ames）称美国参议员是“国家的代表”。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 45 篇中写道，由于这一任命参议员的机制，美国参议院“既不想侵犯各州的权利，也不想侵犯各州政府的特权”。在《联邦党人文集》第 62 篇中，麦迪逊进一步写道，任命机制“在联邦政府的形成中，给了各州政府这样一种工具，因为必须保证州政府的权力。”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增强了各州公民作为他们自己的中央政府的主人而非奴仆的能力。在肯塔基和弗吉尼亚州否决《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的时候，由州议会发布的《肯塔基决议》和《弗吉尼亚决议》指导了各州的美国参议员投票废除了这些法案。当那些承诺忠于自己州议会意愿的参议院违背约定时，参议员的任命机制常常使得他们被迫辞职。为了支持麦迪逊政府实施的贸易禁运（这是州议会所反对的），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从参议院辞去了职务。在他的州议会反对他与新英格兰的联邦党就一些立法问题进84行合作之后，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员大卫·斯通（David Stone）在1814 年选择了辞职。在反对他的州议会的指示——反对重新向美国第二银行颁发特许状——之后，缅因州参议员法勒·斯普拉格（Peleg Sprague）也在 1835 年辞职了。在美国参议院因为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拒绝向银行重新颁发特许状而对其进行“审查”时，七位美国参议员宁愿辞职也不愿贯彻自己州议会的指示：投票删去杰克逊总统的责难。其中一位是弗吉尼亚州参议院约翰·泰勒（John Tyler），他在 1841 年成为了美国总统。由州议会来任命美国参议员的原有制度，所做的正是人们设计它要做的：限制中央政府的专制倾向。就像乔治·梅森大学托德·茨维斯基（Todd Sywicki）教授在 1997 年的《克利夫兰州法律评论》（Cleveland State Law Review）中所写的那样，在 1913 年第十七修正案通过以前，“参议院在维护州政府主权和行动独立的领域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各州议会没有把立法权授予华盛顿，而是坚持把立法权留在自己的手上……结果便是，在第十七修正案通过前的时代里，联邦政府的长期规模保持得相当稳定且相对较小。”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就终结州议会任命参议员的制度并代之以直选参议员出现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改革运动。对那些支持将无限权力交予中央政府之手的人而言，民主之“神”提供了一个聪明的借口。

（谢选骏指出：民主政治就是金权政治、银弹交易 ；专制政治就是刀枪政治、子弹交易——参议员变成了黑手党。）

【第二十章 虚假的美德：对历史撒谎的政治】

1961年，《生活》（Life）杂志邀请普利策奖得主，诗人和小说家罗伯特·潘·沃伦（《国王班底》及 19 部其它小说的作者）在美国“内战”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中记录下他如何看待那场战争的意义。沃伦以一篇论“战争的象征价值”的长文作为回应，这篇文章最终出版为一本名为《内战的遗产》（The Legacy of the Civil War）的小册子。在政治正确的瘟疫主导美国社会之前，沃伦写道，除了奴隶制扩展到新领地的问题外，1861 年还有“一连串战争的原因”，包括关于分离是否合宪的争论，“南方对北方逐渐增加的债务，经济对抗，南方对包围的恐惧，北方的野心，以及文化上的冲突……”。罗伯特·潘·沃伦相信，除了奴隶制问题以外，战争还有许多经济上的原因。“1861 年的莫里尔关税实际上早于萨姆特堡的开火，但它是共和党胜利的标志和即将到来的事情的征兆；并且，在后来的四年里，没有哪场国会会议是未能提高关税的。”沃伦所说的是，一旦北方的人口增长到足以确保在国会中对南方的优势，它就会（通过倾向一方的国会多数）利用这种优势以最有利于北方制造商的保护性关税在经济上掠夺南方。这发生在萨姆特堡之前；林肯任内十项关税税率的增长，使平均关税税率从 15%提高到了 50%，这是共和党政策的基础，而非战时融资的举措。这样的税率实际上随着共和党的政治优势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 1913年启用所得税。“更重要的是，”沃伦写道，“国有银行体系的建立……国家钞票的发行……加上[对有政治关系的公司的]政府补贴。”“汉密尔顿扩大国债的梦想”也实现了，并且“这些债务意味着一种公民和联邦政府之间的新税务关系，包括新的所得税。”这一切极大地集中了华盛顿的政治权力，这当然是战争的影响——如果不是战争的主要目的的话。他写道，“由于内战，出现了全面战争（total war）的概念。”他指的是蓄意屠杀数万名南方平民，摧毁整座城镇和城市，以及掠夺数千万美元私有财产（并且，他指的不是“奴隶财产”）。通过引用林肯在 1862 年的演讲，沃伦嘲笑了林肯为屠杀平民“辩护”的蹩脚尝试，在这次演讲里林肯说道，“平静旧日的信条对天翻地覆的今天来说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情况是新的，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和重新行动。”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抛弃文明社会的道德准则和国际法——后者禁止在战争中蓄意谋杀平民（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林肯非法中止了人身保护令，不经审判便大规模逮捕和监禁了成千上万的北方政治异见人士，关闭了数百家反对派的报社，驱逐反对他的国会议员（俄亥俄州的克莱门特·法兰迪加姆），操纵北方的选举，非法安排了西弗吉尼亚从弗吉尼亚州分离，并在实质上宣布自己是独裁者，鉴于这些事实，林肯的“重新思考”声明也意味着应该废除宪法本身。《内战的遗产》一书的主题是战争为（在接下来半个多世纪里垄断联邦政府的）北方留下了“美德的宝库”。沃伦说道，这是战争留给北方的“心理遗产”。他写道，“北方人坐拥美德的宝库，感觉得到了历史的补偿。”“他口袋里的，不是某个中世纪流浪汉所兜售的教皇赎罪券，而是一张赦免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切罪恶的赎罪卷，一张无限制的赎罪卷。”因此，这种所谓的“美德的宝库”让美国政府变得极为傲慢，并将其作为以下事件的万能理由：它在南北战争结束仅仅三个月后便发起了针对平原印第安人的二十五年种族屠杀战争；在“重建”的可笑幌子下在战后对南方人进行数十年之久的掠夺；在菲律宾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后，美利坚帝国将菲律宾人视作障碍而屠杀了二十万菲律宾人；以“为了世界的和平与民主”的名义，参加了与我们美国人毫不相关的一战，等等。这一切都是以美德、自由和民主之名完成的。

罗伯特·潘·沃伦把荒唐的“美国例外论”更准确地描述为了“道德自恋”，这种自恋是“国家政策的一种糟糕基础”。无论如何，它是我们“在1917-1918 年和 1941-1945 年两次参战，和我们以‘无条件投降’为口号并对其他国家进行普遍的精神改造的正义外交”的理由。为了摆出地球上最道德的人的架势，美国人必须忘记关于自己历史的许多事实——或者，更准确地说，政府主导下的学校制度要么在课程中删掉这些事实，要么把它们扭曲得面目全非。用沃伦自己的话说是：我们已经忘记，1860 年共和党曾经保证保护南方的奴隶制，并且他们在 1861 年业已准备好将奴隶制在南方合法化，以换取南方留在联邦里。我们已经忘记，在 1861 年的 7 月，参众两院几乎全票肯定了战争本身是为了维护联邦的完整，而不是为了对任何南方州的制度做出干涉。我们已经忘记……《解放奴隶宣言》是受限的、临时的：只有当分离的那几个州在第二年一月一日之前还没有回归联盟，才会在这几个州里废除奴隶制。此外，沃伦写道，我们肯定还忘了，大多数北方州“拒绝给予黑人投票权”，并且林肯当时是一个比当时所有人都更持有白人优越主义的人。“我们已经忘记，1858 年林肯在伊利诺伊州的查尔斯敦，曾坚决宣布‘我不打算，也从未打算过，给予白人和黑人社会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只有在历史书中粉饰好了关于林肯及其战争的真实历史，才能“根据这种美德的宝库学说，把战争视为一次充满正义的自觉运动，以至于天堂中存有足够的余额，像圣徒们的功绩一样，可以抵消参与者后人（当然也可以惠及当代）的所有过错和疏忽。沃伦进一步引用了历史学家萨缪尔·艾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的话，他评论道，这种所谓的美德的宝库对他的家乡新英格兰所产生的一个影响是，“[在内战之后]降生的一代里，该地区再也没有给国家提供过教师和学者，相反，它提供的是一帮杂种政客”，脑子里都是通过自己的政治关系“牟取暴利”。沃伦说，有了这种过剩的美德，美国人只需要宣布自己的政策意图，甚至不需要再考虑检验这些政策所做的是否是他们所曾诺的（比如，为了民主让世界变安全）。因为“正义的人往往对自己的动机如此肯定，以至于他不需要检查后果。”此外，美德的信条会让我们不由自主而笨拙地撒谎……并试图为谎言辩护，欺骗自己并把谎言视为一种不可逾越的真理。”罗伯特·佩恩·沃伦相信，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心甘情愿地相信这些关于自己历史的谎言，这些谎言是“宣传家们精心操纵的杰作，有时是违背历史的”。大部分美国人“南北战争是国家力量与威望的源泉”。自罗伯特·佩恩·沃伦在 1961 年写下这些话以来，谎言像暴风雪中的雪片一般年复一年地堆积。这种基于谎言的傲慢，准确的描述了美国南北战争后的外交政策，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在外交政策上“美国例外论”的喧嚣。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这些通常被称为“鸡鹰”（支持无穷无尽的战争，但大部分人自己却从未服役）的人不过是林肯邪教的正式会员。

（谢选骏指出：杀人越多就越伟大——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中共现在可以声称，要以南北战争为榜样，攻占台湾、统一国家。）

【第二十一章 林肯神话如何（以及为何）诞生】

在 2009 年的《不受欢迎的林肯先生》（The Unpopular Mr.Lincoln）一书中，历史学家拉瑞·泰格（Larry Tagg）利用了数以千计的一手文献资料来说明他的观点：在活着的时候，亚伯拉罕·林肯是至今所有美国总统中最遭人嫉恨和斥责的。但在林肯死后，他却变成了被描绘至今的那种和善的、慈祥的、圣洁的形象。泰格教授解释道，这种“改头换面”是共和党宣传机器的杰作，这得到了新英格兰牧师的大力协助。至于在林肯活着的时候，北方——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他的，泰格写道：在林肯的时代，南北双方的大佬们批判他的激烈程度是令人吃惊的。针对他的公然偏见残忍、强烈而无情，其广度和深度都常常是令人惊讶的。很明显的事实是，不仅有许多与林肯先生有私交的人在强烈地唾骂他，成百上千仅仅听说过他的人也在排斥他。

拉瑞·泰格并不是新邦联党19。他是伊利诺伊州林肯市的当地居民，并且他在致谢中感谢了著名的林肯学者哈罗德·霍尔泽。泰格继续说道，在林肯在位的时候，因为他“随意逮捕、中止人身保护令和镇压报社”等作为，在北方各州他被广泛地谴责为“血腥的暴君”和“独裁者”。泰格引用了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的言论，称林肯是“一个被当做一等的二等人。”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kroft）则称林肯“无知、任性，并且身边环绕着一群差不多跟他一样无知的人”。威斯康辛州拉克罗斯《民主党人》报在 1864 年 11 月的社论中宣称要刺杀林肯。“如果这个讨厌的政府让亚伯拉罕·林肯再当四年总统，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位勇士为了公共福利把匕首插进这位暴君的心脏。”《纽约时报》在 1864 年 5 月的社论也同样严厉：“没有活人曾像亚伯拉罕·林肯这样被指控了如此众多、如此巨大的政治罪行。他被无穷无尽地谴责为一个作伪证者、一个篡位者、一个暴君、一个颠覆宪法者、一个祖国自由的破坏者、一个不计后果的亡命之徒、一个不顾奄奄一息的国家的最后垂死挣扎的没有勇气的不务正业者。”纽约时报继续说道，在地狱里都没有地方“有足够的痛苦来赎清他的罪孽。”

19 主张把南部从美国再度分离出去。——译者注

在《不受欢迎的林肯先生》里，最有趣的章节莫过于题为“突如其来的圣人”的最后结语。泰格教授在这里解释了共和党是如何在新英格兰牧师的协助下，凭空创造出林肯“神圣”和“受人爱戴”的神话的。对他们来说，刺杀行动可谓天赐良机，因为这让他们有了机会通过把他们的大政府政治议题绑到即将被神化的林肯身上来神化这些议题。就像泰格所解释的，共和党“把林肯的死亡视为宣传上的意外之财——林肯可以被塑造成代表北方，代表自由……”他引用了爱荷华州参议员詹姆士·格莱姆斯（JamesGrimes）的话，称共和党神化林肯的宣传行动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在那之后不可能再谈论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真相了。”泰格教授解释道，决定把林肯的葬礼作为大规模宣传工具的人是当时的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他“让烈士的遗体成了一次对南方的邪恶的巡展”。葬礼游行的路线长达 1600 里，并且，斯坦顿禁止任何人掩盖行刺的子弹所造成的损伤，以便让遗体尽可能看起来阴森可怕。许多几个月前还在唾骂林肯的新英格兰牧师也参与其中并神化林肯。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可以说是这些人中最大的伪君子了。泰格写道，多年来他一直在布道坛上恶毒地攻击林肯，但在林肯死后，他“对林肯只有溢美之词。”

共和党也继续使用着凶狠的策略，它曾在战争期间用这些招数来恐吓北方民众。泰格写道，“民主党的各种出版物迅速认识到，如果他们不为其反对林肯而忏悔的话，他们就会面临被暴民们（就像在战时第一个夏天烧毁他们办公室的那些人）摧毁的风险。”共和党的暴民大军也在竭尽全力地限制北方的言论自由，就像他们在战争期间所作的那样。一位林肯葬礼的围观者因为“为杰佛逊·戴维斯叫好”而“被送葬队伍袭击并几乎被撕成碎片”。一位芝加哥人被人无意听到在酒店大堂里说“林肯活该”，便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立即枪杀。泰格称，但是“并没有逮捕人，没有人想逮捕”开枪的人。泰格指出，在北方到处都有美国人因为类似的声明而被关押。“在每个城市，那些对林肯的死讯欢欣鼓舞的人，一经发现都被丢进了当地的监狱。”一份马里兰州报纸的编辑“在发表了对林肯的批评之后被一个暴民杀害。”共和党暴民的流动打手从一家反对派报社流窜到另一家，就像他们战时在北方所做的那样，并“在人群的欢呼声中，将报社的东西全部丢到大街上。”几代人以来，反对共和党的媒体被迫成为政府的传声筒。在“重建时期”，北方的军事占领者命令南方的官员表达神化林肯的训诫，许多南方报纸也被命令这样做。泰格教授写道，违抗这些命96令意味着“没收财产和投入监狱的恐怖”。毫不奇怪，在整个南方就出现了“突如其来的林肯的崇高形象”。这就是林肯的神话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普通美国人对这个国家最臭名昭著的总统几乎一无所知。

（谢选骏指出：林肯总统如此不堪入目，难怪成了两次遭受弹劾、唯一受到起诉的川普总统的偶像——后面这位共产党的女婿，摇身变为共和党人，希望自己也能化腐朽为神奇，变废为宝、变臭为香。）

【第二十二章 中央集权的逆向淘汰】

世界历史上的所有暴君都是州权、联邦主义和分离的主权的敌人。暴君们对垄断的政治权力情有独钟，而如果人民可以有避险途径的话，垄断的政治权力绝不可能存在。如果一个人想用独裁的权力统治社会，就必须摧毁异见者并废除催生异见者的途径。和 20 世纪的其他暴君一样，阿道夫·希特勒毫不掩饰地道出了这一观点。在 1999 年马里纳-霍顿·米夫林版《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第 566 页，希特勒附和了林肯、汉密尔顿、斯托里、马歇尔和韦伯斯特的观点，他写道：美利坚联盟的各个独立州……并没有属于其自己的独立主权。因为并不是这些州组成了联盟，相反，是联盟构成了这些被称为州的部分。这是希特勒在重申林肯在 1861 年 3 月 4 日的首次就职演讲上所表达的观点，当时林肯说道：联盟比宪法早得多。

事实上，它是通过 1774 年签订的《联合条款》组成的。通过《独立宣言》……1778 年的《邦联条款》 ……以及制定《宪法》，它得以成熟和延续。……从这些观点我们可以随之得出，任何一个州，都不可能仅凭自己的动议，便能合法地退出联盟。希特勒写下这些文字的背景，是想为他自己废除德国各联邦州的权利辩护，他很自然地参考了林肯异常而反历史的理论来支持他自己的例子。希特勒嘲笑了被他称为德国的各个“所谓的主权联邦州”，因为它们“无能”而“分裂”，阻碍了德意志帝国的中央集权之路。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都很清楚这种“碎片化”是让自由免于暴政的重要源泉。欧洲人开始逐渐通过政府集权慢慢消灭这种宝贵的自由，而希特勒也想通过把整个欧洲变为一个由他自己管理的大“德意志帝国”，来加快这一过程。

希特勒赞扬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通过逐步削减德意志各联邦州的主权并使德国政府中央集权化，证明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伟大”。希特勒写道，这是最令人感到高兴的一步，因为德国中央政府的权力恐怕正受到“犹太人在 1919 到 1921 年及后来……精心挑起的联邦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之间的冲突”的威胁。他进一步谴责联邦主义是“各主权州的联盟，这些州根据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禁用了他们自己的主权权力”，以此来放弃一部分——但并非全部——主权以结合成一个“公共的联邦”。这准确地描述了最初的美国州权或联邦主义的宪政体系，而希特勒极力反对它。希特勒写道，俾斯麦很好地破坏了德国联邦主义和独立州权的大部分残余，但他做得还不够。“为其生存，本国（德国）在今天有义务一步步缩小各独立联邦州的州权，这不仅仅是出于一般物质的考量，也是出于理想的考量。”希特勒写道，因此，“得出了一条基于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准则，那就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德意志帝国。”阿道夫·希特勒随后宣称了这个“不可避免的”论断：“无疑，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其组织内部都在朝着某种统一发展。在这一点上德国也不例外。

在今天，论及各省的‘联邦州主权’是十分可笑的。”他把联邦主义的观念谴责为“肮脏的党派利益”的杰作，此外，他还许诺国家社会主义者（纳粹）将完全彻底消灭各联邦州的州权：由于对我们而言，国家本身只是一种形式，而本质在于其内容：民族与人民，所以显然所有事都必须服从于国家的主权利益。尤其是，我们不能授予民族内的任何单个联邦州和代表民族的联邦州以联邦州主权和关于政治权力的主权。希特勒要求，“单个联邦州的胡闹……必须停止。”他写道，未来的德国，单个联邦州将不再参与“国家权力和政策制定”。

希特勒同时预言，“国家社会主义学说”会在“某一天成为德意志民族的主人”，这“将重塑一个民族的生活”。人们将成为国家的仆人，而不是其他的关系。希特勒相信，唯有首先废除德国联邦州的州权，方能做到这一点。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是林肯的好学生，犹太大屠杀是印第安大屠杀的好学生。）

【第二十三章 政府造成的死亡：缺失的一章】

近年来，学者们试图记录下 20 世纪期间，各国政府对本国国民所犯下的大屠杀罪行的程度。这些记录并非是对战争死亡人数的估计，相反则是政权针对异见者谋杀的数字。目前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是社会学家 R.J. 拉梅尔（R.J. Rummel）的《权力会杀人》（Power Kills）和《政府造成的死亡》（Death by Government），以及几位法国学者所撰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拉梅尔教授所说的这种杀戮人民（democide）20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消灭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所有反对者。根据《共产主义黑皮书》，在俄罗斯，“那些抵制（把他们的财产）集体化的富农被枪毙，其他的则被流放”。在乌克兰的农民抵抗时，斯大林制造了一场大饥荒，在几个月内杀死了大约六百万人。毛泽东、金日成、波尔布特等人的政权也犯下过类似的罪行。在每个案例里，所有大屠杀的原因都是为了消灭中央集权政治权力和中央集权计划整个社会的反抗者。

20 这个词是拉梅尔自己创造的，“demo”这个词根表示“人民”，而“cide”则表示“杀死”。——译者注

《共产主义黑皮书》估计，苏联至少杀害了两千万本国公民；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杀死了六千五百万人；越南的社会主义者谋杀了一百万人；北韩杀死了两百万人；在东欧有一百万人丧命；拉美十五万人；非洲一百七十万人；阿富汗一百五十万人。除此之外，拉梅尔教授估计，纳粹政权杀害了两千一百万平民。在《权力会杀人》一书中，拉梅尔教授写道，当这种“杀戮人民”的政权的政治权力“与某种像社会主义这样的专制意识形态结合到一起”的时候，这些政权往往会对本国民众更加心狠手辣。他写道，并且，当这些政权的领导人发现一个社会群体的持续存在与他们的信念和目标无法相容时，他们的极权权力使得他们有能力摧毁该群体。根据拉梅尔教授的看法，战争或叛乱时常能为这种“杀戮人民”提供方便的借口和掩饰。

根据这一推理，我们发现在关于“杀戮人民”的文献中，存在明显的疏忽，即由于林肯政权在 1861 至 1865 年间入侵并发动全面战争，导致三十五万以上南方各州民众遇害。历史学家在很长时间里都将南北战争的死难者定为三十万左右，而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则加上了因战争而死的五万南方平民——大多数是妇女儿童。一些历史文献的全新估计则称，真正的遇难者数字接近四十五万。

林肯从未承认南方各州已脱离联盟，从未承认分离行为的合法性。他声称，南方各州的分离不过是一小撮吞火人（fire eaters）21的“叛乱”，因此不具有合法性。他一直认为，每个南方人——从罗伯特·E.李到普通自耕农——都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因此，他发动的是一场针对本国国民的全面战争，符合拉梅尔教授所定义的杀戮人民行动。南方人所拒绝的意识形态是“神秘”而永久的联盟，如林肯所说，这个联盟是永远不能退出的。南方人相信的联盟是出于自愿的，各个自由而独立的州拥有主权，它们有权选择加入或不加入联盟。

林肯是一个超级民族主义者，对此持反对意见，愿意使用国家武力屠杀成百上千的本国公民来“证明”自己的正确。

1861 年美国的人口大约是 21 世纪初的十分之一。若按照今日的人口来算，在南北战争中死亡的南方人口相当于今天的三百五十万人。这使得林肯政权比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还糟糕许多。如果四十五万左右南方人死亡的新估算得到认可，林肯政权在杀戮人民上的糟糕程度，将两倍于波尔布特和北朝鲜共产主义者，四倍于越南共产主义者。

21 在美国历史里，吞火人是一群激进的南部奴隶制拥护者，他们希望把南方各州分裂为一个新的国家，即美国邦联。这个群体的领袖是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巴恩韦尔·瑞特。他们谋求重新开放国际奴隶贸易，而这自 1808 年以来是非法的。——译者注

（谢选骏指出：作者对林肯政权的谴责，说明他似乎不懂“成王败寇”才是真正的“普世真理”，也就是“普遍适用的政治原理”。）

【第二十四章 美帝国主义的诞生】

在约翰·登森（John Denson）编辑的《战争的成本》（TheCosts of War）一书中，历史学家约瑟夫·施特龙贝格把 1898 年的美西战争称为美利坚帝国的一次“试车”。这场战争与国家防务毫无关系，纯粹是美国政府的一次帝国主义行径——它使得美国政府获得了对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群岛的控制权。

这场战争让已故的 19 世纪知名自由主义学者，耶鲁大学的威廉·格拉汉姆·萨姆纳，撰写了题为《西班牙征服美国》的著名论文。这篇论文描述了战争如何导致美国从一个宪政共和国蜕变为一个帝国主义强权，就像它在战争中击败的老牌西班牙帝国那样。萨姆纳也预言了将要发生什么，以及美国的今天：世界警察——在一百多个国家有军事存在，并无休止地介入地球上每个人的事务。他在《战争与其他文章》（War and Other Essays）中写道，有人告诉我们，为了保证加利福利亚州的安全，我们需要夏威夷。为了保证菲律宾的安全，我们该需要什么呢？……为了“保证”我们所控制的领土的安全……我们应该需要占领中国、日本和东印度群岛。显然，这意味着……为了保证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部分的安全，我们必须占领整个地球，谬误就这样暴露了。

施特龙贝格对美西战争作为美帝国主义“试车”的重要性的分析是敏锐的，但是，真正的试车早在三十年前，在施特龙贝格所说的美国政府对“国内独立民族”（即平原印第安人）的战争期间，就已经发生了。这场战争通过把印第安人妖魔化为“野兽”；通过对所有人和物（包括妇女、儿童和动物）的大屠杀；通过无条件投降的政策，为美利坚帝国主义设置了真正的样板。

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防止南部独立的战争本身就是对平原印第安人二十五年战争的“试车”。薛尔曼的灭绝战防止南部独立的战争一结束，美国政府就发起了一场针对平原印第安人的新战争。1865 年 7 月 27 日，仅仅在战争结束的两个月之后，威廉·特库姆塞·薛尔曼将军便收到了美国五大军区之一的密苏里军区的指令。美国政府从未试图隐瞒这一事实：对平原印第安人的战争，是在间接补贴受政府资助的洲际铁路。铁路公司是共和党的财政支柱，后者在 1865 至 1913 年间基本上垄断了美国的政治——从第一位共和党总统，著名铁路工业律师/说客，中伊利诺斯铁路公司的亚伯拉罕·林肯胜选开始。薛尔曼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战争一结束，“我的思想感情就立即回到了太平洋铁路的建设上……我投身于与铁路建设各方的交流，亲自拜访他们，并且，我向他们保证，我将为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和鼓励。”

迈克尔·费尔曼（Michael Fellman）在《公民薛尔曼》（Citizen Sherman）一书中，引用了薛尔曼在 1867 年写给尤利西斯·S. 格兰特的信，信中写道：“我们绝不会让几个贼头贼脑、衣衫褴褛的印第安人阻止和停下我们（建设铁路）的脚步。”在《倾听寂寞的汽笛声》（Hear that Lonesome Whistle Blow）一书中，迪·布朗（Dee Brown）写道，林肯的老友格伦维尔·道奇（Grenville Dodge）被任命为将军，他最初建议将那些印第安人变为奴隶，以便能强迫他们给爱荷华州到加利福利亚州的铁路挖路基。政府却决定尽量杀死印第安人（包括妇女和儿童），然后将剩下的幸存者关押到被（委婉地）称为“保留地”的集中营里。在格兰特成为总统之后，他把他的老友薛尔曼任命为美国军队的元帅，并任命另一位“内战”英雄菲利普·谢里登将军指挥西部战场。费尔曼写道，“因此，联盟内战三巨头努力制定并通过了对印第安人的军事政策，直到在 19 世纪 80 年代达成了薛尔曼有时称之为‘印第安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方案”。其他一些前联盟军官也加入了屠杀。其中包括约翰·波普、奥利弗·霍华德、纳尔逊·迈尔斯、阿尔弗雷德·特利、爱德华·奥德、克里斯托弗·阿古尔、爱德华·坎比、乔治·阿姆斯特朗·坎斯特、本杰明·加里森和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特。《薛尔曼：一位士兵对秩序的热情》（Sherman: A Soldier’sPassion for Order）的作者约翰·马扎拉克写道。“薛尔曼对印第安人的看法，与他对战争期间顽抗的南方人，以及对战后获释的南军战俘的看法一样：一个秩序社会合法力量的抵抗者。”马扎拉克继续写道，“美国内战期间，薛尔曼和谢里登将军对南方实施了摧毁财产的全面战争……如今，在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中，这支军队时常彻底地毁灭印第安人的村庄……薛尔曼坚持认为，对印第安问题的唯一答案是全面的战争——就像他对邦联所用的那样。”《薛尔曼：一名士兵的人生》作者李·坎特写道，薛尔曼、谢里登、格兰特和其他“内战英雄们”都认为，印第安人是次等人，在种族上比白人差，他们经常用这种信念来为他们的种族灭绝政策“辩护”。薛尔曼还相信，如果不能受到白人严格管治的话，那些获得自由的奴隶们将会沦为“野兽”。

他写道，“印第安人清楚地展示了那些不再受白人控制的黑人的命运。”费尔曼写道，薛尔曼寻求“对美洲大陆进行种族净化”。薛尔曼宣称，“所有印第安人要么被我们杀死，要么作为一个赤贫的种族保留下来”。费尔曼用文件证明了，薛尔曼“预先授权谢里登在他和他的下属们袭击印第安人的村庄时，如果感到有必要，除了男人，还可以尽可能地屠杀妇女和儿童。”薛尔曼和谢里登的部队对印第安人的村庄发起了一千次以上的袭击，大多数是在一家团聚的冬天里进行的。他们命令士兵杀死所有人和包括狗在内的所有动物。他们甚至对美洲野牛发动了消灭战，因为它是印第安人主要的食物、冬衣和其他物品（印第安人甚至用野牛骨来做鱼竿）的主要来源。“印第安战争”实际上延续了林肯政府在防止南部独立战争期间所采用的灭绝政策。

一次最早针对印第安人的攻击是臭名昭著的1864 年 11 月沙溪大屠杀。在科罗拉多州南部的沙溪有一座夏安人和阿拉帕霍人的村庄，美国政府曾保证这座村庄会是安全的。但是，另一位联邦军“英豪”约翰·奇温顿上校执行了政府践踏这一承诺的计划。S.L.A. 马歇尔（S.L.A. Marshall）著有三十本关于美国军事史的著作，他在《血色草原：印第安战争》（Crimsoned Prairie: TheIndian Wars）一书中描述道，奇温顿命令他的部队：“我希望你们杀死所有的印第安人，剥下他们的头皮，不论大小；不留后患。”

马歇尔描述了部队是如何“在奇温顿……的旁观与批准下，开始一整天血腥、疯狂的屠杀、劫掠和破坏”的。当奇温顿回到丹佛时，奇温顿“和他的入侵者们，挥舞着战利品——超过一百张印第安人头皮——绕着丹佛城展示了一圈。他们被誉为攻城略地的英雄，这正是他们追求的。”一家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报纸赞扬道，“科罗拉多的士兵们再一次载誉而归。”迪·布朗著名的《葬我心于伤膝河22：美国西部的印第安人史》（Bury My Heart at Wounded Knee: An Indian History of the AmericanWest）一书给出了沙溪屠杀中一段更令人恶心的描述。“当部队走向[一群印第安妇女]，她们跑出去让士兵们看到她们是一群妇女并请求宽恕，但士兵们把她们全部射死了……这是一场对男人、妇女和儿童的无差别屠杀……印第安妇女们没有抵抗。所有人……都被剥掉了头皮。”

当薛尔曼的“最终解决方案”终于实现时，这种消灭战或种族灭绝已经在 1865 至 1860 年间重复了数百次。1868 年，印第安事务局负责人托马斯·墨菲这样评论卡斯特（Custer）对印第安妇女和儿童的屠杀：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耻辱，一场无与伦比的不公，一场充满反抗的国家犯罪，无论多久，这场屠杀必将令我们或我们的后人面临上帝的审判”（引自迪·布朗《葬我心于伤膝河》）。卡斯特将军认为他下达的“杀死或吊死所有战士”的命令对他的士兵来说是“危险的”，因为这意味着“需要把他们和老人、妇女和儿童分开”（引自迪·布朗《葬我心于伤膝河》）。

22 1890 年 12 月，美国陆军在南达科塔州伤膝河战胜了印第安人，史称伤膝河大屠杀，这标志着印第安战争结束。——译者注

所以，他决定杀死所有人，包括妇女和儿童。马歇尔曾是二战欧战战场的美国政府官方历史学家，他把谢里登对卡斯特的命令称为“对美国部队所下达的最残忍的命令”。人们相信谢里登曾说过“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这是薛尔曼和格兰特（御用史学家们最近在可笑地把他描绘成种族英雄）都赞同的政策。人们常常用这些“内战英雄”在阿波马托克斯23之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的野蛮行径，来为美军在 1899-1902 的菲律宾反美帝国主义战争中大屠杀成千上万菲律宾人的行为“辩护”。为了替这场大屠杀“辩护”，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把菲律宾人称为“野蛮人、杂种、一个未开化和无知的民族。”威廉·特库姆塞·薛尔曼自己都没办法说这么好。

23 阿波马托克斯是美国弗吉尼亚州中部旧村庄，位于林奇堡附近，1865 年 4 月 9 日南军的李将军在此向北军的格兰特将军投降，从而结束了美国南北战争。——译者注

（谢选骏指出：屠夫将军薛尔曼的“印第安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和希特勒的“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连名字都是一样的！薛尔曼屠夫胡说印第安人“贼头贼脑”，其实他和他的团伙才是贼头贼脑的殖民强盗、诈骗犯、窃贼。）

【第二十五章 保罗·克鲁格曼政治正确的“内战”妄想】

在 1986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詹姆斯·M. 布坎南在乔治·梅森大学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的第一件事，便是这个奖“并没有让我在所有事情上都立即成为专家”。布坎南充分注意到——并且惊讶于——之前的一些获奖者出尽了洋相：他们把奖项看成一种能让他们对一切事物夸夸其谈的许可，而不管他们是否对这个领域一无所知。最近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者保罗·克鲁格曼，就没有布坎南的这种谦逊和务实精神。作为一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他经常做所有《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都会做的事——假装他的确无所不知。

一个例子便是他在 2012 年 3 月 29 日刊登在《纽约时报》博客上的《通往阿波马托克斯之路》一文。在提到了《时代》杂志的一篇博客对开战 150 周年纪念特别“不友好”之后，克鲁格曼对“内战”进行了一番滑稽的、小学生般的“演绎”。克鲁格曼声称，他一直对李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的“象征意义” 着迷，“李作为贵族身着军礼服，”相比之下格兰特将军“由于策马疾驰而泥泞不堪、衣冠不整。”

克鲁格曼显然不知道，在1860 年战争的前夕，罗伯特·E. 李正在担任美军军官的第三十二个年头，主要担任的是军事工程师。他很难说是一位“贵族”或统治阶级成员。相反，格兰特却是他富有的岳父名下一片 850 亩的奴隶种植园的监工。这座坐落在圣路易斯的种植园名叫“白色避风港”（听起来这名字或许是三 K 党起的），今天这里则是一座国家公园。（在“白色避风港”的网页上，国家公园管理处委婉地把格兰特称为奴隶种植园的“管理者”，而不是用在历史上更准确的词“监工”。）

在 1862 年，李遵照他岳父的愿望，释放了他妻子所继承的奴隶们。直到《1865 年密苏里解放奴隶法》迫使他们解放奴隶之前，格兰特的岳父在白色避风港的奴隶都没有被释放。与“全知”的克鲁格曼的主张相反，李将军在正式投降前换装的这一事实并不会把这位服役三十六年的老兵变成一位“贵族”。克鲁格曼接着声称，北方在战争中的胜利，是“擅长和平的一方”在“礼数上”的胜利。

事实并非如此。北方“擅长”的其实是发起针对南方民众的全面战争。林肯政府制定了第一部联邦征兵法，接着命令数千名北方人在野蛮而血腥的拿破仑式突击——这场战争的特征——中送死。

当数万名北方人逃跑时，林肯政府开始每天公开处决逃兵。当纽约人为了抗议征兵而发起暴乱时，林肯派了一万五千名士兵进城，他们杀害了数百名（甚至数千名）征兵草案的抗议者。24

林肯同时也招募了数千名欧洲雇佣兵（他们中许多人甚至不会说英语），把他们武装起来送往南方，以此来告诉詹姆斯·麦迪逊、帕特里克·亨利和托马斯·杰斐逊的后人们，身为一个美国人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威廉·特库姆塞·薛尔曼将军传记的作者李·坎特记录了无数林肯新兵被以抢劫、掠夺和强奸的罪名而遭到特别起诉：“来自纽约的军团……充满着一股大城市罪犯和旧欧洲监狱里囚犯的气息。”25

北方对南方平民发起的战争持续了四年之久，屠杀了超过五万名南方平民。北方轰炸了像亚特兰大这种只有平民的城市数日之久，而北军士兵则在南方各地奸淫掳掠。

克鲁格曼先生，这确实是“和平的艺术”。若真如克鲁格曼所说的那样，北军在南北战争中以“谋略”取胜的话，那就让我们看看事实吧：当新奥尔良的妇女拒绝对那些占领他们的城市，屠杀她们的丈夫，子女和兄弟的北军士兵们下跪时，野蛮的本杰明·巴特勒将军下令将整座新奥尔良的妇女掠作慰安妇。巴特勒在 1862 年 5 月 15 日下达了第 28 号军令，称“北军的士兵和军官，受到了新奥尔良妇女……反复的侮辱。因此从今日起下令，凡是在言辞，举止和行为上侮辱任何北军军官及士兵的女性，其将承担沦为慰安妇的风险。”

24 参见 Iver Bernstein, The New York City Draft Riots.

25 Lee Kennett, Marching Through Georgia.

巴特勒的命令很大程度上是对妇女强奸的许可令，因此全世界的舆论都在谴责他。这就是巴特勒猪狗不如的“谋略”。克鲁格曼在他的博客中庆祝南北战争是“民主国家（北方）的胜利”，但战争期间的北方几无民主可言。林肯非法中止了人身保护令，将数千名北方政治反对派未经审讯即投入大牢；林肯当局关闭了数以百计的反对派报纸，将批评他的俄亥俄州议员克莱门特·法兰迪加姆驱逐出境；罗杰·托尼因对林肯中止人身保护令“违反宪法”的批判意见，而被林肯威胁关进监狱；同时林肯对所有电报进行审查，非法操纵选举；将参选马里兰州议会的代表，巴尔的摩的议员亨利·梅，以及巴尔的摩的市长抓进监狱；非法策划了西维吉尼亚州的分离以令共和党多得到两个席位；违反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非法没收了边境州份的合法枪支；以及签署了宣布南方为“叛乱”的法令从而非法入侵南方州份。

因为“叛乱”的定义仅限于发动针对合众国的战争，或是在合众国与敌国的战争中援助敌国26，所以这一做法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三款。克鲁格曼在这个意义对民主的看法是对的：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大型的有组织霸凌行动，较大的团体欺负较小的团体，以便用税收来掠夺它。

26 由于南方州宣布自己主动分离，所以不构成叛乱。——译者注

“南北战争”证明，当较小的团体不堪重负想要离开的时候，较大的团体会采取一切办法——甚至是屠杀数万人、轰炸和焚烧整座城市——来阻止他们离开。林肯在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讲中，使用了“武力”、“侵犯”和“血流成河”的词藻来威胁那些拒绝缴纳（两天前刚刚翻倍的）联邦关税的州。林肯不仅发出了威胁，并且最终将威胁付诸实行。克鲁格曼在博客里说道，这就是“我信仰的那种国家”。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和克鲁格曼歌颂猪狗不如的林肯总统及其北军将士集体强奸同文同种的美国白人妇女，是因为克鲁格曼和《纽约时报》具有犹太背景？）

【第二十六章 大暴君】

亚伯拉罕·林肯宣誓就任为第十六任总统后所作的第一次公开声明，毫无疑问是一次对奴隶制的辩护：“对于那些存在奴隶制的州，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干预它们的这一制度。我相信我没有这样做的合法权利，我也没有这样做的意愿。”

他接着援引了 1860 年的共和党纲领，这份纲领基本上说了相同的事情；他保证自己会“在精神上毫无保留地”支持宪法的逃奴条款；他还支持过将永远禁止联邦政府干涉奴隶制的拟议宪法修正案（“科文修正案”）。

事实上，正是林肯指示威廉·苏厄德27负责保证“科文修正案”通过美国参议院——它通过了（众议院也一样）。在同一次演说中，林肯保证：任何一个拒绝对进口商品征收联邦关税（仅仅在就职典礼的两天前就翻了不止一倍）的州，都会遭到军事入侵并“血流成河”。他继续说道，“我们不需要流血或者暴力，也不应该这样，除非国家当局被逼如此。”就这样，在宣誓保护美国公民宪法自由的几分钟后，林肯就威胁要组织谋杀这些公民中的许多人。

27 他曾在 1861 年至 1869 年担任美国国务卿。——译者注林肯究竟在说些什么？什么会导致一位总统对本国公民——他刚刚才宣誓要保护这些人的自由——发动战争？林肯在下一句话里作出了解释：“授予我的权力将用于持有、占有和拥有一切属于政府的财产和土地，并且征收各种关税和税款；在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需的行动之外，不会有侵略，不会在任何地方对人民或在人民之间使用武力。”他承诺，为了收税会谋杀美国公民。在林肯心里，实现他的政党选他来做的事情是必要的：颁布高额的保护性关税，把公共土地主要赠送给采矿、铁路和伐木公司，把大量公司福利慷慨赠予铁路公司和其他公司。这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老式“美国体系”，它被林肯的辉格党和最后的共和党坚持了数十年之久。

绝大多数南方议员数十年来一直在强烈反对这一切。但现在，大概是林肯认为，为了税收，必需强迫他们接受它（当时，进口关税占全部联邦税收的 90%以上）。需要强迫南方人（以及北方人）为这个公司福利帝国买单，共和党希望能让这个帝国当权几十年。（它做到了——共和党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基本上垄断了国家政治。）这就是为什么在林肯和共和党的心中，必须发生一场战争。他们完全愿意把奴隶制明确写入宪法，但在征收刚刚翻倍的关税上，他们绝不妥协。这也是为什么必需野蛮镇压北方的反战派，他们的确镇压了，并发明了一套“国家统一”的神话。

历史学家威廉·马弗尔（William Marvel）在他的书《林肯最黑暗的一年：1862 年之战》（Lincoln’s Darkest Year: The War in 1862）中讲述了许多关于共和党如何参与一场斯大林式政治镇压的故事。（马弗尔是一位著名的林肯学者，林肯奖和道格拉斯·绍舍尔·弗里曼奖得主。）马弗尔写道，共和党的首个政治欺诈行动是开始把像印第安纳州民主党参议员杰西·布莱恩（Jesse Bright）这样的人踢出美国参议员的行列——他“对亚伯拉罕·林肯对南方的战争缺乏热情”。在战争开始前的几年里，布莱恩参议员就“认识和钦佩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同伴]杰弗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共和党利用这个借口，指控布莱克参议员（参议院里最资深的成员）“反动叛国”并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将他驱逐出参议院。《国会环球》（Congressional Globe）28宣传道，“只有叛徒才会倡导和平”，而北方公开依附于共和党的报纸（在那段时间很常见）引用了这一说法。至于那些不支持对自己的美国同胞发动战争的北方报纸，政府已经开始“通过停止分销、收缴设备和逮捕出版商，消除……最有效的批评。在 1861 年夏天，工会暴徒联合起来压制言论自由，破坏了各家反战杂志的办公室并攻击了各位编辑。

28 美国国会的官方会议记录，1873 年后叫做《国会记录》（Congressional Record），还曾经叫过《美国国会的辩论和会议记录》（The Debates and Proceedings in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国会辩论记录》（Registerof Debates in Congress）。——译者注

马弗尔讽刺地写道，即便是“弗朗西斯·斯科特·基（FrancisScott Key）29的孙子，也明白在那片‘自由的土地’上说出不受欢迎言论会有多危险”。这位《星条旗》作者的孙子当时是巴尔的摩一家报纸的编辑，尽管并没有发言批评林肯当局镇压言论自由的行为，还是被暴民们抓了起来“扔进了一座沿海要塞的大牢里”。“当时主导美国参议院的党派，试图[按照共和党的政治议案]把严肃的异议正式确定为叛国罪。”在布莱特参议员离职后，“大老党”30的领导者们便“希望一天尽早结束，以便准备一个盛大的派对——玛丽·林肯对这个派对已经朝思暮想几个礼拜了”。马弗尔写道，白宫的雇员很快便开始称林肯夫人为“美利坚皇后”，根据一名参议员的说法，她参加这场派对时“看起来像戴着一个花盆”。马弗尔写道，许多参加聚会的将军、海军上将、最高法院法官和外国顾问都认为，林肯是“一个粗俗的乡下人，要么缺乏诚意，要么缺乏政治家的品德”。都不需要修改宪法，共和党就在 1861 年给“叛国罪”发明了一个全新的定义。对林肯和共和党而言，“叛国罪”就是指反对他们。这与美国宪法第三条31第三款对叛国罪的确切定义大相径庭：“对合众国（United States）32的叛国罪只限于同它们作战，或依附其敌人，给予其敌人以帮助和鼓励。”

29 美国作家，代表作为《了不起的盖茨比》，他也是美国国歌《星条旗》（歌词中含有“自由的土地”）的词作者。——译者注

30 “大老党”（Grand Ole Party）是共和党的别称。——译者注

31 原文误写成了第一条（Article I）。——译者注

32 “United States”的字面含义是“联合的各国”，因为美国的“State”在中国一直被误叫做“州”。

所有的建国文档都表明，“合众国”是由各个自由且独立的州（《独立宣言》就是这么称呼它们的）为了它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而组成的一个紧密结合的联邦。中央政府是它们的代理人。宪法中的“叛国罪”仅限于同“它们”（即各州）作战。这正是林肯和共和党在做的。他们对南方的战争正是美国宪法对叛国罪的定义。早在乔治·奥威尔的时代之前，他们就把这个词的意思扭曲得与开国元勋们想指的意思截然相反了。作为宪法所定义的叛国罪罪犯，他们指控他们的政治反对者——那些反对同各州作战的人——犯有叛国罪。马弗尔写道，在就任为林肯的战争部长的当天，埃德温·斯坦顿“就将演练一种冷酷、独裁的行为”，因为他开始实施叛国罪的新定义。美国政府没有为其战争招募到足够的士兵，尽管它提供了高达 415 美元的征兵“赏金”。尽管极权主义在镇压北方的反战报纸，但在北方的各大城市中，仍然普遍存在对战争的口头反对。马弗尔写道，因此，斯坦顿在 1862 年 8 月 8 日“单方面废除了”言论自由。斯坦顿颁布了一项征兵政策，“任命了一名特别军事审判员来处理异议人士，并对地方和联邦的法律官员发出指令，要求监禁任何‘可能通过行动、言论或书面参与阻碍志愿征募，或者以任何方式援助和支持敌人’的人……”。这个命令的模糊性使得政府可以监禁任何说林肯、共和党或他们对同胞公民的战争坏话的人。马弗尔写道，“有了新鲜血液，主要是共和党背景的美国将军们，开始以‘口头反对总统政策，阻碍自愿参军’的理由，逮捕那些不满的人——几乎全是民主党人。”任何胆敢批评“大老党”的报社作家都会遭到严厉的对待。“在 1861 年 8 月……一群花岗岩州33士兵攻击了[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市一份民主党报纸的编辑，并摧毁了他们的办公室。”“在 8 月 14 日，《迪比克先锋报》（Dubuque Herald）的爱尔兰裔编辑丹尼斯·马奥尼……被爱荷华州的美国法警 H.M. 霍克西——共和党州长塞缪尔·柯克伍德（SamuelKirkwood）的朋友——逮捕。马奥尼几个月来一直在宣扬和平……”“在监狱里，马奥尼见到了艾奥瓦州费尔菲尔德《宪法与联盟》（Constitution and Union）的编辑戴维·舍伍德。”“伊利诺伊州的报纸编辑，一些伊利诺伊州法官和一些其他知名反对派被逮捕到华盛顿”，在那里他们被扔进了“旧国会监狱”。显然，来自“林肯之地”的当局批评者必须被关在华盛顿特区，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特别仔细的看管。那些依附于共和党的报纸“对当局近期对言论自由的攻击幸灾乐祸”，这充分说明了在 19 世纪 60 年代把持共和党的恶棍们腐朽、极权的心态。

33 新罕布什尔州的别称。——译者注122

马弗尔描写了整个北方的“杰出民主党人”如何因为这样的事而被关进监狱的：建议选民投票给和平候选人；嘲笑当地的“家庭保安”公司；或者对林肯做出“尖刻的”评论。甚至有竞选国会的民主党人在选举日之前被关进监狱，威廉·J.艾伦便是一例，他是一位“来自伊利诺伊州南部的和平民主党人”，他“因为在一场竞选活动中所表达的观点，在八月中旬的疯狂镇压中被关进牢房”。艾伦当时正在准备连任选举。他的许多民主党同僚“直到在秋季的选举结束前都未[从林肯的劳改营里]获释”。其中一些人甚至一直呆在监狱里，“直到他们放弃了起诉逮捕他们的官员非法监禁的权利”。马弗尔写道，数千名北方公民“感到一些警长或宪兵司令的手正抓着自己的肩膀”（形象地说）。共和党暴徒不过是在殴打和谋杀不同意“大老党”阵线的北方平民。马弗尔说道，一群“[堪萨斯州]特洛伊镇的共和党志愿者用力殴打了一位公民，他们憎恨这个人的政治言论。”“政治仇恨导致另一个人在密苏里州东南部遭到谋杀。”当地依附于共和党的报纸社论赞成谋杀，写道该男子“没有权利”通过主张和平“不忠于政府”，把共和党和“政府”等同起来。这篇文章还指出了其他几位当地公民，他们可以是“可接受的目标”。这就是“大老党”的起源。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数十万的北方男人将被征兵所奴役；数十万欧洲雇佣军将领着薪水向南方各州的美国人发动战争；数百份反对派报纸将被关闭；一名反对的国会议员，俄亥俄州的克莱门特·法兰迪加姆将被驱逐出境；纽约市数百名征兵抗议者将在街头被联盟军士兵枪杀；整个宪法将被忽略。马弗尔写道，所有这些“反征兵、反战，反当局的情绪”导致共和党形成了“秘密社团”，这将在战后年复一年地产生大量的亲共和宣传。“联盟社”（Union League）就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共和党宣传机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战争期间制造“国民团结”的神话（即谎言），暗示北方人团结起来对他们的同胞发动全面战争。事实是，是共和党而不是“团结的”北方人对南方发动了战争。（我在其他地方也写过，在联盟军中存在着逃兵危机，经常有整个团在战斗前夕逃跑。）“国民团结”的神话是一个大老党的谎言。

（谢选骏指出：如此看来，林肯暴政是法国的雅各宾专政到俄国列宁极权主义之间的过渡形态。）

【第二十七章 法西斯社会主义：美国的新体制】

二十世纪最大的两个人类灾难，便是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它们共同抱有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相信政府的中央计划比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更为优越，从而摧残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就像社会学家鲁道夫·拉梅尔（见其书《政府谋杀》）所说的那样，法西斯和社会主义政府本质上并无多大区别，它们共同屠杀了将近一亿本国公民的同时，也策划了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战争。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长期统治美国的垄断两党制，竟然也采纳了法西斯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并且实践到我们的经济体制中来。这种名为“法西斯社会主义”的体制，不啻于一场国家层面的经济自杀。

经济法西斯主义盛行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意大利和 20 世纪 30年代的德国，尽管其允许私有财产和私营企业的存在，但前提条件是它们能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体利益，且这些私有制下的个体能够被国家所严格管控。“公共利益先于个人利益”这句纳粹标语表达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哲学。

而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中则写道：“雅利安人将会让他的自我从属于大众，并且在恰当的时候甚至牺牲自我。”当然了，决定“公共利益”是什么的是政府。无需怀疑的是，政府将会决定什么是银行业和汽车业的“公共利益”。而且如果医疗保障能够国有化的话，其或许也属于“公共利益”的一部分。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则非常独特。墨索里尼在他的论文《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制度》中提到：“法西斯的个人生命概念，便是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并且只在个体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一致的时候接受个体的存在。”值得一提的是，当代美国的经济政策方向，与 20 世纪早期的法西斯主义十分相似。比如，墨索里尼在 1935 年曾抱怨道，政府对意大利经济的介入“太过多样化，变动不定，且自相矛盾。对经济的介入……应当覆盖每个方面，只要有需求就应干涉。”

他的顾问傅斯托·皮甘尼解释称，在法西斯政府的统治下，一切监管的共同目标便是“将大众团结起来”。

华盛顿当局对大萧条的看法与此如出一辙，政府告诉我们，他们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太少了，曾经的监管措施太过多样且自相矛盾。因此最好能建立一个超级监管机构，来监管，组织以及控制整个经济体系下的“系统性风险行为”。而唯一值得辩论的问题则在于，究竟是创建一个全新的机构以达成“团结大众”的目标，还是干脆让美联储这个造成前几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来担当监管工作的执行者。政商联合的“伙伴关系”是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标志。就像安·兰德曾指出的那样，在这种“伙伴关系”下，政府永远是高人一等的“甲方”。

傅斯托·皮甘尼在他 1934 年的《意大利合作国》一书中解释称，由于“私营企业的主动性原则只有在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时候才有用处。”，因此政商之间的“合作”对法西斯意大利而言不可或缺。同样，美国总统们扶持了大量的大企业，以令他们“为国家的利益而服务”。

就像意大利的社会批评家盖塔诺·萨文米尼 1936 年在他《在法西斯的斧头下》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由政府扶持的经济，“为私营经济而负责的是国家，换句话说就是纳税人。在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国家竟要为私营企业的错误而买单。”萨文米尼继续写道，“尽管私人企业的主动性依然能产生利润，但政府却将私营企业的亏损转嫁到纳税人的头上。利润是属于某些个人的，但亏损却是属于大众与社会的”——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

萨文米尼写道，墨索里尼曾在 1934 年吹嘘“四分之三的意大利经济受到了政府的补贴”。而今天的美国政府，也在试图加大对社会的掠夺力度。

社会主义

在 1976 年版《通往奴役之路》的序言里，哈耶克写道，当这本书第一次在 1944 年出版时，社会主义明确无误地“指对其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国有化和中央计划经济”。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社会主义开始指过度通过税收进行收入再分配和福利国家的制度。”因此，美国民主党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便已经蜕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而共和党却也没有对此进行任何有力的反抗，或是干脆蜕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帮凶。

（谢选骏指出：两党都在促进美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是否意味着“两党制度的末日”呢？）

【第二十八章 为煽动罪辩护】

《时代》杂志的乔·克莱因曾在电视节目上指控格林·贝克和莎拉·佩林有“煽动罪”，因为他们批评奥巴马政府以紧急救助的形式耗费了数万亿美元的公司福利；对汽车业、银行业、学生贷款业和抵押业进行了苏联式的国有化；产生了空前的政府开支和债务；对公费医疗的拥护；及其用高税率摧毁美国资本主义的计划。克莱因说，任何批评这种事情的人都应该被关进劳改营。该节目上出现的另一个人是拉什·林博，克莱因尖叫道我们也应该起诉林博的“煽动罪”，因为他犯有批评奥巴马国王的极端社会主义政策的“罪行”。

乔·克莱因告诉我们，煽动罪是对“国家权力”的威胁。但关键的问题是：做什么的权力？美国政府是否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去做国家主义政客们梦寐以求的任何事呢？如果他们可以国有化汽车业、银行业和医疗保健业的话，他们是否也有“权力”去国有化日用品业、房地产业、钢铁业和其他行业呢？乔·克莱因显然是这么认为的。这样一来，他支持的就是集权主义国家的“权力”了。

在乔·克莱因和他的“新闻”节目上的其他嘉宾看来，反对极权政府就是“煽动罪”。美国政府的初始设计是，中央政府唯一的“权力”是在宪法第一条第八款中各个自由、独立且拥有主权的州所授予它的权力。根据第十修正案（托马斯·杰斐逊认为它是美国宪法的基石），所有其他权力分别由人民和各州保留。

拥有主权的各州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将这些权力授予中央政府，它们通过宪法来任命中央政府为它们的代理人——大部分是关于战争和外交政策的事务。这就是为什么根据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三款，叛国罪的定义如下：“对合众国（United States）的叛国罪只限于同它们作战，或依附其敌人，给予其敌人以帮助和鼓励……”就像在所有的建国文件中，“合众国”永远是复数形式，表明各个自由而独立的州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而联合授予了某些列举出来的权力。因此，“同它们作战”的意思是“同各州作战”。对自由而独立的各州发起战争才构成美国宪法下的叛国罪。

正如笔者在《真实的林肯》一书中所写的，林肯的战争带来了一个毫无疑问的好处——奴隶制的废除。但接踵而来的坏处是这场战争的真正意图，它加强了华盛顿当局的中央政治集权，并破坏了战前杰斐逊所建立的作为美国宪法基础的联邦主义州权体系。在1865 年后，尽管联邦政府的权力依然受限，但其已经成为了唯一制定决策的机构。就像杰弗逊曾经警告过的那样，若政府在联邦的司法体系中拥有决定性的权力，便意味着联邦政府的权力彻底不受限制了。联邦政府没花掉多少时间来宣布自然权利的观念（杰弗逊式政府哲学的基石）荡然无存——它在 1913 年正式通过了所得税，并创造了美联储这个大规模合法伪造的体制。所得税有效地宣告了所有收入都是国家的财产，国家会通过调整税率来不时地告诉我们可以留下多少自己的收入来生活。美联储和所得税使得政府得以为无限扩张的国家主义提供资金，四年后美国卷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球灾难，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血腥世纪。所得税和美联储最终把所有政治权力都集中到了华盛顿，因为对中央政府来说这些事都变得轻而易举：为战争招募数百万人，在没有宪法权力的情况下在福利国家和教育国有化这样的事情上花掉令人难以置信的钱，并通过威胁撤回给州的联邦拨款，轻易贿赂有一丁点异议的州政府。

在今天，作为无数联邦补贴的接受者，一半以上的美国人都被以类似的方式贿赂和操纵。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央政府厌恶和厌倦了被认为不值一提的限制政府规模和范围的宪法观点。罗斯福谴责宪法是被忘却一代的无关涂鸦，他主张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政府干预，政府可以借此神奇地“保证”每个人都有高薪工作，农民有高粮价，每个人都有“体面的家”，所有你想要的医疗护理，免于对老年、疾病和事故的恐惧的自由，当然，还有国家资助的教育。这是罗斯福幼稚的“经济权利法案”愿望清单的本质。

当然，如果不没收某些人的收入来买单的话，政府没办法承诺任何人任何事情。除非经济法则失效（这当然永远不可能），它也不能“保证”罗斯福的任何天花乱坠的愿望清单。自从林肯的战争摧毁了州权，就不再有任何力量可以有效地制衡罗斯福这种极权思维的政治仆从了。他任命了足够多的最高法院法官创造出这样一种境况：到 1937 年，最高法院准备推翻先前几十年用宪法来约束政府的尝试。并且他们成功了：根据《流亡的宪法》（The Constitution in Exile）一书作者安德鲁·纳波利塔诺（Andrew Napalitano），从 1937 年到 1995 年，没有一条联邦法律被宣判为违宪。法学家伯纳德·锡根（Bernard Siegan）在他的《经济自由与宪法》（Economic Liberties and the Constitution）一书中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几代人以来，美国人生活在一种司法上的独裁之下，各种橡皮图章一直在扩张联邦的权力，不管它们可能会与宪法本身有多大的差异。在这段时间内发展起来的“宪法”的主体，不过是一堆拗口的法律措辞，它们的目的在于颠覆和破坏任何残存的对国家中央权力的宪法限制。

总之，华盛顿政府从 1865 年起就不再是一个基于同意的政府了。根据居住在南方各州的美国公民在 1860 年-1861 年的声明，他们不再同意受华盛顿特区管辖，美国政府发动了针对整个南方平民的战争，杀死了大约 35 万美国公民，这比在所有其他战争中丧失的美国人加起来还多。这个数字包括至少 5 万名平民。除此之外，南方各个城市和城镇被烧为平地，被轰炸和被掠夺。战后，这种掠夺在被可笑地命名为“重建”的时期里还持续了十年之久。美国人——尤其是保守主义者们——在表达有可能恢复宪政政府的时候是在欺骗自己。这怎么会发生呢？谁来执行宪法？联邦政府为什么要放弃其垄断解释宪法的权力，回归 1865 年之前的世界：政府的三个分支，和自由、独立并拥有主权的各州的公民一样，对宪法拥有同等的宪法解释权？

为了达到这种垄断状态，政府谋杀了数十万本国公民，它绝不会放弃这种垄断。犯有煽动罪的是华盛顿的当权派，包括乔·克莱因这样的媒体走狗。

国家的合法“权力”在美国宪法里写得清清楚楚。是华盛顿的当权派抛弃了这种合法权力并授予自己基本上没有限制的权力。因此，没有什么比反对中央国家所建议的将以任何方式扩大其范围和权力的任何事更爱国和“美式”了。就像穆瑞·罗斯巴德经常说的那样，没有任何宪法制约或有意义的公民控制，联邦政府只不过是另一个犯罪团伙。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团伙这一事实并不会让它更合法。

茶党的抗议者和所有其他反对中央政府压迫的人应该忽视乔·克莱因对世界的幼稚咆哮，提醒自己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写道，当他说道：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新政府。“茶（TEA）党”活动家们宣称他们已经被收够了税（TaxedEnough Already）。但这还远远不够。如果他们有认真对待自己对宪政政府的修辞，他们就会承认，要做的是降低至少 90%的联邦税率，而不仅是满足于“已经被收够了”税。

由于这种减税很难通过与华盛顿当权派的合作来实现，所以无论谁当选总统，唯一真正的成功前景是认真对待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的话，并组织许多和平的分离运动。

让他们在联邦政府搞自己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吧。我们其他人可以开心地看到他们毁掉自己的小社会，让自己一贫如洗，并陷入第三世界的泥潭——这是华盛顿政府在几百年前就开始做的事。

（谢选骏指出：上述主张似乎很好，但是却没有说明如何对抗外国侵略的压力，结果使得自己变成了一种“小国乌托邦”。相反看看欧洲的小国，为了抵抗俄罗斯的侵略也不得不团结了起来——如果北美也是五十个小国，如何团结御侮？或是干脆变成俄国的殖民地？从“归还阿拉斯加”开始！）

【第二十九章 为了服务国家而歪曲历史】

“御用历史学家”指的是把国家主义宣传伪装成“学术”的人。

御用历史学家的目的是掩人耳目，美化和捍卫国家和统治阶级。 一个必然的结果是批评甚至妖魔化公民社会，特别是私营企业制度。作为回报，御用历史学家通常会在学术界享有特权，并有政府“研究经费”来资助他们的职业，他们有报纸专栏，并跻身电视和广播“名人”。他们是国家的宣传扩音器。本章将讨论两个尤为臭名昭著的试图改写历史来美化国家的案例——一个是詹姆斯·洛温（James Loewen）的案例，他是一位与名为“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左翼仇恨团体联系紧密的社会学家，另一个案例是前众议院院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和历史学家威廉·佛斯特森（William Forstchen）的案例。

洛温自诩为一个讲述历史真相的人，曾以“你的教授们教给你的那些谎言”为主题出版过多篇文章和一本书。2011 年 1 月 9 日，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南方为什么会分离的五个神话》的文章，这是《华盛顿邮报》纪念美国内战开始 150 周年的一部分。但是，这篇文章里的几乎所有事都与史实不符。

在讨论联邦关税政策对战前南北地区之间政治紧张所起的作用时，洛温提到了 1828 年的“可憎关税”，这导致南卡罗莱纳州使用了废除条例（Ordinance of Nullification），该州谴责进口关税 48%的增长是一种（主要争对南方的）公然掠夺，并拒绝在查尔斯顿港征收这种税。洛温写道，“当南卡罗莱纳州请求否决联邦法律或用分离来抗议的权利时，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威胁了使用武力。”这是真的。洛温继续写道，“没有一个州参与这次运动，南卡罗来纳州选择了让步。”这是明目张胆的谎言。

历史学家昌西·鲍彻（Chauncey Boucher）在他的《南卡罗莱纳州的否决争议》（The Nullification Controversy in South Carolina）一书中写道，当时北卡罗莱纳和阿拉巴马州加入了南卡罗莱纳州的队伍，它们的议会公开谴责了可憎关税，同时，马萨诸塞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罗德岛州、印第安纳州和纽约州的议会受到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影响，支持用保护主义关税来掠夺南方。

像洛温那样说“南卡罗来纳州选择了让步”也是不对的。南卡罗来纳州和杰克逊政府达成了妥协，在随后的十年里关税税率将会降低。 双方都“让步”了，但洛温却误导性地宣传，只有南卡罗来纳州让步了。御用历史学家们在这样改写税收抗议史上有着漫长而可怜的历史。

在洛温的案例中，他有一个对历史撒谎的次要动机：他希望美国人相信，不同于世界历史上的所有其他战争，美国“内战”与经济冲突无关。他提供了美国历史的卡通化理论：南方种族主义是战争的唯一原因，北方各州中开明的共和党人对其提起了公诉。接着，就关税政策在推动“内战”中所起的作用，洛温散布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他在《华盛顿邮报》中写道，“在 1860年关税并不是一个问题，南方各州对此没有任何意见。”他问道，“为什么要有意见呢？”“南方人拟定了 1857 年的关税，国家正是在此之下运转的。它的税率要比从 1816 年开始的任何时候都低。”这段叙述的每一个字都是错的。保护主义关税是共和党 1860 年政纲的一部分，而南方人是如此坚定的自由贸易者，以至于《邦联宪法》中已经明令禁止了保护主义关税。34林肯的官方竞选海报，特写是他自己和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伴汉尼拔·哈姆林的照片，下方是“保护本国工业”的保护主义标题。

在即将上台的时候，林肯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的一次演讲中宣布，对国家来说“没有其他问题”比提高联邦关税税率更重要。这样的话是林肯在贸易保护主义者要求詹姆斯·布坎南总统签署颁布《1861 年莫里尔关税法》的活动中所说的——布坎南在林肯就职前两天签署了。

34 参见 Marshal DeRosa 的 The Confederate Constitution of 1861.

战争一开始，林肯就宣布了对南方各港口进行海军封锁，并且只给出了一个理由：他说，他的职责就是收联邦关税。在林肯的首次就职演讲中，他宣称他的职责是“征收进口关税”，并且“除此之外”绝不会在任何州发生“入侵”（原话）或“流血”（原话）。他的确是在威胁就征收关税发动战争。

亚伯拉罕·林肯不会像安德鲁·杰克逊总统那样对南卡罗莱纳州或者其他地方的税收抗议者让步。与洛温的断言相反，对 1860 年的亚伯拉罕·林肯来说，关税政策不可否认地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洛温所散布的最恶劣的谎言，是说 1861 年的关税就是 1857 年的关税税率，这实际上是 19 世纪最低的税率。问题并不在关税税率上，而是在莫里尔关税税率上，后者是前者的两倍多（32.6%比15%）。在一个关税占所有联邦税收收入 90%以上的时代，由美国众议院在 1859 年至 1860 年的立法会议上通过，并由美国参议院在1860 年至 1861 年的立法会议上签署的这条法律让税率翻了不止一倍。但在洛温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里，“莫里尔关税”这个词压根没有出现。洛温宣称，在战争爆发前南方人没有就关税问题发表“任何意见”，这也是大错特错的。

邦联总统杰佛逊·戴维斯在其首次就职演讲（1861 年 2 月 18 日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中，像林肯在他的演讲中一样强调了关税政策的重要性。他说道：一个从事农业的人，他的首要利益是出口每个制造国都需要的商品，我们的真正政策是和平和我们的需求能允许的最自由的贸易。这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不论我们要把东西卖给谁，我们要从谁那里买，对商品交易的限制都应该尽可能地少。我们和从事制造或航运的团体，比如美国联盟的东北各州，可能会产生对抗，但这种对抗应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必须遵循这一点：共同利益将带来善意和友好的帮助。然而，如果冲动或统治的欲望蒙蔽了这些州的判断或者激发了它们的野心，我们必须准备应对紧急情况……

因此，在林肯的首次就职演讲中，他宣布保护主义是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基石，他愿意对抵抗的“任何州”发动“入侵”。在杰斐逊·戴维斯的首次就职演讲中，他宣布邦联的经济政策恰恰相反： “尽可能自由的贸易”。当他在上面的引文中说道，“我们必须准备应对紧急情况”时，他说的是他知道这一次不同于三十年前的可憎关税危机，北方将愿意为了征税而发动战争，而南方应该“准备”可能的入侵。

詹姆斯·洛文却要我们相信，在战前几个月里，双方没有任何人就关税问题发过任何言。洛温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的其余部分也没好到哪去。

例如，众所周知，只有极少部分的邦联士兵是奴隶主。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成了：他们为什么要参战？他们不仅没有拥有奴隶，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饱受奴隶制之苦的自耕农，因为拥有奴隶的大型种植园与他们进行不公平的竞争。还有更多的人被剥夺了务农的机会，因为大部分工作是由奴隶完成的。

洛温并没有考虑邦联士兵为什么要参战这个学术问题，相反，他编造了一个荒谬的答案来回答并不拥有奴隶的邦联士兵为什么要参战这一问题：他说，他们想的是为了在战后奇迹般地成为富有的奴隶种植园主！这就是在《华盛顿邮报》里被认为是历史“学术”的东西。

如果洛温读过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的《他们为何而战：1861 年至 1865 年》（What They Fought For: 1861–1865）一书，他就会知道，普通邦联士兵在家书里写过，他正在与入侵的外来政府打仗，这个政府正在侵略他的国家，轰炸和焚烧他的城镇，并威胁伤害他的家人和朋友。左翼仇恨团体的活动家并不是在林肯及其战争主题上唯一的御用历史学家。

新保守主义者们也认为，“慈父亚伯拉罕35的神话”是其战争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似乎愿意说任何话和写任何东西来延续他们的神话。纽特·金里奇和威廉·佛斯特森 2009 年 2 月 9 日在最大新闻网（Newsmax.com）上一篇标题为《今天他会对我们说什么？》（What Would He Say to Us Today?）的文章，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例子。

35 在南北战争期间林肯的称号。——译者注

这篇文章不过是新保守主义者暗示如果亚伯·林肯在今天还活着，会批准他们的政治议题的策略的又一次演绎。如果“慈父亚伯拉罕”会赞成，别人要怎么反对呢？新保守主义政治活动家循着这个一般主题的线条写了几十篇（也许是几百篇）文章。（在这场冒险中，新保守主义者们并不孤单；马里奥·库默和哈罗德·霍尔泽写了一整本名为《林肯论民主》的书，提出如果林肯在今天还活着，将会是一名“社民主义者”——也就是和他们一样的社会主义者。）

金里奇和佛斯特森做出了典型的对林肯的神化，他们称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仿造了希腊的神庙”。这当然是对的：林肯国王确实像宙斯一样端坐在他华盛顿的“宝座”上。（虽然历史学家克莱德·威尔逊更准确地把这个美国国家象征描述为了“坐在扶手椅上的企业说客”）。

金里奇和佛斯特森把林肯纪念堂称为“我们美国的民主神殿”。当然，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担心甚至厌恶民主，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 10 篇中把民主称为“派系的暴力”。詹姆斯·麦迪逊或者托马斯·杰斐逊在世界上最不会做的一件事，就是给民主修一座神庙。

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 10 篇中写道，宪法的整个意图就是控制和约束民主，或者说“派系的暴力”。实际上，林肯纪念堂是一座庆祝毁灭杰弗逊“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理念的神庙。这种毁灭很难说是民主的。毕竟，是南方在 1861 年不再同意被华盛顿特区统治。是林肯和共和党认为美国政府不是自愿的；认为与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所说的相反，人民没有权利“改变或废除”自己的政府；并认为联邦政府确实有“权利”入侵、谋杀数十万人并把整个美国城市和城镇轰炸和焚烧成平地来实施这一观点。

金里奇和佛斯特森声称，战争中的所有流血、死亡、混乱和破坏造就了美国的“联合”。他们的定义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联合”定义，更容易让人联想到苏维埃联盟如何“联合”起来的，而不是一开始的美利坚联盟。如果一个人拿着枪指着另一个人的脑袋逼着对方同意他的观点的话，确实可以说他们至少在观点上达成了所谓的“联合”了。盎格鲁-萨克逊法律的基本信条是，在强迫或欺骗下订立的契约不是合法或正当的。美国联盟在 1865 年之后的时间里就可以说是这样。

金里奇和佛斯特森所编造的最大谎言，或许是林肯“是一位谨守信仰的人”。对林肯的妻子和他最亲密的朋友及法律伙伴威廉·赫顿律师来说，这会是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们都曾表示，林肯从未成为一名基督徒。在准备自己的林肯传记时，赫顿曾问过玛丽·托德·林肯这一点，她说她已故的丈夫“没有信仰……他从未加入教会并且……他从来都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基督徒。”36

无论金里奇和佛斯特森有着多么荒谬的论点，林肯的研究者们对此皆心知肚明。比如，在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DorisKearns-Goodwin）的《对手团队》（Team of Rivals）一书中，她便指出林肯从未信教，同时也为林肯的不信而感到惋惜。

林肯的战争是一场针对南方平民和邦联军战斗人员的全面战争。林肯对所有暴行一清二楚，并且，他还因为在对南方各州公民的全面战争中的精细管理，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表扬。他奖励了薛尔曼和谢里登这样的将军，他们并不以军事战略家见长，而作为恐怖分子对林肯不可或缺，他们谋杀平民，轰炸和焚烧只有平民的城市和城镇，并在他们的军队偷走价值数百万美金的私有财产——从银器到牲畜的一切——时视而不见。

林肯还以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和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等美国城市试验火力越来越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著称，在敌军尚未出现的时候，就在短短几天之内降下了数千只炮弹。当金里奇和佛斯特森写道，林肯“对所有人都有着一种深沉的爱，他甚至在医院里为一位受伤的邦联士兵下跪祈祷”；“他的眼里充满了对他人遭遇的痛苦”；以及他“以对受伤的动物的极端亲切而著称”的时候，他们似乎相信美国人对以上事实完全一无所知。

36 参见 Edgar Lee Masters, Lincoln the Man, p. 150

他们并没有为这些古怪的说法给出任何参考文献，只是说它们都来自“故事”（但他们甚至没有说明这些“故事”的来源）。通过宣称林肯“是第一位邀请并在社交场合欢迎非裔美国人代表光临白宫的总统”，金里奇和佛斯特森还误导他们的读者相信林肯在种族问题上是开明的。林肯确实曾在白宫会见过一群自由的黑人，但根据哈佛大学的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教授，这并不是首次这样的会见。

这次会见的意图也并不像金里奇和佛斯特森所误导性地暗示的那样，是为了发表关于种族平等的宣言。事实恰恰相反：根据《林肯著作和演讲选集》（Lincoln’s Selected Writings and Speeches）在 1862 年 8 月 14 日的条目，这次会见的意图是为了督促自由的黑人“以身作则”并自愿离开美国。“你们和我们是不同的种族，”林肯野蛮地说道。“我们之间的差异比几乎任何其他两个种族之间的差异还要大……这些身体上的差异对我们双方都是大大的坏处……并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分开……因此，分开对我们双方都好。”他接着督促这些人前往利比里亚，说明那里已经有一个美国黑人的殖民地了（由美国殖民协会在十九世纪初建立），虽然大多数初始殖民者都已经去世。

林肯试图向人们保证，这样的冒险将是有利的，即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可能死于疾病或饥饿。林肯推测，如果他们事先开始生育，有朝一日他们的后裔人数可能会超过他们。自由的黑人明智地拒绝了林肯出钱把他们驱逐到利比里亚的慷慨提议。林肯及其战争的错误历史，一直以来都被用来支持所谓的“美国例外论”，这种观点反过来也成了美国政府在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军事冒险的万能借口或理由。

（谢选骏指出：帝国主义不分意识形态——民主帝国主义和专制帝国主义；资本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者都是狼心狗肺的吸血鬼。）

【第四部分 货币与国家】

【第三十章 中央银行是腐败的发动机】

关于托马斯·杰斐逊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间就建立美国首个中央银行——美国银行（BUS）是否合宪的著名辩论，已经有了许多著作。正是在这里，杰斐逊作为国务卿，阐明了他“严格解释”宪法的观点，他向乔治·华盛顿总统表明，由于各州并没有明确授予中央政府建立国有银行的权力，并且由于制宪会议明确拒绝了这种想法，所以中央银行是违宪的。

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则通过发明的“隐含”权力——与宪法中明确授予的权力相反——的概念，进行了臭名昭著的回应。

乔治·华盛顿签署法案建立美国银行，并不是因为汉密尔顿的观点有力，而是因为一次肮脏的政治交易。国家首都从纽约转移到弗吉尼亚时，华盛顿希望新哥伦比亚特区的边界靠近他在维农山庄的房产。作为对重画特区边界（很可能让他的房产增值）的奖励，他签署了联邦党人创立美国银行的法案。美国的首个中央银行是一场腐败的政治交易的结果，但是，相比汉密尔顿和他的民族主义同僚们对这个国家的真正企图，这种政治欺骗的手段可谓相形见绌。

正如穆瑞·罗斯巴德在《银行的秘密》（The Mystery of Banking）中所写的，汉密尔顿和他的政治同僚们（特别是有政治关系的国防承包商罗伯特·莫里斯）希望与奋起反抗的殖民地居民们相反，在新生的美国重建一个类似大英帝国的重商主义和大政府体制。他们的目的是通过高税收和巨额公共债务，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特别是一个强势的总统或国王来作为行政长官。

罗斯巴德所说的“莫里斯方案”，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是“组织和领导一个中央银行，来为他自己和他的盟友们提供廉价信贷和扩张货币。”汉密尔顿本质上是罗伯特·莫里斯在华盛顿政府中的内应，他的任务是创造一个英式“重商主义”经济体系，这一体系主要会让莫里斯这样的富豪以几乎所有其他人为代价受益。就像《联邦党人文集》的一位编辑，历史学家道格拉斯·阿代尔（Douglas Adair）所解释的那样：汉密尔顿有着狡猾的头脑，他通过设立分级议会，将东海岸的有产者们的利益融合成一个有着凝聚力的管理集体，同时他试图通过给予支持者们大量好处来在国会中主导行政。

为了实行他的计划……汉密尔顿财政部的所有金融交易全部变成投机和贪污的狂欢，被选中的两院议员和全国各地的富有选民都参与其中。

阿代尔教授在这里所讲的，是汉密尔顿如何国有化政府旧债。随着新的政府债券的发行，旧的债务将会以面值退出。约翰·斯蒂尔·高登（John Steele Gordon）在他的书《汉密尔顿的恩典》（Hamilton’s Blessing）中写道，这个计划在纽约市政府内部和周边的政治内部人士中间很快就变得众人皆知，但这个消息“只能通过马背和帆船，慢慢传到国家其他地方。”因此，这为纽约或费城的政治内部人士——罗伯特·莫里斯和他的政商伙伴们，包括许多国会议员——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套利机会。

历史学家克劳德·鲍尔斯（Claude Bowers）在他的经典著作《杰斐逊与汉密尔顿》（Jefferson and Hamilton）一书中，描述了有多少国会议员和其他政治内部人士通过从老兵们手里仅以面值的 2%购买这些债券，占了数百名不知情的独立战争老兵的便宜——这些老兵的服役报酬部分是以政府债券的形式发放的。就像鲍尔斯所描写的那样，大量资金出于投机的意图而运到了北卡罗来纳……这些钱在冬季路况极差的道路上颠簸飞扬……两艘由国会议员特许的快速帆船……出于同样的任务而在水面上朝南方前进。

根据鲍尔斯所言，许多国会议员成为了暴发户。罗伯特·莫里斯据说在这个计划中获得了数百万美元，而汉密尔顿本人也有参与。通过观察汉密尔顿的罪行，杰斐逊得出结论，为了在国会里为其政党的保护性关税、公司福利和中央银行的大政府重商主义计划购买政治支持，汉密尔顿在有意创造一个制度化腐败的制度。

在汉密尔顿 1804 年去世之后很久，杰斐逊在一篇写于 1818 年 2 月 4 日的文章中声称，“汉密尔顿的体制有两个目的。其一是迷惑大众，以排除民众的理解和质询，其二是成为腐化议会的机器。”在有关腐败的指控上，杰斐逊解释道，汉密尔顿公开宣称这一观点，即人只能被两种动机（武力或利益）之中的一种所支配：他所观察到的是，在这个国家，武力逼迫完全不可行；因此，为了保持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一致，必须控制[国会]议员们的利益。

令人悲伤且羞耻的是，必须承认他的这套机器并非毫无成效……我们发现一些国会议员十分肮脏地将他们的责任让位于他们的利益，并且只顾私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杰斐逊写道，“靠汉密尔顿这种领导人的伎俩致富的那些人，当然会追随带领他们致富的领导，并且因此成为其所有计划的积极工具。”但杰斐逊相信，汉密尔顿所面临的问题，是他通过公共债务的套利骗局所“买”到的政治支持只是暂时的。“随着那些曾经获利的个体国会议员们的流失[退休或死亡]，它也会失败。”因此，杰斐逊推论道，“必须发明一种影响更持久的发动机。”他说，这种持久的“影响”（或者说腐败）的发动机，“就是美国银行。”

中央银行一旦建立起来，就会立刻在背后创造出一种更为稳定的政治，并且就会难以摧毁。杰斐逊害怕中央银行会成为政治贿赂和腐败的持久发动机，以便让政府的规模和范围扩大到超越宪法的限制。托马斯·杰斐逊总结道，“汉密尔顿不仅主张君主政体，而且主张建立在腐败之上的君主政体，”而中央银行就是汉密尔顿想要创建的腐败政权的中心。

根据汉密尔顿的言行，杰斐逊得出了这一结论。在他 1814 年 2月 4 日的文章里，杰斐逊回顾了在 1791 年，即美国银行诞生的那一年的一次私人对话，参与者包括他、汉密尔顿、战争部长亨利·诺克斯、约翰·亚当斯总统和首席检察官埃德蒙·伦道夫。他回顾了亚当斯总统对英国宪法的评论：“净化这部宪法的腐败，给予各阶层民众平等的代表权，这将是人类智慧所创造出的最完美的宪法。”汉密尔顿随后反对了这种说法：“净化这部宪法的腐败，给予各阶层民众平等的代表权，这样的政府就会变得不切实际；按现状来说，即便有许多可能的缺陷存在，它仍然是有史以来最为完美的政府。”

对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汉密尔顿而言，英国政府中存在的腐败是一件好事而非坏事，因为它有助于把政治权力集中在行政机构手上。杰斐逊写道，汉密尔顿“被英国的例子迷惑和误导了，以至于彻底相信腐败对一国政府来说至关重要。”

中央银行的创立就是这种腐败的基本要素。

（谢选骏指出：没有内线交易，议员如何生存？没有政治腐败，如何获得支持？）

【第三十一章 州权与货币垄断的对决】

美国人并不总像今天这般是政府官僚机构的奴隶。这个问题上一个最好的历史案例，是美国人如何利用否决原则和提出异议的杰斐逊主义州权传统，帮助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切断了美国第二银行——美国第一银行（美国银行）的继承者——的资金来源。

美国银行原本有一份有效期为 20 年（始于 1791 年）的特许状，这份特许状没有被国会延期，因为该银行所做的正是杰斐逊主义者们害怕它会做的：它在第一个五年里造成了 71%的价格通胀，产生了数次繁荣-萧条周期，还腐化了政治。为了明目张胆地帮助把1812 年战争的相关债务货币化，国会在 1816 年复活了美国银行。在美国银行重生的那一年——1816年——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修改了它们的州宪法，禁止美国银行在其管辖范围设立分行。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和马里兰州也通过对州内的美国银行分行施以重税，加入了这场战斗。它们的明显意图便是通过征税来让其歇业。詹姆斯·J. 基帕特里克（James J. Kilpatrick）在他的《主权国家：弗吉尼亚的公民笔记》（The Sovereign States: Notes of a Citizenof Virginia）一书中讲述了这个故事。

联邦政府理解这些税会摧毁美国银行，便起诉了马里兰州（McCulloch vs. Maryland, 1819），它们确信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一位崇拜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亲银行国家主义者，将作出有利的判决。他也的确做了，并著名地创造了这句口号：“征税的权力就是摧毁美国银行的权力”。但在那个时代，最高法院的意见仅仅被视为最高法院的意见，而不像今天这样被视为传承自上帝的旨意。在 19 世纪 20 年代，美国人依然认为政府有三个分支，而非只有一个（司法），并且，三个分支在宪法问题上应该有平等的发言权，有需要的话，各主权州的公民也应该通过否决的法案。毕竟，对于“谁”才是宪法仲裁者的问题，宪法是沉默的，并且也当然没有赋予联邦司法部门单独的责任。

即便马歇尔认为美国银行合宪而各州对美国银行征税非法，许多州仍然继续干扰银行的运作。俄亥俄州对美国银行的两个分行征收了每年五万美元的税款。当银行拒绝缴税时，俄亥俄州审计署就命令代理人约翰·L. 哈伯前去征税。就像基帕特里克解释的那样：9 月 17 日早晨，哈伯最后一次要求银行自愿缴税。

在被拒绝之后，哈伯跃过银行柜台，大步走向银行金库，自己取走了十万美元的纸钞和硬币。他将这些钱交给另一位副官……将这批巨款塞进他们周到地带着的行李箱。俄亥俄州议会认为马歇尔的观点和国有银行的存在，是对所有美国人——不只是俄亥俄人——公民主权的可怕威胁和危险先例。

议会起草了一份宣言：“默许这种对各州特权和权力的侵犯，而不努力阻止它们，其会是对本州以及组成美利坚联盟的各州的背叛行为。”俄亥俄州议会声明称它们知道最高法院应该是宪法的唯一解释者这套“理论”——顺带一提，这是一种由约翰·马歇尔发明的理论。基帕特里克写道，但它也宣称，“它们将绝不会同意……这种学说。”俄亥俄州议会引用杰斐逊的《肯塔基决议》来支持自己，宪法契约的各方有平等的权利来为自己解释宪法。

它们宣称，约翰·马歇尔是错误的，并且认为自己没有义务去默许他的“裁定”。俄亥俄州议会随后承诺，如果美国银行撤离俄亥俄州，它们将返还这十万美元。否则，议会威胁将用法律禁止“我们监狱的看守人”监禁任何“在美国银行诉讼案中被送到监狱的人”；禁止俄亥俄州法院“承认美国银行参与的任何财产让与”；并禁止“法院，治安法官，法官和大陪审团认定任何种类的涉嫌盗窃美国银行财产的错误指控。”接着，议会谴责了最高法院和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违反宪法的行为。

美国银行也作出了反击，联邦执法官逮捕并监禁了俄亥俄州的财务官。当他入狱时，有人用武力从他手中夺走了州政府金库的钥匙，随后联邦的官僚自己取走了十万美元。这愈发激怒了俄亥俄人，他们继续反对美国银行，和许多其他州所做的一样。肯塔基州和康涅狄格州在银行问题上也采用了俄亥俄州站的立场；南卡罗来纳州对州内美国银行的股东征收了一项特别税；纽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议会则制定了决议敦促银行不得延长特许状。

詹姆斯·基帕特里克总结道：面对这场无情的战争，美国银行无法继续存活。1833 年 8月，在杰克逊总统的命令下，开始撤回美国银行的公众存款；而当曾坚定支持美国银行的宾西法尼亚州州长沃夫在1834 年 3 月谴责这一机构时，公众舆论不可避免地受影响反对美国银行。宾夕法尼亚州参议院通过了全新决议敦促银行不得延长特许状。接下来的一个月，美国众议院采纳了相同的观点，美国银行的末日终于来临了。对美国第二银行延长特许状的否决，一般来说都归功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当然他实至名归。但在这场漫长且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中，他得到了不少的帮助，这些帮助来自自由、独立并拥有主权的各州的人民，他们反对任何把货币垄断权授予华盛顿政客的动作。

（谢选骏指出：银行就是政府对社会成员进行系统掠夺的白手套——还有保险公司作为副手！）

【第三十二章 中央银行如何掩盖战争成本】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相信，中央银行所产生的价格通胀是“军国主义必不可少的手段”，因为它导致战争的影响变得更加不明显。

如果战争的资金是通过直接收税来提供的话，“厌战情绪”将会更快产生。美国政客们经常采取将中央银行合法的伪造行为来为战争——所有政府项目中最贵的一项——提供资金。如果民众们能对战争的真实成本有更清晰的认识，他们会更倾向于反对积极干预，并迫使所有战争尽快结束。

政府只能通过三种办法来为战争（和其他所有事物）提供资金：税收、债务和印钞。税收是最明显和最令人痛苦的，接着是用债务来融资，它会挤出私人借贷，导致利率攀升并令纳税人负担本金和利率双重成本。另一方面，印钞则使得战争对一般民众而言似乎毫无成本，相比真正的元凶——政府，民众更可能将中央银行所导致的高物价怪罪到“贪婪的企业”头上。

一般来说，战争持续得越久，经济便会越来越趋向于中央计划和政府管控。并且，这一现象在战争结束后会依然持续。就像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的名言一样，战争乃国家生机勃发之象征，国家权力的扩大意味着自由与繁荣的倒退。正如罗伯特·希格斯在《危机与利维坦》（Crisis and Leviathan）中所写的那样，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便是：政府与有组织的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勾结；对海洋运输和铁路工业的国有化或事实上的国有化；联邦政府对劳动和资本市场、通信业和农业干涉的加剧；以及对有关军事征兵和公民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的宪法原则的长期修改。

通过通货膨胀来为战争提供资金经常导致呼吁价格监管的声音，而价格监管甚至会通过造成商品与服务短缺来对私营企业系统造成更大的损害。国家以自己创造出来的短缺作为借口，授予自己更大的权力以通过它认为合适的手段来对短缺做出分配。把货币的通货膨胀作为一种为战争提供资金的手段，时常是迈向采取本质上的经济法西斯主义的第一步。

据说中国发明了纸钞和印刷术，但美国政客或许是最早使用政府发行纸币的人。它是 1690 年在马萨诸塞州殖民地政府开始采用的。

穆瑞·罗斯巴德在《美国货币和银行史》中写道，马萨诸塞州政府当时惯于对魁北克富有的法国人进行“掠夺式远征”。其中的一些赃物通常便用于支付雇佣兵的薪水，但在掠夺式远征失败而毫无收获，雇佣兵们威胁兵变的时候，马萨诸塞州政府印刷了 7000 英镑的钞票作为给他们的回报。政府承诺用黄金或白银来赎回这些纸币，却花了四十年时间。

同时，公众是如此地怀疑这些钞票，以至于它们在发行的第一年就贬值了 40%。在 1740 年之前，弗吉尼亚州以外的所有殖民地都在马萨诸塞的带领下发行了法定纸币。其结果便是急剧的价格通胀、货币贬值和多次繁荣-萧条周期。

在美国革命期间，随着制宪会议于 1775 年发行“大陆币”，某种形式的中央银行体系形成了。由于大陆币并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支持，因此出现了严重的贬值，以至于在 1781年时几无多少价值。“一大陆币不值”成为了一句流行的俗语。一些州试图通过价格控制法来应对由于猛印大陆币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学研究者而言）可以预测的结果便是极为严重的短缺，以至于乔治·华盛顿的军队在宾夕法尼亚州几乎被饿死。经济情况变得极为危急，以至于制宪会议在 1778 年 6 月 4 日督促所有州份废除他们的价格控制法。

罗伯特·薛廷格和伊蒙·巴特勒在《四十个世纪的工资与价格控制：如何不抗击通货膨胀》中写道，在政策做出这一改变之后，军队在三个月内就获得了足够的补给。尽管这场经济灾难是由于美国首次尝试中央控制的货币供给所导致的，在美国革命战争的末期，在国防承包商/国会议员罗伯特·莫里斯对总统的灌输下，国家的首个中央银行——北美银行——成立了。中央银行对一般民众来说或许是毁灭性的，但莫里斯这样的政治界内部人士获益匪浅。

该银行被授予了发行纸币的垄断许可，并且，它将大部分新发行的货币用于对联邦政府的贷款。通过这样做，它导致货币急速通货膨胀，以至于在一年内市场便对银行彻底失去信心，而银行也被私有化了。就像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它们的一份出版物中所宣称的那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中央银行的真正建立者。他在 1791 年建立的美国银行，用汉密尔顿自己的话说，部分是为了给像战争这种“突如其来的紧急事件”提供资金。

1811年，当美国银行的特许状到期时，其特许状并未获得延期，但联邦政府依然设计了一种把战争债务货币化的手段。它鼓励建立大量私有银行，随后再于1814年宣布“暂停硬币支付”。换言之，联邦政府不再要求银行用黄金或白银赎回他们的纸钞了。因此，在美国国会的监督下，银行被鼓励在两年半的时间里随意增发他们的通货。在战争期间，价格通胀的水平平均在 35%。

为了还清战争债务，美国银行在 1817 年 1 月重获特许状，并且被授权发行国家纸币，购买公债和接受美国国库资金的存款。穆瑞·罗斯巴德在他《美国货币与银行史》一书中，对美国银行重获特许状的政治做出了如下解释：美国第二银行是通过国会……特别是财政部长亚历山大·J. 达拉斯推出的……他是一个富有的费城律师，也是费城商人和银行家斯蒂芬·吉拉德的密友、法律顾问和金融伙伴。

吉拉德据说是国内最富有的两个人之一……吉拉德是美国第一银行最大的股东，且在 1812 年战争期间投资了大量联邦政府的战争债务……吉拉德为了摆脱他的公债负担，开始煽动成立一个新美国银行。

罗斯巴德写道，美国第二银行“造成了货币和信贷的急剧膨胀”，外加大剂量的银行欺诈。这迅速造成了“1819 年的恐慌”，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真正的大萧条，城市中首次出现大规模失业。

罗斯巴德在他的书《1819 年的恐慌》（The Panic of 1819）中记录到，费城手工业品制造业的就业人数37从 1815 年的 9700 人下降到了1819 年的仅仅 2100 人。

在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否决了美国第二银行的特许状延期后，该银行便不复存在，但主张通过中央银行进行中央计划的国家主义者们却从未放弃。他们最终在林肯的任期内通过了《1862 年法定货币法案》，该法案授予财政部长在战争年间发行不可赎回黄金或白银的“绿背”钞票的权力。而 1863 和 1864 年的《国家通货法案》则建立了一个国家特许的银行体系，这个体系可以通过新设立的货币监理署来发行供给市场的货币。

37 作者误写成了失业（unemployment），而罗斯巴德写的是就业（employment）。——译者注

该法案也对竞争的州立银行钞票征收 10%的税，以将它们挤出市场并建立联邦的货币垄断。可预见的结果便是大规模的价格通胀，绿背纸钞贬值到了在一年后对只值黄金 35 分的程度。通货膨胀的所有负面经济效应——私人财富的贬值，从债权人到债务人不公平的收入再分配，以及对理性经济计算的阻碍——破坏了北方的战争努力，但南方的损失更大。北方大部分内战资金都来源于公共借款，而南方则通过印邦联美元来为战争提供大部分资金。

结果便是，邦联的价格通胀平均超过每年 2200%。联邦储备委员会最终于 1913 年创立，它有助于为美国灾难且徒劳地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资金。

美联储不仅像在南北战争期间那样印绿背纸钞。它还印了足够的钱来购买超过 40 亿美元的政府债券，这些债券被用于为战争提供资金。在 1914 年（美联储创立的第一年）到 1920 年的期间，流通的货币翻了一倍。

在这些年间物价水平也同样翻了一倍，通过把私人持有的财富贬值一半和减少实际工资，产生了一次对美国纳税人的巨额隐形税收。美联储对战争的资金支持所造就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场萧条——1920 年的萧条。1920 年的萧条的第一年甚至比十年后大萧条的第一年还要糟糕。

从 1920 年到 1921 年，国内生产总值下跌了24%，同时美国失业人口总数翻了不止一倍，从 210 万上升到了 490162万。

不过，得益于沃伦·哈定总统大幅度削减政府支出和税收，1920 年的大萧条只持续了一年。中央银行在二战之后的所有战争中都对美国社会造成了本质上相同的破坏：价格通胀、经济混乱、实际工资的降低、价格控制和其他导致不稳定和贫困的政府控制和监管，以及对资本主义（而非真凶美联储）的意识形态攻击。

亚当·斯密承认通过收税来为战争提供资金好于发行公债，他在《国富论》中写道，在使用税收来提供资金时，“一般来说，战争总会迅速结束，并且会更少轻易发生。”“在延绵的战事之中，人民彻底感受到战争的负担，不久便会对战争发生厌倦，而政府为了迎合他们，也会适可而止。”相比用债务来为战争提供资金，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让战争的成本更加难以察觉，因此，从纳税民众的角度来看，也会导致更加灾难性的后果。

（谢选骏指出：战争体制会导致计划经济，战争时间越长，中央集权就越严重——中国从1840年开始的将近两百年战争状态，产生了空前规模的利维坦怪兽“人民共和国”。）

【第三十三章 美联储如何创造失业】

联邦储备委员会指导下的货币政策有着创造就业和失业的悠久历史。究其原因，是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一样，一直都是经济中繁荣-萧条周期的发动者。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三部经典著作解释了这样的原因：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货币与信用理论》（The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F.A. 哈耶克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和《价格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

穆瑞·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也对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做出了清晰的阐述。哈耶克在 1974 年因为这一工作和其他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美联储扩张货币供给时，它不仅容易制造价格通胀，还通过人为降低利率而播下了衰退或萧条的种子，人为降低利率还可以引发一个虚假或难以持续的经济“繁荣周期”。

低利率促使人们增加消费和减少储蓄。但是，只有储蓄和随后由储蓄提供资金的商业投资的增长，才是经济成长和创造就业的燃料。

美联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导致的低利率和信贷泛滥，使得企业在（大多数是长期的）资本项目上，特别是在 21 世纪初繁荣周期的房地产业上，做出更多的投资。随之而来的是在这些行业里就业的增长。

但是，由于低利率是由美联储的货币供给扩张而非公众储蓄增加所造成的，那些投资了长期资本项目的企业最终会发现他们的投资并没有足够的消费者需求来支持。（在过去的储蓄减少意味着在未来的消费者需求减少）。此时“萧条”就发生了。

在资源被以上述方式错误配置时，发生在繁荣周期的美联储繁荣-萧条政策会造成对经济的破坏。“萧条”周期实际上是对已经发生的经济错误计算的必要修复，因为各个企业清算掉自己不合理的投资，并开始依据现实的、基于市场的利率来做出决策。为了得到真正的经济复苏，物价和工资也必将同样回归真实。而救助那些已经做出错误投资决定的企业的政府政策，则只能延迟或阻止经济复苏，同时在未来更加鼓励这样的行为（“道德风险问题”）。这就是短期衰退是如何演变成长期衰退或萧条的。

更糟糕的是，为了应对自己在一开始扩张货币供给所造成的各种问题，美联储甚至会创造出更严重的货币通胀。这样做可能会引发另一轮繁荣-萧条周期。人为低利率从 2000 年开始成为格林斯潘的美联储的官方政策，它显然在房地产市场造成了短暂的繁荣。数千个新工作岗位事实上被创造出来——接着被毁灭掉——这为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这个说法赋予了新的含义。

许多在房地产建筑和相关行业找到工作并追求职业发展的美国人认识到，这些工作和职业终究是无法持续的。他们被美联储耍了。因此，美联储不仅要对造成高失业率（官方统计是 10%，但如果把“丧志工人”38算成失业的话，就是 17%）负责，也要对劳动市场的错配负责。也就是说，在这些行业里人们获得的所有技能都不再受欢迎；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工作，被迫重新装备和重新教育自己，或是因失业而生活困难或领取福利。

从 1914 年问世以来，美联储一直在不断产生繁荣-萧条周期。从 1914 年到 1920 年，银行总存款翻了一倍多（大部分要归功于美联储为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资金），并产生了在 1920 年变成萧条的虚假繁荣，国内生产总值从 1920 年到 1921 年下跌了24%，失业人口从 210 万到 490 万，翻了不止一倍（正如理查德·维达和洛威尔·加拉韦在他们的《失业》一书中用文件证明的）。

这场萧条比十年后大萧条的第一年还要严重。穆瑞·罗斯巴德在他的《美国大萧条》一书中证明了，并不像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在他们的著作《美国货币史》中所说的那样，是 1929 年到 1932 年的货币紧缩政策引发了大萧条。

38“discouraged workers”是指失业但不积极找工作的人。——译者注

相反，是美联储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扩张性货币操作产生了另一轮繁荣-萧条周期，繁荣破灭后的萧条才是大萧条的主要原因。让美联储来负责维持低失业率，无异于让纵火犯来负责扑灭着火的房屋。

（谢选骏指出：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就是碎碎平安——不是岁岁平安！）

【第三十四章 美联储“自由主义”的神话】

在“大萧条”期间，一个极为荒谬的场面便是许多评论员把崩溃怪罪为美联储“过于自由主义”和委员会缺乏中央计划。商业史学家约翰·斯蒂尔·戈登（John Steele Gordon）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崩溃的原因是托马斯·杰斐逊和他流传至今的反中央银行观点的“有害”影响。华尔街股票经纪人亨利·考夫曼在《金融时报》上写道，“自由主义的教条”导致美联储误入歧途。

这种论调被无数人重复着，他们似乎假定了：（1）由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四十年前是安·兰德的门徒；并且（2）由于安·兰德与自由主义密切相关；所以（3）格林斯潘担任主席期间的美联储没有以任何方式监管金融市场，或是通过货币政策来调节繁荣-萧条周期。

更荒谬的论调没有在《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这种严肃出版物上发表。

想了解这种论调的人只需在网上搜索一份名为《联邦储备体系：宗旨与职责》的美联储出版物。美联储不仅不顾一切地操纵货币供给并导致有时会造成大萧条的繁荣-萧条周期，它还拥有“大范围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权力”。这些职责在格林斯潘担任主席期间从未被束之高阁。银行控股公司？国家特许银行？成员银行的外国分行？设立或收购《埃奇法》公司？外国银行受到美国国家许可的分行，机构及代表处？国有银行？储蓄银行？银行控股公司的非银行子公司？“储蓄贷款协会”的控股公司？财务报告的程序？银行的会计政策？经济危机状况下的企业“维持”？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埃奇法公司”是美国跨国银行根据 1919 年修订的联邦储备法允许设立的最为重要的、经营国际银行业务的海外分支机构形式，它实质上是美国跨国银行的一种海外分支机构，即跨国银行的组织形式之一。——译者注

银行的证券交易? 银行使用的信息技术? 银行的外国投资? 银行的外国借贷? 银行的分行? 银行兼并和收购? 创立银行的资格? 资本的“充足率标准”? 购买有价证券的信贷范围扩展? 公平的贷款机会? 按揭的披露信息? 银行储备金要求? 电子资金转账? 银行之间的负债? 《社区再投资法》的次级贷款需求40? 所有的国际银行业务? 消费租赁? 对消费者的财务信息保密? 活期存款的支付? 公平的信用报告行为? 成员银行及其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 诚实贷款? 诚实储蓄

这些对金融市场的大规模监管在格林斯潘时代得到了充分的执行。任何一点都很难以任何一种方式被视为“自由主义”或“杰斐逊主义”。美联储是一个中央计划机构，且上述列表不过是其数百种中央计划工具中的一部分。和一切中央计划的努力一样，它只能让经济变得更加不稳定，与此同时以廉价信贷、企业救助和其他形式的公司福利来支撑有政治背景的财阀统治。

《社区再投资法》是一份鼓励银行给社区贫穷和中等收入人群提供贷款的法案——译者注

（谢选骏指出：财阀和军阀、党阀、政阀、学阀——五权分立。《中华民国宪法》可真有创意！学阀也包括了新闻统治的第四权，还有大学、智囊。）

【第三十五章 “独立”美联储的神话】

从 1913 年创立以来，美联储就一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独立”机构，无私的公务员们运营着这个机构，他们通过货币政策努力对美国经济实行中央计划。但是，事实上，一个不涉及政治的政府企业，就像一只会汪汪叫的猫或喵喵叫的狗一样不可能出现。然而，美联储“独立”且不涉及政治的神话是存在的，而各种经济学教材帮助延续这一神话数十年之久。从 1948 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最畅销的经济学原理教材是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它卖出了超过四百万本，被用于教授一代代大学生的基础经济学。

除了极个别以外，绝大多数其他教材不过是萨缪尔森的克隆，它们放大了萨缪尔森对普通大学毕业生的经济学思想的影响。

萨缪尔森与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合写教材的 1989 年版是这样描述美联储的：美联储的目标是国民产出的稳定增长和低失业率。它永恒的敌人是通货膨胀。如果总需求过多而使得价格上涨，美联储则会减缓货币供给的上涨，从而放慢总需求和产出的增长。如果失业率过高且商业衰退的话，美联储则会考虑增加货币供给，从而提高总需求并增加产出。简而言之，这是中央银行的职责，它是在所有混合经济里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部分。

在萨缪尔森的时代里，销量排名第二的经济学教材或许是坎贝尔·麦康奈尔（Campbell McConnell）的《经济学》，这本书重复了萨缪尔森的观点，认为美联储官僚都是忠实地追求“公共利益”的无私（并且，就算不是无所不知，也是相当足智多谋的）公务员。因为它是一个公共机构，[美联储的]董事会的决定都是基于公共利益作出的……美联储银行并不以盈利为目的，相反，它们执行的是董事会推荐的措施……货币政策的根本目标是帮助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且无通货膨胀的总产出。

请注意，这些教材的作者对美联储的评价，都是根据美联储假定的善意来做出的。任何一本教材都从来没有认真分析过美联储在达成这些光荣目标上的真实记录。

例如，一个人要想找到一张图表来展示，从 1913 年美联储成立以来，截止 1989 年，美联储所造成的几十年的价格通胀造成美元贬值了 90%左右，他只会徒劳无功。上述各种说法仅仅是一些愿望，而非对事实的陈述。和所有政府机构一样，美联储总是操纵在政客们的手里，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并非“公众利益”，公共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定义，且只存在于坎贝尔·麦康奈尔这种幼稚而崇拜国家的评论员的头脑里。

作为政治工具的美联储在美联储成立的时候，两个团体控制着它：十二位地区美联储银行行长所组成的行长会议，和位于华盛顿的七人联邦储备委员会。1935 年，美联储遭到重组，几乎所有权力都集中到了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成功地把自己的支持者安插进了联邦储备委员会，就像他在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第一次新政（1933-1935）违宪之后，试图把自己的支持者安插进最高法院一样。

一个“独立”且不涉及政治的美联储不过如此。罗斯福把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 Eccles）——一个强烈支持不负责任的赤字开支和通胀性金融的人——任命为了美联储主席。甚至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用其首次出版于 1936 年的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来为这种在财政上不负责任的政策提供学术正当性之前，埃克尔斯就已经是它们的支持者了。在那些年里，罗斯福的美联储最有可能控制在埃克尔斯的政治导师和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手里，因此最终在罗斯福本人手里。

对任何人来说都应该很明显的是，总统们总是倾向于通过他们的任命权来将“独立”的美联储政治化：他们会任命那些他们觉得会促进他们喜欢的政策的人，以及更重要的，那些帮助他们呆在宝座上的人来当美联储主席。通过让总统知道他们是否会支持并投票给总统任命的人，国会也在推动美联储与生俱来的政治化上插了一手。

在 1978 年四月刊的学术刊物《货币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里，经济学家罗伯特·温特劳布发表了一篇关于美联储政治化历史的论文。温特劳布说明了美联储是如何在1953、1961、1969、1974 和 1977 年这些总统更迭的年份里，从根本上转变其货币路线的。为了迎合总统的偏好，美联储的政策经常发生改变，因为想要被再次提名的话，美联储主席必须这么做。

比如，在公开演讲中，艾森豪威尔总统表达了他希望减缓货币供给的意图。在他的任内，货币供给量仅仅上升了 1.73%，为十年间的最低点。然后，肯尼迪总统公开宣布他支持更快的货币供给。从1961 年 1 月至 1963 年 11 月，基础货币供给增加了 2.31%。林登·约翰逊总统甚至要求更快的货币增长来为他扩张福利国家和伴随越南战争的战争国家筹集资金。

在约翰逊任内货币供给量翻了不止一倍，增长了 5%——美联储也迎合了他的愿望，就像迎合他的前任们那样。这些货币大幅增长都发生在同一位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的任内，显然，相比实施一个独立而一致的货币政策，他对取悦他的政治领导人更感兴趣。讽刺的是，在这期间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芝加哥学派”同僚们因为主张货币供给应该以一个固定比率每年增长的“货币法则”而广为人知。

这很讽刺，因为弗里德曼和他的芝加哥学派同僚们以身为精明的政治分析家和优秀的专业经济学家而自豪。的确，弗里德曼的同事乔治·斯蒂格勒因其对政府行为的经济分析（和其他原因）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为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者享有如此声望，人们会认为弗里德曼应该承认，相信不涉及政治的美联储可以实施其“货币法则”是一件蠢事。

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的继任者阿瑟·伯恩斯是一位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坚定支持者，以至于因为支持尼克松灾难性的工资与价格控制（尼克松认为这个花招将会帮助他提高连任的机会，但许多学术经济学家都谴责这种做法），丧失了他的全部职业信誉。即使他的员工在 1972 年的秋季通知过他，预计货币供给将在该选举年的第三季度增加极端通胀性的 10.5%，伯恩斯还是确保了货币供给会增长得比这还快。1972 年的货币供给增长率超过了二战以来的任何一年，这也帮助了理查德·尼克森的连任。经济学家们把这称之为“政治性商业周期”——这种现象是指刚好在国家选举之前，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来临时提升经济，让公众感觉到更加繁荣的希望，使得他们投票给现任政客。当福特总统为了应对尼克森总统治下伯恩斯的美联储所引发的价格通胀而要求货币供给缓慢增长时，美联储用 4.7%的货币增长率满足了要求。

随后，民主党的吉米·卡特总统公开宣布他想要更快的货币增发率时，伯恩斯把增长率上调到每年 8.5%，又一次达到要求。卡特没有再次任命伯恩斯，但根据罗伯特·温特劳布（Robert Weintraub）的研究，美联储试图像它通过在 1980 年总统选举之前，在五个月内以每年 16.2%的速率增加货币供给来帮助尼克松那样帮助卡特连任。

为了让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知道他支持以较慢的货币增长来应对当时已达 13%的通胀率，里根总统与沃尔克进行了私人会面。沃尔克忠实地照做了，而他的继任者艾伦·格林斯潘，赢得了或许是史上最“配合”（总统的）美联储主席称号。

就像罗伯特·温特劳布所警告的那样，忽视总统公开声明的美联储主席只能后果自负。政客们通常不会单独施压美联储主席来帮助自己连任，也不会亲自动手。他们通常会吩咐所有福利国家或战争国家的特殊利益集团，而这些利益集团受益于通过货币创造和价格通胀（这常常被怪罪在“贪婪的企业”头上）来资助的政府开销工程。反过来，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也为政客们提供选票和竞选“捐献”。就像西北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J. 戈登（Robert J. Gordon）在 1975 年于学术期刊《法律与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上所撰写的一篇有关“对通货膨胀的需求”文章中所写的，加速货币供给（以及随后的价格通胀）“不是任性或自私的政府施加给社会的，而是代表了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潜在受益者所施加的政治压力的选票最大化反应。”美联储也与国会和行政部门以其他方式弄权。

经济学家爱德华·凯恩（Edward Kane）在 1980 年的《货币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上描述道，美联储有时志愿充当政客们的政治替罪羊，以换取允许它们通过其购自公开市场操作的政府证券赚取利息收益，从而积累起巨大的行贿基金。凯恩写道：当货币政策受欢迎时，在位者可以声称他们的影响对政策的出台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当发现货币政策不受欢迎时，他们可以把所有问题都怪罪到固执的美联储头上，然后进一步宣称如果他们没有利用一切机会向美联储官员施压的话，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

“独立美联储”的神话是一个障眼法，它企图阻止公众知道美联储的真正作用：为现任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的政治生涯，以及增强和巩固其权力的福利国家和战争国家充当金主。

经济学家们关于美联储应该如何促进经济稳定的论述，完全与美联储未能稳定物价或稳定失业的历史记录自相矛盾。往好了说，它是不学无术的胡扯；往坏了说，它是刻意编造的宣传。

（谢选骏指出：“美联储”和“中人行”异曲同工——虽然它们的行事规则并不一样。中国人民银行把人民币换上了毛泽东遗像，而美元早就使用死人的头像了——这和英镑大不相同，后者都是尽量采集新鲜的人头。）

【第三十六章 为什么政府对次贷危机负有责任】

“大衰退”时期发生在“次级”房地产市场的诸多违约和抵押品赎回权取消，是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和政府三十年来强制抵押贷款机构向无信誉借款人发出贷款的政策的直接结果。

当格林斯潘的美联储为了应对股市在世纪之交出现的暴跌，推行了保持利率尽可能接近零的政策时，银行系统不可避免地只得把大量抵押借款借给那些勉强合格的借款人。在利率较高且没有被美联储人为压低的时候，银行会根据借款人的信用来发放房屋贷款。

但是，在利率被美联储人为压低的时候，新增了一类全新的潜在借款人，也就是说，贫困或低于平均信用等级的人，仅仅是因为低利率让月供变得更低，他们才刚好有资格获得抵押贷款。一旦发生衰退，他们的收入下降，成千上万名这种处于信用合格边缘的借款人便会违约。

其他那些领取可调节利率抵押的人发现，由于他们总是处于无法还清月供的边缘，利率增加一点点都会导致他们违约。

除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刺激了不可持续的次贷市场以外，美国政府 1977 年的《社区再投资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卡特政府的这个法案强迫银行放贷给那些低收入的借款人，和法案支持者们所说的“有色人种社区”——他们相信如果按照传统的经济标准，这些人将难以获得抵押贷款，即这些人在经济上没有达到借钱买房的标准。

《社区再投资法案》的最初支持者是支持卡特政府的死忠、极左份子，特别是像“立即改革社区组织协会”（以下称为 ACORN）这样的“邻里组织”。巴拉克·奥巴马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就曾为 ACORN 担任律师和“社区组织者”。通过一个听起来很像合法化敲诈的过程，ACORN 这样的所谓“社区组织”从《社区再投资法案》那里获利甚丰。

有四个联邦政府的机构执行了《社区再投资法案》：美联储、货币监理署、储蓄机构管理局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这份法案建立之后，如果ACORN 这样的“社区组织”发起了关于《社区再投资法案》的“抗议”，这四家官僚机构中的任何一家都有权推迟或取消提议的任何银行合并、分行扩张或者分行成立。

这将耗费银行大量资金，而各种“社区团体”使用银行的这种顾虑作为手段使自己发财。作为对撤销抗议的交换，他们要求银行给他们数百万（有时候是数十亿）美元，同时要求银行许诺另外发放数百万（或数十亿）美元的不良贷款给那些不符合资格的次贷借款人。

一位名为布鲁斯·马克思（Bruce Marks）的人变得臭名昭著，他作为一名波士顿的“社区组织者”，施压当地银行把数十亿美元给他的“美国邻里援助公司”。有一次他对《纽约时报》夸耀，由于《社区再投资法案》的投诉，他从银行那里“赢得”了总计 38 亿美元的贷款承诺。而这只是一个城市里的一家“社区团体”。有了《社区再投资法案》，美国所有城市的银行都被迫持有不良贷款的投资组合。为了补偿美联储强加于他们的额外系统性风险，许多银行提升了抵押贷款的收费，迫使那些合格的借款人补贴银行由于《社区再投资法案》导致的不良贷款损失。这些银行出于本能，同时也对那些固有风险较高的次贷收取更高的利息。

而各类社区组织叫嚣称银行的这些手段充满歧视与掠夺意味，并且他们为了禁止这种收费，而试图游说以通过“反掠夺性质的”贷款法。他们在许多州都获得了成功，以迫使银行吞下次贷所导致的损失。波士顿的美联储公布的一篇标题为《减小差距：机会均等借贷的方针》的文章，揭开了整个《社区再投资法案》骗局的谜底。

就像我们所看见的那样，在借款能力上不同的人群是有差距的：一种是有足够收入的可以承担起特定数额抵押贷款的人，而另一种则是没有足够收入从而没有获得相同贷款的资格的人。当然了，按照这种标准而言，这两种人在是否有车，日用品购买，或者是否有承担两周度假能力上也是有差别的。波士顿美联储的研究威胁称要使用国家的强制权力，通过给抵押贷款的放贷方施加压力，来使他们给那些不具有资格的人发放更多的不良贷款，从而减小这种不同人之间“获得房贷的差距”。

除了制造更多的不良贷款意外，美联储还督促银行在招聘决定中给予少数族裔更多的配额，而想必美联储也认为这些少数族裔的信贷员更倾向于给那些少数族裔的人群发放更多的不良贷款。

波士顿美联储声称这篇文章仅仅提供一个“借贷方面的方针”，但很明显对任何抵押贷款机构而言，若不能服从美联储的“方针”的话将会导致极为严重的金融惩罚。

一份有关报告特别着重指明这一点称：对于不能遵守《平等信用机会法》或规则 B 的，其个人或集体将承担实际及惩罚性赔偿的民事责任。个人将承担高达 1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而集体将承担高达 50 万美元或债权人净资产 1%的赔偿。

所有的抵押贷款机构——银行，独立抵押公司等等——都被告知他们需要特别注意“这些有关《平等信用机会法》（的规则 B），《公平住宅法案》，《住房按揭贷款信息披露法》（的规则 C），以及《社区再投资法案》”等法律和规章制度。一个“尽责的[银行]董事会会承认与不合规相关的潜在责任”。美联储指示抵押贷款机构在他们遇到“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借款人”的时候，忽略传统的信誉评定标准。

传统的贷款标准包括类似收入证明一类的“任意或不合理的信誉评定”。但当贷款机构为了“迎合城市低收入非典型借款人的经济状况”时，他们被要求对这些借款人采取“特殊的标准”。比如，传统的贷款标准会考虑类似年龄，房屋地点，房屋状况等要素，但按照美联储的观点，贷款机构在标准面对少数族裔和低收入人群的时候应该废除这些标准。美联储指示贷款机构在面对这些特殊人群时，应该忽视传统的针对月收入所制定的抵押还款率。

但不必担心，美联储承诺将通过房利美和房地美来从银行手中购入贷款，之后将贷款卖入“二级市场”来捆绑这些抵押贷款及将贷款变成证券的手段，来清除银行由于大量给无资格借款人发放不良贷款所带来的风险。当然，美联储同时也指示抵押贷款机构，当遇到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借款人时，忽视他们“缺乏信用历史”的现象。

美联储称，（对这些人而言）“成功参与过信用咨询”便可足够代替真实信用历史了。对于“普通”的借款人而言，找不诚实的房地产评估师做假评估报告是将会导致刑事处罚。但对于美联储的大爷们——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借款人而言却并非如此。

若一位次贷借款人在房地产鉴定上遇到问题导致无法获得贷款的话，美联储将会很乐意帮他们去找“另一位有经验的评估师”，他很可能会帮助这些次贷借款人在评估意见书上造假。打着提高置业率的旗号逼迫抵押贷款机构发出数十亿美元不良贷款的行为，埋下了银行业危机的种子，而政府为了避免危机爆发，试图采取“证券化”的伎俩。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伊始，国会命令房利美和房地美从抵押贷款机构手中购入《社区再投资法案》的贷款，将其打包在一起以“证券”的形式卖给所谓的二级市场。

2007 年 3 月 30 日，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一场题为“社区再投资法案：发展与新挑战”的演说中吹嘘这种充满小聪明及道德优越感的政策。根据伯南克的说辞，这篇演说是政府庆祝《社区再投资法案》通过三十周年的一部分。

如同贷款流入二级市场般，将经济适用房贷款证券化的行为愈来愈多。这一现象部分来讲是 1992 年一份要求政府资助的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在达到经济适用房目标上付出更大努力的法律的结果。除了伯南克在演说中所提到的 1992 年的法律以外，1994 年的《里格尔-尼尔州际银行和分行效率法》进一步放松了银行合并的监管门槛，从而增强了诸如 ACORN 一类的极左派“社区组织”的影响力和金钱。

就像伯南克所解释道的那样：“许多游说组织基于《社区再投资法案》来凭借公开征求意见的过程，对各大银行做出反击。”换句话来讲，《社区再投资法案》从一开始就鼓励的这种“合法化诈骗行为”开始了进一步扩张。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伯南克称“很多银行开始因此将更多的资源花费在《社区再投资法案》的工程中。”

这还并非全部。1995 年，美国财政部决定，政府应通过纳税人支付的数十亿美元的税款，利用可以直接贷款给次贷借款人的“社区发展金融机构”，来直接介入无资格借款人的不良贷款业务。

同时，政府与美联储及其执行机构开始对银行施压，要求他们对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借款人不使用诸如存款数额、信用历史、收入验证、及相对于月收入的贷款额度的传统的贷款资格标准。到 2003 年，一家名为全国银行（Countrywide Bank）的金融机构，因为发放了大量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贷款——超过 6 千亿美元——而被房利美授予特殊奖项，使其在舆论中成为了其他银行的楷模。但因为发放了大量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贷款，全国银行之后很快就破产了。

（谢选骏指出：我在2008年写道，美国政府正在推行社会主义政策，共和党已经变成了共产党——如今看来，所言非虚也。）

【第五部分 工人与工会】

【第三十七章 政府雇员工会的政治经济学】

美国许多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似乎一直处于财政危机的状态，它们的政客在不断计划提高隐性（和不那么隐性）的税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的大部分所谓“服务”，都是通过有工会组织的政府垄断机构来提供的。和私营部门的工会相比，政府雇员工会的权力要大得多，因为他们的工作单位大多是垄断机构。比如，杂货店的雇员罢工让杂货店或连锁店关门的时候，顾客可以去其他地方买东西，且杂货店的管理者完全可以雇用替代的工人。

相反，当一个城市的教师工会或垃圾车司机工会罢工时，只要罢工还在进行，就不会有人教书或收垃圾。这给了政府工会极大的权力去讨价还价，因为民选官员必须应付选民对没人教书或收垃圾的强烈投诉，只好迅速满足工会的需求。

此外，公立学校的教师经常在只工作了两三年的时候拿到终生教职，而且，公务员的规章制度也让雇用替代人员的成本极其高昂——如果还可以雇人来替代的话。因此，在政府官僚罢工的时候，他们有能力无限期地关闭他们所在的整个部门。这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开支近十年来疯狂上涨的主要原因。

几十年来，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政府在公立学校的每个学生身上花钱越多，学生的表现就会更差。相似的结果在政府的其他地方普遍存在。

就像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写过的那样，政府官僚——特别是加入工会的官僚——就像经济上的黑洞，在这里增加“投入”（即花在政府工程上的钱）会减少“产出”（即学生表现、贫困等）。花在公立学校上的钱越多，学生们受到的教育就越少。花在福利制度上的钱越多，贫穷就越普遍，等等。这与自由市场中的正常经济生活是恰恰相反的，在自由市场里，增加投入会让产出和服务更多、更好，而不是更少。在政府里不存在（用利润）奖励改进产品和削减成本，同时（用损失）惩罚成本过高和产品或服务质量下降的市场反馈机制，因为在政府中不存在会计意义上的利润和损失。

事实上，在政府里激励是反的：政府官僚的表现越糟糕，在用“糟糕的表现不是自身的原因，而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钱”来作为借口之后，他们得到的钱会越多。经济学文献中有许多研究显示，相比同等教育水平的私营部门同行，政府官僚的工资和福利更高。政府雇员工会的庞大权力，有效地把征税的权力从选民那里转移到了工会手里，而这因此显然是不民主的。

因为政府雇员工会可以轻易地迫使民选官员提高税率来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是工会而非选民在控制税率。

他们是这种特殊的无代表的纳税41（并不是说有代表的纳税就好一点了）的受益者。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州会有法律禁止政府雇员工会罢工。政客们受制于政府雇员工会的政治束缚：如果政客们对工会的工资要求低头，并加税来为他们的要求提供资金，这些政客在下次选举中被愤怒的纳税人踢出局的概率就会增加。

长期以来，“解决”这一两难问题的手段一直是给政府雇员工会稍稍增加工资，但给他们不菲的养老金。这使得政客们可以在迎合工会的同时，把成本推给未来，在自己高升或从政界退休很久之后。政府雇员工会的首要利益甚至不是工会成员的福利，而是工会自身作为一个组织的福利。工会的头头们主要是根据自身的利益来运作工会。因此，他们会把公务员的规章制度当做工具，来保护每一个政府官僚的职位——无论这些人有多么无能或失职。

对工会的头头们来说，政府官僚减少意味着会费降低，以及获得丰厚的薪酬和福利的可能性降低。这就是为什么当政府试图解雇雇员，甚至是解雇那些有犯罪行为的雇员的时候，政府雇员工会经常发起诉讼（或威胁）。

41 “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是一句著名口号，起源于 18 世纪 50 年代和 18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此口号概述了殖民地人民的不满，这也是美国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译者注

比如，解雇一名不称职的公立学校教师要花上数月或数年之久的法律纷争。政客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明白，更方便的策略是用薪水更高的管理职位来奖励这些无能的雇员，他们会欣然接受这些职位。这解决了抱怨孩子的数学老师不会数学的家长的问题，同时也消除了工会起诉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公立学校的管理层都是自命不凡的官僚主义怪物，这些教师不会教书，反而被授予了“管理”整个学校系统的职责。

没有私立学校能在这种有悖常理的体制下存活下来。政府雇员工会也是“额外雇工”的拥护者——这种由来已久的工会手法会迫使雇主雇用超过所需数量的员工。如果这发生在私营部门，由于竞争，更高的工资成本会让公司利润下降，或者导致其破产。

在政府垄断机构里不存在这种事。对政客和官僚们来说，额外雇工是一种“双赢”行为，但对纳税人来说，这却是一种掠夺的来源。工会甚至能收到更多的会费，而政客们也可以通过分发更多的优惠职位来获得功劳。纳税人们却得到了更高的缴税单。每个政府雇员工会都是一台政治机器，它为了更高的税率、增加政府开支，更多的额外雇工和更多的养老金曾诺而不断进行游说，同时把那些犹豫不定的纳税人妖魔化成对孩子、老人、寡妇、孤儿和穷人等毫不在意的敌人。

这是弗里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Bastiat）在他的名著《论法律》（The Law）中写过的老式社会主义伎俩。比如，工会不会把学校私有化的倡导者描绘成对一个失败体制的正当批评者，而是会把他们描绘成憎恨孩子的人。他们不会把福利国家的批评者当成担心福利国家摧毁工作积极性并削弱家庭的人，而是会把他们当成仇视穷人的人。

工会化、政府经营的垄断机构把美国人变成了奴仆而非政府的主人。年复一年，政府花了越来越多的钱，提供的“服务”却一年比一年劣质。它们是社会主义失败的典型范例，应该被废除。它们提供的任何具有真正需求的服务，都可以由私营、竞争性的市场以更好的质量和更低的成本来提供。

（谢选骏指出：英国从清朝学习的文官制度导致殖民主义的衰落；美国从英国学来的官僚主义导致大众社会的沉沦。）

【第三十八章 工会与生俱来的暴力】

想象一下，开一家生意兴隆、获利颇丰的咖啡店。然后想象一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生意的咖啡店出现了，开始以更低的价格与你竞争客户。你试着用这些手段作为回应：谋杀竞争对手，用刀、棒球棍、大棒子和拳头攻击他们和他们的员工，破坏他们的车辆和工作场所，对他们的建筑纵火，给他们的咖啡里投放老鼠药，或当他们离开咖啡店的时候朝他们扔石头，甚至用炸药炸毁他们的建筑。这些做法会被当成和平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么？很明显不会；上述这些行为纯粹是谋财害命和犯罪行为。它们也是美国工会运动所固有的定义性特征。

只要基本理解初级劳动经济学和工会主义的历史，就能解释为什么暴力一直是私营部门工会的固有特征了。在历史上，要把工资提高到高于个体劳资双方竞争出来的水平，工会的主要“武器”一直是罢工或罢工的威胁。但是，为了让罢工有效，为了让工会变得对工人重要，就必须采取某种形式的暴力和胁迫来让竞争的替代工人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

就像美国劳动部前首席经济学家摩根·雷诺兹（Morgan Reynolds）博士在他《权力与特权：美国工会》（Power and Privilege: Labor Unions in America）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工会的问题是十分显而易见的：有组织的罢工者们，为了迫使他们的工资和工作环境提高到超出自由市场的水平，必须关闭企业，并且对所有人——那些不合作的工人和工会成员、幻想破灭的前罢工者和雇主——关闭市场。如果公然抗拒罢工者的人太多……那么工会成员就常常会采取暴力手段。

除非工会成员可以阻止雇主在劳资双方都满意的情况下雇用那些愿意工作的人……否则工会成员们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实施没有竞争力的工资率的。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工会必然十分活跃地干涉劳工市场的贸易自由。因此，罢工——和总体而言的工会——代表着参加工会的工人和没参加工会的工人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劳工和管理层”之间的冲突。根据雷诺兹，工会对那些非工会的工人（被描述成“工贼”和“叛徒”）所采取的传统策略包括：群众纠察、辱骂、威胁、朝他们扔石头和水瓶、追车、骚扰电话、人身攻击、破坏财产，甚至是谋杀。

实际上，工会的暴力行为比雷诺兹对其的描述还恶劣得多。1983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工业研究机构出版了一本 540 页厚的书，本书名叫《工会暴力：法院，议会与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的记录与反馈》，作者是小阿尔芒·J. 西伯勒特（Armand J.Thieblot, Jr.）教授和托马斯·R. 哈格德（Thomas R. Haggard）教授。

这本书提到，雇主也会在处理劳动纠纷时采取暴力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会就对了。有一些书是关于雇主暴力的；而西伯勒特和哈格德用文件证明了，工会暴力行为就像雷诺兹所说的，是工会所固有的。在调查了数十年来的报纸报道和司法记录之后，两位作者写道，工会暴力充满了谋杀、意图致死的攻击、破坏财产，纵火，蓄意破坏，蓄意伤害、枪击、刺杀、殴打、丢石头、炸药破坏、恐吓和威胁——总之，在身体上、言语上和心理上的各种虐待。

在工会是暴力和财产破坏的肇事者时，警察和司法系统常常网开一面。他们这么做是因为警察自己也是参加工会的，并且他们会认为罢工的工人是他们的“工会弟兄”。而司法系统在处理工会暴力时就和他们处理其他事情一样低效和腐败。西伯勒特和哈格德解释了为什么暴力和强迫行为是工会主义的固有特征：它们被用作了一种组织工具；它们被来产生对工会要求的恐惧和服从；它们被当成讨价还价的策略；它们被用作吸引注意力的工具，人们希望它们能产生压力来达成他们想要的协议；它们被用作维持罢工的执行机制；它们被用来警告那些考虑与非工会同伴签署雇用合同的雇主；它们被用作一种防止罢工期间非工会雇员工作的手段；它们还被当成一种产生普遍恐慌的手段，就像犯罪团伙为了消除任何潜在竞争者一样。

西伯勒特和哈戈德调查了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的近百个案例，以及数千起几十年间有关工会暴力司法记录和报纸报道，结论是“从这些例子来看，暴力似乎是劳动关系和集体谈判过程中的固有部分，或者说至少对暴力的使用非常广泛。数据库里的 2598 起案例涉及到 131 家不同的工会。”他们进一步总结道，暴力的全部意图是“通过公然的、常常不受惩罚的暴力和胁迫来达成工会的各种目标。”

（谢选骏指出：美国的工会暴力，接近中国的政府暴力——两者的共同基础都是“社会主义”。）

【第三十九章 工会主义的错误意识形态基础】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其著作《人的行动》中写到，劳动工会主义以及根据它制定的政府劳动政策，其主要意识形态基础包含了雇主对工人“有更大的议价能力”这样的错误观念。在劳工市场中，企业家之间的竞争确保了工人的报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是紧密相关的。更准确而言，报酬取决于其“边际收益产品”，它等于边际物质产品（marginal revenue product）——工人在一段给定时间内生产了多少商品或服务——乘以消费者为这些物品所支付的最终价格。

如果工人的边际生产力提高，他们会因此变得对雇主更有价值。而边际生产力提高是由雇主的资本投资（这让劳动更有生产力并因此变得更有价值）、技术进步（通常是雇主投资研发的结果）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各种教育、培训、经验和学习的结果）造成的。如果消费者需求强劲，提高了工人们生产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他们也变得对雇主更有价值。这也会增加他们的边际收益产品，因为对劳动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来自消费者对劳动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在竞争的资本主义劳动市场里，如果雇主想要剥削他的部分或全部雇员，他只能为他的对手制造盈利机会，从而损害他自己的公司。假如一个雇员的边际收益产品是每周 500 美元，但他每周只能挣到 200 美元，其他参与竞争的企业家就会用 300 美元、400 美元或更高的价格来雇用他，因为这样做他们仍然能够盈利。就像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所写道的那样：“于是，将会有些想利用现行工资率与劳动边际生产力之间的差距而谋利的人出来活动。他们对劳动的需求将使工资率达到由劳动边际生产力所限定的高度。”

即使一些雇主的确在通过支付给雇员比边际收益产品更低的工资来剥削他们，现在也尚不清楚雇主是主要的受益者（如果雇主会受益的话）。

产品的市场竞争可能会迫使他们把省下来的这些成本转移给消费者来压低产品价格，最终通过提高工薪族的实际工资来让他们受益。要剥削工人，可以想象的唯一方法是出现一个雇主的普遍卡特尔，这个卡特尔经营着一个牢靠的卡特尔，各位卡特尔成员无法作弊，所有雇主都同意只支付剥削性的工资。这种场景——普遍的剥削工人——的唯一已知案例，就是国家作为垄断雇主的社会主义。

在资本主义下这不曾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发生，原因是总所周知卡特尔成员们总是会互相欺骗。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写道：“我们曾经论证，在自由市场经济里面的任何地方、任何时期，绝不会发现这样的卡特尔存在。”“资本家有更大的议价能力”这一谎言的支持者，也同意“劳动”是同质的这一谬论。

米塞斯也解释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在劳动市场买卖的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是提供某些特定劳务的特定劳动。每个企业家是在寻找适于完成他计划中的特定工作的那些工人。他必须把这样的专门人才从他们当时的工作部门拉出来。

要达成这个目的，唯一的方法是给他们较高的工资。一个企业家所计划的每个创新……都要雇用当时已在别处受雇了的工人。实际上，与“更大的议价能力”这一断言截然相反的是，工会代表经常伤害工人们。一方面，工会只能造福它们的部分会员——那些没有被高于市场的工会工资水平挤出市场的工人。其他工会成员，通常是那些工作经验最少、资历最浅的人，将会失去他们的工作。当他们在其他包含非工会劳动力的领域寻找工作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尽量压低自己的工资。一般来说，工会工人的利益几乎都建立在非工会工人的损失之上。工会化的一般后果是降低工资的分散程度，因为付给那些最具生产力的工人的工资被拖向了中间值，而生产力最低的工人的工资被推向了超过其边际生产力的水平。工会化因此在惩罚那些最努力的、最雄心勃勃的工人，同时补贴那些生产力更低、毫无斗志的工人。这是雇主有时会大力避免工会化的许多原因之一：奖励平庸而惩罚优秀的工作表现是企业失败的秘诀。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国家其实都是失败的企业。）

【第四十章 是市场而非工会】

让我们的工作变得轻松而安全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人的行动》里写道，在他的时代，工会一直是反资本主义宣传的首要来源。一张保险杠上的贴纸让笔者想到了这一点，这张纸上写着：“工会运动：给你带来周末的人。”实际上，在工会开始为最大工作时间立法游说之前，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就一直在减少了。是资本主义而非工会主义让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从 1870 年的 61 小时减半到今天的 35 小时左右（根据美国劳动部）。就像米塞斯所解释的：“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每人平均投资额有个稳定增加的趋势。……因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工资率以及工人的生活水准，趋向于继续上升。”当然，只有在私有财产、自由市场、企业家精神和经济自由盛行的资本主义经济里，这才是正确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主要是因为承担企业家风险和投资所带来的收益、技术进步和受到更好教育的劳动力（并不是因为逐步拉低美国人水平的公立学校）。工会一如既往地把这一切归功于自己，同时追求那些试图阻碍资本主义制度的政策，这些制度正是其自身繁荣和存在的原因。更短的工作时间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发明，因为随着资本投资导致工人的边际生产力随时间增加，生产同样产出所需的工人变少了。

或者说，同样的付出将生产更多的产品。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时代里，雇主将通过为最佳雇员提供更高的工资和更短的工作时间来争取他们。那些不提供更短工作时间的雇主要么在竞争的压力下提供更高的补偿工资，要么在劳动力市场里变得没有竞争力。资本主义竞争也是导致童工减少，或（在一些社会里）完全消失的首要原因。年轻人原本是因为自身和家庭的生存问题而离开农场到艰苦的工厂工作。但是，随着工人们拿到更高的工资——感谢资本投资和随后的生产力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有条件把孩子留在家里让他们上学。

工会支持的禁止童工立法，是在童工已经开始减少之后才出现的。此外，促进设立童工法的动机常常是工会想把不属于工会组织的年轻工人们踢出就业市场，而不是“保护”他们。在今天的某些第三世界国家里，童工的替代选项是行乞、犯罪、卖淫或挨饿和无家可归。工会提倡童工法，同时假装是为了儿童的幸福，没什么东西比这更伪善了。他们的动机是以年轻、不属于工会的工人为代价，让工会的劳动垄断劳工力市场。各个工会也吹嘘自己在过去三十年里，通过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支持了安全监管。

美国人的工作环境的确比上个世纪更安全，但这也是因为资本主义竞争的力量，而非工会所激发的立法或监管。对雇主而言，一个不安全或危险的工作环境是代价高昂的，因为他们必须支付更高的补偿差额（即更高的工资）来吸引工人。因此，雇主有强烈的经济动机去提高工作环境的安全，在工资经常占总成本的主要部分的制造业更是如此。

此外，雇主也必须承担损失工时、训练新雇员和政府规定的工伤赔偿的成本。更不用提昂贵诉讼的威胁了。对技术的投资，从有空调的农用拖拉机到在汽车厂中使用机器人，也都让工作环境变得更加安全。工会反对了多项这样的提高安全的技术，理由是它们会“消灭工作”。

工会一直在游说加强对企业（即对资本）的监管和征税的前线上。监管和征税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降低资本投资的回报率，把管理者的注意力从管理转移到填写政府文书工作上，因此，导致所有人——包括工会成员——在经济上都变得更糟。也就是说，除了因这种监管而获利的政府官僚之外的所有人。工会所支持的对企业的监管和征税导致生产力提高变慢，这导致经济产出的增长率降低，反过来造成许多行业的价格变得比本来应该的价格高。所有这一切都会通过减少“工人们”（这些工会宣称要“代表”的人）的真实工资来伤害他们。反资本家的宣传也是反工人的宣传。

（谢选骏指出：社会主义残忍，资本主义冷酷——没有一个主义是好的，因为人性败坏了。）

【第四十一章 工会针对沃尔玛员工的阴谋】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无数大学生（和其他人）开始相信沃尔玛是一家邪恶的企业，正派人不应该与其做生意。演讲嘉宾们出现在全美各大校园，谴责沃尔玛对穷人和工薪阶层所谓的压榨。它是工会所组织的主要针对非工会沃尔玛雇员的抹黑运动的一部分。它也是一次施压沃尔玛加入工会，或者将其作为高价工会商店的低价竞争对手一举摧毁的尝试的一部分。

看起来永不停歇的反沃尔玛宣传运动，在对工会的学术文献中被称为“全体运动”（corporate campaign）。现在，工会已经几乎不再组织罢工，因为罢工的工人们可以轻易地被其他工人所取代。所谓的“全体运动”取代罢工成为了工会的可选武器。全体运动有几大原因。

第一，它们是一种不涉及工人的劳动力工会化方式，因为工人可能会不希望被工会化。这种想法是用所有可能的方式来增加公司的成本，并用负面宣传（把公司描绘成某种犯罪团伙）来吓跑它的顾客。一种策略是向监管者发出数千起对公司的投诉，监管者肯定就会调查这些投诉，让公司花掉巨额的法律费用。工会也会发布关于该公司遭到大量投诉的新闻稿，却绝对不会提到它——工会——就是这些故意投诉的源头！如果名声足够糟糕，一个公司会损失很大一部分顾客。在 20 世纪 90 年代，针对另一家非工会连锁超市雄狮食品（Food Lion）的全体运动导致这家连锁超市关闭了数十家分店。

在顾客们发现食品与商业工人联合会（UFCW）对雄狮食品的诽谤不实的时候，雄狮食品的分店也随之重新开业了。

在马里兰州，食品与商业工人联合会对沃尔玛的妖魔化使得州议会有了足够的“借口”来通过一份法律迫使沃尔玛——而不是在州内运营的其他企业——提高其为员工提供的医保额度。全体运动（就像针对沃尔玛发起的这次）的终极目标，是在甚至没有雇员参与的情况下让公司签署工会的合同，这个过程被研究工会的学者称为“按钮工会主义”。

食品与商业工人联合会充当针对沃尔玛的全体运动的先锋，是因为沃尔玛的杂货价格比所有工会化杂货店都低得多。食品与商业工人联合会所面临的“问题”是越来越的顾客选择去沃尔玛购物，杂货业的就业也将从高价的工会连锁店转移到非工会的沃尔玛，导致工会损失会员和（最重要的）工会会费收入——这是工会头领昂贵的工资和额外收入所必需的。

（谢选骏指出：“行业工会”就是“封建把头”。）

【第四十二章 “血汗工厂”是如何帮助穷人的】

关于资本主义，一个最古老的神话是这样一个印象：工厂为穷人提供更高的工资，吸引他们告别街头（和乞讨、偷窃、卖淫或更糟糕的生活），或是抛弃辛劳繁重的农活，不知何故却让他们更加贫困并且剥削他们。这些人为了“仅能糊口的工资”，工作在被称之为“血汗工厂”的地方。这种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主张是 19 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们提出来的，今天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坚持这种看法——这些人大多从未亲自干过任何体力活，没在工作的时候流过一滴汗。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中，工会的贪婪和自私表露无遗：如果不以某种方式禁止来自非工会劳动力的竞争，工会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工会开始谴责那些没加入工会的工厂是“血汗工厂”。美国的各家工会对第三世界国家穷人的困境没有一丁点关心。它们关心的是各自工会组织的财政状况。如果工会的企图得逞，那么第三世界里那些在美国公司经营的“血汗工厂”里工作的工人，将会失去工作，沦落到靠乞讨、偷窃维生或更糟糕的地步。工会在全美各大学校园成功煽动起“反血汗工厂”的运动、研讨会和抗议，而这就是它们所自我标榜的“道德高地”。经济学家本·鲍威尔（Ben Powell）和大卫·斯卡贝克（David Skarbek）2007 年在《劳工研究期刊》（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上发表一篇论文，这篇文章调查了 11 个第三世界国家里的“血汗工厂”，揭露了反血汗工厂运动的欺骗性本质。在 11 个国家的 9 个当中，位于那里的外国“血汗工厂”工资高于平均水平。在洪都拉斯，近一半劳动人口每天靠 2 美元维持生活，而“血汗工厂”的日薪是这个数字的六倍——13.10 美元。根据鲍威尔和斯卡贝克，在柬埔寨、海地、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血汗工厂”的工资至少是全国平均工资的 2 倍以上。从来都不是洪都拉斯这样的国家的工人在抱怨非工会工厂的存在——这样的工厂让他们的收入立即翻了 5 倍。由于有更多（和更便宜）的消费品在这些国家销售，人们作为顾客和工人都会受益于这样的状况。这种资本投资远远好过另一种选项——“外国援助”。所谓的外国援助总是政府之间的资金转移，这让受援助国的政府——甚至是那些腐败和专制的政府——有了更大的权力。基于市场的资本投入总是会比政治化的资本再分配好得多。

对第三世界的外国投资，也有潜力向那些原本缺乏商业知识的国家转移商业知识。外国投资转移的不仅仅是技术，也是有关商业实践的知识和整个资本主义与创造财富的文化。离开这些东西，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应对贫困上取得进步。外资工厂在穷国的存在，创造了经济学家所说的“集聚经济”。工厂的建立会使得各种各样的公司在工厂附近萌芽，它们为工厂本身充当原料供应商，以及为工厂的雇员提供服务（比如餐馆等）。因此，被创造出来的不仅仅是工厂的岗位。对穷国的成功投资，也会向其他潜在投资者发出信号，表明这里投资环境稳定，进一步带来更多的投资、就业，和更大的繁荣。外国投资者对穷国的的资本投入，也会通过提高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来让工资上涨。阻碍这样的投资是反血汗工厂运动的目标，只会适得其反，造成工资增长的停滞或萎缩。在第三世界存在“血汗工厂”的最大好处，是它们削弱了美国工会的权力。除了极少数例外，工会一直是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急先锋，也是越来越令人窒息的政府干预主义的支持者。因此，工会越弱，美国工人的处境也会越好。作为一个普通人，支持第三世界穷人的最好方法，就是多多购买设立在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所生产的产品。

（谢选骏指出：工会是工人贵族，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工人贵族不是工人，无产阶级先锋队不是无产阶级。）

【第六部分 关于市场的真相与谎言】

【第四十三章 关于“强盗大亨”的真相】

19 世纪末常被称为“强盗大亨”的时代。把这个贬义词和约翰·D. 洛克菲勒、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这样的人物，以及格伦威尔·道奇、利兰·斯坦福、亨利·威拉德、詹姆斯·J. 希尔等 19 世纪铁路经营者联系起来，是各种历史书的一大主题。

对研究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这些企业家在光天化日之下行窃，以顾客为代价让自己发财。

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贪婪、剥削的资本家形象，但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歪曲。虽然“强盗大亨”这个说法非常常见，但大多数使用这个术语的人都没有搞清资本主义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并且，没有做出这个重要的区分——区分可以被称为市场企业家和政治企业家的两种人。一个纯粹的市场企业家（或资本家）通过在自由市场中销售更新、更好和/或更便宜的产品来获得财务上的成功，而不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政府补贴。他作为资本家的成功关键，在于他取悦顾客的能力，因为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最终在经济上发号施令的是顾客。

相反，一个政治企业家的成功主要靠影响政府补贴他的企业或工厂，或者靠立法和监管来损害他的竞争对手。美国经济总是包含着市场企业家和政治企业家的混合——自力更生的人与政治同谋者和操纵者同在。

有时，在人生的一个时刻通过市场企业家精神获得成功的人会在人生的另一个时刻蜕变成政治企业家。市场企业家精神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志，而政治企业家精神不是。

后者利用国家的强制权力来掠夺顾客和竞争对手。它是“重商主义”——亚当·斯密在他 1776 年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42中批判的政治制度类型——的一种形式。修铁路对被修铁路许多商业史学家假定，离开政府的补贴，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将永远无法建成。这种理论声称，自由市场将无法提供足够的资本。

这种理论的证据是在美国内战多年后建成的太平洋联合铁路和太平洋中央铁路，每一英里都以低息贷款和大规模土地补助金的形式从联邦政府那里收到补贴。但这里并不需要因果关系：修建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并不需要补贴。

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正如 19 世纪初许多道路和运河都是私人出资的，一位名叫詹姆斯·J. 希尔的市场企业家修建了自筹资金的洲际铁路——大北方铁路。

在没有任何政府补贴，甚至没有公共土地通行权的情况下，希尔修好了大北方铁路，他对此非常自豪。他花钱为自己的铁路买下了通行权，连印第安土地的通行权都买下来了。

42 即《国富论》——译者注

希尔强烈反对把政府优惠授予他的竞争者。在《詹姆斯·J. 希尔与西北的通路》（James J. Hill and the Opening of the Northwest）中，传记作者阿波罗·马丁（Albro Martin）引用了希尔的话：“除了大量的土地补贴之外，政府也不应该为了让那些公司能与不靠公共财政补助的公司开展业务竞争而为它们提供资金。”詹姆斯·J. 希尔不是“大亨”或贵族。

他的父亲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去世，他因而辍学去杂货店打工，并用每个月四美元的收入来帮助他的寡母和兄弟姐妹。年轻的时候，他在农场、航运、轮船、皮毛贸易和铁路公司工作过。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学会了经商之道，存下了资金并最终成为了他自己企业的投资者和管理者。

在政府资助的北太平洋铁路搞垮了明尼苏达铁路之后，希尔和他的几位合伙人收购了破产的明尼苏达铁路，从而投身了铁路行业。银行家杰·库克（Jay Cooke）在美国内战时期是美国政府的一个主要资助者，北太平洋铁路原本是政府回报他的“奖赏”。但库克和他的北太平洋铁路同事们却鲁莽地修铁路；由于政府的补贴和赠地是以铁路里程为基准的，所以库克和他的同伙们就有了尽快修路的财务动机，这只会鼓励草草完工。

结果，北太平洋铁路在 1873年破产。根据《詹姆斯·J. 希尔：西北的帝国建造者》（James J.Hill: Empire Builder of the Northwest）的作者、历史学家迈克尔·马龙（Michael Malone），在铁路建设所在的明尼苏达和达科他，人们认为库克和他的同伙“往好了说是一帮游民，往坏了说是一群小偷”。

希尔和他的合伙人们花了五年时间，买下了铁路（圣保罗、明尼阿波利斯和马尼托巴），这段铁路成为了他最终一路修到太平洋的铁路的核心。希尔看不起库克和北太平洋铁路的不正当买卖和腐败，他很快就展现了他在铁路建设上的天才。在希尔的掌管下，工人们铺轨的速度是北太平洋铁路工人的两倍，并且，即便以这样的速度，他还是修出了让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品质最高的线路。

希尔小心谨慎地降低成本，而他的成本削减以更低费率的形式传递给了他的消费者。希尔明白，农场主、矿工、木材商和光顾他铁路的其他人将与他荣辱与共。他的座右铭是“要富一起富，要穷一起穷”。为了践行这一哲学，希尔鼓励他的铁路沿线的农民尽可能进行多样化种植，教育他们依赖单一农作物经济风险。他为遭受干旱和欠收的农民免费提供谷种甚至家畜。

如果移民承诺在他的铁路附近耕种，他只收 10 美元就肯把他们运到大平原；他还捐赠土地给各个城镇用于公园、学校和教会。

希尔的费率一年年逐渐降低，而在农场主们开始抱怨在铁路沿线缺少存储谷物的空间时，希尔让他公司的管理者们修建了更大的谷仓。伯顿·福尔瑟姆（Burton Folsom）在《企业家对国家》（Entrepreneurs versus the State）里写道，希尔拒绝参与和其他铁路主一起固定价格的商业阴谋，并且揭示了 “价格屠夫和这种联合协议破坏者的作用”。福尔瑟姆这样描述了希尔对追求卓越的强迫症：希尔痴迷于尽可能短的路线、尽可能低的坡度和尽可能少的转弯。

1889 年，希尔通过找到传奇的玛丽亚斯山口征服了落基山脉。刘易斯与克拉克在 1805 年描述了一个穿过落基山脉的低位山口；但后来似乎没有人知道它是否真的存在，或者，如果它确实存在，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希尔非常追求最佳的坡度，所以他雇了一个人用数月的时间在蒙大拿西部找这个传奇的山口。他确实找到了这个山口，欣喜若狂的希尔把他的铁路线路缩短了几乎一百英里。

由于这样的行为，历史学家迈克尔·马龙写道，大北方铁路是“世界所有主要铁路中建造最佳且盈利最多的一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政府补贴的洲际铁路是一场腐败和低效的狂欢。对每一英里轨道，政府都会给它设立的太平洋联合铁路和太平洋中央铁路政府赠地和低于市场利率的贴息贷款，在平地上修建的轨道是每英里 16000 美元；丘陵上是每英里 32000 美元；山区里是 48000 美元。

结果，太平洋联合铁路和太平洋中央铁路建造了大量曲折和迂回的铁路来侵吞更多的补贴。根据伯顿·福尔瑟姆，两家公司重视建设速度而非工艺，并且经常使用最便宜的建筑材料。福尔瑟姆写道，它们是如此腐败和低效，以至于在几尺高的冰雪上铺架轨道，“在春天这些线路理所当然要重修。”太平洋联合铁路和太平洋中央铁路的管理层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去思考如何降低成本、缩短路线，并促进铁路沿线的经济繁荣，相反，他们更喜欢在车厢里用华而不实的大餐宴请政客和官僚，并常常在饭后从车上猎杀水牛。

作为赞成补贴的条件，许多国会议员要求把单独的铁路线路修到他们的选区，导致太平洋联合铁路和太平洋中央铁路的路线图看起来像一碗意大利面。

此外，由于政府对企业的任何补贴都常常伴随着监管，离开美国国会的直接干预，太平洋联合铁路和太平洋中央铁路的管理者几乎无法做出任何重大商业决定。

结果是恶劣的经济低效、腐败和破产。希尔在几十年里继续降低费率，并擅长为他最大的顾客提供大量的折扣。低效、政府补贴的铁路为此非常恨他，因为希尔的降价暴露了他们的低效和无能。

政府用 1887 年的《州际商业法》报复了希尔的降价，这份法案禁止了像大量折扣这样的“价格歧视”，随后是 1906 年的《赫本法案》，这份法案使对不同顾客收取不同费用的行为变得非法。他们禁止了降价，换句话说，就是强迫所有人都付同样的高价。因为希尔和他的顾客是大北方铁路减价的最大受益者，所以他们是新立法的最大损失者。

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铁路业的自由市场里，并不存在所谓的“抢劫”。真正的恶棍是受政府补贴的铁路公司的经营者，以及他们在国会和政府行政机构里的政治庇护人。

（谢选骏指出：政商勾结就是马克思理想的“政治经济学”。）

【第四十四章 关于《薛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真相】

一个古老的经济学神话是：在 19 世纪末——一个价格通缩数十年的时期——美国工业的垄断十分猖獗。就像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在他的《反垄断经济》（Antitrust Economics）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据说当时“卡特尔化猖獗”。

根据“主流”观点（但不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这种“猖獗的”垄断，和所有形式的垄断一样，都会导致产量减少和随之而来的更高价格。

据说消费者成了垄断横行的自由市场的牺牲品。这种神话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为了公共利益，联邦政府介入其中，且通过实施 1890 年的《薛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相当英勇地从贪婪的资本家手中拯救了美国消费者。因此，反托拉斯法据说是一种符合“公共利息”的法律，以应对作为一种“市场失灵”的垄断。但这些故事的每一句话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在一篇发表在 1984 年 6 月《法律与经济国际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上的文章里，笔者表明了美国工业在 19 世纪末期的实际上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且《薛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真实意图是扼杀而非保护竞争。在 19 世纪 80 年代，参议员约翰·薛尔曼（威廉·特库姆塞·薛尔曼将军的弟弟）和他的国会同僚们开始指责各行各业的“限制交易”和对其产品收取垄断价格的行为。

实质上，《薛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禁止了“限制交易的阴谋”。整个第 51 届国会的《议事记录》上全是这样的指责。这些行业包括盐业、锌矿业、钢铁业、烟煤业、钢轨业、制糖业、铅矿业、烈酒生产业、纱线业、螺母与螺片生产业、蓖麻油业、棉籽油业、皮革业、亚麻籽油业和火柴业。在 19 世纪 90 年代《薛尔曼法案》通过之前，这些行业全部被指控参与了“限制交易”或为了抬价而减产的阴谋。得益于《美国历史统计数据》（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这样的信息源，我们可以很稳妥地总结出这些指责全部子虚乌有。《薛尔曼反托拉斯法案》之前的十年是历史学家所说的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部分。

在此期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从 1880 年到 1890 年增长了 24%。美国经济的规模在这十年结束时增长了四分之一，这很难说是“猖獗的”减产和限制贸易的迹象。相反，那些被指控为垄断的行业，其（调节通货膨胀后的）产量数据在这一期间增加了 175%。

换句话说，这些被薛尔曼和其他人220指控为“限制贸易”的行业，其贸易额度增长比经济体中其他同样生机勃勃的行业快了七倍。在这些行业里，根本不存在所谓“贸易限制”的阴谋或其他手段。这些快速扩张却被滑稽地指控限制贸易的行业包括：钢铁业（258%），煤矿业（153%），钢轨业（142%）和石油业（79%）。在《薛尔曼反托拉斯法案》通过后的十年里，这种趋势也依然在持续：这些“垄断”行业继续以比其他产业更快的速度发展。

在物价方面，需要注意的是《薛尔曼法案》通过前的十年是一个价格通缩的时代，当时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从 1880 年到 1809 年下跌了 7%。在所谓的“垄断”行业里，物价下跌甚至更快。比如，钢轨的价格在此期间下跌了 53%；精制糖的价格从 1880 年的每磅 9 分钱下跌到了 1890 年的每磅 4.5 分。铅的价格在 1880 到 1890 年期间下跌了 12%；而锌的价格在此期间也下跌了 20%。

总的来说，历史证据表明，根据政府自己对于垄断的标准——限制贸易和哄抬价格——在《薛尔曼反托拉斯法案》通过之前的十年里，美国根本不存在垄断问题。那些不大成功的酸葡萄商业竞争者游说特殊利益团体，唆使政府干预主义威胁阻挠当时美国业界最有活力的公司非凡的生产扩张、新产品创造和降价策略。这正是《薛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真实意图。

《薛尔曼法案》的真正意图《薛尔曼法案》的一个功能是把公众的注意力从一个更确切的垄断权力源头，即政府自身——特别是由来已久的共和党贸易保护主义高关税——转移开。根据弗兰克·陶希格（Frank Taussig）的《美国关税史》（Tariff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在 1857 年——即将持续 50 多年的共和党霸权开始的前夕——平均关税是 15%。

在林肯当政的中期，平均关税接近 50%，在 1913 年采取联邦所得税以前，尽管略有浮动，关税税率一直保持在这个高的贸易保护主义范围。“反垄断的”《薛尔曼法案》并没有提及贸易保护主义关税会如何限制贸易，尽管至少从亚当·斯密在 1776 年出版《国富论》开始，贸易保护主义关税会减少贸易就已经是全世界的经济常识了。

在关于《薛尔曼法案》的国会辩论中，薛尔曼本人抱怨道，在前述行业里的增产和减价“托拉斯”们“破坏了被设计来保护……美国工业的关税系统”。想想吧。由于关税的整个意图是“保护”消费者免于低价，所以唯一可以“破坏”贸易保护主义关税系统的是更低的物价。关税对美国工业的“保护”是免于竞争。因此，《薛尔曼法案》天生就一直是一部反竞争的法律。比薛尔曼的话更糟糕的是这一事实：《薛尔曼法案》才被国会通过三个月，薛尔曼就赞助了被记者们称之为“竞选捐助者关税法案”的立法。这就是把平均关税税率从 38％提高到 49.5％的《麦金222莱关税法案》。

1890 年 10 月 1 日，《纽约时报》在社论中说道，“竞选捐助者关税法案现在正在总统那里等待签署……而受到优待的制造商即将开始享受这项立法——它们中许多企业都参与了影响其产品的关税税率的提议和制定。”这导致原本支持《薛尔曼法案》的《纽约时报》改变了它的立场。在同一篇社论中，《纽约时报》写道：“通过所谓的反托拉斯法是为了欺骗民众，并为制定这部……和关税有关的法律开路。推出这一法案是为了党报可以对关税敲诈和保护联合的反对者说，‘看吧！我们已经攻击托拉斯了。共和党是所有这些圈子的敌人。’”

换句话说，《薛尔曼法案》是一块政治遮羞布，它旨在愚弄民众，让他们相信为了贸易保护主义、中央银行和公司福利而创立的共和党，不知何故已经改变了其存在的根本目的，现在是一个自由主义、亲消费者的组织了。就像《纽约时报》在当时解释的那样，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经常说谎，因为不说谎就不能成为媒体大亨——著名记者和著名妓女，岂非异曲同工。）

【第四十五章 “自然”垄断的神话】

每个上过经济学原理课程的大学生都学过：从 20 世纪初开始，所谓的公用事业（电力、供水、天然气等）就已经是政府监管的垄断机构了，因为政府为了让美国人免于自由市场或“自然”垄断的不幸而介入了市场。故事是这样的：在那些有着巨大固定成本（比如修建一座发电厂的开支）的行业里，一旦工厂建成投产，服务每位顾客的成本将急剧减小。这被叫做“规模经济”。

据说这对 20 世纪初的所有公共事业都是成立的。据说的问题是，一家大公司可能会实现这种低成本（和低价），它就可以把所有其他的竞争者赶出市场，从而变成一种“自然”垄断。

这时候，它就会收取垄断性的高价。这种“市场失灵”理论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政府介入并故意创造出有牌照的“特许垄断”，从而“为了民众的利益”监管价格，这意味着价格会达到一个非垄断的水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种说法是对的。从来就没有任何朝着自由市场或“自然”垄断的方向演变。

公用事业的垄断都是政府一手创造出来的，为的是政府自己和它在电力、供水、天然气以及其他行业的盟友的利益。在《效率、竞争与公共政策》（Efficiency, Competition, andPublic Policy）一书中，经济学家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引用了经济学家伯顿·根林（Burton Gehling）的话：1887 年，纽约市创办了六家电力公司。

1907 年，芝加哥有 45家电力企业可以合法运营。在 1895 年之前，明尼苏达州杜鲁斯由五家电力公司供电，而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在 1906 年有四家……在 19 世纪晚期，竞争在这个国家的燃气业里是很普遍的。在 1884 年以前，有六家相互竞争的公司在纽约市运营……在电话业，竞争也是普遍和格外持久的……在 1905年，巴尔的摩、芝加哥、克里夫兰、哥伦布、底特律、堪萨斯城、明尼阿波利斯、费城、匹兹堡、圣路易斯，以及其他大城市，都至少有两家电话服务商。经济学家乔治·T. 布朗（George T. Brown）在 1936 年出版的《巴尔的摩的煤气灯公司》（The Gas Light Company of Baltimore）一书中说明了公共事业垄断如何出现的真实故事（与入门经济学教材所说的谣传相反）。这本书研究了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产生公共事业垄断的案例，但它的教训也适用于全美的所有城市。

巴尔的摩煤气灯公司的历史是，从 1816 年创办开始，它就一直在与其他竞争者斗争。除了在市场中竞争，它也在为了拒绝给竞争者发放公司执照而游说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当局。或许在业内存在规模经济，但规模经济并没有禁止激烈的竞争。布朗引用了 1851 年《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的一篇社论，这篇社论宣称“竞争是商业的生命”，该报也称赞了煤气灯行业出现几家新竞争者的新闻。到 1880 年为止，巴尔的摩有三家煤气灯公司，它们之间的相互竞争极为激烈。布朗写道，他们曾在1888 年试图合并以垄断者的身份运营，但第四名竞争者摧毁了他们的计划，当时“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发明了电灯，威胁到了所有的煤气灯公司”。从此以后，在煤气灯公司与电灯公司之间出现了竞争。出现垄断完全是因为政府干预。比如，在 1890 年，马里兰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合并后的煤气灯公司向城市缴纳每年一万美元的费用和 3%决议分派的股利，以换取 25 年的垄断特权。”换句话说，公共事业垄断的产生，是政客与公司以倒霉的纳税人和消费者为代价，分发垄断战利品的计划。一些经济学教材已经把这一计划委婉地称作了一种“间接征税”的形式。消费者支付了垄断价格，得到了糟糕的服务——一切政府经营或政府支持的垄断机构都以此著称。责任由那些“贪婪的企业”来承担，只要政客们在怪罪它们的同时能让它们维持垄断，它们也乐于背负这个骂名。乔治·T. 布朗在他的书中总结道，“马里兰州公共事业监管的建立是其他州经历的典型。”另一位怀疑“自然垄断”论调的经济学家是霍勒斯·M. 格雷（Horace M. Gray），他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副院长，曾于 1940 年在《土地与公共事业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nd and Public UtilityEconomics）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公共事业概念之死》（The Passingof the Public Utility Concept）的文章。格雷观察到，“在 19 世纪”，一些人相信，在许多行业“授予私人和公司特权是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好方式”。当然了，就是这些个人和公司在散布荒谬的谣言，说他们的特权其实是“公共利益”而非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这种“公共利益”胡说的支持者也支持专利、直接补贴、保护性关税、把土地划拨给铁路和授予“公用事业”垄断经营权。在这个分发垄断战利品的计划中，全美国数百家公司获得了垄断经营权，就像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在马里兰州的那家公司那样。格雷写道，从那时候开始，“公共事业的地位就成了所有想搞垄断的人的避风港，他们觉得仅仅通过私人行动来保证和维持垄断过于困难、过于昂贵，或过于危险。”格雷有趣地指出，在美国几乎每个想搞垄断的人都声称，不管他涉足了什么企业，都是“公共事业”，因此国家应该授予其垄断地位。举几个例子，这包括了收音机业、房地产业、乳业、航空业、煤矿业、石油业、以及农业。实际上，“整个《全国复兴法》实验，可以被视为大公司确保其垄断做法得到法律认可的尝试。”格雷在这里指的是这一事实：1933 年的《全国复兴法》，是一次通过在每个制造业都创造政府强制的卡特尔企业，用数千名执行政府价格下限监管的价格代码警察来提高物价的尝试。“主流”经济学家在整场计划中的作用，是为“私人特权和垄断的阴险力量”创建出格雷所说的“混乱的合理化”。直至今日，所有的入门经济学教材仍然在教授这种“混乱的合理化”。并不是美国的所有城市都参与了“监管”公共事业垄断的分发垄断战利品计划，也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成为了这一计划的辩护者。在《直接公共事业竞争：自然垄断的神话》（Direct Utility Competition: The Natural Monopoly Myth）一书中，伊利诺伊大学的经济学家沃特·J. 普莱姆欧克斯（Walter J. Primeaux）描述了电力行业几十年来的直接竞争。他引用了数百页的统计分析来支持他的论点，普莱姆欧克斯总结道，跟垄断的城市相比，在那些存在直接、面对面竞争的城市（与那些一家公司服务半个城市，另一家服务另一半的市场分割计划相反）里，竞争十分激烈，成本和价格更低，也不存在“产能过剩”现象。他总结道，自然垄断在各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竞争存在了几十年；价格“战”并没有对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消费者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消费者自己也更喜欢竞争而非垄断，这与公共事业管理层的通常看法截然相反。意外吧！经济学家托马斯·哈兹雷特（Thomas Hazlett）基于对有线电视业的研究所得出结论也是类似的。在 1990 年《法律与经济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的一篇文章里，哈兹雷特用文件证明了，尽管有线电视在当时被定义为一种“自然垄断”，但在 36 个城市里依然允许有线电视业的竞争。相比垄断经营的城市，在这些允许竞争的城市里，价格平均低了 23%，在提供了更多电视频道的同时，顾客服务也更好。自然垄断的理论是一种经济上的杜撰。霍勒斯·M. 格雷（Horace M. Gray）在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是正确的：“通过一个令人宽慰的合理化过程，人们得以在总体上反对垄断的同时却赞成一些特定类型的垄断……并且由于这些垄断是‘自然’的，而自然是有益的，从所以它们是‘好的’垄断”，而“政府因此证明了建立‘好的’垄断是正当的”。

（谢选骏指出：所谓政府，其本身不就是一种特殊的垄断吗？为什么经济事务不能垄断，政治事务和法律事务却可以垄断呢？）

【第四十六章 税收“漏洞”的优点】

美国的两大主要党派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在减税问题上采取社会主义左派的花言巧语了。按揭利息的降低、州税和地方税的削减以及其他减免，通常都会被诋毁成需要怦然关闭的“漏洞”或者无尽混乱的源头。

几十年来，对于“税收漏洞”每位总统都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比如，布什政府曾在 2004 年宣布，它希望通过取消许多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税务减免来“简化国家的税法”。把这种华盛顿语言翻译一下，“特殊利益集团”意思是指勤劳的纳税人。此外，只要一谈论税制改革，华盛顿的当权者就会将其包含在“税收中性”的话语里。“税收中性”意思是在何种情况下，联邦政府一年年的税收都不能减少一毛钱。公司可能会利润减少或者发生亏损，个体家庭可能会遭受失业和收入降低，但无论如何政府都不应该“遭受”掠夺自劳动阶级的金钱的减少。所有这些说法的基本前提是国家对创造出来的所有收入都拥有“权利”，而“税收漏洞”剥夺了国家对某些收入的“权利”，因此必须被消灭。这事实上就是各种直接税背后的前提。

就像弗兰克·切多罗夫（Frank Chodorov）在他的《所得税：一切罪恶之源》（The Income Tax: Root of All Evil）一书中解释的那样，国家基本上就是在对公民们说：“你的收入不仅仅属于你，我们对其也有所有权，并且，我们的所有权高于你的；我们允许你保留一部分，因为我们承认你有需要，而不是有权利；但是，是由我们来决定给你什么。”

此外，“你能留给自己的收入数量取决于政府的需要，并且你对此没有发言权。”切多罗夫写道，在 1913 年正式通过联邦所得税修正案的时候，“对财产的绝对所有权在美国受到了侵害。”并且“这当然是社会主义的精髓。

无论哪种社会主义……其第一原则都是对私有财产的否定……从卡尔·马克思开始的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提倡所得税，越多越好。”学术经济学家们——即便他们中有些人自称“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也为税收政策社会主义提供了大量智识上的支持。他们提出的最重要论点是，减税会诱使纳税人浪费时间去学习如何从减税中获利，这常常需要雇用税务师和律师。

更糟的是，存在减税将滋生对更多减免的游说。学术经济学家们声称，所有这一切的问题是，相比一个简单税制的理想世界，这产生了巨额的“无谓损失”，也被人称为“社会成本”或社会浪费。

花在避税上的所有时间本来都应该花在生产商品和服务上，因此这消耗了国家的经济，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这种花言巧语在意识形态上是别有用心的，尽管经济学界坚称它在科学上是客观的。其基本前提是政府从人们的收入中拿得太少了，以及“简化”税法并收更多的税更“有效率”。但是，个人花自己的钱通常会比政府官僚花他们的钱更有效率。因此，“主流”经济学家的论点的荒谬前提恰恰与事实相反，即通过让政府官僚花更多人们辛苦赚来的收入，可以达到这种“效率”。

人们花在合法避税上的时间，实质上是对他们时间的一种有益投资：这种投资能让他们保留、花掉和存储他们的个人收入。人们依然年复一年地大规模持续进行这种活动，这一事实说明在纳税人的头脑里，这种活动天生就是有效率的。

正如穆瑞·罗斯巴德在他的《行动的逻辑 II》（The Logic of Action Two）一书中所指出的，每一种逃避税收和监管的经济活动，都不仅仅是在促进自由和财产权；它也是又一个生产力从剥削性的压制中自由流出的鲜活例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欢迎每一种新的税收漏洞、避税、抵扣或免除，并致力于把它们推广到每个人身上，而非关闭它们……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 1952 年朝圣山学社的会议上响应了这种观点，他说道：“那些可敬的绅士们所说的税收漏洞依然存在，让我们感激这一事实吧。托这些税收漏洞的福，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工人们还没有降低到他们的苏联同事们的那种地位和不幸。”

减税的反对者们不止否认私有财产所有权——这正是社会主义者的定义——他们也呼吁平均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第二要素。他们抱怨这一事实是“不公平”的：社会中并不是每个人都从减税中受益了。如果不是人人都受益，就没有人应该受益，这是他们的口头禅。罗斯巴德也回应了这种论点，称自由市场的支持者们不应该抱怨所谓的减税的不公平，相反，应该努力看到更多公民能够享受它们。罗斯巴德也准确描述了“主流”公共财政经济学家们的另一个谬误，他们称如果减税只针对一些行业而非全部，那么，相比在一个不存在减税的真正自由市场里的情况，这些政策将导致这些受益的行业使用更多资源。

罗斯巴德称，“主流”公共财政经济学家们忽略了一个要点。他问道：“如果禁止对投资、能源和其他方面的税收抵免和减免，替代选项是什么呢，资源不会自动流入生产力更高的行业；相反，它们会通过更高的税流向政府”并且“会被简单地浪费掉，扔进那些生产力低下且挥霍无度的政府开销无底洞中。”“主流”经济学家们经常彻底忽视这一论点，他们甚至在讨论这些问题时，经常忽视政府预算的整个花销方面。

这使得他们可以假装“科学”和“客观”，实际上他们并非如此。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过，他支持任何时间、任何原因的任何形式的减税。在这个问题上，弗里德曼是一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他的观点与罗斯巴德和米塞斯所持的观点是一样的。

（谢选骏指出：政府就像放出了魔瓶的鬼一样，会自行生长，并且越来越大。）

【第四十七章 宏观经济学家】

探索经济学并再次拆穿罗斯福新政的面具把自己视为经济学界精英的宏观经济建模者们花了数十年时间，终于发现了入门级经济学原理，并以此发现最终拆穿了罗斯福新政的面具。（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亨利·黑兹利特这样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就认识到了新政的真面目：它让大萧条变得更为严重、更加持久。）

学界中的顶级学术期刊《政治经济学期刊》在 2004 年 8 月的一篇文章里刊载了经济学界精英的新发现。这篇题为《新政政策和大萧条的持续：一次一般均衡分析》（“New Deal Policies and thePersistence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的文章的作者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家哈诺德·L. 科尔（Harold L. Cole）和李·E. 欧翰南（Lee E. Ohanian）。他们写道，“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在 1933 年大萧条低谷期比趋势低 39%，在1939 年仍然比趋势低 27%。”并且“类似地，个人工作时间在 1933年低于趋势 27%，在 1939 年仍低于趋势 21%。”

换句话来讲，新政和终结大萧条连边都不沾，这跟几代人以来教给美国公立学校每个学生的政府宣传相反。科尔和欧翰南——以及宏观经济建模派的其他人——似乎对这一认识感到惊讶（如果不是震惊的话）。但对任何研究过大萧条真相（而非研究经济衰退数学模型）的人而言，这并不会令人惊讶。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即便经过罗斯福政权七年的“从资本主义手中拯救资本主义”，1939 年的官方失业率依然处于 17.2%的水平。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1939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 1929 年的还低（847 美元对 857 美元），个人总消费开支也是如此（676 亿美元对 789 亿美元）。此外，从 1930 年到 1940 年，净私营企业投资减少了 31 亿美元。因为“主流”宏观经济模型是如此的令人迷惑和毫无意义，连经济学界精英都对自己发现新政真相的姗姗来迟感到不知所措。

在罗斯福当政期间，从大萧条中的恢复是“非常疲软的”的（一次轻描淡写），科尔和欧翰南把这一事实标为“令人震惊”。这对他们来说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这些数据与新古典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就是说，他们把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消磨在了一篇又一篇的期刊论文上，这些论文根据的却是想象出来的数学“模型”，常常跟经济事实毫无关系。在从事这样的工作数十年并从他们在经济学界里的物理学嫉妒者同事们那里收到无数奖项和荣誉之后，他们终于走出去观察外面的世界，试图发现一些关于经济世界的事实。

看吧，他们终于发现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已经知道了 70 年之久的东西——新政的干涉主义让大萧条更糟糕了。对科尔和欧翰南来说，“新古典”的大萧条理论毋庸置疑是毫无用处的，他们在发现这一点之后表现出了震惊。这种理论用的英语也绝对是搞笑版的。它可以被想象成一种弗兰肯斯坦怪物版的萧条理论。就像科尔和欧翰南所解释的那样，“从大萧条中的缓慢复苏是令人困惑的，因为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导致了 1929 年到1933 年经济下滑的各种负冲击——包括货币冲击，生产力冲击和银行业冲击——都在 1933 年后变成了正面。”

因此，根据“新古典”理论，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就有点像一个亲国家的弗兰肯斯坦怪物，而经济学家们扮演的则是疯狂科学家的角色，推荐由政府赤字开支的爆发来“电击”怪兽，让它重获新生。如果通过电击不能让怪物重获新生，或许可以通过对其注射血清来达到这个目的。用新古典宏观经济建模者们的话来说，“注射”政府开支和廉价信贷这样的动作或许可以让经济“强劲”反弹。

两位作者写道，“从1939 年到 1933 年，货币基数的增长超过了 100%”，为这种“货币冲击”应该能让经济恢复常态提供了理由。他们援引著名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和伦纳德·拉宾（Leonard Rapping）的权威，这两个人曾宣称“正面的货币冲击将产生强劲的复苏，就业率在 1936 年之前回到其正常水平。”但是，事情当然并非如此。正如穆瑞·罗斯巴德在他的《美国大萧条》（America’s GreatDepression）一书中所表明的那样，是 20 世纪 20 年代晚期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了经济中的泡沫，这个泡沫最终破裂，造成了大萧条。唯一明智的做法是允许清算那些过度资本化的企业，削减税收和开支，并且去除监管。

相反，美联储创造另一个泡沫未果，却增加了100%的货币供应，同时总统和国会实施了一系列政府干预主义政策。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用政府干预主义而非政府缩减开支来应对经济衰退，而结果是一次长达十七年之久的大萧条——史上最糟。

据说，科尔和欧翰南决定，他们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本科生教授的课程不仅是无用的建模练习，而是可以被用来解释现实世界经济事件的东西。他们特别回忆了初级微观经济学讲到，卡特尔是通过集体同意限制市场上的供给，试图人为抬高物价一帮企业。他们也意识到，奥地利学派早在 1933 年新政伊始就明白，“第一次新政”（1933-1935）是一次用政府施加的产量限制和高于自由市场水平的固定价格，将所有制造业和农业卡特尔化的企图。他们写道，“新政的卡特尔化政策是缓慢复苏背后的关键因素，它对实际产量和趋势产量之间 60%的差距负有责任。”

把这种经济学术语翻译一下，这意味着如果政府对经济体中的商品和服务实施限制，经济体中生产商品和服务的雇员将变少。因此，新政的“卡特尔化”政策导致了比本来应该的水平更高的失业率。“主流”经济学界用了七十多年的时间才得出这个简单的认识，这实在令人惊讶。

相比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他们的传统是在经济学、历史、哲学和其他学科进行广泛阅读），经济学界“主流”的心胸狭窄得令人难以置信，典型的学术经济学家专门研究一个琐碎的数学建模练习的一些琐碎的方面。他的经济学“知识”往往只是其琐碎专业领域内顶级期刊近几年的文章。他很少（如果有的话）读完一整本书，更不用说写一本了。

关于科尔和欧翰南的发现，最令人失望的莫过于他们甚至没有引用该主题的开创性研究，即理查德·维达和洛威尔·加勒威在 1993 年首次出版的《失业：20 世纪美国的失业与政府》（Out of Work: Unemployment and Govern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一书。

维达和加勒威与科尔和欧翰南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但维达和加勒威的细节要丰富得多，并且，他们的方法要有根据得多。他们估计，由于新政的干涉主义，到 1940 年为止实际失业率比应有的水平高了 8%，并总结道，“受新政项目的影响，大萧条变得更加持久、更加严重。”除了第一次新政的卡特尔化政策，维达和加勒威还解释了在最低工资法、允许工会的法律和为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而收的工资税的作用下，“第二次新政”是如何导致劳工对雇主来说变得昂贵得多的。

由于需求法则永远都不会作废，显然强迫劳动力价格上涨的政府政策将导致就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因为它使得生产力不够高的劳动力无法就业。科尔和欧翰南对维达和加勒威的书避而不谈，往好了说是治学疏忽，往坏了说是丑闻一桩。科尔和欧翰南得出的结论在本质上与维达和加勒威的相同，却在“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用晦涩的语言而非《失业》那样用平实的语言来表达这些结论。他们总结道，新政的劳工与产业政策并未将经济从衰退中拯救出来……相反，提高劳工议价能力以及把合谋和支付高工资相联系的联合政策，通过制造寻租和显著提高工资并限制就业的无效率内-外摩擦，阻止了经济的正常复苏……废除这些政策的时候，正好出现了 20 世纪 40 年代的强劲经济复苏。

最后一句话也是另一位受奥地利学派启发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希格斯的研究主题，科尔和欧翰南同样忽视了罗伯特·希格斯。至少，经济学界“主流”终于开始认识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早就知道的东西——政府干预主义导致了大萧条，而战后的资本主义治愈了它。

（谢选骏指出：作者不懂，政府干预主义最多只是大萧条的导火索，而战后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能“萧条治愈”，不过是因为萧条的时间太久了。事实上，萧条就是秋天，是不可避免的四季循环之一。）

【第四十八章 社会主义会让你更快乐吗？】

“幸福研究”的特诺伊木马现在，没有一个在思考的人还会相信社会主义或政府干预主义能做摧毁繁荣之外的事，全世界的极权主义者都在改变他们的论调，声称繁荣实际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多幸福。并且，他们认为，政府可以使我们变得非常非常幸福。因此，他们宣称，不应该进一步限制政府权力，限制政府权力会限制我们的幸福。

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左派学者杰佛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受联合国委托在 2012 年编辑的《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的主题。这份报告指出，弹丸小国不丹是第一个采用“国民幸福总值”指数（1972 年）的国家。联合国似乎认为，政府的国家着装规定43和针对非本地出生不丹居民的制度化就业歧视，是让不丹人格外幸福的原因。联合国的报告也认为希腊是地球上最幸福的国家——即便在这份报告发布的时候，希腊政府已经破产并且在雅典的街道上有暴乱发生。

43 必须穿戴传统服饰。——译者注

在这个所谓的“幸福研究”领域，涌现出大量的学术文献，并且，这些研究被用作了回归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依据。这些研究基于一些早已被经济学界当成胡说八道抛弃掉的臆断。这些臆断是：“效用”或者一个人对福利的感知是“基数的”或者是可测量的；人与人之间的效用是可以比较的；以及得出一个客观、可测量的“社会福利函数”或者“幸福指数”是可能的。人们早就抛弃了社会主义在组织生产和经济活动上优于资本主义这个论点，但一些研究“幸福”的人现在宣称，富裕实际上是一种“疾病”，它导致社会中产生大量的不快乐。

关于这一主题甚至出现了名为《富贵病》的伪科学著作。对所谓幸福研究者有能力最终衡量效用的断言忽略了为什么效用是“序数的”而非基数的，并且是不可衡量的理由，而经济学界已经接受这些理由几十年了。正如穆瑞·罗斯巴德在一篇名为《重建效用与福利经济学》（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Utility and Welfare Economics）的文章中所写的：表现偏好的概念就是这样：实际选择显示（或表现）一个人的偏好；即他的偏好是能根据他在行动中的选择推断出来的。

因此，如果一个人选择在音乐会而不是电影上花一个小时，那我们推断他更喜欢前者，或在他的价值排序上前者排名更靠前。……这个植根于真实选择的偏好概念，构成了经济分析（特别是效用和福利分析）的逻辑结构的基石。

罗斯巴德进一步解释了依赖民意调查的愚蠢，这与经济决策者的实际表现偏好截然相反，他说道：一个最荒谬的方法基于一个恒定性假设[即人们不会改变他们的偏好]，试图不通过观察实际行为，而是通过调查问卷得出消费者的偏好表。在真空中，一些消费者被详细问到相对于其他抽象组的商品，他们会偏好哪个抽象组的商品，等等。

这不仅犯了恒定性错误，而且当人们不是面对实际选择时，对他们的简单提问也就不可信。不仅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在他实际选择时和他在谈论时会有所不同，而且也无法保证他说的是实话。“幸福”的研究者也不太可能对他们的问卷受访者进行测谎（不是说测谎就 100%正确）。苏黎世大学教授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是堪称幸福研究领域领袖的经济学家。在 2008 年布拉格的一次会议上，笔者曾问他如何看待用问卷调查来替换真实表现偏好这个由来已久的批评，他的回答是他的数据“不会比 GDP 数据差”。

换句话讲，他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许多幸福研究的数据比 GDP 数据差多了。

经济学领域之外的欧洲社会主义者们（弗雷并非其中之一）在他们的幸福研究上甚至走得更远。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写了一本欧洲畅销书，题目是《精神水平：为什么平等对所有人都有益》（The Spirit Level:Why Equality is Better for Everyone）。这本书是这两位英国流行病学家滥用统计数据的一个绝佳范例。

之所以说它滥用统计数据，是因为整本书是对一国物质不均程度和许多其他变量之间简单关联的调查。作者甚至没有尝试多元回归分析；相反，他们展示人为的统计相关性，暗示（很可能是由于欧洲福利国家更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所导致的）物质更加平均会让社区生活、精神健康、药物使用、身体健康、肥胖率、智力、未成年怀孕、垃圾回收、暴力、入狱、社会流动、社会功能失调、焦虑和自尊问题得到改善。

一份对该研究的批评通过发表一份图表嘲笑了这种“如果你拷问数据足够久，它会招供”的方法论，这份图表展示了废物利用率和自杀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得出结论一个人废物利用越多，他就越可能自杀。根据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的“研究”，20 世纪地球上最幸福的人莫过于苏维埃帝国（包括所有战后东欧和中欧各个共产主义卫星国）的公民，因为“平等”是一切形式社会主义的首要目标。就像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中评论的，社会主义的目的永远都是平均主义；只有手段随着时间变化，从政府对生产手段的所有权变成了通过福利国家和“累进”所得税进行收入再分配。这些幸福的研究者从来没有丝毫提及过福利国家所产生的证据充分的病症，比如工作伦理的毁灭，家庭破碎和减少劳动人口的福利国家所导致的紊乱加剧等。

布鲁诺·弗雷并不被视为社会主义者，但是，在 2002 年发表在《经济文献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上一篇标题为《经济学家们能从幸福研究中得知什么》（与阿洛伊斯·施图泽合著）的关于幸福研究的调查文章中，弗雷和阿洛伊斯·施图泽在为他们眼中社会福利函数观念的复活而欢欣鼓舞。在文章中他们写道，“看起来，迄今为止还缺少经验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最终重获新生。”他们引用的“研究”声称，尽管在二战之后收入出现了显著增长，但“幸福”却并未增加。他们的暗示是这样一个荒谬的想法：工作、储蓄、投资和企业家精神这些经济繁荣的要素并不生产幸福，人们却为了在这些任务上取得成功而日复一日地不懈努力。

社会主义者经常拥护社会福利函数和人际效用可比较的观念，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政府能够劫富济贫（自己留一点“管理费”）的话，那么“社会福利”应该得到提升。这应该是出于边际递减效应的经济法则。

一个富人有很多钱，因此，他会赋予刚挣到的一块美元相对较低的边际（或额外）价值。另一方面，一个穷人没有很多钱，他对拥有另一美元有着较高的边际价值。因此，这种论点称，（合法）抢劫富人一美元或许会导致其损失比如说一“单位”（util）44效用，但把这一块钱给一个穷人或许会让他的效用增加十个单位。最终结果是九个单位的净收益，或者说“社会福利”的增加。经济学界早已抛弃了这种毫无意义的胡说，但弗雷和施图泽看起来却对复活伪装成“幸福函数”的社会福利函数观念感到兴奋。弗雷和施图泽引用的这篇研究“幸福”的文献还有另一个荒谬的结论，即更富的人会对更穷的人施加负的外部效应，而非相反。这种所谓的“负的外部效应”便是穷人的嫉妒。

但是，一直以来都是知识分子而非穷人是平均主义的首要倡导者。大部分穷人都想变得更富。是知识阶级常常着迷于嫉妒和憎恨那些在财务上比他们更成功的人。他们可以操纵调查问题让平均主义看起来来自“穷人”而不是他们自己，但这并不会让以上说法失效。此外，事实上福利寄生虫们才对他们更努力工作、更有生产力、纳税更多的寄主们——那些被国家以福利国家主义之名掠夺的人——有着真真切切的负面效应。

44 作者在此特意把单位 util 加上引号，是为了提醒我们效用是无法衡量的，所以它也不应该有单位。——译者注

弗雷和施图泽也宣称，幸福研究也可能会巩固凯恩斯主义的中央计划。在 20 世纪 70 年代，在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滞涨”或通货膨胀与失业同时增加时，经济学界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者们从未基于任何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型对此作出解释。陈旧的所谓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45模型——人们用它来论证政府开支可以以更高的通货膨胀为代价来“购买”低失业率——已死。

弗雷和施图泽看起来对基于幸福研究复活菲利普斯曲线中央计划机制的前景感到非常激动。他们写道，“如果失业率提高 5%，就必须降低 8.5%的通货膨胀来保持民众感到同等的满足。”这种说法中的错误假设是，政府终究可以通过某种按钮来改变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幸福研究也告诉我们，“应该增加补偿给大家庭的福利费”，他们写道，“以便维持家庭的主观幸福。”

他们又一次没有提到福利国家主义对工作伦理、家庭、自尊等方面极为负面的影响。他们也没有提到对被掠夺的纳税阶级的幸福的影响，这些人必须缴纳更高的税来为更庞大的福利国家提供资金。对幸福研究者来说，富裕是一种疾病，所以“社会”越不富裕就越健康。

45 一种表示失业率及通货膨胀率之间相互关系的曲线。——译者注

弗雷和施图泽还把工作积极性、储蓄、投资和企业家精神称为“社会浪费”——如果它们只能导致一些人变得比另外一些人更成功的话。他们写道，“作为这些竞赛的赢家，高收入者应该缴纳更高的税。”他们总结道，“提高所有人的收入并不是提高所有人的幸福，”但提高一个人“相对其他人的收入可以提高他的幸福。”

毫不奇怪，弗雷和施图泽也认为，可以把终身社会主义者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视为幸福研究“之父”。许多听起来像伪科学的幸福研究结论都是极为头脑简单和滑稽透顶的。让我们看看弗雷和施图泽文章中的一些例子：“收入更高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去得到他们想要的。” “英国的彩票中奖者……据说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在精神上更幸福。”“相比收入水平，主观的满足程度更为重要。”没人对此有争议。“平均来说，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比那些生活在穷国的人更幸福。”因此，我们应该对富国征税并把钱转给穷国的政府，任何一个幸福研究者都会这么总结。

“失业者的幸福感比有工作的人的低得多。” “经历失业让人非常不愉快。”“自由与快乐是正向相关的。” “幸福的人在社交中笑得更多。”“得到一笔遗产的人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在精神上更幸福。”震惊。 “收入更高的人……可以购买更多物质上的商品和服务。”震惊。

克里斯托弗·斯诺顿（Christopher Snowdon）在《精神上的妄想：对左派万物新理论的真相核查》（The Spirit Level Delusion:Fact-Checking the Left’s New Theory of Everything）一书中对幸福研究做出了出色的批判。他总结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未能提供和资本主义国家享有的同等的生活标准和自由，它的辩护者制造了无数的借口。

近来，极少有人能厚颜无耻地声称生活水平降低和自由缩减是想要的结果，更不用说人们在更低的生活水平和更少的自由时更幸福。在此意义上，《精神》这样的书代表的是和左派的决裂。限制选择、减少财富和降低欲望现在居然被他们作为值得追求的目的公开提倡了。因此，“幸福研究”是劝说公众贫困和国家奴役优于繁荣和自由的运动的一部分。它是 20 世纪共产主义者在极权共产主义垂死之际所说的“有笑容的社会主义”的全新版本。

（谢选骏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目的并非制造平等，而是消灭出类拔萃的个人。“为富不仁”，所以，减少富人的财富就等于增加了社会的仁爱。）

【第四十九章 “信息不对称”的谣言是市场失灵之源】

关于“市场失灵”的绝大多数文献不过是在罗列成千上万个涅槃谬误（Nirvana Fallacy）的实例——把真实世界的市场比作一个无法达到的乌托邦理想（完全竞争），从而指责市场不符合乌托邦或者涅槃——的实例。在“证明”了市场“失灵”之后，分析家接着在政府不会犯这些错误的假设之上主张政府干预。市场或许不完美，但政府却被假定为是完美的。尽管有了公共选择“革命”及其对政府失灵经济学的强调，这种分析方法仍然十分普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早已理解，这种分析方法由于多种原因而具有深刻的缺陷，其中最重要的是，整个完全竞争/完全信息机制简单地忽略了大多数或所有的实际市场过程。

在完全竞争中不存在竞争，正如哈耶克在他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and Economic Order）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因为有了完全信息的假设，真实世界中竞争的所有特征，诸如广告、创新和减价，都被排除在外了。

关于市场失灵理论的深刻缺陷，一个尤为臭名昭著的例子是首先由经济学家布鲁斯·阿克劳夫（Bruce Akerloff）所提出的信息不对称概念。由于卖家通常比买家有更多关于待售产品和服务的信息，该理论便宣称卖家可以通过销售“劣货”来轻易欺骗消费者。这个理论的基本问题是它正好把经济世界搞反了：信息不对称实质上是“分工劳动”——贸易与交换和市场有效的整个基础——的另一种说法。

在《人的行动》中，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恰当地将劳动分工（和总体上的人类合作）称之为“基本之社会现象”。米塞斯写道，由于这样几个基本事实，个体之间的合作比“自给自足的个体”更有生产力、更有效率：所有人类在他们工作能力上的先天差异；“地球上由自然界所赐予的非人力之生产机会”的分布不均；以及几乎所有生产流程都需要某种靠单个人无法完成的团队合作这一事实。

在描述在市场过程中分工劳动和专业化的演化时，米塞斯进一步描写了它是如何“强化人先天的不平等”的，因为“特定工种的训练和实践，使人调整至更适合他们的职业的要求；人们天生的才能，有的得到发展，有的则受到抑制。……人们变成了专家。”对米塞斯而言，分工劳动不过是人类文明的基础罢了。“人类之所以与其他动物不同，在于他能够洞见分工合作的利益，”离开分工合作的利益，普通人就会活得像“原始的野蛮人”。

米塞斯在机器时代写下了这一切，那时候“分工劳动”这种话是恰当的。体力作为生产中的主要人力投入，还没有像在今天的信息时代这样被脑力所日益取代。哈耶克的一生也几乎处于机器时代，但他预见了信息时代的到来，并且将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关于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的研究和写作上。因此，对于哈耶克——以及今天生活在信息时代的所有人——“知识分工”这个词可能会比“劳动分工”更准确。

就像哈耶克自己在其名篇《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中解释的那样：我们只需牢记：无论我们从事什么职业，在接受完理论培训之后，我们都必须学习许多其他的东西；学习和掌握各种特定工作的知识，实际上耗用了我们整个工作生涯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各行各业中，有关人的知识、有关当地环境的知识、有关特定情势的只是，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一个靠不定期货船的空程或半空程运货谋生的人，或者一个几乎只知道稍纵即逝的机会的地产掮客，或者一个从商品价格在不同地方的差价中获利的套利人，都是以他们所具有的有关其他人并不知道的那些转瞬即逝的特殊知识为基础而在社会中发挥极大作用的。问一下自己这些问题：谁更懂修房子——修房子的人还是买房子的人？谁更懂供应鲜肉给杂货店——牧场主和农民还是普通消费者？谁更懂汽车的生产——汽车生产商雇用的汽车工程师还是买车的人？谁更懂生产和营销服装——服装生产商和分销商还是买衣服的人？

这些反问的要点在于，由于社会中知识（和劳动）的分工，在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关于一切产品和服务的一切信息都是不对称的。如果我们在上面各项职责中都有着对称的信息，上述企业和职业就都将不复存在了。

每个人都拥有对称的信息是既不需要也不可能的。改一下米塞斯的话，区别人和动物的，是在社会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和知识分工的条件下进行合作的优势的洞察。实际上，米塞斯批评过信息不对称是所谓市场缺陷的说法，尽管他的原话并不是这样。

“在这样一个经济体制内，即每个行动者都能够以同等程度的洞见，准确地认识市场情况”，他写道，“那么价格的随机调整就可以一蹴而就。但除非存在一个超人力量的介入和襄助，这种审时度势能力的一致性是无法想象的。”米塞斯继续写道，我们必须假设“每一个人都从天使那里知道了已经发生了的市场情况”。此外，即便所有市场参与者都拥有相同的数据和信息，他们也必然“对其有不同的评价”。

事实上，信息上的差异——以及每个人对信息的含义和重要性的不同解读——是贸易和交换的唯一原因。贸易和交换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不同个体对同样的商品（或服务）有着不同的评价。这些不同的主观评估源于买家和卖家的头脑里信息的差异——换句话说，源于信息不对称。

和大多数其他“市场失灵”模型一样，信息不对称和劣货模型刻意忽视了真实世界的市场。甚至阿克罗夫被广泛引用的“劣货”论证——因为消费者不信任二手车贩子，所以二手车市场会最终消失——也是大错特错的。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忽略了真实世界中二手车市场里产品保修的存在。阿克罗夫宣称，二手车市场将逐步被质量越来越低的车占据（如果市场没有完全消失的话），因为二手车销售员可以轻易地把“劣货”卖给不了解情况的买家们。但是，即便在阿克罗夫首次提出这个论点的时候（20 世纪 70 年代），30 天的担保在美国二手车市场上也已经是非常标准的做法了。30 天的时间足以让消费者决定一辆车是否是一辆“劣货”了。实际上，今天像极车（CarMax）这样的公司已经对售出的所有二手车提供七天无条件退货的政策，从而根除了劣货问题的可能性。在阿克罗夫（和其他经济学界主流）发现“劣货问题”的时候，自由市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受阿克罗夫启发的信息不对称文献同样忽略了竞争的动态本质的影响。如果一个二手车贩子落得了不诚实的名声，他就为竞争对手创造了盈利机会。在一个竞争的市场里，更诚实的二手车贩子会从不诚实的那里赢得市场份额，这与阿克罗夫所预测的结果恰恰相反。对任何企业而言，品牌名称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资产——或许是最有价值的资产——但信息不对称/市场失灵文献却忽视或低估了这一点。竞争不会消除不诚实的行为，但它会惩罚不诚实的行为，同时奖励在做生意时诚实的行为。

此外，口碑、像《消费者报告》这样的各种出版物以及无数的在线信息来源，都让消费者更容易了解今天市场上几乎所有产品的卖家。真正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不对称不过是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知识与劳动分工的另一种说法。

当潜在的问题出现，比如二手车贩子一方在信息上的优势，市场竞争会如上文所说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在政府那里没有这样的解决方案，所以在政府那里信息不对称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处理的是一个确立已久的事实，即作为选民，人们倾向于对政府的几乎所有作为都“理性的无知”。

实际上，政府是如此地无处不在，以至于在一个像美国这么庞大的国家里，没有人可以理解其政府行为的 1%。因此，特殊利益集团主导了所有民主政府；政府开支、税收、借款和监管权力基本上不受限制；并且寻租横行。

近年来，这一切的结果是史无前例的预算赤字，甚至是整个政府——从加州到希腊——面临破产。外交政策是政府严重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一个例子：可能导致整个国家陷入战争的所有谈判、讨论和战略会议，都总是由政府行政机构的少数几个人在对所有公民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完成的。公民因此必须依赖政府发言人所给的任何信息来分析导致战争的原因。

比如，整个世界现在知道了，美国在 2003 年入侵伊拉克所给出的原因——萨达姆·侯赛因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且企图用其来攻击美国——是错误的。与世界上最不诚实的二手车贩子相比，理性的无知毫无限制地给了政客更大的撒谎空间。在市场中，不诚信的商人很快就会遭到损失生意或破产的惩罚。（除了失去顾客以外，供应商们也会放弃与这些不诚信的企业来往。）在政府这里情况却恰恰相反。罢免一位不诚实的国会议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美国国会是如此地弄虚作假，在职者授予了自己如此的垄断优势（许多工作人员基本上是纳税人的钱支撑的永久竞选人员；免费邮寄的特权；许多小组委员会被用来发放政治拨款开销，等等），以至于在美国，再次当选国会议员的比率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平均超过 90%。46

46 www.opensecrets.org/bigpicgture/reelect.php

即便上述说法并不正确，美国众议院的议员任期两年；参议员任期六年；总统任职四年。相反，如果消费者觉得一家公司的广告是骗人的，他可以立即更换别的产品。真正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一个政府失灵而不是市场失灵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作者故意隐瞒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富人常常操纵市场，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影子政府。）

【第五十章 美国真正的伦理问题】

根据一种可疑的主张，即大萧条是一次突如其来的贪婪（好像贪婪并不是一直存在一样）造成的，美国出现了一个新兴的行业：在大学里教授“商业伦理”。然而，这种课程就像在让泰格·伍兹47来指导婚姻忠诚，或者让杰弗里·丹墨（Jeffrey Dahmer）48来教授高级餐饮。尽管有一些例外，但商业伦理课程倾向于在商业世界中挑选出几个孤立的不道德行为案例，并暗示这样的行为是所有商业中与生俱来的。

这忽视了市场如何运作的真相，误导了学生。不诚实的商人会受到财务上的惩罚，因为顾客会倒向他们的竞争者，而供应商会拒绝和他们做生意。而在一些渎职的情况下，比如石油泄漏，首席执行官通常会失业，公司遭到起诉，公司的股价暴跌。这些市场反馈机制并不保证道德的行为，但它们会用顾客的忠诚——和利润——来奖励道德的行为。政府中却不存在这种反馈机制——但正是在这里存在着多得多的伦理问题。

47 美国著名高尔夫球运动员，其出轨事件轰动全球。——译者注

48 美国著名食人连环杀手。——译者注

商业伦理课程通常会把反商业的说教和提倡政府对商业施加更多监管以及随后对社会的进一步政治化结合在一起。这样做他们实际上在鼓励不道德的行为，因为天生不道德的是政治，而不是市场。开国元勋们深谙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过需要“用宪法的锁链捆住”政府。对詹姆斯·麦迪逊而言，需要宪法来“抑制派别的暴力”。在他的告别演说中，乔治·华盛顿警告了那些想主导政治的“狡猾、富有野心且毫无原则的人”。托马斯·潘恩则将政府视为顶多是“必要之恶”。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呢？好吧，他们明白，当政府运用其合法的垄断来强迫没收一个人的财产并将其交给另一个人，这就是一种通常称之为“盗窃”的行为。把这种不道德的行动叫做“民主”、“多数决”或者“累进税”并不能将其变得道德。在民主制度下，统治者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没收有生产力的社会成员的收入，并将其再分配给各种支持者。政府自己也从这些没收的财产中获利甚丰。根据美国劳动部的数据，今天普通联邦官僚的工资和福利是他们在私营部门的同行的两倍。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官僚则是他们在私营部门的同行的一倍半。为了给竞选活动提供资金，政客必须承诺从那些赚钱的人那里偷钱（即收税）并将其交给那些在法律或道德上对其并没有权利的人。除了极少数例外，政客们必须做出他们知道自己无法遵守的承诺（即撒谎）。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没有有道德的人被选上政治职务。最成功的政客都是那些最不受道德原则束缚的人。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特权和收入，他们对没收他人财产最没有顾虑。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 F.A. 哈耶克在其 1944 年的畅销书《通往奴役之路》中，在名为“为什么最坏的上台了”的一章中描述了这个现象。成功的政客因为膨胀的自我形象、被放大的重要感和被误导的攻击性而倾向于极端自负。之所以是被误导的，是因为它并不像在市场竞争中那样受服务民众的引导，而是受服务他们自己的引导。

这简直是七宗罪的展示：傲慢战胜了谦卑；嫉妒毒害了每个从事“收入再分配”的人的内心；愤怒是一个人反对当权精英时会经历的东西；懒惰长期和政府官僚联系在一起；对控制他人的贪婪是政治的化身；华盛顿当权派奢华的生活方式和显而易见的财富常常展示出贪食；因为桃色事件比尔·克林顿遭到弹劾和努特·金里奇辞去白宫发言人职务，再一次证明华盛顿当权派的领袖并没有和七宗罪之色欲绝缘。（他们更大的罪是控制其他人——和其他政府——的欲望。）

总之，各个大学帮了倒忙，它们相对忽略了美国的真正伦理问题——社会的政治化和政府的膨胀——同时大大夸大私营企业的伦理问题。

（谢选骏指出：美国的大学已经成为左派的大本营，培养了许多瘾君子。）

【第五十一章 政府创造就业的神话】

数百万美国人在“大萧条”的几年里处于失业状态，因为我们的政客们坚持着一个危险的神话——政府可以创造就业的神话。政府开支不能创造净就业；它只能为了创造政府职位而摧毁私营部门的就业。为了给政府创造就业提供资金而进行的税收、政府债务或者美联储的通胀性货币创造，压制了私营部门，并为了给政府职位提供资金摧毁了私营部门的岗位创造。这是抢劫彼得来付给保罗。政客们坚持着这个政府创造就业的神话，因为普通选民可以看到创造出来的政府职位，却看不到被摧毁（或是从未被创造出来）的私营部门的岗位。另外，政府的间接成本经常高的离谱，为了给一个三万五千美元年薪的政府职位提供资金，要从私营部门榨取十万美元。因此，为了创造一个政治恩惠式的职位，政府摧毁了好几个私营部门的岗位。

政客发钱给民众来换取他们的选票是非法的，但是，政客安排选民得到政府薪水来换取他们的选票却不是非法的。

在一个政客的眼里，每个政府职位都值好几张选票，因为该雇员的配偶、成年子女和亲属都肯定会投票给那个分发工作的政客。当一个政客吹嘘称一个项目“创造了二十万个（政府）职位”时，他真正想的是这个项目或许在竞选期间制造了五十万张选票。总的来说，政府开支从未降低过失业率；恰恰相反——它总是在提高失业率，因为它挤出了许多私营部门的就业制造。

1929 年，赫伯特·胡佛总统把 13%的联邦预算划给了“紧急”公共事务开支。按预算的百分比来算，这是奥巴马政府“刺激性”开支的两倍。但这只是在让事情变得更糟。即便在 20 世纪 30 年代新政花了不少钱，包括在政府职位上雇用了大概一千万人，官方失业率在 1940 年（二战前夕）仍然是15.7%。这是 1929 年大萧条伊始时 2.9%失业率的五倍多。

二战期间政府开支的爆炸性增长也没有导致失业的消失。在 1940 年，美国依然有 550 万人失业。到 1943 年有 800 多万人被征入军队，在此之后还有 200 万人入伍。是征兵令，而非战争的“刺激”，在战争年代终结了失业。

大规模削减政府开支总是会创造经济繁荣并刺激制造就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联邦预算从 1945 年的 984 亿美元降低到1948 年的 330 亿美元，同时约一千万人从军队退役。这创造了战后的经济繁荣。由于这种政府开支的大幅削减，国内生产总值的私人部分——包括个人消费和投资花销——在 1946 年增长了 30%，为美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增长。战时价格监管的终结和商业税的削减也促进了经济增长。政府的“刺激性”开支从来都只是一次大型的贿选计划。

美国参议院竞选开支委员会在 1938 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在许多州，公共事业振兴署的职位对就职人的入职条件是注册为民主党员，宣誓投票给民主党，甚至将其工资的 2%捐赠给罗斯福的连任竞选。

共和党多年来无疑也在玩同样的把戏。在《新政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u Deal）一书中，经济学家威廉·舒格特（William Shughart）和吉姆·库奇（Jim Couch）对新政的开支模式进行了统计学研究，他们的结论是开支分配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该开支有多大可能让罗斯福连任。

因此，相比那些倾向于支持罗斯福连任的有着“大城市机器、有组织劳工和其他选民”的地区，美国最穷的地方（坚定的民主党南方）得到的援助相对较少。经济复苏的方案正好与大多数政府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所做的相反，应该遵循哈里·杜鲁门的例子，大幅削减政府的规模和范围。

（谢选骏指出：民主政治就是一种“分赃体制”——数人头。有人辩护说，“数人头的民主制好于砍人头的独裁制”；但他不懂，数人头不也是一种砍人头吗。）

【第五十二章 男女“工资差距”的神话】

在挣钱能力上，婚姻对男女双方的影响是不同的。虽然存在一些个例，但总的来说，由于要抚养小孩和做（大多数男人都会推卸的）其他家务，妇女更可能退出劳动一段时间。因此，女性在人力资本积累、生产力和工资上落后于男同事。这一点（而远非歧视）才是导致男性工资平均超过女性的原因。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沃伦·法雷尔（Warren Farrell）的《为什么男人挣得更多：工资差距背后触目惊心的真相——以及女人对此能做什么》（Why Men Earn More: The Startling Truth Behind thePay Gap—And What Women Can Do About It）和詹姆斯·T. 本内特（James T. Bennett）教授的《美国女权主义政治学：当代社会的性别冲突》（The Politics of American Feminism: Gender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两本书提供了更多的细节。沃伦·法雷尔曾三次当选全国女性组织纽约市分会的董事会成员。法雷尔的书的前言作者卡伦·德克劳（Karen DeCrow）是全国女性组织的前任主席，她曾是一名就业歧视律师。她声称，“男性并没有参与压低女性工资的恶毒阴谋。”

在《美国女权主义政治学》一书中，本内特教授列举了超过20条男人比女人挣得更多的原因，在《为什么男人挣得更多》一书中，有着更为详细的讨论与描述。

逐渐地，他们为解释“工资差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本内特和法雷尔都不相信性别导致的工资歧视完全不存在。工资差距也并不局限于男性对女性的歧视。根据对许多统计数据的概括，工资差异的原因是：探索技术和自然科学的男性比女性多。相比女性，男性更可能从事有害的职业，而这些职业的收入高于更轻松、更安全的工作。

男性更愿意在恶劣的天气环境下工作，并会因此得到补偿（用经济学的话说是“补偿性差异”） 男性倾向于从事压力更大的工作，这些工作并不是“朝九晚五的”。 

相比更高的工资，许多女性更重视工作中的个人成就感。（比如，育儿师） 一般来说，男性能承受比女性更大的风险。而更高的风险导致更高的报酬。

最糟糕的工作时间报酬也更高，而男性比女性更愿意在这些时间工作。

危险的职业（挖煤）薪水更高，也更加受男性主导。 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升级”他们的工作资格。

男性更倾向于工作更长时间，而每周 40 小时之后的每小时都会让工资差距变大。

女性更容易在职业生涯中产生“间隔”，主要是因为养育小孩和照顾小孩。经验越少就意味着薪水越低。女性出于“家庭原因”离职的几率是男性的九倍。资历更浅意味着薪水更低。男性每年的工作周数多于女性。男性的旷工率是女性的一半。

男性更愿意接受通勤距离很长的工作。男性更愿意为了更高薪水的工作搬到不喜欢的地点。男性更愿意从事要求经常出差的工作。在企业界，男性更倾向于选择像金融和销售这样的工资较高的领域，而女性则更倾向于像人力资源和公共关系这样的工资较低的领域。

当男性与女性职位相同时，男性的责任倾向于更大。男性更倾向于按佣金工作；女性更倾向于寻求工作上的安全感。前者有更赚钱的潜力。

相比男性，女性更看重灵活性、人性化的工作环境和是否有时间陪伴孩子和家庭。法雷尔对女性的一条建议是，如果她们真的想挣更多的钱，她们应更注意高薪的这些决定因素，而不是参与那些妖魔化男性雇员却对她们毫无帮助的“同工同酬立法”或“多元化培训”这样的唐吉坷德式抗争。

这是一条一流经济学家会提供的实践建议，但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这样的建议却常常被政治正确的私刑暴徒淹没，这些暴徒就像本内特教授说女权学家的那样：“发现简单地诽谤那些指出工资差距的虚幻本质要简单得多。”

（谢选骏指出：男人的死亡率高于女人，因为他们工作起来就不要命了——这是一种女人所无的“猎人本能”。作者却想要女人也有猎人本能，这不是缘木求鱼吗？）

（另起一页）

书名

全球社会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Global Society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

2023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27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