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12日星期五

謝選駿全集第206卷—— 中華民國的統獨掙扎 第二卷（2008-2015）

中華民國的統獨掙扎 第二卷（2008-2015） The Struggle for Unity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Volume Two（2008-2015） (lulu.com)


 中華民國的統獨掙扎

第二卷（2008-2015）

The Struggle for Unity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Volume Two（2008-2015）

（國民黨與馬英九的掙扎）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Ma Ying-jeou)



2022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2 First Edition 


謝選駿全集第206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06

（另起一頁）

內容提要

本書屬於《內參彙編》，時間跨度二十年，基本每月一篇有餘；包括文章將近三百，是極其珍貴的歷史資料——文章部分是命題約稿，並非全然作者所思。內容涉及廣泛，不限於兩岸關係；但由於命題的認可和閱讀，都是臺灣的決策者們，故此也都體現了他們所關注的問題，間接呈現了他們的所思所想，故此稱為“中華民國的統獨掙扎”。

由於這二十年間，歷經三屆臺灣總統任期，故此分為三卷出版。三屆之間，命題不同，應對有別，層次分明。

第二卷為馬英九時代——

馬英九來源於中國大陸，他對兩岸關係的看法合作與他前面李登輝、陳水扁以及他後面的蔡英文是截然不同的。國民黨和馬英九都希望臺灣和大陸能夠最終統一，所以他們同意“九二共識”，努力促進“三通”，加強兩岸的之間的各種交往……北京及臺灣一些媒體都稱2008年國民黨馬英九的勝選代表著“九二共識”的勝利，但民進黨不會朝著接受九二共識的方向改變。這是因為“九二共識”解不開“對等談判”的死結——凡此種種，都在本卷有所體現。


Synopsis

This book belongs to "Internal Reference Compilation", with a time span of 20 years, basically more than one article per month; including nearly 300 articles, it is an extremely pre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 - part of the article is a draft of the proposition, not entirely what the author thinks. The content covers a wide range and is not limited to cross-strait relations; but because the recognition and reading of the proposition are all made by Taiwanese policymakers, it also reflects the issues they are concerned about and indirectly presents their thoughts and thoughts, so it is called "" The struggle for unification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there have been three terms of president of Taiwan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it has been published in three volumes. Between the three sessions, the propositions are different, the responses are different, and the levels are clear.

This second volume is the era of Ma Ying-jeou -

Ma Ying-jeou is from Chinese mainland, and his views and cooperation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Lee Teng-hui and Chen Shui-bian before him and Tsai Ing-wen behind him. Both the Kuomintang and Ma Ying-jeou hope that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can be finally reunified, so they agree to the "1992 Consensus, strive to promote the "three links," and strengthen various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Some media outlets in Beijing and Taiwan have said that the 2008 victory of the KMT Ma Ying-jeou represents a victory in the "1992 Consensus," but the DPP will not change in the direction of accepting the 1992 Consensus. This is because the "1992 Consensus" cannot unravel the dead knot of "reciprocal negotiations"—all of which are reflected in this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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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第一章 2008年統獨掙扎

第一節 中國在海峽中線西側劃定新航線之意涵與因應 

第二節 中國對2008臺灣總統候選人之評斷與對策

第三節 近期北京的奧運外交與臺灣的因應之道

第四節 中共對臺灣總統大選之綜合反應及未來的對台策略

第五節 中國處理近期奧運聖火傳遞抗議事件的策略與影響第六節 海基海協兩會改組及恢復對話協商的觀察與分析

第七節 兩岸複談後臺灣如何爭取參與國際組織及國際活動

第八節 中國民間對於鄧小平改革三十年的檢討

第九節 對兩岸未來簽署和平協議的評估與建議

第十節 馬英九依憲法定位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說法的利弊與影響評估

第十一節 對臺北“江陳會談”的整體觀察

第十二節 兩岸如何建立軍事互信


第二章 2009年統獨掙扎

第一節 中國大陸出兵印度洋對臺灣安全的影響

第二節 對“胡六點”的分析與臺灣的因應策略——試論胡錦濤的“圍點打援”、“跳島作戰”

第三節 民主自由競賽取代軍事競賽——兩岸和平關係發展的可行性研究

第四節 臺灣參與WHA的策略與模式

第五節 對兩岸複談周年的整體觀察

第六節 對首屆“海峽論壇”的觀察與建議

第七節 臺灣開放陸資來台的機會與挑戰

第八節 馬英九當選党主席對未來國共互動與兩岸關係影響之評估

第九節 對八八水災後兩岸互動之觀察與建議

第十節 日本民主黨上臺對兩岸關係的可能影響

第十一節 臺灣如何因應大陸近期呼籲兩岸進行政治對話的要求

第十二節 達賴喇嘛的外交活動對兩岸關係的潛在影響


第三章 2010年統獨掙扎

第一節 臺灣最新選情是否緩和了兩岸關係

第二節 對民間提出《兩岸和平共處法》的觀察與建議

第三節 辛亥革命百年紀念與兩岸關係

第四節 中共積極拋出未來兩岸協商議題的目的與策略分析

第五節 從穀歌（Google）事件看中共改革開放的困境

第六節 中共兩岸協商議題及臺灣應對策略建議

第七節 國際對兩岸簽署ECFA的反應分析

第八節 大陸研究兩岸和平協議

第九節 兩岸對“九二共識”解釋權之分析與建議

第十節 對大陸促簽兩岸文化交流協議之分析

第十一節 對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暨“十二五規劃”之分析

第十二節 溫家寶政改講話意在愚弄國際輿論


第四章 2011年統獨掙扎

第一節 “第三中國制憲會議”的來龍去脈

第二節 中共尊孔是自救還是自殺？

第三節 北非中東茉莉花革命對中國大陸之影響

第四節 中國大陸財富競爭中的政府角色

第五節 臺灣對“2010中國國防白皮書”及中共航母之因應

第六節 2012年台美中政府同時更迭蘊藏危機

第七節 南中國海局勢演變對於臺灣的意義

第八節 對兩岸青年交流的觀察與建議

第九節 “九二共識”的意義

第十節 解析中共《和平發展白皮書》

第十一節 中共《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對抗茉莉花革命

第十二節 中共如何看待馬英九提出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及臺灣之因應策略


第五章 2012年統獨掙扎

第一節 中共對臺灣二〇一二年選舉的綜合反應及未來之對台策略

第二節 中國大陸走向暴力化及暴力革命的可能性

第三節 從習近平訪美看2012年美中關係展望

第四節 美國重返東亞促進兩岸關係發展

第五節 美國駐大陸使領館可能成為中共崩盤的導火索

第六節 大陸經濟全面減速威脅政治穩定

第七節 解析中國大陸群體事件之影響

第八節 警惕西方輿論出賣臺灣利益

第九節 穀開來案與中共十八大

第十節 九二共識何以維持兩岸和平二十年

第十一節 習近平與中共派系消長

第十二節 論中共十八大人事安排與政治改革之路


第六章 2013年統獨掙扎

第一節 兩岸和平協議內涵

第二節 從南周事件評大陸的新聞自由與憲政夢

第三節 微博力量與大陸民主化

第四節 未來大陸外交政策與對台政策之競合

第五節 台日漁業協議與東海和平

第六節 什麼是合情合理的兩岸關係

第七節 從歐習會到吳習會：解析美中台三方戰略格局

第九節 軍事互信與撤除導彈評估——兼談最近大陸國防部新稱改變軍事部署換美方停止對台軍售

第十節 習近平推絲路經濟帶的戰略意涵

第十一節 評李光耀“觀天下”一書中的兩岸觀

第十二節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能夠改變中國嗎？


第七章 2014年統獨掙扎

第一節 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顯示中共對台敵意

第二節 王張會與兩岸關係

第三節 反腐還是政治權謀——中共新一波整風運動的虛與實

第四節 習近平是中國的安德羅波夫？

第五節 大陸對兩岸關係論述的轉變

第六節 南海爭端中的大國博弈

第七節 中共持續反腐打貪之政經效應

第八節 習近平外交佈局的戰略思考

第九節 北戴河會議與中共權力爭奪

第十節 “一國兩制”重現江湖：剖析習近平最新對台喊話

第十一節 APEC觀察：北京的思維與亞洲的未來

第十二節 習近平的島國戰略


第八章 2015年統獨掙扎

第一節 人民幣國際化問題前瞻

第二節 中國大陸中小學教孔孟的觀察與省思

第三節 從二次大戰結束70周年看中日關係

第四節 亞投行對世界金融體系的意義與影響

第六節 美中(共)南海角力對區域安全之影響

第七節 解讀大陸國家安全法

第八節 日本新安保法與亞太情勢發展

第九節 習近平閱兵大典：親‘中’聯盟成形？

第十節 習近平訪美綜合觀察

第十一節 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觀察

第十二節 美國與中共的南海危機


附錄

附錄之一：關於《08憲章》

附錄之二：西藏抗暴五十周年角力面面觀

附錄之三：新疆民變與胡錦濤提前回國——廣東、新疆連鎖暴力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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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008年統獨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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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中國在海峽中線西側劃定新航線之意涵與因應】


2007年初，胡錦濤穿著軍裝巡視中國海軍，並且宣示要建立一支“邁向國際的遠洋海軍艦隊”。顯然，他現在正在落實其雄心勃勃的計畫，而臺灣不幸正在成為其可能的犧牲品。


一、中國劃定新航線


中國在臺灣立委選舉之前的2007年12月，在臺灣海峽中線西側劃定一條新航線。

中共這條從上海到香港的新航線，距離臺灣海峽的中線只有四十二海浬，這不僅在平時使得中國飛行器容易誤闖臺灣警戒區，而且在戰時大大縮短了中國入侵臺灣的距離。很明顯，該項行為已經涉及改變台海現狀；如果來意不明的中國戰機一旦越過中線，臺灣地面防空系統即使立刻啟動，也慢了半拍。而一旦中共戰機從新航線跨過中線之後，飛到臺北市只要三分鐘。臺灣飛機要起而迎戰，在時間上根本就來不及。即使動用地面的飛彈防空系統，包括管式的火炮系統，予以攔截，也是捉襟見肘。

中國的這一舉動，不僅影響飛航的安全，同時還會壓縮臺灣軍機的演訓空間，使得中國進一步熟悉台海空域，以便為隨時恐嚇甚至入侵做好準備。而臺灣朝野至今還睡在夢裏，為了區區幾個席位彼此吵鬧不休。真是危莫大矣！


二、劃定新航線之意涵


中國的這一舉動，使得台海緊張情勢再度升高。更為嚴重的是，事情曝光後，中國方面竟然宣稱，“大陸不受海峽中線約束”。因為“這是臺灣當局單方面劃定的‘假想界線’，無任何法律依據，也不被大陸承認。1954年12月2日，臺灣當局與美國簽訂所謂《美台協防條約》後，美國軍方出於控制衝突規模、明哲保身的考慮，即要求台軍戰機艦艇必須在臺灣‘海峽中線’以東運行，否則就得不到美軍安全保障，至於這條中線則由美軍太平洋司令部軍官戴維斯劃定，因此臺灣‘海峽中線’又稱‘戴維斯線’。從此以後，臺灣空軍即以‘海峽中線’規劃出自己的所謂‘防空識別區’。”

中國方面還宣稱：“這種自說自話的‘防空識別區’從來沒有被中國大陸方面承認過，中國政府一再重申臺灣海峽屬於中國內水，並無國際法所稱的‘劃界問題’，臺灣當局的‘海峽中線’乃至‘防空識別區’概念完全沒有法律約束力。按照慣例，在己方認定的防空識別區內，大陸解放軍有權利用陸基雷達、預警機等感測器探測監控本區域內活動的航空器，一旦有非己方戰機進出，解放軍可以要求該航空器報告其身份。如果來者不報，解放軍能夠起飛戰機，進行跟蹤攔截，從而判斷對方身份，如對己方構成安全威脅，解放軍可自由選擇打擊，打擊手段包括戰機開火或地面發射遠端防空導彈。”

由此可見，中國日前在海峽中線西側劃定新航線做法確實具有危險的意涵，不是臺灣捏造出來的假想敵。


三、臺灣針對新航線的因應選擇


那麼，面對中國在海峽中線西側劃定新航線這一危險做法，臺灣可以擁有何等因應措施？

我們認為，如果中國預先知道立委選舉的結果，可能就不會做出如此愚蠢的動作了。因為中共此舉，干涉臺灣內政的意味過於明顯，儘管這次經過精心策劃，與以往不同而成功達到了恐嚇之目的。

以前人們都在譏笑中國是“陳水扁的超級助選員”，總是愚蠢地幫了陳水扁政敵的倒忙，等等。不過這一次中國好像學得聰明，總算成功打擊了民進黨。但是中國畢竟是愚蠢的。他們忘記了：這次並不是陳水扁在選立委，也不是陳水扁在選總統！中共如此舉措，並不能真正做到隔岸觀火、置身事外，反而使得臺灣局勢進一步複雜化，可能會催生中國並無預見也不想見到的結果，結果還是會傷及中國自己。

臺灣的因應措施，應該考慮針鋒相對。例如，允許民間組織義勇隊，允許私人派出飛機在金門、馬祖一線設立“臺灣人民飛航安全保護運動”，在整個臺灣海峽定期巡邏，以此打破中國的封鎖，保障臺灣的國家利益和民眾權益不致受損。


四、中國想全面控制臺灣海峽


我們為什麼建議如此針鋒相對的反制措施？

因為我們認為，中國的上述舉動不是孤立的，而且全面控制臺灣的第一步。如果這一步得逞，就會有第二第三步緊接下來，直到臺灣全面淪陷。

一個最為明顯的事實是：中國剛剛在2007年底重劃海峽中線不久，又冒天下之大不韙，宣佈今年還要在臺灣海峽安裝“監控眼”！

儘管中國聲稱此舉意在“預防海上交通事故”，但誰能相信草菅人命的中國會突然如此關切起平民百姓的安全？

2008年1月17日中國的“福建海事新聞通氣會”宣佈，臺灣海峽將安裝VTS系統（海上交通管理系統），避免各類事故發生。我們知道，VTS是Vessel Traffic Service的縮寫，是利用雷達、無線電話等通信設施監控航行在港灣和進出港路的船舶，給這些船舶提供在航行中所需的安全資訊的一種系統。這個系統適合在世界任何沒有敵對行為的區域使用，但不適合在台海這樣一個具有高度敵對性的地區使用。

如果這個系統一旦在中國的片面操縱下開始安裝，臺灣的安全立刻受到威脅，因為那時，所有進入臺灣海峽的船舶，都將在監控中心清楚顯示出航向、航速、位置及相對方位，從而變成了中國的囊中之物。中國要的，當然不是什麼“對船隻進行準確導航”，而是要“在監控螢幕上點擊一艘船，可以看到該船隻名稱、所處的精確位置、航速、航向，根據資料可迅速判斷船舶是否走錨、偏離航道、在交會點碰撞的可能性等情況”。中國的目的顯然不是“避免海難事故的發生”，而是為了必要時可以攔截所有臺灣船隻，甚至包括中立國船隻，重演德國在世界大戰中的海盜行為。如此一來，還不等到這個系統安裝完畢並開始使用，臺灣就可能已經被迫向中國屈服，被迫承認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來換取經濟上的喘息了。

臺灣海峽VTS系統第一期投資五千多萬元人民幣，目前項目已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復，初步設計也已經完成，今年內將開工建設，建設工期預計為三十個月。而我們認為，這個“三十個月”顯然包含重大的禍心，臺灣朝野不可不防。


五、中國還用中亞來鉗制臺灣


中國的張牙舞爪不是孤立的。甚至在臺灣相反方向的中亞細亞，中國為了牽制美國、包圍臺灣，也已經一再蠢蠢欲動了。

中亞地處亞洲中心地帶，與中國大陸及俄羅斯具有地緣關係，因此戰略位置重要。狹義的中亞，意指包括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與烏茲別克等五國。近年來，中共與俄羅斯對於中亞國家豐富的能源、水力資源、運輸交通與廣大的市場，早就顯現強烈的戰略意圖，並且企圖掌控中亞國家的穩定與安全。相形之下，美國在中亞國家已漸不再具有舉足輕重的力量。

中國近來對中亞國家的經營與擴張，與中共主導“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rganization, SCO）的運作具有密切的關連。2007年8月9日，上海合作組織六國聯合舉行為期九天的聯合演習，引起周邊國家高度重視。演習中，除了假想新疆發生暴動之外，也計畫中亞某國因發生由回教激進分子領導的大規模暴動及內戰，中共借著邊境部署與借道中亞，迅速弭平了暴亂。

這表明中國認識到，亞太區域的安全與互動，牽涉了包括美、日、俄、澳、紐、南北韓與印巴之間明顯的軍事實力消長。從中國在中亞國家的政治、經濟與軍事擴張的戰略意涵來看，臺灣應該密切觀察、謹慎應對，並進而研析出自身在未來戰略下的必要調整，避免因內政相擾而成為國際政治上的“邊緣人”。


六、結論


臺灣允許民間組織義勇隊，允許私人派出飛機在金門、馬祖一線設立“臺灣人民飛航安全保護運動”，在整個臺灣海峽定期巡邏，以此打破中國的封鎖，保障臺灣的國家利益和民眾權益不致受損，是至關重要的，否則一旦錯過時機，臺灣海峽就給中國劃去，不僅臺灣軍機，連臺灣民航客機的飛行也會受到影響，屆時臺灣客機能不能飛越臺灣海峽，都要經過中國航管部門認可，那時哪里還有臺灣的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呢。

現在，臺灣需要意識到事態的緊急：中國宣稱，“作為主權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有權在屬於本國內水的臺灣海峽設立防空識別區，這一點理應得到國際社會尊重。”由此可見，“中國在海峽中線西側劃定新航線”，可能還只是一個煙幕彈，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國設立台海防空識別區的目的，應該不限於海峽中線以西空域，否則豈不是在“承認台獨”？

我們由此應該認識到，中國這一設立的目的，意味中國空軍將延伸其前沿，為威脅臺灣安全提供前所未有的便利，並進而對日本和美國基地構成安全威脅。因此，臺灣在“防空識別區”的問題上採取積極的自衛行動，一定可以獲得美、日等民主國家的諒解和接受，甚至得到積極支援和必要援助。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第二節 中國對2008臺灣總統候選人之評斷與對策】


在中國看來，2008臺灣總統大選決定兩岸關係未來四至八年之走向，故給與高度關注。中國對2008臺灣總統候選人之評斷與對策，不少是通過“民間方式”傳達的，但是我們考慮到，中國是一個缺乏言論自由和基本人權保障的國家，因此中國不存在嚴格意義的民間輿論，所有的民間言論包括所謂“憤青”言論，都是中國官方默許、縱容、支援的，否則不到兩個小時就會遭到無情的刪除。而許多沒有遭到刪除命運的言論，其實就是中國政府自己製造的。這表明中國急於干涉臺灣內政，並通過種種手段，試圖影響臺灣大選結果。


一、中國急於干涉臺灣內政


中國新華社屬下的《國際先驅導報》干預臺灣內政，認為臺灣選舉是“政客賭場”，而“開賭”計畫的背後，則是民進黨2008年選舉的主打策略：“區域動員”加“政策買票”。其吸票手法是選舉前大開空頭支票，是民進黨慣用的。而所謂“開賭”，是指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副主委張景森計畫於2007年6月“推動特許競技型運動”，在中南部縣市開放賽車、賽馬等運動，並發行彩票，藉以帶動中南部休閒娛樂產業，活絡當地經濟發展，縮小南北差距。

中國對上述構想大作文章，目的在於誣衊臺灣即將淪為“賭博共和國”。同時，中國把這個臺灣內部的經濟議題泛政治化，誣指“開賭”計畫的背後，是民進黨2008年選舉的主打策略——“區域動員”加“政策買票”。綠營自知臺灣政黨版圖“北藍南綠”格局短期內很難改變，中、南臺灣一定要大贏，才有繼續執政的機會；而北臺灣，特別是臺北市，民進黨幾乎已放棄了。

中國如此作為，已經明顯在干預臺灣內政，連所謂“一國兩制”的承諾也不遵守了。

在臺灣立委選舉結束後，中國又趁機大作文章，片面總結臺灣民主實踐，在以篇題為《臺灣這些年——寫在台立委大選之後》（上海 元味）的文章中，提出中國的看法，認為2005年卸任前的連戰出訪大陸，轟動一時，也成為藍漲綠消的一個分水嶺。除卻連戰本人在卸任前的歷史地位考量因素，更主要的原因還在於其對大局的精准判斷。在所謂的認同議題上，一向是民進黨佔據主動，國民黨被動挨打，每次民進黨需要選票就拿出來敲打幾下，國民黨明白其用心卻總是不得不“配合”其全力出演，此招屢試不爽。連戰此舉標誌著國民黨開始戰略主動性，長期以來被認為的照門突然變身為進攻利器。當時民調顯示，連戰出訪大陸令國民黨支持率大升而民進黨大跌，並且令國民黨的支持率反超了民進黨。現在看來，連戰此舉是代表著傳統政治人物在被街頭運動、草莽武夫苦苦相逼甚至相害多年以後的一次智慧的集中爆發。而其在大陸的一言一行，包括深厚的文化根底和表達方式，均給兩岸民眾留下了很好印象。當時其夫人在連戰北大演說後甚至說已經很多年沒有看到如此風采的連戰。

顯然，在中國眼裏，和中國已經建立了特殊關係的連戰先生就像是臺灣的董建華，雖然當不上臺灣總統，但是出任未來的臺灣特區首長，卻是第一人選。


二、中國正在鼓動恐怖襲擊


中國不僅急切干預臺灣內政，還對臺灣內部議題大肆發揮，借題發揮，借用國際事件來誣指臺灣領導人。在一篇題為《陳水扁最有可能幹掉誰？》的文章中，中國作者用2007年12月27日巴基斯坦前總理貝•布托被刺身亡這個“亞洲政治舞臺發生一件大事”，來做引子，指出第二天“中國臺灣也發生一件大事，就是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特別費案二審無罪”。中國作者明知這兩件事情毫無聯繫，卻一定要借“臺灣知名媒體人趙少康”的嘴來說，“馬英九一定也會被民進黨當局刺殺。”

這位陝西西安的作者張岳琢，不僅捕風捉影，而且煞有介事地說，“筆者認為，綠營果真有此預案，但是作為老謀深算的陳水扁從目前的局勢考慮，他一定不會選擇刺殺馬英九，因為在選舉前對馬英九的刺殺，只能使得中間選民更加堅定倒向挺藍，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將馬英九和蕭萬長推上總統和副總統寶座。

中國為恐怖分子出謀劃策：一要暗殺的人物要和當權者有關係，可能出任要職；二要暗殺的人物要安保不嚴；三要暗殺的人物目前還不在野，但和當權者的反對派意見完全相異；四要暗殺的人物的死亡會對當權者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那麼這個最為合適成為暗殺對象的人到底是誰呢？中國認為，應該是泛綠陣營的蘇進強。

原因很簡單。台聯是和藍營根本對立的政黨，儘管被邊緣化，但是它有國際影響力。民進黨要讓自己的執政日子好過些，一定要使得自己的陣營盡可能擴大和鞏固，那麼和其現政權若即若離的泛綠聯盟中某個有勢力的政黨，也就只有台聯黨了。一則，台聯是反陳水扁而不反“台獨”；二則，台聯和泛藍水火不容；三則，台聯党的精神領袖李登輝很具有號召力；四則，蘇進強的動員能力也非常強；五則，蘇進強的安保力量不強。於是，殺掉蘇進強會讓台聯這個黨後繼無人，摧毀掉民進黨的盟友，打擊泛綠的士氣，對社會形態的惡化有百利而無一害。


三、中國煽動綠營內部紛爭


中國不僅急切干預臺灣內政，不僅鼓動恐怖襲擊，而且煽動綠營內部紛爭，妄圖挑起臺灣內亂，以便坐收漁利。

中共人民網11月14日發表社評說，誰是當今臺灣最鬱悶的政客？首推謝長廷。因為臺灣正副總統的豪言壯語完全不考慮他這位候選人的處境。選舉在即，生死攸關，正副總統的表態堪稱是神風特工隊的自殺式進攻。作為民進党的首腦，他們當真是嫌民進黨的命太長？當中的奧妙可用清朝慈禧太后的妙語來道破：甯予外人，不畀家奴！陳水扁與謝長廷的對抗，已經到了撕破臉皮的地步。黨內上至天王，下至小鬼統統“西瓜偎大邊”，謝儼然已淪為民進党的個體戶。

中共的社評指出，綠色媒體、名嘴，最近也開始圍剿謝的兩岸政見，出現了罕見自家人打自家人的局面。民進党前主席游錫坤出面為綠營名嘴組成的強棒助選團站臺，林建隆、金恒煒、漁夫、江霞等深綠團員一字排開，直叫人擔心這些抬轎的，一言不合，會把那個坐轎的扔在路邊，再沖上去踏兩腳。 

對即將離任的阿扁而言，身後事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搶奪深綠教主寶座，延續在野政治生命，把持民進黨政治機器的實際掌控權。倘若上位成功，那麼他將會成為臺灣政壇的地下教父，以其隱蔽的行政資源與有可能當選2008的馬英九正面對抗。為了遏制社會動盪與潛在的族群衝突，將來的馬“總統”極有可能投鼠忌器，被迫在司法問題上放水。故與搶攻深綠地盤相比，謝長廷能不能當選，幹阿扁底事？他的種種奇談怪論，簡直是在為馬英九競選辦公室無償輸送彈藥，國民黨文宣會的幕僚們個個磨拳擦掌，倍感振奮。 

中國的上述文宣表明，中國力圖煽動綠營內部紛爭，挑撥離間、製造分裂，以便漁翁得利。

 

四、中國寄希望於國民黨


在立委選舉的結果出爐後，中國《文匯論壇》2008年1月31日發表評論敦促，“國民黨不能輕敵”。認為“1月12日結束的臺灣地區立法委員選舉，在野的國民黨取得超過立法院席位總數三分之二的八十一席，執政的民進黨卻只取得二十七席，這個懸殊的結果沒有出乎海內外臺灣問題專家的預測，但民進党候選人敗得比大家預測的更慘不忍睹。”

根據臺灣現行憲法規定，國民黨不但取得未來四年臺灣立法院的壓倒性主導權，還取得對憲法的修訂權和對總統的罷免權，亦即是一個已被人民充分授權的反對黨，不但可以隨時更改遊戲規則，還可以隨時趕領導人下臺，即使3月22日投票的臺灣領導人大選被民進党候選人謝長廷險勝，在天天都被重威脅之下，謝長廷無疑地只可能是一位“廢帝”。 

中國認為，相反地，馬英九如果當選，在超過三分之二席次的國民黨立法委員配合下，要推行任何政策就容易得多了，其權力至少等同於以前國民黨員委員席位過半的李登輝，甚至可以達到席位超過三分之二的蔣經國的程度。但是，福兮禍所伏，暴雨不終朝，即使馬英九在立法委員選舉勝利當晚很謙卑謹慎地表示，大家只要高興一陣子就可以了，其他國民黨內的政客，在取得立法院選舉大勝後，“內鬥內行、外鬥外行”，“未勝先驕”、“提前霸位”之類的老毛病，最近亦慢慢地發作出來。

中國認為，2003年底前國民黨主席連戰和親民党主席宋楚瑜代表的藍營支持率，一度比綠營支持率高出二十個百分點時，藍營內部亦曾一度出現同樣的“霸位戰”。眾所周知，國民黨最後是空手而回。事實上，國民黨在臺灣立法委員選舉的大勝，並非必然可以自動轉化成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的本錢，令他可以在3月22日的臺灣總統大選中獲勝，因為其中牽涉到的因素非常複雜，因為至少存在選舉制度不同、對手性質不同、候選人招數不同、天氣好壞不同、投票率高低不同等等當前無法預知的仲介變數。 


五、中國擔心馬英九問題發酵


隨著國民黨佔據立委多數，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也成為眾矢之的。不但被綠卡問題纏繞，被親屬問題牽連，還被傳說有個女兒在北京。尤其綠卡問題，不僅關係到國家認同，還關係到誠信問題，很可能釀成大禍。所以中國也很關心這一問題，擔心這會毀掉馬英九的總統之路。尤其馬英九具有“湖南騾子”脾氣，使得馬夫人周美青說馬“從來不是會非常體貼別人、關心別人、照顧別人”的人。所以馬比較不容易體會外界對這些事情的觀感，從而採取錯誤的反應方式，例如前後解釋不一、一誤再誤等等。

至於呂秀蓮認為馬英九的綠卡如果真的已經失效了，那麼問題並沒有這麼大，她認為謝長廷這樣子打選戰，就像在扒糞等報導，中國的反應是不以為然。中國方面懷疑，呂秀蓮如此說，可能因為她自己也握有美國綠卡或曾經握有美國綠卡，而且還因為呂秀蓮等人年輕時都曾加入國民黨，還留下了黨證為證據。從中國方面的邏輯看，謝長廷說“子女有美國籍，是大人的選擇”是有道理的，因為小孩在美國出生雖然可以自動獲得出生證明，但並不能自動獲得美國護照，美國護照確實是要個案申請才可以獲得的，而在小孩十八歲成年以前，必須要大人代為申請。

中國擔心，種種跡象表明，馬英九缺乏處理基本事務的能力。所以中國擔心馬英九控制不住局面，會在關鍵時刻栽跟頭。讓即將到手的勝利果實付諸東流。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第三節 近期北京的奧運外交與臺灣的因應之道】


近期北京的奧運外交已經因為3月份發生的西藏暴力衝突，陷入極大困境，這也給與臺灣的因應之道以極大的運作空間。在目前的情勢下，我們認為，臺灣因應北京奧運外交的最好方式，就是促成“迷你抵制北京奧運”。因為臺灣領導人本來就不會出席北京奧運的的開幕式，如果“迷你抵制北京奧運”獲得成功，對臺灣只有收益與好處，沒有損失與壞處；而臺灣體育界也不會失去一次國際曝光的機會。


一、中國官方驅逐西方記者


西藏暴動之後，中國官方立即驅逐西方記者，並不斷地向西藏地區增兵，事實證明這是非常愚蠢的方式，把和平、圓滿解決西藏危機的道路幾乎堵死。

3月17日，西藏當局用專車把兩家香港電臺、四家電視臺和一家報紙的十五名記者送往拉薩機場，要求他們離境。香港無線電視臺記者報導，他們在星期天晚上接到官方通知，要求他們離開西藏。星期一清晨，國安人員協同電腦專家到記者旅館的房間裏搜查，沒收了一些錄影帶和電腦記憶卡。這位記者表示，電腦中凡是有關武警和公安的照片和錄影統統被刪除。香港電臺的記者報導，西藏公安人員和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的官員表示，記者進行了“非正常採訪”。3月18日香港記者協會發表聲明，對中國當局要求報導西藏騷亂的香港記者離境表示不滿，認為中國當局的做法違反了2007年1月起實施的《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港澳記者採訪辦法》。中國當局要求正在西藏報導示威騷亂事件的香港六家電子傳媒和一家平面媒體的十五名記者離開。香港記者協會秘書長麥燕庭說，中國當局在說明要求香港記者離開西藏的原因時，表示這些香港記者可能進行了一些非法採訪的活動。麥燕庭認為這種說法不能令人接受。中國政府驅趕香港記者，就等於在西藏封鎖消息。麥燕庭說：“大家都知道，在一個有衝突的地方，執法人員是否有違反人權的行為，記者在場是非常重要的關鍵。另外，有記者在場，也可以落實人民的知情權。” 香港資深傳媒人士鄧燕娥表示，中國政府的做法讓香港人感到很不理解，因為香港記者發回的錄音和錄影主要都是示威者打砸搶燒的場面，採訪的目擊者也大都講述暴徒如何兇殘，很少涉及他們這樣做的動機，這樣的報導實際上並非不利於中國政府，可是香港記者還是不能免除被驅逐的厄運。鄧燕娥說，這就不能不讓人思考中國政府的用意：“現在它這樣做我們很擔心，它會不會在把記者趕走之後，就對參加抗議的人做出一種比較極端的報復行為。其實我們在國際上經常看到，其他國家也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們都會在電視和報紙上看到報導。現在它這樣做，我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政府也就可以為所欲為了。”驅趕境外記者是，使外界產生北京要“關門打狗”的血腥印象。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也譴責中國驅趕外國記者的做法。美國廣播理事會星期一晚上宣佈，在中國限制媒體對西藏地區發生的暴力鎮壓進行報導之際，該理事會決定增加對西藏地區的廣播節目。

美國國會議長佩羅西女士隨即率領國會代表團訪問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呼籲國際社會批評中國的西藏統治。在達富爾危機引發抵制北京奧運之後，西藏危機再次把北京奧運推入了舉世抵制的境地。

很快，中共領導層意識到自己陷入了國際孤立，於是企圖從這條錯誤的道路上回轉，邀請外國記者團和外交官重返西藏，修補自己的國際形象。但同時，依然以安全為理由，不准重返西藏的外國記者和外交官員自由行為、獲得真實的消息。


二、“迷你抵制北京奧運”


在中共上述倒行逆施之下，目前歐美國家正在流行一種“迷你抵制北京奧運”的構想。這種構想就是考慮到“全面抵制北京奧運”，可能損害一代運動員的青春和付出，使體育成為政治的奴隸。而“迷你抵制北京奧運”則是用政治抵制政治，而不是用政治抵制體育，即世界各國的政治領導人拒絕出席2008北京奧運會“氣勢恢弘的開幕式”，從而使得中共政府的錯誤暴露於天下，而各國運動員則正常參賽、正常領獎，實現奧運精神。

在目前的情勢下，我們認為，臺灣因應北京奧運外交的最好方式，就是促成“迷你抵制北京奧運”。因為臺灣領導人本來就不會出席北京奧運的的開幕式，如果“迷你抵制北京奧運”獲得成功，對臺灣只有收益與好處，沒有損失與壞處；而臺灣體育界也不會失去一次國際曝光的機會。

我們如此認為，還因為以下事實：儘管為了成功舉辦奧運活動，中國把奧運裝扮成完全的體育盛會，可是在中國官方的內心之中，還是渴望借此隆重的開幕式，在世界政治領袖和媒體的目光中展現一個大國的崛起。而中共政權的崛起，顯然就是臺灣民主的威脅。

假如按照中國外交部和奧組委的說法，北京奧運會應該是一場純潔的體育盛會，就應該根本不介意布希總統來不來、布朗首相參加不參加。不過恰恰相反，中國官方非常希望這些外國領袖前來觀摩奧運，這與他們口口聲聲的“純潔的體育盛會”那種說法，根本矛盾。

“迷你抵制奧運”恰好就是在既不損害運動員運動青春，又尊重中國官方”純潔體育“的說法的基礎上，所提出的巧妙策略：既羞辱了妄想借助大國領袖雲集北京給自己增光添彩的中國政治領導人，也切實保障了本國運動員的階段性競賽需要。


三、北京奧運已成一場黑色賭局


現在，如何抵制北京奧運不僅在國際輿論中沸沸揚揚，而且迅速變成了有心人的賭局：愛爾蘭著名賭博網站intrade.com的“抵制北京奧運”就變成了一大熱門，並在西藏暴亂之後僅近三天的3月17日，迅速開盤了兩個“抵制北京奧運”的賭局：“歐盟任一成員國官方抵制北京奧運”和“美國官方抵制北京奧運”。這兩個賭局和美國大選、台海戰爭一樣，都是該網站比較熱門的國際政治事務賭局。

這兩場“抵制北京奧運”的賭局有效時間都是從3月17日到9月9日，截至到3月21日，均已有人下注，最新的下注價格為60%和39%，即認為“歐盟任一成員國官方抵制北京奧運”和“美國官方抵制北京奧運”的可能性，在下注賭客眼中分別為60%和39%。

愛爾蘭這家網上賭場為普通人關注政治提供了博弈的機會，可現實中，中國官方不也正在進行一場賭博？他們賭的是：既要鎮壓西藏，也要辦好奧運。這個一廂情願的想法，是無法操作的，最後只能捉襟見肘、自暴其短。

在另外一項民意調查中，德國之聲查看了“明鏡線上”、“世界報線上”以及“南德意志報線上”的網上調查（14點），結果如下：

 

 明鏡線上

 參加者共5263人 

 同意抵制 60.57% 

 反對抵制 32.13% 

 沒有決定者 7.3% 

 

 世界報線上 

 參加者共6360人 

 同意抵制 66%（包括認為西方國家應共同行動） 

 反對抵制 14% 

 抵制不管用 20% 

 

 南德意志報線上

 參加者共5726 人 

 同意抵制 72% 

 反對抵制 4% 

 運動員應標明態度 21% 

 不知道 2% 


四、各國政治家們的態度


中國在國內繼續進行鎮壓並不斷遭到反抗、中國在國外不斷受到抗議與遭到持續抵制，這雙重作用，也使得藏人內部激進路線與溫和路線的分歧也表面化了。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3月17日受到一些年輕而激進的藏人的嚴厲批評，要求達賴喇嘛重新考慮有關不尋求西藏獨立、只要求高度全面自治的非暴力運動。主張西藏獨立的西藏青年會還批評達賴喇嘛關於反對抵制北京奧運的立場。西藏青年會主席次旺仁增說，中國不配主辦奧運會，因為西藏的人權問題正在惡化。

與此同時，國際社會對西藏的局勢越來越感到不安。

在瑞士洛桑，親西藏的示威者3月18日在國際奧會總部外面舉行抗議示威活動，要求國際奧會對中共政府鎮壓西藏僧侶抗議示威活動做出正式反應。這些示威者分別代表國際上的一百五十個西藏團體。非官方的西藏流亡政府奧會代表對路透社表示，他們要求國際奧會制止中共政府讓奧運火炬經過喜馬拉雅山地區的計畫。這個委員會已經正式宣佈抵制今年8月舉行的北京夏奧會。抗議民眾的標語牌上寫著：羅格先生，你的沈默正在導致藏人的死亡。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副主席巴哈表示，多位頂尖運動選手因為中國血腥鎮壓西藏抗議群眾，正在考慮杯葛北京奧運。這是因為外國媒體紛紛以大篇幅報導西藏暴亂事件，英國《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等報章指出，在北京奧運來臨之際，各國正注視中國，世界各國領袖要對中國施壓，令中國對處理暴亂事件承擔責任。德國《法蘭克福廣訊報》指出，藏民上街的勇氣令人敬佩，其抗議是對中國打壓的反應，這次暴亂將對北京奧運帶來衝擊，也正好給抵制奧運人士有力的藉口。 

荷蘭召見了中國駐荷蘭大使表示關注。歐盟也同樣表示不安。只有自己面臨分裂的俄羅斯堅持說西藏危機是中國的內政。而美國白宮發言人則表示，北京政府應尊重藏傳文化及多種族社會，對衝突感到遺憾，總統布希一貫認為，北京需要與達賴喇嘛對話。美國駐華使館勸喻，美國人暫時不要前往拉薩。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候選人奧巴馬則譴責中國以暴力手段鎮壓抗議。


五、臺灣當選總統可以配合演出


馬英九當選總統前，有兩件事情做得好：一是對溫家寶強硬表態，嚴厲批評溫家寶蠻橫無理、自大、愚蠢、自以為是，無視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的主流民意；二是對北京奧運強硬表態，宣佈可能抵制北京奧運。

這樣就為臺灣新政府以後與北京當局的交往定下了一個良好的基調、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獲得了一個高屋建瓴的前進基地。也正因為如此，已經有中共人士指出“馬英九更危險”，說如果綠營當選，他們實行的台獨路線，可以為解放臺灣提供機會。現在馬英九的“不統、不獨、不武”，這樣的隱性台獨更危險。給北京出了一道比民進党更難解數學題。不是嗎？馬英九曾經說過：“獨立和統一都是選項之一”！

尤其，北京政權對馬英九積極支持大陸民運的立場，是抱有敵意的，中共也絕對不會忘記馬英九在臨門一腳的時候，罕見發表六點強硬聲明，嚴厲批評溫家寶蠻橫無理、自大、愚蠢、自以為是，無視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的主流民意。

在這種情勢下，臺灣支持“迷你抵制北京奧運”，進退可以自如：退可以視為競選語言的臨時運用，進可以視為兌現競選承諾。並且可以據此制定中國政策的長期準則，那就是兩岸關係必須要合乎國際人權標準，必須要建立民主政治的框架上。不能允許秘密外交淩駕在人民的知情權之上，不能允許黨派外交淩駕在國家利益之上。

尤其，大陸人民對馬英九長期積極支持大陸民運的立場，是抱有好感的；中共也絕對不會忘記馬英九的反共立場，比登陸中國的連戰、宋楚瑜更為強硬。馬英九與連戰、宋楚瑜的區別，是新一代與老一代的區別，自然可為臺灣利益爭取到較高的籌碼。


六、結論


在因應北京奧運外交的問題上，臺灣要維護自己的權益，這是必然的；但維護自己權益之最佳策略，卻是在表面上不站在自己的權益上說話，而是站在普世價值上說話。在“北京的奧運外交與臺灣的因應之道”方面，要有效破解“北京的奧運外交”，還是不能直接站在臺灣利益上來說話，而是要採取“間接路線”、“間接戰略”的方式，站在普世價值上來說話；如此一來，臺灣作為普世價值的代言人，臺灣的聲音才能獲得普世影響，臺灣的因應之道才能激發世界各國的連鎖反應。


（二〇〇八年三月三十日）



【第四節 中共對臺灣總統大選之綜合反應及未來的對台策略】


中共對台政策並沒有因為馬英九當選而有所改變，立個明顯的事例就是：中共暗中阻撓馬英九在正式繼任總統之前訪問美國。其實這樣一次訪問對於臺灣政權的平穩過渡本來是大有好處的。但是胡錦濤拒絕幫助馬英九，只是在“硬的更硬，軟的更軟”的策略運用下，中共沒有公開出面阻止馬英九訪美，同時卻暗中唆使美國如此做。難怪北京人士普遍認為：胡錦濤比起江澤民來，更加陰險。


一、中共希望國共平臺代替政府談判


中共中評社3月24日發表快評，希望國共兩黨的會談能夠“結果”，並提請大家“務必注意”，國民黨政策會副執行長兼大陸事務部主任張榮恭在選舉之後的第一次表態，說隨著民進黨下臺，台海危機可告化解，兩岸複談與台美互信，均能立見成效。國民黨將在“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基礎上，盡速尋求與大陸恢復官方授權管道的對等協商，並就週末包機、陸客觀光等迫切性議題，于短期內達成協議，以及促成熊貓來台、擴大臺灣產品登陸、兩岸經貿正常化等，為臺灣經濟創造活水效應，並強化兩岸人民的和諧相處。至於臺灣人民關切的國際空間問題、兩岸軍事互信、和平協議等，也都將根據連胡公報的和平路線圖循序推進。中評社的“快評”指出：作為國民黨內部主要負責大陸事務的操盤手，張榮恭的話具有一定權威性。通過張榮恭這一番話，中共知道國民黨化解臺灣海峽危機的決心很大，首先就要處理和緩和兩岸關係的問題。國共以前的三次會談，因為無法落實被綠營恥笑，但是，今天春暖花開，國共會談終於要結果了。 

中共《大公報》則更進一步，把馬英九的勝選看作中共的努力。2008年3月24日大公報社評把以下兩個事情聯繫在一起：《馬英九贏得風光，玩“公投”敗得很慘》。該項社評提出，臺灣大選，將入聯公投和總統大選捆綁在一起，本是陳水扁當局和民進黨試圖贏得今次選舉的一張王牌，但最後臺灣多數民眾對入聯公投的欺騙性和危險性已有洞見，在大選中拒領公投票，使“入聯公投”無法跨過最低限度的有效門檻。“入聯公投”以鬧劇開始，以慘敗告終，這是臺灣今次大選中的最大看點。 

中評社擺出一副老大的嘴臉來教訓臺灣說《國民黨在野八年真值得，學會了很多》：國民黨在野八年，重新執政之後看來就不是壞事了，八年中，國民黨學會了很多。學會了謙卑對待人民，學會了選舉政治的運作，學會了民意的把握，學會了團結與合作。十分重要的是，學會了原諒、寬容、和解。沒有八年在野的慘痛教訓，國民黨永遠不知道人民在想什麼！

人們不禁想反問中共說：既然當反對黨這麼“值得”，中共自己為什麼不當一回反對黨呢？為什麼拒不進行民主選舉？為什麼開槍鎮壓要求民選的老百姓？為什麼給臺灣民選政府打上極為惡劣的引號？中共不僅自己壓制臺灣，還企圖利用美國打壓臺灣。


二、“以黨代政”在臺灣推行大陸模式


中共的對台謀略，企圖在不承認中華民國、不承認臺灣是一個對等的政治實體的前提下，與臺灣執政黨進行決定臺灣命運的談判，從而和平併吞臺灣。

中共中評社4月27日社評《胡錦濤主動邀連戰透露什麼資訊》明確指出：胡錦濤這次是主動邀請連戰訪京，意義不凡。因為這是臺灣執政黨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的會面。“在兩岸當前的敏感時間，國共兩党的領袖見面，有深刻的意思。”據說馬英九當選總統後，胡錦濤急不可待地電告連戰方面，希望能與連戰親自會面，就未來的兩岸情勢交換意見。這是島內新的政治局勢產生後，中共最高領導人首度主動邀約的第一位島內政治領袖，足見胡錦濤對連戰地位的重視。中共因此認為：“有幾點是一定的：一，胡連一定會碰面。二，連戰一定會儘快來京。三，中共與國民黨領導人需要在形勢變化之後立即接觸。”

中共認為，正當國民黨副主席、准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在大陸拜訪台商之際，傳出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將訪問北京，同時將會晤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自然特有意義。但是同時卻要把這一訪問定位為“私人行程”，至少表明了“四個不代表”的意思：第一：不代表五二0之後的臺灣政府。第二：不代表國共正式商談。第三：不代表兩岸正式溝通。第四，不代表中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因此不管連胡二人這次談什麼，海基會才是唯一政府授權的官方管道，這次談不上國共平臺，因為兩會複談已經勢在必行，而且指日可待，大家都可以預見得到。但是中共卻又同時對外宣稱：

“連戰今天抵達北京，明天下午率領團員與胡錦濤公開會面，隨後胡錦濤單獨晚宴連戰夫婦。北京一定會高規格接待連戰及一行，胡錦濤與連戰的見面一定會有很大的收穫。不過我們認為，今次的胡連會，絕對不止是寒暄或應酬，勢必涉及政治議題。我們的看法如下：

第一，胡錦濤與連戰一定會就選後的臺灣政治局勢交換意見。選舉之後的臺灣政局，大陸高度關注，國民黨執政之後的方針政策路線，中共不會毫不關心。當面的溝通十分必要，可以減少誤會，可以增進共識。不管是否私人性質，胡錦濤問一問應該是合乎常理的。 

第二，通過今次的行程，連戰是胡錦濤的私人朋友、是中共的好朋友的地位從此奠定。 在兩岸關係最困難的時候，連戰訪問大陸，毅然恢復了國共兩黨的關係，對此，中共上下都十分尊敬。我們認為，將來即使連戰因年事過高退出政壇，他與中共領導人的朋友關係絕對不會中斷，始終都會得到禮遇。 

第三，胡錦濤非常希望能儘快與連戰會面，認為近幾年從連戰歷史性的和平之旅以來所建立的兩人互信，是沒辦法取代的。我們相信，今後對於連戰關於兩岸關係的建議，中共會始終給予高度的重視。連戰個人在兩岸關係中的重要地位不會動搖。”

顯然，中共多方邀請各路人馬、多管齊下的目的，是企圖混水摸魚，趁著臺灣政權和平轉移的機會，製造疑慮、加強分化。中共認為，民進黨之所以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始終沒有看透國共新關係的重要性，始終不願面對連戰為兩岸關係發展做出的貢獻。因為連戰在兩岸關係、國共關係中奠定的地位，的確無人可以取代。不管是誰，都是後來者。連戰的光環，永遠是連戰的。中共相信：“如果執政之後的馬英九、吳伯雄與國民黨能夠繼續維護連戰的兩岸和平發展路線，以執政黨的良好心態與中共保持良性互動，今後對臺灣、對兩岸的貢獻，更將非凡。”


三、中共不戰而勝的企圖註定失敗


中共企圖用“以黨幹政”的方式擾亂臺灣，企圖達到不戰而勝的結果。其具體方法就是繼續煽動臺灣朝野對立、加大力度挑起臺灣內亂。

由於馬英九一貫積極支持大陸民運和法輪功，中共對之抱有最大敵意，中共也絕對不會忘記馬英九在臨門一腳的時候，罕見發表六點強硬聲明，嚴厲批評溫家寶蠻橫無理、自大、愚蠢、自以為是，無視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的主流民意。

以上兩方面結合起來，預測馬總統就任以後兩岸關係大致走向，以及各自的外交關係之格局，其實不會有太大改變。這使得中共不戰而勝的企圖註定失敗。

美國史丹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員薛理泰2008年3月26日發表文章《北京從福建後撤導彈，此其時矣》，建議北京在臺北政局出現變動以後，以變促變，從福建後撤導彈，使得雙方邁向良性互動。不過按照我們前述的分析，薛理泰的希望得以實現的可能，比較不大。中共最害怕的並不是撤走導彈，而是在撤走導彈以後用什麼方式簽訂和平協定？

4月初，國民黨政策會副執行長、大陸事務部主任張榮恭更是進一步提出了“凍、減、談、撤、簽”五大步驟，來落實馬英九提出的大陸先撤導彈、兩岸再和談的主張。所謂凍，就是大陸方面先凍結導彈增加的數量；所謂減，就是大陸方面視兩岸交流的情況，主動減少對台的導彈數量；所謂談，就是兩岸開始針對撤彈問題進行談判；所謂撤，就是一邊談判，一邊撤彈，但大陸不一定要把導彈數字撤到零的地步；最後是簽，就是兩岸簽署和平協定，這也是最後的目標。張榮恭情辭懇切，已經說得如此具體周到，現在就看中共有無誠意了。

現在球在中共一方。但是這讓中共更加為難。中共最害怕的並不是撤走導彈，而是在撤走導彈以後用什麼方式簽訂和平協定？

具體說，是黨對黨模式，還是國與國、政府對政府模式？

臺灣不會接受黨對黨模式，而中共不會接受國與國、政府對政府模式。

而海基會、海協會兩會運作的模式，要能夠達成撤出導彈的目標，確實需要一些額外的創意。

《亞洲時報》在一篇題為《習近平跟不上胡錦濤》的文章中，對剛升任中共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表示失望，認為他跟其他中共幹部一樣的無知與傲慢。因為3月26日習近平接見到訪北京的“第二屆中日媒體人士對話”日方代表團，談及剛結束的臺灣選舉時，習近平說與臺灣總統大選一併舉行的入聯公投未能過關，顯示從事臺灣獨立活動是不得人心的。習近平言下之意，“台獨”在臺灣已經沒有市場。《亞洲時報時報》分析兩岸局勢時指出， 稍注意臺灣的人都知道，這種結論完全昧於事實。與習近平的講法剛剛相反的是，島內的台獨運動近年不僅沒有止息轉弱，反而生根發芽，成為左右臺灣政治走向的決定性力量。從馬英九在今次總統選舉的政綱，以及李登輝對選舉結果的詮釋，可窺見端倪。

《亞洲時報》批判說，習近平在福建多年，對臺灣政局卻如此無知，能不叫人失望嗎？退一步來說，即使習近平打官腔，意在敷衍在場的日本記者，但其表現仍不合格。胡錦濤那兩天同布殊通電話時，同樣談到臺灣問題，但胡錦濤的官腔就打得高明很多了：“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兩岸協商談判，是我們的一貫立場……。”

《亞洲時報》在吹捧胡錦濤的同時卻提出質疑說，“問題是，習近平對臺灣選舉結果的理解，是否中共的內部共識？按中共慣例，領導人會見外賓的談話內容，事前應知會其他政治局常委，在沒人反對下才可發表。也就是說，至少中共高層無人反對習近平的判斷。很可惜，這是嚴重的誤斷，其結果可大可小。八年前國民黨執政時，北京已對島內政治形勢有諸多誤解，因而採取僵硬、寸步不讓談判策略，以致兩岸關係裹足不前。今日，馬英九上臺後，在臺灣前途問題上，能向北京讓步的空間也很有限，如果北京對此仍有錯誤的判斷，硬要馬英九讓步，最後就會一拍兩散。”

從上述情況可以推測，習近平的表態可能更為真實，而胡錦濤則是扮演紅臉。因為習近平級別較低，不敢造次。中共如此表裏不一且抱殘守缺，這更加使其不戰而勝的企圖註定失敗。


四、馬英九代表了中間路線


在台美中的三角關係下，臺灣所作的選擇無法完全脫離其他兩角，而唯有巧妙運用其他兩角之間的分歧，才能實現臺灣利益的最大化。“不統不獨不武”的三不原則，是馬英九的競選綱領之一。2007年11月，馬英九訪問日本時提出，如果他當選臺灣總統，希望在“不統、不獨、不武”的政策下，來追求台海的和平。這和中共的要求相距甚遠，但是中共國務院台辦發言人范麗青在回答記者“請問大陸方面如何解讀馬英九的談話，是否同意其主張”時，卻表示“我們已經多次表明，願意促進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兩岸平等協商，就雙方共同關心和各自關心的問題進行討論，推動兩岸關係的良性健康發展”——實際上默認了“不統、不獨、不武”。

有的學者認為，“不統、不獨、不武”實際上是美國的政策。但是美國的政策為什麼得到多數臺灣選民的支持和認同？在不少大陸人士看來，因為這是一條中間路線。不統，代表了臺灣的利益；不獨，代表了大陸的利益，不武，代表了美國的利益。“不統、不獨、不武”，確實很好地照顧了三方的利益。在這種意義上，馬英九代表了中間路線，因此得到多數選民的認同是十分自然的。

前述《亞洲時報》認為，馬英九在今次選舉中，對國民黨傳統路線作出大幅修訂，在臺灣前途問題上，雖然仍堅持“不統不獨”的底線，但他也表示，“獨立也是臺灣前途選項”，並強調這不是他的選項。這是馬英九向淺綠靠攏的表現，因他明白，要在總統大選中勝出，必須打消淺緣選民的疑慮。可以說，馬英九今次勝選，與他這個臺灣前途的新論述，有一定關係。

《亞洲時報》強調，今次民進黨提出的“入聯公投”，有六百二十萬人投票，而國民黨提出的“返聯公投”，有六百一十八萬人投票，並同樣有九成左右贊成票。兩個公投未能過關，只因投票人數未能通過“需半數選民投票”這個公投門檻。不要忘記，這兩項公投的贊成票，比謝長廷的得票都要多！公投票沒過關，是因為在整個大選過程中，公投案都無法發酵，一直都無法成為焦論議題。因此，習近平以為公投不過關，就是台獨不得人心的“證據”，實在太武斷了。

《亞洲時報》指出，李登輝選後的說話，就更加突顯台獨意識高漲的事實。他接受日本《產經新聞》專訪時表示，“很多人只覺得中國很恐怖，臺灣會被中國併吞，深怕馬英九當選，臺灣會立刻被統一，其實這都是沒見識的看法。臺灣不可能輕易被中國大陸奪走。”一向對臺灣民意拿捏準確的李登輝，如此老神在在，只因他深知無論誰當選都不可能改變臺灣的前進軌跡，臺灣至多只會維持現狀，而不會在短期內走向兩岸統一，即使馬英九這個外省人也不。這就是臺灣的政治現實。

經電話查詢一些關心上述問題的大陸居民，《亞洲時報》的上述看法，得到他們的普遍贊同。這也說明，馬英九的中間路線已經得到了中國大陸朝野各方的高度認同。這使得中共不戰而勝的企圖已經在其內部失去了基礎。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五節 中國處理近期奧運聖火傳遞抗議事件的策略與影響】


中國處理近期奧運聖火傳遞抗議事件的策略，採取了外剛內柔、外強中乾的方針，既要顧及面子而不肯停止奧運聖火傳遞；同時又為了縮小其惡劣影響，而被迫降低規格、縮小規模，以便減少損害，兼顧裏子。總的來說，這還是走了強硬路線，所以已經引起國際上的普遍反感，其長遠影響加劇了“中國威脅論”，必定對中國相當不利。但是這一被動局面，已經因為日前發生“512地震”而獲得意外的緩解。中共正企圖利用這一緩解採取進攻態勢，以保障奧運在地震災害下仍能成功。同時中共還企圖把臺灣也拉下水，共同為北京奧運服務。

以下嘗試從其前因後果，予以論述。


一、奧運聖火傳遞之抗議事件


一場展示中國國力盛會的奧運會，本該是充滿歡樂祥和氣氛的盛會。但因西藏和人權問題，奧運聖火傳遞中出現了中共決不願意發生的抗議現象。

首先，3月24日在奧運聖火點燃儀式上發生抗議事件。這事發生在希臘首都雅典，儘管安全戒備森嚴，可是仍有三名抗議者舉著標語沖進古希臘運動場，要求抵制北京夏季奧運會。而原先希臘官員自信戒備森嚴，不會發生意外。可是當點火儀式向全世界幾十億人現場直播不久，就在中國奧組委主席劉淇發表講話時，記者無國界的三名成員在會場上打開一幅標語，呼籲抵制北京奧運會。希臘和中國的電視轉播突然切換到風景畫面。抗議活動讓在場的觀眾和奧運會官員感到震驚。後來，一名警官向希臘電視臺證實，警方逮捕了三名來自法國的抗議者，其中一名是四十八歲的西藏人。

抗議活動迫使奧委會主席羅格，不得不再次為授權北京奧運會東道國的決定，進行辯護。他說：“北京奧運會不僅是體育競技時刻，而且也是一個讓中國和全世界人民相互瞭解、發現和尊重的機會。”可是，西藏流亡人士批評國際奧委會沒有向北京施加壓力，迫使中國改善人權記錄。總部設在美國的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的政治分析員仁青塔西說，奧運會應該體現人類平等的精神。仁青塔西說：“奧運會是比較特殊的，因為奧運精神講的就是和諧、和平和人類的共同發展。奧運會和政治是有關係的，因為現在中國缺乏人權。”

除了奧運聖火儀式上的抗議活動之外，就在火炬手舉著奧運會火炬離開奧林匹亞競技場穿越城市的時候，一名西藏婦女躺在路上，身上灑滿象徵鮮血的紅色顏料。抗議人士對中國打算讓火炬穿越西藏、登上西藏和尼泊爾邊界的喜馬拉雅山表示憤怒。

中國保證要採取嚴格的安全措施，保護火炬接力，可是抗議組織說，他們將沿整個接力路線舉行抗議，一直到北京。美國人權組織人權觀察說，除非中國政府同意對最近的西藏鎮壓活動進行獨立調查，否則不應該讓奧運火炬穿越西藏。中國政府表示，將按照原計劃，在6月20日和21號讓火炬經過拉薩。

結果，倫敦、巴黎的奧運聖火傳遞中抗議、圍堵、搶火炬，三藩市聖火傳遞的“指東打西”，其他地區聖火傳遞中重兵防護、戒嚴，成為聖火傳遞中前所未有的新聞。


二、中共主導下的反抗議事件


為了對抗、制止抗議活動，中國政府把國內的一套打壓辦法搬到了海外，除了沒有辦法抓人以外，罵人、打人、造謠誣衊，全都用上了。而最為明顯的就是在海外發動留學生為主導的華人群體，連續舉行集會示威，“抗議達賴集團策劃暴力犯罪事件、破壞奧運聖火傳遞、卡弗蒂辱華言論、西方反華勢力惡毒攻擊中國”、“抗議西方歇斯底里妖魔化中國”云云。

4月13日，悉尼五千留學生和華人愛國大遊行。4月19日，全球華人紛紛舉行大集會。其中巴黎萬人大集會，還有德國柏林、英國倫敦和美國洛杉磯的中共分子也蠢蠢欲動。他們揮舞五星紅旗，高舉橫幅和標語，大唱義勇軍進行曲。在顯示愛國熱情的同時，世人也不斷看到他們對不同觀點者發出的“反華”、“漢奸”、“賣國”的斥責聲，以及用中文拼音打出的“cao ni niang”(操你娘)之類的標語牌。遊行的人們聲稱：要讓全世界都看到，中國人不是好欺負的！

大陸國內的“愛國青年”們更是不甘人後。數百萬人的抗議簽名正在擴展，以達三百萬MSN用戶的“紅心愛中國”活動聲勢威猛……而尤以抵制法國貨、抵制家樂福為其中之最。連日來，北京、武漢，安徽合肥市、江蘇徐州市、雲南昆明市、山東青島市，都有民眾到家樂福示威。而他們在遊行示威中表現出的行為，的確令人心驚！

西安市部分高校學生，在家樂福樓下冒雨自發舉行靜坐示威抗議活動。在昆明家樂福門口，反對、不願抵制家樂福的市民遭到“愛國青年”們的強烈譴責，他們不但被罵作“漢奸”、“賣國賊”，還遭到了愛國者們砸過來的水瓶襲擊。武漢市街頭，抗議者揮舞紅旗遊行，現場一片“紅海洋”，還有學生抗議者抬出“文革”時期的毛澤東像，為自己張目。示威中打出畫著兩個大大納粹標誌的法國國旗，將法國和納粹等同。只因部分法國人的政治觀點和他們不同。合肥家樂福被部分示威者打、砸、搶，幾十輛重型卡車堵住家樂福超市大門。北京的示威者在家樂福超市示威之際，也趕到法國駐華大使館示威抗議。青島示威者們圍堵和衝擊家樂福超市，砸家樂福大門，焚燒法國國旗。徐州家樂福在抗議者的抵制中，關門停業。

中共煽動這場“愛國運動”意欲何為？令人不安和心驚，如不加以有效扼制，有可能引發更大衝突。在愛國至上和民族主義激情中，在日漸喧囂的抵制西方和嚴重衝突中，顯示中國正在走向與西方世界的全面衝突。

無怪乎有識之士大聲疾呼：這場席捲中外的“愛國運動”，展現在世人眼前的，是一個人們無權看CNN的國家，沒看過CNN的國人們，卻聲勢浩大地抵制CNN的怪誕行為；民主自由發源地的法蘭西，被釘上納粹主義的恥辱柱！難道除了席捲世界的紅旗、戰歌、口號之外，中國就無法向世界展示更多文明的行為和內涵？


三、聖火傳遞凸現中共人權劣跡


近廿年來奧運聖火在傳遞過程中，遭到滋擾、抗議甚至火炬被搶奪並丟棄以致聖火熄滅的事件，其實都是屢見不鮮，但是中共何以如臨大敵，出動國防力量予以護衛？原來，以往聖火傳遞過程的意外事件，都屬局部性插曲，只能算花絮，並未挑戰奧運舉辦的正當性。因此不能算是只能重大新聞。而像2008年北京奧運聖火傳遞路線上，全球人士不分國籍、種族，萬眾一心為相同的目的“接力抗議”，則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個創舉。難怪中共夜不能寐，不擇手段要護衛“聖火傳遞”。

中國以武力鎮壓西藏示威人士，另一方面卻高舉象徵和平、光明的奧運聖火，企圖用奧運的糖衣包裹血腥政權，這是何等諷刺性畫面？但2008年北京奧運聖火就是如此滑稽地周遊列國，這與其說是在宣揚其國威，不如說是讓其丟臉獻醜。“聖火傳遞”所到之處，都面臨抗議人士群起圍攻，場面之狼狽，前所未見，堪稱奧運聖火傳遞之恥。

相對於中國官方的氣急敗壞，中國民間的反應其實比較平淡。線民們認為，應該“用溫暖眼光看世界”。署名“東四頭條”的網路系列評論文章指出：“面對西方媒體的歪曲報導，我們有權表達憤怒和抗議。但是，這種激情的表達，必須遵循理性和法治原則，把街頭政治與正常的國際經貿關係脫鉤。我們捍衛國家尊嚴的主觀意願，不要因為某些過激言行，客觀上令中國的國際形象減分。”

文章強調，奧運火炬在一些西方國家被搶奪，不代表中國現代化進程被國際社會圍追堵截。不能因此而形成“光榮孤立”的偏執心態。“的確，西方對中國存在誤解和偏見。但坦誠地講，我們對西方文明的理解同樣可能失之膚淺。這種膚淺，讓我們容易將對方的理念和行為，局部與整體，政府、傳媒與民意混為一談，迷失其間。”文章還意有所指地提醒中哦難怪當權者說：“所有友善、理性、有正義感的朋友，我們都歡迎——我們之間的合作，是這個世界和諧運轉的基礎；所有跟我們紅過臉、打過架的，我們也都歡迎——歷史正翻開新的一頁，未來世界的命運，取決於今天我們彼此的意願和交流的深度。”

可以說，不僅奧運聖火傳遞過程中抗議事件凸現了中共的人權劣跡；而且中共主導下的反抗議事件進一步凸現中共人權的劣跡。為什麼中國官方對於國際事務的認知還比不上民間的平頭百姓呢？非不能也，是不為也。中共一直到現在都沒有真正放棄與世界為敵的心態，所以一有風吹草動，馬上就想到了最壞的地方，以為又是什麼國際大陰謀在蠢蠢欲動了。其實蠢蠢欲動的，只是中共自己的病態心理，而不是世界各國人民。


四、保障北京奧運的緩兵之計


為了保障北京奧運的順利召開，中共正在實施一條緩兵之計，那就是假裝屈服於西方的壓力、和達賴喇嘛的代表進行“對話”。因為中共自己的病態心理，北京官員與達賴喇嘛代表之間的這種對話，註定不會有任何結果，唯一的收穫，就是用這個緩兵之計為中共贏得了時間，保障北京奧運可以順利召開。

5月4日，北京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朱維群和達賴喇嘛的代表洛迪嘉日和格桑堅贊在深圳結束了為期一天的對話。雙方在深圳高級賓館麒麟山莊開始的對話，原定半天，後來延長到晚上七點結束。中通社援引“權威人士”的話說，磋商“氣氛良好”。新華社說，雙方同意在適當時候再次進行接觸。

新華社還從深圳發出消息說，這次對話是“應達賴方面多次請求”，朱維群和斯塔同洛迪嘉日以及格桑堅贊進行了接觸。新華社的報導一共六段，只有第五段用一行多的一點原話，說到洛迪嘉日和格桑堅贊“就有關問題陳述了想法，並表示，將把這次接觸情況向達賴喇嘛如實彙報”。 

新華社當天發表述評說，“希望這次接觸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有利於西藏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穩定發展，有利於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於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國方面打著官腔說，“希望這次接觸能取得積極成果。”而西藏流亡政府的議員卻做著白日夢說，“這種對話不應僅僅局限於具體事件，而應討論‘根本性’問題。”議員先生好像根本沒有看透中共的心思？還是將計就計、假裝天真？ 

事實上，中共方面根本就是在玩弄達賴喇嘛。正如在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的議員格桑堅贊第二天對美國之音披露的，新華社的報導沒有提到達賴喇嘛代表的談話內容。其實這不是“沒有提到”，而是“故意隱瞞”，根本沒有把達賴喇嘛放在眼裏。

所謂對話，當然不只是說說“哈羅，你好我好大家好嗎”；所謂對話，當然是要談具體問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確實提出了這樣一些問題：“一、中國應拿出說達賴喇嘛策劃騷亂的證據。二、現在抓了這麼多人，很多人的待遇是很慘的，所以應放出來。三、很多人受傷，沒有得到醫治，應得到醫治條件。” 格桑堅贊說，中國應允許國際獨立調查組織進入西藏。格桑堅贊還說，這樣的會談，如果僅僅是局限于談一些具體事件，而不去碰“根本性”的問題，則沒有什麼意義。 


五、達賴喇嘛這樣“策劃煽動暴力”


格桑堅贊錯了，而且大錯特錯，這樣的會談對中共很有意義，那就是緩兵之計、贏得時間。但是格桑堅贊越想越多，越想越想入非非，他說：“根本性的問題就是怎麼樣徹底解決西藏問題。就涉及到達賴喇嘛提出的中間道路，如何解決西藏問題。如果僅僅指責達賴喇嘛製造煽動啦，什麼一貫啦這樣的互罵，沒有任何意義。現在應解決根本性問題。”她夢想中共會對西藏做出一點讓步，他沒有想過：他拿什麼東西去和中共交換這樣巨大的讓步？可以讓西藏的自治從無到有？

 中國的安排十分緊湊，就在5月4日當天，胡錦濤對日本記者說，希望這次會談取得積極成果。他說，中國有句古話，叫“聽其言，觀其行”。北京“真誠希望達賴方面停止分裂祖國、策劃煽動暴力、破壞北京奧運會的活動，為下一步商談創造條件”。

第二天5月5日，香港的《蘋果日報》援引北京作家、西藏人的女婿王力雄的話說：“北京最不應該的，就是宣稱要與達賴喇嘛對話的同時，又在輿論上大罵達賴喇嘛”，“連最基本的禮貌都沒有，你叫人家怎麼安心和你對話”？王力雄說，跟達賴喇嘛代表見面，是北京最後的防身術，如果連這招也失靈了，北京將很難找到合適的臺階。

這位北京作家好像和西藏議員一樣好像根本沒有看透中共的心思？或是將計就計、假裝天真。北京沒有禮貌是表面的，北京把“真誠希望達賴方面停止分裂祖國、策劃煽動暴力、破壞北京奧運會的活動，為下一步商談創造條件”……這些前提定性，強加在藏中對話之上，才是實質性的。

這和兩岸對話中，北京一定要臺北接受“一個中國”的前提，如出一轍。

果然，胡錦濤一邊辱駡達賴喇嘛，一邊要他的手下說中國將與達賴喇嘛的特使再次會談！

來自中國和西藏兩個方面的消息都說，中國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的特使5月4日在中國深圳會面後，同意進一步舉行會談。中國官方媒體說，這次會談是在達賴喇嘛屢次提出要求後安排的。中國表示，下輪會談將在“適當的時間”舉行。

新華社報導說，中國政府的兩名特使要求達賴喇嘛的代表採取可信的步驟，停止在西藏策劃和煽動暴力行為以及干擾即將舉行的奧運。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屢次表示，他並沒有在幕後策劃這次暴力事件和抗議活動。不久前，這些活動干擾了奧運火炬在世界幾個城市的傳遞進程。 

但是就在中共信誓旦旦的同時，又採取逮捕手段來對付表達自由言論的人。

自由亞洲電臺5月6日報導，甘孜爐霍縣的四名中學生僅僅因為在街上散發“歡迎達賴回西藏”的傳單，被當局拘捕，目前下落不明。爐霍縣公安局官員在接受該台電話查詢時，拒絕證實這一情況。可見，中國政府完全是說一套，做一套，對藏民的監控並無放鬆。人們不難看到，這幾個中學生並無“策劃和煽動暴力行為”，為何被捕？換言之，達賴喇嘛就是這樣“策劃煽動暴力”的？


六、聖火與地震之交錯


中共當局之所以推行緩兵之計，是因為奧運聖火一個多月之後即將進入西藏，中共希望用“對話”來麻痹藏人的鬥志，這樣比出動大軍鎮壓顯得划算多了。

5月7日，聖火已經進入廣州傳遞，中共動員百萬市民上街觀看火炬接力，以壯聲勢，天河體育中心和北京路等繁華路段被人群擠得水泄不通。當局為防範發生意外，將火炬傳遞時間縮短一小時。聖火傳遞過程大體正常，其間發生多宗警民小衝突，因當局封路禁行，導致交通大堵塞。早晨8時13分，奧運火炬接力在廣州白雲國際會議中心開始，廣東省長黃華華致辭，整個出發儀式只有十三分鐘，草草收場。廣州警方如臨大敵、層層佈防，一些區域准入不准出，連觀眾外出上廁所都被禁，一名市民因尿急強行衝破封鎖線，與公安推撞及至互毆。晚間6時18分，最後一棒火炬沖進天河體育中心，點燃了聖火盆。

深圳市奧運火炬傳遞5月8日晨8時將從市民中心開始，經過華僑城、紅樹林、地王大廈、鄧小平畫像等景觀，終點為深圳體育中心廣場，歷時10.5個小時，全長41.6公里，是廣東四個聖火傳遞城市中路線最長的。目前深圳站208名火炬手名單已經公佈，其中包括數十名外籍火炬手，還有廣東省政協委員翁銳桂等港澳人士。

四天以後，橫掃中國的八級地震爆發了。

四川這次地震的震央是省會成都附近的汶川縣，北緯31度，東經103.4度，距臺北直線距離1905公里，這個強震比起南投921地震劇烈，甚至影響到臺灣，各地可感震度皆為一級。汶川對外通訊全部中斷，電力全部中斷。路透社報導，曼谷的高樓搖晃約七分鐘之久。東森新聞網說臺灣各地均感受到超過兩分鐘的天搖地動。臺北中央氣象局表示，地震深度在29公里左右。根據推測，四川大地震釋放出的能量等於400顆廣島原子彈的爆炸威力！

事實上，四川大地震的死亡人數可能超過了二十萬人，比緬甸的風災造成的傷亡更為嚴重。因為這次不僅四川受災，而且八個省市一起受災。其中僅僅四川汶川地區，就有十多萬人生死不明。僅僅四川一省的重災區面積就達到6.5萬平方公里，相當於兩個臺灣那麼大，涉及到阿壩、綿陽、德陽、成都、廣元、雅安等6個市、州，嚴重受災的縣區達到44個，受災鄉鎮1061個，人口大約2000萬人，直接受災人數1000多萬。中國唯一的羌族自治縣北川的整個縣城幾乎被夷為平地，有進入災區的媒體記者形容，公路也被擰成麻花狀。溫家寶察看的距震中最近的汶川縣映秀鎮，近萬居民中只有2300多人逃生。

大地震的災情遠超過中國當局所公佈的，並造成許多地區交通、通訊全面中斷，陸、海、空三路都受阻。中國政府儘量隱瞞災情，所以救援工作非常緩慢，而且餘震也是一個巨大的威脅。根據有關專家的跟蹤監測和分析判斷，“5.12” 汶川8.0級地震的類型是“主震餘震型”，其總體是衰減趨勢，但其持續時間較長，而且在此過程中，會有一些起伏，有時起伏還比較劇烈，也就是可能有較大餘震發生。但是，汶川8.0級地震餘震區的範圍是：沿“北東向”龍門山斷裂帶展布的狹長區域，長度約300公里，主要是理縣－汶川－茂縣－北川－平武－青川這一帶，成都市等其他地區並未在餘震區範圍內。新華社承認，截至5月20日11時，汶川8.0級地震共發生餘震7000多次。並具有諸多後遺症，如核泄威脅、災民瘟疫、洪災氾濫、趁火打劫、自尊受損、民心瓦解等，這些都是對於中共不利的。但是也有一個後遺症對於中共卻是有利的，那就是許多批評者都被迫保持沈默了。

四川大地震發生後，一直對中國人權問題以及北京對西藏政策進行批評的人被迫沈默了。在奧運火炬海外傳遞期間組織了抗議活動的活動家們，不得不再三考慮自己的戰術。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鄭宇碩(Joseph Cheng)說，“幾乎就像911恐怖襲擊之後一樣，你不能在9月12日還批評布希政府的政策。你要在以後再提出批評。”


七、中共利用天災轉入反攻


《華爾街日報》對此進行分析說，在大地震發生前，中國的海外形象已遭到打擊。其中第一個重大打擊來自西藏拉薩和其他地區出現的藏人暴力事件，隨後中國政府進行鎮壓。緊接著，批評者對中國西藏政策以及北京與蘇丹政府關係的抗議，都集中在奧運火炬在倫敦、巴黎和三藩市傳遞活動上。但某種意義上說，地震已擱置了對中國記錄的爭論，改變著政治演算。一直抗議中國支持蘇丹政府的達爾富爾夢想運動負責人薩維特（Jill Savitt）說，“因為這次地震，我們宣傳的語氣不得不改變，沒有意識到已有成千上萬人死亡或受傷，繼續對中國進行批評，那是非常不明智和不策略的，也是魯莽的。”例如，紐約的法輪功組織就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結果在遊行示威時遭到反制。

中共在美喉舌“美國中文網”的陳少風、邊令晶報導說：法輪功阻撓四川賑災募捐，紐約華人對峙進入第五天：

法拉盛華人民眾自發組織抗議法輪功阻撓四川地震賑災捐款，今天（5月21日）對峙進入第5天，法輪功今天從早上10點就開始聚集在卡辛納（Kissena）大道和三福（Sanford）大道的交界處。法輪功剛到，華人也立刻聚集抗議。他們當中有特地請假而來的打工仔，也有剛放學的中學生。隨著下班時間接近，聚集的民眾也越來越多。約有二百民眾加入集會抗議。

從上週六開始連續報導法輪功阻撓四川地震賑災捐款惹了眾怒。前四天，法輪功都是在法拉盛圖書館前聚集。但由於抗議的人太多造成交通堵塞，警方今天把法輪功的人移到卡辛納大道和三福大道交界處。

示威過程中，有些憤怒的民眾與法輪功的人發生面對面的爭執。三人遭遇警方執法，分別以刑事違例（disorderly conduct）帶到109分局，被開罰單後釋放。三人中，一位女士手持中國國旗，因為有旗杆，警方要求去除旗杆才能加入示威，警方以她拒絕拿掉旗杆為由把她帶到警局。第二名女士撕毀了法輪功遞送的海報，向對方扔去而被警方拘捕，第三名被捕的人在警方給予三次警告後沒有走開而被執法。

法拉盛109分局提醒民眾，示威中可以用旗幟，但是不能用杆，以防止成為武器，同樣道理示威中也不可以用木板材料製作海報。另外，非示威者不能停留，示威者則必須停留在示威專區，如果屢次勸諭不聽，他們就會逮捕對方。

今天被開罰單和帶到警局的民眾都因不瞭解美國的示威規定和語言不通造成警方執法。另外，今天也有多名民眾被開了告票，警員說，過路民眾有權表達自己的憤怒，可以不接受對方的傳單，但是撕毀傳單砸向發傳單者，都會被認為行為不檢被開罰單。

到6點，一輛專車駛來，法輪功示威人員坐上車離開現場。另一邊自發的示威民眾也在稍後離開現場。

……

其實，上述對抗是中共駐紐約領事館秘密組織的，並規定四項“公共集會注意事項”：

1. 可以攜帶旗幟，但不可以攜帶旗杆；

2.只能使用紙質材質的海報，不能使用木板、鐵板等材質；

3.對方示威者的傳單可以不接受，若撕毀傳單砸向發傳單者，會被視為行為不檢；

4.非示威者不能停留，示威者則必須停留在示威專區，如果屢次勸諭不聽，他們就會逮捕對方。 

分析家們認為，這正是典型的中共策略，利用地震的“哀兵”向反對派陣營進行反擊，認為這樣可以達到“哀兵必勝”的效果。法輪功組織或是愚蠢，或是其高層已經遭到中共有效滲透、從而言行已經受到遙控，否則不該選擇這樣一個弔喪的時機與中共決鬥。

除了法輪功這樣的極端情況，一般來說，中國批評者的“情緒”似乎已經發生轉變，至少是暫時的，但現在還不清楚這種由地震引發的同情，是否會在奧運會舉行前消失。現在距離北京奧運會還有十個星期左右的時間。

 

八、中共利用法輪功來搞臭民運


中共知道法輪功毀譽參半甚至聲譽不佳，很有爭議，所以利用這一時機，迅速擴大戰果，利用法輪功來搞臭民運，擴大灘頭陣地和安全邊界。

2008年5月20日，中共中央電視臺主辦的“央視網”發表文章《衡量人性善惡的尺規》，指控“皈依李洪志的魏京生、王丹、王軍濤、伍凡等打著民運旗號的敗類們”：

文章煽情地說，“2008年5月19日14時28分，汶川大地震發生整整7天之後，在北京的平安大道上，所有的行人停止了腳步，所有的車輛放出了悲鳴。同在這一刻，在西單大街西南角的一座大型商場，所有的顧客停止了購物，所有的營業員停止了推銷。這是我的兩個朋友告訴我的親身經歷。在防空警報響起的時候，我站在辦公室的窗前，面向西南，再次強忍淚水，低頭哀思。”

據這位哀思者說，汶川大地震，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個巨大災難，也是一個尺規。它衡量著我們國家、我們民族、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人性。“它能衡量出人性之善”，也“能衡量出人性之惡”。

據說5月13日，在“法輪功”的“明慧網”上，是鋪天蓋地的歡天喜地的文章，都在“恭祝”李洪志自我篡改的“誕辰”。至今，無論“法輪功”的內部指令還是公開喉舌，都公然聲稱汶川大地震是“天滅中共、天滅中國”。皈依李洪志的魏京生、王丹、王軍濤、伍凡等打著“民運”旗號的敗類們，同李洪志們策劃著要借汶川之難“迫使中共停辦奧運”。在他們的網站上，看不到一絲一毫的同情和悲傷，有的只是嘲笑、謾駡和謠言。

大難之時，竟有人如此打劫，並且打的是政治之劫！打劫之人，不是旁人，而是那幾個血管裏流淌著同死難的災民一樣的、同全體中國人一樣的鮮血的人，是那幾個曾和我們一起在這塊國土上出生、長大的人！

……

無疑，上述是中共的抹黑，結果讓正在籌款救災並暫停政治抗議行動的王丹等人非常憤怒，他們發出聲明抗議中共誣陷，指責中共這種做法才是對受難者最大的褻瀆。王軍濤叫苦說，他上街頭捐款、寫信給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發起悼念活動以及救災捐款，要透過紐約的中華公所救助災區，特別是因地震失去雙親又受傷的殘疾兒童，因為他們受到最大的傷害又最容易被遺忘。

但是知情者們說，可能正是王丹等人的妥協姿態，才招致了中共的抨擊和抹黑，因為中共懷疑他們的頻繁活動是在玩弄某種手腕。王丹等人表示，他們還會繼續賑災，並在今年六四紀念追思六四死難者同時，也不會忘記為地震受難者致哀。如果真是這樣，中共就更加懷疑他們謀圖不軌了。難怪中共官員龍永圖十分冷酷地說：“地震有助於西方瞭解中國”。


九、中共抹黑達賴喇嘛的形象


中國不僅利用地震造成的悲情效果打擊法輪功、民運人士，還趁機抹黑達賴喇嘛。中國《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吳黎明5月24日發表文章《達賴尷尬面對記者提問，隻字不提地震災區同胞》，說達賴喇嘛“氣急敗壞否認藏獨，突然發動“擁抱攻勢”；說“他招牌式的笑容不見了，低聲和身邊的助手商量著什麼，很快，他還是決定自己出馬，音調一下子提得很高”。該文抹黑說，5月15日，達賴喇嘛開始了對德國為期六天的訪問。與以往開展的所謂“宗教之旅”不同，達賴此行要在波鴻、門興格拉德巴赫、紐倫堡和班貝克這4個德國城市分別進行演講。“此次訪問主要是談政治。”負責具體安排其行程的德國“西藏援促協會”主席說。

該文抹黑說，為了給所謂“政治之旅”造勢，5月16日上午，達賴在德國西部城市波鴻市政廳舉行了媒體見面會。但他或許沒想到的是，《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提出的問題，卻令他措手不及。用德國媒體的話說，本報記者的提問打亂了達賴“精心設計的作秀”。暴露他隻字不提四川地震災區同胞的真面目。

面對中共的這些抹黑攻勢，香港的《東方日報》5月24日總結說，西藏騷亂之後，北京與達賴隔空交手多個回合，不斷試探對方的底線，但總體而言，達賴手中的牌愈來愈少，北京主動性愈來愈強，但雙方的距離仍然很大。《東方日報》幸災樂禍地說達賴喇嘛“挾洋自重弄巧反拙”。該文抹黑說達賴在出訪過程中，不斷向北京示好，稱中國政府是其“頭兒”，又表示不排除“結束流亡生活”，但這些“示好”都是有不少附加條件的。比如，開放西藏接觸外國媒體、容許外國醫療隊伍進入西藏、釋放所有政治犯、讓西藏人民行使基本人權等。在北京看來，這些條件是達賴取悅西方世界、迎合西方的民主人權標準、堅持挾洋自重的再一次表演，達賴的示好並非真心實意，而是打悲情牌的手法。“達賴最大的失策，是在北京全力應付四川大地震災害期間，仍然在西方世界進行政治遊說施壓，這反而使其頭上頂的人權光環黯淡不少。今次四川大地震受影響的區域主要在阿壩藏族自治州境內，藏族人受災嚴重，達賴對同胞的慰問輕描淡寫，使國內藏族同胞反感；而北京卻通過堅決、果斷、透明的救災行動，增強了執政的合法性，而且贏得了全世界的讚譽，兩相對照，高下立判。”

……

看如此樣，中共確實是有預謀、有步驟地利用四川大地震，來撈取政治上和輿論上的好處。臺灣不可不防。


十、許諾臺灣參與世衛是圈套？


中共國主席胡錦濤5月30日在北京會見來訪的臺灣中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時表示，中國願意優先考慮解決臺灣希望參與世界生組織活動的問題。

“美國之音”認為，這是在北京舉行的兩岸執政黨領袖六十年來的首次會談。雙方同意，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儘快恢復兩岸海協會和海基會的交往協商。會談中，胡錦濤還釋放善意，承諾在最短時間內促成兩岸週末包機直航、大陸居民赴台旅遊等項事務。

但是，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這類問題，還是一定得在“九二共識”，也就是“一中各表”的大原則下才有可能。日本親中人士楊中美對此闡釋說：“如果大家是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大原則下，從胡錦濤的談話中，我們可以嗅出這樣一點訊息：那就是，按照這個基本前提，找出一個合理的名義，讓臺灣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員，共產黨可能是有這樣一個計畫和雅量，表示對臺灣進一步的融合政策，我想這點是可能做到的。”其實，這是中共方面試圖給大家造成的錯覺。

可能是受到了類似的誤導，輿論界真的以為中共會做出實質性的一點讓步，以為中共真的會讓臺灣名正言順地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問題，以至於“得隴望蜀”地想像說“至於會不會在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問題解決之後，在其他國際組織或國際活動空間上，大陸方面也從此對臺灣逐漸開放”。

臺灣政治大學教授金榮勇說：“在更多的國際活動空間方面，可能就牽涉到兩岸真的要坐下來慢慢談了，這個談可能是一個非常複雜非常困難的一個過程。我並不認為大陸方面在現階段會讓臺灣參加像聯合國這樣層級的國際組織，但是世界衛生組織不一樣，世界衛生組織基本上是最不具有政治性，把這個拿來當成善意的回應，我想這是合理的。但是談到其他的國際活動空間，可能還言之過早。”

但北京緊接下來發展卻讓人覺得陷阱重重：吳胡會後，胡錦濤在中南海瀛台設宴款待吳伯雄等人，根據東森新聞獨家消息指出，晚宴上胡錦濤當場建議奧運開幕式當天，兩岸選手共舉聖火一起進場！

這是胡錦濤的心血來潮？看來不像。胡錦濤不是那種有血有肉、感情衝動的人。這場吳胡會讓兩岸關係獲得重大突破，除了臺面上包機、貓熊外，胡錦濤私底下更提出兩岸共傳聖火的大膽構想，到底是怎麼回事？原來吳胡會後，胡錦濤在北京中南海瀛台設宴款待吳伯雄等人，在酒酣耳熱之際，胡錦濤突然提出在這次北京奧運開幕式上，建議由兩岸選手共舉聖火進場。

話題一出讓全場人員眼睛為之一亮。好在吳伯雄認為此舉具有非常意義，沒有答應下來，只表示返台後會將消息傳達給馬總統。否則就讓胡錦濤趁虛而入，做成“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正在北京共同主辦北京奧運”的假像，以蒙混國際視聽。

然而對於這種可能性，哪怕只有百分之一，臺灣也不可不防。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六節 海基海協兩會改組及恢復對話協商的觀察與分析】


一、胡錦濤總書記的圈套


在2008年5月29日提交的上期研究報告我們曾經指出：“許諾臺灣參與世衛是圈套”，而且這個圈套是由中共國主席胡錦濤親自部署策劃的。5月30日胡在北京會見來訪的臺灣中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時表示，中國願意優先考慮解決臺灣希望參與世界生組織活動的問題。事實證明這只是一個分化臺灣的詭計。由此看來，胡錦濤其他的“善意”，包括兩岸週末包機直航、大陸居民赴台旅遊等項事務，也都或多或少會是重重圈套。

但是，臺灣如果想要進入“參與世界衛生組織”這類圈套，還要通過“九二共識”、“一個中國”的宣示才有可能。旅居日本的親中人士楊中美對此闡釋說：“如果大家是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大原則下，從胡錦濤的談話中，我們可以嗅出這樣一點訊息：那就是，按照這個基本前提，找出一個合理的名義，讓臺灣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員，共產黨可能是有這樣一個計畫和雅量，表示對臺灣進一步的融合政策，我想這點是可能做到的。”其實，這是中共方面試圖給大家造成的錯覺。事實證明，輿論界受到了類似的誤導欺騙，輿論界真的以為中共會做出一點實質性的讓步，以為中共真的會讓臺灣名正言順地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以至於“得隴望蜀”地想像說“至於會不會在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問題解決之後，在其他國際組織或國際活動空間上，大陸方面也從此對臺灣逐漸開放”。


二、王毅書記的收網


將近一個月以後的事態發展，證明我們的先見之明是完全正確的。

6月23日，中共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王毅在北京與由日本眾議員遠藤乙率領的“日中新世紀會”成員會談時表示，大陸不接受臺灣正式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但會設法構建一個新的框架，以便臺灣在爆發禽流感時能利用“WHO”以外的“國際網路”與世界各國共用資訊。王毅還表示，兩岸和平統一對日本也有利，日本國內尚未形成這種共識是一個遺憾，他希望日本能對兩岸統一表示理解和支持。他說，日本可能會認為兩岸統一對海上航路、安全保障等方面會造成影響，但希望日本能從大局出發，熱心關注。

王毅的談話，受到北京的國際媒體的高度關注。因此國台辦召開的例行記者會上，此話題也成了記者會詢問的話題。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的回答簡直可以用“語無倫次”、“答非所問”來形容，她一方面表示自己並未參加王毅與日本人的會談，故無法證實王毅在會見日本人時說了些甚麼；另一方面則就“臺灣參與國際活動”問題“重申了官方立場”：我們瞭解臺灣同胞在這個問題上的感受，“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已經明確，“促進兩岸恢復協商後，討論臺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包括優先討論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活動的問題”。“我們相信，雙方共同努力，創造條件，通過兩岸進行協商，這些問題會找到解決辦法的。……”從而完全撕毀了胡錦濤對吳伯雄的承諾。 

這一男一女的一唱一和，完全不像責任政府之所為，而像一個草莽未脫的大陸鄉鎮企業集團。


三、一廂情願的美麗誤解


不久前，當中共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外交部黨委書記王毅出任國台辦主任時，不少評論人士都認為，北京的這一較為超常的人士安排，除了是要將對台事務工作放置在國際大環境的背景之外，更展示了北京正有意落實胡錦濤在“胡連會共同願景（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上所承諾的“促進恢復兩岸協商後，討論臺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包括優先討論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活動的問題。雙方共同努力，創造條件，逐步尋求最終解決辦法”的承諾。由外交官員來主持落實貫徹工作，能較準確地掌握“一個中國”與兩岸關係之間的關係，便於找出一個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案。

事實證明，這種看法是一廂情願的美麗誤解。中共國起用王毅，顯然是為了更加有效地打壓臺灣的國際空間。與此同時還要通過相應的誘餌，促使臺灣內部落入中共國設計的內鬥圈套。果然，胡錦濤的許諾還沒有兌現，臺灣朝野已就參與世衛的名稱問題展開交鋒。

在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表示可以討論臺灣國際空間問題，包括優先討論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活動的問題後，臺灣各界開始對應以什麼名稱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展開熱烈討論。臺灣總統馬英九在此之前曾表示“中華臺北”是合適的名稱，臺灣外交部也表示，以中華臺北名義申請加入世衛彈性大。不過民進党主席蔡英文認為，這個名稱在90年還勉強可以接受，現在還使用中華臺北的名號來加入國際組織，根本就是自我矮化臺灣的地位。不過他們可能沒有想到，胡錦濤從一開始就是在玩弄一個騙局；因為他們畢竟都是生長在美麗的臺灣，無法想像中共幹部的權謀詭詐。


四，回味無窮的開槍動作


“驚悚！為江丙坤送機 大陸人員竟比開槍手勢！”《東森新聞網》如是報導。完成兩岸兩會複談，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一行人6月14日早上搭機離京，海協會官員冒雨到場送行，只是東森新聞鏡頭卻捕捉到這麼一個畫面──列隊送行的官員向江丙坤搭乘的專機揮手說再見時，竟然有人連續比劃了兩次開槍手勢。 

14日一早九點多，海協會由副會長鄭立中、李炳才、王在希等領隊，在北京首都機場停機坪一字排開，送別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一行人搭機回台，只是東森新聞鏡頭捕捉到在一排揮手送別的手勢中，卻夾雜了這麼一個開槍的手勢。這個作勢開槍的動作連續兩次，出現在海協會官員為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送行的場合中，應該說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與象徵性質，並不偶然，亦非玩笑。

本來人們預期，在海基會、海協會於6月中旬複談後，兩岸兩會就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活動進行協商將是指日可待之事了。但是這個不慎走光的開槍動作，卻比宴會和酒杯更加有效地說明了兩岸關係的真實狀態，一種深刻的敵意狀態。

事實很快證明，“雙方會談臺灣的國際空間”，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可能，那麼任何這種會談只會進一步加深臺灣的從屬地位，“向世界宣告只有一個中國”，那就是竊據了聯合國代表權的中共國。


五、開槍動作所為何來


比劃了開槍動作的海協會人員為什麼對臺灣方面充滿如此的惡感呢？

很可能，是因為海基會的這次中國大陸之行為臺灣爭取到了很大利益，而讓中共方面有了很大挫敗感，這種挫敗感在上層的碰杯和掌聲小心掩蓋起來，但到了基層人員那裏，就暴露出來，變成了開槍手勢。

那麼海基會取得了什麼積極成果呢？6月13日兩岸兩會簽署《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臺灣旅遊協議》。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在隨後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他相當高興，同時也感覺到今後責任重大。他說1993年辜汪會談簽署四項協定後，兩岸相隔近十五年，在新的世紀才有第二次協定的簽署，意義相當重大。江丙坤指出，今後，兩岸要達到經貿正常化的路還相當遙遠，要談的題目相當多。這次“江陳會”提出的議題，有些已在授權範圍，如週末包機變平日包機、貨運包機、兩岸航線的變更等；會談也提出包括海運直航、石油探勘合作等新議題，原則上在會談中得到對方積極回應。

但是上述協定應該說是互利的、雙贏的，中共國何至於有什麼巨大不滿？至於在具體程式方面，雖然上述專案仍須由主管機關提出具體方案，逐一由臺灣陸委會通過、授權海基會與海協會進行談判；這也是礙於雙方的制度而事前約定的，似乎也不應該引起如此惡意的開槍動作。

那麼開槍動作到底所為何來呢？

也許一個貌似細節的情況可以解釋其緣由。據江丙坤董事長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此次兩會商談，雙方都體現出“對等精神”，即使一時無法做到面面俱到，但最終簽署的協定和會談紀要充分體現了“對等”原則，“這是最重要的”。但是這個最重要的原則也是中共國最不願意接受的。江丙坤董事長透露的一個細節充分說明了海協會方面的用心：早上簽署協議的時候，本來雙方講好，一人坐右邊，一人坐左邊，然後互換位置，但是陳雲林卻違反約定，臨時說“不用啦，就由江先生坐右邊，一直到最後”。表面上給足臺灣方面面子，實際上卻在指手劃腳，用這種草莽作風顯示中共國的主導地位。

這表明，中共國始終回避平等對待臺灣的課題，也不願意面對雙邊關係的正常化。這可能才是開槍事件的內在心結之所在。


六、兩會改組的性質不同


中共國輿論認為，江丙坤授權海基會高層規劃，研擬大規模改組海基會的人事組織，擴充政策幕僚與談判人才，幅度之大歷年罕見。

有意思的是，海基海改組不久，海協會也進行了改組，並且致函海基會通報人事改組情況。這真是有點莫名其妙。為什麼說它莫名其妙呢？因為，海基會改組是迫於臺灣的政黨輪替的現實，不得已而為之；中共國並無政黨輪替之說，何需隨即改組海協會？

顯然，中共國是為了營造一種“兩岸關係新氣象”的假像，而“改組”海協會的。尤其可以考慮到，在獨裁專制下，改組不改組的其實區別不大的。這種多此一舉，顯然主要是一種外交姿態。


七、陳雲林的象徵意義


與改組這一外交姿態相一致的，還有另外一個象徵意義，那就是陳雲林的繼續存在。6月3日，海協會就自己的新的領導機構產生，致函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說“推舉”陳雲林為會長，推舉鄭立中為常務副會長、孫亞夫為執行副會長、李炳才為駐會副會長，推舉王富卿、王在希、安民、張銘清為副會長，決定李亞飛為秘書長。

我們認為，陳雲林改任海協會長，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象徵意義之一是，這表明，隨著辜振甫與汪道涵兩位老人故去而癱瘓多年的海基會與海協會，終於又要重振旗鼓了。

比較而言，王毅出任台辦主任是更有實際意義的。五十五歲的王毅，是中台辦、國台辦第一次由一位元外交系統的要員擔任主管，被吹噓為中共國“外交三劍客”之一，另外二人是外交部長楊潔篪和副外長王光亞。這次果然出手不凡，一上臺就推翻胡錦濤的承諾，反對臺灣加入世衛組織，儘管主使人顯然是胡錦濤。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七節 兩岸複談後臺灣如何爭取參與國際組織及國際活動】


思考“兩岸複談後臺灣如何爭取參與國際組織及國際活動”，首先要知道中共是如何看待並處理兩岸複談後的對台政策的；其次才可以因勢利導，思考臺灣以何方式切入相關議題；最後達到參與國際組織及國際活動的長遠目標。


一、臺灣是中國的國際課題


中共“中國國際戰略研究網”在2008年6月12日推出《共禦外辱：中國敵對政治力量曾多次聯手對外》一文，集中表達了中共的近期想法。

該文認為，中國國民黨在今年三月的臺灣大選中獲勝後，兩岸關係趨向緩和。而臺灣以什麼方式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也成為兩岸領導人直接交流的話題。5月28日，在會見來訪的中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表示，“關於臺灣同胞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我們瞭解臺灣同胞在這個問題上的感受。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中已經明確，促進恢復兩岸協商後，討論臺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包括優先討論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活動的問題。我相信，雙方共同努力，創造條件，通過兩岸進行協商，這些問題會找到解決辦法。”

事後證明，胡錦濤這是在玩弄一個十分陳舊的騙術。但是，臺灣可以將計就計，迫使胡錦濤兌現他的這一承諾。這是後話，我們下面再談。

《共禦外辱：中國敵對政治力量曾多次聯手對外》一文，昧於歷史事實的複雜性質，片面宣傳“其實在歷史上，兩黨和國內不同政治力量在處理國際事務上，就有成功先例可供借鑒”，例如：1．南北聯合拒簽《凡爾賽和約》、2．國共聯合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3．中共代表受到高度評價、4．中國代表團用毛筆簽字，等。但是儘管該文粗糙，不過在“中國國際戰略研究網”推出《共禦外辱》這樣一個題目，說明在中共當局者心目裏，臺灣已經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國際課題了。那麼臺灣如何利用中共的這一心態，來為自己爭取更多的國際空間呢？


二、中共希望兩岸外交休兵


中共以“共禦外辱”為幌子來達到了獨霸中國大陸一切資源的目的，已經將近六十年了；現在它企圖再用“共禦外辱”這一古老的幌子來“統一臺灣”，這也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但並不高明的騙術。

中共《南方都市報》2008年5月31日發表文章《蔣孝嚴：兩岸最好“外交休兵” 》，認為“外交領域的金錢競賽便宜了別人”。該文指蔣孝嚴說，“這次巴新外交案是陳水扁政府犯的很嚴重錯誤，是傾向於用錢來弄。以前我們也一直在援助中發展雙方關係。”“陳水扁政府傾向於用錢來弄”和“以前我們也一直在援助中發展雙方關係”，區別何在？令人一頭霧水。

該文還指蔣孝嚴說，“我們並不是要搞兩個中國，我們說你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也不要拋棄我們，至於用什麼樣的形式，你自己想辦法。我們以前只要別的國家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我們就主動和他們斷交，現在我們不這樣做了。這些國家要是有本事維持兩面關係，那就維持好了，我們不反對，但是我們也不主張兩個中國，也不要承認我們是臺灣共和國，這個我們也不接受。”蔣孝嚴又說，“以前我在外交領域是很強悍的，我曾經提出過以戰止戰的口號，意思就是說，既然大陸不斷壓縮我們的外交空間，我們就要奮力一搏去發展關係，但是後來發現這不是一個辦法。尤其是過去十年中發生的變化，對於臺灣來講，放眼望去，兩岸關係在目前一定是高於臺灣的國際關係的，以前臺灣的國際關係高於兩岸關係，是因為那時兩岸還沒有開始交往嘛。”

最後中共的記者問：“從長遠來看，你覺得統一是必然的嗎？”

蔣孝嚴回答說：“現在講的話，我們只能說這個方向是很清楚的。但是如果國民黨沒做好，八年後又被選下來了，那又未必必然了。國民黨做得好，民進黨上不來的話，那就非常清楚。國民黨執政的時候一定要讓民眾正確地瞭解這個觀念。這是很自然發展的一條路，事實上臺灣大部分民眾是理性的，有判斷能力的，不會走到台獨那條路去。但是現階段來講，就是馬英九所講的，不統不獨不武。未來的事情還是要努力的。這個問題要水到渠成，光挖個渠是沒有用的，要讓水不斷地流，溝渠就會越寬越長，這個方向就能夠確定。兩岸的交流這方面就是要大家來做了。我覺得大陸也抓到了這個要點，交流不斷，而且力度加大。你們現在也沒有把統一放在嘴巴上，我陪連戰先生去了四趟北京，和胡錦濤主席見面的時候從來不提統一這兩個字啊，我們都講和平。實現統一也有很多因素啦，這裏面包括大陸的經濟和政治發展情況。”

我們不能排除中共媒體篡改了原意，因為上述的“兩岸外交休兵”提法多少是一廂情願的，休兵只能刺激侵略者欲望無限膨脹，外交休兵其實使得臺灣更加被動。


三、沒有外交就沒有國際


為什麼說“外交休兵只能使得臺灣淪為中國的特區”？因為外交是雙邊的關係，國際是多邊的關係，而雙邊是多邊的基礎，因此，沒有外交關係就沒有國際空間，正如沒有朋友就沒有社會空間一樣。

“香港文化交流基金會”主席江素惠在2008年7月19日發表博客文章《兩岸外交難休兵訪問量》，倒是比中共的媒體中性一些。該文指出，臺灣面臨兩大議題，會影響兩岸的互信與善意基礎，一是馬英九總統八月要到南美去訪問巴拉圭、鞏固邦交友誼，然而即將上任的巴拉圭左派政府和北京建交的意願頗高，北京的態度如何？如果在馬英九訪巴拉圭之後，轉頭隨即中巴建交，是否出於北京的封殺與打壓？二是九月間，臺灣是否繼續推動參與聯合國，現仍未定案，此議題是臺灣國際空間參與乃全民的意願，但亦涉及了臺灣內部的統獨意識形態的爭議，也涉及兩岸之間的國家主權爭議。馬英九政府新上臺，可能以進入聯合國的訴求來滿足人民的期待，此入聯活動衝刺北京的“一中原則”。如此看來，“外交休兵”只是主觀的願望，需要兩岸更進一步的協商、探討、互動，找出兩岸都可接受的一個最大公約數。

較早時臺灣提出希望能加入國際世衛組織，能在疫情的警示獲得最新的資訊，此乃站在臺灣民眾健康層面之考量，但據中共國台辦主任王毅說﹕“北京不會接受臺灣正式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但將設法建構一個新框架。”果若然，則臺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就不必是零和遊戲，此有待於兩岸協商機制的成立，雙方進一步地探討。

總之，北京對待臺灣問題需秉持大事小以仁，同時也必須感受到臺灣人民的感受與期待，從兩岸休兵到外交休兵，才能讓兩岸關係之健康發展可長可久走出寬闊大道，然而事實上，當前出現的臺灣奧運代表團的名稱問題，就是兩岸關係的試溫劑。

臺灣在國際現實下委曲地於奧運會中使用“中華臺北”之名，也行之有年，並改以梅花標幟的會旗，不堅持使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這些都是委曲求全的彈性做法，也可以說是臺灣讓步的底線了。但最近北京傳媒及官方網站改為“中國臺北”，也就是與“中國香港”同一意涵，自然引起臺灣的反彈，並認為北京刻意營造的兩岸良性互動的和諧氣氛恐將前功盡棄，幸好經過一番風波，最後臺灣仍順利以“中華臺北”之名整裝待發。但如果經常發生類似在臺灣人民看來有矮化臺灣之虞的事情，自然會對北京產生不信任感，兩岸就很難達到胡錦濤所謂的“建立互信，求同存異，擱置爭議，共創雙贏”。


四、流氓也應該遵守協議


中共的歷史表明，中共是一個慣用“詭道”、食言而肥的政治流氓集團。和這樣一個集團打交道，君子當然吃虧。不過好在，中共自己並不承認食言而肥的特點，而一貫厚顏無恥地宣稱自己是最講原則的、最守信用的。

那麼好吧，臺灣現在參與國際組織及國際活動的最好辦法，就是“敦請胡錦濤先生信守其當面的許諾”。

5月28日胡錦濤承諾過，對臺灣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要找到解決辦法。臺灣應該抓住胡錦濤的這一承諾不放，告訴他作為一個自稱“負責任的大國”的領袖，必須拿出一個正面形象，不要讓國際上看笑話。如果連對於臺灣的承諾都可以反悔，如何走向世界舞臺、成為一流強國呢？

一個貌似消極實則積極的訊息是，據7月1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網訊》，北京近來訪台的決策幕僚北京近來訪台的決策幕僚“透露”，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對臺灣參與國際活動的承諾，面臨內部極大的反彈壓力，多位中國駐外大使最近即向中國外交部反映堅稱：這是涉及“國家核心利益”的重大問題，中國大陸不能輕易退讓。否則，過去在外交戰場與臺灣的鬥爭如何交代？如果現在對馬政府退讓，四年後或八年後民進黨政府再回來，中國怎麼收呢？ 

明眼人可以看出，這又是中共安排的一出雙簧戲：由中共外交部門來為中共中央解套，其實，所謂“多位中國大陸駐外大使”應是子虛烏有。因為中共官員向來都是承風希旨，從來不敢說半個不字。

現在，中共在乎的是，馬總統是否將繼續推動臺灣參與聯合國？所以中共將用緩兵之計來阻礙臺灣重返聯合國之舉，結果才由上述的“多位中國大陸駐外大使”的子虛烏有的故事。近期訪台的中共涉台幕僚，已經對馬政府九月間是否推動“中華民國參與聯合國案”，表達高度關切。這些幕僚倒打一耙，指責說：“臺灣在談判桌上，要這個，要那個，要大陸讓步，但臺灣對大陸讓了什麼？” 

其實大家知道，這些中共幕僚十分無賴，閉口不提以下事實：兩會商談臺灣參與國際活動的議題，是胡錦濤與連戰在2005年4月29日舉行會談後發表的《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中就作出的承諾。胡錦濤今年4月12在博鼇會見蕭萬長先生、6月13日會見江丙坤先生時都曾重申立場，並強調可優先討論“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活動的問題。” 不論胡錦濤是個什麼樣的個人，他畢竟身居“党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位置，說出來的話，怎麼可以說變就變！臺灣必須抓住他不放，要他兌現自己的諾言。


五、對中共說明不遵守協議的後果


臺灣爭取參與國際組織及國際活動，無法繞開中國大陸的阻力；既然如此，那麼就只能要求中共兌現其許諾。中共現在的策略是“以國民黨逼迫馬政府就範”，臺灣的策略當然就應該是反過來，“以國民黨逼迫胡錦濤兌現諾言”。臺灣如果可以請得動國民黨大老，就可以出面對中共說明：“為了不讓民進黨四年以後捲土重來，你們千萬要給臺灣民眾一點希望，要網開一面、給臺灣必要的國際空間，否則，後果就不是國民黨和馬政府能夠控制的了！”

臺灣要對中共直截了當地說明不遵守“國共平臺”協議的嚴重後果。不要和中共繞圈子，要直截了當地說。中共要員都是一些粗人，最喜歡聽大白話，對具有實際威脅性的“攤牌”也並不反感。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第八節 中國民間對於鄧小平改革三十年的檢討】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18到22日在北京舉行）舉行三十周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所謂“撥亂反正”、“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也就是所謂後人所謂的“鄧小平改革”。近來，對於鄧小平改革三十年來的得失利弊，中國民間已經開始進行檢討以致批判，顯示中國政情在北京奧運之後已經進入一個新的、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這顯然需要我們予以密切注視。


一、中國進入“反改革開放時代”


《中國進入了“反改革開放”時代》是中國大陸著名政論家胡星斗一篇文章的題目。

胡星斗是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專研經濟學與社會學。他在文中指出，以2008年北京奧運結束及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為標誌，中國進入了“反改革開放”時代。一些人肯定不願意承認這個現實，但它卻是事實和潮流。如鳳凰網所做的網路調查，贊成改革開放的不朽功績不能遺忘的，在11343人中僅占29.5%，為3346人；而反對的竟占70.5%，即7997人。

這也符合中國哲學的陰陽辨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社會邏輯；從1949年底到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恰好三十年；從1979年到2008年底又恰好三十年。“前三十年以不擇手段的階級鬥爭為綱，後三十年以不擇手段的經濟建設為中心，整個中國社會為兩者所付出的代價都是慘重的，反改革開放時代的到來是必然的。”

胡星斗分析到，面對一浪高過一浪、一天甚於一天的反改革開放潮流，大部分民眾特別是工人農民、以及一些受到毛澤東思想影響較深的人主張恢復毛澤東路線，而相對人數較少的精英和政府官員則反對的是瘸腿的改革，主張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大膽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前者俗稱左派，以毛澤東旗幟網、烏有之鄉網站等為代表，提倡公平、正義和民粹主義；後者俗稱右派，以南方日報報系、炎黃春秋雜誌等為代表，強調憲政、民主、自由、人權等世界共同價值。

胡星斗本人則主張“中派主義”：將左派與右派、公平正義與憲政民主結合起來，通過憲政民主實現公平正義。“中派的憲政社會主義可以剔除左派與右派的缺陷，在反改革開放時代引領中國走向憲政、公平。”


二、中國改革三十年三階段


其實，中國民間對於鄧小平改革三十年的檢討早在今年春天就開始了。《中國農村改革三十年》（中國農業出版社出版）一書，回顧農村改革的歷程，總結農村改革的經驗，企圖“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深化農村改革”。該書分十七個專題，對中國農村改革進行了比較全面的回顧、分析和展望。論述的主要問題是：農村改革的核心內容——體制和制度創新，農業發展的物質基礎和技術條件，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基本情況，農產品市場體系的發展歷程，農民收入、消費和生活質量變化的過程，城鄉關係和工農關係的變化過程。值得重視的是，此書還論述了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等。

由1978年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開始，縱觀來說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基本上每一代領導人所走的方向都不同，而每次改變之前，都有一次大辯論：

1、第一次改革開放大辯論，發生於1970年代末年﹑十三屆三中全會前，是老左派與改革派關於“檢驗真理”的大辯論，那時毛澤東逝世不久，華國鋒上臺堅持兩個凡是﹑堅持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這次探討真理和檢驗真理的大辯論，是一次解放思想的大辯論，在大陸經歷文革的慘痛教訓，中共第二代領導深深明白到極左思潮的禍害，鄧小平因而提出“防右但最主要防‘左’”的重要觀點。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即通俗說法的“黑貓白貓論”)的影響下，大陸打破了“兩個凡是”的教條主義，為改革開放﹑解放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自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後，中共回歸“實事求是”的路線，否定了“階級鬥爭為綱”，將國家首要矛盾重回“人民內部矛盾”的論調上，確立“經濟發展為中心”的方向，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先富帶動後富”的概念，自此走上走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農業改革﹑個體戶，以及建立經濟特區的改革開放道路。

2、改革開放的第二階段，開始自1990年代初期，即是由鄧小平“南巡”開始的。鄧小平目睹深圳經濟特區的經濟發展成就後，開始考慮全面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可能性，於是大陸開始出現“社會主義本質”的大辯論。這次辯論的發生，是由於當時不少人仍然認為社會主義是不應該亦不可以發展市場經濟的，認為發展市場經濟等於走資本主義。因此，鄧小平提出著名的“社會主義本質論”﹕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而不是實行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這次“社會主義本質”的大辯論，是繼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後，另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消除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障礙，為1990年代中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國企改革，建立了理論基礎。

3、至於第三階段的改革開放，是由2003年至2004年開始的，亦可見到中共第四代領導管治思維的改變，以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為重要標誌。第三階段改革開放的開始，源於兩三年前的“檢討改革開放”大辯論。這次大辯論，可以說是新左派與新自由派的一次交鋒。內地所謂的新左派，其實並沒有一套較為完整的政治論述，成份亦比較雜，有憤青﹑年青幹部﹑舊的老左派，也有社民派。這次大辯論與前兩次不同之處，在於中國大陸電腦網路的發展，成了今次大辯論的舞臺，不少網民均有參與今次的大辯論。辯論爆發成因源於第二階段改革開放過份著重經濟的發展速度，令社會整體的發展速度滯後於經濟的發展速度，有人開始批評群眾無法享受改革開放成果，社會出現人口性和地域性財富兩極化，內陸地區經濟明顯落後於沿海地區，城鄉經濟差距日漸拉大，弱勢社群的生活質素日漸下降，教育﹑醫療改革令普羅大眾面對看病貴﹑上學難的問題，房地產炒賣導致房價迅速飆升，社會開始出現既得利益集團，貪污腐敗﹑官商勾結問題日益嚴重，大陸的國企改革的“國退民進”模式則導致國有資產不正當地流失。雖然中國大陸學界和官方都不願承認，但大陸社會在改革開放廿多年後，而且的確出現階級衝突。而事實上，中共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論述，其實是間接承認大陸出現階級矛盾的問題。因此，解決國內階級矛盾，改革官僚貪污腐化，防止中國社會出現拉美化，尋找中國經濟未來發展走向，將會是第三階段改革開放的問題重點。


三、第三階段改革開放前途詭譎


一種盲目的樂觀情緒，前幾年曾在中國的精英群體及官僚體系中蔓延並逐漸上升為主流意識。他們確信：只要憑藉過去30年奠定的體制基礎並在這個體制基礎上小心翼翼地調整和應對，中國就能像過去的30年一樣，將經濟增長的神話再延續30年，乃至更久。然而，這是真的嗎？

在2007年11月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以其一貫的平穩風格說到：“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長期積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依然存在，同時還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況新問題。” 因為胡錦濤清楚不過，“通脹”這個在中國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問題，已經陡然捲土重來，讓技術官僚們頗有點措手不及。不過，這並不是唯一令人疑惑的“新情況、新問題”。在2007年，原因不詳的流動性氾濫、民怨沸騰的房地產市場都久治不愈。而在南方，一向被視為中國最具活力的製造業開始出現大規模倒閉風潮。幾乎是在一夜之間，中國經濟變得陌生起來。所有這一切，都不能不讓中共領導人疑竇叢生。

一場歷時30年的走向“市場”的狂歡之後，中國正在進入一個前途詭譎的時期。正如近年廣泛揭示的那樣，在過去30年沸騰的實驗中，中國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這些成本雖然無法像GDP一樣反映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之中，但卻是加諸於中國社會的實實在在的債務。

可以說，中國1990年代中期之後的經濟增長，已經不再是一個多贏的遊戲，而是一個典型的零和博弈。這就是為什麼1990年代中期之後，越來越多的人對經濟增長感到疑惑和不耐煩的原因。人們似乎漸漸明白，中國的高增長實際是這樣一個怪誕的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剝奪，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則是低工資、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費以及急速擴大的貧富懸殊。在這樣一種經濟增長中，投資焉有不高之理、消費焉有不低之理？


四、當前中國社會的分裂


在中國經濟增長一路凱歌的表像之下，還有一個比環境的破壞、資源的消耗隱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會分裂的成本。社會分化，不僅僅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結果，更是其條件。不維持一個龐大的低工資底層，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剝奪農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勢階層的利益，中國的經濟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這種內在要求，將中國在極短的時間中，變成了一個貧富差距懸殊的社會。

無論是資料還是經驗都表明，中國的社會分化程度正愈演愈烈。社會財富分配的嚴重失衡，在短短30年中瓦解了中國的社會團結，也因此瓦解了社會合作最隱性但卻是最重要的信任基礎——中國正在走向歷史上週期回圈的王朝末年，只是這一次勢將來得更快也更加迅猛。人民將拋棄那種與經濟增長如影相隨的虛假幻想，那種幻想一再向人民許諾：假以時日，每一個人都能夠發財致富。這是中國改革從未明言但卻不斷向全體人民暗示著的一個“中國夢”。可惜的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它的確只是一個夢。

健康的經濟增長本應是一個鞏固社會團結，加強社會認同的過程，很不幸，在中國30年的經濟增長尤其1990年中期之後的經濟增長中，中國不僅沒有在新的基礎上重建社會認同，反而加速破壞了原來就很脆弱的的社會認同和社會團結。但是與環境破壞及資源消耗一樣，社會團結的瓦解，不被計入任何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也不被計入國民經濟統計體系，而它作為一種真實的負債，則隨時都可能引發整個經濟體系的內爆。從概率上講，任何經濟體都會遇到經濟危機。所以重要的不是會否遇到危機，而是在遇到危機的時候，社會是否團結，人民能否共度時艱。很多人可能無法理解日本可以歷經十多年的經濟停滯而不土崩瓦解；那是因為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日本的財富分配比較平衡。如果這種停滯換在今天的中國，不要說十年，就是兩年恐怕都無以為繼。


五、中國的導火索正在引爆


中國局勢的爆炸性質：中國1990年代中期以來看上去不可一世的競爭力以及建基於此的高增長回圈，實際上是一個異常脆弱的平衡。只要條件稍稍改變，這個回圈就可能戛然而止。在2007年，我們已經看到這個回圈發生突然梗阻的強烈信號。其集中表現，就是突如其來的通貨膨脹。

對於2007年至今這場讓人措手不及的通脹，中國經濟學家做出的解釋已經連篇累牘，但其歷史本質，則是長期被隱匿的高增長的成本開始逐漸釋放的結果，是長期被壓抑著的要素、資源、環境等價格從最底線開始反彈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這次通貨膨脹並不是一次普通的通脹，而是一次歷史的報復。

初看上去，中國這次通脹的誘發因素似乎相當複雜，但追根溯源，仍然是成本回歸上升的推動。而所謂成本回歸上升，無非是中國國內的勞動力價格、資源價格、環保及勞動保障標準在不提高則無以為繼的基礎上略微上漲而已。而且，目前的上漲可能也僅僅只是能夠維持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而環保、資源價格的上升，對彌補已經造成的環境破壞和支持可持續發展來說，則是杯水車薪。

有人將本次通脹歸結為境外輸入型，意思是說，中國的通脹主要是由於國際市場諸如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暴漲所引發的。但仔細分析，結論可能正好相反：不是世界向中國輸入通脹，而恰恰是中國的資本投資需求，導致了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暴漲。

資料表明，在2006年，中國消耗了世界32%的鋼材，25%的鋁，23%的銅，30%的鋅和18%的鎳。在石油方面，隨著中國石油進口的大幅提升，世界原油價格開始了一輪令人驚歎的牛市。在2006年的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中國已經佔據了31%。此外，當2007年上半年中國首次由煤炭出口國變為煤炭進口國的時候，世界煤炭價格立即在短時間內上漲了近一倍。

當中國巨大產能所需要的基礎原材料及能源，還可以在國內滿足的時候，中國可以通過政府力量強行壓低要素、資源、環保等價格，維持商品的低價輸出，這就是本世紀初，中國向全球輸出通縮的真相（所謂“中國賣什麼，什麼就跌”）。而當中國的產能日長夜大，國內的基礎原材料及能源遠遠不足以滿足需求的時候，為了維持這個巨大產能，中國就只能向全球購買，從而引發大宗商品價格暴漲。國外的人力價格、資源價格、環保標準遠遠超過中國，其成本自然也要遠遠高於中國；中國政府既然沒有能力像壓低國內價格一樣壓低國際市場的價格，大概就只能忍受通脹之苦了。


六、結論


可以認為，在通脹之苦的煎熬下，中國民間對於鄧小平改革三十年來的得失利弊所進行的檢討以致批判，勢必愈來愈深入和激烈，從而推動中國政情在今明兩年進入一個更加不確定的時期。尤其明年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近期發展顯示，隨著中國局勢的惡化，中國民間對於“六四”事件的評價也愈來愈接近普世價值。而回顧一下“六四”事件本身，也是1988年物價飛漲的形勢激蕩出來的。伴隨著中國社會緊張程度的日益升高，我們相信，真理和自由正以愈來愈快的步伐接近中國，中國人民再度起來爭取民主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二〇〇八年八月三十日）



【第九節 對兩岸未來簽署和平協議的評估與建議】


據大陸媒體報導，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先生7月21日在總統府月會專題報告“兩岸和平，經濟雙贏”，就兩岸關係對臺灣政經發展之重要性、大陸已是第三大經濟體的實力多做闡述。他強調，民進黨執政八年“政治對立的代價”，導致經濟成長減退，特別是島內投資成長仍緩，超額儲蓄依然過多、外匯存底繼續擴增，持續反映島內經濟失衡造成資源閒置的狀況，如無法獲得有效抒解，“日後臺灣經濟發展的動能仍將受到制肘”。 

江丙坤先生還就兩岸關係分析臺灣面臨的困境指出，若持續政治對立的結果，將讓“臺灣得不到尊嚴、百姓也得不到幸福”。兩岸對立，使得臺灣國際空間受限，加上區域整合、東盟加三的形成，讓臺灣步上邊緣化危機，因此應推動“改革與鬆綁”，待時機成熟時，可以考慮簽訂“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兩岸和平協議”，“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大陸媒體的上述報導，其實折射了大陸方面自身的期待在內。但客觀地說，上述諸項之中，“兩岸和平協定”是一關鍵題目。“兩岸和平協定”既然如此重要，本文也就不揣淺陋，冒昧地提出一些評估與建議。


一、評估之一：兩岸和平協議無關臺灣政黨輪替


早在這次臺灣政黨輪替之前半年的2007年10月15日，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就首度寫入“兩岸簽署和平協定”，被大陸評論界指為“在語言風格上完成從‘終局論述’到‘過渡論述’的改變，相當程度上透露了北京對兩岸思維風格的改變，展示了架構兩岸互動模式的全新棋局。”所以當時在胡錦濤的政治報告中，有關兩岸關係的部分不僅隻字未批“入聯公投”，也未出現任何要啟動《反分裂國家法》使用“非和平手段”的條文。其文字表述除了重申以往的政策方針外，主要就是呼籲臺灣的執政黨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和平協議，構建兩岸和平發展架構。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臺灣的執政黨並非國民黨，而是民進黨。但是中共依然將這段文字寫進了共黨的正式檔中，這就表明了中共的此一新思維，並不針對國民黨，而是包括民進黨在內的。這一點國民黨有必要向民進党說清楚，以便凝聚臺灣共識。此一新思維，也等於是將中共未來五至十年的對台政策的框架，正式定了調。而中共這一動向，同樣與臺灣政黨輪替無關。

中共提出這個兩岸和平協議的戰略思考為何？一般認為，這表明中共決心不再隨著臺灣內部選舉議題的操作起舞，而是企圖“以靜制動”，揭示出一個對台政策的更大框架。就北京的思路而言，“一個中國”的大前提已定在那裏了，《反分裂國家法》只須隱身幕後了，在這兩個前提之下，再藉由“簽署和平協定”的倡議，可以充分宣示北京對兩岸關係的基本立場是要和解了、是要對話了。所以胡錦濤在其十七大報告中指出，“臺灣任何政黨，只要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我們都願意同他們交流對話、協商談判，什麼問題都可以談。”


二、評估之二：兩岸和平協議可以拓展兩岸經貿文化空間


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後的2007年10月，大陸媒體還報導，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在澳門表示，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後，他會致力推動兩岸協商簽署和平協定，以及經貿交流與合作。這是連戰在出席第四屆世界華商高峰會演講時表示的。他希望兩岸結束敵對狀態，降低相互之間緊張的關係，共同邁向和平的未來。談到兩岸交流與合作，連戰承諾選後會致力推動兩岸直航，爭取開放大陸民眾到臺灣觀光，推動大陸資本到臺灣投資，鼓勵臺灣開放金融業到大陸推展業務，爭取人民幣可以在臺灣兌換，取消大陸資本在臺灣持股比例限制。他並建議兩岸協商編制大中華地區股價指標，以基金、期貨等金融產品為基礎。連戰也希望兩岸可以建立共同市場，以免臺灣邊緣化、空洞化。

連戰的上述意見表達了一批人的共同想法。基於兩岸簽署和平協議可以拓展兩岸經貿文化空間的考量，輿論界也看好兩岸應儘早簽署和平協議。因為兩岸簽署和平協議，既可在維持台海現狀的基礎上為兩岸民眾避免戰爭威脅，又可進一步拓展兩岸經貿文化交流與合作的空間，因此這不僅是兩岸民眾的共同願望，也是亞太地區和國際社會所期待的。

中共知道，臺灣各界對此尚未達成完全共識。因此中共從統戰需要出發，提出可以先不談“一國兩制”，而是儘快促進“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然後通過“兩岸和平協議”，來促成“一國兩制”的水到渠成。這展示了胡錦濤等人的機智或曰詭詐。正如中共十七大報告所坦承的，“兩岸統一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而通過“兩岸和平協議”，來促成“一國兩制”的水到渠成，就是其間的關鍵步驟。

然而需要臺灣警惕的是，在中共並不放棄武力威脅的前提下，只要兩岸關係實際上不在“國與國”的基礎上和平發展，就很容易為將來的統一創造條件。因為中共不放棄武力威脅，“兩岸簽署和平協議”、“構架和平發展框架”，都只能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之上進行，這很容易落入中共的勢力範圍。因此從長期發展兩岸經貿文化的角度看，對臺灣最為有利的是：與大陸形成一種實際上的國與國關係、口頭上的非國與國關係。


三、評估之三：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的困難之處


正如江丙坤先生所說，透過兩岸民間智庫舉辦“和平論壇”、“經濟論壇”，凝聚議題的共識，研擬兩項議題的基本框架草案，供當局參采，等時機成熟，就可考慮設立“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與“兩岸和平協定”兩個專案小組，負責推動。要達到經濟雙贏以及兩岸和平，未來願景是推動“綜合性經濟合作協定（CECA）”以及“兩岸和平協定”，推動CECA是避免臺灣被邊緣化，透過兩岸經貿正常化，追求兩岸經貿雙贏；兩岸和平協定則是透過軍事互信機制，建構兩岸和平發展框架，為兩岸奠定永久和平基礎。

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的困難在於：如何定義“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是什麼？不是“非國與國”關係，是什麼？是黨與黨？還是政府與政府？是什麼級別的政府與什麼級別的政府？我們應該有一種智慧，可以解開這一死結。那就是與大陸形成一種實際上的國與國關係、口頭上的非國與國關係。

十分明顯，中共十七大的報告“鄭重呼籲”的是，“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定，構建兩岸和平發展框架，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而我們理解的“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就是一種實際上的國與國關係、口頭上的非國與國關係。否則，又將繞回到“老問題”上，或曰“偽問題”上了：一個中國是哪個中國？

現在和1945年雙十節國共和談不同，那是只有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現在卻有兩個中國，那就是外加了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那麼就要先消除一個中國。現在的問題是：先消除哪個中國？這個核心問題是否可以回避得過去？


四、建議之一：公投時間，可以考慮定在下次大選前後


歷史表明，凡是大多數臺灣人民所要的，中共雖然不會支持，但也往往不敢公然反對。因此，只要能展現出臺灣人民的集體意志，顯現出臺灣人民的共識與明確要求，中共就不得不認真對待。 

目前，大陸仍在沿海部署導彈瞄準臺灣，對臺灣安全構成威脅，這是臺灣民意所反對的。因此中共應該首先撤除瞄準臺灣的導彈。如果中共撤出導彈，必能增加臺灣人民對於和平協定的支援度。

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的奧秘在於：不是追求永遠的和平，而是尋求現在的和平。而要追求兩岸和平，首先要確保臺灣內部的和平。因此，我們建議：決定是否與大陸簽署兩岸和平協議之前，一定要達成內部共識，甚至需要舉行臺灣公投這一程序來證明這一共識。切勿因為追求兩岸和平，而影響了臺灣內部的和平。公投時間，可以考慮定在下次大選之前後。


五、建議之二：協議的內在精神是“不統、不獨、不武”


兩岸簽署和平協議應該符合臺灣主流民意，應以“不統、不獨、不武”作為內在精神。連中共學者也不得不承認，建立軍事互信，是兩岸和平發展的保障（李風，香港時事評論員、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客座教授）。而臺灣須積極向中共介紹：馬英九提出的“不統、不獨、不武”與胡錦濤提出的“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嬴”十六字方針，其實是一致的。只要堅持二者之間的一致之處，就能共同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時代，共同開創兩岸關係的美好未來。

建立互信是目前擺在兩岸關係發展中的最重要問題，有了互信，兩岸之間才能化解疑慮，消除誤解，朝著追求雙嬴、和平穩定的方向發展。而建立互信首先應該以不改變現狀、誰也不吃掉誰為前提，否則，互信是不可能建立、更不可能鞏固的。中共希望建立政治互信、軍事互信，政治領袖的個人品德互信等等，這個很好。但是臺灣更看重人民互信，而臺灣人民的主流民依舊是維持現狀。兩岸互信只能從維持現狀開始。只有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協商終止敵對狀態、協商簽署和平協議、謀劃兩岸走向和平統一的長遠目標，才可以得到臺灣人民的理解與支持。

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的分寸在於：不是追求終極統一，而是尋求現在與大陸之間的最佳距離。


六、建議之三：設立“由人民共同決定”的大政治協商


胡錦濤的十七大報告曾經提到“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我們必須由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臺灣需要抓住這句話大加發揮：既然是“由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那麼顯然，人民的意志高於政府的意志，所以為了對等，在邏輯上，兩岸簽署和平協議之前，應該先宣佈兩個中國同時退居二線，僅僅保留治權，而把主權交給一個兩岸人民合組的一個最高議會或曰“大政治協商會議”，來代表一個未來的統一的中國，主持並監督現在的兩岸政府部門簽署並執行和平協議。

在這個兩岸人民合組的最高議會或曰“大政治協商會議”中，臺灣代表在人數上居於少數，但是卻可以通過這一杠杆分化大陸板塊，並把民主政治的實踐引入中國、使之發生質變。從而為臺灣開創百年和平繁榮的基業。


七、結論：成功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將改寫整個區域的命運


正如馬英九總統指出的，目前兩岸都希望成為和平締造者，但問題是在甚麼地方討論及如何討論。他望與大陸簽署和平協定，化解衝突的可能性。而國共兩黨交流的方式，日後能否將轉為兩岸政府的交流，關鍵在於“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在簽署和平協定的問題上，究竟有沒有主導權。

正如江丙坤先生指出的，簽署和平協定可能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而馬英九入選美國“時代雜誌”2008年全球百大影響力人物，原因就是“有機會改寫整個區域的命運”。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三日）



【第十節 馬英九依憲法定位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說法的利弊與影響評估】


馬英九依憲法定位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說法，時過兩月，不僅沒有“過時”，反而日益凸顯其是“遠見卓識的體現”；隨著時間的進一步過去，其影響必將日益深遠。由中共策劃反制馬的三項策略就可以從反面看出：馬的策略確實對準了中共的軟肋，使得中共很難招架，為臺灣贏得了重大的利益。對於馬戰略的價值，中共比臺灣自己還要認識得清楚，所以臺灣不說，中共也心知肚明，臺灣不說，只會削弱輿論的支持。所以臺灣一定要說，當然臺灣不必自己出來說，而可以像中共那樣，委託一些學者或其他代言機構出來說。


一、馬一石激起千重浪


中共“中國新聞網”9月3日轉引中央社報導說，馬英九日前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海峽兩岸雙方的關係應該不是“兩個中國”，“而是在海峽兩岸的雙方處於一種特別的關係”。

中新網報導，馬英九總統在8月26日接受墨西哥《太陽報》系集團董事長瓦斯蓋茲（Mario Vazquez Rana）專訪時，對有關“兩個中國”的看法表示，他基本上認為海峽雙方的關係應該不是“兩個中國”，“而是在海峽兩岸的雙方處於一種特別的關係”。馬英九說，雙方是一種特別的關係，但不是國與國的關係，這點非常重要。馬英九稱，海峽兩岸一定是保持和平與繁榮的關係，同時讓雙方在國際社會都有尊嚴，這是“政府”的目標（中新網報導在“政府”二字上加了引號）。

根據多方研究，到目前為止，馬英九依憲法定位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說法，時過兩月，不僅沒有過時，反而日益凸顯其是遠見卓識的體現；隨著時間的進一步過去，其影響必將日益深遠。

其理由如下：馬英九只是定位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至於兩岸關係“是”什麼，卻沒有說，這就為發展兩岸關係提供了極大的發展空間和想像力運作的餘地。

眾所周知，“國與國關係”是兩岸關係的死結，現在打開了這一死結，卻沒有系上新的結，十分靈活，這就為發展兩岸關係提供了極大運作餘地，且便於對大陸採取攻勢戰略。


二、馬英九並沒有丟掉牌


《中國時報》2008年9月11日的社論說，“馬英九太早丟掉了太多牌”。因為馬英九上任以來，有些動作不是擱置爭議而是在放棄爭議，這就不得不令人憂心了。《中國時報》這番高調的依據之一，就是馬接受墨西哥《太陽報》訪問時，定位兩岸是“非國與國的特殊關係”，以及在接見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時，說不推動雙重承認和兩個中國。《中國時報》批評馬不是在擱置爭議，而是退讓太多。《中國時報》質疑說，中共近來對這些議題談得不多，為什麼馬總統卻主動談起？而且有些話還講得太早。兩岸就像在進行一場博弈，臺灣雖然弱勢，手上還是有幾張牌可以打，為臺灣在進退之間製造籌碼。而且，有些牌就算是假的，但假還是可以有假的打法，起碼可以擺擺姿態喊喊價，國際間的談判也常常在虛實之間玩來玩去。

而根據研究，《中國時報》的上述批評是不能成立的，因為馬的上述表態，是對於“不統不獨不武”的一項補充，也就是說“不統不獨不武”是與“非國與國的特殊關係”互為條件的。所以，不能把馬思想割裂開來，而應該予以通盤的思考和認知。

“不統不獨不武”是對美國學者李侃如1998年提出的“不獨不武”的創造性發揮，是在國際認可的“不獨不武”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加入了“不統”，從而開創了兩岸話語空間。馬總統的這一新的論述，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其來有自：早在1998年，國際之間就有關於中共與臺灣的中程協定構想，基本內容包括：雙方簽訂五十年的過渡協議，屆滿後再展開政治統一的正式談判；在此過渡時期，雙方均存在於一個中國內，臺灣宣佈它是中國的一部分，不宣稱“法理”台獨，而中共則明確表示不使用武力對待臺灣，兩岸維持五十年的“不獨不武”格局。現在馬總統明確加上“不統”，可謂高瞻遠矚，怎麼扯得上丟掉了什麼牌呢？

按照馬的說法，所謂“不統”指的是，在任期內不與大陸統一，並要求大陸承認臺灣的“不統”意願，在和平協議中，不與中共討論兩岸和平統一的議題，反而刻意要中共承認臺灣擁有維持“不統”的權利。顯然這是維護臺灣主權事實獨立的重大戰略部署，是相當高明的一著棋。


三、馬並未選擇“一個中國”


《中國時報》認為，馬總統和國民黨政府反對台獨的立場，已經讓臺灣在兩岸的博弈裏，手上先就少了“台獨”和“一中一台”的牌可以打。這固然是國民黨的一貫立場，但剩下的牌裏，又主動丟棄了“雙重承認”、“兩個中國”、“國與國”。現在除了“一個中國”和“統一”，臺灣還有什麼牌可打？臺灣的策略選項本來就不算多，現在馬總統還一連說“不”，讓策略空間更加壓縮。

可以認為，《中國時報》的上述評論，體現了其作者的相關知識比中共學者的相關研究還不及格，例如中共學者艾明江在《兩岸和平協定中的“不統不獨不武”分析》一文中就已經明確指出：

所謂“不獨”，指的是，馬英九上臺以後，宣佈不進行法理台獨，主要是臺灣不更改國號，維持憲法的一中架構，不公投制憲等，對馬英九來說，所謂的“不獨”，也就是堅持“中華民國”的政治法統，承認一中憲法，認為“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基於這個前提，臺灣沒有實行法理台獨的必要和可能。

所謂“不武”，指的是，馬英九要求大陸正式放棄使用武力，並撤出沿海對準臺灣的飛彈，結束兩岸軍事對峙格局。按照馬英九的看法，大陸的武力威脅導致了兩岸無法維持和平，讓臺灣缺乏安全保障，因此如果雙方要簽訂和平協議，達成和平發展，那麼，馬英九認為，大陸就必須首先要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

從艾明江的上述抱怨中可以看出，中共學者比《中國時報》更加專業一點，也看出馬總統的相關建議並非退讓，而是進取。


四、馬總統對李總統推陳出新


《中國時報》指責馬總統的“非國與國的特殊關係”，其實是把李登輝的“特殊國與國關係”用語作個修正，但是不以“國際”定位兩岸，卻意味著兩岸之間並不是兩個國家。那麼兩岸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仍然含含糊糊。

而在我們的研究看來，《中國時報》所不懂的正是馬總統的高明之處，那就是“說不”：馬總統的“不是國與國的特殊關係”與李登輝的“特殊國與國關係”，根本不是一個“修正”關係，而是完全的推陳出新，是用否定取代肯定，以“說不”取代“說是”，體現了避實擊虛的智慧，是《孫子兵法》的靈活運用。因此，這也與過去國民黨政府“一個中國”、“一國兩府”立場有所不同，而是一個全新的思路。

《中國時報》還擔心，馬總統這個兩岸定位的新論述，選了一個戰略縱深不夠的地點落腳，如果中共順勢把臺灣問題定義為“中國內部問題”，反對台海問題國際化，臺灣很容易就被套死。

我們認為，這正是一種民間流行的短視，而沒有看到馬總統對李總統推陳出新，正是根據新形勢的需要制定的，而沒有陷入刻舟求劍的老套中。


五、中共策劃反制三項策略


中共內部的專業人士卻看到了馬總統的英明，因而亟思對策，企圖予以破解。艾明江在《兩岸和平協定中的“不統不獨不武”分析》一文中就明確提出要“處理”馬總統“不統不獨不武”的主張：面對臺灣提出以 “不統不獨不武”來簽訂和平協議，中共不可能全盤接受，也不能一味回避，必須在處理策略上加以應對。要變被動為主動，就要分析臺灣方面的反應，並以此採取相關措施。

為此，中共方面提出三條對策，“促統、防獨、限武”：

1、積極“促統”，兼顧“不統”；在和平協定中，中共可承認兩岸“不統”的事實，但不正面接受承諾“不統”，因為促進統一是中共不能放棄的。例如，中共方面可以表述：“我們堅持祖國統一，但對於當前臺灣民眾維持現狀的主流意願，臺灣予以尊重和理解。”這樣既能保持自己的原則立底線，同時，又不將統一強加在臺灣方面，照顧到和平發展階段“不統”的意願。

2、不止“不獨”，還要“防獨”：不獨是指不進行法理台獨，維持的依然還是“中華民國”的“一中法統”，中共分析，在目前的政治形勢下，要馬英九把“不獨”的承諾寫入平協定的基本內容，恐怕可能性不大，因為一方面，馬英九強調過“中華民國”已經獨立，不存在台獨的問題，而且，統獨議題還需要臺灣民意做出表達，馬英九不可能在和平協議明確表達“不獨”意願，因此中共要自己採取積極措施，進行“防獨”活動。

3、針對性的“限武”：中共方面可以提出漸進的“限武”來針對“不武”。中共對於武力的使用要掌握主動權，要著眼和平統一的進程來考慮武力的使用。在和平協議中， 中共還不可能完全做到承諾“不武”，但也應該讓臺灣方面知道，只要兩岸能在和平發展的軌道上朝統一方向發展，“不武”問題就能逐步獲得解決。

由上述中共策劃反制馬總統的三項策略就可以從反面看出：馬總統的策略確實對準了中共的軟肋，使得中共很難招架，為臺灣贏得了重大的利益。


六、如何消除《中國時報》的疑慮


根據我們上述的研究，《中國時報》所代表的觀點雖然糊塗，但還是處於對於臺灣安全的擔憂：“在漫長的兩岸對峙中，從來沒有一時一刻，我們不自認為是一個擁有獨立而完整主權的國家，也從來沒有不希望人家如此地承認我們。但馬政府上臺以來，這種確定感與渴望感，好像消退了。不力爭參與聯合國，不尋求建交，兩岸不是國與國，這個不做，那個不做，結果是不知道我們到底要做什麼。過去臺灣為堅持主權而與中共發生衝突的議題，現在好像我們都自己放下了。”

我們不能對這種擔憂完全置之不理，否則就會逐步失去輿論的支持。當前的要務，是要通過各種傳播手段，把馬總統戰略的價值充分闡揚出來，讓民眾有所認識。

再補充一句多餘的話：對於馬總統戰略的價值，中共比我們自己還要認識得清楚，所以我們不說，中共也心知肚明，我們不說，只會削弱輿論的支持。所以我們一定要說，當然我們不必自己出來說，而可以像中共那樣，委託一些學者或其他代言機構出來說。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十一節 對臺北“江陳會談”的整體觀察】


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率團訪台，乃是1949年以來大陸最高層級協商代表踏上臺灣土地。這也是繼今年6月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率團訪問大陸並簽署多項合作協定後，大陸與臺灣常設的專門處理兩岸問題的授權機構的又一次互動協商。“江陳會談”如期二次登場，首先顯示兩岸交往已進入制度化協商階段，它不僅富有象徵意義，也表明兩岸關係已有實質性突破。

臺北“江陳會談”為兩岸關係贏得了走向務實、和解的契機，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一、追溯“江陳會談”之前因


2008年8月馬英九總統的談話中已經預伏“江陳會談”之先機，當時馬總統明示：兩岸關係已突破，望與大陸簽和平協議。他對英國媒體表示，雖然上任只有短短三個月，但相信已經完成任內最大的使命，即海峽兩岸關係已經取得突破性進展。馬總統還希望下一步與大陸簽署和平協定，結束持續了數十年的敵對狀態。 

馬總統就職三個月，但在推動兩岸和平的道路上，已比以前的臺灣領導人過去加起來所走的路更長，走得更快。兩岸恢復海基會與海協會的對話協商，實現大陸居民來台觀光、兩岸週末包機等，並計畫針對貨運包機、加強經貿合作等展開協商。臺灣兩千四百萬民眾，多達八成支持他的政策，即維持現狀。可見兩岸和平進程的持續，是建基於雙方民意的共同需要。

香港亞太國際關係協會副主席戴慶成認為：“今年馬英九當選，一再對大陸釋出善意，才促成了陳雲林的訪台。”而兩岸當局在此之前表明陳雲林訪台只談經濟而不會觸及政治議題。因為臺灣有意藉舉行兩岸間的協商，通過大陸市場重振臺灣經濟。除了在野黨的杯葛之外，臺灣輿論和主流民意對“江陳會”多半持正面看法；而美國、日本等外國政府的評論亦屬正面。如果這種常規性高層接觸可以維持，對兩岸關係的進展、雙贏，會有很大幫助。


二、兌現了改善兩岸關係的承諾


臺灣新政府上臺不到半年，就兌現了改善兩岸關係的承諾。2008年11月4日，江陳會談在圓山飯店舉行，簽署四項協定，實現大三通。中國大陸的《法制晚報》指出，“這也是兩會領導人首次在臺灣舉行會談。” 

中共“中央電視臺”做出專題報導說，江陳會談在圓山飯店十二樓會議室內舉行，“會場整體都很素淨，沒有橫幅，沒有張揚的裝飾，但會場氣氛很愉快，陳江二人在十分鐘內握了三次手。”中共的記者們還特別提到，江丙坤先生戴了金色的領帶，因為此次陳雲林臺灣行的重要話題是金融。江丙坤的金色領帶顯然是希望能為臺灣帶來真正的實惠。陳雲林戴了一條紅色領帶，很顯然這是喜慶的一天。

雙方同意建立直接航路，雙方並同意各自開放兩個航點進行貨運包機，兩岸實現海運直航、通郵，以及兩岸航線在經過香港飛行區變為“截彎取直”，將視情況開放非營利商務與公務包機，並增加航班到每週一百零八個，航點也增加為二十一個。對此，中共喉舌“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研究人員謝郁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兩岸航線截彎取直，以及海運直航後最直接影響到的是兩岸人民的生活和經貿往來。根據統計，每年兩岸航運往來四百五十萬人次，如果截彎取直後，不但可以節約成本，還可以節約時間。兩岸實現直航之後，還會在兩地形成一日生活圈。”

在這種共同生活圈形成後，兩岸兵戎相見的可能性大幅降低。這表明馬總統的高明，那就是通過兌現改善兩岸關係的承諾，來實現臺灣海峽的長期和平。這不僅符合當今全球化的潮流，而且會把臺灣重新帶到世界舞臺的中心位置。


三、“江陳會談”利多激勵股市


2008年11月4日大陸“中新網”轉引臺灣《今日新聞》報導，第二次江陳會在臺北登場，雖然台股盤中一度重挫百點，金融股也出現漲多回跌，一度重挫3.8%，不過隨著海基會表示兩岸金融合作備忘錄(MOU)可望在第三次江陳會談後簽署，金融股隨即翻揚，中信、兆豐金漲停。 

“中新網”正面評價：“目前合庫、土銀、中信、一銀、華南、彰銀、國泰世華等都在上海、北京、深圳、昆山等地都設有辦事處，永豐銀行則是透過子銀行美國遠東銀行在北京擁有辦事處，設立時間都超過4年以上。”

正如江丙坤先生的金色領帶所象徵的，江陳會談顯然已經為臺灣帶來了真正的實惠。而海基會的居中斡旋，功不可沒。

回顧以往，兩岸經貿密切交流所產生海空運的問題，2001年臺灣舉行的經發會早有開放的結論，但是八年來一直無法解決，國民黨執政後不到一個月內，即促成兩岸兩會恢復制度化協商，並簽署“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臺灣旅遊協議”及“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完成過去八年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海基會與海協會進行的臺北“江陳會談”，正是急民所急，進一步解決了兩岸交流衍生的諸多問題。正是預期到“江陳會談”帶來的美好前景，臺灣股市才會受到正面激勵。


四、“正名”領域的攻防戰


與此同時，正如陳雲林所戴的一條紅色領帶所象徵的，中共也在討論經濟議題時，堅持了他們的政治，那就是拒不接觸政治敏感話題，甚至是禮貌性的政治也要回避。很顯然，這對搖搖欲墜的中共政治來說是喜慶的一天，但對臺灣利益，這也是某種美中不足：獲得了經濟之實，而暫時沒有獲得政治名分。

具體說來，陳雲林在和海基會江丙坤董事長簽署四項協定後，前往晶華酒店拜會陸委會主委賴幸媛時，兩人會面的稱呼問題就備受矚目。結果“會長”陳雲林並不稱陸委會主委為“主委”，而是直接喊“你”，表現相當無禮。賴幸媛晚間召開記者會，說自己和陳雲林見面的身分就是陸委會主委，並不會因為陳雲林的稱呼而有所改變，也希望外界別再把焦點放在稱謂，而是要更關心兩岸關係發展。 

事實上，這一聲“你”不僅是個人的無禮，而且是政治的陷阱。賴幸媛主委在接見陳雲林會長等大陸海協會代表團的代表時，是就當前兩岸制度化協商以及兩岸整體情勢發展在廣泛交換意見的，而不是私人拜會。既然不是私人拜會，怎麼可以不用官銜稱呼？難怪賴幸媛主委要綿裏藏針地向陳雲林表示，臺灣人常用的一句話是“互相”，也就是彼此包容與體諒、多站在對方的立場設想。賴主委認為，從這個突發的個別事件的妥善進程，可以在兩岸逐漸培養出“互相”的氣氛。 

正因為陳雲林在官式拜會時卻用私人稱謂，牛頭不對馬嘴，所以媒體諷刺陳雲林對於敏感的互相稱謂問題，果然“有創意”，以“很高興見到你”，以及“臺灣中國大陸事務主要負責人”來稱呼賴幸媛。還借機反將馬總統一軍，因為馬總統近來對陳雲林的定位是中華民國下的“大陸地區代表”。過去，北京多用“大陸事務負責人”一詞來稱呼陸委會主委，這次還多加了“中國”，暗示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關係，不無與馬總統交鋒的味道。 


五、中共“稱呼”的政治模式


“中共政治”像梁山伯的“山寨文化”，喜歡“排座次”，喜歡通過頭銜來給人定位。因此，陳雲林對臺灣官員的稱呼問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刻意安排，預示了中共準備對臺灣推行的政治模式。

儘管馬總統公開說很期待陳雲林稱呼他為總統，但陳雲林卻沒有稱呼馬總統官銜，只是在送禮物時，尊稱對方為“您”。而中共的“重慶晚報”在11月7日竟然宣稱“相信這樣的發展不僅符合兩岸人民的期望，也對兩岸的穩定和繁榮作出貢獻。”但是，據“美國之音”2008年11月9日“陳雲林應否稱呼馬英九官銜”的討論中，許多大陸百姓表達了對於中共這一無禮做法的不同意見：

1、廣東惠東聽眾黃先生分析，這種尷尬場面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他解釋，既然陳雲林未獲北京當局授權稱呼對方總統，馬、陳兩人可以不需會面，事件只反映中國政府沒有政治智慧。

2、惠州聽眾楊先生表示，既然陳雲林堅持今次訪台不涉及政治，稱呼馬英九為總統則沒什麼大不了。他解釋，總統只是一個稱號，再者海協會不是官方機構，陳雲林用上這個稱號，也不會被外界視為是中國官方國台辦的說法。楊先生認為，若陳稱馬為總統，既會贏得臺灣民心，又會得到外界開明讚譽，更有利促進兩岸交流統一進程；但是現在的做法已自我損害形像，自受苦果，實屬不智。楊先生續說，陳雲林是以賓客身份到臺灣訪問，總統馬英九則是臺灣本土主人。他說，即使尊稱對方您，陳雲林也是理虧，主客不分，更枉談有否應有的禮貌。楊先生說，從這事上也可見中國共產黨在改善兩岸關係過程中，是如何霸道、缺乏誠意與彈性；相反，馬英九不拘小節，顯出領導人的大方雅量。

3、陽江聽眾羅先生認同上述有關分析。他說，馬英九接受這樣的安排，不是自我矮化臺灣主權；只是不計較，以兩岸大局為重。羅先生續說，陳雲林面臨兩難處境，既不能稱對方“總統”，稱作“先生”也有不尊重之嫌，所以稱您是唯一可行辦法而已。

顯然，在上述的大陸百姓看來，兩岸關係的完全正常化，現在是“萬事具備，只待正名”。中共為什麼不能滿足大陸民意的期待呢？


六、食品安全高於政治正名


即使把正名問題的困擾估算進去，正如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所說，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還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

舉一個例子，目前，美國與中國大陸貿易額，從2001年七百億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三千億美元，雙方溝通管道高達六十個以上；而兩岸貿易額雖為美國與中國大陸貿易額的三分之一，溝通管道卻只有一個海基會與海協會。由此可見兩會接觸的重要、江陳會談的重要。

兩岸兩會恢復制度化協商，是馬英九政府長期努力的目標，這次在臺北舉行的“江陳會談”所涉及的空運、貨運、海運等議題，雖然延續了民進黨執政時期開始的協商，但卻突破了過去的限制而達成了歷史性協定。同時，也讓大陸來的比較缺乏文明洗禮的官員們感受到臺灣百姓熱情、好客、有禮的一面，進一步開拓了兩岸互惠互利、雙贏發展的心理環境。

尤其在食品安全這樣的重大問題上所進行協商，必將對臺灣社會造成正面的幫助、杜絕有毒食品的進口。亦可比照美國、歐盟、日本檢驗標準，對進口食品嚴格把關；同時可以與大陸建立賠償機制，使無辜受害者的權益獲得保障。臺北“江陳會談”雖不涉及政治議題，更不會談到“主權”問題，但臺灣方面秉持了“對等、尊嚴、互惠”的立場，突顯兩岸以“正視現實，互不否定”的態度，進行對等協商，為臺灣人民爭取了最大利益。這種把食品安全看得比政治正名還要優先的態度，正是民主政治的偉大之處，也是臺灣能夠立足於國際的最大資本。


七、《新京報》批判老一代革命家


臺灣民主政府的這一務實態度，無疑對大陸方面造成了深刻影響。中國大陸民間性質較多的《新京報》11月3日評論“二次陳江會”是“兩岸交往的實質性突破”。評論甚至相當罕見地否定了毛澤東當年分裂中國的行為，指出：“兩岸關係能取得這樣良好的進展，很大部分原因在於兩岸許多政治家以蒼生為念，因勢利導，高瞻遠矚，準確把握住了當前有利於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的種種資源條件。臺灣問題是半個多世紀前國共兩黨內政的延伸，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冷戰格局的產物。但今天的世界已不是以往的那個世界。因為從政治層面看，原先美蘇爭霸的冷戰格局早已煙消雲散，世界進入多樣性政治訴求的新時代。從經濟層面看，二戰之後建立起來的國際經濟秩序，也有不少不能滿足當代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正需革故鼎新。當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就說明在過去的國際經濟秩序，其弊端日益顯露。在這種情況下，兩岸關係及其未來發展，需要有新的思考和定位，即著眼於兩岸共同發展，並以此開拓亞洲與世界和平的新需求。” 

《新京報》一句“兩岸許多政治家以蒼生為念”，無異是在表揚現在的領導人，也是在批判老一代革命家，很不尋常。考慮到目前局勢，在美、歐發生金融危機之後，亞洲的應對舉措與經濟發展越發受到重視。亞洲能不能在世界上發揮更加主動積極的作用？首先要看的，乃是亞洲能否有效控制自身的熱點問題，和在此基礎上有條不紊推進地區經濟整合。在這一點上，亞洲並沒有讓世界失望。而這次臺北的江陳會談，正是亞洲應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突出表現。


八、結語


正是在《新京報》所代表的這種廣泛的、支持性的輿論壓力下，中國國台辦在11月12日上午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圍陳事件”無礙兩岸交流。國台辦還強調說：海協會長陳雲林訪台之行獲得海內外高度評價，並取得令人滿意積極成果；對於陳雲林訪台遭到抗議的事件，中共方面並無暫緩交流之意。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援引說，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前一天還指出，陳雲林此行是在新形勢下加強兩會協商、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舉措，產生廣泛影響。國台辦主任王毅也表示，陳雲林訪台為兩岸關係書寫新歷史，是一次開拓之旅、合作之旅、和平之旅。

由這一最新發展，來反觀《新京報》上述11月3日的評論（認為毛澤東當年分裂中國的行為已經過時），也許可以設想，中共新一代領導人，也許正在出現某種新的思維？若然，則兩岸關係將確實可有一個健康發展的新時期。讓我們懷著期待的心情拭目以待吧。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第十二節 兩岸如何建立軍事互信】


兩岸自1949年分治，1987年展開民間接觸，1992年展開官方授權的海基、海協兩會協商，2005年國共平臺建立，2008年實現三通。前四十年是“趨向分”，後二十年是“趨向合”，兩岸互動導致統一走向，至少還需要二十年。互信基礎需要逐漸建立，放棄武力對峙是一個前提。

不過中國共產黨黨報“人民日報”下屬的“環球時報”，卻在2008年12月6日發出威脅說：“中國可能因臺灣問題攻擊美太空設施”。一般認為，這種“倒行逆施”是中國最新的戰略運用，也就是“以戰逼和”，而不是中國真的敢於攻擊美國。 


一、奧巴馬對中兩手政策


設在香港的《亞洲時報》12月3日發表文章討論“是一個新的開始，抑或一個延時的攤牌”，評估美國當選總統奧巴馬如何應對中國的太空挑戰。事實上，美國國會的主流派一直對中國的太空計畫高度懷疑。美中經濟和安全評估委員會剛發佈報告《中國太空計畫對美國安全的影響》說，中國的太空計畫對美國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非常重大。美國很多武器系統和軍隊依賴太空支援。美國太空系統中大部分基礎設施包括部署在美國和戰場以外很遠的全球地區的地面節點和中心，它們是美國軍事力量的關鍵組成。於是，它們成了中國太空計畫的潛在目標。

中國一些戰略專家認為，與太空相關的設施如此重要，以至於它們在衝突時會成為有效的攻擊目標。美國傳統基金會國家安全助理研究員埃裏克•塞耶斯認為，在二十一世紀，因臺灣問題而引發的牽涉美國與中共的任何攤牌，可能很快就會升級成針對太空資產的一系列襲擊。

鑒於美國與中共雙方太空事務之現狀，奧巴馬政府會選擇繼續把中國的太空活動更多視作對美國的威脅，而不是看作合作夥伴，不僅由於技術原因，更多是出自政治原因。

具體說來，根據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國家安全決策系主任瓊•弗利斯博士的觀點，預計奧巴馬政府會確認一些進行合作的領域，同時認識到其他方面的競爭會持續下去，“幾乎沒有一種關係是純合作的或純競爭，奧巴馬政府明顯更傾向於後者”。


二、中共對台兩手政策


奧巴馬政府對付中共的兩手政策其實是美國政府的一貫舉措，並無新意。而中共也同樣如此，不僅對美，而且對台。

2008年12月出版的香港“中國評論”月刊，發表北京對台智囊、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黃嘉樹文章，首度披露北京對台戰略設計，已有初步的“兩岸和平路線圖”。這篇題為“和平發展與大陸對台戰略的調整”文章指稱，對於兩岸和平北京劃分三階段，低度和平、中度和平與高度和平，而當前臺灣海峽現狀是“低度和平”，即不戰。而中共的終極目標是與臺灣共議統一。

“低度和平”是靠相關各方相互軍事威懾保障的和平；下一步是兩岸通過平等談判，簽定和平協定或結束敵對狀態協定，或建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兩岸政黨交流機制、兩岸領導人會晤和磋商機制等，使兩岸的和平升級為靠制度或協定保障的“中度和平”。再經由雙方共商兩岸關係未來，“共議統一”，邁向共同利益保障的“高度和平”，其象徵是兩岸經濟文化交流的全面機制化。

“低度和平”的特點是“不能用武”，是不戰的和平；“中度和平”的特點是“不願用武”，是和解的和平；“高度和平”的特點是“不需用”武，是昇華到和諧的和平。

這是中共對台的“一手軟”。另外還有“一手硬”作為補充。這就是中國大陸的軍力擴張和導彈威脅。隨著海協會主席陳雲林訪台圓滿成功，海峽兩岸已在和平互動的氣氛下越走越近。不過，中國大陸的軍力擴張和導彈威脅並未消散。

如共軍在東南沿海一線部署射程四百公里的新型岸艦導彈，將臺灣主要港口及海上交通線涵蓋其中。經研判，此即傳言已久的“鷹擊-62A”遠端岸艦導彈。該彈三年前首度曝光，就引起外界關注；其重達三百公斤的彈頭，明顯是針對航空母艦等大型艦船而來，因此被視為新一代的“航母殺手”，同時也可打擊岸上目標。此型導彈從2008年開始，已分批部署于大陸東南沿海，北從福建、浙江交界，南至汕頭，都有其陣地及機動發射車。在此之前，解放軍的岸艦導彈只有射程八十五公里的“海鷹一型”及射程九十五公里的“海鷹二型”；“鷹擊-62A”的到位，勢必讓共軍的對台威脅大幅提升。

 

三、軍事互信的構想


中共方面認為，胡錦濤2005年3月4日就發展兩岸關係提出四點意見，其中第一點就提到了建立軍事互信及結束敵對狀態的問題。而建立軍事互信才是兩岸和平發展的保障。例如，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客座教授李風就是這麼看的。他認為，馬英九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使得兩岸關係發生了積極變化。在當前的新形勢下，台海兩岸最重要的是遵循胡錦濤提出的“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嬴”十六字方針，共同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時代。（中評社2008年8月19日訊：建立軍事互信：兩岸和平發展的保障）

建立互信是目前擺在兩岸關係發展中的最重要問題，有了互信，兩岸之間才能化解疑慮，消除誤解，朝著追求雙嬴，和平穩定的方向發展。建立互信包括雙方建立政治互信、軍事互信，政治領袖的個人品德互信等等。其中建立軍事互信、協商終止敵對狀態、協商簽署和平協議、謀劃兩岸走向和平統一的長遠目標，顯得十分重要。 

中共方面認為，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兩岸兩會的協商可順利展開，國共兩黨的高層可以共同謀劃兩岸關係的未來，雙方建立政治互信，軍事互信的條件正在逐漸成熟。這個問題解決好了，兩岸和平發展才有保障，兩岸之間才有真正的和平，台海上空就不會再有戰爭的陰影。 

三年來，兩岸的國共兩黨之間已經舉辦三次經貿論壇，三次台商權益保障會談，四次產業標準化論壇，以及地方黨建交流；但是國共兩黨至今為止沒有舉辦過“和平論壇”，因為和平論壇的舉辦，是需要探討及應對“兩岸如何建立軍事互信”，而唯有確立軍事互信機制，才能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議。


四、軍事互信的措施


中共方面認為，海峽雙方建立軍事互信，對雙方建立政治互信將會起到良好的推動作用。（見香港《中國評論》雜誌2008年8期：《建立軍事互信：兩岸和平發展的保障》，作者李風）對此，中共方面還提出了結束敵對狀態的幾點具體建議：

１、海基會與海協會可就兩岸建立軍事互信，建立軍事互信機制進行協商。如果一切順利，除了繼續協商經貿方面、人員交流方面的議題外，政治上、軍事上互信的議題也應該及時擺到協商的臺面。如果不協商如何結束敵對，不協商建立軍事互信， 不敢去碰政治的問題，兩岸要真正熱絡的交往、交流，都沒有真正的保障，還會受到困擾和阻礙。

２、兩岸智庫可就建立軍事互信進行商討，在大陸或臺灣舉行和平論壇，或建立軍事互信問題學術研討會，為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獻言獻策。 

３、大陸軍與臺灣軍應尋求開展基層交流、接觸的途徑，建立溝通管道，增進瞭解與互信。建議大陸與臺灣的軍事部門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可以展開互訪與交流，最初步可從軍事教育、軍人理念、軍事圖書交換、軍事文化等方面開展接觸與交流。

４、兩岸退役將領組團互訪，在高階層上進行人員交流，互通資訊，建立互動管道，為兩岸軍人如何維護中華民族根本利益作出探索。 

５、雙方軍隊可交流民間抗災搶險的經驗，及參與海上救援的經驗。 

６、關於臺灣向大陸提出撤飛彈的問題，兩岸海協海基兩會也可就此問題進行商談，充分溝通，達成高度諒解及理解。胡錦濤總書記說過，在九二共識基礎上，甚麼都可以談。我們當然可以理解為大陸飛彈部署等相關問題也可以拿出來討論。通過務實的商談，可以讓臺灣方面逐漸消除誤解，讓臺灣民眾真正瞭解大陸軍方的意圖。

客觀說來，上述建議的前面五項比較空泛，多屬統戰手段，後面一項對於臺灣較具正面價值。而只有在軍事互信的基礎上，兩岸之間簽署和平協定才可能提上議事日程。


五、和平協議並非統一前奏


軍事互信與和平協定，可以改善兩岸關係，但即使如此也並非像中共所企盼的，變成直接走向統一的前奏。其實兩岸即使同屬中華民族，也不一定同屬一個國家，就像中國大陸的華僑，中共也並不承認他們是中國公民。

馬總統在視察馬祖軍事防務時，提出“兩岸談判和平協議，堅強防衛做籌碼”，這是繼馬總統在競選期間提出“北京必須先撤除飛彈，臺灣不願在飛彈威脅下與北京談判和平協議。”明確意識到中共的兩手政策是兩岸未來達成和平協議的限制性因素。

首先，從政治實用主義角度來分析，人們已經指出，當前兩岸“和平統一無條件”、“和平獨立少可能”、“武力獨立太悲慘”、“武力統一不人道”，兩岸維持現狀，建立長期和平發展繁榮的互動架構，是當前兩岸相處的最佳模式，因此簽署和平協議就有其必要性。

其次，從經濟實用主義角度來分析，近年來兩岸呈現人民往來頻繁、台商投資大陸眾多、兩岸貿易往來密切及臺灣享有巨額貿易順差的局面。未來臺灣如何利用大陸經濟騰飛的動力，成為自身經濟成長的助力，值得重視。

最後，就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的可行性來分析，兩岸領導人對於簽署和平協議，都有高度期待。但是和平協定並非統一前奏，正如軍事互信並非軍事取消主義。


六、和平協議之外的選項


事實上，臺灣安全並非只要與中共簽訂和平協議之一途。就在11月20日，由美國國會立法成立的“美中經濟暨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依然公佈“2008年對國會報告”，向美國國會提出四十五項建議，其中包括協助臺灣軍力持續現代化，以及協助臺灣參與包括聯合國專門機構在內的各個國際組織的活動。在其所列四十五項建議中，臺灣部分為第三十一與三十二項。第三十一項建議國會，鼓勵行政部門持續與臺灣合作進行軍力現代化。第三十二項敦促行政部門，積極推動讓臺灣可有意義參與包括聯合國專門機構在內的其他國際組織活動，以及讓臺灣在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衛生大會可獲得觀察員身份。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報告在去年僅提及敦促行政部門助台參與“非以國家地位為前提”的國際組織，如世界衛生組織。今天特別提及了聯合國專門機構。

據此我們建議：在決定是否與中國大陸簽署兩岸和平協議之前，可否考慮舉行臺灣地區的公投，其時間可以定在下次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前後。一方面可以獲得臺灣民眾必要的授權，另方面可以影響大陸局勢朝向自由民主方向發展。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另起一頁）

【第二章】

【2009年統獨掙扎】

（另起一頁）



【第一節 中國大陸出兵印度洋對臺灣安全的影響】


2008年11月27日，索馬里駐北京大使公開表示，他的政府歡迎中國海軍前去收拾海盜。在此之前，中國船隻在索馬里海域接連遭到海盜的伏擊、綁架、勒贖；索馬里政府卻無力予以制止。

但這是表面現象。事實上，中國大陸借“打擊索馬里海盜”之機，出兵印度洋，被視為一項籌畫已久的戰略舉措，無疑也對臺灣安全構成潛在影響。下文試從各個方面分別予以剖析。


一、索馬里大使配合行動


非洲海盜遠在萬里之外，卻通過三根線揪扯中國大陸的神經：首先，數條中國漁船、貨船遭到劫持，數十名船員遭到綁架。其次，途經非洲之角的海上航線是中國大陸的主要能源命脈。其三，各國海軍紛紛前往非洲之角，維護航線安全，這對中國大陸構成壓力。

種種跡象表明，2008年11月27日索馬里駐北京大使公開表示他的政府歡迎中國海軍前去收拾海盜，這一事件很可能就是北京政府授意的。因為從索馬里大使公開表態之後中共方面的事態發展來看，其效率之高異乎尋常，顯示早有準備。

索馬里大使表態後不到一周，2008年12月3日，中共《新民週刊》就發表了署名馬曉霖的專文：《中國海軍可否出擊非洲海盜？》。馬曉霖曾任新華社國際部“國際觀察”編輯室主任、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後雖離職自行創辦媒體，但其論點畢竟多少代表了中國大陸的主流看法。


二、深藍中國的出現


果然，《新民週刊》的專文發表僅僅過了兩天，2008年12月4日，中國大陸軍方就開始呼籲“加入打擊索馬里海盜的戰鬥”。

北京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副主任、戰略研究所所長金一南少將，在國家廣播電臺上聲稱：“海盜不僅僅影響到我們國家的遠航安全，他們還侵犯了我們的發展和利益，我覺得我們海軍應該派船艇到亞丁海灣參加反海盜的行動。”這還是根據12月4日發佈在官方的“中國新聞網”新聞中心的採訪紀錄，而這個採訪的日期，卻沒有公佈。很可能是在索馬里大使表態之前。

這位金將軍，是中國大陸的國防大學的戰略教研部副主任，而中國大陸軍方對屬下軍官發表公開言論，則有著很嚴格的規定，如果沒有上級許可，他無法接受這類“採訪”，更不敢於經常談起向海外派兵的敏感問題。

因此，我們可以把金將軍的看法，視為中共官方的正式表態：他對中國出兵可能會引發國際社會的擔憂不以為然。“派遣艦船是一種非常常見的行動，而且，我們的任務不僅僅是保護中國貨船，我們是聯合國安理會的永久成員之一，我們有大國的職責。”

儘管中國人民海軍的主要任務是沿著海岸的巡邏，一直缺少遠洋作戰的經驗；但是這次據說有了很大的雄心，因為他們終於找到了一個理由，去研發一艘航空母艦。但也正因為中國大陸在索馬里海盜事件之前好些年就提出了航母計畫，所以國際上有分析說，中國出兵印度洋，意味著出現一個蓄謀已久的、更具侵略性的“深藍中國”。


三、索馬里之行與鄭和掛號


說中國出兵印度洋，意味著出現一個蓄謀已久的、更具侵略性的“深藍中國”，並非洋人的危言聳聽，事實上中國大陸自己就一直把“出兵索馬里”海域和“鄭和下西洋”相提並論。而二者的地點又碰巧都是東非沿岸。

中共認為：“六百年前，明朝太監鄭和率領船隊七下西洋，也曾擊浪非洲之角，領世界航海風騷。一個世紀前，亞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大清北洋艦隊在錯誤國策和戰略的作用下，被崛起中的日本海軍葬送於家門口，就此也把中國五千年輝煌歷史推入屈辱的萬丈海溝。海洋之夢從此成為中國強國之夢、復興之夢的重要構件。這個夢想，近，關乎中國萬里海疆的保衛乃至在和平選項失敗後的領土統一；遠，關乎中國境外的延伸利益。因此，面對非洲海盜的中國海軍，既有機遇，也有挑戰。”（《新民週刊》：《中國海軍可否出擊非洲海盜？》）

現在中共似乎看准了，難得的機遇，給予中國大陸海軍以“走出近海、駛向遠洋”的契機。

從非洲海盜扯到中國盛衰，可見中共志不在剿匪，而在擴張霸權。論法理，相關國際法規和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已授尚方寶劍，中國人民海軍不但可在公海打擊海盜，還可在得到許可後進入索馬里等國家水域追擊海盜……但是這和中國自身的輝煌和屈辱應該沒有關係，而僅僅是一個國際義務。

論到國際間的責任和義務，中國大陸既然奪得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就應該盡力維護世界和地區的和平與安全；而不應該首先想到自己的歷史包袱是輕了還是重了。否則，這對於周邊的國家與地區，將不是福而是禍。

論實際操作，通過多年來的各項維和行動，中國大陸軍隊早已走出國門，走向世界，但是，這些行動尚與海、空軍無緣，而制海、制空能力卻是各國軍力強弱的兩大重要參數。在這個方面，即使海外軍事動作受法律制約的日本，也已經繞道走在中國大陸前面。這種局面使得中國大陸軍隊逐漸產生了焦慮，老想尋找機會一試身手。

挑戰也是明顯的。

首先，中國大陸自己的歷史想像刺激了國際上的“中國威脅論”興起，連胡錦濤的“和平崛起”也被迫修改為“和平發展”。中國人民海軍的起錨，儘管師出有名，但還是引發的負面振盪。

其次，中國人民海軍的技術和裝備，其實並不充分具備長時間遠洋征戰的能力和條件？中國海軍編隊有過3.3萬海裏環球航行的紀錄，但進入作戰狀態又將會怎樣？中國大陸海軍二十年來未經戰事，能否來則能戰，戰則能勝？

其三，途經非洲之角的海上航道漫長，僅索馬里一段就長達數千海裏，航線船隻密佈而情況複雜，中國海軍如何在每年近兩萬艘民船、商船中及時發現、制止海盜船？就對手而言，戰鬥力應該不是問題，取勝也問題不大，難的恐怕是拔劍四顧，無處求敵。


四、索馬里海域形成新世界秩序


面對以上的重重困難，中國大陸當局顯然並不放在心上，他們更多關注的是收穫而不是代價。中共《環球時報》2009年1月12日發表駐英國特約記者殷娜的報導，說自從索馬里海盜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之後，為打擊海盜，中國、印度、馬來西亞、美國、俄羅斯和歐盟紛紛向這一地區派遣軍艦護航；日本、韓國、伊朗等國也有派兵的打算。“這標誌著全球軍事和經濟實力從西方向東方轉移。”

這似乎印證了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去年底的《2025年全球趨勢》的報告。報告強調，面對中印的崛起，美國的長期影響力相對衰退。

此前，在中國大陸海軍剛抵達索馬里海域之際，加拿大《環球郵報》就曾以“中國駛入世界新秩序”發表過報導。報導分析說，中國大陸派出艦艇編隊的決定“並不輕鬆”，中國大陸深知這將使“中國威脅”的擔憂抬頭。

索馬里海域打擊海盜的行動，是世界各國展示實力的機會，不僅是對各國戰鬥力的考驗，也是對各國意志力檢查。因此，臺灣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當然也不能置身事外，傳出有意自行派遣海軍艦艇護航。而美國也選擇此時，通過在台協會，發佈訊息指稱，曾與臺灣討論亞丁灣海盜問題，並宣示任何船隻在任何地點遇險並要求協助，美國海軍“有責任”提供協助。

北京方面隨即由外交部發言人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國政府已經派軍艦赴亞丁灣有關海域護航，臺灣船隻也是保護的物件，如果臺灣商船需要護航，一定會盡力的幫助。北京此時要為臺灣船隻護航的宣示對象，不僅針對臺北而且針對華府，明顯是在宣示“一個中國”的原則立場。

北京和華府爭著要為臺灣船隻護航，其實都是在玩弄“大國遊戲”，企圖用這種方式把臺灣打入“保護國”行列。試想，一個小小的馬來西亞都要派出自己的軍艦自己護航，為何堂堂中華民國不可以？顯然，大家已經意識到：派出軍艦已經成為一個“宣示國格”的手段。

面對此一情勢，臺灣是否應該派遣自己的海軍，遠涉重洋到亞丁灣護航？答案似乎是明瞭的。


五、臺灣謝絕大陸海軍


世界各國在亞丁灣航行的船隻有一萬八千多艘，臺灣的船隻大約在五百至六百之間，即平均每週十至十二艘。而亞丁灣海域目前共有四十五艘軍艦巡航，其中有三艘為中國大陸軍艦。中國海協會因此秉承中國大陸政府的“一個中國”政策，告知臺灣，臺灣船隻若行經海盜肆虐的亞丁灣，可向海協會申請中國軍艦護航。臺灣國安會1月8日則明確表示，馬英九相當重視本國漁船在索馬利亞海域的安全，已指示國安、交通部等研究護漁方式，國安會最近會找相關單位開會，近日就會拍板定案。

中華民國政府為了維護自身的國家制度，研議自行派出海軍護航，國防部1月8日坦承正在評估中，國防部對此會配合政府政策辦理，軍方將會在接獲命令後做完整規畫，隨時可以派艦前往東非海域為本國船隻護航。海軍將領說，海軍無論是平時執行外島運補，甚或每年海外的敦睦支隊訓練，都有能力前往遠洋海域執行護船等軍事任務。

與剛剛出海的大陸海軍不同，臺灣海軍已有四十餘年海外敦睦遠航經驗，海軍敦睦艦隊也曾在民國九十四年首度完成三大洋的環球遠航，已有行經印度洋經驗，並創下超過卅五天連續不靠岸的耐航紀錄，在遠洋航程能力上並無問題。

臺灣準備自己護航的動向，讓大陸焦急萬分。急忙散佈“大陸軍艦為臺灣商船護航，島內改變對解放軍印象”等文章。其源頭就是中共對台特種媒體：“台海網”。

台海網發出以下訊息，可以視為中共自身的“選擇性觀察”：

1、“島內輿論稱，臺灣商船讓大陸海軍護航，兩岸六十年來頭一回，意義深遠。”

2、“島內專家說，安理會允許各國派艦，前提是須獲索馬里政府同意且告知聯合國秘書長，但臺北與索馬里政府無‘邦交’，也非聯合國一員，派軍艦根本不可能被批准，不要瞎湊熱鬧了。”

3、“島內輿論表示，護航行動是有助於兩岸和解的善意舉動，更是大陸展現友好、善意的姿態。”

4、“有媒體說，此次護航行動有助改善臺灣民眾對大陸解放軍的印象，雖然這只是武裝護航的一小步，相信今後兩岸可以在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定方面邁出一大步。”

5、“也有媒體建議說，臺灣軍方或許可以考慮，儘早與對岸進行接觸交流，探討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


六、中共對“臺灣拒絕”之反應


有一篇發表在大陸《凱迪網路》上的文章，叫做“臺灣這次緊張兮兮與大陸真較勁危險就大了”，很能代表中共的觀點。

“臺灣連日來在熱議派軍艦去亞丁灣護航的奇怪議題，目的究竟何在？直到美國也聲稱可為臺灣商船提供協助，真相才似乎水落石出，原來臺灣當局進入了危險的、自我矛盾的思考過程中。”

文章分析說，聯合報日前的一篇特稿說，“陸委會副主委”趙建民的表態確實必要，不管最後臺方要不要派兵，都應該強調臺灣和大陸是“主權平等國家”。而“國安會秘書長”蘇起一句“和美、歐等國磋商中”的談話，更是意在言外地表示，臺灣船隻航行亞丁灣的安全，應該放在國際體系下關照，而不是中國大陸專屬的“責任”。眼見臺灣政府三天內兩度出招，大陸方面前天再加碼，直接公佈已經有臺灣船隻接受護航，兩岸互動變得分外敏感微妙，但美國政府昨晚聲明一出，顯示臺灣“引進大國力量的策略”已經奏效。

文章作出結論認為：“這樣的思考是極其危險的。或許這是作者個人的思考，完全沒有政策因素，但是說不定也是臺灣當局的思考軌跡的折射，至少與臺灣當局的政策思路是吻合的。如果不幸言中，危險就大了。”

那麼，危險在那裏？作者列舉了三條：

第一，完全不理解大陸主動表達的善意，對一個正常的普通的維護兩岸民眾利益的舉動，定位為大陸在耍國際政治陰謀，是大陸借此在國際上矮化臺灣的重要舉動，那麼，當然要加以阻止。這樣的莫須有思維，極其危險。

第二，完全不估量自己的實力以及輿論的影響，在八字沒有一撇的狀況下放出派臺灣軍艦護航的消息，這是急於與大陸進行輿論抗衡的心態表現，就是俗稱的“別苗頭”。有關決策機構的至今殘留的兩岸對抗思維看來是根深蒂固的，極其危險。

第三，完全不注意兩岸之間的事情可以溝通協商的現實，急於拉美國勢力來助陣。自從美台關係改善之後，聯美遏中的舊思維會否再度復活？從今次的決策中，似乎有痕跡可尋。如果這樣突兀地在美中關係中選邊，遏制大陸思維將再次氾濫，極其危險。

從以上三個“極其危險”，可以看出中共的所恐懼和擔憂的東西，那也許才是事實與真相。


七、中國大陸合法突破島鏈封鎖


上述中共自己表達出來的焦慮，只是冰山一角；但僅從中共的焦慮可以看出，中國大陸事實上很想從“出兵印度洋”這一動作，撈取額外的好處，那就是以臺灣的保護國自居。

在這一塵埃尚未落定的“焦點爭端”中，視線已經遭到轉移：大家實際上忘記了中共已經到手的好處，那就是以合法的方式突破了“島鏈”的封鎖，達到了“索馬里海域形成新世界秩序”的“曲線救國”目的。

所謂“以合法的方式突破了島鏈的封鎖”，也就是中共以美國代表的國際秩序的“朋友”的身份，而不是以“敵人”的身份，獲得了“合法”突破島鏈封鎖的許可。

但是大家不會忘記，百年前的大日本帝國，正是首先通過“英日同盟”的奧援，擊敗了沙俄，然而才開始走向“挑戰英美”的太平洋戰爭的不歸之路的。在這種意義上，中國大陸合法地突破了島鏈的封鎖，也許比非法地突破島鏈的封鎖，具有更加長遠的意義。當然，這對中國大陸的自身安全和臺灣的安全，可能帶來更大的變數。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第二節 對“胡六點”的分析與臺灣的因應策略——試論胡錦濤的“圍點打援”、“跳島作戰”】


2008年最後一天，“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三十周年座談會”在北京人大會堂舉行。胡錦濤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三重身份，在這樣一個場合提出了“六點意見”，號稱“全面完整地構建了胡錦濤的對台主要論述體系”，中共的宣傳工具因此說“胡六點是新時期對台綱領文件”。

胡錦濤的六點意見的主要內容是：第一，要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第二，推進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第三，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帶。第四，加強人員往來，擴大各界交流。第五，維護國家主權，協商涉外事務。第六，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定。 “胡六點”中，第一點“要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看來是總綱，其他五點是專案，分涉經濟、文化、交流、軍事。“胡六點”提到“一個中國原則”，但對九二共識的“一中各表”則閉口不提，顯示內外有別之謀略運用。 


一、“胡六點”的性質


1978年12月，北京與華盛頓宣佈在1979年元旦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美國正式與臺北斷交。北京利用這一外交突破，元旦由其人大發表《告臺灣同胞書》。現在，胡錦濤藉北京《告臺灣同胞書》發表三十周年的機會，再度向臺灣展示姿態。“胡六點”的性質，因此被定義為“新時期對台綱領文件的戰略調整”，這說明中共希望“胡六點”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儘管其中的新東西並不很多。

對“胡六點”的內涵和意義進行分析，須大略回顧一下以前“胡四點”的各種版本。多年來，胡錦濤喜用四段論述來表達對台政策意見，通稱“胡四點”。看一看歷史資料，在多達八次的公開講話中，“胡四點”有近似的表達：

（1）2003年3月11日，胡錦濤在參加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臺灣代表團審議時，就做好新形勢下的對台工作談了四點意見。

（2）2005年3月4日，胡錦濤在看望參加政協十屆三次會議民革、臺盟、台聯界委員時，就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係提出四點意見。

（3）2005年4月29日，胡錦濤在與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舉行歷史性會談時，就發展兩岸關係提出四點主張。

（4）2005年5月12日，胡錦濤在與親民党主席宋楚瑜舉行會談時，就當前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再提出四點看法。

（5）2005年7月12日，胡錦濤在會見鬱慕明率領的新党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大陸訪問團時，就當前發展兩岸關係提出四點看法。 

（6）2006年4月16日，胡錦濤在北京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和兩岸經貿論壇上百位與會人士，就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出四點建議。

（7）在2007年10月15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以及在2008年3月4日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民革、臺盟、台聯委員聯組會上，胡錦濤都談到了四點意見。

（8）2008年5月28日胡錦濤同中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舉行會談時也談到了四點意見。

由上述八處歷史資料的比對可以得知：胡錦濤今次提出的六點，是其多年來對台意見的歸納，全面涵蓋了過去的意見，基本上無一遺漏。由此可以推測，“胡六點”可以指導胡錦濤剩下的三年任期，但再遠就很難說了。 在堅持一中原則的基礎上，胡錦濤力圖展現：“在諸多方面都為臺灣預留了最大最靈活的空間，其開放度是前所未見的。”就是中共喜歡自吹的所謂“硬的更硬，軟的更軟”。硬到連“九二共識”都不講了。 


二、“胡六點”關心的重點


“胡六點”不是以“九二共識”、而是“一個中國”的框架，來推動兩岸關係。在這個“一中”基礎上，才展現軟的一面，“在諸多方面都為臺灣預留了最大最靈活的空間”。在這個“一中”基礎上，胡錦濤還想撬動民進黨板塊，來對臺灣進行鬆土工作。

胡錦濤呼籲正式結束敵對狀況，他說兩岸可以在“國家還沒有統一的特殊情況下”，就政治關係展開討論，而為了減輕軍事安全的顧慮，也可以就軍事問題進行接觸。在“胡六點”中，胡錦濤說要以最大的耐心和包容心，化解、疏導部分對於大陸存在有誤解的臺灣民眾，他更特別向民進黨喊話。

與此同時，“胡六點”也不忘壓制臺灣的本土化。指出要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帶，尤其是要加強兩岸青少年之間的交流。顯然，胡錦濤意識到時間因素的重要，因為2012年兩岸都面臨領導人更迭的問題，馬英九很可能連任，而胡錦濤卻必須下臺。就兩岸關係的政治關係和政治框架，如何使未來三年之內達成一個基本框架，以使三年之後的情況不可逆轉？這是胡錦濤思考的重點。

繼兩岸歷史性的大三通後，胡錦濤在兩岸“外交休兵”以及促進軍事互信和達成和平協議方面，展示了北京高層的積極態度和靈活彈性。兩岸花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時間，才正式實現了大三通，是馬英九帶領國民黨重掌臺灣政權，才令兩岸改善關係，扭轉李登輝和陳水扁兩任總統期間的緊張關係。這個轉變，令陳水扁任內欲做而不成的，包括擴展臺灣在國際社會的空間，以及北京保證不武力犯台，在馬英九執政下得到北京較為積極的回應。

由1949年到1979年，兩岸花了三十年才結束劍拔弩張的對立。由1979年年至2009年，又過了三十年兩岸才達成大三通。如果兩岸關係持續改善，可以再爭取三十年的互利，相信中國大陸的和平發展一定可以達到和平演變的善果，而臺灣也可以利用兩岸經貿來增進民眾的福祉。


三、“胡六點”要釜底抽薪


“胡六點”的一個重點，是大陸對馬英九總統雙十講話的正式回應。“胡六點”的另一個重點，是企圖利用臺灣的朝野矛盾，來收穫漁人之利。中共自稱這是“首次直接對民進黨喊話，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態度異常柔軟”。中立人士評論“這六點攻心術相當於釜底抽薪，計誘民進黨去台獨化”。

“胡六點”雖然分別從政治、經濟、文化、人員交流、涉外空間、和平協議等方面闡明大陸對台新政，但仔細閱讀，不難發現大陸領導人自葉九條、鄧六條到江八點，再到胡四點、胡六點，不斷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策略性調整，但核心仍然不變，就是反獨促統。

胡錦濤此次講話中的最大新意，是聲稱民進黨要是放棄台獨，中共將會給予正面回應。這被看作“胡六點”的一個謀略，試圖要對臺灣進行釜底抽薪，讓國民黨和民進黨之間進行比賽，看看誰向中國大陸前進得更快。

以前，中國大陸將民進黨與台獨畫等號，其領導人在正式講話中，從來不提“民進黨”這三個字。如今，胡錦濤首次直呼民進黨之名，等於對民進黨進行了外交承認，也表明對民進黨的政策開始有所軟化，企圖利用民進党再向國民黨反過去施加壓力。起碼，也要將民進黨與台獨勢力分成兩個概念，希望民進黨內的淡綠力量，能夠順應潮流，修改台獨黨綱。

“胡六點”為今後大陸對台政策定調，那就是在臺灣不獨的前提下，加強兩岸經貿往來。北京側重點仍然是做臺灣人民的工作，也就是分化瓦解臺灣民心，特別是通過經貿和文化交流等手段大挖民進党的基層支持者，這對民進黨來講是釜底抽薪。因為這些支持者因利益關係，最終會轉向，長此以往，民進黨不要說再度執政，恐怕連生存都會很困難。 


四、胡錦濤“圍點打援”、“跳島作戰”


“圍點打援”是中共經常運用的戰術。

據中共自稱：

這是指“以部分兵力包圍城市或要點，誘敵增援，集中主力殲滅援敵於運動中。目的不在於打被圍之敵，而在於打援敵。世界上恐怕沒有哪支軍隊能像我人民解放軍一樣將這種戰術運用得如此爐火純青，特別是在波瀾壯闊的解放戰爭中，各大戰場都留下了圍點打援的經典之作，國民黨軍五大主力中有兩個被殲於此戰術之下。 以己之長、攻敵之短，是每支軍隊必須遵循的法則，解放軍清醒地認識到，能否將對手調出堅固陣地和城市是作戰勝負的關鍵，圍點打援，正是實現調動敵軍的一種戰術。 

中共的教科書解釋說：

“圍點打援的奧妙還在於古人所謂的奇正之變，戰爭史上很多絕妙的戰術往往是曇花一現，因為一旦為敵所知就失去了運用之妙。《三國演義》中的空城計就是最好的例子。可為什麼圍點打援這一戰術在解放戰爭中卻能反復使用呢？這是因為在圍點打援的戰術中，圍點和打援是一對相互轉化的矛盾。正如古代兵書上所說的奇正之變一樣。國民黨軍之所以屢屢在此翻船，根本原因就是無法搞清楚解放軍究竟是要攻城還是要打援。解放軍的圍點打援，正是抓住了奇正之變的要訣。” 

儘管中共如此厚顏自吹自擂，我們的研究依然揭示了：中共的圍點打援戰術，其實是從美軍太平洋戰爭的“跳島戰術”中剽竊嫁接而來的。圍點打援，其實就是在內陸地區實行跳島作戰的做法。只不過可悲的是，代替了無情的太平洋的，是有情的無辜百姓的大批死亡，“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是用百姓的血淚交織的，是紅色的，而不是藍色的。因為被圍之點中，往往有大量的百姓，他們被中共當作人質，用以消耗、瓦解國軍的戰力。而國軍的惻隱之心，則不幸加劇了自己的失利。在海上推行“跳島作戰”，則不存在這一人道主義災難。

二戰中，麥克亞瑟擔任太平洋西南地區總司令。他對太平洋地區的戰略概念是，把靈活與節約兵力結合起來，在部隊不脫離己方的空中掩護之下，沿著前進的軸心線，向幾個重要目標周邊作跳躍進攻。從廣義上講，他謀求用突破敵人內部防線的方法來割裂並摧毀所謂的“大東亞——南海日本帝國”。正是由於缺乏同日本正面作戰的設施，他建議對日本的堅強據點不做正面攻擊。對每一次戰鬥，他所謀求的是獲得時機迂回到敵人後方，打擊其翼側，切斷敵人的補給線。麥克亞瑟的整個作戰理論是拋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那種消耗人力的正面攻擊，回到拿破崙時代的機動作戰。麥克亞瑟採用這一戰略，借助海空軍力量，運載陸軍和海軍陸戰隊，越過不重要的島嶼，向深遠縱深的主要目標實施“蛙跳”攻擊，從澳大利亞經菲律賓一直打到日本國土，創造了無數個大步跨躍島嶼的勝利戰例。麥克亞瑟的這一戰略是美軍在太平洋地區取得勝利的關鍵原因之一，避強擊弱的規避戰術使美軍重創日軍，而自己的損失卻不大。 

而我們有理由懷疑，中共正在運用圍點打援的戰術，把臺灣當作“點”，把日本、美國當作“援”。現在中共對臺灣圍而不打，卻掉頭攻擊日本、威脅美國，正是這一戰術的體現。而美國的經濟危機，又給了中共實行圍點打援、跳島戰術，以極大便利。


五、“中日釣魚島爭端”的意涵


2009年2月10日，中共外交部亞洲司負責人奉命就日本在釣魚島海域常駐可搭載直升機巡視船一事，向日本駐北京使館官員提出交涉。但是，當天中共官方環球網卻發表文章《中日釣魚島爭端驟起，臺灣焉何穩坐釣魚臺》，明確把臺灣拖了進來，這裏具有的意涵，恰恰可以說明中共企圖通過攻擊日本（打援）來達到制約臺灣（圍點）的目的。

事情緣起2月1日日本海上保安廳起派遣可搭載直升機的PLH型巡視船常駐釣魚島海域，加強對釣魚島的“警備體制”。中共認為，這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嚴重侵犯，對此表示強烈關切”。“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對此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如日方在釣魚島問題上採取升級舉動，中方將不得不作出強烈反應，日方對此應有清醒認識。”

中日釣魚島之爭由來已久，但是現在釣魚島已不只是中國大陸與日本的之間的雙邊問題，而是涉及到大陸、臺灣、美國、日本之間的四方問題。可以說是錯綜複雜。因此，中共的調子從來沒有現在如此高亢：說“釣魚島問題也中日之間的核心問題”，甚至“是嚴重影響兩國關係正常交往的死結”。因為北京和東京建交後，一直主張“擱置釣魚島主權問題”。但是現在該文卻聲稱，“有人斷言，中日之間如果在發生戰爭的話，導火索最大可能就是釣魚島。釣魚島也由此被賦予了很多的含義。這次日本對釣魚島的動作與中國做出的實際的強烈反應，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不僅如此，該文還宣稱：

釣魚島問題就是當年美國埋下的一顆“定時炸彈”。日本現在是美國的盟友，說的不好聽就是美國豢養的一條惡犬。目的就是讓他看著中國。而日本也就拿釣魚島問題時不時的觸一下弦，而美國主子則控制著不讓這顆炸彈引爆。而日本也不是一條太聽話的狗，也一直想掙脫美國主子對他的束縛，釣魚島在他眼裏就是一塊肥肉，狗對肥肉哪有不垂涎的道理。所以一直想占為己有，釣魚島問題複雜性可見一般。美國主子深知這一點，所以態度方面很曖昧。既不想讓日本吞了，因為日本一旦吞下他，就意味著他豢養的這條狗的好日子過過頭了，輕則會被中國打殘，重則會命喪黃泉。所以美國主子也不會看這他這條狗就此失去消耗中國的價值。所以一看到日本欲望升級，就適時的拽一拽鐵鎖。不讓它得逞。而日本這條狗也不是一條笨狗，聰明著呢？他這次讓釣魚島爭端升級的目的，也正是美國主子將要訪問日本的前夕，也來個投石問路。他要達到兩個目的：一，試一試美國的反應，奧巴馬上台日本國內甚感憂慮，怕一旦中美走的過緊，會以犧牲日本作為代價。目的就是明確告訴美國，我才是你的真正的戰略盟友。二，試一試中國的反應，中國大陸與臺灣關係的持續升溫，這是日本所不要樂見的。釣魚島不光中國大陸聲稱主權，臺灣當局也聲稱擁有主權。而且都因為釣魚島問題與日本有所罅隙。日本拿出釣魚島問題就是要看一看中國大陸與臺灣關係發展到什麼地步了。……

該文最後說出了真實目的：“馬英九政府一直未對這件事情做出表態，其目的就是要對事件發展充分做出評估。但是我看來，馬英九的沈默是在玩平衡，但是更像是玩火。他這種想從中漁利的心態很讓人心寒。這也讓我以前對他的判斷有了一個依據；他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根本就是從大陸身上汲取經濟利益，是為了轉嫁島內民眾的對他實行經濟不力的注意力。也由此我對一些人評論馬英九可能會實現最終的終極統一產生懷疑。釣魚島事件歸根結底就是因為中國不團結搞分裂的產物，如果中國大陸與臺灣聯手，或許釣魚島問題很有可能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分裂造成的讓親者痛、仇者快的悲劇不斷上演是我們民族的悲哀。我希望馬英九能夠識大局、顧大體，明確的表態支持大陸的聲明，共同遏制釣魚島事件的升級，為兩岸的永久和平與統一做出自己的貢獻，如果這樣則中國幸甚！民族幸甚！”

現在的問題是，中共這次可能不僅在宣傳上圍點打援、推行跳島戰術，而且可能在軍事上也這麼做一下，以期產生持續的政治後果。 

北京的“中國通訊社”2月12日引述“知情人士”稱，中國可能再次派出類似去年海監船隻赴釣魚島海域，逼日本人回到原有狀態。日本如不退讓，“中國可能提升對日更高層階的強硬行動”。知情人士介紹，中國對釣魚島維權面臨更為嚴峻的形勢，今後，中國船隻幾乎不太可能再靠近釣魚島，如要宣示主權，只能採取飛機掠過島嶼上空的方式。如日方採取升級舉動，中方將不得不作出強烈反應。而中共方面已經事先獲悉，未來日本海上保安廳還將與海上自衛隊實施以釣魚島為背景的聯合射擊訓練、情報交換訓練和實兵演習。

這是十分耐人尋味的：中共為何一改常態，準備在釣魚島問題上與日本攤牌？

我們的答案傾向於認為，中共之意不在小小釣魚島，而在寶島臺灣。


六、針對美國的跳島作戰


更有甚者，中共現在的思考，不僅意圖打擊日本的亞洲領袖地位，而且考慮向美國挑戰。如前述“環球網”的觀點，不僅要打擊“日本狗”，還要打擊日本狗後面牽繩子的“美國主子”。中共官方“環球網”2009年2月9日發表文章探討“中國能終結美國霸權嗎”，也是一個圍點打援、跳島戰術的跡象。

文章稱，如何應對中國的快速崛起，一直以來都是對美國的一個重大挑戰。而面對中國咄咄逼人的欲將世界格局從新劃分的雄心，美國更是感到驚恐萬分。軍事上，中國是最有潛力在與美國競爭的國家，中國迅速發展的軍事技術已逐級抵消美國傳統的軍事優勢。美國的真正擔心的是怕中國軍力得到迅速發展，這將打破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範圍與美軍的戰略平衡。 軍事上，竭力阻撓歐盟解除對華武器禁運，惡意誇大中國軍費開支和軍事力量，企圖阻止中國國防現代化建設，限制中國軍力向高科技發展；在亞太地區對中國實施合圍堵截部署，加強同日、韓的軍事同盟，幷試圖將這種軍事同盟關係發展成美、日、澳、韓四國聯盟；擴大同東南亞國家的軍事合作，插手南海爭端，推動同印度的軍事關係；把臺灣海峽和中國沿海地區都納入其軍事行動範圍，利用臺灣問題牽制中國，默認和慫恿台獨勢力，不斷的將中國內政國際化，積極推動和策劃中國西部分裂份子製造事端，其險惡用心就是徹底肢解中華民族，分化瓦解中國的強大國力和在世界的威信。

文章稱，美國人與中國的對壘始終玩弄手裏的四張牌，以這著來遏制中國：1、臺灣牌。2、疆獨牌。3、西藏牌。4.日本牌。美國根據中國的發展速度，一張一張地不慌不忙地打牌。隨著時間的推移，力量的消長。幾張牌逐漸失去它的效力！今天的金融危機更是破解美國牌局的一次佳遇。金融危機已將美國一超獨霸地位搖搖欲墜，而金融危機更會將美國推向衰落災難。但是，政治、經濟、金融等方面的相互依賴，早已使中美兩國成了一根繩上的兩隻蚱蜢。美國無法消化中國經濟衰退的後果，同樣，中國也不能承受美國過快衰落帶來的混亂。假若中美兩國友好地站在一起，共同致力與世界的和平和經濟發展，那麼，中國的崛起就是世界之福。而一昧堅持一超獨霸妄想持續單極世界的理念，那麼中國終究將成為一超獨霸的終結者。

從該文表露的野心勃勃，甚至可以推測，中共的最終戰略意圖可能確實不會止於臺灣，而會向著更遠的世界目標前進。


七、圍點打援針對臺灣


好像在呼應“胡六點”所拋出的橄欖枝，臺灣前副總統呂秀蓮2月10日在接受中共的《中國評論》雜誌專訪時，竟然表示，如果中國大陸願意發出邀請函，她願意以《玉山午報》的身份到大陸訪問！她甚至提出，“兩岸應該更理性進行溝通，民進黨也不必排斥跟大陸交往的機會。”直接咬住了胡錦濤“希望民進黨內的理智力量，能夠順應潮流，修改台獨黨綱”的誘餌。多疑很快，中共就對呂秀蓮女士的這一呼應給與了正面報導，並大力刊登這一消息，進行廣泛炒作。

但是我們畢竟看到，中共之所以看好呂秀蓮的這一動作，並冠以“呂秀蓮大變臉”的唬人標題，也不完全出於一廂情願地炒作：因為呂秀蓮前副總統看起來確實有點變得太快，她的“坦誠務實”竟然到了“希望未來的午報能夠超越藍綠，對大陸也會作客觀的報導”。不僅如此，呂秀蓮已經化希望為行動，在自己家裏掛上了一幅對聯，而且還是中共的書法家為她寫的，她還誇獎說“字寫得很好”、“意思也很好”，該對聯的上聯為“秀閣長系天下事，蓮心總懷世間情”。

如果根據中共中國評論社的報導，下面的故事就更加像一出肥皂劇了：呂秀蓮說，以前這幅對聯掛在她“總統府”的辦公室，現在則掛在家裏。呂秀蓮說，她不認識這位書法家，是有一次她去到一個茶藝館，看到這個書法家寫的字很好，茶藝館的老闆知道她欣賞那位書法家的書法，就打電話給這位書法家，並介紹了呂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一個月以後，那位書法家就把這幅對聯寄給她了。她感到很佩服，並說，如果以後有機會訪問大陸，希望到桂林去拜訪這位書法家。她還強調說，就人文方面，她對中國大陸絕對沒有敵意，而在“胡六點”提出以後，她不認為中國大陸會馬上改變對民進黨的看法，但她還是期待兩岸應該更理性的溝通，她願意接受《中國評論》的專訪，就是認為《中國評論》一直起到一個兩岸理性溝通的管道作用，她希望未來的《玉山午報》也能作為兩岸溝通的橋樑。

眾所周知，《中國評論》並非一個簡單的刊物，而是執行對台統戰的特殊機關，它對臺灣情報的掌握是二十四小時從不間斷的。據此不難推斷，中共雖然大力推行“圍點打援”戰術，但也並沒有完全“圍而不打”，例如其第五縱隊已經深入臺灣腹地，其先頭部隊甚至已經“俘虜了”呂秀蓮女士這樣的重要人物，因為沒有長期的準備，這次專訪是無法出臺的。


八、圍點打援、跳島作戰之新證


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圍點打援”、“跳島作戰”不是我們的幻覺，而是中共正在實施的對台戰略。下面幾則今天報導的新聞，說明中共正在積極擴張，這些擴張甚至已經超出了威脅臺灣的需要。

新證之一

2009年2月13日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臺灣陸委會主委賴幸媛表示，中國對臺灣部署的導彈已經超過一千五百枚，並表示中國仍持續增加瞄準臺灣的彈導數量。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賴幸媛表示，兩岸關係回暖並不會爆發戰爭。但也不要忘了中國對台部署了超過一千五百枚導彈，這是不對的。她表示臺灣一直要求中國大陸撤除導彈，賴幸媛並說如果拿這麼多導彈對準鄰居，鄰居是否會感到舒服？來自臺灣與美國的資訊顯示，中國在過去幾年持續增加瞄準臺灣導彈的數量，前總統陳水扁在卸任前指出，中國對台導彈數量達到一千三百多枚。

新證之二

2月13日日本“朝日新聞”頭版報導，中國計畫從2020年以後首度自製兩艘核動力航空母艦，這種不需補給燃料就可保持長時間續航力的航母，顯示中國有意朝遠洋積極發展，值得世界關注。報導的根據是中國軍方人士透露，北京在去年12月30日由軍方主持的內部檢討會議上，由軍方幹部說明“海軍從2009年起將開始積極製造航空母艦”。中國現已開始自製航母電力控制系統的零件，到2015年之前，即可完成兩艘非核航母的建造。到2020年之前，將確立航母的運用體制，突破連結琉球、臺灣、菲律賓等構成的“第一島鏈”，突破中國大陸目前只限於沿岸防衛的現況。

此外，中國還將染指日本列島起至關島、印尼一帶的“第二島鏈”內西太平洋海域的制海權，並以在印度洋、太平洋上與美國海軍對抗為目標，來發展軍力。為此，中國大陸將建造兩艘核動力航母，每艘都是六萬噸級的中型艦。中國早已得到舊蘇聯時代的核動力航母“瓦雅格號（Varyag）”，並以此做為自製航母的參考。報導引述透露此訊息的中國軍方人士話說：“今年起所建造的兩艘一般型航母只不過是一項佈局而已，核動力航母的建造及運用雖需花費龐大費用，但考慮到中國的經濟發展的情況，這不會構成大障礙，甚至還有可能建造更多艘。”

為了航母的建造，中國海軍已開設專責部署的“048辦公室”，著手建造包括儲藏彈藥的地下隧道以及具有維持航母母港功能的碼頭建設工程。報導說，當前全球擁有核動力航母的國家除了美國之外還有法國。中國將建造機動力強的核動力航母的計畫，使得日本、東南亞等周邊國家，和美國一道提高了警戒。

新證之三

2月13日法新社報導，美國情報總監說，中國軍方鎖定臺灣、放眼全球。具體說，中國軍方仍以收復（recapturing）臺灣為主要目標，但是它擴充海軍與飛彈武力的作為，意味這個亞洲巨人企圖要在全球扮演一個重要角色。美國退役海軍上將佈雷爾（Dennis Blair）在國會表示：“中國想確保通路，以便能夠通往市場、取得商品與維持國內經濟成長所需的能源，而這對它與外國的關係有很重要的影響。”他說，中國外交上的重點是與其他主要強國保持友好關係，特別是美國，因為美國的需求對中國本身的經濟成長有很大關係。他在向參院一個特別委員會提出年度“風險評估”報告時指出，在中國國民黨籍的馬英九總統上任後，臺灣已經恢復與中國中斷九年的對話，外界對於出現“一段對峙性較低的關係”抱持審慎樂觀態度。但佈雷爾強調，北京共產領導階層認為，使兩岸最終統一，終結中國敵對分裂的局面，“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來說極為重要”。佈雷爾說：“為可能與臺灣發生衝突做準備，依舊是驅動人民解放軍與中國國防工業現代化目標的力量。”


九、臺灣的因應策略


如果我們上述對“胡六點”及其背後的謀略所進行的分析，是有些道理的，那麼，臺灣應該採取何種因應策略，就比較清楚了。

那就是不能聽憑“胡六點”順利實施其“圍點打援”的戰術。

在這方面，臺灣現政府已經做得很好了。

首先，因為“胡六點”強調“一個中國”，不提“各自表述”，片面割裂“九二共識”，所以總統府發言人王郁琦重申兩岸是在“九二共識、互不否認”的基礎上協商交流，具有了提醒中共的意義：王鬱琦強調“臺灣是多元民主社會，人民對未來前途有不同看法，對不同政治主張與言論都須尊重”。 

其次，陸委會的聲明也強調臺灣還是希望先從經濟、文化的協商開始，慢慢建立互信之後才觸及政治面。

臺灣政府現階段不與大陸觸及政治層面，是十分英明的。這不僅是因為臺灣內部對中共及兩岸交往的共識不足、兩岸經貿協商的成果也還沒有完全看到，現在就去進行政治談判，內部的反彈會比較大。 而且還因為，和中共談政治本身，弄得不好就會幫助中共推動其圍點打援、跳島作戰，長期看來會使臺灣自我孤立於國際社會。我們認為，臺灣政府現在的因應策略，是比較穩妥的。

兩岸之間迄今為止六十年的分治表明，要想雙贏一定要有耐心。其實如果沒有臺灣的存在，大陸的現代化也不可能如此順利。這一點我們要想辦法說給大陸人聽聽。試想一下，如果中共在1950年代就佔領了臺灣，大陸1980年代以後的改革發展就不可能從臺灣獲益良多了。

如果中共能夠明白這一層道理，真正從民族利益出發考慮問題，就不會急於統一臺灣了。中國的文明，向來是在分治時期比在統一時期，能夠獲得更為長足的發展的。但是中共向來是缺乏這麼高深的智慧的，所以對他們確實也不能抱有過高的希望。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四日）



【第三節 民主自由競賽取代軍事競賽——兩岸和平關係發展的可行性研究】


一、中共政協決議建構兩岸和平框架


中共“政協會議”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3月12日在北京人大會堂閉幕。會議通過的政治決議指出，要積極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全力支持香港、澳門積極因應國際金融危機。決議表示中共2008年對台工作取得重要進展，兩岸關係取得重大突破，“人民政協要繼續堅持發展兩岸關係、促進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積極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繼續全面加強兩岸經濟合作，擴大兩岸人員往來與文化交流，努力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上述調子，可以視同中共的大政方針，因為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李長春、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周永康等均出席了這個會議。

中共對台政策的上述“和平意向”不是孤立的。正如淡江大學國際事務暨戰略研究所教授林中斌在2008年11月19日普林斯頓大學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演講時候說的，“對台政策是北京全球整體戰略一部份”。而對北京而言，當前發展大陸的國家經濟，比立即完成統一，更為重要。也因為同樣的原因，北京即使與美國有歧見，仍然委曲求全、致力推展中美合作。從這個切入點分析中國大陸內部的情況，以及華府與北京的交互對於美中台三邊關係的發展的關鍵性，可以發現臺灣過去四屆總統大選期間，北京對臺灣採取的行動有顯著的不同。1995-1996年是以文攻武嚇，1999-2000年是採取文攻，2003-2004年是將臺灣問題國際化，2007-2008年則是透過美國或是其他國家來箝制臺灣。

雖然北京對臺灣傾向以更多懷柔而少加威嚇，包括沿海部署飛彈、在國際組織壓制臺灣、堅持一中原則及軍事阻遏美國幷隨時準備拿下臺灣的政策仍繼續，改變的只是包機飛航及觀光交流、暫停外交上的拉鋸戰、重拾官方接觸及容許臺灣參加奧運名稱上的彈性。臺灣在2008年總統大選之後的兩岸政策也有轉變。臺灣停止“去中國化”的作為，同時也呼籲“外交休兵”，回應了有關和平協定的建議。前美國國務院亞太副助理國務卿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認為，如果中國大陸對臺灣採取懷柔政策，希望吸引臺灣人民，它本身必須有所改變，才可能有說服力。他表示，很難想像民主的臺灣會願意和不民主的大陸統一。此外，他也認為，和平解決兩岸間的歧見是解決問題的關鍵，除了中國大陸不動武，也不能以威脅可能使用武力來威嚇。

凡此種種，我們相信對於中共政協最近決議建構兩岸和平框架，都有潛在的影響作用。


二、中國航母艦隊計劃僅次美國


當然，中國敢於放出這些和平氣球，和它自身的自信日益高漲，還是有些關係的。最近南海爆發的“中美船艦衝突”，就是中國大陸自信力提高的結果。即將卸任的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蒂莫西•基廷海軍上將3月19日在美國國會作證，3月初發生的美軍監測船“無瑕”號和中國艦艇短暫對峙事件，顯示中國在南中國海表現出了“挑釁性”的行為。顯然，中國大陸希望用這種挑戰方式，向周邊的海洋國家包括臺灣在內，施放一種“和平壓力”的訊息。

為了加強這一壓力，中國發動文宣攻勢，用了數以千計的文章進行廣泛的宣傳，說：“正當大家都在等著美國會不會對釣魚臺進一步表態時，美國終於在南海中美艦艇衝突中亮相”、 “中國在南海再次面對嚴峻的挑釁和挑戰”、“中美南海衝突是個套中國的圈套”、“美軍在南海附近三大軍事基地欲扼住南海咽喉”、“高度警惕中美在南海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美國在調整其全球軍事部署，強化在中國周邊的軍事實力，為隨時可能發生軍事衝突作準備。那麼，美國人打何如此看重中國呢”、“中美關係實質正發生微妙變化”、“中美艦船南海衝突事件自發生後一波三折。先是中美軍方和外交部互相指責，然後中國外長楊潔篪訪美時，與美國國務卿希拉里達成共識，雙方將盡力避免未來重演”、“中美在南海調查船衝突和南海島嶼問題深度解讀”、“中美南海衝突升級：中國沒有上套，美國倒是上套了！”、“中美南海衝突：美國軟硬兩手吃定中國？中國被迫步步退讓”、“港報：中美南海衝突撞機風波翻版”、“視頻：中美艦船南海衝突會影響奧巴馬對華政策？”……種種論調，不一而足。

在這些喧囂後面，我們看到，中美船艦衝突應該不是“擦槍走火”，而是“互相試探”。因為在此之前半個月的2009年2月，中共的特殊報紙《環球時報》就已經專門報道了美國情報分析機構“戰略預測公司”的網站在2月17日發表了一篇文章：《中國航母艦隊路線圖》。該文提請世人注意，中國打造航空母艦艦隊的計劃是在去年成型的。有報道說，中國海軍飛行員正在接受航母固定翼飛機的飛行訓練。報道還透露了中國建造航母的可能性計劃：中國將在2015年擁有兩艘國產常規動力航母，幷在2020年後擁有兩艘國產核動力航母。儘管其中的細節尚不清楚，但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建造航母艦隊的潛在路線圖表明中國海軍的造船行動以及北京的戰略意圖。

很顯然，美國警惕中共的航母計劃，中共也警惕美國的警惕，這個雙重交織的警惕互相激蕩，終於演化為“船艦衝突”。

中共海軍在建造航母時面臨著巨大挑戰，部分挑戰來自投資航母艦隊的機會成本。中國的鄰國正在建設能夠進行遠征的兩栖作戰艦艇。當北京集中精力于航母時，日本和韓國都已經提高旗艦級別，澳大利亞海軍也在緊緊追趕。隨著派遣軍艦遠赴索馬里以及不斷增加潛艇活動，中共海軍無疑在推動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這可以被視為是中國大陸經濟結構改革的象徵，而經濟結構的改革也改變了中國大陸看待海軍發展的方式。解放軍的信條已經從純粹的本土防禦轉變為更加外向、更加遠程、更加快速的軍隊部署以及更加積極的軍事存在，尤其是在重要航線和原材料基地附近。來自鄰國快速發展的壓力以及面臨的差距無疑加大了中共海軍在海岸線以外投放軍事力量的緊迫性。 

美國的“戰略預測公司”一直認為，“瓦良格”號航母不會被用於前線作戰，而是會被當作中國海軍培訓海員和空軍飛行員的訓練艦。但是中國大陸還在加快造船速度，中共在這一過程中將面臨真實存在的挑戰。從長期來看，中國大陸海軍將在2020年前後擁有某些航母操作能力。中共同時也將能夠滿足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與其他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一樣，成為“擁有航母的海軍大國”。很明顯，由於前進道路上仍然存在諸多挑戰，中國距離實現這一遠景還需要很多年。但這一路線圖給人們留下了中國在未來幾十年發展航母艦隊的線索。

我們注意到，撇開中美南海衝突不說，中國大陸建立航母艦隊的打算，是與對台和平攻勢同時進行的。這裏是否有些因果關係呢？如果有，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因果關係呢？


三、中共不再把臺灣視作威脅


2008年10月31日中共“台海網”發表文章稱：《台空軍揭秘：主力戰機各有所長，駕駛員不足》，說人們只是關注台軍對美F-16C/D戰機採購案，卻很少人注意到，除了這些戰機硬件問題，臺灣空軍飛行員人數不足，而且這個問題越來越大。據中共報道，臺灣空軍目前第一線主力戰機有三種，F-16A/B MLU、幻影2000-5、經國號IDF。原來台軍購入一百五十架F-16，除十架留在美國路克基地供台軍飛行員在當地受訓用外，目前臺灣本島有兩個聯隊建制，分別部署在嘉義和花蓮兩個基地。由漢翔公司產制的一百三十架IDF也有兩個聯隊，在台南及台中清泉崗；六十架幻影2000建制為一個聯隊，基地在新竹。不過，這三種二代戰機服役以來約已十年，發生數起墜機失事，所以數量已有減少；目前F-16的數量為一百四十六架，幻影2000為五十六架，經國號IDF為一百二十五架。此外，還有約六十架的F-5E/F作為二線戰機，主要擔任戰機飛行員養成訓練和戰術發展的模擬空戰訓練之用，基地在台東。

中共報道說，多年以來，臺灣空軍始終維持一個四百架的戰力基數，認為需要這個數量的戰機，才足以掌握臺灣海峽的制空權。目前臺灣所有戰機機種數字加起來，差不多是這個數目。然而因為機種特性，還有戰機機種幷不統一，使得能夠出勤的妥善率幷不理想，甚至曾經遠低於臺灣軍方訂定的標準，必須花費更多人力物力來拉抬妥善率，使空中優勢戰力到達一定水平。據瞭解，臺灣空軍2009年編列新臺幣九十餘億元執行全軍裝備零附件採購，一百四十餘架F-16只要5.7億餘元，一百二十餘架IDF為16億元，其中包含更新重要裝備的翔展計劃經費；而五十餘架幻影2000-5戰機，則高達21億餘元，明顯佔用最大部分。 

中共認為，相對於共軍，國軍在臺灣的社會經濟地位向來不是很高，飛行員的待遇不見得比民航界高，還有近視眼和體格問題導致招不到合格的學生，台空軍長期缺乏足夠飛行員，已經是半公開的秘密。臺灣軍方組織不斷精簡，許多飛行員認為不如早點離開；空軍飛行員的薪水、福利雖然還是高出社會平均水平，但超過的額度畢竟有限。另一方面，島內民航業界過去十多年迅速膨脹，搶走不少台軍養成的飛行員；但近年民航不景氣，台軍飛行員想從軍隊轉進民航，限制很多，而且要從資淺機師做起，起薪幷沒有高出軍中很多。 目前臺灣對空軍飛行員盡可能給予較高的飛行加給和留營獎金，以拉近與民航界的差距。優秀的戰機飛行員，上尉空勤加給一年約56萬余元、少校73萬余元、中校103萬余元、上校81萬余元。 

中共對臺灣軍隊的上述評估不論正確與否，都會使得中共傾向於認為，臺灣對於大陸的空中優勢和軍事威脅已經遠去，因此更願意用和平手段對臺灣施加影響。


四、中共圖遏臺灣強兵計劃


當然，如果說中共是基於臺灣的相對“弱勢”，而對臺灣保持和平的姿態，那麼，其前提必須是臺灣真的弱勢；如果臺灣其實幷非弱勢，或是臺灣有可能再度強大得足以威脅中共，中共就會坐立不安了。

2008年11月29日，中共《世界新聞報》渲染報道說，《美國用“愛國者”敲詐臺灣》，指責美國軍火商獅子大開口，要向臺灣索要八億美元的“愛國者”－3防空導彈的研發費。美國“愛國者”－3是由“愛國者”－2防空導彈改進而成，1999年投產，屬於陸基攻擊彈道導彈的防空導彈。2007年6月，臺灣立法機構批准軍方購買美國“愛國者”－3，以替換已經部署的“愛國者”－2。只因臺灣向美購買了四套該型導彈，這種事後加價的做法引發島內罕見的抗美情緒。中共還評論說“事實上，美國愛國者－3即使不加價，臺灣也用不著購買”。因為，“愛國者－3即使售台，也是聾子的耳朵——擺設而已。”

《世界新聞報》還指責“愛國者”－3防空導彈威脅兩岸航空往來”。尤其“2008年以來，海峽兩岸關係呈現良好發展的勢頭，臺灣當局根本就沒必要購買美國的“愛國者”－3防空導彈。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與海基會簽署了海峽兩岸空運和海運協議，兩岸盼望已久的直接通航將變為現實。根據空運協議，雙方同意開通臺灣海峽北線空中雙向直達航路，幷繼續磋商開通臺灣海峽南線空中直達航路及其他更便捷的航路。在這種情況下，台軍方購買愛國者－3，只會增加空中不安全因素，不利於空中民航的往來。”

《世界新聞報》挖苦 “愛國者”－3，說它參加2003年伊拉克戰爭，居然稀裏糊塗地把英軍的“旋風”戰鬥機和美國海軍的F－18戰鬥機等友機當作敵機而展開猛烈的攻擊。如此“犯暈”的防空導彈如果部署臺灣，將來還不知道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呢。中共斷言“愛國者導彈不適合台軍”，因為“從更現實的角度來說，四套愛國者－3能防多少枚導彈呢？愛國者－3主要攻擊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每個發射架可發射16枚。一旦攻擊行動開始，雷達可探測100公里遠的飛行目標，最多可以跟蹤100個飛行目標，但只能引導攻擊其中九枚導彈。如果對方進行導彈密集作戰，愛國者－3將難以全面攻擊。而且愛國者－3攻擊範圍有限，只能攻擊24公里高度範圍內的飛行目標。對超出24公里高度的飛行目標，它毫無辦法。愛國者－3即使在某個高度範圍內攻擊有效，然而，臺灣有許多重要目標，愛國者－3能全部覆蓋嗎？這顯然是不現實的。愛國者－3即使再先進，至多對某個局部地區的目標展開空中攻擊。從這個角度來說，臺灣當局如果購買愛國者－3防空導彈，純粹是浪費納稅人的血汗錢。”

中共大力批判美國軍火商“錯估形勢”，好像是心疼臺灣的錢被美國人賺去了，其實可能更加擔心的是臺灣有了導彈就可以增強軍力。中共希望遏阻臺灣的強兵計劃。


五、“一中就是中華民國”


馬總統2009年2月19日在接受英文臺北時報專訪時宣示：“一中就是中華民國”。對於媒體質疑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表示兩岸可在一個中國框架下推動CECA，此舉恐矮化臺灣，馬總統的回答是有力的：“不管他怎麼想，我們認為一個中國所指的就是中華民國，這一點也是1992年我們堅持的，到現在為止都沒有改變；如果我們不這樣解釋的話，難道我們要把一個中國解釋成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嗎？” 

馬總統十分英明地強調，儘管和中華民國有邦的只有23個國家，但只要這23個國家承認，然後和其他國家發展實質關係，就能生存。“我們靠的不是名稱上做一些改變，然後就能生存下去；靠的是我們的實力和競爭力。” 

兩岸應否簽署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CECA），臺灣各界意見不同。但馬總統表示，這是他競選時的政見，他當選之後當然要實現，至於內容以及用什麼方式來簽，大家可以表示意見。

我們認為，馬總統信守承諾，體現了高度的政治道德，因此強調“一中就是中華民國”，決非為了簽署CECA而推動的一個權宜說法。因為在這之前的2009年1月19日，馬總統就明確指出：自由與民主是臺灣在這世界上賴以生存的重要基礎與本錢，因此臺灣無需與中國大陸軍事競賽，而應與他們競爭民主與自由，“以我們現在的實力，一定會贏他們”。這是馬總統在世界自由民主聯盟舉辦的“2009年世界自由日慶祝大會暨世界自由民主聯盟中華民國總會第53次會員代表大會”上應邀致詞時，所做的宣示。無疑，這一宣示使得兩岸關係回到了一個正確的軌道。 

馬總統指出，聯合國1996年通過兩個人權公約，一是有關公民與政治的權利、一是關於經濟社會與文化的權利，這是聯合國在30多年前訂出的人權標準，臺灣如要能與國際人權標準接軌，必須儘快透過臺灣憲政程序完成批准。馬總統英九呼籲立法院應儘快將這兩項公約排入議程時表示，雖然臺灣現在失去聯合國的代表權，就算批准後，也無法送到聯合國秘書處存放，但透過批准的程序，中間的重要意義就能彰顯出來。

馬總統指出，大陸已簽署這兩項公約，臺灣更應該表現比他們對自由、民主更大的承諾，所以“我們跟中國大陸最不需要競爭的，就是軍事競賽，我們真的需要競爭的，就是民主跟自由的競賽”。馬總統強調，減少或取消戰爭的威脅，人民才能獲得更自由的環境，所以上任後，儘快恢復與大陸中斷將近10年的協商，透過協商，才能逐步減低海峽的緊張，才能真正用和解來消弭衝突，用談判取代對立，這些都已經一步一步在達成。

馬總統的真知灼見在於，他對事物的認識是本質性的，他指出：如果海峽兩岸沒有戰爭，充滿和平與繁榮，相信兩岸政府都會有更大的勇氣來推動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政府會盡所有力量來減少戰爭。同時，馬總統肯定自由民主的價值，強調自由民主絕對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需花很大的力氣去爭取，爭取過程中會有犧牲，但絕對不能猶豫，否則自由民主就會離臺灣而去；臺灣努力50多年，終於逐漸得到自由與民主，希望好好維護幷保存。據我們的瞭解，馬總統的上述宣示，已經在中國大陸的朝野產生了極大的積極反響。 可以認為，中共政協3月12日決議建構兩岸和平框架，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於馬總統英明宣示的積極反響。兩岸人民都對此懷抱良好的祝願，樂觀其成。


六、總結


“民主自由競賽取代軍事競賽——兩岸和平關係發展的可行性研究”的總結是：既然中共已經決意走向世界、與美國爭衡，而且已經採取我們上篇研究報告所說的“圍點打援”、“跳島作戰”，就勢必繼續對台採取懷柔政策。

其結果，可以分兩種情形分別檢討：

1、如果中共能夠壓倒美國，美國自身難保，何以還能保護臺灣？臺灣反而因為兩岸和平關係發展，得以免除血光之災。

2、如果中共壓制不了美國，臺灣也可以借助于兩岸和平關係之發展，維持台海現狀，臺灣亦能免除首當其衝、代人受過的煩惱。

故此，發展兩岸和平關係，實為臺灣的兩全之策。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第四節 臺灣參與WHA的策略與模式】


一、參與WHA的背景與可能


思考臺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的策略與模式，需要放在一個特定的時代背景下考量，那就是：馬英九總統有關“兩岸外交休兵”的策略，已經奏效。 

其例證之一，就是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秦剛3月26日就臺灣今年以“中華臺北”名義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表示，只要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可透過雙方協商，做出合情合理安排。這是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俄羅斯記者要求秦剛證實有關臺灣今年將以“中華臺北”名義，成為WHA觀察員報導的真實性。以往中國大陸外交部談到臺灣參與國際組織或世衛組織活動，都以“臺灣不是主權國家，沒有資格參與”回答，但隨著兩岸關係好轉，大陸外交部對臺灣參與國際組織的回答，比以往緩和。秦剛說：“只要兩岸雙方共同做出努力，不斷創造條件，就能開闢解決問題的前景。兩岸中國人完全有能力、有智能解決好這個問題。”媒體繼續追問時，秦剛說，“這是我現在能夠給你的回答，也就是兩岸雙方可以通過務實協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除了外交部門，中國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3月25日也在例行記者會表示，“關於WHA的問題，只要兩岸雙方共同做出努力，不斷創造條件，就能夠開闢解決這方面問題的前景”。

上述發展，證明駐美代表袁健生2月27日晚間的發言，言之有理。袁健生認為，馬總統于2008年5月上任後，提出兩岸“外交休兵”理念，以取代多年來兩岸對立的局面，也促使台美雙方在短短幾個月內，迅速重拾互信以及兩岸重啟對話、全面三通。這是他在應邀參加阿肯色州政治協會（Arkansas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年會時，所發表的“臺灣、中共及美國之政經關係”（Taiwan, PRC and U.S. Economic and PoliticalRelations）之專題演講。

正是在兩岸關係已經改善的前提下，臺灣之希望有意義參與聯合國及專門機構等國際組織，就具有了不同以往的可能性。雖然臺灣內部對兩岸關係的發展仍有不同意見，但馬總統以大多數民意為依歸，繼續和北京開展建設性的關係，這一點絕不會錯的。臺灣在馬總統的英明帶領下，不但向北京釋出善意，更以具體行動展現臺灣希望成為“和平製造者”的決心。臺灣有信心與美國奧巴馬新政府以及中國大陸共同克服挑戰，達成三贏的目標。

我們認為，上述發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具有實際的客觀性。實際上，臺灣能否參與WHA，已經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不是一個如何簽訂協議的問題，而是一個如何達成互信與默契的問題，因此這一點很難做到，而做到了就是一項了不起的突破。尤其是，作為亞洲民主社會的模範生，臺灣需要在新聞界的監督與反對黨的壓力下，既要參與國際組織活動，還要秉持尊嚴、自主、務實、彈性等原則，殊為不易，實屬兩難。 


二、參與WHA的之內部掣肘


臺灣的這一獨特處境，使得反對黨並不希望在自己缺席的情況下，兩岸關係有所突破，甚至不希望臺灣能在執政黨的帶領下走向國際社會。因為這樣一來，剛剛失去政權的反對黨，就會在政治上陷入被動，顯示自己執政時期的無能。這種心結使得臺灣反對黨質疑，兩岸有密約前提，由北京發函給臺灣參加WHA活動，臺灣則以中華臺北（Chinese Taipei）名義，在一中架構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用“主權”換觀察員。這些壓力構成了一種內部掣肘，無疑會給臺灣進入國際社會平添不必要的麻煩。

其實，進入國際社會才是重要的，至於以什麼名義進入，則是次要的。如果不能用“中華民國”或臺灣的名義加入，那也可接受用中華臺北的名義加入——這個堅定的態度與立場，唯有以臺灣人民的福祉為目標的大政治家，才能堅持。 很顯然，民主政治是互相妥協的政治，而追求雙贏的的競爭就不得從對方的立場來思考一下。有傳聞說，大陸支持臺灣以觀察員身份參與WHA，也可接受臺灣以“中華臺北”奧委會模式與會，但是同時北京的支持還附帶有“逐年參與”的條件。

我們認為，從中共的立場來看問題，中共能夠作出上述“逐年參與”決定，已經屬於一種巨大的讓步，也是因為受到了臺灣的強大實力的所構成的壓力所致。

這個壓力的體現之一，就是外交部長歐鴻煉先生在立法院答詢時說，如果臺灣今年無法順利參與WHA，臺灣外交部就準備把“外交戰場”延伸到聯合國，積極推動臺灣加入聯合國的提案。中共顯然很害怕這樣一來，兩岸關係又會回到陳水扁時代，因此，臺灣今年5月能否以觀察員的身份參與WHA，已經成為各界觀察兩岸關係的重要指針。

在臺灣參與WHA的問題上，臺灣人民過去更多地看到的是“大陸的抵制”，現在突然傳出大陸支持的消息，一些民眾樂觀地認為，臺灣“參與國際空間限制已經獲得完全的解除”。但實際上，我們也不應忽略了中國的支持所附帶的“逐年參與”的限制條件。至於這個“逐年參與”後面隱藏的什麼，則是更加值得觀察和注意的要害問題。

也正因為這個“逐年參與”後面的文章與變數太大，所以民進党文宣部主任鄭文燦才會在4月13日表示，到目前為止，這些說法還沒有突破“臺灣參與WHA須經北京同意”的緊箍咒，即使對岸同意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如果WHO秘書處每年邀請臺灣參與，北京可放也可收，不脫“逐年管控”模式。中國大陸研究學會理事長楊開煌也分析，大陸會彈性處理臺灣參與國際活動問題，因是逐案、逐次、逐年，但在兩岸展開協商前，仍將嚴防臺灣參加國際組織。 

如果從中共的立場來思考一下中共之所以要採取逐案、逐次、逐年的策略，來開放臺灣參與國際活動問題，顯然是出於“不放心”，擔心臺灣會利用這一“統戰手段”弄假成真，從此真的走上國際舞臺，讓中共當局失去控制。


三、臺灣手裏還有很多牌


中共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逐案、逐次、逐年的策略，其實並不能封殺臺灣的國際空間。除了動員參與聯合國，臺灣手裏還有很多牌可打，例如美國牌、日本牌、國民當牌、民進黨牌，甚至包括中共自己的牌，等等。下面分頭簡述之。

A、美國牌

4月15日，返台述職的駐美代表袁健生在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報告美國總統奧巴馬上任後之台美關係和對台政策。袁健生透露，美國行政部門最近曾向國會提出報告，內容對臺灣爭取成為WHA觀察員一事，抱持非常正面的態度。美方非常關切臺灣是否能順利成為WHA觀察員。袁健生表示，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國務卿希拉里都不希望有任何國家阻礙臺灣成為WHA觀察員。輿論廣泛認為，這是美國在向中共施加壓力，並把臺灣今年能否成為WHA觀察員，作為兩岸關係測溫的試金石。

B、日本牌

4月9日，日本外務省宣稱，日本支持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的立場維持不變，期待臺灣今年能以觀察員身分參加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年度大會。臺灣自1997年以來爭取參與WHO。日本自2004年以來，每年都表明支持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WHA，並曾在WHA的投票中投下支持票。 

C、國民黨牌

4月12日，率團到大陸參訪的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連戰，上午由杭州經過寧波抵達上海，大陸國台辦主任王毅專程到上海面見連戰，轉達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對連戰的關心。這是十分的禮遇，而且不僅僅是禮遇，因為雙方還在上海談到臺灣參與國際社會，如WHA等議題。此外，連戰與王毅會面時，也就兩岸最近的發展，及所關心的議題，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國共兩黨今年召開兩岸論壇等事務，進行了坦誠、深入的意見交換，並獲致具體結論。 凡此種種，都是臺灣可資運用的籌碼，因為如果兩岸交往不順，將使得與中共關係良好的國民黨處於不利的競選地位。這一點中共想必是清楚的，如果中共確實不懂，臺灣談判人員應該耐心告訴他們，曉以利害。

D、民進黨牌

2009年4月14日，民進黨發表四點基本立場：

（1）不接受中國大陸政府與WHO處簽訂的2005年備忘錄（MOU）。這是從未公佈過的文件，該文件將臺灣參與的地位放在中國大陸之下，稱為“中國，臺灣”。民進黨過去不接受，現在也不會接受。 

（2）民進黨反對，WHO的疫情資訊與會議邀請，必須經過中國大陸再代轉給臺灣。 

（3）民進黨認為，臺灣不應該接受中國大陸所提逐年控管、逐年參與的方式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4）不接受中國大陸以宗主國的身份代為申請，並讓臺灣以副會員（附屬會員）的身份參與WHO與WHA。這是矮化臺灣的主權，使中國大陸成為臺灣的宗主國。民進黨認為，此一模式可能產生骨牌效應，影響臺灣未來在所有國際組織的地位。

表面上看，民進党的這些言行產生了內部掣肘的效果，但實際上運用得當，例如以“應付內部壓力”的名義，可以作為向中國大陸進行討價還價的談判籌碼。

E、中共自己的牌

中共自己的言行也可以被用作臺灣的籌碼，例如溫家寶曾經表示過：“願與臺灣協商參與WHA”。中國大陸11屆全國人大2次會議時，溫家寶作為總理如此這般的表示，顯示了大陸內部的溫和派，“願意到臺灣走一走”的想法，他說“雖然我今年已經67歲了，但是如果有這種可能，走不動就是爬，我也願意去”。此外，溫家寶在回答中央社記者提問時，再次表示願與臺灣簽訂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凡此種種，都是可以運用的籌碼。


四、臺灣參與WHA的策略


即使國際上的各方都希望臺灣參與國際組織，但是中共仍然不願輕易鬆手，因為中共知道，世界各國都希望利用臺灣來制衡中國，所以捍衛自己的利益還只有依靠自己。但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中共又需要利用國際組織進行掩護。

3月24日，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教授、海協會理事陳孔立受訪時表示，根據世衛組織現有規章，臺灣仍有資格不符問題，因此即使兩岸透過溝通達成一致意見，臺灣今年五月以“觀察員”身分參與WHA已不太可能。陳孔立的這一論調，不太可能是其個人的，更可能是一個試探各方反應的氣球，明顯是利用國際組織來掩護中共自己的利益。

海協會理事陳孔立的論調認為目前最可能的解決辦法，是臺灣先受邀參加會議，至於“觀察員”問題，則在日後透過兩岸與世衛組織三方共同協商解決。對於此前傳出兩岸已達成一致意見，臺灣將以“中華臺北”（Chinese Taipei）名義參加WHA，但陳孔立表示，臺灣與會的困難不在“名義”，而在“資格”。 

陳孔立說，除國際組織外，WHA現有三個觀察員：巴勒斯坦、梵蒂岡及馬耳它騎士團，前兩者是主權國家，後者是特殊國家，這三個國家都因無力承擔世衛組織會員義務（繳納會費），而只能成為“觀察員”。 他說，臺灣希望以“中華臺北”名義參加，而“中華臺北”既非國際組織，也不是主權國家，與世衛組織規章資格規定不符，因此，即使兩岸達成一致意見，讓臺灣以“中華臺北”名義成為觀察員，仍將涉及世衛組織的修法問題。 

陳孔立還把相關的責任推給臺灣政府說，由於WHA問題是馬英九政府“外交休兵”政策的重大考驗，他去年底就開始呼籲兩岸盡速談判，但臺灣遲遲沒動作，以至錯過時機。現在五月十八日WHA會議在即，世衛組織修法顯已來不及，臺灣今年不太可能以“中華臺北”名義成為觀察員。

陳孔立還對台美關係進行分化，說臺灣遲遲沒和大陸進行談判，一是受制於“先經濟、後政治”原則，另一可能是受到美國政府意見的左右。據他指出，美國有官員為馬英九政府劃下兩條紅線：一不可造成北京擁有臺灣主權的暗示效果，二不可讓北京擁有臺灣參與國際活動的最後決定權。

陳孔立進而強調，臺灣參與WHA涉及的不只兩岸，還有世衛組織相關規定需遵守，因此今年臺灣參與WHA最佳方式，應是由世衛組織幹事長提出邀請，臺灣只是與會者，而不是“觀察員”。臺灣有人爆料說，世衛組織的邀請，將先經中國再轉臺灣，對此，陳孔立更是大言不慚地說，大陸完全可事先與世衛組織溝通，不必再搞這套形式。

此外，對於臺灣屬意的“多邊提案”邀請方式，陳孔立認為，依據過去經驗，都是臺灣邦交國高調地以主權國家名義邀請臺灣參加，大陸對此模式“仍有疑慮”。為什麼？因為不再大陸的掌控中。大陸為何要對臺灣參與WHA采“逐年參與”、“逐年管控”立場？陳孔立解釋說，這主要是出於技術性原因，而不是擔心臺灣改朝換代、轉由民進黨執政。他說，早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大陸就已采措施，促使臺灣得以“有意義參與”世衛組織活動。他強調，大陸只要抓住“一中”原則立場，就不必擔心臺灣誰執政。他並說，大陸確實支持臺灣參與WHA，目前的問題主要在技術層面。

海協會理事陳孔立上述所言的，其實對於臺灣來說都是非常寶貴的，因為他不打自招，一一道出了中共方面為臺灣進入國際組織所設置障礙的種種藉口與策略。這樣一看，臺灣參與WHA的策略也已經很清楚了：那就是一一化解海協會理事陳孔立以上所說的各項藉口與策略。


五、臺灣參與WHA的模式


民主政治是互相妥協的政治，民主國家臺灣參與國際組織的問題，不能不受到民主政治的限制；同時臺灣參與WHA的模式也不得不受到兩岸關係的影響和限制。也就是說，臺灣參與WHA的模式，取決於兩岸互動的結果。

那麼，根據知己知彼的原則，大陸方面是如何設想臺灣參與WHA的模式的呢？

2009年4月15日，國台辦發言人李維一在北京的新聞發佈會上，回應臺灣記者提問的關於臺灣參與WHA的問題，問答如下：

臺灣TVBS：日前報道說到，王毅主任前一陣子在上海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的時候，特別提到臺灣參與WHA的情況有了一定的共識，能不能介紹一下目前兩岸共識的內容和談判磋商的情況怎麼樣。第二，陸委會主委賴幸媛公佈了18日磋商的日程，請發言人提供給我們一些信息，是否由鄭副會長帶隊，什麼時候出發？臺灣方面基於協商公開的原則，公佈了行程之後，會不會擔心鄭會長在臺灣的安全問題？ 

李維一：第一個問題，胡錦濤總書記已經明確表示，對臺灣參加國際組織活動的問題，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兩岸可以通過務實的協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只要兩岸雙方共同努力，不斷創造條件，就能開闢解決問題的前景。 

第二個問題，我前面已經講過了，我們正在對於預備性磋商，第三次兩會領導人會談的預備性磋商積極地予以考慮。至於說海協會赴臺灣參加預備性磋商的人員的安全問題，我們相信臺灣方面會做出妥當的安排，我們也相信，凡是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有利於兩岸同胞根本利益的事情，廣大臺灣同胞是歡迎的。 

臺灣中央社：還是世界衛生大會的問題。最近有很多消息說，北京跟臺北已經就這個問題談妥了，今年可以用臺灣逐年參與的方式參加世界衛生大會，請發言人證實。第二個問題關於兩岸媒體常駐的問題，有消息說今年底就會開放，請發言人證實。 

李維一：第一個問題，我剛才已經回答了。 

第二個問題，兩岸媒體互相常駐，我們已經呼籲了多年，因為現在兩岸記者的駐點採訪，應當說是一個過渡性的安排。為了更有效地促進兩岸新聞交流，減少新聞單位的作業成本，特別是有利於新聞採訪的持續和深入，應當由駐點轉向常駐，這是兩岸新聞交流中應當解決的一個問題，而且是兩岸媒體多年的願望，我想在座的各位已經非常瞭解了。對於這件事情的實現，我們當然是希望越快越好，我想這和兩岸交流相關方面的事務最後的實現是一樣的，只要雙方本著積極的態度，從兩岸新聞媒體、兩岸新聞交流客觀需要出發，採取積極的態度，來進行溝通，這個問題的解決是值得期待的，應當是一個很樂觀的態度，首先我們方面是非常積極的。 

從上述問答可以看到，兩岸磋商的實質進展，已經遠遠超出了中共“國台辦”的權限範圍。而且，李維一的回避答復的態度顯示中共是用“政治”而不是用“法律”來解決相關問題。

因此可以說，臺灣參與WHA的也就不會有固定的模式，而是根據政治情況而不斷進行角力和變動的。其模式就是“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兩岸可以通過務實的協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什麼是中共所謂的“合情合理的安排”？


六、結論


文化人類學的研究結論一般認為華人社會講求“情理法”、西人社會講求“法理情”，側重不同，但都有“法”的觀念。而此處李維一獨見“合情合理”，而不見“合法”，海協會理事陳孔立3月24日受訪時口口聲聲的“世衛組織的修法問題”已經蕩然無存了。可見前述的“逐案、逐次、逐年的策略”之要義，即在於雙方不斷地討價還價、不斷進行“合情合理的安排”。說到底，“合情合理的安排”臺灣參與WHA的模式，最終會像東方市場上慣常見到的“價格戰”：叫價高、成交價格比較低，而不會像西方市場上的“明碼標價”：一錘定音，依法辦事。所以和中共打交道，一定要有十足的耐心，不斷地磨合、磋商、立約、反悔、重新談判……就像在土耳其市場上那樣；尤其考慮到，中共的老師蘇聯—俄國，就是在和克裏米亞土耳其人（韃靼人）的長期纏鬥中，用土耳其方式培養出來的。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第五節 對兩岸複談周年的整體觀察】


兩岸複談，不僅是兩岸政治的大事，也是國際政治的大事，具有“中國觀察”方面的指標意義，世界各國都相當重視，並樂觀其成，希望能夠藉以降低戰爭風險、增進和平紅利。


一、兩岸複談一年之成就


馬總統在執政一周年前夕的5月9日，接受新加坡海峽時報以及聯合早報專訪，指出未來不排除與大陸進行政治協商。這表明，兩岸複談周年以來，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尤其可貴的是，這一突破的主動權完全操於臺灣之手，採取了“先經濟、後政治”的英明策略。在這一策略下，臺灣的主權一定能得到應有的堅持，兩岸交往因此遵循了對等與互惠互利的前提，經濟為主，有利民生。

兩岸“政治協商”與“終極統一”不同，只是一個階段性任務。何況中共現在內政方面就自顧不暇，在統一進程方面也沒有那麼強烈的時間急迫感，甚至還覺得時間是站在他們那一方。因此馬總統“政治協商”設想，是一個高明的策略，可以通過“政治協商”這一誘餌，來誘使中共對臺灣作出更多的善意與讓步。是沒有理由的。而且“不排除”政治協商並不表示“一定會”政治協商，端看中共給出的價碼來決定臺灣的取捨。

可以設想，在未來的兩三年內，在臺灣、執政黨、行政當局、民間社會都獲得中共足夠的讓步之後，即使開展了兩岸政治協商，其協商結果也還是需要經過民意的檢驗。由於臺灣是民主政體，經過民意檢驗才能決定是否接受協商的結果。這就是這就是民主政體的優越之處。

具體說，政治議題很可能需要公投的過程來取得正當性。公投如果沒有通過，政府當然可以跟中共講，因為臺灣民眾拒絕，所以我們不能這樣做。這就是民意基礎的戰略價值。即使協商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議題，也可以充分利用民主政體和民意基礎的彈性作為應因。


二、現行兩岸政策之傳承


中華民國政府現行的兩岸政策，具有歷史的傳承性和正統性。例如已故海基會董事長、1993辜汪會談的主角辜振甫老先生的臨終遺言說過：“國家不可分裂”。他的國家當然是指中華民國，他的一生從抗戰到兩岸協商，每個階段都為政府提供最好奧援，臨終前仍念念不忘國家大事，是一種典範與傳奇。

辜汪會談十五年後，兩會複談於2008年6月11日啟動，這是歷史的大勢所趨。而為了準備兩會複談，大陸海協會竟在6月3日改組，可見其重視程度。

對於兩會複談，國際上給與高度推崇。2008年6月10日的“德國之聲”評論認為，海峽兩岸中斷近十年的協商談判，即將在11日重新啟動。率團前往大陸的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行前表示，此行任務貌似簡單，責任卻很重大。他將秉持尊嚴、對等、互惠原則與對岸談判，促成大陸觀光客來台與兩岸週末包機，並邀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江丙坤此行象徵兩岸情勢趨於緩和，功不可沒。事實證明，這是一項開創之旅、破冰之旅。同時也是一項傳承之旅、正統之行。

行前馬總統特別接見代表團成員並表示，有了制度化的協商，才能對兩岸未來長遠關係奠定堅實的基礎。他也對這次協商寄予厚望，希望能如期達成計劃，期許在大陸要展現臺灣應有的尊嚴。


三、臺灣對大陸堅持了原則


2009年5月21日自由亞洲電臺向全世界報導，臺灣總統馬英九前一天在就職周年英文記者會上明確表示，他至今還是非常關懷六四天安門事件這個歷史性的日子，屆時會正式發表新聞稿。自由亞洲電臺稱讚馬總統“是臺灣政壇極少數十九年來用各種不同方式紀念六四的政治人物”。自由亞洲電臺指出，2008年當選總統後，採用報紙發表署名文章的方式低調紀念六四。對於媒體質疑，他在傾力改善跟中國大陸關係的同時，會否堅持他自詡的“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原則，堅守對六四事件評價的底線？

馬英九表示，多年來人民支持他，把選票投給他，就是因為他“始終如一。”他至今還是非常關懷六四天安門事件，屆時會正式發表新聞稿。

儘管北京在臺灣議題的立場上沒太大改變，但策略已經有所不同，過去十年北京堅持“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最近則開始重視預防臺灣走向獨立，而非一味宣揚要達到統一的目的，已展現更大彈性。至於兩岸關係的未來如何發展，馬總統強調，臺灣方面應該是臺灣人民決定，或者是由下一代決定，他不認為這個問題這一代可以做決定。

依據馬總統的兩岸政見，兩岸海基、海協兩會溝通管道恢復後，在經貿面，初期以落實兩岸週末包機直航及大陸居民來台觀光為主，中長期目標則是全面推動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簽訂“綜合性經貿合作協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CECA），最終邁向“兩岸共同市場”。 

在政治面，協商建立兩岸的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如積極推動兩岸簽署和平協定，經過協商，終止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維護台海的和平與穩定。 

在馬總統的政策指示下，海基會與海協會不但複談，同時還簽署兩項歷史性檔，七月四日兩岸週末包機及大陸觀光客來台即將實現，這項任務完成，有如馬總統所說“兩岸複談協商，雖然看起來祇是向前邁進一小步，但是對我們來說，卻宛如阿姆斯壯登陸月球一樣，對兩岸關係發展，將是向前邁進一大步”，對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極具意義。 


四、海基會的功能任重道遠


兩岸關係具有高度敏感性及複雜性，必須謹慎小心處理，絕不是跨出一步後就一帆風順，仍舊需要兩岸努力呵護好不容易得來的成果。未來兩岸關係工作重點，根據海基會江董事長丙坤的指示有三，即協商、交流與服務。 

在協商方面，馬總統其他的兩岸經貿開放政策，如開放陸資來台投資、建立兩岸資金雙向往來、允許人民幣掛牌買賣、建立兩岸產業共同標準、簽訂投資保障與租稅協定、開放臺灣金融業登陸、簽訂“綜合性經貿合作協定”等，這些有利兩岸經貿互動的政策，都需要與大陸協商來具體推動。 

在交流方面，兩岸血緣相同、文化同源，中華民族及中華文化是兩岸人民的共同資產，也是兩岸的臍帶，未來應積極促成兩岸人民及各行各業的交流，尤其是文化及教育方面的交流，增進相互瞭解。 

在服務方面，目前台商在大陸經營面臨金融危機造成外在不利因素；同時面對大陸實施勞動合同法、企業所得稅法、降低出口退稅等措施等內在不利因素。台商是兩岸關係的重要臍帶，兩岸當局應予高度重視且相互合作，服務台商，替台商開創永續經營的大環境。 

中共方面也同樣認為，兩岸分治多年，彼此存在許多不同意見，也有許多事務需要兩岸協商解決，例如，臺灣國際活動空間、兩岸結束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簽署和平協定等，都需要各種管道作先期溝通，等到兩岸逐漸達成共識之後，再由政府授權、具有公權力的海基、海協兩會來做正式協商並簽訂協定。未來希望“國共平臺”能廣納臺灣各界賢達，擴大參與，凝聚內部共識，繼續為兩岸的和平發展做出一番貢獻。 


五、臺灣國際參與卓有成效


中斷近十年之後，臺灣海基會與大陸海協會於2008年6月開始的複談，不到一年即取得重大突破，那就是中華民國正式收到世界衛生組織的邀請函，邀請中華民國以“中華臺北”的名稱，出席5月18日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WHA。這是中華民國國推動參與WHA十三年的最大突破，也是兩岸複談的直接後果。

以“中華臺北”的名義參與WHA，成功地回避了“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政治陷阱，是高度政治智慧的體現。

世界衛生大會（英文：World Health Assembly，WHA），是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最高權力機構。世界衛生大會每年5月在瑞士日內瓦召開一次大會，審議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的工作報告、世界衛生組織的預算報告、接納新會員國等諸多重要的議題。

香港《星島日報》評論表示，臺灣終於獲邀成為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其中最具突破性的發展是聯合國專門機構首度使用“中華臺北”名稱，回避象徵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中國臺灣”或“中國臺灣省”。

而這要歸功於馬總統2008年5月20日後，採取活路外交政策，在參與國際活動層次把臺灣成為WHA觀員列為首要目標，政府相關單位循多管齊下方式，一方面爭取國際支援，同時排除關鍵障礙，尋求與中國大陸的共識。

兩岸高層在近一年內透過多個國際性場合釋出正面意願，兩岸衛生官員近期在國外更就技術性細節作最後磋商，敲定雙方可接受的務實安排。當然，正如外交部次長夏立言強調，大陸的因素固然重要，但國際因素與臺灣擁有的衛生實力也是絕對不可忽略的助力。

在國際支持方面，美國與日本一直是最關鍵的友好力量，更曾在2004年投票贊成邀請臺灣以觀察員身份參與WHA。歐盟及加拿大則支持臺灣有意義參與WHO。

這次臺灣以觀察員身份參與WHA，可以說是臺灣登上國際舞臺的一個樣板。因為世界衛生組織（WHO）幹事長陳馮富珍4月28日的書面函，是邀請臺灣以“中華臺北（Chinese Taipei）”的名義，以觀察員的身份出席第六十二屆WHA。

這份正式函件不但對臺灣參與國際組織的努力，具有歷史性的意義，而在實際安排上，也回避了在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的檔中，臺灣被矮化為中國一部分、甚至一省的問題。

考察以往，自從臺灣退出聯合國後，臺灣的名稱在聯合國及所屬專門機構的檔上都被矮化為“中國臺灣（Taiwan，China）”或者“中國臺灣省（Taiwan Province of China）”。但在陳馮富珍發出的這封邀請函中，首度稱臺灣為“中華臺北”。


六、兩岸新局的一個體現


臺灣以“中華臺北（Chinese Taipei）”的名義出席第六十二屆WHA，其後果之一，是已經在大陸人士的意識中產生了巨大的衝擊波。

5月23日，美國的“博訊新聞網”發表了作家解龍的文章《餘秋雨稱臺灣和中國是國際關係》，指出大陸文人余秋雨最近在“人民網”說，臺灣和中國的關係是國際關係。

餘秋雨首先指出：“美國沒有人這樣說，法國沒有人這樣說，日本沒有人這樣說，連臺灣也沒有人這樣說。這次地震一周年，世界各國媒體又都來了，也沒有一個記者這樣說。但是，有幾個黃皮膚、黑頭發的中國人卻這樣說了，而且在國際媒體上振振有詞。 ”這樣就把臺灣變成了一個獨立國家。

餘秋雨其次指出，在臺灣發行的《蘋果日報》是一個“國際媒體”，不是中國的媒體，這樣就把香港也列為外國了。

餘秋雨在大陸地區是知名度甚高的作家，也是極其親近中共官方的文人，其《“桑普”不准繼續污辱中國人》一文，發表在2009年5月22日中共官方的“人民網”。這篇文章確實具有視臺灣為獨立國家的傾向。這一傾向是否代表了中共官方的意見，以及代表了多高層級的官方意見，都值得繼續觀察。


七、大陸開始承認臺灣的國格


繼續觀察的結果很快出來了。最近，高雄市長陳菊在大陸說“中央政府我們的馬英九總統”，大陸有何反應，備受世界各國的關注。現在，大陸涉台學者、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所長余克禮終於對此表態：“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

餘克禮是北京涉台學者中的重要智囊，他的說法多少代表北京目前的對台思維：那就是“大陸開始承認臺灣的國格”。餘克禮5月23日在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訪問時表示，陳菊在尖銳批評聲中踏上大陸，“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她如此表述。余克禮表示，陳菊“登陸”以後，臺灣綠營攻擊馬英九賣台的言論，至少會有所收斂。但陳菊此行是否會激起民進黨調整大陸政策，還有待觀察。

北京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張同新則表示，正如陳菊所言，大陸方面單純聽國民黨一黨的意見是不夠的。大陸表示要寄希望於臺灣人民，就要寄希望於全體臺灣人民。民進党掌握40%的選民支持，大陸能夠與民進黨接觸，有利於以臺灣主流民意來進一步改善兩岸關係。張同新肯定陳菊“比較務實”，實現了兩岸關係又一個突破。他說，民進黨的去中國化、與大陸對立的路線，現在雖然還有市場，但這個市場逐漸縮小，從五一七“嗆馬保台”大遊行中，就能看出端倪。張同新認為，民進党攻擊馬英九的兩岸開放政策，但僵持下去只會使民進黨的形勢進一步下滑。而陳菊這時“登陸”，也有助於馬英九整合島內藍、綠思想，在兩岸開放問題上取得共識。 

但是我們注意到，無論中共如何力圖辯解、解套，最新進展都是“大陸開始承認臺灣的國格”，而這“大陸開始承認臺灣的國格”，就是兩岸複談一年以來最為明顯的成就。


（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第六節 對首屆“海峽論壇”的觀察與建議】


海峽論壇以“擴大民間交流、加強兩岸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為主題，於2009年5月15日至22日在福建廈門、福州、泉州、莆田等地隆重舉行，是迄今為止兩岸最大規模的民間交流盛會，由開幕式和論壇大會、海峽兩岸經貿交易會、海峽文化藝術周、兩岸民間交流嘉年華等四大板塊的十八場大型經濟文化交流活動構成。為了營造熱烈的氣氛、保證這次活動的成功，論壇召開前夕，中共國務院5月14日正式公佈了《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將海西經濟區定位為兩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先試區域。中共還報道國民黨副主席朱立倫說：“海西經濟發展過程，我們絕對不會缺席。”


一、海峽論壇的定調


2009年5月16日，首屆海峽論壇在廈門會展中心開幕，中共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王毅在開幕式上致辭，對首屆海峽論壇的舉辦表示熱烈的祝賀。

王毅的說詞代表了中共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並受大陸其他二十五家主辦單位的委託，對於這次會議進行了定調。他認為，2009年5月16日這一天，“將成為兩岸關係進程中一個重要和值得紀念的日子。因為，迄今為止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範圍最廣的兩岸大型民間交流活動——首屆海峽論壇即將從這裏拉開序幕。”王毅也對對臺灣二十八個主辦單位的共襄盛舉，表示衷心的感謝。

王毅表示，海峽兩岸這麼多鄉里鄉親、兄弟姐妹共聚一堂，標誌兩岸民間交往邁上了新臺階、進入了新階段。也充分表明兩岸民眾已是兩岸交流和往來的主體，正在成為推動兩岸關係不斷前行的核心動力。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臺灣海峽和平穩定，就會使得中華民族在兩岸同胞的合作與奮鬥中實現偉大的復興。

中共交通運輸部5月16日在海峽論壇活動“兩岸海上直航圓桌會議”上，宣佈了關於進一步促進兩岸海上直航的九項政策措施。業者指出，這些措施將推動兩岸海上直航進一步接軌，並建立起健康有序的兩岸海運環境。 


二、海峽論壇的規格


在中共的系統中，“規格”不僅是禮儀性質的，也是權力性質的。在廈門開幕的海峽論壇，賈慶林、周鐵農等出席了。

在海峽兩岸各界人士六千五百餘人出席論壇開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出席論壇並宣佈開幕。而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中國榜樣公益活動組委會領導周鐵農，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錢運錄，全國政協副主席、臺盟中央主席林文漪，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羅豪才，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中共福建省委書記盧展工等人，更是傾巢出動。規格之高已經是第一流的了。

全國政協是中共最高的統戰機構，其主席賈慶林在首屆海峽論壇大會上致辭，深具禮儀規格方面的意義。

他說“我很高興和來自海峽兩岸的各位同胞一起，共同參加首屆海峽論壇”的時候，顯然不僅僅是以大陸方面的領導人自居，而是以一個“中性的”身份在說話。這個中性的身份，旋即被他自己解釋說：“受胡錦濤總書記的委託，我代表中共中央，對首屆海峽論壇的舉辦表示熱烈的祝賀！向所有前來參加論壇活動的兩岸同胞特別是臺灣各界鄉親，致以誠摯的問候！”

這是十分耐人尋味的。中共在自居為大陸人民的領導者的同時，也企圖扮演臺灣人民的領導者。這種含義大概是為以下的遠景打基礎的：

“兩岸民間交流是凝聚兩岸同胞意志、共同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中華民族是擁有燦爛歷史的偉大民族。幾千年來，我們的祖先為人類文明發展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備受外國列強欺淩，中國人民飽嘗國運衰敗的慘痛。一代又一代中華優秀兒女為拯救民族危亡而奮起抗爭，為振興中華民族而頑強拼搏。今天，兩岸關係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向前大步邁進，中華民族正迎來實現偉大復興的重要機遇。當前，擺在兩岸同胞面前的歷史性任務，就是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新的形勢下，兩岸民間交流應當更深入、更廣泛、更持久地開展下去，以促進兩岸同胞增強民族意識、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力量。我們堅信，海峽兩岸中國人有能力、有智慧克服各種困難，消除各種分歧，把兩岸關係的前途掌握在自己手中，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共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輝煌與榮耀。”

我們認為，賈慶林小心翼翼地收起了“一國兩制”的圈套，而搭起了“一族兩岸”的平臺。所以他說：“海峽論壇是加強兩岸民間交流的一個重要平臺。我們真誠希望參加論壇的兩岸同胞在親和熱烈中感受真情，在交流互動中加深瞭解，在平等參與中增進共識。讓我們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心連心、手牽手，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為中華民族繁榮昌盛，共同努力奮鬥！”


三、空前的統戰活動


首屆海峽論壇力爭臺灣二十五個縣市悉數出席，從而構成一次空前盛大的統戰活動，而不僅僅是一個“論”壇。

廈門鼓足了吃奶的力氣，力爭臺灣二十五個縣市都派代表參加。廈門市副市長黃菱為此表示：首屆海峽論壇是在已成功舉辦三屆“海西論壇”基礎上發展擴大並更名的一場大型兩岸交流活動，採取“省部共辦、兩岸合作”的方式運作，由大陸國台辦等二十五個部委與福建省政府共同舉辦，邀請臺灣二十七個代表性民間機構參與主辦。

海峽論壇在廈舉辦的系列活動有十五項，包括開幕式、“中華情、海峽緣”大型文藝晚會、論壇大會、鄭成功文化節、海峽兩岸中醫藥發展與合作研討會、中國書法家協會海峽兩岸創作交流基地揭牌及海峽書法論壇等活動、兩岸海上直航圓桌會議、海峽旅遊論壇、海峽影視展映展播周、閩台姓氏族譜和涉台文物展暨宗親懇談會、閩台傳統武術交流大賽、兩岸青年社團負責人圓桌會議、海峽兩岸大學校長研討會等活動。

論壇期間，與會的兩岸人士展開了一場從“海西經濟區”到“海峽經濟區”的經濟暢想：從建設海西起步，通過兩岸優勢互補、產業對接、區域整合，最終建成涵蓋海峽西岸與臺灣地區的海峽經濟區。“兩岸兄弟同心，共謀發展，海峽經濟區必將成為中國又一重要的經濟繁榮區。”臺盟中央主席林文漪說。

對此空前盛大的統戰活動，中共新華社的評價是：“借民智開啟兩岸關係新棋局。一個更為廣泛的、以基層民眾為主角的兩岸交流時代正悄然來臨。借民智開啟兩岸關係新棋局，首屆海峽論壇對促進兩岸和平發展的意義，廣受海內外輿論讚譽。”很明顯，這其實就是中共的具體的職能部門，在落實胡錦濤“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謀略佈局。


四、賈慶林講話可資利用


賈慶林在論壇大會上說：“兩岸交流歸根到底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歸根到底要靠兩岸同胞共同推動。” 而

參加首屆海峽論壇的臺灣世界曾氏宗親總會秘書長曾清誠則呼應說：“我覺得兩岸就是要多加瞭解才會更加相親相愛。”

為了強化統戰效果，無神論的共產黨，竟然把宗教來進來作為道具：由臺灣直航湄洲的臺灣客輪“海洋拉拉號”緩緩停靠在福建莆田湄洲島客運碼頭，拉開了首屆海峽論壇的序幕。船上的四百多名臺灣媽祖信眾代表了島內北、中、南地區的十五座媽祖宮廟，他們和其他兩千多名臺灣信眾一起，來到媽祖故鄉向媽祖進香。

除了宗教道具，其他道具也粉墨登場：兩岸海上直航圓桌會議、兩岸青年社團負責人圓桌會議、海峽旅遊論壇、海峽兩岸大學校長研討會、海峽兩岸中醫藥發展與合作研討會、海峽兩岸傳統武術交流大賽、海峽兩岸書法論壇、鄭成功文化節、閩台姓氏族譜和涉台文物展暨宗親懇親會、海峽影視展映展播周、海峽巾幗健身大賽、海峽兩岸經貿行業協會對接會、海峽經濟區高層研討會……令人目不暇接的論壇活動，涵蓋了宗教、經濟、文化、醫藥衛生、體育等方方面面。兩岸各界人士面對面的直接交流與互動，都為統戰活動留下了眾多精彩片段。 

“我知道這裏以前是戰地，但是當走下飛機的那一刻，我覺得它真像我的家鄉台中。”論壇開幕式主持人、臺灣東森電視臺主播吳宇舒這樣談論對廈門的感受。“很輕鬆也很親切，就像回家了，和親人見面敘敘。”臺灣農民朋友如此評價與大陸同胞的交流。 

但是，中共的政治是無所不在的。即使在表面的熱鬧之下，也還隱藏了冷峻的現實：“臺灣和福建都在中國的東南，而在中醫理論中，東、南分別代表五臟中的心、肝，閩台就是我們的心肝寶貝。”臺灣區制藥工業同業公會中藥經營委員會主任委員李威著說。 “一個中國”的核心思想躍然紙上：“中國人，同是華夏好子孫；中國人，海角天涯一條根……”“中華情•海峽緣”綜藝晚會上，由兩岸三位京劇名家同台演唱的京劇《我是中國人》，唱出了兩岸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自豪感和使命感，贏得了台下兩岸票友的滿堂彩。 


五、賈慶林講話還有授權


2009年5月27日，中共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舉行新聞發佈會。國台辦新聞發言人楊毅回答記者提問。

廈門衛視記者故意提問說：5月26日的“胡吳會”，胡錦濤特別提到了兩岸各界剛剛舉辦的海峽論壇，凸顯了兩岸民眾的參與互動，請問楊毅如何評價海峽論壇取得的成果？像這樣一個論壇，未來會不會以常態的形式固定下來，一年舉辦一次？ 

楊毅回答說：首屆海峽論壇已於5月22日在福建閉幕。海峽論壇以“擴大民間交流、加強兩岸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為主題，在兩岸有關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海峽論壇取得圓滿成功，體現出如下三個主要特點：一是民間性，二是實效性，三是營造了互動交流、親和熱烈的氛圍。至於今後多長時間舉辦一次，楊毅認為“舉辦的時間要由論壇組委會聽取各方意見，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來決定。”

中共不僅利用“胡吳會”來為海峽論壇背書，還用民進党前主席許信良來為海峽論壇造勢：“兩岸民間交流過去也有，但第一次這麼大規模，這麼多各行各業的民間人士參加，我覺得很有意義。”中共報道許信良說他贊同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王毅在論壇上說的“兩岸關係的轉變，根基在民間，動力在人民”。 

顯然，中共有意利用“海峽論壇”不斷滲透臺灣。那麼臺灣如何才能有效因應，為自己爭取更大的利益呢？


六、我們建議“一族兩岸”


這次海峽論壇使得大陸出臺八項惠台政策，內容包括組織一些行業的骨幹企業赴台投資考察、擴大對台產品採購、鼓勵支持台企拓展大陸市場並參與大陸基礎設施和重大工程建設、今年爭取大陸居民赴台人次超過六十萬、推動協商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等。其結果將推動陸資入台、兩岸協商建立經濟合作機制取得實際進展。從建設海西經濟區起步，兩岸共同創造涵蓋海西與臺灣地區的區域經濟榮景。 

中共許願說：這些措施意味著陸資入島將取得實際進展、更多的臺灣產品可以進入大陸市場、台企將得以分享大陸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帶來的利好、大陸遊客今年將給臺灣帶來近十五億美元的經濟效益、兩岸在建立經濟合作機制上觀點接近並可能因此在年底舉行相關協商……在兩會就陸資赴台達成共識後的第二十一天，中共的商務部、國台辦正式發佈了《關於大陸企業赴臺灣地區投資或設立非企業法人有關事項的通知》，明確了陸資入島的辦理程序。 

中共文人極力渲染說：“從達成共識到拿出具體措施只花了短短二十多天，顯示出大陸方面對於推動陸資入台的誠意和信心。”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李文溥教授認為。福建省紡織行業協會會長王啟明說，辦理程序的明確化為陸資入島鋪平了道路。 

面對上述情勢，我們建議，臺灣可以將計就計，利用中共營造的氣氛和賈慶林有關講話，用“一族兩岸”來代替“一國兩制”，正式打造兩岸政治關係的新局。“一族”就是“中華民族”，“兩岸”就是“海峽兩岸”。“一族兩岸”，可以打破“官方或是民間”、“政黨或是政府”的兩難選擇，可以融合“官方與民間”、“政黨與政府”的雙重身份，為了進一步開拓兩岸交流，發揮實際功效。“一族兩岸”，既是對政治現實的表述，也是對禮儀規格的恪守，還是對兩岸各自利益的厘清。可以避免一方得益、一方受損的陷阱，從而為兩岸雙贏，取得最大的戰略空間。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七節 臺灣開放陸資來台的機會與挑戰】


一、臺灣開放一百九十二項陸資來台


中共方面非常重視“臺灣開放陸資赴台”，其“人民日報海外版”立即發表權威評論，認為這是“兩岸攜手賺世界的錢”，“人民日報海外版”幷配套報道“陸資未至效應已顯、台股大漲、島內房市惜售”，“臺灣當局放寬兩岸匯款限制以配合陸資入島”，“為防陸資炒樓、臺灣當局規定陸客買房滿三年方能轉手”等。

“人民日報海外版”原文指出臺灣開放陸資赴台“試辦意味濃厚” ：“臺灣經濟部6月30日公告，開放一百九十二項陸資可來台投資項目，即日起受理申請，正式開啟兩岸雙向投資時代。首波開放項目包括製造業、服務業、公共建設，以島內發展成熟的產業為主，試辦意味濃厚。”“雖然只是一個管理辦法，卻是兩岸關係發展史上的一項重大突破，打破了兩岸經貿關係三十年來間接、單向、極端不對等的局面。這個管理辦法可謂千呼萬喚始出來。兩岸聯起手來賺世界的錢，這句出自臺灣政治人物之口的話，本應是兩岸最大的共識，卻走過漫長的三十年才得以實施，大陸為此一直不懈努力。1979年大陸提出兩岸“三通”的目標後，上世紀80年代起就有臺灣企業開始到大陸“試水”。1988年6月，大陸公佈了《關於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開啟了台商赴大陸投資的坦途，大陸沿海地區相繼成為台商“臺灣接單、大陸生產、香港轉口、海外銷售”的加工基地。針對台商在大陸投資經營中出現的現實問題，1994年大陸頒佈《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2008年4月，海協會、海基會達成開放陸資赴台的共識後，5月17日，大陸公佈《關於大陸企業赴臺灣地區投資或設立非企業法人有關事項的通知》，為兩岸間的經貿互動率先邁出一大步，幷依據臺灣開放的投資項目，組織電子、紡織、商貿服務及公共建設等大型考察團，陸續赴台考察投資環境，展現出最大的誠意。”

現在中共方面最為擔心的則是：“陸資入台是兩岸關係的一大突破，但突破之後將面臨不小的挑戰，達成雙贏的目標還需要更多的智慧和信心。據臺灣有關主管部門透露，近期已接獲很多咨詢，包括國航、全聚德等大陸知名企業。但投資是複雜的經濟活動，不是一夜而起的熱潮，更不可能短時間達致帶動島內就業、實現互利互惠的目標。要令陸資入台健康發展，要有穩行致遠的耐心，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小者傷害企業，大者影響來之不易的兩岸經貿互動。 此外，臺灣的土地成本、人力成本、生活成本都高於大陸，如何揚長避短，帶動大陸企業的投資熱情？當陸資入台起步後，臺灣主管部門還需面對現實，認真研究新情況新問題，及時調整有關規定，幷保證大陸企業的權益。對於大陸企業來說，投資當然意味著風險，所以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應對準備，將收益最大化，風險最小化。雖然兩岸間你來我往三十年，在各領域都有廣泛的交流與合作，但陸資入台還是第一遭，臺灣的管理規定、行業水平、企業信用包括勞工制度等對於大陸企業還是陌生的，此時也就需要趕考補課。入境隨俗，遵守規定，尊重當地的風土人情，也是大陸企業在島內順利發展要走的第一步。”

 

二、陸資來台怎樣“施展手腳”


臺灣經濟部6月30日下午宣佈“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和“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台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生效，即日起受理陸資來台投資申請。由此，陸資赴台進入實質運作階段。第二天7月1日上午，中共“新華網”記者就第一時間連線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的專家朱磊教授，剖析陸資赴台對臺灣經濟的影響以及對兩岸經貿交流的深遠意義，這顯然是有備而來。朱磊的回答也就體現了中共方面的相關思考，值得我們重視。朱磊指出：第一，臺灣開放的領域，在這些行業裏面，大陸企業才能到島內投資，如果人家沒有開放，那個領域根本不可能投資。第二，雙方要都批准你才能去投資，大陸這邊有商務部批准，臺灣那邊要由他們的經濟主管部門批准，雙方都批准了，你才能到島內投資。第三，企業要有實力和能力。因為到島內投資不是說去了就能賺錢，要有自己的能力，如果實力不夠，別人也不一定歡迎你去。

朱磊之短期觀察是：第一，大陸資金到了島內可以緩解臺灣當局進行公共建設籌資方面的不足。第二，對於島內的股市可以提升信心，讓它在短期之內有比較好的表現。第三，在島內投資人信心恢復的同時，也可以激勵外資到島內去投資，可以促進外資的進入。第四，有利於臺灣經濟擺脫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儘早走出低谷，進入回升階段。 

朱磊之長期觀察是：第一，陸資來台可以增進兩岸的產業合作，產業合作的程度會加深。第二，對於企業來講，可以有更多的發展空間。第三，兩岸可以借此進入更深一步的經濟大合作。第四，有利於臺灣建設全球運送中心，因為它可以吸引包括陸資、包括外資等來自於世界各地的資金，對於經濟戰略全球運送中心都是有很大幫助的。

朱磊還提出：準備赴台大展手腳的陸資在以下方面需要謹慎行事：第一，市場調研一定要充分，要考察島內的市場適不適合你去投資，會不會有足夠的盈利機會。第二，對於投資策略要有細緻的考慮，這個包括臺灣當局的開放政策以及配套措施是不是充分，以及未來如果島內政治形勢有所變化，因為臺灣畢竟是兩黨格局，如果政權有輪替，會不會影響你的投資。因此你要考慮到島內投資是長期的還是短期的，你要有規劃，要和島內的整個形勢聯繫起來，這是投資策略方面。第三，考慮投資的環境，主要是人文環境方面，就是它的服務是不是到位，選取投資的地點是否合適。如果你在那兒設一個廠恰好是深綠選民比較集中的地區，對你會有一些負面影響，這些因素都要考慮進去。 

此外，中共其他人員還考慮到了“如果臺灣再次出現政黨輪替，如何保證大陸企業的投資安全”，以及“赴台陸資在臺灣是否會形成雙贏的局面”等大格局方面的議題，幷認為陸資來台“會形成雙贏的局面，因為這個本身就是一種市場行為，大陸企業到島內去投資一定是有利可圖才去得，不會說是賠錢還要去投資。對於島內來說，在現在金融危機背景下，有大量的資金注入，這個對於刺激經濟活力也是有很大幫助的”。 


三、開放陸資不會門戶洞開


針對陸資登臺，大陸方面是一面倒地贊同，沒有反對的聲音；臺灣本身則有不同看法，這是民主社會的特點。因為臺灣民主、大陸專制，才會有人質疑陸資來台將衝擊就業機會、甚至造成臺灣門戶洞開的風險……但是經濟要從宏觀角度來看，臺灣目前開放陸資有限，是走一步，觀察一步，不是馬上開放很大。馬英九總統就指出說，陸資登臺不會影響臺灣的就業，反而會增加臺灣的就業。例如旅行社行業的大陸投資，就雇用了很多臺灣人。馬總統指出，正是為了防止門戶洞開，才會先開放很少項目，到現在不過才一百多項，而且採取正面表列。採取正面表列也就是要限縮的意思，所以可能影響國防、國安的，都沒有開放，甚至包括中草藥也沒有開放。以目前開放的情況來看，算是相當謹慎，沒有門戶洞開，例如大陸勞工，到現在也一項都沒開放。

確實的，正如馬總統所說，臺灣去大陸投資，但不讓大陸的資本進來，似乎並不合理，也不公平。與大陸發生經貿關係，幷不會危害臺灣，反而對臺灣有益。例如臺灣的勞力密集的產業到了大陸後，不再被美國經常放上301條款，台商可以照樣賺錢。否則，沒有台商去投資，大陸不會進口臺灣的東西。每年臺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也是台商在大陸努力經營的結果。

長久以來，兩岸經貿交流呈現出不對稱的局面。自1980年代開放台商對大陸地區投資，迄2009年5月為止累計核准投資金額已逾七百七十一億美元，但因卻未開放陸資來台投資，導致兩岸資金流動呈現失衡狀態，不僅造成臺灣資金大量外流，也讓兩岸產業資源之配置及流通受阻。

傳統產業臺灣人力、土地等成本相對較高，因此幷不對陸資產生高度吸引力；而臺灣領先的科技領域，比如高科技，電子、光電等方面，則是臺灣競爭力的命脈，亦不適合全面開放。因此最適合開放的首推服務業，其次是房地產業，同時房地產業亦可帶動服務業；再者就是一些兩岸技術、資源互有優勢的產業，例如：與陸資合資生技中心、以臺灣ＤＲＡＭ產業的技術結合大陸豐沛的資金和廣大市場。

遵循這樣的思考，目前開放陸資的第一波項目都是較不敏感的製造業與服務業，這些項目大部分都已開放企業赴大陸投資。至於對陸資最具策略投資價值的電子產業，如半導體、面板製造業等都還未開放，電子零組件僅開放被動元件。整體而言，這是很好的開端。另外，現在正值全球金融海嘯衝擊，政府財政壓力驟增，引進陸資挹注部分公共投資可減輕政府籌資支應公共支出的負擔，因此政府這項新政策像是及時雨，而且一箭雙雕。一方面有意引進資金，活絡臺灣資本市場，以期帶動實質生產的效能，幷使企業免為籌資短絀所苦；另一方面又期望能創造兩岸的和平紅利，提升國際投資人對臺灣市場之信心。


四、陸資來台的機遇與挑戰


陸資來台是好事，然而卻是多磨：2008年迎來轉機，2009年4月兩岸兩會就陸資赴台達成了原則共識，5月，大陸公佈了陸資赴台的申請審批程序，6月30日，臺灣公佈“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陸資入台的政策法令障礙至此完全被排除。只是中共方面認為：即使到了如今，兩岸經濟關係也還只是“基本正常化”，而非“完全正常化”。一是雙向投資方面，臺灣對陸資的限制性措施仍然較多；二是雙向貿易方面，臺灣至今仍然禁止大陸兩千多項產品進入。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非就稱，臺灣對陸資首批開放了百多投資項目，說明陸資赴台正式從試探階段過渡到起步發展階段，兩岸雙向投資時代已經來臨。他具體分析說：這次臺灣開放了百個項目，其中製造業六十四項、服務業二十五項、公共建設十一項，幷不意味著陸資在每個項目的機會均等。陸資在兩岸互補性強的產業中機會較多，例如物流、餐飲、旅遊等傳統服務業，以及科技研發、電子資訊、生物醫藥等高科技產業。

他抱怨說：臺灣當局從3月至5月間，陸續推出了生物科技、綠色能源、休閒觀光、醫療服務、精緻農業、文化創意等六大新興產業的實施方案，這些產業需要大量社會資本進入，陸資當可大有作為；而且，這些新興產業代表了未來發展方向，前景可期。然而，面板、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暫未列入開放項目，開放項目大部分為製造業。李非認為，島內製造業發展非常成熟，利潤微薄，陸資營利空間不大，投資島內服務業的機會大，特別是具有品牌優勢的大陸企業如青啤、全聚德、阿裏巴巴等，在島內具有一定知名度，容易拓展市場。陸資如果要投資島內製造業，應與具有人才、研發、設計優勢的領域和行業合作。

我們認為，開放陸資來台，也是回歸正常的市場機制，讓“看不見的手”能夠發揮作用，指導資源的有效分配與利用。過去兩岸不通或半通的時代，其實是以政府的手取代看不見的手，以保護為名，築起了密不透風的城牆，也因此箝制了臺灣的機會。而兩岸合作確是未來的趨勢，開放陸資來台投資，將有助於充裕臺灣產業資金及活絡金融市場，擴大兩岸產業合作的領域，共同合作開拓大陸及國際市場，有利臺灣成為全球運籌中心。


五、陸資來台與兩岸現實


陸資來台不是孤立的被動的，而是臺灣主動採取的偉大戰略，其結果就是把握了全球化時代的脈動，打破了中國傳統的迷思、創造了兩岸的新格局。

我們可以把臺灣開放陸資來台和馬英九總統當選國民黨主席，以及兩岸之間的最新互動，進行密切的觀察，這樣就可以發現：臺灣開放陸資來台，絕不僅是一個財經方面的動作。

馬英九總統7月26日以93.87%的得票率，當選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在記者會上向北京喊話，提出“正視現實、建立互信、擱置爭議、共創雙贏”十六字訣，希望兩岸在此原則下，共同追求和平繁榮。

馬總統十六字訣，與胡錦濤去年見連戰時的十六字箴言“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有十二個字完全一樣，不同的是馬總統先提“正視現實”，胡錦濤則將“求同存異”放在第三順位。在馬總統“正視現實”的思想指導下，這次胡錦濤的賀電與覆電，是在兩黨分為兩岸執政黨的情況下，所進行的党的領導人的函電往來，創下兩岸互動的歷史。胡錦濤依慣例是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名義發出賀電，但是我們可考慮到，馬總統雖然當選党主席，但仍未正式就任，因此胡錦濤的賀電這已經超越了政黨之間的互動，而是兩岸領袖的直接過招。在此觀察之下，馬總統的複電僅以“馬英九”三字發出，就更是耐人尋味的——雖然沒有加上中華民國總統等頭銜，但實際已經獲得大陸方面的默認。此外，雙方還都在電文中，都以親自簽名署名，以表達正式與尊敬的意涵。凡此種種，都具有深意。

可以預期：在馬、胡兩位領袖的良性互動之下，兩岸新局必能化干戈為玉帛，在推動兩岸和平的同時，也能造就一個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在馬總統的帶領下，臺灣必能別開生面，引領華人世界、推動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走向健康發展。只有這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處理兩岸關係，才是最大程度地實現了馬總統所說的“正視現實”。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第八節 馬英九當選党主席對未來國共互動與兩岸關係影響之評估】


一、中共觀察馬總統當選党主席


7月26日馬英九總統以得票率92.51%的高票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主席，黨政領導重新合一。這樣的改變，必將強化臺灣對於中國大陸的談判地位，對臺灣利大於弊，因此中共對此十分在意。

馬總統當選党主席之後，胡錦濤立即以“中共中央總書記”名義給“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馬英九先生”拍發了賀電，而馬英九隨即也透過國共平臺，回復賀電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錦濤先生”。此番公開電報往來，雖然內文篇幅不多，卻是積極互動，普遍認為象徵兩邊領導人的默契，有意藉“党主席”身分，繞開國家主權爭議，進行友善溝通。 

另外一面，雖然輿論對於馬胡二人近期藉由國共平臺見面進行高度揣測，但馬總統7月29日接受聯合晚報專訪時，指出兩岸現在剛剛開始融冰、搭橋，如果雙方領導人馬上碰面，會變成走在搭橋融冰工作前面。此外，由於臺灣社會對兩岸關係的發展速度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他情願謹慎一點。這是馬總統非常英明的部署，因為在現階段，如何處理好內政問題才是臺灣最重要的議題，大陸政策的步調保守一些，對臺灣的安全更為有益。

馬總統的這一立場引發中共方面的疑忌，一篇顯然是用筆名署名“肖永國” 的文章，專門討論了“馬英九兼任党主席與兩岸關係的發展隱憂”。筆名為“肖永國”的中共評論員注意到，在馬英九當選新任党主席的7月26日，同一天發生了另外兩件事：1、“台獨”引以為驕傲的“體育政治化”的高雄世運會結束，民進黨勢必引發新一輪的鼓吹“台獨”的宣傳戰； 2、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賈慶林一同出席了由海峽兩岸藝術家共同組建的海峽和平交響樂團的首場演出，並捎來2005年“胡連會”達成的兩岸五項和平願景將成為馬英九黨綱的消息；如果把這些事情做一個“政治串聯”，就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兩岸現實和未來的政治展現。“肖永國”分析，在以上背景下，兩岸執政黨的政治家隨即利用7月27日互相往來的“政黨賀電”開展了一場政治輿論的主導攻勢。通過該輿論宣傳，兩岸維護“和平發展”的政治力量希望實現六個方面的目標： 

1、衝擊“台獨”利用高雄世運會操縱臺灣政治輿論的勢頭； 

2、把臺灣政治輿論聚焦到兩岸“和平發展”的關係上； 

3、推高馬英九兼任党主席的政治意義； 

4、延續兩岸關係深化發展的政治氛圍； 

5、鼓舞馬英九推進兩岸關係的政治信心； 

6、支持馬英九落實“胡連會”的政黨共識； 

透過兩岸的政治宣傳，中共認為，“我們需要深度分析馬英九兼任党主席後對兩岸關係發展的政治影響。這就不得不提此次主導兩岸政黨輿論宣傳戰的政治推手：中國國民黨副秘書長張榮恭。”


二、中共認為國民黨內有路線鬥爭


肖永國《馬英九兼任党主席與兩岸關係的發展隱憂》一文明確指出：“在中國國國民黨內，始終存在堅持不同兩岸政治觀點的路線之爭。在兩岸關係的發展中，真正主張和推動兩岸和平發展的代表人物非連戰先生莫屬。連戰先生有三大核心幕僚，即文膽李建榮（連戰先生的筆桿子）、武膽張榮恭（連戰先生的急先鋒）及代言 鄭麗文（連戰先生的發言人）。這三大核心幕僚，儘管遭遇了中國國民黨的諸多政治變化，但是在近年來歷次重大的兩岸歷史事件中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是有目共睹的。”

中共認為，這三大核心幕僚中的張榮恭先生，尤其得到重視：“張榮恭先生一年多來，面對不斷調整變化的馬英九執政當局，以其卓越的政治見識和政治格局，為兩岸關係的定位和發展做出了突出的政治貢獻。” 

該文認為，張榮恭最為世人稱道的政治貢獻是： 

1、政治穿針引線；推動兩岸2005年春節包機業務。首戰告捷後，張榮恭等人赴北京，最終敲定了連戰訪問大陸的行程。

2、共創兩岸和平；張榮恭早在1995年做“總統府”“國家統一委員會”研究委員時就建議建立兩岸政治和社會的“和平緩衝區”，並率先提出“兩岸經濟繁榮帶”的概念。實現了從台閩兩地經濟便捷的雙向互動，獲取穩妥的經驗。愈為密切的台閩關係，愈有助於台海軍事緩和化，為“台海和平區”創造條件。

3、兩岸政治定位；2008年張榮恭敏銳的抓住馬英九紀念“金門炮戰”提出“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不能再重演內戰”的政治機會，把中華民族和“內戰觀”結合論述，形成了馬英九的兩岸路線。特別在2009年4月日本分裂中國的政治勢力拋出“臺灣地位未定論”後，在張榮恭等精通兩岸關係的政治精英的引導下，馬英九堅持兩岸關係的中華民族和“內戰觀”結合的歷史定位的基礎上，根據臺灣“憲法”確立兩岸關係是同一個中國主權和領土的對等的“特殊政治關係”。

4、張榮恭等人的政治堅持與馬英九對兩岸關係的主張完全符合。馬英九的“競選”的兩岸目標就是達成“兩岸和平架構”、建立“經濟合作機制”、透過兩岸協商擴大臺灣參與國際活動的空間 、共同發揚中華文化等。不僅如此，2008年12月底胡錦濤的六點講話，作為大陸方面推動兩岸關係全面正常化的指導綱領，已和馬英九的政見形成善意互動。兩岸在“馬政見”與“胡六點”間，求同存異，穩健前進，建立兩岸良性循環，強化兩岸和平發展，合力振興中華民族。這是兩岸政治精英創造的前所未有的歷史契機。 

5、除此之外，張榮恭等人的貢獻還有很多，如堅持“國共平臺”與“兩會制度化協商”的分際等重大政治是非上，臺灣政治精英的政治眼界也是堪稱典範的。 諸如張榮恭一樣“懂兩岸關係”、“熟悉兩岸事務”的臺灣政治精英還有很多，基於篇幅，不一一贅言。正是在這些“懂兩岸關係”、“熟悉兩岸事務”的臺灣真正政治精英的主導下，兩岸關係一年來呈現出新的發展格局。 

6、馬英九執政當局堅持的兩岸關係的政治定位，與李登輝主張的“特殊國與國”或陳水扁的“一邊一國”劃清了界限。馬英九依循國民黨一貫的政策綱領，務實定位兩岸關係，從而恢復了兩岸制度性協商，也恢復台美互信。而這種立場，不僅完全無損臺灣尊嚴，兩岸和解對話與“和平發展”的空間，也都豁然而開。 


三、中共分析馬總統當選党主席之利弊


中共在澳門的《新華澳報》刊文指出，馬英九兼任党主席，有利於黨政協調，至少是能使立法院國民黨團更加聽從指揮，不要再在審議“法案”時諸多扭擰。從而改變掌握了絕大多數議席卻立法效率不高，令馬當局拼經濟的計劃“塞礙難行”的局面。馬英九接任党主席的佈局，不僅著眼在“黨政合一”，更重要是長遠的改革計劃。國民黨內龐大陣容、已趨形式虛位化，被外界評為“八仙過海”、涵蓋老中青三代的副主席職務，將朝黨政協調的“功能化”設計，透過實質任務的副主席團，擺脫過去“酬庸大老”的性質，給予每位副主席實質的職務分工。 

但與此同時中共警告說，馬英九兼任党主席也要冒很大的政治風險，因為如此一來，相當於喪失了一個重要的“緩衝地帶”，國民黨內任何需要協調的事情，都要他去解決，這將使他直接暴露在“火力”面前，無法回避也無法躲避，如果馬英九無法做好平衡，領導權威就會大受削弱。尤其是今年底的縣市長選舉，兵凶戰危，如果國民黨在執政的有利條件下選得並不理想，按慣例馬作為主席就得引咎辭職。

中共還預測馬英九兼任党主席後發展兩岸關係的新格局是：“兩岸執政黨先行”→“工商業群體受益” →“臺灣民間力量推動” →“政治和社會形態改變” →“兩岸政治關係發展”。

1、“兩岸執政黨先行”就是通過兩岸執政黨合作形成發展兩岸關係的動力和主導，牢牢把握維護統一的兩岸政治力量對兩岸關係發展的領導權； 

2、“工商業群體受益”就是緊緊抓住兩岸經貿文化的紐帶，加強和鞏固兩岸關係的經貿文化基礎，創造“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兩岸關係發展趨勢和潮流； 

3、“臺灣民間力量推動”就是利用臺灣“小政府、大社會”的發展格局建立兩岸持續深入的社會關係，改變臺灣民眾對大陸的仇視、對立和對抗的社會意識，建立客觀、積極、善意的兩岸社會關係； 

4、“臺灣政治和社會形態改變”就是通過兩岸點滴的政治和社會積累，創造兩岸共同的利益和威脅，形成“一個中國的政治認同”、“兩個政治實體合作執政”、“一致對外的政治關係”、“開放發展的兩岸和諧”的政治與社會格局。 

5、“兩岸政治關係發展”是對以上四個方面共同構成的兩岸政治和社會結局，臺灣執政當局通過兩岸政治協商的方式做出的最後政治認同或確認。 

顯然，上述幾條分析多少是中共自己的一廂情願，甚至是中共自己故意炮製的宣傳，中共慣於通過類似的“預測”，來製造輿論、引導未來兩岸局勢的發展。


四、中共憂慮國民黨親中派後繼乏人


中共既然已經指認國民黨內部存在路線之爭，就無形中在國民黨內部分出了“親中派”與非親中派。肖永國《馬英九兼任党主席與兩岸關係的發展隱憂》認為，馬英九兼任中國國民黨主席雖然是一件大事，但是“站在發展兩岸關係及推進兩岸政治協商的立場上而言”，這卻“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兩岸最重要的事情是兩件”：

1、臺灣當局必須延續和發展兩岸共同制定的“和平發展”、“和平統一”的兩岸政策； 也就是促進親中派路線。

2、臺灣推進“和平發展”、“和平統一”的黨政骨幹人才必須保留、發展和壯大；也就是要培植親中派人士。 

中共擔心，古語說“人亡政息”，就是強調，政治骨幹人才對政治格局具有主導發展的作用。一旦發展兩岸關係的人才流失了，即便兩岸或中國大陸有多麼“聰明”或“高明”的政策，也是於事無補的。然而，這一擔憂並非“空穴來風”或“杞人憂天”。 因為臺灣主張“和平發展”的領軍人物中，連戰先生七十三歲，張榮恭先生五十九歲，其他骨幹人才也都是五十歲以上的年齡。臺灣真正“懂兩岸關係”、致力於發展兩岸關係的人才，後繼堪憂。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 

中共擔心，當今臺灣四十歲左右的中青年人才，都是經過李登輝和陳水扁“政治獨化”的群體。這其中，能夠有很深的“中國歸宿”和“祖國大陸”情感的政治和社會群體，可以說是“鳳毛麟角”。以目前兩岸關係緩慢的發展速度而言，兩岸能形成共同的歷史和現實認同，至少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所以，當前對兩岸主張“和平發展”、“和平統一”的政治力量而言，最緊迫的問題是真正懂兩岸關係的臺灣中青年人才的選拔、培養、鍛煉和使用。這才是中長期臺灣或兩岸最急迫的政治問題。 

中共總結說：總之，對“發展兩岸關係”和“推進兩岸政治協商”而言，只懂得“政治收割”的馬英九先生並不可靠。越是在兩岸大力吹捧馬英九兼任党主席的時候，真正關心兩岸關係發展的政黨和民眾越是應該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 

中共的上述看法顯然代表了一種廣泛的憂慮。“肖永國”《馬英九兼任党主席與兩岸關係的發展隱憂》一文顯然大有來頭，試圖製造一些分化與紛爭。中共的這種憂慮，體現出對於馬總統的極不信任。他們認為，本質上，馬英九在兩岸關係的發展史上，無論其本人是否兼任中國國民黨党主席，都無可避免的扮演著“過渡者”的歷史角色。不僅如此，以馬英九兼任党主席為標誌，馬英九在臺灣政治和社會的認同度開始持續走“下坡路”。馬英九為了挽回其政治形象，“凸顯兩岸政治分歧”、“設置兩岸政治屏障”等方式就成為馬英九最快捷的政治選擇。其政治結果就是：“兩岸關係的發展”不可避免的成為馬英九維護其“政治形象”的政治犧牲品。更有甚者，在兩岸複雜的內外環境下，兩岸關係出現波折、翻覆或倒退都是有可能的。 


五、中共捏造“2012年胡馬會”消息


面對上述這種並不讓中共滿意的局勢，中共正在調動起龐大的黨政情治機器，力圖扭轉局勢發展的方向，其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炮製和施放謠言。儘管馬總統一再強調，沒有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面的計劃。不過，中共卻通過各種渠道製造輿論，反復宣傳說：“國民黨黨政人士分析，考慮到臺灣內部情勢，胡馬會在2012年登場的機會最大。國民黨黨政高層表示，以目前臺灣內部的氣氛，現階段如果馬英九登陸，勢必引起綠營非議。2012年5月馬英九若順利連任，民意基礎將較現在更堅實，加上兩岸可能進一步討論和平協議等議題，屆時胡馬會應水到渠成。”

中共的這個宣傳其實是破綻百出的。從基礎語文分析看，如果真是“國民黨黨政人士分析”，其用語一定是說“馬胡會”，而不會說“胡馬會”。現在中共頻頻轉述“國民黨黨政高層”的“分析”與“表示”，竟然連一個基本的臺灣用語都不會模仿，真是“撒謊都不打草稿”了。

中共的謠言其實早就準備好了。原來早在7月26日馬總統當選國民黨主席之前一個半月，6月11日中共就炮製了一篇“馬英九參選党主席引發登陸猜想 胡馬會2012年最有可能”，該文煞有介事地自問自答說：“馬英九宣佈參選國民黨主席，未來吳伯雄是否會促成馬英九和胡錦濤會面？國民黨副秘書長張榮恭昨天表示，目前他無法回答，但可以確定的是，國共平臺的運作將會持續下去，馬英九和胡錦濤的會面，要看某個特定時空之下的條件和需要性。”中共的這篇“報道”，語氣極為曖昧含糊，好像“胡馬會”真的勢在必行，至於具體日期，則是2012年最有可能。

從中共捏造“2012年胡馬會”的消息一事來看，“胡馬會”大概是中共下一階段的主攻方向。只要中共不擇手段地召開了“胡馬會”，就等於是通過“黨政交流”的方式，把“兩黨交流”變成“兩岸領導人的交流”，甚至變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交流”，從而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而對於臺灣來說，最大的利益就在於將計就計，讓中共始終對“2012年胡馬會”抱有積極的期待，這樣可以減少馬總統2012年連任的阻力。


（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第九節 對八八水災後兩岸互動之觀察與建議】


一 、馬英九是全球最有膽識領袖


發行全美的雜誌“mental_floss”在其九月初發表的最新一期中，將馬英九列為全球五大最具膽識領袖。報導中說，臺灣面對全球金融海嘯衝擊，因馬總統的機智及改善兩岸關係，使經濟前景變好。與馬總統並列為五大全球最具膽識領袖的還有德國總理梅克爾、烏干達總統穆沙維尼、巴西總統魯拉與智利總統巴契雷特。該項報道更以“機智的重要—臺灣總統馬英九”為標題，以兩頁篇幅介紹馬總統。導言強調，近年全球經濟不景氣，對臺灣衝擊甚深，但馬英九上任後，兩岸關係回溫，專家認為臺灣的經濟復蘇前景看好。由此可見，發展兩岸關係的大局並沒有錯，得到國際上的肯定。

“mental_floss”雜誌是雙月刊，屬於綜合性雜誌，善於用簡單的表述方式讓讀者掌握政治、財經、健康和科技等各領域的全球性議題。馬總統得到它的肯定，並不僅是馬總統的個人成就，也是臺灣政府的成就使然。報導還用有趣的方式比喻兩岸關係，認為兩岸關係就像夫妻一樣，這對夫妻不願同居卻也無法離婚，因為臺灣和中國，無人願意低頭接受對方的條件，但是法律離婚的結果又會導致戰爭。因此這個專題報導前言中形容馬總統善於“向中國求愛（wooing China）” ，文中則說他上任後大幅改善兩岸關係，其成就像是“全球最佳的婚姻顧問”。由此可見，儘管遭遇慘烈的“八八水災”和內閣改組危機，臺灣的成就依然得到國際矚目。

報導回顧馬總統成長歷程，馬總統父親教誨嚴格，使他從小飽讀中國古籍、勤練書法，並擁有美國紐約大學法律碩士、美國哈佛大學法律博士學位，學成歸國便成為故總統蔣經國的秘書，兩人都深切希望中國與臺灣能統一在民主的旗幟下。2000年至2008年間陳水扁執政時期，兩岸關係惡化，台美關係也變差，但馬總統上任後，在就職演說就重申“奇特模糊的一中概念”，兩岸關係幾乎是“馬上變好”，相關例證包括兩岸複談及簽署多項協議、開放中資來台、實現兩岸直航與全面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等措施。報導並指出，臺灣在短時間內與對岸彌補關係，原本不是這麼簡單，但憑藉馬總統的機智，兩岸不僅成功降低敵意，也重建台美互信，外資更認為臺灣投資環境趨向安全，因此，儘管馬總統上臺後不久就遇到全球經濟衰退，但因為兩岸關係的發展，臺灣現在依然能夠走向經濟復蘇道路。


二、李家泉的博客耐人尋味


與國際上的高度肯定有所區別，中共方面對於臺灣的成就還是有所不滿。

中共對台政策的要角之一李家泉，在其博客中有關“八八水災後的臺灣政局走向”一欄進行抨擊說：“馬英九已經從雲端掉到地上，威信驟降，綠營炮轟馬英九政府的力道鐵定愈來愈強，臺灣藍綠內鬥勢必加劇。為了維護內部穩定，馬英九勢必在綠營誓死反對的兩岸關係改善上畏首畏尾。近來不敢接受大陸一再表示願意提供大型直升機協助救災一事就可以窺見馬英九的魄力之有無以及對綠營的恐懼程度。何況這還是救災所需之器材，綠營也不太敢大動作反對。為了減小綠營反對的力道，馬英九政府在發展兩岸關係上將更加保守與猶豫。為了避免綠營更多的反對與杯葛，馬英九政府勢必更加親美，向美國尋求援助。這樣一來，視美國為主子的綠營內心歡喜都來不及，怎會反對呢？當然也有可能是另一種情形：由於當前經濟不景氣，加之災後重建需要投入甚多，馬英九別無他法，只有求助於大陸，從而進一步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兩岸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改善給臺灣社會帶來經濟層面的支持，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好轉給從而給他帶來民意的支持。馬英九可以借助民意的支持來化解綠營反對的力道。” 

這項博客文字還煞有介事地分析說：“此次受災的南部縣市絕大部分為民進黨執政，綠色執政一貫標榜的政績現在看來也是水貨。在社會大眾對馬英九的情緒化的抨擊沉靜一段時間後，民眾逐漸走向理性，也會去反思水災的多重原因。從制度、法律、政府管理體制等層面去進行深層次的反思。同時也會去追究南部執政多年的民進黨籍南部地方縣市長的責任。不只馬英九政府有責任，民進黨南部執政的地方首腦同樣也責任重大，尤其是災難發生時仍在國外的高雄縣長楊秋興。相信冷靜下來後的社會大眾也會去反思，去追究地方政府在此次救災當中的責任。…… 民眾冷靜之後，民進黨政治操作可能走向反面。這樣一來，此次水災引發的危機未必能給綠營帶來選票。藍綠勢力改變不大。當然，反擊民進黨、追究民進黨南部地方執政首領的責任要由國民黨立法委員和國民黨南部縣市長候選人來扮演是最好的。根據馬英九的性格，由其出馬反駁別說不可能，即使出來反駁也容易引起外界的更大的抨擊。面臨上臺以來最嚴重的執政危機，臺灣政局存在較大的變數。能否挺過這場危機，要看藍營能否團結一致共克時艱。其關鍵則是看未來半個月或較長時間內馬英九能不能通過災後重建重獲民心。如果臺灣藍綠惡鬥加劇，閣揆被迫提前撤換，馬英九極有可能更加露骨地親美，企圖以此減少綠營的阻力和攻擊力道（此次救災就是一個例證）。則馬英九的大陸政策勢將更加保守甚至有倒退的可能。那麼兩岸來之不易的良好發展局面將遲滯不前。”

上述博客文字署名為“賴日新，深圳，自由，但沒有李家泉的的同意，是不可能列入的。另外一篇博客文字則無其他署名，暗示其作者就是李家泉本人，則進一步利用天災來批判臺灣的民主，其標題就是《救災中暴露出來的“臺式民主”弱點》：

這一次的“八八水災”，臺灣方面，無論民間、商界、政界、軍界都湧現了不少的好人好事，以至抗災英雄人物。不少居民，也有基層幹部，不顧個人安危，冒著風險，搶在抗洪抗災的第一線；一架直升機上的三名士兵，已經往返搶救災民好幾次了，仍不顧勞累，繼續搶救災民而不幸墜機身亡；居住屏東縣霧臺山區，以及台東縣大麻裏香蘭村等許多地方的“原住民”，自行成立“自救會”、“緊急救難組”，奮不顧身地與風災洪水搏鬥。一些感人事例不勝枚舉，然卻不見當地媒體宣傳報道，有的還是大陸住當地記者報道出來的。為什麼國、民兩黨都不注意這些事例的報道， 以激勵抗災士氣，而卻一味熱衷於“口水戰”？

這一次的“八八水災”，由於綠營的反對，使馬當局有所顧慮，“婉拒”中國應台方清單提出的“重型直升機”入台，而改為引進美國方面的重型直升機入台，待該機入台後卻又發現與“原預告的美軍重型直升機不同，突然改頭換面，且功效也大為縮水”。不僅如此，彼此語言不通，“連美方提供的其他救援物資也陷於‘不知如何使用’的尷尬境地”。島內輿論抱怨說，這是“美援打折”。據報道，美方原來答應的是派出CH—53E型“超種馬”重型多用途直升機，而實際派來的卻是外號“海龍”的MH—53E型掃雷直升機，功能大不一樣。美方運來的其他救援物資也多“好看不好用”。

這一次的“八八水災”，多為綠營執政的南部縣市，在陳水扁執政期間，據報道曾投入高達千億元新臺幣的興修水利費，如今卻正是這些地區成了水鄉澤國，但卻未見綠營中有一人對此提出質疑。水災發生後，有些綠營地方官卻仍在海外訪問而遲遲不歸，也未聞綠營中有一人提出批評。應該說，作為在野的民進黨對於執政的國民黨團隊提出嚴厲的批評以至斥責，都是無可非議的，其中有一些也是非常值得國民黨執政團隊參考的，但如果利用眼前這樣的大災大難，戴上有色的政治眼鏡，大搞意識形態鬥爭，意圖攪渾水，以達到某種個人目的，而不利救災，那就是完全不應該的。

上述博客文字很可能代表中共官方的立場，借用李家泉的名義發表出來，聳人聽聞，企圖干預臺灣內部事務。 


三、臺灣應該“全面響應胡六點”？


中共不僅借用李家泉博客文字妄加評論，違背兩岸友好相處的原則、企圖干預臺灣內部事務，而且還利用公開傳媒來有移花接木，企圖達到影響臺灣政局的目的。

2009年9月19日中共“台海網”發表文章《學者指馬英九全面響應胡6點可化兩岸僵局》，沒有署名作者，就是用中共官方的立場，斷章取義了一些學者的談話，來干預臺灣內部事務：

隨著達賴喇嘛訪台、高雄市計劃播放疆獨領袖熱比婭紀錄片，又讓兩岸關係良性發展遇到阻礙，學者建議，馬英九或許可以戰略性響應“胡6點”的方式，化解兩岸目前僵局。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去年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 30 周年的場合，提出 6 項對台政策性綱領文件，被稱為“胡6點”的內容為：恪守一個中國，增進政治互信；兩岸簽訂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協商兩岸文教交流協議；希望民進黨停止“台獨”分裂活動；兩岸涉外事務通過務實協商做出合理安排，以及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

臺灣銘傳大學公共事務系教授、中國大陸研究學會理事長楊開煌表示，達賴喇嘛訪台最大的問題就是挑戰兩岸政治互信，所謂的互信就是立場原則的一致、行為邏輯不超出對方預料外，以及最後的善意作為。在“八八水災後兩岸關係之觀察與未來發展”時事座談會中，楊開煌指出，馬英九同意達賴喇嘛來台，確實讓大陸措手不及，所以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才會發佈2次聲明、兩岸交流層級次數降低等反製作為。由於兩岸關係良性發展面臨重新磨合，彼此對年底海基會與海協會何時召開第 4 次制度化協商、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何時簽署等議題，兩岸還在相互觀望階段，為打破目前的尷尬氣氛，楊開煌建議，馬英九可對“胡6點”做出全面、戰略性的回應，兩岸便可重新建立政治互信。

臺灣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副教授范世平認為，達賴訪台事件中，大陸的基調還算和緩，但涉台學者則是升高批評論述，長遠來看，他對兩岸關係發展還是感到樂觀。至於大陸會不會藉此拖延 ECFA 磋商或年底的“陳江會”（海協會會長陳雲林、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范世平指出，這反而坐實民主進步黨對現當局大陸政策的所有批評。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所長張五嶽認為，將來類似達賴喇嘛、熱比婭的事件還是會再發生，如果當局在戰略上難以拒絕，但卻可以戰術手段補救兩岸關係裂痕。

那麼我們有什麼證據說明中共變造了上述言論來為中共自己的戰略部署服務呢？

這裏有個明顯的證據：在這篇“台海網”的文章中，把中央社變成了“臺灣中央社”，還在“中央社”上面特別加了引號，並且把“馬英九總統”的“總統”兩字去掉，這就是中共“改造”的證據。其他地方，也多有篡改。從中共的喜愛，我們可以看到臺灣的危險，那就是臺灣如果“全面響應胡六點”，則無異於把韁繩交給了對手，除了自己陷入被動，沒有其他收穫。


四、兩岸關係的結構性危機已經出現？

 

政治評論家南方朔在其《兩岸關係的結構性危機已現》一文中，提出了這樣一個聳人聽聞的觀點，與前述的李家泉的博客、“全面響應胡六點”等奇談怪論，遙相呼應。

南方朔認為：“八八水災”亂局，鬧到達賴喇嘛訪台，可謂是個最大的插曲。在這場插曲裏，達賴喇嘛毫無疑問的是最大贏家；領銜邀請達賴的高雄市長陳菊是第二贏家；馬英九則是臺灣內部的最大輸家；而在所有角色裏，真正最輸的，則當然是遭到池魚之殃的北京。現在達賴等已離台，這場插曲已告一段落。但由這場插曲，我們其實已看到了當今兩岸互動，儘管看起來表面熱鬧，其實卻有個結構性的致命缺點﹕那就是由於國民黨的馬政府缺乏願景目標，因而兩岸已註定不可能出現“雙贏”局面，反而是北京只淪為臺灣政治內鬥時的“廉價箭靶”。這種情況持續，兩岸關係只會愈飄愈遠！

南方朔脫離了政治基礎去談論“互伸援手形成共同感情，減政治猜疑 增對話空間”，是極其危險的，這只能麻痹臺灣自由社會的警覺，而絲毫不能動搖獨裁的中共想要併吞臺灣的狠心。

南方朔錯誤地認為，“兩岸關係無論將來如何演變，至少必須要形成一種共同的感情。大陸川震，臺灣民間出錢出力，很得到大陸人民的好感，這就是共同感情的基礎。基於同理，這次臺灣水災，大陸人民若同樣的出錢出力，參與臺灣的災區搶救及重建，相信川震的經驗必能對臺灣有所助益，也能得到臺灣人民的好感，雙方的互伸援手，就長期而言，必能降低政治的猜疑，創造更大的對話空間。”這表明南方朔對中國大陸政情和中國共產黨缺乏基本常識。

南方朔錯誤地認為：“這次水災，若馬政府有魄力，就該歡迎一切外援，大陸方面只要不派軍隊，相信他們若能低調救災，必能得到臺灣多數人民的支持。可是，我們也知道，馬政府乃是個對兩岸問題缺乏願景的政府，而我們都知道若一個人或一個政府自己無信仰無主見，它對政敵的主張就無法抵抗，或者就是抄襲或者就是變個樣子的模仿。”這表明南方朔根本就不懂得，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決定了它是“全民皆兵”的，這次中國援救臺灣，基本上是軍事行動，大陸民間根本無權插手，既有有些民間參與，也是在中共嚴控之下的。大陸的“民間捐款”，都是“對台機構”在運作。

由此可見，臺灣政府拒絕大陸的飛機入台，是基於起碼的安全考慮，根本不像南方朔們所說的，是“在這個帽子的壓力下，它遂對大陸方面的援助極力拖宕，生怕被扣上親中的帽子”。南方朔怎會糊塗到這種地步？竟然說“大陸要救臺灣水災的熱情等於全都浪費了”，他難道不知道，這個由中華民國的死敵所主導的“熱情”，不過是狼外婆的熱情，是毒品而不是補藥。

我們還要指出，南方朔的上述觀點之所以錯謬，還在於他的言下之意，好像臺灣現在已經就是香港、澳門，已經和中共一國兩制了，而如果臺灣和中共的關係一旦緊張，責任就一定在於臺灣，就是所謂“兩岸關係的結構性危機已經出現”。南方朔的上述觀點完全無視了，在兩岸關係中，臺灣是防守的一方，中共是進攻的一方——兩岸關係的過熱，和兩岸關係的過冷，都是危險的。中共政治制度本來就是一個國際怪胎，和中華民國的結構完全異質。我們認為，如果中共拒不承認其歷史錯誤，拒絕回到中華民國憲法的正確立場，那麼兩岸關係的改善，其極限就是“貌合神離”，連“同床異夢”的程度都不可能達到。這正如馬總統一再正確指出的，大陸民主化是兩岸走向統一的基本前提。


五、可能的建議


兩岸關係的過熱，和兩岸關係的過冷，都是危險的。兩岸關係的冷熱，要適度。冷要冷得不至於禁運封鎖甚至武裝衝突，熱要熱得不至於滲透掌控甚至和平統一。這就是兩岸關係的冷熱尺度。除此之外，都有“過猶不及”的危險。

上述建議不僅在兩岸之間的直接關係上適用，在攸關兩岸的間接關係上，也可以參考。

據中央社記者劉坤原華盛頓9月25日專電報道，紐約大學法學教授孔傑榮（Jerome A. Cohen）當天在華府表示，臺灣可以以其他任何理由拒絕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熱比婭入境，但不能拿恐怖主義作為理由。孔傑榮應邀在臺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舉辦的“邁向臺灣真相與和解”研討會上發表專題演說時，主動提出他對臺灣拒絕熱比婭入境的看法。孔傑榮說，指控熱比婭是恐怖份子，或與恐怖組織有關，是“很荒謬的”。因為如果這是問題，最先感受到恐怖威脅的應該是美國，因為她就住在華盛頓。

當然我們知道，孔傑榮的上述批評是因為他曲解了臺灣政府的立場。內政部長江宜樺在前一天僅僅表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與一個恐怖組織有密切關聯，而其秘書長是許多國家高度提防的對象；基於國家利益考量，內政部建議政府禁止熱比婭入境。江宜樺並沒有指控熱比婭是恐怖份子，或與恐怖組織有關。

但是即使如此，也還是可以“將錯就錯”，思考一下孔傑榮的批評是否有其合理的部分。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第十節 日本民主黨上臺對兩岸關係的可能影響】


日本第四十五屆國會眾議院選舉8月30日舉行。截至當地時間31日1時的統計結果顯示，最大在野黨民主黨已奪得眾議院全部四八〇個議席中的超過三〇六席，而執政的自民黨只獲得了一一九席。這意味著民主黨將取代自民黨上臺執政。 那麼，民主黨執政前景如何？對日本與兩岸關係又將產生何種影響？


一、眾說紛紜看鳩山


日本眾議院大選結果，日本反對黨民主黨贏得壓倒性勝利，導致民主黨領袖鳩山由紀夫成為日本新任首相。一些專家認為，日本民主黨執政後，日本和臺灣的關係不大會受到直接的影響，但是日本要改變對美國和中國的政策，這就會對日台關係帶來間接的影響。

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部主任麥克爾.庫爾馬(Michael Kulma)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從鳩山由紀夫過去的言論來看，民主黨當選對日中關係來說，倒是個好消息。他說：“民主黨將會遠離自民黨政府的一些保守政策， 另外，他們也表示他們的外交政策也不會和過去一樣一切以美國為主，他們會更加重視亞洲，這對中日關係來說具有正面意義。”

美國西東大學的退休教授楊力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在鳩山的領導下，日本可能不會一面倒向美國；他相信，鳩山肯定會希望改善和中國的關係，但是會走多遠，就很難說了。楊力宇表示，鳩山由紀夫在選前表示，不會去參拜靖國神社， 這是很重要的指標，這對中國來說，是很重要的善意表示。在這樣情況下，日本和臺灣的關係是否會產生變化？楊力宇說：“馬英九說臺灣和民主黨新領袖們一直有接觸，而且馬英九認為民主黨新政府上臺後，對臺灣應該不會有太大衝擊，但是我認為，肯定會有衝擊的。為什麼呢？因為民主黨要強化和中國的關係，所以在和中國合作時，民主黨要比自民黨更積極遵守一個中國原則，反對一中一台這樣的政策，和臺灣維持實質的非官方關係。”

鳩山，在中國的八個樣板戲之一的“紅燈記”中，本來是一個兇殘狡猾、陰險毒辣的日本憲兵隊長，這個形象早已深入人心，現在卻成了一個親中派首相。這多少體現出了一點歷史的嘲諷，也暗喻中日關係的深刻轉變。


二、中共如何盤算民主黨上臺


歷史雖然對中日關係作出了這樣的嘲諷，不過中共自己卻早有準備了。早在8月11日鳩山上臺三個星期之前，中共的《環球》雜誌就刊出專文《日本對華政策：假如民主黨上臺》，提前準備了中共的預案。此文分析日本民主黨對華政策走向，指出“歷史問題可望緩解”，因為自民黨這次面對的不是臨時拼湊的“七黨一派聯盟”，而是為奪權蓄勢已久、實力迅速躥升的民主黨。日本政壇自戰後以來首次出現了兩大政黨之間政權輪替的契機。

日本民主黨將奉行怎樣的對外和對華政策，與自民黨相比會有哪些異同？中共認為要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首先要對民主黨有個基本瞭解。

民主黨與自民黨一樣，也是保守政黨。換言之，這次大選民主黨獲勝，也是保守勢力之間的一次輪替。目前，民主黨內佔據權力核心的頭面人物，如鳩山由紀夫、小澤一郎、岡田克也，都是自民黨出身。前原誠司等少壯派代表人物，與一些自民党議員同樣出自有“領袖培訓班”之稱的“松下政經塾”，彼此聯繫密切。民主黨有著與自民黨不同的社會支持力量，如行業工會、宗教團體、弱勢群體等，但總體看，民主黨基本是靠蠶食自民党的傳統地盤發展壯大的。隨著“民主黨政權”浮出水面，自民黨在財界的後臺“經團聯”近來也開始向民主黨伸出橄欖枝。這些基本因素決定了民主黨的對外政策不可能有顛覆性的變革，而只能是在自民黨原有政策的基礎上有所調整、打出特色。


三、中共擔心民主黨故意強硬


8月31日，鳩山剛剛上臺，中國新聞網就發表文章，公然警告“民主黨上臺後可能故意對中國表示強硬態度”，其用意真是耐人尋味。

中共特別提示：民主黨執政之路不會平坦，因為民意調查顯示，儘管民主黨此次以大獲全勝的戰績奪取了政權，但選民支持民主黨並不是因為民主黨的政策贏得人心，而是因為選民想讓自民黨下臺，只能把票投給民主黨。儘管民主黨控制了眾議院，但由於其在參議院席位未過半數，因此今後仍需與社民党和國民新党合作。然而，民主黨在有關政策上與兩黨並不完全一致。因此，今後如何協調與兩黨的關係是民主黨面臨的一個課題。

中國新聞網預測，日本將于明年7月舉行參議院選舉，民主黨如能獲得過半數席位，今後三年日本將不用再舉行選舉，民主黨將有三年的時間穩步地推行自己的政策。以兩黨政治為目標的民主黨最終能否成為兩黨政治中的一極，從現在到明年7月的這段時間將是關鍵時期。

在日本，也有人認為民主黨上臺後為顯示與自民黨的不同以及為拉攏國內保守勢力，可能在某些問題上故意對中國採取強硬姿態。不過一般認為，由於民主黨面臨明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國內問題將是其關注的焦點。


四、用主權排除臺灣毫無道理


日本執政黨民主黨眾議員長島昭久在民主黨勝選後僅僅十天的9月10日，于東京的一項台日研討會指出，民主黨執政後，日本的台海兩岸政策不會改變。

由日本“世界和平研究所”和臺灣“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合辦的“台日論壇2009年東京會議”，在東京進行了主題“台日關係與今後的東亞”的兩天研討，近百名專家學者等出席。民主黨內的“安保問題專家”，被看好有可能入閣的長島昭久指出，民主黨不會親中或反美，因為民主黨將從長期的戰略觀點看日本對臺灣、中國和美國的關係。 

長島針對臺灣事務指出，臺灣位居日本海上生命線的戰略要地，臺灣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獨立的實體存在，加以維持最為重要。民主黨執政後，日本的台海政策並沒有改變，重視台海穩定的維持。他指出日本遵守1972年“日中共同聲明”，承認北京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但對中國主張臺灣是其領土一部份只表示理解尊重，卻並未承認，不管中國作出任何要求，日本對此立場都不會讓步。 

長島指出，美日須支援臺灣的安全保障，美國歐巴馬新政府對東亞的重視程度下降令人不安，日本和臺灣都必須自力努力且加強緊密的合作關係。他還指出，陳水扁前政權時代和中國關係不好，現在的馬政府和中國逐漸改善關係，日本對中國較不必顧慮，是增進台日關係的好機會。尤其，臺灣和日本都是海洋國家，維持海上生命線的安全是共同的課題，共同開發海底資源也是合作的課題。 

日本學者高木誠一郎則指出，東亞的區域合作對日本和臺灣都是挑戰，區域合作若排除臺灣將是毫無道理的事，日美和東協都有必要合力協助確保臺灣有一席之地。 


五、美國警告日本勿與中國走得太近


相左於長島昭久指責美國歐巴馬政府對東亞的重視程度下降，美國國防部長卻警告日本不要和中國走得太近。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10月22日報導，自從民主黨上臺以來，日本的外交政策就成為全世界的關注焦點。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日前訪問日本時表示，美國非常關注日本重新定義與美國同盟關係的做法以及日本在亞洲的外交政策。他警告日本新政府稱，如果日本違反與美國軍事同盟關係，接近正崛起的中國，將面臨嚴重後果。 

數十年來，與美國結盟都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礎，很多政策決定都與美國一致。但自8月底日本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後，美國官員就開始注意到日本的變化，很多人擔心民主黨將改變日本外交政策。一個多月過去了，令美國感到沮喪的是，日本新政府正如他們擔心的那樣，要重新定義與美國和亞洲的關係。

美國現在要面臨來自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伊朗以及朝鮮等多方面挑戰，對於不堪重壓的美國來說，與日本這個亞洲最重要盟友的關係變得無比重要。美國一直認為日本是其在亞洲最堅定的盟友，但現在不是了。對於現在的美國來說，與日本的關係已經成了美國在亞洲的最大挑戰。許多日本政治家現在公開與美國官員爭執，民主黨政治家批評美國官員不重視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他們才是執政黨。 

日本民主黨已經宣佈，他們將停止為美國領導的阿富汗聯軍提供燃料補給支持，他們還將重新與美國商談二百六十億美元的軍事協定，包括重新部署美國海軍陸戰隊基地和八千名美軍駐地問題。美國駐日本大使肯特•考爾德說，如果鳩山由紀夫將與美國的軍事協議推遲到2010年，這個協議最終可能作廢。 

自民黨執政期間，日本曾同美國一起積極對抗日益“崛起”的中國。而民主黨一上臺就表示，將重新界定與美國的關係，他們對中國軍事力量的崛起反應並不像美國那樣敏感。鳩山由紀夫還積極提倡建立“歐盟版”的東亞共同體，還中國將是這個共同體的核心。考爾德說：“在過去三十年中，我從未聽過或見過日本人對美國外交官如此強硬，甚至在私下裏頻繁地頂嘴。以前如果美國提出一項協議，日本通常的回應就是‘很好’，但現在一切都變了”。

考爾德說得不錯，不過他忘記了，在更早的那個三十年，也就是1945年到1975年間，日本對美國就更是百依百順了。實際上，1975年以來的日本，尤其是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的日本，所進行的“脫美國化”，就像其歷史上的“脫中國化”一樣，是一個漸變的過程。


六、日本變天，“台獨”焦慮？


中共福建日報9月7日發表文章宣稱：《日本變天，“台獨”勢力焦慮》——指稱因為台日關係是臺灣當局極為重視的，在其對外關係中，僅次於台美關係；而自民黨在日本近五十年執政過程中，其右翼勢力一直支持“台獨”勢力。日本民主黨獲眾議院絕對多數席次的空前勝利，使得國際輿論普遍認為，日本民主黨黨魁鳩山由紀夫出任首相後，有助於日本對華關係的改善。

鳩山內閣在日本的上臺，會不會讓“台日關係”相對減弱？中共認為，臺灣島內的“台獨”勢力對此沒有把握，因此難掩焦慮。中共同時指出，馬英九當局也想在穩定兩岸關係的同時，讓“台日關係”更上一層樓。

不過，有專家表示，鳩山內閣上臺後，為了更加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台日關係”政策可能會有小幅修正，從而更加平衡。福建日報借用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所長陳鵬仁“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所說的話表示：“此次眾議院大選結果，日本政界人士重新洗牌，改寫了日本政治地圖，其驚天動地的變化，可以說是明治維新的翻版。民主黨上臺之後，日本與大陸的關係一定會好轉。”

福建日報還說，正在日本訪問的李登輝，9月4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日本對中國大陸點頭哈腰的外交是不行的，期待鳩山能與美國、中國大陸建立平衡關係。5日，他又在演講時“恫嚇”日本的新政權說，不要只在乎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要加強 “台日關係”，因為 “日本若沒臺灣，將會很糟糕”。對此，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張麟征則表示，李登輝的言論，其實反映了包括台聯黨、民進黨內“台獨”勢力的焦慮感。她分析說，日本自民黨執政的五十年間，對臺灣總表現得很“偏愛”，特別是日本右翼勢力更是公開支持“台獨”。而這些右翼勢力，有政治影響力的，大多數屬自民党黨員。民主黨上臺，日本政界人士重新洗牌後，“台獨”勢力能從日本得到多少奧援“心裏沒個底，沒准這種支持會減少”，因此，李登輝就借助這樣的場合，呼籲日本民眾向日本政府施壓，注重“台日關係”。

中共的上述看法不論其對錯，都是值得我們予以關注的。


七、德新海號被劫與中美較量 


美國擔心日本落入中國陷阱也許並非空穴來風，因為中國方面確實表現出了某些不可思議的動向，其背後原因，可能是伴隨著經濟擴張而出現的沙文主義傾向、民族主義狂熱。

10月22日，中國新浪網發表了一篇中國人寫的文章指稱，中國貨輪“德新海號”在印度洋被劫一事，背後是有“中美較量”的因素，而且是一個國際陰謀的有機組成部分，至於這個國際陰謀的主使人，不是別人，就是中國的最大假想敵美國。

此文還振振有詞地指出，索馬里海盜的背景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索馬里由於內戰而處於分裂狀態，1998年三個索馬里的州宣佈成立所謂的“邦特蘭共和國”。這個“共和國”的官員最開始讓漁民阻止在該國海域非法捕撈的外國漁船，後來他們驚訝地發現：竟然可以從這些外國漁船那裏得到了“買路錢”！於是當地官員乾脆將漁民組成“海岸警備隊”開始獵捕更大的外國商船。隨著劫持規模的擴大和贖金的不斷增加，當地的官員將部分“收益”回饋給漁民，幫他們建立了別墅、旅館和醫院，甚至還幫他們購置快艇、槍支、GPS定位系統、衛星電話和導彈。他們還和在海上警衛方面享有盛譽的英國的HART SECURITY公司簽訂了合同，來指導所謂的“海岸警備隊”的成員參加快艇的操縱、尖端武器和微型電話的使用方法等專業訓練。

新浪網的這篇文章宣稱，美國軍方、媒體乃至美國商人與索馬里海盜之間的關係“已經不是什麼秘密”：美國《新聞週刊》在海盜那裏常駐並享有專用特權；有美國情報機構背景的米切爾•巴拉琳以“美國商人”的名義充當海盜的“中間人”，全權代表索馬里海盜收取贖金和參加談判。

新浪網的上述指控其實非常嚴重的，因為它指出“德新海”號是中國派艦隊護航以來的第一艘大陸被劫貨船，而選擇在這個時機和這個地點劫船的美國，抱有以下深遠的政治目的：

其一，中國和俄羅斯剛剛在此海域完成聯合軍事演習，劫船此舉無疑給中俄兩國來了一個下馬威；其二，美國五角大樓剛剛發表了一份報告說：中國沒有能力保護海外的商業基地和航道，劫船舉動是對這一結論的戰略試探；其三，中國剛剛向世界炫耀了實力——舉行了六十周年的閱兵大典，劫船舉動至少抵消了閱兵的影響力，讓中國丟臉。 

新浪網總結認為，否則就無法解釋如此巧合：在遠離海岸的九百八十海裏之外的印度洋劫持中國貨船，而中國的三艘軍艦也恰恰在一千零八十海裏之外的亞丁灣。顯然，這一切都是美國情報機構在策劃的。新浪網的中國背景，使得上述的分析推論具有了中共意義的官方性質。

中共對世界事務和美國作用的上述看法，不可能不影響到中共對周邊國家的看法、態度以及關係，這其中不僅包括日本，也包括臺灣。對此臺灣朝野需要慎思明辨、未雨綢繆。


八、結語


日本民主黨可能奉行的親中疏美路線，似乎又日漸明朗的趨勢，這可能會進一步增強中國領導人的自信、進一步強化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動作、進一步加劇中國在臺灣海峽的積極作為。對此可以預期的外交壓力，臺灣朝野需要切實合作、戮力興國。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第十一節 臺灣如何因應大陸近期呼籲兩岸進行政治對話的要求】


一、宋楚瑜主席意欲何為


中共新華網11月3日專門自臺北對親民党主席宋楚瑜進行了“訪大陸前夕獨家專訪”，其中宋楚瑜聲稱，“拖延兩岸政治對話將使臺灣錯失良機”。此舉顯以“裏應外合”的策略，向臺灣政府施加壓力，造成某種“輿論”效應。

新華社的專訪不失時機地指出：宋楚瑜11月4日到浙江參加兩岸農漁水利合作交流會，幷在大陸參觀訪問。行前，他在臺北接受了新華網駐台記者的獨家專訪，介紹了他此次參訪大陸行程的初衷和安排，闡述他對在新形勢下開展兩岸政治對話、進一步發展兩岸關係、增進兩岸人民互相瞭解等方面的見解和主張。

而宋楚瑜的核心論點竟然是“兩岸從共患難到共富貴而後共生死共命運”。

論者有謂，宋主席此言差矣。殊不知，中共的特點是：“可以共患難”，“不可共富貴”，而與中共“共生死共命運”的結果，其命運往往是“中共生而合作者死”。

宋楚瑜指出：這次活動是2005年9月親民黨跟中共中央共同舉辦的“兩岸民間菁英論壇”的賡續，形式上有所提升，那就是親民黨把這一次稱之為兩岸合作交流會，從“坐而言”到“起而行”，希望能夠具體交流兩岸在農業、漁業和水利方面的經驗。

宋楚瑜說選在這個時候開這個會，有三個重要意義。第一，兩岸和平發展應更進一步從實質上變成合作發展，不是只有和平，更重要的是通過合作的過程，相互瞭解，相互交換經驗，進一步把兩岸的感情、彼此之間的需求在合作過程中相互提升。大陸方面曾經一再提到，兩岸關係應訴諸于廣大民眾的民意。過去都是黨與黨之間的合作，這次中共希望能更進一步。這次交流會不是只有共產黨和親民黨，同時中共也廣邀國民黨、新黨和其他無黨籍人士參加，共同就這些重大的問題來交換經驗，是一個層次和層面更為擴大的會議。

宋楚瑜說自己2005年首次應胡錦濤邀請到北京去，完成“搭橋之旅”，因為兩岸需要搭橋，這個橋是心靈之橋。兩岸之間的距離，不是地理上的距離，而是心理上的距離。把心理上的掛礙去掉之後，則無恐怖幻想。如果兩岸能夠心靈溝通，就一通百通。

顯然，就宋主席的上述言論看來，共產主義的恐怖主要是一種幻想，不是實在的，因此只要把恐共症這個心理上的掛礙去掉之後，兩岸之間就能夠心靈溝通，一通百通了。難怪有的大陸同胞評論說，宋主席既然抱有這樣的看法，此次大陸之行最好還是不要去奉化看兩位蔣總統的故鄉，否則就是在侮辱兩位蔣總統，好像說他們反對共產主義是出於自己的心理問題，是不必要的。

當然，我們不應該懷疑宋主席上述言論的動機，但人們確實懷疑宋主席的智力。因為宋主席在採訪快結束的時候說了一句洩底的話：“最後，我只有一句話，也是我深切的感受，臺灣固然是中國不可割捨的土地，但臺灣民眾更希望大陸方面經常擺在心裏頭的，不只是臺灣是中國不可割捨的土地，還有臺灣同胞更是中華民族不可割捨的骨肉，把臺灣的人民真正當作自己的同胞，比臺灣的土地更放在大陸心上的話，才真正能感動臺灣鄉親。”

宋主席的這句話為什麼泄了底？因為這句話等於證明宋主席對中國共產黨的知識等於零。他要中國共產黨“把臺灣的人民真正當作自己的同胞”，其結果只會把臺灣人民送給中共蹂躪，因為中共已經蹂躪大陸人民六十年，大陸人民實在不願意看到臺灣人民也被中共如此蹂躪。


二、中共評宋“英雄遲暮”


中共的可怕就在於過河拆橋，毫不留情，他們對待自己的同黨都是奉行“用完就扔”的“髒布哲學”，何況對待以往的宿敵和毫無牽扯的臺灣民眾？

就是上面那篇“獨家專訪”的作者，轉身就發表了《宋楚瑜專訪劄記：遲暮亦英雄》。其措辭表面上稱許宋主席是“英雄”，其實卻把宋主席比作過氣的老女人，極盡不言而喻的輕蔑。

中共記者挖苦宋主席說：“自古美人歎遲暮，不許英雄見白頭。”中共記者栩栩如生地描述說：“專訪宋楚瑜是在10月31日的中午，在他再度啟程前往大陸訪問前的星期六。剛進他的辦公室，握手的那一刻，我感覺2005年後未再見面的宋主席確實老了一些。這位曾經叱吒臺灣政壇的風雲人物，自從2006年競選臺北市長落敗後，已經漸漸淡出臺灣媒體的焦點，讓人有英雄遲暮之感。” 

中共記者冷酷地分析說：“泛藍團結、顧全大局的大帽子之下，後浪推前浪的島內政治現實，讓這位昔日的能臣幹吏似乎沒有了用武之地。”

然後中共記者筆鋒一轉，把矛頭對準了臺灣政府和執政黨：“訪談中，宋先生反復強調，兩岸應把握良機，共創雙贏，共同締造中華民族的繁榮與復興，不僅共患難，更要共富貴、同生死、共命運。他也幷不諱言對國民黨當局目前兩岸政策的不滿，他說臺灣當局應該堅定一個中國的立場，把握和利用好大陸崛起的良機，當斷則斷，加快步伐，創造兩岸雙贏和合的新局面。”

當然，宋主席之所以走到這一步也不完全是他自己的責任，他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

一個小時的訪談結束後，宋主席還留中共記者和他一起吃便當。聊起2004年的“3•19”槍擊案，那個改變他的人生軌跡的詭異事件，中共記者居心叵測地問他五年過去了，還想不想知道案件的真相。宋主席說：“當然想知道真相，但畢竟歷史是不能重演的。既然我們不能重演歷史，那麼就讓我們去創造歷史。” 中共還期待宋主席“視野超越臺灣，把兩岸的和平發展、民族的偉大復興，視為揮灑才幹的新天地”。可惜宋主席不懂中共的用人哲學，是對待合作者用完就扔的髒布哲學。


三、政治與經濟之分離


宋主席的獨家專訪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其來有自。早在2009年8月7日，聯合早報就發表文章《兩岸開展政治協商 大陸臺灣各有說法》，指出中共對台重要智囊的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所長余克禮發表文章倡議兩岸應開始進行政治協商談判，但臺灣陸委會回應說時機未成熟。

有意思的是，餘克禮選擇香港發表他的萬言書，這與宋主席在臺灣接受專訪，在手法上也是十分相似的，都屬於中共的定點佈局的宣傳手段。

餘克禮聲稱，兩岸關係已邁入良性互動與和平發展，應趁勢進行政治協商談判，簽定兩岸和平協議。臺灣陸委會副主委傅棟成接受媒體採訪時則回應，現階段兩岸交流以經貿為主，政治對話的時間和條件都還不成熟。當時學者們就分析認為，這顯示大陸已經有意把政治談判端到議程上，但臺灣方面仍堅持“先經濟、後政治”，雙方暫無交集，還需時間磨合。

余克禮在文中表示，兩岸關係無法全面正常化，主要癥結在兩岸仍處在敵對狀態下，雙方應正視此問題，這不僅是大陸一貫的政策，臺灣無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都順應主流民意，表明兩岸應終止敵對狀態、簽訂和平協議。

余克禮其實沒有指出兩岸對立的癥結，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獨裁專政，這只要看一眼東歐1989年發生的事情就一目了然。1989年東歐的自由、1991年蘇聯的變天，在在證明兩位蔣總統的一生堅持，確屬先見之明，堅決阻止中共併吞臺灣，才是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

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梁保華11月9日抵台，成為大陸第一位訪問臺灣的省委書記。這是十分滑稽的：中共首領訪問西方國家，都要打著“政府官員”的幌子，而訪問臺灣卻要打著“黨委書記”的幌子，一體兩用，天下奇觀。

但是不論是正部級的梁保華，以及接下來12月訪問臺灣的上海韓正與河南省委書記徐光春，他們來的時候，臺灣都要把兩位蔣總統的治國理念好好告訴他們，讓他們知道他們共產黨自己是站在“歷史的錯誤一邊”，現在來到臺灣，可以是地海關差異一下差距，知道共產主義的獨裁專政錯在哪里。。


四、第一建議

 

綜合兩岸交往的種種經驗，可以說，在兩岸事務中，什麼都可以對話，就是政治問題是無法對話的，尤其在政府之間進行對話，無異落入“一個中國就是國際普遍承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統戰的圈套。

那麼，對臺灣安全至關重要的種種議題，例如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等等，例如如果不通過政府之間的對話，應該如何處理呢？我們認為，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應該和探親、旅遊、貿易、投資，等量齊觀，作為“事務性”來處理，交由海基會這樣的民間機構去處理，而不須經過政府之間的政治對話。

這個想法聽起來很荒謬，但其實這是解決問題的巧妙所在，因為海峽兩岸的事務，本來就不是正常業務，斷不可用正常思維去解決，只能用反常思維去解決。

將軍可以脫下軍裝進入海基會負責談判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但是，這在名義上屬於“民間機構的活動”，可以排除政治對話和政治談判。否則，臺灣只要一和中共談判，馬上就被矮化為“地方政府”和“地區”，而不再具有國格和國家地位。因此，不僅談判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而且將來責簽署兩岸和平協議，都可以委託海基會為代表的民間機構予以辦理。

有人可能反駁說，海基會作為民間機構，出面簽訂的和平協議會有法律效力嗎？

我們認為，這不必擔心。如果說海基會簽訂的協議都可以不被中共遵守，那麼即使臺灣政府出面簽訂的協議，中國共產黨簽訂為什麼一定就會遵守呢？事實上，中共不惜大筆投資、急切地誘使臺灣進行政治談判，目的不是要談判內容，而是要談判形式，要通過談判來確立中共在臺灣的主權地位。

中共臺灣網10月29日刊出臺灣淡江大學教授潘錫堂的文章《速建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說，兩岸存在的軍事分歧問題無可回避，若不務實解決，將阻礙兩岸關係正常良性發展，因此應抓住難得機遇，積極探討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有效途徑方法，進而俾便於兩岸高層都有共識地簽署和平協議。這個說法本身不錯，因為涉及到了“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有效途徑方法”這一核心問題。

而在我們看來，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有效途徑方法，就是由海基會這樣的民間機構出面，而決不能由政府和國軍方面來出面，否則不僅給予一個機會向國際宣傳它對臺灣的主權，也會使得臺灣社會的心防和敵情意識將進一步瓦解，很可能讓臺灣的安全處境急劇惡化。

陳肇敏先生的解決方案具有一定可行性，他認為，初期規劃先由剛退伍的軍官進行接觸，接著依文職官員、低階軍官、高階軍官的方式進行。不過我們認為，這個規劃不可由軍方來執行，而只能由一個民間機構來間接推動，否則，軍方若與共軍直接交往，必遭滲透，臺灣危矣！

今年6月，三十多位兩岸退役高階將領首度齊聚廈門，進行一場為期五天的高爾夫球邀請賽，這已經構成臺灣安全的一大漏洞。中共食髓知味，接下來正在思考，要通過“軍事學術交流”來進一步滲透臺灣社會，邀請兩岸軍事專家、退役軍人與會。最後達成“軍事研究機構成員的互訪”、“培養雙方良好互動的氛圍”。這樣，中共對臺灣的軍政兩界似乎就完成了全面滲透，中共對臺灣似乎就可以不戰而勝了。

臺灣如果不想任人宰割，一定要阻止這一進程，不可聽憑軍人哪怕是退役軍人與中共自行交往，否則洞開撤除防禦、國軍解體之道。因為中共是獨裁專政，臺灣是自由社會，雙方的滲透壓不同，如果雙方軍人直接交往，必然是中共滲透臺灣而不是相反。


五、防止中共的“共同治理”


我們上述的憂慮不是無的放矢。11月13日登場的“兩岸一甲子”會中，中共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院長劉國深，已經大膽建議成立“兩岸共同事務委員會”，直接控制臺灣命脈，以便策畫、組織、協調、控制和監督臺灣事務的方方面面。這多少使人想起了日本在一百年前向中國提出的全面亡國的“二十一條”。

“兩岸一甲子”學術研討會13和14日在臺北舉行，這是兩岸首度在臺灣討論兩岸政治、外交與安全等議題。據瞭解，大陸學者在研討會上提出的論文，中共涉台部門等特殊機構事先均一一審查。劉國深參加政治組，發表“試論和平發展背景下的兩岸共同治理”論文，提出上述主張，實際上代表了中共最高層級的企圖。

劉國深提出他的“國家球體理論”，詮釋兩岸政治關係的現狀定位，試圖對兩岸政治分歧“解套”。他指出，“中國是現代國際星系中的一個重要球體，世界上絕大多數球體只有一個政權代表這個國家，而中國這一國家球體的球面，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兩個競爭中的政權構成，它們分別在背靠背的空間和場合代表中國，雙方形成一體兩面的關係”。

他說，無論臺灣是否願心平氣和地接受，在目前國際政治現實中，大陸在絕大多數場合代表著中國。同樣地，無論大陸承認與否，中華民國這一政權符號，在一些特定場合，事實上依然行使著代表中國的政治功能。劉國深認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願景得到雙方高層的認同，專業研究人員開始有條件尋找兩岸共同治理的共識基礎、路徑與模式。兩岸共同事務的概念內涵非常豐富，除了各自境內事務外，與兩岸相關的所有事務，都可稱為“兩岸共同事務”。他建議，兩岸可考慮成立“兩岸共同事務委員會”，共同策畫、組織、協調、控制和監督兩岸共同事務的合作問題。

他夢想，兩岸一旦涉及公權力，就會產生敏感的政治聯想，再好、再急的案子，也不得不擱下來。他建議，將公權力的行使區分為政治性事務和行政性事務，兩岸擱置爭議的部分，應嚴格限制在高階政治議題，低階行政層面問題可逐步展開交流，逐步走向共同治理。 

顯然，中共方面策劃的的“共同治理”，是指中共和臺灣共同治理臺灣，而決不包括臺灣和中共共同治理中國大陸。否則，中共就應該先開黨禁，還給大陸人民普選的自由權利。


六、防止中共的“一中法制化”


“兩岸一甲子”其實不是學術研討會，而是政治討論會，大陸“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政治室主任”謝郁將在會上發表論文指出，和平協定是以法律形式確立“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架構，是“一國內部”的協議。謝郁指出，兩岸達成和平協定，具有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實現兩岸關係正常化，可以“兩岸共同協議”的形式，將“兩岸同屬一中”法制化等重要意涵。

謝郁提出，和平協定應有四大性質：一、應是兩岸在尚未統一的情況下，為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為兩岸最終邁向和平統一創造條件的階段性協議，幷非最終解決兩岸問題的“終極協議”；二、應是兩岸以法律的形式，確立“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架構，幷就兩岸存在的一些重大分歧性問題，作出初步安排的基礎性協議；三、應是針對未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整體形勢，進行規畫的綜合、框架性協議；四、是一國內部的協議。謝郁還提出和平協定的五大基本原則：一個中國，平等協商，求同存異、循序漸進，互惠雙贏，不受外力干涉。

他認為，兩岸和平協定的步驟有三：先拓展兩岸交流，增進互信；正式開啟政治談判，結束兩岸敵對狀態；推動兩岸深度政治協商，建立軍事安全互信，達成和平協定。依據其構想，和平協定內容包括：統一前的兩岸政治關係、結束敵對狀態、反對台獨、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以及兩岸涉外事務、經濟合作、文化交流等，是從政治和法律角度，確立兩岸關係現狀和未來走向的制度性框架。

在我們看來，上述的“一中法制化”是極為荒謬的，因為“一個沒有法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根本無法也根本無力執行最低限度的“一中法制化”的構想的。此外，誰來擔保中國大陸政權不會一夜之間就發生柏林牆倒塌那樣的歷史必然呢？那樣的歷史必然，遲早會發生在中國大陸的。那時，誰來執行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的法制協議呢？


七、中共想從談判桌上得到戰場上得不到的


為了“解放臺灣”，中共已經絞盡了六十年腦汁，結果還是不能過台海一步。這是天意，也是臺灣人民自我防衛的結果。現在，中共想從談判桌上得到戰場上得不到的戰利品。所以，“兩岸一甲子”會上的中共分子紛紛使盡渾身解數，盡情登臺獻藝表演，以期達到不戰而勝的終極目標。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楊毅11日表示，中共中央黨校前常務副校長鄭必堅等二十八位大陸學者，將以個人和學者身分應邀出席。外界解讀，大陸涉台智庫學者這次參加研討會，是為進入兩岸正式商談做準備，會促成兩岸正式啟動外交和軍事的二軌對話。楊毅說，這次研討會是兩岸學界一次民間性的學術研討活動，同時又是兩岸關係改善發展新形勢下，首次在臺灣就雙方關心的、包括政治議題在內各種議題，進行綜合性探討，自然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研討會雖然分為四個分組，但是顯然探討兩岸外交、軍事的“學者”最多。正是因為，外交、軍事是中共絞殺臺灣命脈的兩把刀。

大陸外交部長楊潔篪的胞弟楊潔勉，將在研討會上發表“兩岸安全與臺灣對外交往”的論文。楊潔勉聲東擊西地提出，當前兩岸安全態勢有三大特點：兩岸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兩岸軍事互信缺乏的情況短期難以改變；美國對台軍售，仍是兩岸安全關係良性發展的重大障礙。

楊潔勉還混水摸魚地表示，臺灣國際空間的拓展，有賴於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沒有兩岸和平發展局面的出現，沒有兩岸坐下來談的氣氛與條件，臺灣對外關係的拓展，無疑會是“空中樓閣”。 


八、第二建議


中共想從談判桌上得到戰場上得不到的，這是不該發生的，但是誰也不能保證它絕對不會發生。為了避免發生這樣不該發生的事，臺灣應在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有些眉目以後，在大陸人民恢復了1940年代曾經擁有過的普選權利之後，再和中共進行政治對話。否則就會對中華民國的存在構成一種歷史性的否定，就會對大陸人民的基本權益，構成一種出賣，就會對中華民族的列祖列宗構成一種背叛。

如果說，迫于政治現實臺灣不得不受到中共的壓力，我們還是可以設計一些其他的辦法，來化解這一壓力的。例如可以運用大陸民間組織發動大陸人民，以“公民聯署請願”的形式，來公開發出上述聲音，來製造一種普遍的輿論，反對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實現普選之前，和中共這一竊國集團進行所謂的政治對話。這一聲音可以破解“兩岸進行政治對話的要求”，從而可為臺灣政府和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緩和來自中共的“政治對話”壓力。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第十二節 達賴喇嘛的外交活動對兩岸關係的潛在影響】


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以下簡稱“達賴喇嘛”）是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的得獎是1989年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意外收穫之一。就像2009年這次歐巴馬得獎，是因為國際上對於小布希總統不滿之延續。

1989年，達賴喇嘛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諾貝爾委員會主席表示“這同時也是對甘地的貢獻的緬懷”，委員會以此承認達賴喇嘛為西藏自由作出的努力、他對非暴力和平解決西藏問題作出的努力。達賴喇嘛在獲獎演說中批評中共對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學生進行武力鎮壓，他強調學生們的努力不會白費。

雖然達賴喇嘛的獲獎是由於八九民運的背景，但考察達賴喇嘛的一貫歷史，都與國際力量之支持密切相關。尤其我們考慮到，諾貝爾委員會迄今為止還沒有授獎給予任何一位中國大陸國籍的人。


一、達賴喇嘛流亡印度


1951年達賴喇嘛和中國簽訂“西藏和平解放十七點協議”以後，1954年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身份率團到北京，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郭沫若、林伯渠等共党幹部會面，當選首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並多次與毛澤東會談。1956年到1959年這三年達賴喇嘛並以全國人大常務副委員長兼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

1956年開始，反抗中共改造的藏人，在安多及甘孜爆發武裝抗爭，並逐步蔓延到西藏中部地區。1956年11月，達賴喇嘛接受印度政府的邀請，和班禪喇嘛一起前往印度參加佛陀兩千五百年誕辰紀念活動。期間達賴喇嘛曾向印度總理尼赫魯求助，尋求可能的政治庇護，但是他最終還是接受了尼赫魯的建議返回西藏。不過1957年達賴喇嘛返回西藏時，中共改造西藏的普遍騷亂已成不可控制之勢。

1958年，達賴喇嘛遷入羅布林卡新宮居住，以迎接大考。1959年初，二十四歲的達賴喇嘛遷往大昭寺參加祈願大法會和最終的大考，以優異的成績獲頒（拉仁巴）格西頭銜（相當於佛教哲學博士學位）。

1959年，共軍駐藏首領張經武邀請剛獲學位的達賴喇嘛一同“欣賞歌舞”，中央官員多番催促確定表演時間，達賴喇嘛最終選定3月10日。藏民擔心達賴喇嘛遭中共綁架，遂於3月10日包圍達賴喇嘛的夏宮——羅布林卡，勸阻他赴約，並在大街上張貼海報、呼口號，要求中共離開西藏。3月17日，解放軍開始炮擊藏族反抗武裝佔據的羅布林卡，當天深夜達賴喇嘛離開拉薩，前往印度實際控制的達旺地區，開始了他流亡國際的生涯。與此同時，西藏政府要員也流亡印度達蘭薩拉，後來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達蘭薩拉從此被稱為“小拉薩”。

 

二、外交關係之拓展


流亡中的達賴喇嘛呼籲聯合國正視西藏問題，促使聯合國大會於1959年、1961年和1965年通過三項決議。這些提案要求中國尊重西藏人權與西藏人民族自決的願望。

1963年，達賴喇嘛頒佈一份基於《世界人權宣言》的民主化憲法草案，名為“流亡藏人憲章”，憲法西藏流亡議會——就是流亡印度的難民選出來的，並由西藏國會選出了西藏流亡政府。憲章還規定了人民擁有言論、信仰、以及集會自由。

1963年，達賴喇嘛在達蘭薩拉流亡政府成立後，安置隨同他流亡國外的近八萬名西藏難民從事農業生產。他創立了西藏教育體系，讓西藏兒童學習他們的語言、歷史、宗教和文化。其中“藏族表演藝術學會”成立於1959年，“藏學中央高等學院”成為在印度的西藏人大學。達賴喇嘛支持重建二百所藏傳佛教寺院，以維護教義和藏族生活方式。這些內部治理配合外交關係之拓展，對於鞏固藏人及達賴喇嘛的國際地位，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1987年9月21日，達賴喇嘛在華盛頓國會人權問題核心小組會議上，就西藏未來地位問題提出了五點和平計劃。

1988年6月5日在法國斯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達賴喇嘛提出了更加細化的“七點新建議”。

印度著名政治活動家莫迪2009年熱情邀請達賴加入印度國籍，眾多媒體傳聞其於2009年已經接受印度國籍。但是達賴的回應為：“我很高興成為印度的公民。不過如果大家對於此事（促進和平思想和非暴力思想的傳播）的參與，是認真積極的，那麼比我取得國籍，更值得高興。”措辭富於外交辭令，但是直到2009年9月，他並沒有正式加入印度籍。顯然，達賴喇嘛雖然流亡印度，但不願意成為中印兩國領土糾紛的棋子，而更加願意保持在自己西藏的影響力。


三、“大藏區自治”戰略


1998年10月，西藏流亡政府承認，在1960年代他們每年透過中央情報局從美國政府獲取一百七十萬美元的資助，並在美國科羅拉多州訓練遊擊隊員，但是否認了達賴喇嘛從中央情報局得到每年得到十八萬美元的個人開支。

1970年代初美國和中共關係正常化以後，達賴喇嘛開始改變策略轉而尋求和平解決西藏問題，實現他提出的“大藏區真正的自治”，以及保護西藏的“人權、民主和傳統文化”的主張。需要指出的是，達賴喇嘛提出的大藏區，包括現在的西藏自治區和青海省全部地區，新疆的五分之一地區，甘肅的三分之二地區，四川的三分之二地區，雲南的一半，面積達二百四十萬平方公里，約占中國大陸總面積的四分之一。

西藏流亡政府已經和中國政府進行了數次磋商，但是中共視達賴喇嘛提出的“大藏區真正的自治”的主張為追求實質性藏獨，不接受他的主張，故而磋商無實質進展。

1987年9月21日，達賴喇嘛在華盛頓對美國國會發表演說時提出“西藏和平五點方案”：

1、將整個西藏轉變成一個和平區。

2、中國應停止其移民政策，此一政策正直接威脅到西藏做為一個民族的生存。 

3、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及民主自由。 

4、恢復及保護西藏的自然環境；中國應停止以西藏做為核子武器的生產基地以及核廢棄物的堆積場。 

5、中國及西藏應著手就西藏未來地位以及兩個民族之間的關係進行積極的磋商。 

該計劃的部分內容包括整個受西藏文化影響地區（大藏區）。其中包括東部的康省（昌都地區）和東北部的安多省，都要變成一個阿希薩姆（和平區），這不僅包括西藏自治區，還要包括四川西部，雲南北部一小部分，青海省全省和甘肅南部與中部小部分。他要求停止中國的人口遷移政策並遷出所有中國非藏族人口在大藏區內的定居者。他還要求尊重基本人權、民主和自由並結束中國利用西藏生產、測試和處理核武器，保護西藏的自然環境。最後他敦促“認真談判，竭誠磋商”有關西藏的前途問題。

1988年6月15日達賴喇嘛在法國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大廈舉行記者招待會，並且提出了“七條新建議”。其內容包括為：西藏是一個民主政治實體，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一種聯盟關係。中國政府負責西藏外交事務，但西藏政府在國外也可以設立外交辦事處。西藏政府自行投票選舉執行首腦，西藏政府所在地是拉薩。西藏的社會經濟體制應由西藏人民自行決定。西藏政府禁止核武器的製造、試驗、儲存。通過地區和平會議來使西藏地區成為非軍事化地區。在近來的公開場合，達賴喇嘛否認有將漢人從藏區遷徙出去的計劃。達賴喇嘛雖然主張中國境內的藏區都納入大藏區，但從來沒有把印度佔領的藏南地區納入大藏區的計劃。這也加劇了中共對他的敵視。


四、積極介入全球議題


達賴喇嘛積極介入國際關注的全球議題，以此獲得並強化了自身及流亡藏人之國際地位。

1、達賴喇嘛反對使用和貯存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且支持裁軍及非軍事化。1998年達賴喇嘛表示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方案，禁止任何形式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達賴喇嘛反對包括伊拉克戰爭在內的所有戰爭。他譴責發動戰爭爭奪世界強權並且認為這是過時的老辦法。

2、達賴喇嘛認為口交、手交、肛交在佛教教義中和對於佛教徒都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同時他又圓滑地認為社會應該對同性戀持寬容態度， 他還曾經談論過關於同性戀的話題：“如果兩個人都對自己的貞潔負責，並且沒有人在其中受到傷害，為什麼不能接受呢？”但是根據傳統，他堅持強調同性戀和計劃生育政策是錯誤的，但是也認為不是每個人都要拘泥於佛教或其他哲學或宗教的教條。

3、達賴喇嘛反對墮胎，但他並非強烈反對的人士，他曾向《紐約時報》解釋道：“當然，墮胎——從一個佛教徒的觀點來看，總的來說是一種謀殺和消極的行為。但它還是依情況而定的，假如這個小生命會給其父母帶來嚴重的問題，這就有例外了。我認為應該立法規定在具體的情況下是否允許墮胎。”

4、達賴喇嘛十分關注環境問題：“在全球範圍內，生態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了。我聽說一些國家很嚴肅地對待這個問題，這很好。這藍色的星球是我們唯一的家園，如果我們這一代做了什麼錯事，那麼下一代就必須面對很多問題了，而那些問題不是人類能力可控制的；因此，情況十分危機。生態學應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達賴喇嘛，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校區，2006年9月19日）近年來，他還積極參與國際野生物種保護運動，包括利用宗教號召人們拒絕虎皮、豹皮的衣服。

5、達賴喇嘛在2001年這樣談到武器管制和自衛的問題：“一個小女孩想知道面對一個持槍指向她同學的匪徒應如何反應，達賴喇嘛會說暴力行為也應被祈禱致意，也應寬恕那個行兇者；但如果有人持槍威嚇著要殺了你，那麼你用槍反擊射向他是理所當然的；但不要射他的頭，那是毀滅性的傷害。最好射他身體的其他部位，比如腳。” （西雅圖時報，波特蘭，2001年5月15日）

6、達賴喇嘛贊同卡爾•馬克思反對剝削、關心貧窮的無產者的口號。他表示：“馬克思在經濟學上不僅僅追求利潤，也關心怎樣將利潤平均地分配給大家，讓所有人享受這些利益。在實踐中，從哲學的角度、世界觀的角度，馬克思強調世界上沒有救世主，這和佛教的理念一樣……如果從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者去作比較，我是支持社會主義的。”他認為前蘇聯、中國和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並非真正實行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蘇聯的失敗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失敗，而是極權主義的失敗。他稱自己為“半個馬克思主義者，半個佛教徒”。在歐洲，許多社會黨人聽了他的演說之後都爭相上前與其握手，並稱他為“同志”。

達賴喇嘛支持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會，從而為加強世界範圍內的和平和道德力量做貢獻，他還持有現代科技優於古老宗教的觀點……凡此種種，都有效團結了各種力量，從而加強了他作為一個國際流亡者的政治地位。


五、達賴喇嘛的國際影響


達賴喇嘛精通英語，四處演講，隨機應變，圓熟籠絡，成功地贏得了世界對於“西藏前途自決”問題的廣泛同情，包括許多好萊塢名人和全球眾多知名藝術家的聲援，其中最著名的是演員理察•基爾、沙朗•斯通和史蒂芬•席格，其中史蒂芬•席格多次擔任達賴喇嘛出訪時的保鑣，也獲得多個主要國家立法議員的支持。

從1967年起，達賴喇嘛開始了一連串對四十六個國家的訪問。他團結一切可以接觸的勢力。1973年在梵蒂岡他會見了教皇保羅六世。他表示願意與梵蒂岡元首教宗若望保羅二世會晤。教宗同意並在1980年與他會面，並於1982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2003年幾度會面。他還會見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羅伯特•倫西博士和倫敦其他聖公會領袖。他也會見了猶太教和天主教的高級官員。1987年2月他接見了日本的麻原彰晃，其後又曾數次會面，並幫助奧姆真理教獲得免稅待遇。達賴喇嘛還與兩位前納粹成員布魯諾•貝爾格和海因裏希•哈勒保持經常性的接觸和友好關係。目前他也同蘇俄東正教會建立關係。

此外，在官方聯繫方面，立陶宛總統維陶塔斯•蘭茨貝爾吉斯邀請達賴喇嘛在立陶宛國會講演，他是第一位得到這樣邀請的外國領袖。他與印度政府的關係素來密切，並與聯合國建立了關係。2001年，達賴喇嘛非同尋常地在北京幕後施壓後被拒絕訪問韓國。不過2001年5月23日達賴喇嘛在白宮與美國總統小布希交談以後，在國際社會的敦促下，中國從2002年9月以來與達賴喇嘛特使就西藏問題進行了六次不公開的談判。達賴喇嘛也曾三次訪問臺灣，包括在1997年、2001年及因臺灣八八風災而在2009年8月30日第三度訪台。

2005年4月18日，美國的時代雜誌將達賴喇嘛列為世界一百位最有影響的人之一。

2005年7月5日，在八國集團首腦會議第二天，達賴喇嘛呼籲為世界各地的數百萬饑民緩解困境，在會見搖滾歌星安妮•藍妮克絲（Annie Lennox），他說這次會議作用“有正面的深遠意義”。俄國東正教會大牧首阿列克謝二世Patriarch Alexius II）說“我高度珍視東正教和藏傳佛教及其信徒們良好的關係，並且住祝願藏傳佛教在未來取得進一步發展”。

2005年7月6日達賴喇嘛慶祝他七十歲生日。大約一萬名西藏流亡難民、僧侶和外國遊客聚集在他的家。此前一天，2005年7月5日中共拒絕達賴喇嘛在生日返回西藏的要求。儘管有人擔心，如果他在流亡中去世，可能在當地政府對西藏和周邊地區引發暴動。

2007年10月，在國際顧問公司Creators Synectics的“在世天才百強榜”上，達賴喇嘛排名第二十六位。


六、達賴喇嘛2009年外交活動


2009年3月11日達賴喇嘛在印度達蘭薩拉會見來自世界五大洲的中國大陸民運代表團之後，他表示已經對中國政府的誠信不抱希望。這之後達賴喇嘛連軸展開其環球之旅：

1、2009年5月5日下午，正在紐約訪問的達賴喇嘛在沃爾道夫酒店會見了中國民運人士、維權人士、異議作家和獨立學者，和他們一起討論西藏問題。

2、2009年5月30日，丹麥首相拉爾斯•勒克•拉斯穆森不顧中共壓力，在他的官邸瑪瑞恩堡會見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

3、據法國媒體巴黎人報 (Le Parisien) 報道，達賴喇嘛于2009年6月6日重返巴黎。巴黎市長貝特朗德拉諾 (Bertrand Delano•) 親自頒發給達賴喇嘛”巴黎榮譽市民”獎章，次日他在巴黎貝西體育場(palais omnisport de Bercy)做一場題為”道德與社會”的公開演講。

4、6月7日是歐洲大選的日子，在這次”歐洲之旅”日程安排中，達賴喇嘛先後訪問冰島、丹麥、荷蘭和法國。

5、臺灣發生八八水災之後，世達賴喇嘛于8月30日至9月4日間訪問臺灣。

6、 10月10日，達賴喇嘛在華盛頓接受了美國國會頒發的一枚獎章，出席了一個探討佛教禪修的研討會。

7、達賴喇嘛應日本四國地區佛教聯合會的邀請，在松山市的愛媛縣武道館內舉行題為“人生最大幸福是什麼？”的演講。達賴喇嘛呼籲人們重視慈悲價值觀，共同創造和諧社會，來促進內心安寧與世界和平。來自日本各地六千多名民眾參加了演講會。

8、12月3日，達賴喇嘛在雪梨國際會議中心 參加了“心靈與LTS潛力”研討會，並與四位神經與心理學家進行了兩個多小的對談，發表“我們的未來，由誰負責？”的演講，近一萬名聽眾聆聽。演講結束後，與澳洲反對黨自由党黨魁艾伯特(Tony Abbott)舉行會晤。

9、美中不足的是，達賴喇嘛尋求與美國總統歐巴馬會面的努力，一直受挫。


七、達賴喇嘛與歐巴馬過招


英國《金融時報》10月10日的分析認為：歐巴馬有意冷落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在其訪問美國首都的議程中不能包括造訪白宮，這在1989年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後尚屬首次。歐巴馬為了首次訪問中國大陸，擔心激怒北京，因此，所有此類會面均被推遲。一些利益團體認為，面對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和外交實力，西方國家對待中國人權問題的態度必須趨於軟化。而達賴喇嘛受到歐巴馬政府的冷落，正是這一變化的最新標誌。

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後，西方政府找到了在人權問題上向中共施壓的辦法，由各國首腦就政治犯名單進行遊說，並與北京展開“人權對話”。這些名單仍然是外國高層訪華的一個主要議題，但過去兩年來，尤其是在北京奧運會和今年6月天安門事件二十周年前後，對異見人士的恫嚇可以說已經升級。西方駐京外交官對於人權對話幾乎毫無信心可言。一名歐洲使節表示：“我們大多數人視其為官僚和程序性遊戲。”

一些觀察人士相信，要想對中國產生影響力，西方政府必須轉變策略，聚焦於在中國體系內部受到支持的問題，而不是躲在遠處發動人權批判。中國已經對死刑規定進行了改革，規定每一例死刑案必須經過最高人民法院的復核。不久前剛剛卸去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級研究員一職的約翰 福克斯(John Fox)表示：“我們必須順勢而為，推動已經在中國國內展開討論的議題，而不應一味地反對中國政府。”

但一些人權衛士認為，異見人士仍應是討論的中心。華盛頓資深維權人士Dimon Liu表示：“西方政府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莫過於公佈依然在押的維權人士名單。”最棘手的問題依然是，西方政府如何對待西藏和新疆問題——過去十八個月，這兩個地處西部的自治區都出現了民族騷亂。藏人在西方尤其擁有廣泛的民眾支持。但中國在這些問題上的態度通常也最為堅決。歐巴馬政府終將確定對付中國的基調。

達賴喇嘛的顧問表示，歐巴馬已經向達賴喇嘛保證，今年會與其會晤——一次納入總統官方議程的正式會見，而不是在白宮走廊裏的“非正式訪問”。如果此次會面得以成行，達賴喇嘛就可以宣稱，美國沒有因為現實政治而犧牲達賴喇嘛的西藏自治事業。但如果歐巴馬不去證實這一點，其他許多領導人或許也會效仿。

在這樣十分微妙的時刻，達賴喇嘛突然出來替歐巴馬講話，就反而不值得大驚小怪了。達賴喇嘛說，歐巴馬沒有對中國軟弱，他只是在與中國打交道時採取了不同的手段，因為歐巴馬在訪華期間曾經對中共提及西藏問題。達賴喇嘛11月21日在接受印度電視臺採訪時還說，歐巴馬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同時也表示華盛頓支持儘早恢復北京與達賴喇嘛代表之間的會談。達賴喇嘛還告訴新德里電視臺，自己對歐巴馬沒有與他會面並不感到失望，他還認為歐巴馬11月24日會晤到訪華盛頓的印度總理辛格時，還會提出討論西藏問題。

歐巴馬是否真和到訪華盛頓的印度總理辛格提出討論西藏問題不得而知，然而過了不到一個月，達賴喇嘛又指出歐巴馬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有些為時過早。12月11日，達賴喇嘛在澳大利亞發表這一看法。他對“天空新聞”說，“我想，如果你實事求是地講，歐巴馬獲得這個獎項可能有些早了。但是，也沒什麼關係，我知道歐巴馬是一個很能幹的人。”這裏面的語氣充滿了挖苦的意味。歐巴馬今年10月被宣佈成為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當時他入主白宮成為美國總統僅僅九個月。也許諾貝爾委員會想用這個辦法來影響美國的政策，但事實證明他們大大地失算了：就在奧斯陸領獎的前幾天，歐巴馬剛剛宣佈美國將向阿富汗增兵三萬，從而給了諾貝爾委員會一記響亮的耳光。歐巴馬在領取和平獎的演說中，還為阿富汗戰爭進行辯護，因此歐巴馬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引發了諸多爭議。達賴喇嘛運用這一機會與歐巴馬過招，耐人尋味。

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詮釋了達賴喇嘛現在的外交活動，會對國際事務發揮影響，同時當然也會對兩岸關係發揮一種潛在的影響。

那麼，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影響呢？


八、對兩岸關係的潛在影響


我們為了保衛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就需要減緩中共崛起的速度、並改變其崛起的方向；為了控制中共崛起的速度、改變其崛起的方向，就需要有人扮演刹車的角色。現在，隨著中共自身和平演變程度加深，美國、西歐、日本、臺灣出於自身的考慮，不同程度都在轉變自身防控中共的方式；而達賴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為了自身的生存卻無法轉換這一角色特有的行為方式。早在2008年3月西藏事件以後，許多人就開始積極遊說達賴喇嘛來扮演“全中國反對派領袖”這一角色，將近兩年以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達賴喇嘛確實正在向這個方向努力，因為這是他在極為不利的國際形勢下救亡圖存的唯一方式。

我們通過審慎評估，發現一個頗有意味的剪刀差現象正在發生：中國大陸在國際上崛起的同時，內部卻在陷入日益失去結構的混亂狀態。這一雙向運動仿佛一個剪刀差，不僅正從內部撕裂中國大陸社會，而且也把達賴喇嘛等反對勢力趕入一個絕境，迫使他們在日益失去國際支持的時候，不得不冒險挺進中國大陸，以獲得絕地反攻、反敗為勝的機會。最近興起的“闖關回國”、“回家運動”，正是這一困境的典型案例，也體現了人們希望突破這一困境的努力。

換一個角度看問題，達賴喇嘛周遊列國向中共叫板示威，有助於在全球範圍維持一個無形的防共控共的陣線。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出於自身生存的需要，應該是最後一個退出世界反共大同盟的，如此一來，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也就有意無意地為其他國家建立了一個防共控共的前沿防線。通過這一移動之中的前沿，其他國家就可以爭取時間，讓中共完成最後階段的和平演變。甚至可以吸收一部分損害，中和一些中共在其解構的最後階段所釋放的有害物質。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另起一頁）

【第三章】


【2010年統獨掙扎】


（另起一頁）



【第一節 臺灣最新選情是否緩和了兩岸關係】


一、選情不利緩和兩岸關係


繼2009年底臺灣縣市長選舉稍微失利後，國民黨2010年1月8日又在桃園、台中、台東三縣三席的立法委員補選中全部失利。有分析指出：這也是總統馬英九在兼任党主席之後所面對的“二連敗”，使其黨內領導權威再受重創。分析還指出，由於在野黨在立法院席次已達三十席之多，隨時可提罷免總統之提案，可能嚴重影響政府之施政。此概由於民進黨已跨越罷免總統的立法院立委四分之一即二十九席的門檻，雖然蘇嘉全及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王幸男都謹慎表示“不輕易提案罷免”，不過王幸男還是威脅說，將“邀請”總統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這是臺灣最新選情之中對執政當局不利的一面，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有不利的一面也就有了有利的一面。就本文的論題來看，其中有利的一面，就是選情的不利可能反而有助於緩和兩岸關係、延緩中共企圖將兩岸關係“泛政治化”的攻勢。因為國民黨選情不利，告訴中共不可相煎太急，否則造成臺灣人民的反感，重蹈公元2000年的覆轍。在此一考量之下，選情不利反而有助於緩和兩岸關係。


二、兩岸“泛政治化”的壓力


中共企圖將兩岸關係“泛政治化”的壓力由來已久，但近年日益加急。這裏舉一個例子，就可以看出。中共“臺灣網”與人民日報海外版、人民網、新華網、中國網、國際在線、中國日報、央視網、中青網、中國經濟網、中新網、中國廣播網等，合作的年度“兩岸關係十大新聞評選”，從中可以測量中共對台之動向：

1、溫家寶宣佈全面加強兩岸經濟合作，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五項舉措。

2、兩岸兩會領導人協商取得一系列積極成果。

3、北京國務院發佈《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

4、首屆海峽論壇在福建舉辦，成為最大規模的兩岸民間交流盛會。

5、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同中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舉行會談。 

6、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在長沙舉行，就加強兩岸文教交流合作達成二十九項共同建議。 

7、臺灣中南部多個縣市遭受“莫拉克”颱風災害，大陸各界為救災和災後重建積極提供援助。

8、大陸企業赴台投資，兩岸正式開通定期航班，兩岸直接雙向“三通”全面實現。 

9、一些地方大型團組紛紛赴台交流，大陸居民赴台旅遊實現六十萬人次的預期目標，兩岸大交流熱絡而廣泛。 

10、學習貫徹胡錦濤總書記2008年12月31日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三十周年座談會重要講話座談會在京舉行。

由上述行文看來，中共對台之經濟、文化、救災活動，全部具有政治目的，在顯著的“泛政治化”之下，好像志在必得，而且感覺已如囊中探物。這是因為，中共獨裁集團完全忽視臺灣民主社會的民意基礎，以為臺灣人民也可以像大陸人民一樣，予取予奪之，縱情魚肉之。


三、縣市長選舉失利比較輕微


與2010年1月8日三席立法委員補選全部失利相比，2009年底臺灣縣市長選舉的失利，是比較輕微的。

12月5日夜，備受關注的臺灣縣市長選舉結果揭曉。在換屆選舉的十七個縣市中，國民黨獲得十二席，比上屆減少一席，丟失了花蓮、宜蘭，但拿回了金門；民進党獲得四席，在保住了執政的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的同時，重新奪回宜蘭縣；另有無黨籍獲得一席，即脫離國民黨參選的傅昆萁在花蓮縣獲勝。就選舉結果看，國民黨小輸，民進黨小勝，但藍綠政治版圖未有大的變化，可謂維持平盤。

然而，就得票來看，則呈現綠長藍消態勢，值得國民黨警惕。此次選舉，國民黨得票率47.87%，民進黨45.32%，而上屆國民黨得票率50.96%，民進黨為41.95%。兩相比較，國民黨明顯下滑而民進黨明顯上升，雙方差距明顯縮小。國民黨在各個縣市的得票比上屆均不同程度減少。

國民黨2009年底縣市長選舉失利，原因涉及提名人選、地方派系、黨內分裂、組織動員、策略操作等方方面面，但不可否認，國民黨在國際形勢與兩岸政策方面的表現，也是一個可以考量的因素。國際金融風暴加劇臺灣經濟困難，使“馬上好”的承諾無法兌現，當局在“八八水災”、“美國牛肉風波”中的表現，多名國民黨“立委”涉案被判當選無效，國民黨中常委賄選風波，等等均影響到社會對國民黨的信任和觀感，加上國民黨作為執政黨受到社會更嚴格的檢視，遂形成對國民黨選舉不利的大環境。因此，儘管選舉結果仍然維持藍大綠小格局，國民黨仍然握有從“中央”到“地方”的執政優勢，但選舉得票大幅下滑的事實，無疑是對國民黨的重大警訊，其中包含的訊息值得國民黨分析總結。


四、中共繼續向臺灣施加壓力


國民黨2009年底臺灣縣市長選舉失利，但中共不以為意，還是繼續向臺灣施加壓力，這一壓力無疑會讓國民黨在2010年的選戰中處於更加不利的地位。

2009年12月22日中共的海協會副會長鄭立中談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闡釋“軟中帶硬”的立場，他一方面聲明簽署不能有時間表，潑了海基會的冷水，一方面強調農產品開放會考量臺灣市場容納量，又緩了馬政府的兵，熱冷鬆緊之間，北京表現出可放可收的戰略縱深，十分具有彈性。但是中共的這一聰明，卻完全不顧臺灣社會和國際社會對此的觀感究竟如何，其實是極為愚蠢的表演。

海協會談判前夕要求“加碼”，導致租稅協議無法如期簽署，這並非反映大陸涉台策略已不全然政治掛帥，更不等於是中共的務實經濟考量也逐漸抬頭；而是說明中共官僚顢頇遲鈍，十年過去，依然缺乏對於民主政治的嗅覺。如此獨裁專制的大陸政權，必將使兩岸協議更添複雜性與困難度。

有分析指出：綠營擔心ECFA衝擊農業與傳統產業，並非空穴來風，因為臺灣政府“保證農產品不進口”的支票，還得靠對岸的背書。雖然對農產品的補貼或防衛機制符合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規範，但前提是大陸要同意，鄭立中說“ECFA既要符合WTO基本規則，又要顧及兩岸的特殊性”，其實是十足的官腔，幾乎無可救藥。照這一情勢分析，ECFA應該還是會簽署，但能不能如政府之願在2010年5月之前，仍有變數。中共似乎還要看一看臺北是否能夠展現更多的“誠意”，但應不致拖到2012年馬總統爭取連任時。不過，兩岸簽署ECFA後，臺灣是否就可順利和其他國家談自由貿易協定(FTA)，這是“畫餅”，大陸從未明確承諾。

第四次江陳會暴露了北京壓力過大，導致臺灣政府的兩難窘境，如果北京對關鍵項目不肯讓步，以大吃小，臺北註定受傷；但如果北京在統戰考量下讓步，捏住要害，也會稀釋臺北的籌碼。鄭立中數度使用“一廂情願”語彙，既吐露心聲，也傳遞某種訊息。凡此種種壓力，很難說沒有衝擊到2010年的立委選舉。


五、補選前夕美國出售武器


與北京的顢頇遲鈍相比，與臺灣同為民主國家的美國，顯然對民意要敏感許多。

美國國防部1月6日宣佈：啟動對台出售“愛國者”防空導彈計劃。不論這是巧合還是有意，反正是在臺灣立委補選之前兩天作出的；因此，不論這是巧合還是有意，這一宣告多少都會幫助執政當局的選情。

有意思的是，中國國防部要求美國撤銷對台軍售的聲明，卻足足晚了一天，到1月8日方才公佈。不論這是巧合還是有意，反正是在臺灣立委的投票結果已經板上釘釘之後，才進行的；因此，不論這是巧合還是有意，正好回避了對於臺灣選情的任何干擾。對美國和中共雙方在時間點上的運作，我們認為，其巧合的可能應該低於有意為之。

如果這一研判可以成立，那麼可以認為，美國政府還是希望國民黨可以繼續執政，從而保持臺灣海峽的大致穩定。同時，中國政府也不希望刺激臺灣選民，就像他們在1990年代所做的那樣適得其反。

當然，我們也應該考慮到，中國國防部的反應是於臺灣立委補選的結果同時出現的，應該是尚未消化這一消息的時候作出的反應。

下面具體分析一下中共的反應。

1月8日，中國國防部要求美方尊重中方核心利益，立即撤銷有關對台軍售項目，停止美台軍事聯繫。中國國防部並說，“將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

美國已同意出售先進“愛國者防空飛彈”給臺灣。先前有報導指中國軍事將領曾經暗示將制裁軍售臺灣的美國企業。

美國國防部1月6日宣佈這項軍售案，允許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 Corp）出售愛國者飛彈給臺灣，但是數量不明。分析家表示，愛國者是同級武器中最精良的飛彈之一，可以擊落中國短程與中程飛彈。

中國外交部也呼籲美國取消所有軍售計畫，以避免破壞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但是中共完全沒有顧及臺灣的安全需要。中共完全沒有體諒國民黨政府為了緩和兩岸關係，2009年曾在金馬澎再減一半兵力的巨大善意。所以人們評論說“共產黨具有狼性”，又多了一條證據。


六、中共對臺灣不夠善意


中共的“東南快報”在2009年6月8日曾經發表評論“臺灣當局和緩兩岸關係”承認“金馬澎將再減一半兵力”說：過去所謂兩岸最前線的金門馬祖和澎湖，一直是台軍戰略上的重要堡壘，但是昨天有消息指出，金馬澎三個外島，台軍兵力將再次減少一半，只剩下不到一萬人；“國防部”證實，金馬澎外島兵力將會降編，但絕對不是撤軍，台當局這樣的戰略思考，外界認為和已經和緩、升溫兩岸關係有關。

我們想問的是：既然中共知道臺灣具有和平誠意，為什麼要阻擾臺灣適當購買防禦性質的武器？

自從美國國防部1月6日宣佈啟動對台出售“愛國者”防空導彈計劃後，國際媒體紛紛將焦點關注到中美關係的態勢上。在中方接連發出強硬表態後，有媒體認為，雖然知道這一舉措肯定會招致中國的不滿，但奧巴馬政府還是准許了向臺灣出售升級版武器。這是因為美國知道：臺灣問題並不是中美關係間唯一浮現危機的因素。奧巴馬預計或最快於2月就與達賴見面。長期關注中國問題的美國前國務院官員小約翰•J•特卡奇克說：“因為擔心中國方面的反應，美國在按其本國法律與臺灣做交易時甚至都猶豫不決。”他認為，這是中國作為超級大國崛起的“心理標誌”。

他沒有說明的是，這一標誌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卻是弊多於利。

正是在這種困難的局勢下，1月25日，海基會副董事長高孔廉搭機前往北京，就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進行首次業務協商。他說，協商不會觸及實質內容與早期收穫清單，但將會爭取臺灣最大權益。高孔廉在登機前面對媒體採訪時指出，這次是進行初步業務性協商，而第一次業務性協商，將針對協議的整體架構及工作分組方式，進一步交換意見。但有關實質內容及外界關切的“早期收穫清單”，這次協商是完全不會觸及。

高孔廉指出，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協的國家自由貿易區，自今年1月開始生效、實施零關稅，這對臺灣產品出口來說，將處於不利的地位。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有其必要性。高孔廉指出，我們跟大陸商談這些議題時，將以臺灣為主及對人民有利為原則，來爭取臺灣最大權益。他還保證，協商絕對不會涉及大陸勞工開放問題，農產品也不會有新的產品開放項目。高孔廉表示，這次協商將會談到架構名稱，因為，整體來說，有名稱及架構確定，才能讓專業部門進行實質性的協商。


七、兩岸關係有望“去政治化”


我們認為，隨著臺灣新選情的出爐，兩岸關係有望進一步“去政治化”，更多偏重事務性之處理。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共應該逐步體認到，如果在目前情勢峽給與臺灣執政當局更大的政治壓力，勢將迫使臺灣執政黨的選票進一步流失，從而根本危及兩岸和解的前景。

以撰寫“江澤民傳”而在中國爆紅的美國御用文人庫恩(Robert Kuhn)，日前談到兩岸關係時也強調：應維持現狀。他認為，隨著時間推進，中國整體經濟狀況將與臺灣越來越像，現在，上海與北京已經和臺灣不相上下，儘管中國整體並非如此，然而再過二三十年，中國整體將趕上臺灣，屆時人民對彼此的政治差異將不再在乎。所以我相信維持現狀，讓兩方自然成長，再過二十年，兩岸將會變成和今日截然不同的地方。 

御用文人的看法，多多少少反映了中共的意見。

如果我們的這一研判是正確的，那麼中共當會適可而止，在國民黨選情趨於不利的情勢下，放鬆一些對台壓力。顯然，如果臺灣再度出現政黨輪替的趨向，中共將是最大的輸家之一。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第二節 對民間提出《兩岸和平共處法》的觀察與建議】


一、《兩岸和平共處法》不是新話題


2009年12月21日，聯電榮譽董事長曹興誠在多家報紙刊登了大幅廣告，洋洋灑灑將近五千字：《懇請馬總統大膽制定〈兩岸和平共處法〉促進兩岸互信互助》。

《兩岸和平共處法》大致內容為：一、臺灣不排斥與大陸統一；二、統一需尊重臺灣民意。具體做法是：統一的條件，由大陸提出，交給臺灣民意表決；其時機由大陸決定。如果臺灣百姓多數同意，即可進行統一；萬一臺灣百姓不同意，則間隔一段時間之後，程序可以重來，而且次數不限；至兩岸最終統一為止。

《兩岸和平共處法》的構想，可以追溯至1999年，陳履安競選總統時，曹興誠就跟他提過，當時叫“統一公投法”。曹興誠聲稱，之後歷經2000年、2004年，他都跟宋楚瑜、連戰都講過這個構想，一直沒有得到重視。到了2007年，曹興誠的《兩岸和平共處法》有了更完整的邏輯架構，對時任總統的陳水扁提出，卻因“政治不正確”，引起包括陳水扁等泛綠人士的圍剿。


二、《兩岸和平共處法》的邏輯


《兩岸和平共處法》不是一個新的話題，被評為“重拋統獨議題”，所以《懇請馬總統大膽制定〈兩岸和平共處法〉促進兩岸互信互助》廣告一出，藍綠同聲沸騰，咸認曹興誠此舉無異提倡終極統一，攪亂臺灣統獨爭議一池春水。曹興誠本人在接受《新新聞》訪問的時候，談到這種惹火上身的爭議，自覺有苦難訴。“反對的人，都沒仔細看過我的文章，他們眼中只有統獨，卻看不到整個大勢所趨。”

曹興誠認為美國有“臺灣關係法”，中國大陸有“反分裂國家法”，對台的策略、辦法都甚為明確，臺灣夾在當中，再不亟思作為，終將成為任憑兩強擺佈的棋子。“無論臺灣關係法、反分裂國家法，或是《兩岸和平共處法》的制定都有兩個作用，即統合島內共識，和維持政策的一貫性。藉《兩岸和平共處法》臺灣能宣示我們對統一的立場及底線，而這底線，就是‘民意決定’。”

曹興誠表示，民進黨的“臺灣前途決議文”第一項即開宗明義提出，“臺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經由臺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照這樣看來，“《兩岸和平共處》根本就是呼應民進黨主張所寫的法！會在綠營產生誤會，我也不解。” 

《兩岸和平共處法》不處理“獨立”問題，是因為“臺灣早已經實質上獨立”，現狀沒有的統一，才是曹興誠要處理的問題。但曹興誠強調，目前臺灣大部分人都期待“維持現狀”，但“現狀”如果沒有法令與共識做基礎，是極不穩定的。

曹興誠的理論，自有一套邏輯，本該有許多理性討論的空間，但當中出現的“統一”一詞，便讓許多人刺目，模糊了焦點。兩岸統獨是個大哉問，《兩岸和平共處法》就算真要開始準備，還得要好一段時間。曹興誠只是拋出議題，引來島內眾多討論，但在整場辯論中最該出現的“政府”角色，卻奇跡似的銷聲匿跡。

過往曹興誠四處建言，也曾當面提交書面資料，但都遭“不能講統一，會被扣帽子”的理由打了回票。民主國家政治人物凡事選票考量本應無可厚非；但“統獨”議題牽涉到臺灣前途未來，也在此時激發些許內部矛盾，有心人士認為，無論該模糊或該厘清，或制定法源“鞏固”現狀，政府總該出面給個說法。


三、《兩岸和平共處法》在香港 

 

早在2007年12月7日中新社就曾經報道說：“《兩岸和平共處法》痛心臺灣的族群對立”。說“頻頻大動作刊登廣告批評陳水扁的臺灣企業界知名人士、聯電榮譽董事長曹興誠，6日現身香港。除暢談《兩岸和平共處法》的理念，他還表示，臺灣的族群對立讓他很痛心。”

曹興誠說，兩岸如果科技越來越發達，經濟越來越發展，如果我們看到歐美、日本的例子，兩岸的爭議會自動地消失；可是這個時間有多長，我們不知道，所以希望有一個法案，把統“獨”的爭議能夠降下來，能夠讓大家全力發展經濟。 先前大動作刊登廣告，批評陳水扁是假“台獨”，還將文章發表在網絡上，引起網友熱烈回應。曹興誠說，臺灣島內的族群對立，讓他很痛心。曹興誠表示，臺灣人口很少，地也很小，其實大家都應該很同心協力來發展經濟；弄到這樣的衝突，感覺在政治上面，沒有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 

中新社還報道：三度發表對兩岸關係的長篇建言，還獲得“中研院”院士力挺。身為企業大老，曹興誠高調呼籲，要藍綠兩黨2008參選人捨棄政治口水，回歸經濟議題。曹興誠說：“臺灣因為統‘獨’的問題，弄得政治很混亂，影響到經濟的發展，所以我也想看看是不是提出這樣一個法案，有助於統‘獨’方面能夠不要這樣的對立。” 在“實質獨立”的情況下將統一納入選項，能促使中國大陸釋放出最大誠意，“使大陸努力修改政策，以符合臺灣民眾的期待”，同時，為了取信臺灣民眾，中國大陸勢必也須進行內部政策的調整，進一步提升國內民主、自由。

曹興誠在香港的上述活動肯定引起了中共的注意，因為這已經不是臺灣內部的一輪，而成為“國際話題”了。

對此，中共的評論人士曾經提出兩點意見說：

1、既然曹興誠稱臺灣“已經獨立”，但對島內“急獨派”念茲在茲的“法理獨立”，曹興誠為何坦言“不贊同”？他說明，“法理獨立”代表的意義是“明確和中國大陸宣示斷絕關係，永遠互不歸屬。”這樣的說法，大陸是不能接受的，若一意孤行硬碰硬，反而使臺灣自蒙其害。

2、“實質獨立”而不“法理獨立”，為臺灣短期創造許多有利的模糊空間，但長期含混、以拖待變，“是相當危險的”。“反分裂法”中的對台動武三條件為：臺灣被以任何名義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外國侵佔臺灣、臺灣當局無限期地拒絕談判。馬英九日前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提到“幾十年內，看不到兩岸的統一”，無形中可能觸動大陸的武力動台三條件，為兩岸關係增添不必要的變數。

……

不過無論他人如何看待，曹興誠認為自己只是普通人，無力顧及複雜的政治算計，但眼看時機愈來愈緊迫，國際上過去支持臺灣的，也因臺灣的亂象漸漸有所保留，他再次強調，“藉由《兩岸和平共處法》的處理，島內才能真正‘放下’統獨意識形態之爭，也促使兩岸未來‘放下’統獨的無謂紛爭。”


四、《兩岸和平共處法》的個人因素


作為“台聯電榮譽董事長”，曹興誠呼籲推動《兩岸和平共處法》，有他個人的原因。

2007年10月27日新竹地方法院是在對歷時兩年多的“聯電和艦案”作出一審宣判，曹興誠、聯電榮譽副董事長宣明智與宏誠創投總經理鄭敦謙三名被告均獲判無罪。

事情出在2001年，當時擔任聯電董事長的曹興誠協助資深員工徐建華在大陸成立和艦科技公司，並由副董事長宣明智全權負責。曹興誠當時的想法是，要保留日後並購和艦的可能性，待台當局兩岸政策鬆綁，立即進行兩家公司合併。2005年，臺灣檢調單位突然重點偵查聯電與和艦兩家公司共二十四名高層員工和工程師。曹興誠等三人後來因“非法投資”被起訴。

曹興誠剛被宣判無罪，就在2007年11月11日以“關心國事的小民”的身份，在臺灣三大報刊登廣告，呼籲執政黨與在野黨的總統候選人謝長廷、馬英九推動《兩岸和平共處法》，徹底解決兩岸問題。他還以網路博客雙管齊下，為文提出《兩岸和平共處法》的六個重點，包括宣佈兩岸不排斥統一，但統一必須順應臺灣民意，也就是通過《統一公投》。 

他說，和艦案問題源於兩岸問題，使得他瞭解兩岸問題如不及早解決，越來越多的人，可能凡事只問藍綠、不問是非。 

他認為，《兩岸和平共處法》應包括以下幾個重點： 

1、確定臺灣不會舉辦“獨立公投”。理由是臺灣（即中華民國）既宣稱為主權獨立之國家，則已無“獨立公投”的空間。 

2、宣佈中華民國不排斥與大陸統一。惟統一必須順應臺灣民意，即必須通過“統一公投”。這麼一來將“民意”置於統獨之上，既不抵觸民進黨《臺灣前途決議文》的立場，也能回應大陸的統一訴求，為兩岸走向和平之關鍵。 

3、臺灣不主動舉辦“統一公投”，以免激生內部爭議。“統一公投”應在大陸要求時，方予辦理，目的在協助大陸與臺灣百姓直接溝通。 

4、“統一公投”之前，應請大陸官方將其“高度自治”的具體實施內容，連同臺灣百姓在統一後之權利、義務等等，公開予以詳盡說明；以便臺灣百姓做出判斷與決定。 

5、統一公投如果通過，表示臺灣多數百姓同意，統一較獨立更有利（譬如可以終止凱子外交、藍綠惡鬥，共創、共享世界強國地位等等），同時也相信大陸有誠意履行其“高度自治”之承諾；兩岸即可完成統一。 

6、統一公投如果沒有通過，表示臺灣百姓對統一仍心存疑慮。大陸可以修正其“高度自治”之內容，或加強其履行保證，然後另擇時機，要求再次舉辦，其次數不限。（此表示統一公投並非一次性之“統獨對決”，而是提供一個“過程”，以磨和兩岸之猜忌與歧見，確保統一符合臺灣的民意。）惟公投雖然次數不限，但兩次公投之間，應有適當間隔，似不應少於十年。

但是曹興誠強調，他個人從事科技產業的創設與發展，對於參與政治全無興趣，惟感兩岸問題讓臺灣陷入分裂混亂，希望能夠抛磚引玉，而他本人無意涉足任何政治活動，故不會“推動”以上提出之構想。 


五、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看法


2007年11月21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對《兩岸和平共處法》發表看法認為：“曹興誠先生提出推動的《兩岸和平共處法》無法帶來和平，也難以平等共處”：

1、兩岸之間相互的政治定位不應由中國單方面律定。中國堅守“一個中國”的原則，也要求臺灣遵守或承認，即隱含兩岸間只有走向統一之一途，排除了其他的可能，這不是一種負責任的建議。 

2、大多數臺灣人民希望維持臺灣主權獨立的現狀，這最可能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兩岸的現況。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國家主權屬於2300萬人民。臺灣前途之任何改變，只有2300萬人民有權決定，此為當前臺灣社會對國家主權及臺灣前途之最大共識。臺灣歷次民調均顯示8成以上民眾主張台海兩岸“維持現狀”，此“維持現狀”乃給予臺灣人民在時機成熟時作出選擇之要件。所謂統獨公投都不是政府現階段所要推動的重點。當前臺灣社會對於推動相關立法的條件與共識均有所不足，政府更無法架構限定臺灣前途及限縮人民自主權的法律規範，由現在的民意決定臺灣很久以後的政治走向既不切實際，也不符合民主。 

3、兩岸要和平共處，不是只有單方立法之一途。兩岸的問題基本上是政治問題，雙方應在不設定前提的情況下坐下來談，目前並沒有這樣的社會與政治條件來立曹先生所希望的法；如果真要立法，可能適得其反，未立而先亂，未蒙其利而先受其害，既不明智，也缺乏政治智慧。 

4、“和平共處法”只確定不得辦獨立公投已屬不智，竟可納入應中國要求時可舉辦統一公投之文字；此種立法古今所無。依此邏輯，臺灣可否要求中國之“反分裂國家法”中不要主張“一個中國”，或可應臺灣之要求而不動武？中國竟可啟動臺灣之國內法，這真是匪夷所思。 

5、曹先生對“高度自治”似有過度之憧憬。港澳主權轉移至中國之後，其自治之高度有多高，系來自中國之授予；要改變也是由中央來決定，不需要港澳同意。臺灣人民希望的國際空間，在高度自治之下也是不存在的，高度自治下的臺灣也無緣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臺灣一定會如現在的港澳沒有外交權，而只有外事權。中國在香港設立外交部特派員公署，即系為統籌處理香港之對外關係。曹先生主張：“‘統一公投’之前，應請中國官方將其“高度自治”之具體實施內容，連同臺灣人民在統一後之權利、義務等等，公開予以詳盡說明，以便臺灣人民做出判斷與決定。”就此等說法，觀察中國訂定之“反分裂國家法”第5條第3項規定，“國家和平統一後，臺灣可以實行不同於中國的制度，高度自治”；及第7條規定，兩岸間可以就“臺灣當局的政治地位”、“臺灣在國際上與其地位相適應之活動空間地位”等事項，進行協商和談判，可知曹先生所主張之“統一公投”，無異是為中國“反分裂國家法”量身定作的“公投”，且對中國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6、曹先生應該理解，兩岸的癥結在於雙方體制懸殊、民主發展理念的不同、人權保障程度的不同，曹先生並未認真思考這些根本的問題，這才是臺灣人民所真正切身的問題。中國經濟發展固然快速，令曹先生印象深刻，但就如“17大”政治報告所言，未來中國仍是由共黨一黨專政的體制，屆時臺灣的地位在哪里？曹先生的主張，完全將臺灣未來發展置於中國支配之下，忽視臺灣人民過去五十年來的努力與發展成果，我們不知道曹先生如何以對國人。 

7、兩岸關係經緯萬端、錯綜複雜，不宜率爾提出自我矮化、不切實際的建議，又購買報紙廣告版面，大肆宣揚。陸委會歡迎各界人士提出建言，但請以臺灣主體地位為本，以臺灣人民蒼生為念，才是積極穩妥的作法。 


六、《兩岸和平共處法》缺乏前提


中共的“臺灣時事評論員”曾經指出：曹興誠作為臺灣IT產業的龍頭，在臺灣推進高科技的時代當中，起了重要的推手作用。他以他企業成功的經驗法則來談論兩岸問題，試圖為兩岸問題的解決提出看法，為兩岸關係解套。最難得的是在今天臺灣的只問藍綠、不分是非的情況下，曹興誠先生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和平共處法”的建議，的確需要一些知識分子的良知、良能。

曹興誠自己也說，“兩岸和平共處法”是終結“統獨”爭議、藍綠惡鬥的良方。但是他同時卻說，“兩岸統一對臺灣不見得是威脅，大陸即將成為世界數一數二強國，這是臺灣的機會，臺灣百姓會做出明智的選擇。當藍綠都無能、亂搞時，臺灣人民有權利選擇大陸，這不見得符合統獨意思，但絕對符合臺灣百姓利益。”他的這些言論被解讀主張統一、推進統一。

曹興誠要求臺灣“小以智事大”，發揮智能，不要戰爭、要和平、要發展，把大陸崛起當作臺灣的機會，建立互信、互助。這多少表明他對大陸事務、中共特性確實一竅不通。俗話說“無知者無畏”，曹興誠的建議正是如此。他表示，“立法”必須找出臺灣藍綠的交集，之後再找出與紅色的交集。他表示，臺灣與大陸的交集在於《反分裂國家法》第5條：“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國家和平統一後，臺灣可以實行不同於大陸的制度，高度自治。”從《臺灣前途決議文》和《反分裂國家法》異中求同，即統一須經過臺灣人民“公投”，找出兩岸和平關鍵，這是制定《兩岸和平共處法》的基礎。他說，處理兩岸問題靠智能，使法理“台獨”嚴重性降低。兩岸雙方建立互信、互助，臺灣從此放下“統獨”爭議，利用大陸資源，好好建設臺灣。

……

曹興誠的邏輯似乎很合理，我們為什麼說他“無知者無畏”呢？

這是因為，曹興誠邏輯推理的前提就是：中共會信守條約。而其實這個前提是根本不存在的。


七、《兩岸和平共處法》引起兩極評論


《兩岸和平共處法》自2007年11月12日見諸報端之後，曹興誠在臺灣、香港不斷宣傳，支持的很多，反對的不少。支持者大多是不太瞭解兩岸事務的；反對者大多是比較熟悉兩岸事務的。例如，支持者認為，為了確定統一後大陸會履行“讓臺灣高度自治”之承諾，可於統一公投之前，由大陸提供保證，連同“高度自治”之具體內容，一併交付公投。但就明顯是一個空想。反對者的主要疑慮，是認為統一公投通過而完成統一以後，大陸中共也不會守信用的，更不會履行承諾，臺灣則無回頭之路。

2008年6月24日《新新聞》週刊發表《再思考曹興誠方案》一文，總結說“所謂兩岸和平共處法，其基本要點是：臺灣不舉行獨立公投；臺灣不排除與中國統一，但必須經過臺灣人民公投同意；臺灣單方面立法規定，不主動辦理統一公投，而是在中國提出統一要求下辦理；中國為求臺灣人民同意統一，必須提出足夠吸引力的條件而非武力逼迫；若統一公投被臺灣人民否決，則中國必須在一定期間之後方能再度提出統一要求。”並指出“平心而論，這是從臺灣利益為出發點的主張。很可惜，藍綠各方若非根本沒有認真瞭解，就是刻意誤解，以至於曹興誠只好自比為老麻雀，兩腳朝上要去頂天。更大膽說，兩岸和平共處法是一個偏獨的方案，或者說是一個偏綠的方案。自認為站在本土立場的人，實在是沒有什麼理由硬要去批鬥甚或去扣人家帽子。”

這就是一種典型的支持論。

但是香港政治評論家李怡的看法則說出了實情：“和處法對大陸而言，談統一是OK的，但要談公投，則恐怕就不OK了。對臺灣則反過來，談公投OK，統一則不行。所以和處法要推動不容易。兩岸問題拖下去即可，要條約化較難。”

也因為如此，2009年12月21日曹興誠再拋《兩岸和平共處法》之後，2010年1月1日中共“台海網”介紹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亞中在最新一期《新新聞》週刊發表的文章，依然質疑說“和平共處法”還是“和平分裂法”？認為“只要一旦依照曹董的構想通過立法，那就是實際上以法律的形式改變了（中華民國）憲法的實質內容，這種改變事實上涉及了變更國家主權的問題，這當然有是否違憲的可能性存在。就算政治面上，臺灣的各政黨不追究違憲的問題，可是它很可能直接代表了臺灣已接受兩岸和平分裂，而這一發展，曹董可曾想過它的後果嗎？所以我們要認真的問曹董，曹董所努力的到底是要一部《和平共處法》？還是《和平分裂法》？”

2010年1月26日，旺報與旺旺中時媒體集團舉行“一定要和平！兩岸和平共處法”跨媒體辯論會，聲稱“兩岸和平共處法辯論今舉行，曹興誠、張亞中、林濁水將公開辯論，開拓理性對話空間”。內容龐雜，姑且不論，僅就其“一定要和平”的訴求來看，就已經違背了“理性”——“一定要和平”就一定無法為兩岸帶來和平。


八、可能的建議


鑒於上述種種情勢，可能的建議是：對於《兩岸和平共處法》反應，只宜停留在民間炒作的階段，不宜進入政府運作的層面；否則中共還是不會同意，臺灣反會自己失分，甚至自亂陣腳了。


（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第三節 辛亥革命百年紀念與兩岸關係】


2011年，這是辛亥革命的百年紀念，海內外華人輿論界大多高度關注這一日子。一段時間以來，辛亥革命的百年紀念也正悄然攪動兩岸關係，因此引起觀察家們的注意。

中共定義下的“辛亥革命”是：“1911年由孫中山領導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專制統治，挽救民族危亡，爭取國家的獨立、民主和富強。但辛亥革命的成果最終被袁世凱所篡奪，1912年4月5日臨時政府遷往北京，革命失敗。”（“中國新聞網”3月7日稿）瞭解中共的這一定義，就可以透視理解中共的許多舉動。


一、武漢要當辛亥革命百年紀念的“主場”


武漢要當辛亥革命百年紀念的“主場”——這是由武漢市政協主席葉金生在2010年1月首先提出的，此人同時兼任中共“全國政協委員”，他利用“與廣大網友面對面”時如此表示，正積極向“中央”及“有關部門”呼籲，力爭把武漢作為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活動的主會場。

葉金生當時“做客”長江網時，“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成為網友熱議的焦點。網友“螢火蟲”提到，武漢作為辛亥首義之城，應該爭取到作為紀念活動的主會場，市政協在這方面又將有何作為？

“辛亥首義是武漢獨有的文化資源與品牌，百年紀念是很好的宣傳契機，可以更加擴大武漢知名度，讓世界瞭解這座城市。”葉金生說，紀念活動的準備工作現已全面展開，武漢市政協直接參與活動籌備方案制定，並具體組織承辦工作。如“武昌十八景”，是政協組織專家通過認證拿出的方案，最後獲“政府”採納。

有意思的是，武漢方面的設想在此之前半年就曾經遭到過北京方面的批評。《新京報》2009年6月18日發表學者王徽的文章警告武漢當局說：“不要以紀念辛亥革命之名大拆大建如何？”

《新京報》點名說：近三十米高的湖北省體育局首義體育培訓中心綜合訓練館6月16日被成功定向爆破，這標誌著投資百億元的武昌首義古城的複建及首義文化區的建設從拆建階段轉向施工階段。回想近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就是一次大拆大建，它拆除了清王朝專制統治寶座，使中華民國得以建立，使共和精神深入人心。因為清王室對君主立憲行政遲緩，毫無誠意，加以內亂外患，民怨鼎沸，革命者只有通過暴力方式，開始了對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專制制度進行猛烈的摧毀，1911年，打響辛亥革命第一槍的地方，就在武漢，所以這片血染的土地上，總能看到以“首義”命名的地名、建築名。

《新京報》批評說：當年先烈們以犧牲生命來摧毀清王朝，為的是蕩滌陳腐，重建社會的生機，然而先烈們或許不會想到，百年之後，武漢市卻要以他們的名義，拆毀一個城市在和平年代辛苦積累下的建設成果，當地的目的是要敢為天下先，以上百億的投資建大博物館、大廣場、大綠化帶，打造出新的地標建築，向辛亥革命百年獻禮。“辛亥革命百年”被綁在武漢城市建設上了，如果與辛亥革命有關的地方都來一次大興土木，相信國家的四萬億刺激經濟的投資，都可能被用在這樣的宏大敍事上，人們倘佯在首義廣場上，就可以獲得精神上的滿足，也就不用到體育館去看比賽或健身了。

《新京報》進而論證說：的確，“辛亥革命百年是需要隆重紀念，然而，這種紀念應當是精神意義上的，而不應被簡單地物化。耗資百億的超大規模文化紀念建築群，武漢市民們真的需要嗎，全國人民真的需要嗎？或者它能通過旅遊回收投資，或者它具有無可估量的政治價值，可以不計較經濟成本？我們不知道它的決策過程，不知道湖北省人大與武漢市人大是如何認同這樣的宏大手筆的。通過相關網絡檢索，我們看到，首義體育館為湖北培養了相當多的體育人才，而且體育設置還相當完備，甚至從去年到今年年初，該館還在不斷地更新設備，從湖北省招標信息網上可以看到，僅僅空調、電器、辦公設備幾項就達到六百多萬元，其他各項招標包括體育館草皮綠化、指示路標等，也在今年年初實施。現在我們要確立的，是剝離宏大的紀念的名義，使城市建設與管理回到維護公民權利與保障市民生活的軌道上來，像武漢市這樣巨大的投資，我們要追問的是它資金的合法來源，它會不會給城市帶來巨大的債務？如果它不能帶來經濟效益，僅僅是為市民帶來大廣場、大博物館，它是不是這座城市最迫切的文化生活需要？它的民意基礎在哪里？它的決策機制又是怎樣形成的？既然早已計劃拆遷，為什麼從去年到今年，該體育館還動用數百萬資金購置各種設施？”

《新京報》總結說，辛亥革命追求的是國家“共和”，先烈們的犧牲是為了億萬民眾的福祉，武漢市借紀念辛亥革命而大興土木，明顯與這一精神相悖，城市管理者通過權力實現“自和”而非“共和”，而其“敢為天下先”的口號，完全是行政權力獨大而產生的自我膨脹的結果。


二、“民革中央”的鹹魚翻身


就在葉金生“敢為天下先”之後一個多月，“民革中央”於2010年3月4日“建議兩岸共同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這是利用了“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在北京開幕這樣一個機會拋出的。新華社並自吹自擂說就此說：“民革中央和部分政協委員建議兩岸共同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提案‘未提先熱’，受到各方囑目，在臺灣島內引起共鳴。”“民革中央”本是鹹魚，現在企圖利用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活動翻身

中共“政協”委員何秉孟表示，他與該院學部委員張海鵬研商後，將就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活動形成提案，主要內容包括：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聯合舉辦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活動，先提交今年國共兩黨合辦的兩岸經貿文化論壇進行討論以達成共識，紀念活動的籌辦機構應由兩党有關人士牽頭並吸收兩岸各界人士組成。此外，希望兩岸及港澳史學團體合作舉辦相關大型學術研討會。

張海鵬3月3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國共兩黨、海峽兩岸聯合舉辦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活動，主要體現兩岸和解、兩黨和解、中華民族團結向前看的精神。這將有利於“喚醒兩岸中國人的共同記憶”，對推動兩岸關係特別是兩岸政治關係的發展應有積極影響。

民革中央說，該“黨”也將在大會發言中提出兩岸共同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的具體建議，其中包括邀請臺灣有關政黨、團體和知名人士、學者參加大陸方面的有關紀念活動等。

實際上在“政協”拋出這一設想之前將近半年，中共就通過新聞機構傳達了相關訊息：。香港《明報》於2009年10月發表了一個風向氣球：《兩岸計劃共同紀念辛亥革命百年 實現胡馬會晤》，說是“傳兩岸合慶辛亥百年，島內稱有助促進統一”——

繼馬英九成立“中華民國建國100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後，港臺媒體又傳出大陸計劃以全國政協為平臺，在2011年時聯合臺灣各主要政黨共同紀念辛亥革命百年，借此推動兩岸政治談判，實現“胡馬會”並簽署和平協議。

大陸評估認為，辛亥百年是兩岸關係獲得突破的難得契機，不能錯失機遇，而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去年在政協講話時，也把“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建國六十周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列為未來幾年的重要紀念活動，“現僅剩下辛亥革命百年活動的難度最大，影響也最深遠”。《明報》引述來自北京的消息稱，去年年初，全國政協已先設立兩岸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專門機構，而大陸的“思路基於碰面”。文章說，2012年馬英九的第一個任期將結束，北京因此希望兩岸領導人能在任內簽署兩岸和平協議或至少會面啟動兩岸政治協商，對歷史有所交代，“在兩岸關係現有障礙難以短期內解決的情況下，至少有個‘會面’作為新起點”。

原來，中共是希望用“紀念儀式”，把兩岸最高領導人攏到一起，共同參加相關活動，從而實現“非正式會晤”。至於紀念的地點，可選擇辛亥革命發源地武漢，而正式會談地點則可能選擇香港。


三、兩百多億人民幣的企圖心


為了這次“兩岸、兩黨、兩會共同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統戰活動，中共有多大的企圖心呢？僅僅在武漢一地，中共就準備拿出兩百多億人民幣（約合一千億台幣）來“籌備辛亥革命百年慶典”。

中共“全國人大”代表、武漢市長阮成發3月7日表示，2010年就將迎來辛亥革命100周年，武漢作為辛亥革命的爆發地，目前正投資200多億元人民幣（約29億美元）籌備相關慶典。

據“中國新聞網”3月7日報道，阮成發說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國乃至亞洲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為迎接明年的百年慶典，武漢市正在進行系列準備。

一是加強辛亥革命文物的開發利用。斥資對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辛亥紅樓廣場、起義門、辛亥首義烈士祠、孫中山辛亥銅像、黎元洪墓等大批辛亥革命歷史遺跡進行全民修繕。

二是打造辛亥革命百年標誌性紀念景區，首義文化區、辛亥革命博物館、紀念碑、中山艦博物館、中山艦展覽館等工程相繼開建或建成，整個投入超過了一百億元人民幣。

三是建設相關城市基礎設施，如從天河機場到首義文化區的相關道路全面改造和提升，總投資也將超一百億元人民幣。

四是正在準備召開紀念辛亥革命國際學術研討會，舉辦一系列辛亥革命文物展、書畫展。

五是組織實施辛亥革命相關的文藝產品，現在考慮拍攝一部電視劇、製作一部專題片、創作一套叢書、排演一部話劇、組織一台主題晚會。此外，還有一些其他紀念活動待批。


四、大陸輿論如何看待百年紀念活動


中國大陸“凱迪網絡”上有篇文章，名叫《武漢市長，花200億慶祝辛亥革命，請開聽證會！》，很有代表性。文章指出：3月7日，武漢市長阮成發表示，明年就將迎來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武漢作為辛亥革命的爆發地，目前正投資二百多億元人民幣籌備相關慶典。

作者指出：首先，我們被武漢市長氣吞山河的大手筆嚇住了，好傢伙！二百億啊！我們幾百輩子也賺不到這麼多錢！震驚之餘，我想問問武漢市長：“就算是皇帝，一下子花這麼多錢，也會聽聽群臣的意見，你難道比皇帝還一言九鼎？你難道不應該開個聽證會，聽聽納稅人的意見？你有什麼權利如此獨斷專行？”

2011年的確意義非凡，一百年前中國人民趕走了兩千多年家天下的皇帝，迎來了新紀元。慶祝一下無可厚非，但是不宜鋪張浪費，畢竟人民生活水平還不富裕，與其慶祝過去，不如改善現在。主旋律固然需要弘揚，但是百姓民生當為首位，不能本末倒置、主次不分。二百億元，天文數字，花在哪里都能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投入教育武漢的未來則充滿希望，投入醫療老百姓則感恩戴德、歡呼雀躍，投入科技中國的現代化水平則突飛猛進，投入市政建設老百姓則安居樂業，無論投入那裏都能立竿見影，都比花在大肆慶祝辛亥革命有意義。與其為了弘揚主旋律勞民傷財、大興土木，不如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武漢市長，你想要慶祝的是一百年前趕走溥儀小皇帝，可是你現在的做法分明像個獨斷專行的皇帝：“朕即天下，君權神授，老百姓的錢就是我的錢，我愛怎麼花就怎麼花，草民無權干涉，否則龍顏大怒。”這一套一百年前就取消了，已經被民主自由取而代之，現在已經行不通了，如果你還依然堅持這種落後腐朽的執政理念，又何必慶祝皇帝下臺一百周年！如果現在還想執政者一個人說了算，有沒有皇帝，又有什麼區別？趕走了皇帝，豈不是驅狼迎虎？

武漢市長，我沒有權力禁止你二百億慶祝辛亥革命，但是武漢市民有這個權力，因為他們是納稅人，二百億元是他們的，就算是國庫撥款，也是全國人民的。納稅人的辛苦錢何去何從？該怎麼花？老百姓有權表態。如果鋪張浪費亂花錢，納稅人有權抵制。這就是沒有皇帝的好處，如果百姓得不到這些好處，武漢慶祝辛亥革命趕走皇帝就毫無意義，因為龍椅上的皇帝雖然已經下臺，精神上的皇帝還在執政者心裏根深蒂固。

我所要呼籲的僅僅是一場透明公開的聽證會，辛亥革命百年大慶要不要花這麼多錢？老百姓同意，我無話可說；老百姓不同意，你就不能逆歷史潮流而行，像皇帝一樣獨斷專行！現在在你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說服他們，一條是不理他們。’選擇前者，共和國的市長本該如此、理所當然。如果選擇後者，你就和慶祝一百年前趕走的人沒有什麼兩樣。你自己選吧！中國皇帝的作風是否在執政者精神上陰魂不散，由你的選擇決定！

上述文章，明批武漢市長，暗指中共中央，因為在中國大陸誰都知道，區區武漢市長，不過是中共中央屬下的一條走狗罷了。大陸輿論界決心“打狗不再看主人”是假的，大陸輿論界決心“打狗就是打主人”才是真的。


五、五十萬網警壓境之下的網友言論


上述文章不是孤立的。

下面引述的“凱迪網絡”跟帖幾乎是一邊倒的，用諷刺挖苦的辦法來對付中共當局的網絡管制：

1、同意武漢市長，我們成千上萬民主先驅，拋頭顱灑熱血，千辛萬苦推翻了千年帝制，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為中國以至世界人類做出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但是，一百來，他們的豐功偉績被醜化，他們的後代被饑寒交迫。我們難道不應該花二百億謝罪並且補償他們嗎？ 

2、想想過去這一百年，兩百億值得花。 

3、二百億人民幣，都足夠再來一次辛亥了…… 

4、看看下面，我們難道不值得花二百億紀念民主辛亥嗎——

2007年3月18日《法制日報》第5版報道：1989年，我國公款吃喝數為370億元，1990年為400億元，1992年超過800億元，1994年突破1000億元，2002年為2000億元，2004年為3700億元，2005年為6000億元。

2008年11月26日《參考消息》報道：2006年，我國公務車的司機薪水開支，購車和保養及車輛加油的開支大約為6000億元人民幣。同年教育開支為4546億元，社會保障開支4181億元，國防開支2838億元。

中國2008年公款吃喝、公款出國旅遊、公車消費用了納稅人9156億元人民幣（不包括公職人員的福利津貼、獎金等），比原預算288億元多花了8868億元。如果原預算是合理的花銷，那8868億就是浪費。

中國的公務員有1100萬，每個公務員除拿工資獎金和其他福利費外，平均每人還要花掉人民血汗錢近8.324萬元。按照當前貧困線標準人均年收入688元算，中國有2900萬的貧困人口，如果按照每人每年1000元的標準算，中國的貧困人口達九千萬。如果把三項“公害”消除，中國就沒有貧困人口了。

5、“歷史就是妓女，有錢就能上，不服的一邊涼快去~” 

更有大陸網友直接向臺灣朝野喊話：“各位海外僑胞，國軍將士後裔，愛國華僑們，看好自己的錢袋子啊！嘿嘿。不是你們想的那樣子哦。我太熟悉他們了……”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中國大陸的網友言論是在中共當局豢養的五十萬網絡警察大軍層層密佈的監控中殘留下來的，因此可以說是確實代表了中國大陸的主流民意。


六、小結


大陸民間有句話，叫做“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話可與古語“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互為印證。

從《新京報》到網友言論，清楚地顯示了一個脈絡：那就是大陸輿論界反對中共當局假借紀念辛亥革命損公自肥。在這種局面下，如果臺灣政府過於積極推動“兩岸、兩黨、兩會共同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恐怕易於陷入中共布下的統戰圈套，結果可能有違初衷會，也難以促成真正意義的“兩岸和解、兩黨和解、中華民族團結向前”之願景。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第四節 中共積極拋出未來兩岸協商議題的目的與策略分析】


中共未來兩岸協商議題的目的在於把臺灣地方化、港澳化，因此，把港澳可以做的，和臺灣也可以做，和港澳不可做的，和臺灣也不會做，這是其策略的大致方向。


一、中共“未來兩岸協商議題”無孔不入


在有關“未來兩岸協商議題”方面，2010年3月30日中共方面拋出了一個“大行動”：那就是大陸“國家海洋局國際合作司”副司長陳越接受特情機構“中評社”訪問時表示，“釣魚臺和南沙是兩岸共同議題”！

陳越說 ，釣魚臺和南沙群島是兩岸之共同議題，維護海域、島礁的主權和管轄權，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兩岸對此應該共同合作。陳越這是在臺灣參加首屆“海峽兩岸海洋論壇”時表示的意見。她認為，兩岸對於沿海工業對海洋環境的影響，廈門和金門海域的垃圾問題，生態環境評估的標準和方法等等，今後都可以走向務實的合作，由兩岸學者參與論壇討論只是開始，下一步應該更加深入，就選定的議題深入探討。

對於兩岸海洋合作的議題，陳越說，目前還沒有明確的議題，還要聽一聽兩岸學界的意見，最後再找出共同點，做為未來努力的方向。陳越指出，例如臺灣環保署副署長丘文彥提出的構想，將南沙群島的太平島建設成公園、南海水下考古等等，都是兩岸未來可以合作的。臺灣的海洋意識很強，大陸內地民眾對海洋比較沒有親身的感受，所以很有必要推動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識。

至於將海洋議題納入“陳江會談”的問題，陳越表示，這非常有必要，事實上，08年8月在杭州召開的第七屆海洋科學研討會上，當時就建議把海洋議題納入兩會框架之下協商，因為海洋越來越重要，也是兩岸可以合作的議題，她非常贊同也建議納入兩會協商。陳越強調，不僅是海洋環境問題，還有海洋權益的問題，例如釣魚臺和南沙群島的問題，這更是兩岸有共同點的議題，維護海域、島礁的主權和管轄權，這是更加重要的問題，也是兩岸應該共同合作的。

陳越表示，大陸和臺灣隔海相望，面對共同的海域，海洋環境的健康和永續發展，關係著兩岸民生，有效保護海洋資源和環境，是兩岸共同的責任和歷史使命，兩岸海洋學界攜手推進兩岸海洋環境保護和交流合作，必將造福兩岸同胞，兩岸同胞合力，也一定能為世界海洋生態、全球氣候變化做出貢獻。

海洋局的一個副司長，為什麼就兩岸問題發表意見？顯然，這不是其個人意見或是職業意見，而是政治意見，是大陸最高當局利用海洋問題把臺灣納入一個中國框架的謀圖體現。可以與此作為參照的是，2010年4月青海玉樹發生地震，中共謝絕一切國際援助，但卻獨向臺灣開放，允許臺灣醫療隊進駐——這不是對台有好的體現，而是向世界各國宣告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且得到臺灣有關方面的認可。這也表明，大陸藉口“未來兩岸協商議題”對台佈置的謀略活動，已經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


二、臺灣統派在落實中共的議題


在陳越用釣魚臺和南沙群島的問題，把“兩岸”框入“一國”的前一天，中共安全部門的機關刊物“環球網”已經發表文告說：“臺灣統派主張擴大臺灣人愛國主義傳統、一家人要走在一起”。可見這是一個統一的部署。

但是陳越也罷，環球網也罷，都無法解開一個老問題，這個“國”到底是哪個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按照中共的底牌，這只能是其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此說來，“擴大臺灣人愛國主義傳統、一家人要走在一起”的口號，就有點讓臺灣人不寒而慄了。

環球網的報道說：兩岸和平發展論壇成立大會日前在臺北盛大舉行，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召集人、臺灣勞動党主席吳榮元在代表論壇致詞時表示，兩岸和平發展是以兩岸都是一家人為前提，經過六十年的兩岸對立，“是一家人就終歸要走在一起”，而且必須是以兩岸的和平統一為目標和方向。中評社報道，吳榮元在致詞時強調，兩岸事務不能被臺灣的主要政黨、政客所把持，中下階層民眾也應有參與的機會。兩岸和平發展論壇成立之後，將面向廣大基層群眾，透過研討會和街頭活動宣揚理念，呼籲大眾重視兩岸關係的開展。盼望論壇能積極發揮人民的力量，化解在野黨對於兩岸和解交流政策非理性的反對。吳榮元說，“臺灣社會的新民主運動就從兩岸和平發展論壇的成立開始”。

環球網的報道還說：論壇另一位召集人、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紀欣接著指出，2008年兩岸關係發生歷史性的轉折，2009年是兩岸關係的發展年，希望2010年能成為兩岸和平發展的推進年。紀欣強調，在兩岸和平發展期間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重建、恢復及擴大臺灣人的愛國主義傳統，希望社會各界能透過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在島內共同創造一個支持兩岸和解合作、和平發展的輿論平臺。

高齡86歲的聯合法律事務所創辦人黃靜嘉則表示，希望藉兩岸和平發展論壇的努力，能夠讓他在有生之年看到兩岸達成和平統一的狀態。

大會中，由各團體的青年代表們共同宣讀了論壇成立大會的聲明，聲明指出兩岸和平發展發展論壇今後運動的五大目標，包括：

1、創造兩岸共同富裕、共同繁榮的經濟基礎，支持兩岸經貿交流與合作，建設民族共同市場。

2、要求美國停止對台軍售，廢除“對臺灣關係法”，爭取和平紅利，落實民生福利，擴大支持兩岸和平發展的社會基礎。

3、通過兩岸文化交流，促進兩岸人民互相瞭解，增進臺灣人民認識新中國的發展，改變臺灣社會對中國大陸的成見與心結。

4、推動正式終止兩岸敵對狀態，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強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法理基礎。

5、推動研究與闡述兩岸和平發展與統一的理論。

明眼人可以看出，上面這些可能根本不是“臺灣統派”的作品，而是中共中央統戰部的文件，如今竟然可以在臺灣的土地上大聲疾呼，可見臺灣統派確實在不動聲色地落實中共的議題。


三、種種輿論攻勢的策源地都在北京


在臺灣上演著一幕一幕有關“未來兩岸協商議題”的活報劇，其製片人和總導演其實都在北京。

2009年11月，就在兩岸推動《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談判前期工作的同時，再傳北京開出“2012年兩岸政治對話的時間表”。

據大陸媒體報道指出，北京方面希望透過日後順利簽署ECFA及《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MOU)為合作基礎，在馬英九總統結束第一任總統任期之前，也就是2012年之前，就要商簽《兩岸和平協議備忘錄》，作為推動兩岸政治協商議題的初級對話。

北京借用“臺灣學者”的話宣傳說：“2012年兩岸政治協商將無可避免”，中共拋出商簽和平協議備忘錄，顯示對岸考量臺灣內部環境而作的務實考量，希望在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卸任前，踏出簽署和平協議的重要步驟，但在尚未創造及醞釀出有利的環境前，臺灣方面目前推動的困難度仍然高了些。

中共對台決策官員指出，北京認為簽署兩岸和平協議，應該成為“兩岸領導人政策談話的共識”。他們雖然理解兩岸激活政治談判的複雜性與困難度，但卻要趁火打劫，企圖利用臺灣總統民選的敏感時機，迫使馬總統政府卸任之前，就激活兩岸和平協議政治議題的初期商談，並商簽《備忘錄》或《兩岸和平架構協議》，以便為後續的行動打通道路。雖然政治議題未能提上兩岸談判的議程，但北京方面認為馬英九上臺以來，兩岸已累積不少政治對話的基礎與實務經驗。今年五月臺灣以觀察員身份應邀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即是兩岸當局透過核心幕僚協商所達致的安排，這協商經驗有助激活政治談判的先期接觸。

就在馬總統正式接掌國民黨黨魁之際，香港《明報》更早一步指出，中共曾評估在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周年的難得契機，聯合兩岸最高領導人共襄盛舉，以此促成馬胡（馬英九及胡錦濤）非正式會晤，作為政治協商的起點。

凡此種種輿論攻勢，其製片人、總導演，都在北京政權。


四、中共未來兩岸協商議題的目的


中共未來兩岸協商議題的目的，就是要把臺灣地方化、港澳化，因此中共雖然謀圖和臺灣政治對話，但是一接觸實際問題就往後縮。新華網2009年11月25日消息，有傳聞說“大陸方面有意在明年三、四月之前撤掉三分之一對台導彈”，因此香港鳳凰衛視記者提問說：兩岸目前的經貿合作已經取得重大突破，按照先經濟後政治的原則是否將會進入政治對話的層面？根據鳳凰衛視收到的消息，大陸方面也是有意在明年三、四月之前撤掉三分之一對台導彈，這個消息是否屬實？

“國台辦”新聞發言人楊毅在新聞發佈會上卻對此採取全面回避態度。可見中共的“一家人要走在一起”的說法完全是欺人之談。他的具體回避是這樣說的：“大陸方面主張全面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在持續推動兩岸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同時，面向未來，逐步解決兩岸關係中的政治、軍事安全等問題。當前，要繼續按照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步驟，推進兩岸協商，加強和深化兩岸經貿交流與合作，為兩岸同胞謀取更多的福祉和利益。我們還希望年內啟動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協商進程，同時我們也希望兩岸雙方共同努力，為今後共同破解政治難題創造條件，預做準備。”

好像是為了配合楊毅的回避實質問題的談話，到了2009年12月23日，澳門的中共喉舌“新華澳報”發表文章《從兩會商談看兩岸協商未來規律走向指出：

四次兩會領導人會談在臺北市舉行，雙方就“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兩岸標準計量檢驗認證合作”、“兩岸避免雙重徵稅及加強稅務合作”等議題進行了磋商，並就前三項議題簽署了協議，還就推動商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交換意見，並討論了下一階段兩會協商議題安排等事宜。

這次會談，可說是成功的會談，儘管未能簽署“兩岸避免雙重徵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未能實現“大團圓”。但恰恰正是由此證明，兩岸會議體現了雙方求真務實的精神，秉承“先易後難”原則，不片面追求圓滿的場面，而是寧可通過繼續深入協商，善意溝通，凝聚共識，拿出一份真正讓雙方都滿意、兩岸人民都滿意、“好使、管用”的協議來避免雙重徵稅問題。這就正如鄭立中所說，換個角度看這個問題，此次會談是否圓滿，最重要的是看結果。如果簽署協議卻不能很好落實，反而並不能算圓滿。雙方正是本著求真務實的精神，才會將擱置簽署協議的原因坦率地向民眾說明，並且讓大家放心，兩會將繼續就此議題進行探討，適時簽署協議。 

中共未來兩岸協商議題的目的在於把臺灣地方化、港澳化，因此，大陸和港澳可以做的，和臺灣也可以做，大陸和港澳不可做的，和臺灣也不會做，這是“未來兩岸協商議題”的大致方向。


五、中共未來兩岸協商議題的策略


中共未來兩岸協商議題的目的在於把臺灣地方化、港澳化，因此，把港澳可以做的，和臺灣也可以做，和港澳不可做的，和臺灣也不會做，這是其策略的大致方向。

2010年1月1日出版的《環球時報》報道“胡六點”提出一周年，2009年12月30日“胡六點”座談會上“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明確提出未來兩岸應為協商政治和軍事安全預做準備，而2010年將是兩岸關係往縱深發展的關鍵一年，上半年簽署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後，下半年，北京計劃的兩岸和平架構協議等政治議題，就要擺上議事日程。

過去這類會議媒體一律接收官方新華社發的通稿，但此次座談會上，卻讓臺灣記者全程參與旁聽，與首度幾乎全員曝光的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成員近距離接觸。北京除了展現對台工作人事的透明度外，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更彌漫著濃濃的政治味。這個政治味就是向青海玉樹的救災活動一樣，通過讓臺灣記者參與活動，來凸現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政治宣示。在這次座談會上，除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未出席外，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全部出席。特別的是，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坐在主席臺上。與上屆對台小組一樣，中共軍方成員占了兩位。

座談會上，商務部、文化部和國家旅遊局官員圍繞“經濟、文化、旅遊”進行了年終總結，而國台辦主任王毅和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的發言，調子則轉趨政治。賈慶林除了強調要統一思想貫徹“胡六點”外，還透露了北京當局對台工作深層目標，即積極妥善探索如何破解制約兩岸關係發展的難題，為今後兩岸協商政治和軍事安全等問題做準備，創造條件。賈慶林在四千多字的講稿中六提“統一”，其中“和平統一”說了三次，這意味著，2010年兩岸一旦就ECFA簽署協議，政治對話時程將不可避免地浮上臺面。

賈慶林何以在“胡六點”座談會上情不自禁六提“統一”呢？該座談會何以一反常態讓臺灣記者全程參與旁聽呢？是親善嗎？非也。謎底很快將在4月25日揭示出來。

中共媒體報道：4月25日，臺灣“一國兩制”研究協會會長將率團訪問北京。

這位“臺灣知名人士”叫做蔡武璋，將率“臺灣一國兩制”研究協會成員一行二三十人訪問北京，並把協會的研究報告交給“有關部門”做參考。據他說，在臺灣，“內心支持一國兩制”的人超過50%，但是他沒有交代如何統計出來的，因為他交代不出來，因為他根本就是在信口雌黃。此人聲稱，有這樣的群眾基礎，再加上國民黨上臺後兩岸交流的加速，現在正是要有人站出來推動這項工作的時候。未來，他將讓研究協會在臺灣北、中、南全面開花，說服臺灣同胞瞭解、接受“一國兩制”，推動兩岸最終統一。

臺灣“一國兩制”研究協會是個怎樣的組織？未來又將如何推動相關的研究和工作？近日，中共記者電話採訪了蔡武璋，一唱一和，問答如下： 

中共記者：蔡會長是臺灣的知名人士，過去多在農業領域經營，為什麼現在突然從事“一國兩制”的研究工作？

蔡武璋：從兩岸投資、興業、交流等各個層面看，“一國兩制”是兩岸未來發展的方向；不管是歷史、現在，還是未來，臺灣跟大陸都應該結為一體。但六十年的分隔對峙，給兩岸都造成了負面的影響，包括老百姓相互信任問題。在兩岸觀念還有些差距的情況下，通過 “一國兩制”這種方式，可以把兩岸政治、經濟各個層面結合起來，開創更美好的明天。成立 “一國兩制”研究協會，目的就是推動早日完成跟祖國的和平統一，這是我們這一代的歷史使命。

我是土生土長的嘉義布袋人。童年時代，我的家鄉布袋港和廈門港、泉州港都是通航的。兩岸的貿易往來，造就了布袋港的繁華，當時布袋港甚至被稱為“小上海”。但1949年之後，兩岸關係切斷了，整個布袋港的經濟開始下滑，當時我們這些年輕人不得不到臺北、高雄等大城市打工。後來，在兩岸斷斷續續的交流中，我們看到大陸各地經濟發展迅速，也很訝異臺灣為什麼一直原地踏步。在大陸經濟快速發展中，我看到很多希望和商機，這些深深地觸動了我。我想把鄉親帶到廈門、福州等沿海城市來，讓他們看看大陸的發展，大陸的發展不是我們在臺灣想像的那樣。

以前講“一國兩制”可能還不是時候，國民黨上臺後，兩岸交流腳步更加快了，現在到了該講、而且要推動 “一國兩制”的時候。我想為兩岸做點事情，所以在去年11月14日，成立了 “一國兩制”研究協會。

中共記者：這個協會的人員構成怎樣？未來計劃要做些什麼事？如何運作？

蔡武璋：目前協會有八十個會員，包含工商人士、學者專家等。近段時間，我們在臺北、臺灣南部各辦了一場 “一國兩制”的研討會，邀請一些學者專家發表論文，闡述他們對這方面的看法。我們把這些看法整理成冊，並將於4月25日正式訪問北京時，把這些研究報告提供給北京，同時也給臺灣當局做一個參考。除了舉辦研討會外，協會還規劃了其它很多活動，我們要先讓更多朋友瞭解 “一國兩制”，進而認同 “一國兩制”。我最近接觸到的大陸同胞，以及很多大陸台商，他們對協會都非常支持，並希望我在大陸各省市成立分會。由於一些政策上的限制，目前這個想法還不能實現，但我們會以聯誼的形式與大陸台商朋友來共同推動協會的發展。在臺灣方面，將來我們的工作力度會加大，目前我們是在臺北，將來在中臺灣、南臺灣，都要成立分會，來推動這個工作。

記者:您剛才提到的研討會，具體有哪些成果？

蔡武璋：就臺灣目前來講，到底有多少人支持“一國兩制”這個政策，還有多少人有疑慮，多少人持相反的觀點，這些問題我們都進行了分析。另外，如果在 “一國兩制”的模式下，臺灣老百姓的要求是什麼？關於這些，我們都會提供給兩岸作為參考。

中共記者：您如何評價“一國兩制”在香港和澳門的成功實施對臺灣地區的影響？

蔡武璋：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澳門回歸後，在經濟發展獲得了大陸的巨大支持。我們將努力從臺灣目前的情況出發，參考香港、澳門的模式，尋求“一國兩制”獲得臺灣同胞認同。香港、澳門回歸十多年，大家有目共睹的是其經濟的發展。金融危機之後，臺灣經濟也碰上了一些麻煩和挑戰。老百姓希望經濟得到改善，希望經濟危機中，兩岸能繼續合作，共創雙贏。基於臺灣老百姓的想法，我們希望大陸能持續提供比較優惠的政策，讓臺灣同胞感受到“大陸是自己的祖國，對臺灣有好處，對臺灣老百姓有扶持”，這些都是我們未來努力的方向。

中共記者：但在臺灣，做這項工作可能會碰到很多困難。

蔡武璋：在臺灣目前的政治環境下，很多人對我成立這個協會的初衷表示懷疑。過去一二十年中，有很多政黨邀請我加入，他們邀請我去參選民意代表等，但我一直保持無黨無派的身份。因為，不管我參與哪個黨派，可能都會把其它黨派的朋友分流出去，所以我不想這麼做。成立這個協會後，我失去了一些民進党的朋友，他們不想和我保持聯繫；另外一些朋友雖然內心支持，卻因為身份、工作的關係，不能加入我們的團隊，這些我都能理解。但也有很多朋友站出來認同我的理念。我覺得這是為兩岸子子孫孫謀福祉的大事，雖然我暫時會失去一些友情，但這是應該做的工作。如果現在不做，那要到什麼時候、由什麼人來做呢？事情已經不能再拖下去了，所以我決定站出來，呼籲大家來支持“一國兩制”。

中共記者：2001年，臺灣前新黨籍立委馮滬祥曾牽頭，聯合企業界、學術界組成“一國兩制研究會”，但這個研究會給人感覺是無疾而終。有種說法，以前臺灣政壇還有李敖敢公開表達贊成“一國兩制”，但現在沒人敢提了。臺灣目前贊成“一國兩制”的群眾基礎有多大？您未來將如何讓別人特別是臺灣的政治人物，去接受“一國兩制”？

蔡武璋：以往有一些前輩來推動“一國兩制”，但每個時代的背景不一樣。就像現在談的ECFA，其實大家都知道，如果不談，臺灣慢慢就會被邊緣化，最終受害的還是臺灣老百姓。我的很多朋友都心知肚明，但他們不能正面站出來。我想，“一國兩制”研究協會成立之後，我們有信心把它做大，有信心讓它慢慢獲得臺灣人民的認同。從這方面來說，如果包含心裏支持的人，這部分群眾基礎應該超過50%。

對於臺灣現在的政治人物，我們會通過資訊的方式，提供給他們。我們會提出建議，包括我現在做的工作能獲得多少民眾的支持，我都會用書信的形式寫給馬英九。事實上，我曾經寫信給馬英九，建議他在未來幾年中，啟動兩岸“政治談判”，在其任期內，完成兩岸進一步結合的目標。

可以預期，中共利用蔡武璋及其“臺灣一國兩制研究協會”的主要目的，就是加速實現“臺灣的香港化”過程。這首先是通過輿論，如果沒有受到足夠的遏制，就會逐漸發展成為政治組織和情報組織，最後滲透進入軍隊和其他要害部門，為最終接管臺灣鋪平道路。中共自信，有了快速發展的經濟作為基礎，連美國的上層建築都可以擺平，何況是臺灣呢？


六、中共未來兩岸協商議題與國際戰略配套


中共未來兩岸協商議題不是孤立的，而是其國際戰略的一部分。儘管重工並不承認臺灣問題是國際問題，但是實際上，中共是把臺灣問題當作外交問題來處理的。

與中共未來兩岸協商議題的咄咄逼人相同，中共在外交上也同樣具有咄咄逼人的態勢。

最近，日本就懷疑中共軍艦欲奪釣魚島。這是因為，中共東海艦隊最近在日本附近海域的行動引起日本高度警惕。日本外務省向中國抗議中國軍艦直升飛機對日本軍艦“實施危險的舉措”。有日本官員懷疑中國欲奪取釣魚島。

據BBC中文網4月22日報道，日本稱，中國東海艦隊軍艦的艦載直升飛機4月21日下午異常接近在附近監視的日本自衛隊護衛艦“朝雪號”，以水平距離90米、高度距離50米的半徑圍繞“朝雪號”飛行了兩周離去。

這已經是本月中的第二次類似事件。中國東海艦隊多隻軍艦4月7日起在東海活動頻繁，引起日本軍方密切關注。日本外務省4月21日正式向中國抗議中國直升飛機的行動“與這個月上旬一樣，是對日本護衛艦實施危險的舉措”。這是中國東海艦隊的軍艦半個月來在東海的頻繁活動後，親中的鳩山政權首次向中國正式提出的抗議。 

4月10日，中國10艘軍艦組成的艦隊穿過日本沖繩與宮古島之間的公海時，中國的直升飛機曾接近日本護衛艦“涼波號”至距離艦體90米的距離。日本當時曾私下通過外務省向中國軍方投訴“此舉危及安全航行”。 

日本外相岡田克也21日上午還在國會眾議院外務委員會上答辯說，中國軍艦是在公海活動，不成問題，所以首相鳩山由紀夫上周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華盛頓會談中，沒提出中國軍艦在東海過分接近日本軍艦的問題。但日本政府內對中國軍艦半個多月來在東海頻繁且帶有挑釁的試探行為已十分警惕。外務省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透露，從美軍1992年撤出黃岩島駐軍後中國迅速奪取的教訓來看，中國現在可能正瞄準美軍駐沖繩基地未來去向不定的局勢，開始探討以軍事奪取中日之間有主權爭議的釣魚島的可能性。這位官員說，美軍駐沖繩基地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抑制中國在東海的軍力。從中國最近在東海顯示的稱霸野心來看，如果美軍撤出沖繩，臺灣、東海都會是中國的囊中物，日本也非常危險。4月20日日本防衛省政務官長島昭久在參議院外交防衛委員會上作證時說，中國軍艦上周離開沖繩附近公海後，進入東海一個日本叫作“沖之鳥島”、中國稱為“沖之鳥礁”從而也有糾紛的海域活動，日本軍艦和軍機也在現場維持著戒備態勢。 

凡此種種動向，都應該列入我們分析中共未來兩岸協商議題的目的與策略的研判之中。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第五節 從穀歌（Google）事件看中共改革開放的困境】


中國大陸的現代化要求創新，但中共限制信息自由流通卻扼殺了創新的可能性。中共的所作所為，是典型的掩耳盜鈴，更是嚴重的自相矛盾，也表明中共改革開放陷入了日益增大的困境。這一困境所特有的自相矛盾，隨著中國大陸GDP的日益增加，而具有日益遞增的爆炸力。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的意識形態也正在增強其爆炸力，而與“和諧社會”的許願背道而馳。溫家寶不與中共政治局同去上海世博會，而單身前往青海玉樹賑災，顯示這一緊張關係已經影響到中共核心內部了。改革開放的困境，可能演化為改革開放的絕境。


一、穀歌與中共的恩怨


2009年12月中旬，穀歌（Google）公司法律事務的官員披露說，該公司檢測到一次來自中共的、針對穀歌網絡集團設備的、一個高精密和有針對性的網絡攻擊。由於這一事件未能得到中共合理解釋，撲朔迷離，變成懸案，穀歌在1月12日宣佈，將不再配合中共的搜索引擎的審查制度，並不惜終止在中國的運營，此舉持續在國際社會產生巨大反響。這場即將在全球互聯網第一巨頭和中共之間爆發的紛爭，舉世矚目。有分析認為，穀歌憑藉其在業界的地位和威望，使得這一事件迅速成為全球的新聞頭條，將中共互聯網過濾制度曝露於眾目睽睽之下。

穀歌公司與中共的較量，終於有了階段性結果，北京時間2010年3月23日淩晨3時零3分，穀歌從北京退至香港，穀歌正式宣佈了將穀歌的部分主要服務轉移到了“香港特別行政區”這個“偽自由地區”。這標誌“穀歌退出中國事件”塵埃落定——將Google.cn和g.cn兩個域名直接接轉Google.com.hk，提供未經審查的搜尋結果，網民鍵入“六四屠殺”獲得210,000條搜索結果，鍵入“中華民國統一全中國”獲得1,720,000條結果，鍵入“武裝推翻中共”獲得2,139,000條結果，看，這就是真實的穀歌，這就是真實的民意，這就是真實的歷史發展潮流，由此而知中共為何懼怕穀歌呈現的真實。 

輿論一致讚揚穀歌，一致譴責中共，但是和“輿論”稍微不同的真相是：谷歌（Google）公司其實不是中共暴政的犧牲者，而是其同謀者。只是和中共的一切同謀者一樣，最終遭到了中共的暗算。其所謂“don’t do evil”企業核心價值，最終還是要服從等價交換的法則。

穀歌的技術向來被認為是天下一流的，但是它在此之前並沒有反對中共的“大陸封鎖政策”，而是積極助紂為虐，幫助中共過濾自由信息。穀歌退出中國大陸市場，能否激勵谷歌開發先進的突破網絡封鎖的技術手段？令人存疑，不妨拭目以待。


二、穀歌與中共的對決


分析一下這個事件的背景，會發現穀歌退出中國的決定並不是那麼簡單。

一方面，事件本身可以說是商業事件，但是卻與中國現在面臨的國際國內政治環境有莫大的關係。中共領導層曾在此前達成了所謂的“新北京共識”確定了中國目前政治的關鍵問題是“維穩”。此次中共“兩會”所削減的軍費開支，事實上都添加到了維穩經費之中，這一點可以根據各省財報去年在維穩上的開支條目管中窺豹。而谷歌提供的大量用戶自產內容為主的免費服務，以及無關鍵詞過濾的搜索引擎，在中共看來就是對“維穩”的最大挑戰；更何況，此前伊朗發生的“Twitter革命”更讓中共對互聯網的傳播效應不寒而慄，簡直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所以，穀歌提出的協商條件，對中共來說是事實上的底線，他們一步也不肯退讓。

另方面，穀歌如果繼續接受審查，不僅其品牌形象會大打折扣，同時其商業核心——安全自由的交換信息——也受到嚴峻的挑戰，中共要的也是穀歌的底線，穀歌也沒有退讓的餘地。

這一衝突的結果，就是提醒大家注意到：雖然中共總理不久前還公開表明，說中共政府反對任何網路黑客行為，但其實中共政府恰恰自己就是最大的網絡黑客集團，並且依靠巨大的、有組織的國家財力和物力支持，進行國際黑客行為。這還格外突出了中共政府向來撒謊成性的不名譽行徑。

但內部信息透露，穀歌的中國總部裏有三個中共臥底人員，組成一個共產黨支部。這幫人下班以後，要偷偷去陸家嘴開“支部會議”。這些特工把谷歌的Gmail電子郵件的核心代碼下載了，出賣給中共，使得中共可以潛入Gmail電子郵件，竊取所有用戶信息。

這一事實，直接命中了穀歌的命門。為什麼這樣說呢？原來谷歌的創始人之一塞爾蓋•布林（Sergey Brin，1973年8月21日），出生于前蘇聯，具有強烈的反共黨迫害情結。他是跟父母到了到了西方國家以後才開始學電腦軟件、參與發起穀歌公司的。布林居成長以後，曾跟父母回蘇聯旅遊，但一到蘇聯，他就把其父叫到一邊，直視著他父親的眼睛說：“謝謝您將我們帶出了蘇聯。”布林現在說，這樣的經歷使他不能容忍中共的網路封鎖。


三、中共改革開放的困境


穀歌事件可以看出中共改革開放的困境：那就是沒有制度規範，結果“一統就死，一放就亂”，不得不“摸著石頭過河”，朝令夕改，莫衷一是。中共改革開放是“找死”，中共不改革開放則是“等死”，中共既不想找死，又不能等死，所以既不能改革開放，又不能不改革開放。在這種自相矛盾裏生存，應該怎麼辦呢？只能“收收放放”、“一左一右”，不斷突破舊的困境、進入新的困境，直到自己精疲力竭、社會壓力積聚爆炸的一天。

極權社會由於內在的掣肘，往往效率低下，並因效率低下而變得粗暴。

2010年4月1日的《華爾街日報》探討了“從穀歌事件一窺中國防火長城”，分析指出圍繞谷歌在華服務大面積中斷原因的混亂解釋，凸顯出中共政府網絡審查工具的一個最顯著特點：它有獨裁制度“與生俱來”的模糊性。例如對穀歌網站的訪問時斷時續，時而屏蔽部分詞條，而非全部。中共官員對有關“政府是否屏蔽了穀歌網站”的提問拒絕發表評論，使得這種局面以及谷歌在華的未來成了網民眼中的一個謎。

中國大陸擁有成熟的網絡過濾系統，民間根據長城這一中國最著名的古老防禦工事將其命名為“防火長城”。該系統被用來屏蔽一系列來自外國的信息，從對中共領導人的批評到敏感的歷史事件等等不一而足。但是，中國大陸政府通常不會告訴公眾自己正在干涉他們的網絡接入，不像沙特阿拉伯等國，當用戶不被允許登錄某些網站時，政府會給出解釋性的警告信息。

相反，中國大陸的過濾系統就像中共政權一樣，“說這一套卻做那一套”：看上去就像是發生了一個技術故障，它會在顯示器上顯示出錯信息，仿佛互聯網接入出現了錯誤。中共從來不會承認自己用了什麼樣的手段或工具。

網絡及新媒體研究機構群智基金會(Social Brain Foundation)的董事毛向輝(Isaac Mao)說，中共的策略是讓用戶覺得只是一些網站的服務器出現了問題。他說，這麼做對中共比較有利，因為公眾在對執行標準不十分瞭解的情況下更可能容忍、甚至支持網絡審查制度。

事情真相依然無人知曉。主管中國大陸互聯網系統的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拒絕對此置評，其他政府部門也三緘其口。

許多在中國大陸的穀歌用戶已經習慣了防火長城內的Google.cn，他們對自己使用防火長城以外的自由穀歌網站時的經歷，反而感到困惑。舉例來說，在Google.com.hk搜索“胡蘿蔔”會顯示出錯信息，並造成穀歌服務的暫時中斷，這顯然是因為胡蘿蔔的“胡”字正好是中共最高領導人胡錦濤的姓氏。這種現象看起來可笑，但卻是極權政治困境的生動寫照。


四、網絡催生中國大陸新社會


極權政治是一種“難以持續發展的政治”。蘇聯體制維持了七十年，而毛體制不過維持了三十年，現在鄧小平體制也已經年滿三十了，今後的中國大陸，何去何從呢？

2010年3月19日的《紐約時報》毫不諱言地宣稱：“網絡催生新一代中國社會活動家”。“維權運動”是其重要環節。其依據之一，是一個著名的悲情事件：福建省閩清縣50歲的婦女林秀英相信她的女兒是兩年前在她們居住的那個華南小鎮上被一群和警察有關係的暴徒輪奸後失血過多而死的。

中共警察卻把她25歲的女兒嚴曉玲之死歸結於異位懷孕。一年多來，這個文盲母親向福建省閩清縣的多個政府部門進行申訴，向對她女兒之死投來關切眼神的人們陳述事情的始末。林秀英去年夏天在一個政府部門外哭泣的時候，被自學成才的法律專家范豔瓊看見了，范根據林的說法詳細記錄下案情併發到了網上。另外兩人遊精佑和吳華英採訪了林秀英，把視頻發到了網上。但是范、游、吳三人卻被中共起訴為“誣告罪”在法庭上等待宣判，如果罪名成立可獲最高三年有期徒刑。

這是中國網絡用戶因其萌芽性質的社會活動——普通人通過Twitter、微博和其他網站散佈冤情——成為攻擊目標的最新的例子。“網民們用網絡談論不公，”游的律師劉曉原說，“但是地方官員卻用公權力去鎮壓他們。”

十幾個博客作者在負責該案宣判的福州市馬尾區人民法院門外出現，從現場即時發佈信息和照片到網絡上。據說他們遇見了一百多個警察和便衣。案件被無限期推遲。“在新技術的幫助下，公民實踐監督政府的權利更加普遍和方便了。在傳統媒體上很難發表文章而在因特網上卻很容易，”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法律專家周澤這樣說道。他大膽說出了在因特網上發表評論而被拘留的問題。

那些因幫助林秀英而被逮捕或拘留的人正是因言獲罪的最新例子。2010年4月20日，中共馬尾法院宣稱：閩清嚴曉玲案的三名發帖者范燕瓊、遊精佑、吳華英因故意在網上發文帖和視頻，構成誹謗罪。范燕瓊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其餘兩人分別獲刑一年。顯然，馬尾法院的判決是“穀歌事件”的延伸，說明中共正在著手嚴密封鎖中國大陸的網路世界。維權運動、國際網絡催生新一代中國社會活動家，迫使中共不得不和國際網路決一死戰。


五、中國大陸的蒸鍋 突然炸蓋


從短期看，中共有效地驅逐了穀歌，控制了維權運動，關押了新一代中國社會活動家。但是這只是表面現象。實際上，中共正面對著自己的“王朝末日”，其表徵就是“社會組織大面積壞死”。

《紐約時報》都注意到了，就在驅逐穀歌事件之後不久，中國大陸一連發生了四起恐怖攻擊學童事件，顯示出未來社會的預兆。整個中國大陸因此備感震驚、民心受到嚴重創傷。

網路和報紙反映出大陸民眾百思不解，為何像中國這樣嚴密控制、如同“無氣閥蒸鍋”的社會，鍋蓋還會突然炸開？中共當局則努力防堵蒸氣外逸，繼續“捂蓋子”。

2010年第一起恐怖攻擊學童案發生于3月23日，地點為福建省南平市南平實驗小學，一名離職外科主治醫生造成8死5重傷的慘劇。

這個事件爆發後，網路和政府媒體充滿憤怒反應，官方新華社還發表研究內心孤寂罪犯的長文。其實這不是孤立的個人心理問題，而是普遍的社會組織問題——社會組織正陷入解體的危機。

其後，廣東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學4月28日發生停職小學教師揮刀狂砍殺傷師生19人事件。

4月29日，一名無業人員在江蘇泰興市泰興鎮中心幼兒園持刀殺傷32人，包括學生29人、教師2人、保安1人。

接著，山東省濰坊市尚莊小學4月30日又發生校園喋血事件，村民王永來強行沖入小學，用鐵錘打傷五名學生，然後點燃汽油自焚，當場燒死。

值得注意的是，最新校園攻擊事件發生後，大陸重要網站不復出現用大標題報導的新聞，而代之以中共教育部發出的通知，要求加強學校安全防範工作，確保師生安全，並成立“應急管理專家諮詢組”，提高教育體系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

大陸社交網站的貼文指出，中共“變調”顯示中宣部已經插手。該部往往就重大新聞發出指示並檢查報導內容。這一系列的校園暴力顯然有模仿跡象，受馬列教條影響的中國當局採取“掩藏壞消息、表揚國家英雄”的典型反應，可以理解。但是，一般百姓還是大惑不解，大陸社會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導致如此瘋狂的行徑。許多網友把問題歸咎於社會貧富懸殊或一般百姓面對權勢感到無助。泰興市幼兒園傷人事件後，學生家長走上街頭抗議，大喊：“我們要知道真相。還我孩子。”

一名署名張漢的網友貼文說：“這三個兇手想要向社會報復。他們自認受到欺負，卻選擇比他們更弱勢的族群(兒童)下手。毫無疑問，他們的心理問題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但是，社會不公顯然是催化劑。”

這一系列事件可能無法用單一理由加以解釋。有些人錯誤地指出，這不是中國獨有的問題，美國與其他國家同樣有校園暴力，學生同樣受到攻擊。不過，這種看法卻忽略了中國大陸是一個極權國家，沒有基本人權和司法正義，每年要處決壹萬多個囚犯，超過全球其他國家的死刑總數的好幾倍。在這種極端壓制下，仍然發生了屠殺學童事件，因此中國大陸的屠殺學童事件，不同於其他國家校園暴力事件。

一名網友特別提到2008年7月1日轟動一時的青年男子楊佳持刀殺死六名上海警察案。楊佳當年11月被處決，但在此之前，他成為全國的“英雄人物”，因為他被中共警察冤枉為偷車賊。另一名網友表示，3月發生校園暴力後，一名學生寫信給兇手：“如果你心中有恨，請你去殺貪官污吏。”這名網友說：“聽到一個孩子說這種話，令人吃驚。但實際上這是整個社會的集體心聲。這就是楊佳殺了無辜的警察仍被人視為英雄的原因。”這就是中國大陸的危機所在。

南加大政治學教授兼東亞研究中心主任駱思典(Stan Rosen)說，毛澤東的“文化革命”非常暴力，部分原因就是人們積壓已久的憤怒——老百姓受盡饑荒、貧窮、殘酷統治之苦，終於向共產黨官員進行復仇。毛澤東的時代距今仿佛已遠，中國現在已能接受部分的公民抗議、新聞界揭發醜聞，以及公開討論。但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懷默霆(Martin Whyte)在其新書“社會火山的迷思”(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中，描述當今中國大陸人的挫折是“內部充滿不平之氣的蒸鍋在沸騰”：中國大陸的老百姓覺得自己缺少一個宣洩不滿的“氣閥”，而政府一心只想著“捂蓋子”。中國當局努力做出一切正常的表相，出了亂子仍想秘而不宣。這就是中國大陸的危機深刻的體現。

中國大陸的現代化要求創新，但中共限制信息自由流通卻扼殺了創新的可能性。中共的所作所為，是典型的掩耳盜鈴，更是嚴重的自相矛盾，也表明中共改革開放陷入了日益增大的困境。這一困境所特有的自相矛盾，隨著中國大陸GDP的日益增加，而具有日益遞增的爆炸力。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的意識形態也正在增強其爆炸力，而與“和諧社會”的許願背道而馳。溫家寶不與中共政治局同去上海世博會，而單身前往青海玉樹賑災，顯示這一緊張關係已經影響到中共核心內部了。改革開放的困境，可能演化為改革開放的絕境。


（二〇一〇年五月五日）



【第六節 中共兩岸協商議題及臺灣應對策略建議】


在民主國家，政治不能大於法律，執政黨不能從事非法活動。這兩點，習慣了政治大於法律、執政黨淩駕法律之上的中共，並不理解。因此臺灣實在有必要向中共說明：兩岸協商，不能超越中華民國憲法所能允許的範圍。正如中共不能放棄“四個堅持”一樣，我們也不能放棄自由民主。只要臺灣堅持自由民主，就能反守為攻。臺灣千萬不能誤以為中共知道民主政治的運作，其實他們是真的不懂。如果我們以為他們真懂，不僅高看了他們，而且反會造成彼此的誤解。這一點在臺灣政黨輪替以後，已經相當清楚了。中共領導人總是以為民主政治就是街頭鬥爭和議會打架，而不懂得“政治不能大於法律、執政黨不可從事非法活動”這樣基本的道理。按照“政治不能大於法律、執政黨不可從事非法活動”的道理，中共不能實現憲法統治，不能開放黨禁報禁，也就並不具備與臺灣全面進行政治協商的起碼條件。這是中共的致命傷，臺灣要緊緊扣住這個主題，不斷演繹、不斷發揮，處處主動、處處領先。一定能夠反守為攻。

最近，ECFA即“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是兩岸協商的熱門。

中共方面認為：“兩岸ECFA敲定 民進黨進退維谷”。中共“中評社”2010年6月24日就此提出：“由民進黨主導的反ECFA抗議遊行，口號定為“反對一中市場，人民公投做主”。然而，隨著ECFA早收清單呈現，臺灣各行各業均大有斬獲，尤其是臺灣中南部地區，當地民眾主要生產農漁產品，更是大豐收。這種趨勢，讓民進黨陷入相當艱難的困境。繼續反對，缺乏正當性。轉為支持，衝擊台獨意識形態。”


一、用經濟手段達到政治目的


十分明顯，中共的上述企圖是政經掛鈎，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為尖刀班，搭建兩岸政治協商的灘頭陣地，以便早日造成政治統一的平臺。

這一發展，對於兩岸的前途是一柄雙刃劍。而中共在經濟方面讓步越多，它在政治方面的企圖心也就越強，謀略也就越深，這是毋庸置疑的。而現在，可能不是偶然的，中共國台辦主任王毅，卻不打自招地承認：北京在ECFA方面已經釋放太多的“善意”了。但是其“讓利”的背後，“算計”的意圖是壓倒一切的。

2010年6月20日王毅在廈門參加第二屆海峽論壇時表示，目前CFA的商談已進入最後階段，大陸希望，兩岸雙方本著顧全大局、著眼長遠、相互體諒的精神妥善解決有關的問題。他說，臺灣提出希望商簽ECFA以來，兩岸方面在兩會框架下進行了多輪商談與溝通，已經取得實質性進展。這些進展是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傾注了雙方的心血，值得雙方共同珍惜。針對ECFA可能衝擊弱勢產業，王毅也強調，在ECFA的商談過程中，大陸已認真履行了承諾，充分釋放了善意。基於兩岸同胞之情，我們在商談中充分體諒和照顧了臺灣的弱勢產業、中小企業，尤其是農民兄弟的利益，早期收穫計畫盡可能兼顧了臺灣各行業、各地區的需要。 

對於未列入早收清單的項目，王毅也說，早期收穫清單只是履行ECFA的第一步，目前早期收穫的規模和金額已經很大，一時未有能列入早期收穫的產品，都可以在協定簽署後啟動的後續協商中加以充分協商，尋求妥善解決。王毅並誘惑臺灣經濟界說，預計今年大陸赴台的遊客將突破100萬人次。

同一天同一會議，中共“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的講話就更加明確了中共的政治意圖。他在會上指出，兩年多來兩岸關係發展取得重要積極成果，得益於兩岸雙方抓住難得機遇，以兩岸同胞福祉為念，增進互信，排除干擾，平等協商，推進合作。他表示，臺灣應順應兩岸主流民意，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繼續保持兩岸關係發展的正確方向，繼續鞏固兩岸關係改善發展的良好勢頭，續按照先易後難、先經後政、把握節奏、循序漸進的思路，務實推進兩岸關係發展進程。同時，應當著眼於今後逐步破解兩岸關係前進道路上的難題，在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強兩岸政治互信。他還鼓勵大陸民眾強化對於臺灣各地尤其是中南部地區的滲透，要“到臺灣基層民眾中去”、“真誠與臺灣同胞交朋友”、“認真傾聽臺灣鄉親的心聲”，企圖把大陸遊客當作不再編制的第五縱隊來使用。


二、兩岸不能回避政治問題


其實在上述會議召開之前的半個多月，2010年6月1日，國民黨榮譽党主席連戰在接受臺北中國時報專訪時已經強調，未來兩岸不能回避政治問題：“由於馬政府還沒準備好兩岸政治對話，連戰提醒，執政的人對此有責任，不論做與不做，都必須面對它。他意有所指地說，想把兩岸政治與經濟問題分開，是某些人的意願，但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必須務實面對。”

連戰表示，兩岸要處理經濟以外的議題，要先有“心裏準備”，無法一步到位，也非一蹴可幾，必須有耐心及信心，耐心就是持之以恆，信心就是不轉移目標，這樣才能慢慢建立互信、累積善意；更必須避免陷阱。連戰表示，2008年國民黨執政，要求7月1日開放三通，馬上就開放了，“這是因為國共論壇加上逾百次的討論，很多問題早已有結論，才可以從容上道，不是忽然之間形成的。” 以兩岸過去的歷史及長時間的鬥爭，當然需要相當過程及時間，來建立互信與善意。他也透露，和平之旅時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會面一整天，從中午到晚上，大型的、中型的及小型的聚會，甚至只有連胡兩人面對面的會談。2005年連胡會五項願景中，只有一項兩岸經濟全面交流，其他全是非經濟性議題，包括兩岸終止敵對狀態、臺灣參與國際活動及國共政黨平臺，連戰強調，“我不會只把兩岸問題放在經濟，其他都不談。” 

其實在我們看來，“回避政治問題”，也是一種解決政治問題的辦法。有時，回避政治問題，恰好是解決政治問題的“最好方法”——這就像中共這二十一年以來不是一直在回避“六四大屠殺”的平反問題，結果不是反而跌破了世人的眼鏡、取得了很大的經濟進展嗎？中共不肯像臺灣面對“二二八”那樣來面對“六四”，其實也是它的一項“解決辦法”。

在這個問題上，臺灣應對策略建議應為：聽從連戰榮譽主席的指導，“兩岸不能回避政治問題”。臺灣不僅不能回避政治問題，而且要積極主動地面對兩岸之間的政治問題，甚至可以比中共更為積極主動，更為激進。


三、如何“不回避政治問題”


其實，兩岸之間的交往，現在已經不是“不能回避政治問題”了，而是“應該怎樣面對政治問題”。此話怎講？

舉一個例子，中共自己就在回避自己的政治問題。我們說的還不是“六四”、“一黨專政”、“拒絕政治改革”這些大是大非問題。我們說的還只是一個由於大是大非問題引申下來的局部問題：中共是否允許臺灣與外國簽自由貿易協議(FTA)。現在，中共不能允許臺灣與外國簽自由貿易協議(FTA)，這說明中共自己的政治有問題，毫無民意基礎，也完全無視民意基礎。

一個非常現實和急迫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後，臺灣即將推動與外國簽自由貿易協議(FTA)。但是，對此現實和急迫的問題，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卻明確表示反對。這是專制制度和民主制度的一次碰撞，自然在臺灣朝野引起強烈反彈。

馬朝旭6月1日在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回答媒體提問時說，關於臺灣與其它國家簽自貿協議的問題，“我想原則性的告訴你，中方對於臺灣同其它國家開展非官方的經貿往來不持異議，但是對於官方性質的協議，我們是反對的。”可是在中國外交部稍晚公佈的文字實錄中，這段回答卻變成“我們對我建交國同臺灣開展民間經貿往來不持異議，但堅決反對同臺灣發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與原話不符。

這種改動不僅說明中共常常運用一些見不得人的鬼域伎倆，也說明中共的政策在受到阻力以後會有所變化。既然如此，臺灣可以運用的策略，其實所涵蓋的餘地頗大。

對此，臺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回應稱，貿易是臺灣的生命，兩岸同是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簽訂“自由貿易協議”（FTA）是WTO成員的權利，也是臺灣發展經貿的契機。其重點在於開展臺灣與其它國家或地區的經貿往來，增進臺灣的經濟利益。我們一貫要求中國大陸當局不要阻撓臺灣與貿易夥伴洽簽FTA。

現在，中共連一個自由貿易協議(FTA)都不容忍臺灣與外國簽訂，這難道不是“回避政治改革問題”嗎？因為凡事泛政治化，這本身就是一種回避政治現實的做法，是無助於兩岸問題好好解決的僵化態度。

在這個問題上，臺灣應對策略建議應為：臺灣應該運用“民選政府”的優勢，強調臺灣政府具有民意基礎，是通過選票上臺的，我們無法違背選民的意願，更無法違背中華民國憲法所規定的法律義務。


四、大陸絕不答應“擱置統一”


中共在美國的一個喉舌《僑報》，5月15日刊登文章分析說：“馬英九近日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專訪時表示，兩岸關係已達到一種運作無礙的現狀，大陸在口頭上擱置對統一的要求，臺灣淡化獨立主張，彼此致力於維護和平。對此大陸予以澄清和反駁。”國台辦發言人楊毅還在記者會上重申，“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改善、發展的政治前提。我們將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實現祖國和平統一，這是我們一貫的立場和明確的目標。”含沙射影的意味十足。

香港中共“中評社”就此發表評論說：楊毅在此時十分嚴肅、十分鄭重地代表大陸政府表示，大陸沒有擱置統一的可能。這也是直接對馬英九的“大陸在口頭上擱置對統一的要求”說法的澄清。大陸不同意馬英九擱置統一的說法！評論指出，馬英九的“大陸在口頭上擱置對統一的要求”說法確實是有悖事實的。從“胡六點”到今年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等重要場合，大陸都作出要實現統一的宣示，這是不可以視而不見的。此外，國台辦發言人表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大勢所趨，希望民進黨能夠真正認識到不放棄“台獨”主張是沒有出路的，也不符合臺灣同胞根本和長遠利益。此外，對於馬英九即將任滿兩周年併發表演說，國台辦發言人表示關注演說內容，希望雙方繼續共同努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斷向前邁進，造福兩岸同胞，造福中華民族。

顯然，北京的策略就是逼迫臺灣拿出一個“兩岸協商政治議題的時間表”，或者乾脆直接接受北京方面的時間表。在這個問題上，臺灣應對策略建議應為：向中共明確指出，兩岸政治協商應以兩岸的民意為基礎，對於臺灣來說，民意是通過選票來體現的。對於大陸來說，首先要進行政治改革，讓政府具有民意基礎，然後，這個具有民意基礎的政府才可以和臺灣進行有效的政治談判。


五、兩岸政治對話時間表


2009年底前後，北京方面透過種種管道，傳北京開出2012年兩岸政治對話時間表：簽署ECFA及《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MOU)，作為合作基礎，在馬英九結束第一任總統任期前，商簽《兩岸和平協議備忘錄》，作為推動兩岸政治協商議題的初級對話。

在臺灣內部，也有不少學者予以呼應，認為2012年兩岸政治協商將無可避免。有人甚至具體為中共說項，言之鑿鑿：拋出商簽和平協議備忘錄，顯示對岸考量臺灣內部環境而作的務實考量，希望在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卸任前，踏出簽署和平協議的重要步驟。

《中國時報》更是推波助瀾，引述“中共對台決策官員消息”，指北京認為簽署兩岸和平協議是兩岸領導人政策談話的共識，也理解兩岸激活政治談判的複雜性與困難度，且深刻體會臺灣總統民選的特性，因此北京期望在馬政府卸任前，雙方適時激活兩岸和平協議政治議題的初期商談，並商簽《備忘錄》或《兩岸和平架構協議》。北京方面且一廂情願地認為，馬英九上臺以來，兩岸已累積不少政治對話的基礎與實務經驗沒，例如臺灣以觀察員身份應邀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即是兩岸當局透過核心幕僚協商所達致的安排，這協商經驗有助激活政治談判的先期接觸。中共更企圖利用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周年的難得契機，聯合兩岸最高領導人共襄盛舉，以此促成馬胡（馬英九及胡錦濤）非正式會晤，作為政治協商的起點……

不過根據我們多方瞭解“北京開出2012年兩岸政治對話的時間表”，應該不是確定的。2012年那時正是北京的政權更迭時期，中共選擇這個時間，明顯是從其內政方面考慮，可能是胡錦濤有意賴著不走而故意製造兩岸之間政治談判的假戲，但真做的可能性並不大。


六、反守為攻的策略建議


2010年1月28日，在北京海協會第二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中共提出，要根據兩岸關係發展需要，適時增加文化、教育、衛生、新聞交流等議題，為兩岸協商注入新的內涵。

中共毫不諱言，這是為了對台統戰而設計出來的：

“海協會會長陳雲林提出了今年海協會工作的具體規劃。會議總結了海協會第二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以來的工作，並規劃了今後的工作任務。會議提出，2010年是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兩岸關係發展面臨新的前景和機遇，同時也面臨新的困難和挑戰。海協會將繼續深入貫徹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本著先經後政、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步驟，穩步扎實地推進兩岸協商進程，鞏固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以商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和兩岸知識產權保護為重點，進一步推動兩岸經濟關係正常化、機制化、制度化，最大限度地實現兩岸經濟發展優勢互補、互利雙贏，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

海協會所謂“2010年是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是何意味呢？

原來，座談會上，商務部、文化部和國家旅遊局官員圍繞“經濟、文化、旅遊”進行了年終總結，而國台辦主任王毅和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的發言，調子則轉趨政治。賈慶林除了強調要統一思想貫徹“胡六點”外，還“透露了北京當局對台工作深層目標，即積極妥善探索如何破解制約兩岸關係發展的難題，為今後兩岸協商政治和軍事安全等問題做準備，創造條件”。

對此，臺灣的應對策略可以考慮：針對中共公開拋出之議題，不論其屬於何種領域，臺灣策略都應該積極反守為攻，提出更為激進的應對方案。例如，對於海協會所提的“兩岸協商要適時增加文教衛生和新聞議題”（2010年1月28日新華社），臺灣應該提出：這一議題應該結合大陸開放新聞自由和國際採訪、大陸開放教育內容的自由化、大陸開放文化學術的獨立化、非黨化……只有這樣，大陸與臺灣的社會發展水準才比較接近一致了，“兩岸協商文教衛生和新聞議題”才有實質意義，才不會流於統戰活動的道具。


七、反守為攻與上中下三策


臺灣針對中共兩岸協商議題的策略建議，可有上、中、下三策：

一為上策“政府協商”，其途徑兩岸政府互相承認、對等談判。這個建議中共應該不會接受。

二為中策“政黨協商”，其途徑是大陸開放黨禁報禁，兩岸所有政黨對等參與談判。這個建議中共也應該不會接受。

三為下策“機構協商”，其途徑是專門設立一個機構來從事談判。這個建議中共應該樂見，而臺灣應予堅決反對。反對的理由是：政治協商不是具體事務，而是全民族的大事，不可委託少數人私相授受。

臺灣應對策略的核心可為：“兩岸協商議題”只能是論壇性質的，不能是法律性質的，因為在民主國家，政治不能大於法律，政黨不能從事非法活動。這兩點，習慣於政治大於法律、政黨從事非法活動的中共，並不理解。因此我放有必要向中共說明：兩岸協商，不能超越中華民國憲法所能允許的範圍。正如中共不能放棄“四個堅持”一樣，我們也不能放棄自由民主。只要臺灣堅持自由民主，就能反守為攻。臺灣千萬不能誤以為中共知道民主政治的運作，其實他們是真的不懂。如果我們以為他們真懂，不僅高看了他們，而且反會造成彼此的誤解。這一點在臺灣政黨輪替以後，已經相當清楚了。

正如大陸學者陶達士《BBC馬英九總統專訪的觀感》一文指出的：“馬英九總統為什麼總是顯得如此從容自信？他會每天擔心由於官員的貪污腐敗是國民黨失去民心嗎？不會，因為他知道全臺灣的媒體都是民辦的，他們在時時刻刻挖掘著社會上的每一絲能引人注目的疑點；因為他知道全臺灣的議員都是民選產生的，都在選民的監督下為選民而工作，受理人民的投訴後，就會去追究政府相關官員的責任；而一切的爭執都會在獨立的司法下得到裁決。在政府本身的監管系統外，有通過結社來傳播信息和參與各種活動的人民，而社會通過人民的自治活動而保持活力避免僵化；馬英九要做的就是，儘量讓人民知道政治決策的過程和思考是什麼，讓人民暢所欲言，於是政府就可以從全體人民中得到必要的反饋，既改進了工作，又贏得了民心。相比我們大陸這裏：永遠愛吹噓的官員在壟斷的媒體上，表演自拉自唱，直到連續不斷的好消息被一個大災難所中斷！”

陶達士懂得的這一點道理，雖然簡單，中共領導人卻是完全不懂的。他們總是以為民主政治就是街頭鬥爭和議會打架，而不懂得“政治不能大於法律、執政黨不可從事非法活動”這樣基本的道理。

按照“政治不能大於法律、執政黨不可從事非法活動”的道理，中共不能實現憲法統治，不能開放黨禁報禁，也就並不具備與臺灣全面進行政治協商的起碼條件。這是中共的致命傷，臺灣要緊緊扣住這個主題，不斷演繹、不斷發揮，處處主動、處處領先。一定能夠反守為攻。

總之，臺灣應對策略的核心為：利用中共“謀我日急”的迫切心理，給他按上一個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連環套。如果對方膽子夠大，但敢進入臺灣的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連環套，那麼中華民國就真有可能推廣民主政治於整個中國，完成國父和蔣公的未竟之業，把大陸人民帶入自由世界、開創國際和平的新紀元。如果中共膽子不大，自會在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連環套面前知難而退，否則他們在“政治議題”方面的任何進展，就是走向他們自己的政治自殺，留下的只是“專制制度的政治遺體”，而不是“吃掉臺灣的政治議題”。


八、和中共打交道要用詭道


在研究中共兩岸協商議題及臺灣應對策略的建議時，可以適當參考一些北韓和中共對付南韓和美國的做法，這樣可以並幫助臺灣熟悉共產黨國家的行事策略，也可以促使我們展開反向思維，以毒攻毒，設計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訛詐法、拖延法、聲東擊西法、討價還價法。 兵不厭詐，正如《孫子兵法》所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北韓和中共在實際運用詭道方面，顯然比南韓和美國成功得多。弱者只能通過詭道，反弱為強。臺灣也可以思考這個經驗。


九、良好的開端


兩岸兩會2010年6月29日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兩岸副部長級談判首次對等出席。大陸商務部副部長姜增偉上午出席江陳會談及簽約儀式，和臺灣的經濟部次長梁國新同場談判，一改江陳會談以來，兩岸出席官員始終層級不對等的情況。 

從第一次江陳會舉辦至今，舉凡交通、司法互助和ECFA等，臺灣向來由相關部會的次長級官員出馬談判，大陸直到這一次，才推出相對等的副部長級官員參加協商。這是一個口良好的開端，證明中共並非泥古不化。只要我們有足夠的耐心與耐力，既可以接近我們的目標。而ECFA文本和部分清單，文本部分是參照“東協加一”的自貿協定而來，這又說明臺灣與大陸的關係，確實是一種國際關係，而兩岸的特殊性在於歷史與現實糾纏，比“東協加一”更複雜。所以雙方在用字和陳述方面都有諸多不同意見，有些是大陸想放進來的文字，臺灣不接受；有些是臺灣想放進來的文字，對方不願意。而且，很多東西一方提出後，另一方都先質疑，懷疑對方的企圖和動機，這些都需要一次又一次的說服和溝通解決。

事實證明，只要中共誠心想要達成協議，它就會作出我們想像不到的讓步。自由屬於人民，讓兩岸人民來共同確定兩岸的命運，而這，首先需要啟動中國大陸的民主化程序。


（二〇一〇年六月三十日）



【第七節 國際對兩岸簽署ECFA的反應分析】


2010年6月29日第五次“江陳會”上，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和海協會會長陳雲林正式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和“海峽兩岸智慧財產保護合作協議”（IPR），這已經成為全球事件，世界各國大多同步關注著這一歷史發展。

此一協議超越經濟意義，兩岸不僅跨入分治60多年以來關係最緊密時代，也為和解創造積極氛圍。新加坡“聯合早報”及“海峽時報”都以頭版頭題方式報導兩岸簽署ECFA事件，聯合早報表示，中國與臺灣簽署一項超越經濟意義的歷史性經濟合作協議，經貿關係制度化象徵兩岸跨入分治60多年來關係最緊密時代，也為兩岸和解創造了積極氛圍。

聯合早報指出，這次的簽約地在重慶，重慶是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1949年前進行協商但沒達成協議的舊地，使這次簽約的意義更深遠。海峽時報則報導，兩岸昨天簽署一項經濟交易新時代的魔法協議，這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貿易協議，被視為兩岸談判的一種模式；不僅將加強兩岸經濟聯結，更是兩岸和平的基礎。海峽時報指出，臺灣政府簽署ECFA的原因之一，是著眼於和其他貿易夥伴的自由貿易協定，希望在與中國簽署ECFA之後，臺灣的自由貿易協定之路能走得更順利。海峽時報分析，馬英九總統定調ECFA是要帶領臺灣走向“黃金10年”的主要政策，而2012年馬總統競選連任之路，恐將取決於臺灣人民能從ECFA中受益多少。

一、各國政府的反應


法新社2010年6月30日布魯塞爾報導：歐洲聯盟最高外交代表艾希頓（Catherine Ashton）當天對臺灣與中國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表示歡迎，並稱讚台海兩岸致力尋求“務實的解決方案，以及和平發展關係”。艾希頓表示，她歡迎兩岸“採取具體步驟，促成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以及就智慧財產權議題達成共識”。她強調：“臺灣問題必須透過相關各方間的對話，以和平方式解決。”艾希頓表示，她贊許與支持“雙方致力尋求務實的解決方案，以及和平發展關係。這對東亞地區的穩定與安全大有助益”。她又說，歐洲聯盟認為兩岸擴展經濟關係，“可能也有益於歐盟發展在東亞地區原已重大的貿易與投資關係”。

日本外務省發言人當天也指出，對臺灣和中國大陸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一事，日本政府表示歡迎，外務省外務副報導官向記者表示，日本對有關臺灣問題的立場是，期待兩岸當事者之間經由直接對話和平解決問題，基於這項觀點，對兩岸這次的成果，表示歡迎。這位發言人接著指出，這項協議對日本包括經濟在內的影響，日本將密切注意今後情況的發展。

臺灣在加勒比海的友邦聖露西亞外長包士奎（Rufus Bousquet），6月29日當天立即致電中華民國大使周台竹表達祝賀之意。包士奎說，臺灣與大陸能照原訂計畫，排除萬難，簽訂ECFA及智保協議，受到國際的注目，恐怕不輸給南非世足賽及倫敦溫布頓網球賽。包士奎指出，這兩項協議必有助於兩岸經濟的合作關係，增加未來在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更有助於進一步降低兩岸長達數十年的緊張情勢。

兩岸簽ECFA，新加坡外交部甚至發表聲明表示歡迎，認為這不僅有利於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也有助促進區域經濟整合。

南韓高官認為，南韓與中國之間現在不是思考是否簽署FTA，而是應該何時簽署。南韓政府因為農業問題等，對於簽署FTA不是很積極，但南韓對中國的出口方面很多情況是與臺灣競爭，兩岸簽ECFA，南韓擔憂會不利。

美國之音2010年7月6日報導：世界貿易組織秘書長拉米當天表示，臺灣與中國簽署經濟合作協議ECFA將有助臺灣融入世界經濟，並且改善兩岸關係。不過，臺灣人權組織認為，ECFA對臺灣勞工人權和環境都會帶來衝擊。拉米表示，兩岸簽訂ECFA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改善兩岸關係，對確保臺灣產業競爭力和進一步納入世界經濟也是非常重要。這是拉米在兩岸於6月29日簽訂ECFA之後，首度公開評論ECFA。拉米表示，ECFA是臺灣達成整體貿易目標的重大作為，可以吸引許多外資來到臺灣，或借道臺灣進入中國市場。與此同時，世貿組織秘書處的臺灣貿易政策檢討報告也指出，ECFA可能因此打開臺灣與重要貿易夥伴簽訂更多自由貿易協定的道路。


二、各國輿論的反應


日本主流媒體大幅報導指出，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這是兩岸分治60多年後首度的綜合性經濟協定，是具有歷史性的共識。

“讀賣新聞”認為，兩岸在中國重慶簽署的是相當於自由貿易協定（FTA）的ECFA，這是兩岸大步邁向實現共同市場之舉。中國在推動與臺灣經濟一體化的同時，也將瞄準2012年臺灣總統大選，加強政治層面上的統一攻勢。報導引述北京外交人士的話指出，中國希望以經濟這個強而有力的磁鐵來吸引臺灣，這樣臺灣就不會離開大陸。報導分析指出，臺灣的馬英九總統之所以急著簽ECFA，主要是想提振臺灣經濟，否則臺灣將成為自由貿易協定的孤兒，將被邊陲化。

“朝日新聞”也在頭版報導指出，兩岸簽署ECFA，這是兩岸1949年分治以來首度簽署的綜合性協定，臺灣希望藉此加強與中國的關係，活絡經濟，但是對中國而言，這意味著邁向統一的佈局。報導分析指出，兩岸簽署ECFA之後，朝著去除貿易及投資的障礙向前邁一大步，之後如果順利，兩岸將出現自由貿易圈，包括日韓在內的鄰國都要思考如何面對這個巨大的經濟體。而日本對於中韓要先簽FTA一事懷有戒心。中日韓3國目前正針對簽FTA進行共同研究，但是在農產品的市場開放問題上，立場還有很大的差異。報導說，日本經濟產業省官員透露，希望在中日韓3國簽 FTA之前，日韓先簽，然後再逼中國讓步。在此情況下，兩岸的動向可能會刺激南韓，加速推動中日韓的協議。對日本企業而言，要開拓龐大的中國市場勢必得重新調整戰略。

印度媒體“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則以“中國、臺灣簽署歷史性貿易協議”的標題，來報導兩岸兩會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指出這項合作大幅削減約800項商品關稅，為未來數千潛在降稅項目開端，並放寬金融法規。報導指出，兩岸經60年對立，幾至開戰。臺灣總統馬英九2008年開啟兩岸多場對話，才有這次簽署儀式。而談判代表們，是在臺灣執政黨統治中國時的戰時首都重慶簽約的。這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三、各國民間的反應


臺灣與大陸互簽“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之後，美國知名兩岸問題專家、華府智庫史汀生中心（Henry L. Stimson Center）東亞研究室主任容安瀾（Alan Romberg）表示，這是中共建政以來，在兩岸問題採取的最重要一步。他接受中央社訪問表示，兩岸簽署這項重要協議，到底會發生什麼樣的長期影響，端看ECFA會將兩岸互利的經濟關係帶往何處，以及能否成立一個兩岸長期和平發展的架構。容安瀾說，他覺得這些日子一些反對ECFA的辯論，大多淪於政治口水，而缺少經濟分析。事實上，他認為，在ECFA的實施過程中，的確有些問題有待解答，包括臺灣是否真正獲利，以及受到ECFA傷害的產業，是否獲得政府的協助轉型。容安瀾指出，接下來最受各界注目的，將是立法院如何審查這項協議。反對黨當然有權利也有義務嚴格把關，要求政府解釋為什麼要簽署這項協議。不過他說，他擔心的是審查程式未在這方面把關，而是陷入政治惡鬥。

巴黎政治學院亞洲研究中心是法國外交部的諮詢智庫，其研究員杜懋之（Mathieu Duchatel）指出，預計可為臺灣推展對外經濟外交帶來溫和的實質效果。杜懋之表示，兩岸簽署ECFA，對中國而言，象徵意義重大。中國領導人期待的是透過經濟整合，進行推動人民和社會整合，改變臺灣社會反對統一的意見，達到政治統一的目的。他指出，國共兩黨2005年即提出以經濟合作手段，達成未來簽訂和平協議的基礎。兩岸ECFA的談判過程進展得十分快速，可是目前看來，兩岸短期內進行政治對話是不可能。他表示，目前 ECFA涉及的項目約達800項，接著還會討論納入更多的項目，談判過程可以拉得很長，而中國國民黨政府正可藉此過程延後政治對話的時程。

臺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是否會加劇？杜懋之表示，中國已是臺灣對外投資的第一目的地，據知有超過100萬名臺灣人因工作居住在中國。臺灣經濟依賴中國的情況可說比世界其他國家還要嚴重。他說，要說臺灣可降低對中國的經驗依賴是個錯誤的想像，ECFA之後的可能發展方向或是依賴程度急速增加，或者臺灣政府成功實行危機管裏，經濟依賴維持住目前的程度。杜懋之還指出，中國6月初在ECFA 簽署3周前，由外交部發言人指出，反對臺灣與其他國家進行FTA官方性質的協議，策略改變的態度令人玩味。不過整體而言，目前可看出的正面效應如臺灣企業可因ECFA保留競爭力，而ECFA應可為臺灣開展國際空間帶來溫和的實質效應。

日本瑞穗綜合研究所首席主任研究員伊藤信悟指出，台日企業加強合作是開拓中國市場的一條道路。另外，日本也可考慮轉為在中國設廠生產，或是在日本製造高品質、具有競爭力的商品。

香港科技大學的“中國學”學者齊威格（David Zweig）認為，移走上千顆瞄準臺灣的飛彈是馬總統的目標，並藉此顯示他有能力帶給臺灣人民和平與安全。該協議將使539項臺灣出口品關稅在2年內降至0，總出口值達138億美元；中國僅267項，出口值為28億美元。報導說，800項商品只是未來幾年數千潛在降稅項目的最開頭。


四、各種觀點的深入分析


美國之音2010年7月28日發表報導“美國專家談ECFA說：同床異夢為求好眠”，指出臺灣立法院為審議ECFA再現流血衝突，但是華盛頓的美國專家說，中國對於同臺灣簽署經濟合作框架協定ECFA的確有其政治動機，不過ECFA是臺灣融入國際經濟重要的第一步，即便兩岸彼此心中各有盤算，簽署ECFA對臺灣還是具有積極的意義。這些言論出現在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西格爾亞洲研究中心舉辦的一場有關ECFA的研討會上。

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問題專家傅瑞偉在研討會上說，據他得自中國官方管道的資訊，在兩岸簽署ECFA之後，中國會允許臺灣在不涉政治的情形下與中國以外的任何第三方洽簽貿易優惠待遇。傅瑞偉說：“我可以告訴各位，我正好有來自中國最高級別的權威資訊說，臺灣要與任何第三方談貿易優惠待遇中國都會允許，只要臺灣不同時推動國際活動空間的問題。”傅瑞偉說，ECFA開啟了高度依賴貿易的臺灣融入世界經濟的大門，因此從經濟角度而言，與中國簽署ECFA對臺灣具有積極的意義。對於與會人士有關中國簽署ECFA具有政治目的的提問，傅瑞偉說，中國對臺灣讓利當然有其政治動機，不過他認為，兩岸仍然可以同睡一張床，各做不同的夢：“是的，中國有其政治動機，他們的目標是要借此阻止臺灣尋求法理獨立。不過不管中國大陸有何動機，你們可以睡在同一張床上卻做各自的夢。大陸的夢和臺灣的夢是什麼無關緊要，只要兩邊都能睡好覺就好。”

另一位專家，華盛頓外交政策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古孟德也認為，ECFA讓兩岸經貿關係制度化，對臺灣吸引外國投資有極大的幫助，它是臺灣重新融入世界經濟的重要第一步。古孟德說，即使中國有政治目的，但是通過和臺灣簽署ECFA，中國也解除了其他貿易夥伴與臺灣簽署經濟協定的擔憂，因為他們之前對於和臺灣簽署任何協定都會擔心引起中國的強烈反應。古孟德說：“所有的問號和曖昧不明之處現在都被中國解決了。即使中國有已知的政治目的，他們對於與臺灣達成正式協定毫無問題，儘管雙方對於主權問題有不同意見。”

其實加拿大的“萬維讀者網”早在2010年7月12日就已經（在其“中國瞭望”欄目中）發表文章指出：“後ECFA做什麼？胡錦濤要的就是統一”。而這一盤算7月12日胡錦濤在北京會見吳伯雄的時候，有所提示。

胡錦濤12日下午在釣魚臺國賓館會見了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一行。胡錦濤強調，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的簽署，是我們兩黨和兩岸雙方努力落實“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的重要成果。在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商談過程中，雙方都作出了努力，大陸方面履行了對臺灣同胞作出的鄭重承諾。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的簽署，向兩岸同胞展現了我們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決心。這也再次表明，在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只要雙方良性互動、平等協商，就能夠推動兩岸關係不斷向前發展，也能夠為逐步解決制約兩岸關係發展的難題找到可行辦法。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但要厚植共同利益，也要增強休戚與共的民族認同。兩岸雙方增進在共同政治基礎上的互信，對下一步兩黨和兩岸關係發展至為重要。真誠希望兩黨都從中華民族長遠利益出發，通過增進互信，求同化異，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胡錦濤這一段話，約有五層意思： 

第一，ECFA不是孤立的或單純的經濟協議，ECFA是兩党兩岸推動和平發展的重要一環。第二，大陸對待ECFA的態度是莊重的，是一定會落實好的。第三，ECFA得到順利簽署，最主要原因是國共堅持了共同政治基礎。第四，兩岸雙方下一階段需要增進政治互信，才能更好推動兩岸關係。第五，ECFA得以落實之後，兩岸應該加強民族認同的力度。

其中的一、二、三點，都是對ECFA的意義的論述，不是具體要求。

而第四點與第五點，則是具體的要求。即是在簽署ECFA、落實ECFA，加大經濟合作，共創兩岸經濟輝煌的同時，要做到：一，繼續增強政治互信。互信基礎已經有了，但還不夠深厚。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增強休戚與共的民族認同方面來。

這是胡錦濤明確提出的後ECFA時代的要求。 

從胡錦濤的講話中，可以看到，隻字沒有把ECFA與“祖國統一”的字眼掛鈎，一是因為這本身就是有利和平發展的經濟協議而已，意義重大，但與統一意涵相差甚遠。二是目前這一個階段，兩岸增加政治互信、增強民族認同最重要。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第八節 大陸研究兩岸和平協議】


一、是“套牢”而不是“解套”


2009年11月13日至14日，“兩岸一甲子”學術研討會在臺北舉行，中國大陸一些自稱智囊的學者，提出“兩岸和平協議”的初步構想，試圖對“兩岸同屬一中”進行“法制化”包裝。這顯而易見是一個“陽謀”，為中華民國主權計，不得不防。

從出席陣容上看，中共派出其“中央黨校”前常務副校長鄭必堅等二十八名大陸“學者”與會，其實完全是其喉舌，並不具有任何意義的學者的獨立性質。名義上是“一次民間性的學術研討活動”，其實是兩岸政治交鋒和試探水溫。但因為此乃首次就雙方關心的包括政治議題在內的各種議題進行綜合性探討，自然有其不可忽視的意義。

參與研討的“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院長”劉國深，發表《試論和平發展背景下的兩岸共同治理》論文，以兩岸共同治理為基礎論述，大膽建議雙方成立“兩岸共同事務委員會”，共同策劃、組織、協調、控制和監督兩岸共同事務的合作問題。他還提出“國家球體理論”，詮釋兩岸政治關係的現狀定位，表面上試圖對兩岸政治分歧“解套”，其實是試圖將中華民國“套牢”。劉國深認為，兩岸一旦涉及公權力，就會產生敏感的政治聯想，再好、再急的案子，也不得不擱下來。為此他建議，將公權力的行使區分為政治性事務和行政性事務，兩岸擱置爭議的部分，應嚴格限制在高階政治議題，低階行政層面問題可逐步展開交流合作，逐步走向共同治理。

但是我們知道，在中共黨政不分、一黨專政的前提之下，劉國深的這一提議，基本上就是一個陷阱。


二、是“非法”而不是“法制化”


中共“社科院台研所政治室主任”謝郁在會上發表的論文，提出兩岸和平協議初步構想。她指出，兩岸達成和平協議，具有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實現兩岸關係正常化，可以“兩岸共同協議”形式，將“兩岸同屬一中”法制化等重要意涵。

謝郁提出，兩岸和平協議應有四大性質：

1、應是兩岸在尚未統一的情況下，為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為兩岸最終邁向和平統一創造條件的階段性協議，並非最終解決兩岸問題的“終極協議”；

2、應是兩岸以法律的形式，確立“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架構，並就兩岸存在的一些重大分歧性問題，作出初步安排的基礎性協議；

3、應是針對未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整體形勢，進行規劃的綜合、框架性協議；

4、是一國內部的協議。 

謝郁還提出和平協議五基本原則：一個中國，平等協商，求同存異、循序漸進，互惠雙贏，不受外力干涉。她進一步發揮說，兩岸和平協議的步驟有三：先拓展兩岸交流，增進互信；正式開啟政治談判，結束兩岸敵對狀態；推動兩岸深度政治協商，建立軍事安全互信，達成和平協議。

依據謝郁構想，和平協議內容包括：統一前的兩岸政治關係、結束敵對狀態、反對“台獨”、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以及兩岸涉外事務、經濟合作、文化交流等，是主足於從政治和法律角度，確立兩岸關係現狀和未來走向的制度性框架。

謝鬱的構想聽起來合情合理，但卻故意抹煞了中華民國的合法性質，同時也故意回避了中共政權沒有民意基礎與民意認可的非法性質。這一個抹煞與一個回避，其要害是把“合法”與“非法”捏在一起，結果使得合法也變成了非法。從根本上說，謝鬱的構想就是要對非法活動進行“法制化”包裝，要把“兩岸同屬一個中國”變成“兩岸同屬一個中共”。殊不可取。


三、“守護神”的五個要點


“守護神”的五個要點，這可不是電子遊戲的怪誕名稱，而是中共當局的“台海戰略”。

2009年12月31日中共對台特殊機構“中國評論社“發表清華大學臺灣法政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陳勤浩的文章稱，“兩岸和平協議”是“臺灣安全的守護神”，又稱“兩岸急需和平協議”，這基本可以代表中共當局目前“台海戰略”主攻方向。

此種主攻方向進一步落實為：“和平協議突破政治瓶頸的五個要點 ”：

首先，要求雙方都應以兩岸人民的福祉和利益為重，以化解兩岸仇恨、避免戰爭流血和生靈塗炭為念，以中華民族的繁榮強盛和偉大復興為目標；逐步化解政治意識形態的歧見和對立，以博大的胸襟、無私的心態、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最大的誠意、勇氣和魄力來正視現實和解決面臨的難題。 

第二，應按照兩岸領導人較多交集並多次強調的“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十六字方針和解決實際問題最為重要的宗旨，按照“兩岸和平發展五個共同願景”描繪的藍圖，構建兩岸和平合作與發展的基本框架，建立維持和平與處理各種複雜事務的基本準則，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保駕護航，使雙方關係不會再因“主權”和“統獨”問題出現反復和挫折，確保兩岸關係沿著健康軌道不斷前進。 

第三，作為中程式過渡性協議，應是在“一中框架”和兩岸平等的原則基礎上協商談判、成功達成的協議，也就是兩岸在法理上仍一致認同的一個國家內部，海峽兩岸兩個地區之間平等達成的一個具有兩岸特色的過渡性協議；而不是傳統的由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簽訂的協議，也不同於中央與港澳的協議，更不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協議。因此，對於一些較具爭議性，特別是兩岸結構性矛盾焦點難點問題，能不談就不談，不得不談時表述上可以各說各話，尋找較為模糊的中性語言代替，實在繞不過的，就找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 

第四，應明確宣示堅持“九二共識”和反對“台獨”分裂活動的立場；明確宣示正式結束自上世紀40年代中後期延伸下來的中國內戰狀態，為台海地區締造永久和平；明確宣示兩岸政治關係、統合路徑與和平合作、共謀發展的主題和機制；明確宣示兩岸攜手同心實現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和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 

第五，面對這個十分艱巨複雜的政治工程，兩岸應有一個相互醞釀、討論和協商磨合的過程。畢竟達成和平協定意味著需要雙方相互做出一定的妥協。如何找出雙方的平衡點？彼此又能作何種讓步？尤其是兩岸和解的方向，原則和步驟等等。處理這些問題，自然需要開闊的政治胸襟和真誠的善意，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操作藝術。因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集思廣益，群策群力，於此事顯得尤為重要。 

在上述五點之後，還有進一步的威脅利誘說：

簽訂並遵守和平協定，實現兩岸關係全面正常化，免去衝突與戰爭之虞，實現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在和平協定的守護下，臺灣安全得到強化，兩岸贏得至少幾十年的穩定發展期，由兩岸和港澳構成的大中華經濟圈將發展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一極。隨著大陸與臺灣人均GDP差距越來越小，隨著兩岸在政治意識形態的歧見和對立逐漸化解，隨著兩岸在社會制度、生活方式、價值觀等方面的差異越來越淡化，兩岸和平統一的步伐也將漸行漸近。兩岸通過在經濟、文化、社會等各領域更加緊密合作，成為名副其實的命運共同體。全體中華兒女攜手並進，同心協力建設美好的共同家園，努力實現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和偉大復興！ 


四、什麼人在操作“和平協議”


兩岸簽署ECFA後，大陸積極規畫後續政治協商。北京“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孫哲7月20日透露，針對兩岸和平協議，大陸已展開各方面的準備，方向包括推動兩岸現役軍人交流，及成立官方性質的兩岸關係委員會取代海基、海協兩會；另外，大陸方面正在研究“臺灣法”。他說，目前大陸對這些安排沒有具體時程規畫，“臺灣ready(準備好了)，我們就ready”。

這個孫哲，同時也是“國台辦特聘研究員”，他表示，兩岸完成ECFA這種路線圖後，必須思考政治交往的新藍圖，和平協議是長期應走的路，但因很多細節還無法確定，“我們希望跟臺灣先談為和平協議準備應該走的路”。他具體舉例軍方交流，強調不只是退役的，“現役的最好也交流”；這個部分已有策畫，但還沒有實質進展，“臺灣方面有單位已經準備好，大陸方面也贊同這個想法”，但交流會牽涉中華民國的政治定位問題，不管是在大陸、臺灣或第三國舉行，都有實際上的困難。 

這位雙重身份的孫哲指出，大陸方面正考慮訂定“臺灣法”，不過目前在原始階段，幾個難題沒有解決前，還沒有辦法考慮這個法律，“我們考慮的是具體步驟，例如是不是成立兩岸關係委員會”，希望由政府官員組成的委員會取代海基、海協兩會，兩岸官方直接談和平協議、政治問題、國際空間及中華民國定位等議題。 

談到和平協議簽署主體，孫哲順口說出，“到底要由那個兩黨簽？而且兩黨簽署的協議不屬於政府間的公報，有多大法律意義，是個大問題”。至於這是否意味北京希望以政黨名義簽和平協議，他沒有否認，只說“還沒有確定”。孫哲還說和平協議內容牽涉的問題更多，例如是五十年的協議，還是一百年？五十年就跟香港一樣，五十年不變；如果是一百年，一國兩制要怎麼去制訂？大陸對中華民國怎麼定位？都牽涉敏感問題。 

與此同時，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則自稱正在研究“臺灣法”，他曾協助政府草擬與香港相關的法律。他說，臺灣法與香港基本法不同，臺灣有憲法，但香港沒有，如何處理兩岸兩部憲法是重點，也就是台大教授張亞中提出的“一中三憲”。 


五、中共智囊為何持有美國“血卡”


就在“中共智囊”對“兩岸和平協議”大放厥詞的時候，大陸的“福建論壇”忽然發表了一篇文章：《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特聘研究員孫哲也在美國申請“血卡”！》（作者：孫哲的同學，發表于 2010年7月17日）

該文指出：孫哲原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現為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博導、中心主任，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暨“政治學博士”，是北京市人。社會兼職包括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特聘研究員、中美友協理事、全國青聯留學人員聯誼會理事、上海國際關係學會理事、復旦大學人權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上海東亞研究所學術委員等等。目前，唐駿的“學歷門”在中國國內繼續延燒，方舟子與唐駿“西太平洋大學”的博士校友禹晉永在電視節目《一虎一席談》、《22度觀察》的辯論，必將會引發更廣泛的評論，而圍繞著“學歷門”醜聞主角唐駿未來的工作及事業，仍將是媒體高度關注的對象。 

該文指出：

文憑熱30年來的弊端和缺陷，被突然引爆，既顯示了中國社會在自我校正能力上的遲滯和緩慢，也給了中國社會一個透過新聞辯論進而實現自我改正的機會；不過，唐駿的大好前途就此斷送了。

根據唐駿自傳《我的成功可以複製》中的文字內容“我的學生簽證雖然是無期限的，但一旦離開美國就會失效。我回不去日本，她（唐妻）也來不了美國”，可以認定，1990年唐駿放棄獲得名古屋大學博士學位的機會，匆匆赴美，就是為了拿到美國政府對中國1989年“六四”天安門運動給予中國大陸人士的特別拘留許可，這個許可被稱為“六四綠卡”，因其源於中國六四學生和市民的死亡和鮮血，故亦被稱作“六四血卡”。

其實，六四之後，歐美的其他許多民主國家，也都給予中國大陸人士這樣的特別永久居留權，目前來往于大陸和歐美，持有歐美國籍或永久居留權的許多人士，都是“六四血卡”政策的受益者。萬維記者溫畢熙曾撰寫文章《如何製作人血饅頭》，調侃了那些靠著國內學生民眾的鮮血，而順利拿到歐美永久居留、又回國為虎作倀的人。 

有關六四血卡的資料：“血卡”是1990年美國前總統布什發佈的關於保護中國學生學者的行政命令，這個行政命令規定凡是中國大陸出生，1990年4月1日之前在美國的中國大陸人士（不限於學生學者），都可以在美國合法居住而不需要其他簽證，並且獲得工作許可。大約在1994年，這批受到該行政命令優惠的中國大陸人士，絕大部分都通過簡單的手續獲得了美國綠卡。

“打假鬥士”方舟子顯然知道唐駿拿的就是“六四血卡”，但因著“六四”的原因，及他在國內的原因，有關唐駿匆匆從日本趕到美國拿“血卡”的背景沒辦法寫出來，這就導致了70後、80後、90後的許多國內青年，會疑惑唐駿為啥放棄“名古屋大學博士”而急急赴美的原因。六四以後，像唐駿這樣從日本、或者從國內匆匆趕赴歐美的聰明人很多很多，這些人順利拿到了歐美有史以來最容易的綠卡和居留權，不知道他們還記不記得那些為他們鋪平道路的六四遇難者的屍體和鮮血？ 

其實，現在中國國內“高就”的要員們，有許多都拿了“血卡”——例如大名鼎鼎的“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特聘研究員”孫哲先生就是一位！早在1991年，他老人家就在美國申請了全家“血卡”！不信大家查查、人肉一下，一定會有意想不到的其他收穫！ 

對孫哲這一“吃裏爬外的可恥行為”，網民們紛紛予以鞭撻：

1、網民蛋炒飯：呵……以身做賊！

2、網民耿耿：別的都可原諒，拿血卡就太噁心了！

3、網民舔咪咪：自欺欺人，可惡！

4、網民daohai：終於知道傳說中的“血卡”是怎麼回事了，這些人太下作！

5、網民瘋狂的土豆：靜觀其變。 


六、中共智囊如何解套


“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特聘研究員”孫哲，竟然在美國申請了號稱“血卡”的六四綠卡！這篇文章一石激起千層浪，廣大網友都想看看中共共當局如何表態。這很快也引起了有關方面的注意，對孫哲十分不利，於是孫哲這個中共智囊就拿出了智囊的本事，他處變不驚，不用親自出面，而用海外媒體來為自己解套。因為他知道，如果自己出面辯解，就會欲蓋彌彰、弄巧成拙，所以，聰明的智囊不惜動用曲線救國的方式來救贖自己。

時隔僅僅三天，2010年7月20日，“明鏡”的“特約記者劉應”就為孫哲寫了一篇文章：《唐駿“學歷門”燃燒到學者高官“血卡門”》，貌似中立，實為開脫：

號稱中國打工皇帝唐駿的“學歷門”在中國繼續延燒，網民也對唐駿學歷真假的關心延展到“六四綠卡”(“血卡”)。“血卡”是1990年4月1日之前抵達美國的中國大陸人士，都可以在美國獲得合法居住權，當時約8萬在美國的大陸人士獲得了這個特殊的“政治疪護”，包括眾多的中共高幹子。

不過，近日自稱“孫哲的同學”的在網上發貼，指出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現任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的主任孫哲教授是“血卡”獲益者，回國後受中共重視，獲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獎勵，擔任政府政策顧問等要職。

經明鏡記者調查，孫哲1990年7月之前在復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90年9月到美國留學，不具備獲得“血卡”可能性。

唐駿的“學歷門”在中國國內繼續延燒，方舟子與唐駿“西太平洋大學”的博士校友禹晉永在電視節目《一虎一席談》、《22度觀察》的辯論，將會引發更廣泛的評論。同時，網民也對唐駿學歷真假的關心延展到“六四綠卡”，大陸網民稱之為“血卡”。部分大陸年輕網民和憤青對於持有“血卡”的海歸精英的愛國、報國之心抱有懷疑和批評，並通過網絡討論哪些名人是拿著“血卡”。

“血卡”是1990年美國前總統布什發佈的關於保護中國學生學者的行政命令，這個行政命令規定凡是中國大陸出生，1990年4月1日之前在美國的中國大陸人士（不限於學生學者），都可以在美國合法居住而不需要其它簽證，並且獲得工作許可。

這批受到該行政命令優惠（特殊的“政治疪護”）的中國大陸人士，絕大部分都通過簡單的手續獲得了美國綠卡，包括眾多的中共高幹子弟。

加拿大、澳大利亞亦發佈了類似政策。

後來，一些從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海歸中國的人士，不少是“六四綠卡”獲得者，有的還擔任了中國高官。

《明鏡》的作者為什麼出來澄清孫哲特聘研究員沒有拿過六四血卡？顯然，這是孫哲的一個朋友寫的。而《明鏡》的老闆何頻，正是孫哲的好友，據他們的共同友人易改記述，他們幾個人就在去年還一起吃過飯呢！


七、易改的證詞


2009年7月20日，民運人士易改在《中國過渡政府唐議長挨揍之我見》一文中寫道：

今天，我在網上看到一篇唐議長在某一異常重大國際性會議上以“美國正在遭受攻擊”為題做的異常重大演講的文稿，談的不就是這個事嘛。文中提到一飯局，咋一看沒在意，但其中有一“中南海紅人”，我在想，這人會是誰呢？有板有眼的。潛意識到，唐議長所指這人是否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幾年前海歸，現任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主任的孫哲教授啊，因為他前段在紐約參加了一個關於美國對台軍售的閉門會議，我們還有見過。我將唐議長這篇演講稿傳給了孫哲的學弟王軍濤。

軍濤一看，問道，他是不是指那天我們一起的那個飯局呀？他這一問不打緊，我再回頭一看，還真是，我不剛好就是在這個飯局上見到的孫哲嗎？

唐議長在文中說，他拿到了這個飯局的照片，這個飯局中其中一人可能就是兇手。如此看來，我不就是唐文中指出的可能在夜店現場襲擊他的兇手嗎？我原來有點自卑，現在看來，我的功力不錯啊，不戰而屈人之兵嘛。我襲擊沒襲擊唐議長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議長認為應該襲擊他的人襲擊了他不是？原來他是主席纏身的時候，身邊一個兵都沒有，我都沒敢動這念頭。現在他又是主席，又是議長的，有了過渡政府的國家機器做後盾，我還去襲擊他，那不是找死嗎？他待我真的不薄嘛，他忘不了我，還非讓我在他的癔念中襲擊了他一把。我們的緣分還是沒盡嘛，除了歷史的淵源，現實的情仇，可能在來世都陰魂不散。我有個提議，我已經好久不練了，你先歇歇，我到陰間地溝再陪你玩好不好？

飯局的產生實際上是民運大佬王軍濤要找我這個民運小腦交流交流。唐議長被揍的第3天（或第4天），王軍濤打電話給我約好那天要請我吃飯聊天，後因其哥倫比亞大學學長孫哲來訪，孫又拽著軍濤要拜訪多維的老闆何頻，這飯局就變大了。結果變成了由何頻做東，提早一個小時設宴法拉盛王朝豪庭。何頻打電話給我時，我正從紐約上州 開著BUS返回法拉盛。聽說有飯局，我便一路狂奔，一個多小時趕到王朝時，他們三人幾乎曲盡人散。

……

中共智囊孫哲為什麼與民運人士過從甚密？為什麼過從甚密之後，仍然可以在中辦、台辦裏面進進出出？

凡此種種，都可以讓我們思考一下現今中共的活動模式。中共為了“兩岸和平協議”，似乎是“全力以赴”、“精銳盡出”了。


（二〇一〇年八月三十日）



【第九節 兩岸對“九二共識”解釋權之分析與建議】


一、“各表一中”遠離了“一中”的理想


“九二共識”的解釋權爭議，引爆於2010年8月11日，這一天大陸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李亞飛在臺北“兩岸和平創富論壇”之演講中，呼籲兩岸尊重“九二共識”，以維持雙方政治互信的基礎。李亞飛還逐字念出“九二共識”，“就是一九九二年，大陸海協會和臺灣海基會達成的，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

李亞飛說，兩岸之所以能夠用合作取代對抗，用理解消弭紛爭，取得今天這樣的成績，根本原因就是雙方有了互信的基礎。李亞飛說：“所謂互信的基礎，是自2008年以來，雙方共同維護，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也就是說，1992年，大陸海協會和臺灣海基會達成的，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這就是九二共識。”

回顧兩會談判歷史，兩岸就“九二共識”仍有歧異，大陸方面確如李亞飛所引述“兩岸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國府方面則是強調“一個中國的內涵，兩岸各自以口頭表述”。雙方在表述方面，似乎有“各表一中”與“一中各表”的不同。

馬總統執政以來，兩岸以“九二共識”為複談與交流之基礎，而大陸很少觸及“九二共識”的具體意涵，刻意保留模糊空間，但李亞飛這次在臺北刻意“講清楚”大陸版本的“九二共識”，自然引起舉世注目。

我們認為，李亞飛這次在臺北刻意“講清楚”大陸版本的“九二共識”，其實是在爭奪“九二共識”的解釋權。但是從公眾的角度看，李亞飛這次在臺北刻意“講清楚”大陸版本的“九二共識”，強調“各表一中”與“一中各表”的不同，其實是相當愚蠢的，已經跌入了自己挖下的陷阱之中。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從漢語、中文的語感上說，“各表一中”的主語是“兩岸”，“一中各表”的主語是“一中”，中共堅持“各表一中”，反而說出了兩岸分治、分裂的現實，比較“一中各表”，“各表一中”反而遠離了“一中”的理想。這就是中共官員顢頇無能、素養太低的惡果。

既然如此，中共為什麼還要堅持“各表一中”呢？

從中共的邏輯看，重要的不在於“九二共識”的解釋內容，而在於要掌握“九二共識”的解釋權。在中共的歷史上，“堅持錯誤”是一個十分常見的現象。中共愚昧、健忘，以為只要堅持錯誤的解釋，時間長了大家就會忘記正確的解釋，最終讓錯誤的、中共的解釋獲得控制權。


二、“九二共識”的解釋權


回顧一下歷史，“九二共識”解釋權的問題由來已久。遠的不說，僅就三年前“拒絕奧運聖火入台”來說，當時大陸的《關天茶舍》網站上，就有 “拒絕奧運聖火入台打響了對一中的解釋權之戰”一說。

這篇署名“力瑾”的文章，發表於2007年4月29日，結果引起眾多大陸人士的評論。

1、作者“禾川之水”：這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無法拒絕回避的。不管是希望和平統一的還是強調武力統一的，都得面對這一棘手的問題。

2、作者“散人與劍客”：是嗎？這話說得太大了，至少我本人就沒打算思考。

3、作者“batiq”：樓主好像並不明白九二共識。在那裏，本來就是“一中各表”，雙方各自表達，但對於“一個中國”沒有疑問。將來如果真的統一了，國號叫什麼，真的那麼重要麼？——當然，肯定會有政治智慧來解決的。問題只是，現在的民進党，連這個“一中各表”都不認同了，這才是麻煩所在。

4、作者“和尚打傘01”：關係國家民族的大事，怎麼“關天”沒人關心？？我們得有思想準備，得早做打算，以免臨陣驚慌失措。

5、作者“lqcardio”：準備什麼？你們準備打仗？歡迎來臺灣送死。丫來一個我們殺一個。來一個軍殺一個軍。想當炮灰的就來吧。呵呵。

6、作者“風刃撥雲”：蘇聯改國號，改來改去，改的解體了；當年不該國號，就只有兩個政府，情形要好些；所以說，輕率的更改國號是件很不明智的事情，誰當年向毛主席建議的；拋開臺灣獨立，武力解決的問題不談，只說和平談判，恐怕大陸方面在國號方面得做出讓步，但是上面恐怕不願意，認為“豈非說明政權更替不具有合法性”；當領導人太需要有智慧了，不過我認為胡主席是有智慧的。你也許覺得不重要，並且，真的覺得不重要嗎？至少我很少看到“不否認”中華民國這個政府，這個“國”存在的大陸人，更別說尊重或者承認的基礎上謀求和平統一了。雖然說“一中各表”，其實在對內宣傳中從來不提對方的“各表”，當然會出問題。但是更大的問題是，“牧民”是中國傳統的統治方式和思維，要告訴廣大民眾，我們是不能否認“中華民國”的說法的，這是多麼艱難的選擇啊。“一中各表”核心的確是“一個中國”，但是關鍵是“大陸可以說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可以說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要維持九二共識，就必須堅持核心，尊重關鍵，然而，我們從來都是強調“xxx是唯一合法政 府”，那麼的確是有失誤的。當然，李登輝和陳水扁否認“中華民國”的版圖涉及包括大陸在內的所有領土，是違背了“一個中國”，錯得更離譜了。

作者“零壹貳三肆伍”：支持臺灣。

作者“念安居士”：臺灣人認的是大陸的這句話：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另外，九二共識我們都知道是一中各表，但是大陸一直只講一中，從來沒有正式承認過各表。當然，為了勾引國民黨，大陸並沒有通過台辦來直接駁斥過馬英九在無數場合強調的各表。嚴格來說，大陸這邊只有一中，沒有各表。所以對大陸來說，不存在什麼一中解釋權的問題。

作者“夏天的老K”：什麼是一中？就是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什麼叫做各表？各表就是對這個中國各自表述，各自認為自己說的正確。在沒有徹底統一或者獨立之前，這就叫做現實主義。這麼簡單的道理，還扯什麼扯，奇怪~。各自表述就是各自都宣稱自己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所以不能相互承認，不能同時和他國建交。90年代中期起，臺灣相對與大陸而言實力越來越弱，已經沒有了和大陸同台競爭的本錢，再加上台獨勢力的興起，自後期的李登輝起到陳水扁，臺灣當局對92共識一直都是持否認、反對和汙名化的態度。換句話說，拒絕奧運聖火入台，根本不是一中解釋權之戰。民進黨不承認一中，但又無法，也不敢通過修法、改國號的方式來宣佈獨立，所以製造點問題出來，還是所謂的切香腸台獨策略和挑起衝突騙選票的手段。沒有什麼新鮮的。承認一中的KMT和親民黨都反對民進黨政府的這種搞法。什麼一中解釋權之戰，笑話~誰是合法政府，不是自己說了算的，是以實力為後盾的，是別人承認的。你有本事自己成立一個政府，宣佈自己合法試試看？有人會理嗎？所以，根本就沒有什麼解釋權這一說。謝長廷可能傾向於台獨，但他至少承認現實，說臺灣當前的政治架構仍然是一中架構。

作者“福建李菁”：“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

顯然，上面發言的一位“夏天的老K”，可能就是中共雇傭的“五毛”，也就是所謂“網絡評論員”。“五毛”、“網絡評論員”的任務就是在網上抗衡不利於中共的言論，並引導輿論向中共的口徑轉化。


三、解釋權之爭是性命之爭


兩岸的解釋權分爭不限於“九二共識”一段，而是無所不在的，因為說到底，解釋權之爭就是一種權力之爭，是真金白銀之爭，是身家性命之爭。例如，抗戰究竟是誰領導的？這個不言自明的問題，現在竟然也有解釋權之爭。這個解釋的結果甚至影響到了政權的合法性。

國軍自是當仁不讓。以正面戰場論，當然是國軍打的，況且在統一戰線之下，共軍還接受了國軍的番號，不論八路軍、新四軍或十八集團軍都屬之。不過，日前共党書記胡錦濤率其“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抗戰勝利紀念活動，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卻受命隻字不提國府和國軍的貢獻，企圖貪天之功，竊為己有。臺北立即傳出異聲，馬英九總統親自表示，人民日報稱與歷史不符。 

輿論指出：“國共和兩岸關係迭有起伏，雙方對歷史事件的解釋也隨著情勢變異不時出現調整。國共和談階段，蔣毛兩人可以握手言歡，毛可以犧牲身段大呼萬歲；等到形勢急轉直下，蔣竟成了頭號戰犯。尼克森訪問大陸，毛曾戲稱，雙方互稱對方為匪。這種島夷索虜互為譏詆，完全無視生民在倒懸的對抗早該成為過去。今天再次出現歷史解釋權的爭議，非僅倒退，而且不利兩岸互動互信。”

輿論還指出：八年抗戰到底是誰打的，史實俱在，無庸多論。兩岸若有所爭，其實所爭者不在史實真相，而在歷史解釋權，以及因此產生的政治作用。從大處看，中共領導人今天如何就“和平崛起”此一命題取得具有歷史縱深的論述，就非要回溯、往上發展不可。在改革開放之前，文革、“三年自然災害”和反右都不堪回味，建國之前的國共鬥爭當然可以大作文章，而且要有大論述。這就逼出八年抗戰中共在那裏的問號。 

但考慮到兩岸大局，為求有利於統一大業，國軍在抗日正面戰場上的歷史定位，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即已定調，且有專書論述。胡錦濤在五年前的這一天也說：“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抗日戰爭中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那一年稍早國共兩党領導人連戰和胡錦濤在北京握手言歡，並發表新聞公報，明確九二共識，雙方同意促成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至於兩岸簽署經濟合作協議，舉辦國共論壇猶其餘事。在這種氛圍裏，國民黨承擔抗日正面戰場的論述也就直接出於胡錦濤之口。 

曾幾何時，怎麼國民黨的正面戰場又消失了？而在此前半個月，正面表述國軍常德會戰的大陸影片“喋血孤城”正在北京試映，還登上了人民日報海外版，指稱影片對視覺有衝擊力，對心靈有震撼力，對全球華人有凝聚力，不愧為一部戰爭史詩力作。國民黨副秘書長張榮恭出席試映座談會則說：“剛剛看了此片我很感動，使我們更加珍惜、重視和平的可貴，要更加努力地促使兩岸和諧，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中共的解釋真是像大陸百姓說的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

實際上，解釋權之爭是性命之爭，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是要通過權力的平衡來維繫的。


四、陳水扁曾接受“一個中國”原則


長期穿梭台海兩岸的美國學者史東（Jeremy J. Stone ）在新書揭露，他在2000年至2005五年間，曾密集會晤當時的總統陳水扁，扁同意兩岸就“一個中國”原則會談，後因台獨基本教義派反對告吹。史東並爆出陳水扁任內秘密發展核武，史東向美國政府示警後，扁政府將其列為拒絕往來戶。 

史東在新書“觸媒外交：俄羅斯、中國、北韓及伊朗”（Catalytic Diplomacy: Russia, China, North Korea, and Iran）中，以第二篇中的四個章節，描述當年推動兩岸和談的過程。在扁仍是總統候選人時，雙方即已見面，史東表示願居間協調兩岸領導人，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以一個中國的原則進行會談，扁欣然同意。 

這番說法，和民進黨主政府主政時期外交部研設會副主委劉世忠最新出版的“歷史的糾結—台美關係的戰略合作與分歧”有關論點，不謀而合。 

史東的新書中說，他之前往來兩岸穿針引線，會見時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兼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的錢其琛、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及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大陸當局也接受會談構想。在台則與多位政界重要人士交換意見，包括2000年參選總統的宋楚瑜。 

不料此構想遭到民進黨內台獨分子激烈反對，扁迫於壓力，放棄“一個中國”原則，2002年發表“八三談話”，提出“一邊一國論”，改向李登輝曾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兩國論靠攏。史東急赴大陸，修改遊說路線，改提以民主進程，“視臺灣為主權實體”，必要時將兩岸談判議題公開，訴諸臺灣民意。大陸政策已定調為“挑釁及侵略”的扁政府，派密使赴華府會晤史東要求支持。史東再赴台嘵以大義，然而扁政府已揚棄一個中國原則。

2004至2005五年間，史東接獲在台消息人士指出，2004年8月13日，英文“臺北時報”刊出“臺灣需要核武遏阻威脅”為題的社論，得知陳水扁秘密成立一個高層級的委員會，研究發展核武。史東向美國白宮示警，認為臺灣已違反國際“反核武擴散條約”，並來台搜集資料，證實傳言為真，向美國國家安全會議遞交備忘錄。在美方壓力下，扁政府假裝放棄核武研究，扁對史東相當惱怒，自此不再見他。 

如果史東上述所言為真，則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共政權為何堅持一中政策，因為他們有證據表明，連民進黨的核心都是贊同一中的，只是為了選舉考慮，他們才打出另一張牌。

當然，由於陳水扁現在牢裏，因此我們也不能排除史東的上述內幕消息，是在中共運作之下炮製出來的的宣傳垃圾。


五、可能的建議


首先，國府當然不能放棄“一中各表”的解釋權，因為中共的慣性就是“己所不欲、要施於人”，以便達到征服和控制的目的，而與之打交道，也必須採取這樣的方式，否則就會處處被動。

其次，控制解釋權的前沿陣地，就是堅持“一中各表”。

最後，堅持“一中各表”的方式，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利用公眾輿論而不是政府出面，指出“各表一中”比較“一中各表”還要遠離“一中”的理想。如果用這種軟性的嘲弄在網路上發起一個阻擊戰，迫使中共放棄“各表一中”的解釋權，而服從臺灣的“一中各表”。

在這一攻勢下，中共肯定會縮了回去，因為在8月11日的論壇致詞結束後，李亞飛面對記者詢問時已經有所退縮，他說兩岸要擱置爭議，求同存異，最重要的是儘量求同，而不是挑出異的部分，否則對氣氛，對未來發展都不好。

在本質上說，中共集團是一群完全沒有理想、原則的權力機會主義者，只是為了奪取權力和保住權力，偽裝成為具有理想與原則的。這一特性在中共的歷史上是一目了然的。所以李亞飛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兩岸‘有些問題’我們必須要面對它，創造一些條件，什麼時候條件合適，雙方認為比較方便的時候，我們就自然而然地…，我們不能像某些人講的只能談這個，不能談那個，我們也不能說現在一定要談什麼。”

對付這樣的權力機會主義者，正直的人們該怎麼辦呢？惟有堅決頂住，不能讓他們得寸進尺。最好能像美國警方最近所做的那樣，伺機擊斃綁匪、拯救人質，而不能像菲律賓警方那樣，延誤時機、縱容綁匪殺害人質。

為此，也可以仿效中共的做法，雇傭一些“五毛”也就是“網絡評論員”，在大陸和海外的中文網站上，定期發表有利於臺灣的輿論，這樣就可以部分達到“農村包圍城市”、“地方進逼中央”、“網絡改變輿論”的目的，迫使中共的政策發生潛移默化、和平演變。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六日）



【第十節 對大陸促簽兩岸文化交流協議之分析】


“大陸促簽兩岸文化交流協議”是一個有預謀、有計劃、有步驟、有企圖的動作，值得予以深入觀察與分析；從中也可以瞭解中共的對台部署及其謀略。


一、文化交流協議之由來


“大陸促簽兩岸文化交流協議”這一動作，早在2010年3月24日就登場了。這一天，中共“全國臺灣研究會”在北京舉辦第二屆青年學者論壇，邀請兩岸四十余位“學者”圍繞“弘揚中華文化與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進行了“研討”。

這些統戰人士認為，文化對穩固兩岸命運共同體具有關鍵性和基礎性作用，不僅利於維繫兩岸同胞情感，還利於促進兩岸民間社會一體化。兩岸應通過商簽協議，推動實現兩岸文化交流合作機制化、制度化、正常化。 

中共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院長助理李鵬認為，文化整合是增進兩岸民眾相互理解、信任與尊重並化解隔閡、減少衝突的重要途徑，還可為兩岸經濟關係發展提供更有利的人文環境，為兩岸破解政治難題營造良好的氛圍。

新華社的報道指出：推動實現兩岸文化交流合作的機制化、制度化、正常化，是學者們熱議的話題之一。軍事科學院學者白光煒、浙江大學臺灣研究所博士後孔小惠等提出，兩岸應通過商簽文化交流合作協議，消除各種障礙與限制，克服交流的淺層次、隨意性，提升文化交流的品質和層次。

把握機遇深化兩岸文化創意產業合作，也是多位學者關注的焦點。寧波大學商學院副教授鄧啟明認為，在後金融危機時代，兩岸如何進一步加強文化創意產業合作， 將文創產業打造成兩岸經濟合作的新增長點和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有效路徑，值得兩岸產學研各界共同研究與探索。 

論壇主辦方——全國臺灣研究會執行副會長兼秘書長周志懷表示，積極參與兩岸文化交流活動，努力推動兩岸文化交流合作機制的建立，是關心兩岸未來發展的青年學者的責任。為此，台研會特主辦本屆論壇，希望能增進兩岸青年學者在文化交流議題上的溝通與共識。


二、文化交流協議之步驟


“大陸促簽兩岸文化交流協議”這一動作，是有預謀、有計劃、有步驟、有企圖地進行的。

2010年8月23日，“中華文化聯誼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侯湘華在桂林繼續炒作這一話題。他表示，希望兩岸能經過交流和接觸，達成一致意見之後簽署兩岸文化交流框架協議，加強兩岸文化交流。這是在所謂的“情系八桂——兩岸文化聯誼行交流座談會”上宣佈的。“中華文化聯誼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會長由中共文化部領導兼任，副會長由文化部港澳臺司領導兼任。可見完全是個中共官方機構。這個組織的副秘書長肖夏勇曾經宣稱，“兩岸同胞的感情不能單靠利益連接”，可見這個“聯誼會”的任務所在。 

其實，早在2009年7月9日，在“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即將開幕之際，這位中華文化聯誼會的副秘書長蕭夏勇就已經在鋪墊這一造勢活動了：構建兩岸文化交流新格局。他鼓吹說：“今後兩岸應推動文化交流的制度化，建立兩岸文化交流的新秩序。文化交流制度化就是要推動兩岸建立更為密切、經常性和規範性的聯繫與往來機制。兩岸如能積極商討簽署兩岸文化交流協議，指明兩岸共同努力的方向，集中雙方的資源、資金和智慧，必將推動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邁上新臺階。” 他有備而來地指出：“當前兩岸文化交流尚存在一些壁壘和障礙需要雙方共同克服，例如交流不對等、資訊不暢通。希望兩岸本著互利雙贏的胸懷，出臺鼓勵政策，為推動兩岸文化交流全方位發展掃清不必要的障礙。”

另外，中華文化聯誼會副會長、文化部港澳臺辦公室副主任侯湘華也沒有閑著。2010年7月10日，她敦促說：“盼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協議商簽儘快提上日程”。這是她作為“中台辦特邀專家”，出席“第六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的文化教育專題座談會時，說的。她回顧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提出29條“共同建議”以來的一年指出，2009年經文化主管部門批准的兩岸文化交流項目多達1000余項，與2008年同比增長40%，突破1萬餘人次，同比增長70%。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的領域不斷拓展，規模繼續擴大，層次更為提高，影響空前廣泛。她指出，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兩岸文化交流還存在一些壁壘和障礙，兩岸文化交流需要兩岸同胞共同不懈努力，營造鼓勵和支持兩岸文化交流的良好氛圍，共同開創互利共贏的新局面。

侯湘華表示，將努力構建兩岸交流機制，通過加強兩岸文化界高層互訪、舉辦海峽兩岸文化高峰論壇等舉措，推動兩岸文化交流制度化、規範化、長期化。期待雙方積極為協商簽署兩岸文化交流協議創造各種有利條件，在兩岸成功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之後，儘快把落實“共同建議”中提出的“共同探討協商簽訂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協議，建立兩岸文化教育合作機制”的建議提到議事日程，有效地集中雙方的資源、資金和創意，努力構建兩岸文化交流新格局。她還呼籲兩岸不斷深化文化交流與合作，發揮各自優勢，共同推動中華文化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對話與交流，促進中華文化在全球傳播；並表示將大力支持兩岸各界從中華傳統文化中汲取精髓，整合資源、創意、資金、人才、市場，推動兩岸文化產業對接，將中華文化的豐厚資源轉化為中華文化軟實力。


三、文化交流協議之出臺


上面有關文化交流協議的風聲都是一些“熱身籌備”性質的，正式的“主張”則是隨後由大陸文化部長、大陸中華聯誼會名譽會長蔡武提出的。

2010年9月6日，由沈春池文教基金會與大陸中華文化聯誼會共同舉辦的文化論壇在臺北舉行，大陸文化產官學界共有四十人參與，臺灣藝文界人士、學者共九十人也參加分組論壇，就文創產業、文化資產、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社區文化，進行分組討論、相互交流。大陸文化部長、大陸中華聯誼會名譽會長蔡武與文建會主委盛治仁首度同台。蔡武主張兩岸簽署ECFA之後，應該探討簽署兩岸文化交流協議，建立兩岸文化合作機制；同時還要促進兩岸交流，搭建兩岸文化交流平臺，並且加強產業合作，提升兩岸文化的競爭力。

蔡武以“當前大陸文化發展及兩岸文化交流的前瞻”為題發表專題致詞。他說，大陸近年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加強文化建設以及文化產業發展，同時也宣導保護文化遺產的重要性。開展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對於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具有基礎性、全局性、長遠性的重要作用，並就此提出“推動兩岸文化交流制度化”等四點意見與建議：一、推動兩岸文化交流制度化，探討簽署兩岸文化交流協議，建立兩岸合作機制；二、深入交流，促成兩岸文化藝術團體聯合創作，排演優秀劇目；三、搭建交流平臺，發揮雙方的優勢，舉辦大型活動，舉辦各類文化節慶活動；最後則是加強產業合作，增強兩岸文化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蔡武表示，兩岸的文化交流相當頻繁，除了在文化展覽上有相互合作經驗，大陸知名導演張藝謀在台推出舞臺劇“杜蘭朵”也獲好評；另外還有學校相互合作，大陸舉辦文創博覽會，臺灣的文創業者也踴躍參加。蔡武指出，兩岸經濟、貿易往來固然重要，卻不能替代文化交流與思想溝通，建議儘快擴大加深兩岸的文化交流與合作。但他也說，兩岸文化的交流與合作雖有進展，但因歷史現實原因，兩岸仍存在壁壘和障礙，兩岸應秉持中華文化一脈相承，繼續推動文化交流與合作。 


四、臺灣民間的看法


邵宗海《兩岸文化協議難簽的癥結》一文指出：類似蔡武的建議，大陸方面已經多次提起：胡錦濤是最早倡議者，2008年提出的“胡六點”中就提到，“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開展各種形式的文化交流，使中華文化薪火相傳、發揚光大，以增強民族意識、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所以胡說，“我們將繼續採取積極措施，包括願意協商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協議”；2009年在長沙舉行的國共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上，中共政協主席賈慶林則再度提出簽定兩岸文化教育協議一事；2010年6月底在重慶舉行的第五次“江陳會”時，陳雲林也意有所指的表達：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僅需要推進經濟合作，也需要弘揚中華文化；不僅需要厚植經濟基礎，也需要提供文化的養分，因此，“兩會協商需要不斷開拓新領域，豐富新內涵，提升新水準”，希望將文化議題列入第六次“江陳會”中。 

洪奇昌也曾撰文說：“文化和教育交流更成為中共對台的重點工作之一，希望透過軟實力的交往，強化臺灣民眾對中華文化和民族的認同，乃至建立起對中國的認同”。在野黨的意見反映，往往也就是執政當局在推動大陸政策時的考量所在。尤其是在臺灣目前尚未決定其未來與大陸到底是分是合之前，文化確是很容易縮短彼此差距的工具。 

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林文程認為：“臺灣的文化是一個自由的，它不會受到政府的力量去約束，換句話說，他的文化是有自己的生命的，中國大陸所謂的文化交流是由政府來控制的，他想要操控文化，然後做政治性的應用，所以使這種交流上的企圖，基本上是不一樣的。我想這一方面是最大的落差。” 

兩岸文化交流，對岸已經先拋球，臺灣也表示未來雙方可互設官方辦事處。不過畢竟文化不是政治或軍事的零和遊戲，海峽兩岸的價值與觀念差異，還有待長期溝通。 


五、大陸民間的看法


2010年10月01日，兩岸三地文化界人士在香港出席中華文化在臺灣論壇，論壇主辦人表示，文化交流可以作為兩岸由經濟走向政治談判的過渡期。

其中有一位出席者，曾經對我們談起他的看法。她頗為讚賞臺灣前行政院長劉兆玄最近訪問香港在論壇上發表的演講，指出實行中國儒家思想中的“王道”，是處理兩岸問題的出路之一。劉兆玄呼籲，兩岸三地推動“中華文化的文藝復興”。

臺灣前行政院長劉兆玄最近以國家文化總會會長身份訪問香港，出席“中華文化在臺灣”論壇，發表主題演講。劉兆玄指出，中華文化不但是兩岸共同的文化根基，也是兩岸的最大公約數。劉兆玄認為，臺灣保留及發揚中國傳統文化，某些方面甚至比中國大陸做得更好，因為臺灣沒有經歷過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劉兆玄表示，中國崛起成為全球製造中心，也是最大的消費市場，但如果想變成二十世紀的美國及十九世紀的英國，中國還必須對人類文明作出巨大貢獻。

劉兆玄指出，兩岸都有中華文化作為根基，若能從中汲取元素加以融合創新，加上資金、人才、市場等要素，不但能為文化創意產業打造蓬勃起飛的契機，相信也能對世界文明作出貢獻。至於中國如何在二十一世紀成為引領風騷的文化大國，劉兆玄認為，取決於實行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以仁義道德為本的“王道”。他說，強國一向與“霸道”密不可分，現在應該思考作為“王道”的強國，如何對待弱小族群，以王道影響全世界。

在談到兩岸問題，劉兆玄引用臺灣總統馬英九今年的元旦談話。他說：“所謂現況，不是消極的維持現況，而是積極爭取一段足夠長的時間，讓兩岸維持和平發展，讓兩岸人民透過經貿、文化各方面深度交流和合作，增進瞭解、淡化成見，並在中華文化的基礎上，為兩岸的爭議尋求一條務實可行的出路。”

劉兆玄認為，處理兩岸問題的出路之一，第一步就是實行王道。最近兩岸簽訂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之後，中國大陸提到“讓利”令臺灣感到不舒服。劉兆玄說，在王道思想中，讓利不如“讓義”，小對大必須“心悅”才可能“誠服”。劉兆玄說：“我另外一位朋友是大陸的學者，他跟我說，讓利不是一個正確的說法。當年大陸最窮的時候，來自臺灣的投資和技術，對大陸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助益，現在大陸經濟強大了，所謂讓利只是一種飲水思源的回饋。”

大陸文化界的朋友們善意地提醒我們：兩岸文化交流要有一個健康的起點，就必須“去前提化”、“去附加條件”、“去馬列主義化”。大陸不能以馬列主義作為兩岸文化交流的前提！臺灣與大陸的文化交流，如果保留了馬列主義這個前提，不僅談不上中華文化與王道精神這一兩岸的最大公約數；而且即將淪為中共統戰臺灣、推動一國兩制的工具。如果那樣，不僅不利於臺灣，也不利於大陸的長期發展。


六、可能的結論


兩岸文化交流是好的，但是中共的馬列主義之下，簽訂兩岸文化交流協議這一事情本身，已經不再是一個文化交流活動，而是政治活動和統戰活動了，需要格外謹慎地進行。

還應該注意：兩岸交流採用正體字、拒絕使用簡體字。如果中共拒絕這一建議，就可以適當延後交流計劃。如果中共同意，中華民國就獲得了傳播中華文化的先機並克服馬列主義的有利地形。

正體字與簡體字之爭，目前已經構成了兩岸文化交流的攻防前線，這在海外看得尤其清楚。如果退守，後果堪虞。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十一節 對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暨“十二五規劃”之分析】


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2010年10月15日在北京召開，為期四天的會議審議未來五年中國大陸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即十二五規劃（2011年-2015年），以期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基礎。而在其中，縮小貧富差距、改革收入分配體制等事關民生的議題，成為焦點。

自1953年以來，中國大陸每個“五年計劃”與規劃都規制著五年內“國家”發展戰略、發展政策的路徑軌跡。雖然中共朝令夕改，計劃趕不上變化，但其“五年計劃”與規劃的影響還是不容小覷的。


一、“包容性增長”的新概念


在該次十七屆五中全會前不久，胡錦濤首次在公開場合提出“包容性增長”的新概念。中共“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汪玉凱表示，這是中國促進實現“全體人民共享改革開放成果”的最新舉動，是十二五規劃的重要內涵之一。人民日報的一篇評論提到，要實現包容性發展，要堅持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人平等獲得發展機會，堅持以人為本，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唐鈞認為，參與和共享的發展才有意義，應該使人民群眾有充分的發言權，讓他們享有行使民主權利的廣闊空間，以求在各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之間重建關於社會經濟發展的共同認知，使每一個個體都能融入社會經濟發展的主流之中。濟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俞憲忠也認為，包容性增長就是經濟增長、人口發展和制度公平三者之間的有機協同，更關注民權民生，更能滿足民眾權利發展的制度公平訴求。


二、從“生存型”到“發展型”


中共自稱，十二五規劃是“中國發展方式面臨第二次轉型”，是從“生存型”到“發展型”。

中共“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遲福林聲稱：十二五所處的歷史背景和十一五發生了明顯變化，比如外部環境有三個重要的特點，一是國際金融危機帶來外部市場的變化，二是全球氣候的變化，三是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同時，國內環境也發生了變化，趨勢性的變化比十一五增多了。過去三十年是“生存型”階段，十一五時期“發展型”的階段性問題突出了。我們以經濟總量為目標的增長方式，同“發展型”的階段性特徵越來越不適應。

遲福林認為：從個人消費而言，“生存型”消費明顯減弱，以自身發展為主的“發展型”消費明顯加大，這種基本特徵會在十二五時全面凸顯出來。在這個背景下，為什麼內需不足，就是發展導向有問題。也就是說，要由經濟總量導向轉向國民收入導向。第一，國民收入導向是適合現在階段的；第二，只有這樣才能釋放和擴大社會總需求，社會總需求的變化才能使中國真正走上以內需為主的發展道路，逐步走向消費大國。所以，內外環境的明顯變化，使得十二五處在重大選擇關頭，處在以發展方式為主線的第二次轉型的階段。十二五這個事情選擇對了，做好了，對中國後二十年、後三十年的國富民強將會產生重大影響。

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涉及一系列結構性的改革，比如財稅體制改革、政績考核，以及和政績考核相關的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另外還有資源環境稅的問題等。所以，經濟增長方式的矛盾，是一個結構性的矛盾，解決這一矛盾，一方面要靠自主創新，改變粗放型的增長方式，還要靠結構性改革來解決。


三、中共要推進公平正義


中共主辦的英文《中國日報》報道：推進社會公平正義、減緩社會矛盾，成為五中全會與“十二五”規劃的焦點。

中共顯然意識到，農民工以及新近被關注的“窮二代”，已經構成中共繼續執政的嚴重挑戰，因此，十二五規劃企圖緩中共和他們的對立情緒、努力保障他們的生存與發展。

在十二五規劃中，要對有條件的農民工進行所謂的“市民化”。一是基於目前的歷史階段，中共需要強調公平發展，如果連農民工的問題都解決不了，這是說不過去的；第二，現在農民工的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1980年代以後農民工的比例現在占了一半以上；第三，農民工實際上已經融入城市，成為產業工人的一部分；最後，在長三角、珠三角，已經在做出了相應規劃，這也是一種局部突破。所以，從多方面看實現有條件的農民工的市民化，應當作為十二五的約束性的目標。

第一應該是在規範工資收入增長方面取得進展，讓勞動者取得體面收入。第二是保持土地制度基本框架穩定，避免農民工群體及其家庭的終極保障遭到剝奪。同時為農民工群體平穩融入城市創造更多條件。

由於種種原因，目前吸收了最多農民工的東部地區和大城市不可能讓他們全部就地融入，這個問題要通過產業轉移來化解。產業轉移不僅能延長眾多產業的生命週期，還能夠讓勞動者在家鄉就能找到體面收入的就業機會。

其實，中共一向對公平正義漠不關心，現在之所以突出強調公平正義，顯然是因為已經意識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農民工以及新近被關注的“窮二代”，已經成為中共繼續執政的嚴重挑戰。十二五規劃努力保障他們的生存與發展，就是保障中共自己的最後命脈。


四、民生議題成為中共弱點


以研究制定中國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建議為主要議程的五中全會，其被關注度，遠遠超出其幾天會期。它繼續了前一個月（ 2010年9月28日）中共政治局第三十一次會議的精神，強調“科學發展觀”這個“治國方略”，還提到了未來五年中國發展必須秉承“五個堅持”：1、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2、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3、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4、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5、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

而所有這些，都是為了鞏固中共自己的政權基礎。

與此“鞏固中共自己的政權基礎”互相匹配的是：在此次第三十一次政治局會議（2010年9月28日）之前的第三十次政治局會議（2010年8月20日）上，中共高層“審議並通過”了《關於黨的基層組織實行黨務公開的意見》，力圖強化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

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中國的“十二五”規劃肯定會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放在非常高的位置，基本的調子、方向，和“十一五”一樣。

中共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指出，“十二五”期間應對分稅制進行改革。從國際上的主要經濟體來看，能夠保持可持續發展勢頭的都是實行分稅制國家，發展不可能靠分成制。要將分稅制改革進行到底，完善分稅制改革方案，以減少財政層級和政府層級，建立健全財權與事權相呼應、財力與事權相匹配、轉移支付合理而有力的財政體制。

英國廣播公司（BBC） 分析說，“包容性增長”是中國促進實現“全體人民共享改革開放成果”的最新舉動，這成為十二五規劃的重要內涵之一，不是偶然的。


五、網民稱中央會讓人住得起房


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暨“十二五規劃”許諾照顧民生，因此牽動著中國大陸社會各界的期盼，網民紛紛通過網絡表達自己對它的願景。

上海一網友指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大突出問題或者說主要癥結，是包括城鄉、地區、收入分配、投資和消費等在內的社會經濟結構嚴重失衡，由此也使得粗放式的發展方式遲遲得不到實質性轉變，從而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許多不應有的後果。從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看，“十二五”規劃應該著重解決的問題主要有：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協調區域發展、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和升級、推進城鎮化和戶籍制改革，放鬆對服務業與民營企業的管制，推進要素價格的市場化等。

第一財經網署名沈建光的文章指出，“十二五”期間應該優先考慮還富於民。“十二五”規劃的重點更多將注重收入分配問題。一方面中國劉易斯拐點已經出現，將作為縮小收入差距的市場力量。另一方面，從政府的角度講，通過適當減少個人所得稅、提高國企分紅、改變長期的負利率情況這三項措施，將極大提高未來個人收入水平。因此，從財政方面看，應減少居民稅負。如果在“十二五”期間，保持個稅增速與G D P名義收入增速相一致，那麼預計“十二五”期間，個稅的減少將使居民增加可支配收入400億至1000億元。

全景網網民認為，承接“十一五”經濟的快速發展，“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增長面臨較大的壓力，中國的經濟體制將面臨一系列改革的考驗。資源價格市場化改革、環境保護加強和匯率、外貿政策可能在五中全會後將作出較大的調整。

對於時下各界熱議的住房問題，很多網民表示：“這次的五中全會，對於樓市來講，肯定是個改革的坐標，中央不會讓我們住不起房子的。”

網民小周指出，中央如果在五中全會上“釋放出更強烈的調控樓市的決心和信心，最好提出關於住房保障較為具體、科學的實施辦法”。

網民蔣教授稱，自己對於這次會議的期待是在教育、社會保障和收入分配等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方面，尤其是在消除收入分配不公方面。民眾關注收入分配問題，或不在於收入差距有多大，而在於分配制度有不合理、操作中有不合法的地方。他希望，這次會議不但在“調低、控高、擴中、打非、規灰”上，下功夫；更是要做好基礎性工作，建立個人和家庭收入的監測系統，這樣才能夠切實對收入分配實現有效調控。


六、中共能否緩和社會衝突？


翻開中國的歷史,似乎有一種歷史週期率的“興衰鏈”在支配著歷史進程。

至於歷史週期率何以發生，目前大致有“失去民心說”、“缺乏監督說”、“人治說”、“腐敗說”以及“馬上體制說”等不同觀點，而以“民心說”為廣。即認為歷史發展過程中反復出現的統治集團違背社會發展規律，失去民心，喪失政治合法性，導致政權覆沒的規律性現象。這些探討都從某一個側面揭示了王朝興衰存亡、成敗治亂的緣由，說明了歷史週期率的發生是多因素合力的結果。

目前，中國社會正處於快速轉型期。轉型時期中國社會衝突的新特點是：無直接利益衝突增加。無直接利益衝突是指物質利益衝突發展到一定程度後，由於無直接利益者的加入而產生的一種繼發性衝突。一般來說，無直接利益衝突的參與者大多和衝突事件本身沒有直接的利益關聯，他們之所以參與其中，只是借機發洩一下淤積於心中的不滿情緒。

無直接利益衝突的大量出現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它表明在中國大陸社會轉型期這一關鍵時刻，伴隨社會利益結構調整的進程，而且由於各種問題長期的迭加，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社會情緒異變。

近期以來，群眾集體上訪、重複上訪和群眾赴京上訪上升幅度大，人數多，規模大，持續時間長，行為激烈，在一些地方和行業引起連鎖反應，嚴重影響北京和其他局部地區的社會穩定。

中共緩和社會衝突的努力，正面臨嚴峻的挑戰。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第十二節 溫家寶政改講話意在愚弄國際輿論】


一、溫家寶政改表態引發震盪


2010年8月，“中國總理”溫家寶考察深圳時對政治改革的明確表態在海內外引發強烈關注。

中國官方新華網8月30號刊登署名資深評論人汪嘉波的評論文章，引述溫家寶的話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汪嘉波的評論文章指出，人們從溫的講話中看到了中共政府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強烈政治願望。

新浪網則轉載《中國新聞週刊》的報導，說溫家寶還指出，“我們繼續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停滯和倒退不僅會葬送3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和寶貴的發展機遇，窒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勃勃生機，而且違背人民的意志，最終只會是死路一條。”

北京觀察人士認為，在近兩年內地的政治經濟舞臺上，高層領導者對政治體制改革作此高調表態並不多見，尤其是把阻礙改革提到“違背人民意志”,“死路一條”的高度，可算是呼喚中國深化改革的強音。

不過北京的歷史學者、評論人員章立凡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他認為溫家寶總理這番表述的開放性和開明性超越所有現任中共領導人；但是溫的此番講話更多是在向歷史作交待，相當於留下“政治遺囑”。章立凡說：“溫家寶是一個關注自己歷史地位的人，所以他現在的很多言論可以看作臨走之前的交待。他上臺時候的抱負與兩任總理的政績進行比較明顯有落差。很多他想做的事情實現不了。”章立凡表示，願意相信溫家寶說出此話的誠意，不過，北京民眾並沒有對溫家寶的改革言論表現出欣喜，相反，人們似乎更多悄然議論“崩盤”的時刻。大家知道：在利益上盤根錯節的體制並非一位領導人的言論可以改變。一党獨大、缺乏民主監督和缺乏公眾參與，地方與中央的博弈、黨內各派系之間的博弈等都使得中共對利益的追逐取代了對所謂理想的追求。

難怪有關評論對此指出：多年“無敵”的共產黨習慣於養尊處優，其“虛胖”軀體內，中樞神經已經很難調動“肢體運作”。


二、溫的豪言終成朱鎔基式的“畫餅”


北京維權律師也對溫家寶講話進行了討論。與會的維權律師們表示，對溫的講話基本持支援的態度。但是他們擔心，聽起來順耳的講話不過是又一次的“畫餅充饑”，甚至是起“掩護”作用的“煙霧彈”，畢竟溫“總理”提過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都沒有實現，變成愚弄國際輿論的道具。

維權律師中的部分人士認為，不能用過去的經驗看待最新的現實。這個現實就是，中國社會的處境發生了巨變，比方說民不畏死的傾向、對精神力量的感悟、互聯網導致的資訊傳播速度和民間力量的多層次交會等等，都在醞釀對政治體制的改革，那就是廢除一党專政、建立民主中國。

最近，北京的“第三中國制憲會議”、“中國公民政府”等民主建國團體連續發表公告，授與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和《零八憲章》全體簽署人以“建國精神獎”，並指出“劉曉波先生是中國人的良心，他因起草和發起《零八憲章》而身陷囹圄。《零八憲章》是中國民主化的藍圖，是國際意識的高度體現！對於中國人民邁向公民社會，爭取民主和自由，有著不可估量的歷史意義。劉曉波多次進出中國，溝通海內外，是民主建國的傑出代表，理應獲得建國精神獎。《零八憲章》國內簽署人、與劉曉波共同承擔責任者一百六十五人，理應獲得建國精神獎。”（http://dszg.blogspot.com/）

我們記得，朱鎔基臨下臺的時候，也是豪言壯語滿天飛，其結果何在哉？不過是一個假裝開明的中共官僚罷了。今日的溫家寶，就是昨日的朱鎔基、周恩來。


三、中共政改是欺騙世人的煙幕彈


中共政改是欺騙世人的煙幕彈，在這一點上，溫家寶與朱鎔基、周恩來是沒有分別的。正是在中共一再玩弄的“政改”把戲之下，中國大陸人士興起了“民主建國精神”。顯然，這是對中共極其失望所致。

大陸的觀察者們已經注意到， 2010年9月6日紀念深圳特區成立三十周年活動中，溫家寶就已提出了政改，並且在不同的場合前後多達五六次提政治改革。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的會議公報中，也提出了中共要政改的這一敏感話題。一時間政改好像波濤一樣，引起了國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但有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就是身為中共最高領導人、黨中央總書記的胡錦濤卻緘默不語。這個問題應是由胡錦濤提出方才名正言順。

果不其然，最近，中共中央喉舌之一的新華社就政改的話題多次發表署名文章，這些文章的宗旨無非是：一、中國的政改絕不能搞歐美西方的那一套，搞三權分立或四權、五權分立；二、政改要穩步，要扎實推進；三、堅持“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党的一元化領導；四、輿論、媒體的宣傳必須受到絕對控制。十分明顯，政改的把戲暫時要告一段落了。

中共從一九八九年就提出“反對西化”到現在還是反對西化。什麼是西化？共產主義、共產黨、社會主義是從那兒來的？什麼是馬列主義？共產主義、共產黨、社會主義產生在十九世紀中下半葉的西方歐洲，是當時西方社會的一支政治運動、思想學術流派，馬克思、恩格斯都是現今的德國人。共產主義、共產黨、社會主義和西服、西餐、短髮一樣都是從西方歐洲飄來的舶來品。中國曆古以來是長衫、長髮，裙衩簪髻，滿清又有長辮、旗袍、馬褂。中共連自己姓甚名誰都弄不明白了，老祖宗在哪里都忘記了，現在卻來反對西化，真是多重的數典忘祖。

政治改革是個廣泛的話題，其中最為主要的是兩個，一是社會制度的改革；二是政權體制改革。言論自由，開放報禁，開放黨禁等等是促進社會制度改革和政權體制改革的催化劑。

對於社會制度改革，中國社會制度改革已經基本完成。中共標榜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實它是資本主義加上封建主義，還有些奴隸主義的色彩，。是不倫不類的混血兒。“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致脫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確立的共產主義軌道，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社會主義。“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是建立在無視廣大民眾根本利益，踐踏人權、法制，逼迫廣大民眾超負荷地、含辛茹苦地、辛勤勞作，對廣大民眾利益以強制拆遷、強行征地、強勢推進房地產等強暴的方式進行掠奪基礎之上的。

作為“總理”，溫家寶顯然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他卻裝聾作啞，沒有任何實際實際行動。根據種種跡象判斷，溫家寶的政改講話是一種調動不了任何肢體動作的嘴皮動作，是在中共的外交困境中贏得國際輿論的欺敵戰術。


四、政改與顛覆政府的關係


在中共一元化專制統治體制下，政府官員都是指鹿為馬式的任免，貪官污吏、惡官酷吏是惡事做盡，壞事做絕。強制拆遷事件連綿不斷，地方政府肆無忌憚、毫無顧忌地損害民眾利益。強制拆遷是什麼，房屋是廣大普通民眾家庭的第一財富，房屋凝聚著普通老百姓的終身心血。破壞人民財產，毀壞老百姓安居樂業的家園，戰爭中是敵人的行為。強制拆遷是什麼，是喪心病狂地暴殄天物。毀滅廣大人民群眾的辛勤勞動成果。強制拆遷是什麼？強制拆遷是把民眾置於永不停息、含辛茹苦之勞碌之中，不停地產生剩餘價值，勞動成果以供占少數人的官僚、精英們揮霍、奢侈消費。有人狡辯說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不破不立，難道國外就沒有城市建設，難道在資本主義國家、甚至於阿聯酋、沙特阿拉伯這樣的君主制國家就沒有搞城市建設，他們也是搞逼人自殺、自焚的血腥強制拆遷的？更有甚者，呼和浩特市居然出現了強制拆遷通告上粘附子彈進行威嚇之惡性恐怖事件，暴露出共產黨的看家本領。

政權體制改革的內容必須從法律上得到保證，還權於民，予民做主。“天下為公，人民最大”，這才是真正的共和、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民權、真正的民生。人民群眾是國家的主人並不僅僅是口頭上的提法。大陸地區雖然在名義上每四年選舉一次，那選民在管理國家方面有什麼權力呢，對於農村居民來說他們能選舉的官就是村民委員會主任，鎮級人大代表；城市居民的權限街道辦事處主任，區級人大代表，就是這麼一點選舉權還是形式上的，因為候選人都是事先擬定好並經上級批准的，如果選舉結果不如上級所願，就視此次選舉違法，就要重新舉行選舉，直到選出領導中意的。在某些地區曾經出現了選民在候選人以外選出了村民委員會主任，結果都被以壞人操縱選舉給予立案查處。

在一元化體制下搞政改，關起門來閉門造車，容不得別人的參與，如此政改自以為是，如此政改能改成怎樣？人民群眾有權要求政改，有權對政改提出批評和建議，並有權參與政改，如此要求被視為顛覆政府，危害國家安全，那麼中共高喊的政改只是口頭上、書面上的演示。而實際從事政改活動的，則會被扣上“顛覆政府”的罪名，抓進監獄。


五、政改與廢除“危害國家安全罪”


中國的政治改革，應從廢除“危害國家安全罪”開始。

因發表學術觀點被社科院下崗的北京學者張博樹，最近撰文要求廢除中國刑法第105條，張博樹說，這條法律違反政治哲學的基本常識和主權在民的原則。

張博樹在題為“我主張廢除刑法第105條”的文章中說，這條法律違背憲政立國的普世原則，常常被作為迫害異議人士的法律根據，“是專制之法”，“是懸在所有良知人士頭上的一把恐懼之劍”，是推進中國民主轉型的障礙。

按照中國刑法105條第二編“分則”第一章“危害國家安全罪”規定，組織、策劃、實施和積極參加以及參加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者程度有別但一律有罪；另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者同樣有罪。

張博樹說，從政治哲學意義上說，“國家政權”並無神聖性；政權更替也與“國家安全”無關，因此刑法第105條的規定是“荒唐的”、“違反常識的”。此外，從中國的現實看，中國共產黨數十年一黨壟斷的政治體制已經直接導致黨的蛻變和腐潰以及權貴資本的蔓延。

美國之音引述張博樹表示：“公民社會的成長、有組織社團的成長，對整個國家的憲政是好事，對當政者來講也是好事。不過，當政者沒有從這個角度看問題。但是，我相信社會總要進步，執政者也在進步，也在反思，也在考慮各種問題。”相比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第35條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48條規定“公民有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 ”，但“可惜的是”，同在這部憲法中存在的党主立憲條文卻與以上規定相衝突，這是黨治與法治的矛盾，是專制與民主的矛盾，是党主立憲與主權在民的矛盾。

張博樹說：“希望今天的執政者和未來的執政者逐漸拋棄過去陳腐和陳舊的儀式形態教條，包括敵對思維的教條。在司法層面上，要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更能體現建設共和國的基本精神。凡是與這個精神不相符的該革除的要革除，該拋棄的要拋棄，該放棄的要放棄。”北京律師莫少平也認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是一條“惡法”。他說：“原因是當局極易以這條法律的規定來侵犯公民行使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權利。”

在我們看來，政改應從廢除“危害國家安全罪”開始，否則中共的政改只能是個愚弄國際輿論的道具。


六、私人武裝時代，將臨中國


在政改無望的死局中，私人武裝時代，將臨中國了。

有人注意到：在中國，媒體和社團組織都不能放開註冊，唯獨保安公司可以放開註冊——這說明中國社會正在急劇地“私人武裝化”！

許多人反感私人武裝，認為那是“富人的保鏢”、“官僚的狗腿子”，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問題的另外一面是：私人武裝和私人經濟一樣，打破了共產黨的壟斷，開啟了中國社會“多元化的道路”。在我看來，先不論其結局如何，這一過程本身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民間的武裝，可以對抗官方的暴政。

看來，中共的現行政策告訴我們：只有私人武裝，才可以最終解決中國的民主化問題。

私人武裝，是通往媒體自由、結社自由的前提條件。這是美國的經驗。

這樣的經驗目前正在中國悄然展開。其實在歷史上，除了秦始皇和蒙古人、滿洲人禁止人民擁有武器之外，中國民間一直具有相當可觀的武裝，各種練武活動綿延不絕，這也是中國傳統國防力量的基礎之一。滿洲人入侵中國以後破壞了這一傳統，所以使得中國近代積弱不振。

以後，如果所有具備條件的中國公民，都去註冊一個保安公司，像美國人民一樣獲得“持槍證”。那時，中國的民主就會順理成章地實現了！民眾自己組織的保安公司，才可能是人民自己的子弟兵。

只有一個民主中國，才能從事真正的政治改革。這就是溫家寶的政改做秀使我們得到的答案。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另起一頁）

【第四章】

【2011年統獨掙扎】

（另起一頁）



【第一節 “第三中國制憲會議”的來龍去脈】 


一、中國共產黨改名為中國共和黨


2010年8月28日，在北京出現了一個名叫“第三中國”的組織，並且發表了一份《“第三中國”籌備會議公告》。公告指出：“中國共產黨應該改名為中國共和黨”，公告宣稱：

“第三中國”經過長期籌備工作，於公元2010年孔子誕辰日，在中國正式宣告成立。

經過與會代表的協商和一致同意，就以下共同綱領進行討論並努力達成之：“第三中國”不是一個政黨，也不是一個民間組織或團體；“第三中國”是一個廣泛存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具有深厚民意基礎的政治實體。

據此，“第三中國”號召中國共產黨改名為中國共和黨，以便與中國民主黨一起在中國實現先進的、文明的、不流血的、議會道路的兩黨政治。

“第三中國”指出：現在的中國，除了共產黨所豢養的幾個花瓶執政黨之外，只有三個大黨：

1、中國共產黨，2、中國民主黨，3、中國國民黨。

如果中國共產黨改名為中國共和黨，並與中國民主黨一起在中國實現兩黨政治，那麼中國國民黨在中國的剩餘力量就可以像英國的自由黨那樣，扮演第三黨的角色，補充並監督兩黨政治在中國的良好運作。

中國共產黨改名為中國共和黨，並放棄一黨專政，是中國能否與美國看齊、走向世界舞臺中心的所在關鍵。中國只有進入世界主流社會，才可能參與主導世界主流社會，才可能崛起為世界第一的文明國家。

“第三中國”呼籲中國共產黨放下歷史包袱，並把中國人民解放軍改編為中國國防軍。面對中國民族復興不可阻擋的大勢所趨，與中國公民真誠合作，這樣才是起死回生的唯一道路。

“第三中國”認為：為了達到起死回生的道路，軍隊國家化、立法獨立、司法公正，是必不可少的。為此，中國共產黨對於國家的責任，是放棄六十年以來操縱軍隊和公檢法系統的錯誤做法，真正做到鄧小平和趙紫陽在1980年代許諾的“黨政分開”，然後做到還政於民，使得中國民族可以放開手腳，獲得真正的發展、走向世界歷史的前臺，而不必永遠龜縮在中南海這個只改經濟不改的“名不正、言不順”的死角之中。

中國共產黨需要放棄“党的利益高於國家利益”、“階級利益取代民族利益”的蘇聯殖民地政治模式，真正落實多党民主制度。只有這樣，中華民族才能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成功轉型為世界強國！

“第三中國”的通訊地址是：disanzhongguo@gmail.com


二、“第三中國”與“中國元年”


《中國共產黨應該改名為中國共和黨》（“第三中國”籌備會議公告）發表一周以後，2010年9月4日，“第三中國”再度發表聲明指出：

《中國共產黨應該改名為中國共和黨》（“第三中國”籌備會議公告）發表以後，許多讀者致電“第三中國”的聯絡電郵：disanzhongguo@gmail.com，詢問“第三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組織機構，如何展開工作？還有許多讀者表示要加入“第三中國”，為結束舊中國專制制度、開闢第三中國的憲政民主而努力奮鬥！

據此，“第三中國”籌備會議特此答復公眾：

1、“第三中國”不是一個政黨，也不是一個民間組織或團體；“第三中國”是一個廣泛存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具有深厚民意基礎的政治實體。

2、“第三中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就像“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一樣，是一個承先啟後的關係，是一個“國中之國”的關係。

3、“第三中國”旨在取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今年是公元2010年、孔子誕辰2561年，定為“第三中國元年”，簡稱為“中國元年”。

4、孔子誕生兩千五百年後，1949年，中國陷入劫難的一個甲子，現在，已經結束了。“第三中國”將著手消解六十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殘餘勢力，實現一個統一的中國。

5、參與第三中國的方式十分簡單，就是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舊政權及其一切法律和規章制度，不交稅、不納糧、不說違心的話。


三、“第三中國”與《零八憲章》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中國”與《零八憲章》的關係。

“第三中國會議”2010年9月15日在北京發表公告，宣佈承認《零八憲章》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憲法大綱。

“第三中國”會議指出，迄今為止，《零八憲章》已經得到了一萬多名中國大陸居民的簽署，遠遠超過了未經中國居民一人簽署認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因此在中國大陸具有最為廣泛的民意基礎。根據這個現實，“第三中國”會議特此宣告承認《零八憲章》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憲法大綱。

《零八憲章》是為了紀念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宣言》發表60周年由劉曉波等人起草並由303位中國各界人士首批簽署的一份宣言，旨在促進中國民主化進程，改善人權狀況。

起草人在宣言開頭解釋了發佈《零八憲章》的立場：2008年是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佈60周年，“民主牆”誕生30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0周年。在經歷了長期的人權災難和艱難曲折的抗爭歷程之後，覺醒的中國公民日漸清楚地認識到，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

零八憲章由中國303名各界人士發起並簽署。為因應世界人權宣言60周年，中國改革人士主張在自由、平等、人權的普世價值下，在中國實施民主、共和、憲政的現代政治架構。原定於2008年12月10日簽署《世界人權宣言》60周年這一天舉行論壇，並發表中國《零八憲章》。由於此事與中國共產黨嚴重對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偽政府已禁止此活動的繼續。

簽署者除發起人劉曉波以外，尚有鮑彤、丁子霖、劉軍甯、戴晴、于浩成、浦志強、張祖樺、茅于軾、冉雲飛、劉逸明等，包括一些中國著名異見人士與維權人士。

《零八憲章》分“前言”、“我們的基本理念”、“我們的基本主張”和“結語”等四部分，主要內容是闡述自由、人權、民主、憲政等概念，主張修改憲法、實行分權制衡，實現立法民主，司法獨立，主張結社、集會、言論、宗教自由，宣言共提出6點理念與19點的主張。

必須看到，在《零八憲章》上簽名的一萬多人代表了中國多數居民的意志。更多的人陸續在網上簽名，但由於網站受到中共當局的破壞，所以即使在網上簽名也已經不容易。據此，“第三中國”會議特此宣告：承認《零八憲章》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憲法大綱。

因為中共當局對社會危機的嚴重憂慮，面對《零八憲章》才會草木皆兵，不但監禁了《零八憲章》的起草者著名作家劉曉波，而且還大規模地傳喚或約談各地聯署人。即使有很多聯署人面臨鋃鐺入獄的危險，但後續簽名者仍然是無所畏懼，正應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古語。

民眾對公共事件的關注已經不再局限於其本身，而會從制度上尋找原因，期待中國在制度上有根本變革。由此，《零八憲章》應運而生，所以一經發佈，如春雷落地，應者雲集，至今簽名總人數就達到八千多人，相信簽名人數還會繼續增加。在中國危難之際，可以說《零八憲章》指出了中國的出路。

據此，“第三中國”會議特此承認《零八憲章》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憲法大綱。


四、“第三中國制憲會議”與“中國公民政府”


2010年9月28日“第三中國制憲會議”在北京發佈第四號會議公告，“授權建立中國公民政府”、“區別於第一中國的國民政府、第二中國的人民政府”。

第三中國制憲會議指出：“人民政府”這一概念的錯誤之處在於，人民只是某些特定的階級，而不是全體國民，更不是全體公民；人民政府只是階級鬥爭的產物，是內戰內亂的產物，必須予以清除。中國民族必須團結起來，才能登上歷史舞臺，不再做蘇聯共產黨殘餘勢力的奴隸。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只有兩種文明社會，一個是臣民社會，一個是公民社會，而沒有什麼“人民社會”！因此，我們要建立的第三中國，是一個公民社會、公民國家。現在，中國的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必須揚棄野蠻的“人民政府”、建立文明的“公民政府”。

第三中國制憲會議宣稱：2010年1月27日的北京《新京報》已經出現了這樣的社論標題：《建立公民社會必須建立公民政府》。這說明，現有的第二中國內部，已經產生了真正的裂痕，人民政府即將崩潰。

2010年10月14日,第三中國制憲會議、中國公民政府更發表第五號聯合公報，授予劉曉波和《零八憲章》全體簽署人“建國精神獎”：劉曉波先生是中國人的良心，他因起草和發起《零八憲章》而身陷囹圄。《零八憲章》是中國民主化的藍圖，是國際意識的高度體現！對於中國人民邁向公民社會，爭取民主和自由，有著不可估量的歷史意義。劉曉波多次進出中國，溝通海內外，是民主建國的傑出代表，理應獲得建國精神獎。

2010年11月2日，第三中國制憲會議、中國公民政府六號公告決定：在中國實行黨政分開，廢除中國共產黨不經選民認可讓渡就壟斷權力的特權制度。廢除共產黨六十年來出於意識形態和執政利益而設置的身份等級制度，這些制度剝奪了中國公民的權利。取消一党專政、建立民主中國。

第三中國制憲會議、中國公民政府指稱，上述條款具有法律效力，自公佈時間開始生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行法律條款如和上述條款違背，即屬非法，應予立即改正或廢除。所有違反上述條款的非法行為，不論來自哪一級機關，都將受到法律的審判和制裁，其領導人將受到相應的處罰，有效追溯期不受時間限制。


五、榮譽職位全部都是良心犯


2010年11月16日、2010年12月2日、2010年12月16日、2011年1月2日，第三中國制憲會議、中國公民政府在北京連續發佈七號、八號、九號、十號公告，任命劉曉波先生為中國榮譽大總統、任命高智晟先生為中國榮譽大法官、任命王炳章先生為中國榮譽議長，任命胡佳、郭飛熊、鄭貽春、何德普、譚作人、頓珠旺青為中國榮譽國務委員。

其公告指出：

劉曉波先生積極參與民主建國活動二十餘年，百折然而不撓。特別是他2008年參與起草的《零八憲章》，提出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的主張，符合第三中國歷史發展的大方向，並因此獲得了成千上萬中國公民的聯合簽署，立下了重大的建國功勳，也在國際社會產生了積極影響，並因此獲得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

參與起草的《零八憲章》並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劉曉波先生雖然身陷囹圄，但不屈不撓，通過親屬兩度發表聲明，捐出所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全部獎金，拳拳之心用來建設民主中國。

對於他生死置之度外的高風亮節，第三中國制憲會議、中國公民政府已經予以表彰和授勳。但是不夠。現在，經過第三中國制憲會議全體會議討論、中國公民政府一致同意，特別推舉任命劉曉波先生為中國榮譽大總統，特此公告。（七號）

高智晟先生積極參與維護公民權利的民主建國活動，英勇不屈、百折不撓。特別是他為受到宗教迫害的法輪功人士的積極辯護，顯示了一個真正的中國公民的高風亮節，幷為全世界的法官、律師、執法人員作出了最佳的榜樣。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高智晟先生因此獲得了成千上萬的中國公民的同情和支持，立下了重大的建國功勳。

對於高智晟先生死置之度外的高風亮節，第三中國制憲會議經過全體會議充分討論、中國公民政府一致同意，特別推舉任命高智晟先生為中國榮譽大法官，特此公告。（八號）

王炳章先生最早從事中國海外民主運動，自1982年起，作為代表人物，他積極參與民主建國活動近三十年。王炳章先生多次闖關鐵幕，2002年遭到中國和越南兩國共党的聯合圍剿綁架，落入狼牙虎口，被判無期徒刑。

王炳章先生是毛澤東死後中國民主運動中，活動能量最大因而遭到鎮壓最重者。王炳章善於演說，具有競選能力，是民主運動中最早推廣競選制度的，具有平民意識，能上能下，因此特別適合議會工作。

王炳章先生目前雖在中國共產黨設在廣東的黑獄中度日如年，但卻拒絕妥協，體現了人類爭取自由的不朽精神。

鑒於上述各項，第三中國制憲會議、中國公民政府為了表彰王炳章先生的歷史功勳、提請世人注意他的現實苦難，經過全體會議討論，一致同意，特別推舉任命王炳章先生為中國榮譽議長，特此公告。（九號）

胡佳、郭飛熊、鄭貽春、何德普、譚作人、頓珠旺青等六位先生，是中國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也是中國未來的先驅人物。為了表彰他們的卓越功勳，第三中國制憲會議、中國公民政府經過全體會議討論，一致同意，特別任命他們為中國榮譽國務委員。

同時，為了表彰最近不幸逝世的張建紅（力虹）先生，特此追認他為中國榮譽國務委員。張建紅（力虹）先生由於捍衛自由思想而遭到中共反動派殘酷迫害，他的犧牲必將喚醒更多的民主建國的良心志士。（十號）

不論人們對第三中國制憲會議、中國公民政府在北京連續公告的這一系列“榮譽任命”持有何等評價，都不得不承認：把監獄裏的在押犯、良心犯任命為榮譽大總統、榮譽大法官、榮譽議長、榮譽國務委員，不失為對抗專制政權的一著妙棋：既擴大了影響，又不會造成株連，監獄裏的犯人也無法說不。這就使得反抗中共的活動變得有血有肉，同時又是無法捕捉的。


六、孔子取代毛匪，實現文化北伐


考證“第三中國制憲會議”的聯絡電郵“disanzhongguo@gmail.com”及“第三中國制憲會議”的官方網站“http://dszg.blogspot.com”，都是設在美國的，因此不能排除“第三中國制憲會議”、“中國公民政府”，可能並非中國大陸人士在中國大陸本土成立並展開活動的。

但是，根據中國最新的發展，2011年1月11日中共已把孔子像公然豎立在天安門廣場，因此“第三中國”於幾個月前的公元2010年孔子誕辰日在中國正式宣告成立、並把孔子誕辰2561年的公元2010年定為“第三中國元年”……似乎也不完全是一種巧合。

天安門一向是大陸政治的核心，孔子則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代表，在此豎立孔子雕像，傳遞的政治訊息極為明顯，代表中共將全面恢復並試圖掌握、傳承中華文化的正統地位。 

這座孔子雕像昨天在天安門東側的大陸國家博物館前落成，雕像高達九點五公尺，由青銅鑄造，孔子雙手和於胸前，目光深邃，凝視遠方。有意思的是，孔子像隔著天安門前的長安大街，望著紫禁城，也望著天安門入口上的巨幅毛像。 

中共在上世紀六、七十代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的指揮下“批孔揚秦”，打倒孔家店變成全國運動，將孔子為首的儒家思想全視為落後和倒退的封建文化，拆毀廟堂、甚至連孔家歷代墳墓都遭毛匪發掘。如今孔子雕像卻與當年要打倒他的毛澤東畫像遙遙相對，這使得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時間的演進，中國大陸的文化復興即將由孔子取代毛匪，實現一個文化的北伐！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五日）



【第二節 中共尊孔是自救還是自殺？】


中共尊孔，以自救開始，以自殺告終。 

這是因為中華文明與共產主義油水不融，無法長期共存。 

面對孔子崛起的歷史大勢，中華民國朝野可以慎重考慮有所積極作為，努力把握孔子話語權。努力把握孔子話語權，不失為和平演變中國大陸、實現文化北伐的積極步驟。 


一、孔子君臨天安門廣場


據“中國新聞社”報道，2011 年 1 月 11 日上午，一座總高 9.5 米的孔子塑像在位於北京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國家博物館”北門廣場落成，天安門地區又添文化新地標。象徵古代帝王的“九五之尊”，源出《易經》六十四卦中幹卦第五爻之九五爻的帝王之象。

雕像正對東長安街，孔子雕像雙手合於胸前，目視遠方，身體左側佩戴有一把寶劍。雕像作者介紹，雕像從國家博物館北門廣場的整體建築環境與周圍空間環境出發，以簡樸、概括的手法，將人體的結構融入自然的山石形態當中，似巨石，似高山，氣勢磅礴，與莊嚴的國家博物館建築交相輝映，展示出中國文化的悠久燦爛與正大氣象。另據瞭解，歷時 3 年半、投資 25 億元的中國國家博物館改擴建工程已全面竣工，今年 3 月開館。作為“十一五”期間的“重大文化建設工程項目”，改擴建後的國博建築面積由過去的 6.5 萬平方米增加到近 20 萬平方米。

800—2000 平方米展廳達到 49 個，藏品數量超過 105 萬件。而孔子君臨在此，顯然已經取代了毛匪成為中國歷史文明的最高象徵。

這一驚人的發展，在中國大陸激起了巨大的衝擊波和熱烈的討論。

近一個月內之後，塵埃落定，終於出現了一份“十三位學者就天安門樹立孔子像的聲明”，這份 2 月 9 日在中國選舉與治理網發表的聯合聲明說，立孔子像之舉，符合國人心願，適應時代潮流。中國國家博物館門前立孔子像，絕非偶然，而是改革開放以來，調整文化戰略，弘揚中華文化，建設精神家園等一系列文化建設行動中的一個新亮點和新標誌，表明我們已經走出了近百年來全面否定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誤區。

國家博物館也是歷史博物館，其宗旨就是要展示中國傳統文化，這裏可以建立多座雕像，而第一尊雕塑，當然非孔子莫屬。國家博物館的舉動，符合大多數國人、世界華人的心願和文化發展的新潮流。而當前網上對於立孔子像有一些反對之聲，其理由不過是近代以來“反孔”思潮的重複。從“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掃四舊”、“砸三孔”、“評法批儒”，孔子及儒家思想遭到無情批判，對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造成嚴重摧殘。時過境遷，歷史已給“文革”以全面否定的宣判，但是“文革”思維尚需清理。圍繞立孔子像引發的大討論，應當是一場擺脫“文革”思想影響，卸下精神鐐銬，更新文化觀念，弘揚與建設中華文化，群眾性的思想動員。

他們的理由是：要高度重視和滿足人民群眾對中華文化日益增長的需求。當代中國已經實現了經濟的騰飛，但是要成為一個世界大國，還必須要有文化的復興與之相適應。當代中國人民，從世界各國尋找精神資源過程中發現，只有依靠中華文化，才能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20 餘年來，全國各地學校廣泛開展中華傳統文化教育與經典誦讀活動，各行各業“國學熱”不斷升溫，都表明當代國人對於中華傳統文化的新需求，不是因為某些人的“炒作”所能興起的。復興中華文化，是重建中華民族精神的必經之路。世界各國現代化發展的經驗表明，經濟建設必須有文化的指引和支撐。當前由於文化的缺失，造成了社會上信用缺失、物欲橫流、價值紊亂等等弊端，並開始威脅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根治這些社會頑疾，中華傳統文化有著豐富而珍貴的思想文化遺產和資源，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為政以德、民為邦本、協和萬邦、忠恕之道、和而不同、求同存異、民胞物與、與時偕行、尚德重孝、尊師重道、自利利他、天下為公，所有這些，對中華文明的發展，對個人、對家庭、對國家和社會都起到了巨大的維繫與調節作用。

這十三位學者，都不是等閒之輩：牟鐘鑒（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尼山聖源書院院長）、劉世范（山東曲阜師範學院教授，尼山聖源書院執行院長）、葛榮晉（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中國實學研究會會長）、陳來（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張學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國際儒聯學術委員會主任）、周桂鈿（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中國政法大學國際儒學院副院長）、李存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顏炳罡（山東大學哲學院教授，尼山聖源書院副院長）、張踐（中國人民大學繼續教育學院教授，國際儒聯普及委員會主任）、王殿卿（北京東方道德研究所教授，國際儒聯普及委員會副主任）、王傑（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國際儒聯宣傳出版委員會副主任）、王志捷（北京市委黨校教授）、趙法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他們的背後，幾乎可以肯定隱藏了更為龐大的支持性力量，因為這些人都不是書呆子學者，而是具有一官半職的社會活動家，使某些特定組織的代言人。


二，孔子興，中共亡


孔子君臨天安門廣場這一現實不禁使得人們想起了不久前的歷史：毛澤東曾經預言說，如果共產黨有一天再請回孔子，那就表明共產黨快完蛋了。毛的這一談話見於其侄子毛遠新記錄的毛對孔子及其思想的評論。

這篇談話記錄，系統介紹了毛對孔孟的具體觀點，毛認為，隨著孔孟的大行其道，統治階級離滅亡也不遠了。封建社會的王朝如此。袁世凱之類的獨裁者也是這樣，汪精衛和日本帝國主義這樣的漢奸和侵略者也是一樣。

按照毛的這一思路，他所建立的共產黨政權，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所捲入的孔孟熱，也是一個政權的末日。在談到中央電視臺有人講“主席詩詞講的非常好”時，毛遠新說，1973 年毛給郭沫若寫了首詩，沒有公開發表過，後來有一部分已經成冊，包括毛未發表過文章、詩詞包括進去了，這首詩誰都不敢講，為什麼不敢？涉及政治問題：批孔。因為後來鄧講，批孔就是批總理，那一段都這麼講，所以都回避，包括有一個專題片。講主席詩詞的，叫：獨領風騷，這個解說片街上有賣的。毛110 冥誕時，中央文獻發行的，講詩人毛澤東，從毛的詩講毛的一生，講的水平很高。獨領風騷在中央一台播過，後來在中央四台播過，有聲有色。但毛給郭寫的這首沒有收入毛的詩集，當年老毛給小毛一句一句講這首詩，小毛拿著這首詩，老毛還給小毛講了柳宗元的封建論，一種單行本，字很大，還有章太炎的兩篇文章，也都是印成單行本，老毛讓小毛回到瀋陽，召集省委常委給每人印發一本，大家討論學習，還要把黑龍江、吉林兩個省委集中到瀋陽來，同時給他們每人都發了這首詩的抄件：

 《讀封建論》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雖死秦猶在，十批不是好文章。

 百代都行秦王政，孔學名高實秕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老毛毛澤東寫於十大之前，十大之後給小毛毛遠新講。其中祖龍——指秦始皇；十批——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唐人——指柳宗元寫的《封建論》，子厚——柳宗元的字。）

毛遠新說，老毛這首詩是 1973 年夏寫，但跟小毛講是十大後，十大是 1973 年 9 月，小毛在遼寧工作，十大開過以後，小毛要回去遼寧，和老毛告別，老毛給小毛講的。

郭的《十批判書》裏有一篇是批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他的書是 1950年代發行的，所以老毛把柳宗元的封建論給了小毛，小毛詳細讀了，唐朝的古文又不難讀，但小毛說到了清朝，章太炎的文章他還真讀不懂，許多怪字小毛都不認識。小毛問老毛這是什麼字，說清末民初的文章怎麼比唐朝的還難讀。老毛就開始胡說八道了，說唐朝的人還沒到那麼嚴重，寫的文章，李白的詩還比較接近老百姓；越到後來，特別是南宋以後，朱熹的理學等，到了元明，好像越是用的字誰都沒見過，誰的水平越高。老毛這個不學無術的傢伙，顯然沒有讀過程朱語錄和王陽明的傳習錄，就信口開河，連自己的侄子都加以欺騙。 

對於孔夫子的理論，老毛也照樣不懂裝懂，拿起來就吹，：老毛認為孔子當年那套東西沒有市場，周遊列國，到處被趕出來，為什麼？戰國七雄，唯獨秦國是不允許孔夫子的弟子進去的，從商鞅變法以後，其它國家允許孔子的弟子（那時孔子已死）去講學，可為什麼那些相信過孔夫子的國家都滅亡了？唯獨秦國，不聽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統一？

歷代都行秦王政，從秦始皇死了以後，農民起義，楚漢相爭，劉邦把項羽打敗了又統一了中國，這以後，漢以後，從三國、魏晉，一直到南北朝元明清，歷代皇帝都是罵秦始皇的，但是做起事來都是學秦始皇的，說一套，做一套，想想看道理是不是這樣？都罵秦始皇是暴君，但是他們做起來並不比秦始皇手軟，秦始皇坑了四百多個，後來的皇帝不是照樣！文字獄一個比一個曆害！都學這個，所以歷代都行秦王政，實際上孔學名高實秕糠。孔夫子的很多話都是好話，現在看起來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現實社會裏，那種複雜的矛盾他都處理不了，他不能解決實際問題。

毛澤東談學問，驢唇不對馬嘴，但談起奪權經來卻頭頭是道。他現身說法道：歷代農民起來造反，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改換皇帝，他們起兵造反的時候都是批孔，為什麼呢？因為孔夫子講的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你要造反，把皇帝換掉，你得違背，違背孔夫子儒學理論，他必須得批孔，要不然師出無名，造反無理，特別是農民起義，舉了個例：如劉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劉邦，見了儒生把帽子拿下來灑尿，史書有記載，可是到漢武帝時，獨尊儒術，這就說明到了統治地位以後，又要把孔子請回來，為什麼呢？要用他那套理論管理國家。宋太祖趙匡胤他搞陳橋兵變，軍事政變，發生在河南，把皇帝推翻，皇袍加身，自己當皇帝，這不符合孔子的理論，他肯定不符合。但他當皇帝以後又把孔夫子請了回來。造反時批孔，治國時尊孔，都是這樣。成吉思汗他讀過論語嗎？他的鐵蹄殺遍歐亞大陸，見人就殺，簡直是要把所有的農業區都變成牧區、草地。可是到了元朝後邊皇帝，到山東去祭孔啊，給孔的地位那麼高，戴高帽，封的很高，好像元朝皇帝給孔子封的帽最高，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嗎？沒理，他很反孔。但朱元璋上臺以後，要到曲阜祭孔。清朝也一樣，努爾哈赤讀過什麼書，滿清入關，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那符合孔子的理論嗎？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後，要把孔夫子請出來。太平天國洪秀全也是從批孔開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嗎？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後又要尊孔。

老毛的意思是說：共產黨人是從批孔起家的，但是決不能批了再尊，等到中共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套在老百姓頭上時，就落入了歷史的一種循環，這是中共自己的末日。如果共產黨也到了自己沒法統治或者遇到難處了，也要把孔子請回來，說明你中共也快完蛋了。毛遠新回憶老毛還說，中國沒有一個真正能夠占統治地位的一個宗教，不像西方。但是因為中國沒有這樣的宗教，就用孔夫子的這套東西來統治中國的老百姓。在中國，是實用主義。有病了，生不下孩子就想神來了，孩子生下來病好了，早把她忘了。毛遠新反問說，老毛想的是，中共既然已經認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應該以這個思想來教育人民。

孔夫子那一套雖然話都很好聽，拿出哪一句話你也不能說他錯，他不能解決問題，現在中共卻要講和諧、“和為貴”，結果引起了矛盾，卻處理不了，社會和得起來嗎？


三、孔子的象徵意義超越民族


我們知道，先秦儒學是圍繞孔子的言行建立起來的，後來孔家的譜系及其隱含的祖先崇拜，也就獲得了儒教意義。但總的說來，在孔子本人的現世精神的影響下，不論儒學還是儒教，都極大地淡化了祖先崇拜的神秘性質和宗教意蘊，而成為“慎終追遠”的道具；進而成為中國文明的象徵與核心價值。孔子的象徵意義因此變得難以取代。

而在號稱“世界上現存最久遠的家譜”的孔氏家譜中，更多微縮了中國文明的密碼，而不是另一個世界的奧秘。孔子及其儒家學說，不僅成為中國在帝國時代裏頂禮膜拜的大宗師及其正統思想，而且也造就了中國兩千五百年來“世襲罔替”的唯一世家。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山東曲阜人〕春秋時期的魯國人，他設立私學的創舉，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壟斷，其意義相當於意大利文藝復興，其思想影響了中國文明此後的發展。春秋戰國時代，四處分裂、漫無秩序，背信棄義、殘酷嗜血。惟有禮制降臨、統和世界，方能為天下帶來和平；講信修睦的秩序，可以幫助人類精神的重生。 

《禮記•中庸》說：“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可見議禮、制度、考文是天子所帶來的。從“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的下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一節看，這顯然不是春秋戰國的理想，而是秦漢一統的現實。再往下看，則是孔子思想的延伸：“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征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由此可見，《中庸》乃是現實與理想的高度結合。《中庸》是一個範例，說明新的時、位、所，需要新的議禮、制度、考文，來滿足自己時代、自身處境的需求。

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 年〕在其晚年著作《人類與大地母親》〔Mankind and Mother Earth: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World，三十八章〕中指出，耶穌紀元前 500 年前後的人們需要有某種宗教來幫助自己的心靈對付一個混亂的年代。這些處於

精神饑渴狀態的地區是兩個彼此遠離的地區，即希臘世界和中原世界。

在有些地區，當地宗教顯然無法滿足人們的這種普遍要求。外來宗教的傳播、改變及其與當地現存宗教的融合就顯得至為重要。如此混亂時代的積極後果，就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不僅把舊大陸諸文明中心的核心地區，也把彼此遠離的各地相互結合起來。就在這個時候，孔子起來了，他宣稱〔也可能確實相信〕他正在恢復中國傳統制度的本質；但是，當他將“高貴”解釋為一種道德品質，而不是世襲特權的時候，他實際上是發動了一場道德上的革命。和其他民族的預言家一樣，孔子也擺脫了傳統宗教的社會結構，並與自然現象背後的“終極精神實在”建立了直接的個人聯繫。

如果湯因比的上述分析是正確的話，那麼我們就有理由相信：

目前在中國大陸出現的儒學復興不是一個簡單的學術現象，而是一場政治革命的開始。孔子回到尊位也不是一個歷史人物的品評問題，而是馬恩列斯毛這個亂黨匪幫被驅逐與中國的國門之外的開始。 

中國文明的又一次黎明，正在向我們走來。 


四、中國崛起與孔子崛起


目前，所謂“中國崛起”之聲不絕於耳。但是大家忽略了：這個“中國崛起”是與“孔子崛起”一同來到的。“孔子學院”遍佈世界各地，可能是中共的一個統戰陰謀，但玩火者必自焚，“孔子學院”的象徵力量，很可能從反面成為中國共產主義政權的掘墓人。

在中共經濟與軍事力量急速膨脹的時刻，它的精神與政治力量卻正在按照比例地空心化，這絕對不是一個偶然現象。

中國現在是被強行納入了歐洲文明的世界體系：但它也是這個體系中濡染歐洲精神最少、被麻醉得較淺的一員，甚至連目前反西方最為激烈的伊斯蘭教世界，其文明的起源和發展也和歐洲文明具有密切的親緣關係： 

1，早期的阿拉伯多神異教與亞伯拉罕以前的猶太人崇拜的月神為主的多神異教，同出閃族宗教之源；

2，伊斯蘭教具有舊約宗教和新約信仰的前提背景；

3，哈裏發帝國廣泛吸取了希臘羅馬的文明；

4，一千四百年來伊斯蘭教世界從未與歐洲文明停止過正面接觸。 

就以上四點相對說來，中國文明與歐洲文明的關係，要比伊斯蘭教文明與歐洲文明更為疏遠、更為異質。因此在“文明互補”的意義上，中國文明可能收攬歐洲文明的潛能，反而較為雄厚。伊斯蘭教與西方世界的敵對，更多是一種“兄弟鬩牆”的內鬥，是鄰居之間的互殘，是高加索人內部的優勝劣敗，而很難具有創造性意義。 

中國則由於其與歐洲文明的更大異質性而不同于伊斯蘭教的文明：等到中國終於埋葬了封閉心態而無畏地面對外部世界，全球文明的均衡發育就會開始，那時的文明主流將不再是歐洲，甚至不是半歐化的伊斯蘭教，而是全然的非歐力量、但卻與歐洲文明平行發展的中國文明──全球文明的均衡發育，將表現為上述意義的“東西合璧”……

歷史研究表明：新勢力比老勢力更善於發展老文明，並使之綿延不絕。如巴比倫人發展了蘇美爾文明，雅利安人發展了達羅毗荼文明，希臘人發展了前希臘土著文明，羅馬人發展了希臘文明，日耳曼人〔廣泛殖民德國、奧地利、北歐、英國、俄羅斯以及法國和意大利北部〕發展了希臘羅馬文明使成現代歐洲文明，以及日本、韓國、越南發展了中國文明，東南亞發展了印度文明，即使美洲印第安文明內部也是此起彼伏、交互興替的。 

一個原來並不具備那種文明素質的民族，反而比原來創造了那種文明類型的民族，更能有效地把那種文明推進到一個新的形態與新的歷史激流中──隨著時間的進程，這種接力賽式的推進將是自發的，而不僅僅是外來影響的，於是，一個更能完成這種推進運動的民族，就起而掌握那些創造了該文明的民族的命運了。 


五、中華民國與孔子話語權


面對孔子崛起的歷史大勢，中華民國朝野可以慎重考慮有所積極作為，努力把握孔子話語權。努力把握孔子話語權，不失為和平演變中國大陸、實現文化北伐的積極步驟。

權衡國內外局勢，孔子代表的中華文明，在取代中共極權統治的過程中，會發揮比西方自由民主更為關鍵的作用。百年來的中國大陸歷史表明：西方自由民主在摧毀極權統治的過程中，可以打頭陣，但卻較難有效實施社會管治。其實即使在西方社會，如果沒有保守主義的扶持，自由主義也是難於一枝獨秀的。而自由民主如果能和孔子象徵性地結合起來，就能有效開闢中國的新紀元。中華文明作為保守主義的大本營，可以平衡自由主義的負面作用。而在西方，類似的功能是通過基督教會實現的。在北非中東，類似的功能則是通過伊斯蘭教實現的。中共滅亡之後，中國大陸也將出現中華文明與自由主義的互相平衡。 

中華民國努力把握孔子話語權，將使得自身在中國大陸變局中，獲得較為有利的位置。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日）



【第三節 北非中東茉莉花革命對中國大陸之影響】


一、茉莉花革命的策源地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青年小販布瓦吉吉在西迪布宰德市政府前自焚抗議，事件迅速引起鄰近地方和全國示威。最終導致2011年1月14日總統本阿裏宣佈全國緊急狀態令，並提出六個月內舉行國會選舉。不過本阿裏當天就逃亡至沙烏地阿拉伯，結束他長達二十三年的極權統治。

2011年1月25日起，埃及多個城市數以千計民眾走上街頭，要求總統穆巴拉克結束其長達三十年的統治。1月28日約旦數千民眾在首都安曼舉行示威，要求政經改革。1月29日穆巴拉克委派軍隊情報部長蘇萊曼出任副總統，並改組內閣。埃及學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巴拉迪呼籲穆巴拉克下臺。2月1日穆巴拉克公佈不會在九月大選尋求連任。2月6日埃及副總統蘇萊曼與包括穆斯林兄弟會的反對派人士會面。2月7日互聯網搜尋器公司穀歌在中東的市務部行政人員古尼姆獲釋，他於一月底被政府拘禁。2月8日數以萬計民眾在開羅及其他城市舉行示威，示威者人數是兩周來最多。2月11日穆巴拉克表示願意下臺，軍方接手管治國家。

2月12日阿爾及利亞爆發萬人大示威，要求民主改革。2月13日埃及軍方“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解散國會、終止憲法、接管政府六個月，直到選出新總統和國會。2月14日 伊朗發生兩年來最大規模反政府示威，有數萬人參與，與警方發生衝突，兩人身亡。巴林數千什葉派群眾一連兩天舉行反政府示威，遭遜尼派主導的保安部隊以催淚氣體及鉛彈鎮壓，造成兩名示威者死亡，青年紛在網上號召示威罷工，呼籲推翻巴林國王及政府。2月15日利比亞東部城市班加西發生反政府示威活動並引發警民衝突，造成數十人受傷。2月16日沙烏地阿拉伯發生大規模反政府示威。沙特、約旦和敍利亞軍隊已進入高度戰備狀態。…… 

迅雷不及掩耳、令人眼花繚亂的新一輪世界民主化浪潮開始了：2011年1、2月間，茉莉花革命的大火從非洲始：突尼斯、埃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蘇丹，一直燒到了亞洲：葉門、巴林、約旦、伊朗。突尼斯和埃及和平推翻獨裁政權後，中東、北非民情激動，統治者如坐針氈，嚴陣以待。最激烈的戰鬥終於在利比亞爆發，政府竟然出動轟炸機對付示威者，死傷幾千人之後依然勝負未絕。阿拉伯抗議之火繼續蔓延。最新的著火點已經竄到了南美洲的古巴和東亞朝鮮（為糧食問題）和中國（2011年2月20日開始的“中國茉莉花革命”）。

有分析認為，這一波阿拉伯革命不會重蹈三十多年前伊朗伊斯蘭革命的老路，大多屬於遜尼派的阿拉伯青年一代更接近同屬遜尼派的土耳其的民主模式，而不是什葉派的伊斯蘭極端主義。


二、中國大陸感染茉莉花革命


從2011年2月17日開始，2月19日、2月22日第三中國制憲會議、中國公民政府在北京連續發表第十四號、第十五號、第十六號、第十七號公告，發動“中國茉莉花革命”。 

第三中國制憲會議、中國公民政府2月17日的《十四號公告》公佈了中國“茉莉花革命”各大城市集會地點： 

北京 王府井麥當勞門前 

上海 人民廣場和平影都門前 

天津 鼓樓下 

南京 鼓樓廣場秀水街百貨門口 

西安 北大街家樂福門口 

成都 天府廣場毛主席像下 

長沙 五一廣場新大新大廈門口 

杭州 武林廣場杭州百貨大樓門口 

廣州 人民公園星巴克門口 

瀋陽 南京北街肯德基門口 

長春 文化廣場西民主大街快樂購超市門口 

哈爾濱 哈爾濱電影院門口 

武漢 解放大道世貿廣場麥當勞門口 

公告指出：不管你是結石寶寶的家長、拆遷戶、群租戶、複退轉軍人、民辦老師、銀行買斷工齡人員、下崗人員，還是上訪者；不管你是或是對“錢雲會案”結論不滿、不喜歡有人說“爸爸是李剛”、不喜歡被人要求“理性對待社會公正”，還是不喜歡看溫影帝表演；不管你是零八憲章的簽署者、法輪功的練習者，還是共產黨員、民主黨派人士；甚至你只是一個圍觀者；在這一刻，你我都是中國人，你我都是對未來還有夢的中國人，我們必須為自己的未來負責，為我們子孫的未來負責。 

我們只需要走到指定的地點，遠遠的圍觀，默默地跟隨，順勢而為，勇敢地喊出你的口號，或許，歷史就從這一刻開始改變。 

走到一起來的，都是兄弟姐妹，請守望相助。如發生參與集會人員受到不良對待請以最大的容忍處理，旁人也請及時支持。集會結束時，不要留下垃圾，中國人，是高素質的，是有條件追求民主自由的。 

如本次召集未能成功舉辦集會的城市，可在每個星期天的下午兩點繼續前住，堅持就是勝利！ 

統一口號：

我們要吃飯 

我們要工作 

我們要住房 

我們要公平 

我們要公義 

保障私有產權 

維護司法獨立 

啟動政治改革 

結束一黨專政 

開放報禁 

新聞自由 

自由萬歲 

民主萬歲 

時間：2011年2月20日下午2時 

地點：未在上述列出集會地點的城市，請自行到城市中心廣場集中。 

第三中國制憲會議、中國公民政府2月19日的《十五號公告》轉發了一名現任中共省部級幹部對於中國茉莉花革命的六點建議： 

一名現任中共高幹省部級幹部，請我們轉發他對中國茉莉花民主革命的建議。他的建議如下： 

1. 喊口號，要集中在反對物價上漲，反對過高房價，反對腐敗，反對暴政，反對惡政，反對強拆，反對貪污，反對失業，要工作，要自由，要民主，要公平，要正義。 

2.對便衣特務，報以微笑。對員警，報以微笑。員警如果阻擋人群的前進，要耐心說服，讓其放行。不要使用暴力和不文明語言。 

3.不要喊打倒領導人的口號。領導人也是我們爭取的對象。領導人中也有潛伏的自由民主派。我這個省部級幹部，就是自由民主派，在共產黨內就潛伏了30多年！ 

4.保持和諧平和喜樂的氣氛。把集會辦成嘉年華會。吸引更多人來玩，來參與集會。 

5.每個人都要帶飲料和食品，都要帶些錢，以備所需。垃圾進入垃圾箱。如果垃圾箱已滿，要自己放入自己帶的垃圾袋。保持場地的乾淨整潔。吸引更多人來參與集會。 

6.每個人，都要利用手機，座機電話，網絡，發佈集會消息給自己的親友同學老師學生熟人等。並邀請他們前往參加集會。 

第三中國制憲會議、中國公民政府2月22日的《十六號公告》轉發了茉莉花革命者們的呼聲：我們看到，中國社會已經全面潰敗，有毒食品層出不窮，連下一代都已經深受其害；中國專制政權已經失去信仰，成為利益分贓的團體而無力自救，日漸法西斯化； 統治體系吏治腐敗、貪污賄賂橫行、司法獨立全面倒退，官員及官二代壟斷了所有的體制內資源；社會兩極分化嚴重、貧富更加懸殊、物價上漲特別是房價飛漲而導 致民怨沸騰；國人人權狀況尤為惡劣，任意監禁、強制失蹤廣泛發生，新聞審查愈發嚴厲，有良知的媒體人紛紛被打碎飯碗，中共的《憲法》三十五條形同虛設；民眾財產 被肆意掠奪，因拆遷而導致的死亡甚至自焚時有發生；中國已經淪為資源黑洞、環境污染、生態破壞，遺害子孫…… 

我們深感於，這一切的根源都源自於專制政權。更讓我們不安的是，執政者已經全面堵塞了我們的上升通道。考公務員，我們競爭不過官二代；經商做生意，我們無法與“國進民退”的權貴資本抗衡，我們只能背負著高房價與高通脹的重負，掙扎求存，永遠看不到未來。 

我們唯一擁有的，就是虛擬空間給我們的存在感。我們在上周發起了中國“茉莉花革命”，就是希望能借北非中東的民主化浪潮，促使中國發生改良或變革，改變目前這種不公不義日漸沉淪的現狀。 

2月20日活動的成效很讓我們驚喜，但我們也悲憤地看到，大批追求民主自由的愛國人士被當局未經法律程式騷擾、軟禁及拘禁，甚至受到肉體上的殘酷近害。 

他們是政治犯，他們是為中華民族追求自由民主的英雄，他們是不屈的茉莉花！ 

為了失去自由的唐吉田、江天勇、滕彪、劉國慧、陳衛、冉雲飛、李天天、晏今鋒、沈斌、梁海怡……也為了失去自由、並且隨時有生命危險的盲人律師陳光誠夫婦…… 

為了他們，我們呼籲：讓我們將自己的網絡ID的頭像圖標換成茉莉花吧，現在就讓我們的茉莉花在MSN、QQ、Twitter、博客、Gtalk上列隊，和他們一樣，我們也是不屈的茉莉花！ 

讓我們用互聯網上茉莉花的花海來讓加害人民者膽寒！ 

讓我們用互聯網上茉莉花的花海來迎接我們英雄的歸來！ 

同時，我們敦促當局儘快釋放這些非法綁架的政治犯，否則在即將到來的周未，我們將組織更成熟、更具規模的茉莉花革命行動來抗議當局對他們的非法綁架和迫害！ 

如果週四午夜前當局仍未釋放這些政治犯，我們本周仍將繼續在220公佈的地點發動集會（部分地點略有變更），具體地點變更將隨後公佈， 如因網絡條件無法公佈，則請朋友們前往上周集合地點。 

屆時，我們只需要走到指定的地點，遠遠的圍觀，默默地跟隨，順勢而為，勇敢地喊出你的口號，或許，歷史就從這一刻開始改變。 

走到一起來的，都是兄弟姐妹，請守望相助。如發生參與集會人員受到不良對待請以最大的容忍處理，旁人也請及時支持。集會結束時，不要留下垃圾，中國人，是高素質的，是有條件追求民主自由的。 

黎明前更黑暗，但曙光一定要到來。讓我們一起迎來黎明！ 

我們的口號是： 

釋放政治犯 （“政治犯”三字也可用具體人名替代） 

我們要吃飯 

我們要工作 

我們要住房 

我們要公平 

我們要公義 

保障私有產權 

維護司法獨立 

啟動政治改革 

結束一黨專政 

開放報禁 

新聞自由 

自由萬歲 

民主萬歲 

第三中國制憲會議、中國公民政府2月24日的《十七號公告》指出： 

中國“茉莉花革命”227集會地點，增至23城市，原定地點成都、廣州等地有變動。為便於在國內互聯網傳播，本次行動代號為“兩會”，例如成都網友可以給朋友發消息說“本周‘兩會’在春熙路麥當勞門前召開”。 

時間：2011年2月27日開始 每週日下午2時 

地點： 

北京（王府井麥當勞門前） 

上海（南京東路/雲南路與西藏路之間） 

天津（鼓樓下） 

廣州（人民公園星巴克門口） 

南京（鼓樓廣場秀水街百貨門口） 

西安（鐘樓開元商廈門口） 

成都（天府廣場毛主席像下） 

長沙（五一廣場新大廈門口） 

杭州（延安路解放百貨門口） 

瀋陽（南京北街肯德基門口） 

長春（文化廣場西民主大街快樂購超市門口） 

哈爾濱（哈爾濱電影院門口） 

武漢（解放大道世貿廣場麥當勞門口） 

青島（五四廣場 五月的風雕塑 市政府對面） 

吉林市（市政府 沿江段） 

大連市（中山廣場/星海會居中心/青泥蛙橋） 

鄭州市（二七廣場二七塔下） 

貴陽（人民廣場） 

太原五一廣場 

南昌八一廣場 

福州五一廣場 

南寧市朝陽廣場 

烏魯木齊市人民廣場 

未在此列出集會地點的城市，請自行到城市中心廣場集中。 

口號： 

我們要食物、我們要工作、我們要住房、我們要公平、我們要正義 

保障私有產權、維護司法獨立 

啟動政治改革、結束一黨專政 

開放報禁、新聞自由 

自由萬歲、民主萬歲 

守則： 

“只需走到指定地點，遠遠圍觀、默默跟隨，順勢而為，勇敢地喊出你的口號。” 

“請參與者守望相助。如發生參與集會人員受到不良對待，以最大容忍處理，旁人請及時支持。集會結束時不留垃圾，以華人的高素質品格，並有條件追求民主自由。” 

另外，第三中國制憲會議、中國公民政府2011年2月24日在北京宣佈授權另外成立“中國茉莉花微笑行動”（Chinese Jasmine Revolution），並建立網站，專門公佈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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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國制憲會議”官方網站：http://dszg.blogspot.com/）


三、中國茉莉花革命之預後


此次中國大陸茉莉花行動雖已遭中共壓制，許多評論分析亦認為這只是個別事件而影響至微；但實際上，其已再次點燃了聯網號召群眾集會以形成政治壓力的火種，故對中國大陸未來政治發展具有相當之影響：

正如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茉莉花革命浪潮對中共政治發展之影響》（副研究員陳華升）的分析所指出的，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此次茉莉花行動是繼法輪功之天安門集會、廣州抗議“推普廢粵”集體行動之後，較大規模的自發性群眾政治集會。相對于以往其他因城管、土地徵收、幹部濫權等基於地方基層民眾個人利益考量所引發的社會抗議事件，大規模的自發性群眾政治集會更能夠產生政治壓力，而展現出人民對於中共政權統治正當性與執政合法性的強力挑戰。不過，這也使得中共領導階層對於人民力量更感畏怯，而繼續嚴密控制自發性群眾集會發生，並對議異人士加大鎮壓力道。

此次茉莉花行動乃是透過網路串連號召，顯示中國大陸社會的資訊科技、通訊網路發展已相當成熟，城市中產階級亦已快速興起；故而城市中產階級、政治議異人士可以透過新興的網路科技，避開中共資訊安全部門的監控和箝制，“翻牆”來討論各項政治社會議題，甚至相互聯繫形成集體行動。隨著資訊科技日益進步、城市民眾政治自主性提高，未來類似的經由網路串連、號召之集會，將會更形普遍，中共雖然會加強“管理”，但也勢必會疲於奔命，而加重中共在處理和鎮壓相關行動的社會及財政成本。最後，中共控制和鎮壓網路社會及政治異議的能力，將會遭到嚴重的削弱。

茉莉花行動在各城市同步舉行，形成了跨省域、跨城市的集體施壓行動。亦即在北京之外，也同時發生在各大城市的中心廣場，不僅產生了“遍地開花”的效果，也有“星火燎原”之可能。特別是南方若干城市其民眾行動自由度較高、言論尺度較寬，即使中共在北京、上海等大城進行嚴厲的鎮壓，但是南方主政者卻可能採取不同步調，而以放寬聯網集會行動來紓解社會抗議風潮，並營造開明進步的執政形象。如此，將可能由南方城市帶動而形成“星火”效應，使得民眾自發性政治集會未來仍會在全中國大陸各大城市逐漸蔓延開來。

此次茉莉花行動看似沒有明確的表達主題，但實際上，卻是群眾自主地走上街頭，對中共官員濫權、貪腐所造成的分配不公、物價飛漲、國家和人民集體資產流向官倒等經濟社會問題，表達深切的不滿與忿慨。而民眾所不滿的中共官員貪腐濫權問題，又是肇因於中共長期一黨專政，缺乏權力監督和政治制衡，以致黨內監督失效、問責制度失靈；因而在中共對媒體嚴格控制以美化其執政績效之際，網路互聯形成的輿論監督效果，在相當程度上足以替代媒體監督，暴露中共執政的缺失，故能迅速號召廣大群眾在各大城市同時舉行集會。就此觀察，如果中共為維續一黨專政，堅持現行治理模式和媒體掌控機制，則未來一旦出現引發民眾不滿的政治社會議題，而經過網際網路宣傳召集，勢必能夠鼓動人心，號召民眾走上街頭，向當權者表達反對意見。

由於未來一段期間適逢中共領導階層為十八大進行人事佈局之際，中共高層派系競爭權位所進行的合縱連橫與折沖角力，也會影響到中共相關部門和派系對於群眾自主集會的處理態度。例如少數派可能試圖鼓動群眾集會來掀起政潮，以質疑當權派施政不力，而圖謀其派系政治利益；而執政當權派或者希望局勢穩定，故會主張強力鎮壓集會群眾、箝制網路言論；而若中共內部有開明改革勢力，亦可能考慮容忍和聯合群眾自發集會形成的民主力量，迫使中共當權派讓步，在人事安排程式中採取較為民主的改革制度。因此，未來一段時間，中共政局發展亦將牽動群眾自發性政治集會情勢的發展，值得繼續觀察。

在這新一波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中，民主的幼苗能否在中國大陸開花雖未可知，但卻值得期待。實際上，結合“第三中國”的種種動向綜合觀察，茉莉花革命的影響已經遠遠超出政治領域，而波及了文明歷史的諸多領域。中華文明的復興，也許就要藉助現代民主來實現，那時，一個歷史的綜合就會出現。


四、觀察中國茉莉花革命進程的一個視窗


“中國茉莉花革命（微笑行動）發起者博客 Chinese Jasmine Revolution”（http://molihuaxingdong.blogspot.com/），是觀察中國茉莉花革命進程的一個視窗。

這個網站以“茉莉花革命發起人”的名義，幾乎每天發佈新的資訊，據此我們可以判定這是一個組織的活動，而且其基地應該是設立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否則早就會被中共特務機關消滅在萌芽狀態了。

“茉莉花革命發起人”的最大威力就在其匿名性質。由於匿名，就可以不受限制，對中共發起中共自己一直鼓吹的“超限戰”。由於匿名，也使得中共無從打擊、誣衊、挑撥離間。

根據中國大陸高度極權的獨裁體制所造成的“特殊國情”，“茉莉花革命發起人”這種“裏應外合”的做法、“內外合圍”的格局，增加了中共鎮壓行動的難度，也使得國際力量得以源源不斷注入封閉的中國大陸。從長期看，這個“茉莉花革命發起人”是一個推動中國大陸社會走向進步的有效杠杆。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七日）



【第四節 中國大陸財富競爭中的政府角色】


中共能否轉變政府角色，從財富競爭者和社會掠奪者，變為公共服務者和福利監督者，這才是中共能否救亡圖存的關鍵所在。


一、中共是一個欺詐成性的政權


“中國的財富競爭中充滿著掠奪欺詐，政府角色極不光彩。”

上面這個著名的句子來自於中國大陸著名網站“財經網 ”上的一篇著名文章，作者袁劍是大陸著名的“獨立評論人”，南開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畢業, 曾任教于南京理工大學，後歷任《價值》雜誌主筆、《董事會》雜誌主編。現為獨立評論人。

自1990年代初期以來，袁劍一直以親歷者的視角觀察、體認和思考著中國大陸的轉型。2000年之後，作者在大陸媒體上發表了大量政經評論。其中“中國：繁榮的背後和可能的未來”、“刀鋒：中國金融家命運啟示錄”、“房地產套牢中國”、“張維迎現象與主流的危機”、“全球化的大國迷路”等諸多作品都是傳誦一時的名篇佳作，事隔多年，仍然被讀者反復轉帖。 

袁劍2008年4月所撰寫的長篇文章“大裂變來了？”，為各類內參以罕見篇幅多次轉載，是大陸最早提示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深度評論作品。袁劍所著《中國證券市場批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一書，在業界及中國證券投資者中享有重要影響，被譽為中國新興資本市場最經典的政治經濟學著作。袁劍在2008年出版的《中國：奇跡的黃昏》（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一書，以其獨特的思想力量和獨創性的解釋框架，對中國30年改革做出了深度解析，在讀者中的引發強烈震撼，是2008年閱讀量最大的政經著作之一。多年來，袁劍一直以毫不妥協的理想主義姿態寫作，其優美的漢語運用和深刻的問題意識，使其在中國的中高端讀者中擁有一大批鐵杆讀者，是國內最受關注的政經評論家之一。

“中國的財富競爭中充滿掠奪欺詐，政府角色極不光彩”一文發表於2010年10月29日，在這篇無情剖析中共政權的文章中，作者意味深長地指出：

這是又一個十年的開始。

當人們正匆忙總結中國模式這類宏大主題的時候，中國的底層社會卻已低懸著一股暴戾之氣。從福建開始，到廣東、江蘇，山東，直到陝西，一系列的殺童案件，在中國早已經司空見慣的暴力畫面上，加上了最刺激的一抹血紅。如果殺人不足為怪的話，那麼，具有系統性的殺童，則無疑徹底顛覆了此類無特定對象殺人案件的社會 心理學意義。它驅迫我們去追索這樣一個問題：在這種中國歷史上極其罕見的殘殺背後，在這個狂歡著的財富時代背後，究竟隱藏著一種什麼樣的社會心理結構？

在這些案件中，我們容易發現，殺人者是社會的弱者，而被害者則是社會的更弱者和最弱者：兒童。如此，一條極為清晰的殺人邏輯就立即顯示出來：弱者對更弱者， 是“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但這些案件所呈現出的，已經遠遠不是蒙昧時期狂熱和混亂的屠殺邏輯，而是一種包藏著更加極端也更加殘忍的冷靜計算過程。顯然，這是“弱者對更弱者的戰爭”，是弱者向社會所發動的一場超限戰。當弱者無力發動常規戰爭，而又必須對這個社會實施他們心目中的懲罰的時候，選擇比他們更弱者就是更為可能並唯一具有震撼性的方式。殺人者成功地向我們表達了這樣一種行動邏輯：弱肉強食。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野蠻原則，其實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教父，也是潛藏於中國大陸這個社會之下的普遍社會行動邏輯。

偶發的、零散的殺童案件或許可以像精神病專家那樣歸結為個人的精神問題，但系統的、集中的殺童事件大概就只能歸咎於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的示範效應。

這種弱肉強食的集體無意識究竟是怎樣形成的？中國是如何蛻變為一個野獸出沒的原始叢林的？


二、大陸的叢林狀態是中共一手策劃的


1949年之後，出於趕超目的，經濟增長一直是中共國家層面的一個重要目標。這一目標在改革前和改革後並沒有什麼不同。及至1990年代，由於政治意識形態的弱化，經濟增長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替代品，在國家層面逐漸取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在中國改革初期，國家層面的經濟增長與微觀層面的個體福利增進，幾乎是同步的。因為這一緣故，經濟增長為政府在民間開闢了一條新的合法性來源。正是洞悉了這一奧秘，在1990年代，經濟增長實際上變成了中共各級政府唯一的和壓倒性的施政目標，成為全體中國大陸人唯一可以短暫共享的意識形態。換而言之，只要能夠達成國家層面的經濟增長目標，那麼任何手段就不僅是允許的，而且是必須鼓勵的。

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是一個以市場化方式重新組織社會資源的過程。這個過程讓大量個人從原來的“單位”被釋放到一個陌生的社會之中。在中國大陸的市場化改革過程之中，那些缺乏 政治特權保護的單位，在競爭過程中大量解體。從前托身於這些單位的個人也被迅速拋入了不規則競爭的海洋中。國有、集體單位的下崗職工，以及原來隸屬于人民公社的農民成為這一人口洪流的主體。對於這些個人而言，這雖然意味著獲得了某種自由，但其代價則是他們同時也失去了從以前的“單位”獲得的最低限度的保護。這一過程在心理層面對這些個體的衝擊相當劇烈，弱勢者在這個過程感受到無助與孤 獨。克服這一巨大的社會心理斷裂的辦法應該是讓他們在新的社會角色中被重新組織起來，並成為一個可以表達訴求的單元，但不幸的是，中國大陸在1989年大屠殺的政治困境從根本上斷絕了這一可能。如此，人數巨大的社會成員就變成了一個個完全沒有聯繫的原子化個體。他們不僅從政治上、經濟上，因而也從心理上被徹底孤立，成為一個個與社會結構完全脫離的“盲流”。

如果在中共改革開放早期，上述歷史結果多少是有些偶然的話，那麼在這一過程的後期直到今天，這個後果則是各級政府刻意維護和推動的。因為中共當局發現，將社會粉碎為原子化的單個的個體，無論是在與強大的政府的博弈中，還是在與雇主的經濟博弈中，單個個體將陷入極端孤立和弱勢的狀態。這可以逼迫他們接受人為的所謂市場形成的勞動力價格，接受生存環境的惡化，因而極大降低了大陸經濟增長的成本。

在1989年迄今為止二十多年內，中共這一策略非常奏效。這讓中共集團深信，只要老百姓不被餓死，就必然以某種動物精神接受目前的工資水平和生活環境，成為大陸的經濟增長的鋪路石。然而，大陸百姓的動物精神不僅意味對目前惡劣環境的被迫接受，也同樣意味著他們在這種環境中將自覺遵循最為原始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在相當程度上，在中國社會頻繁發生的暴力，就是這種中共屠殺政策人為製造的“叢林產物”。

但人之所以為人，不僅具有動物性的一 面，也同樣具有社會性的一面。在受壓迫者們對中共社會的反噬方式上，這種社會性也同樣會體現出來。自殺當然是一種抗議，殘殺幼童則顯然更是一種經過精心謀劃的個人表 達。而不願自殺者，不願殺人者，就逐漸被迫以組織化的方式，來顯示他們的力量。最近在中國大陸不斷湧現的工潮，實際是一個瓦解到極致的社會在最後的底線上重新被組織起來的跡象。將社會驅散為一群原子化的個體，雖然有利於中共的軍事管制、有利於這個土匪集團降低交易成本，但民眾的個體悲劇本身卻是對社會道德的一種消解。因此，中共始終無法掌握道義力量與政權合法性。


三、中共政權的貪婪本性之探源


對中國大陸這個將經濟增長視為至高無上的國度來說，要實現不斷加碼的經濟增長速度，就必須在全民之中塑造一種對財富的一元價值觀，甚至對財富的貪婪。換言之，除財富之外，就沒有其他的價值值得人們追尋。結果使得大陸社會，只有財富才能帶來尊嚴、榮譽並表徵自己的成功。反之，沒有足夠的財富就沒有任何尊嚴，就喪失了生命的意義。

以此觀察中國最近的三十年，這種財富的一元化價值實際上成了一種高度壟斷性的觀念。看看每個大陸百姓發財致富的願望有多麼強烈，就會知道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的潛力有多大。在短期內，這種願望作為一種微觀動力，將極大地推動經濟增長速度。然而，更加清楚的是，財富的總量不可能按照人們的欲望增長，這就意味著，在財富的競爭中，將出現為數眾多的失意者。而在財富代表了全部生命價值的大陸社會中，民眾的生命意義將蕩然無存。非常明顯的是，在中國諸多暴力事件背後的肇事者，都是這些“財富競賽”中的輸家。

就人類的經驗而言，我們還沒有看到任何一個社會對財富的渴望像現在的中國大陸一樣扭曲變態，沒有看到任何一個社會的財富價值觀具有如此強大的壟斷性。從某種意義上，它是所謂“中國奇跡”的一件秘密武器，但在另一面，它顯然也是中國大陸社會必然走向瓦解的致命病灶。

對財富的極度渴望，既可以成為一個民族經濟增長的動力，也同樣可以成為瓦解這個國家長期經濟增長動力的毒品。最後的結果是前者還是後者，端賴于財富競爭的倫 理。不幸的是，在中國的財富競爭中，充滿了掠奪，欺詐，偷竊。在這一點上，中國大陸的精英們塑造了最好的範本。競爭的本意是優者勝出，並在這個過程中達到最優的資源配置。但在中國大陸的財富競賽之中，我們經常看到的卻是竟次：比誰更能夠不擇手段，比誰更能夠逾越文明社會的底線，一言以蔽之：比誰更加墮落。顯而易見的是，在中國大陸的財富競爭中，壞人總是比合乎財富倫理的競爭者更容易成為最後的贏家。十分清楚的一個事實是：那些無權者、無勢者，那些恪守優良道德的人們，將非常容易成為這種偽競爭的犧牲品。這種偽競爭、真特權的情況無時無刻不在教化大陸民眾：中國大陸這個社會不需要做人的底線。於是，只要犯罪行為是贏得競賽的手段，那麼犯罪行為在道德上就是可以接受的。這就是中共給中國大陸社會留下的的精神指向。


四、中共地方政權是可恥的教唆犯


在這個方面，中共地方政府扮演了更不光彩的教唆角色。例如，在中國大陸最近三十年的經濟增長過程中，越到後期，就越具有零和博弈的色彩。為了維持高速的經濟增長，以及維持這種增長的低成本，中國大陸相當多的地方政府不僅默許，甚至鼓勵對弱勢群體使用暴力掠奪。無論是對農民土地的暴力徵收，還是在城市拆遷過程裏習以為 常的黑社會打砸搶，抑或是城管對街頭小販的合法施暴，我們都可以明確看到地方政府的作用。或許，這的確可以帶來經濟增長，但這顯然不是普遍受益的經濟增長， 而是從弱勢者嘴裏搶出來的經濟增長。當某些地方政府習慣於暴力的時候，那麼暴力也一定是他的人民的圖騰。在這裏，經濟增長不只是被異化了，而且變成煽動社會仇恨和暴力的淵藪。在政府財政收入不斷增長，國家外匯儲備積累如山的時候，水面之下的中國社會卻變成了一頭難以馴服的野獸——這其中蘊含著中共命運的深刻邏輯，也是一個深刻的歷史諷刺。

這個企圖用經濟增長指標來救亡圖存的末日政權，完全不顧政府在提供公共保障方面的基本職能。在一代人的時間之中，人們親眼目睹了中共從“政治掛帥”到“經濟掛帥”的蛻化。對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發展一直是民族國家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標，但中共在這方面走得如此之遠，以至於它不僅放棄了諸多公共保障的提供，而且將原來已有的公共保障也偷偷地變成GDP增長的籌碼。1990年代中期之後，為了抵禦GDP的減速，中共甚至將諸如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也投入所謂市場化運作。這是中共政府放棄基本職能的一個典型例證。更不用說中共早就放棄了一般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保障也就是合乎正義的秩序、符合公平的道德支持。

在中國大陸，中共地方政府不僅沒有提供這些公共職能，反而提供了一種充滿市儈氣息的“悶聲發大財”的惡行競爭的秘訣，更有甚者，他們越來越多地成為商業利潤的掮客。我們可以看到，越是增長乏力的時候，中共地方政府的親商主義政策就越是走向極端。從各地政府招商廣告中。所謂“一切為了客商”的標語四處可見。即使在商業化的美國，也沒有對企業如此“親善”的政府。顯然，中共地方政府的親商主義並不是真正為了商業，而是為了擴張GDP以及充實自己的錢袋。這樣一種極端扭曲的親商主義帶來的一個必然後果就是：政府將本應用于社會建設的大量公共資源悄悄地轉移給了那些和他們利益掛鈎的企業，而所謂的社會的腐化潰敗則由此開始。這事實上形成了中共政府與企業的一種系統性的犯罪合謀。在這種秘密的合謀中，本應提供公共服務的政府失蹤了，取而代之的巧取豪奪的苛政集團。不僅如此，由於中共地方政府本身已經成為一個超越於法律之上的企業，那麼一切規則、一切秩序、一切道德、一切資源轉移都必須有利於這樣一個超級企業的利益。如果任何事情不符合這個超級企業的利益，那麼，就必然使用暴力加以強制。非常清楚，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共地方政府所提供的不是公共服務，而是對公眾的掠奪。


五、中共能否轉變政府角色


提出構建和諧社會，是中共救亡圖存的最後一步棋。但是，建立和諧社會需要放棄階級鬥爭、促進人民福利，否則就是一句空話。但從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可以知道，福利制度也是一把雙刃劍，合理的福利模式有助於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不合理的福利模式會對經濟及社會產生消極影響，而福利模式的核心就是政府在其中的定位及作用機制。

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能提高效率、創造財富，但無法消除貧困和維護社會公平。“市場失靈”的客觀存在決定了政府必須通過福利體系對社會經濟進行調節，以化解階層分化帶來的不斷激化的社會矛盾。社會福利正是這樣一種責無旁貸的、“制度化的政府責任”。因此福利制度必須由政府主導，發揮其強有力的管理職能和監督職能。

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國家為了緩和階級矛盾、撫平戰爭創傷，普遍建立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建成了“福利國家”。這種福利制度對於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充分就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日益龐雜的福利體系也使西方各國政府普遍感到負擔沉重，其弊端也日益顯現出來，引發了一系列問題，如失業危機、財政危機、老齡危機、社會危機、觀念危機、制度危機和政治危機等。因此，197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開始了對福利制度的改革，將某些福利計劃實行社會化，由原來的國家負責改為社會負責。

從社會福利的國際發展看，從“普遍性原則”向“選擇性原則”過渡，從“國家包辦”向多元化、市場化、民營化過渡已成為大勢所趨。所謂多元化就是將某些原來由國家負擔的社會福利改由家庭、社區、社會團體、慈善機關、工會、企業等分擔；市場化、民營化就是將某些社會福利項目需要的資金由國家負擔轉變為私人負擔；某些福利服務由原國家提供轉變為私人提供；有些盈利性福利服務機構和設施可以交給企業經營運作，在保證社會效益的同時兼顧企業經濟效益。

例如在社會救助中，政府應承擔主體責任，對老年人、殘疾人、兒童等弱勢群體提供救濟，對在意外事故或自然災害中生存面臨困難的人提供物質援助，這是所有國家社會福利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不管福利模式或政府角色如何轉變，政府不會也不可能放棄這部分責任。而在社會保險中，政府應該逐漸放棄直接管理的責任，更多的擔任政策的制訂者和監督者，為諸如個人、企業、市場等社會力量的參與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就福利水平來講，若政府提供的福利水平過高會造成財政困難，若福利不足又會削弱保障的功能，難以解決一些社會性問題。為了保證公平，政府應把需求的滿足定位在平均水平，超出這一水平之上的特殊或過高的需求，政府不再直接承擔所有的供款和管理等責任，而是作為引導者調動企業、個人、社會等多方面的力量提供保障。

社會福利社會辦的含義就是在政府發揮主導功能，承擔主體責任的同時，將某些營利性的、能夠按市場規律運作的服務交給企業辦，在社會福利管理中引入市場經營原則和相應的利潤導向、價格調節、成本控制等觀念，實行市場化的運作，提高社會福利的供給效率；將另一些非營利性的服務更多地交給第三部門去辦。要調動企業、非營利組織、社區、家庭等各方面的積極性，充分調動各種資源，形成政府、企業、個人、第三部門共同分擔的機制。這是社會福利社會化和政府角色轉變的關鍵所在。

中共能否轉變政府角色，從財富競爭者和社會掠奪者，變為公共服務者和福利監督者，這才是中共能否救亡圖存的關鍵所在。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五節 臺灣對“2010中國國防白皮書”及中共航母之因應】


一、美英法等輿論評中國白皮書


中共3月31日上午發佈了《2010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引起了全球關注。

美國《赫芬頓郵報》表示，中國明顯意識到了需要跟周圍國家更好地溝通，這份國防報告首次針對“建立軍事互信”設立了獨立的篇章，強調和其他國家建立防禦磋商、聯合訓練任務和其他交流合作。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進行現代化發展的同時還在逐步加強和其他國家的合作，包括向聯合國派遣了17000名軍事人員進行維和任務。

美聯社報導稱，中國表示，中國軍事一直被外界質疑缺乏透明度，今後將會加強信任建設舉措，並深化與外國軍隊的交流合作。近三十年以來，中國一直在快速發展軍事，每兩年發佈一次國防白皮書，而這一次的白皮書就是在西方國家批評中國沒有明確解釋軍事發展意圖之後發佈的。美聯社進一步分析認為，美國和中國在全球的市場、影響力和軍事話語權上常常面臨著競爭。在充滿波折的2010年，中國擴展了軍事可達範圍、增強了軍事打擊力量，與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同盟發生了摩擦，甚至中止了與美國之間的幾項脆弱的軍事聯繫。今年一月，在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 蓋茨訪華之後，這兩個國家的緊張關係得到了緩和。

英國BBC網站指出，儘管美國等國對中國的軍力增長十分憂心，但是中國今天的白皮書指出，大家沒有什麼可以擔心的，中國軍隊只是為了保家衛國。

法新社表示，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在積極研發精密導彈、衛星、網路武器和戰鬥機，這讓美國和中國的周邊國家非常擔憂。印度國防部長在上個月對中國迅速增長的軍事實力表示“非常擔心”。讓這種擔憂升級的是，中國在這個月宣佈將在2011年實現兩位數的軍備增長速度，將比去年增長12.7%達到6011億人民幣。但是，北京一直在反復努力減輕這種擔憂，強調中國的國防政策是“本質上防禦用的”。

印度媒體Daily India指出，中國希望這次白皮書的發佈能夠增強中國軍事的透明化，同時贏得世界對中國和平發展的信任。


二、中共2011國防白皮書欲蓋彌彰


中國2010年度國防白皮書欲蓋彌彰，聲稱其軍費“保持適度合理增長”。例如2010年中國國防費預算為5321.15億元人民幣，比2009年增長7.5%，增幅有所下降。中國國防費主要由人員生活費、訓練維持費和裝備費三部分組成，各部分大體占三分之一。2008年和2009年中國國防費支出分別為4178.76億和4951.10億元人民幣，分別比上年增長17.5%和18.5%。

白皮書概括了新時期中國國防的目標和任務，主要包括：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社會穩定；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維護世界和平。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白皮書批評美國“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強調共黨軍隊將反對和遏制“台獨”，打擊“東突”、“藏獨”等分裂勢力，並維護國家在太空、電磁、網絡空間的安全利益。

白皮書針對歐美國家經常抱怨中國軍力擴張缺乏透明度，中國新公佈的國防白皮書特別介紹了中國軍隊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亞丁灣和索馬里海域護航、以及中外軍隊聯演聯訓等情況。為了促進與外軍的互信與合作，中國軍隊已與外軍舉行了44次聯演聯訓，包括中外反恐演習、中外海上搜救演練、中外陸軍聯訓等。

白皮書重申，中國始終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不與任何國家進行核軍備競賽。中國軍隊將加強軍隊心理服務工作，開展官兵心理測評、心理訓練和心理危機干預等心理服務工作。根據新規定，中國旅團級部隊將在五年內配備至少一名專職心理醫生，連級分隊配備三名以上心理骨幹，以加強軍隊的“創新政治工作”。可見共黨軍隊的士氣日益低落。


三、中共依賴軍事實力解決爭端


日本《外交官》雜誌4月3日分析報導，白皮書顯示，中國這個極權國家企圖運用軍事手段解決外交爭端的意願越來越濃厚。因為在西方經濟近年面臨的動盪局勢之後，中國感到無比自信。

2011白皮書認為，中國的綜合國力上了一個新臺階。與以前的白皮書不同，它只是簡單的提到，不管綜合國力如何強大，中國都不會尋求霸權或參與軍事擴張；而以前的檔說法則更堅決，發誓不管經濟發展如何，中國永遠不會尋求霸權。

與此相應，就特定軍力來說，共軍空軍轉型以空中和導彈防禦為核心，在複雜電磁和大量戰術環境中進行訓練，更加具有攻擊性。關於海軍，檔指出海軍的現代化進程與“近海防禦策略”的需求並行。顯然，中共海軍也在加強攻擊性：正在尋求新的後勤選擇以維持延長的海上任務，同時正在對岸基支援系統進行連續投資。第二炮兵被中共視為戰略震懾的中堅力量。在第二炮兵的問題上，“保護”和“生存力”已被列入四大能力指數當中，這四大能力指數包括：快速反應、突破、精確攻擊和毀壞施加。

儘管報告中做了保證，但給人的印象是中國會更加依靠自身軍事和經濟實力來解決外交爭端。為了防止這些資訊令海外輿論憂心忡忡，白皮書首次將“軍事互信建立”列入單獨一章，所謂軍事互信，強調中國在邊境參與、策略諮詢、互信建立措施(1993,1996和2005與印度簽訂的協議中提到)、海上安全事務合作裏面，加入地區安全機制以及其軍事變更。

白皮書還正式提出了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的提議，稱兩岸應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定。


四、中共的航母及其門羅主義


中共的航母建造工作,正在從偷偷摸摸轉向日益公開，與此同時，中共已經發出了擴張勢力範圍的調子。

中共媒體《瞭望》新聞週刊2011年4月11日刊發題為《謀劃“亞洲崛起”》的封面文章稱，現在，國際金融危機後的全球經濟復蘇進程十分緩慢，相比之下，亞洲經濟則保持了強勁增長，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引擎。亞洲的發展不能、也不可能步歐美之後塵，要依靠“亞洲智慧”和“亞洲胸懷”走出一條亞洲人自為到自在的新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這裏提出的“亞洲崛起”顯然已經超出了“中國崛起”的範圍，而具有了一種“走出一條亞洲人自為到自在的新道路”的意志，這種意志的背後，還有一種以亞洲保護者自居的意識。評論家因此稱之為“中國的門羅主義已經出現”。

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是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1823年對國會的國情諮文中發表的，聲稱歐洲列強不應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洲國家的主權事務。相關戰事若發生于美洲，美國將視為敵對行為。而對於歐洲各國之間的爭端，或各國與其美洲殖民地之間的戰事，美國則保持中立。

“亞洲崛起”論比“中國崛起”論，對西方的威懾性質更加突出。《謀劃“亞洲崛起”》的封面稱，博鼇亞洲論壇十年，是中國經濟迅速崛起的十年，是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快速推進的十年，更是世界史上最大規模全球化進程加速的十年。十年前，鑒於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四小龍”、“四小虎”所組成的“亞洲奇跡”因缺乏合作、力量分散而不堪一擊的經驗教訓，基於發出亞洲聲音、從亞洲利益和觀點出發、構建由亞洲人主導的泛亞洲國際會議組織，2001年2月26日在中國海南博鼇成立了“博鼇亞洲論壇”（Boao Forum for Asia）。十年來，一方面作為一個代表亞洲利益和聲音的多邊國際組織，博鼇亞洲論壇傳播亞洲、行銷亞洲、擴大亞洲的全球影響力，成為全球探討亞洲問題的首選平臺和探討新興經濟體問題的主要平臺之一；另一方面，亞洲經濟一體化加速發展，亞洲經濟占全球比重從27%提高到35%，尤其是博鼇亞洲論壇成員國的中國和印度的高速發展，將“亞洲奇跡”演變成現實力量意義上的“亞洲崛起”。

那麼，中國有什麼資格充當亞洲的保護者，就像美國充當了美洲的保護者呢？《謀劃“亞洲崛起”》的封面文章強調，現在，國際金融危機後的全球經濟復蘇進程十分緩慢。相比之下，亞洲經濟則保持了強勁增長，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引擎。而亞洲經濟中，2010年的一個標誌性事件是中國經濟規模超過日本，成為區域內最大的經濟體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鑒於東亞國際生產網路的格局，中國已成為多數亞洲國家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也因此成為亞洲經濟最重要的拉動者。亞洲經濟也因之具備了率先增長的強勁動力。然而，亞洲區域內最終消費需求的乏力，對區域外市場的深度依賴，自主創新能力的不足，國際分工鏈條中的低端位置，亞洲統一市場的重重障礙，國際政治經濟事務中共同立場的缺失，等等，加上亞洲區域內部、國與國之間和一國內部發展的不平衡和貧富差距的擴大，嚴重制約了亞洲發展的可持續性和亞洲政治社會的穩定健康和和諧。

如果不讓中國充當亞洲的保護者會有什麼後果？《謀劃“亞洲崛起”》的封面文章指出：如果亞洲國家不能在這些領域實現突破，實現包容性增長、可持續性發展和亞洲繁榮的社會共用，亞洲將無法擺脫經濟上的附庸，難以實現政治上的自主。從歷史經驗來看，小至一地區，大至一國，其發展可以借鑒他者的經驗，但決不能步人後塵，也決不能依賴他人。因此，亞洲的發展不能，也不可能步歐美之後塵，要依靠“亞洲智慧”和“亞洲胸懷”走出一條亞洲人自為到自在的新道路。而這，在國際金融危機充分暴露西方道路和制度弊端的歷史背景下，正是博鼇亞洲論壇現在和未來凝聚亞洲力量自我突破的新使命。

不過，評論家認為需要指出的是：與美國的門羅主義不同，中共的“亞洲崛起”缺乏穩定的制度和文官統治作為基礎，所以比較接近日本軍部獨裁時期的“亞洲人的亞洲”論。美國蘭德公司中國問題專家施道安（Andrew Scobell）最近指出：中國崛起但文官政府失控，軍方越發強硬。他認為，在和平崛起方面，中國文職官員和軍方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同調；軍方一些“挑釁性的言行”，顯示文官和軍方之間的聯繫已經鬆弛，萬一有危機出現，軍方的反應令人擔憂。

施道安說：“我認為在中國文官和軍方之間確實存在隔閡，隔閡的意義有兩種，一是文官領袖和軍方領袖的想法有差異，另一意義是文官領袖對軍方的控制出現了問題，文官對軍方的控制已經鬆弛。這種問題令人擔憂，因為萬一出現危機或戰爭情況，這種隔閡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施道安舉出幾個例子，比如2005年解放軍少將朱成虎曾在記者會上說，如果美國因為臺灣問題對中國領土使用導彈，中國一定會用核武反擊，不惜讓西安以東城市全被摧毀，美國也會有數百城市會被毀滅。2007年中國軍方在無預告的情況下擊毀一枚衛星，顯示中國有能力應付利用衛星科技的現代戰爭。去年中國軍方警告美國航母華盛頓號不要進入黃海，還引用了毛澤東生前說過的話：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最引起討論的是2011年1月，中國軍方在美國國防部長蓋茨訪華時，試飛J-20隱形戰機，胡錦濤告訴蓋茨他並不知情。究竟這是安排好的蓄意作為，中國想要借此對美國傳達某些資訊，還是沒有事先安排，而是故意的巧合？如果是後者，這種情 況便透露出胡錦濤的文官政府難以控制軍方，管理上出現了鬆弛。施道安認為，即使中共並未真正對軍隊失控，但至少是雙方的溝通已經鬆弛。施道安表 示，軍人亂放話或自行作為卻不會被開除，在美國是無法想像的事，但在中國，近年領導人都不再擁有毛鄧對軍隊的影響力，因此胡錦濤需要軍方的支援，他必須跟軍方人大代表閉門密商，增加國防預算，給軍人大幅加薪，也無法開除亂放話的將軍。施道安則認為中國應該改善文官和軍方的聯繫，不要放任甚至鼓勵軍方唱自己的調。施道安說：“如果中國期望其他國家接受他們和平崛起，把他們當成負責任的大國或可尊敬的強國，那麼應該使中國軍人的言行跟國家的政策更為一致。” 


五、擺脫“兩岸思維”，轉向“全球思維”


隨著“中國崛起”膨脹為“亞洲崛起”，受到威脅的已經不僅僅是臺灣，而是整個東亞，以及在東亞具有重大安全利益的西方世界。

這一轉變對於臺灣是一個重大的機會。

臺灣的因應之道似乎也該擺脫以往的“兩岸思維”，而轉向“亞洲思維”、“全球思維”，從而給臺灣帶來一個較為現實並且有利的國際思考。

例如，從最近奧巴馬對於以色列的態度轉變、要求其退回1967年的邊界線一事，可以推測臺灣要想通過美國一方的力量來保持事實獨立將事倍功半。所以，唯有利用全球各國對於中共擴張的恐懼和集體安全的需要，來多方保護臺灣自己，才能維持現狀、保持事實獨立。

再如，現在澳大利亞人開始倒向鷹派，因為他們預料二十年內中澳必有一戰。這不是孤立的，因為澳大利亞正好是東亞與西方世界的紐帶。

這些動向對於臺灣都是機會，臺灣的因應之道是在多元世界中善加利用各方，利用多數國家對於中國威脅的防範，來增加臺灣安全的籌碼。

具體地說，“中國崛起”已經擴張“亞洲崛起”，並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澳大利亞智庫洛伊研究所在4月25日公佈的一份民調顯示，大多數澳大利亞人相信中國崛起將給澳大利亞經濟帶來益處，還有一些澳大利亞人則“擔心”中國軍力的發展。《澳大利亞人報》還稱，根據民調，許多澳大利亞人認為在未來二十年裏中澳之戰“不可避免”。 

據《坎培拉時報》消息，洛伊研究所負責人邁克爾 衛斯理披露，調查顯示，越來越多的澳大利亞人認為中國崛起將會令澳大利亞受益，這一比例由去年的73%上升至今年的75%。而認為中國將“主宰亞洲”的澳洲受訪者則由去年的69%降至今年的65%。與此同時，有44%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在未來二十年內可能對澳大利亞構成軍事威脅，這一比例在2010年為46%，對此持否定意見的受訪者則由去年的52%增至55%。還有52%的受訪者贊成澳大利亞在朝韓爆發全面戰爭時加入美國一方，而當面臨“中國支持朝鮮”這一假設時，有56%的受訪者贊成澳大利亞加入美國一方。

在這種情況下，臺灣也可以考慮通過“民間方式”，與澳大利亞展開某種軍事合作，效法羅斯福總統當年的“租借法案”，一步一步與澳大利亞這個西方世界在東亞的前哨建立同盟關係。顯然，在中共面前，澳大利亞比美國更有危機意識，澳大利亞沒有珍珠港可以犧牲。

具體地說，臺灣可以成立一些民間的軍事團體，並通過這些團體聘請澳大利亞的軍事顧問、購買澳大利亞的軍訓器材。這樣做其實花不了許多錢，比購買美國武器便宜得多，但在民主國家中，澳大利亞老百姓可能改變政府的政策，而澳大利亞也可能把美國拉下水的。因為不論美國政府還是澳大利亞政府，都要通過選票這一關。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六節 2012年台美中政府同時更迭蘊藏危機】


2012年，不僅臺灣、美國、中國將發生政府更迭，還有歐洲的法國、俄羅斯、西班牙、冰島，美洲的墨西哥、委內瑞拉、牙買加、多米尼加，亞洲的韓國、蒙古、東帝汶、非洲的加納、肯尼亞、馬里、塞拉利昂、萊索托，全球總計十九個國家，將進行大選或政府更迭。這是否會引發某種“全球共振”的效應？這非常值得密切觀察、積極因應。


一、胡錦濤任內突破臺灣問題


據“維基解密”網站2011年6月份公佈的美國外交秘密電文，胡錦濤希望任內能在臺灣統一問題達成重大突破，留名歷史。他在2006年成立研究小組，期望在“一國兩制”及“特殊國與國關係”間，找到一個兩岸都能接受的模式。

這封美國駐北京大使館2009年2月27日發出的機密電文指出，一名能直通大陸領導人的中方消息人士透露，多年來胡錦濤心中一直想在臺灣問題有所突破，有一些權威學者及專家組成的研究小組正在研究這個問題，目標是提出一個可讓臺灣問題向前推進的新作法。這名消息人士還表示，他聽說，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就是小組成員之一。

 有消息說王振民曾協助北京政府草擬與香港相關的法律，他在華府受訪時表示，臺灣法與香港基本法不同，臺灣有憲法，但香港沒有，如何處理兩岸兩部憲法是重點，也就是台大教授張亞中提出的“一中三憲”。不過他刻意低調，稱這只是學術界先行研究，並非官方指示。

這名消息人士指出，就像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與英國簽訂香港移交中國大陸協議，成為其歷史遺緒的一部分，胡錦濤期望在臺灣問題上達成重大成就。他透露，胡錦濤幾次有關兩岸關係的重要談話，都出於這個研究小組之手，目的是期望促成臺灣問題突破，包括胡錦濤2007年10月在中共黨代表大會演說中提出《兩岸和平協議》，以及2008年12月31日提出的“胡六點”。

不過根據瞭解胡錦濤的人士說，胡錦濤是一個毫無歷史感的人，他希望任內能在臺灣統一問題達成重大突破，與其說是為了留名歷史，不如說是因為2012年台美中政府同時更迭，確實蘊藏危機。


二、美國打算拖欠還款國債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西方國家根據同樣的教條，希望用經濟合作的方式，達成對於中國大陸政治的和平演變，於是准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可惜的是，對於中國大陸政治的和平演變尚未成功，西方國家自己卻先一步陷入了金融危機。

為了緩解美國政府面臨的財政危機，共和黨議員們2011年6月份提出一個鋌而走險的方案：暫緩償還美國國債的利息。此消息一出，引發各方震驚。歐洲權威評級機構菲力評級（Feri Eurorating Services AG）決定下調美國聯邦政府信用度的級別。

美國國債發行量已經達到約十四萬億美元的法定上限。美國財政部稱，除非提高法定國債上限，否則財政部將無法繼續發行國債籌款。為了緩解美國政府面臨的財政危機，共和黨的議員們提出一個鋌而走險的建議：美國政府應暫緩償還即將到期的美國國債的利息。

此消息一出，立刻引發各方面強烈的不滿和抗議。持有超過一萬億美元美國國債的中國大陸無疑將成為美國拖欠還款最大的“受害者”。中國人民銀行顧問李稻奎在參加北京的一個論壇時對記者說，他認為美國人拖欠國債利息是可能的。他警告拖欠還款的行為將導致美元貶值，並對全球經濟帶來嚴重後果。美國要當心“玩火自焚”。

來自印度和阿曼中央銀行的官員們同樣對美國拖欠還款的傳聞表示擔憂。印度官員認為，美國的拖欠行為將給世界經濟帶來極大恐慌。阿曼央行的官員則表示，由於中東產油國的經濟與美國經濟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美國此舉也會給阿拉伯世界帶來嚴重的聯帶影響。

在美國本土，白宮也不贊成共和黨議員的此項提案。奧巴馬政府警告，美國拖欠債務的舉動將給美國經濟帶來"災難性"的打擊。脆弱的美國經濟很有可能再次陷入衰退。鑒於美國財政赤字連續三年超過當年國民生產總值10%以上，信用評級機構開始懷疑美國政府的償還能力。德國的菲力評級機構（Feri EuroRating Services AG）將美國政府的信用度從AAA級下調到了AA級。二十年來，菲力評級一直在對各國政府對外債的支付能力作出評定。這一次，菲力評級認為美國以發行國債的方式抗擊金融危機的做法並未奏效，反而使美國政府深陷債務危機，美國政府的債務償還能力也因此受到質疑。因此，他們下調了美國政府的信用度。菲力評級的負責人托比亞斯•施密特（Tobias Schmidt）表示，除非美國政府能長期保證穩定的財政收入，否則不會上調美國政府信用度的評級。

有一種解釋認為，共和黨的議員這樣做，是為了給奧巴馬政府增加麻煩，以便在2012年的總統大選中取得優勢。可以肯定的是，美國政府無論是繼續借債還是拖欠還款，都將對美國和世界經濟的波動產生巨大影響。而留給奧巴馬和他的同僚們的時間已經越來越少了。

美債違約在過往被視無法想像，但隨明年大選，華盛頓黨爭激化，卻令全球不得不考慮這罕見的風險。除了去年在茶黨運動中上位的共和黨激進派國會新丁外，近日就連共和黨主流力量內，亦有人開始認為不妨讓美債“短暫違約”，藉此迫使奧巴馬政府在削減開支問題上讓步。

這一主張的支持者，包括上月宣佈角逐下屆大選的明尼蘇達州前州長波倫蒂（Tim Pawlenty）。雖然美國財長蓋特納多番警告任何美債違約，都會帶來災難性後果，但愈來愈多共和黨人認為，短期的技術性違約幾天“可以受控”，不會即時對金融市場構成混亂。但華爾街人士多對此持相反意見。他們強烈警告，即使短暫違約，亦會嚇壞全球市場，令全球利率飆升、美元暴挫，並令脆弱的美國經濟重陷衰退，金融市場可能出現自2008年雷曼兄弟倒閉後最大震盪。

而這一情況一旦發生，將沖毀中國大陸的經濟泡沫，激起民變甚至革命。


三、中共擔心民進黨不承認九二共識


除了美國國債可能導致中國大陸暴露於高度風險之下。中共憂心忡忡的就是民進黨拒不承認九二共識。“中評社”宣稱：山東日照台商協會會長陳亮祖接受其專訪時表示，兩岸關係發展主要奠基於“九二共識”，雙方互信基礎也在此，一旦2012政黨輪替，台商未來在大陸的發展，讓他非常憂慮。如果台商不能在大陸發展，中共的經濟將大為遜色。

陳亮祖57歲，波士頓大學經濟學碩士，在美國待了20幾年，目前擔任富凱集團控股公司董事長，公司專門生產廚房、衛浴和家俱，去年營業額2億5千萬美金，預估今年在臺灣上市，2009年6月成立的山東省日照台商協會是全大陸第108個台商協會。陳亮祖表示，大陸商人在每個地方都有相當雄厚的經濟實力，也受到當地政府的扶植與支持，台商在大陸就需要臺灣政府的加持，這就要回到“九二共識”，才能維持可持續發展的關係，所以現在這個階段，國民黨和民進黨對“九二共識”都應該明確表態，臺灣的不確定性，未來要如何降低，這也是他最大的擔心與憂慮。

陳亮祖認為，大陸十二五規畫主打擴大內需，臺灣也鼓吹台商轉型升級，這些都需要在兩岸關係長期穩定的基礎上，所以民進黨對“九二共識”遲遲沒有表態，他當然感到非常憂心。陳亮祖強調，這不是支持藍或綠，而是對臺灣和台商非常重要的問題，台商所提出的意見，不管是希望得到政府的資源挹注，或是期盼得到當地政府的關愛，全都是建立在這幾年兩岸關係改善，因而獲得的成果，但如果臺灣不承認“九二共識”，恐怕一切都是空談。

陳亮祖說，如果兩岸關係有變，台商要如何自處？有一些台商就說，如果國民黨無法處理好與親民黨之間的關係，絕對不會投給國民黨，讓馬英九輸了都沒有關係，“我覺得這些都是見樹不見林的看法”，並未掌握台商生存的基礎，藍營支持者對於馬英九處理內政問題的不滿，不應該與兩岸關係掛勾在一起。陳亮祖分析，如果民進黨明確表達，願意接受“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就不會生變，經濟發展可以持續，台商的發展也可以持續，他希望馬英九和蔡英文都能夠明確表態，兩岸關係在2012選舉過後，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馬和蔡會不會改變主意，應該清楚向外界說明。陳亮祖認為，2012年大選對於臺灣和台商未來發展來說，具有非常關鍵性的影響，比2008年還重要，因為2008年的大選，兩岸關係存在不確定性，馬英九上臺之後，兩岸關係持續發展，如果2012年政黨輪替，就好像一對熱戀當中的情侶，有一方突然變心，另一方會有的反應，可能會超乎大家的想像。

……

其實，陳亮祖的上述說法，都是中共的調子，體現了中共的觀點，顯然都是按照中共的劇本臺詞念出來的。


四、2012年各國選舉結果預測


有關2012年全球各國選況的預測，有中國大陸人士撰寫的“2012大選年猜想”可以參考（http://hi.baidu.com/%B7%E3%D2%B6%C2%E4%C1%CB6/blog/item/004eb850d8de2340d009067e.html）。

此件在中共嚴控下並未刪除，多少反映了中共的觀點，值得瀏覽如下：

1、法國大選

在2010年的地方選舉中，薩科齊所在的黨派在法國本土22個大區中，只獲勝一個。法國地方選舉一向是政黨影響力的重要風向標，是大選前的最後一次測試。薩科齊此次的慘敗表明法國人對這位腐敗醜聞纏身、經濟和養老金改革不得人心、外交乏善可陳的總統已失去耐心。另外，雖然此前呼聲最高的卡恩因性醜聞事件而失去對薩科奇構成的威脅，但法國政壇依然不乏高手的存在，社會黨領袖馬蒂娜 奧布裏、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候選人瑪麗娜 勒龐、前總理德維爾潘等都是其強勁的對手。

猜想：2012年大選中，薩科齊不會連任總統。

2、俄羅斯大選

自俄羅斯執政黨統一俄羅斯黨組建以來，普京就一直是該党領導人。因此，在總統大選時該黨首先考慮的總統候選人必是普京。普京在其兩屆總統任期內，加強中央集權，制止了地方分離主義、維護了俄聯邦的統一；進行市場經濟改革，扭轉危局、實現了經濟穩步增長；打擊、削弱反對派，令統一俄羅斯黨一黨獨大，成為有名的“鐵腕總統”。國內百姓特別是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的明顯上升、國際政治經濟實力的大幅提高，令其擁有廣泛的民意支持、強大的政治感召力。事實上，當年梅德韋傑夫總統正是借助于普京強有力的支持才得以當選的（梅德韋傑夫是普京一手提拔起來的）。可以說，即使是現在，總理普京依舊是俄羅斯最有權勢、最有影響的政治家。2012年的總統大選，誰入住克里姆林宮，決策權在普京手裏！若普京參選，則總統必會由其擔任。（普京的言行已表明其有意參選）

猜想：2012年，普京會贏得總統。

3、美國大選

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在許多大政方針上分歧較大，民主黨主張全民醫療改革，共和黨人拼命攔阻，甚至立場不堅定者難獲總統候選人提名；民主黨人要增稅以遏制巨額國債，共和黨人拒絕討論。對於2012年的總統大選，共和黨在總統候選人上，直到現在還沒有出現一個公認的領跑者（前馬薩諸塞州州長羅姆尼在州內推行的醫療改革與奧巴馬政策極為相似，難以擺脫質疑、在同性戀婚姻和墮胎問題上的溫和立場讓保守派不滿；前聯邦眾議院議長、茶党運動支持者金裏奇是共和黨內一位重量級政治人物，但其有婚外戀史；前明尼蘇達州州長蒂姆•波倫蒂，雖兩度當選州長、但其在本州以外名聲不大，且缺乏口才；前阿拉斯加州州長、茶党領袖薩拉•佩林自亞利桑那槍擊案發生後陷入政治漩渦，言論受到兩党同聲指責，這些人都難孚眾望、明顯不能與奧巴馬相抗衡）。而相反，民主黨方面，目前的多數民調顯示，與幾位主要共和黨候選人相比，奧巴馬都佔優勢，本拉登之死又給奧巴馬連任增添了不少的籌碼。隨著美國經濟的復蘇，民眾對奧巴馬的支持率今後還將進一步上升。而且，縱觀各國大選，在其他競選條件相當的情況下，由現任總統贏得大選勝率較大，因為他可以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動用行政資源來為自己的競選服務。個人認為，奧巴馬極有可能會贏得2012年的美國總統大選。

猜想：2012年，奧巴馬將贏得總統大選，獲得連任。

4、墨西哥大選

2000年7月，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候選人拉瓦斯蒂達敗給了反對黨國家行動黨和綠色生態黨組成的變革聯盟的候選人福克斯，結束了革命制度党長達71年的統治。革命制度黨下臺後，墨西哥的失業率、社會治安、腐敗現象等問題非但沒多大改善，有些方面問題還在加劇，增加了民眾對現執政黨的不滿情緒。

2010年7月，墨西哥12個州（全國共31個州、1聯邦區）舉行地方選舉。結果，反對黨革命制度黨在9個州獲勝，加上原執掌的10個州長職位，該黨現掌握了全國32個州中的19個州長職位。在之前的2009年7月的中期議會選舉中，該黨在眾議院500個議席中所占席位從原來的123個增加至260個，從而由議會第三大黨一躍而為第一大黨。

對面對嚴峻的形勢，執政黨右翼國家行動黨、反對黨左翼民主革命黨不得不摒棄前嫌在這次地方選舉中結成聯盟，以致革命制度黨沒能在瓦哈卡、普埃布拉和錫那羅亞三個州獲勝（結盟一事在這兩個黨的黨內引起了爭論；2006年，國家行動党總統候選人卡爾德龍以0.58%的微弱優勢戰勝民主革命党總統候選人奧夫拉多爾，但奧夫拉多爾及其支持者拒絕承認這一結果，民主革命黨內至今仍有一些人不承認卡爾德龍總統的合法性）。但就目前的局勢而言，即便國家行動黨與民主革命黨結盟，也改變不了革命制度黨重奪政權的結局。現在，革命制度党儼然已成為墨西哥第一大政治力量。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領導人、墨西哥州州長恩裏克•培尼亞•涅托贏得2012年的墨西哥總統大選，已是木已成舟。

猜想：2012年，恩裏克•培尼亞•涅托將贏得總統

5、韓國大選

韓國政壇素有保守派與進步派之分，對是否贊同對朝鮮實行“陽光政策”是兩大陣營最鮮明的分界線。大體來說，保守派親美，反對盧武鉉執政時推行的“陽光政策”；進步派則主張實行南北民族和解、最終實現統一的“陽光政策”。

2010年6月，韓國舉行地方選舉，選舉16個廣域市、道(相當於我國的直轄市、省)的市長、道知事。結果，代表韓國保守勢力的執政黨大國家党慘敗，代表進步勢力的最大反對黨民主黨大勝（大國家党獲6席、民主黨獲7席、保守陣營的自由先進党獲大田市長、無黨派人土獲2席）。個人認為，不能想當然地把這次地方選舉結果視為對李明博政府施政的“期中考評成績”。該地方選舉中大國家黨之所以敗績主要原因有二：民眾普遍對保守派人士借天安艦事件“不惜與北方一戰”的強硬發言極為擔憂（爆發戰爭）。另外進步陣營拋出“牽制牌”，極力宣傳保守派已經執控國會和青瓦台，不能再讓其一黨獨大。這些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選民的心態。其實，李明博及其所在的大國家黨在處理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方面，措施是較為得當的、韓國各項經濟指標向好，這點是得到國內民眾公認的、這一點同時也是大國家党總統候選人贏得2012年大選最大的籌碼。

倘若不是韓國憲法規定總統不可連選連任，則李明博十有八九會贏得2012年的總統大選。現在大國家黨呼聲最高的總統候選人莫過於韓國前總統朴正熙的長女朴槿惠，她曾擔任過大國家黨黨首、民意支持率極高。2012年，朴槿惠極可能作為大國家党候選人的身份贏得韓國總統大選。

猜想：2012年，朴槿惠將贏得韓國總統大選。

6、西班牙大選

西班牙經濟連續３年下滑、失業率居高不下，政府實行的財政緊縮政策更增加了民眾的不滿情緒。由於不滿不斷攀升的高失業率，西班牙的年輕人舉行了一系列的全國性示威抗議活動。在2011年5月的西班牙地方選舉中，執政的工人社會黨敗于反對黨人民黨。

資本主義國家的地方選舉一向是總統大選或議會大選的風向標，此次工人社會黨的敗北表明民眾對薩帕特羅政府的不信任，他們急需一個能改善經濟窘境、促進就業的政黨及政府。鑒於此，反對黨人民黨在接下來的2012年西班牙全國性議會選舉中有望重新奪回8年前失去的執政權；反對黨人民黨領導人拉霍伊屆時極有可能作為該党首相候選人身份當選首相。

猜想：2012年，拉霍伊將贏得西班牙首相。

7、蒙古國大選

蒙古國憲法規定，實行“有總統的議會制”、在議會選舉中獲勝政黨單獨或聯合組閣時“可自行向國家大呼拉爾（議會）提出總理人選”。

2008年的議會選舉中，人民黨（原民主革命黨）贏得過半數議席、民主黨贏得約1/3的議席，兩党于當年組建聯合政府，現已形成為民主黨與人民黨分掌總統與總理職務的政治格局（2008年以來，先後任職總理的桑吉 巴亞爾、巴特巴勒德均為人民黨成員；民主黨人查希亞 額勒貝格道爾吉從2009年起任職總統至今）。由於是“有總統的議會制”，故總理是該國最高實權人物，也就意味著該聯合政府主導權在人民黨手中。

人民黨在蒙古國曾連續執政70多年（1921年至1996年），有豐富的執政經驗及較高的民眾威望。2008年以來，蒙古國的工業產值、對外外貿額穩步上升、總體上經濟平穩推進，由此可推斷人民黨的執政地位難以在2012年撼動。屆時，現任人民黨主席巴特巴勒德極可能將連任總理。

猜想：2012年，蒙古人民黨將在國家大呼拉爾（議會）換屆選舉中勝出，巴特巴勒德仍將出任總理

8、委內瑞拉大選

查韋斯自1999年2月擔任總統以來，委內瑞拉連續20多年的經濟下滑趨勢得以扭轉、醫療教育穩步推進、貧困和赤貧人口顯著降低，得到了國內民眾廣泛的支持。2009年2月，委內瑞拉就取消總統連任限制的憲法修正案舉行公投，結果以54%的支持率獲得通過（這表明民眾其實已經對查韋斯連續連任表示認可）。當年委內瑞拉雖因國際金融危機影響而出現經濟下滑但很快又在次年第四季度出現反彈。個人認為，查韋斯在委內瑞拉的政治感召力遠高於普京在俄羅斯的。毫無疑問，其將成為2012年委內瑞拉總統大選的贏家。

猜想：2012年，查韋斯將贏得總統大選，獲得連任。

9、牙買加大選

牙買加的國家元首是英國女王，總督是女王的代表，總理握有最高實權。牙買加憲法規定，全國議會大選五年舉行一次，獲得議會多數席位的政黨成為執政黨並負責組閣新一屆政府。

自1944年牙買加首次舉行全國議會大選以來，牙買加工黨和人民民族党曾分別獲得7次和8次大選勝利，形成了兩黨輪流執政局面。自1989年以來，工黨連續4次大選失敗，一直處於反對黨地位。雖然在2007年9月的全國議會大選中，工黨以微弱優勢戰勝人民民族黨而組閣政府。但隨即而來的國際金融危機使牙買加出現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貧困人口增加等一系列問題，而工黨的應對措施又沒多大成效；加上“本屆政府有意庇護大毒梟克裏斯托弗 科克的傳言”對執政黨工黨產生的消極影響。可推斷，在2012年的牙買加議會選舉中，本就僅以微弱優勢取勝的工黨將不敵過去連續執政18年的人民民主黨。

猜想：2012年，牙買加人民民族黨將贏得議會大選，工党領袖布魯斯 戈爾丁將失去總理之職。

10、多米尼加大選

2004年，解放黨人萊昂內爾•費爾南德斯•雷納執政前，多米尼加改革党、解放黨、革命党曾先後執掌過該國政權。目前，三大政黨呈三足鼎立態勢。

多米尼加為總統制國家，總統由公民選舉產生。自立國以來，多米尼加曾多次修改憲法。2010年1月，多米尼加再次修改憲法並成立憲法法院，新憲法規定，總統不得連選連任，但可隔屆參選。個人認為，此憲法修正案是各黨派勢力激烈角逐後得出的“受力平衡點”，即各方都能接受的一政治方案。費爾南德斯政績優異、兩度執政。若參照2002年憲法，總統可連選連的規定，則2012年，費爾南德斯必會三度出任總統。顯然此結局對於多米尼加基督教社會改革党（原改革黨）、革命黨而言是無法接受的，他們不會坐等對手黨派的一位強勢總統連續長期執政。由於在議會中解放黨不能取得絕對優勢，故只能與另兩党達成政治妥協。2012年多米尼加總統大選排除費爾南德斯後，則屆時最有希望的當選者就莫過於革命党主席米格爾•巴爾加斯•馬爾多納多了。其在2008年總統大選時得票率高達41％，由此可見該國選民對其的支持。如果把猜想再放遠點，會得出費爾南德斯在2016年的總統選舉中將再次當選。

猜想：2012年，米格爾•巴爾加斯•馬爾多納多將贏得多米尼加總統大選。

11、東帝汶大選

由於東帝汶實行議會制，故名義上總統雖為國家元首兼武裝部隊最高統帥，但實際上該國最高實權握于總理之手。該國憲法規定總統由全民直接選舉產生，任期5年，可連任一屆；議會實行一院制，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每屆任期5年；總理由占議會多數席位的政黨或政黨聯盟提名，總統任命。2007年5月，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候選人拉莫斯•奧爾塔當選總統。次月底，東帝汶舉行議會選舉。結果，獨立革命陣線贏得２９％的選票；古斯芒創建的東帝汶重建國家大會黨贏得２４．１％的選票；社會民主黨和民主黨以１５．８％和１１．３％分列第三、四位。隨後，重建國家大會黨聯合其他政黨組成議會多數聯盟、贏得組閣權，由夏納納•古斯芒出任總理；而繼續保持議會第一大黨地位的獨立革命陣線反而成了在野黨並拒絕承認新政府合法性。

古斯芒政府執政以來，政策措施得力。東帝汶經濟從2006年國家動亂時期的負增長扭轉過來並取得明顯進展，這一政績是古斯芒2012年連任總理最大的籌碼。另外，古斯芒早年加入革陣並於1981年3月當選革陣主席和東帝汶民族解放軍總司令。其在東帝汶獨立運動中所作出的貢獻及影響是國內任何政客都難以匹及的。個人認為，其領袖地位形象已深深紮根於民眾中，使其具有強有力的政治感召力。所以2012年的東帝汶議會選舉中，古斯芒仍有能力聯合其他政黨組成議會多數聯盟，再次出任總理。而對於2012年的東帝汶總統大選，個人認為，獨立革命陣線成員、現任總統拉莫斯•奧爾塔極可能將會連任。因為，根據國際政壇以往慣例，議會制國家中由在任的總統贏得總統大選較為平常。

猜想：2012年，古斯芒仍有能力聯合其他政黨組成議會多數聯盟，再次出任總理；而拉莫斯 奧爾塔也極可能會連任總統。

12、冰島大選

冰島憲法規定，議會和總統共掌立法權、總統和政府共擁行政權、總統通過直接選舉產生，任期四年，可連選連任。規定中，總統看似權傾朝野，但由於冰島實行的是議會民主制，故總統實際上僅僅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實權握于總理之手。現任總統奧拉維爾?格裏姆松連續在1996年、2000年、2004年、2008年四次總統大選中勝出，其作為冰島的國家元首形象已深入人心、在2012年的總統大選中勝出是必然的。由於冰島是議會制國家，故其總統選舉沒有多大政權更迭意義，在此不予詳述。

猜想：2012年，奧拉維爾?格裏姆松將會連任冰島總統。

13、加納大選

加納憲法規定，總統是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兼武裝部隊總司令，任期4年，可連任一屆；內閣由總統任命，議會批准。加納議會實行一院制，議員經全國選舉產生，任期4年。

2008年12月，加納舉行總統及議會選舉。結果，全國民主大會黨候選人約翰?米爾斯贏得總統大選；230個議會議席中，全國民主大會黨占115席、新愛國党占108席。米爾斯上臺後，採取精簡政府機構、加大懲腐力度、推行緊縮財政和貨幣政策、進行稅收改革等一系列舉措，推進了加納的經濟建設。其良好的政績是其連任的強有力保障。故2012年，米爾斯極可能將再次贏得總統大選。

猜想：2012年，約翰?米爾斯將連任加納總統。

14、肯尼亞大選

肯尼亞憲法規定，實行多黨制、每屆議會任期5年；總統為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兼武裝部隊總司令，任期5年，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總統有權召集或解散議會。肯尼亞獨立以來肯盟長期一黨執政，1991年改行多黨制。

2002年12月舉行的第三次多黨大選中，反對黨聯盟全國彩虹聯盟（全盟）擊敗肯盟，齊貝吉當選總統，全盟獲議會多數席位。2007年12月，肯尼亞舉行總統和議會選舉。結果，橙色民主運動党贏得106席，民族團結党46席，橙色民主運動-肯尼亞18席，橙色民主運動党成為議會第一大黨。然而在總統選舉中，民族團結党領導人齊貝吉總統以微弱優勢獲勝連任。反對黨橙色民主運動總統候選人奧廷加指責執政黨舞弊，組織大規模抗議活動，引發全國性騷亂。在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調解下，雙方於4月組建聯合政府。聯合政府新設總理職位，拉伊拉?阿莫洛?奧廷加出任首位總理。2010年8月頒佈實施新憲法，規定：維持總統制政體，不設總理職位（奧廷加總理之職仍舊保留），但總統權力受削弱；議會改為兩院制。

奧廷加系政治世家出身，曾多次因政治問題而入獄，現為議會第一大党領袖，在國內具有極高的政治影響力。由於齊貝吉總統兩屆任期屆滿後不能再連任，故屆時奧廷加極有可能會贏得2012年總統大選。

猜想：2012年，拉伊拉?阿莫洛?奧廷加將贏得肯尼亞總統大選。

15、馬里大選

馬里憲法規定，總統由直接普選產生、任期5年，可連選連任一次；總統是國家元首，擁有任免總理和部長、頒佈法令、組織公民投票、解散議會、宣佈緊急狀態等重要行政權力；議會實行一院制，議員由普選產生，任期5年。

1991年3月，阿馬杜?圖馬尼?杜爾發動政變推翻特拉奧雷獨裁政權，次年六月還政於民。2007年，馬里先後舉行總統和議會選舉。結果，杜爾贏得總統大選；團結正義党聯合其他42個政黨組成“民主進步同盟”支持總統杜爾連任，並在議會選舉中獲51席，再次成為議會第一大黨議會（147個議席中，非洲團結正義党贏得51席、共和民主聯盟34席、獨立議員15席、馬里聯盟党11席、復興愛國運動黨團8席、全國民主創議大會黨團7席、非洲民主獨立團結党4席，民族復興党4席，其他8個黨派共獲13席）。個人認為：既然杜爾已表示不會考慮修改憲法以求連任，那麼現任議長同時又是議會第一大党——團結正義党主席的迪翁昆達?特拉奧雷贏得2012年的總統大選就成為最大的可能了。

猜想：2012年，迪翁昆達?特拉奧雷將贏得2012年的馬里總統大選。

16、塞拉利昂大選

塞拉利昂憲法規定，總統為國家元首、內閣首腦和武裝部隊總司令，有權任免副總統、內閣部長、軍隊司令、警察總監、總檢察長和首席法官；總統任期5年，可連任，但不得超過兩任；議會實行一院制，議員任期5年。

2007年，塞內加爾舉行總統和議會選舉。結果，歐內斯特?巴伊?科羅馬當選總統；其所在的全國人民大會黨贏得59席，成為議會第一大黨（議會共124個議席，其中塞拉利昂人民黨占43席、人民民主改革運動党占10席、另有12名為大酋長議員）。科羅馬執政以來，積極維護國家穩定和團結、努力開展恢復重建。2008年7月舉行的地方政府選舉，大會黨在多數市鎮獲勝，這充分說明其執政表現已得到了國內民眾的認可。所以，科羅馬極可能將在2012年的塞拉利昂總統大選中獲得連任。

猜想：2012年，歐內斯特?巴伊?科羅馬將連任塞拉利昂總統。

17、萊索托大選

萊索托憲法規定，國王為國家元首，首相為政府首腦；議會實行兩院議會制，眾議院由120名議員組成，議員通過選舉產生，任期5年。

1997年6月，巴蘇陀蘭大會黨發生分裂，以莫赫勒為首的“首相派”脫離大會黨，成立民主大會黨並執政。自此至今，民主大會黨已連續執政10多年，並在每次議會選舉中均以絕對優勢勝出。長期的執政經歷使該黨擁有較廣泛的社會基礎。可以肯定地說，2012年萊索托議會選舉中，民主大會黨將再次成為議會第一大黨；而該党領袖、現任首相帕卡利塔?莫西西利屆時將連任首相。

猜想：2012年，萊索托民主大會黨將再次贏得議會選舉，仍為議會第一大黨；帕卡利塔?莫西西利將連任首相。

18、中國大選

中國將於2012年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換屆選舉，並於2013年初分配出具體職務。對此我已在《2012年中國高層變動猜想[陸葉鋒猜想]》（我百度空間裏的文章）一文中進行了詳細論述並提出了詳盡的猜想。敬請查看！

19、臺灣大選

蔡英文在黨內初選中擊敗蘇貞昌後料定，即使蘇貞昌拒絕與其合作、不肯加入她的輔選陣營，但蘇系成員為了自身利益到最後還是會向她靠攏的。一旦局勢發展到那個地步，則屆時蘇貞昌會被民進黨極度邊緣化。蔡英文就是認准了這一點，所以在初選勝利後一直沒去理會蘇貞昌。2011年5月，“蔡蘇會”登場，蔡英文拜會蘇貞昌向其“請益”。在蔡英文看來，此次拜會僅僅是走個過場，她從一開始就缺乏必要的誠意，以至雙方會談最後尷尬收場。該事件不僅向臺灣民眾展現了蔡英文缺乏整合黨內派別利益的能力，而且還暴露出其心胸過於狹隘的一面、缺乏一位領導人應有的政治豁達度。另外，蔡英文沒有擔當過市長等地方性行政首腦經歷、從政資歷過淺以及身陷18%優惠存款爭論事件，這些都是其無法回避的政治缺陷。

而與之對比，馬英九則無論是在從政資歷上還是在政治豁達度上都遠在她之上。馬英九執政期間，ECFA簽訂生效、兩岸大三通、免簽證國家地區破百、2010年臺灣經濟10.82%增幅，加上其本人走入基層，聽取階層中下階層心聲。雖然此前馬英九政府在處理水災問題上動作遲緩、措施失當而導致民憤，但由於國民黨掌握行政與立法大權，面對決策層面的失誤能在較短時間內改正、挽回不利影響。故個人認為，在2012年臺灣地區最高領導人選舉中，馬英九必會擊敗蔡英文而順利連任。

另外，美國的態度在臺灣選舉中也會起一定程度的影響。目前，美國的基本立場仍是希望臺灣維持現狀以此來遏制中國。國民黨雖以“親中”為名，但其實他們的目的和美國是一樣的，即只是想維持現狀，本質上仍屬“台獨”。每遇美國對台軍售，大陸當局都會習慣性地將兵鋒指向美國，然而事實上與美軍火貿易中，國民黨恰恰是最為積極者（馬英九政府行政院長吳敦義就曾明確表示，兩岸“軍力失衡”已多年，未來將持續軍購）。大陸方面對此是非常瞭解的，只不過是對國民黨選擇隱忍而已。馬英九執政以來，兩岸關係和緩、從未發生過緊張局勢，同時美國照舊對台軍售。這是美國最希望發生的，即臺灣當局在政治上不過分靠攏大陸也不過分偏離大陸鬧獨立，前者是避免臺灣回歸；後者是避免大陸為防國家分裂而對台進行武力統一。顯然，美國對於馬英九執政以來的作為是較為滿意的，故其可能會在大選中或多或少地給予國民黨一定的支持，當然美國出於力量平衡考慮也不會希望國民黨在實力上過分拉開與民進黨的差距。

猜想：2012年，馬英九將贏得臺灣總統大選，獲得連任。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七節 南中國海局勢演變對於臺灣的意義】


一、美國聯越遏制中國


早在2010年8月16日的“騰訊嘉賓訪談”中，北京“國防大學軍事後勤與軍事科技裝備教研部副主任”張召忠就已經提出：“美國拿越南先下手，南北夾攻遏制中國。”因為就在8月10日，美國海軍華盛頓號航母艦隊歷史性地抵達越南峴港進行訪問。這表面上說是為了參加美越關係正常化十五周年的活動，它實際上目的是對中國進行震懾。

張召忠說：“這個事情進展得比較快，超出我個人的一些預想。希拉里在越南這次東盟會議上發表了一番話，當時與會的所有的人都感覺很震驚，因為她是一個突然襲擊，發表完了之後，楊潔篪外長有一個講話跟上，然後二十七個國家就分裂成兩部分，有十一個國家支持美國，有一些國家說還是中國說得對，造成了這麼一個不歡而散的會。……現在，用航空母艦去訪問，尤其是不能用華盛頓號去訪問，這個就鬧大了。因為美國的航空母艦在我的記憶當中從來沒有訪問過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共產黨的國家，沒有。越南是第一個。另外峴港，金蘭灣，這些地方還引起中國人很多的回憶，那曾經是美國在越南戰爭期間佔領的一些地方，所以說又讓我們想起了越南戰爭。這個事我感覺是對中國的公然的一種挑釁。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件。”

美國不僅聯越遏制中國，還鼓勵印度、菲律賓遏制中國。美國國務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7月20日在印度東南部港口城市金奈發表關於“展望二十一世紀美印關係的講話，敦促印度擴大在亞洲的影響。她呼籲印度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的海洋安全事務上發揮更大作用，並鼓勵印度在中亞重建“絲綢之路”。雖然希拉里在演講中並未直接點名中國為對手，但分析普遍認為她的意圖是希望和印度一起制衡中國。同時，希拉里表示，美國將在今年11月主辦夏威夷APEC峰會時，首次邀請印度成為APEC觀察員國。

而在此之前的6月2日，奔赴新加坡參加香格里拉對話會議的美國國防部長蓋茨更直接警告中國“不要學習蘇聯”，不要同美國展開軍備競賽，並重申美國的軍費縮減不會導致在亞太地區軍事力量的削弱。


二、中共反打“臺灣牌”


美國插手南海讓中共感覺空前孤立，於是中共情急生智，企圖打出一張“臺灣牌”。

2011年6月15日，中共“環球網”等喉舌開始大肆宣傳：《臺灣計劃向南海部署導彈艇和坦克應對緊張局勢》：“據香港Arirang電視臺網站13日報道，臺灣防務部門周日宣佈，為因應日益升級的南海緊張局勢，臺灣將向南海所占島嶼部署導彈艇和坦克等重型武器。目前，臺灣在所占島礁上部署的軍隊僅配備有輕型武器。報道稱，目前臺灣正考慮向南海部署導彈艇和坦克，應對該地區日漸升級的緊張局勢。據臺灣國防部長周日稱，其計劃向南沙群島和東沙群島部署導彈艇和坦克，目前其派駐臺灣所占島礁上的海岸警衛隊僅武裝有輕型武器。”

該報道還說，臺灣擔心駐守南沙太平島和東沙的海巡部隊，武力裝備不足以應付可能發生的衝突。因此決定提供“海鷗級”飛彈快艇、M41A3型戰車等武器裝備給太平島駐守部隊使用。據臺灣官方說法，目前駐守南沙和東沙的海巡部隊只備有輕型武器。據悉，這些配備包括步槍、手槍、106炮、榴彈槍和高炮等。但沒有進一步透露提供數量，只表示尚未作最後決定。臺灣軍方官員指出，海鷗級飛彈快艇及M41A3戰車是台軍現役裝備，該型飛彈快艇更配有雄風一型反艦飛彈，射程達四十公里，對南中國海周邊國家現有的水面艦艇具有相當大的嚇阻能力，絕非老舊待退的裝備。

顯然，中共企圖拖臺灣下水，不僅給自己壯膽，還趁機離間台美關係。為此目的中共大造輿論說：

“儘管兩岸軍隊在共同維護南中國海主權問題上一直沒有進行過正式談判，但透過民間軍隊退役人員和大陸國防部新聞辦已經表達了希望研討兩岸軍隊互信和共同維權的具體建議。而目前兩岸軍隊在大氣候和諧的基礎上，在外部因素加緊干涉中國領土領海的大背景下，加速增加兩軍互信氣氛和形成理性默契，摒棄爭議已經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因此這個兩軍共同遵守的潛共識是各自秉承一個中國態度的結果。”

令人慶倖的是，臺灣不是一張牌，而是一個政治實體，具有頑強的生存意志。中共要打臺灣牌，一定要取得臺灣的同意、認可、配合，否則就無法奏效。


三、臺灣的處境舉足輕重


BBC中文網2011年6月17日報道：臺灣國防部否認將在南海進行軍事演習。臺灣國防部發佈聲明說，有關軍方將提供導彈快艇，M41A3坦克等武器給臺灣在南海太平島部隊使用，月底並將在南海軍演的媒體報導“純屬虛構，絕非事實”。臺灣例行在南中國海的“碧海操練”預計將在近期內進行，但臺灣國防部官員對BBC中文網說，碧海操練並非軍演，且太平島的防務是由海巡署人員而非軍方負責。臺灣方面目前在南沙面積最大島礁太平島上派駐有海巡署人員，而由海軍與海巡署艦艇共組的碧海操練，即是對島上人員例行性的運補與巡航。法新社此前引述台海軍發言人說，此一例行的運補操練並不會因南海緊張情勢升高而改變。

在臺灣國防部發佈此一聲明的兩天前，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楊毅稱，中國在南沙及附近海域擁有不可爭辯主權，且維護南海主權是“兩岸同胞共同責任”。這種“宗主國腔調”令人反感，但這種兩岸共同在南海對抗其它國家的主張，卻是由臺灣退休的高階將領與解放軍在交流時共同提出。而臺灣的《聯合報》也說中國網民稱其強力支持國軍在南海行動，並說國軍行動是維護了中國領土完整，得到了大陸十五億人民的民心。

但是根據我們的瞭解，《聯合報》所說的“中國網民”，基本是中共的網絡線民，是一些被稱為“五毛党”的特工人員，他們的任務就是製造網絡輿論、混淆視聽。


四、各種雜音不乏各自背景


6月16日出版的中共《環球時報》報道說，兩岸曾在南海進行合作，像1974年中越發生西沙海戰，“解放軍”從東海艦隊調兩艘導彈驅逐艦經臺灣海峽到南海時，“蔣介石開了綠燈”。1988年大陸收復赤瓜礁前，南海艦隊編隊行至太平島附近海面時拉響汽笛，向駐守的臺灣海軍官兵致意；經太平島守軍默許，編隊所有艦艇在島上停駐一個星期，補充淡水和主副食品，並借機瞭解敵情。不過，臺灣軍方對此堅決否認。可見《環球時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造謠機關。

不過，中共不僅自己造謠，還收買外國人進行宣傳。例如澳大利亞的“臺灣問題專家”艾金森就日前撰文稱，大陸在南海咄咄逼人，許多國家轉而擁抱美國，“很諷刺的是，號稱擁有整個南海主權的臺灣卻試著置身事外，不敢選邊站”。艾金森“認為”，大陸並未把臺灣當成南海競爭對手，“臺灣持續佔領太平島和東沙島，也就被認為是強化了中國對南海主權的主張。而臺灣面對大陸的主張，受到政治認同及經濟利益的影響，變得相當複雜”。文章總結認為，“臺灣的南海政策是在美中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避免與任何一方對立。然而美中之間有基本衝突，臺灣不會永遠有辦法保持中立”。

顯然，艾金森不過是中共的傳聲筒，而他的言論恰恰說明了中共的希望和恐懼。

中共的宣傳口徑是這樣的：“南海局勢日趨緊張，處在中美夾縫中的臺灣處境也如走鋼絲般艱難。臺灣當局連發五份聲明強調擁有南沙群島的主權，海軍也準備在6月底赴南海操演，但是島內不少人擔心，作為非聯合國會員，臺灣很可能在未來的協商中缺席。雖然一些人希望兩岸在南海問題上合作，但是也有輿論分析稱，兩岸有利益衝突，大陸封鎖臺灣參與區域談判，而臺灣則仰賴美國保護其安全，因此不會贊成大陸把美國趕出南海的立場。”

中共大力宣傳說：“臺灣當局在南海問題上可謂動作頻頻。4月19日，臺灣外交部長宣佈海軍陸戰隊將接替陸軍，負責訓練派駐到南海地區的海巡署人員。4月27日，為宣示中華民國在南海的主權地位，台海軍敦睦艦隊在返台途中，特意前往南沙太平島海域進行巡弋。6月7日，台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派人搭軍機，飛往距高雄四百多公里的東沙島驗車。時值南海爭端不斷，監理所遠赴東沙驗車屬便民措施，也形同公權力延伸，間接證明臺灣公務機關確實能在南海執行各項業務，清楚地對外傳達臺灣對東沙甚至南海主權的主張。到6月10日為止，台外交部發佈五次新聞稿重申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東沙群島及其周遭水域屬中華民國固有領土及水域，提出願以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基本原則與周邊共同開發南海資源。台國防部還由副部長楊念祖召集成立項目小組，密切注意、搜集南海情勢發展。另一方面，總統府卻表示，馬英九登太平島沒有時間表，又被解讀為似乎不願沾惹爭端。”

在南海問題上，作為民主社會的臺灣出現各種聲音是自然的。但毋庸諱言，不同的聲音顯然代表了不同的背景。例如有的主張重新派軍進駐太平島。據中央社報道，某位熟悉軍事事務的立委認為，菲律賓、越南和中國大陸等相繼宣示對南海主權，勢必採取協商方式解決，這就牽涉到談判籌碼，“國軍應考慮必要時將海軍陸戰隊重新派回太平島，強化防務，替外交部爭取談判籌碼”。他稱，雖然海軍陸戰隊今年開始代訓海巡部隊，但仍停留在漸進式，“政府應更大動作表態，提升作戰能力，外交上太軟弱是不行的”。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宋燕輝還在《聯合報》上撰文稱，馬英九當局有必要考慮採取一些較為強勢的作為，例如規劃海軍與海巡署在東沙和靠近中沙附近海域進行反恐、打擊海盜、海上搜救與人道救援的聯合海上演練，強化太平島戰略地位，加強監測與情搜等工作。

但是全面來看，這些強勢作為可能觸發緊張局勢，對臺灣引火燒身，反而為中共火中取栗了。所以一些輿論提出，維護南海主權，臺灣應靠軟實力。《中國時報》上刊登的一篇文章稱，“國防硬實力”的展現雖是最直接的出擊，卻容易引起區域性緊張，甚至軍事衝突；而且臺灣並非聯合國的一員是存在的國際現實，“任何實質外交和軍事上的斡旋或是交涉，我們可能只是南海宣示擁有主權國家的化外之民罷了”。文章建議當局應積極大量投資已有“軟實力”，包括海洋保育與海洋研究，“海巡署”執行護漁及驅離非法中、越、菲等國漁民，“當全世界都能輕易透過網絡得知南中國海的南北出入口都是臺灣的活動紀錄時，要忽略我們擁有南海的主權就很難了”。

我們認為：這一建議比較適中，讓中共無機可趁。


五、中共的如意算盤


中共的如意算盤是用假動作把臺灣拖下水，然後自己跳到岸上看著臺灣在南海糾紛中嗆水。這樣，中共將來危害臺灣利益時，其他國家就會袖手旁觀了。由於中共的國際活動空間比臺灣為大，中共玩弄這一手就較有勝算了。

果然，到了6月26日，中國外交部表示，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25日在北京會見越南領導人特使、越南副外長胡春山。胡春山轉達越南領導人關於兩國關係和近期南海形勢的意見。戴秉國闡述中方在發展雙邊關係及海上問題的立場和主張。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張志軍稍後與胡春山舉行會談。

紐約時報等英文媒體均表示，新華社的報導沒有更多關於雙方討論的細節。法新社的報導稱“這顯然是雙方間和平的橄欖枝”。在此同時，美國在夏威夷的雙邊會議上對中國代表表示對南海局勢的憂慮。據報導，雙方表示，健康穩定發展的中越關係，符合中越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願望，也有利於本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發展。

對此，張永晉《北京向越南美國同盟低頭議和》一文指出：

正當美國與菲律賓將在南海舉行聯合海上軍演之際，中國與越南似乎達成和平協議，雙方同意以談判與友好協商和平解決兩國間的海上爭議，採取有效措施，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雙方同意在兩國之間“要加快推進《指導解決中越海上問題基本原則協議》磋商，爭取儘早簽署協議”。同時在諸國之間，推進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及後續行動進程，力爭儘早取得實質性進展。 

北京向越美同盟低頭議和，使我想起了著名學者謝選駿不久前的《德國預測中國可能走向戰爭》一文，就預測中國沒有膽量向美國挑戰。

謝選駿的原文是這樣說的：“大家都說清朝腐敗無能，但滿清斃命之後，中國卻從來沒有能力從事過一次哪怕僅僅一次邊境衝突之外的對外戰爭。抗日戰爭要等到英美對日宣戰之後戰爭才全面開始；朝鮮戰爭中國則是作為斯大林的馬前卒赴死的。現在，中國即使在南海與越南開戰，最多也是邊境衝突的水平；不會與美國發生衝突。中國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的唯一戰場，是在臺灣海峽。這就是內戰內行的邏輯。”


六、中共“先臺灣後南海”的戰略


全面觀察中共的戰略，它顯然是把臺灣放在南海問題之前的。因此，中共拖臺灣下水的動作，主要還是想孤立臺灣，從美國的系統中剝離臺灣。

中共福建軍方主辦的“米爾網”有一篇“中國軍方長期戰略曝光震驚世界：五十年打六場戰爭”，值得瀏覽一下。因此我們把它作為附錄，放在下面，有助於我們加深瞭解中共“先臺灣後南海”的戰略，以便更加明瞭“南中國海局勢演變對於臺灣的意義”。

在我們看來，“南中國海局勢演變對於臺灣的意義”就是：無論局勢如何演變，都要站在美國一方。像日本那樣的“死忠”不是沒有道理的，而是一種被逼無奈的選項：2010年，日本剛剛對美國基地提出異議，中共就對日本蠢蠢欲動。好在中共的愚蠢及時提醒了日本，使得日本重回美軍的懷抱。也許美軍並不令人愉快，但比起共軍來，卻簡直算得上觀音菩薩了。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附錄：中國軍方長期戰略曝光震驚世界：50年打六場戰爭

中國是一個沒有統一的大國，這是華夏民族的恥辱，是炎黃子孫的羞愧。為了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尊嚴，未來五十年內，中國必須進行六場戰爭，也許是舉國大戰，也許是局部戰爭，但無論哪一場戰爭，都是中國必須進行的統一戰爭。 

第一場戰爭：統一臺灣（2020——2025年） 

雖然如今兩岸趨於和平，但不要妄想臺灣執政當局（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會與大陸進行和平統一，因為這不符合執政當局的競選需要，所以長期都會與大陸保持現狀（這樣對兩党都有利，民進黨鬧一鬧，國民黨和一和，各自從中獲取更多政治籌碼），“獨”不敢真“獨”，鬧鬧可以，“統”不會真“統”，談談可以。臺灣不統一，這是中國的一大硬傷，誰都可以從中滲和一下，增加與中國在所有問題談判中的籌碼。 

所以在未來10年內，即2020年前，中國必需拿出統一的戰略方針，對台宣佈國家統一最遲期限是2025年，要麼臺灣接受和平統一（這是全球華人最想看到的結果），要麼進行武力統一（這是中國大陸被逼的唯一選擇），為了統一，中國在三至五年內做足準備（其時中國的航母已下水服役，殲18＜中國的四代隱形戰機＞戰機已裝備軍隊，中國具備了武力統一臺灣的實力），時間一到，無論是哪種統一方式，但必需統一，這是對華夏民族的一個交待。 

按照現在的情況分析，臺灣必然拒統，中國大陸唯有武力統一。而這場中國的統一戰爭，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場現代化意義下的真正戰爭，是一場全面檢驗中國軍隊現代化戰力的戰爭。在這場中，中國可能會輕易獲勝，也有可能艱難獲勝。為什麼會這麼說呢？大家也許都知道是關於美日對台參戰情況而言。 

美日對台施援，甚至是出兵反攻大陸，中國必定是舉全國之力以抗美日而進行艱難而又慢長的大戰，這樣，這場戰爭當然艱難；如果美日不敢與中國作對，任由中國大陸收復臺灣，臺灣的軍隊當然不堪一擊，最多三個月可以全面控制臺灣。哪怕美日參戰，最多半年就會拿下臺灣。下圖是假想對台進攻。 

雖然現在都在說中國具備了反介入能力，但我個人認為，中國在收復臺灣之前，最好進行佈局，讓美日不及或不敢參戰，中國就可快速攻下臺灣。那要怎樣佈局，讓美日不及或不敢參戰呢？最好是誘發一、兩場戰前戰爭，比如以伊戰爭、日俄戰爭、印巴戰爭、朝韓對峙，這樣美日自顧無暇，難以及時或不敢參戰，中國就可以快速拿下臺灣。米爾軍事論壇bbs.junshijia.com 

當然，無論是美日參戰與否，最終都是中國獲勝(攻下並控制臺灣)，這是不容置疑的。區別在於，如果美日參戰，中國會在經濟上元氣必然大傷（美日的經濟更不會比中國好，因為在中國大陸拿下臺灣後，美日參戰的軍費損失找不到人來還債）；如果美日不及或不敢參戰，中國的經濟毫無損失。不過不管美日是否參戰，中國在軍事上，必有飛躍性的發展。因為在統一臺灣後，整合臺灣軍事技術，五到十年內，中國軍事技術必有突飛猛進的發展。 

在這場戰爭中，美國不參戰，還能保住其獨霸地位，一旦參戰，其獨霸地柆必然動搖。這場戰爭，美日就是參戰，最後都無法不讓大陸統一臺灣，並且美日軍隊在這場戰爭中必然受創，這讓美國的獨霸地位受到世界各國的懷疑；特別是東南亞的小國們，面對強大的近鄰中國，他們這時何去何從，到底要跟誰，不得不從新考慮了。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場戰爭，美國不參戰還好，還能保持他美國虛大的世界霸主地位40年，在這40年中，中國不會無事去挑戰美國的霸權，中國只會繼續專注於國家的統一大業。 

統一臺灣這場戰爭的最大好處是中國沖出第一島鏈（我這裏說的不是今天所說的一、兩艦艇偶爾沖出第一島鏈，而是隨時隨地、隨心所欲地出沒第一島鏈才為真正的沖出），面向太平洋，中國從此可以進軍大洋，拓寬中國的關切和利益。 

第二場戰爭：收復南海諸島（2025——2030年） 

在中國統一臺灣後，休整最多兩年，並在休整期間向南海周邊國家宣佈中國武裝收復南海諸島的最後期限是在2028年，所有侵佔南海島嶼的周邊諸國在此期間可以和中國談判，還侵佔島嶼於中國，中國本著睦鄰友好及其大國風範為出發點，還能保證南海周邊各國已投資于南海諸島的總部分經濟利益，否則中國一旦以武力收復南海諸島，則各國投資於所侵佔島嶼的經濟必被中國沒收。 

此之時也，南海周邊各國在中國武力統一臺灣後雖已膽寒，但各國一方面與中國坐在一起談判，一方面卻不會拱手相讓已到手的利益，所以都在觀望，都在拖延，看看中國到底會採取什麼行動，之後才會作出是戰是還的選擇。下圖是中國南海諸島被周邊國家侵佔島嶼的現狀。

並且，此時美國絕不會甘心中國就此收復南海諸島，因為第一場戰爭中，美國或是不及參戰，或是參戰卻又無法阻擋中國統一臺灣，已知中國的實力所在，所以不會也不敢明目張膽地與中國正面為敵，卻一定會暗地裏支助南海周邊某些國家，比如越南和菲律賓；也只有越南和菲律賓敢於挑戰中國，但也會權衡再三，不敢輕易與中國動武，會在與中國談判中無法獲取最大利益時、並有美國軍事相助時才敢與中國一戰。 

中國此時最好選擇攻打越南，因為越南是南海周邊最大最有實力的國家，攻打越南，就是“殺猴儆雞”。在攻打越南時，南海周邊各國是不會幫助越南的，只會觀戰。越南敗，則把所侵佔島礁歸還給中國，中國敗，則學越南，不惜與中國一戰。 

當然，中國一定會打敗越南並收復被侵佔島嶼。此時，越南一敗，所占島嶼盡被收復，並且經濟損失嚴重，則南海周邊國家一方面懾于中國餘威，另一方面又想保住部分利益，只好三思而後談判，歸還侵佔中國的島礁，臣服於中國。中國於是修港駐軍，踞守太平洋。 

其時，中國徹底突破第一島鏈，進軍和突破第二島鏈，中國的航空母艦真正可以隨意進軍大洋了，中國更加拓展自己的利益與關切了。 

第三場戰爭：收復藏南（2035——2040年） 

中國和印度有漫長的邊界線，但真正引起兩國矛盾和對立的只有藏南這一塊地方。印度一直以來，視中國為假想敵，超過中國為印度發展的戰略目標。印度一方面自我發展，一方面從美、俄、歐等國大力引進高尖端軍事武器及技術，其軍事、經濟發展緊跟中國而起。 

在印度，其官方中、高層和媒體比較親美、俄、歐，對中國相反比較排斥，甚至懷有敵意，這是中印兩國的領土問題難以解決的根源之一；另一方面，印度官方中、高層認為其軍事在有美、俄相助的情況下，自視甚高，認為在與中國的戰爭中能用過中國，這也是中印領土問題久拖不決的另一根源。 

20年後，印度的軍事實力雖更不如中國，但也會是那時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大國之一，中國與其硬碰硬收復藏南，對自身多少都有些損失，所以我個人認為最好是中國從現在開始，想方設法誘使印度分裂，分裂成幾個小國，讓印度無力與中國抗衡；當然，分裂印度的圖謀不一定就得逞，但最低限度也要使與我國藏南接壤的阿薩姆幫和被印度侵吞的錫金獨立，弱化印度抗衡中國的實力，這才是上策。 

而中策是向巴基斯坦輸入先進的軍事武器，在2035年左右，暗助巴基斯坦進攻印控的克什米爾南部地區，幫助巴基斯坦完成統一大業。當然，在印巴兩國打得不可開交的時進，中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快速進攻印度侵佔的藏南地區。 

印度無法承受同時兩邊作戰，必然兩戰都敗，這樣，中國可以輕易收復藏南，巴基斯坦也可以完成完全控制克什米爾。這是中策，是完全可以實施的一著高招。如此都不能實現，唯有進行下策，就是正面進攻印度，收復藏南。 

當第一、二戰爭結束後，中國已休養十年，這時中國無論是軍事還是經濟都是那時的世界性強國，唯有美歐（如果歐洲那時正真實現一體化，形同一國的話，否則還不金夠格，應該是俄羅斯了，但我觀察分析，歐洲那時一體化是完全可能的）可以與中國名列前三甲，分庭抗禮，平分秋色了。

因為中國在收復臺灣和南海諸島後，軍事技術有了長足發展，海、陸、空、天武器都有了質的飛躍，許多軍事技術都處於國際領先水平，其時中國的軍事力量可能僅次於美國，居於世界上第二，印度在這場戰爭中是註定大敗的。 

首先，印度國力相差中國太大。一方面，印度沒有獨立研發和生產高尖端武器的能力，另一方面，印度的戰時經濟動員能力不到中國的十分之一，所以在與中國的戰爭中無法做到持久戰，而印度快速戰爭的能力比中國差得更遠，因此這場戰爭，註定印度必敗無疑。 

其次，在這場地戰爭中絕對沒有他國敢明裏幫助印度。是時中國已是世界性強國，沒有哪個國家（包括美國在內）敢明裏與中國為敵，而在暗裏，最多美、俄、日三國提供些武器而已，但這不會造成大問題；反而巴基斯坦可能會趁火打劫，攻擊印度。 

其三，印度不敢也不能動用核武。雖說印度已擁有核武，但在這場戰爭中，印度不敢使用，因為印度的核武不足毀滅中國；既然不能毀滅，一旦使用，中國的還擊可能是從地球上讓印度永遠消失。而以常規武器進行的戰爭，最多兩年內，戰爭結束，以中國大勝告終。中國收復藏南後，重兵駐守，眈視印度，印度永不敢動，最終唯有承認，並積極展開與中國合作，使其保全地區大國的實力。 

第四場戰爭：收復釣魚島和流球（2040——2045年） 

時間到了二十一世紀中葉，中國已是真正的世界強國，當是時，日俄衰落，美印不前，中歐雄起，正是中國收復被日侵佔的釣魚島和流球的最好時機。下圖是釣魚島和流球的今昔對比。 

在這裏談到釣魚島和流球，可能許多人都只知道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國土，卻不知日本侵佔了流球（即如今的“沖繩”，有美國的軍事基地）。現在無論是民間，還是中央高層，在談到中日的東海問題，談到日本劃定的所謂“中間線”，談到“沖繩”（即我國說的流球）問題，都被日本引進歷史及政治的誤區——即認為流球是日本的領土。 

這是多麼無知的恥辱啊！翻閱中國、流球和世界其他各國（包括日本）歷史，流球群島自古就是中國的番屬國，亦即是中國的領土。請問，那日本劃定的所謂“中間線”還成立嗎？東海還關日本什麼事？ 

既然日本侵佔我國釣魚島和流球多年，非法竊取我國的東海財富，是時候向日本要回來了。因為此時美國想管而無力管，歐洲則不關己事，漠不過問，俄國坐看好戲。最多半年，就可結束戰爭，中國大勝，日本只好承認戰敗的後果——無條件歸還釣魚島和流球。東海，成為中國的內海，誰敢碰觸？ 

第五場戰爭：統一外蒙古(2045——2050年) 

雖然現在有人鼓吹外蒙想回歸中國，但這現實嗎？中國那些不切實際的傢伙在自欺欺人，在誤導中國的戰略思考，這對收復外蒙無一好處。 

我們只有在統一臺灣後，以中華民國的憲章及版圖為依據（這裏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要以中華民國的憲章及版圖為依據呢？這樣做不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被中華民國統一了嗎？什麼屁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中華民國也是中國，休管他誰統一誰，做為中國人，只要是祖國統一強大，不受欺淩最好。並且要知道，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承認外蒙獨立的，如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章及版圖為依據去統一外蒙，這是侵略，所以只能以中華民國的憲章及版圖為依據對外蒙進行統一，這才出師有名；在這裏還要注意，我說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臺灣後的事情，那時說誰統一誰還有意義嗎？），向外蒙提出統一大綱，同時製造外蒙回歸的社會輿論氛圍；還有要在外蒙尋找願意回歸的族群，大力扶持，儘量使其接近權力高層，為統一外蒙作好準備；並在收復藏南（估計是2040年）後向世界各國宣佈外蒙為中國的核心利益，誰也碰不得。 

當然，外蒙能夠有條件回歸，自然最好不過了，這比武力統一不知好多少倍；若有外力干涉或拒統，中國則做好一切武裝準備，統一外蒙。我認為中國仍可以套用統一臺灣模式，限定回歸最後期限為2045年，給外蒙的幾年思考時間，時間到後若不主動回歸，最後才以武力統一。 

到這時，前四場戰爭已結束，中國具備了武力統一外蒙的政治、軍事和外交的實力。弱去的美俄，絕不敢參戰，唯有在外交上進行抗議，但歐盟卻模棱兩可，不置可否，印非無語，中亞沉默。不到三年，中國可以完成全部統一外蒙的絕對性。統一外蒙後，前沿陳重兵，監控俄國，並在十年內，大力進行基礎性、軍事性設施建設，為後來收復我國被俄國侵佔的領土作準備。 

第六場戰爭：收復被俄國侵佔的領土（2055——2060年） 

現在中俄看似睦鄰友好，不過是為了共同對抗美國而不得不走在一起，其實暗潮湧動，相互戒備，俄羅斯在提防中國的強大崛起對其不利，中國一直不忘俄羅斯侵佔中國的國土，一有能力，中國必然要收復。 

前五場戰爭勝利（2050年左右）後，以清朝疆域威逼俄國還我之前所侵佔的國土（道理同以中華民國疆域來統一外蒙一樣，這裏不多說了），在世界上製造有利於我國的輿論，並最好誘使俄羅斯再次解體，成為許多小國。 

舊中國，俄國前後侵佔我國領土共計約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被侵佔去的國土相當於我國現有陸地面積六分之一，俄國實乃我中華民族世仇大敵，所以前五場戰爭結束後，是該以清朝疆域跟俄羅斯算算帳的時候了。 

俄羅斯豈會乖乖歸還，到時唯有一戰。雖然此時中國在海、陸、空和天軍方面已遠超俄國，但這畢竟是針對核大國的第一場戰爭，所以中國此時必須有防其動核的一切能力，比如有摧毀其核武於前端、中端和末端的能力。俄國當我軍壓境無力還擊時會明白，俄國已遠不是中國對手，只好沮喪地獻出所侵佔的國土，為其強盛時的侵略行徑付出沉重的代價。 

六場戰爭結束後，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經濟及軍事強國，放眼天下，無敢爭鋒，中國夥同歐盟、美、俄、印、日、非洲及巴西建立屬於中國天下的世界新秩序。 



【第八節 對兩岸青年交流的觀察與建議】


青年是國家的未來，任何政治勢力都會積極爭取青年，來增進自身未來的優勢。我們觀察：現在台海兩岸之間也在展開類似的角力，以便獲得未來中國的主控權。其方式之一，就是展開“兩岸青年交流”的種種活動。


一、紀念辛亥革命有名堂


2011年8月12日至22日，中共“國務院僑辦”和“香港各界紀念辛亥革命有一百周年活動籌備委員會”聯合舉辦了“尋訪辛亥先賢足跡——兩岸三地青年學生‘百年辛亥大陸行’夏令營”，聲稱要“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加強兩岸三地青年交流，增進港臺青年對大陸的瞭解和認知”。此活動讓多名港臺青年學子先後到訪廣州、武漢、南京、北京等地。8月15日，三百五十多名港臺青年學子乘坐高鐵來到“辛亥首義之城”武漢。在漢期間，青年學子們參觀了辛亥革命紀念館、黃鶴樓、中山艦紀念館，在華中師範大學聆聽了辛亥革命專題講座。但細看其內容，卻是系統篡改歷史，對自由地區的華人學生進行共產洗腦。

據湖北省外僑辦網站消息，15日晚，湖北省外僑辦在華中師範大學佑銘體育館為營員們舉行了隆重而簡潔的歡迎儀式。省外僑辦黨組成員、省對外友好協會會長邵元洲、華中師範大學副校長李向農出席歡迎儀式並致辭。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彭劍為營員們作了主題為《辛亥革命之武昌起義》的講座，營員們就自己感興趣的問題與彭教授進行了互動交流。

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專業大三學生龍允生說：“此前從書本中學習過有關辛亥革命的歷史，當時覺得這段歷史與自己的關係並非那麼密切。此次到大陸實地參觀革命遺跡後，我發覺原來這段歷史跟新中國的關係是那麼近。”這說明，共產洗腦的目的是把辛亥革命詮釋為共產革命的先驅，再把共產革命詮釋為辛亥革命的完成。

夏令營活動執委會秘書長劉瑩表示，本次把港臺青年學生帶到大陸來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旨在讓他們通過尋訪先賢先烈的足跡，更多地瞭解歷史，熱愛祖國，同時希望通過各種形式的學習交流，增進兩岸三地青年學生之間的友誼。短暫的武漢之行給營員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領隊和營員們都有一種意猶未盡、期待再次到訪武漢的心情，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在湖北多一些時間停留，對荊楚文化多一些瞭解。但是這種鄉土氣息背後，卻在販賣共產獨裁的思想。


二、“青年交流”是系統工程


作為兩岸角力活動，“青年交流”是一個系統工程。

中共“中評社”8月12日發自臺北的報道，刊登了“特約作者”紀欣的文章《加強兩岸青年交流助兩岸關係發展》，就道出了其中的一些秘辛。

紀欣披露：2011年7月，“中國統一聯盟”組織一百多名臺灣大學生參加青年夏令營的洗腦活動，其中還有四名學生見到了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並與之交談、握手、照相。該營隊之後分別前往上海、寧夏、浙江、天津等地參訪。

從閱讀臺灣學生所寫的心得報告，以及聽學生在“中國統一聯盟”組織8月初所舉辦的“談談兩岸青年交流”會上的發言，“中國統一聯盟”組織認識到，加強兩岸青年交流確實“有助於兩岸關係發展”。 

首先，通過洗腦，可讓臺灣青年多瞭解大陸發展的現狀。臺灣青少年過去對大陸的認識，只能通過電視、書報等間接管道，而這些年大陸發展一日千里，只有親臨其境，才能獲得全面而真實的瞭解。有不少學生是第一次去大陸，雖然過去也從媒體上看到一些有關大陸發展建設的報導，但親眼目睹大陸的先進，心情只能以“驚奇與振奮”形容。不過，學生對於大陸所施行的政治體制普遍缺乏瞭解，但有求知欲，“中國統一聯盟”組織對此應加強宣導。 

其次，通過洗腦，可讓臺灣青年體認兩岸人民同文同種，血脈相連之事實。臺灣不少年輕人深受李扁執政時期的誤導，以為“臺灣是臺灣，大陸是大陸”，自己是臺灣人，而非中國人。在與大陸大學生擔任的志願者們朝夕相處後，學生發現原來兩岸年輕人都喜歡上網，都喜歡兩岸三地的知名影歌星等，同樣擁有中國人五千年歷史的淬煉，也有著共同的歷史記憶。相處幾天下來，兩岸年輕人居然像多年的老朋友，相知相惜，以致在離別時相擁而泣。兩岸青年因直接接觸所產生的血濃於水感情，必將是臺灣青年認同“兩岸同屬一中”的最佳觸媒。 

這樣一來，臺灣學生自然產生對於大陸的親近感，而在中共侵犯臺灣時，這股親近感就會轉化為支持中共的力量。“中國統一聯盟”組織顯然是中共在台代理人，“青年交流”的目的是發展“不戰而屈人之兵”。


三，胡錦濤的一手策劃


“青年交流”這個“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系統工程，是由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一手策劃的。

胡錦濤不僅策劃實施，而且登臺表演，7月12日，胡錦濤親臨一個活動現場，發表講話，進行鼓動：“推動兩岸關係未來發展歸根到底要靠青年。”

這個活動現場由中共中央台辦、共青團中央等十七家“單位”共同主辦的“兩岸萬名青年大交流活動”，地點是北京“人民大會堂”。

這場主題為“兩岸同心，我們同行”的大型聯歡活動熱鬧非凡，常石磊與陳小朵這對曾經《我和你》推上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舞臺的中共音樂代表，又再次為兩岸青年交流獻上了活動主題歌《兩岸同心 我們同行》，企圖由中共統一臺灣的野心，躍躍欲試。

這一野心鼓動了兩岸萬名青年大交流活動，並得到中共各方前所未有的配合支持，因為有胡錦濤撐腰。


四、蓄謀已久、精心培育


拉攏臺灣青年赴陸參訪並趁機洗腦之活動，由來已久，蓄謀已久、精心培育，僅僅公開報道的就不勝枚舉。

2011年1月18日，第九屆臺灣傑出青年赴大陸參訪團“到訪河南農業大學。“民革中央聯絡部”副部長楊海燕，河南省委統戰部黨派處調研員張宏偉，民革河南省委副巡視員張智勇，校黨委常務副書記李少蘭，校黨委副書記楊德東、副校長張全國和校黨委統戰部、學生處、校團委負責人出席活動。楊德東主持召開了見面會。

李少蘭在見面會上講話，她向參訪團介紹了河南省悠久的歷史傳承，豐富博大的文化底蘊，名滿天下的武術和美麗的自然景觀及我校百年來的發展歷程和現狀。李少蘭指出，中華民族歷來講究和諧統一，這種精神根植于華夏大地，源遠流長，是中華民族生存、團聚、延續和發展的精神支柱，兩地青年情同手足、血濃於水。衷心希望各位青年朋友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敞開心扉，真誠交流，在暢談中擴大互信，在研討中擴大共識，在交流中推動合作，在合作中共築友誼。

李少蘭等一筆抹殺了中共屠戮人民、分裂中國的罪行。然後，大陸職業的學生代表與臺灣傑出青年赴大陸參訪團成員一對一結成對子，帶領對方參觀了我校校史館、標本館和中原農業文明館，雙方還分組圍繞學習、創業進行了深入座談和交流。所謂“一對一結成對子”，是一個攻心戰的好機會，可以秘密發展中共地下組織。在此之後，雙方才在大禮堂第一報告廳舉行了交流彙報和才藝表演，互贈禮物。訪問活動在雙方“朋友”的歌聲中拉下帷幕，雙方青年通過活動“增進了瞭解”，“結下了深厚友誼”。

第六屆“兩岸青年聯歡節”遼寧行活動於7月7日在瀋陽啟動，7月15日上午，第六屆“兩岸青年聯歡節”代表團一行人應阜新市共產主義青年團市委邀請到遼寧省阜新市參觀訪問。“兩岸青年聯歡節”是由中央台辦、團中央聯合教育部、中央統戰部等部門共同舉辦的兩岸萬名青年大型交流活動。

最新的發展是：2011年“臺灣大專青年認識大陸內蒙古自治區研習營”活動，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8月1日止。其資格，是“對內蒙古歷史文化有興趣之大專院校在學學生”。其費用，參加者僅須負擔臺北至內蒙古往返機票與個人證照費用。換言之，中共包辦其餘一切消費。其名額，十八人。其活動日期，2011年8月21日至8月30日。其行程，預計參訪具內蒙古特色之景點與重點發展城市。


五、深入敵後、積極播種


中共不僅邀請臺灣青年到陸予以洗腦，而且派遣特殊人物到臺灣進行滲透訪問。早在2009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江蘇省青年代表團”就應臺灣“中華青年交流協會”的邀請，以團江蘇省委副書記、省青聯副主席張國梁為團長的江蘇省青年代表團一行十二人赴臺灣進行了為期六天的“友好訪問”。在台期間，代表團與臺灣青年團體進行了廣泛深入地接觸，先後拜會了國民黨中央青年部、臺灣傑出青年基金會、臺灣“國際青商總會”、臺灣“中國青年創業總會”、張老師基金會等青年團體，與臺灣“中華青年交流協會”、臺灣“中國青年大陸研究文教基金會”、國民黨青年團進行了會談交流，並到臺北內湖科學園區、南投縣農業科技園區、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劍潭青少年活動中心等地考察了臺灣經濟社會發展和青年工作情況。對臺灣的綜合國情，進行了全面的摸底和排查。

中共對此次活動的總結是：“代表團此次訪問，取得了圓滿成功”，概括起來有以下四個方面的特點：

一是融入江蘇全省對台工作的總體格局。代表團此次出訪，在臺灣江蘇周舉辦不久，是臺灣江蘇周活動的延續。許多臺灣青年團體的負責人先前已參加了臺灣江蘇周的活動，通過此次訪問和交流，進一步落實和深化了臺灣江蘇周活動在青少年領域的成果，使江蘇與臺灣青少年間交流有了更為暢通的渠道。

二是受到臺灣相關機構的高度重視。代表團此次出訪，得到較高規格的接待和安排，臺灣知名人士會見了代表團一行。臺灣各青年團體積極響應，主要負責人都與代表團進行深入的交流和會談，對加強蘇台兩地青少年間的交流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

三是對臺灣青少年工作及經濟社會發展情況有了全面的瞭解。這次出訪，在台時間只有六天，卻與臺灣七家青年團體進行座談交流，並專門到臺灣電子信息、高科技農業等優勢產業的園區和青少年活動場所實地考察，對臺灣青年團體的運作模式、工作方式和臺灣經濟社會發展的態勢、產業發展的經驗有了深入瞭解，尤其是圍繞臺灣青年團體如何承接地方政府事務，以專業化、事業化、社會化的方式推動社團和事業的發展進行了互動交流。

四是取得了豐碩的交流合作成果。代表團圍繞加強蘇台青年交流合作和推介江蘇沿海開發等兩大主題，與臺灣青年團體及青年企業家進行深入交流。臺灣各主要青年團體紛紛表示，將建立定期互訪機制，並與明年合作舉辦“蘇台港澳青年高峰論壇”，組織島內青年工商界人士赴江蘇考察瞭解沿海開發戰略，尋求合作商機。

“江蘇省青年代表團”在台活動不是孤立的，而是“深入敵後、積極播種”的系統操作。

2011年5月1日，中共“西南西南民族大學”又啟動了第五屆 “民族風　兩岸情”大陸少數民族青年學生赴台交流團啟動，交流團由西南民族大學共產黨黨委副書記吉克躍林“教授”任團長，學校“兩岸少數民族學生聯誼會”、藝術學院學生師生組成交流團成員。當日下午，西南民族大學2011年大陸少數民族青年學生交流團順利抵達臺灣桃園機場。次日，交流團前往東華大學交流訪問，他們參觀了東華大學校園，走訪了學校圖書館、民族學院等。隨後師生在東華大學“原住民廣場”舉辦文藝表演。現場氣氛熱烈，節目帶來陣陣歡笑，增進了兩岸少數民族大學生的交流。交流團中的部分教授成員還于當天應邀訪問了臺灣實踐大學，受到了校長謝宗興教授的親切接待，並同實踐大學就加強校際合作事宜進行磋商，達成意向性協議。


六、臺灣反制，實屬必要


所幸我們看到臺灣也沒有閑著。2010年3月11日，為增進海外傑出青年深入瞭解臺灣豐富多元文化及政經發展現況，臺灣僑務委員宣佈將于7月18日至7月31日舉辦“2010年海外傑出青年臺灣文化研習營”活動，邀請現居住於海外地區，年齡在十八歲至二十七歲之間的大學或研究所在學（或應屆畢業）者，並曾獲得僑居國最高學術榮譽獎項（如美國總統學者獎及英代爾科學獎等）的海外優秀華裔青年菁英來台研習參訪。 

2011年1月26日，由僑務委員會主辦、淡江大學承辦的“一百年第一梯次海外華裔青年臺灣觀摩團”舉行結業式，共有來自巴西、巴拿馬、智利、阿根廷、澳洲及紐西蘭等中南美洲及大洋洲的一百三十六位學員出席。這是一項從1月7日起展開的為期三周的“臺灣體驗活動”，學員們一致表示，欣逢中華民國建國百年，他們參加首梯觀摩團來到臺灣參觀臺北花博、宜蘭傳藝中心以及各地特色景點，親身感受到臺灣民眾的熱情，讓他們覺得特別有意義，他們也希望此行能將臺灣的美好回憶帶回僑居地，並推薦親朋好友來台體會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的歡慶氣氛。

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任弘出席“結業式”時，希望學員們把握機會好好學習華文，他也期許學員們透過這次活動彼此多加聯繫，未來在事業上也能互相幫助，任副委員長說，這個臺灣觀摩團是今年的第一團，來自中美洲、南美洲及澳洲、紐西蘭的年輕朋友們回來，經由淡江大學規劃三周的環島行程，希望他們留下對臺灣的深刻印象，最重要是讓他們學習中文的動機更加堅強。

2011年5月4日，來自菲律賓地區的一百五十位“2011年海外華裔青年臺灣觀摩團”第三梯次學員，在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行始業式。僑委會專門委員汪樹華致詞表示，歡迎學員來到臺灣，希望能在精心規劃的觀摩團行程中，藉由到臺灣各地參訪，親身體驗臺灣文化，進而學習成長。團長郭彥希先生則感謝僑委會舉辦觀摩團活動，讓菲律賓地區華裔子弟有機會踏上臺灣的土地，進一步瞭解臺灣的文化及建設，最後並分別致贈小禮物表示感謝。

這次華裔青年觀摩團還參訪總統府、立法院、國立臺灣大學、故宮博物院、臺北忠烈祠、國父紀念館、客委會桐花季之旅、宜蘭傳統藝術中心、太魯閣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高雄左營海軍陸戰隊、高雄仁愛之家、高雄世運主場館、十鼓文化村、日月潭、九族文化村等地，充分感受到自由中國的氛圍，為抵制中共的分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七、用“愛臺灣”來對抗中共滲透


在意識形態已經式微的今天，我們建議：用“愛臺灣”來對抗中共滲透，可能是比較有效的方法。要讓華裔青年對臺灣產生認同感，賓至如歸，才能在關鍵時刻對抗中共。

今年以來，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辦理的“2011年海外華裔青年臺灣觀摩團”，繼續發揮了這一作用，讓海外華裔青年認識臺灣，不但增進國內外文化交流，而且對於臺灣的安全可以發揮潛在的幫助。

如果這樣的活動也深入到大陸地區就好了。如果這樣的活動，不是透過中共組織，而是由臺灣直接組織大陸青年來到臺灣，效果就會更好了。

例如由海基會出面組織，由臺灣自己來物色人選，發起“中國大陸青年臺灣觀摩團”，那麼其效果就可以深入影響大陸發展的方方面面，那麼其影響就非同小可了。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第九節 “九二共識”的意義】


關於“‘九二共識’的意義”，本文久經構想，提出一個具突破力之闡釋，希望能夠有所啟發：

“九二共識”是人類的智慧所能達成的奇妙成就，已經成為處理兩岸關係的重要基石。

下面我們從中共熟悉的辯證唯物論的概念，來闡釋“九二共識”，使之符合臺灣的最大利益，不論藍營的“維持現狀”還是綠營的“走向獨立”，均可以從下述闡釋中獲益良多。我們以此，可以幫助臺灣化解內部爭議，而從中共壓力下獲取最大的生存空間。

1、辯證唯物論描述的“辯證關係”也叫“對立統一”：從這一辯證關係來看“九二共識”，則可以認為台海兩岸對立矛盾的雙方，具有相互排斥、相互鬥爭的關係。兩者的“統一之處”是指矛盾雙方的相互依存，例如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為前提。在這種意義上，台海兩岸現在的關係就可以視為“統一的關係”，而無須期待或促成未來的其他統一。

2、從辯證關係再看“九二共識”，則台海兩岸之間的對立是絕對的，統一則是相對的，因為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兩個事物才能構成統一。

3、關於“九二共識”的種種爭議，說明人們不解唯物辯證論的基本概念，因此無法和中共進行思想抗衡。更無法“以共之矛、攻共之盾”。關於“九二共識”的種種爭議，說明人們沒有理解在中共的基本詞典裏，已經預先承認了台海兩岸之間的對立是絕對的，統一則是相對的，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兩個事物才能構成統一。

4、在這種“對立統一”的意義下——所謂“九二共識”，不過是重複了一個哲學原理，而並非任何意義的政治承諾。

根據以上的邏輯可以認為：“九二共識”是兩岸可以達到共存共榮遠景的一個“對立”，這一對立的存在，使得兩岸可以通過“九二共識”的模糊地帶，“和而不同”、“鬥而不破”，交流、互動，發揮各自長處。


一、“九二共識”的辯證關係


正因為“九二共識”如此奇妙，弄得不好也可能成為雙刃劍，圍繞“九二共識”興起了風暴也就不足為奇了。

日前民進黨參選人蔡英文發表“九二共識不存在”的言論，再度挑起敏感的“統獨神經”。不過前副總統、民進党人呂秀蓮卻表示，朝野對九二共識的立場與詮釋都偏離事實，民進党沒有認真解讀當年的真相。這一爭議再現“九二共識”的奇妙之處。 

呂秀蓮到臺北監獄探視前總統陳水扁，針對蔡英文“九二共識不存在”的言論指出，九二共識不應只停留在字面上的存在或不存在之爭，藍綠不宜在九二共識議題上繼續打口水戰，應把當年國民黨、共產黨的主張向社會大眾說清楚講明白，避免朝野因立場不同，激化對立。民進党發言人陳其邁回應，蔡英文在十年政綱中已經把兩岸關係說得很清楚，當選總統後將透過公開、民主程序，凝聚國內最大的共識，以此與中國互動、協商與對話。 

扁辦前主任陳淞山認為，兩岸認知的“九二共識”不同，臺灣認定是“一中各表”，對岸卻說成是“一中原則”，結果還是各說各話的“一中”，一樣是沒有共識的“虛擬共識”，等於是兩岸關係的地基是被掏空或侵蝕的“海砂”所奠基而成，而“海砂長不出橄欖枝！”陳淞山認為，即使沒有“九二共識”存在，臺灣還是時刻必須面對與中國的政、經、社會往來及互動關係，永遠無法忽視中國對臺灣武力併吞的危機；民進黨縱使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識”，也要去處理“事實不存在、但現實政治已經存在且無法回避”的國共“九二共識”問題。 

但行政院前院長謝長廷卻表示，“九二共識”對中國而言就是“一個中國，謀求統一”，臺灣若去接受就很危險，不僅是走向統一，也是破壞現狀。謝長廷指出，其實國、民兩黨都是主張維持現狀，差別在於民進黨主張在維持主權獨立現狀下的變更，必須經過公民投票決定；國民黨雖然主張維持現狀，但卻是往統一的方向，其實才是變更現狀。 

從上述圍繞“九二共識”的紛爭，可以看出“九二共識”確實是人類的智慧所能達成的奇妙成就之一，是處理兩岸關係的重要基石：符合辯證唯物論描述的“辯證統一”也叫對立統一：這就是指人們在認識事物的時候，既要看到事物共性的一面，又要看到事物對立的一面。因為，世界上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事物內部及事物之間既對立又統一的兩個方面，即辯證統一的。

對立指矛盾雙方相互排斥、相互鬥爭的關係；統一指矛盾雙方相互依存，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為前提。相互排斥體現的是鬥爭的一面，相互依存體現的是統一的一面。世界任何的兩個事物，它們的對立是絕對的，統一則是相對的，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兩個事物才能構成統一。

從上述的辯證關係看“九二共識”，台海兩岸對立矛盾的雙方，具有相互排斥、相互鬥爭的關係。兩者的統一之處是指矛盾雙方的相互依存，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為前提。在這種意義上，台海兩岸現在的關係就可以視為“統一的關係”。

從上述的辯證關係看“九二共識”，台海兩岸之間的對立是絕對的，統一則是相對的，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兩個事物才能構成統一。

關於“九二共識”的種種爭議，說明如果缺乏唯物辯證論的基本訓練，因此無法和中共進行思想抗衡系、更無法“以共之矛、攻共之盾”。談論“九二共識”，需要有一個基本認識：要知道在中共的基本詞典裏，已經預先承認了台海兩岸之間的對立是絕對的，統一則是相對的，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兩個事物才能構成統一——所謂“九二共識”，不過是重複了這一哲學原理，並非任何意義的政治承諾。


二、“中華民國史”並無新意


2011年8月31日，大陸“中國社科院”民國史研究室主任金以林指出，北京歷經四十年修訂“中華民國史”，對國共鬥爭已有新理解；大陸方面認為，國共矛盾只是“不同社會精英做出不同選擇”。他直言，新理解有助兩岸未來走向政治談判。

其實，金以林的“新理解”毫無新穎之處，不過是辯證唯物論的老調重彈，只是強調了國共鬥爭雙方的“統一性”一面，而文革時代則是強調了國共鬥爭雙方的“對立性”一面。中共在此“辯證唯物論”的變臉之下可以朝令夕改、遊刃有餘，而無須臉紅、內疚。

金以林的“新理解”顯然具有“喊話”意味，他是借著社科院在北京宣佈全套共卅六冊“中華民國史”出版發行的機會說出來的。他以套書主編的身份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大陸“重新看待民國史”，具有重要意義，“中華民國史已成為兩岸共同歷史記憶”，大陸跨出這一小步，代表兩岸跨出重大一步。金以林指出，遠自一九七一年，時任中共“國家總理”的周恩來就親自指示，將民國史研究列入國家出版規畫；迄今歷時四十年，民國史研究從最初的“險（危險）學”到如今的“顯學”，這套書完整總結中共對民國的立場。 

金以林表示，任何轉變都是有趣且有意義的，大陸對民國研究的新理解也不例外；大陸對抗戰史已越來越客觀，也不再避諱談論“國軍”的貢獻，甚至認同蔣介石是抗戰領袖，是讓中國成為“戰後四強”的關鍵人物。金以林指出，過去大陸稱這段歷史為“革命史”，但研究到最後總是選擇“歷史選擇中共承擔中國使命”等大論述；新理解確立了國共間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不再強調“國敗共勝”，而以平實口吻敍述，國共矛盾是不同社會精英做出的不同選擇。新理解不再糾纏於誰勝誰敗，並強調國共的歷史選擇都是出於“讓中華民族更好”等共同期待；相信新理解將帶給兩岸前所未有的啟發，解開糾結的歷史，鋪下兩岸未來走向政治談判的基礎。

新華社報導，由社科院主持編纂的“中華民國史”共有卅六冊，其中分為“中華民國史”共16冊、“中華民國史大事記”共12冊，以及“中華民國史人物傳”共八冊等三部分，全套約兩千萬字。這套書是大陸國家出版基金支持的項目，由中華書局出版。“中華民國史”以重大歷史事件為核心，按照中華民國創立、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北洋政府時期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等歷史分段；“大事記”采編年體方式寫成，編排從1905年到1949年間歷史大事；“人物傳”以簡傳方式記錄民國年間各領域的上千名代表人物。

社科院主持編纂的“中華民國史”並非新鮮貨色。據臺北國立編譯館在1994年主編的“中共編寫《中華民國史》真相探討”一書指出，北京的動機在為自己的政權取得正統地位。該書在第一章第一節中共編寫“中華民國史”的動機中指出，北京企圖透過編寫出版“中華民國史”來誇張馬列主義理論以及毛澤東思想，進而為鄧小平完成所謂在1980年代三大任務之一的“統一臺灣”作政治服務。第二是，企圖透過對史實的扭曲，把它的政權推上歷史的“正統”。第三、採用中國人歷來纂修“斷代史”的慣例心態，企圖通過修史的手法，來暗示結束“中華民國”的歷史。第四、突出共產黨在民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反共與否來評價民國的歷史人物，歪曲歷史，為中共製造不實的假相。

“中華民國史”的出版，說明中共的急迫感，也說明“九二共識”給中共帶來了沉重的壓力。


三、兩岸統一的基礎是四六憲法


目前正值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大陸也在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種新的思潮正在大陸內部興起：兩岸統一的基礎是四六憲法。

大陸民辦教育家、《新快報》專欄作家、信孚教育集團創辦人及董事長信力建撰文指出：

對1946年12月召開的“國民大會”以及會上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我們這邊的評價一向甚低。官方說法是：國民黨佔領張家口後，違背政治協商會議的規定，單方面召開了這次“國民大會”。國民黨和青年党、民社黨的代表以及胡適、王雲五、傅斯年、胡霖等“社會賢達”一千六百多人參加了大會。大會無所作為，推選吳稚暉為會議主席，蔣介石等四十八為主席團成員，洪蘭友為秘書長。這次大會的中心任務是制定《中華民國憲法》，故又稱為“制憲國大”。有的甚至還稱人家這次大會是“偽國大”。至於這部事實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憲法，官方的評價則是：1946年12月25日，國民大會通過。1947年1月1日由中國南京國民黨政府頒佈，計14章175條。《中華民國憲法》的基本特點是：以自由平等為標榜，堅持維護國民黨的一黨專制；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名，保障封建土地剝削制度和官僚資本的經濟壟斷；以“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國”之名，行國民黨一黨專制和蔣介石個人獨裁之實。所以會有這樣的評價，關鍵是因為其主要參與政黨為中國國民黨，青年党和民社黨。而中國共產黨和民盟（除民社黨外）拒絕參加制憲國大，並拒絕承認其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然而，事實上這次國大通過的憲法無論從哪個意義上來看，都有其傑出之處——很多地方就是今天我們採用的憲法也望塵莫及的。

說到四六憲法的意義，首先應該看到：就是因為有了這一現代意義上的憲法，使得國民黨的合法性問題有了一個根本性的解決。談到國民政府的合法性，這個話題可能比較宏大。中華民國的法統來源於辛亥革命的正當性，後來的南京國民政府是對這個法統的繼承和延續。而此前主導這個法統的是北京北洋政府，但經過袁氏稱帝和張勳復辟及曹錕賄選等一系列事件之後，實際上已經大大耗盡了北京政權的合法性，因而出現類似霍布斯叢林的軍閥混戰局面。所以後來通過武力討伐而取得政權的南京國民政府在成立之初就具有一定的道義資源，但這還不足以成為合法性的充分理由，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後面臨重塑政權合法性的歷史任務，如此方能繼承延續中華民國法統。而1937-1945年在中華民族面臨幾百年來最大的一次亡國危機時，南京國民政府領導的衛國戰爭勝利，廢除了晚清政府與列強簽訂的所有屈辱不平等條約，迫使日本將東北、臺灣和澎湖列島歸還中國，實現了民族獨立，這無疑成為戰後國民政府合法性來源之一。

就其現實意義而言，四六憲法許多規定也極富現代憲政思想，便是在今天也令我們心嚮往之。

2011年6月16日，馬英九在出席《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1945～1949》新書發表會時表示，蔣介石“最大的貢獻是制定並實施‘中華民國憲法’”，因為這部“憲法”是一部“涵蓋全中國人的‘憲法’”，更是現在“處理兩岸關係的重要依據”。

的確，中國大陸必須回到四六憲法，以此為基礎，中華民族的統一才不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夢想。


四、臺灣的意義超越中國


臺灣的意義已經超越中國，而具有世界範圍的影響與價值。

美國田納西州羅茲學院（Rhodes College）國際研究教授康培莊（John Copper）8月29日在美國外交政策刊物《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發表文章，指出為了全球人類的福祉，美國應該繼續保住臺灣。

康培莊說，最近幾個月來，美國傳媒和學術刊物上，有關臺灣的爭論文章、專欄文章、評論文章鋪天蓋地。不少文章認為，臺灣失去了對抗中國的價值，對美國已經無關緊要；美國無力承擔保衛臺灣所需的更多軍事開支，因而應當放棄臺灣。只有極少數文章談到應該防衛臺灣，對美國應否保住這個盟友，發生了很多爭論。這些文章認為，臺灣是民主的、有主權的、忠於美國的，在戰略上對美國十分重要。

康培莊認為，臺灣的戰略重要性，有兩點值得一議：其一是美國的歷史經驗；其二是地緣政治的因素。1890年12月，美國陸軍在南達科塔州傷膝河（Wounded Knee）戰勝了印第安人（史稱傷膝河大屠殺），這標誌著印第安戰爭結束，美國從此可以把注意力從鞏固西部領土，轉向對外事務。傷膝河戰役之後不到十年，美國即走上成為世界強權之路。1898年，美國海軍在美-西戰爭中擊敗西班牙，奪取了西班牙屬地菲律賓和關島。同年，美國合併了夏威夷，簽署了三分薩摩亞群島的協議。1900年，美國佔領威克島。在那之前不久，美國開始開鑿巴拿馬運河。

美國海軍的發展，對實現上述這些開疆拓土十分重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已經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美國建造了航空母艦，並依靠它扭轉了太平洋戰爭的局面。1945年，美國擁有由一千六百戰艦組成的海軍艦隊，沒有任何國家敢於挑戰美國。

康培莊認為，如果中國重新統一了臺灣，那就將是中國崛起的傷膝河戰役。中國統一臺灣後，可以騰出手來，進一步實現其海上強權美夢。最近二十年來，中國海軍相對于陸軍、空軍，獲得了更多軍費，顯示中國準備大力發展海上力量。而這也和上述第二點，即地緣政治環境有關。中國在地理上受到北起日本，經琉球群島、臺灣、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一直向南延伸至澳大利亞的島鏈“遏制”。

中國海軍要進入太平洋，就必須穿過這些島鏈。中國商船隊和海軍艦隊，必須往南穿過形同束縛的馬六甲海峽，才能獲得能源和天然資源。因此有的戰略家把東亞的島鏈視為“面對中國的長城”，中國海軍軍官和戰略家認為，中國“身處盒子中”。總之，這一地理形勢十分不利於中國在太平洋擴展其影響力。但如果臺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上述情況就會發生變化。中國海軍將不再被包圍，而且實際上還會衝破第一島鏈，抵達“第二島鏈”——關島、馬裏亞納群島和中太平洋的其他小島。

最重要的是，臺灣東海岸的港口將為中國海軍的主力——潛艇艦隊提供優良基地。中國潛艇可以從臺灣迅速潛入難以偵測的深海，抵達美國西海岸，直接威脅美國本土。因此不論從美國的歷史經驗，還是從地緣政治角度看，臺灣對美國都具有無可爭辯的重要性。


五、“九二共識”是歷史的伏筆


康培莊是個美國人，他對中國事務的分析是美國式的，用來說明美國人心目中的臺灣價值則可，用來預測中共的崛起則不然。套用美國經驗來看中共，多少有些隔靴搔癢。

在我們看來，中國大陸的內部裂痕，遠較一百年前的美國為甚。因此不要說中共統一不了臺灣，就是中共暫時統一了臺灣，它也不可能像美國那樣就勢崛起，而只能像暴秦、隋煬帝那樣灰飛煙滅。被秦始皇征服的山東六國、被隋朝征服的江南人民，還不是照樣起來消滅了暴政，這樣才迎來了漢唐的盛世。

“九二共識”已經將近二十年了，中國大陸也在“後共產主義”的實際軌道上迅速發展，其中臺灣的開放與示範作用是無法磨滅的。

將來的歷史將會進一步證明：中國大陸遲早會重回中華民國的法統，而“九二共識”就是其伏筆。


 （二〇一一年九月八日）



【第十節 解析中共《和平發展白皮書》】


與多數的海外評論不同的是，我們可以認為：中共追求國際和平的努力多少還是有些真心的，因為中共實際上非常怯戰。

這是因為我們知道，中共其實從來沒有單獨與美國作過戰，因為不敢。中共要麼聯俄抗美，要麼聯美抗蘇，絕對不敢單挑其中之一。唯有一次，1989年中共還是因為內部鎮壓而遭遇全球譴責制裁，誰也靠不上了，於是立即惶惶不可終日，立即給台商開出極大優惠條件，而且對日本右翼政權卑躬屈膝。

不僅中共如此膽怯，甚至自稱“大日本”的倭寇國家也從來不敢單獨與白種人作戰。小日本只敢躲在英國、德國的後面向俄國、美國發動偷襲……日本即使如此膽小，結果還是單獨吃定了兩顆原子彈。可見，除了滿清那樣愚昧的傢伙，亞洲至今還沒有敢於單獨向歐美開戰的國家。如果中共真的敢於向美國挑戰，那就比滿清還要“偉大”了。不過，我們有理由對此懷疑。

我們量中共絕對不敢單獨向美國挑戰的，所以我們可以認為，中共追求國際和平的努力多少還是有些真心的，因為中共實際上非常怯戰。十分明顯，中共甚至缺乏“大日本帝國”那樣的獨立能力，至今無法擺脫蘇聯的殘餘影響，又如何談得上獨當一面、開闢亞洲的新局呢？


一、國際不信任中共和平願望


2011年9月6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了《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全書一萬三千字，是在南海緊張局勢加劇，中東北非民主革命浪潮席捲大地的背景下頒佈的。白皮書希望回應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道路的關注。分析人士認為，從中共的作法來看，這份文件無法說服亞洲鄰國相信中國的和平發展意圖。因為中共奉行的一些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都與國際現行的文明秩序格格不入，國際社會對它也越來越不耐煩，對這種批評，想要在國際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中共當局當然需要用一種國際統戰的方法來做一種解釋。

美國企業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馬明漢(Michael Mazza)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白皮書的內容多半是一些宣傳用語，缺少官方對於政策立場，尤其是安全議題方面的具體表態，因此也無法讓人對中國的發展意圖放心。“聽其言觀其行”，中共說的再好也沒有用，關鍵是要看你的行動。那麼行動呢，人們看到的是中國在軍事發展上面投入越來越多，軍備的增長相當的迅速，與周邊國家軍事發展的距離越來越明顯。那麼自然會引起周邊的警惕。那麼另一方面中國在對周邊關係上面也存在著很多糾紛，像南海呀，跟日本釣魚島呀，與印度有很多不管是歷史的和現實的麻煩。那麼軍方也在政治舞臺上影響力越來越大，表現出在這些問題上的處理跟過去相比是越來越強硬，這個也是周邊國家感覺到一種恐懼。另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不民主，它的政治決策尤其是它的軍事發展一直是不透明的。那麼這種沒有監督，沒有制約的這樣一種武裝軍事發展，事實上使得它周邊這些地區成為未來引發危機的一個火藥桶。

中共甚至沒有遵守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決議，一直在擴散核生化武器，並且積極發展核子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中共在國際間的表現，已經很難讓它的亞洲鄰國相信它的和平發展意圖。美國在年度《中國軍力報告》中披露，北京當局對臺灣部署約一千二百枚短程導彈、四百九十架戰機，並在去年加強對臺灣的網絡攻擊，報告中還指出，中共在海南新建的海軍基地，能容納彈道導彈、潛艦及航母等大型軍備，未來十年它還將建多艘航空母艦。

上述情形使得國際間無法信任中共的和平願望。


二、中共白皮書是宣傳與公關


據統計，從1991年至今二十年來，中共官方共發佈了七十多份白皮書，這些名目繁多的白皮書往往有兩個特點：一是長篇大論地談政策，還是以往的官話套話，了無新意；二是體現“三多一少”：美化吹捧自己多，為自己的意圖和做法辯解多，批評別人（國）多，很少講出自己的失誤和不足。所以，這好幾打白皮書也勝不過一隻航空母艦吧。現在向它航空母艦，包括最近又有什麼更換衛星軌道等等軍事上的發展，包括隱形飛機這些實際的動作，都比這個白皮書自身更有說服力了。

白皮書裏中共津津樂道、自我吹噓，說中國的崛起（實為畸形發展）打破了以往“強國必霸”的歷史發展軌跡。其實，中共之所以“不霸”，一是由於還不夠強，二是由於美國的存在。如果中共再強一點，美國再弱一點，中共遲早會露出狐狸尾巴。

現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是不是霸權？雖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中共是站在過去意識形態的角度，以貶低、敵視美國等為出發點的，是以有意損毀來代替理性分析，借機誤導。一方面，這是中共獨裁政權的本質使然，必然與世界民主正義一方為敵；另一方面，則是中共的“酸葡萄心理”的體現。

中共對美國的態度是“羡慕妒嫉恨”，屢屢受制但又無可奈何。放眼世上，除薩達姆、拉丹、卡紮菲之流外，中共大概是最恨美國了，所以只能在輿論上誤導攪合，製造諸如“侵略”、“為了石油”、“干涉內政”之類進行煽動，混淆黑白。

由此可見，中共的白皮書是宣傳與公關，是謊言多於真實的哈哈鏡，要想從中得到正確的資訊是不可能的。


三、中共何以不能“和平發展”


中共雖然不敢對美作戰，但也不能“和平發展”，這是由其專制獨裁的政權本質決定的。

例如中共這次白皮書公佈的“六項核心利益”（分別是“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就具有擴張性質，很容易擦槍走火、造成國際衝突。

尤其出乎人們意料的，白皮書提到了中國共產黨單方面制定的《憲法》，竟然成了中國國家的六項“核心利益”之一。其實，所有十三億中國人非常清楚，中國《憲法》至今六十多年一直在“零運行”，沒有任何一個《憲法》的法律執行與裁判機構，也從來沒有審判或審議過任何一例《憲法》案件。現在，中國共產黨卻將“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列為“核心利益”，簡直是莫名其妙。顯然，中共所說的“國家利益”只是專制獨裁的核心利益。

考察一下中共六項“核心利益”一詞，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全球金融海嘯以來頻頻見諸於中國在國際廣泛的外交場合。不過它第一次在外交場合使用，是2003年時任外交部長的唐家璿同美國國務卿鮑威爾的會談中，將臺灣問題列入中國的“核心利益”。隨後的2009年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將中國方面的“核心利益”歸結為三項：維護基本制度和國家安全、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因為戴秉國將“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列在“維護基本制度”之後，就曾引起中國大陸知識界的異議和批評。

2011年3月，中國發表2010年度“國防白皮書”，在“建立軍事互信”部分中明確提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但僅僅籠統提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在訪美期間，也以對等口氣再次提到中美必須互相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不管是在亞洲或是在全球各國，中共黨的“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與全球各國都一直相衝突，且在未來還一直衝突到底。眾說周知：中國軍隊，不是國家的軍隊，而是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這樣又有什麼“國家利益”可言，全球各國哪一個黨的軍隊能維護“國家利益”？這是全球各國與中國、中國党的根源不同。

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梁光烈6月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戰略對話會議時，全面闡述了中國的核心利益，將其歸納為三項：中國的國體政體和社會大局穩定；中國的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其中這三項中，有兩項都事關執政黨的。“大局穩定”，是執政黨的大忌，絕不允許有執政黨之外的任何絲微變動；其“基本保障”，也是圍繞執政黨的利益而全面展開——這些都與“法制國家”相根源阻抗。

面對近年來中國外交頻頻強調其“核心利益”，許多觀察家、評論家將其解讀為中國在國際舞臺上具有強烈自信、自我的表現；但也有資深研究者認為，從另一方面體現了中國執政黨的一些方面“危機感”；更重要的是：這種“危機”其本質是執政黨而非對任何政府而言，因為任何國家都要有一個“合法”的政府來領導，而執政黨卻要通過“合法”的國家機制來達到“執政”，中國的這種機制六十年以來一直殘缺，形成了“一黨獨霸”一黨“獨霸天下”，沒有任何“法制國家”的基礎和來源，這是對外。而對內更是沒有任何“和平發展”的基礎可言，眾所周知的中共“十數次路線鬥爭”以及“文化大革命”等，這是全球各國怎樣的“和平發展”環境？一個國家的“和平發展”有外部、內部的“整體環境”，中國長期這樣嚴重背離的社會、政治、獨木行舟的國家環境，怎能撐起“和平發展”國際、國內大傘？

中共不能“和平發展”，因為其“核心利益”正在不斷膨脹。這是再重走蘇聯、日本軍閥、意大利法西斯和納粹德國的老路，很可能觸發世界大戰，因此構成了非常危險的信號。


四、白皮書停止政治改革


有輿論指出：外交是內政的延伸，中國發展到當今階段更是如此。所以，《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也可以作為施政宣言讀。六大核心利益裏，內政有兩條，一是“國家統一”；二是“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看似不言而喻、老生常談，實乃“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的沉痛之言，字字圍繞“政治改革”。

目前，除了分治的臺灣，有分裂之虞的至少有兩大地區：西藏和新疆。“一國兩制”對臺灣沒有吸引力；西藏“高度自治”在中國沒有可行性；“柔性治疆”與“疆獨”的拉鋸戰則勝負未蔔。改革開放之前，“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毫無疑問是用武力，臺灣尚未言獨。後來“台獨”勢力利用大陸“和平崛起”，把獨立大大推進向前，製造了現在勉強“維持現狀”的局面。西藏和新疆的獨立，過去根本沒人敢大聲說出來，只因政治改革放鬆了“地區控制”，形成了自治或獨立運動。若拿“蘇聯解體”當作前車之鑒，結論也許是：中國不能付“戈爾巴喬夫新思維”那樣的代價。

維持一個幅員廣大、民族眾多國家的統一，政治高壓、軍警管制、經濟策略……多少手段都不夠用。尤其邊遠和少數民族地區，向與中央若即若離，沒有鐵腕，何以鉗制？“政治改革”也者，控制放鬆之意。老鄧他們說說而已，形勢所迫有所鬆動，尺度看得是很緊的。雷聲大雨點小，拿掉胡耀邦、趙紫陽，隔代指定政治上可靠的“革命事業接班人”等措施，都是提醒全黨全國：政治改革淺嘗輒止可矣，不能冒險走遠。搞政治的人都知道，在與敵對勢力的爭奪中，一旦開始退縮，就會一退再退，以至潰不成軍。

大家知道，中共1980年代一度不提意識形態、放寬政治標準、縮編“帽子工廠”，致使人們：想以往之不敢想、說以往之不敢說、做以往之不敢做；各個領域的“多元化”得以萌生、發展和傳播；連帶地漫延到統一分裂、自由民主、體制人權等禁區。造成了今天這個中共不能容忍的局面：以談忌為時髦、以犯忌為己任的場面；不僅質疑其執政合法、衝擊其執政基礎，還要剝奪其執政的利益。所以，《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所列六大核心利益中還有“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云云。此話，前半句是對“境內外的敵對勢力”說的，閃爍在字裏行間的是：穩固而牢靠的執政黨地位，不容干擾和動搖；後半句“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才則是公關術語。而把只能由政治制度、政權體制來保障的項目，列為分毫不能相讓的核心利益，也就告訴人們：為了保障這些利益，中共做好了一切準備。毛早就說過：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被國際大環境迷惑的黨內“溫和派”的主張可以休矣——“十八大”領導班子認為：政治領域的改革開放，已經到了懸崖勒馬的雷池邊緣。所謂以我們說：白皮書意味政治改革已經停止。


五、一黨專政是白皮書核心利益


不過對臺灣的安全比較有利的是：“統一”並非中共當務之急，一黨專政才是中共的第一個核心利益。

維護中共“一黨專政”的統治地位，一直是中共思茲念茲的事。過去，它在憲法層面上作出硬性的規定。現在，它還要從意識形態上把它提升為國家的最高核心利益來加以鞏固。中共愈是這樣做，就愈突顯出這個政權所面臨的來自人民的挑戰。

事實上中共為了保護自己的獨裁地位，處處把自己的位置擺在社會之上，這是它一貫的做法。這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中尤其突出。例如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提出樹立“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即“忠誠於黨、熱愛人民、報效國家、獻身使命、崇尚榮譽”的二十個字的價值觀時，就已經把黨的利益放在人民和國家之上。

在兩岸關係中，一黨專政也是中共的最高利益。

例如，中共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唐永紅在《中國評論》月刊9月號發表專文《廈門經濟特區新定位：兩岸一體化先行先試區》，也是企圖用暗渡陳倉的辦法來製造一種輿論，給人一種錯覺，覺得只有中共現政權才有辦法來“和平解決兩岸問題”。從而用這種辦法把一黨專政與國家統一結合起來，誰反對中共的倒行逆施，誰就是反對國家統一了。 

為了把一黨專政與國家統一結合起來，該作者辯稱：通過構建“‘兩岸一體化先行先試區’與‘廈門自由經濟區’，可將新形勢下廈門經濟特區的體制改革、對外開放與對台工作先行先試有機結合起來，將廈門經濟特區的發展與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深化發展、區域（兩岸）經濟的合作發展、對台工作的深入開展、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有機結合起來，整合構建起一個有助於深化改革開放、推動區域（兩岸）合作、促進國家統一的平臺，可在加速兩岸經濟、文化（社會）、政治（安全）一體化，進一步發揮對台優勢與作用的同時，進一步發揮經貿活動自由化與便利化試驗田與先行區作用，以及區域經濟的增長極與輻射源作用。”但其實這些措施都是輔助性質的，其目的在於維護中共的一黨專政。


六、解析


理解了中共的核心利益就在於維護其一黨專政，就能看懂《和平發展白皮書》裏的官腔不外乎是為固其一黨專政來軟硬兼施地推行一種“戰爭邊緣”的恐嚇措施。由此我們就可以明白：中共的政策極限無非是“通過武力恫嚇來拿到戰場上拿不到的利益”，中共得宣傳把這些得寸進尺、日新月異的利益，叫做“核心利益”。

不過，利比亞獨裁者格達菲在2011年10月20日的覆滅，已經為中共的“核心利益”及其“和平崛起”敲響了喪鐘：與西方世界的和解，並沒有挽救反而使加速了專制制度的瓦解。中共遲早會步上他的小老弟格達菲與老大哥蘇聯的後塵，隨風而去。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第十一節 中共《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對抗茉莉花革命】


一、異乎尋常的《刑事訴訟草案》


2011年8月30日，北京政權之“人大網”全文公佈其《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立刻成為海內外關注的焦點，並引起廣泛的質疑和批評。輿論還指出：該“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拋出的時刻是異乎尋常的。

中共《環球時報》社論被迫承認：“《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向全社會公開徵求民意，這是現行刑訴法的第二次修正，修正內容有可能超過原條文的1/4。修正的大方向顯然是保障人權、限制公權力，這個大方向是中國社會這十幾年對公平正義不斷追求的結果，今天中國人對程序正義的覺醒是空前的。然而中外輿論對刑訴法修正案並未報以掌聲，反而圍繞‘拘留通知條款’提出並不專業的質疑，認為修正案對就拘捕通知家屬的幾項例外規定，是為‘秘密拘捕’埋下的伏筆，一些人宣稱這是刑訴法的‘明顯的倒退’。 ”

廣東《南方都市報》的社論則尖銳地指陳：“以草案全文正式發佈為節點，法律界人士對於本部草案的評價態度迥異。究其原因，乃是由於在此前後，刑訴法草案呈現給公眾的印象甚至可用截然相反來形容：草案公佈前，公眾獲取信息的渠道有限，所能看到的皆是被歸結為幾大‘亮點’的正面評價；但在期待值日漸升高的時候，擺在人們面前的，卻是一部令人五味雜陳的草案文本。‘進步處如小腳老太，退步的地方像姦夫狂奔’，這已不是個別法律人的個別感慨。”“這是一個異乎尋常的關鍵時刻，它關乎中國法治的整體進程，並將直接影響億萬共和國公民的人身權利：刑訴法大修，必須直面公眾的所有不安與恐懼，更好地體現‘限制公權，保障人權’的程序法要義。”

北京《經濟觀察網》署名張培鴻的評論稱：“真正的問題不是允不允許秘密偵查和監聽監視的問題，而是該如何限制這些措施被濫用，防止侵犯公民權利的問題。對此問題，草案的規定完全不能讓人放心。且不說它將通過技術偵查和秘密偵查手段得到的線索和材料完全合法化、證據化了，而且啟動這些針對不特定公民實施的手段在審批和決策程序上又實在過於隨意，因此一旦頒佈實施，勢必面臨被濫用的危險，嚴重侵犯人權。” 

“至於監視居住措施，在司法實踐中使用的雖然不多，但此次修改卻有幾處值得警惕的動向：一是明確了可以不在自己家中，而是法定羈押場所之外的其它地方實施監視居住，這事實上已經是一種變相羈押；二是草案規定有礙偵查或者符合其它情形的，可以不告知家屬監視居住的地點，這事實上就是所謂的‘強迫失蹤’。鑒於監視居住時間可以長達半年，草案一旦獲得通過，將是非常恐怖的。”

紅歌盛行的重慶《時代信報》署名郭文婧的評論則企圖打圓場稱：“‘秘密拘捕’或許有存在的某種必要，簡單將‘秘密拘捕’入法說成是刑法的大倒退，肯定是不正確的。但我們必須堅持一點，‘秘密拘捕’是例外，是特殊情況，而絕不應該、也不能夠成為常態。程序正義是‘看得見的正義’，無程序正義，即無正義。


二、《草案》在大陸內部引起爭議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九條規定：“除非依照法律所確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也就是說，即使是“秘密拘捕”，也必須有相應的法律規定並經正當的法律程序才能使用。而問題恰恰就在這裏，《草案》讓人們看到了中共可以“秘密拘捕”的“法律根據”，卻沒讓人們看到相應的程序和救濟措施。

法治信仰的確立，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需要一點一滴的“有法必依”來慢慢塑型。而對法治信仰的破壞，卻是非常容易的，一條不符合人性、人權的法律規定，一次不公正的法律適用，就可能將個人乃至社會的法律信仰大廈予以顛覆。中共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的立法，卻為了一黨專政的私利，完全不考慮這一點。在很多人看來，該草案一旦獲得通過，則意味著中國法制的倒退、警察權的擴大以及人權狀況的進一步惡化。

隨著時代的發展，修改法律是常有之事，但中共這次的動作卻特別大。此次《草案》共有九十九條，將把原有的《刑訴法》從原來的二百二十五條增加到二百八十五條。修改面大，涉及條文多，涉及完善證據制度、強制措施、辯護制度、偵查措施、審判程序、執行規定、特別程序等七個方面。

該草案一經發佈，有些條款的修改便在互聯網上引起了極大爭議，首當其中的便是第三十六條。該條規定：“拘留後，應當立即將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羈押，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除無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嚴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形以外，應當把拘留的原因和羈押的處所，在拘留後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另外，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和逮捕中也有類似的規定。

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大凡專制國家，警察權就會特別大，按說，如果統治集團真的希望不斷提高法治水平的話，應該想方設法地約束警察權，而不是從法律上去擴大警察權。

在當前，針對政治異議人士以及維權人士的秘密羈押在各地已經是時有發生，如果此次《刑訴法》修正案（草案）中的有關條款能在以後獲得通過，那麼，“無法通知”、“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等情形很可能成為適用於一切案件的“口袋”理由，導致公安機關可以隨心所欲決定是否通知家屬，“秘密拘捕”將氾濫成災。


三、中共《刑事訴訟法》越改越糟


中共《刑事訴訟法》是1979年頒佈實施的，1996年偽“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進行了第一次修改。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因存在重實體而輕程序、非法證據難以排除、偵查部門權力過大、審判活動沒有獨立性，以及律師權利難以落實等諸多弊端，致使長期以來冤假錯案層出不窮，損害了國家的法律尊嚴和程序正義。由於刑訴法修改涉及公檢法等權力的再分配，各方利益艱難博弈而難以達成共識，所以刑訴法修訂自2004年有動議以來，各方利益難以擺平，修訂程序一度陷入停頓。2011年6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全體會議後，該法才啟動第二次大修日程。

此次修法雖有形式上的“進步”，但其其條款出現了許多設計上的隱患，將導致“秘密拘捕氾濫”。例如，萬眾聚焦的修正案草案第八十四條：“拘留後，應立即將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羈押，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除無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嚴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形以外，應當把拘留的原因和羈押的處所，在拘留後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此項免除“通知”義務規定，也適用於監視居住、逮捕等強制措施。

這項規定，意味著“無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以及“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等幾種情形，都可以成為對當事人“依法失蹤”，並不通知家屬的理由。這是本次修法遭到民眾譴責最激烈的“侵犯基本人權”條款。

此次修法如此明顯的倒退，連中共的軍頭都感到自身受到了威脅。據香港南華早報論壇消息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梁光烈聽取了軍委法制局相關立法彙報，提到被各界鞭撻的《草案》。梁光烈看了相關報道和網友評論後認為，中國大陸也要保障人權，不贊成搞秘密拘捕和隨意監視。梁光烈並委託軍委法制局將相關意見轉述給全國人大的軍隊常委和解放軍代表，一定要表達正義的立場，不能對秘密拘捕進行投票支持。顯然，軍頭是害怕中共特務的匕首有一天會對準了他的後背。

回顧2007年10月大陸通過的《律師法》，當時也以“法制進步”進行包裝宣傳的。然而，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宣佈，特別增加了“律師在法庭上發表代理辯護意見時，不得發表危害國家安全、惡意誹謗他人和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言論”的條款。這表明律師在法庭上發表代理辯護意見被套上了緊箍咒，隨時都可能被冠以“危害國家安全、惡意誹謗他人和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名堂入罪。這使之成為當局任意打壓維權律師的合法藉口。此舉正是對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律師參與對異見人士與維權代表的大膽辯護而進行的“請君入甕”的政治設計。許多維權律師紛紛失蹤，構成一些著名的案例。

自從《聯合國人權宣言》誕生以來，人類人權事業不斷走向文明與進步。聯合國大會1966年12月16日通過《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1992年通過《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宣言》，“保護人權”現已成為普世價值的基本準則，特別是2006年12月聯大通過《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以來，“強迫失蹤”也已被視為侵犯人權的罪行，為國際社會所嚴禁。但共產黨的公安國安機關，都利用所謂“無法通知”、“有礙偵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專門對付異見人士、維權者以及宗教人士。

今春阿拉伯“茉莉花革命”以來，中共當局自知來日無多，於是加緊鎮壓，不少維權律師和推特的推友先後失蹤，親友長時間得不到他們的任何消息，完全是納粹德國“夜霧計劃”的翻版。現在，《草案》要把這種恐怖活動法律化——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法制進步”。


四、中共《草案》是一項恐怖威脅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草案》是一項對大陸公眾的恐怖威脅，連中共的軍頭都感到害怕與反感。

而中共之所以要進行這一恐怖威脅，是因為其擔心自己的反動統治已經搖搖欲墜了。

2011年11月下旬以來，一份中共內部流出的“通知”提出：要求各媒體對網絡進行監控。通知稱，有網民在互聯網上傳播一封名為“各城市人民進行抗議官員掠奪百姓財產，要求官員民選行動”的郵件，並煽動各城市民眾到廣場集會。通知要求，涉此言論的信息第一時間處理，並上報。同時要求涉日、艾未未案、湄公河案等言論第一時間刪除。

該通知稱，近期有網民在電子郵箱發郵件煽動2011年12月8日“各城市人民進行抗議官員掠奪百姓財產，要求官員民選行動”，公佈各個城市抗爭行動地點，稱要在2011年12月8日，中國城市平民第四期維權抗爭行動。

郵件具體內容如下：

據中國國務院調查報告指出：中國131萬縣團級以上官員及其家屬佔有全民財富的80%；中國股票證劵市場中的總投資資金，幹部及其家屬就占了75%；中國大多數省市地廳級以上官員的財產在700萬至1,200萬，相當於普通職工250年至300年的工資總和；中國內地私人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和海外的資產）超過一億元者，90%以上是高級官員子女。

另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報告指出：中國城市貧困人口約5,000萬。這些人只解決了溫飽，但其生活水平仍低於社會公認的基礎水平，以至於未能得到醫療保障和子女接受教育的機會。眾所周知，中共當局會編造所有對其政權不利的數據，因此，我們相信這是一個被中共當局和諧了和編造了的數據，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國城市貧困人口，實際上是官方公佈數據的2至3倍以上。中國的官員和他們的家屬這麼富有，同時，大量的城市平民卻在貧困的環境中掙扎。原因很簡單，就是中國現行的官僚體制，造成了中國目前的現狀。一方面，中國的官員們通過貪污受賄，聚斂了大量的財產；另一方面，官員們和他們的家屬，通過壟斷政治權力、經濟權力、社會權力、輿論權力和教育文化權力，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團。而普通的、無權無勢的城市平民，很難找到公平的就業機會和發展機會。

作為城市平民，面對這樣的政黨、這樣的政府和這樣的社會，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們必須採取行動，必須奮起抗爭。只有抗爭，才能改變現狀；只有抗爭，才能改變未來！中國茉莉花民主運動全國總指揮部決定：至即日起，支持全國城市平民的抗爭行動，維護全國城市平民的利益，將作為中國茉莉花行動的一項長期的和重要的工作任務。同時，將每月8日定為全國城市平民的維權抗爭日。呼籲全國城市平民在每月8日，到各省會城市廣場集會抗議，或者組織和參與任何形式的抗爭行動。

集會訴求：抗議官員掠奪百姓財產！我們不再信任現任官員，要求官員民選！我們要分享社會財富！我們要公平！我們要吃飯！我們要工作！我們要生存！清除貪官污吏！反對官僚壟斷！反對權錢交易！

集會時間：2011年12月8日下午2點。如果環境和條件有利，可隨時舉行集會，或舉行其他形式抗爭行動。

集會地點：

北京市：天安門廣場

上海市：人民廣場

天津市：海河中心廣場

重慶市：人民廣場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索菲亞廣場

吉林省：長春市文化廣場

遼寧省：瀋陽市中山廣場

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新華廣場

河北省：石家莊市人民廣場

河南省：鄭州市二七廣場

山東省：濟南市泉城廣場

山西省：太原市五一廣場

安徽省：合肥市市府廣場

江蘇省：南京市漢中門廣場

浙江省：杭州市黃龍廣場

湖北省：武漢市江灘廣場

廣東省：廣州市花城廣場

福建省：福州市五一廣場

湖南省：長沙市黃興路中心廣場

江西省：南昌市八一廣場

海南省：海口市明珠廣場

寧夏自治區：銀川市人民廣場

甘肅省：蘭州市東方紅廣場

青海省：西寧市中心廣場

新疆自治區：烏魯木齊市人民廣場

陝西省：西安市鐘鼓樓廣場

廣西自治區：南寧市朝陽廣場

雲南省：昆明市東風廣場

貴州省：貴陽市人民廣場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廣場

西藏自治區：拉薩市大昭寺廣場

類似上面的宣傳品，在中國已經鋪天蓋地、防不勝防了。難關中共心驚肉跳，坐立不安，一天到晚不思茶飯，只想“把動亂消滅在萌芽狀態”。


五、中共砸重金嚴防“阿拉伯之春”


2011年11月22日，美國國會“美中經濟安全審議委員會”發佈的一項最新報告稱，中共砸下重金來嚴格防控“阿拉伯之春”，報告稱中國已經建立大規模監控網絡，來監視民眾以及應對任何對國家穩定存在的潛在威脅。

在報告中稱，2010年，中國對國內安全投入835億美元，超過了812億美元的軍事預算，而且中國國內安全預算在未來數年中仍將繼續增長，增長速度還將遠遠超過軍事開支。

美中經濟安全審議委員會稱，中國發生的抗議事件數量正在增加，動因主要是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如收入不均、腐敗、污染和通貨膨脹等。

該報告稱，由於擔憂中東“阿拉伯之春”引發中國國內動盪，中國共產黨反動政權已經擴大了對網上信息、使用通訊工具的限制，並限制外交記者自由以及逮捕異議人士。報告稱，年初埃及抗議發生後，中國民眾無法在網上搜索“埃及”或“開羅”等詞。

報告還指出，互聯網限制和媒體宣傳並不是中國控制國內的唯一方式，中國共產黨反動政權已經在重慶建立起全球最大的警力監視系統，在社區和公園等地安裝了50萬個攝像頭，覆蓋400平方英里。

市場研究公司IMS Research稱，2011年，中國安裝了超過1,200萬個攝像頭，2010年安裝了超過1千萬個。美國2011年安裝的安全攝像頭個數為350萬個。但中國共產黨反動政權稱外界所指的數字是誤導性的。

一位中國問題分析人士稱，擔憂顛覆政府並不是增加安全開支的唯一原因。中國安全事務研究人士譚睦瑞（Scot Tanner）表示，中國增加國內安全開支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確實包括擔憂動亂。但他表示，犯罪活動在中國也在滋長。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國際安全與國防政策中心主任多賓斯（James Dobbins）也表示，中國並沒有真正感覺到外部威脅，中共政權雖然意識到存在這樣的可能性，但這樣的威脅並不緊迫。多賓斯明確地指出：使得中國共產黨更加緊張的是來自大陸內部的、對共產黨體系的威脅。他說，中國人口眾多，有著多個不同民族，而且在全球經濟形勢低迷的情況下，中國民眾所擁有的期望並不能夠完全實現。

從上述種種情況判斷，中共用《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來對抗茉莉花革命的擔憂，也是事出無奈：目前大陸的經濟增長正在變緩，泡沫經濟開始破裂，這將產生爆炸性的社會結果。如果處理得不好，秦末和隋末的那樣的人民大起義，就可能席捲中國。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第十二節 中共如何看待馬英九提出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及臺灣之因應策略】


一、中共大幅報道馬英九提議


中共“深圳衛視”2011年10月17日《直播港澳臺》節目播出視頻，報道“馬英九公佈兩岸簽署和平協議三大條件”說：“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的黃金十年系列記者會10月17日舉行了第五場，主講兩岸關係。馬英九表示，十年內要滿足三個條件下兩岸才能簽訂和平協議。分析認為，馬英九設置這麼多前提條件，說明他暫時沒有簽和平協議的考慮。”

馬英九提出三個前提，一是民意高度支持，二是臺灣確實需要，三是台立法機構監督。對於未來四年任期內是否推動兩岸政治對話，馬英九強調要看時機是否成熟，但不會以時間表來決定推動時機，所謂的時機就是指是否達到三個前提條件。“深圳衛視”特別指出馬英九說過：“我們說先經後政，就是並沒有排除跟大陸未來做政治的對話。”“深圳衛視”評論指出：“連任任內政治協商有沒有譜，馬英九沒有開支票，不過‘黃金十年’對比蔡英文的‘十年政綱’，馬英九信心十足。”


二、中共深入評述馬英九提議


中共對台工作的特殊媒體“中國評論社”在第一時間就發表了評論《“兩岸和平協議”有望簽署》。

該文認為：“馬英九的第一任期時間所剩無幾，有沒有第二任期尚是未定之天。10月17日，馬英九在一個選舉造勢場合突然拋出簽署《兩岸和平協議》三條件：一是民意高度支持，二是臺灣確實需要，三是台立法機構監督。依筆者之見，即便馬英九在2012年連任成功，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的可能性仍然很低。其中最大的阻力來自於美國，再就是馬英九的性格缺陷使然。”

該文回顧：“馬英九在2008年競選時曾經信誓旦旦地主張要簽署兩岸和平協議。這一主張提出的背景是，當時在任的民進党陳水扁當局在兩岸關係上採取‘撞牆’式對抗政策，通過兩國論、去中國化、修憲、廢統等選舉操弄使兩岸關係劍拔弩張，面臨戰爭邊緣。馬英九在當時提出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的主張頗得民心，民進黨也找不到批判的著力點，加上陳水扁當局的貪瀆無能已使臺灣民眾忍無可忍，許多人抱著‘換人做做做看’的心理，才最終把馬英九拱上‘總統’寶座。可是馬英九上臺後，似乎得了‘健忘症’，幾乎不再提簽署兩岸和平協議這檔子事。馬英九本人或有關官員被問及此事時，常常是顧左右而言他，或者以‘先經後政，先易後難’、‘時機尚未成熟’之類的官腔來搪塞。這裏面有什麼玄機？眾所周知，大陸現在的綜合實力不斷增強，與臺灣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差距日益拉大，在這種博弈過程中，臺灣明顯已處於劣勢。按理說，兩岸簽署和平協議是臺灣（作為弱小的一方）最大的安全保障，也是臺灣求之不得的事，也是造福兩岸人民的大好事。大陸最高領導人也在發出類似呼籲，可馬當局仍然無動於衷、充耳不聞，其最大的阻力來自於美國。這個臺灣的“後臺老闆”不點頭，馬英九不敢貿然行事：

美國兩岸政策的目標已是“司馬昭之心”，也就是維持兩岸“不統不獨”、事實上的“永遠分離”狀態最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依據所謂的《與臺灣關係法》向臺灣出售武器，同時依據《上海公報》、《中美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和大陸打交道，“兩頭通吃”。假若兩岸有意簽署和平協議，美國會第一個跳出來反對。儘管這種反對蠻橫無理，也上不了桌面。因為這事一旦達成，美國要再向臺灣推銷其淘汰的武器或者臺灣當局向美國祈求售武，都顯得理由沒那麼充分了。這就會影響到美國軍火商的利益，進而危及美國當權者的執政地位。尤其重要的是，假如兩岸真的簽署了和平協議，意味著兩岸在政治互信方面有了實質性的進展，美國會有一種被兩岸（尤其是臺灣）疏離的失落感，擔心兩岸和平統一的步伐會因此加快，這是其最介意的。所以，美國一定會透過各種手段“卡住”馬英九，迫使他在簽署兩岸和平協議方面不得越雷池半步。這正是馬英九目前的處境。 

儘管美國對臺灣當局的兩岸政策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但最終決策仍然在臺灣一方。假如臺灣當局最高領導人有遠見、有膽識、有謀略、有擔當，為兩岸中華民族的千秋大業、共同利益著想，就不會甘當美國的“提線木偶”，而是攜手大陸，邁開大步，共同開創兩岸美好繁榮的願景。

可是，馬英九是這樣的人嗎？假如馬英九還有第二任期，他會與大陸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嗎？中共認為前景並不樂觀。 


三、中共有些畏懼馬英九提議


中共設在美國的“多維新聞”2011年10月18日指出，“近六成臺灣民眾支持簽和平協議”：“馬英九拋出兩岸和平協議，逾半民眾支持簽署。據最新民調顯示，近六成的人贊成兩岸簽訂和平協議，55%的人不認同簽署協議就是走向統一；此外，有42%的人看好此議題對馬英九選情有加分作用。”

中共設在香港的“鳳凰網”2011年10月25日發表文章探討《馬英九為何執著簽署和平協議》，稱“蘇嘉全的豪華農舍，拖累了蔡英文的選情，蔡蘇的支持率大幅下滑。馬英九卻拋出兩岸和平協議話題，被綠營抓到把柄，步步緊逼，逼到馬英九講出公投字眼，引發大陸疑慮不說，馬英九的支持率明顯下降。”

鳳凰網的言論明顯體現了中共方面的焦慮和畏懼。鳳凰網說：“剛剛從日本回來的金溥聰，委屈地說，馬英九沒跟他商量，就拋出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的議題。議題發酵後，馬英九不斷抬高協議簽署門檻，最後甚至連大陸比較反感的公投都搬出來，不但不能讓綠營滿意，也讓泛藍民眾和大陸產生疑慮。如今，和平協議話題成為馬英九的燙手山芋。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馬英九搬起石頭，砸得卻是自己的腳。不是馬英九沒考慮到後果，而是在馬英九心目中，兩岸和平協議的簽署太重要了，重要到不惜觸怒部分選民，也要堅持宣講的地步。”

那麼，馬英九為何執著于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呢？中共認為：馬英九是個典型的“協議控”。從他2008年當選臺灣地區領導人到現在，馬英九與大陸簽署了眾多或大或專業的協議，其中廣為世人矚目的協議，就是ECFA協議，將兩岸之間的經濟合作推向一個法律意義上的高峰。兩岸之間的經濟協議簽得差不多了，按照先經後政的順序，接下來，馬英九就開始考慮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在這方面，大陸並不熱衷。大陸的考量是，當時機成熟，就與臺灣直接簽署兩岸統一協議。至於和平協議，實在沒必要簽。三十年多年改革開放期間，兩岸儘管屢起波瀾，卻從未發生過戰爭。只要臺灣當局不觸台獨紅線，兩岸即可維持和平相處的現狀。

中共還認為：馬英九之所以熱衷於簽署各種或大或小的協議，跟他所受的美式法律教育有關。西方人歷來重視契約，也就是合同的作用。在基督教的經典《聖經》當中，就有上帝與凡人簽署合作契約的故事。馬英九是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出身，契約精神已經深入到他的骨髓。比起在特定前提下維持的脆弱的和平，馬英九更希望能夠與大陸簽署和平協議，以白紙黑字的明確契約來保證兩岸的和平和臺灣人的福祉。

中共認為：馬英九的這種思維模式，看在有些人的眼裏，會被認為是宋襄公再生。宋襄公因為遵守仁義原則，被楚人打敗，淪為迂腐無用的代名詞。但宋襄公式的做法，卻暗合二十一世紀全球合作的規範，容易讓人信任。馬英九冒著支持率下滑的危險，堅持拋出兩岸和平協議議題，是他值得信任的可愛之處。只不過，馬英九完全可以在連任之後，再默默推動兩岸和平協議的簽署，沒必要在選前撩撥臺灣綠營民眾的投票激情。


四、評論家讚賞馬英九提議


在中共林林總總的反應中，支持性的言論佔有相當比例。其中比較典型的有一篇名為《旗幟鮮明地談兩岸和平協議，為馬英九加油》。署名為江昌標，身份是福建建甌的一位教師。但其實，在大陸嚴厲管制言論的背景下，這也是中共黨放出的主旋律之一。

這位作者指出，馬英九在“黃金十年，臺灣願景”最後一場記者會上，公佈了他規劃未來十年，力爭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的政見後，遭到了蔡英文及其民進黨台獨勢力的惡毒攻擊，說馬英九在賣台，出賣臺灣“主權”等。而一些人被蔡英文及其民進黨台獨勢力攻擊後，有所動搖，有些後退，不敢堅決支持，懷疑馬英九發表此政見是選舉語言，沒有實質意義。但是這位作者堅定認為：且不說蔡英文台獨集團的險惡用心，因為他們逢馬必反，早已“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2010年6月兩岸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時，蔡英文及其民進黨台獨勢力，發瘋反對，顛倒黑白，罵馬英九賣台後，不久，臺灣老百姓越來越發現，他們在享受ECFA紅利，連南部的農民都切實感受到ECFA的善意、溫暖與發財。結果，蔡英文他們灰溜溜地收尾了，並表示民進黨上臺後會概括承受，不反對了：

單說，那些熱愛和平，享受和平發展的臺灣民眾，不要受到蔡英文及其民進黨台獨集團的蠱惑，要看清兩岸和平發展是大勢所趨，簽署兩岸和平協議是遲早要面對的是。馬英九提出這一政見不僅是善意的，功德無量的，而且超越選舉，超越臺灣政治，是在為臺灣、為世界謀和平，為整個中華民族創造和平。我們應該堅定地站在馬英九這邊，為馬英九喊加油。 

讓我們看一看馬英九這些年苦口婆心闡述兩岸和平發展的理念，並為他大膽說出簽署兩岸和平發展協議的政見而高興，而喊加油。 

追求兩岸和平是馬英九的執政理念，也是馬英九最大願望之一。縱觀近年來，馬英九的一系列和平論述，我們可以瞭解馬英九的關於兩岸和平期許，從而真正理解馬英九關於簽署兩岸和平和協議的重要性論述，支持馬英九對兩岸和平、臺灣繁榮發展所作出的努力，提高警惕，防止馬英九兩岸和平發展的重大政策被蔡英文及其民進黨的台獨勢力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任意抹黑、歪曲，以維護兩岸和平發展的大局。我們不妨看一看他近年來關於推動兩岸和平發展的主要言行。 

在2008年的大選中，馬英九將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簽訂兩岸和平協定作為其重要的競選主張。他多次重申，若執政將和對岸結束敵對狀態，簽訂和平協定。上臺執政後，他在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任期內儘量完成與北京簽署和平協議”。 

2009年7月26日，馬英九在當選党主席的記者會上表示，党主席是份沉重的責任，他將推動國民黨好好規劃未來幾十年臺灣的發展，“至少為臺灣海峽帶來幾十年的和平”。馬英九當時指出，我們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了中斷十年的兩會協商，到現在為止已經簽了九個協議、一個共識，台海出現了和平的曙光。 

馬英九還指出，榮譽主席連戰4年前與中國共產黨主席胡錦濤達成5項共同願景，曾在17次代表大會列入國民黨政綱，他在今年9月12日召開的18次代表大會中，也會建議把這5項共同願景列入政綱，“這是重要的歷史承諾，我們不會忘記，一定會執行”。他強調，他會在“正視現實，建立互信，擱置爭議，共創雙贏”的16字原則上，繼續追求兩岸和平與繁榮。 

2009年11月3日馬英九在接見外賓時表示，世界各國支持他從事海峽和平的努力，也讓他有更多自信推動海峽和平。馬英九指出，在他上任後，已經大幅度減緩海峽兩岸的緊張情勢，也讓本來是火藥庫的臺灣海峽，已經大幅降低其危險性，讓臺灣海峽區域已經感覺到比過去更安全。 

2010年10月29日，臺灣《聯合晚報》報道，馬英九表示，兩岸目前已達成14項協議，這對分隔60年的兩岸，是一空前的情況，因為雙方都認為這是歷史性機遇，兩岸改善關係，不但對雙方有利，對東亞及全世界都有利。馬英九希望建立制度化模式，讓兩岸人民有個較長的歷史階段，進行深度交流，他深信兩岸都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應能在中華文化的指引下，尋找出解決爭端的方式。 

2011年6月7日，馬英九在臺灣靜宜大學以“超越自我•勇敢築夢”為題發表演講時表示，他的夢想是台海和平，不要浪費在對立、鬥爭上；追求臺灣世代、社會及環境等正義，年輕人要勇敢築夢，充實知識能力，不致讓夢想成為空想。 

2011年8月23日電，馬英九表示，他上任後以“九二共識”為基礎，推動兩岸和平發展，至今雙方共簽署15項協議，兩岸關係蓬勃發展，兩岸人民同受其利。馬英九說，3年多來的經驗顯示，以“九二共識”為基礎的政策，已經有效降低兩岸的緊張，奠定兩岸長久和平的基礎。馬英九說，台海和平對臺灣的繁榮和安定，非常關鍵。並寫下“兩岸和平、世界安寧”的祝福。 

中共人士認為，馬英九兩岸和平發展是長期的追求，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從制度上保障台海永續和平，是符合兩岸人民的共同心願。這樣符合人民高度期待的偉大事業，馬英九一提出，就受到兩岸人民的高度稱讚。縱然馬英九“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的政見遭到了蔡英文及其民進黨台獨勢力的惡毒攻擊，但是不用怕，用連戰的話說，“雖然這樣的政見一定會遭到某部分人的抹黑、抹紅，但是為了“國家”社會的幸福，和平有什麼不對？誠然，眼下兩岸不一定會簽署兩岸和平協議，但兩岸必須持續不斷地堅持“先經後政、先易後難、把握節奏、循序漸進”的發展方針，持續不斷地推動兩岸和平發展，為兩岸和平發展做許許多多實實在在的基礎性工程，為兩岸和平交流和發展創造有利條件。雖然目前還沒有迎來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的大好時機，但是，通過兩岸有識之士的不斷努力，未來兩岸一定會迎來簽署和平協議的大曙光，馬英九關於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的願望一定會實現。 


五、臺灣如何因應中共的反應


事實上，簽署兩岸和平協議乙事，屬於“能說不能做”的。

這是因為，兩岸之間缺乏一個能夠簽署和平協議的機構。

例如，中共獨裁政權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只同意黨對黨談判；而臺灣是民主政治，不可能以黨代政，去和中共從事政黨之間的秘密外交。

這個歷史的死結在中共改變極權性質之前是無法打開的。因為中共獨裁政權一再宣稱“中華民國已死”，因此中共所要談判的對象僅僅是“臺灣當局”，以及“臺灣如何回歸祖國”。

中共上述立場，顯然有悖事實，是企圖從談判桌上得到戰場上無法得到的東西，因此十分荒謬。這也是兩岸關係遲遲無法正常化的原因所在。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且不說這種意義的兩岸和平協議是否“城下之盟”，在我們看來只要臺灣不同意黨對黨談判的前提，擬議中的“兩岸和平協議”就根本不可能展開，更遑論達成什麼具體協議。

在此總體情形之下，臺灣的因應策略最好就是“光說不練”，實行緩兵之計：先保證總統大選的平穩進行，再保證四年任期的平穩度過，最終在時間的競賽中堅持到最後，讓臺灣民主制度逐步發揮作用，逐步瓦解乃至戰勝中共的極權結構。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另起一頁）


【第五章】

【2012年統獨掙扎】

（另起一頁）


【第一節 中共對臺灣二〇一二年選舉的綜合反應及未來之對台策略】


一、馬英九震撼海峽對岸


中共的黨報《環球時報》2012年1月16日報導，其下屬的“環球網”15日進行一項題為“馬英九連任，你對兩岸統一信心是否增強了”的網路調查，結果有61%的投票者答案是否定的，只有39%的人認為對兩岸統一的信心增強。 

對於這項調查，輿論認為，在談及兩岸議題時，受到中共洗腦的大陸民眾很容易聯想到和平統一，希望馬英九能夠儘早推動統一進程，但相對於臺灣政局的現實，這樣的主張顯得激進。當前馬英九的首要任務是構建兩岸關係的基本格局。例如在這次選舉時，馬英九再三闡述“不統、不獨、不武”的理念，受到中共洗腦的大陸民眾看到這一幕似乎有些失望，但這說明馬英九兩岸政策相當成功。 

中共的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院長”劉國深分析，對於馬英九連任後兩岸關係的變化不能抱過高期待，特別是在政治互動方面。他表示，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大陸和臺灣當前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磨合還需要時間，現在就強行把兩岸硬拉到一起也並非一定就是好事，兩岸民間都需要更有耐心。 

另外一面，中共的《南方都市報》15日頭版全版以馬勝利為主照，顯示對臺灣大選的重視程度。而擁有上億用戶的“新浪微博”，15日晚間的熱搜榜冠軍就是“臺灣選舉”，連“馬英九”都成為熱門關鍵字，這顯示臺灣的民主已經滲入大陸的人心。新浪微博還特別製作“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話題專頁，截至15日晚參與討論的留言就逼近三百萬條，可見大陸民主對於臺灣選舉的熱度。

大陸網友和意見領袖近日常上網發表對臺灣大選的觀察。例如大陸媒體人袁國寶在微博上說，“對岸(臺灣)在為選票忙，這邊(大陸)在為車票忙，雖然都需要實名制，但一張上頭印著尊嚴和人權，另一張上面卻烙著屈辱和卑微。” 

“南方都市報”15日的頭版封面，可說是史上第一遭，一張馬英九總統歡呼勝選的超級大照片，配以鬥大的標題“馬英九勝利”，只要讀者走過報攤，想不注意“他”都很難。另外，該報還在A落第四版全版報導臺灣大選結果，報導篇幅和重視程度，超過往年。 

臺灣大選和平落幕，也羨煞許多大陸網友。上海網友“Shuyun_sky”說，“看著如火如荼的臺灣選舉場景，心裏有一種深深的無力感，這樣的生活離我們有多遠？” 

有大陸網友直言，“幸虧有個臺灣，讓我們知道總統是大家選的”；還有人模仿電影片名自我調侃，“那些年，我們一起看別人選舉”，道盡大陸仍未實行民主的無奈。 

有別于過去大陸網友對民進黨的評價，蔡英文在敗選感言中展現風度，得到許多肯定。蔡英文這段八分鐘的演說視訊，一天內被瘋狂轉發上萬次，評論達4000多條。一名北京網友贊許蔡英文，“講話如此堅定自信和不卑不亢，絲毫沒有政客的做作。”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總編輯張力奮也在微博上稱讚蔡英文有現代政治家的氣度，不只是敗選後請辭黨魁，而是她宣佈敗選時的修養和節制；說她倫敦政經學院博士沒白讀，因為她在實踐自己學過的選舉民主和公共政治，“她和馬英九都是勝者”，且都認同選舉民主的遊戲規則，“他們共同提升了臺灣民主”。 

但也有人持負面角度看臺灣選舉。大陸“環球時報”記者王文在微博上說，人容易被選舉的娛樂性和形式所吸引，卻忘記臺灣經濟、國際地位和就業狀況近年來幾乎停滯；若非大陸強行輸血，臺灣狀況會更糟。他認為，大陸官員應學習臺灣官員的謙恭有禮，但大陸人民也不必因此迷信臺灣選舉。 


二、大陸民眾熱衷臺灣選舉


大陸民眾熱衷於臺灣選舉，因為臺灣大選激起了大陸民主希望。

難怪有人說，臺灣這次大選的獲勝者，除了馬英九和國民黨，還有另一獲勝者，那就是呼聲微弱但態度明確地要求民主的大陸民眾。紐約時報對此報導說，主要由於大陸網路審查者不尋常地放手，成千上萬的大陸民眾得以追蹤馬英九與對手之間的競選，他們從網路上獲得臺灣選舉的新聞和評論，然後透過社交網站廣泛傳播。

臺灣14日開始投票後，可以感覺到一種暈眩感正在大陸的2億5000萬微博成員中傳播。他們對臺灣選舉過程的順利，敗選者蔡英文的優雅姿態，馬英九不要助手打傘，冒雨發表當選演說，感到驚奇不已。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張鳴在新浪微博上說：“微博上所有人這個週末只討論這件事。” 

大陸民眾辛辣地諷刺大陸未經選舉而上臺的領導人，羡慕臺灣的極大自由，還為臺灣同胞進行了一場平靜的、沒有暴力的選舉而深感自豪。品酒專家徐偉(譯音)評論說：“臺灣在海峽那一邊樹立了一面鏡子。我們在海峽的這一邊，看到自己的未來。” 

這場大選對中國大陸領導人提出某種挑戰。中共一直宣揚民主不適合於中華民族，還認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儘管在臺灣與大陸已分離60年，2300萬臺灣人已發展出言論自由和自治的強烈觀念。 

大陸不可能允許新聞媒體自由報導臺灣大選，但箝制一個重要國際事件的網路新聞，會引起網民反彈。帶來的結果是一種精神分裂症：與微博和網站上的自由評論相比較，官方媒體對臺灣大選的報導空洞而且經過刪節。 

新華社的相關報導避免“民主”、“總統”字樣，把它說成是一次地方選舉，還說馬英九獲勝是北京對台新政策的勝利。 

大陸報紙一如既往，只採用新華社新聞稿，但有些報紙以頭版頭條刊登馬英九講話的大幅照片。一位大陸報紙編輯說：“沒有人說選舉不能上頭版，我們就這樣做了。” 


三、馬英九連任有國際意義


北美華人認為，馬英九連任勝選，不但是天佑臺灣，也是天佑全球華人，更是天佑東亞，天佑世界，是2012年的好開篇。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位博士生甚至稱馬英九為“華人世界的總統：“從北京到香港，從澳門到新加坡，到大洋彼岸的紐約，全世界的華人似乎都在關注這個時刻，2012年1月14日，全世界的華人似乎都心系臺灣。”

輿論認為：臺灣大選圓滿落幕，對此，美加兩國執政當局也紛紛發出聲明或者感言，謂臺灣選舉順利舉行，乃是偉大的成功。全球看到，中國人是有資格享受民主選舉這個普世價值，也能在實踐上達成民主的參與。 在當今的全球大勢和東亞形勢之下，臺灣總統大選的和平進行，以及馬英九的連任勝利，不但造福臺灣島內，穩定兩岸形勢，同時具有全球意義。 

首先，在“北京模式”和“華盛頓共識”的全球大討論中，國際社會產生了悲觀情緒，認為美國楬櫫的民主自由模式，因為美國霸權主義的犯錯，而呈現衰退趨勢，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或者傳統威權主義國家漸漸失去“模式效應”，相反，以混合經濟模式與威權政治結合的“北京模式”，隨著大陸的經濟崛起而在第三世界的社會轉型中產生共鳴。但是，臺灣的民主實踐和這次大選的理性風範顯現，以及大選在大陸民眾當中刮起的旋風，表明“民主還是一個好東西”，只要克服民粹主義，克服暴民政治，其相對公平正義的優勢相當明顯，也是社會維持持續性發展的穩固基礎。馬英九的連任也表明，亞洲是可以克服民主轉型過程中遭遇的貪瀆痼疾，只要政治人物堅持清廉的政治操守，是可以獲得人民支持的。

其次，在東亞局勢緊張，全球大國戰略重心向亞太轉移的關鍵時刻，馬英九的連任，不但遏制了東亞地區一個傳統“戰爭熱點”的可能性發酵，同時，借著兩岸關係的持續發展以及取得的雙贏局面，給東亞和亞太地區展現了超越分歧，攜手合作的一個典範。臺灣選民之所以在“九二共識”問題上做出理性選擇，對蔡英文空泛和可能引發危機的“臺灣共識”說不，正是絕對聰明和務實的選擇，同時也因此贏得國際社會的廣泛稱讚，臺灣這次大選的成功，對東亞和平的大局功不可沒。在美國剛剛公佈國防新戰略之際，在中國大陸和美國在東亞軍事戰略對峙的時候，馬英九的連任勝利，無疑讓華盛頓和北京在臺灣和兩岸關係上找到了“共識”，這就使臺灣不但不會成為“麻煩製造者”，相反，卻可以成為美中建立合作互信的一個橋樑。 

最後，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依然嚴峻，馬英九的連任勝利，維持了兩岸經貿交流的大勢，這對臺灣當然利多，對中國大陸也是十分重要，因為北京面臨很大的內政問題挑戰，需要在一個和平的環境中集中精力搞經濟，解決內部的社會問題，不被台海問題分心，沒有戰爭的陰影。


四、中國大陸網民體會臺灣文明


在臺灣大選的旋風之下，甚至連蔡英文接受失敗的態度，都在大陸微博網站上成了熱議話題之一。

臺灣大選，大陸不少網民在進行時階段對選情給與程度不同的關注；塵埃落定後，不少網上的“隔岸觀眾”感歎選戰和風細雨，敗者表現令人折服，體現臺灣民主政治趨於成熟。

令較多博主有相同或類似感受的主題，除了“臺灣民主給大陸豎立了榜樣”的主旋律及其各種形式的變奏版本，還有許多網民在大陸主流微博網站上熱議的話題，即“臺灣民主已經或正在走向成熟”，並由此生髮許多感想。沒有槍聲、沒有流血、沒有肢體衝突，也沒有粗言穢語；整個競選過程的“文明程度”，尤其是敗者接受失敗的態度，引出不少網絡感言。

例如，在選舉結果揭曉後不失時機在網上發言的“杜爾999”博主認為，臺灣大選表明民主政治在臺灣有了雛形。其論據如下：“無論是勝者，還是敗者，都很‘費爾潑來’。馬英九表示要吸納蔡英文和宋楚瑜的建議和所長，蔡英文也能心悅誠服地承認自己敗下陣來，對馬英九表示祝賀，也夠爺們兒。而且這一次的選戰，沒有發生極端事件，和風細雨，陽光透明，說明臺灣的政治的確成熟了。”

一位署名鄭洪升的博客歸納自己最深刻的印象：國民黨今非昔比、選民很牛、候選人很不容易、的主流民意者得天下，但蔡英文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站出來跟男性競選的女人，也值得尊敬。另外不少網上觀眾在新浪微博上表示，蔡英文敗選後的演說和表現給人印象深刻，可贊可歎。

在這個大陸主要微博網站上對蔡英文的讚譽，從節選並轉貼她的落選演說，到“真誠、真情、真實，風度、大度、深度”之類抽象概括，不一而足。一位署名“盜版貓頭鷹”的網友斷言：這就是魅力！然後自然而然加上一句：“什麼時候能在國內看到這樣的政客”？還有人指出，蔡的粉絲在大雨中為自己支持的候選人失敗而痛哭，“很為感動”，因為她們“是為自己而哭”，跟朝鮮人民“哭金二代”有本質區別。這一場景或許是臺灣民主征服大陸人心的一個強有力的注腳。有一條微博對此的理解是：從人家的大選中可以看出你永遠是不可缺少的一份子。

跟任何網絡熱點話題一樣，不少網民借“臺灣大選”之題發揮自己對其他政治話題之見解。歷史是發揮角度之一。一則微博提醒大眾，比歡呼今日民主勝利更重要的是重溫昔日著名的民主人士的“事蹟和著作”，微博提到的歷史人物包括胡適、傅斯年、雷震、殷海光、夏道平，還有一個長長的省略號。

還有一個角度是廉政和兩岸關係。一則博文宣稱：馬英九總統勝在“清正廉潔”，而另一則博文指出：“蔡姐輸在對‘九二共識’的蔑視與模糊不清的兩岸未來政策。”這位博主斬釘截鐵地宣告：“大選的結果是兩岸人民共同的勝利。”另一則博文則提示大家，大陸官方電視臺的報道和分析，“可能太誇張”，涉嫌把自己的願望強加于臺灣同胞，一廂情願，“人家投票時可能不是那麼想的”。網上出現的另一個主題或許也不出人們的意料：臺灣選舉說明“民主不適合中國國情”是偽命題，其論據也不能成立。而說中國人素質低所以不能搞民主，這個說法顯然只是共產獨夫的托詞，根本站不住腳。


五、臺灣大選後中共對台策略展望


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徐博東強調臺灣大企業紛挺“九二共識”，說明大陸對台政策取得成就，說明“九二共識已通過這場選舉深入民心”。隨著兩岸經貿關係日益緊密，大陸所能發揮的“無影手力量”也日益增強。由此看來，臺灣大選後中共對台策略企圖繼續採取“以商圍政”伎倆。

中共認為：雖然大陸一再強調“不介入”臺灣選舉，但在承認“九二共識”的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和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民進党候選人蔡英文之間，中國大陸更希望看到前者當選，卻是無庸置疑的。梳理2005年至2012年間國共兩黨為推動兩岸關係所做的鋪陳，不難發現這次臺灣選舉不僅是對馬英九的信任投票，也是對大陸對台政策的一次檢驗。以此判斷，臺灣大選後中共對台策略將繼續以往路線。

“九二共識”的核心精神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對於“一個中國”，共產黨認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認知為中華民國，共產黨強調“一中”，國民黨緊抓“各表”。堅持“一中原則”或“九二共識”是大陸的底線。

大陸海協會執行副會長李亞飛2011年底告訴駐京台媒，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今年若能順利持續，臺灣參與國際活動的項目與空間會更寬廣，大陸也會推出更多對兩岸民眾更有利的措施，包括採購臺灣稻米等。

現在徐博東從整體形勢分析指出，馬英九勝選後，大陸第一步還是經濟，如何加快ECFA協商談判以因應歐債危機的衝擊；第二步是推動商簽兩岸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等方面的合作協議，到了馬英九第二任期的中後期，政局比較穩定時，兩岸政治對話才可能提到議事日程。徐博東說：“結束敵對狀態、軍事互信機制，比較低階和中階的政治議題，有沒有可能達成一些協議？但是較高階的兩岸和平協議，我個人評估，在馬英九的任期內，不可能達成任何協議。不要有過高的期待，2008年那樣的得票率，馬英九都不敢邁大步，怎麼奢望他在第二任期得票率遠遠少於第一任期的情況下，會邁大步？”


六、臺灣選舉對中共的借鑒意義


馬英九當選啟示中共：大陸或可經由“國民黨道路”避免大陸暴力革命之危機。

在某些大陸人士的相關構想中，思考了從國民黨的順利轉型到日本自民黨的曾經獨大，再到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迄今為止牢牢控制政壇——中國大陸的人士發現了一些亞洲社會的演變軌跡。那就是在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過渡中，有時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黨獨大甚至長期專權的局面。但是，這種情況畢竟是在多當競選的民主政治的範圍以內的，和一黨專政有著本質的不同。

他們意識到，在中國向著民主政治的過渡時期，也許不可免避免會重複日本、臺灣、新加坡的演變軌跡，基於這一現實，如果中共能夠早日開放黨禁，實行多黨政治，那麼社會公眾也派就應該容納中共于民主體制之內，允許其鳳凰涅盤、完成蛻變，成為在憲政體制內合法活動的政治團體。

依據上述的思考，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最好出路，就是模仿國民黨在臺灣的成就，順利轉型為某種程度的現代政黨。

而所有這些思考，與臺灣大選的示範效應是不無聯繫的。同時，也會使得臺灣對於大陸的影響力量，日益增強。

鑒於臺灣選舉對中共和中國大陸的和平演變具有重大意義，而中共內部的強硬派並不想看到這一影響持續發酵，因此中共是否會因此採取舉措節外生枝，尚有待觀察。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第二節 中國大陸走向暴力化及暴力革命的可能性】


自從2008年7月1日在上海市公安局閘北分局發生的楊佳襲警事件開始，中國大陸已經出現各種形式的抗爭，包括維權活動、抗暴事件等等，都對最終摧毀中共專制制度起了一定作用。其中有些還取得了顯著的階段性的勝利，例如2011年發生在中國大陸廣東省汕尾市所屬陸豐市的一宗群眾運動“烏坎事件”就是。

中國大陸社會的暴力化傾向急劇上升，暴力革命的可能因此隨之升高。以至於有識之士紛紛驚呼：中國軍事革命的條件正在日趨成熟！著名評論家解龍將軍也因此寫下了《論中國軍事革命》、《再論中國軍事革命（北京）、《三論中國軍事革命》、《八一建軍節論軍事革命》、《中國軍事革命的新動向》、《“六四”21周年論中國軍事革命》、《中國面臨第二次共產黨革命》、《中國軍事革命的一個旁證》、《駁嚴家其“反對革命”書》等文，流傳甚廣。


一、北京超市買刀必須出示身份證


中國大陸社會的暴力化傾向急劇上升，其一個旁證，就是“北京大型超市買刀實行實名制、顧客必須出示身份證”。這說明，掌握社會動態最為全面的中共機關，已經感到人民起義的威脅已經迫在眉睫了。

一葉知秋。一紙通知顯露中共政權的搖搖欲墜。現在的北京，不帶身份證，不能買菜刀等刀具了——這說明中國共產黨政權已經落入秦朝和元朝等殘暴政權的窠臼，即將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

面對這一滅頂之災，北京這個中共巢穴的大型商超和家居用品店相繼貼出通知，購買刀具實行“實名制”，須“登記姓名”、“說明用途”。這是多麼荒唐的二十一世紀故事。例如，家住北京大望路附近的張女士準備搬新家買幾件廚房刀具，在無印良品朝陽大悅城店購刀結賬時，店內工作人員要求張女士出示身份證，否則無法購刀。“我哪兒知道買刀也‘實名制’了。”張女士哀鳴道。因沒帶身份證，這刀沒買成。

華貿中心店內出售刀具的區域貼著通知，提醒市民，根據中共“公安機關”的要求，在店內購買所有刀具都要出示身份證進行登記。通知上寫明：對購買管制刀具的單位和個人要實名登記身份證。朝陽大悅城無印良品店內的工作人員表示，遇到購買刀具的顧客，店員要登記其姓名、身份證號、家庭住址、購刀用途等信息。而沃爾瑪、家樂福在刀具銷售位置也擺放了“實名制”提示，顧客買刀時也需要進行實名登記。

而且，刀櫃和其他貨架不同，玻璃門已經被鎖上，顧客只能隔著玻璃挑選，在挑好之後再由促銷員打開。在玻璃門的一角，貼著購買刀具要登記身份證的提示。“您帶身份證了嗎？得登記一下。”顧客還沒有挑好刀具，促銷員就已經提前發問。在得到肯定答復後，促銷員才繼續向顧客介紹商品。

據沃爾瑪和家樂福的工作人員介紹說，買刀“實名制”已實行了一段時間，銷量沒有明顯變化。這表明，中共當局的末日恐慌，已經達到草木皆兵的程度。


二、中國大陸社會演變的里程碑


北京超市買刀必須出示身份證這類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國大陸一系列演變的里程碑，是中國大陸社會暴力傾向日益惡化的邏輯發展。

曾經坐牢十幾年的大陸民運人士秦永敏就此指出：要避免暴力革命，唯一的明智之舉只能是順應歷史潮流，效法國民黨在臺灣的成功經驗，主動進行政治改革，一步步擴大公民社會空間，順應反對派合理合法的政治訴求。否則一味強力維穩、武裝打壓，只能是把革命變成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中共當局應該一步步放寬政治限制，反對派應該一步步成長，彼此之間要形成一個不斷變動的底線，這條底線應該逐步向國際公認的法治規則體系靠攏，並且在立法保障反對派的權利的同時，對不算舊賬加以法律保障，從而以第一次寬恕開啟憲政民主制新時代。

今日中國大陸正處於大變革前夜，中共當局打天下的意識形態已經成為其坐天下的大敵，革命——王朝——革命的循環已經在接近尾聲，與此同時，志士仁人讓中國跳出王朝循環的希冀也格外強烈起來。

這裏，最引人矚目的是中共喉舌《環球時報》連出3篇評論力挺韓寒，《人民日報》也在去年12月26日發表的“蘇聯解體20周年”的社評《主動把握歷史的未來》中談及暴力革命，認為“暴力革命無法解決社會發展問題”。今天的中國最反對革命的，反而是那個靠革命起家暴力奪權的中共政權，這無疑充滿歷史的反諷。作為前一場革命成果的享受者，他們以“共產主義天堂”為誘餌，以“工農政權”為形式，以搶劫富人為手段，奪得政權後反過來以自己發財為目的，以專政國人為護法，以搶劫窮人為手段，所以，在“鎮壓反革命”幾十年後，要回過頭來鎮壓革命了。 

《人民日報》12月26日發表的上述文章大談西亞北非的現實再次證明，發展問題無法通過暴力革命來解決。最終還是要回到以穩定求發展、以發展促穩定的路徑上來。既然如此，中共為什麼不首先對自己當年導致幾千萬人死亡的革命做徹底的反省，反而仍然要大搞“革命傳統教育”和“打造紅色文化經典”呢？

與此同時，迄今為止，共產黨在大陸仍然實行一黨專政，這樣，大陸還有如何實現憲政的問題，所以，大陸今天才有一個“是否需要新的暴力革命”的爭論。

這樣，今天的中國，並不是要不要憲政的問題，而是要不要通過暴力革命來走向憲政的問題。

許多大陸人士的共識是：同是走向憲政，當然社會代價越小越好，和平轉型是減少代價的唯一辦法，有理性的國家何樂而不為？如果中共當局執意要以暴力阻止走向憲政，社會矛盾又激化到爆炸性的狀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三、中國“暴力革命”的理論弱勢


近年來，在海內外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聲浪中，有一種聲音似乎很占道德高地，那就是所謂“反對暴力革命”，也就是說，反對用暴力推翻中共統治，反對“以暴易暴”。這聽起來非常政治正確。在當今文明世界，“和平、理性、非暴力”已經成為一種共識，甘地、馬丁路德金、達賴喇嘛等也成為這種主張的象徵性人物。於是一些中國民運、異議人士也開始舉起這面“道德大旗”，義正詞嚴地反對“暴力革命”。

首先，什麼是暴力革命？在人類近現代史上，最典型的暴力革命是法國大革命和世界範圍的共產革命。在這種革命中，代表“暴力革命”本質的並不是“用武裝力量奪取政權”，而是用屠殺、清算前朝，包括殺害平民，建立一個殘暴的專制政權。

在目前的中國，是否存在暴力革命的問題？中共用武裝奪取政權後，六十多年來一直用各種殘暴手段維持著專制統治。中國人民一直處於被施暴的狀態。

在暴政下，在獨裁專制已經在主動施暴的情況下，人民能做的只是要不要抵抗、要不要行使“自衛的權利”罷了。正在被施暴的人民根本不存在暴力革命的問題，不存在“對暴政施行暴力”的問題。

不能把“抵抗暴力”的自衛當作暴力行動來否定和指責。如果把反抗暴力當作暴力來指責，就等於對一個正被強暴的人說：你不可以“以暴易暴”。這種說法起到了兩個壞作用，第一，讓施暴者不感到威脅；第二，降低了反抗者反抗的意願，因為被施暴者受到雙重壓力，一是來自施暴者的（還在繼續施暴），二是來自旁觀者的（指責你：抗暴是錯誤的）。更可悲的是，那個讓你不要抗暴的人，也正在被施暴。

而共產黨對那些所謂“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回答是什麼呢？成天喊非暴力的楊建利被關了五年，撰文要讓共產黨繼續執政三十年的王策被關了三年多，“溫和、理性地”請共產黨修憲、痛斥“以暴易暴”的劉曉波又被判十一年，其妻子還被莫名其妙地軟禁、失蹤一年多了。


四、“暴力革命”的正當性質


在這種現狀下，人們是否需要理清“暴力革命”到底是怎麼回事之後，再來“反對暴力革命”呢？在英文中，美國人的獨立戰爭其實叫做revolution（革命），也有人稱是violent revolution （暴力革命），但這和中國人共識的暴力革命（法國大革命模式、列寧革命模式）明顯是兩回事。

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思想家湯瑪斯．潘恩在《常識》一書中早就指出，反抗專制，包括武裝反抗，是人的基本權利，這是“常識”。而美國的獨立戰爭，就完全是武裝反抗，並最後贏得了一個自由、獨立、偉大的美國在地球上的出現。而指導獨立戰爭，並成為美國建國二百多年來最重要根基的文件《獨立宣言》，就明確寫著，“政府企圖把人民置於暴政之下時，人民就有權、也有義務推翻這樣的政府。”

美國獨立宣言提出的最重要思想，就是人有不可轉讓、不可剝奪、不可侵犯的三大權利：生命的權利，自由的權利，追求幸福的權利。“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對這三大權利的實現起破壞作用時，人民就有權改變或廢除，以建立一個新政府。”人民有權，推翻暴君統治。所以美國用憲法條款的莊嚴形式，來保障人民擁有槍支彈藥的權利。眾所周知，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是確保言論、新聞、宗教這三大自由，第二修正案就是確保人民擁有武裝的權利。而擁有武裝，就為必要時推翻暴政的“革命”，包括“武裝革命，暴力革命”提供了條件和可能。所以不管發生多少重大的惡性槍殺事件，美國人也不會同意廢除這個憲法條款，剝奪人民的持槍權。現在美國三億人口，民間有二億五千萬槍支，幾乎人手一槍。

參觀過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傑佛遜紀念堂的人，可能都會注意到，在紀念堂的屋頂，刻著這位《獨立宣言》起草者、美國第三屆總統的名言：“我在神的殿堂上發誓，向殘害人類心靈的一切形式的暴政永遠宣戰。”這就是說，面對暴政，人民有自衛的權利，有起義的權利，有武力反抗的權利，更有像美國先賢們一樣，用暴力革命推翻暴政的權利！這同樣適用於中國大陸。

面對一個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政權，人民如果有能力武裝推翻它，當然是完全合法的。其實，現在高喊“非暴力”，是多少有點矯情的。因為中國的現實是，十三億人，如果絕大多數是楊佳，產生大規模的惡性殘殺事件，你呼籲一下，或許有針對性。但今天中國的現實是，勇敢起來反抗暴政的中國人太少了，而唯唯諾諾、甘心做奴隸的人太多了。


五、共產王朝覆滅與暴力革命


縱觀當今的中共的“党國集體領導”，與清朝“旗人族群共治”一樣，也是“最自私的部族政權”、“族天下”（黨天下）。若干新老紅色家族一起魚肉天下百姓。這種政權，連“靠種族血緣維繫的封閉族群”都不是，更區別於中國歷史上其他家天下王朝，這種一黨體制，令中共的政治改革比一家一姓的王朝時代更加困難。

當今，中共這個托拉斯，已經沒了慈禧式有權威的董事長。即使做最好的假設，董事長總經理都有政改之心，也不會獲得董事會批准。何況，這個假設本身就不成立。

清末還有滿漢之爭，當今的中國大股東們之間則沒有這種民族矛盾，他們大家都是一條船上的，同舟共濟，榮辱與共，絕對不能翻船——共產黨知道，船翻了，全黨大家都不能分贓了。共產黨股東們有這個“底線共識”，這也是他們爭權奪利時“有矛盾”、但在鎮壓人民時“大團結”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大凡一個王朝，到了末世，總是認定自己的子弟才靠得住。這就是現在的中共“太子党處處當道”的原理所在。

共產黨能走出王朝覆滅的週期律嗎？

有輿論指出：當中國大陸的“土地使用權”這最後的也是最大的一塊蛋糕切完之後，中國就要回到歷史原點，同歷代王朝末日沒有區別了。


六、只有一個方法可救中國大陸


此時此刻的中國大陸，只有一個方法可以擺脫兩千年來歷代王朝治亂興衰、暴力革命、改朝換代的陷阱，那就是遵循臺灣道路：開放黨禁報禁，實行民主制度。否則，中國大陸社會只能日益走向暴力化，中共不得不面對日益升高的暴力革命的可能性。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第三節 從習近平訪美看2012年美中關係展望】


中共內定之下代總書記、現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2012年2月中旬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力圖改善美中錯綜複雜的雙邊關係。但美中長期缺乏互信，最近又因敍利亞衝突、西藏人權、以及西太平洋安全等問題進一步關係惡化。


一、同床異夢的情人


由於美中關係並不美好，習近平訪問美國，也就極力展示靈活、隨意及親民的造型，甚至不惜賣弄風情，力圖淡化嚴肅的意識形態衝突﹑緩和緊張的雙邊關係。其到訪日恰巧安排為美國情人節前夕，寓意美中兩國政府應該成為“情人”。

二月十三日，習的專機降落華府郊外的安德魯斯空軍基地，也正值美國前總統尼克遜破冰訪陸四十周年，迎接習的美國副國務卿伯恩斯在安德魯斯空軍基地向記者表示，這顯然是加強美中合作的一個絕佳機會。美方中國問題專家表示，習近平訪美，不可能馬上解決存在的分歧，卻可以為中美未來暖身。

二月十四日情人節上午，“奧習會”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進行。奧巴馬此前已經與胡錦濤有過十次會面，和習近平卻是初次會晤。奧巴馬表示，美國是太平洋國家，非常關注和注重繼續加強美中關係，強化兩國商貿，確保兩國是亞太地區的強大、有效夥伴。習則表示，在與奧巴馬和拜登會晤期間，達成了多項新的共識。尤其在中美雙邊關係和兩國共同關心的國際及地區熱點議題上，與拜登進行了廣泛、坦承和深度交流。在其後國務卿希拉里設下的午宴上，習又指出中美兩個大國的合作沒有先例可援，只能“摸著石頭過河”、“逢山開路、遇水搭橋”。

不過綜合種種情形觀察，習近平在訪美期間的賓客雙方，儘管企圖互相調情，但可說是“同床異夢的情人”，各懷互相盤算的鬼胎，毫無真誠之可言。


二、重金收買美國輿論


在習近平抵美訪問之前，就主動請求美國《華盛頓郵報》提出專訪問題，在“接受”《華盛頓郵報》的書面採訪時，他借機從六個方面闡釋了美中關係的宣傳綱領，並佐之以“太平洋夠大，足以容下中美兩國”的結論。其實，“太平洋夠大，足以容下中美兩國”（原文系英文“The vast Pacific Ocean has ample space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這句話是不祥之兆，很可能成為“一語成讖”的倒黴預言。因為，這句“俏皮話”一點也不幽默，它等於是在說，美中兩國都將在巨大的太平洋中遭到滅頂之災。那時，比1940年代太平洋戰爭更為可怕的衝突將會爆發！可悲的是，美國媒體和“中美關係專家”們雖然廣泛引用這句話，卻不解其意。

而習近平在抵達之後的第一場活動則是和過期的美國政要會面，以便營造廉價的友善，包括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奧爾布賴特、前財政部長保爾森、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布熱津斯基、伯傑、前勞工部長趙小蘭等，都被搜羅過來，充當門面。這些前政要都被肉麻地叫做“中國的老朋友”，但最多不過是些遭到重金收買的個人。

在為期五天的美國之行中，習近平都要拉抬二十多場活動，行程安排顯得十分密集，而且每一站都造出了一個“不同主題”，極盡吹拉彈唱之能事。

在華盛頓的活動，側重政治與安全對話、戰略互信以及國際和地區問題，分別與美國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以及國會參眾兩院領導層會晤，幾乎涵蓋了美方所有高層領導。隨後，習近平一百八十度轉彎，轉往艾奧瓦州，會見他二十七年前訪問該州名叫馬斯卡廷（Muscatine）的小鎮時接待他的農民。艾奧瓦州州長布蘭斯塔德在艾州首府德梅設晚宴，以“艾奧瓦餐”特色豬排、牛排，及大豆玉米沙拉，款待習近平。


三、“核心利益”的死結


習近平此行的目的之一，還要深入瞭解美方當前對亞太地區之策略，以為自己在中共“十八大”接任中共總書記後執政之依據；分析指出，習近平選在美國大選之際出訪，承受美國參眾兩院與人權組織對於美中經濟問題與中國人權問題的強烈質疑。不過面對在即的中共“十八大”，習近平也無法對美國做出任何會遭到中共國內質疑而有損其個人威望的承諾，因此這次訪問只能是“認識、公關及展望之旅”。

所謂“認識、公關及展望”，也就是不求對美中現存的歧見有何重大突破，但求穩定習近平接班前的美中局勢，並嘗試緩解自美國重返亞太後，雙方歷經南海外交衝突進而陷於低迷的氣氛，好對未來雙方的發展鋪一條穩建之路。同時最重要的，當然就是對內顯現習近平在接班上已做好準備，有能力處理複雜的美中關係。

習近平在抵達美國的首場演說中，因此就大談“如何建設好中美合作夥伴關係”，並談了四點看法：一要借鏡歷史，從過去的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珍惜與遵循歷史的經驗；二要登高望遠，強調中美關係對雙方人民福祉乃至國際社會的發展均有決定性影響，勿讓大選因素給中美關係發展留下令人遺憾的“後遺症”；三要互尊互信，表達中國“坦蕩”之心，堅持和平發展之路的軟態度，但美方應慎重妥善處理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問題；四要互利共贏，在快速擴張的經貿發展上，牟取雙方最大的共利。

所謂“借鏡歷史”，是要提醒美方莫忘了開起美中外交歷史先河的尼克松總統及其初衷，並期望就此喚醒美國人民塵封的記憶，再次掀起當年的中國熱潮，這也是為何習近平的首場訪問要角之一，就是當年搓合雙方的功臣，前國務卿季辛吉。

所謂“登高望遠”的說詞，是面對美國大選，對於可能質疑中共的候選人先發制人，安上一頂破壞人民福祉、陷國際於動盪的大帽子，除讓其發言有所節制，更以“後遺症”一詞，做了無形的威脅。

所謂“互尊互信”，則是充分顯露了中共“先蹲後跳”，在表達軟態度之餘，不忘警告美方遠離中國的“核心利益”。說穿了，對美是軟硬兼施。

所謂“互利共贏”，就是以四千四百億美金的雙邊高額貿易數據，提醒美方，在新一波經濟危機的當下，莫要以負面手法處理雙方的歧見和摩擦，進而因小失大。

上述四個說辭，其實並未使得參眾兩院候選人，乃至包括奧巴馬在內的總統候選人，因此對中共有所讓步，尤其因為“互尊互信”與“核心利益”之說，更是美國與中國共產黨雙方之間無法妥協的死結。

美方已清楚表明對南中國海必須保持開放的態度，任何國家均不應視其為自身核心利益，也因為北京鷹派對南海核心利益完全擁有的堅持，促成了美方與東協各國聯手施壓中國大陸的態勢。


四、北京企圖“不戰而主東亞”


美國總統大選升溫和失業率仍然居高，讓共和黨參選人在習近平訪美之際，紛紛祭出“中國牌”，表示將對中國經貿與外交政策採取強硬手段。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羅穆尼甚至表示，要在入主白宮的第一天就宣佈，中國是操縱貨幣的國家。不過即令習近平的到訪掀起諸多波瀾，美國國務院仍堅持美中關係穩定發展，以及將中國納入國際體系與規範的既定方向。

邀請習近平訪美的美國副總統拜登在會面時就清楚表示，“遏制中國”不是美國的政策，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在習近平展開訪美行程之際，也有人比較無知地呼籲美國應悉心培養與這位中國下一任領導人的關係，向其展示自由市場的優越性，從改變習近平的觀念進而去改變中國國家政策。然而分析認為，這是犯了對中共政治認識不清的毛病。

從日前中國重慶副市長（原公安局長）王立軍投奔美國領事館二十四小時，所引爆的中共權鬥內幕可以清楚看出，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的生態複雜性遠非毛鄧時代可比擬，而中國社會也比季辛吉和尼克遜1970年代初訪中時要多元和複雜得多，中國政治已不再是一個人說了算，“國家主席”所做出的拍板，也僅止于政治局權鬥後的妥協結果。

在王立軍事件中，美國應該是取得了中國政壇傾軋內幕的一手資料，如能深入調研就不難發現，即使習近平的觀念改變了，只要共產黨一黨獨裁本質不變，就不會出現中國政策的“境隨心轉”，相反的，中國政治生態總是難逃“心隨境轉”的層次。

從習近平此番訪美過程可以看出他對美國社會的瞭解程度超越了中國歷任主席：習近平與美國官員互動有年，他在1985年任河北省正定縣委書記的時候，還曾住過美國中西部愛荷華州的馬斯卡丁小鎮（Muscatine, Iowa）民宿。這次的舊地重遊，意在突顯自己和美國的淵源，並展示親和力。而這些經驗讓他對美國的體認他同時也愛看好萊塢善惡分明的電影，似乎並不仇美。所以有的分析家推測，習近平在位期間，與美合作將達歷史新高。不過如前所述，這一分析實在淺薄。因為習近平的“心”，是拗不過美中衝突之“境”的。

美國目前擺出“重返東亞”姿態，兩國間的摩擦可能失控。而北京“不戰而主東亞”的大戰略，遲早會撞上美國的航母艦隊。

在這次訪問中，有關兩岸問題，一如各方評論所料，由於馬英九的連任，讓美中雙方都有信心，認為臺灣未來幾年仍可維持穩定局面，因此雙方未有太多的著墨。不過美中都表達了對三個聯合公報的一個中國政策的堅守，並拒絕接受任何台獨主張。


五、中國讓美國糾結不已


二月十五日的《費加羅報》發表記者勞爾．芒德維爾的報導，從縱觀歷史的角度對美中關係進行了一番遠眺或展望，結論卻是：“中國變成讓美國糾結不已的國家。”美國認為，中國是未來幾十年美國所面臨的唯一挑戰。奧巴馬政府表示美國有必要將自己轉移到“新的世界重心”，要向亞洲進行“戰略重點的轉移”。美國政界人士和專家對中國看法不一，各種疑問層出不窮：“中國會不會開放並民主化，從而使其他國家更容易跟它合作，使國際社會更容易共同應對經濟和世界氣候方面的挑戰嗎？中國會願意承擔一份世界警察的負擔嗎？或者，中國是否將繼續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家，不得不全力應付國內經濟發展的挑戰，只是把全世界當作它的一個大平臺，只是用來滿足它胃口無窮的能源需要？”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中國在未來的十年裏，將在世界舞臺上有甚麼樣的表現？這正是為甚麼美國方面對這次習近平訪美、對近距離觀察習近平的機會如此重視。然而，芒德維爾認為，美國在這方面的希望大半是落空了：“美國行政當局看來是已經認為，美國方面不會得到確切答案，習近平內心的政治觀點是甚麼，中國這個正在崛起的大國究竟是甚麼性質，這些東西美國不清楚。在奧巴馬上任之初，美國官員還希望跟中國建立一種‘特殊關係’。……後來，按照白宮的亞洲問題專家丹．羅塞爾的話說，美國官員重新返回更為經典的套路，這就是把美中關係看作是一種‘非常複雜的’關係。”

其實，這並非由於中國的表現有多麼異常，而是由於美國官員的低能與無知。由於美國官員在對華事務上表現的驚人低能與無知，美中之間才會產生一系列的“美麗的誤會”。當然這其實並不美麗，而是給世界帶來了空前的災難。


六、習走赫魯雪夫的老路


習的這次美國之行的旅行路線是美國首都華盛頓，美國中西部的愛奧華州，然後是西海岸的洛杉磯。日本主要工商新聞報紙《日本經濟新聞》二月十六日發表記者大石格和森安健從華盛頓發出的報導，對習的美國之旅路線進行了一番歷史對比，結果相當出人意料：“習……這次訪美之旅是他進入中國領導層之後首次訪美。五十三年前，也有一位國家元首走過同樣的行程，那位元首就是蘇聯共產黨總書記赫魯雪夫。赫魯雪夫當時發出豪言：‘要在競爭上勝過美國。’美國方面當時則進行了冷靜地分析，認為赫魯雪夫的‘豪言壯語暴露了他內心的不安’。三年後，肯尼迪政府不顧核戰爭爆發的恐怖，制止了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

在遠眺歷史之後，大石格和森安健又進行了近觀：“這次習的美國之旅意味著甚麼，現在尚不得而知。美國方面最擔心跟習近平話不投機，並為此做好了心理準備。習副主席笑口常開，跟奧巴馬英九舉行了一連串的活動，無疑給美國方面留下了好印象。……然而，習有諸多的束縛，因此，到最後人們還是不知道他內心想的是甚麼。”

而在習近平的面具之下，中國的現實是什麼呢？美國《華盛頓郵報》則在頭版報導說，北京官員拒絕會晤美國國務院負責國際宗教自由的大使，北京當局拒絕發放給她進入中國的簽證。顯然，在人權和宗教自由方面，美中兩國還有扯不完的問題。與此同時，白宮發言人傑伊．卡尼表示，美國方面在跟習的會談中還明確提出了人權問題。不過呢，習近平強調中國人權已經大有改善，但“還有改善的餘地。願意跟美國和其他國家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進行對話”。


七、我們的展望


上述種種使得我們可以作出一個小結：由於2012年是美中兩國共同的“政府更迭年”，美中兩國政府都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因此在美中兩國的互相關係方面，反而不會有什麼戲劇性的表現。最近美國政府拒絕給予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政治避難，就是一個證據，說明2012年美中關係展望，不會得到更加豐富的的結果。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第四節 美國重返東亞促進兩岸關係發展】


一、從澳大利亞看東亞風雲轉向


2012年3月29日，澳大利亞總理吉拉德再次為禁止中國企業“華為”競標該國全國寬帶網工程辯護，稱阻止“華為”投標是為了“國家利益”。此前一天，她還為允許美軍進入澳大利亞在印度洋上的領地科科斯群島辯護，稱此舉“不是針對中國”。不過，她的這番說辭被隔天的《悉尼先驅晨報》稱為“虛偽至極”。

澳大利亞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休•懷特29日也發表署名文章，稱澳大利亞政府允許美軍大舉進入澳大利亞是個“危險的戰略”，“澳大利亞被拖進了一場由美國設立的、專門針對澳福大利亞最大貿易夥伴——中國共產黨的逐步擴大的敵對狀態”。

實際上，這些評論都不懂得，這正是澳大利亞政府的立意所在：要在貿易和安全之間，維持一個平衡，就必須借助美國的力量來制衡中共。“我堅持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吉拉德29日如此解釋禁止華為競標該國全國寬帶網工程。她還稱，澳大利亞政府的該決定“不違反澳中貿易協議”，不會傷害和中國的關係。在被記者問到華為競標“究竟會危及澳大利亞哪方面的國家安全”時，吉拉德拒絕置評。“這只不過是澳美盟軍合作計劃的很小一部分”，澳大利亞《布裏斯班時報》29日刊登休•懷特的署名文章這樣說，美國已在澳北部達爾文港部署海軍陸戰隊，還將增加美軍飛機對澳大利亞本土空軍基地的使用。 

珀斯南部的斯特林海軍基地也將對美國航空母艦和潛水艇開放，美軍大舉進入澳大利亞達到了二戰以來登峰造極的地步。吉拉德政府辯護說，美軍入澳計劃不針對中國，澳大利亞和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已經存在了60年。但60年來，美國從未有過在澳大利亞建軍事基地的計劃，究竟是什麼讓美軍現在對澳如此感興趣？答案是：為了遏制中國共產黨。美軍入澳是為了維持美軍在亞洲地區的地位，抗衡中國共產黨日益增長的挑戰。在中共與美國之間的對於亞洲影響力的較量中，澳大利亞允許美軍建立軍事基地，不僅是美國的一大勝利，對於澳大利亞而言也是必要的。


二、澳大利亞與中共劃清界限


3月24日的《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和“天空衛視澳大利亞新聞台”報道，澳大利亞政府以“擔心來自中國的網絡攻擊”為由，禁止中共的華為公司對價值360億澳元的澳大利亞國家寬帶網項目進行投標。到26日的下午，中共華為公司發表聲明抱怨說，華為對澳大利亞政府的決定感到失望，華為正在為英國、新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建設寬帶網絡。在全球9個在建的大型寬帶網項目中，有8個項目是由華為承建的。華為與澳大利亞所有的運營商、以及全球50家頂級運營商中的45家有夥伴關係。聲明強調，網絡安全是政府、運營商、終端用戶，以及設備供應商共同面對的挑戰。安全問題必須協調合作、共同解決。

華為詭稱，作為中國最大的“私營公司”，華為處於技術創新的前沿。所有設備供應商都面臨網絡安全的問題，但真正的風險卻是，在應對網絡安全挑戰的過程中，錯失中國在這一領域的發明創造。華為還不死心，企圖繼續參與澳大利亞市場。華為在澳大利亞的經營也並不依賴於國家寬帶網，華為已經與澳大利亞所有主要網絡運營商建立合作關係，方便中共從事網絡間諜活動。

這絕不是杞人憂天。澳方禁止華為投標的主要理由就是：華為總裁任正非，是中共“解放軍”的軍官，並且他從不接受媒體採訪，十分詭秘。中共對此的解釋是說：任正非像他那一代的“多數人”一樣，年青時在部隊服過兵役，至1980年代初退役。華為對此從未隱諱，華為的年度報告也始終對任正非的角色保持開放和透明。事實是，任正非參軍已經是30年前的事了，華為是一家100%的私營公司。

其實中共這種說法完全是謊言，因為1970年代能夠在中國大陸參軍的，都是中共特權分子，他們以此逃避上山下鄉，這絕對不是“多數人”可以得到的。現在，澳方認為華為與中國政府有關聯，一點也不奇怪。事實上，香港“鳳凰衛視”也是同樣的性質，由中共軍方一手操辦的。 難怪澳大利亞司法部長尼可拉•羅克松對這一決定持強硬立場。澳大利亞政府一位女發言人說：“作為一項戰略和政府的重要投資，我們有責任盡最大努力保護全國寬帶網的整體性及其運載的信息。”

澳大利亞禁止華為對國家寬帶網設備項目投標的決定是政府根據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的建議作出的。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和有關網絡安全專家早就通過各種途徑對華為參與投標全國寬帶網項目表示反對。他們指出：讓一家“有中國軍方背景的企業”為澳大利亞供應網絡設備，這樣的風險是很大的。人們呼籲對華為的投標進行“最嚴格的審查”，正是在情報部門和有關專家的遊說下，澳大利亞政府做出了禁止華為投標國家寬帶網的決定。

中共為了滲透澳大利亞國家寬帶網，不惜重金收買澳大利亞人士。例如“華為澳大利亞公司獨立董事”之一就是澳大利亞的前外長亞力山大•唐納。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個唐納竟然接受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的採訪說，華為在全球100多個國家開展業務，2004年就進入澳大利亞市場，對它捲入網絡戰的擔憂簡直是“荒誕”！

不過，儘管花費了如此重金，中共企圖侵入澳大利亞網絡的努力還是付諸東流了。


三、中共對台思考的如意算盤


實際上，澳大利亞的立場不是孤立的，而是代表了一股風向，那就是“美國重返東亞”。

“美國重返東亞”引起了中共的極大焦慮，因為“美國重返東亞”的矛頭，顯然針對中共。

2012年4月3日，中共遙控的《多維新聞》發表了“美國戰略大佈局迫臺灣轉型求變”，對相關事物極盡歪曲之能事。

中共的評論歪曲說：


步入2012年以來，連任成功的馬英九和競選失敗的民進黨在海峽兩岸關係政策和話語上都或明或暗地發生變化。這種現象除了臺灣島內政治生態的需要之外，更多的來自全球政治大環境的影響，尤其是臺灣賴以生存的靠山美國在新形勢下的戰略大佈局。

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攜馬英九總統之命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舉行第五次“胡吳會”。吳伯雄在會晤中首次拋出“一國兩區”，引發外界高度關注和猜測。吳伯雄還表示，根據雙方現行的體制和法律相關規定，“我們彼此都堅持一個中國”。臺灣大選前後，馬英九在兩岸關係上一度有停滯甚至倒退趨勢，然而此次馬英九借吳伯雄口傳達出的“一國兩區”最新表態，卻讓人嗅出不一樣的氣息。

民進黨敗選後閉門思過，被迫認識到在兩岸關係上的台獨“原教旨主義”是他們的“死穴”，不去掉台獨綱領，在美中聯手的壓力下，他們此後將絕無勝選的可能性。因此，不僅民進黨內中生代求變的呼聲日益強烈，連深綠中堅大佬﹑高雄市長陳菊近月來都在悄悄改變兩岸關係的話語，將“中國”改稱為“大陸”或“中國大陸”。而對於國民黨提出的“一國兩區”新構想，民進黨也沒有像從前那樣“群情激奮”地染綠街頭，僅象徵性有氣無力譴責了幾聲以盡反對黨“義務”。臺灣政治生態的變化顯示了全球政治大環境的改變，而美國的戰略重新佈局則是其中的關鍵。

美國對臺灣的立場轉變，民進黨在這場大選中最能感同身受。選戰中美國明顯地選邊站，讓民進黨吃盡苦頭。民進党執政時期曾任陸委會副主委、國防部副部長、現為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的林中斌評價臺灣大選時曾說“美國和大陸聯手，那個力道太大了！”根本不是民進黨可以抗拒得了的。他認為，大陸崛起是個擋不住的趨勢；美國國勢下降就得“看大陸臉色”，美中兩強未來是“鬥而不破”，臺灣只能在“北京與華府的合作超過矛盾”的大格局之下，開展外交與兩岸政策。此前林中斌更認為，北京意識到“買臺灣比打臺灣便宜”，“不戰而主東亞”已成為北京新戰略，北京將持續對臺灣釋放“慷慨善意”，以贏得臺灣人心，並動員各方力量推動兩岸軍事互信，包括施壓華府停止對台軍售。

在這種形勢下，借用一名臺灣政論家的話來說，臺灣若還不顧美國的信號，繼續躲在“不獨不統不武”這臨時搭建的鐵皮屋內安逸度日，當一場完全可能的美國轉向風強大到吹散鐵皮時，臺灣就只能赤膊上陣，裸奔進世界了。到那時，中國大陸實行溫水煮青蛙的辦法，收緊與臺灣協商管道，拒絕藍營大佬訪問大陸，同時開啟綠營溝通渠道，對台商實施統戰壓力，同時對臺灣人民高分貝利益喊話，使臺灣處於高壓鍋內逐步加溫。因為，不獨不統不武及所謂的“九二共識”，其“模糊度”的收放繩子握在北京手中，臺灣的任何定義，如果失去了美國的支持，都只能是毫無意義的自說自話。北京可以只承認“三不”中的“不獨”，以及“九二共識”內的“一中”，因為中國在國際上的任何場合都從未放棄武力統一臺灣的立場，而且全世界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承認臺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只要美國迫切希望在全球戰略格局下與中國合作以謀取自身的利益，默許北京在臺灣問題上予取予求，對美國並不構成任何問題。何況到時大陸根本用不著對臺灣動武就可以不戰而下呢。

這正如臺灣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政策委員蘭甯利在3月25日舉行的“臺北論壇政策建言書國防篇座談會”上所說，中共對“一國兩區”不反對，對中共來說，只要不台獨，什麼都好談。他認為，對岸只是短時間不動武，但不是不動武，而是未來也許不需要動武就可把臺灣解決。“中共不可能無限制等待，讓中華民國逍遙法外。”該會議主持人林中斌表示，臺灣拋出“一國兩區”議題不排除是為兩岸政治協商鋪路，他認為，兩岸政治談判應該先於軍事談判，應該在大戰略規劃下推動。

值得注意的是，該“建言書”建議，臺灣政府未來應分階段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以非傳統安全合作優先，中程是增進軍事安全瞭解，逐步進展兩岸軍事熱線。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第一階段應以聯合海上救災、打擊海盜、反恐等“非傳統安全合作”優先，第二階段是增進兩岸軍事安全瞭解，以學術交流為主，最終逐步進展到協商建立兩軍前線地區及參謀本部軍事熱線，避免因意外或誤判發生的軍事衝突。如果這種軍事互信實施，作為最終結果，海峽兩岸軍隊高層的互訪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一旦到了這種地步，臺灣與大陸想不形成聯邦關係都不可能了。而這恐怕也正是美國在全球大戰略格局下，對國際和國內政治的一個最好的交代。


四、中共為何回避“一國兩區”？


上述中共的觀點，顯然具有歪曲性，而且遠離事實。

事實上，早在1949年以前，中共即用“紅區”、“白區”，“國統區”、“解放區”來稱呼“一國兩區”。1949年以後，中共也用“大陸地區”、“臺灣地區”來做類似的稱呼。

但是現在，中共自己卻在逃避“一國兩區”的概念，企圖用“同屬一中”蒙混過去。中共在擔心什麼呢？

顯然，“一國兩區”強調的是異，“同屬一中”強調的是同，方向完全相反。2012年3月28日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楊毅針對“一國兩區”的問題提出響應時就認為，該說法代表臺灣也認同“一個中國”，只要認同“一個中國”，陸方認為所有問題都可以進行討論，這也是陸方一貫立場。

楊毅在記者會上還表示，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與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在3月22日的會面，鞏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也深入交換意見，具有重要意義，也產生了廣泛的積極影響。同時他強調，這次的會面完成了五個成果。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屬第三點的鞏固與增進政治互信，楊毅說，雙方的會面重申“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原則立場，並就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形成“更為清晰”的共同認知。接著他說，海峽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在此基礎上求同存異，同的是“兩岸同屬一中”，異的部分擱置爭議。楊毅在整場發言中，故意回避了“一國兩區”這四個字。另外，還有報道指出：對於“一國兩區”的說法，美國曾表不悅。儘管“一國兩區”只是一個事實性的陳述，用來描述中國數十年來的政治現實。


五、美國為何不悅“一國兩區”？


美國政府一位資深官員4月10日在華府表示，美國並未預期臺灣與中國大陸會討論“一國兩區”的議題；他表示，“兩岸經濟協議”(ECFA)不僅是一項經濟協議，也是一項政治協議，有助改善氛圍。

馬英九總統去年在競選期間，曾提出兩岸可討論簽訂“和平協議”的話題，引起不少爭議；另據可靠消息來源透露，美國對臺灣政府日前透過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在大陸會見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時，提出“一國兩區”的說法頗感意外，曾向臺灣政府表達不悅。美國資深官員坦承，不預期臺灣會提出“一國兩區”的話題，但並未進一步批評，僅表示後續會與臺灣討論其重要性，“也期待臺灣能告訴我們‘一國兩區’的意涵”。但資深官員也說，只要與臺灣人民所要的一致，不是逼迫而來，美國會視為正面的發展。 

在回應馬英九的第二任期，是否應與中國大陸開展更深入政治對話的問題時，資深官員說，馬英九會做他認為對臺灣最好的事，因此美國沒有立場，談論如何做對臺灣比較好。資深官員說，如果(政治對話)確實是件對臺灣人民好的事，美國也能夠理解，“但我們想指出的是，臺灣可以同時與美國和中國維持堅強的關係”。資深官員表示，臺灣與中國維持良好關係，不意謂就對美國不利；事實上，美國也從兩岸強化關係中獲利，因為那增強了和平與穩定，“這也是底線，也是我們經常強調的非零和遊戲”。 

美國為何不悅“一國兩區”？

顯然，美國希望“臺灣可以同時與美國和中國維持堅強的關係”，而不希望臺灣與中國走得太近。一方面，美國注重其國家利益遠在注重中華民族的利益之上，另方面，也是因為美國不瞭解中共內部事務，而能從國際政治和美國利益的角度看待兩岸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事實上，臺灣早就不是中共軍事上的敵人了，但臺灣仍是並將永遠是大陸政治制度的最大敵人。因為臺灣不論正式獨立與否，它都是華人建立的政權，國民黨和民進党都是華人組建的政黨。兩岸關係越密切，美國對臺灣的保護越少，臺灣的偏安之夢將難以為繼。臺灣的主要政黨為了維護傳統的制度和生活方式跟中共的矛盾就會日益激化。

香港在英國統治下，過去哪有百萬人的大遊行？回歸的前景迫使香港人關心大陸的政治，介入大陸的政治鬥爭。隨著兩岸關係的密切，臺灣各派政治勢力對大陸的影響力，也就不是大陸自發的民間民主團體可比，也不是香港的幼稚政黨可比。中共的政治體制和共產黨獨裁能不能經受得住這一衝擊？

在這個“什麼後果都可能發生”的前景下，“一國兩區”比“一國兩制”更容易突破中共為臺灣民主設置的“不得越過台海進入大陸”的界限，因為“兩區”在字面上沒有排除政治體制的趨向一致。而用大陸的政治體制來改變臺灣我看中共沒有這個能力，唯一的結果就是用臺灣的政治體制來改變大陸了！在臺灣的壓力下，大陸政治體制的改變不得不真正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難以長久拖延下去了。


六、“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的關鍵


就美國的內心說，臺灣是通過太平洋戰爭歸還中國的，而美國是太平洋戰爭的主力，因此對於臺灣的命運美國理應具有發言權。

為什麼“美國重返東亞可以促進兩岸關係發展”呢？

“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的主要內容，就是“維持兩岸關係”、“發展兩岸關係”，而不是“縮小兩岸關係”更不是“消滅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的前提是“兩岸”，如果“兩岸”在中共的壓力下變成了“一國”，那麼顯然也就不再存在“兩岸關係”了。

無論如何，美國不希望看到“兩岸變成一國”，不論迫使“兩岸變成一國”的中共壓力是文是武，美國都是不喜歡的。美國不喜歡它通過太平洋戰爭的巨大犧牲所得到的太平洋霸權，在沒有經歷另一次戰爭的情況下就大打一個折扣，例如讓中共去佔有臺灣。美國尤其不願意和中國共產黨分享太平洋霸權，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們說“美國重返東亞可以促進兩岸關係發展”，因為任何健康的兩岸關係，都無法脫離美國的影響而存在。

如果美國不喜歡“一國兩區”，那麼我們就叫它“兩岸關係”好了，這樣，連“一國兩岸”可能引起的無謂紛爭都回避掉了。“兩岸關係”是一個所有的人都沿用的、約定俗成的詞彙，用“兩岸關係”來取代“特殊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沒有人可以反對。但“兩岸關係”和“兩國關係”、“兩區關係”在意思可以是差不多的：“岸”和“國”、“區”之間的區別，只是中學語文上的；在政治領域，“岸”和“國”、“區”之間可以通過模糊化而變得毫無區別。政治現實可以創造新的詞彙意義，如果我們能夠保持兩岸關係的持續化甚至永久化，我們也就使得“岸”具有了“國”那樣的意義。

在這種格局之下，兩岸以後正式交往時，臺灣一岸的領導人與大陸一岸的領導人，可以作為兩岸關係的法人代表，簽署相關文書。


（二〇一二年四月三十日）



【第五節 美國駐大陸使領館可能成為中共崩盤的導火索】


一、大陸官民競相挾洋自重


在中共政權的歷史上，還沒有像今天這樣的局面出現過：美國駐大陸使領館已經成為清末民初外國租界那樣的享有“治外法權”的地盤，可以讓觸怒了中共當局的大陸民眾作為緊急避難處使用。

對此現象，香港的《東方日報》5月22日指出：“有問題找黨員，有困難找書記”，這原是中共的宣傳口號，如今在大陸社會已被改成“有困難找洋人，要上訪到使館”，見證中共執政地位的惡化。 

從重慶前副市長王立軍到盲眼維權人士陳光誠，一個是副部級的高官，一個是爭取權益的民眾，兩個人在生命危急關頭，都不是向中共相關機構求援，而是想盡辦法躲進美國駐中國大陸的使領館。而陳光誠逃離山東軟禁進入美國大使館後，中共不僅不敢動他一根汗毛，還送他舉家赴美。至於中共首席貪官、“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說過“死三次都不夠”的遠華走私案主嫌賴昌星，只是因為逃亡到了加拿大，花完了贓款、引渡了十多年後才回大陸，結果還享受類似於“治外法權”的待遇，只被判個無期徒刑，期間加拿大駐北京大使館官員不時探監，保證他不受虐待。面對這一連串“辱華”事件，大陸網友建議美國在中國大陸各鄉鎮設立領事館，專門幫助民眾維權上訪，這樣大陸才能實現和諧社會。

近幾年，中共官媒不斷重炮抨擊挾洋自重者甘當洋奴，但事實上，“哪個挾洋者不被網開一面？”這是因為，中共自己就是挾洋自重的黃俄、蘇奴，毫無法治觀念之可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調查顯示，大陸民眾對政府的信任評等，愈到基層愈低。這等於指出中共執政當局已陷入嚴重的信任危機，無論如何作為，都會引起廣泛質疑。一方面，中共的理論與現實互相對立，無法說服人民，另一方面，中共黨員的行為與道德標準背離，無法團結大眾。


二、方勵之的陰魂不散


1989年6月5日，天安門“六四”事件的第二天，中國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和他的妻子李淑賢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尋求避難。方勵之是一位共產黨知識分子，大力支持民主和人權而遭到開除黨籍，他和他的妻子被列在了通緝名單上名列榜首，被指責是學生運動的“幕後黑手”之一。一年多的時間裏，方勵之夫婦住在大使館的地下室裏。而在外面，其他許多所謂“反革命罪”嫌疑犯被追蹤、逮捕和關押。

1990年6月，方勵之夫婦被允許離開中國前往美國，其後二十多年他們一直在美國過著流亡生活。據美國《外交雜誌》的報道，受國際社會對“六四”事件反應的影響，關於方勵之前途的談判非常複雜。在美國，國會也在一年一度審核中國最惠國待遇時爭論不休。1989年6月5日，美國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包括美國在內的七個國家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最終，鄧小平釋放方勵之的條件之一就是取消這些制裁。 

2012年4月26日，方勵之在亞利桑那州圖森去世。幾周後，陳光誠出現在美國駐華使館，又為北京和華盛頓的官員們引發了另一場外交危機，而這距重慶公安局長王立軍進出美國駐成都領事館還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這種頻率，說明大陸社會危機的深入；而相比之下，陳光誠的避難過程也比方勵之順暢得多，這個對比，也顯示中國大陸社會的和平演變和中共控制的削弱。

幾經周折，陳光誠偕夫人及一雙兒女從山東東師古村輾轉來到了紐約，曾被軟禁幾年的他終於如願呼吸上美國都市的自由空氣。和1989年“六四”後流亡美國的方勵之一樣,陳光誠也通過美國大使館最終踏上美國的土地，2012年正好方勵之死亡，仿佛其陰魂不散，“導致”王立軍與陳光誠先後效法其二十三年前的亡命之舉。


三、重慶事件觸發中共分裂之虞


2012年2月，中共重慶副市長硬闖美國領事館，外部力量的介入，致使中共對外封閉的內部權力平衡的鏈條首次公開斷裂，發生“中共權力接班出現美國角色”的怪現象，也讓美國獲得了中國高層權力內鬥的切入點，這不僅史無前例，而且影響深遠。

事情的大致經過是這樣的：重慶共党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心腹王立軍（重慶市副市長、政法委書記、公安局長）因被政敵鎖定和調查，薄熙來為自保不得不拋出王立軍，導致王立軍硬闖美國領事館求助，事件震動中國和國際，中國“百度”和海外Google熱詞排名，重慶事件一直排在首位。

從2月2日重慶前公安局長王立軍被免去實權，到8日美國政府證實王立軍闖美國領館後被押往北京，王立軍的新聞引發外界的關注。王立軍和薄熙來的這場史無前例的“鬧劇”，打破了自鄧小平以來設定的中共高層間的默契，並觸發中共高層內部的全面內訌。

中共中央政治局中，上海幫（江系）佔據了多個常委職位，主要成員包括：吳邦國、賈慶林、李長春、周永康。外界認為胡錦濤的團派則包括：汪洋、李克強和李源潮等。屬於太子党的則有習近平、薄熙來等，但是薄熙來還帶有江系的背景。一系列事情的起源在於薄熙來被下放到重慶出任市委書記後，在“打黑”過程中打掉“文強案”和“張韜案”。

2008年6月，因為溫家寶的強力建議，薄熙來從商務部長被貶到重慶任市委書記。據海外中文媒體分析稱，這段隱晦的歷史讓薄熙來“似乎看到自己政治生涯的末路”，但他“不甘於此”，於是開始上演“重慶模式”、“唱紅打黑”。

薄熙來把他一手提拔起來擔任遼寧錦州市公安局長的王立軍空降到重慶擔任市公安局副局長，短短幾個月後，王立軍處死了原來由汪洋提拔起來的原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而文強正是團派要員、現任廣東省委書記、原重慶市委書記汪洋的心腹。抓文強和張韜，目的就是要找出曾任重慶市委書記的賀國強、汪洋的把柄，只要有了這些把柄，薄就可以跟這兩人做交易，“為登上權力頂峰鋪平道路”。

但賀國強、汪洋的復仇戰爭卻隨即開始了。

2012年元旦前，政治局常委賀國強屬下的中紀委秘密約談了王立軍，在確鑿證據前，王立軍自知厄運難逃，十分害怕，不過中紀委的調查人員說，只要他交出薄熙來的各種講話記錄，配合推翻薄熙來，他就有將功折罪的希望。王立軍的“叛變”，很快被薄熙來安插在中紀委的人通風報信，薄熙來與王立軍在今年元旦後四天正式攤牌，薄熙來將王徹底拋棄，與其“劃清界限”。而王立軍則威脅要揭露薄熙來妻子的殺人案件。最後的僵局，迫使王立軍效法1989年的方勵之夫婦，勇闖美國領事館尋求庇護。


四、外逃風潮標誌中共進入晚期


王立軍進出美國領事館的事件發生以來，各方都在解讀，並關注事件對於中國政治未來發展有何影響。

我們認為：重慶“唱紅打黑”企圖復活“共產主義運動”。“唱紅打黑”的土壤，體現了中國大陸兩極分化嚴重而又無法推進憲政建設的矛盾。薄熙來在兩會期間到中央“唱紅打黑”，主觀上可能是為自己的案子解套，客觀上是向中央的現行路線挑戰，觸發了中國社會的全面危機。“唱紅打黑”此路已經不通；維持改革開放、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等現行路線也窒礙難行。這是因為鄧小平改革經過三十多年，已經流弊甚多，造成民怨沸騰，推動“中共統治進入晚期”了。

薄熙來事件已經成為各方勢力透過外國媒體來釋放真假消息的網絡攻防戰。誰跟誰之間的攻防，決定了接下來還有哪些“球”會被丟出來。在這些方面，現在僅僅開了一個頭，以後的節目會越來越精彩、對中共越來越不利。總的來說，多方混戰、謠言主導，將是未來中國政治變動的一個預演。而由於中國實行新聞封鎖，所以決戰的主戰場就移到了海外，這個很像是清朝末年，決戰的主戰場是在租界裏面；因為租界有治外法權保護的言論自由，可以辦報紙、造炸彈。

薄熙來事件表明中國處在一個十字路口。處在十字路口的中國，解決問題的辦法或者是放棄“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腐敗路線，用臺灣的普選方式、通過民主與法治的辦法來解決社會問題。

但是，這一點說來容易做來難。這是因為，中國現在已經出現了三個中央，導致任何決策都無法貫徹執行：

（1）江澤民代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退而不休；

（2）胡錦濤代表的第四代領導核心，即將退休；

（3）習近平代表的第五代領帶核心，即將上臺。

實際上，薄熙來事件之所以會發展到今天這個難以收拾的樣子，就是因為上述這“三個中央”之間互相掣肘造成了“政出多門”的亂象。

三個中央的形成，在“十八大”以後會變成制度，如果這些退而不休的總書記們活得夠長，以後還會形成四個中央、五個中央甚至更多的中央。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重演于未來中國，並非絕無可奈。中國的連台大戲將越來越熱鬧了，而“多中央”的狀態所造成的社會分裂與軍政共振，將日益劇烈。


五、情報機構可能介入“營救陳光誠” 


王立軍一波未平，陳光誠一波再起。

動手營救陳光誠的南京教師何培蓉（網名“珍珠”）5月7日披露，“神秘六人組協力營救陳光誠”。陳光誠擺脫軟禁後，共有六人協助他從山東逃到北京。何培蓉稱，當初不知何人發電郵稱“鳥已離籠”，她心領神會，與同伴從北京趕到山東後，在田野搜尋了兩小時，才找到遍體鱗傷的陳光誠。

話說陳光誠在4月22日“隻身逃離”位於山東臨沂東師古村的重兵把守的家，何培蓉當天正在北京探朋友，卻意外收到一封電郵，寫道：“鳥已離籠，我們怎麼辦？”她答道：“我知道了，我在北京。”她與北京學者郭玉閃等人隨即驅車前往山東，經六個小時車程後，在半夜抵達臨沂市郊。

何培蓉表示，總共有六個人參與營救陳光誠，參與的車輛不止一輛，但她也不知道其他人的身份與角色。他們事先並未與陳光誠約好接應地點，結果花了兩小時才找到陳光誠，他當時已在田野躲藏了十七小時。他知道一名叫“珍珠”的女士會接載他離開山東，但他與何培蓉之間並沒有通過電話。他被送上汽車時說道：“珍珠，是你嗎？謝謝你，太謝謝你了。”凡此種種，都過於巧合。此其一。

奇怪的是，陳光誠衣著整潔，曾獲不知何人的照顧。陳光誠2010年9月被軟禁後，何培蓉幾乎每天都在網上發聲，自2011年1月起先後六次到東師古村，但都被看守人員阻止，直到那個午夜才首次與陳光誠見面。據她描述，陳光誠雖然在翻牆時跌斷腿，但當時衣著整潔，而且似乎曾好好休息過，這意味他在擺脫監控後曾獲別人短暫照顧，但她拒絕透露相關人士的姓名。為什麼這些人不直接送陳光誠到北京大使館，而要讓珍珠他們遠程奔馳？顯然可見,這裏的內幕絕不單純。

而陳光誠被送到北京後，在不同人士的手裏中轉手了幾天竟然沒有被中共無處不在的安全機關發現，也過於巧合。此其二。最後，這些營救者還能在全面監控中聯絡美國大使館、並獲得同意接收、而且還成功把人送入美國大使館，更是過於巧合，此其三。三大巧合彙集一處，不能排除情報機關的介入。雖然何培蓉聲稱，她曾向身處美國的維權人士表示，可能需要他們幫忙尋求美國國務院與國會議員協助陳光誠，雙方一直保持聯繫。但實際上，類似的通訊不可能逃避中共的監控。

《紐約時報》稍早前爆料稱，陳光誠的支持者們說，他可能得到了其中一名同情其處境的看守的幫助。他們還說，在陳光誠逃跑的前一天晚上（即4月21日），他甚至可以通過手機跟支持者們討論他的計劃。該報特別強調這個細節稱，這是一個了不起的細節，因為那些看守們一直在努力切斷他與外界的聯繫（a remarkable detail given how hard the guards had worked to keep him isolated）。 

何培蓉在4月27日宣佈陳光誠已逃離山東，不久後便在南京家中被當局帶走，此後一個星期內被軟禁在一家酒店裏。她說，看守的警察態度友善，“他們每天都問我：你怎麼帶他走的？有多少人參與？是否在事前策劃？怎樣策劃？”而她卻有能力拒絕作供，這在流行酷刑的中國大陸，完全是不可思議的奇跡。這姑且算作第四個巧合吧。 

總之，陳光誠事件顯示了多種的不真實、超現實的跡象。


六、反現任政府的力量背景


不論是哪一股勢力甚至是情報機關插手了陳光誠事件，我都不認為這是中共與美國的現在當權者所為的，因為中美會談在即，當權者誰也不想節外生枝，只有他們的政敵願意這麼做。由此可見，陳光誠事件顯現了反現任政府的力量和他們的深厚背景。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2012年5月3日在北京舉行，在陳光誠事件持續傳出新進展下，雙方代表的互動備受牽制，日子十分難受。胡錦濤多次強調中美需要擴展“新型大國關係”；美國國務卿希拉利重申“對人權與自由的重視”。雖然在臺面上，雙方絕口未提陳光誠。最有意思的是，中共外交部長楊潔篪和商務部長陳德銘一進場就頻頻與美方官員握手寒暄；相較之下，美方官員反而舉止保守，很少主動與中方代表互動。這個反差是耐人尋味的。

希拉利致詞表示，兩國人民都希望政府能為其謀求更多福祉，各國也都有責任讓人民過更好的生活。她並重申美國對人權和人民基本自由的重視，強調每個政府都應回應人民對尊嚴和法治的追求，不能加以否定。胡錦濤談話，四度強調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還說中美如果走上對抗的道路，必將為世界帶來巨大損害；中美應打破大國衝突的傳統邏輯，探索雙邊關係的新路徑。他並說，“這顆星球足夠大，可容下中美和其他國家共同發展。”

不過就在同一天，世界各地的新聞報道卻大肆報道說：“陳光誠哭聲震撼美國國會”。陳光誠尋求美國提供保護的事件繼續發酵，美國總統奧巴馬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美國聯邦眾議員史密斯主持國會5月3日就陳光誠事件召開的聽證會時，陳光誠戲劇性現聲：他通過電話表示：“我希望能見希拉利國務卿。我希望能獲得她更多幫助。”他還希望搭乘希拉利的專機一道離開中國。陳光誠的來電由手機通過麥克風在會場播放。陳光誠表示，他希望獲保證有旅行自由，因為“我希望到美國休息。我已經十年沒有休息了。” 

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斯-萊赫蒂寧說，“對於美國官員來說，這一點應該是顯而易見的，只要陳光誠在中國這個警察國家範圍之內，就不可能保證安全。”“美國行政當局必須支持陳光誠可以自由選擇他和家人能夠安全生活的地方。”史密斯告訴陳光誠，他在美國的朋友都表示對他“極為關注”。“我們為你祈禱，我們將做出不懈努力向你提供幫助。”希拉利應該“到你在醫院的病房看你，而且你和你的家人和支持者應該搭上來美國的飛機，照你的說法，來休息一下，你們完全有此資格”。

陳光誠的所作所為，多有反復無常之處，說話的水分也是不少，但他確實精明能幹，善於抓住機遇，結果讓中共與美國的現任政府全都極為尷尬。


七、中國的柏林牆或許瓦解


清朝末年，中國曾經流行一句順口溜：“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

現在的中國大陸，由於缺乏革命運動，雖然還說不上“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卻也成了過去時，而“官府怕洋人”卻好像開始了。

在中共政權的歷史上，還沒有像今天這樣的局面出現過：美國駐大陸使領館已經成為清末民初的外國租界那樣享有“治外法權”的地盤，可以讓觸怒了中共當局的中國公民作為緊急避難所使用。

美國國會撥款資助的自由亞洲電臺就此指出，就在那段時間，法國大使館決定介入陳光誠事件：“當時陳光誠從美國大使館出來時，法國誤認為陳光誠被美國拋棄，希望接他到法國大使館。法國覺得美國的態度非常軟，覺得會出現其它事件，法國非常強硬，法國的記者也一直在關注這件事情”。陳光誠到達紐約大學後，除了感謝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給了他一個緊急避險機會，他還感謝法國、瑞士、瑞典、英國、加拿大等大使館。可見這些大使館都曾經準備給他緊急避難權。

這些事態的發展意義深遠，使得中國人不禁由衷呼喊：“到法國、瑞士、瑞典、英國、加拿大等大使館去！看看他們到底能不能給急需救助的人們以‘陳光誠式的幫助’。”

進一步說，如果美國、法國、瑞士、瑞典、英國、加拿大等駐中國大陸的使領館，本著一視同仁的人道主義精神，真的開放給所有需要緊急救援的大陸民眾，那麼，中國大陸就難保不會發生類似於1989年匈牙利開放西德邊界的作用，從背後瓦解柏林牆和蘇聯陣營。

那時，不僅美國駐大陸使領館，而且西方各國駐大陸使領館，都可能成為中共崩盤的導火索。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第六節 大陸經濟全面減速威脅政治穩定】


一、“保八”的破產及其後遺症


世界銀行（World Bank）總裁左裏克（Robert Zoellick）2月27日訪問中國大陸，同時出席經濟報告《2030年的中國》的發表會。報告警告中共當局：若不徹底改革，中國將面臨無預警的經濟崩潰。這份報告由世銀與中國國務院智庫合作編著。

報告警告，中國的經濟成長面臨突然減速的危險，且不會有太多預警。這在巴西、墨西哥等飛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已有先例。急劇的下滑將加重中國的銀行及其它部門的問題，且為危機推波助流。報告指問題來自國營企業，建議國營企業應受到資產管理公司的監督，並敦促當局改革地方政府財政、促進競爭及創業精神。佐裏克在芝加哥對經濟學家談話時說：“中國需要限制國有企業的職能，打破壟斷，使所有權多元化，降低私有公司的准入門檻。”實際上，很多建議被認為有政治威脅，中方堅持說報告被標為“研討版”，國資委沒有立即對評論的建議作出回應。

中共總理溫家寶在其2012年3月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2012年的經濟增長調低至7.5%，這是中共政府八年來最低的經濟預估值，自砸了“保八”的招牌和信心底線。儘管中共鼓吹其目的在於轉變經濟發展模式，但國際市場普遍認為這是主導經濟減速的強烈訊號，中共原有的打造高增長的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世界銀行此前在報告中說，如不進行深層次改革，中國大陸將遭遇經濟危機。

長期以來，中共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遠遠快於工資增長的速度，勞動者所得佔有比重持續下降。勞動收入是支撐居民消費的主要來源，所以相應的消費占GDP的比重就持續下跌。

目前，私人消費僅占中國大陸GDP的大約三分之一，與多數經濟體的占比（高於二分之一）相比，可謂低得不尋常。與此同時，投資在GDP中所占份額接近一半，也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長期保持這樣的投資比例是不可持續的。

中國大陸公司全國生產活動衡量指數二月份略高，但仍然連續第四個月收縮。二月份基礎產業HSBC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為49.7，相比之下，一月份最後的指數為48.8。小於50的指數表示比上個月有所收縮。上海國際航運學會表示，上海航運市場正面臨嚴重的挑戰，2012年初可能出現越來越糟的局面，其中歐亞航線的集裝箱運輸量下降最大。

此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中國經濟展望報告》中警告說，歐元區債務危機引發的世界經濟衰退，可能導致中國經濟增長大幅下降，增長率甚至可能減半。IMF說，中國經濟受貿易方面連鎖反應的高度影響，如果北京政府不採取應對措施的話，全球經濟增長只要下滑1.75%，就會削減中國經濟增長率的4%。

中共官方辯解說：放棄保八是想造就可持續的相對高增長。然而，國際市場接收了中國有限保增長的訊息，卻不會從中國大陸“長遠得益”去考量，他們首先關注的是“眼前將會發生甚麼”。中共不保八，主導經濟減速，勢必牽動全球化下的利益格局、利益互動發生重大調整。


二、歐美經濟危機波及大陸


2012年5月23日，日本銀行總裁白川方明在金融政策會議後的記者會見中評述中國經濟稱：“中國經濟減速或將持續，日本經濟仍停滯不前。”白川認為，中國不僅出口減少，且受緊縮金融政策的影響消費減少了、房地產也出現鈍化。

中國大陸經濟下半年面臨衰退威脅。其中，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不可小視。歐債作為“全球最大的風險點”，從目前歐洲局勢的演繹方向來看，歐洲經濟的前景大致有三種可能性：第一種，全面減速，在衰退中以時間換空間。第二種，希臘退出，歐洲金融體系危機加劇。第三種，歐洲央行通過印鈔來救助希臘等債務國，歐元貶值。而歐元貶值對中國及新興經濟體的出口貿易將產生負面影響，使得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外貿增長貢獻度從正值走向負值。

2011年外貿對中國大陸GDP增長的貢獻度為11.85%，2012年3月份以來，中國對歐盟出口規模連續出現負增長，3月、4月的同比下滑幅度分別為3.11%和2.38%。歐盟是中國大陸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如果歐盟進口繼續萎縮，預計2012年中國大陸的貿易順差還有可能繼續下滑。

與歐洲局勢的動盪不安相比，美國經濟顯得相對平穩，溫和回升的曙光若隱若現。從2011年6月以來，美國的失業率逐月下降，從9.2%下降至2012年4月的8.1%，而GDP增長卻從2011年二季度的1.3%震盪上行至今年一季度的2.2%，宏觀經濟整體上走在緩慢復蘇的通道上。美國政府雖然債臺高築，但不存在主權債務危機和國債被買空、金融機構被擠兌的風險。不過，美國給全球帶來的最大風險是債務貨幣化，貨幣政策的極度寬鬆可能導致全球流動性氾濫，美元貶值帶來全球性通脹的風險始終存在。

歐美地區上述經濟危機，頻頻波及中國大陸，帶來社會動盪的後果。


三、中共可能選擇的對策


既然在全球需求萎縮的背景下，中國大陸經濟再次面臨衰退的威脅，那麼中共將何以應對呢？

首先，中共信貸寬鬆政策所釋放出來的流動性沒有流入實體經濟。貨幣供應量增加，但實體經濟的需求卻日益疲軟。2012年1月到4月份，貸款規模同比增速從14.84%提高到15.36%，M0增速從3%提高到10.35%，但工業增加值比率卻從12.8%下滑至9.3%。

其次，中共地方政府通過地方債平臺及各種擔保累積起來的顯性或隱性債務在時間隧道中風險將逐漸增長，而失去土地財政收入後的地方政府面臨的財政收支平衡壓力將是空前的。

比衰退的陰影更讓人憂慮的，是中共地方政府可能再次選擇以投資拉動需求，飲鴆止渴。

如上所述，外貿對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將進一步下降，已經是不爭的現實。未來中國大陸經濟增長只有兩駕馬車：投資和消費。面對二季度各項宏觀經濟指標的持續下滑，財政政策再度舉起投資的大旗。到2011年底鐵道部2萬億元授信額度，隨著銀行陸續放款，鐵路項目開工將繼續增加。而鐵道部披露的財務數據表明，今年一季度虧損69.79億元，比起2011年同期的37.6億元明顯擴大，增幅高達85%。 

專家對此建議說：就中共的政策選擇而言，結構性減稅才是拉動消費、促進需求增長的調理性中藥，毒副作用小，見效週期長。但是中共行政效率極為低下，稅制改革始終是雷聲大、雨點小。減稅這副強身健體的中藥何時端出來，仍然不確定。

2012年，中共政府的財政政策以哪個藥方為主，將很大程度上決定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可持續性。


四、中國大陸經濟繼續下滑


種種跡象顯示：中共的現行對策無助於緩和中國大陸的經濟危機；儘管中國經濟全面放緩，但或許還未觸底。情況越糟，推出的刺激政策的規模也就越大。

中國大陸4月份包括消費、投資、工業增加值和進口在內的各項經濟數據的增速均出現下滑，表明中共經濟增長放緩的範圍不斷擴大，唱衰中共的人因此佔據了上風。中共央行將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下調五十基點，此舉表明有關部門已經認識到這一問題。但中共還會出臺更多舉措嗎？

從中共央行下調存准率的做法來看，政策確實是在放鬆。這是過去六個月第三次下調存准率，意味著銀行現在只需持有相當於存款20%（而不再是20.5%）的儲備金。但此舉的效果仍然存疑。

中共央行此舉意在讓銀行提高放貸規模。4月份貸款增幅意外出現下降，新增貸款僅6,818億元（約合1,080億美元），遠低於市場預期的8,000億元，也低於3月份1萬億元的新增貸款。擴大信貸的一個障礙在於，隨著宏觀經濟和房地產市場放緩，現在中國可能因為缺乏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而面臨著“需求赤字”。近期一篇專欄強調了這一點，其中說到，3月份數據裏面長期貸款的下降意味著貸款增長疲軟。

如果是這樣，中共有關部門就得採取更多措施，而不能僅僅增加可貸資金。傳統的應對辦法是降低資金成本，或者是讓政府實施財政刺激。

然而由於通脹壓力一直存在，中共央行一直不願意下調利率。不過至少4月份數據顯示通脹率繼3月份升至3.6%之後回落到3.4%，說明還有更多的放鬆空間。


五、大陸經濟改革走回頭路


6月13日，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兩年一度對中國貿易政策的審議會議中，美國方面表示，中國在貿易開放和經濟改革方面“走回頭路”。 

美國駐WTO大使龐克(Michael Punke)在審議會中嚴辭批評中國並獲得歐洲聯盟(EU)響應。龐克指出，2010年上次世貿組織審議中國貿易政策迄今，中共政府似乎加強了對國內經濟的干預。根據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提供的文稿，龐克說：“中國加強國家資本主義，與當初推動中國取得WTO會籍的經濟改革目標背道而馳。這些目標曾為中國未來經濟成長提供真正的領導地位與真正的前景。”

智慧財產權方面，龐克說，中國的行動時有時無也不足夠，“令人無法接受的高侵權率”幾乎未能改善。他說，中國是否強制保護智慧財產權的指標，在於“全球各地大量購買的合法商品與服務，在中國能否也達合理的銷售水平”。

就經濟升降而言，中共去年制定五年規畫，已主動調低經濟升幅，今年3月再降低了即年經濟增長預期指標。也因此，各方都相當關注今年中國經濟的升降。 

預期指標降低，伴隨而來的是首季和前四個月的經濟數據，都顯示經濟在拉低。於是出現兩派，一派是悲觀派，認定低處不算低，今年經濟增長還會進一步下行，不排除真的“下8”，即增長速度慢於8%；另一派是樂觀派，認定一季度是中國經濟的穀底，已經見底了，馬上會開始走出穀底而加快發展。 

其實中國經濟還有一種可能，叫做前降後升。這前後大致以半年為期，更準確一點是“前七後五”，即前七月降，後五月是升。理由何在？前降，在於內有負面因素，外有不確定拖累，未必已見底。後升，理由較簡單，要開“十八大”了。

發展的快與慢，是中國大陸經濟又一關鍵問題，因為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是快慢不一、冷熱不均，一時經濟過熱，需要治理，一時是發展過冷，需要加溫。今年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快慢不一，不同地區、不同行業差別較大。經濟維穩，就必須解決快慢不一的問題。否則，一塊崩潰，全盤皆輸，並非絕無可能。


六、大陸經濟“威脅政治穩定”


在上述危機的壓力下，大陸經濟開始“威脅政治穩定”，為了救亡，中共不得不把經濟納入“維穩軌道”。

“維穩”即維持穩定，是當今中共政權“保命保權”的核心政策。雖然中共在社會層面上的“維穩”，已經備受詬病而難以維持，經濟層面卻在廣為關注的調控轉捩點關頭，一腳踏入了維穩的陷阱。

近期北京國務院接連出手，展開新一輪宏觀調控，其核心基調，是“穩增長”，但由已鋪開的政策措施而看，中國經濟正步入全面“維穩”之境。

中國經濟之進入“維穩”階段，有兩大背景，一個現實的社會背景，是中國經濟實際上已經踏入下行階段。在經濟“持續高成長”近三十年之後，經濟成長的幅度下滑，很自然要引起社會上和人們心理上的緊張，甚至出現恐慌，既使是正常的經濟調整，都需要反復解釋，何況是明顯的下滑。

今天中國大陸的社會現實矛盾百出，當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之後，各種社會衝突頻發，尖銳的對立令社會承受力被突破，由經濟的不穩，釀成社會的不穩。 

消解這種不穩，一種辦法是透過結構調整，深層的改革，經濟成長方式的轉變，重整經濟發展的基礎，以消除矛盾。而當相應的動力不足時，就無法透過制度變革來化解矛盾，而當社會對經濟成長下滑容忍度的降低，中共當局自然要祭出以“穩增長”為基調的宏觀調控。

再一個背景，則是起伏跌宕中的政治背景。這個政治背景，就是預定今秋將召開中共十八大，要實現中共核心領導層的換屆。而與這個換屆相聯的，在前有地方中共四級黨委的換屆，今年上半年要完成，在後有國務院的換屆，2013年3月要實現。

中共領導層換屆，不言而喻有各利益主體的一場較量，而伴隨著突發的重慶事變和薄熙來的被拿下，正展開著一場明爭暗鬥，爭鬥、妥協交替出現，最後要提出全面穩定的要求，包括經濟的穩定。這種時候經濟層面提出以“穩增長”為核心的宏觀調控政策，就在情理之中。


七、中共跌入“維穩陷阱”


中共專制制度慣用的“地方官員政績考核指標”，其實反倒催生了片面維穩的盛行，使得其地方政府已陷入“越維穩越不穩”的尷尬處境。片面維穩模式下，通過金錢收買或打手壓制，犧牲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來實現短期內的社會穩定，損害了社會公正，壓倒了民權與民生，傷害了政府的合法性。現階段，維權就是維持社會的公平正義、維護法律的尊嚴，就是最大的維穩。最終破解維穩陷阱，根本之道在於民主法治建設。 

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慣性思維以及自上而下層層加碼的“穩定”考核硬性指標壓力下，目前在某種程度上，維穩已成為懸在地方官員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維護社會穩定固然重要，但如今卻被一些地方政府歪曲、篡改，成為欺上瞞下的幌子，上面說穩定壓倒一切，一些地方政府就用穩定把一切壓倒了。這種治理和行政層面的穩定問題被泛政治化，殺雞取卵、不惜一切的維穩行為方式，不僅嚴重增加成本，而且會破壞全社會的是非觀、公正觀等價值理念，削弱了政府公正的形象，非但不能促維持長治久安，反而加速了社會基礎秩序和社會價值體系的失範，這明顯與政策制定時候的基本原則相背離。

地方官員胡亂作為，為何能暢行，以致成為一種普遍的形象？原因在於：

（1）中共地方官員由上級任命，聽命於上級而無需顧及非本轄區居民的選票，因此對上而不對下負責為常態。雖有偽裝的“權力監督機制”，但都缺乏獨立於共黨專政的能力，難以有效的發揮監督作用。

（2）中央與地方信息不對稱。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國家，使得中共地方政府在權力結構上處於劣勢，但是由於在地理上中央政府離地方較遠，而中央的各項政策又必須通過地方官員來貫徹執行，與中央政府相較，地方政府在信息上具有優勢。由於新聞管制以及地方新聞媒體體制化與地方化，使得其難以有效地揭露本地區問題。因此，容易發生“代理人危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直是中共官場的痼疾。

（3）對片面維穩的官員問責乏力。實踐中，對於發生群體性事件等穩定問題的問責是鋼性的，但對於隱瞞這類事件的問責卻很乏力，例如像湖南省質監局對“金浩問題茶油”瞞報這樣的劣行，竟然沒有一個說法，更沒有問責的跡象。在這種情況下，“瞞報維穩”遂難免成為官場的“傳染病”。

在上述條件的制約下，中共的“維穩”已經成為“維穩陷阱”；中共的“維穩行動”表明中共已經跌入“維穩陷阱”，中國大陸經濟的全面減速，已經威脅到政治穩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第七節 解析中國大陸群體事件之影響】


一、中國大陸群體事件之意涵


中國大陸群體事件體現了緊張的社會關係。中國大陸群體事件的最大影響，就是瓦解了共產黨的基層組織。

2012年新年伊始，法國廣播公司就報道了數千民眾上午在河南安陽火車站附近集體散步、就當地幾家大的投資擔保公司突然集體跑掉，卷走接近四百億資金表達憤怒。此前有消息稱安陽民間依靠代理商到大戶、中間人、散戶層層滾雪球的“傳銷”模式的集資活動，已形成雪崩態勢，崩盤蔓延之迅速甚至被借貸企業自嘲為“金融非典”，四十家企業被列入非法集資名單。

同一天香港《星島日報》周日報道，四川成都大型國有企業“川化集團”爆發工潮，數千職工近日包圍川化集團賓館，要求正在開會的集團領導人答應加薪，並澄清集團可能關門的傳言。報道引述該廠工人指出，集團所在地天然氣資源已經匱乏，集團長期虧損，不少設備停產已近半年，工人已經四年沒有加薪。近日有消息稱集團負責人可能有意聽任公司倒閉，以便日後開發公司擁有的土地。

中國大陸群體事件體現的緊張的社會關係是空前的,所以中國大陸群體事件的意涵,無論如何都不可輕估。


二、大陸群體事件爆發頻率倍增


早在2011年，上海交大輿情研究實驗室、輿情網日前聯合發佈的《2010中國危機管理年度報告》就顯示了，中國大陸2010年平均每五日就發生一宗影響較大的群體事件，比2009年增加兩成，遍及全國各地，其中以河南、北京、廣東等省區為多發地帶，而且司法執法類危機是高發領域，67%是依靠網路媒體首發。

2010年影響較大的群體事件有72宗，比2009年的60宗增加了兩成；而以72宗計算，即平均五天便發生一宗影響較大的群體危機事件。報告是選取2010年的72起影響較大的群體危機事件，並與2009年的60起影響較大的群體危機事件進行比較。報告顯示，2010年影響較大的群體危機事件涉及全國二十九個省，其中河南、北京、湖北、廣東危機輿情多發，而從行政級別來看，地市是危機輿情高發地帶。調查發現，與2009年相比，2010年危機的傳播速度更迅速，33%影響較大的危機都是在事件發生的當天曝光的，網絡媒體正日益成為群體危機事件的首發媒體，2010年影響較大的群體危機事件由網絡首發的比例從2009年的53%上升到67%，微博異軍突起，成為群體危機事件曝光的主渠道之一。發生群體危機事件的，最多是屬於司法執法類，占總量的18.1%，社會民生、反腐倡廉、官員（家屬）不當言行成為關注點；其次為災害事故類，占15.3%，升幅明顯。此外，43%事件不能在本級政府解決，要由兩級及兩級以上組織進行干預，才能壓住。

2005年，中共當局曾發表《社會藍皮書》，從1993年到2003年間，群體事件已由一萬宗增加到六萬宗，參與人數亦增加到三百零七萬人。中共其後不再發佈有關數字。但中共“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接受《瞭望東方週刊》訪問時透露，從2006年到2010年，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增加了一倍。他沒有提及具體數目，但對照藍皮書的數字和平均增加速度，中國大陸2010年的群體性事件至少有十八萬宗。有分析指，中共根本不敢面對引發危機的制度問題，故此危機只會以幾何級數增加，2011年亦不例外，最終將很可能如火山般爆發。 


三、群體事件的根源在於制度


2011年2月25日，美中經濟和安全審議委員會舉行聽證會和圓桌討論會，探討以下問題：

1、中國群體抗爭事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根源，

2、中共當局的反應，

3、中國維穩面臨的主要挑戰。

美國智庫“海軍分析中心”的中國研究部亞洲安全分析師莫瑞•斯哥特•坦納，就中國近年來群體事件激增的原因作證。他指出，根據中共的估計，從1993年到2000年的頭十年裏，中國的社會群體抗爭事件幾乎逐年增加。許多政策分析師指出，官方公佈的群體事件從2004年七萬四千起，2005年八萬七千起，2006年達九萬多起；雖有一位分析人士認為2007年的群體事件數目有少許下降，但官方的數字仍表示有顯著增加。2008年，儘管中共努力使群體事件在北京奧運前有所下降，但春天和夏天仍發生了數起影響很大的事件。三一四拉薩暴亂、貴州的甕安事件、雲南的孟連事件。加上金融危機的影響，奧運會後群體事件顯著增加，使2008年達到了十二萬起。雖然目前尚沒有2009年和2010年的正式數字，但根據一些知名中國學者的研究，2009年的群體事件數量在經濟復蘇中大大攀升。坦納指出，許多中國學者認為群體事件的根源是經濟性的。但他認為，過去十八年中國群體事件不斷增長的根本原因是制度性的，是因為現有體制未能向公民提供有效、自主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允許公民尋求對觸發群體事件的冤屈的救濟。他指出，政策分析數據顯示，觸發群體抗爭事件的一系列冤屈，過去十年中並未得到改善，這些包括了非法圈地、強制拆遷、克扣工資、空氣水和土地的污染，以及地方當局拒絕接受公民的上訪等。

坦納說，中國政府並非不重視制度原因。相反黨和政府發佈了無數講話、文件、規定和法律，反復要求必須結束這些非法行為。但是，中共喜歡採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對地方當局遵守法規進行監督。而實際上中共領導必須不斷重複發佈指令，要求停止促成了群體事件發生的這些對權力的濫用。這種反復的現象說明了執行法令機制的缺失。他同時還指出，北京過去十年裏對於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啟動的、承諾增強公民參與、監督和影響力的法制和政治制度的改革，一直採取猶豫不決的立場。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村委會直選、法院和檢察院的獨立，以及人民代表大會發揮更重要的作用等。

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是中國當局執政合法性的重要來源之一。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國際經濟資深研究員斯蒂文•頓納維作證時指出，對中國經濟穩定增長形成的核心挑戰是當局繼續實現經濟成長的能力。GDP平均年增長8%被視為保持穩定的起碼指標。但是頓納認為，有實質性理由對中國繼續快速增長的能力提出質疑，除非中國在經濟政策上採取重大改變並進一步實行濟改革。他指出中國經濟難以繼續快速增長的基本原因有二：一，中國的經濟模式，即依賴投資和出口推動增長將不能繼續產生快速增長；二，中國的政治體制會繼續製造障礙，對經濟快速增長的能力產生負面影響。

頓納說，使中國實現經濟平衡發展的一個基本和重大的政治問題是，目前尚不清楚建立一個更為市場導向的經濟是不是與中共繼續控制整個國家的願望相一致。東亞有許多長期一黨控制的政府，如馬來西亞、韓國、新加坡和臺灣，都成功取得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發展。但是這些國家都願意並能夠將經濟從政治控制中分離出來。但中共看起來並不願意放棄對經濟的控制。雖然中國當局認為有充分時間來實現經濟轉型，但現實是，他們擁有的時間比他們認為的要少得多。目前中國的外部經濟環境比中國在經濟危機之前的外部環境差得多，而這種對中國來說較差的外部環境將持續一段時間。在此充滿挑戰的經濟環境中，其他國家會更強力敦促中國改變其對外政策，要求人民幣更快升值。與此同時，由於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權力交接，老的領導人已經無意加速中國的改革，而新的領導人也不會在經濟政策上採取更具決定性的步驟，因為中共的決策機制仍將是集體共識驅動模式。由於中共關鍵利益集團間的意見分歧，有關環境、政策改變和為經濟再平衡採取的必要的改革措施將更難以啟動。

 

四、中共自身對群體事件的檢討


正如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所指出的，甕安事件的深層次原因是甕安縣在礦產資源開發、移民安置、建築拆遷等工作中，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情屢有發生。因此中共北京學者韋弦在《中國為何頻發群體事件》為中共辯護說：中國目前的群體性事件絕大多數是經濟利益衝突而不是政治性的矛盾。

韋弦分析說這些事件的原因都是因為拆遷、礦產開發、企業搬遷、土地補償等導致一些老百姓的經濟利益受到損害，而一些地方政府和個別領導人的官商勾結更加劇了事態的惡化。老百姓的不滿和壓抑可能因為某個偶然事件而爆發，最後演變成群體事件，作為維護社會治安的警察成為群眾發洩不滿的直接對象。 

韋弦還為中共開脫說：大陸頻發群體性事件還有國際背景。例如，美國次貸危機擴散導致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加上全球通脹及油價、糧價高漲，多國出現糧荒和油荒，民眾生活受到影響，不滿情緒上升，一些國家民眾紛紛上街示威遊行，多國政局出現動盪甚至發生政權更替，因此群體事件不是中國大陸的特產。在全球化深入發展和網絡信息高度發達的今天，世界和中國周邊動盪會發生傳導和波及效應。中國民眾整天看到外部動輒遊行示威，打砸搶燒的場面，難免會受到刺激，進行模仿。 

中國大陸群體性事件頻發還有“後奧運情結”的因素。一方面中國向外界承諾開放新聞自由，允許境內外記者自由採訪，幾萬名記者聚集中國，搜索新聞線索。中國國內發生的各種事件都會被媒體放大報道，任何地方的警民衝突會立刻引起媒體關注，因此不排除中國大陸的群體性事件因為媒體放大炒作而感覺增多的可能。 另外一方面，中國政府為確保奧運順利舉辦，要求各地方政府妥善處理各種矛盾，化解民眾怨言，營造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一些經濟利益受到損害而沒有及時解決的百姓可能因此抓住機會，希望在奧運前製造一些群體事件以引起國內外媒體關注和中央政府的重視，從而敦促地方政府和領導迅速解決其關心的問題。 

韋弦為中共出謀劃策說：群體性事件的增多對中國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如果各級地方政府和官員能夠從群體性事件中吸取教訓，及時化解矛盾，妥善處理善後事件，則將有利於樹立政府的威望和聲譽，贏得民心，進一步密切黨群關係。反之則可能使政府形象和聲譽受損。

韋弦勸告中共：，中國百姓對各級政府的信任度與政府的級別幾乎成正比，政府的級別越高，百姓的信任度就越高。在這樣的背景下，由高一級政府組成的事件調查組如果不能公正客觀調查事件根源，嚴懲事故責任人，並從根本上解決民眾的不滿，那就很可能引火燒身，導致民眾對基層政府的不滿延伸到上級政府，影響的將不僅是地方政府形象，也損害了中央政府的聲譽。 因此，韋弦認為對於各種群體性事件，中共要注意以下幾點：

一是基層政府應提高處理各種群體事件的能力，不能按傳統的堵、壓、瞞方式來對待，要第一時間公佈事件真相，查找事件根源，處理事件當事人，讓真相走在流言前頭，爭取民眾尤其是網民的信服。 

二是要借鑒其他國家的做法。暴力事件和示威遊行在成熟的法制國家是家常便飯，但多數都能以平常心對待，以非暴力手段平息，值得中國地方政府學習借鑒。但對於暴力襲擊事件，警方也不能堅持“打不還手、罵不還口”。

三是中央政府要加強督導，嚴查地方領導責任，不為地方領導的失職和腐敗背黑鍋。

實際上，韋弦的看法並不深入，中國接連發生群體事件甚至爆炸事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中國大陸過去三十年的改革，對於利益的重新分配進入一個比較尖銳化的矛盾階段。因為利益集團的形成，而且利益集團獲利越來越多，而又不想做任何的讓步。相反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國工農階層的利益不斷遭受損害或者剝奪，跟現在的一黨政權的利益集團的衝突越來越尖銳。

二、面對尖銳的矛盾，目前中國大陸官員，從最高層胡錦濤到最下面的各層官員，基本上都處於一種不作為狀態。官員已經失去了處理這種重大事件的膽魄和能力，處於一種各自打自己的小算盤，而對党國的利益，對這種大的戰略的，或者是長期發展的利益，他們就考慮的比較少。所以很多矛盾基本上是無人過問，無人解決。

三、很重要的一個因素，以前人們談到中國社會的矛盾和衝突，基本上談到的都是政策不同的分歧。但是今天的分歧不僅針對政策，很多還是針對中共政權。所以不僅群眾中的矛盾加劇，而且學者之間左中右之間的爭論和矛盾也越來越有火藥味。

中國目前的爭論從政策層面已經走到政權層面了。


五、未來群體抗暴事件展望


中共正在開辦“國家級應急培訓基地”，試圖通過評選提高各級官員的應對能力。《瞭望東方週刊》也報道說，中國第一個國家級應急培訓基地將在北京“國家行政學院”掛牌，採用案例教學對高中級官員進行輪訓，表明中共對突發性公共事件的恐懼。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說，未來十年中，群體性事件將是對中國社會穩定的最大威脅，也是對中共地方政府執政能力的最大挑戰。國家應急培訓基地的培訓重點就是如何處理群體性事件。

竹立家的歷史分析顯示：中國各地群體性事件的數量的增加，和中共政權的發展階段有關：

中共政權發展的第一個階段是從 1949到1978年，這三十年中國以政治為中心搞社會主義建設，經過“文革”衝擊，中國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氛圍受到了很大破壞。

中共政權發展的第二個階段是從1978年到2008年，這三十年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

中共政權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是從2009到2030年，中國的發展重心轉移到了社會制度的建設。而從2010到2020這十年最為重要。中國社會進入了艱難轉型期，社會矛盾急劇增加，必須通過體制改革和制度框架的建設來規範社會行為和政府行為。這也是從現代化走向現代性的重要階段，社會必然要經歷從不穩定到穩定的過程。因此處理好群體性事件非常重要，怎麼強調也不過分。

竹立家認為，中國未來面臨可能成為群體性事件的觸發點的五大問題：

一是社會貧富差距過大；

二是大規模的城市化過程會引發不安和動盪，加劇社會矛盾和衝突；

三是腐敗，現在的腐敗已經從腐敗事件轉化為腐敗文化，未來十年，中國反腐成效的好壞對社會穩定至關重要；

四是就業問題；

五是社會信任感的喪失，不信任充斥在政府和民眾之間、信任感缺失，足以給社會穩定造成威脅。


六、結論


綜合上述中國大陸群體事件之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大陸群體事件的最大影響，就是瓦解了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在權大於法、黨大於政的中國大陸，這是無法替補的權力流失，因為中共專制的基礎就是“支部建在連上”。現在，隨著共產黨基層組織的癱瘓，中國大陸群體事件的諸多徵兆，在在指向了“政權瓦解”這一條不歸之路。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第八節 警惕西方輿論出賣臺灣利益】


紐約時報的“棄台論”以及利文和懷特有關“美國應該犧牲中國的民主”之類的建議，說明中共已經相當成功地收買和綁架了西方的輿論，在出賣臺灣利益和出賣中國民主的道路上大有斬獲。這也從反面說明：臺灣利益和中國民主，是不可分離的一體兩面。根據我們的判斷，美國可以出賣臺灣，但是不會出賣自己。美國如果不出賣自己，也就很難出賣臺灣，因為臺灣和美國所共同面對的，是一個新的邪惡帝國。在阻止中共擴張的問題上，美國與臺灣正如美國與日本一樣，是休戚與共的。美國不大可能把太平洋戰爭流血流汗多來的西太平洋霸權，拱手讓與中共。



一、中共大肆報導“棄台論”


中共的“中新網”2011年11月18日轉引美國世界日報12日的評論稱，美國已經有朝“棄台”方向移動的跡象，但是沒有人公開承認。這是因為前不久紐約時報刊出了美國陸戰隊員肯恩（Paul　V.Kane）的投書，建議美國政府以停止軍售臺灣換取北京取銷逾1兆美元的國債。主張“甩開臺灣來抵償美國所欠中國的美國國債”，並認為這樣做還可以因而避免“美中開戰”。

中新社對此評論說：“這個建議很傳神地傳達了美國國家利益至上的論調。美國既有此議，與其說可以解決債務並向北京示好，不如說美國有人看到兩岸未來不可逆的發展大勢，得趁早對臺灣提出要求，或在仍居優勢的時刻更可予取予求。”且不論這個建議撰稿人是誰，有無特殊背景；但以紐約時報願意刊出，即意味美國媒體至少有一部分人願意認真看待此事成真。以紐約時報在美國言論界的地位和影響，“出賣臺灣”的論述看來還會持續發酵。

中新社的還對以下的分析表示認可：


基於美國國家整體利益的考慮，“出售臺灣”當然很有吸引力；不過這畢竟是紙上談兵，對美國的顏面以及對外承諾言，可能引致的負面打擊或有更重於此者，單就臺灣當局對美國的依賴論，此舉在道德上更有背信棄義之嫌。唯現實逼人，美國若無法從金融危機中脫困，且計無所出，減債論者拿臺灣作生意的想法或將層出不窮，而且會愈來愈頻繁。臺灣的處境勢將面臨新的挑戰，非僅美國不可再事依賴而已。這不僅是兩岸互動的大事，也會是臺灣未來何去何從的大關口。再以兩岸和平發展論，美國所以會有停止對台軍售論出現，潛臺詞就是兩岸形勢不再是軍事對抗，藉由軍售臺灣以求保全東亞區域穩定的思維沒有必要再居主流。聯繫兩岸應否洽簽兩岸和平協定的話題，乃至兩岸應否設立軍事互信機制，徹底消除雙方的敵意，反而更具有參照價值。

顯然，中共對紐約時報的大肆報導說明：“棄台論”是中共希望看到的一個動向。很有可能，整個投書就是中共設計的輿論攻勢。



二、俄羅斯官員支持“棄台論”


 中共不僅自己支持“棄台論”，還用俄國人的嘴來為自己提供服務。中共“環球網”2011年12月3日消息，引述了“俄羅斯之聲電臺網站”12月1日文章：通過出賣臺灣來拯救（美國）經濟？作者為安德列.卡爾捏耶夫。“莫斯科大學亞非國家研究所副所長”。 

安德列.卡爾捏耶夫的文章聲稱：

美國總統奧巴馬如果邁出決定性一步可能解決美國經濟問題並保證自己再次當選。只需要建議中國免除超過一萬億美元的美國債務，作為交換，美國不再支持臺灣。這是在紐約時報頁面上刊登的引起熱烈反響的意外建議。

拯救美國的新穎藥方發明人是哈佛大學甘乃迪學院研究員保羅•肯恩，他是伊拉克戰爭老戰士，曾在哈佛大學甘乃迪學院任職科技員工，從事過國際安全問題研究。可以質疑保羅•肯恩的建議的可行性，但應佩服紐約時報欄目作者的邏輯和慎密思維。 

已經將肯恩的建議稱作“出賣臺灣的交易”的評論家們似乎沒有注意到這篇文章的主要思想。肯恩有意讓華盛頓在國家安全方面放棄陳腐觀念，美國的實力主要依仗軍力而不是經濟競爭力。肯恩呼籲美國政府丟棄冷戰思維並承認一個簡單事實：經濟繁榮對國家來說遠比在軍事領域取得成就的意義要大。 

這才是肯恩提出的交易的主題思想。美國放棄對臺灣的軍事支持不會損害美國的利益。對中國來說，解決臺灣問題具有巨大的象徵性意義。而且，臺灣與中國大陸經濟一體化的程度越來越深，與大陸統一不可避免。既然臺灣早晚將與中國大陸統一，臺灣島對美國來說並不那麼具有重要戰略意義。臺灣海峽兩岸對抗的減弱會使北京大大減少軍費預算。與臺灣相關的直接和間接中國軍費每年在三百至五百億美元之間。由此可見，在二十年時間裏，完全有可能節約一萬億美元，這正好相當於北京能夠免除的美國債務，保羅•肯恩認為。 

安德列.卡爾捏耶夫的結論認為：儘管有關出賣臺灣的建議聽起來很荒唐，但它距實際似乎並不遙遠。“它反映出奧巴馬政府在臺灣問題上不斷加劇的某種潛在懊喪情緒。專家們討論美國犧牲支持臺灣來換取中方某些讓步的場景是否現實。很多人覺得，這種情況的確有可能發生。因為，華盛頓在經濟方面對北京高度依賴”。 




三、對於“棄台論”的反論


紐約時報的“棄台論”是中共希望看到的，但“棄台論”並不是美國政界所贊同的。

前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資深主任、現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日本研究主任葛林（Michael　Green）就認為：中國大陸的軍事發展方向及意圖“已經超越臺灣，東海、南海及釣魚島等”，比臺灣更容易引發美中衝突的熱點比比皆是，所以，美中兩國衝突的熱點“已非臺灣”。

而紐約時報卻別有用用心地認為：似乎只要排除了臺灣問題，美國和中國之間什麼都可以解決了，這顯然是一廂情願甚至胡說八道。

葛林指出：美國“不應在臺灣問題上讓步”。他說，如果美國在對臺灣的“六項保證”上讓步，中國大陸將認為美國“軟弱”，還會“予取予求”。而奧巴馬表現得的確“比較軟弱”，願意向中國示好。只是他的這些讓步，中國“並不怎麼領情”。在這樣的縱容下，美國“棄台”的主張越來越盛行。例如有人也傳說美軍太平洋總部的備戰重點已不再是台海，而開始轉移到南海。這已引起部分相關人士對美國“棄台”的擔憂。

不過在我們看來，相關人士對美國“棄台”的擔憂純屬杞人憂天；因為美軍太平洋總部的備戰重點已不再是台海而開始擴大到南海。這表明，美國對抗中共的半徑在擴大，而不是在縮小或轉移。

但是被中共收買的一些專家們卻極力宣傳說：即使是美國在亞太地區不斷增長的積極性也不會影響到華盛頓對臺灣的興趣的逐漸降低。他們說：美國已經拒絕向臺灣出售F-16戰機，因為捲入有可能突然進入白熱化階段的臺灣衝突完全不符合美國的利益。這又將是數以十億計的美元和非常大的風險，這最終會葬送恢復美國危機後經濟的希望。 

被中共收買的一些專家們到處宣傳這樣一種“哲學”：“我們似乎正在進入一個全新時代。美國的武器不是抑制北京的因素，而是北京的金融實力，首先是對美國國債的巨額投資會迫使美國以另一種方式行事。在紐約時報刊登的文章中，肯恩援引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前主席麥克•馬倫上將的一句名言“對我國安全構成最大威脅的是我們的債務”。從這一角度來看，為了拯救美國經濟而犧牲臺灣的建議看起來並不完全像是幻想。”

被中共收買的上述“哲學”故意忽視了一個最大的可能：美國如果對中共發動一場戰爭，不就可以馬上凍結中共所有的在美資產包括那個一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但美國現在還不需要這麼做，因為美國還有其他許多牌可以打。而且一萬億美元在美國的十五萬億國債裏，不過只占百分之六.六六。



四、美國應該犧牲中國的民主？


2012年6月12日紐約時報刊登了倫敦國王學院戰爭研究系教授、華府新美國基金會資深學者利文(Anatol Lieven)的文章，指出美國軍力轉移到太平洋，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正走在未來可能發生戰爭的路上，他引述澳洲國際事務專家懷特(Hugh White)的主張說，亞洲的權力和諧(concert of power)是避免美中對抗的最佳之道，也是唯一的途徑。他發出恫嚇說：萬一發生戰爭，美國和中國都不會“戰勝”，但會互相造成重大傷害，並傷害世界經濟，若升高成核子戰爭，現代文明都將毀滅。

利文說，美國國防部長潘尼達說到2020年，60%的美國海軍將部署在太平洋，歐巴馬英九2011年11月宣佈在澳洲設立美軍基地，並表示美國將繼續要求中國遵守國際規範和尊重人權。中國領袖知道要在全球挑戰美國，仍需數十年和巨大的海軍支出，但即使到那時，中國也幾乎必定失敗，而在東亞就是另一回事了，在中國大部分歷史中，此區域一直屬於中國，中國在此區域與其他國家發生對島嶼主權的爭執時，其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摻入其中，在共產主義消亡後，中國成功地倚重民族主義為支持其統治的意識形態。……

為此，利文援引了澳洲國際事務專家懷特即將出版的新書“中國選擇：為何美國應該分享權力”(The China Choice: Why America Should Share Power)，指出為避免華府和北京的關係滑向對抗，東亞秩序必須建立紅線，中美都必須同意不越過此線，這些紅線中最重要的是保證：未獲對方同意，不使用武力；最敏感的是中國必須放棄對臺灣使用武力，而華府可能必須承諾讓臺灣與中國統一。在這些爭執中，中國的民族主義與其他國家的民族主義產生衝突，特別是越南。越南和此區域其他國家對中國的敵意是美國最大的資產，也是最大的危險，這些中國的鄰國要美國軍力留在此區域，但如懷特所說，即使美國撤出，這些國家也極不可能屈服於中國的霸權。如果美國承諾與這些國家軍事聯盟，以對抗中國，美國將冒著捲入他們領土爭執的危險。此外，中國必須承認美國在東亞現身的合法性，而美國必須承認中國現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因此美國必須揚棄中國民主化的言論。 ……

我們認為，利文和懷特有關“美國必須揚棄中國民主化的言論”之類犧牲中國民主的建議，說明中共已經相當成功地收買和綁架了西方的輿論，在出賣臺灣利益和出賣中國民主的道路上大有斬獲。這也從反面說明：臺灣利益和中國民主，是不可分離的一體兩面。而紐約時報，可能是“棄台論”的大本營，是中共海外輿論工作的的重點對象。



四、美國視中共為“新邪惡帝國”


美國與中國近年都標榜發展“戰略夥伴關係”，而美國計畫將六成的戰艦部署到中國周邊也聲稱“並非圍堵中國”。但最新一期德國“明鏡週刊”指出，美國已將中國視作新的“邪惡帝國”，將中國作為其外交和安全戰略的重點，兩國之間的緊張態勢螺旋式升級，只能希望雙方建立解決雙邊衝突的制度化機制，以免爆發危機。

“德國之聲”引述“明鏡週刊”說，自從歐巴馬上任美國總統以來，華盛頓的外交和安全戰略就對準北京。這位從人們心目中的“救世主”轉向權力戰術的美國總統，不僅繼續其前任布希集中對付中國崛起的外交政策，甚至更加鋒芒畢露。對美國的全球戰略思維而言，21世紀的中國在美國人看來越來越像20世紀的前蘇聯，即世界政治中的強大對手，意識形態上被升級為“邪惡帝國”。美國從伊拉克撤軍，2014年從阿富汗撤軍，在利比亞的相對克制，以及從德國撤軍，都與集中精力應對中國的戰略相關。

“明鏡週刊”認為，美國國防部長潘尼達(Leon Panetta)的亞洲之行“明顯表明這種新的尖銳化的態勢”。美國和中國都在爭奪對南中國海的影響，北京為了那裏的利益越來越無所顧忌，將周邊國家如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汶萊及臺灣都推向美國海軍的懷抱。北京宣佈這個海域為己所有，完全基於歷史論據，因為這裏15世紀屬於中華帝國，而不顧聯合國“海洋公約”對所有周邊國家都同樣承認的12海裏領海或200海裏經濟區的最大範圍。最近兩年，中國漁船與越南和菲律賓漁船之間的衝突日益頻繁，中國這個巨人對六個較小國家持續增加政治壓力，要它們承認北京的要求。出於內政考慮激發起來的民族主義，幾乎排除了中國政府任何外交妥協的可能性，一旦中國當局擅自挑起衝突升級，南中國海就會成為危機地區。……

中共現在宣佈將很快與阿富汗締結戰略夥伴關係，與潘尼達亞洲之行的同時，在北京召開了中國、俄羅斯和四個中亞國家元首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雖然這次會議“泡沫”多於實質性政治合作，然而姿態也是政治。不管中美怎樣聲稱相互依存、經濟上相互依賴以及中國的和平崛起，雙方間的緊張勢態正在螺旋式上升。中共領導人正處於不穩定的過渡階段，美國在進行總統大選，目前只能希望雙方在這個階段過後更多地認識到建立解決雙邊衝突的制度化機制的必要性，以防亞洲的諸多衝突熱點爆發危機。 



五、釣魚臺問題激化的大背景

 

中國大陸與日本在8月份就釣魚臺列嶼問題爆發新一輪衝突，美國一再表明，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臺及其周邊海域，向中共施加壓力。更為重要的是，美國不僅口頭施加壓力，而且在採取軍事行動。

2012年8月23日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正計畫大規模擴張在亞洲的飛彈防禦部署，將在日本南部裝一套X波段早期預警雷達系統，並可能在菲律賓也裝設另一套，以聯繫飛彈防禦戰艦及陸上的飛彈攔截設備。一旦弧形防禦系統完成，臺灣自然也涵蓋在內。美國官員雖表示此舉是為了圍堵北韓的威脅，但同時也用來反制中共軍力的擴張，美國國會研究室飛彈防禦專家席瑞斯明確表示：“我們說的是以北韓為焦點，實際上也著眼于亞洲更長期的大象，就是中國。” 

美國國防官員指出，新計畫的核心，是在日本南部某個秘密島嶼上，部署強力的X波段早期預警雷達，而國防部正與日本磋商。一旦日本同意，雷達可在幾個月內完成部署，可與2006年部署在日本北部青森縣的X波段雷達系統互相支援。

美國太平洋指揮部正在評估在東南亞另外部署一套X波段雷達的可能地點，以建立弧形防禦系統，如此將讓美國及盟邦能更精准地追蹤到任何從北韓或中國大陸發射的彈道飛彈。美國官員將可能部署雷達的地點聚焦於菲律賓。 

美國國防部沒有忘記臺灣，尤其擔心臺灣海峽兩岸的軍力日益失衡。美國國防部最新發表的大陸軍力報告指出，中共已部署1000枚到1200枚短程飛彈對準臺灣，並研發較長射程的巡弋飛彈及彈道飛彈，目標是打擊930海裏以外的移動船艦。美國官員表示，計畫中的弧形X波段雷達系統，不僅能使美國涵蓋整個北韓，還能夠更深入到大陸內地，能夠追蹤、並至少能有限度地擊退來自大陸的飛彈攻擊，足以威懾中共不要嘗試發動攻勢。加州蒙特瑞國際研究學院東亞防止武器擴散計畫負責人劉易士表示，在亞洲進行任何的飛彈防禦部署，對大陸都是一項警訊，尤其當他們相信這些系統涵蓋臺灣時。他說，“如果在日本南部及菲律賓各部署一套，當然把臺灣也涵蓋在內。這也等於是確定美國能夠對臺灣提供飛彈防禦。” 

美國可以出賣臺灣，但是不會出賣自己。這是我們對於美國對華政策判斷的底線。進一步說，美國如果不出賣自己，也就很難出賣臺灣，因為臺灣和美國所共同面對的，是一個新的邪惡帝國。在阻止中共擴張的問題上，美國與臺灣正如美國與日本一樣，是休戚與共的。美國不大可能把太平洋戰爭流血流汗奪來的西太平洋霸權，拱手讓與中共。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第九節 穀開來案與中共十八大】


中共十八大未有具體的召開時間，是由於中共希望穀開來案及王立軍、薄熙來案完結後，再公佈日期，減少事件對十八大的衝擊。

穀開來案的審判是政治秀，而且是各派系妥協的產物，其目的是為了確保中共十八大順利召開。

在十八大前解決穀開來、薄熙來、劉志軍等大案，可助新一屆領導層樹立“新人事、新威信”。 


一、穀開來案是一個序幕


作為王立軍、薄熙來案件的定案序幕，前中共高官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於8月20日被判死緩；緊接著22日，大陸傳媒披露，鐵道部原部長劉志軍貪污案將於下月在遼寧開審，預料他會被判終身監禁。在十八大前解決穀開來、劉志軍等大案，可助新一屆領導層樹立“新人事、新威信”。

不過，整個穀開來案的審判過程，都是在朗讀中完成的，遵循了一本毫無演技的拙劣劇本。穀開來案的結果一出，民眾表示這個結果一點也不意外，被追究的刑責和她的罪惡很不相乘，她的罪行遠不止殺害海伍德一人這麼簡單。這一切只是在演戲。中共當局也自知擺不上臺面，經不起民眾的評論，因此在新浪發佈宣判的結果的同時，關閉了所有評論。其原因無非是官方擔心出現不合諧的聲音，或是自慚形穢。這也說明中共現在的神經既緊張又脆弱，經不起刺激。 

穀開來的表現十分配合，很多人懷疑是“替身出演”，遠遠超過保命的需要。例如穀開來當庭表示這個判決“體現了我們法庭對法律的特別尊重、對現實的特別尊重、特別是對生命的特別尊重”。穀開來的這三個特別尊重足具諷刺意味，結果連新華社也自慚形穢了，把這幾句話從新聞裏刪除了。

庭審中，一切都是按事先排練好的在演。法官像是個木偶，替背後的主子發聲，法官此刻沒有一點權力，不敢說錯話，體現了中共“法制”的本質。法律的雙重標準在此案中又一次得到體現，而中共對其它異已人士毫不客氣的打壓與此形成鮮明的對比。給她個死緩已是個賞賜了，當然也是背後交易的結果，更重要的人物是薄熙來。真正的主角薄熙來被控制了這麼久，始終都沒有個罪名出來。薄本人喜歡淩駕於法律上做事，如今自已卻同樣被淩駕於法律之上的手段所治。正如那句話，沒有法制的國家，沒有誰是安全的。


二、判穀開來，穩社會輿論


中共顯然認為，對薄熙來妻子谷開來謀殺英國商人海伍德的宣判，就排除了中共十八大權力交接之前的社會熱點問題，就可以平息不利中共的社會輿論。輿論認為，穀開來在法庭上“表現良好”，這是將她的死緩今後改判成有期徒刑在創造條件。

穀開來遭到宣判後，北京獨立學者高瑜說，對穀開來的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判決，並非意味著這就是穀開來的最後命運。圍繞穀開來案的中國司法，不僅如此寬大，使她起死回生，而且還為她今後可能改為有期徒刑創造條件。接下來穀開來就等著逐步減刑吧，因為穀開來法庭上表現很好，而且不上訴，法院將會進一步施恩。為此高瑜為穀開來畫出了一個“減刑路線圖”。

高瑜稱，在合肥對穀開來的審判是中國最大的徇私枉法事件。她以穀開來在法庭上的待遇為例。她說﹕“死刑犯人一般必須穿囚服，戴手銬腳鐐。進去就這樣，只要是殺人犯。因此我認為，合肥這種審判就是法院和公檢法的最大徇私枉法。那裏有資格起訴另外四個警察徇私枉法，法院就是徇私枉法，包庇穀開來的罪。更重要的是穀開來說她兒子受到威脅，而這種威脅只是一封電郵。”

中共自由派學者姚監複是哈佛燕京學社協作研究員，他對美國之音說，對穀開來的審判實現了必要的切割，其效果是穩定了十八大前的社會輿論。 他說﹕“審判接過和我以前估計的一樣，把薄熙來跟穀開來切割開來。我想現在就是切割開來，開好十八大。穩妥地交權，不要影響到上層的世代交替的運作。這是大局，達到目的了。”至於合肥中院對穀開來宣判後中國民間的各種反應，姚監複說，中國是党管司法，再有不同的議論也是沒有用的。他說：“中國是党絕對領導的，輿論的服從黨的意志。中國的主流媒體會引導輿論。另外，我所聽到的一般輿論反應並不太大。我周圍的輿論說，法院給穀開來判的也是死刑嘛，只是緩刑兩年，已經占了比較高的份量了。另外像英國和加拿大這些國家不是沒有死刑嗎？”


三、穀開來案是江胡溫習的妥協


中共十八大前夕，穀開來案開審，有關薄熙來事件的一系列問題也在激烈的鬥爭中漸漸塵埃落定。薄熙來事件促使中共反思治黨策略，中共將開始新一輪統一思想的行動。江澤民再度現身表態，要求黨內學習歷史。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與習近平在對待薄熙來以及“左”的問題上達成共識，薄熙來或將面臨法律審判。習近平十八大的接班也成為忽隱忽現的籌碼，很難預料中共是否重回改革開放的路線。

熟悉北京高層的人士透露，受薄熙來事件影響，中共黨內將開始新一輪統一思想的行動。胡錦濤七月二十三日發表講話，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研討班上強調，堅持改革開放路線與政治體制改革，標誌著胡錦濤與溫家寶、江澤民、習近平在對待薄熙來以及“左”的問題上，終於達成共識，薄熙來或將面臨法律審判。

江澤民在七月末的一次表態，為中央對薄熙來事件統一思想“加碼”。薄熙來事件促使中共反思治黨策略。七月下旬，江澤民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寫的《簡明中國歷史讀本》作序，要求“認真總結和發揚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經驗，也必須注重汲取和運用歷史經驗，科學把握和正確運用歷史規律，正確借鑒歷代治亂興衰的經驗教訓”。

在中共十八大前夕，江澤民再度現身表態，要求黨內學習歷史，被認為這是江在十八大之前顯示其影響力的身段之一，同時針對薄熙來事件發聲，要求黨內借此反思路線問題，借鑒文革教訓與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取得成就的經驗，喻示十八大要堅持開放路線。同時，來自北京的多位自由派學者認為，相比江澤民時代，過去十年，中國社會在胡溫體制下略顯保守。

有分析認為，習近平接替胡錦濤，是江澤民與曾慶紅等上一代中共核心與胡溫領導集體之間博弈的結果，因而，江澤民七月末的現身，體現了他對局勢仍有影響力。而薄熙來事件曾被溫家寶在今年全國兩會的記者招待會上以路線問題初次提出，隨後經歷過幾次薄的支持者、左派陣營的小回潮。


四、中共計劃切割薄、谷、王


北京時間9月19日，新華社通報《王立軍案件庭審及案情始末》，將9月17日、18日成都中級人民法院對王立軍案的審判進行了一個詳細的通報。這是繼9月18日成都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審判王立軍案對外發佈庭審情況後又一個官方通報。這篇通報向外界回答了在整個事件中，王立軍為何滯留美領館以及與穀開來殺人案有何關係等疑點。且在文中暗指薄熙來對穀開來殺人一事知情，並掌摑王立軍，隨後將王立軍從公安局局長位置調離，並借此非法審查王身邊工作人員，最終促使王立軍叛逃美領館。

這份通報中稱，雖然王立軍開始替穀開來隱藏了她殺人的事實，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二人沒有矛盾。2011年8月12日，薄穀開來之子薄某某有事想見王立軍，王立軍人在重慶市區但不想見他，就讓司機說自己在萬州，結果薄某某在夜赴萬州的路上差點出了車禍，薄穀開來因此對王立軍很生氣。“11•15”案件發生後，薄穀開來擔心案情暴露、採取了毀證等一系列行動，王立軍對薄穀開來不斷折騰、知情面不斷擴大產生不滿。在2011年12月底，王立軍身邊4名工作人員被非法審查。王立軍和薄穀開來的矛盾越來越大。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共在處理包括薄熙來問題、穀開來、張曉軍殺人案、重慶警方四高層包庇案、王立軍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受賄犯案等整個“重慶事件”時，進行了有步驟、有程序、意圖明顯的“切割”處理。也許在中共看來，通過這種切割處理的方式能夠有效減少整個薄熙來事件對於中共乃至中國社會的震盪，以最小的幅度保證最大的穩定。


五、中共仍在辯論如何處置薄熙來


十八大即將召開，但是中共最高領導層仍在激烈辯論是否對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進行刑事審判。不過，即使薄熙來受到刑事審判，他也可能逃過最嚴重的指控。

中國官方新華社19日傍晚發表長篇報道，披露王立軍案始末，顯示穀開來殺害英商海伍德之後，王、穀後來矛盾激化，王立軍更被薄熙來扇了一記耳光，隨後更被從公安局局長位置調離，最終上演了王立軍叛逃美國領館一幕。

但是報道中沒有直接點薄熙來的名字。不過根據文章的描述，當時打王立軍耳光的人就是薄熙來。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薄智躍說，由於新華社的報道沒有點薄熙來的名字，這顯示中共還沒有就如何處置薄熙來達成共識。薄智躍在接受法新社採訪時說，“有關薄熙來的報道故意使用非常含蓄的措辭，這樣就給中央委員會留下回旋餘地。”“薄熙來的支持率很高，不但是在老百姓中，而且在某些精英圈子內也是如此，因此需要特別謹慎。”

在香港的中國問題專家林和立認為，“中共黨內權力鬥爭仍在繼續，我認為薄熙來還有強勢人物支持。這些人在施加壓力，要求免除對薄熙來的刑事指控。”最近在四川爆發的反日示威中，可以看到一面橫幅標語上寫著，“釣魚島屬於中國，薄熙來屬於人民。”這顯示，薄熙來仍然得到公眾的支持。

北京的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張鳴表示，“既然薄熙來已經被指控掩蓋謀殺案，我認為他將會受到刑事訴訟。”他說，“我認為，對薄熙來不會有進一步的控罪。我預計，他會被判十年監禁。”薄熙來的案情與過去十五年來另外兩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案情相似，也就是在1995年去職的前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和2006年遭免職的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但是陳希同和陳良宇都是因為重大貪污罪名及公然違反黨紀而遭到撤職。而薄熙來案還涉及額外因素，涉嫌包庇謀殺案罪犯。


六、圍繞中共十八大的攻防戰


圍繞中共十八大的爭鬥十分複雜，內定再上層樓的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9月初突然取消會見外賓的多次活動，兩個星期內完全失蹤，惹來外界對他情況的猜疑，甚至傳出由國家主席胡錦濤愛將李克強接任總書記之說。

9月19日上午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來訪的美國國防部長一行，“嚴正闡述釣魚島立場”，說“日本應該懸崖勒馬”。習近平控訴說，八十一年前，日本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日本軍國主義不僅給中華民族造成深重災難，也給包括美國在內的亞太國家造成巨大創傷。日本國內一些政治勢力非但不深刻反省對鄰國和亞太國家造成的戰爭創傷，反而變本加厲、一錯再錯，演出“購島”鬧劇，公然質疑《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缺乏國際法效力，激化同鄰國的領土爭端，等等。國際社會絕不能容許日方企圖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挑戰戰後國際秩序的行徑。日方應該懸崖勒馬，停止一切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錯誤言行。希望美方從地區和平穩定大局出發，謹言慎行，不要介入釣魚島主權爭議，不要做任何可能激化矛盾和令局勢更加複雜的事情。

更加蹊蹺的是，在習近平此番“失蹤”和“控訴”之前，8月14號出版的日本《朝日新聞》以占頭版和國際版半個版面的兩篇報道，揭露習近平的大姐齊橋橋利用與中共高幹的關係，將在中國大陸得到的資金通過女兒張燕南轉移到香港。現年三十四歲的張燕南利用名下兩家房地產公司，於2007年到2009年期間多次以鉅資搶購香港的高檔房產。僅2009年，張燕南就以一次性付款一億五千萬港幣購入淺水灣一棟三層樓別墅。習近平的家人以公司名義購入的五處高級公寓，三年間的投資回報已達到六十億日元。

日本《朝日新聞》的報道說，中國紅色貴族並非只有習近平一家。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九名成員中，至少有五人的子孫目前在美國留學。中共高級官員轉移資金的方式多是先讓子女留學，再由妻子帶資金移民海外，最後是在本人貪腐行為有被發現危險時逃亡國外。


七、董建華“奉旨”爆料


對中共的“國家事務”一向口風密實的第一屆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19日以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家領導人”身份在美國電視新聞網CNN播出的一段訪問中，一反常態地直言習近平接班必無疑問，又說習近平“失蹤”接近兩周是因為背部受傷。董建華又相信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十八大退位後，仍會仿效前任江澤民，“留任軍委主席這個位置一段時間”。

董建華與習近平的關係頗為密切，習尤其倚重董建華幫助其家族洗錢，故此習今年二月訪問美國時，董建華亦有隨團訪問，並與習近平一起會見了美國政要。

對董建華在CNN爆料不尋常的舉動，外界普遍認為他是獲得北京授權准許，公開透露中國高層人士內幕，目的是安撫國際社會對習近平神秘失蹤兩個星期所引起的各種疑慮和猜測。在此同時，習近平在“背傷”兩周之後，首次會見的外賓就是來訪的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帕內塔事後形容習身體狀況良好。

在CNN的訪問中，董建華被主持問到外界關注習近平曾“神秘失蹤兩周”傳聞，董建華十分肯定地回應說，習是在運動中傷了自己，但現已康復，並重新投入工作。女主播追問“是哪里傷”，董明確地用手指自己後背說：“背部問題。”主持問：“如何受傷？”，董不假思索回應稱：“我相信是游泳。”董建華態度輕鬆的說，媒體的報道很多都是臆測。他又為中共高層黑箱作業的行為模式辯解，指中國“領導人的健康問題不屬於公眾話題”，相信隨著中國越來越開放和融入世界，“一切都會有變化”。

被問到習近平是否會如期接班，成為下任中國領導人，董說：“我一點也不懷疑。”並透露中共領導人交接班的十八大，將會在十月某個時候舉行。當女主播追問習近平接班後胡錦濤是否還會留任中央軍委主席時，董建華微笑地指出，他沒有這方面信息，但“根據過往經驗，他（胡錦濤）將會留任這個位置一段時間。”這是首次高級領導人透露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十八大退位後，仍會仿效前任江澤民的做法，掌握軍權“過渡”。

不過有的大陸政治學者質疑胡錦濤留任軍委主席的說法，指出董建華的講話很可能是測試水溫。香港有線電視引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張鳴指出，1989年六四後江澤民任總書記，5個月後鄧小平才將軍委主席交給江，是因情況特殊；2002年胡錦濤接江澤民任總書記，兩年後江才將軍委主席交給胡，是江想垂簾聽政，現在胡又要仿效江交出党權續掌軍權，“這對中共，對中國，都大不正常了”。


八、結論


圍繞中共十八大的爭鬥十分複雜，中共十八大未有具體的召開時間，是由於中共希望穀開來案及王立軍、薄熙來案完結後，再公佈日期，減少事件對十八大的衝擊。

穀開來案的審判是政治秀，而且是各派系妥協的產物，其目的是為了確保中共十八大順利召開。

在十八大前解決穀開來、薄熙來、劉志軍等大案，可助新一屆領導層樹立“新人事、新威信”。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第十節 九二共識何以維持兩岸和平二十年】


二十年前的1992年，臺灣充滿創意地確立了“一個中國”的定義，在此基礎上才衍生出“九二共識”。但是中共賈慶林卻在二十年後畫蛇添足 ，提出“一個國家”，試圖抹殺“一個中國”的文化意涵，為“九二共識”憑添爭議。不過這也從反面說明，“九二共識”的創意經得起時間考驗。

中共憑藉詐術取天下，詐術的核心就是“正話反說”，就是“奴役就是解放”，“獨裁就是民主”。

要和中共打交道，就要懂得中共的“狼語”，就要懂得“和平就是戰爭”、“統一就是分裂”的辯證關係。


一、九二共識的來歷

 

1992年8月1日，臺灣的國家統一委員會對於“一個中國”的定義作出解釋：“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中共當局認為一個中國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1911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臺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在此前提下，1992年10月兩岸舉行了香港會談，也才有後來所謂的“九二共識”。

臺灣的反對黨質疑“九二共識”的存在。海基會顧問、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龐建國在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解釋說：“如果說九二共識這四個字的文字，的確沒有在檔上出現過。但是92年海基會和海協會為了處理事務性的問題，卡在主權認知的議題上，後來雙方透過函件的往來，形成了一個共識，就是，雙方對於'一個中國'的原則都接受，但是對於'一個中國'該怎麼解釋，雙方可以各自表示自己的看法和立場。所以簡單的說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後來簡稱為“九二共識”。 但到目前為止，臺灣反對黨仍不承認有“九二共識”。2012年總統大選前，民進党的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更提出“臺灣共識”，意圖取代“九二共識”。臺灣團結聯盟更是在去年向臺北地檢署按鈴告發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等三人涉嫌偽造文書罪，臺北地檢署調查後，認為三人未涉及不法，予以簽結。臺灣團結聯盟主席黃昆輝於7月30日再度具狀向臺北地檢署聲請繼續偵查。北檢表示，收狀後會立即分案調查。

2012年7月28日，第八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在哈爾濱開幕，中國大陸的“政協主席”賈慶林在致辭時提出“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之下，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國家”。這項說法企圖偷樑換柱，和九二共識拉開了距離，這說明中共已經意識到九二共識對於中共的不利之處。


二、“兩岸一國”的隱藏邏輯

 

大陸熟悉臺灣的人士指出，大陸提出“兩岸一國”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它是對早前國台辦主任王毅“聚同化異”的延續；意在擺脫“一中”對中共的陷阱作用，以便更清楚地推動“兩岸同屬一國”的統一定位。此外， “兩岸一國”也是對臺灣各方的試金石，可以透視臺灣各方對兩岸最終走向統一的實質態度。可以說，“兩岸一國”的提法看似簡單，卻內藏“殺招”，不失為一手“妙棋”。

但有批評者指出：“兩岸一國”的提法，其實在否定“中華民國”存在的同時，也否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因為“兩岸一國”的提法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還原為“大陸”與“臺灣”這兩個“口岸”，而在實質上否定了兩者的國家地位。

其中隱藏的邏輯在於：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叫做“大陸”，如果有人自稱是“大陸政協主席”，一定會讓人不知所云的。因為說穿了“大陸與臺灣”不過是“共產黨控制區與國民黨控制區”的地理名稱，絕對不是政治實體的名稱。

平心而論，“兩岸”的提法雖然實事求是，但“兩岸一國”畢竟不是一個現實，而是一個理想，是兩個稱為“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岸”，在努力進化走向一個虛擬的共同體。

如果兩岸都過於執著“一個中國”的原則，結果反而凸現了兩個中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分裂事實。 


三、九二共識與台美同盟


2005年1月30日，率團出訪的陳水扁在所羅門與臺灣媒體茶敍談及兩岸關係時，聲稱從來沒有所謂的“九二共識”的一中原則，對岸批評臺灣推動“公投”、“憲政改造”，是走向“法理台獨”，這是誤會、誤導與誤判。同時，陳水扁接受日媒專訪，鼓吹美日台建安保同盟關係。陳水扁在專訪中呼籲日本政府，不要過於顧慮中國的壓力，要走自己的路，美、日、台之間更應該建立起安保同盟關係。

現在七年多過去了，事實證明陳水扁錯了。

陳水扁把否認九二共識與台美安保同盟關係掛鈎，犯了一個兵家的大忌。

這一點美國人就很清楚：“做的不能說，說的不能做”。美國大談特談在釣魚臺衝突中不選邊，同時卻出動航母與日本展開針對中共的軍事演習。

而陳水扁既然說出了“台美安保同盟關係”的話，當然就辦不成事情了。

九二共識，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最大限度地保護了臺灣的利益。

目前美國宣示重返亞洲，不僅將加強海軍部署，更針對中國戰略核武，擴大導彈防禦系統：在原有日本北部一套X波段預警雷達系統外，再在南部島嶼加裝一套。五角大廈還“特別強調”，這是防北韓導彈威脅，並非“針對中國”。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北韓導彈實力有限，長射程導彈更數次試射失敗。日本原有一套預警雷達已足應付，南部再裝一套，針對目標不問可知。 

美國欲擒故縱的另一證明是，還打算在菲律賓再加裝一套，小小北韓導彈，竟要如此大陣仗對付，當然不可能。更詭異的是，當被問到，日本增設雷達是否將臺灣納入導彈防禦系統？美國國防部卻避而不答，含糊以對。 

其實美國和中國心理都清楚，臺灣早已納入反導系統。美國早已售台陸基愛國者三型反導導彈。2012年底即將完工的臺灣新竹樂山基地“鋪路爪”（Pave Paws）預警雷達，更是關鍵。 

美國導彈防禦系統分成兩個層次，一是防衛美國本土的國家導彈防禦系統（NMD），另一是防衛美國海外基地和盟國的戰區防禦系統（TMD）。兩種系統都各有預警雷達及獵殺系統，預警雷達是系統關鍵的“眼睛”，靠它偵測對手導彈的位置和路徑。其次，才能利用陸基愛國者或海基標準導彈獵殺。 

鋪路爪是NMD的預警雷達，日本部署的X波段雷達是TMD系統，前者層次高，價格貴，美國麻州、加州、阿拉斯加、格陵蘭美軍基地各有一套。涵蓋可能攻擊美國本土的太平洋、北極和大西洋空域。但因偵測距離只有5000公里，再因地球曲度關係，中國、俄羅斯發射導彈要上升到一定高度後，鋪路爪才能偵知和計算，在分秒必爭的核彈攻擊中，影響反應機制。 

解決辦法，是採取前進部署。不過因系統屬極機密，美國目前只在英國和臺灣興建，英國可覆蓋全歐，臺灣可偵知中國。臺灣鋪路爪比日本X波段雷達對美中關係更棘手。樂山基地海拔2600公尺，居高臨下，更易克服曲角問題，更快掌握中國導彈發射時機。其次，基地由美國操控，形成美國直接介入臺灣防務。 

這樣一來，台美安保同盟事實已經形成，根本不用聲張，更不用通過否認九二共識來完成。相反，九二共識可以更好地掩護這一台美安保同盟關係。

美國把防衛本土、如此高端雷達拿給臺灣，就像把臺灣關係法當成美國的國內法，把臺灣當成美國本土延伸。如果中共要武力犯台，不過美國這一關是顯然不可的。

試想，美國為了一個荒無人煙的釣魚臺，都不惜出動兩個航母編隊，何況為了臺灣這個寶島？


四、中共舞劍，意在臺灣


中共的“中評社”8月29日發表文章《兩岸聯合保釣是大是大非問題》，煽動“如果解放軍打日本，臺灣應該堅決對日本開戰”。為此，

1、“儘快建立兩岸軍事協作機制問題是當前最大的選項。這是兩岸民眾最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

2、“在理論上承認了兩岸同屬一國後，在實踐上則兩岸軍隊就應該都為這個國家戰鬥，就可以聯手共同保衛中國。解決了國家認同大原則，軍隊才有方向；軍隊有了方向，才會有戰鬥力。解放軍之所以戰鬥力強大，是知道為保衛中國而戰；台軍也應該知道為保衛中國而戰。”

3、此時解開兩岸兩軍聯手的結也正當其時，因為釣魚島局勢正在變得惡化。上述兩岸四地保釣人士登釣魚島捍衛中國主權之事目前尚未完結，日本方面還在做許多動作，如果鋌而走險加大挑釁，中國將必須堅決反擊。在這種形勢下，臺灣當局應該表明堅定的立場，堅決地與大陸方面一同參與保釣行動。在必要的時侯，台軍要協同解放軍一道，共同巡邏釣魚島、共同出擊打敗日本侵略者。如果有美軍協助日本，台軍也要堅決迎戰，保衛中國領土。”

這是中共說的一套。下麵是中共做的一套：

中央社臺北2012年9月22日電：國防部說當前兩岸緊張局勢雖緩，但在軍事安全上，中共“未放棄以武力犯台”思維並未改變，台海安全情勢仍充滿變數。為此，臺灣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24日將邀請國防部部長高華柱作業務報告並備詢。

根據國防部業務報告內容指出，中共並未降低對台戰備整備，且國防支出持續呈現兩位數成長，大幅挹注國防建設，規劃于2020年建立犯台戰力及具備第一、第二島鏈作戰優勢。臺灣國防部表示，這顯示中共“未放棄以武力犯台”思維，台海安全只是一張紙糊的假像。

報告書從“情監偵能力”、“二炮打擊能力”、“制空作戰能力”、“制海作戰能力”、“地面作戰能力”、“資電作戰能力”等面向評估中共軍力發展。臺灣國防部指出，中共除研製及部署彈道及巡弋飛彈、岸置遠端攻船與防空飛彈、兩栖步戰車及新一代機艦等武器，配合戰機、防空飛彈部隊前推從事輪戰及三軍聯合登陸演練等作為。臺灣軍方說，這些都是共軍為熟悉東南方向作戰環境，規劃在2020年具備“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能力。

另外，報告書提到，鑒於台軍受外來的安全威脅與日俱增，為反制多樣性滲透情搜，台軍目前已制發“中共情報單位吸收運用態樣分析圖”，撰編“紅色警覺”保防系列輔教叢書，並策辦“保防尖兵”典型表揚，提高官兵敵我認知與安全警覺。

對於上述發展，由大陸評論家認為：中共舞劍釣魚島，意在臺灣總統府。其理由是：

1、如果美日在釣魚島爭端前退縮了，不少已被收買的臺胞就會依附中共，臺灣就不戰而下了；

2、如果美日在釣魚島爭端前拒絕退讓，那麼中共就製造長期緊張，引誘臺灣疏離美國、進入“保釣”的“中港臺漩渦”，讓臺灣在事實上“回歸祖國”。

3、只要中共突破了第一島鏈，那時，不論誰在臺灣總統府，都得受制於北京的“中央”。


五、九二共識支撐和平構架


中共憑藉詐術取天下，詐術的核心就是“正話反說”：“奴役就是解放”，“獨裁就是民主”。

要和中共打交道，就要懂得中共的“狼語”，就要懂得“和平就是戰爭”、“統一就是分裂”的辯證關係。

九二共識何以維持兩岸和平二十年？

這是因為，九二共識創造了一個戰略上的模糊空間，使得兩岸都獲得了一個轉身的餘地、一個轉圓的空間，這樣就可以避免把問題“弄僵”、把局勢“搞砸”。九二共識使得“臺灣問題”得以“擱置爭議”，兩岸經貿得以“共同開發”。

對比一下日本現政府，就知道臺灣九二共識的相對成功：

日本強行推進“釣魚臺國有化”，使得自身和中共都失去了轉身的機會，這樣就失去了與中共關係的模糊空間。現在，大陸與日本雙方都沒有了轉身的餘地、轉圓的空間，問題已經“弄僵”，很可能“搞砸”。只有美國竊喜，為了名正言順地重返亞太地區，美國拒絕充當大陸與日本之間的調解人，以便繼續從中漁利。

而臺灣在無形之中正是通過九二共識的堅忍，才使得中共的禍水，東移日本。

現在臺灣最要緊的，就是要在大陸與日本的角逐中，堅守壁上觀的角色，絕不入場。這樣，臺灣就可以在中共與美日的雙方拉攏下，享受來自雙方的優惠。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第十一節 習近平與中共派系消長】


引言


在有關“習近平與中共派系消長”的問題上，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大陸以外人士總結的“兩個派系”說，一種是大陸以內人士總結的“五個中央”說，下面分頭闡述。


第一部分：“兩個派系”說


（一）中共18大落幕 派系消長待揭曉 


2012年11年15日中央社報導：中共十八大於14日選舉中央委員，將於15日接替胡錦濤擔任中共總書記的習近平，14日先當選中央委員，圖為習近平8日出席18大開幕式。中國共產黨重大的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14日閉幕，現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這個劃時代的交班過程中，朝接掌未來10年領導權邁進了另一步。

大會並未立即公佈新一屆中央委員的完整名單，但國營傳媒新華社報導的若干入選幹部，已同時涵蓋了據傳相互爭權的2個主要派系。但分析家指出，只有中央委員會選出的新一屆政治局常務委員陣容，才能確定這種派系爭權的結果。新科政治局常委將在15日亮相與媒體見面。

已屆八旬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也出現會場，由於他在政治上令人意外地捲土重來，外界將他視為足以影響接班人選的要角。至於另一派系則由現任國家主席胡錦濤的人馬組成。

習近平被視為妥協下的人選，立場傾向江澤民，至於內定接任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則被視為屬於胡錦錦濤旗下派系。分析家說，儘管在人脈上大致涇渭分明的這兩個派系相互較量，但大體上都主張大陸經濟必須擺脫對出口的依賴，同時必須繼續箝制不同的政見。

大陸熱門社群網站上對十八大的評論受到嚴格管制，許多貼文遭到封鎖，但還是有些能回避管制，發表諷刺言論。一名網友寫道：“快點閉會吧，我要穀歌回來。”這指的是在十八大期間，網上連接這個搜尋引擎經常有困難，而網友普遍將此歸咎於當局的審查。

知名異議人士胡佳在網上張貼信件，批評共產黨。他指稱在家人遭到當局威脅後，他在十八大期間被迫離開北京。他的信中說：“中國共產黨不是個執政黨，執政黨必須通過民主選舉，才能合法治理國家。”


（二）中共核心領導權力派系關係


中共核心領導圈中實際上有兩大主要派系，如今在即將進行的中國權力移交之際，最重要的，莫過於派系之間是否能維持平衡。又如何維持平衡？

中共目前面臨：社會不穩定、經濟增長放緩、在政治進程問題上與公眾看法日趨分岐、以及官員腐敗等諸多問題。最高領導層中出現任何進一步的分裂，以及派系權力平衡被打破都可能嚴重地損害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地位。也正因如此，中共政治局常委的組成異常重要。

核心領導圈中的“團派”與“太子党”：

中國是共產黨一黨獨大的國家，但是党的領導階層卻並不是團結的一塊鐵板。它的成員在思想、社會經濟背景以及政策傾向方面並非一致。

實際上，現在的中國共產黨中，兩大主要的政治派系在權力、影響力和政策導向方面，彼此競爭對立。也正是這種分歧，在中國的一黨政治體制下的政治決策過程中，發展出某種類似檢查以及平衡的機制。

當然，這種機制並不是民主架構中行政、司法、立法彼此監督平衡的制度性架構。這是一種新的結構，有時被稱為中國的“一黨、兩派” ，但它卻代表著中國已經告別了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所特有的“政治強人”獨裁模式。

其中一派是以胡錦濤和溫家寶為首的“民粹主義聯盟”，另一派是早在江澤民時代崛起，現在以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和政協主席賈慶林為首的“精英聯盟”。

這四個人目前是中國的最高領導層，而兩大政治陣營則在最高領導機構中分享席位以達到了近乎完美的平衡。

現在的政治局九名常委中，四名屬於民粹主義聯盟，另外五名則是精英聯盟。

而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繼任的習近平和李克強也分別代表這兩大陣營。而這兩大陣營在社會經濟和地域選區上也不同。

精英聯盟中的高層領導人絕大部分來自有家庭背景的高幹家庭。這些太子党通常從經濟發展較好的沿海地區發跡。他們一般代表中國企業家的利益。

而在民粹主義聯盟裏，絕大部分人來自普通家庭，通常他們在不發達的內陸省份，積攢起政治領導經驗。其中很多人通過在共青團工作，獲得提升而被稱為“團派”，經常表示對農民、民工等弱勢群體的關心。

這兩大陣營中的領導人在經驗、履歷和專長方面雖各不相同，但是卻都認知到為了彼此共存，尤其特別是在處於危機關頭時有妥協的必要共識。

現在中共應該就處於這樣一個危機關頭，起因恰恰是涉及派系領導人的醜聞。最嚴重的危機之一是屬於太子党的薄熙來。另一個則是曾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令計劃。儘管如此，兩派之間仍然在考量到雙方的利益彼此放下岐見而攜手合作。

回頭看看中國式的民主；中共重回強人政治的老路既不現實，也不可行。中國只有在進入戰爭狀態或者經歷長期的國內動盪才可能有產生政治強人的環境。當然，中國的低效率的集體領導和危險的獨裁兩者之間。中國發展出“一黨兩派”，儘管有其局限性，它卻能逐漸克服政治體制的不足，為邁向中國式民主過渡進程打下基礎。

在中共十八大會議上，中國的政治領導層必須找到一條路，以確保習近平擁有強而有力的行政權力和政治權威，特別是要防止退任的江澤民和胡錦濤干涉決策過程。

外界廣泛揣測的政治局常委從九人減少為七人有兩方面重要的意義：

首先，這意謂著負責中央宣傳部門和政法工作的兩個政治局常委職位可能被取消。這兩者被認為是經濟開放和政治改革的主要障礙。

其次，政治局人數減少可能將擴大最高領導層的權力。更重要的是; 在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面臨重大危機、民眾對領導人在人事任命中的裙帶關係日趨不滿的情況下，中共應該接受更多的機制實行黨內選舉。

中共中央委員會應該可以從八名候選人中選出七名政治局常委。此舉並不會改變權力的派系平衡。或者，全體中央委員可以選出25名政治局委員。在最高領導層的這種內部選舉上，將能為新領導人提供新的合法性的基礎。

中共的集體領導制和其中的派系力量鬥爭的消長，無論成功還是失敗都將在未來對中國產生重大的影響。


第二部分：“五個中央”說


（一）胡錦濤“裸退”有何意義


有旅美僑胞在《洛城新語》裏主張：給胡錦濤一點掌聲：

中共“十八大”高層人事終於底定，各方之前的各種猜測，有人猜對，有人誤判，但人事安排反映中共內部權鬥，則是不爭的事實。在中國，不能沒有關係，不能沒有權力；許多外國人士稱中國為“關係中國”、“特權中國”。當今中國搞得過頭，做什麼事情都要靠關係，找個好的工作靠關係，做生意靠關係，當官也是靠關係，犯罪不被法律制裁也是靠關係。更糟糕的是，沒關係，就什麼事也辦不成，有關係，就萬事亨通，不管做的事是否違法。

2010年山東省新泰市提拔六名副局長和一名法院副院長，七名年輕的幹部中有六人屬於“官二代”。這種案例年年都有，各地都有。現今中國，關係維繫靠特權，有權就有關係，有權好辦事。中國人在富起來的過程中，“一部分人先富”，這一部分人就是共產黨自己。在這種局勢下，胡錦濤的裸退，就顯得難能可貴；一但下臺不掌權了，關係也就沒有了，關係沒了，在特權社會裏寸步難行。也難怪一向刻薄的線民，有不少人為胡錦濤鼓掌。

不過也有旅美大陸同胞在“法國國際廣播電臺”裏主張：胡錦濤“裸退”並非主動而為：

習近平出來以後，就給人與胡錦濤完全不同的感覺。雖然他的講話，尤其是在後一部分，還是比較空洞的、一些傳統的中共語言，但是，整體上給人感覺比較親切，這可能也是因為胡錦濤過去做得實在太糟糕了，表情太僵硬了，所以現在大家賦予習近平很多希望。但是，中國目前存在的問題不是領導人親切作風問題，而是要進行根本的政治體制改造。要真正改革的話，我覺得習近平未必做出了很好的準備，但是，他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比胡錦濤領導班子更能夠吸收外面對中共的批評，他對現在中國社會現在嚴重的社會衝突也有比較深刻的感受。

 問：胡錦濤的名字沒有再出現在新一屆中央軍委的名單上。這是否可以看作是胡錦濤在這次中共18大一個比較積極的表現？

答：我根本不認為是一個積極的表現。我不給予他任何值得肯定的評價，因為他完全是沒有任何能力的人，選擇他做領導人也是鄧小平的一個極大的失誤。胡錦濤根本不可能繼續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因為他手下已經完全沒有兵，沒有將，沒有他的人馬，他的團隊在過去的幾個月內幾乎已經崩潰，他最親信的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令計劃沒有當上中央政治局委員，這些都在我們的預估之中。所以，我不同意認為他是主動“裸退”，換來一個什麼比較好的結果的說法，他沒有任何條件與別人進行利益的交換，因為他已經根本沒有任何力量。

……

顯然，按照大陸同胞的上述看法，不該給胡錦濤掌聲，而應給胡錦濤一巴掌。

那麼公允地說，到底應該給胡錦濤掌聲呢？還是應該給胡錦濤一巴掌呢？

看來，這正是海外同胞和大陸同胞的分歧所在。

綜合評分曰：從外交上看，胡錦濤得到的掌聲比較多，因為中國的綜合國力正在上升；從內政上看，胡錦濤得到的巴掌比較多，因為中國百姓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所以習近平上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表示同情民眾的疾苦並拍著胸脯表示要改善人民的苦況。胡錦濤自己當然深知大陸同胞的痛苦：所以他下臺的時候，面容憔悴、神色晦暗，真正應了鄧小平為鄧後時代預備的讖語：韜光養晦。


（二）胡錦濤裸退與“中央混戰”


有學者分析指出，中共“十八大”上，胡錦濤“裸退”，這顯示，他企圖以身試法，解除“三個中央的混戰局面”：

 2012年4月24日，美國網站“博訊新聞網”發表了大陸旅美學者謝選駿的署名評論文章，假借秦人與楚魂的對話，稱中國近幾年出現了三個中共中央，互相掣肘造成了“政出多門”的亂象。他主張用普選的方式、通過民主與法治的辦法來解決問題。而此前輿論界曾有“兩個中央”之說，側重點各不相同，均言之有理。

謝文表示，根據他1996年提出的“七十年理論”，一般政權在七十年左右都會發生一次脫胎換骨，甚至美國，也在獨立建國七八十年的時候發生了分崩離析、重新改組的南北戰爭。法國1789年大革命到1870重建共和，也花了七八十年。俄國民主革命失敗（蘇聯建立）重建民主（蘇聯瓦解）也是七十多年，中華民國建立（1912年）到民主化（1987年），也是七十多年。而中共建政到現在也七十多年了，顯然作者認為這次的薄熙來事件正是促使中國脫胎換骨的導火線，他說：“薄熙來事件標誌著中共統治進入晚期。”他分析中共歷年來的權力鬥爭，認為劉少奇、林彪、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乃至楊尚昆兄弟、北京頭目陳希同，上海頭目陳良宇，都是中共黨內“政變”的犧牲品，這次輪到重慶頭目薄熙來了。

對目前薄熙來事件的發生、發展的狀況，該文形容是一場多方混戰，中共各方勢力透過外國媒體來釋放真假消息的網路攻防戰。由於中共當局實行新聞封鎖，所以決戰的主戰場就移到了海外，這很像清朝末年，決戰的主戰場出現在租界裏面，因為那時租界有治外法權保護的言論自由，可以辦報紙。


（三）“三中央”與“兩中央”


薄熙來事件表明中國處在一個十字路口。退回共產主義的“唱紅打黑”的路線顯然是走不通的。文革之前共產主義就已經走入了死胡同，結果毛澤東發動了文革，竭盡全力推行紅色恐怖，把中國搞得更糟，瀕臨崩潰。而在今後，“唱紅打黑”也不可能走通。另一個選擇是堅持現行路線，維持當前已經形成的格局。顯然，此路也已經不通，否則就不會有薄熙來的粉墨登場和全國人民的一片叫好了。鄧小平那種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腐敗路線，走了三十多年，流弊甚多、民怨沸騰，推動“中共統治進入晚期”了。

十八大之前，中國大陸已有“三個中共中央”：

1、江澤民代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退而不休；

2、胡錦濤代表的第四代領導核心，即將退休；

3、習近平代表的第五代領帶核心，即將上臺。

上述“三個中央”之間互相掣肘，導致任何決策都無法貫徹執行，也正是這“三個中央”的存在，才導致出現了“薄熙來事件”和“習近平神隱”這樣的亂局出現。

早先，大陸輿論界出現過“兩個中央”的說法，認為中國近十幾年的實際政治格局，是以胡錦濤為核心的“胡中央”和以政法委為核心，司法、維穩系統為實體的“第二中央”，而羅幹、周永康先後成為這個“第二中央”的核心人物。尤其政法委書記進入政治局常委後，其對武警的指揮權再加上軍隊裏當年遺留下來的江系人馬的支持，使得這個“第二中央”權力大增，曾經足以與“胡中央”相抗衡。

果然，這次新的常委名單出來。政法委的代表消失了。對此，海外的親共媒體喋喋不休地報導：胡錦濤與習近平相視微笑……不過胡錦濤是在苦笑，一點高興的樣子都沒有。胡錦濤裸退不是什麼歷史的主動，而是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的被迫自宮。


四、“三中央”變“五中央”


2012年4月20日，“中共出現了三個中共中央”提出之後，引起各方關注。2012年4月28日，有人在網上發文，自問“到底有多少個黨中央？”並且自答說：“中共已到了三中央，九常委，三十二個封疆大臣，亂党，亂國，亂民的末世之亂。”比“三中央”說更為細緻。

其實，不論“三中央”說，還是“三中央，九常委，三十二個封疆大臣”說，都還是著眼於“十八大”之前的；如果放眼於“十八大”以後，三個中央的形成，會變成制度，如果這些退而不休的總書記們活得夠長，以後還會形成四個中央、五個中央甚至更多的中央。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重演于未來中國，並非絕無可奈。中國的連台大戲將越來越熱鬧了，而“多中央”的狀態所造成的社會分裂與軍政共振，將日益劇烈。

“多中央”現象是鄧小平的戰略失誤，但事到如今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總體演化的關鍵要素。

十八大終結、胡錦濤裸退，有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出現了三個中共中央”的問題？

眾說紛紜，靜觀其變。

不過初步看來，不管胡錦濤的“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胡錦濤個人的裸退能不能真的解散掉他以前領導過的那個“中央”，是不以胡錦濤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因為胡雖裸退，他的部下潛勢力猶在。更何況胡錦濤裸退能否解散掉江澤民領導的那個“中央”，就更成問題了。

有一個被人忽視的問題需要注意：

現在的中國大陸，除了江澤民代表的第三代中央、胡錦濤代表的第四代中央、習近平代表的第五代中央；另外還有兩個中央：毛澤東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鄧小平代表的第二代中央。

先說毛澤東代表的第一代中央，其人員雖然大部死亡，但毛像依然掛在天安門上，不僅陰魂不死，而且在年輕一代中還有人氣，甚至為此捧出了一個新人領袖薄熙來同志，居然也像毛澤東一樣唱紅打黑、吃喝嫖賭。儘管現在薄熙來人在監獄，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即使被害了，繼承人也在中央。

再看鄧小平代表的第二代中央，其人員雖然不多，但喬石、萬里、李瑞環等都還在。又有胡耀邦、趙紫陽的大名及其殘餘勢力，其道德高地之佔領，絕非江澤民等下輩的三個中央之可比也。

時機一到，毛澤東、鄧小平的第一第二代中央領導核心，即使不能“死灰復燃”，也能發揮“牽制作用”。

中國出現了五個中央，因此中國大陸充滿了五個系統的導火索。


結語


綜合評估：大陸以外人士總結的“兩個派系”說，與大陸人士總結的“五個中央”說，各有不同的側重：前者注重淵源，後者注重現狀，其實“團派”與“太子党”（實為“官二代”）、“民粹主義聯盟”與“精英聯盟”的界限，到了他們的兒女身上就沒有了：“團派”“民粹主義聯盟”的兒女就都成為“太子党”與“精英聯盟”了，就都成為“官二代”了。

這一變化在胡錦濤和溫家寶及其子女的身上，體現得清楚不過了。

在這種意義上，胡錦濤和溫家寶之子女，與習近平一樣是屬於“太子党”和“精英聯盟”的，這是毋庸置疑的。“團派”與“民粹主義聯盟”在他們第二代身上就瓦解了，因此，所謂共產黨“一黨有兩派”，主要還是海外人士霧裏看花的朦朧之美。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第十二節 論中共十八大人事安排與政治改革之路】


中共“十八大”開完，習近平搭檔李克強，組成新一屆“領導班子”。外界都在關注：中國大陸這艘航船，在習李掌舵下將駛向何方？

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大陸雖然“左右”晃動，但會按照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既定方針”繼續走下去。習近平信誓旦旦地說：道路決定命運，找到一條正確道路多麼不容易，須堅定不移走下去。


一、胡錦濤與李克強的矛盾


中共十八大11月8日正式開幕，胡錦濤作報告。整個報告老調重彈，空話、大話、廢話連篇，就連在大會堂聽報告十八大代表，感覺如同嚼蠟，昏昏欲睡。報告毫無新意，讓海內外所有關注的媒體和人士都大跌眼鏡，對中共政治改革有多大希望，就有多大失望。

胡錦濤在政治報告發言中將“科學發展觀”正式列入中共指導思想。指出，科學發展觀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此前，“非毛化”的種種傳聞，都被徹底否定。

胡錦濤報告中說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還說“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這種看起來不偏不倚的道路，恰恰是要落實早先吳邦國的“五不搞”，不僅不要任何政治改革，而且還要大倒退。

儘管溫家寶、汪洋、俞正聲等人在小組發言中對反腐敗、政治改革、財產公開等作了一些表示，但整體上十八大沒有了政治改革新意。整個大戲才剛剛開始，就已經沒有什麼看頭了。中共的人事安排重頭戲還在後面，但是不管誰在臺上，太上皇、太太上皇已經定下中國政治框架，習近平等新的中共領導群體難道還能有什麼作為？

胡錦濤的講話與2012年2月份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發表的研究報告所做的結論背道而馳。有分析認為，該報告已經成為中國的改革派的聖經。

這份題為《2030年的中國》的報告指出，如果中國大陸不進行深層次改革，就有面臨經濟危機的風險。報告建議的辦法是：將中國國企交給資產管理機構監管，縮小龐大國企的規模，採取商業公司的經營方式。新一任總理的李克強卻是世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報告的主要支持者。現在雖然不清楚李克強對胡錦濤報告的真實態度如何，但是胡錦濤與李克強的不同卻是顯而易見的。矛盾的是：胡錦濤是李克強的主要支持者，胡錦濤的講話似乎反映了中國權力高層的分歧和鬥爭的複雜性，在高層，強硬派似乎占了上風，這令中層改革派感到困惑。


二、中共的兩面派性質


胡錦濤與李克強的不同也好，矛盾也罷，高層強硬派和中層改革派之間的糾葛也罷，中國權力高層的分歧及其鬥爭的複雜性，其根源都在於中共自身的兩面派性質。

這只要分析一下胡錦濤的演講就一目了然了。

胡錦濤沒有任何個性，他講話的時候給人感覺不像是個政治領導人，而像是個公務員，一個普通的業務官僚。顯然，胡錦濤是個機器人，胡錦濤代表共產黨組織：

1、胡錦濤使用的都是共產黨傳統的語言，比如“矛盾”，“鬥爭”以及“武器”之類的辭匯，這是在二十一世紀，好像胡錦濤他們在國內有很多致命的敵人。

2、但是，胡錦濤他們在國外包括在臺灣發表講話的時候，卻更多使用“合作”、“不對抗”、“戰略夥伴關係”等辭匯。

這就體現了中共自身的兩面派性質。

這一性質使得中共他們在國內與國外使用的辭匯有很大的差別，具有強烈的欺騙性質。

“十八大”上，胡錦濤講話的重點當然是針對中國國內的情況。他的目的當然是要試圖提高共產黨的聲譽，因為最近幾個月來爆出的一大堆醜聞，使共產黨的名譽受到嚴重的影響。所以胡錦濤講話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當然，他也講到推動經濟轉型，改善民生等議題。當然，他講話中最引人關注的可能就是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部分。但是，他並沒有明確他所指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內容。他說要給民眾更多的權利，更多地聽取民眾的意見。但是，也沒有提出通過什麼樣的方式。還有，從胡錦濤的講話中，我們能夠聽出他與江澤民之間的矛盾，比如說，他一直誇獎他自己的科學發展觀，至少說了三四十次，他希望將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而對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只提到一兩次而已，當然，他也沒有放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中國共產黨媒體《環球時報》11月6日發表文章《官民合作解決難題，中國必由之路》，文中提到官方需要更多依靠民間力量來解決問題，逐步實現政府和社會的平衡統一。11月7日，該報又公佈了一項民意調查結果，稱中國大城市受訪民眾當中超過80%都支援北京進行政治改革。但是，胡錦濤所說的政治體制改革與中國老百姓所期待的政治改革，並非同樣的內容。

很明顯，胡錦濤的目標是在維護中國共產黨一黨統治的前提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所以，他同老百姓的期待有所不同。胡錦濤在演講的最後一部分講到恢復黨內民主的迫切性，這句話不免有些可笑，因為胡錦濤五年前就說過這句一模一樣的話。這句話說與不說都一樣，因為，很快就有許多人反對。沒有人知道黨內民主到底指的是什麼。

黨內民主的基本內容是所謂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來自列寧的理論，它是一種從上而下的關係，由上面決定下面，所以，共產黨內部不存在什麼民主，只有反民主。所以，胡錦濤所指的恢復黨內民主，就是要堅持反民主。


三、“十八大”人事佈局的幾個意外


隨著中共“十八大”的結束，人們關注的有關人事安排終於浮出了“水面”，但是其結果卻有些出人意料。 

1、王岐山任“中紀委書記”

王岐山是公認的抓經濟的好手，有“小朱鎔基”之稱。在當今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大陸經濟持續下滑之際由他出任“第一副總理”才是對的。然而他卻被轉任“中紀委書記”一職去對付他原先的同僚、進行“反腐敗”工作，使人大跌眼鏡，這其中的原因當然在李克強的身上。人們普遍認為王岐山的能力要在李克強之上，而且作風幹練、鋒芒畢露，為人太有“棱角”。這些特點讓李克強難以接受，所以將王岐山調開換上沒有什麼“棱角”的張高麗，有助於李克強更好的掌控國務院。 

2、李源潮沒有“入常”

作為“紅二代”與“團派”的“雙料”人物的李源潮是之前“入常”呼聲最高的候選人之一，而且中共的“中組部長”進入常委是順理成章的，在中共歷史上也不乏先例。但是為什麼這次卻意外“出局”？評論認為：其中的根源在於習近平的身上。因為“中組部長”掌管著組織人事，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如果李源潮這次成功“入常”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權臣”。過去五年習近平與李源潮一直搭檔控制組織系統，由於他二人都非常“內斂”，外界也沒有看出他門兩人在這期間有什麼不和，但是在這期間雙方彼此都有了深入的瞭解。習近平認為李源潮並非是可以“駕馭”的角色，如果李源潮“入常”，會使習近平自己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產生障礙，所以用劉雲山代替李源潮。而李源潮“出局”卻成全了俞正聲，因為李源潮的“出局”也相應的空出了一個“紅二代”的位置。

3、汪洋“出局”

“東汪西薄”可以說是中國政壇上兩個“新星”，他們分別是“左、右”兩派的代表人物。隨著薄熙來的倒臺汪洋的“入常”似乎是順理成章，然而偏偏出現了意外，這就是“狡兔死、走狗烹”。評論指出：這是因為中共當政的“鄧派”認為：薄熙來錯就錯在不應該以下犯上，破壞中共從上至下的組織原則；但是薄熙來的“分蛋糕”的做法還是對的。也就是說薄熙來的“錯”並不代表汪洋的“對”，中共雖然不能走薄熙來思想僵化的“老路”，但是也絕不會走汪洋的改旗易幟的“邪路”。

4、令計劃

“十八大”的另一個看點是，醜聞纏身的胡錦濤親信令計劃雖然入選“中央委員會”，但是卻不能進入“政治局”，甚至連原來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的位置也沒有能保住。應該說這是胡錦濤和政治對手討價還價的結果。令計劃的處置十分耐人尋味。假如他的醜聞是假的，胡錦濤一定會讓他進入政治局；假如醜聞屬實，但是他仍然能夠進入中央委員會，那麼足以顯示中共的人事安排是多麼的荒謬。


四、胡錦濤的“裸退”顯示兩派對立


“十八大”上，胡錦濤不僅從“總書記”的職務上卸任，而且還同時讓出了“中央軍委主席”的位置。按照過去的慣例，老人在移交政治權力的過程中都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對軍隊的控制權。例如，鄧小平和江澤民在退出中央常委會之後，都曾經保留了一段軍委主席的職位。胡錦濤一反常規地進行“裸退”，多少有些出乎人們的預料。

對胡錦濤的“裸退”有各式解釋，有人解釋為這是胡錦濤為了羞辱他的前任江澤民貪戀權位的政治舉動；有人解釋為這是胡錦濤為了換取政治對手在其他方面的妥協所作出的讓步；也有人認為這是胡錦濤病重，無心戀棧，急於從他所無法控制的政治博弈中脫身的表現；或許以上都在胡錦濤的考慮之中，或許胡還有其他的考慮。但是無論如何，胡錦濤裸退的舉動為他贏得了掌聲。

不過也要考慮到：在控制軍隊方面，胡錦濤並沒有超出党的領袖身份之外的個人優勢。在這一點上，他與當初的鄧小平不可同日而語。從總書記的位置上離任而保留軍委主席的位置，在政治上不僅不能給胡錦濤帶來任何實質性的好處，只會是自取其辱。尤其是，乾淨果斷的移交權力或許多多少少能夠贏得習近平的好感，從而為日後在關鍵時刻與習的對話埋下一個正面的伏筆。

這一考慮，是因為新常委的人事安排中，退休十年的江澤民的人馬再次佔據絕大多數。習近平本人也是在江派人馬的支持下，於五年前突然取代胡錦濤屬意的李克強，而成為“總書記”的人選的；新常委中的張德江、俞振聲、劉雲山等三個人是經江澤民直接提拔在十年前進入政治局的；張高麗也是江澤民提拔和一路庇護的。至於王岐山，雖然一向被看作是前總理朱熔基的門徒，但是他與江的關係肯定比與胡的關係更密切。

雖然胡錦濤在政治局委員中安排了一些所謂的團派人馬，尤其是將胡春華和孫政才這兩位“60後”的新人作為“准隔代接班人”進行了安排。但是由於現在的常委班子基本上由江派控制，因此這一安排的最終成效還是一個未知數。按照成規，作為上一屆的領導核心，胡錦濤的意見將會得到新一屆領導人的尊重，但是當江、胡這兩屆前領導人的意見相左的時候，現任班子中兩派力量的對比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五、政治改革遙遙無期


11月8日在北京開幕的中共“十八大”可謂“舉國矚目”。此前兩天正值美國的大選日，美國大選是國際輿論關注的重中之重，但在中國大陸，原本該受關注的美國大選卻被即將召開的“十八大”沖淡了許多。佔據中共各大媒體頭版重要位置的幾乎都是有關“十八大”的消息，雖然普遍不關心政治的中國民眾對“十八大”並不感興趣，但是，因為相關消息充斥媒體，很多人還是不得不看，“十八大”自然而然就成了最大的熱點。這其中也多少包含了人們對於中共政治改革的期待。

不過，中共的“十八大”雖在形式上跟美國大選有些“相似”，但實質卻截然不同。奧巴馬的連任有充分的民意基礎，而“十八大”上的最高權力交接卻完全是暗箱操作的結果，中共的“選舉”有名無實：依照中共的慣例，新一屆領導班子在“十八大”之前已經敲定，會上的投票選舉都只是代表們配合默契的一場表演而已。

在上幾次中共的黨代會之前，外界也好，中國民間也好，對於中共能否啟動政治改革是滿懷期望的，但是，一次次的期望最終都變成了失望。隨著胡錦濤的“絕不走改旗易幟邪路”和吳邦國的“五不搞”之海誓山盟問世，縱然有溫家寶的“十談政治改革”，明眼人也能料定，在胡溫這一屆，政治改革註定無望。因為期望屢屢變成失望，所以，政治改革在“十八大”之前不再被輿論熱炒，最令輿論關注的僅僅是誰在“十八大”時登上金字塔尖。

11月8日上午，姍姍來遲的“十八大”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跟以往不同的是，胡錦濤在向大會作報告時，不再念冗長的報告全文，而是只講了報告的要點，這是為了照顧一大批江澤民時期的與會遺老。

中共自己也知道，時至今日官方需要更多依靠民間力量來解決問題，逐步實現政府和社會的平衡統一。可惜的是，儘管誰都知道政治改革于國於民利大於弊，但就是因為一大批把持著權力和社會財富的中共官場既得利益者擔憂利益被剝奪，所以一直都在不遺餘力地阻撓政治改革，包括出現此次黨代會的前總理朱鎔基在內，都認為既得利益集團是政治改革的最大絆腳石。“十八大”上，胡錦濤的表情依然嚴肅刻板，空話、套話連篇累牘，絲毫看不出的政治改革跡象。

可以肯定的是，在習近平接任總書記之後，中國依然會在專制漩渦中徘徊，而真正要啟動政治改革，仍然需要民間的努力，只有當要求政治改革的公民社會足夠強大了，政治改革才有可能排上中共高層的議事日程。 


六、中國大陸需要一個合法的政權


此次“十八大”的開幕式上，前朝遺老幾乎是悉數出席，這是外界始料未及的，這種場景不能給人以團結的印象，只能給人以“中國大陸出了五個中央”的結論。

在中共派系林立的當下，這種場景其實更意味著高層激烈的鬥爭，因為沒有一個派系能獨大，所以才會出現這種貌似“團結”，實為“五胡亂華”的局面。

其實中國老百姓的想法很簡單，就是要消除官員的貪污腐敗。而要解決貪腐問題的前提就是司法要獨立，最理想的就是要做到三權分立，這大概是中國普通百姓最期望實行的政治體制改革。

但北京是否有可能在維護一黨專制的前提下實行司法獨立？

這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中國貪污腐敗的根本原因主要有兩個：

1、國營企業地位太高，國營企業與政府的關係太密切，所謂的政企分開完全沒有執行，也不可能獲得執行，因為既得利益團體太多了。

2、共產黨希望在自己家裏洗髒衣服，他們不希望有來自外面的機構來監督他們黨內的活動。共產黨就像一個不透明的秘密社會，外界不太清楚他們的官員的收入是多少，從哪里獲得，他們的官員的職務是怎麼被指定的。誰貪腐誰不貪腐這些都是由他們自己決定。

北京或許可以設置一個類似香港的廉政公署這樣的機關，當然，這並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問題是北京的官員們是否會接受一定程度的透明。

中國大陸需要一個合法性不受質疑的民選老闆，而不是七個缺乏合法性的“中央政治局領導”。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另起一頁）



【第六章】

【2013年統獨掙扎】

（另起一頁）



【第一節 兩岸和平協議內涵】


一、胡錦濤的政治遺囑


胡錦濤即將下臺，但謀台之心不死也。

中共新華網2012年11月8日發表報導稱“胡錦濤：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

（十八大授權發佈）胡錦濤表示，繼續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

新華社北京11月8日電 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大報告中強調，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和推進祖國統一。

胡錦濤說，香港、澳門回歸以來，走上了同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寬廣道路，“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中央政府對香港、澳門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

胡錦濤強調，中央政府將嚴格依照基本法辦事，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堅定支持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帶領香港、澳門各界人士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深化內地與香港、澳門經貿關係，推進各領域交流合作，促進香港同胞、澳門同胞在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旗幟下的大團結，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他表示，我們堅信，香港同胞、澳門同胞不僅有智慧、有能力、有辦法把特別行政區管理好、建設好，也一定能在國家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共用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

胡錦濤指出，和平統一最符合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實現和平統一首先要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必須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堅持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全面貫徹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要思想，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為和平統一創造更充分的條件。他強調，我們要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雙方應恪守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立場，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在此基礎上求同存異。對臺灣任何政黨，只要不主張“台獨”、認同一個中國，我們都願意同他們交往、對話、合作。

胡錦濤說，我們要持續推進兩岸交流合作。深化經濟合作，厚植共同利益。擴大文化交流，增強民族認同。密切人民往來，融洽同胞感情。促進平等協商，加強制度建設。希望雙方共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談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穩定台海局勢；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前景。他還說，我們要努力促進兩岸同胞團結奮鬥。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理應相互關愛信賴，共同推進兩岸關係，共同享有發展成果。凡是有利於增進兩岸同胞共同福祉的事情，我們都會盡最大努力做好。我們要切實保護臺灣同胞權益，團結臺灣同胞維護好、建設好中華民族共同家園。

胡錦濤強調，我們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圖謀。中國人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勢力以任何方式把臺灣從祖國分割出去。“台獨”分裂行徑損害兩岸同胞共同利益，必然走向徹底失敗。

胡錦濤指出，全體中華兒女攜手努力，就一定能在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原標題：(授權發佈)胡錦濤：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和推進祖國統一]

上述兩個標題的做法，既顯出中共的心虛，又顯出其貪得無厭：假借“和平協議”來陳倉暗渡、販賣“一國兩制”的走私貨物。


二、中共想促成胡錦濤遺願


2012年12月13日，中共的“香港文匯報”發表消息稱，在前一天北京舉行的國台辦新聞發佈會上，發言人范麗青表示，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是兩岸關係發展的必然前景。她認為由兩岸的學界和民間人士先行探討，應該是一個可行的途徑。她同時表示，兩岸可以適時就軍事問題進行接觸交流，探討建立兩岸的軍事安全互信機制。 

在前一天的發佈會上，有記者提問：近日馬英九在接受媒體專訪時首度回應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的議題，他表示，大陸方面應該首先提出兩岸和平協議的實質內容，請問發言人對此有何評論？范麗青表示，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維護台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符合兩岸同胞的共同願望，符合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也是兩岸關係發展的必然前景。 

範麗青指出，對於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十八大報告說得很清楚，主要任務是鞏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當前重點仍是推進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後續協商，深化兩岸經濟合作，促進兩岸文化交流。 她說：“至於兩岸之間的政治分歧，這是客觀存在的，不能視而不見。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由兩岸的學界和民間人士先行探討，應該是一個可行的途徑，有利於找出彼此更多的交集，凝聚更多共識，增進雙方互信，為今後妥善解決問題逐步創造條件。” 

兩岸可探討軍事部署問題 

在兩岸統合學會10日舉辦的“臺北會談”中，民進党的遊盈隆提到，大陸應主動宣佈終止兩岸敵對狀態，撤除對台部署的導彈，放棄武力解決兩岸分歧與爭議。 

對此，範麗青表示，大陸一向主張兩岸的中國人應該竭力避免再度出現骨肉同胞兵戎相見，應當在和平的環境中攜手共創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為此，大陸一直致力於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減輕軍事安全顧慮，並且提出兩岸可以適時就軍事問題進行接觸交流，探討建立兩岸的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在這一進程中，雙方可以討論有關軍事部署的問題。”她還提到，民進黨最大的問題就是“台獨”問題。他們需要進一步拆除自己所設下的兩岸交流障礙。 

範麗青的上述表示，顯示胡錦濤雖然已經跛腳鴨，但中共依然想促成其政治遺願，以便保持政策之一貫性。


三、中共喉舌的急不可待

 

緊接胡錦濤臨近下臺的最後部署，中共的“環球網”轉載了“港媒”香港《大公報》2012年12月17日的文章說：“馬英九為何在兩岸和平協定前縮手縮腳？”，充滿諸多誣衊不實之詞：

[原題：馬英九應勇於擔當]

如何進一步改善兩岸關係、加強兩岸合作交流，是包括兩岸人民在內的每個同胞共同關心的問題。特別是關於兩岸和平協議，本是由馬英九在2010年6月接受半島電視臺專訪時最先拋出，但日前其接受台媒專訪時卻表示，大陸應先提出兩岸和平協定的實質內容，說明和平協定應扮演何種角色，可否讓兩岸關係比現在做得更好。此舉令世人有些莫名其妙，借用馬英九本人的話來說，這個問題相當吊詭。

出爾反爾自設藩籬

馬英九在接受專訪時表示，國際上、歷史上和平協議多半涵蓋停火、停戰協定及和平條約，亦即針對結束敵對狀態，開始規劃戰後雙方關係。但早在1979年1月1日，大陸與美國建交時，宣佈不再炮轟金門，兩岸就已真正停火。

他接著表示，兩岸經多年往來互動，觀念、態度及行為早已改變，那還需要規劃停火、停戰、規劃戰後關係的和平協議？馬英九認為，應思考有何種方式可讓兩岸和平發展下去。未來他將繼續推動兩岸交流政策，深化且擴大兩岸和平發展。

馬英九在質疑為什麼還需要規劃停火、停戰、規劃戰後關係的和平協定後，又自相矛盾地說，兩岸和平協議必須走務實道路，對雙方皆有利，建立可長可久的關係，大陸應該先提出兩岸和平協定的實質內容，說明和平協定將扮演何種角色，是否會讓兩岸的互動比現在更好。 

對此，臺灣有媒體認為，中共十八大後對臺灣升高政治促談壓力，馬英九認為和平協議應該由先拋出的陸方提出實質內容再討論，此無異把兩岸政治變化球丟回對岸，就看北京如何接招？ 

在分析其中的緣由時，台媒認為，目前島內政治氣氛朝野對峙嚴重，內政事務百廢待舉，經濟景氣百業蕭條，光是美牛、油電雙漲、證所稅複征的三大議題，就幾乎癱瘓行政部門施政長達半年之久，公務人員退休年金問題亦讓行政院與黨籍立委間電光火石交錯，國民黨秘書長穿梭期間，調合鼎鼐，焦頭爛額，倘若此時再挑起兩岸和平協議的政治敏感神經，臺灣千頭萬緒的內政課題，恐又會因此野火燎原。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馬英九要求和平協定應該由先拋出的陸方提出實質內容再討論之時，臺灣不少學者已積極探討如何擬定和平協定，而以台政大國關中心副研究員湯紹成為代表的台部分學者，更是已擬出兩岸和平協定條文初稿。姑且不論內容如何，此舉本身就是對馬英九縮手縮腳、出爾反爾的譏諷。 

兩岸和平協定不是你丟我撿、相互發牌丟球，攸關中華民族未來興盛發展的長久之方，豈可兒戲，徑以政治辭令推託搪塞，馬英九先丟出議題卻要大陸提出實質內容，倘若大陸真提了，難道臺灣就能接受？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定，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符合兩岸同胞的共同願望，符合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馬英九理應勇於擔當，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加速兩岸和平進程。 

勇於擔當方可和平 

馬英九一再強調不統、不獨、不武，其實反映了他刻板的思維方式。台海驚濤駭浪的八年，胡錦濤、連戰起到了非常大的穩定作用。胡錦濤的高瞻遠矚，寬廣包容的胸懷；連戰的不卑不亢，奮勵不懈的精神，都值得兩岸同胞的尊敬及肯定。作為當下臺灣地區的領導人，馬英九更應學習和培養胡錦濤、連戰的這種格局、品質，以強烈的使命感，擔當起促進兩岸和平發展的歷史重任。 

筆者認為，大凡政治家，最忌優柔寡斷。目前馬政府陷入經濟發展和除舊佈新的改革困境，更應以簽訂代表兩岸正式言和的兩岸和平協定為契機，促進兩岸的交流，讓兩岸人民共用繁榮而和諧的成果，同時也使自己早日走出困境。 

……

從上述中共喉舌的言論看，其主人已經急不可待，要伸手探囊了。


四、統戰工作深入臺灣


中共不僅動員“港媒”上陣，還動員“台媒”衝鋒。

“中國新聞網”2013年1月14日又出口轉內銷了“台媒：臺灣願意大陸引水到金門”的消息：

[原標題：台報：台願意大陸引水金門 兩岸和平協定通關口令]

中新網1月144日電 臺灣《旺報》13日刊載評論指出，馬英九近日鬆口，研議長達十餘年的兩岸通水終於出現契機。這是在兩岸“大三通”之後推動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的又一重大事件，“兩岸通水若能順利啟動，無疑是簽訂兩岸和平協議的重要通關口令。”

文章摘編如下：

在馬英九鬆口，“兩岸通水，很快定案”，研議長達十餘年的兩岸通水，終於出現契機。其象徵的意義，遠大於兩岸全面“大三通”，特別是在兩岸積極建立政治互信下，兩岸通水，對未來推進兩岸和平協議，將具重大推進里程碑。

大陸引水到金門，從李登輝時期研議到現在，已逾十數年，之所以停在研議階段，問題不在工程技術上。當局一直把水當成重要民生物資，在兩岸關係沒有充分的互信下，把重要民生資源──水，交由大陸，一旦大陸斷水，豈不是讓大陸捏住金門喉嚨。因此，兩岸通水，臺灣水利部門早就講得很清楚，技術面、經濟面可行，政策面待“陸委會”拍板。對“經濟部”而言，立場也很清楚，就是當局必須確保金門其基本的用水量，也就是說要金門需保有一定的自給率。目前兩岸通水方案，已送“陸委會”審議。

事實上，隨著馬英九在2008年上臺，兩岸關係進入前所未見的和緩，兩岸在2010年6月30日簽ECFA，經貿正常化、全面“大三通”也陸續實現，但兩岸談判正進入深水區，如何撤除彼此心防，積極建立兩岸政治互信，一直是雙方關係能否進一步推進的重要關卡。因此，兩岸通水若能順利啟動，無疑是簽訂兩岸和平協議的重要通關口令。 

…… 

上述言辭雖然諸多乖謬，但可以看出中共的思維特點，值得瞭解。


五、中共圖謀政治談判


2013年1月11日，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率團訪問洛杉磯，中共“僑報”和“鳳凰衛視”兩家媒體在專訪陳雲林時就目前兩岸關係中的三個最重要的政治議題，即兩岸能否簽署和平協議、兩岸在海外能否“外交休兵”，以及大陸方面能否接受民進黨訪問大陸的要求提出了問題。陳雲林就媒體的提問做出了詳盡的回答，顯示中共意在謀圖政治談判，這是其最新動向。

記者問：中共十八大後，兩岸能簽署和平協定嗎？

答：兩岸能否簽署和平協議已不是一個新議題，在我們黨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我們就曾主動地提出過。接下來，大家知道的是，2005年在國共兩黨的共同聲明裏就非常明確地提出了和平發展五項願景，其中也提到了這一議題。兩岸關係自2008年以來有了很大的改善，今天出現的和平發展局面是兩岸同胞都願看到的。當前，我們正在致力於把ECFA後續的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通過協定方式固定下來。

兩岸固有的一些政治方面的分歧和矛盾是客觀存在的，但是我們一向認為，我們應該正視這些問題、面對這些問題，用積極的態度來儘快地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

當前，我們還是本著循序漸進、先經後政（的原則），把當前兩岸同胞最關心、條件也比較成熟的問題，逐一地去解決，創造條件來逐步實現兩岸的政治談判。政治談判的問題是雙方的問題，雙方一定要有一個進一步的共識才能實現。

記者問：馬英九上臺後，兩岸關係比較穩定，那麼目前兩岸在海外是否可以“外交休兵”？

答：兩岸關係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常常聽到臺灣同胞對於參加一些國際間的重要活動提出的一些問題、一些想法，我們對他們的這種關切表示理解，但我們對臺灣參加國際活動的原則和立場一直是非常明確的，就是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事情。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務實協商的辦法來解決，我就不詳談了。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們已經解決了這些方面的一些問題。

我們完全有可能在雙方增加政治互信的基礎上，防止上述我提到的那兩條（的發生），在不讓它們發生的情況下來逐步務實地解決一些問題。

記者問：如果現在民進黨提出訪問大陸的要求，大陸方面能否接受？

答：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大勢所趨。對於臺灣任何政黨，只要不主張台獨、認同一個中國，我們都願意同他們交往、對話、合作。

但民進黨至今仍堅持“一邊一國”的台獨主張，這是我們堅決反對的，也是阻礙民進黨與我們進行黨對黨交流的癥結所在。對於那些民進党人士，我們歡迎他們以適當身份多來大陸走走看看，增進瞭解。


六、建議反制中共如下


首先，用目前通行的“兩岸”，取代較有爭議的“一國”、“兩國”，避開尚無定論的“兩區”，而成為“兩區”事實上的代詞，較為可行。

其次，兩岸是國際政治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中共正式承認這一點之前，兩岸政治對話的時機並未成熟。

最後，中共十八大完成領導人新老交替後，“九二共識”仍是兩岸交流最高指導原則。但其背後的動力，我們認為，是中共企圖通過“兩岸和平協議”來剝奪臺灣的主權地位，而臺灣則需要針對這一點作出預防。

在此構想之下，“兩岸和平協議”的“內涵”，其實不及其“形式”來得重要。

何謂也？

第一，中共向來不尊重任何協議，因此任何國家或團體、個人，與中共訂定任何協議並信守之，無異與虎謀皮，最近的悲劇就是美國讓中共在民主化以前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結果自身極為被動，幾乎喪失全球領導地位；

第二，“協議內容”本身屬於事務性的、技術性的，反倒是“協議簽署人”的身份問題才是政治性的、法律性的——如果不理清簽署人的身份就談協定，協定內容再好，協定都是失敗的。

第三，臺灣的利多在於：利用中共內外交困、企圖謀我而獲得解困的時機，迫使中共承認：當年的內戰就是由於階級鬥爭的錯誤造成了兄弟相殘，並保證能夠永遠不再重演這樣的歷史。

具體做法是：

1、指出“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

2、現在一代人過去了，上述促成中共黨內和解的文獻，可以用來參考達成連杆 兩岸之間的和解，其前提是：對兩岸之間的歷史問題作出若干決議，以便完成民族和解。

3、在類似於《海峽兩岸關於中國近代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基礎上，達成給予共識的和平協議。

4、兩岸政治談判，應該仿效1945年的“雙十談判”，由美國政府充當兩岸政治談判的調停人、擔保人。

5、總的來說，兩岸之間的任何政治談判，不能割斷歷史，而要在當年發生錯誤的地方重新開始。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九日）


有關設想

《海峽兩岸關於中國近代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附錄參考資料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 


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的回顧 


（1）中國共產黨自從一九二一年成立以來，已經走過六十年的光輝戰鬥歷程。為了總結党在建國以來三十二年的經驗，有必要簡略地回顧一下建國以前二十八年党領導人民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 

（2）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幫助下誕生的。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一九一一年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並沒有改變。無論是當時的國民黨，還是其他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治派別，都沒有也不可能找到國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國共產黨才給人民指出了中國的出路在於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並進而轉入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只有五十多個黨員。黨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反帝反封建鬥爭，很快發展成為中國人民前所未有的領導力量。 

（3）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為新民主主義而鬥爭的過程中，經歷了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這四個階段，其間經受了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兩次嚴重失敗的痛苦考驗。經過長期武裝鬥爭和各個方面、各種形式鬥爭的密切配合，終於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革命的勝利。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和汪精衛控制的國民黨，不顧以宋慶齡為傑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的堅決反對，背叛了孫中山所決定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結帝國主義，殘酷屠殺共產黨和革命人民。黨當時還比較幼稚，又處在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領導下，致使革命在強大敵人的突然襲擊下遭到慘重失敗，已經發展到了六萬多黨員的党只剩下了一萬多黨員。 

黨仍然頑強地繼續戰鬥。周恩來等同志領導的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黨的"八七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會後舉行了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和其他許多地區的起義。毛澤東同志領導的湖南江西邊界地區的秋收起義，創建了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在井岡山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朱德同志領導的起義部隊不久就到井岡山會師。隨著鬥爭的發展，黨創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和湘鄂西、海陸豐、鄂豫皖、瓊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左右江、川陝、陝甘、湘鄂川黔等根據地，建立了工農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和其他許多紅軍部隊。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白區，也在艱苦的條件下，發展了黨和其他革命組織，展開了群眾革命鬥爭。在土地革命戰爭中，毛澤東、朱德同志直接領導的紅軍第一方面軍和中央革命根據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紅軍各個方面軍曾連續擊敗國民黨軍隊的多次"圍剿"。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領導造成的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第一方面軍不得不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而轉戰到陝北，同在那裏堅持鬥爭的陝北紅軍和先期到達的紅二十五軍相會合。第二、第四方面軍也先後經過長征轉戰到陝北。紅軍主力撤離後的一些南方根據地，堅持了艱苦的遊擊戰爭。王明左傾錯誤造成的失敗使革命根據地和白區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極大損失，紅軍從三十萬人減到三萬人左右，共產黨員從三十萬人減到四萬人左右。 

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並且在這以後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捩點。 

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我國的侵略、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關頭，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決定和實行了正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党領導了"一二?九"學生運動，掀起了要求停止內戰、抗日救亡的強大群眾鬥爭。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發動的西安事變以及我們黨促成的這次事變的和平解決，對推動國共再次合作、團結抗日，起了重大的歷史作用。抗戰期間，國民黨統治集團繼續反共反人民，消極抗戰，因而在抗日的正面戰場上節節敗退。我們黨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政策，緊密地依靠廣大人民群眾，開展敵後遊擊戰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由紅軍改編的八路軍、新四軍迅速地發展成為抗戰的中堅力量。東北抗日聯軍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堅持戰鬥。在敵佔區和國民黨統治區，廣泛開展了各種形式的抗日鬥爭。這樣，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才能夠堅持八年之久，並同蘇聯和其他國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互相支援，直到取得最後勝利。 

抗日戰爭期間，我們黨從一九四二年開始在全黨進行整風，這場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礎上，一九四五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接著舉行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總結了歷史的經驗，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制定了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的統一和團結。抗日戰爭結束後，蔣介石政府依賴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拒絕我們黨和全國人民關於實現和平民主的正義要求，悍然發動全面內戰。黨在全國各解放區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國民黨統治區學生運動、工人運動和各階層人民鬥爭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積極合作下，領導人民解放軍進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戰爭，經過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和渡江作戰，消滅了蔣介石的八百萬軍隊，推翻了國民黨反動政府，建立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4）二十八年鬥爭的勝利充分說明： 

一、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取得的。我們黨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找到了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這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是一個重大的貢獻。 

二、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不謀任何私利的政黨，是敢於並善於領導人民百折不撓地向敵人作鬥爭的政黨。中國各民族人民從親身經歷中看到了這個事實，從而在党的周圍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實現了我國歷史上空前強大的政治團結。 

三、中國革命的勝利，主要是依靠我們党所領導的完全新型的與人民血肉相連的人民軍隊，通過長期人民戰爭戰勝強大敵人取得的。沒有這樣一支人民的軍隊，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 

四、中國革命在各個階段都曾得到各國革命力量的援助，這是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的。但是中國革命的勝利，從根本上說是中國共產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依靠中國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經歷千辛萬苦，戰勝許多艱難險阻才取得的。 

五、中國革命的勝利，在我國結束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結束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奴役中國各族人民的歷史。勞動人民成了新國家新社會的主人。人民革命在一個人口占全人類近四分之一的大國的勝利，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也激勵了許多類似中國這樣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剝削壓迫的國家的人民，增強了他們前進的信心。中國革命的勝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對國際局勢和世界人民鬥爭的發展具有深刻的久遠的影響。 

（5）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無數先烈和全黨同志、全國各族人民長期犧牲奮鬥的結果。我們不應該把一切功勞歸於革命的領袖們，但也不應該低估領袖們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許多傑出領袖中，毛澤東同志居於首要地位。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前，毛澤東同志就已經明確指出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鬥爭的極端重要性以及在這個問題上的右傾危險。革命失敗後，他是成功地把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在農村保存、恢復和發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澤東同志和党的其他領導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難，逐步制定和領導執行了使革命由慘重失敗轉為偉大勝利的總的戰略和各項政策。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多次從危機中挽救中國革命，如果沒有以他為首的黨中央給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和人民軍隊指明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黨和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同中國共產黨被公認為全國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一樣，毛澤東同志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在党和人民集體奮鬥中產生的毛澤東思想被公認為黨的指導思想，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建國三十二年歷史的基本估計 

（6）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歷史，總的來說，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後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 

（7）建國三十二年來，我們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一、建立和鞏固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它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政權，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國家的根本保證。 

二、實現和鞏固了全國範圍（除臺灣等島嶼以外）的國家統一，根本改變了舊中國四分五裂的局面。實現和鞏固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形成和發展了五十多個民族平等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實現和鞏固了全國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和其他各階層人民的大團結，加強和擴大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同各愛國民主黨派、人民團體通力合作的，由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組成的，包括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和國外華僑在內的廣泛統一戰線。 

三、戰勝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侵略、破壞和武裝挑釁，維護了國家的安全和獨立，勝利地進行了保衛祖國邊疆的鬥爭。 

四、建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經濟，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剝削制度消滅了，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不再存在，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五、在工業建設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一九八〇年同完成經濟恢復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二十六倍多，達到四千一百多億元；棉紗產量增長三點五倍，達到二百九十三萬噸；原煤產量增長八點四倍，達到六億二千萬噸；發電量增長四十倍，達到三千多億度；原油產量達到一億零五百多萬噸；鋼產量達到三千七百多萬噸；機械工業產值增長五十三倍，達到一千二百七十多億元。在遼闊的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興建了一批新的工業基地。國防工業從無到有地逐步建設起來。資源勘探工作成績很大。鐵路、公路、水運、空運和郵電事業，都有很大的發展。 

六、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顯著改變，生產水準有了很大提高。全國灌溉面積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億畝擴大到現在的六億七千多萬畝，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珠江、遼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災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國農村幾乎沒有農業機械、化肥和電力，現在農用拖拉機、排灌機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電量等於解放初全國發電量的七點五倍。一九八〇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國糧食增長近一倍，棉花增長一倍多。儘管人口增長過快，現在已近十億，我們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證了人民吃飯穿衣的需要。 

七、城鄉商業和對外貿易都有很大增長。一九八〇年與一九五二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業收購商品總額由一百七十五億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億元，增長十一點九倍；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由二百七十七億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億元，增長六點七倍。國家進出口貿易的總額，一九八〇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長七點七倍。隨著工業、農業和商業的發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〇年，全國城鄉平均每人的消費水準扣除物價因素，比一九五二年提高近一倍。 

八、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有很大發展。一九八〇年，各國各類全日制學校在校學生二億零四百萬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長二點七倍。三十二年來，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培養出近九百萬專門人才。核技術、人造衛星和運載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現出我國的科學技術水準有很大的提高。文藝方面創作了一批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優秀作品。群眾性體育事業蓬勃發展，不少運動項目取得出色的成績。烈性傳染病被消滅或基本消滅，城鄉人民的健康水準大大提高，平均壽命大大延長。 

九、人民解放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到壯大和提高，由單一的陸軍發展成為包括海軍、空軍和其他技術兵種在內的合成軍隊。野戰軍、地方軍和民兵三結合的武裝力量得到了加強，部隊的素質和技術裝備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進。在保衛和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人民解放軍發揮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作用。 

十、在國際上，始終不渝地奉行社會主義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宣導和堅持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同更多的國家和地區發展了經濟、貿易和文化往來。我國在聯合國和安理會的席位得到恢復。我們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發展同各國人民友誼，支持和援助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新獨立國家的建設事業和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堅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大的積極作用。這一切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有利的國際條件，促進了國際形勢朝著有利於世界人民的方向發展。 

（8）新中國建立的時間不長，我們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由於我們党領導社會義事業的經驗不多，党的領導對形勢的分析和對國情的認識有主觀主義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過把階級鬥爭擴大化和在經濟建設上急躁冒進的錯誤。後來，又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嚴重錯誤。這就使得我們沒有取得本來應該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視錯誤、掩蓋錯誤是不允許的，這本身就是錯誤，而且將招致更大的錯誤。但是，三十二年來我們取得的成就還是主要的，忽視或否認我們的成就，忽視或否認取得這些成就的成功經驗，同樣是嚴重的錯誤。我們的成就和成功經驗是黨和人民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結果，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表現，是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繼續前進的基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是我們黨必須採取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根本立場。過去採取這個立場，曾使我們的事業轉危為安、轉敗為勝。今後繼續採取這個立場，必將引導我們取得更大的勝利。 

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 

（9）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們党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並開展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黨確定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取得的勝利是輝煌的。 

（10）建國後的頭三年，我們肅清了國民黨反動派在大陸的殘餘武裝力量和土匪，實現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級的人民政府，沒收了官僚資本企業並把它們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統一了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穩定了物價，完成了新解放區土地制度的改革，鎮壓了反革命，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開展了打退資產階級進攻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對舊中國的教育科學文化事業，進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勝利完成繁重的社會改革任務和進行偉大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爭的同時，我們迅速恢復了在舊中國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全國工農業生產一九五二年底已經達到歷史的最高水準。 

（11）一九五二年，黨中央按照毛澤東同志的建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 

一、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國家獨立和富強的當然要求和必要條件。 

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勝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國完成以後，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轉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國家需要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有一定的發展，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也必然出現不利於國計民生的一面，這就不能不發生限制和反限制的鬥爭。在資本主義企業和國家的各項經濟政策之間，在它們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之間，在它們和本企業職工、全國各族人民之間，利益衝突越來越明顯。打擊投機倒把、調整和改組工商業、進行"五反"運動、工人監督生產、糧棉統購統銷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驟，必然地把原來落後、混亂、畸形發展、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引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 

三、我國個體農民，特別是在土地改革中新獲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產資料的貧農下中農，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貸甚至典讓和出賣土地，產生兩極分化，為了發展生產，興修水利，抗禦自然災害，採用農業機械和其他新技術，確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一方面對農產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對農業技術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強，這也是促進個體農業向合作化方向發展的一個動力。 

歷史證明，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 

（12）在過渡時期中，我們黨創造性地開闢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我們創造了委託加工、計畫訂貨、統購包銷、委託經銷代銷、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最後實現了馬克思和列寧曾經設想過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對個體農業，我們遵循自願互利、典型示範和國家幫助的原則，創造了從臨時互助組和常年互助組，發展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發展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過渡形式。對於個體手工業的改造，也採取了類似的方法。在改造過程中，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經濟表現了明顯的優越性。到一九五六年，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這項工作中也有缺點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後，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商業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一九五六年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對於一部分原工商業者的使用和處理也不很適當。但整個來說，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複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 

（13）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依靠我們自己的努力，加上蘇聯和其他友好國家的支援，同樣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為國家工業化所必需而過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礎工業建立了起來。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十九點六，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四點八。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效果比較好，重要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比較協調。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顯著改善。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澤東同志發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初步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了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 

（14）一九五四年九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九五五年三月召開的党的全國代表會議，總結了反對野心家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重大鬥爭，增強了黨的團結。一九五六年一月黨中央召開的知識份子問題會議和隨後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規定了對知識份子和教育科學文化工作的正確政策，促進了這方面事業的繁榮。由於党的正確政策、優良作風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廣大幹部、群眾、青年和知識份子自覺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党的領導下積極參加各項革命和建設工作，在全國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氣蓬勃的社會道德風尚。 

（15）一九五六年九月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得很成功。大會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我們還必須為解放臺灣、為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最後消滅剝削制度和繼續肅清反革命殘餘勢力而鬥爭，但是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雖然還有階級鬥爭，還要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但其根本任務已經是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大會堅持了一九五六年五月黨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大會著重提出了執政黨的建設問題，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繫。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党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 

（16）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們党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始轉入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們雖然遭到過嚴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一九六六年同一九五六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了三倍。棉紗、原煤、發電量、原油、鋼和機械設備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都有巨大的增長。從一九六五年起實現了石油全部自給。電子工業、石油化工等一批新興的工業部門建設了起來。工業佈局有了改善。農業的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開始大規模地展開，並逐漸收到成效。全國農業用拖拉機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長六倍以上，農村用電量增長七十倍。高等學校的畢業生為前七年的四點九倍。經過整頓，教育品質得到顯著提高。科學技術工作也有比較突出的成果。 

黨在這十年中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接著，他提出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的要求。一九五八年，他又提出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這些都是八大路線的繼續發展，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毛澤東同志在領導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時提出了不能剝奪農民，不能超越階段，反對平均主義，強調發展商品生產、遵守價值規律和做好綜合平衡，主張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等觀點；劉少奇同志提出了許多生產資料可以作為商品進行流通和社會主義社會要有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的觀點；周恩來同志提出了我國知識份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份子，科學技術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具有關鍵性作用等觀點；陳雲同志提出了計畫指標必須切合實際，建設規模必須同國力相適應，人民生活和國家建設必須兼顧，制定計劃必須做好物資、財政、信貸平衡等觀點；鄧小平同志提出了關於整頓工業企業，改善和加強企業管理，實行職工代表大會制等觀點；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發展手工業和農業多種經營的觀點；鄧子恢等同志提出了農業中要實行生產責任制的觀點。所有這些，在當時和以後都有重大的意義。黨中央在調整國民經濟過程中陸續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和有關工業、商業、教育、科學、文藝等方面的工作條例草案，比較系統地總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分別規定了適合當時情況的各項具體政策，至今對我們仍然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總之，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幹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是這個期間黨的工作的主導方面。 

（17）這十年中，黨的工作在指導方針上有過嚴重失誤，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 

一九五七年的經濟工作，由於認真執行黨的八大的正確方針，是建國以來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党的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份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一九五八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其正確的一面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在這次會議前後，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在生產建設中發揮了高度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精神，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氾濫開來。從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曾經努力領導全黨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但是，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一九六〇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並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隨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這是這個歷史階段中的重要轉變。一九六二年一月召開的有七千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會議前後又為"反右傾"運動中被錯誤批判的大多數同志進行了甄別平反。此外，還給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大多數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於這些經濟和政治的措施，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國民經濟得到了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 

但是，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並未得到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記憶體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間，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雖然對於解決幹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於把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鬥爭或者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份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並且在後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不過，這些錯誤當時還沒有達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由於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從一九六〇年冬以後一直是貫徹執行調整經濟的正確方針，社會主義建設逐步地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黨和人民團結一致，同甘共苦，對內克服了自己的困難，對外頂住了蘇聯領導集團的壓力，還清了對蘇聯的全部債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軍火債款），並且大力支援了許多國家人民的革命鬥爭和建設事業。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初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宣佈：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整個國民經濟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要努力把我國逐步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這個號召由於"文化大革命"而沒有得到實行。 

（18）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集體領導下取得的。這個期間工作中的錯誤，責任同樣也在黨中央的領導集體。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于毛澤東同志個人。這個期間，毛澤東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這些論點主要地出現在作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檔的《五?一六通知》和黨的九大的政治報告中，並曾被概括成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而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語有了特定的含義。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至於毛澤東同志所重用過的林彪、江青等人，他們組成了兩個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背著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這完全是另外一種性質的問題。他們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決議不多加論列。 

（20）"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並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當作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批判的許多東西，實際上正是馬克思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其中很多是毛澤東同志自己過去提出或支持過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國以來十七年大量的正確方針政策和成就，這實際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澤東同志自己在內的黨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艱苦卓絕的奮鬥。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導致敵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幹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幹力量。黨內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確鑿的事實證明，硬加給劉少奇同志的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誣陷。八屆十二中全會對劉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結論和組織處理，是完全錯誤的。"文化大革命"對所謂"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使許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識份子遭到打擊和迫害，也嚴重地混淆了敵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運動開始後，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衝擊並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党的各級領導幹部普遍受到批判和鬥爭，廣大黨員被停止了組織生活，黨長期依靠的許多積極分子和基本群眾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捲入運動的大多數人，是出於對毛澤東同志和党的信賴，但是除了極少數極端分子以外，他們也不贊成對党的各級領導幹部進行殘酷鬥爭。後來他們經過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覺悟之後，逐步對"文化大革命"採取懷疑觀望以至抵制反對的態度，許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擊。以上這些情況，不可避免地給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其中有不少人還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在我國，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立以後，尤其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以後，雖然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還沒有最後完成，但是革命的內容和方法已經同過去根本不同。對於黨和國家肌體中確實存在的某些陰暗面，當然需要作出恰當的估計並運用符合憲法、法律和黨章的正確措施加以解決，但決不應該採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21）"文化大革命"的過程分為三段。 

一、從"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一九六九年四月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八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這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對所謂"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鬥爭，對黨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錯誤的改組，成立了所謂"中央文革小組"並讓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權力。毛澤東同志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 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制和打擊。朱德、陳雲同志也受到錯誤的批判。各部門各地方的黨政領導機構幾乎都被奪權或改組。派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在當時的混亂情況下是必要的，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後果。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 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二、從黨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一 

年間發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機智地粉碎了這次叛變。周恩來同志在毛澤東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過程中，周恩來同志正確地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後許多中央領導同志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這一正確主張的繼續。毛澤東同志卻錯誤地認為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黨的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並且使王洪文當上了黨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又得到加強。 

三、從黨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 提出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同有的地方和單位清查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頭是指向周恩來同志的。毛澤東同志先是批准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在發現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後，又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佈他們是"四人幫"，指出江青有當黨中央主席和操縱"組閣"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來同志病重，鄧小平同志在毛澤東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和解決工業、農業、交通、科技等方面問題的一系列重要會議，著手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是毛澤東同志不能容忍鄧小平同志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全國因而再度陷入混亂。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同志逝世。周恩來同志對党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儘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他的逝世引起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無限悲痛。同年四月間，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這個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党的正確領導，它為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當時，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志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並且錯誤地撤銷了鄧小平同志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這是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 人民長期鬥爭取得的偉大勝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 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22）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是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著的缺點的，但他晚年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思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幹部和黨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負責幹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他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對江青、張春橋等 人也進行過重要的批評和揭露，不讓他們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這些都對後來我們党順利地粉碎"四人幫"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我國的安全，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堅決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並且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正確戰略和我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黨沒有被摧毀並且還能維持統一，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能召開並且確定了以周恩來、鄧小平同志為領導核心的國務院人選，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我們的國家仍然保持統一並且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這些重要事實都同毛澤東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開。因為這一切，特別是因為他對革命事業長期的偉大貢獻，中國人民始終把毛澤東同志年看作是自己敬愛的偉大領袖和導師。 

（23）黨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是艱難曲折的，是一直沒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個過程的嚴峻考驗表明：黨的八屆中央委員會和它所選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書記處的成員，絕大多數都站在鬥爭的正確方面。我們党的幹部，無論是曾被錯誤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堅持工作和先後恢復工作的，絕大多數是忠於黨和人民的，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的信念是堅定的。遭到過打擊和折磨的知識份子、勞動模範、愛國民主人士、愛國華僑以及各民族 各階層的幹部和群眾，絕大多數都沒有動搖熱愛祖國和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立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犧牲的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等党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其他一切黨內外同志，將永遠被銘記在各族 人民心中。正是由於全黨和廣大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份子、知識青年和幹部的共同鬥爭，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祖國的安全。對外工作也打開了新的局面。當然，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儘管遭到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破壞，但終於戰勝了他們。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歷史再一次表明，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偉大而頑強的生命力。 

（24）"文化大革命"所以會發生並且持續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澤東同志領導上的錯誤這個直接原因以外，還有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更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有些已經比較清楚，更多的還有待於繼續探索。我們黨過去長期處於戰爭和激烈階級鬥爭的環境中，對於迅速到來的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科學著作是我們行動的指標，但是不可能給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各種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從領導思想上來看，由於我們黨的歷史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 基本完成以後，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問題 時，容易把已經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 仍然看做是階級鬥爭，並且面對新條件下的階級鬥爭，又習慣於沿用過去熟習而這時已不能照搬的進行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群眾性鬥爭的舊方法和舊經驗，從而導致階級鬥爭的嚴重擴大化。同時，這種脫離現實生活的主觀主義的思想和做法，由於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中的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反而顯得有"理論根據"。例如：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在消費資料分配中通行的等 量勞動相交換的平等 權利，即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權利"應該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勞分配原則和物質利益原則就應該限制和批判；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小生產還會每日每時地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傾的城鄉經濟政策和城鄉階級鬥爭政策；認為黨內的思想分歧都 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因而形成頻繁激烈的黨內鬥爭，等等。這就使我們把關於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當成保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此外，蘇聯領導人挑起中蘇論戰，並把兩黨之間的原則爭論變為國家爭端，對中國施加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巨大壓力，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正義鬥爭。在這種情況的影響下，我們在國內進行反修防修運動，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日益深入到黨內，以致黨內同志間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也被 當作是所謂有修正主義路線的表現或所謂路線鬥爭的表現，使黨內關係日益緊張化。這樣，黨就很難抵制毛澤東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傾觀點，而這些左傾觀點的發展就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和持續。 

二、黨在面臨著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建設這一新任務因而需要特別謹慎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的威望也達到高峰。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淩駕於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這種現像是逐漸形成的，黨中央對此也應負一定的責任。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這個複雜現像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如果僅僅歸咎於某個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黨得到深刻教訓，並找出切實有效的改革步驟。在共產主義運動中，領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這是歷史已經反復證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由於沒有正確解決領袖和党的關係問題而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偏差，對我們黨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中國是一個封建歷史很長的國家，我們黨對封建主義特別是對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紳惡霸進行了最堅決最徹底的鬥爭，在反封建鬥爭中養成了優良的民主傳統；但是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歷史的偉大轉折 

（25）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使我們的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從這時開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兩年中，廣大幹部和群眾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各項革命和建設工作。揭發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清查他們的反革命幫派體系，取得了很大成績。黨和國家組織的整頓，冤假錯案的平反，開始部分地進行。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復。教育科學文化工作也開始走向正常。黨內外同志越來越強烈地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是遇到了嚴重的阻礙。這固然是由於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不容易在短期內消除，同時也由於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志在指導思想上繼續犯了左的錯誤。華國鋒同志是由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七六年"批鄧"運動中提議擔任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 總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有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錯誤方針；壓制一九七八年開展的對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包括"天安門事件"）的進程；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一九七七年八月召開的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是，由於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和華國鋒同志的錯誤的影響，這次大會沒有能夠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反而加以肯定。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華國鋒同志也負有責任。很明顯，由他來領導糾正黨內的左傾錯誤特別是恢復党的優良傳統，是不可能的。 

（26）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結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全面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這次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提出了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的要求，制訂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著重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全會還增選 了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這些在領導工作中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標誌著党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從此，黨掌握了撥亂反正的主動權，有步驟地解決了建國以來的許多歷史遺留問題和實際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 ，進行了繁重的建設和改革工作，使我們的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出現了很好的形勢。 

一、在三中全會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號召下，廣大幹部和群眾從過去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中解脫出來，黨內外思想活躍，出現了努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生動景象。為了正確地貫徹解放思想的方針，党及時地重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重申民主和集中不可偏廢的原理，並指出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階級鬥爭仍在一定範圍內繼續存在的基本事實。党的四中全會通過的葉劍英同志在慶祝建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既充分肯定了建國以來黨和人民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又對黨在過去工作中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對國家的光明前途作了論證，加強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認識統一。一九八〇年八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反對資產階級思想侵蝕和肅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餘毒的歷史性任務。同年十二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加強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強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批判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打擊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的反革命活動，對全國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發生了重大的良好影響。 

二、黨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堅決糾正前兩年經濟工作中的失誤，認真清理過去在這方面長期存在的左傾錯誤影響。党指出經濟建設必須適合我國國情，符合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必須量力而行，循序前進，經過論證，講求實效，使生產的發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結合；必須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在這些方針指導下，輕工業的發展加快了，工業內部結構正朝著合理的協調的方向發展；包括擴大企業自主權、恢復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和加強企業的民主管理、財政分級管理等在內的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正結合經濟調整有步驟地進行。黨認真補救農業合作化後期以來農村工作上的失誤，提高農副產品價格，推行各種形式的聯產計酬責任制，恢復並適當擴大自留地，恢復農村集市貿易，發展農村副業和多種經營，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這兩年的糧食產量是建國以來最高的，經濟作物和農副產品的生產都獲得了迅速的發展。由於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三、經過大量切實的調查研究，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同志以及遭受冤屈的其他党和國家領導人、各族各界的領袖人物恢復了名譽，肯定了他們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為党和人民建樹的歷史功勳。 

四、在全國復查和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錯案，改正了錯劃右派分子的案件。宣佈原工商業者已改造成為勞動者；把原為勞動者的小商小販、手工業者從原資產階級工商業者中區別出來；為現已改造成為勞動者的絕大多數原地主、富農分子改訂了成分。這一系列工作妥善地解決了大量黨內和人民內部的矛盾。 

五、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工作得到加強，省、縣兩級人代會增設了常設機構，縣級和縣級以下人民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的制度正在普遍實行。党和國家的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正在健全。地方和基層組織的權力正在逐步擴大。取消了不利於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所謂"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恢復、制訂和施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令和條例 ，包括建國以來一直沒有制訂的刑法、刑事訴訟法。加強了司法、檢察和公安機關的工作。打擊了各種嚴重的刑事犯罪分子。依法公開審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 

六、党大力調整和加強了各級領導班子。五中全會增補政治局常委委員，成立中央書記處，有力地加強了黨中央的領導。中央和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建立，《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其他有關黨內法規的制定，各級党的領導機關和紀律檢查機關為糾正不正之風所做的工作，提高了黨的戰鬥力。黨的輿論機關在這方面也做了許多努力。党決定廢除幹部領導職務實際上存在的終身制，改變權力過分集中的狀況，要求在堅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實現各級領導人員的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並在這些方面著手做了一些工作。由於調整了國務院的領導成員和實行黨政分工，中央和地方政府工作得到加強。 

此外，黨在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工作，民族工作，統戰工作，僑務工作，軍事工作和外交工作等方面認真落實黨的各項政策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總之，三中全會以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和黨的正確政策在新的條件下得到了恢復和發展，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重新蒸蒸日上。我們的工作中還有失誤和缺點，我們的面前還有許多困難。但是，勝利前進的航道已經打通，黨在人民中的威信正在日益提高。 

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 

（27）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元的。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勳。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28）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中國長期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裏進行革命，必然遇到許多特殊的複雜問題。靠背誦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國經驗，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主要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於絕境。毛澤東思想是在同這種錯誤傾向作鬥爭並深刻總結這方面的歷史經驗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在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得到系統總結和多方面展開而達到成熟，在解放戰爭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繼續得到發展。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同志的科學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29）毛澤東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內容。在以下幾個方面，它以獨創性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一、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毛澤東同志從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出發，深刻研究中國革命的特點和中國革命的規律，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的思想，創立了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其基本點，一是認為中國資產階級有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依附於帝國主義的大資產階級（即買辦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動搖性的民族 資 產階級。無產階級領導的統一戰線要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參加，並且在特殊條件下把一部分大資產階級也包括在內，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敵人。在同資產階級結成統一戰線時，要保持無產階級的獨立性，實行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政策；在被迫同資產階級、主要是同大資產級分裂時，要敢於並善於同大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武裝鬥爭，同時要繼續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的同情或中立。二是認為由於中國沒有資產階級民主，反動統治階級憑藉武裝力量對人民實行獨裁恐怖統治，革命只能以長期的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中國的武裝鬥爭，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戰爭。農民是無產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軍。無產階級有可能和必要通過自己的先鋒隊用先進思想、組織性和紀律性來提高農民群眾的覺悟水準，建立農村根據地，長期進行革命戰爭，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毛澤東同志指出，"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加上党本身的建設，就成為革命的"三個法寶"。以上這些，就是中國共產黨所以能成為全民族的領導核心，並且創造出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據。 

二、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同志和中國共產黨，依據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所創造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經濟政治條件，採取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 同時並舉的方針，實行逐步改造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具體政策，從理論和實踐上解決了在中國這樣一個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經濟文化落後的大國中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艱難任務。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後，毛澤東同志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內部還存在著各種矛盾，必須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他提出人民內部要在政治上實行"團結--批評--團結"，在黨與民主黨派的關係上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經濟工作中實行對全國城鄉各階層統籌安排和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確方針。他多次強調不要機械搬用外國的經驗，而要從中國是一個大農業國這種情況出發，以農業為基礎，正確處理重工業同農業、輕工業的關係，充分重視發展農業和輕工業，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中國工業化道路。他強調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要處理好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漢族和少數民族，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學習外國等各種關係，處理好積累和消費的關係，注意綜合平衡。他還強調工人是企業的主人，要實行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和技術人員、工人、幹部"三結合"。他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以便團結全國各族 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戰略思想。毛澤東同志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思想，集中地體現在《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論人民民主專政》、《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主要著作中。 

三、關於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毛澤東同志系統地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如何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性質的、具有嚴格紀律的、同人民群眾保持親密聯繫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他規定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人民軍隊的唯一宗旨，規定了是党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党的原則，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強調實行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的原則，提出和總結了一套軍隊政治工作的方針和方法。他在《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等 軍事著作中，總結了中國長期革命戰爭的經驗，系統地提出了建設人民軍隊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軍隊為骨幹，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建立農村根據地，進行人民戰爭的思想。他把遊擊戰爭提到了戰略的地位，認為中國革命戰爭在長時期內的主要作戰形式是遊擊戰和帶遊擊性的運動戰。他論述了要隨著敵我力量對比的變化和戰爭發展的進程，正確地實行軍事戰略的轉變。他為革命軍隊制定了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實行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戰鬥的速決戰，把戰略上的劣勢轉變為戰役、戰鬥上的優勢，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等一系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他在解放戰爭中總結出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這些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理論的極為傑出的貢獻。在建國以後，他提出必須加強國防，建設現代化革命武裝力量（包括海軍、空軍以及其他技術兵種）和發展現代化國防技術（包括用於自衛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導思想。 

四、關於政策和策略。毛澤東同志精闢地論證了革命鬥爭中政策和策略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是革命政黨一切實際行動的出發點和歸宿，必須根據政治形勢、階級關係和實際情況及其變化制定黨的政策，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起來。他在對敵鬥爭和統一戰線等方面，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他指出：弱小的革命力量在變化著的主客觀條件下能夠最終戰勝強大的反動力量；戰略上要藐視敵人，戰術上要重視敵人；要掌握鬥爭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擊；對敵人要區別對待、分化瓦解，實行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策略；在反動統治地區，把合法鬥爭和非法鬥爭結合起來，在組織上採取蔭蔽精幹的方針；對被打倒的反動階級成員和反動分子，只要他們不造反、不搗亂，都給以生活出路，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要實現自己對同盟者的領導，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率領被 領導者向著共同的敵人作堅決鬥爭並取得勝利；二是對被 領導者給 以物質利益，至少不損害其利益，同時給以政治教育，等等。毛澤東同志的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表現在他的許多著作中，特別是集中表現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的策略問題》、《論政策》、《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不要四面出擊》、《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等著作中。 

五、關於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他根據這個基本觀點，在這方面提出過許多具有長遠意義的重要思想。例如：關於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要實行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又紅又專的方針；關於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實行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關於知識份子在革命和建設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識份子要同工農相結合，通過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社會和工作實踐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的思想，等等。他指出"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強調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對革命工作要極端負責，要艱苦奮鬥和不怕犧牲。毛澤東同志關於思想政治文化的許多著名的著作，例如《青年運動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識份子》、《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等，至今仍有重要意義。 

六、關於党的建設。在無產階級人數很少而戰鬥力很強，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建設一個具有廣大群眾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是極其艱巨的任務。毛澤東同志的建黨學說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反對自由主義》、《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學習和時局》、《關於健全黨委制》、《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等。他特別著重于從思想上建設党，提出黨員不但要在組織上入黨，而且要在思想上入黨，經常注意以無產階級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他指出，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誌。他針對歷史上黨內鬥爭中存在過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左傾錯誤，提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正確方針，強調在黨內鬥爭中要達到既弄清思想又團結同志的目的。他創造了在全黨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教育的整風形式。建國前夕和建國以後，鑒於我們党成為領導全國政權的党，毛澤東同志多次提出要繼續保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艱苦奮鬥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反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 

（30）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是貫串於上述各個組成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它們有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毛澤東同志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運用於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工作，在中國革命的長期艱苦鬥爭中形成了具有中國共產黨人特色的這些立場、觀點和方法，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它們不僅表現在《反對本本主義》、《實踐論》、《矛盾論》、《<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等重著作中，而且表現在毛澤東同志的全部科學著作中，表現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活動中。 

一、實事求是，就是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就是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毛澤東同志從來反對離開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實際去研究馬克思主義。早在一九三〇年，他就提出反對本本主義，強調調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他在延安整風運動前夕指出，主觀主義是共產黨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這些精闢論斷衝破了教條主義的束縛，使人們的思想得到一大解放。他的哲學著作和其他許多包含著豐富哲學思想的著作，從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中，深刻地論述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毛澤東同志著重闡明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是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特別強調充分發揚根據和符合客觀實際的自覺的能動性。他以社會實踐為基礎，全面地系統地論述了辯證唯物主義關於認識的源泉、認識的發展過程，認識的目的，真理的標準和理論；指出正確認識的形成和發展，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多次的反復；指出真理是同謬誤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真理是不可窮盡的，認識的是非即認識是否符合客觀實際，最終只能通過社會實踐來解決。毛澤東同志闡述和發揮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核心--對立統一規律。他指出不僅要研究客觀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對於不同性質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因此，不能把辯證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須把它同實踐、同調查研究密切結合，加以靈活運用。他使哲學真正成為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銳利武器。特別是他論述中國革命戰爭問題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實踐中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的最光輝的範例。毛澤東同志的上述的思想路線，我們党必須永遠堅持。 

二、群眾路線，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馬 

克思列寧主義關於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原理系統地運用在黨的全部活動中，形成黨在一切工作中的群眾路線，這是我們黨長時期在敵我力量懸殊的艱難環境裏進行革命活動的無比寶貴的歷史經驗的總結。毛澤東同志經常強調，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敵人最終都壓不倒我們，而只能被我們所壓倒。他還指出，領導群眾進行一切實際工作時，要取得正確的領導意見，必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實行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這就是說，把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化為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在群眾的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如此循環往復，使領導的認識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樣，毛澤東同志就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同黨的群眾路線統一起來了。党是階級的先進部隊，黨是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奮鬥的，但是党永遠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離開人民，黨的一切鬥爭和理想不但都會落空，而且都要變得毫無意義。我們黨要堅持革命，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就必須堅持群眾路線。 

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從中國實際出發、依靠群眾進行革命和建設的必然結論。無產階級革命是國際性的事業，需要各國無產階級互相支援。但是完成這個事業，首先需要各國無產階級立足于本國，依靠本國革命力量和人民群眾的努力，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本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把本國的革命事業做好。毛澤東同志一貫強調，我們的方針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自己找出適合我國情況的前進道路。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尤其必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革命和建設事業。我們一定要有自己奮鬥到底的決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國億萬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則，無論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取得勝利，勝利了也不可能鞏固。當然，我國的革命和建設不是也不可能孤立於世界之外，我們在任何時候都需要爭取外援，特別需要學習外國一切對我們有益的先進事物。閉關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國主義的思想行為都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儘管我國經濟文化還比較落後，我們對待世界上任何大國、強國和富國，都必須堅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決不允許有任何奴顏婢膝、卑躬屈節的表現。建國以前和建國以後，在党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無論遇到什麼樣的困難，我們都沒有動搖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決心，沒有在任何外來的壓力面前屈服，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各族人民的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我們主張各國人民和平共處，平等互助。我們堅持獨立自主，也尊重別國人民獨立自主的權利。適合本國特點的革命道路和建設道路，只能由本國人民自己來尋找、創造和決定，任何人都無權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只有這樣，才能有真正的國際主義，否則就只能是霸權主義。在今後的國際交往中，我們將永遠堅持這樣的原則立場。 

（31）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党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由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培育的党的領導者和大批幹部，過去是我們的事業取得巨大勝利的基本骨幹，現在和今後仍然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寶貴中堅。毛澤東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許多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寫的，但仍然是我們必須經常學習的。這不但因為歷史不能割斷，如果不瞭解過去，就會妨礙我們對當前問題的瞭解；而且因為這些著作中包含的許多基本原理、原則和科學方法，是有普遍意義的，現在和今後對我們都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認真學習和運用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毛澤東思想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寶庫增添了許多新的內容，我們應該把學習毛澤東同志的科學著作同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科學著作結合起來。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對毛澤東同志的言論採取教條主義態度，以為凡是毛澤東同志說過的話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願實事求是地承認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並且還企圖在新的實踐中堅持這些錯誤，這種態度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兩種態度都是沒有把經過長期歷史考驗形成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同志晚年所犯的錯誤區別開來，而這種區別是十分必要的。我們必須珍視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切積極成果，在新的實踐中運用和發展這些成果 ，以符合實際的新原理和新結論豐富和發展我們黨的理論，保證我們的事業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軌道繼續前進。 

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 

（32）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奮鬥目標，就是要把我們的國家，逐步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我們還要實現臺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我們總結建國以來三十二年歷史經驗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把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進一步集中到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個偉大目標上來。四項基本原則，是全黨團結和全國各族人民團結的共同的政治基礎，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順利進行的根本保證。一切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和行動都是錯誤的，一切否定和破壞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和行動都是不能容許的。 

（33）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中國各族人民從一百多年來的切身體驗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結論，也是建國三十二年來最基本的歷史經驗。儘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但是毫無疑問，我國已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任何否認這個基本事實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我們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取得了舊中國根本不可能達到的成就，初步地但又有力地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們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戰勝各種困難，同樣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強大生命力的表現。當然，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由比較不完善到比較完善，必然要經歷一個長久的過程。這就要求我們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體制度，並且堅決地同一切破壞社會主義的活動作鬥爭。隨著我們事業的發展，社會主義的巨大優越性將越來越充分地顯示出來。 

（34）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同樣，沒有中國共產黨也就不會有現代化的社會主義中國。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以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為歷史使命的，有嚴明紀律和富於自我批評精神的無產階級政黨。如果沒有這個党的領導，沒有這個黨在長期鬥爭中同人民群眾形成的血肉聯繫，沒有這個黨在人民中間所進行的艱苦細緻的有成效的工作和由此而享有的崇高威信，那麼我們的國家就必然由於種種內外原因而四分五裂，我們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就只能被斷送。党的領導不會沒有錯誤，但是黨和人民的親密團結必定能夠糾正這種錯誤，任何人都不能用党曾犯過錯誤作為削弱、擺脫甚至破壞党的領導的理由。削弱、擺脫和破壞党的領導，只會犯更大的錯誤，並且招致嚴重的災難。為了堅持党的領導，必須改善党的領導。我們黨在思想作風、組織狀況、領導制度以及同群眾的聯繫等方面仍然存在著不少缺點，必須堅決加以克服。只要我們認真堅持和不斷改善党的領導，我們党就一定能夠更好地擔負起歷史所賦予的巨大的責任。 

（35）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已經逐步確立了一條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這條道路還將在實踐中不斷充實和發展，但是它的主要點，已經可以從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中得到基本的總結。 

一、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所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並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我們過去所犯的錯誤，歸根到底，就是沒有堅定不移地實現這個戰略轉移，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竟然提出了反對所謂"唯生產力論"這樣一種根本違反歷史唯物主義的荒謬觀點。今後，除了發生大規模外敵入侵（那時仍然必須進行為戰爭所需要和容 許的經濟建設），決不能再離開這個重點。黨的各項工作都必須服從和服務于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全黨幹部特別是經濟部門的幹部要努力學習經濟理論、經濟工作和科學技術。 

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從我國國情出發，量力而行，積極奮鬥，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現代化的目標。我們過去在經濟工作中長期存在的左傾錯誤的主要表現，就是離開了我國國情，超越了實際的可能性，忽視了生產建設、經營管理的經濟效果和各項經濟計畫、經濟政策、經濟措施的科學論證，從而造成大量的浪費和損失。我們必須採取科學態度，深入瞭解和分析情況，認真聽取各方面幹部、群眾和專家的意見，努力按照客觀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辦事，努力做到各經濟部門按比例地協調發展。我們必須看到我國經濟文化還比較落後這個基本事實，同時又必須看到我國經濟建設已經取得的成就和經驗以及國際經濟技術交流的擴大等國內國際的有利條件，並充分利用這些有利條件。既反對急於求成，也反對消極情緒。 

三、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變革和完善必須適應於生產力的狀況，有利於生產的發展。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是我國基本的經濟形式，一定範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必須實行適合於各種經濟成分的具體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必須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同時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並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們的任務是要根據我國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在每一個階段上創造出與之相適應和便於繼續前進的生產關係的具體形式。 

四、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後，階級鬥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由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對把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鬥爭已經熄滅的觀點。對敵視社會主義的分子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文化上、社會生活上進行的各種破壞活動，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和進行有效的鬥爭。必須正確認識我國社會內部大量存在的不屬於階級鬥爭範圍的各種社會矛盾，採取不同於階級鬥爭的方法來正確地加以解決，否則也會危害社會的安定團結。一定要毫不動搖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 

五、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建國以來沒有重視這一任務，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一個重要條件，這是一個沉痛教訓，必須根據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加強各級國家機關的建設，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設機構成為有權威的人民權力機關，在基層政權和基層社會生活中逐步實現人民的直接民主，特別要著重努力發展各城鄉企業中勞動群眾對於企業事務的民主管理。必須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完善國家的憲法和法律並使之成為任何人都必須嚴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會主義法制成為維護人民權利，保障生產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為，打擊階級敵人破壞活動的強大武器。決不能讓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局面在任何範圍內重演。 

六、社會主義必須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堅決掃除長期間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登峰造極的那種輕視教育科學文化和歧視知識份子的完全錯誤的觀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學文化在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確肯定知識份子同工人、農民一樣是社會主義事業的依靠力量，沒有文化和知識份子是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的。要在全黨大大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對中外歷史和現狀的研究，對各門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研究。要加強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共產主義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堅持德智體全面發展、又紅又專、知識份子與工人農民相結合、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抵制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和封建殘餘思想的影響，克服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發揚祖國利益高於一切的愛國主義精神和為現代化建設貢獻一切的艱苦創業精神。 

七、改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關係，加強民族團結，這對於我們這個民族國家俱有重大意義。在民族問題上，過去，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犯過把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嚴重錯誤，傷害了許多少數民族幹部和群眾。在工作中，對少數民族自治權利尊重不夠。這個教訓一定要認真記取。必須明確認識，現在我國的民族關係基本上是各族勞動人民之間的關係。必須堅持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加強民族區域自治的法制建設，保障各少數民族地區根據本地實際情況貫徹執行黨和國家政策的自主權。要切實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經濟文化，努力培養和提拔少數民族幹部。堅決反對一切破壞民族團結和民族平等的言論和行為。要繼續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和政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不要求宗教信徒放棄他們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們不得進行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宣傳，要求宗教不得干預政治和干預教育。 

八、在戰爭危險依然存在的國際條件下，必須加強現代化的國防建設。國防建設要同國家的經濟建設相適應。人民解放軍要加強軍事訓練、政治工作、後勤工作和軍事科學研究，進一步提高戰鬥力，逐步把自己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現代化的革命軍隊。要恢復和發揚軍隊內部和軍政之間、軍民之間緊密團結的優良傳統。民兵建設也要進一步加強。 

九、在對外關係上，必須繼續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的關係和經濟文化往來。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支持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新獨立國家的建設事業和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 

十、根據"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和黨的現狀，必須把我們党建設成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黨。一定要樹立黨必須由在群眾鬥爭中產生的德才兼備的領袖們實行集體領導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一定要維護党的領袖人物的威信，同時保證他們的活動處於黨和人民的監督之下。在高度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高度的集中，堅持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關係到党的生存死亡的問題。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幹部必須深入群眾，深入實際，謙虛謹慎，和群眾同甘共苦，堅決克服官僚主義。必須正確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克服離開黨的正確原則的各種錯誤思想，根除派性，反對無政府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糾正特殊化等不正之風。必須整頓黨的組織，純潔黨的隊伍，清除那些欺壓人民的腐化變質分子。黨在對國家事務和各項經濟、文化、社會工作的領導中，必須正確處理黨同其他組織的關係，從各方面保證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和各種經濟文化組織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職權，保證工會、共青團、婦聯、科協、文聯等群眾組織主動負責地進行工作。党要加強同黨外人士的合作共事，發揮人民政協的作用，在國家事務的重大問題上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認真協商，尊重他們和各方面專家的意見。黨的各級組織同其他社會組織一樣，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 

（36）我們堅決糾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口號的錯誤，這絕對不是說革命的任務已經完成，不需要堅決繼續進行各方面的革命鬥爭。社會主義不但要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而且要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並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逐步消滅一切主要由於社會生產力發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會差別和社會不平等，直到共產主義的實現。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偉大的革命。我們現在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進行的鬥爭，正是這個偉大革命的一個階段。這種革命和剝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過激烈的階級對抗和衝突來實現，而是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有領導、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這個轉入和平發展時期的革命比過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艱巨，不但需要很長的歷史時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許多代人堅持不懈、嚴守紀律的艱苦奮鬥，英勇犧牲。在這個和平發展的歷史時期中，革命的道路決不會是風平浪靜的，仍然有公開的和暗藏的敵人以及其他破壞分子在伺機搗亂，我們必須十分注意提高革命警惕，隨時準備挺身而出，捍衛革命利益。我們全體中國共產黨員和全國各族人民，在新的歷史時期中一定要繼續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鬥志，把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行到底。 

（37）經過建國三十二年來成功和失敗、正確和錯誤的反復比較，特別是經過近幾年來的思考和總結，全黨同志和我國各族愛國人民的政治覺悟是大大地提高了。我們党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認識程度，顯然超過了建國以來任何一個時期的水準。我們黨敢於正視和糾正自己的錯誤，有決心有能力防止重犯過去那樣嚴重的錯誤。從歷史發展的長遠觀點看問題，我們黨的錯誤和挫折終究只是一時的現象，而我們黨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鍛煉，我們黨經過長期鬥爭形成的骨幹隊伍的更加成熟，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更加顯著，要求祖國興盛起來的黨心、軍心、民心的更加奮發，則是長遠起作用的決定性的因素。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有偉大的前途，我國各族億萬人民有偉大的前途。 

（38）黨的團結，黨同人民的團結，是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奪取新的勝利的根本保證。只要全黨緊密地團結一致，並且同人民群眾緊密地團結一致，那麼，我們黨和党所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雖然還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但總的趨勢必然會日益興旺發達。 

一九四五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所一致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曾經統一了全黨的認識，加強了全黨的團結，促進了人民革命事業的迅猛前進和偉大勝利。十一屆六中全會相信，這次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必將起到同樣的歷史作用。全會號召，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下，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繼續發揚愚公移山的精神，同心同德，排除萬難，為把我們的國家逐步建設成為現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努力奮鬥！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達到！ 


來源：北京央視國際網路



【第二節 從南周事件評大陸的新聞自由與憲政夢】


一、習近平立足未穩，各打五十大板


引發新年第一波新聞抗爭的大陸《南方週末》事件暫時平息了，《南周》也依時出版了；然而，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庹震沒走，《南周》官媒的身份也沒有變，大陸渴望的言論和新聞自由依然路漫漫。

據《南周》自己講，事先送審新年獻詞這是第一次，《南周》的新年獻詞今年是第15年，這15年當中都沒有事先送審過。也就是說從大陸的新聞檢查制度來說，中共並沒有做任何讓步；如果說僅有的讓步的話，僅僅是中止了廣東的事前審稿，而且是對《南周》這次做得非常過分的事前審稿，以後不做了。如果說讓步的話，僅僅是退回到了原來全國統一的做法。

新聞自由是國際社會公認的普世價值，但在大陸卻是最忌諱也最缺乏的。《南周》新年獻詞被官方篡改風波之所以愈鬧愈大，並非事出無因，也不僅僅是針對庹震，而是媒體被官方長期粗暴干預的本能反抗，昭示社會對當局箝制新聞的不滿已到了臨界點。

但是更為重要的一點，則是對習近平政權的試金石。

《南周》依時出版，但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庹震卻沒走人，《南周》官媒的身份也沒有變，表明習近平立足未穩，結果就是各打五十大板，把決戰拖延到未來。


二、中共依靠全面打壓媒體起家


《南周》是內地自由派的大本營，歷來是中宣部的整肅物件，也是歷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政治難題。但因《南周》在體制內外以及在西方均有廣泛的影響力與支持者，當局每次對其整肅都異常謹慎，不敢上綱上線。當年奧巴馬訪華，曾拒絕了中共喉舌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等官媒的訪問，唯獨接受了《南周》的專訪，可見《南周》受西方青睞之程度。

其實，《南周》作為南方報業集團屬下的一份子報，也是“黨的喉舌”，只不過形象清新，較為開放、親民而已。党管媒體是中共維護政權的重要手段，在當局看來，党管新聞乃天經地義，把新聞當成黨的宣傳也是一貫做法，報導內容被改被撤更是司空見慣，南方報業過去一年也曾有過上千篇稿件被刪的紀錄。從中共對付媒體手段而言，當局覺得這次對《南周》的處理並未越軌，算是克制。

問題是，今次《南周》推出“中國夢，憲政夢”的新年獻詞，要求兌現憲政和限權分權，無疑觸動了當局最敏感的政治神經。聯想到早前數十名自由派學者連署要求推行政治改革，依法治國，依憲執政，兩者前後呼應，顯然是有備而來；《南周》新年獻詞被認為是政改“逼宮”而遭大幅刪改，也就不足為奇了。

憲法權利，在大陸只供擺設。但落實憲政已成了當局是否真心推動政改的試金石。中共新任總書記習近平早前在首都各界紀念中國憲法公佈施行三十周年會上強調，“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我們要堅持不懈抓好憲法實施工作，把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提高到一個新水準”。可惜，言猶在耳，《南周》的“憲政夢”就破滅了，這豈不是對第五代新政的一大諷刺？

“中國憲法”早就賦予人民出版、結社和言論自由的權利，但百姓從未真正享受過，尤其是在大小媒體幾乎全被當局嚴控的今天，新聞自由更成了只供擺設的奢侈品。《南周》風波發生後，官媒秉承中宣部的旨意對《南周》大加撻伐：《環球時報》警告，在中國今天的社會政治現實下，不可能存在“自由媒體”；《中青報》說得更白，報紙就是黨的宣傳工具，党管媒體是“鐵打原則”。如此不遮不掩，赤裸裸地道出了“中國沒有新聞自由”的真相。

中共第五代上臺執政沒多久，就接連發生了當局粗暴打壓新聞媒體以及《炎黃春秋》網站被強行關閉事件，這不僅大大打擊中南海新貴在十八大後營造的改革和開明之風，更令民眾特別是知識界人士對第五代在政治上的作為深感失望。

其實，《南周》的“中國夢，憲政夢”，更多的只是期許中國能在政治制度層面實現真正的進步，但在當局箝制媒體步步進逼的嚴峻現實中，新聞自由仍將是遙不可及的夢！


三、自由民主力量應全面支持媒體


《南周》並沒有徹底結束，第一個是它還在持續發酵，還在中國的其他地方持續發酵；第二個是《南周》事件所提出來的問題還遠遠沒有得到解答。有人認為這一次胡春華出面調庭，雙方妥協，比較好的解決了這場危機。

這個說法是最早來自《中國改革》雜誌社的前社長李偉東的微博。因為微博上用的都是替代詞，把這些替代詞要是用原來的辭匯替換出來，也就是說把它翻譯出來，說的就是：《南周》的總編黃燦去職擔責，宣傳部不再審稿，明天正常出報，不追究年輕人的行為，事情和庹震無關。他說據說是胡舒立找了王岐山，王岐山找了胡春華協調出這個結果。他說：這是20多年來第一次媒體人的有限成功，更可能是一次影響深遠的蝴蝶翅動。

一些媒體在報導的時候加上了“雙方妥協”的說法，這個說法其實是值得商榷的。“雙方”指的是誰？當然有一方是廣東省委的宣傳部和部長庹震，他的後臺是中宣部，甚至是可能是劉雲山，這個沒有太多的爭議。但是另一方是誰？這個就值得商榷了。

開始的時候，一方是《南周》的部分編輯和記者，但是不應該包括《南周》的最高領導層。你像現在所披露的新年獻詞被審查，有人把它總結出來了說五步，那麼前幾步其實都是總編黃燦在修改，是他和省委宣傳部在溝通，並不是編輯部。不過就是因為他是屬於《南周》而不是黨的宣傳部門的，所以他也最容易被當作替罪羊被推出來。不管這個說法現在有沒有核實，有沒有證實，顯然它是很容易被當作替罪羊的。

但是從這點來說的話也說明宣傳部的這一方並沒有做出讓步，所以不存在雙方妥協的問題。讓步都是在《南周》這一方面，你像《南周》可能抗議不出報，結果現在出了報了。正常出報，這就是《南周》所做的妥協。

其他方面，宣傳部門沒有讓出一步來。庹震繼續出面主持宣傳部長會議，要求庹震下臺的呼聲顯然沒有得到回應；不追究年輕人的行為，也就是說不秋後算帳，不管這個說法能不能兌現，它根本就談不上讓步。這是省委宣傳部惹出來的事情，本來肇事一方是省委宣傳部，應該他們被追究的，結果反過來說不追究《南周》的年輕人，這個怎麼能夠算讓步呢？這是一種什麼邏輯？

這裏最關鍵的是宣傳部不再審稿，這裏指的是不再“事前”審稿，因為“事後”審稿是宣傳部門一貫的作法，也不僅僅限制在廣東，而是全國各地，從中共中央宣傳部一直到各級宣傳部門都是這麼做的。關鍵是在事前審稿，而事前審稿弄到像這次《南周》這樣的情況恐怕是不多見的，至少曝光出來的不多。多半是庹震近一年來在廣東自己搞出來的名堂，當然是得到上面同意的，也有可能是上面指使的，這個就很難說，現在沒有這方面的證據來證明這點。


四、不經過一次民主革命就沒有自由


但是《南周》本身沒有取得成果並不表明這次抗爭並沒有用。八九學生運動以來，第一次有這麼大規模的社會各階層廣泛加入反對中共控制媒體、要求新聞自由的抗爭。我們排除《南周》正式的自己的訴求，我們就講這次整個社會抗爭的訴求。另外，網路更普及了，而社交網路也得到了更大規模的普及。所以加在一起的話，這一次大家提出來的要求新聞自由的抗爭還是很有意義的。

網路也是這樣，本來中共的防火牆阻止了推特、facebook（臉書）這樣的社交媒體進入中國，因為它怕自由思想的影響。但是它為了阻止這些進入，它就在國內拷貝了類似的東西，比如說現在的微博。它原來的意思就是國內的微博要比國外的推特好控制，要容易控制。所以它的原意是製造一個拷貝出來，那你就不會再去拼命的想用那些國外的社交媒體了，就用國內的，是為了方便控制。

但是當使用的人數和信息量達到了一定規模以後，比如說人數上億以後，中共的控制就沒有那麼得心應手了，因為畢竟社交網路中共的反應時間是以分鐘計算的，比起傳統媒體以天計算，甚至以周計算，中共的控制就要難得多了。預先審查就很難，因為很多突發事件在這之前是沒有預料的，也不能預設關鍵字來控制的；而事後審查也沒有那麼容易。

像這次《南周》事件就是民意的表達，在開始的時候通過微博等等社交媒體傳播，然後再人走上大街。誰也沒有想到兩年前的茉莉花散步並沒有被號召起來，或者說還沒有開始就被打壓下去了；而今天對《南周》支持也是屬於上街的形式，但是卻非常迅速地而且非常輕易地就出現了，而且實現了。並且在實現的過程當中還打出了要求新聞自由的口號，遠遠超出了《南周》自己的訴求。

大部分人都承認這是1989年“六四”以來，二十多年來的第一次走上街要求新聞自由。這也不是說怎麼設計出來的，而是說有多種因素組合起來以後造成了這麼一個事件。血的教訓已經告訴人們：不經過一次民主革命就沒有自由。


五、中共“新領導層”無力政改


中共“新領導層”換湯不換藥，不僅無心政改，也無力政改。

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月22日在紐約舉行“總統郵箱：中國換屆與政權過渡”(The Presidential Inbox: China's Leadership Transition)座談會，請三位中國問題專家討論美國在面對正處極劇變化中的中國所應採取的心態及方針，提出中國崛起引發周邊國家憂慮，而中國新領導層無力推動政改。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資深合夥人魯瓦克(Edward Luttwak)表示，中國的對外政策在2010年出現了重大改變，“好似從冬眠沉睡中蘇醒”，周邊國家無不戒慎恐懼，“從近期日、韓、俄、越、菲、印、澳等國家整軍備武的動作來看，一個新的北約(NATO)已初具雛形”；同時中共在集權體制下瘋狂加速資本化，但必然帶來更嚴重的權貴腐敗。“階級對立日益激化，如今共產黨與人民的唯一共識與連結就只有民族主義，一致希望採取更強硬的對外政策”。

雖然表示中國成為世界強權的趨勢不可逆轉，但魯瓦克認為如今中國民眾及國際社會過分高估了中國“目前”的政經軍事實力。魯瓦克認為美國應“以不變應萬變”，百分之百地支持亞洲協約盟友，靜觀其變。

外交關係協會亞洲研究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卻表示，“新北約”即將出現的說法有些誇大，合作“默契”這種說法比較適宜，周邊國家實在沒有理由以軍事同盟的方式與中國正面對抗。她表示逾5億網民要求政治透明化，甚至爭論該向臺灣取經進行直選，操縱輿論民氣的難度大幅提升，“但從各種跡象判斷，紅二代習近平應不會支持重大政改，即使他有心，中國集體統治的限制也會讓他無法施展身手，近期中國應不會遭遇太大變革”。她認為美中應共尋透明且直接的交流溝通管道，清楚表明意向、保證可預期的行動、分享對方敏感資訊、平衡兩國間施與受的關係。


六、中國的憲政夢需要後退而不是前進 


中國人的憲政夢從晚清做起分幾個階段，清朝末年的時候，人們努力想實現的、推動的是君主立憲，就是說實現的是一個君主憲政。然而由於滿清固執的拒絕任何形式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把大量的改良派、君主立憲派趕到了革命黨一邊，到了最後它自己知道難以維持政權的時候才開始立憲，但是那個時候已經為時過晚，被辛亥革命推翻了。

第二個階段就是從民國開始，由於晚清立憲從思想上、理念上到行動上，無論是精英階層還是社會大眾都有了充分的準備，因此相對平穩的就過渡到了比較接近于西方現代的民主憲政。就是說君主立憲沒有完成，但是它為後來的民主憲政打下一個很好的基礎，結果就比較平穩的過渡過來了。尤其是在民國開始的一、二十年，民主憲政是實行比較好的，當然後來由於中共割據造反又加上日本人的入侵，這個進程被阻止了、延緩了，或者被打斷了。但是後來在臺灣這個憲政得以延續完成；而在大陸則由於中共的統治，憲政的過程完全中斷了。

憲政並不是說制定一部憲法就實現了，憲政是對統治者的限制。在君主憲政是對君主權力的限制；在民主憲政是對政府的限制。中共的憲法制定它本身就不符合憲政原則。中國現存的憲法是把中共置於憲法法律之上，把中共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都塞進憲法並作為指導思想。所以這部憲法恰恰是被認為不是真正憲法的所謂名義憲法和字義憲法。

所謂“名義憲法”指的是不受限制的“無限政府”，通過憲法取得法律化的認可，就像中共憲法當中規定的馬列毛指導思想和中共的統治地位，這就是名義憲法。而“字義憲法”則是在字面上和真正的憲法差不多，但是並不實施，就像中共的憲法裏面規定的出版、結社、宗教信仰自由等等，這就是字義憲法，寫在那個地方但不實行。因此在中國實行憲政至少有兩個大障礙，第一個障礙就是依法治國的問題，就是嚴格按照現行的憲法去執行。舉例說，《憲法》三十五條：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集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六條：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依法治國的話就是先兌現憲法字面上的內容，讓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怎麼讓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呢？取消中宣部、開放報禁；集社自由，就是開放黨禁，讓大家有權力組織政黨、組織團體；宗教信仰自由就是停止迫害法輪功，停止對藏人、維吾爾人的宗教信仰迫害，停止對家庭教會的迫害。也就是說實際上就是全方位的把中共所有的現行政策都反過來。想像一下，這難度有多大？

即使這可以實現，還有一個更大的障礙，就是廢除中共憲法當中“名義憲法”的部分，就是把中共的指導思想、領導地位以及相應的條款全都從憲法中取消掉。這兩步如果沒有完成的話，在中國根本就沒有憲政可言。

在“憲政夢”在時間軸上，其實需要的不是“前進”而是“後退”：後退64年，回到中共奪取政權之前，或者後退更遠，後退個100年，到中華民國開始的時候實行的憲政就可以了，不需要前進。在空間上則有臺灣的中華民國可以學習。所以做憲政夢其實也不是遙不可及的。


（2013年2月24日）



【第三節 微博力量與大陸民主化】


一、微博


微博（英語：microblogging或microblog），又稱微網志，是一種允許用戶及時更新簡短文本（通常少於140字），並可以公開發佈的微型博客形式。它允許任何人閱讀或者只能由用戶選擇的群組閱讀。隨著發展，這些訊息可以用很多方式傳送，包括短訊、即時訊息軟體、電子郵件或網頁。一些微博客也可以發佈多媒體，如圖片或影音剪輯和出版。

微博客的代表性網站是Twitter，這個詞甚至已經成為了微博客的代名詞。

微博客與傳統的部落格不同，其檔（例如：文本、音頻或者錄影）容量常較傳統的部落格小，但用者還是會在相同的事務上和各自的原因運用它。許多微博客在一個面對面水準上提供短的評論或者關於公司的份額新聞：產品和服務。

在中國大陸，Twitter、Facebook和Plurk等中國境外微博被封鎖，“飯否”等先進入市場的小型微博於2009年7月後受管理部門長時間關停。而新浪微博、騰訊微博、搜狐微博、網易微博則是中國大陸的主流微博服務，其中以新浪微博的影響力最大，在中文裏微博一詞經常用以特指新浪微博。


二、微博的力量


2009年11月1日的一場大雪，讓北京首都機場大量乘客長時間滯留機場。部分航班乘客被困在機艙十幾小時，既不能起飛也不能下飛機，情緒激動。這天，碰巧經歷現場整個過程的創新工廠總裁、前谷歌全球副總裁李開複，在新浪微博平臺來了一場頗有影響力的“直播報導”：等了12個半小時，已經缺食物9小時，缺水3小時；有人在機艙裏因缺氧而暈倒……在機艙內被困十幾小時的情況下，他通過自己的筆記本和手機上網不間斷地發佈最新進展，真實記錄的情況瞬間傳播開去，引發眾多網友和媒體的關注，而他的記錄成為了首都機場延誤航班事件中被傳播最廣的文字。

有人指出：李開複的“記錄”通過筆記本和手機傳遞到新浪網上，進而互聯網上人人皆知，這種隨寫隨時發佈的傳播形式，即是國外已經流行的“微博”。這就是“微博”的力量。最初的“戒煙牙膏”就是在微博上宣傳成功的。“與其在別處仰望，不如在這裏並肩”，這是國內某微博的廣告語。細微之處，有時候就是一吐為快，而對於用心者還能捕捉到意想不到的資訊呢。

新浪微博熱只是中國微博熱的一個側影，據統計新浪微博已經有網友4000萬，其龐大的“博手群”為中國微博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最初的“揭露腐敗”、打假、報導突發事件……等等就是這樣發佈的。雖然說“微博”是“微博客”的縮寫，但是140字元的限制，其功能遠遠不能與博客相比較。如果說博客是在滿足人們寫的欲望，那麼微博就是在滿足人們“說”，只能是隻言片語，可以說是“想說就寫”。

與博客上面對面的表演不同，微型博客上是背對臉的交流。我們可以從其發展狀況看到其力量，最近江西省撫州爆出的一樁地方醜聞吸引了全國人的關注。一個家庭被強行要求低於市場價的賠償搬遷，其後三位家庭成員用汽油自焚，以示抗議。這一消息最初就是通過新浪微博傳遞開來的。現在上微博的不乏像姚晨、趙薇、黃健翔、易中天等眾多引人關注的中國大陸公眾人物。

但是其天生缺憾鑄就了其一波三折的歷程。2009年7月中旬開始，國內大批老牌微博產品（飯否、騰訊滔滔等）停止運營，一些新產品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2010年國內微博迎來春天，微博像雨後春筍般崛起。新浪、網易、騰訊、搜狐四大門戶網站均開設微博。

這樣的發展，其目的是便於中共的集權管控。

中共對於新生媒體形式的態度是左右為難，企圖用網路實名制用雨衣鉗制。中國限制在互聯網上不能自由發表言論，已經引起國際譴責任。

關鍵問題是已經有些人利用微博的功能，即借助微博這個平臺開始向公眾揭露腐敗，當然是地方官員的腐敗問題。這令地方中共無計可施，非常頭疼：這些意欲到北京上訪者因為地方中共派人的“圍追堵截”而不能成行或達到目的，卻利用“微博”這一迅速傳播和擴散的特性上傳，進而擴大影響。反正這已經使地方政府感到無計可施了。

沒有人會對微博的作用熟視無睹。中共正確對待還能“為我所用”；反之就會招致更多更大的批評。關鍵問題是中共對於借助微博揭露腐敗、促成民主的容忍度有多少？


三、微博力量與中共維穩


微博力量構成中共“維持穩定”的嚴重黑洞。

2011年7月23日的溫州動車事故，中共鐵道部受到微博輿論的力量指責，其中有的微博登上了7月25日的《紐約時報》，這條微薄已成為整個溫州動車事故的經典評論；整個事件到今天不過一年有餘，中共鐵道部已經遭到裁撤——如果說有一個贏家，那毫無疑問是微博。正是通過微博，資訊得以第一時間快速傳遞並得以分享。

從微博上獲取和動車相關資訊的，不只是《紐約時報》的記者。這起事故通過微博迅速傳播，民意通過微博彰顯，再次驗證了網路推動資訊公開、社會進步的力量。用新加坡《聯合早報》的話說，微博力量不微。《聯合早報》的文章認為，網路不能全信，但是正因為有了網路與微博的監督空間，外界對於中共資訊的真實程度，反而可以更有信心，這是網路的另一種重要價值。

網民利用微博就列車慘劇向官員施壓，這表明，早在那時，微博已經成為大陸民主化的推動力量，因為網民在微博上公佈的細節與官方的解釋存有不合之處。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展江對此評價：“當草根民眾可以比傳統媒體更快地傳播資訊時，社會就變得更加透明。”

這就是微博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變化，資訊的傳播不再是傳統的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從精英到平民、從沿海到內陸，而是變成沒有確定中心的開放式的傳播，精英和大眾之間的界限模糊了，權威和平民之間的界限模糊了。如果說，博客讓不是記者的知識份子有了發表自己觀點的地方，那麼可以說微博讓不是知識份子的普通人也可以表達自己。畢竟，寫篇1500字的博文和140字的微博完全不是一回事兒。正因為140字的微博快捷、簡便，微博日益成為網民爆料的首選方式，對互聯網輿論格局產生了巨大影響。

這種影響就是微博的力量所在。它可以聚沙成塔，水滴石穿。這不是硬實力，而是軟實力，用互聯網評論家們的話說，這是“圍觀的力量”。在西方社會，如古希臘，每個城市都有一個廣場，誰要是有冤情、不滿，就到廣場振臂高呼；在古代中國，每個縣衙門口都有一面鼓，誰要有事就可以擊鼓讓縣太爺聖堂。

微博，就是西方的廣場和中國擊鼓之結合體。一方面，它吸引民意的關注，讓一些事件得以公開，形成輿論，當對作惡者的批評或譴責到達一定的量級時，這本身就是一股強大的無形力量，因為社會本身有著趨正避邪的規律。另一方面，微博所反映的事件，很快會被官方所關注，從而得到迅速處理，當然，處理結果如果不公，也會在微博上被討論、被批評。

“BBC”援引在中國擁有大約20萬的微博粉絲的中國學者和評論人士章立凡話說：微博使傳播資訊的管道發生了變化。“微博可以揭開事實的真相，沒有人再能嚇唬人，因為通過微博集體的智慧很快就會找到問題的答案。”


四、微博首次黨代會


中共也知道了微博的威力，他們開始重視微博上的觀點。

以2012年中共“十八大”為例，其“資訊傳遞”就用上了微博這種方式。外媒評論道，中共十八大成了“微博首次黨代會”，中共把微博當成了最新宣傳武器；國內網友則一語道破：不管是微博還是手機，都是換湯不換藥，“狗嘴吐不出象牙來。”

中共十八大召開以來，大陸微博上出現各種諸如十八大廣告，十八新聞通道，發佈對官員的採訪，及“各省級領導向新浪微博網友表達執政心聲”等政治宣傳。很多外媒都注意到了這個中共對社交網路的利用。《華爾街郵報》評論道：“十七大時期，很多中共官員還不知道超鏈結和微話題是什麼，但到了十八大，他們以前所未有的熱情接受社交媒體，希望它能夠幫助引導公眾輿論，激發人們對古板和照本宣科的黨代會的熱情。”

《泰晤士報》早前也稱：“本次的黨代會也可以說是首次受微博考驗和關注的大會。”中共當局也希望能把微博當成自己宣傳武器的一部份，鼓勵中共部門以及官員開設微博帳戶，即“與群眾交流”。但是，從網友把30年前的報紙老標題貼到微博上和現在的形式對比就可以看出，當今的中國網民們認識到了，雖然中國社會發生了很多變化，連中共都上網用微博發佈消息了，方法是新的問題還是老的，湯換了藥沒有換。不變的仍然沒有變——共黨的高調沒有變，共黨的老問題沒有變。

中國目前的網民有五億之多。微博不僅讓北京把党的方針政策傳達到老百姓的手機上，也給中國老百姓提供一個調侃和批評官式宣傳的管道。

《華爾街郵報》文章說，十八大分組討論中，山東女代表陳葉翠說，“聽總書記作報告時鼓掌35次，手都拍麻了”。寧夏女代表、寧夏回族自治區林業研究所所長李健說，“聽總書記報告，我流淚5次”。遼寧代表郭明義也表示自己聽報告一直“熱淚盈眶”。

針對十八大上的眼淚和鼓掌，網友“打醬油”調侃道：“想到這些人竟是我的同胞，我也控制不住地哭了。”網友王克勤諷刺道：“仿佛一夜回到了北朝鮮。”

網友質疑聽報告不斷流淚者是否“有眼疾”。郭明義的照片在網路上流傳，被網友稱為“流淚哥”。

還有很多網友轉發的微博調侃說：“你今天鼓掌38次了嗎？你今天流淚5次了嗎？”另一些網友稱這些十八大代表為“影帝”。

部份網民抨擊十八大期間的嚴密安保，“周斌”在一張天安門安保照片下加上注釋稱：“如此氣勢磅礴……以為要去釣魚島了，結果是原地不動保衛18DA！！”

網友“道語真言”形容十八大的安保已“病入膏肓”，“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召開全國性的什麼會議，也沒見沒收勞動工具的，但現在看到了——為迎接18DA，火車站沒收農民工隨身攜帶的勞動工具！”


五、微博與中國大陸


大陸社會矛盾問題成為中共十八大後外界關注的焦點，大陸網路近年普及，微博等新媒體對輿論產生不同以往的傳播作用，該利用或防堵，是中共當局面臨的課題。

長期以來，中共一貫強調媒體應作為黨的喉舌，並由中共中央宣傳部與各級宣傳部牢牢掌控，儘管有相對開明的地方媒體，如南方集團，時時在新聞處理上打“擦邊球”，但基本仍受監管。

大陸改革開放後，經濟成長的同時也出現城鄉差距、貧富不均、貪腐盛行，使社會累積諸多不滿與問題，在傳統媒體受到管制的情況下，社會壓力於是透過管制相對較松的網路發洩；另一方面，智慧型手機快速普及，可隨時發訊的“微博”開始挑戰官媒的新聞獨佔性，輿論傳播的速度也因微博產生革命性影響。

據中國大陸互聯網路（網際網路）資訊中心“第30次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大陸上網人口到2012年6月為止已達5.38億，利用手機上網用戶達到3.88億；其中使用微博的人占手機上網中的43.8%，達2.74億。

大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新媒體藍皮書：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2012）”就指出，大陸自2011年以來，網路化和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不斷拓展功能的新媒體，已經成為全面推動大陸社會成長的新力量；大陸社會科學院也有報告指出，2010年重大社會事件逾2成由微博首發。

溫州2011年7月發生動車追撞事故，事故發生後4分鐘，第一條消息由微博發出；事發2天，新浪相關微博數量達535萬8123條，騰訊相關微博數量達425萬2346條。事故發生後，當局在事故現場將追撞的第一節車廂快速掩埋，引起微博上掩埋真相的批評，當地中共困於輿論壓力，又把車頭挖出來。

微博也在2012年廣東烏坎村的抗爭中發揮很大作用。在當局封鎖村中道路後，微博成為村民對外傳遞消息、訴求的重要管道。

凡此種種，都讓外界認為大陸新媒體成為中共對社會管制的一大突破口，也可能是另一條出路。面對微博等新媒體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中共當局一方面加強對微博的管控，另一方面也希望創新管理，加以利用。


六、微博與中國民主化


2013年中共“人大”、“政協”等“兩會”，所面對的“新媒體環境”的現實是：中國大陸微博用戶數突破5億，微信用戶數突破3億——擁有如此龐大的基數，迫使“兩會”成為“微博、微信公眾平臺全面開花的一次會議”。

“人民日報法人微博”首次派出記者上兩會，並設立專門的微博編輯組，開通了微信公眾平臺；人民網在微博上也專門開有“人民網兩會報導”帳號；在人民大會堂，新華社設有新媒體報導中心。

微博上，時刻能刷到記者在其個人微博上發的兩會圖片。比如3月3日，十二屆全國政協一次會議開幕會時，許多記者在微博上直播進程，或是會議內容，或是現場照片。記者們也常在個人微信中，分享自己所拍的採訪片段。

“微時代”為人們帶來了報導形式多樣化的可能性，但是不可否認，新媒體手段層出不窮的同時也伴生著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共宣傳的難度增加了。

中共宣傳官員對此叫苦不迭：

1、“微傳播的碎片化也帶來了報導的碎片化，許多記者圍截堵訪代表、委員，往往得到的只是片言隻語，若是就此在微博上發出，沒有前後語境，往往容易引發歧義。兩會的採訪場景通常是記錄本（文字）、錄音筆（聲音）、相機（圖片）並用，智慧手機則為及時報導提供可能性。自媒體與公眾媒體報導的邊界正在越來越模糊，卻對記者的職業水準、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移動終端的普及，應用程式的層出，也將帶來報導安全的威脅。設想一下，假如你是一名媒體微博的工作人員，如果你登陸了自己媒體的公眾帳號，萬一手機或平板電腦在會場丟失，後果將不堪設想，因為所有的公共帳號很容易被竊取。而往往記者們上會，又會帶有多個移動終端，這又增加了丟失的可能性。”

3、“網路內容安全的隱患也一直存在。據觀察，對於短新聞，記者們越來越喜歡用微信發稿，即時通訊工具、郵箱慢慢淡出。無論是交流資訊，還是往回傳稿，其私密性是無法保證的。也難怪，3月5日上午，當全國人大代表、小米科技CEO雷軍步入會場前被記者們圍住提問時，他談到的第一個問題即擔憂手機安全——這將比電腦安全威脅還大。” 

如今，中國大陸網民有5億，微博帳戶3億，而且這個擴張速度還在繼續。中共的體制決定它無法善用這股力量，而社會的進步最後就會推動“瓦解中共”的民主進程。


（2013年3月22日）



【第四節 未來大陸外交政策與對台政策之競合】


大陸外交政策與對台政策之所以充滿吊詭，其根源在於中共政權的自身就處在一個缺乏法源的悖論之中。


一、競合策略


《競合策略》主要是增加互補者(complementors)的觀念，運用互補者的策略可使結果變得更有價值，而且互補者的思想與資訊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

創造價值的本質是合作，爭取價值的本質是競爭；為創造價值，人們不可能單獨行動，他們必須彼此互相依賴：“在做餅的時候，商場是合作；在分餅的時候，商場是戰爭。”換言之，商場既有戰爭又有和平。這迥異於古典主義的想法：“戰爭之後有和平，和平之後有戰爭，戰爭與和平是無窮盡的循環。”這句話和羅貫中所說的：“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都認為戰爭與和平，統一與分裂，只是相互交替，但不是同時存在的現象。

而在現代，戰爭與和平卻是同時發生的。“必須同時合作與競爭”，發現將合作與競爭結合之後，所產生的動態關係，遠大於個別的合作或競爭。

競爭和合作看起來是尖銳對立的兩種關係，但在現實社會中，我們常常看到在競爭與合作之外，還有既競爭又合作的新關係。

為描述這種現象，把“競爭”(competition)與“合作”(cooperation)兩個字拆解出來，變成Co-opetition的新字。

。

“競合策略”對於競爭和合作相互融合的微妙關係，有十分精彩的分析。

按照上述邏輯，大陸外交政策與對台政策之間，顯然具有競合問題。


二、極權主義面對的問題


極權主義社會面對的問題往往是通盤性質的，大陸自然也不例外。

例如，最近大陸的網絡民調顯示：七成人否定中共政權，這就會影響到來大陸外交政策與對台政策之競合問題。

《人民日報》旗下雜誌《人民論壇》4月就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所倡導的“中國夢”做了一份網絡調查問卷，結果顯示，對中國共產黨政權持否定態度的回答占7、8成。4月15日，該網絡民意調查突然終止，無法再對問捲進行回答，網上也無法再瀏覽調查結果。

這份由《人民論壇》實施的調查問卷共設4個問題，收到了3000多人的回答。針對“您是否贊同中國共產黨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加快推進改革”的設問，回答“完全同意”和“同意”的人合起來也就1成多。而“不同意”的人則超過了7成。

此外，針對“您贊同‘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利於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說法嗎”、“您贊同‘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帶領人民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嗎”、“您對‘一黨執政、多黨參政的制度’怎麼看”等問題，回答“不贊同”的人達到8成左右。

 在中國大陸的微博上，被刪除前的該網絡輿論調查的截圖被頻頻轉載，不斷有網友評論說“敢（將這份調查結果）公佈出來的負責人可真有勇氣”等。

在共產黨專政的模式下，大陸的外交政策與對台政策都不是最終的考量，惟有保住共產黨專政，才是最終的考量。


三、政出多門的中共


大陸的外交政策要求打壓臺灣生存空間，但其對台政策卻又要求暫緩打壓，其間具有顯然易見的衝突——因此存在競合關係。

據十八大報告，暗示兩岸“由經轉政”時機已現：這表明，中共強硬派有企圖爭奪對台政策之主導權。

中共十八大於2012年11月14日閉幕，“一個中國框架”的新概念首次在十八大報告涉台部分提出。分析認為，此意味著大陸對兩岸交往方向的全新定位：即經過臺灣大選，大陸方面已經確信“九二共識”已得到臺灣民眾的廣泛認同，因此，“由經轉政”的時機已然出現。

在具體的兩岸議題上，目前兩岸已經進入所謂“深水區”，特別是兩岸經濟合作將面臨更多涉及主權、司法、法律等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單純的“政經分離”不僅不切實際，而且將為兩岸平等協商帶來更多不利影響。 

中共十八大報告涉台部分強調，應當“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為和平統一創造更充分的條件”，提出了向包括政治在內的領域全面發展的訴求。由於臺灣現在是由國民黨“當家”，時空背景比“十六大”、“十七大”時發生了重大變化，這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向縱深延展的有利時機，因而必須緊緊抓住，全力推動進行。 

上述動向不乏中共自身政出多門之影響。


四、中共缺乏自我檢討


中共向來缺乏自我檢討精神，現在，中共拒不自省自身政策搖擺多變，反而指責“馬當局似乎是停步不前了”，並分析原因說，“其原因可能是對進行政治對話有疑慮，既擔心會被大陸吃掉失去其獨立的地位，又擔心會遭到島內獨派勢力的反制，流失選票，從而令國民黨喪失長期執政的願景。針對這種活思想，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涉台部分就提出了一個中國框架的新概念云云。

所謂“一個中國框架”最早見於賈慶林於2012年2月底在《2012年對台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他在強調，“下一階段要鞏固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框架，努力增進兩岸政治互信。”此次胡錦濤又將“一國框架”列入十八大報告，此意味著大陸對兩岸交往方向的全新定位：即經過臺灣大選，大陸方面已經確信 “九二共識”已得到臺灣民眾的廣泛認同，因此，“由經轉政”的時機已然出現。 

中共認為：兩岸關係自2008年馬英九上臺後進一步緩和，維持“先急後緩、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原則。但經過四年多的發展，大陸方面不能接受未來兩岸關係仍然“只經不政”，臺灣方面的“政經分離”思維也遠遠不能適應新形勢下兩岸關係發展的客觀要求。目前兩岸在政治議題上仍處在“擱置爭議，求同存異”的初級階段，兩岸如何由“求同存異”向“求同化異”，如何由“一中各表”向“一中同表”的更高層次邁進，是更為艱巨的任務。 

就目前而言，無論是建立軍事互信機制還是兩岸簽署和平協議，對於臺灣來說都有相當大的難度，但有難度並不等於不作為，而是應當繼續本著“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思路，在兩岸的共同協商下逐步穩妥地推進。兩岸在政治議題上達成共識的努力理應同步，不應背離，臺灣方面更應當審時度勢，在兩岸政治議題上有一番作為。 

在具體的兩岸議題上，目前兩岸已經進入所謂“深水區”，特別是兩岸經濟合作將面臨更多涉及主權、司法、法律等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單純的“政經分離”不僅不切實際，而且將為兩岸平等協商帶來更多不利影響。兩岸投保協議幾經周折才得以完成，顯示出兩岸今後的商談將面臨更多挑戰。另外，目前ECFA早期收穫已取得階段性成果，後續協商談判勢必要加快。大陸方面之前單方面的讓利也將會不斷減少，兩岸經濟合作將更多的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更多體現平等互利原則。而臺灣經濟轉型升級的壓力不斷加大，大陸方面讓利縮小必定會在一定程度上給臺灣經濟帶來不利因素，本就積弱的臺灣經濟如何因應，對馬當局及其執政團隊形成重大考驗。 


五、外交政策與對台佈局之一

（臺灣外交是中國內政？）


有政治評論指出：大陸企圖把臺灣的外交作為中國的來處理：

針對臺灣試圖加入國際民航組織（ＩＣＡＯ），並獲美國聯邦參眾議院兩外交委員會提案支持，中國國台辦表示，“外國勢力插手只會導致事情複雜化，我們堅決反對”。言下之意就是臺灣的“外交”，如今已成了中國的“內政”。

事實上，從抗議臺灣代表出席日本三一一追悼儀式開始，再到呼籲梵蒂岡應與臺灣斷交，以及施壓印尼政府，阻止讓臺灣人士參與雅加達國際防務對話（ＪＩＤＤ）……中共一連串的作為顯示出，中共對台的“外交讓利”將逐步退場，取而代之的則是迫使臺灣進入“一中框架”的力道，必然持續增強。

簡言之，中國對臺灣的外交空間，沒有所謂平等與容忍，有的只是放長線釣大魚。而其最終目的，就是要在國際社會中營造出兩岸同屬一中，且臺灣唯北京政府是從的既定印象。

之所以會出現上述情形，根源在於中共自身就處在一個悖論之中。


六、外交政策與對台佈局之二

（外交下圍棋 經貿下象棋）


中國人大與政協“兩會”落幕，涉台人事大致底定，前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顏建發分析，“習李體制”涉台官員大多是外交、經貿背景出身，預料中國將繼續強化兩岸經貿，以“象棋”的“車馬炮”逐漸吃掉臺灣經濟自主，同時也將以“圍棋”的手法，全力圍堵臺灣的外交空間。

我們認為，這個看法有一定道理，私下裏可以參考。

顏建發表示，中國對台政策具有延續性，但在專制體制下，領導人的風格仍有相當影響力；習近平成長在中國崛起的時期，具有君王的霸氣，不時流露強烈民族主義的政治性格，傾向把臺灣當成“征服的對象”。

顏建發說，觀察習近平對台人事任命，新任對台領導小組秘書長楊潔篪曾任外交部長、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曾任外交部副部長，海協會長陳德銘則是前商務部長，預料習近平在外交方面，將以下圍棋手法，全力圍堵臺灣國際空間；在對台關係方面，則以經貿加深臺灣對中國的依賴，以象棋的“車馬炮”逐漸把臺灣吃掉。


七、外交政策與對台佈局之三

（王毅出任外交部長）


大陸國台辦主任王毅出任大陸外長，意味“知台派”地位強化，也意味臺灣國際生存空間會有所變化。

這多少是因為，王毅在過去幾年擔任大陸國台辦主任期間，表現出相當務實相當彈性的一些做法。人們也希望他能夠把這樣的做法帶到外交部。在整個國際領域裏面，過去幾年，兩岸的“外交休兵”實際上還是在持續進行的。

那麼，未來的王毅，在臺灣加入國際性組織方面，是採取開放行為或是限制行為呢？

這個恐怕王毅做不了主，甚至胡錦濤也做不了主：例如，2012年9月在海參威APEC會議上，連戰先生曾向胡錦濤提到臺灣國際空間問題，提到臺灣希望加入國際民航組織，胡錦濤當時表示，將深入研究。但是時至今日已經有相當一段時間，大陸“還在考慮”、尚無進展。

不過，具有兩岸工作背景的王毅出任外長，可能表明中國在外交戰略中，將有意“處理”臺灣問題。

我們同意以下說法：

習近平上來把王毅調去當外交部長，不是完全偶然，也不純粹是為了解決日本的問題。這表明：中國正在思考如何處理臺灣的問題。

兩岸目前爭執最大的問題，表面上是外交問題，是國際空間問題，實際上是中共能否通過消滅中華民國來使得自己獲得歷史合法性的問題。


八、外交政策與對台佈局之四

（臺灣與釣魚島之爭）


中共企圖利用“聲東擊西”執法，通過釣魚島之爭來包圍臺灣。

2013年4月11日，中共“中評社”發文宣稱：“臺灣別在釣魚島之爭中站錯隊”：

馬英九原本是著名的“保釣”分子，在華人世界享有極高榮譽，近年在保釣問題上，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惟在美日壓力和籠絡下越來越趨於保守，最近曾多次公開強調“絕不與中國大陸聯手保釣”。振興中華最大事，應教兩岸換新天。但願馬英九思之！勉之！ 

中共的目的在於分離臺灣與美國日本的關係。

中共自己的《環球時報》早在2013年2月10日即有報道：“美國前官員：臺灣加入釣魚島之爭將惹美國不悅”：

美國前副助理國務卿薛瑞福(Randy Schriver)8日承認，美國雖然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不選邊，但在這個問題上並不中立。他以此勸告臺灣不要在釣島問題上“添亂”，否則美國會不高興。當天在美國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與“全美臺灣同鄉聯誼會”舉行的“美台關係論壇”上，薛瑞福談到東海問題時，希望臺灣發揮“更積極、更具建設性”的作用，至少臺灣“不應成為建設性解決方案的問題或障礙。”

薛瑞福進一步闡述了臺灣如何發揮“建設性作用”的三個方面：

第一，臺灣應避免在釣島問題上表現出與中國大陸有任何協作。他說，雖然美國在釣島主權上不選邊，但美國並不中立，因為美國是日本的盟友，有條約義務，“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適用釣魚島。這是前國務卿阿米蒂奇最近去東京和北京時已經表達很清楚的；而且美國從長遠戰略利益考慮，也沒有願望讓釣魚島及其周邊地區主權轉向中國，因此臺灣不要在這個問題上與中國大陸協作，否則美國不喜歡。

第二，臺灣必須與東京積極合作，盡力改善“台日關係”。他表示，知道臺灣夾在最大的經濟夥伴中國大陸與最大的安全夥伴美日同盟之間很為難，但如果臺灣從事任何活動引起與日本的問題，就會引起與美國的問題，損害“美台關係”。

第三，臺灣應避免參與已經不確定、混亂的環境。他認為，中日釣島之爭已經很危險，如果臺灣加入，給不確定性環境“添亂”，美國對臺灣的看法就會非常負面。

顯而易見，中共明知故問，就是想要見縫插針、設計擴大“臺灣加入釣魚島之爭惹美國不悅”的可能，進而鬆動臺灣的安全防衛。


九、因應中共對台政策


1、儘管大陸外交政策與對台政策充滿吊詭，但基本而言，中共對台政策不會有根本的變化，原因是在胡錦濤任內，自認兩岸政策相當成功，兩岸關係維持穩定，並有許多的進展。“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政策，大陸雖不完全滿意，但也可以接受。

2、目前習近平剛剛上任，權力尚未鞏固，國內外又有許多更為迫切的議題需處理，毋須更改目前的兩岸政策；因此可以預期，未來四年，兩岸關係將可繼續維持平穩及發展。

3、中共當前的戰略目標是和平發展而非和平統一，兩者的關係是因果相成，在報告中指出和平發展是“為和平統一創造更充分的條件。”對於臺灣而言，此一戰略的設計是有利的，中共當前對台將不以積極促統為目的，而是著重于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臺灣所承受的統一壓力較輕。和平發展的時間可能很長，因為要為兩岸的和平統一創造有利的條件，絕非短時間內可以完成，兩岸可以在無統一壓力的情形下，持續發展和平的關係。但是，臺灣方面也不要因此而忘記，北京並未放棄統一的目標，和平發展不可能無限期持續下去，最終仍是要面對統一的議題。

4、未來在經貿方面，大陸仍會繼續落實ECFA的後續協商，完成貨品貿易、服務貿易及爭端解決機制的協商，擴大兩岸資金的相互投資。在文化方面，大陸將會擴大兩岸的文化交流，爭取簽訂文化協議，在社會方面，大陸將會跨大兩岸民間人士及社團的交流，包括增加陸客來台人數，邀請臺灣各界人士至大陸交流參訪，尤其是青年學子及中南部民眾，以增進臺灣人民對於大陸的瞭解及認同。


（2013年4月25日）



【第五節 台日漁業協議與東海和平】


一、中共企圖“保護”臺灣


2013年5月9日，臺灣屏東琉球籍漁船“廣大興28號”遭菲律賓公務船開槍射擊，船員洪石成身亡；臺灣外交部對菲律賓提出嚴正抗議與譴責，要求菲方在最短時間內正式道歉、緝凶到案並提出賠償。

中共“新華社”借題發揮遇害漁民侄女的話宣傳說：“兩岸聯手護漁，你看菲律賓還敢不敢為非作歹？”——臺灣漁船遭菲律賓公務船槍擊事件發生以來，台漁民、各界人士和媒體呼籲當局轉變立場，與大陸聯手護漁，確保台漁民人身財產安全，維護兩岸中國人的合法權益。遭槍擊身亡船員洪石成的侄女說，如果大陸在事發海域巡邏，“你看菲律賓還敢不敢為非作歹”。

由於此事引發兩岸共同關注，中共《多維新聞》也立即鼓吹：“台漁民被菲掃射致死，大陸當需強勢出頭”，大陸“外交部”直接斥責菲方並敦促菲方緊急調查。

大陸中共為何對臺灣漁民如此關懷？當然不是出於人道主義或同胞感情，而是趁機向國際宣傳“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個部分”。

為此，大陸外交部需要“強硬表態”，趁機“加強護漁力量”，多派軍艦出航展現實力，通過打壓菲律賓的囂張氣焰來擴大自己在東海的存在。《多維新聞》鼓吹：大陸秉承“民族大義”出手施壓，除了可以獲得兩岸民眾的好感，更可對近日表現不佳的馬英九政府“予以警示”。

《多維新聞》還分析：在事件發生後，大陸有關人士的第一反應都推測，菲律賓懾於中國大陸的強大，只好將黃岩島對峙中憋的氣撒到臺灣頭上。顯然，在菲律賓看來，臺灣是弱小的且解決問題依賴美國，即便射殺臺灣漁民最後還是美國出面調解，沒有太大的政治和戰爭風險。而菲律賓更可通過掃射臺灣漁船顯示自己的意志和決心，強化針對中國大陸的談判地位，維護其國內的士氣。

特別是馬英九政府在釣魚島爭端中的表現，更是說明問題。馬英九為了所謂的“漁利”，被日本利用，成功離間了兩岸。馬英九政府在簽署台日漁業協議後，更是多次表示拒絕兩岸聯手保釣。馬英九在釣魚島爭端中的表現，使人們對其不抱希望。從馬英九親美友日的表現來看，在此次事件上，最終將是不了了之，而菲律賓最多給一點補償。至於借大陸之力來捍衛漁民利益，這基本是不可能。馬英九政府很怕對外造成他們與大陸“聯手”維權的印象，在釣魚島爭端中就是如此。而馬英九如此抗拒兩岸聯手，一是擔心島內民進黨說閒話，最主要的還是怕華盛頓不高興。 

故而，對大陸而言，在此事件中，要從民族大義出發以“單獨行動”對菲律賓施加強大壓力。一是可以透過積極施壓來贏取兩岸民心，鼓舞民意；二是壓制菲律賓的氣焰，防止其錯估形勢，為解決南海問題服務。從菲律賓一貫的表現來看，其就是南海上“最野蠻”的國家。之前，它就曾射殺過台漁民。因此，它當受到堅決反制，這也是為了南海和平與穩定保持各方最低默契的需要。


二、大陸“保護”適得其反


毋庸諱言，臺灣漁民被菲律賓掃射致死事件，確實打亂了臺灣的外交部署，因為就在之前不到一周，臺灣外交部5月3日剛剛表示：“台日漁業協議”落實“東海和平倡議”，兩國擱置爭議，以和平理性態度，在漁業安排上獲致實質進展。

“台日漁業協議”讓臺灣漁民在這一海域內的作業權益獲得保障，協議適用海域範圍超過臺灣面積兩倍大，展現“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精神，國內及國際輿論都肯定這項成果，符合國家利益及國際期待。

外交部強調，釣魚臺列嶼為中華民國固有領土，政府堅決維護釣魚臺列嶼主權，國家一貫立場為“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台日簽署漁業協議，中華民國在主權議題上絕無退讓。“台日漁業協議”4月10日簽署後，馬英九總統4月11日接見日本交流協會會長大橋光夫時，重申中華民國對釣魚臺列嶼的立場；4月17日馬英九出席“釣魚臺列嶼議題國際研討會”時，也再度闡述釣魚臺列嶼的歷史及法律證據，強調釣魚臺列嶼為臺灣附屬島嶼、中華民國固有領土。

馬英九就任後將台、日關係定位為“特別夥伴關係”，在兩國政府與人民共同努力下，順利簽署“台日漁業協議”，解決雙方17年來歷經16次會談懸而未決的爭議，進而締造兩國更緊密與信賴的關係。日本前、現任政府都表示支持“東海和平倡議”，並肯定臺灣為日本的重要夥伴。日本政府與人民對國人在日本三一一大地震後的踴躍捐輸與協助也銘感在心。

台日關係的上述發展肯定讓中共不安，而菲律賓的射擊事件，肯定讓中共額手相慶。這是因為，臺灣無需中共保護，中共的保護意在製造更多的麻煩，以便拉臺灣下水，兵不血刃地佔有臺灣。


三、台日漁業委員會成績卓著


有評論指出：5月10日我亞東關係協會與日本交流協會在臺北舉行之第17次漁業談判達成協議，會後兩會簽署“台日漁業協定”，為紛擾長達17年的東海漁業問題劃下休止符。根據此協議，我漁民于釣魚臺周邊海域作業範圍增加了4500平方公里，從此我漁民在釣魚臺12海浬外捕魚，再也不用擔心會遭到日本海巡艦隻無理對待。

此次在不損及主權的情況下，臺灣能就棘手的漁業問題與日方達成協議，實屬難能可貴，不僅我漁民的補漁權益獲得保障，雙方並共設“台日漁業委員會”，同意以制度化方式，解決日後臺日間漁業問題。

去年8月，有鑒於釣魚臺主權爭議情勢不斷升高，政府提出“東海和平倡議”，呼籲各方在釣魚臺議題上‘應自我克制、擱置爭議、遵守國際法、以和平方式處理爭端、並研訂“東海行為準則”，建立機制合作開發東海資源。’提出此構想之初，有人批評不切實際，如今“台日漁業協定”之簽訂，更證明了此構想之可行性。日前馬英九在由美國史丹福大學舉辦，與美西學界人士的一場視訊會議中提到，希望能把台日漁業成功協商模式拓展到與其它利害關係國家的協商上，例如希望能與大陸方面就共同開發東海資源問題達成協議。

 儘管目前在釣魚臺主權問題上，仍有許多爭議有待解決，但相較於部分右派人士的極端主張，馬政府“東海和平倡議”所揭示和平處理原則，實為解決眼前現實問題的一方良藥。此外，此一和平處理爭議的原則，亦透過活路外交，在馬政府過去執政的五年期間，達成了許多重要的成效。例如，自民國98年起，我國連續獲邀以觀察員身分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為我國自退出聯合國以來首次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的大會，完成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政府採購協定（GPA）、成為GPA會員，同時也參與國際衛生條例（IHR）。更重要的是，目前全世界包括美國在內，共有132個國家或地區給予我國民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待遇，由2008年之54國增加至132國，增加78國，在各國加強反恐與提升安全措施的同時，我國民卻能獲此待遇，顯示各國對我之肯定。

 日前，我兩名高鐵炸彈案嫌犯在極短時間內於大陸落網，並順利遣返回台接受司法制裁，系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協議之具體成效。誠如馬英九所言，在此案子上，儘管我們的效率再高，但如果沒有大陸方面的合作，也沒有辦法順利把嫌犯抓回來，而這一切都需要透過兩岸平日制度化的交流與互信所累積，顯示兩岸關係正在穩定的軌道上進行。從最近“台日漁業協定”，至高鐵炸彈案兩名嫌犯能在這麼短時間內遣返回台，平心而論，我們必須給政府一些掌聲，而這也顯示政府唯有理性、務實執政，才能造福百姓。

上述評論甚是中肯，而促成台日漁業協議的，則是東海和平倡議的理念。


四、東海和平倡議理念深入人心


台日漁業委員會5月7日在臺北國賓飯店舉行會議，馬英九總統主持國民黨中山會報時，肯定台日漁業協議符合“東海和平倡議”精神。

台菲緊張局勢未解，馬英九總統5月14日提出以“東海和平倡議”類似的理念，希望在周邊的海域，建立和平、合作的關係。總統說，中華民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最近跟日本簽署了漁業協定，透過和平的方式，解決40多年來的爭議。馬英九指出，“閣下是海軍上將，非常瞭解在國際海洋法中，漁權是來自於主權，因此我們跟其他國家談判漁權，當然是要以有主權為基礎，這點在國際法上是非常明確的”。總統表示，換言之，要從主權出發才能談漁權，但是主權如果有爭議，爭議的部分，倒不是不能先擱置，在漁權的協議中，訂定適當的條文，擱置主權的爭議，一樣能先解決漁權的問題。

馬英九說，“我國用這樣的理念，提出東海和平倡議，目前至少已解決根本漁權的問題，我們也希望以類似的理念，能夠在周邊的海域，建立和平、合作的關係”。

正如馬英九總統所說，台日漁業協議其實就是以他去年8月提出的“東海和平倡議”為基礎，建議在釣魚臺列嶼主權爭議上，各方以協商取代衝突。他主張分二階段落實，第一階段是三組雙邊協商，若是有結果，則可進步到第二階段、也就是一組三邊協商。 

馬英九總統去年8月提出“東海和平倡議”，同年11月間台日展開漁業協議的會談，今年4月10日完成漁業協議簽署，雙方在不改變彼此對釣魚臺列嶼主權的主張下，在東海劃設有臺灣兩倍大的“協議適用海域”共同保護及管理漁業資源，漁民在這個海域內作業時，安全也可獲得保障，這項協議不止是台日關係歷史性的里程碑，也是為爭端各方找出方式解決爭議同時確保和平穩定的良好例證。 


五、東海和平倡議五個要點意義重大


回顧歷史有助於繼續前進：2012年8月5日，上午馬英九總統出席“中日和約”生效60周年紀念活動的時候，就東海區域安全提出了“東海和平倡議”，呼籲各方以合適方式處理爭端，維持東海和平。提出東海和平倡議，籲各方自我控制。

當時馬英九指出：“東海和平倡議一共有五點，就是相關各方第一，應該自我控制，不升高對立行動。第二，相關各方應該擱置爭議，不放棄對話溝通。第三，相關各方應遵守國際法，以和平方式處理爭端。第四，相關各方應尋求共識，研訂東海行為準則。第五，相關各方應建立機制，合作開發東海資源。”

2012年9月8日“今日新聞網”報道：馬英九提“東海和平倡議”，日本稱無法接受：

儘管馬英九日前針對東海問題提出“東海和平倡議”主張，不過日本媒體7日消息稱，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已經明白表示，日本堅持“釣魚島(專題)是日本的固有領土”的立場不會改變，日本無法接受臺灣所提出的想法，不過他希望在不影響良好的日台關係下，為了東海的和平、安定，可以推動具體合作。

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實際上，東海和平倡議已經具有深遠的、廣泛的、具有前瞻性的國際影響。

2013年5月14日上午（當地時間）尼加拉瓜國會以全數87票無異議通過聲明，表達完全支持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所提“東海和平倡議”及其行動計畫，強調已使陷於爭端的臺灣與日本簽署漁業協議。

聲明說，台日漁業協議讓漁民可不受阻擾進行捕魚，明白顯示將歧見擱置一旁，共同合作開發釣魚臺海洋資源的可能性。聲明中也讚揚中華民國優先以外交及和平解決爭議途徑解決釣魚臺爭端，帶給區域穩定、安全及和平的努力；另呼籲臺灣、日本及中國大陸政府與人民繼續深化馬英九在和平倡議所提雙邊對話及多邊談判的友善安排，落實東海和平與合作，以確保人民福祉及國際和平與安全。

尼加拉瓜國會與中華民國立法院長期以來建立深厚堅實的友好合作關係，雙方互訪頻仍，立法院長王金平去年8月間率團赴薩爾瓦多，參加中美洲暨加勒比海盆地國會議長論壇會議時，曾兼程到訪尼國，並接受尼國會贈勳。

2013年5月14日，馬英九總統接見多明尼加國防部長巴勒得上將等人時表示，政府提出東海和平倡議，已解決和日本的漁權問題，也盼以類似理念，能在臺灣周邊海域建立和平合作關係。馬英九說，在國際海洋法中，漁權是來自於主權，因此，中華民國和其他國家談判漁權，當然要有主權為基礎；換句話說，要從主權出發才能談漁權，但主權如果有爭議的話，倒不是不能先擱置爭議，在漁權協議中，訂定適當條文擱置主權爭議，一樣可以先解決漁權的問題。


六、東海和平倡議與琉球獨立運動的興起


以松島泰勝（Yasukatsu Matsushima）為首的“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於5月15日宣告成立。

松島曾於4月28日接受了日本媒體《人民新聞》的採訪，並談及了其建國方略與政治觀點。“琉球共和國”政治主張的雛形開始有所顯現。 

而綜合日本媒體5月16日的報道，“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由沖繩縣石垣島出身的龍谷大學經濟學教授松島泰勝和沖繩國際大學副教授友知政樹等人組織發起，由日本沖繩縣當地政治家、大學教授、社會活動家以及市民團體成員組成的“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15日下午宣告成立。在當天的記者會上，該學會表示，將尋求沖繩獨立並建立“琉球自治聯邦共和國”，在研究他國獨立經驗的同時，將尋找機會向聯合國直接陳述沖繩獨立的意願。日媒稱，沖繩人公開成立“獨立運動組織”，這還是第一次。 

據悉，“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將廣泛吸納沖繩民眾入會，以期待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地方政黨，並計劃向聯合國“脫離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申訴獨立要求。

出生於沖繩的日本社民党國家對策委員長、眾議院議員照屋寬德公開表示支持。他15日在博客上發表題為“終於要從大和走向獨立了”的文章稱：“沖繩還是獨立的好。明治以來的近現代史中，沖繩總是受到當時政權的歧視。即使現在，沖繩人也沒有被看成日本國民。” 

琉球獨立運動的興起雖然有其內部原因，但東海和平倡議的影響也對與琉球獨立運動的興起，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一作用顯然有反饋回去，讓台日漁業協議的簽署有了一層新的助力。

短短半年時間，東海和平倡議已經發揮如此強大之威力，如果持之以恆，一定會有更大的收穫。


（2013年5月17日）



【第六節 什麼是合情合理的兩岸關係】


一、共促中華民族的復興


有人認為：自從國民黨前主席連戰于2005年4月，前往中國大陸從事“和平之旅”，並與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發表“五項共同願景”後，國共兩党之間即建立了高層對話的管道。國民黨于2008年重新取得執政地位，兩黨高層對話持續進行，對於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發揮了重大的作用。日前落幕的“吳習會”，雖然只有短短幾個小時，卻有可能為今後兩岸關係的發展，開創一個全新的局面。

但是，兩岸關係要向前發展，大家不能通過損害對方來獲得利益；而必須認真思考一些屬於操作面的問題。針對這點，中共“十八大”提出兩岸“合情合理”安排雙方關係的概念，似乎是一個具有啟發性的想法，但實際上這卻是暗含殺機，決不意味著兩岸互動真有可能從雙方的“求同存異”，一步登上“存同化異”的臺階。 

所謂“情”，帶有感性色彩，主觀意識很濃；“合情”指的是合乎人之常情。但是共產黨從來就是不見不過人情人性的，而臺灣制定大陸政策時，是否曾考慮大陸和平崛起後，隨之而來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民眾對於民主化的需求？大陸在制定對台政策時，顯然是拒絕思考臺灣要求擴大對外活動空間和免于受到武力威脅之恐懼的。 

“理”字帶有理性的色彩，卻無客觀判斷的標準。我們認為“理”包含普世的價值，即文明之理；理也包含特定的法律規範，也就是所謂的法理。“合理”講求的是正不正當，即合不合乎道理。但這些理，共產黨的內心是鄙視，他們不信有理走遍天下，不信政策合理就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二、共產黨的“合情合理”


2013年5月24日，中國大陸國務院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北京會見了臺灣聯合報系董事長王文杉率領的聯合報系訪問團，並接受獨家專訪。這是張志軍接任國台辦主任兩個月後，首次接受臺灣媒體專訪。對於什麼是“合情合理的安排”，他語焉不詳地說，考慮到現實問題以及一個中國的基礎，尋求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就是合情合理的安排：例如，“讓臺灣現在就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有難度；要大陸接受中華民國，無論從哪個角度，也不可能。”

這樣，共產黨既點出了建構“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政治性難題，但也釋出頑固的信號，傳達大陸要用“一中”框架強推“合情合理的政治關係”。

張志軍老調重彈十八大政治報告，到建構國家尚未統一前的兩岸政治關係、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商簽和平協議等，這些都是遲早要面對的問題；張志軍聲稱大陸鼓勵民間的專家學者、智庫先談，由民間先行，找出破解難題之道，積累共識。但其實，大陸根本就沒有真正民間的專家學者、智庫，除非在監獄裏面去尋找。這就註定了，與中共談真誠合作，無異於與虎謀皮。


三、“一個中國”是個“影子國家”


2013年3月號《遠見雜誌》有篇《建構兩岸和平合情合理的框架》，作者高希均，倡導“大屋頂中國”曰：“中國結”不是死結、大陸有“地理的中國、歷史的中國”。

但其實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因為，大陸在共產黨統治下，已經分裂了“地理的中國”、毀滅了“歷史的中國”——如果忘記了這一點，而與背叛了中國的中共去侈談“中國”，就非常危險了。

所謂有了“大屋頂中國”，就避免了“我吃掉你，你吃掉我”的疑慮的說法，根本上是一廂情願，也根本上無法減少台獨的內耗。“大屋頂中國”的觀念非常危險，嚴重脫離事實。

為什麼呢？

因為“兩岸”的意思，是臺灣海峽兩岸的華人社會；但現在，其中的大陸社會被出賣民族利益的共產黨控制，因此“一個中國”完全是個“影子國家”。

要把中國從一個影子國家變成一個政治實體，就需要共產黨作出歷史性的改變，放棄反民族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一點是絕對不能含糊的。

含糊了這一點，模糊了“漢賊不兩立”的古訓，中華民國就將徹底喪失歷史的主動。


四、“實體中國”需要創造


由於滿洲、西方、中共的輪番入侵，實體的中國實際上早已亡國。

有學者指出，實體的中國需要我們來創造；在此之前，“中國”實際上並不存在。

現在的華人社會，還遠遠無法構成“第三期中國文明”，還無法作為第一期中國文明（殷周至秦兩漢）和第二期中國文明（南北朝至元明清）的繼承者而出現。

雖然在很大程度上，現在的華人社會受到歐美文化的影響和刺激而形成，正如第二期中國文明受到印度西域文化的影響和刺激而形成。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所謂“民族”，決不僅僅是一個語言單位，更不是一個簡單的國家單位；例如“英語民族”、“西班牙語民族”以至所謂“阿拉伯語民族”──是一些比“華人”更為鬆散的存在，甚至只是一些政治上的宣傳口號。

命運共同體，這才是活生生的、正在創造中的生存共同體──這才是一個國家、一個中國的標誌。

在這種意義上，二十世紀末葉、二十一世紀初葉的臺灣人、香港人、澳門人，和中國大陸人已經不再是一個“國家”，就像奧地利人與德意志人不屬一個國家一樣。

國家，必然有著不可割的利益、共同經歷的災難和同舟共濟的命運。一個國家的內部，無法兼容不可調和的政治對立──因為一個國家若是容忍內部長期存在分裂狀態和政治對立──它就只是一個影子國家了。這樣一個“語言共同體”不再構成一個真正意義的實體國家。現在的中國就是如此。


五、雙方民意的統一


海峽兩岸雙方民意的統一，是任何形式的統一的前提；無奈中共卻不這樣認為，他們說：“我們說臺灣民意是北京中央政府關心的，但在‘民意不可用時’的特殊歷史時期，不會受制於臺灣民意做選擇。”

這是一篇題為《臺灣民意與兩岸統一》的文章提出的：

中央對台政策強調寄希望於臺灣人民，臺灣方面很多人主張兩岸是否統一臺灣民意說了算。到底臺灣民意呈現什麼樣的發展趨向，是不是兩岸統一必須要過臺灣民意這一關，我們需要弄清楚。 

若非重大因素影響，“不統”的臺灣民意不會改變。 

我們沒有必要自欺欺人，我們必須正視臺灣人對於兩岸統一的基本民意：現階段支持兩岸統一的人只在四分之一以內，絕大多數主張維持現狀或者臺灣獨立，或者說臺灣民意基本上是個“不統”民意。 

臺灣人的“不統”民意不是現在形成的，自1949年國民黨去臺灣以後就這樣。蔣氏父子曾致力於國家統一，他們期待的是“中華民國”光復大陸，由臺灣逐鹿中原統一全國。當時的臺灣民意看起來絕大多數支持甚至追求統一，如果不設任何前提做民調，估計不主張統一的人在四分之一以內。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做出結論說當時的民意就是“統一”民意呢？其實任何民意都是在一定前提條件下的選擇，離開了選擇條件的設定就沒有所謂的民意。蔣氏父子主政時期，所謂“統一”民意，只是設定在“中華民國”統一中國的前提下，假若當時設定為大陸統一臺灣或者“一國兩制”共議統一方式和國名，反對統一的一定是臺灣人的主流民意。甚至當時若設定“中華民國”統一中國或者兩岸商定一個互惠的統一方式，大陸人民也不會接受國家統一。所以，其實即使在蔣氏父子統治臺灣時期，臺灣也沒有兩岸真正的“統一”民意，實質還是“不統”民意。 

有一個歷史事實值得我們注意：將主張臺灣獨立的民進党合法化其實是蔣經國去世之前親自定下來的。我們有理由懷疑當時的蔣經國已有長期偏安抗拒統一的心理。

李登輝主政以後，雖然通過了“國統綱領”，那不是李登輝的想法，李登輝只是出於國民黨內部強大的壓力被迫同意的，李登輝的十二年就是穩步推進“去中國化”的十二年。民進黨執政進一步大張旗鼓“去中國化”。馬英九上臺，中國意識並沒有複歸。

臺灣人民認同兩岸統一的未來趨勢如何？一般推論，2016年以後，很難在臺灣再生成有馬英九一樣或者比馬英九更有使命感的致力於兩岸融合的政治人物，更重要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生代的臺灣人的“中國情懷”也會趨於淡漠。因此，總的趨勢看，臺灣人的“統一”民意可能更去弱化。

兩岸和平發展，甚至全面深入的經濟文化社會的融合，是否可以消融臺灣人的“不統”觀念，使大多數人趨向統一呢？我們的結論是：可能性很小。在中國歷史上，分久必合，但每一次統一都是訴諸武力的結果。在人類歷史上，也很少有一個完整“中央”治理的區域和平的被另一個區域接管的先例。有人把“兩德”的統一歸於此類，其實是一種誤解。東德被西德接管，其實是“冷戰”的結果，東德統治當局已經失去正當性，實質是西德戰勝東德的結果，加上地緣的整體性一起造就了德國的統一。而臺灣海峽兩岸不大可能發生類似的情況。除非臺灣發生某種重大事件，如遭到外來軍事侵略有生存危機等情事，臺灣民意才有可能轉向自願合併到大陸以獲得保護，否則很難想像臺灣多數民意會轉向統一。 

由上述文章可見，中共知道臺灣人民不會同意“統一”，但中共還是要硬推統一，所以這哪里是什麼統一，是企圖單方面併吞。


六、“頭銜問題”並非“稱謂問題”


2013年5月29日，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楊毅在例行發佈會上，就兩岸領導人互訪、兩岸聯合護漁等問題回答記者提問。

針對記者提出，馬英九日前表示，只要頭銜問題解決，兩岸領導人會面沒有什麼不可以，但是他也指出稱謂問題短時間無法解決。楊毅表示，我們歷來鼓勵、支持兩岸開展各領域、各層次的交往。至於兩岸領導人互訪的問題，由兩岸關係發展的情況和需要來決定。雙方可以為此創造條件，包括協商互訪的適當身份問題。

楊毅這番表示完全是虛晃一槍，實際上，“頭銜問題”並非“稱謂問題”，而是國家定位問題。中共現在要把一個並不存在“影子國家”硬說成是一個“實體國家”，等於是無中生有、掩耳盜鈴，把全世界的人都當成了傻瓜。這個問題如何創造條件予以解決？這是解決不了的死結。

於是就出來了一個中共“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22日參加企聯（全國臺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會見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的台商代表時的一個鬧劇，他對“合情合理安排”提出“具體陳述”：

“合情合理安排”得要兩岸雙方不停探索、討論，且必須都向一個中國的目標去走；如果背向而行，“合情合理”安排的目標就出不來了。

俞正聲這個滑頭等於什麼也沒有說，把問題交給了未來。


七、合情合理就是選舉


“什麼是合情合理的兩岸關係”？那就是維持現狀，不武不獨；用俞正聲的話來說，就是兩岸雙方不停探索、討論，合作創建一個實體中國。

如果真要談統一，那麼大陸必須先舉辦一次民主選舉。


（2013年6月28日）



【第七節 從歐習會到吳習會：解析美中台三方戰略格局】


一、吳習會是國際政治的迴響


吳習會緊接歐習會，似乎顯示兩岸關係是國際關係的有機構成，而不是一種能夠脫離國際形勢的“國家內部關係”。 

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受國民黨党主席馬英九委託，6月12日至14日，率領國民黨大陸訪問團訪問北京，會晤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雙方將就當前兩黨與兩岸關係廣泛交換意見。

由於這場會晤緊接在習近平結束訪美行程返回北京之後，吳習會緊接著歐習會登場，國民黨人士指出，這當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涵，這個意涵，其實就是“台海政治是國際政治”。

國民黨在2008年5月執政以來，吳伯雄先後代表國民黨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進行五次會談，其中前兩次是以党主席身分，後三次代表馬英九。 

這次是吳伯雄第六度率領國民黨代表團與中共黨中央舉行正式會談，也是習近平上任後的第一次，這次的“吳習會”將是具建設性的對話，代表兩党持續重視國共平臺的作用，與繼續維護推動兩岸和平發展大局的用心。

當然，這一格局是只能在國際政治的格局下，才能得到確保並且健康發展的；換言之，如果國際局勢惡化，這一格局也難免破局。


二、馬英九緊抓兩岸政策


有評論指出：吳習會登場，體現了馬英九緊抓兩岸政策之“話語權”。

作為習近平上任後國共高層領導人首次會面，兩岸關係發展似乎已從“淺水區”走到“深水區”，不可避免接觸敏感的政治議題；是退是進，不僅考驗兩岸互信，也測試高層的智慧。

2008年“吳胡會”開啟直航、陸客來台等兩岸實質交流，擴大兩岸紅利；之後幾次國共論壇吳伯雄也都成功完成任務，彰顯國共平臺功能。馬英九說，國民黨重返執政後，他都指派吳伯雄接待大陸來訪賓客，並出席國共論壇；足見在兩岸事務溝通上，吳伯雄確有一定的角色。

吳伯雄謙遜低調，過去幾次精准傳達高層意旨，發言也在設定範圍內。不過，去年吳伯雄會見胡錦濤後，引發“一國兩區”的發言風波，甚至導致美國對馬政府“零意外”原則的關切。這也顯示兩岸高層的互動牽動甚廣，但彼此的互信仍有盲點；因此，即使是馬英九授權的代表，發言時亦得精准小心，如履薄冰，不能失了分寸。

馬英九緊抓兩岸政策話語權，“吳習會”從指定出席團員、篩選入府接見名單、到傳遞訊息內容，全都一手主導。為免意外，馬英九請吳伯雄向習近平代轉的內容亦保密到家，直到出發前一刻才派人以密封信件方式交給吳伯雄，其他團員一概不知。

馬英九明白講，兩岸牽涉政治談判對話時，“一定要有授權”，否則會引發外界誤會；馬英九這次強調授權，就是要替兩黨對話窗口做明確定位，避免不必要困擾。 

特別的是，2008年“吳胡會”前，馬英九在總統府會見吳伯雄，當時國安會秘書長蘇起、總統府秘書長詹春柏都在座；這次“吳習會”，蘇起、詹春柏都是團員。“吳習會”繼往開來，攸關未來兩岸下一步；但兩岸關係的發展，仍將受大陸寡頭體制的瓶頸束縛，而無從獲得獨立、健康的發育。


三、兩岸領袖會面不具條件


由於大陸寡頭體制的瓶頸束縛，兩岸領導人的會面，是極為艱難的，甚至在可以預期的未來，這都是沒有可能的。就如馬英九所說的，這“需要創造條件”，現在言之，為時過早。

我們認為，馬英九所說的這個條件，應該就是大陸開放黨禁報禁，和臺灣同樣進入民主國家的行列。只有這樣，臺灣才能和大陸站在對等競爭起跑線上。

換言之，大陸只有脫離“黨天下”的紅色恐怖，進入到民主的文明的發展階段，兩岸領導人的會面才有可能，否則，文明人類與野蠻政權即使會了面，也不可能達成有效的協議。

對此，馬英九十分英明，他認為即使在總統職務卸任之後，即使以党主席身分赴大陸訪問，也還需要再創造一些條件。 

在此之前，不明就裏的評論者甚至誤以為“馬轉向大陸示好”。

有評論指出，被經濟學人週刊戲謔為斷背山會的“歐習會”落幕，這個世界矚目的非正式峰會沒有共同聲明，但出了一個有關氫氟碳化合物排放的協議宣佈。由於這個峰會的起始及發展過程充滿了種種奇異性，顯示了同樣是弱勢領導者的習與歐巴馬的不同表現風格。總結來看，此次非正式峰會顯示習近平是有備而來步步進逼，歐巴馬被打得潰不成軍。

歐習會第一個怪異的地方，是事前幾乎沒有風聲，時間還是從中國先宣佈，更與禮尚往來的禮數不同。歐習會為外界所知，是在5月21日中方的宣佈，接著美國安顧問唐尼龍(Tom Donilon)在5月26-28日緊急飛往中國協商細節。固然521在宣佈前也必然也取得美國的同意，但這個消息的晴天霹靂，顯示美方知情者甚少，否則之前追蹤歐巴馬會何時訪中的媒體一定會有訊息。既然事前參與者少，宣佈後又要在三星期內完成所有工作，美方會準備不及是必然的。


四、歐習會的“習盛歐衰”


習近平2012年2月才以“國家副主席”身分回應美國副總統拜登的邀約訪美，因此這次應該是歐巴馬回應習近平的邀約而回訪中國，但卻變成習近平以非正式峰會方式再度跑來美國。這是十分不符合外交常規的作法。以習近平沒有架子注重實質議題來解釋只是在欲蓋彌彰，因為7月就要舉行美中年度的“戰略暨經濟對話”，有什麼話不能在那裏不拘形式的好好講嗎，非要跑來美國不可，甚至不計較這只是一個非正式峰會？很可能習不願意在中國，當著江、胡這些公公婆婆的面前舉行美中峰會，以免談話會受到干擾。如果這個推測是正確的，顯示習近平一定在某些議題上與胡錦濤的立場不同，這可能包括習本身對“新型中美大國關係”以及對北韓態度的看法在內。同時這也顯示了習的統治基礎並不穩固，所以才會想避開國內大老的干擾。這都顯示習比歐更急於想要峰會，且習本身也處於相對弱勢的權力位置。

美方這次也對習近平竭盡方便。雖然第一夫人沒出席峰會被認為是不是在給習裹小腳，但一個非正式峰會，地點還在距華府三千哩外的加州，如要第一夫人飛來陪習近平老婆以表示規格就有點太超過。歐巴馬配合習近平訪問拉美特別飛到加州作陪，讓習近平回國的路徑更方便，禮遇誠意十足，沒啥可挑剔的。但明明是習近平比歐巴馬更想要的峰會，美國都已經此配合，但在像網路安全、東海與南海海事安全等美國的主要關切題目，不僅看不到中方的善意回應，還被習近平以中國也是受害者、主權與核心利益毫不退讓等語言打回去，歐巴馬碰了一鼻子灰。更難堪的是，讓楊潔篪在美國本土的個別對外記者會上說出中方對於東海、南海核心利益的堅持，以及對美要求禁止軍售臺灣的主張，讓人感覺習近平在會議中不僅從容不迫的打發掉美方質疑，且在中國核心利益上也沒丟失半步，這個記者會讓習近平在對中國內部的宣傳得滿分。所以我們看到習拿到美方配合的面子，在核心問題的裏子也沒失分，與歐巴馬的互動更釋出不怕與美國對嗆的膽量，並對中國內部的批評者展現強勢領導的氣勢，是個成功的出口轉內銷，此行對習近平在中國的地位顯然會有所提升。但在這些狀況下，歐巴馬還高興的說這個歐習會“棒透了”。你說習的操作是不是很厲害！最倒楣的是歐巴馬辛苦半天還是白忙一場，並讓日、台、菲等盟邦懷疑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的承諾與決心，“習盛歐衰”的狀況相當明顯。

會有這樣的結果不是偶然。從一開始中方對會議時間的宣佈就嚴重壓縮了美國的準備時間，且針對美國在網安議題的咄咄逼人，就在歐習會召開之際“適時”出現前中情局雇員爆料美國國安局監聽電話，及其與九大網路公司偵查一般百姓的大爆料。更在習近平飛離美國領空後，突然發現這個人的真實身分及其在香港的現居狀況。說一個為網路自由奮鬥的人會選擇去網路封鎖最滴水不漏的中國定居與尋求保護，應該沒人會相信這種怪異的邏輯。再看到歐巴馬此次幾乎全盤皆輸的窘境，你必須佩服言必稱強國夢的習近平此趟的確是有備而來。

但歐巴馬在歐習會的塞翁失“馬”，臺灣焉知非福。正因為楊潔篪的操作太過強勢，導致美國事後趕緊派人消毒，但也被逼出了美國認為兩岸關係必須在“雙方均可接受的方式下持續進行”。在“維持現狀”漸漸淡出美國台海經營的戰略語言時，這可算是近五年來首度美國對中國的政治促談攻勢公開表達了不認同。


五、太平洋有足夠空間


6月7至8日，加州安納伯格莊園“歐習會”，習近平向歐巴馬提出中美共同推動建構“新型大國關係”，並重申“太平洋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北京意圖在於：其一，將中國的國際地位由一超多強格局下的“大國”之一，推進到與美國並列的兩超多強格局下的“新型大國”；其二，新型大國關係的具體實踐可從大平洋開始，由中美共管亞太取代美國主導。如此一來，釣魚臺與臺灣自然包括在北京所欲的共管之列，二來中國亦可回避承擔做為全球性G2的大國責任，先從做為太平洋G2施展身手。就此看來，一個美中競爭愈趨白熱化的亞太，對臺灣構成的挑戰也將愈趨複雜。臺灣在戰略上須慎防成為中國的“核心利益”。

6月13日，中共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吳習會”，這多少對臺灣是個矮化的動作，但國民黨相當大度，不以為忤，並隨後提出涵蓋深化兩岸政治、經濟、金融、文化及建構民族認同的“七項主張”。

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13日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會面。兩人對兩岸關係未來走向，分別丟出7項主張與4項堅持，面對對岸“一個中國框架”的訴求，吳伯雄也用“一個中國架構”來進行回應。

吳伯雄13日率團于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習近平，兩人交談大約一個鐘頭，氣氛相當融洽。此行除了是吳伯雄第6次率團訪中外，也是習近平接班後，首次以領導人身分會見國民黨重要幹部。

根據國民黨發佈新聞稿，吳伯雄在會面中一共拋出7項主張，包括一、堅持“九二共識”與“反對台獨”的政治互信基礎，二、強化兩岸經濟關係與經濟整合，三、希望臺灣有意義參與國際活動，四、深化社會交流，積極促成兩岸互設辦事處

後續的三項主張，則為五、加強文化交流，推動教育協議，六、早日簽署換匯協議，加強兩岸金融合作，七、增強民族認同，祖先無從選擇。

至於習近平的4項堅持，則為：一、堅持從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高度把握兩岸關係大局，二、堅持在認清歷史發展趨勢中把握兩岸關係前途，三、堅持增進互信、良性互動、求同存異、務實進取，四、堅持穩步推進兩岸關係全面發展。

評論認為，國民黨的意圖在於：

其一，向中國新領導班底重申政治一中，換取兩岸經貿交流的再擴大，以解決臺灣經濟問題。

其二，扈從中國設定的一中框架，由政治、經濟物質層次，跨入文化與民族認同的精神層次。

顯然，這與“新型大國關係”、“太平洋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是遙相呼應的。

如果說“太平洋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是對的，那麼顯然，“臺灣海峽也有足夠空間避免兩岸衝突”。


六、台美中：朝向和平、合作


台、美、中共之黨政高層密集性的會晤，透露出臺美中三邊關係朝向和平、合作方向前進的訊息。就歷來美中領袖會談以觀，“歐習會”已開創了前所未有的新局，因為這是美中領袖首度“非正式”會談。

中國共產黨“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認為，“非正式”會談顯示兩國關係已成熟到一定程度，有利於建立兩國元首的個人信任關係。何況，“歐習會”的談話內容也展現新的大國外交格局——“新合作模式”與“新大國關係”。

歐巴馬期盼美中建立“新合作模式”，兩度表示歡迎中國大陸持續和平崛起；同時強調雙方在經濟、北韓問題、核武擴散、氣候變遷等方面需要合作，軍事與政治對話也需要推向制度化、常態化。推動“新型大國關係”的習近平則指出，“為中美關係發展規劃藍圖，開展‘跨越太平洋的合作’”。媒體披露的習近平談話全文顯示，雙方就經貿往來、和平發展、重大戰略性問題四度提及“合作”。

至於“吳習會”，吳伯雄向習近平表示，“相信兩岸有足夠的智慧，讓炮火相向的日子永遠不要再來”；習近平也指出，未來中共將“致力於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在吳習談話過程中，“和平”儼然成為共同語匯。

歐巴馬政府高喊“亞洲再平衡”政策，臺灣固是美國亞洲政策重要的一環，但並非其使力的核心部分，因為馬英九就任以來，兩岸關係大幅改善，以協商替代對抗，以協議促進交流，已讓美國吃下一顆定心丸。另一方面，臺灣雖有輿情認為，臺灣如就領海議題與大陸聯手，將造成美國對臺灣不放心，但“歐習會”觸及對台軍售議題，歐巴馬表示會繼續提供臺灣防衛性武器，顯示台美關係處於美中建交以來的最佳狀態。

大陸也許擔心美國重啟圍堵政策，但從大陸領導人到國際關係學者論及“新型大國關係”時，都強調和平、合作、良性循環，顯示對抗思維已然淡出，代之而起的是設法營造雙贏局面。換言之，美中“異中求同”的和平發展方向，已躍居大陸主流觀點，甚至成為對美政策的基礎。相對的，美國也不諱言大陸和平崛起，在諸多層面尋求雙方合作機會。儘管雙方針對網路安全、經貿、對台軍售等議題存在歧異，但“歐習會”實已標誌“合作”才是兩國交流主軸。

再者，從“吳習會”可以看出馬英九兩岸政策“不統，不獨，不武”、堅持“九二共識”，已持續發生良性效用，兩岸簽署了十八項協議，更在商談兩岸互設辦事處事宜，將兩岸關係推向新的局面。國共兩黨在此氛圍下，再度宣示共同朝“和平”方向發展。

過去美中、兩岸關係動輒陷入“零合”僵局，但從“歐習會”、“吳習會”傳達的訊息，可預見台美中三邊友善的格局可望持續穩定發展。因此，臺灣更宜掌握時機擴大格局，一方面從經貿層面持續鞏固友善的三邊關係；一方面在符合臺灣核心利益的原則下，積極擴展臺灣在國際舞臺的空間。


（2013年7月27日）



【第八節 解讀習近平的中國夢】


一、習近平“夢話”關鍵詞


中共媒體曾經摘錄分析習近平“夢話”關鍵詞總結為以下幾點：

1、昨天、今天和明天

中華民族的昨天，可以說是“雄關漫道真如鐵”。

中華民族的今天，正可謂“人間正道是滄桑”。

中華民族的明天，可以說是“長風破浪會有時”。

經過鴉片戰爭以來一百七十多年的持續奮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的前景。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2、落後就要挨打，發展才能自強

習近平強調，回首過去，全黨同志必須牢記，落後就要挨打，發展才能自強。審視現在，全黨同志必須牢記，道路決定命運，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多麼不容易，我們必須堅定不移走下去。展望未來，全黨同志必須牢記，要把藍圖變為現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我們付出長期艱苦的努力。

3、 中國夢

習近平指出，每個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夢想。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夢，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

4、空談誤國，實幹興邦

歷史告訴我們，每個人的前途命運都與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事業，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共同為之努力。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一定要承前啟後、繼往開來，把我們的党建設好，團結全體中華兒女把我們國家建設好，把我們民族發展好，繼續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奮勇前進。

5、兩個目標

習近平最後強調，我堅信，到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一定能實現，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一定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一定能實現。 

從上述五點看“習近平夢話”，體現了共產黨似有掙扎的跡象。


二、中國夢與美國夢七大區別


在“十二屆人大會議”上，習近平全面闡述了“中國夢”，共產黨總結出與美國夢有七大區別：

1、中國夢是國家的富強，美國夢是個人的富裕

較之中國，美國具有巨大的地理優勢，三面環海，易守難攻，建國伊始就是一霸，歷史上從未受到其他國家的侵略征服，倒是常常主動出擊攫取他國資源。所以他們一直沒有國家安全之憂，人民可以專心做自己發財致富的夢。但是，自古以來，中國周邊的環境一直極為險惡，歷史上與周邊國家的征戰從沒有停止過，幾次被其他民族征服蹂躪。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國家的富強是人民安居樂業的前提和保障，所以中國夢必須把“國家富強”放在第一位。

2、中國夢的目的是民族振興，美國夢的目的是個人成功

中國是一個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統稱為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生於茲養於茲，患難與共，休戚相關，對這塊熱土具有十分深厚的感情。大家有一個共識，民族孱弱，任人欺淩，個人的尊嚴就會喪失，生命財產得不到保護，哪有幸福可言•美國的民族情況遠比中國複雜，黑白兩極對立，黑人長期受白人歧視，現在雖然法律上是平等了，但是骨子裏的不平等是一時無法消除的，一件小事就可引起內部激烈的民族衝突。美國是個移民國家，人們沒有鄉土依戀，缺乏民族觀念，自然也就只談個人的成功。

3、中國夢必須由中國人自己來實現，美國夢可以利用其他國家的人才資源達到

“美國夢”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獨立宣言》，強調天賦人權，每個人都有同樣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美國夢”特別是強調，不管出身、不論階級，每個人具有同等靠自己的能力和成就而獲得成功的機會。這對那些階級分明的歐洲小國的人具有極大的吸引力，誘惑他們、鼓勵他們來美國冒險。歷史上，美國多次利用其他民族的人民來發展自己的國家。比如早期從非洲引進大量黑人搞種植，十九世紀利用中國勞力修鐵路，現在又大量吸收墨西哥、東歐的人從事各種各樣的體力工作，很多白人成了有閑階級，整日打高爾夫享清福。然而，中國是一個具有13億人的大國，不可能靠大量引進外來人才發展自己，所以習總書記才強調“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實現中國夢必須凝聚中國力量”。

4、中國夢是群體的和諧幸福，美國夢是個人的自由和快樂

中國人自古就有一個“家國”的概念，群體意識一直很濃，講究的是“家和萬事興”。一個家庭之內，關係和睦，人人安康，自己才能幸福。所以中國人的幸福是群體意識的。在一個家庭內部，幸福是共享的;在一個國家內部，幸福也是共享的。所以，習近平總書記用三個“共同”來描繪中國夢的願景：“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然而歐美文化則強調的是個人主義，追求的是個人的自由和快樂。

5、中國夢具有縱深的歷史感，美國夢只有現實的體驗

實現中國夢的自信相當一部分是來自歷史。中華民族具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歷史上多次強盛，曾是那個時期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最近這些年帝王連續劇的繁榮，反映的就是大眾這種心態。西方一些國家擔心中國崛起，其中一部分因素就是來自歷史，因為他們相信中國人具有再現歷史的能力。一個歷史上從沒有強盛過的小國家，你吆喝得再厲害，別人也只會把你當做笑話看。習近平總書記這句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裏就用了“復興”這個詞，其中就透露著樂觀和自信。然而，美國只有兩三百年的歷史，自建國起，靠利用其他國家的資源和人才逐漸變成一個超級大國，所以它的夢是把現實延續下去，不讓挑戰他的力量出現，一直可以做自己的美夢。

6、中國夢依賴群策群力，美國夢靠的是個性張揚

實現中國夢，要凝聚大家的力量，人人給力，踏實勤幹，利用每個人的聰明才智，朝一個方向努力。它靠的是集體的意識，集體的力量，集體的智慧。一句話，中國夢要靠全民族強大的合力來實現。縱觀歷史，不難發現，中華民族是個優秀的民族，但是也是個喜歡折騰的民族，自毀力強大的民族，很多時候是發展一段，折騰一段，致使國家的發展可能不進則退。所以，現在要實現夢想，就必須統一大家的意識，明確一個目標，勁往一處使。然而美國自建國起就走的是一條務實的道路，就是簡單追求個人富裕幸福，所以個人成功的合力構成了國家的強大。中國人可以辦大事，但首先要統一意識。

7、中國夢是為了民族光榮，美國夢是為了個人榮耀

自鴉片戰爭以來，領土被侵佔，人民被蹂躪，生靈塗炭，民不聊生，一個個喪權辱國的條約，一次次大災難，這都是民族的創傷。近代史上，多少志士仁人拋頭顱灑熱血，就是為了民族有尊嚴，國家有安全，人民可以安居樂業。“今天，我們的人民共和國正以昂揚的姿態屹立在世界東方”，習近平總書記這句話擲地有聲。沒有這種歷史痛的國家是很難理解中國人的這種渴望。美國就沒有這種痛，所以它也不會做這種夢，因而，美國夢強調的是個人的富裕、成功和社會地位的提高。

還要明確一點，美國夢經歷變革，中國夢也是動態的。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的期望也會改變，夢想也會有所不同。

從美國的方向看，“中國夢”完全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幽靈”，是中共企圖繼續奴役人民的宣言。


三、習近平與戈爾巴喬夫


有分析指出：習近平可能淪為中國大陸的戈爾巴喬夫。

2013年，北京時間6月18日，報載“習近平親自上陣，中共清黨整風大幕開啟”：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京出席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並發表講話，七常委再次共同亮相。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黨員副委員長，國務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全國政協黨員副主席出席主會場會議，出席人員級別之高近期罕見。 

習近平稱，“人心向背關係黨的生死存亡。黨只有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始終依靠人民推動歷史前進，才能做到堅如磐石”，並言辭激烈地表示“這次教育實踐活動的主要任務聚焦到作風建設上，集中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問題”，並稱“制度一經形成，就要嚴格遵守，執行制度沒有例外”，措辭之嚴厲也讓輿論震驚。對黨內“整風”推進最讓中國民眾記憶深刻的是曾在延安進行“整風”樹立領袖地位的毛澤東，以及經歷過1980年代自由化思潮、“六四”運動的鄧小平，而此後的江澤民和胡錦濤都罕有觸及“整風”，甚至有所避諱。如今，多年之後的習近平如此大張旗鼓搞黨內整風肅清，足見其欲建“毛鄧習”政治傳承的自信。 

在這種局勢下，如果還有人問到：“變革時代，習近平能否成為戈爾巴喬夫？”那麼一定會被人認為“這個問題好蠢”。日益左傾的習近平，怎麼可能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確實，習近平不可能自覺地成為戈爾巴喬夫，但是習近平卻可能被迫地成為戈爾巴喬夫。

此話怎講？

因為我們知道，1980年代的戈爾巴喬夫一開始也不是民主派，戈爾巴喬一開始也是主張強化控制的，只是後來他的治理整頓受到全民的抵制，沒有辦法了，才被迫從民主改革中尋求突破口的。

習近平能否成為戈爾巴喬夫的關鍵，不在於習近平本人，而在於中國的公眾是否願意配合他的強化控制措施。

政治鬥爭不是“良心之間的博弈”，而是“實力之間的博弈”：1980年代的戈爾巴喬夫之所以願意改革，不是因為戈爾巴喬夫“有良心”，而是因為戈爾巴喬夫“無實力”——例如，戈爾巴喬夫已經沒有可能再像勃列日涅夫那樣混日子了，儘管他上臺之初並不想推行民主改革，而想強化勞動紀律，但後來發現蘇聯的社會弊端已經積重難返，無法按照既定方針有效地治理整頓，於是才被迫走上了民主改革的康莊大道。

對此，戈爾巴喬夫本人並非無怨無悔的，他現在還活著，大家看看他現在想法，就知道他後悔蘇聯的完蛋，就知道他當初的民主改革並不打算瓦解蘇聯，也不是出於良心的悔悟，而是出於強化管理的考慮。

習近平現在正在走戈爾巴喬夫起初強化管理的老路，如果全國人民不再配合他，他就只有被迫走上民主改革的康莊大道了。

具體分析一下，習近平之所以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不是因為習近平有胡耀邦、趙紫陽那樣的良心，而是因為他沒有鄧小平、毛澤東那樣的實力，所以他要真正和毛鄧比肩，就只有推行民主改革，才能在毛的“建國”、鄧的“經改”之上，樹立“政改”的豐功偉績。

事實上，胡耀邦、趙紫陽的良心，也主要是在他們失勢之後體現出來的，即使鄧小平、毛澤東在他們失勢的時候，也都體現過一定的良心——這種良心是人類的本能，只要沒有被權力和金錢腐蝕的時候，任何人多少都會有一點的。

胡耀邦、趙紫陽那樣的政治良心，其實也是為中共的繼續專政，尋求合法性與最佳方案，所以他們到死都沒有脫離共產黨，到死都沒有回歸中國民族。

習近平與戈爾巴喬夫相同：

1、習近平與戈爾巴喬夫都是太子党、高幹親戚；習近平通過父親得到升遷、戈爾巴喬夫通過妻子賴莎的叔叔葛羅米柯得到升遷；

2、習近平與戈爾巴喬夫都是在政權年滿六十歲的時候繼任的，習近平是在毛澤東政權年滿六十的時候，戈爾巴喬夫是在斯大林政權年滿六十的時候。

上述兩點決定了習近平與戈爾巴喬夫具有類似的內政壓力；而且，由於中國現在也是“世界老二”了，代替了1980年代蘇聯“世界老二”地位，因此習近平與戈爾巴喬夫也具有類似的外交壓力。

習近平就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無論他表現得左還有表現得右，那都是他身不由己的，那都是為了鞏固和加強他自己的權力；這一點和二十多年前的戈爾巴喬夫也沒有什麼不同。至於說到“民主思想”，現在的習近平也只會比1980年代的戈爾巴喬夫更多而不會更少，習近平畢竟在美國待過。所以，習近平究竟能否成為“民主的戈爾巴喬夫”，完全在於中國的公眾對他的作為如何反應。

如果中國公眾屈服于習近平強化紀律的高壓措施，那麼即使在美國待過的習近平也會放棄民主改革；如果中國公眾像1980年代的蘇聯公眾那樣拒絕戈爾巴喬夫的高壓措施那樣拒絕習近平的高壓措施，那麼習近平就將作為“中國的民主戈爾巴喬夫”出現在中國。


四、解讀習近平的中國夢話


假如當今中國執政黨共產黨及其政府的內政外交政策的目的是讓“親者痛、仇者快” ，那麼，自習近平“登上大位”擔任中共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以來，中共及其政府顯然已經相當完滿地達到了這一目的。 

在內政方面，在中國公眾熱切期待政治改革、強烈要求司法獨立、棄絕中國當下這種讓中共權貴盤剝國民大發橫財的權貴資本主義之際，上臺不久的習近平掌控下的中共宣傳部門下達禁令，禁止媒體自由報道評論、禁止中國學校教師對學生宣講“公民社會”、“公民權利”、“司法獨立”、“權貴資本主義”等話題。 

習近平甚至高調提出要繼續肯定毛澤東統治中國的豐功偉績。而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在中共已故領袖毛澤東當政時期，深受毛澤東獨斷專行無法無天之害，被毛以莫須有的罪名投入監獄將近20年，其中5年戴著腳鐐長期單獨監禁，差點死在大牢裏。死裏逃生的習仲勳後來對毛澤東的統治提出了強烈的抨擊和批判。 

自習近平上臺以來，中共及其政府在內政方面的種種做法令中國公眾和國際間的中國問題觀察家目瞪口呆，讓許多中國政府的支持者搖頭歎息，同時也讓中共及其政府成為公眾和網民用來玩黑色幽默、相互娛樂打趣的笑柄。 

看來，習近平出手“確實不凡”，一舉超越了胡錦濤，遑論江澤民。

現在可以對習近平的“兩個三十年”作一點小評了：習近平已經通過“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說”，踩住毛鄧兩個時代的腦袋（而胡錦濤、江澤民不過是鄧小平時代的尾巴），只等在上“正反合”，極權主義就可以繼續螺旋形地前進了。


（2013年8月15日）



【第九節 軍事互信與撤除導彈評估】

（兼談最近大陸國防部新稱改變軍事部署換美方停止對台軍售）


一、軍售換軍力部署


中共“國防部長”常萬全在訪美期間，向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提議，美國如果可以停止對台軍售，北京就可考慮調整其軍事部署。常萬全在這裏所稱的“調整軍事部署”，主要指的是撤除瞄準臺灣的導彈。常萬全同時建議美中雙方成立一個專門的“工作小組”來針對美國對台軍售問題進行溝通，以化解障礙。不過美國國務院稍後證實，華盛頓將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否認美中防務官員可能討論改變對台軍售政策。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莎琪表示，對台武器銷售將繼續進行。她說：“美國堅持依據臺灣關係法所作出的承諾，向臺灣出售必要的防禦裝備和相關服務，以便能使臺灣維持足夠的自衛能力。我們認為，這種一貫政策有助於維持台海的和平與穩定。不過，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並沒有改變。”


二、中共在獨唱單雙簧


儘管美方對軍售換導彈沒有興趣，北京卻一直沒有完全放棄中美之間在軍售和軍力部署之間作一筆交易的想法。這次中國國防部長常萬全在美國對台軍售問題上的提議，延續的也是江澤民、習近平的思路。

中共“國防部外事辦主任”關友飛在華盛頓一場就中美國防部長會談所作的吹風會上透露，中國國防部長常萬全在會談中向美方提議，成立工作組討論解決被中方視為中美兩軍交流三大障礙的美國對台軍售問題，美軍機頻繁對華抵近偵察的問題，以及美國對華歧視性法律的問題。特別是在對台軍售問題上，中方重申以考慮調整對台軍事部署來換取美國停止對台軍售。關友飛還轉述說，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在回應時表示，成立工作組是個好建議。

不過美國國防部事後卻表示，哈格爾與常萬全並沒有特別討論建立工作組和停止對台軍售的議題；美國對台軍售的政策也沒有任何變化。不願具名的美國國防部官員還表示，是否停止對台軍售這個問題事關重大，不可能在美國國防部這個層級作決定，而是必須由政府的最高層即美國總統咨詢國會後才能作出決定。一個國防部無法做主的問題，如何通過成立工作組去解決呢？雙方的認知顯然是有距離。許多年來，每逢中美兩軍對話，中方總要提出美國對台軍售的問題，而美方則總會指出，中方對台軍力部署的增強，是臺灣尋求美國軍售的直接原因。因此，如果要減少臺灣軍購的需求，北京不應該對美國提要求，而是應該減少對台的軍事壓力或威脅，減少臺灣尋求美國軍售的誘因。

華盛頓的一些兩岸問題專家認為，中方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軍售換軍事部署的提議是典型的一廂情願和片面思維，因為美國的行政部門受制於與臺灣關係法和對台的六項保證，絕對不可能在對台軍售問題上與中方作交易或答應中方的要求。即使奧巴馬有這樣的念頭，美國國會也不會讓他這麼做，就連他的國安與外交幕僚也不會讓他這麼做。因此他們認為，無論是十一年前江澤民的提議，還是習近平六月初的提議，或是常萬全本周的提議，對美方而言都是“Non-Starter”，用中文來說，就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念想”。有人甚至認為，中方一再提出這種無法讓人接受的提議，是對美國三權分立的政治生態缺乏應有的瞭解，其結果，說輕點是浪費口舌，說重點則是自取其辱。


三、“棄台論”與對台軍售


美國的主流意見中，近年來出現的所謂“棄台論”也是跟對台軍售有關係。前太平洋美軍司令基廷海軍上將就曾公開表示，美國應該“重新思考”對台軍售的問題；他認為，隨著解放軍的全面軍事現代化，美國對台軍售已經淪為一種“政治象徵”，在軍事上已經毫無意義。而中美兩國在世界上需要合作的地方和領域越來越多，每次的對台軍售對會對中美關係造成衝擊，特別是讓中美兩軍關係倒退，他認為這實在是“得不償失”。華盛頓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資深研究員、兩岸軍事專家史文也持同樣的觀點。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葛雷澤更是明確表示，美國沒有必要為了協防臺灣，而甘冒與越來越強大的核大國中國發生軍事衝突的風險。應該說，這些公開呼籲“重新思考”對台軍售或“棄台”的公眾人物或著名學者目前人數不多，聲音也不夠大。但是，這種聲音的出現和存在不容忽視。美國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是現實的，也是會做交易的。當年美國為了應對蘇聯，選擇與臺北斷交、與北京建交，就是一種以自己國家利益為上、屈服于國際政治現實的先例。今天美國與在戰場上交手了多年、被稱為恐怖分子的塔利班代表談判也是一種類似的現實主義做法。在對台軍售問題上，美國會不會基於現實主義的考慮，在某個時刻與北京達成某種交易或默契？恐怕連美國政壇和學界最親近臺灣的人士都無法斷言的。也許正是基於這種認知，北京政府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美方提出以美國對台軍售換中方調整對台軍事部署的提議。北京這麼做，不是不知道美國的政治生態，而是更清楚美國愛做交易的現實性。美國與臺北斷交、與北京建交三十四年來，每一屆美國政府都說，美國對兩岸的政策沒有變化。可是美國對兩岸的態度和做法又有哪一天沒有隨著兩岸各自的變化而變化的呢？當年不讓李登輝重返母校被稱為符合美國對兩岸的政策，後來同意李登輝訪美同樣被稱為符合美國對兩岸的政策。今天，停止對台軍售絕對不符合美國對兩岸的政策；可是誰又能保證，日後明確或變相地停止或減少對台軍售不會變成符合美國對兩岸的政策呢？


四、軍事互信與撤彈評估


軍事互信與撤除導彈評估，是一個老話題了，在2010年左右就受到關注。

2010年7月，中國大陸開始探討兩岸軍事互信機制，聲稱“撤除對台導彈是可以商談的”，北京“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耿雁生7月30日表示，在兩岸探討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時，“甚麼都可以談”，包括探討撤除中國導彈問題。這是中國軍方首次公開場合提到，兩岸軍事合作與互信、軍事部署，是兩岸可以協商的。

共軍“八一”建軍節前夕，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當天邀請中外記者參觀北京軍區工兵團，並與國防部、地震局舉行聯合新聞發佈會時，耿雁生在會上作上述表示。中國軍方很少面對媒體，臺灣記者連珠炮似地發問，包括：兩岸軍事對話是不是有新的進展？中國方面怎樣規劃有關互信機制的討論？臺灣朝野希望中國軍方能夠先撤出在福建沿海的導彈部署，中國有沒有評估可能性？

耿雁生對上述問題，看著預先準備好的稿子說：“實現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符合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也是兩岸同胞的共同願望，我們一直呼籲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商討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定，構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框架。”他說，為了穩定台海局勢，減輕軍事方面的一些顧慮，兩岸可以就軍事問題適時進行一些接觸和交流，探討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問題，按照“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方式推進。被追問目前兩岸形成軍事互信最大的困難點何在？耿雁生表示，也沒有甚麼困難點，要說簡單也簡單。只要兩岸都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甚麼事情都能談。對於中美的軍事合作、軍事互信，耿雁生輕描淡寫地表示，中美軍事合作最大的難點，在於美國對台軍售。

其實，中國大陸的千餘枚導彈大多可機動部署，是否轉移意義不大，因此上述表態其實只是一個政治花招。


五、北京逼停軍售 迫台發展核武


當年對台斷交、與中共建交的卡特總統曾向北京駐美大使柴澤民表示，“如果停止台美軍售，臺灣將被迫發展核武”。因為美國心裏明白，如果停止台美軍售，美國用以遷至臺灣的籌碼也就不能存在了。

而北京“國防部長”常萬全卻南轅北轍，近日訪美時竟稱倘若美國願意停止對台軍售，中國可考慮調整軍事部署，並呼籲中美成立“專責工作小組”云云。

“國防部長”常萬全所謂“調整軍事部署”，主要指的當然是撤除在沿海附近對準臺灣的飛彈部署。其實，早在2002年江澤民就曾當面對布什拋出“撤彈換軍售說”了，到了今年六月習近平又向奧巴馬當面再提，不過過去兩次都沒有得到白宮的任何回應。其實，美國對台軍售問題，所觸及的是中美台的核心利益，三方各有盤算。

美國對台軍售一直是北京卡在喉嚨裏的一根刺。大陸一直宣稱擁有對臺灣的主權，然而三十多年來看著最重要的友邦美國與臺灣簽訂一紙又一紙的軍售合約，金額高達五百億美元，卻無能為力，自然不是滋味。因此無需贅言，北京自然是想拔掉這根刺。

對美國而言，美國對台軍售是《臺灣關係法》中的承諾，前國務卿基辛格在其新著《論中國》中，指出1982年中美就美國對台軍售所簽署的《八一七公報》時，美方並未承諾停止對台軍售，且強調美國遵守《八一七公報》的前提，是北京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問題。

話說如此，誰都明瞭，美國對台軍售不僅僅是“承諾”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直接涉及美國長期在亞太區域的戰略部署。此外，美國為了使北京默許其維持對台軍售的持續，當年的卡特總統還曾向北京駐美大使柴澤民表示，“如果停止軍售，臺灣將被迫發展核武”。

美國前副助理國務卿薛瑞福日前對媒體稱，倘若北京認為臺灣無需向美軍購，應直接說服臺北，雖然此言有“耍太極”之嫌，卻也說中了要害——因為“中美聯合公報”早已宣佈，臺灣問題是兩岸中國人之間的問題，既然如此，沒有臺灣的同意，誰也不能阻止臺灣購買武器。


六、中共內部的疑義與異議


中共內部有文章指出，“拿軍事部署交換對台軍售，與割地賠銀沒兩樣”：

拿大陸軍事部署的調整，交換美國停止對台軍售，所謂的“軍事部署”無非是導彈後撤，或者說導彈不對準臺灣，不對準日本，這樣一來臺灣安全了，美日也跟著安全，但與此同時中國的危險卻相應增大，因此導彈後撤與割地賠銀並沒有什麼兩樣。難道中國未打先敗了嗎？這麼慘？難怪臺灣媒體會用“釜底抽薪”、“吃驚”等字眼來形容大陸這一出人意料的決定。

拿軍事部署的調整來交換美國停止對台軍售不僅僅是割地賠銀，同時也是肉包打狗的幻想，是不可能實現的，這是因為，向美國購買先進武器是臺灣軍事發展的規劃，同時也是軍隊改革計劃的配套措施之一，而且這一計劃已經實施了大半，不可能中途停止：

其一，台軍兵員匱乏，連女兵都要上島，為此馬英九此前提出了“全募制”，但仍無法滿足用兵需求，為了掩蓋兵員的缺口，臺灣決定今年再縮編4萬，總兵力由原來的21萬多縮減為17萬多。為了使整體的軍力不受影響，馬英久只好在武器裝備的更新換代上下功夫，這將間接地加大了軍購需求。

其二，一些設備的更新是連續性的，比如雷達，它要求具有一定的密度和多角度配合，因此接下去臺灣的雷達站將會越建越多，而這些雷達也要依賴從美進口。此外，臺灣的武器裝備是與美國是同一體系的，有些武器裝備必須隨美軍的更新而更新、換代而換代，如通信、制導等裝備。

其三，有些軍事裝備的進口都是隱形的，你看又看不到，見又見不著，如五六十年代臺灣抽調一批的飛行員到美國進行U-2飛機的飛行培訓，然後神不知鬼不覺地駕駛U-2深入大陸腹地，給大陸一個措手不及。美台的軍事合作經過六十多年的錘煉後會變得更加牢固、更加成熟，因此台飛行員駕駛F22甚至F35飛向大陸是順理成章的事，之前臺灣鋪設“鋪路爪”的時候就是沿用U-2模式，即先完成人員的培訓，然後設備一到馬上上馬，馬上投入運行，現在臺灣還儲備大量的雷達人員，為下部先進雷達的上馬作準備，同時不排除臺灣已儲F22、F35甚至魚鷹飛行員的可能性。由於臺灣藏兵於美,因此“拿大陸軍事部署的調整，交換美國停止對台軍售”的作用相當有限。

對於包括臺灣在內的南海問題相關的國家和地區，關鍵不是阻止其軍購，而是要採取終極手段儘早地解決它，否則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政府會慢慢地發現，他們的敵對國家和地區在一天天地增多，敵對力量在一天天地增大，起初是臺灣，接著是日本，接下來有可能是菲越。面對敵人，中國應當選擇逐個擊破，露頭就打，把敵對勢力消滅在萌芽狀態，而不是選擇放虎歸山，讓它們慢慢地長大後走向聯合，然後共同對付中國。

除臺灣外，南海問題的相關國家都在擴大軍備，今天的新聞傳出連印尼都要向俄羅斯購買10艘的柴電潛艇，看來“群狼”正在嶄露頭腳，如果中國心慈手軟，等這一群狼長大，中國准被咬死。


七、結論


從“先談軍事互信再談撤除導彈” 到“改變軍事部署換美方停止對台軍售”，中共顯示了一個清楚的邏輯，那就是玩弄“軍事互信”的目的，其實是為了“交換美方停止對台軍售”，最終目的是廢除臺灣的武功，妄圖“對台進行香港化”，謀圖兵不血刃地佔領臺灣。

如此看來，北京借由國防部長常萬全訪美重提“撤彈換軍售”是否別有政治意涵？美國是否真的可能改變對臺灣軍售的政策？美中兩國是否正在醞釀建立平臺“共管”臺灣議題？兩岸之間又要如何建立軍事互信機制？……這些問題的前提多多少少都變得很虛了。

“美國和中共的防務官員在華盛頓會晤，討論了建立聯合工作組處理雙方共同關係的問題”，大陸媒體還報道，“這個工作組將討論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問題”，但美國卻否認了這樣的說法。這說明什麼？這說明這個會談其實以公關性質為主。 

北京歷來把“臺灣問題”視為核心利益，把美國人插手兩岸視為“干涉內政”，如今卻願意提出交換條件，頗有“以退為進”之意。對北京來說，兩岸軍力已漸失衡，並向中國大陸傾斜，因此中共其實並不在意臺灣獲得的美國武器本身，中共在意的是要切斷台美之間的信任和聯繫——如果美國停止對台軍售，美台關係下降，中共在操縱和掌控兩岸關係發展方向的籌碼將更多。

對美國來說，最高利益是確保兩岸不戰不和的對抗態勢，但假如其最高戰略利益有所調整，臺灣這顆棋子會不會淪為棄子？美國會不會犧牲臺灣利益，去獲取更高的戰略利益？這不能不讓人擔憂，也不能不讓人有所預防，台美中的三角關係，顯然進入新的拉鋸戰。


（2013年9月16日）



【第十節 習近平推絲路經濟帶的戰略意涵】


一、習近平倡“絲綢之路經濟帶”

 

2013年9月7日，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紮爾巴耶夫大學發表題為《弘揚人民友誼　共創美好未來》的演講，盛讚“中”哈傳統友好，全面闡述“中國”對中亞國家睦鄰友好合作政策，倡議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將其作為一項造福沿途各國人民的大事業。

習近平表示，2100多年前，中國漢代的張騫兩次出使中亞，開啟了中國同中亞各國友好交往的大門，開闢出一條橫貫東西、連接歐亞的絲綢之路。哈薩克斯坦是古絲綢之路經過的地方，曾經為促進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合作作出過重要貢獻。千百年來，在這條古老的絲綢之路上，各國人民共同譜寫出千古傳誦的友好篇章。兩千多年的交往歷史證明，只要堅持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發展。20多年來，隨著中國同歐亞國家關係快速發展，古老的絲綢之路日益煥發出新的生機活力。發展同中亞各國的友好合作關係是中國外交優先方向。我們希望同中亞國家一道，不斷增進互信、鞏固友好、加強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繁榮，為各國人民謀福祉。

習近平提出以下主張：要堅持世代友好，做和諧和睦的好鄰居。中國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奉行的內外政策，決不干涉中亞國家內政，不謀求地區事務主導權，不經營勢力範圍。要堅定相互支持，做真誠互信的好朋友。在涉及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安全穩定等重大核心利益問題上堅定相互支持，合力打擊“三股勢力”、販毒、跨國有組織犯罪。要大力加強務實合作，做互利共贏的好夥伴。我們要將政治關係優勢、地緣毗鄰優勢、經濟互補優勢轉化為務實合作優勢、持續增長優勢，打造利益共同體。要以更寬的胸襟、更廣的視野拓展區域合作，共創新的輝煌。通過加強上海合作組織同歐亞經濟共同體合作，我們可以獲得更大發展空間。為了使歐亞各國經濟聯繫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空間更加廣闊，我們可以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


二、“絲路經濟帶”五條原則


中共傳媒大力宣揚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首都發表演講乙事，宣楊“中國”希望同中亞國家深入合作，加強道路聯通、貿易暢通和民心相通，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這背後到底有什麼目的呢？顯然，習近平“呼籲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後面，不乏炒作成份和牟利考慮，例如，講話一出，相關概念股票就受到拉抬：

陝西方面有：達剛路機、建設機械、秦嶺水泥、西安旅遊、西安民生等。

甘肅方面有：上峰水泥、祁連山、敦煌種業等。

寧夏方面有：寧夏建材、中銀絨業等。 

新疆方面有：北新路橋、西部建設、新疆城建、國際實業等。

這是因為習近平提出了以下五條原則建議：

第一，加強政策溝通。各國就經濟發展戰略進行交流，協商制定區域合作規劃和措施。

第二，加強道路聯通。打通從太平洋到波羅的海的運輸大通道，逐步形成連接東亞、西亞、南亞的交通運輸網絡。

第三，加強貿易暢通。各方應該就推動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問題進行探討並作出適當安排。

第四，加強貨幣流通。推動實現本幣兌換和結算，增強抵禦金融風險能力，提高本地區經濟國際競爭力。

第五，加強民心相通。加強人民友好往來，增進相互瞭解和傳統友誼。

而“絲綢之路”概念股的重點方向正是道路、交通基建、貿易等，而且涉及到陝西、甘肅、寧夏和新疆等地區。


三、“多樣經濟”政治目的


香港“大公報”肉麻地吹捧習近平“提出的絲路宏圖可謂高瞻遠矚氣魄超凡，如予落實必將成為人類文明史上的又一面豐碑，故也應成為中國現代化及中國夢的重要環節”，但也不無諷刺地“希望當局能儘早提出具體方案”。

但大公報也無意透露了：“多樣經濟”後面其實隱藏著政治目的：

國家主席習近平正在中亞國家訪問，除促進雙邊關係外，還可藉此機會更充分地介紹中國對該地區的政策。中國與中亞的緊密關係，乃由應付宗教極端主義、分離主義及恐怖主義等“三股”勢力的共同政治需要而開始，但從長遠看，又必須由加強經貿合作而加以鞏固和延續。可喜者是在這方面進展良多，互補雙贏合作規模日大門路日廣，中國已成了中亞國家的最主要經貿夥伴之一，能源合作更是重中之重。

習主席的訪問，還把中國與中亞經濟合作提高到新的戰略高度，他在哈薩克的納紮爾巴耶夫大學演講中，首度提出了亞歐國家應以創新模式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冀能以此造福沿途各國人民。他建議以點帶面，從線到片來逐步形成區域合作，特別要從加強幾個項目起步，包括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等。建議的關鍵就在一個“通”字，有形的是道路、貿易和貨幣等的通，無形的則是政策與民心的通。兩者間還可建立良性互動：無形的通要以有形的通為基礎，有形的通則以無形的通為動力及導向來源。

絲路經濟帶總人口達三十億，市場規模和發展潛力舉世無匹，由此帶來的各種商機幾近無限。無論在農礦能源等原產品生產、製造業以至各種服務業的領域，都有巨大的發展空間。由此既可產生前所未見的“規模經濟”，還可從各國的政經狀況多樣性中，孕育出數目眾多效益巨大的互補機遇，形成空前的“多樣經濟”。

當然，絲路經濟帶的意義遠不止於錢財方面，還有巨大的地緣政經影響。首先，這可促進財經體系的全球化。因這可把一些相對封閉的地區，與國際化的地區拉近，使能融入全球財經體系中。

其次，這有助推動歐亞地區的和平與發展。沿途國家都涉及許多的國內及國際紛爭，可引發動盪以至戰爭，但通過絲路經濟帶促成的合作，將可建立更多共同利益和協調機制，從而為調解紛爭創造或擴大基礎。

最後，強化亞歐聯繫還可恢復舊大陸主導國際事務的地位，從而有效抵制美國這個新大陸國家以霸權主義主導世界的妄圖，並以推動交流、和平與發展來反制美國到處以煽風點火，激化矛盾來從中漁利的陰謀。二〇一一年時，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為了美軍撤出阿富汗後作出部署，也曾提出過建立“新絲路”之說，但卻一直難有發展。這不單是因美國已再無財力推廣特大型國際項目，且為了伸延、鞏固霸權主義的計劃，也不會為各國人民接受。


四、“新絲路”反西方


習近平的“新絲路”除了得到大陸傳媒的吹噓，還受到中共海外宣傳部門的拉抬，例如中共旗下的“歐洲時報”就在幾天之後的2013年9月13日發表文章宣稱“習近平‘新絲路’外交大氣而細膩”，明顯是一種個人崇拜式的阿諛；但同時也凸現了習近平的外交具有“反西方”的傾向，值得世人加以警覺：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九月對土庫曼斯坦、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四國展開系列國事訪問，成果之豐富，意義之深遠，為中國-中亞外交史添上濃墨重彩的一頁。同時，中國領導人成熟的外交理念、大氣而細膩的外交手法也給世人留下深刻印象，為國際關係創新提供了寶貴的鏡鑒。

習近平開宗明義地指出，中國要與中亞各國做好朋友、好鄰居、好夥伴，但不干涉對方國家內政，不謀求地區事務主導權，不經營勢力範圍。這樣的宣示可謂大氣磅礴，表現了中國外交政策的自信與自律。中國在實現民族復興的旗幟下以和平崛起的方式重返世界大國行列，與西方列強的崛起方式有著很大的不同。而外交領域的“三不”政策與歷史上常見的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大國外交有著本質的區別。這種平等價值觀及其道德力量成為中國外交成功的基礎。

中亞各國地處古絲綢之路中間，擁有豐富的資源與璀璨的文化，歷史上曾為沙俄及前蘇聯版圖的一部分，獨立後仍受俄羅斯影響較深。中亞與中國、中亞與俄羅斯、中國與俄羅斯之間都有著千絲萬縷的歷史聯繫和現實的相互需求關係。這些關係目前都處於良好的狀態，擁有良好的前景。中國在處理與中亞國家關係時，充分照顧到了俄羅斯的感受。媒體普遍注意到，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紮爾巴耶夫大學的演講十分精彩、富有詩意，展現了中國領導人的國際魅力和中國外交細膩的一面。應該說，其中最為細膩之處就是“三不”政策的宣示——俄羅斯總統普京雖然當時不在聽眾席上，但應該完全理解其中意涵。

與中國的“三不”政策相比，今天依然流行於西方的以軍事威脅為手段的干涉主義更顯得面目可憎。一些西方媒體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評價習近平的中亞之行“政治意義更大於經濟利益”。

中國與中亞及俄羅斯之間合作的重點主要是經濟和安全戰略，其中以能源合作為龍頭的經濟合作乃是重中之重。這反映了中國的戰略思想：首先，繁榮的邊疆、鄰國經濟，是邊疆穩定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即便有些風吹草動也是暫時的、無足輕重的。同時，在“上合組織”框架內打擊恐怖主義、包括“東突”在內的分裂主義、極端宗教主義勢力以及販毒等刑事犯罪的合作，也必須建立在共同發展經濟的基礎上；其次，中國並不把所謂的“圍堵中國戰略”當作一回事。美國的“重返亞洲”戰略在東北亞、南海問題上的確製造了一些麻煩，但無論是菲律賓的“牽制”還是日本的“釣魚島爭端”都不會影響中國經濟建設的大局。因此，一心一意搞建設、謀發展仍是中國的基本國策，反映在外交上也是如此。

習近平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概念氣魄宏偉，勾畫出歐亞大陸繁榮的前景。“新絲路版塊”這個擁有30億人口的巨大市場的吸引力不言而喻。習近平此訪見證了多項建設合同的簽署，這些項目將大幅提高中亞地區基礎建設水平，成為“新絲路”上的“驛站”和“綠洲”。

習近平與土庫曼斯坦總統共同為“復興”氣田一期工程竣工投產儀式剪綵，標誌著中國與這個作為永久中立國的戰略夥伴國家的能源合作繼續深化。在與中亞國家的能源合作方面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習近平指出要不斷加深能源領域合作的同時，要大力開展其他產業、經貿合作，對雙方的經濟可持續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其二，土庫曼斯坦在盛情接待中國領導人到訪之後不久，即與到訪的日本領導人商談天然氣開發等經濟領域合作，這表明中國與夥伴國的經濟合作不具有排他性。

但是，中國與中亞各國明確約定，雙方均不得加入、參與有損對方國家主權利益的組織和活動——這表明中國在睦鄰友好與維護主權之間的清晰界限。

上述言論表明，中共企圖把中亞細亞劃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向西部實行“中國的門羅主義”。


五、習近平欲聯俄抗美日


早在今年2月，就有評論指出：“解外交危機 習近平欲聯俄抗美日”：

2月17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非洲聯盟委員會主席祖馬。當天，中共外長楊潔篪出訪南非及俄羅斯。評論分析，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信號，是為習近平首度外訪俄國打前站，外界從中窺見中共未來的外交取向。

“聯俄抗美”還體現在習近平首訪莫斯科的安排上。

對於日本積極修復與美國同盟關係，中方也不甘示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3月接任國家主席之後就首先訪問了俄羅斯，以增強中俄對抗西方的夥伴關係。

分析指出，習近平的前任領導人胡錦濤當年上任時，也是選擇莫斯科為首訪地點，但習近平此次訪問俄羅斯，可被視為中國回應歐巴馬政府把重心移轉亞洲之舉，比胡錦濤當年出訪更具特殊意義。

分析說，習近平的俄國行，可在會晤歐巴馬前，致力確保中俄關係良好。也有跡象顯示，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廷將試著敲定雙方長期尋求的能源協議，讓俄羅斯提供石油與天然氣給中國；此外，中國也可能在中日釣魚臺爭端方面，尋求俄羅斯的協助。不僅如此，在習近平隨俄羅斯之後所訪問的坦尚尼亞、南非、剛果等國展開訪，傳統上也是反西方國家。

而現在，習近平又大推“絲綢之路經濟帶”，其實除了“多樣經濟”的經濟謀圖，還有“聯俄抗美日”的政治目的——聯繫到中共與俄國在敍利亞問題上的勾搭，就更一目了然。


六、聯俄抗美是戰略錯誤


但事實上，聯俄抗美是中國大陸的戰略錯誤。

有評論指出：拉俄羅斯抗衡美國，其實也不是中共的什麼秘密。“中國”外交部前高官以及東南亞問題專家都認為美國處處與中國為敵，俄羅斯才是真朋友。所以，2012年2月，在利比亞問題上中國投下反對票，令國內外大感意外。這位大使告訴筆者，本來中國想棄權，但普京發現任由西方這樣顛覆一個又一個政權很危險，於是電令俄羅斯外交官投反對票，然後通知中國，中國這才投了反對票。難怪，眾多國際問題專家聽說中國投反對票時，瞠目結舌，不知為何這麼幹。其實，中俄之間在國際舞臺上還有諸多配合，許多人認為這樣符合雙方利益，兩個弱者聯合對付一個強者——古已有之。

但評論指出，不要以為這麼幹能給“中國”帶來好處，恰恰相反，聯俄抗美將是中國最大的戰略錯誤。從歷史上看，俄羅斯是搶掠中國地盤最多的國家，而美國是二戰中國要亡國滅種之際給予幫助最多的國家。中共竊據大陸之後，採取一邊倒政策，徹底倒向蘇聯，結果一無所獲，還在珍寶島開戰；改革開放和美國及其盟國做生意，融入西方體系後，經濟才得以迅猛發展。蘇聯帶給中國的是災難和屈辱，而美國帶給中國的是繁榮和尊嚴。

從政治體制看，俄羅斯表面是民主國家，實質是“警察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經常是出爾反爾，不講信義。從經濟方面看，更是如此，中美經濟合作，中國賺了不少錢，大家對中美之間的相互依存看得清楚。再看看俄羅斯，領導一聲令下，華商的財產就被俄羅斯警察搶走；中俄之間的管道，說改道就改道，毫不含糊。中國指望俄羅斯供應石油，更是天大的風險，俄羅斯倒是將扼住中國的咽喉，想斷油就斷油，想提價就提價。這就是俄羅斯人的卑劣性格，他們多疑、善變、警惕心強，融合了西方的勇猛和東方的狡黠，他們不止對中國如此，對誰都這樣無恥無情。

從地緣政治看，中美更不應為敵。中美遠隔重洋，應該是天然的盟友，一個富強穩定的中國符合美國的利益，卻未必符合俄羅斯的利益。

基於上述原因，可以認為，聯俄抗美不會給中國帶來什麼好處；反之，將讓中國處於孤立地位，可能毀掉改革開放的成果，更有甚者，還可能面臨更大的災難。

從這種意義說，習近平推絲路經濟帶的戰略意涵，對於共產黨政權來說也許是個不祥之兆。


（2013年10月8日）



【第十一節 評李光耀“觀天下”一書中的兩岸觀】


“觀天下”：中國需要保持穩定，日本持續衰落，美國氣數未盡！


一、李光耀的“觀天下”


2013年8月6日，李光耀在新加坡發佈新書“李光耀觀天下”（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新加坡“聯合早報”7日報道稱，李光耀這本最新的著作與以往李光耀的書籍相似，也是由他口述，新加坡英文媒體“海峽時報”的記者予以記錄整理，但與過去書籍不同，李光耀在書中沒有太多回憶，也沒有太多涉及新加坡本身的發展，而是集中於他對世界各國政治經濟及安全的看法。這本四百頁厚的英文書共分十一個章節，主要收錄了李光耀對世界大國和國際趨勢的分析與見解，其中有各個章節分別涉及中國、美國、歐洲、東南亞、中東等，其中包括兩岸關係的論述。 

李光耀曾任新加坡總理、國務資政以及內閣資政，自稱“新加坡國父”。他不僅是新加坡開國元老之一，也是現今新加坡政壇極具影響力的人物。新加坡報業董事長李文獻在新書發佈會上表示：“李光耀先生是一位十足的現實主義者，他不讓感情或意識形態影響他對國際關係的判斷。他的一貫作風是，實實在在分析這個世界的現狀，而不是設想世界應該怎麼樣。”

李文獻當日在介紹新書時表示，新書基本上保留他談話的原汁原味，“寫的都是硬道理和真事實”，包含的是他近九十年的人生經驗。“如果你讀這本書，（你會發現）這是一本李光耀近九十年生命中各種經驗的合集。”下面我們將看到，這基本屬於阿諛奉承之辭。


二、李光耀如何“觀天下”


已有評論指出：李光耀雖已耋耄之年，卻多番重申其從政生涯的理念和方針，硬要後人奉為金科玉律，也持續對國際事務提出點評。或許李老自知大限將至，因此在其“李光耀觀天下”中遣詞用字尤其尖銳。

蓬勃的經濟發展，看似任人唯賢的體制，執法之嚴厲，近乎零度的貪污以及幣值日益高漲的新加坡元，讓李光耀統治下的新加坡收編工會、鎮壓學運，將各族母語教育連根拔起，以及打壓在野黨不遺餘力，我們談起島國之時，卻仿佛這些問題並不存在。但新加坡的成功畢竟是建立在一個單調的物質基礎上：只要社會穩定、經濟繁榮，人民是否具有人格尊嚴、能夠自由思考，似乎也就並不重要。這其實和中共的“人權就是生存權”並無不同，層次很低。從李光耀到吳作棟到李顯龍，新加坡始終未曾擺脫人民行動党獨尊精英的治國模式。

李光耀從來不相信政治多元性。馬新分家以後，他曾公開表示“新加坡的未來掌握在你們（民眾）、行政機關及以我和我的同僚為首的政治領導層手中”，這其中沒有反對黨的份。在“建構新加坡”（Constructing Singapore）一書中，澳洲學者Michael Barr和Zlatko Skrbis認為李光耀的治國手段充分反映了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的觀點，即“具創意的少數領導缺乏願景的多數”的精英主義。

李光耀在其回憶錄中不諱言人民行動党的幹部制度（cadre system）靈感來自于少數梵蒂岡主教以封閉而保守的方式遴選教宗的傳統。對他而言，這個模式既有助於減低政治競爭，更產生思想一致的領導層。

如今，這個行之有年的幹部制度日益與新加坡群眾脫節。至今，仍然沒有人清楚知道究竟人民行動党如何把精英黨員納入幹部體系，而他們又根據何種標準投選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精英雖然待遇優渥，卻缺乏獨到的見解，也越發不瞭解民間的疾苦。鑒於團體思維（group think）的傳統，即使有黨員或幹部感受到民眾對房價高漲、移民過多的不滿，也無法有效下情上達。於是，2011年5月大選掀起一陣反風，並延燒至今年初的榜鵝東補選。人民行動黨未見吸取教訓，反而遷怒於網絡媒體，準備加速立法管制新聞網頁。

這樣的信念，也徹底表現在新加坡的語文政策上。用英語統一一個語言環境複雜的島國，不但符合李光耀本身作為英語精英的利益，也加速取得經濟效益。但另一個較不為人探討的深層原因是李光耀壯年從政，被迫重新學習華語、閩南話和馬來語的痛苦，導致他深信過分注重多種語文是負擔而非資產。同樣的，他反對方言，是不希望民眾把心思花在“沒有價值”的事情上。因此，與其說他“敵視”方言，倒不如說他嫌棄閩南話、潮州話、廣府話、客家話和海南話等“不具經濟價值”，雖然這些才是早期大部分新加坡華人的生活語言，文化的根源。

而李光耀的務實精英主義落實到什麼地步呢？就是新加坡政府可以每年派遣數以百計的教師到中國學習“標準普通話”，甚至門戶大開，把中國人請進來教華文，卻依然不允許華文挑戰英文的至尊地位。因為在李光耀看來，只需少數政府精英精通華文，一般人“能說能聽”足矣。


三、李光耀強烈抵制“兩黨制”


反對“兩党制”成了李光耀晚年最響亮的警告，這對中國共產黨人似乎更有啟迪意義。連資產階級李光耀都極力反對新加坡引進“兩黨制”，為何熱愛民主的中國人依然如此熱衷這個無稽之談？ 

李光耀在“觀天下”中發出抵制在新加坡試行“兩黨制”的聲音。李光耀稱，如果新加坡最終決定朝兩党制方向前進，“我們將註定平庸”。中國內地有網站有評論，在分析香港政治壞境時稱，媒體終究不肯放棄“民主自由”的政治正確，同為三代總理的聲音，李光耀對兩黨制的批評未見香港媒體有所關注。（8月25日 觀察者網）。這個分析發人深思。

李光耀為何強烈抵制新加坡試行“兩黨制”？他這般分析，兩黨制最大的問題是，最好的人才不會選擇從政。而百年後的新加坡可能會沉淪、化為烏有。李光耀從人才的角度進行論證“兩黨制”行不通，也許不無道理？

新加坡獨立後，李光耀當政的前幾十年裏，他在新加坡提倡的是西方人的價值觀和制度，有人可能對價值觀沒有異議，但對“制度”有異議。其實，有分析人士評價，制度不只是選舉那一個環節。除了選舉之外，無論從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上，新加坡是迄今為止最西化的亞洲國家之一。對美國一向持尊崇態度的李光耀，為何對美國幾百年來洋洋得意的“兩黨制”持否定態度，這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氣嗎？

李光耀強烈抵制“兩黨制”，固然有他執政從政數十年來的閱歷，但更多地從新加坡未來發展考慮。然而一個對美歐制度推崇備至的政治家，偏偏反對歐美最為推崇的“兩黨制”，這不能不引發中國共產黨的興趣。

但對“兩岸觀”這樣一個題目而言，李光耀的立場卻先天的將天平移向了中國大陸一方，這是我們在看他的兩岸觀時，不得不考慮的一個事實。


四、李光耀謬論枚舉


顯然，李光耀書中有許多信口開河的謬論，試列舉如下：

謬論之一：

中國與美國之間並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理念衝突

“已深深投入自由市場經濟懷抱的中國與美國之間，並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理念衝突。”這是九十高齡的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對中美關係的最新判斷。這種違背常識的話都說得出口，是昏聵呢還是精明呢。李光耀說，隨著中國崛起，美國需要亞太再平衡，而新加坡可以從中尋求生存空間最大化，因為新加坡本身小到無法改變世界，所以“我們要在‘大樹’之間周旋”。看來，正是這種小國心態，誇大和扭曲了某些東西。他為了周旋，竟然把書籍當作了不實的宣傳：“已深深投入自由市場經濟懷抱的中國與美國之間，並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理念衝突。”這種違背常識的話，就是“在‘大樹’之間周旋”的結果吧；“李光耀觀天下”，就是“在‘大樹’之間周旋”的結果吧。因此充滿了權變的心思也就不足為奇的了。

謬論之二：

美國無須將中國視為敵人

中國國力持續上升以及美國將戰略中心轉向亞太的大背景下，有不少觀察者擔心，處於上升階段的崛起國家與全球頭號守成國家的衝突將不可避免。然而，李光耀卻“明確的判斷”，中美不會發生戰爭。李光耀在書中寫道，中美兩國都不願在戰場上兵戎相見，“兩國各自都有核武庫，所以它們清楚知道潛在的（戰爭）有可能造成極其災難性的後果。”在李光耀看來，中國需要與美國發展友好關係，以確保繼續進入美國的市場、吸引美國的投資、得到美國的技術、與美國的大學進行學術交流，而美國也沒有必要將中國塑造成一個長期敵人。但這顯然是欺人之談。

謬論之三：

中美三十年內不會衝突 

李光耀認為未來三十年內中國大陸和美國不會發生衝突，但之後兩國可能為了爭取主導西太平洋而有競爭關係。因為中國大陸現在需要美國做為他們的出口市場，還要把學生送到美國去，學習美國人做事的彈性，以及如何在挫折中迅速地站起來。李光耀還表示，得益于高效體制，美國在未來仍將保有競爭力，但終究得與別國分享老大的位子；而歐盟由於沒有統一財政決策機構，因此雖仍保持完整的貨幣聯盟，但將面臨重重挑戰。這雖然是老生常談，但膽敢預言未來三十年的事情，也只有李光耀說得出口。

謬論之四：

亞洲沒有極為懸殊的貧富差距

談及亞洲的政治局勢，有人提問亞洲是否會出現如阿拉伯之春的運動？李光耀認為亞洲沒有出現像阿拉伯世界那樣的狀況。他說，亞洲和阿拉伯世界擁有完全不同的背景，他不認為亞洲會出現阿拉伯之春，因為亞洲沒有極為懸殊的貧富差距，亞洲國家之間也沒有出現同質性的問題。李光耀也還知道亞洲的經濟快速成長並非理所當然，未來的路上還會有很多難題。 但實際上，中國大陸的貧富懸殊早已超過了阿拉伯國家。

謬論之五：

日本如果再拒絕引進移民就會滅亡

李光耀還判斷，由於人口老齡化，日本“不得不淪為平庸”。對不願採取接納移民政策的日本未來“感到極為悲觀”。在日本一章中，李光耀判斷稱，日本因其人口發展趨勢，正在“走向平庸”，“人口統計學左右國家的命運，如果一國人口呈下滑趨勢，你便失去活力。老年人不會去換他們的車和電視機。”李光耀在書中寫道。李光耀強調老齡化將使經濟失去活力。他稱若自己是會講英文的日本年輕人，會選擇移民出去。這說明李光耀根本不懂日本，完全拿南洋人的心態在看日本。日本人沒有像南洋人那樣大舉移民歐美，因此可見李光耀的判斷和預測都是成問題的。

謬論之六：

中國若成自由民主國家就會崩潰 

李說中國是“中央王國”的意思，讓人回想起其主導東亞的年代，“對東南亞，工業化的強大的中國會不會像美國自1945年以來那樣善意呢？新加坡對這個問題不確定。汶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或越南都不確定。亞洲很多中小國家很擔憂中國可能想恢復昔日的帝國地位，他們擔心可能再次淪為不得不向中國進貢的附庸國。”李光耀說：“中國告訴我們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但當我們做的事惹其不高興時，他們就會說你讓十三億人民不高興了，請搞清自己的位置。”他認為，中國須避免犯下德日曾經的錯誤，“我相信中國領導人明白，若與美國展開軍備競爭就會失敗。”

李光耀預測中國GDP將不可避免地超過美國，但創造力永遠無法與美匹敵，因為中國文化不允許自由交流和思想競爭。中國也不會成為自由民主國家，“若成了那樣的國家，中國會崩潰。如果你相信中國將發生某種民主革命，你就錯了。為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中共領導人將嘗試各種方法，除了多黨制一人一票的民主體系。”但李光耀這個南洋人其實並不明白中國的事情：第一期中國文明的春秋戰國和第二期中國文明的唐五代宋，中國文化是允許自由交流和思想競爭的；只是秦兩漢和元明清的統一帝國，才改變了取消了這一允許。如果有一天，中國進入了第三期中國文明的全盛時期，並有幸成了一個基督教主導的國家，中國就能恢復第一期中國文明和第二期中國文明那樣的創造力量。

謬論之七也是最大的謬論：

兩岸終將和平統一

李光耀“觀天下”指出，兩岸經濟整合將讓兩岸走在一起，中國大陸就無須動用武力，大陸與臺灣未來終將統一。

李光耀書中有大篇幅關注美中關係，其中當然涉及臺灣。他認為，臺灣與大陸未來終將統一。其中原因之一為，臺灣的國際命運早在1943年開羅宣言時就已經決定，時任美國總統的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同意蔣介石，將臺灣歸還給當時的中華民國。

李光耀認為漸進的經濟整合可以讓兩岸走在一起，中國大陸根本無須動用武力。他說，目前兩岸的經濟關係在總統馬英九領導下逐漸成長，未來四年將持續發展。在國民黨執政八年後，即使民進黨拿下下屆臺灣政權並扭轉政策方向，臺灣的農民和企業家將承受苦果，民進党依然會輸掉下次大選。臺灣的命運仍將由兩岸的現實力量以及美國是否介入而決定。但美國無須將中國視為敵人，他判斷中美不會開戰，更不致因臺灣問題而發生戰爭。李光耀書中寫道，中美兩國都不願兵戎相見，“兩國各自都有核武庫，所以它們清楚知道潛在的（戰爭）有可能造成極其災難性的後果。” 李光耀說，中美之間最大的危機仍將是臺灣問題。“但我不認為美國會為了讓臺灣獨立，同中國爆發戰爭，這不值得……（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重新統一只是時間問題。”他並指出，由於美國有能力迫近中國海岸線十二海裏範圍內刺探中國情報，中國正努力確保其東部沿海地區免於被美國監視。“設想如果中國的航母接近美國的海岸，想必美國也會無法忍受的。所以你就可以瞭解中國人的感受了。”

事實上，李光耀不懂：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和平統一”的先例，以後也沒有可能創造這個奇跡。


五、李光耀的最後警告對兩岸關係的提醒


李光耀也不是一無是處，他也有一些正確的地方，例如他指出：中國若捲入戰爭將再次隕落沉淪很久。

李光耀表示，中國的強盛給國際社會帶來許多好處，例如中國企業的投資。但中國的鄰國開始感受到這個“蘇醒後的巨人”的外交政策越來越強硬，對美國在亞太的“老大”地位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在談到對中國“和平崛起、永遠不稱霸”的看法時，李光耀在書中稱，“一種看法是，中國會靜悄悄地變得強大，擴大影響力，不會欺負人。另一種看法是，中國會顯示力量，威逼所有人。”“我認為他們會選擇第一種做法，但同時也會顯示力量。” 

李光耀“觀天下”書中還稱，鄧小平堅信中國保持韜光養晦是明智的做法，“中國人知道他們還需三四十年才趕得上世界其他強國。他們的結論是，只要能維持現狀、別惹怒現有強國，並跟所有國家做朋友，中國勢必越來越強大”。李光耀稱，這將讓中國有空間去解決內部問題，並繼續發展經濟，“中國一旦被捲入戰爭，就有可能會發生內亂、衝突和導致秩序紊亂，那它將再次隕落，而這次可能會沉淪很久”。李光耀指出，對於中國人而言理性的考量是，“我們已經等了這麼久，才等到這個趕上發達國家的機會。何苦因為一時心急，而動搖漸進的崛起？”　 


六、結論


“李光耀觀天下”被中共媒體“鳳凰衛視”叫做“二十一世紀的隆中對”，只是不知誰是李光耀的劉備，誰是李光耀的諸葛亮。

但有一點是肯定：在兩岸關係中，中共不論怎樣權衡，都難以橫下一條心，因小失大，為了霸佔臺灣而發動戰爭，結果物極必反，破碎了自己永遠“執政”的春秋大夢。那樣，中共就會重蹈隋煬帝的覆轍，滅亡了自己、開啟了盛唐。


（2013年11月19日）



【第十二節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能夠改變中國嗎？】


1、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表示，將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

2、在經濟體制方面，全會的公報表示中國將繼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3、中共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

綜合觀察，這三點可以發現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企圖引導中國大陸走向後共時代的法西斯專政。例如，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建立就是一個明顯的標誌，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特別指出：“中國決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為了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而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之職能，就是幫助中國大陸儘快地完成壟斷“黨內資產階級專政”的法西斯主義體制。


一、三中全會的戰場經濟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2013年11月12日下午閉幕，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會公報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標，尤其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提法引發外媒關注。各大外媒不僅關注，還紛紛拿“三中全會公報”新聞放在了頭版。多家外媒報道指出，中國共產黨過去的聲明中，市場經常扮演“基礎”角色，如今措辭的變化意味著市場的地位有所提高。其他國家媒體也同樣重視三中全會公報中的提及多次的“市場的決定性作用”。顯然，這是法西斯主義區別於共產主義的一大特點。

十八屆三中全會12日下午閉幕，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會公報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標，尤其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提法引發外媒關注。各大外媒不僅關注，還紛紛拿“三中全會公報”新聞放在了頭版。多家外媒報道指出，中國共產黨過去的聲明中，市場經常扮演“基礎”角色，如今措辭的變化意味著市場的地位有所提高。其他國家媒體也同樣重視三中全會公報中的提及多次的“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但是，中共的“市場”畢竟是聽命於戰時體制的，所以依然是“偽市場經濟•真戰場經濟”。


二、西方輿論看三中公報


西方各大媒體頭版報道“三中全會公報”內容，以下為頭版一覽：

1、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報道，中國承諾改革：三中全會公報承諾制定一系列財政和土地改革，放鬆投資管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個時刻終於來了。過去4天，我們一直盯著新浪微博、《人民日報》和央視新聞廣播，試圖尋找會場上在討論什麼的信息。

2、英國路透社網站頭版，中國誓言讓市場占主導、2020年看成效：舉世矚目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三中全會週二閉幕，會議勾勒了中國未來深化改革的重點和路線圖。中國共產黨11月12日公佈了未來10年的改革計劃，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希望帶領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未來持續增長。

3、《紐約時報》報道，中國領導人承諾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這個決定來自共產黨剛結束的三中全會上。

4、日本共同社網站報道：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進一步重視市場作用。

5、法國《世界報》報道，習近平加速經濟“向右轉”：中共1978年的11屆三中全會，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將內部發展定調為發展經濟現代化為先，並採用了實用主義，結束了長達十年的文革內爭，這是個革命性的決議。2008年的三中全會(17屆三中全會)努力銜接日益擴大的城鄉差距。而這一次三中全會，延續了35年前的11屆三中全會，是習近平上任以來一次巨大的改革，將中國更全面地推向市場經濟。

6、英國廣播公司網站(BBC)報道，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公佈深化改革方案：中國領導人剛結束了一場重要的會議，即三中全會，宣佈了一系列經濟改革，以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7、英國《金融時報》網站報道，中國承諾深化改革：三中全會閉幕，中共將實施大刀闊斧的改革。中國預計經濟增長7%，改革將加強國家安全。公報許多修辭與傳統相似，但具體措施可能涉及切實的改變。中共在12日公佈的一份旨在推進改革的綱領性文件中宣稱要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並明確了各級黨委在推進改革過程中的“領導責任”。這份外界密切關注的文件勾勒出中國最高領導層對未來五年的改革構想。

8、德國《明鏡》週刊報道，中國改革藍圖、市場與權力：持續四天的中共三中全會圍繞改革主題展開。對於決議成果，世人期待甚高——然而結果卻很模糊。雖然公報談到很多市場經濟的決定性作用，而結論卻是如何保持共產黨的政權統治。


三、“極大改變中國未來”


CNN以“一日焦點”的形式報道三中全會，題為《改變中國？》：北京，11月12日：一位中國准軍事化的巡邏員正在人民大會堂前巡邏。中共剛剛結束它的三中全會。中國觀察家們密切關注這次會議能否成為中國新的改革的起點，以往的中共三中全會都起到改革先鋒作用。

正如德國《明鏡》週刊所說，“雖然公報談到很多市場經濟的決定性作用，而結論卻是如何保持共產黨的政權統治。”

而《華爾街日報中文版》的撰稿人，在點評三中全會時也明確指出：“對公有制經濟的強調明顯增強，土地制度改革或有突破。”

俄羅斯《生意人報》更是語帶挖苦地指出：“一致通過改革決議”，這對剛剛脫離共產黨專政不久的俄國人民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舞臺背景了。

多家英國媒體認為，這次會議出臺的改革舉措，將極大改變中國的未來。

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社論稱，樂觀者們抓住了三中全會公報中的一個詞——中共承諾今後讓市場在中國經濟的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若對這個詞進行大膽解讀，這確實有可能帶來一系列深遠的改革。如果市場力量在整個中國經濟體系中得到釋放，那麼人們便可以想像：中國的價格和利率將會實現自由化，人民幣最終可以完全兌換，中國國有企業的角色也將受到大幅度的限制。

路透社稱，中國公佈全面徹底的改革計劃。根據這份改革文件，中國將加快資本項目可兌換、廢除小城市和鄉鎮的居住限制、整合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徵收一項環境稅及採取其他措施。另外，中國還將放寬計劃生育政策，廢除有爭議的勞教制度。這份改革文件已在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人會議上獲得批准，領導人們在早先公佈的公報中承諾到2020年將看到中國經濟改革的“決定性”成果。

路透社還注意到，中國股市終於發揮了晴雨錶的作用，滬市綜指週五早盤暴漲逾2%，起因緣於市場預期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會對中國起到長治久安的作用，是一枚重磅利好。

《每日電訊報》的報道也重點關注中國經濟方面的新舉動，稱中國宣佈的決定“可能是中國20多年來最大的經濟改革”。


四、“全面深化改革”


三中全會公報發佈，日媒關注其中的“全面深化改革”：

日本《朝日新聞》報道稱，昨天閉幕的三中全會在強調經濟領域的市場作用的同時，決定設立應對國內外安全問題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顯示出今後將把確保國家安全作為工作的重點之一。在經濟領域，為了今後繼續保持高水平的增長，會議提出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三中全會公報強調了“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

日本電視臺以“三中全會閉幕 全面深化改革”為題進行了報道。報道稱，公報中進一步明確了經濟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另外，報道還提到將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強化國家的安全戰略。

日本朝日電視臺報道稱，三中全會公報提出了防止腐敗以及確保公正行使審判權等改革方針。報道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立，是對治安管理和安全保障的加強。

另外，日本《讀賣新聞》、《每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等都對以“全面深化改革”為主題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以及三中全會公報的發佈進行了報道。

有好事者統計了中共改革開放以來七次三中全會公報出現的“改革”字眼共計116次；不過，“改革”並非出現頻率最高的詞語，排在前兩位的是“經濟”和“發展”，分別出現187次、173次。


五、十八三中真能改變中國？ 


按照中國的“人治”特點，十八屆三中全會能不能改變中國，端看它能不能推出一個強悍的頭領，所以，應該關心的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能讓習近平脫穎而出嗎？

分析家指出：大陸官媒的頻頻渲染，似乎這場為期四天的保密大會打開大門的那一刻，便意味著中國改革的新道路開啟。從歷史角度來看，35年前，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用“改革開放”打破了毛澤東的政治鬥爭格局，將中國引領到經濟發展的軌道上，但同時也將中國帶入GDP怪圈；而這次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習近平能否讓改革加上自己的烙印，起步成為真正脫穎而出的中共第五代，也要看他能否破解鄧小平時代遺留的改革問題。如果說未來的確會有“毛鄧習”的發展路向，那麼今天的十八大三中全會就必須是一個重要的起跑線。 

輿論對大會的期待：頂層設計者制定出革命性的改革政策，解決當前中國最緊迫的問題：大批官員腐敗、貧富差距、社會不滿情緒、環境污染，還有政府過度管制扼殺創新和創造就業等等。可以使這個國家發生激動人心的變化，變得更公開、更平等、更自由，和遵守法治。可以說，滿足以上要求就是這代中共領導者的最大功績。但是要做到這些並不容易，習近平至少要有三步棋需要走。 

第一步棋就是“循”。中共是一個特別注重歷史的政黨，幾乎每位信任領導者的就職演說都要提到老一輩領導的偉大功績，而且新人的政治思想也是對上一代甚至幾代領導者的繼承與發揚。在中共高層的前輩中，最突出的不過毛、鄧二人了。習近平在“循”的表現上，自然是要先跟隨二人的政治足跡：首先，習近平在2012年12月甫上任後即南下巡視廣東等地。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南巡行經路線，和20年前的1992年1月鄧小平南巡路線中的廣東段大致相同，由被認為是中共改革派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汪洋陪同，並親訪鄧南巡時期的地方老幹部，也被媒體稱為“新南巡”。而習此舉也為其贏得了“年輕版鄧小平”的讚譽。 

其次，曾有外媒評價稱，若習近平行為作風上很有年輕版鄧小平的派頭，在思想深處則更趨向於毛澤東。譬如，十八大後，習近平提出的“老虎蒼蠅一起打”、“復興中華的中國夢”等頗具渲染力的口號，讓人感覺到他像毛澤東一樣喜歡用“口號”渲染政策；今年4月的政治局會議上，習近平要求對黨員幹部展開“群眾路線”教育，也是毛澤東1940年代在延安鞏固權力時的政策。隨後，在今年7月中旬，習近平到河北調研指導教育實踐活動時，重申了毛澤東“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治黨法寶。除此之外，10月11日，在浙江杭州召開的紀念毛澤東批示“楓橋經驗”50周年大會11日上，習近平也要求浙江省各級黨委和政府高度重視學習推廣“楓橋經驗”，緊緊扭住做好群眾工作這條主線。 

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重走“鄧”的南巡路，還是繼承毛澤東的治党思想，習近平這個年輕的後輩都表現出了作為一個中國共產黨徒的“敬老”傳統。但是單純的繼承，是不可能滿足這個多變的世界的，想要在政治角逐中取得最後的勝利也要有著真正自己的東西。而想要做到這層，他就要先走出第二步棋——破。 

但從習近平的表現來看，差得太遠了。難怪不少大陸學者毫不諱言地指出，對本屆的三中全會相當失望。


六、習近平能給出一個“安全的社會”嗎？ 


對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質疑不限於民間，也來自大陸官媒，2013年11月18日“光明網-法治頻道•我有話說”欄目質疑：“三中全會能給文明帶來一個‘安全的社會’嗎？ ”——

公報只是綱領，是一種方向，關鍵在以後的逐步落實。一直以來，雷聲大雨點小，不僅達不到預期效果，還會消弱群眾對黨與政府的信任與依靠。所以大幕剛剛開啟，下一步的行動，才是關鍵。只有在確保政權穩固的基礎上，一步步改，不向左，不向右，不走歪路，更不走邪路，才能進一步提高執政能力，讓司法更獨立些，分利機制更加公平些，從而取信於民，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成立了最高級別的改革領導小組，成立了國安委，還有確保公正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等等信號，與世界接了軌，也與民心搭了橋。接天線與接地氣的組合拳，就拿准了脈、下對了方。可以讓一些逐漸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體制問題，不再成為讓人無奈的發展壁壘，而成為發展的保障、進步的推力。

特別在這有了微博、微信等新媒體的信息化時代，更把改革的作用與影響，抬高到新的高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不能迅速發展成一種共識，凝集成一種力量，就看能否下定決心改變過去的發展路徑，尋找新的發展增長點特別轉折點，我們的“中國夢”才不會落空。深度改革的成果如何，在於頂層設計破冰，也在於全國共同參與。

其中“深度改革的成果如何，在於頂層設計破冰，也在於全國共同參與”一語，其實是對於習近平的警告；可見現在的大陸，已經不是“一言堂”的天下了。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能否改變中國，就看習近平接下來如何唱戲了。


七、習近平左傾帶來的社會影響 


早在8月21日香港環球經濟電訊社就發表專訊指出了習近平的左傾姿態帶來的社會影響：

習近平對政治改革的態度在今日之中國至為重要。然而，最近幾個月，習近平不僅發表了帶有毛氏色彩的言論，還從毛澤東戰術思想中汲取靈感，發起糾正黨內不良風氣的運動，並進一步限制對民主、法制和憲政等觀點的討論。在一些分析人士看來，這意味著習近平在未來10年任期內都不會採取有力的政治改革。雖然不排除中國領導人此舉是在為全面推動改革爭取利益集團的支持，降低改革的政治成本，但令外界擔憂的是，領導人這種左傾的姿態可能讓中國的左派振奮鼓舞，反而未必有助於彌合已分裂的中國社會思潮。在習近平表現出明顯的左傾姿態之際，中共當局正準備對薄熙來進行審判。有傳言稱，習近平與薄熙來的支持者和其他太子党達成了交易，薄熙來將對程度較輕的指控認罪，條件是不再針對他的家人和盟友採取進一步行動，也不再針對近年來攫取了家族財富的其他太子党成員。黨內人士說，作為交換條件，許多薄熙來從前的支持者和幾位強勢太子党成員都全力支持習近平，以幫助習近平鞏固領導地位、甚至超越前任。習近平的這種傾向讓中國許多支持政治改革的右派人士不滿，同時也讓許多原薄熙來的擁護者感到鼓舞。支持薄熙來的左派經濟學家胡鞍鋼表示，毛主席對我們來說是個寶貴資源。另一位左派學者張宏良在近期發表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寫道，他對習主席的做法並不感到意外，新左派應該支持習主席，因為從習主席最近的講話來看，他已經充分採納了新左派的政治提議。 

一位習近平兒時的夥伴說，習近平開始顯露出本色了，並認為這只是個開頭。他表示，習近平和薄熙來都受到父輩經歷的深刻影響。雖然經歷過文革，但無論是習近平還是薄熙來都沒有對一黨制產生幻滅，相反，在青年時代，他們比許多同輩人更加努力地證明自己是毛澤東思想堅定的信仰者，也因此更加瞭解如何在中國政治中向上攀升。

但是，不論習近平個人如何，作為一個政客，他畢竟是受到力量對比的擺佈的，正如我們知道的那樣，習近平是否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取決於中國人民對他的反應。


（2013年12月20日）


（另起一頁）


【第七章】

【2014年統獨掙扎】


（另起一頁）



【第一節 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顯示中共對台敵意】


在中共充滿對台敵意的現實之下，臺灣即使沒有任何對應措施，也需牢記對方的敵意是堅持到底的，並未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有改變——這樣的牢記有助於保護臺灣的安全。


一、“解放軍首次披露”的時機


中共“光明網”“時政頻道”2013年12月17日轉載中共“中國廣播網”內幕文章：“解放軍首次披露對台情報戰線遭破壞細節”，說“解放軍對台情報戰線遭破壞細節披露，1100餘人犧牲”，並附有“資料圖：49年建國後，朱楓經華東局派往臺灣執行秘密任，後遭逮捕槍決。”（見本文附件） 

此文用冷戰時期的腔調重提對台鬥爭，充分顯示中共對台敵意不減當年。

[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落成]廣場占地3000平方米，為紀念上世紀五十年代為國家統一人民解放事業犧牲於臺灣的大批隱蔽戰線無名英雄而建。1949年前後，我軍按照中央關於解放臺灣的決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幹部入台。50年代初，由於叛徒出賣，地下黨組織遭受破壞，被國民黨當局公審處決1100餘人。 

據中國之聲《國防時空》12月17日消息：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建設的無名英雄紀念廣場，近日在風景優美的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落成。 

廣場為紀念上世紀五十年代為國家統一、人民解放事業犧牲於臺灣的大批隱蔽戰線無名英雄而建。1949年前後，我軍按照中央關於解放臺灣的決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幹部入台。50年代初，由於叛徒出賣，島內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大批地下黨員被捕，其中被國民黨當局公審處決的有1100餘人。這些忠貞不渝、寧死不屈的英雄們，“別親離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敵而求大同”，然而“風蕭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敗，或囚或歿，人不知之，乃至隕後無名”。 

廣場因山勢而建，占地約3000平方米，坐西面東，視界開闊，氣勢雄偉。迎面是以黑白兩色曲線隱喻海峽兩岸的巨幅景觀牆，中有毛澤東主席題詩：“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沿著景觀牆左右臺階拾級而上，兩邊的花崗岩牆壁上刻著到目前為止、經各方查找發現的846個當年犧牲于臺灣的烈士英名。名字以陰文素鐫，若隱若現，既暗合了隱蔽戰線的鬥爭特質，也彰顯其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其中更有許多留白和空格，以便未來發現新的英烈名字可以隨時增補上去。 

廣場正中昂然屹立一塊長14米、高4米的紀念碑，正面是5組浮雕，再現隱蔽戰線的5個突出戰鬥場景；浮雕前是以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為原型的英雄塑像，用大實大虛的藝術手法展現了隱蔽戰線先烈的豐功偉績。背面鐫刻主碑銘，全銘文217字，以典雅的文言文寫就，微言大義，字字千鈞。廣場各顯著位置，還分主題設置了5段銘文，鐫刻在精製銅版上，分別是“忠魂”、“光影”、“家國”、“信義”、“追夢”，詩化語言鏗鏘有力，真摯感情濃烈熾熱，讀來讓人熱血沸騰，心潮難平。 

為表達對革命先輩的敬意，解放軍聯絡系統發起了自願捐款活動，許多文化界、藝術界、企業界等社會各界愛心人士獲悉後也紛紛慷慨解囊捐助，表達對英雄們的崇高敬意。民政部、國台辦等國家有關部門和北京市相關部門給予了大力支持，北京市園林局專門提供西山國家森林公園的建設用地。該廣場落成後，將作為一處新的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基地對外開放，供廣大民眾參觀、瞻仰。 

惹人好奇的，不是“解放軍首次披露”，而是“解放軍首次披露”的時機。那麼，什麼是“解放軍首次披露”的時機呢？


二、“冷戰報道”的現實背景


以上“冷戰報道”（“解放軍首次披露”）恐非空穴來風，且有現實背景：

法國廣播公司2013年12月17日援引當天的“中國時報”報導，兩岸曾在第三國展開秘密談判，希望彼此交換被對方俘擄的情報員，臺灣方面特地將一位刑期即將到期的共諜提前假釋出獄，不料大陸方面卻點名要臺灣釋放被大陸吸收成為間諜的臺灣前陸軍少將羅賢哲，導致談判破局。

這是臺灣國安單位首度證實兩岸已經就交換被俘情報員展開談判。據透露，換俘談判的地點在東南亞，雙方第一次提出名單，臺灣希望對方釋放2006年6月被中國國安部在越南邊境誘捕的軍情局前四處副處長朱恭訓、徐昌國兩位上校等人。但大陸卻要求臺灣釋放目前在監服刑的臺灣前陸軍少將羅賢哲。

羅賢哲是臺灣軍方近五十年來被對岸策反的最高階共諜，之前是臺灣陸軍通資處少將處長，2002年起擔任駐泰武官期間，被大陸情報人員拍攝買春不雅照，轉而成為中共間諜九年。他在臺灣擔任高階將領，卻長期洩漏包含美國對台軍售機密的“博勝案”給大陸，被捕後被臺灣當局判處無期徒刑，

距瞭解，臺灣方面已經拒絕釋放羅賢哲的要求，認為這是中共的談判技巧，一開口就要求階級最高的共諜。臺灣方面也擔心，如果釋放羅賢哲，未來政府官員或高階將領有樣學樣、以身試法，恐怕會形成國安大漏洞。不過兩岸仍繼續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管道，積極談判換俘事宜。

臺灣希望大陸釋放的兩位軍事情報局上校朱恭訓、徐昌國，2006年5月被中共在越南邊境非法誘捕後，被判無期徒刑進入廣西監獄，現在換到某處軟禁，一年可以會客四到六次，也可以在大陸國安人員監控下，外出到飯店與家屬用餐會客。


三、臺灣破壞一國兩制


上述事件的本來已經就此打住，未料中共操縱的“香港媒體”《大公報》於2014年1月5日再啟戰端，渲染所謂的“臺灣駐港間諜網全面啟動，圖謀破壞‘一國兩制’”：

一度撤離香港、陷入半癱瘓的臺灣特務機構已捲土重來，由臺灣“國防部”轄下軍情局第4處負責的駐港特務組織已全面啟動，透過“政治黑金”作餌，滲透香港不同行業和政治組織，介入“佔領中環”等活動，目的是破壞香港落實“一國兩制”，製造國際輿論，以阻撓“一國兩制”模式推動兩岸和平統一的進程。《大公報》記者經深入訪查，揭開臺灣駐港“4站1組”的諜網運作。 

2014年元旦早上，400多名有臺灣背景的市民由不同團體組織，分乘十多輛車抵達香港屯門紅樓，參與一年一度的元旦升旗活動。元旦升旗活動的主辦人元朗區區議員麥業成致辭時高呼“臺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地方，我們要把這種自由民主的花朵在香港遍地開花，爭取香港真普選。”部分年輕人隨後便拿著青天白日旗轉往維多利亞公園，參加民陣主辦的所謂“真普選”大遊行。

區議員牽涉親台組織 

麥業成是“臺灣各大學香港校友會總會”會長，也是該次活動的主要推手；出席升旗活動的最大一個團體“香港榮光聯誼會”，則是直接接受臺灣“行政院”退輔會（“國軍”退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資助，該會的領導人李崇威也出席了該次活動；麥、李兩人在親台組織中都有一定影響力。 

“近年我們已經很少參與香港的親台活動，但一些親台團體的負責人近期卻經常主動來電，約我們飲茶、鼓勵我們再度出山，參與香港政治事務和占中活動。”一名已不活躍的親台小團體負責人向《大公報》透露。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李登輝執政時期的臺灣當局向“台獨”傾斜，“反攻大陸”無望下，一度放棄在港澳、內地的“地下”與“地面”活動，且截斷資助香港親台團體的大水喉，此後香港的臺灣勢力極速走下坡，一些團體更因為失去金錢援助而關門大吉。在香港紮根半個世紀的臺灣軍事情報網絡大大縮減，由過往逾10個情報站，縮減至名義上的4個，實際活動更少。 

但是，在陳水扁執政中期，即約2004年左右，臺灣“國防部”轄下的軍情局再度在香港投入大量資源，駐香港情報站再次活躍。他們四出收風，介入香港政治局勢。去年開始趁有反對派策動“占中”的機會加強活動，台軍情局駐港人員單獨約見一些已退出江湖的右派人士，全力鼓動他們參與“占中”。 

圖謀破壞香港“一國兩制” 

“陳水扁執政後期，臺灣當局內部普遍認同臺灣的將來很大可能步香港的後塵，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區，在既無力‘反攻大陸’下，唯一可做的是讓香港‘一國兩制’的例子失敗，令其失去對臺灣借鏡的作用，引起國際關注。在這指導原則下，駐港特務情報機構工作性質亦發生變化，由過往國民黨黨務系統有很大的指揮權，轉而直屬臺灣‘國防部’軍情局領導，即使兩黨輪替執政，有關政策也沒有改變。”《大公報》引述來自臺灣軍情局消息人士透露。 

“親台組織要重新活躍需要資金，動員組織人員也要錢，約人出來飲茶食飯要花費，租屋搞團體更是無財不行。國民黨今時不同往日，本身資金已不多，所以這些錢都來源於臺灣‘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因為情報經費無須公開，批出款項也更為容易，除非是數以億元計的資金，一般一千幾百萬元，軍情局普通副處長級官員也可批出。”消息人士續說。 

黑金誘政客組織投靠 

《大公報》從熟悉臺灣軍情局運作的消息人士得悉，其中一個駐港多年的情報站運用情報經費全力支持某些香港親台政客，“發出的支票全是美國花旗銀行的，每張面額幾萬港元，原因是資金小、不起眼，獲資助的香港政客無須花太大工夫來漂白。” 

調查發現，有關情報站隸屬軍情局第4處，編號“1100“站，實際負責特工指揮的副站長名蘇紫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女子，上校軍階，下屬有2男1女情報官。 

消息人士續說：“蘇在香港的國民黨家庭長大，自小讀親台學校，因有強烈‘仇共’心態，於1982年被臺灣情報人員吸納，前往位於臺北‘陽明山山仔後’的‘“國防部”軍事情報學校’入讀第26期幹部班，接受30個月的特務訓練，畢業後任少尉情報官，並同時獲發陸軍軍官學校（俗稱黃埔軍校）情報專科班證書，多年來一直駐守香港工作。” 

“占中取經”目的明顯 

2006年5月軍情局第4處副處長朱恭訓上校、4處組長許昌國上校進入廣西境內執行重大任務時被國安局拘捕，成為史上被中國大陸擒獲的臺灣最高級情報官員，而朱恭訓與蘇紫萍同屬第4處的上下線，2人更是軍事情報學校第26期的同班同學。 

“軍情局第4處負責港澳及中國大陸的諜報，朱掌握大量港澳情報資料，事發時臺灣非常緊張，香港諜報工作全部停止運作，像蘇紫萍這類敏感人物更實時撤離，約半年後，軍情局認為朱、許並無洩露太多機密，才放膽再次運作。” 

消息指出，目前台特在香港對多個行業和組織展開滲透，在“政治黑金”的誘惑下，已有不少政治人物和組織投靠效力。“占中”分子到臺灣所謂“取經”的行徑，也就不難理解。 

駐港特務待遇高人一等 

臺灣軍情局駐港的“1100”特務站副組長蘇紫萍軍階上校，與早前被國安局拘捕的軍情局第4處副處長同一軍階級數，原因是駐港臺特的晉升機會和薪酬，都較臺灣或駐其它地區的特務為高。 

據消息人士透露，香港和中國大陸都被視為“敵後區”，屬最高危的軍情任務，所以，每年“國防部”的晉升名額中都會優先撥出配額予駐香港和中國大陸的特工，而外派情報軍人的工資亦比本土高，派到臺灣島外會比在臺灣的高2倍、駐香港更是高出3倍。以蘇紫萍身為上校、任情報站副站長為例，現時月薪高達13萬港元，並有很高的個人應酬開銷，供其參與各項上流社會活動。 

除軍事情報站外，“國防部”還會委派一些軍官駐港從事政戰工作，主要負責統戰、收風、物色特務，監察及指導親台團體。《大公報》記者採訪期間，發現1名女子經常出入香港榮光聯誼會，該女也經常出席一些親台團體的聚會，經瞭解，這名年約50歲的女子畢業於臺灣“政治作戰學校”，但出席公開場合時很少向他人介紹自己。消息人士表示，臺灣當局除透過軍情局在香港設立情報網絡外，為了監視受臺灣資助的親台組織有否“越軌”行為，也由台“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派員到香港，專責監控親台組織。 

“四站一組”涉40間諜 

經重整後，目前駐港的臺灣情報網主要架構有4站1組和多名“直屬員”，人數約在40人左右。當中4站1組的“國防部”編號分別是“1100站”、“1269站”、“1319站”和“1042組”；全部歸軍情局第4處管轄。 

《大公報》獲得的消息指出，每站編制5人，均設站長、副站長，以及情報官（情報官主要由臺灣人出任），當中的站長未必一定受過特工訓練，反而會選擇長袖善舞人士，方便滲透不同類型的組織，實際的諜報工作會由受過長時間訓練的副站長負責，以“1100”站為例，實際工作執行人為副站長蘇紫萍，她的手下有2男1女情報官。 

另“1042組”的編制為3人，專門負責傳遞機密信息、寄密函、調配物資，以及“敵後”單位的維護指導等。另外，有10多人為“直屬員”，以個人為單位，直接向臺灣軍事情報局負責，當中有臺灣人和香港土生土長人士。 

這批在港工作的特務無論是站長、情報官，還是直屬員，全部屬軍方編制，是正職軍人，迄今人數約40人，他們除介入香港事務、製造混亂，部分情報官和“直屬員”還負責收集中國內地情報，並按內地省市的劃分，各有不同的專屬區域。 

我們認為，在近年來兩岸關係大幅改善的情形下，登出以上的報道對於中共這個嚴控所謂“輿論導向”的極權政府來說，絕不尋常；相反，這是一個風向標，指示著中共兩岸政策的預期走向。


四、“解放軍首次披露”早有端倪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上述種種的“冷戰宣傳”並非“換諜”事件引起的，因為早在2013年8月29日，中共軍情機關控制的香港“鳳凰網”屬下的“歷史頻道”就登出了這樣的歪曲報道：“國民黨軍妓史：86年16歲少女被逼每天服侍40名軍官”，並且配有大量的照片和證件資料：

核心提示：一九八六年七月，庵前軍官部曾有一個剛滿十六歲的女孩子接客，一時造成轟動，這個小姑娘，一天接客多到四十幾個軍官，三個月下來，接客次數超過三千次，賺了四、五十萬元。後來，這位小姑娘的家人產生懷疑，才把事情掀了出來。原來，她是經人介紹去金門工作，卻不知道是在“八三一”當軍妓。後來，掮客被判了十個月徒刑。

（本文摘自新華網作者：佚名原題為：八三一“軍中樂園”——臺灣的軍妓制度）

臺灣國民黨當局設立“軍中特約茶室”的背景原因說法紛歧，軍中樂園就是軍中的妓女戶，是因應現實需要而設置，亦普稱“軍中特約茶室”。1949年，國民黨軍數十萬人撤退到臺灣，隨行亦有大批公務員，其中絕大部份都是單身漢，大批軍隊撤退到臺灣，帶來一些“人性”的問題。

這些孤身來台舉目無親且性欲正旺盛的男人們，苦悶無法排遣，忍受不了時，就騷擾良家婦女或嫖土娼，不是造成軍民不和，就是性病嚴重氾濫，民以食為天，相同的，民也以色為地，吃飽了不找女人，兩腳走在地上都是不踏實，“性”成為一項和吃飯一樣嚴重的問題。

“軍中樂園”制度，1950年開始成立，隨後十餘年內，隨部隊駐紮需要，或在營區內，或在營區附近，隨駐設立；同步地，也隨部對駐地更換或移動、或取消。1952年1月，臺灣軍方公佈《勘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暫調條例》，嚴格規定在訓或現役軍人結婚的限制，對於龐大的性苦悶的軍人強力約束，使其情欲不能循正常婚姻途徑疏解，也只好到軍中樂園發洩。更何況，以當年菲薄的薪餉，一般中下層官兵，也養不起一個家庭，因此，談戀愛或說媒相親來結婚，是一條艱辛之路。所以，軍中樂園仍只定位在解決軍士官兵的性欲問題上。

軍中樂園最為曆久不衰的，以外島為最，這是因為外島女人少，軍事任務又頻繁，官兵人多需求量大，所以“需要”支持“供應”，樂園一直十分興盛。而本島則以中南部民風閉塞，求偶不易而較為“茂盛”；北部則曾有某王姓大亨曾試圖一搏，大賺軍民皮肉錢，沒想到民眾要求太高，被迫關門兒改行做舞廳去了。以金、馬外島的某處軍中樂園為例，可見一斑。

這座樂園建於山坡險峻的半山腰，“半山腰”恰符合“八三一”的諧音。遠望是一長方形的深宅大院，頗有陽明山上豪華別墅的那麼一點味道，四周綠樹勃發，門口一簇簇玫瑰，仿佛江南草長，群鶯亂飛的景象。進門客廳供奉福德正神，香火嫋嫋，廳堂正牆上，掛滿妓女的玉照，並編上號碼，左右後兩排小房間是“接待室”。

牆上除掛著《娛樂規則》，要求官兵一律遵守外，大抵最令人發噱的是對聯的“趣味”。像這一副對聯，右聯是“大丈夫效命疆場”，左聯是“小女子獻身國家”，橫批“服務三軍”。接待室每人一間，房首裝有編號之綠燈，燈亮表示正在接客，房門必定緊閉，而內有怪異聲音，反之則無。

小小的洞房內，大抵是一張雙人大床，夏鋪草席，冬鋪被褥；床頭有兩隻枕頭，旁有小衣櫃，茶几，上堆零星用品，牆上貼著中外明星的照片、海報。屋內小燈紅暗，一般說來，屋內燈亮則外面房首燈也亮，燈光不想太亮者，取其昏紅之下，小姐看起來較漂亮、氣氛也相對比較迷人。老鴇或龜公在門口收錢，也有在頭尾兩端以便看管妓女，並有一間小小保健室，以便急需。金門“八三一”分佈在小徑、深坑、陽宅、庵前、東林等地，其中庵門前是總部，人數也較多。至於最前線的大二擔、東西碇等，沒有固定的樂園，只好定期派遣妓女“出任務”，事後再回臺灣。樂園比較大而有規模者，分軍官部、士官部、及戰士部，設備、收費不同，當然，女服務生的水準、年齡、姿色亦大不相同；甚至有專供將、校級軍官專用者，稱為“高級班”，當然，其消費水平又不一樣了。本島的陳設亦大同小異，好壞則視部隊大小而定。以高雄某基地為例，進門是彈子房，供消費士兵打彈子，抽煙等候，以免無聊。

彈子房正牆上一排放大照片，單獨裝框，上編號碼而無名字，女子的面貌有好有差，由於多來自山地鄉下，畫妝打扮不脫三分土氣；上面若寫“請假”者，多表示月經期間不能接客。

牆旁有門，房門掛有規則須知等等，並設有售票處，士兵購票時也選定照片上的號碼，繳了錢、拿了票即可入內辦事。有些陳設較好的如鳳山特約茶室，是一棟灰樓，甚具規模，樓下為戰士部，樓上為官長部。每一層左面是茶座，右面是彈子房，供官兵消遣之用。

另外，屏東、台中也算是高級的。台中特約茶室設備甚佳，如軍官部前掛著告示牌“非現役軍官禁止進入”，而且要求軍官若穿便服時憑身分證補給證購票，可見，當年軍官便服在內消費是很平常的事。嘉義中莊的軍中樂園，1953年正式設立。開幕之初，由上級發給每連四張“免費票”，算是開幕大優待，可是沒有士兵敢厚著臉皮索取，最後由連指導員挑四名平日表現好的人，指派他們前往“實地觀察”。習慣之後，也就生意興隆、應接不暇了。

而茶室的《台中軍官俱樂部管理規則》，於1958年頒佈時，也明白表示是“為調劑軍官生活，促進其身心健康，乃遵照國防部（46）年第〇四三二號令設置實施”。屏東的軍中樂園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開張時，新樓樓上是官長部，有七個房間；樓下士兵部有卅四個房間，且佈告嚴禁士兵購買官長票，姑娘“休息”貼紙為白色，表示生病或生理期。當時，屏東軍中樂園是全台最囂張的，甚至有姑娘的半裸廣告招攬生意，其熱門可想而知。

娛樂時間是官兵最重視的地方，一般以四十分鐘為一個單位。以台中為例，其接待部即規定：接待時間每次為四十分鐘，並以一次為限，到時請自動離室。但金門、馬祖可能僧多粥少，娛樂券一張限用七分鐘解決，超過十分鐘必須加一張票，這一點時間，對生理上“發動慢”或天生異秉時間超長者，卻是一個大麻煩。尤其是官兵薪餉低，一張票大約是他們月餉的十分之一，多買幾張票，不免是個大負擔。四十分鐘內，姑娘多半希望愈快愈好，省下來的時間可以賣“黃牛票”，收入私人口袋；但官兵都恨不得“進出”愈多次愈好，這其中的利益衝突，往往爆發不少事件。接客時間大概為上午八點到下午十一點，但各地略有調整；像外島即調早在下午七、八點，其它時間則開放給一般民眾使用；官兵過夜，則自營業結束起到次日早晨七時止。

收費依物價逐漸升漲，早期軍官一張票廿五元，士官部二十元，戰士部十元，這些收入，姑娘可得七成；本島每星期工作六天，週一休假；但若開放給當地百姓，則收費往往加倍。一般來說，一周內，禮拜三，禮拜日生意最好，而每週四晚間，軍醫們威風凜凜地到“八三一”，逐一檢查姑娘們看看有沒有染上性病，這種例行檢查，姑娘們是最討厭的，因為，一旦查出有病就不能接客了，損失慘重。再加上軍醫們常會以“檢查身體之實，行毛手毛腳之便”。

事實上，士官兵在買娛樂券時，都會隨票附送一個保險套和一條口香糖。口香糖是供排隊時間過長，咀嚼打發時間用的；保險套是為了衛生。但是在外島，七分鐘的“限時專送”，從進房脫鞋、脫衣褲，大概要一兩分鐘；穿回去又要一兩分鐘，中間只剩下三分鐘。因此除非多買兩張票，不然如此倉促時間下，外面售票員又猛按電鈴催人；尤其是士官兵常欲火如焚，心急就不戴套子是常事，性病之流行在所難免。

國民黨設立“軍中樂園”的自我宣傳德政之一是，這可以防止性病，但事實上效果卻不彰，“軍中樂園”雖然要求阿兵哥要戴衛生套，但是很少有人願意。有一次蔣經國問一個得了性病的老兵：“你為什麼不願意戴衛生套？”老兵夷然答道：“報告蔣主任，你穿襪子洗腳嗎？”蔣經國聞之語塞。可見當時軍中的“保險教育”推廣的早，但阻力可不小。

軍中樂園和姑娘們簽的是合約，在外島一期半年，期滿可續約；本島則簽得更長。早年“八三一”勞軍的姑娘是由偏遠的山地找來，或以種種名目和款項，進入“八三一”，也造成原住民部落的嚴重問題。雖然在此之外，山地女子下到都市謀生不易而墮落風塵的大有人在。

本島姑娘多為親人賣到茶室，賣者拿走鉅款，留下來的出賣靈肉者則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涯。而外島人來源，有許多是本島偷跑的私娼被捉到後，即被賣到外島。其它據傳也有女受刑犯自願到外島充當姑娘，經同意簽字後前往，多以防害風化或吸毒罪者多；桃園當年發生鴛鴦大盜搶案，男的依軍法判處死刑，女的便自願到外島獻身報國，此一故事流傳甚廣。當然，也有許多是為了家庭生計，為了弟妹而自我犧牲，自動走入本島或外島軍中樂園者，人生至此，也只有徒呼蒼天了。

依金門防衛司令部人事資料統計，在1990年服務的姑娘，平均年齡為卅一點二歲，教育程度以小學、國中居多，高中、大專的雖有但僅寥寥數人。當然，若時間往前推個十幾二十年，十五、六、七、八歲的少女也有。一九八六年七月，庵前軍官部曾有一個剛滿十六歲的女孩子接客，一時造成轟動，這個小姑娘，一天接客多到四十幾個軍官，三個月下來，接客次數超過三千次，賺了四、五十萬元。後來，這位小姑娘的家人產生懷疑，才把事情掀了出來。原來，她是經人介紹去金門工作，卻不知道是在“八三一”當軍妓。後來，掮客被判了十個月徒刑。

假使時間更推早，在一九六〇年代，“八三一”的妓女被騙、被搶、被賣的比例更高，當時強迫女子賣身事屬常見，尤其背後有個狠心的父母或困苦的家庭，鑿比當時價位，一兩萬元就足以令她被一賣、再賣，永遠也脫離不了皮肉生涯的鎖煉。對於軍妓的業績，臺灣本島是以高壓式來強迫管制，外島則擁有“返台假”的大權，成為除了金錢收入外的最有力的控制王牌。

由於接客有下限而無上限，因此，太老、太醜、服務態度太差者，生意若不好，吃藤條、火燙等，是家常便飯；在軍中發餉或國定假日，官兵蜂湧而至，一天接客二、三十次是平常的事，但如果超過五十次便有獎勵。有些軍中樂園甚至舉行大比賽，七十次以上的優勝者，甚至還放鞭炮慶祝，真不知今世何世，令人慨歎。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真正屬於她們的日子，除了月事來臨以外，大概也只有三八婦女節了，因為只有這一天她們可以拒絕接客，可以完全安靜的休養！像是端午節、中秋節、各種國定假日，大家都在團圓，那她們呢？卻得要“加強戰備”，賣笑賣身，尤其是“九三軍人節”這一天。姑娘從良在早年亂世中比較普遍，但過得下去的卻是少數，馬祖有一姑娘嫁給了老士官，卻始終不肯跨出大門一步，怕見人，因為那裏的戰士幾乎都買過她的票，試想想，走到大街上，滿街的人都買過你，那滋味想必非人可忍受吧！

在“立委”強烈要求下，1990年11月30日深夜，軍中樂園結束營業，正式走入歷史。1989年9月30日在“立院”反對“軍妓”存在的壓力下，軍方廢除了“八三一”，但為避免官兵適應不良，還先行轉手給民間經營一段時日，至次年11月底才正式結束營業。1992年11月11日，小金門西方村發生九歲女童遭士兵奸殺案，1993年10月12日再發生大金門陽宅村七十七歲老婦人遭戰士強暴致死案，同年底國立金門高中也傳出女生遭侵入校園的阿兵哥騷擾事件，一度讓恢復“八三一”的聲浪高漲，但最後終以不能再走回頭路，結束一場爭議。

（但是，經過鑒定，這些軍妓照片都是日本人的。由此可見中共的慣於栽贓陷害的漢奸嘴臉，簡直到了掩耳盜鈴、不擇手段的地步；同時也可看出，中共的具體辦事人員為了迎合上級宣傳指示而草率行事的馬虎作風。）


五、中共完全沒有與時俱進


以上中共種種“冷戰宣傳”表明，中共的性質完全沒有與時俱進，其造謠生事、謀圖不軌的脾性絲毫未改。

在中共充滿對台敵意的現實之下，臺灣即使沒有任何對應措施，也需牢記對方的敵意是堅持到底的，並未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有改變——這樣的牢記有助於保護臺灣的安全。


（2014年1月24日）



【第二節 王張會與兩岸關係】


根據以下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王張會是在一個對臺灣比較有利的時候進行的。這個有利不僅體現在兩岸關係的本身上，還體現在各自的內政和外交方面，那就是大陸現在處處被動，相形之下臺灣顯得好整以暇，從容有餘——所以臺灣一定要好好利用這些有利條件，對大陸多多施加正面的影響力，爭取到對雙方來說最好的結果。


一、兩岸關係年後跨大步


2014年2月的熱點新聞是“兩岸關係年後跨大步”：

2013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亞峇裏島APEC會議期間，大陸領導人習近平與臺灣前副總統蕭萬長的會談中提及的“王張會”……到2月11日將在南京正式登場。臺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先生宣佈，將前往南京進行四天訪問，並會見中共國台辦主任張志軍。王鬱琦四天的訪問行程，包括到南京紫金山莊展開兩岸事務首長會議涉及三項主題：兩岸兩會互設辦事處的人道探視、兩岸共同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加強在陸台生的醫療保保障， 但不會簽訂備忘錄等形式的文件，隨後各自舉行記者會。12日到中山陵謁陵，下午南京大學演講、交流。13日轉往上海，下午與智庫座談，並接受上海廣播電臺訪問。14日訪視上海台商子女學校，當天下午返台、並召開記者會說明，也會赴立法院報告此行。

這將是一個歷史性的會見。儘管王鬱琦表示，此行不談高度敏感政治議題、也沒有推動“馬習會”的任務；但因為這是兩岸事務主管官員首度正式會面，意味兩岸關係將邁開一大步，還引起“將掀起兩岸政治對話序幕”的傳聞。

出訪友邦的馬英九總統在洪都拉斯表示，“王張會”是整體兩岸關係提升的重要一步，在雙方互不承認主權的狀況下、不否定治權的目標上，更為邁進，這是兩岸關係發展非走不可的路，否則兩岸關係這條路走不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喉舌《新華社》在報導時，首次以“大陸委員會負責人”來稱呼王鬱琦，但外傳大陸方面要求王鬱琦此行有“不談政治議題、不提中華民國、不提民主自由”三個前提。行政院長江宜樺表示，在與王鬱琦討論過程中，沒聽過有這種說法或有任何承諾，王鬱琦也會以“陸委會主委”身分前往中國大陸訪問。王鬱琦表示，他將在適當的場合說適當的話，“請大家拭目以待”。王鬱琦強調，他是第一位登陸的臺灣陸委會主委，任重道遠。他會在適當場合講適當的話，請拭目以待。

有意思的是，一向反對兩岸政治對話、不承認中華民國的臺灣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洪財隆）卻又批評說，若媒體報導的“三個前提”屬實，將是嚴重失格的事。這使人覺得王鬱琦此行確實腹背受敵、任務艱巨無比。且臺灣立法院日前還做出決議，要求王鬱琦此行不可和大陸談“一個中國框架”。不過這一要求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作為陸委會抵擋中共無理要求的一個擋箭牌來使用。


二、承認中華民國的官方身分


回顧一下歷史對於繼續前進是有幫助的：2008年兩岸恢復制度性協商後，簽署的十九項協議基本已由兩岸各主管機關對口負責主談、陸委會協調、海峽交流基金會簽署。這樣的模式到了商談兩會互設辦事機構時，有了不一樣的意義。

事實上，從兩岸1987年開放探親以來，各自的兩岸事務主管部門從未正式直接接觸。儘管兩岸經濟、法政等機關多少都因業務需求，與對岸溝通過；但陸委會與大陸國台辦，仍需持續透過兩岸兩會（海基會和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從中傳遞訊息。

這次借著海基會、海協會互設辦事機構議題，主管機關陸委會與國台辦在溝過程中，開始建立直接溝通的管道，就各種議題直接聯繫，也開始進一步討論設立常態性的溝通機制。

建立常態性溝通機制，端看兩岸事務機關領導人互動的情況。王郁琦對此曾多次公開強調，訪陸若與大陸官員見面，必須在能互稱雙方官銜的情況下。王鬱琦對官銜稱謂如此重視，體現出臺灣具有更長遠的兩岸關係發展策略。

“王張會”是水溫計，最終目的仍是未來的兩岸領導人會面。這其中的玄機。就在於通過陸委會與國台辦建立常態溝通的互訪機制，來看看大陸能否正視中華民國的官方身分。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在“看看大陸能否正式承認中華民國的官方身分”的意義上，張五嶽說“王張會是1949年來兩岸最重要突破”，才是對的。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長張五嶽接受中共“中評社”訪問時表示：“王張會”是兩岸關係發展中重要大事，這也是2008年兩岸關係取得和平穩定發展以來值得關注的大事，也是2014年兩岸關係好的開始。張五嶽對中評社記者解釋說，“王張會”為什麼重要呢？因為這是從事兩岸事務主管的官員正式的會晤，這也是兩岸關係從1949年以來，見證兩岸關係最重大的歷史進展與突破之一。 


三、球被打向了中共的營壘


事實上，從事兩岸事務主管的官員正式的會晤，並不具有決定意義，因為兩岸之間更高階層的領導人早先業已會晤過了；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兩岸領導人能否在公開場合對著國際輿論正式承認對方的官方身份，並用法律文件的形式固定下來。

正因為“兩岸領導人能否在公開場合對著國際輿論正式承認對方的官方身份”具有決定意義，所以陸委會主委王鬱琦才表示，若對方沒稱呼他的官銜，他會感到失望。

換言之，如果中共沒有稱呼王鬱琦的官銜，就表示中共沒有正式承認中華民國；中共沒有正式承認中華民國，就表示王鬱琦此行的性質變得模糊；如果王鬱琦此行的性質變得模糊，就難免會讓人感到失望了。那不僅是臺灣的損失，更是中共的損失。——尤其在目前中共面對美日同盟的圍剿之時。

對此，王鬱琦說得非常清楚了：首先，身為第一位登陸的陸委會主委，他深感任重道遠，盼此行能促進業務溝通、瞭解中國大陸社會不同層面發展，兩岸關係進一步制度化；其次，對於在“王張會”後，中國大陸是否將在官方文件稱呼他的官銜一事。

這樣清晰的表達，使得中共沒有了任何推諉的餘地，從而把“兩岸和平”的成敗責任，都放在了中共的手上，球被打向了中共的營壘。

如果此次“王張會”無法達成“兩岸互相承認”的豐碩成果，那麼又如何呢？

在我們看來，那也可以就退而求其次，在海基會和海協會交流的基礎上，脫下“民間交往”的白手套，直接建立陸委會與國台辦的常態溝通機制，其功能並非“避免誤會、更有效率”那樣簡單，而是朝向“兩岸互相實際承認”的方向，雖然一時無法做到““兩岸互相名義承認”，無法把在去年印度尼西亞峇裏島亞太經合會（APEC）期間，王郁琦與張志軍自然互動、短暫寒暄，並以官銜互稱的事實，化為一個法律結果出來。

不論王鬱琦此行的法律結果如何，他去年提出的兩岸事務主管機關負責人定期互訪的構想，已經取得重大的事實收穫。因為王鬱琦畢竟是第一位以現任政府官員身分赴大陸訪問的陸委會主委，對兩岸關係常態化、也就是兩岸政府的互相承認，具有重大意義。


四、中華民國的命脈所系


儘管馬英九總統表示“王張會”不是在為“馬習會”做準備，“王張會”本身也沒有被賦予特殊任務；但是馬英九也說，他不會排除與大陸領導人會面，但必須要創造有利條件，“這些條件都還在創造中”。

那麼，這些條件中什麼是首要的條件呢？在我們看來，那就是馬英九所說的：“王張會”是兩岸關係提升的重要一步，讓雙方能在互不承認主權情況下，在不否定治權的目標上向前邁進。他說：“這是兩岸關係交往非走不可的路，否則路走不下去”。

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條件中還包括著對於共產主義的歷史性抵制。

2014年1月28日馬英九總統一早前往洛杉磯西北的西米谷市里根總統圖書館參觀，由主任杜克•布萊克伍德接待。他們登上里根生前的專機空軍一號參觀，還仔細觀看了圖書館收藏的一堵柏林牆遺跡。馬英九表示，里根總統給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就是：“民主的邁進，會把共產主義丟到歷史的垃圾堆中去。”

馬英九下午驅車前往洛杉磯中華會館，會館正面懸掛大型青天白日旗，小型的旗幟更是沿街都是。會館當值主席伍尚齊和僑界人士列隊迎接，還有舞獅鼓樂助興，場面非常熱烈。這是洛杉磯的中華會館有史以來第一次有總統級人物來訪。伍尚齊說：“馬英九總統今天下午光臨會館，這是中華會館125周年來最高興最榮幸的日子。因為這是中華民國對我們在海外的僑民的關心和愛護。”

馬英九去年八月外訪後過境洛杉磯，原來要把一面匾額親自贈送給洛杉磯的中華會館，但因為潭美颱風來襲臺灣，他臨時決定把原定三天行程縮短為六小時，匾額則改由臺灣駐美代表金溥聰代贈，馬英九在致電當時的會館主席馬國威，除了道歉外，還承諾以後回來訪問。他這次終於來到中華會館，他所致贈的“文德興國”匾額，已經在會館大廳正門上方懸掛了將近半年。據會館主席伍尚齊表示，他們把一份歷史文件作為回禮。

伍尚齊說：“那個文件是1979年一月一號，我們中華會館24個僑團發起的聯合新聞，美國卡特總統和中共建交，表明我們中華會館的立場，永遠支持我們中華民國。”

抵制共產主義，是中華民國的歷史使命，也是中華民國永存光榮，甚至在美國都參與綏靖的時候，中華民國也是屹立不搖的；因為堅持抵制共產主義，是中華民國的命脈所系。

而兩岸和平交流，就是瓦解共產主義的最大利器。


五、中共方面的緊張與恐懼


而兩岸和平交流，就是瓦解共產主義的最大利器。這也可以從中共對和平演變的恐懼看得出來。

就在馬英九出訪友邦的同一天，中共國台辦新聞發言人馬曉光在28日業宣佈，經雙方兩岸事務主管部門溝通協商，臺灣方面大陸委員會負責人王郁琦將率團於2月11日至14日到南京、上海參訪。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屆時將與王鬱琦會面，就推進兩岸關係有關問題交換意見。

新華網報道，馬曉光表示，這是雙方在堅持“九二共識”共同政治基礎上，在近來兩岸政治互信不斷增強的情況下，推進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舉措。我們希望並相信，兩岸雙方邁出的這重要一步，將有利於加強溝通，增進瞭解，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向前發展。 

“張王會”即將舉行，臺灣媒體27日報道稱會談的主題有三：“兩會互設辦事處之人道探視”、“兩岸新聞媒體長駐”、“兩岸經濟整合”。報道還說大陸當局要求“不能提政治議題；不能提‘中華民國’；不能提人權、民主、法治和‘總統’”云云。這本來是自由社會的媒體現象，但是對此，大陸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卻小題大做，厲聲質問說：“對臺灣方面大陸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來訪，雙方本著相互尊重的精神，正在進行溝通和規劃，這個時候，有人利用媒體做文章，居心何在？”真是仿佛如臨大敵。

中共還聲稱：“張王會”一開始在臺灣島內就阻力重重，遭遇很多障礙，包括“立法院”日前做出決議，要求王鬱琦登陸後避談“一中”和“反台獨”言論等。馬曉光的表態顯示，臺灣有人不願見到“張王會”順利舉行，還在意圖進行干擾。中共還威脅說：“張王會”肩負重任，來之不易，這次會面是兩岸關係提升重要一步。現在距離舉行的時間僅有兩個多星期，萬勿節外生枝，否則，一旦破局，誰也承受不了。

中共的這種不寬容態度，與臺灣的寬容態度形成相反的對比。這是差異，其實是由於雙方內部的政治生態環境的差異造成的。

2013年下半年以來，中國大陸境內的政治，風聲鶴唳，到處抓人，人們不僅喝問：習近平，你到底要幹什麼？！

另方面，中共和日本與美國的矛盾也逐漸加劇，甚至滑向戰爭的邊緣……這一切不能不影響中共的心態，也不能不影響即將展開的王張會。


六、中共在內政方面的困難


最近大陸的評論家指出，心情很沉重。中國國內政治氣氛就和鋪天蓋地、揮之不去的霧霾一樣，令人窒息。 

首先，中共當局抓人，搞得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當局在黨內反腐整黨，在黨外以恐懼手段整治社會。目前正在進行中的黨外整治有三大打擊運動，即打擊網路謠言、打擊憲政學者、打擊公民運動的支持者和參與者。在這幾方面，當局已經拘押和整治了他們認為的領頭人，被拘押的有律師許志永、企業家薛蠻子和王功權，被整治的有學者張雪忠、夏業良等，被禁言被恐嚇的有公知李偉東、榮劍、賀衛方等。 

中共當局在這三大嚴打運動中，大約有千人左右被拘或被捕。 

中共當局的嚴打運動和肆意抓人，在中國大陸引起普遍恐慌。公知、學者、企業家及其網民都在猜測，下一個會是誰？自己會不會是下一個？什麼時候輪到自己？這些猜測已經成了人們聚會的最常見話題。有人猜，下一輪打壓可能會輪到五月散人、李開複等。一位著名學者說，等到抓到一千萬人時，就會輪到他了。另一位著名學者說，抓了某某某，然後就會抓他。 

石扉客在微博微信上的最後帳號中歎道：“等後世寫這段歷史時，這應該是中國自有網有來，網民們最為恐懼的一段時光吧？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和監獄只有一米資料線的距離。”其實不光是網民，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離監獄只有一米之遙。 

大家都知道薛蠻子被抓，嫖娼的罪行後面，他在網上的影響力才是真正的原因。許志永和王功權被抓，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只是一個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的藉口，真正的原因是他們推動新公民運動。看來，習近平當局抓人，特別是抓和黨的意志不同的人，可以任意編造任何理由，不必依法辦事。 

幾個月前，習近平還信誓旦旦地聲言要依法治國，這真是諷刺！ 

其次，中國政治生態急遽惡化。和前兩年相比，2013年的政治生態嚴重惡化。2011年時，左派和右派一齊高調批評胡錦濤擊鼓傳花不作為，現在回望，那時的思想界當真是在享受胡溫十年執政期間前所未有之自由。 

2012年，薄熙來案突發，中共高層忙著分割薄突然倒臺而騰出的權力份額，緊鑼密鼓地湊集應對之策，頗有焦頭爛額之狀。那時的中國思想界、民間和海外媒體對中國大幅政治變動和即將上任的習李當局普遍抱有希望。未料，2013年新科皇帝上任，所有對中共新領導層的厚望，隨著習近平的系列講話、檔案和最近的嚴打運動，僅在幾個月中就煙消雲散了。 

胡錦濤執政的最後兩年，一些公知被喝茶、被失蹤是政治生態的家常便飯，但胡溫執政初期，和民間還是有一段相對和諧的蜜月期。而習近平剛上臺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對民間露出了張牙舞爪的面目。這幾個月，當局以莫須有的理由公開抓人，似乎也成了習式政治生態的家常便飯。 

中國大陸的學者和企業家們說，沒想到絕望來的這麼快。有些人本來對習近平執政走向還存有謹慎樂觀，現在面對當局的三大嚴打運動全傻眼了。大家都在納悶：習近平當局到底要幹什麼？ 

其實答案很簡單，這說明中共在內政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七、中共在外交方面的困難


在外交方面，中共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最新的事例，就是中共在厄秘日的聯合壓力下被迫取消了“南海防空識別區”的計劃，並公開暗示不設南海識別區了。

大陸外交部雖未表明是否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但說“中方並未感受到來自東盟（東協）國家的空中安全威脅”。外國媒體對此解讀為大陸暗示不會劃設南海識別區的時候，大陸官媒卻在2月3日對此解讀予以轉載、傳播，等於是背書了。

路透社1日根據中國大陸外交部上述聲明認為，大陸外交部暗示，沒必要在南海設立防空識別區。雖然這是路透社1日的報導和猜測，但特殊的是，大陸官方新華社旗下的“參考消息”3日刊登了路透社上述報導與猜測，新華網和其他大陸媒體稍後也跟著轉載上述報導。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洪磊2月1日深夜透過外交部官網發表聲明，就日本朝日新聞報導大陸正計畫在南海劃設防空識別區指出，大陸完全有權根據自身面臨的空中安全形勢，採取包括劃設防空識別區在內的任何措施維護國家安全，“任何人都不能說三道四”。但洪磊也補充說，中方並未感受到來自東南亞國家協會國家的空中安全威脅；他還批評日本右翼勢力近來再三炒作（大陸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純粹是試圖轉移國際視線，以掩蓋自身修憲擴軍的圖謀。

朝日新聞1月31日報導說，中共空軍已經草擬方案，打算以西沙群島為核心，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草案已經提供給軍方高層討論。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發言人相繼對上述報導表態，反對大陸採取單方面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

大陸單方面在東海劃設防空識別區，要求進入識別區的航空器都要事先向大陸通報後，外界都擔心大陸會在另一同樣有主權糾紛的南海劃設識別區，再次激起區域軍事緊張。總統馬英九和外交部已數次重申，釣魚臺和南海諸島都是中華民國固有領土，希望各方透過和平協商解決爭端，共同開發。

顯然，中共在亞洲近鄰的外交方面，已經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相形之下，臺灣卻是好整以暇，從容有餘。


八、對臺灣比較的有利條件


根據上述諸多分析可以看出，王張會是在一個對臺灣比較有利的時候進行的。

這個有利不僅體現在兩岸關係的本身上，還體現在各自的內政和外交方面，那就是大陸現在處處被動，相形之下臺灣顯得好整以暇，從容有餘——所以臺灣一定要好好利用這些有利條件，對大陸多多施加正面的影響力，爭取到對雙方來說最好的結果。


（2014年2月5日）



【第三節 反腐還是政治權謀】

【中共新一波整風運動的虛與實】


中共反腐是有，但同時也是政治權謀。中共新一波整風運動之虛，就是整肅吏治；中共新一波整風運動之之實，就是鞏固習近平陣腳。


一、中共反腐之由來


中共現行之“反腐”，是指2012年年底的中共十八大之後，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為首的新一屆中國共產黨高層懲治打擊政治腐敗的決心，一批違法違紀官員相繼被查辦，而由微博等網絡平臺掀起的反腐風暴成為了社會新亮點，部分官員因網絡曝光其違法違紀行為而落馬。網絡反腐促成了多地官員房叔緊急售房子現象。

回顧2013年11月15日，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後發表講話，以“打鐵還需自身硬”來表露反腐決心。17日在中共第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又以“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說警示官員，並強調“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

（此前11月9日，俞正聲接受路透社記者採訪時稱要樹立平等觀、反對特權，“我們的領導人一定要把職務的行為和非職務的行為分開。”）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專家座談會，強調“信任不能代替監督。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必須加強自身建設，努力建設一支忠誠可靠、服務人民、剛正不阿、秉公執紀的紀檢監察幹部隊伍。”

1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高麗卸任天津市委書記時，在天津市黨員幹部大會上稱：“今後，如果有人打著我的親屬、朋友或身邊工作人員的旗號來辦事，無論是真是假，還是三句話：一不要接待，二不要給情面，三決不允許給辦事。”


二、公民壓力是先決條件


習近平反腐，靠的不是歷史自覺，而是因為面對巨大的社會壓力：

在他聲稱“自身硬”之前一年左右，2012年12月，一千多名律師、學者等聯名發表公開信，呼籲二百零五名中央委員自上而下公佈財產，該信件被轉交給中國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希望能在2013年人大會議上表決。此事件讓中共極為尷尬，無異被置於輿論的被告席之上。

2013年4月，北京市四個公民袁冬、侯欣、張寶成和馬新立採取切實行動，在北京西單文化廣場拉橫幅，要求官員公示個人財產。惱羞成怒的中共高策下令北京警方以“涉嫌非法集會”予以刑事拘留。

公眾輿論也紛紛對此發表言論，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研究所副所長杜治洲就說：網絡反腐提高了腐敗被發現的概率，這是網絡反腐目前發揮的最主要功能。“動用法律懲治不實的網絡爆料還是要慎重”，建議完善網絡反腐基本建設平臺。

新華網則陰陽怪氣，刊出《網絡反腐也需要制度做“靠山”》一文，指出網絡反腐制度有待完善，如果只靠熱情的網民、知道內幕的網民激情反腐，而沒有制度來保障，即使喊破了嗓子，依然效果不佳。

新加坡《聯合早報》：雖然微博爆料的內容有時難免帶有偏激甚至戲劇性的誇張成分，但多名觀察人士受訪時指出，中國社會的互聯網輿論環境已發生不可逆轉的變化，微博和網絡平臺已成為中國公眾監督政府職能的政治參與工具，相信可為中國反腐倡廉帶來正能量。


三、習近平家族巨額財產


習近平反腐，還有一個更為要命的杠杆，使得他不得不為，那就是對習近平家族貪腐案件的指證。

習近平大姊齊橋橋（隨母姓），與大姊夫鄧家貴為加拿大籍華人，是北京中民信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二姊齊安安（隨母姓），與二姊夫吳龍長居澳洲墨爾本，為澳洲永久居民；亦是深圳大唐移動通信的實際擁有人，女兒吳雅凝（奧地利國籍，又名吳曉）和女婿Daniel Foa（英國人，中文名福大牛）在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慈善基金會工作，哈德森清潔能源投資基金中國區副主席，51give.org網站老闆。同母弟習遠平，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並持有澳洲永久居民簽證，是現任國際節能環保協會會長。

習近平現任妻子彭麗媛，中國女高音歌唱、歌劇表演藝術，現任總政歌舞團長，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1986年底經人介紹與習近平相識，1987年9月1日兩人在廈門結婚，育有一女習明澤。習近平在福建省工作十七年間，彭麗媛的知名度比丈夫更高。

習近平獨生女習明澤，生於1992年6月27日。中學時就讀於杭州外國語學校；2008年汶川大地震時以志願者的身份前往四川綿竹的漢旺東汽小學，參與搶救傷者、心理輔導的慈善義工。2009年8月，習明澤進入浙江大學外國語學院同聲傳譯專業。2010年，有報道稱習明澤已經移民美國並在美國哈佛大學諗書。另據BBC在2013年6月報道，習近平上任之後，試圖讓女兒回國讀大學，但女兒拒絕了。報載男朋友為中國首富三一重工董事長梁穩根的獨生子梁冶中。據英國每日郵報、美國華盛頓郵報、香港蘋果日報等英美港臺多家媒體報道，二十二歲的習明澤，2014年3月21日回國參加了習家接待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的晚宴,新聞亦證實習明澤仍留在哈佛大學讀書。報道指，習明澤從這學期開始離開學校宿舍，轉到East Cambrdige區用假名租了一間住所，保安十分嚴密。根據資料，今年應該是習明澤在哈佛本科的最後一年。兩年前，英國每日郵報和美國華盛頓郵報曾經詳細報道了習明澤在美國哈佛的留學生活：中國官方派員七天二十四小時嚴密保護。

2012年6月底，美國紐約彭博社刊文披露習近平家族至少3.7億美元的投資，擁有價值17.3億美元的稀土公司18%的間接持股，還有2020萬美元的上市科技公司控股、在香港擁有逾5000萬港元房產等巨額財富。報道還指出，這些資產都無法直接追蹤到習近平、彭麗媛或他們的女兒習明澤身上，引起各方關注。報道稱“在習近平在黨內逐步攀升時候，他的親屬們將商業利益擴展到了礦業、房地產、手機設備等領域。”巨額財富並不能追蹤到習近平、彭麗媛、習明澤，主要由他的姐姐齊橋橋一家和妹夫吳龍以及習遠平所有。然而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認為習近平的地位仍是他們能夠取得巨額財富的重要原因：“如果你是中國某個要人的手足，人家會認為你可能是潛在的權力代理人，拼命巴結你，希望與權貴搭上關係。”彭博社的這篇報道讓彭博財經網站在中國被屏蔽。可見中共當局對此相當緊張。

對於這篇報道，中共設在美國但由北京編輯新聞內容的“多維新聞網”特別指出：這些資產跟習近平本人沒有關係，在習近平進入中共中央之前已被持有，有一些是1990年代的投資，同時指出習近平曾親自出面，阻止國有企業同其妹夫吳龍的一項合同。

中共設在美國但由北京編輯新聞內容的明鏡網發文指彭博社對習近平家族幾項資產的關鍵歷史淵源和經過並不瞭解，所披露的習家族財富數據不完整、不完全、不準確，也沒有反映出習家負債的情況，因此不可靠的。《紐約時報》引用消息人士稱，儘管習近平的威信很高，但中共內也有一部分反對他的人，希望能利用這類報道阻止其順利接班，但恐為時已晚。


四、習近平力圖鞏固陣腳


習近平反腐，另有一個動機，那就是習近平力圖自己的鞏固陣腳。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去問李光耀：一代總理對中國、美國和全世界的深思》一書評價習近平：“習近平很內斂。不是說他不會跟你交談，而是說他喜怒不形於色。不論你是否說了什麼話惹惱他，他臉上總是帶著微笑。他有鋼鐵般的意志，比胡錦濤堅強。胡錦濤登上大位，沒有經歷過習近平那樣的考驗和磨難。”這個“鋼鐵般的意志”等於是把習近平形容為斯大林（願意為鋼鐵）了。令人懷疑李光耀是否也被收買了？

這個懷疑是因為，習近平善於幕後活動。

從香港移居挪威的作家鐘祖康在香港的“主場新聞”網站撰文指出，經過他詳細審視覆閱之後發現，習的博士論文可能是其下屬福建官員甯德市人大副主任劉慧宇代寫。《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駐遠東記者邁克爾•謝裏丹的報道稱，一份最近曝光的內部文件讓人質疑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履歷表上2002年獲得的法學博士學位究竟是否貨真價實，該記者並且認為習並未讀完中學，而且其清華大學學歷也是靠關係獲得的，因此質疑其是否真正擁有學術能力。

因為其手下宣傳團隊大肆炒作其親自打出租和親自吃包子等個人秀事件，宣傳痕跡太過明顯，被《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的作者余傑在蘋果日報上刊文稱為新影帝。其當政一年，對互聯網和新聞媒體進行了多次嚴打，特別以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簡稱九號文件和201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集中打擊整治網絡違法犯罪專項行動為甚，全國抓了近萬網民和記者，風聲鶴唳，道路以目。

“六四”屠殺二十多年來，中國的貪污腐化十分嚴重，而且越來越嚴重。反腐查辦的幾位政治局委員，像陳希同、陳良宇和薄熙來其實都是政治原因， 真正的腐敗根本沒有涉及。那最腐敗的案件涉及到誰呢？其實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家屬。現在最明顯的就是兩個人：一個是周永康，一個是溫家寶。有關涉及到這兩個人的貪腐材料，西方媒體，甚至中國的媒體都披露了很多。周永康家族的問題很嚴重，溫家寶家族的也不輕。此外，還有令計劃。所以，我認為，習近平反腐最終是不是要調查周永康、溫家寶和令計劃是最重要的三板斧，反腐只抓一個省委書記，抓一個政治局委員，大家都認為那只是小打小鬧。

雖然有外電報道溫家寶家族擁有巨額資產，但外電也披露了習近平家族的巨額資產。溫家和習家發財致富無外乎都是借所謂改革開放，在中國經濟由計劃轉向市場的關口，權錢交易達到；如果追究溫家寶家族的財產來歷問題，朱鎔基家族是否要追究？陳雲家族是否要追究？鄧小平家族追究不追究？因為現在看看，中改革開放以來，不管哪位政治局常委的家族都不是窮人；如果要追究溫家寶家族的貪腐問題，多米諾骨牌效應就會在中共內部發生。

這種局面對於力圖建立“鋼鐵般的意志”的獨裁的習近平，真是左右為難。因此他大力收買各種人物，來為自己塗脂抹粉。

從習近平的處境看，中共反腐同時也是政治權謀，中共新一波整風運動之實，就是鞏固習近平陣腳。


五、中共政權風雨飄搖


不管習近平等共幹是怎麼想的，反腐還在繼續，速度不斷加快。海南副省長冀文林被查，成為馬年首個落馬省部級官員。僅十四小時內，陝西政協副主席祝作利（副部級）被查，如今又開查山西副書記。2013年中國的反腐工作無論涉及人數、層次都前所未有，中共自吹其力度可謂“史上最強”。

不過輿論也指出，這是“中央為全面深化改革保駕護航，以持續的反腐與改革，為2014開年。”也就是說，中共的“反腐”其實還是政治權謀，中共新一波的整風運動，主要是為了塑造習近平的個人形象，擴大其掌控局勢的能量。

亦有部分國際評論擔憂中共的反腐，其實質只是政治鬥爭，例如英國廣播公司“How real is Chin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BBC. 2013-9-4，英文），以及洛杉磯時報“Former China security chief Zhou Yongkang reportedly probed for graft.”（2013-12-16 英文）

應該說，這些擔憂不是沒有理由的。

中共的威權時代已經結束，雖然習近平力圖通過“反腐”掌控局勢，但其實已經舉步維艱。

現在中共的威信日益低落，以致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河南人大代表”、著名作家二月河竟然敢於公開反對中共自肥的理論，含沙射影地指斥“宋代公務員工資最高卻最腐敗”。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河南代表團的審議”時，聽到這番話卻不得不陪著笑臉，自稱“知音”。

作家二月河用十六個字“蛟龍憤怒、魚鱉驚慌、春雷震撼、四野震動。”評價當前的反腐力度。表面上在讚揚習近平是“蛟龍”，其實在譏笑“蛟龍”習近平和貪官污吏的“魚鱉”，都是一丘之貉。“蛟龍憤怒、魚鱉驚慌”，不過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換湯不換藥罷了。但同時顯示了中共政權的風雨飄搖。

作家二月河說，有人主張高薪養廉，我不同意，從歷史角度看，歷史上工資最高的時候是宋朝，“公務員工資”是漢代的六倍、清代的十倍（真不知這個小說家是怎麼換算出來的），但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腐敗的朝代。王岐山則很認真地聽取二月河的發言，還不時點頭予以附和。

二月河說：“《二十四史》我讀完了，說實話，沒有哪一個時期有我們今天的反腐力度，這恢復了老百姓對於黨中央反腐倡廉的這種信心。我寫的書裏有關雍正的反腐內容，對歷史的反腐有一些認識，我們可以借鑒歷史經驗，把古今清廉之士的故事變成教科書，比如古代鞠躬盡瘁的諸葛亮，海南的海瑞，開封的包公，還有我們現代的共產黨員的好幹部焦裕祿書記。”說來說去，這個共党作家還是毫無現代法治觀念，一肚子皇權清官思想。

聽完了二月河的發言，王岐山說：“二月河的意思我聽懂了，因為我瞭解他，比他瞭解我多。他寫的‘帝王系列’我認真看了。看了他的書，就能讀懂他。知音是什麼，知音是通過聽音樂就能聽懂作曲人想要表達什麼。”他表示，現在中央下決心，要一年一年地堅持，將反腐倡廉工作一抓到底。

王岐山對在場的代表們說：“我關注著中州大地。河南人的水平不是一般的高，現代化的核心是人，河南人有深刻的文化底蘊和潛質，就應該有屬於河南人的自信。”這是因為，大陸人普遍認為，河南人性喜欺詐，因此普遍鄙視河南人。王岐山還說：“鄭州是歷史文化名城，但論飯做得好吃，還是開封，那畢竟曾是宋都啊。”一副貪饞共幹的樣子躍然紙上。


六、王岐山的“反腐戰爭”


早在2013年12月，話說王岐山在湖北武漢“調研”，專程祭拜了中央紀委的前身，並發出“反腐”宣言之後，湖北省副省長郭有明應聲落馬，成為中共十八大後第十五個被調查的省部級高官。去年，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剛剛倒臺之際，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曾在鐵杆心腹周本順、李東生、吳永文前去宜昌視察，當時陪同的就有郭有明。

而王岐山為了配合習近平，也被迫幾乎謝絕一切應酬，被一些老朋友認為擺官架子、不近人情等等。王岐山依靠姚依林的女兒姚明珊獲得上位的機會，曾在廣州、海南、北京等地混職，交遊甚廣，商界學界亦多故人。往日王岐山偶爾偷得閒暇也與老友相聚。但幾乎所有飯局，王岐山都不敢前往。甚至中秋節朋友們送來的月餅都堅決不收，他的老婆姚明珊也將朋友夫人相贈的月餅退回去了。

報導說，時日一長，如何避免老友生疏，或是被認為官大了不好相處就成了難題。王岐山夫婦想出兩全之策：寧願邀請朋友們到家裏做客，開夥煮飯，而且王岐山夫婦幾乎都不喝酒。這樣擋住了一些應酬，又能和朋友們正常交往。

對於中共官員“無官不貪”的狀況，公費大吃大喝不算什麼，王岐山此舉可謂不同。紀檢是王此前工作經歷中沒有涉及過的領域，王岐山的思路不落窠臼，“他很多事情的做法想法，不按官場的思維來……中國的官僚都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這個崗位上應該說什麼話，這個事情應該怎麼說，都是有規矩的，每件事情應該怎麼處理，官場其實有一套約定俗成的規矩，這套規矩是最安全的，也是最落俗套的，最不用費腦子的”。

王岐山在中共內部被稱為“救火隊長”，凡是棘手的問題他都被派去做“先鋒”。今年十八大上，熟識經濟的王岐山出乎意料的被任命為中紀委書記，“反腐”為習李“改革”開道。今年兩會，王岐山再次響應習近平，升級中共的“反腐鬥爭”，發出“打持久戰和殲滅戰”，稱“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事關黨的生死存亡”。新華網跟著評論：戰爭要死人的！ 

《經濟學人》曾報導，從陸續倒臺的地方幹部看出，更大的腐敗來自高層領導人，縱使打了老虎，高層領導人的替換更是存有潛在的不穩定後果（如薄熙來事件）。但值得慶倖的是，王岐山本身沒有孩子，因此沒有後顧之憂。這被稱為“王岐山的反腐優勢”，也許也是因為這一點，他才敢於充當這樣的打手角色。

相比于王岐山，中共前中辦主任令計劃就沒有這麼幸運。令本身是薄熙來案的操刀手之一，也因此而早就遭到江派的極端仇恨。2012年3月，令計劃在北大讀研究生的兒子令谷“意外”死於車禍。北京高層消息人士稱，“法拉利事件”實質是“令計劃的兒子遭到政治謀殺，曾慶紅、周永康藉此施放恐怖，威脅高層其他人對薄熙來案收手”。

而且王岐山在七常委內部表態自己不怕牽連，認為自己過去從政經歷中無把柄在他人之手。但王岐山執掌反腐，威脅到其他常委“安全”。人望頗低的江派背景常委張德江、張高麗因地方任職被一些突發個案所牽涉，已退休常委的政治安全也成了大問題。

 

七、王岐山何以大權在握


王岐山能夠大權在握、生殺予奪，據說還因為他與習近平曾蓋一床被子，跡幾斷袖之誼。

自中共十八大後，王岐山出任中共中紀委書記，與習近平、李克強形成一個強勢的權力聯盟，先後有幾十位省部級高官被調查，而且幾乎都是江派人馬。三中全會後，中紀委權力更是進一步增強，在無官不貪的中國官場王岐山實質掌控了中共官員的命符。有消息稱，王岐山在陝西下鄉當知青的時候，就跟習近平關係不一般，習曾在王處借宿時被王“順”走一本“外國經濟書”，之後王岐山成為轟動一時的京城經濟四小旦。

王岐山是出名愛看書之人，尤其愛看歷史和西方經濟學。六七十年代，習近平曾和王岐山同期在陝西下鄉插隊當知青，一次習近平從北京返回延川時，因路途遙遠就先到王岐山處借宿一夜，兩人合蓋一床被子，隨身攜帶的一本外國經濟學書籍被王扣了下來。

王岐山下鄉分配到馮莊公社康坪村，在勞動之餘，就拿個石板當桌子看理化數學。而從習近平那扣下來的外國經濟學書，曾引起村民的特別關注。村裏曾有人議論：哎呀他看的是什麼書？外國的書，是不是“有問題”的書？

1979年底，考不上學校的王岐山通過上層的私人關係，得以作為實習研究員，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研究室工作。

王岐山出任北京市長時，公開表示討厭聽別人講套話，稱“我沒有那麼多時間來給他們扯這些事，留下時間我還不如多看幾本書。”

此外，王岐山還曾向下屬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等書。2012年11月30日，王岐山在主持召開反腐座談會時，向與會的八位學者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法國學者托克維爾十九世紀撰寫的，是在探討1789年至1799年的法國大革命的起因。托克維爾提出，路易十六的統治要比路易十四寬鬆得多，人們也覺得自由得多，甚至那個時期是法國最繁榮時期，並已開始改革，可是偏偏爆發了大革命。

有消息稱，有接近高層圈內的知情人士透露，王岐山對法國大革命現象的最大感慨是“當舊制度的某些部份已廢除時，人們對剩下的部份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容忍。”其實王岐山不懂歷史，法國革命之所以發生，主要是與英國的對外戰爭失敗所致，中共只要不對外擴張，不必過於驚慌。

引起王岐山恐懼的，主要是中國大陸目前的情況。中共三中全會推出了“有目標、無步驟”的改革方案，中共為保政權不得不向民眾作出讓步的姿態，但是專制的本質並沒有變化，現在民眾並不滿足這些改革措施，而是要求中共下臺。目前中共進退兩難，前後都是死局，這已成為中共政權無法擺脫的宿命。

從王岐山的所思所懼，也可以看出：中共反腐是有，中共新一波整風運動之虛，就是整肅吏治。


（2014年3月27日）



【第四節 習近平是中國的安德羅波夫？】


“習近平是中國的安德羅波夫還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類似的話題在國際媒體上已經延燒了一年有餘了。


一、安德羅波夫時代的中國啟示


前幾年從中國大陸出逃美國的女評論家何清漣，2013年2月7日在美國的《中國人權雙週刊》上發表文章《安德羅波夫時代的中國啟示》指出，中南海似乎一直生活在蘇聯崩潰的魔咒之下，動輒就是要警惕中共黨內出現“戈爾巴喬夫”式人物。但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他的諸般舉措卻總讓人想起戈氏的前任安德羅波夫。只是安德羅波夫受天命之限，只有十五個月時間實施他的改革，因此歷史沒法證明他的改革是否會成功。習近平年富力強，有足夠的時間實踐他的政治抱負，時間將會證明他的政治理想是對還是錯。

安德羅波夫從勃列日涅夫手中接過的是一個爛攤子：經濟處於半停滯狀態，依靠出口能源、原材料與外國投資維持運行；農業和消費品工業瀕臨崩潰；對東歐的控制已力不從心，在國際上日益孤立；在科學技術上已降為二等強國。更嚴重的是，蘇共越來越脫離群眾。一位到過蘇聯的外國記者這樣形容當時的蘇聯政治文化：“領導裝模作樣地相信馬列，群眾裝模作樣地擁護領導。”

習近平從前任手裏接過的江山更為糟糕：“世界工廠”將成明日黃花；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礦產甚至糧食進口國；國內經濟主要依靠政府投資發展房地產運行，前任為其留下了巨額債務及高居世界第一的貨幣發行量，經濟嚴重泡沫化；生態環境瀕臨崩潰，食品安全十分堪憂；與鄰國摩擦不斷，在國際社會日顯孤立；以“市場換技術”三十年，卻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侵犯知識產權之國。胡錦濤統治第一任期，中國人還玩“扮傻遊戲”，假裝擁護共產黨，到習近平接掌時，微博已成為網民諷刺、批評中共政府的主要場所。每年群體性事件逾二十萬起，維穩成了中共政府日常工作及第一要務。

安德羅波夫還算明白，在其主持的首次中央全會上承認，蘇聯統治集團高高在上，對自己所領導的社會一無所知，在內部講話中甚至承認：“蘇聯的主要危險不是來自世界帝國主義，而是來自人民的困苦貧窮。”

習近平對中國現實的認識大不相同。這可能是他接手政權之前，中共內部正經歷了一番激烈的內部鬥爭，因此接任中央軍委主席兩個半月以來，巡遍各軍種，借此向世界表達他對軍隊的控制力。對中國的政治制度，則以“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應對，唯一承認的問題是腐敗，認為“縱容腐敗必然亡黨亡國”。

安氏改革與習氏新政之比較，安德羅波夫主要從事了三項“改革”：

一是雷厲風行地反腐肅貪，矛頭直指官僚階層。從1982年11月至1983年底，僅黨中央、政府部長和州黨委第一書記以上的高級幹部，因貪污受賄或瀆職而被撤換的達九十多人，包括內務部部長謝洛科夫，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夫。一百五十個州級領導人中，四十七名被撤職。安德羅波夫甚至槍斃了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工業技術出口局局長斯米利亞科夫，以及專門為勃列日涅夫一家和其他權貴提供短缺食品的莫斯科第一食品商場美食部經理索科洛夫。以往關押“階級敵人”的政治監獄，首次塞滿了腐敗官僚，極大地緩和了人民的憤怒情緒。因此，安德羅波夫被人民看作是彼得大帝、斯大林那樣的鐵腕人物，同時也是“明君英主”.

二是大張旗鼓整頓勞動紀律，方法是禁止職工上班時酗酒並上街閒逛購物看電影。對這段歷史，因為與中國無可比性，就不多談了，有興趣的可去看俄羅斯新電影《天神的忌妒》，這部電影對這段歷史有詳盡描繪。

三是嘗試經濟體制改革。當時計劃經濟體制的兩大弊端盡顯：勞動者的積極性難以調動、物質普遍短缺的弊端越來越嚴重。安德羅波夫採取了三項措施以調動人們的勞動積極性：1、推行農業集體和家庭承包制，鼓勵多收穫者多得；2、在工業和建築業中推廣承包作業隊；3、擴大國營和集體企業的自主權，努力改善產品質量、提高生產效率。這些改革取得了效果，1983年蘇聯工業產值超額完成年度計劃，農業產值增長了5%,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3.5%;職工報酬有較明顯增長；商店貨架上不再空空如也。

安氏的經濟改革已經被鄧小平做過了，其餘兩項習近平倒也算是做了。一，習主張反腐，也表示要“老虎、蒼蠅一起打”。但他面臨的腐敗早就不是安氏時期的蘇聯式腐敗，即享受特供、多吃多拿之類；中國紅色家族與貪官早就利用改革化公為私，積攢的財富動輒幾十億美元，有不少被存放至外國銀行。到目前為止被抓的官員最高級別是副省級官員，以及一些劣跡斑斑的低層官員。二，習想刹住官場奢糜風，比如高官出行時禁鋪紅地毯，讓中央頒佈“八項規定”、“六項禁令”,遏制公款吃請之風。格力集團黨委書記周少強因一頓喝12瓶洋酒被停職，算是撞在槍口上了。但據說有些宴請悄悄轉到了內部餐廳，這些內部餐廳裝修之精、標準之高堪比五星級飯店；還有的照常請客，只是要求酒樓對外不公佈宴請單位名單。

經濟方面，當拉動經濟增長二十餘年的“三駕馬車”齊齊死火之後，新政府領導能夠提出的經濟發展思路竟然只有“新城鎮化”一途，本質上仍然延續以往二十餘年以房地產為龍頭帶動經濟發展的老路。在房地產泡沫過大、幾乎全由炒房囤房者為主要購買者的情況下，再走這條發展道路，實有點飲鴆止渴。

而兩者的相同之處則是“警察治國”：安德羅波夫任總書記以來，仍然沿襲蘇聯一以貫之的“警察治國”的方針。這也是其職業習性使然。安氏自1967年5月任克格勃主席以來，在他長達十五年的領導下，克格勃茁壯成長，由懲罰機關變成世界上最龐大的情報機關，成了蘇聯的形象代言人。在他領導期間，克格勃建立和接管了大批精神病院，無須出示證據和法庭審判，想把人關多久就可以關多久，理由很簡單：此人患了“改革社會妄想症”，或“道德說教癖”，或“對自己估計過高”。對付“持不同政見者”，安氏信奉“擒賊先擒王”，認為與其大規模搜捕、判刑、驅逐出境，倒不如將幾個“首惡”嚴厲懲辦，比如以暗殺、收買、驅逐、治成精神病等各種方式處理，餘者自會不擊而潰。

安德羅波夫任總書記期間的“警察革命”，是把從腐敗的官僚手中奪回的權力，交到擅長陰謀詭計的秘密警察手裏。對底層百姓，他也從未放鬆過管制。這種秘密警察統治，有如一座無形的高牆壓在蘇聯人民的心靈上，並遠比那座安鐵絲網、設崗哨的柏林牆更加沉重。人們對自由的企盼被消解了；人的尊嚴、生的權利全被這堵高牆的陰影所籠罩，活下去成了唯一的生之欲望。直到1980年代後期，戈爾巴喬夫倡導以公開性為特徵的政治改革，第一次把這座高牆撞開了一個缺口。

只要不健忘，中國人應該記得，2010年5月30日《瞭望》新聞週刊曾發表一篇文章“研究顯示中國精神病患超一億，重症人數逾一千六百萬”，顯示了將正常人當作精神病收治的傾向。此前，以“六張網”為特徵的“奧運安保模式”已成為中國各地舉辦大型活動時必然效法的安保模式。

戈爾巴喬夫正是看到了安德羅波夫的改革的局限性及警察統治的嚴重後果，才倡導了比較徹底的政治改革，為蘇聯帶來新生契機。

習近平接掌的中國，無論是國內政治關係、社會條件，還是人口及資源生態狀況，均遠不如安德羅波夫執政時期的蘇聯，而他所採取的各種措施卻又無法超越安德羅波夫。以中國現在的各種條件而論，且不論習近平本人是否有做“戈爾巴喬夫”的願望，此時此境，只怕是想做也做不成了。


二、一位中國可以效仿的蘇聯領導人


2013年4月26日，“譯言網”一篇翻譯自“外交官雜誌”（譯者：fred-wu）的文章指出：“一位中國可以效仿的蘇聯領導人……並且，不是戈爾巴喬夫”。該文指出，安德羅波夫的模式似乎是中國領導人的一個有吸引力的選擇。不久，他們將會意識到那是一條無果之路。

自從習近平被選定作為中國的新領導人後四個半月以來，習近平先生一直幾乎不間斷地談論恢復國家的經濟改革。雖然他的品牌活動通常被認為是成功的，並且習近平似乎享受著一段和中國的民眾的蜜月期，關於他的改革的含義還有許多未知之處。特別是，習近平的改革議程是否包括急需的政治改革（真正的民主化改革，不只是政府的裝裝樣子）是一個激烈爭論的話題。

作為一個精明的政治家，習近平本人在公開場合也很少說明他的改革的實質。然而，據報道，2013年1月他在廣東一個地方官員的會議上所說的話，表明他並不考慮對中國的政治制度做一個完全徹底的整體性改變。根據洩露的筆記，習近平在對這些官員講話中回顧了蘇聯的解體。應該是習近平詳細闡述的長達二十年的舊曆史主題事實上本身很有啟發性。一個合理的猜測是，他可能會考慮著前蘇聯的領導人面臨著的同樣的挑戰。但是他對蘇聯解體的原因的說法更透露出他的真實想法，如果不是令人不安的話。習近平警告他的聽眾們說，喪失了對共產主義的信奉，是蘇聯政權迅速滅亡的根本原因。因此，習近平進一步指出，在整個蘇聯沒有“一個真正的男人”，會站出來捍衛搖搖欲墜的共產主義大廈。

當然，人們能從這些所謂的評論中讀懂很多東西。由於不知道傳出的言論的特定的語境，從對習近平公平而言，他的消息存在切實的被扭曲的風險。然而，如果這些話是真實的，它們將會給那些期望習近平能重新平衡中國的改革策略，引入政治改革來約束執政黨和官僚機構的權力的人帶來困擾。

對於其他表明中國的新領導層即使不反對政治改革，也將會是非常謹慎的跡象，我們沒大困難即可以看出來。排在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共最高決策機構）第四位的俞正聲，在3月中旬被任命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委員會（一個儀式的咨詢機構）主席，在他的當選後的感言中宣佈中國“永遠不會抄襲西方的模式”，有效地消除了對新領導團隊政治方向的任何懷疑。

對香港人更加開放的政治大門也被封閉了。按照安排，香港將於2017年通過直接和有競爭的選舉選出其特首，但是中國一位高級官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的主席喬小楊先生，將這種希望破滅了，他在一次內部研討會上說，北京在是否任命這樣一個領導人上有最終決定權，即使他是民主選舉產生的。

然而，通過這樣的零碎的線索，看來中國新領導層瞭解的政治思維是晚期蘇聯政權的經驗。尤其是，三個不同的領導人和他們的政策顯然對中南海的新主人的思想形成了重負。在經歷了經濟快速的增長和政治停滯的十年後，中國的新領導人顯然沒有心情去嘗試另一個版本的勃列日涅夫模式，其實質是假裝進行管理控制而實際上什麼都不做。然而，意識到在一個僵化的政治體制中引進民主的巨大風險，他們更加痛恨激進的戈爾巴喬夫模式。

剩下的就是作為唯一可行的選擇的安德羅波夫模式。尤裏•安德羅波夫先生，克格勃首腦，在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死後成為蘇共總書記。他立刻發起了一場反對腐敗的運動，並且開始提拔具有改革頭腦的年輕官員，其中之一是戈爾巴喬夫。不幸的是，安德羅波夫先生的健康狀況非常糟糕，在十五個月內死亡。因為他的過早死亡（他當時只有七十歲），沒有人確切知道安德羅波夫先生是否能夠通過一場改革運動，充分利用舊政權的內在力量，並且避開戈爾巴喬夫後來採取的致命的政治賭博以挽救蘇聯。

在中國今天的政治環境中，辯論歷史的“反設事實”是徒勞無益的。對分析來說，重要的是安德羅波夫模式——從內部淨化執政黨——是否對中國有用。

不幸的是，無論蘇聯經驗和當代中國的實踐將表明，安德羅波夫模式是註定的一廂情願的想法。熟悉蘇聯後期歷史的人肯定會記住，戈爾巴喬夫沒有以一個激進的改革者開始他的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的任期。在他的前兩年，他追隨著一條本質上是安德羅波夫模式的道路，並且回避民主改革。直到他意識到，共產黨不可能從內部進行改革，他堅定地推出了公開性和擁抱民主改革。

當然，前蘇聯和今天的中國的經濟社會條件有極大的不同。但是這兩個國家都有一個關鍵的相似之處：一個一黨制後極權主義。歸結為減少國家的權力和允許市場力量蓬勃發展的經濟改革，不可避免地會限制政治精英的權力和特權。一位改革派領導人可能會嘗試用道德勸說，敦促他的同僚們為了党的利益思考長遠，作出短期的犧牲。對於一個充滿憤世嫉俗者、投機分子、尋租者的執政黨，這種吸引力是不可能起作用的。同樣的領導人也可能使用黨自身的秘密警察（蘇聯的克格勃或者中國共產黨可怕的反腐機構），迫使其官員們保持一致。這種方法是極其昂貴的（因為它需要一支龐大的秘密特工和貪腐剋星的大軍來監視超過八千六百萬共產黨成員），而且最終會無效（誰來監督監督者？）。

然而，目前安德羅波夫模式似乎是一種對中國的新領導人有吸引力的選擇，因為它在政治停滯和政權自殺之間提供了一條中間道路。問題是，在他們意識到這是一條無果之路之前，時日不會很長。


三、習近平就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2013年6月20日，美國博訊新聞網發表了“習近平就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謝選駿）一文，指出2013年，北京時間6月18日，報載“習近平親自上陣，中共清黨整風大幕開啟”：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京出席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並發表講話，七常委再次共同亮相。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黨員副委員長，國務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全國政協黨員副主席出席主會場會議，出席人員級別之高近期罕見。

習近平稱，“人心向背關係黨的生死存亡。黨只有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始終依靠人民推動歷史前進，才能做到堅如磐石”，並言辭激烈地表示“這次教育實踐活動的主要任務聚焦到作風建設上，集中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問題”，並稱“制度一經形成，就要嚴格遵守，執行制度沒有例外”，措辭之嚴厲也讓輿論震驚。對黨內“整風”推進最讓中國民眾記憶深刻的是曾在延安進行“整風”樹立領袖地位的毛澤東，以及經歷過1980年代自由化思潮、“六四”運動的鄧小平，而此後的江澤民和胡錦濤都罕有觸及“整風”，甚至有所避諱。如今，多年之後的習近平如此大張旗鼓搞黨內整風肅清，足見其欲建“毛鄧習”政治傳承的自信。

在這種局勢下，如果還有人問到：“變革時代，習近平能否成為戈爾巴喬夫？”那麼一定會被人認為“這個問題好蠢”。日益左傾的習近平，怎麼可能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確實，習近平不可能自覺地成為戈爾巴喬夫，但是習近平卻可能被迫地成為戈爾巴喬夫。

此話怎講？

因為我們知道，1980年代的戈爾巴喬夫一開始也不是民主派，戈爾巴喬一開始也是主張強化控制的，只是後來他的治理整頓受到全民的抵制，沒有辦法了，才被迫從民主改革中尋求突破口的。

習近平能否成為戈爾巴喬夫的關鍵，不在於習近平本人，而在於中國的公眾是否願意配合他的強化控制措施。

政治鬥爭不是“良心之間的博弈”，而是“實力之間的博弈”：1980年代的戈爾巴喬夫之所以願意改革，不是因為戈爾巴喬夫“有良心”，而是因為戈爾巴喬夫“無實力”——例如，戈爾巴喬夫已經沒有可能再像勃列日涅夫那樣混日子了，儘管他上臺之初並不想推行民主改革，而想強化勞動紀律，但後來發現蘇聯的社會弊端已經積重難返，無法按照既定方針有效地治理整頓，於是才被迫走上了民主改革的康莊大道。

對此，戈爾巴喬夫本人並非無怨無悔的，他現在還活著，大家看看他現在想法，就知道他後悔蘇聯的完蛋，就知道他當初的民主改革並不打算瓦解蘇聯，也不是出於良心的悔悟，而是出於強化管理的考慮。

習近平現在正在走戈爾巴喬夫起初強化管理的老路，如果全國人民不再配合他，他就只有被迫走上民主改革的康莊大道了。

具體分析一下，習近平之所以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不是因為習近平有胡耀邦、趙紫陽那樣的良心，而是因為他沒有鄧小平、毛澤東那樣的實力，所以他要真正和毛鄧比肩，就只有推行民主改革，才能在毛的“建國”、鄧的“經改”之上，樹立“政改”的豐功偉績。

事實上，胡耀邦、趙紫陽的良心，也主要是在他們失勢之後體現出來的，即使鄧小平、毛澤東在他們失勢的時候，也都體現過一定的良心——這種良心是人類的本能，只要沒有被權力和金錢腐蝕的時候，任何人多少都會有一點的。

胡耀邦、趙紫陽那樣的政治良心，其實也是為中共的繼續專政，尋求合法性與最佳方案，所以他們到死都沒有脫離共產黨，到死都沒有回歸中國民族。

習近平與戈爾巴喬夫相同：

1、習近平與戈爾巴喬夫都是太子党、高幹親戚；習近平通過父親得到升遷、戈爾巴喬夫通過妻子賴莎的叔叔葛羅米柯得到升遷；

2、習近平與戈爾巴喬夫都是在政權年滿六十歲的時候繼任的，習近平是在毛澤東政權年滿六十的時候，戈爾巴喬夫是在斯大林政權年滿六十的時候。

上述兩點決定了習近平與戈爾巴喬夫具有類似的內政壓力；而且，由於中國現在也是“世界老二”了，代替了1980年代蘇聯“世界老二”地位，因此習近平與戈爾巴喬夫也具有類似的外交壓力。

習近平就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無論他表現得左還有表現得右，那都是他身不由己的，那都是為了鞏固和加強他自己的權力；這一點和二十多年前的戈爾巴喬夫也沒有什麼不同。至於說到“民主思想”，現在的習近平也只會比1980年代的戈爾巴喬夫更多而不會更少，習近平畢竟在美國待過。所以，習近平究竟能否成為“民主的戈爾巴喬夫”，完全在於中國的公眾對他的作為如何反應。

如果中國公眾屈服于習近平強化紀律的高壓措施，那麼即使在美國待過的習近平也會放棄民主改革；如果中國公眾像1980年代的蘇聯公眾那樣拒絕戈爾巴喬夫的高壓措施那樣拒絕習近平的高壓措施，那麼習近平就將作為“中國的民主戈爾巴喬夫”出現在中國。

不論從哪個方面看，習近平都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四、習近平不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2013年8月美國《大西洋月刊》發表文章稱：“習近平不是戈爾巴喬夫”，中共對此甚為重視，立即在8月20日在“求是理論網”上翻譯並予以轉載。該文立意不同于謝文，但承認圍繞著中國是否已經出現了一位“戈爾巴喬夫”的話題，西方媒體上近來爆發了一場熱烈爭論。美國著名政經、外交類期刊《大西洋月刊》上周評論稱，西方的“中國戈爾巴喬夫”情結由來已久，但從江澤民到習近平，中國的領導人對蘇聯式的政治改革並不感興趣。文章指出，中國經濟改革的深度和廣度早已遠超戈爾巴喬夫，相比於俄羅斯的悲慘現狀，中國自己的改革方式是非常明智的。

中共故意省略掉“博訊新聞網”上發表的謝文，而稱這場“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大討論首先由英國《衛報》挑起。其實到了8月10日，英國資深記者約翰•辛普森（John Simpson）才在《衛報》姍姍來遲地上發表文章稱，他在2012年底的中國之旅中感受到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仿佛回到了“1988年的蘇聯”。文章稱，北京“798”裏年輕人對政治講話的漠視，以及前總理朱鎔基滿頭灰發的“衰弱”形象，都讓他感到中國正“處於激進變革的邊緣”。

頗有人氣的上海英文網站“上海人”（Shanghaiist）立即反駁了《衛報》的文章，稱之為“本年度最幼稚的中國評論”。該網站11日的評論指出，那些異見分子，尤其是有國外背景的人，一直都在熱情洋溢地談論中國的“全盤改變”，然而這些已經持續了幾十年的話語從未變成現實。

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14日也加入了這場討論，指出辛普森只是最近一個患上“中國戈爾巴喬夫妄想症”的西方人。文章稱，這種以政客、政治學者和記者為易感人群的傳染病，在1990年代以來的每一次中國領導人更迭之時都會爆發一次，把中國描述成將隨蘇聯倒下的下一塊多米諾骨牌。

《大西洋月刊》指出，這種論調的問題就在於，儘管外界議論紛紛，但從來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習近平本人對政治改革抱有興趣。習近平高調地打擊腐敗無疑是在安撫民憤，而在公開場合，他還是謹遵黨的路線。在7月份一次關於毛澤東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的講話中，習近平還提到要讓中國的年輕人接受毛澤東思想的教導。

1989年5月，鄧小平在北京接見戈爾巴喬夫。不過在此後的日子裏，中國人一直把戈爾巴喬夫看做一個災難。

那麼西方這種“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情結”從何而來呢？文章認為，那是由於中西之間對蘇聯解體的認識存在根本性的鴻溝。對歐美而言，戈爾巴喬夫是英雄，他的改革終結了一個“邪惡帝國”，為俄羅斯引入了短暫的民主時期。但在中國人看來，戈爾巴喬夫是災難，是警世的悲劇。在對蘇聯解體進行了詳盡的檢視後，中國認定戈爾巴喬夫是最終的誘因。中國當然意識到了制度性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但戈爾巴喬夫是誘發蘇聯崩潰的催化劑。

西方人容易忽視的是，中國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其深度和廣度早已遠遠超越戈爾巴喬夫所提議的改革內容，西方對選票的癡迷掩蓋了中國改革的事實。但這樣的深刻變革一直保持在經濟領域——考慮到俄羅斯自蘇聯解體以來的悲慘命運，中國這樣的改革策略無疑是明智的。

“《大西洋月刊》：習近平不是戈爾巴喬夫”其實說的是中共自己的擔心，因為無論如何，中共中的任何派別，都不希望習近平是自己的末日政權。


五、習近平是中國的“假戈爾巴喬夫”


在中國大量投資的德國媒體也不甘寂寞，加入了“習近平是中國的‘假戈爾巴喬夫’”的大合唱。

2013年9月21日，“德國之聲”發表評論說，曾在中國內外被視為政改希望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再三警告不要重蹈前蘇聯垮臺的命運，背景何在？德語媒體認為，習近平對前蘇聯崩潰根本原因的分析不僅一廂情願，而且片面，這可能是理解他目前言行的一把鑰匙。

表面看，戈爾巴喬夫“公開”和“改革”口號是導致蘇聯垮臺的直接原因。其實，當作為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1986年提出這一口號時，前蘇聯在制度上早已病入膏肓，難以為繼，這是它一朝傾覆的深層原因。9月20日一期的《新蘇黎世報》以“假戈爾巴喬夫”為題刊文指出，前蘇聯的垮臺一直是同樣以馬列為圭臬的中國領導人的心病。新任總書記習近平也不例外，他對前蘇聯垮臺原因的分析表明，他不可能成為許多人曾希望的“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國家和党的領導人習近平本人將中國的一黨專制有可能象前蘇聯那樣終結的可怕幽靈帶入了討論。去年年底，他在上任後不久發表的一次從未公開發表的講話中，警告遭遇蘇聯同志們的命運，呼籲中共保持團結和戰鬥力。他對聽眾們強調，莫斯科的黨員朋友們未能象真正的男子漢一樣站出來阻止制度崩潰。他說，他不願作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被寫入史冊。

這一在晚些時候經由非官方渠道傳播開來的講話埋葬了眾多西方觀察家的一個一廂情願的幻想。在2013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前數星期，有關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曾成為中國國內外討論的中心議題。中國的一些評論員們也判斷說，胡、溫時代是停滯和錯失改革良機的十年。對習近平和李克強為首的未來新領導層則寄予了政治開放的期待。僅靠經濟改革無法推動中國繼續前進。習近平被視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習近平選擇了另外一條道路。政治改革目前根本談不上，但也不是保持現狀和停滯。習關心的是，如何更新和強固現行制度。在中國，已經很久沒有象現在這麼如此強調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毛澤東了。

有人說，習之強調毛主義基本信條與被罷黜的前官員薄熙來在重慶時所做的毫無二致，只不過，薄是以採用操控手法的民粹形象出現在大眾面前；習並不號召群眾齊聚體育場，強迫他們大規模集會，而是要從上“純潔”黨的隊伍。……

習做出了再度意識形態化的決定。然而，他並不能因此對社會和政治現實視而不見。只是，對“紅色價值”的重溫也是一種政治風險。

亞洲勞工市場繼續擁有強大吸引力。許多德國青年有意前往中國就業。《商報》以“躍入涼水”為題發表一篇報道指出，有關中國，依然存有不少誤解：隨著經濟關係越來越密切，相關的培訓機會也日漸增加，年輕的德國人可以通過它們為同中國人合作做準備，得到有關中國的國情和民情的介紹，提高對外國人在其中極易丟臉的那個遠東文化的敏感度。文化間的誤解依然巨大。普通的德國人知道什麼是宮保雞丁，但知道錯綜複雜的關係規則的人就不多了，而若沒有這樣的關係網，中國的日常經濟生活便不可思議。對歐洲人來說，許多中國的風俗習慣猶如毛時代千人一面、身著制服的大眾一樣，讓人難以理解。


六、“習近平不是戈爾巴喬夫”之偽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不是戈爾巴喬夫”雖然是主流的“國際輿論”，但卻遭到中國大陸人士的批判。

2014年2月4日，設在加拿大的“天下論壇”發表文章稱：“習近平必然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文章指出，前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歷史上的地位至今還是是非難分。對西方和追求民主自由的國家和人民來說，戈爾巴喬夫是英雄，他的明智和勇氣把這個與西方抗衡了七十年的紅色帝國在短短的幾年裏就送進了博物館。但對繼續崇尚集權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國家和人民來說，蘇聯的崩潰是一個歷史錯誤。戈爾巴喬夫本人要負主要的責任。習近平在談到蘇聯的崩潰和戈爾巴喬夫時感歎，“竟然沒一個男兒！”來拯救這個崩塌的大廈。

習近平和所有還在維護以前蘇聯為榜樣的集權體制人們沒有想到地是問題的另一個方面，那就是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大廈是由一個人建成地，也沒有任何一個大廈可以被一個人瞬間推倒。大廈頃刻的崩潰是因為大廈的根基早已被挖空，大廈的支柱早已被蛀空。戈爾巴喬夫只是壓倒這個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這樣想的話，戈爾巴喬夫留在世間英名也許會暗淡些許。

習近平是男兒，是血性漢子。他註定是要把共產黨這個旗子扛到最後。這在他從上任至今的種種作為裏窺見其本性。他不惜血本鎮壓維權人士，限制言論自由，繼續無結社，無言論自由的政策；同時又清理門戶，反腐，剔出異己。他的左右出擊的本意是維護共產黨絕對統治，要讓那面在克林姆林宮上落下的那面紅色旗子在天安門上永遠飄揚。

可他沒有意識到的（他的智力和能力也不會允許他）的是他通過一個截然相反的方向做到了和戈爾巴喬夫一樣的事情。那就是加速這個集權政黨的崩潰。

當一個人要讓一個沒有了地基的大廈繼續聳立時，他做的任何一個動作都會加速這個大廈的崩潰。戈爾巴喬夫只是捅了一指頭；習近平是全身撲上這個大廈。

這個專制制度的崩潰是指日可待了。最近連中紀委在談到反腐不力時都發現了這是因為“體制的障礙”（共產黨也知道一黨專制是問題了）。也就是害羞不好意思說這是一黨專制的結果。但習近平的“男兒”精神是不允許任何體制改革的：共產黨一黨專制是腐敗的根源，但這個體制又不能改變。這個狗咬自己尾巴的勾當是沒法繼續下去的。無論轉了多少圈，最後還是同一個腦袋，同一個尾巴。

習近平所作的就是讓更多的人意識到共產黨這只瘋狗的本性。

世界共產主義大廈的可以順著戈爾巴喬夫的指頭倒下，也可以隨著習近平的擁抱倒下。

無論願意不願意，習近平都會成為第二個戈爾巴喬夫。唯一不同的是戈爾巴喬夫還可以安度晚年。

至於習近平在哪兒吃他的最後晚餐，這就不是我能預料到的了。


七、安德羅波夫困境亦是習近平的


2014年3月1日，香港的“明鏡網”《外參月刊》“安德羅波夫困境亦是習近平的”一文質疑說：“習近平要走安德羅波夫的老路？”

該文再度炒作“戈爾巴喬夫”話題，具體分析說任何一種專制制度或極權專政的最可怕的後果之一，就是人民智力資源的貧乏和枯竭，這種枯竭現象越是上溯到領導層就越來得明顯。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最大的“亮點”，是習近平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並親自領導這一巨無霸式的機構。中共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不同於美國的僅僅為總統提供安全政策方面的建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甚至比當年蘇聯讓人談虎色變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的權力更大。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置，不僅不能表明習近平真有“自信”，反倒彰顯出他極度缺乏安全感。

首先，習近平試圖通過該委員會的設置，進一步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此機構的設立，使得習近平一舉廢除了御用學者胡鞍鋼在胡錦濤時代總結的“無比優越”的“集體總統制”，讓自己成為像毛澤東那樣“一枝獨秀”、“說一不二”的強人。

其次，官方對該委員會主要職能的解釋是“對內”而不是“對外”。習近平上臺之後，念茲在茲的關鍵任務，就是如何將鎮壓力量整合和擴大、將維穩政策升級換代。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江澤民和胡錦濤想做而未能做成功的事情，習近平則終於夢想成真。

雖然習近平看不起無力拯救大廈傾倒、“竟無一人是男兒”的蘇共，但他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延續中共壽命的想法，偏偏是跟蘇共領袖安德羅波夫一脈相承。安德羅波夫執掌克格勃長達十五年之久，運用秘密警察如臂使指。之後，終於熬成蘇共總書記，但執政不足兩年便一命嗚呼。即便其身體健康、持續掌權，但蘇聯舊體制土崩瓦解的趨勢，他縱有三頭六臂亦無法遏止。安德羅波夫的困境，亦是習近平的困境。而自以為聰明的習近平正在重蹈其覆轍。

曾經為蘇共幾屆總書記提供外交政策建議、擔任蘇聯科學院美國加拿大研究所所長的國際關係學者阿爾巴托夫，在回憶錄《蘇聯政治內幕》中，對安德羅波夫時代作出了相當精闢的評述。阿氏與安德羅波夫長期保持親密的關係，儘管他對安德羅波夫有不少袒護之詞，但他也承認，包括安德羅波夫在內的幾代蘇共領導人，都“絕對的平庸”，“這樣說既是指他們的天賦和才能，也指他們所受的教育程度”。


八、結語


上述種種分析雖然角度各異、觀念不同，但都看到中共大陸確實處在一個歷史性轉折點關頭。“七十年魔咒”不是空穴來風的。任何一個政權，即使像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在其七十年左右都要陷入一個體質上的脫胎換骨，這是由人的生物週期決定的，祖孫三代的變化必然體現為政治體制的轉折。甚至中華民國也是如此——1980年代的解嚴，正是發生在辛亥革命七十多年之後。

不論習近平是特務頭子安德羅波夫還是太子党戈爾巴喬夫，中共紅色江山即使沒有退場，解嚴的時候也已經迫近了。


（2014年4月24日）



【第五節 大陸對兩岸關係論述的轉變】


大陸對兩岸關係論述的轉變，是基於臺灣政黨輪替的政治現實而發生的，這一點千萬不能忽略不計。從這一點可以判斷，中共對台政策實際上已經失去了戰略主動性，成為戰術上隨機應變的投機活動。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就是大陸對兩岸關係論述的轉變之基調。

中共政權在逐步淡化“一國兩制”，已開始調整過去“中央∕特區”的主從關係，走向“兩區∕一國”的關係，實際上正式承認了“南北朝”的現實。這就可以被表述為所謂的由“一統”向“互統”的歷史轉變。

大陸對兩岸關係論述的轉變，符合“新冷戰”的轉變。


一、大陸對台戰略新思想出籠


早在2007年，中共就開始鼓吹“大陸對台戰略新思想”，其主要背景為：

2005年以來，以胡錦濤為首“第四代中共領導集體”推出一系列對台工作新論斷、新主張，其核心內容被列入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其自我吹噓，中國共產黨在新形勢下對台戰略新思想的正式確立，對於建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價值、現實意義和戰略意義”。

其主要內涵為：確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軸與目標

自2004年以來，大陸把對台工作重點由過去的“兩岸平等協商、實現和平統一”，務實調整為“遏獨維穩、和平發展”。2004年國台辦受權發表的《5•17聲明》明確指出，“堅決制止旨在分裂中國的臺灣獨立活動，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是兩岸同胞最緊迫的任務”，這是大陸對台工作戰略調整的重要標誌。2006年4月16日，胡錦濤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首次系統地闡述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觀”。2007年10月15日，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要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真誠為兩岸同胞謀福祉、為台海地區謀和平”。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論斷，是從“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大步後撤，是大陸對台工作柔性戰略的具體體現。這一戰略迎合世界潮流和臺灣民意，是典型的“退一步”。

從“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終局論述”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這一“過渡論述”的改變，透露大陸把“和平發展”擺在對台工作的首位，為緩解兩岸緊張對峙關係提供了契機。


二、胡錦濤的“六點意見”


中共認為，進入新世紀以來，求和平、促發展、謀合作成為時代的潮流，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深入發展和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為兩岸加快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也使兩岸面臨嚴峻的挑戰。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共不得不因應國際形勢，在堅持“和平崛起”方針的基礎上提出了兩岸應該大力“和平發展”，並且應該把“和平發展”作為當前兩岸關係的主題。“這就是說，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謀求台海局勢的和平穩定，是中共國家發展戰略的要求，是實現中共國家利益的需要，也是與西方國家周旋的權宜之計。

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三十周年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出“六點意見”。“胡六點”是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央領導集體對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兩岸關係發展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鄧小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和江澤民“八項主張”等解決臺灣問題重要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在2005年3月“胡四點”和中共十七大報告中臺灣問題論述的基礎上，在近幾年“對台工作實踐”基礎上形成的對台方針政策的新論述。在臺灣政局發展重大積極變化、兩岸關係發展處在難得的歷史機遇的關鍵時刻，“胡六點”指明了進一步發展兩岸關係的方向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有效途徑。

中共認為：“胡六點”是指導新時期對台方針政策的綱領性文獻，其發表和臺灣方面善意的回應，表明兩岸關係確已步入“和平發展期”。

但我們知道，和平發展其實不是大陸對台政策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是迫於臺灣主流民意的壓力。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胡錦濤不得不提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觀”。 

在上述政策變動的表像之下，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大陸對台指導思想所發生的變化。中共總結兩岸二十多年來政治或社會交往的歷史，認為“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是發展兩岸關係的第一準則。因此近年來，大陸開始重新認識維持台海地區和平穩定現狀的意義，把“和平發展”擺在對台工作的首位，加強了對兩岸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特別是加強了對臺灣民情的調查研究，並在全面認識和把握臺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實際情況的基礎上，認識兩岸不斷發展變化的新形勢、新情況，以更大的忍耐來增進兩岸人民的交流，提升自身形象，更好地因應台海局勢的演化。

比如，大陸明確了“臺灣意識”不等於“台獨意識”。這是大陸首次針對臺灣主要社會意識和思潮表達意見，具有特殊的意義。也就是說，中共在“遏制台獨勢力分裂活動”的同時，也注意到“體諒臺灣同胞的歷史遭遇”，“理解臺灣同胞愛鄉愛土的情感”，“尊重臺灣地區民眾的生活方式”，全面思考如何在“一個中國框架”下，為兩岸關係發展尋找新的契機。

再如，大陸不再把解決領土主權歸屬問題視為兩岸關係的問題。胡錦濤明確指出，“1949年以來，儘管兩岸尚未統一，但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這就是兩岸關係的現狀。”在此基礎上，臺灣問題是“19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兩岸複歸統一，不是主權和領土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也就是說，領土主權意義上的兩岸一中是現狀，不需要中共去追求，只是需要中共去維護，因此可以說，中共是通過詭辯來給自己找了一個臺階下。

因此，中共對兩岸關係論述的轉變，就可以順理成章地聚焦於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如何正式結束兩個政權之間的敵對狀態，達成重新分配內政和外交空間安排的共識；

第二，如何解決與兩岸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問題。

上述演變充分體現了大陸政權力圖擺脫無法實現祖國統一的尷尬處境，而這一處境正是中共自己的早年政策所釀成的苦果。現在，中共除了祭出“堅持謀求兩岸人民福祉”的旗號，聲稱中共對台政策有了“理論創新”和“思想突破”，實在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三、“敵國”觀念開始化解


輿論已經意識到：兩岸現實政治關係衝突的癥結，“敵國”觀念可說是其核心；而中共階級鬥爭、六親不認的政治思維所造成的政策意向，危害中華民族、造成社會災難，更是顯而易見的。現在，中共經過將近百年的迷誤，也多少認識到六親不和的錯誤舉措，害人害己，終於決心建設一個“和諧社會”，這對我們有什麼啟發呢？

在全球化時代，“敵國”概念是如何定義的？進一步而言，“敵國”概念在全球化時代，究竟能否成立？

通常而言，除非進入“戰爭狀態”或是“准戰爭狀態”，“敵國”概念作為一個“非常態”，在處理國際關係方面其實是有害的。而且往往構成政治人物及其所主導的政府與政策陷入困境的一個錯誤根源！尤其面對目前兩岸關係狀況與前景，用“敵國”來定義也是有違事實與情理的；同時是導致政策路線失誤、造成政治情態混亂的主觀意識之源。

從全球化的、後冷戰時代的當今世界情勢看，人類愈來愈成為“生命與命運共同體”，愈來愈向“地球村”轉變，人類社會與個別國家所面臨的各種深層挑戰與危機，都具共同性和時代性，雖有程度的差別，卻無根本的不同。因此政治人物的“敵國”觀念，不但落伍陳舊，也是危險衝突的根源所在。“敵國”概念似乎該從人類政治學辭典上予以消除。

不錯，兩岸關係在本質上，處於歷史政治與理論制度的敵對狀況，並且捲入了世界性的政治意識形態的長期競爭漩渦。但現在冷戰時代的“敵國”概念已然化解，政府與政治當權者也就無從以冷戰思維來概括當前的兩岸關係狀態。

但是另一方面，大陸畢竟還有千枚導彈對準臺灣，對此如何正確解讀？在政策上把握應對與有效化解中共的威脅，才是關鍵所在。

退一步而言，即使兩岸真的兵戎相見，兩岸關係本質上也依然不是“敵國”，而只是“敵對的政府”與敵對的政治權力實體問題。雖然，“敵對的政府”與敵對的政治權力實體之間客觀上存在著“生存資源與權益空間”的爭奪，存在著價值系統與觀念意識的“文明衝突”等；但兩岸畢竟同文同種，民間交往最後終能化解這些障礙，這也是兩岸關係從長期看來必然樂觀的基礎。 


四、新南北朝概念的出現


若從兩岸人民政治思維方式存在的差異性及其對兩岸政治關係發展的負面影響來論，雖然具有“協商政治或政治協商”的概念與形式：無論從國共在大陸“一九四五年憲政協商會議”，還是中共在大陸的“政治協商會議”（偽政協）獨角戲形式，以及兩岸國際交往中的政治對話與協商，乃至兩岸“辜汪會”及近年來的兩岸政黨交流對話等等——都可以說，多多少少存在著政治協商形式的事實。

但是，目前兩岸之間欠缺的一個政治整合，那就是一個能夠真正超越或跨越政治意識形態對立和強權政治意志與權益爭奪的、符合全球時代理念精神和現代憲政制度原則實踐的“構架”。

因為，兩岸關係現況及其政治分歧衝突的根源，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國大陸沒有“憲政民主”的實踐及其體制保障。因此兩岸政府之間沒有也不可能合法整合的基礎。兩岸政府之間衝突對立的情勢往往一觸即發。這也反證了傳統政治思維“定式”與慣性的負面影響的危害。

論者指出：“一中框架”是中共十八大以後兩岸關係的頂層設計，明顯有別於過去的“一中原則”。過去的“一中”是一種前提論、原則論；現在的“一中”則是過程論、發展論。

由此，“中國統一”的內涵也由過去的“一統”轉變為“互統”，也就是依據屋頂與樑柱的組合結構－允許一屋多房、一戶多室的走向未來的統一。

在此意義上，大陸官方和一級智庫皆指出，兩岸統一不同於香港統一，香港統一是歷史上不平等條約下領土割讓後的回歸，兩岸的統一則是政治上國共內戰終止後的歷史和解。也就是說，香港並不構成一個“朝代”，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卻明顯是兩個不同的“朝代”——“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並存，已經顯示了南北朝的再現。由此可見，兩岸統一和香港回歸性質上並不相同。

若進一步探討“統一”這一核心概念，過去的“統一”是一種“老南北朝概念”，即佔領、支配、強加的統一預期，未來的統一概念則是“新南北朝概念”，即過程、雙贏、互助的統一預期，是依託一個“和平發展期”作為過渡性設計，以互信合作、集體記憶和民族認同為內涵的協商統一。

中共終於體認到：作為國家統一前特殊狀況的兩岸政治關係，不是單向的“支配關係”，而是多重的“組合關係”，它既有歷史的發生與延續的時間關係，也有實力的對比與幅度的空間關係；就前者而言，兩岸的政治關係是從“內戰結束後的敵對關係”到“敵對終止後的分治關係”，由“分治後的交流關係”到“交流後的發展關係”，再到“發展後的統一關係”。

因此，大陸政權在逐步淡化“一國兩制”，已開始調整過去“中央∕特區”的主從關係，走向“兩區∕一國”的關係，正式承認了“南北朝”的現實。這就可以被表述為所謂的“互統”涵意。

至於所謂“合情合理的安排”，就是兩岸的政治定位問題。依據大陸涉台系統的說法，“合情”是指兩岸彼此關切，不將一方的意識形態強加于另一方，既不脫離現實，也不罔顧大局，不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所謂“合理”是指“合乎法理基礎”。實際上，兩岸目前已經各有政治定位的法理依據，臺灣將兩岸定位為“一國兩區”，是依據憲法增修條文而來，亦即“憲法一中”；大陸將兩岸定位在“兩岸一國”，法理依據來自“反分裂國家法”。“合理”就是尋求兩岸法理基礎的嫁接，進而融合出“法理一中”的兩岸定位。

“合情合理的安排”並非感性、柔軟的訴求，而是正視現實和理性計算的產物。依據前述屋頂理論，“合情合理”承認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一國兩政、一中互表”。


五、結論


大陸對兩岸關係論述的轉變，不是孤立的“內政問題”，而是與中共的“國際問題”環環相扣的。

明顯的一個事實：隨著大陸對兩岸關係論述的轉變，中共與周邊國家的關係迅速惡化，戰術上是因為領土爭端，戰略上是對美爭霸。而在“突破第一島鏈”的意義上，中共明顯採取了“對台綏靖政策”，執行了“跳島戰術”，也就是不與台外直接衝突，但通過對日衝突，把臺灣納入自己的戰線後方。

這是“兵不血刃的統一戰略”。

換言之，只要美國在中日衝突中作出了讓步，也就是等於出讓了保衛臺灣的權利。

這樣，中共也就能夠在“避免中華民族再次自相殘殺的悲劇”的情況下，執行其蓄謀已久的統戰。

畢竟，臺灣比釣魚島和琉球列島加起來的價值還要大得無比，中共再笨，也不會“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見輿薪”的。

從居安思危的角度看，我們不妨把中共與越南、菲律賓、日本的衝突，都看成是一種“佯攻”，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中共舞劍可能意在臺灣——從“逼退美國”的意義上，壓越南、菲律賓、日本，與壓臺灣是一樣的；而從凝聚民心、團結全球華人力量的角度看，壓越南、菲律賓、日本，顯然比直接壓臺灣，對中共要有利得多。

這也可以理解，中共為何一改“解決臺灣問題”之後再出擊周邊各國的傳統戰略，而優先考慮與美日爭衡海洋地帶，再來考慮徐圖臺灣。這是與冷戰時代很不一樣的“新冷戰”，是國家利益而非意識形態導致的冷戰。

大陸對兩岸關係論述的轉變，符合這一“新冷戰”的轉變；在國家利益而非意識形態的主導下，對台使用武力，顯然不合時宜。


（2014年5月22日）



【第六節 南海爭端中的大國博弈】


一、南海爭端突然加劇


過去二、三十年，南海爭端雖然存在，但矛盾一直未公開化，南海整體也保持較為平靜的狀態。但最近幾年，南海問題逐漸凸顯，如今甚至成為美國、日本、印度等國聯合圍剿中共的一塊媒介。分析家認為，其原因有四：

1、中國大陸擴張與南海諸國既得利益衝突；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共海軍、漁政、海監的艦船在南海活動日益頻繁，與南海國家的衝突開始增多。

2、私自開發的情況愈來愈嚴重；在南海進行石油和天然氣的開採甚至公開採取國際招標方式，以圖將南海問題推向國際化。

3、各國試圖通過武力來保證其長期佔有變成既定事實。

4、美國、日本、印度等大國遏制中國的需求與南海周邊國家南海利益訴求形成共振。

在南海爭端中，以越南和菲律賓向中國大陸挑釁更為積極。這兩個國家，其目的存在較大差異，我們不妨作一個簡單的分析。

越南歷史上是中國領土，五代以後才獨立，清末淪為法國殖民地。越南政客較為反復無常，很容易恩將仇報。越南共佔據中國二十九個南海島嶼，是南海既得利益最大獲得者。近幾年，因南海問題時常和中國發生摩擦。為了對抗中國，越南不惜2012年和美國一起搞聯合軍演。越南不斷挑釁的總體目的是：將南海問題複雜化、擴大化、國際化，然後利用國際政治力量和國際輿論給中國施加壓力，迫使中國在南海問題上讓步。因此，針對越南，中國大陸在軍事上實施高壓，迫使其不敢過度挑釁。

菲律賓在阿基諾三世上台前，政治上總體親華。前任總統阿羅約一直反美，在阿基諾三世上台前的一些年，和中國大陸關係發展良好。在南海問題上也一直保持默契，並沒有爭奪得特別激烈。雖然阿基諾三世有華人血統，但其上臺後，在南海問題上，菲律賓不斷向中國發起挑釁，迫使中國對黃岩島實際控制。

菲律賓對中國的挑釁，有非常強烈的領導人政治取向色彩和短期利益驅使，並無長遠戰略思考，加上其總體實力過弱，中國大陸的應對策略，就是讓其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通過在挑釁中不斷形成事實損失，遏制其氣焰。


二、南海進入大國博弈時代


在中日釣魚島爭端之後，日本不斷將東海爭端與南海爭端連為一體，與菲律賓、越南加強合作，把南海的爭吵擴大，就可以轉移中國大陸的外交與戰略資源，使中國不能全力對付日本。

看地圖就知道，南海雖系太平洋的近海，但更像一個內湖，其地緣歷史與西方的地中海有相似之處，號稱“亞洲地中海”，都是一片比較封閉的水域。

西方地中海曾經是羅馬帝國的內湖，在羅馬帝國崩潰之後，地中海北岸是基督教世界，而南岸則是伊斯蘭世界，十六世紀之後，西班牙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將地中海分為東西兩部分，在幾百年前，大國都試圖控制地中海東西兩端的海峽——直布羅陀海峽和黑海海峽。時至今日，英國和西班牙還因直布羅陀海峽鬧出不愉快。

南海比地中海更加破碎，這一地區集中了佛教、伊斯蘭教和儒教三種文化，從地緣政治板塊來看，東亞板塊、印度板塊以及西太平洋島嶼板塊在南海地區彙聚。南海地區在歷史上從未真正統一過，現在要構建穩定的南海地區秩序，也缺乏歷史文化根基。

在工業時代來臨之前，南海地區是一片“公地”，中國、印度以及東南亞的商人往來于此，那時也沒有主權的概念，中國的有效統治延伸到中南半島的北部，而印尼、馬來西亞則是伊斯蘭文化圈，而印尼現在是人口最多的伊斯蘭國家。隨著歐洲殖民主義勢力的進入，南海地區被殖民大國瓜分，英國、法國、荷蘭、美國都是其中的博弈者，南海地區被分裂為幾個殖民帝國的海外殖民地，這種勢力範圍的劃分與殖民統治，也成為日後東南亞國家版圖的基礎。直到1970年代之前，各國都忙於國內政治建設，革命與建國是主題，海洋權益的意識還比較淡漠。直到聯合國的報告提出，南海大陸架有豐富的油氣資源，加上1970年代國際關係的主體悄然變化，核武器之外的議題開始興起，石油危機激發了人們的資源意識，而東南亞國家也從革命轉向了經濟建設。南海的島礁問題開始升溫，海洋主權意識覺醒，而1982年的《聯合國海洋公約》則進一步加速了各國的島礁爭奪。

中國大陸限於經濟與軍事實力成為遲到者，遲到並不意味著中國大陸錯過了這場遊戲，相反使得中國大陸變得特別焦慮。不過地緣政治的遊戲永遠處於進行時，1947年中國劃定的九段線就是中國進入南海的入場券，而當中國入場之後，遊戲規則也隨之一變。


三、小國時代與大國博弈


按照一般的“常識”，大國往往能在國際政治博弈中佔據優勢。但是，從近幾年南海爭端的情況看，作為小國的菲律賓卻能夠屢屢拋出議題，佔據主動，如從挑起黃岩島爭端，到東盟會議上拋出南海議題，再到將爭端提交聯合國海洋法庭，以及前些天菲海軍將領聲稱正在探討“移除”黃岩島上中國放置的“混凝土砌塊”的可能性。而作為大國的中國雖不乏維護主權的堅決之舉，但多以守勢示人，總體上比較被動。

這其中固然有兩國政策的原因，如中國仍然沒有擺脫“韜光養晦”的政策風格，而菲律賓政府則在阿基諾三世主政下充滿了挑釁精神。但除此之外，或許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當前東亞政治中的一些特殊性。即在一些場合下，小國不僅不是一種弱點，反而是一種優勢。只有理解這一點，才能對南海爭端以及相關國家的政策做出更正確的理解。

小國地位之所以能夠在菲律賓身上變成優勢，首先來自於當代環境下東亞海洋爭端的特性。南海雖然是一個傳統安全議題，武力的作用可能也仍然很關鍵。但在大部分的博弈時間裏，起重要作用的不是實力與武力，而是規則。從《聯合國海洋法》到《南海行為宣言》，再到擬議中的南海行為規則，誰能夠率先制定規則，或是利用好規則，就能夠在博弈中佔據很大的主動權。而只要小國擁有良好的外交技巧與規則知識，其表現就能與大國相抗衡而不遜色。

萬一規則博弈失效、實力甚至武力博弈登場，菲律賓又該怎麼辦？它不會擔心，因為菲律賓雖然是一個小國，但它身後卻站著一個大國，那就是美國。美菲之間是軍事同盟的關係，加上奧巴馬政府上臺後推行戰略東移、亞太再平衡，已經明確介入南海事務，從而給菲律賓與中國的博弈注入了一劑強心針。有了美國的保障，菲律賓就能夠在平時大玩對自己有利的規則博弈，而避免爭端發展到其不佔優勢的實力甚至武力博弈。

當然，菲律賓也知道，美國不可能在不觸及其核心利益的情況下，為了它而與中國發生武力對抗。但即使菲律賓贏不了同中國的武力對抗，它還可以在輿論與道德的“戰場”上輕易地戰勝中國。這是因為，當發生國際爭端時，國際社會對於小國往往會有一種自然同情，甚至忽視了事情本身的曲直。由於國際社會在人們眼中往往是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大國往往代表的是霸權和蠻橫，而小國則代表了弱勢與被欺淩。特別是在爭端本身是非不十分清楚的情況下，人們更加傾向於同情小國而指責大國。

更何況，在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國家眼中，菲律賓是一個民主國家，而中國大陸則是一個往往與專制等同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更加加重了輿論與道德戰場上對菲律賓的同情和對中國大陸的譴責，當意識形態的情緒上升時，南海爭端本身的是非曲直反而變得不重要。

面對菲律賓的這種小國優勢，擁有更大實力的中國大陸反而處於劣勢。近些年來的中國策略雖然有所調整，如強化規則博弈、必要時敢用武力博弈，但仍遠遠不夠，甚至有的行為還加大了國際社會對菲律賓的同情，從而放大了其優勢。


四、南海與中國大陸海權


南海既是相對封閉的水域，但同時也是連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紐帶，中國是太平洋國家，但是海權發展的方向卻是在印度洋，長遠來看，中國大陸企圖成為兩洋國家，而若不能在南海建立以中國為主導的新秩序，中國的海權將受到壓抑，無處伸展。只是，南海雖是中國海權發展的關鍵，卻也是軟肋所在。未來相當一段時間裏，中國需要經略南海，而不僅僅是與一些小國鬥氣。

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一直流行衝破第一島鏈進入印度洋，在這種思路之下，臺灣就有了至為關鍵的戰略價值。但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簡單。因為現實表明，即便中國大陸沖出了第一島鏈，也未必能夠真正進入太平洋，因為美國在2012年以來的一系列部署，都在強化第二島鏈。

隨著中日釣魚島爭端的加劇，美軍在日本的軍事部署也有所強化。中國大陸面向太平洋的突破企圖，將遭到日本和美國的聯合壓力。而未來太平洋地區將集中美軍六成以上的力量，以中國大陸較弱的海軍力量並不能與美國日本進行對抗，挑戰頭號海上霸權顯然不智。

英國戰略家李德•哈特主張迂回戰略，隨著中國海上力量的發展，走向藍水即使是不可逆轉的趨勢，但規避美國的鋒芒、把力量轉向南海以及印度洋，依然是比較理性的選擇。

南海地區秩序處於破碎狀態，雖然東盟十國已經建立起多邊聯盟，並準備在2015年建立地區共同體，但是南海秩序並未因此而得以整合。與中國有島礁爭議的國家主要有越南、菲律賓，其他國家並不願意在這個問題上與中國鬧僵。南海地區缺少一個主導性的國家，軍事安全機制付諸闕如，冷戰期間，美蘇爭霸，越南戰爭之後蘇聯佔據金蘭灣，美國據有菲律賓的蘇比克灣，兩大國的博弈讓南海處於對立之中，而美國打造的軍事同盟體系也並沒有將南海周邊國家納入其中。冷戰結束之後，菲律賓把美國海空軍都趕出去了，美國與南海周邊國家的軍事聯繫也有所鬆弛。任何秩序的建立都需要暴力作為基礎，而暴力才能提供真實可信的安全感，恰恰在這個基點上，南海是缺失的。

在中菲之間圍繞黃岩島和仁愛礁的博弈過程中，菲律賓一直處於焦慮之中，美菲共同防禦條約未必是菲律賓的護身符。美國是全球性大國，不可能照顧到每個盟國的利益，即便美國願意在中菲衝突的時候幫助菲律賓，中國也不會與菲律賓開戰，美國也就沒有軍事介入的口實。


五、東海爭端與南海爭端之比較


雖然東海爭端與南海爭端併發，但二者的實質有很大的不同，東海既是海上主權之爭，更是大國博弈，釣魚島爭端不斷升級，根本還是中日兩大國的較量，中日力量易位，日本失掉了優越感。東海爭端不僅關涉利益，更有尊嚴之爭，回旋空間很小。另外，美國在東海問題上牽涉非常深，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或者美國給予日本軍事支持都建立在一個根本前提之下，那就是日本的戰敗國地位，而這是東北亞秩序的根基所在。而美日軍事同盟的存在則使中日之爭越來越短兵相接，在很長時間裏將難以緩和。

南海問題則有很大的不同，美國雖然與菲律賓、泰國有軍事協定，跟越南的關係也不斷熱絡，但是南海地區依然沒有一個安全機制，軍事權威是缺失的。這也為中國重塑南海秩序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南海周邊國家比較多，各自利益不同，難以形成對抗中國的統一戰線，中國所重申的雙邊而非多邊協調解決南海爭端也有了可能性。中國堅持以外交途徑解決南海爭端，而南海的破碎性為中國的外交工作提供了空間。在最近一兩年裏，中國加大了周邊國家外交，2013年甚至專門召開了周邊工作外交的會議。

圍繞南海問題，中國大陸的外交思路也日漸清晰：爭取更多的朋友，孤立和遏制少數國家，構建以中國為核心的南海外交網絡。柬埔寨是中國的鐵哥們兒，2012年因為南海問題緊張，東盟外長會議都沒有發表聯合公報，2013年習近平、李克強接連訪問東盟國家，深化了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的關係。中越關係也有所緩和，中越海上共同開發磋商小組也開始運轉起來。

外交必須以經濟和軍事作為後盾，中國大陸的市場網絡已經延伸到東盟，中國大陸與東盟經濟一體化不斷提升，2013年中國大陸提出要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為東盟國家升級基礎設施提供信貸。南海曾經是貿易之海，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南海不僅是貿易之海，還是金融之海，人民幣外交為南海問題的升級提供了一個制動閘。

2014年中國大陸首艘航母遼寧號編隊前往南海地區進行科研和訓練，這未嘗不是一次航母外交，彰顯中國在南海地區軍事存在。航母不僅是作戰平臺，更是威懾的利器，南海地區不僅有美國航母穿梭，也有了中國航母的身影。中國航母的使命並非與美國航母PK，而是作為維權的手段、外交的資本。中共認為：“航母是中國開發南海資源，推動海上執法制度化的後盾，是南海秩序重建的暴力基石。”

但中共也清楚：“在相當一段時間裏，南海地區難以建立一種以中國為主導的秩序，而南海則是中國海權興衰的關鍵所在，中國除了縫合破碎的南海地緣秩序之外，別無他途。一百多年前，美國海權崛起之際，也是整合了加勒比海秩序，美西戰爭把西班牙趕出了加勒比海，進而打通了太平洋與大西洋。南海之於中國如加勒比海之於美國，而當年美國面對的西班牙與中國面對的美國決不能同日而語，所以，一戰定乾坤並不適合南海，中國需要動用戰爭之外的一切手段來整合南海。


六、南海爭端中的俄羅斯

 

最近南海問題的風頭似乎超越了釣魚島爭端。先是中越圍繞西沙鑽井平臺爆發了數十年來罕見的政治衝突，越南反華示威讓中越關係的發展按下了暫停鍵；此後菲律賓抓扣中國捕龜船，導致本來就充滿齟齬的中菲關係雪上加霜。同時與越菲發生摩擦，使得中國的南海形勢一度比較嚴峻。

在此背景下，人們只看到美國對中國的批評、對越南的聲援、對菲律賓的袒護，卻沒有聽到被視為是中國“戰略夥伴”的俄羅斯對南海問題表態，更沒有公開支持中國的立場。再延伸到中日釣魚島爭端上，俄羅斯的態度也很“曖昧”。不過這並不表示俄羅斯對中國“三心二意”，而是有著複雜的政治和戰略背景的。在筆者看來，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中俄間關係與美菲不同。中俄並不是盟友，沒有同盟條約；而美國和菲律賓是軍事同盟，美日同盟也是眾所周知。對同盟而言，彼此承擔著政治支持乃至軍事支持的條約任務，這是普通國際關係的一種最高級別形式。而中國和俄羅斯之間儘管有著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表徵，但雙方並沒有類似同盟國家的條約義務來綁定雙方必須為另一方爭取國際空間和國家利益。

其次，長期以來，中國大陸媒體一直高調宣傳中俄關係的積極面，外國媒體也經常“捧殺”中俄關係，甚至分析中俄之間是沒有同盟條約的“同盟”，這似乎讓很多人認為中俄的政治合作已經無所不包，中國的安全形勢也會極大改善。但國際社會的現實是，中俄關係發展的再好，也不會根本改善中國大陸的南海處境和東海處境。應該看到的現實是，中俄關係的存在本質還是基於暫時的利益，南海並不是俄羅斯利益最大化之處，也不是與中國非同盟關係的俄羅斯必須要介入的地方。中共也無法超越中俄關係本質，對俄羅斯做出過高期望。


七、結論


南海爭端中的大國博弈，其關鍵因素是所謂的“中國崛起”。

由於中國正在逐步擺脫近代以來的不正常狀態，故恢復其歷史上的傳統國力對比和傳統勢力範圍圈，乃是一個時間問題。

基於此項考慮，“中國崛起”應該不是一個異常，而是一個回歸正常的過程。

就中國歷史的觀察而言，中國向無海上擴張的傳統；但是在歐美各國的刺激下，即使像日本這樣也無海上擴張傳統的中等國家，也可能發動聲勢浩大的太平洋戰爭。故南海爭端如何發展，還是取決於大國博弈的結果。而在其中，美國顯然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尤其考慮到，中國共產黨已經提出了“中國夢”的口號，有觀察家指出，“中國夢”的實質就是爭衡美國，進而奪取美國的世界霸權。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就可能使得南海爭端走向直接的大國博弈。


（2014年6月6日）



【第七節 中共持續反腐打貪之政經效應】


（一）習近平的心理分析


2012年中共“十八大”後，新任總書記習近平夥同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蒼蠅、老虎一起打”，2013年12月20日大陸“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被抓前，已有十五位省部級高官被查。

這一搭檔，從心理學的角度看，王岐山沒有後代，習近平沒有男性繼承人，具有明顯的“華盛頓——列寧——希特勒情結”，一看到別人的子女擴權撈錢，就心裏充滿了憎惡。晚年毛澤東，也顯然具有這一情結，非把多子並可能多孫的劉少奇、鄧小平搞臭摧毀。即使毛的法定接班人林彪，也因為“兒子林立果選妃”而與毛澤東交惡，最終和他的愛子林立果一道葬身大漠。只有那個沒有後代的周恩來，比較能被毛澤東接受，但也因為受到民眾相對愛戴，而一再遭受毛的打擊。

前事不忘，今事之師。

對於習近平這個露出獨裁傾向的總書記而言，目前的反腐打貪，已經具有了毛澤東文革、鄧小平改革的類似苗頭，其產生政經效應幾乎必不可免。


（二）落馬官員每天一人下臺


2013年12月20日中國共產黨公佈，大陸“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因違紀受調查。中共香港《文匯報》21日報道吹噓，中央反腐重拳再打“大老虎”。李東生是繼蔣潔敏之後調查的第二位中共十八屆中央委員，亦是近年公安系統內以正部長級“落馬”的最高層級官員。12月23日大陸媒體總結說：“中國年終反腐掀小高潮，打‘老虎’力道有增無減”。這個“反腐打貪”態勢顯示，“反腐+改革”是中共領導人的重點，而反腐重拳再打“大老虎”，起到震撼效應，力道有增無減。

美國出版的中文《世界日報》刊出報道《官不聊生？12月每天一個貪官落馬》附和稱，僅2013年12月，中紀委監察部網站公佈涉及違紀落馬的官員就有26人，換句話說，平均幾乎每天一人下臺。

在中國大陸，如果公開投選最大快人心政策，反腐與改革肯定都會高票當選。而自從上個月的三中全會後，領導人最有力、最明顯的兩個動作，一是反腐、二是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改革需要上下合力，成果又非一朝一夕能實現，簡言之是“好說不好做”，因此能夠最快速鞏固民氣的做法，唯有反腐。再者，改革要推進，所謂的“啃硬骨頭”其實就是衝破阻力，而今最大的阻力無非官僚特殊利益、權貴特殊利益，此二者都是當前反腐的對象。

而查處貪官，更可以強化新任領導班子的權威、肅清老一屆領導人的班底，對於習近平顯然具有很大的誘惑。


（三）腐敗高官中央委員會


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來， 被查辦的省部級腐敗官員已近二三十人。其中包括蔣潔敏、李東生兩位“正部級的中央委員”，也有李春城、王永春兩位中央候補委員。從2013年11月19日開始，已經有湖北省政協原副主席陳柏槐、國家信訪局副局長許傑、湖北省副省長郭有明、江西省人大副主任陳安眾、湖南省政協副主席童名謙、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等六人因違法違紀正接受調查。黑龍江原副省長付曉光因公款飲酒致人死傷，被降為正局級。如果再加上此前落馬的李春城、劉鐵男、周鎮宏、倪發科、郭永祥、王素毅、李達球、蔣潔敏、王永春、季建業、廖少華、齊平景等人。

與此同時，針對“央企”的強力反腐也正在持續推進。除了持續發酵的中石油腐敗窩案之外，中國遠洋集團副總經理徐敏傑、中國鋁業副總裁李東光等一批由中央管理的央企高管也陸續落馬。中共的《大公報》文章說，值得注意的是，被譽為“反腐欽差”的中央巡視組自今年巡視制度改革以後，即扮演了強而有力的角色。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委、統戰部部長王素毅，湖北省政協原副主席陳柏槐，貴州省委常委、遵義市委書記廖少華等人，都是被中央巡視組發現“腐敗線索”繼而落馬的。而湖南省政協副主席童名謙此次落馬，也發生在中央第十巡視組初進駐該省後。中儲糧董事長包克辛也在被巡視組完成對該公司巡視之後被免職。

如此看來，落馬的共產黨腐敗高官，足以促成一個“共產黨腐敗高官中央委員會”了。


（四）反腐打貪能走多遠


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魏德安，是一個研究中國反腐問題的美國專家，著有《雙重悖論：中國的迅速增長與腐敗加劇》(Double Paradox：Rapid Growth and Rising Corruption in Chin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指出，中國共產黨幾乎從成立那天開始，就在同腐敗作鬥爭。從1997年至2012年，中共更是多次發動反腐運動，常規地將大批官員送上審判席。最高人民檢察院歷年的報告數字顯示，約有55萬位官員因腐敗或者瀆職而落馬，其中包括三名位高權重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如陳希同於1998年、陳良宇於2006年和薄熙來於2012年。

習近平在2012年11月掌權後，展開了新一輪反腐運動。起初，此次反腐看上去和往屆中國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反腐運動的模式並無太大差別，都強調反腐關乎中共生死存亡，禁止官員幹部奢侈消費等強硬口號也屢見不鮮。

不過，習近平上任以來的反腐鬥爭，已經不止是煙霧彈，自19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持久、最強硬的一次“實幹”運動。習近平很可能成為鄧小平時代的掘墓人，特別是他的“兩個三十年互不否認”的說法，更是顯露了自己的欲充當“毛三世”的野心。

在2012年之前的近十年間，中國官員腐敗瀆職的總人數連續緩慢下降，縣處級官員的腐敗瀆職數量也呈下降趨勢。這其實說明，胡錦濤、溫家寶這兩個貪官頭目，縱容手下的猢猻貪污腐敗。

從今年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報告中可知，去年中國的檢察機關共立案調查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等職務犯罪37551件（51306人），同比分別上升9.4%和8.4%。被調查的中國在職縣處級官員則上升了9.5%，從2390人增加至2618人。儘管在高調反腐的聲勢下，無論是被調查的縣處級官員數量，還是案件總數，9%的增幅看上去並不顯著，但絕對增加值還是很大的。

胡溫領導結束前後的2012年，被查處的腐敗官員數量出現小幅增長。到2013年，被查處的官員數量較2011年大幅增長16.2%，縣處級官員數量則比2011年時上升了12.6%。更關鍵的是，被查處的廳局級官員比2011年增加了27.8%，是2004年以來的最大漲幅。2013年還有8名省部級高官因貪腐落馬，比2012年多3位。共產黨中紀委的報告亦稱，因腐敗而被紀律處分的黨員增加了13.3%，儘管他們不一定都會面對司法懲罰。因此交由檢察院起訴的官員和受到紀委調查的官員的數量變化，並不能反映出中共反腐運動的全貌。

在過去一年中，新聞報道中那些被調查的官員中，許多人受到的仍然是黨內調查，尚未移交司法部門。而且根據自然年統計的數字也不是完美的參考指標，因為目前的反腐運動始於2012年年底，且已經持續到了2014年。儘管如此，數據似乎表明，習近平的反腐運動較過往力度更大，尤其是在高層官員間。

人們也可以通過觀察這輪反腐的打擊目標，以及哪些人已被查處，對習近平究竟是在“打真老虎”還是“打紙老虎”作出更準確的判斷。


（五）反腐打貪之四條戰線


許多跡象表明，習近平可能用“反腐”作為通向獨裁的階梯；他也常將反腐比作“戰爭”。因此人們用戰爭術語來解讀當前的這場運動，這場反腐運動有著四條不同的戰線。

1、草根網絡平臺的反腐：遊擊戰

在草根層面，中國共產黨打的是一場遊擊戰。爆料人和網民們使用社交媒體，曝光猖獗的貪腐行為。

儘管網絡審查部隊已經在不斷努力，但與官員們腐敗行為相關的內容還是在網絡上病毒式地傳播。它們包括官員在致命的高速公路事故現場面帶笑容的視頻、他們帶著合法工資買不起的手錶的照片，以及只有低廉報酬的低級別官員擁有數十家豪華公寓和別墅的證據，還有黨員幹部與情婦性愛遊戲、酗酒和風流的視頻。這些都迫使共產黨和大陸中國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開除和起訴官員。

但習近平在互聯網上的反腐鬥爭實則是個叢林戰。大部分被曝光的腐敗官員都是低級別官員，被愚蠢和貪婪沖昏了頭腦，忘記了要腐敗必須保持謹慎。儘管如此，廣為傳播的病毒式視頻已經表明，中國政府再也不能將反腐搞成一場表演——這類表演意在將公關效應最大化，而將對官僚體制的實質打擊最小化。

2、針對中低級官員的反腐：持久戰

在互聯網上開展反腐遊擊戰的同時，中國政府還在繼續已持續了近二十年的針對中低級別官員腐敗的持久戰。這一戰線上的反腐是陣地戰：人員傷亡名單不斷加長，但反腐內容缺乏實質進展。近年來，檢察機關以經濟犯罪起訴了約3.5萬人，大部分是縣處級以下的官員。2013年，在這一戰線上的戰鬥似乎比過去幾年力度稍大。根據媒體報道和紀委網站上公佈的案件調查，這一層面的反腐似乎更像是圈禁“幼虎”，被抓的都是縣處級以下的官員，以及常規反腐的對象——低級別的官員和幹部，即大量的“蒼蠅”。但目前，似乎中國政府尚未在這方面有任何真正的突破，被查處的貪腐官員的總數也已開始顯著減少。

3、針對在華外企的商業反腐：第三條戰線

習近平反腐的第三條戰線則是打擊商業賄賂，包括國內外商業機構的腐敗行為。雖然政府官員的腐敗已經引起了公眾廣泛的關注，但是腐敗往往涉及到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一方面，官員作為供給方願意用自己的手裏的權力交換非法的個人利益；另一方面，個人或企業作為需求方願意花錢讓官員這麼做。而且，企業可以利用官員給予他們的授權去謀求非法利益。比如說，企業的採購經理可以要求潛在的賣家給予回扣，而財務主管可以將公司的資金存入銀行以方便提供賄賂。

中國大陸的檢察官們自2006年起就開始涉足商業反腐，在2013年起訴了一些對官員和企業進行商業賄賂的公司和個人。2013年春天，檢察部門加大了反腐力度並將目標擴展到外國企業。在中國（當然不僅是中國）做生意，賄賂和收取回扣一直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近年來，美國和英國的檢察官開始調查本國企業賄賂中國官員和企業的行為。2013年春天，中國的檢察人員也參與進來，追查外國醫藥產品供應商漠視其銷售團隊違規操作以獲取訂單的行為，以及它們利用顧問和其它中間人，為保證簽約所採取的規避監管的行為。2013年被中共檢察院起訴的行賄人數增加了18.6%，從4650人增加到5515人，而因涉嫌商業賄賂而被檢察院調查和判決的官員則有4549人。

4、針對高層的反腐：政治戰

習近平反腐戰爭的最後一個領域則是“空戰”，在這一領域，反腐常常變成派系鬥爭的武器。任何涉及高層官員的醜聞本質上都是政治問題，這不是說他們沒有為非作歹，而是說遭到揭露的往往是政治鬥爭的失敗者。檢察人員起碼需要得到高層批准，才能調查涉嫌貪腐的高層官員。高層的醜聞自然會創造政治機遇，習近平目前的反腐鬥爭也不例外。

從中共前政治局委員薄熙來的妻子涉嫌謀殺尼爾•海伍德案曝光開始，一系列調查已經深入到石油行業和四川省的腐敗問題，似乎還牽涉到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和前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周永康。據內部人士稱，在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之前，周永康一直在努力爭取讓時任的重慶黨委書記、中共政治局委員、“紅色太子党”薄熙來作為左派的接班人，去和胡錦濤的接班人習近平抗衡。

薄熙來的倒臺顯然讓習近平少了一個潛在的政治對手。隨著調查的深入，中石油董事長蔣潔敏、中石油副總經理李華林、成都市委書記李春城、海南省副省長冀文林、公安部副部長助理鄭少東、四川副省長郭永祥、湖北省委常委兼政法委書記吳永文等人均涉嫌腐敗被調查，而這些人都在某一時期與周永康有工作關係，這讓習近平及其他主張反腐的高層能除去周永康的親信以及大量其安插在商業系統中的人員。

周永康的幾位近親被拘，他的兒子周斌也在其中。而目前看來，周斌被逮捕和起訴將只是時間問題，他被起訴的理由將是利用父親的關係和權力在能源和房地產行業中建立商業帝國。還有傳言稱，周斌與四川的商業巨頭劉漢也有關係。劉漢已被捕，被控是黑幫頭目並涉嫌操縱一系列暴徒謀殺。

中共媒體和民間媒體中均有跡象表明，習近平將會公佈有關周永康的消息，而且很可能就在不久之後。若真如此，周永康將是習近平反腐運動中抓到的最大一隻“老虎”。也許更重要的是，他不像之前陳希同、陳良宇和薄熙來一樣，是因偶然事件而暴露。這次是系統的行動，先找到幼虎並一步步套牢最大的老虎。

一般相信，隨著徐才厚、令計劃家族的覆滅，江澤民、胡錦濤殘餘勢力已經開始受到觸動。而此前李鵬家族的醜聞，也在發揮類似的作用。這意味著，習近平確實有可能切割鄧小平時代及其主要舊屬臣僚。為此，他忍痛割愛，首先讓自己的家族退出了商業掠奪的行列。由此可見他很難善罷甘休了。


（六）反腐打貪之政經效應


輿論指出，中共政權具有政經方面的三大頑症：

首先是超支超編，嚴控經費支出：不斷新建和改擴建政府性樓堂館所；“三公”經費和會議費用只增不減；政府所有收支無法納入預算管理；所有公共資金、國有資產、國有資源全部都是黑箱作業……

其次，權力尋租，沒有制度籬笆：不公佈審批事項目錄清單；工程建設項目招投標、政府採購、國有土地使用權和礦業權出讓等高發腐敗，沒有規範化、法制化軌道；沒有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

第三，暗箱操作，拒絕透明：所有財政撥款安排的“三公”經費全無詳細公開；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食品藥品安全、保障房分配、醫療服務收費、高校招生、國有企事業單位人員招錄等信息，無一明明白白地公示……

習近平發動的持續反腐打貪，恰逢“涸澤而漁”的發展模式已經山窮水盡，當然這絕不是一個巧合。反腐倡廉有助於遏制瘋狂放貸、公費揮霍的末日狂歡，無形中為經濟起到了降溫的作用，落實“可持續發展”的期待。一個可見的指標就是貪官紛紛將掠奪的房產脫手兌現，拿到西方國家購置地產，從而起到了大陸房市降溫的作用。結果加速了中國大陸的經濟降溫，使得失業人口急劇上升，可能提前引爆中國大陸的全面社會危機。


（七）習近平結束鄧小平時代


習近平企圖結束鄧小平時代，因此習近平的反腐鬥爭，不同于鄧小平及其繼承人江澤民與胡錦濤。

習近平此次反腐鬥爭涉及的官員層級之高，以及其中政治因素的比例之重，使其在程度和範圍上區別於後毛澤東時代的所有反腐鬥爭。當前的反腐無疑更能持續、力度也更大。

目前反腐鬥爭已經進行了將近兩年，所有跡象均表明，更多的高級官員和幹部，或許有四五十人，處於被調查、被開除黨籍、被解職、或被檢察院起訴的狀態。習近平的反腐鬥爭到底會使多少人落馬？或許想要看清這場鬥爭的規模和力度還需要幾個月。不管未來幾周或者幾個月會發生什麼，顯然習近平的反腐鬥爭不是一場茶壺裏的風暴。

不過，目前要判斷習近平反腐戰爭的長期政治影響還比較困難，這場戰爭顯然還在激烈進行中。習近平的反腐戰有三個目標：一是剔除已經腐敗的官員。二是給想要貪腐的官員敲響警鐘。從目前的訴訟和調查情況可以看出，習近平的反腐戰很可能已經深入到中國腐敗的不同層面，但能走多遠還說不準。更難斷言的是，這場鬥爭到底會不會起到“殺虎儆猴”的作用。第三個目標是想讓公眾相信，中國共產黨政府是在真正地懲治腐敗，尤其對高層官員的腐敗不會縱容。

懲治周永康這樣的高官，甚至只是將他的親信繩之于法，也許就能說服民眾，中共這次治理貪污腐敗是有決心的。但這場戰役最終的結果，還要看習近平後續的作為：如果它隨著喧囂和憤怒的消褪而結束，公眾就有可能陷入對政府更深的懷疑，不再把這場運動當真，因為動用政治鋼刀砍殺幼虎和蒼蠅們，只是為了掩蓋背後的制度原因。

這個制度原因，會貫穿於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以及正在展開的習近平時代，會與中共，同生共死。那就是專制獨裁的一黨專政。


（八）中共會否二世而亡


評論家解龍將軍曾經指出：中共可能二世而亡。

尤其考慮到，像中共一樣暴虐無道的秦、隋兩朝，都是二世而亡的。 

有人依據這個規律，1976年就預言毛二世華國鋒必亡無疑，結果兩年後一語中的。但是搶班奪權的鄧小平並未推翻共產黨朝代，反而自己做了加生飯：既不像毛三世，又不像鄧一世；結果是垂簾聽政，配上了他的歷任跟班（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湊成了一個“鄧小平時代”。這也使得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特別腐敗。

暴虐無道的秦、隋二世而亡，卻是中國歷史的鐵律，也是暴君揮之不去的夢魘，又有人依據這個規律，1989年預言鄧二世江澤民必亡無疑。但是這個規律好像失靈了。不僅江澤民沒有下臺，還把政權傳給了胡錦濤…… 

暴虐無道的中共真的可以逃避“二世而亡”的宿命嗎？ 

非也。 

那麼，中共如何二世而亡呢？ 

這裏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解讀“二世而亡”裏的“二世”概念。 

在古代，君主制度是父子繼承或兄弟繼承的，“一世”就是一個領袖。

在現代，僭主制度卻是“接班人”繼承的，“一世”不是一個領袖，而是一條政治路線。 

如此看來，中共現在並無“第三代”、“第四代”，只有兩條政治路線，毛路線和鄧路線，也就是說，中共現在仍在處於“二世”的統治下！ 一個“鄧小平時代”，其實就是一個“集體領導的共產黨二世”。習近平企圖結束鄧小平時代，也就是結束二世、開創三世。

毛澤東、華國鋒，算是“共一世”，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都屬集體領導的“共二世”。 

“共一世”統治時間三十年：1949—1979年；“共二世”的統治時間也是三十年：1979—2009年。現在習近平異想天開，要“兩個三十年互不否認”，夢想再來一個三十年獨裁，搞出一個雜交了毛鄧的“共三世”：自己享受資本主義，讓人民忍受共產主義。但無巧不巧的是，這卻在無意之間，為暴虐無道的中共“二世而亡”這一可能，埋下了命定的伏筆。


（2014年7月25日）



【第八節 習近平外交佈局的戰略思考】


習近平公然宣稱其欣賞俄羅斯獨裁者普亭，以其心機之深，等於是在昭告天下，他想當黃俄的普亭，猶如毛澤東想當黃俄的史達林。習近平外交佈局的戰略思考，中心就是制衡美國。不論是勾結俄國還是籠絡東南亞國家，不論是拉攏歐盟還是潛入南美，都是基於這個思路。甚至派出幾百萬人殖民非洲……表面上看是吸收資源，實際上還是基於這個“制美”思路，是從1960年代的反對西方殖民主義運動沿襲下來的老套。


（一）獨裁者的外交姿態


獨裁者作為全能政治的代表，應該是也必須是全能的，就像普亭能夠拳擊，習近平也能夠足球，現在習近平只差學習普亭，捧一隻動物在手裏玩弄了。不過不要緊，他除了到處抓權，還可以玩玩外交，雪洗其被中共外交官的女兒離婚的往事。因此，作為全能的外交家，習近平“主席”的拉美之行，也就戴上了一頂高帽子：“推進全方位外交佈局、開創國際關係更加民主的美好未來”。

多麼奇怪，一個在國內不遺餘力推行獨裁的政權竟然要“開創國際關係更加民主”的未來，簡直匪夷所思。面對這樣的荒唐，2014年7月31日北京新華社是這樣解套的：“7月中下旬，習近平應邀赴巴西出席磚頭國家（BRICS）領導人第六次會晤，對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古巴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中國和拉美、加勒比國家領導人會晤。”

習近平此次拉美之行，推動成立了“中國——拉共體（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論壇”、開啟中拉整體合作進程，推動磚頭國家合作從概念向實體邁進，在進一步完善中國外交總體佈局的同時，也有助於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

訪拉期間，習近平提出構建政治上真誠互信、經貿上合作共贏、人文上互學互鑒、國際事務中密切合作、整體合作和雙邊關係相互促進的中拉關係“五位一體”新格局，倡議構建“１＋３＋６”（“一個規劃”“三大引擎”和“六大領域”）合作新框架，並與秘魯、巴西就開展連接大西洋、太平洋的兩洋鐵路合作發表聲明，這些都為深化中拉全面合作夥伴關係提供了有力支撐。

美國《世界政治評論》網站認為，中國與拉共體關係發展，表明中國致力於同拉美開展整體性外交，中國希望複製中非合作論壇的成效。中非合作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于公元2000年在北京舉行過，論壇涵蓋非洲50多個國家和地區。

在巴西舉行磚頭國家領導人會晤期間，在習近平的協調推動下，五國決定建立磚頭國家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有評論認為，中國把設立磚頭國家開發銀行視為建立新金融秩序的一個佈局，希望未來它能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一道，彌補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歐美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的不足。

在巴西，習近平等磚頭國家領導人還同南美國家領導人舉行對話會，這是磚頭國家繼去年在南非德班與非洲領導人舉行對話會後，與發展中國家的又一次集體對話，既體現了磚頭機制的開放性、包容性，又加強了磚頭國家同南美國家之間的紐帶聯繫，進一步夯實了中國外交佈局中“發展中國家”這個基礎。

出席磚頭國家領導人會晤期間，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南非總統祖馬、印度總理莫迪分別舉行了雙邊會見，此外還應約同美國總統奧巴馬通電話。多邊與雙邊交織、發展中國家同大國並進……習近平拉美之行，再次彰顯的“全方位”特徵。

自去年3月首訪俄羅斯後，習近平先後飛赴非洲、美洲、中亞、東南亞、歐洲、東亞近鄰南韓，到今年７月再度訪問拉美，一年多時間裏分別出席磚頭國家領導人會晤、二十國集團峰會、上合組織峰會、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等一系列重要國際會議，到訪路線勾勒出新時期中國外交佈局的經緯脈絡，也凝結著中共推銷“世界多極化”、“國際關係民主化”的企圖。


（二）全方位的自吹自擂


在習近平出動之前，其宣傳機器已經開足了馬力自吹自擂。

“中央”電視臺、“中新網”7月14日自產自銷地援引“香港《文匯報》”14日的文章稱，磚頭國家是第一個全球性、不是由西方大國主導的國際性協調機構，也是世界格局中的一支上升力量。去年領導人會晤達成共識，要把磚頭國家打造成就國際政治和經濟領域重大問題進行全方位協調的機制。特別是，要在和平、發展、合作以及重大國際地區熱點問題上形成發出共同的聲音，努力提升新興市場國家的國際話語權。

習近平指示他們“分析”稱，磚頭國家和南美國家都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雙方在南美大陸上聚首是第一次。這一安排生動體現出磚頭國家加強同南美國家對話與合作的意願，彰顯了磚頭國家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作為新興市場國家的代表，磚頭國家普遍遵循開放、包容的經濟發展理念、注重發揮自身優勢，同時也不斷加強國際合作，實現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在此意義上，磚頭國家合作不僅有利於自身，也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習近平指示他們，習近平兩年內第二次踏上西半球的土地，除了出席磚頭會議，還將訪問拉美四國並出席中拉領導人會晤。“中拉領導人”將圍繞“平等互利、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主題，就治國理政、中拉關係及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流看法。此訪對深化“中國”與拉美國家雙邊關係、推動中拉關係實現突破，完善中國整體外交佈局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香港《明報》顯然不太買賬，其14日的評論援引分析認為，磚頭五國近期增速放緩，習近平不過是借此機會回應外界“唱衰”。


（三）不敢和美國進行零和競爭


“中國”積極參與並支持磚頭國家合作，有意要建立一個反西方的國際聯盟。通過強化磚頭國家合作，中國共產黨試圖提升自己在全球事務中的發言權。近年來“中國”積極呼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予新興國家更多表決權，但這種改革的努力目前遇到很大阻力。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擁有最多份額和決定性影響力。美國國會否決了給予新興國家更多權限的方案。對於磚頭國家來講，建立一個非西方主導的全新金融機構，有利於增加它們在國際金融領域的回旋餘地。

中國大陸提升與拉美國家的合作關係，既有政治考慮也有經貿利益的考慮。此次拉美之行中，習近平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有關國家領導人的會晤，形勢大於實質，例如宣佈建立“中國——拉共體論壇”並於年內在北京舉行首屆部長級會議。這是繼中國與歐洲、非洲、阿拉伯等建立跨區域外交對話之後，“中國全球外交佈局”中的又一花瓶。

習近平訪問的古巴和委內瑞拉是兩個反美國家，有些分析人士可能據此判斷習近平潛行拉美是為爭奪“美國後院”而展開的反美外交。但從“中國外交的全球佈局”來講，中國與美國展開地緣政治的零和競爭顯然還不是時候。

中國與拉美國家強化交流，應該基於中國獨立自主的判斷和保護自身利益的考慮，針對美國只會被俄國利用。這是毛澤東的切膚之痛。習近平應該懂得不要重蹈覆轍。

雖然中美關係出現波折，但中共仍力圖維持與美國長期穩定與合作的關係。在最近一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致辭中，習近平特別強調，“中美兩國合則兩利，鬥則俱傷。中美合作可以辦成有利於兩國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對抗對兩國和世界肯定是災難。”

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幫辦、普林斯頓大學柯慶生教授（Thomas J. Christensen） 多次指出，中美應避免在地區與全球事務中把彼此的行為視為零和競爭。奧巴馬具有社會主義傾向，一貫對中共採取綏靖政策，中國共產黨壓迫這個黑人左派，要他承認中共已由東亞區域大國逐漸演變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霸權國家。例如二十年前中美負責非洲或拉美事務的官員彼此基本沒有接觸，但近年來相關官員交流增多，這有利於中美在全球層面加強妥協、“避免誤判”。

中共則煽動“拉美國家應該具有強烈的獨立自主意識”、“把拉美當成美國後院是不適當的提法”。同時中國共產黨也承認“美國在拉美地區有重要利益關切”。總的來講，中國共產黨在積極擴張到拉美地區的過程中，力圖避免給外界一種與美國爭奪後院的印象。


（四）在東南亞開展“親和力外交”


去年10月以來，習近平和李克強先後訪問東南亞。新一屆領導層自上任以來，已經完成了包括俄羅斯、中亞、印度與東南亞各國在內的幾乎所有重要鄰國的出訪，至此，中國新一屆領導班子基本完成了中國周邊國家地區的外交佈局。在出訪中，中國領導人掀起“親和力外交”旋風，以拉近與東盟民眾之間的距離。

過去十年，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額年均增長22%，雙向投資新增額超過700億美元。根據此次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問東盟的成果來看，中國已經與東盟協議加快推進公路、鐵路、水運、航空、電信、能源等領域的合作。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與泰國達成了被稱做“高鐵換大米”的政府合作項目，此外，中泰還同意通過連接經過老撾和緬甸的鐵路網絡，以及聯通公路、港口和機場加強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這些涉及交通基礎設施的項目將大舉加快中國與東盟合作的深度與廣度。

除經濟合作外，拉近與東盟民眾的距離也是此次中國領導人出訪東盟的重要“功課”。

10月4日，在馬來西亞華僑華人舉行的歡迎午宴上，習近平提到歌手梁靜茹時說，“馬來西亞歌手梁靜茹在中國廣為人知，被許多中國歌迷認為是中國人。”梁靜茹祖籍廣東，這一身份與中馬友誼高度契合，亦能在馬來西亞的民眾中產生共鳴。

無獨有偶，10月11日，李克強在泰國國會發表演講開始時，用泰語“薩瓦迪”（意為你們好）向議員們問好，贏得熱烈掌聲。談及中泰兩國關係，李克強用“走親戚”來形容。此外，被翻譯成泰語在泰國上映的中國電影《泰囧》也在席間反響熱烈。15日，李克強經過酒店大堂主動走向認出他的民眾，並應民眾要求請保安為他和民眾合影留念。

領導人出訪時，到當地進行演講、與民眾交流無疑是促進友好的良方，提到當地的名人或特產、用當地語言問候，也往往被視為拉近距離的最好方式。“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戰略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王嵎生稱此為“親和力外交”。


（五）中共的“殖民非洲”


2013年3月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報道，來非洲的中國大陸人數量不斷上升。據估計現在共有一百萬中國人來非洲訪問、工作或貿易，而十年前總人數只有幾千人。

中國大陸到非洲的主要目的是尋求資源。中國從非洲進口的近八成是礦產。中國是非洲頭號貿易夥伴，貿易額超過1660億美元。但是這其中並非都是礦產。中國對非洲的出口產品種類很多，其中機械大概占了29%。

中國大陸對非洲的直接投資比貿易更難估算。去年“中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曾經透露，投資額應該超過147億美元，比2009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但幾乎同時，中國在南非的各種投資超過400億美元。第一個數字是向政府報告的非洲投資數額，第二個則包括了從全世界避稅地流向非洲的中國資金估算。

中國大陸直到最近還僅僅把注意力放在幾個大的資源富國，包括阿爾及利亞、尼日利亞、南非、蘇丹和贊比亞。但是諸如埃塞俄比亞和剛果這一類的資源稀缺國，現在卻得到了更多的注意力。這不僅僅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進入非礦產行業，另外國有公司和民營企業也開始在非洲競爭，因為非洲的利潤要比國內高得多。但是，在多個非洲國家，中國大陸人遭到驅逐。中國大陸到非洲的真實目的受到懷疑，中國在一些非洲大國眼中越來越不受歡迎，因為中國是個競爭者。南非總統長期以來與中國關係密切，但去年也受到國內的壓力改變了姿態。尼日利亞中央銀行行長最近批評中國輸出殖民主義。其他非洲國家幸災樂禍，因為在過去在他們的市場上耀武揚威的正是南非和尼日利亞人。 

在一些非洲小國，雖然在農業、零售和小商品貿易等領域非洲商人仍然對中國人不滿，但是越來越多的非洲人說，中國人帶來了工作、技能，也向本地經濟投入了資金。

贊比亞總統在2011年上臺之前，一直批評中國大陸。但一坐上總統位置就改變了口氣。他還把副總統派到北京去，討論他領導的愛國陣線與中國共產黨的交流。中國對侵犯人權問題視而不見，但也沒有破壞任何民主架構或傳統。在津巴布韋，中國仍然保持與總統穆加貝的關係，但是也發展與反對派的聯繫。去年中國的接受了塞內加爾的民主化權力更替。 

中國大陸在非洲駐足而引起的其他各種恐慌現在證明是有依據的。中國出現在非洲引起武裝衝突，沒有扮演維持和平的角色，因為其動機僅僅是維護自身利益。


（六）打造社會主義帝國


2014年7月10日的德國《世界報》（Die Welt）指出：通過南海主權要求，中國企圖增加三分之一領土面積。中國意圖對本地區的捕魚業和資源、首先是對石油和天然氣的開採進行控制。按照北京的計劃，南海在未來將成為落實其政治貿易擴張、保障資源和能源載體供應的出發點。同時，也為其向南亞和非洲出口商品提供保障。為此，還制定了“絲綢之路”戰略。該戰略借助於經濟走廊而將四十個亞、非、歐國家的三十億人口連接起來。也就是說，把世界上的一半人口納入其中。

這表明“中國將打造新的偉大帝國”。

一些分析師擔心，局勢或很快發生變化。他們認為，北京將逐漸道別不干涉原則。在不久前出版的地圖上，面積為三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南海用中國主要領土的比例來進行描述。

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共產黨對自己的獨裁發展模式更加篤信了。美國《評論彙編》（Project Syndicate）這樣寫道。從各方面看，中國領導層更加堅信，以自由貿易和減少國家控制的“華盛頓共識”已被新的“北京共識”所取代。後者以重商主義和國家干涉為基礎。中美兩國的意識形態對抗使其力量對比以和平變更的可能性變得困難了。也許，中國領導人相信，因2008年經濟危機和兩場國外戰爭所造成的損失，美國已經失去國際領袖的權利。 

中國大陸在國際政治中的自以為是也說明了這一點。這種自信，在與日本針對釣魚島歸屬的爭執方面尤其嚴重。這場爭執的目的，也許恰恰是為了檢驗日美聯盟的牢固性。美國使用武力，或成為令人恐怖的失算行為。中國和鄰國及與美國的關係，並不一定非要走到直接對抗的地步。然而，鄰國對假設的“中國威脅”的反應，要求本地區的政治領袖們，其中包括中國的領袖們，能夠更加理性地用創造性的新手段來解決自己的爭端，以避免軍事衝突。《評論彙編》這樣總結說。 

中國電子偵察局正在山上、島嶼和秘密城市中從事跟蹤工作。這是美國《華爾街日報》刊載的內容。解放軍第三局直接負責這方面的工作。他們對世界大部分通訊設施進行跟蹤和分析。其關注點包括使館的緊急報告、機構電郵和犯罪團夥的通訊。跟蹤的目的是，發現外部威脅、在競爭中獲取優勢。據查，數十個這樣的監控單位分佈在全國各地。解放軍三局共有十多萬黑客、語言學家、分析師和軍官。該機構的預算是一個迷，所有針對這一機構的咨詢都石沉大海。官員們也否認中國從事網絡間諜一說，相反，還借用斯諾登案件，指責美國是虛偽的。


（七）外交佈局背後的戰略思考


習近平公然宣稱其欣賞俄羅斯獨裁者普亭，以其心機之深，等於是在昭告天下，他想充當黃俄的普亭，猶如毛澤東想充當黃俄的史達林。習近平外交佈局的戰略思考，中心就是制衡美國。不論是勾結俄國還是籠絡東南亞國家，不論是拉攏歐盟還是潛入南美，都是基於這個思路。甚至派出幾百萬人殖民非洲……表面上看是吸收資源，實際上還是基於這個思路，是從1960年代的反對西方殖民主義運動沿襲下來的老套。

在1990年代，對於很多外國人來說，在中國各地如廁是一件恐怖的體驗。這樣寫道。那些有關肮髒簡陋的廁所、充斥各種生活垃圾溝渠的講述，讓很多想到中國旅行的人望而卻步。但現在情況已經大變，中國大多數城市中的廁所乾淨而舒適。但有的地方，卻有消毒用的漂白粉味道。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科學院的五名學者從2011年開始培植出一種藥劑，這種藥劑可以吸收各種不良氣味。而且，這種藥劑的特點比現存的除臭劑便宜、除臭面積大，而且還沒有什麼不良反應。現在有人開玩笑說，如果在中國有進入公共廁所的想法，可以按照香味的方向去找。這個笑話生動說明了中國大陸過猶不及的現實處境。

過猶不及，這種局部的裝飾是建立在大面積的環境污染的基礎之上的。大陸中國的廁所改變，其實也是“習近平外交佈局”的一個象徵。習近平外交捉襟見肘，表面的光鮮，掩蓋不住內在的粗糙。


（2014年8月14日）



【第九節 北戴河會議與中共權力爭奪】


一、北戴河非正式商討國是


北戴河會議是指：1945年起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夏季在北戴河召開的會議，這個中共高層“非正式商討國是”的活動，又稱為“夏季峰會”。

北戴河是個遠離北京權力中心，神秘、低調的避暑勝地。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中，“北戴河會議”雖非正式會議，官方媒體也不公開報道，但在這裏以“務虛”形式做出的決定，事關中國命運，甚至對世界產生影響。

北戴河會議在胡錦濤執政期間曾試圖被取消，但這個被稱為黨內最高層的“務虛”會議，由於其重要性往往要超過中共的正式會議，儘管在中共法統裏沒有正式的地位，仍被保留下來。據信，2013年的北戴河會議就做出拿下周永康的決定。

2014年北戴河會議前夕，除李克強在雲南視察災區以外，其他中共政治局常委在京都沒有公開活動。公眾因此才感覺，中共正在召開北戴河會議。

這次“務虛”會議上，中共高層討論中國經濟發展以及“依法治國”等議題。這次不公開的中共會議為的是達成政治交易、分配黨內權力。中共的反腐將走多遠，是對習近平的反腐決心和黨內威信的檢驗。

中國大陸《第一財經日報》預測，今年的北戴河會議重點討論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以及今年10月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探討的“依法治國”問題。不過《亞洲新聞》預測說，這次北戴河會議將檢驗習近平領導中國繼續全面反腐敗運動的權威。

8月4日，吉林省長白山黨報《長白山日報》刊登了習近平今年6月26日關於中央巡視工作的講話，稱習近平在評估當前反腐形勢時指出，“腐敗和反腐敗兩軍對壘，呈膠著狀態”。報道引述習近平的話說，“與腐敗作鬥爭，個人生死，個人毀譽，無所謂”。這段耐人尋味的報道後來被刪除。

百姓議論說：上次北戴河會議習的衣扣崩掉了，這次權利分配不均，搞不好誰的腦袋掉了。


二、周永康被拿來會前祭旗


7月29日，中共終於在坊間一直盛傳周永康被拿下大約一年後，宣佈這位前政治局常委涉嫌嚴重違紀，被立案審查。至此，文革後中共內部不成文的“刑不上常”的規定，隨著周永康的落馬，走進了歷史。

在周永康被正式審查後，中共官媒《人民網》發表文章稱，“打掉周永康，決不是反腐的句號，這只是階段性的一步”。此說法被外界解讀為，調查周永康只是反腐的第一步，下一隻“大老虎”可能是周永康的後臺、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儘管江澤民同意了拿下周永康的決定。

儘管習近平、王岐山力主的反腐取得了拿掉周永康這個“難啃的骨頭”的標誌性的勝利，向國民展示了中共反腐的決心，但習近平的反腐必然要觸及和剝奪一大批利益集團和個人的切身利益，尤其是那些同黨內精英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利益集團和個人。

中共官媒發表中山大學黨史党建研究所所長郭文亮的文章，指出中共反腐“打虎”力度不斷加大，腐敗分子不會坐以待斃。為保護既得利益，必然要負隅頑抗，因此中共反腐要提防“大老虎”們的聯手反撲。

有報道說，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及前政治局委員、前軍委副主席徐才厚被查處的房產、現金等財產均以數十億，乃至上百億人民幣計算。中共腐敗根深蒂固，究其根源在中共的最高層。中國所有腐敗的根源都來自政治局常委這個集團，他們各自為政，各自有一個利益的王國。所以他們是中國腐敗的一個根源。中國大陸腐敗最大的老虎，是中共制度本身。習近平的反腐表面上似乎力度很大，但打掉的周永康和徐才厚都已退休，還不如他的前任胡錦濤拿下了在任的政治局委員陳良宇，江澤民拿下在職的政治局委員陳希同。中國真正的貪官現在還在臺上，真正的貪官在政治局，真正的貪官現在還在抓貪官。習近平的反腐敗，只有共產黨下臺，才能真正成功。


三、秘而不宣的大老虎會議


秘而不宣的北戴河會議開完了，一切還是不清不楚的：表面上說，“高層就人事經濟等達成一致”，其實拿得出來的，僅僅是“習近平政治經濟學：激發市場活力是重點”。因為，真正的大老虎不在基層，就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內部，就在北戴河會議的與會者內部。北戴河會議，與其說是“打老虎會議”，如不說是“大老虎會議”。

與8月上旬的集體隱身人不同了，8月下旬中共官方媒體關於高層政務活動報道日趨頻繁，表明北戴河會議已經結束，《人民日報》、《經濟日報》等官方媒體密集發文聚焦經濟領域，探討習近平關於“新常態”的表述，中國經濟最大特點、最大動力、最大抓手等經濟問題。中只要還被小心地掩蓋。

中共的反腐行動揭露出一些腐敗官員在海外擁有各種賬戶。據中國大陸媒體報道，由於擔心國內資本外流可能會給腐敗官員提供將腐敗資產在海外“洗白”的機會，中國近期不會放鬆對個人海外投資的控制。

中國的政治狀態只要是還處在“陰謀”之中，中國就一定是內耗、惡性循環之中；習近平的行為是不是為了中國的政治走上“陽謀”之道，還難說呢。 

十三億人的生活，就被這七個真正的大老虎控制，他們剝削窮人，他們踐踏人權，他們不准說真話，他們不准有信仰，他們不准自由結社，他們不准自由選舉，他們不准投票建立公正的司法體系，他們把的稅款拿來鎮壓納稅人，他們把的資源拿來維穩。他們顛倒了中國一切的一切，他們假裝什麼也不怕，他們假裝從不說謊。

公民不服從，新公民運動，言論自主自由運動，宗教自由將在中國大地大規模的展開，等待的共黨的，只有解散這一條路。

那些對民主體制說三道四、凡外國必反的，倒正投了“北戴河樞密政治”的下懷。十三億人，就被這麼隨著這幾個人嘀嘀咕咕出的口令，稍息、立正、向前看、齊步走！陽光燦爛地揣著愛國情懷兜圈子，前赴後繼、樂此不疲。 

有人以為習李王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他們最近的“依法治國”提法應該是中共統治大陸以來一次比較鮮明的理念，真正能夠一步步實施起來，中國應該是有希望通過不革命、不流血的方式過度到民主社會。當然，最大的風險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叛，他們財大氣粗，還有一點槍桿子，而且海外還有一定勢力，他們在軍隊中種下的軟懶腫奢驕之癰應付外敵無力，製造內亂有餘，他們完全有可能行刺改革派領袖，是可能的中國進步速度慢下來。


四、頂層思路掩飾獨裁政治


據統計，習近平就任一年半來，公開發表自己對中國經濟問題的觀點二十餘次。上半年眾多創新型的經濟思路和政策實現了經濟的企穩回升，新一屆黨中央集體的經濟思路正逐步明晰。

多名專家認為，經濟“頂層思路”雛形已現，在下半年經濟下行壓力仍大的背景下，局部微觀調控、定向發力依舊是工作重點。“如何構建完善的市場經濟，激發市場活力是重點。”

強調“頂層設計”往往是獨裁者的特點，與“老虎蒼蠅都要打”的反腐和“軟硬兼施”的大國外交佈局一道，對改革的力推和經濟發展的重視，其實是習近平“頂層設計”的煙幕。在其上任一個月後的首次離京考察中，他就連發五次講話，強調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且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但分析其醉翁之意的關鍵，其實不在改革，而在抓權、擴權、集權。

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局副局長王蘭軍今年初發表《習近平關於經濟金融工作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舉措》一文，稱這些“新亮點”主要集中在十個方面，包括“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切實加強黨對經濟工作領導”；“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經略海洋，使海洋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科學推進改革的“五要”新思維；推進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建設等。

這裏面幾乎全部都是廢話、空話。根據王蘭軍的分析，習近平擔任文件起草組組長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的16個部分中，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就有六個部分，占三分之一還多；在決定的60條改革措施中，經濟體制改革部分就有二十一條，占比超過三分之一。

此外，最受關注的莫過於中央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部署，成立了習近平任組長的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

可以這樣小結一下：眾多“小組”其實是“頂層思路”的道具，而“頂層思路”掩飾的則是獨裁政治的企圖。


五、第三代獨裁者的胃口


習近平上臺伊始，就通過“毛的三十年與鄧的三十年互不否定”一說，透露了意欲扮演第三代獨裁者的胃口。通過這樣的裁判口氣，習近平把江澤民和胡錦濤都打入了鄧的一代，遑論鄧小平夭折了的接班人胡耀邦與趙紫陽？

但獨裁者也是不那麼好當的，尤其是沒有殺人越貨經歷的獨裁者，成功的更是鳳毛麟角。

這不就是嗎？剛剛挺了兩年不到，借紀念鄧小平冥誕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習近平終於向世界明確展示了自己“學鄧”而非“宗毛”的政治取向。

自從“兩個30年不能互相否定”之說出來後，外界對習到底是學鄧還是宗毛一直在爭論。

2013年是毛之冥誕120年，引發許多猜測，以為習近平將走崇毛路線。但從今年紀念鄧的活動規格來看，與去年毛澤東冥誕120周年相同，均由“中央”下發文件預作安排。從中央到地方，以及出生地，都有類似的活動舉辦。但一部電視劇《轉折關頭的鄧小平》精心選取中共執政65年當中最陽光的8年時間，也是鄧小平一生政治聲譽達到顛峰狀態的時段，使得紀念鄧的活動遠比去年紀念毛冥誕更形熱鬧。

習近平在紀念鄧的座談會上的講話，在展示鄧小平在中共歷史上各個時期的重大功績之外，主要是濃墨重彩頌揚鄧的改革開放偉業，通過肯定鄧小平對毛與文革的態度表達了自己的政治選擇。習特別讚揚在文革結束後，“中國向何處去”再次成為“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問題之時，鄧小平所起的關鍵作用。 

對兩個三十年，習的講話是如此處理：“鄧小平同志指導我們党系統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實踐和理論，堅決頂住否定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為黨和國家發展確定了正確方向”，否定文革，但不否定毛澤東，從而不將中共拖入自身合法性危機，繼續走鄧的改革開放之路，是習已經確定的基調。那些希望習近平發動文革的毛左，以及擔心中國會回到文革的人士，從此可以放下這一執念了。

後半段，習的講話用了六個“我們紀念鄧小平，就要學習……”的排比句，並非全是官樣文章，可看作習近平傾注了感情的自我期許，比如“高瞻遠矚的戰略性思維”、“聚精會神抓党的建設”等。為鄧一生蒙上巨大陰影的六四屠城，即官方在鄧去世後的悼詞裏予以肯定的“在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的政治風波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在紀念文章中居然一字未提及。 

鄧小平終其一生，實際上從未擔任中共及中國最高領導人，官方說法只是“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今年用與毛相等的規格紀念，其實是習近平政治上宗鄧的明確表態，在中共奉為祖師級的兩位領導人當中，他還是更想做鄧式的政治強人。


六、習近平軟化、暫停調查

 

輿論普遍認為，北戴河密會究竟結論怎樣，外界無從知曉。但會議之後，針對外界關心的反腐議題，中共不同派系卻釋出不同信息：先是指三大家族（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獲習近平的“免查”金牌，後又傳出終止對前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溫家寶、賈慶林、李長春和賀國強家族涉嫌貪腐的調查。佐證之一是，中共的香港“大公報”網站8月15日獨家報導，為溫家寶家族被指捲入前華潤董事長宋林案“闢謠”；佐證之二是，被指遭查甚至被軟禁的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賀國強，日前藉在北京國家大劇院共同觀賞福建編排的大型舞劇“絲海夢尋”露面，闢謠意味明顯。 

中共反腐，在“大老虎”周永康落馬後，還會不會打下“更大的老虎”，用執掌反腐大印的中共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的黑話，說是“以後你就慢慢懂”，因為“反腐永遠都在路上”。由於中共的腐敗案，只要追根溯源，都牽扯到最高層，因此王岐山這個模棱兩可的表態，只要結合習近平給退休元老畫下的紅線，就不難理解：給我讓路則“高風亮節”，給我擋路則“身敗名裂”。 

習近平給中共退休元老畫紅線，第一個跡象是，本周包括官方“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網”和一些門戶網站，及香港親共媒體紛紛轉載大陸“廉政瞭望”有關中共元老萬里、田紀雲等退休生活的報導，公開敦促元老們退休後“不問政事，安享晚年”。報導指萬里離休後對自己的要求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問事、不管事、不惹事”。田紀雲則說“領導幹部退休，關鍵是要‘休’” ，“千萬不可再利用各種關係干預‘朝政’，對現在的領導人指指點點”，因為“地球離了誰都照樣轉，而且轉得更好！” 

萬里和田紀雲是中共黨內有名的開明派，與習近平目前全力推動的深化改革理念契合，兩人近乎直白的喊話，頗有代習向江澤民、曾慶紅、李鵬這些“退而不休”的大老發出間接警告的意味。而在北戴河會議前，中共內部就有派系透過海外媒體放話，指今年北戴河會議主要任務，就是粉碎“老人幹政”的陳規。 

畫紅線的第二個跡象是，日前在香港英文“南華早報”撰寫“中興領袖習近平”，被大陸幾乎所有新聞網站以顯要位置轉載而暴紅的香港學者伍俊飛，28日又在“南華早報”拋出一篇口氣不凡的重頭文章“華國鋒：功成身退，君子風範”。 

文章把曾因堅持“兩個凡是”而被鄧小平棄如敝屣的前中共領導人華國鋒，描繪成“把國家、民族和組織利益擺在首位，淡出權力中心，其角色轉換促進鄧公執政團隊的成型”。文章最後更以疑似習近平辦公室口吻，要求“中共各級幹部，特別是像華國鋒那樣曾經大權在握的高層領導，應該學習華國鋒的政治品質，急流勇退，嚴管家人，緊束親友，不拉幫結派，不袒護部下，順應歷史潮流，在深改元年這一歷史關頭，支持習近平的反腐改制大業，為執政黨再立新功”。 

伍俊飛現在的頭銜是香港智庫天大研究院研究員，但從該智庫由大陸一家企業於2005年在香港創辦，伍俊飛又在中國人民大學執教的背景看，其文章大有來頭。有人說，伍俊飛文章有如習辦給退而不休的中共元老，尤其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的“勸退表”，因為文章所指“像華國鋒那樣曾經大權在握的高層領導”，目前只有江澤民和胡錦濤兩人，而胡錦濤2012年在中共18大上黯然“裸退”，被習近平給予“高風高節”頌揚。 

而江澤民“退而不休”、“干預朝政”，不僅導致“胡溫體制”虛耗十年，成為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亂國亂軍，腐敗橫行的根源，直到現在仍是習近平執政的羈絆。此次北戴河會議如沒有在終結“老人幹政”上取得決定性進展，未來中共反腐可能反不下去，以破解利益集團為核心的深化改革也只會是空話。 


七、軍權未牢、屢提“聽指揮”


美國“外交官”（The Diplomat）網站9月23日刊文指出，最近相繼發生的中美戰機南海對峙和中印軍隊在拉達克對峙事件表明，作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習近平尚未完全掌控解放軍。為保證軍隊對他效忠，習近平在訪問南亞回國後，立即對軍隊發表必須絕對忠誠於黨的講話，顯示他對軍隊並不放心，在軍隊地位也不穩固。 

這篇題為《中國軍隊可能仍自行其是》的文章說，近來發生的事件顯示中國軍隊並不完全服從于党的領導。習近平最近在對全軍參謀長會議代表發表講話時強調，“要強化號令意識，堅定理想信念，對党絕對忠誠，堅決聽從指揮，確保政令軍令暢通，確保黨中央、中央軍委決策指示有效貫徹落實”。 

2012年11月上臺後便黨、政、軍大權一把抓的習近平還特別指示軍官們要“認真分析國際戰略格局和國內安全形勢，認真研究世界新軍事革命態勢”。文章指出，習的講話顯示軍隊內部有不服從黨的號令的情形，使他覺得有必要在軍官面前特別強調服從指令的重要性。 

今年8月19日，解放軍隊一架殲11戰機在南海攔截美軍P-8偵察機，兩機異常接近，據稱殲11戰機還曾在美機上方作出滾筒動作。美國延遲三天才公佈這一事件，是因為美方研判，解放軍軍機這樣的接近，習近平等中共現任領導層並未參與。美國官員指中方曾在今年3至5月，最少三次派戰機在同一空域異常接近美軍偵察機，每次歷時四至五分鐘。白宮通過外交渠道向中方抗議，並未公佈詳細情況，只是想把軍機正在冒險的訊息傳遞給中共領導層，認為讓其進行內部提醒是更為現實的做法。 

日前習近平訪問印度時對印度總理莫迪說，他並不清楚中印在克什米爾對峙的細節。而在從印度回國後他立即做了上述講話，顯示軍方在拉達克行動事先也未與高層仔細協調。不過與前任胡錦濤不同的是，習近平此次是利用官方媒體，用直白的語言向軍方傳遞他不滿的信息。 

分析指出，向外界透露中國軍隊在印度、東南亞和東海的行動並非出自最高領導層授意，或許有助北京減輕外國的壓力。但另一面卻是，這將有損習近平試圖打造的強勢形象。 

不過對於中國大陸的鄰國來說，不管中共軍方的行動是有意為之還是軍方指揮官的自行其是，這樣的消息都不會讓他們舒服。印度、日本、越南、菲律賓和美國的領導者和戰略家們對如何破解中國領導層的黑箱操作沒有太大興趣，他們只想找出方法，如何有效應對中國日益強硬的軍事行動。 


八、結論


長久以來就有一種輿論，說習近平的動作取決於公眾對他的支持度。也就是說，習近平雖然想扮演偉人，但無寸尺之功，很難服眾。於是，他想通過賣力的表演來累積權力資本。現在，中國大陸官場的成員大都不好好幹活，把擔子讓習近平周圍的那幾個人自己擔著，其餘的人都在觀望。正因為如此，新疆才會連連爆炸，因為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大家都無心工作了。

這就是中共北戴河會議以來中國的基本走向。 因此用“色厲內荏”、“騎虎難下”來形容中共當局的處境，實不為過。下一步，習近平再拿不出像樣的治國方案，幫中共突破困境，恐怕只有走向“黔驢技窮”了。畢竟，“依法治國”是守成之事，並非開創之功。


（2014年9月27日）



【第十節 “一國兩制”重現江湖：剖析習近平最新對台喊話】


一、“一國兩制”，重現江湖 


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9月26日在會見臺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多次強調“一國兩制”方針，表示在涉及國家統一和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重大問題上，大陸旗幟鮮明、立場堅定，不會有任何妥協和動搖。

習近平於此四天之前，在9月22日會見了首任香港特首董建華率領的香港工商界專業界訪京團，強調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基本法。

下面會說到，這兩個時間，絕不是一個巧合。

自從鄧小平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以來，大陸對台政策基本原則自己聲稱是從來沒有改變的。但是細細觀察則不然，其間其實起伏不定。近幾年來，多談的是胡錦濤時期開始強調的“和平發展”與習近平接班以來不斷講的“兩岸一家親”。而最近以來卻有些微妙的變化了。說來荒唐；對大陸而言，對臺灣聲稱的“一國兩制”竟然基本上與“香港模式”畫上等號。這真是匪夷所思，不知大陸領導人腦袋裏灌的是什麼水？

臺灣既有軍隊，又有國號，還有國際關係，“一國兩制”既不適用於兩岸，也不會被臺灣接受，原因很簡單，臺灣是中華民國，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三十八年業已存在。以習近平長年來對台事務的用功程度，對此應該再清楚不過。

習近平如今回頭來，針對兩岸關係大談“一國兩制”，無疑是在回頭路，這與輿論指出習近平在其他各個領域大搞倒退復辟，似乎一脈相承也。


二、“一國兩制”，自說自話


有輿論分析指出：習近平重提“一國兩制”是在接見主張兩岸統一的臺灣團體，強調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處理兩岸關係的基本方針，場合上並不奇怪，等於中共自己在自說自話，就和白日做夢一樣，並不需要真正的聽眾。

此外，習近平9月22日會見首任香港特首董建華率領的香港工商界專業界訪京團，強調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基本法……企圖以此撲滅香港的民主運動。四天之後的9月26日，習近平又在會見臺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多次強調“一國兩制”方針，表示在涉及國家統一和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重大問題上，大陸旗幟鮮明、立場堅定，不會有任何妥協和動搖……這個話與其說是將給臺灣聽的，不如說是拿來向香港的民主運動喊話的。9月22日和9月26日這兩個時間，絕不是一個巧合。

“一國兩制”近來成為話題，還有一個小小的緣由。今年大陸高調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除了凸顯習近平繼承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不免也會回顧鄧小平當年主導中英香港地位談判，提出將原本設計處理兩岸關係的“一國兩制”方針，先適用於香港的史實。此外，最近陸港之間為香港特首選舉議題，演變出若干團體發起“佔領中環”以及大學罷課的行動，讓習近平的心念總是圍繞著“一國兩制”的夢魘。

但就兩岸關係再做進一步觀察，還有兩項因素亦須估算。

首先，去年簽署的服貿協議在立法院觸礁之後，兩岸關係的困境逐次浮現，今年的太陽花學運甚至觸發經貿利害轉為政治認同的危機。如今，兩岸貨貿協議進展緩慢，互設辦事機構只能停在構想階段，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躺在立法院不動，都使得過去六年積累的兩岸互信，橫遭逆風。

其次，兩岸關係邁入深水區，不進則退，包道格、葛來儀、容安瀾等三位背景與觀點往往並非一致的美國智庫專家，9月12日在於華府舉行的研討會中，均預言歐巴馬政府在未來剩餘的兩年任期之內，應該會有新一波的對台軍售。


三、“一國兩制”，張冠李戴


習近平對台態度的微妙轉變，可能還與香港事變直接有關。

自9月28日傍晚至9月29日淩晨，港警幾十波的催淚彈未能驅散街頭的抗議群眾，香港自此進入官民街頭對峙局面。但這卻不是港版的天安門事件，因為香港不是高懸毛像的天安門所在之地，而是受到國際條約制約的國際化城市，連逃離美國政府控制的美國情報官員，都選擇香港作為第一避難處。

香港占中事件與天安門事件，皆是人民爭取民主的行動，且均以學生為主體，但兩者多所不同。1989年6月4日淩晨，解放軍以坦克駛入天安門廣場血洗清場，學運領袖當天即四出奔逃，難以計數的參與者頃刻間就銷聲匿跡，延續兩個多月的“民運”倒在血泊之間。但是，北京畢竟不敢用坦克及達姆彈對付香港人，民眾撐過了29日淩晨的壓制和驅離，參與者不必逃亡，“真假普選”的爭議也會繼續下去。在天安門事件，北京可以在形體及議題上一夕“消滅”抗爭者；但在香港，抗爭者的形體及議題不會消滅，而且可能繼續放大。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始自鄧小平對英國的承諾；但北京當局竟用“一國兩制”來扼殺高度自治。基本法固稱特首選舉由“提名委員會”主持，但並未排除“公民提名”，更無“愛國愛港”的政治篩選。所以，北京其實可以用政黨提名、選民連署及“最低得票門檻保證金”等方式來節制參選浮濫，再加上“絕對多數制”的規範，以香港與大陸的依存關係，如此應當就能避免走偏鋒者參選浮濫或勝出。但北京對自己毫無信心，不敢冒險在香港嘗試一個護守過半民意的政府，於是只敢愚昧地以“提名委員會”的“落閘篩選”手段來操控特首選舉，竟使“程序正義”成了爭議焦點。

第一，這明明是一個行不通的選擇，但北京當局卻選擇了此策。第二，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政治災難，但北京卻自己挖坑跳下。至此，北京當局撕下了“一國兩制”的面紗，露出了“一國兩制”的骷髏。而“一國兩制”本來就是鄧小平的鬼話，就像他喋喋不休的“政治改革”一樣，是為了麻痹英美的神經而專門提煉出來的神經毒氣。

香港大學生于9月22日開始罷課當日，習近平在北京接見董建華、李嘉誠等港商代表，重申“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不變”；二十六日接見臺灣統派團體，又稱“‘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解決臺灣問題的基本方針”。兩場會面，皆是在為香港抗議情勢的升高作準備，兩場會面亦顯示北京知道“一國兩制”是台港共通的議題。香港動了，想要鎮住臺灣。香港情勢升高會牽動臺灣，是必然的發展；但習的“一國兩制”談話在臺灣引起了相當負面的反應，甚至可能影響臺灣十一月的選舉情勢，卻恐是北京幕僚失算之處。在香港“一國兩制”觸礁之際，北京竟對台強調“一國兩制”，這是何種政治思維？

可見，這一切均出自政治思維高度的問題。北京若以為可以用處理天安門事件的手法來處理香港情勢，這顯然是一思維誤區。再者，北京以“提名落閘/政治篩選”的手法來處理特首普選，使得“程序正義”成為港中爭議焦點，這更是因小失大。又如，此次香港民眾集會政府總部，但港警為阻擋群眾進入，卻將民眾分隔在八處現場，反而擴大了衝擊，這也是治絲益棼。

尤其，習近平接見臺灣統派團體，放出“一國兩制”的談話，極其愚蠢地把香港的火燒向臺灣。這也是治絲益棼。由於習近平政治思維的高度不夠，不但不懂民主政治生態，甚至到了不知本末及利害的地步，以致非但無法滅火，反而是抱薪救火。

香港“一國兩制”的失敗波及臺灣，顯示北京當局完全昧於外臺灣與香港的不同本質；中共還企圖用“一國兩制”來張冠李戴，其脫離台港民意實在是太遠，大大落伍于網路時代。


四、“一國兩制”，反面樣板


紐約時報之社論指出，假如北京當局信守1997年香港回歸前所作的政治承諾，香港街頭今天可能就不會出現示威和催淚瓦斯、辣椒噴霧和警棍鎮壓的場面。當然，紐約時報社論的作者無法理解，這個如果是不可能存在的。因為中共是一個混一天算一天的政權，所謂摸著石頭過河，就是看菜吃飯、看人下手的。這是一種劫匪心態，無法長治久安的。

中共軍1997年7月進入香港時，只有傻瓜才會相信北京會履行“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承諾。雖然英國與美國好比是香港移交協議的保證人，雖然香港當時已經是經濟蓬勃發展的社會，而北京當局希望能將香港財富奪到自己手裏。

倫敦與北京簽署的協議，允許香港維持自由市場經濟、獨立審判的司法體系與其它權利，包括比大陸居民更多的公民權利，以及2017年由港人直選特首。但是北京的橡皮圖章人大常委，卻在8月底通過由“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的決議案，等於對普選加上框架，民眾於是走上街頭。

紐時社論指出，習近平作風強硬，對鎮壓民間運動毫不手軟，也加緊管控香港的社群媒體和網絡。如果示威群眾不退，習近平會如何回應，目前不得而知，但很難不擔心二十五年前的“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事件”的歷史重演。

倘若情勢發展至此，紐時社論認為，除了港人受到傷害，在香港做生意的跨國企業也會因為政局不穩定而出走。其實，最近幾個月以來，已有數家企業將總部由香港遷往新加坡。當然紐時社論沒有說破的是，那其實是天賜一個良機給美國，得以對中國大陸進行全面制裁，就像現在對俄國進行的那樣。這一制裁，可以把中國大陸重新封鎖起來，讓中共逐漸變得和伊朗一樣貧窮，一次祛除美國的一大勁敵。

鄧小平所提的“一國兩制”，是想用操控大陸村官選舉的類似方法來操控香港特首選舉，這就暴露出：中共欲在臺灣實施的“一國兩制”，絕非是“大屋頂中國”，而是共產極權下的“特區”。所以評論指出：台港兩地民間反對“一國兩制”，這正是北京咎由自取。

香港的動盪不能不引起臺灣的關切，看到香港的情況，北京政府一再吹噓的一國兩制，在臺灣民眾眼裏成為一個真正的泡沫了。


五、“一國兩制”，夭折香港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兼行會成員、鐵杆“梁粉”張志剛在一個研討會上表示，“一國兩制”是否成功對香港“生死攸關”，“一國兩制搞不好，香港就完蛋了，這是死亡的問題”。“一國兩制”，夭折香港。

其實，“一國兩制要是搞好了，香港完蛋得將會更快。因為張志剛毫不掩飾地貶低中共治港的政策支柱之一的“港人治港”之重要性：他說“一國兩制”是房子的“結構”，“港人治港”只是“內部裝修”。他批評，目前有人將社會、管治問題歸咎“一國兩制”，是偷換概念，因為這些都是地球上有的問題，更引述南韓朋友指當地有民主選舉，仍有示威和抗議，認為“一國兩制”是成功，而移民人數也是多年來最低。但是他不敢說，南韓是怎麼對待示威遊行的，香港又是怎麼對待示威遊行的。

香港人為什麼從不急於發展民主到急需民主？臺灣人為什麼拒絕接受“一國兩制”？ 

香港回歸十七年，民眾與中共越走越遠，遊行規模越來越大，一國兩制已經走到盡頭。臺灣看到中共拒絕政改，只願意和大陸經貿往來，反之，大陸民眾對臺灣民主卻心生羡慕，大陸民眾的公民意識也在覺醒、維權行動也日益高漲。由此觀之，影響兩岸三地融合甚至統一的，不是台獨，也不是所謂的港獨，而是中共的專制統治。

在香港普選爭議上，中共及為中共辯護者最常見的說法是，港英時代一百多年都沒有給香港民主，回歸後有了民主循序漸進，為什麼還要反對？評論人李怡在香港《蘋果日報》撰文認為，其實中共掌權者應該反躬自問：為什麼港英時代沒有民主，市民對毫無認識的英國派來的港督的管治大體滿意，而回歸後有了一些選舉，卻引發越來越多的不滿？

李怡指出，二戰後，港督楊慕琦曾試圖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計劃成立民選市議會下放政府權力，但礙于市民反應冷淡也得不到中國當局祝福，民選計劃沒有實現。1987年，回歸有期而香港市民的民主意識有所提升，於是港英擬在1988年實行立法會部份議席直選，雖獲市民廣泛支持，但中共發動左派團體及喉舌全力反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更公開喊停，以致直選擱置。彭定康上場，力推政改，為此與中共談判鬧翻。從中英談判開始至英國撤離前，英國都知道必須在香港建立民主制度以保障香港的自由法治，而中共則基於極權政治的本質一直反對。

李怡說，三十多年的變化，是香港人對民主從不需要而發展到急需要的歷程，根本原因，就是香港的宗主國從民主法治國家轉為專制人治國家的改變，這改變使香港文明趨淪落，也使香港人為捍衛自由法治而民主奮起。 

不過這個李怡到底還是個左派出身，不敢揭出中共的賣國、反對民族利益的老底。


六、“一國兩制”，源出賣國


有人說，香港人民以前在英國統治下怎麼不爭取民主？講這句話，暴露的是自己的無知，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殖民地哪會有民主？誰聽說過哪個殖民地是民主國家嗎？如果是那樣，那還叫殖民地嗎？雖然香港在英國統治下沒有民主，但卻有完善的法治，民眾也享有新聞、出版、結社、示威等自由權利，所以民眾尚能容忍。反觀今天的大陸，中共對本國人民連外國殖民者還不如。另外，香港民眾爭普選，是因為香港回歸前，中共承諾到2017年允許港人普選特首，這是它做出的承諾。中共現在一方面不斷侵蝕著港人原有的法治和自由，又背棄承諾，港人眼看原有的權利在喪失，承諾的東西又跳票，他們能不起來反抗嗎？

大家或會問，假若當時英國堅持給香港民主自治，中方會如何回應呢？1960年10月29日，當時出任“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的廖承志，與香港工會代表訪京團聚會時，批評當時美國人建議在新界建立“自治政府”，並警告英方：

“英國不會喜歡美國這個建議，是無容置疑的……美帝國主義者將永遠不會成功。可是，若這個建議是由英方提出的，就是另一回事了，到此非常時刻，我們將毫不猶疑採取積極行動，解放香港、九龍和新界。”廖承志上述講話的原文，引自FCO 40/327。此文件版權為英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所有。

無知的中國左派，不去瞭解香港的歷史。英國當年想給予香港建立自治政府，卻被中共賣國政府強烈反對。

“任何將香港變成自治領（作者按：一如新加坡）的行動，中國均會視之為非常不友善的舉動。中國希望現時香港的殖民地政治狀態，絲毫不變。”周恩來上述講話的原文，引自FCO 40/327。此文件版權為英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所有。

上述文件，可以解釋為何其他英國殖民地，都逐步建立起民選本土政府，但香港仍依舊維持總督和殖民高官獨裁（雅稱為“行政主導”），立法局只有委任議員，只是在市政局設有民選議席，而有選舉權的人數，從不超過當時總人口的12%。這情況到了1980年代中期，才有改變。

由此可見，鄧小平後來摸著石頭摸出來的“一國兩制”，源出於中共的賣國行為，現在中共竟然異想天開，企圖把解決殖民地遺留問題的狗皮膏藥貼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的老祖宗中華民國的頭上，真是可謂大逆不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七、“一國兩制”，絕不接受


對於中共數典忘祖的逆行，中華民國要是接受了，那真是太奇怪了；對於中共數典忘祖的逆行，中華民國絕不接受，這才合情合理。因此，中華民國行政院長江宜樺9月26日回答民進党立委管碧玲質詢時回答，“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從來就不接受“一國兩制”這樣的政策。

實際上，中共要是真心推動一國兩制，就應該把香港和澳門劃歸同屬民主制度的臺灣管理，才有誠意。相反，如果想用原先的歐洲殖民地香港、澳門作為誘餌來釣魚上鉤，那就是打算了算盤。

而且，從一個歷史的縱深度來觀察，為了中共自己的利益，也還是不要打臺灣的算盤為妙。

道理十分簡單：處理一個前英國殖民地香港，中共都患上了消化不良症，如果中共真的吞吃了臺灣，那不步上隋煬帝的覆轍才叫見鬼——同意了南北朝的隋煬帝父子吃掉了南朝，自以為得計，結果卻連同自己一起走進了墳墓。

傳說隋煬帝下江南，突然夢見早已去世的陳後主，就知道自己吃飽了撐的併吞南朝究竟是什麼結果了。那就叫做真的明白了什麼叫做悔不當初。

“一國兩制”，不僅臺灣絕不接受；“一國兩制”，還是中共的定時炸彈。


（2014年10月22日）



【第十一節 APEC觀察：北京的思維與亞洲的未來】


北京政權在竭力維持專制暴政的同時，企圖將獨裁與開放結合起來，強力打造多邊合作、互利共贏的假像，通過推銷“符合各方最大利益的亞太自由貿易新制度”，來獲得其他國家主權的默認，繼續掙扎延續自己的壽命。


一、APEC的經濟功能


時隔十三年，APEC再次來到中國。11月10日至11日，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22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北京舉行。包括高官會議和部長級會議在內的會議周則自11月5日起已然啟幕。從其所採取的空前嚴格的安保、環保等舉措來看，北京政府異常重視此次國際活動。這畢竟是北京新屆領導人上任以來展現“負責任大國”形象的最重要窗口。

與十三年前的上海峰會相比，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格局已經發生滄桑巨變。中國大陸上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美國則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以為應對。本次APEC會議前，各國政要和傳媒紛紛發聲，傳遞的信息相當紛亂，折射出變動中的國際秩序尚在尋找新的錨點，有競爭也有合作。

本屆峰會主題是“共建面向未來的亞太夥伴關係”，三大議題相輔相成：“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經濟創新發展、改革與增長”“加強全方位基礎設施與互聯互通建設”。主題和議題的設置均緊扣本區域現實，既立足當前，又著眼長遠。本屆峰會為探討符合亞太地區發展需要的合作機制提供了平臺。

歷經25年發展，APEC成為本地區覆蓋面最廣、代表性最強、級別最高的合作機制。然而，應當承認，APEC機制面臨挑戰。亞太雖是全球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區域內大部分國家都面臨結構性改革和發展方式轉型的艱巨任務。而APEC成員在如何開展區域經濟合作等方面存在分歧，多項談判舉步不前。

本次峰會最為顯著的分歧，當屬各方對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態度。

據北京官方介紹，本屆APEC會議期間將就啟動亞太自貿區（FTAAP）進程達成重要共識，並完成《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實現亞太自貿區路線圖》的制定。而由於受全力推進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的美國施壓，亞太自貿區談判將無緣APEC。北京商務部負責人回應稱，建設亞太自貿區是21個成員的一致願景，“不存在阻止和衝突的事”。

亞太自貿區的概念始於2006年APEC越南河內會議，美國起初非常熱心，隨後此議題近乎沉睡，在今年5月APEC青島高官會上由北京再次提起。重啟亞太自貿區，有利於進一步整合本地區各種雙多邊合作機制，盡可能減少各類自貿安排可能帶來的重迭化、碎片化。它也並非另立爐灶，而是對TPP框架以更廣闊的、開放式的回應，且更符合實現亞太自由貿易的目標，無非是在推進手法方面需要採取靈活措施，避免互疑。

北京國力日益增強，但在不少國際組織中的話語權並未隨此提升。北京新一屆領導人上任以來，希望在國際上“展示出更寬闊視野、更積極作為”，北京正在尋找能夠扮演自信且有影響力角色的多邊機制或機構。這既是北京自身發展需要，也符合世界一直以來對北京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期待。

目前，亞太地區存在東盟與北京（10+1）、東盟與中日韓（10+3）、美國牽頭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北京主張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等多種地區合作機制。應當說，這些機制有相輔相成、相互補充的一面，也有相互競爭的一面。哪些機制能夠生存發展，直接取決於支持力量的大小，但歸根到底，取決於哪種機制最能有效推進本地區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本質上是一種制度競爭。而中共的專制加上習近平的獨裁，顯然距離這一點要求甚遠。


二、APEC的政治功能


對於中國共產黨政權來說，APEC與其說是經濟活動，不如說是政治活動：APEC是其謀求改變中美關係進而改造亞太秩序的一個機會。

北京力求確立一種“平等的”規則體系，所以不像美國那樣首先就某個具體問題進行談判，免得陷入美式規則的思維框架，受到美國規則的束縛。

自2012年2月習近平“國家副主席”在華盛頓首次提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理念，到2013年6月兩國首領在加州安納伯格莊園達成共識要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再到此次APEC領導人峰會前夕，兩國各自的觀察家們對中美關係的現狀與發展趨勢的爭論愈發激烈。

其實，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構建顯然已經超越了兩國雙邊關係的範疇，其影響和意義已經逐漸外溢到亞洲乃至世界的其他國家，這一關係能否構建成功，對其他國家，尤其是亞太地區內各國的利益而言都有著深遠影響。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由於歷史上“朝貢體系”秩序的影響，中國人對待鄰國具有一種“天朝上國”的心態，在看待亞洲其他國家的時候，總會產生出高人一等的優越感，這種心理在長期的潛移默化作用下，會逐漸內化到中國的地區戰略和周邊外交政策當中，並由此招來了周邊國家有關“中國渴望重建東亞朝貢秩序”的擔憂。這種擔憂具體在於，中國對昔日以自己為中心的朝貢體系有一種天然的嚮往，但其他國家在經歷了條約體系的改造和接受了主權平等原則的洗禮後，不願再回到朝貢體系秩序中去，其結果就是，中國和周邊國家對現有的地區體系、秩序和制度所持的觀點不同，因而它們在這些制度中所具有的身份、角色就不同，對自己以及對方的角色定位就不同，那麼它們對制度的認同程度、對對方友好/敵對的身份建構也就存在不同，並進而導致北京同周邊國家在建立戰略互信、培育共同的地區意識和認同感方面可能會遇到很大障礙，北京同周邊國家的安全困境和在固有的爭端中的競爭關係不斷上升。

北京企圖由一個地區機制和秩序的積極參與者，轉變為一個主動塑造地區規則體系的領導力量。在經濟上，北京希望自己同東盟的自由貿易區能夠成為自己所倡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的典範，並以此帶動同日本和韓國自貿區的建設，抵制美國以亞太經濟合作代替東亞經濟一體化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對自己在此間領導權的壓制，此外還著重推進“一路一帶”的全面建設；在安全上，北京一方面加強自身軍力建設，並提出“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戰術思想和建立東海防空識別區，向美國和周邊國家強調自己安全疆界的前沿所在，另一方面則在鞏固和完善自己所倡導的以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為代表的地區安全合作機制的基礎上，更多地參與亞洲地區安全架構的構建，並提出自己的“亞洲新安全觀”，努力在理念和規則方面引導亞洲地區安全機制的重塑；在政治上，北京一方面堅持同美國在構建一個“可操作的”、“相互確保平衡”的新型大國關係上協調努力，另一方面提出“地區命運共同體”的概念，並對此不斷進行多方位闡述和理念建構。總之，當前北京在習近平的領導下，正不斷對亞洲地區秩序進行中共式的改造，雖然這種改造更多地還是概念性的，尚未大規模地具化為切實的協議文本，但這其中蘊含著規則性權力的能量，對亞洲“新秩序的塑造”具有某些影響。


三、從APEC看全球價值鏈中的中國大陸


時隔十三年，APEC會議再次光臨中國大陸。11月7日，大陸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政策研究室主任沈丹陽主持召開“APEC全球價值鏈促進亞太經濟體合作與發展媒體吹風會”，成為媒體“圍堵”的焦點人物，顯示了“全球價值鏈”議題在此次APEC上的高人氣。

“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指構成特定產品最終價值的所有價值節點按生產流程聯接而成且貫穿全球多個國家的鏈條。在該鏈條上，產品的最終價值被分解成多個價值節段，由分散在全球多個國家的多個企業所創造。這些價值段，分散在該產品從概念孕育到最終使用的各個生產階段，包括理念生產、設計、製造、品牌、營銷、配送以及售後服務。

目前，全球存在三大區域價值鏈：東亞——東南亞價值鏈，北美價值鏈和歐洲價值鏈，分別以中國大陸、美國和德國為中心。其中，美國在貨物與服務出口總值、出口增加值方面均領先其他經濟體，德國和中國大陸緊隨其後。

在全球各大洲中，亞洲從全球價值鏈崛起中獲益最多。不過，包括東亞在內的很多亞洲國家和地區在全球價值鏈上處在相對弱勢位置。在亞洲參與的全球價值鏈中，美國和日本處於頂端，直接向緊隨其後的中國大陸提供關鍵部件和服務，並通過馬來西亞、泰國、印度等向中國間接出口增加值；同中國所處位置相近的經濟體包括臺灣、南韓、新加坡。

中國大陸也從參與全球價值鏈中獲益顯著。中國從1995年開始奮起直追，2005年左右超過日本，成為亞洲地區價值鏈的首要中心。1995——2008年，中國大陸出口增加值增長約八倍，比出口總值增速快約兩倍。中國大陸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特點有如下幾個方面：其一，按相關機構測算，中國大陸出口的國內增加值率上升緩慢，2011年為62%，低於美國、日本、英國、加拿大、俄羅斯等絕大數資源類出口國；其二，中國大陸增加值貿易的迅猛增長主要來自總值貿易的快速擴張，而非國內增加值率的大幅提高；其三，近年來，中國大陸從全球價值鏈上低端逐漸升級，目前處於中低端，僅僅高於越南，甚至低於菲律賓、泰國、新加坡等經濟體，更加遠低於日本和美國。這顯示中國經濟活動仍然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知識密集度和合約密集度仍然較低，在高增加值率的研發、核心投入品的生產、營銷和零售等高增加值環節仍然不具有比較優勢。

總體來說，全球價值鏈為發展中國家融入世界經濟提供了巨大的機遇。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可以相對較易地借助外力實現產品升級和過程升級，但要進一步實現增加值率更高的功能升級和鏈條升級，必須長期、大量、自主積累知識資本，這是全球價值鏈升級和經濟升級的關鍵決定因素，有賴於更好的創新機制、更好的商務環境（包括法制環境和思想市場）和質量更高的人力資本。顯然，這並不容易。

全球價值鏈的意義如此重大，而亞太地區經濟體包括中國在全球價值鏈方面正處在機遇與挑戰並存的關鍵時刻，此次APEC會議將全球價值鏈議題作為一大重點恰 逢其時。為實現歷史性跨越，中國大陸早在今年APEC召開前幾個月，就在青島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貿易部長會議上和相關經濟體一起推出了《促進亞太地區全球價值 鏈發展戰略藍圖》。這一藍圖旨在為亞太地區全球價值鏈發展合作確立政策指南和合作框架，內容涵蓋了APEC經貿領域的主要合作議程。這個《戰略藍圖》實際上已經成為世界上首份全球價值鏈政策綱領性文件，為本次APEC各成員在APEC全球價值鏈方面展開合作，發揮了作用。

截止到目前， 世界貿易組織（WTO）、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等國際組織都紛紛表示願對APEC全球價值鏈議題提供技術與專業支持。上述全球價值鏈相關藍圖也在11月8日閉幕的APEC部長會議上得到了批准，一旦它在接下來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再得到批准，則亞太地區的全球價值鏈合作升級前景將非常可觀。

對中國大陸和眾多亞太發展中經濟體來說，這將是扭轉國際分工不利地位、優化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的一大歷史性契機，非常值得搏命。


四，全球價值鏈的中國大陸案例分析


溫州制鞋業在快速發展中遇到諸多問題，如土地成本高昂、原材料價格上漲、人才短缺、環境污染、貿易摩擦頻繁等。基於全球價值鏈的溫州制鞋業在品牌、研發和營銷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有以下幾條： 

1、自主品牌相對缺乏。品牌是企業和產品價值的集中體現，也是企業提高市場佔有率、提高產品附加值的重要來源。溫州目前雖然擁有“康奈”、“奧康”、“紅蜻蜓”等一批國內知名品牌，但依然缺乏國際知名品牌，在國際市場上，出口鞋多以貼牌加工為主，價值鏈中的大部分增值部分被全球採購商獲取；溫州營銷的絕大部分鞋類產品也是面向中低端市場，與意大利、美國品牌相比，利潤相差十幾倍到幾十倍。 

2、研發設計能力不足。在研發設計方面，溫州制鞋產業主要存在兩方面問題。一方面是人才相對匱乏，尤其是制鞋的設計研發人才和管理人才缺乏。其主要原因有：一是溫州中小制鞋企業制度不完善，人才培養不系統、不規範；二是溫州城市人居環境欠佳，房價奇高，綜合生活成本過高導致大部分專業人才流向寧波、杭州、上海等地；三是行業內存在嚴重的“挖人”現象，人才隊伍建設不穩定，尤其是設計師的流動非常頻繁。另一方面的問題是缺乏自主創新。由於難以有效杜絕設計的模仿甚至抄襲，絕大多數溫州鞋企都走模仿之路，本地企業很少能獨立開發和設計出有創意、高品位的鞋樣，國內模仿廣州鞋，國際模仿意大利鞋，目前這一問題已經成為溫州鞋業自主研發、創自主品牌的重要“瓶頸”。 

3、產業內部競爭過度。溫州作為中國鞋業的主要生產基地，制鞋企業高度集聚和產品雷同，產業內部過度競爭的現象非常嚴重。在國內市場上，溫州的中、高檔皮鞋銷售基本集中在二、三線城市的市場，產品細分不夠，直接加劇了制鞋企業在同一層面上的過度競爭；在國際市場上，一些企業為了爭搶出口市場，不惜成本競相殺價，導致國際貿易摩擦事件頻繁發生。 

溫州制鞋業如何轉型升級？

以品牌建設嵌入全球價值鏈。世界知名跨國鞋企佔據了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制鞋業的中高端品牌也主要壟斷在他們手中。溫州制鞋業的升級應注重品牌建設，對於奧康、康奈等國內知名品牌企業，要加強與國外高端營銷渠道的合作，突破國際品牌壟斷，實現在全球價值鏈上的提升；通過自主創建或收購國際品牌，摒棄單一的低價競爭手段，為溫州本土鞋企打造國際知名品牌奠定基礎。 

以研發提升產業競爭力。研發能力的強弱決定了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利潤空間。溫州制鞋企業必須加大研發投入，逐步走向價值鏈的高端，推動產業不斷升級： 

1、加大研發設計人才的培養。企業自身要重視研發設計人才的培養與引進，政府通過政策和資金扶持，設立制鞋生產培訓和科研機構，提高整體研發設計水平，縮短與國際水平的差距。 

2、建設聯合研發設計中心。推廣康奈集團與SATRA合作建立鞋類研發設計中心的做法，通過與國外知名制鞋企業合作，設立聯合研發設計中心，提升本土企業的研發設計水平。 

3、政府和行業協會要制定出臺有關政策和行業標準，保護企業的合法權益，規範企業間的競爭秩序，鼓勵創新，引導制鞋業健康持續發展。 

以營銷網絡拓展產業升級空間。目前溫州鞋業在國內營銷網絡建設方面已經形成一定優勢，今後要繼續拓寬渠道，在全國、全球建立更為密集高效的營銷網絡。首先，通過互利合作，利用國外企業的銷售渠道，嵌入全球價值鏈的高端環節。 

如奧康集團與意大利鞋業公司的合作，康奈集團借助海外加盟商開設連鎖專賣店的方式。其次，利用虛擬經營模式，主動對接國際供貨商、採購商，借力整合外部資源，突破中小企業在資金、設備、技術等方面的瓶頸制約，開拓國際主流市場。最後，抓住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機遇”，鼓勵有條件的溫州本土鞋企到國外收購擁有良好營銷渠道的零售企業或制鞋企業，快速建立起海外分銷渠道和網絡，拓展溫州制鞋產業升級的空間。 

上述一廂情願是否可以實現？在一個缺乏思想與信息的自由交流的社會裏，這是極為困難的。


五、北京的思維與亞洲的未來


由於全球化的作用，“中國得以崛起”。不論中國大陸是用什麼不光彩的方式崛起的，但只要其一旦崛起了，在某種程度上，北京的思維就多少會影響到亞洲的未來。

亞洲有兩個未來，一個是政治開放、經濟繁榮、軍事和平，一個是政治緊張、經濟混亂、軍事衝突。

前者是正常思維的結果，後者則是非常思維的結果。前者尤其要求北京像其他國家一樣具有正常思維，如果北京始終像現在這樣缺乏正常思維，那麼亞洲的未來只能充滿了政治緊張、經濟混亂、軍事衝突。


（2014年11月27日）



【第十二節 習近平的島國戰略】


2014年11月17日，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剛主持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高峰會，隨即前往南半球的澳洲參加20國集團領導人第9次高峰會，並對澳洲、紐西蘭及斐濟進行國是訪問。

習近平這次訪問值得注意，他在斐濟與其他7個有邦交的太平洋島國領袖舉行雙邊和多邊會議，連結到他上任後第2次出訪地，是從加勒比海的千里達開始，即可反映出習式的小國外交。


（一）南太平洋的金錢外交


輿論指出：中共早期的外交工作是以第三世界國家為主，1970年代進入聯合國後是以中華民國邦交國為主要攻略目標，1980年代改革開放至今則是拓展全球佈局為主，二十一世紀以來，其針對有戰略或經濟價值的島國外交，工作力道顯著提升。

2013年習近平訪問美國前，先到千里達及其他拉美國家訪問。被認為是布樁與挖角動作，企圖以此鬆動美國的門羅主義，正式開啟中共自己的門羅主義。

千里達是東加勒比海重要的島國，盛產石油和天然氣，擁有全球最大的天然瀝青湖，亦是世上最大的氨肥和甲醇出口國，就在他的總理剛表達對美國在當地經貿投資的不滿，習近平迅速來到，企圖接棒。習近平除了參加當地中資兒童醫院動工外，也借機與8個東加勒比海國家的元首，舉行雙邊會談，以強化彼此的經貿合作關係。

大陸如此投資，當然是為他國內發展所需的原物料找來源，和確保他的海運路線暢通及保修，因為在交通和電信上的投資，除了可以造福該地區民眾之外，另一方面更可以掌控當地的地質、水文及海洋資源等資料，為大陸進一步在該區域紮根做準備。

之前，兩岸在南太平洋的金錢外交，曾引發澳洲政府的強烈不滿，警告雙方應有所節制。之後，兩岸在該地區的攻防戰稍歇。斐濟是第一個與大陸建交的太平洋島國，習近平的到訪象徵和實質意義兼具。

2006年大陸召開首屆“中國——太平洋島國經濟發展合作論壇”，在去年第二屆論壇中，陸方宣佈提供相關島國重大建設所需，包括向有建交的島國提供總價10億美元優惠貸款﹔設立10億美元專案貸款，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等。至2013年雙邊貿易的年平均成長是27.2％，直接投資的年平均增加63.9％，而這些國家的貿易對象，仍是以澳、紐、美等國家為主。

習近平的南太平洋之行是向相關島國保證，所有援助的承諾都將到位。金權外交的象徵意義在於，宣示中共大陸對小島國家的重視；實質意義在於，為大陸未來的全球海軍路線布樁，強化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及早完成國際戰略佈局。

大陸在臺灣邦交國區域的活動，目的在於引發臺灣邦交國的內部反應，期待以利誘之，觸發多米諾骨牌效應。


（二）分別會見與“集體會晤”


11月22，習近平在斐濟的楠迪分別會見一些太平洋島國領導人，同他們就“發展雙邊友好合作”交換意見。

在會見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總統莫裏時，習近平強調，中方一貫主張，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平等一員，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真誠互助。中方尊重密克羅尼西亞聯邦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願同密方保持高層和各級別交往，加強治國理政交流，深化漁業、新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經濟技術等領域合作，促進人文交流。中方支持密方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

在會見薩摩亞總理圖伊拉埃帕時，習近平指出，中國同太平洋島國建立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的戰略夥伴關係，這也為中薩關係指明了方向。我們讚賞薩摩亞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薩摩亞農漁業、旅遊業資源豐富，中國有資金、技術、市場優勢，雙方要充分挖掘潛力，加強合作。中方願意幫助薩摩亞發展清潔能源，應對氣候變化。 

在會見巴布亞新幾內亞總理奧尼爾時，習近平指出，巴新是太平洋島國地區面積最大、人口最多、最具發展潛力的國家。中國和巴新都是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擁有許多共同利益和共同語言。中方視巴新為太平洋島國地區重要合作夥伴，願同巴新擴大農林漁業、基礎設施建設、能源資源等領域合作，落實好拉姆鎳礦、中石化公司和巴新液化天然氣等重點合作項目，加強在亞太及太平洋島國事務上協調配合。

在會見瓦努阿圖總理納圖曼時，習近平指出，瓦努阿圖是太平洋島國地區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中方讚賞瓦方將對華關係作為外交優先方向，堅定支持瓦方維護自身權益、發展民族經濟的努力。瓦方特色農業獨具優勢，漁業資源得天獨厚，希望瓦方充分利用中方提供的輸華產品零關稅待遇，擴大對華出口。中方願意繼續為瓦方培養各類人才，將一如既往支持瓦努阿圖等太平洋島國應對氣候變化、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努力。

在會見庫克群島總理普納時，習近平強調，中方讚賞庫方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給予的堅定支持，願同庫方加強合作，爭取在漁業、礦業等領域促成更多實實在在的項目。拉羅湯加島供水項目是中國、新西蘭、庫克群島在太平洋島國地區開展的第一個三方合作項目，要推動項目早日完工，造福當地人民。中方積極考慮在庫克群島開設孔子學院，促進人文交流。

在會見湯加首相圖伊瓦卡諾時，習近平指出，中湯友好交往源遠流長。中方珍視同湯加的友誼，支持湯加政府維護國內穩定、推進經濟社會改革、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努力，願意在基礎設施建設、民生、人才培訓等領域同湯方加強合作，在南南合作框架內幫助湯加應對氣候變化。

在會見紐埃總理塔拉吉時，習近平指出，中國和紐埃雙邊關係發展良好，中方願同紐方繼續擴大友好交流，加強漁業、基礎設施建設、醫療衛生等領域合作，幫助紐埃加快發展。

習近平還分別同上述國家領導人一道見證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

…………

在上述的官樣文章和陳詞濫調後面，其實湧動的是人民幣攻勢。其目標之一，意圖瓦解臺灣的邦交國，在國際領域完成“臺灣問題香港化”的統戰。

同時，上述“分別會見”是為下面要談到的“集體會晤”作鋪墊的；“集體會晤”才是習近平“島國戰略”的重中之重。


（三）習近平的“主旨講話”


習近平22日在楠迪同斐濟總理姆拜尼馬拉馬、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總統莫裏、薩摩亞總理圖伊拉埃帕、巴布亞新幾內亞總理奧尼爾、瓦努阿圖總理納圖曼、庫克群島總理普納、湯加首相圖伊瓦卡諾、紐埃總理塔拉吉等太平洋島國領導人舉行集體會晤，儼然有召集會議的良好自我感覺，說的是“共商合作發展大計，一致同意建立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的戰略夥伴關係”，但卻自稱是“習近平主持會議並發表主旨講話”，宣揚“新形勢下中國深化同太平洋島國關係的政策舉措”，強調中國大陸是島國真誠朋友和合作夥伴，意思是美國反而不夠資格。

那麼，習近平就這一“新形勢”提出了什麼“發展和提升中國同太平洋島國關係的建議”呢？大致有以下幾條：

第一，建立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的戰略夥伴關係。中方尊重各島國自主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支持島國以自己的方式管理和決定地區事務，支持島國平等參與國際事務、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第二，加強高層交往。中方歡迎島國領導人訪華，為雙方關係做好戰略規劃和頂層設計，願同島國擴大政府部門、立法機構、政黨對話交往，繼續辦好中國－太平洋島國經濟發展合作論壇等機制性對話。

第三，深化務實合作。中方提出了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我們真誠希望同各島國分享發展經驗和成果，真誠歡迎島國搭乘中國發展快車，願同島國深化經貿、農漁業、海洋、能源資源、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合作，將為最不發達國家97%稅目的輸華商品提供零關稅待遇。中方將繼續支持島國重大生產項目以及基礎設施和民生工程建設。

第四，擴大人文交流。未來5年，中國將為島國提供2000個獎學金和5000個各類研修培訓名額。中方願同島國加強各界交流，繼續派遣醫療隊到有關島國工作，鼓勵更多中國遊客赴島國旅遊。

第五，加強多邊協調。中方願同各島國就全球治理、扶貧減災、糧食安全、能源安全、人道援助等問題加強溝通，維護雙方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中方將在南南合作框架下為島國應對氣候變化提供支持，向島國提供節能環保物資和可再生能源設備，開展地震海嘯預警、海平面監測等合作。中方將繼續積極參與太平洋島國論壇、太平洋島國發展論壇等島國地區合作機制，支持島國聯合自強、互幫互助、維護地區穩定和繁榮的努力。

習近平這次太平洋島國之行，象徵意義在於宣示對小島國家的重視，而實質意義可能也為大陸未來的全球海軍路線布樁，強化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及早完成國際戰略佈局。


（四）許諾更多金錢投入


2013年，中共宣佈提供相關島國重大建設所需的資金，包括向有邦交的島國提供總價十億美元專案貸款，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等，而至去年雙邊貿易的年平均成長是百分之廿七點二，直接投資的年平均增加百分之六十三點二。

這次習近平則趁機指出，中國和太平洋島國雖然相距遙遠，但雙方人民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友好交往源遠流長；當前中國大陸和太平洋島國傳統友好更加牢固，共同利益不斷拓展，合作前景日益廣闊，雙方關係面臨乘勢而上的良好機遇。中國對發展同太平洋島國關係的重視只會加強、不會削弱，投入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島國領導人一致表示”，中方倡議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島國提供了重要機遇，島國人民對雙方合作抱有期待，願意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同中方加強各領域交流合作。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習近平還感謝斐濟協助中國大陸開展海外追逃追贓工作，希望繼續加強兩國執法合作。

此外，習近平同斐濟總理舉行會談，稱中方將在斐濟設立中國文化中心，企圖提升軟實力。習近平指出，我們歡迎更多斐濟優勢產品對華出口，支持斐方開發中國旅遊市場，鼓勵中國企業赴斐投資。中方將繼續支持和幫助斐濟應對氣候變化。繼續派遣醫療、文藝團組到斐濟等島國巡診巡演。

顯然，此舉有助於彭麗媛搭建活動舞臺，以消除宋祖英受到江澤民寵愛期間，在海外文藝界造成的惡劣影響。


（五）“集體會晤”與朝貢外交


中共自吹，習近平在訪問斐濟期間，有一項特殊安排：同多個太平洋島國領導人舉行“集體會晤”，集體會晤可以說是中國外交中的一個創新。

什麼是集體會晤？

此前，北京外交部就此次出訪在吹風會上的說法是：習近平將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對澳大利亞、新西蘭、斐濟進行國事訪問，並將在斐濟同其他太平洋建交島國領導人分別舉行雙邊會見，同島國領導人舉行集體會晤。

這裏實際上有三種形式的外交活動。出席二十國集團峰會是多邊外交；國事訪問是雙邊外交；與島國領導人的集體會晤則是“一對多”，中國是一方，其他國家作為整體是另一方。這從形式上接近“多邊”，但從實質上更加接近於“雙邊”。

外交學院副院長江瑞平稱，“集體會晤”通常是一國領導人出訪時，在時間非常緊、會晤對象又比較多的情形下，在某一出訪地邀請周邊國家領導人一同會晤。會晤對象通常有比較相似的利益訴求，面臨有區域特點的共性問題。

但事實上，這種“一對多”的集體會晤多多少少體現了一種傲慢，是一種大國的無禮，連美國都不會這樣。所以中共坦承說：“集體會晤是中國外交上的創新。”說穿了，就是“出訪形式的朝貢外交”。

今年7月17日，習近平在巴西與拉美和加勒比多國領導人集體會晤，中國、巴西、拉共體“四駕馬車”及其他一些拉美國家領導人出席。這次會晤由中方倡議，是中拉領導人的第一次集體會晤。

中共自吹：集體會晤形式靈活，不光有“高大上”的會談，還有“接地氣”的飯局。去年6月2日，習近平訪問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時在西班牙港請加勒比國家領導人吃了頓午飯，特多、蘇里南、圭亞那等多國領導人應邀出席。

2013年3月28日，在南非德班，習近平邀請非洲國家領導人，舉行了一場非同尋常的早餐會。南非總統祖馬、安哥拉總統多斯桑托斯等1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領導人和高級官員參加早餐會。習近平說，這次早餐會舉辦的初衷就是想“聽聽非洲國家對發展中非關係的想法”。

中共宣傳機構自問自答說：

集體會晤意義何在？

為什麼有了雙邊和多邊，還要有集體會晤的形式？

首先，集體會晤是中國外交上的創新，增加了中國外交的立體性。以今年7月中國與拉美國家領導人集體會晤為例，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拉美研究中心研究員沈允熬認為，這次集體會晤“是破天荒的創舉，為中國同拉美整體合作搭建了重要的新平臺”。

其次，集體會晤提高了領導人出訪的效率，習近平歷次集體會晤都是滿滿的成果，比如中拉領導人在會晤中宣佈成立中國——拉“共體論壇”。

最後，集體會晤是大國外交的一部分，有助於展現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以此次會晤為例，江瑞平說，這些島國面臨有共性的地區性問題，比較突出的一個是全球變暖導致海平面上升，對這些國家構成不小的威脅。習主席這次與島國領導人的集體會晤，就談到了氣候變化問題，協助這些國家尋找解決之道，這體現了中國負責任、盡義務的大國形象。

中共的上述自吹反復強調，集體會晤可以說是“中國外交”中的一個創新；其實呢，這不過是企圖復辟古代的朝貢外交。當然說起來還很可憐，“集體會晤”還是走出去拜訪眾國，距離“朝貢外交”坐在朝廷上接見眾國，還有相當距離。


（六）朝貢外交與習近平的皇帝夢


就中共的傳統而言，外交是內政的延伸，這次當然也不例外。

所謂“島國戰略”是西方的觀念所觀察到的事實，而從中國的觀念看，看到的則是朝貢外交。這樣一來，“島國戰略”也許就會變成“鄭和下西洋”那樣無疾而終的擺譜。顯然，對於習近平及其周圍的共產黨人，我們是無法要求他們能夠用西方的現代的觀念來理解事物的。習近平比較能夠理解的似乎還是儒家和法家的那些東西，而不是現代的國際觀。這就難怪紐約時報說，讓問題更加複雜的是習近平“一人說了算”的領導風格，習近平像是常委會裏的“皇帝”，手下有“六個助手”（政治局常委）。習近平的皇帝夢還體現為這個共產黨的孝子賢孫，竟然想宣揚一種變相的尊孔，來為自己的獨裁製造一個正統的假像。

基於上述“習近平集體會晤類似鄭和下西洋而不是瓦斯科•達•伽馬（葡萄牙籍航海家）率先到達印度”的理解，島國戰略、朝貢外交是為了滿足習近平的皇帝夢，就像“鄭和下西洋”是為了滿足朱棣的篡位欲。

如此看來，習近平不足懼也，因為歷史表明，海外擴張需要民間力量的廣泛參與，不是官僚資本可以勝任的。

就目前的情勢而言，習近平的“島國戰略”更多體現為某種個人崇拜的鼓噪，某種用外交成就來樹立內政權威的企圖心。

這可以從《人民日報》記者杜尚澤的奉命製作《從雁棲湖到太平洋習近平主席大洋洲之行綜述》一文，看得十分清楚。很明顯，此文是貼身女記者杜尚澤在習近平本人的耳提面命之下炮製出籠的。

故而，此文反映了習近平本人的思路，也是打開習近平內心的一把鑰匙。從這把鑰匙打開的習近平的內心來看其島國戰略，更多流露的是太監鄭和式的炫耀，而不是葡萄牙探險家和西方傳統的實幹。因此不難預測，要依靠這種太監鄭和精神指導下的島國戰略去對抗美國的海上霸權，那無異於緣木求魚；因為美國海軍不是孤立地遊弋於世界的，而是葡萄牙探險家以來六百年西方軍事傳統的濃縮。中國大陸在進一步西方化以前，是沒有可能稱雄海洋世界的。在這方面，比中國大陸更為西方化的日本、蘇聯、德國，都先後失敗了。我們又怎能指望一個草草崛起的內陸強權可以抗衡美國的海上霸權呢？


（2014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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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從雁棲湖到太平洋習近平主席大洋洲之行綜述》

《人民日報》女記者 杜尚澤

 

新華網北京11月27日電 北京，雁棲湖，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密集的元首會見告一段落。

布裏斯班－堪培拉－霍巴特－悉尼－惠靈頓－奧克蘭－楠迪。10天，3個國家，7個城市。習近平主席“旋風式”的訪問，成為年度外交的壓軸大戲，也為中國外交寫下濃重一筆。

從雁棲湖畔到南太平洋岸，世界的目光追隨著中國。2014年11月，中國的“外交月”。

訪問期間，恰逢黨的十八大召開兩周年。看似時間的巧合，卻蘊含著戰略佈局的深刻含義。

運籌帷幄，深耕細作。追尋習近平主席的足跡，非洲、美洲、亞洲、歐洲，大國外交、周邊外交、多邊外交、主場外交……中國故事在世界迴響，承前啟後的外交格局日漸清晰。

23日，揮別楠迪。浩瀚的太平洋上空，飛機由南向北，在湛藍蒼穹劃下一道壯美的航跡。大洋洲之行的帷幕徐徐落下……

把歷史的鏡頭拉長，把俯瞰的視角變寬。大洋洲之行的4個維度——省州關係、國家關係、區域關係、全球關係，繡織著中國的世界觀、世界的中國觀。

國家關係篇：戰略引領互信互利

善弈者謀勢。元首外交，引領國家關係，尤需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

澳大利亞，大洋洲領頭羊。建交42年，中澳關係砥礪前行。兩國戰略夥伴關係，尚是總角之齡，聲勢卻已如火如荼。

新西蘭，對華合作開拓者。建交42年，中新共同創造了中國同發達國家關係史上多個“第一”。習近平主席用6個字評價中新關係：“示範性、開創性”。

斐濟，太平洋的十字路口。太平洋島國中，它最早同中國建交，也最早迎來中國國家主席的國事訪問。消息傳遍大街小巷，舉國上下歡欣鼓舞。

習近平主席到訪，掀開歷史性的一頁：中澳、中新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中澳宣佈實質性結束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中新決定打造利益共同體；中國同包括斐濟的8個太平洋島國建立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的戰略夥伴關係。

互信互利，貫穿國家關係的一條主線。那些隆重熱烈的場面，傳遞一種情感。

澳大利亞，細節的雕琢，歡迎最尊貴的客人。

科斯格羅夫總督歡迎儀式安排在如茵草坪上。總督早早抵達，走上檢閱台親自“試鏡”。澳大利亞聯邦議會，因習近平主席出席活動，一改莊嚴肅穆的底色，不但匠心獨運佈置了中國紅，還請來了舞獅隊，熱鬧紛呈。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客人尚在，阿博特總理趕赴霍巴特和悉尼，陪同習近平主席訪問。離開澳大利亞前，總理夫婦到習近平主席夫婦下榻酒店，親切話別。阿博特總理頗為動情：“我們一同度過了許多難忘時光，聆聽了您的見解和主張。您的友好、熱情、真誠、睿智使我獲益匪淺，也打動了許多澳大利亞民眾。”

新西蘭，隆重的禮遇，表達最真摯的敬意。

邁特帕裏總督的歡迎儀式上，毛利族長者向習近平主席行最高敬禮——“碰鼻禮”。毛利族人時而慷慨英勇、時而引吭高歌，仿佛訴說一段源遠流長的情誼。總督聽聞習近平主席第三次到訪：“按照毛利族人習俗，客人來3次就是一家人了”。習近平主席回答說：“中國也有句俗話，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是朋友。中新兩國是好朋友。”

次日中午，新西蘭各界舉行歡迎招待會，毛利勇士和中國舞龍交相輝映，在兩種古老文化標誌引領下，習近平主席在熱烈的掌聲中入場。約翰•基總理致辭說：“您不是陌生人，而是一位故地重遊的朋友，一位老朋友。”

訪問期間，約翰•基總理全程陪同習近平主席的活動。深夜，總理夫婦在奧克蘭機場迎接。次日趕赴惠靈頓，舉行會談。晚上，折返奧克蘭，再聚於家宴。最後一日，總理陪同參加數場活動，又赴機場送行。

斐濟，古老的儀式，訴說最真摯的情感。

楠迪機場，專機正在滑行，一道“水門”從天而降，寓意為貴賓洗塵。傍晚，姆拜尼馬拉馬總理在習近平主席下榻酒店，又專門請來原住民，呈上一場傳統的歡迎儀式。

習近平主席身著“布拉衫”，端坐臺上。用心傾聽原住民的祝福歌謠，收下他們獻上的鯨魚牙、草席、洋格納樹。民風民俗、民情民意，濃郁得像那杯磨制的卡瓦汁，習近平主席慢飲而盡。

送別時，奈拉蒂考總統夫婦、姆拜尼馬拉馬總理夫婦共同來到機場，再一次握手、再一次擁抱、再一次懇談、再一次為枝繁葉茂的中斐關係培土澆灌。

訪問中有一個細節，習近平主席同阿博特總理見證兩國文件簽約，站了很久，習近平主席風趣地說：“累並快樂著，因為站得時間越長，說明合作成果越是豐碩。”

一葉知秋。務實合作的領域之寬、程度之深，不但建交之初難以預測，也是26年前難以想像的。

那年，在地方任職的他，來澳大利亞考察合作。墨爾本、堪培拉、悉尼，一路走來。

今天，前行的方向不變，道路卻愈走愈寬廣：

訪澳期間，習近平主席同阿博特總理一道宣佈，中澳實質性結束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十年磨一劍。這將是中國與發達經濟體達成的一份全面、高質量自由貿易協定。澳大利亞朝野、媒體、民眾一片讚譽。阿博特總理將其稱為改變世界貿易格局之舉。

兄弟同心，其利斷金。在6年前自由貿易協定簽署的基礎上，中新再書大手筆。習近平主席引用“你我籃子在一起”的毛利族諺語，表達互利共贏的信念。而約翰•基總理，當聽到記者關於“限制中國投資”的提問時，態度鮮明地說：“雙向投資是互利的，我們絕不會感覺不舒服。”

國家關係有了新定位，貿易合作有了新突破……處處是機遇湧動，處處是潛力無限。

農牧業，一頭連著中國的廣闊市場、豐裕資金，一頭牽著澳大利亞、新西蘭的先進技術、豐富資源。習近平主席在約翰•基總理陪同下，來到奧克蘭近郊，參觀新西蘭農牧業技術展。

長長的展臺，彙聚了中新農牧業翹楚。奶源大數據、電腦灌溉、資本市場、以蟲除蟲……兩位領導人邊走邊談。

那些金額不大、卻關乎千家萬戶的項目，習近平主席同樣牽掛心頭：中新庫三方協議供水項目，進展如何？中斐小水電站和公路改造項目，成效怎樣？姆拜尼馬拉馬總理動情地說，我們擁有改善民生的夢想，是中國讓我們夢想成真。

在傳統行業中拓展新天地。能源合作，進一步延伸產業鏈，統籌推進上下游一體化合作。金融合作，悉尼設立人民幣清算銀行，中國的銀行落戶新西蘭。執法合作，雙方態度積極，通過合作反腐敗、追逃追贓。

在新興領域中開拓新空間。極地合作方興未艾。在習近平主席同澳大利亞、新西蘭總理分別見證下，中澳、中新簽署加強南極合作協議。

澳大利亞南極科考的母港——霍巴特港口，“雪龍”號科考船在執行第三十一次南極科考任務途中，停靠補給。

習近平主席登上甲板，走進船艙，來到展覽廳、實驗室。關懷極地科考、關注極地合作，更關心這些一走就是半年、戰天鬥地的科考人。

藍天碧海，五星紅旗獵獵，船員和科研人員佇立在甲板上列隊歡送。

“一路順利！”習近平主席朗聲問候、奮力揮手。

“習主席好！”不知是誰一亮嗓子，千萬聲彙聚，響徹海岸。

省州關係篇：承接大勢聯通民心

遙遠的塔斯馬尼亞州，山水純淨、民風淳樸。那兒，習近平主席珍藏著兩份心願。

第一份，是歷經13個春秋的夙願。

2001年，當時的塔州州長培根到訪福建，同習近平一道簽署了建立友好省州關係20周年聯合聲明，並盛情邀請他到塔州走一走、看一看。

與君遠相知，不道雲海深。“13年過去了，我來履行我的承諾。”

培根英年早逝，習近平主席特意邀來他的家人，一敍舊情。

幾張照片，相紙發黃，印記已淡。會見廳裏的人們細細翻看，沉浸在回憶之中。習近平主席說起培根喜歡的《鼓浪嶼之波》，說起訪華時的那些朋友、那些故事。跨越千山萬水的情誼，娓娓道來。

習近平主席的工作經歷，見證著中澳、中新地方交往。福建省－塔州，浙江省－西澳大利亞州，上海市－昆士蘭州。此前任職廈門期間，也恰逢廈門市和惠靈頓市建立友好城市。

憶及往事，他不禁感歎：“深知地方領導人責任之重、工作之不易，也深知地方交流對兩國關係的促進作用。”訪澳期間，他特意安排同昆士蘭州州長紐曼，同塔州代州督布洛、州長霍奇曼，同新南威爾士州州長貝爾德一一見面。

數字見證速度。今天，中澳建立了94對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關係，中新建立了30多對。地方交往如雨後春筍、生機盎然。

機制化建設，水到渠成。在習近平主席推動下，中澳建立省州負責人交流合作機制，中新建立市長論壇機制。

一個首屆論壇，一個啟動儀式，習近平主席都在繁忙的日程中留出了時間，阿博特總理、約翰•基總理分別陪同。中澳、中新地方官員濟濟一堂，習近平主席娓娓道來。

“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省州關係發展要看兩國的關係定位。中國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我們要找戰略合作的契合點。”

“大戰略必須分層次。中新關係仿佛一幅油畫。油畫有多絢爛，不僅取決於總體構圖，也有賴於局部元素。”

“澳大利亞各地特色不一樣、優勢不一樣，中國也是如此。各有千秋，要出好自己的牌，找准自己的優勢，把握住最吸引眼球的地方。”

“地方是兩國合作最基層、最務實的層面，要注重實效。你們是連接基層的通道，是惠及民生的最後一公里。”

“根深則本固，雙邊關係發展需要紮根地方、依靠地方、惠及地方。”

第二個心願，是呵護那一株株被春風吹綠了的小樹。

今年夏天，習近平主席收到16封塔州來信。

聽聞他來訪的消息，斯科奇－歐克伯恩學校正學中文的孩子們，每人用漢字寫了一封信。

信裏，有孩子們精心設計的、充滿了童趣的訪問路線。習近平主席在17日演講中，一提起這件事，語氣中滿是溫暖：

他們“特別提到了塔胡恩空中棧道、大峽￿，當然還有‘塔斯馬尼亞惡魔’，還說如果去大峽￿的話還有可能撿到美麗的孔雀羽毛。這讓我充滿了好奇。”

“明天，我將去塔斯馬尼亞州，這樣我將走遍澳大利亞所有的州。”他幽默地補充一句：“是不是應該發給我一個證書？”

次日一早，塔州首府霍巴特。他和孩子們一起種下玉蘭樹苗，並收到一份珍貴禮物：穿著校服的可愛泰迪熊。

習近平主席對孩子們說：“希望你們到中國去。以後可以繼續書信聯繫，分享你們的好消息。”

根在人民，源在交流。出訪途中的點點滴滴，折射著民間交往的勃勃生機。

克賴斯特徹奇一群孩子的中國情，如春花之燦爛。

汶川地震後，這些可愛的孩子走上街頭，拉小提琴募捐。2011年，克賴斯特徹奇發生地震，中國救援隊火速馳援。患難與共的這份情，習近平主席寫入文章，訪問前夕刊登在《新西蘭先驅報》上。

橄欖球球星瑪阿•諾努的中國情，如盛夏之炙熱。

惠靈頓，在記者會結束後，他來到講臺上，向習近平主席贈送了一件8號球衣。“歡迎你到中國去交流。”收到邀請，他答應得格外爽快：“我現在就可以去！”

格裏菲斯大學馬克林教授的中國情，如秋葉之靜美。

半個世紀60多次訪華，他在澳中之間奔波，孜孜不倦向澳大利亞、向世界介紹中國。阿博特總理舉行的晚宴上，白髮蒼蒼的他見到習近平主席，平靜的笑容難掩激動。

旅遊、教育、影視——民間交往的一座座橋樑。修橋鋪路，讓交往更暢快、更敞亮，是習近平主席同三國領導人的共識。增設中國文化中心、孔子學院，中澳、中新相互承認學歷，中新簽署首份電視合拍協議，中斐簽署互免簽證協議……一路走來，收穫滿倉的喜悅。

還有無數叫不出名字的百姓。習近平主席的到訪，成了他們的中國日。

一張張淳樸的笑容，一個個動人的場景。處處是五星紅旗高揚，寒風中、驕陽下，他們守在路邊，等在門口。有些年輕人甚至追著車，歡快地跟跑。

千萬句祝福不約而同地響起。習近平主席夫婦向他們久久揮手。汽車緩緩開動，走出很遠，依然能望見那片熱情的海洋。

離開楠迪的消息不脛而走，四面八方的百姓，把賓館大廳擠了個水泄不通。他們齊聲吟唱當地民謠：感謝您來到這裏，我們會一直等候著您……餘音溫婉，迴響耳畔。

區域關係篇：周邊外交聯通彼此

“中國是鄰國。”在澳大利亞、在新西蘭、在斐濟，不止一次地聽到這句話。他們引用“好鄰居金不換”，表達對鄰居中國的珍惜。

俯瞰地圖，大洋洲踞南太，四周蒼茫大海，北望亞洲、南扼南極。和中國雖不接壤，但跨海毗鄰、交往久遠，寄託著多少美好希望。

中國同樣把它們視為大周邊，親誠惠容的理念一以貫之。

力推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折射惠和容。

中澳自由貿易協定，北連亞洲經濟圈，南牽大洋洲經濟圈。

世界經濟總量排名中，中國是第二位，澳大利亞占第十二位。廣泛的合作領域共享，描繪了一幅誘人的畫卷。

這條縱貫太平洋的經濟大走廊，聯動亞太、統籌海陸、互濟南北、面向全球。

身處其中，肩頭是沉甸甸的擔子。習近平主席指出，這是一個新的里程碑，需要我們共同努力、協力推動。

一馬當先的中新經貿合作，會不會被澳大利亞搶了風頭、又搶了生意？

習近平主席對潛在的憂慮，毫不回避。在新西蘭總理府共見記者時，他借著回答經貿合作的問題，說了這樣一段話：

“有人在澳大利亞就問我，中澳簽了自由貿易協定，對中新經貿會不會影響。中國有13億多人，市場大得很。根本不用擔心沒有市場，恐怕新方供不應求。”

約翰•基總理在幾個場合一再強調，“中國市場擺在那裏，有足夠的吸納能力”；新西蘭初級產業部部長蓋伊也引用道，“中國市場大得很，只怕會供不應求”。

中澳、中新自由貿易協定，放在整個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宏大背景中去看，它只是一塊剛剛完成的“拼圖”。

雁棲湖畔，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揚帆啟航。“亞洲各國就像一盞盞明燈,只有串聯並聯起來,才能讓亞洲的夜空燈火輝煌。”

力改區域合作的碎片化，需要實實在在的行動。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中國再次引領這一話題。習近平主席強調，中國將通過建設“一帶一路”、開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啟動絲路基金等途徑為此作出貢獻。

訪問期間，海上絲綢之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彙聚了無數目光，澳方和新方都表示，“將積極研究加入”、“積極參與亞投行建設”。

力推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背後是中國機遇的持久帶動力。中國經濟增長對全球經濟增長，對亞太繁榮進步，更是意義非凡。“中國願意分享發展機遇”，“歡迎搭乘中國發展的列車”。

“獨行快，眾行遠。”

習近平主席幾個月前的一句話，阿博特總理此時借來引用，意味深長。

同太平洋建交島國集體會晤，折射親和誠。

中國倡議、中國邀請。斐濟，歷史性會晤。

22日傍晚，習近平主席結束一天的雙邊會見，在他下榻的酒店會議大廳，8位建交島國領導人，斐濟總理姆拜尼馬拉馬、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總統莫裏、薩摩亞總理圖伊拉埃帕、巴布亞新幾內亞總理奧尼爾、瓦努阿圖總理納圖曼、庫克群島總理普納、湯加首相圖伊瓦卡諾、紐埃總理塔拉吉，習近平主席同他們親切握手。

相聚之路，盡展誠意。莫裏總統北上轉機、輾轉趕來。奧尼爾總理調整了國內的會議議程……斐濟總統夫人由此感歎：“中國像塊磁鐵石，你們來到這兒，斐濟才高朋滿座。”

窗外，落日晚霞、海天一色。屋內，中國同8個太平洋建交島國一致決定，建立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的戰略夥伴關係。

以心相交者，成其久遠。

習近平主席說：“中方一貫主張，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平等一員，應該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真誠互助。”這席話，最是打動島國的心扉。8個島國中，人口最多不足百萬，最少千餘人；對照13億多人的泱泱大國，他們感慨萬千：“中國一貫重視島國、尊重島國、支持島國。”

習近平主席宣佈了支持島國經濟社會發展一攬子計劃：“我們真誠希望同各島國分享發展經驗和成果，真誠歡迎島國搭乘中國發展快車。”島國領導人感激之情溢於言表：中國的舉措實實在在，契合島國實際需要，惠及島國人民。

對小島國而言，氣候變化關係未來、決定存亡。他們讚賞中國為氣候變化作出的表率。習近平主席進一步表示，中方將在南南合作框架內為島國應對氣候變化提供支持。島國領導人紛紛感歎：“中國是島國的真朋友，島國願做中國的好鄰居。”

從北京雁棲湖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到布裏斯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再以楠迪太平洋島國聚首畫上句號。太平洋沿岸，由北向南，對亞太格局影響深遠。

這片廣袤區域的騰飛，有夢想助力。

中國夢和島國夢攜手並肩，中國夢和亞太夢息息相通。

全球關係篇：中國故事輻射世界

從雁棲湖到南太平洋；

從區域平臺到全球舞臺。

一路走來，不同的風景，不同的同事，向習近平講述了他們眼中不同的中國故事。

在阿博特總理眼中，中國故事是“幾億人擺脫貧困”。他由衷感慨：“中國改革開放使幾億人擺脫貧困，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個進步。中國繁榮富強對世界意義重大。澳大利亞願意做中國可靠的合作夥伴。”

在約翰•基總理眼中，中國故事是“巨大機遇”。他多次強調：“新西蘭欽佩中國非凡成就，相信中國發展不僅造福中國人民，也給包括新西蘭在內的各國帶來巨大機遇。”

在許許多多人眼中，中國故事是蒸蒸日上的國際和地區影響力。在布裏斯班，在楠迪，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彙聚，一個不變的話題是：祝賀中國成功舉辦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占全球貿易額80%、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90%，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給了中國一個與全球“對表”的機會。今年前三季度中國經濟7.4%的增速，毫無懸念的一枝獨秀。“每年增量相當於貢獻了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經濟規模。”

怎樣把大國的經濟貢獻，轉變成與之匹配的全球輻射力？

新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同習近平主席短暫會見，他接連詢問中國的治理經驗。“希望歐方從中國現代化、城鎮化進程中尋找更多機遇”。

一路走來，問得最多的，是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是中國的全面深化改革。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改革正是一場分會的主題詞。習近平主席應邀介紹。“改革需要有敢破敢立的政治勇氣”，“需要發展方式的不斷創新”，“需要平衡的政策組合”，“需要量體裁衣的政策導向”……會場屏息靜聽，傾聽一個大國的心路歷程。

規則話語權，一個持續升溫的詞。

《澳大利亞人報》一篇報道挖出了“獨家”：多個國家都在爭辦2016年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但中國卻是最終的選擇。這一選擇是在徵詢二十國集團成員廣泛意見後達成的，這些成員都將中國作為自己的選擇。

主辦權的背後，是世界對中國的信心。

從“一帶一路”應者雲集，到亞洲安全觀廣受讚譽；從大國關係、周邊關係的戰略擘畫，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共鳴……國際上諸多媒體一再以這樣的詞句定義：“不一樣的中國”。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中國再一次引領話題。

“互聯互通”，從北京到布裏斯班，一脈相承。“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領域齊頭並進”，習近平主席的倡議，得到與會領導人積極響應，他們高度評價中國提出的開放理念和舉措，一致認為具有普遍示範作用。

“開放型經濟”，從北京到布裏斯班，相得益彰。在中國協調推動下，會議通過並發表聯合公報，充分反映了中方的立場和主張。

有人說，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和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是姊妹篇；也有媒體形容，它們是一台大戲的兩個舞臺。

習近平主席言簡意賅：“它們互補、契合，相互促進。”

中國，不只是融入世界、適應世界，也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世界。習近平主席的每一次國際舞臺亮相，世界都會從字裏行間把脈中國走向。

澳大利亞演講，會場內，政要濟濟一堂；會場外，全球媒體正播報。

“中國如何發展？中國發展起來了將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國際社會眾說紛紜。有的對中國充分肯定，有的對中國充滿信心，有的對中國憂心忡忡，有的則總是看不慣中國。”

“我想，這也正常，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是人群中的大塊頭，其他人肯定要看看大塊頭要怎麼走、怎麼動，會不會撞到自己、會不會堵了自己的路、會不會占了自己的地盤。”

“中國堅持和平發展，決心不會動搖；中國堅持共同發展，理念不會動搖；中國堅持促進亞太合作發展，政策不會動搖。”

世界期待，傾聽中國故事；

世界期待，分享中國夢。

中國夢、亞太夢、世界夢。

從雁棲湖到太平洋，距離夢想又近一步。

（人民日報女記者杜尚澤，資料顯示：《人民日報》國際部貼身跟隨習近平的女記者杜尚澤，在《人民日報》旗下微信公眾賬號以“杜小杜”的網名，發表了7篇有關習近平出訪塔吉克斯坦、馬爾代夫、斯里蘭卡、印度的文章，以新媒體的語言和表現形式贏得關注。9月25日，她又在《人民日報》發表長文“一帶一路，千年的時空穿越”，用另外一種風格和語言報道了習近平這次出訪。杜小杜搖身一變杜尚澤，同一作者，同一主題，同一素材，在不同的呈現載體上風格迥異，從中可窺見當今中國最高層的文宣現實。）


（另起一頁）

【第八章】

【2015年統獨掙扎】

（另起一頁）



【第一節 人民幣國際化問題前瞻】


一、人民幣國際化漸入深水區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正在加速：2014年以來，與中國大陸人民幣結算比例超10%的國家已經有50個，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七大支付貨幣。英國《金融時報》敏銳感知到了大趨勢，該報網站2014年12月9日以“中國甩開美元”為題發表長篇報道，強調中國逐漸停止增持美國國債，並加快海外基礎設施投資等步伐，人民幣的崛起挑戰了美元霸權，將深刻地改變世界金融結構。

據中國大陸“央行”統計，到2014年前三季度，跨境人民幣結算金額已經超過了4.8萬億，而2009年只有不到36億元。SWIFT的報告顯示，2014年7月份人民幣在全球支付貨幣中的市場份額進一步提升至1.57%，人民幣在使用最多的全球支付貨幣中排名第七位。

五年來，隨著跨境人民幣業務快速發展，人民幣國際化已經邁開了步伐。目前人民幣國際化究竟處在什麼樣的階段或狀態？未來需要進一步朝哪些方向發展和實施突破？未來進一步發展取決於哪些因素？是當下思考的問題。


二、下一個五年之前瞻


在下一個五年，金融領域跨境使用人民幣要得到長足的發展取決於六個方面的因素：

1、資本輸出的需求與發展速度，這對於人民幣國際化來說十分重要。因為資本輸出是帶動本國貨幣國際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徑。上世紀二戰後初期，美國“馬歇爾”計劃拉動美國對西歐投資，成為美元國際化的重要驅動力。近年來，中國已經顯示出貿易大國向資本輸出大國轉變的姿態。當前直接投資對外的步伐逐步加快，這意味著我國現在對外開放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越來越多的境內經濟主體有意願要進行跨境投資。中國已經開始展現出一個資本輸出大國的面貌，2014年我國很可能成為直接投資的淨輸出國。未來這個步伐應該會穩定向前推進，而且速度還會有所加快，從長期看我國對外資本輸出會越來越大。鑒於近年來人民幣已經有了較大的升值，未來的幣值會較為穩定，我國資本輸出擴大將會持續帶來使用人民幣對外投資的需求，成為人民幣國際化新的重要的驅動力。

2、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程度。事實上，人民幣在境外金融中心已經實現了資本和金融賬戶下的基本可兌換，因而才造就了離岸人民幣市場；但在境內卻仍有不小的限制，或為基本上可兌換。儘管人民幣回流機制的制度框架基本構成，但人民幣資本和金融賬戶的諸多限制的存在，必然制約人民幣的交易貨幣和儲備貨幣的功能，導致人民幣作為國際流通貨幣的便利性和避險性功能大大遜色于美元和歐元，國際社會持有人民幣的意願必然會減弱。目前，我國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程度不高，經濟國際化的總體水平與資本輸出巨大的潛在需求之間尚存在一定差距，兩者目前未能很好地匹配。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程度涉及貨幣的可兌換性和資本移動的便利性等有關貨幣國際化的關鍵問題。這方面管制的逐步放開將在很大程度上有助於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反之亦然。

3、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下一個五年，人民幣國際化要在金融領域中獲得突破，利率和匯率市場化顯得特別重要。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局部地區出現一些套匯套利的現像是難以避免的。關鍵是如何使利率、匯率機制更加市場化，從而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把不同市場的差價推平。人民幣匯率和利率的市場化程度較高將使人民幣作為資金和貨幣的價格富有彈性，更好地調節市場的需求並有助於控制利率風險和匯率風險，這將會有效助推人民幣國際化。反之，在人民幣國際化加快步伐的同時，人民幣匯率和利率的市場化較為滯後，則境內人民幣市場容易受到衝擊，貨幣政策可能會承受較大的壓力，甚至處在較為被動的狀態。

4、境內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完善。這是一個國家貨幣能否成為國際貨幣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美元為什麼能夠持續成為國際貨幣？當然跟美國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實力和條件有關，同時也與美國的金融市場，包括股票、債券市場，尤其是衍生產品市場發達有關。當遇到危機時，用美元可以持有美國政府的債券，而美國政府債權信用程度是所有政府債券中最高的，因此美元往往在危機中能夠保持堅挺並成為人們追逐的對象。其實，人們真正追逐的還不完全是美元，而是美國金融市場上提供的各種產品，各種信用級別比較高的投資產品。這說明，作為資產貨幣的投資和避險功能是美元成為國際貨幣的極其重要的屬性。因此，對人民幣國際化來說，未來境內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完善非常重要。沒有便利投資、產品豐富、規模巨大和對外開放的金融市場，人民幣要成為真正的國際貨幣幾乎是不可能的。目前我國金融市場開放度、市場深度和規模都不夠，跟國際市場相比衍生產品相對比較單一。未來金融市場不僅需要規模擴大，深度拓展，尤其是衍生產品市場達到相當大的規模；而且還需要擴大對外開放，使得境外持有人民幣的投資者能夠在市場上進行便利的投資，或者至少能運用這個市場控制人民幣的匯率風險、利率風險等，這對於下一步的人民幣國際化至關重要。

5、中資跨國銀行的全球發展水平。從各國貨幣國際化的進程中可以看到，本國銀行體系在全球的拓展，為這個國家的貨幣在全球的佈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平臺。借貸貨幣的推行主體主要是商業銀行。境內的商業銀行及其在境外的分支機搆共同推進借貸業務，這是未來人民幣作為借貸貨幣發展的重要促進因素。通過全球佈局的銀行體系，不僅可以推進人民幣的借貸業務，還可以提供支付結算等各方面的功能，這將有助於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落地。目前，中資銀行雖然全球排名靠前，但其國際化程度較為有限。5家大型銀行躋身全球20強，但真正屬於全球系統重要銀行的僅有一家。中資銀行國際化任重而道遠。人民幣國際化和中資銀行國際化應同步、攜手向前。

6、貨幣政策與貨幣環境的國內外趨同程度。從借貸功能看，目前國內外貨幣政策趨同程度不高，致使人民幣借貸業務難以有效開展。如境內銀行對境外項目的人民幣進行貸款，因人民幣利率明顯高於境外主要國際貨幣，市場基本沒有需求。香港離岸市場上也同樣因為利率水平高的原因，人民幣貸款需求十分有限。但未來市場狀況可能會發生改變。比如說美國QE政策要退出，可能會走上逐步升息的道路。如果我國利率水平保持不變或有所下降，美國逐步升息後，境內外利差會逐步縮小。若干年後，如果出現境內外利率差異水平逐步趨於縮小的狀況，開展人民幣境外貸款業務就可能會有空間。這種貨幣金融環境的出現取決於全球主要經濟體經濟運行及其政策的變化，不應刻意去追求，畢竟整個經濟體的宏觀政策需要比起貨幣國際化需求來得更為重要。因此，只有等待合適的機會。未來應及時把握住可能出現的機遇，加快步伐推進人民幣境外借貸業務。

未來，人民幣國際化要在金融領域內獲得突破與上述方面有著非常密切的邏輯關係。可以說，人民幣國際化已漸入深水區。能否成功渡過險灘很難定論，因為下一步所涉及的相關改革和開放，都是攻堅克難類型的工作，並伴有一定的風險。


三、人民幣國際化業務白皮書


人民幣的離岸市場只有十年歷史，在2014年底，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存款已接近1萬億，而開展人民幣業務的金融機構一共有149家。人民幣貿易結算的推進，和離岸人民幣存款的增長，顯示了人民幣的使用已經從大企業的層面滲透到中小企業和個人的層面。離岸人民幣存款的快速增長，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隨著存款增加，產品也發展起來，例如：企業貸款、保險等產品也紛紛出現，國際投資者也高度注意離岸人民幣在香港，以至全球各地的發展，時至今日，國際金融媒體對人民幣的關注度，一直有增無減，人民幣的發展已經成為一個極具吸引力的國際話題。

從全球的角度來說，隨著離岸人民幣業務這塊餅越做越大，香港已不是唯一的離岸人民幣中心，也不應該是唯一的離岸人民幣中心。臺灣、新加坡、倫敦、盧森堡、法蘭克福等地方，慢慢變成有規模的離岸人民幣中心，也顯示了人民幣國際化的快速發展。從國際化發展的角度來說，如今人民幣不再單單是一種貿易結算貨幣，它在環球市場中已經慢慢鞏固起其作為投資貨幣的地位。10月9日，英國成為首個發行人民幣國債的西方國家，滙豐也是主要承銷商之一。

2014年11月北京“中國銀行”編制並發佈了《中國銀行人民幣國際化業務白皮書（2014年度）》，通過市場調查揭示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趨勢。

為完成白皮書，中國銀行進行了市場調查，並對數據進行了分析，並有以下幾個結論值得重視：

1、人民幣國際化由大陸內生動力所推動。

2、市場對人民幣國際化預期改善、前景樂觀。

3、人民幣境外流轉效果顯現。

4、人民幣計價結算主動權明顯增強。

5、金融服務產品不斷豐富，與實體經濟的結合更加密切。

《白皮書》顯示，金融服務需求逐步多元化。企業對人民幣國際化金融產品的需求逐漸多元化，境外人民幣金融服務也更加普及，產品種類更趨豐富。兩大類最為重要：

一類是貿易結算類產品。調查發現，跨境人民幣結算和融資等傳統產品，是受訪企業中使用最為普及的產品。進一步推廣人民幣跨境使用，仍應著眼于完善跨境人民幣結算等基礎產品，進一步簡化業務流程，提升資金結算的安全性、快捷性和便利性。境外設立的中資企業是跨境人民幣結算使用比例最高的境外客戶群體；跨國經營企業和“走出去”企業將成為人民幣跨境使用的重要帶動者。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也將為相關企業帶來更多的融資結算便利，為企業跨境經營提供可靠保障。

另類是外匯交易和現金管理類產品。調查顯示，外匯交易、全球現金管理等組合產品是境內外受訪企業在跨境交易中關注度較高的產品。其中，外匯交易產品是銜接人民幣與其他國家貨幣的紐帶，是管理匯率風險的重要工具；全球現金管理是便利跨國經營企業加強全球資金歸集使用、提升資金使用效益和效率的重要手段。


四、人民幣缺乏美圓的天時地利人和


從理論上講，一國的貨幣稱之為法幣，是以政府的信用擔保強制流通的，也就是說與貴金屬脫鉤的紙幣只有在本國範圍內才具有法定意義，而一種貨幣要走出國門被他國持有，這其中必然有一個國際貿易間商品物權的讓渡行為，即貨幣作為支付手段時，商品的讓渡與價格的實現脫節，於是買賣變成了債權債務關係。引申到國際貿易的行為而言，則是該貨幣的發行國輸出貨幣，進口商品，形成大量的貿易逆差，而交易的另一方因出口商品，而換取了對方的貨幣——變成債權人，有了隨時向貨幣發行國買入商品的權利，也有留待不時之需儲備起來的行為。這是國際貨幣產生的簡單原理，然而世界各國發行的貨幣五花八門，能在這種國際金融的混戰中脫穎而出、登上國際金融霸主地位的強悍貨幣則必有一番不同尋常的經歷。

如今，人民幣走出國門缺乏當年美元出山的那種天時地利，卻面臨如下幾個悖論：

1、國際貿易順差與逆差的矛盾。

2、人民幣升值或貶值的矛盾。

3、對貨幣互換協議不必期望過高。

4、中國大陸貨幣政策面臨考驗。

蒙代爾的“不可能三角”理論(Impossible triangle)認為：一個國家不可能同時實現資本流動自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只能擁有其中兩項，而不能同時擁有三項。如果一個國家想允許資本流動，又要求擁有獨立的貨幣政策，那麼就難以保持匯率穩定，如果要求匯率穩定和資本流動，就必須放棄獨立的貨幣政策。然而這三項中的任何一項，都是一個發行國際貨幣的主權國家不可或缺的對經濟的調控手段。

過去，中國大陸的貨幣發行規模乃至信貸計劃、現金投放量、利率管制等，都有嚴格的計劃經濟管理色彩，在本國範圍內，各地方各部門協調一致，各類數據唾手可得，一切按章辦事，央行的貨幣政策調控效果顯著且立竿見影。可如今，人民幣跨出國門，海外諸多國家與地區對人民幣的容納與吞吐都是一個隨時受到各類因素影響的變量，如果人民幣國際化，那麼它的發行量就必須滿足國內及海外的需求量，然而如此這般地大於本國經濟發展規模的超額發行則會引發通貨膨脹、貨幣貶值；反之，若按國內的經濟需求量發行，則不能滿足海外諸國對其儲備、交易的需求，令人民幣國際化陷入“貨幣不足”困境，這種現象在經濟學上稱之為“特裏芬難題的怪圈”，它的描述對任何一種走向海外的國際化貨幣都是適用的。

人民幣國際化需要人民幣自由兌換和資本市場的開放，這可能面臨國際投機資金攻擊的風險，以及加大中國大陸貨幣政策調控難度，這一切都要未雨綢繆、沉著應對。例如，某一時期內的人民幣匯率升降、境內外人民幣市場利率的差異，都能引起以逐利為特徵的海外人民幣資金——“熱錢”的大進大出或流程逆轉。


五、美圓盤升，人民幣國際化步履維艱

 

近期來美元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詭譎走勢讓人民幣決戰海外的“兵棋推演”陡增諸多變數。

一方面，金融危機來臨時，企業之所以倒閉，在於其資金流的斷裂，於是更多企業加入了對現金的追逐，或謂之“現金為王”。另一方面，許多脆弱的新興經濟體國家基於對市場流動性衰竭的恐懼，紛紛轉向了積累美元儲備的道路；而許多有較為雄厚外匯儲備的國家，亦選擇美國國債作為避風港，加大對美元的需求。更不用說G20國集團於4月初通過決議動輒1萬億美元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救援計劃。結果是，危機來臨並沒有讓美元貶值，反而一路走強。

事實證明，每一次金融危機的發生，都是因為危機國持有的美元儲備不多而產生。這促成了危機受損國事後對美元作為儲備資產的追求，例如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當時的東南亞諸國因外匯儲備較少而遭遇重創，如今，他們都相應地提高了外匯儲備，提高了抵禦國際風險的能力。而全世界的外匯儲備從亞洲金融風暴過後的1998年的1.6萬億美元到2007年的6.4萬億美元，增加400%。這其中若按美元在整個外匯儲備中64%的權重計算，則世界各國的美元儲備從1萬億增加到4.3萬億美元。

本次危機中受挫的東歐諸國必定增大外匯儲備、加入對美元的追逐。

如此說來，近期若美國經濟觸底反彈推動美元繼續盤升，則人民幣國際化當步履維艱。


六、以中國為中心的金融之夢


中國的去美元化戰略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但2014年底開始提速。北京“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金融改革十條措施，簡稱“融十條”。措施之一是如何處理中國3.9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十多年以來相當一部分外儲又流回了美國，幫美國降低了利率還支撐了美國西部經濟增長。然而，新的措施指出，要“創新外匯儲備運用，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和中國裝備‘走出去’。”

“中國正在實施其宏大戰略，打破美國霸權，建設以中國為中心的金融體系，而強有力的人民幣便是一例。當然，很多因素都可能阻礙中國的雄心。但即使中國實現一半計劃，也足以深刻改變美國國債、國際金融開發和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進程。”英國《金融時報》這樣說。


 （2015年1月29日）



【第二節 中國大陸中小學教孔孟的觀察與省思】


一、中小學教孔孟，非關中華文化


大陸似乎愈來愈重視中華傳統文化教材，中共教育部今年將訂定中小學“國學”標準化教材，九月新學年開始在大陸全面選修使用。

大陸中小學“國學”標準化教材範圍廣泛，從啟蒙經典的“三字經”到軍事謀略經典“孫子兵法”，都收錄其中。這套“國學”教材將分廿五省出版，每省教材均為廿冊，其中小學十二冊、初中四冊、高中四冊。如此大範圍、大規模地推出標準化傳統文化教材，在大陸尚屬首次。

分省教材除了國學經典、國學思想等，還有大陸廿五個各省的歷史文化內容，占三成。例如，北京就列入了胡同文化，江蘇有園林和名城名鎮等主題。

大陸早年歷經多起政治運動，造成中華文化浩劫，如今大陸仿佛重拾中華文化、提倡國學，從小紮根。

在臺灣，中華文化一直保存良好，幾年前大陸還到臺灣取經，但近年在“去中國化”下，傳統國學在教科書中已日益縮減，“五、六年級生”記憶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已不復見。這表明臺灣正在大幅國際化，也預示大陸未來之發展方向。

這種矛盾現象，其實表明兩岸正在趨同，隨從不同方向，亦是“文化北伐”的顯著成果。

但是大陸中小學教孔孟，卻非關中華文化。這是為何？因為大陸重視中華傳統文化，跟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提倡有關，習近平2012年11月上任後，多次引用儒學經典名言。第一財經日報曾統計，兩年來，習近平在海內外場合，共引用“論語”卅六次、“孟子”十次，“禮記”、“尚書”、“荀子”也各超過五次。

2013年8月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就提出“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求。2013年11月底，習近平參觀山東曲阜孔府，在孔子研究院拿起放在桌上的“孔子家語通解”和“論語詮解”兩本書翻閱，說要“讀一讀”。種種都反映習近平對中華傳統文化儒家思想的“重視”。

習近平“重視”中華傳統文化儒家思想，不是目的，而是為了強化共產一黨專政，甚至具有廢除集體領導、強化個人獨裁甚至重回終身制之傾向。據研判，其目的是為了2012年以後拒絕退休或退而不休、繼續掌權。

有人一針見血地質疑指出：習近平既然如此“熱愛傳統”，為何不恢復繁體字先，因為正確書寫文字，是中華文化根基。

更有人指出：民族復興唯在“創新”，習近平“復古”，知其然不知其所然。惟有“鑒古知今”，不重蹈獨裁覆轍，方能“創新”！ 


二、“文化北伐”影響巨大


兩年前的2013年，大陸著手引進中華民國的文化基本教材，這是“文化北伐”的正果之一。而“文化北伐”則是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對大陸地區所發揮的正面影響之一。

當時，大陸的“中華書局”正式引進臺灣高中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在此基礎上修訂出版“中國文化基礎教材”。這讓人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歷史上五胡遼金元等北方強敵逐一中國化的事實。

大陸引進版之教材與臺灣原教材內容和體例基本一致，分上、下冊，上冊為“論語選讀”，下冊為“孟子選讀”與“（大）學（中）庸選讀”，分為22個單元，共計“論語”168章、“孟子”50章、“大學”4章、“中庸”4章。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是臺灣高中生必讀，大陸引進教材期望使大陸學生也能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顯然，這是“去共產主義”的第一步。

以這份教材為基礎，大陸的中華書局還將與北京四中、華南師大附中等一批大陸知名中學，共建中華傳統文化（高中）教學研究基地，並逐步建立面向全大陸中小學的中華傳統文化教育服務體系。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是臺灣高中生必讀，大陸引進教材期望使大陸學生也能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不再只做蘇聯體制卵翼之下的亡國奴。

當時評論認為：官方不可能大規模推廣儒家的，否則就是自己打臉。這些書只能作為課外讀物。中國推廣馬列的唯一好處，就是打破了幾千年的思想禁錮。現在的中國什麼也不信，或者說信什麼的都有，思想無拘束。想再回到封建時代是不可能了，反儒家的人很多。走極端都是不好的，盲目排斥西方更是愚昧。中國要走中西結合的道路，各領域都是。中國需要融合中西文化，再創造出更高的文明，不過這是兔子死掉以後的事了。其實這事你要仔細琢磨的話挺有趣的，兔子已經變色了，以前它推廣的東西成了它最怕的東西，以前的糟粕成了它的救命稻草。看看國歌，看看國際歌，看看以前的口號，兔子在顫抖，所以改改是他們符合他們利益的。他們和封建帝王一樣，夢想著江山永固，世代相傳。”這裏的“兔子”，就是中共幹部稱謂“同志”之陝西方言諧音。暗指習近平。

文化北伐的巨大影響在大陸一石激起千層浪：

大陸網友寫道：我是福建的，我是90年代上的初中高中，那個時候教材裏只有語文課文裏有一些孔孟的文章，基本上教學只以教大家都讀懂這些文章的意思為主，主要是通過這些讓大家學一些古文常識，或者簡單說就類似英語教學，讓你學語法學翻譯而已，並不是讓你接受這些文章裏面的思想，以此作為行為準則指導生活的。大陸真正的思想教育課，就是政治課，這門課絕對是對所有大陸人影響最深的一門課，雖然大家在讀書的時候，都不喜歡上，而且特別討厭背政治，但是如今大部分大陸人的國家觀念，國際觀念，民主觀念，自由觀念等等，基本就是被這門課潛移默化的影響了。這門課主要是以馬列毛鄧思想為主，裏面決口不提孔孟，即便有些是中國傳統美德，也只說是民族的優良傳統，但絕不提孔孟思想，儒家思想這些名詞。所以對大陸來說，孔孟思想是只存在於民間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這些，類似於潛規則吧，但是政府基本不會直接拿到臺面上明說，也不會要求大家都以孔孟之道來約束自己的行為。這點和臺灣，甚至日本，都大為不同吧。當然，我個人認為，這主要是大陸急於擺脫落後的局面，一種激進的做法吧，出發點還是好的，而且這樣做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去除了中國人心裏的一道枷鎖，其實我感覺現在的中國人，雖說信仰缺失，但心裏還是比較自由的，不會隨便受那一學派的影響，主要是看那個觀點有利自己，就用哪個觀點。實用主義吧。

海外網友寫道：看到諸位的發言讓我確認大陸根本沒有認真的培養國民的具備定水平的人格修養。是不是要說那值幾文錢呢？“人格修養”之貴重全大陸沒有人買得起，有好的“人格修養”今天上海地鐵3號線不會因為高空飛來的太空包而停駛，因這事乘客與地鐵公司要額外花多少錢呢？爭強鬥狠，眼裏只有金錢，人們用金錢裝飾自己，只要能賺到錢就是做任何事的最好理由，空氣污穢，水源變質，官商勾結貪污橫行，都是只知道搶奪金錢，除此之外人們不知道還有甚麼事是重要的。請記住，是人在使用錢，不是錢在奴役人，人的本體是需要“修身、養性”來建構以人為主的本體，所以“人格修養”之貴重豈是金錢可以度量出來的。不要想辯駁了，先問問自己當四下無車，你站在十字街口，你能耐住性子等綠燈亮起才踏步過街嗎？這是做一位文明的公民最起碼的要求，你做得到嗎？“人格修養”會讓你以此為傲，人前人後我都是一個樣子，四下無車，我依然堅持遵守交通規則。事緩則圓，非常科學，情緒激動互不相讓，安靜下來，心平氣和，容易替爭執找出一條合理解決之途，民主就是希望大家遇到問題透過協商、談判，最後取得共識。 

大陸網友回答說：我很悲傷的告訴你們，我們確實對傳統文化非常疏忽，小學課本裏就開始批判四書五經，說是封建反動思想，初中高中雖然改進了一點，沒有明顯批判傳統文化，但是卻也沒有明顯提倡傳統文化，語文課本裏的傳統典籍也只占很少一部分，所以才會出現現今社會上人們道德淪喪人心不古的現象，以及社會普遍的焦慮感和無歸屬感，長此以往，我們將會變成無根的民族，很多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已經意識到了這個錯誤。“儒家文化存在了至少2000多年，馬列主義試驗卻沒挨過一個世紀，這就是區別，人類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時間不長，但取得成就最大。大陸以前搞紅色教育，批孔子批儒家，推馬列……現在很多有識之士提倡要恢復傳統文化，重建社會道德體系。但是官方這樣做未免讓人覺得他們要利用儒家來愚民，穩固統治。”

“文化北伐”、大陸中小學教孔孟，這一趨向勢將進一步異化中共的外來政權性質。


三、共產黨與中華文化勢同水火


2014年9月28日是孔子誕辰2565周年。以批孔起家的中共9月24日居然在北京舉行二十多年來最高規格紀念孔子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和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 

習近平作為中共黨魁、“國家主席”，親自出席，發表長篇講話，強調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以及儒家思想，對中華文明產生了深刻影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向反對傳統文化的中共突然高調紀念孔誕，將這一輪“孔子熱”推向高潮，預示習近平將開啟“尊孔時代”。回顧中國歷史，這一現象不能不令人感到詫異。

毛澤東向來反對孔子及的儒家思想，並且妄圖用自己的“語錄”取代儒家的“論語”。破四舊破壞孔廟孔林，迫害文人，毀壞文物，焚燒書藉，在全國各地摧毀中國傳統文化，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文化遺產共享的全世界犯下了滔天罪行。文革後期毛發動“批林批孔”，過來人也是記憶猶新。

習近平標榜自己追隨毛澤東，在毛誕時也高規格召開紀念會，同樣發表長篇講話，高度讚美毛澤東。但在馬列思想理論越來越被人民唾棄時，習近平抬出孔子，試圖填補社會上的信仰空白。他企圖利用中國傳統文化，為危機四伏的專制洗白。 

然而，毛早就預言這種徒勞行為的結局。 

習近平的偶像毛澤東曾經說過：“我們共產黨人，是從批孔起家的，但是我們決不能走前面他們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們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拿來給予老百姓，落入歷史的一種循環，這是不行的。如果共產黨也到了沒法統治或者遇到難處了，也要把孔子請回來，說明你也快完了”。 

顯然，習近平的偶像毛澤東已經預見習近平即將完蛋。這可不好說是“境外反華勢力的惡意誹謗”。 

“文化北伐”、大陸中小學教孔孟，不僅異化中共的外來政權性質，而且可能逐步瓦解中共的統治基礎。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可能比習近平更有遠見，畢竟毛才是中共之建政者。他知道一把屠刀即使不再殺人，也不會被人當作禮器使用。


四、習近平具有蘇聯情結


在政治上，人說習近平極左，是文革的殘渣餘孽。但實際上，他現在宣揚的許多東西並不見容于文革當時，因為他受的是文革前的小學教育，雖然缺乏西方文明的正面薰陶，卻不乏蘇聯的外來影響和中國的傳統影響。

從這次中國新年的“春節團拜會”來看，習近平、彭麗媛夫婦操作的“節目單”就暴露了習近平的“思想資源”是相當狹隘貧乏的：

一、交響樂《節日序曲》、《馬刀舞曲》 

指揮：李心草 

演奏：中國交響樂團 

二、京劇演唱《精忠報國》（京劇《岳母刺字》選段） 

表演： 

岳母——袁慧琴 

岳飛——徐騰 

岳夫人——鄭菲 

演奏：國家京劇院樂隊 

三、舞蹈《迎春鼓舞》 

表演：中國東方演藝集團有限公司 

四、雜技《蹬技》 

表演：天津雜技團 

五、合唱《好樣的》、《光榮與夢想》 

指揮：李默然 

演唱：北京市總工會勞動模範合唱團 

手風琴伴奏：楊屹等 

主持人：瞿弦和、周濤

上述“節目單”內容，除了中共自己的土產以外，還有蘇聯的《馬刀舞曲》和傳統的《岳母刺字》，獨獨少了點西方文明的寶貝。《光榮與夢想》的合唱，雖然是土共的特產，竟也充滿了俄國腔。這樣修養貧乏的領袖，真能帶領中國大陸進入文明社會嗎？

《馬刀舞曲》不僅頌揚軍國主義，而且阿諛俄國，這預示習近平正在走向對抗西方的危險方向。而俄國呢，即使連斯大林的走卒毛澤東晚年也深知了：“蘇修亡我之心不死。”而幾十年後自命接駁毛澤東的習近平似乎並不懂得這一點。

俄國是中國最危險的宿敵，危險程度超過日本，而習近平政權為了維持一黨專政竟不惜引狼入室，談何弘揚愛國主義精神？

《馬刀舞曲》和《岳母刺字》，正是敵對：《馬刀舞曲》是北方強敵的喧囂，《岳母刺字》是抵抗北方強敵的情操——兩手玩弄如此矛盾，玩世不恭或是愚昧無知，是對中華英烈的羞辱，那會是什麼走向和什麼結局？


五、各國紛停共記“孔子學院”


習近平的反西方、反現代、反民主，導致各國紛停共記“孔子學院”。

中共當局藉助被尊為萬世師表的中國哲學家孔子的名聲，在全球開辦孔子學院進行國際滲透，引起外界的廣泛注意和抵制，多倫多教學局叫停孔子學院，因為“價值觀紛歧”。

繼加拿大之後，美國亦醞釀消減由中國大陸輸出的孔子學院。著名學府芝加哥大學108名教授聯署，要求校方在孔子學院合約到期後不再續約。聯署指出，孔子學院的導師往往避談六四或西藏獨立等敏感議題，維持現行做法，有損學術自主。

據“德國之聲”中文網2015年1月11日報道，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近日宣佈將關閉孔子學院。該學院開辦於2005年，是歐洲第一所孔子學院。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網站發佈通告說，大學與孔子學院的合作協議於2014年年底到期後不再續約，孔子學院將於6月30日關閉。

斯德哥爾摩大學在網站上說，如今的情況與10年前已不相同，當年對該校而言，與中國展開交流至關重要，“如今我們與中國已擁有完全不同層次的學術交流，這樣的合作顯得多餘”。該校副校長維丁對瑞典《每日新聞報》說：“通常來說，大學裏設立的一個機構由另一個國家政府提供經費，確實是有問題的做法。”

瑞典將關閉歐洲首所孔子學院。瑞典是歐洲第一個成立孔子學院的國家。

孔子學院是中國在全球彰顯“軟實力”和推進中國文化的平臺。但有一些批評人士認為，與英國文化協會和德國歌德學院這類同樣以文化交流為目的的機構不同，中國大陸孔子學院往往直接設在其它國家的學校中，並由中國大陸政府提供經費、選派教師和確定教學材料。去年，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曾呼籲美國近百所大學取消與孔子學院的合作或進行重新談判。他們認為孔子學院是中國政府的一個分支機搆，目的是宣傳中國政府的意識形態，有違學術自由。

美國福克斯新聞網1月9日稱，根據國家公開檔案文件披露的信息，2005年，中國為在俄克拉荷馬大學開設一個孔子學院，曾邀請時任藝術與科學學院院長保羅•貝爾作為“特殊客人”飛往北京參加會議。中方支付了2000多美元的機票款，並為他支付數額不明的住宿費。福克斯新聞網評論說，這是中國勸說美國學校促進中國文化的長期活動的一部分。芝加哥大學人類學教授馬歇爾•薩林斯最近正在幫助說服他的學校結束同中國的合作關係。他稱旅行津貼是“中國用來說服美國學校的經濟策略之一”。

一名曾在北歐駐華機構工作過的人士11日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事實上，北歐國家在中國也開設跟孔子學院類似的文化教育機構，通過定期舉辦活動、培訓課程、出國訪學等途徑，促進對華文化交流，部分經費、人員和教材由北歐國家政府提供支持。據《環球時報》記者瞭解，在瑞典，孔子學院也並非唯一的外國文化交流機構。一些在瑞典的西班牙人成立西班牙學院，教授西班牙語。

隨著中國大陸在經濟等領域的快速發展，中文學習在瑞典近幾年迅速升溫，各行各業和不同年齡段的瑞典人都開始關注中文，一些瑞典父母甚至為自己的子女會說中文而深感驕傲和自豪。

孔子學院是被抽空價值的工具。孔子學院教的只是語言而不是中國文化，孔子學院的老師大部分是語言老師，基本不懂中國文化。對應的，來學習的學生也主要學習語言。孔子學院恰恰證明了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孔子學院只是賺中國的錢，贏得中國市場的工具。它的價值是不為人所理解和尊重的。這個責任首先在中國，有多少孔子學院的組織者、老師是懂中國文化的？連自己都不尊重、不瞭解，還指望世界瞭解、尊重你嗎？孔子學院的整個尷尬處境就是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尷尬之處。這是被抽離了價值的一個工具化的存在。


六、正宗孔孟可以排擠共產垃圾


孔子學院的遭遇不是孤立的，而是必然的。大陸中小學教孔孟乙事，也有類似的尷尬，這一點很快就會充分暴露出來。因為共產黨在大陸中小學教孔孟的乙事裏隱藏了自己的私貨，正如而孔子學院的“意識形態走私活動”也已逐漸被世人瞭解、識破、防堵甚至反制。

但是，共產黨在大陸中小學教孔孟，還是有其積極意義，因為越到後來，現實越將迫使中共逐漸傳授正宗的孔孟，被迫減少共產主義垃圾，使之不再污染中華大地。正宗孔孟具有排擠共產垃圾的積極作用。


（2015年2月22日）



【第三節 從二次大戰結束70周年看中日關係】


一、2015年真是日本的鬼門關？


日本經濟新聞編輯委員秋田浩之2015年1月9日撰文指出：《2015年是日本外交的“鬼門關”》，這是因為，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在歐美和亞洲各國紛紛回顧過去的情況下，日本的歷史問題將一如既往地成為焦點所在。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對此也早已有所準備。針對70周年這一節點構建怎樣的外交框架，包括首相親信在內，相關人員已悄悄地開始探討。

俄羅斯將在5月份舉行戰勝德國的盛大慶典、中國則會在9月份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普京與習近平準備相互參加對方的慶典。對於習近平的相邀，與歐美對立進一步加劇的普京大概不會拒絕。

習近平還再三希望韓國總統朴槿惠在歷史問題上共同對付日本。韓美外交人士坦白地講：“考慮到美國在其中的因素，朴槿惠總統會比較慎重。但來自中方的誘惑相當強”。

秋田浩之警告說：對於這一系列歷史外交方面的動向，日本需要加以特別注意。因為二戰結束70周年正值中國影響力前所未有地增強、中美國力差距不斷縮小的節點上。中美實力對比的變化已開始給日本和其他亞洲各國的關係投下陰影。

在日本眾院解散後的2014年11月下旬，日本和韓國的新聞工作者在韓國首爾舉行了對話會。會議由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和韓國國際交流財團聯合主辦。會上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兩國對華路線問題上的錯位。


二、日本對中國的警惕


日本如何應付這一句局面呢？

日方對中國的擴軍和海上活動表示擔憂，但韓國方面的態度似乎則有所不同。日方據此認為“韓國已經倒向中國”，但實際情況則更為複雜。在向韓國政府的一位外交智囊人士打探其真正想法時，他是這麼回答的：“我們也知道獨裁的中國靠不住。但明擺著的一點是不能和他們對立。我們不僅在經濟上嚴重依賴中國，如果惹惱了這個強大的傢伙，還將無法實現與朝鮮的統一”。

在中國不斷崛起、對朝鮮半島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的情況下，韓方不得不把與中國友好放在最優先的位置。這一格局使得日韓接近變得更加困難。

中美國力“勢均力敵”也讓安倍期待中的與東南亞聯合遇到重重阻力。“中國在南海的活動是一個問題。但美國的力量出現動搖後，將無法抑制中國”,11月下旬在日本舉行的日本與新加坡政府及民間對話中，相繼出現這種擔憂。

中國在南海與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存在島嶼領土主權之爭。但在看到美國政府“無暇顧及亞洲事務”之後，各國只剩下“與中國進行妥協”的選項。

“即使是最為反華的越南，也開始通過共產黨的渠道尋求與中國和解。還有傳聞稱馬來西亞、文萊也與北京達成了某種密約”，一位熟悉水面下外交活動的東南亞安全問題專家這樣透露。

NHK電視臺發表題為“日本政府將研究終戰70周年首相談話”的報道，表示日本政府將成立專家委員會，研究定於8月15日終戰70周年紀念日發表的安倍晉三首相談話內容。

安倍曾表示“不會原封不動地繼承‘村山談話’”、“‘侵略’的定義在學術界和國際上都還沒有定論”。

在這種情勢下，日本要想加深與亞洲各國的關係，就得瞭解各國的這些內情，並不斷進行與其相適應的細緻合作。

於是，安倍提出了“俯瞰地球儀的外交”，試圖擺脫東亞困境、在全世界穿梭。但開展外交活動時不僅具有放眼全球的寬廣視野，還要有密切關注各國真正想法的放大鏡下的視角。而這一點恰恰是日本人欠缺的。


三、日本天皇和安倍首相的矛盾


2015年新年第二天，日本明仁天皇首次在新年講話中提到“九一八事變”，並呼籲國民要“認真學習自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開始的這一場戰爭的歷史”。

有分析認為這是日本天皇給安倍敲響的警鐘。《產經新聞》在文章《自民党總裁任期延長論浮出水面》中表示，迎接東京奧運的應該是安倍首相這一說法，只是自民党裏安倍一派釋放的煙霧彈，修憲議案的安全提出和通過，才是他們朝思暮想的終極目標，一切宣傳和行動，其實都在圍繞這個目標開展。

共同通訊社聚焦東北亞中日韓三國之間歷史恩怨與日美同盟的前景，在《展望：安倍將深化日美同盟並著力改善與中韓兩國關係》一文中，文章認為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年的關鍵年份。

由於中韓兩國擺出了加強合作以共同應對日本的姿態，安倍晉三首相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態度或將受到考驗。

《讀賣新聞》在《異動的世界 國際需共同協作維持秩序》一文中質疑稱，美國的領導力持續下滑的今天，國際秩序的變動與國際爭端的顯性化如何得到抑止？這是因為，烏克蘭及中東戰火蔓延，極端勢力和恐怖主義席捲全球，中國軍備擴張及進軍海洋的速度異常活躍……日本面臨的眾多威脅均來自對現有國境線及國際法的挑戰。

安倍曾表示他將貫徹過去日本政府關於戰爭的道歉，不過他是否沿用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談話中，有關對日本殖民統治、侵略歷史的深刻反省用語仍是一個未知數。

安倍指定了一個16人的顧問團，為他二戰70周年的首相談話提出建議。安倍政府近來要求美國出版商修改一部教科書對日本戰時行為的描述，引發美國歷史學者聯名抗議。日本軍隊在戰爭期間強征“慰安婦”的問題，一直是引起鄰近的韓國、中國與日本不合的歷史原因。

日本共同社2月19日報道稱，根據多名日本政府官員透露，日本首相安倍計劃4月底5月初訪問美國與奧巴馬英九舉行首腦會談，日本政府正在積極向華盛頓介紹安倍戰後70周年談話的理念及擬定談話內容的進展，希望在會談之前先取得美方的理解。

報道說，預計中、韓兩國在安倍的新談話發表後可能“表達不滿”，東京在事前希望先尋求美國的理解意在“打好預防針”。

日本天皇和安倍首相的矛盾，凸現了日本的困境。


四、日皇太子也加入政爭


無獨有偶，甚至連一向不問政治的日皇太子也加入政爭。日本皇太子德仁2015年2月23日迎來55歲生日，不過他在記者會上卻呼籲，在二戰結束70周年之際要謙卑地回首過去，並且正確地傳承歷史。

看來日皇家族比日本政客更加明瞭日本的傳統及其脆弱性。

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似乎尋求淡化對日本二戰期間侵略行為的描述之際，日本皇太子德仁大唱反調敦促日本人民“正確地傳承”二戰歷史。

德仁在他55歲生日記者會上針對有關紀念二戰70周年的提問表示，他本人雖然沒有經歷過那場戰爭，但“隨著對戰爭的記憶正在逐漸消逝，人們謙卑地回顧過去，並將日本歷經戰爭慘痛經驗的那一代人的歷史，正確地傳承給那些對戰爭沒有直接認識的人是極為重要的。”

日本皇室並沒有政治實權，不過德仁皇太子的父親明仁天皇為撫平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以他父親裕仁為名發動的戰爭而造成的創傷付出了很多努力。

安倍首相正在為今年8月二戰結束70周年將發表的首相談話進行準備，這個談話是否沖淡日本過去歷任首相對二戰期間日本皇軍侵略行為的道歉，將受到美國、中國和韓國的密切檢視及注意。

一個美國眾議員訪問團此前一個星期在東京表示，安倍首相的歷史觀是美日關係進一步發展的最大陰影。華爾街日報報道援引訪問團成員，民主黨眾議員黛安娜•迪蓋特（Diana De Gette）的話表示，一些源自70年前二戰期間的問題將造成美日關係的間隙。另一位成員，共和黨議員詹姆斯•森森佈雷那（James Sensenbrenner）也表示，安倍“改寫歷史”的史觀傷害了日本與鄰國的關係，這個情形“必須要讓它冷卻下來”。


五、日本特別關注中日關係


日本各大媒體對與戰後70周年相關的內閣總理大臣談話、中日關係給予了特別關注，維持現有的國際秩序也是日媒關心的重點。

現在的問題是：2015年是日本作為“正常國家”的起點還是終點？

《每日新聞》在文章《戰後70周年的歷史與政治 勿固步自封》中指出，二戰結束70年，國際社會及秩序已然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其中最大的特點是中國的“大國化”及美國國力的相對下降。文章稱，日本絕不能容忍中國以渲染歷史認識為手段達到其在國際社會上包圍日本的做法。

於是，日本防衛重點是向西南轉移，以遏制中國海軍力量為目的。例如，日本在西南區域加強部署戰機就是如此。中國大陸可能會對此表示抗拒，但目前在綜合軍力上，美日同盟占上風，中國要想突破美日的防線是很困難的。不過日本方面也需要做好準備，防止危機產生。

但是日本政客也須小心應對，切不可在中國的挑釁下衝動行事，走上肯定二戰前日本所作所為的錯誤道路。 

2015年2月25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晚間在首相官邸召集協助他起草二戰結束70周年講話，即“安倍談話”的專家首次開會。作為安倍的私人諮詢機構，這一專家會議將向安倍提供“素材”，但談話是否使用“殖民統治”“侵略”等關鍵詞，由安倍決定。

中共對此的評論是：“五大論點態度曖昧”。

北京《京華時報》是“北京市最有影響力的報紙”，它報道說，專家會議共16名成員，包括10名學者、3名商界領袖、兩名媒體記者和一名國際援助人員。專家會議將每月召開一次，總共5次左右，並在8月前向安倍匯總報告。會議代理主席北岡伸一25日在會後說，專家會議將思考能成為“安倍談話”素材的內容，但不會決定安倍具體說什麼。

“安倍談話”將在今年“8•15”日本無條件投降70周年之際發表。安倍25日在會上給專家討論“定調”，提出“安倍談話”起草過程的“五大論點”，包括日本從歷史吸取了哪些教訓、日本戰後如何為國際和平作出貢獻、今後應當為地區和國際社會作出哪些貢獻，強調談話要“面向未來”，要重視他提出的“積極的和平主義”理念……唯獨沒有提及“道歉”。

分別於1995年和2005年發表的“村山講話”和“小泉講話”，明確承認日本“殖民統治”和“侵略”並表達反省和歉意。

北京認為各方勸告安培晉三切勿一意孤行，並評論說：日本政壇朝野、王室成員對安倍發出直接或間接勸告，希望“安倍談話”能夠明確繼承“村山談話”和“小泉談話”。最大在野黨党首岡田克也25日說，人們對安倍的歷史觀有“憂慮”，戰後70周年首相講話需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安倍應當把個人觀點放在一旁，傾聽各方意見。當天早些時候，自由民主黨副總裁高村正彥說，“安倍談話”如果能越清楚地繼承“村山談話”和“小泉談話”，就越能著眼於“日本的未來”。先前，日本前國會眾議院議長河野洋平、自民党總務會長二階俊博也公開表達類似意見。 

北京援引“日本共同社分析師報道”，如果“安倍談話”出現“倒退”，將引發中國、南韓等亞洲鄰國反對。今年是日韓邦交正常化50周年，安倍希望借此機會改善雙邊關係，實現與南韓總統朴槿惠的首腦會談。如果“安倍談話”沒有繼承“村山談話”的歷史認識，勢必導致因“慰安婦”問題、歷史問題而惡化的日韓關係更加緊張。


六、中日破冰要看“安倍談話”談什麼 


代表中國大陸主流觀點的“BWCHINESE中文網”2015年3月6日警告說： 中日危機破冰要看“安倍談話”談什麼。它甚至代表“整個亞洲甚至世界”說：不只中國，整個亞洲，甚至世界都在等著安倍將如何表態。

這是因為，安倍晉三將於今年4月下旬訪美，圍繞戰後70周年的日美關係問題，他計劃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而中共是先給他打個預防針，警告他“中日危機管理機制是否能取得進展關鍵也取決於他的這次談話”。

中共官方聲稱：去年11月份中共日本兩國最高領導人會晤，中日關係開始緩慢解凍，此後雙方官員的腦海裏就有了一個明確目標：最終敲定一種磋商機制，使兩國領導人能夠在發生 海空緊急情況時進行交流溝通。這種海空磋商機制將向防止和處理危機邁出至關重要的一步，尤其在圍繞釣魚島的爭端地區。3月4日，中國一位將軍對新華社說， 他認為這樣的機制接近啟動。

據日本《外交學者》網站3月4日報道，從2012年起，中日原則上同意建立海上磋商機制，但是兩國關係出現危機一直到最近沒有很大進展。2014年9月在青島和今年1月份在日本舉行的會談代表兩年來朝著具體安排邁出了第一步。明確的目標是在今年底前讓這種機制建立起來。報道還稱，據中國國防部外事辦公室前主任錢利華說，這個目標可以達到。他對新華社說，中日兩國國防部門在1月份的會議上就很多細節問題達成了共識，包括擴大協 議範圍，從“海上聯絡機制”變成“海空聯絡機制”。（這是非常重要的改動，因為中日越來越多地緊急出動飛機對有爭議地區的巡邏飛行做出反應）。錢利華說， 啟動這種機制的“基本技術條件”已經具備。

然而，錢利華又警告說：這種聯絡機制要取得進一步進展取決於日本今後的行動，尤其是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之際將發表的聲明。他說：“我們非常擔心日本的政治走向……這個國家現在處在是維護和平憲法還是恢復軍國主義的十字路 口。”他表示，中國將“密切關注”安倍發表的聲明。他警告說，如果安倍遠離日本前幾位首相發表的聲明，必將損害兩國關係。其言外之意很清楚：如果安倍的聲明不對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表示“深刻反省”，將危及中日磋商機制。

日本共同社3月4日報道稱，安倍準備在4月下旬起的印度尼西亞、美國訪問中努力消除自己是“歷史修正主義者”的負面印象。

“我完全不是歷史修正主義者。擺脫戰後體制是對內政而言的，並不是要挑戰戰後體制之類的主張。”安倍預先已在3月3日的眾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吹風了，這是他被問及對新談話的相關認識時說的。

在本屆國會上，明顯可以看出安倍對有關歷史認識的答辯採用了慎之又慎的措辭。


七、僅11%日本人願為國而戰


日本共同社3月18日報道稱，總部位於瑞士蘇黎世的蓋洛普國際調查聯盟當天公佈一項國際輿論調查結果。針對“是否願意為國而戰”這一問題，參加調查的64個國家和地區中，日本以11%排名倒數第一，而摩洛哥和斐濟則以94%的比例高居榜首。另外，中國為71%、俄羅斯為59%、美國為44%、韓國為42%。日本媒體稱，這個調查結果令最近猛踩戰車油門的安倍（Abe Shinzo）政府頗為尷尬。 

據報道，該調查於2014年9月至12月實施，合計約6.2萬人參與。其中，歐美國家普遍排名靠後，而巴基斯坦等局勢不穩定的國家則位居前列。排在倒數第二的荷蘭則為15%，與日本同為二戰戰敗國的德國為18%，比利時和意大利分別為19%和20%。調查顯示，對於“如果你的國家被捲入戰爭，是否會主動參戰”的提問，全世界有67%的男性和52%的女性回答“願意”。 

日本政府對待戰爭的態度似乎與民意相反。自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第二次執政以來，通過壓制輿論、挾裹國會等手段，大力推動擴軍備戰的“新安保法制”。不難看出，日本政府已經打算徹底放開自衛隊的手腳。在一片反戰聲浪中，安倍正在徐徐重啟日本的“戰爭之門”。 

對此，日本各界對安倍政權日益警惕，反戰聲音不絕於耳。《東京新聞》以“管好自衛隊拷問國民理性”為題發表社論說，政治優先于軍事的和平主義，是民主國家的基本原則，絕對不能允許動搖這一原則。現在，日本國民是否還有監督自衛隊的理性。《讀賣新聞》也在3月17日以“聯合國成立70周年日本應積極參與和平構築”為題發表社論。《赤旗報》更是號召愛好和平的民眾3月22日在日比穀野外音樂堂集會，舉行“安倍政權NO!3.22大行動”。此後，《北海道新聞》《東京新聞》等媒體紛紛報道這一反戰集會，截至目前，日本各地已經有數十個和平團體表態參加。但是，對於來自各界的反戰聲音，日本政府採取完全無視的態度，擺出了開弓沒有回頭箭的架勢。 


八、結論


種種跡象顯示：下個月將是二次大戰結束70周年之際中日關係最為關鍵的時刻。


（2015年3月25日）



【第四節 亞投行對世界金融體系的意義與影響】


一、中共出乎意料贏得一場勝利？


圍繞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以下簡稱亞投行，或AIIB）的籌建，中國共產黨看起來像是出乎意料地贏得了一場重大外交勝利。 

在這家由中共主導的新型多邊國際金融機構創始成員申報截止日期即將到來的最後一刻，提交申請的國家和地區數量激增，這顯然大大超出了先前的預期。而這一事件在國際上——特別是在西方世界——被廣泛解讀為中美之間一次罕見的公開較量，最終以中共的全勝告終，甚至令中共自己都感到吃驚。美國的反對非但沒有能夠阻止它的大多數盟友加入亞投行，反而還招致了世界輿論——包括美國媒體——幾乎一邊倒的批評。這使得歐巴馬的美國簡直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雖然主持亞投行籌建工作的中國財政部前副部長和中金公司前董事長金立群——他曾供職于亞洲開發銀行(ADB)，據說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法語也不錯——在過去幾個月裏一直在眾多國家間穿梭遊說，但中國先前比較務實的目標只是爭取盡可能多的亞洲鄰國加入。 

不過，英國的投桃送懷使這個本來不太起眼的新生事物驟然升級為全球焦點。 

3月12日，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在事先毫無徵兆的情況下突然宣佈英國將加入AIIB。這不僅惹惱了對亞投行一直持反對態度的華盛頓，甚至也讓北京感到意外。中英兩國官員直到最後一刻都認為，英國外交部門是一道無法逾越的障礙。多年以來，英國一直是美國最鐵杆的盟友，這一雙邊關係還是整個西方同盟的重要基石之一。因此，白宮在第二天就罕見地公開譴責英國，稱英國“幾乎沒有與美國磋商”就做出了這一決定，“這（不斷遷就）不是同一個崛起中的強國打交道的最佳方式。” 

但一心促成此事的英國財政大臣並不認為自己做得有什麼不對。他宣稱，“在亞投行的成立階段就加入該行，會為英國和亞洲創造共同投資和增長的舉世無雙的機遇。”而且，英國在AIIB成立之初就加入，將有助於提升它的透明度，確保它在治理方面堅持高標準。 

當然，卡梅倫（DavidCameron）首相頂住自己內閣中外交部門的強烈反對，支持了奧斯本的主張，歸根結底還是著眼于非常現實的利益考量。英國政府希望借同中國搞好關係來促進中國對倫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的投資，並使倫敦在眾多爭取成為人民幣海外離岸金融中心的城市中脫穎而出。一些英國官員甚至都不諱言，由於5月7日大選臨近，保守黨政府不得不採取果斷行動，在七國集團(G7)就此達成共識——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之前率先加入亞投行。 

這也再一次清楚無誤地展現了這個昔日被拿破崙輕蔑地譏諷為“小店主國家”的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化國家的根深蒂固的特性：它永遠不會將意識形態放在現實利益、特別是商業利益之前。尤其是，對於這一代英國人來說，他們記憶裏的英國早已沒有了19世紀的帝國榮光。因此他們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更加現實，那就是重振蕭條的經濟，卡梅倫和奧斯本都很清楚什麼是選民們的首要關切。 

當被問及英國為何要罔顧美國的警告親近中國時，英國政府強調，“這是英國的自主決定”，“我們加入的話又有什麼可損失的呢？” 

英國的“倒戈”極大地鼓勵了其他猶豫不決中的西方國家，短短一周內，瑞士、德國、法國、意大利和奧地利相繼宣佈加入亞投行。急於遊說中國將亞投行的歐洲分行設在本國的盧森堡甚至比英國提早一天就向中國提交了書面確認函，不過它當時希望北京方面暫不對外宣佈此事。 


二、惟有日本站在了美國一邊


在3月最後一個週末舉行的博鼇亞洲論壇上，籌建中的亞投行成為壓過論壇主題的最大的熱點，幾乎每一個與會國家的代表都承諾支持它。稍後，俄羅斯、丹麥、巴西、荷蘭等國陸續宣佈加盟，歐盟委員會也明確表態，支持歐盟成員國加入亞投行。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韓國和澳大利亞這兩個亞洲經濟大國申請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國，可能是比爭取到英國更大的成功。 

這兩個國家都在亞太地區，與中國有著密切的經貿關係，最重要的，它們都是美國和日本的盟友。首爾和堪培拉一開始打算跟隨美日，不加入亞投行。對它們來說，這是一件政治上十分棘手的事：一邊是與最大貿易夥伴中國急速發展的經貿往來，另一邊是與美國的軍事同盟和長期親密友誼（韓國還存在一個與緊緊系於中國的“朝鮮問題”，習近平主席就任後借助于同韓國總統朴槿惠的個人友誼使兩國關係迅速升溫），兩者間的平衡必須格外小心才能處理好。澳大利亞政府內部的分歧也同英國一樣，經濟主管部門對亞投行十分熱衷，而外交部門則疑慮重重。 

直到今年1月份新西蘭成為首個申請加入亞投行的“西方”國家時，七國集團(G7)成員國還一致同意不加入亞投行，除非它們達成某種共識。但英國的單方面行動——據說，德國、法國和意大利三國政府是從中國政府、而非英國政府那裏得知這一消息的——在這條“反亞投行統一陣線”上撕開了一道裂縫，它幫助韓國和澳大利亞（尤其是後者）在最後一刻停止猶豫，倒向了中國一邊。 

另一個因為內部爭論而猶豫不決的亞太重要經濟體臺灣，則在3月31日截止期前幾個小時申請加入。對兩岸關係來說，這意味著新的機會和考驗。 

根據中國外交部的說法，到截止日期，中國已收到47份加入亞投行的申請，其中約30份申請已獲批准。這些想要獲得創始成員國資格的國家包括了全球前10大經濟體中的6個，20國集團（G20）中的14個，如前所述，還包括了美國主要傳統盟友中的一大半。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大批西歐國家的加入，亞投行創始成員國中擁有3A級最高主權評級的國家現在至少有了三個：新加坡、英國和德國，這使得這家金融機構在尚未開始運營時就已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積累了廣泛的信譽。 

最終，惟有日本站在了美國一邊。 

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在中國規定的亞投行創始成員國申請截止日當天無奈地表示，除非亞投行的治理標準確定下來，“否則日本除了對加入亞投行倍加謹慎之外別無選擇”。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待日本所作出的艱難抉擇，可能是最接近真相的：越是在美國的其他盟友接二連三地抽身而去時，日本就愈加認為自己應該站得離美國更近。下月即將訪問華盛頓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話赤裸地表達了日本的忠誠：“美國現在知道，日本值得信賴。” 

儘管中國已經成為日本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兩國間的經濟聯繫對長期陷於泥潭的日本經濟的復蘇以及“安倍經濟學”的成功至關重要，但安倍保守的意識形態決定了他將中國視作最大的對手，而在這場對峙中得到美國的支持比什麼都重要。 

但如同所有民主國家一樣，日本國內的輿論也絕非鐵板一塊。許多日本經濟界人士——特別是企業高管——認為，中國將要著力推動的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個巨大的商機，而且加入亞投行還是修復兩國關係的契機。在今年的博鼇論壇上，日本派出了強大陣容，並得到了中方的熱情接待，多數與會者明確表達了對亞投行的支持。還有媒體報道說，在日本政府內部，以麻生太郎為首的一派實際上是支持日本加入亞投行的。 

因此，不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國，並不意味著日本真的不會加入它，實際上很可能只是以普通成員國身份推遲幾個月加入而已。日本駐華大使木寺昌人相當明確地對媒體說，他同意日本商界領袖的看法，即日本將最遲將在6月份加入這家由中國主導的多邊金融機構。 

而一旦連日本都加入了亞投行，那麼，華盛頓很可能被迫軟化立場，申請成為它的觀察員。這是一位已經卸任的美國政府官員在博鼇說的。 

隨著越來越多國家加入，中國主導成立的亞投行已經成了全球關注的焦點。

在許多人眼裏，亞投行將成為世界銀行、IMF的競爭對手，是對美國主導的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的挑戰。日本主導的亞開行也將與之直接競爭。也有觀點認為，亞投行只是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的補充，是中國加強其國際影響力的平臺。


三、中共的行動才剛剛開始？


日本《外交官》網站3月20日刊登韓國延世大學國際問題中心研究員金凱（Jin Kai）的文章，評論中國建設亞投行對中美關係的影響，認為正如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這些美國老牌盟友相繼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人們不禁想問：這是否預示著美國不可逆轉的衰落？

實際上，和中國這個國力日益增強且雄心勃勃的國家競爭，亞投行一事並不一定表明美國在這場權力遊戲中的失敗。而現在，不管是在經濟上還是在軍事上，人們並未看到中美兩國勢均力敵。亞投行的成立也顯示了現在的中國還只是一個地區大國。但是，我們也應該開始考慮，未來中國很可能在國際組織中起到真正的主導作用，比如世界基礎設施銀行(WIIB)以及類似的組織。而對美國自二戰後建立並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而言，這將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巨大挑戰。

同時，加入亞投行也並不一定表明這些美國盟友充分信任中國的金融實力和經驗，更不會信任中國潛在的政治意圖。但是這些西方大國的加入，對亞投行乃至中國都有顯而易見的重大意義。並且，歐洲大國對做出這個決定也有著充分的理由。歐洲保守和改革党經濟發言人凱•斯溫伯恩(Kay Swinburne)告訴新華社稱，“歐洲能夠影響亞投行的運行方式從而協助亞洲重塑基礎設施投資，並確保新興銀行能夠在投資決定中涵蓋管理體制和政策透明性的高尚準則。”

不管怎樣，隨著亞投行日以益增的影響力，中國能夠有機會建立新興國際多邊組織，並且在其中發揮著更加積極主動的作用。實際上，美國對華遏制的外交政策，特別在地區領土爭端上的政策，以及對當今世界多邊經濟框架（如國際基金組織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的負面甚至排他政策，都無意中幫助中國促成了這樣的機會。

理想的情景是，中國手握資金，美國則擁有必要的管理能力和經驗。這樣的互補是不是可以為兩國協作共同應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鋪平了道路？但遺憾的是，兩國政治的分歧支配著其政治理性。

現在認為中國已經取代美國主導世界金融體系還為時過早。兩國都不應該對越來越多國家申請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國而反應過度。不同與美國主導的國際基金貨幣組織和世界銀行，亞投行實則還是一個區域性組織。

但是，量變可能會導致最終的質變。而這個過程已經開始了。亞投行是否可能成功地發展擴大，最終成為中國主導的“世界基礎設施銀行”或其他國際性組織？長遠來看，這對國際金融的領導地位具有更重要的意義。


四、亞投行成“大國博弈角力場”


中國似乎對建立新興國際組織的計劃頗具信心和決心。但問題是：下一步是什麼呢？

要知道這一點，先看看中共自己怎麼說。

龍永圖：我覺得中國搞這個亞投行，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被逼出來的：一個原因，當前的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進展非常遲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改革，應該說在大家的推動之下有一點進步，但是進步很遲緩。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有點被逼出來了，那麼我（中國）只能夠是“另起爐灶”，但是我們這個“另起爐灶”並不是說我們想搞一個獨立王國，我們還是想成為全球金融體系當中的一個部分，用我們的話來講，還是要想成為全球金融體系的一個有益的補充，並不是我們真是要在全球金融體系之外另搞一套。另搞一套，我覺得一個是沒有效力，並且可能也是不能成功的。事實上，我們這一次搞亞投行，一個是表達對當前國際金融體制改革遲緩，中國遲遲不能夠在整個全球金融體系中，取得自己應有的地位，這樣一種frustrated，這樣一種失望。另外一個更重要被逼出來的原因，是因為現在亞洲國家的基礎設施需求實在是太大，你不管是世行也好，亞行也好，根本不可能滿足這樣一些需求。

龍永圖的上述說法開了一個頭，中共《 青年參考 》（2015年4月1日4版）則認為亞投行成“大國博弈角力場”：

3月29日，丹麥貿易和發展部長摩根斯•延森告訴路透社，中國主導的亞投行是“世界秩序重大而令人興奮的發展”。

更多成員國加入，意味著亞投行將在全球金融體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美國擔心的，是中國對世界金融體系的熱情背後“真正的政治意圖”、“亞投行淪為中國的外交工具”。

事實上，各國媒體之所以不約而同地圍繞亞投行鼓噪，正是由於亞投行擁有更深層次的政治意義，象徵著當前國際體系中的權力轉移。“今日俄羅斯”新聞網認為，西方“排隊加入”亞投行證明了中國日益增長的全球經濟影響力，甚至宣稱“美元正式喪失主導地位、中國多邊金融機構獲得壓倒性勝利”。

正如美國《國際商業時報》所說，亞投行早已超越簡單的經濟範疇，演變為一場複雜的多邊外交戰和政治戰，撬動了原有的國際關係秩序。換句話說，亞投行成了大國博弈的“角力場”。路透社稱，在這局較量中被認為遭受重大挫折的美國努力擴大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來平衡中國日益增長的金融實力和自信。

華盛頓認為，亞投行不僅直接挑戰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也證明了中國成為成熟的全球經濟大國。現存國際體系領導者——美國的高度警惕絲毫不令人意外。

日本《外交官》雜誌認為，亞投行標誌著中國首次涉足一個重要的全球機構的領導和管理，使中美關於全球治理問題的緊張關係被推到台前，緊張局勢可能在本世紀隨著中國崛起而加劇。

不過，歐洲諸國以及澳、加、韓等美國的親密盟友選擇積極加入亞投行，是否就意味著站在了中國這邊？答案顯然並非如此。

“今日俄羅斯”稱，積極加入亞投行的西方國家不忘強調，這不會影響它們與規模更大、更成熟的西方金融機構合作。

據美國《國際商業時報》報道，3月29日，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的國葬與中國主辦的博鼇亞洲論壇“撞車”，澳、加、印、以、日、韓、泰、英、新西蘭等國領導人在時間並非絕對衝突的情況下，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前者。

該報評論稱，世界多國既不願放棄亞投行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也不願給外界留下“拋棄美國投入中國懷抱”的印象、得罪美國，改變國際關係現狀。對博鼇論壇的巧妙回避，正是試圖求得這樣一種微妙平衡。

……

大家都知道，中共慣關於玩弄出口轉內銷的把戲，上述《青年參考》所轉述的外國言論，其實代表的還是中共自己的想法。


五、如何看待亞投行背後的戰略意圖？


亞投行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存在？亞投行對中國大陸經濟和人民幣國際化到底有哪些意義？亞投行的建立是否會造成世界經濟格局的改變，並對美元主導的經濟體系產生哪些影響？這背後有無戰略意圖？若有，究竟又是什麼？

支持觀點認為：

亞投行主要有三個目的：人民幣國際化、絲綢之路計劃的大規模融資、國內基礎設施建設過剩產能的輸出。

其實這三個是相輔相成的。

1、人民幣國際化：美國強烈反對亞投行的原因就是這動了美元霸權的根本，有了競爭就談不上霸權。美國通過美元霸權轉移危機自然也是迫不得已，但是人民幣國際化一旦爆發，其他國家就有了規避風險的能力，到時候美國不但不能割羊毛，反而要自身承受貨幣貶值的危險。可以說觸動了美國根本利益。但是另一方面，美國人解決危機的途徑不是只有發動金融戰一條途徑，目前中美利益結合的很深，通過與中國產業鏈的綁定來解決危機也是可以的，只不過美國要接受多極化世界以及自身霸權的緩慢衰落。而這也是美國很難接受的選項。

2、絲綢之路：現在大家都知道中國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已經很高，導致部分低端製造業開始外流，但是本身中國發展非常不均衡，中西部地區成本依然很低，但是低端製造業進不去，原因就是目前世界的貿易通道都是依託海洋，來料加工面向出口的低端製造業只能在沿海地區發展。絲綢之路計劃建立的是大陸貿易通道，而且高鐵比海洋運輸更有優勢，這樣一來使得中國內部對低端製造業的轉移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所以絲綢之路一旦搞成功，不僅可以解決美國把持貿易通道的問題，還使得西部大開發成為現實，而不是以前的雷聲大雨點小。絲綢之路明顯可以給各國帶來實惠，但是需要的投資數額巨大，必須融資，所以亞投行這樣的機構就成為必需。

3、產能輸出：國內東部沿海基礎設施建設高峰期已過，而西部地區需求不足，導致產能嚴重過剩，絲綢之路計劃需要的大量建設正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主導建立亞投行，可以保證各國在融資建設時，優先選擇較大比例的中國基建企業，保證中國過剩產能的輸出，這是金融話語權的優勢。

反對觀點認為：

第一，關於人民幣國際化。在資本賬戶沒有放開，利率沒有完全市場化的情況下，貨幣尚且不能自由流通結算，談何國際化？更何況亞投行的貸款不出意外依然會主要是美元貸款，人民幣國際化從何而來？

第二，關於絲綢之路。可以同意亞投行有利於一帶一路戰略。但是亞投行中國出資份額接近一半，決策機制卻又很可能是一致同意通過，用這種方式給絲綢之路建設融資，效率和效果會怎樣？

第三，關於輸出過剩產能。這個可以同意，這也是認為亞投行能對中國帶來的比較切實的利處之一。


六、結論


亞投行對世界金融體系的意義與影響，目前其實基本上沒有呈現。因為中共做事經常虎頭蛇尾，再好的一個計劃和起步，最後也可能弄得亂七八糟甚至無疾而終。

亞投行對世界金融體系的意義與影響，說到底還看看中共如何去一步一個腳印地去推動落實。

說的遠一點，人們的考慮絕不僅僅在於亞投行戰略上好不好，而是中共有沒有本事執行這個戰略。基礎設施投資界有個類比，世界銀行主導的IFC是正規軍，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是遊擊隊，那麼中國大陸主導的亞投行又算是什麼呢。

看看世界銀行的IFC在菲律賓搞的馬尼拉水處理項目，也可以看看曼谷的軌道交通項目，或者再近一點看看IFC投資前的興業銀行和投資後的興業銀行的對比……這些都是業內響噹噹，既改善當地民生又輸出國內技術還取得良好經濟受益的好項目。

與之相比，日本的亞開行雖然在東南亞也有不錯的影響力，但和世行IFC一比就差了不少。這不是說我們預計中共的亞投行就一定比日本人的亞開行還不如。但說實話，很多事情在中國大陸上馬的時候無論領導還是群眾都熱情高漲，但說實話畢竟不成熟，起步階段一過就會出一堆問題。中共之前搞的很多機構都是這樣。然後大家的熱情就沒了。

我們沒有忘記，就在三年前，中共還要搞一個100億美元的東盟合作基金，當時也是媒體鋪天蓋地的，雖說沒有“中美爭霸”這種新近的娛樂新聞的橋段……可是三年下來投了多少呢？說好的錢呢？沒了，進了貪官的腰包了？


（2015年4月28日）



【第五節 安倍晉三訪美對未來亞太區域情勢之影響】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美，成為戰後首位在美國國會發表上下院聯合演說的日本領導者。他這場主旨名為《希望的同盟》的演說，更意味著亞太區域將隨著美日同盟進化而步入全新的局面。

有一種說法是，安倍這次帶著“三枝箭”前往美國：1、“美日安保指南”的再修訂，2、宣佈日本政府對於二次大戰結束70周年的立場，3、與美國總統歐巴馬達成有關“泛太平洋夥伴協議”（TPP）的最後談判。實際上，安倍晉三訪美的效應遠大於此三方面，具有全球意義，且由於中共與俄國的地中海軍事演習，而凸現了美日關係提升甚至對於歐洲的混沌局勢，都有深遠影響，所以特別值得予以關注。


一、安倍晉三訪美強化美日安保


2015年4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傍晚乘專機從羽田機場啟程訪美，進行為期8天的國是訪問。28日與歐巴馬舉行峰會，29日在國會發表演說，最為外界矚目。在此次訪問的同時，安保指針18年來首次修訂，賦予日本自衛隊更多參與區域及球任務；日本加入美軍共同巡邏南海等涉及安全的問題則越加明朗，美日TPP談判進一步突破。

另一觀察重點是歷史問題。今年適逢二次大戰結束70周年，姑且不論安倍能否真讓鄰國，尤其是中國和韓國，感受到面對歷史問題有嚴肅反省誠意；畢竟，美國主流媒體也期待安倍能有足夠行動，證明他和日本均希望超越過去，邁向未來。實際上，安倍在國內也承受同黨以及反對人士相當壓力。

歐巴馬在迎接安倍到訪，就刻意凸顯過去兩國由敵轉友、堅固盟邦的成功經驗。27日安倍抵達華府後，歐巴馬英九罕見地邀請安倍前往林肯紀念館參訪。歐巴馬表示，林肯紀念館具有經歷激烈衝突後和解的重要意義。對於安倍前往阿靈頓國家墓園，向二戰陣亡將士致敬，歐巴馬隔日在白宮記者會指出：歷史應該超越，過去的敵人可以成為朋友，兩國應一起建立未來。

安倍此次訪問華府是第二次出任首相以來第二次到訪，2013年2月安倍首次前往華府與歐巴馬舉行峰會；2014年4月，歐巴馬回訪東京。此次歐巴馬先在白宮以軍禮迎接安倍，在峰會後並以極少舉行的國宴款待，白宮資深官員特別指出，這是歐巴馬上任6年來第8次舉行的國宴。


二、美日聯手關切南海發展


一年前在東京，歐巴馬與安倍發表的聯合聲明就以《美日形塑未來及超越亞太》為題，開宗明義即指陳：兩國關係植基於相互信任、以法治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願景、承諾高舉民主價值、促進開放市場、深化兩國文化及人民關係。這些都是美國與中共的關係中，絕對看不到的亮點。美國的亞太再平衡與日本為和平積極貢獻外交政策，均是對抗中共的基石，而美日安保同盟更是保護亞太區域和平與繁榮的關鍵。

安倍晉三與歐巴馬兩人一同罕見地指出：美日同盟已經進入新時代。這顯然是對中共與俄國的侵略行為的強烈警告。

在去年的聯合聲明中，美日還曾承認中共國可以在區域及全球事務扮演重要角色，而兩國與中共國發展具成果及建設性的關係符合彼此利益。但歐巴馬在東京時卻進一步說出美日安保範圍涵蓋尖閣群島（釣魚臺）；在聯合聲明中也指出，完全支持運用外交與法律途徑包括國際仲裁處理南海海事爭端。歐巴馬也提出亞太國家應該與中共國建立信心與安全措施。

這一次的情況顯示美日關係進一步親密：歐巴馬與安倍在白宮進行兩小時會談後，一同出現在白宮玫瑰園召開戶外記者會，舉辦時間正值正午。歐巴馬用日文說出美日兩國關係是“共同並且為著彼此”。兩人一同指出，美日同盟已經進入新時代，安倍更表示美國與日本也有一個夢想，即是創造一個充滿和平與繁榮的世界，而美日將為朝向新時代一起努力。安倍呼應了2013年美國國務卿凱瑞提出的太平洋夢，這明顯是在應對習近平的中共國夢。

白宮聯合記者會中，歐巴馬特別強調，70年來美日兩國不僅是盟邦也是真正的夥伴和朋友，他也指稱，美日安保是此次兩人白宮對談的優先議題，經過18年來首次修訂的美日安保指針的簽署確認，未來美日關係已是非同以往的“全球夥伴”。歐巴馬也讚賞安倍和他之間的友誼，感謝安倍執政帶動日本經濟活絡並在全球安全等事務的貢獻。

歐巴馬與安倍的白宮記者會中，提及中共國的次數也不下於28次。歐巴馬特別針對中共的威脅指出：毫無疑問地美日安保第五條條文涵蓋尖閣群島，美日也共同關切中共國在南海填土造陸與相關建構，應對此一發展，美日將聯合信守自由航行、尊重國際法、和平解決爭議、不使用強制作為的原則。美日峰會前，在G-7外長會議聲明中，美日聯手也將各國關切南海發展列入。


三、美日安保走出亞太邁向全球


華府期待日本能分擔美國在亞太安全保障的責任，也希望與日本在飛彈防禦、軍事監測、反潛作戰、反核武擴散以及後勤支援等面向進行更密切的軍事整合。

“美日安保指南”再修訂涉及最敏感的部份就是範圍定義的問題。儘管日本再三保證自衛隊海外派兵將基於最低必要性，而且是以防衛日本安全為目標，但範圍也涵蓋針對日本友好盟國的攻擊可能造成對日本生存的威脅。如此充滿彈性的定義指涉性強烈，放在終戰70周年的時刻更加敏感，也難怪安倍政府近來頻頻強調此舉並非針對特定國家或區域。

藉由安倍到訪，歐巴馬再度公開表達對於中共國和平崛起的歡迎，但是對於中共國在東海及南海採取的主權主張，和涉及的海事爭議所引發的緊張，他則指出不應視而不見。他並指陳，中共國有對其他涉及爭議國家展示軍事武力的作為，而強化美日安保並非引發這些緊張情勢的挑釁。

“美日安保指南”的再修訂討論，進行一年多，華府期待日本能分擔美國在亞太安全保障的責任，化解諸如朝鮮半島、東海、南海、恐布主義、網路戰爭等區域潛在可能危機。華府也希望與日本在飛彈防禦、軍事監測、反潛作戰、反核武擴散以及後勤支援等面向進行更密切的軍事整合。此一強化美日安全合作的工程需要安倍政府更明確的政策調整與修法工作。因此去年6月安倍先宣佈解除集體自衛權，再來就是修訂相關自衛隊海外派兵的法律。至於敏感且有高難度的憲法第9條修正尚須視國內民意走向與國際關切程度而定。


四、美日兩國的認知差異


中國共產黨連串的經濟與軍事擴張、企圖取得亞洲霸權的行動，喚醒了美日同盟的重行佈局，三月底中共國在亞投行成立的外交戰場上成功拉攏美國最堅實的歐洲與亞太盟友對美國倒戈相向，使得感受邊緣化危機的美日關係加速進入“蜜月期”。

美國在“重返亞洲”的再平衡政策下，將與日本結合為更緊密的經濟與軍事同盟，以挽救美國在亞太區域的實力，而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安全保障佈署上，將會告別過往美日安保同盟關係中，由美國片面主導、日本單純配合且武力行使僅限於對日本領土進行“專守防衛”的角色，提升為更積極的區域軍事行動主體。

美日安全保障指針這次的改定是繼1997年柯林頓政權後的再修正，主要目的在因應國際戰略情勢的變遷，而調整這部美日共同軍事行動的法規依據，得以在今日全球與區域情勢下更“無縫隙”與更“全球化”的部署。日本在去年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憲法解釋而成為可能積極行使軍事行動的主體後，也將在美日同盟的新指針規範中負擔維持和平的角色。但從美日兩國對新安保指針的解讀上，仍然可以觀察到兩國對於新指針適用的目的與期待有認知差異：美國希望日本自衛隊可以在解除“專守防衛”的武力行使限制後，可以積極分擔美國在全球佈署行動中沉重的負擔；但日本對於新安保指針的期待，則呈現非常重點式的區域防衛觀點、著眼于針對中共國在東海和南海區域一連串改變現狀的軍事和准軍事行動，得以與美軍進行更全方位的情搜、聯繫、掃雷乃至協力島嶼奪回作戰。

美日兩國之間存在的認知差異不難理解，因為兩者對於亞太地區安全保障的核心認知本來就不同。對美國而言，美日同盟最大的意義，在於島鏈防衛思維下，日本等國作為防止中共軍事力量得以突破島鏈封鎖進入太平洋與美國爭霸的關鍵盟友；但對日本而言，維持這個無天然資源的工業大國一路從印度洋經過南海、臺灣周邊海域、東海直到日本本土、占日本百分之九十的輸入與百分之六十的輸出的“海上生命線”不被中共支配，才是至關國家生死的防衛佈署重點。


五、安倍國會演講能否超越歷史


安倍此行受到關注的另一焦點，是4月29日在在美國國會演說，1957年6月，安倍外祖父岸信介曾以首相身份在美國國會演講，68年後，年近60的安倍以“邁向希望的聯盟”（Toward an Alliance of Hope）為題，發表英文演說。安倍也提到珍珠港、班達納、珊瑚海等相關戰役，並以“永恆哀吊”（eternal condolences）向美軍陣亡士兵及家屬致意。他說：“歷史是嚴酷的，發生了就無法再回復”，“我的內心有深深的懊悔（with deep repentance），站在此地默禱良久。”

安倍接續闡述日本與美國由敵轉友的發展並表示：“戰後日本一直秉持對戰爭的“深刻反省”（deep remorse）。我們的行動帶給亞洲許多國家的人民遭受苦難，我們不能把我們的目光移開。我將把過去前任首相對此表達的遺憾奉為圭臬。”安倍在萬隆亞非會議60周年峰會上，用日文表達日本對戰爭的深刻反省，紐約時報翻譯成英文remorse，並指出這與1985年德國首相柯爾的用詞相同。


六、超越政治的經濟對抗


中國共產黨加大力道推出“亞投行”、“一帶一路”、“中巴經濟帶”、“命運共同體”等，美國傳統盟邦紛紛在各自利益考量下靠攏共產黨中國，美日全球兩大民主政體更緊密靠攏，在此時更具有高度意義。歐巴馬與安倍在華府火力相連，公開表示並非反對亞投行，而是堅持此一大型國際合作機制應該要有更開放透明的運作規範。這是超越政治的經濟對抗。

安倍訪美給歐巴馬聚焦亞太再平衡的再一次機會。今年以來，歐巴馬一直深陷中東問題，無暇轉向亞太。中國共產黨的亞投行倡議聲勢浩大，美國傳統盟邦陸續宣佈加入提振中國共產黨信心，歐巴馬最後任期領導力備受挑戰。安倍訪美，歐巴馬加大力道對外闡述：如果我們美國無法寫下國際經貿的法則，則中共國將取而代之，寫下他們的法則。

面對主張自由貿易的共和黨國會多數，歐巴馬的障礙反而是來自同黨的民主黨議員和反對自由貿易的工會與宗教團體的遊說壓力。經過白宮與國會兩党領袖漫長的折沖協商，由哈契、萊恩與魏登三位議員聯署修正提案的“快速通關”授權法案已在參議院財政委員會通過，但是民主黨使出程序性干擾，使得原法案條文加上許多強化透明性與國會諮商的但書，包括任何貿易協議必須公開60天供民眾評議、總統簽署協議前90天須通知國會、國會收到通知後30天不得進行相關程序等。也就是說，未來美國政府與他國談判貿易協議縱使可加快速度，最長卻可能拖延180天才生效。TPA預期無法在安倍到美國國會演說時順利通過立法。

TPP談判最後的關鍵除了卡在日本的農業和美國汽車市場開放之外，就是等待美國國會能否通過有利於行政部門“加速”與外國洽簽經貿協議的《貿易授權法》。如果歐巴馬想在卸任前留下TPP政績，而安倍也願意買單，“歐安會”後可望宣佈談判“進入最後完成階段”，將功勞攬在身上，只是最終仍須走完國會生效這條路。


七、美日新同盟關係下的亞太新局


這個美日軍事行動指針的更動，讓臺灣成為熱點區域：中國共產黨急欲控制南海、突破東海，所以近年在南海進行大規模的奪島填海造陸工程、並在東海填海建立新的軍事基地，不斷透過設定防空識別區與頻繁的海空侵入，企圖取得東海海域的實際支配。而歐巴馬的重返亞洲再平衡與安倍集體自衛權政治宣示、美日安保指針的修改，就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行動，首度作出具體回應。以加重美日同盟關係與全面軍事部屬，來回敬中國共產黨的片面變更現狀行動。

臺灣位居東海與南海間的關鍵位置，再度成為美日與中共衝突的前線。在中國共產黨的思考上，會因在南海與東海遭遇美日的積極對應所產生的挫折，轉向美日兩國在防衛立場被迫模糊的臺灣。

冷戰時代，由於臺灣地理上位處第一島鏈中心點的關鍵位置，使得“臺灣必須獨立于中共國存在”得以作為美國的核心利益而受到重視。但隨著冷戰結束，美中間發展為相互依存的大國關係、以及美中兩國在亞洲政治經濟影響力逐漸位移後，臺灣對於美國的重要性日漸萎縮，這其實才是臺灣近年來在對美外交工作上不斷遭遇挫折的主因。

但是從今以後，形勢丕變，美日新同盟關係，開闢了的亞太新局，臺灣的外交必將迎來一個新的時期。


八、臺灣的新機遇


美國在“臺灣關係法”體系下，現實上必須負擔臺灣維持現狀的承諾，因此是臺灣對抗中共威脅上的最大盟友，也因此奠定了“美中台”三方關係的思考格局。而近在咫尺的日本，雖具貿易上的重要性卻相對不是外交上的重點。

這個認知的意義在於，美國確是這個區域唯一可能進行積極行動的國家；但在今後美日新同盟關係下，日本將會提升區域行動的主導地位，跨越領土與領海的範疇而行動。而臺灣位處日本海上生命線的要衝，及作為東海與南海間的關鍵位置，必然再度成為日本關注的重點。 因此未來的台日關係，不再等於台美關係，相反基於台日兩國在區域上更具共同的核心利益，未來的日本除將可能是臺灣牽制中共的盟友外，也是台美關係的外交杠杆，可以防止臺灣邊緣化。因此，臺灣與日本間的關係提升，已經來到關鍵時刻。這可能是臺灣的新機遇。


（2015年5月20日）



【第六節 美中（共）南海角力對區域安全之影響】


一、中美南海對抗，賭注大、風險高


前美國空軍學院哲學教授、太平洋美國特種作戰指揮部高級政治顧問、美國空軍退休軍官詹森（William Johnson）日前在路透社網站發表文章說，大家對南中國海衝突應當知道以下幾點： 

1、南中國海屬於誰？ 

中共對南中國海的主權要求是基於可追溯到夏代和漢朝的歷史。中共以1947年國民政府勾畫的“九段線”圈定了其主權範圍。民國時期中共調查、命名了291個南中國海島礁，並繪製了地圖。美國主張南中國海是國際水域，主權應由“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確定。該公約申明，有關國家不能聲稱擁有漲潮時被淹沒的土地的主權，即使通過建築手段使這類土地高於漲潮線也不行。 

2、中共為什麼想控制南中國海？ 

控制南中國海可以使中共支配經過那裏的主要貿易航路，如對中共最重要的石油進口航線等。控制那片海域，使中共可以切斷或威脅切斷所有經過那裏的東亞、東南亞貿易航路，並將外國軍隊，尤其是美軍拒之門外。南中國海海底可能蘊藏著大量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確立主權地位可以使中共獲得一定水準的能源安全，以及遠比現在高的能源自主性。 

3、誰已經在南中國海建造島礁？ 

越南和菲律賓分別對21個和8個島礁提出主權要求，並且在過去幾十年中填海造島或擴大島礁原有面積。越南、菲律賓、臺灣都在某些島礁上有駐軍。但越南聲稱遵循“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沒有在漲潮時被淹沒的沙洲、暗礁等處修建被稱為“浮動島”的建築物。中共最遲加入擴建島礁的行動，但規模則前所未見。最近18個月，據報導中共新擴建的島礁面積，比相關國家歷年來擴建的總面積還大。中共至少在其中一個人造島礁部署了軍事裝備。中共官員表示，北京計畫接著幹。最重要的是，只有中共擁有足夠的現代化軍艦，為其領海領土要求提供保護。 

4、美國如何回應南中國海主權爭執？ 

美國以前對東南亞國家擴建島礁的行動，實際上沒有反應，但對中共擴建島礁則極力反對。美國國防部長卡特表示，美國海軍自二戰以來即一直在區內活動，今後將將繼續使用軍艦和軍機維護南中國海的航行自由。濱海戰鬥艦“沃思堡號”和海軍P-8“海神”偵察機等，已經對中共正在擴建的永曙礁進行了抵近偵察。 美國除了維護航行自由的使命，還著力強化地區盟國關係，幫助盟國增強情報搜集及偵察能力，向他們提供升級的武器裝備，以對抗中共軍隊在質、量兩方面的技術優勢。與美國緊密合作的日本，也向越南和菲律賓提供軍事裝備。 

5、下一步世界期望什麼？ 

美國和中共的對抗可能升級到某種程度。美國太平洋艦隊策劃官員準備派遣飛機和艦隻，進入中共聲稱擁有主權的島礁12海裏領海內活動。濱海戰鬥艦“沃思堡號”和P-8“海神”偵察機已經逼近這個範圍，中共雖表示反對，但沒有採取敵對行動。中共已經聲明將捍衛領土主權。如果北京當局對美國的行動熟視無睹，中共將在國內大失顏面。如果奧巴馬政府搖擺不定，將在美國的合作夥伴和盟國中，留下如同在中東、伊拉克、烏克蘭等地那樣，缺乏政策解決能力的不良印象。美國和中共雙方的賭注都很大，並存在誤判的風險。美國正在整合南中國海地區主要盟國的力量，希望聯合日本、澳大利亞等盟國，迫使中共暫時停手。 


二、崔天凱否認中美南海必有一戰


北京“人民網”6月5日消息，6月4日中共駐美國大使崔天凱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阿曼普”欄目專訪，就南海局勢等問題回答了主持人阿曼普的提問。崔天凱強調，南海島礁建設是中共主權範圍內的事，別的國家沒有理由指責中共。並提出希望美方停止所有脅迫性的言行。針對南海局勢所謂“中美在南海必有一戰”的言論，崔天凱表示，不應該讓這樣的個別問題主導中美關係，同時不認為中美會因為這個問題而走向對抗和衝突。

主持人 阿曼普質問：我想你剛才所談和所用的措辭是想使當前局勢降溫。美方看上去似乎也在試圖使局勢降溫，呼籲所有的地區盟友和朋友停止海上建設活動。但是，中共一份有政府背景的報紙稱，如果美國的底線是中共必須停止目前的建設活動，那麼中美在南海必有一戰。我想知道你對這些言論作何反應。真的嗎？大使先生，一場戰爭？ 

崔天凱說他認為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歧，不應讓分歧超越雙方的共同利益和不斷增長的合作需求。然後十分滑稽地談到“氣候變化將是中美合作的最好例證之一”。 好生狼狽的神態躍然而出。


三、中共海軍軍演就是騙上級


中共不敢與美爭鋒，因為自己身段不行。 

“東方之星”沉船事件導致400多條生命罹難。有海外媒體採訪了一位中共退役的艦長蘇某。蘇艦長認為“東方之星”沉船，一個原因，不排除夜航時操作人員精神疲倦導致的操作失誤。另一個原因是船的設計以及建造的品質問題導致這場災難。此外，蘇艦長還暴露了中共船舶建造及海軍艦隊的一系列醜聞。 

據蘇艦長介紹，在中共船舶建造、營運似乎有一套很嚴密的體系。但是，這一切都是糊弄人的。地方船檢與地方海事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前些年有的地方船檢是一窩端。 以他服役的海軍某部為例，一旦台海發生戰事，福建沿岸的艦船基本會被對方壓制的失去戰鬥力。雖然距臺灣只有兩百多海裏，但是如果全速行駛，一半以上的艦船要半途拋錨。不是動力、機械故障就是船體出問題。 

每次海上訓練，裝備完畢以後，艦艇開出一半必須就地拋錨。否則艦船不知哪個部位又要出問題，要不然就要在海上飄上幾天回不了家。每次艦隊必須按照遠端奔襲的作戰計畫上報，訓練的書面材料可以加工。剩下的油料，在錨點把油料與漁民換雞、鴨、魚什麼的，讓全艦的官兵痛飲一場，或者乾脆把油賣給油販子…… 

有些小艇載油量少，賣不了幾個錢，就讓上岸的士兵每人提一塑膠桶50升的油到岸上倒賣後吃、喝、嫖、賭。部隊上的腐敗比地方上更加過分。

2014年底，中共海軍三大艦隊在西太平洋進行海軍史上最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其中2013年底剛入列、號稱“中華神盾艦”的最新型導彈驅逐艦鄭州艦的艙門居然被海浪衝開。兩名海軍試圖用繩索捆綁艙門的時候被海浪打翻，一名海軍被艙門擊中頭部，造成兩顆門牙斷裂，眉骨嚴重骨折。 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接下來海軍是用木樁頂門焊接，再用一群官兵拿臉盆掏水。 

豆腐渣工程已深入軍隊，很明顯，戰士的綜合素質十分低劣。 


四、范長龍爬上美國核動力航母


“應美國國防部長卡特和古巴革命武裝力量部部長辛特拉的邀請”，中共“軍委副主席”范長龍於6月8日下午率團離京，對美國和古巴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在此次美洲訪問的第一站——美國，范長龍的訪問行程不僅包括與美國國防部長卡特舉行會談，還包括參觀多處美軍基地及“雷根”號航母。顯然，美國有意給中共上課，讓他們見識一下真傢伙，不要在面對美軍時衝昏頭腦，手足失措胡亂行動。

當地時間8日，范長龍抵達美國加州聖達戈，從這裏正式開啟為期6天的訪美行程。這是范長龍就任軍委副主席後首次訪美，也是2013年以來第四位中央軍委委員到訪美國，前三位分別是國防部部長常萬全、總參謀長房峰輝以及海軍司令員吳勝利。

法新社9日報導稱，抵達首日，范長龍便登上了“雷根”號核動力航母。有分析指出，雖然這一參訪屬“常規科目”，但頗具代表性，因為“雷根”號航母將替代“華盛頓”號航母，長期駐紮在日本橫須賀軍港。

范長龍當日還訪問了美軍太平洋艦隊北島航空基地。位於聖達戈的北島海軍航空站是美國海軍航空兵的誕生地，這裏的海軍基地是美國兩艘航母及其艦載機聯隊的母基地。

在前往華盛頓之前，范長龍還將前往西雅圖參觀波音工廠，並赴得州訪問胡德堡軍事基地。有軍事專家就此指出，此次范長龍參觀美軍的幾處基地與裝備都具代表意義，可說除空軍以外，其他軍種的基地都會參觀。由此可見，空軍將是美軍針對中共的殺手鐧。


五、南海填島，中共妥協


北京的外交部也在6月16日第一時間釋出消息：“根據既定作業計畫，中共在南沙群島部分駐守島礁上的建設將于近期完成陸域吹填工程”，並表示此舉“不針對任何國家，不會對各國依據國際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飛越自由造成任何影響，也不會對南海的海洋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無可指責”。言下之意似乎外界暫時就不必再談“中共的南海造島計畫”。這似乎讓劍拔弩張的中美間形成了“各退一步”的妥協。 

比起以往中共和他國在南海上曠日持久的糾纏，此番南海造島“竣工”之迅速值得一提。但說到底，在華府和北京，除去冷冰冰的文告，剩下的東西恐怕並不像外界想像的那樣輕鬆。 

各家主流西方媒體中，《華爾街日報》無疑最為激進。在該報刊發的一則題為《中共在南海小島上建築軍事設施》的報導裏，該報根據中共外交部發佈中的“中共在南沙群島部分駐守島礁上的建設將于近期完成陸域吹填工程”與“中共南沙島礁建設除滿足必要的軍事防衛需求外”，得出了“中共正在對南海諸島從填海轉向建設軍事和其他設施”的結論。不過，即便是半個月前強調北京在南海派駐強力武裝的該報，也不得不承認中共此舉目前僅僅讓菲律賓外交部表示“正等待北京的官方確認”，美國目前也對此並無明確對應。 

無獨有偶，當北京宣佈近期結束在南海的“陸域吹填工程”後，路透社也開始強調北京在南海的“7個島礁”上展開了類似的行動，當然，報導沒有指出中共在南沙諸島也終究只有7個島礁的實控能力。根據最新資料，以渚碧島、永暑島及美濟島為首的三島伴隨著數月工程，其大小早已超越南沙各島，域外國家自然頗為眼紅心熱。這就讓北京的公告“可能令菲律賓和美國感到緊張”。

頗有些詭吊的是，五角大樓分析人士在接受採訪時雖然“擔心中共可能在南海劃設防空識別區，妨礙船舶和飛機的自由通航”。但五角大樓的分析師也只是肯定了北京的建設能力可以鋪設“長達3,000米”的跑道，以肯普為代表的英美專家認為無論習近平還是奧巴馬都選擇了一個戰略，即“受控的升級”。

美聯社甚至很樂觀的認為，此次北京宣佈“結束南海造島”就是范長龍與新國防部長卡特唇槍舌劍後的成果，該社還借對幾位北京專家的採訪讓自己堅定這種信念。在報導的最後，文章還不失時機的強調了習近平即將在2015年9月對美國展開一場國事訪問，這就讓北京的聲明作為一種危機管理手段，有了“減少投機行為”與“降低緊張氣氛”的效果高明。 


六， 北京出爾反爾繼續建島


不過，美國畢竟幼稚，沒有看破中共的煙幕。

僅僅三天以後，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6月19日發現，中共目前仍然在南沙群島進行吹填造陸作業。與此同時，據菲律賓媒體《馬尼拉時報》6月20日報導，來自菲律賓巴丹省的當地漁民19日向當地政府通報，稱他在菲律賓侵佔的司令礁附近海域發現了中共海軍和海警船隻。

這名叫加巴昆甘(Donie Cabacungan)的漁民稱，大約在一周前曾有一名來自菲律賓伊洛伊洛市的船長發來資訊，稱有一條“舷號為29”的中共海軍艦艇在驅趕他們離開司令礁。雖然有說法稱這條艦艇很可能是馬來西亞的軍艦，但加巴昆甘強調，不斷有中共艦艇“不斷圍繞該礁島”，以防“我們在該區域捕魚”。加巴昆甘說，雖然司令礁上有菲律賓軍人駐紮，但由於中共海警人員的驅逐，他的漁船近日已無法靠近司令礁。

那麼，怎麼給自己找個臺階呢？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資深亞洲顧問”葛來儀（Bonnie Glaser）只好自說自話的解嘲，中方曾經表態“南海工程即將完成”，但其中的時間點究竟在何時，是本月還是一年之後才能完工，尚沒有人知曉，只能確定目前填海工程仍在進行中。

美國的這一口惡氣如何出來？恐怕只能在軍事部署上見個分曉了。


七、中共海軍急召退伍士官複役


果不其然。中共海軍總部近日發通知，急召最近兩年退役的士官重新入役，而且要求六月底前回原部隊報到。當局表面理由是，近年新軍艦下水多，專業人員不足，但消息指或與最近南海局勢有關，與美、日、澳洲三國在南海針對中共填海有動作相關。

所謂士官即職業士兵，高於普通士兵。多數為具有專業技能的軍人，士官不屬軍官序列，一般從服現役期滿的士兵中選拔，也有從軍外直接招募具有專業技能的公民成為士官。

士官實行工資制，並按照“國家和軍隊”規定享受津貼和補貼。服役期，下士、中士各3年，上士至二級軍士長各四年，一級軍士長則一直服役到退休。一般說能成為軍士長已是非常不容易，都是部隊基層不可缺少技術尖子，全軍一級軍士長更是比將軍都少。

接近中共軍方的消息人士指，海軍總部的通知透過兩個途徑下發，一是由海軍各部隊政治部門直接與原來服役的士官聯繫，二是由地方武裝部轉告已回鄉的各退役士官。通知要求，近兩年退役的各級士官，接通知後馬上回原部隊報到。

有接到通知的退役士官透露，通知上列明要他們回營的理由是，近年新軍艦下水服役較多，而專業技術人員不足，需要他們回去繼續服役一段時間，回役年限由所在部隊與當事人商定。不過，海軍急召已退伍的士官複役，除部份原因確是上述，主要與目前南海局勢相關。據透露，美國對中共在南海大規規填島十分惱怒，決定不惜冒險要阻止中方的做法，目前美海、空軍駐日本、菲律賓各基地都在為此備戰，中方掌握情報顯示，美方這次不再是空喊，故中央軍委相當緊張。

消息人士指，雖然解放軍判研事件尚未到要提升部隊戰備級別的水準，但“中央軍委”指示海軍必須要秣馬厲兵，馬上補足員額，作好應變準備。這就是海軍要急召近兩年退役的士官回營複役的背後原因。

近幾年，中共海軍戰艦無論是開工建造數量還是下水數量，都是世界之最。總數量排世界第一，宣稱“一年裝備一個艦隊，下水一個艦隊，開工一個艦隊”。“人民海軍”在2013年開工建造052C、052D型導彈驅逐艦3艘，下水2艘，054A型導彈護衛艦開工3艘，下水2艘，056型輕型導彈護衛艦開工7艘，下水5艘，新型常規潛艇開工3艘，下水2艘，新型核潛艇開工3艘，下水1艘，掃獵雷艦開工2艘，下水1艘。海軍由於很多艦上崗位都是技術性的，故需要士官較多。


八、美軍佈雷封鎖 解放軍掃雷曝“短板”


美國和中共在西太平洋與南海等地的海上對抗日漸升高，但中共軍事評論罕見點出海軍的“短板”，即掃雷能力嚴重不足，面對美軍攻勢佈雷戰法，海軍艦隊可能連港都出不去。

新浪軍事6月18日刊登專文，分析美方攻勢佈雷戰術，強調美軍戰機除了執行傳統與核武攻擊能力，中共軍事研究不太注意的一項能力是攻勢佈雷。文章指出，相對於守勢佈雷，攻勢佈雷是主動進擊、在敵方水域設置水雷，以封鎖敵方基地、港口和航道。例如，B-52、B-1B、B-2轟炸機，都可攜帶大量MK-62 、MK-65水雷，執行攻勢佈雷。

雖然解放軍陸基戰機、防空系統不斷升級，傳統轟炸機很難突破，但B-2匿蹤轟炸機仍然可能進入中共周邊海域。同時，洛杉磯級核子攻擊潛艦也有佈雷能力，可以實施海空聯合佈雷。然而，中共海軍專用掃雷艦目前僅有081型1艘、082型1艘、082II型2艘，以及掃雷能力較弱的綜合型船艦，面對美軍龐大佈雷能力，解放軍艦隊無疑將遭遇巨大困境，甚至連海都出不了。 文章認為，中共的應對之道，一是研發匿蹤機的攻擊方法，二是形成強大的反潛能力，最終還是要開發部署更先進的掃雷艦。

但新聞評論指出：“在習近平的胡亂指揮之下，這根本不切實際。因為習近平是西北內陸地區來的旱鴨子，怎麼懂得海軍呢？他要蠻幹，最多就是忽必烈征日失敗的下場！”


九、大陸百姓對於美國的期待


由大陸線民在“美國之音”網站留言稱：“美國別老為航行自由考慮，應更多地為中國人民考慮，為地區安全的長遠利益考慮。眼下美國趕上了歷史性的機遇，中共因為領土之爭與周邊國家在外交上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兩岸關係面臨民進黨再度上臺的危機，國內經濟出現嚴重持續性衰退，各種社會矛盾複雜尖銳，積蓄已久的各種民怨民意暗潮洶湧，中共內部獨裁勢力範圍瓜分及重新洗牌的惡鬥錯綜複雜、緊張激烈且勝負未蔔，而中共的軍隊不僅幾十年沒有實戰過一次，而且已經腐敗到“通體爛透”的地步，所以，保持並持續增加對中共的強大軍事壓力是觸發中共崩潰的絕好時機。借用《隆中對》中最後的表達模式，誠如是，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只是，大陸線民可能期待過高，因為美國人未必看得懂，但是我們卻不妨參考一下有關想法。不論如何，美中南海角力對區域安全之影響是多面的，臺灣無法置身事外。

總的看來，如果中共繼續妄動，結合俄國在歐洲的蠢動，不能排除“回到冷戰格局”的結果。而一旦回到冷戰格局，美國和臺灣都將重獲歷史的主動。


（2015年6月24日）



【第七節 解讀大陸國家安全法】


一、大陸國家安全法“高票通過”


2015年7月1日上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以154票贊成，0票反對，1票棄權高票通過了“國家安全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鄭淑娜在當天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說，維護國家安全是國家的頭等大事，國家安全立法是國家安全的基本法律保障。通過制定法律來維護國家安全是各國通行的做法。

但其實，這“高票通過”本身就是一個鬧劇，是槍桿子下的木偶表演。

有記者問，1993年中共已制定了一部國家安全法，為什麼時隔二十幾年以後又再次制定一部新的這樣的法律，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鄭淑娜指出，考慮到1993年制定的國家安全法，主要是規定國家安全機關的職權和以反間諜工作為主要內容的，已難以適應全面維護各領域國家安全的需要。為此，2014年11月1日，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相應廢止了原有的國家安全法，為制定新的國家安全法創造了條件。鄭淑娜指習近平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全面維護各領域國家安全，需要制定一部應對國家安全各種威脅和風險，統領國家安全各領域工作的法律。2014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上，委員長會議提出了國家安全法的議案。按照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要求，制定一部立足全局、統領國家安全各領域的基礎性、全局性、綜合性法律，適應大陸維護國家安全的新形勢新要求，是十分必要的。這部法的制定以法律的形式確立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指導地位和國家安全的領導體制，明確維護國家安全的各項任務，建立維護國家安全的各項制度，為構建國家安全體系，走出一條中國共產黨特色的國家安全道路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

那麼，如何正確解讀這本新的大陸“國家安全法”呢？


二、“國家安全法”與大肆逮捕律師


對大陸“國家安全法”的最好解讀，是看看這部“法律”通過以後，中國大陸發生了什麼情況：在過去兩周裏，中共政權大規模打壓維權律師，迄今中國全國各地已經兩百多名律師及相關人士被刑事拘留、監視居住、約談、傳喚或失蹤。中國大陸人權的惡化趨勢已經震驚國際輿論！根據香港支聯會整理的名單，截至7月13日淩晨，中共當局就已抓捕107名維權律師及相關人士。在過去兩周被帶走的人當中，有120多名律師。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編制的名單顯示，其他的是律師事務所的工作人員、律師家屬和獨立的維權人士。

中共政府和官方新聞媒體對此次行動的規模保持沉默，一味標榜針對鋒銳事務所律師的指控推動了司法公正，並譴責反對拘捕行動的批評者。可是數字是不會騙人的：200多名大陸律師及其熟人遭到拘捕，其中20人仍然在押。

實際情況更為糟糕：一些律師在電視上示眾，給出屈辱的口供，並被描繪成煽風點火的無恥之徒。共產黨的官方報紙刊發了大量評論，譴責他們從事顛覆和欺詐活動。律師們稱，這是幾十年來律師職業遭受的力度最大的政治攻擊。中共廣泛打壓維權律師，宣稱他們利用有爭議的案件中飽私囊、攻擊共產黨。

陷入困境的律師們表示，中共真正目的是詆毀和掐滅“維權”運動。在該運動中，有少數無畏的律師利用法律和公眾壓力，為在體制中處於弱勢的客戶提供支援。“感覺是我們經歷過的最大的襲擊，” 遭到警方詢問後獲釋的南方律師張磊說。 “看上去是依法辦事，但這些被失蹤的律師當中，幾乎沒有一個能夠會見到自己的律師。有200多人遭到問話和警告——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情。”

然而，自毛澤東逝世這四十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諸多變化，一個很有說服力的現象就是律師們並沒有退縮。儘管警方施加了巨大壓力，而且習近平上臺後已經有一些律師遭到監禁，仍然有幾十名律師寫下請願書，對此次拘捕行動予以譴責，並自願為被警方羈押的人做辯護。

“我以前覺得當律師只是一種謀生的手段，”48歲的商業律師余文生說。在最近遭到逮捕後，他加入了維權律師的行列。“現在，我相信我們有更崇高的使命，就是要去改變一個失靈的體制。他們的打壓很猛烈，但我們維權律師會進行反擊。”在余文生他們看來，中國未來的法治之路岌岌可危。48歲的商業律師余文生說。在最近遭到逮捕後，他加入了維權律師的行列。


三、新國安法形同政變


這幾十年來，中國司法體系從毛澤東導致的法律廢墟上建立起來，律師群體推動中國走走停停地接納西式法理。這個政黨國家幾乎無所不能，而律師們的努力幫助普通中國民眾贏得了些許保護，讓異見者、公開的基督徒及非法征地的受害者擁有了一個難得的反擊方式。

十幾年前，中國新聞媒體甚至熱烈讚揚維權律師說服了立法機關廢止嚴苛的居留許可制度。但在大約兩周前開始的這輪行動中，新聞報導把維權律師描述為貪圖錢財的騙子、性侵犯者和滿嘴髒話的流氓。這種大加鞭撻表明，共產黨不僅決心瓦解維權運動，還要讓它喪失合法性。

“這些行動步調一致，目的是抹黑整個維權律師群體，”福坦莫大學（Fordham University）的中國法律專家明克勝（Carl Minzner）說。他還表示，這是一個“明確的信號”：維權律師利用知名度較高的案件以及新聞媒體的壓力來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到社會問題上的做法“不會再被容忍”。

中國政府的矛頭直指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他們的客戶包括異見藝術家艾未未、去年以分裂國家的罪名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以及人權活動者曹順利。曹順利在警方關押期間死亡，據報導是由於疾病沒有得到救治。

中共當局拘押了鋒銳律所的周世鋒主任，以及該所的至少四名律師和一名行政助理。一名律師16歲的兒子被帶走並羈押了兩天，此前他正準備飛往澳大利亞上高中。該名律師的丈夫也遭到了拘押。中共稱，周世鋒及其同事組織人員到法院進行抗議，在網上製造輿論，以抹黑政府、恐嚇法官並宣傳自己。上周，周世鋒的同事黃力群在國家級電視臺上進行了供認，指責周世鋒侵佔公款，並把他描述為好色之徒，曾多次騷擾女員工。畫面顯示，周世鋒本人也表示認罪。

中共官方新聞媒體的攻擊毫不留情、聳人聽聞。“在一些熱點敏感事件的背後，總是藏有‘黑手’在推波助瀾，”一家共產黨黨報上周的一篇評論文章稱。“但在這些所謂維權的事件中，少數律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充當起破壞法治、擾亂社會秩序的幫兇。”

其實，真正亂來的不是律師，而是新國安法。因為新國安法改變了習近平前任的一些相對溫和的做法，新國安法形同“反改革政變”。


四、習近平不得人心


自習近平於2012年11月上臺以來，當局監禁了數十名維權運動的支持者，還有一位知名律師浦志強自2014年5月以來一直被警方羈押了一年多，卻沒有進行審理。他可能很快就會面臨審判，幾乎肯定會被定罪，像其他幾位知名維權律師一樣入獄。另外一些在具有政治爭議性的案件中挑戰政府的律師則遭到了騷擾、拘押、吊銷律師證和失去客戶的待遇。

然而，最近幾年，願意接手政治敏感案件的律師卻越來越多。他們是中國27萬名律師中的一小部分，但對公共生活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研究中國法律活動人士的學者艾華（Eva Pils）表示，中國的維權律師現在有300名，而十年前只有幾十名。她說，“有其他律師已經意識到，他們自己的職業利益與那些人權律師是一致的。”商業律師余文生已開始從事危險的第二職業，成為維權人士。他表示，自己的這種轉變始於去年10月，當時監獄管理人員非法禁止他探望客戶。這名客戶因為被控支援香港的親民主示威活動而遭到扣押。

失望的余文生做了一些與自己個性不符的事情：他在這座位於北京郊區的看守所外進行抗議，自拍照片，並在中國的熱門即時通訊應用微信上發佈了這些圖片。兩天之後，他自己也被捕了。在三個月的關押期內，他大部分時間和死刑犯關在一起，還經受了長達17個小時的審訊，身體遭到摧殘，致使他患上腹疝。他無法見律師，也一直沒有被正式起訴。

余文生後來獲得保釋，但警方告誡他不要談論關押期間的遭遇。余文生表示，他不會受此影響。“我知道他們隨時可以過來把我帶走，”他說。“我過去很害怕，但現在再也不會了。”

本輪拘捕行動受到一些中共官方法學權威的批評。他們警告，中國可能會逆轉本已步履蹣跚的法治進程。“如果公權力機關動不動就把律師抓起來，這並不是一個國家律師健全的一個標誌，”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江平在上周公佈的演講稿中說道。“反而是一個律師保護在責任方面的一個倒退。”他還表示，“只有律師自身的安全得到保障，律師才可能去盡到維護他人的權利。”可見，習近平的倒行逆施多麼不得人心。

然而，隨著情況的惡化，越來越多的律師感到幻滅，比如來自東北地區的59歲的律師遲夙生。她曾擔任15年的全國人大代表，直到2013年。全國人大代表是一個享有聲望且可能帶來諸多利益的頭銜。不過，她的工作遭到擾亂和限制，就連沒有政治色彩的案件也是如此，這讓她愈發失望。“我一直有絕對的信心，總有一天會有一個法治國家到來，”她接受電話採訪時說。“但當我們教老百姓要遵守法律程式，依法律辦事，我們就發現，人去了法院，但法院就不給他們受理案件。”

很多律師揶揄中共針對維權律師的那些指控，特別是宣稱他們通過接維權案件斂財的說法。曾被監禁三個月無法與外界接觸的律師余文生指著他破舊的辦公室說，代理維權客戶幾乎沒有什麼經濟回報，其中很多客戶權利遭到剝奪，非常貧窮。“如果你想賺錢，”他說，“我建議你堅持做商業案件方面的工作。”


五、新國安法遭到聲討


大陸國家安全法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國際輿論的憤怒聲討。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柯比發表書面聲明指出：最近幾天，中國公安人員有系統地拘留以和平方式捍衛他人權利的人，其中包括以合法方式挑戰官方政策的人，我們對此感到十分震驚。中國新的國家安全法被用來作為侵犯人權的法律依據，引起我們的深切關注。我們強烈敦促中共政權尊重所有公民的權利，釋放所有因尋求保護中國公民權利而被拘留的人。

美國國務院不僅譴責中共政權拘留維權律師及相關人士，並對新頒佈的國安法表達關注。美國國務院指出：國安法範圍廣泛，擔心中共當局以國安法作藉口，侵犯人權。

國際特赦組織中國研究員倪偉平說：“中共政府十分關注維權人士日益增加的影響力，及他們運用社交媒體爭取公眾支持的能力。”

習近平自2012年上臺後，不斷收緊對公民社會的控制。近年來，中共當局已拘留數十個異見者，而西藏及維吾爾人亦指控中國政府打壓少數民族。

新的《國家安全法》是如此含糊不清，其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這部“法律”針對的所謂“安全威脅”涵蓋了網路空間、食品供應和宗教等多種領域。該法在其原先的“草案”基礎上添加了一些內容，比如把太空、深海和極地地區（中國在加強自身在南極的存在）的資源勘探和開採列為國家安全問題。在新聞發佈會上，鄭淑娜為這處內容做了辯護，稱西方國家從八十年代開始就在頒佈類似的法律。“在對上述領域進行資源勘探、科學考察和開發利用過程中，中國政府也有權依法保障自身相關活動、資產和人員的安全。”

該法第23條也闡述得比較寬泛，沒有指明具體措施，提出要“防範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響”，並“增強文化整體實力和競爭力”。“這不是一部像樣的法律，而是中共擔憂哪些方面可能會出問題的詳細清單。”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東亞分部主任林偉（Nicholas Bequelin）說。

這是一個更大計畫的組成部分：中國頒佈這部法律時，正在開展更加廣泛的立法工作，從而對中國的安全系統進行改革。去年12月，中國頒佈實施《反間諜法》，取代1993年的《國家安全法》。目前進入立法程式的還有一部旨在規範非政府組織的法律、一部反恐法，以及對境外投資法的修訂。


六、新國安法劍指臺灣


新通過的國安法涉及的範圍較舊的國安法為廣，除了防範、制止懲治叛國、分裂國家、煽動顛覆政權和洩露國家機密等行為外，亦提及邊防、海陸空、金融和經濟體制、糧食安全、能源及網狀訊安全及宗教等範疇，亦包括外太空、國際海底區域及極地。

新國安法進一步聲稱“港澳應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責任”。這意味著所謂的一國兩制已經正式宣告最終破產了。

新國安法這樣給香港發出了信號：根據鄭淑娜的說法，不會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實施該法。香港地區去年爆發了長達幾個月的抗議活動，反對北京支持的選舉方案。該方案最終沒有獲得通過。香港政府隨即發表聲明稱，未有計劃根據這部新法來調整當地立法。

然而，該法確實提到了香港，稱香港與澳門“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林偉表示，他認為這反映了北京的擔憂情緒，即親民主示威活動在某種程度上使香港成為一個國家安全議題。

這是新國安法首次納入港澳，而且劍指臺灣：其中兩條條文分別提及，“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容分割，港澳與臺灣都有義務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及領土完整，以及港澳特區行政區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這意味著，中共已經公開向臺灣提出了“比照港澳”的荒謬要求。

涉及港澳的條文，如此劍指臺灣：鄭淑娜表示，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應當按照基本法的要求自行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有香港記者問，國家安全法第11條、第40條都首次有香港的出現。香港會就國家安全及時自行立法，請問為什麼要把香港納入到國家安全法？在什麼情況下國家安全法能夠適用於香港？

鄭淑娜說，國家安全法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第四十條第三款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對兩個特別行政區和港澳同胞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提出原則要求是必要的，符合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

鄭淑娜強調，按照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港澳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港澳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因此，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應當按照基本法的要求自行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鄭淑娜表示，根據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規定，全國性法律除列於基本法附件三外，不在兩個特別行政區實施。國家安全法並未列入兩個基本法附件三。

鄭淑娜指出，國家安全法對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作了原則性規定，兩個基本法第23條對特區應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也做了規定。


七、習近平導演了這場鎮壓


中共這次“新國家安全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提出“維護國家網路空間主權”，這表明習近平急於鉗制言論、強化網路鎮壓措施。

當前，習近平的倒行逆施面臨廣大人民的抵制，中共獨裁統治遭遇的安全形勢日益嚴峻，所謂的“非傳統領域”安全日益凸顯。中共“網路安全和資訊化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均在此背景下成立。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共黨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全面維護各領域國家安全，需要制定一部應對國家安全各種威脅和風險，統領國家安全各領域工作的法律，即國家安全法。

新國安法的出臺，有著習近平背景：中共高層多次對網路安全問題進行過表態。2014年2月27日，習近平在主持召開中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時強調，沒有網路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資訊化就沒有現代化。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強調，要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資訊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於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這深刻闡明網路和資訊安全是中共十一項安全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總體國家安全觀不可分割的核心內容。 

2014年7月，習近平在巴西演講中特別提出了“資訊主權”的概念。他強調，雖然互聯網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徵，但每一個國家在資訊領域的主權權益都不應受到侵犯，互聯網技術再發展也不能侵犯他國的資訊主權。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鄭淑娜跟著表示，網路主權是國家主權在網路空間的體現和延伸，網路主權原則是中共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參與網路國際治理與合作所堅持的重要原則。因為互聯網是國家重要基礎設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互聯網屬於中國主權管轄範圍，中國的互聯網主權應受到尊重和維護。”

這種論調，明顯是侵犯人權，是企圖用主權的名義扼殺人權。


八、新國安法企圖救亡圖存


如何解讀大陸國家安全法？

我們認為，正確解讀大陸國家安全法的關鍵在於：這是中共在現代資訊社會的背景下企圖救其亡而圖其存的最後掙扎。為此，中共不僅加緊鎮壓國內民眾，而且企圖對外擴張。對外擴張甚至在國外從事大量非法活動，都是源於中國大陸的國內壓力。例如中國大陸所進行的網路攻擊，不僅危害國際秩序，而且是一種積極防衛，避免中共自身被西方滲透瓦解。

2014年12月，東非國家肯雅破獲中國大陸網路攻擊指揮部，在一座豪宅內部抓獲了77個大陸籍的犯罪嫌疑人。他們以旅遊簽證到肯雅，但從事破壞網路和通訊的活動。肯雅《國家日報》（Daily Nation）報導稱，這個網路指揮中心可以中斷肯雅的通訊系統，而這些中國人正準備發起針對這個國家通訊系統的攻擊。在這個豪宅內的先進軟體可以入侵銀行系統，甚至自動取款機。估計是非洲最大的網路破壞指揮中心。

此次抓捕事發於一場火災，火災中一名中國人死亡，警方發現這些人擁擠在房間中，並且有複雜的通訊工具。到12月2日，77名被捕中國人已經被指控。在3日，37名現身法庭，而另外40人被控非法運行無線站。法官下令繼續關押10天。中共大使因此被肯雅外交部召喚，對事件給出解釋。

此次事件說明中共的海外活動日益猖獗，具有全方位的強烈企圖心。肯雅擁有東非的海岸線，這次事件是否和中共海上擴張、尋求遠洋的海軍基地相關，值得注意。

如果配合習近平在南海與美國的對抗，來觀察上述動向，在進而解讀大陸國家安全法，當發現中共“國安法”，正在為中共意欲進行的進行海外冒險，搭建一個大陸國內的軍事平臺。所謂欲攘外者 ，必先安內也。

美國可能已經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和中共已經沒有多餘的外交語言，日前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直接空中巡視南海，無異向中共直接亮劍，向中共發出了最後通牒。

 

（2015年7月24日）



【第八節 日本新安保法與亞太情勢發展】


一、日本通過新《安保法》


2015年5月15日，日本政府向國會眾議院提交了包括1個新立法和10個修正法的安保相關法案《國際和平支援法案》。兩個月以後，日本眾議院在執政的自民黨和公明黨聯手主導下，表決通過新修訂的《安保法》，未來本案將提交參議院審議。

安倍政府提出的安保法案共由兩部分組成：一是《自衛隊法》、《武力攻擊事態法》、《周邊事態法》、《聯合國維和行動（PKO）合作法》等10部法律的修正案綜合構成的《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案》；二是隨時允許為應對國際爭端的他國軍隊提供後方支援的新法《國際和平支援法案》，將解禁歷屆政權根據日本《憲法》第9條一直解釋為禁止行使的集體自衛權。反對人士憂心的是，新法允許日本自衛隊可赴海外作戰，有損二戰後70年來的和平路線。民主黨代表岡田克也表示，“新《安保法》勢必讓國安政策產生巨變。”他並強調，“新《安保法》是違反憲法的。”維新黨代表松野賴久則強烈抨擊指出，執政黨尚未讓民眾充分瞭解新《安保法》的內容規章，就強行表決通過，是極不明智的決定。知名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更公開批評安倍執意通過新《安保法》的舉措，認為安倍只是想“藉由重新修訂憲法，向世人證明自己是個歷史性的偉人。”


二、衝擊綏靖主義路線


安倍在表決過後向外界強調，日本目前的安全情勢愈發嚴峻，修訂這項法案是為了“保護日本人民，避免戰爭發生”。不過，新《安保法》的通過卻引發日本國內反對聲浪，根據《朝日新聞》民調統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支持率已下降5%，僅剩39%，更有高達56%的民眾公開反對新《安保法》。外部形勢方面，東亞鄰國對日本邁向“軍事正常國家”向來保持警戒；在釣魚臺列嶼爭端白熱化之際，日本放寬自衛隊海外軍事行動的限制後，對東亞情勢的發展與影響，殊值關注。

新《安保法》最重要的改變，是鬆綁了目前日本自衛隊赴海外作戰的限制。新的《安保法》寫入了“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條件，擴大自衛隊活動範圍，由於事關重大，本案備受日本國內輿論關注，民主黨等反對陣營設法杯葛；而國會院外更集結了成千上萬民眾高聲抗議“要安倍下臺”。據日本憲法規定，法案在眾院通過之後，如果60天之內沒有在參院投票，則視同被否決，交由眾院再次表決。未來本案若立法完成（日後該法案要等參院表決通過，才能正式實施），對日本二戰後“專守防衛”的安保政策，將會產生“重大轉變”。


三、華盛頓支持是個關鍵


過去，安倍一向主張要修改日本《憲法》第9條中對軍事力量的限制，新安保法的通過，對安倍政府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步驟，這顯然與華府當前的亞洲政策有關。美日於1960年所簽訂的《美日安保條約》中，明確規範日本禁止派遣軍事部隊至海外，日本政府“不得使用武力威脅做為解決國際紛爭”的選項。新《安保法》卻放寬日本自衛權，允許國內自衛隊以武力軍援同盟國如美國，在各地展開軍事行動。外媒曾轉述，安倍晉三明確表示，新《安保法》的制定是“為了因應中共軍事勢力崛起”，且美國也支持這項法案；換言之，華府的立場絕對是關鍵因素。身為日本的盟友，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柯比拒絕評論日本新《安保法》，僅表示這是日本的“國內事務”，不過也強調美國歡迎“日本為增進盟友關係的持續努力，以及在區域和國際安全活動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回顧歷史，二戰結束後日本敗亡，被美軍實質佔領，由於東亞戰後情勢迅速變化，當時基於外交現實需要，調整了華府對日本在戰後的地位安排，美國一方面要避免共產主義的蔓延，同時要讓日本成為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據點。戰後初期，美國駐日盟軍總部（GHQ）為日本制定新憲法，否決了日方所提的天皇制憲草，1946年，GHQ向日方提出美版憲法草案，廢除了日皇的政治、軍事權。日方在此基礎上，經過國會審議修訂後，終於通過《日本國憲法》；該部憲法於1947年5月生效，憲法第9條明確規定，日本必須“放棄戰爭”、“不得維持軍隊武力”和“不擁有宣戰權”等，這些特點使得該憲法也被稱為“非戰憲法”或“和平憲法”，其立意是從憲法的高度，來限制日本組建軍隊以及行使“集體自衛權”。日本右傾人士中有不少人認為這是一部“被美國強加的憲法”，但日本最大黨自民黨內亦廣泛主張，現行憲法是美國起草，應予修訂。


四、抑制中共在東亞影響


除了前述的歷史因素外，近年日本國內爭論不休的“專守防衛”，主要是圍繞在美日同盟的軍事議題上，具體而言，就是日本能否在美國受攻擊時，出手協助美國抵禦或參與美國對他國動武的行動；此“假想敵”不外乎是中共或北韓。由於近期東海事端頻傳，中共擴軍之舉讓日本深感不安，這就讓日本右傾人士認為，應該採取積極應對作為。可想而知，日本是希望在“不違憲”的情況下做擴大解釋，來放寬行使集體自衛權，若日後“解禁”修法成真，這將是近年日本國內是否修改“和平憲法”的爭議中，透過不直接抵觸日本憲法第9條規定的“釋憲”手法，再次放寬日本在國際使用武力的限制，進而實現所謂“軍事大國化”、“正常國家化”的政治訴求。

以現階段日本自衛隊的整體戰力規模，基本是以“自衛隊”之名來包裝“軍隊”之實，姑不論當前情勢是否有此迫切需要，以日本自衛隊武裝力量之強大，必然會引起周邊國家的嚴重關切。拋開與中共、南韓關係的不明確因素，目前日本全力強化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關係，明顯就是要在東亞競逐的過程中抑制中共的影響力，這裏面當然有華府的運用空間存在。的確，美“中”戰略互疑無可改變，南海和北韓問題也讓相關國家對中共強烈警惕，但不代表日本趁勢發展所謂的“強軍夢”，就能讓這個國家和人民帶來榮耀和幸福。

在現實上，現行的日本憲法“名義上”規定，日本不得發動戰爭、不得擁有軍隊，一旦修廢（或是用釋憲等手段），將被國際（特別是二戰時曾經受到日本侵略的國家）視為“軍國主義復辟”；上個世紀，日本軍國主義路線已被證明是亡國滅種的敗途，但其國內右傾分子從來就不關心周邊國家的感受，更遑論應該明白告訴日本人民，修（釋）憲的不確定負面影響既深且遠。


五、美日同盟面臨轉型


為了防堵中共霸權，安倍要讓日本成為“正常”的軍事強權。不顧民眾與在野黨抗議，日本執政黨仍于眾議院強勢通過兩項案。若無意外，新安保法今秋可完成審議。未來日本一旦面臨“存亡危機”，即可發動集體自衛權。在全球各地，只要與日本利益有關的軍事衝突，自衛隊就可能出現。即使面對民眾在議會外抗議，以及反對黨的退席抗議，日本安倍首相所領導的執政黨，仍強勢的在眾議院中通過了兩項安保法案。

不可否認，二戰投降迄今，日本已度過70年的和平時期，有人認為關鍵是“和平憲法”，然而這說法顯然是“高估”日本政治人物的“守法性”，真正的核心是因為美國的影響力始終存在。從未來區域安全的發展來看，若說邁向“軍事正常國家”將會“引發戰爭”，此說也未免失之武斷，因為日本畢竟是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同時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安排中，還存有諸多變數（特別是美“中”關係發展）。可以預見的是，放寬自衛隊海外軍事行動的限制，不僅會更深化日本和鄰國的不睦，美日同盟關係也將面臨新的轉型。

兩大法案包括將自衛隊原本對外出兵的相關法律，如《自衛隊法》、《武力攻擊事態法》、《重要影響事態法》（原《周邊事態法》）、《聯合國維和行動合作法》等修正組合成的《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另一個法案則針對協助盟國出兵，以因應國際爭端的《國際和平支援法案》。

如果這兩條法律按照程式，可能到今年秋天無意外的完成審議。這也代表日本自衛隊在未來日本一旦面臨“存亡危機”，即可發動集體自衛權。在與同盟國之間防衛協定方面，只要日本認定是“重要影響事態”，即可出兵為友軍進行後勤支援，不再受地理限制。

過去日本曾經在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提供海外後勤支援，而在這法案通過後，可以想見不僅是美國而已，只要與日本利益有關的軍事衝突，就可能看到日本自衛隊的出現。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鑒於軍國主義造成日本戰爭挫敗的破壞與民生雕敝，日本制定了和平憲法，奉行放棄武力戰爭的和平主義。即使在冷戰期間，日本位居美蘇對抗的第一線，仍然遵行此憲法。


六、新《安保法》政治意涵


防堵中共是新《安保法》最具體的目標。在過去，藉由美國核武與軍力的延伸嚇阻，日本安全獲得保障，然而隨著日本國力增強和美國的相對衰落，擺脫憲法的制約及幫助美國鞏固亞太地區的存在，成為日本新的選項。

安倍在第二次上臺之後，以更積極主動的態度去面對日本國內外的安全問題，如美日同盟的責任分攤、日本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透過修憲及檢討安保相關法規內容，來行使集體自衛權，並擴大參與國際活動的行動範圍等，讓日本成為“正常國家”。

日本這一系列的改變，其訴求與正當性基礎就來自于不斷重申的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威脅，以及日本對國際社會所應承擔的責任。安倍認為，日本如果不對世界和平與安定負起責任，未來世界就無法保護日本本身的和平。因此，安倍陸續對日本經濟採取突破性作為，面對中國在東海問題的強勢態度，安倍則強化國防軍備提升與改革，爭取美國的支持。

另在南海議題上，安倍主張日本應支持菲律賓及越南立場、提升與印度的軍備合作、修改軍備出口限制等。可見日本已經從過去被動防禦的守勢思維，轉變為可針對自己與盟邦安全需求境外出兵的積極性國防政策。

明訂放棄交戰權，並宣示不保有軍隊的日本《憲法》第九條雖未廢除，但是安倍回任總理大臣之後，運用中國威脅的提升與亞太戰略環境變化的機會，透過憲法解釋與修法，已經逐步改變美日安保防衛指針及日本國防政策的內涵。

此種做法被中共某些媒體擴大指摘為軍國主義的復興，雖然是具政治意圖的誇大，但是日本強化軍事地位，抗衡中共在亞太軍事稱霸的意圖卻也是很明顯的。


七、新《安保法》軍事後果


現在，美國要日分擔軍事壓力，日人卻擔心招惹戰禍。因為海外出兵的積極性，會讓日本捲入戰爭的風險大幅提升。故在表決議場外，有數萬民眾聚集抗議，安倍的支持率也受到影響，最近跌到三成多。許多日本民眾受到二次世界大戰陰影的影響，極力反對改變和平主義的修法，他們擔憂日本參與戰爭或海外出兵，造成日本青年的傷亡。

如果戰爭擴大將使日本原本穩定經濟與生活因而受到衝擊。這些憂慮都是情有可原，安倍必須要說服日本民眾，在增強國家地位與提升國防的同時，如何能夠避免戰爭。

美國樂見日本承擔更多亞太安全的責任，但當然不希望日本因激進作為引起東北亞或東海的軍事衝突。

不過，今年美日重新制定《防衛合作指針》，決定把日本自衛隊與美軍的軍事合作範圍擴大到全球。此次自衛隊出兵相關安保法律的通過，正呼應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需求，但不會讓日本因為攻擊性提升，激化亞太領土主權的爭議。

“歐習會”前夕，美日似有意部署多面包圍的軍事情勢，向中國下馬威。隨著日本國會上周通過新安保法、美日高調聯手巡弋南海、越南與菲律賓可能合組抗中國聯盟、台海危機可能再起、北韓可能再度進行核試與新型飛彈試射，中國未來面臨新的軍事壓力或危機，必須作出艱難的抉擇。 

未來，日本自衛隊將以美國馬首是瞻，譬如共同出兵剿滅“伊斯蘭國”與凱達等恐怖組織，或合組聯合艦隊，巡弋國際水域。無疑，美日聯手扮演世界員警角色，將成21世紀新常態，美國為日本恢復為軍事大國，大開方便之門。 


八、北京反應軟弱無力


在中國共產黨方面，不論日本採取何種積極性作為，北京必會表達反對態度，這已司空見慣。例如中國國防部長常萬全在近期會見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谷內正太郎時，強調日本修改安保法，將對地區安全環境和戰略穩定產生複雜影響。但除此之外，北京已經無計可施。

《人民日報》只是空洞質疑安倍是否要放棄專守防衛政策？是否要改變戰後長期堅持的和平發展道路？是否會在挑戰戰後和平國際秩序、走向軍事大國的道路上更進一步？而這些反對態度比過去在釣魚臺衝突的反應都更軟弱，以警惕言語居多，而且只是質問，而沒有扣帽子式的譴責。這是因為，習近平舉措失當，已經內外交困了。他的班底正忙於處理內部如股市、反腐政爭、十九大人事安排等議題，無力挑起與日本之間的爭端與衝突。

最近，美軍兩架B-52轟炸機日前成功執行中途不著陸、長達44小時、往返超過3萬公里的轟炸演習任務。兩機從美國路易士安納州巴克斯代爾空軍基地起飛，飛往澳洲北部靶場投下炸彈後，再返回基地，澳洲皇家空軍和陸軍也配合該項任務。五角大廈說，這是一次“轟炸機保證與威懾”(BAAD)任務，“透過這次飛行，美國展示自己維護亞太、印太地區穩定與和平的能力”。這趟任務也被視為針對中國在南海日益強化的軍力，與增強亞太盟友對美軍的信心之舉。

這是美軍威懾北京，並非只有關島基地可介入亞太局勢，必要時，轟炸機從美國本土起飛，透過空中加油也可抵達亞太地區執行任務。換言之，這是警示共軍，即使它用導彈摧毀美國西太平洋海空軍基地，美軍也有能力從本土進行大規模報復攻擊，更何況美國在全球都有海空軍基地，海面下更有難以偵測的龐大核攻擊潛艦艦隊，必要時都可執行攻擊任務。 

美日聯手遏止中國共產黨崛起，華府與東京也決定對亞太地區盟國與夥伴提供武器，同時要求盟國與夥伴不要與中國走得太近。 希望成為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喜萊莉．柯林頓曾警告坎培拉說，澳洲不應過度依賴中國市場，以免喪失自己的政策主導性。美國也透過日本對越南、菲律賓與印度提供武器，不樂見原是盟國的泰國向中國採購柴油動力潛艦。在華府政治壓力下，泰國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普拉威日前表示，曼谷將暫緩向北京採購三艘潛艦。 美國早已不生產柴油動力潛艦，卻透過日本出售澳洲先進的“蒼龍級”潛艦。未來泰國或其他亞洲也可能循此一模式，向日本購買潛艦。 


九、亞太情勢發展綜觀


在美日鼓勵下，一些亞洲國家開始尋求不同方式的攻守同盟或軍事合作。越南與菲律賓是最可能合組反中軍事聯盟的兩國；越菲兩國軍隊已舉辦多次籃球賽與聯誼晚會等活動，目的顯然是在培養互動默契，為未來攻守同盟鋪路。 

最近一期《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期刊，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資深研究員葛來儀與助理研究員維特羅發表“習近平的大遊戲：中國與臺灣會走向麻煩嗎？”文章說，雖然蔡英文承諾維持台海現狀，但北京仍擔心她如果勝選會拒絕“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追求法理台獨；一旦如此，北京當局會激烈反應，包括搶走臺灣邦交國，甚至動武。 

但美日決意聯手遏制中國在西太平洋突破，鼓勵菲越合組抗中聯盟，加上北韓可能再度核試與試射新型飛彈，台海危機可能再起，將迫使北京獨裁政權同時面對東海、南海、黃海、台海“四海翻騰”的軍事壓力，在和與戰之間，戰則面對“戰略機遇期”幻滅，須冒全面制裁大風險；和則可能被視為“紙老虎”，和戰之間都是習近平痛苦的抉擇。華盛頓在習近平訪問前的上述戰略部署，充滿勝券在握的弦外之音。

 

（2015年8月29日）



【第九節 習近平閱兵大典：親‘中’聯盟成形？】


一、中俄與美日的對抗格局


“抗戰勝利”紀念活動，是中共改變國共抗日歷史詮釋權的重要手段；而舉辦“大閱兵”，則是中國大陸企圖擺脫過去被侵略的屈辱歷史，證明自己儼已成為世界軍事強權的圖騰。

從出席天安門閱兵的國家元首名單來看，這次出席的國家大多是過去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及中國大陸的傳統盟友，包括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蒙古、巴基斯坦、埃及、柬埔寨及緬甸等；而美國及西方民主國家幾乎全告缺席，僅派部長層級或由當地國的大使代表出席。至於與中國正面臨海域衝突的日本與菲律賓，更是表明拒絕出席這項活動。這場抗戰紀念活動的大戲，仿佛就是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運用的縮影。

從閱兵大典的規模來看，這次正式派遣軍隊參加天安門閱兵式的國家，主要是俄羅斯以及中國大陸所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包括古巴、埃及、墨西哥、蒙古、巴基斯坦等國。這些國家過去沒有被日本侵略統治的經驗，而如今則在龐大經濟利益的驅使下，選擇站在中國大陸的這一邊，為閱兵典禮壯大聲色。可見，在後冷戰時期，中俄與美日相互對抗的格局，似乎又儼然成形。

有種觀點認為，中國大陸的勢力範圍“中國圈”已經形成，可以和美國的勢力範圍“美國圈”分別看待。其實，這種看法相當幼稚，已經習近平現在還要依靠俄羅斯的“肩並肩”，才能向美日等國示威。


二、普亭賺了，習近平虧了


這次俄羅斯普亭趕赴北京抬轎，似乎是回報習近平2015年5月高調亮相紅場閱兵，但實際上，普亭還是賺了，習近平還是虧了。由此可見普亭的智商要高於習近平。

前次5月紅場閱兵，號稱俄羅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閱兵，除了看熱鬧之外，也能看出目前整個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演變。 俄羅斯之所以要在這個時點進行大規模的秀肌肉運動，根本原因，還是在於西方國家的圍堵。而中共，尚未受到制裁就和俄羅斯抱成一團，這不是等著美國制裁嗎？所以說，普亭的智商要高於習近平，他拖習近平下水，然後伺機讓他當替死鬼。這是俄國人耍弄中共的慣用手法了。

俄羅斯一直是個蒙古式的特殊存在，有史以來俄羅斯的生存之道就是要麼強硬要麼完蛋。因此，在外面對著美國圍堵，在內面臨著經濟泥潭，普京必須要用強有力的手腕來證明自己領導下的俄羅斯仍然具有極強的威懾力。因此，超規模紅場閱兵的舉行，不單單是震懾烏克蘭等親美地區，也有助於緩解俄羅斯本身的問題。

無論是沙俄時期還是蘇聯時期，亦或者現在，俄羅斯這個的野蠻國家有個重要的特徵——經濟可以不行，飯可以吃不飽，但是面子上的事情不能不要。普京因此迷住了俄羅斯的下等民眾。普京在國內達到了執政以來的巔峰期。民意調查數據，86%的受訪者信任普京，認為普京勝任俄羅斯總統職位，甚至還有76%受訪者希望普京繼續連任，多個資料均創下十年新高。紅場閱兵顯然也是這種執政模式的延續。

在這個東歐緩衝區逐步被北約蠶食，小弟烏克蘭內部去俄羅斯化的大背景下，中國對於俄國的支援就顯得頗有含金量了。從2014年的索契冬奧會，到2015年的紅場閱兵，習近平都像跟班一樣來到俄羅斯。似乎最高領導人的高調出席，標誌著中俄的關係已經處於同盟狀態。

作為俄羅斯戰略夥伴，相互抱團反擊美日新同盟，是這次中國參加閱兵大典的目的。而遠離中國近海的中俄海軍軍演，可以看作是閱兵的延伸，二者都有回擊美日同盟的政治含義。


三、遺忘戰爭摧殘的殘酷教訓


5月在俄羅斯舉行的紅場閱兵，主要是針對歐洲戰場的納粹德國；而這次中俄兩國移師至亞洲戰場，自然是共同針對日本。吊詭的是，過去同樣曾遭日本殖民統治的南北韓，在這次中共的抗戰紀念活動上，卻採取截然不同的做法。

一向立場親北京的朝鮮，在中國大陸處處刻意拉攏韓國的情況下，這次金正恩不但選擇不出席北京的紀念活動，還在中共抗戰紀念的慶典前夕，以炮擊韓國來製造區域的緊張關係。北韓首領的缺席，代表中朝關係似乎有質變的跡象。這場天安門大閱兵，有如一面反光鏡，反射出美中朝權力關係的變化。

反觀身為美國軍事同盟國的韓國，朴槿惠總統卻無視來自美國的勸阻，決定出席北京的閱兵大典；連韓國籍的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也不顧日本政府的抗議，參加這次的抗戰紀念活動。這顯示，韓國在殖民歷史及政治現實的權衡上，選擇回歸“反殖民”、“反侵略”的歷史。而南北韓各自的政治盤算，讓朝鮮半島成為美中相互競逐的前線。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表示，希望中國不要總是扭住那段悲慘的歷史不放，而是以面向未來的態度和國際社會一道解決共同關注的問題。北京政府一直強調，軍演不針對今天的日本，只是紀念過去，紀念中國在二戰中的巨大犧牲。但習近平在講話中還是提到“日本侵略者”在戰爭中的殘忍行為。

不過習近平不該忘記：當年的八年抗戰，是國民政府所領導，這是鐵錚錚的事實；中共的八路軍扮演的是“敵後”遊擊角色，並假藉抗日來壯大自己的勢力。然而，由於抗日主戰場在中國，為抗日而犧牲的人民絕大多數是中國人，此一事實，使得抗日勝利時尚未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因而主客易位，中共將自己裝扮成抗戰的主力，這是歷史的變調。中共這次大張旗鼓舉辦“大閱兵”，高調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除為對外宣揚國威，也是為了對內穩定軍心。只是，在“大閱兵”的喧賓奪主下，逐漸掩蓋了紀念抗日的初衷和反省，讓外界只看到壯盛的軍容，忽略了國共共同抗日的史實，只看到中美兩大強權的角力，遺忘戰爭摧殘的殘酷教訓。


四、“中”美之間的戰略選邊


隨著“中國的崛起”，不少亞洲國家一直處於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戰略選邊。近幾年來，尤其2012年六月、九月，菲律賓與日本分別與中國在黃岩島與釣魚臺起了明顯而嚴重的爭端後，這種氛圍越來越濃厚。

中國大陸綜合國力的上升，誘使北京的霸道行徑越來越突出，讓存在於美中之間模糊而動態移動中的安全界線，日益明朗而固定化。9月3日中共首領習近平“紀念抗日戰爭暨反法西斯閱兵大典”所掀起的肅殺之氣，又將這一條安全線更清楚地逼出來。閱兵後，中國大陸內部虛假民族主義報紙叫囂“習近平的權力更鞏固”，“中國夢與亞洲夢的圖像也更清晰”，而對相反的言論立即封殺。

這次北京閱兵似乎劍指日本，其實還是做給中共內部看的，是習近平企圖復辟終身制而上演的鬧劇，但各種主客因素的激蕩，最後上綱成為中美之間的較勁。這是因為，北京這次最期望美國參加，但美國並沒搭理。據消息引述，當天現場播報人員所用的詞彙，包括中國擁有“紐約殺手”的多彈頭導彈，有強烈反美帝以及以美國為假想敵的意味。這次大閱兵的邀請，來與不來並非區分了“中國圈”與“美國圈”，而只是區分了“親北京”與否，和“聯盟”比起來，還差十萬八千里。

即使俄羅斯總統普亭，並非全然“情義相挺”，也是因為西方制裁“三月不知肉味”，而到北京覓食來了。北京官媒的評價是：中俄關係目前正在高水準層面運轉，進入成熟階段，不只戰略夥伴關係，而是“全面”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接著，哈薩克斯坦總統納劄爾巴耶夫、柬埔寨國王西哈莫尼、寮國人革黨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朱馬里、塞爾維亞總統尼科利奇等提前抵達北京，給足面子，被媒體稱做“真鐵杆”。其實呢，在這些“濃厚友誼”的背後，是北京給的不少銀子發揮了鐵杆作用。

與美國經濟與安全關係緊密的韓國，派出女總統朴槿惠送溫暖，則是因為抗衡日本的需要而貼近北京的。還有共產黨越南，要證明專制政權的合法性，也派出“國家主席”張晉創送上面子。但北韓金正恩就未出席，使得中朝二共原有的裂痕日漸擴大。

在北京的銀彈不起作用的地方，德、英、日甚至菲律賓這個小國，都由卸任的總統或首相“代表出席”，如德國前總理施若德、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菲律賓的埃斯特拉達，意味著這些國家重視與中國的經貿關係，但安全上還是採取與中國保持距離而向美國傾斜的態度。新加坡派已退休5年的前副總理黃根成代表參加，顯示向來與中國關係緊密的新加坡，也在浮動當中。

當然， 銀彈拉出的“親中”與否並非全面的一刀切，因為現在並非冷戰時代，但中國的銀彈確實分化了世界，這必留下痕跡。


五、雜牌來賓的閱兵


中共閱兵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為名，名不正而言不順，從歷史到現實，都不合邏輯，根本站不住腳。所以在其過程中的洋相百出、弄巧成拙。

這首推習近平。他乘敞篷車檢閱大軍，應該是威風一刻，然而，習並無軍事經驗，就像中共並未領到抗戰。所以他表情黯淡、很不自在。他無精打采，於是中共的末日將臨。他巴望眼前這一切趕緊結束，無論是由軍人還是由裝備組成的方隊，儘快過去。顯然，渴望通過這次大閱兵而顯示大權在握的習近平，心下並非厭倦，而是心不在焉、心事重重。習的表情，還明顯缺乏自信，甚至流露幾分畏怯，他知道自己不配這個三軍統帥的角色，預感到玩火者必自焚。

毫無軍事經驗的最高統帥，這就是滑稽。習近平竟用左手敬軍禮，而且多次重複！揭示了這是一支毫無戰鬥力的部隊在閱兵。依照共黨自己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隊列條例》，敬軍禮應該用右手。身為其軍委主席的習，如果說是不知道，那是嚴重瀆職。檢閱三軍的習近平，神思恍惚、心慌意亂，既無霸氣，也無豪氣；而且也不親切，毫無笑意。剛或柔，強悍或仁慈，兩頭都不沾邊。苦心策劃的大閱兵，因習近平個人表演失敗而淪為鬧劇。

有人說，習表情不自在，很大程度上，與全體政治老人登上天安門城樓有關。從前，無論毛澤東還是鄧小平閱兵，絕無更老資格的政治老人佔據天安門城樓、而對其虎視眈眈之情狀。毛、鄧大權在握，毫無疑問。對比之下，毛澤東的匪氣，鄧小平的流氣，在習近平臉上找不到半點影子。有心比肩毛、鄧的習，明顯遭到心理重創。讓包括江澤民、曾慶紅、李鵬這類臭名昭著的政治老人全體登上天安門城樓，應該是黨內各派爭奪風頭、習近平無法阻擋而被迫妥協的結果。這是習近平大閱兵落下的最大敗筆。

至此，暴露中共黨內權力鬥爭的階段性窘態：習近平並未取得壓倒性勝利。北京官媒連番刊載影射江的文章，中央黨校搬走江題詞的石頭，不過是習對江喊話：“請停止老人幹政！”而並非習真能拿下江的實際。舊有的政治格局、三代同堂的政治框架並未打破，在相當程度上，習近平仍然受制于政治老人，或者，受制于政治老人安插在本屆政府裏的親信和代言人。可以預見，高層權力鬥爭仍將繼續，且未知鹿死誰手。如果習近平仍執意不與民間力量相結合，而僅僅在黨內倒騰，未必有取勝的把握。

普京：緊靠習近平、而站在習的右邊。據說，在俄國，右為尊。今年5月9日，習近平受邀到莫斯科出席紅場大閱兵時，就是被安排緊靠普京、站在普京的右邊。這次是一種回報，彼此給予對方最高禮遇。但，這也只是在西方大國領袖集體缺席的情況下，可以想見，如果美國總統出場，習近平右手那個位置，就肯定屬於美國總統、而非俄國總統，正如去年11月在北京亞太首腦峰會(APEC)上所展現的那樣。北京的實用主義，不過如此。由此也可折射中俄聯盟關係的暫時性和脆弱性。

潘基文：如果北京閱兵當真是為了世界和平，大可以將聯合國秘書長安排在緊靠習近平的顯著位置上。結果，這個名義上統領各國的聯合國之王，位置不如俄國和韓國總統，甚至還排在哈薩克和烏茲別克總統之後，委屈之至。更糟糕的是，聯合國秘書長竟與蘇丹總統同登天安門城樓，而後者是被國際法庭通緝的罪犯，而國際法庭是屬於聯合國的機構。如此安排，是對聯合國秘書長的莫大諷刺和羞辱。聯合國193個成員國中，大多數拒絕出席北京大閱兵，身為聯合國秘書長的潘基文，卻執意前往，乃是出於個人目的，他是韓國人，不僅受到近期韓國反日親中風氣影響，而且試圖借機在韓國國內製造民意，以便在聯合國卸任後，還可以在韓國政壇撈一把。日本指責潘基文偏離聯合國中立原則，可謂在理。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潘基文以聯合國秘書長的身份出席北京大閱兵，都是被利用，不折不扣地，當了一回“雜牌軍”。不過，這也說明潘基文實際的身分還是代表他自己個人，所以無法獲得聯合國秘書長的正式禮遇。


六、中共失德問鼎，十分危險


習近平閱兵講演宣佈中國大陸裁軍30萬，這可能是為了安撫國際社會他熱愛和平。和前任江澤民、胡錦濤一樣，習近平在紀念大會和閱兵式全程身著中山裝。在閱兵式開始前的演講中，習近平把中國定義為二戰中的“東方主戰場”，強調中國“為世界反法西斯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他說，二戰中，中國死傷人數為3500萬，前蘇聯死亡人數為2700萬。習近平的演講依然延續了之前的標準外交辭匯，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表示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永不稱霸、不擴張、不把自己經歷過的悲慘遭遇強加給其他國家人民”。

春秋時代有一個非常有名的閱兵故事，值得中共記住：楚莊王曾派兵包圍東周首都洛陽，為揚威軍力，竟然僭越舉行閱兵，準備問鼎中原。周定王不得已，乃派特使王孫滿，前往楚營慰勞。一見面，楚莊王直白地問王孫滿，有關周天子九鼎的輕重、大小、形狀等。對於楚莊王的野心，王孫滿看在眼裏，心中有數，他回答，以楚國現有的實力，自有能力鑄造大鼎，但夏桀荒淫殘暴，九鼎移到商朝。商紂王暴戾無道，九鼎又移到周朝。如果君王是有德之君，鼎再小，也重得無人能移。如果君王是無道之君，鼎再大也輕如秋毫，吹彈可移。總之，統治天下靠的是德行，不是靠九鼎。聽了一席話後，楚莊王決定不再覬覦九鼎，撤兵回楚國。當然，我們無法希望習近平具有楚莊王的智慧。

中共失德，卻向美國問鼎，造成十分危險的國際局勢，如果再無反省能力，禍不旋踵而至矣！所以，即使親“中”聯盟尚無蹤影，我們也還要提高戰備思想，應對中共可能的軍事冒險。


（2015年9月22日）



【第十節 習近平訪美綜合觀察】


“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於2015年9月22日至9月28日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這是習近平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後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以來，第二次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元首身份訪問美國（第一次是2013年），也是他個人第五次訪問美國。訪美期間，習近平出席由微軟和中國互聯網協會舉辦的中美互聯網行業論壇，前往白宮會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國務卿約翰•克裏和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同時還出席聯合國成立70周年系列活動。


（一）習近平遭遇的抗議和歡迎


2015年9月22日，習近平及其第二任夫人彭麗媛乘坐中國國際航空的飛機，在位於西雅圖以北40公里、波音公司廠房附近的佩恩機場抵達美國，有一些歡迎者及美國華僑在習近平下榻的門外威士汀酒店手持標語和國旗，歡迎習近平訪美；也有示威者在酒店外平靜地揮動抗議標語，手持橫幅在習近平車隊駛經美國聯邦法院時擂鼓抗議。

當天，習近平出席民間友好組織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和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舉行的歡迎晚宴，並發表他此次訪問美國唯一一份政策演說。習近平在講話中承諾，中國大陸將會進一步推動經濟改革措施，避免帶有競爭性的貨幣貶值；他表示，中國股市已開始自我修復、調節，人民幣並沒有繼續貶值的基礎。習近平亦在講話中提及網路犯罪的問題，他表示中共政府不會鼓吹商業竊密，而是會堅定地保護網路安全，將與美國共同打擊網路犯罪。他又威脅說，中美兩國的對立和衝突可能會為兩國以至全球帶來災難，希望兩國之間的理解和信任能有所增加，不和與懷疑能夠減少。

為表示親善，習近平的講話中引用了美國電視劇、電影等美國文化元素，例如電影《西雅圖夜未眠》、美國詩人華特•惠特曼等。他以海明威作品《老人與海》中漁夫與魚搏鬥的程節，比喻“建設中國” 的奮鬥過程，並提到自己以前居住的窮困農村現在有所進步，說明中國夢就是指人民希望過上更美好的生活；避免提及霸權擴張問題。習近平亦提到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工作，他指中國大陸的反貪腐行動不會引致權力鬥爭，沒有《紙牌屋》（一出講述政治鬥爭的美國電視劇）。但是他沒有提到自己下令大肆逮捕要求公示官員財產的百姓。

難怪習近平在行程期間遭到許多大陸民眾的抗議，他們呼籲習近平制止迫害；路透社報導，在習近平的酒店外，一些中共支持者，一度把巨大紅旗遮蓋上抗議者的藍色橫幅，以示對抗。


（二）習近平的參觀活動與商貿會晤 


9月23日，習近平訪問飛機製造商波音設于西雅圖的工廠，並登上廈門航空一架波音787客機的機艙；他從客機的經濟艙走到駕駛艙，波音公司的職員沿途為他講解。習近平隨後宣佈，中國已經與波音公司達成協議，將會向波音購買250架波音737客機和50架廣體飛機；中國的企業亦和波音簽訂協議，決定合資在中國興建一座廠房，負責飛機的完工和塗裝，令波音成為第二家在華設置廠房的外國飛機生產公司。

習近平又到訪塔科馬的林肯高級中學，他歡迎美國的學生到中國遊覽，又表示希望中美兩國的青少年能增加彼此間的交往，攜手促進中美關係的發展，並向林肯高級中學送贈乒乓球用具和關於中國的書籍；該校的足球隊把一件球衣送給習近平，一群學生演唱彭麗媛幾十年前唱紅的曲調《在希望的田野上》，以阿諛奉承歡迎習近平到訪。但同時也遭遇抗議，抗議人士並鼓動美國學生共同參與。

當天，習近平出席第八屆中美互聯網論壇，他表示中國提倡建設一個和平、安全、開放且合作的網際網路空間，又認為各國可制定符合當地情況的互聯網政策；論壇參與者包括微軟行政總裁薩蒂亞•納德拉、蘋果行政總裁提姆•庫克、Facebook創始人馬克•朱克伯格、阿裏巴巴董事長馬雲、百度總裁張亞勤等科網企業高層，多家企業在論壇上簽訂協議和備忘錄，Google, Uber優步兩家公司則缺席。其中，朱克伯格以普通話在論壇上與習近平交談；他事後在自己的Facebook上表示，這是他首次以外國語言、與世界級領袖對話。但是習近平同時卻毫不留情切斷Facebook等許多外國公司的網路，體現出一個獨裁者的冷酷與虛偽。《華盛頓郵報》9月21日爆料稱：參加互聯網論壇的多家美國公司曾收到中共警告，如果沒有頂級代表參加論壇拍馬，其在華業務將會立即受損。

此外，習近平這天也參與了一場由前任美國財政部部長亨利•保爾森舉辦的圓桌討論，以及美國華僑舉行的歡迎晚宴。

凡此種種，全是外交作秀，絲毫不影響習近平在中國國內胡作非為、大肆破壞國際規則。


（三）習近平遭遇訪民攔截，狼狽不堪


9月24日，習近平和彭麗媛乘專機飛抵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安德魯斯空軍基地，獲美國副總統拜登及其夫人歡迎；有美國小童向習近平和彭麗媛二人獻花，軍樂隊分別演奏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的國歌。其後，習近平來到白宮，與總統奧巴馬、國務卿約翰•克裏和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共晉工作餐。

《東方日報》引述外媒，會後在白宮車道上，習近平遭遇大批訪民申冤、攔截車隊，其中三名訪民一度突破封鎖線，跑向習近平車隊；外媒指，習近平透過車窗將事件清楚看在眼裏，臉色凝重、目不轉睛看著這些試圖跑近車隊的訪民。訪民高喊“還我財產，還我公道”等口號，要求習近平解決訪民被強拆和強奪財產等問題；北京訪民躺在車底下，阻攔車輛繼續前進，警方隨即將訪民帶到警戒線外並當場釋放。也有歡迎習的隊伍一度與訪民發生了激烈的衝突，終在員警勸阻後分開。後來又有訪民攔截彭麗媛車隊。

我們認為：種種跡象表明，這一鬧劇可能是美國政府故意讓其發生，以便讓習近平感到難堪的。這只要把美國政府對於同期訪美的教皇的嚴密保安對照一下就一目了然了。例如在費城這一站，馬路和人行道全部隔離封鎖，市中心全部圍上了鐵網，鐵網以外三個路口行人不得接近。相比之下，習近平得到的待遇就像一個普通的遊客。孰輕孰重，冷暖自知。

現在，中共當局正在尋找出氣筒，嚴厲懲罰手下的相關人員，中共住在紐約的情報系統正在受到全面清洗。


（四）習近平在白宮的會晤和國宴


9月25日，美方為習近平在白宮南草坪上舉行歡迎儀式；其後，習近平和奧巴馬在白宮會晤，並舉行會談。會談期間，奧巴馬表示美國關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南中國海的動態、深切擔憂中國人權狀況與新聞自由狀況以及網路安全問題，他說：“我用坦率的措辭表達了以下強烈的觀點：不允許記者、律師、非政府組織、公民團體自由活動，關閉教堂、不允許少數民族享有同等待遇，這些做法在我們看來都是有問題的，這實際上也妨礙了中國及其民眾完全發揮自己的潛能。”習近平則表示中美雙方對以上問題存在分歧，但亦會繼續進行對話；歐巴馬則警告習近平，針對美國目標發動的網路攻擊“必須停止”，否則美國將會以傳統的執法手段，追查並懲罰那些駭客行為的實施者，並且可能採取相應的制裁措施。

會談後，習近平和奧巴馬舉行聯合記者會，雙方決定承諾不會支持侵犯知識產權和商業竊密的行為，及時回應對方關於打擊駭客的要求，並致力提倡網路行為準則。此外，中美兩國繼2014年後再次發表關於應對氣候變化的聯合聲明，雙方各自承諾在本國境內採取一些環境保護措施；例如，中國政府會推動綠色建築和綠色交通，美方則會制定發電廠碳排放和電器效能的標準。

晚上，習近平和彭麗媛到白宮出席國宴，白宮方面邀請了華裔廚師羅慕娟設計一份加入中國元素的菜單；除了習近平伉儷外，朱克伯格、庫克和前任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均有出席這次國宴。席間，習近平表示他感受到中美兩國的人民都對彼此友好，並希望兩國之間的關係能夠得以深化；奧巴馬提到中美兩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同盟國關係、防治伊波拉病毒上的合作，以及兩國在商貿和文化領域的往來，說明兩國雖有分歧，但在不少議題上有共同利益需求。


（五）習近平在紐約聯合國總部


9月26日，習近平到紐約出席聯合國可持續發展首腦會議，他在講話中強調發展對消除衝突、保障人權和提升生活素質的重要性，表示中國將會成立南南合作支援基金，支持發展中國家落實發展計劃；他又表示，中國將會增加對最低度開發國家的投資，期望在2030前提升有關投資至120億美元，並免除最低度開發國家、內陸發展中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在2015年年末到期而未償還的無息貸款債務。這些銀彈攻勢，慷中國百姓之慨，卻未經中國百姓授權同意，和毛澤東當年作為相似，完全是非法行為。

難怪習近平到訪同時，數十位中國訪民早已在其下榻的華爾道夫酒店旁邊申冤，路口還有法輪功學員和中共自己組織的歡迎隊伍。訪民的展板和橫幅遭到中領館的人用五星旗阻擋、甚至把一些訪民整個人裹了起來，已經喊啞了喉嚨的訪民繼續高聲喊叫、大聲哭泣，一時間和使館的人混戰一團。真是把中國大陸的鬧劇上演到了美國。等到習近平車隊經過後，中使館人員迅速消失，留下無人理睬的訪民。這體現了典型的中共作風。

9月27日，習近平出席中國和聯合國共同舉行的全球婦女峰會，並在會上發表演說。習近平指，沒有婦女的話便不會有人類和社會，但各地區仍未實現性別平等，男性和女性的機會和資源分配面臨不公；他在會上宣佈，中國將會向聯合國婦女權能署提供1,000萬美元的捐款，協助發展中國家實施關於婦女和兒童健康的項目，推動提高女子教育比率，並為發展中國家的婦女提供培訓。

彭麗媛在當天分別出席聯合國的“教育第一”和“每個婦女、每個兒童”倡議高級別會議，並在兩場會議上發表講話；她提到中國推動女子教育和防治愛滋病的工作，又表示中國將會支持聯合國提出的“婦女、兒童和青少年健康全球戰略”……極盡其乖巧賣唱之能事。

習近平亦出席了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大樓舉行的“氣候變化問題領導人工作午餐會”；他在會上宣佈，中國將會加強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推動“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儘快開始運作，並支持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空口許諾、極盡乖巧，配合其第二任歌星夫人的演出。


（六）習近平訪美的面面觀


習近平訪美前夕，美國國會及行政部門中國問題委員會（CECC）9月18日舉行大型人權聽證會，與會的專家及國會議員呼籲奧巴馬在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會晤中要求中共：停止“迫害” 法輪功、基督教徒、維吾爾人、人權律師、藏人等人士；停止“強摘器官” ；要求奧巴馬提出和關注中共“非法拘禁” 、“酷刑折磨” 公民，“恢復” 法制、“中國網絡自由” 等多面向人權自由議題。

9月28日，習近平在聯合國峰會上進行了發言，提到中國在同月3日舉行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又強調銘記歷史不是為了復仇；習近平又主張構建以合作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建設“人類共同體” ，反對國與國之間恃強淩弱、弱肉強食的行徑，反對任何國家干涉和侵犯別國的內政與領土主權。他在講話中亦提及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並宣佈成立旨在支援聯合國工作的基金、向非洲聯盟提供無償軍事援助。這些全都不是他的真心話，因為他正在做的，是完全相反的事情。

美國學者沈大偉認為，中美關係在習近平這次訪問時高度緊張，雖然中國和美國在一些領域有共識和合作，但雙方的分歧也日益增加；同時，教宗方濟各的訪美行程“剛巧” 在習近平訪美時結束，美國傳媒將會持續報導教宗訪問的消息，因而降低對習近平這次訪問的關注。教宗跟習近平同一天訪美，習近平行程緊跟在教宗之後，德國媒體《商報》認為這安排不是偶然。《華爾街日報》引述專家認為，習近平之所以訪問美國，是為了推動當地科技企業遊說政府不要因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指涉及駭客活動而作出報復，北京當局多次對美方的有關指控予以否認；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認為，習近平這次訪問的用意是增進兩國之間的信任，並釋除彼此間的疑慮。


（七）習近平訪美的主要成果


習近平訪美之前，美國與中共關係高度緊張。

2015年8月3日紐約時報報導，由於美國聯邦調查局指控美國人事管理局網路遭到中共攻擊，兩千多萬美國人的個人資訊被竊。奧巴馬政府因此決定報復中國對美國的網路攻擊，但是還不知如何掌握火候，既達到阻遏中國網路攻擊的目的，又不至於引起網路衝突升級。奧巴馬政府召開了一系列秘密會議，經過討論之後得出的結論是：來自中國的網路攻擊範圍之廣，勢頭之大，是不可用傳統的反間諜手段對付的。但是，與會官員難以拿捏報復的分寸，如果提出外交抗議或者驅逐在美國的中國間諜，主要是象徵性的手段，實際意義不大，而採取實質性的手段則令一些官員擔心會導致美中兩國網路衝突升級。

瞭解討論情況的兩名官員說，情報界討論的最有創意的報復手段之一是，想辦法打破中國政府用來壓制不同聲音的防火牆，以便向中國領導人顯示，如果他們不收斂對美國的網路攻擊，他們對國內政治話語的絕對控制就有被打破的危險。

習近平訪美之後，兩國關係未見絲毫改善，結果美國已經訴諸公開的軍事威脅。

2015年10月8日，英國的《金融時報》和美國的《海軍時報》分別報導說，美國軍艦將在兩周內駛入南海人工島12海裏的水域，向中國發出強烈信號：美國不承認中國對該區域的領土主張。

路透社則援引中國共產黨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例行新聞會上的發言表示，中國注意到這樣的報導，中美在南海問題上保持著“非常徹底的溝通” 。她說：“我相信，美方非常清楚中國的有關原則立場。我們希望美方能客觀，公正地看待目前南海的情況，並與中國一起，在維護南海地區和平與穩定方面真正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白宮拒絕就潛在機密的海軍行動發表任何評論。美國國務院和五角大樓則沒有立即回應路透社請其就此做出評論的要求。美國總統奧巴馬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9月下旬訪美時，他告訴習近平他對這些島嶼有“很大的擔憂” 。習近平說，這些島嶼並未軍事化，但華盛頓的分析人士和美國官員們說，軍事化早已經開始，唯一的問題是中國準備在島上裝配多少軍事硬體設施。美軍太平洋地區司令哈裏斯說，這些島嶼的開發，包括建設一個跑道令人“高度關注” ，威脅了地區和平。

從上述動態不難看出：讓美國徹底看清了中共的意圖，這就是習近平訪美所獲得的主要成果。

（2015年10月26日）



【第十一節 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觀察】


一、十八屆五中全會為何推遲


10月12日，北京官方宣佈十八屆五中全會將於10月26日到29日召開。相較以往歷屆五中全會，本屆會期至少推遲了一周才舉行。按中共慣例，五中全會一般多在每年10月上旬至中旬舉行。如十七屆五中全會於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舉行，十六屆五中全會在2005年10月8日至11日舉行，十五屆五中全會在2000年10月9日至11日舉行。

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為何延遲召開？2015年10月16日的新聞報導指出：會期相較以往歷屆五中全會推遲了一周，是與中共高層人事變動有關，本屆五中全會或將增補中央軍委成員。香港“東網”10月15日發表文章稱，每次五中全會會期，推遲或提前時，似乎都有重大人事高層變動。十七屆五中全會，比以往推遲一周，會議增補習近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1995年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前到9月召開，會上增補張萬年、遲浩田為中央軍委副主席，王克、王瑞林為中央軍委委員；1989年的十三屆五中全會，推遲到11月舉行，當年增補江澤民任中央軍委主席，楊尚昆，劉華清為中央軍委副主席，楊白冰為中央軍委秘書長。評論認為，本次五中全會增補中央軍委副主席或軍委委員，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員都有可能。

早在9月底，《香港商報》援引接近中共軍方人士的消息說，此次五中全會主題有可能包括通報軍隊改革方案與實施情況，增補中央軍委委員等。軍委委員可能由原來的10名增加到15名。還有報導說，65歲的中共總後勤部政委劉源可能成為軍紀委書記。軍紀委可能從總政治部獨立出來，歸軍委管轄，這樣劉源將成為軍委委員，不需在65歲退休。劉源被認為在中共軍中反腐中起了關鍵作用，協助習近平查辦了穀俊山、徐才厚等。此外，南京軍區司令蔡英挺、北京軍區司令宋普選、二炮司令魏鳳和、總政副主任吳昌德、副總參孫建國與戚建國、海軍政委苗華、北京軍區政委劉福連、廣州軍區司令員徐粉林等等上將，都有進入中央軍委的可能性，而且其資歷也未必亞于劉源，同樣值得注意。

至於政治局，現已有二十五名委員，但卻未有候補委員，而以往歷屆政治局則都有候補委員。“東網”表示，由於天津市至今未有書記，代理書記的市長黃興國應無望接任，亦不可能一直代理到中共十九大，天津書記人選不可能一直空缺。如外傳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秘書長楊晶征會調任天津，他或有可能在本屆五中全會上增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而且一旦他空降天津，則不會再擔任書記處書記，全會或還要增補一名書記處書記。

按慣例，直轄市市委書記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作為四大直轄市之一，天津市委書記自1987年李瑞環兼任以，來幾乎全部都由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身兼。而目前，天津市長黃興國為中央委員。黃興國書記前面的一個“代”字，也讓他得以以中央委員身份執掌天津。外界普遍認為，中共高層一直沒有空降或由其他大員接任天津市委書記，目的就是等黃興國順利過渡之後，接任市委書記一職，進而躋身政治局。但天津港口8月12日的一場大爆炸，讓原本大好的局面變的撲朔迷離。此後至今兩個月後，原本已順利度過危機的黃興國再次遭遇“10月12日晚”的爆炸危機，讓“懸在半空的”黃興國處境變的更加微妙。


二、十八屆五中全會，調整經濟與人事


10月26日到29日，200多位中共“中央委員”，聚集在守衛森嚴的“京西賓館”，舉行一場為期四天的會議，周邊實施了行人和車輛管制。只對官方新聞媒體的少數成員開放的這些秘密會議，將批准領導層的政策方案，並做出關鍵的人事任命。

這被稱作“全會”的會議，產生“政治局”和“中央軍委”成員，而在共產黨統治中國大陸66年的歷史中，很多改變中國大陸歷史進程的重大決策，都是在這些會議上做出的。1989年6月，一場軍事政變式的全體會議正式免除了党的總書記趙紫陽的職務。對於該如何處理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抗議，趙紫陽與鄧小平及其黨羽存在分歧。

今年這次“全會”提出中國大陸下一個五年計劃，是繼續轉變增長模式，減輕對出口和對基礎設施和工業領域的廣泛投資的依賴，轉向更可持續的消費主導型增長模式。鑒於中國大陸發生的事情對全世界的影響日益加大，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以下方面值得關注：

第一，中國大陸下一個五年計劃。這讓人想起了蘇聯時代的經濟計畫，下一個五年計劃從2016年一直持續到2020年，將于明年3月得到中國立法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正式批准。但在提交全國人大之前，党的領導人必須批准主要事項。

第二，共產黨已明確表示，新五年計劃的重點是繼續轉變增長模式，減輕對出口和對基礎設施和工業領域的廣泛投資的依賴，轉向更可持續的消費主導型增長模式。下一個五年計劃將圍繞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新常態”來制定。中國今年的增長預期為7%，將是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的最慢增速。巴克萊銀行(Barclay’s)和野村證券(Nomura)預計，下一個五年計劃的最低目標將設在6.5%。

第三，新的五年計劃會加大環保支出、增加社會福利開支，並推動金融領域進一步自由化，包括促進中國貨幣人民幣的國際化。在經歷了今夏的股市崩盤、人民幣貶值和2009年以來最慢的季度增速之後，此次全會討論提振經濟增長的短期措施。


三、五中全會是十九大的前哨戰


共黨的下一屆代表大會也就是所謂的十九大，將在2017年年底舉行。黨代會結束後立即召開的一中全會，將選出下一屆政治局。在中國，政治局的大約25名委員處於權力的巔峰。

雖然中國大陸媒體強調，人事問題並非五中全會的重點，但是，反腐行動中已經有多名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落馬。一般認為，中共軍改、裁軍以及打虎動作將進一步清洗徐才厚和郭伯雄原來在軍中的餘黨。而一批習近平信任的軍中新晉將領可能藉此得以上位。但是，為期四天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10月29日閉幕，但是，會議公報卻未提及軍隊改革方案。10月30日，中共軍中四大總部召開學習會，表態支持習近平，但也未提及軍隊改革具體問題。這表明，中共內部產生了嚴重分歧，未能就有關問題達成協議。

中共軍報微博10月31日報導稱，中共軍中總參謀長房峰輝在會議上重申全面徹底肅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響；總政治部主任張陽表示，保持反腐高壓態勢，深刻吸取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令計劃、蘇榮等重大案件教訓；總後勤部政委劉源在會上傳習近平代表中共政治局所作的工作報告，總後勤部部長趙克石也做了講話。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中共中央軍委委員、總裝備部部長張又俠在會上表示，要站穩與腐敗水火不容的原則立場，要堅決克服改革中各種利益的束縛和羈絆，正確對待利益得失。特別是在觸及深層次體制矛盾和利益調整時，始終堅定地擁護改革、支持改革。

繼中共軍報連發文章動員提高軍改認識和四大總部〝響應習近平號召〞之後，中共軍委副主席許其亮又親自撰文號召各部響應軍改。此前有消息稱，習近平軍隊人事和軍改方案在中共〝五中全會〞受阻，或間接得到證實。 

11月12日，中共《人民日報》在學習貫徹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欄目，刊發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題為《堅定不移推動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的文章，分為三大部分，用近6000字的篇幅論述推進國防建設的重要性。 

此外，新聞盤點發現，自2015年10月27日至11月12日，中共軍報共推出5篇關於軍改文章，分別為：10月27日《忠誠，就是面對改革絕對服從》；10月29日《調整好心態保持“在狀態”》；11月5日《利益得失算“大賬”》；11月10日《用行動為軍人榮譽增光添彩》；11月12日，《發揚“一切行動聽指揮”好傳統》。 

最新推出的文章指出，當前，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如箭在弦；強調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按照習近平的要求，“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加強紀律建設，把守紀律講規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也就是牢固樹立“一切行動聽指揮”的觀念。 

早前熱議的軍隊人事和軍改方案未在中共“五中全會”公報中出現，當時就有觀察分析認為習近平軍隊改革受阻。為期4天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10月29日閉幕，次日，中共軍中四大總部召開學習會，表態支持習近平，也被認為說明同樣問題。 

有分析指出，中共軍中四大總部一把手在會議上重申全面徹底肅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響；深刻吸取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令計劃、蘇榮等重大案件教訓；要站穩與腐敗水火不容的原則立場，正確對待利益得失等，進一步反映中共五中全會上，軍隊改革受阻的原因，是江澤民派系殘留勢力仍在對抗習近平。 其實，早在中共“五中全會”召開之中，既有傳聞軍改未能在會上達成一致。10月28日，海外中文網站博聞社援引北京知情人士透露，五中全會對軍隊高層人事調整方面，爭議較大，使中共高層提出的議案存在變數；另外，對軍隊改革方案，中共軍中代表和地方代表看法迥異，甚至出現兩極的相反看法。 


四、十九人事佈局，五中全會流產

 

按照傳統，每次五中全會都是研究確定五年規劃，關乎大陸發展戰略與佈局，對急於擴權的習近平更是如此。上臺以來，習近平在政治與外交方面“有聲有色”、動盪不已，反觀經濟方面卻乏善可陳、死氣沉沉。過去三年來，中國大陸經濟每況愈下，失業率不斷攀升，尤其是早前的股災更是消滅了大批社會中堅力量，大部分中產階層深受其害。儘管第五代反腐敗、懲貪官讓百姓大大出了口虛假的氣，但在“硬道理”經濟上卻沒法讓百姓得到好處，令民間開始積聚怨氣，這是極其危險的信號。正因為此，五中全會到底會釋放出哪些利好消息，給大陸草民帶來實惠，為進一步發展經濟鼓足信心，極為關鍵。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9月3日宣佈裁軍30萬，企圖迫使“解放軍”借機大換人馬。北京消息人士稱，解放軍七大軍區將合併為四大戰區，解放軍將成立海軍總部、陸軍總部和空軍總部，解放軍總參謀部將變成海陸空總指揮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將合併等等。

1976年毛澤東死後這些年來，幾乎所有人事變動都發生在四中和五中全會上。即將於2017年底舉行的中共19大，將產生新一屆中央政治局，但外界相信，19大主要人事佈局，在18屆五中全會上就會敲定。因此，五中全會對習近平來說，是淘汰江澤民、胡錦濤主政時拔擢的官員，讓“習家軍”全面上位的關鍵一役。按照中共過去的“七上八下”的規則，現任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中，除習近平、李克強外，其餘五人都將退休。習近平一直企圖在五中全會改變這一規則，讓他最重要盟友、兼任中紀委書記的王岐山繼續留任，但遇到重重障礙，只能擱置下來。

中共之前有兩屆五中全會都是高層權鬥的分水嶺，此次五中全會習近平也未能佔據主導地位。在此之前，習近平為篡黨奪權，不惜搞亂大陸、改變遊戲規則，甚至突破官場規則，立下官員“能上能下”的規定，企圖不按牌理出牌。日前更頒佈“不妄議中央”的封口令，企圖重建一言堂。


五、范長龍上書習近平籲軍改推後


2015年11月13日大陸獨家頭條新聞報導：由習近平親自倡導的中共軍隊改革如箭在弦。但有鑒於改革方案在軍隊中高層引起的反應太強烈，抗拒心普遍，現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范長龍以個人名義上書軍委主席習近平和中央軍委，要求將軍改實施的時間延後兩個月，以便有足夠時間進行軍改的思想和組織準備工作。范此舉無疑于犯顏上諫，正被軍方喉舌群起圍攻。

中南海知情者透露，范長龍是以寫信的方式，以個人名義給習近平和中央軍委上書，他首先表示個人無條件擁護和支持軍改方案，肯定軍改方案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對中國軍隊走向現代化，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意義重大。但範上書表示，由於此次軍改動作太大，軍隊中高層反應非常強烈，普遍存在抗拒心和疑慮。

范長龍在上書中具體羅列了一些軍隊中高層中，存在的抗拒心和疑慮的現象，例如裁減軍隊機關比例過高，人員沉向基層缺乏有效的機制，可能會導致主官隨意妄為，從而培養新的軍隊腐敗土壤；七大軍區裁撤變四大戰區後，原各大軍區將領的去向漂渺，流動性極大，讓他們感到前途渺茫，難以安心工作等等。他表示，在軍隊中高層普遍存在負面情緒的情況下，硬性實施推行軍改方案，可能不利於軍隊穩定過渡，還可能會出現相反效果；范建議習主席和軍委，對軍改的實施的具體時間作一些調整，至少延後兩個月，以便更充分地進行軍改的思想和組織準備工作。上書還建議對軍改方案細節作一些補充調整。

范長龍的上書已由習近平批轉全體中央軍委11名委員、軍隊改革領導小組全體成員們閱示。目前未知習本人的態度為何，但消息人士判研，從解放軍報近期連篇累贖發表文章，為軍改搖旗吶喊、指責那些對軍改患得患失者來看，范長龍的上書顯然未獲正面回應，“不敢說習近平龍顏大怒，但軍隊喉舌的表現看，基本上可以肯定，范副主席犯顏上諫，已經被否定了。”

范長龍原為濟南軍司令，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換屆前夕，本來已到65歲退休年齡的他，在收拾好包袱、買好釣魚杆準備退休安度晚年之時，突然鴻運當頭，獲升任中央軍委副主席，進入副國級領導人之列，有報道指，他是當時實質掌軍的徐才厚、郭伯雄相中薦舉上位的。但也有報道指，范長龍其實是習近平準備掌軍前物色徐、郭的替代人物時，到各大軍區走訪，聽說範已準備“釣魚安老”，習對其“與世無爭”之態大感興趣，而臨時看上他。不管如何，範這個軍委副主席顯然屬過度安排，最多到2017年十九大，最快就是今年底他已年屆68歲，鐵定要退休。

軍中消息人士指，范任軍委副主席三年來，全力配合習近平剷除徐才厚、郭伯雄，肅整徐、郭在軍中的餘黨，是得到習充分肯定的。“他這次為軍改犯顏上書，相信習近平即便龍顏大怒，也不會拿他開刀。反正他已是要退休的人，自己是無所謂的了。”知情者說。


六、中共軍改方案縮水、裁官減少


范長龍的軍改上書看來還是震撼了習近平，迫使他有所收斂。

2015年11月16日大陸獨家頭條新聞再度報導指出：中共軍改下月底啟動，但是方案縮水、裁官減少。首先要動是軍委直屬機構，明年一月開始改四總部，二月動七大軍區。由於此次軍改動作很大，軍隊中高層將領意見太多，軍改方案有所改動，包括原七大軍區二級部門整編後保留，改為各戰區所屬二級局。改革比預期退步，裁減軍官相對變少。

軍方消息人士透露，此次軍改方案在軍隊內部引起震盪屬意料中事，但為保證改革成功，中央軍委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還是將改革時間稍為延後，推到今年12月底啟動；改革方案亦作了局部調整，頂層設計不變，即軍委領導機構的改革不變，七大軍區撤改為四大戰區不變，但戰區組成有所變化。消息透露，經軍委主席習近平拍板決定，軍隊改革方案從下月底開始實施，首先要動的是軍委直屬機構，如國防大學、國防科技大學、軍事科學院等科研及教學機構的轉軌；明年一月底開始對軍委四總部改革。

軍委總部改革方案誠如早前本社所透露，成立陸、海、空三軍總部，原軍委四總部大變身，總後與總裝合併，組成新的後勤保障部門。總參謀部仿照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升格，由三軍總部首長和相關將領組成，為軍委主席決策提供參謀意見。原四總部改編後成為軍委辦事機構，不再有一級許可權。消息形容，改革後的中央軍委，基本上就是軍委主席和總參謀部進行決策，副主席作用將大大弱化，甚至形同虛設。

軍委總部改革後，明年二月將到七大軍區撤銷，改為東南西北四大戰區。這部份是涉及面最廣、與中下層將領利益關係最密切的改革。消息指，自從軍改原則拍板定案後，各大軍區就派人蹲守北京中央軍委改革辦“等待消息”，但遲遲沒有等到回去複命的指示。現在改革日期終於落定。戰區改革方案較原有所變動，原七大軍區整編為四大戰區後，四大戰區下設二級部門，即原大軍區的部門構機改建，為局級單位。消息形容，軍改方案經調整後，比預期退步很大，裁減的將領將大幅減少，“主要是給軍官們一種稍微穩定的感覺。但是該走的基本要走。”

本月底下月初，軍紀委要宣佈動一批“小老虎”，主要是校尉級軍官，人數約有400多名，“這些人，有些是給上級擋子彈的，有的才涉案幾千元，有些是違反八項規定，降級處理。軍紀委此舉，主要是為給軍隊改革祭旗。”消息形容，軍隊反腐同樣令當官的人心惶惶。


七、習近平企圖復辟終身制


習近平遇到重重阻力不是孤立的。

著名評論家劉東日前發表文章指出：“百餘名籌安會僵屍百年赴會”，指出“逾百共幹高官連署請求王岐山留任十九大！，這是百餘名籌安會僵屍百年赴會”。

所謂“百餘名籌安會僵屍百年赴會”， 是說“籌安會”在百年前鼓動袁世凱復辟帝制，百餘名中共僵屍在百年後赴會跪求習近平的人肉盾牌王岐山留任十九大！王岐山留任十九大！這是為習近平復辟反動的終身制擋子彈的一著臭棋！正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十八大以來，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帶領紀委打虎的成績可圈可點，截至目前，反腐漸進深水區，中國內地31個省再無例外，落馬官員全覆蓋。然而，“制度性反腐”議程推進事宜仍然任重而道遠，兩年之後的中共十九大頗受外界關注，十九大被指是習近平佈局用人的重要時機，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的去留亦成為焦點。消息稱，十八屆五中全會前夕，近百高官連署請求王岐山十九大留任。

由於王岐山在打虎風暴中的重要作用，當局高層已有諸多官員提請中紀委討論其留任問題。消息稱，在五中全會前夕，已有36名中央委員、22名候補中央委員、15名中紀委常委以及42名中紀委委員分別連署至中共中央委員會，提議王岐山連任下屆中紀委書記。

從外界猜測來看，橫亙在王岐山連任道路上的最大阻力是他的年齡，因為生於1948年的王岐山到2017年時將69歲，超出“七上八下”的年齡劃線2年。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媒體近日的一篇文章也有意或無意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即指出中共有一項體制規律是：中紀委書記“能幹到70歲退休”。如此的話，王岐山也就不受“七上八下”制約，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連任就具有了更大的可能性。此外也有多方消息透露，習近平似乎有意廢除當初設置的這條“七上八下”的內部規定。

另據中共黨媒《北京日報》微信公眾號“長安街知事”特意針對中紀委稍早刊文《紀委書記都能多幹三年嗎？》展開分析，稱“中紀委官網今日發文頗有深意，用一種反而舉證的方式，點破了長期以來紀檢幹部任用的不成文規定”：退休制度中有一個特殊條款，就是因工作需要且身體健康，可以繼續擔任領導職務。紀委就是這樣一個極少數的“特殊群體”，按慣例，副部級的紀委書記或中紀委派駐各部委的紀檢組長，可以幹到63歲再退出領導幹部，比其他60歲退休的副部級幹部多幹3年。文章還表示：“正部級以上的紀委幹部，只有兩人能幹到70歲退休，一位是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一位是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紀委副書記趙洪祝，他們二位位列党和國家領導人，其他的中紀委副書記以往多是幹滿任期再卸任，屆中即使到了65歲，也並沒有被免”。

不過劉東警告說：“大家注意了！小心扒手！王岐山留任十九大！這是為習近平復辟反動的終身制擋子彈的一著臭棋！正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籌安會在百年前鼓動袁世凱復辟帝制，沒有好下場！百餘名中共僵屍在百年後赴會跪求習近平的人肉盾牌王岐山留任十九大，也不會有好下場！”


八、短兵相接已經開始


最近，香港《東方日報》發表風向球社論鼓吹：“王岐山連任10年、習近平連任15年”：

中共十八大後，大陸三十一個省市都揪出大老虎，短時間內扭轉了黨風政風，成效顯著，被譽為當代包公的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功不可沒，有關他在十九大進退的猜測不時引發各界關注。在五中全會前夕，已有三十六名中央委員、二十二名候補中央委員、十五名中紀委常委以及四十二名中紀委委員分別連署至中共中央委員會，提議王岐山連任下屆中紀委書記。不管這個消息是真是假，起碼說明王岐山在黨內外很受歡迎，不少人擔心，反腐事業最後因人廢事，功虧一簣，期望他宜將剩勇追窮寇，再接再厲，實現反腐從治標到治本的根本轉變。

目前橫亙在王岐山連任道路上的最大阻力是他的年齡，因為生於一九四八年的王岐山到中共十九大時已六十九歲，超出“七上八下”的年齡劃線兩年。按照過去的“政治規矩”，王岐山屆時必須退居二線。問題是，現在反腐正進入深水區，也是從人治反腐轉變為制度反腐的關鍵時刻，包括官員財產公示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還有大量艱苦的工作要做，如果王岐山退休，整個制度改革和設計很可能變樣，反腐整風虎頭蛇尾，使中共再度陷入執政危機。

從目前情況看，中共內部也確實沒有一個德高望重之人，能夠接替王岐山這個崗位。王岐山曾任職多個崗位，至今沒有任何貪腐傳聞，這在中共官場是異類。而且王岐山沒有任何子女後代，既沒有給子女謀福利的壓力，也沒有被子女坑爹的可能，更不怕別人要脅利誘。同時，王岐山是元老姚依林的女婿，具有紅二代的政治優勢。姚依林是前政治局常委，在黨內是老資格，在講究論資排輩與家庭出身的中共官場，王岐山這個女婿身份可以傲視其他元老家族，在政治較量中具有較強的心理優勢。另外，在反腐整風過程中，習近平給予王岐山最大的信任、最大的支持，習王兩人默契配合，相得益彰，這是反腐整風能夠順利推動的關鍵。雖然王岐山個人想急流勇退，但是“反腐事業需要”，加上其“人才難得”，因此十九大留任的概率逐漸升高，如果屆時習近平對其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相信王岐山也會“個人服從組織決定”。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為其打破“七上八下”的規定，但又不會引發各界非議。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媒體近日一篇文章有意或無意地提到，中共有一項體制規律是省部級紀委書記可以幹到六十三歲，中紀委書記“能幹到七十歲退休”，似乎特意為王岐山“解套”。事實上，王岐山如果連任兩屆，以習近平現在的身體狀況，更可以連任三屆。

香港《東方日報》上述說法激起廣泛憤怒， 全部評論一邊倒地譴責習、王包藏禍心、不是東西：

網友“xu3331”寫道： 現在更不懂了。法律、規章死死的，規矩，就靈活，但剛強調政治規矩，馬上自己不守規矩？這鞋只有大大（習近平自稱“大大”）穿合腳。

網友“daole”寫道：裏唆拉了一大泡，最後一句話才是重點，感情是習大拿王二試刀呢，王二，千萬不要上當，不要到時候死無葬身之地，姓習的不會給你收屍的。。。

網友“patience”寫道：匪共自己給自己立牌坊，不覺得厚顏無恥！

網友“海外愚公”寫道：勸進表大概會在十九大前出爐，為習大帝終身執政預作準備吧！

網友“愛党媽”寫道：如果因為一個人退了，党媽就完蛋了，那這個黨趁早散了吧，青年報不是說多數黨員是壞人，就應該解散嗎，只剩下王刀把一個人是好人，其他人都不行，這個比例早就該解散了。

網友“海哲”寫道：厚顏無恥！

評論文章指出：“百年前，中南海上演“籌安會”勸進鬧劇，百年後，中南海上演“連任會”勸進鬧劇，可以斷言：習近平的下場絕對不會比袁世凱更好！”

上述種種，都是短兵相接的輿論戰，說明中共十九大的硝煙，已經開始冒起。


九、結論


平心而論，習近平上臺以來的所有舉措，確實都是以“復辟終身制”為中心的。

不論是對外挑釁還是對內鎮壓，都是習大大為了“復辟終身制”做出必要的準備。

這次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也不例外。

不過輿論也已指出，習近平大開歷史倒車的舉措，很可能走向齊奧塞斯庫的不歸之路。這也符合習近平的個人預期，因為他曾說蘇聯專制解體是因為沒有一個男子漢。不過他忘記了，齊奧塞斯庫就是一個男子漢。

齊奧塞斯庫是羅馬尼亞獨裁者，由於拒絕改革，在1989年被革命推翻，夫婦二人同時被軍事法庭處決掉了。齊奧塞斯庫是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頭目中下場最為男子漢的。


（2015年11月18日）



【第十二節 美國與中共的南海危機】


（一）南海危機仍有對話契機否


圍繞南海緊張局勢，未來各方互動引發關注。中共媒體強力譴責美國派遣軍艦進入南海挑釁，呼籲嚴懲美國侵犯主權。但中共政權反應顯現克制，而美國總統奧巴馬繼續呼籲對話。

奧巴馬顯現兩手：一，美國海軍繼續在中共主張擁有領海主權的南海人工島十二 海浬以內海域展開巡航。二，奧巴馬繼續開展外交努力的姿態，通過施壓和對話來迫使中共停止建設人工島。

在一系列的國際會議之前，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哈利斯11月上旬訪問北京，與中共軍方高層舉行會談。哈利斯密切參與了此次美國驅逐艦的“航行自由作戰”計畫。美國在政府高層和軍方高層兩個方面繼續維持與中共的對話管道。

不可否認的是，即使中美首腦會談得以實現，預計中共也不會接受停止建造人工島的要求，相關討論將再次回到平行線。11月的首腦峰會距離9月下旬習奧兩 人在華盛頓舉行的會談只有不到2個月的時間。在此期間，中共是否繼續推進南海的人工島建設和對美國企業的網路攻擊，卻都是奧巴馬在會談中要求立即停止的事宜。

奧巴馬此次選在中共五中全會召開期間向南海派遣驅逐艦透露出報復的意思。不難想像得出，重視面子的中共領導層會感到不快。不過分析認為，在南海人工島問題上，中美任何單方面的讓步都很難想像。

 

（二）美國會重犯十四年前的錯誤嗎


針對美國軍艦最近在南海巡航，中共國防部長2015年11月 4日說，南海的自由航行問題不應被誇大，或者用作挑釁的藉口。

東南亞國家聯盟在馬來西亞吉隆玻舉行國防部長系列會議。中共國防部的微博說，中共國防部長常萬全在東南亞國防部長論壇上作上述表示。馬來西亞國防部長說，東盟國家防務官員將不發表聯合聲明，因為他們沒有達成共識。

美國國防部長卡特說，東南亞國防部長論壇沒有就聯合聲明達成一致反映了他們對於中共在南海活動的擔憂。

美國將最近美國一艘軍艦在南沙群島的中共擴建島礁附近行駛稱作自由航行巡航。

美國商界不希望美國捲入南海衝突，例如《華爾街日報》10月22日發表題為《美國遭南海更強硬立場或引發南海危機》（The tougher U.S. sta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uld make it a crisis zone）的文章，詭稱美國很可能將挑戰中共在南海爭議區域的主權，而美軍官很樂意看到奧巴馬英九準備在南海秀肌肉。但是美國已經將美軍進入中共南海新建島礁十二海浬內的計畫告知其在亞洲的盟友，美國海軍作戰部部長理查森（John Richardson）在東京表示，“美軍戰艦將進入這片國際海域，這不應該被北京視為挑釁行為。”理查森22日在接受美國防務新聞網採訪時表示，南中國海並不是中共的，而是所有人的。

奧巴馬曾在白宮與習近平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說，美國將繼續在國際法允許的地方航行和飛行，而習近平則堅持中共不會將南海軍事化。 如果美軍軍艦進入中共島礁十二海浬內，北京將如何應對？中共外交部已經警告美國勿進入中共領海。但美國官員預測中共的回應將不僅是尾隨美國戰艦，或許還將堵塞航道。

不過東南亞各國看到奧巴馬準備在南海對中共採取強硬立場後松了一口氣。一名新加坡前高級官員稱，美國以前分心了，如果美國保持警惕，中共不可能有機會進入南海，他們是機會主義者，他們不撞南牆不回頭。

中共在幾年前就得出結論，對於南海爭議島嶼，奧巴馬政府只會說而不會做。該新加坡前官員預測，北京將加緊在南海的島礁建設，因為他們擔心下一任美國總統將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 

現在的問題是，美國會重犯十四年前的錯誤嗎？

2001年4月1日愚人節，一架美國海軍EP-3型偵察機在南中國海執行偵查任務，中共海軍航空兵派出2架殲-8II戰鬥機跟蹤導致撞機。本來美國會強化的南海軍事存在，卻在五個月以後的“九一一”恐襲後化為烏有，不僅如此，不懂中共事務的美國政府還應接中共進入WTO，結果幫助了中共的崛起！


（三）人造島礁，招來軍艦


10月27日，南海，美國軍艦（“拉森號”導彈驅逐艦）進入中國人造島礁十二海浬水域，巡航數小時。對比事發前後美中兩國政府的言行，值得玩味。

美國採取這一行動前，經歷了至少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奉勸中方停止填海造島。今年5月，美國派遣反潛偵察機（“海神”P8A）飛臨中方自去年以來就擅自在南海填海造島的三個島礁。之後，美方持續警告和施壓中方。受此壓力，今年8月，中共宣佈：已經停止在南海填海造島。但中共繼續島上建設，包括續建軍用機場。

第二階段，美國聲言會抵近中共人造島礁巡航，但暫時沒有採取行動，一則要給即將訪美的習近平一個“大國領袖”的面子，二則希望借習近平訪美之機（9月下旬），對中方進行最後一次勸說，爭取達成某種化解危機的方案。但訪美的習近平，依然顯得無動於衷，老神在在，自說自話。以至於，中美雙方在南海爭端上毫無共識。

第三階段，10月8日，美國放話將在兩周內進入中共人造島礁十二海浬範圍做例行巡邏。提前兩周放話，相當於給中方最後一次機會，促使後者收斂行為、改過從善。美國表現了一個文明大國的極限忍耐，苦口婆心，後發制人。

面對先禮後兵、沉著而來的美國軍艦，中方的表態，前後三變。

其一，說硬話。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最早的口氣是：“絕不允許任何國家以維護航行和飛越自由為名侵犯中共在南沙群島的領海和領空。”官方喉舌《環球時報》發表的社評標題是：“美軍艦若闖南沙十二海浬，中共必反制。”文中甚至提出要開動“中共二炮的遠程打擊力量”。

其二，放軟話。僅僅過了兩天，中共軍委副主席范長龍令人意外地宣示：“即使在涉及領土主權的問題上，中方也決不輕言訴諸武力。”旋即遭眾多中共線民炮轟：“軟弱”、“賣國”、“不適合再擔任軍委副主席”。

中共民間的激烈民族主義情緒，原本由中共長年煽動而起，如今卻作繭自縛，讓中共自己下不了臺。如果，有朝一日，中美兩國當真開戰，更可能地，並非因為中共政府願意，乃是因為中共政府受激烈民族主義情緒的壓力和驅使，不得硬著頭皮上。當然，挑起戰端的禍根，並不在中共民間，而在中南海。後者為了鞏固政權及其既得利益，蓄意煽動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故意誇大和炒作外部“敵對勢力”，藉以轉移國內矛盾焦點。

中共軍委副主席的軟話，僅僅是針對美國而發，絕不可能針對越南、菲律賓這樣的小國。動輒撞毀、撞沉越南漁船，動輒明搶暗奪菲律賓島礁，動輒赤裸裸地威脅臺灣，全仗武力或變相武力。恃強淩弱，欺軟怕硬，原本就是中共的德性。連印度都看穿了這點，本月，印度首次邀請日本進入印度洋與印美舉行三方聯合軍演，印方解說：“既然中國只相信實力……”意即，對一個不講理的政權，單靠說理，已經無益。文明世界必須構建反制的實力。

其三，假裝抗議。美國軍艦抵近巡邏後，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表態：“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並聲稱：“中方有關部門依法對美方艦艇實施了監視、跟蹤和警告。”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召見美國大使，對美國軍艦巡邏提出“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環球時報》的社評標題變成：“勸闖十二海浬美軍艦做做樣子滾蛋”。標題雖然粗魯而粗鄙，文中卻勸說國內民眾“別亂，別被氣著。”並列舉了八條理由，為中國政府的不作為做辯護。

中共政府的“抗議”，顯然是做給中共民眾看，表演政府的“憤怒”和“強硬”。官方喉舌的社評，才洩露了當局“大聲公”、“軟腳蝦”的虛弱底氣。難怪，立即被眾多中共線民譏為“阿Q精神”（魯迅描述的“精神勝利法”）。色厲內荏，外強中乾，貪生怕死，中共的無良本質再次暴露無遺。

由此形成新常態：美國隨時隨地巡航南海，中共人造島礁形同虛設。從軍事意義上而言，中共在南海中心填海造島，並興建軍用機場等設施，脅迫諸如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小國，固然可以形成某種軍事上的先機和優勢。但面對美國這樣的強國，效果卻完全相反。即便無戰事，島上設施、人員、活動，都在美國軍機、軍艦的密切監控之下，難有作為；一旦開戰，這些人造島礁，就像不能移動的固定“航母”，既動彈不得，也脫不了身，淪為美軍的活靶子，準備迎受美國導彈的飽和攻擊。耗費鉅資興建的這些人造島礁，反而成為中共的經濟和軍事負擔。到頭來，中南海決策者們，只有暗自叫苦，如啞巴吃黃蓮。


（四）南海危機，自取其辱


越來越多情況顯示，南中國海是個比釣魚臺爭議更危險的火藥桶，中共隨時可能在南海問題上狠狠摔上一跤。釣魚臺主權誰屬當然是個老大難的問題，既有歷史情仇，又有民族恩怨，更有紓緩內部政治壓力的作用，中、日兩國都不容易讓步。但是，由於釣魚島不會有甚麼新發展或動作，涉及爭議的也只是中、日，只要兩國不把問題升溫，繼續對主權及實際管治權來個各自表述，短期內問題失控的機會甚微。畢竟在中、日通盤關係中，釣魚島問題不過是微枝末節。

南海問題卻不一樣。首先，中共、菲律賓、印尼、越南、馬來西亞、汶萊等直接受影響的國家固然會寸土必爭，原來的亞太區霸主美國及它的盟友日本、澳洲同樣不會坐視。這些不同利益、考慮加起來令爭議不但複雜，要找合適的平臺及方法解決更幾乎不可能，真是要多難解有多難解。更重要的是，南海爭議大有可能把中、美兩個大國逼到前臺，令它們來個直接競爭及對抗，隨時來個擦槍走火的危局。

為甚麼說南海問題隨時變成中、美直接對壘呢？只要看看南海問題直接對陣雙方實力如何懸殊就能明白。一方面是快速崛起的中國，它的經濟實力固然巨大，在大量投入軍費下，中共的海空軍實力也來了個大躍進，令它有能力在南海採取較大規模軍事行動。另一方面是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等小國。它們軍力有限，軍備落後，即使只是守衛接近本土的海島也有困難，更不要說爭逐在茫茫大海中的島礁。在如此強弱懸殊的情勢下，越南、菲律賓只有尋找外援抑制中國。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跟日本眉來眼去，在東京訪問時高調批評中共在南海島礁大肆建設的做法形同納粹侵略，就是想把區內強國日本拉進來平衡一下中共的壓力。

當然，最有力、最能遏制中共的仍是當今唯一超級大國美國，越南、菲律賓拚命爭取美國介入，菲方甚至提出重開蘇碧灣基地讓美軍使用。現在中共積極在南海島礁建設基地，這些國家將會更著力把美國拉進來。

另一方面，美國的重返亞洲政策令它不可能對南海爭議坐視不理。應該看到，美國的重返亞洲策略（Pivot to Asia）有兩個重要元素，其一是把更多美軍特別是海空力量調派到亞洲，強化美國干預區內事務的能力；其次是強化跟區內盟友的軍、政、經聯繫，組成一個親美的強大同盟，以抑制任何新興力量特別是中共。南海爭議正正在考驗重返亞洲策略是姿勢還是實際，正好讓區內國家觀察美國是否真有決心保持在亞太區的影響力。假如美國退縮或不肯積極回應中國的“擴張”，美國的威信固然受到重大打擊，區內國家更會重新盤算在中、美之間如何選邊站。 正是在這樣的考慮下，美國在南海問題上採取比以前進取得多的態度。九十年代中，中共跟菲律賓有島礁爭議時，美國的反應是表明不會選邊站。可在最近的爭議特別是中國大力開發島礁問題上，美國不但立時派出P8-A偵察機到當地巡邏，美國國防官員包括國防部長卡特及太平洋海軍司令更先後發言批評中共的做法，並強調美軍將一如以往航行、飛越島礁。當美軍飛機艦艇一再穿越中國宣稱擁有主權的島礁時，中共不反應便顯得軟弱，難以向國人交代；若採取強硬軍事回應又可能力有不逮，招致更大恥辱。如今紛爭尺度不易拿捏，中共隨時碰得一鼻子灰。


（五）南海遭圍攻，硬撐到何時


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玻舉行的東盟峰會和東亞峰會，連續兩天會期，南海問題都成焦點，出現中共最不願看到的：美國、越南、菲律賓、印尼、日本、印度、澳洲及馬來西亞八國“圍攻”中共，迫使與會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先後兩次為中共的南海問題立場辯護。面對美國連連出招，且預期下任美國總統對南海問題可能更強硬，中共似不願太早把手中的牌打盡，而是以拖待變，希望硬撐到歐巴馬任期屆滿，觀望下任總統提出新戰略再回應。然而中共這樣硬撐，是高招還是昏招？

東協和東亞峰會，美、日聯手菲、越在南海問題上向中共施壓，本在預料之中。歐巴馬英九不放過任何機會，多次要求中共停止在南海填海造島、停止將島嶼軍事化，重申維護航行及飛越自由。連過去受惠於中共，在這個議題上較低調的印尼和馬來西亞，這次也站出來附和美國立場。東協國家僅柬埔寨表態支持中共，主張由當事國之間解決，不能不說是中共外交努力的一大挫敗，顯示東協國家在美、日鼓動下，對中共在南海填海造島，加劇地區緊張局勢，有共同的擔憂和立場。

面對多國圍攻，李克強多次回應，辯稱中共無意將南海地區軍事化。中共的辯護可歸納為：一，中共只是仿照域內他國過去做法，填海造陸也只是在中共控制的島礁，並未爭奪他國控制的島礁；二，中共在南沙群島的擴建工程是為漁民提供國防庇護，島礁設施主要是民用；三，中共擴建工程6月30日已完成，此後並未擴建新島礁；四，南海島礁如要去軍事化，其他國家應該先做。

中共這些辯解，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然而，中共一直不願明說，其他國家疑慮未消的是，造這些島礁和填設飛機跑道，到底有什麼戰略意圖，是不是配合航母建成後，增加南海的海空軍事控制能力，再順勢設立南海防空識別區，把南海變中共的“內海”，從而把美日軍事力量逐出“第一島鏈”？中共主張的南海“九段線”究竟只是說說而已，或只待時機成熟，就會強行實施？

北京決策當局似乎有一個假設，即歐巴馬已是“跛鴨總統”，在最後一年任期內，考慮到與中共經濟的水乳交融關係，很難在南海問題上再有強硬作為；且歐巴馬政府過去一年來，釋放的含混不清信號，讓中共認為有以拖待變的空間。歐巴馬在五角大廈提出的多個巡航計畫中，選擇最不具挑釁性的一個，即由“拉森號”導彈驅逐艦關掉火炮，“無害通過”南沙群島渚碧礁與美濟礁十二浬海域，且事先還通知中共，這不僅被中共看作“無牙老虎”，還被北京解讀為美國客觀上承認中共對這些島礁的主權，讓與中共有領土主權爭端的東協各國跳腳。

但上述做法已被國會檢討，相信接下來，美國艦艇在南海巡航方式必然改變。五角大廈已宣佈，下月將再派艦艇巡弋南海，屆時究竟會以何種方式，中共正密切關注，東協各國也在觀察。

劉振民把美國的“高調介入”南海，稱作是在“測試”中共反應。中共也有人建議，面對美國挑釁，中共應以“你說你的，我說我的；你說你的，我做我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策略來應對。但北京如果低估美國介入南海的決心，真以為美軍巡航南海是“無牙老虎”，可繼續硬撐下去，可能就大錯特錯。因為這牽涉美國在東亞戰略利益和威信，不可能打折扣。必須指出：

首先，中共花費鉅資填造了幾個島礁，並未贏得南海問題主導權。從軍事角度看，填造出來的島礁即使修建機場軍港，但在美國軍事介入下，如發生衝突將易攻難守，不堪一擊。

其次，南海問題國際化已是大勢所趨，從這次東協峰會和東亞峰會觀察，美中未來在南海爭奪，必然迫使各國選邊站隊，而且支持美國立場的國家只會越來越多，支持中共立場的國家越來越少，中共在南海問題有淪為“孤家寡人”的危險。這正是華府渴求的戰略效果，有這樣的效果為基礎，美國才能最大限度孤立中共，最大限度地組織“亞太新北約”。

其三，中共僅停止造島並不夠，必須有更多打消各國疑慮的作為，繼續拖下去，對中共的“一帶一路”戰略不利，也會“毒化”與各國的關係，影響中共的大國地位，對和平崛起不利。


（六）南海危機可能搞垮習近平


有評論指出，南海危機可能搞垮習近平。近一段時間，美國對中共持續在南海造陸修島，增強軍事實力的做法，反應強烈，派出飛機戰艦，施壓中共，大有不惜一戰的態勢。而國內外華人媒體，紛紛炒作，烘托戰爭氣氛，甚至揚言大戰一觸即發。各派粉墨登場，眼花繚亂。 

到底這場爭端會以什麼結果結束？是戰爭爆發嗎？預測這一問題，需要對當前習大的政治狀態有所瞭解。簡單說，在中共高層，可能有主戰主和派，唯有習，從自己的地位考慮，絕不能讓戰爭爆發，否則立刻就會被背後勢力搞垮，隨時步胡耀邦趙紫陽的後塵。

習的反腐運動，缺少民主機制的配合，最終無法對抗龐大的官僚隊伍，最重要的是無法讓老人們釋懷，擔心百年之後習大的秋後算賬。所以，從老人們的角度看，習近平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下一步，應該是如何讓其體面下臺，換一個形象溫和，更貼心的，和老人關係更密切的人來完成最終的新老交替。這個人從各方面看，應該是現任上海市委書記韓正。 

從南海目前的局勢看，在茫茫大海中和美國真槍實彈，實現虛無縹緲的國家利益，共產黨沒有這個膽量，也不應該有這個興趣。連釣魚島都不再過問了，還和越南菲律賓逞什麼能？不論從短期，還是長遠；不論從大局還是從地區，都不具有任何可見的戰略利益，反倒是把自己弄得進退兩難，尷尬異常。但共黨媒體不斷加溫，刺激民眾情緒，一步步升高戰爭語調，其背景絕對不會只是南海那樣簡單。 

這不禁讓人想到去年的香港占中運動。本來香港選舉要到2017年，香港局面平靜，占中也只是少數人的政治姿態而已。但背後勢力推波助瀾，升高危機，攪亂香港局勢，意圖阻止習的反腐。如今的南海局勢，應該具有同樣的反習意圖。 

但是這一次南海危機，不論其深度還是影響，都遠遠超過香港占中事件。因為面臨的是美國，貿然開戰，勝敗完全不能掌控；不開戰，同樣會給對方充足的倒習理由。如何在不予人口實的情況下消弭戰禍，同時在對美關係上不出現大的倒退，維持正常的外交關係，習面臨著十分嚴峻的考驗。


（2015年12月8日）


（另起一頁）

【附錄】

（另起一頁）



【附錄之一】

【關於《08憲章》】


（其起草背景、發起人士、中共及國際反應、後續可能發展等等）


一、《08憲章》出現時機


當前中國正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面臨“向何處去”的問題。中國經濟經過30年發展後出現顯著滑坡，企業倒閉，工人下崗，農民失地，各種社會矛盾日益激化，逼近爆發的臨界點。不僅如此，2009年還有許多敏感的周年紀念日：五四運動90周年、達賴喇嘛流亡和大饑荒50周年、“西單民主牆”30周年、“六四事件”20周年、鎮壓“法輪功”10周年和中共建政60周年等。

正是在這個關鍵時刻，《08憲章》在2008年12月8日發表了。這顯然不是一個偶然事件，下面我們將談到，這是經過了將近兩年的醞釀和策劃。

《08憲章》是當前中國社會轉型歷史關頭的一個大事件。憲章根據普世的人權標準，向中國政府提出修改憲法、司法獨立、言論自由、保障人權等19項綱領，呼籲所有具有責任感的中國公民，不分朝野，不論身份，共同推動中國社會的變革。迄今為止，已有7200多人簽名支持憲章，其中中國國內的簽名人數占80%。在當局持續嚴厲鎮壓維權活動的情況下，人們仍用實名簽署憲章，充分地表現出他們對在中國進行社會政治變革的渴望。

中共當局對此如臨大敵，唯恐《08憲章》成為聚集社會不滿的一面旗幟。為此，當局指憲章“非法”，是“反動政治綱領”，聲稱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二、《08憲章》的起草背景


憲章是大家集思廣益的結晶。

據美國自由亞洲電臺報導，六四後被捕判刑的北京作家江棋生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江棋生說，劉曉波被拘留，很可能上面認為《08憲章》是他起草的：其實，憲章是大家集思廣益的結晶。在《08憲章》起草和徵集簽名過程中，我是知曉者和參與者之一。我手中最早的草案文本，落款日期是2007年1月17日，即紫陽先生逝世兩周年忌日。”自那以後，歷經兩個春秋，多輪“數易其稿”。2008年11月14日，文本被最終定名為《08憲章》。2008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前夜，303位首批簽署者發佈了3000多字文本的《08憲章》。

江棋生說，毫不奇怪，最早感受到《08憲章》影響力和震撼力的，當推密切監控民間動向的中國官方。在事先截獲《08憲章》（徵求意見稿）後，由於恐懼和惱怒的交相發作，他們濫用警力動手抓人，扣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帽子，搞極不光彩的以言治罪。終於，在《世界人權宣言》問世60周年之際的12月8日晚上11時許，由北京市公安局國保總隊出面，對參與《08憲章》起草和徵集簽名的劉曉波和張祖樺同時逮捕。


三、《08憲章》的發起人士


中共認為，《08憲章》的後臺是“獨立中文筆會”。

1月10日上午，《08憲章》簽署人、獨立中文筆會會員秦耕，被海口市國保傳喚走9個多小時，集中審問關於參與《08憲章》簽署的有關事宜。從對秦耕審訊的提問來看，國保認為是劉曉波起草了《08憲章》，獨立筆會有關人員參與組織了相應的發佈等活動。總之，基本是追問劉曉波與獨立筆會跟《08憲章》的關係。並且認為秦耕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回顧一下，2008年12月8日首次發佈的“關於劉曉波、張祖樺失蹤的緊急聲明”，就是獨立中文筆會的傑作。獨立中文筆會一個月前就指出：此次“失蹤”事件發生在12月10日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發表六十周年紀念日前夕。中共認為，種種跡象和證據表明，《08憲章》是獨立中文筆會運作的一個專案，目的是通過簽名運動，來進一步獲得海外資金。


四、中共對《08憲章》的反應


憲章事發後，中共的第一步反應是快速逮捕審訊劉曉波、張祖樺兩人，但很快又把張祖樺回家，而劉曉波被警方帶走後，一直沒有回家。

張祖樺自12月9日他被放回家就一直處於警方的嚴密監視之下，負責監視他的崗哨有兩天撤掉了，但從12月20日下午又恢復了，而他的電話每天會從晚上11點左右一直斷到早上9點左右，張推測可能是監聽的人怕辛苦，晚上要睡覺就把電話斷掉了。

香港《蘋果日報》2008年12月11日發自北京的消息，這次逮捕劉曉波，就是胡錦濤親自下令的。胡錦濤認為，《08憲章》的要害在於第十八款：“聯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態度參與維持地區和平與發展，塑造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維護香港、澳門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過平等談判與合作互動的方式尋求海峽兩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可能途徑和制度設計，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胡錦濤還認為：第十八款的要害在於其末句結論：“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因此，這已經不是什麼人權問題、民主問題等“異議認識”，而是國家分裂的大原則問題！是企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新的國家“中華聯邦共和國”的嚴重問題。胡錦濤最後作出結論說：所有簽署者在事實上都犯下了叛國罪！需要嚴肅處理！

在胡錦濤的親自佈置下，劉曉波被高層定為危害國家安全罪，《08憲章》的全體國內簽名人陸續遭到傳喚和威脅。一個月來，中共當局在持續拘押首批簽署人之一的劉曉波外，還在全國各地動用警力，傳喚、威脅、騷擾和監控《08憲章》的簽署人，其中既有社會知名的學者、作家、教授、律師和異議人士，也有農民、工人、拆遷戶、上訪人士等普通民眾。

這些被傳喚、審訊的人，一般都被警方反復追問是如何看到《08憲章》的？是怎麼簽署《08憲章》的？對《08憲章》有什麼看法？誰是《08憲章》的撰稿人與組織者？在一些地區，警方還要求簽署人公開發表聲明退出《08憲章》。在受到簽署人的斷然拒絕後，國保員警就宣稱：《08憲章》攻擊了黨和政府的政策，涉嫌非法結社；如果繼續往前走，後果嚴重；《08憲章》中有關聯邦制的條款，性質很嚴重等等；通過這些恐嚇來製造恐怖氣氛。

警方還說莫少平律師是同案犯，沒有為劉曉波辯護的資格。警方調用全國警力，對《08憲章》的國內簽名人進行傳喚；體制內的簽名人則被其工作單位的負責人約談。同時，《08憲章》遭到全免的網路封鎖。美國公司Google也已經接受中共官方的要求，將“08憲章”設置為“關鍵字”，並做了遮罩。甚至比中國公司百度搜索還要積極。從12月26日晚上開始，中國大陸的百度、雅虎等搜索引擎上再也找不到《08憲章》的詞條。


五、國際間對《08憲章》的反應


《08憲章》認為，2008年是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佈60周年、民主牆誕生30周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0周年；因此，醞釀了兩年的《08憲章》選擇此時發表，就是為了引起國際間的注意；而在某種程度上也確實達到了這個目的。而公眾也知道2009年將是五四運動90周年、中共建政60周年、達賴喇嘛流亡和大饑荒50周年、“西單民主牆”30周年、“六四事件”20周年、鎮壓“法輪功”10周年等“中國大陸逢九必亂”的週期。

歐洲聯盟12月16日對中國逮捕活動人士劉曉波表示“深切關注”。歐盟輪任主席國法國代表歐盟27國發表聲明，要求中國當局公開劉曉波被捕的原因和他的現況。聲明同時呼籲中國尊重劉曉波和被逮捕的活動人士的基本權利以及言論自由的原則。與此同時，美國也敦促中國釋放被拘禁的劉曉波。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中國政府反對任何國家干預中國的內政。中國當局至今沒有證實是否拘留了劉曉波。 

12月23日，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內的全球一百多名知名學者、作家、人權工作者也發表致胡錦濤公開信，要求釋放劉曉波。信中質疑北京警方抓捕過程違法，以及違反保障言論表達自由的國際公約；敦促胡錦濤信守加強法制、問政於民的承諾，停止使用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種罪名迫害異議者。

2009年1月6日上午11時，超過百名中國民主黨世界同盟成員來到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前舉行集會，開展“中國遭受政治迫害者營救宣傳年”系列活動之二：聲援《08憲章》，要求中共釋放劉曉波。他們說還將繼續發起類似活動，宣傳“民主建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等思想。這樣的活動值得鼓勵與推廣。


六、《08憲章》的後續發展


中共當局之所以全力封殺任何轉載《08憲章》的網站、博客和簽名信箱，恐嚇同情者，是想竭力阻止各地維權和上訪人士看到憲章。因為這兩者的結合才能達到改朝換代、顏色革命的目的。

美國中文網站“博訊新聞網”發表署名文章指出，“08憲章宣告新新中國誕生”，認為大陸人民決不逃避“民主建國”的責任。該文指出：2008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1949－2009年）的前夕，“取而代之”的號角已經響：類似于“建國大綱”的民主文獻問世了。我們把這份文獻的問世，看作一個新國家的誕生。它們的出現意味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它60大壽的前夕，已經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桶。這就是303人發起簽署的中國《08憲章》。它有一個核心：民主建國，建立一個新的中國。它明確指出：“今年是中國立憲百年……21世紀的中國將走向何方，是繼續這種威權統治下的‘現代化’，還是認同普世價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體？這是一個不容回避的抉擇。”同樣提出了民主建國的大綱。同時，《08憲章》還指出：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製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一系列人權災難，致使數千萬人失去生命，國民和國家都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08憲章》明確主張：“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這份民主文獻表明，“民主建國”的意識已經高漲，已經成為海內海外仁人志士的“共同綱領”！所以《08憲章》傳到海外第二天，海外華人學者以及各界人士都給予了積極回應，以署名公開信的方式支援《零八憲章》。公開信稱，《08憲章》是“近年來罕見的民間政見之集合性表達”，讓人看到“中國民間的權利意識之覺醒、勇氣之提升和力量之壯大”，希望“中國當局能傾聽社會之呼聲，正視民意，從善如流，啟動《08憲章》所倡言的制度改革”。讓新的中國──“中華聯邦共和國”儘早取代腐朽沒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可以預期，這項發展會推動中國大陸的變革，甚至引起顏色革命、實現改朝換代。


2009年1月12日星期一



【附錄之二】

【西藏抗暴五十周年角力面面觀】


西藏抗暴五十周年角力的兩大主角是西藏流亡政府與北京中共政府。其他方面或作壁上觀，或作為配角參與表現。但這次比較特殊的是，北京運用的是“以夷制夷”策略，來綜合利用各種矛盾，以實用主義的態度，來實現自身的我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以夷制夷”的策略，不僅體現在宣揚“農奴解放日是西藏各族人民的重大政治節日”，從而挑撥漢人以外的其他民族與藏人的關係；而且體現在運用美國奴隸制度的污點，和美國金融危機的困境，來向美國施加壓力，迫使美國在西藏問題上閉口。人們可以觀察到，2008年以來，美國在西藏問題上的表現，是西方各國中是最為低調。


一、雙方攻防的主軸


為了預防2008年西藏事件的重演，北京中共政府採取主動措施，先發制人，在1月19日，運用投票機器，命令出席“西藏自治區九屆人大二次會議”的代表“一致表決通過”《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關於設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決定》。決定將每年的3月28日設立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以此紀念“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這是1959年3月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之後，中共官方首次以立法的方式紀念這一歷史事件。值得重視的是，北京突出強調“這是西藏各族人民的一大勝利”，有其進一步剝奪藏人權利的跡象。

其要點在於，北京為強化國際宣傳、獲得道德主動；不惜促使西藏問題國際化。其靈感來源於，2008年7月29日，美國國會首次為曾實施奴隸制正式道歉。這使得中共覺得有機可乘，可以利用美國的歷史缺點及道德軟肋，發揮中共的軟力量。那就是繼續毛澤東路線、宣傳“舊西藏慘無人道的農奴制”、“舊西藏令藏人不堪回首：人均壽命僅在三十六歲左右”。

西藏流亡政府則針鋒相對，發起“西藏抗暴五十周年”紀念活動。號召不過藏曆新年，來沉痛哀悼去年以及五十年前的藏人悲劇。估計到今年3月28日，這一對抗將達到高潮。這也是顯示西藏流亡政府動員能力的一個難得機會。

北京的“以夷制夷”策略，不僅體現在宣揚“農奴解放日是西藏各族人民的重大政治節日”，從而挑撥漢人以外的其他民族與藏人的關係；而且體現在運用美國奴隸制度的歷史污點，和金融危機的困境，來向美國施加壓力，迫使美國在西藏問題上閉口。人們可以觀察到，2008年以來，美國在西藏問題上的表現，是西方各國中是最為低調。這甚至連美國國會議員都看不下去了。

2月24日法國國際廣播電臺報導，三位元美國國會眾議員當天中午在國會大廈召開聯合記者會，對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淡化中國人權的言論提出批評。這三人分別為：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資深共和黨眾議員克裏斯多夫•史密斯議員，眾議院撥款委員會資深共和黨議員弗蘭克•沃爾夫以及賓夕法尼亞州共和黨議員約瑟夫•皮茨。

克裏斯多夫•史密斯議員表示：“柯林頓國務卿說保護中國人民的人權不能干擾經濟危機、氣候變化和安全問題，好像人權與那些問題毫無關連似的。但保護並推廣人權應該是美國同中國這樣極端惡劣的侵犯人權的國家外交關係的核心。約瑟夫•皮茨則表示：柯林頓國務卿的這番言論向那些在壓制性政權下遭受人權迫害的人們發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資訊。三位美國眾議員還批評柯林頓在訪問中國期間不但沒有跟人權活動人士見面，在之前，美國也沒有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針對中國進行人權普遍定期審查期間發言，這不但令人感到困擾，也令被監禁的異議人士感到洩氣。


二、農奴解放日與反分裂國家法


“以夷制夷”的策略，還延伸到了藏人宗教勢力範圍的內部。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出馬，親自撰文紀念第十世班禪圓寂二十周年。聲稱“我們懷著崇敬的心情，緬懷這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著名的國務活動家、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藏傳佛教傑出的領袖”悼念他……青海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強衛“親切看望慰問了”十世班禪大師的母親以及十世班禪大師的弟弟。

同時，繼續煽動階級仇恨，使用陳詞濫調挑撥離間。北京舉辦一系列活動，包括“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展”，用以體現“西藏巨變”。聲稱“正是在封建農奴制度下，西藏人權受到了剝奪和踐踏。那些當年踐踏過西藏人權的農奴主，他們的殘餘勢力現在跑到國外去還在堅持搞分裂，他們還大言不慚的詆毀西藏人權”，鼓吹“西藏實行民主改革五十年，社會和諧人民安居樂業”。以此證明如下部署有理有據：“五十年已成過往，西藏已告別政教合一的舊時代、迎來歷史新的一頁。不久前，為了紀念那一場改變百萬農奴命運的民主改革，西藏自治區立法機關將每年三月二十八日設立為“解放紀念日，將使西藏問題再受關注”。 

在假借《華爾街日報》宣傳“解密達賴成長經歷：西方老師奠定其分裂思想”的同時，也不忘推行懷柔政策，鼓吹“在京藏族同胞喜迎藏曆土牛新年”，在北京出錢舉辦“藏曆土牛新年茶話會”等等。更重要的是肅清周邊地區、孤立西藏反抗勢力。北京“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南亞問題研究員馬加力說：“現在西藏的安全穩定形勢面臨一些挑戰，對中國來說比較嚴峻。搞好與尼泊爾的關係能夠讓他們理解中國的政策。” 

有的北京觀察家把“農奴解放日”與“反分裂國家法”，相提並論，認為這都是從法理上孤立對手的高招。

中共的《反分裂國家法》是2005年3月14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舉手通過，雖然兩天以後就遭到美國眾議院通過決議案予以駁斥，但是中共現在認為，經過四年時間的檢驗，證明“《反分裂國家法》是一部爭取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法律、是一部促進兩岸關係的法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這一招數是行之有效的，可以繼續推廣到西藏問題的解決上。其具體措施就是“農奴解放日”的制定出臺。


三、兩個招數出臺時間都是三月


“農奴解放日”與“反分裂國家法”這兩個招數的出臺時間都是三月，為什麼？因為中共通常在三月召開“人大”、“政協”等“兩會”期間，都會面臨政經雙重夾擊。

今年2009年，中國大陸一年一度的政協、人大會議，定於3月3日和5日先後召開。每年北京的“兩會”，因負有議大政、定走向的任務，從來都是全社會矚目的焦點。今年的“兩會”，除了國際金融海嘯已演化成國際性的經濟危機，中國大陸的經濟，已由不受影響，變得影響很大。經濟的滑落，已有據可查，並進而影響到民生和社會的穩定。還有就是今年有特殊的“周年政治”，既有中共建政一甲子、要舉行大閱兵紀念，又有西藏事變周年、六四事件周年等政治敏感點。自然帶來全面收緊，步步設防。

敏感期一旦到來，員警就會加緊控制民間活躍人士。而“兩會”的臨近，就是政治敏感期的正式到來，各地除因《零八憲章》繼續傳喚簽名人外，還對其他活躍人士進行傳喚和打壓。年2月18日晚7點30分，湖南郴州市異議人士陳輝明被當地警方以幾個月前簽名呼籲釋放郭泉為由傳喚。2月20日下午，在沒有任何手續的情況下，河南許昌警方來到當地異議人士李朝勳，對李朝勳進行詢問並作筆錄，事後，員警還從李朝勳家抄走了他的電腦及部分檔材料。2月22日下午，浙江省臨海市公安局五、六名國保員警來到異議人士吳高興家中，傳喚吳高興到公安局，並將他的電腦主機抄走。大約八個小時後，吳高興才被放回。而吉林長春一位在校大學生賴國榮，因簽署和宣傳零八憲章，目前已被長春稅務學院開除。這些都是近期發生的一些“小事”，說明北京當局已經草木皆兵。

在比較大的方面，北京當局的公安、國安系統，已經開始派遣特務人員到西藏“旅遊”。四川國家安全廳一名幹部透露，最近他們廳和公安廳都抽調一些精銳幹警，以遊客的身份進入西藏“旅遊”，他說這次“旅遊”，也是執行絕密任務，旅費全部報銷，補助按照出勤的最高標準，如果西藏在3月10日左右不出事，那麼他們就算是“公費旅遊”了，但如果出現騷亂，他們會隨時與當地國安和公安結合，加強當地警力，共同對付騷亂。

這位幹部還透露，由於已經開始限制國內外遊客在敏感的五十周年進入西藏，當局擔心到時西藏的街道和旅館空空蕩蕩，反而造成一種不穩定的跡象，但是現在放遊客進入，又有很多風險。於是當局早前已經加強了三萬多名武裝軍人從貴州、雲南和四川悄悄進入西藏，公安和國安並沒有接到類似的任務。這次抽調六個省的精幹警員以便宜遊客的身份進入西藏，實在是一舉兩得，既可以讓他們作為遊客“繁榮”西藏的街道，又可以在突發事件發生時，穩定民間及控制其他遊客。


四、流亡政府籲取消西藏戒嚴


對於類似的動態，西藏流亡政府一定有其切膚之痛，因此呼籲北京中國取消對西藏的非正式戒嚴。這是來自2月21日的流亡政府消息。

而早在1月29日，西藏流亡政府噶廈就已經呼籲藏人在西藏不要進行抗議活動，並避免任何將帶來不必要的監禁，拘留和傷害的活動。噶廈並呼籲要求藏人在西藏避免任何與漢人的衝突。他們知道西藏的局勢已經惡化、中共當局已增派部署更多的部隊在西藏高原。特別突出的是西藏首府拉薩、拉卜楞（夏河）、熱貢（同仁），康區理塘和西藏其他地區。中共當局最近的言論稱，“將發動一場人民戰爭＂粉碎任何可能的抗議，尤其煽動種族緊張。當局拒絕允許遊客參觀西藏清楚地表明，西藏的情況並不穩定。

藏人並非放棄抗爭，而是採取迂回策略。2月24日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向西藏境內外的全體藏人致函，支持和讚揚境內外藏人不慶祝新年的決心。 並祈禱“西藏正義鬥爭儘早獲得圓滿成果”。達賴喇嘛表示，在過去一年裏，西藏三區民眾在各地紛紛展開反抗中共政策的和平示威活動，從而上百名藏人失去生命，上千人遭受監禁和酷刑等極大的苦難，因此，今年絕對不是歡度新年的時刻，所以，對境內外藏人不慶祝新年喜慶活動的決心應給予支持和讚揚。 達賴喇嘛表示，“我們要把藏曆新年要為“除惡行善、利益眾生、自去年三月至今為民族自由事業獻出寶貴生命的死難者取得圓滿佛果位、正在遭受監禁和迫害的人們早日享有自由，以及為提升西藏全民福分及儘早解決西藏問題共同祈禱和努力。 ”

流亡藏人響應號召，用大規模示威來取代歡慶新年。2月24日在印度達蘭薩拉，超過一千名藏人舉行了大規模示威，這一活動在西藏抗暴五十周年來臨之際，以聲援西藏境內正在遭受中共野蠻攻擊、拘捕、判刑、關押之苦的藏人。他們指控：“中國政府的手指正對著西藏扣上扳機，成千上萬的部隊和武警，只要在接近3月10日時，如果有任何藏人的抗議，正枕戈待旦的準備血腥鎮壓；3月10日，是西藏抗暴五十周年，更是去年全藏和平示威的一周年。”

藏人及外國支持者，在示威遊行中用中共前國家主席毛澤東和現任國家主席胡錦濤的肖像，作為藏曆新年傳統的驅鬼節替身物，在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拋棄並焚燒；如同藏曆新年的宗教傳統儀式，藏人會在藏曆新年的前二天的藏曆12月29日，以這樣的方式來驅趕惡鬼和壞運。


五、其他各方也在參與攻防

 

幾個月來，“達賴喇嘛將分別會見法總統、波總理”、“中國抗議薩爾科齊會見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北京臺北關係趨緩，希望明年訪問臺灣”、“德聯盟党議員：中國拿達賴喇嘛當經濟危機人質”……等標題充斥報端。從這些標題不難看到，西藏抗暴五十周年前夕，西藏流亡政府與北京中共政府之間的攻防戰，已經延伸到世界各國。

2月25日，達賴喇嘛接受印度媒體訪問時，再次表達希望訪問臺灣。顯然，他希望以此分化日益緊密的兩岸關係。他在前一天發表了書面的藏曆新年賀詞，當中提及西藏近期遭中國當局加強管制，企圖令藏民不堪欺壓而反抗，為官方提供武力取締的機會。他呼籲藏民保持耐性、勿受挑釁，堅持非暴力原則。

流亡藏人組織“西藏青年大會”已經宣佈2009年是“黑色之年”。因為僅僅今年1月，拉薩市至少逮捕八十一人，近六千人受到訊問。目前西藏當地局勢嚴峻，北京員製造恐怖氣氛以維護表面上的社會平靜。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卻在北京的後院發生了。2月25日，BBC轉引中國官方新華社報導，北京市中心鬧市區王府井當天發生了三人汽車自焚事件。新華社英文電訊引述北京市政府發言人稱，北京時間15時（格林尼治標準時間7時），在長安大街和王府井大街交口處，有三人在他們的小汽車內自焚。

路透社引述一名目擊者說，當員警試圖撬開銀灰色小汽車的車門時，車內某種燃燒裝置發生爆炸。目擊者稱，他們看見公安把一名男子從車裏拖出來。有消息稱，至少一名自焚男子來自新疆，且肇事私家車掛的是新疆車牌，兩人被醫護人員用擔架抬走。外電報導自焚者應是維吾爾族人，有可能是疆獨人士，質疑北京官方為淡化事件隱瞞部分內情。因過去屢傳疆獨及藏獨分子爭取獨立，當局為力求局勢穩定，高度緊張。倘今次事件證實為疆獨分子自焚，則有別于疆獨分子過去多採取汽車炸彈等恐怖襲擊手法。去年兩會期間，有疆獨分子企圖攜汽油彈劫機，製造類似美國九一一的空難。因此北京當局刻意隱瞞王府井自焚案當事人身份。甚至說謊稱，當事人的車輛“掛著內蒙古車牌”，其實記者瞭解到，車牌是新疆的：新B52402。另外證明，當事人來自新疆昌吉回民自治州，三個人的名字也是維吾爾族的。現在，受傷者都在北京積水潭醫院燒傷科住院治療，但大夫、護士都被警告不得洩露情況。

2月26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西藏公安日前在西藏昌都地區一條橋底發現幾公斤爆炸品，目前正展開調查，暫時未拒捕任何人。外電消息引述拉薩的僧侶稱，由於“3.14”事件一周年的敏感日子臨近，影響藏曆新年的過年氣氛，市面氣氛較往時緊張，拉薩街頭的保安措施明顯加強，路口有武警把守。當局在與四川接壤的昌都地區一座橋下，發現有幾公斤重的爆炸品，公安正在調查，目前沒有拘捕任何人，但報導沒有講述該橋的具體位置。從地圖看上看，昌都並不接近青藏鐵路。昌都地區位於西藏東部，東與四川省接壤，東南面與雲南接壤，北面與青海省交界。 

為防兩會舉行期間湧現上訪暴亂潮，外傳北京當局近日加強對訪民進行搜查遣返；上海公安局也向訪民發通知書，禁止在兩會期間上訪。正在北京的BBC中國事務編輯陳時榮分析說，在藏曆新年當天發生在北京市中心的這一事件，無論其目的是否與西藏問題有關，無疑會令中國當局更加高度警惕，特別是在人大會議之前北京的治安會抓得更緊。事件發生後，中國媒體迅速發出英文電訊稿；事發地點王府井大街附近也非常平靜。這些都說明中國當局已經吸取了去年三月拉薩騷亂的經驗教訓，對突發事件有所準備，而且希望佔領輿論的主導權。


六、預測可能事件並分析影響


無疑，隨著1959年3月西藏抗暴事件五十周年的臨近，西藏流亡政府與北京中共政府雙方正在摩拳擦掌。藏人雖然寡不敵眾，但正如蔣總統1959年3月26日在《告西藏同胞書》中所宣示：“我深信共匪的武裝暴力，縱能一時破壞你們的寺院，劫掠你們的城市，絕對不能毀滅你們革命的意志，和宗教的信仰。”藏人不是孤立的，他們的抗暴運動不僅是為了藏族全體的生存，為了藏胞個人的自由，並且對於自由亞洲各民族、各宗教的自由與安全，擔當了英勇無比的前鋒。

當然，由於目前世界秩序受到金融危機的破壞，這一國際環境，使得西方各國即使同情西藏流亡政府的立場，也無法做出超出2008年3月危機期間的實際支持。總的來看，若無意外情勢出現，中共政權當可有驚無險地渡過這次西藏危機，但同時也使得西藏問題進一步暴露在國際視線下，從而不可避免地推動西藏問題進一步國際化。

一個最近的例子就是：在紛爭不休的“中國圓明園流失文物十二生肖銅像之一鼠首銅像拍賣”活動上，該項文物的所有者、已故法國時裝大師聖羅蘭的合夥人最近表示：願意歸還圓明園獸首，以換取中國遵守人權標準，改善西藏人民的處境。已故法國時裝大師聖羅蘭的夥伴貝傑（Pierre Bergé）2月 20日在法國表示：準備拍賣的圓明園獸首銅像可以歸還中國，條件是中國遵守人權。貝傑要求北京把自由歸還給西藏人，允許達賴喇嘛回到故里。貝傑是當天接受法國電臺採訪時作以上表示的。評論一般認為，這種說辭雖然是貝傑的脫困伎倆，但也說明西藏問題已經深入人心。

[這兩件銅獸首（一尊兔首和一尊鼠首）原本是圓明園中的噴泉飾物，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後將其掠走。北京認為這兩件圓明園獸首是其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西方列強在鴉片戰爭期間瓜分中國的標誌。北京外交部發言人在新聞發佈會上說，這兩件獸首銅像理應歸還中國，因為它們是被侵略者掠走的。]


2009年2月26日星期四



【附錄之三：新疆民變與胡錦濤提前回國——廣東、新疆連鎖暴力的深遠影響】


因不滿當局對廣東韶關維漢群毆事件的處理，7月5日近萬維吾爾族人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市政府前抗議，遭到中共開槍鎮壓，死傷逾千。7月6日中午，中共官方罕見的搶先發佈新聞，並公佈140人死亡，828人受傷，但對出兵之事隻字未提。7月7日官方又公佈的消息稱，截至7日淩晨，死亡人數上升至156人，包括129名男性和27名女性，受傷人數也從之前的828人上升到了1080人。報導還稱，當地公安部門已逮捕1434人，其中男性1379人，女性55人。英國泰晤士報指出：156位死者中，有33位是維吾爾族人。這次騷動一開始是為悼念6月26日在廣東省韶關旭日玩具廠漢人與維人的鬥毆事件中，死亡的2名維族人，鬥毆發生前，網路傳言指出：維族人強暴漢人少女而免受刑事處分。


一、“外交無小事”已經過時


由於新疆發生騷亂，胡錦濤決定提前結束訪問行程，返回北京。八國集團峰會將在胡錦濤缺席的情況下進行。新疆的維吾爾人和漢人之間相互使用暴力，超過150人死亡，局勢非常嚴重，儘管如此，胡錦濤從意大利啟程回國還是讓人非常驚訝。畢竟，他的政府總理溫家寶還在北京，而且似乎安全力量也已經控制住了局面。為什麼胡錦濤還要讓國務委員戴秉國代替自己參與這次大國峰會呢？而且，胡錦濤對葡萄牙進行國事訪問，也必須中止，日期將由中葡雙方另行商定。按原定行程，胡錦濤本來還要會晤美國總統奧巴馬，這本是中美元首之間十分重要的會晤，現在一概終止了。

有兩種彼此並不矛盾的說法對此進行解釋。

第一種解釋說，胡錦濤原本預計在拉奎拉峰會上可以受到隆重禮遇。因為中國是世界金融海嘯之中的一座安定小島，而且中國和印度已經在氣候保護方面發出了做出讓步的信號。但是，烏魯木齊的騷亂使得中國的少數民族問題再次被提上日程。而胡錦濤顯然並不願意對此加以討論。德國總理默克爾已經就此做出表示，胡錦濤希望避免這種尷尬的場面。

第二種解釋說，中國領導層認為形勢異常嚴重，必須讓國家最高元首回國坐鎮。畢竟，這是多年來最為血腥的一次民族衝突，而且就發生在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大慶之前。

中共的傳承是“外交無小事”，現在，胡錦濤拋下奧巴馬提前回國，中共連外交都顧不上了，實在說明中國國內的局勢已經具有相當程度的爆炸性。


二、新疆當局為何縱容暴行


既然中國的局勢如此嚴峻，人們不禁要問：新疆當局為何一再延誤時機、縱容暴行呢？根據中國新華網烏魯木齊7月6日電，我們可以證實，烏魯木齊市公安局指揮中心早在5日淩晨1時6分就接到報警，稱有人在網絡上散發非法集會信息，號召5日19時在烏魯木齊市人民廣場進行非法集會。淩晨3時10分，指揮中心又接到生產建設兵團公安局電話，稱在其轄區內發現類似情況。新疆公安政法部門立即在自治區公安廳啟動應急預案，在烏魯木齊市人民廣場、二道橋佈置警力，以防不測。而新華網記者也在18時40分趕至烏魯木齊市人民廣場，發現“有三五成群的人散佈在廣場上，人數明顯多於平常，且多以男性青年為主。” 但是在這關鍵性的十幾個小時，中共新疆當局卻沒有採取任何有效措施。

善良的人們不禁質疑：在這個關鍵性的十幾個小時以內，當局到哪里去了？當局為何縱容暴行發生，而毫不作為？

當局縱容暴行發生的惡劣後果是顯而易見的：另一路趕赴烏魯木齊市老城區二道橋的記者遭遇嚴重堵車。據現場群眾介紹，由廣場向南的二道橋也出現大量人流聚集，部分聚集者情緒激動。有人目睹一輛101路公交車的車窗玻璃、車門被砸損，二道橋一帶出現明顯暴力情形。 

直到報警以後的十九個小時，20時許，烏魯木齊始自人民廣場的聚集事件才演變成為打砸搶燒事件。

善良的人們不禁質疑：這些打砸搶燒事件裏，有沒有新疆當局的影子？新疆當局真的沒有干預？還是為了進行血腥鎮壓，做了“欲擒故縱”甚至“國會縱火案”那樣的干預？

新疆自治區政府表示，七月五日發生在烏魯木齊市部分地區的打砸搶燒殺嚴重暴力犯罪事實，是一起在境外“世維會”等“三股勢力”組織直接煽動、策劃下實施的有組織有預謀的犯罪事件。但是對中共政府的詰問也在流傳，甚至一名官員都認為：“既然政府早已經掌握了信息，為什麼沒有及時控制？”


三、“欲擒故縱”或是“國會縱火案”


不論新疆當局有無“欲擒故縱”甚至操作“國會縱火案”那樣的干預，其“不作為”畢竟造成了惡劣後果：數千名暴徒分散在市區多處打砸搶燒，殺害數十名無辜群眾，傷者數百人，砸毀燒毀數十輛機動車。20時50分，新華網記者在二道橋目睹了打、砸、搶、燒、殺情形，看到有人倒在血泊中，現場情形較為混亂。到了這個時候，新疆公安廳才裝模作樣地調集武警、特警趕赴現場“維護秩序”，驅散人群，並對施暴者進行抓捕，消防武警、醫院救護車也才姍姍來遲地“趕往現場救治受傷群眾”。

新華網的記者在現場看到：一輛警車被暴徒掀翻，暴徒蜂擁而上踩踏車輛，一名暴徒還將車輛點著，瞬間火光沖天，看到前來救援的特警隊員，歹徒迅速逃散。在龍泉街，幾名暴徒將一名路過的中年男子圍住，二話沒說便拳腳相加，這名受害者很快被打翻在地。一名穿著紅色T恤衫的暴徒上前用刀猛刺受害者頸部，頓時鮮血直流，血腥場面令人髮指。另一夥喪心病狂的暴徒還繼續用磚頭、石塊砸向中年男子的頭部。

在團結路高架橋下，躺著一位被暴力分子打傷的市民，血流滿地；在新華南路的馬路邊，俯臥著一位剛被殺害的女性市民，身上還背著一個小包；在延安路昌樂園，一間洗腳屋被燒毀，兩名員工被打死，橫屍街頭…… 

在自治區外經貿委大樓旁邊,一個規模很大的煙酒店被暴力分子縱火燒掉,店面的玻璃窗發出震耳的炸裂聲,驚慌失措的群眾四處奔跑。一輛被暴力分子襲擊過的出租車停在馬路中央,司機滿身是血躺在車中,生死不明。 

二道橋、新華南路、三屯碑、賽馬場、新疆大學等現場,所到之處一片狼藉,烏魯木齊賽馬場、新疆大學、團結路、電視臺、二道灣、幸福路等區域都發生暴力事件。在新疆大學,1000多人聚集在大學門口衝擊,新疆大學周邊的商店、飯館和超市被砸毀和焚燒;天山區交警大隊、地稅局居民小區焚燒情況十分嚴重,一些居民在樹林裏面躲著，不敢回家,有些市民在部隊駐地的大門口蹲著。 

種種跡象表明，無論是挑頭者還是暴徒行動方案，都是訓練好之後，精心準備而來。“在烏魯木齊市區，很少找得到磚頭，暴徒當天用來打砸的磚頭是用卡車一車一車拉過來的”，一名受傷的婦女說：“這樣明顯的行動，政府事先居然不知道？”當局假裝措手不及，導致暴徒為所欲為，民眾死傷慘重。


四、中共地方當局罪責難逃


長期關注邊疆問題的北京學者蔣兆勇認為，有一種無形的但是強大的勢力，正藉韶關事件試圖加深維漢矛盾，“從偶發的個別治安械鬥事件中抽象出民族壓迫話語，並以此作為動員框架，有組織地製造暴動”，“暴動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激活維漢關係的邊界，製造維漢‘敵我’”。另外，中共建政後，中央政府利用行政區劃上的制衡，設立新疆兵團，曾有效地維持了新疆的穩定。近年來由於地方黨政系統長期經營，形成特殊利益集團，不惜欺下瞞上，把民族問題動輒歸咎“分裂勢力”，挾持中央政策，同時對少數民族幹部不信任，使得新疆民族矛盾不斷激化。 新疆當局縱容暴亂在前，血腥鎮壓在後，並且故意用強硬手段對付和平集會，從而激起民變，而民變又給當局提供了進一步鎮壓的藉口。

鑒於上述的事態發展，有時事評論家已經指出：“中共是這次事件的罪魁禍首，它濫用暴力已經達到肆無忌憚、無法無天的地步。不要談論什麼族群矛盾了，只有一個矛盾，就是民主與專制的矛盾。任何想轉移矛盾的言論都是在掩蓋罪行、助紂為虐的。所謂的民族矛盾根本原因是專制獨裁所造成的。我出生在青海多民族雜居地，各民族老百姓之間實際上相處很和睦，大家共同的仇敵就是共產黨。只不過少數民族有宗教信仰，更加有血性、鬥志和底線原則罷了。這次事件望全球各地發起遊行示威，法西斯頭子胡某在意大利，望歐洲的哥們行動起來。也盼望開希重整雄風、全球聲討中共、贏回海外民心。”

胡錦濤中斷歐洲行程，匆匆趕回北京。可能也是考慮到了這個因素，害怕在海外遭遇令他尷尬的示威場面。

胡錦濤已經中斷歐洲行程、匆匆趕回北京一事，說明兩個情況，一是說明新疆暴亂確實不是中共高層有意挑起，二是說明中共高層企圖向世界證明：新疆暴亂確實不是中共高層有意挑起。

但即使如此，中共地方當局卻對血案的發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不僅指新疆當局，也包括廣東當局。烏爾凱《中共廣東當局在蓄意醞釀和挑起維、漢民族衝突》一文指出：這次新疆暴亂，其實是廣東韶關香港資本廠家的維吾爾與漢人的工人衝突的延續，而且兩地的衝突如今看來是有計劃進行的。本來網絡傳言經過司法調查是可以解決的，然而誰都沒有想到事情竟然會演變成一場暴力衝突，這其中的疑問很多。而最為奇怪的就是，這廣東當局也像後來的新疆當局一樣，聽憑甚至激化了事態發展。


五、廣東是新疆的預演


目前，從視頻等相關資料來看韶關某工廠衝突發生時已經陷入無政府狀態，這就給了一些極端分子可乘之機，他們殺搶掠，無惡不作，不能排除維漢之間將來再次發生民族仇殺事件。這也是自新疆政府組織維吾爾人農村勞動力（其中絕大多數是來自農村的維吾爾未婚女性）到漢族地區打工以來爆發的最嚴重的衝突，而且這場衝突很有可能還會在其他地區繼續下去。以前維吾爾族和漢族之間也曾發生過類似的衝突，但這次衝突有所不同，幾乎是在維吾爾民工到當地還沒有站穩腳跟的情況下發生的，這不免讓人認為這些衝突都是由一個極端組織或勢力幕後操縱的。

我們發現，廣東的6.26事件就要比以前的“衝突”更加有組織，那些參與事件的人們很快都被組織起來，手上拿著類似的兇器，棒子，在現場殘忍的毆打維吾爾人。但不管組織這些衝突的幕後主使是誰，他們的目的顯然已經達到，那就是讓維吾爾人在廣東無法繼續立足。

回顧一下這起事件，假設下列說法是真的，那麼很明顯，是中共廣東當局在蓄意醞釀和挑起維、漢民族衝突，並用這一方式驅逐維吾爾人離開廣東。其手段，就是用“故意對普通刑事案件不予處理”的陰謀手段，蓄意醞釀並挑起漢人對於維吾爾人的仇恨，造成民族衝突：

“新疆人在韶關旭日廠進行搶劫多次，6月14日發生第一宗強姦案。受害人向廠彙報事件之後，新疆強姦犯只是受到開除處理。剛過幾天又再次發生一起強姦，一名女工在宿舍區被新疆人強行拖入宿舍多人強暴。此事報警之後新疆人只被關了幾天就釋放，似乎他們能夠免受法律管制。此事還未平息，又再度發生了第三次的強姦。在向保安部門上報案情的時候，保安部居然拒絕受理。”

“終於，所有的漢人都站不住了。在6月25日晚上22點左右，數十人手提鐵棍沖向新疆人宿舍毆打新疆人，局勢一觸即發，新疆人也提起管制刀具進行對抗。漢人們是一呼百應從開始的數十人增加至三百多人。每個漢人都奮不顧身的對新疆人瘋狂報復，許多新疆人拔開鐵網向後山逃跑，鬥毆一直持續到零晨三點多，直到防暴隊趕到鳴槍才停止。防暴隊軍卡約20台，警車30多部。兩族雙方都有數十人受重傷。據傳有數名新疆人不治！現場一片狼藉，半人型大的血泊有數十處。宿舍區一百多間宿舍暴窗，四棟宿舍的消防栓被拆去打架，每棟宿舍一共7層。灑落一地的鋼筋鐵棒約二百多支，滅火筒一百多個全被打的彎曲凹凸。這一夜沒有一人睡得著，許多剛進廠的和做暑期工的人都紛紛撿包袱走人。到6點時，我們在廠門口附近發現一名偷跑出來的新疆人，這時似乎除了廠工連附近的居民也瞭解了新疆人的惡行。所有在場的男人都一起圍毆他，籃球般打的水泥路磚毫不留情的猛砸！還沒打到20秒防暴隊又再次趕赴現場，我們聞警立散。被毆的新疆佬已經倒在了血泊了。旭日廠宿舍區一百多名搞衛生工人整整用了兩個小時才把遍地的血跡沖洗淨。”

人們不禁要問：這些漢人怎麼了？一個人的罪行即使屬實，難道要該廠的全體維吾爾民工承擔？甚至要所有的維吾爾人承擔？這是什麼邏輯？種族仇殺？這是中共廣東當局在蓄意醞釀和挑起維、漢民族衝突！


六、暴亂的深遠影響


蘋果日報記者7月9日報道，為向讀者提供更多新疆騷亂的第一手資料，以及響應當局向全世界宣佈歡迎境外記者到當地採訪的政策，本報記者前日輾轉數千公里前往採訪，但甫落機即被截住。數名自稱“新聞辦工作人員”禮貌地表示：由於當地情況紊亂，為策安全，請你回去。不管記者如何爭辯，對方不為所動，唯一妥協，就是天未亮，航班未開，可暫尋地一宿，但仍不能入城，需到郊外找酒店。

更令記者驚訝是，拿出手機想與公司聯絡時，發現連信號也沒有。這才明白，當局真用“斷網、斷國際電話”實施管制。據悉，全市只有一間酒店，被當局指定接待記者，那裏可上網打國際電話，除此以外，別無選擇。

記者臨門而不能入，雖甚遺憾，但是卻有其他收穫。原來他被當局“禮送出關”等待登機時，在候機室想與數名維族乘客“交談兩句”，但對方一聽記者是“從廣東來的”，即時神情肅穆，面黑黑問：“你們廣東人為甚麼那麼暴力，追打我們新疆人？！”讓記者有口難辯、知趣告退。可見廣東韶關事件的影響，已經變成了一道“歷史的傷口”。在烏魯木齊的外國記者發現，示威漢族人對西方記者不信任，而維族人則對漢族面孔的記者有敵意。雖然7月10日的香港文匯報引述中國社科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許建英的談話，認為當前新疆面臨的已經不是傳統的“東突伊斯蘭運動”暴力恐怖，而是以熱比婭等人為代表的“世維會”新型暴力恐怖，但是維族商販們則避談熱比婭，並稱其號召力不大。維族大學生則披露，是學生們的校門靜坐，失控後引發了“7．5”騷亂，可見其模式十分接近二十年前的天安門慘案。

現在，胡錦濤已經提前結束訪問行程，返回了北京，他立即調動萬人大軍空降新疆。但是，他鎮壓民變容易，要想消除促成民變的“地方利益”和“民族仇恨”，卻不是他剩下的兩年任期可以做到的。人們一針見血地指出：胡錦濤提倡的“和諧社會”，在中共各級組織的消極應付下，已經有效地成為一個“喝血社會”。

實際上，雖然還有兩年任期，胡錦濤已經成為“跛腳領袖”。今年春天，杭州市長已經揚言：“胡錦濤還有什麼？兩年以後我還是市長，而胡錦濤就什麼也不是了”。胡錦濤知道這個傳言，卻無可奈何。


2009年7月10日


（另起一頁）


書名

中華民國的統獨掙扎

第二卷（2008-2015）

The Struggle for Unity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Volume Two（2008-2015）

（國民黨與馬英九的掙扎）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Ma Ying-jeou)



作者

謝選駿

Xie Xuanjun


出版發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費電話1—888—265—2129

國際統一書號ISBN:

定價US$最低


2022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2 First Edition 


謝選駿全集第206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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