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選駿全集第205卷—— 中華民國的統獨掙扎 第一卷（2002-2007）

 中華民國的統獨掙扎第一卷（2002-2007）The Struggle for Unity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Volume One（2002-2007） (lulu.com)

中華民國的統獨掙扎

第一卷（2002-2007）

The Struggle for Unity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Volume One（2002-2007）

（民進党與陳水扁的掙扎）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DPP and Chen Shui-bian)

2022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2 First Edition 

謝選駿全集第20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05

（另起一頁）

內容簡介

本書屬於《內參彙編》，時間跨度二十年，基本每月一篇有餘；包括文章將近三百，是極其珍貴的歷史資料——文章部分是命題約稿，並非全然作者所思。內容涉及廣泛，不限於兩岸關係；但由於命題的認可和閱讀，都是臺灣的決策者們，故此也都體現了他們所關注的問題，間接呈現了他們的所思所想，故此稱為“中華民國的統獨掙扎”。

由於這二十年間，歷經三屆臺灣總統任期，故此分為三卷出版。三屆之間，命題不同，應對有別，層次分明。

第一卷為陳水扁時代——

陳水扁承襲了李登輝的“兩國論”，提出了“一邊一國”的說法。但是他連任兩次臺灣總統一共八年（2000-2008），始終不敢進行有關臺灣獨立的公投。所以我把這叫做“反復掙扎”。

Synopsis

This book belongs to "Internal Reference Compilation", with a time span of 20 years, basically more than one article per month; including nearly 300 articles, it is an extremely pre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 - part of the article is a draft of the proposition, not entirely what the author thinks. The content covers a wide range and is not limited to cross-strait relations; but because the recognition and reading of the proposition are all made by Taiwanese policymakers, it also reflects the issues they are concerned about and indirectly presents their thoughts and thoughts, so it is called "" The struggle for unification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there have been three terms of president of Taiwan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it has been published in three volumes. Between the three sessions, the propositions are different, the responses are different, and the levels are clear.

The first volume is the chen shui-bian era -

Chen Shui-bian inherited Lee Teng-hui's "two-state theory" and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one country on one side." However, he was re-elected president of Taiwan for a total of eight years (2000-2008) and never dared to hold a referendum on Taiwan's independence. So I call it "repeated stru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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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第一章 2002年統獨掙扎

第一節 怎樣在美中台三邊關係中獲得主動

第二節 進入WTO後的中台關係的模式理應比照國際關係辦理

第三節 對錢其琛一月二十四日講話的背景分析

第四節 中共愈現代化、民主化，兩岸事務愈容易推動嗎？

第五節 “錢其琛的陷井”——從“布江會”看中共近期的對台策略

第六節 中共急劇法西斯化對兩岸局勢之影響

第七節 取法乎上，一邊一國；戒急用忍，僅得其中

第八節 “全僑盟”與“統促會”、“和統會”的根本分歧在哪里？

第九節 該不該集中大陸民主人士的分散力量，來制約並阻遏中共在海內外的“反獨促統”攻勢？

第十節 思考一下沒有硝煙的決戰境外

第十一節 是否應該援助美國促成台美盟邦關係

第十二節 寧做世界政府一州不做中共政權一省

第十三節 以中共謀台之計還治中共

第十四節 強化自由貿易 制衡三通漩渦

第十五節 臺灣應該和中共簽訂兩岸五十年和平協議嗎？ 

第十六節 中共最擔心臺灣海峽會發生什麼事？

第二章 2003年統獨掙扎

第一節 臺灣需要與美國建立超過以色列與美國的那種特殊關係

第二節 預防二〇〇三年下半年兩岸關係惡化

第三節 中共當局正在設立直航三通的試點——兼談海基會對於中共的牽制作用

第四節 中國大陸是否通過兩岸三通向臺灣輸出高失業率？

第五節 通過美伊戰爭考驗，增強臺灣國際地位（臺灣可向美國轉達的信息）

第六節 胡錦濤的新班底對兩岸關係可能的影響

第七節 如何因應中共對臺灣的多重滲透？

第八節 如何運用反恐戰爭的長期化來正面推動兩岸關係

第九節 SARS蔓延對中共極權的解構作用以及臺灣的應對之策

第十節 中共頑固封殺臺灣的WHO之路及臺灣的對策

第十一節 如何在三通的同時因應中共去臺灣主權化的陰謀——兼談加強國家認同，化解胡錦濤對台佈署的“三項優先工作”

第十二節 美國大選期間對華政策的調整與臺灣的對策

第十三節 美國會為臺灣的民主自由與中共一戰嗎？

第十四節 公投可為臺灣消除“地方政權”的負面印象（兼談臺灣朝野可否配合進行“統獨演出”）

第十五節 中共的全力三通意在打破“新月包圍”

第十六節 促使大陸有效遏止偷渡及加速接回偷渡犯之對策

第十七節 “江胡體制”之進一步觀察

第十八節 中共十六屆三中可能走向

第十九節 美中關係展望

第二十節 大陸處理貪腐問題之現況與發展

第二十一節 從十六屆三中全會看中共政局走向

第二十二節 中共對台小組改組之意涵

第二十三節 人民幣幣值問題對中國與美國關係的影響

第二十四節 中共對防禦性公投之反應

第二十五節 溫家寶訪美前後中美關係之微妙變化

第二十六節 美國經濟制裁中共對其雙邊關係之影響

第三章 2004年統獨掙扎

第一節 中共對兩岸和平穩定架構之反應

第二節 中共為何對臺灣大選紛爭保持沉默？

第三節 五二〇後兩岸關係發展之可能性

第四節 中共對華盛頓郵報“總統專訪”之反應

第五節 中共當局對陳水扁就職演說的反應及其預後

第六節 台美中三角關係的最佳平衡點

第七節 北京利用局勢插手臺灣事務的手法

第八節 北京政府努力切斷海內外資訊聯繫之意涵

第九節 胡江關係之具體事證

第十節 對中共四中全會之觀察

第十一節 北京對台軍事壓力明顯具有虛聲恫嚇的特點

第十二節 胡錦濤的政治左傾已經顯露端倪

第四章 2005年統獨掙扎

第一節 中共“反分裂國家法”（草案）的來龍去脈及其意涵

第二節 中共爭取美國介入台海事務何以擴大了臺灣的自主空間

第三節 從趙紫陽葬禮過程看中共的談判方式

第四節 如何對抗“反分裂法”第五節 “胡四點”及其發佈時機之意涵分析

第六節 中共掀起反日運動意在維持對美親善

第七節 中共走向反日立場有助於兩岸關係緩和

第八節 中國大陸退黨風潮研究

第九節 從朱成虎講話看中共的戰略意圖

第十節 亞洲與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可能走向

第十一節 中國大陸維權運動與臺灣安全邊界

第十二節 維護臺灣海峽長期和平的幾點思考

第十三節 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結果顯示之意涵

第十四節 胡錦濤策劃實施胡耀邦紀念活動之意涵

第五章 2006年統獨掙扎

第一節 二〇〇六年中國大陸即將進入多事之秋

第二節 中國大陸如何應對美日加緊軍事同盟

第三節 高智晟案件凸現中共管制危機

第四節 溫家寶的恐懼和居民所得的差距

第五節 西方對中國投資的雙重功能分析

第六節 文革四十年對中國人之影響

第七節 中共的黑手正在伸向南太平洋

第八節 中共中央黨校邀請外國人演講的意涵

第九節 中共對外國通訊社進行新聞資訊管理之意涵

第十節 中共十六全六中全會建構和諧社會意欲何為

第十一節 胡錦濤與上海幫的互動對中共十七全會的影響

第十二節 中國大陸選舉對兩岸關係的衝擊

第六章 2007年統獨掙扎

第一節 中共對網路掌控的手法

第二節 中共同意成立全國性“大陸台商企業協會聯誼會”之意涵

第三節 “2007年反台獨進入關鍵時期”之意涵分析

第四節 中共通過《物權法》之意涵與影響

第五節 從溫家寶訪日看日、中關係之發展

第六節 應急預案可能導致中國大陸軍事政變

第七節 中共如何對策“以臺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公投”

第八節 臺灣可否抵制2008年北京奧運

第九節 近期臺灣外交空間可能面臨的發展與演變

第十節 “對中共‘十七大’的分析”

第十一節 中共“十七大”後的對台政策——兼論“反分裂法”與“達成和平協定”自陷矛盾

第十二節 中國企圖影響臺灣選舉的可能作為

附錄第一部分

第一篇 戰爭崛起而非和平崛起──評中共國務院《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

第二篇 中國大陸群眾性抗爭及中共之對策

第三篇 中共的網路控制與新聞封鎖

第四篇 中國大陸維權運動方興未艾

第五篇 中共外交領域是否出現兩條路線之爭

第六篇 中共已被美國列入“流氓國家”的行列

附錄第二部分

第一篇 2008年西藏暴力衝突及其預後之分析

第二篇 中共對馬英九勝選之反應

第三篇 馬英九訪美策略之得失分析

第四篇 江丙坤訪陸任重道遠

第五篇 從巴紐事件看臺灣的外交突破——政府如何運用非政府組織力量

第六篇 陳雲林訪台可能引爆毒奶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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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002年的統獨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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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怎樣在美中台三邊關係中獲得主動】

2000年12月2日，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在接受香港東風衛視的專訪時預言，“中台現狀不會維持超過一年”；其理由是：“如果中國允許這樣的情況出現，等於給臺灣總統陳水扁有機會否定中方的‘一個中國’政策。”

現在一年多已經過去，明顯可見，這位自詡遠東問題專家的前政壇重量級人物的政治預言，卻落空了。

這是為什麼呢？

這首先因為，中美關係由於受到武器擴散和反恐等問題影響，具有全球性，因而受偶發因素的影響很大；由此並連帶影響台美關係，進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台關係。

其次，美中台三邊關係還受到三方各自的國內政治氣候的牽制與擺佈，而變得更加難以預測。如北京中南海內部的各種政治勢力，為即將到來的中共“十六大”而明爭暗鬥；臺北朝野各個方面也遲遲不能就大陸政策凝聚內部共識；美國國內更是反共保守派力量不斷抬頭等等……這種狀況使得美中台之間的關係與發展也變得隨機而不確定，任何一樁單一的國內事件，都可能演變為國際事件；任何一樁雙邊事件，都可能演變為三邊的乃至多邊的事件；從而使得現有國際關係，發生意想不到的轉向。

由此可見，在現有的兩岸關係這一邊，作出任何直接的預言，都是冒險的，和難以負起負責的預言家的責任來的。

下面，我們嘗試通過分析美中雙邊關係和美台雙邊關係的現況，來間接測量另外一邊——被上述兩邊關係所決定了的中台關係。

（一）美中雙邊關係

在美中台三邊關係中，中美關係是最具決定性的同時也是最不穩定的一邊。從“911”事件後的發展來看美中雙邊關係，其合作與摩擦並存，不可測的因素極強，充滿曲折。其間之所以能在困難中繼續前進，是因為美中雙邊在戰略、外交、經貿、文化、教育、科技、民間等方面具有廣泛的合作需要，在諸如反恐、防擴散、反走私、打擊毒品和有組織犯罪等全球性問題上也有共同利益；在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上，尤其是朝鮮半島問題上，更是需要合作的。

在2001年美國總統小布什上臺伊始，美國的反共力量強調美中雙邊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認為中共的崛起必將損害美國利益，共和黨右翼和布什政府把美中關係定位為“戰略競爭關係”。布什政府決定向臺灣出售大量先進武器，並允許陳水扁總統在美國紐約及休斯敦過境。由於“中國威脅論”，美國軍方開始把軍事戰略重點從歐洲轉到亞太地區，矛頭直指中共的專制統治和地區霸權。

“911恐怖襲擊事件”後，美國進行外交安全政策的調整，在戰略層面上改善同中共的關係，出於安全考慮而暫時擱置分歧。反恐將是一場長期鬥爭，國際恐怖主義是世界各國的共同敵人，中共希望美中雙邊在反恐中成為合作夥伴，在其他方面如防止世界經濟進一步下滑、推動資金合理流動、促進經貿往來，也加強合作。特別是中共加入WTO以後，經貿合作的前景更加寬廣。但是，“911恐怖襲擊事件”並沒有消除美中雙邊的嚴重分歧，所以美國國防部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仍不指名地把中共當作敵人。美國政要也多次強調，美國對台政策不會因反恐而做根本改變。一旦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有所變化，臺灣問題很可能會重新浮現。此外，“911恐怖襲擊事件”還給美中關係帶來了新的因素，一些地區或次地區格局的變動，既可以成為美中合作新的增長點，也可能成為它們之間摩擦新的誘因。例如美國轟炸並佔領阿富汗，已經引起中共的警惕，在中共主辦的有關民意調查中，認為這一事態對中共不利者，高達54％；認為有利者，僅僅占到8％（6％表示不知道；其餘32％表示利弊參半）。

（二）美台雙邊關係

在2001年12月臺灣大選中，執政的民進党首度成為國會最大多數党，陳水扁總統並宣稱將與前總統李登輝領導的臺灣團結聯盟合作結盟，組成穩定的國會多數。與中共在意識形態或兩岸政策上接近者，如公然贊同“一國兩制”者，在選舉時遭到選民唾棄；親民黨因為反對新党候選人“一國兩制”說，才得以倖免。儘管如此，這並不意味陳水扁總統會公開追求臺灣法理主權的獨立。儘管此次大選具本土色彩，但所追求的仍是“維持現狀即是獨立”的“實質獨立”，而非追求法理主權的獨立。

當然，有關當局將會強化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國家的論述，同時會試圖將中華民國從“一個中國架構”脫鉤出來。而中共政權僵化的對台政策，不僅無法解開兩岸僵局，反而助長臺灣分離傾向。

美國執政黨智庫蘭德公司2001年12月20日發表了題為《臺灣的外交及防務政策：特點與決定性因素》的最新研究報告明確指出，研究臺灣與大陸、美國和日本的關係，是必不可少的。臺灣與大陸的關係是：一方面，臺灣在政治、軍事上與大陸取向不同，另一方面，在經濟、文化上卻是一脈相承；在與美國的關係上，美國在政治、軍事、經濟、物質方面全面支持臺灣；在與日本的關係上，日本殖民統治臺灣島近50年，臺灣與其前殖民統治者之間除了在文化上，而且在政治、經濟上也依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報告指出，臺灣正在著手從美國採辦一些低空防禦系統，並想尋求獲取低空攔截器，以及低空和高空預警系統和C3I基礎設施。報告說，“值得關注的是，在臺灣還有人建議研製射程達1000千米的能攻擊大陸的戰術彈道導彈。如果這種導彈出現，將大大改變台海這一世界上最危險熱點地區的軍事力量對比。”但該報告也指出，“華盛頓的決策者應該提高警惕，實際上這個建議可能是用來向美國換取某種武器系統或加強對台安全承諾的一張王牌。”

至於報告中認為臺灣這幾年來已成為美國與中共間最危險的潛在發火點，而臺灣未來的作為正是最大的變數等看法，其實言過其實，在中立的觀察家看來，也許有擺脫美國壓力的嫌疑。因為如上所述，在美中台三邊關係中，美中關係的一邊才是重頭。而如果蘭德報告被解讀為，如果臺灣政府處置不當，不但會使美中台關係會更趨緊張，若因此造成美國與中共開戰，非但嚴重挑戰美國與日本的防衛同盟關係，也會造成美國與中共的長期對峙……更是故意誤解。在我們看來，美國政府在歷史上從來沒有為了別國而開戰的記錄。當年日本侵略中國十年，美國連禁運都不做，直到日本佔領法屬印度支那，直接挑戰西方殖民體系，美國才認真對付日本。

報告建議美國當局應設法阻止臺灣挑釁中共，並信守一個中國的政策，對臺灣的安全防衛應保持模糊策略，不能把臺灣當作美國的安全防衛夥伴……等等，應被視為外交辭令，其主要目的是用來安慰中共的焦慮，是要用這樣的“中立姿態”來堵住中共的嘴：若臺北有任何片面尋求獨立之舉，美國必定出面制止；因為美國支持臺灣的民主發展，但不等於支持台獨……。其實美國自己心知肚明，臺灣的民主化與臺灣的本土化，本來就是一體兩面。而將近兩年來的事實已經表明，美國政府在最近兩次臺灣選舉的關鍵時刻，都是毫不猶豫地站在臺灣民主派而不是傳統派勢力的一邊……

雖然北京一向將美台軍售與軍事交流關係視做三邊關係中最敏感的部分，並不斷要求美國根據“三個聯合公報”，逐年減少對台軍售。不過，在小布希政府上臺後，美軍也做出評估，要求加強臺灣的軟體戰力，包括C4ISR(指揮、管制、通訊、電腦、情報、監視、偵查)等能力，並強調臺灣各軍種的整合作戰能力。

根據美方先前的估計，台海軍事平衡在2005年左右將轉向對北京有利的一方，在整體戰略考量之下，增強臺灣防務力量已成當務之急。

（三）美中－美台兩邊關係下的兩岸關係這一邊

在美中台三邊各自的國內情勢與國際情勢的複雜交錯下，今年與未來幾年的美中台關係將如初春的氣候一樣詭譎多變，令人難以捉摸。

那麼，在中台雙方一起加入世貿組織(WTO)後的今天，情形又會如何？

無疑的，美中之間的經貿交流雖將增加，但隨之而來的貿易糾紛與赤字問題也將同時浮上臺面，共和黨政府背後的大企業財團將要求政府出面解決。屆時，中共的體制改革、透明化與民主化議題將與人權、NMD等敏感議題同時成為美中關係之間的棘手問題。

由於小布希的外交幕僚幾乎是其父先前的班底，在布希主政時代，美國雖可為選舉與國內政治因素完成與臺灣的150架F-16戰機交易案，卻也在天安門事件後兩度派遣密使至北京，由此可知其現實主義的態度。

另一方面，在美對華政策的三個支柱“一個中國、和平解決、兩岸對話”的指導下，未來臺北如何因應美方提出的對話要求，避免讓改善兩岸關係的責任落到自己頭上，也將是兩岸的政治戲碼中重要的一環。

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面臨全國經濟的重組，有可能帶來社會不穩定。雖然中共領導人江澤民嚴厲鎮壓法輪功，可是，2001年綿延不斷的有關法輪功的暴力事件，可能是一個跡象，顯示法輪功日益轉變成一個更為激進的社會組織。與此同時，中國領導班子正處於即將進入“十六大”的緊張的權力爭奪交接過程；根據其傳統，這是一個秘密內鬥和玩弄權術的白熱化階段。中共面對自己的麻煩，可能會給陳水扁總統制造困難，不少中國問題觀察人士相信，大陸有可能借著向臺灣施加壓力和發出叫囂，來轉移中國大陸民眾對國內問題的視線。

（四）結論

1，臺北需要注意美中關係之間的任何偶發事件，並以主動方式因應之；因為在美中關係受偶發因素主導影響的現有情況下，臺北密切注意發生在美中之間的任何事件，以加強對美戰略對話的主動性，從而贏得兩岸關係的主動權，是必要的。

2，因應美國共和黨政府現實主義的利益趨向，理解共和黨人在不同情勢下可能形成的截然不同的反應模式，從而主動提出解決方案，以引導美方的遠東政策，朝向有利臺灣也就是有利自由民主的方向健康發展，是可取的。

2002年1月5日

【第二節 進入WTO後的中台關係的模式理應比照國際關係辦理】

一，臺灣並不是兩岸關係惡化的責任者

新年伊始的元月八日，中共國台辦前副主任、海協會前常務副會長、目前主持民間研究機構海研中心的唐樹備，在出席了由中國大陸《兩岸關係》雜誌社和香港《海峽》雜誌社在北京共同主辦的“WTO與兩岸經貿關係”研討會上，做總結發言時公開表示，雖然大陸和臺灣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可以預見，兩岸關係和彼此的經貿合作“不會一帆風順”。

唐樹備何出此言？原來他認為，不會一帆風順的主要原因包括：臺灣當局的泛政治化考慮，擔心被邊緣化、擔心與大陸經濟結合對自己的政治選擇空間不利，以及台獨基本教義派和李登輝等勢力仍有相當影響力，加上國際上一些保守力量的從中作梗。他較早時曾強調，臺灣當局聲稱要在WTO討論兩岸經貿事務，實際上是要把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和政治分歧拿到國際組織中去討論，因此，大陸有關方面已明確表示堅決反對。唐樹備還指出，錢其琛提出“行業對行業、公司對公司、民間對民間”談，其實就是在上述背景下給臺灣的一個“變通辦法”、“靈活措施”，可惜臺灣方面不接受。

臺灣政府目前要在沒有表明一個中國原則的情況下就兩岸經貿問題與中國大陸進行官方談判。不過，大陸則堅持，由於臺灣不願明確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無法恢復大陸的海協會和臺灣的海基會之間的協商機制，因此，只能用“行業對行業、公司對公司、民間對民間”的方式磋商解決三通等問題。雙方因此陷於僵局。

不過，按照WTO的規則，兩岸的企業可以投訴任何一方政府，要求政府找另一方政府解決一些貿易障礙或糾紛問題，這種來自企業的壓力可能會越來越大，迫使兩岸政府磋商。在這種情勢下，中共一再強調的不同意由兩岸政府在世貿組織框架下討論兩岸經貿問題的立場，勢必受到挑戰。

我們認為，唐樹備選擇這樣的時機公開放話，是一個宣傳技巧；是企圖把未來中台關係的困難預先推到臺灣朝野的身上。事實上，WTO給中共帶來的麻煩，決不僅僅是兩岸關係方面的；因此臺灣不是也不可能是兩岸關係惡化的責任者。中共建政五十年來的歷史不斷證明，中共的對外政策是受其內政需要的制約的。那麼中共的內政現在究竟如何呢？

二，中共即將來臨的崩潰

中共近來對一些學者提出的“兩岸四地自由貿易區”、“中華經濟體”等主張，表示“值得探討”。其目的十分簡單，因為這些提法的共同點，就是潛含著一個“中華”的前提。中共目的不在經濟，而在宣揚統一，即使這樣的宣傳是間接的；由此可見它確實煞費苦心。

當然，簡單以為只要兩岸經貿關係在發展，兩岸政治關係就會改善，確實不可靠。但是片面認為隨著兩岸加入WTO後，中國大陸經濟輻射力一定就會擴大、臺灣的投資和技術將會以更快的速度移往大陸並使臺灣經濟趨於邊陲化、大陸的農工產品也會大量進入臺灣，縮小臺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甚至變成臺灣對大陸貿易的逆差等等的看法，多多少少也是一廂情願的。因為中共當局可能永遠也不會再有這樣一個機會了。

據美國華裔律師張戈登（GordonG.Chang）本月十一日在《亞洲華爾街日報》發表題為“WTO難以救中國”的評論文章指出，中國加入WTO剛剛一個月，樂觀主義者已經撤退。那些聲稱加入世貿組織將是中國逐步跨入經濟超級大國的下一步的人正在沉默。看起來中國好像僅僅用了三十一天時間就走完了從經濟強人變成衰弱巨人的路。

作為《中國即將來臨的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Random House出版）的作者，張戈登說，中國大陸經濟面臨的問題顯然在十二月十一日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前已經存在很久。受世貿組織精神鼓舞，有些觀察家寧願忽視它們。他們說中共是“世界工廠”，中國製造業即將從奧地利到贊比亞把同行擠出去。從東南亞到南美的跨國公司據說一考慮到它們將被加入世貿組織之後的中國奪去市場就感到發抖。但現在，“發抖”已經停止。

數字可以說明這種改變：二〇〇一年中國繁榮的出口業撞上磚牆。根據官方統計，二〇〇〇年出口增長百分之二十八，但去年出口增長已經下降到一位數。中共貿易部長石廣生說出口增長下降到百分之五。但在年底，出口數字更難看：大約百分之二。評論指出，二〇〇二年看來好不了多少。去年夏天，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都先後陷入衰退。然後發生了九一一悲劇，這對消費者信心造成更大打擊。隨著各國消費者的退縮，中國出口產品就更難以找到買主。此外，作為世貿組織成員，中國不能繼續提供慷慨補貼以支撐出口機器。二〇〇二年出口甚至可能出現下降，這是自毛澤東七十年代中期去世之後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加入WTO究竟能給中共帶來什麼好處？我們認為，從中直接得益的只是美國政府與大公司以及它們在中國大陸的代理人；至於中共政府，大陸百姓甚至美國的廣大勞工，弄得不好都會成為相對受害者。共產黨正在逐步喪失對中國大陸經濟面脈的控制，沒有疑問，中共說“NO”的餘地已經越來越小，再想收多一點稅，都恐怕不容易。未來中國大陸數以億計的失業農業勞力和企業下崗工人衝擊就業市場，政治後果殊難預料。

至於美國的就業市場，未來幾年內也不會有太大好轉。美國經濟的恢復現在越來越依賴國外市場的進貢。在美國的勞工市場，一個只有3到5年經驗的程序員年薪加福利就要5萬以上，而在中國只要1/8就夠。美國的老闆都精明過人，所以他們熱衷於“投資中國市場”。中國官場一直以來都是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種心態對待中央政府，在一個制度不健全的社會，這種現象是被認可的。但加入WTO後，如果還是抱這種心態，那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一著不慎，阿根廷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

以上情勢的發展不可能不影響到中共有關兩岸關係的決定，因此不可能不影響到兩岸關係的實際發展。

三，阿根廷暴亂對中國大陸的預示性

阿根廷暴亂的直接原因是無力按時償還數以千億美元計的外債，由此引發金融風暴，造成大量的失業，並演變為全國性的動亂。表面看，中共的現況好像與此大不相同。但曾幾何時，阿根廷還是一個得天獨厚的經濟實體，國富民強。二戰以後，依靠外資建立了龐大的依附性外向型經濟，並曾輝煌一時，被譽為“阿根廷奇跡”。按阿根廷時髦經濟學家的思維，借助外資建立外向型經濟，成為美國的後院和貨倉，既解決就業問題，又為政府增加稅收，是兩全其美的好事，何樂而不為？但他們沒有充分考慮到其它因素：

1，很多美國公司是玩左手虧右手賺的把戲，期望從它那裏拿多一點稅收無異於與虎謀皮；

2，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都是相對低技術的行業，容易效仿，故未來的競爭對手也多。現在整個中南美洲及亞洲的國家都是走同一條路，阿根廷很難拿到更多的好處，縱使它是在北美自由貿易的保護傘下。相反第三產業（主要是金融服務、保險、〇售、通訊及資訊服務等）才是高利潤的行業，阿根廷所做的是拿西瓜換芝麻的笨事；

3，國家的整體經濟實力。美國政府的債務比它要多得多，是阿根廷的幾十倍，但為何美國沒有因此而造成通貨膨脹，銀行擠提呢？關鍵是國力！美國擁有全世界最雄厚的經濟實力，最健全的監督機制，最穩定的社會保障，因此吸引了全世界的遊資，用錢撐起門面。但阿根廷能夠做到這些嗎？明知做不到而硬撐，是為不智；

4，美國的政策走向。由於阿根廷是高依附性的外向經濟，因此，美國打個噴它都要地震。適逢近年美國經濟走下坡和911災難，阿根廷經濟蕭條毫不奇怪。

凡此種種，都與加入WTO之後的中國大陸局勢，十分相似，簡直不謀而合。

四，美國最終能夠運用WTO和平演變中共

說到WTO的問題，其實美國30年前已開始轉型，從產業經濟領域逐漸轉移到知識經濟領域，並為未來的產業競爭鋪下了棋子。當70年代末期日本質優價廉的家電產品大舉搶佔美國市場的時候，美國已悄悄地為它培養了中國這個競爭對手。當90年代中國開始變得強大的時候，它又不聲不響地搞起了北美自由貿易區，支持歐洲建立經濟共同體組織和亞洲東盟區域經濟，為中國佈置了強大的競爭對手。美國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只有全世界變得〇〇碎碎的時候它才能獲得最大的經濟利益，這時候美元才值錢。

當美國的新經濟框架建立起來的時候，它需要一個全球性的體制來保護美國的利益，那就是WTO。只有在世界貿易組織的保護之下，美國企業才可以“公平”地進入中國這個全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公平”地獲得壟斷地位，“公平”地得到法律保護，取得最大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說它“公平”，是因為它已強大到沒有一個單獨的企業能與之匹敵，可以順理成章地成為老大。

而未來的中國大陸不知有多少企業要為這個“公平”付出代價－－知識產權代價，國有資產流失代價，勞工失業代價，最終造成社會動盪的代價。若中國大陸要保護地方經濟，執意不遵守WTO的條款，那中國有沒有和全世界100多個WTO成員國為敵的實力呢？不說別的，單是出口禁運就可以使上千萬中國工人失業，到時燒起來的火絕對比阿根廷現在的要大。為何美國的經濟和平演變政策能如此順利地在全世界推廣？換一個角度說，為什麼中國政府寧願犧牲這麼多都要加入WTO？一個直接的原因是由於現時中國的外向型經濟過分依賴國外市場的需求（這是美國政府一貫來的策略，先用一點小好處來引你上鉤，然後再慢慢算帳，將所有的投資連本帶利收回），同時近年來國營企業的改革也造成了大量的失業，社會變得越來越不穩定，在此情形下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另一個間接的因素是二十年的開放改革已無形中為美國培養了有價值的代理人。中國可以花錢請基辛格做說客，美國的企業更絕，它們乾脆就把中國的高幹子弟全都拉進來，利益驅使他們不斷在革命父老們的耳邊煽風，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比經濟學家的說教更為厲害。照此辦理，美國最終能夠運用WTO和平演變中共，殆無疑義。

五，警惕中共使用非傳統方式“促進統一”

形勢如此不妙，中共是否就此等死？“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的經驗表明，中共總是力圖搶先一步，擺脫消極等死的宿命。

1月10日在中共官方的《新華網》發表的署名張慶松的文章《WTO後的中國科技標準戰略》，指示了中共正積極利用各種非傳統手段，來爭取最大利多，甚至以此不戰而征服臺灣。

該文主張以“國家標準”來促進兩岸統一。並舉出“國外的範例”來說明其可行性如下：“多年以來，美國一直抱怨日本實行保護政策，使得美國汽車進不了日本市場。日本的汽車保護政策就是自己的一套標準體系。根據這些標準，美國的汽車大部份不符合日本標準法令的要求。因此唯有經過修改才能獲得市場出售許可。但是這種修改費用太高。第二個例子是航空器許可證。任何飛機出售到美國必須經過嚴格的檢驗，必須符合美國的標準，才能夠獲得適航證。以前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錄像帶制式，電視制式，手機制式等等。以前日本同美國在制式上發生過許多糾紛，但是多數是日本失敗。這是因為日本的市場小於美國。近年來歐洲企業實力增強，許多領域內的歐洲制式(標準)已經領先美國。比如手機中的GSM應用範圍超過美國的CDMA。現在，人們的眼光都盯住中國的第3代手機採用什麼制式。中國完全可以用這個問題立威，為中國標準鳴鑼開道。”

“至於有人會指責搞中國標準是政府干預企業。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政府立法管理企業和行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哪一個國家沒有經濟立法？美國政府通過拍賣無線電頻道賺了數千億美元呢。”

那麼，如何利用“制定中國國家標準將促進兩岸經濟的進一步整合，因此也會促進兩岸的統一”的格局呢？

該文主張：“在經濟上，臺灣方面引以自豪的是臺灣島上企業的設計能力領先於大陸。因此，臺灣當局提出企業要根留臺灣。其具體設想是企業採用前店後廠的模式，在臺灣接單，在臺灣設計，在大陸製造。這就把大陸變成了臺灣島的加工基地，主要的利潤還是歸於臺灣。但是，臺灣島有一個先天性的缺陷，那就是沒有市場支撐。前面已經說過，沒有市場，技術再先進也沒有用。臺灣島現在提出要加強科技設計能力。但是，這種能力同美國和歐洲企業競爭是肯定不行的。唯一的希望就是設計的產品銷往大陸。如果大陸建立自己的國家標準化體系，臺灣的企業就會陷入困境。歐美企業不會讓臺灣設計它們的產品。大陸又有了自己的標準。臺灣島內企業搞研發，就會面臨巨大的風險。如果花了大筆人力物力，設計出一種電子產品，但是發現大陸不接受這種產品的規範，而是另行頒佈了另一套標準規範，如此一來，臺灣設計的標準完全變成廢物。如此幾下一折騰，不會再有臺灣廠家自己搞設計。還不如替大陸公司代工算了。

臺灣方面如果想要在臺灣島維持一定的設計能力，就必須要同大陸達成標準化方面的共識，必須要溶入大陸的標準體系，最好是同大陸在標準化方面共同採取行動。唯有如此，才能夠保證臺灣企業能夠繼續享有大陸的巨大市場。如果不向這個方向努力，可以確定，臺灣的企業向大陸出走肯定會繼續下去。不走的，也會在臺灣枯萎。

只要大陸方面放出考慮加強制定中國標準體系的風聲，臺灣企業向大陸進軍的速度就會加快。臺灣方面沒有其他選擇，唯有同大陸進行政治談判，回歸一個中國的共識，然後才能在中國標準問題上獲得一定的參與權。”

中共的上述如意算盤能否實現？很難斷言。但無論如何，它說明中共並沒有等死在傳統方式中，而是企圖不擇手段地發掘並利用一切非傳統的甚至是臺灣沒有警覺的方式，來消滅臺灣。對此，臺灣需要正視。

六，臺灣的對策

事實上，臺灣對付中共步步進逼的籌碼還是不少的。例如：

1，臺灣對中共所策劃的“中國標準促進兩岸統一”等類謀圖進行反制，將計就計；不妨使我們的標準設計，儘量與中共不同，冷卻投資大陸的狂熱病。標準其實是一種符號，和文字、注音符號等異曲同工。如果我們使用中共標準，無異使用了中共的簡化字和拼音符號；正中其木馬之計，無異於引狼入室，其危險性不言而喻。

2，“一個中華”只管說，決不做。切不可貪圖一時之利，幫助中共實現“兩岸四地自由貿易區”、“中華經濟體”等亡我圖謀，否則無異於“和光同塵”、“自廢武功”。也就是說，對類似“兩岸四地自由貿易區”、“中華經濟體”等大中華一元論主張，最多只能消極唱和，決不可積極配合；甚至連積極唱和、隨之起舞，都要盡力避免。

3，積極利用WTO國際規則，削弱而不是增強中共的經濟實力，使中共因為大陸的經濟混亂而自顧不暇，無力圖我。最低限度，也要積極利用WTO國際規則的平臺，與中共周旋到底；儘量把兩岸關係國際化。換言之，在國際關係以外的兩岸關係層面，都要盡力保持目前順天應人的冷凍狀態：同時積極發展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國際關係，使中國大陸的內亂不致禍及臺灣。

2002年1月22日

【第三節 對錢其琛一月二十四日講話的背景分析】

一月二十四日北京舉辦“江八點”發表七周年座談會上，中共中央“對台領導小組副組長”錢其琛，在講話中調整擴大了臺灣統戰對象的範圍，第一次把臺灣本土化人士與民進党黨員也囊括其中；說是民進黨內堅決主張台獨的只是極少數，歡迎大多數的民進党成員訪問大陸，並呼兩岸恢復對話，這篇講話可說是北京當局對台政策重要表演。可以認為，這也是中共僵硬的對台政策和反獨促統運動在臺灣立院改造中遭到了極大的挫敗之際，企圖轉變策略的結果。

（一）錢其琛講話的國際背景

中共為穩定政權而不惜改革開放，實在需要一個和平局面來爭取時間。為此，不得不開展相應的外交活動來進行實際保障。

本世紀以來中共外交的基本目標就是借用俄羅斯以及綜合某些第三世界的國家的力量，形成與中共事實上的戰略夥伴關係，打破世界上以美國為代表的“一極”，形成世界上多極並列、相互牽制，以保持各國政治體制及疆域現狀，在經濟上則面對全球化運動且戰且退。這個戰略的重心就是俄羅斯必須與美國保持相當的距離。中共為此開展了一系列緊鑼密鼓的外交活動。在2001年的5月，仿佛已經看到了朦朧的希望。但是，中美撞機事件和9.11事件的發生改變了一切。阿富汗戰爭爆發後，中共最不願意看到的局面出現了：

1，美俄合流，共同軍事控制中亞；

2，美歐聯軍控制伊、阿、巴基斯坦數國；

3，美俄與其聯盟並力東向和北進，北約事實上擴大到中共主控的西藏、新疆的門口。新疆和西藏在中亞地區的緩衝地帶將不不復存在。

4，如果東南亞地區親日美的趨勢日益增大的情況下，對中共的全球包圍的形成，並不是一件非常遙遠的事情。

很明顯，從一系列的事變來看，這個可能已經逐步成為事實。自俄羅斯向美國開放領空，同時開放烏茲別克、塔吉克等數小國的軍事基地供美國使用即是存在這個趨勢的重要信號。同時，中亞暨阿富汗的全境基本平定，美國的政治影響與軍事存在已經基本確立，北約20+1的模式已經確立，中俄戰略協調的主體-----反戰略導彈條約在俄羅斯人的默許下被廢棄，所謂的上海五國已名存實亡。日本首相小泉的東南亞之行，實際上是在日本參與全球性事物的背景下的一次外交出擊，連越南這樣的國家都表示支持日本擔任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亞洲國家的中國威脅論遠遠地高於“日本威脅論”，已是事實。更何況，俄美進一步合作的勢頭將有增無已，中共的外交已經被邊緣化了。

對中共而言，情況是相當狼狽的。出現這種局面，一方面是中共長期以來，外交政策取向不穩定。一度想放棄改變毛澤東、周恩來經過二十年痛苦教訓而選擇的聯美親日的外交路線，實際上是抽取掉了自己外交政策的基石；二是因為力不如人，置西部於久虛不顧，弄得一時難措手足；三是戰略夥伴的確立左顧右仿，顧此失彼，東方式的算盤和精明在這種大國博弈中毫無作用、明顯屬於中氣不足，周轉不靈。

參與冷戰結束後的世界戰略力量的重新組合，需要政治謀略與政治遠見。中國有“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哲理，但中共領導人鼠目寸光，完全不能明白，世界潮流與正確的外交取向。

（二）對台政策的最新表演

錢其琛在1月24日的講話，一般反應是積極和正面的，也對未來兩岸關係抱著更樂觀的態度，但我們卻不這麼簡單認為。錢說，兩岸的一方是想方設法展開政府與政府間的對談，一方則是想方設法回避政府與政府間的對談。歸根結底還是堅持與反對“一個中國原則”的鬥爭，在政治分歧無法化解的大前提下，兩岸經貿關係的前景也不容樂觀。

未來兩岸關係究竟能因這番講話出現多少發展空間，現在下結論似乎為時尚早。而中共當局對民進黨人到大陸訪問限定為“適當身份”，假如還像過去那樣，民進黨人不能以黨員身份進出大陸，那訪問不過是戴手套的握手，意義不大。鑒於就任民進党主席之前，謝長廷以高雄市長的身份申請訪問大陸卻未能成行的不愉快經歷，雙方高層交往一直有心結，既想借此獲利，又怕被對方利用。

至於兩岸三通，中共“海協會”前副會長唐樹備不久前說過，大陸無論如何都不會在世貿場合與臺灣當局接觸。錢其琛談話中也講得很清楚，兩岸經貿問題應該在兩岸之間解決，其實就等於堅持了雙方在世貿組織內“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則。

細讀之下不難發現，錢其琛講話表面善意十足，但對原則上滴水不漏，釋放的操作空間非常有限，除非臺灣做出實質讓步，最少先承認“九二共識”，否則兩岸關係的改善無從下手。中共出於穩定政權的考慮，“一個中國原則”僵硬不退。中共觀察了這多年臺灣選舉，至今不明白這個台獨到底該怎麼反，作為一個沒有經歷過民主選舉洗禮的政權，對如何用民主手段爭取臺灣民意，進而反獨促統，始終不得要領。在我們看來其實簡單，關鍵在民心。在兩岸僵局膠著難解的當下，中共只是花心思找“少數台獨頑固份子”，拉攏分化民進黨，而不去靜下心來認真想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至今還沒有贏得台海主動，說明中共的對台政策不得臺灣民心！

（三）錢其琛講話是說給美國聽的

換一個角度觀察不難發現，中共對台政策的最新表演，與其說是針對臺北，不如說是針對華府聽的，好比鴻門宴上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一樣。

就在錢其琛發表談話之前，中共“國務院的台辦副主任”周明偉訪問華府，會晤布希政府的高級官員如副國務卿阿米塔吉，白宮國安會副顧問海德利及主管亞洲事務的主任派特森等。據說周明偉在會談中，已把錢其琛談話的要點透露給美方，並以此試探美方的反應及布希政府對台政策的底線。事後周明偉在中共大使館的記者會上，形容他和美方官員的會談“很有意義，成果豐碩”。在記者會上，周提醒媒體錢其琛近日會就“江八點”有重要談話。關於錢在講話中表示歡迎民進黨人訪問大陸，周也先露出風聲，強調中共從未拒絕和民進黨人打交道，並舉了前民進党主席施明德、許信良均曾訪問過大陸為例。問題是他們以什麼身份前往？周未提具體答案，錢則含混其詞的說以“適當身分”前往，民進黨人將來訪問大陸，究竟以什麼身份去，仍須討價還價。

錢其琛講話的時機在周明偉訪問華府之後，布希總統出訪北京之前，這就是我們認為的重點，別有用心是也。可以認為，周回北京之後，向錢彙報華府之行，而錢在聽取周的報告後，再把他的講話作了最後定稿。布希二月二十一日將抵北京訪問，臺灣問題並非雙方會談的明面主題，但中共選擇在布希到訪前，在棘手的臺灣問題上釋出善意，明顯有討好美國之意，希望藉此穩定並加強與美關係。由此可見，表面上中共聲稱臺灣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外國干預插手，可是它清楚美國是臺灣問題的關鍵，所以一直企圖透過美國達到使臺灣就範之目的，尤其是誘使美國表態，不支持台獨。只是小布希贏得白宮寶座後，對華政策丕變，由昔日的“戰略夥伴”一變而為“戰略競爭者”，對台政策，除不再提“三不政策”外，總不忘明告中共，美國在“臺灣關係法”下所承擔的義務。

現在，錢其琛講話中改弦更張的因素之一，必是中共認識到它已無法藉美國達到宰製臺灣的目的。而民進黨政府在美國撐腰下，勢必更不買中共的帳，於是中共在陳水扁兩年後極可能繼續執政的前景下，無法繼續漠視之，因此自己找臺階下；也好把一小撮當作主要矛盾孤立起來，去拉攏不堅主台獨的大多數，這是中共的一貫統戰手法，但錢以七十高齡舞劍娛賓，真正的矛頭還是指向華府的，可也兼具打動臺北的一石二鳥之效，這是在解讀錢其琛談話不可忽略的一點。

（四）中共遲早放棄武力統一夢想

在香港、澳門如期回歸，讓江澤民食髓知味之際，臺灣在中共的文攻、武嚇、利誘、統戰下並未如其預期的那樣陣腳大亂，不戰而降，反而在立院改選中用選票充分說明了臺灣人民的選擇：反對一國兩制，捍衛民主自由。並以實際行動揭示中共的“一國兩制”和“九二共識”，其實是胡蘿蔔加大棒的代名詞，其最終的目的是不費一兵一卒“解放臺灣”。而兩岸對錢其琛講話的不同解讀，從另一側面說明了中共對新世紀臺灣這一歷史性變局缺乏全面把握。由於誇大敵情，將民進黨上臺和台獨勢力上臺簡單地劃上等號，進而忽視了臺灣人求變革、求民主，當家作主的主流心聲，置自己於臺灣民意的對立面，導致今天調整對台政策的無比艱難。

從國際形勢來看，美國在完成了對塔裏班政權和凱達恐怖組織的軍事打擊後，其勢力範圍首次滲透至中亞，並欲進一步在阿富汗建立飛彈防禦系統，實現北約東擴計劃，最終完成其對中國，朝鮮和越南的包圍圈，力圖達成其把未來的局部戰爭限定在美歐本土之外的戰略決策。如美國的這一戰略調整徹底完成，中共用武力收復臺灣的可能性也就微乎其微了----從這一點意義上來說，“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不但使阿富汗人民因禍得福，擺脫了神學士政權的鐵血統治，也令臺灣人民更有希望免除中共的威脅，這當然是賓拉丹等恐怖份子所始料未及的。

從中共國內形勢來看，中共官員的貪污腐敗，因其政治制度的結構性而無法逆轉，選擇性辦案和只拍蒼蠅不打老虎，不過是殺一儆百而已。隨著國有資產日漸被掏空，各種社會矛盾不斷加劇，黨內軍內反對武力犯台的呼聲也逐漸升高，軍中某些少壯派軍人已在相互串連，秘密研究利用台海戰爭發動部隊嘩變和實現地方自治的可行性。

江澤民雖然經常裝瘋賣傻，可他心裏最清楚：中共武力犯台之日，便是專制政權崩潰之時。在他心目中，如何維持他目前的政治地位和其家族的經濟利益比什麼都重要。“一定要解放臺灣”說穿了只不過是一句虛張聲勢的口號，所謂的“江八點”也只是在虛晃一槍而已。隨著中共十六大的即將召開和權力的再分配，兩岸恢復和談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依我們的看法，在國內外形勢的壓力下，中共第四代領導人，總有一天會在中南海以平等立場，迎接臺灣領導人來訪！

2002年2月8日

【第四節 中共愈現代化、民主化，兩岸事務愈容易推動嗎？】

一，高英茂的講話所啟發的思考

據中央社記者郭無患華盛頓二月六日專電，“內定接任外交部政務次長的高英茂，在華府對一群美國亞洲政情學者專家表示，中國大陸近來不斷要將臺灣‘去國家化’，這是在部分台商向大陸展開投資熱潮之際，必須格外注意的發展。”在國際場合下，大聲發出這樣的警告很好，可以提請國際間注意中共亡台之心不死，從而更加同情臺灣政府的立場。然而高英茂先生緊接下來發表的談話，卻顯示臺灣政府官員現今對中共政制依然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是值得憂心的，報道原文是這樣說的：

“高英茂在美國華府知名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所舉行的臺灣經濟前景研討會上發表演說指出，中共愈現代化、民主化，兩岸事務推動會較為容易，可是近年來中國大陸不斷發展軍備，向俄羅斯購入先進戰鬥機、驅逐艦，在臺灣海峽對面部署大量飛彈，作法與全球化進程背道而馳，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等到中共的民主化。”

這種觀點認為兩岸關係的進展需要等待中共的民主化，因為中共愈現代化、民主化，兩岸事務推動愈為容易，但實際情形真是如此嗎？

其實，統一不統一，獨立不獨立，與民主化、現代化，可以說是毫無關係。不但中共如此，國際間的政治情勢也莫不如此。

例如，東德民主化，導致與西德的統一；蘇聯民主化，卻導致各個加盟共和國獨立。日本、韓國都算民主國家，但領土爭端依然存在。俄國與日本的日俄北方四島領土糾紛，與蘇聯時代一模一樣，毫無改善的跡象。可見國家之間或是民族內部的統一或是獨立，與意識形態可以說是關係不大。根據這種情勢不難得出有關中國大陸未來發展的結論：

1，中共可能會現代化，但決不會民主化；中共如果有第五個現代化，那就是貪污腐敗的現代化。因為，只有中共解體了，才會民主化,而解體之後的民主化，又已經與中共統治無關了。這樣說來，中國大陸民主化，可能；中共民主化，不可能。

2，中國大陸的民主化，不一定能導致兩岸關係根本穩定地改善；除非民主化使得中國大陸陷入內亂、自顧不暇、無法併吞臺灣。或是中國大陸民主化的時候，其社會發展的各種指標已經全面超過臺灣、綜合國力大大超過日本，像西德對東德那樣對臺灣產生內在的吸引力。

二，中共翻供是策略運用還是政出多門？

回過頭來觀察現在的中共，當然還是差得太遠了，甚至連路都走得不甚穩當。錢其琛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江八點七周年紀念會上的談話，一時間反應良好，被譽為中共近年來對美國、也是對臺灣最成功的統戰談話。有評論說“統戰成功，要有三大條件：第一、講話的時機要對；第二、講話的內容要讓人都聽得進去；第三、雖然話要依情勢的需要，迎合聽眾，講得含糊，但還是要把真正的意思說出來。錢其琛的話就是具備了前兩個條件而受到各方的歡迎、但也說出中共的政策，這是這篇講稿成功的地方。”

然而，隨著臺灣和海外某些人物的熱烈反應，中共的花瓶政黨，也在各地集會響應，似乎兩岸恢復談判有望，台美中三角關係可能改善，華人社會都為兩岸關係的可能解凍歡呼錢的英明。不幸的是，這些話的熱情反應很快就被中共的“翻供”一下子給大撥冷水地澆滅了。中共還透過香港文匯報喉舌報導，“北京並未開放民進黨組團訪大陸”，似乎中共以為整個輿論已經上鉤，它的統戰官員就開始回調，又露出霸道的樣子。最後甚至連胡錦濤的講話都被否認掉了。錢其琛則自己出來解釋原先的談話，等於變相收回。人們不禁好奇：這樣出爾反爾究竟是策略運用還是政出多門？ 

三，中共內部沒有溫和派強硬派的區別

北京是否在對台關係上創造一個新時代，或者僅僅是根據歷來的做法為美國總統布什的訪問送個大禮，這是外交界一直在詢問的問題。現在，隨著中國大陸在新政策上的後退，美國官員正在考慮：大陸對台政策究竟是什麼？北京那些希望採取新模式的力量有多強？

錢其琛提出的對台政策，被不少美國的“中國通”稱為“突破”和“轉向”，有些美國人甚至說它是中國大陸下一代領導人“新現實主義”；也有些美國人清醒一些，說“北京對臺灣的新開放態度”是美國總統布什本次訪問北京之前暫時出現的假像；同時他們卻似乎一致同意：該政策顯示了北京領導層中的代溝。據說國家主席江澤民對新政策發火，因此出現了北京官方一系列澄清說法。

《基督科學箴言報》的評論文章認為，在十二月一日的臺灣立法院選舉中，民進党成為立法院中第一大黨，大陸一直希望陳水扁只是過渡人物的幻想，終於破滅了。錢其琛最近的政策講話，等於說北京承認了臺灣的新的政治格局。錢其琛的嚴肅性加上胡錦濤和曾慶紅的在場，使它成為新一代領導人處理中國最敏感事務----臺灣問題的第一個舉動。胡錦濤的思想多年來一直是個謎，但其支持錢其琛的講話顯示未來的傾向。錢其琛的講話也為未來談判增加希望，儘管不是出於友誼，但是出於務實的承認－－雖然北京不喜歡－－臺灣執政黨已經是島上應當被承認的力量。

洛杉磯加州大學中國專家李克邦(RickBaum)評論該講話時說，“這的確是個突破，反映北京認識到，民進党或者陳水扁都不是暫時的異數，而是代表越來越多臺灣人的真實追求。”中國大陸長期要求臺灣先接受“一個中國”原則才能開始兩岸之間的任何談判，臺灣把這一前提看作死結，因為它要求臺灣在開始談判之前就放棄選擇自身地位的任何權力。錢其琛的講話在重申“一個中國”的同時，看來暗示兩岸在沒有那一前提的情況下有辦法進行對話。美國美中關係委員會主席何立強(John Holden)說，“講話沒有放棄‘一個中國’原則，但它謹慎避免說出陳水扁必須幹什麼或者說什麼才能取得進展……我看這些語言裏有機會……讓陳水扁同北京進行某種對話。”

其實，凡是與那個制度親自打過交道的人都知道，上述種種善良的願望多屬一廂情願。中共內部哪里有什麼溫和派強硬派之分？有的不過是不同的人根據自己隨時隨地的需要（而不是“派”）分頭扮演紅臉白臉罷了。這有以下事實為據：錢其琛本人僅僅過了一個星期，就對講話做出“進一步解釋”，提出要特別警惕“漸進式台獨”。政治分析家認為，他和國台辦發言人張銘清的說法已經一致了，顯示他們試圖降低對兩岸關係上的過分樂觀，錢其琛也急於消除北京已經擱置統一目標的猜想。由此可見，“是誰說了算”的發問，多此一舉。僅僅在錢其琛講話之前不久，中共還試圖將臺灣政府說成是東亞地區恐怖主義的一種形式呢。

四，中共匿名放話，圖窮匕首見？

與美國的中國通不同，像香港出身的CNN中國問題資深分析家林和立這樣的華人評論員，其看法就比較接近事實的真相。林在一月三十一日發表文章說，北京已經把臺灣總統陳水扁列為“頑固的分裂分子”而拒絕他訪問大陸。文章說，臺灣民進黨重要人物私下說，北京的最新聲明幾乎是某種詭計，顯示北京要在民進黨內不同派系之間製造分歧。

不僅如此，中共還就美台關係向華府提出警告。據《洛杉磯時報》二月六日引述一名中共高層官員的談話，警告美國不要給予臺灣更多的政治支持。該篇發自北京的報導，自始至終未透露該名中共高層官員的職務與姓名，又由於距離布希即將前往中國大陸進行官式訪問只兩周，因此令事情顯得有點蹊蹺。報導稱，該要求匿名的中共高層官員在接受部分外國駐北京記者訪問時，批評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最近的言論“過於逾越”。卜睿哲訪問臺北時表示，一旦臺灣遭受威脅，美國將協助臺灣自衛，同時批評北京堅持“一中原則”。中共官員表示，兩岸問題純為“內政”，需由兩岸自行解決，他警告“如果將臺灣視為其第五十一州，長期而言將為美國帶來麻煩。”在長達兩小時訪問中，該官員強調北京仍然不排除武力統一。

對於錢其琛表示願意與溫和派民進黨員會面的談話，這一高層官員形容此一示好措施，是對陳水扁就職後朝向中間路線的回應，而非基於民進黨十二月立委選舉大勝的政治發展。這位官員說，大陸方面有耐心等候與臺灣和解，同時北京已放棄將臺灣視為中國一省的說法，另外也放寬“一中原則”的定義，不強調以任何一方為首，但是臺灣必需先接受“一中原則”，做為談判的起點。報導說，真正令這位官員高度關切的是，美國是否會以明確支持陳水扁政府的方式，替代其長期以來對兩岸問題的模糊政策？

五，絕境下的自然統一夢

與“大陸民主化將會改善兩岸關係”的幻想相似的，是中共自己製造的另一種幻想：自然統一。種種跡象顯示，中共的對台政策已經陷入絕境，於是北京當局又改口表示，將加強台海兩岸經濟整合，加速兩岸三通，達成“自然統一”。然而，這種以經濟手段促進政治統一的“新政策”，雖然比過去的文攻武嚇有助於改善中共形象，但所謂的“自然統一”概念，不過是一種自慰的幻想。

我們知道，儘管不少台商移居大陸，在大陸投資大筆資金，兩岸經貿往來也與日俱增，但這樣的發展並不預示兩岸會達成政治上的自然統一，因為臺灣與大陸民眾的集體認同，具有日漸擴大的趨勢。在我們看來，臺灣在實質上從未成為漢族主控的中國主權的一部分（滿清和國府都不是，前者非漢人主控，後者非全國主權）。不錯，清朝從一六八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統治臺灣二百多年，但清朝和今天的中國是不同的政治主權與文化實體。

這種長期歷史背景與發展差異，造成兩岸民眾集體認同的差別。有識之士指出，集體認同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即使兩岸經濟整合也難以說服臺灣民眾認為自己是今天的中國大陸人，因為臺灣人的歷史經驗和大陸人的差別，實在太大了。在這樣的條件下，北京當局遲早會發現，自然統一的想法不切實際。

在我們看來，自然統一不僅在共產黨專政下不切實際，就是有一天中國大陸真的民主化了，“自然統一”論依然像“中共愈現代化、民主化，兩岸事務推動愈容易”論，都是不切實際的，除非中國大陸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已經全面超過臺灣，綜合國力大大超過日本，像西德對東德那樣對臺灣產生內在的吸引力……而這一“目標”，顯然很難在二十一世紀內達成。

所以，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兩岸之間，只有交往，沒有統一。

2002年2月25日

【第五節 “錢其琛的陷井”——從“布江會”看中共近期的對台策略】

一，“布江會”味道怪怪

美國總統布什刻意選擇30年前尼遜訪問大陸的日子抵達北京，而鷹派副總統切尼同時在洛杉磯發表演說，讚揚尼克遜的訪問北京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大事件----似乎有些怪怪的味道。

布什與中共主席江澤民在2月21日會晤之後的記者會上，雖然對臺灣問題有所提及，是雙方會晤的重要核心問題，不過布什與江澤民各自在記者會上提出的立場，還是屬於“各說各話”。

觀察這半個小時的記者會，布什江澤民兩人的談話動態，在臺灣問題上有以下特點：

雙方在記者會上對臺灣問題表達不同立場時，彼此均沒有使用較尖銳的語詞，事後也沒有就臺灣問題相互提出的立場或看法給予補充或反駁，可見雙方事前已有默契。對臺灣問題的解決，雙方強調以和平精神解決之。美國是一貫的“和平方式”用詞，北京則是強調在“一國兩制”下的和平統一。布什謹慎地避開有關戰區導彈防禦系統是否涵蓋臺灣的問題，是否說明美國為了不希望就此問題激怒北京，進而政策上也就趨於保守？

布什行前對臺灣重申承諾，疾呼強化臺灣防衛，曾讓臺灣人民感動。但是這到底是出自他的內心，還是說給國會內的保守派聽的？但有機會說出把臺灣納入戰區導彈防禦系統之下而不說，是否會讓臺灣人民回憶起1982年《八一七公報》之前的對台的六大保證，美國事後又實踐了多少？

誠然，臺灣問題在江布會上沒有特別提及，也沒有戲劇性變化，對臺北來說這是具有正面意義的。不過面對中美兩方在反恐領域的合作，以及在經貿、武器擴散以及地區性合作的課題上勾勾搭搭，這種具有“建設性合作”關係，長期來說，對臺北還是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中的傾斜。

不僅布什強調在今後反恐鬥爭需要中共的合作，而且美國國務卿也在國會作證時提到“熱切希望與中國交往，兩國能建立三C的關係，即坦誠（candid）、建設（constructive）與合作（cooperative）。特別強調在台海、人權與武器擴散等議題上的歧見，將不影響中美兩方的共同利益。在布什明白點出朝鮮半島需要中共合作上，北京的地位還有水漲船高的趨向。令人擔憂，中共在反恐問題上投美所好，產生的效應恐怕已反映在美中台三角不平衡的關係上。

江澤民在記者會結束之前，對反恐行動提出意見說“欲速則不達”，另外補充，對台政策的原則仍需“堅持不懈”。顯然，這透露了中共近期的對台策略：在解決臺灣問題上會更有耐心；同時對台政策的原則，仍要堅持且將持續。

二，北京亟欲建兩岸民間協商機制，目的何在？

就在布什訪問北京前夕，中共新華社在蛇年小年夜（2月10日）證實，大陸將全面暫停對台漁工勞務合作，顯示北京將啟動今年對台工作主軸----建立民間協商機制。這與不久之後的布江會上所發散的種種信息之間，究竟有無關聯？若有關聯，則為何種關聯？

大陸自九〇年代開始對台漁工勞務合作，對台漁工輸出以沿海省分如福建、浙江等省為主要來源。對大陸而言，此項合作與開放大陸對台“小額貿易”一樣，實際上是隱藏的對台政治工作之一。對於年年增長的對台漁工輸台，中共當局一度很是滿意，認為不僅替福建、浙江等省創收外匯，更為“祖國大陸和平統一神聖領土臺灣的百年大業”，做出了貢獻。

但實際上呢？在中共處心積慮利用這統戰工作的背後，大陸漁工輸台，一直存在許多問題：

1，大陸漁工到臺灣工作，要遭受大陸勞務公司嚴重盤剝；

2，大陸漁工到臺灣工作，臺灣治安方面又有諸多限制；

3，兩岸因大陸漁工衍生的漁事糾紛，日趨嚴重。

記得三年前某臺灣漁船發生血案，針對大陸對台遠洋漁工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當時中共外經貿部、國台辦等六個部委即聯合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大陸各勞務公司暫停對台遠洋漁工勞務的經營活動。當時中共外經貿部台港澳司司長王暉還表示，針對兩岸漁業勞務合作衍生的許多問題，中共將成立相關協調組織，與臺灣相應的漁業協會，建立必要的對話管道，互通信息，以便及時處理有關的糾紛和突發事件。

這次同樣是上次那六個中共部委下發通知，奇怪的是，這次通知之前，並沒有發生類似漁船血案一類的導火事件，北京卻選在布什訪問北京前十天，作出這樣的宣佈，且較之上次“暫停”對台遠洋漁工輸出的決定更為全面，是要“暫停”對台遠洋及近海漁工業務。理由之一與前次一樣，要“清理整頓”；理由之二則是前一回所無，視“兩岸相關民間組織的商談情況”，再商議重新開放此項業務。

十分明顯，北京是要利用大陸漁工輸入臺灣的勞務問題，來推動進行兩岸民間的對話，這樣就可以讓臺灣政府在兩岸協商中靠邊站。

北京此次選擇大陸漁工勞務問題，做為推動兩岸民間協商的議題，是因為大陸漁工輸台，確實存在不少問題。況且現今臺灣漁業相當程度地依賴大陸漁工，這個籌碼豈能不被中共利用？中共現在是上海幫當道，而上海人的算盤一向打得很精：如果全面停止大陸漁工在遠洋和近海領域的輸台，對臺灣漁業將有極大影響；臺灣業者勢必會對政府施壓，要求臺灣政府改善大陸漁工在台工作相關規定。更重要的是，因此建立兩岸民間組織協商和糾紛解決機制，也可為兩岸其他經貿問題協商立下操作模式。

也許，這正體現了江澤民在布江會的記者會結束之前，所補充的對台政策的原則上仍需要“堅持不懈”，即配合了中共近期對台策略：在解決臺灣問題上更有耐心；同時對台政策的原則，仍要堅持且將持續。

三，為何由兩岸民間會談通航，可以不談“一中問題”？

從中共作出暫停漁工輸台決定再往前推幾天，還可以發現中共高層官員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向媒體透露說，由兩岸民間會談通航，可以不談一中問題！北京這位官員刻意提出大陸對通航政策轉變的這項訊息，正好與錢其琛去年接見一位重量級臺灣航商負責人的有關談話內容，可以說是不謀而合。據說這位臺灣航商去年返台後，曾向行政院陸委會、交通部告知這項訊息。因此，臺灣航商近來常常樂見北京敝開兩岸通航的會談大門，只是不知道僵局如何打開。

最有意思的是，北京決策官員為何選擇美國首都華盛頓來發表公開談話，放風說什麼“兩岸通航會談可以不談一中問題，由台航會與陸航會直接會談就可以了”。要知道，臺灣航會與大陸航會分別是代表兩岸海運團體的民間對談窗口，過去曾在兩岸政府授權和政府官員擔任代表團顧問下，分別在香港和泰國首都舉行過兩次航運會談，且都達成協議，分別開放境外航運中心與兩岸三地的航線。據說，目前雙方的僵局在於：臺北堅持由海基會、海協會主談，將航運談判提升到半官方層次。北京主張若由海基會、海協會主談，須先解決一中問題。而直接由台航會與陸航會主談通航，可以不談一中問題。

有的航商認為，說穿了，海基會、海協會都是兩岸政府的白手套。過去兩次航運會談獲致重大突破與成果，均由民間去談，但系兩岸政府官員主導，再提報主管機構核備。據到北京訪問過的一位臺灣航商轉述，錢其琛接見他時，除轉達大陸通航政策敝開協商大門外，並表示大陸的經濟動力，來自台商的助益最大。外商只提供資金，但台商除了提供資金，還提供技術和專業人才，並大量訓練大陸的技術人才，使得中共獲益匪淺。因此，中共寧願不提一中問題，任由臺灣航會與大陸航會自己直接洽談通航。

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番說詞乃是錢其琛布下的陷井！既然“兩岸通航會談”這麼重要，以致可以觸犯中共的政治禁忌“不談一中問題”，那麼何以一定要由臺灣航會與大陸航會直接會談？而不能讓海基會、海協會來主談？要知道，臺灣航會與大陸航會過去也是在兩岸政府授權和政府官員擔任代表團顧問下，才達成協議的啊！

錢其琛的陷井就是：只要臺灣政府沒有明確承認一中原則，就不與臺灣政府進行任何稍帶官方色彩的交往，並且利用這一點把兩岸的民間往來也一一卡死，使得臺灣這個自由民主社會的輿論可以轉向臺灣政府施加壓力。在錢其琛的這一陷井面前，由於臺北政府堅持不接受一中原則，臺灣航商包括長榮、陽明等大中型航商，近年只好都到海外設立子公司，將船隻改掛外旗移至子公司，這些公司目前子公司船隊數目均多於臺灣母公司，甚至自有船舶外租，租方亦要求先掛外旗才同意租船。

中共正是希望，一中僵局不能打開，受影響的將不僅是航海活動，連航空談判也卡在半空中。這樣才好動員各種力量，一致向臺灣政府施壓。至於這些通航通商活動本身，並不是中共真正關心的。例如，台港航約談判至今已展延二次，並延到今年六月底。依國際慣例，航約修訂通常不會超過半年，但台港航約展延近一年，為航權談判領域所罕見，再拖延下去，恐怕會展延超過一年，到頭來損失最大的是臺灣旅客和台商，而這，正是錢其琛本人早在去年就開始著手親自設置的陷井。

2002年3月5日

【第六節 中共急劇法西斯化對兩岸局勢之影響】

近年來，中國大陸的經濟力量似乎成功逃避了亞洲經濟危機的打擊，並在大力吸引外資（包括臺灣資本）的基礎上急速擴張，大家都以為一個繁榮時代到來了，很少有人願意探究其中可能蘊藏的危機。其實，中國大陸經濟體對於國外資本和國外市場日益加深的依賴，已經造成其生存的脆弱性，這一點無疑和三十年代大蕭條時代的德國、日本比較類似。很多人擔心中國大陸會成為下一場金融危機的犧牲者，而以中共經濟的規模和性質，這種危機的衝擊力和政治後果，無疑是巨大並難以預測的。

一，中共體制與德、日體制

反觀當今中共體制，我們會發現其與德日等法西斯體制的相似之處多多。1949至1979年之間三十年的毛式極權專制，比較法西斯體制遠遠殘暴；而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社會剛剛開始逐步從極權下鬆綁，個人有了相當大的活動空間，今天到中國大陸去的人對其寬鬆度留下印象。然而德國及日本二十年代也有類似的情況！

中共效法德日，自視為後起的大國，而且發出“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中華崛起”、“中華騰飛”之類口號。但這個後起大國又自認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壓制，生存空間十分狹窄，甚至西方“後冷戰國際秩序”就是用來對付中共的。中共認定西方的戰略目的就是把自己搞垮，所以，危機感迫使它“抓緊時間把經濟搞上去”，隱含著一旦實力夠了就不怕和西方攤牌的潛臺詞。

其實，西方對中共的敵意，主要原因是源於中共１９８９年天安門的鎮壓及其繼續壓制人權和民主。而中國近現代史上也難有比較正常的國際國內環境讓中共可以發展和習慣一種和外國打交道的正常心態。中共建政以來，不是依附某強國就是走極端，自絕於外界，或者利用兩強在夾縫中周旋自保，五十到八十年代的對外政策就是如此。到了九十年代，以上國際環境不復存在，中共在雜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依靠自身力量為自己定位，而這，恰恰是中共從來沒有解決更沒有習慣的問題。於是環境變了，舊的心態猶存，這是一種自卑和自大相混合的心態，它的表現一是其政策仍然在兩個極端之間擺動，例如昨天還說美國是最大的戰略和商業夥伴，一夜之間卻變成了最直接的和用心最險惡的敵人；二是把中國面臨的──也是任何一個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和來自強國的壓力簡單化和妖魔化，曲解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並為自己的挫折尋找解釋，正常的國際矛盾於是被說成對方存心要把自己搞垮。

二，中共正在走上德、日法西斯道路？

綜上所述不難發現，經歷了二十多年經濟改革、社會開放但仍處於政治專制統治之下的中國大陸和二十年代處於民主化和法西斯化十字路口的德、日十分相似：正在假想敵的壓力下一步步走上極端主義道路。

二十年代的德國和日本處於一個社會轉型和社會危機並存、內外壓力十分嚴峻的時期，最後走上了法西斯主義的道路。但在二十年代生活的德國人和日本人，自己卻很少預計到這個結果，其原因正是當時政治上的開放性和社會的自由化掩蓋了潛在的危險。

德國１９１８年革命後推翻了帝制，建立了魏瑪共和國，多党制盛行一時，社會獲得了史無前例的自由，各種思潮此起彼伏，西方很多新潮哲學和先鋒藝術都起源或流行於此。經濟上，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投資（道威斯計劃和揚格計劃）巨量湧入，幫助戰後德國恢復了經濟，重新融入世界市場。

日本二十年代也是其近代史上議會民主政治第一次真正實施並取得一定成就的時期，政黨內閣出現，議會第一次對政府有了監督和限制權，民間討論政治甚至到了認為天皇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的程度，直接挑戰了天皇高於國家的明治憲法。所有這些，都是社會由封閉向開放轉化的表現。

但是從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短短幾年，兩國的政治面貌發生了完全相反的變化，法西斯化取代了開放化。其原因雖然雜，但就國際環境而論，兩國對美英法的怨恨和抗拒，想融入以美英法為主導的國際政治體系而不得，是最直接的因素。德國是戰敗國，除失地賠款外多年被排斥在凡爾賽體系和國聯之外；日本雖是戰勝國，但自認被華盛頓會議建立的以美英為主導的亞太秩序所壓制。經濟上，德日兩國都是後起的強國，認為必須用實力爭取生存空間。就德國而言，還有一個一戰遺留下來的領土問題和國家統一問題成為煽動民族情緒的焦點（相似於中共的灣問題），它認為西方處心積慮不讓自己收復失地。總起來說，它們都認為國際秩序和規則是西方用來壓制自己的國家利益的，不但不應該服從，相反必須去打破。此外，在國際經濟秩序中，這兩國都由於嚴重依賴外資或外貿而難以招架１９２９年的危機，於是鋌而走險踏上了武力解決生存空間問題的不歸路。

就這兩個法西斯國家的內政因素而言，舊的專制主義傳統沒有得到徹底清算，老的帝制派（相當於中共的毛派）和新的激進民族主義者相結合，軍方和民間法西斯勢力合流，製造所謂民族危機的緊迫感，直接推動了法西斯化，扭轉了社會轉型的健康趨勢。德國民主革命後，帝制派以舊軍人為核心，在多黨體制下組織政黨積極活動，和新的激進民族主義者聯合向魏瑪體制挑戰。在日本，獨立於國家體制之外的軍部成為法西斯主義的核心，少壯軍人組織了櫻會、一夕會等組織和社會上的法西斯主義知識分子北一輝、大川周明等合作。德國雖然經歷了民主革命，但在思想上對過去的專制主義歷史毫無認真的反省和批判，而日本則把天皇專制主義立為國本，這就為新形式的專制主義──法西斯主義──準備了土壤。

和德、日在民主化進程中拒絕反思歷史一樣，在中國大陸，以文革為頂點的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在思想文化的層面上從來就沒有受到像樣的清算，老左派人還在，新左派又在知識界產生了，而且在經濟形勢的嚴峻局勢下，他們的市場看起來還會擴展，而不會萎縮。中共在制度的層面上，雖然行政和司法體系有了某些發展，但政治上一黨專政的格局絲毫沒有改變。尤其是過去的運動機制──例如重要信息的內部逐級傳達和發動全黨全國完成一個單一政治目標──毫無廢除的跡象。可以說，這種“運動機制”是中共一黨專政的看家本領，其實質是共黨組織借國家或政權危機為名，通過內部渠道直接接管政權，成為名符其實的党國。這種國家權力的接管，是法西斯主義掌握政權的關鍵，德國納粹黨和日本軍部都是這樣把國家行政機構變成自己的政治工具的。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中共軍隊的法西斯化。中共軍隊和日本當年的軍隊一樣，是獨立於國家體制之外的，國家立法機構控制不了它，行政當局更限制不了它。日本軍隊統帥權屬日本軍部，軍部直接效忠天皇，天皇高於國家，軍部派員加入內閣，內閣卻無權過問軍政。德國軍隊也是向希特勒個人效忠，統帥部直屬希特勒本人。半個世紀過去了，中共軍隊本質上竟然和這兩個法西斯國家的軍隊一樣：軍隊統帥權獨立于國家機構之外，屬於中共中央。軍隊領導人不但加入政府，而且在執政黨中央佔有相當席位。這是當代世界的一大奇觀。這樣的軍隊一旦對政局有不同於執政黨和政府的主張，而党的最高領導人又約束不了，軍隊就會利用自己不受國家機器控制的優勢預政局，當年日本軍部就是這樣通過施壓甚至兵變迫使內閣就建立起法西斯體制的。中共的歷史就是軍政合一的歷史，４９年後在全國建立的軍管會一直維持到文革，文革中全國實行軍管。“六．四”更是軍隊政的典型事例。有這樣的背景，現在軍隊中有人提出其內涵超出一般軍事戰略的國策主張，聯繫到近年來中共軍方反美反西方言論的升級和所謂準備打“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說法，其動向危險一目了然。

三，中共的法西斯化與《超限戰》

中共的一部暢銷書《超限戰》，就是共軍軍官寫的。該書提出對美國和西方的新戰略：利用西方國家怕死和貪戀和平的弱點，不惜使用一切超出常規的戰爭手段達到目的，如城市遊擊戰、恐怖主義襲擊、金融戰和輿論戰等等。從邏輯上說，核戰爭、細菌戰和化學戰也列入其中。

採用《超限戰》的原因，據說是要打破強國制定的戰爭規則。共軍作者認為，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就是因為遵守了這些規則，不敢或是沒有想到用“超限“的辦法，所以敗給了西方。

“超限戰”不是新鮮貨色，它是六七十年前日本和德國的法西斯理論的翻版。當時德國和日本都認為民主國家由於珍視生命與和平，戰爭一旦打起來後必然會因為其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而屈服。但西方國家又擁有物質優勢，這就迫使法西斯國家採取超出常規的戰爭手段，如不宣而戰、突然襲擊，特別是日本偷襲珍珠港，即為“超限戰”的一種。但戰爭發生後，西方國家誓死捍衛民主自由制度的決心和犧牲精神大出法西斯國家所料，而美國巨大的資源和生產力優勢更是德國和日本望塵莫及的，日本的飛機自殺作戰還不是一敗塗地。這對當今的中共也是完全一樣。

今天中共擁有不少廉價戰鬥機，一些狂熱分子也列出了種種超限的戰爭手段。但超限的攻擊必將招致超限的報復，中共是一個有地理疆界的國家，不是一個打了就跑的恐怖組織，西方的軍事技術手段遠遠領先于中共到時十二億大陸人民可就成了坐在鋼筋水泥地下掩蔽部裏的共党領袖的人質了。中共超限戰企圖，把整個民族作為一小撮法西斯軍事冒險主義者的賭注，其代價將遠比伊拉克之國家基礎設施被毀和遭受長期經濟制裁，要慘重得多。

四，結論

一系列重大的國際國內政治事件已經開始並正在進一步扭轉中國大陸的以經濟市場化和社會自由化為主要標的社會轉型進程。與此同時二十多年來與西方建立密切的政治經濟聯繫為中心的對外開放的國策，在中國大陸也開始也遭遇日益強烈的挑戰----所謂民族主義思潮方興未艾。民族主義對於中國大陸這樣一個新興強權而言，對內是法西斯主義，對外就是擴張主義。這是一個值得人們認真思考和嚴肅對待的問題。歷史經驗和中共現狀表明，一個少數經濟暴發戶通過政商勾結建立起來壟斷資產階級主控的軍事法西斯主義體制，在中國大陸已經出現。

就在幾天以前，中共“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王在希2002年3月28日在深圳的“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舉辦的“兩岸關論壇”再次發出戰爭叫囂說，“搞‘台獨’、搞分裂，絕對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胡同，而且將最終導致戰爭，給廣大臺灣同胞帶來災難”，這對中共的本質再次做出了清楚的說明。結合中共急速法西斯化的步伐，其對兩岸局勢的影響，還不清楚嗎？

2002年3月31日

【第七節 取法乎上，一邊一國；戒急用忍，僅得其中】

二〇〇二年八月三日，在未來的臺灣歷史上肯定是重要的一天，因為這一天臺灣獨立的聲音，已經通過陳總統“一邊一國”、“公投立法”的宣告，傳遍了世界。顯然，這是中台關係的新的開局，從今之後，無論“三通”還是別的問題，其軸心都不再圍繞“一個中國”，而要圍繞“一邊一國”了。這意味著，臺灣在中共謀攻臺灣的鬥爭中，已經取得了基本的戰略主動。

本文所謂“取法乎上”，指的是“一邊一國”；本文所謂“僅得其中”，指的是“戒急用忍”。本文認為，在當前局勢下，只有運用“一邊一國”的上法，纔能達到“戒急用忍”的中局，如果停留在“戒急用忍”的中法，只能趨向“三通”、“和平統一”這一下局的不歸之路了。

一，大陸民眾並不反對“一邊一國”的概念

北京當局最近開始對陳水扁總統提出的“一邊一國”進行全面批判。觀察家發現，過去發表反扁言論時，中共媒體總是裝出輕視的姿態，然而在陳總統最近提出“一邊一國”、“公投立法”之後，中共媒體火力全開，各報與各大電視臺紛紛邀請專家學者乃至販夫走卒評論，口徑相當一致。在北京當局的批判聲浪節節升高之際，共軍軍方也不斷對臺灣人民進行武力恫嚇。

中共企圖給世界輿論造成這樣的印像：“如果臺灣總統陳水扁要測試北京對於舉行全民公決問題的決心，他也許應當知道北京街頭和校園裏面普通人像人民解放軍領導一樣準備武力統一。”而這樣的論調，正在通過諸如“多維新聞社”這類中共在海外設置的灰色喉舌，有計劃地傳播著。

而比較中立一些的香港《南華早報》就質疑中共公佈的官方民意調查說百分之八十二到九十七的中國大陸人支持武力統一，並指出實際上很難判斷公眾支持的真實水平。因為自從民主運動在中國遭到武裝屠殺以來，甚至連北京大學這樣的地方，也充斥了謊言和虛假的表態。學生被迫去參加軍訓和登山這樣的無大腦活動，結果集體慘死在西藏的高山上。在這種謀殺者當道的社會裏，“民意”只是被強暴者的痛苦呻吟罷了。

對於普通大陸民眾來說，信息非常清楚：臺灣的前途和大陸沒有什麼血肉聯繫，除非因此引起戰爭，影響到國計民生，否則誰有真正的興趣。所有接受採訪的人都是在說假話，因為中共的法律以言治罪，事實上禁止真話，所以只有笨蛋纔吐露心聲。

這就難怪香港港科技大學的中國民族主義問題研究者紹特曼（Barry Sautman）挖苦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說，“統一絕對關鍵。那是中國民族主義的頭號問題。它不僅是中國領導人，也是普通人最關心的問題。至於為什麼統一那麼重要，寧可冒生命危險也要統一的問題，許多人令人驚奇地沒有什麼話可說了，大家只是重複政府的口號‘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二，中共十六大將沒有“對台新政策”可以制定 

北京有消息顯示，陳水扁總統提出“一邊一國”概念後十天左右，北京當局已經著手評估陳水扁贏得二〇〇四年臺灣總統大選後的兩岸局勢，判斷臺灣當局很可能以“備而不用”的方式對公投進行立法。北京當局對臺灣政局的初步評估認為：

一，儘管面對大陸的政經壓力，臺灣現政權的台獨本質將不會改變；

二，陳水扁二〇〇四年連任的可能性較大，北京需有長期鬥爭的準備；

三，必須進一步強化對台軍事準備，無論是否和平統一，都必須保持強大軍事壓力。

其實這都是老調重彈，只不過自承北京迄今為止用政經壓力打擊臺灣人民決定自己命運的手段，已經完全失靈，甚至適得其反；中共除了虛聲恫嚇，不斷強化對台軍備，和企圖賄賂美國出賣臺灣之外，已經黔驢技窮。目前，中共放風說“有關對台政策的調整，將在中共十六大上進行最後討論和決議”，其實是一個自找臺階下的無奈辦法。因為，中共當局現在實在已經沒有任何政策餘地可以調整了。北京現階段處理臺灣問題的最後作法，就只有乞求美國政府開恩，向臺灣施加壓力，不要逼中共太甚。中共首領江澤民預計今年十月訪美時，將重點討論臺灣議題，北京期望美國屆時可以答應中共一些要求。 這表明面對“一邊一國”的概念，中共已經束手無策。可是發動戰爭，又實在不是秘書文員出身的中共“第三代領導人”的長項。

三，中共已經意識到，以武拒獨是不現實的

“一邊一國”概念的提出，改變了兩岸的戰略形態，兩岸關係在高度緊張中，迎來了自己的新生。這種新生不一定是逐步地滑向戰爭，而很有可能是永久的和平。是戰是和，有時往往取決於我們的作為。

中共一直恫嚇說“台獨意味著戰爭”。但是，現在臺灣最高領導人親自出面，正式宣告“一邊一國”，並且準備“公投立法”了，那麼中共還要等待什麼呢？很顯然，有一天，臺灣真的通過公投立法和公民投票宣告臺灣獨立的事實，中共很可能依然是發表一個“嚴正聲明”說那是“非法的”、“無效的”等等，應該立即中止和廢除，然後再叫喊幾聲“警惕啊，台獨就意味著戰爭”之類，也就算完事了。中共既然能容忍民進黨綱上臺執政，就能夠容忍“一邊一國”、“公投立法”；中共既然能夠容忍“一邊一國”、“公投立法”，為什麼不能容忍“公投獨立”？實際上，不是中共“能夠容忍”，而是中共“不得不容忍”。

展望兩岸情勢的發展，甚至連親共的中國大陸學者，也認為不一定會因為出現“台獨”而爆發戰爭。例如，中共華東理工大學戰爭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倪樂雄，接受八月十一日出版的《新聞週刊》訪問時指出，中國大陸攻台的底線是“臺灣宣佈獨立”，但目前看來，戰爭的可能性非常小。他說，中國當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全心投入經濟建設和發展綜合國力，這需要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一旦發生戰爭，對此一目標會有很不利的影響。

另一位中共喉舌時殷弘（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則認為“台海是否會發生戰爭，關鍵在於陳水扁的決定”。這似乎表明中共在乞降，懇求臺灣政府千萬不要舉行公民投票一類的獨立儀式，以便多少保留一點點面子給中共，以便讓它平穩地在大陸統治下去，繼續獨佔政權。這清楚說明，中共已經意識到以武拒獨是不現實的。

四，危害臺灣安全的“三通”陽謀已經受到遏制

由於陳總統“一邊一國”概念的提出，北京不得不作態展開某種“反制行動”，以保留恫嚇無效後剩下的最後一點面子，這樣一來，原訂在廣東舉行的“兩岸財經論壇”，就不得不取消了，取消藉口是“兩岸氣氛不佳”。

這真是一個積極的進展！這到底對誰有利？當然是對臺灣。這到底對誰不利？當然是對中共。原訂八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廣州舉行的“二〇〇二年海峽兩岸財經論壇”，是中共“廣東省台辦”、“廣東省新聞辦”、“南方報業集團”和臺灣“中國台商發展促進協會”等機構共同主辦，邀請兩岸商界和學界人士討論加入世貿後兩岸經貿合作前景，包括加入世貿後兩岸經濟合作新空間、兩岸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合作前景、臺灣產業結構調整與珠江參角洲產業升級等問題。簡單一句話，就是討論如何把臺灣資本和技術、人才，輸入大陸的問題。現在，原定受邀赴廣州與會的台商和學者，突然接到廣東主辦單位人員電話，表示論壇將無法如期舉行，延期原因是“上級打電話來致意，指兩岸氣氛不好，不宜辦此活動”。這類發展不僅暴露中共霸權心態與做法，更是對中共對台立場上所謂的“排拒政治往來，推動經貿交流”，所造成的解構，相當理想，可以緩阻中共實施“三通”這一危害臺灣安全的陽謀。我們須要警惕的，倒不是三通因此受阻，而是中共不顧一切的厚著臉皮勾結不肖台商，繼續推動三通。

這一積極進展，不僅使得三通的陽謀受到遏制，而且還有雙重效應，使得中共當局如此進退兩難：

中共若以軍事演習的挑釁動作來響應“一邊一國”，就可能刺激臺灣人民在年底的選舉中更加支持民進黨，而年底的北高兩市選舉又密切關係到二〇〇四年的總統大選。相反，中共若是不以軍事挑釁來響應“一邊一國”，而只是打打口水戰，則無異於認可“一邊一國”、“公投立法”的宣告，無形中為臺灣獨立做了免費廣告。所以，這一積極進展實在是一步險棋，也是一步好棋：既能使得臺灣在與中國大陸的長期角逐中大大得分，卻又不會引起中共發動軍事行動。 

五，把球踢給中共，在美國不明確反對的條件下公投立法

我們注意到，美國政府在“一邊一國”宣告之後，只是表態“不支持”臺灣獨立，而沒有“反對”臺灣獨立。按照這個邏輯，並且參考美國十幾年前在波羅的海三國獨立過程中所施展的種種謀略和步驟來推斷，如果臺灣通過公投立法，並且準備獨立公投，只要美國不明確宣告“反對”，就顯然是同意的，因為美國不大可能公然批准對於一個“主權國家”的肢解。如果美國實際上同意臺灣獨立，當然也就已經決意阻止中共享武力來破壞亞洲和太平洋現存秩序了。

親共人士現在宣傳說，一旦台海出現戰事，美國會深入評估現狀後再決定是否介入。而中共打算採用快速作戰方式解決戰鬥，等美國有所反應時，其介入已經晚了。其實，這是出於對美國行事方針的誤解：美國是否捲入的決定，不大可能是在台海開戰後再作出的，而是在可能的開戰之前很久就作出了，例如美國對在臺灣通過“公投立法”等事項的表態上，必然可以見得其端倪。

而現在中共把武力攻佔臺灣的全部希望，寄託在美國的不干預或是來不及干預上。可見中共的政策多麼的脆弱和短視！所以，我們只要爭取“公投立法”在美國不反對的條件下舉行，就向爭取美國同情獨立公投前進了一大步。只要美國在臺灣的獨立公投上，持中立態度，我們就有效的把球踢給了中共，獨立公投的勝算把握，應該很大。

（二〇〇二年八月十六日）

【第八節 “全僑盟”與“統促會”、“和統會”的根本分歧在哪里？】

有種看法認為，中共大張旗鼓推動的“全球反獨促統”活動，在海外華僑心目中其實完全不被關注。儘管海外華僑的社團活動長期以來已被中共嫺熟操作，變成了中共使館的政治工具和宣傳籌碼，早已失去了代表僑民權益和聯誼的性質。例如，所有親共僑團都類似一九四九年國統區的左傾社團那樣，基本的口號和行動都是配合“黨中央”的政策需要而出臺的。只是當年的左傾領導人還沒有嘗過權錢的甜頭，而今天的海外反獨促統社團負責人，則是權錢當頭，領取使館的津貼，撈取一官半職，還占得投資方面的便宜，所以互相爭鬥邀寵，不可開交。普通華僑享受不到這類特權，所以對這些“反獨促統”活動當然也就毫無興趣。 

這樣一來，反獨促統看上去來勢洶洶，其實含有相當的表演成分。中共國務院台辦和駐外使領館大小幹部，要做官不能沒有一點政績，於是就組織“反獨促統”。找幾個願意領錢表演忠於一黨獨裁戲的“愛國人士”還不容易？而江澤民、李鵬等人看了自編自導的報紙電訊和電視新聞，就不免以為五大洲都舉行過“反獨促統大會”，以為世界各國的華僑華人無不畏服，天下之美盡在於己，於是自欺欺人，皆大歡喜。 

一，“全僑盟”與“統促會”、“和統會”的是是非非

有評論者認為，臺灣政府支持的“全僑民主和平聯盟”（簡稱“全僑盟”）的成立，是為了響應中共的外圍組織“全球華人反獨促統聯盟”（簡稱“統促會”）的挑戰，而中共為了對付“全僑盟”由加碼籌組新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盟”（簡稱“和統會”，這個新的組織將擔負“十大任務”，包括廣泛團結僑胞，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在臺灣島內舉辦講座，促進海峽兩岸交流，幫助美國主流社會瞭解中國，聯絡國際友好人士，組織智庫，建立基金會，協調全美促進中國和平統一的工作等）。而中共方面更是咬定，作為臺灣政府扶持的新的反統戰組織，“全僑盟”和過去的“世界反共同盟”、“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在保護臺灣利益方面是異曲同工，只不過它的綱領和功能已由“反共”轉變為“台獨”了。 

如中共舊金山“總領館”今年六月二十五日在駐地舉行記者招待會時， 

發言人洪磊就代表“總領事”鄧波清，“就臺灣方面在海外推動‘全盟’的問題回答了提問”。鄧波清就一口咬定，“‘全僑民主和平聯盟’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民間組織，從其產生和發展的軌跡來看，背後是誰在支持，世人都很清楚，其實質是要‘去中國化’，是要推動‘台獨’。”其實，在全僑聯盟的章程和活動中，完全找不到有關傾向；可見中共如此定性，完全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例如，中共籌組的“南加州統盟籌委會”在七月二十七日舉行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和統會’的對手是‘台獨’，如果將要成立的‘全盟’把‘和統會’視為對手，只能說明‘全盟’是‘台獨’的外圍分子。”這就是在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之後再倒打一耙了。而在該次記者會上，新党前召集人營志宏還表示，這樣的會他一定要來，前幾天“一個具有綠色色彩的海外統戰組織”召開成立籌備會，作為一個中國人，他不希望在海外發生統獨戰爭，但是如果一旦發生，他會“永遠站在主張統一的朋友這一邊”。 可見中共的統戰勢力已經十分成功地延伸到臺灣社區內部來了。 

二，統促會與和統會的活動，非關“抗議一邊一國” 

中新社洛杉磯八月九日電稿的標題是《抗議“一邊一國”，南加州僑界成立統促會聯盟》。指稱“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謬論後，海外僑界群起而攻之。美國南加州的五十多個華人社團決定成立南加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盟，團結海峽兩岸的在美同胞，齊心協力促進中國和平統一。” 其實，這完全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和倒打一耙之後，再“睜眼說瞎話”。其證據不是來自他人，恰恰來自中共自己，來自同一個中新社所發出的電訊稿： 

中新社紐約三月二十日電（記者趙海燕）《全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盟大會將在美舉行》稱，“全球華人反獨促統聯盟會長程君複日前在約見記者時透露，全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盟大會將於今年八月十日至十一日在芝加哥舉行，為期兩天，主題是‘團結起來，促進中國和平統一，防止台獨危害海峽兩岸、中美兩國和世界和平’。程君複介紹，本次聯盟大會的議題有三：美中

關係與中國和平統一、中國和平統一之路、美國華人與中國和平統一。程君複在談到美國防部不久前向國會提交的《美國核態勢評估報告》時表示，用核武威脅他國是非常愚笨的做法，與美國的全球反恐政策相違背，同時美國利用核威脅干預臺灣問題的解決對美國將是非常危險的。 ”

看看，中共政權的主要矛頭這時指向美國，對所謂“台獨”反而只是虛晃一槍，所以這時就順手利用“和統會”來反美，完全不顧華僑華人的處境而把他們一起綁架到反美的戰車上。可見中共建立“和統會”的目的完全是由於它自己的政治需要，外部因素的挑釁不過是它的藉口罷了。 

更有意思的是，深入瞭解後可以發現，所謂“統促會”的成立其實大大早於“和統會”，而且還是後者的上級組織： 

中新社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國統促會將繼續推動全球華僑華人反獨促統----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第六屆三次常務理事會十九日在北京召開”： 

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統促會二〇〇〇年工作總結、二〇〇一年工作要點、章程修改並通過王克斌任中國統促會秘書長等事項。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統促會會長萬國權主持會議，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廷翰到會並講話。 會議認為，今年是近十年來兩岸關係最為嚴峻的一年，中國統促會在中共中央對台方針的指導下，充分發揮民間團體的作用，開展了大量的工作。如：積極支持和參與今年八月柏林“全球華僑華人推動中國和平統一大會”及十一月華盛頓“全球華人反獨促統大會”，推動了海外華僑華人反獨促統活動的蓬勃發展。目前中國統促會聯繫的海外“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及相關組織已近六十家，為更廣泛地團結海內外華僑華人進一步開展反獨促統活動奠定了較好基礎；“情系中華夏令營”活動使臺灣大學生親身感受到祖國大陸取得的輝煌成就；“西部考察”活動使台港澳企業家更加關注祖國西部的開發建設。 會議提出，在新世紀到來之際，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要繼續堅定不移地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和江澤民主席關於發展兩岸關係，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八項主張，充分發揮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優勢，更廣泛地團結和聯合海內外一切贊成中國統一的力量，扎扎實實地做好臺灣人民的工作，為在新世紀早日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努力奮鬥。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羅豪才、王文元、吳國禎等出席了會議。 

我們稱這是一份自供狀。這份自供狀清楚說明了中共統戰部門對“統促會”是如何直接指揮的，而對“和統會”、“情系中華夏令營”又是如何佈置工作的，這當然也就使得“和統會是一個民間組織機構”的謊言，不攻自破。 

而正是基於中共自己不惜功本的投資於上述統戰活動，它纔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腹，咬定臺灣政府也是如此大力支持海外爭取民主和平反共抗暴的活動的，從而把全僑聯盟定性為“台獨”。

三，從海外僑界的立場看“全僑盟”與“統促會”、“和統會”到底有什麼不同？ 

在當今世界各國，像華人這樣分佈廣泛的移民群體，大概是不多見的。這是第一。第二，像海外華人這樣忠實地反映原住地社會（臺灣、大陸、東南

亞）的政治生態的僑界，大概也是十分罕見的。第三，原住地的不同政治生態，在海外僑界造成了如此嚴重的族群對立和分裂，並經常互相抗議集會的，就更是絕無僅有了。 

然而，這種“熱鬧非凡”的表面，卻掩蓋了極大的危機。就以“反獨促統”活動來看看它給華僑華人所帶來的危害： 

華僑華人在海外所在國就“反獨促統”進行角逐爭鬥， 對於促成原住地（臺灣、大陸、東南亞）的和諧不僅於事無補，而且造成海外所在國的攘擾不安，給所在國社會留下惡劣印象。前些年，美國主流社會質疑在美華人多有為中共充當間諜的，恐怕就與中共在海外的統戰組織所策劃的無孔不入的政治活動，不無關係。由於海外“反獨促統”社團已然成為中共統一指揮的外圍組織，其共同特點，也就自然是只罵民進黨獨台，而不罵共產黨獨裁。其實正是獨裁專制造成了兩岸的嚴重差距，造成了臺灣人民不願意放棄已經享受到的民主和人權。一黨專制實際上是兩岸實現統一的最嚴重的障礙。而中共策劃的“反獨促統”，卻不敢指出北京當局事實上推助了臺灣獨立，阻礙國家統一的深層致命原因，這樣的“反獨促統”運動有多少實效便可以想見。但是中共上級指揮機關卻完全不顧海外華僑華人所在國社會的安危，濫用華僑華人的剩餘價值，就像綁匪對待人質一樣，這樣就使得華僑華人在所在國社會日益失去信任，被看作“外國政府的工具”，因此處境越來越危險，一有風吹草動，首先殃及池魚。 一九六〇年代印度尼西亞的華僑華人就是因為如此無知被中共利用充當政治工具，最後纔被印度尼西亞的土著居民當作替罪羊任意屠殺，其餘波至今

蕩漾。

相比之下，“全僑盟”的綱領（“民主和平”）在所在國社會聽起來，威脅和異己的味道就比較小。因為“民主和平”乃是普世價值，獲得多數國家認同。不像“反獨促統”只是共產黨的“中國內政”，對其他國家來說不僅陌生，而且彆扭。中共到海外所在國打“中國內政”的官司，舉行遊行示威，倒是玩弄當年在國統區策動動亂和暴亂的看家本領，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到底算是“告洋狀”呢？還是“破壞所在國社會的穩定”呢？我們知道，為了“保持社會穩定”，這類集會中共在大陸一概不予批准且要嚴厲取締的，那為什麼禍水外移呢？這種損人利己的行為，實在要不得啊。 

退一步講，僑界和諧相處的基礎是什麼？是“反獨促統”嗎？顯然不是。反獨促統只會分裂僑界，而不會造福僑界；只會讓華僑華人在所在國社會“出洋相”，而不能改善華僑華人的形象。 

再退一步講，統也好獨也好，只是追求人民幸福的方法，而並不是目的本身。現代世界崇尚“天賦人權”，即使古代中國也講“民貴君輕社稷次之”。如此看來，統獨議題最多不過屬於“社稷”層次，比起人民權益來，應該靠後是殆無疑問的。如果中共一意孤行，不顧僑民利益甚至故意以廣大華僑華人為人質，在海外強行推廣騷擾所在國社會甚至破壞所在國社會穩定的“反獨促統”活動，從而陷廣大華僑華人于不義，就使得我們想起“苛政猛於虎”的政治典故了。這樣的苛政，總有一天要被華僑華人予以棄絕的。 

因為，只有以人民的利益為重，而不是以政權（社稷）的利益為重，更不是以主席總理的（“君為輕”）野心為重，則歐盟式的統一纔是具有現代性的：是水到渠成的，不是人為劃分的，更不是戰爭威脅的。 

如此，從海外僑界的較為中立的立場，來看“全僑盟”的綱領（“民主和平”）與“統促會”、“和統會”的綱領（“反獨促統”），根本的不同點就是在於：“民主和平”的綱領符合國際標準，因此“全僑盟”的活動不會損害僑民權益，不會破壞僑界形象，不會使人懷疑華僑華人是中共的第五縱隊，也不會引起所在國社會（包括僑界本身）的分裂和動亂。 

（二〇〇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九節 該不該集中大陸民主人士的分散力量，來制約

並阻遏中共在海內外的“反獨促統”攻勢？】

大凡兩軍對壘，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能多堅持一分鐘的就是贏家。中共匪首毛澤東曾經說過，“在戰爭中學習戰爭”，“敵人是最好的老師”。如果說敵人確實是最好的老師，而我們在對敵戰爭中又確實可以學到我們在書本上和朋友那裏學不到的東西的話，那麼，以中共從事統戰活動七十多年的歷史經驗，並在“六四屠城”後不到十年就“扭虧為盈”的“戰績”面前，我們是否可以檢討一下，中共怎樣從事“孤立台獨，和平統一”的統戰陰謀，而我們又該如何應對？ 

一，中共“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蓄謀已久 

早在民進黨政府執政前後，中共就暗地著手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中，進行“促進和平統一”的佈局了。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第六屆三次常務理事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總結說，在中共對台方針指導下，該組織“充分發揮民間團體的作用”，積極支持和參與同年八月柏林的“全球華僑華人推動中國和平統一大會”、十一月華盛頓的“全球華人反獨促統大會”。該組織還聯絡“海外促進和平統一相關組織”六十多家。 

在中共的統籌安排下，繼柏林、華盛頓之後，“全球華僑華人”將舉行“反獨促統五月大行動”、“日本僑界”七月籌備召開第三屆“反獨促統”大會、中共利用並成立各種白手套組織，在德國、美國、加拿大、日本和南非、巴拿馬等地舉行一系列形式多樣的“反獨促統”活動，掀起所謂“海外僑胞第三次愛國熱潮”，可謂肉麻之至。 

更有甚者，二〇〇一年八月十八日，“全球華人反獨促統聯盟會長”程君複在紐約宣佈，十二月十八日，全球華人反獨促統聯盟將派二十五人的代表團訪問臺灣。該代表團以“愛臺灣人民、愛一個中國、反臺灣獨立、促中國統一”為口號，目的是替中共傳聲，擾亂臺灣社會。 

十月八日，中共甚至毫不避諱地在著名的僑鄉浙江青田舉行“反獨促統”大會，專門播出巨額資金，邀請款待了“來自全球五大洲六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六百多名華僑華人和海峽兩岸的各界人士一萬多人，聚集在火車站廣場”。 

十二月十九日，法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舉行常務會長擴大會議，決定“派出規模代表團，參加定於二二〇〇二年年二月中旬在澳大利亞悉尼舉行的全球華僑華人反對臺灣獨立，促進祖國早日實現和平統一大會”。而國民黨前“大老”、“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梁肅戎，就是其中一個主要的牽線人。此人甚至能在臺北策劃有關事宜！梁肅戎表示，到當時為止，世界各地華人華僑自發成立的“反獨促統”組織已有近百個。他甚至公然叫囂要實行“一國兩制”。（以上見“中新社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二日電”） 

二，“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是職業的統戰工作者 

中共新華社二〇〇二年五月二十一日進一步報道，梁肅戎的同仁、“法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楊明則在北京受到中共政協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羅豪才的面授機宜。他帶領一幫人“在北京期間拜訪了有關部門，還將前往浙江、福建等地進行工作訪問”。 這些“工作訪問”表明，這些人完全是職業統戰工作者！ 

那麼，這些職業統戰工作者的具體工作又是什麼呢？ 據中共中新社紐約二〇〇二年八月十六日報道，“全球華人反獨促統聯盟會長”程君複表示，該會的任務是聚集人才和募捐籌款，以組建智庫與基金會的方式，進一步推動反獨促統。而最為迫切的，就是推動人員往來，以統戰的方式孤立臺灣，把“中共的統戰對象”擴大為“中國的統戰對象”。 例如，中共“反獨促統”活動的策略，就是淡化意識形態，凸現民族主義，使中共成為“中國”的代表，這樣，對中共不滿就是對中國不滿，反對中共就是反對中國；這樣一來，團結在中共周圍就是團結在中國周圍了。 

中共為什麼投入龐大的國家資源來從事“反獨促統”？ 因為中共擁有長期統戰的經驗。 正如，中共“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八月二十二日在中南海會見以黃斐源為團長的“全非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訪問團”（中共“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王兆國，中共“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陳雲林陪同會見）時自供的，“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是進入新世紀中國人民的三大任務之一，是包括臺灣同胞和海外僑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和神聖使命。”中共既然將此視為其政權合法性的證明之一，所以不遺餘力。 當然，中共是假民族主義來鞏固共產黨政權，所以它實際上並不代表中國的最高利益，表現在它的反獨促統等外圍組織的行為上，就是敢罵民進黨“獨台”，不敢罵共產黨“獨裁”。其實，正是獨裁專制造成了兩岸的嚴重差距，造成了臺灣人民不願意放棄他們已經享受到的民主和人權。一黨專制實際上是兩岸實現統一最嚴重的障礙。反獨促統，卻不敢指出北京當局事實上阻礙國家統一的深層原因，這種運動有多少實效便可以想見。可憐臺灣某些人士，不滿台獨運動的發展，竟然寄望於中共的反獨促統！

而部分大陸民主人士參與全僑和平民主聯盟，主要也是要借此機會表達人權民主理念，反對共產黨的專制與腐敗。 臺灣可以向他們說明，不論臺灣今後與大陸統一，還是選擇獨立，人民已經享有的民主自由應該是至高無上的。同理，已經獲得民主自由權利的臺灣人民也要關注和支持大陸的民主化，這樣才能保證自己的權利不至於被中共獨裁暴君重新奪走，直至大陸人民也能享受同樣的民主自由。 因為兩岸同文同種，還有地理和歷史的紐帶，臺灣人當然比美國人更關注中國的民主化。

三，臺灣應該不應該擁有“反統一的統一戰線工作”？ 

有評論認為，為了有效對付中共的統戰陷阱，臺灣不能消極應付，而應該積極出擊，建立反統一的統戰體系和統戰工作，甚至反守為攻，在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大陸，建設一個同情臺灣的統一戰線。然而一個時期以來，臺灣卻採取了相反的方式，多少忽視了海外僑界的力量，更加忽視了在中國大陸內部的人員中，爭取對於台方事業和理念的認同。臺灣不必匆忙地撤銷對一些大陸人士的已有的工作支持，沒有必要把一些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力量放棄掉。臺灣不必幻想，中共還是有人情的，是懂得知恩圖報的，只要臺灣儘量少干預大陸事務，而與大陸民主人士漸行漸遠，中共當局就會最終與臺灣和解，偏安於大陸，放棄對於臺灣的領土野心。……

如果在這種姑息主義的思想指導下，把大陸民主化作為一項擴大臺灣安全邊界的、具有高度戰略價值的“准軍事活動”，有意無意給忽視了，損失將是不可彌補的。如果臺灣面對中共幾年來精心組織的“反獨促統”活動，再繼續掉以輕心，聽憑海外的中文媒體和僑團陣地紛紛落入中共囊中，繼續自我孤立下去，後果將會不堪設想。 

為了對抗中共無孔不入的蠶食，臺灣組織了“全僑民主和平聯盟”。 該聯盟受到中共的攻擊，這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則是，有些一度認同臺灣理念的大陸海外知識分子也隨風起舞，起來公開批評（如德國的彭小明在題為《反獨促統和全僑聯盟》的文章，見“博訊新聞網，大眾觀點”二〇〇二年七月十三日）。為什麼會這樣呢？他們的批評到底是偏見呢，還是臺灣的反統戰政策確實不夠到位？應該說，此文多少代表了一些大陸民間民主派的想法（且不去辯論它是否主流）。如果臺灣還是想要爭取這一部分人士的認同與合作，就需要多少作出某些調整。 

然而，臺灣能夠做出並願意做出什麼調整呢？ 

 

四，可能的建議 

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們，對於臺灣前途的看法和願望，實際上並不統一。這就給了臺灣相當的空間，可去積極爭取其中較為親台的人士轉向。在這樣的思考下，臺灣我們在擴大“反統一的統一戰線”的過程中，不妨多留意一些求同存異的問題，例如強調“結束一黨專制是兩岸民主和平的最大前提”。在外交事務上和兩岸事務上都儘量淡化兩岸和大陸民運都廣泛存在的“統獨爭議”。這樣，在統獨問題上觀念不同的人們還可以坐在一起，討論大家共同關心的事情：就是台海兩岸人民的人權和民主。具體地說，對臺灣，是保衛已經取得的議會民主、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並不斷鞏固和發展這些權利；對大陸，是爭取起碼的結社、遊行示威的權利和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讓大陸人民有像臺灣人民這樣擁有選擇政府領導人的權利。 

這樣，在統獨問題上觀念不同的人們還可以進一步認識到，結束中國大陸的一黨專制乃是兩岸民主與和平最大的保障，只有大陸的民主化才能締造兩岸之間的祥和氣氛。如果臺灣朝野害怕中共當局、甘做小媳婦，面對共產黨在國內壓制民主、踐踏法制不予譴責，奉行犬儒主義，到頭來，也會唇亡齒寒。如果對舉世聲討的北京六四血案也不敢加以譴責，每年“六四”連一紙聲明都捨不得發表，那麼臺灣的民主最終靠什麼來保障呢？ 如果完全依賴軍事力量，就難以首尾兼顧，不得不事倍功半了。更何況，即使軍事力量，也還需要志同道合者深入敵後，冒險犯難，凡此種種，都需要共同信念的支持。

 （二〇〇二年九月十日）

【第十節 思考一下沒有硝煙的決戰境外】

一，北京舉辦“消滅中華民國”研討會 

中國歷代政權都有“為前朝修史”的做法，所謂“二十四史”就是其成果。這種修史活動打著“資治通鑒”的旗號，其實是要宣告“前一個朝代”已經滅亡與新朝的合法性。最近的一個實例是北京八月二十一日所舉行的“中華民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它以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九年為“中華民國紀年”，而以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華民國為不存在，甚至比六朝與南宋的半壁江山都不如。這充分顯示出北京政權敵視中華民國，要用歷史學的方法達到它在政治上不能達到的“消滅中華民國”的目標。 

據中共“中新社”報導，這項研討會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脅從者“澳門中西創新學院”、“美國黃興基金會”名不見經傳，顯然是中共政權的應聲蟲。由此可見，此會根本上不是學術會議，而是一項政治宣傳和統戰會議。而“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張海鵬更明確說“研究中華民國史，對於明確一個中國架構下的近代歷史狀況，判斷中國歷史的走向和未來，具有現實的意義，這項研究也可以為祖國統一服務。” 

中共的這項醜惡表演不禁使我們納悶：中華民國既然“已經滅亡”，那麼臺灣和大陸又如何“同屬一個中國”而不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呢？難道現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又出現了“第三個中國”嗎？ 

二，大陸對台政策真的“以發展代替對抗”嗎？ 

日前在加拿大註冊的中共電子刊物“萬維讀者網”轉引臺灣《中國時報》的報道說，在一邊一國論發表後，“中國大陸不但未如既往地採取激烈的文攻武嚇動作，反而不斷強調要發展兩岸經濟合作，繼續推動兩岸‘三通’，特別是主管對台事務的副總理錢其琛上周在福建視察時，更明確地為‘經貿促統’、‘政經分離’的對台政策定調。北京對台人士透露，雖然臺灣領導人一再以分離言論刺激大陸，但在歷經兩國論和一邊一國論風波後，北京已逐漸琢磨出對付臺灣分離勢力釜底抽薪的方法，那就是‘發展對美關係，發展兩岸經貿’，未來大陸對台政策主軸將轉向以‘發展代替對抗’。最近大陸對台官員在會見臺灣訪客時明白表示，當前兩岸的統獨之爭，其實就是‘爭奪臺灣民心的鬥爭’。目前在大陸投資的台商首當其衝，成為兩岸統獨肉搏戰中爭相拉攏的對象，在大陸對台高層眼中，不管臺灣領導人說什麼，只要拉住臺灣民眾的心，兩岸經貿關係持續的增長，大陸反獨促統的工作將立於不敗之地。” 

剝開上述中共同路人宣傳的糖衣炮彈後不難看出，中共對付臺灣的所謂釜底抽薪的方法“發展對美關係，發展兩岸經貿”，其實並不是“以發展代替對抗”，而是“以發展來掩護對抗”、“把發展對美關係與發展兩岸經貿展作為滲透和瓦解臺灣的殺人武器”。 

我們一貫主張要控制兩岸“三通”，現在看來我們的判斷是對的：所謂“三通”確實是中共享來消滅中華民國、陰謀佔領臺灣的殺人武器。 

三，認清錢其琛圈套，不在“同屬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實行三通 

錢其琛八月二十二日在北京中南海會見中共同路人“全非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訪問團”說，中共不允許任何形式的台獨。但此人話鋒一轉，又說“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因此引得中共的同路人和海外甚至臺灣的親共媒體大加發揮，趁機造成廣泛誤解，讓聽眾誤以為中共的“對台政策”真的悔過自新，開始轉變了。 

其實呢，正如陳水扁總統在行政院卓越領導研習營聯合結訓典禮致詞時表示的，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前言》明確指出“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這才是中共有關臺灣地位的最正式的表達。這表明中共始終將臺灣視為其領土的一部分，是中共中央屬下的地方當局、是一個行省最多只是一個“特別行政區”而已。這種違反常識的政治口號當然不可能被任何一屆臺灣政府當作政治現實來予以接受。 

而中共以如此兩面三刀的欺詐手段，來陰謀推銷其“一國兩制”的假貨，乃是十足的延安無賴作風的延續（一九四〇年代在延安，中共發動“大生產運動”，名為生產自救，實際種植鴉片提煉鴉片販賣鴉片，到他們聲稱要解放的“淪陷區”和“國統區”，坑害廣大無辜民眾）。如果接受中共這種做法，就將重蹈中共大陸易幟的慘劇。臺灣不願坐以待斃，不能束手就擒，就要為提升國家安全而作出某種程度的犧牲，如開導民眾克服輕信，主動掌握國際情勢的變化，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東亞地區展開經貿實力與人員信息往來的攻勢。 

如果缺乏這些準備，我們的向大陸輸出資金技術並出讓市場的短視做法，是與“資敵”無異，是典型的養虎遺患。 很顯然，在可預見的未來臺灣海峽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雖然極小，再加上但中共軍方所擁有的特權，其危險卻不可忽略。據報，在中共北戴河會議的發言中，共軍軍頭們對一邊一國論的反應甚至超過對以前兩國論。某個軍頭甚至要求江澤民像一九八九年那樣宣佈戒嚴，且不僅是北京地區的，而是“全國進入緊急狀態”。軍頭們還煽動說“台獨勢力一步一步走向分裂的道路，如果我們不採取行動，可能永遠無法完成收回臺灣的神聖使命”。甚至連老軍頭張萬年也支持所謂“二〇〇二年可能是和平統一最後機會”的論點。北戴河會議結束後，共軍軍頭繼續造勢如何發動快速空中攻擊“教訓臺灣”。這些傢伙宣稱，發動奇襲可以達成“給臺灣一個教訓”的目的，使臺灣政府“喪失搞獨立的軍事與經濟憑藉”。 

四，兵不血刃的決戰境外 

綜上所述，我們要能成功的反抗中共的併吞陰謀，就必須反其道而行之，創造一些條件（而不是僅僅利用已有的條件，結果日漸坐吃山空），使中共及其同路人喪失消滅中華民國、陰謀佔領臺灣的軍事、經濟憑藉，那就是停止出賣臺灣資源，不在“同屬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實行三通！ 

除此之外，我們更需要認真落實陳總統在三芝會議上提出的積極介入大陸的人權事務及民主化的務實策略。我們理解，即使像美國這樣的強權，也還是要主辦像“自由亞洲電臺”這樣的宣傳喉舌，來致力於削弱並摧毀中共的社會基礎。我們以臺灣的地窄人稠，就更需要在這些“點穴戰術”方面加把力。否則對中共姑息養奸，最後會縮減我們自己的安全邊界，導致唇亡齒寒的結局。 

在這種意義上，“決戰境外”就不僅是軍事上的，而且也是人權事務及民主化策略方面的。如果通過改善大陸人權來限制了中共特權、通過提升民主化來鬆動了中共獨裁統治，臺灣的“決戰境外”就獲得了兵不血刃的初步勝利。

以“決戰境外”的觀念來積極介入國際反恐事務是必要的，也是抵禦中共壓力的絕妙間接路線，同時有助於我們積極擴大同盟軍。“東土”被美國政府宣佈為恐怖組織一事表明，“東土”各個組織由於宗教迷信而失去了和美國朝野有益溝通的時機，從而導致自己的孤立。我們要吸取他們的教訓，積極提升臺灣在國際問題上的正面能見度，迫使西方國家更公平地對待臺灣，從而全面改善臺灣的安全環境。 

正如有些評論者指出的那樣，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臺灣對民主自由議題最具發言權了，有趣的是，一旦西方國家批判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並把這一問題與複雜的經濟、限武、區域和平扯上關係時，中共政權祭出的法寶就是指責他們“干涉內政”。但是中共的“這一法寶”，如果在面對來自臺灣的人權批判時，將會怎樣呢？如果指責臺灣干涉內政，豈不等於承認臺灣是外國？所以，在與中國大陸交手時，臺灣在人權、民主議題等方面，其實是立於不敗之地的。可惜臺灣很少利用這一點，僅僅就此而言，臺灣是否擔心自己的人權記錄？結果中共不知感恩，反而得隴望蜀，謀台之心日急。 

（二〇〇二年九月二十日）

【第十一節 是否應該援助美國促成台美盟邦關係】

一，江澤民企圖建立對台包圍圈 

雖然中共近來動作頻頻，又是與布什政府達成諒解，定義“東土”為恐怖組織，又是會見達賴代表，謀求藏人不要抗議江澤民訪美，以圖瓦解獨立勢力，對台形成實質包圍。 

然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還是對即將訪美的江澤民提出了新的難題，據說布什親自編輯了這份文件。文件表面上是針對恐怖主義及流氓國家，其實對中美關係影響重大。文件很多段落都是直接或間接針對中共，尤其在“臺灣問題”和武器擴散問題方面。 

這正是江澤民要擔心的地方。江澤民是受著政治局常委的巨大壓力訪問布什農場，幾名成員呼籲江澤民早些退休。十一月八日中國共產黨將舉行決定領導層交接班的十六大，江澤民把過去十年來巧妙處理中美關係問題作為留任的基礎。 

江澤民試圖通過默許美國攻伊，來交換華盛頓在臺灣問題上的讓步，儘管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暗示布什政府無意在中美高峰會上做出這種討價還價。 

幾乎沒有任何人懷疑美國的“朋友”指的是誰──美國這份戰略文件第三頁說“民主進程已經在我們的臺灣朋友中建立穩固地位。”臺灣實際上是文件中提到的第一個外國國家。隨後，在經濟成長部份，文件再次提到美國為中國和民主臺灣加入世貿組織掃清道路。 這實際上已經成為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新提法。 在八月十三日德州的貝勒大學經濟論壇上，美國貿易代表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兩次提出“民主臺灣”。北京並非沒有注意到，中國正在焦急地觀看“民主臺灣”是否成為布什政府對於臺灣的新名稱。 但白宮文件並不是到此為止。它還有一整頁談論美國對付“流氓國家”擴散大規模殺傷武器的戰略。這也將令中國煩惱，因為華盛頓同北京除了臺灣之外的最大摩擦是中國對伊朗、利比亞、敍利亞和巴基斯坦的武器擴散問題。自從去年九月，美國國務院已經三次制裁違反不擴散承諾的中國個人、公司和政府實體。 

美國戰略文件其它不受北京歡迎的信息還有：警告流氓國家，那些武器是以武力侵略鄰居的恐嚇工具。這明顯是針對中共的，因為中共將軍熊光楷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曾經告訴美國前國防部長說，中共對臺灣動武並不害怕美國，因為美國對洛杉磯的關心超過臺灣，顯然是威脅要對美國使用核武器。 

二，“文明衝突論”是十九世紀的陳腐思想 

由此可見，美國對中共的敵意，並不是基於所謂“文明的衝突”，而是迫在眉睫的安全問題。 “文明衝突論”，其實是對十九世紀國際狀況的描述。如果用來描述現今或是預言未來，則大謬不然。 

以中國為例：鴉片戰爭固然可以算得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文明的衝突”，但類似的衝突，早在義和團時代就結束了。自從廢除科舉之後，不論辛亥革命（立憲與共和之爭）、北伐（現代化路線之爭）、內戰（親美與親蘇之爭）、政治運動（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之爭），其實都是西方文明的不同流派和勢力，在中國土地上演出的“文明內部的衝突”。 

再以回教世界為例：所謂原教旨主義者和恐怖主義者，其實都不是回教傳統社會的產物，而是西方文明以及西方文明鯨吞世界後所形成的全球文明的產物。因此他們身上的現代全球文明的色彩和性質，遠遠大於傳統區域文明的色彩和性質。看一下先後統治過整個回教世界的三大阿拉伯國家如埃及、敍利亞、伊拉克，現今無一不是反君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再看伊朗的霍梅尼，竟然讓追隨者打著自己的畫像四處遊行，推行個人崇拜，完全違背不可繪製人像崇拜人像的回教教義，相反倒和回教大力反對的文革中國、納粹德國、蘇維埃俄國，十分相似。因為這些賦予本國特色的激進主義，都是傳統社會在政治現代化過程中的變態產物，是英國在克倫威爾時代、法國在拿破崙時代早就經歷過了的十分陳舊的“革命故事”了。而本拉丹的恐怖活動，不過是二十世紀老掉牙了的“遊擊隊傳奇”之翻版。類似的活動可以一致追溯的意大利的燒炭黨，俄國的民粹派，中國的遊擊軍閥割據勢力和打土豪的綁票活動，古巴的格瓦拉，日本的赤軍，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所以文革中有句著名的綱領性口號就叫做“紅色恐怖萬歲！”──其實這也是從蘇聯搬用過來的，是國際現象，而非中國土產。回過頭來看本拉丹及其追隨者，也都是十分世俗化的傢伙，喝花酒，觀摩脫衣舞女，無所不為，說這些人是在“保衛回教文明”，就像說紅衛兵破除四舊、反對帝修反，是在“保衛儒教文明”一樣，真是南轅北轍。這些人其實都是想以反派身份不擇手段地擠入全球文明的系統，所以毛澤東對大陸人進行的榨取（原始積累），一點不比西班牙人對印第安人的榨取，來得遜色。因為早在紅衛兵和本拉丹之前好幾代人，回教文明和儒教文明就解體了，而恐怖主義只是文明解體後的社會痙攣罷了。儒教和回教社會解體之後其殘存的思想意識和行為方式，已經構成不了完整的文明系統了。正如南美洲的印第安人種及其文化依然還在，但哪里還有什麼“印第安文明”存在於二十一世紀呢？ 

當前的反恐戰爭，因此並非“文明之間的衝突”，而是“文明內部的衝突”，是現代文明系統裏的未開發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衝突，是全球文明的消化不良症。如上所述，所謂“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其實根本不是回教傳統派，而是打著“本國特色”旗號的急進革命派，從大歷史的宏觀看，他們其實是繼荷蘭獨立（尼德蘭革命，1579）、英國革命（1640）、美國獨立（1776）、法國革命（1789）、德國革命（1848）、日本尊王攘夷（1867）、俄國革命（1917）、文革（1966）以及雅格賓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天皇主義、文革主義、霍梅尼主義等各種“本國特色的急進主義”的思想綱領。當然從這張圖表上看，中國現代化滯後于歐美主流二三百年，是十分明顯的。這些革命浪潮，表面上都是以極左或是極右面目出現的，反對當時的世界主流的，但是過後不久，它們就或是回歸或是消解或是溫和化體制化了，從正反不同方面促成現代化正果的修成。例如我們中國人最熟悉的，文革的極端反現代化路線，不出十年就演化成加倍劇烈的現代化趨向。結果使得這些反體制反主流的革命社會，加速融入世界主流，有的還推動了主流的發展。例如，誰也否認不了，正是納粹主義的擴張政策激勵了戰後民族解放運動的風起雲湧，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造成的冷戰，則加速了世界民主化的深度和廣度。 

三，回教世界可能處在現代化的前夜 

根據上述歷史經驗，我們不妨預測：回教世界很可能就是繼“文革的中國大陸”之後，下一個快速現代化的地理區域！而事實不久即將證明我們這裏所預言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正像文革主義、納粹主義、天皇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雅各布賓主義一樣，不過是其所在那些社會急速跳躍進入現代主流社會（“大躍進”）的一個政治杠杆罷了！其目的無一例外的是“自立於列強之列”，所以三十年代在日本侵略下熱心實現民族自強的中國，曾經一度傾心敢於抗拒國聯列強的納粹德國。只不過為了民族自尊心和社會凝聚力的緣故，這些急進主義必須披上“本國特色”的傳統服裝（即使號稱極端國際主義的布爾什維克們也要亮出“一國首先實現社會主義”的“本國特色”來）；如日本的明治維新明明是典型的“全盤西化”，卻必須亮出“尊王攘夷”、“王政復古”的旗幟。但是這些本國特色的急進主義的實際結果，卻是下一個階段的急速現代化。在我看來，當今的回教急進主義，大體也逃不出這個範圍。在這種意義上，所謂“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歐洲三四百年前的所謂“清教主義”何其相似乃爾！而本拉丹不過是“德國農民戰爭行動派”的異教同志罷了。甚至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的影子，也可以在某個回教社會中找得到；當年的日內瓦共和國，不就是一個宗教狂熱份子組成的革命政治實體嗎。難道伊斯蘭共和國真的與之毫無共同之處嗎。歷史就是這樣，充滿反諷。馬丁路德譴責教廷腐敗，過於世俗化；結果如何呢，他自己“參加革命”之後更加世俗化了，索性和修女結婚生子，甚至置辦家產。加爾文反對教廷權力，結果自己建立教會國家，比梵蒂岡更加愛好權力。凡此種種，都不僅僅是人性的罪與罰造成的，也是現代化和全球化的巨大壓力無形中推動的，是自從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以來，就無情地推動世界的力量所渦旋的。 

當然，由於包括了儒教世界、回教世界這些板塊，西方文明也就自然演變為“全球文明”了。所以，當前和今後的“文明的衝突”，就不再是亨庭頓等人所說的“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而是“全球文明內部的衝突”了。以往，為解決“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產生了殖民主義體系和帝國主義行為；往後，為解決“全球文明內部的衝突”，就不得不創造新的全球權力中心，以致形成新興的全球秩序了。 

四，追隨美國反恐，以便加入美國安全體系 

把眼光回溯得稍遠一點，全球秩序的最早雛形，是在美國的“門羅主義”中顯現的。而現在的歐洲共同體正在急起直追，大有超過新大陸美洲聯盟之勢。反面的例子，則有日本的“東亞共榮圈”、納粹德國的“歐洲新秩序”、以及蘇聯的“華沙條約組織”等。相比之下，美國為首的“北約組織”的多國聯盟性質，確實要強于上述這些傳統的一國霸權，所以距離全球秩序的實際功能彷佛反而遠了一點。也許傳統霸權欲速則不達吧，在民族解放運動的衝擊下紛紛垮臺，比起更古老的殖民帝國英格蘭、法蘭西、葡萄牙等，相差無幾。 當然，從過去的拿破崙帝國、納粹的歐洲新秩序，到現在的歐洲共同體之間，是否有邏輯聯繫或是因果關係，而前者何以曇花一現、後者能不能持久等等，都是攸關全球秩序的預測性指標，因而值得深入探討。 

而落實到美中台三角關係方面，臺灣能否加入美日安全體系，則關係到是否足以抗衡中共的威脅。而目前正在進行的反恐戰爭所逐漸滑入的第二戰役，伊拉克戰爭，則為臺灣加入美國安全體系，提供了一個十分好的階梯。尤其當世界各國大多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之時，臺灣是否該像以色列那樣公開而明確地對美國進行實質性的戰爭支持？應該承認，臺灣今天對美國的支持是不夠的；如果臺灣對美國的支持足夠巨大，美國將來對臺灣的實質援助就相應增高。任何強大的國家都需要別國的幫助，美國也是一樣。臺灣如果追隨美國反恐到底，便容易把握機會加入美國為首的集體安全體系。例如，我們如果能夠像日本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向美國提供七十五億美金戰費那樣，在即將到來的第二次海灣戰爭中向美國提供一百億美金的戰費，美國上上下下會無動於衷嗎？美國總統還會繼續挑剔國會已經通過的“下年度外交關係授權法案”，認為“視同臺灣為非北約主要盟邦”的條文是侵犯了憲法賦予他執行外交事務的權力嗎？美國還能夠繼續頑固堅持兩岸的平衡政策嗎？而這個一百億美金，比起臺灣對大陸的龐大投資，實在算不了什麼。而這些“西進的投資”，很可能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的”。

我們尤其要抓住目前的有利時機：上述授權法案包含了一項具有拘束力的條款：“在合乎美國國家利益”的情況下，美國行政部門可派官員至美國在台協會任職──這樣，美國國會就已經與白宮連手提升了美台實質關係。而臺灣政府是否應該立即配合，以援助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方式，來實現台美之間真正的盟邦關係呢？

 （二〇〇二年十月四日）

【第十二節 寧做世界政府一州不做中共政權一省】

一，台海兩岸最新動態

據中國時報報導，國民黨立委饒穎奇率領的一個立委參訪團，本月十四日在北京飯店和“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外圍組織“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進行了一次閉門的“新世紀兩岸關係研討會”，並有幾位中共現役將領參加，幾名中共校級軍官也參與討論。雙方與會人員就兩岸各種等問題進行廣泛交流，三通是其中一項焦點。事後臺灣一位代表認為，大陸軍方對未來兩岸關係極表憂慮，認為“一邊一國”和台獨黨綱是一體兩面，使得兩岸政治對話無從交集，無從談起。中共和平統一的夢想開始破滅，因此，共產軍目前進行的演習備戰具有渡海登陸的特點，企圖儘快形成海空封鎖與島嶼登陸作戰的能力。 

但是轉眼之間，該參訪團在會見錢其琛後，卻轉述錢的傳話說，“只要在兩岸都認同‘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不但簽訂‘五十年和平協議’不是問題，包括臺灣提出的邦聯制都可以討論。這似乎表明錢有點迫不及待了。

到了十六日，錢在會見聯合報發行人王效蘭時，提出兩岸三通可以稱為“兩岸航線”的新說法。然而，對於陳水扁總統呼籲中共應該陸撤除對台部署的飛彈，錢其琛卻響應說，這是國防部署，是中共的需要，不可以討論！

從中共上述自相矛盾甚至前言不搭後語的狀態看，好像是只要能把臺灣拉近“一個中國”的框架與陷阱一步，中共什麼好聽話都敢說，但起碼的讓步卻是什麼也不肯做。可見中共在在所說的全部空話，招招的目的是在佈置“誘敵深入”的陷阱。

另方面，據自由時報本月十六日引述的一項民調指出，六成六八的臺灣民眾認為臺灣失業率節節上升與企業西進中共有關，七成七二的民眾認為臺灣目前“錢進中共，債留臺灣”的情形相當嚴重。該項民調還顯示，過半數民眾不贊成以“三通”來解決臺灣經濟問題，而十三年來臺灣對中共大陸的貿易已占出口總額第一位，但臺灣的經濟沒有起飛反而不振的事實，相當有說服力。而王永慶這樣的商人，則疾呼五年之後將沒有投資大陸的機會了。

上述互動現況預示，臺灣的大陸熱可能已經到達頂峰，而盲目西進的台資台商，極可能淪為淘金幻想的犧牲品。

二，美國霸權箭在弦上

換一個角度看。

九月二十日公佈的布什政府第一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盛讚友人臺灣的民主成就﹔報告希望中共能夠民主、開放，給予人民自由。報告批評共產黨一黨專政，並說大陸的軍事發展威脅亞太鄰近區域。報告重申美國對臺灣自衛的承諾。

目前，中共在美國安全戰略考慮上正好落在兩把椅子之間。美國軍事戰略家還沒有決定如何把中共所帶來的挑戰歸類，是把中共看做冷戰時期蘇聯那樣的“罪惡帝國”，從而使用相互威懾戰略﹔還是把中共看成一個“無賴國家”，從而採用“先發制人”的手段來對付。當然，美國更可能兼用“先發制人”和相互威脅戰略。

如果把“新國家安全戰略”和今年早些時候出臺的“核姿態回顧(Nuclear Posture Review,或NPR)”結合起來看，那更讓中共憂心忡忡。在“核姿態回顧“中，美國聲稱俄國不是一個“迫近的威脅”，但中共卻是。而在小布什的“國家安全戰略”中，他又稱美國對“迫近的威脅(Imminent Threat)”和其它意外情況，將進行“先發制人”。

《華盛頓觀察》週刊（第三期，2002年9月25日）認為，有件事情非常清楚，美國已下定決心對那些給美國安全造成威脅的“垮了的國家 (Failed States)”進行控制。那些“無賴國家”將被國際社會認為已經“自動放棄主權”。因為九一一恐怖襲擊，一個新的國際共識正在產生，即那些幫助和庇護恐怖分子的國家被認為不值得擁有主權，從而合理合法地成為被其它國家控制的對象。

目前很多國家反對美國對伊拉克戰爭，就是害怕美國的霸權過於擴張，其餘的反對多是藉口。很明顯，阿富汗塔裏班政權儘管劣跡斑斑（甚至像“文革”前期“只殺地富反壞右，不反黨委走資派”的紅衛兵那樣炸毀千年石雕），也是一口否認與九一一恐怖襲擊有任何關聯﹔即使像本拉丹領導的犯罪集團，策劃實施了九一一恐怖襲擊，驚天動地，十分了得，但是竟然龜縮在阿富汗，連公開承認的勇氣都沒有，比當年偷襲珍珠港的日本人都不如。事實上，在進攻阿富汗之前的美國政府，也並沒有拿出多少證據來證明本拉丹和九一一恐怖襲擊的關係，為什麼各國政府那時就一致贊同它對阿富汗的軍事入侵？而且紛紛提供援助甚至參與入侵？形成強烈對比的是 ，這些政府現在卻一反常態，在同樣一個追查並肅清恐怖活動策源地的問題上，態度大變，以“證據不足”，甚至以“干擾反恐”為由，來反對美國即將發動的伊拉克戰役。

其實，這次只要伊拉克被名正言順的打敗了，美國的霸權就高高在聯合國之上了。所以我們應該大力支持美國攻擊伊拉克、擴張霸權、淩駕在聯合國之上。因為我們並不是聯合國會員國。

三，聯合國已經過時了

聯合國是“主權國家的俱樂部”，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像是德國日本這些聯合國的公敵都可以加入，而作為聯合國創始國的中華民國卻被活生生地“驅逐”並迄今為止不得加入，因為德國日本再沒有資格加入卻因為算是主權國家所以不得不讓它加入，中華民國也好，中華民國在臺灣也好，臺灣也好，卻因為被認定不再是主權國家，所以就不得加入，就像是一九七一年以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樣。

聯合國這個主權國家的俱樂部雖然到處插手世界事務，但是卻成效不彰。因為它先天被一個不足所限：表面上一國一票的票決制和實質上的強權政治。所以在“民主選舉”的意義上，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莫過於聯合國了，那裏風行的是賄選和買票，對有關世界命運的重大課題，你爭我奪，但不是科學決策，而是討價還價，像是上海街頭菜市場的小販那樣爭執不休。

1950年，當時還不算聯合國意義上的主權國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蘇聯暗中支持下，向聯合國軍挑戰，雖然由於蘇聯集團的支持而沒有落得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樣的下場，但畢竟還是被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活活封鎖了二十多年，死掉八千多萬人口，尤其因為蘇聯還要利用中共的空前孤立處境，來敲詐要挾甚至落井下石。

然而，聯合國將近六十年來的歷程表明，作為全球秩序的擔保者，它是相當無能的。不要說在朝鮮戰場上，聯合國軍沒有打敗中共（那時中共扮演著現在伊拉克的角色），而且對冷戰的蔓延毫無控制能力。

事實表明能夠提供全球秩序的是世界政府，而不是聯合國。聯合國只是“主權國家的俱樂部”，而世界政府卻是“全球指揮中心與最終的主權”。一個有效的世界政府與各國政府的關係，有如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的關係﹔而不是俱樂部老闆與俱樂部成員（顧客）之間的關係。在當今世界上，唯有美國的霸權最接近世界政府的形態。

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已經被新興技術縮小為一個地球村，面對環境破壞、疾病蔓延、軍備失控等全球性的災難，聯合國這個“主權國家的俱樂部”早已入不敷出，甚至處於癱瘓狀態了。建立全球秩序，勢在必行。在最近的將來，如果聯合國成員國真的授權美國攻打一貫出爾反爾的伊拉克，那也不是全然真心的，而是在美國壓力下不得不作出的背書行為。因為很顯然，主權國家的俱樂部已經意識到了全球秩序對自身存亡的真正超越，這種超越會使得主權國家成為過時的、浪費人類資源的擺設，因此美國霸權或是世界政府對於傳統主權國家的威脅，顯然要遠遠大於一個小小的伊拉克流氓共和國。所以像德國、法國、俄國、中共這樣的老牌帝國，曾經不可一世的主權帝國，預感到主權國家的沒落和大權旁落，以及全球秩序正在逐步形成一個全球權力中心，故而反對之聲尤為強烈。他們強烈要求美國在聯合國授權的範圍內活動，就是要用傳統的主權國家時代來阻礙新興的全球秩序時代的到來。但是情況越來越清楚了，現在的聯合國作為主權國家的俱樂部，是沒有可能形成新的全球秩序的，而沒有新的全球秩序，就無法形成可以操作的全球權力中心（而不是像聯合國這樣的俱樂部和論壇），沒有新的全球權力中心，就無從產生有效的全球秩序（以控制環境破壞、疾病蔓延、軍備氾濫、恐怖威脅等等）。由上述觀之，美國如果真的朝向全球秩序的方向移動，就勢必脫離多國聯盟性質的北約之羈絆和國際俱樂部性質的聯合國的制約，才能建立有效的全球秩序。

這一現實將會迫使每個傳統主權，不得不響應全球秩序和世界政府，不得不作出自己的選擇，參與建立並不斷調整與之的關係。當然，每個傳統主權在這個全球秩序和世界政府中到底扮演什麼角色，說到底取決於自己的選擇和作為。所以唯有積極適應這一進程，方能取得自身的優勢地位。

四，臺灣獨立之道，結盟美國霸權

如果我們上述的看法是對的，那麼將來的人們總結這段歷史的時候就會說：“十九世紀是主權國家普及到整個地球的世紀，二十世紀是主權國家之間彼此進行國際聯盟的世紀，二十一世紀則是超越主權國家，以建立世界政府的世紀。”

如果我們的上述的分析是對的，那麼，臺灣在爭取獨立地位遇到困難時，是否需要明確“寧做世界政府一州，不做中共政權一省”的內在綱領？並以如此力道，誘使並迫使正在走向世界政府的美國霸權，下定決心、轉變立場，全力遏制中共、支持臺灣獨立。而臺灣正與中共進行的所謂“兩岸三通”，充其量不過是上述戰略的煙幕及平衡器，否則臺灣危矣！也就是說，臺灣需要在進行“兩岸三通”等民間經貿活動的同時，儘快的在政治上靠攏美國、更緊的在戰略上結盟美國，否則臺灣失去平衡矣。

（二〇〇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第十三節 以中共謀台之計還治中共】

一，中共謀台之計一 

十一月四日，即將下臺的朱鎔基出席“第六次中國與東盟領導人會議”，聲稱過去一年中共與東盟在《聯合聲明》指導下，政治互信進一步提高，合作領域繼續擴大。“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將近一年。事實表明，中國經濟的發展並沒有以損害其它國家的發展為代價，相反已成為東亞經濟的重要拉動力量。今年頭三個季度，中國與東盟貿易額達三八五.五億，同比增長百分之二十七.一。其中東盟對華出口增幅達百分之二十七，一些國家增長了近百分之五十。中國在對東盟國家提供市場的同時，對東盟各國的投資也在逐步增長。我相信，中國投資將成為促進東盟國家經濟發展的新的重要因素。”朱表示，去年中共說願與東盟國家在十年內建成自由貿易區，經過一年鞏固成果，深化合作，他提議啟動“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進程”。所謂“AFTA進程”是在二〇〇一年“第五次中國與東盟領導人會議”上，提出的《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據該協議，新東盟成員的利益可得照顧，享受五年寬限期，中共還向越、老、柬等三個非世貿成員國提供與世貿成員國同等的最惠國待遇，向東盟開放農業市場。中共許諾要“啟動湄公河流域全面開發合作，促進東盟一體化進程”，簽署了《政府間電力貿易協議》，加入《便利跨境客貨運輸框架協議》，為支持泛亞鐵路早日貫通，還投資改造和修建境內昆明至河口的鐵路線。朱表示，宣佈“亞洲減債計劃”是積極考慮使用中共與東盟合作基金，改善柬、老、緬、越內陸航道的發展研究。 

中共啟動與東盟全面合作，其實不是為了維護地區和平與安全，而是為了謀求孤立臺灣。為此謀台奸計策得售，中共不惜犧牲國家利益，出賣南海主權，中共已經準備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因為南海主權只是邊境爭端，臺灣獨立卻是臉面問題。為了使臺灣成為亞細亞的孤兒，中共還承諾推動五個核國家早日共同加入《東南亞無核武器區條約》議定書，企圖間接阻礙臺灣加入美國日本的反導彈計劃。為了打擊臺灣的高科技行業發展，中共將繼續支持並參加“電子東盟”的建設，加大對東盟人員的信息技術培訓，積極參加東盟國家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總之，一切地區事務最好都要排斥臺灣參與，使臺灣無形之中被逐出亞洲社會，如此謀台奸計，可謂昭然若揭。

朱即將在明年卸任，故此“最後的出擊”，並非單純的經濟活動，而是戰略佈局。何以見得？且看下麵的追溯。 

二，中共謀台之計二

江石李胡，如此輪番上陣，借助“三通”合圍臺灣： 

中共主席江澤民十月二十四日訪問美國期間，在德州農工大學僅僅有機會發表二十分鐘演說，卻足足有三分鐘在談論毫不相干的“臺灣問題”。他以加強了的語氣說：“我們有最大、最大誠意，也將竭盡一切努力實現和平統一。”他以前所未有的努力，試圖打動前總統老布什及其任內的國家安全顧問史考克勞夫和德州農工大學的師生們的心：“臺灣問題早日解決，中國早日和平統一，有利於促進亞太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也將使美國在臺灣的利益得到更有利的保障。”其中“使美國在臺灣的利益得到更有利的保障”，確實是一個新的提法，雖然在中共的傳統世界觀看來，這可是十足的“賣國主義”，與“資本家入黨”一樣不倫不類。但即將下臺的江卻再也顧不上許多了，只是急切希望能說服美國朝野，做成一筆出賣臺灣的交易。為加強自己“交易臺灣”的論點，江澤民提出近年來臺灣海峽兩岸人員往來穩定成長，經濟文化和其它領域的交流不斷擴大等項，“臺灣民眾和我們一樣，強烈希望早日實現直接三通。”三通啊三通，這不已經成為出賣臺灣的杠杆了？ 

江澤民企圖“交易臺灣”的動向不是孤立的。早在今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共“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就聲稱，“與中國建交的國家與臺灣當局簽定自由貿易協議，將會給他們帶來政治麻煩。”（中共《國際商報》同日報道）可見中共從來不是孤立看待經濟交流，而是以經濟交流為政治籌碼；並以政治壓力來調控經濟活動。這無異是對中共極力謀求以“三通”來坑害臺灣的陰謀，所作出的絕妙注解。 

更早一點，五月四日，中共“外交部副部長”李肇星在宣傳中共“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三日對馬來西亞、新加坡、美國的訪問時，突出“胡錦濤對美方強調指出：臺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事關中國的統一大業，牽動著十三億中國人民的心。”這種陳詞濫調居然也好意思端上國際臺面，無非是利用其鄧小平指定的“接班人”的身份告訴國際輿論，不要希望中共的世代交替，會造成臺灣問題的緩和與轉機。 

三，是“三通”還是偷渡？

前些日子，立委章孝嚴推動“兩岸春節包機直航”議題，成為關注焦點。但是立委李慶華早先推動“臺灣亞運代表團包機通航”時，中共所訂的《中國大陸與臺灣民間航空器運輸不定期飛行申請和批准程序暫行規定》，其中第二條卻明載了羞辱性條款：“飛機內外標誌、裝潢、設備、供應品不得出現‘中華民國’稱號、旗幟等”。這種可恥的條款明顯具有犧牲中華民國主權的實質，殆無疑義。國家之尊嚴與三通之利誘，豈可兼得？中共既然封殺中華民國，豈不是逼迫臺灣走上獨立建國以維護國家尊嚴的道路？

如果臺灣竟然接受如此條款，那麼與南宋向金兀術稱臣納貢，還有什麼區別呢？

而臺灣面對的這個中共政權，正是以滿洲政權的繼承人自居的一群民族敗類，企圖學習“康熙皇帝收復臺灣”的伎倆，企圖以偷襲臺灣謀奪臺灣（欲知其心態，不妨一閱中共自己編撰五十集的《康熙帝國》電視劇）。 因為中共知道，當今的臺灣絕非三百年前的鄭氏孤立無援，而是有強大的國際社會作為支持。

和臺灣國家安全在三通及直航問題上的顧慮相比較，國家尊嚴其實受到的傷害更大，更早，更為直接。如果說“國家安全在現階段是否可有效管理”，還屬未定，那麼國家尊嚴其實已經明顯的受到了損害。這種現況徹底拆穿了錢其琛巧言令色的說法。 

錢其琛巧言令色，在接受臺灣媒體訪問時，針對“兩岸三通問題”表示，三通是兩岸間的三通，是經濟問題，不是政治議題，不是要先承認一個中國才能三通，大陸方面可以不提“特殊國內航線”，就叫做“兩岸航線”。 然而，聽其言，觀其行，世界上哪有對等的“兩岸航線”，竟然不讓對方懸掛自己稱號與旗幟的道理？ 其實，“不能懸掛稱號與旗幟的三通”，對臺灣是一劑飲鴆止渴的毒藥；不是正常交往，而是偷渡。不僅國家尊嚴和國家安全遭到破壞，即使在經濟利益上也是貽害無窮。 

而今的中國大陸，遠遠不是法治之邦。《華盛頓郵報》十一月十八日一篇分析報導，指出外資在中國大陸的處境危險，到今年八月為止，外資在大陸四十一萬多家企業中注入八千〇六十億美元；但大陸當地合資者翅膀硬了後，利用國外技術自己出來做老闆，已對外資者形成嚴重問題。尤其因為，吸引外資也成為共幹擴大特權的階梯，大陸許多城市的共幹目前都競相吸引外資，能夠套取外資的地方政府共幹，也順利成為這次中共十六大的代表。這種“油水”使得問題開始惡化，導致外資公司和當地共幹之間出現權力鬥爭。以臭名昭著的江蘇省南通一家美中合資的聯星電子機械工業公司UniStarElectro-Mechanical為例，這家公司的共幹執行主管們在銀行裏開戶存了四十萬美元，自己創立了公司，準備利用合資公司所獲得的技術，反過來跟合資公司競爭。聯星公司是製造汽車〇組件的，汽車〇組件是世界成長最快速的產業之一，來自美國加州的投資人在聯星投資了五百三十萬美元。這不是孤立的一幕。如此過河拆橋的戲碼，在當今中國大陸的中外合資企業競技場中，經常上演；對於那些夢想廣大市場的外國商人而言，這個陷阱是回避不了的。 

試想，對於擁有國際法擔保的“外資”尚且如此，那麼對於缺乏國際法保護的“台資”，處境豈不更為險惡？ 

四， 如何還治中共

國家之尊嚴與三通之利誘，既然不可兼得，那麼只是能國家利益為先。

中共謀台奸計雖然頻頻得售，但是我們也要清醒的看到，這些謀台奸計雖然險惡，其實恰恰反過來捆住了中共自己的手腳，使得它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無法遂行武力攻台。

美國的現行官方政策，對臺灣獨立已經是完全的中立（不支持，不反對；客觀說明即使臺灣片面宣佈獨立也只是“危險”而已），這事實上就是同情臺灣獨立。如今世界，到商店裏購買日用品都有危險，何況宣佈一國獨立？危險是客觀存在的，即使不宣告臺灣獨立建國，臺灣面臨的危險就不存在嗎？危險依然存在的，從長遠看來，也許更大。

前兩年中共誤判形勢，冀圖“展現大國外交”，導致美國總統小布什的反彈。現在越來越清楚，小布什的鷹派立場加速美國單邊主義的成形，推動並最後促成了世界單極秩序的定型。雖然單極世界是美國一強獨大形勢下國際力量對比的必然歸宿，但如果沒有“九一一”恐怖攻擊和小布什的強硬反應，這一天還不知要等多久才會到來。由於反恐戰爭的深化，單極秩序的影響與日俱增。這不僅僅“張揚了美國利益和價值”，在國際上擴大和加強了美國的存在，事實上，最近結束的美國中期選舉結果表明，小布什已經相當成功地整合了冷戰後國內無所適從的民眾心態，並把主流意識形態引導到了保守主義的軌道。這樣，小布什就能夠從容地面對國內不同政治勢力所發出的雜音，將美國民眾的步調，最終統一到與單極世界相適應的單邊主義或“布什主義”上面來。 

這一局勢對臺灣建國非常有利，十一月十八日，美國國會兩院終於通過《二〇〇三年財年國防授權法》統一文本，其涉台條款要求美國總統向國會提交報告，說明美台之間進行共同作戰訓練等問題的可行性。中共甚知此事厲害，故強烈要求美國政府“採取有效措施阻止《二〇〇三年財年國防授權法》涉台條款通過成法”。 

外交是實力的折沖，中共對美關係演變到今天看美國的臉色行事，步步敗退，哪里還有什麼“大國外交”可言？主因不僅是共產黨受到美國法律的歧視（和納粹黨並列為邪惡組織，外國人入籍時如果參加過共產黨需要自首報備），而且中共作為西太平洋的新興強權，已經繼承了日本法西斯當年的國際壓力，美國朝野豈能時隔六七十年，又一次眼睜睜地看著又一個“赤色小日本”起來和他爭奪西太平洋的控制權？所以，臺灣的國家利益，就在於自覺維護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霸權，只要美國贏了，臺灣就贏了，只要美國輸了，臺灣就危險了。今天的美國不是七十年代的美國了，它不可能再從臺灣撤退了，因為臺灣是島鏈的一環，不像越南是大陸的邊緣。更重要的是，當今世界，已經沒有蘇聯陣營，共產主義是負債不是資產。即使臺灣宣佈獨立，中共在美國政治經濟的雙重合圍下，貿然發動台海戰爭可能性及其勝算，也是實在不大。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十四節 強化自由貿易 制衡三通漩渦】

一，反守為攻，建議中共著手銷毀導彈

中共新華網北京十一月二十七日報道中共“國務院台辦”發言人張銘清在當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共十六大報告重申臺灣問題不能無限期地拖延下去，體現了時間上的迫切感，因為臺灣問題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中共好像不再打算遵守毛澤東“一百年以後”和鄧小平“五十年以後” 再解決臺灣問題的策略，而準備提前行動了。為此，張銘清在記者會上還向臺灣政府喊話，不要再對中共重要的政策宣示置若罔聞，而要作出正面響應。

張銘清選擇此時此地如此談論“臺灣問題”，是否一反常態，甚至有點迫不及待呢？

可以參照上述發展的一個事件是，臺灣駐美代表程建人說美方官員曾經私下向他透露，江澤民與美國總統布什十月間在克勞福德牧場會面時，曾向布什主動提出，為了減低台海的危機，北京政權願意撤離或是減少部署在東南沿海瞄準臺灣的導彈，以換取美國減少對臺灣軍售的質量與數量﹔江澤民點到為止，所以雙方沒有再就導彈問題交換意見。但是據觀察，情況好像沒有這麼單純，因為過了不久，陳水扁總統在接見由美國前國防部長培裏所率領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訪台團成員時，對方卻主動問及，若是中共主動撤除或減少對台飛彈部署，臺灣政府將作何反應？“美中關係委員會”一貫在台美中三方扮演“第二管道”的溝通角色，培裏此行下一站就是北京，並與中南海高層會晤，可見他們在臺北的發問確實具有某種操作意圖，而這種操作意圖在本質上是配合中共的戰略部署，這就是所謂十六大方針：“臺灣問題不能無限期地拖延下去，臺灣問題早解決比晚解決好。”

人們知道，任何種類的導彈在撤離之後，都可以立即重新部署而且必然會重新部署。同時由於不同類型的導彈具有不同的射程，即使中共導彈部隊撤離了大陸沿海地區，依然可以從縱深的內陸地區發動對臺灣的導彈襲擊，除非中共採取行動切實銷毀這些導彈。因此，江澤民所謂的“撤除導彈建議”完全是一個假動作，是一個迷惑性的煙幕，其背後的目的是企圖對臺灣趁火打劫，利用臺灣目前的某些困難，來加劇臺灣的另些困難。在中共看來，臺灣問題最糟糕的就是維持現狀，陷入僵局，因此只要是動，就是好的，哪怕是撤退導彈這樣的“動”，即所謂“退一步進兩步”是也。

為了給自作聰明的江澤民一點教訓，可在某適當場合響應一下張銘清和江澤民：僅僅撤除威脅臺灣人民安全的導彈是不夠的，中共應該學習俄國，適當銷毀一些導彈，來顯示裁軍的誠意；臺灣也可適當減少進口一些防衛性武器，皆大歡喜；這樣，中共十六大的造作的“善意口號”，才算是落到了實處。

二，臺灣勢弱，有機可乘？

就在張銘清講話前兩天，十一月二十五日，海外的親共媒體“多維新聞社”的記者王海川，利用臺灣農漁會金融改革危機，在報導中擴大解讀說，臺灣民眾對於陳水扁政府的信心可謂已經嚴重削弱，人們對未來重要問題的改革日益擔心。他並預言說，隨著二〇〇四年下屆總統選舉的到來，陳水扁面臨的政治壓力只會增加，不會減少。因為“到目前為止，陳水扁的政策撤退還沒有平息風暴。儘管陳水扁上個星期呼籲農漁民取消示威遊行，但是十多萬農漁民二十四日還是進軍臺北，成為臺灣首都歷史上最大規模遊行之一。”

顯然，這種分析多少反映了中共的觀點。中共一直拒絕和民進黨政府打交道，最近卻要民進黨政府公開響應中共的政策。這當然也是個假動作，是中共著眼於下屆臺灣總統大選，而企圖在臺灣選民心目中培植親善形象的廉價動作，並不是真的想要和拒絕“一個中國”的民進黨政府展開對等談判。

顯然，中共還認為，臺灣目前勢弱，中共目前勢強，中共可以利用目前的有利形勢，發動對台政治攻勢，以便繼續擴大其從外部孤立和從內部瓦解臺灣政府權力基礎的策略，以便迫和，讓臺灣落入“一個中國”的致命陷阱。

顯然，臺灣政府既然已經拒絕了“一個中國”，就無法再回頭擁抱“一個中國”了，否則臺灣手裏的籌碼就比拒絕“一個中國”以前的更加少了，當然更加不再可能回到以前那個“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模糊之中去了，除非是被逼無奈地“回到祖國大陸的懷抱了”﹔中共深知這一點，所以就企圖繞開僵局，回避臺灣永遠不能再承認的“一個中國”，誘使臺灣與中共互動，從而給國際間一個“海峽兩岸重新建立政治關係”的假像。

人們不無理由懷疑，臺灣最近的政治動盪後面，還有中共的影子。中共不僅利用三通來分化瓦解臺灣社會階層各利益集團，而且利用三通造成的通貨緊縮來擠壓臺灣的經濟和財政。據美國《商業週刊》最新報導，人數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和決策者開始認為，中國的通貨緊縮將危及全球經濟，摩根斯坦利經濟學家羅奇(Stephen S. Roach)的研究結論指出，“中國物價正在成為全球物價。”例如，中國物價已經導致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貿易不平衡，墨西哥很多工廠正在遷往中國大陸；中國大陸生產的大量廉價消費品和食物開始氾濫成災，導致日本生產商虧損破產……日本金融服務省負責國際事務的次大臣黑田春彥（Kuroda Haruhiko），在今年十一月中旬尖銳地指出，“中國正在把通貨緊縮出口到亞洲其它國家。”這些國家的名單中，難道可以排除掉正與中共日夜進行三通的臺灣嗎？

中國大陸生產的廉價產品充斥全球，在其它國家經濟疲軟之際，中國大陸今年的出口已經增長了百分之二十！在中國國內，過度生產已經導致工業品價格在過去五年中下跌了百分之七，〇售價格下跌了百分之十！難道臺灣目前正在經歷的經濟危機，真的與三通的日益擴大化毫無關聯嗎？事實上，由於和大陸距離最近（比韓國、日本還近），語言文化又最少隔閡（比東南亞華僑還少），臺灣經濟受大陸影響更大。上個星期，臺灣股市的銀行保險指數下跌了百分之六，如果繼續擴大三通，後果會如何呢？

三，臺灣爭取簽署多重的雙邊自由貿易協議網 

 

面對如此後患無窮的“與狼共舞”（“三通”）所造成的社會亂象與經濟弱勢，唯有積極爭取和美國、日本、歐盟、東南亞各國協商簽定雙邊自由貿易協議，以進一步撤除雙邊的關稅和貿易障礙，同時密切雙邊政治關係，方為制衡之道。建立臺灣與（中國大陸以外的）其它國家之間“自由貿易區”，可以抵銷或是降低（與中國大陸的）三通所帶來的社會與經濟危害，至於可為臺灣和對方帶來的直接經貿利益，相形之下倒是其次的。

臺灣和各國之間透過簽訂自由貿易協議，進行產業研發、技術移轉，可以吸引外國投資，也可幫助高科技產業提升﹔最為重要的是，洽簽自由貿易區將可加強對外關係，意義超過經貿層次。尤其考慮到，中共當局一再圖阻撓臺灣和其它國家討論自由貿易協議，所以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相對於三通，確有平衡作用。

當然，凡事採取間接路線，可以增大成功的機率。如美台商業協會理事長韓儒伯對運用政治運作來促成簽定自由貿易協議感到擔心的那樣，自由貿易協議首先或是表面上應該是完全基於雙邊的經濟利益，而不是直接作為雙邊政治關係的工具。唯有如此“經濟基礎”，才能順理成章地造就“政治關係的上層建築”。在這方面，臺灣多少需要作出某些讓步。否則正如韓儒伯所說“以為政治上的關係可以掃除簽定自由貿易協議問題中的經濟障礙，可能過於高估了政治關係的作用，我認為這是錯誤的”。相反，我們倒是可以思考，如何利用經濟上的關係，來幫助掃除政治方面的障礙。

四，預防中國大陸的經濟泡沫趨於破裂

以自由貿易協議來抵銷或是部分抵銷與中國大陸之間的三通所帶來的社會和經濟方面的負面影響，從而“以戰養戰”，爭取時間，贏得形勢的轉機。尤其我們已經看到，中共目前對台施加壓力的主要武器──經貿王牌正在露出破綻。

如，中共金融系統現有的“天文數字般的呆賬”──五萬七

千億人民幣，正在擠壓中共的社會結構而隨時可能導致某種崩潰。如果生產商關門，銀行系統崩潰，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工人失業，中國大陸積蓄已久的社會危機將隨之爆發。由於呆賬數目之大，平均每個大陸人分攤五千人民幣，大大超過其人均國民所得，所以中國大陸的通貨緊縮問題不會消失，除非其前提──數千萬計的城市工人的失業和數以億計流入城市的無業農民的存在，突然消失。而根據專家們的研究結論，解決這些就業問題，需要數十年時間。看來，臺灣需要據此認真考慮自己的未來，慎防被中國大陸隨時可能發生的崩潰和內亂所造成的巨大牽引力量給連帶拖垮。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第十五節 臺灣應該和中共簽訂兩岸五十年和平協議嗎？ 】

國際政界和輿論界的一個錯誤認知，就是把中共定位為民族主義政權，並在這個基礎上尋求對策。結果事實證明這個定位是錯誤的，於是西方對華政策也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誤判中共並下錯藥，最終反而助長了中共的潛在勢力，導致中共不斷坐大。 

一，中共希望以政黨輪替來削弱臺灣？

十二月七日，北高市長選舉剛剛落幕，海外親中共媒體“多維新聞社”，就以“總統選舉的預演”為題，預測“充滿魅力的馬英九在二〇〇四年將贏得總統選舉”，大肆宣傳“此次選舉被認為是二〇〇四年總統選舉的預演，並且為臺灣與大陸的關係確定基調”。 

其實，任何一種選舉結果在長期效應方面都可能具有兩面性，否則就不存在所謂“轉敗為勝”或是“轉勝為敗”的可能了。既然如此，親中共媒體為何大力宣傳“這次臺北和高雄兩地選舉競爭非常激烈，被廣泛認為是對陳水扁總統的信任投票”、“其倒退政策及其在與中國大陸關係中的無所作為激怒眾多選民”、“經濟衰退和高失業率使執政的民進黨損失不少選票”、“執政黨開始失去自信”？ 

看來，很可能是為了突出以下這個結論性的“分析”：“選前人們預計，臺灣政治按照出生地而出現兩極化，外省人主張統一而本省人則更傾向獨立。陳水扁的政策開始老練成熟、更趨獨立性，中國大陸對他疑慮重重。分析家認為，在執政近三年後，陳水扁的大陸政策開始成形。一些人認為，選舉後陳水扁將會通過與大陸交往來促進臺灣經濟，但另外一些人認為，陳水扁可能更趨向台獨。” 

看來中共確實希望臺灣再度出現政黨輪替，不過不是為了民族主義的理由，例如希望外省人掌權以便對話談判等等，而是希望臺灣在不斷的政黨輪替下遭到削弱。 

二，中共絕非民族主義政權 

中共絕非民族主義政權，而是一個隨時準備出賣民族的寡頭政體。 

中共不是一個民族主義政權，所以它考慮問題的方式不是民族利益至上，而是“四個堅持”，即堅持一黨壟斷政權，其它經濟改革社會改革，均是作為輔助手段相機使用，而絕對不可違反這個“黨性原則”。 

中共的這一性質，由以下最新事實可以一目了然： 

中共新近修訂公佈的“全日制普通高中歷史教學大綱”，以馬列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認為不能把岳飛、文天祥稱為“民族英雄”。其理由認為，“科學地分析對待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戰爭，這些戰爭應是國內民族戰爭，是兄弟鬩牆，家裏打架，基於此，只把反對外來侵略的傑出人物如戚繼光、鄭成功等稱為民族英雄。”大綱提出，對待岳飛、文天祥這樣的歷史人物，雖可肯定他們在反對民族掠奪和民族壓迫中的地位，但並不能稱為民族英雄。 

此一大綱公佈後，引起海內外華人社會的強烈抗議。甚至中共《人民日報》網絡上的《強國論壇》，都有不少網友展開激烈辯論。人們普遍認為，岳飛作為民族英雄，在華人心中早有定論，其抗金事蹟和完美品格，受到華人永遠的懷念，但中共的所謂“教育部”卻妄圖撤銷岳飛民族英雄的稱號，讓華人不能接受。有人批評中共的做法是“把歷史當成灰麵團隨意搓揉”，並質疑一個對歷史都不尊重的政府，會尊重民族嗎？另一位網友說，看來秦檜平反的日子不遠了。 

而海外華文刊物《黃花崗》的反應更是激烈，十月號就已經發表了《討北京洋教政權檄》，聲討中共“中央人民政府，乃是一個像滿洲妖孽一樣從東北偷偷入關、勾結北方蠻族蹂躪中華的野蠻盜匪集團。”“在賣國的國際主義功勞簿上，中國共產黨的成績，遠遠超過了簽訂二十一條的袁世凱，超過了勾引滿韃子入關的吳三桂，超過了萬世唾駡的秦檜，超過了兒皇帝石敬塘……總而言之，大大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切賣國賊的總和！”因此“千百萬下崗工人正在慘遭北京洋教政權背信棄義地對待，清楚說明了北京洋教政權完全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而是國際陰謀集團滅亡中國的險惡戰略的無恥工具”。可見中共政權的反民族面目，已經逐漸被世人洞察。 

三，WTO架構諮商兩岸事務是一個正確的開始 

既然中共不是一個民族主義政權，而是首先考慮能否穩固其一黨統治的少數寡頭政體，那麼民主臺灣與之打交道的方式其實就簡單多了。 

例如，我們一貫主張，臺灣與大陸的交流，必須在國際法的框架內進行，否則就是“與虎謀皮”，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往無來”。我們這樣說的理由，不是意識形態上的“漢賊不兩立”，而是現實政治上的“深刻瞭解對方”，瞭解中共最終會為了穩固一黨統治而在必要的時刻犧牲其“國家民族的利益”。 

西方國家政府就是因為不能理解中共的這一特性（平實而論，即使中共的老師前蘇聯，在這一“賣國”特性方面也遠遠不及中共，而西方國家經常拿衡量前蘇聯的尺度來衡量中共），所以一錯再錯，在沒有取得中共足夠的政治讓步的前提下，就開始資助中共擴張經濟勢力，結果致使中國大陸政治改革停滯甚至倒退，最終必將養虎遺患。而臺灣顯然比西方國家更瞭解中共，所以堅持拒絕在“一個中國”、“海峽兩岸”、“炎黃子孫”等陷阱下與中共進行三通，至今成功的保衛了國家安全。 

果然就在本月四日，中共在拖延一年之後，不得不正式通知臺北，同意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架構下與台方諮商鋼品防衛措施。儘管中共在通知中還是以掩耳盜鈴的方式，將“臺北駐WTO代表團”稱為“駐WTO經濟文化辦事處”，企圖給自己一點臺階，但中共拖延不決的讓步畢竟是顯而易見的了。 

這一“臺灣問題國際化”的發展，其導因從技術層面看，是因為中國大陸作為全球主要鋼品進口國，在數月前針對韓國、日本、歐盟、臺灣等多個世貿組織會員採取反傾銷措施，依世貿組織的規定，各世貿組織會員可以要求與大陸諮商，包括韓、日、歐盟、臺北等世貿組織會員均向北京要求諮商，但是北京拒不響應臺北的要求，僅與韓國等國諮商。對北京的態度，臺北多次抗議，並表示中方如再不響應，台方將向世貿組織提出仲裁，告北京違規，在經過數月的壓力後，中共常駐世貿組織代表團終於不得不正式通知臺北代表團及秘書處，願與台方展開雙邊諮商。 

但是從政治層面看，中共在拖延如此之久之後，突然決定選擇在北高兩市投票前僅僅三天，作出如此重要的通告，不能不說是別有用意的，即以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方式，隱形介入臺灣選舉。這種隱形介入很可能是吸取了以前直接干預的反效果教訓，於是嘗試用“和解”、“讓步”的方式，來瓦解臺灣朝野的心防，以曲線方式來側擊中共心目中的特定人士。在某種意義上，這既是臺灣的一個勝利，也是對臺灣進一步考驗的開始。 

四，兩岸可以簽署“五十年和平協議”？ 

從上述種種情形可以看到，只要臺灣一點一滴積累分數，不難以韌性的角力戰勝中共。 

目前在兩岸角力中，台商春節包機是個著力點。 

臺灣政府以極大的韌性，已經贏取了很高的分數。 

在起降時間帶方面，兩岸的歧見實際上完全可以化解，但是雙方都需要利用這些籌碼來討價還價。只是臺灣不必讓步，因為急於三通的是中共而不是臺灣。 

在最近召開的“第二十三次科技顧問會議”上，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並建議，應加速三通，降低企業的全球運籌成本，並建議兩岸簽署“五十年和平協議”。 

擔任主持人的施振榮在開場時表示，“先不管政治，純就經濟面來說，市場就是供與需。所謂供，就是要掌握資源，可以透過市場及投資來掌握。他表示，“政府希望台商的資金能夠回流，但是，台商成功了，需要資金再投資；失敗了，更需要資金繼續投入。只有在當地沒有前景時，才會有資金回流。” 

常言道，商人無祖國。 

那麼，怎樣創造一個即使無祖國的商人也都不再願意前往投資的中國大陸的投資環境？ 

實際上，有許多方式可循。 

據十一月底出版的中共《南方日報》下屬的《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雜誌《做空股市：外資和券商的綜合引力？》一文透露，多種跡象顯示，“國際超級主力，正在做空中國股市”。而且“如果中國股市再持續陰跌三個月，股指跌到所謂‘完美市場’的一千點，中國股市將不推自倒！”目前股指約一千三百點左右。 

二〇〇二年的中國大陸，中小券商和基金公司一概“痛徹感受到冬天的寒冷”。例如從六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底，股指跌去百分之十五，一萬四千億市值灰飛煙滅，券商、基金更別說大量散戶，都被重度套牢。 

記者的調查顯示，不少經濟學家和證券人士認為境外機構正在有意做空中國大陸的股市。而隱藏在背後的目的不言自明：將中國大陸國內的股市指數調控到他們認可的區間，將有利於這些利益集團的進入。在市場調整過程中，中國大陸國內券商的倒閉將使境外機構更加容易實施其計劃。鑒於資本市場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境外機構的參與，將使得中國大陸資本市場充滿複雜性和特殊性。 

中國大陸股市與國際接軌的方式，是錯誤的“股價與國際接軌”，而不是正確的“上市公司的質量、管理結構與國際接軌”，結果導致投資者不能分享上市公司發展所帶來的分紅。 

分析家指出，如果按照國際標準來擠“泡沫”，以十一月二十八日中石化收盤價三.二五元為例，其在香港的同期價格為一.二元，那麼還應該減掉二元。 

這意味著，中國大陸的股指還要減半，跌到六百點以下才算大功告成。多種跡象顯示，中國大陸正在走上日歐美引導的國際性經濟蕭條。而幾年後步入蕭條穀底的時候，中國大陸的經濟起飛神話也就不攻自破了。那時，以短線操作獲取下崗生活費的股市中小投資者們還存在嗎？熱衷於大陸投資的台商們還能繼續盈利嗎？那時，還有人繼續叫喊要和中共簽訂一國兩岸框架下的五十年和平協議嗎？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日）

【第十六節 中共最擔心臺灣海峽會發生什麼事？】

共產黨的哲學是零和而拒絕雙贏的，因此依然奉行“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的毛語錄為圭臬。根據共黨的這一習性，我們可以從共黨正在台海策劃的陰謀和正在擔心台海發生的事件中，更清楚地比對出什麼情勢可能對臺灣有利，而什麼事情對臺灣不利。例如，中共目前最擔心臺灣海峽會發生以下事件：

一，美日警告要對北韓動武 

北朝鮮外務省發言人十二月十二日宣佈，即日起解除一九九四年“朝美核框架協議”簽訂以後對於核計劃的凍結，立即重新啟動和建設電力生產所需的核設施。這種發展已經構成了“北韓核武危機”，於是美國國務卿鮑爾、國防部長倫斯斐、日本外相川口順子及防衛廳長官石破茂等人十二月十六日進行安保協議，暗示可能向北韓動武。同時，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十五日在丹麥的鹿特丹舉行的安全論壇上透露，九十年代初其行政機構曾計劃摧毀北韓核設施。這一次，雖然日本官員曾反對在公報中明確記載威脅字句，但美國官員還是堅持主張對北韓核武的懸案必須添加威脅，以傳達必要的信息，為可能的解決預先鋪路。 

如果朝鮮半島的核子危機加深，勢必連累中共，從而打亂中共的瘋狂吸金計劃和以商圍政包抄臺灣的既定方針。中共當然不願意看到這樣的發展，所以不惜聯合俄國，企圖阻止日美韓與北朝鮮的攤牌。中共希望通過吹噓自己對北朝鮮依然擁有影響力，來充當說服北朝鮮的“關鍵角色”。其實呢，中共在意識形態上早已與北朝鮮分道揚鑣，新近又逮捕北朝鮮新義州特首楊斌，又頻頻釋放北朝鮮難民前往南韓，面對如此的背叛和羞辱，金正日早已恨不得一槍打死江澤民和胡錦濤，北朝鮮哪里還會買中共的帳？況且北朝鮮聲稱自己的核設施沒有對南韓和亞洲區內其它國家構成威脅，只是為了彌補美國單方面停止供應燃油造成的電力損失。 

如此看來，中共自己其實才是直接觸發北朝鮮此次核武危機的罪魁禍首，在這種情形下，中共如果膽敢在美日要求下採取行動中止對北朝鮮的援助，這不僅不能對金正日政權帶來打壓，反而激勵他鋌而走險，扮演東亞地區反西方的英雄角色，而現今的中共已經被軟化到不足以扮演此等角色的地步，唯有瞻仰美國的馬首。在這種意義上，北朝鮮的此次挑戰，與其說是針對美日的，不如說是針對中共與俄國的，因為美日早已是北朝鮮的宿敵，增之一分不長，減之一分不短，而面對北朝鮮的挑戰姿態感到最為震驚和難堪的，其實是它以往的同夥、現在的對手──親美媚美的中共和俄國。 

韓戰曾經有效保衛了臺灣，如果再發生一次韓戰，臺灣獨立就會正式提上議事日程。

二，中共無法使日本在海峽衝突時保持中立 

日本《讀賣新聞》十二月十四日報道，中共內部故意放出的消息說，《人民日報》一位記者不久前在《戰略與管理》雜誌上發表文章“要求中國人摒棄反日情緒”一事，其實具有曾慶紅的背景，而曾慶紅在新領導層又恰好負責對日關係。 

這似乎是十分怪異的。因為曾慶紅的主人江澤民並不親日，幾年前訪問日本，因為索取日本道歉不果而導致雙邊關係極為冷淡。尤其今年春天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遭到中共的強烈反對，但曾慶紅為了討好日本，竟敢於在今年內就訪問日本。不僅如此，中共十六大剛剛結束，曾慶紅作為新任的政治局成員，不僅首先接受外國記者訪問，而且是首先接受日本記者的訪問。 

種種跡象顯示，中共顯然比日本更急切地希望改善兩國關係。為了控制民眾激烈反日思想（看看各地的抗戰紀念活動就一目了然了），曾慶紅的影子記者甚至詭辯說，因為“中國正逐漸成為經濟及政治強國，相反日本正逐漸退色，因而中國一貫抱持的反日偏見已不合時宜”。他還破天荒地提出，“中國要阻止日本重建軍事力量是不切實際的行為，中國應該尊重日本重新恢復作為軍事及政治強國的權利，中國對日本的復興抱持恐懼是非理性及不文明的行為”！這與中共官方的一貫正式主張，是相當悖逆的。 

很明顯，中共現在具有企圖賄賂日本的動向，並可能陰謀使日本逐步脫離美日安全體系，其目的無非是要日本在台海衝突裏儘量保持中立。中共的這一企圖不完全是異想天開，而是具有一定的現實基礎的。例如，中國大陸今年將取代美國成為對日本的最大出口國。據CNN報導，中國大陸去年（二〇〇一年）對日本出口就已劇升百分之十八，達到七萬〇三百億日元，稍微低於美國。而據日本《經濟新聞》發表的統計數據顯示，不包括通過香港的貿易，中國今年前十個月對日本出口發貨總額六萬三千一百億日元（五百一十二億美元）。這一數字已經超過日本從美國的進口四百九十億美元或從歐盟的進口三百六十六億美元。另方面，日本對美國出口仍然比對中國出口高出三倍以上。但日本對中國出口增長速度卻很快，是日本不得不顧及的對象。

然而日本當局已經充分意識到中共的潛在威脅，所以不惜對中國大陸的農產品發起貿易戰，以遏制中共影響的繼續擴大。當中共與東盟十國建立自由貿易區談判進入最後階段時，日本也提出了自己的類似計劃予以牽制。日本的這一態度表明了，中共想要日本中立化的企圖，恐怕還是遙不可及，有其難以取得美國的同意。

美國如果拒不同意日本中立化，又怎麼可能同意臺灣落入中共手中？

三，臺灣不再出現新的政黨輪替 

《華爾街日報》十二月九日發表評論文章說，“上個星期六的選舉為十五個月後的總統選舉奠定基礎，執政的民進黨在臺北大敗，但在第二大城市高雄以微弱多數獲勝。臺北市長、國民黨的馬英九獲得百分之六十四的選票連任，當時分析家認為這可能促使馬英九參加二〇〇四年的大選，而如果馬英九最終當選，他可能改變陳水扁的政策，對中國大陸採取更為妥協的方式。”現在，雖然連宋配的可能高於馬英九的出馬，但上述分析還是適用的，並指出中共希望看到“新的政黨輪替”可以削弱臺灣，至少是軟化臺灣對中共的立場。

中共當局，現在像是一個等待機會的賭棍緊緊盯住賽馬場上的一舉一動那樣，緊緊盯住國民黨即將提出的“政策白皮書”，企圖不再重犯二〇〇〇年上次大選時的錯誤表態，海內外輿論相信，朱鎔基在上次大選的關鍵時刻對民進黨的攻擊，反而使得民進黨獲利，結果使得臺灣“香港化”的機會更為渺茫。 

以兩岸直航為例，臺灣的主流民意是贊成有條件的直航，多數民眾認為直航應兼顧國家安全，反對把直航的經濟利益置於國家安全因素之上。由全國教師會、臺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委託《中國時報》在十二月九、十日和十一、十二日，透過電話訪問臺北及高雄市民的一項最新民調結果顯示，二〇〇四年總統大選展開後，北、高都有半數民眾擔心臺灣的政治人物會做出賣臺灣、危害臺灣安全的事情。臺北市有效樣本數為一〇六九人，高雄市有效樣本數為一〇七九人。調查結果還顯示，在日常生活中因省籍背景和別人不同而有過不愉快經驗者，臺北、高雄也各僅有百分之一二.三和百分之一〇.七。中共顯然不希望看到這樣的民調結果出爐，中共希望臺灣人民內鬥內亂且被商業利益蒙住眼睛，就像早先大陸農民被“分田分地”的障眼法所惑，落入共產黨精心佈置的土地黨有化陷阱。

如果臺灣不再出現新的政黨輪替，那麼中共兩年半以來對民進黨政府的抵制，就會付諸東流了。更進一步，如果中共被迫回過頭來再與民進黨政府認真談判的話（中共總不能再等待四年吧！），那麼中共“和平統一”的征服計劃，也就不得不劃上句號了。這顯然是中共獨裁政權的惡夢。 

四，民進黨政府繼續抵制“一個中國”

中立的觀察家認為，民進党在北高兩市長的選舉中避免了真正的失敗。但是兩市的市長選舉其影響也的確超出了兩市的邊界。執政黨在選舉之後提出需要變化，要更謙卑地傾聽人民的聲音。 

北京的外交消息來源說，市長選舉之後，北京沒有發表任何正式評論，因為中共新領導人已經決定二〇〇四年大選之前決不和民進黨政府打交道。共產黨還在等待什麼？共產黨可能是害怕“同陳水扁的正式接觸”會被海內外解釋成“大陸承認了民進黨的執政地位”。不久前，錢其琛在廣東“視察”的時候，告訴在當地投資的臺灣商人說，北京希望儘快實現三通，三通談判可以在臺北不宣佈承認一個中國的前提下舉行。 

事實上，中共企圖用類似於“圍點打援”的方式來孤立陳水扁政府，進而瓦解民進黨。中共期待，“圍點打援”這種“解放戰爭的戰略戰術”可以最終幫助中共結成反對民進黨政府的統一戰線。可以說，這也是江澤民廣泛學習毛澤東的一個方面。江澤民利用臺灣商人牌，正如毛澤東當年利用大陸農民牌一樣嫺熟，當今的三通，在中共危害臺灣安全的謀略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中共一九四〇年代攻克大陸的謀略中的“土改”，十分近似，都是利用民眾（臺灣商人和大陸農民）來孤立政府，採用圍點打援的詭計，企圖各個擊破對手。現在，中共在經濟上增加了台商對大陸的依賴性，正如當年中共在經濟上增加了農民對土改的依賴性，拖人下水，而後予取予求。所以不論三通還是土改，最後都必然使得親共的商人們和親共的農民們的希望，歸於一場空。 

民進黨在二〇〇〇年贏得大選後，北京曾經懲罰支持民進党的台商，但這種歧視去年已停。為什麼？顯然因為中共已經端正了自己的戰略思想：徹底孤立民進黨政府，就像當年徹底孤立“國民黨反動派”，以便“結成包括各個民主黨派在內的統一戰線”。那麼人們不僅要問，根據中共的這一戰略，那麼當今位於臺灣的（相當於當年大陸的）“八個民主黨派”（“共產黨同路人”），是誰呢？他們即使不喜歡共產黨專政也不要緊，因為共產黨還有時間，也有耐心慢慢拉攏。 

無怪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Monash University）亞洲研究教授、研究臺灣政治問題已經三十年、一直同情民進党的賈克布（Bruce Jacobs）說，“我認為民進黨迫切需要警醒。但這次是否能起到警醒作用還是個問題。” 

不過，我們倒是相信，現在的臺灣民眾比過去的大陸民眾遠為清醒，教育程度更高。儘管高雄和附近城市失業率比相對繁榮的北部更為嚴重，但民進黨在南部的基礎幾乎沒有縮小，這就是一個明證，儘管經濟不景氣，但只要人民知道共產黨的陰影比任何不景氣都更為危險，問題就簡單了。香港“五十年不變”的共產許諾僅僅維持了五年，共產黨就要動用“二十三條”來扼殺最後一線生機了，而且，中共已經組織群眾部隊上街遊行，進行自我聲援──臺灣政府有關部門，需要把這一切恐怖的含義，具體闡釋給臺灣民眾，因為中共這些做法與過去發生在中國大陸的赤化恐怖、以及中共企圖強加給臺灣的“和平統一”，是多麼相似啊。 

這樣看來，中共所擔心的事情，還會繼續發生，臺灣政府抵制“一個中國”的政策，已經樹立了一個不畏強權的典範，任何人想要開歷史的倒車總是更為艱難的，因此讓臺灣人民重新接受“一個中國”所需要承受的風險，恐怕不是任何政黨可以承受的。而這正是中共所擔心的。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另起一頁）

【第二章】

 2003年統獨掙扎

（另起一頁）

【第一節 臺灣需要與美國建立超過以色列與美國的那種特殊關係】

新年伊始，氣象不同，兩岸三通在春節包機直航問題上取得重大突破。儘管目前機票定位不到三分之一，但中共當局已經作出重大讓步殆無疑義。 

這樣說來，臺灣是否更加安全了？非也。根據中共從他老祖宗列寧那裏學來的“退一步進兩步”的餓狼哲學，任何讓步都是為了進攻，任何微笑後面都必定設置了陷阱，如此，臺灣不得不居安思危，思考中共可能在國際反恐戰爭和朝鮮核武危機的亂局中趁火打劫，並抵制中共正在推行的“臺灣邊緣化戰略”，謀求一個不可動搖的國際地位。 

為此，最好的方式就是臺灣唱紅臉，美國唱白臉，讓美國主導來建立新型的台、美關係，讓中共知道在美台之間沒有任何空子可鑽。 

一，臺灣唱紅臉 

一月十日，陳水扁總統把握契機在國安局主持國家安全戰略研究班第一期開訓典禮上表示，中國大陸近期已完成領導階層的換代接班部署，臺灣海基會也已改組了第五屆董監事，相信此刻正是重新開啟兩岸談判協商的新契機，希望兩岸雙方都能夠捐棄成見、和平相處、利益與共，超脫意識形態鬥爭，加強社會與文化交流，增進兩岸人民的瞭解與互信。同時期勉研究班學員，在兩岸互動發展中要加強研究中共新領導集體對台政策走向，瞭解其決策模式，善用戰略思維，洞察國際變局，緩和兩岸關係，共創雙贏局面。 

香港的親共評論家如柳三禪等人就認為，陳水扁總統的和解姿態不是孤立的，總統的《新年祝詞》明確提出未來的施政重點其實就是一篇競選連任的宣言，他提出的拼經濟，做好了就可以得選票，做不好就失選票。而兩岸議題也是服務於同樣的功能。其彈性務實表達了善意，期待大陸的善意響應是虛的，給臺灣選民一個希望才是實的：“阿扁在拋出一邊一國時期，稱大陸為中國，各種場合的言辭都是視大陸和臺灣，各為一國。對此，北京無法接受，這次阿扁非常謹慎地改稱對岸為大陸。”而“成為新一年兩岸關係發展契機的是，阿扁提出，海峽兩岸有必要將‘建立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作為現階段共同努力的重大目標。要邁出第一步，‘可以從協商和推動兩岸直航及相關的經貿議題入手’。阿扁的提議，回避了‘一個中國’的問題，但與大陸的提議有交集。大陸提出談兩岸直航，可不涉‘一中’。因此，如果大陸認定不怕陳水扁利用這個問題為連任爭取選票，甚至更大度地認為，即使阿扁連任也無妨，那麼，今年兩岸商談直航應有突破。” 

不但親共份子如此看，連臺灣島內的統派輿論也據此認為“阿扁在兩岸關係上走回新中間路線”，認為經過中共權力交接與臺灣直轄市長選舉等各自內部因素的震盪盤整，臺灣正試圖找回兩岸關係發展的方向感，出手也較有信心。據瞭解，陳水扁總統的和解姿態，也與響應美方的期待有關。因為政府高層近來接觸美方的訊息，感受到美方希望兩岸恢復會談，而直航協商之論，不無回應美方的含義在內。但問題是，美方真的希望臺灣和中共談和嗎？換言之，在美國的這一希望後面，又隱藏著什麼企圖呢？ 

二，美國唱白臉 

美國一方面希望臺灣與中共複談，另方面卻頻頻出手敲打中共： 

1，中共“中國新聞網”一月八日報道，美國軍方消息人士透露，美國將在全面攻擊伊拉克之際，派遣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前往台海一帶，以維護台海安全。除海軍外，美國空軍也針對東亞情勢有所準備，如駐紮在阿拉斯加的F15E長程戰機原本可能前往波斯灣，但現在奉命留駐原地，以備不時之需。而該項消息的來源就是美國最新一期《航空暨太空科技週刊》，可見這是美國方面故意放話，嚇阻中共不要利用美國在海灣開戰期間，試圖在台海方面輕舉妄動。 

2，不僅如此，美軍還準備利用“撤僑小組”名義，參與漢光十九號演習，這是美軍二十多年前自台撤軍後，首次重回臺灣參與軍事演習行動。並將直接進駐國防部戰情中心衡山指揮所，直至演習結束。撤僑小組甚至被規劃為一個常設編制，而非臨時任務編組，該小組且隸屬於太平洋司令部。輿論認為，美軍採取撤僑小組名義參與漢光演習，是避免引起兩岸的政治誤解，認為台、美進行聯合軍事演習或計算機兵棋推演。一方面向中國大陸表達，“台、美還不到軍事同盟或聯合演習的程度”，僅為因應中共可能犯台撤退僑民（美國顯然站在臺灣一邊毋庸置疑）。另一方面是向臺灣表達，只要臺灣不宣佈獨立，不主動挑舋，大陸若對台施壓動武，美方決心出兵防衛臺灣。 

3，以色列《國土報》一月二日報道，以色列政府已經根據美國的要求凍結了對中共的所有武器和安全設備的出口合同。華盛頓在三個星期前就向以色列提出了這一要求，令以色列當局感到震驚。這家報紙援引以色列國防部官員的話說，“這是美國的武斷行動，我們對此沒有什麼其它選擇。”而美國之所以向以色列提出這個要求是因為擔心以色列裝備中包含的美國高技術擴散到中國，並被中國用來對付臺灣。兩年以前，以色列曾迫於華盛頓的壓力而撤銷了一項向中共出售精密空中預警雷達系統的合同，並且為此而向中共賠償了大約三億美元。為了平衡台海軍力，美國國務院甚至指控美國休斯電子公司和波音衛星系統公司非法向中共提供了可能用於製造洲際彈道導彈的火箭和衛星技術。 

4，美國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亞洲小組研究員費雪(Richard D.Fisher)建議，臺灣下代戰機可考慮F-35。他說，中華民國應開始為下一代空軍戰力進行規劃，包括強化信息戰力、提升人員素質以及戰鬥航空器水準；他建議，臺灣應考慮加入美國新一代戰機F-35的計劃及微波武器的研發，提前參與新一代空防武器研發，就長期而言，對臺灣絕對有利。他是與前美國副助理國防部長布魯克斯、退役少將麥克菲登等人一起參加在淡江大學進行的“臺灣國防安全與空權發展研討會”上，如此表示。在防禦的角度上，費雪也建議，臺灣應參考以色列的作法，開始投資美國相關的研發計劃，例如雷射與微波武器、衛星偵察科技等，將對臺灣的防禦提供另一層保障。我們認為，應該重視此人的建議，應該不惜代價建立類似以色列與美國的那種特殊關係。 

綜合以上動向，十分明顯的是美國擔心共軍的主要目標，是利用軍事壓力，迫使中華民國在美國軍事介入前就接受中共的政治條件，在美國看來，中共如果真的不戰而屈人，就是美國的最大惡夢，美國寧願打一場名正言順的戰爭也不願出現這種尷尬的局面。 

三，美國不會放棄臺灣 

撇開猶太人對美國內政的影響力這一點來說，美國與臺灣的關係其實要深於以色列。 因為以色列原本只是英國託管地，而臺灣卻是美軍經過逐島爭奪（包括琉球）的慘重犧牲和原子彈的可怕殺戮後，從日本手裏解放的。臺灣的這一地位其實和南韓相似，而絕對不同于南越。南越只是法國的殖民地，和以色列相似，但南越對美國國內決策缺乏猶太人式的影響力。所以，美國可以放棄南越，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可以放棄臺灣、南韓。現在，美國急於加強臺灣防務，不僅向臺灣提供中共的軍力參數給臺灣進行計算機兵棋推演，而且動員包括日本與菲律賓等位於太平洋第一島鏈的國家，派出現職將領來台訪問，關切同一課題： 

依據台臺灣軍方相關作戰構想與漢光兵推，臺灣能夠獨立作戰兩周，以待國際介入。不過，美國希望臺灣軍方提升戰力，可以獨力支持一個月，以便美國有效出兵台海，挫敗中共的戰爭圖謀。

中共對美國的上述動向十分清楚，且極為恐慌。早在去年十二月二日，中共的“香港專家”王家英就利用親共的新加坡《聯合早報》文章稱，無論如何，如果美國不想面對被迫接受直接防衛臺灣的風險，重新反思和調整其在台海政策，似乎是惟一的出路。文章說，從近年的發展看，在“一個中國”與“和平解決”之間，美國明顯日漸傾向後者，使得其“一個中國”政策漸有被和平原則架空之勢。美國沒有盡力敦促臺北屈從“一個中國”，反而強調和平原則、強化臺灣防衛能力，以抗衡北京的軍事威懾。而《與臺灣關係法》也明言美國有責任協助臺灣自衛。但兩岸地盤畢竟太過懸殊，臺灣對美國直接防衛的期望升高，美國的直接防衛（而不是間接協防），越來越不可避免。 

這種現況就是我們所說的“臺灣需要與美國建立超過以色列與美國的那種特殊關係”，即直接防衛關係（以色列與美國的關係畢竟還是屬於間接防衛）。 

四，半島核武危機：遏制中共武力犯台的有利契機 

在“三通”造成的多重煙幕（經濟援助、技術支持、親情聯絡、輿論掩護、政治分化）下，中共正在積極盤算如何武裝佔領臺灣的方案。例如共軍人員甚至利用華航五二五空難搜救的機會，竊取臺灣獵雷艦搜救拍攝的海底畫面，並根據獵雷艦尋獲黑盒子的時間等數據，試圖計算臺灣海軍的作戰能力！ 

在對台作戰方面，共軍甚至動員了相距甚遠的瀋陽軍區來進行“陸空聯合演習”，強化空軍在未來戰場中“首當其衝、全程使用”的地位及作用。在中俄關係改善、中共主動撤兵數百公里的前提下，其假想敵目標不大可能是日漸衰弱的俄國，而只能是臺灣 以及支持臺灣抵禦中共軍事壓力的美、日及其盟國。

相反，中共倒是積極向俄國尋求軍事裝備。據俄塔社莫斯科去年十二月消息，中國海軍採取積極措施進入中部海域，從俄羅斯進口的C-300裏夫導彈系統，以保證中國海軍在由日本、臺灣與婆羅洲西岸構成的第一島嶼鏈之外，自由行動！俄聯邦戰略與技術分析中心副主任康斯坦丁﹒馬基延科在《1992年至2002年俄中軍事技術合作》調查報告中稱，中國之所以要調整方向，是因為1989年之後西方對中國實行了武器禁運。因此，中共開始調整地緣政治方向，逐漸與其它地區合作，包括與俄羅斯合作是合理的並且是從實用角度考慮的。

在地緣政治而不是意識形態的方向上考慮，使得有些分析家認為“北韓擁有核武會使得臺灣更加安全”。因為北韓擁有核武后，美國就不得不在東北亞部署更多兵力及裝備，而這些軍力幾乎不可避免地同時要用來捍衛台海和平。最新一期美國《國防新聞》週刊報導說，美國國會研究處的朝鮮問題專家尼克希認為，北韓擁有核武一事會改變東北亞的軍事平衡，尤其會令北京心生警覺。因為美國勢必在這個區域增強軍力，以維繫有效的嚇阻力量。他認為，“如果中國決定威脅或攻擊臺灣，美國協防臺灣時，這些（位於南韓的）軍事力量可以用來抵禦中國。”這篇報導的主旨是探討北韓鄰近國家是否會出現核武競賽。綜合華府、東京、漢城、臺北各方的觀點，似乎沒有這個顧慮。以臺灣為例，雖然技術不是問題，但是政治上有障礙，所以不會走向核武國家。在日本，不但法律禁止核武，而且公眾也反對，外圍國家更不願意見到日本重整軍備。所以日本不會發展核武，而是強化美日軍事同盟，藉美國的核子傘求得保護，與美國合作部署飛彈防禦系統。如此看來，當前的朝鮮半島核武危機，對東亞和平其實有利無害可能是遏制中共武力犯台的有利契機。 

五，臺灣急需強化在美遊說、公關工作 

《華盛頓觀察》週刊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報道，芝加哥外交關係學會和美國的對德馬歇爾基金會委託哈裏斯公司所做的民意測驗表明，美國人理解美國在中國有至關重要的利益，但是並未把中國崛起看做十年之內美國面對的主要威脅。在大陸攻台的假想情況下，公眾對美國軍事干涉比在其它假想敵攻擊情況下的支持率要低，但對美出兵干涉台海一戰的反對率和其它比也最低，看來美國人面對如果台海一戰究竟應該如何應對，目前還沒有拿定主意。因此，現在正是臺灣需要加大工作力度的時候。 

為了全面瞭解美國公眾的態度，我們覺得有必要援引該項民意測驗的主要數據如下，以供參考：

據該項報道，56%的美國人認為中國崛起成為世界大國在未來十年間會對美國的國家利益帶來極為關鍵的威脅，低於對以下所造成的威脅的關注：國際恐怖主義（91%），生物武器（86%），伊拉克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86%），不友好國家變為核大國（85%），艾滋病和愛博拉等其它傳染性疾病大氾濫（68%），以色列和其它阿拉伯國家軍事衝突（67%），伊斯蘭原教旨主義（61%），大規模移民，難民湧入美國（60%）。

但是也只有8%的美國人認為中國崛起完全不重要，同樣有8%的美國人認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對美國利益不重要。

對於美國在何種條件下動武干涉，只有32%的美國人贊成當大陸發動對臺灣軍事行動時，美國應該進行干涉，是在問卷所有羅列可能情況中支持率最低的。比如低於北朝鮮進攻南韓（36%），伊拉克進攻沙特（48%），阿拉伯國家進攻以色列（48%）。但是大陸攻台，美國進行軍事干涉，也是反對率最低的一種假設情況（28%），如比北朝鮮進攻南韓（56%），伊拉克進攻沙特（46%），阿拉伯國家進攻以色列（45%），都要低。

美國人不置可否的問題也是在大陸攻臺上，10%的美國人說不知道如何回答，而在其它情況下，分別為8%，6%和7%。

在問到誰是美國在反恐戰爭中最值得信賴的朋友時，中國得分倒數第二，只有9%的美國人認為中國非常值得信賴，分別在歐盟（29%），俄羅斯（15%），日本（14%），巴基斯坦之後（10%），但在沙特（3%）之前。

當問卷讓受訪者對外國根據感情在此0-100的範圍內給分，50代表不是特別好也不是特別壞，中國平均得到48分，在加拿大（77），英國（76），德國（61），俄羅斯（55），以色列（55），臺灣（50）之後，但是比沙特（33），巴基斯坦（31），伊郎（28），伊拉克（23），阿富汗（29）好了許多。

83%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在中國有至關重要的利益，同樣百分比的美國人對日本和沙特有此評價，高於俄羅斯（81%），以色列（79%），英國（78%），加拿大（76%），德國（68%）。 

（二〇〇三年一月十八日）

【第二節 預防二〇〇三年下半年兩岸關係惡化】

一，臺灣的善意 

 

華航首架春節包機一月二十六日上午飛抵上海，為兩岸互動寫下歷史新頁，而臺灣海基會副秘書長詹志宏先生也隨機前往迎接台商，對此，中共“中新網”當日以極為正面的口吻引述海基會秘書長許惠佑先生的談話說，“海協、海基兩會‘總是要再接起來的’，一旦兩岸兩會恢復制度化協商，大陸方面希望的‘談起來、通起來’，才有機會實現，兩岸關係才能一步一步向前邁進。”中共輿論也不得不承認詹志宏先生搭乘華航春節包機前往上海，陪同首批包機台商返鄉過年，是兩會自一九九八年中斷實質對談以來的最大突破。

這確實體現了臺灣具有誠意，希望自此開始，兩會能夠再重啟協商。 顯然，不能把許惠佑先生的談話僅僅看作一個政治姿態，因為正如許惠佑先生所說，經過幾年來的時勢變遷，兩岸互動衍生出許多新的議題，這些問題必須透過兩會協商才能解決。因此，許惠佑先生再度呼籲兩岸盡速重啟協商，讓過去建立的協商架構再動起來，讓辜振甫、汪道涵兩位老先生有再一次見面的機會，是踏踏實實在為兩岸共同面對的問題尋求解決途徑的努力。 

二，中共的惡意 

面對春節包機的突破，面對海基會釋放的善意和希望，中共的相關反應如何？ 

一月二十二日，中共“解放軍報”刊登一篇署名文章，明確指示： 

1，“要重用‘好戰分子’”。鼓吹“要把那些‘想打仗’的幹部，選拔到軍隊各級領導崗位上”。 

2，該文強調軍隊是為戰爭而存在，解放軍當務之急是要大力加強軍隊現代化建設，充分做好軍事鬥爭準備，隨時應付可能發生的突發事件，履行保衛國家安全、“維護祖國統一和領土完整的任務”。 

3，而中共的軍隊如果想要在未來高技術戰爭中穩操勝券，就需要按照“想打仗、懂打仗、會打仗”等三項要求，把各級作戰部隊和其它領導班子的要員，選准配強，使之充滿好戰份子。 

4，文章還指示，只有中共各級指揮員被“想打仗、懂打仗、會打仗”的好戰份子充實，才能按照這樣的標準去為戰爭育才、選才，從而實現戰爭準備，帶出“想打仗、懂打仗、會打仗”的部隊。 

5，文章論證說，要首選“想打仗”的人，只有想打仗，才會去“鑽打贏，幹打贏，謀打贏”。其次才是選“懂打仗、會打仗”的人。　 

6，按照打仗要求選幹部，還要轉變用人觀念，要從重資歷轉到重才幹，從重經驗、管理型幹部轉到重知識、智能型幹部。 

7，對那些素質全面、懂現代作戰指揮的智能型年輕俊才，不僅要大膽提拔，而且要在科技練兵和軍事鬥爭準備中，交付重任，讓他們儘快成長、成熟起來。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中共軍方首度公開提出應重用“想打仗”的“好戰分子”，來充實共軍的領導班子。 

三，中共的惡意不是孤立的事件 

那麼，中共軍方的上述惡意態度是否在扮演雙簧？或者僅僅是軍閥的野蠻本性使然？非也。中共軍方的惡意在中共文職系統甚至對台系統的正直動向中都是有跡可循的。 

例如，一年一度的中共“全國台辦主任會議”一月十五日在北京閉幕時，中共“副總理”錢其琛在會上指示今年對台任務重點，故意冷淡陳水扁總統的元旦講話，依然強調，要“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爭取臺灣民心，這預示中共在兩岸關係上，將繼續採取“官方冷、民間熱”的權數，以商圍政，孤立和打擊臺灣政府。那麼，錢其琛對陳水扁總統元旦講話的冷淡態度是否因為不滿總統講話的內容呢？也不是的。事實上，中共的謀略已經定型，不論臺灣政府如何講話做事，都是難以改變中共的頑固立場的。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底以來，一些中共對台御用學者就紛紛“預測”二〇〇三年將是兩岸關係的關鍵年，“不是大好，就是大壞”。他們放風說，二〇〇二年中共“十六大”再次確立北京對台政策方針，“一個中國”、“九二共識”已是中共對台政策的底線，不會再有讓步。至於兩岸直接三通，中共也提出“兩岸航線”作為彈性空間；因兩岸若想有進一步突破性發展，端視臺灣政府的“一念之間”。 

當然，這些中共御用學者由於調門需要，也分樂觀悲觀雙聲道。 

持樂觀看法的“學者”認為，由於臺灣經濟陷入低潮，執政黨想贏得二〇〇四年總統大選，須優化兩岸關係，甚至開放兩岸三通，獲取工商界支持。他們估計，今年兩岸三通將會獲取突破。 

持悲觀看法的“學者”則堅信，當前臺灣的執政者是“台獨主義者”，對大陸存有敵意，不僅不會開放兩岸三通，反而會在必要時候採取“挑釁動作”，故意刺激北京。他們鼓吹說，臺灣政府想激發大陸強烈的動作，以轉移臺灣人民對政經情況的不滿；同時通過增加臺灣人民對大陸敵意，在內部激發人民尖銳對立的“統獨意識”和“省籍情結”，以此獲取本土選票。有的“學者”甚至“預言”，今年下半年，臺灣政府定會作出向大陸挑舋的舉動。如中共“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閻學通就認為，如果陳水扁為了連任而採用某些戰術，包括訪問承認“一個中國”的某些國家，兩岸關係可能再度緊張。美國若給予臺灣政治支持，必將影響中美關係。 

中共“中新社”引述閻學通的話（這表明閻學通實際上代表中共官方發言）說，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立場變得相對理性；雖繼續與臺灣進行軍事合作，但明確表示不支持臺灣獨立；雖仍要增加對台武器出口，但也不希望由此嚴重影響中美關係。在中共與美國的兩軍往來上，布什今年要求國防部，恢復自去年中斷的雙邊軍事交流；在政治態度上，美國將北京由“潛在的競爭者”改視為“仍需防範但可合作的夥伴”，對合作的重視暫時超過防範。展望二〇〇二年，中共認為對美關係將一反以往十年的常態，由冷戰以來的上半年壞、下半年好，變為上半年的總體形勢好於下半年。原因其一是上半年伊拉克問題會牽扯美國很大精力，美國需要在這一問題上與北京等大國合作，從而使原有的矛盾得到避免；第二是沒有那麼多導致兩國之間產生矛盾的事情，如最惠國待遇現在不存在、人權對抗被對話取代、美對台軍售也化整為〇了。下半年若伊拉克問題得到解決，美國可能會在朝鮮問題上採取強硬的單邊主義政策，中共與美國之間可能發生分歧，下半年的經貿摩擦可能也會多於上半年。不過，這些可能的衝突將是程度上而不是性質上的。 

顯然，自從中共放棄“寄希望於臺灣當局”的糖衣炮彈之後，“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攻心分化成為對台任務的重中之重，中共的謀略是企圖通過經貿文化的往來交流，一方面強化臺灣和大陸的臍帶作用，另方面增加臺灣人民對大陸的認同感，同時是避免臺灣走向獨立道路的最後一張牌。如果這張牌也隨著“一國兩制”的黃粱迷夢而破產了，那中共就準備攤牌了。 

四，國際社會十分清楚中共的牌風 

由於缺乏“炎黃子孫”宣傳的麻醉作用，再加上距離和清楚的主權分割，國際社會中的其它成員國，對於中共的幻想可能比臺灣民間反而為少。 

　就在中共極力巴結美國從而使得“中美關係走向緩和”之際，以親台反共著稱的美國右翼依然頻頻發出反共聲音。新年伊始，他們公開指出“台海兩岸軍力平衡已倒向中國”，明說“臺灣應發展有限攻擊能力”，積極向臺灣出售先進武器。這是因為他們瞭解共產黨權力結構的本質實際上沒有發生絲毫的改變。 

儘管七十六歲的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希望被人看作溫和派，他在中共“十六大”的政治報告中首次提出願意同臺北談判正式停止敵對狀態和臺灣政府的政治地位等問題；但由於他急於看到統一問題取得進展，也願意打出武力威脅牌。更何況來自中共黨內的消息來源說，江澤民正在試圖利用台海局勢不穩，作為自己個人戀棧不退的藉口。而不論大陸還是臺灣的鴿派人士都對於中共中央軍委的新組成感到不安：八名軍委成員中三人都在對台備戰中發揮重要作用。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新任總參謀長梁光烈和新任總後勤部長廖錫龍都擔任過針對臺灣的軍事演習指揮官。前南京軍區司令梁光烈更是以鷹派出名，他是兩栖作戰專家，也是軍事學院中海軍和兩栖作戰必讀手冊的作者。軍委另外兩名成員軍委副主席曹剛川和總裝備部部長李繼耐，都是導彈專家。觀察家認為，如果北京採取武力攻擊，導彈將是首選武器。中國駐美大使也一再揚言，部署足夠的導彈針對臺灣，是中共“國防安全的關鍵”。北京發表的國防白皮書，是專門給外國人看的，其中也把兩岸關係的緊張歸咎於臺北，說“臺灣分裂勢力是對臺灣海峽和平和穩定的最大威脅”。 

中共上述行為表明，中共自己十分清楚自己的國際形象為何。中共一方面用甜言蜜語哄騙臺灣人民前往投資定居以便增加自己手中的人質籌碼，另方面在國際社會中公然宣傳臺灣是需要對付的敵人，其險惡用心令人一目了然。 而為了向各國宣告自己的“主權”，中共已經完全不再顧及自己的“大國形象”了。

五，我們需要預防下半年兩岸關係的惡化 

綜合中共上述種種動向，我們已經明確，中共已經大致準備好，二〇〇三年下半年的兩岸關係，將可能有一個極大的惡化。而且，中共的宣傳機構已經把他們“預測”好了的這一惡化的責任，預先推到臺灣政府頭上了。中共如此行事，無非有兩個盤算： 

1，從其動機的好的方面說，如此“預言”可以起到敲山震虎、警告臺灣政府的目的，從而預防兩岸關係的實際惡化。 

2，從其動機的壞的方面說，如此“預言”實為包藏禍心，企圖採取主動行動打擊臺灣政府，然後嫁禍于對方。 

不論中共動機的好壞，臺灣朝野都宜團結一致，嚴防中共的分化與抹黑。

 

（二〇〇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第三節 中共當局正在設立直航三通的試點——兼談海基會對於中共的牽制作用】

所謂“試點”，是中共常用的一個政治概念，指先行作出一個試點樣板，投石問路，總結得失，然後予以推廣。中共舉凡武裝叛亂、陰謀篡國、公私合營、農業集體化、工業大躍進，以致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開放沿海城市……無不以荒誕離奇的“試驗”性質著稱，但其手法卻是講究“穩准狠”，其推行方式也都是以試點先行，然後謀求全面突破。即如臭名昭著的中共“八個樣板戲”，也就是以樣板為洗腦的試點作品。 

現在，有跡象表明，中共在三通直航問題上，也開始佈置試點、以求突破了，我們不得不早作預警，以防中共對臺灣現行安全系統的縱深破局。 

一，試點說詞：“直航‘這條路應走的更寬些’” 

中共現在企圖拿來作為樣板的試點，就是所謂“金廈海上航線”。 

對於這塊試點，中共是寄予厚望的，中共新華社二〇〇三年二月十七日提出要求說，“作為‘個案’直航開通的廈金海上航線今年春節顯出幾分火爆。越來越多的人呼籲臺灣當局將‘個案’變通案，全放開兩岸直接‘三通’。”

新華社說，中共有關部門統計，二〇〇一年一月二日至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廈金海上航線人員個案直航共完成四百八十個航次、二百八十四個個團組（批次）、三萬六千九百四十人次。今年春節，共有七千五百一十九人次通過廈金海上直通航線在兩岸間往返，今年走這條路線返鄉回家過年的台商比去年增長十倍還多。 ……

中共當局之所以不厭其煩的羅列上述枯燥的數據，就是想證明這個“廈金航線”具有試點意義，可以作為兩岸直航的樣板。中共還用航線開通後，從廈金航線直接到廈門考察投資環境、洽談商務的臺灣團組有十四批次、三千一百〇九人次以及金門縣長李炷峰率團一百三十0人及三十八噸金門高粱酒、金門貢糖、金門菜刀參加廈門台博會還有約三分之一的金門居民通過直航到廈門參觀、訪問，兩千多戶金門人在廈門購置住房或店面，說明“這一切均顯示了島內民眾對兩岸直航的需求和企盼”。 

中共享倒敍的手法把“廈金航線”捧為試點與樣板後，回過頭來反誣臺灣：“雖然臺灣當局採用‘個案’方式，為兩岸間的直航設置種種不便，但先後仍有四千四百三十六人次的臺灣高雄、雲林、嘉義等市、縣的民眾，突破臺灣當局不允許臺灣本島船隻和非金門居民直航廈門等方面的限制，從海上直航金門中轉廈門，前往大陸各地參訪。” 而“今年春節有一百五十多名來自北京、上海、杭州、寧波、西安等地的台商取道廈金航線返鄉，突破了臺灣當局所謂通過這條線路往返台商只限於福建省範圍的規定。此外，今年從廈金航線返鄉回家過年的台商，有相當一部分是在廈門和平碼頭直接購買去金門的船票，在和平碼頭落地辦證的就有一千二百二十三人次，突破了以往只能團進、團出，由旅行社統一購票的形式。” 

當然，中共是不會甘心讓自己心儀的試點永遠只是試點的，否則就失去了進一步縱深破局的功能。為了推廣試點、賦予試點以普遍意義，新華社不惜編造“一位台商”的話來增強說服力：“今年春節在廈門和平碼頭直接買票去金門，往返只需六百元人民幣，兩岸直航確實便宜又方便。海峽兩岸骨肉同胞，一脈相承，不要再人為設置諸多障礙了。凡走過這條航線的人都迫切希望臺灣當局能全面放開兩岸直接‘三通’，讓兩岸民眾不分時間、不限範圍，在兩岸間自由往返。”但這些語言其實完全是共產黨的官腔，根本不是臺灣人的口風，明眼人一目了然。這種“兩岸間自由往返”的目的顯然不在通商，而顯然是要突破臺灣國家安全的防線。 

二，中共享經貿關係的誘餌，佈置“三通”木馬記 

早在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人民網發表署名王建民的文章，預言“兩岸三通可望有新的突破”。其原因據說是“二〇〇三年，臺灣領導人大選將逐漸拉開序幕，各政治勢力在兩岸三通問題上的主導權之爭將更趨激烈，為了爭取更多的中間選民與工商企業界支持，臺灣當局將會對兩岸三通政策作出較大調整。同時，臺灣經濟復蘇緩慢，三通嚴重制約著臺灣經濟的持續發展及島內外企業在兩岸的佈局，也不利於海內外企業在台設立營運總部與研發中心與高雄港的競爭力提高，也將促使臺灣當局在三通問題上作出開放性的調整，尤其是海上與空中直航方面可能會有所突破”。 

可以說，這種預言其實並無事實依據，多為中共當局的一廂情願。這種一廂情願的說詞表明，中共正在期待臺灣內部環境的改變，使臺灣逐漸像一隻熟透的蘋果那樣不可逆轉的落入中共掌握。

中共的相關邏輯是這樣的：台商對大陸投資仍會持續增加，臺灣投資環境的惡化與大陸市場開放，將促進台商繼續擴大在臺灣的投資。而有這樣的經貿紐帶以為羈絆，臺灣就不可能在抗拒“一個中國”的道路上走得太遠，而中共的“祖國大陸”對“臺灣地區”的磁鐵般的吸引力，就將成為統一臺灣的前提。 

中共的相關論據是這樣的：據臺灣經濟部去年十一月公佈的兩千多家海外投資的廠商調查發現，其中有百分之七十五在大陸投資，未來更有百分之七十七的廠商選擇在大陸投資。投資區域仍會以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為主體，不過對華北、東北、西北、華中地區的投資也將有較大發展。投資產業雖仍以製造業為主，但對服務業、商業與金融保險領域的投資將會有較大增加。臺灣大企業將繼續在兩岸之間進行分工佈局，兩岸經貿合作的模式將會有新的發展。被視為“大陸內需成長股”的紡織化纖、食品、汽車、水泥及石化業的龍頭企業如台塑集團、裕隆集團、新光紡織、台水泥企業集團、遠東集團、遠雄國際集團與嘉新水泥集團等，均將來年投資重心，指向大陸。 

三，中共欲以“民間對民間方式協商”植入木馬？

在中共的一廂情願看來，既然臺灣工商業界紛紛倒戈投向“祖國大陸”，那麼中共的“三通”也就可以擱置臺灣政府，而以“民間對民間方式協商”展開之。民間對民間協商如果成功，且又是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以內（或是“不言而喻的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那麼“事實統一”豈不等於已經實現了？ 

在這方面，中共的意圖表現在人民網三月三日發表的潘錫堂（臺灣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長）《“三通”可以民間對民間方式協商》一文，甚為典型，可以說是代表了中共當局的當下看法。由於其中專門涉及“海基會的功能調整及存廢問題”，值得在這裏討論。 

首先，該文認為“兩岸之互動不可能以官方對官方形態呈現”是“基於兩岸互信不足之氛圍”，是不能成立的，事實上，是因為中共拒絕承認臺灣的對等政治地位。結果才用海基會、海協會這種官方假民間的方式予以交往，回避了“名義”的糾葛。但因為中共志不在交流本身，而是要通過交流實現併吞，所以步步蠶食。 

其次，該文認為“只要臺灣當局（連“臺灣政府”都不肯用，可以代表中共立場）一日不承認‘九二共識’和‘一個中國原則’，則海基會‘協商、對話’之功能萎縮，乃勢所必然”，其實也是不對的。在我們看來，海基會、海協會之所以發起和存在，恰恰就是因為“兩岸之互動不可能以官方對官方形態呈現”，如果“一個中國原則”得到確認，兩岸之互動可以“官方對官方形態呈現”了，那麼海基會、海協會所面對的，就不是“功能萎縮”，而是立即解散了。 

由此我們可以說，就上述意義而言，海基會實際上是在守衛著臺灣尊嚴與安全。海基會勇當政府的中間機構，如此臺灣的尊嚴與安全可以兼得。而臺灣的明智就在於，只要一天沒有爭得與中共大陸的對等的政治地位，就一天不能放棄海基會這樣官方假民間的中間機構，而以持續的壓力迫使中共逐漸承認臺灣的對等政治地位。 

當然，擅長持久戰的中共，對於臺灣的上述持久戰法，是相當敏感的，有時不惜捕風捉影。於是中共人民網於二月二十七日發表一篇措詞激烈的文宣《炒作“汪辜再會”其意何在？》，指控“就在‘連宋會’引起島內各界高度關注之際，台當局國安會官員有意抖出一條驚人的內幕消息，說新加坡大學東亞研究所邀請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與臺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參加今年四月七日在新加坡舉行的‘汪辜會談’十周年研討會，並將極力促成‘汪辜再會’，以恢復兩岸兩會商談。陳水扁當局如此煞費苦心，如意算盤是轉移‘連宋會’視線，打‘兩岸牌’撈取選票”。

如果按照中共“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的邏輯，臺灣要是真的像上文指控的那樣做了，倒是中共十分擔心的。因為那意味著，臺灣既拒敵於千里之外，又團結了內部。面對這種可能，中共國台辦新聞發言人急忙出來表示，“汪道涵今年沒有赴新加坡的計劃。”

四，中共木馬計得不償失，處境尷尬

為了奪回臺灣方面已經勝券在握的一分，中共當局挖空了心思。甚至不惜運用以下惱羞成怒的言詞：“行政院長游錫坤猛吊島內民眾的胃口”、“陸委會有關人員均裝出滿臉誠懇的樣子，異口同聲地表示樂觀其成”、“台當局還不斷通過媒體放話說，汪會長私底下表示很想去新加坡，大陸對台決策部門正在評估汪赴新加坡的可行性，但有所顧慮。其潛臺詞是說，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如果汪會長不能赴會，將使汪辜再會破局；兩會商談無法恢復，兩岸政治僵局無法打破，責任都在大陸”。

使中共當局惱火的原因，是所謂“乘機塑造兩岸兩會秘密溝通管道暢通的假像”。（該文栩栩如生的描繪說：“總統府秘書長丘義仁故作神秘地說，汪辜再會原本是海峽兩岸與新加坡三方秘密推動的重要事項，必須嚴格保密，知情人員都很慎重，不料最後還是壞在自己人手裏；如今消息提前曝光，汪辜再會極可能破局，這遠比連宋會更令他感到憂慮。他還大罵透露此事的人又不是沒有腦袋，不會不知道這件事事先走漏風聲的後果，怎麼還會對外洩露？這番表演的用意是為了塑造這樣一種假像，即目前的兩岸關係很穩定，兩岸私底下一直在就兩會接觸與恢復商談問題進行溝通；如果消息不曝光，汪辜再會將大功告成。”） 因為這樣一來，中共當局信誓旦旦的宣告不與“台獨當局”打交道的政治壓力，就一夕瓦解了！

中共方面近年來頻頻拋出一些過時的內幕消息，如果兩岸秘密管道、台共黨員曾經回台和某公深入交換意見，等等，意圖造成臺灣民心混亂，敵我意識模糊，但是現在卻由於種瓜得瓜，陷入自己挖掘的陷阱中，豈不哀哉！

五，臺灣應否乘勝追擊？

根據上文所敍述的中共方面的種種動態，臺灣可以做到知己知彼。在兩岸互動中，臺灣的處境其實是十分主動的，因為中共有求於臺灣（要資金，要三通，要統一）。臺灣當然應該並且可以運用自己的主動地位，推動事情朝向有利方向發展。例如，臺灣可以運用中共倡導的“民間對民間方式協商”，來制衡中共，其方法應該是學習中共的故伎，不是“解決問題”，而是“製造問題”：主動出擊，讓中共疲于應付、自顧不暇，自然謀我之舉變得無力。只有打擊了敵人，才能保全自己；唯有削弱了敵人，自己方能安全。而我們衷心希望，在臺灣政府積極、巧妙、隱性的介入下，“民間對民間方式協商”得以將計就計，最終能夠脫出“一個中國的框架”，而成為國際間的共識。其方式，就是在逐步開放兩岸三通的同時，在政治、軍事與戰略上同等幅度的積極靠攏美日聯盟，迫使中共接受這種“經濟三通、民間三通與政治分離、官方分離並舉的國際關係格局”，則臺灣幸甚，大陸人民幸甚，世界和平幸甚。

 （二〇〇三年三月十五日）

【第四節 中國大陸是否通過兩岸三通向臺灣輸出高失業率？】 

日前，威脅台、港、中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在美國疑似得病的人數快速上升。美國疾病防治中心宣佈，美國境內“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患者疑已增至22人。

該病起源於中國大陸，中共叫做“非典型肺炎”，早在去年十一月已經在大陸各地廣為傳播，但在中共中央當局的刻意隱瞞下，封鎖消息、放任自流、拒不進行有效防治，終於釀成世界性的大災難。其實，這不是孤立的事件，中共對待艾滋病的態度也是同樣惡劣，中共不僅輸出傳染病，也輸出經濟病；就像不久前輸出“共產病”那樣。例如，中共近年來向世界輸出的通貨緊縮，就是一個惡例。

一，問題的緣起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四日，日本副財相黑田東彥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文章，指出中共國內的通貨緊縮，通過出口擴散至臺灣、香港甚至全球，中共應承擔責任，將人民幣升值。在今年“七國集團”財政部長巴黎聚會前，日本財相鹽川正十郎曾在各種場合宣稱，將提交一份《全球反通貨緊縮計劃》，並將提請其它國家與日本一道通過一項協議，要求中共將人民幣升值，就像一九八五年西方國家簽訂《廣場協議》要求日元升值那樣。在七國財長開會當中，鹽川正十郎再次譴責和抗議中國的人民幣政策，說中國不斷加大向日本輸出廉價產品，是日本通貨緊縮的重大原因，再次提出人民幣應該升值。他說：“不僅日本的通縮是因為進口了太多的中國廉價商品，而且整個全球經濟不景氣也源於此。” 

今年一月二十八日《讀賣新聞》發表《中國出口增長加劇日本通貨緊縮》的文章，指責中國加劇了日本國內的通貨緊縮。三月二日《日本經濟新聞》發表文章指出，中國出口產品價格過於低廉，造成亞洲地區工資收入和房產價格下跌，導致通貨緊縮的擴散。三月六日前後，日本國會參議員山本一太發表言論，要求中國應將人民幣升值，以減輕輸出通貨緊縮，他形容中共為“七頭大怪獸”，即使有三個頭出了問題也可前進。 

不僅日本這樣認為，美國投資銀行摩根﹒斯坦利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也認為“中國輸出通貨緊縮”，促成國際社會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相形之下，所謂“經濟結構調整遲緩”、“傳統產業外移加大”和“新興產業發展不如預期”等問題的影響倒是比較間接的。難怪中國大陸經濟二十年的發展，導致日本經濟十五年來的不景氣。中國商品出口日本，抑制了日本的物價，是不言而喻的。 

二，日本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正如叫苦連天的日本副財相黑田東彥在英國《金融時報》所說，中國大陸的通貨緊縮是通過香港、臺灣擴散的，正如日前中國大陸輸出全球的“非典型性肺炎”（“奪命肺炎”）一樣。據臺灣經濟部完成的最新統計指出，受大陸加入世貿組織市場開放的影響,去年全球各國對大陸出口依存度均加速提升，其中以臺灣提高近六個百分點居冠！臺灣對大陸出口依存度在去年升至二五．三％，遙遙領先南韓、日本，成為全球對大陸市場依存度最高的國家。如果臺灣與中國在政治上、戰略上彼此視為敵對關係，那麼這樣的經濟依存度確實非同小可，甚至十分危險！ 

經濟部國貿局的最新統計顯示，民國八十一年臺灣對大陸出口依存度僅一一．九％，去年升至二五．三％，十年間提高逾一倍，顯示臺灣對大陸市場的依賴度正加速升高。如果在加速三通的條件下再過十年，那麼臺灣對大陸市場的依賴度還不超過了五十％！這豈不和吸毒上癮的狀態十分想像嗎？相形之下，臺灣對自己的主要盟國美國的出口依存度則由前一年的二二．五％降至二〇．五％。臺灣在經濟貿易與國家安全上的日益分裂傾向，不能不引起有識之士的嚴重憂慮！ 

那麼，是否由於大陸加入世貿組織（ＷＴＯ）後，調降產品進口關稅、取消部分產品進口管制以及跨國企業相繼赴大陸設立生產基地，衍生對原物料、零組件龐大的進口需求，所以致使臺灣的出口依存度升高呢？不儘然。例如，與二〇〇一年比較，全球主要工業國家對大陸市場的出口依存度均見提升，南韓提高二．三個百分點，日本、澳大利亞、馬來西亞及印度尼西亞也都提升一個百分點，美國提升〇．六個百分點，但是臺灣卻提高了五．七個百分點。如果說,連日本都遭受中國大陸的經濟赤禍的洗劫，那麼臺灣的災情按照上面的數據，應該要嚴重五．七倍才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民國八十年以來，臺灣對大陸的出口依存度平均每年約僅提升一個百分點，最多也僅三個百分點（八十二年），但去年則驟升五．七個百分點，而去年正是“兩岸三通”甚囂塵上的一年。 

三，從萬客隆停業看超市轉移大陸加劇臺灣失業 

春節剛過，臺灣第一個連鎖量販店萬客隆六家分店宣佈停業，全部結束在台經營，預示大陸對造成的通貨緊縮急速加劇，大陸的走私貨物造成臺灣營商環境惡化。不僅倒閉的企業大幅增加，而且外商紛紛關閉或結束在台營業。據報道，臺灣的美國商會會員數從二〇〇一年初的八百七十五家減為去年八月的七百五十家，歐洲商會會員也由二百六十家減為二百三十家。年前，世界知名的快餐店麥當勞宣佈關閉在台多家分店，而計劃擴增大陸的分店。作為臺灣第一家連鎖超市的萬客隆在源於大陸的通貨緊縮的經濟瘟疫下，近年營業額逐漸萎縮，從二〇〇〇年的一百三十八億元新臺幣降到二〇〇一年的九十五億元，二〇〇二年進一步降至七十億元，連續兩年出現虧損！ 

其實，萬客隆在台關閉停業，並不是它的末日。一九九六年開始，萬客隆進入大陸發展，目前在北京、廣州等地有七家分店，八千多個供貨商，進貨品種超過一萬五千多種，雖也面臨市場競爭，但發展則不受影響。萬客隆的另一大股東豐群集團負責人表示，其在大陸萬客隆的合作與發展計劃不變，而且臺灣的連鎖超市看好入世後大陸市場開放的商機，紛紛加快在大陸的佈局與發展。目前臺灣大潤發在大陸的超市已近四十家，主要集中在華東與華南，目前又決定以武漢為華中總部設立二十多家據點，計劃到二〇〇五年增至二百家左右。在大陸已有五十家分店的臺灣好又多，計劃今年在大陸的分店突破一百家；頂新集團在大陸的樂購超市已達十七家，計劃今年增加至近三十家。……看來，中國大陸出口了通貨緊縮，卻進口了外來投資，真是一舉兩得，而這帶給臺灣經濟的傷害，當然也就是雙重的，不僅是通貨緊縮，還有與產業外移一起來到的高失業率！ 

四，產業外移是造成臺灣失業的元兇 

陸委會主委蔡英文本月十七日表示，兩岸開放直航若未能做好配套措施，可能促使臺灣內需外移，並加重臺灣的失業問題。這個前瞻性的論斷是就開放直航以後必將加重臺灣的失業問題而言的，的確是一針見血。我們順著這個話題深入追查下去，如果從“通貨緊縮促使臺灣企業外移，並造成臺灣的失業問題”的角度觀察，當可以發現，臺灣失業問題的罪魁在於中共，已經是民進黨政府上台執政以來的幾年中，一直被中共暗地策動、不斷加劇的進程。中共企圖用這種惡劣手法抽幹臺灣，然後證明臺灣現政府治國無方。如前述“在台美國商會”會員數目從二〇〇一年初的八百七十五家減為去年八月的七百五十家，歐洲商會會員也由二百六十家減為二百三十家，雖然都在直航之前，但由於背後都有中共的大加利誘的黑手在起作用，就直接打擊了臺灣的就業市場。再加上臺灣本地商人由於中國大陸通貨緊縮所造成的漩渦效應，大規模改地設廠等等因素，試想，這已經奪去了臺灣工人多少的工作機會！而這些失業人群，又會反過來增加臺灣內政的壓力，便於中共向臺灣施加破壞性的宣傳攻勢。而據專家研究，如果兩岸開放直航，臺灣的工廠將關閉更多，失業問題更嚴重，且週末前往大陸海南島的臺灣旅客將大量刺激大陸經濟，反過來就是削弱臺灣經濟。臺灣具有危機意識的人反對直航，是理所當然的。政府有權利把這個問題解釋清楚，要民眾記得，免得自己親手出賣自己的未來。 

五，臺灣要警惕中共的商機一如警惕中共的病毒 

臺灣政府可否向民眾說明：在中國大陸這種“用輸出革命式的不擇手段來輸出商品，以便達到比輸出革命還要能夠顛覆他國的秩序”的巨大攻勢面前，連日本和歐美各國都吃不消，何況一衣帶水的臺灣？因此，臺灣的偏高失業率，是由於中國大陸輸出通貨緊縮的不當政策引起的，屬於一種人為的天災，正如目前肆虐全球、威脅台、港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非典型肺炎）一樣。如果臺灣不顧自身安危，進一步去“推動直航”，無異飲鴆止渴，為以後埋伏更大的危機！ 

為今之計，臺灣只有巧妙利用國際局勢，借助于美伊戰爭及北韓危機，來冷卻與大陸的經濟關係，以免越陷越深。其實，中共並非日本國會參議員山本一太說的那樣神秘，是“七頭大怪獸”，即使有三個頭出了問題也可前進；考察中共的歷史，其所有的“發展壯大”都是通過坑害以前的合作夥伴來實現的。像第一個被犧牲的合作者，是一度聯俄聯共的國民黨；第二個被犧牲的合作者，則是扶持中共奪取政權的蘇聯；第三個被犧牲者的合作者，不言而喻就是正在幫助中共加速現代化的工業化各國。而在工業七國中，日本是第一個大力資助中共經貿的國家，而現在呢？不僅中共最恨的就是日本，而事實上受害最深的也是日本。在這一點上，日本可謂咎由自取。日本的經濟大蕭條就像是蘇聯的解體、國民黨大陸撤退一樣，是先前資助中共反被蛇反咬一口的活生生事件，也是現今的臺灣在“兩岸三通”、“兩岸直航”中，不得不引以為前車之鑒的！

面對中共這顆傳染性極強且過河拆橋、恩將仇報的毒瘤，最好的方法就是遏制、儘量少接觸，就像是對待病毒那樣需要隔離。況且中共這個傳染源特別擅長“遠交近攻”、“各個擊破”、“食言而肥”等“傳染策略”。俗話說“三十六計走為上”，臺灣不幸與中共隔鄰，無法走開，只有採取“拖刀計”，以空間換取時間，像一九三〇年代面對納粹入侵的歐洲小國那樣，且戰且退，等待國際局勢的轉變！我們要想辦法，推動國際盟友出自他們自己的利益考量，前來馳援配合臺灣的正義事業。因為說到底，臺灣畢竟是美國通過太平洋戰爭從日本手裏辛苦奪下的，美國不會輕易讓中共取走，並聽憑中共危及美國通過太平洋戰爭獲得的亞洲支配地位的。

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為了臺灣的利益保衛臺灣並非不可能，正如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為了伊拉克的利益進攻伊拉克。

（二〇〇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第五節 通過美伊戰爭考驗，增強臺灣國際地位（臺灣可向美國轉達的信息）】

一，臺灣已經回到世界舞臺的中心

早在去年的報告中，我們就一直主張，臺灣儘量支持美國的反恐戰爭，就是保衛自己的安全。因為很顯然，美國正在通過反恐，來重組全球版圖，必要時擺脫聯合國這一陳舊設施，向世界政府的高效能轉化；而臺灣只有主動參與美國主導的這一重組，才能在與中共的競爭中，以小博大。 

反戰陣營雖然聲勢浩大，但是四分五裂，不足為慮，尤其是所謂聯合國安理會四個常任理事國（法德俄中共），竟沒有一個敢於出面實質援助伊拉克，伊拉克也就無法變成越南、阿富汗，無法演變成代理人戰爭，只能坐以待斃。不僅如此，伊拉克尚未停戰，美國已經把矛頭對準敍利亞，並兼指伊朗、北韓，可見目前的美伊戰爭只是反恐戰爭的第一幕，後續的節目正在籌備上演。 

我們一直主張，臺灣惟有擺脫中共刻意設計的邊緣化狀態（港澳模式），回到世界舞臺的中心，才能達到自主獨立。而回到世界舞臺的中心的有效方式，就是堅定支持反恐戰爭，與美國結成事實聯盟，使美國不僅不能放棄臺灣，還要借重臺灣來重組東亞地緣政治版圖，否則反恐聯盟和全球重組，勢必逐漸名存實亡，美國又將重新面對新的本土恐怖攻擊，這斷斷不是美國所能承受的。所以，現在已經不同於九一一之前，而保衛臺灣，就是保衛反恐前線了。最近的事態發展現狀表明，臺灣在反戰國家的大聲喧嘩下依然支持美國反恐，是極為明智的，美國越是一時陷入外交孤立，就越會長期重視友邦聲援，就越是感激臺灣的支持。報載雖然美國在台協會人員頻繁出入立法院，遊說立委支持美國的立場。而立委孫國華透露，美國在台協會的政治組組長唐若文在三月二十一日拜訪他時，還問孫為何在立法院質詢時批判臺灣政府支持美國是何用意。由此可見美國十分在意臺灣的反應，也十分需要臺灣的支持，而臺灣支持美國反恐，等於已經回到世界舞臺的中心。 

二，以波蘭為代表的小國生存模式 

站在美國一邊加入反恐戰爭，這絕對不是庸人自擾，而是當今眾多小國的生存模式。 

先以波蘭為例。波蘭十九世紀被普魯士與俄國兩個傳統強權瓜分，二十世紀複國後又被蘇、德兩個革命強權再度瓜分並導致二次大戰，冷戰時期被蘇聯控制，冷戰後結束後完全獨立，應該說，波蘭在德、蘇強權下的經歷，與臺灣在中、日強權之下經歷有些相似，因此波蘭的動向值得臺灣借鑒。 

波蘭國防部發言人證實，五十多名波蘭“雷鳴”特種部隊士兵參加了美國為首的聯軍，攻打伊拉克南部小鎮烏姆蓋斯爾，沒有任何傷亡。波蘭一共向海灣派出了二百名士兵，主要擔任後勤支持等非戰爭性任務。在我們看來，這類似古代的“歃血為盟” ，波蘭如此苦心孤詣，並非孤證。

再看其它國家。小小的阿爾巴尼亞，人口只有臺灣的十分之一，也敢於在回教世界中獨樹一幟，出兵支持美國，名義上是回報美國在南斯拉夫戰爭中的立場，其實是在購買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未來給予的安全保障。甚至連反戰主力德國的近鄰丹麥，和反戰主力俄國的前加盟共和國烏克蘭，也出兵支持美國。而夾在俄德兩個區域霸權之間的東歐國家如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等等，也都支持美國。 

不難發現，所謂聯合國安理會四個常任理事國反戰是假，企圖阻撓美國主導未來全球事務是真。它們雖然控制了聯合國，但是主導不了未來世界的動向，所以它們的作為恰恰使得聯合國的落伍性質完全暴露出來。而無力作出戰爭與和平的決定，只能使聯合國淪為“國際救援機構”、“戰爭善後組織”。 

還有一個現象值得臺灣政府特別注意，就是上述“四個常任理事國”周邊的國家，絕大多數都是選擇了支持美國的，像是前述的德國與俄國周邊的波蘭、丹麥、烏克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還有法國的近鄰西班牙、意大利。這樣就在反戰聯盟的板塊中打入了楔子，使得這些“理事國”終究無從理事。未來的全球秩序，很可能就此形成以美英澳日等海洋國家以及眾多小國為一方的“連橫”，與“四大理事國”等內陸強權為另一方的“合縱”相對抗。 

但是群龍無首的合縱終究不敵一個中心的連橫，勢在必然。

三，臺灣可向美國轉達的信息 

面對全球秩序這樣的發展，中共既喜悅又憂慮。喜悅的是，中共終於擺脫了作為美國主要假想敵的尷尬處境，憂慮的是，中共失去了玩弄反恐牌的戰略模糊，被迫清晰自己的立場，在戰前最後一刻跳出來作出反戰即反美的表演，從而使得自己遠離了一貫宣傳的立場：中共與美國之間唯一具有衝突性的問題只是臺灣問題。 

有的親中共的言論認為，此外，由於臺灣支持美國反恐，將使中共更加確認對台政策應置於對美政策之下，從而推動中共加強對美關係，積極進行對美遊說削弱美國對台支持，利用美國和歐洲大國的矛盾，使美國與臺灣在台海發生危機時，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其實這種說法是不合邏輯的。因為臺灣支持美國反恐，已將自身納入美國的事實盟國；而中共的反美，已經使得自己未來的任何遊說美國活動預先打了絕大的折扣。現在，中共的反戰花招已使美國十分失望，美國甚至借SARS流行之機，允許職員自行告假，變相削減駐中共領使館人員，這在各國駐中共機構中可謂絕無僅有。由此不難預期，美國即將排除中共的任何非分要求；此外，伊拉克對聯軍發射的兩枚飛毛腿飛彈證實來自北京，加上中共四月八日竟然否決譴責發展核項目的聯合國安理會聲明，在在已經構成美國和中共之間的衝突熱點。 

一方面，中共官方表態強作鎮定，說臺灣支持反恐戰爭不影響兩岸關係，另方面中共背後卻唆使《澳門日報》批判臺灣政府支持反恐戰爭。可見臺灣積極支持美國反恐，恰好擊中了中共的戰略穴位。 中共官方的中新社三月二十九日大肆報道當日出版的《澳門日報》社論，挖苦臺灣“蕞爾小島”， 威脅臺灣說，追隨美國，可能走向文明衝突的火在線，“遭到阿拉伯世界的敵視和恐怖報復”。中共這種言論是非不分、具有將恐怖主義合理化的嫌疑，其焦躁情緒更可以說明臺灣的決策十分正當，恰到好處。 

如果本報告以上所言不虛，臺灣政府可以考慮向美國朝野轉達這樣一個信息：中共作為美國的潛在敵國，決不是因為所謂臺灣問題，而是由於中共試圖打破世界均勢、試圖破壞美國主導全球秩序的霸權野心，臺灣問題不過是中共運用的“合理化突破點”罷了，正如德國以前利用波蘭走廊問題挑起戰爭，企圖改組世界。事實上，即使沒有臺灣問題，中共遲早也會利用其它問題與美國攤牌的，正如即使慕尼黑協議不能消除德國的進一步擴張，即使波蘭走廊問題和平解決，納粹還是會尋找其它問題作為藉口，來繼續擴張的。這次中共在反對反恐戰爭上面的反美表演，充分說明臺灣問題並不是中共與美國關係的核心，而只是中共企圖進行帝國主義擴張的第一個藉口， 反恐陣營當然需要合力圍堵中共企圖染指臺灣的企圖，不讓其第一個擴張得以實現。如此看來，中共企圖統一臺灣與希特勒企圖統一奧地利，仲伯之間也，必須禁止，否則全球各國後患無窮。而臺灣主張台海兩岸“一邊一國”，並非所謂“臺灣的挑釁”，而是保護全球秩序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是制約中共帝國主義擴張的王牌。

四，中共之失即臺灣之得 

日前，中國國內的友人告訴我們：在中共控制的輿論導向下，大陸民眾對於遙遠的伊拉克戰爭的關切程度遠遠超過了對於身旁致命的SARS病毒的關切程度。中共控制的輿論導向，充分體現了中共的長期謀圖，決不志在臺灣，而是所謂胸懷全球的。而如果國際社會對此了然，則中共之失即臺灣之得。 

美伊戰爭爆發以來，中共的各類傳媒尤其是電視破天荒進行全程跟蹤報道，僅在第一天它的報道還比較客觀，以後就開始胡說了。這些號稱戰爭追蹤報道的東西，對於實際進程能不報道的就儘量不報道，大陸民眾看到的都是美英聯軍在各處都遇到了挫折，伊拉克軍隊與人民在各處都取得了勝利，伊拉克各級官員的謠言與謊言被連篇累牘地一遍又一遍地從早晨重複到晚上，美英聯軍的殘暴被一遍又一遍地重複放大，伊拉克人民的苦難被幾個模特般的對象一次又一次地代表，世界各地的反戰活動被一遍又一遍地重演。 其實，美英聯軍是在挫敗了伊軍的抵抗後節節向前推進，而聯軍向伊拉克發射了過萬枚精確制導的導彈與炸彈，但伊拉克方面的死亡人數不過幾百，即平均每一百枚導彈下死亡的還不到幾個，這樣算是“殘暴”？同樣，中共電視臺不厭其煩地報道美英角角落各種反戰活動的時候，對於美國高達七十六%的戰爭支持率以及英國民眾超過五十%對布萊爾政府戰爭決策的贊成率，卻隻字不提。中共的媒體在觀點表達方面極力與德法俄靠攏，而在閹割事實的不正當宣傳手法上，則是其它反戰國媒體遠遠不及的，這對破壞中共與美國的長期關係，顯然開始發揮重大作用。而這種作用，正在蠶食中共前些階段經過忍辱負重才得以交換的“中共美國友好合作關係”。中共之失，正是臺灣之得，中共的愚蠢豈不可以為臺灣省去大筆遊說美國朝野的費用。 

五，海基會的重要作用

由於美國反恐戰爭的區隔，臺灣與中共目前的關係，已經不只是“分屬兩國”，而是“分屬兩個陣營”。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劇變！我們千萬不要小看了它。另一方面，海基會的作用卻不是因此縮小了，而是更加重要了，因為臺灣與中共的官方關係勢必因為反恐陣營的區隔而漸行漸遠，這樣就更加需要專責處理民間事務的機構，來

緩衝甚至代行某些官方聯絡。因為可以想見，隨著反恐陣營的區隔，美國將逐步的但是不可逆轉的改變對華政策，從樂見兩岸官方政治接觸，變為不願意看到臺灣與中共建立官方關係，因為擔心臺灣會受到中共牽制，從而疏遠反恐陣營。

兩岸之間錯綜複雜的歷史關係和交流衍生的問題，都需要不斷累積雙方的互信，只有激活既有的機制，坐下來談共同關切的事務性問題，才能拉近距離、消弭鴻溝。有任何一方過度堅持或是施壓，都會造成傷害，如日前中共新任總理溫家寶一再強調兩岸要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才能展開各種談判的言論，是十分有害的。

溫家寶雖然新任，但毫無新知，還是企圖把臺灣納入中共“特區”。那麼中共的“特區”是什麼呢？目前香港人心惶惶，盛傳此言：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為例，其中的特別行政區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的英文縮寫即是“SAR”。如果加上澳門特別行政區、深圳特區等等，就正好構成複數的“SARS”病毒了。此可謂天意乎！ 

當然，在避免臺灣淪為特區的同時，又要和大陸當局不斷累積雙方的互信，激活既有的機制，坐下來談共同關切的事務性問題，拉近距離、消弭鴻溝，自然非海基會莫屬。可以說，臺灣在獨立自主的道路上走得越遠，就越要強化海基會的職能，以便更好的平衡可能出現的政治危機。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二日）

【第六節 胡錦濤的新班底對兩岸關係可能的影響】

一，胡錦濤的新班底尚未成形

日前，胡錦濤與溫家寶南下廣東考查SARS蔓延情形，中共媒體與海外親中媒體大肆宣揚這是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勤政愛民的典範，其表現為胡錦濤參觀廣州國際會議展覽中心，棄專車改乘二號線地鐵前往海珠廣場，據稱胡是到訪廣東的中共領導人首位乘坐廣州公共交通工具的，此舉足顯其“情為民所系”理念之一斑云云。其實大謬不然。胡溫連袂親自南下，恰恰說明此二人尚未能掌控中共大權，因為按照中共獨裁政治的特性，最高領導人從來不會親臨危險的第一線視察險情。而且從胡溫回到北京後，不旋踵而北京疫情大發，不得不罷免孟學農北京市長、張文康衛生部長等事態發展看，胡溫對北京的嚴重疫情實在缺乏基本瞭解，結果措手不及，否則何必捨近求遠，要到廣州考察作秀，結果卻令北京疫情後來居上？

從上述種種事態發展看，胡錦濤實際上尚未組成有效的工作班底，即便對於面前的北京，也是指揮不動。所以我們的基本判斷是，截至目前為止，胡錦濤的班底尚未組織就緒，而“胡錦濤親政”的時代，其實尚未來臨。 

二，胡錦濤與江澤民如同父子？

早在二月底，中共十六屆二中全會在新疆大地震與清華北大爆炸案中宣告閉幕時，人們就發現全會發佈的會議公報內容，對海外親中勢力鼓吹的政治改革方案，未有積極響應。若仔細解讀二中全會公報的全部內容，仍以江澤民“三個代表”為指導思想，而江澤民本人則深信“經改政不改”是確保共產黨專政的不二法門。 

不僅如此，胡錦濤本人還出面請求江澤民繼續留任軍委主席！而當胡錦濤聽到不少人非議江澤民留任軍委主席是槍指揮党的時候，竟然溜鬚拍馬說江澤民出任的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党的軍委主席，當然是党指揮槍！

這表明，胡錦濤只是“跛腳總書記”，而江核心之後不會再有胡核心。中共十六大，胡錦濤成為黨內名義上的第一把手，但由於中央政治局常委從七人變成九人，其中最少有五席以上屬於江系人馬，因此名單一出來，即有評論指出今後中共黨內又可能走上集體領導的老路。再加之江澤民又沒有退出中央軍委主席位置，胡錦濤以總書記屈居中央軍委副主席，根本就是“軍委指揮政治局”。果然，此後中共媒體在排名時，也仍然以江澤民排在第一，更證實江澤民仍是中共“核心”。 

根據上述發展，《紐約時報》以“江澤民與胡錦濤如同父子”來形容六十歲的胡錦濤與七十六歲的江澤民之間的政治關係，是無不道理的，因為今後幾年江澤民仍掌握中共政治，許多重大政策胡錦濤必須尊重江的意見，江澤民有如胡錦濤的“政治老父”。胡錦濤只是名義上的領導人，江澤民則握有實權，胡錦濤在內政方面的步伐再有效率，但在外交及軍事、安全等領域，仍是江澤民拍板，而這樣的二元結構在碰到危機時，不出事情才是真正奇怪。

果然，SARS疫情很快就暴露了這一點。北京消息指出，江澤民對於胡錦濤這次迅速撤職查辦中共官員其實並不贊同，而江系人馬對胡錦濤種種防疫措施的表態支持，也是姍姍來遲。最有意思的還是胡錦濤的主要對手曾慶紅，四月二十八日發表據說是四月二十四日進行的講話，講話最早，而發表卻在所有中共領導成員包括江澤民之後。其它政治局成員是四月二十五日講話支持的，而江澤民則是四月二十七日，這種種詭秘情狀已經顯示，中共開始出現兩個中央、政出多門的初期現象。

再以清華、北大爆炸案為例，這件中共統治以來聞所未聞的大案，“新華社”在事件發生後迅速做出報導，就是為了迎合胡錦濤的“透明化”構想，由於“新華社”社長田聰明為胡錦濤人馬，甚至對以前一直視為國家機密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也允許中共傳媒立即報導。這次胡錦濤直接插手SARS防疫工作，企圖推行透明化政策或是給人留下透明化的印象，結果由於新舊更迭，反而造成北京的嚴重混亂。 

目前，中共的人事格局和指揮體系在SARS的衝擊下，已經相當紊亂，江澤民與曾慶紅、吳邦國、賈慶林、黃菊等外界視為江系人馬的領導人，在政治領域將繼與其胡錦濤保持距離，使得胡錦濤的總書記職能受到嚴重牽制，“胡錦濤時代”能否熬過SARS風暴，仍屬未知，但凶多吉少。 

三，胡錦濤依然沿襲中共的新官老路

美國《紐約時報》早在年初的一篇評論就指出，胡錦濤動作頻頻，訪問窮鄉僻壤，勉勵官民簡樸生活，刻意營造和江澤民親近富裕階級截然不同的形象，但是此舉對他是否有利，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我們當然注意到，最近胡錦濤利用SARS疫情，刻意製造了“南下廣東、雪中送炭”的親民形象，到達廣東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實驗室時，也不戴口罩、不穿保護衣，走進九樓座談會會場時與二十三家醫院的醫務人員座談，還說自己“感到揪心”,他甚至承認，面對這次SARS，中共有失誤，在國際社會受到壓力，凡此種種，與其說他是要與江澤民顯示不同，不如說他是在勤勤懇懇替江澤民擦屁股。

其實，《紐約時報》文稿的作者可能還不知道，胡錦濤訪問窮鄉僻壤、勉勵官民簡樸生活這一套，也是從江澤民那裏學來的。只是更像一九八九年剛剛進城的爬在鄧小平腳邊的江澤民，而不像鄧小平死後開始“大國外交”的江澤民罷了。想當初六四屠城過後一兩年間，江澤民也曾叫囂要讓私營企業統統破產，但隨著自己大權在握，日益露出貪污腐敗的真面目。

同樣，胡錦濤強調的所謂親民愛民和“回歸憲法”，雖然被中共“國情專家”胡鞍鋼捧為“新治國方略”，其實只是中共非主流派對抗主流派時採用的一貫手法，如以前的萬里、陳希同、李瑞環以及近年來失勢的李鵬等等，統統利用過這個法制“法寶”，來提高自己的發言地位。如此看來，胡錦濤在北京舉行的紀念“一九八二年憲法”二十周年大會上強調“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單位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等做法，乃是非主流派的官腔，其實與“尊重憲法”風牛馬不相及的。 

四，胡錦濤對兩岸關係可能的影響 

一個多月前，三月十一日下午，胡錦濤在參加中共人大臺灣代表團分組會時，針對新形勢下的大陸對台工作提出四點意見：“一是要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二是要大力促進兩岸的經濟文化交流；三是要深入貫徹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方針；四是要團結兩岸同胞共同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胡錦濤煞有介事的發表對台四點意見，卻沒有新意，典型的體現了這個共青團幹部的圓滑，目的只是刻意表現一下他胡某人要主持對台工作了。所以中共中央電視臺在新聞聯播節目中以相當時間報導此一消息，並稱胡錦濤重申了“江八點”的對台政策。 

這些自甘跟風、毫無新意的作法倒也罷了，最為可惡的是，胡錦濤竟然選擇中共人大會議這個純粹內政場合，並且在毫無代表性的所謂臺灣代表團的面前大放厥詞，這不能不說是胡錦濤用來特意顯示臺灣只是中共一個行省的立場。在這樣一個場合談論所謂對台政策，胡錦濤的險惡用心十分明顯，是要公然貶低臺灣作為獨立政治實體和事實主權國家的對等地位，這不僅是對臺灣政府而且是對臺灣人民的重大羞辱。

而中共廈門大學台研所研究員范希周竟還認為，這四點意見展現了胡錦濤整體對台政策的思路，它的特色是“溫和”、“務實”！溫和、務實到了把尚未接管到手的臺灣貶作一個中共的一個轄區的地步？這與毛鄧江等人一脈相承的武力犯台企圖有何不同？范希周還特別強調中共對台政策一向有“硬”和“軟”兩面，而胡錦濤談話主要側重了“軟”的一面！由此可見胡錦濤其人的陰險，善用中共所謂的糖衣炮彈，堪稱口蜜腹劍。

十分清楚，胡錦濤參加中共人大臺灣團機會發表他的對台意見，其實就是向中共立法機關發表的對台政策演說。北京對台人士指出，這項表演對胡錦濤來說深具意義，除了事先經過中共中央對台工作小組這一關，換句話說，就是已獲得組長江澤民的同意，同時也利用這個輿論最強的中共“兩會”期間向國際社會宣傳，臺灣是中共轄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根據胡錦濤的這一立場，我們不得不在未來的日子裏，多多提防這位“溫和”並且是“務實”的中共總書記。

當然，這是在胡錦濤剛剛接任國家主席不久之後，時間久了，情勢或有變化。因為目前對台工作實際領導核心還是在第三代領導人手中，胡錦濤即使有意開明，也不得不堅持中共的頑固立場，因為胡錦濤能否主導對台政策，最後仍要看江澤民何時放手。但可以預計的是，胡錦濤作為鄧小平隔代指定的繼承人，即使有心想在對台政策上有所突破，其籌碼不多、回旋餘地很小，也是顯而易見的。 

（二〇〇三年四月三十日）

【第七節 如何因應中共對臺灣的多重滲透？】

一，國際秩序中的經濟要素

在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中，全球經濟扮演了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角色。例如，伊拉克戰爭以美國及其盟國的全面勝利收場，但如何瓜分戰後重建的大餅並如何輸出伊拉克石油，已經成為各國討價還價的新焦點。難怪有些評論家認為，即使世界各地恐怖組織打擊美國利益的爆炸連連，也皆屬癬疥之患，而美國正在進入的通貨緊縮危機，才是威脅布什政府繼續生存的心腹大患。 

回到兩岸關係的議題上來，在中共對臺灣的多重滲透活動中，經濟因素同樣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一九八九年，中共就利用臺灣開放不久的大陸旅遊探親活動，大力吸引臺灣資金，相當程度抵銷了世界各國制裁封鎖天安門屠殺所造成的經濟蕭條。當然，向來反噬成性中共對臺灣並不領情，相反利用兩岸關係的不斷升溫來加緊滲透臺灣。 

剛剛過去的二〇〇二年對兩岸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為中國大陸和臺灣前後陸續加入了世貿組織，這不僅是和世界經濟接軌的一項重要指標，也為兩岸開啟了另一個互動接觸的重要管道。 

中共同樣利用這個機會在世貿組織的架構下刻意矮化臺灣，儘管在溝通之後，雙方就某些問題進行了諮商，使兩岸有了接觸，但對臺灣而言，加入世貿組織的最大困擾仍然是和中共之間的關係。例如，臺灣和中共之間的貿易，應該透過世貿組織的架構來進行，但是中共不願以平等會員方式對待臺灣，因此有些問題本來可以透過協商解決但現在卻無法著手解決。 

 

二，經濟領域的SARS事件 

臺灣社會最近因為從中國大陸引進的SARS病毒廣為傳染而人心惶惶，其實，比SARS病毒對臺灣威脅更大的事件早就發生並傷害了臺灣，所以現在才會發生SARS事件。對此，我們可以稱為“經濟領域的SARS事件”或是“國家安全領域的SARS事件”。前者如中共特務人員利用探親、結婚、偷渡多重方式進入臺灣，布建犯罪網絡危害臺灣社會，後者如中共資金以合法和非法多重管道進入臺灣，佈置木馬，準備顛覆。

臺灣開放陸資來台投資不動產，期待為臺灣的不動產市場注入活力。在經濟上，短期內很難看到明顯的正面效果，在政治上，顯然已經為中共準備了若干灘頭陣地。因為中共的看家本領就是滲透、建立灘頭、準備登陸進行顛覆。既然中共未改獨裁政治掛帥的慣技，那麼開放陸資對臺灣來說，豈不成了與虎謀皮，與狼共舞的冒險？對陸資來講，在臺灣房價並不便宜的情況下進入臺灣不動產市場，除了第五縱隊的需要之外，還真的會是獨立操作的商業行為？其實，臺灣經濟自從政黨更替連年不景氣，難道和中共佈置的經濟領域SARS病毒的入侵臺灣，真的毫無關係？

我們認為，臺灣的兩岸經貿政策不論怎樣走向開放，還是要把國家安全列為第一，特別是對陸資來台，還是要有高度的警覺性。 

否則，這次生物SARS事件已經做了預警，時候一到，中共特務這種國家安全領域SARS病毒的數量累積到一定程度，就會像生物SARS病毒一樣開始進行社區感染，在臺灣四處興風作浪。

三，臺灣十七家媒體疑受中資暗助？

果然，在上述開放陸資進入臺灣不過短短一年之後，今年四月間就傳出“臺灣十七家媒體疑受中資暗助”的特大新聞。 

消息指出，近年來臺灣有十七家媒體，疑似接受中共資金資助，中共投資媒體雖然受到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七十三條中資企業持股不得超過廿％限制，但是很多資金是經由第三地間接投資，這部分臺灣政府就是無法管制。至於期待民間有更大的他律來規範媒體行為，無異癡人說夢。 

眾所周知，中共投資臺灣，與台資投資大陸，本質不同。台資投資大陸，是私人行為，在商言商，商人無祖國；中共投資臺灣，則是政府行為，投資之意不在商，而在於滲透與顛覆之間也！

看看以下事實，中共的動機就決不在商，而在於滲透與顛覆之間：

1，臺灣有家頗具規模的媒體，因每月虧損約八千萬元，向外尋求金援，並在二〇〇一年九月間獲得中共資金間接投資十億，同時還得到中共首肯，可在北京和上海設辦事處。 

2，中共官方通訊社“新華社”還以旗下兩家境外因特網網站的名義，利用臺灣一家負債多、資金缺口大的電視臺弱點，挹注這家電視臺和一個網站共五千萬美元的資金。上述電視臺從一年半前，即在北京和上海派駐了記者……

3，以中共資金為背景的某些企業集團，趁臺灣政府機關大舉招攬外資來台投資的機會，竟大費周章，以合併或和外資公司合作的手段，化身“假外資”名義，著手參與臺灣重大事業的投資。 這些“假外資”欲投資的標的，可能包括臺灣股票市場或承攬重大公共建設。這些假外資的實際控股權，仍由目的不明的中共資金企業幕後掌握，由於其投資的經濟領域對臺灣經濟市場和秩序動見觀瞻，若存有不軌意圖，危害嚴重。例如中共資助的企業一旦獲准在台投資，中共特務就可以利用外資企業職員的外衣為掩護，潛伏在臺灣各個角落，進行政治和社情搜集，或在內部製造混亂。 

 

四，因噎廢食，中斷兩岸往來？

面對如此兇險的“兩岸交流”的惡質化，尤其面對“中共解放臺灣的先鋒隊──生物SARS病毒”，臺灣衛生署四月二十四日建請行政院關閉臺灣與中國大陸、香港人員往來管道，對仍然滯留在大陸、香港的台人，會訂出返台緩衝期，但回台者必須在某集中點隔離十天，才能與外界接觸。因為正是“兩岸交流”造成了中共疫情蔓延臺灣，再不適當關閉臺灣大門，中共入侵臺灣的先鋒隊──生物SARS病毒，勢必禍亂臺灣。 

關閉往來管道，就是不讓臺灣人進出大陸、香港地區，也不讓這兩地人民來台。儘管這政策確定實施前，會訂出一個緩衝期，以利大陸來台人士、滯留在港或大陸的台人，有機會返回故鄉。但本質上，這就是中斷兩岸往來的開始。

在我們看來，這個措施不僅是必要的，而且甚至是出臺太晚了。我們一貫呼籲，在中共進行政治改革以前，臺灣為了確保自身的國家安全，要大力限制兩岸三通等過份交流。如果能一刀切斷兩岸三通的走私行為，那就再理想不過了。我們這樣主張的理由十分明確：試想，臺灣與中共的關係比敵國還不如，敵國之間還可以講和，大不了割地賠款稱臣而已，可是中共對臺灣卻是必欲除滅而後快，不是割地賠款，而是完全鯨吞。面對這樣的死敵，竟然有那麼多台商總共拿出兩千億美金的血本予以投資，試想，這樣的今古奇觀恐怕是稱得上史無前例的了。如果不是如此史無前例的創舉，今天的臺灣也不至於被中共的先鋒隊──生物SARS病毒坑害到如此地步。誠然，今天的臺灣在劇創下，採取過激反應是難免的，但是事過境遷之後，這樣的反應又能持續多久呢？那麼臺灣是否還要繼續接受中共的其它坑害呢？大眾人性確實有其可悲的一面，不僅好了瘡疤忘記疼，而且在自以為合適的時機還會認敵為友甚至認賊作父。因此，臺灣急需以司法程序來吸取教訓，以避免在未來的交往中繼續上中共的“瘟當”。

五，以經濟方式因應經濟貪欲的因應之道

當今世界，人權為重，甚至中共這樣罔顧人權的野蠻政權，也不得不一再發表人權白皮書，虛應故事。而臺灣作為當今亞洲的人權模範，已經得到國際主流社會的認同，例如陳水扁總統獲頒美國國際人權聯盟的年度人權獎，就是國際社會對臺灣人權進步的高度肯定，這是一項寶貴的資源，白白浪費掉太可惜，那麼如何在兩岸關係的角逐中，打出臺灣的人權牌來因應中共對臺灣的滲透？這就是一個需要細緻研擬並切實貫徹的課題了。

儘管考慮時間倉促，現仍不揣冒昧提出以下粗淺的建言：

1，把人權考量放在兩岸交往首位，不僅符合現今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而且今日的臺灣確實已經具有這個資格。

2，把人權考量放在兩岸交往首位，可以確保臺灣的安全，因為對於國際維和力量如美日同盟來說，確保臺灣免受中共統治的最大理由，正是需要保護臺灣人民的人權免遭中共獨裁政體的侵犯。

3，以保護人權為目的，以經濟杠杆為方法，臺灣政府借用目前SARS危機喚醒臺灣社會居安思危意識的良機，以保護臺灣人民權益免受中共侵害的正當名義，積極凝聚共識、推動立法，研擬對於常駐大陸的台商以及進出大陸港澳的臺灣遊客抽稅，如大陸防疫稅，臺灣國家安全稅，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勢在必行。 

4，對於隱瞞上述活動者，給予必要懲處。而監管上述活動，可以抑制中共日益加劇的滲透臺灣社會各個層面的顛覆活動。

（二〇〇三年五月二十日）

【第八節 如何運用反恐戰爭的長期化來正面推動兩岸關係】

一，反恐戰爭與美國戰略重心的轉移 

二戰以來，美軍規模最大的戰略調整正在然展開：穩守中東，謀圖敘伊，縮編中歐，羈絆歐盟，東擴北約，阻遏俄國，強化東亞，屯兵關島，消除北韓。根據多重跡象分析，美軍會儘快將戰略中心轉向亞太地區，以北韓及其背後的中共作為美國頭號假想敵。這其實與美國關注“動盪弧帶”的動向，並不衝突且相輔相成，所謂“動湯弧帶”即從古巴、非洲、高加索、中亞、中東、南亞一直到北韓這片地區內的流氓國家。 

美國國防部名為“二〇二〇年遠景”的報告表示，美軍即將戰略中心轉向亞太，以崛起的中共為頭號假想敵。美軍情報預計中共軍隊的兵力投射能力，將在二〇〇五年達到南沙，屆時將突破日本、琉球、菲律賓、臺灣這條弧線所構成的“第一島鏈”（其中臺灣的地位至關重要）， 因此，美國除了在中亞大幅擴大軍事基地，借印度和日本從東西夾擊中共外，更加需要調整在東北亞的部署，並在作為第二島煉的關島增設重兵，對中共形成一個後備包圍圈。 

二，弗萊博格出任新職的含義

臺灣作為第一島煉的末梢具有合圍中共的關鍵意義，況且又是美國直接參與太平洋戰爭從日本手中奪得的，因此在美國心目中臺灣的法律地位應與韓國相同，而不與法國殖民地越南相同。

有消息說，美國政府正計劃從目前的太平洋司令部內，分離增設一個以日本為據點的獨立“東北亞司令部”，把美國在日本與韓國的軍事基地連成一體，互成犄角，形成東北亞的整體佈局。毫無疑問，臺灣應該以某種方式參與這樣的佈署，這樣，一旦臺灣海峽發生戰事，就等於韓國、日本發生戰事，可以立即捲入駐紮日韓的美軍部隊。只有這樣保衛臺灣，美國才能確保若干年內在西太平洋擁有絕對軍事優勢，使得太平洋戰爭的代價不至於浪費，才能落實不讓中共取代日本，到太平洋上橫行霸道，因為日本的侵略正是從臺灣開始的。

在關島基地，即將部署科索沃戰爭中鋒頭最勁的Ｂ－２隱形戰略轟炸機、可在一小時內打到敵國領土的ＡＧＭ－８６Ａ空射巡航導彈、三艘噸位最大的兩栖攻擊艦和五艘能對兩千五百公里外實施陸地攻擊的核動力潛艇。美軍還使新加坡樟宜基地成為美國航空母艦重要的停靠地。 

仿佛和上述箝制中共的佈署呼應，美國新保守派陣營又添加一名反共生力軍，由副總統錢尼拔擢的中國問題專家弗萊博格（Aaron Friedberg）即將於六月一日正式出任副國家安全顧問。美國政治分析家羅伯（Jim Lobe）在“外交政策焦點”中發表評論文章指出，弗萊博格出任新職的意義，不僅在於錢尼對當前美國外交政策的深遠影響力，也在於弗萊博格將成為美國布什政府高層中唯一的中國問題專家。 

原先，布什政府高層中沒有幾個人瞭解中國，而弗萊博格作為中國問題專家恰恰主張“中國威脅論”，弗萊博格多次將中共描繪成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無可避免對美國在亞洲的政治及軍事地位構成挑戰。他認為美國即將與中共處在公開而激烈的地緣對峙狀態，美國與中共的軍事衝突，可能是緩慢形成，也可能受到類似臺灣問題這種單一事件的刺激。弗萊博格還認為，與前蘇聯相比，中共由於相對開放而變得更加危險，因為中共更能長期抵抗美國的遏制。

我們認為，弗萊博格的出任，顯示美國在反恐與北韓問題上與中共的合作，完全屬於“戰術”性質，是暫時而有限的利用。如果明年布什總統順利連任，對中共肯定不是好消息。

三，臺灣可否運用釣魚臺爭議的籌碼？

具有中共背景的香港時事評論者邱震海曾經在新加坡《聯合早報》撰文，說日本和美國已就美軍在釣魚臺駐軍問題達成原則共識，雙方正在就這一問題做技術商討。邱震海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不願透露消息來源，因此該項消息極有可能來自中共情報單位，尤其因為此人宣稱美國要在東亞地區貫徹TMD計劃，為達到控制冷戰後世界新格局的戰略目標，乃一再邀請日本參加，至於日本，則是要遏制中國大陸的發展，雙方乃在互利的考量上，合作交易美軍駐紮釣魚臺。尤其令人警覺的是，丘震海呼籲北京和臺北在美軍駐紮釣魚臺的問題上，應該放下政治分歧，採取共同行動。 

儘管美國三年前已經承認日本對釣魚臺的主權，並曾引起北京的強烈反應，但美國依然積極支持日本著手擬訂相關計劃，進一步開發釣魚臺，美國甚至為東京擬定若干方案，加強日本的主權宣示，其中包括向釣魚臺派遣美軍。這對聲稱擁有釣魚臺主權的中共，是極其刺激的挑戰。釣魚臺事件中的“美國因素”，意味著美國不惜與中共為敵也要遏制中共的擴張。據透露，駐紮釣魚臺的美軍將自駐日部隊主要是沖繩基地中抽調。日本希望，“美國因素”將增加日本在與中共釣魚臺主權爭執中的籌碼。

反觀丘震海的前述呼籲，十分明顯，具有離間臺灣與美日之間關係的企圖，試想，如果臺灣真的中計而去和北京商談有關釣魚臺的事宜，豈不等於出賣了自己？相反，臺灣既然知道中共的離間謀圖，就更加應該反過來利用釣魚臺主權爭議作為籌碼，與日本協調“協防臺灣”的事宜，即，如果日本默認美日協防臺灣，臺灣就不在釣魚臺問題上與中共合作否決日本的主權要求，當然，臺灣也沒有必要支持日本的主權要求，因為這樣才可以長期保持釣魚臺作為籌碼的作用。

四，九一一使中共在東南亞失去攻勢

面對美日的佈署，中共試圖鞏固後方，與前蘇聯分裂出來的獨立國家和解，從而避免腹背受敵、兩線作戰的厄運。例如，中共希望把中亞各國建立的“上海合作組織”變成一個永久性的機構，並想將這個新戰略概念推廣到東南亞地區，在排除美國的條件下，與東盟成員國建立政治與軍事合作關係。

早在九十年代中後期，中共就在東南亞推行其所謂的“新安全防禦概念”，試圖削弱美國與這一地區的長期盟友關係。一九九七年三月，中共首次向東盟地區論壇推出了這個地區安全框架，希望與東南亞國家建立防禦夥伴關係。一九九八年七月，中共在國防白皮書中再次闡述了這個概念，再度強調支持地區安全的對話與合作。一九九九年二月到二〇〇〇年十二月間，中共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似乎達到了頂峰，與十個東盟國家就長期合作框架進行討論，企圖與東盟國家展開高層磋商，進行軍事合作。

就在這時，九一一恐怖攻擊成為一個轉折點，美國的注意力轉移到了東南亞。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亞都成為反恐聯盟的成員，這就打破了中共先前在這個地區所獲得的全部進展。美國在反恐旗幟下，重新獲得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成為主導力量，甚至像新加坡這樣的國家，也開始疏離中共。

這種局面使得中共不得不寬容美國的存在，大勢所趨的反恐壓力使得中共必須與美國保持良好的關係，避免與美國產生直接碰撞，特別伊拉克戰爭之後，中國在臺灣問題上已經更加乖巧，小心謹慎，避免使用武力威脅臺灣，因為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十分清楚的，中共的武力恐嚇只能授美國以柄，乘機強化在東亞的軍事存在。同樣的理由使得中共在與東南亞各國的合作上，也更加小心，東盟國家對中共的距離還由於SARS事件而日益加大，東盟成員國沒有一個希望自己疏離美國。

早在美伊開戰前半年，在去年的報告中，我們就曾經建言，臺灣如能大力贊助美國的戰費，將是一筆極有價值的安全投資，這至少比送往中共的商業投資，有價值得多。美國人可能忘恩負義，但中共不是可能忘恩負義，而是必定恩將仇報，與其送錢給中共這樣的毒蛇，還不如送錢給美國，這樣即使萬一美國不肯出兵而導致臺灣淪陷給中共了，美國起碼還可以多多接受一些難民，並繼續支持臺灣光復運動。可是送錢給中共的風險，遠遠大於貸款給黑社會，有如為虎作倀，這一點世界各國遲早會認識到，就像認識到納粹的本質，儘管為時不早，損失已經太大。而且，臺灣朝野也可以從這次SARS災難看到中共對臺灣人民的態度，真的還不及美國這樣的洋人呢！正如總統府秘書長邱義仁在美伊戰爭開戰之初說的，臺灣沒有不表態的空間，事實證明，臺灣政府在美伊戰爭之初就明確表達支持美國攻打伊拉克，確實做得對、做得好。

五，以戰略聯盟來平衡三通弊端

我們主張，臺灣不應在中共與美日的對峙中消極觀望，而應該積極行動，爭取加入美國的協防區域。只有這樣獲得了戰略上的支持，那麼臺灣與中共之間的三通經貿活動，才得以平衡，而不至於發生最終危機臺灣生存的致命傾斜。換言之，如果臺灣政府一味聽憑民間商業貪欲的驅使，就很可能重蹈迦太基敗亡於羅馬的歷史覆轍。當年的迦太基就是被一時的商業利益所蒙蔽，不願意看清羅馬一心要滅亡迦太基這一殘酷的真相，結果一再因為民間的壓力向羅馬屈服，和談一次，削弱一次，三次而國破家亡。現今的臺灣，雖然沒有和中共直接談判，但是三通給臺灣安全帶來的傷害，是比和談的形式更為實質性的。而在當今經貿主導的國際秩序下，臺灣又不能由政府下令禁止與大陸的經貿往來，那麼怎麼辦才好呢？

在我們看來，最好的防衛莫過於進攻，最能平衡三通弊害的方式莫過於加入美國和日本合組的安全體系，甚至爭取美國租用臺灣的軍事基地。實際上，這種方式也正是美日用來對付中共的，即經貿往來與戰略對抗並用。

當然，由於臺灣和美日沒有正常的外交關係，要馬上做到這一點比較困難，但是我們現在可以考慮以下替代辦法：

臺灣可以非政府的民間雇用方式，在美國和日本召募軍事人員加入臺灣本土的訓練和防衛，以變相擠入美日安全體系。只要我們控制得宜，敝小利多，就可能逐步拉近臺灣與美日的戰略合作關係，直到有朝一日可以正式加入美日安全體系。

至於中共的感受，我們不必過份在意，強權政治的本質就是欺軟怕硬，中共也不例外，臺灣作為獨立的主權國家，不需要看中共的臉色，而且臺灣要教導中共習慣臺灣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這一事實。

臺灣已經三年沒有和中共正式接觸了，大家都還記得朱鎔基三年前企圖干預臺灣大選結果時刻聲嘶力竭的嚎叫，現在情況如何？朱鎔基已經下臺，但臺灣仍然屹立不搖。而且，正如新加坡總理吳作棟最近在日本談到兩岸關係時說的：中共對台立場的姿態軟化了，因為中共認識到經濟繁榮會使它自身獲得長期利益。吳作棟沒有說的是，經濟繁榮對於搖搖欲墜的中共政權的苟延殘喘，是至關重要的。在這種意義上，臺灣越是能強化與美日的戰略關係，就越是有足夠的安全籌碼去擴大經貿三通，也就越是能從正面去推動兩岸關係的長期健康發展。 

（二〇〇三年五月三十日）

【第九節 SARS蔓延對中共極權的解構作用以及臺灣的應對之策】

一，六十四萬名大學畢業生無法找到工作

受SARS影響，中國大陸大學生的就業情況嚴重惡化，約六十四萬名畢業生無法找到工作。例如北京大學畢業生的簽約率只有百分之七十左右，比往年同期低百分之十。北方工業大學就業指導中心主任說，該校一千四百四十二名本科畢業生，僅有四百多人找到工作，只占三成，而去年同期的比例是百分之七十。外省的情況也是如此，例如甘肅，很少用人單位來校招聘，蘭州大學畢業生簽約率只有五成。廣東省畢業生的就業率也只有百分之五十，將有七萬大學畢業生無法找到工作。

中共引發的SARS對社會經濟的綜合破壞性，已經超過美伊戰爭，西方輿論廣泛認為，“亞洲經濟正在感染病毒”。從中國大陸到新加坡，人們取消疫區飛行，閉門不出，迫使經濟前景趨於暗淡。全球的商務活動都受到影響，如破壞了複雜的供應鏈，強迫航空公司和銀行業全部作出調整。荷蘭皇家航空公司認為，SARS對全球航空業的損傷力，比伊拉克戰爭為大。對SARS的擔心影響許多行業，大投資銀行的經濟學家都在降低東亞經濟增長幅度，尤其是中國大陸和香港，甚至娛樂業也受到影響，滾石樂隊（The Rolling Stones）等取消音樂會。

二，中國大陸經濟受SARS衝擊復原遲緩 

中共經濟學者厲以寧警告，不可低估SARS對大陸經濟的影響，即使控制住疫情，SARS對經濟的影響仍將長期存在。因為大陸經濟原已存在的三大問題，將因SARS而變得更難解決。

首先，中國大陸就業壓力更大，例如餐飲、旅遊、娛樂等行業原本使用勞動力為數眾多，未來這些行業復蘇後很難繼續使用眾多勞力，用人單位考慮業務前景，以及為減少感染而降低勞動密集程度，將更加謹慎。 

其次，農民收入將增長困難，他們收入的相當部分是靠外出打工，但受SARS影響，今後農民在城市找工作更難。

第三，內需不足，尤其是居民消費需求不足的情況將繼續惡化，居民消費需求結構也會發生長期性的變化。預估大陸家庭醫療衛生、保健支出及汽車、郊外住房的需求將增加，但由於存在不確定因素，居民儲蓄也會增長，消費心理的變化和消費儲蓄行為的調整將持續一段時間。 

大陸經濟學者普遍認為，SARS對中國大陸經濟的影響集中在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其中旅遊、交通運輸、餐飲、商業〇售、會展、出租車等行業受創嚴重。但SARS對大陸經濟的影響不可能僅局限在上述幾種行業，中共經濟景氣監測中心主任張仲梁就認為，旅遊業的衝擊只是個前兆，隨後將影響貿易，然後是縮減投資，最後降低GDP成長。 

一般相信，持續蔓延的SARS疫情將決定大陸經濟的受損程度，如果疫情此起彼伏或是再三爆發，影響將更為嚴重。為了避免SARS對經濟的衝擊變成經濟危機，中共被迫推出大額減免稅費措施，對餐飲業、旅遊業、運輸業等服務業減免多項稅費，這是中國大陸首次採取的重大財經緊急措施，顯示SARS疫情已經危及中共的統治。

SARS還加劇中共的財政赤字，中共國家信息中心披露，受到SARS影響，今年中國大陸財政赤字可能比原定目標多出四百多億元人民幣，達到三千六百億元，大大超過了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百分之三的安全限度，是中共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受到的最大經濟震盪。中共國家信息中心預測，受到疫情影響，今年中共GDP成長率比原先預測的低了百分之一點五個。

中共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王小廣認為，惡性傳染病對人們心理造成很大恐慌，對消費產生明顯壓抑，預估大陸全年消費將減少一千八百億元人民幣左右。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鋼也認為，SARS疫情屬於“需求抑制型”災難，除了醫藥需求增加外，消費需求幾乎全面停擺，許多人因懼怕傳染而減少甚至停止經濟活動，少外出、少購物、少旅遊、少開會，許多貿易和投資項目因此推遲甚至取消，這些加在一起構成巨大數字。 

很明顯，SARS的社會危害性已經大大超過疫情本身，據中共經濟景氣監測中心調查發現，SARS是一種安全隱患，危機過後會在民眾心理留下後遺症，這種心理陰影直接關係到公眾和投資者的信心，大陸經濟長期增長的潛力因此嚴重受限。 SARS影響的不只是經濟層面,對醫療衛生、科技教育、社會保障等體系更是大挑戰，這些將是後SARS時代中共回避不掉的難題。 

由於社會分裂已經風雨飄搖的中共，其政權最後的救命稻草就是大陸地區的經濟增長率，而SARS事件目前正在急劇的徹底的但是有條不紊的瓦解這一增長率。

SARS不僅對中國大陸外貿、旅遊等行業造成衝擊，對房地產業的短期影響也已顯現。為了應付這一明顯的危機，中共提出降低SARS衝擊房地產影響的對策。北京清華大學房地產研究所劉洪玉指出，SARS已經開始影響房地產投資的數量和結構，影響消費者搜尋市場信息等購房行為，影響大陸房地產業的發展。他甚至為此提出十項對策，企圖穩定人心，挽回市場。 

三，SARS侵入中南海，中共政權喪失威信

SARS病毒是從廣州郊區出現的，但它快速的突變，成為對北京共產黨高層的威脅，SARS穿越層層警衛進入中南海，迫使中共突然抽瘋行動。中南海內陳雲遺孀的保姆受到感染，使得大量中共高級官員及其家屬秘密逃離背景，真的很像一百年前滿清官員集體出逃，躲避八國聯軍，那次逃亡之後不過十年，滿清就滅亡了。這次除了高級官員逃亡（例如江澤民逃往上海，李鵬逃往天津，其它人逃往山東），中共當局還就地隔離了中南海內數量不詳的一批低級官員。 

正是因為SARS比艾滋病更加容易傳染，更加難以阻隔，所以中共可以聽憑兩百萬艾滋病人自生自滅，卻不敢繼續無視SARS。正是因為SARS已經感染了中共政府官員，中共才撤銷了兩名掩蓋疫情的部長級官員，開始發起全國防治薩斯運動，包括取消五一假期、學校停課，關閉娛樂設施和股市，前後隔離數萬人。

但是，中共已經因為說謊掩蓋真相而喪失民心，北京人在外地好像過街老鼠，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正如在香港的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卡波斯坦(Jean-Pierre Cabestan)所說，SARS對中共高層領導人造成從來沒有感受過的直接威脅，因此不再僅僅是邊遠地區的下層窮人的問題。確實，過去中國大陸曾經遭受更大的天災人禍，包括洪水、饑荒、地震和數百萬人死亡的瘟疫，中共從來沒有這樣興師動眾過。尤其因為信息的相對開放，已經使得中共的醜行無所遁形，SARS病毒侵入中南海，驅逐中共幹部，使得中共政權喪失威信。

大陸民眾已經知道，下令掩蓋真相的幕後罪魁其實並不是那兩個遭到罷免的替死鬼，正如中國大陸財經雜誌報導，北京東直門醫院接治首宗SARS病患時，正值中共十屆人大進入尾聲，北京當局將SARS冠上“特控疾病”以避人耳目，因此釀成嚴重的死亡疫情。醫生和院方一再被告知對此事要“保密、保密、再保密！”正是這種自欺欺人的“保密”要求，導致東直門醫院七十三人感染SARS疫情，最不可思議的是，東直門醫院向廣東有關醫院求助，竟然還遭到拒絕。 結果其後一周內，東直門醫院急診科五名醫生、六名護士相繼被傳染，其中兩名醫生死亡。 

四，SARS危機暴露中共的劣根性

 

SARS之所以釀成一場危機，是中共政權的劣根性所致，其劣根性導致連連失誤，其中又可以分為“政府失職”和“市場缺失”、信息不透明及危機管理措施失當等。這是中共社會病態長期失衡的結果，最終導致風險隱患變成現實危機，局部危險變成全面危機。 

首先是“政府失職”和“市場缺失”，使中共的醫療衛生發展長期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這是導致SARS造成社會危機的深層原因；中共不懂“綜合平衡”的基本理念，公共衛生體系嚴重滯後於城市化步伐；政府無錢增加投入，又不肯讓民間外資進入。 其次，社會缺乏危機意識和風險評估機制，導致風險未能及時發現；最後，在危機初期，信息封鎖及危機管理失當，導致SARS危機迅速擴散蔓延，一再錯過控制疫情蔓延的最佳時機。 

五，未來的展望

中共引發的SARS危機已經構成全球華人社會的一大夢魘，所有的重災區都是華人社區，這是中共政權對世界華人犯下的又一個罪行。同時，SARS傳播加上中共的惡劣表現，已經在世界各地破壞了中共的形象、削弱了中共的擴張，臺灣雖然也因SARS受害，但損失比中共為小，且無道義責任，從長計議，也是臺灣社會團結一致、凝聚共識的良機。臺灣社會在中共威脅下能否走向團結、整合、調整？現在是一個歷史機會，也是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確立某種新的關係的歷史開端。

這次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中共對自己一手造成的SARS疫情，不僅沒有悔意，亡羊補牢，反而小動作頻繁，繼續玩弄政治，企圖趁機以老大的姿態擺平臺灣，草菅人命的惡習難改。

事實上，誰和中共走得最近誰就最倒黴，SARS這樣慘痛的教訓比什麼道理都更有說服力。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抗擊非典的鬥爭顯示了民族精神。其實，人們在中共的精神中看見的完全是劣根性，政治鬥爭第一，不是你鬥我，就是我鬥你，這樣的政權要想贏得尊敬，太難了。

目前，中共雖然自稱疫情得到控制，感染人數下降，但是連極端親共世界衛生組織（WHO）也公開表示質疑中共提供的數字，而且認為中共對感染渠道毫無說明，十分可疑。再根據比較透明的加拿大多倫多等處一再爆發重複感染潮的情形來看，腹地廣大的中國大陸，要想杜絕SARS的再度爆發，幾乎是緣木求魚。專家預測，今冬明春，就是中國大陸SARS的下一次高峰流行期。

我們認為，從現在開始到中國大陸SARS下一次高峰流行期之間約有半年，這將是臺灣應對SARS蔓延對中共極權的解構作用的關鍵時期。對此，可以展望如下：

一，中共極權的解構趨勢將逐步削弱中共武力威脅臺灣的態勢，因此中共的壓力將被迫逐漸從軍事領域轉移到外交領域。因此，臺灣需要嚴密應對中共在外交領域可能發起的攻擊行動。

二，今後半年臺灣將逐漸進入總統大選期間，中共將配合外交戰來加速滲透臺灣朝野，培植“地方領袖”，甚至以醫療援助的名義來確立其“中央政府”的領導地位。因此，臺灣需要在內部競選的同時嚴密控制中共在臺灣的秘密組織活動。

三，美國政府也在逐步進入選舉期間，小布什政府為了避免重蹈老布什經濟混亂、治國無能而導致“戰勝即下臺”的厄運覆轍，正在不遺餘力施展全身解數，其中一項就是效法克林頓緩和與假想敵中共的雙邊關係，企圖獲得中共的某種援助，其中可能包括競選的政治獻金以及政策讓步，以此換取自己的連任，中共勢必利用小布什的這一需求來加大外交戰的力度。因此，臺灣要嚴密注意今後半年的可能風波。

四，結合上述三點，臺灣的應對之策是，借用SARS隔離造成的自然分離空間，將計就計中共轉向外交戰的相關努力，與中共保持必要的距離，就像與SARS患者保持必要的距離一樣，這樣才能保持臺灣社會的長治久安。把目前兩岸關係因為SARS造成的“特殊狀態”變為某種“常態”，才有利於社會衛生，用既成事實替兩岸關係的長期健康發展，奠定格局。

（二〇〇三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節 中共頑固封殺臺灣的WHO之路及臺灣的對策】

一，中共與臺灣誓不兩立

第五十六屆世界衛生大會(WHA)五月十九日在日內瓦集會，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參加該會的提案，在總務委員會的辯論中，在中共授意下二十七國發言反對，雖然七國包括美國也首次發言支持，依然沒有列入大會的臨時議程，這是一九九七年以來，有關提案連續七次在該會遭到否決。中共衛生部部長吳儀在當天的發言中，稱僅僅提出接納臺灣為觀察員的提案，就已經構成“一個巨大的遺憾”，以此表達了中共與臺灣誓不兩立的立場。 

中共為這次“勝利”預先做了大量鋪墊工作。在該次會議前半個月，五月三日世衛組織決定派遣專家前往臺灣，協助防範SARS疫情，但是中共新華社及北京的國際媒體，卻搶先報導“在中國同意下，WHO將派遣專家前往臺灣”。對於中共的這種小動作，國際輿論普遍認為，中共搶先發佈相關新聞顯然有其政治目的，就是凸顯臺灣是中共政權屬下的一個部分。自從中共造成的SARS禍害全球，中共甚至WHO對待臺灣的立場與態度，已經在國際社會間引起反感，美國和日本最終決定支持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參加WHA的提案，就與此有關。

中共不僅蠻橫阻撓臺灣參與WHA，且在國際間散佈謊言說自己曾幫助臺灣人民抗SARS，其實是企圖在國際社會間對臺灣推行隔離政策，使臺灣淪為中共的轄區。本來，醫療屬於基本人權，而且中共又是SARS的始作俑者，即使這樣，北京當局依然全力杯葛臺灣參與WHO，這清楚說明中共要從國際上消滅臺灣的意圖是多麼強烈，毫無妥協餘地。

二，北京破壞臺灣加入世衛組織的“柔性路線” 

英國金融時報認為，中共聲稱允許世衛組織專家到臺灣評估SARS疫情，是一種“柔性路線”，目的在於釜底抽薪，破壞臺灣“被北京隔離在世衛組織之外”的理由。世衛組織的疫情專家羅斯(Kathy Ross)是三十年來首次訪問臺灣的世衛組織官員，她否認世衛官員訪問臺灣經過北京同意，另一位世衛官員辛普森(Ian Simpson)也說：“我們沒有請求准許。我們只是通知北京有關決定。”世衛官員證實，疫情出現後是臺灣自己出面同世衛聯繫，和中共一點關係沒有。

中共一貫拒絕世衛組織直接幫助臺灣。可是後來為什麼突然轉變呢？原來是調整策略，用“柔性路線”來破壞臺灣爭取加入世衛的努力。一名擁護中共的歐洲外交官說，“現在臺灣政府很難解釋加入世衛的理由，他們已經得到涉及健康問題的一切。” 

中共對臺灣人民的“關心”的“幫助”原來是這樣的一回事！是為了更有效的消滅臺灣人民的立足基礎。中共在SARS問題上與臺灣的種種交流互動，其著眼點原來在於封殺臺灣的WHO之路。難怪在五月十九日世衛組織的日內瓦會議上，中共衛生部長吳儀不惜和美國衛生部長湯普森激烈交鋒，從會場內一直延伸到會場外，據目睹的世衛官員表示，此次世衛大會的氣氛激烈火爆，前所未見。大會結束後，湯普森還和吳儀進行了一個小時會談，會後吳儀步出會場不接受任何媒體提問，湯普森則表示，他們曾談及SARS、艾滋病以及臺灣問題。美方希望與中共能夠異中求同，中共則明確表達不希望美國支持臺灣。

與中共的這一態度可以共同參考的一項發展是：中共一貫在釣魚臺問題一貫充當縮頭烏龜，近日突然一反常態，放出幾個大陸大學生來參與香港人的保釣運動，前往釣魚臺海域宣示主權。原來，這是因為中共得悉美國與日本正在合謀共同駐軍釣魚臺，其後果可能會牽制中共軍事威脅的可能動作，於是中共搶先升高釣魚臺主權爭議，作為遏止美日勢力接近臺灣海域的預防措施。

由此可見，中共正在稟承滿清政權的老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對於外國可以犧牲國家主權，但是對於它自認為內部事務的領域卻是專橫跋扈。例如，中共在各個方面都對美國屈膝讓步，但是只要一涉及臺灣問題，馬上就提升音量，企圖用這種辦法嚇阻美國捲入臺灣事務。但實際上，中共的這種做法，正在逼迫臺灣走上獨立的道路。因為中共的所作所為無異告訴臺灣朝野：只有臺灣獨立了，取得中共心目中的“外國”地位，才可能得到中共的平等對待和真正尊重。

三，從“世衛”組織到“世貿”組織的攻防

SARS疫情的全球擴散暴露了國際社會對付流行性傳染疾病的薄弱之處，世衛組織（WHO）為此應該尋求更大的權力以便建立新的體制，對抗可能再度出現的國際規模的健康威脅。 

美國《華盛頓郵報》五月十八日報道，世衛組織計劃讓各國向其報告更多的疾病信息，並將尋求更大的行動權力。即便是某個國家不承認面臨健康危機，世衛組織也將根據自己的信息作出判斷，甚至強行干預，其中包括派出調查團，調查該國的應對措施是否足夠完善等等。 

世衛組織傳染病項目的執行主任說，這是SARS疫情對世衛組織工作方式的直接影響所致，“我們過去的工作方式過於被動，我們現在需要主動行動”。他承認這種計劃可能引起一些國家反對，擔心國家主權的受到干涉。但是“為了應對不斷增長的毀滅性傳染病帶來的威脅，進行改革是至關重要的，這種傳染性疾病可能是自然出現的，也可能是恐怖份子發動的生物襲擊。”這種提議將是近三十年來，世衛組織規章制度的最重大改革，世衛官員還希望，SARS危機能夠推動《國際衛生條例》的修改，該條例自從一九六九年出臺以來就沒有進行重大修改。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即使在這樣的危機和改革面前，世衛組織依然頑固的拒絕臺灣參與各國在對抗疾病方面的責任。這說明，中共的有關壓力是多麼強。

也許是為了報復臺灣加入WHO的努力，也許是出於擔心臺灣在世貿組織(WTO)的地位會日漸增強臺灣的主權地位，中共終於加大了在世貿組織名稱問題上的壓力，從而再次發起了對臺灣的進攻，儘管一些世貿官員已經明確指出中共的作法十分“荒謬”，中共還是一意孤行。

在中共的壓力下，世貿組織總幹事蘇帕猜(Supachai Panitchpakdi)建議臺灣改變自己在世貿組織的辦公室名稱、外交官頭銜和在世貿散發文件中的提法，以避免暗示臺灣是主權國家。按照這個建議，目前臺灣在日內瓦的“常駐代表團”將改為“常駐代表辦公室”，這暗示臺灣和香港和澳門屬於同類，後者使用“經貿辦公室”一名。更有甚者，蘇帕猜還建議臺灣政府名稱旁邊都要加注“相關說法不表示主權”！這不僅是一項針對臺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公然羞辱，而且等於是將臺灣在世貿組織的代表團進行降級處理。這種公然的挑釁事件說明中共企圖消滅臺灣的努力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四，臺灣的對策

人類今天的對策關係到明天的生存，對於一個國家也是如此。臺灣與中共之間的距離很小，要不被併吞同時又避免摩擦幾乎是不可能的，看來只有球場上的“合理碰撞”才是可行的。

有的分析認為，中共把兩岸之間的問題“搞大”，其實是為臺灣提供了免費宣傳。例如，臺北駐紐約辦事處處長夏立言受阻於中共政治干預，不得進入進入聯合國大樓舉行記者會，結果反而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新聞效果，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英國路透社等國際媒體均予報導，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也被迫在公開記者會上為此事辯論，夏立言本人也訪約不斷，這是臺灣花錢都買不到的宣傳。同時，現在臨近臺灣總統大選，北京頻頻出手，企圖讓臺灣政府在國際間失去呼吸空間，結果可能適得其反，不但會使臺灣內部主張改善兩岸關係的人在選舉期間出不了聲，也迫使民進黨政府祭出公投這張王牌，做為對付中共壓力的杠杆。而中共的外交壓力越大，臺灣民眾就越是反彈，支持公投的力量也相對增強。如此惡性循環，就能迫使原本希望擺平兩岸關係的布什政府，不得不密切注意兩岸情勢的發展，從而提升臺灣的國際地位。

我們認為，上述分析若是僅從短期的政治操作看，具有一定參考價值，但若是從長期的國家命運看，還可以借助一些別的鏡子。例如，從同屬漢字文化圈的日本、韓國、越南的發展道路看（尤其是韓國、越南，受中國大陸長期直接統治的時間，長達千年，遠比臺灣更長），他們的政治獨立都是以文化獨立為先導的。衡諸歐洲近代國家亦然，如北歐國家挪威的獨立是從文學革命等意識獨立開始的，而意大利的政治統一也是從國語運動等意識獨立開始。

唐人王勃有雲：臨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中共雖然再度封殺了臺灣的WHO之路，但是無法阻止臺灣結網。臺灣的結網，就是著手凝聚臺灣內部的共識，以新臺灣人意識為杠杆，構建穩固的文化實體和政治實體。建立這樣的實體，操之在我，不必求人；而等到這樣的實體真正落成，國際社會自然會張開雙臂歡迎臺灣加入，而中共的不承認主義和軍事威脅，在這樣的實體面前，實際上完全是無所措手足的。

（二〇〇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一節 如何在三通的同時因應中共去臺灣主權化的陰謀——兼談加強國家認同，化解胡錦濤對台佈署的“三項優先工作”】

針對臺灣商界的三通熱浪，觀察家們早已指出：台商西進不是問題，國家認同才是癥結所在。換言之，台商西進大陸不是因為臺灣獨立運動激化了兩岸關係造成的，而是國際資本尋求廉價勞力的傾向決定的，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儘管已經造成通貨緊縮的弊病，但恐怕一時之間依然難以收斂。如此看來，在三通的同時加強大陸台商的國家認同，已經刻不容緩。

一，胡錦濤企圖內外夾擊臺灣主權

北京在大陸的台商公司內部建立秘密的共產黨細胞組織，進行分化腐蝕；在國際間則全力封殺臺灣的外交空間，進行打壓扼殺，此雙管齊下，可謂內外交侵。

不僅如此，北京還逼迫世界貿易組織（WTO）降低臺灣地位，企圖迫使世貿秘書處將臺灣代表處，降格為與香港、澳門同級的辦公室地位，要求在所有涉及臺灣的行動、文件上都不得出現具有主權含意的內容，凡有涉及臺灣政府機關，如總統府、外交部以及政府官員頭銜等涉及主權的文字時，其後需加注“不代表主權”的補充說明。 北京還主張臺灣不能以“代表團”相稱，而應按照港澳模式，稱為“辦公室”，今後臺灣駐世貿人員不得稱為大使、公使，外交禮遇特權降級，只能稱為代表、副代表、助理代表。

中共的這些舉動表面上是在阻止臺灣作為觀察員參加世界衛生大會之後做出的，其實蘊釀已久。其陰謀目的在於破壞臺灣加入政府採購協議，倘若臺灣的名稱降級，未來必須在政府採購協議中做出“去主權化”的讓步，如此一來，臺灣多年來在國際舞臺上的外交努力，都將自動放棄。

中共“去臺灣主權化”系列措施中最狠毒的一著棋，恐怕還是力圖切斷臺灣與美國的實質關係，如果不能切斷，則變質之，如果不能變質之，則削弱之。

這並不僅僅是觀察家們的看法，而是有中共主席胡錦濤的親口招供為憑。最近，身兼中共“對台領導小組”組長的胡錦濤，在該小組改組後的首次會議上宣佈，北京的對台政策將專注于“三項優先工作”：一、排除美國干預，二、加強兩岸交流，三、做好軍事準備。

中共消息人士指出，胡錦濤特別強調“三項優先工作”首要是排除美國的影響，強調沒有美國的支持，臺灣獨立的事不會發生。因此胡錦濤決定中共外交部今後參與對台政策的決策，改變了已往由國務院台辦做類似決策的作法。企圖通過收買美國來撤出臺灣的防衛後盾。

胡錦濤關於“優先加強兩岸交流”的佈署，證明了我們已往的分析是對的：“三通”不僅是中共發明的詞彙，而且也是中共佈署的圈套，胡錦濤所謂“我們應該爭取臺灣民意和民心”，其實就是強化三通圈套，套牢大陸台商，分化分裂臺灣生命共同體。 

至於胡錦濤“優先加強軍事準備”，則暴露了中共軍事政權的本質，儘管中共成員經常偽裝成外交家、商人、學者、記者，實質上全是中共安插的變形變色的暴力工具，現在中共“對台領導小組”納入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副總參謀長熊光楷作為成員，不過是把暗盤托出，意在恐嚇臺灣朝野罷了。 

二，護照交鋒戰役對臺灣有益

臺灣在護照上加注“TAIWAN”字樣的行動引起各方關注，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強調，臺灣新版護照所作出的改變，不會影響美國對待持用此一文件的臺灣居民，因為“臺灣人民能夠那麼做”。包潤石的發言無疑是肯定了臺灣的主權存在。 

也許是巧合，也許是中共一年多來所準備的對抗所致，中共外交部承認，已經要求世界各國在其公民護照的“出生地欄”排除臺灣，改為“中國”，中共聲稱，有國家在護照出生地欄內填寫“臺灣?臺北”或“香港?香港”，已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對於“填寫錯誤”的外國護照申請簽證，中共將要求更改，否則將不發給護照持有人入境中國的簽證。中共以此學習駝鳥精神，寄望於“即使海外的臺灣僑民未來領取了封面有TAIWAN字樣的新版臺灣護照，只要其出生地仍然填寫了中國字樣”，仿佛就表明了“臺灣仍然是中國的一部分”。其實，這與滿洲人和西方人打交道時，一定要自稱“大人”，並要對方這樣稱呼他，還把這樣的鬧劇當作“外交勝利”來宣揚，一樣荒唐可笑。中共也不想想，許多領了臺灣護照但在中國大陸卻有投資或職業的人，若受此限制，必將對中國大陸本身的經濟發展造成負數。難道中共正在密謀發放中國大陸護照給這批遊走兩岸的空中飛人嗎？

其實，北京當局這樣作法確實“粗暴干預他國內政、違反國際慣例”，但是，北京為了擠壓臺灣的生存空間幾乎已經不擇手段了，完全不顧及外國政府、國會、媒體、人民，對北京當局的反感，而且準備接受反彈的力量，此事意味兩岸關係的凶多吉少，“漢賊不兩立”之勢甚為明顯，臺灣面對中共這個鮮卑化（蘇俄化）的野蠻政權，實在應該作好最壞的打算，這就是胡錦濤的“第三優先”──作好軍事準備。如此一來，短兵相接的護照交鋒，就將是走向歷史性決戰的預演了。

世界各地的台僑，對臺灣具有高度的積極認同感，遠遠勝過大陸僑民對中共的消極認同感。北京當局發動“出生地戰役”，其實打擊的只是親中共人士，這些人在海外經常演出媚共鬧劇，令人作嘔的程度遠遠超過中共黨政官員親自登臺表演的。現在，他們如果在護照上的出生地欄目公然填寫“中國”字樣，無異自我暴露。這是好事情，是在兩岸最終攤牌到來之前，揭露第五縱隊的一個契機。因此臺灣一方面理應反對各國屈從中共的壓力這樣更改出生地，另方面，對那些為了自己的目的而自願更改出生地的人，也不妨樂觀其成。

三，向共產黨“借兵”以加強大陸台商的國家認同

北京日益加緊對台攻勢，顯示中共不可能等到消化香港五十年之後再來“解決臺灣問題”。面對中共的攻擊，如何化險為夷？最好的辦法莫過“柔道戰術”，借力打力，借兵打兵，利用中共的兵力來消耗中共的力量，利用中共的攻勢來訓練臺灣人民的國家認同。

五十萬名香港各界人士七月一日走上街頭抗議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引起舉世關注。陳水扁總統二日就指出，香港回歸中國才不過六年，整個香港就完全變了；香港基本法第廿三條這樣的立法如果通過，香港就是走回頭路了。

這樣的批判很好，不僅聲援了香港人民，而且提醒了熱衷於大陸熱的台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大陸的投資環境並不穩定。如果臺灣被迫走上香港的道路，那麼二十三條的枷鎖很快就要降臨到所有台商頭上了。

以香港目前的處境作為切入點，對臺灣來說等於是在政治上“向共產黨借兵，來強化訓練台商的國家認同”。而在中共當局頻頻打壓臺灣的現實下，向共產黨借兵來強化訓練台商的國家認同，“訓練器材”可謂隨處可得：

例如，日前全球婦女峰會臺灣部長被拒入境一事，足以證明中共政權封殺臺灣生存的努力無所不用其極，而且中共的毒手與民進黨政府的“台獨綱領”可以說是毫無關係。換言之，不論臺灣如何處理兩岸關係，中共對台政策都是不會鬆動更不會改變的，那就是“香港化”。臺灣抵抗中共兼併的努力越是劇烈，只會生存得更久而不會生存得更短；反觀中共，開給臺灣的條件極為惡劣，其實比“香港化”還要不如，因為還多出一條“必要的武力”，那是中共面對英國統治四十八年（一九四九──一九九七）時，從來不敢提及的！但用來對待“同胞”卻毫無汗顏，可見中共這個“民族主義政權”的虛偽性。

再如，中共去年對台部署飛彈的增加百枚一案，也是強化國家認同的訓練器材。正如《華盛頓時報》七月十八日指出的，中共不僅在七月份兩次進行恐嚇臺灣民眾的“東風十一甲型短程飛彈”試射，而且對台部署的東風十一甲型和東風十五型(CSS-6)短程飛彈，數目已由二〇〇二年的三百五十枚，增加為二〇〇三年的四百五十枚。而據美國國防部七月初向美國國會提交的軍事報告中指出，中共對台部署的飛彈數目逐年增加，預估到二〇〇五年將增至六百枚。不過這並不可怕，只要臺灣人民的國家認同得以提升，這樣的威脅將很容易被抵銷掉。

（二〇〇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第十二節 美國大選期間對華政策的調整與臺灣的對策】

一，過半美國受訪者質疑布什領導能力

日前，美國時代雜誌聯合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的民意調查顯示,五成一被訪者對總統布什的領導能力表示懷疑及保留，人數較三月時上升一成，這顯示小布什有可能和老布什一樣不得連任，家族統治並非萬妙靈丹。

雖然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李潔明先生日前特地來臺灣指出，“中國問題從來都不是決定美國總統大選的重要因素”，其實這恰恰說明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以致需要此人到台作出如此“中國問題從來都不是決定美國總統大選的重要因素”的宣示，畢竟誰都知道，明年臺灣的總統大選比美國的總統大選早七個半月，台海情勢不可能對後來舉行的美國大選沒有影響。正因為如此，李潔明來台的任務之一，就是試圖消除臺灣的聲音，讓臺灣緊跟布什的大選策略，轉而關注北韓的核子問題和“面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不要用公民投票議題來給布什總統添麻煩，儘管布什為了連任，已經開始繼承柯林頓四年前的對華政策，不惜變相詆毀自己四年前的競選綱領。 

二，為了競選連任討好中共，布什傳達微妙訊息？

 

六月初一次美國政府新聞界簡報會上，在北韓、反恐等問題上媒體已經問了三十個問題，簡報會隨時可以結束，可是資深官員似乎仍在等待什麼，最後這位官員問道：“不問有關臺灣的問題？你們都睡著了？”顯然，資深官員在尋找機會說話，談論台海議題。 這個場景令人想起一九九八年夏天的柯林頓，那時，這位花花公子正從北京飛往上海，在“空軍一號”上白宮發言人告訴機上兩位隨同記者，“待會兒在上海，總統要談到臺灣議題”，結果柯林頓提出“新三不”政策（不支持台獨；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臺灣加入以主權國家為會員資格的國際組織）。這回輪到布什爭取連任，把柯林頓的“新三不”修改為“一個中國的基礎是‘三個公報，臺灣關係法，不支持臺灣獨立’”，賦予“不支持台獨”和“三個公報”及“臺灣關係法”具有同等地位。當然，柯林頓“不支持臺灣加入以主權國家為會員資格的國際組織”一案，現在的美國政府已經否決，所以六月間美國“變臉”贊同臺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可見美國的對華政策就像是自由市場的牌價，可以根據行情不斷調整的。

難怪中共對此欣喜若狂，六月十九日“中新網”電訊宣稱：“隨著中國實力的增長及中美關係的格局發生變化，美國的對台政策可能在不遠的將來作出重大調整：美國在未來有可能發生的台海衝突中將置身事外，而這一時間可能是五年。”

然而美國的民主畢竟不是任何一個政治豪門家族可以壟斷的，針對布什政府軟化了的對華政策，美國的《標準》週刊總編輯克裏斯托（William Kristol）署名的新保守派人士立即發動反擊，在六月中下旬連日散發公開信，強烈批判布什與胡錦濤的會談時有關台海議題的談話，而這些人歷來是支持共和黨政府的，因此這次批判顯然是基於政治立場而不是基於競選策略，普世價值顯然不該拿來交換選舉利益。

三，圍繞“公投”問題的短兵相接

臺灣媒體報道了美國不太贊同臺灣舉辦公民投票的消息後，臺灣官方對此一度反應低調，中共則幸災樂禍，認為臺灣政府已經陷入內外交困。然而陳水扁總統六月二十二日終於在高雄中山大學校友會成立大會演講時表示，公民投票是基本人權，不是任何一個國家或政府可以限制或剝奪的。 他表示身為總統，經常在思考、計劃，要使臺灣與其它民主自由國家並駕齊驅，更有責任捍衛臺灣的國家主權、尊嚴與安全，而身為總統要堅守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立場。

過了幾天，六月二十五日美國在台協會臺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Douglas H. Paal) 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說，所謂“美國反對臺灣任何議題的公民投票”的風暴，完全是臺灣媒體自己製造出來的，他從未說過美國反對臺灣公投的話，臺灣媒體亂寫一通，不審慎求證，新聞品質實在有待提升。包道格說他和親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會晤，說好雙方不對外透露內容，結果第二天媒體報導出來，還寫了很多他沒有講過的話；又如他會晤國民黨主席連戰，就有人傳出他暗中支持連戰競選總統，包道格表示：“我從來沒有說過支持或不支持誰選總統，美國駐台代表也不會做這樣的事”。更有甚者，某些傳媒報導章孝嚴明言，包道格“oppose(反對)”臺灣公投，包道格說，他至少已有三個月沒有見過章孝嚴，章孝嚴的話從何而來他莫名其妙。

最後，包道格說了一句在我們看來是至關重要的話，他表示，作為ＡＩＴ處長，他負責的對象是美國總統，而總統關切的則是如何維持台海地區的穩定。顯然，在情報醜聞和經濟滑坡雙重打擊之下的布什，極力爭取連任是其思想言論的中心，而台海問題的處理方式，必須給他的競選連任帶來利多才行。

四，國慶酒會與在台協會升級為准大使館

七月三日美國國慶節前夕，包道格舉辦午餐酒會，款待包括臺灣行政院長在內的高級官員、立法議員和商界領導人。此舉非同小可，因為美台一九七九年中斷外交關係以來，美方在台首次舉辦國慶慶祝，但令人奇怪的是，期間美國外交官還“刻意保持低調”，包道格對美聯社表示，獨立日“美國人在一起聚聚是非常自然的事”，這是什麼意思？難道包道格把臺灣人也當作美國人了嗎？真是有點簡直語無倫次了。他在發表演說時，也並未提及本次酒會具有任何歷史性意義，只是說，“共同的民主價值以及謀求和平繁榮的願望，讓我們之間的合作就像秀水從臺灣的美麗山峰上流下來那樣自然。” 

然而，這只是短暫的和表面的現象。

僅僅過了六天，七月九日，美國在台協會（ＡＩＴ）宣佈，奉美國國務院核准，臺北辦事處預估年底前即可核發護照給在台的美國公民，不必再使用麻煩的“旅遊信函（travelletter）”。這顯示ＡＩＴ的官方性質加重，將可比照世界各國的美國大使館，進行相關作業。ＡＩＴ的官方性質已經日漸明顯，除核發簽證及護照外，ＡＩＴ的“政治”及“領務”等部門已經正名（過去分別稱為“一般事務組”及“旅遊服務組”），ＡＩＴ的工作人員在調動工作時也不必再向原服務的公職單位辦理“離職”和“複職”手續，工作人員的電子郵件地址已經歸入美國國務院的公務網址（state.gov）。 

那麼，布什政府在不太贊同臺灣公投，為什麼同時卻“獎勵”臺灣、提升美台外交關係的級別？如果美國真的不滿臺灣的作法，即使提升美台外交關係級別的舉措已經定案，也可以暫緩實施、暫緩公佈，免得給予外界一種印象：美國正在鼓勵臺灣走向獨立。但布什政府沒有“暫緩”，這是什麼原因呢？

五，臺灣的思考與對策

美國的這種矛盾態度，大概出於兩種可能的原因：

1，美國雖然不能公開支持臺灣獨立，但實際上正在支持臺灣獨立，並且，美國是以“公開的不支持”來掩護暗中的支持，其作法一如過去對待波羅的海三國從蘇聯獨立時的作法，當時，美國公開批評三國獨立運動，但在塵埃落定之後迅速承認了三國的獨立。

2，美國的外交政策因為布什需要佈署連任已經陷入某種程度的混亂。

不論臺灣面對的是哪一種情勢，都需要盡力利用美國大選之前的不確定狀態，來為臺灣自己爭取更大的空間和自由。實際上，上述兩種可能的情形極有可能是並存的，交織在一起的。首先，美國沒有理由不希望臺灣獨立（只要不引起中共的過度反應）；其次，布什顯然不願意為了臺灣而冒險減小競選連任機會。那麼，在怎樣的情況下布什政府才不得不支持臺灣繼續前進？這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

在我們看來，明年與總統大選合併舉行的公投，僅僅以“核四”等純粹地方性事務為目標，有些可惜，對人力物力也似乎有些浪費；而如果直接訴諸“統獨”公投，可能又有種種不便。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認為，至少也還是可以考慮這樣一項公投內容的：“你願意在某種外部壓力下接受類似香港《國安條例》（二十三條）那樣的法令嗎？”

我們認為，這樣的公投內容，是有關人權和民主的普世議題，比地方議題更有價值（可以與“核四”等地方議題同時納入公投項目），同時，它也無關統獨議題，使得布什政府比較容易接受而很難提出反對，最後，它又聲援了香港人民的自主權力，同時擊中了中共的專制軟肋，如此“將軍抽車”，使得中共可能用臺灣公投來煽動大陸民眾民族主義情緒的同時等於公開譴責了自己。

如此可以一舉數得。

“你願意在某種外部壓力下接受類似香港《國安條例》（二十三條）那樣的法令嗎？”

我們預測臺灣人民無關統獨，百分之九十九將會回答：“不願意！”

其實，這也是香港人民、中國大陸人民、美國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答案。中共可以反對這樣的公投嗎？美國可以不支持這樣的公投嗎？如果中共反對這樣的公投議題，那麼將在全世界面前丟臉；如果中共不反對，將變成譴責的對象。

這樣的公投也等於向全世界宣佈：臺灣人民不會接受香港那樣的“一國兩制”。

（二〇〇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第十三節 美國會為臺灣的民主自由與中共一戰嗎？】

一，中共寓軍於民，對台構成縱深威脅

中共三峽蓄水發電，形成華中地區水路、鐵路、公路、航空的立體軍事交通運輸保障網。共軍總後勤部軍事交通運輸部負責人說，軍事交通涵蓋了陸路、水上運輸以及航空運輸，是一個立體的結構。而為了讓軍事交通更加暢通，中共軍交部門在全國鐵路、水路、民航的主要站港都設立了軍事代表處，負責協調軍事交通運輸。而把這些軍代處聯繫起來，就是一張全國網絡，可以通過陸海空三條路徑，從一個點快速到達另一個點。即使在和平時期，這張網也要為軍隊服務，如運送戰備物資、兵員、為軍事演練提供保障等，同時它還承擔著一些鮮為人知的任務，如在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深處，就有一條在地圖上找不到的鐵路線，它承擔著中共最大的航天城的科研試驗、生活生產物資的運輸任務。航天城的一顆螺絲、一粒大米，都是通過這條鐵路運送進去的。同時，這條鐵路也便利了共軍鎮壓大陸人民的抗暴活動。

共軍總後勤部軍事交通運輸部負責人說，在中國大陸，不僅軍事專用線路，就連修建普通高速公路、地鐵、鐵路、橋樑等交通設施時，都必須按照國防要求設計建造。這些設施，平時民用，一旦發生戰爭，都必須無償、無條件地提供給軍隊使用。例如在最近五年內，中共新建或改建了一批重要公路，整治了長江、大運河等江河航道，目的都在配合軍事設施和部隊機動道路。尤其是所謂“高速路飛機場”，是以高速公路為基礎，藏身於高速公路中的備用機場，在應急情況下，能快速從民用狀態轉為軍用狀態。中共在高速公路上起降飛機的歷史，始於一九八九年的“沈大高速公路”。截至二〇〇一底，中共已修建高速公路兩萬公里。中共所以傾力修築這些汽車公路，是因為它認為這些公路像是“無數個機場分佈在它們可以延伸到的地方”，戰時可以變為軍事機場。

二，中共大筆擴建海軍意在抗美壓台

中共近年以前所未有的資金大力擴充海軍，無非兩個目的，一是威脅臺灣、展示對台封鎖能力，二是企圖嚇阻美軍捲入台海戰爭。然而這兩個目的都會導致與美國的衝突，因為美國可以容忍中共併吞臺灣，但是不能容忍中共併吞臺灣的後果；正如美國以前容忍日本併吞滿州國，但不能容忍日本併吞滿州國的後果，最終走向太平洋戰爭。在“美國會為臺灣的民主自由與中共一戰嗎”的問題上，我們的答案是：“美國不會為了臺灣的民主自由與中共一戰，但是會為了自身的安全和霸權與中共一戰”。

特別考慮到，就在中共擴充海軍的同時，其原先奉行的“近海防禦”戰略也發生微妙變化，這種傾向如果不及時中止，必然走向與美國的全面衝突，一如一戰前的德國與英國、二戰時的日本與美國。最近大陸高層在巡視海軍時，特別提醒新任海軍首領，所謂“近海”系指與國家利益和軍事力量相一致的“近海”，而非以往理解的地理上的島鏈概念。這種觀念轉變，充分表明了中共的擴張意圖，正在對“近海”與“遠洋”兩個概念進行模糊化和重新詮釋。

無獨有偶，美國國防部三十日發佈“解放軍軍力報告”指出，中共的導彈威脅臺灣，萬一爆發台海衝突，中共的策略是速戰速決，包括採取“斷頭”策略，迫使臺灣在外力介入之前即簽訂城下之盟。當然，既是美方的報告，這裏面就含有美方的憂慮和預設的立場，表明美方極為擔心臺灣向中共屈服、簽訂城下之盟，因為無論如何，臺灣都是美國通過太平洋戰爭從日本手裏奪下的，意在瓦解日本海上霸權，美國當然不能眼看中共輕取臺灣，造成新的霸權，使得美國回到二戰以前的處境中。其實，中共威脅的不僅是臺灣的安全和美國的霸權，也威脅日本的海上交通。最近中共間諜船頻頻出入日本海域，就是一個對日本的警訊，表明中共擴充遠洋海軍的動向也是為了確保自己的石油資源及海線通路，尤其因為中共正在成為重要的石油輸入國家，與日本在海洋的競逐勢必日趨激烈。

而中共對美國的上述報告，顯然十分敏感，所以北京大肆抨擊五角大樓有關中共把更多導彈瞄準臺灣的報告，中共國防部長曹剛川利用八一建軍節的場合再次強調北京將不會容忍阻止統一臺灣的企圖。此外，中共為顯示自己是個海洋國家，頻頻派遣海測船到西太平洋探測水文狀況，它要面對美國所布建的韓日台菲防線，雙方一攻一守，臺灣東部海域已儼然變成美國和中共較勁的場所，美國為確保防線，除了派出偵察機，美國的海測船也在蘭嶼外海出沒。

三，美國欲維護自身利益必須要壓制中共

最近美國FBI局長米勒在國會作證時表示，外國政府和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通過間諜手段竊取美國的機密情報，而中共已被列為未來十至十五年內美國面臨的最大間諜威脅。

如果不加遏制的話，這種局面極大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以及軍事、經濟優勢。FBI估計，中共在美國開設了三千多家“幌子”公司，以掩護自己的間諜活動。

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則敦促加快軍隊轉型，以便對付新的全球威脅，美國海軍準備建立一支耗資一百五十億美元的最先進輕型高速艦隊，其主要針對的國家包括中共。《華盛頓郵報》報導該艦隊的新型“近岸戰鬥艦”，能夠在敵方海岸沿線淺海地區展開一系列戰鬥行動，達到拉姆斯菲爾德的多項要求。美國海軍聲稱，新型戰艦具有多種用途，它能“嗅出”隱藏在中國各海港的導彈，並加以摧毀；還能搭載追蹤潛艇的直升機，也能放出小型快艇攔截恐怖分子。另外一項能代表美國內部立場的聽證會（潛艇高級軍官在國會的秘密作證）顯示，美國軍方認為其實追擊中共使用的柴油機潛艇，無須使用“近岸戰鬥艦”，因為弗吉尼亞級潛艇已能擔負這個任務。

此外，為了遏制中共，美國擬在亞太地區而不是其它任何地區部署最新航母。美國最新航母“里根”號即將成軍，未來可能部署於夏威夷或是關島，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第二支“前進部署”武力，以因應中共和北韓這兩個殘存的共產毒瘤。這種動向不是因為美國熱愛臺灣，而是由於美國疑懼中共，由於中共軍事力量的擴張，北韓核武問題又遲遲沒有解決，美國必須要在夏威夷或關島部署航母，為自身利益來維持戰略平衡。回顧當年，即使在與蘇聯冷戰對峙時，美國尚且沒有在夏威夷部署過航母戰鬥群，可見而今情勢之嚴重，可見美國與中共的關係因為“九一一”而走向緩和只是表面現象，其實質則是由於中共國力的提升而與美國的關係日益緊繃。

另外，美國海軍艦隊司令奈特爾上將最近也說，亞洲出現的威脅使美國必須“把力量從大西洋移至太平洋”。亞洲出現的威脅何在？僅僅是小小的北韓？非也，五角大廈目前正在全面檢討美軍在世界各地的部署情形，其中海軍部份就是由奈特爾負責。最近幾個月，美國調派了兩艘攻擊型潛艇駐防關島，第三艘也即將前往，隨後還有第四艘。報導說，此一戰力調整，主要是因應臺灣海峽和印度尼西亞可能出現的變局。

美國國防部四年一度的《國防檢討報告》曾指出，美軍應在關島部署轟炸機和戰鬥機。太平洋美軍司令部則具體主張在關島部署新一代的Ｆ─２２戰機、波音七六七空中加油機、重裝轟炸機、“全球之鷹（Global Hawk）”無人偵察機、以及Ｃ─１７巨型運輸機等。同時美國空軍也移防了若干B－１和B─52轟炸機至關島，還儲存了若干空中發射的巡弋飛彈在關島，結果驚動中共當局進行抗議。如果美國再調派航母駐防在關島或夏威夷，恐怕中共更加如芒刺在背，寢食難安。而這種嚇阻效果，恐怕正是美國所積極追求的目的之一。

四，推動美國為了自身利益而保衛臺灣

美國既然不會為了保衛臺灣而保衛臺灣，只會為了自身利益而保衛臺灣，那麼臺灣的要務就在於讓台海危機跳脫傳統的“兩岸關係”的陳舊模式，而變成“亞太安全議題”，進而變成一個“美國國家利益問題”。也就是說，臺灣要說服美國朝野接受這樣的觀點：“一邊一國”的實質意義，將是關乎亞太地區安全、穩定、和平的大局，也是關乎美國能否保證二戰冷戰成果不致付之東流（甚至被中共侵吞巧受漁人之利）的大計，而決不僅僅是為了臺灣自身的利益。如果臺灣能說服美國輿論如此相信，則美軍將不請自來，在臺灣海峽保衛美國的國家安全。

（二〇〇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第十四節 公投可為臺灣消除“地方政權”的負面印象（兼談臺灣朝野可否配合進行“統獨演出”）】

一，公投是主權國家的法權

臺灣願意與中國對話和協商，也可以不設定任何議題，只是希望在接觸對話和協商過程中，不預設立場和前提，以避免對方企圖把臺灣地方化和邊緣化。但中國共產黨政府為什麼如此害怕臺灣的公投呢？無它，蓋因公投乃是主權國家的法權，如果臺灣公投而中共不加抗議杯葛，那豈不等於在外交上承認臺灣了？這是絕對不行的，因為中共不管如何巧言令色，早已內定臺灣為“地方政權”了。而臺灣唯有擺脫地方政權的圈套，才能獲得對等的地位，這是顯而易見的。

臺灣政府五月間宣佈，考慮在明年大選時舉辦核四公投，而同時避免涉及敏感的統獨問題，但即使如此，中共依然反對臺灣公投。中共還向美國表達對於臺灣公投的不滿，通過美方影響臺灣不要公投，這是中共自己在情非得以的情形下，不得不把臺灣問題國際化的又一事例，因為臺灣問題自始以來就是一個“國際問題”，先是荷蘭－鄭氏兩國間的問題，後來是鄭氏－滿清兩國間的問題、日本－滿清兩國間的問題、美國－日本兩國間的問題，中國－美國兩國間的問題……最後臺灣實現了國家元首直選，臺灣問題才變成了臺灣－中國兩國間的問題。無疑，中共在心裏十分清楚這一“兩國的國際問題”，只是嘴上不敢承認罷了，否則中共現在怎麼向美國告洋狀呢。

臺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或核四的公投，乃是基本的主權行為，臺灣只要進行了政策性公投，即使沒有直接就統獨問題進行公投，也是宣示了臺灣主權獨立。

二，中共如何容忍臺灣公投？

SARS疫症使兩岸關係大幅後退，是不爭的事實。疫症使臺灣死了很多人，經濟受到打擊，所付出的一切社會成本，一般臺灣選民會將帳算到北京頭上，這無疑影響明年的選情，看來中共再度自願充當“台獨勢力”的“義務助選員”。更為重要的是，疫症將臺灣的國際空間問題激化起來。

在臺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問題上，北京的立場是反對臺灣以任何名義加入，吳儀還說北京“打了勝仗”，不僅昧了良心，而且昧了見識。可以預測，如此無恥打壓的費用將會很高，其賬單不久就會寄到北京。而在國際間，美國和日本等國都支持臺灣，預示這場較量遠遠沒有結束。輿論認為，世衛並不是唯有主權國才能加入的組織，況且涉及中國大陸傳播的瘟疫及其醫療保健問題，為何臺灣不能以適當的名義加入？

中共國台辦主任陳雲林與副主任周明偉七月廿一日訪問華盛頓，與美副國務卿阿米蒂奇交換反對臺灣舉行公投的意見，陳雲林暗示理解臺灣舉行核四公投。不懂英文的陳雲林，由駐美大使館官員陪同會見阿米蒂奇時，先宣讀一份打字的中文稿：“中國反對臺灣舉行公投。當然，我們也瞭解，在某些特別情況下的某些議題，或許像核四廠計劃之類的地方議題，搞個公民投票也是合理的。” 一位瞭解會面過程的美方人士表示，陳雲林說如果臺灣舉行加入世衛的公投則觸及主權問題，因為世衛是聯合國組織，臺灣加入了，就是和大陸分離了，當然北京更害怕臺灣把“一邊一國”論題直接加入公投中。

這表明中共已經在臺灣人民的國家認同面前，退了半步。其實，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是臺灣人民的基本人權，沒有人可以剝奪臺灣人民的追求健康的權益，即使兩岸關係的發展，也不能以犧牲臺灣人民追求健康的權益作為代價。何況臺灣是主權獨立國家，有權利去做自己認為可以進行的任何事情。 

臺灣人民有必要獲得實質的參政權，因此研議“公民投票法”的立法並列為立法院第四會期的優先處理法案，是極為明智的。很明顯，幾年來的事實表明，中共是真正的“紙老虎”，不論臺灣公投法具有如何高度的政治敏感度，中共也只能袖手旁觀，美國雖然表面上不能公開支持，但只要臺灣成功了，美國就能得分，這一點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美國樂觀其成。而中國大陸呢，更為關注的反而是如何維持當前兩岸之間的“不衝突”狀態。中共顯然希望在“不衝突”的狀態下，盡力讓臺灣遭到地方化、邊緣化、矮化。

三，擴大安全邊界是臺灣自救的道路

北京的長期目標是把臺灣納入一國兩制就是香港模式，但是從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引發的重大爭議和香港五十萬人遊行抗議來看，香港模式連從來沒有享受過獨立的香港人都受不了，那麼已經擁有數十年獨立主權和近十年普選權利的臺灣人民，如何接受“一國兩制”呢？更不可能接受所謂“一中原則”這個全球華人之恥，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蘇聯衛星國和社會主義殖民地體系的殘渣餘孽。

公投和聲援香港人一樣，是臺灣人民擴大安全邊界的自救道路，是拒絕淪為共產殖民地的有效策略。看看香港，再看看日前中共人蛇集團向臺灣進行如此低級下流殘暴血腥的“殖民活動”等偷渡行為，就知道中共正在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在蠶食臺灣。現在大家都說臺灣的經濟這麼差，除了世界經濟危機的背景，就是中共經濟黑洞的“致命吸引”所致，所以香港的經濟比臺灣還要糟糕，這就是一國兩制的前景。

拒絕香港模式，就要巧妙的把香港作為臺灣的安全邊界來使用,因為香港的命運就是臺灣的前哨，如果中共管制香港極為順利，臺灣在國家安全方面的危險就升高了；如果中共管制香港失敗，臺灣的主權獨立的價值，就會得到更加廣泛的認同和支持。所以臺灣人支持香港人就是支持自己，香港人現在也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香港立法會成員劉慧卿在臺灣表示支持臺灣人民有關臺灣前途的自決權利，即使遭到中共份子圍攻，她也不願意改變立場，因為她已經懂得“唇亡齒寒”的道理。而香港人在臺灣問題上的覺醒，顯然也是因為臺灣領袖道義聲援香港人抗議二十三條所致。臺灣立法院四黨一派（民進黨、國民黨、親民黨、台聯黨，及無黨籍聯盟）共同發表聲明，展現共識，指出香港政府及大陸政府提出的二十三條立法，“違反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因此立法院支持港人爭取自由、廢除惡法的努力，並譴責香港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違反自由，侵犯人權”……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中共對此台港聯合之勢，極為驚恐。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在記者會上強調，如果有人企圖在這個問題上借機挑撥香港和臺灣的關係，誣衊“一國兩制”的方針，那將是徒勞無益的。而中共所說的“徒勞無益”，就是臺灣的“福祉所在”！

四，公投宣示臺灣國際安全的重要性

中共價值是與普世價值背道而馳的邪惡軸心，因此國際社會最為擔心的不是臺灣與中共之間的潛在衝突，而是臺灣可能對中共的綏靖、妥協甚至被迫和北京談判。

最新一期美國國際關係方面的權威刊物《外交事務》期刊專文指出，東亞戰略形勢急劇惡化，已經對臺灣形成挑戰。中國大陸企圖利用在亞洲勢力的坐大，而迫使臺灣在國際上趨於邊緣化，在經濟上被迫與大陸整合，使臺北被迫接受與北京的政治談判。國際輿論擔心，“時間不在臺灣這邊”，因為臺灣只有無限期延後與北京談判，才能自救。而兩岸政治談判無論公開或秘密，只要展開，“兩岸的和解”對於臺灣人民和國際社會就同樣是一場地緣政治災難。

達賴就是一個悲劇性的例子。達賴一九五九年抗暴失敗，被迫出走印度流亡，四十多年來無日不想回到家鄉，但是中共就是不予達賴談判機會。為什麼中共對待臺灣反其道而行之，極力逼迫談判？因為臺灣還不在中共手裏，中共還在陰謀通過談判奪取臺灣的土地、人民、財富。而西藏呢，既然中共已經奪取了其土地、人民、財富，故永遠不會再與達賴談判。中共早在一九五九年之前幾年與西藏“談判”完畢了。政治談判之後不出幾年，中共就會兵臨城下，殆無疑義。

以下兩個因素對臺灣貌似利空，實為利多：

一、中國大陸在經濟與地緣政治方面的膨脹；

二、日本經濟衰退導致其區域影響力式微，難以獨力制衡中共。

因為，既然日本對於國際安全的戰略價值開始下滑，那麼就使得臺灣對於國際安全的戰略價值，變得日益重要。

日前，韓國問題的“六方會談”已經失敗，華府希望靠北京來解決北韓問題，其實是政治幼稚病。而據最新消息，中共自身也對六方會談的破裂可能造成的惡果深為恐慌，因為中共深知自己與美國的關係完全建立在利益苟合之上，極為脆弱。

美國國會研究處最新發表的報告，題為《第一〇八屆國會的美中關係議題》，由國會研究處（ＣＲＳ）外交、國防、暨貿易部門的亞洲事務專家鄧凱麗（KerryDumbaugh）執筆，供國會議員及助理參考。報告說，布什總統“竭盡所能協助臺灣自衛”的方針，改變了美國多年來的模糊策略，所以五角大樓提交國會的報告稱“美國必須維持核子打擊力量”，以備台海發生事端時使用。這表明美國和國際社會一樣，並不擔心臺灣與中共之間的潛在衝突，反而擔心臺灣對中共的綏靖和妥協甚至秘密外交。

五，公投的內政意義：示之以虛

公投曾經激起臺灣社會的內部爭議，這是好事。何以見得？因為這樣的內部爭議可以干擾中共的判斷，使之誤以為這樣的內部爭議可以造成臺灣社會的分裂，這正是《孫子兵法》式的策略，示之以虛。這種策略可以誘導中共，在上述錯誤判斷下，繼續決心等待下去，等待臺灣內亂、不戰自潰，以便中共接管，可以兵不血刃地佔領臺灣。其實，臺灣社會各階層在不願意中共進行接管臺灣這一點上，是毫無分歧的，唯獨中共自己，在自我宣傳中早已自我陶醉、神經麻木了，完全認識不到這一點，還真的以為有人歡迎它去“一國兩制”，結果錯估形勢，一誤再誤。

有觀察家指出，臺北占臺灣人口僅百分之十多一點，一離開臺北，國際旅行者不熟悉的臺灣就開始出現：那是個到處都有檳榔、燒香和沿街叫賣的世界，居民講臺灣本地話。這個世界的居民認為他們的自由來之不易，擔心同大陸的任何形式統一都會威脅他們的自由。由於北京堅持香港國安條例立法和在SARS爆發時孤立臺灣，使得這種猜疑更為加強。在香港，相信北京的人越來越少，這對臺灣也是一個轉機。

臺灣挑戰北京，被認為只是黨派的競選策略，其實不然，這也同時在為臺灣擴大國家的生存空間。如果北京干預臺灣大選中的“台獨傾向”，反而會增加民進黨的勝選機會；如果北京因此顧慮而悶聲不響，而無異變相承認了臺灣選擇自己道路的權利。因此為了臺灣的利益，臺灣朝野的當今之計，在於配合進行“統獨演出”，從而繼續鼓勵中共錯估形勢。讓中共在臺灣的統獨衝突中，等待臺灣內亂甚至自我瓦解吧！這樣，臺灣就可以贏得寶貴的時間，徹底實現“主權在自己國民的公投中”這一願景。當然，臺灣朝野的“統獨演出”不可過份，不可演變成真正的衝突和內鬥。在這樣的意義上，臺灣朝野完全有智慧使得臺灣不同黨派間在統獨問題上的爭鬥，變為保護臺灣安全的“煙幕彈”。

 

（二〇〇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十五節 中共的全力三通意在打破“新月包圍”】

在當今全球化的現實下，地球村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此背景下，兩岸關係也就不再是雙邊的，而是多邊的，甚至是一個複雜的國際問題。本文就試圖從這一角度，來看待中共的三通努力，以及臺灣對彼謀略的化解之道。

一，美國佈署“新月”重新包圍中國大陸 

自從蘇聯解體，美國始終把中共視為最大假想敵，這種地緣政治現實並沒有因為“九一一”事件而根本改觀。例如，前些時間美國宣佈將駐韓美軍向南遷移，就是自韓戰結束以來美軍首次後撤，這其實是一種臨戰準備。為此，美國還從沙特阿拉伯撤軍。輿論認為，這些舉動代表美國重新整合亞洲軍事部署，而其終端是在戰略佈局上，以“亞洲新月”來重新包圍蠢蠢欲動的中國大陸。

美國的設想，是建立一支可在世界各地，其中包括菲律賓和新加坡之間輪流駐守的高機動軍隊。“九一一”事件不是削弱了而是強化了美國重返東南亞軍事基地的動機。即使連中共自己也十分清楚：“正在醞釀的亞太地區新軍事部署，就是亞洲新月的復活，將對中國形成潛在的、事實上的包圍態勢，給臺灣問題的解決增加新的不確定因素。”（六月十六日《國際先驅導報 》，記者薛穎）中共認為，美軍部署趨向“小快靈”，是在新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化整為〇、廣泛布點。而中共的人民網更在六月三十日發表評論指出，二十一世紀是宇宙戰爭的時代，美國“星球大戰”計劃正以搶先佔據“近地太空”作為策略，要壟斷此一宇宙空間的使用權，並最早在二〇一四年建成首艘服役的軍用宇宙船，而美國有關單位曾經進行一次秘密軍事演習，就是以中國作為假想敵，它模擬在二〇一七年，“紅方”對“藍方”一弱小盟友“褐方”進行威脅，“藍方”為保護“褐方”利益而進行干預，雙方利用計算機向對方展開信息戰，其中“紅方”代表大陸、“藍方”代表美國，“褐方”代表臺灣。美國情報機關國家偵察辦公室負責確立“星球大戰”戰略制訂工作，主要目的就是要所有的美國盟友以至敵對國家，除非獲得華盛頓的同意，否則都不能進入美國控制的宇宙空間，其中的關鍵在於對全球所有國家封閉“近地太空”，即囊括從地球至月球之間所有宇宙區域的使用權。而現時呢，全球所有國家的“全球定位系統”都依靠在此一範圍內的星發射信號，美國獨霸此一區域，即等同于華盛頓可以封殺其它國家在軍事行動中的重要導向系統。

二，中共的太空計劃意在制衡美國 

面對美國戰略的這一發展，中共力圖反撲。儘管北京官員對太空武器的立場，在說辭與實際作法之間大有差距，而使此一問題十分複雜，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就事論事來加以探討。

中國大陸在國際間發起禁止太空武器的運動，已有時日，一年多前更同俄羅斯、白俄羅斯、越南、印度尼西亞、白俄羅斯、越南、敍利亞等國在聯合國提案，企圖禁止部署太空武器。但中國在發起多國行動和國際輿論以反對“空間軍備化”的同時，卻不動聲色地持續研發其太空武器和相關戰術，以期摧毀美國的軍事目標。共軍注意到，美軍在“指管通電情監偵（C4ISR）”領域具有壓倒性優勢，也發現美軍在通訊、偵察和監視三方面的優勢，無一不與其太空裝備有關。透過這些研究，共軍內部評估指出美軍的戰力憑藉，其實也是其弱點所在，因此若能將美軍的太空設施加以制壓或摧毀，那麼就能使美軍喪失利器，從而使其在面對解放軍數量較大但較落後的軍力時，無法實施有效打擊。共軍網站的一篇文章曾經坦承：“不論誰掌握了空間控制權，就有能力協助、阻撓和影響地面的機動性以及空中、海上和空間的作戰行動。”該文因此呼籲“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和民族”，反對太空軍備化。

然而，中國大陸軍事科技刊物十年來所刊登的文章又明白顯示，其已擬定長期軍事計劃來挑戰美國的太空主導地位。這些文章明目張膽討論如何進行太空作戰，並分析了美國在此方面的強與弱。例如中共“空間技術研究院”現正研發一種稱為“運載衛星”的反衛星武器，此一系統在設計上能搜尋敵人的衛星或太空站、太空雷射，攻擊、干擾、摧毀之。共軍還實驗它種衛星獵殺武器，如陸基導能武器和可以用作動能武器的小衛星。根據美國國防部的最新評估，中共也許能在未來二至六年內，就部署一種直接升空的反衛星武器。此種武器將對美國彈道飛彈防禦構成直接威脅，它在太空部署追蹤傳感器，與陸基傳感器和太空攔截彈聯機。由此可見中共在聯合國提案禁止太空軍事化，只是拖延戰術，其目的是要贏得時間，研發有效反制美國的手段。中共希望藉此打斷美國的指揮和管制作業，而一旦台海爆發衝突時，就可以阻撓美軍開入周邊水域。

三，三通還是武力進攻？

臺灣的夢想是與中共和平共存，中共的夢想卻是要併吞臺灣。而中共併吞臺灣的企圖又可分為和平的三通與武力的進攻，事實上，這兩者又是互補的：中共的三通可為武力的進攻鋪路，而中共的武力犯台更期待賺取和平的三通所無法完全達成的征服野心。

中共在談論“臺灣問題”時，從來不忘記提到“外國勢力干預”，在我們看來這不僅僅是虛偽的民族主義，也確實有打破西方強權（美日聯盟）對中共進行新月包圍的考慮在內。可以印證的是，中國在歷史上從不關心臺灣，或說關心的程度遠遠低於關心其北方邊境，甚至低於關心其南方邊境和西部邊境。中國對臺灣的關心，始于荷蘭佔領、熾於日本佔領，而到美國第七艦隊巡防臺灣海峽之後，對臺灣問題的重視才逐漸成為中共的所謂“核心問題”。由此可見，臺灣問題並非單純的“兩岸問題”，而是一個國際問題，所以臺灣才成為國際強權競相爭奪的對象，其主權在短短三百年間曾經五度易手，而實際控制權的更迭甚至更多。

現在，面對中共的三通攻勢，有人主張更為的積極響應，有人認為兩岸直航只會加速臺灣的邊緣化，但其實我們更需要把三通置入國際格局的背景下予以考察。無疑，中共的經濟活動會使臺灣的失業問題持續惡化，而香港最近三個月的失業率已經高達八點七％，就是香港過度依賴中國大陸的惡果。而勞委會官員表示，兩岸直航或三通僅是技術層面問題，關鍵點在於建立防止資金及技術外流等警示制度，維持臺灣競爭力。但其實，只要三通深入一步，臺灣的競爭力就會削弱一步，強者如美國日本尚且受困於中共的經濟活動，何況腹地更小、距離更近的臺灣？

事實上，認為三通可以解決臺灣經濟問題的想法，倒是昧於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現實。由於中國大陸勞動力廉價，美國日本的工廠現在也無法與中國大陸競爭，例如，美國一家小公司阿伯科（Abco Tool & Die），只有員工二十人，但在與中國公司競爭一直失敗。因為它投標用於光纖業的精緻塑料模型報價五萬美金，其中原料成本需要花費兩萬美金，但中國競爭對手的報價只有五千美金，試問，這樣的生意怎麼做？除非美國公司遷往中國，利用大陸的廉價勞動力，否則只有改行或是倒閉。而其它的工廠則遷往中國，例如有個塑料公司尼普若（Nypro Inc.）在中國製造牙刷、計算機〇件和為摩托羅拉公司和諾基亞公司製造手機，他們在中國大陸付出極低工資，不用付醫保費和環境方面的費用，盈利自然更多。其結果是去年一年裏，中共與美國之間的貿易赤字已經達到一千一百億美金，憤怒的美國製造商表示，中國進口產品導致他們的公司破產。美國最近經濟回升，但失業率並未下降，反而直線上升，都是托了中共的“洪福”。

歐洲美國日本的失業問題雖然由於中共的廉價勞力而日益嚴重，但畢竟不存在國家安全方面的直接威脅，中共也無“解放”歐洲美國日本的計劃，臺灣的情況完全不同，因為中共時時刻刻準備“統一臺灣”，所以臺灣不能聽憑商人眼光去看待兩岸關係，否則聚斂起來的財富最後統統拿去資助中共，豈非大愚若智？事實明白著：在中共吸納的四千五百億美金的外資中，臺灣資本竟然占了三分之一！這與臺灣的人口和經濟發展水準是極不相稱的，也使得臺灣購買武器的資金日益短缺，如果嫌這樣嚴重的局面還不夠兇險，還要“全面三通”，那很可能會讓臺灣重蹈西德經濟衰退的覆轍，而並未獲得西德兼併東德所獲得的戰略安全的優勢，徒然讓臺灣民眾的生活水準日益跌近中國大陸，而毫無回報。客觀的觀察家一定明白：這是“資敵”和“養虎遺患”，而不是“扶貧”和“救濟大陸同胞”。儘管這種養虎遺患是在商業投資名義下進行，但臺灣和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豈是商業投資的關係呢？

中共之所以忍氣吞聲低三下四的乞求臺灣資本，顯然是在重演“臥薪嚐膽”、“以敵制敵”的老戲，其全面三通的目的，是要在“新月包圍”上，打開一個氣孔。最近中共在香港二十三條危機上的讓步也顯示，中共的龜縮是企圖鬆懈“新月包圍”的警覺，蒙蔽臺灣民眾好像中共已經變得“理性”、“成熟”、“可以協商”了，這其實是中共企圖降低民進党再度贏得總統選舉分數的一種伎倆。

四，三通戰術已經延伸到國際舞臺

中共不僅對臺灣實施三通戰術，也把同樣的伎倆搬到國際舞臺上，尤其搬到與臺灣相關的國際關係中。

臺灣因素的發酵，使中共對日關係正發生某種微妙變化，例如，近期中共一改與日建交三十年來一直回避釣魚臺主權爭議的做法，公然支持京滬反日團體，在日本使館門前抗議，北京反日團體甚至得到許可在日本駐北京使館前焚燒日本國旗並向路人發散傳單，中共的警察和武警在旁“維持秩序”，而決不干涉示威行動。這個破天荒的事件，值得密切觀察其後續發展。而且中共傳媒近日連篇累牘報導日軍遺留毒氣彈的問題，也是異乎尋常的，因為其中的主要毒氣彈是十多年前發現的，中共一直不聞不問，現在卻大作文章，顯然別有企圖。

我們認為，其目的就是要向日本施加壓力，使之招架不迭，無法支持臺灣。舉一個例子，中國大陸京滬高速鐵路的建造投標，竟然要以臺灣總統大選的結果來決定！這不是十分荒唐嗎？但卻是千真萬確的。法國的子彈列車雖然聞名全世界，但卻遇到日本新幹線這個對手，不過，對臺灣問題的表態可能才是其問題的關鍵所在：中共以“二〇〇五年前作決定”為藉口，要看歐洲和日本對於二〇〇四年臺灣總統大選中有關臺灣前途的議題，如何表態！

中共一面譴責日本毒氣彈，一面放風日本將有九〇％的機會贏得建造投標，日本朝野提出對策，有主張增加對中國貸款，明定貸款用來興建京滬鐵路；或是蓋一個新的紀念館取代靖國神社，以平息參拜靖國神社引發中國的不滿。但大陸民眾表示，要是坐上日本火車回到南京大屠殺的現場，情何以堪！民意調查中近八成強烈反對使用日本技術。于此同時，日方媒體卻宣稱“中國高層曾向日本鐵路業者表示，‘中國選定新幹線的可能性為九十五%’。”中共為了離間台日關係，為了孤立臺灣，如此運用它的三通法術：日前溫家寶會見日本官房長官，表示“中日兩國要從戰略角度把握雙邊關係，妥善處理有關歷史和臺灣問題”，這表明，中共已經把“臺灣問題”提高到南京大屠殺等歷史問題的“戰略高度”，不僅使得京滬鐵路的建造成為政治的籌碼，也曝露了中共利用經濟手段（如三通和修築鐵路）來面對臺灣問題、打破新月包圍的企圖心。

 

（二〇〇三年九月十五日）

【第十六節 促使大陸有效遏止偷渡及加速接回偷渡犯之對策】

一，大陸偷渡問題的由來及其實質

大陸女偷渡犯落海死傷事件，引起國際間矚目，有人認為此事如處理不好，會影響甚至損害臺灣的國際形象，因為這個問題已像兩岸之間的一切問題那樣，不再僅僅是“兩岸關係問題”，而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國際問題。

我們認為，日益嚴重的偷渡問題，其實不是臺灣單方面政策執行所能解決的。因為大陸政府顯然有意縱容，其目的不僅在於擾亂臺灣的社會治安，且可乘偷渡犯魚龍混雜之際派出特務人員，潛伏臺灣，謀求裏應外合，危害臺灣安全。如此一來，大陸主動而臺灣被動則是顯而易見的。

其實，中共玩弄這一手法，已具相當一段歷史了，只是第一個受害者是美國，現在用來對付臺灣，是取自中共九十年代對美鬥爭經驗的成功。

我們知道，八九年六四屠殺之後，美國接應並收容了大量大陸逃亡人士，中共對此耿耿於懷，並謀求對策。鄧小平曾親口對來訪的美國官員說，“中國有的是人，如果你們需要，我們可以送給你們一千萬。”果然不久之後，中共故意鬆動邊防，同時派出特務人員到福建城鄉，傳達“政府的政策已經改變，不再追究偷渡行為，如果出去發財了，匯錢回來支持家鄉建設是好事”，同時中共公安把偷渡失敗的懲罰從坐牢改為罰款，這樣一來，大陸沿海偷渡潮開始洶湧澎湃起來。

中共一箭雙雕，派出特務間諜混入偷渡犯中，潛伏美國，不僅為中共盜竊情報，而且致力於改變僑社顏色，其中福建偷渡犯的成績最為“卓著”，每次中共組織遊行，這些偷渡犯都積極響應，成為中共海外活動的重要基層力量。現在，中共重施故伎，用來對付臺灣。

對於防範偷渡，有識之士提出要“攔截於海上，阻絕於岸際”，與美國當時的做法基本相同，但事實表明中共人員仍然相當成功地混入了美國社會。而臺灣海岸線綿延一千一百多公里，按照海巡署目前投入的一萬四千餘人、一百多艘快艇，很難有效禁絕中共的偷渡。如果每查獲五名偷渡犯，就同時有十至十五人成功潛入臺灣社會的話，那麼對臺灣的社會治安與國家安全所造成的危害，就會遠遠大於中共給美國已經造成的危害（十多年來，中共對美國的實際損害和潛在威脅，已經是怵目驚心的了）。

未被查獲的大陸偷渡犯，容易成為中共的木馬，從事破壞臺灣社會安全的活動。即使對於那些已經查獲者，從收容到遣返，臺灣政府亦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與物力，這些有形無形的社會成本，不僅浪費國家資源，且給中共造成口實，徒然消耗臺灣的能量、影響臺灣的發展速度。

從這一角度看，偷渡犯問題儼然已是中共的“超限戰”手段，是擾亂島內治安、弱化臺灣國力的跳板。實際上，不管從哪個方面看，偷渡犯都可能成為中共的先遣部隊，成為“不穿軍裝的人民解放軍”。如果臺灣朝野真能同心認清偷渡問題的嚴重實質，那麼離解決這一隱患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二，經濟難民其實也是政治難民

大陸偷渡犯在美國申請政治庇護，往往成功，其直接理由是中共的“一胎化”政策違背人道；美國因此每年撥出一千名額予以救濟。這樣一來，經濟難民就成了政治難民，可見兩者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並且可以重新認定。

對臺灣來說，大陸偷渡犯表面上是經濟難民，實際上發揮著定時炸彈一樣的政治作用，在這種意義上，偷渡案件的不斷增加，並非僅僅出自大陸的經濟危機，而是中共謀台日急所使用的木馬計。也正因為這樣，面對臺灣政府不斷要求大陸加強遣返作業並與臺灣政府合作打擊人蛇集團的要求，中共幾乎是不聞不問。對於新聞開放、人道民主的臺灣社會來說，這樣的悲劇是令人震驚的；但是對於新聞封鎖、冷血勢利的中共政權，這樣的悲劇卻可以加以改編扭曲，反過來抹黑臺灣社會，挑撥大陸民眾的感情。難怪人們指出，大陸海協會在事件發生後異常快速致函臺灣海基會，大言不慚地要求政府儘快查明事件，並藉此機會攻擊臺灣領導人，乃是中共早有預謀的。大陸海協會的態度，完全無視中共鬆懈邊防的責任。

中共主辦的香港《文匯報》承認，在大陸一些街頭巷尾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廣告，“到臺灣去，我們包你每年掙幾百萬。”而一些如花似玉的少女被這樣“誘人”的廣告所打動，紛紛南下聚集福建。試想，在新聞管制雷厲風行的中國大陸，每年有多人僅僅因為上網發言就會被捕入獄，如此明顯的偷渡廣告中共當局會沒有看見？很明顯，這不僅是大陸的黑道份子甚至公安、武警、邊防等單位的貪瀆掛勾所致；還有中共最高當局和軍事指揮機構的許可操縱的背景，否則出了這樣的事件，中共地方領導人早就革職查辦了。

即使考慮到目前大陸女子偷渡來台以從事色情行業為主，但根據臺灣境管局資料，由查獲的大陸偷渡犯的性別結構看，一九九九年以前，女性查獲平均比率僅為百分之七，今年至七月底則高達百分之七十三點二，可見目前色情女子蜂擁來台即使不是中共直接策劃，也是中共濫用木馬計所造成的性別失調。即使在這種失控局面下，中共依然拖延遣返，導致整個遣返速度大大滯後於緝獲收容的速度，各地收容場所人滿為患。

三，大陸偷渡犯可以申請成為聯合國難民

我們需要考慮：中共放出偷渡犯所需要的成本極低，而臺灣查稽偷渡犯的成本則高得不成比例，何況遣返速度又是由中共控制的，所以這場戰爭臺灣如不另闢蹊徑，則已預先輸掉。

為今之計， 除了加速遣返和加緊查稽之外，還有必要另謀出路，以釜底抽薪，斷絕中共的木馬計劃。否則中共食髓知味，得寸進尺，養成惡習，那時想改都難了。

在我們看來，既然大陸偷渡犯已經像是兩岸之間的一切問題那樣，不再僅僅是“兩岸關係問題”，而是一個國際問題了，那就要考慮用國際化的方法、在國際化的範圍內解決，而不應再被束縛在兩岸關係的框架內，因為那樣無異於捆住了自己的手腳，甚至在遣返方式上也只能聽憑中共的擺佈了。

在我們看來，促使大陸有效遏止偷渡及加速接回偷渡犯之對策，在於用“以攻為守”、“聲東擊西”、“圍魏救趙”的方式，擊中對方的痛處，迫使其撤兵：

1，借鑒國際間已經廣泛接受的“北韓難民模式”，由外國人士或臺灣民間義工出面，選擇可用的大陸偷渡犯送往特定國家駐台使館（選擇並內定一個與臺灣最為穩定可靠並且可以後續接應的國家，但不可預先通知對方），造成國際事件，一舉將大陸偷渡臺灣的問題國際化。

2，大陸偷渡犯雖被目為經濟難民，但畢竟是中共專制的犧牲品，理應有權利享受聯合國難民的待遇，但礙於臺灣目前不是聯合國成員的現實，無法像中國大陸難民在日本那樣向聯合國提出難民申請，然後等待分配名額，前往其它國家。但是聯合國有公約方面的義務，安置這些從其“常任理事國”出逃的難民。因此，臺灣可以透出偷渡犯躲藏的大使館，以那個國家作為中轉站，讓大陸偷渡犯難民先到那個國家，在那個國家作為臨時避難者，向聯合國難民公署提出正式的難民申請。

3，與那個國家協商，在聯合國難民申請批准之前，大陸難民需要遵守那個國家相關法律，而臺灣則為那個國家建立必要的難民營設施。這樣，臺灣最多等於是把靖廬搬到海外，並不需要額外的經費。

四，以國際化的立場處理兩岸問題

上述對策是否過激了？考慮到中共不僅縱容鼓動偷渡，而且陰謀將台海列入其領海的現實，我們認為上述對策並不過激。 

北京當局經常利用各種事件有計劃地要把臺灣海峽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海，最近的就是一改與日建交三十年來的默契與慣例，公開支持“保釣運動”，不僅在中國國內鼓動對日示威，而且正把戰火燒到美國，例如，中共的外圍組織“保釣委員會”日前已在紐約刊登大幅廣告，在本週六（九月二十日）免費運載示威群眾前往華盛頓日本大使館前示威，抗議日本“非法佔領釣魚臺群島”，期間中共還會免費招待示威者午餐。其實，中共醉翁之意不在日本，而在臺灣。釣魚臺是臺灣屬地，中共與日本建交時，擱置了釣魚臺主權爭議，那是因為與美國達成了擱置臺灣問題的協議。現在，中共明確中斷釣魚臺主權爭議的擱置，是否變相宣告準備“解決臺灣問題”了？

再考慮到去年五月，澳洲小型艦隊與南韓舉行軍事演習，航經臺灣海峽時，遭北京抗議，指其“闖入領海”；十月，中共北海艦隊所屬旅滬級導彈驅逐艦航經臺灣東岸外的公海，到海南島參與“神聖二〇〇二”演習；台東海域也有中國偵測船出現。十一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公開表示兩岸通航不能解釋為國家對國家、或准國際航線，而將之定位為“由兩岸資本在兩岸註冊的船舶與飛機經營的兩岸航運”，顯示中共有意將臺灣海峽視為中國的“內水”。

中共既然如此急切的窒息臺灣的國際空間，臺灣如果不相應還原“兩岸問題”其實是一個國際問題，那又如何自保呢？

從我們在海外的角度看，臺灣政府八月七日將泊靠高雄港加油的北韓“大山輪”予以扣押，就是十分明智的“國際化行動”，特別是查出了船上一百五十六桶的“五硫化二磷”可用來製造化學武器，受到了北韓的批評，卻得到了美國國務院的讚揚，這兩方面都有助於提高臺灣的國際影響力。

我們預期，臺灣如果能夠有效中轉大陸難民前往其它國家並且獲得聯合國難民身份，也將大大提高臺灣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國際影響力。同時如果處理得當，還可以密切與那個特定邦交國之間的雙邊關係。而中共必將因為在國際上丟臉，而緊急剎車，不再向臺灣大量輸出偷渡人員。

（二〇〇三年九月十八日）

【第十七節 “江胡體制”之進一步觀察】

一，中共政治局開始“偽民主化”

僅僅一周以前，九月十七日中共新華網以“三中全會首項議程：政治局作報告將顯民主活力”的標題轉載了《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葉篤初的長文，連篇累牘的回顧和闡述了中共集體領導的歷史和現況，並定調說“把報告工作主要定性為述職性質，以區別於單純發指示、作動員的主題報告，在重心上適當移到履行職責，接受監督、審查和獲得批准與授權方面……毫無疑問，這是授權與被授權、監督與被監督關係的體現，是民主集中制根本原則在黨的委員會制度中的具體應用。”如果貿然讀之，真以為中共已經蛻化為民主政黨；其實這不過表明，在中共目前的專制制度下，胡錦濤依然還是個羽毛未豐、剛剛親政的雛鳥，是一個還需“重臣監督”的“兒皇帝”罷了。

考該文作者葉篤初，並非記者，而是“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此人去年就撰文《黨章的修改與完善》，主張“十六大”將“三個代表”寫入中共黨章，此文經中共高層批准，去年七月二十二日《瞭望》週刊全文刊登，在一片反對聲中公開為江澤民造勢。這次葉某捲土重來，想必有所來頭。就中共目前的政治格局來看，“江胡體制”這一概括，確實比“胡溫體制”更能說明中共現在的政局行情。 

二，“江澤民揮手”與“胡錦濤鞠躬” 

早在三月十五日中共“人大選舉”的鬧劇中，就有評論指出會議開幕閉幕的儀式上，“江澤民的揮手和胡錦濤等人的鞠躬之間所形成的鮮明反差，再次凸現了江澤民的權力傲慢，以及中共體制對這種傲慢的縱容。”“選舉”結果公佈後，“當選”的幾個中共頭目胡錦濤、吳邦國、曾慶紅、江澤民的不同亮相方式，畫龍點睛地凸出了此次換屆的最大贏家，像去年的中共十六大一樣，非江澤民莫屬。胡、吳、曾三人都向代表們三鞠躬，以示感激之情。不管三人的鞠躬是作秀表演還是真心誠意，起碼表現了對代表們的尊重。而唯獨江澤民一人，毫不掩飾自己與其它三人的區別，非但沒有向代表們鞠躬致謝，反而以居高臨下接見代表們的姿態，挺直腰板，高舉手臂，緩慢揮動，顯示著作為太上皇的權力傲慢──我老江頭怎麼可以與兒皇帝和大臣們同日而語？ 

現在，半年已經過去，然而胡錦濤等人對於江澤民的順從、吹捧、擁戴，並沒有過去。人們不禁要問：這到底有完沒完？這種怪像到底何時結束呢？

三，“兩個權力中心”，似成定局

表面看起來，由於胡溫主導的SARS事件，在信息發佈、懲處失職官僚、平易親民和治理效率等方面的表現，再加上查處上海奸商周正毅及上海貪官劉金寶等人，胡溫已將重拳出擊的反腐，指向了上海幫派，似乎有別于江朱時代。另外加上胡溫在國際上受到西方媒體的追捧，不諳大陸局勢的人們便紛紛認為：胡溫在鞏固權力和挑戰江派上，已取得主動，並將繼續有所作為。

然而，江、胡續在軍隊亮相上的江一胡二的排名，胡在SARS疫症高潮時刻主持“學習三個代表”的政治局會議，七﹒一前中共中央又下發“掀起學習三個代表新高潮”的文件，吳邦國領導修憲的核心任務是將“三個代表”寫進憲法……這些所謂的“江規胡隨”，已成定局。甚至胡錦濤吹捧江澤民的遣詞造句，也與江澤民當年闡述鄧理論的文風完全相同，比如說三個代表論是繼毛思想鄧理論之後再次“開闢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境界”，而 “這一科學理論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路線、發展道路、發展階段和發展戰略、根本任務、發展動力、依靠力量、國際戰略、領導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問題上取得了豐碩成果，用一系列緊密聯繫、相互貫通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進一步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創造性地回答了建設什麼樣的党、怎樣建設黨的問題”等等，好不肉麻。 

胡錦濤作為黨魁兼國家元首，在黨的生日發表的綱領性講話，竟然說“我想結合自己的認識講四個問題，同大家一起研究討論”學習三個代表的體會！胡這樣表白，說明他決心像江澤民侍奉鄧小平直到墳墓一樣侍奉江澤民一直到江澤民死。以上事實表明，所謂“胡溫體制”僅僅是江朱體制的延續。而中共政治人物的沉浮，在根本上取決於黨內的人治傳統和權力平衡，而不是制度化程序，更不是民意。

但是胡錦濤能夠如願以償、順利等到江澤民死亡嗎？這很難說。因為江澤民畢竟是活人，他的“江規”也就難免是不穩定的心血來潮；即使胡錦濤準備死忠、死追，也未必真正能夠辦得到。兩個活著的“最高領袖”，難免形成兩個權力中心，尤其因為江澤民不像鄧小平最後幾年那樣已經成為植物人，江澤民現在還很活躍，八月十八日還會見正在北京訪問的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誇誇其談“中國在解決朝鮮核問題上發揮了建設性和積極作用”，明確向世界宣佈他老江頭還是中共的掌舵人呢！

四，兩個權力中心正在遭遇外來挑戰

正如百年來的中國史一再證明的那樣，一切變革的力量都是來自國境外部。現在，能夠改變江胡體制之僵死格局的力量，同樣如此。例如，香港的反二十一條大遊行、臺灣領導人對遊行的聲援，就有效改變了中共的既定方針，迫使已經搬上臺面的二十三條枷鎖，又縮了回去，這是一個難得的現象。

在中共的專制下，只要中央決策層不出現重大分裂，多數國內決策可以通過組織系統強制貫徹下去，但是，在處理對外事務方面就完全不同了，因其主動權往往不在北京領導人手上，而是操之在國際社會。香港二十三條的事例，因為處在國際事務與國內事務之間，故中共幾經拿捏，終於決定暫時擱置。

在外部事務方面，中共迫於力量所限，不得不有所克制。例如，即使中共秉持“在國際空間上絕不放棄已有陣地”的方針，對台政策可以等到臺灣明年總統大選之後再考慮出臺，但是北韓核危機則迫在眉睫。日前，美日南韓在夏威夷會商後，南韓的立場向美國和日本靠攏，三方正在連手向金正日採取制裁行動。金正日曾聲稱，制裁就是戰爭。輿論認為美國總統布什在連任之前不會對北韓進行軍事打擊，但是最新的看法不排除布什對甯邊核電站等重要目標進行“外科手術”，這可能有利布什的競選連任，尤其因為布什在伊拉克陷入泥潭使得國內民調急遽下滑。

現在危機在升級，事態發展可能嚴重危及中國大陸的安全。即使中共能夠避過戰爭，但應付北韓難民也十分頭痛。對此局勢，北京出現兩種對立意見，一是“甩掉論”（甩掉金正日），二是“抗美論”（要支持平壤與美國周旋到底）。北京內部消息說，江澤民傾向“甩掉論”，但軍方元老卻持有反對意見。目前胡錦濤中間落墨，企圖推行“影響論”，也就是勾引金正日放棄核武，走中國改革開放之路。這樣，即使金正日有朝一日垮臺了，平壤也有希望建立親中政權，不至於一邊倒向美日韓。但是這很可能是胡錦濤的一廂情願，因為在金正日看來，中國當局十分卑鄙，不僅背叛社會主義推行不論不類的“資本主義改革”，而且阻擾朝鮮自己實驗改革開放，例如中共無端逮捕朝鮮任命的特區首腦楊斌，就是一個極不尊重朝鮮政權的活生生事例。在這種芥蒂下，要金正日聽命於中共，可能性並不高的。而江澤民的“甩掉論”與胡錦濤的“影響論”之間，也具有兩個權力中心所特有的潛在緊張關係，這兩條路線的爭端如何發展，還有待於國際力量的持續注入。

五，兩個權力中心的預後

最近，俄羅斯外交部有內部報告指出，該部多數的中國問題專家判斷，胡錦濤雖然面臨種種難題的阻撓，但其接班的大局基本已經定調，目前的權力轉移還是在有條不紊地進行中。該報告預期，未來十年內，中國大陸將基本處於胡溫體制的領導之下。

我們認為，由於歷史、地理、文化諸多方面的接近，俄國人對中國的認識，往往優於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俄國外交部目前對胡錦濤前程的看法也是如此，值得我們特別留意參考。

十年之內，江澤民必死，胡錦濤很可能完全接班。那時兩個權力中心就會結束，胡錦濤自己做主，就像九七年後的江澤民那樣獨立，如此，則臺灣所面對的壓力相對會逐漸大起來。如果這樣，胡錦濤他就會騰出手來，伺機“解決臺灣問題”了。

（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十八節 中共十六屆三中可能走向】

一，十六屆三中的基本預覽

中共政治局八月十一日召開會議，決定十月在北京召開中共十六屆三中，主要議題為：1，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2，討論研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和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而修改憲法的相關建議經十六屆三中審議後，將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這充分體現了中共現行的党高於國的獨裁體制。

九月二十九日，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再度主持政治局會議，敲定十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召開十六屆三中，並提交修憲建議《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準備把“三個代表”論入憲，增加“保護私有財產”條文。深化經濟改革決定的講話稿《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涉及改革要點約五十項，包括國有企業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投融資體制改革、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國有事業單位管理體制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農村體制改革、對外經濟體制改革等。為胡錦濤的“述職”定調，確定“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支持中西部大開發、加快東部沿海地區發展”的發展戰略。

二，胡溫務實推進政治文明？ 

與中共歷屆領導班子一樣，胡溫在上臺伊始，總是釋出許多改革信息。胡溫一直暗示，會在政治體制改革上有所動作，民間也期待胡溫能革除弊政，落實“以民為先”的許諾。但是胡溫所倡導的這類改革，在許多地方好似酷暑時掠過的一陣清風，很快就一切照舊。例如SARS時期胡溫體制推動建立了災害事故公開制度，但過後仍然慣於瞞報事故。胡溫說執政為民，但高官漠視群眾利益，為害一方。

最近，重慶鎮長直選胎死腹中一事，使得胡錦濤的政改遭到廣泛質疑。本來，鎮委書記魏勝多因為免除人頭稅很得民心，在他的支持下，重慶市城口縣坪壩鎮原本要在八個月底舉行鎮長直選，但是在投票前一天，選舉被迫中止，魏勝多還被開除公職與黨籍、軟禁在家。魏勝多被安上“叛黨”的罪名，因為他違反“党管幹部”原則。胡錦濤先前提出被外界形容為“新三民主義”的主張，也就是“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經此事件來看，只是一種“當選語言”。

所謂“當選語言”，俗話叫做“吊胃口”，就是中共剛剛上臺的新官，給人民的許諾，類似於封建帝王登基時的“大赦天下”。但中共的許諾遠遠不如封建帝王的大赦，因為它實際上絕不兌現。未免除“食言”的尷尬，其中的重要手法就是透過特定的海外媒體，來營造盼望的氣氛。就如同中共往往通過某些海外流亡人士來散佈中共邀請流亡人士回國的謊言，這樣不必自己承擔責任。當然，由於中共的專政性質，實際上絕對不赦的做法，註定使得多數善良的人們最後一定失望。不過這不要緊，因為中共的新官已經站穩，可以“展開工作”了。正如美國國務院關於中國人權的最新報告指出的，“局部改善，整體無進步”。

三，中共“政治體制改革”內涵為何？

 

九月十日，中共《經濟》雜誌專訪了十六屆三中報告草案起草人之一、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卓元。他透露該會議的要點在於解決以下三類問題：

第一類是原來設想的、規劃的改革目標，如國企改革。

第二類是由於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以前沒有暴露，或者不夠突出的問題，現在顯得突出了。最主要是兩個：其一，城鄉協調發展，實質是所謂“三農”問題，因為現在城鄉的差別在擴大。這方面的改革，包括逐步改變城鄉分割的體制，加快推進城市化，農村稅費改革，逐步消除農民進城打工的體制障礙，建立全國勞動力的統一市場等。其二，經濟和社會協調、全面發展。特別今年春夏之交的SARS給了中共一次深刻的教訓，地方政府往往熱衷於追求GDP的發展，對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做得不夠，何談社會的全面發展？

第三類，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和中國加入WTO，要求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中顯露出的問題。

張卓元認為，上述三類問題，主要是來自中共的漸進式改革所造成的“先易後難”的必然邏輯。這種邏輯決定了，深層次的改革，特別是跟一些地方、部門利益緊密相關的改革，只能放在後面進行。

在我們看來，中共所謂深深層次的改革即“政治體制改革”指的僅僅是行政改革。例如“鄉村一級政權是不是要精簡機構和人員的問題、審批制度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等都，屬於政治體制改革範疇”，就和國際社會所理解的政治改革相去甚遠。既然中共的政治改革只是行政改革，那麼中共對外宣傳時大量灌輸的政治媚藥顯然也是假貨，所謂“今後要更加強調依法管理經濟，依法治國，要求一切依法辦事”的內涵，依然是一黨專政下的花瓶法制。許多人關心的破產法、反壟斷法、公司法、證券法和銀行法，有的中共已經制訂，有的是即將修改。然而，大家已經認識到，只要現在這個“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的即一黨專政下的，要想落實法律條例是難上加難的。

四，調整發展戰略才是十六三中之重點

面對中國大陸目前經濟發展的嚴重失衡，以及居於世界最快速水準的貧富兩極分化，中共當局企圖改變過去一昧發展高新科技產業的做法，而要專注于解決高失業率等等社會危機問題，因此，調整發展戰略，才是十六三中之重點。例如，會議將針對目前經濟發展的“嚴重失衡”開出兩劑藥方，一是改變過去重點發展高科技的戰略，轉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二是對就業率的關注將高於對經濟增長的關注，工作重心將大幅度向西部開發傾斜。以解決東西部差距及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失業率急劇攀升，社會矛盾日益尖銳。 

再如大陸民間經濟學界普遍認為，中國經濟當前的特點是，GDP的增長與工業增長背離，消費增長與投資增長背離，農村消費僅增長百分之〇點三，利潤大幅度向壟斷的大企業集中，經濟失衡嚴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走的是“為精英服務”的路，出現資本和財富高度向少數權力者和強權集團集中，向海外大資本集團手中集中。而藥方則在放棄一些超高技術產品的發展，多發展一些普通產品。目前最大的危機是就業危機，中國製造業危機嚴重，現行的政策是向外資傾斜，應該儘快取消出口退稅。應把向生產者收稅的結構改為向消費者收稅，要向私人財產收稅，對一些單位的小金庫也是同樣，通過稅收使小金庫合法化。要設法防止政府尋租，想升官的別發財，想發財的別當官。“增長優先是富人政策，應向就業優先轉變”，經濟政策要向西部傾斜，縮小貧富差距。以往的精英路線，不能無法再持續下去了。

五，為了開會先行戒嚴？

按照以往的慣例，中共決定政策走向的會議往往不在“一中全會”，而在“三中全會”，因為一中往往只是決定人事，三中才來得及定調政策。三中全會將討論憲法修正案，中共領導階層考慮在憲法序言中加入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以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兩項內容。保護私有財產也可望寫入憲法，但具體表述如何，中共高層尚未定論。 至於外界對江澤民將在十六屆三中全會期間卸下軍委主席，全面交班給胡錦濤的有關猜測，在目前所知的此次會議的文件精神中，並無涉及。

正因為三中全會如此重要，會議之前中共採取外松內緊的做法也就不足為奇了。日前北京頒佈“三不准”政策，不准討論政治改革、憲法修訂和歷史翻案，其中第三個“不准”顯然是指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這顯然是為“修憲”和“政改”設置警戒線。

北京看到討論政改、憲改和翻案之風禁不住，遂擴大鎮壓，乾脆把倡議政改定位為“實際攻擊共產黨領導階層以及國家的政治制度。”例如九月九日，北京下令關閉四個網站。這四個網站是www.caosy.com，www.libertas2000.net，www.xianzheng.net和www.cc-forum.com，它們都是讓網友公佈政改和憲改文章的網站。

這一禁令打碎了部份共產黨自由派知識分子夢想胡錦濤班底對政改問題會比江澤民時代寬容一點。在我們看來，這一禁令及其封殺行動，其實是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整個政治氣候的基本預覽。

（二〇〇三年十月五日）

【第十九節 美中關係展望】

“九一一”以後，不少人認為美國的注意力已經從“中國威脅”轉到“恐怖主義威脅”方面，因此美中關係大有改善。

其實這種看法相當表面。美國對中共的警惕是一貫的，即使在後冷戰時代也沒有中斷過。阿富汗戰爭開始不久，美國點名的四個流氓國家，北韓就名列其中，而北韓正是中共“用鮮血凝成”的盟友，是美國的韓戰時代的共同敵人。美國點名北韓，實為項莊舞劍，義在中共。中共雖然裝聾作啞甚至扮演美國與北韓之間的調停人，但是自己心裏十分清楚是和美國站在對立的營壘，所以中共一再曲意維護十分討厭的小兄弟北韓，也是由於擔心北韓一旦垮臺，中共也將再度面臨唇亡齒寒的險境。

一，中共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施放煙幕彈

討論北韓核武危機的六方會談八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剛剛結束，香港的《成報》三十日就刊出報導，說“一份中共內部文件”指出，北京對北韓核武問題曾持“事不關己”的態度，不願介入過深，但後來積極斡旋，並破解華府與平壤間為時半年的僵局，重開談判大門是因為不願意看到東亞和平破壞。但是中方在北韓核問題上，已不再堅持“抗美援朝”立場。 這份題為《中國在朝鮮危機中發揮關鍵作用》的文件甚至具體說明，北京態度轉變的原因是發現北韓核問題不論是導致戰爭還是導致北韓形成核武庫，都會“嚴重影響中國國家利益，威脅中國的戰略安全”。這份“文件”甚至宣告“中朝關係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結束了同盟國的蜜月期。”顯然，這份文件極為可能是中共當局偽造的，用來混淆國際視聽。至於“文件”列舉的北京與平壤之間的多項摩擦，如北韓難民偷渡大陸、硬闖外國使館，中共供應北韓糧油出現問題，北韓的新義州特區企圖吸納中共資金，中共在北韓境內佈設的情報網被對方偵破等等，都屬皮毛，根本並不足以抵銷這中韓這兩個狼狽政權抗美圖存的共同生存需要。

如此看來，該“文件”說在北韓核武問題上，中共肯定不會“抗美援朝”，而北韓對中共來說“最終是可以犧牲的”，極可能是中共當局釋放給國際輿論的煙幕彈，以在毫無結果的談判（其實是各國共產黨最為擅長的拖垮敵手的策略）之後，挽回自己的信譽、鞏固自己的調停人地位。 

實際情形究竟如何呢？

據北京官方背景的“中國社會調查所”對一千名不同省市的大陸人士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有百分之五十四的受訪者認為，如果北韓真的那麼想要發展核武器的話，就讓北韓發展算了。百分之九十三的受調者認為，美國以雙重標準質疑北韓發展核武，目的是要消滅平壤的核武力量。百分之八十九的受調者反對美國對北韓的敵視政策，以及慣用的施壓、威嚇手法。 

當被問到“如果朝鮮問題未能妥善解決而導致戰爭時，中國百姓願不願意支持政府再次協助北朝鮮抵抗美國”時，百分之五十七的受調者表示願意，百分之二十四不願表態，只有百分之十九表示反對。 

眾所周知，在共產黨持續不斷的洗腦下，大陸民眾所反映的，其實是官方早先告訴他們的，或是通過那些篩選過的“新聞”暗示過的。中共對內的宣傳和對外宣傳（如香港那樣的對外窗口）不同，較真實反映了中共的盤算，至少是一項預告。

而對於美國與北韓之間可能發生的戰爭，大陸專家認為中共很難置身度外。“新浪網”的相關文章指出，這是因為朝鮮半島是“通向中國的橋樑”。美國在朝鮮半島每年都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即使沒有危機，中國也應該加強自身的軍事力量。如果中國決心不足，美國方面就會對中國保衛自己的決心做出錯誤的判斷，從而造成更大的危機。文章還認為，如果“朝鮮核問題”最終引起一場戰爭，“多年以後人們只會記得這場戰爭的結果，而不是起因。或者中國出兵援朝，趕走了入侵者，保衛了自己的安全；或者朝鮮被外敵佔領，中國的安全受到長期威脅。”由此可見，中共的敵我意識依然如故。

這些調查結果和“對內文章”，與香港《成報》上的煙幕彈，結合起來互為參照，清楚說明了中共實際上一貫站在北韓一邊，在必要時會捲入韓戰，並且絕對不會放棄北韓這一緩衝國的真正意圖。

二，“拉偏手”騷擾美國安全佈署

 

間單說來，中共在朝鮮核武問題上玩弄的手法，是一種在中國大陸下層社會相當普遍的打架伎倆，叫做“拉偏手”。意思是說，當某人的朋友和別人打架，某人不一定直接加入，更巧妙的方法是假裝不認識自己的朋友，作為調停人出現，一把硬拉住朋友的敵人，迫使他無法還擊和自衛，而讓朋友放手痛打對方，不僅打擊效果更好，集資還可冒充好人，兩邊討好。

另一種相似的但是更為惡劣的流氓行為是，一個老流氓唆使一個小流氓出面罵人，自己坐在一邊觀看，如果被罵的人惱羞成怒要教訓小流氓，老流氓就出面說“君子動口不動手”，放任小流氓繼續痛駡，其實小流氓是為老流氓的戰略利益服務的，正如北韓現在挑戰美國其實符合中共的戰略利益，還可以牽制美國的活動，便於中共和美國進行更為廣泛的討價還價。

美國和南韓在北京的“六國談判”上應該多少領教了中共的“拉偏手”，知道不可能形成解決危機的協議。北韓拒絕開放核設施進行早期檢查，肯定有中共這位老流氓的撐腰。老流氓、拉偏手的策略重點，就是假裝和小流氓不是一回事。這一點中共做到了，相當成功的欺騙了布什政府官員。

南韓外長提醒“不要對談判抱太高希望”，美國大使也警告沒有迅速的解決方案，南韓還呼籲北韓不要測試導彈或建立核武，而北韓同意美國的多國談判，條件是美國另外與北韓進行一對一的談判，北韓表示，伊拉克的武檢協議不能防止戰爭，而是導致戰爭，像是導火線。……

其實在我們看來，這一切很像是鬧劇，因為北韓可能根本就沒有什麼像樣的核武，相反只是在進行流氓訛詐。難怪前中央情報局長伍爾西主張，如果與北韓的談判失敗，就需要進行一場新的朝鮮戰爭。實際上，美國要是真的動手教訓小流氓北韓，老流氓中共一定坐不穩了。所以在國際舞臺上一向立場曖昧的中共，以相當積極的姿態捲入朝鮮核危機，促成各方兩次會談，就是擔心美國真的對北韓發動軍事進攻。而中共一再婉言拒絕美國要求中共向北韓施加壓力，其實就是要看美國的笑話。尤其是很多大陸專家懷疑北韓擁有核武器，更不相信北韓敢於“部署核武器”。而現在眼見得美國對北韓的狂吠已經不耐，於是中共趕緊出面，“推動談判，勸說各方妥協”。在中共的抬舉下，小流氓北韓竟然也成了和美國平起平坐的一方！中共還要美國“以詳細、堅決的承諾，表明沒有進攻朝鮮的意圖”！想想看，這不是一個國際玩笑嗎？而布什手下的官員真就上當了？中共一定在暗地裏發笑，這麼拙劣的中國下層社會把戲，竟然就能把美國的得克薩斯牛仔給愚弄了！

一名號稱“同中國外交部關係密切”的“外交政策專家”還煞有介事的表示，“中國不奢望本次會談能夠重大突破，但若有關各方連一個原則性宣言都無法達成的話，中國顯然將感到失望”。這可能因為，中共覺得還沒有把布什政府給玩夠？

不過中共也不必高興得太早，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布什總統的支持率已經落到百分之三十七了。

三，中共想用朝鮮問題羈絆美國

那麼，中共為什麼要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愚弄美國呢？

原來，中共與美國之間的潛在衝突，遠遠多於並且嚴重於朝鮮問題，因此，美中之間的衝突不可能通過中共出賣北韓來獲得解決，而只能通過中共唆使北韓鬧事來轉移美國的注意力，為中共贏得寶貴的時間。例如，北韓的核武與巴基斯坦的核武一樣，沒有中共的協助是不可能成功的。除了輸出核武，中共還輸出導彈技術，唯恐天下不亂。為此美國政府一再指責中共繼續擴散導彈，事實上北京軍方正在通過其代理公司向其它國家大肆出口導彈。

導彈擴散問題一直是近幾年美中兩方爭論的一個焦點問題，北京再三保證，已推出新的監督措施來防止進行此類交易，但負責對此進行查證的美國助理國務卿戴蘇特(Paula DeSutter)指出，北京對華盛頓提出的相關要求，並未採取認真的態度。美方發現中方經常縮小不擴散承諾的解釋，並不強制執行有關規定，中共甚至掩護那些未被批准的武器轉讓。對這些指責，中共宣稱已從二〇〇二年八月起就推出新的程序，來“阻止那些不合法的輸出”，但事實上，大陸的軍火工業都是國營的，沒有中共軍方最高當局的批准，怎麼可能輸出任何東西？可惜布什政府連這麼一點中國常識都不具備，結果只讓美國國務院對幾家中國公司和個人採取制裁了事。這樣本末倒置的處置當然無效，因為非法向其它國家輸出導彈和武器的，是中共中央軍委，而不是這幾家充當手套的中國公司和個人。

四，中共羈絆美國可能絆住自己

在中共看來，需要應付的美國壓力遠遠不只這些。而在美國看來，中共終究不可能成為什麼戰略夥伴，那麼在統一的世界秩序下，不是夥伴就是對手，因此對中共不能不設法圍堵。

就在九月中旬，美國和來自法國、日本等十一個國家的軍人和執法部門人員，在珊瑚海（Coral Sea）舉行了第一次旨在制止危險武器和技術擴散的聯合訓練演習，參與訓練的人員練習了截留和檢查可疑船隻和扣留危險武器的技術。這一行動的目的是勸說更多的國家加入這一項目，在危險武器和技術尚未流入“流氓國家”和恐怖分子手中之前，將其截獲。澳大利亞是這一代號“太平洋保衛者”（Pacific Protector）演習的主辦國。 這一演習是美國領導下的“擴散安全提議”（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或PSI）第一次演習行動。“擴散安全提議”倡議清查和扣留海陸空可疑運輸物，並要求參與國互享情報，然後聯合行動截獲可疑船隻。

“擴散安全提議”被稱為“美國的新先發制人之劍”， 

是布什總統在今年五月三十一日在波蘭沃爾沃皇家城堡的一次演講中提出的。最初參與國包括澳大利亞，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荷蘭，波蘭，葡萄牙，西班牙，英國和美國。希望彼此結成夥伴關係，步調一致，利用各自的能力發展廣泛的法律、外交、經濟、軍事等其它手段來禁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導彈相關的設備和技術通過海陸空渠道“出入有擴散嫌疑”的國家，尤其是北朝鮮和伊朗。如果可疑船隻一旦進入“提議”參加國的領土、領海和領空，則應被立即扣留和搜查。

顯然，中共不可能對於這一“擴散安全提議”項目感到高興，所以始終拒絕參與這一行動。尤其因為某些中國國營公司常為北韓充作招牌，某些違禁品的發貨單上填寫中國的港口，實際得到貨物的卻是北韓。中朝兩國這種“鮮血凝成的戰鬥友誼”說明了一個道理，雖然“擴散安全提議”目前針對的還是北韓，但是中國或中國的公司最終很難不受牽連。

上述種種跡象顯示，與“九一一”導致美中關係的根本緩和的流行見解相反，美中關係正在因為中共玩弄北韓這個流氓國家騷擾美國的拙劣策略，而走向實際的緊張。如果中共對北韓的玩火失去了控制，那麼美中關係不久可望走向全面對抗。甚至可以預測，如果北京二〇〇八年奧運會由於東亞緊張局勢而像莫斯科一九八四年奧運會那樣（由於阿富汗戰爭而）受到干擾，中共整個政權從此走向動搖和解體，也不是不可能的。歷史的發展本來就經常超出所有人的想像，蘇聯的盛極而衰，就是中共的前車之鑒。

（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五日）

【第二十節 大陸處理貪腐問題之現況與發展】

八月上旬，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黨政機關、司法公安部門人員出境、出國通行證、護照管理措施》的緊急通知。中紀委派出九個巡視組分赴九省、市召開緊急會議，突擊收繳縣處級以上幹部出境通行證、出國護照，交由組織部門“統一管理”。到底什麼事件導致這樣近乎“政變”的情形發生？

原來，僅僅在八月三日晚至八月五日，不到四十八小時以內，就在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瀋陽、深圳、珠海、昆明等口岸、航空港，查獲六十多名持有合法護照或通行證企圖外逃的中共幹部，其中七名副廳級幹部，還持有金融機關、海關核准攜帶出境的外匯證明，其中一名經貿幹部就隨身攜帶六十萬歐元！

於是中共中紀委專門派出多個小組分赴有關省、市召開緊急會議，突擊收繳幹部出境通行證和出國護照。按計劃，巡視組將在短期內巡視各省區市。重要企事業部門的中共幹部及駐港澳中資機構人員，也在巡視之列。根據中共國務院的指示，公安部、海關總署、武警邊防總隊已要求各航空港和陸路邊境加強對出境、出國的黨政幹部證件的檢驗。

一，中共幹部的貪腐規模及其手法

將近三年前，中共檢察機關截止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統計數字，僅僅受到立案偵察而尚未歸案的，就有四千多名中共貪官攜款捲逃五十多億人民幣。而在已經結案的部分，中共檢察機關立案偵查的百萬件經濟案子中，涉及到縣處級幹部兩萬多人，司局級幹部一千多人，省部級二十多人，查辦中共黨政機關、行政執法機關、司法機關、經濟管理部門發生的貪污賄賂犯罪分子五萬七千餘人。

這些其實只是中共貪污腐敗的冰山一角。大陸人民認為，貪腐問題如果秉公處理，中共就會亡黨，如果拒不處理，中共就會亡國。而中共當局對待貪腐現象的實際態度，是在處理與不處理之間遊走，以最大限度的保證其繼續執政的能力。

顯然，在專政條件下中共“沒有退路”，只得依靠貪污腐敗的共產黨幹部進行專制控制，正因為這樣，中共不可能對幹部進行真正的監督與懲治，否則政權不保。而中共如此管制經濟活動的結果，必然出現大規模“以權謀私”的貪腐現象。據中共新華社北京八月十三日消息，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總局副局長馬海濱承認，職務犯罪是當前腐敗現象最集中、最嚴重的表現，並突出呈現出四大特點：犯罪領域廣泛化﹔犯罪群體化﹔犯罪手段多樣化、智能化﹔犯罪跨區域化、國際化。他在“預防職務犯罪研討會”上還披露：近五年來，中共反貪偵查部門共查辦的十七萬多件職務犯罪案件，發生的領域經從過去集中在黨政機關、司法機關、權力機關和金融、海關等部門，逐步擴展到社會各個行業、領域和環節。在以前認為是清水衙門的黨政部門、教育系統甚至殯儀行業中，貪污賄賂等腐敗現象也開始抬頭。

尤其所謂職務犯罪案件中的集體犯罪作案現象非常突出，顯示中共政權已經徹底腐爛。查處一個案件，就帶出一串、一窩案件的現象，日益普遍。犯罪嫌疑人經常採取上下勾結、內外聯合、共同策劃等手段，一個案件往往涉及幾十人甚至上百人。

以權力謀取商業盈利的現象，在職務犯罪案件中十分普遍。例如，將貪污受賄所得贓款進行洗錢、利用職務之便接受商業盈利機會、接受出國旅遊和長期佔用當事人的汽車、房產等各種現象，層出不窮。中共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共幹部的職務犯罪呈現跨地區、跨國境的趨勢，犯罪手段不斷國際化。職務犯罪嫌疑人跨國境作案、與國外不法分子共同勾結作案以轉移贓款、事先將家屬和財產轉移境外，已是經常運用的手法。 

由於中共的財經制度漏洞百出，很難防患於未然，因此往往事發多日，案犯已經逃亡時，才亡羊補牢，予以追捕。而追捕情形又依據案犯逃亡地點分為國際與國內，而有很大不同。

 

二，貪官的逃亡去向和洗錢方式

中共警方現在運用計算機網絡緝捕國內在逃人員，有如甕中捉鼈。例如已建成的“全國公安計算器一級網”可使三十一個省區直轄市進入“ 在逃人員數據庫”進行查詢，已建成二、三級網絡的地、市級公安機關也可直接上網查詢。為使基層派出所、責任區刑警隊等一些網絡尚未聯通單位都能實現信息共享，公安部將在逃人員信息製成光盤，下發到最基層單位，保證偏遠單位也能隨時對轄區內的可疑分子進行查詢。 

中共公安部統計，在全國範圍進行的“世紀大追逃”行動中，一個月內進入公安部“在逃人員數據庫”查詢的人次，就突破了一百萬，其中最多的一天，每分鐘就多達四十一次，可見中共貪腐造成的犯罪率之高。在該次行動中中，抓獲各類在逃人員十九萬四千名，其中網上在逃人員十四萬三千名。

但是，追捕逃往國外的國際案犯就沒有這麼簡單了。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一位辦案人員表示，從近年檢察機關的辦案情況看，每年都會有一定數量的職務犯罪嫌疑人攜款潛逃國外，目前抓回來的確實太少了，和逃出去的不成比例。 

中共外逃幹部的去向有四類：涉案金額小、級別低的就近逃到周邊國家，如泰國、緬甸、馬來西亞、蒙古、俄羅斯等﹔案值大、級別高的大多逃往西方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等﹔一些得不到西方簽證的幹部，先縮在非洲、拉美、東歐等法制不健全的小國，作為跳板，伺機偷渡﹔另有外逃幹部通過香港中轉，利用香港前往原英聯邦所屬國家可以“落地簽”的便利，逃到其它國家。由於中國大陸缺乏法規和管理，沒有建立防止大額資金外逃的預警機制，從而預留犯罪空間，使得貪官們的贓款順利漂洋過海的內幕，其方式可謂五花八門：

1，不用向國外匯款，不用走賬，不用面對面交易，只需把巨額人民幣交給外匯金融中介服務的地下錢莊，從地下線路匯出，就可以直接到境外提取美元，一般在境內外以電傳或計算機聯網方式各自兌付，在國內收人民幣，在國外將外幣支付其賬戶。

2，還有一種“手機銀行”，只需向境外機構打個電話，就可做成匯兌交易，大陸沿海地區這些地下銀行的運作是公開的。 

3，某些中共國有企業的海外分支機搆已經演變為國內貪腐團夥的洗錢中心。大陸貪腐分子通過代理人或移民海外的子女、親屬，用辦空殼公司的辦法把黑錢漂白。如果主管部門派人去查，他們可以輕易編造幾個虧損理由搪塞過關。

三，貪官何以能逃脫？

貪官何以能逃脫？原來大陸的護照管理十分混亂，漏洞百出。中共“國家反貪總局偵查指揮中心”的辦案人員表示，出逃的貪官手上大都持有因公護照或因私護照，且與潛逃國外的走私、販毒團夥不同，多數屬於真護照。

遏制貪官外逃難，抓捕外逃貪官更難。檢察機關即使知道了某些貪官可能外逃，但具體去向甚至連護照號碼都很難調查清楚，因此請國際刑警組織協助緝拿就很困難。《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於九月二十九日生效，但與大陸簽訂了雙邊引渡條約的只有十八個，如蒙古、俄羅斯、老撾這些人權記錄惡劣的國家，一些被案犯視為理想避難所的西方國家，大都沒有與中共簽訂引渡協議。因為雙邊引渡條約涉及司法理念和人權觀念，要根據兩國關係達成共識，經歷漫長的談判平等締結。因而這種締約在中共政權和法治國家之間，很難實現。

如果沒有雙邊引渡條約，對於外逃的貪官，只能採取“友好合作”的方式遣返，能否遣返成功，則是隨機的。大陸還與一些國家簽署了司法協助、移管被判人等條約，但這些文件都不如雙邊引渡條約的效力高，對方不一定必須引渡。即使是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緝令，有些國家也不買帳。在這種國際孤立狀態下，從一九九三年到現在整整十年，大陸通過國際刑警組織和雙邊警務合作，一共才從國外押解、遣返犯罪嫌疑人二百多名。顯然，這與“四千多名中共貪官攜款捲逃五十多億人民幣”的場面相比，確實有點過於寒酸了。 

四，大陸處理貪腐問題之發展

中共金融專家指出，遏制資本外逃，需要加強部門協調，齊抓共管，特別是銀行系統要建立大額資金轉移監測制度，實施金融交易報告制度﹔改進外匯管理手段，加強銀行結售匯和跨境收付匯監管﹔加強對攜帶現鈔出入境的管理﹔完善對利用外資和境外投資的監管，健全外商出資撤資審核、評估制度，規範企業境外投資行為。而大陸國內的商業銀行需要建立反洗錢組織和制度，重點將是監測可疑資金的異常支付。 

其實上述言論不切實際。因為在共產黨專政下，很難進行獨力有效的司法監督。同樣的問題出現在經濟體制上，就形成了致命的反差：儘管中國大陸正在加快市場經濟的推行，但共產黨專制力量還是牽制了經濟的發展。中共現在努力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但專制性導致的結構性問題，卻是無法改變的。例如在國營企業改革方面，在股份化的過程中，共產黨政府仍然擁有大多數股份，因此造成這些企業的行為仍然是政治行為，而不是依據市場機制的商業行為，所以貪官往往出自國有企業。外加整個國企的改革步調極慢，還導致大批人口失業，造成社會動盪。 

由於共產黨專政導致大陸的法制架構無法建立，導致大陸的國企改革緩慢，導致全國無法建立統一市場。而類似的改革，德國早在十九世紀就完成了，所以借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大陸現在確實還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財政赤字和銀行壞帳的增加等一系列問題，也因為專制政治力量介入市場經濟，而無從改善。中共幹部進行貪腐的權力其實就是中共專政的權力，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大陸的經濟越是“市場化”，幹部也就越是腐敗的原因，因為中國大陸的市場經濟是“偽市場經濟”，是共產專制下的“資本自由”。照此分析，大陸要在社會總體發展包括控制貪腐方面“趕超國際先進水平”，可能還需數十年之久。

（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二十一節 從十六屆三中全會看中共政局走向】

十六屆三中全會以來，北京充滿了種種謠傳，有說中共中央緊急召開內部會議，並且召回外訪人員，導致曾培炎、吳儀式等人匆匆結束外事訪問倉皇回到北京。有說江澤民的女親信陳至立陪同江澤民一起參加中共中央軍委的活動，位列共軍總參謀長之上，而胡錦濤被迫陪同，心有不甘。凡此種種無風不起浪的“謠傳”，可真可假，真假參半，皆源於中共十六屆會議“黨軍二元結構”的禍根。更有中共內部人士分析，每當中共出現這種“二元結構”時，就是爆發“文革”與“六四”一類內鬥的前夕。

一，江澤民效法鄧、毛，拒絕退休

黨政軍要員公開露面時的排序，是中共的一種“政治符號”，也是中共政治行情的晴雨錶。有人研究江澤民的露面，發現他見完共軍代表，又見巴基斯坦穆色拉夫，頻繁曝光還要排名在胡錦濤之前，說明他沒有退休之意，刻意表明自己仍是“核心”。十六屆過後一段時間，中共高層決定在黨政和外事活動中，如果江胡同時出現，胡排第一，江排第二。所以從此以後江澤民的露面儘量不與胡錦濤一起，會見外國元首只能單獨。而唯有在軍方場合江澤民與胡錦濤一起露面，可以排在前面，這時江就神采飛揚的走在胡的前面。 而江澤民沒有到酒泉看神五升空，主要也是不願走在胡的後面。

江澤民拒絕退休，正是十六屆三中的縮影，也是中共頑固抵制政治改革的戲劇化體現。儘管中共頑固抵制政治改革，但是中國大陸的社會轉型卻還是像胡錦濤排在前面一樣，是不得不然的。這不僅導致大陸社會日益緊張的國內關係，同時導致與臺灣禾其它國家的的緊張關係。中共“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先富”做法，堪稱“全球怪胎”，具有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諸多方面惡果，其危害並非限於國內，同樣影響國際形勢。

而具有指針功能的十六屆三中，對於上述危機完全缺乏認知。即使連經濟體制的深層問題，都不敢觸及。由於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體制，勢難解決現存官商糾纏不清的腐敗深層問題，明顯使得大陸政局陷入“勃列日涅夫時代”。

其實，中共官商一體的腐敗現象，實紮根於專政制度本身，

所以政企不分、黨企不分的問題始終無法化解。中共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意識形態，是為了壟斷社會資源。其企業董事長、總經理的權力，也只能來自上級黨政領導機關，而不可能由經營才幹本身來決定。流弊所至，輕者影響營運效率，重者權錢交易橫行，中國大陸也難以形成純正的企業家階層，阻礙經濟及社會的健全發展不說，也連帶使得政治體制的改革受到結構性的限制。而缺乏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政治制度這一“中國國情”，再反轉過來遏制經濟的正常發展，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怪胎。在這一怪胎的箝制下，只要中共不敢碰觸以黨領政、以政經商的專政體制，則中國大陸的改革勢必走不出死巷。

二，從中共三中全會看大陸致命難題

三中全會公報提出修改憲法的五個“有利於”：有利於加強和改善党的領導，有利於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有利於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有利於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有利於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在這個帽子下，提出了如下“理論方針”：

第一，“依法保護各類產權”，指出建立現代產權制度的“四個有利於”，企圖穩定經濟秩序。

第二，對過去十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過程中出現的偏差，予以矯正。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題目下，提出“五個統籌”的總原則，即“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k開放”，企圖調和社會矛盾。

第三，提出“完善市場經濟”的目標，企圖改善行政效率。而相對的“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指政府過當干預、官商勾結。

而全會的基本結果則體現在兩個決議之中：一是《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一是《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決議雖是兩個，但實際上卻是統一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直接承繼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前後兩個決議只有兩個詞的差別，一個是“建立”，一個是“完善”，兩個詞的差異，反映中國大陸十年來經濟領域的變化以及出現的新問題﹔另一個決議，《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則對伴隨經濟變革而出現的利益格局，進行憲法承認。因此可以說，十六屆三中全會表述的還是中共如何應變圖存的老問題和新現實。

過去十年間中國經濟所依循的路徑，簡單地說，是所謂的“不平衡發展戰略”，在這一戰略中，經濟目標居先，而憲政轉軌則滯後，因而中國大陸的轉軌性增長，帶有失衡的顛簸的特徵。具體表現為：經濟先行戰略導致了經濟和政治關係的失衡。在經濟轉軌之初，人們期望經濟市場化會弱化中共專政權力。但實際上大陸的轉型進程並沒有消解政府權力，甚至相反使得中共政權變得更貪婪更嗜血，現在大陸民眾被逼得走投無路紛紛自殺，就是最為嚴酷的事例。這說明中共的專政權力在市場化的過程中，異化為“權力的市場化”，權力成為經濟資源。而愈演愈烈的貪腐問題，就是這種異化的必然結局。

嚴重的社會失衡還體現為區域經濟的巨大差異，其分化程度已經到了“一個中國，四個世界”的地步，而沿海大城市和內陸破產農村，就是兩個極端的世界。社會失衡的另一方面是貧富兩極分化，通過對北京的抽樣調查，收入水平最高的百分之十人群，其購買力是收入水平最低的百分之十人群的十倍；就全國而言，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家庭是收入最低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家庭的一百倍！幾項權威性研究得出目前中國大陸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的估計值，介於〇.三九～〇.五五之間，絕大多數研究者認為〇.四五是比較合理的估計值，這個估計值只比世界最貧困黑暗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略低一點。

上述經濟失衡的背後根源，是權利的失衡。如大陸農民收入之所以無法提高，主要的原因是農民在城裏的就業權利得不到維護。根據考察，對農村居民收入差距貢獻最大的是農民能否進入現代產業部門獲得工資性收入，其貢獻率最高達百分之三十九點七，是首位因素。同樣，官商勾結所以暢行無阻也是得力於中共專政權力的無孔不入。

三，從中共三中全會看中國大陸的亞太政策

從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可以看出，在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政策不變的背景下，經濟戰略如何確立的方式，同樣也預示著、指引著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走向。

十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中國大陸對外關係方面最活躍的部分是其周邊外交，尤其是亞洲外交。十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前，溫家寶出席印度尼西亞巴利島舉行的第七次“東盟與中日韓(十加三)領導人會議”。期間，中日韓三國政府首腦舉行了第五次會晤，並發表《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溫家寶在印度尼西亞期間許諾，中國大陸的發展會給亞洲各國帶來發展機遇和實利，並保證積極促進亞洲的發展振興與和平穩定。中共此舉，顯然意在消除亞洲各國對中共根深柢固的疑慮。中共還企圖在外圍國家和美國之間打入楔子，用“安鄰”和“富鄰”之類的幌子來推銷所謂“國際關係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以抵制大陸國內的民主化要求，抵制世界自由民主人權的大同潮流。

十月八日，中共外長李肇星與東盟十國外長簽署文件，宣佈中共正式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從而使中國大陸成為東南亞地區以外第一個加入該條約的國家，溫家寶還出席了簽字儀式，並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盟國家領導人聯合宣言》，宣佈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值得注意，這是中共首次同某國家集團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突破中共已往宣揚的不結盟政策，此舉可能對亞太均勢產生深遠的影響，美日最終將很難坐視。

三中全會後，胡錦濤參加曼谷APEC第十一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發表的三點主張也是“經濟掛帥”的：第一，要加強相互信任，保持亞太地區穩定；第二，要採取有效措施，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第三，要推動相互開放市場，健全多邊貿易體制。

中共的亞洲政策與十六屆三中全會存在著高度一致性：正如中共在國內選擇了維持既得利益的現狀一樣，中共在外交尤其是亞洲外交方面，也選擇了維持現狀的既得利益。尤其胡錦濤第二項主張，是促進亞太地區“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這與三中全會提出的“五統籌”，相當一致。意在推行保守主義策略，鞏固自身的既得利益。尤其中共認為，不僅中共面臨均衡發展的問題，不少亞洲國家也面臨著這樣的問題。

當然在這樣保守主義的策略下，中共正在企圖扮演一個相當矛盾的雙重角色：在堅決鎮壓國內民主勢力的同時，又要成為亞洲地區域經濟自由化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毫無疑問，這種矛盾角色是由於中國大陸已經陷入了轉型期間的內在矛盾所致，並非因為中共積極主動的作為所致。

顯然，中共正在扮演的自由貿易的推動者這一角色，與它一再拒絕政治改革的立場，也是十分突出的矛盾。而中國大陸過去十年中經濟的外向程度迅速提高，使得這一矛盾更加醒目。根據數據顯示，中國大陸目前的經濟對外開放度接近百分之四十，高於日本也高於其它發展中國家。根據此項預測，中國大陸的對外出口還將繼續高於GDP的增長速度。在這種情勢之下，中國大陸的對外依賴度也將繼續上升，使得中共當局拒絕政治改革的立場越來越難以堅持。中共保守主義的旗幟還能打多久？

四，中共三中全會體現的中共政局走向

總結起來看，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體現出中共政局的走向，具有下述要點：

一，江胡兩個中心互相牽制，使得中共難以完全較大動作；

二，中共政局日趨保守主義，使得結構改革難以有所突破；

三，一心求穩，解決內憂為先，使得中共在外交領域不能冒險。

如果上述分析有理，則可以預料，在未來的四五年間，即中共可能擺脫目前的二元結構之前的時間內，中共當局面臨的重大難題是如何約束繼續失衡的結構性力量。而對國內力量結構的調整，又是中共現有體制無力解決的政治難題。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不僅在內政方面步步為營，在外交領域同樣也會執行保守主義策略，以避免陷入內政外交兩線作戰的危機。這是符合胡錦濤謹小慎微的個性的。正如美國需要中共合作來解決北韓核武問題，中共也需要美國合作來穩定國內政局和台海局勢，尤其未來四五年間中共將可能陷入二元結構的牽制下。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七日）

【第二十二節 中共對台小組改組之意涵】

一，中共對台小組改組的背景

繼北京國務院領導班子重組之後，一些跨部門機構人員也進行了新一輪變動。中共對台決策單位“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五月改組，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擔任組長，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擔任副組長。與此同時，溫家寶接替朱鎔基出任國防動員委員會、國務院三峽建設委員會主任及國務院科教領導小組組長，常務副總理黃菊兼任反劫機、空中交通管制、禁止化武公約等三個小組組長。 

值得留意，賈慶林作為全國政協主席，而全國政協又是中共中央負責統戰工作的“花瓶”，同時北京一改過去的中共對台小組副組長由國務院副總理出任的慣例，不僅由政協主席任副組長，且納入統戰部部長劉延東，這對臺灣到底是重視呢？還是輕視？

中共新一屆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有九人，比江澤民時增加兩人，成員包括：組長胡錦濤，副組長賈慶林，郭伯雄、國務委員唐家璿、海協會長汪道涵、統戰部長劉延東、國安部長許永躍、國台辦主任陳雲林、熊光楷。其中汪道涵、許永躍、陳雲林、熊光楷為原對台小組成員。 

這仿佛出乎預料，因為事前呼聲甚高的國家副主席曾慶紅，這次不僅沒有出任對台小組副組長，甚至未成為小組成員，這可能體現了中共政權正在出現的某種裂痕。此外，共軍代表在對台小組中則變成兩人，一是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二是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熊光楷。

二，對台小組改組後的動向

顯而易見，由於中共已大致解決香港、澳門問題，“臺灣問題”於是成為中共的心頭大患：中共“計劃完成的三大任務之一”眼看就要落空一個，心急之下，此次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改組變動因此也較以往都大。

首先，胡錦濤、賈慶林都是政治局常委，兩位常委分任對台小組組長、副組長，足見中共重視“解決臺灣問題”。 其次，賈慶林為全國政協主席，全國政協是中共統戰的“花瓶機構”﹔中共一改過去副組長由國務院副總理出任慣例，不僅納入統戰部部長劉延東，且由政協主席任副組長，實際上是在強調“臺灣事務是中國的國內事務”這一僵化思維。 

新一屆中共政府在解決臺灣問題上，雖然延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但其實更期望武力威赫可以使得臺灣屈服，因此中共願意人們相信，如今軍方的意見更受重視。小組成員裏面竟然有兩位軍代表，給人以時空錯落，仿佛回到文革時代的印象。 

中共新舊政府交替，但是汪道涵續任海協會長乙事表明，汪作為兩岸政治對話互動的“符號”，不僅得到江澤民重視，胡錦濤也不得不順水推舟，而汪道涵繼續存在，顯示中共新政權不敢輕易切斷兩岸政治對話的最後管道，繼續用“和平統一大業”來蠱惑人心。

中共國務院完成改組後，對台辦公室也正式運作，唐家璿代表國務院系統，負責日常對台事務，向賈慶林及胡錦濤彙報﹔比較重要的政策則交由小組成員“共同討論”，然後由胡錦濤作出決定。 

三，胡錦濤在對台小組中的角色

胡錦濤接手對台決策大權，外界並不會感到意外。令外界感到驚奇的是，相當長時期擔任對台領導小組秘書長、參與對台事務甚深，被視為將在胡錦濤體制的對台決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曾慶紅，不僅沒有出任對台領導小組副組長，而且連小組成員都不是，取而代之的卻是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儘管賈慶林曾在福建參與當地的對台事務。

綜合起來看，此次對台小組改組的特點，變動幅度大，而人事涵蓋面也相對廣。除了中共中央兩名常委進入領導小組之外，中央軍委兩名副主席（胡錦濤、郭伯雄）和一位長期負責對台軍事情報的副總參謀長（熊光楷）同時進入，顯示中共暗示不放棄對台武力威赫。

這令人想起今年三月十屆人大政協兩會期間，胡錦濤出席臺灣代表團小組會議時，就新形勢下的兩岸關係提出了對台工作四點意見：一、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二、大力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三、深入貫徹寄希望於臺灣人民方針﹔四、團結兩岸同胞共同推進中華民族復興。其中在論及貫徹寄希望於臺灣人民方針方面，胡錦濤進一步具體提出“三個有利於”，即“只要有利於臺灣人民的事，只要有利於兩岸關係穩定的事，只要有利於共同振興中華民族的事”，中共都願意積極配合推動。但是，貨運便捷化是“有利於臺灣人民的事”，中共卻並未按照胡錦濤所立下的對台政策指導原則“積極配合推動”，反而藉口要“雙向互惠互利”而予以拖延，足見其共青團幹部出身的胡錦濤慣於心口不一。而中共對臺灣人民的敵意，也在胡錦濤班底中的軍事成份裏洩露了出來。

四，曾慶紅為何逃離對台小組

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改組獨缺國家副主席曾慶紅，不僅沒有出任對台小組副組長，甚至未成為小組成員，背景顯然並不單純。

考曾慶紅其人，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間任職中共石油部外事局聯絡部；一九八三－一九八二四年任職中共海洋石油總公司聯絡部副經理，石油部外事局副局長；外事機構可稱中共的情報機構，曾慶紅進入中共中央以後也擔任外事工作，還曾要求加快推進中共外事幹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如此一位嫻於對外工作的能人，為何不參與中共眼下最為吃緊的“對台鬥爭”呢？

尤其可笑的是，回避對台工作的曾慶紅，竟然十月二十五日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的芳輝園會見訪問北京的香港演藝界人士八十多位，如成龍、張柏芝、謝霆鋒、陳慧琳、梁詠琪等，還相談甚歡，“盼望影人心懷祖國”，理由是“為促進香港影視事業在內地的未來發展”，曾慶紅“逢人都贊”，更當面贊張柏芝對眼靚，又對住容祖兒說你好靚，然後更跟大家合唱《東方之珠》，氣氛很愉快。陪同的官員包括港澳辦主任廖暉、統戰部部長劉延東、廣電總局副局長趙實及商務部副部長安民，可見曾慶紅並非失勢。而九月八日曾慶紅也曾會見曾鈺成為首的香港民建聯訪京團成員。

曾慶紅過去曾經捲入兩岸事務，也曾任職對台領導小組，這次急流勇退，意欲何為？

這是因為曾慶紅擺明要逃離對台事務。實際上，此人對臺灣並不陌生，其回避對台事務，顯然不是技術性原因，而是政治性原因。具體分析下來無非又有兩種可能，一是曾慶紅失勢，被迫遠離臺灣事務；二是曾慶紅自己的意願，要甩掉對台決策這個燙手山芋。

為何說中共的對台決策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無論如何都是一個燙手的山芋呢？

理由並不複雜。因為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共對台事務再也沒有什麼牌可打了，因此無論如何都是吃力不討好的，甚至容易栽跟頭的事：面對臺灣拒絕一國兩制的態度，面對美國拒絕武力解決的立場（“一個中國政策的前提是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美國的這一立場其實是懸在中共頭上的達摩克立斯寶劍[Damocles Sword]，只要台海和平一旦破壞，這寶劍就會立即掉下，斬斷中共政權的首級），中共的選擇只有兩個：

一，保持和平，尊重臺灣人民的主權選擇；

二，訴諸戰爭，冒險與美國發生全面衝突。

在曾慶紅的立場看來，這兩個結果都是不妙的。

如果中共決策者與臺灣保持和平關係並尊重臺灣人民的主權選擇，在中共黨內軍內必然承受很大壓力，裏外不是人。如果訴諸戰爭，冒險與美國發生衝突，很可能重蹈伊拉克暴君的下場。其實不必曾慶紅，中共黨內很多人都知道這一兩難之境，否則中共近年來也不會為臺灣而如此煞費苦心。因此，曾慶紅“三十六計走為上”，是聰明的。

五，胡錦濤與曾慶紅較勁的後果

從另一角度即與胡錦濤較勁的角度來觀察，曾慶紅不出任對台領導小組，可以進退自如：如果胡錦濤決策和平，曾慶紅可以扮演強硬派轟胡錦濤下臺；如果胡錦濤決策戰爭，則中共的大權可以重新落入軍委主席江澤民之手。所以只要曾慶紅不趟對台鬥爭這一渾水，不論兩岸關係是和平還是戰爭，他都是贏家。

難道胡錦濤不知道曾慶紅的算盤嗎？這種可能性很小。

那麼，胡錦濤會如何對應呢？

如果上述的分析多少有些道理，那麼就意味著胡錦濤與曾慶紅較勁的後果，致使中共對台工作的關鍵決策勢將進退不得。如此權力僵局之下的中共中央，其實有一個致命的薄弱環節可資自由世界來利用。

隨著臺灣總統大選逐步展幵，兩岸關係勢必成為選舉重大議題，鑒於以往的經驗，中共忍耐不住最終一定要發言來干預臺灣內政的。前不久中共涉台官員面對兩岸議題，還是小心翼翼經過內部審慎研究後，再統一口徑對外發言，現在一變為萬炮齊轟，其虛張聲勢令人想起幾年前的朱鎔基。

但實際上呢？曾慶紅既然如此“聰明”，別人也不會很傻，難怪中共所有涉台部門都如木偶，沒有一人敢於發表個人意見。尤其因為中共當局在處理兩岸議題方面所面臨的“戰爭還是和平”的上述兩難，是結構性的，是誰也克服不了的宿命，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中共若是敢於對台動武，這次難保不死於刀下。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二十三節 人民幣幣值問題對中國與美國關係的影響】

一，中共人民幣幣值問題的由來

人民幣匯率應該升值之所以成為國際社會的話題並給中共帶來壓力，是因為各國經濟景氣低迷之際，中國大陸有經濟過熱跡象，以人為低價大量出超，加劇世界通貨緊縮。

在今年七大工業國家的財長會議中，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首先提出中共應讓人民幣升值，美國財長史諾也在不同場合呼籲人民幣應該升值，而印度尼西亞的亞歐會議也作出同樣呼籲，隨後美國聯准會主席葛林斯潘也在七月中旬的國會聽證會中論及人民幣匯率問題，並警告中共以買進美元手法阻止人民幣升值，將會大幅增加貨幣供給並引發通貨膨脹。

發達國家對中共施加的壓力不只是輿論，美國企業聯盟於六月底正式提出，要求美國政府考慮動用“301條款”迫令人民幣升值﹔歐盟十國在十月調高中共在一般優惠（GSP）制度下享有的出口商品優惠稅，而美國已經對中共實施貿易制裁。而最引人矚目的是，美國財政部長史諾於九月初訪問中國大陸，除了原定與中共官員討論包括智慧財產權、雙邊貿易問題外，人民幣匯率則是雙方討論的焦點議題。

眾所周知，人民幣一九九四年進行的匯率並軌，等於使得人民幣大幅貶值，促使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大幅增長，而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大陸經濟在亞太地區憑藉國家壟斷土地成本和鎮壓工會運動得來的低廉工資，人為造成超低價產品的大幅出口，對世界各國輸出通貨緊縮。

除國際壓力外，人民幣升值的另一層壓力在於中國大陸巳呈經濟過熱跡象。在世界主要工業國的經濟增長率處於的低迷階段時，中國大陸今年上半年的經濟成長率卻超過百分之八。今年六月份，大陸的工業生產總值比去年同期增長了百分之十六點九，出口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二點六。這些數據使人民幣與美元的固定匯率，受到來自各方的指責，因為人民幣匯率盯住美元，而美元的貶值，使得本該升高的人民幣實際上相對於其它主要國際貨幣繼續貶值，結果使中國大陸的產品價格更加低賤。如果美元再貶值，盯住美元的人民幣匯率政策，將把中國大陸的通貨緊縮進一步輸出世界各國。基於此，世界各國異同聲要求中共重新評估人民幣匯率。

但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強調，保持人民幣得低賤狀態事關“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短期間內，中共的因應措施只是擴大進口來緩解壓力，並推出一些小動作來敷衍了事，如QDII（讓大陸居民透過合資格的境內機構投資者投資香港股票）、分階段取消沿海省份的外資以及出口企業的稅務優惠、調低出口退稅率及放寬關稅及進口增值稅以及放寬旅遊限制等，目的還是拖延人民幣升值。

二，人民幣面臨國際間要求升值的壓力

九月初，被經濟困擾得有些焦頭爛額的美國總統布什終於出來講話：中國的貨幣政策不公平。他還明言，華盛頓將對此酌情處理。顯然，人民幣被中共人為低估的低賤狀態，為中國的出口通貨緊縮打開方便之門，對美國的製造業同樣造成嚴重傷害。布什強調的正是“貨幣應該由市場調節和控制，應該真實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而不能由政府人為壟斷控制。在經濟議題上備受抨擊的布什，為爭取民心，終於決定對“國際經濟流氓”中共政權拿出強硬態度來了。

但是中共既然做了經濟流氓，就不會輕易讓步，否則還算什麼流氓國家呢。 英文的《中國日報》很快就否認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並說中國不會屈服於國際壓力來改變匯率政策。中共還擺出一副救世主得姿態說，人民幣目前的匯率水平幫助中國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出口環境，成為世界工廠，而這對全球經濟是大有好處的。這種態度和“文革”期間大力輸出“世界革命”的作法，是不謀而合的，可惜美國政府剛剛認識，已經為時太晚。即使這種來得太晚的認識，也還受制於美國人自己在中國問題方面的知識局限，而遭到嚴重扭曲。例如，美國財長史諾在會晤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和中國總理溫家寶時竟然會感到，是因為中國新的領導層剛剛上臺不久，還沒有站穩腳根，所以才不太可能採取升值的政策！一是因為這種政策可能帶來的影響是個很大的未知數，二是這會造成一個“屈服美國壓力”的印象。其實，這種“感覺”之所以會產生，完全是中了中共享於欺敵的緩兵之計，結果是為中共爭取了寶貴的時間。重工對付美國的手段，與韓戰期間並無二致，那就是“打打談談，談談打打”，用“談判”來詐騙戰場上搶奪不到的東西，可惜認敵為友的美國布什政府，來不及察覺真相。

倒是美國工人階級比較清醒，所以美國“全國製造業協會”明確指責人民幣低估了百分之四十，使中國的出口享受不公平的優勢，而令美國貨變得昂貴，造成了美國工廠的失業。美國出口商投訴人民幣幣值過低，使美國商品在中國市場變得昂貴，而同時中國商品得以用非常低廉的價錢出售，非常不公平。這不是孤立的指控，此前不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表報告指出，亞洲國家操縱貨幣匯率的做法加深了全球經濟的不平衡問題，普遍認為，這篇報告是該組織暗示中國應考慮人民幣升值的信號。正如經濟學家指出得那樣，中國利用人民幣的低匯價來幫助其產品外銷，全球價格為此承受下降的壓力。甚至連巴結中共的韓國政府也不得不表示對人民幣幣值問題感到關注。韓國外交通商部通商交涉本部長黃鬥淵說，人民幣在商業夥伴之間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因此，他們對人民幣的匯率感到關注。他認為，必須討論人民幣和美元之間的掛鈎問題。他指出韓國方面的立場非常明顯，就是，貨幣匯率應該由市場決定。 

歐盟對人民幣匯率表達關切

彭定康稱對人民幣匯率問題歐盟和美國有同感

歐盟外交事務專員彭定康星期三（9月10日）在一次記者會上說，歐洲聯盟同美國一樣對中國貨幣人民幣的匯率感到關切。 

他說，中國對歐盟15國貿易順差的水平應當使得北京認真考慮歐盟對人民幣幣值表達的關切。 

三，美國與中共的人民幣交鋒

進入十月，胡錦濤與美國總統布什在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前舉行的私下會晤中，同意探討中國的人民幣如何“更快走向”浮動匯率制的途徑，但排除快速調整人民幣匯價的可能，並認為那樣會造成亞洲的不穩定。結果兩人同意任命一個專家小組研究這個問題。同時中共再度玩弄兩面手法，一位中共官員對路透社放風說，雖然北京方面願意設立專家小組與美國來研究人民幣問題，但對於儘快浮動人民幣匯率仍將小心謹慎。而曾經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高級官員的戈爾茨坦則斷言，中國為人民幣重新估值不僅符合中國的利益，也對世界經濟有利。和美國官員的建議一樣，戈爾茨坦促請中國當局採取具有彈性的貨幣政策，開放資本市場，並認為長遠來說這對中國是明智的。 

然而緊接下來得發展就不是那麼美妙了。

僅僅過了兩天，十月二十一日，白宮官員表示中美雙方已經達成協議，成立一個專家小組研究人民幣可能升值的問題。而早些時候中國外長李肇星否認中美雙方已經就此達成協議，他在曼谷表示，他不知道，也沒有聽說過有關事情！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則解釋說，胡錦濤與布什會面時雙方同意兩國金融部門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下進行合作。但沒有說明雙方是否就人民幣的匯率爭議達成協議。

這兩個政府及其首腦，到底誰在說謊？看來只有天知道了，不過我們可以據此斷言，其中的鬥爭一定是白熱化的，否則這兩位體面人物誰也犯不上當面戳穿對方，互潑撒謊的髒水。

四，結論

中國與美國之間的人民幣幣值爭端不僅沒有解決的跡象，兩國領導人還互潑髒水互相拆臺，可見這個漏洞是越補越大，將來不知如何收場？

我們認為，美國日前突然決定對中共進行貿易制裁一事，與胡錦濤的極端愚蠢有關。胡錦濤怎麼可以不顧基本的外交禮儀，而公開否認與布什的協議呢？退一步說，即使布什老糊塗了，聽錯了或是理解錯了胡錦濤的意思，胡錦濤也只能事後為之解套，巧妙解釋一番或是保持沉默，而不能聽任部下出面公然否認布什政府的言論，否則無異破壞了“中美友好”的氣氛與諒解，使世界公眾懷疑這兩位活寶的公信力。這對胡錦濤本人也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胡錦濤如此愚蠢的處理，難道不是在迫使布什政府對自己痛下殺手嗎？所以說胡錦濤愚蠢之極。由這樣愚蠢的人來主導對美關係，在可以預測的未來，中共將很難擺脫被動地位，不僅在人民幣幣值問題上如此，在其它領域也難免會如此。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第二十四節 中共對防禦性公投之反應】

中共對臺灣防禦性公投的反應過程，迄今五個月，具有不同的態度，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就是公投法醞釀期間的輕視階段，公投法通過之後的敵視階段，以及目前開始的驚恐階段。下面一一作出分析。

一，中共對防禦性公投的輕視階段

有關中共對防禦性公投的反應，最早紀錄見於中共“中新網”七月九日電，在一篇題為《民進黨稱“國旗國號”可“公投”》文章中，中共初次接觸了“防禦性公投”這一概念。但是，由於中共的顢頇無能、妄自尊大，只會以慣性思維看待事物，所以完全不把防禦性公投的概念放在眼裏，而是一筆帶過，似乎認為這和其它議案沒有什麼兩樣。

例如該文說，民進黨八日晚間整合出蔡同榮加強版的公投法草案，修憲議題可適用公投法，包括所謂國會改革、國旗、國號、領土變更等，整合版本還納入“防禦性公投”概念。民進党將蔡同榮版“統獨公投”條文刪除，改列於說明欄，並保留黨團版“防禦性公投”原則。所謂“防禦性公投”規定：“當‘國家’遭受外力威脅，導致‘主權’有改變之虞，‘總統’得經‘行政院會’決議，發動‘公投’ ”。民進黨團幹部在說明整合版本條文時，多次強調這個版本是“由蔡同榮領銜提案”，給足“蔡公投”面子。民進黨內部一度對“公投法”版本有疑義，並曾上演一出“內訌戲”。在此之前，蔡同榮所屬多位“獨派立委”，力挺蔡同榮版本，爭取在黨團會議中尋求過半數支持﹔但屬於陳水扁“正義聯機”的立委林重謨上午卻跑到蔡同榮一邊的幵會現場支持蔡同榮版公投法。

同日，中共“南方網”回顧說，“陳水扁在六月二十七日出席非核家園會議時，稱將在下次大選，也就是明年三月二十日或之前，對核四與其它重大公共議題進行公投，而同時提出，臺灣當局領導人經當局行政部門同意後，可以就所謂攸關國安重大事項提出防禦性公投。”可見中共注意到防禦性公投的概念，已經比臺北提出這一概念，滯後了兩周。

在這一滯後了兩周的關注中，中共仍然不願意面對事實去清醒的判斷對手、客觀瞭解事態的發展，而是繼續以顢頇無能妄自尊大的態度一味打壓扣帽子，還以“出口轉內銷”的方式，借用海外的親中文宣，來輕蔑的定義防禦性公投為“另一政治詞彙”。例如，該文援引新加坡《聯合早報》當日（何其快也）刊登的署名蔡瑋的文章，對防禦性公投進行了如下充滿了主觀臆斷的“分析”：

該文宣稱，“就像防禦性外交及防禦性國防，戰略模糊和戰術清晰以及決戰境外和境外決戰一樣，現在臺灣又跑出一個‘防禦性公投’的詞彙。說穿了這同樣還是政治人物玩弄民眾，自我解套的花樣。大家千萬認真不得。”

該文還說，“想出這麼一個怪名詞”，是“首尾兩端、莫衷一是的搞法”。由此不難想見，中共誤判臺灣局勢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

過了八天，中共《環球時報》還洋洋自得的用“民進黨發生內訌，公投法哭喊聲中闖關失敗”這樣的標題，解釋說“國親兩黨本就反對統獨公投，此次憤而支持蔡版，只為反擊賣台的指控，撕掉民進黨所謂防禦性公投的偽裝，逼台獨現形。一旦達到目的，泛藍在意識形態上還要回歸原點，不會讓有統獨意識的條款過關。從民進黨的角度看，冒險打公投牌是為了撈取選票……”，從而表現了中共對臺灣事務的完全外行。

二，中共對防禦性公投的敵視階段

十一月二十七日，臺灣立法院三讀通過公投法，中共“人民網”實時在臺北發出專電，高興的報導說“含有統獨公投內容的蔡同榮版本以及民進黨版有關公投制憲條文皆被否決”，並認為“國親兩黨就今天的表決接連幾天沙盤推演，對各種可能情形進行評估，焦點就是逼民進黨對統獨公投表態，結果在充分掌握主導性的情形下，順利讓大多數民進黨立委對蔡同榮版統獨公投投下棄權票”。

中共還分析：“民進黨這次表決，未來台獨基本教義派必然會質疑民進黨為何不能堅持台獨理念，民進黨放棄支持台獨這塊神主牌的做法也必然引發內部反彈，無法自圓其說。民進黨勢必要對基本教義派有所交代，如果處理不當，恐怕將鬆動綠營凝聚的基本盤支持力道。”人民網駐臺灣記者事後歡呼“統獨公投陰謀沒得逞”，慶倖“公投法鬧劇終於收場”，並輕鬆的認為“防禦性公投這一條款過關，是民進黨慘敗中的惟一慰藉”。

然而，中共的這一樂觀情緒很快就煙消雲散了。中共細細揣摩投票結果，開始發現“台海局勢短期內難緩和”，因為“防禦性公投其實是變相的統獨公投，是朝台獨的方向邁出了非常危險的一步”。（見《環球時報》2003，11，28第十六版）第二天，中共國台辦“嚴重關切”公投立法情況，並表示“不能容忍分裂” 、“密切關注這一事態的發展”，而中共特定學者則叫嚷，公投法為兩岸關係的發展“埋下很大的定時炸彈”，為統獨公投“開了一個後門”，因為公投法並沒有對統獨公投予以設限。

中共“學者”也開始登場。陳孔立開始抱怨“國民黨與親民黨的版本，並沒有‘負面表列’，沒有排除任何修憲議題，沒有規定什麼東西不能公投，也就是說，它對統獨公投、制憲公投不予設限。它只是設定公投事項要由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審定。如果審議委員會認為‘變更國旗、國號、國歌以及領土’可以作為議題，‘統獨公投’‘制憲公投’就可能付諸實施”，因為“公投法沒有封殺統獨公投，而只能算是一種緩期執行”。顯然，中共發現它以前對防禦性公投掉以輕心的態度是錯誤的了。這樣。另一位中共“學者” 余克禮也在情急之下叫嚷，“按照國際法，少數人不能全國公投”，而完全不顧中共自己先行奪占大陸河山、另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歷史事實。

三，中共對防禦性公投的驚恐階段

經過幾天的暈頭轉向和密謀策劃，到十二月二日，中共好像是拿出“對策”來了，那就是哭哭鬧鬧語帶威脅的央求美國來解決問題，其行為的文化意涵與駡街的潑婦相似。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當日下午在例行記者招待會上“敦促美國履行中美三個公報的承諾”，“希望美國妥善處理臺灣問題，以維護臺灣和平與穩定以及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 此外，中共還通過北京社科院臺灣研究所朱衛東等人放風，極力渲染“臺灣問題將成為中國總理溫家寶首次訪美的頭號議題”。中共還十分可笑的利用正在中國大陸訪問的德國總理施羅德，給他戴上“國際社會重量級領導人”高帽，利用施羅德的口支持“一個中國”的政策，說“德國有過國家被分裂的經歷，理解那意味著什麼”。由此可見中共病急亂投醫的狼狽狀態。中共的《中國日報》也配合發表長文，表示防禦性公投的概念下，即使中共對臺灣沒有任何威脅，臺灣也很可能挑戰大陸、製造中國威脅。

中共對防禦性公投的感覺，有如面對“不定時炸彈”，驚恐之下除了乞求美國援手，就是武力威脅，在扮演潑婦之余，活像一個耍無賴的中學流氓。

十二月三日，中共甚至策動美國自由派報紙《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發出報導，替中共的武力威脅傳聲，聲稱“解放軍將領發出對台動武最強烈信號”，兩名共軍將領威脅說，即便北京舉辦奧運會的計劃告吹﹐也不惜對台一戰。我們知道，在一黨專政的中國，軍官是最為膽小懦弱的一群人，如果沒有上級的耳提面命，他們絕對不敢發出什麼信號。

經查證﹐紐約時報提到的這篇報導，出自新華社屬下的《瞭望東方》新聞週刊，而“接受採訪”共軍分別是中共“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的彭光謙（少將）和“第二研究室”的羅援（大校）。

《瞭望東方》該週刊近日曾經發表《臺灣可能攻擊的大陸十大城市》等煽情文章，說臺灣導彈已經“瞄準大陸十大城市和五類目標”：“這一計劃鎖定廣州、深圳、香港、北京、上海、南京、大連、廈門、青島、天津十大城市作為打擊目標。包括為了逆登陸、反突擊而編制的兩個海軍陸戰師、金門的炮兵部隊，由各類戰機發射的中遠程導彈等，威脅繁華的廣州、香港、上海、深圳及廈門五個沿海城市。另外，對北京、天津、南京、大連和青島可提前潛伏大量特務進行縱火和爆炸。臺灣軍隊將鎖定的攻擊目標分為五類：一是大陸沿海、長三角與珠三角地區經濟發達、人口集中的城市，如上海、廣州、深圳等等。二是具有象徵意義的政治與軍事中心，如北京。三是大陸腹地的重要民生設施，如三峽大壩、電廠和鋼鐵廠等。四是重要軍事目標，如機場、導彈基地、雷達站和軍港等。五是網絡、通信中心。”而彭光謙則發表過《打贏高技術局部戰爭》、《締造國際和平的新安全觀》、《高技術條件下的非對稱作戰》、《臺灣不是祖國大陸的對手》等文章。

上述兩位特定軍官，說得其實是“黨八股”，毫無新意，無非是中共傳聲筒利用共軍道具來進行心戰演出，除了暴露中共顢頇無能和妄自尊大外，一無可取。

紐約時報也承認，沒有最高領導授權﹐共軍將領不能撰寫文章和接受官方採訪，彭﹑羅二人的言論是最近北京威脅對台動武得交叉火力中最為猛烈的﹐這是北京在溫家寶訪美前夕有意發出的信息，是向美國人開價，試圖用戰爭威脅在台美之間打入楔子，利用美國人目前不願意在伊拉克之外開闢第二戰場的怯戰心理，來恫嚇布什政府後退。而這在我們看來是有點反應過度，這種反應過度來源於先前的缺乏預見和反應遲鈍，恰恰說明中共目前被臺灣公投法的通過弄得焦頭爛額，陷入了驚恐狀態。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五日）

【第二十五節 溫家寶訪美前後中美關係之微妙變化】

一，中共啟動應急反應

據報，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六，胡錦濤、溫家寶在參加全國公安會議座談會後，破天荒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題研究台海局勢。上屆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成員錢其琛也應邀出席，解放軍四總部、國家安全部負責人全部列席。會議認為：

1， 如果臺灣當局推動的公投立法不設限，就等於獲得了台獨法源。今後一旦公投入憲正式通過，臺灣就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會議決定中共裁軍二十萬的計劃方案暫緩，待臺灣選後再視情況進行。另外對全國的民兵預備役人員進行一次訓練並介紹臺灣局勢，進行必要的軍事調防。

2，會議認為，台獨公投主張是美國慫恿的結果，如果陳水扁過境時美國明確告誡其不能搞公投入憲，就不會有今天的局面。現在，全臺灣都動員起來了，大多數臺灣人都擁護公投入憲，形勢極其嚴峻。會議要求，通過多渠道向美國作出解釋，並強烈要求布什總統在溫家寶訪美時向台獨勢力發出明確信息，公開申明美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反對臺灣獨立。

3， 明確告訴美方，美國的一個中國原則是以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為前提的；但中國政府和平統一方針則是以一個中國為前提的。

中共動用各種渠道如李肇星與鮑威爾的熱線、錢其琛與老布什的渠道以及美國駐華大使雷德的渠道，將上述信息傳達給美方。

事後，中共高層表示，對於美國在化解這次台海危機中的作用，中共給予高度肯定。因此溫家寶訪美之行，也就不得不在中共的這一感激之情中啟程了。溫家寶除了對美方給中共臺階下的作用表示感謝，還期待從布什口中明確聽到類似“反對台獨”的字句。

面對中共的這種依賴之情，山姆大叔如何回應就成了舉世關注的了。

二，美國的首要任務是防止台海衝突

溫家寶訪美前夕，十二月六日，據美國《水手雜誌》報道，第七艦隊的數艘偵察監視船，從夏威夷駛往中國大陸沿海水域，搜集海峽兩岸軍力調配的最近動態。同時部署在南太平洋的美軍偵察船隻也將調往該地區，估計約有二十艘各種類型的大小艦隻部署在東亞水域，對中共實施情報偵測和搜集，其中導彈監視船有兩艘，即“觀察島號”和“無敵號”。美軍現有各種偵察船五十多艘，分析人士認為美軍把近半偵察船調集到東亞海域，除了偵測外也意在警告中共。尤其因為軍事專家早就知道，美軍間諜船“約翰﹒麥克唐納號”和“小鯨魚號”等遠洋勘測船早就完成了對於中國海岸線的秘密勘測，收集到這些海岸線附近十至六百米淺海和六百至四千米深海的洋底和洋流數據數據，一旦需要，美國海軍的作戰船隻就能沿著它們繪出的航線長驅直入。對於美軍間諜船來說，最有現場價值的情報是中國潛艇活動和導彈的部署試驗等不斷更新的數據。為了獲取中國潛艇活動情況，美國間諜船裝備了先進的水下竊聽傳感器，對於中國的導彈部署和試驗，美國的偵察船更是不會放過，而目前，正是美軍監視中共軍隊異動的絕佳時刻。

不僅美國對中共的軍事動向持有這種態度，即使偏袒中共的國際勢力大致上也持有類似態度。

十二月七日溫家寶抵達紐約，下午前往聯合國總部同安南秘書長會晤。在會後的聯合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表示北京決不允許臺灣以民主為幌子﹐從事台獨活動。安南則在重申聯合國堅持一個中國立場的同時，著重強調反對使用暴力來解決台海分歧。

三，美國防止台海衝突的兩面手法

 

布什十二月九日上午同來訪的溫家寶在白宮舉行了四十分鐘會晤。會後﹐針對美聯社有關臺灣問題的提問﹐布什回答說﹐“美國的臺灣政策基於中美三個公報及對台關係法﹐美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中國或臺灣旨在改變現狀的單方面決定。臺灣領導人的言論和行動表明﹐他可能有意單方面做出改變現狀的決定﹐對此我們表示反對。”美聯社認為﹐這是布什政府迄今為止表達的最強烈反對。

顯然，這一反對臺灣獨立的態度與美國派軍監視中共軍事動向的實際做法，凸現了布什政府的兩面手法，那就是維持兩岸關係的不戰不和、不統不獨狀態。這種兩面手法意味著美國無論如何也要保持台海的和平狀態，而為了避免台海衝突，就要使之“和而不統，分而不離”。因為在美國看來，無論統獨都難以使得兩岸大家滿意，因而難免帶來紛爭甚至戰爭，因此維持現狀、保持平衡，就是美國台海政策的秘訣。實際上，在最新解秘的美國政府外交文件的記錄中，早在一九七二年，尼克松就向周恩來保證，美國從來沒有支持臺灣獨立運動，美國政府甚至準備在必要的時候出兵鎮壓臺灣獨立運動。所以我們認為，小布什的答美聯社記者問，只是美國政府的老調重彈，並無新意。

路透社九日發自華盛頓的消息說﹐布什和溫家寶當天“相互做出重大讓步”﹐導致華府警告臺灣不要採取旨在走向獨立的行動﹐北京則承諾解決中美巨大貿易差額問題云云。其實在我們看來，路透社的這種觀點就是因為不瞭解中美台三角關係的上述背景和實質。應該說，小布什比尼克松還是有所進步的，他並未準備出兵鎮壓臺灣獨立運動，只是對此不表贊同罷了。美國現在反對臺灣獨立，是因為擔心引起麻煩，而不是反對臺灣獨立本身。因為早在一九七二年尼克松就已經說明，美國對於臺灣局勢的掌控程度，是有限的。這表明，美國想要獲得超越兩岸之上的“仲裁地位”，還是要經得臺灣的首肯。如果臺灣不買美國的賬，美國還能真的放棄臺灣這條不沉的航空母艦？美國誠然不希望因為臺灣本身而引起麻煩，但並非覺得臺灣已經不再重要。

四，兩面手法不被美國輿論看好

一位美國政論家認為，布什總統可能正在犯下其父老布什九〇年代犯下的錯誤，老布什當年反對烏克蘭獨立，結果烏克蘭還是獨立了，而老布什自己卻下臺了。

現在小布什放棄台海模糊戰略以後，美國輿論紛紛起來撻伐。《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不滿布什的表態，指出布什講話時，中國總理溫家寶就在他身邊。“而臺灣當然不想被日益增加的導彈所嚇倒，布什完全可以對臺灣的擔憂表現出更多的同情，就像當年肯尼迪總統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做的那樣。當年蘇聯在距離佛羅里達只有一百四十公里的古巴部署導彈。美國當時差一點就發動了一場先發制人的戰爭。相比之下，陳水扁的公投已經表現出高度自製，他不過是想巧妙地使用民主作為防衛武器。”

紐約的《太陽報》則對布什感到憤怒：“我們看到一個令人驚奇的場面，美國總統布什向共產黨中國叩頭。這樣的場面讓我們不得不捂住鼻子。美國總統跟一個屠夫政權的領導人坐在一起。更令人作嘔的是，布什對共產黨中國做出了大言不慚的讓步。”

田納西州孟菲斯的《商業呼聲報》感到擔憂：“布什總統前不久還在大談美國對全球民主事業的承諾。現在他卻認為，臺灣人民舉行公投，表明他們是否願意讓大陸的導彈瞄準臺灣，是錯誤的。很明顯，布什總統的意思是，北京把公投看作走向獨立的行動。但是臺灣是個民主政體，而大陸不是民主政體。布什完全可以不從他的原則後撤，只要保持緘默就可以了。”

無疑，上述美國輿論是相當友台的，值得臺灣珍視。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小布什並不完全像這些報紙說得那樣一無是處，任憑中共予取予求。相反，中共在乞求美國聲明的過程中，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五，中共為換取布什一言而放棄主導權

重要的是，經過這樣一個回合，中共為換取布答美聯社記者問的一言（“反對臺灣獨立”）這一面子，而交出了台海主導權這一裏子。如果中共從此把台海議題的發言權拱手交給了美國，無異甘願讓美國來仲裁台海雙方的糾紛，這可是一個不小的變化。原先，中共一直標榜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決不允許任何外國干涉。但現在的實際情況卻演變成了，在面對日益離心離德的臺灣時，中國越來越離不開美國的眼色、越來越倚重於美國的態度、越來越需要美國的調停……僅僅為了維持兩岸現狀，在未來相當時期內，中國將不得不借助美國，從而在事實上放棄了中共一再聲稱的對於臺灣事務的主導權。 

從邏輯上說，中共既然對布什干預兩岸事務的言論予以合法化甚至權威化的地位，今後就不再能夠阻止美國就台海問題發表意見甚至進行仲裁，其中當然也包括批評中共、阻止中共武力犯台的意見。隨著中共正式承認臺灣問題的國際化，未來中共還能有什麼樣的藉口來要求臺灣交出主權呢？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中共交出臺灣事務的主導權給美國，這就是溫家寶訪美前後中美關係最微妙的變化。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二十六節 美國經濟制裁中共對其雙邊關係之影響】

一，中國經濟是沒有溫度的高燒

 

中共經濟學家吳敬璉十二月十七日在北京人民大學描述中國當前經濟狀況時，用了一句話：“沒有溫度的高燒”。他認為中國消費物價指數並未上漲，但過量供應的貨幣轉向了資產市場，使房地產為首的資產市場過熱。當年日本就是如此，八十年代日圓被迫升值，出口發生困難，就採用擴張性貨幣政策，貨幣大量超發，之後日本經濟一直繁榮，物價指數未有變化，但房地產、股票和期貨等資產價格急劇上升，當時東京的房地產值相當於美國全部的房地產總值，但在一九九〇年代日本經濟崩盤了。

吳敬璉同時指出中國經濟的另一個隱憂──投資效率低，這是經濟風險的根源。他表示，由於投資效率低，將導致銀行的不良貸款，一旦二〇〇六年外國銀行可以經營人民幣業務，吸引人們的存款，這些銀行可能會拒絕向這些低效率的企業貸款，而中國的銀行也將不能依靠吸引存款稀釋不良資產，這將導致危機的產生。

有些學者認為，由於投資猛增，貨幣供應增加後將出現一段滯後期，而後會出現通貨膨脹，因而認為貨幣供應不該急剎車。吳敬璉對此並不贊同，他認為貨幣的過量供應不一定是通貨膨脹，也可以是別的現象如資產價格上漲。目前中國大陸的投資、信貸、貨幣供應量都增長較快，這些都表現為經濟的過熱，從而形成泡沫。

在吳敬璉看來，中共經濟過熱的重要原因，是中共大量超發貨幣。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共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因此貨幣供應從一九九八年以來一直過量。

二，中共依賴貿易出超維持內部穩定

長期以來，喪失了政治合法性的中共不得不依靠“經濟增長率”來維持政權的合法性，而在中共效率低下和經濟過熱的體系中，外資和外貿又舉足輕重，結果形成了“中共依賴貿易出超維持內部穩定”的奇特景觀。這種“輸出貧窮”的做法正如中共以前“輸出革命”的做法一樣損人利己，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反彈。

十月份美國商務部長埃文斯（Donald Evans）在北京的美國商會發表演說，指控“中國在過渡向開放市場經濟上步伐太慢”。儘管這期間中國數以百萬虧損的國營企業職工失去了工作。埃文斯代表美國政府說：“我們一直很有耐性，但現在已愈來愈失去耐性。”尤其是布什在紡織品州的民望大大下降的事實，更是火上澆油。埃文斯不滿的說：“美國自中國的進口比我們的出口高五倍。”

埃文斯的演說是行動的先聲：十一月中旬美國政府宣佈：向中國的紡織品設置進口限額。

美國的這種態度大大超出中共的預估，惱羞成怒的中共立即宣佈取消計劃向美國派出的原訂購物十幾億美圓的大型採購團，並揚言要制定報復措施，一時之間，美國與中共之間的貿易戰一觸即發。

然而這只是中共歷來的外強中乾的黔驢技窮，僅僅過了半個月，美國黃豆協會十二月三日就表示，受十一月美中貿易糾紛而取消的中國大陸黃豆採購團，將在兩周內前往芝加哥，簽下購買黃豆的合約。由於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黃豆進口國，此消息傳出後，已經引起芝加哥期貨交易所黃豆期價的回漲。而溫家寶訪美期間簽約購買客機，也與美國簽署運輸、檢疫、衛生、反恐等多項協議，都是在美國的貿易制裁下向美國低頭的表示，其中運輸協議就是為了減少中美貿易逆差，中國將對美擴大開放海運市場。

三，美國食品管理新條例衝擊中國企業 

就在溫家寶訪問期間，由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制定的食品“反恐”條例──《食品企業註冊管理條例》、《進出口食品預先通報條例》將開始實施，預計將對中國三千家食品出口企業造成直接影響，而對其一萬家食品企業造成間接影響。這些影響體現為：使中國企業對美國農產品及食品出口成本增加、貨物流通時間延長、出口風險增大等等。該法案授權撥款四百三十億美圓用於購買疫苗、改善食品檢查和加強供水系統的安全。根據《食品企業註冊管理條例》，美國本土和對美出口的外國食品及飼料生產、加工、包裝、倉儲企業必須在FDA進行登記註冊，未登記的外國食品及飼料將在入境港口遭到扣留。

對此，中共商務部、國家認證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等部門以及眾多企業紛紛加以研究，尋求對策。因為美國的新條例將提高全球食品安全標準，實施範圍廣、手續繁雜、措施嚴厲，客觀上會形成嚴厲的貿易壁壘。尤其對中共貿易體系更是如此。為什麼對中共貿易體系而言形勢格外嚴峻呢？

原來，多數中國大陸食品企業只是通過國內貿易公司出口產品，根本沒有與美國直接接觸，也沒有與美國的進口商建立直接聯繫。現在，中小企業在沒有外派機構、找不到直接進口商的情況下，只有求助於收費的專門代理機構。這就不可避免地增加了高額的出口成本。不少企業將因為交納不起代理費用和找不到合適的代理商，而無法完成對美出口。相關資料表明，美國是世界第一大農產品進口國，也是中國農產品出口的第四大市場，中國去年對美出口農產品十六.三億美圓。

在中共的新聞管制下，消息閉塞，很多企業對此並不知情。中共國家認監委註冊管理部顧紹平承認：“形勢很嚴峻，註冊的企業並不多。很多企業對此並不重視，有的企業甚至持觀望態度，寄希望於法規不會如期執行。”顯然，中共的新聞封鎖使得大陸商人閉目塞聰，以為國際上和中國國內一樣無法無天。對此，中共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的職員徐學林評論說：“一方面，很多企業本身跟不上形勢，對於網上辦公還不熟悉﹔另一方面，企業信息渠道不通暢，對十二月十二日之前不註冊的負面效應瞭解不夠。”而某些已經註冊的企業表現得很馬虎，填寫的信息可能並不真實，或者有矛盾之處。“這就可能給以後埋下隱患。根據法規規定，企業的記錄將會一直保留。一家企業的不實信息，可能影響到中國整個產業。”

諸多事實證明，中國大陸缺乏社會發展的軟件更加甚於缺乏社會發展的硬件，而軟件的建設絕非像是硬件那樣可以短期內一蹴而就。

 

四，中國的發展可能招致西方的反制

從種種跡象看，到目前為止，美國經濟制裁中共一事，對其雙邊關係之影響十分有限，甚至是正面後果居多，即，讓中共更加屈從於美國的壓力。這不能不歸功於全球化過程對於中共政權造成的巨大壓力。

據法新社十二月十八日從莫斯科的報道，俄羅斯專家斷言：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成就”不僅不會讓西方世界放心，反而可能導致西方國家的更大警惕，並因其“共產主義特色”而被視為一種“戰略威脅”。

鑒於中國與西方經濟整合程度的加深，其競爭力已經威脅到西方利益，共產黨中國將不會被西方世界看成“同行”，而是作為一位有著潛在危險的“外人”受到接待。這是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副所長瓦西裏.米克赫耶夫，俄羅斯一位頂尖級的中國問題專家，在最近一個研討會上對中國與西方關係所作的一個分析。

這位中國問題專家還說，“西方、還有俄羅斯的勢力，都將把中國的共產主義性質當作一個戰略危險，認為這必須受到遏制，而且，將不僅採取經濟手段，政治、意識形態和軍事機制都會被全面動用。”

法新社認為，如此困境也正是北京領導人所面對的一個基本事實，即，當中國成為美國的經濟對手時，卻與歐洲、日本甚至南韓不同，無法同時也成為美國的政治與軍事夥伴。按照米克赫耶夫的觀點，中共與民主化世界之間還有一個更深的矛盾是，中國的經濟改革和隨後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的崛起，卻把共產黨壟斷權力和意識形態的不合理性格外凸現了出來。米克赫耶夫說，中國的最大困境，是因為中國對意識形態的嚴密控制引發了西方世界的反對，並“帶來嚴重後果”，而快速民主化也“包含一些現實風險，比如動亂的威脅，或者代之以一個更腐敗、官僚和專制的政權。” 

在臺灣問題上，另一位中國問題專家亞歷山大.羅

蒙諾夫說，就中國目前形勢而言，中國堅持臺灣是其領土一部分有助於加強中國社會的凝聚力，但任何魯莽的軍事行動倒有可能誘發不穩定。羅蒙諾夫也注意到美國對臺灣的支持，他認為這有助於“維持現狀”。他還認為，美國政府目前的種種作為，其實是為了促進中國的穩定。例如，“美國政府警告中國當局不要輕易發動對臺灣的突然襲擊，其實是表明這樣做可能會冒著巨大風險，引發中國現行政治體制的崩潰。”

但願，美國政府的思考方向真的如此，而中共也能明白美國的這番苦心。畢竟，如果中共膽敢武力犯台，真的可能點燃中國大陸全面內亂的導火索。在中國歷史上，王莽和隋煬帝的殘暴統治，都是因為這樣的對外侵略而走向全面垮臺的。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廿五日）

（另起一頁）

【第三章】

【2004年統獨掙扎】

（另起一頁）

【第一節 中共對兩岸和平穩定架構之反應】

一，中共批判海峽兩岸和平穩定架構

陳水扁總統于二月三日提出有關海峽兩岸和平穩定的提議之後，中共經過內部研議，一周左右在春節後首次例行新聞發佈會中，由中共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張銘清表示，二月三號提出的包括確立和平原則的“一個原則”和“建立協商機制，對等互惠交往，建構政治關係和防止軍事衝突”等四大議題的“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是所謂欺人之談，“目的是在欺騙臺灣的民眾和國際輿論。”張明清還對陳總統進行人身攻擊說，“儘管他在公投問題上怎樣包裝，辯解，都不能掩蓋為未來舉辦公投，台獨公投打開通道的這個險惡的用心。” 張銘清回顧說，“陳水扁上臺將近四年從來沒有承認過一個中國原則，就說明他沒有改善兩岸關係的誠意。”

同時，張明清此地無銀三百兩地表示，中共不會干預三月二十日舉行的臺灣大選也不關心誰當選，而關心的是臺灣新的領導人對未來兩岸關係所採取的態度。為了模糊事件的焦點，他還說兩岸都爆發禽流感疫情，因此希望兩岸儘快建立通報機制以防止疫情擴散，企圖再次嫁禍臺灣政府。 

二，“兩岸關係改善有待台獨下臺”

為什麼說張明清表示中共不會干預三月二十日舉行的臺灣大選也不關心誰當選，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呢？因為就在同一天，中共一名身份特殊的“教授”徐博東聲稱，“陳水扁的綠色陣營也好，連戰宋楚瑜的藍色陣營也好，對於支持他們的選民也應該在可能的情況下弄清楚他們的身份才比較有利於他們的選情。”徐博東認為，兩岸關係只有“在台獨勢力在臺灣島內下臺之後才能得到改善”。顯然，既有下臺也就有所謂上臺，中共已經準備把“台獨勢力”這頂紅帽子捏在手裏，即使藍營勝選，只要有一天中共看不順眼，照樣有可能扣將上去。

可以佐證的是，中共“國際廣播電臺”同時發表的一篇“網友來信”：《解讀陳水扁“兩岸互動構架”》。這篇文章名為網友來信，實為傳達了官方立場，這更加暴露了中共的心機。尤其是該文的腔調“和平穩定互動架構協議，一時引起國際觀注。我以為值得好好解讀”，完全是中共幹部的口吻。此文寫作的相當嚴整，雖然偽裝成民間口吻，但完全不是業餘的“網友”能夠杜撰出來的。

全文共分《構架的拋出》、《隱藏在“兩岸互動架構”後面的話》等兩大部分，而重點在後一部分。這後一部分又具體分為《陳水扁拋出的“兩岸互動架構”有“一個原則，四大議題”》、《陳水扁的所謂“確立和平原則”》、《看看陳水扁所謂“四大議題”》等三節，對臺灣政府的立場進行了全面歪曲和辱駡。

例如《陳水扁拋出的“兩岸互動架構”有“一個原則，四大議題”》一節污蔑說，先不說“兩岸互動架構”具體內容如何，“從其提出的參照中東國家和朝鮮半鳥等歷史著名的和平架構協議模式來看，仍然沒有走出台獨怪圈。中東國家和朝鮮半鳥是真正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而大陸與台彎的關係卻是絕然不同於此的，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不可能也不能夠去參照那種架構，說到底，他就是沒有放棄台獨。無論和平原則或協商機制、經濟互惠、政治外交、軍事衝突等議題都是為了掩耳盜鈴。”

再如《陳水扁的所謂確立和平原則》一節，指控陳總統不要和平，在任近四年一直喊“決戰境外”、“一直圖謀在武器上對大陸保持優勢”。“依筆者認為他（陳總統）的和平都是叫出來的，不是做出來的”，中共認為，陳總統提出“和平的原則是雙方共同認為台海和平是共同責任”，是“把自己擺在了與大陸對等的位置──又一個國與國關係的變種”，而中共還進一步把陳總統關於“和平解決一切爭端，雙方必須承諾一切爭議……禁止使用武力……”的善意，說成“潛臺詞是：當我要獨時，你不能以武相向”。而“不片面改變台海現狀”，則被中共說成“筆者只看到兩個字：台獨”！

在《看看陳水扁所謂四大議題》一節中，中共更深入“分析”說：“建立協商機制方面，海基會與海協會本來談得好好的，就是由於他從中作梗才沒能進行下去，他甚至九二共識都不承認，三通，大陸早就呼籲很多年了，就是通不了，誰的原因？對等互惠交往方面，他對大陸人們去台探親都不放開，還敢奢談什麼互惠？無容置疑，他本就沒有與大陸溝通誠意。”文章還挑撥離間說，“就是選他上臺的臺灣人都得不到他的惠！經濟上如此不濟還不想法子解決，臺灣人們腰包縮水不管，卻天天只管自己能不能連任。”

中共還認為，“建構政治關係”，也是為臺灣獨立鋪路的，是為了台海問題國際化，為了擴大臺灣的國際空間，為了連任以後以此為基礎要求加入聯合國。中共還認為，“防止軍事衝突”，主要就是想讓大陸放棄“不承諾放棄武力統一臺灣”這一手段。

三，《瞭望週刊》的威脅

中共《瞭望週刊》在二月初發表的《專家談台公投》一文中採訪了“臺灣海峽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羅援、“臺灣問題專家”王衛星二人，很有代表性。

羅援認為，“陳水扁在公投選項上費盡心機，第一個問題是威脅大陸，不撤彈就購武；第二個問題是所謂建立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一硬一軟，可謂機關算盡，但明眼人一看即明，一旦大陸方面默認了陳水扁的所謂和平公投，就等於認同了公投的合法化，台獨分子勢必最終走向台獨公投。”看來中共如此反對建立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不但因為其中把兩岸關係和中東以及朝鮮等國際關係同等起來，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共認為臺灣政府“建立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的動議，是為“公投”保駕護航，而公投的目的又是為臺灣獨立創造法理依據。

根據這一推理，王衛星隨後一唱一和地聲稱，“陳水扁錯判形勢，把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推向戰爭邊緣。……臺灣當局認為，目前大陸經濟進入高速發展階段和籌備二〇〇八年奧運會的緊張時期，正是台獨賭博的天賜良機，大陸不會開戰，也不敢動武。……美國政府絕不會為了台獨，去和中國十三億人民進行一場戰爭。……我們承認，在臺灣問題上，中美之間固然存在著一定的分歧，但兩相比較，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遠遠大於臺灣，中美之間合作的前景遠遠大於臺灣。如：在反對台獨方面中美有著共同的利益；在雙邊貿易方面中美有著共同的利益；在解決朝核危機方面中美有著共同的利益；在反恐合作方面中美有著共同的利益；在維護世界和平方面中美有著共同的利益；在處理許多重大國際問題方面中美有著共同的利益；等等。更何況中國不是伊拉克，不是阿富汗，和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和核武器的世界大國對抗，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就不復存在；想拉英國、拉歐盟、拉日本武力對付中國，也沒那麼容易。因此，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政府是不會被臺灣當局牽著鼻子走的。”看來，中共正在以美國的“不干預”假想作為自己的制訂台海政策的新的前提，無疑，這可能導致誤判，是極端危險的，不論是對中共自己還是對國際和平，我們需要提高警覺。

最有意思的是《瞭望週刊》在採訪結束時所發出的威脅：“當陳水扁當局挑釁在先，我後發制人師出有名時，這種懲罰性軍事行動會得到國際社會和周邊國家多數的支持和同情。”看來，中共正在幻想對台發動一次類似一九七九年對越戰爭那樣的外科手術式的軍事打擊（懲罰性軍事行動），起碼中共企圖給外界這樣的印象。當然其前提是取得美國的默認，至少是不干預，然後在國際社會的斡旋下與臺灣進行正式的政治談判。

四，參照中共對陳總統元旦講話的反應

中共媒體借用“網友”名義批判“和平穩定架構協議”的做法，到底隱蔽了何等心機、態度，值得留意，這和他們公開表示歡迎陳總統元旦講話的反應，顯然十分不同。陳總統元旦講話重申“四不一沒有”（即不會宣佈臺灣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並且說追求兩岸永久和平，提出了兩岸合作的設計方案：“兩岸人民源自相同的血緣，有過共同的文化和歷史背景，應當相互理解、彼此合作……我們最大的心願是和對岸人民攜手努力，共同獲得一個也許是無形的、但卻是最珍貴的和平獎章。”中共國台辦很快表示，大陸注意到臺灣領導人有關兩岸關係的講話，凡是有利於兩岸關係穩定和發展的言論和行動，大陸向來是歡迎的。國台辦還說，只要臺灣當局同意兩岸直航和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恢復對話和協商，兩岸關係就會取得實質性改善。

綜觀上述兩種反應模式的交替使用，有理由相信，中共正在“恢復對話和協商”和“後發制人的懲罰性軍事行動”之間搖擺不定，而關鍵就在於美國的態度。

看來請美國調停兩岸關係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二〇〇四年三月四日）

【第二節 中共為何對臺灣大選紛爭保持沉默？】

一，中共避免評論臺灣大選紛爭

面對臺灣大選紛爭，一向企圖插足臺灣事務中共當局，卻保持了奇怪的沉默，避免做出任何官方評論，只是敦促美國促進臺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這一方面等於中共已經承認臺灣問題國際化了，一方面無異于授權美國成為臺灣問題的仲裁人。中共外交部長李肇星在臺灣舉行總統選舉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電話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呼籲美國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多做促進台海和平與穩定以及兩岸關係發展的事。應該說，中共的這種做法是十分反常的。裏面究竟含有何等意義，值得探討。

據美國《華盛頓郵報》引述中共消息說，中共領導層在臺灣大選前就已經做好了陳總統再度當選的準備，並預先定出不做任何激烈反應的決定。而根據我們的瞭解，中共體制和人事都比較僵化，缺乏足夠的應變能力，因此面對臺灣選舉引發的事態發展，顯得手足無措是十分正常的。另據海外親共媒體“多維新聞社”三月二十四日發表的一篇評論《臺灣選前北京已準備同扁政府再周旋四年》指出，“中國大陸的政府和人民無疑熱切地期盼同臺灣實現統一，也傾向於在兩岸關係上持溫和立場的國親聯盟總統候選人連戰上臺執政，但消息人士說，臺灣選舉之前，胡錦濤領導的新政府已定下基調，準備好同主張獨立的陳水扁再打四年交道。”因為北京決策者認定，在可預見的將來，大陸同臺灣和解非常困難。“正是基於這個政策，不管是三月十九日臺灣總統陳水扁、副總統呂秀蓮雙雙遇刺卻僅受皮肉之傷﹔還是三月二十日陳水扁以微弱的優勢獲得連任，而連戰迅速要求法院宣佈選舉無效﹔還是隨後幾天數萬臺灣民眾在總統府前抗議示威，大陸媒體和官方對這些似乎視而不見，除了利用臺灣公投失敗大作文章之外，沒有詳細報導在臺灣鬧得天翻地覆的選舉危機。”

親共的香港政客利用臺灣的選舉爭議對香港居民進行警告，說過快進行普選只會導致社會混亂，但北京的百姓卻持有相反看法，一位公告公司的三十四歲的職員郭勝文對臺灣的民主選舉感到振奮，他說，“我們可從臺灣學習一些東西，從臺灣的民主進程中受益。”《華爾街日報》認為，陳水扁的再次當選以及香港日益高漲的民主運動使北京陷入了守勢。 

 

二，中共對臺灣大選結果措手不及

臺灣三二〇大選的結果，使中共對台系統相當意外，原本備妥的對台談話也臨時喊停，“學者專家”的座談會也實時取消。目前中共對台系統、外交、統戰以及軍事部委，已經接獲指示，對臺灣大選做出評估報告，而在綜合評估報告出爐後，才會交由最高層級的對台工作小組，屆時中共下一階段的對台政策才可集體作出，在此之前中共無法表態。

二十一日，北京中央電視臺“臺灣的公投沒有過關及總統大選產生爭議”作為頭條新聞播報，突顯重視臺灣大選。而在北京的國台辦大樓，從臺灣開票作業開始到深夜一直是燈火通明，車輛進出不停，雖然民進黨勝選和連宋訴請選舉無效的新聞很快傳到北京，不過中共卻一直到淩晨兩點才有所反應，足足延遲了八個小時。接下來兩天，大陸國台辦就兩度發出新聞稿表達兩個關切：一是選前一天發生的槍擊案，另一則是選舉結果到底是什麼？當然在公投部分，國台辦還是不斷抨擊。

目前，對於臺灣公投和總統大選的結果，除了官方密切關注，大陸民眾也有投入。在北京中央電視臺網站上，有關臺灣的公投和總統大選爭議，都有超過三萬人瀏覽，高居網友點選的前榜。而在官方新華網上，亦有網民在“臺灣頻道”欄目對該次總統大選留下數百條的留言和評論。現在，北京最為擔心的是今年九月份香港舉行的選舉，民主派候選人有可能在六十個席位的立法機構佔有優勢。目前香港多數立法委員都是由選舉團挑選的，對北京言聽計從；而香港公眾選舉的立法委員，將在今年九月增加到二十四至三十席。國際輿論則指出，中共對台事務反應遲鈍，表明北京當局已經無法掌握未來四年兩岸關係的趨勢。而這可能危及中共對香港的有效管治。

三，北京嚴防民眾示威造成大陸動亂

中共當局自己不知該如何應對臺灣局勢的發展，也就不敢讓手下的御用文人幫忙，主要是害怕幫倒忙。於是只能動用專制政權的老辦法，就是禁止發言。北京已經下達指示到南北各地，包括北京、福建和上海的對台研究學者，都不准對當前的臺灣情勢發表看法。結果使得大陸對台研究者遭受無妄之災。北京一名對台研究者接受臺灣某家電視臺的邀請，在選舉結果揭曉前預先做好泛綠一旦勝選的未來兩岸關係分析，結果該名大陸對台研究學者遭受中共批評。 

臺灣三二〇投票的結果，導致臺灣原本政治中立的民眾向藍錄兩大陣營靠攏，形成臺灣社會急速向“兩極化”發展的對峙局面﹔在大陸方面，為防止大陸民眾尋找藉口而上街示威遊行，北京啟動應急機制，包括共軍加強掌控臺灣海峽以及周邊地區、部分地區警員取消休假等。中共中央綜合研判當前臺灣局勢後，決定啟動應緊機制。這是因為一向熱中政治的北京市民和內地網民在三二〇以後，蠢蠢欲動。北京部分高等院校的上層最近也接到指示，要求控制學生的動向，防止過激行動。北京警方奉命取消休假，就地待命。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中共正在策動民眾佔領釣魚島，來轉移大陸輿論的視線。

據悉，三月二十日晚上，當連戰在臺北宣佈提出選舉無效的訴訟後，北京高層已經預感臺灣將面臨政治危機。中央對台領導小組和中央軍委對台領導小組立即開會研究因應方案。不過，不過由於官僚體制的遲鈍，北京高層目前仍在繼續觀望臺灣局勢，無法採取任何有效的對策。針對香港和海外有傳媒報道大陸軍方針對臺灣選舉結果而提升警戒級別的消息，中共國防部發言人也予以否認。

四，中共已經承認臺灣問題國際化

顯然，由於胡錦濤、溫家寶的“新政”，臺灣問題已經不再是“兩岸問題”，而是成為不折不扣的“國際問題”了。而且中共當局自己帶頭，尋求美國的幫助和裁決來阻止臺灣局勢的發展，這樣一來，無疑綁住了中共自己的行動能力，使得中共在臺灣問題上可能採取的任何冒險行動，都可能立即演變成國際危機。

華盛頓的中國問題專家日前就台海緊張局勢對美國政策構成的挑戰舉行了研討會。在臺灣問題上持不同立場的分析人士一致認為，為了避免台海局勢出現不穩定，美國政府應該而且能夠，繼續遏制中國大陸對臺灣使用武力的威脅。

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資深研究員史文日前在一次研討會上表示，鑒於臺灣對美國的重要性，美國在向中國人保證不支持臺灣獨立的同時，也必須保護臺灣不受中國逼迫，否則會損害美國的威信以及對民主的支持。他說，美國還必須讓中國領導人相信，他們必須軟化他們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使大陸對臺灣人更有吸引力，達到這一目標的最佳途徑就是通過更大的社會和經濟交流和對話，鼓勵中國的民主化，同時不斷努力，推動法治。 

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資深研究員、知名的外交政策評論員卡根認為，美國應該保留各種選擇，不僅包括臺灣與大陸統一的選擇，而且也應該包括臺灣獨立的可能性，而布什總統及其政府官員反對臺灣獨立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在美國人民中行不通。他表示，不管美國是哪個政黨執政，美國的台海政策不會有本質差別。 

美國的輿論正如《華盛頓郵報》的三月二十三日的社論所顯示的，正呼籲北京和華府共同務實、改變對台政策。社論說，儘管臺灣大選最後幾天發生了總統遇刺、群眾街頭抗議等混亂，但顯然已經向北京和華府傳遞了一個信息：臺灣人民不想以宣佈獨立來挑釁北京，但他們也不會向北京低頭。社論認為臺灣選民很聰明，知道忽然同大陸決裂是魯莽的，有鑒於此，多數臺灣選民拒絕參加公投。北京和布什政府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如何響應臺灣通過民主方式表達願望，滿足臺灣人民建立對等平衡的新型兩岸關係的願望。在陳總統第一個任期內，北京以堅持“一個中國”為談判前提，拒絕同臺北接觸。胡錦濤領導的新政府希望被視為務實的政府，現在他們有機會重新思考自己一方的固執。布什政府一直試圖限制台獨傾向，但是以後也不得不需要重新考慮這一立場。社論最後說，不管臺灣目前的大選危機如何收場，陳水扁及其代表的情感都不會消失，即一個年輕的民主實體需要成為一個“正常國家”的嚮往。 

（二〇〇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第三節 五二〇後兩岸關係發展之可能性】

一，臺灣民主進程對中共觸動不大

據中共內部消息人士說，中共日前對臺灣局勢的強硬聲明基本上只是做給外界看的，而中共首要關心的顯然不是臺灣局勢，而是經濟發展和如何開好二〇〇八年的“北京奧運會”。據悉，臺灣選舉之前，胡錦濤領導的新班底已經定下基調，準備與主張臺灣獨立的陳水扁政府再打四年交道。北京決策者已經明瞭，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大陸同臺灣的全面和解是非常困難的。即便陳水扁沒有贏得大選，大陸方面想要併吞臺灣的做法也會遇到強烈的抵制。所以在“強硬聲明”之後，中共就再也沒有了下文。

北京對臺灣局勢的混亂態度，不僅反映了大陸決策需要層層審批的制度特點，不僅是臺灣選民的投票分歧所折射的不確定性使然；更重要的，北京知道對台採取冒險行動是中共自己絕對輸不起的賭博，玩得不好會使共產黨亡黨亡國。面對喪失政權的前景，共產黨寧願承受它自己鼓動起來的“大陸民意”的壓力，也不敢採取決定步驟來冒險一博。

在中共“輿論導向”的操縱下，一些中國家庭通過衛星接受器可以看到香港甚至臺灣的電視轉播，互聯網上也到處是臺灣選舉的新聞。在中共“輿論導向”的操縱下，將近半數的大陸民眾都表達了和官方一致的立場，即“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必須統一，如有必要，不惜動武”。一名網友在互聯網的聊天室中留言說：“讓我們放棄幻想，準備打仗吧。我們應該自己解決臺灣問題，不應把它留給後代。”然而，中共的輿論導向正在走向中共原先意圖的反面，一位正在北京尋找工作機會的大學畢業生剛剛二十四歲，在受到中共的洗腦後，按照中共的宣傳考慮問題，結果卻對中共大為不滿，他對美國《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說，中共政府應對臺灣採取更強硬的方法，比如戰爭，只有那樣才能解決問題。

二，中共享假消息來觸動臺灣

處在這種自己給自己套上了枷鎖的尷尬境遇下，中共的應因解套之道就是施放假消息來掩蓋真相，而一國兩制的香港就成為中共施放假消息的理想基地。《南華早報》刊登中共施放的消息說，“中央下令解放軍進入戰鬥戒備，做好一旦臺灣選舉爭端激化對台進行打擊的準備。”該報還說，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可以根據新修正的憲法而在臺灣問題上宣佈緊急狀態，從而為對台軍事行動鋪平道路；北京還下令東南沿海的福建、廣東和浙江省的政府部門增加執勤的官員。這些消息人士還說，“北京領導人在臺灣不斷變化的危機上採取預防措施是很正常的。” 

那麼人們怎麼知道可以判斷這些消息基本是假的呢？很快，中共國防部一位發言人就出來澄清說，共軍並未因為臺灣的總統選舉而改變戒備狀態。這位發言人在回答路透社記者有關“解放軍是否提升了戰備狀態”的問題時說，他“沒有聽說軍方接到改變戒備狀態的命令”。那麼我們怎麼知道，這位發言人不是在和《南華早報》一唱一和呢？因為這位發言人不肯評論《南華早報》的報導。按照中共的慣例，如果他真的反對《南華早報》的報導，他就會公開批判，以便消音、消毒；結果發言人並不駁斥批判《南華早報》，卻來了一個“不同說法”，這裏面就大有文章，分明是在凸現《南華早報》的消息。據此我們認為，很可能向《南華早報》施放假消息的，和這位發言人就是受到同一個上級機構指揮的。其目的顯然是向臺灣發出“沒有軍事威脅的軍事威脅”，以便敲山震虎，嚇阻臺灣人民自決的意志。在對台宣傳方面，中共顯然佔有某種優勢：一方面，中共利用專制制度壓制內部的不同聲音；另方面，借用臺灣的民主制度來擴大臺灣內部的不同聲音。

三，中共進行戰略後撤的可能

中華民國早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因此，陳水扁再次當選總統即使像中共擔心的那樣，在第二個也是最後一個四年總統任期內堅決推動了臺灣獨立，並在兩年內舉行有關新憲法的全民公投，在國際輿論看來，其結果也不過是正式確認了臺灣半個世紀以來的“非正式獨立”。這其實並沒有“實質改變現狀”。對中共，這也並不是滅頂之災，既不要中共的命，也不要中共的錢，最多只是丟了中共一點面子。需要注意，現在的中共政權是相當務實的，他們為了賺錢可以出賣一切，為了保權可以放棄社會主義制度，完全不顧任何一點基本體面，完全不覺得有何自相矛盾，因為投機取巧就是中共的最高原則。根據這種中共的現況，我們大膽的預測：在臺灣的挑戰面前，中共完全可能後退，實現其戰略性的後撤，這就是事實承認臺灣的獨立，並在此基礎上與臺灣進行政治對話。而且中共其實擁有足夠大的戰略空間供其後撤，根本不像他們自己經常表白得那樣忍無可忍、已經沒有後退的餘地。中共完全有承認臺灣獨立後退的空間，而且，國際社會一定歡迎中共這樣的後退，只要不觸發兩岸戰爭，國際社會還會鼓勵中共的後退、援助中共的後退。美國的政策，其實也就是在避免戰爭的前提下，朝著這個方向走。

事實上，中共的後退萬事具備，只欠東風。這個東風就是如何熄滅被中共自己鼓動起來的偽民族主義，所謂“偽民族主義”，就是借民族之屍，還共產之魂，利用樸素的民族感情來苟延殘喘中共的命，而不論在何種狀況下，保住中共政權的穩定是首要的考慮。中共好像一個縱火犯，放了一把火卻沒有能力滅火，就會燒死自己。但中共要滅火其實不難，只要停止繼續縱火，在世界各國的幫助下，控制火勢並不困難。大陸民眾其實是比較馴服的，不太容易為了公眾事務而和政府對抗，作出自己的犧牲。因此大陸民眾對於中共在兩岸問題上的後退，其實具有充分的心理準備，應該不會組織起有效的反對。這樣一來，中共是否對台和解，完全在於自己的一念之差；而對付國內民族主義的風險，其實遠比對台發動戰爭的風險為小，因此中共決策者不難選擇戰略後退、容忍臺灣獨立。事實上，在中共的歷史上，這樣的戰略性後撤曾經多次出現，而最近的一次就是所謂“改革開放”，即從社會主義後撤到資本主義。何況中共已經多次接受了臺灣獨立的宣告，從“兩國論”到“一邊一國”，中共統統照收不誤，略作抗議。可以判斷，即使臺灣公投制憲，中共也難以作出過強反應了，更沒有力量把戰爭威脅付諸實施。

中共實現戰略後撤，就使得陳總統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表達的願景成為可能：即在新任期內，一方面堅決推動公投制憲；另方面團結臺灣及穩定兩岸關係。這一可能性很高，其關鍵就在於掌握了中共的上述弱點並加以有效運用，逼迫中共從戰爭冒險中後退。在中共看來，畢竟對付大陸民眾要比對付臺灣國軍容易得多，何況國軍很可能得到美軍的支持，組成聯合部隊。在臺灣這邊，則相對缺乏戰略縱深，無法對中共作出實際讓步。中共丟失臺灣不會滅亡，但臺灣卻絕對丟失不起自己。因此臺灣的主流民意顯然反對兩岸統一，大部份臺灣人都不能接受臺灣成為香港第二，作為中共的一省或特別行政區。在中共對臺灣的“統一”謀圖下，“不改變現狀”只是布什政府的一廂情願，從未得到中共的正式認可，也無法得到中共的正式認可。有的分析家認為，既然臺灣的權利得不到中共的正式認可，臺灣為什麼要“取法乎中”、曖昧的要求維持現狀，而不索性“取法乎上”、說出主權已經獨立的事實呢？客觀的說，只有說出主權已經獨立的事實，才有助於維持現狀，用“退兩步，進一步”的方式，與中共周旋，否則臺灣的生存空間只會日益縮小，不可能有效維持現狀。

四，臺灣的困擾並不孤立

臺灣在兩岸關係中遭遇的困擾，不是孤立的。就在今天，香港民主派憤怒的響應中共“人大”就《香港基本法》關於香港政改的條文作出的解釋，他們計劃再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抗議中共破壞香港法制的行徑。民主派認為中共人大的釋法是“荒謬的”，破壞了人們對《基本法》的信心，對香港造成深遠的損害。四五行動的發言人說，全國人大窒息香港的改革派，阻礙了香港民眾對政治改革的權利。由於人大常委可以解釋《基本法》裏一些保護香港民主自由的條文，這將損害一國兩制答應賦予香港的西方式自由。

香港的命運是前車之鑒，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政府或者特別行政區，就是喪失一切權利的開始。北京政府則擔心，給與香港更大的民主可能會影響到中國大陸地區，在全國引起政治和社會問題。同樣，北京正利用臺灣總統大選糾紛在國際間渲染問題的嚴重性。例如，中共駐土耳其外交單位以傳真方式，向土耳其若干戰略研究機構發表一份未署名的書面聲明，聲稱“臺灣大選兩方之間的嚴重齟齬至今依然未能平息，顯示目前臺灣的環境非常複雜、敏感和危險”。這份未署名的聲明因為在傳真紙一端自動印出發文一方的頭銜和電話號碼，而暴露來自中國駐安卡拉大使館。據土耳其分析家的看法，臺灣大選糾紛被北京認為是可乘之機，試圖從中漁翁得利，大肆渲染問題的嚴重性，破壞臺灣民主的形象。

五，美國的態度搖擺不定？

美國國務院希望保持臺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並期待不激怒北京，這個綏靖政策類似于張伯倫希望犧牲捷克來維持歐洲和平的慕尼黑政策。但中共不是納粹，中共的生存依賴於外國資本甚至是臺灣資本，中共沒有本錢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即使納粹的速戰速決也出乎意料的變成了世界大戰，難道中共的速戰速決比納粹更加成功？

誠然，為了緩和兩岸關係，所有事務性的接觸都有幫助，如建立兩岸談判的機制、建立相互平等的關係、建立政治關係防止軍事衝突，當然，這其中也包括處理三通和直航的問題。但是我們清醒的看到，所有這些兩岸之間的未來進展，都要在中共實現了上述的戰略後撤的基礎上才能實現，而臺灣的最大優先，無異就是迫使或是誘使中共進行上述後撤，承認臺灣是平等的對話夥伴。但是，如果臺灣不發動攻勢，中共依然“拖字訣”當道，主動後撤的可能很低。

建立兩岸和平的互動不是臺灣的一廂情願可以做到的。要北京當局與臺灣政府坐下來展幵對話、協商，最終達成共識以使彼此在交往中避免任何誤解並實現和平，那是在臺灣獲得對等的政治地位之後而不是之前。尤其考慮到，這次大選的在野黨一方也清楚表達了“不排除獨立作為一個選項”的立場，代表臺灣選民不分朝野與黨派，一致拒絕了中共的一國兩制。臺灣社會的這一主流認識，是史無前例的，堅持下去，定能改變中共領導人的頭腦。正如日本外交評論家岡崎久彥昨天在《讀賣新聞》頭版上評論臺灣情勢的專文指出的，中國大陸統一臺灣的可能性已經消失了。

（二〇〇四年四月六日）

【第四節 中共對華盛頓郵報“總統專訪”之反應】

中共原本最擔心的是“臺灣問題的國際化”，但是今年以來迫於時勢的發展不得不認可臺灣問題的國際化，甚至企圖主動利用臺灣問題的國際化來漁利，以便箝制和壓縮臺灣的國際活動空間，這一事態發展充滿了反諷。

正是在這樣的心理背景下，中共對臺灣的國際活動或涉外活動，格外敏感。而最近的一個事例就是陳總統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時的發言，表示將繼續推動修改憲法，計劃在二〇〇六年就修憲舉行公投，二〇〇八年通過新憲法，這引起了中共及其輿論工具的高度緊張。

一，中共官方的反應並無新意

針對陳水扁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時的發言，中共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的發言人在第二天借用“回答新華社記者的詢問”形式作出反應，這對於中共來說效率可謂異乎尋常的高，但是內容卻毫無新意，這個鮮明對比可能是由於中共外強中乾。這位發言人聲稱，“我們已經注意到，相信廣大臺灣同胞也已看到，陳水扁日前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再次放肆地鼓吹台獨分裂言論，清楚無誤地表明其繼續推動台獨，執意把臺灣從中國分割出去的頑固立場。”而其作出這段評論的依據，僅僅是《華盛頓郵報》的記者自己擅自添加上去的編者按（“即使可能面臨戰爭，也將繼續把臺灣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其實中共的發言人完全知道事情真相，但卻裝做什麼也不知道，將錯就錯發表評論，目的顯然是要製造文宣方面的官樣文章。

再過一天到四月一日，中共“人民網”以《陳水扁得意忘形展露“急獨”之心》為題，明確披露了中共確實知情不報：“臺灣的選舉爭議尚未塵埃落定，陳水扁就再次放肆地鼓吹台獨分裂言論，清楚無誤地表明其繼續推動台獨，執意把臺灣從中國分割出去的頑固立場。儘管臺灣當局矢口否認陳水扁在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時說過‘即使有戰爭風險，也會繼續建立自己的主權獨立國家’這句話，但人們從他得意忘形的談話中仍然可以嗅到濃烈的火藥味，也難怪採訪者作出這樣的推論。”中共在這裏列舉所謂濃烈的火藥味，全是“嗅到”的。竟然可以“濃烈的火藥味”來給別人定罪，顯然是把國內魚肉百姓的做法，直接搬到了國際舞臺上來。中共的緊張，還來源於陳總統僅僅相隔一天，在三月三十日又接受了英國廣播公司專訪，重申他在未來四年內將繼續推動修改臺灣憲法的計劃，並將推動就修憲進行公投的活動。中共聲稱，“陳水扁既為險勝當選喜形於色，也展示了他那急獨的心情，所謂他要打開大陸協商之門的橄欖枝全是假的。”“對於臺灣這場具爭議性的選舉，陳水扁可能僥倖過關，但他卻有一個認識上的誤區。他以為四年前大選時他只得到百分之三十多的選票，而今次卻得到百分之五十多一點，以此認為他的支持率上升，就可以為所欲為了。其實，從四年前的多組候選人到今年的兩組候選人，並不是簡單的選總統，而是成了族群之間的對決，四年前很容易恢復平靜的選後情勢現在已經不可能出現了。問題在於即使是支持陳水扁的這一半臺灣人，也很大一部分是因族群而投票給他，並不都是支持陳水扁搞台獨的，他們之中仍有很多人是希望臺灣保持現狀的。這次公投領票數不過半而被作廢，就是最好的說明。”這段話值得注意，因為這段話對於中共的“寄希望於臺灣人民”，其實作出了精確的說明，那就是“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分裂”。至於未來的兩岸關係，中共則表示，“專訪透露出的最重要訊息，是陳水扁迅速在選後就表態要在下一個任期採取強硬路線，將把臺灣推向危險的邊緣。這也警示人們，不應抱有幻想。”對此，中共把責任完全推給臺灣：“他本應該好好反省，向反對派作出讓步”，“如今他繼續拋出獨味這麼濃烈的言辭，只能是火上澆油”。

二，中共動員香港媒體表態的意涵

上面是中共官方及其轄區內媒體的反應，至於香港，根據中共歷來“內外有別”兩面派作風而有所不同。

香港《大公報》的社評指出，“我們一直認為，香港和臺灣的歷史及現狀有所不同，在民主發展和選舉制度方面不宜作出簡單的比照，但陳水扁為了貶低香港、詆毀一國兩制，在接受訪問時自鳴得意地將臺灣最近這場選舉拿來同香港作比較，以此說明香港的一國兩制有很大問題，這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世人都已看到，（臺灣）在民主條件並不配合的情況下進行的這次直接選舉，導致社會動盪、民粹氾濫，亂象環生、疑雲重重，族群撕裂、社會分化，資金流走、股市暴跌。民眾在這種選舉中備受煎熬，留下難以撫平的心理創痛。多數香港人並不喜歡這種臺灣式民主，而希望根據香港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可見中共傳媒的頭等恐懼，就是害怕臺灣的民主風潮會蔓延到香港特區。

《香港商報》的社評指出，“通過國際傳媒攻擊抹黑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其實，嚴格審視過去六年多來一國兩制在本港的豐富實踐，只要尊重客觀事實，不抱任何偏見，就不難得出結論︰《基本法》已經全面落實，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初步取得了巨大成功。事實上，這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連最挑剔的美英等國，都承認一國兩制在本港總體上得到了成功落實。對於欣逢其事，身處其中的港人而言，更是深有體會。回歸之後，中央政府嚴守《基本法》，堅持一國兩制，對香港自治範圍的事務絕不干預；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社會舞照跳馬照跑，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制度基本不變。與此同時，當本港經濟遇到種種突如其來衝擊之時，國家及時給予最大支持，無論是金融危機期間，不惜任何代價的承諾，還是去年落實CEPA，開放個人遊等，都對本港安然渡過危機發揮無法估量的作用。一國兩制已經成為港人安身立命之所，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護身符。兩制保留了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的原有資本主義特徵，保持高度的靈活性；而一國又令回到祖國懷抱的香港，在對國家發展作出貢獻的同時，可以一起分享國家進步的機遇、光榮和尊嚴，從而擁有更加廣闊而美好的前景。”由此再次可見，中共對臺灣的敵視，很大一個原因就是要維護一國兩制的反動政策，為此不惜自吹自擂，到十分肉麻的地步。《經濟日報》的社評也是十分肉麻，說大陸國力日盛，台獨機會隨時消失，而臺灣“抹黑一國兩制”是堅拒“一中原則”的藉口。

總之，親中共的香港媒體對臺灣的批判，表面上屬於積極進攻，其實虛弱得很，幾乎全是防禦性的，而且集中在“捍衛一國兩制”方面，由此可見中共的心病。隨著一國兩制在香港失去信用，中共還會繼續批判臺灣。

三，中共收買美國輿論的代表作

中共一向不大懂得公關，所以在國際上形象不佳。現在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正在努力改進，營造一個新的國際形象。例如，四月十日華府外交政見論壇網站一篇署名貝瑞的文章指出，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正朝相互碰撞的方向邁進，緊張狀態正逐日升高，文章甚至危言聳聽的提出，此一問題可能會超過國際恐怖主義，而成為美國所面對的首要安全問題，處理不好會使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為之崩潰。

文章完全站在中共的立場指出，臺灣催促中共依據臺灣的條件進行兩岸平等的國與國談判，這就是要中共放棄領土、民族和政治統一的最高目標。文章推斷無論何人統治中國大陸，都無法放棄統一的目標。文章為中共辯護說，中共無意發射對準臺灣的導彈，也無意對台動武，但如果臺灣逼迫太甚，中共別無選擇，一場大戰還是可能爆發。文章還說臺灣正力促美國支持臺灣的主權地位，而其作法是大力遊說美方、強調臺灣政府是透過民主過程形成、指責中共的獨裁統治、採購足以保護臺灣的武器裝備，如果中共動武，則說服美國起而對抗。文章甚至認為美國國務院三月三十一日宣佈以十八億美元的價格對台出售兩套長程預警雷達系統為“不幸的”。因為這項軍售計劃沒有附加條件，會使任何臺灣未來的總統認為臺灣已無懼外來攻擊，因而大膽走向自主獨立。 

上述“分析”之下的“中共”，完全不像是一個策劃天安門屠殺的嗜血政權，而是一個溫情脈脈、通情達理的好人政府，顯然，這樣的形象是中共享大筆金錢堆砌起來的，中共正在企圖收買美國的輿論。

四，總結

儘管中共運用多重手段包圍臺灣，企圖使臺灣趨於孤立，但中共國台辦三月三十日晚間借用“回答新華社記者的詢問”發表的聲明，大體上還是陳述老套的官腔看法，沒有對陳總統展開嚴厲抨擊，也沒有提到“不惜動用武力，維護領土的主權完整”云云，顯示中共這次的評論，還是重申基本立場，希望安撫大陸內部的強硬派和軍方人士，也代表目前中共決策當局，對於臺灣的局勢，總體上還是維持其“靜觀其變”的立場。

（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五節 中共當局對陳水扁就職演說的反應及其預後】

一，中共開始思想動員

自三二〇臺灣總統大選後，中共把兩岸關係列為當前大學生最需加強的知識教育，大陸各大學陸續開設有關臺灣局勢的講座，邀請具軍事背景和涉台的學者分析台海開戰的可能性，加深大學生的敵情觀念。學生的反應也相當激昂。三二〇後，大陸各校同學不僅上網看臺灣選後爭議的發展，北京、上海多個學校教師還在課堂解說台海局勢、統一之路、如何對美日開戰等。北京大學、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大等學校上BBS討論臺灣的帖子層出不窮。

五二〇以來，中共更是極力煽動大陸各個大學關注臺灣局勢，各個大學紛紛舉辦講座，通過“探討兩岸關係”，提升“要求統一”的聲浪。例如北京大學五月二十六日晚間邀請中共“臺灣問題專家”朱顯龍演講“陳水扁就職後的台海局勢”，此人狂言“軍事統一已是非常重要的途徑之一”，特別蹊蹺的是，這次演講禁止各國留學生包括臺灣學生入場。復旦大學也不甘落後，邀請兩名共軍大校到校演講兩場“中國統一之路”、“中國軍隊”等話題，發言的共軍都是鷹派份子，極力鼓動針對台、美的敵對情緒。一名參加的學生事後透露：“現場熱血沸騰，他們認為和平統一幾乎已經沒有可能，未來中國統一，只可能是在戰勝美軍干涉的情況下武力統一。”這幾場演講中共都動員滿場學生參加，顯示“民氣可用”。

除了各校舉辦講座，北京大學還開設了“臺灣概論”的選修課，復旦大學部分教師則準備把臺灣問題列為期末考考題之一。這些舉動是想加深大陸年輕一代對臺灣的敵意。 

二，中共官方表態之前的逐步加溫

只要簡單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中共當局正在對台鬥爭的方向上逐步“加溫”：

中共新華網五月二十一日發表文章《三地學者析扁演說》。報道北京、上海、福建三地的相關學者，二十日借用電子媒體同步收看了陳總統的就職儀式，第一時間內瞭解演講內容，認為陳總統“台獨實質立場未變”。如中共“全國臺灣研究會副會長”許世銓認為就職演說的內容有硬有軟，硬的方面主要是堅持分裂立場，軟的方面則是針對輿論特別是講給美國聽的。“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所所長”徐博東認為，就職演講的內容可以暫時緩解目前兩岸緊張關係。“上海臺灣研究所所長”嚴安林認為陳總統呈現的兩岸關係政策思維，與四年前比較，用詞比較注意，表達態度緩和。而論及憲法問題相對緩和，但對國家主權、領土及統獨議題不宜在憲改範圍的建議，可能是緩兵之計，也許未來會藉口是其他黨派或其他人士的意見，最終還是要執行“制新憲”之實。 

“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所副所長”朱顯龍認為，就職演說仍將兩岸定為“兩個國家”的關係，沒有承認一中原則，因此中共不會恢復政治協商和進行三通直航，但會以彈性方式加緊兩岸的經貿關係。

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所李延認為就職演說故意將“四不一沒有”這麼重要的話，以含糊的語氣帶過，未見誠意，反而是和獨派大老同聲一氣，刻意模糊一中原則。 

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所“所長”徐博東認為就職演說字裏行間堅持一邊一國立場，雖然未用這個詞，但憲政改革等中性模糊的語言，未能響應中共五一七聲明。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院長”劉國深認為，就職演說內容較過去平和，但要中共接受還有困難。中共需要說清兩岸現狀的認知，而非以“不排除兩岸發展任何形式的關係”的回避方式來響應。

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前“所長”李家泉認為就職演說並未放棄台獨立場，憲改不處理領土、統獨等問題，只是因為時機未成熟。例如，其中將臺灣作為一個“國家”的提法就有二十六次﹔多次講到“修憲”的實質用意在於用“修憲”的形式完成“制憲”的任務﹔五千多字“演說”中近二十處提及“和平”，並聲稱“建立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擬定“兩岸和平發展綱領”，其實都是幌子。

全國臺灣研究會副會長許世銓認為就職演說聲稱對大陸的承諾沒有改變，很難令人信服。例如不提“四不一沒有”，不是不敢講，而是不願意講，從演說者內心講，“四不一沒有”早就不存在了。

過了兩天以後，五月二十三日新華網報道，人民大學教授黃嘉樹認為就職演說不提一邊一國、一中一台，卻把兩岸現狀描述為“臺灣與中國”﹔不提“二〇〇六年制憲”的時間表和“台獨公投”，卻又強調這是“新憲法”，且要為“未來人民公投複決”做準備﹔表面上把變更領土和主權排除在“憲政改革”之外，卻附加了不少限制詞，又強調由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決定臺灣的前途﹔兩次提到要讓臺灣“邁向一個新的國家共同體的重建”，還首次公開使用了“臺灣中華民國”的提法，其中對於臺灣歷史、文化和族群的描述，包括“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是一個整數”等，都是台獨基本理論﹔ 而僅僅表示“可以體會海峽對岸源於歷史情結與民族情感，無法放棄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堅持”，以及要借鑒歐盟的“思維和格局” 處理“兩岸未來的問題”等，是不夠的，實際上還是在遵循“一邊一國”的路線。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郭震遠更是言辭偏激，認為就職演說沒有改變對抗一個中國的主軸，“四不一沒有”已經毫無意義，但美國還很看重這個東西，在“五二〇”以前美國通過各種渠道表示，要求就職演說要有這個內容，現在看來，即使受到美國壓力，依然不肯對此明示是意味深長的。但即使如此郭震遠還是認為臺灣接受一中的長期前景依然存在的，正如“五一七聲明”所言，兩岸關係十分嚴峻，但還不能說到了最後的底線。他還認為，中共在“五二〇”之前發表“五一七聲明”就表明，中共對就職演說的內容已經有所掌握。

“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所長助理朱衛東指出，中共的立場是台獨沒有和平，台獨意味著戰爭，不可能有和平的分裂﹔而“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是只要和平，不要統一，是要“和平地與我們分手”。

三，中共官方表態之後的定調定性

五月二十四日，中共“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舉行新聞發佈會，發言人張銘清表示，五月十七日中台辦、國台辦授權發表兩岸關係的聲明，“充滿善意地列出了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兩岸關係可以穩定發展的七個光明前景”，是“我們對台工作的一個重要文件”。在評論五二〇就職演說中提出兩岸政策“四年來沒有改變、未來四年也不會改變”時，張銘清表示，四年來臺灣領導人一再違背“四不一沒有”承諾，如其真要改善兩岸關係，就不要再正名、制憲、手護臺灣等“對抗中國”的舉動。他威脅說臺灣已“站在懸崖邊上，卻沒有勒馬的跡象”，“前面就是萬丈深淵”。他還說中共不會為主辦二〇〇八年奧運會而坐視臺灣走向獨立，並警告有些台商在大陸賺錢後又回到臺灣支持“台獨”，強調中共對這些台商不再歡迎。並重申“五一七聲明”威脅臺灣的言論如“懸崖勒馬”、“不要玩火自焚” 等等。而針對美國和臺灣輿論認為就職演說對大陸表達了善意、希望大陸正面回應的期待，張銘清則完全否定，他甚至批評美國“讚賞”就職演說與美國宣揚要堅持一中政策的立場“不是一致的”，而美國堅持向臺灣出售先進武器，更“嚴重違反了中美八一七公報”。

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主任”李義虎出席“當前兩岸關係形勢座談會”指出，就職演說背後暗含著三個台獨步驟。一是公投入憲，不提制憲，轉而提出憲政改造，未來四年將為憲政改造工程注入實際內容。第二推動臺灣問題國際化，參與國際活動，把臺灣和國際大國放在一起，製造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效果。第三繼續推動文化台獨，塑造“臺灣國家共同體”的觀念，企圖在島內進一步奠定、充實推行“台獨”路線的思想基礎和民意基礎。李義虎指中台辦、國台辦“五一七受權聲明”的實質在於“以我為主”，動態掌控事態發展，遏制台獨發展勢頭。而“危險是可以分等級的”，不論公投立法還是公投入憲，都可以用量化的方法加以衡量，分裂勢力走到哪一步，性質如何，都可按照危機等級加以劃分。

從上述動態是否可以得出結論，認為隨著中共官方的正式表態，中共官僚機器的這波抽風已經告一段落了呢？並不能夠。從下面的事態發展可以看出，中共的反應方式已經從言論轉向了實際部署，帶有“清野堅壁”的意味。

四，清野堅壁與阻隔內外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何仲山對新華社發表談話說，“目前台海局勢還沒有到必須攤牌的地步。”何仲山說，中共對臺灣政府雖然已經不再抱什麼希望，今後也將聯合國際社會對他保持高壓態勢，但暫時台海還不會爆發戰爭。“有人認為大陸再不強硬會讓陳水扁在台獨問題上得寸進尺，這或許是事實。但陳水扁要搞台獨終究繞不開大陸，最終只能讓兩岸兵戎相見，大陸雖然不願看到，但並不害怕這個結果。”中國軍方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學者說，在軍事準備上，大陸所追求的目標決不止是摧毀臺灣的反擊和防禦能力，而是要“拿下臺灣”，這樣才算實現了中共五一七聲明中提出的“堅決徹底粉碎台獨分裂陰謀”。

事實上，中共目前的反應方式已經從言論轉向了實際部署，帶有“清野堅壁”的意味。其實清野堅壁的手法就是阻斷內外交通，使得敵方不能得到有效的馳援，包括得到可靠的情報。

五月二十八日出版的北京《環球時報》，刊登吳薇題為《臺灣當局資助王丹王軍濤等海外“民運”分子》文章，一開始就寫道：“五月二十七日，臺灣《中國時報》在顯著位置披露，臺灣當局多年來一直在資助大陸海

外民運分子。分析人士指出，陳水扁當局正策劃把海外民運變成民進黨的台獨招牌，並企圖將海外民運推回大陸，變成民進黨在大陸的第五縱隊。” 

那什麼是中共心目裏的“第五縱隊”呢？顯然，“第五縱隊”不是一個有關“和平演變”的名詞，而是一個戰爭名詞，意指交戰一方隱藏在交戰對方內部，以裏應外合的方式佔領對方的要害部門。

現在，中共在中國大陸內部全面炒作臺灣問題，在各個層面煽風點火，激發強化大陸人民對臺灣人民的仇恨，為可能最後發動的對美對日對台戰爭，大做輿論準備。這個時候如果那個大陸人士成為了臺灣的“第五縱隊”成員，那麼難免成為大陸人民人人喊打、格殺勿論的對象。

中共媒體的這篇文章，洩露了中共的一個重要機密：中共意圖在國內發動一場挖掘“第五縱隊”的運動。運動的對象首先是與民運及臺灣有較多關係的人，甚至包括像劉軍寧這類體制內的民主派。這樣做的目的顯然是要徹底切斷大陸與外部世界的資訊聯繫，迫使身在中國大陸控制範圍以外的人們，也要提醒自己在中國大陸的親友，在思想和行動上都要謹小慎微，不得違背中共的指示，否則就是有意通敵。當然按常理說，清除第五縱隊就是準備戰爭的先兆。 

更深一層觀察，不難發現中共最終目的是要一石兩鳥，通過證明大陸民運人士與台獨運動合流，來拆散兩者之間互相聲援的民主理想，從而達到“在戰略上各個擊破”的目的。這顯然是為了準備對美日台的戰爭而肅清大陸黨政軍機關內容的漏洞、深挖第五縱隊，而且“殺雞儆猴”。不幸的民運人士就充當了這樣的猴子。北京《環球時報》其實已經開始第一波戰爭了，現在的目標是：大陸內部的地下工作者，而不是海外的公開反對派。

無巧不成書，美國國防部在二十八日同一天公佈的“中共軍力報告”中，分析中共在解決國際糾紛時是否動武。報告指出，九〇年代以來中共軍方戰略家逐漸討論有限度使用武力，以達成政治目的。此外，隨著軍事科技的進步，中共使用武力的方式也趨於多元化，中共的戰略傾向動武，而非消極的恫嚇。

報告說，近年來中共加速軍事現代化，是因應中央領導人擔憂臺灣的發展可能違反北京統一的目標，希望藉此嚇阻臺灣走向永久與中國分離﹔加速軍事現代化的另一目標，在嚇阻、拖延、干擾第三勢力介入台海軍事危機。過去一年中，北京對外軍事採購增加了百分之七，主要是向俄羅斯購入蘇愷卅戰機，及SA二〇地對空攔截導彈。共軍致力加強指揮、管制、通信、資訊、情報、監視、偵查系統，強化軍種間之合作，加強聯合作戰能力。

在在跡象顯示，中國正步步為營，收緊腹部，握緊拳頭，擺出一副準備打仗的架勢來。當然我們記得，中共戰爭叫囂最嚴重的一九六九年，並沒有發生戰爭（對蘇），而戰爭叫囂並不嚴重的一九七九年卻是發生了戰爭（對越）。根據同樣的邏輯，對台戰爭叫囂越是響亮，其實發生戰爭的可能反倒較小。所謂“咬人的狗不叫，亂叫的狗不咬人”是也。

（二〇〇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六節 台美中三角關係的最佳平衡點】

本文認為，台美中三角關係的最佳平衡點是“戰爭邊緣”政策和“軟戰爭”手段，以此為臺灣的生存爭取最大空間並抵制中共的戰爭威脅。

一，美國抑制北京親歐 意欲檢討一中政策

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和安全評議委員會”(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六月十五日發佈二〇〇四年度報告﹐聲稱美國與中共關係發展的趨勢﹐危害了美國的長遠經濟和國家安全利益，其針對歐盟、俄羅斯、以色列對華軍售態度表示強烈關注，建議美國政府，禁止向中國出售敏感軍事科技或武器系統的外國軍火商，參與美國防衛合作研究，並對中國採取強硬路線。調查報告稱，同九十年代相比，俄羅斯近來向中國出售的武器更加致命和複雜。而每年接受美國三十億美元援助的以色列，雖向華盛頓保證不向中國出售有損美國安全的武器，但還是向中國提供了培訓設備。報告稱，過去幾年以色列公司與中國探討廣泛的合作項目，包括出口傳感器和觀測系統。還向中國提供無人偵察機、雷達系統、夜視和通訊設備。如果歐盟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那“將戲劇性地提高中國的軍事能力”。當前美中關係多項趨勢對美國的長期經濟和國家安全利益有負面意涵，因此美國相關政策亟需關注和矯正。報告建議美國政府重新審視“一個中國”政策。自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美國與中共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以來，首次開始否決“一個中國”的底線，難怪稱為“一份鷹味十足的評估報告”。

這份將近三百頁的報告指出華府對北京的經濟政策缺乏效率及過於片面，並向國會提出了近四十項建議，包括利用世貿組織和美國的貿易法以“矯正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委員會在其提交國會的年報中呼籲美國政府採取法律行動，包括向世界貿易組織交涉，處理中國的外匯及其他“不公平”貿易方式。分析家認為，這份報告出臺的重要背景是俄羅斯、以色列的對華軍售面臨升級換代之際，歐盟對華軍售禁令出現鬆動，美國最擔心歐盟取消對華軍售禁令容易引起“雪崩效應”，使得盟友國家相繼轉變對華軍售態度。 

委員會副主席理查德﹒達馬托說：“今年，委員會對中國在四個大的領域的進展進行了審查。首先是市場改革和履行貿易協定，第二是中國跟美國在國家安全方面的合作，第三是中國在走向開放和法制方面所採取的政策，第四是雙邊關係的總體質量。我們認為，中國在所有這四個方面的進展遠遠不能讓我們感到滿意。”中國在亞洲地區的外交政策也令評議委員會感到憂慮。羅賓遜說：“中國正在亞洲地區展開外交攻勢，向這些鄰國保證中國在該地區長遠的和平願望。但是中國這些外交努力是為了爭取時間和空間，以便能繼續發展經濟，同時增強軍事實力。”

共和黨和民主黨人數各占一半的這個委員會說，儘管中國在幾個重要的領域對美國長遠的安全利益構成威脅，但是美國政府卻沒有一個協調一致的對華政策來應付這些問題。委員會副主席達馬托說：“雖然雙邊關係如此關鍵和重要，美國對華政策卻缺乏有效的管理，缺乏遠見，沒有一個既定目標，也缺乏實際成果。”他表示，委員會之所以發表如此嚴肅和莊重的報告，是為了向美國國會和行政當局發出一個警告，以便他們能迅速做出調整，使美中關係沿著一個健康、正確的軌道繼續前進。

不少中共與美國問題專家指出，中美關係的週期是：距離美國大選時間越近，中美關係愈緊張。而在外交戰略上，中國和歐盟近日互動頻繁也引起美國的關切。溫家寶和吳邦國訪歐，胡錦濤也訪歐亞各國，並出席上海合作組織首腦峰會、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晤。有分析指出，中共頭目密集訪歐，突顯歐洲在中國戰略中的重要地位，這一發展很明顯讓美國不快。讓美國進一步感到不安的則是中國和歐盟關係密切，意味美國的商業利益受損。中國南方航空公司同意採購二十一架A320系列空中巴士飛機，胡錦濤甚至走訪位於法國南部土斯市的空中巴士集團總部，以示誠意。由此觀之，可以判斷美國向中國施壓，是逼迫北京釋出善意，而中國大陸如果拒絕，可能導致美國放鬆“一中政策”。這個判斷是否屬實有待時間證明，但可以肯定的，大選年正在測試台美中三角關係的最佳平衡點。

二，以“戰爭邊緣”策略迫使中共退向底線

美中經濟和安全評議委員會如此建議不是孤立的偶發的，而是美國對華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企圖運用杜勒斯所謂“戰爭邊緣”的策略，最大限度的壓榨中共，迫使其退向底線。實際上，里根總統當年就是運用這項策略，把蘇聯這一邪惡帝國活活拖垮的。

正如“美中經濟與安全評議委員會”的報告所批評的，中共部署了幾百枚導彈對準臺灣，顯示了中共的非和平企圖。而中共的軍事現代化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外國軍事裝備和技術。另外，今年以來，美台協防活動則日趨頻繁，美國七個航母群大演習、宣佈一攬子對台軍售計劃……美中經濟和安全評議委員會的報告在這一系列的行動之間隙出臺，是要以“充分的證據”表明美台之間軍事關係實質化的正確性，而中共沒有理由對此表示反對。 

中共對此心知肚明，《大公報》六月十六日署名伍源的文章叫嚷說“美國在軍事上為陳水扁撐腰”，認為如果沒有美國或明或暗的縱容、庇護及支持，臺灣政府的現行政策簡直是不可思議的。該文認為美國加緊協防臺灣，進行對抗大陸的軍事部署。並援引臺灣前任海軍總司令、親民党立委顧崇廉在座談會上的發言稱，從美國近來連串活動作研判，台海一旦發生戰事，美國恐怕不是協防，而可能是直接進駐臺灣，時間在二〇〇六年。

中共最為恐懼的，不僅是臺灣的民主制度，而且是臺灣與美國的潛在同盟關係。中共十分在意美軍目前正計劃將在琉球西部普天間與嘉手納的空軍戰力逐漸南移，以爭取確保台海安全的應變時間；而距離臺灣只有四百六十公里、擁有一條三千米機場跑道的日本下地島，最受美軍青睞。美軍有意將軍事基地移至下地島，這動作顯示，萬一台海發生狀況，下地島可作美軍戰機的前進據點。中共擔心，已有不少美國軍事人員來台，他們已在研究臺灣有哪些基地可以使用，因為美軍密切關注臺灣各地的機場設施。美國國防部日前宣佈，本月至八月份，將首次動員七個航母戰鬥群在全球軍事演習，其中部署太平洋軍區的小鷹號可能會在六七月閑福建沿海軍演時通過台海。小鷹號曾在臺灣“三二〇”大選前訪香港，陳水扁“五二〇”就職前後也在臺灣東岸巡航。小鷹號的活動，被外界視為因應台海緊張局勢升級。進入六月，美軍連串演習，形成對台海包圍之勢。

美國眾議院不久前通過“國防授權法案”，法案要求美國與臺灣的軍事教育交流，應達至將領及國防部助理部長以上。事實上美台雙方近來一直積極地安排美國防部長的亞太事務主管約翰．艾倫將軍訪台，如一切順利，“將是美台軍事交流上的重大突破”。美國希望臺灣加入戰區導彈防禦系統（ＴＭＤ），並同意向臺灣出售潛艦、反潛機、愛國者飛彈及超高頻長程早期預警雷達等先進武器。六千億台幣軍購特別預算，說明台美關係已經達到了以色列與美國之間的那種特殊的關係。

上述跡象顯示，美國並不是要對中共發動戰爭，而是希望用“戰爭邊緣政策”來遏制中共的侵略企圖。

三，戰爭邊緣以外的遏制手段

我們可以列舉，美國國會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紀念天安門事件十五周年決議案”，通過要求中國平反六四的決議案，就是運用戰爭邊緣以外的手段遏制中共的典範之作。該決議案還要求成立六四獨立調查委員會，釋放所有良心犯，賠償天安門死難家屬和凖許香港全民普選。決議案譴責中國政府持續侵犯人權，並要求中共政府允許因天安門運動而流亡海外的人士返回大陸自由生活。該決議案的出臺意味深長，不僅因為今年是天安門事件十五周年，而且由美國主管臺灣海峽兩岸事務的亞太地區副助理國務卿薛瑞德出面，呼籲中國政府重新檢討天安門事件，這具有明顯的針對性。他說，如果中國領導人不誠實處理天安門事件，中國將永遠無法在國際上享有完全的地位。在我們看來，其意涵是說，如果中國領導人不誠實處理天安門事件，中國將永遠沒有權力侈談統一、試圖染指臺灣。

通過上述方法，美國成功地置中共於“歷史的錯誤的一邉”，如此則大大限制了中共發揮自己的實力去干預臺灣事務，相反則通過聲援並離間中共內部勢力而擴張了美國的優勢。這其實是一種“軟戰爭”手段。

四，中共如何抵制戰爭邊緣政策和軟戰爭方式

 

中共主辦的英文《中國日報》六月十八日發表社論，指摘臺灣獨立運動可能對大陸發動恐怖襲擊，並把他們等同法輪功。該報以《臺灣主張獨立分子議程中的恐怖環節》為題發表社論，顯然是輿論上的“先發制人”。文章引述軍事專家及研究臺灣問題的學者指出，台獨分子可能利用恐怖活動，企圖將臺灣從大陸分裂出去。社論亦譴責美國“煽動臺北從事恐怖活動，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針對美國防部最近發表的“中國軍力評估”報告，建議臺灣為了阻嚇大陸用武，可以考慮瞄準大陸人口密度高的城市或三峽大壩等高價值基礎建設，社論引述北京一名軍事專家指出，此類襲擊計畫暴露出“台獨恐怖主義”的冰山一角。他揣測臺灣軍方已計劃向“國家領導人、大陸傳媒機構、核電廠及水力發電設施”發動恐怖襲擊，新華網認為臺灣想先發制人，可能攻擊上海東方明珠電視塔和三峽大壩。此外，北京《國際先驅導報》的威脅說，臺灣的能源、交通設施其實都不堪一擊。首先是臺灣的三座核電廠、十一座水電站及九座大型火力發電站，一旦這些電站被控制或失去供電能力，臺灣的政治和經濟都會遭到致命打擊。其次，新竹地區的高科技產業及能源供應、臺北的政治及傳媒設施亦極易被破壞。而高速公路集中在沿海地區，鐵路、橋樑的防禦性也很低，軍事打擊都易得手，因為上述戰略設施全在大陸導彈的射程內。

中共認為，臺灣的交通樞紐，以電廠、橋樑為主要生存的能源。濁水溪將臺灣分成南北兩部分。這兩部分的連接依靠濁水溪上的橋樑，其中著名的橋樑有建于二戰期間的西螺大橋等五座。一旦這些橋樑中有半數被切斷或者被控制，臺灣將陷入南北交通無法暢通、部隊調動受阻、戰線被切斷的局面。而臺灣的交通十分便利，眾多的交通網由鐵路、公路和機場組成。臺灣的公路有兩條縱貫高速公路，環島公路和六條橫貫公路組成。不過由於中部的山脈起伏，主要的高速公路集中在沿海地區，軍事打擊較易得手。而鐵路主要是縱貫的，與高速公路平行，從總體上來看，南北交通是臺灣政治經濟的命脈，也是戰爭中的咽喉要害。中共聲稱，“臺灣領導人知道中國大陸有四百多枚導彈瞄準臺灣，顯然也知道這些導彈對臺灣的大型建築和戰略目標都形成了有效的威懾。”大陸國台辦六月十八日上午召開記者會，發言人李維一表示臺灣藉擴大購買武器與大陸對抗，反對美國與臺灣任何形式的往來，也呼籲美國確實履行布什總統的反台獨承諾。

在在跡象顯示，中共已經開始抵制戰爭邊緣政策，並運用軟戰爭方式來威嚇並離間臺灣與美國的潛在聯盟。從中共與美國臺灣雙方營壘的關係來看，可以說雙方現在都試圖用軟戰爭避免硬戰，用戰爭邊緣政策遏制戰爭。

（二〇〇四年六月二十日）

【第七節 北京利用局勢插手臺灣事務的手法】

一，中共祭起群眾運動的看家本領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所謂的“綠色台商”和“綠色藝人”先後受到來自中共的壓力。打壓綠色台商代表了中共政府對兩岸經貿政策已經開始著手調整，而臺灣演藝界人士遭遇的“民間抵制”則顯示了中共的慣用手法：發動群眾運動來達到自己的預定目的，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收放自如還可以逃避政府責任，與當年中共為報復美國誤炸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而發動學生上街破壞美國設施，如出一轍。中共此舉意在加劇膨脹大陸社會的“反台獨氣氛”，嚴重毒化兩岸關係。

體察到中共的這一用心和手法，大陸的親共人士提出：“我們的政策向來是區別對待，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因此在打壓極少數綠色台商的同時，政府對主張統一的台商則可能增加優惠照顧，即使是原來贊成台獨的人，只要改變主張，投資大陸就會受到歡迎和優待。”比較中立的大陸人士則憂心忡忡地表示：“民間對綠色藝人的抵制，雖然在性質上不同於官方對綠色台商的打壓，但卻突出了民眾強烈的反台獨民族主義情緒。這種氣氛在整個中國社會蔓延，社會民族主義思維就會擴張，這樣一來整個的氣氛會變得敵視臺灣，雖然原來講的是敵視陳水扁政府，但是我怕膨脹的後果會變成敵視整個臺灣，這樣的後果，那麼國內也會產生一種民粹方向。” 

所謂“大陸民眾要求大陸政府對綠色藝人施以經濟制裁”的說法，完全是昧於大陸事務的海外媒體又一大肆炒作的結果。“綠色”的標準究竟是什麼？恐怕誰也說不清，只是在輿論和網路論壇的挑撥下，大陸民眾“反綠”情緒，才越來越“激化”。曾因“國歌事件”遭到中共抵制的臺灣藝人張惠妹重新踏上大陸舞臺，這次中共用來招待她的，不再是來自大陸官方的禁令，而是“民眾的抵制”，好像“文革”重演一般熱鬧無比，一會兒遊行示威，一會兒拒買門票，最後還要逼迫張惠妹在電視機面前當眾懺悔改過，表示“作為一個中國人”云云。明眼人都知道，這些群眾行動若無中共安全機關的批凖與策劃，都屬於“顛覆政權罪”，至少要判處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而今竟然毫無阻礙地大張旗鼓地舉行，豈非咄咄怪事？這就明示後面的操盤手，正是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部門。這波抵制的對象，不只是張惠妹，還包括一長串的“綠色藝人”。“大陸網友”為臺灣藝人貼政治標簽是假，中共中央利用大陸網友衝鋒陷陣才是真的。

姑且不論“藍綠名單”的選取標準究竟如何，仔細看看名單，恐怕大部分的臺灣歌迷都會感到莫名其妙。從未生活在臺灣的大陸歌迷，依據一兩次公開露面，或者兩岸三地媒體斷章取義的報導，再加上網路上情緒化的討論，就依此論定藝人的“政治色彩”，東拼西湊出一個名單，甚至無限上綱到民族大義。而這樣的怪像，在最近一段時間充斥大陸輿論。媒體的熱烈炒作，刺激了讀者對“綠色”議題的高度興趣，一時間，打擊“綠色台商”、抵制“綠色藝人”，成為最吸引讀者的話題。而在官方帶頭文攻武嚇、媒體忘情炒作下，“綠色”仿佛成了大陸的公敵，在中共唆使下，民眾的敵意日漸升溫，沒有人關心真相，更不願意停下來思考一下，兩岸緊張升高到影響庶民生活的地步，是否合理？在臺灣，任何人都有表達政治立場的權利，誰都不會因為挺哪個政黨而影響社會地位或工作權利。但這樣簡單如喝水吃飯的道理，在拒絕政治多元化的中共眼裏，就難以理解。這樣的觀念落差，不瞭解大陸事務的人們希望可以隨交流而淡化，然而在兩岸關係的危機時刻裏，一旦激化至難以掌控的程度，即使中共首領臨陣退縮，恐怕已經有心無力。儘管專制制度下的民意是虛擬的，但有時也會弄假成真。

二，中共對台政策已經陷入癱瘓

本來五二〇臺灣新政府就職，北京就極力虛聲恫嚇說，兩岸關係就此進入四年“高危期”，北京“五一七聲明”是最後示警，兩岸政治軍事衝突一觸即發，云云。但種種跡象都顯示，後強權時代的中國大陸，不同機構在兩岸關係的變局及對台政策調整上，已經沒有一言九鼎的人物，故各種因應方案仍有激辯，對台政策好說叫做“處於引而不發階段”，說得直白一點就是已經陷入癱瘓。這就是答案：何以五二〇過後將近兩個月，兩岸間無論政治還是軍事，雖然隔海較量，仍未刀來箭往。中共所能做的，只是點名“綠頂商人”，表態不歡迎“在大陸賺了錢又支持台獨的台商”；接下來就運動網路串聯、民間發起抵制“綠色藝人”活動。即使對“綠頂商人”，中共官方的“強硬立場”，也只是“點到為止”，對於“綠色藝人”，更以“個別事件”定性，一味淡化處理。這不是癱瘓又是什麼？中共傳媒想用“斬首行動”癱瘓臺灣為果，自己倒是首先癱瘓了。

北京目前處理兩岸關係這種態度和手法，是其對台政策戰略未明、戰術未定的表現。表面上，中共戰略已定為三方面結論，即第一陳水扁政權是實質台獨，有明確台獨時間表；第二中共對台政策要掌握主動，全方位“阻止臺灣獨立”；第三要全面加快軍事鬥爭準備。實際上，由於中共戰術未定，在對台關係上被一系列傳統觀念束縛，內部激烈爭論，一時難成共識，無法做出戰略決策。

正是基於這一點，中共領導層目前只得放手讓各方面專家智囊提出意見和建議，於是在對台政策上有一番激辯，仍在激烈爭論中的有：時間對誰有利、經貿關係會不會“助獨”、中美台三角關係如何定性等。 在“臺灣問題的時刻表”上，近兩年中共領導層本已接受這一觀點：在兩岸統一與臺灣獨立的博弈下，時間對大陸和對統一有利。中共一廂情願地想像：大陸政治經濟的國際地位都會不斷日益強大，臺灣則日益政治軟弱化和經濟邊緣化；因此，中共不論通過威懾還是通過互動，都可以使得兩岸關係日漸密切，最後水到渠成，走向統一。但現在中共有“專家”提出：時間對台獨有利，臺灣試圖利用時間，造成台獨得既成事實。還有的“專家”尖銳批評胡錦濤等人去年提出“和平崛起”的理論，卻沒有充分考慮臺灣問題，結果使得中共的“戰略機遇期”、“和平崛起期”，成為“台獨壯大期”。

這一批評其實倒是值得臺灣認真思考一下，是否認真的利用了中共“和平崛起”這一軟肋，而對中共的侵略意圖予以決定性的出擊。

中共長期以來重視涉台外交，把美國定為外交重點，聲稱“臺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的重中之重”，希望以此要挾美國出手制約臺灣，特殊的中美台三角關係，就此形成。其實是中共自己把臺灣前途決定權和裁決權交在美國手裏的，怪不得美國“干預內政”。

目前在“對台政策”上，如何應對美國因素，中共內部的激辯十分混亂。有建議向美國交出底牌，不要再作依賴，而要自己制定法律，以國家意志固定統一進程；有建議在軍事上加大威懾力，令美國的軍事武裝臺灣的行動有所收斂；有認為國際戰略要作全面調整，聯歐、聯俄，抗衡美國；也有認為中共與美國的關係緊張只是美國大選前後之節目，關鍵還要看選後。

中共的“專家智囊”多位專制制度的應聲蟲，這些酒囊飯袋的爭辯，有些已經被中共決策層採納，如外交戰略開始轉向歐洲；有些正在試行，如對“綠頂商人”點名；有些仍未開始，如對台經貿關係的調整。這種種態勢，決定中共對台政策只能處在引而不發的癱瘓狀態，所以當然不是兵法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而是充滿猶豫遲疑的“引而難發”。 

三，臺灣的應對，化被動為主動

中華民國在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因此，臺灣和中國大陸之間的所有分歧，應該在國際組織的框架下解決。例如，兩岸既然同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中共所謂“不歡迎在大陸賺了錢又支持台獨的台商”的言行，已經嚴重違反世界貿易組織（WTO）有關禁止歧視待遇的原則，這已經不再是“兩岸問題”，而是一個國際問題了。如果中共不能落實“經貿政策不涉及入政治”的原則，不能保障台商在中國經商的權利與自由，它就不配作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繼續活動。這一點，臺灣政府應該積極向國際機構提出申訴，不要等待中共的“善意”和“緩和”，唯有抓住中共“威脅世界貿易組織成員（臺灣）”的這一錯失，向國際閑展開積極抗辯，才能杜絕今後發生類似事件，從而切斷中共利用局勢插手臺灣事務的黑手。

（二〇〇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第八節 北京政府努力切斷海內外資訊聯繫之意涵】

一，真假間諜案

在中共情報機構八月中旬通過媒體報道的“董維在美國成立龐大情報網”疑案中，北京當局指控華裔美籍華人董維在美國建立情報網絡，並表示他可能很快接受秘密審判。北京當局宣稱，董維是為臺灣從事情報工作而被捕的。而現年五十二歲的董維，是最新一名因被指控為“臺灣間諜”而在中國大陸遭到拘禁的美國公民。分析家說，中國方面透露這類訊息，可能是想以此離間臺灣和美國之間的關係。

但讓人留有想像空間的是，中共《人民日報》系統的《環球時報》在披露此案時，還公佈了日本橫濱的李海天和李翔介紹董維參加情報工作的內幕。李海天是臺灣“國家統一委員會委員”，著名的統派人士，而李翔其人作為李海天的下屬還把自己的兩個孩子先後送到北京念書。對於如此採取“親中”立場的人士，中共情報機構也要予以揭露打擊，可見這已經超出一般的間諜捉放遊戲規則，而帶有濃厚的政治意涵。有人甚至推測，正因為他們親共，與中共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甚至把小孩當作人質奉獻給中共，反而引起中共“懲前毖後”的措施，因為中共迫於種種考慮，亟需切斷海內外的資訊聯繫的管道，因此像李海天、李翔這些和中共發展特殊關係的人，反而首當其衝。儘管這多少有些“揮淚斬馬謖”的意味。

另據中共安徽“合肥報業網江淮晨報”2004年6月3日報道，安慶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間諜罪分別判處李慶生、張新民有期徒刑十一年、十年。而2003年12月25日中共《深圳新聞網》報道，中共“國家安全機關近日破獲一批臺灣間諜案件，抓獲了二十四名潛伏在大陸進行情報活動的臺灣間諜和十九名涉案的內地人員，摧毀了臺灣間諜機關在內地布建的秘密情報網。”

而中共早在2004年5月就報導了，因涉嫌向臺灣提供軍事情報被羈押的兩名大陸高級軍官（原解放軍空軍指揮學院院長劉廣智少將和一名姓王的大校處長），在經過“中央軍委專案組”兩個多月的審訊調查後，被判處死刑。 與劉廣智案有牽連的另外二十多名軍官也被處以重刑。 

二，間諜案擴大到知識界

就在上述案件發生不久，中共安全當局又通過相關媒體發表資料，宣稱臺灣政府多年來資助大陸海外民運人士的目的就是要把海外民運變成民進黨的台獨招牌，並企圖將海外民運推回大陸，變成民進黨在大陸的第五縱隊。

中共宣稱，軍情局控制的民運組織多達十七個，如早在1982年，臺灣情治部門就與王炳章聯絡，而臺灣國安局密件顯示，情報局在上報國安局核准後，決定與《中國之春》展開秘密合作，進行反共活動。為此，臺灣特別成立了“移山專案”，每月資助《中國之春》。但臺灣方面對王炳章並不信任，派林樵清監視他的一舉一動。中共宣稱，受軍情局控制的民運組織遍佈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和香港。例如1947年生於成都的胡平，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後獲碩士學位，1987年任北美中國留學生政治學會會長，被列入台方“文正專案”的經費補助。1958年生於北京的王軍濤，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1989年因參與民運被捕，來美後參加的“中國戰略研究所”，被台方列入“致廣專案”經費補助。已被中共大陸安全部門驅逐出境的李少民，被列入“志翔專案”，經費由個案申請。中共提出，李少民化名“周軍”，月薪一千五百美元，胡平化名“古月”，月薪一千美元。

這是過去。至於現在，中共提出，民進黨設立“二王專案”，資助王丹、王軍濤、楊建利（1962年生於山東，曾當選“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副主席）等人，王丹等則提交“工作報告”。最特殊的是，中共還指責大陸民運人士陳小平、吳稼祥和劉軍寧等人參與密謀，商定未來合作的框架。王丹提出“大民運”的概念，即不一定打著“反共”的旗號，但要拉攏一批年輕的知識份子，甚至包括海外留學生，構築“反對黨”雛形，建議在大陸設立民間政策研究所，經費可以從北美轉到大陸。王丹等人決定成立“憲政協進會”，作為政治決策和指揮中心，同時成立“七人政治局”，王丹、王軍濤等人均在其中。最為蹊蹺的是，被中共指控參與密謀的吳稼祥、劉軍寧等人至今還在大陸逍遙，人身自由，儘管中共宣傳劉軍寧等人的大陸“民間研究機構”獲得了一萬美元的資助。而楊建利儘管擁有美國綠卡和美國國會的聲援，僅僅因為使用朋友的護照回到大陸，就被拘捕並判處入獄五年。可見中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切斷中國大陸人士與國外的資訊聯絡。

三，王丹和王軍濤的自我辯護

王丹和王軍濤則把中共的動作解釋為，在“六四”十五周年的前夕公佈此案，違反了中共自己的法律，目的是通過抹黑他們，來抵消中國國內要求平反六四的呼聲；因此他們斷然否認曾經得到臺灣方面的任何資助。王軍濤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說，中國官方採取這一行動，主要有三個目的：“第一就是想搞亂臺灣，因為藍營和綠營現在矛盾很大，通過這次曝光，可以使人民進一步不相信扁政府，因為他們連基本的保密都做不到；第二是想壓住大陸內部要求平反六四的呼聲，臺灣、大陸和香港的人都說，現在包括共產黨內部，要求平反六四的呼聲都很高。他們想栽贓我們是臺灣間諜，王丹是八九年學生的代表，我在當時被定為黑手，抹黑我們兩人，可以把要求平反的聲音壓一下。等到澄清真相時，六四事件十五周年已過去了。第三個目的就是想挑起一些內部矛盾，因為這個東西出來後，(海外民運) 內部就會有很多矛盾出來。” 王軍濤的解釋不無道理，但總的說有些牽強，顯然沒有觸及要點。在我們看來，王軍濤忽略了的要點也就是中共的真正目的：防止“憲政協進會工作總結”中提出的以下工作目標（這也是中共在案情報告中援引的）：“我們決心建立替代力量，在時機到來時，能大規模地迅速展開力量，推進形勢，打開體制，並通過現代政治運作，將中共擠出政治舞臺……我們希望能繼續得到支援並儘快落實承諾，以保證我們下一步工作的需要。”以及2003年7月8日《二王專案報告》中列舉的王丹、王軍濤的“良好成績”：每月舉行大型討論會；擬定政治反對派綱領以及正在大陸動員籌建網站等。這些做法雖然無法動搖中共統治的基本面，但顯然讓中共煩惱，尤其是所謂“資助海外民運的三大目標”，即在民主化和人權等議題上對大陸形成國際壓力；籌組並扶植大陸人士組成海外反對黨；利用民運人士在大陸的人脈，拓展臺灣在大陸的親善網絡。

種種跡象表明，中共認可王丹“雖然具有國際知名度”，但有待進一步成熟，他現在的主要價值在於宣傳；王軍濤“做事低調，具有能量，深層耕耘，具有組織地下黨的潛力”。但是中共顯然不喜歡他們和中共人士進行交往，尤其不喜歡這些交往是友好性質的。為防止二王他們可能或正在“暗渡陳倉”甚至“兩面討好”，中共不惜痛下殺手，企圖讓他們名聲狼藉，來使得中共人士對他們投鼠忌器、不敢接近。可以預測，二王的“大陸價值”將逐漸降至〇點，而這正是中共情報機關公佈其“案情”的關鍵所在。

四，北京政府切斷資訊聯繫之意涵

自從中共1989年閑利用媒體圍攻大陸民運不成反為其作了廣告之後，大陸有長達十四年基本不在大陸媒體上炒作海外民運消息。此次炒作顯然異乎尋常。那麼，大陸情報機構為什麼炒作這一題目使之成為“新聞熱點”？

種種跡象表明，中共變造運用利用臺灣支援海外民運的“文件”，是要恐嚇大陸人民、分化隔離證明大陸的政治變革呼聲都是臺灣插手干涉大陸事務的結果。這樣一方面便於對台施加戰爭恐嚇，迫使臺灣停止支援民運、法輪功、大陸人權救濟等活動；另方面壓制內部輿論、控制人心，打擊對中共國內外人心較易產生滲透影響的“邊緣化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親台言論。

此外正如路透社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那樣，北京披露董維案的目的之一，還可能利用美國大選期間的形勢，極力分化臺灣與美國之間潛在同盟關係。這說明臺灣的大陸政策已經取得空前的成功：正如我們在以前的歷次報告中指出的，臺灣通過不懈的努力，已經逐步獲得了與美國之間的特殊關係，就像以色列已經做到的那樣。現在，臺灣需要進一步鞏固和發展，與美國的潛在關係，並將其提升轉變為正式的同盟關係，迫使中共從全面戰爭而不是局部戰爭的邊緣後撤。因為，正如我們以前指出的，中共雖然聲稱準備要打一場局部戰爭，但從來不敢面對一場真正的全面戰爭。

（二〇〇四年八月三十日）

【第九節 胡江關係之具體事證】

一，江落胡出

一九九八年中國大陸曾經盛傳“水落石出”，認為江澤民下臺而喬石上臺，結果沒有實現。這次同樣跌破大家眼鏡的是，江澤民辭去中共軍委主席職務而由胡錦濤接任，同時增補徐才厚為中共軍委副主席。曾在解放軍研究機構任職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時殷弘明確說過：“如果在四中全會上江澤民將軍委主席位置交棒，才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正常的情勢下他是不會交棒的。”而現在發生的，恰恰就是這樣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這說明中共內部肯定發生了某種不正常的情勢。

比較一下江澤民辭職和十五年前鄧小平的做法，不難發現，鄧小平當年挺江的力度，明顯較現在江澤民挺胡的力度為大，江澤民顯然沒有全心全意挺胡，對胡錦濤的能力並無半句肯定的論述，反而是自己盡情登臺表演，發表一篇兩千六百餘字的演說，佔據新聞聯播十五分鐘時間。在是次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中，江澤民還當仁不讓地坐在主席位置，如果他全心全意告老歸田，肢體語言不會是這樣的。他這是在用種種身體語言表明：他江某本人才是最終拍板的那個領袖。所以他在軍委擴大議中提到：“對軍委主席這份責任，我是抱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來對待的。”江澤民在四中全會於九月十六日召開前的十五天、九月一日才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請求辭去軍委主席一職，十五年前的鄧小平早在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前兩個月就向中央政治局遞交辭職信，這說明江澤民辭職的事態發展，確實有點急轉直下的味道。

二， 胡、江的不同及其關係的具體事證

胡錦濤的觀念比較趨向關注群眾關心的社會問題，例如貪污、醫療、貧富不均以及環境污染等問題；相對的，江澤民則以高度經濟成長為第一優先。江澤民注重私營企業及權力下放，而胡錦濤溫家寶則強調宏觀調控、經濟降溫及支援大型國有企業。

胡江的外交政策也不同調。胡錦濤致力於加強與歐洲國家的關係，特別是法國和德國；江澤民則傾向加強他在一九九〇年代所經營的比較和諧的美中關係。

代表上海等都市派利益的江澤民和仿佛替貧困農村說話的胡錦濤、溫家寶體制之間的抗爭，恐怕不以江澤民引退而告終，反而可能宣告新的開始。江澤民鎮壓法輪功、異議人士、民運人士，鞏固了中央集權，但留下的卻是一個艾滋病、娼妓、毒品氾濫的社會，貧富差異、城鄉差異、沿海和內陸差異，已經接近危險的邊緣。江澤民無疑是富有、城市、沿海的代言人，而他的繼承者胡錦濤則正在調整位置，扮演農村和內陸的代言人。江澤民在職，加大了中國權力中心的緊張度，這一緊張既表現在軍隊層面也表現在經濟層面，如胡、溫上臺後一直在實施經濟宏觀調控、遏制經濟過熱，但江澤民的親信卻在上海呼籲促進地區經濟增長，與北京的政策背道而馳。胡溫反而有極大的可能性專注於當前中國大陸相當嚴重的社會貧富懸殊問題，著重處理社會以及中下階層民眾關心的焦點問題。可是，如此一來，中國勢必又將回歸到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並使得走向資本主義的腳步趨緩。 

權力中心如此對立，造成胡江在臺灣問題上“競相表演愛國主義”，結果加劇了台海緊張局勢。胡錦濤急於獨攬黨政軍大權，還因為中共政治局內江澤民的親信壓倒胡錦濤的親信佔有優勢地位，江澤民十五年的統治和裙帶關係為其在中共各層權力機構中編織了龐大的權力網，這對胡錦濤長遠的權力鞏固造成威脅。中共雖然堅持其一黨獨裁，但卻對自身毫無信心，其全會以“加強執政能力”為主題就說明了這一點，目的是企圖更嚴密地控制一個日趨開放信息流通的市民社會。

江澤民主張積極發展；胡溫主張保持地區經濟平衡，但同樣拒絕政治改革，拒不利用手中的權力把中國引向新的道路。胡錦濤不可能成為中國的戈巴契夫，作為謹小慎微的團幹部，其政治見解與江澤民大同小異，區別僅僅在於風格不同而已。中共仍然篤信槍桿子屠殺有效，所以其最高領導人無不戀棧軍權。

三，兩個中央是中共制度的弊病

無論如何，江下胡上的結果，使得中共的“雙核心之爭”暫時告一段落。回顧十六大之後，胡錦濤幾次公開講話的要點是關於毛澤東的艱苦奮鬥和鄧小平的八二年憲法。胡錦濤的這些講話明顯和江澤民不一致，可又不是胡本人發明的新觀點，這表明胡錦濤謹小慎微，而且十分狡猾，打著毛、鄧的旗號來影射江澤民，又不留下任何把柄。胡錦濤的這些說法在黨內是不會有人出來反對的，即使江澤民聽了很不舒服，但是卻找不到藉口反對。還有一個好處是可以把忠於毛和鄧的人拉到自己一邊，而且毛、鄧的殘餘勢力也不喜歡江澤民。

但今年元旦前後，江澤民和胡錦濤又似乎親近了起來。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江﹑胡一起觀看音樂會演出，今年一月一日又一起參加政協新年茶話會。江澤民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新年賀詞”中更聲稱，“中國各族人民正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好像自己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江澤民和胡錦濤這種“親熱”關係體現出江﹑胡之間進入一種互相利用的微妙時期。從大的方面講，江﹑胡之間的這種“親熱”可以告訴外界，中共權力交接順利，給人一種中共高度團結的假像，掩蓋中共高層內部鬥爭的真相。對江澤民和胡錦濤來說，這種“親熱”也有許多實際利益。對胡錦濤說，到處都是江澤民的人馬，自己處於弱勢，做事仍需小心，而江澤民面對強大的反江浪潮（許多本來對江澤民感覺還比較可以的人對其不願全退也表示反感），也需要胡錦濤配合、緩解外界的批評、改善自身形象。

在“新年賀詞”中，江澤民的架式明顯告訴外界，真正的大權仍然還是在他江澤民的手中，所以他宣告說“中國各族人民正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這給人的印象是胡錦濤雖然當家，但真正掌權的還是江澤民，讓人們重溫六四之後鄧小平的故伎：控制大權卻說大家團結在以江澤民和李鵬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江澤民模仿鄧小平這一做法，十分狡猾地為自己垂簾聽政尋求歷史依據。

江﹑胡之間的這種“親熱”對江澤民及其親信們來說，還有另外一個好處。三月份人大還有權力可以瓜分，胡錦濤順水推舟，江家幫取得更多權力，這對胡錦濤也是一樣，可以“共謀發展”，換取更多好處。顯然，中南海內部已經形成了兩個中央：一是胡錦濤領導的“黨中央”，一是江澤民領導的“軍中央”。江澤民的軍中央淩駕胡錦濤的黨中央之上，暴露了中共的軍閥政權的性質，這雖然是效仿鄧小平垂簾聽政，但時空易位,完全打錯了算盤，招致眾多元老帶頭反對。因為江澤民利用幹部年輕化，把元老一一趕下臺，自己七十六歲了還占著座位不下來，元老們於是上下運動要他下臺。

北京存在兩個中央說明中共制度存在弊端，而不僅僅是江、胡二人之間的個人權爭。何以見得呢？顯而易見的是，胡錦濤本人不僅力挺江澤民留任軍委主席，而且當胡錦濤在聽到不少人非議江澤民留任軍委主席是槍指揮党，還說江澤民出任的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党的軍委主席，當然是党指揮槍。胡錦濤上臺之後，共青團系的官員提升不能視為改革力量的增大，從某種意義上說，胡錦濤手下的共青團官僚意識形態包袱比江澤民手下的技術官僚還要重。中共十六大之後提拔的官員中，並沒有特別具有政治改革特徵的人物，而四中全會前江澤民大小動作不斷，先是拔升將領，接著又替解放軍大幅加薪。

早在全會召開前好幾個月，就有人預測，江澤民愈是高調頻頻亮相，愈有可能轉換控制權力的形式，也就是說完全退出軍委主席角色，表面上完全將軍權交予胡錦濤，但與鄧小平當年一樣，在黨內最高層秘密規定：江澤民在重大問題上仍有拍板權。但是“和平崛起”、“科學發展”、“再幹二十年”，胡溫這些執政理論已有取代江澤民“三個代表”的趨勢。胡錦濤與江澤民並不公開反對對方，但他們在一些會議上的發言內容，卻顯示的確有分歧。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紀念鄧小平誕辰一百周年”的活動可以看到江胡纏鬥的痕跡。胡錦濤在講話中指出，“鄧小平同志早就主張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下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我們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正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繼續把這一偉大事業向前推進”，這番談話被普遍認為是針對江澤民的。

四，“中國的和平崛起”論凸顯江胡歧異

在二〇〇三年博鼇亞洲論壇，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宣稱：“亞洲國家包括中國應該奮力崛起，而且是和平的崛起。也就是下定決心，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鄭必堅與胡溫關係密切，他的發言標誌著兩派關於“和平崛起”定義的口水之爭揭開序幕。

去年十二月訪美期間，溫家寶在哈佛大學闡述“和平崛起”理論，說和平崛起就是依靠自己、發展自己。緊接著毛澤東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會上，胡錦濤也使用了“和平崛起”這個字眼。今年二月中共政治局集體學習時，他再次提到“和平崛起”。四月二十六日，《解放日報》整版刊登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院副院長黃仁偉的《中國和平崛起的道路選擇和戰略觀念》。文章指出，中國會加強同世界各國（特別是亞洲鄰國）在環境、健康、能源等方面的合作，同時協調自己的經濟發展步伐，形成中國與亞洲同步崛起的局面。奇怪的是，文章對臺灣問題隻字未提，倒是回顧了“德國、日本在二戰前，蘇聯在冷戰中走過的崛起又失敗的老路”，藉以批駁軍事冒險主義。黃仁偉還說：“軍事手段可以贏得一時的勝利，但不會帶來持久的安全。”這好像在批評中共傳統的“不放棄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立場。

江派人士對此大為光火。江澤民在五月中旬頒佈命令，要求“和平崛起”內容抑或修改，抑或作廢。胡錦濤七、八月間凡提及“和平崛起”的內容，都被修改。一些軍事評論家見風使舵，宣稱國家若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和平只是奢求，這個觀點得到了兼任中央黨校校長的曾慶紅的支持。中央黨校的機關報《學習時報》更登載《中國和平崛起是否可能？》一文，提出“和平崛起”有兩道“坎”：一是臺灣問題，一是中美關係。文章說，中國並不會因為喊出了“和平崛起”的口號而放棄“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這是因為“中國不論以何種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都是中國人民的神聖權力，不能因為中國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武力解決臺灣問題，要行使武力統一臺灣的正當權力就不是和平崛起；更不能顛倒黑白，說什麼是中國在威脅什麼人的‘安全’，挑戰什麼人的‘和平’。”“如果真有什麼國家要以武力干涉中國的國家統一，以武力支援台獨、挑戰‘中國統一’及其‘一個中國’的原則，那也是這些強權國家要干涉中國內政，破壞中國和平崛起，決不是中國是否和平崛起的問題。”對於美國是否會攪入“台海衝突”，文章如此分析：“美國人民對於戰爭，對於涉及到與世界其他大國的戰爭，尤其是對於美國對外發動的非正義戰爭，從來都是極為慎重的，都是美國政府對外戰爭決策的根本性制約力量。”美國視臺灣為中國一部分，自然就明白即使中國要“入侵”臺灣，也是合情合理的。車臣和俄羅斯就是很好的例子。

儘管標榜自己“在九〇年代後期同美國建立真誠的外交關係”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江澤民還是頻頻攻擊美國現行對華政策在慫恿臺灣獨立，而現在胡錦濤的外交政策則是親近歐洲。中央黨校一篇文章說，江澤民正是由此確立了“大力發展軍事現代化”的政策，作為實現“統一中華”這一至高目標的重要手段。江澤民曾沾沾自喜地說, 他在臺灣問題上的強硬態度起到了震懾美國的作用，說明他的美國政策似乎是成功的。這樣，在與胡錦濤“和平崛起”論的博弈中，江澤民似乎處於優勢，因為民族主義一向是中共政府操弄的工具。江澤民始料未及的是，這個工具已經愈來愈難控制，開始有自己的生命，隨時在尋求發洩的缺口。失控的民族主義情緒如果決堤，很有可能會翻轉過來吞噬掉豢養它的中共政權。

（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第十節 對中共四中全會之觀察】

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九日下午三時，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共十六屆四次全會表決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該決定被中共自我吹噓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系統闡明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份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綱領性文件”。

根據對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的觀察，這次會議的共青團味道很重。以團派胡錦濤為首的中共現行領導集團，在這次會議上企圖偽裝迎合世界潮流，給自己披上“執政黨”的盔甲，通過廉價獲得自由世界的認同，來騙取現代國際秩序下的某種合法地位。為此，中共制訂了所謂“執政黨最關鍵要解決好三個基本問題：一，如何科學認識和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二，如何科學認識和對待社會主義的問題；三，如何科學認識和對待党的自身建設的問題”－－這些舉措都是解決中共自己“妾身未明”的無合法性問題。

眾所周知，“執政黨”是相對於“在野黨”而言的，可是中國大陸迄今卻只有“八個花瓶黨”而沒有一個合法的反對黨。幾個不被中國政府的法律所承認的反對黨，其成員非關即逃，或在嚴密監視下說些言不由衷的話，有些人甚至被中共策反收買，小罵大幫忙。由此可見，中共完全不具備執政黨的任何要素。那麼，中共自我定位為執政黨、加強執政能力的長篇大論和廣泛宣傳是否毫無價值呢？也不儘然。因為我們可以從中共的這些言論和行為裏面，發現其策劃和動向，可以更準確的把握中共的脈動，從而更好的保護我們自己的利益。

從中共喉舌的綜合報道來觀察中共政策佈局中的輕重緩急，發現其大力宣傳的“執政能力”論，已經構成四中全會的主軸，值得引起高度重視，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觀察：

一，與“執政能力”相關的中共高層動態

以下是一份中共高層人士參與“執政能力”活動的清單：

胡錦濤主持政治局會議研究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九月七日]

四中全會決定加強執政能力江澤民辭軍委主席職胡錦濤接任（圖）[九月十九日]

曾慶紅：《決定》反映中央治國理政的思路和方略[九月二十二日]

曾慶紅在中央黨校作報告：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九月二十四日]

執政時間越長越要加強党的建設[十月十三日]

曾慶紅：貫徹四中全會精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十月十三日]

曾慶紅：抓住執政能力建設連接點開創新局面[十月二十日]

從以上目錄可以看出“執政能力”受到中共重視的程度，而且曾慶紅是其具體操盤人。新華社北京十月十九日《怎樣理解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必須不斷完善党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一文說，“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是我們黨執政的一條新鮮經驗，也是確立正確的執政方式的一個重要目標。”所謂科學執政，就是“進一步認識和把握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把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建立在更加自覺地運用客觀規律的基礎之上”，總之就是強化共產黨專政。民主執政就是要“堅持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以“鞏固和壯大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總之就是擴大共產黨專政。依法執政就是“黨要緊緊抓住制度建設這個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的重要環節”，總之就是延續共產黨專政。顯然，這完全是老一套中世紀政治，與現代的政治文明毫不相干。

而《執政能力建設是黨執政後的一項根本建設》則透露了中共的生意經：“一個政黨，取得政權不容易，執掌好政權尤其是長期執掌政權更不容易。能否在實踐中不斷提高執政能力，直接關係執政黨的生死存亡，關係國家事業的興衰成敗，關係民族的前途命。二十世紀末，世界上一些長期執政的大黨老黨相繼喪失政權的歷史教訓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執政能力建設是決定執政黨生死存亡的一項根本建設。”

中共高層不是不瞭解自己的腐敗程度，而是沒有能力改變狀，儘管“黨中央堅持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先後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繫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党的作風建設的決定》，對加強和改進党的作風建設作出了全面部署”，但收效甚微是顯然的。在這種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中共甚至把它對兩岸關係的毒化也算作一項政績提了出來，自稱“保持了香港和澳門經濟社會穩定。提出了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大力加強海峽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二，“執政能力”無所不用其極

由於中共媒體的不斷炒作，形成了“各地熱議‘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意義重大”這二十一世紀之怪現狀，甚至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一書，在全國各地新華書店發行售賣，當然訂戶一定是中共自己的公家單位。

此外，從《人民日報》下面的目錄，更可見出炒作熱度之一斑：

領導幹部要帶頭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八月九日]

十六屆四中全會在即強化執政能力成緊迫議程[八月二十一日]

十六屆四中全會召開：執政能力是重中之重[九月十六日]

深圳：黨的執政理念與“普適價值”結合的創新[九月十七日]

加強党的執政能力建設使各地幹部群眾倍感振奮[九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誕生記[九月二十七日]

特別策劃：提高執政能力始終為民掌好權執好政[十月二十一日]

其中《特別策劃：提高執政能力始終為民掌好權執好政》一文寫道，“無產階級政黨奪取政權不容易，執掌好政權尤其是長期執掌好政權更不容易；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黨內形勢：完成了從奪取政權到長期執政的轉變，從實行計劃經濟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党的建設中的腐敗問題、官僚主義問題也亟待解決。蘇共垮臺的教訓、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的興衰警示我們，一個政黨要保持生機和活力，就必須健全黨內民主；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不斷鞏固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社會基礎。”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要加強中共執政能力建設的五項任務也就是“五種執政能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並在共黨文件中首次提出“文化生產力”的概念。其三個著力點則是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和頗有儒家式樣的“三個意識”：“常修為政之德”增強“以德拒腐”意識、“常懷律己之心”增強“以督防腐”意識、“常思貪欲之害”增強“以法治腐”意識。可見中共為了苟延殘喘、死死把持政權拒不開放給人民共享，真是不惜南轅北轍、朝令夕改、驢唇不對馬嘴、無所不用其極。

新華社“新華視點”的評論《十六屆四中全會召開：執政能力是重中之重》坦承：“中國共產黨能不能長期執政、科學執政，直接決定著社會主義制度和整個國家的命運。……新世紀新階段、新形勢新任務，給党的領導和執政帶來多方面的巨大挑戰。”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虞雲耀說這是因為：“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如此重要，在於我們黨面臨著來自三個方面的嚴峻考驗。一是黨所肩負的艱巨任務和歷史使命；二是黨面對的國際環境和時代要求；三是黨的自身狀況和存在的問題。”。如何密切中共與群眾的聯繫、有效遏制人民深惡痛絕的腐敗問題，形勢逼人，不進則退，“維護党的執政安全，正非常現實、非常緊迫地擺在我們的面前”。例如，中共有關部門最近完成的一項問卷調查表明，在受訪的縣級以上幹部中，三分之二表示自己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不強，超過一半的表示科學判斷形勢的能力比較弱，應對複雜局面、依法執政、總攬全局能力不強。中共政權確實陷入了風雨飄搖、朝不保夕的危險處境。

三，“執政能力觸及政改核心”

為從臨死的腐爛狀況下喚醒中共黨員的警覺意識，《人民日報》甚至組織了“六論學習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

1、認清重要性 增強緊迫感[十月八日]

2、堅持主要經驗　指導新的實踐[十月十一日]

3、遵循指導思想　保持正確方向[十月十三日]

4、把握總體目標堅持不懈奮鬥[十月十八日]

5、圍繞主要任務　實現整體推進[十月十九日]

6、提高執政能力　搞好党的建設[十月二十一日]

這種急救共黨黨命的活動其實從九月份就開始佈置了：

十六屆四中全會緣何將加強執政能力列為重要議程[九月七日]

李忠傑解讀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深刻內涵[九月八日]

中共以執政能力建設求國家長治久安[九月十六日]

四中全會：執政黨審視自我（圖）[九月十六日]

中國共產黨五十五年執政之路[九月十六日]

人民日報社論：加強党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綱領[九月二十]

主要任務對黨的執政能力提出重大考驗[九月二十日]

總體目標為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指明了奮鬥方向[九月二十日]

加強党的執政能力建設必須有正確的指導思想[九月二十日]

從認識和把握執政規律的角度總結黨執政的主要經驗[九月二十日]

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具有重要性和緊迫性[九月二十日]

人民日報華東新聞：執政能力建設：新特點新要求[九月二十一日]

專家分析中共加強執政能力建設揭開背景及意義[九月二十二日]

“党的執政能力建設”觸及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核心[九月二十八日]

深謀遠慮的歷史決策－－權威人士解讀執政能力[十月八日]

依託科學手段提高執政能力[十月九日]

《南方日報》：論執政能力[十月十二日]

腐敗對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有嚴重危害性[十月十二日]

專家認為四中全會《決定》有五大理論貢獻[十月十五日]

政治體制改革從執政能力突破[十月二十二日]

“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的中心議題，即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同推進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在內在邏輯上是一致的。”他說黨的整體執政能力的提高，要取決於黨的體制和機制，尤其是決策機制、執法體制、監督機制以及幹部任免機制等，這些體制和機制實際上正是中共政治體制中最核心的問題。而另一部分中共官員則提出，應把加強“執政黨建設”看作是當前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切入點。也就是說，就中國現實而言，政治的運作無不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任何政治改革，亦必須從中國共產黨開始。《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周瑞金認為，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重點、熱點和難點集中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上，而突破口應當選在執政黨自身的改革上。

不少中共人士利用記者採訪的機會表示，十六屆四中全會直接觸及政治權力構成的敏感問題，表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也積極穩妥地進入了全面配套、整體推進的階段。如“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毛壽龍指出，政治體制改革通常要解決三個問題：一是要實現政權代際間規範交替，最高權力平穩轉移。二是要增強組織和動員政治資源的能力。也就是要不斷地汲取和反映民意，實現社會的利益整合。三是要提高政治肌體的活力。而“在最高權力交接方面，十六屆四中全會意義重大。特別是在權力交接的制度化方面，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江澤民的請辭開創了一個以任期制為背景的新老交替的範例，它對未來政治體制改革的影響，必將深遠。”

人們不僅要問：中共動了如此之多的腦筋、做了如此之廣的努力、下了如此之大的工本，其具體成效到底如何呢？這就是下面我們要涉及的問題。

四，無人理會的“執政能力”

在中共“人民網”的“網友留言”中，保留著對於中共“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如下言論，一方面可以看出民眾對中共的觀感，另面可以看作目前中共可以容忍的批評限度：

1、“執政時間越長越要加強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目前農村發展黨員困難越來越大,問題越來越多,另外,反腐以也不應忽視基層的鄉鎮太爺們,因為他們是直接影響党在百姓心中的形象。”

2、“政治思想是執政能力內涵的源頭。當今政治思想觀念不進行根本性的轉變，執政能力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提高。”

3、“党的建設，關鍵在於地方官員做到確保人民能安居樂業是頭等的政績，同時也是一項保證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4、“不能光上頭紙上談兵，四中全會已開了一個月，一些中下層無動於衷，對文件不消一顧，毫無興趣，基層黨組織和廣大黨員還從無學習過，老百姓感到很失望！！！！！反腐敗和打老鼠一樣，光吆喝是消滅不了老鼠的。”

5、“要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必須要把黨內的腐敗分子徹底消除，否則，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是句空話。你想讓腐敗分子當政，党的執政能力能提高嗎？”

這些言論一條比一條激烈，可見發表他們的中共黨報的編輯們也是煞費苦心，這些編輯作為中共的孤臣孽子也許還想挽狂瀾於既倒；當然，更可能是借機個人發牢騷、集體看熱鬧。

不僅網友如此，甚至在中共黨官內部也是充滿悲觀氣氛。面對“党的執政能力建設”這一題目，“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甄小英認為，中共政治體制方面存在的弊端是權力過分集中。橫向看，各種權力過分集中於黨；縱向看，權力過分集中於黨的各級委員會，各級委員會的權力又集中於常委會，常委會又集中于書記，結果造成了個人決定重大問題。他還意有所指的指出：“領導”是政治活動，“執政”更多的是法治活動。“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警告說，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十分艱巨的任務，一些制約因素無法回避，如人口眾多而資源短缺，“三農”任務繁重，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尚未完善等。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楊勝群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人均GDP一千美元至三千美元的階段，根據國外經驗，這個時期搞得好，經濟快速增長；搞不好，社會動盪不安，長期徘徊不前。難怪中國大陸各階層人士現在普遍認為：社會矛盾的日益嚴重，使得大陸二〇一〇年前後出大事的可能日益增大。 

 （二〇〇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第十一節 北京對台軍事壓力明顯具有虛聲恫嚇的特點】

中共對台軍事壓力明顯具有虛聲恫嚇的的特點，近年來這一特點已經從直接恐嚇轉變為間接恐嚇。而所謂間接恐嚇的特點就是立足於恐嚇美國，其目的在於阻止美國支援臺灣獨立。因為當今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們都知道，只要美國決心阻止中共以武力解決台海爭端，中共就不敢冒險輕啟戰端。

那麼，我們何以認為北京對台軍事壓力明顯具有虛聲恫嚇的特點？

我們根據來自中國國內多重似乎矛盾的消息，進行了綜合分析和判斷，得出結論認為：中共正在散佈一種“決戰美國”的輿論煙幕，試圖恐嚇自由世界，讓自由世界在中共的武力威脅面前望而卻步。中共的這一輿論煙幕所在多有，即使在網絡世界也有所體現。

一，中國軍方：規劃台海核戰略

《中國軍方：規劃台海核戰略》，這是總部設在美國但是背景複雜的“博訊新聞”2004年11月23日刊登的聳人聽聞的文章標題（http://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4/11/200411230834.shtml）。我們接下來的調查發現：此文來源於中國國內，大體遵循以下順序進行傳播：

搜狐新聞2004年11月19日/香港商報2004年11月21日/人民網軍事欄目和中華網軍事欄目2004年11月22日：中國各大網站在此之後紛紛轉載。而海外最有公信力的中共傳聲筒《聯合早報》2004年11月20日就刊載了這一消息（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taiwan/pages7/taiwan201104b.html）。此文主旨如下：

1、《國防知識報》刊登軍事專家對大陸在台海衝突中面臨美國核威脅問題的分析和看法。中國軍方媒體分析美國是否會在台海戰爭中使用核武，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應規劃台海核戰略。

2、在未來的台海衝突中，只要中國缺少有把握摧毀美國的終極核威懾能力，則美國就將會全面軍事介入，所以，在未來的台海軍事鬥爭中，中國必須將目前的最低限度核力量戰略迅速轉向有把握全面摧毀核戰略，只有這樣，才能重新掌握戰略主動權。

3、兩年多前美國國防部向國會提交的絕密《核態勢評估報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明確將中國列入核打擊目標。在中美核力量還存在著較大差距、中國未對美形成真正的、有把握的全面摧毀，而僅有最低限度核反擊的前提下，美國在對華戰略上，始終會將核力量作為威脅對手的最後手段。

4、根據美國現行的核戰備，美軍可能會使用核武器的三種緊急情況可以概括為︰第一，對付那些一切非核武器無法摧毀的目標；第二，在美國受到核生化武器攻擊時進行報復；第三，對付出人意料的軍事態勢發展。文章指，據美國現行的核戰備，中國如果在台海與美國對抗時，出現“擊沈美國一艘或數艘航空母艦、美國面臨無法用非核力量取勝”，以及“美國遭遇了出人意料的軍事態勢發展”這兩種軍事形勢，都足以使美國啟動核武器系統開始核打擊。

5、中國如果在台海與美國對抗時取得初步的勝利，出現了“擊沈美國一艘或數艘航空母艦、美國面臨無法用非核力量取勝”，以及“美國遭遇了出人意料的軍事態勢發展”這兩種軍事形勢，都足以使美國啟動核武器系統開始核打擊。

6、中國目前國力足以摧毀台獨勢力，但如果美國直接武裝介入台海衝突，中美對抗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常規軍事條件下的對抗；另一種則是核軍事條件下的對抗。在未來的台海衝突中，只要中國缺少有把握摧毀美國的終極核威懾能力，則無論中國是否擁有摧毀美國航母戰鬥群的局部戰爭勝利把握，美國就將會全面軍事介入，這是在核威懾和核保障下美國所作出的戰爭選擇。

二，美若干涉臺灣問題將遭慘重打擊

無獨有偶。《聯合早報》早在四年多以前的2000年8月4日轉發的中國《軍事博覽報》文章《美國將遭到慘重打擊》（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us/pages2/sino_us080400a.html），其中就已經提到“與美國打核戰的準備”。該文恐嚇說：美國如果武力干涉中國統一臺灣，將招致包括大量人員傷亡在內的“五大慘重打擊”。該文借“專家”之口說，如果美國“膽敢阻撓”中國統一，中國定會動用核武器；中國為了民族利益，已做好了“與美國打核戰的準備”。文章分析美國干涉臺灣問題將遭到下列“慘重打擊”：

1、美國全球利益將受到嚴重威脅。文章說，中國不是南斯拉夫，不是伊拉克，而是當今“舉世公認軍事強國”，有“無與倫比的戰爭潛力”和直接打擊美國本土的導彈及核武器。美國一旦介入台海，核不擴散合作將“化為烏有”，中美將變為“敵人”。文章說，“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美國多年欺侮的伊拉克、南斯拉夫、伊朗、利比亞、古巴等國可能與中國成為盟友。它說，中俄正在建立新的戰略夥伴關係。一旦中美開戰，世界格局將發生分化，中俄（或許還有印度）建立針對美國的軍事同盟並非不可想像。中國早就表示，美國若將臺灣納入戰區導彈防禦系統（TMD），即是破壞導彈技術控制機制，屆時，伊拉克、伊朗、朝鮮如果從中國得到核導彈技術，美國在全球都將受到威脅。

2、美國地區利益將陷入困境。文章說，一旦美國介入台海戰爭，美國太平洋戰區所有兵力都將受到牽制，美國在東北亞、東南亞及南亞將出現兵力欠缺，陷入首尾難顧的境地。文章還警告，如果日本依據所謂相關法案在戰時為美軍提供戰鬥支援，中國就將視其為“對華宣戰”，戰場就可能包括日本。

3、美國經濟利益將受到巨大損害。文章說，對美國經濟而言，中國大陸比臺灣“不知重要多少倍”。美國在中國大陸和香港投資總額為三百四十億美元，在臺灣僅五十億美元。一旦中美對抗，將嚴重打擊美國經濟基礎。

4、美國在軍事上並非占絕對優勢。文章說，中國的武器裝備雖在總體上比不上美國，但也有許多“殺手鐧”：中國的偵察衛星世界一流；發射飛船所用的小動量技術，使導彈具備突防美國國家彈道防禦系統（NMD）的能力，可打擊美國本土；中國的中子彈小型化技術世界領先，美國航母防不勝防。

5、美國無法承受大量人員傷亡。文章說，對中國而言，台海危機，是美國對中國制海權及未來崛起“全面封殺”的開始，中國的選擇必將是“堅決打碎美國遏制中國的環島鎖鏈”。文章還說，1996年8月，中國首席軍事談判代表沙祖康對美國《新聞週刊》指出，“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不是國家，因此，不率先以核武對付他國的承諾不適用於臺灣。”專家指出，此宣示意在警告美國，如果美國膽敢阻撓中國統一，中國定會動用核武器。甚至總部設在美國華盛頓的“自由派”網刊《觀察》，也極力附和這一北京方面的說法，來為中共搖唇鼓舌：在2004年10月15日發表的《臺灣核武疑雲引發各方關注》一文中（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da.asp?id=33024&ad=10/15/2004），援引這個兩年前的舊聞來為北京渲染核武威脅。好像臺北對北京方面的海盜行為負有責任似的。其實，《觀察》的這一立場和北京方面卻是高度一致。查考《美國將遭到慘重打擊》一文的出處《軍事博覽報》，在海外傳聞下其“名譽社長包括曾擔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楊成武上將，顯示該報有著明顯的軍方背景”。但經過我們的搜索和比對，發現情況完全不同。在《軍事博覽報》的網站裏，甚至根本找不到這篇文章。但同樣顯然的是，該文雖然消失而不必承擔惡化雙邊關係的責任，但其進行戰爭威脅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三，《國防知識報》與《軍事博覽報》

《軍事博覽報》屬於長沙晚報報業集團，其最新頁面是2003年9月3日（星期三，http://www.csonline.com.cn/gb/node/2003-09/03/node_343.htm）

仿佛已經停刊許久了。經查《國防知識報》同樣屬於長沙晚報報業集團（http://www.csonline.com.cn/newspaper/js/）。兩者的關係是一體兩面。其編輯部同樣具有兩個電話系統：2205611(地方)、70885(軍線)。明顯具有中共軍方的背景。但是究竟是“曾擔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楊成武上將”的軍方背景，還是商業野雞的軍方背景呢？我們經過調查，認為是後者而不是前者。請看該報以下的文章目錄，完全是“道聽途說的小道消息”，根本不是“有來頭的資訊”：

美軍西太打靶沖誰而來/布希要在中東露一手/俄羅斯為何升級核武器/日本想在東海來硬的？/連任的布希將如何面對台海/日美海上攔截演習扼殺朝鮮/中國如何應對美NMD？/日本自衛隊醞釀變臉 /基地組織擬襲擊臺北？/美會在台海使用核武嗎？/卡爾紮伊靠軍閥治國？/台軍購案今年沒戲/台軍戰車多數成廢鐵/俄加緊鑄造戰略核利劍/大國角力GPS/強軍須先抓兵源/布希連任嚇著誰/韓數百枚導彈對準朝鮮/殲-10：一身神秘看過來/中國新武器鬧珠海/美加緊研製陸軍單兵作戰系/美欲打造真正的太空部隊/俄軍中的毛驢部隊/走進皇家馬來西亞三軍歷史/德決定再關１０５個軍事基地/美特種兵獲新特權/林彪對聶榮臻三下毒手/美日惡意攻擊我潛艇/美24小時監視我航太基地/美軍事鐵環欲緊箍全球/美太空武器研製探秘/未來的太空戰/警惕日本的軍力膨脹/誰在染指我國海洋/飛將軍自重霄入/全國愛中華奔小康強國防/蘇-35引人關注/反艦導彈水中擊沈航母/反潛巡邏機：潛艇獵殺者/台軍想癱瘓大陸雷達/駐伊美軍考慮使用微波武器/低空獵手/為什麼坦克裝甲厚薄不均/

最能說明問題的，還是前述《中國軍方：規劃台海核戰略》，所敍述的故事，基本上屬於移花接木。“《國防知識報》刊登軍事專家對大陸在台海衝突中面臨美國核威脅問題的分析和看法。中國軍方媒體分析美國是否會在台海戰爭中使用核武，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應規劃台海核戰略”一說，經過轉述其實已經是虛構的了。因為原文的標題為《美會在台海使用核武嗎？》（2004年11月16日22時9分，參見http://www.csonline.com.cn/newspaper/js/a2/t20041116_263606.htm），下列三個小節：美以核優勢威懾中國、美國何動用核力量、中國應規劃台海核戰略。可見其本文並非以“規劃台海核戰略”為題，而是以“美會在台海使用核武嗎”為題。其開篇處，談到的還是所謂“有關臺灣秘密發展核武器的消息”，在我們看來，其目的是製造輿論說“這個消息使得人們擔心未來台海衝突可能演變成核衝突。果真如此，則將給臺灣帶來災難性和毀滅性的後果”。

而“美以核優勢威懾中國、美國何動用核力量、中國應規劃台海核戰略”等三個小標題下面的內容，全部都是以“境外軍事專家就此問題發表了如下分析和看法”的方式，出口轉內銷，然後再度出口以威脅世界輿論的。這些不具名的“境外軍事專家”顯然都是子虛烏有的胡編亂造出來的，他們發表如下胡說八道：美以核優勢威懾中國，美國是目前世界上最危險的國家，這是因為在美國的戰略中，美國隨時準備將人類歷史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用於實戰。在武器使用的過程中，是戰爭的規模和戰場的需要決定使用何種武器，在歷史上只有人類無法製造出來的武器，卻沒有人類不敢使用的武器，核武器同樣沒有超過這個人類行為的規範，美國在二次大戰末期已經在戰場上使用過核武器。……在台海戰場上，高科技條件下的持久戰和局部戰爭，都同樣能使中國戰勝強敵，但核武器的因素將改變常規條件下戰爭的進程。所以，在未來的台海軍事鬥爭中，在堅持現有的打贏高科技條件下局部戰爭的常規軍事戰略的同時，中國必須將目前的最低限度核力量戰略迅速轉向有把握全面摧毀核戰略，只有這樣，才能重新掌握台海在美國全面捲入的情況下的戰略主動權。《國防知識報》借用子虛烏有的“境外軍事專家”胡編亂造出來的言論，是在煽動戰爭恐怖卻企圖逃避責任的懦夫行為。這充分表明，中共沒有膽量和美國決戰，甚至連和美國打筆戰的勇氣都沒有，要把責任推到子虛烏有的“境外軍事專家”頭上，然後在二手傳播時再偷樑換柱，用似是而非的方式，好像是中共自己向山姆大叔發出了戰爭叫囂。

上述種種事態充分表明，中共“對台軍事壓力”、“對美不惜決戰”等姿態，明顯具有虛聲恫嚇的特點。而如此虛聲恫嚇，恰恰說明中共缺乏實際上的戰爭意志。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第十二節 胡錦濤的政治左傾已經顯露端倪】

胡錦濤被鄧小平“隔代指定”為“第四代領導人”，十幾年來無人瞭解他內心的真實思想，所以不少人期待他帶領中共進行政改、完成民主憲政的轉型，尤其他曾經提出“以民為本”的所謂“新三民主義路線”，激發不少民間人士的想像力。然而，最近一個時期，這種溫情主義終於出現了逆轉。

一，胡錦濤的“親政”宣言

九月十五日胡錦濤在紀念中共人大成立五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被外界普遍認為是他接替軍委主席的“親政”宣言，申明他的政治立場、觀點、策略：繼續奉行馬列主義和毛鄧江思想，繼續否定以分權制衡為核心的現代民主政治。其次胡錦濤九月十九日在十六屆四中全會閉幕會議上的講話，以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為由，批評“國內媒體打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旗號宣傳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民主、人權、新聞自由，散佈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否定國體和政權。針對這種錯誤，絕不能手軟，要加強新聞輿論管理，不要給錯誤思想觀點提供渠道。”並指責戈巴契夫是蘇東劇變的罪魁，是社會主義的叛徒，蘇聯、蘇共正是在他“西化”、“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衝擊之下解體的。第三是，媒體報道胡錦濤近日主持的政治局第十七次學習會，提出了“只有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此同時，在過去兩個月裏，中共在意識形態和新聞輿論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收緊”的措施。九月二十九日，中宣部根據四中全會精神召開全國媒體會議，下達文件提出二十九條不准報導的內容，包括農民上訪、土地拆遷、官民衝突等。中宣部還向各地下達通知，要求各級報刊“不得擅自報導有關蓄意爆炸、暴動、示威及罷工事件”，只發新華社的統稿。

從這些變化，我們不難看到胡錦濤的廬山真面目漸已顯露，眼前仿佛再現了一幅圖像：一九八九年解放軍鎮壓西藏人民視為抗議後，胡錦濤頭戴鋼盔出現在拉薩街頭……雖然，這可能就是鄧小平等中共老人鍾情于胡錦濤的主要原因，但這卻是胡錦濤本人和中國官方宣傳機器所一直竭力回避的。之所以這樣，源於他在中共黨內名實不符的政治處境，他需要刻意營造親民、務實的形象，挖掘和利用民間資源，與他的政治對手博弈。作為中南海當權者，現今所可能犯的最大錯誤，就是選擇沒有出路的倒退。近期，他在意識形態和輿論宣傳方面表現的保守僵化，恰恰反映了他正在犯最大錯誤的趨勢。作為一個政治家，胡錦濤處理萬源事件的四點批示，顯示了他的務實理性，現在就看他的務實理性能否幫助他不要去犯那種歷史性的錯誤。

二，社會信仰危機的七個原因

左派刊物《中國新文化報》日前在一〇三期發表了中華外國經濟學說史研究會副會長、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的文章，題目是：《當前社會信仰危機的七個深層原因》。該文對胡錦濤等“領導同志”的政治“缺陷”提出了批評。文章說：近來“胡錦濤總書記、劉雲山同志、雒樹剛等領導同志都親自關心公共理論課和理論信仰問題，李長春、陳至立等領導同志還在江蘇和上海等地進行實地考察和調研，表明中央非常重視。中宣部、教育部等過去和現在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有一定的成效。不過，究其存在的主要原因，不是對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宣傳和學得太少，或是基層教育宣傳者的個人水平太差，而是因理論關節點、所有制結構、社會生活、宣教效果、學科方向、黨章和教材內容、反教條主義等多方面存有缺陷所致。”文章在詳細批判中央政治宣傳無功而反的基礎上，提出把重點放在灌輸馬克思主義“信仰”方面。文章毫不掩飾地主張否定鄧小平“主要是反左”的觀點：“鄧小平在八十年代說我們要反左防右，反左是主要的，這是有道理的，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已經變成西化和右是主要的了，我們還在一味地反左，這也是某種教條主義。”該文反復提到作者的觀點“與陳奎元同志比較相近”，陳奎元是原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河南省委書記，現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該人一直是黨內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北京近期傳遞出來的政治資訊不是單一的。《人民日報》十二月四日發表評論員文章，題目是《弘揚憲法精神增強法制觀念》，九月二十九日中宣部根據四中全會精神召開全國媒體會議，下達最新文件，提出二十九條不准報導的內容，包括農民上訪、土地拆遷、官民衝突等。但事實上，這幾個月包括官方媒體和官方網站，相對來說，這些新聞是在增加而不是在減少。上周海外媒體披露了中宣部禁止一些自由派作者發言的消息，這似乎可以作為胡錦濤推銷行極左路線的證據。然而事實是，中宣部類似的黑名單政策，不是今天才開始的，它一直是中共鉗制言論的經典方法之一。在江澤民時代，這種內部通知是丁關根的家常便飯。

三，胡錦濤的“執政七謀”

八月間，在紀念鄧小平冥誕百年大會上，胡錦濤發表長篇重要講話，用了較大的篇幅，從執政理念、執政基礎、執政方略、執政體制、執政方式、執政資源、執政環境七個方面闡述了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被中共“党建專家”稱為“執政七謀”。而九月間在北京召開的十六屆四中全會，胡錦濤的講話更是讓人仿佛回到了六四大屠殺期間：“一段時間以來，境外敵對勢力，媒體大肆攻擊我們國家領導人和政治制度。而國內媒體打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旗號宣傳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民主、人權、新聞自由，散佈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否定國體和政權。針對這種錯誤，絕不能手軟，要加強新聞輿論管理，不要給錯誤思想觀點提供渠道。對錯誤問題，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要區別認識問題、學術問題。政治問題一旦出現，要嚴厲打擊，不要熱炒，不要授人以柄。宣傳上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不要讓人猜測。敵對勢力總是從輿論入手佔領宣傳陣地。”

這些“絕不能手軟……不要授人以柄……不要讓人猜測”的毛式語言，立刻喚起了人們對恐怖年代的回憶。難怪近年來在押的思想犯、言論犯愈來愈多。胡錦濤的人格十分虛偽，在談到腐敗不堪的“國體和政權”時，他的確更像是一個“大清國”的遺老遺少。從胡錦濤說的“蘇共垮臺絕不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失敗，說到底，是其逐漸脫離、背離乃至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最終惡果”。今天，對毛澤東時代的無數整肅，對缺吃少穿的艱難歲月，人們都記憶猶新；而中國能夠有所發展和進步，完全是“自由化”的成就；而有中國特色的吏治腐敗，則完全是“一黨專制”的惡果。

四，中國將矛頭轉向知識份子 

在胡錦濤的主導下，中國十二月份發生了一連串逮捕、傳訊知識份子的事件。國際輿論認為，這是中國有組織地打壓自由知識份子行動的一部份，是中國國內日益突出的社會矛盾迫使胡錦濤逐漸走向強硬。新一起拘留事件發生在北京《改革》雜誌執行主編陳敏身上，他在北京的辦公室中被當局帶走訊問。陳敏以“笑蜀”為筆名在網上發表文章，呼籲在中國實現自由、民主、法治，他的文筆清晰流暢，思想尖銳，受到網民喜愛。

英國《衛報》在《中國將矛頭轉向知識份子》一文中認為，中國當局對陳敏的拘留表明共產黨“重操”老式鎮壓方法，對付那些在互聯網、大專院校以及新聞媒體上發表獨立見解的“公眾知識份子”。這些拘留和釋放過程類似，並非孤立事件，是出自內部的統一指令。而此前上海《解放日報》在十一月二十三號發表文章，公開對知識份子發難。文章的語言很有“文革”的味道，這篇文章還被《人民日報》全文轉載。而這一模式又很像共產黨過去發動的“反右運動”。儘管目前的打壓相對還“比較節制”，然而其反響卻是多方面的，迫使中國社會思想輿論界在經歷了一段鬆弛階段後，再度進入新的緊縮，中國實際上已經進入了“政治上的冬天”。 

這些鎮壓行動，令一些曾對胡錦濤抱有很大期望的支持者大失所望，他們原對胡錦濤全面接任江澤民後會放鬆媒體限制很抱幻想。胡錦濤顯然拿出了他的本來面目，而不是什麼“正在逐步走向反面”，因為他本來就是共產黨精挑細選出來的看家狗，是中共權力交接的最大受益者，沒有必要去改變中國的政治現狀。

五，中國新白皮書突顯胡錦濤意志

中國十二月二十七日公佈的“二〇〇四年的中國國防”白皮書，是中國第五次發表國防白皮書。在總共五份國防白皮書中，除了一九九五年的“中國的軍備控制與裁軍”不涉及臺灣問題外，其他四份白皮書在“安全形勢”及“國防政策”的章節部分都提到了臺灣問題。觀察家注意到，與往年的國防白皮書比較，今年中國國防白皮書關於臺灣問題的闡述，突顯了日益左傾的胡錦濤的意志。例如今年的國防白皮書中指出：“如果臺灣當局鋌而走險，膽敢製造重大‘台獨’事變，中國人民和武裝力量將不惜一切代價，堅決徹底地粉碎‘台獨’分裂圖謀”。與往年的國防白皮書比較，今年中國國防白皮書關於臺灣問題的闡述，反映了胡錦濤主政下，中國在“五．一七”聲明中的對台政策立場，即要求臺灣在中國的棍子與胡蘿蔔兩個立場之間做出選擇，而兩者的分隔標準，就是“一個中國”。可見胡錦濤已經把內政方面的左傾，延伸到外交領域中來了。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另起一頁）

【第四章 2005年統獨掙扎】

（另起一頁）

【第一節 中共“反分裂國家法”（草案）的來龍去脈及其意涵】

一，突如其來的《反分裂國家法》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開始審議《反分裂國家法草案》，正式展開中共主導下《反分裂國家法》（以下簡稱“反分裂法”）的立法過程。據中共香港《文匯報》此前報道，本次人大常委會會議很可能會迅速制訂旨在加速“反分裂法”通過的特別立法程式。果然四天過後，會議就全票通過了預謀的“關於提請審議《反分裂國家法(草案)》的議案”。這樣一來，最快在二〇〇五年三月份的中共“全國人大”上，這部備受世人關注的《反分裂國家法》將作為中共政權的最新法律正式出臺，從而給今後一段時期內的台海兩岸關係以及中國和世界的穩定和平帶來一系列深遠的影響。

這項工作早在二〇〇四年初就啟動，由中共“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親自主抓，其目的是為立法工作造勢宣傳、心理鋪墊，更為提前試探和評估海內外的可能反應——而中共之所以要拖延到二〇〇四年底才對外公開承認自己的立法企圖，主要為避免這事對臺灣立法會選舉可能造成的心理衝擊。

中共當局這麼處心積慮、欲蓋彌彰地為“反分裂法”提前造勢鋪墊，而一旦正式開始立法後又不顧立法程式慣例，硬要在短短幾個月內將法案正式通過。同時中共和海外的親共傳媒這段時期以來也紛紛開足馬力，為“反分裂法”的開始審議進行宣傳鼓吹。例如，大陸新浪網這幾天甚至專在首頁宣傳“統一論壇”、“反分裂簽名”等……這些現象本身就說明了這部“反分裂法”對中共新領導層而言的極端重要性和迫切性，暗示人們不可對中共“反分裂法”立法掉以輕心。

二，《反分裂國家法》邏輯錯誤

無論從哪個法律角度來看，中共通過制定一部名為《反分裂國家法》的國內法在國際上“遏制台獨”，這種思路本身都是相當可笑的——因為論到分裂國家，其始作俑者是中共在一九四九年片面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造成的。現在，一部完全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單方面制定的中共轄區內的法規，怎麼可能對中共之外的臺灣地區的政府和人民的行為決策有任何法律上道義上的約束力？

從基本的法理邏輯出發，中共即將推出的這部“反分裂法”本身在尚未形成具體條文之前已經漏洞百出。這部絲毫不具備基本法律嚴肅性、尤其不具備起碼國際信譽的中共“新法”，僅僅出於中共當局“反獨促統”的政治需要，就可以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內被中共立法機關用特別程式強行加速通過。這本身就是對中共中共當局長期以來一直自我標榜之所謂“依法治國”、“法制建設”的一個絕妙諷刺。

“反分裂法”不是一部“和平法”而顯然是一部“戰爭法”，其出臺本身必將大大加劇台海緊張局勢，嚴重增加戰爭危險。事實上就連中共官方也絲毫不隱諱“反分裂法”針對臺灣的威脅和恐嚇性質----比如最近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就公開表示：“中國全國人大啟動《反分裂國家法》立法程式是為了遏制台獨分裂活動”；中共一些可能參與立法工作的御用學者在非官方場合針對“反分裂法”的“武力威脅”性質闡釋得更加肆無忌憚，海外傳媒上甚至還出現了“六種情況對台用武”的繪聲繪色傳言。所有這些，都清楚明白地暗示了中共這部“反分裂法”，具有戰爭恐嚇的性質。而事實上，中共應該學習加拿大政府，接受“魁北克居民公投獨立=魁北克自然有權脫離加拿大”這樣的現代法理邏輯。

三，“反分裂法”是對臺灣人民極不尊重

“反分裂法”本身也是對臺灣人民權利極不尊重，必將使得兩岸未來的和平統一前景更加暗淡。“人民自決獨立”問題對國際社會雖然具有複雜性和難解性，但無論如何，任何地區的人民起碼有權通過居民投票等方式向外界公開表達自己的獨立意願，這一點應該是毫無疑問的，否則就等於剝奪了這部分人民要求獨立的基本言論表達自由。而中共當局不僅拒絕臺灣人民的自由表達，而且通過“反分裂法”強行規定“臺灣統獨公投”也屬於應該通過武力手段制止的“事實台獨”----這不僅再次單方面修改了中共此前公開宣佈過的兩岸戰爭博弈基本遊戲規則，而且更是對臺灣人民基本權利的公然剝奪。

尤其可能引起臺灣人民警覺的是：中共這部“反分裂法”，居然從一開始起就明確宣佈“不適用於香港、澳門”！這顯然是在逼迫臺灣人民進一步走向“分裂”。而“反分裂法”的出臺還會提前堵塞兩岸通過其他更靈活方式解決問題的可能性。人類社會的發展、人類對國家民族主權的認識，使得數十年前甚至數百年前人們無法解開的領土主權僵局，最後都可能找到新的解決辦法----例如面對台海統獨僵局而言，也理應如此。可是隨著中共“反分裂法”的匆忙出臺，今後兩岸關係的進展，就不得不受到極大的制約。例如“反分裂法”規定“臺灣統獨公投”屬於“事實台獨”的一部分，其實也同時拒絕了臺灣人通過全民公決方式選擇自願和大陸和平統一的任何可能（不管這種可能眼下看上去多麼小）。即使從中共自己的利益著眼，中共今天針對臺灣“統獨問題”專門立法，也只能站在今天中共具有嚴重局限性的認識高度上，用已經證明根本行不通的“一國兩制”框框，去提前規劃限定未來很多年的針對臺灣戰略思維----這種刻舟求劍的荒唐思路和做法，證明中共決策層的僵化愚蠢已經到達無以復加的深度！

四，“反分裂法”限制華人同情臺灣的權利

這部“反分裂法”，既然從一開始就屬於中共的“國內法”和“普通法”，因此它除了恐嚇臺灣政府和人民之外，還可以用來對付除港澳居民和其他海內外中國人——事實上“反分裂法”的這種立法動機和附帶效果，已經通過“要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而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職責”這句句話變得很清楚了：只要某人被中共認定屬於“全中國人民”中的一員，就可以被“反分裂法”追究。如果“反分裂法”本身僅僅是針對“分裂勢力”也主要就是“臺灣當局”的話，那麼為什麼該法案剛剛提交人大常委會審議，人大“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負責人就趕緊出來專門澄清“（反分裂法）不適用於香港和澳門”了呢？顯然中共這樣特別提前澄清的主要用意是為了安撫香港和澳門的民意，避免兩地居民可能出現的針對“反分裂法”的恐慌情緒。

中共企圖依據所謂反分裂法壓縮臺灣人民作出自由選擇的空間。企圖假借美國的聲音來嚇唬臺灣，但其實中共現在並不敢違背美國的意願，美國老爺的反對，對中共政府而言就是聖旨，而且更要派專人解釋。可是美國國務院對於兩岸關係，只作無關緊要的虛應，只說美國支援兩岸和平談判等等，根本不會支援中共的反分裂法。美國公開聲明一個中國政策是表面文章，是外交態度，而臺灣在中國的管轄權之外卻是一個基本事實，這一點全世界包括中國目前的邦交國也是心知肚明。至於整天在呼應中共當局的輿論工具，學術上基本就不入流，雖然有些人頂著教授虛名，但並不能說服民心。

五，“反分裂法”出臺是中共鷹派抬頭的信號

中共最近突然加速立法的這部“反分裂法”本身，不僅從基本法理邏輯上看是個笑話，且這種通過戰爭恐嚇“遏制台獨”的思路也顯出黔驢技窮的本色，到頭來反會成為中共自己未來決策的包袱，其法律效用很小但政府決策空間反被嚴重壓縮。中共這次匆忙立法一事並不單純，“提前劃定兩岸遊戲規則”、“方便對抗美國與臺灣關係法”之類的藉口，解釋不了“反分裂法”的出臺，而“北京安撫鷹派伎倆”、“主要仍在回應內部壓力”的猜測，更符合中共立法的真實考慮。事實上，二〇〇四年中共圍繞江澤民突然交出軍權、胡錦濤順利接任軍委主席一事就有很多內幕傳言和猜測，一般可以肯定的是：中共軍方高層確實在這次“倒江擁胡”政治角力中起到了關鍵性甚至決定性的作用。這不免會給人們留下聯想：究竟軍方突然倒向此前在江澤民面前謹小慎微之兒皇帝胡錦濤，是看重了這位新人的哪一點呢？----是軍方高層為自己的長期前途著想決定拋棄來日無多的老江？還是鄧小平此前為防範江澤民戀棧的機制突然發揮了作用？還是老江在什麼地方得罪了部分軍隊高層？

但顯然，一個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軍隊選擇支援胡錦濤，不是因為別的，恰恰是因為胡錦濤在他們看來更能滿足他們作為軍人必然擁有的好戰心理。而此前軍隊一直擁江，也和江澤民在軍隊面前擺出對台強硬姿態有關。尤其考慮到去年年初臺灣大選風波期間，江澤民政權對台反應相對溫和導致軍內諸多不滿，中共軍方在二〇〇四年突然拋棄江澤民，就更可能是對江澤民“軟弱無能”的不滿了。從種種跡象看，胡錦濤“親政”之後雖然不過短短數月，但卻實際做出了一些顯然會大大安撫軍方的舉措——嚴重左傾、成倍提高軍人待遇、大幅提高軍備預算並從俄羅斯增購一百五十億人民幣新式武器、即將與俄羅斯共同舉辦新技術聯合軍事演習、發佈宣稱“不惜一切代價阻止台獨”的國防白皮書等等。所有這些都顯示了胡錦濤這位新軍委主席對軍方的特殊關照，也反過來暗示了此前軍方“擁胡”的雙方交換默契——但所有這些動作加起來，恐怕都不如胡錦濤剛剛“親政”就馬上把“反分裂法”立法工作提上議事日程這一點更說明問題。

如此看來，這部對臺灣強硬的“反分裂法”的匆忙立法，說明胡錦濤等中共頭領本身屬於中共軍方所青睞之“鷹派人物”，也暗示中共強硬勢力已比溫和勢力佔據了決策的上風。

六，幾條必要的結論

1、“反分裂法”本身將加劇台海緊張局勢，增加戰爭危險。

2、“反分裂法”不尊重臺灣人民的權利和感受，等於宣佈臺灣的地位不如港澳，這使和平統一前景更加暗淡。

3、“反分裂法”從法理邏輯角度看站不住腳，暴露了中共政權的法治假像並自毀其國際形象。

4、從世界發展的趨勢來看，“反分裂法”等於堵塞了未來解決臺灣問題可能出現的新智慧、新思路。

5、“反分裂法”必然被中共用來限制海內外華人的自由權利，從長遠看增加了中國社會向民主法治自由寬容轉型的難度。

6、反分裂法極可能是中共內部鷹派抬頭的信號並代表當前中共領導層缺乏足夠的戰略判斷能力和作為政治家的理性。

（二〇〇五年一月五日）

【第二節 中共爭取美國介入台海事務何以擴大了臺灣的自主空間】

一， 胡錦濤政權的致命錯誤

胡錦濤政權的致命錯誤，就是在二〇〇四年春季上臺之初，就採取了臺灣問題國際化的決策，派出要員到美國，乞求美國向臺灣施加壓力。這個方針一時仿佛奏效，但其實是飲鴆止渴，因為把兩岸關係的仲裁權毫無保留地拱手奉獻給了美國政府。事實終將證明，這個決策將是一個“絕策”，是一個導致自己無計可施從而走上絕路的致命決定。

近年來，中共通過相當成功地吸引外資，運用廉價勞動力獲得了一些外貿順差，導致國內經濟出現過熱。這本來營造了一個相對自由化的空間，但胡錦濤政權不此之圖，反而倒行逆施，一再壓縮社會空間，造成社會緊張。胡政權夢想，憑藉現有的經濟實力，就可以與美國一較高下，甚至逼迫美國讓步。此其一。其二，胡政權還有一個迷思，就是認為中共已經實行了市場經濟，可以被美國作為朋友和夥伴加以認真地接受了，而完全不知道共產黨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在美國人的心目中，是和納粹與日本軍部一樣邪惡軸心，是必須最終予以剷除的壞疽。現在的和平相處，不過是戰前的虛與周旋。正如《華盛頓郵報》一月三十日的社論《一名改革者的挽歌》指出的，美國人現在認為胡錦濤正在中國推行史達林式的極權統治。例如北京替趙紫陽舉行的遺體告別儀式，是一個孤立而虛弱的極權政權的表現。尤其令人注意的是，社論明確指出正當臺灣等地的人民展幵雙手擁抱自由，中國這個有數千萬網民、 數百萬在西方公司工作的國民的地方，卻偏偏要對一名前總理的逝世作出新聞封鎖，這顯示中共正在用五十年代史達林式的管治策略，整治二十一世紀的中國。 

不僅《華盛頓郵報》評價中國國內事務如此，《華爾街日報》評價中共對於外交事務的處理方式也是如此適得其反：在《錯失的兩岸機會》（《華爾街日報》一月十三日的“回顧與展望”專欄）中指出，中共錯誤解讀了去年十二月十一日臺灣的立法委員選舉結果，而認為一味強硬的對台態度就能奏效；所以不但不表達和解，反而很快宣佈對台通過反分裂法。甚至企圖設立特別法庭，審判任何被認為“對於反對臺灣獨立，未能表現適當”的臺灣或是大陸官員。即使不是支援台獨的人士，只要“反獨立場”被中共認為不夠積極也不再安全。北京的新法反映出的是“不站在我們這邊就是反對我們”的極端主義立場，即使是救援海嘯災民的行動也不能免除中共的政治小動作，例如北京不容許臺北參加雅加達召開的高峰會議，也對印尼及泰國施壓，反對臺灣軍機和船隻協助運送救援物資。在十二月的臺灣立委選舉之後，北京也試圖表現出節制，避免發表適得其反挑釁言論；不過很快北京政府就按耐不住自己的本性，亂了章法。

中共爭取美國介入台海事務之所以擴大了臺灣的自主空間，就是因為美國政府十分容易受到民意的壓力。而臺灣與美國同為民主國家，具有中共永遠無法企及的對美關係的天然優勢。美國總統布希一月二十日在華盛頓宣誓連任，他在宣讀誓詞後發表的就職演說中指出：“美國的政策是謀求並支援每一個國家及文化中的民主運動和民主機制的發展，最終目標是在全世界結束暴政。”這個暴政所指當然包括中共在內。布希說，遭到壓制、監禁或放逐的民主改革人士要知道，美國視他們為“你們未來國家的領袖”。美國對待遭到壓制、監禁或放逐的民主改革人士尚且如此培植，何況對待已經民主化了的臺灣，怎麼可能不視為天然盟友，怎麼可能棄置不顧？

二，何謂“布希第二任期兩岸政策維持不變”

一月三十日，美國白宮發言人麥克雷蘭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布希總統第二任期對中國及臺灣的政策，仍與過去一樣，希望兩岸以對話解決諸多問題。麥克雷蘭是在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到兩岸實現五十六年來第一次飛機直航，布希政府有何看法，以及布希第二任期將如何處理臺灣的未來時，作了以上答復。

那麼這個“維持不變”到底有些什麼具體內容呢？答案很快就出來了：

二月一日，新上任的美國國務卿賴斯警告歐盟：“不要對中國送出錯誤信號。”她表示，如果歐盟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可能對中國處理人權的態度送出錯誤信號；而美國要求維持這項禁運令是“出於對（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人權顧慮而實施，任何人必須非常小心，不要送出有關人權的錯誤信號”。美國雖然重視人權，但到不了這種地步，美國反對歐盟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主要還是為了保護臺灣。因為在賴斯警告歐盟之前一周，華盛頓就已發出警告，萬一武器禁運令被解除，那中國有可能開始大量購買武器對臺灣構成威脅。 儘管許多美國官員私下認為歐盟可能將在未來的幾個月內解除對於中國實施了十六年之久的武器禁運，但賴斯表示，她並不認為解除禁運是個必然的結局。“我想我們還沒有對任何事認命。此刻我們得繼續討論，看看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顯然，天安門事件雖然過去了十六周年，但臺灣的安全需要並沒有過去，而且日益重要。

圍繞歐盟是否應該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這個題目，美國與歐盟之間長期發生爭執，現在的問題已經嚴重化，使得美國官員警告，若是解除禁運令，歐洲能將先進科技自由販售給北京，那麼有朝一日美國必須協防臺灣時，這些高科技武器就可能被中國用來對付美國。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1、美國準備協防臺灣；

2、美國為了自己的安全而不僅僅是為了中國的人權記錄而反對歐盟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

3、但是美國利用人權牌的道義性來保護自己和盟友臺灣的安全：賴斯的具體理由是“由於對中國的武器禁運是基於違反人權而做出的。”這個理由很難反駁。

美國官員更為擔心的是，歐盟解除禁運可能刺激中國的主要武器供應國俄羅斯擴大其武器銷售。一名五角大廈資深官員對路透說，這不但可能造成武器轉移，還可能造成武器技術的轉移，促成中國與俄羅斯、或中國與歐洲企業聯手開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美國的上述立場可以視為“布希第二任期兩岸政策維持不變”的一個樣本。

緊接下來，美國聯邦眾議院二月二日以四百一十一票對三票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譴責歐盟準備解除對中國武器禁售的決議案。決議案明確說，歐盟的舉動將危及臺灣及美國駐防亞洲軍隊的安全。

眾議院決議案指出，中國一直在擴張軍事建設，包括在臺灣海峽附近部署約五百枚彈道導彈，而且中國的武器製造商涉及將軍事科技轉移給伊朗。 歐盟短視及貪婪的做法，顯示他們已失去了道德指標，而美國軍隊的安全將因此直接受到威脅。一些美國議員還暗示，如果禁運解除，美國可能做出報復行動。而歐盟國家表示，美國的擔心是多餘的，歐盟對華軍售禁令仍然會受一九九八年武器出口守則的規定。美國喬治頓大學對華外交問題專家大衛?山博也認為，解除禁運不會誘發大規模武器交易，更多的是技術轉讓。 

同一天，美國前中央情報局局長伍爾西在美國國會作證，將中國列為美國最主要的威脅，他指出，因為中共是個缺乏正當性的獨裁政權，在遭遇內部問題時，特別容易尋找外界敵人來轉移內部壓力，而目前中國最方便的敵人就是臺灣和美國。伍爾西在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作證時還指出，目前全世界被迫忍受專制統治的人民有一半住在中國。他進一步提請委員會注意二〇〇四年底解放軍提出的國防白皮書，其中詳細描述了對美國的深刻敵意，以及解放軍如何致力於各種現代化。伍爾西表示，中國有好幾千萬、甚至好幾億的失業人口，這是中國統治者在經濟現代化過程中特別關切的問題，因為社會騷亂必然會危及獨裁政權的穩定。中共很可能會做獨裁者面對社會動盪時常做的事：找個外敵。當然最近的敵人就是臺灣和保護臺灣安全的美國。他指出，中國是核武強權、軍事正在快速現代化，美國必須非常注意。美國在面對伊拉克戰爭的同時，不應忽略在臺灣海峽等地與中國攤牌的可能性。

 

三、美國協防臺灣不是一個夢想而是現實

美國頗具聲望的軍事觀察家威廉•亞金一月二十五日推出一本引人矚目的書，即《代號：解密後九一一時代美軍的計劃、綱要和行動》，書中列舉了三千個美國過去和現在的軍事和國家安全計劃代號，並一一對它們進行了簡要的解釋。其中有幾項涉及到英國等盟國，許多計劃是以前外界從來沒有聽說過的，直到今天仍屬高度機密的情報。他在書中披露了很多珍聞，並表示推出這本厚達六百頁的書（《代號》），就是挑戰那種認為“政府秘密地作出許多重要決定是為了更好地維護國家安全”的說法，要為美國的國家安全繪製一張“ＤＮＡ圖譜”。他指出，在美國民眾的視野裏有關美國軍事和國家安全計劃代號的認知就是寥寥可數的那幾個詞──三角洲部隊、黑豹突擊隊、間諜衛星和竊聽器。在民眾的眼裏，這些代號只是離散的一些小點，亞金希望這本書使之充實起來並串聯起來後，能為普通民眾描繪一個在“九一一”以後政府花費數十億美元經營的反恐秘密世界。

這本書最能引起華語世界關注的，是其中“十九號工程”（Ｐｒｏｊｅｃｔ19），其內容是有關美國協防臺灣的計劃：一旦中國政府對臺灣可能的獨立企圖作出激烈的武力反應時，美軍所採取的應對措施。他認為“如果你信仰民主，那麼我會向你推薦這本書”，亞金說，“毫無疑問，導致‘九一一’發生的最深層次的原因是情報機構對資訊的僵化區分和保密處理──政府囤積了大量的資訊並當作權力的保障，甚至在極度危險的境地下仍不肯與外界進行交流。”而由於保密措施矯枉過正，本來有權獲知真相的民眾卻無法瞭解恐怖威脅離自己有多遠。亞金認為他這樣做是“以毒攻毒”，把一些所謂的秘密公諸於世，這本厚六百頁的書裏收集的三千個代號就是他準備用於炸開美國情報機構頑固腦筋的集束炸彈。

由於威廉．亞金早在一九七四——一九七八年間就服役於駐西德美軍的情報分析小組、擔任情報分析官，一九八一年退役後又從事軍事和國際安全事務研究，目前是數家美國大報的專欄作家和政治活動家，所以他的言論決不是空穴來風。亞金有十多本研究著作，其研究成果甚至數次推動美國政府相關政策的制訂。這次出版的《代號》引起了美國各界的廣泛關注，其中又以曾在一九九一年“沙漠風暴”行動中擔任聯軍空軍司令的查爾斯．霍爾內將軍（曾任美軍太空司令部指揮官，現任眾議員）的評論最有代表性。他指出：“這本書將震驚美國國家安全機構，亞金在書中向普通民眾披露了如此之多的秘密，但這些美國政府曾作出的維護國家安全的努力都是民眾應該知道的”不過他也承認，這本書將引發是否危害國家安全的爭論，“不幸的是這本書把外國情報人員耗費了巨大的財力和精力而不得而知的東西拱手相送，或許情報部門應該從中獲得靈感，該如何改進情報工作以及更好地保護我們的國家安全機密。”

無獨有偶。美國國會裏來自兩大政黨的議員們打破黨派界限，一致認為布希政府在第二任期內不會動搖幫助臺灣自衛的決心。特別是在布希就職演說中說，如果必要的話，美國將以武力保衛美國和友邦的自由。國會民主、共和兩党議員紛紛表示，布希的講話意味美國將繼續幫助臺灣保衛自己的民主制度和公民自由不受境外武力的威脅。來自蒙塔那州的共和黨參議員伯恩斯對美國之音說：“我們一直都是臺灣的友邦，我們在很久以前就下定了保衛臺灣的決心。這種決心將繼續下去。” 南達科他州新當選共和黨參議員圖恩說，布希所推行的這項政策顯示美國會捍衛臺灣的自由。圖恩參議員對美國之音說：“顯然，美國在那個地區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地區都有自己的國家安全利益，我不知道總統希望臺灣人民怎樣去解讀他的就職演說，但是我確實感到他在整體上展示了美國的一些政策目標。現在的問題是，這些政策的細節是什麼，又如何去達到這些目標。”參議院民主黨領袖助手理查德?德賓說，美國將一如既往、盡最大努力爭取臺灣問題得到和平解決。 德賓參議員對美國之音說：“我認為，美國已經表明我們會跟臺灣站在一邊。我希望， 我們需要把軍事力量派到那裏去的那一天永遠也不會到來。但我們的立場一直如此，而且會繼續下去。我們希望以最和平的方式解決中國和臺灣之間的分歧。”但這僅僅是“希望”，希望背後則是美國強大的軍事機器在撐腰。

四，中共已經徹底捆住了自己的手腳

當一月底賈慶林“紀念江八點十周年談話”披露後，美國國務院立即表示，美國的政策是希望兩岸透過對話和平解決歧見。這好像很正常。其實仔細品味一下又覺得很不正常。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在被問到對賈慶林的談話有何評論時表示，美國在研究他的演講內容，美國會仔細地加以研究，但他要重申，美國希望兩岸爭議和平解決，美國仍認為對話是兩岸解決爭端的最佳方式。

我們之所以覺得很不正常的地方，賈慶林的談話裏其實沒有一句談到武力，或是可以讓人感覺有武力威脅的話。即使如此，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依然要重申美國希望兩岸爭議和平解決……這到底是中共的記錄太壞了呢？還是美國政府正在不遺餘力地告訴中共美國的立場就是絕對不准動武！或許兩者兼而有之？

不論美國這次莫名其妙警告中共的動機何在，結局已經明擺在這裏了：中共積極爭取美國介入台海事務，本來想借機恐嚇臺灣；結果反而徹底捆住了自己的手腳。因為中共對付臺灣，除了“動武”就別無良策，而現在開門迎美的結果卻是換來了美國的仲裁：“對話”、“和平解決”（其實美國最清楚這等於是“不解決”、“解決不了”、“不了了之”）——背後則是“協防臺灣”的作戰計劃。而美國政府呢，雖然並不願意輕易捲入台海戰爭，但無奈自己是個民主政體，天天受到民意的擺佈，到時候也身不由己。在這樣錯綜複雜的形勢推演之下，胡錦濤爭取美國介入台海事務“絕策”不正好幫助臺灣擴大了臺灣的自主空間？

（二〇〇五年二月五日）

【第三節 從趙紫陽葬禮過程看中共的談判方式】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尤其對中共這樣的“威權”獨裁體制來說，就更是如此。因此，從中共對待趙紫陽葬禮的處理方式，可以看出其外交政策的某些特點。從而對兩岸關係的具體發展中，中共所實戰的談判手法，有所警覺。

一，軟禁到死，體現了中共的殘忍

北京時間一月十七日清晨約七時左右，趙紫陽病逝，海外媒體迅速報導了此消息。在海外媒體報導後不久，新華網發出簡短消息稱：“趙紫陽同志長期患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的多種疾病，多次住院治療，近日病情惡化，經搶救無效，於一月十七日在北京逝世，終年八十五歲。”沒有提及此前“病情穩定”的說法。僅僅幾個小時前，新華社還首次報導了趙紫陽的最新病況，稱病情趨於穩定，但只是對外報導，對內沒有報導。新華社發出極為簡短的兩行英文報導稱，趙紫陽“舊病復發”，不過在精心醫護下目前“病情穩定”。

趙紫陽死了，不僅死在政治屈辱中，更死在失去人身自由的軟禁狀態中，而他們，這些“崛起”中的大國的領導人們，本來是有機會，也有時間，至少在他臨死之前，象徵性地恢復他的人身自由的。趙紫陽去世前，他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這位遭到極不公正對待的老人，已經來日無多了。但是，他們還是執意地選擇了讓他以最屈辱的方式死去。另一方面，中國國家副主席、僅次於胡錦濤的實權人物曾慶紅，在趙紫陽過世的前一小時，即一月十七日清晨六時左右，曾到醫院“探視”。其時趙紫陽已經昏迷三天了。這個動態表明，中共的情報工作完成得相當出色，分毫不差。既起到了決不探視的作用，又給人留下了曾經探視的印象。非常狡詐。

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逝世，對北京而言，無疑進入一個神經高度敏感時期，當局擔由此而引發不穩定事件。趙紫陽逝世翌日，即一月十八日，一份《關於提高防範和處置重大突發事件能力》的議案，重新引起北京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關注。一月二十二日起，一年一度的北京市人大和北京市政協會議先後舉行。這一議案是二〇〇四年北京市人大和政協兩會的五大議案之一。北京市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對這一議案的落實相當關切。作為議案的承辦單位之一的北京警方日前表示，二〇〇五年，北京將會建設一張覆蓋全市的“內保防控虛擬網”，全天候監控全市所有重點部位的情況，一但發生突發事件，警方將會在第一時間作出反應。

北京市重提一年前關於設置“防控網”監控突發事件的議案，令人聯想到當局擔心趙紫陽去世會引發不穩定事件；多名中共元老及政壇名人要求參加趙的喪禮，趙家後人爭取最後機會重新評價，但中央認為八九結論不能變。 

二，全力以赴，封殺海內外悼念浪潮

中共當局確實擔心趙紫陽逝世會引發社會動盪。趙紫陽病逝後，中共中央和政府機關兩大系統迅速向各級現職官員傳達，嚴格要求現職官員不得到趙紫陽家中弔唁，還透過各自的系統向已離休的部級以上老幹部通報，中央已有專責小組處理後事。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黨校等都傳達了上級指令，中共黨員不准參與有關悼念趙紫陽的街頭活動，要“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否則將作嚴肅處理，甚至清除出黨。就連辦公室的傳真機都不准安置在自動檔，以免接收境外關於趙紫陽悼念活動的資料。北京各傳媒和出版社，也被要求加倍警惕，守好每一寸版面，不能刊登出版與趙紫陽有關或令人產生聯想的新聞和出版物。

北京警方也已進入高度戒備狀態，對天安門廣場、趙紫陽故居、各大院校校園及政府各大辦公大樓等加強了警戒。戴晴、劉曉波、曹思源、任畹町等一百多名自由作家和異見人士，以及那些與“六四”事件有關的人士，已被警方監視或軟禁。此外，幾名提出舉行悼念趙紫陽遊行的申請者，也被警方扣押。任畹町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說，趙紫陽逝世後，警方對他的監視的嚴厲程度，是這些年來從未有過的。江澤民時代，還有一些“禮遇”，雖然限制他的活動，至少還能在警員陪同下，在他的居住地通州買菜、逛商場、看病，但進入胡錦濤時代這一切都不允許了，連去通州區醫院看病都遭到禁止。 

三，儘量拖延，使時間對己方有利

趙紫陽逝世後，前後已有近千人前往北京富強胡同六號的趙紫陽故居弔唁。雖然中國政府因種種擔心而試圖低調處理趙的葬禮，但田紀雲等多名中共前領導人已要求參加趙紫陽的葬禮，更多的已退休的前政治局成員也表示要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前書記芮杏文的夫人、廣州前市長黎子流等多位政壇知名人士，前往趙家弔唁。黎子流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堅決反對中央對趙紫陽的處理手法。已故中共元老葉劍英、楊尚昆、習仲勳的後人，也紛紛前往拜祭或致送花圈，其中全國政協前副主席葉選平以“劍英後人”身份致意。此外，已故中共元老陶鑄、陳毅、胡耀邦、陸定一的家屬，亦分別致送花圈。

當局已同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為趙紫陽舉行遺體告別儀式。據趙紫陽家人披露，當局曾表示草擬一個趙紫陽生平簡歷，在遺體告別儀式上宣讀。不過，哪些人參加儀式、是否向公眾開放、如何描述趙紫陽的生平等問題上遲遲未做出決定。中央認為應對趙紫陽的評價一分為二，既承認趙紫陽對黨和國家作出過貢獻，但“六四”事件的結論不容有變。中央告訴趙紫陽家屬，對趙紫陽的善後處理總的精神是：趙紫陽對黨和國家作出過貢獻；他在“六四”事件上犯了錯誤；中央已設立專門小組辦理後事；要防止有人借機生事給社會帶來不穩定。

四，隱蔽意圖，關鍵時刻說假話

中共自由派人士胡績偉在《沉痛悼念紫陽同志》一文中明確指出：“趙紫陽同志含冤逝世，我十分悲痛。我是十七日早八點鐘得到這個噩耗的，十點鐘我就寫了一個很簡單的意見。我把這個短短一百多字的意見抄在下面：黨中央前總書記、國務院前總理趙紫陽同志，在長達十五年的軟禁以後，於今天含冤逝世。這是舉世震驚、全國悲痛、萬民哀悼的國殤！紫陽同志的偉大功勳將流芳百世，名垂千古！我沉痛地要求黨中央為紫陽同志舉行公開的隆重的追悼大會，為紫陽同志平反昭雪！到了十八日上午九點，老幹部局來人向我傳達了上面的幾句話：趙紫陽對黨和國家是有功的；趙紫陽在‘六四’時是有錯誤的；黨中央對他的處理是正確的；黨員要同中央保持一致。這個指示來的太晚，在二十二個小時以前，我的意見就發出去了。”正如胡績偉所說：“趙沒有錯，而且有大功，為什麼要把他軟禁起來，一直軟禁到死？退一萬步說，就算趙有錯，也應當按黨章處理。黨章第三十九條規定：黨的紀律處分有五種：警告、嚴重警告、撤銷黨的職務、留黨察看、開除黨籍。黨章沒有軟禁黨員的規定，更沒有無期軟禁的規定。所以，當時和以後的黨中央把紫陽軟禁了十五年，一直到死，這是違反黨章的，怎麼能說中央違反黨章是正確的呢？法律規定，任何人犯法，只能由司法機關依法審理以至判刑，任何機關、團體無權私刑拘押，更無權非法監禁。那麼，中央長期軟禁趙紫陽，這是犯法的，怎麼還能說是正確的呢？再說，胡錦濤同志上任以後，一再強調依憲治國，新中國歷屆憲法的基本原則是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得侵犯。那麼，趙紫陽是我黨的總書記，他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這還是正確的嗎？這就是依憲治國嗎？”胡繼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中共理屈詞窮。中共不僅在胡績偉面前如此，在世人面前無不如此，因此中共沒有別的辦法，只有一個策略：隱蔽意圖，關鍵時刻說假話。

趙紫陽女兒王雁南一月二十五日對亞洲週刊表示，家人與當局的商談仍然沒有結果，告別儀式的時間和具體安排都無法確定。目前，當局與趙紫陽家屬雙方分歧的焦點，是如何評價趙紫陽。官方曾指責趙“企圖分裂黨”，堅持要在悼詞中寫進他在處理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中犯有“嚴重錯誤”。但親屬不能接受這一結論。趙紫陽女兒王雁南身邊的一位人士說，趙紫陽生前從來都沒有接受過當局給他的這一結論，如果在悼詞中這樣寫，不是對逝者最大的不公嗎？家屬與當局的協商，仍陷於僵局。

就在這時，從香港傳來了事後證明是關鍵時刻的假話。一月二十六日，親共的香港《明報》發表消息稱：趙紫陽遺體告別儀式有望一月二十九日舉行。……當局放棄了原來堅持的要“全面評價趙紫陽一生”、包括寫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公報關於他在六四問題上犯錯誤的內容，而趙家也就此同意不發表趙紫陽生平、不提他受到十五年不公平待遇的事實。在此基礎上，雙方探討了遺體告別儀式的具體安排。趙家希望告別儀式星期六舉行，當局初步同意。星期三，趙家已與中共中央辦公廳人員一道，前往八寶山公墓，為告別儀式作準備。《明報》的報導又說，有消息人士透露，這次談判獲得突破，與溫家寶總理代表中央介入協調有關；當局如此決策，體現了中共新一代領導人的務實思想，云云。

後來的事態發展證明：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圈套和騙局。

五，暗渡陳倉，偷偷摸摸行葬禮

中共完全的、單方面的撕毀了對於趙家和社會任何承諾。儀式結束後中共新華社發表消息說：“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趙紫陽同志犯了嚴重錯誤。” 這充分體現了中共的談判技巧：欺騙，無孔不入的欺騙。

中共還報導說，這次儀式於週六上午九點（北京時間）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但趙紫陽的親屬稱，儀式在上午八點就悄悄開始了。為的是提前結束，好讓有些人來不及到場。這真是“偷偷摸摸行葬禮”。趙紫陽前秘書鮑彤在趙紫陽逝世後曾發表文章，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非法將趙軟禁近十六年，因此禁止他出現在遺體告別儀式上--事前把他帶到醫院裏向趙紫陽的遺體告別！絕大多數能夠參加趙紫陽遺體告別儀式的人事先都經過官方審查同意，個別人還冒著被員警發現的風險，從已經前去哀悼的人那裏偷偷借來出席證，為的是進靈堂裏鞠一個躬，表達自己的哀思。 趙紫陽的親屬對法新社說，估計大約有兩千人參加了悼念儀式，但是卻有一千多名便衣員警和政府工作人員在監視整個儀式的進行。

趙紫陽的遺體告別儀式並非像許多人推測的那樣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寬敞的北苑禮堂舉行，而是安排在場地狹窄的南苑。員警封鎖了從北苑到南苑的通道，沒有出席證的人不僅被拒之門外，還被員警驅散。從永定路到八寶山沿途公安武警和便衣隨處可見。官方代表中有王鋼，賈慶林等幾個人。德國之聲報導了趙紫陽遺體告別儀式。參加者告訴記者：告別儀式被儘量壓低規格，整個過程受到嚴密控制，現場氣氛很壓抑，趙紫陽並沒有從官方得到應該得到的認可。

參加了告別儀式的人介紹當時的情況：“靈堂外面完全沒有花圈，讓人感覺非常不對。因為任何一個人走了， 我們都希望在鮮花中為他送別。但外面卻什麼都沒有，人山人海，擠來擠去，因為地方太小了。有的朋友互相認出來了，想一起拍張照片，但是旁邊監視的員警是絕對不允許的，如果是膠捲，馬上曝光。進入靈堂後才能看到花圈，都是一個規格，直徑一米左右，沒有大花圈。花圈的上款都是一模一樣的：沉痛悼念趙紫陽同志。沒有任何人可以表示和死者有特殊關係或者對死者的特別關注。我問了好幾個和趙紫陽關係密切的人，他們都登記要送花圈。但是，那裏並沒有他們的花圈。個人送的花圈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喬石的花圈，看見喬石的花圈，我們就在問，那麼李瑞環的花圈呢？顯然是喬石堅持要送，李瑞環卻沒有。按照趙紫陽曾經擔任的職務，應當有中共中央，國務院送的花圈，但是都沒有。排在第一個的是中共中央辦公廳，排在第二個的是國務院辦公廳，第三是中組部，也就是承認趙紫陽是一個黨員，承認他在這兩個機構工作過，但不承認他是領導人。給我們的印象是這個遺體告別非常壓抑，當局是儘量降低規格，並且進行了嚴密控制。最後出的新華社的消息，還是稱趙紫陽犯了嚴重錯誤。” 

當天中共也特別加強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趙紫陽的住所四周以及各所大學的監視。葬禮舉行的二十九日同時也是受到國際關注的海峽兩岸春節包機五十五年來首次直飛，人們懷疑，中共當局所以安排趙紫陽葬禮在這一天舉行，恐怕是希望分散人們的注意力。北京政治學者認為，今天的中南海，不再像以往那樣有強人統治。鄧小平時代，鄧說了算；江澤民時代，江也還能說了算。但今天胡錦濤、溫家寶不再具有那樣的一言九鼎的權力，儘管他們成功封殺了趙紫陽後事的處理，但他們絕對沒有能力封殺臺灣自由民主的發展，因為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實體，不須看他人臉色行事。

（二〇〇五年三月九日）

【第四節 如何對抗“反分裂法”】

一、先揭穿“反分裂國家法”的語無倫次

二〇〇五年三月十四日，中共“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包括十條內容的“反分裂國家法”。

照例說，一國議會通過的法律應該是邏輯嚴密的。但是這十條“反分裂國家法”，卻充滿了語無倫次的矛盾。例如，其第一條提出“制定本法”的依據時，就偷換“國家”與“祖國”的概念，混用“國家主權”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明顯其毫無法理依據。在其他九條裏，該“法”同樣語無倫次，反復運用詭辯手法，把“大陸”、“中國”、“國家”、“祖國”等不同概念來回偷換使用，以達到“中共＝中國”、“中南海＝國家”、“大陸＝祖國”等“戰場上不能達到的目標”。該“法”甚至強行規定，中共併吞臺灣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真是當今世界的一大滑稽。

其實，如果依照該“法”，首先應該受到審判的是中共自己，是他們首先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蘇聯衛星國，導致中國分裂。現在卻說“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真是強詞奪理。如果中國的事情真的“不受任何外國勢力的干涉”，蘇聯卵翼的下中國共產黨怎麼可能奪取大陸政權呢？當年中共宣稱已經“解放全中國”的時候，顯然已經把臺灣列入“國外”的範圍了。可是現在中共自以為控制大陸業已穩當，又要來謀圖霸佔臺灣，又要反過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了。

即使從中共的強盜邏輯來看，該“法”的邏輯也是混亂不堪的：既然“祖國”尚未“實現統一”，那怎麼會有一個“國家”在那裏“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實現和平統一”？更可笑的是，這個“國家”既然已經存在了，又哪里來的“國家和平統一後，臺灣可以實行不同於大陸的制度，高度自治”？奇怪的事還有：這個現在還不存在的“國家”突然又在該法的第六條宣稱“國家採取下列措施，維護臺灣海峽地區和平穩定，發展兩岸關係”！並且開列出五條細目“國家依法保護臺灣同胞的權利和利益”！

到了第七條，這個幽靈國家又發佈命令說“國家主張通過臺灣海峽兩岸平等的協商和談判，實現和平統一”，好象它不是“海峽兩岸”的任何一方。還要討論“臺灣當局的政治地位”，但是卻沒有討論“大陸當局的政治地位”——這種幽靈計劃是不是對大陸當局太不公道了一點呢？並不是的。因為該“法”第八條所說“台獨分裂勢力”其實是中共自己，其方式就是用建立北京政權，造成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這個事實已經五十多年了，並非自今日始。

自從去年十一月以來，中共屢屢宣稱要制定的《反國家分裂法》，原來就是這樣一部漏洞百出的破東西。真是可憐，這個號稱十三億人口的“國家”。中共企圖通過制定反分裂法來“解決臺灣問題”，是其幾十年來階級鬥爭活動的必然結局，而與臺灣最近的局勢發展，並無必然的關係，因為不論臺灣如何退讓，中共遲早都會走到這一步的。這並不像有些好心人所認為的，是因為臺灣“急獨”，所以才刺激中共拋出該“法”。縱觀中共的“對台政策”，其基本策略從來沒有改變，從兩蔣時代就一直如此，其要點有以下幾個：1.不承認中華民國，想盡一切辦法要消滅它；2. 現在就把臺灣當作地方政府，儘管中共從來沒有統治過臺灣一天；3.積極提升解放軍戰力，準備隨時用武力攻佔臺灣；4.充分利用臺灣資金、技術、人才和企業管理經驗，拉住臺灣不放。

二、如何在國際間對抗《反分裂法》

在國際間，臺灣勢單力薄，要想有效對抗中共，一定要把美國拖下水。同時不能閉門造車，一定要看美國的態度，來調整自己的策略。

美國聯邦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李奇最近表示，儘管全世界都認為反分裂法充滿敵意並產生反效果，但中國還是堅持通過，這說明北京領導人受到的壓力不輕。他認為美國一定會信守《臺灣關係法》的安全承諾，如果中國單方面使用武力侵略臺灣，美國毫無疑問會履行《臺灣關係法》的義務。但如果兩岸的衝突，是因為臺灣單方面透過政治努力尋求獨立，那麼《臺灣關係法》將變得窒礙難行。他還指出，臺灣今天所以能夠維持實際上的自決，是因為臺灣並未積極尋求法理獨立，這就是模糊的好處，凡事不要講得太清楚，模糊可以帶來和平與繁榮。李奇同時也呼籲北京停止恫嚇和孤立臺灣。北京不是說要寄希望於臺灣人民嗎？恫嚇與孤立只會帶給臺灣人民的反感。為何不能讓臺灣參加一些沒有主權爭議的國際組織呢？與其定下統一時刻表，為何不從加強與臺灣的經濟文化關係下手呢？

我們認為，李奇指出了如何在國際間對抗《反分裂法》的一個很好的角度。那就是運用“不得單方面破壞現狀”的武器。

美國國會，比布希政府更加強烈地反對中共的反分裂法。共和黨重量級參議員馬侃，四月七日在美籍華裔團體“百人會”華府第十四屆年會致詞。他表示，中國制定反分裂法，要談兩岸統一，何不從自身的民主改革做起？馬侃說，臺灣自從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後，可以在短短十多年內發展出這樣一塊民主自由的樂土，令人欽佩。而看中國大陸的政治、人權，八九年天安門事件至今已有十六年，當年的民運人士還關在牢裏。他期望，兩岸若要和平發展，中國大陸應先學習臺灣的民主，從保護人權做起。

我們認為，馬侃指出了如何在國際間對抗《反分裂法》的另一個很好的角度。那就是運用“增進人權而不是削弱人權”這一武器。

如果能夠把握好上面兩個角度來運用上述武器，就可以形成交叉火力，有效突破中共的反分裂法對臺灣的包圍。

臺灣需要向國際間說明：中共通過反分裂法，加劇了海峽兩岸的緊張關係，損害了雙方本來就很脆弱的相互信任。中共通過單方面的“法律”來用軍事行動恫嚇作為事實存在的另一個國家臺灣，這種做法是個錯誤，既然犯了錯誤，中共現在就有責任去努力改善目前的環境和氣氛，積極促進與臺灣的睦鄰友好關係。美國政府如果不願意捲入兩岸的對峙之中，就要說服北京，停止危險的惡性循環。否則，聽憑中共發展下去，就等於縱容希特勒併吞奧地利的歷史重演，可能引起世界大戰。

三、如何從大陸內部對抗《反分裂法》

從中國大陸的形勢來看，經濟宏觀調控不斷、金融財政赤字呆帳不止、股市跌跌不休、房地產泡沫嚴重、能源供應吃緊、三農問題根深蒂固、50%大陸百姓無錢看病治病、全國各地上訪和維權運動方興未艾。可見上述社會矛盾問題要比臺灣問題嚴重的多，臺灣問題並不是最緊迫的生死存亡的問題。此外，從臺灣的政壇來看，兩岸關係正顯示有所緩和的時刻，為什麼要把制定《反國土分裂法》作為中國人大會議的重點議題呢？這其中必有深層的原因。

中國大陸各種矛盾和衝突日益加劇，中共拿不出什麼辦法來挽救股市和阻止銀行呆帳黑洞的擴大，更沒有辦法消滅貪官污吏的腐敗。所以中共要用臺灣問題來轉移目標，轉移矛盾，欺騙世人。因此，在人大會議上議決反分裂法就成了轉移各種嚴重矛盾的“法寶”。

反分裂法第八條規定“依照前款規定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它必要措施，由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決定和組織實施，並及時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報告。”規定中央軍委有權“先斬後奏”。中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是決定戰爭狀態的權力機關，而國務院及中央軍委通過反分裂法獲得授權發動戰爭，這不能不引起美日兩國強烈的反應，對中共自己不是件好事。

在這樣的條件下，臺灣需要加強對於大陸人民的宣傳工作，從內部瓦解其鬥志。臺灣期待中共的傳媒來替自己做宣傳是不現實的，應該自己動手來做。

臺灣可以說服大陸人士以下要點：

臺灣是華人世界的唯一民主政體，臺灣是唯一可以幫助海內外華人對抗中共暴政的國家。而像中共這個從不知民主為何物的獨裁國家，卻將十三億人民放在嘴上，這是二十一世紀人類文明的恥辱。十三億毫無權利的奴隸，不過是一小撮國家恐怖份子的遮羞布而已。一個真正把十三億人民放在心中的政府，不會將擴充武備的優先順位擺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之上，不會血腥鎮壓民主運動、民間宗教，並使人民流落海外。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為何不由人民直選國家主席？十三億的民意基礎為何只敢欽點接班？

中南海裏的一小撮人，應該摸著良心好好照顧十三億人民過上溫飽的生活，而不是拿著十三億人的血汗到處購買高價軍火，貪污浪費廣大人民的財富。一個發展中的中國，不去維護區域的穩定，卻成為不斷添增火藥的彈藥庫，這是玩火，絕不是十三億人中國的福氣。

四、如何在臺灣對抗《反分裂法》

中共的反分裂法制訂後，遭遇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彈，美、日、澳、歐盟等國一致表示反對和不滿，歐盟原欲實施的對中武器解禁也因此而被擱置。三月二十六日，數十萬臺灣民眾舉行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遊行，抗議中共的反分裂法。但是就在三二六大遊行當天，中共秘密脅迫台商奇美董事長許文龍發表退休感言，許在壓力下竟然表示胡錦濤與反分裂法讓他很踏實！中共的手也太長了一點，已經開始掏空臺灣的內部了。中共靠謊言和暴力起家，這個本質即使執政了五十餘年還是沒有絲毫改變，台商即使表態認同中共的作法，一旦和中共的蜜月期一過，還是會給自己帶來更大的災難。同樣，這也是不以臺灣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狼要吃羊總有藉口，羊同意還是不同意都不是關鍵，關鍵看狼是否是吃的動。而“共產狼”慣用的手法就是要在精神上使羊與它同流合污，在混水摸魚中繼續它的吃羊政治。我們應該看到，中共如此行事，挑戰的不只是臺灣，而是挑戰美國和人類文明道德的底限。當越來越多的人不願與它同流合污時，那就是中共垮臺之日。

在應對方面，有人主張臺灣也要立法對抗反分裂法。但是臺灣是民主國家，不可能由誰片面決定此事，必須由人民形成共識。這是非常重要的。臺灣要避免“香港化”，就一定要團結。民主社會一定要團結才有力量。就像美國，九一一以後迅速放下黨派歧見，一致對外，才能獲得反恐戰爭的勝利。

臺灣朝野可以認清：中共從未講過法律。面對國際的壓力以及臺灣民眾的反彈，中共將如何應對呢？我們認為：反分裂法的出臺本身，是中共為了應付國內部分強硬派人士的民族情緒的結果，而這種要求也是中共長期利用民族主義來維護專制政權的苦果。兩股力量交織到這裏，中共只好通過反分裂法下臺，推卸自己不敢動武的責任，因此這個“法”也不會真正實施。中共的很多法律推出以後都是這個結果，眾所周知，中共從來就沒有講什麼法律，國內的民眾不能上訪，上訪反而被當成壞人。而且律師也不能為訪民辯護，否則自己的自由都會受到剝奪。這就造成，想按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去做事的人，自己反而成為罪人。根據中共的這種現況，我們有理由預言說，中共只能制定反分裂法，而無力實施反分裂法。

五、如何在兩岸互動中對抗《反分裂法》

在兩岸互動中對抗《反分裂法》，不僅對臺灣有利，對大陸也有利。此話怎講？客觀的說，大陸能有今天，臺灣居功厥偉。若無臺灣資本、技術、人才、市場份額白白奉送大陸，大陸今天肯定不及俄國，哪里可能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蘇聯就是因為沒有一塊“白俄”的土地，所以不能向中共這樣鹹魚翻身。現在中共如果真的貫徹反分裂法，效果肯定適得其反，對他自己的殺傷力遠遠大於對臺灣的殺傷力。這一點需要向各個方面講明。

反分裂法產生的負面效應持續不斷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國際輿論普遍認為：中國通過的該“法”，不但破壞了正在改善的兩岸關係，使臺灣對抗中共的立場贏得舉世同情；而且增加了外界對中國提升軍力的疑慮，使中國的和平崛起的外交形象嚴重受損。例如，歐盟決定暫停解除長達十六年的對中共武器禁運計劃。而本來，歐盟已經頂住美國的強大壓力，基本決定解禁了。是中共自己拆了自己的台，這真是一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生動注解。美國本來反對歐盟解除禁運，而反分裂法的出籠正好給了布希政府和美國國會一個證據。反分裂法還破壞了一段時間以來中國所進行的和平外交努力。“和平崛起”是中國向亞洲鄰國以及全世界傳遞的資訊，而反分裂法中“非和平手段”幾個字足以使中國長年經營的和平形象毀於一旦。 

國際輿論已經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非和平手段”的問題上。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一名高級研究人員認為，北京應該對這種反應有所準備。他說，“當你把這條寫進法律裏、把武力攻打臺灣合法化的時候，你只能期待國際社會做出這樣的反應。它的負作用將遠遠超出這項法律在一開始所說的那些內容。”而中共在這個時候通過反分裂法，實際上正中美國的下懷，因為美國看到中共連年的軍事擴張，而其國內的人權，民生問題也在變得激化。鑒於歷史上獨裁者對外擴張野心造成的人類災難，美國也在考量“圍堵”中共的外交政策。恰在此時，中共發表反分裂法，美國將台海問題納入美國國際安全策略的一部分，就順理成章了。中共以為，早先有給美國通氣，當時美國反應低調，可以做了。沒想到美國反應這麼強烈。中共領導人的思想僵化害了自己，以為美國的“一中”政策就是允許中共對臺灣採取任何政策。本來中共有理由要求美國解釋美日安保協定，如今中共的外交部反而要給歐盟和美國作解釋，相對被動。

六、 《反分裂法》不說明中共敢於對抗美國

中共真的敢於攻打臺灣？我們來看看其致命的弱點：

近50%的石油能源靠海路進口；大量鐵礦砂從巴西和澳大利亞進口；大量銅礦石從智利進口；占GDP約70%的進出口產品要通過海路運輸；投入中國大陸的外資額與中共貪官污吏“外逃”資金額幾乎相等……中國大陸近二十年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外資不斷投入和進出口貿易持續增長，一旦台海戰爭發生，美國海軍必定封鎖中國港口和馬六甲海峽，來自國外的石油能源和礦石資源中斷，中國大陸產品無法大量從海路出口，中國大陸經濟立即遭受沉重打擊，外資開始撤退，工廠關閉，失業工人，上街抗議示威遊行，要求“反失業、反饑餓、反戰爭”，社會將動盪不己。在這種局面下，中共能打勝臺灣戰爭嗎？中共軍事將領們會對受沉重打擊的經濟負責任嗎？所以，再回過來看看，制定反分裂法對中共而言又有多少實際利益呢？從近期看有一點轉移視線的效應，但對長期而言，只能暴露中共的“戰爭法”不過是“紙老虎”。

但就是這個紙老虎已經引起美國國會對中共的強烈敵意。“百人會”的民意調查顯示，國會對中國的敵意，比美國民間更要濃厚。甚至國會的華裔助理，也憂慮自己接觸太多的機密文件，會重蹈上李文和的覆轍，被美國情治機構懷疑是中共間諜。調查顯示，國會助理中只有19%的接受調查者對中共有好印象；印象不好的人比率高達79%。愛德華.甘乃迪參議員的國防政策顧問歐陽沅說，很多議員都認為，在軍事上來說，中國是美國的威脅，因為中國不斷開發武器系統，有意在世界上有更大的影響力。

一百多年來，沒有一個亞洲國家敢於單獨向歐美國家挑戰。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日本是依仗一九〇二年的“英日條約”，才敢上陣的。一九四一年的太平洋戰爭，日本是依仗一九三六年的德意日三國同盟與一九四〇年的日蘇中立條約才敢上陣的。韓戰、越戰，中共都是與蘇聯結盟、依靠歐亞共產集團才敢於介入的。甚至連中越邊境衝突，鄧小平都是先到美國接了懿旨，才敢動手的。一九六九年，毛澤東不慎和蘇聯擦槍走火，一年多以後就嚇得趕緊向不共戴天的死敵美國求和，為了屈膝投降不惜犧牲接班人林彪，從此徹底改變了自己內政與外交。這樣一個從來沒有獨立作戰能力的政權，現在敢於向美國單獨挑戰？而且是在沒有任何一個重要盟國支援的情形下？

我們認為，這種可能性確實很低，除非中共想創造世界歷史。但胡錦濤不像這樣一個可以超越毛澤東、鄧小平的冒險家。

（二〇〇五年四月八日）

【第五節 “胡四點”及其發佈時機之意涵分析】

一、這三件事不是巧合

有三件事，在時間上很接近，在性質上很接近，顯然不是巧合，使人們不得不把它們聯繫起來予以考察：

1、三月四日，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探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革、臺盟、台聯界委員，提出“對台四點意見”：“第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絕不動搖；第二，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絕不放棄；第三，貫徹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方針絕不改變、第四，反對台獨分裂活動絕不妥協。”

2、三月八日婦女節，江澤民辭去國家軍委主席的辭呈在“人大”會上通過，香港的中共喉舌在這天報導，江澤民在離任前，委讬專家製作80件福建德化“中國白”瓷雕，主題為“鄭成功收復臺灣”，後來定名為“揮師收台”，送給軍委和國務院領導人。江澤民去職前對胡錦濤的軍事囑託是，“如果我們要對臺灣採取軍事行動，宜早不宜遲”。

3、三月十四日，中共“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包括十條內容的“反分裂國家法”。

首先很明顯，“胡四點”是配合胡錦濤接管“中央軍委”和即將出臺“反分裂法”而作出的即興表演。

很明顯，這個“胡四點”幾乎是對“反分裂法”的預告，就是沒有明確“武力”、“非和平”的字眼，以致于海外報道時竟然被他欺騙，說“胡錦濤提出對台四點意見，暗示放棄武力統一”。面對過去數月來發生在兩岸間的詭譎交錯，伴隨著《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係的四點意見》（簡稱“胡四點”）與《反分裂國家法》（簡稱反分裂法）的台，台海再次掀起狂濤，在中共的攪動下，兩岸局勢撲朔迷離、複雜難解。

二、胡錦濤上臺年余，國內外施政措施

去年九月十五日胡錦濤在紀念中共人大成立五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被外界普遍認為是他接替軍委主席的“親政”宣言，申明他的政治立場、觀點、策略：繼續奉行馬列主義和毛鄧江思想，繼續否定以分權制衡為核心的現代民主政治。其次胡錦濤九月十九日在十六屆四中全會閉幕會議上的講話，以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為由，批評“國內媒體打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旗號宣傳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民主、人權、新聞自由，散佈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否定國體和政權。針對這種錯誤，絕不能手軟，要加強新聞輿論管理，不要給錯誤思想觀點提供渠道。”並指責戈巴契夫是蘇東劇變的罪魁，是社會主義的叛徒，蘇聯、蘇共正是在他“西化”、“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衝擊之下解體的。

這與一九八八年解放軍鎮壓西藏人民示威抗議後，胡錦濤頭戴鋼盔出現在拉薩街頭，是一脈相承的……雖然，這可能就是鄧小平等中共老人鍾情于胡錦濤的主要原因，但這卻是胡錦濤本人和中國官方宣傳機器所一直竭力回避的。所以今年春節，胡錦濤還故意去貴州看望少數民族，來顯示自己不是屠殺西藏人的兇手。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十二月二十七日公佈的《二○○四年的中國國防》白皮書，與往年的國防白皮書比較，這次關於臺灣問題的闡述，突顯了胡錦濤的日益左傾，例如加上了“如果臺灣當局鋌而走險，膽敢製造重大‘台獨’事變，中國人民和武裝力量將不惜一切代價，堅決徹底地粉碎‘台獨’分裂圖謀”。反映了胡錦濤主政下，中國要求臺灣在棍子與胡蘿蔔兩個之間做選擇，而兩者的分隔標準，就是“一個中國”。可見胡錦濤已經把內政方面的左傾，延伸到外交領域中來了。

三、胡四點與江八點

所謂“江八點”，是指一九九五年江澤民提出的關於發展兩岸關係、推進和平統一的八項主張。那年一月三十一日，江澤民在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臺盟、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全國政協祖國統一聯誼會、中華全國台聯會、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等單位共同舉辦的迎新茶話會上，發表《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講話。要點是：“1、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2、對於臺灣同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文化關係，我們不持異議。但是，我們反對臺灣以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為目的所謂“擴大國際生存空間”的活動。3、進行海峽兩岸和平統一談判，是我們的一貫主張。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談判過程中，可以吸收兩岸各黨派、團體有代表性的人士參加。4、努力實現和平統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5、面向21世紀世界經濟的發展，要大力發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以利於兩岸經濟共同繁榮，造福整個中華民族。6、中華各族兒女共同創造的五千年燦爛文化，始終是維繫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也是實現和平統一的一個重要基礎。7、兩千一百萬臺灣同胞，不論是臺灣省籍還是其他省籍，都是中國人，都是骨肉同胞、手足兄弟。要充分尊重臺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作主的願望。8、我們歡迎臺灣當局的領導人以適當身份前來訪問；我們也願意接受臺灣方面的邀請，前往臺灣。 

和“胡四點”做一比較，我們首先注意到“江八點”發佈的場合要正式得多，這意味著對聽眾比較尊重。其次，“江八點”語氣比較緩和，不像“胡四點”那樣四個“絕不”，幾乎是最後通牒的口吻。最後，“江八點”基本是拉攏勸和，胡四點則是壓制勸降：“第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絕不動搖；第二，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絕不放棄；第三，貫徹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方針絕不改變、第四，反對台獨分裂活動絕不妥協。”我們用“勸降”一詞來概括“胡四點”的精神，是相當中肯的。

緊接下來不過十天，中共人大就通過並公佈了《反分裂國家法》，胡錦濤的四點意見中並未提到“不排除武力解決”或“以非和平方式”解決台海問題的內容，都由該“法”提到了。胡錦濤自己戴上了白手套，但是動手殺人的不是他，還是誰呢？他說當前兩岸關係中“出現了一些有利於遏制台獨分裂活動的新的積極因素”，台海緊張局勢“出現了某些緩和的跡象”，但“反對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的鬥爭仍然是嚴峻的、複雜的”，明顯是在分化臺灣朝野。所以有評論認為，胡錦濤所謂“遏制台獨分裂活動的新的、積極因素”和台海情勢“緩和的跡象”，應包括二月二十四日陳水扁和親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會面及晤談的十點共同結論。還有的評論認為胡錦濤對扁宋會有正面回應，他在未指名陳水扁或“扁宋會”的情形下，要求希望臺北履行扁宋共同聲明所重申的“四不一沒有”承諾和不透過“憲改”進行“臺灣法理獨立”的承諾，並回到“九二共識”，從而恢復兩岸談判。

四、“胡四點”硬的更硬，軟的更軟？

胡錦濤三月四日的講話，除了“四點意見”，還向臺灣喊話，表示只要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九二共識”，不管是什麼人、什麼政黨，也不管他們過去說過什麼、做過什麼，都願意同他們談發展兩岸關係、促進和平統一的問題。對胡錦濤的這番話，有評論認為是：“硬的更硬、軟的更軟”。還有的評論認為是“硬的方面反對台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軟的方面則不分藍綠背景，什麼人都可以平等協商、共議統一。可以說，這是北京方面對扁宋會十點共同結論的正面回應，向臺灣伸出了橄欖枝。”

其實這些都是錯誤解讀。因為“胡四點”只是十天以後公佈的“反分裂法”的預告，而三月十四日公佈該“法”以後二十多天，中共好不容易動員了三四十個外國來支援它所謂的“內政”，其中有的甚至拿民間團體來濫竽充數的：利比亞(04/08) 、羅馬尼亞(04/07) 、阿盟(04/06) 、吉布提、赤道幾內亞、剛果（布）、贊比亞(04/01) 、格魯吉亞 (03/25) 、津巴布韋、坦桑尼亞、聖盧西亞(03/25) 、羅馬尼亞(03/24) 、摩爾多瓦(03/23) 、科特迪瓦(03/23) 、黎巴嫩(03/23) 、蘇丹(03/23) 、貝寧(03/23) 、亞美尼亞(03/22) 、湯加(03/22) 、也門(03/22) 、尼日利亞(03/21) 、保加利亞(03/21) 、肯尼亞(03/16) 、埃及(03/20) 、布隆迪(03/18) 、納米比亞(03/18) 、加納(03/18) 、泰國(03/18) 、柬埔寨(03/18) 、阿聯酋、科威特(03/18) 、烏干達(03/18) 、幾內亞(03/18) 、克羅地亞(03/18) 、加蓬(03/18) 、尼日利亞(03/18) 、中非(03/18) 、衣索比亞(03/18) 、斐濟(03/18) 、巴拿馬(03/18) 、斯里蘭卡(03/17)……但全是窮國、濫國，對中共有所求的。（參見“人民日報強國論壇”2005-04-11：《請看外國政府、議會支援我通過〈反分裂國家法〉》）

由此可見胡錦濤其人的無聊、無賴。更加無聊、無賴的是，胡錦濤還首次提出了所謂“共同決定”論。胡錦濤指出，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全中國十三億億人民共同決定。他說這話一點都不臉紅，一點都沒有不好意思，一點都不覺得過份幽默了。他裝出一副民選領袖的模樣子，好像他真的代表了十三億人民似的。好像中國大陸是一個民主國家，就像美國或加拿大那樣有資格談論統獨議題。其實我們知道，如果有權投票，大陸人民一定會首先投票讓共產黨下臺，而決不會投票攻打臺灣！因為讓共產黨下臺對大家都有利，可以免除紅色恐怖的威脅，而攻打臺灣卻會讓自己的子弟送命。這筆帳，大陸的老百姓還是算得清楚的。

五、北京將對反分裂法進行補救？

美國國務卿孔多裏沙.賴斯三月二十五日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談到中共的反分裂法時說，中國瞭解到此法在國際社會造成負面反應，北京領導人也表示將會進行“補救”，至於怎麼做？萊斯說，“我們等著看。”前不久結束北京訪問的萊斯說，中國領導人告訴她，將會就最近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展開“補救做法”，北京表示反分裂國家法主要是為了內政理由而起草，不過他們也瞭解到，此法在國際社會有負面結果，“他們說了很多有關要如何試圖降低台海緊張”，“我們等著看，這將會是好的下一步。”

賴斯主要是在闡述布希第二個任期的外交成就，將擴大全球民主，為了避免布希政府的難堪，所以強調中共的溫馴。其實反分裂法從醞釀到出臺一直伴隨著胡錦濤急於鞏固自己軍政地位的腳步。胡錦濤希望通過欺侮臺灣，來在中國大陸人民面前扮演一個“強勢領導人”。中共政府並沒有像賴斯說的那樣知錯能改、正在做善後工作、低調處理反分裂法的負面影響。否則他們就不會動員那些窮國、濫國來支援自己、進一步擴大反分裂法的國際影響了。

六、與其等它補救，不如自救

四月十日臺灣中止新華社及人民日報在台駐點資格。

我們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致電大陸的一些朋友，瞭解大陸內部的反應。他們一致認為，這一招很厲害，堪稱“殺威棒”，有力回擊了反分裂法。使中共有苦難言，連發動一場針對臺灣的示威遊行都無法運作。

我們認為，此舉好就好在：有力宣示了臺灣的主權和尊嚴、宣告了臺灣朝野拒絕香港化的決心。在我們看來，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召開記者會，指新華社及人民日報在台駐點記者，“刻意扭曲事實，喪失新聞客觀專業立場”，是非常克制的、具有高度的外交素養。

我們認為，人民日報及新華社這兩家“媒體”，不是“具有濃厚的官方色彩”，其實根本就不是媒體，而是情報機構，它們派出的記者，大部分人的編制都在總參或是安全部。當年一個六四受到牽連的《光明日報》記者，她駐外的時候就是總參的特務，她的名字叫戴晴。因為她的名氣後來弄得很大，這個事實就被公開了。現在，臺灣全面檢討並暫時中止大陸中央級媒體到臺灣駐點採訪，真是太對了。因為這些特派員百分之百全是特務人員，是第五縱隊，對臺灣的危害太大了。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臺灣記者就此“驅逐事件”採訪兩位當事人（中共“中國新聞社”、“中央電視臺”駐台記者）時，其中中新社“記者”董會峰說了一句“大家都一樣，將心比心”後，就灰溜溜地跑了。什麼叫“大家都一樣”？他這個共產黨員顯然和我們不一樣。什麼叫“將心比心”？共產黨的心顯然不同於人類的普遍良心。

我們不禁歎息：臺灣人真是太好欺負了！連美國這麼一個自由民主的典範，都要把共產黨當作異類，外國人入境和入籍時，都需要一一填表登記，驗明正身。臺灣面對中共如此迫近的武力威脅，怎麼可以讓中共的第五縱隊，在臺灣自由往來，如入無人之境？！

（二〇〇五年四月十二日）

【第六節 中共掀起反日運動意在維持對美親善】

中共和日本的關係已經跌到幾十年來最糟糕的地步。政治學界指出，原因是兩國官方煽動民族情緒，來轉移各自的國內危機、安撫各自的國內民眾，結果唯有使得雙方的歷史和領土爭執不斷加劇。

中共政府允許幾個大城市的民眾發動反日大示威，抗議日本歪曲和篡改歷史、否定二戰罪行、淡化侵略歷史，結果反日示威一度從北京蔓延到廣州、深圳、上海，但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卻說，中日關係出現今天這樣的局面，責任不在中方。另一方面，日本外交部長町村信孝提出強烈抗議，要中共道歉與賠償。

反日示威，發生在中日經濟聯繫規模巨大的今天，不但說明中共並不以人民福祉為意，也說明日本對中共30年綏靖政策的失敗，以“養虎為患”形容日本對中共的政策是再貼切不過了。 

一，中共的盤算

細察中共的目的，其實是“掀起反日運動意在維持對美親善”。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日本首次在《防衛大綱》中把中共列為潛在威脅；不久前，日本又認為臺灣問題是東亞一大隱憂，這激怒了一向認為臺灣問題是內政的中共。

在這之前，人們常說，東亞只有兩個危險地帶，一個是臺灣海峽，另一個是朝鮮半島；現在，日本和中共也變成火源了。這對臺灣海峽和朝鮮半島的局勢，無形中倒發揮了緩和作用。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鄭宇碩說：“中日之間其實沒有出現新的重大問題，現在引發爭執的都是老問題。”他說：“不幸的是，中日領袖都要擺出強硬姿態，來處理兩國問題，以討好國內民眾。”

中共和日本還頻頻要求對方，停止在主權存有爭議的東海勘探石油和天然氣。近日來，日本也努力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據政治分析員的觀察，中共會嘗試阻止，不讓日本得償所願。

最近幾年，中日關係原本已經轉冷，兩國領袖沒有互相訪問。由於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不肯停止到靖國神社參拜，中共也就不願意邀請他到北京訪問。過去幾十年，當中日之間出現糾紛，一般上總是日本主動妥協；但是，近年來，日本似乎已改變這一態度。日本自民黨現在必須同右傾政黨競爭，所以，它也必須向右靠。日本國內經濟問題也迫使小泉政府採取強硬立場處理對外關係問題。比如，在一些日本人指責中共利用日本給予的發展援助金展開東海探油活動後，日本政府決定削減這類援助金，同時簽發准證，讓日本公司到同個海域探油。

親共人士認為，這是由於“中國新一代領袖也想讓國內民眾明白，新領導對日態度同江澤民時代不一樣，新領導對待日本會比較強硬，不像上一任給人較為軟弱的印象”，其實這是不對的，中共迅速鎮壓反日活動一事表明，中共根本不在乎民眾的感受，中共所玩弄的僅僅是戰略遊戲。

德國漢堡亞洲學院博士科爾納指出，中日不和的主因是亞太軍事力量的變化，他主張亞太地區建立地區安全機制，以防情況進一步惡化。科爾納指出，吳儀取消與小泉的會晤表明，中共方面主張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繼續施壓的一派，目前占了上風。

儘管表面上中日關係涉及日本歷史教科書、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但深層次原因則是“軍事戰略上的力量抗衡”，中日雙方也難以找到一個暫時解決的辦法。日本如今已經擁有一支現代化的軍隊和先進的軍事技術。而自從美國總統布什當政以來，華盛頓推動日本走向軍事正常化的路線日益明確，同時，過去幾年，在美國領導的反恐怖主義鬥爭中，日本軍隊朝著獨立自主的方向邁出了大步，這讓中共深感憂慮。中共還擔心，有朝一日，這會牽涉到台海問題。為了牽制日本，摩擦歸摩擦，中日貿易依舊在增長中。去年，中共已經取代美國，成為日本的最大貿易夥伴。這多少與中共對付臺灣的策略有些相似。

二、中共反日活動起因考

考中共反日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項：

首先，和平憲法使日本在主權層面上缺乏戰爭手段，與其衝突的結果壞不到哪兒去，不會惹火上身。

其次，雖然中共急需像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t，官方發展援助）那樣的外資，但日本已經決定2008年對華ODA“畢業”，所以現在有所動作對ODA已無影響。

第三，中日經濟互補不錯，但一黨專制之下不計經濟後果是常有的事，日資企業不過是中共手中的“肉票”而已。

第四，中日建交三十年來，日本從不敢對中共暴政說個不字，更不用說支持中國大陸人民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運動了，中國大陸人民因此根本蔑視日本。專制恐怖是這個民族五十六年來揮之不去的惡夢，日本人任何語言、行動上對中共的支持都會引起中國人內心的厭惡和反感，同時，美國人任何對中國正義事業的聲援和支持都得到中國人心中莫大的感激，我們從這一角度，就很容易理解“對日新思維”為何在學術界受到冷遇了。現在中共拿日本開刀，道德上風險很小。

第五，雖然日本在目前不批評中共，但其政界人士“該說就說”已顯示出日本對中共頗不耐煩之意，而“修憲”、 “入常”一旦完成，日本挾“日美安保新條約”之威，對中共做到哪一步就很難說了，於此“入常”問題讓中共進退兩難之際，製造機會表達中共對日本“入常” 的反對，亦在情理之中。

第六，中日之間的歷史和領土問題一直是雙方爭執的焦點，很容易挑起全國一致的民族主義情緒，在這一點上，我們大概已可體會出中共以往 “擱置領土爭議”的妙處了！ 

需要著重指出的是，近六十年的欺騙宣傳和血腥鬥爭，人文教育的缺席，使得中國大陸社會中充斥著粗鄙的戾氣，而且長期的恐怖壓力下，雙重人格和生命就有了同等重要的意義，盲從和順服就成了當今中國大陸的思想主流，這是狹隘民族主義得以滋生成長的豐厚土壤，並與中共的專制暴政形成了某種共生、互動的關係，在發生專制統治的逆轉之前，這應該是我們認識中國問題的重要出發點之一。 

就中共面言，生存危機是一個如影隨形的永恆過程，在當前和以後的相當時期，操縱民族主義都會是中共享以擺脫危機的主要手段，而中日間的問題，恰恰就是中共急需的煽情劑，所以並不需要真正去解決它。為了避免雪崩式的政治危機，有必要利用和主張大陸民眾的浮躁、盲從、順服的心態和民族主義思潮，以歷史和領土為藉口，發動反日示威，轉移面臨的危機。而日本媒體一度把中共作為一個正常、負責的政權予以看待的立場，本身就是一廂情願的，在此基礎之上的評論，當然會與事實相去甚遠，而呼籲中共理性處理日中關係，更是對牛彈琴。

三、中共軍費刺激日本情緒

日本反對派人士首藤信彥表示自己是一個自由派。但是他說，美國遭受九一一恐怖襲擊、中共大規模增加軍費、臺灣海峽出現緊張局勢、北韓核危機以及日本持續的經濟不景氣，這些因素都使日本感到緊張。日本準備修改二戰結束後美國要求它制定的和平憲法。另外，日本向伊拉克派遣了非作戰隊伍，並加強了與駐日美軍的軍事合作。美國對這些措施都持支持態度，因為希望日本幫助減輕美國在防衛日本方面的負擔。首藤信彥表示：“這樣的後果就是日本社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支持極端的右翼、民族主義或者沙文主義的情緒。我對日本人民未來的走向感到擔憂。”

日本在和中共，南北韓及俄羅斯的領土爭端中也在採取越來越強硬的姿態。日本反對派領導人表示，他們希望在預計明年小泉純一郎下臺之後能夠使日本的立場變得溫和一些。但是日本保守派表示，他們將繼續保有權力，因為他們代表日本的主流民意，那就是關注日本安全，並不再滿足于日本的和平主義立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看來仍將堅持強硬的立場。這種立場的表現之一就是他仍然每年前往參拜靖國神社。

小泉純一郎最近派出特使、高級保守派政治家山崎拓前往北京會見中共總理黃菊，以試圖修復最近因幾個中國大陸城市爆發反日抗議活動而陷入低潮的中日關係。雙方討論的議題包括日本首相參拜紀念二戰戰死軍人的靖國神社的問題。對於中共和其它亞洲國家而言，最令他們不滿的是靖國神社供奉著戰犯的牌位。山崎拓對中共方面表示，日本不準備修建一個新的，不帶宗教色彩的二戰紀念堂，也不會像有人建議的那樣為戰犯的牌位設立單獨的神社。山崎拓在返回日本之際表示，中國對參拜靖國神社一事非常關注，小泉首相將對此進行考慮。東京的評論人士認為，這意味著小泉純一郎將不會停止參拜靖國神社。小泉所在政黨的一位資深議員表示，小泉純一郎今年將繼續參拜靖國神社，但是將在時間上進行仔細安排，避開任何敏感的歷史事件紀念日。這一努力並不會讓中共滿意。

四、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中共雖然利用反日活動，但也清楚民間反日活動中潛藏著反共動機。北京為了避免發生大規模群眾聚集活動，五月四日上午就封閉了天安門廣場，任何遊客都不得進入。與此同時，北京市公安局加強戒備，在日本駐華使館外設置路障，並加派人員巡邏。這種戒備森嚴的陣勢讓黃金周的輕鬆氣氛蕩然無存，煞透風景。更讓人哭笑不得的是，中共的公安部門竟然在五一假期前，發出手機短信要求民眾不要參加未經批准的集會。各大學發佈緊急通知，要求學生們理智愛國，不要舉行任何活動。同時還公佈多條對違反規定者的處罰條例。看到中共如此大動干戈，為防止反日示威遊行的發生而不遺餘力，連中國大陸的順民們都不禁感歎：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早在四月十七日前後，中國大陸發生大規模反日示威遊行時，中共政府何在？如果中共當初就能夠依法辦事，制止暴徒衝擊日本大使館、砸搶日本料理店、毀壞日本在華企業的招牌甚至打傷日本人留學生，事情何至於此？又何需不擇手段地壓制示威遊行再次發生？這不僅沒有挽回中共政府的威嚴，反而給國際社會再留笑柄。 

日本各家電視臺在五月四日傍晚的新聞中幾乎都報導了中國沒有發生發日示威遊行的新聞。幾乎都用同樣的視點稱“中國封鎖了反日示威”。這不僅讓人聯想，既然如此，為什麼日前發生示威的時候，中共政府卻表現出無可奈何的樣子呢？當初日本媒體一再譴責中共政府放任了示威群眾的暴徒化，可中共政府無動於衷，視而不見。其強硬態度與“五四”前後判若兩人。如此翻臉無常的政府怎能取信於人？中共從放任第一次示威的發生到遏制第二次示威的出現，讓人感到其有利用民意與日本鬥法的嫌疑。

在反日運動看來，尤其令人不齒的是，中共竟然同意賠償日使領館損失。還說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修補與日本的關係”。中共外交部長李肇星五月十日與日本外務省高級副大臣逢澤一郎會談時作出以上的承諾。

五，龍永圖的洩底

五月十八日中共“博鼇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在配合“上海論壇”接受《大公報》與《洛杉機時報》專訪時竟然宣稱，“歷史問題雖然是中日關係重要的部分，卻不是中日關係的全部，兩國的共同利益遠超過彼此之間的分歧。”而中國人“不能以對歷史的態度來代替中國對日本的態度”。 

他舉能源問題為例指出，中共和日本都看似在爭奪石油資源，其實在石油問題上，中日的共同點現在比過去更多。過去日本是重要的石油進口國，現在中共也步入了同一行列。他說很多人認為既然兩國都在進口石油，就必定爭奪石油資源，實際上現在全球的石油資源還有供大於求的情況出現。中共和日本同時成為石油進口國之後，肯定引起人們對石油價格穩定、石油信道安全、石油生產地區政治穩定的關注。“大家都是在一條船上，共同的利益，哪怕是在敏感的能源領域，都遠遠大於分歧。” 

他這些話都是相當語無倫次的，其目的無非想緩和日中關係。但雙邊關係不可能像中共想像的這麼簡單，可以收放自如。

五月二十五日中共副總理吳儀突然取消原定與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的會面，提早結束訪日行程。這次事件早有先兆，中共外交部前晚未有按照常規再與日方聯繫，此舉已引起了日方的猜疑，但日方當時仍然堅信，已安排好的高層會晤不會有變。

其背景據認為和以下事態相關：在吳儀訪日前幾天的即五月十二日，日本政府宣佈決定與美國著手制定“共同作戰計劃”和“互相合作計劃”。這一計劃是今年二月雙方就“共同戰略目標”達成一致後的事務級磋商。這一計劃針對臺灣海峽和朝鮮半島，無疑刺激了中共敏感神經。五月十七日，日本政府披露有十八名日本居民的“本籍地”在釣魚島，有一百二十二名日本居民的“本籍地”屬“沖之鳥島”，這兩個無人小島是中日有爭議的領土，在吳儀出訪當天如此宣佈，北京認為是精心策劃的公然挑釁。

北京國務院新聞辦一位官員說，吳儀在日本期間，五月十九日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登上“沖之鳥島”視察，言談中蔑稱中共為“支那”，宣稱決定由東京都主辦招商大會，開發島上電力和漁業資源。這雖不是日本政府行為，而是右翼政界的惡劣動作，“但日本政府就不能對此有所表示嗎？”

六、中共防範的其實是美國

吳儀臨時取消與日本總理大臣小泉純一郎的會面，日本認為這是“不禮貌”的行為，但在中共內部強硬勢力卻引起一些叫好，也有中共媒體形容，這是“打狗（日本）給主人（美國）看。”小泉雖然挨了一記悶棍，不過，“狗的主人”卻在接連出招，不會讓自己的追隨者吃虧。據倫敦金融時報報導，美國派出了三位重量級的非正式代表，向中共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至少一成，並鬆綁外匯政策。這三個信使包括：開啟美中關係大門的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花旗集團副資深副董事長、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羅德斯（Bill Rhodes），以及布什的國家安全顧問史考克羅（Brent Scowcroft）。美國財政部透過三位信使傳達了強硬的態度：如果人民幣在未來六個月內不升值一成以上，將會受到美國國會的保護主義立法報復。到底人幣升值問題或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哪個對中共是較迫切的問題？也許這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聯繫，但人民幣與參拜神社，都反映出中共與美日在東亞爭霸的緊張關係。

以小泉長期的言行而言，很難說他是個強硬的右翼軍國主義者，中共政府也不可能不想進行外匯制度改革，而美國也不會天真到以為人民幣升值，她的貿易赤字問題就解決了。但在國際強權爭霸氛圍的相互激蕩下，三方態度卻越來越強硬。只是，美國貿易報復對中共立即的影響，遠比吳儀“不禮貌”的抗議行為傷害大多了。胡錦濤在未來的半年之內挺得住這個嚴厲的考驗嗎？ 

美國的種種動向當然在中共首要考慮之中，美國總統布什在第二任期的就職演說中，旗幟鮮明地把在全球實現自由民主，終結專制政治作為自己的使命，這無疑是包括中共在內的極權政權心中的夢魘，必須除去美國而後快，但是實力差距太大，而且歷史上、現實中美國一直關注、支持中國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運動，從而佔據著道德上的制高點，所以要炒作反美這個目標，不但藉口難找，而且結果難以予料，極有可能凶多吉少。

如果說目前的中日關係還是“政冷經熱”，那麼事態繼續發展已經在向“政冷經冷”的“雙冷”方向發展。中日關係的急劇變化，使中共的“和平崛起”面臨嚴峻的挑戰。客觀的說，中共的崛起不可能不傷害美國和日本的戰略利益，那麼從中共的角度來看亞太地區地緣政治的格局，就不能不警惕在“日本對中共頻頻發難”的背後隱藏了一個美日連手挖掘的戰略陷阱。

二戰以後隨著經濟實力的上升，日本重新取得了對於亞洲的主導權，但中共在亞太地區咄咄逼人的迅速擴張卻阻礙了日本在亞洲的政治野心，威脅了日本在亞洲的領先地位。遏制中共的強烈願望逐漸在日本流行起來。但是日本憑藉目前的綜合實力和外交資源，並無單獨遏制中共的足夠能力，恰逢美國早就視中共為潛在對手，遏制中共本來就是美國全球戰略的組成部分。但九一一事件的發生，迫使美國不得不將主要精力用於反恐鬥爭。近年來，中共的崛起速度似有加快之勢，增強了美國對華遏制的急迫感。在此背景下，美日便成了遏制中共的最佳搭擋。

七、中共反日運動的預後

讓日本充當遏制中共的馬前卒，不僅符合日本自身的地緣戰略需要，更符合美國全球霸主的本意。有了美國作靠山，日本在遏制中共方面就有了依靠。而對美國而言，讓日本充當遏制中共的“出頭鳥”，即可減少與中共正面衝突的風險，還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牽制日本的作用。而美國的這一考慮其實也是中共的策略：迎擊日本卻不敢觸動日本的後臺老闆美國。

美日實施對中共遏制，體現在軍事、外交、經貿等各個方面，但遏制本身是一把雙刃劍，遏制別人，也傷及自己。因此，為使遏制給自己造成的傷害減少到最低程度，美日對中共實施的是一種“攪局與擾亂戰略”，其具體內容就是在各個領域不斷對中共製造麻煩，尋事挑釁，虛張聲勢，使中共永遠繃緊政治神經，挑起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轉移中共政權對經濟建設的專注，使中共的資源配置重點由胡錦濤饞哈哈的“謀發展”轉向應對外部威脅。從最近日本在一系列問題上向中共發難的事件中可以看出，日本的主要手法就是接連製造事端，挑起和刺激中國大陸民眾的反日情緒，在中國大陸製造公共話題，以吸引中國大陸民眾的注意力，增強中國大陸民眾對外來威脅的危機感，使中共難以將精力集中于經濟建設，逐步瓦解中共的投資環境，粉碎中共專注發展經濟的政治意志，從而破壞中共增強綜合國力的“戰略機遇”。

早在冷戰期間，美國就曾通過製造這類戰略陷阱，瓦解了蘇聯霸權。里根總統為了解除蘇聯的威脅，實現搞垮蘇聯的戰略目標，推出了所謂的“星球大戰”計劃，以虛實兩手強化對蘇聯的軍事威脅，將蘇聯的主要資源吸引到軍事領域，對蘇聯經濟造成致命打擊。事實證明，雖然“星球大戰”計劃並不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但對蘇聯解體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星球大戰”計劃的推出，轉移了蘇聯內外政策的視線，迫使蘇聯動用大量外交資源與美國展開國際較量，被拖入前所未有的軍備競賽。

總體上講，美國當年的戰略陷阱是成功的。如今，蘇聯已不復存在，美日便將目標轉向最後一個獨裁大國中共，日本對中共的遏制僅僅是一個開頭。

中共目前若用當年對付越南的手段來對付日本，顯然無法向美國邀功，而只能起到向美國示威的作用，以便轉移美國的視線、緩和美國的壓力。中共自己對此也心知肚明。中共企圖逃避蘇聯滅亡的覆轍，拒絕與美國展開全面的惡性的軍備競賽。而掀起反日運動，正是其敲山震虎、力圖維持對美親善的最後法寶。如果這一招數也宣告失敗，中共就只有對日讓步，或是逐漸走向與美國的全面對抗。而那就意味著中共可能不得不步上前蘇聯的後塵。

（二〇〇五年五月三十日）

【第七節 中共走向反日立場有助於兩岸關係緩和】

一，突然席捲中國大陸的反日風潮

二〇〇五年四月九日，上萬人在北京海澱區示威，號召抵制日貨。這是一九八九年以來最大規模示威，超過萬名學生和民眾走上街頭，焚燒日本國旗，抗議日本“否定二戰罪行、淡化侵略歷史”。下午以後，就有上千名示威者在日本使館外聚集。當局出動武警在旁候命。有人朝使館丟擲石塊，不過沒有造成傷亡。人群在傍晚六時以後才開始散去。北京政府出動了數百名警察在現場“維持秩序和疏導交通”，卻袖手旁觀，讓示威者在海澱公園再次集會，宣讀反日聲明。

四川成都示威群眾砸爛店門玻璃的日資超市“伊藤洋華堂”，大批警員包圍現場勸導示威者離開，一些年輕人卻在現場高唱《義勇軍進行曲》，久久不願散去。中國大城市的反日示威活動，持續在深圳、廣州、珠海、東莞、瀋陽、上海、南寧、成都、長沙等城市蔓延。其中，深圳示威者超過三萬人，廣州超過兩萬人，上海則超過一萬。瀋陽示威者更向日本領事館丟擲石頭和潑紅油，並與防暴警察發生推撞。

與深圳接壤的香港，也有五千到一萬民眾參加，從港島維多利亞公園出發前往中環的特區政府總部請願。另據日本駐廣州總領事館掌握的消息，廈門也有六千人參加示威，珠海和東莞有一千五百人，南寧也有幾百人。儘管中共政府宣佈它已下令參加北京反日示威的民眾“保持冷靜與理智”，並加強警力維持治安，但日本官員認為中國做得不夠。日方指出，示威者抵達日本大使館時，保安人員允許示威者拋石頭。“他們讓示威者拋石頭，沒有制止，沒有逮捕任何人。” 

二，反日風潮的詭秘性

日本政府針對大規模反日遊行，向中共政府提出了抗議。說現在中國大陸的反日示威好像每週都會發生。“無論原因是什麼，我們都不會接受這種暴力破壞行為，並對此強烈譴責”，日本外務省的聲明說。 另一方面，日本外交部長町村信孝還召見了中共政府駐日大使王毅，對中國大陸群眾破壞日本使館和日本餐館等一連串事件，向對方提出強烈抗議，要中國道歉與賠償。王毅對町村信孝的反應說：“中國政府也不想看到過激的舉動……會繼續確保在華日本企業的安全。”但王毅避免向日方道歉。

而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卻說，中日關係出現今天這樣的局面，責任不在中方。他說，“日方必須認真對待並妥善處理侵華歷史等涉及中國人民感情的重大原則問題，多做有利於增進互信，維護兩國關係大局的事，而不是相反。”秦剛還表示，近日在北京發生針對日本的抗議示威過程中，中國政府一直要求示威群眾冷靜理智、合法有序地表達自己的態度，有關部門為此做了大量工作，以確保日本駐華機構和在華日本公民的安全。在示威活動過程中出現的個別過激行為是中方不願意看到的。……正是在中共這種不痛不癢的變相鼓動下，在上海發生反日示威一天以後，中國最新一波的反日示威活動四月十七日又擴展到了深圳、瀋陽、南寧等城市。中共官方媒體對先前的示威隻字不提，只有新華社與中新社發佈了多張遊行的照片，中共政府通過秘不公佈示威人數或其它詳情，來明顯縱容事態的發展，頗得毛澤東“放手發動群眾”的禍亂心傳。儘管活動是大學生們“自發組織”的，但顯然之前已得到官方的默許。因為在活動開始以前，現場已部署好大批警察。當局甚至在日本大使館外安排大型巴士將示威學生載返校園。目擊者說，示威者主要是一些大學生，但也有中學生參加，此外數千名都是旁觀者，警察則到處都是。

三，反日風潮被中共始亂終棄

情況一時之間好像對反日分子十分有力，中共似乎走上了民族主義的“康莊大道”。但其實反日分子的好景不長。很快，中共當局對待反日遊行的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由之前的支持甚至操控到緊接下來的壓制和逮捕。最明顯的動作是上海《解放日報》於四月二十五日發表“評論員文章”，稱近期發生的反日示威是帶有“不可告人目的”的“陰謀策劃”。中共的自相矛盾的說法不僅引起了海外媒體的吃驚和關注，也使得我們可以深入探討一下中共的動機和目的究竟為何。

四月九日以來的種種跡象表明，中國湖南長沙、四川成都、河南洛陽、廣西桂林、四川重慶；福建廈門、遼寧、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接二連三的大規模反日遊行，都是被北京政府挑起民眾的愛國情緒、一手操控的“造假遊行”。正如“美國之音”記者哈頓四月九日從北京報導的，“政治示威在中國是很罕見的。但是無論如何，沒有帶槍的警察星期六只靜靜地在一旁觀看這場示威。” 美國之音報導“有些學生表示，他們的大學和學校鼓勵他們參加示威。”而網絡消息甚至明確指出，此前“深圳反日示威主體居然是便衣武警”。 日本產經新聞認為：對一般勞動者的示威不報導的新華社報導此次反日遊行，強烈表明一是中國政府和共產黨下發了報導許可，二是默許了示威遊行。

那麼，中共為何突然變臉指控反日示威為“陰謀策劃”呢？

據《解放日報》評論員文章的論據說，“大量事實證明，最近發生的非法遊行，不是什麼愛國舉動，而是違法行為；不是什麼群眾自發的舉動，而是有著幕後的圖謀。”文章雖然聲稱“事實已經證明，在一些地方發生的非法遊行示威，背後有著不良圖謀和陰謀策劃，企圖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卻無法提出任何事實來證明自己的指控，顯然是一種政治誣陷。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中國官方已明確表示，他們不會再容忍更多反日示威，並已關押了一些在示威中故意破壞公物的抗議者。上海官方稱，近日已關押了四十二人。”

《解放日報》的文章還號召說：“中共黨員要明確認清這場鬥爭的實質，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肅性和嚴重性，自學地與違法行為劃清界線，進行堅決的鬥爭。”文章還要求全體黨員和廣大群眾“堅決站在黨和政府一邊，支持和幫助人民的執法機關嚴究違法分子、嚴懲犯罪分子，維護社會穩定，捍衛國家利益。”把鎮壓自己煽動起來的反日活動，提高到了對敵鬥爭的高度。

四，中共各派對日政策出現對峙？ 

針對中共官方自相矛盾的論調，《紐約時報》四月二十八日發表文章分析了中共官方媒體為何突然變調指反日示威為“陰謀策劃”。《紐約時報》認為，這暗示著至少部分中國領導成員，現在想把這場反日示威定性為一場企圖破壞中共領導的陰謀。這篇評論或表明中共黨內各派在對日政策上出現對峙狀態。《紐約時報》指出，《解放日報》這篇措辭嚴厲但並未立即出現在其它主要官方日報的評論文章，只所以令人感到“震驚”，就是因為它與官方早前的描述群眾自發表達對日本暴行憤怒的說法“自相矛盾”。 比如在四月十二日，在中國大陸部分城市爆發一系列反日示威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還在記者招待會重申說：“這次抗議示威活動是北京市部分群眾由於不滿日方近來在對其侵略歷史等問題上的錯誤態度和做法，而自發舉行的。” 

難怪北京一家官方報紙的高級編輯透露說，《解放日報》的評論文章是有意嚇唬群眾。然而怪罪《解放日報》和上海當局是不對的，因為我們知道，早在上海《解放日報》於四月二十五日發表“評論員文章”的前三天，四月二十二日，公安部就已經發出警告：“不要參加未經批准的遊行”，並威脅“對借機打砸等行為將堅決依法查處”。

在中國大陸，反日示威活動已將中日關係推至三十多年來的最低點，中共公安部的這項警告明確顯示中國共產政權決心結束這些示威活動。聲明又說：“未經公安機關批准，通過互聯網和手機短信發起組織遊行示威的，也是違法行為。”互聯網是召集這麼多人群一起上街的主要因素，也是當局感到最難以控制的。 

北京當局之所以對反日遊行又推又壓，既想通過利用民眾愛國情緒轉移執政危機，又怕老百姓示威提出其它訴求，危及自己的統治。有分析人士認為，當今中共貪污腐敗橫行，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由於長期打壓各種正教信仰團體導致社會道德崩潰，在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的情況下，中共沒有能力控制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遊行，反日遊行可能成為國內民眾發洩對中共不滿的火山迸發口。

五，中日緊張，兩岸緩和

在有關中共“變臉”行為的各種分析中，似乎都忽略了兩岸關係的要素。

更少人意識到：中共與日本關係的緊張，有意無意與兩岸關係的緩和同步進行。

我們只要看一個簡單事實就可以說明問題了：

上海《解放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四月二十五日）以後僅僅兩天，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率國民黨大陸訪問團登陸大陸。

四月二十七日在南京，“謁中山陵”“參總統府”“觀夫子廟”“游秦淮夜景”

二十八二十九日在北京，“胡連會：相隔六十年歷史性握手”“賈慶林會見”“中台辦會談”“北京記者會：發佈新聞公報”“北大演講”“故宮題對聯” “老舍茶館看戲”

三十日、五月一日西安：“機場講話”“母校感言”“參觀兵馬俑”“祭拜祖母”

五月一日上海：“機場講話”“陳良宇會見”

據中共傳媒報道，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率國民黨大陸訪問團圓滿完成八天七夜的訪問，五月三日離滬返台。行前，連戰表示，希望楊柳青時憶故人，還能和大家在一起。 

陳雲林授權宣佈：大陸同胞贈送臺灣同胞大熊貓。同時宣佈：將開放大陸遊客赴台游，十八種台水果免關稅。胡錦濤就發展兩岸關係提出四點主張。胡連會談、五共識、汪道涵會見、王在希談成果……連戰更是發表了許多“感言”：來自人民內心的歡迎，比什麼都寶貴；歷史無法改變，未來卻可掌握；北大：為民族立生命，為萬世開太平；和平奮鬥救中國，中華民族要揚眉吐氣；追隨革命先行者腳步，共同努力圖強；六十年實在太久，大陸的建設無法比喻；抵南京：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啟程：願推動兩岸互惠互利共存共榮……

更進一步，追隨連戰訪問大陸的宋楚瑜，更是在大陸反日運動完全徹底的平息之後登陸的的。

宋楚瑜與夫人啟程到中國大陸前，中共《人民日報》網站就仔細刊登了宋楚瑜在大陸的訪問安排。官方新華社指宋楚瑜可能在五月十日或十一日與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見面，但報道也說宋楚瑜在北京行程尚未最後敲定。 

五月五日，宋楚瑜一行從臺北出發前往香港；在香港轉機前往西安；晚上中共陝西省委舉辦晚宴款待親民黨大陸訪問團。

五月六日，宋楚瑜一行到達黃陵縣祭黃帝陵；同日登機前往南京；出南京機場簡短談話。

五月七日，宋楚瑜一行拜謁南京中山陵；中共江蘇省委舉辦晚宴款待訪問團；然後宋楚瑜一行登機從南京前往上海。

五月八日宋楚瑜一行拜訪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先生；參與台商座談；並從上海登機前往長沙。

五月九日，宋楚瑜前往湘潭掃墓。

五月十日，宋楚瑜一行登機從長沙前往北京。

五月十一日，清華大學演講。 

五月十二日，會見胡錦濤。

五月十三日，返回臺北。

從上述的兩次訪問的日程安排看，顯然與中國大陸的反日運動，在時間上有密切的巧合。至於其深層原因，也許只有操縱反日運動的中共當局心知肚明。但是從局外人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中共利用反日運動來為連宋的訪問進行某種熱身準備。轉變中國大陸的“仇台”氣氛為“仇日”氣氛。

六，中共可能聰明反被聰明誤

有分析人士認為，胡錦濤政府狡猾地利用了中國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向日本施壓，同時疏導了民間的反日情緒。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教授愛德華•弗萊德曼發表文章說，春季是世界各地學生抗議示威的季節，比如日本學生曾抗議美國把武器運到日本港口，美國學生抗議美國政府參與南非的種族隔離。中國的青年學生也不例外，他們現在也上街舉行反日遊行。弗萊德曼進一步指出：“ 中國學生示威的不正常的地方是，通常學生示威都是抗議自己政府行為不端的地方，比如他們應當抗議中國政府因為石油利益而去支持屠殺自己人民的蘇丹政府。我懷疑中國學生是否瞭解中國支持這個全世界都在譴責的政府這件事，我也懷疑中國學生是否真正瞭解現今世界的結構，是否瞭解日本現狀。我認為中國年輕人在意識形態上受到政府的誘導，過去強烈反蘇，現在激烈反日。” 

美國《紐約時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周看在採訪了一名參加一周前北京示威的學生後發表報道說，警察把示威者圍成一組一組的，讓他們輪流拋石頭，然後對他們說：“你們已經發洩完憤怒了，夠了”，就把他們用大轎車運回校園。這名學生對記者說：“這一半是示威，一半是政治秀。”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個木偶。

學生的感覺是對的。在利用完了學生轉移鬥爭大方向，把中共的主要敵人從前些年的臺灣政府變成了現在的日本政府以後，中共政府立即把“犯規”的學生和市民投入監獄，甚至卑躬屈膝地“負責修繕受損的日本使館”。

中共外交部官員通過與中共關係密切的媒體證實，中方將修繕因四月反日示威受損的日本駐中國各地使館設施，“談判細節還在進行不能過多透露”。同時為保存顏面，中方不會因為反日示威向日方道歉。

這是一筆不小的賠償。據日本官方統計，四月份在中國大陸各地爆發的反日示威中，日本使館共有二十多塊玻璃被砸，大使官邸通迅設施被破壞。日本駐上海總領館內散落的石頭和碎片至少有五千個、礦泉水瓶約五千個，另有兩台計算機、四十一處玻璃窗被砸，建築物外牆有一百六十九處被墨水瓶等雜物擊中。儘管日本政府官員在積極修補日中雙邊關係，但是那些站在日中關係最前線的普通日本商人，已打算把資金轉移到其它國家。

在上海一家日本船運公司擔任翻譯和談判代表的安田說，“日本中小型公司在中國擴大投資的時代就要結束”，在反日騷亂過後，“人們開始在俄羅斯等更遠的外國市場查找新機會”。日本智庫帝國數據銀行隨後公佈的民調也顯示，計劃在中國投資的日本公司已有三分之一中止計劃或重新考慮計劃的可行性，其它已迅速改善基礎設施的臨近國家如越南，可能成為日本投資的新選擇。

由此可見，中共走向反日立場雖然有助於兩岸關係緩和，但是對於中共自身卻可能是一場新的冒險的開始。中共即使能夠善始，其能善終乎？

（二〇〇五年六月三十日）

【第八節 中國大陸退黨風潮研究】

一、退黨風潮是真是假

七月七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景田在中共“國務院新聞辦”的新聞發佈會上發表講話，宣稱“就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這個主題，向大家介紹有關情況，並回答大家的提問”。中共“人民網”當天從北京發出報道，強調“前段時間境外個別網站發佈了所謂數以千計的黨員要求退黨的消息，還刊登了一些人的退黨聲明。經過調查，中組部副部長李景田指出：‘這是別有用心的人造的謠言。’據對其中一些所謂刊登聲明、要求退黨黨員的情況進行瞭解，發現或者是查無此人，或者是某些別有用心的人為一些早已定居國外的人編造的故事。謠言裏包括一位著名的作家，叫孟偉哉，孟偉哉聽到後十分氣憤，已向有關媒體聲明自己並沒有退黨。李景田向記者公佈了一組數字：2004年，全國申請入黨的人數是1738萬人，比2003年增加了135.7萬人，增幅為8.5％。2004年，全國共發展黨員241.8萬名，比上一年增加18.3萬名，增幅為8.2％。”

很明顯，中共又在撒謊。因為海外網站上的退黨數字本不是“數以千計”，而是超過了百萬。難怪第二天主導退黨活動的法輪功方面就組織了反擊文章（田園：中組部出面闢謠說明什麼，“看中國”2005年7月8日報道）。指出自從《大紀元時報》發表“九評中國共產黨”以來，截至七月七日為止，已經有超過二百八十萬人在大紀元網站發表了三退聲明（退黨、退團、退隊）。並舉出中共駐悉尼總領館外交官陳用林出走並宣佈退出中共、原天津市公安局國保局警司郝鳳軍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發表聲明與中共決裂、已經出走加拿大4年的原中共瀋陽市司法局長韓廣生公開退黨、一名中共派駐比利時魯汶大學的職業學生向比利時政府投誠……等事例，說明“九評引起的退黨大潮還在向縱深發展”。

李景田的發言頗有不尋常之處。據考證，這次記者會是中組部有史以來第一次公開響應關於退出中共的“敏感問題”。同廣受譴責的中宣部一樣，中組部也是一個中共黨內的特務機構，所以找遍北京的街道找不到“中組部”的招牌，查遍北京的114台查不到中組部的電話號碼，網上搜索“中組部”網站也不會返回任何結果。這樣一個特殊機構從幕後走到台前來發佈新聞就足以說明，中共已經認識到退黨事件造成的危機不容忽視，不得不使出其慣用的撒謊伎倆來圓謊。

要研究“中國大陸退黨風潮”，不能聽中共一面之詞，也不能聽法輪功一面之詞，而需要中立客觀的第三方視角，這樣才能求得真相。要研究“中國大陸退黨風潮”，不能不從“原中宣部文藝局局長孟偉哉宣佈退出中共”這一新聞事件說起，這倒不是因為孟偉哉退出中共事件是雙方的角力重點，而且因為這一事件確實充滿了疑竇和戲劇性，不僅是新聞事件，還是最早和最為經典的退黨案例。

二、真假孟偉哉退黨事件及其互駁

去年十二月七日，在海外中文網站上，出現了“孟偉哉宣佈退出中共”（博訊2004年12月07日）的聲明。孟偉哉宣告：

我是山西省洪洞縣人，一個著名作家和畫家。歷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人民美術出版社社長，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秘書長、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局局長，國家新聞出版署專員。讀過《九評共產黨》，有些話要說。

1980 年初，我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現代編輯室副主任，讀到《四•五論壇》上面的文章，介紹遇羅克事蹟，並附有其妹遇羅錦文章。文章中留有電話。我撥通號碼，接電話的人正是遇羅錦。我約她寫作，遇羅錦答應。這就是《一個冬天的童話》的童話的開始。《當代》刊發時，我起草了編者按，其中寫道：“當今年初我們同作者商討寫作計劃時，作者把有關遇羅克的內容叫做《一個冬天的童話》，而把她這一部分叫做《又一個冬天的童話》。這是這個題目的來歷。”由於《當代》只刊登了遇羅錦部分，秦兆陽將標題中的“又”刪去，編者按中的文字也相應做了修改。

那時我是同情民主運動的。可惜後來我為了做官和應酬，不惜諂媚上級，一起燈紅酒綠，出入按摩院，甚至拋棄自己的妻子，也可以說是作惡多端了。結果我染上了惡疾，生命受到威脅，在百般無奈下，我偷偷練習法輪大法，果然產生了奇跡。我雖然是一個老革命，但自從參加法輪功強身健體以後，就不斷遇到麻煩。

我必須在共產黨和自己的生命之中做一個選擇。現在我為了自己，宣佈退出中共，做一個乾乾淨淨的中國人！

我以七十歲的經驗 、五十歲的黨齡號召大家：退出共產黨！ 

歡迎和我聯繫：mengweizai@yahoo.com 

孟偉哉的這一聲明受到海外法輪功人士的熱烈歡迎。

三、兩個三天，兩次轉折

然而，僅僅三天以後，事態就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12月10日新華網發表消息說，“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致函新華網，授權刊發中國文聯原黨組副書記孟偉哉同志的嚴正聲明。”聲明全文如下： 

12月8日夜間，我獲悉一家中國境外網站說我退出了中國共產黨，十分吃驚。為此，我嚴正聲明如下： 

1、我於1953年4月在朝鮮戰場第一線加入中國共產黨，半個多世紀來，忠誠堅定，從無悔意，“退黨”之說，純屬造謠誣衊，毫無根據。 

2、我的父親孟守義是一位革命烈士，共產黨員，犧牲于抗日戰爭。我在朝鮮戰場負傷致殘。對我父親和我曾經從事的戰鬥經歷，我感到無尚光榮。 

3、我自幼受中國共產黨教育，是在党的培養下，在軍隊和革命戰爭以及和平年代的工作中，上了大學，並成為一名作家，我不會忘記党的培養和教育。 

4、我離休幾年來，仍未停止文學創作和繪畫，仍在中國藝術文化普及促進會擔任會長，為我們國家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貢獻自己的微薄之力。 

5、我至今交著黨費，在黨的基層組織裏過著黨員生活。 因此，所有關於“退黨”之言，全系徹頭徹尾的惡意造謠，毫無根據。 

我，孟偉哉，過去是共產黨員，現在是共產黨員，至死都將是共產黨員，永遠不會背叛偉大的中國共產黨！ 

孟偉哉 

2004年12月9日

……

事情並沒有到此結束，又是“僅僅三天以後”，事態就又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12月12日，總部在美國的法輪功新聞網“大紀元”又發出了署名孟偉哉的最新聲明，嚴辭批評新華網的孟偉哉聲明是偽造的。大紀元的孟偉哉聲明說，他對冒名頂替感到憤怒。大紀元的孟偉哉聲明質問說，文聯和新華網發表我的《授權聲明》時，為甚麼對“我參加法輪功、閱讀《九評共產黨》的事情，隻字不提？”大紀元的孟偉哉聲明說：“文聯和新華網根據我的檔案材料編造我的聲明，但你們能夠出示我的親筆簽名的聲明原件嗎？”（其實親筆簽名的聲明原件在網上已有，不過沒有向一個正式的國際法庭提交。）聲明最後說：“我，孟偉哉，過去是共產黨員，現在已經不是共產黨員，將來至死都不會再是一個共產黨員，更不會到陰間去拜見禍害人類的卡爾．馬克思！” 

其全文如下：

如果有人冒名頂替我去幹壞事，我的反應不是“吃驚”，而是憤怒。

現在當我知道中國文聯黨組和新華網，竟然不惜聯合盜用我的名義發表所謂“中國共產黨黨員孟偉哉嚴正聲明”，以欺騙海內外輿論的時候，我的反應就是憤怒，而不是吃驚：這樣的事，在中國共產黨的光榮歷史上，可是屢見不鮮的了。 

但是我依然很想知道，文聯黨組和新華網的袞袞諸公，在編造我的“授權聲明”的時候，為什麼對我參加法輪功、閱讀《九評共產黨》一事隻字不提？既然我參與法輪功練習的“錯誤”已經得到了“赦免”，為什麼有關部門在各種問題上還要對我繼續進行“無微不至”的刁難呢？ 

公平的說，惡意造謠的，不是我的退黨聲明，而是文聯黨組和新華網聯合盜用我的名義編造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孟偉哉嚴正聲明”。請問，你們可以根據我的檔案材料編造我的聲明，但是你們能夠出示我的親筆簽名的聲明原件嗎？ 

為了消除這個假聲明的惡劣影響，為了在我的垂暮之年維持最後的尊嚴，我不得不再度出來，抵制所有的威脅，在此宣告： 

我，孟偉哉，過去是共產黨員，現在已經不是共產黨員，將來至死都不會再是一個共產黨員，更不會到陰間去拜見禍害人類的卡爾.馬克思！ 

孟偉哉 

2004年12月12日

四、 哪個是真？哪個是假？

這樣針鋒相對的筆墨官司真是天下奇聞，自然引起了國際媒體的密切注視。“美國之音”記者海濤從香港發出報導，認為圍繞北京作家孟偉哉是否聲明退出中國共產黨的問題，互聯網上出現了孟偉哉的兩種立場截然相反的聲明。新華網說，應該以新華網的聲明為准，但是，其它一些中國人認為，孟偉哉退黨聲明，似乎可信性要更大一些。記者海濤甚至直接給海外孟偉哉公佈的電子信箱（mengweizai@yahoo.com）寫信，尋求答案，但是這個孟偉哉卻沒有回音。記者海濤於是給新華網負責人周錫生打電話，周錫生認為，如果沒有孟偉哉的親自出面核實，最好還是以新華網的聲明為准：

周：孟偉哉？你見到孟偉哉了？ 

記者：沒有。 

周：那麼，你的消息從哪來的呢？ 

記者：海外網站上刊登的。 

周：海外網站！我們網站既然已經（把孟偉哉聲明）全文發佈了，你要看哪個網站？孟偉哉本人沒給你說這個話，那怎麼是你看到的這個消息呢？你說是不是？ 

記者：海外網站上，今天又發了一個“孟偉哉”的聲明…… 

周：海外網站，不是新華網，也不是孟偉哉登的。我們要說的，已經都在新華網上說了。 

對此錯綜複雜的場面，中國大陸的活動分子是如此看待的：

1、張祖樺：真假難辨

北京的中國憲政學者張祖樺說，他看到了有關的聲明，很難分辨誰真誰假。張祖樺說：“我估計第二個聲明，有可能是官方所為，主要是怕引起連鎖反應。 我們在國內看到的，只是第一個聲明，第二個聲明出來後，我們就感到真假莫辯了。” 

2、浦志強：若信甚麼功，此舉很可能

北京律師浦志強說，如果孟偉哉真是信了甚麼“功”，那麼他很可能做出這些舉動。浦志強說：“按說他這個年紀，要信了甚麼功，還真沒准要退。很多人，都是高級幹部，信了之後，就一往無前了。” 

3、孫文廣：新華網怕連鎖反應

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認為，新華網刊登出的“孟偉哉聲明”，是害怕這種退黨行動引起連鎖反應。孫文廣說：“因為在共產黨內，這種信仰危機，已經是很明顯了。很多人，長年不交黨費，也不參加黨的活動。在六四時，我們山東大學也有黨員宣佈退黨，貼出大字報，然後，‘組織’做工作，說不要退啊，然後，就不退了，儘量避免引起連鎖反應。”

另外，海外民運組織“中國和平”的動向也值得注意。

《大紀元》發表了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之後，海外民運組織“中國和平”於十二月三日發出倡議書“呼籲廣大中共黨員退黨”，許多中共黨員紛紛在大紀元新聞網開設的“退黨網站”以及其它網站和論壇上刊登公開退黨聲明。僅僅過了四天，就發生了孟偉哉公開退黨事件。然後，再經“中國和平組織 ”與孟偉哉本人核實，說是孟先生公開聲明退黨確有其事，並因此正受到當局的壓力。十二月八日，法輪功屬下的“中國和平組織主席唐柏橋”（聯繫電話：212-244-2722），公開表示，他與孟偉哉有過聯繫，證明其退黨是真的。

事實上孟偉哉退黨聲明發表後，許多記者向他提出了採訪要求，他卻只在十二月八日在互聯網上發表了“孟偉哉最後的聲明”。他在聲明中說，“兩天前我委託友人在論壇等處發佈文告，正式宣佈退出中共。兩天來我收到許多熱情的讀者來信，大部分鼓勵、贊同，少部分懷疑、辱駡。有許多記者朋友提出了採訪的要求。對此我表示萬分感謝。”孟偉哉先生的退黨聲明已受到國家安全機構的警告，他在聲明的最後表達了自己的無奈和決心，“但是目前的形勢發展已經使我礙難從命：國家安全機構已經在大家之前預先‘採訪’了我。從現在開始，我不得不保持沉默。因為我畢竟已經是七十老人了。威脅利誘和嚴刑拷打都不是我願意面對的‘考驗’。再見了，共產主義的神話。” 

五、一波未平又起一波

如果說上述情況已經離奇萬分，下面還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又過了兩天，2004年12月14日，大陸作家傅國湧在海外網站上發表署名報道《劉曉波、余傑、張祖樺被捕原因解密——因為“涉嫌向海外非法提供情報，證實孟偉哉退黨一事確屬事實”》。全文如下：

根據我們瞭解的最新內幕情況，中國異議作家劉曉波、余傑、張祖樺12月13日突然在北京被捕，其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涉嫌向海外非法提供情報，證實孟偉哉退黨實屬事實”。這一點甚至連三位當事人自己也不明白，中共為什麼突然會抽風一樣地“文明執政”。

大家知道，海外組織“公民議政”（《中國人權》資助）的負責人唐柏橋先生曾經宣佈：他和孟偉哉先生本人核實過，孟偉哉的退黨行為確實屬實。而根據我透過海外朋友瞭解到的內幕，唐柏橋和他周圍的人，沒有一個認識孟偉哉先生和孟偉哉周圍的朋友，那麼，唐柏橋先生是從哪里得以核實孟偉哉退黨這條引起軒然大波的“重大國際密聞”的呢？顯然，是劉曉波、余傑、張祖樺這幾位和《中國人權》過從甚密的朋友幕後提供的。而唐柏橋本人，現在連孟偉哉的電話和住址都搞不明白，他一個湖南人，連北京的路都不認識，又去哪里“核實”孟偉哉退黨事件呢？

作為消息靈通人士，我可以負責任說：我的消息來源絕對可靠。根據我的消息：孟偉哉先生退出中國共產黨一事，不僅絕對可靠，而且已經牽連了這麼多人被捕，尤其可見其已經讓中共領導人嚇破了膽。《大紀元》的《九評共產黨》真是影響深遠！可以說是石破天驚。現在通過中共自己的逮捕行動，表示中國歷史的新時代已經破曉了，那是否就是“新唐人時代”的開始呢？

傅國湧是一個多產作家，但是經常口不擇言，這次又不知為了什麼，五天之後到12月19日又在《大紀元》上發表文章“闢謠”說“緊急聲明：我沒有寫過這樣的文字”，全文如下：

昨天有記者來電稱，海外中文論壇上有人轉引我的評論說“劉曉波、餘傑等此次事件是因為證實了孟偉哉退黨”，問我是否屬實。我當即回答自己從未寫過這樣的評論，一定是有人弄錯了，或者是捏造的。當時我還沒有看到此文，直到今天才讀到一位朋友從網上轉來的原文，深感震驚。此文題為《劉曉波、余傑、張祖樺證實孟偉哉退黨》，出現在海外中文網絡《萬維論壇》上，署名“傅國湧”。首先，我孤陋寡聞，還是第一次聽說《萬維論壇》，更不用說給它投稿。其次，從文章內容來看，“根據我們瞭解的最新內幕情況”，“作為消息靈通人士，我可以負責任說：我的消息來源具有絕對可靠”這樣的口吻與我的文風相距何止萬里，我寫的評論從無“最新內幕情況”透露，所依據的都是公開出版的報刊、書籍和正式網絡新聞，我與此文中涉及的劉曉波等三先生都疏于交往，其中張先生更是從無聯繫，用餘傑的話說就是：“我們與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此次他們三人出事，我大為震驚，並為他們的遭遇和這個老大民族的命運感到憂慮，但對其中內情並無所知，所有消息都來自公開的報道，又哪里會有劉、余、張“證實孟偉哉退黨”這樣的“最新內幕情況”可以提供！況且我從來都不是什麼“消息靈通人士”，更沒有任何“絕對可靠”的“消息來源”！順便說一句，“我的消息來源具有絕對可靠”這樣的病句也是我寫不出來的。

我一向信奉“用真姓名發表負責任的文字”，只要是我寫下的文章，我會為自己寫下的每一句話負責，但對於不是我寫的文字，我既不願擔負任何責任，也無意佔有不應屬於我的任何榮譽。在這個複雜詭譎的時代，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我願意以自己的方式堅持獨立思想、獨立寫作，與這塊苦難深重的大地同呼吸、共命運，我鄙視所有見不得陽光的行為。

我相信，平時留意我文章的讀者讀過此文就不難辨識，這樣的文章是我所寫不出來的。我希望此文的真正作者能夠站出來，不要張冠李戴，將自己的文章署上別人的姓名，這是不負責任的行為，不僅是對自己不負責，也是對所有讀者的不負責，而且嚴重侵犯了他人的名譽。儘管如此，我還是願意以最大的善意去臆測此事，我不想說這一定是別有用心者所為（或者真的是有人把作者弄錯了）。敬請海內外的讀者朋友明鑒。

這位“傅國湧”的怪誕舉止不僅如此，又過了僅僅一天到12月20日，他就又寫出了《傅國湧給女友的私人信件：我不得不寫出這樣的文字》，來為自己開脫，全文如下：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可能奇怪，作為《大紀元》、《新生報》、《北京之春》等自由報刊的專欄作家，我何以出爾反爾，言而無信，一會兒報道“劉曉波、余傑、張祖樺證實孟偉哉退黨”（劉曉波、余傑、張祖樺被捕原因解密——因為“涉嫌向海外非法提供情報，證實孟偉哉退黨一事確屬事實”），一會兒又在《大紀元》上發表《傅國湧緊急聲明：我沒有寫過這樣的文字》，予以否認。

我並不是這樣一個寡廉鮮恥的人。我也不是僅僅因為我不想失去作為專欄作家的優厚報酬而隨便改變立場和觀點的御用文人、賣身文人。

事實上，我只是想證明：孟偉哉先生確實退出了罪惡的泥潭中國共產黨。同時我也想營救一下我雖然並不敬重卻頗有幾分憐憫的老人作家劉曉波、多產作家余傑和前任共青團幹部張祖樺——讓大家知道他們只不過向海外證實了孟偉哉退黨的真相，並非什麼“涉嫌向海外非法提供情報”和“危害國家安全”！

出於這一良好的願望，我還把“劉曉波、余傑、張祖樺證實孟偉哉退黨”（劉曉波、余傑、張祖樺被捕原因解密——因為“涉嫌向海外非法提供情報，證實孟偉哉退黨一事確屬事實”）一文，發送給孟偉哉先生，希望聲援他，並引起他的關注，營救為了他而被捕的作家劉曉波、余傑、張祖樺。同時我請求孟老：把“劉曉波、余傑、張祖樺證實孟偉哉退黨”（劉曉波、余傑、張祖樺被捕原因解密——因為“涉嫌向海外非法提供情報，證實孟偉哉退黨一事確屬事實”）一文，傳送給更多的人知道，並給我一個簡短的答復。孟老很快就給我回信了。沒有多說任何話。只有三個字：“沒問題！”這給我很大的鼓勵。

我不知道孟老向多少人散發了我的文章，但我相信，一定不少，否則我的文章怎麼引起如此巨大的反響！並不是我想出名都想瘋了，也不是我過分在意專欄作家的豐厚報酬。而是因為我尊重事實：我確實能夠證明：劉曉波、余傑、張祖樺被捕的原因，就是因為“涉嫌向海外非法提供情報，證實孟偉哉退黨一事”！當然我的消息來源並不是他們三人，而是我在北京的其它友人，嚴格的說就是中國政府裏面執行逮捕政策的那些人們。由於某種歷史的誤會，我“結識”了他們其中的某些人。但我現在對這樣的結識十分後悔、厭惡，並決定立即結束這種令人作嘔的關係。

當然事情過後，我有些擔心：我的好意可能會給別人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基於這樣的考慮，我根據《大紀元》的要求寫下了我的第二篇文章《傅國湧緊急聲明：我沒有寫過這樣的文字》。這是不得已而為之，但並不等於說我放棄了第一篇文章裏的下列信念：

作為消息靈通人士，我可以負責任說：我的消息來源絕對可靠。根據我的消息：孟偉哉先生退出中國共產黨一事，不僅絕對可靠，而且已經牽連了這麼多人被捕，尤其可見其已經讓中共領導人嚇破了膽。《大紀元》的《九評共產黨》真是影響深遠！可以說是石破天驚。現在中共通過自己的逮捕行動，表示中國歷史的新時代已經破曉了，那是否就是“新唐人時代”的開始呢？

既然這是我的任何榮譽，我為什麼要放棄呢？

直截了當地說吧，中共邪教政權依靠無恥暴力鎮壓大法，絕沒有好下場！我一向信奉“用真姓名發表負責任的文字”，只要是我寫下的文章，我會為自己寫下的每一句話負責！在這個暴力專政的時代，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期待第二次解放，我願意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去迎接勝利！希望你將來為我作證，我並沒有撒謊，我是不得不寫出這樣的文字。

傅國湧2004年12月20日

（以上見http://bbs.omnitalk.org/politics/messages/52090.html）

六、不是結論的結論

孟偉哉退黨事件前前後後如此撲朔迷離，使得不在其中“操作”的人們，很難斷言其內幕究竟如何。但是有一點卻大致不錯：孟偉哉退黨事件是中國大陸退黨風潮的典型案例，值得研究；而且其研究結論很可能與整個退黨運動的縮影相似。孟偉哉退黨事件在整個“中國大陸退黨風潮研究”這一課題中的重要性在於：隨後不久，世界各地的“百萬人退出中國共產黨，民主自由大遊行”運動，就陸續展開，且方興未艾。

而從上述情況綜合看來，中國大陸退黨風潮裏各方角力的跡象十分明顯。這可能因為牽涉其中的訴求是如此迫切，因而充滿了“非常規運作”的痕跡，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第九節 從朱成虎講話看中共的戰略意圖】

一、放言核戰的朱成虎

中共“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朱成虎少將七月間在北京昌平的國防大學防務學院會見常駐香港的外國記者時，以流利的英文十分正式地表示，他相信中國政府現在面臨修正“不首先動用核武”政策的內部壓力，藉以向外界表明，中國為了捍衛臺灣的主權，不惜動用最具威力的武器。朱成虎強調，戰爭的邏輯就是，“弱勢一方需要盡最大努力來擊敗強勢敵手”，“我們沒有能力與美國進行一場傳統戰”，“我們贏不了這種戰爭”。朱成虎還說，如果美國用飛彈和導向武器攻擊中國領土的目標，我想我們只能用核武反擊。中國準備犧牲西安以東城市，而美國也必須做好被中國摧毀一兩百個城市的準備。他知道自己的這些言論肯定會被報導出去。

據有關資料，朱成虎過去對美言論一向強硬。 二〇〇〇年二月，時任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的朱成虎，在解放軍報網站發表題為“維護一個中國原則是台海和平的基石”的文章，說在台海問題上，如果美國實質性介入，美國的決策者不得不考慮可能承受的巨大壓力和可能付出的高昂代價：“中國不是伊拉克，中國不是南聯盟（前南斯拉夫），中國是個非常獨特的國家：一方面她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另一方面她還是一個擁有一定戰略還擊能力和遠程打擊能力的國家。與中國這樣的國家兵戎相見恐非明智之舉，美國的決策者對此也是心知肚明的。”

這位朱成虎乃中共軍隊創始人朱德之孫子。資料顯示，朱成虎一九五二年一月出生于安徽省當塗縣，一九六九年入伍，畢業於“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國防大學研究生班、軍事學院參謀班。歷任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外訓系主任。中國國防大學於一九八五年成立，位於北京西北郊，是中國最高軍事學府，直屬中央軍委領導，主要任務是培養陸、海、空三軍高級指揮員，高級參謀人員和高級理論研究人員，同時研究戰略和國防現代化問題。中國國防大學防務學院的前身是國防大學外訓系，至今共為一百多個國家培訓了數千名高級軍官或政府官員。去年八月，中國國防大學成立防務學院，取代了外訓系。 目前，解放軍共有二十多所院校和培訓機構擔負對外培訓任務，而國防大學防務學院則是對外培訓的最高學府，旨在通過培訓外國高級軍官和文職官員，促進中外軍事以及安全方面的交流與合作。

一九八八年，他曾在美國國家戰略研究所進行了半年的客座研究。一九九四年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進行一年研究。到過二十多個國家進行過“學術交流”如講學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等。長期以來，朱成虎的教學和研究重點是：中美關係、臺灣問題、中國防務和亞太安全問題。他在中國和海外發表了兩百餘篇論文，主要著作有：《中美關係的發展變化和趨勢》、《走向二十一世紀的大國關係》、《當代美國軍事》等。而在香港組織外國記者參加這次會談的則是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會”執行長袁金浩。朱成虎講話時他一直在場。袁金浩對記者說，朱成虎講話前開宗明義說明，他所講的只是“個人觀點”。而在今年早些時候，北京大學組織的“中國專家的英文講座”中，講課者當中也有朱成虎，他一身戎裝，英文流利，兩三個小時侃侃而談，顯示了他對中外軍事現狀和歷史以及對英文的掌握程度。他主講的題目是：“中國國防政策(CHINA DEFENSE POLICY)”。他主要講了幾個方面：中國國防政策的主要內容；制訂國防政策的依據以及國防政策特點。談到中國國防政策的特點，他主要談到了其“防禦性”和臺灣問題的重要性。他說，中國國防政策“深受中國軍事傳統和軍事文化的影響。”由此可見，他不大可能僅僅代表自己發言。 

二、解決臺灣問題不靠實力，而靠決心

簡單回顧一下，就可以發現朱成虎對美張牙舞爪，可能意在恐嚇臺灣。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在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接受中共《環球時報》記者崔傑通等人的採訪時，朱成虎對世界格局、中美關係、中日關係、臺灣問題、美國戰略導彈防禦系統和經濟全球化等問題作了回答。強調“臺灣問題對中美關係至關重要，臺灣問題始終是中美關係的晴雨錶。”他還叫囂說：“臺灣問題對中國牽制太大，影響到中國與其它大國的關係。臺灣問題不解決，中國的崛起無從談起。臺灣問題不解決，中國用於軍備的開支就不能減少，經濟上要做出犧牲。據我個人估計，中國因臺灣問題每年直接或間接要花費一千至一千五百億元。從外交上講，只要臺灣問題不解決，其它國家甚至一些小國都可以對中國打臺灣牌。總的來說，我是個主戰派，對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持悲觀態度。經濟上和外部環境都不具備和平統一的條件。解決臺灣問題不是實力問題，而是決心問題，當然決心要受多方面因素的牽制，如要保持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良好環境，美國介入等因素。雖然美國54%的人反對介入，但美國介入不可避免，關鍵是美國以何種方式介入。美國如果介入肯定是局部的，其介入方式很多，如為臺灣提供武器裝備、提供情報資源等，其介入程度是逐步升級的。如果美國介入，日本的動向值得關注。根據日美同盟條約，日本依據條約勢必也要介入，但日本到時真的會依條約行事令人懷疑。在我看來，日本肯定會以自身利益為中心，中國讓日本保持中立是可能的。中國的實力越強，美國介入的可能性或程度就越小。中國很多人反對以非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認為武力解決成本高，而且不一定能很快解決，就是沒有想到戰爭可能會打得很漂亮。因為首先從力量對比來看，無論是空對空還是海對海的具體比，還是空間上的縱向對比（如臺灣三萬多平方公里，只有一萬平方公里地方可以排兵佈陣，在地理上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都不足以跟大陸對抗。其次，臺灣人心向外，幾乎每人都有他國護照，其戰鬥力值得懷疑。再次，反共、反台獨教育在臺灣素有傳統，一旦打起來，軍方是否會支持一個台獨的政府令人懷疑。”

在談到NMD和TMD問題時，朱成虎認為這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而不是技術問題，美國是想以此來獨霸世界和捆綁一些盟國，而且以此來帶動美國高科技發展維持自身經濟持續發展。在被問到未來幾十年內是否會發生大規模戰爭時，朱教授認為像海灣戰爭那樣規模的戰爭在未來不大可能出現，因為那樣的戰爭成本太高，而通過經濟競爭完全有可能達到戰爭所要達到的目的。 

同樣一個朱成虎，在二月間還認為“像海灣戰爭那樣規模的戰爭在未來不大可能出現，因為那樣的戰爭成本太高，而通過經濟競爭完全有可能達到戰爭所要達到的目的”，何以到了七月間突然獸性大發，竟然叫囂要打核大戰？兩種態度之中必然有一種是詐。而在我們看來，這正是在實踐他自己所說的“解決臺灣問題不靠實力，而靠決心”，是通過不惜對美一戰的姿態，來恐嚇臺灣屈服。

三、北京拒不否認朱成虎之說

事件發生後，朱成虎的談話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並受到強烈批評。美國國務院表示，這種言論是“高度不負責任的”。美國一位國會議員則表示，這種言論是“赤裸裸的威脅”，是“登峰造極的愚蠢”。那麼，在這種巨大壓力下，中共方面的反應如何呢？

很能說明問題的，第一，朱成虎僅僅表示他的恐嚇即如果美國在臺灣海峽衝突時攻擊中國、中國將使用核武器毀滅美國幾百個城市的說法，是被某些外電“斷章取義”了。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第二，北京仍然拒絕澄清朱成虎是否代表官方立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僅僅說，朱成虎將軍的話只是個人觀點，但是，拒絕澄清朱成虎將軍的話是否同時也代表中共政府的立場。中共國防部則不願發表評論，只說朱成虎發表談話的場合是由外交部所主辦的活動。兩個部門故意捉迷藏，給人一種捉摸不透的感覺，這正是北京所尋求的心戰效果。故意讓人猜測，中共是否已經修改了一九六四年以來有關“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國際承諾。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第三，中共媒體絲毫沒有報導朱成虎談話的軒然大波。同樣對於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的談話，大陸的新聞媒介也絲毫沒有報導。僅僅在北京政府出資的香港大公報上，才遲遲發表了一條簡訊說：大公報記者星期六聯繫了朱成虎本人，朱表示，他的講話是有前提的，外電某些解讀是“斷章取義”，至於怎樣算是“斷章取義”，大公報的報導說朱“沒有做進一步解釋”。 

中共宣稱，中國大陸和臺灣一定要統一，並且反復表示將不惜一切代價阻止臺灣獨立。而美國布什行政當局則一再表示，美國將不惜一切代價阻止武力攻佔臺灣的任何企圖。中美兩造地軍方都認為中美在臺灣問題上存在發生衝突的可能性，雙方的軍方內部也都對衝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問題進行了探討。美國軍方在二〇〇二年年初對美國國會提出了一份秘密報告，談到了在台海衝突中對中國使用核武器的規劃問題。但是到目前為止，美中雙方政府或軍方還沒有人像朱成虎將軍這樣，公開以如此明確的措辭講述使用核武器的殺傷和毀滅範圍。

在中共官方新聞媒介對朱成虎談話風波保持沉默之際，中國大陸的網民通過其它渠道得知了有關消息，一些網民通過《人民日報》的網站發表了各種評論。有的網民表示，朱成虎的談話表現了“中國軍人應有的氣魄”；但有的網民則哀歎自己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被中共政府劃入戰爭犧牲者的行列。針對朱成虎將軍有關中國準備讓西安以東的城市全部被毀滅的說法，網民們諷刺說，“看來在西安以西的房子將來有升值的潛力，老夫準備先下手為強”。 

四、各方輿論對朱成虎談話的反響

1、華盛頓郵報報道，在中國核戰略問題上發表類似見解的還有中國軍事科學院教授、戰爭理論和戰略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羅援大校。另外，中國副總參謀長熊光楷上將1995年曾經對當時的美國助理國防部長傅立民表示，美國人“關心洛杉磯，勝過關心臺北”。華盛頓郵報認為，朱成虎談話引起的反彈使中國威脅變得更加令人擔憂。在北京的外國記者眼裏，中國當局對解放軍並沒有影響力，在臺灣問題上，說了算的看來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不管這將對中國的國際形象有什麼代價。

2、金融時報報道，朱成虎的談話所反映的中國軍方鷹派在核戰略上的立場，讓華盛頓的鷹派抓住了中國好戰的證據，敦促布什政府在貿易和投資方面對中國實施更嚴厲的限制。目前美國國會正在準備通過一項對中國進口商品實施27.5%關稅的議案，而且國會呼籲布什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不要批准中海油收購美國的優尼科石油公司。預計，五角大樓下星期發表的中國軍力情況報告將比往常更具批評性。金融時報還認為，美中兩國如果在戰略問題上沒有一個明確的承諾，並公開表示雙方願意進行緊密接觸，他們的政策將為雙方的鷹派所左右。 

3、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亞洲問題專家譚慎格指出，過去人們認為臺灣光靠防禦性武器就能應付海峽兩岸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但朱成虎發表這番談話改變了人們這種看法。譚慎格說：“朱成虎少將發表這樣的看法，將可能使美國不僅必須認真考慮向臺灣大量轉移武器，美國的軍事戰略家們還必須做好在敵對勢態發生時、在戰略上做出迅速核反應的準備。因此，朱成虎少將的談話使臺灣海峽的形勢更加不穩定。”譚慎格還認為朱的談話是心理戰。他同媒體發表這些談話，顯然得到了中國軍方的認可，是在搞心理戰，他的威脅可能比當年熊光楷發出的威脅更大：“毫無疑問，這將影響美中關係。而且美中關係現在就已經受到了影響。自從羅斯福總統政府那時候起，美國歷來就措辭溫和，但手中握有大棒。中國人卻嘴上強硬，手中握的是一個小棒。” 譚慎格說：“6個月前，鮑威爾國務卿曾經說，當時的美中關係是歷史上好的時期，但是美國政府決不會再講這樣的話了。”

4、香港的軍事觀察評論員郭堅說，朱成虎少將在中國軍隊是一個鷹派，這不是他第一次談論中國的核戰略。他說，中國搞核武庫，目的是具備威攝力。因此，朱成虎無論是作為一名少將軍人，還是作為一名教授學者，完全可以發表他個人的看法。郭堅說，中國軍隊的核戰略問題上，朱成虎少將的看法代表了軍方的意見，至少是軍隊鷹派的意見。郭堅說，西方自由世界允許不同聲音的表達，他們也應當要習慣中國軍方人員表達不同的聲音：“中國的官方表態說，這是個人觀點。這是一個很新鮮的說法。中國官方並沒有說，他胡說八道，也沒有說他說得不對，也沒有說他沒有這麼說，沒有否認。而是說，這是他個人的觀點。這是中國慢慢要和國際接軌，允許不同聲音存在。這是一個正規化和現代化的進程，是好事。”郭堅還認為：朱的談話不會影響中美兩國的總體政策：“話是硬話，但人不是硬人，第一少將，官不大，再說他是學者，不是帶兵的。身份是不大不小，也可以作為中國的一個試探，也可以不是。所以不會上升到兩國的國策的層次。所以這算一個小插曲吧，不會影響中美整個關係。”

5、但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鄭宇碩卻持不同觀點：“這當然是代表了軍方的說法。但是，軍方一位重要人物在國際媒體發表這樣的言論當然也代表了中國領導層的說法。它反映出中國的核武器戰略仍然停留在五十和六十年代美蘇之間相互威脅這樣的層次。中國從一個比較弱的國際實力出發，一定要保證使用核武器的決心，來提升它的威懾戰略的可靠性，可信性。我相信這就是這位將軍言論的主要目的。這位朱將軍選擇在國際媒體發表這樣的言論，事實上也是期望在臺灣問題上對美國表示一個非常強硬的立場，表示中國將不惜代價，達到統一的目的，起碼要不惜代價阻止臺灣走向獨立之路。它也希望以這種強硬的立場促使美國多對陳水扁政府施加壓力。” “最近幾年我們也看到，中國領導層願意邀請美國對臺灣施壓，讓陳水扁政府不要朝台獨之路走得太急。這種做法跟以前很不一樣。以前中國政府總是強調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五、我們的結論

過去十年，中國軍備支出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去年達到二百四十五億美元。但軍事分析家們共同認為，儘管如此中共也遠遠沒有能力與美國打一場常規戰爭。中共現有洲際導彈僅僅二十枚左右。而在反彈道導彈方面，中共尚不具備足夠的財力，因此，北京目前主要將重點放在發展潛射導彈，多彈頭導彈，增加洲際導彈數量上，力爭在數年內將洲際導彈的數量增至百枚。面對這樣瘋狂的軍力增長，美國不可能聽之任之的。 

在我們看來，朱成虎的言論自然會在美國引起負面影響。它表明中國將美國視為敵人，將美國作為核武器的重要目標，發展核武器也是為了加強對美國的威懾力。朱成虎的談話正值中美關係的敏感時刻。據美國國防部的消息來源指出，即將出爐的中國軍力報告，其內容將比以往強硬。據瞭解，報告將首度列出五種令美國憂心的情境，這些情境將是未來幾年中國對美國形成的重大挑戰。這份報告中其它的細節還包括中國軍事演習的新數據，以及熊光楷的威脅言論，並且還會有圖表和地圖顯示中國飛彈和武器的射程。

其實中共並不瞭解，不論中共如何恐嚇，也無法動搖美國暫時介入台海問題的決心，冷戰時代蘇聯發展出那麼龐大的核武庫，也絲毫沒有動搖過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採取常規手段介入區域衝突的決心。 

（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第十節 亞洲與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可能走向】

一、軍人進入中國大陸政治前臺

中共空軍副政委劉亞洲最近發表了許多議政的言論。早在今年四月，劉亞洲和軍隊裏的另外一些人發表了一份聲明，這裏有這樣一段話， “我們中國人這二百年來弱就弱在制度上，輸也就輸在政治制度上。”（《欲人尊我，必先自尊，日本人為何對我猖狂？》

為什麼以劉亞洲為代表的一批軍人敢於發表與官方主流聲音不同的政治見解？他們為何質疑大陸的政治制度？這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比較獨特的景觀：大陸政界的官員不議政，軍官卻扮演起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角色，中國大陸的現實何以如此？ 

政界的官員對政治體制改革為什麼不積極？我們必須看到，劉亞洲和朱成虎一樣，並不是一個普通的軍官。

劉亞洲，已故中共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空軍副政委、中將、作家，中共太子党在軍內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一個時期以來相當活躍，到處發表演說，倡導政治改革，甚至在對日關係的敏感外交問題上，聯合少壯派軍人通過互聯網發表鼓動民間立場的激進言論……劉亞洲的言論和他發表言論的方式，引發了相當大的爭議。有的大陸作家將其比作當代林立果（林彪之子），呼籲各界警惕“軍人幹政”，不是無的放矢。

眼下的中國大陸，其實采行的是一個十分特殊的政體，用很多現代文明概念裝飾起來的一個古老集權專制政權，誠如大陸知識分子自己批評分析的那樣，中國是當今世界上所有大國中距離軍國主義最近的一個國家！這是一個實行准軍事體制的法西斯政權，又是一個現代“開放”社會。在中共現有的體制中，軍人和文人有時無法正常區分：只要政治需要，軍人可以脫下軍裝變成文人，反之也一樣。儘管中共意識形態強調“党指揮槍”，但在實際政治中“軍委主席”的權威卻是至上的，因此不管在形式上還是事實上，軍人在這個政權中早已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有的時候甚至還主導了政治進程的發展。

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彪事件，亦稱“軍事政變未遂”；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澤東死後立即發生的“宮廷政變”，其核心人物葉劍英就是共軍統帥；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其實是一場准軍事政變……在中共非民主的現行政治體制裏，被作為遮羞布的正常程序往往會被打斷，軍事政變或者准軍事政變卻成為最終解決問題的慣用手法，這便是中國的國情。 

這種現象也反映出中國社會政治機制的深刻危機，從戊戌變法開始的現代化政治轉型，雖然歷經了百餘年探索，中國依然在曲折中徘徊、依然自外于現代政治文明，尤其是在六四之後的十六年中，持續的政治高壓，使得要求政治改革壓力上升到一個新的臨界點，與過去不同，在異議人士和自由派知識分子被悉數鎮壓下去之後，這兩年時軍人公開站出來議政了，而且都是高級將領，去年是揭露SARS疫情的蔣彥永，今年是劉亞洲，儘管他們的觀點立場南轅北轍，但一個共同事實是不容回避的：當“文官”長期拒絕和壓制政治變革的時候，軍人自然會從幕後走向台前，甚至佔據舞臺中心。 

二、貧富差距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一九九九年，很多人向江澤民提建議，說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好時機到了。結果江澤民置之不理，因為當政者並沒有感受到壓力，尤其是大陸的物質供應並未出現問題，甚至躲過了亞洲金融風暴的襲擊。中共當政者自然不會對政治體制改革有所考慮。

二〇〇二年秋天，胡錦濤從江澤民的手裏接過了共產黨的領導權，這時社會上的貧富差距已經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之一，這種情勢已經不允許胡錦濤四平八穩地度過以後的執政生涯，胡錦濤在二00三年的時候有過一些開明的表現。二00四年社會衝突驟然升起，重慶、四川等地發生了官民之間的激烈衝突，成千上萬的人在互聯網上發洩對共產黨的不滿。官民衝突事件以及互聯網上存在的民意，足以摧毀來自共產黨高層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意願。他們擔心這個時候引入民主政治，社會動盪會加劇。 

胡錦濤的一些做法淡化了物質供應與共產黨執政前途的關係，他不像江澤民那樣對經濟增長過於關心，甚至提出要建立和諧社會，因此經濟發展就要兼顧自然環境的承受力，這就是說，為了保護環境，經濟發展的速度應該適當降低。因為有了這樣一個理論藉口，人們在一段時間裏就無法要求當政者保持物質供應水平，或增加物質供應量……這似乎可以減輕當政者的壓力，但是情勢不容樂觀，人民已經不願意聽共產黨講道理了。大陸的金融風險現在很高，如果人們的財富在未來的瞬間消失了，大眾的行為就難以控制了。 

如果按照國際標準去衡量現在的中國社會，就知道中國需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勞動者的工資經常被拖欠，動遷戶得不到合理的補償，中、低收入階層難以承受教育和醫療收費，假冒偽劣商品肆虐，執法者違法的現象難以遏制……在在現象都顯示政治體制存在著嚴重的漏洞。儘管如此，呼籲積極改革的官員在政界幾乎消聲匿跡了。究其原因，還是因為物質供應沒出現問題，近幾年，輿論界津津樂道中國經濟一枝獨秀，以及中國經濟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在這種氣氛下，一切問題都變成了發展中的問題，都被認為最終是能夠得到順利解決的。在這樣的環境裏一旦出現了呼籲改革的聲音，很容易受到共產黨的壓制封殺。 

三、軍官們為何談論政治體制改革？

大陸的軍界並不像政界那樣平靜。剛開始，空軍政委劉亞洲的政見時常出現在互聯網上，後來他和一些軍官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了對當下落後的政治體制的不滿。有人將劉亞洲的議政言論解讀為軍人幹政。其實我們還可以繼續問一問，一些軍人為什麼要對政治發表議論？在旁觀者看來，軍人議政是不務正業，而且還有點兒危險。實際上軍人議政的動機還是為了強軍，而不是單純地議政。 

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也大大落後美國，何以政界和經濟界就無人急於改革？因為在中、美的經濟競爭中，中國並未感到強烈的羞辱，在低端工業生產的競爭中，中國常常穩穩勝出。這就是在政、經兩界人們的心態比較平穩的原因，在大多數人看來，中國照現在這個速度發展下去，早晚有一天會在經濟上接近或趕上美國。但是軍人的心情就難以平靜了。一方面他們看到了自己的弱點，另一方面美軍的戰績也深深刺激著他們。一九九八年，美國空軍把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一個建築物炸毀了；二00一年美國的偵察機將中共空軍的殲擊機撞落；這些事件已經傷害了共軍的面子。第三個刺激共軍的是，美國、日本和臺灣將強大的武裝力量部署在中國大陸周圍，這種力量是無形中的壓力，它對共軍的刺激更深遠、更強大。

共軍在進行實力比較的時候心緒難平，這最終會促使他們產生改變現實的願望。一個國家軍隊的戰鬥力與這個國家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共軍中頭腦清楚的人已經看到了這一點，因此他們不是單純地提出增加軍費這種技術性的口號，他們想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一支高素質的軍隊需要強大的科研力量、先進的工業製造體系、發達的國民教育體系和良好的人文環境來支持。沒有強大的科研，武器的性能就沒法提高；沒有先進的工業製造體系，武器的質量就沒法保證；沒有發達的國民教育體系，士兵的科技知識就缺乏，沒有知識的士兵就不能使用科技含量高的武器；沒有良好的人文環境，人們就會依然習慣於服從，在高科技武器構成的環境裏，只會服從，不會獨立思考的人將難以承擔複雜、高強度和多變的戰鬥任務。 

但是中國大陸的科研、工業、教育和人文環境，卻無法為共軍提供強有力的支持。科研是官辦的，在這種機制下，長官說了算，而不是學術標準說了算，科研經費的發放僅憑官員一句話，一些研究人員得到經費的原因是他們與官員的個人關係好，而不是他們的研究方向正確、或者他們的研究能力強。現在的許多工廠只滿足於做低水平的加工，它們缺乏長遠規劃，所以它們的技術能力難以提高。現在的學校更加糟糕，國家的教育投入長期偏低，學校的收費超過了受教育者的接納底線，學校教育重視學生的分數、輕視學生的能力培養。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強調統一、集體、服從，打擊脫離主流的異見、漠視個體的需求，這樣的文化現在仍然佔據著統治地位。由於存在著上述狀況，所以共軍就不可能在技術上和人員上得到來自社會的支持，大陸社會不發生轉型，共軍的變化就不會實現。共軍中頭腦清楚的人應該能看清軍隊的強大與社會轉型之間的關係，所以他們會關注社會轉型。

四、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機已到

大陸社會物質供應的好壞，既然影響到政治人物的決策，那麼物質供應惡化也就促使他們在政治上作出重大決定。掌握改革的時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物質供應系統崩潰，那麼改革將難以進行；因此改革的最佳時機就是物質供應系統即將崩潰的時候，這時候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系統存在的嚴重弊端，這會促使人們去改革；並未徹底崩潰的系統又可以使人們可以按照規劃去進行改革，系統一旦崩潰，人們將忙於救火，無暇顧及正常的工作。

而現在，中國大陸的物質供應系統已經出現了嚴重問題。

首先，頻繁的貿易摩擦使中國的紡織工業產品出口受到了影響，這只是一個信號，它告訴我們，依靠廉價勞動力來搶奪市場的模式已經走到盡頭，中國的經濟需要一次轉型。

其次，股市指數爆跌，銀行經營狀況很不好，房地產市場畸形發展，這些現象背後隱藏的是，金融領域的混亂似乎到了不好控制的地步。什麼東西能使混亂變得有序？政治體制改革，這樣的改革將建立起一個法治社會，法治社會將最大限度地避免愚蠢的決定。 

中國大陸目前的狀態並不好：經濟發展遇到了困難，社會衝突在加劇，自然環境日益惡化，日本與中國的矛盾越來越大，美國對中國的不信任從來就沒有消失。中國社會的弊端一向是：讓物質供應狀況引導著自己的行動，物質供應狀況好，大家就停下來；物質供應狀況不好，大家就陷入躁動。社會生活缺乏一套文明的、科學的標準，這對社會發展十分不利。

五、且看胡錦濤如何擺脫軍人幹政的陰影

據報中共將在十一月正式紀念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這說明胡錦濤在軍人幹政的壓力下，不得不邁向政治改革的雷區。但是胡錦濤掌權一年暴露出種種弱點，讓人不敢對中國大陸政改的前景感到樂觀。最令人失望的，是他陳舊的政治思維和嚴重的知識貧血。與胡耀邦、趙紫陽相比，胡錦濤走上前臺之前有相當充裕的時間觀察和思考國內外的政治大勢，但是人們發現，為了不讓政治對手抓到把柄，他付出的代價是思想的自我禁錮和知識的嚴重落伍。因此，現在的胡錦濤即便是真心發動政治改革，其準備也是非常不足的。

胡錦濤一年來最大的失敗，是失去了許多本來支持親民政策的人的政治同情。趙紫陽去世，胡錦濤的態度讓所有有正義感的人心寒，胡自己卻沾沾自喜。有消息說，他甚至傳令表揚安全系統成功地壓制了悼念趙紫陽的民意。胡錦濤完全不懂得，他從此深深地埋下了孤立自己的種子。他打出親民的旗幟與江澤民代表的權貴勢力相對抗，但是，支持親民政策的人恰恰也是同情和支持趙紫陽的人。因此，胡錦濤在傷害趙紫陽的時候，也就從根本上削弱了自己的政治基礎。

胡錦濤陷入政治孤立的跡象在近幾個月開始顯現。由於胡錦濤不可能放棄親民的旗號，因此，胡不可能得到江澤民勢力的支持，當然也不可能得到大大小小的權貴勢力的支持。但另一方面，為胡錦濤搖旗呐喊的，多是一些厚顏無恥的政治投機者。這些人用愚蠢到令人肉麻的語言來支持胡錦濤，其效果是引起更多人的反感。

劉亞洲的政治思想和主張，在網上的廣泛傳播，不是孤立偶然的。這一事件具有多重的政治意義，其中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劉亞州以及他所代表的高級軍官，事實上已經不承認胡錦濤的思想權威。而按照中共過去的規矩，誰擔任黨和軍隊的一把手，誰就不僅有最高的政治和組織權威，也應該有最高的思想權威。不僅如此，劉亞洲或他的支持者通過網絡這個渠道來表達軍隊高層軍官的不同政見，是胡錦濤最不希望看見的事態發展。這個事實也說明，胡錦濤與軍隊上層的溝通存在嚴重問題。這次胡錦濤決定隆重紀念胡耀邦的誕辰，就是在上述壓力下啟動的，這表明，中國大陸的政局正在走向軍人幹政下的“民主”。而溫家寶異乎尋常的大談民主，也是對此軍人幹政壓力的反應。

（二〇〇五年九月二十日）

【第十一節 中國大陸維權運動與臺灣安全邊界】

一、中國大陸維權運動的現況

大陸知識界有一種說法，說2003年是中國的“維權元年”，就是說中國民間真正開始自己維護自己的權利。

2003年3月中國大陸爆發SARS疫情，是其維權運動的起點。當時中國正在召開兩會，江澤民因此禁止疫情消息公開。即使事件發生後，衛生部長張文康在對記者的談話中，還是採取隱瞞態度，說：“我可以負責任的跟大家講，在中國生活、學習和旅遊，都是安全的。”結果在共軍301醫院工作蔣彥永大夫，知道在另個共軍醫院“309醫院”，一家的死亡人數已經遠遠高於官方公佈的全部數字元元，所以他就寫了封信給美國《時代週刊》，揭露了這個全球瘟疫。

這個事情讓中國民眾突然間認識到一個政府如果去剝奪民眾知情權的話，那麼給民眾的生命都帶來威脅。這次天災加人禍，使老百姓意識到“維護自己權益”也就是“維權”的重要性。

接下來就是廣東發生的大學生孫志剛死亡，他是被收容遣送人員打死的。大陸有一種制度，叫做“收容遣送”制度，就是對於沒有帶戶口本、身份證、暫住證的外地人，就可以收容起來、遣到原籍。孫志剛是個大學生，他臨時出門卻遭到拘留，他不服而與遣送人員理論，結果就給打死了。

這個事情在網上爆出之後，很多網友非常憤怒，寫了很多文章揭露。後來導致“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2003年除了SARS事件、孫志剛事件之外，還有網絡作家被當局逮捕的事件、乙肝患者的維權運動等等。

在很多維權運動過程中，新上臺的胡溫政府，採取了一些跟江澤民不太一樣的作法。比如SARS疫情，蔣彥永在揭露之後，他本人沒有被中共抓起來，而且胡溫政府還罷免了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孫志剛被打死的事件，導致胡溫政府廢除了“收容遣送”制度。民間從胡溫這一系列的舉措，看到了一種希望，儘管這個希望很快就破滅了。

二、太石村罷免事件

談到維權，就不能不談論中國大陸最新最著名的維權運動──太石村罷免事件。

太石村罷免事件是指2005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廣州市番禺區魚窩頭鎮太石村村民對現任村主任進行罷免的一次維權活動。村民出於對當時村民委員會的腐敗而產生的不信任，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相關法律組織了一次提請罷免程序，由於地方政府在事件起始階段的對立態度使得事件升級，最終在政府的主導下太石村村主任罷免失敗。罷免事件因部分人大代表及其它有影響人士的參與、大量媒體的曝光評論與當地政府的武力阻撓而廣為關注。地方政府認為這是“少數別有用心介入”，村民受到“煽動”導致的非法集結、圍堵村委會、干擾政府正常工作的惡性事件。（見《番禺日報》）中共“中央政府”對這事件從一開始一直保持沉默態度，後來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在10月11日例行記者會答問中，用了“村民維權事件”一詞。中國官方主要報刊之一的《人民日報》也發表了支持村民合法抗爭的評論文章。但大陸媒體從9月底都不再報道太石村罷免事件（除當地《番禺日報》），國內網站基本都撤下對這一事件的報道與評論。這顯然是“中央政府”禁止下的結果。

大陸國內大多數人認為村民採取了非暴力抗爭與理性態度，儘量按照法律程序表達自己的意願，因此輿論普遍同情支持太石村民的抗爭，對最後罷免的流產表示失望。當地的政府部門，由於出動大批警力武力實施抓捕和維持秩序，受到廣泛批評。大陸內外媒體對於此次事件也保持了相當大的關注，但大陸媒體的報道多截至於當地政府與罷免事件參與者發生衝突前，報道媒體主要有南方都市報、南方農村報、新京報等，大陸以外媒體主要有BBC、聯合早報、德國之聲、自由亞洲電臺等參加了報道。

三、太石村事件的指標意義

有些海外民眾不明白，為什麼廣東當局，對太石村村民小小的合法要求竟然如此恐懼和大動干戈。尤其是許多農村早已實行了“基層選舉”，也沒有見天塌下來。人們相信，太石村如果不是坐落在寸土寸金的珠三角，而是在一個比較偏遠的角落，罷免村官的要求恐怕早就實現了。更可能的是，村民們對誰擔任村官，並不在意，因此，根本不會有人發起罷官的動議。但無論如何太石村民要求罷免村官的要求不僅引起番禺當局，而且引起整個廣東權勢集團的極大驚慌，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們的罷官要求對番禺乃至許多珠三角地區許多房地產產權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戰。因為這些不動產是在非法土地交易的基礎上形成的。村民作為土地原來的合法主人，並沒有授權和認可這些交易。

廣東當局對太石村事件的激烈反應，恰恰說明他們知道太石村的問題並非個別現象。牽一髮而動全身，如果他們讓太石村民罷官的要求得以實現，則會引發更多的村莊清查過去非法的土地交易，局面將難以收拾。

和平實現憲政有一個必要的前提，就是多數人對現有財產歸屬的合法性，並不存在大的爭議，因此司法系統能夠有效地維護基本的經濟秩序。在大陸改革開放之前，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農村，他們最主要的財產——土地，雖然不是私有而是小隊所有，但小隊的規模並不大，而且小隊之間土地產權的邊界是清楚的，得到多數農民的認可。這一點，成為大陸漸進改革的產權基礎。否則，包產到戶的時候就會引發許多土地產權糾紛，以至無法繼續下去。

“六四”大屠殺以來的十幾年，地方權勢集團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掩護下，鯨吞了大量的財富，其中有國家銀行的貸款，國營企業的資產，也有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許多財富轉為個人所有，其合法性在民眾中是大有疑問的。但是，人們很難有效地追討流失掉的公共財產，尤其是在中共的專制高壓下。因此，那些把國有資產化公為私的人，很多都得逞了。許多人曾經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通過“原罪”獲得的財產，產權會逐漸被時間和交易“漂白”，從而不構成對走向法治和憲政的太大障礙。

太石村事件的重大意義就在於，對十幾年來中共在大陸形成的財富分配格局，進行大的挑戰，是完全可能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權勢者對財富的攫取太貪婪，太肆無忌憚，並且把太多的人逼到了絕境。結果是，權貴者自己也不相信能夠通過和平和法律的途徑，以妥協來換取公眾對自己財富合法性的承認。太石村事件過程中最讓人感到不安的是，地方權勢集團為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完全無視一切現存的法律，而中央當局則冷然漠視或完全束手無策。

太石村事件告訴人們，農民對於自己的土地被剝奪，不會善罷罷休。如果大陸當局不妥善解決對失地農民的補償問題，那些沒有經過他們的認可被征走的土地早晚會成為大陸改革的地雷。事實說明，以為拖下去就能夠把不公正的結果合法化的想法，是危險的。

太石村事件還沒有結束，這個事件是對胡溫“執政為民，依法治國”承諾的一個重要考驗，也是對中國大陸社會，有沒有足夠的能力，理性地解決改革積累下來的各種問題的一個考驗。如果胡溫足夠聰明，他們應該認識到，太石村事件對他們也是一個機會。在中國近代史上，廣東一直扮演著推動進步的積極角色。經歷了百年的曲折，再加上今日經濟之發達，信息之開放，至少在廣東，根本不存在所謂民智不足以支持民主和法治的問題。如果胡溫順應民意和時代的潮流，不失時機地在廣東率先發動政治改革，則太石村事件，有可能成為一個光輝時代的起點。而如果胡溫聽任地方黑勢力在大陸最發達的珠三角地區任意踐踏法律，則意味著他們已經與全國的地方黑勢力同流合污。這樣一來，越來越多主張和平變革的人，就會轉而認為百姓有權利對這個完全失去合法性的政權進行任何形式的反抗。

四、維權運動可以發展成護憲運動

大陸知識界不少人士認為，維權運動就是護憲運動。中國必將實現憲政的理想，在中國大陸已是一個非常廣泛的共識，但是，中國這一輪的努力，能否避免大的動盪和流血，則是許多人都關切的一個大問題。太石村事件意義之所以非同小可，就是因為這一事件如何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人們對中國能否和平地走向憲政的信心和預期，從而對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前景發生巨大的影響。

現在中國大陸社會，愈來愈發展成感官文明，就是說越來越看重我們眼睛能夠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比如說造一個電話、或者造一個汽車出來會被認為是了不起的發明創造。但是我們卻愈來愈忽略精神文明，這種精神層面的文明。中國的聰明人都去學工程，都去賺錢。中國大陸最近公佈了一個民意調查，顯示民眾最關心的問題是社會風氣，因為大陸社會人和人之間缺乏最起碼的信任、最起碼的關懷。社會風氣的敗壞和人們心裏的道德約束的減弱有直接關係。

今天的中國，官方與民間在許多問題上的看法出現分歧，但在建構法治國這一點上，在朝在野，卻出現罕見的“合謀”現象。因為我們都明白，法治之路必定是和平之路，至少以目前我們的智力所及，以迄今為止的人類經驗所及，要擺脫中國幾千年治亂循環怪圈，還找不到除憲政法治之外的更可行的路徑。

以民間維權為起點，其它的只能由社會的具體發展而定。特別是憲政發展的社會基礎，如公民社會，獨立直接公平的個人產權的培育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是維權運動的功能價值。

這還要依靠社會的自發組織功能。維權過程中形成一定的准結社是不可避免的。例如，環保組織已經發揮了較大的作用。未來在民間組織這一塊還是會逐漸鬆動的。這個主要靠社會的自發組織功能，但在維權過程中形成一定的准結社狀態將是不可避免的。例如，環保組織已經發揮了較大的作用。未來在民間組織這一塊還是會逐漸鬆動的。 

憲政的核心標誌是有限政府，就是政府的權力受到有效的限制。言論自由確實為核心環節。但這恐怕要通過博弈實現。時間表可能性不大。大陸學者范亞峰因此認為：“臺灣經驗的核心：官民雙方的政治企業家衡量鎮壓成本與容忍成本，始終使鎮壓成本高於容忍成本，從而形成和平轉型的民主化模式可用於大陸。不出意外，大陸民主化也將沿用這一模式。不一樣的是，大陸是危機轉型，以化解民族主義、嚴重的腐敗、兩極分化等社會問題。從而不是臺灣的經濟自由帶動政治民主的漸進模式。” 在這種意義上，中共官員的權力首先需要制約。這麼多書記淪為刑事犯罪分子，說明他們手中的權力可能確實太大了一些。

五、大陸維權運動與臺灣安全邊界

中國大陸維權運動與臺灣安全邊界的關係為何？就在於敵弱則我強的敵我形勢的對比。換言之，中國大陸維權運動實為弱敵強我的一個戰略切入點。

我們瞭解，中共的“反分裂法”，加劇了臺灣海峽的緊張局勢。很多評論家已經指出，在中共的政治日程表上，“解決臺灣問題”和中共統治危機的加深是聯繫在一起的。中共意識形態的破產和政權合法性的喪失，最終只能依靠高唱民族主義和實現所謂國家統一來挽回，而“解決臺灣問題”就是中共企圖動員其殘存力量的一張王牌。

在處理“邊疆政權”的問題上，中共自命為歷史上中華帝國的延續。中共在建國之初就出兵西藏和新疆，是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旗號下，恢復歷史上曾經一度有過的對這些邊疆地區的統治權。在此之後對這些地區非漢族人民獨立傾向的鎮壓更是蒙滿式的帝國心態和帝國手段。為鞏固自己在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中共在五十年代沒有把自己在漢族地區實行的徹底消滅地主階級的政策照搬到少數民族地區，而是效法歷史上中央王朝的辦法，攏絡少數民族地區的頭人、土司、族長甚至宗教領袖等等上層階級，利用他們的力量和影響去實行統治，即使在後來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後，也把很多這些人物吸收進地方政權甚至中央政權。至於中共對少數民族實行的優惠政策，也是歷史上中原王朝羈縻政策的發展。

那麼，這一角度對我們今天認識中共的兩岸政策有何意義？很明顯，臺灣既然不承認、不接受所謂“中共中央”的權威，而要和大陸政權在國際上平起平坐，就不能不利用大陸的內部矛盾，不能不激化大陸的內部矛盾。否則中國大陸一定會對臺灣進行外交圍剿，逐步壓縮臺灣的生存空間。現在發生的塞內加爾與我斷交事件，再次突出說明了這一點。

更重要的是，臺灣經濟比大陸發達，社會比大陸安定，人民道德水準和權利意識高於大陸，更在政治實行了民主化，人權獲得了充份保障。

臺灣的這些成就在國際上為它贏得了最大程度的尊重。總之一句話，今天更文明更有義務去實行“教化”的不是大陸，而是臺灣。因此，今天對於大陸來說，“王朝心態”已經沒有了施恩或者發威的條件，“文化優越感”更是土崩瓦解。套用一句百年前的話，這確是一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正確應對這個變局，就能擴大臺灣安全邊界；而唯有削弱乃至了斷中共半個多世紀的野蠻統治，臺灣的安全邊界方能固定下來。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第十二節 維護臺灣海峽長期和平的幾點思考】

一、臺灣海峽是典型的國際航道

1970年代，由於中國大陸與日本和美國建立了邦交，才敢於涉足臺灣海峽，時任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人員的樂美真後來回憶說：“我們交通部首先採取措施，我們遠洋船隊第一次從臺灣海峽經過。在這之前，我們的船隊都是繞道臺灣的東南部，經過巴士海峽，再進入正常的國際航道。所以，在這樣一個環境之下，我們第一次通過臺灣海峽、安全地通過，當時還是很有意義的，對促進兩岸緩和還是起到很大作用。”（中國臺灣信息中心，涉台數據：《兩岸三通的由來》） 

環太平洋區域是全世界地理上最大的區域，總面積為17,968萬平方公里，占地表面積的35.2%，占海洋總面積的49.8%，約有一萬多個島嶼，其總面積高達440多萬平方公里，據有世界島嶼面積的45%，整個太平洋南北距離約8,585浬，至於東西寬度約10,745浬。基本上，太平洋區域資源相當豐富，魚獲量為世界的45%，海產數量提供全球90%以上的需求來源。西太平洋的日本、韓國、臺灣，在工業與經濟發展上十分突出，糧食、汽車、船舶、機械、電子業的產量，具有世界重要地位，故其穩定與發展攸關世界和平。

西太平洋部分，有兩條主要的運輸航道，一條為南海航道：自臺灣海峽、南沙群島西側至新加坡馬六甲海峽，可前往中東產油區，是一條西太平重要的石油運輸航道，另外一條則為臺灣海峽沿著南沙群島東的巴拉望航道，也是重要的能源航道。事實上，臺灣的地理位置及其衍生的地緣戰略價值，成為西太平洋的關鍵鑰匙點，一方面，臺灣位於亞洲與太平洋之陸權與海權的交會處，也是西太平洋海上交通線的樞紐位置，更是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中央位置，另一方面，更是遏制中國從陸權走向海權，從近岸、近海到遠洋戰略的戰略要地，成為西太平洋海洋資源開發、海上交通生命線及區域安全利益的交會處。

早在2001年4月17日，中國大陸的崛起野心就已經顯露了：當時三艘澳洲軍艦航經臺灣海峽時，遭到一艘中國大陸軍艦以闖入“中國領海”為由，要求澳洲軍艦離去，但澳洲軍艦認為其系依據海洋法，行使自由航行之國際法權利，因此拒絕接受。事後，中共為此向澳洲提出正式抗議，並指責澳洲總理霍華德支持美國總統布什將盡其所能協助臺灣自衛之政策，使澳洲與中國關係陷入緊繃狀態。對此，澳洲總理霍華德則設法加以淡化，表示澳方不會對此過度反應，霍華德總理的態度雖然低調，但他卻指出一個發人深省的事實，就是“長久以來，中國對國際法中此種情況的解釋即與其它國家不同”。中共指責澳洲軍艦駛入臺灣海峽系入侵“中國領海”。這不僅曲解臺灣海峽之國際法地位，更顯露中共建構海權國家之戰略企圖。

其實，觀諸國際法的演進歷程，近代國家對於“領海”的概念並非一成不變，最早是以武器射程做為基準（1702年荷蘭法學者Bynkershoek所提出），逐步將領海距離從三海浬放寬到六海浬，後來鑒於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彈道飛彈已具跨洲實力，傳統國際法之認知顯已不具意義，從而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遂將領海定為十二海浬，以避免若干國家肆無忌彈對外擴張。

從另一角度而論，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明定海洋是人類共有資產，而國際法從格老秀斯以來，即已確立“公海自由”之概念，現代國家基於和平使用自然資源的理念，更建立公海須對全人類開放的原則，不論航行於公海之上或和平開發海洋資源，皆受到國際法的保障。據此，臺灣海峽在130公里至250公里之間，平均寬度為200公里，相當於108海浬，扣除兩岸領海各自寬度十二海浬合計二十四海浬，中間部份具有“國際海峽”之公海性質，國際海峽與“群島水域”（archinelagic waters，A.W）性質不同，群島水域如菲律賓等多島國，其島距間之法性質乃介於領海與公海之間，系屬於另一層次之水域，但國際海峽根據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連接公海和公海、公海和專屬經濟區、或兩專屬經濟區，適用“過境通行權”（transit passage），而非無害通行權。依此規定，各國公私船舶均可自由航行於國際海峽，不受沿海國之拘束。換言之，即使臺灣變成中國領土，臺灣海峽都不可能改變其國際海峽之法律地位。可見臺灣海峽須對全世界開放，無庸置疑。

如果按照中共的想法，臺灣海峽這條每天有數百商用飛機及輪船通行的國際航道，一旦成為“中國的內海”，世界各國尤其是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就會受到嚴重的危害；而危機感一定會迫使日本再度武裝起來，屆時產生不可避免的連鎖反應，可能使得太平洋戰爭的成果付諸東流，太平洋再度陷入1940年代以來最大的危機。

二、臺灣的自主地位是太平洋戰爭的結果

中共的看法和關注在於，“臺灣問題之所以特別複雜和難以解決，主要原因就在於其中摻雜著美國因素。令人關注的問題是，如果臺灣當局在分裂的道路上一意孤行，觸及底線，中國政府被迫行使武力，美國是否會軍事介入？倘若介入，將以何種方式進行？美國的軍事介入能否阻止中國的統一？ ”（林治波：《美國會武力保衛臺灣嗎？》，2004年7月20日人民網／海峽兩岸／台海觀察／時政述評）

既然臺灣的安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保衛臺灣的決心，而美國人保衛臺灣的決心又取決於他們對臺灣地位的看法。既然如此，我們可以從美國人的角度來看一下所謂的“臺灣問題”。

美國對臺灣表現出強烈興趣，其來有自。十九世紀美國商人奈伊，以其兄在臺灣近海遇險失蹤為由，便開始調查臺灣情況，搜集資料。1853年，他致函美國駐華代辦彼得?巴駕，建議美國政府出兵佔領臺灣南部的紅頭嶼，作為太平洋航線的基地。1854年，美國東方艦隊司令貝理以尋找遇險罹難水手為名，派艦前往臺灣進行各項調查活動。回國後，貝理把有關的調查寫成報告，建議美國政府應“獨制先機”，佔領這個島嶼。同年，美國駐寧波領事哈裏斯也寫了一份長達100多頁的建議書給美國國務卿，書中詳細敍述了臺灣的歷史、資源及現狀，最後，他建議美國政府用錢收買這塊地方。 

在當時美國人中對臺灣的興趣表現得最為明顯的莫過於駐華代辦彼得?巴駕。1856年，他就列強在華事務的解決，向美國國務卿提交了一個方案，建議“如果英、法、美三國代表親臨白河，而不被迎接到北京去，那麼法國可以佔領朝鮮，英國再行佔領舟山，美國佔領臺灣，一直佔領到過去的種種獲得滿意的解決，對將來有了正確的諒解為止”。1857年，彼得?巴駕又接連幾次致函美國國務院，一再強調美國佔領臺灣島的必要性，敦促美國政府不要在事關臺灣方面的行動上畏縮不前，並認為就勢力均衡的大原則而言，“設使美國有意這樣做，並能力佔領臺灣做好準備，英國當然不能反對”。他還邀請美國駐香港艦隊司令亞蒙斯特郎邀到澳門，共商佔領臺灣的大計。

1867年3月，一艘美國商船“羅妹號”從汕頭開往牛莊，航經臺灣鳳山縣境七星岩時觸礁沈沒，船長和船員乘小舢板在臺灣琅橋灣登陸，在臺灣高山族科亞太地區，被當地居民全部殺死。事件經香港《中國郵報》報道後，駐香港的美國領事阿倫報告美國國務院，主張奪取臺灣。他向美國政府建議說：

１、美國理應在東方擁有自己的商港或商務站，以便適應日益發展的東方商業的需要；

２、英、法、俄三國企圖瓜分中國本部，最近英、俄兩國又有奪取臺灣的野心，美國更不能處處落後；

３、美國在華沒有商港、軍港，一旦與其它歐洲國家發生戰爭，所有東來艦船的行動勢必受到限制；

４、佔有臺灣實為保護美國東方利益的最大關鍵：

５、臺灣的地理位置可以作為控制中國和日本海的基地，其它條件如氣候、土壤、港灣、木材、煤炭等尤其優越，等等，並再次提出購買臺灣之說。

阿倫的這些建議，對美國政府產生的影響是肯定性的。5月28日，美國艦隊司令、海軍上將貝爾率巡洋艦“哈德福號”和中型巡洋艦“威奧明號’及陸戰隊181人從上海趕往臺灣。駛抵琅橋灣後，陸戰隊倚仗船堅炮利，強行登陸上岸，結果又遭到高山族科亞人的襲擊，被迫退回。此後，美國人一面表示放棄“武力報復的嘗試，另面又拋開滿清政府單獨與科亞人接觸，以打開“美國與臺灣南部居民直接交往的途徑”。 

太平洋戰爭伊始，日本海軍偷襲美國夏威夷基地的同時，日軍第十一航空艦隊的海軍飛行員們，正是以臺灣為基地，在他們的飛機旁度過了一個不平靜的夜晚，他們正等待著一場大霧的消散。他們的任務是：猛烈轟炸500英里之外、位於菲律賓群島的美國重要的空軍基地，它是美國沿太平洋防線的組成部分，這條防線從珍珠港延伸到威克島、關島和馬尼拉。 

開戰初期，日本勢如破竹，把香港、馬來半島、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緬甸佔領；1942年下半，美國開始反攻，特別是日本聯合艦隊四艘航空母艦在中途島北方被擊沈後，日本開始節節敗退，1943年，在阿留申群島的阿慈島，日本守備隊二千五百人遭到全殲後，日本敗績頻傳，六月中旬喪失三艘航空母艦、戰鬥機二百八十架于馬里亞那海溝，隨後美軍登陸塞班島，1944年7月，島上日軍三萬人和住民一萬人全部死亡，同月，在印度印巴爾作戰戰死日軍三萬人，受傷四萬五千人；同月下旬，美軍登陸關島，日本死亡二萬六千人；9月15日美軍登陸柏裏留島與新幾內亞的模羅太島。

早在太平洋戰爭開始時，美國國防部成立了遠東戰略小組，其使命之一就是研究戰後美國託管臺灣方案。該小組在1942年春曾建議麥克阿瑟，從日本手中奪取臺灣後，由美國軍隊暫時接管臺灣，戰後再進行“臺灣民族自決”或成立“臺灣共和國”，並著手培訓一批“接管”臺灣的行政人員。l949年1月l9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文件提出，“美國亦宜扶植臺灣自主分子，俾使其發動臺灣獨立時，可含美國之利益”。1957年美國參議院發表《康隆報告》，建議“中共入聯合國，承認臺灣共和國為美國保護國”。

美國國家檔案與文件管理局（US National Archives & Records Administration）在2005年初最近解除一批極機密文件，其中有美國國防部的一批文件，從1945年3月到1946年3月之間的最高機密文件，其中有一部份標題為“臺灣主權”。

1945年7月30日的最高機密文件，編號SFE104報告，有代表性的美軍海軍戰爭協調會SA-TAE-WAR-NAVYCOORDINAT-INGCOMMITTEE，原文有十頁。這份機密報告，撰寫於美國投擲原子彈的一周前的官方文件，只是很淺顯的討論日本全面投降後，美國要不要在臺灣建立軍事政府或者讓中國直接在臺灣建立軍事政府的兩者優劣比較。按照國際佔領法規定，“軍事政府”是處理和監督佔領地區的行政、立法與司法事宜，直到佔領結束為止，對於何時結束佔領，一般有兩種不同情況。

舊金山條約裏美國是被指定的主要佔領權國，這也是完全呼應1945年9月2日美國麥克阿瑟將軍所發佈“一般命令第一號”之意旨，即美國是整個太平洋戰區的Theoccupyingpower。最高機密文件清楚說明，有關戰後臺灣政府的重新組織是美國的責任，所以，最後決定臺灣的權利亦在美國（文件編號SFE104附錄B第四項）。文件的附錄A第四點也提到，如果臺灣領土主權移轉之時，臺灣、澎湖的平民政府功能，包括行政、立法、司法等，將一起移轉，可是假若臺灣地區有大規模暴動，此移轉時間表必定會被延後，或只能一部份一部份的移轉。

三、臺灣已經在1949年獲得實際獨立

1948年秋天國民政府的勘亂失敗已經不可避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受國務院的委託，對臺灣落入“可能受克里姆林宮指使的”共黨政權手中後對美國安全戰略的影響和後果進行了評估，得出的結論是臺灣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安全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如果臺灣被蘇聯或蘇聯控制下的國家所掌握，美國在整個遠東的防線就會被掐斷。國務院以軍方的評估為依據在1949年3月經過幾易其稿提出了一份全面對台政策文件，成為美國直到1949年底基本上所奉行的政策。這份報告提出美國的基本政策目標就是“不讓台、澎落入共產黨手中”，“為達此目標，最切實的手段就是把這些島嶼同中國大陸分隔開來”，而美國則要避免“公開地、單方面地為它負責”。

雖然在目標上是一致的，但美國國務院與軍方在達成手段上存在著一定的分歧。國務院堅持運用政治、經濟、外交等非軍事手段，而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不應排除利用一定軍事力量的手段。因為當時對華政策並不明朗，國務院的意見最終占了上風。在嘗試了各種手段都收效甚微的情況下，美國又回到了“有條件援助”的老路。到1949年底，美國政府再度對臺灣政策進行討論，國務院主張對臺灣徹底“撒手”的主張再次壓倒了軍方要求進行有限干涉的意見。但從杜魯門於1950年1月5日最終發表的對台聲明來看，其中既體現了國務院的觀點，也為軍方意見留下了餘地，實際上兼顧了雙方的立場。

在杜魯門發表聲明之後不久，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於深受蘇聯原子彈首爆成功和中共奪取政權並試圖與蘇聯結盟的強烈震撼，杜魯門於1950年1月底下令研製氫彈並重新審議國家安全政策。4月7日由國務院和國防部共同提出了一份報告，這就是“國家安全委員會68號文件”。文件驚恐地描述了世界形勢，認為蘇聯勢力已經發展到了十分可怕的地步，美國必須作出“新的、命運攸關的決定”來捍衛“自由制度”。由於“蘇聯不管是通過武裝侵略還是政治和顛覆手段而獲得的對亞歐大陸潛在勢力的控制，在戰略上和政治上對美國都是不能接受的”，美國必須準備隨時隨地迎頭痛擊蘇聯擴張主義的企圖。在這一文件的指導思路下，美國開始增加國防預算、擴充軍備，並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咄咄逼人的軍事部署。

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美國軍方再度活躍起來重提對臺灣進行軍事援助和干涉的意見，要求政府重新審議年初提出的對台政策，理由是“蘇聯已經完全接管了共產黨中國。”4月中旬，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一份備忘錄強調說，只有迅速地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以減輕來自中共的“壓力”，才能緩和印度支那的“危險形勢”，才能有助於實現美國在亞洲的目標，在臺灣的國民黨軍隊是一支完全可以利用的軍事力量。國防部長約翰遜在向艾奇遜轉達該備忘錄時強烈建議遵循這一路線。5月初，參謀長聯席會議繼1949年底建議向臺灣派遣軍事調查組後再次提出這一要求。6月9日，約翰遜召集參謀長聯席會議再次達成共識，那就是竭盡全力不能使臺灣落入中共之手，即使要向臺灣直接提供軍事援助也在所不惜。他還表示要向白宮施加壓力，敦促政府改變現行政策。

遠在日本的遠東美軍司令麥克阿瑟一直大力附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意見。這位以一直堅持美國應更深地捲入臺灣而著稱的將軍在5月29日和6月24日連續提出兩份內容相似的備忘錄，進一步強調臺灣對美國戰略地位的重要性，聲稱臺灣是從阿留申群島到菲律賓的美國在遠東戰略防禦圈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發生戰爭，美國在該地區的作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臺灣是掌握在“友好的”或“中立的”政權手中。麥克阿瑟還運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掌握在共產黨手中的臺灣就好比是一艘永不沈沒的航空母艦和潛艇供應站，其位置對蘇聯完成其進攻戰略極為理想，同時還可以把美國在沖繩或菲律賓的部隊的反攻行動完全將死。”因此，麥克阿瑟極力主張“美國應主動採取措施，防止臺灣為共產主義政權所統治”。當在遠東進行視察的國防部長約翰遜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佈雷德利看到這份文件時，深為嘉許，一致決定應立即把它提交給杜魯門總統，並告訴總統它充分體現了參謀長聯席會議長期的和一致的立場。

由此可見，早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美國軍方對於干涉臺灣早已達成了一致共識，並利用每一個機會來試圖影響政府的決策。這股力量持續的時間之長和決心之大，不能不對政府決策產生重大的影響。在當時的形勢之下，美國下定決心要在全球範圍內遏制蘇聯共產主義的擴張，美國的一切政治、外交、軍事在總體上都服務於這個中心目標。隨著《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中國已經被美國視為被蘇聯所控制的衛星國，中國開始被華盛頓視為會對美國安全利益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威脅，而阻止中共政權攻佔臺灣就成為美國合乎邏輯的戰略抉擇。所以到了6月，已經有跡象表明杜魯門政府開始向國防部——麥克阿瑟的立場轉變了，美國要改變遠東政策已經初見端倪，只是杜魯門尚未表態而已。朝鮮戰爭的爆發適時地為杜魯門政府提供了契機。

1950年6月，美國政策在短短的24小時內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這一巨大的變化其實在戰爭爆發之前就有了徵兆：6月22日杜勒斯在結束了對韓國為期三天的訪問和與麥克阿瑟的會晤後，說“預計美國方面會在遠東採取積極的行動以維護遠東地區的和平”；而且他“在朝鮮顯然把國務院原先宣佈的政策給顛倒過來了，在朝鮮立法機關中說明他相信如果朝鮮受到攻擊，美國是會保衛它的。”這表明，美國在朝鮮政策上的反復和變卦如果不是預謀已久的，至少也是事先有準備的。

在朝鮮問題上如此，在臺灣問題上更有理由如此。在美國的戰略版圖上，臺灣有著遠比朝鮮半島更為重要的戰略意義。在朝鮮戰爭爆發以前，眾議員傑克遜在對杜魯門提出的一項對南朝鮮的經濟援助法案表示反對時說，“南朝鮮是一個沒有考雷基多島的八打雁半島，是一個沒有船隊的敦刻爾克，是一條沒有退路的死胡同”，而“福摩薩基本上是一條防線上的一個點。這條防線包括日本、菲律賓和沖繩，這些對美國國防全都是必不可少的性命攸關的。福摩薩是個可守的陣地，一個很好防守的陣地。如果我國打算在太平洋地區的任何時候執行任何政策，它當然是一個必須加強的陣地。”最終杜魯門的這項援韓法案是通過與援台法案捆綁在一起的折中方式才在國會得以通過，可見美國朝野之中與傑克遜持有相同或相近認識的人士不在少數。

美國的冷戰對手蘇聯對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真實動機和政策本質早就看得清清楚楚。1949年6、7月間劉少奇訪蘇時曾向斯大林提出蘇聯給予直接軍事援助以幫助中國解放臺灣的要求，斯大林認為美國必會採取軍事干涉，因此拒絕了劉少奇的請求。以後毛澤東又曾提出同樣的要求，同樣為斯大林所拒絕。後來中共決定完全利用自己的力量來收復臺灣，1950年4月周恩來要求蘇聯加快提供援助海空軍裝備，蘇聯表現得極不熱心，而且斯大林一再勸說毛澤東暫時放棄進攻臺灣的計劃。幾乎在同期，金日成準備進攻南朝鮮的計劃卻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

在與美國人打過多年交道並積累了豐富經驗的斯大林看來，美國對朝鮮半島的關注遠遠低於對臺灣的關注，金日成在朝鮮半島遭到美國軍隊直接干涉的可能性要遠遠低於毛澤東在臺灣遭到美國軍隊直接干涉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1948年秋至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之前的美國對台政策一直體現出暗流潛動和搖擺遊移的特徵，國務院與軍方的明爭暗鬥自始至終在影響著這一時期的美國對台政策。

從1948年秋至1950年初，美國國務院在這場政策爭論中可以說佔據著上風。國務院希望通過與中共政權進行接觸或承認以使中共政權疏離蘇聯集團，對台政策的出發點就是盡可能地不激怒中共政權，並將臺灣作為一個可以進行討價還價的籌碼。1950年1月的杜魯門聲明和艾奇遜講話就體現了美國的這一策略和用意。

但是到了1950年2月之後，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隨著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和中共政權對北越胡志明政權的迅速承認和援助，中國已被美國視為“共產主義擴張勢力”的新進成員，成為在遠東對美國安全利益構成威脅的一股力量，進而成為美國進行“遏制”的目標之一。在這種情況下，過去軍方的意見開始迅速抬頭，隨著4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的出臺，軍方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中的發言開始越來越有份量，在臺灣問題上對政府所施加的壓力也開始越來越大。

同年6月，美國國務院代表杜勒斯與國防部長約翰遜、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佈雷德利幾乎同時訪問遠東不是偶然的，它至少體現了美國政府對整個遠東戰略重新進行評估的意圖，而臺灣在整個美國遠東戰略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這時，美國在臺灣政策上的轉向已成為必然了，幾天之後爆發的朝鮮戰爭只是恰好不過地提供了藉口而已。

四、“遠交近攻”是維持臺灣海峽和平的關鍵

遠交就是維持與美國日本的戰略同盟，近攻就是維持與中國大陸的戰略均勢，實際上就是借鑒英國抵抗納粹德國的經驗。

在這方面，臺灣曾有相當成功的歷練。1953年9月，美國與臺灣簽訂了《軍事協調諒解協議》，規定臺灣軍隊的整編、訓練、監督和裝備全由美國負責，協議中的防區包括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大陳島等島嶼，並在臺北設立“協調參謀部”，由美國主持，加強控制。美國還地把第七艦隊擺在臺灣海峽，“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格局就此成型。

今年6月23日的《亞洲時報》上，Robert Sutter撰文說：美國在朝鮮半島推行政策正遭遇到一些困難；相對之下，華府在東亞另一熱點臺灣海峽的政策，其實卻很成功，只是朝鮮半島的紛擾搶了寧靜的臺灣海峽的鋒頭。北京一再堅持“一國兩制”，在臺灣造成極大的反感。在臺灣政府的有效抵制下，近期臺灣泛藍領導人連戰和宋楚瑜到訪中國大陸、會見中國國國主席胡錦濤和其它中國官員時，中國大陸就沒有要求必須按“一國兩制”的原則“統一國家”。

胡錦濤的前任江澤民期間，一直強調推動統一要有迫切感，不少人認為他心目中有一個時間表，欲在2020年之前“統一”。可是，這次連、宋登陸，中國官員和評論員卻避免提出國家統一的“時間表”。相反，胡錦濤和其它中國官員將注意力集中於避免臺灣進一步獨立，同時為臺灣人提供經濟、文化、教育和其它好處。這說明臺灣政府幾年來的政策已經迫使中共改變自己的如意算盤。臺灣前景轉趨樂觀。美國繼續阻止海峽兩岸出現緊張局面。喬治布什政府的政策看來會繼續努力阻止中國大陸攻擊臺灣，雖然中國在臺灣海峽繼續進行軍事集結，布什政府看來能夠成為一個有效阻止中國大陸攻擊的威懾力量。這樣，直至2008年，台海局勢應不至擦槍走火。美國因素被視為主要關鍵之一。

在兩岸有效分離的前提下，美國樂於看到臺灣和中國展開對話，此舉既可減少擦槍走火的機會，也可緩和緊張的氣氛。但美國絕對不會容忍“中國統一”，所以美國官員說他們歡迎緩和緊張局面的協議，但決不在兩岸政府之間斡旋或特別賣力地“解決臺灣問題”。在美國的支持下，兩岸在未來三年內應會維持原狀，同時亦能夠避免軍事衝突。臺灣和中國大陸還有多少路要走，才能消除緊張關係及解決分歧，實在是一個未知數，但是，兩岸的發展正循一個可以預見的、適度改進的方向走，而這在一年前，也是極難預見得到的。

五、與疆獨、藏獨、蒙獨相區隔的戰略

臺灣的利益要求，臺灣需要與疆獨、藏獨、蒙獨有所區隔，才能更大限度地爭取到臺灣自身的最大利益。

臺灣與新疆、西藏、內蒙不同，臺灣已經是一個比中國大陸更為成熟、更為文明、更為富裕的政治實體。因此臺灣的任務不是“爭取獨立”，而是“保持獨立”，“擴大獨立”，爭取進一步的國際承認。相反，臺灣如果與疆獨、藏獨、蒙獨距離太近，就會引發中國大陸的擔心：“臺灣獨立會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這樣，臺灣就會因為同時背負了疆獨、藏獨、蒙獨的包袱而得不償失。

“事情往往是這樣，當厄運到來時，壞事就會一個接一個找上門——鴉片戰爭後中國的遭是明證——一旦“台獨”取得成功，則來自西南、西北和北部邊疆地區的民族騷動將得到極大鼓舞，疆獨和藏獨就會接踵而至，中國就會面臨前蘇聯那種解體的危機，國將不國。”（武漢市江漢大學徐慧君《確保臺灣在中國》）中共一位策論專家這樣寫道。

這篇長篇策論值得一讀。它多少代表了中共當前的內心擔憂。

它認為：

１、新疆早在漢代、西藏早在唐代，既已加入中華統一的地理空間，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不爭的事實。

２、從本質上講，無論“疆獨”還是“藏獨”都是百多年來西方列強爭奪世界霸權的國際大博弈的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簡單回顧一下“疆獨”和“藏獨”的歷史，就會一清二楚。

３、“大博弈”一詞，源遠流長，該詞最初是指從19世紀早期直到20世紀初沙皇俄國和大英帝國之間為爭奪亞洲腹地（中亞）控制權的殊死較量。當時英國已經把印度納入版圖，俄國則在遠東和蒙古擴張。俄國的目是在確保突厥斯坦的前提下南進（尤其是夢寐以求的暖水不凍港），英國的目標則是在穩占印度斯坦之外繼續北上，進而控制中亞。伊朗和阿富汗遂成為兩大強國勢力範圍衝突的焦點。這場極為激烈的大博弈歷時一個世紀，對弈雙方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而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現在這個詞又成了大國爭奪的新名詞。目前中國西部面臨的兩大分離主義運動即“藏獨”和“疆獨”，是這場大博弈的餘緒。

４、攤開世界地圖，沿著歐洲巴爾幹半島到中東的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然後到阿拉伯半島和波斯灣，再至伊朗、阿富汗，隨後折向西北，經里海兩岸前蘇聯境內諸國至土耳其劃一個大圈。這就是國際大博弈的主戰場。

……

中共的上述策論顯然已經脫開了台海雙邊關係來關注台海問題，這是我們需要密切關注和思考的一個新的動向。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十三節 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結果顯示之意涵】

中共鑒於近年來大陸社會之兩極分化嚴重，引起廣泛的社會動亂，不得不在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的“十一五”規劃建議提出，未來五年將立足於全球視野，全面提速中國“扶貧開發進程”，在追求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同時，“政策取向將關注增長的均衡、機會的均等和社會的公平”，避免陷入“窮人更窮、富人更富”的貧困陷阱。在這一背景下，所謂“窮人經濟學”將成為2006年年初由中共人大正式通過的“十一五”規劃的指導思想之一。

既然如此，瞭解所謂“窮人經濟學”的概念意涵和政策取向，就顯得十分重要了。而要進一步瞭解中共企圖通過這個“窮人經濟學”來達到什麼政治目的，又需要全面考察一下十六屆五中全會。

一、宣稱“科學發展”

中共宣稱，其十六屆五中全會，是在大陸的改革發展進入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全會審議並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站在新的歷史發展起點上，從戰略全局出發，制定描繪了我國在下一個五年經濟社會發展的宏偉藍圖，符合我國國情，順應時代要求，反映人民意願，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綱領性文件。”中共麼人們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對於洗腦運動，對於“統一思想，明確方向，激勵鬥志，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具有重大意義”。

中共宣稱，“立足科學發展，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社會發展全局，是這次《建議》最鮮明的特點。”而過去五年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導下，共黨才“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有了新的飛躍”，所以提出了以人為本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企圖淡化血腥統治的罪惡，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二、提出“自主創新” 

中共提出，其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要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科學技術發展的戰略基點和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大力提高原始創新能力、集成創新能力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深刻認識自主創新對於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意義，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科技創新之路。

所謂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一是要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二是要改善技術創新的市場環境，加快發展創業風險投資，加強技術咨詢、技術轉讓等中介服務；三是要實行支持自主創新的財稅、金融和政府採購等政策，完善自主創新的激勵機制；四是要利用好全球科技資源，繼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積極參與國際科技交流與合作；五是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建立健全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加大保護知識產權的執法力度。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中共企圖自主創新能力作為國家戰略，但是這實際上做不到，因為共產黨總是在關鍵時刻破壞人們的創造力。

三、強調“完善體制” 

中共強調，形成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體制環境，是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必然要求。學習貫徹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需要把握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以更大決心加快推進改革，使關係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體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形成有利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機制，完善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制保障。因為大陸社會經濟結構不合理、分配關係尚未理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就業矛盾突出、資源環境壓力加大、經濟整體競爭力不強。產生這些矛盾和問題的重要根源，就是體制不完善，社會發展受到桎梏，面臨諸多體制性、機制性障礙。其改革仍處於攻堅階段。而所謂深化改革，始終只能是紙上談兵，因為其涉及面既廣，觸及深層次的利益調整，複雜性和艱巨性明顯加大。

中共承認，面對這種情況，需要加大改革力度，著重推進體制創新，爭取在一些關鍵領域和重要環節上取得突破，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強大動力和體制保證。但是他們自己也明明知道，這實際上是無法辦到的。

四、鼓吹“促進社會和諧”

中共鼓吹，促進社會和諧，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和必要條件。而按照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從解決關係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現實問題入手，才可以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而保證其黨和其國家的長治久安，就需要注意就業問題。因為就業是民生之本，所以要把擴大就業擺在社會發展的更加突出的位置上，要堅持勞動者的自主擇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的方針，鼓勵自謀職業和自主創業，充分發揮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形成有利於擴大就業的經濟結構，落實積極促進就業再就業的各項優惠政策，改善就業和創業環境，不斷擴大社會就業。

（以上參見2005年10月20日至10月25日《人民日報》第一版）

五、五中全會公報顯示之意涵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一日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公報顯示，其重點在於經濟關注。出席這次全會的中央委員一百九十一人、候補中央委員一百五十人，在中央政治局的主持導演下，替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錦濤的“重要講話”捧場。而胡錦濤受中央政治局委託所作的工作報告，和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都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而所謂中央政治局所堅持的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也都是為了“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堅持發展這個党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著力推進改革開放，加快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

所謂“科學發展觀”，就是要“堅持以人為本，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把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其要義在於六個必須：1必須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2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3必須提高自主創新能力，4必須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5必須加強和諧社會建設，6必須不斷深化改革開放。

六、“窮人經濟學”如何救中共？

上述種種跡象表明，中共最高決策當局已經意識到大陸社會地情況相當不妙，並決心予以改進圖存。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搬出了“窮人經濟學”作為急就章。

其實，“窮人經濟學”這個概念是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一九七九年提出的。這時也是中國大陸開始重開國門、經濟改革的年份。大陸改革經過了二十多年，這個由西方學者提出的概念，結果成為中共官僚炮製的“十一五”規劃的重要理念之一，不能不說是有些諷刺的意味。

這顯然涉及到：如何看待中國大陸改革的過程？從“先富”到“共同富裕”，貧富差距是否中國大陸經濟起飛必須付出的代價？

將“窮人經濟學”作為中國大陸未來五年規劃的主要理念之一，其實是說中國大陸未來的發展應該更加照顧到“後富”人群。鄧小平在設計中國大陸改革時，提出內地要支持沿海，結果先富起來的地區與先富起來的人群反過來拒絕幫助後富地區與人群，這就造成大陸社會當前的亂局。

代價總是要支付的，任何國家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中，都要解決工業化對勞動力(人口)的排擠問題，也即窮人問題。窮人和富人的分野自古以來都存在，古代的這種分野被等級制度固定下來了。當社會由傳統向現代演化的時候，等級制度被摧毀，窮人的存在就成了一個被人們關注的問題，因為他們受窮不再被看作當然的事情，有其在中共這樣一個“社會主義社會”。

舒爾茨的“窮人經濟學”，其核心理念就是認為這個世界上大多數人是窮人，所以，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也就懂得了絕大多數經濟學原理；而這個世界上大多數的窮人又集中在農業部門，因此，懂得了農業經濟學，也就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中國大陸現今還有九億農業人口，談論貧困，繞不開這麼巨大的人群。那麼結下來得問題就是：中國農民為什麼窮？

我們認為，有兩種說法是錯誤的。

第一種說法說大陸農民窮是因為他們“素質低下”。這種說法只看到了“貧窮的惡性循環”的一個中間環節。應該問的問題是，是什麼原因妨礙了農民接受良好的教育？

還有一種說法說農民窮是因為他們“努力程度不夠”，甚至有人說是因為他們懶惰。但有一個數據可以說明這種說法不對：在有些沿海地區，農民工中超過48%的人每天高強度工作十四個小時，但他們每天的收入不夠吃四碗炸醬麵。勤勞並沒有改變他們貧困與底層的命運。

農民到底為什麼窮呢？舒爾茨認為，這是因為落後國家大都具有對於農業部門的歧視。這些國家將迅速工業化作為發展的重點，從而在設計政策時給予工業與城市以優先權。而將農業部門定位為為工業部門提供資本積累、原料來源以及廉價勞動力來源。於是在經濟、政治和社會歧視的共同壓力下，農業已成為這些國家經濟計劃中的薄弱環節，農村發展與城市發展存在嚴重的不平衡，這是農業部分落後與農民貧困的主要原因。

這種觀點對於中國農民為什麼窮也有足夠的解釋力。

為什麼中國90%的窮人都集中在農村？為什麼農民即使進了城市、幹著最苦最累的活計仍然無法擺脫貧困的命運？有一些權威數據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按經濟學家羅斯托的觀點，作為一個後發國家，要實現經濟起飛，要推進大規模的工業化，必須使其資本積累達到一定規模。而中國現代化進程是在世界體系已經形成的歷史背景下開啟的，中國沒有能力像歐洲那樣推行當年的海盜殖民，結果依靠農業部門與農民承擔資本積累變成了原始積累的主要途徑。

首先，改革開放前，通過壓低農業價格，抬高工業品價格，以“工農業剪刀差”為工業化提供資金支持。據統計，到一九七九年為止，中共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從農業掠奪了五千一百億元人民幣的收入。那時的五千一百億元是一個天文數目。因為一九七九年大陸的GDP才兩千億元。而大陸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一直維持到一九九五年前後。

其次，在中國大陸，窮人問題還是一個失業問題。一戶農民耕種半公頃土地，無論如何不可能富裕。如果不考慮兼業或轉業，一戶農民耕種四公頃左右的土地，是大陸農民富裕的底線。所以，並不是所有的農民都窮，大陸東三省地區一些種糧大戶，就能過著較為富裕的日子。

第三，大陸農民貧窮的主要原因還體現為“權利貧困”。在中國大陸，農民不僅沒有進入國家現代制度體系，甚至淪為現代制度體系之內的強勢人群“合法”剝奪的對象。

七、我們的結論

“窮人更窮、富人更富”的社會現實，在大陸不只是個社會公平問題，也妨礙社會與經濟的健康發展。消除共產專制特權所造成的這一醜惡現象，也不僅在於維護社會公平，還能促進中國社會向民主化轉變。

首先，“窮人更窮，富人更富”會抑制國內社會消費，並妨礙經濟增長。當社會出現嚴重不公平時，財富分配向富人急劇傾斜，使得富人的消費水平在短期內迅速提高。按消費經濟學的說法，20%的高收入者擁有市場80%的購買力。富人消費水平的迅速提高，帶動社會消費品生產結構迅速完成升級。而不幸的是，富人的消費需求將伴隨其購買力的迅速增加而在短期內很快被滿足。此時，80%的窮人卻苦於買不起已經升級了的消費品。消費很快由於購買力的斷檔而下降，社會經濟在經歷了一個快速增長後將陷入由於消費不足導致的蕭條之中。剛出臺的《世界銀行中國經濟季報》再次警告，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已經過分依賴於投資與出口。而導致這種局面的原因，就是貧富差距導致的消費結構斷層。

其次，“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發展下去將導致各階層之間“分配性衝突”增加，這會影響投資，進而影響經濟增長。阿萊辛那(Alesina)與帕裏蒂(Perotti)早在一九九六年就已經指出，越多人認為社會不平等，越多人就會捲入社會財富分配的衝突。而越多人捲入社會財富分配的衝突，社會就越不穩定。社會越不穩定，一方面，投資者對投資的安全性越沒有信心，因而減少投資；而另一方面，社會將被迫把更多寶貴的公共或私人生產性資源用於防止與打擊犯罪。

我們知道，經濟增長的關鍵性因素，就是生產性投資的不斷增加。社會衝突使得生產性投資的減少，不可避免地使經濟增長乏力。這一現象今天在第三世界國家及轉軌國家已經比比皆是。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窮人更窮、富人更富”背後是社會不公正，而不公正的制度將鼓勵人們不進行“生產性努力”而進行“分配性努力”，由此妨礙經濟效率。

計劃經濟的缺陷是平均主義，在計劃經濟下，人們“幹多幹少是一個的”，結果使得大家都不願意幹活。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計劃經濟也是一種妨礙人們進行生產性努力的制度。相反，市場經濟按生產要素貢獻大小進行分配。但如果社會的不公平程度拉得太大，不能讓全體人民共享建設成果，少數人像共產黨那樣憑藉權力腐敗大發其財，大量官僚利用“圈地運動”或“房地產開發”中存在的制度性漏洞而成為富翁，人利用國企改制輕易就可以取得大量社會財富，那麼，這樣的市場經濟也會使得“幹活的人不願再幹”，經濟效率最終無法維繫下去。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大陸能否持續經濟繁榮、避免社會陷入週期性動亂，就需要避免陷入“窮人更窮、富人更富”的社會陷阱。否則不出幾年，就會民變四起了。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第十四節 胡錦濤策劃實施胡耀邦紀念活動之意涵】

一、中共紀念胡耀邦座談會

胡耀邦在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運動中被迫辭職下臺。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的去世引發了要求民主的學潮，並且間接導致了“六四天安門事件”。過去十六年來，紀念胡耀邦在中國一直是禁忌，官方不曾有過任何紀念活動，也沒有對胡耀邦做過任何公開的正面評價。中共中央二00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上午在北京舉行座談會，紀念已故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出席了座談會，“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發表講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吳官正主持。 

然而，官方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網站到當天中午時，在首頁較下的位置，卻僅僅發佈了只有兩行字的新華社通稿。值得注意的還有，在新華社中文版通稿中，提到胡耀邦時使用的稱謂是“胡耀邦同志”。而在新華社英文網的新聞稿件中，則稱胡耀邦為“已故中共高級領導人”。在如此兩面三刀的作法背後，隱藏著何等意涵？

中共這樣做法，可能是在胡錦濤大力左傾的同時，放出煙幕來迷惑世界輿論。所以在中共編發的英文新聞中，還配了一張胡耀邦和鄧小平攝於一九八二年九月的照片。根據圖片說明，兩人在這次中共會議上舉手支持經濟體制改革。在中國的政治生態裏，如何稱呼前領導人、以及配發什麼樣的圖片，都有相當的講究，透露特定的政治含義。

BBC駐北京記者說，中國紀念胡耀邦時間的選擇十分重要，正值美國總統布什到訪北京的前一天。同時，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目前正在韓國參加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此前關於紀念活動的規格和形式眾說紛紜。最終沒有邀請八十年代胡耀邦時期的改革開放運動的著名人物出席活動。胡耀邦家人曾擬定一份為數二百人左右的邀請出席人員名單，但是名單提交之後，許多人物被剔除。 

二、紀念胡耀邦是威權統治的精緻化 

《華盛頓郵報》的消息表明，胡錦濤最早有意舉行規模較大的紀念大會，結果由於高層內部的角力，導致規格一降再降，最後只有三百五十人出席。胡錦濤本人還有意選擇在這個時候離開北京，由曾慶紅代為發表講話。從現有報道顯示，曾慶紅支持胡耀邦的紀念活動，並在活動前後有操作痕跡。他的講話四千餘字，卻回避了八九事件，和胡耀邦所推動的政治體制改革。曾慶紅講話對胡耀邦的評價限制在清正廉潔、提倡黨內民主的層面上，實際上是把胡耀邦作為統一全黨思想、反腐倡廉的一個工具。

我們有理由認為，紀念胡耀邦是胡錦濤威權統治精緻化的一個產物。胡錦濤發起紀念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也並不是他真的想效法胡耀邦，重啟政治體制改革。對於應對危機四伏的中國大陸，共產黨既有的政治思想資源已經顯得捉襟見肘，很難用以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如果說這次胡錦濤發起紀念胡耀邦的活動還有什麼啟示的話，那就是使胡耀邦這位前政治人物重回大陸公共政治話語空間，民間對八九鎮壓的歷史記憶重新開啟，為民眾擺脫政治遺忘、議論朝政乃至提出政治訴求都提供了契機。

江澤民時代，江朱體制攜上海經濟改革之氣魄，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完成經濟體制的初步構建。朱鎔基臨門一腳，將中國大陸踢入世界貿易組織，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循環之內。江朱時代的經濟發展，帶來了一個日漸嚴重的副產品，就是權力尋租更加猖狂，貧富懸殊進一步拉大，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如果不對“公平”問題予以重視，中國有可能再次社會動盪、政局不穩。

胡錦濤執政以來，面對國內社會民情和中共高層的權力格局，做出了自己的政治選擇。胡溫二人都有在貧窮的西北地區從政的背景，對底層境況更有體驗，對高速經濟懷有一定戒心。胡錦濤上任之後，不再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規則予以提倡，而是強調底層民眾和弱勢群體的利益。胡溫上臺以後，上演了一系列如“給民工討工資”、“除夕夜在井下和礦工一起過年”等親民秀，試圖向公眾樹立親民政府的形象。

胡溫這一政治選擇，拉開了和江朱體制之間的差異，有意擺脫江澤民時代的政治影響，為自己營造獨特的胡溫政治話語。若要破除“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原則，將公平提到首要的位置，最好的借鑒資源就是中共的開國先皇毛澤東的政治資源。因為毛澤東發動暴力革命，就是借用為弱勢群體代言，謀求社會絕對公平。他在上任之初，就蓄意選擇了到西柏坡朝拜，提出了“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新三民主義”。胡錦濤在西柏坡上鶯聲初啼，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執政理念。

胡錦濤的西柏坡政治亮相，表明長期從事政工工作的胡錦濤，心機深重。胡錦濤上任不久，他的政治智囊就推出了“先進性理論”，並啟動“保持先進性教育”。胡錦濤這種操作，中共歷史上有其慣性，用以區別和上一任領導人施政路線的不同。他用“先進性理論”取代江澤民時代的“三個代表”，並開始以此為政治標簽，區分政治派別，提拔團系人馬。胡錦濤很快讓“第四代領導集體”的提法從中共官方媒體上消失，其用意已經非常明顯，就是要樹立自己在共黨內的正統性和合法性，擺脫多年來“太子”和太監的形象，擺脫自己的權力其實來源於鄧小平、江澤民的私相授受這一事實。

三、胡錦濤如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胡錦濤從“提高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到“科學的發展觀”，然後是“保持共產黨員的先進性”，再到現在的“和諧社會”，胡錦濤自己的治國理念一再搖擺不定。這說明此人並無一定之規，而是見風轉舵。

在我們看來，“提高共產黨的執政能力”雖然實際上承認了共產黨執政能力不足，但同時也包含著這樣一層意思：不管有沒有執政能力，反正我要執政到底，而不管將來是否會洪水滔天。而在“科學的發展觀”中，胡錦濤雖然放進了不少內容，但是在共產黨的話語系統中，“科學”這個詞早已被濫用，誰反對共產黨的主張，誰就是反對科學。至於胡錦濤提出“保持共產黨先進性”，則更是一個不高明的口號。這個口號是如此地脫離實際，不合時宜，讓人明顯地感到他與現實的脫節。

“構建和諧社會”似乎比前幾個口號要高明一點，因為這個口號為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解決大陸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提供了想像空間。但事實上“和諧”也有另外一種解讀，那就是“誰不接受共產黨的領導，誰就是反對社會和諧”。這正是胡錦濤採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不用“構建公民社會”這個口號的奧妙之處。值得指出的是，在胡錦濤的和諧社會中偏偏沒有了“自由”這一價值。這個“疏漏”絕不會是無意的。

一個和諧的社會首先是由大量和諧的家庭、和諧的社區以及和諧的地區組成的。大陸現在的荒唐就在於，言論、信仰和結社的自由受到壓制，個人的土地產權不完整，村民自治的權利不完整，地方自治更談不上。人們沒有足夠的自由來治理好自己的家園，自己的社區和所在的地區，卻可以到處坑蒙拐騙。這樣一種權利組合，絕不可能構建一個和諧社會，更不可能構建一個公民社會，而只能生成一個破壞性極大的“流民”社會。

畫餅豈可充饑，空話不能治國。胡錦濤如果真想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就應該給地方廣泛的創制權，讓老百姓有機會從自己的家庭、社區和地方做起，建設自己和諧的生活。

四、是“和諧”不是“和解”

重新公開紀念胡耀邦，本來是胡錦濤主政後第一個顯示出政治魄力的大動作。海內外媒體、輿論雖然對胡的意圖有各種猜測，但整體上是給予積極、正面評價的。但是紀念活動的規模最後遭到縮小和設限這一事實，說明此舉不足以在實現社會和解方面邁出一步。

單方面的“和諧”不是雙方面的“和解”，事實上今天的中國大陸社會，連續二十多年政策上只重經濟發展而忽略政治改革的單向傾斜，已經累積起越來越深卻無以化解的社會衝突。“實現社會和解”的話題，因此是中共領導人不敢正面對待的。

大陸社會民生問題上的貧富兩極嚴重分化，就是因為政治上權力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以致錢權交易、官僚貪腐大行其道，使社會公平出現嚴重失衡；人權問題，在胡錦濤治下不進反退，以致中國在宗教自由、新聞自由上廣為國際社會詬病，成為中國大陸在國際形象上最為顯眼的瘡疤；由胡錦濤前任和再前任的黨魁所一手製造的“六四”天安門事件與“法輪功”事件等等遺留的冤案、錯案，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後遺症，加上新生出來許多諸如上訪、罷工、示威、地方暴動等等妨礙社會穩定的問題，而令得中共在政治管治思維上越來越缺乏自信，由此導致各種收緊、關停的負面政策頻頻出臺卻於事無補，使社會積怨愈演愈烈。

外交上，胡錦濤近年來著力甚多，但北美、南美、歐洲一大圈走下來，胡錦濤應該領悟：外交是內政的延續。當今中國大陸在外交上碰到的許多問題，其實都可以在內政上找到癥結。比方，中美之間因為臺灣問題帶來的敏感微妙關係，中國與歐洲之間在解除對華武器禁售問題上的角力，都需要回歸到內政問題上去消解。最明顯的例子：在解除歐洲對華武器禁售問題上最支持中國的德、法兩國，已經明確表示，因“六四”事件而來的“對華武器禁售”問題，一定需要中共在“六四”問題和“人權”問題獲得新的進展後，才可能解套。顯而易見，無論內政本身鬱結的問題，或是外交僵局上呈現的內政癥結，都不能不有賴於內部矛盾的消解。而公開紀念胡耀邦，正面邁出“實現社會和解”的第一步，正可以從中起到化解歷史僵局，宣導社會積怨，開啟發展的新機的一石數鳥的作用。

“實現社會和解”是一個牽涉面廣泛而需要大膽、穩妥進行的政治過程，人們不能期待胡溫的“一步到位”。但是，至少不要邁出一步又退後兩步，在政治改革問題上始終徘徊不前。顯然，不實現社會和解，所謂“建設和諧社會”，就成了一句空話。

五、紀念胡耀邦，胡錦濤意涵為何

胡錦濤一手策劃了胡耀邦九十誕辰紀念大會。據稱羅幹等人曾表示強烈反對，理由是，這樣做會對海內外造成錯誤印象，以為中央將為六四平反，並重新評價趙紫陽。胡錦濤反駁說：一，胡耀邦與六四沒有關係，二，胡耀邦是胡耀邦，趙紫陽是趙紫陽，胡耀邦不是趙紫陽。消息傳出，人們紛紛揣度，中共是否要對六四和趙紫陽重新評價了，中共是否要重新啟動政治改革？一時間，早已對“胡溫新政”斷了希望的海內外知識分子又重新燃起了對胡錦濤的期待。有人認為，胡錦濤提出紀念胡耀邦，說明他的地位已穩，希望利用紀念胡耀邦為契機，開創國內政治改革新局；因此，平反“六四”和趙紫陽將為時不遠。

其實胡錦濤紀念胡耀邦，並非意在開啟政改新局，而是試圖解決真正讓他困擾的兩大憂慮：人事主控權和制度性腐敗對共產黨政權的嚴重侵蝕。胡錦濤顯然算計過，紀念胡耀邦帶來的收益必定要大於風險，因此才值得鋌而走險。而當前中國的政治發展恰恰給了他收益大於風險的擔保。胡錦濤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黨政軍大權一把抓，風頭十足。此時的胡錦濤，正春風得意，躊躇滿志，才力排眾議，堅持開胡耀邦紀念會。

然而，如果小胡真的紀念胡耀邦，就不會先是主張舉行紀念會，繼而藉故缺席；如果小胡真的紀念胡耀邦，就不會把兩千人的公開紀念大會迅速縮水為三百人的座談小會；如果小胡真的紀念胡耀邦，就不會一邊緬懷“寬鬆，寬厚，寬容”的胡耀邦，一邊打壓輿論，限制記者，禁止胡耀邦紀念文集全集發行；如果小胡真的紀念平反了三百多萬冤假錯案的胡耀邦，就不會重新製造“顛覆國家罪”一系列新的冤假錯案；如果小胡真的紀念主張廣泛實行民主的胡耀邦，就不會軟禁民主人士，嚴控互聯網，取締非政府組織。如果小胡真的紀念胡耀邦，就不會一方面釋出一些政治開明之信號，像五中全會提出的“以人為本，和諧社會”和十月十九日提出民主政治白皮書，另一方面卻繼續實行政治高壓。

如此錯亂的自相矛盾說明小胡並非自信，其權力並非穩固。因此他需要演出一則“死諸葛嚇走活仲達”的戲碼。演給誰看呢？誰是這個“司馬懿”呢？這個“司馬懿”應該就是江澤民及其人馬。

小胡請出胡耀邦亡靈，第一個企圖就是要以團派力量整合其勢力，向江澤民的海派與諸侯力量正式宣戰。江澤民在退出政治舞臺之前，在幾乎所有的大省，安插了自己的人馬，像上海，北京，廣東，江西，浙江，湖南等省的一把手，大多是他的親信。去年溫家寶搞“經濟軟著陸”時，江澤民的親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和廣東的黃華華曾公開指責溫家寶的宏觀調控搞一刀切，是造成經濟波折，金融秩序倒退混亂、改革停滯不前的原因。小胡意識到，自己的中央權威面臨著江氏人馬的嚴峻挑戰。雖然，他全權大握後馬不停蹄地在各省安插團派人馬，試圖取代江的親信，但是在五中全會上，胡錦濤的以劉延東取代陳良宇的計劃未能順利實施，上調李克強進中央的打算受阻。這些挫折更激起胡錦濤加快人事變動，鞏固權力的決心。

對江氏人馬動手術將是或遲或早的事。大動干戈的時機似乎正在趨向成熟。胡耀邦紀念會，可以看出曾慶紅與胡錦濤配合默契，沒有曾的鼎力相助，胡錦濤難以抗衡羅幹等人的質疑與反對。胡錦濤籍口不出席紀念會，曾慶紅頂上，並替胡錦濤發言。這就證實了北京消息靈通人士傳出的信息：“一三五大聯合。”一三五指的是胡錦濤，溫家寶和曾慶紅三人在中共政權內的位置。

小胡請出胡耀邦亡靈，第二個企圖就是要以胡耀邦清廉向無處不在，愈演愈烈的腐敗開刀。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就說過：“中國出亂子，就出在共產黨內部；而在共產黨內部，出問題就出在腐敗問題上。”根據中共經濟學家胡鞍鋼的最新研究，九0年代後期，中共的腐敗給大陸社會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平均每年在九千八百億到一萬三千億人民幣之間，占全國GDP的13%-16%。面對如此程度的腐敗，小胡何嘗不知，腐敗正像癌細胞一樣在共產黨內迅速擴散，已經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自走馬上任以來，小胡已使出渾身解數與腐敗抗爭。然而，無論貧窮廉潔的北韓與古巴，滑稽可笑的共產黨先進性教育，被大陸百姓調侃為先進“性教育”，小胡因而惱羞成怒。而早已被世人遺忘的毛澤東的西柏坡精神，又如何為小胡提供治療腐敗的法寶？於是小胡此次借紀念老胡（耀邦），企圖借用已故老胡的清廉聲譽，來對抗現存的制度腐敗——整風，清黨，鞏固勢力，可一舉數得。如此一來，胡錦濤與江澤民勢力互別苗頭的人事調整，就將正式拉開序幕了。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另起一頁）

【第五章 2006年統獨掙扎】

（另起一頁）

【第一節 二〇〇六年中國大陸即將進入多事之秋】

一、胡錦濤新年講話有新的思路？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一月一日在中共“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年茶話會上發表講話，勾勒出他新一年在內政外交各方面的施政意圖。這次講話在外交和“對台”事務方面都包含了不少內容，對觀察中國大陸新一年的政治動向，有些意思。例如他說，“在新的一年裏，我們要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戰略。”

在這裏，胡錦濤沒有再提江澤民時代“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路線，並特別加入了“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字眼，並將之放諸“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之前。可以說，這算是胡錦濤回應美國要求中共作為“負責任的合夥人”的呼籲，這種提法也跟胡錦濤的中央黨校舊部鄭必堅較早前提出的中共“不會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說法，相呼應。

在“對台工作”方面，胡錦濤在今年的新年講話特別把他去年三月四日發表的“四點意見”加了進去。所謂“四點意見”就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不動搖，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貫徹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反對台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而去年的新年講話胡錦濤提到要“促進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等領域的交流”，結果出現去年跟泛藍合作，並以新思維促進“黨的交流”，因此他今年特別加強語氣，要“積極擴大”這些交流，並得寸進尺，要把“保障臺灣同胞的正當權益，加強同反對台獨、主張發展兩岸關係的臺灣各黨派的對話和交流，推動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恢復兩岸對話和談判”這些“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的分化瓦解措施，加入在新年講話的內容裏面。

比較去年，今年胡錦濤新年講話對台部份較諸去年，身段更是柔軟。例如胡錦濤去年只說要“維護台海地區穩定”，今年則在這句特別加入“和平”二字，成為“維護台海地區和平穩定”。去年胡錦濤在重申“願意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的同時，也不忘強調“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臺灣從中國分割出去。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將堅定不移地扞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今年，這些讓臺灣覺得具有恐嚇性質的字眼，胡錦濤索性不提。

二、形勢嚴峻下，胡錦濤寫下最長批語

共青團出身且思想僵化的胡錦濤，口口聲聲要恢復毛式統治，何以在外交領域表現如此的溫和理性？原來，內政企圖強硬和外交假裝溫柔，都是由於中共的內政出了問題，陷入危機四伏、不遑他顧的尷尬境地。

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全總主席尉健行，二〇〇五年底提交了一份關於工會工作的報告。報告指出中國的工會組織，基本上已經名存實亡。對這份報告，胡錦濤寫下了據說是他主政以來字數最多的批語，大致是：職工工會組織是中共政權的主要主柱。當前的危機中，最嚴峻的就是失去職工、農民的支援。一旦失去他們的支援，社會、政局就會動亂，最後導致崩潰。前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全國總工會負責人倪志福更是直言，社會照此發展，政權將被職工階層、農民階層所推翻。 

反觀近來大陸媒體炒作內地民營企業家去黨校“鍍金”的新聞，中共的意圖就一目了然了。那就是為日益失去民心的中共挽回一點人氣，製造一種中共仍然受歡迎的假像，轉移國人關注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的視線。殊不知這更凸現了在600萬退黨大潮衝擊下中共已經窮途末路，工農基礎盡失，只能拿少數的富人來作文章了。幾次去黨校的廣東志高空調董事長李興浩坦言，雖然到黨校進修耽誤了一些生意，但“領悟了很多破解難題的方法，結交了很多朋友”。說明這些民營企業家去“黨校”的目的不是迎合中共，只是為賺錢開路和尋求後臺。 

中共自稱代表工農利益，其結果是為數眾多的工人農民一直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尤其是十億農民和上千萬的下崗工人，基本的生活和權益都無法得到保障。現在開始拉攏“資本家”入黨，那麼它究竟又是如何對待民營企業呢？ 

據相關研究報告，中國大陸的民辦企業平均壽命只有2.9年。私營企業的興衰，很大程度仰仗當局的政策。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發生在陝北的私營企業採油案。當國營企業采不出油而主動放棄的時候，當地政府允許私營企業進場開採。等到私營企業采出油來，當局則立即變卦，自食前言，用微薄的“補償”，強迫私營企業退出開採石油，說白了就是在掠奪私營業主的財產。當這些業主通過“正常途徑”請願時，又遭到當局欺騙圍捕。類似例子很多，私營經濟的生存空間其實是很可憐的。 

即便是昔日光彩照人的中國民營企業家們，如牟其中、陳順利、楊斌、唐萬新、顧雛軍等，如今身敗名裂，負債累累，要在監獄度過漫長的歲月。事實上，在中國的現有的體制下，富商們或難以避免要和權力官員結盟，或者行走在灰暗地帶，因此在許多富豪們落馬背後的故事中，或多或少有官場傾軋和政治鬥爭的影子。可以想像，民營企業在中國的運作如履薄冰。 

在中共政權的統治下，商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永遠是二等以下。去黨校“鍍金”恰恰反映了這種情形和民營企業主們惶恐自保的心理。所以，如同對待工農一樣，中共對待民企也只有利用二字，決不會良心發現去保護中國的私人企業。因為中共代表的只是自身執政的利益，而非民意；所以中國大陸的私人企業無法擺脫這種惡劣的回圈，無法真正立足和發展。私人企業主們要不與狼共舞，就無法生存。 

三、二〇〇二至二〇〇四年的“經濟增長”

二〇〇六年開始，中國大陸面臨一次劇烈的轉折，而這勢必將影響到世界各國，因此對這個階段的中國大勢局勢進行描述和預測，已經成為各國學界的觀察重點。

經濟維持高速增長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共當政者在意識形態破產之後維持合法性的主要支柱。 但九十年代後期伴隨國營企業加速改革和私有化、教育、醫療、住房改革的是中國經濟持續下滑，工人大量下崗、內地農村衰敗、腐敗嚴重發展並無藥可救、貧富高度分化、社會分裂對立日益嚴重，各種矛盾日趨激烈，群體性事件開始不斷上升。為了應對經濟危機，中共政府的主要措施就是一方面利用積極財政政策，大發國債進行政府投資（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進行稅制改革以加強中央財力，提高轉移支付和中央應對危機的財政能力。另一方面，中共政府實行積極貨幣政策，將利率降到歷史最低。

從一九九七年到二〇〇一年，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8.6、7.8、7.1、8.0、7.5，但從運輸、資源消耗有時甚至負增長等情況來看，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率將遠遠達不到這個程度，因為中共政府的經濟財政和貨幣政策是失敗的。

從二〇〇二年開始，中國經濟開始重新走上加速增長的通道：二〇〇二年增長8％，二〇〇三年增長9.1％，二〇〇四年中國經濟仍維持與二〇〇三年近似的超過9％的增長率（最新統計統計局資料9.5％）。而這與2002年之前七上八下的局面形成鮮明對比，也出乎二〇〇〇、二〇〇一年前後絕大多數人的估計。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經濟在二〇〇二年以來，在多種矛盾糾纏和日趨尖銳的情況下，出乎超過99％以上人們的估計，出現了如此“令人吃驚的加速增長”呢？

原來，秘密在於海外熱錢的湧入所造成的房地產市場的泡沫。

可是現在，中國大陸的房地產泡沫已經開始破裂。而這很容易引起經濟增長的速度下滑，由於國外勞動密集型產品已經飽和並且日用品需求增長潛力很小，而中國大陸由於兩極分化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將更加嚴峻，產業升級由於技術積累不足和高技術行業基本已經被國外控制，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將難以為繼。

對銀行來說，大幅度提高利率將可能導致房地產需求的大量萎縮和銀行壞帳的大量產生，這將極大的打擊中國銀行業，甚至導致在二〇〇六年以後中國金融危機的產生，並引發進一步的社會和政治動盪。即便不出現上述最壞的情況，由於二〇〇四——二〇〇六年前後處在中國大陸銀行業改革的關鍵階段，房地產泡沫破裂之後銀行業壞帳的大量產生，還將可能葬送中國銀行業改革，或者中國大陸銀行業將以極低的價格被跨國金融集團掌控。那時，中國大陸的經濟命脈將被外國人掌握，中國將徹底被殖民化，中國大陸“拉美化”的圖景就會完成。由於中國大陸的資源遠沒有拉美國家豐富，難以在拉美化的情況下保證大多數人的生存，中國大陸的“拉美化”結果，是觸發更大範圍的社會動盪。 

但如果中共政府不大幅度提高利率，那麼在負利率的情況下，房地產的需求將無法抑制，房地產泡沫將越吹越大，在破滅之日，也同樣是中國大陸經濟困境和進一步的政治社會困境出現之日。實際上，二〇〇四年十月“中國人民銀行”提高貸款利率0.27個百分點的舉措就是這種左右為難心態的真實體現：一方面看到房地產的泡沫不能越吹越大，繼續下去遲早將出現災難性的後果；但另一方面又不敢大幅度提高利率，因為房地產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動力一旦下滑，中國大陸的經濟也將萬劫不復。 

四、二〇〇六年可能發生的社會危機

離開房地產行業來看，二〇〇四年是中國大陸加入WTO的第三年，加入WTO的前三年由於還存在過渡期的保護，而且跨國公司的擴張和布點還需要一個過程，中國各個產業受到的衝擊還不大；而國外又向中國敞開了能敞開的大門，使得這三年中國進出口增長幅度每年都達30％以上，可以說已經充分享受入世的好處。

由於中國大陸進出口在二〇〇二年已經超過1.15萬億美元，占GDP已經達到70％（世界各主要大國一般在約20％左右以內），國外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市場中國可以佔領的已經基本佔領，所以二〇〇五年以後中國進出口再繼續高增長的潛力已經不大，但風險卻隨著保護期結束、跨國公司完成布點開始正常經營和熟悉中國市場而越來越大，加入世貿組織的壞處將越來越明顯。

綜上，從二〇〇六年開始，中國大陸的經濟水落石出：如果中共政府不能採取有力措施收緊，中國大陸經濟的泡沫最晚將在二〇〇六年底前後破滅；如果中共政府採取更有力的政策，那麼經濟高增長也將在二〇〇七年停止並基本上無法再次啟動。而外向型的增長動力，從橫向來說，已經隨著中國大陸對東南亞、拉美等第三世界原先所佔有的世界市場的替代逐漸衰竭；從縱向來說，由於中國不掌握美國IT業和德日裝備工業和重化工業的核心技術，也無法進行進口替代或者佔領歐洲的世界市場。因此，中國大陸經濟即將出現的，將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階段。 

從二〇〇六年前後到二〇一〇年，中國社會大陸將進入高危險時期。對於中國社會而言，二〇〇六年則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今後的中國大陸將基本結束加入WTO所產生的暫時性保護作用，向跨國壟斷資本逐漸完全敞開大門，“入世”的好處將逐漸用盡，副作用逐漸開始顯現。

現在，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積累了近三十年壓力，但關鍵問題一直被回避的改革，將接近尾聲；大部分人認識到“左右開弓”的政策的惡劣後果，將加劇中國大陸的政治力量分化。在此之後，所有長期積累的經濟、政治、社會矛盾和不滿集中爆發的可能將日益突出，於是，中國大陸社會將面臨一個新的不確定時代。 

五、“經濟奇跡”的後遺症

過度投機和房地產泡沫造成的“經濟奇跡”，具有嚴重的後遺症。後遺症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社會兩極分化、官民對抗進入一個新階段。尤其是二〇〇五年底爆發的“汕尾事件”，標誌官民對抗進入了“暴力對暴力、黑社會對黑社會”的惡性循環。

二十多年來，官僚資本的長足發展，中國從中央到地方各個層次的政治集團都已經同時變成了經濟集團，而且這種集團帶有強烈的家族和家族集團背景。不少集團具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可謂“富可敵國”。由於和不僅本人，而且整個家族集團的利益息息相關，官員在中共黨政體制中的作用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毛時期和鄧時期，甚至江澤民初期，作為黨的政策執性人，依然是官員的基本角色。而從江後期開始，特別是二〇〇五年一系列事件：不絕的礦難，松花江污染責任的張冠戴，到汕尾等一系列官民衝突，都宣示官員的基本角色已經變為“為本利益集團服務”，“為黨服務”已經淪為第二。 

地方政府在既沒有中央的約束，又沒有民眾的監督下，更會膽大妄為，耍盡地頭蛇的威風，成就層層的大哥或教父，徹底的黑幫化。 民眾面對這樣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無非三種反應方式： 

1、逆來順受，這種百姓會是多數，但其比例確會越來越小。

2、黑幫化，這樣的刁民會是少數，但面對社會的現實和黑幫化的政府，卻有極大的生存空間，如果操作得當，甚至可以和白道稱兄道弟，甚至操縱之，至少可以共存。 

3、以正面方式抗爭：這樣的好心傻子也會是少數，雖然會得到百姓的支援。但篤定會被地方政府打壓。其能否生存，端看中央政府的態度。因此在多數人逆來順受的背景下，黑幫化的所謂刁民將是民眾和黑幫化的地方政府博弈的主要手段。

中國大陸社會生態因此走向全面黑幫化，或者拉美化，但由於其“全能政府”的底子，政府管轄的事情要遠大於壞的資本主義國家，留給民間社會的空間更小，因此情況會更糟。 

在這個黑幫化的過程中，現階段突出的矛盾是土地，隨著國企私營化，城市民眾已經被徹底剝奪了，而農村民眾所剩的就是土地，因此剝奪土地成了官民博弈的主戰場。這個過程大概要有十年，土地剝奪過程結束之日，也是中國拉美化過程結束之日。在那以後，民眾將徹底賤民化。 

從胡溫的角度看，短期講，他們的首要問題是建立他們自己的權威，改變弱主地位。而採取這些措施的前提條件是他們已經有相當的權威，因此他們短期做不來。長期看，如果他們建立了自己的權威，則沒有必要做這些，除非他們是理想主義者，並且認同憲政民主，想有所作為，這可能性也不大，最大的可能是他們建立不了自己的權威，因此只能維持。

中共已經離開了強人政治階段，以後只有“弱主”面對“豪強”的政治局面，因此，中國大陸正在走向長期的亂局。

（二〇〇六年一月四日）

【第二節 中國大陸如何應對美日加緊軍事同盟

一、美國全球兵力調整計劃

位於德國海德堡的美國駐歐洲陸軍司令部2006年1月27日宣佈，作為美國全球兵力調整計劃的一部分，駐德美軍今年將撤出3,350名官兵。目前美駐德軍事人員共有57,000人。美軍司令部稱，根據計劃，2014年將減少到24,000人。早在2004年，美國就宣佈將在全球範圍內大規模調整軍力部署。在歐洲地區，美國計劃把原先部署在德國的軍隊向東歐地區轉移，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是美軍東移的最熱門候選國。

所謂美軍東移，意圖何在？不僅針對俄羅斯，而且意在合圍中共，完成反共、剿共之歷史使命。正是在這樣的壓力下，日本政府於2006年1月23日承諾，每年拿出12億美元維持駐日美軍。這是在日本國內對美軍駐日有不同的意見的情勢下作出的承諾，相當不易。日本很清楚，它只是美國全球戰略的棋子，不得不服從美方需要。正因如此，日本政府已開始對《周邊事態法》進行修改，在“日本有事”時美軍可以採取強制措施，優先使用日本國內的機場和港灣；還將“臺灣海峽有事”視為“日本有事”。這意味日本未來可能以武力干預台海爭端，也表明日本終於在台海問題上加大了進逼中共的力度。

這些發展引來了中共的指責。針對中共的指責，日美雙方指出“周邊”並非地理概念，而是軍事屬性。那麼，什麼是軍事屬性呢？

2005年12月中旬日本岩國美海軍基地進行的“主動防禦”聯合軍演“成功”結束後，日本自衛隊目前正在美國國土上展開代號為“鐵拳”的“奪島聯合軍事演習”。1月9日中午，大約200名自衛隊員冒著“敵方”猛烈的火力實施了搶灘登陸演練。《讀賣新聞》在2005年12月16日指出，美軍因為考慮到“中國因素”，所以對日美聯合演習中奪取島嶼的動作，態度相對謹慎。但中共軍事力量的增強，使得美國不得不向中共彰顯日美在沖繩和西南諸島的聯合軍事存在。國際間將此次日美聯合奪島軍演定位於“中國對西南諸島的威脅”，但日本軍事專家提出質疑，認為中國如果沒有同日本進行全面戰爭的意圖，那就沒有攻佔石垣島或宮古島這些西南小島的戰略必要性，但“現在的趨勢是中國威脅論很流行，無論什麼事情都往這上套。”

其實，這兩年日美軍事合作進展快得令人目不暇接。去年，日美雙方首度在雙邊文件中表明瞭“對臺灣問題的關切”、日本允許美國核動力航母進駐橫須賀基地、日本政府正式決定與美共同開發導彈防禦體系、日美聯合軍事演習像演連續劇……日美的軍事行動正在悄悄地對東亞地區的安全形勢造成巨大影響。日本近年不斷突破“和平憲法”中有關向海外出兵的束縛，這次派兵赴美演練奪島，意義不同一般。日軍的科技含量和戰鬥力都屬一流，出國演習，其目的顯然是在亞洲“有事”的情況下，有朝一日用軍事手段擴展自己的利益。所以此次日美兩軍區區幾百人的聯合兩栖登陸演習的象徵性意義，遠大于實戰意義。

二、布希國情咨文重申將結束暴政

無獨有偶，美東時間2006年1月31日晚9時，美國總統布希發表2006年度國情咨文，除了兩伊這兩個焦點問題外，布希還重申“結束暴政”仍是“美國未來安全的依靠”。另外，能源問題也將出現在國情咨文中，布希將會強調“太過於依賴石油進口的美國”，必須突破對不穩定地區供油國的依賴。布希在國情咨文中重新強調他在第二任期開始時所發出的誓言——“我們的國家正致力於一個歷史性的長期的目標——我們尋求結束我們這個世界的暴政”，布希還會強調，結束暴政“是美國未來安全的依靠。”

五角大樓在向總統和國會提交四年一度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中，再次將中國列為處於“戰略十字路口”的大國，並指出“中國攻擊美國資訊系統”等“非對稱型”威脅。《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主要對美國的國防戰略進行重新部署，制定未來幾年的美軍戰略方針，一般會對美國的國防預算產生重要影響。1月24日出版的《華盛頓郵報》率先向外界披露了《四年防務評估報告》的部分內容。據《華盛頓郵報》之前報道引述國防官員的話指出，本來五角大樓的報告草案中列入了朝鮮、伊朗以及恐怖主義的威脅，但略掉了中國的部分。因為布希政府親華派官員認為，中國在報告所涵蓋的4年期間，不會對美國構成重大威脅。持這些觀點的人包括國防部副部長亨利和費斯。不過，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在接到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提醒之後，下令把“中國的軍事威脅”納入評估。即將提交的2006年《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中，因此將再次提到“中國軍事威脅”。

三、日本不將中國視為威脅的聲明

日本外務省2006年2月1日說，已經通過了一份“不把中國視為威脅的聲明”。儘管這份內閣正式通過的聲明強調，中國仍需強化軍事事務的透明度。此舉顯然為了緩和兩國之間的摩擦。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千葉明說，政府已在1月31日通過一項“不把中國視為威脅”的聲明。他引述聲明的內容說：“我們認為只有當侵略的能力與侵略的意圖皆具備時，才算是明顯的威脅。”該項聲明還說，根據中共與日本1972年的建交聯合聲明以及1978年的“和平條約”，日本並不認為中國有任何侵略企圖。聲明說：“因此政府不認為中國有任何侵略日本的企圖……政府並不視中國為一個威脅。”

為什麼日本外務大臣麻生太郎上個月說，中國的軍事擴張缺乏透明度，因此是個威脅；現在日本政府又改口說中共不再是威脅？原來麻生太郎的說法引起北京當局強烈反彈，令原本緊張的兩國關係雪上加霜。因此中國駐日本大使王毅日前在東京發表新春賀辭指出，中日政治關係目前面臨困難局面，需要雙方相向而行，他還希望日方拿出實際行動，使兩國關係回到健康發展軌道。但是在日本對中共的這一“讓步”後面，難道不是隱藏了更深的戒心和敵意嗎？

親中共的《朝日新聞》社論委員五十川倫義認為，日本政府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早晚要解決，因為日本國內對此分歧也很大。中曾根康弘、宮澤喜一、村山富市、橋本龍太郎等前首相都曾明確表態，不支援小泉參拜靖國神社，而日本媒體在這個問題上也普遍反對小泉的立場，這反映了民意。他說，小泉不會改變他的行動，但其繼任人是否會繼續參拜，現在很難講。在自民黨內，反對或者不支援小泉參拜的聲音也很多。雖然安倍晉三、麻生太郎等自民党新總裁人選現在都表態支援參拜靖國神社，但一旦成為新首相後，他們真會堅持立場嗎？

五十川倫義指出，其實靖國神社的問題不難解決。解決辦法有三：一、可以再建一座國家紀念神社或國家紀念墳墓；二、將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的名字從靖國神社中分開。實際上現在很多戰爭死者的家屬要求將戰犯的名字分開，因為他們的親人亡靈不得安寧。小泉也承認東條英機等十四人是甲級戰犯，強調去參拜是為了和平，是要拜祭戰爭中的死者而不是戰犯；三、最後的辦法是政府領導人不去參拜。

五十川倫義的看法其實就是中共文宣的結果。體現了中共試圖用文宣來分化瓦解日本國內反共力量的“成果”。對此，世人不該掉以輕心。

四、中共以文宣應對日美同盟壓力

面臨日美同盟的壓力，中共如何應對呢？

首先，中共文宣領域大肆著力，宣揚“美日軍事同盟充滿冷戰思維”，“遏制中國意圖突顯，不利亞太地區和平”。 

中共到處遊說，說“在全世界各地區的軍事同盟紛紛解體、削弱的情況下，美日軍事同盟卻成了唯一的例外，公然走向強化。”“日美已明確把臺灣海峽和朝鮮半島作為日美在亞洲地區的共同戰略目標。此次駐日美軍的調整和日美各項軍事合作措施，主要是為了應對未來在臺灣海峽地區和朝鮮半島可能發生的武力衝突，明顯有遏制中國的意圖。”“在聯合國倡導建立和諧世界的主旋律中，美日推出了充滿冷戰思維的新軍事合作協定，這是完全有悖於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的。它不僅遭到了日本有識之士的強烈批評，也引起了周邊國家的高度警覺。日本把自己綁在美國的戰車上，非但不會使自己變得更加安全，其長遠國家利益也將受到損害。”等等諸如此類。

中共認為，“而這一切發生在東亞。這裏自朝鮮戰爭以來基本處於和平狀態，而且是世界經濟最活躍的地區”，有如下幾個引人關注之處：

第一，它具有相當濃厚的“臨戰”色彩。例如，位於美國華盛頓州的美陸軍第一軍司令部將移至日本神奈川縣座間基地。指揮部前移，便於有事時向東亞調動美國本土兵力。

第二，美日軍事合作向“實戰應用”的形態發展。例如，日本在座間基地擬新設自衛隊應急部隊司令部，可與美就近協調。日本航空自衛隊司令部將遷往美空軍橫田基地，以便“與美國第五空軍司令部在一起”。

第三，針對中國的色彩明顯。例如，美希望日用p-3c巡邏機收集中國軍隊的情報，通過運輸物資對美軍進行後方支援，將沖繩的美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移往中國近程導彈射程之外的關島。

中共還從政治層面說，日美新的安全協定是“安全政策方面的根本改變”，“超出了‘日美安全條約’的範疇”，“這一批准日本支援美軍事行動的協定是極為危險的”。中共還借用日本民主黨党首前原誠司所言，日本政府在進行這一大改變、大動作之前，未與民間、在野黨和地方協商，也是日本內政上一個令人擔憂的傾向。

五、中共以結盟應對日美同盟壓力

其次，除了文宣攻勢以外，中共繼續運用結盟手段來對抗美日同盟。

分析中共的近期軍事進展，可以發現所謂“以新安全觀為指導的新的安全機制在維護地區穩定與世界和平的實踐中日益展現出新的生命力。”這是指

2005年“上海合作組織”以“不結盟、不針對其他國家和地區及對外開放”為原則，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為宗旨，在國際舞臺上四處活動。一是在今年7月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阿斯塔納峰會上，正式批准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為觀察員國，使該組織覆蓋的地理區域延伸到中東和南亞次大陸，成為歐亞大陸上地理範圍最廣的組織。二是8月中下旬，中俄兩國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舉行“和平使命－2005”聯合軍事演習。中共吹噓，“此次演習不僅籌劃層次高，技術含量大，一體化程度高，而且透明度高。通過演習深化了中俄互信，增進了彼此友誼，加強了兩國兩軍在防務安全領域的合作與協調，體現了中俄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有利於東北亞地區局勢的穩定。”三是中共軍和巴基斯坦軍於8月上旬在中國大陸新疆塔什庫爾幹縣舉行了“聯合反恐演習”。中共宣揚這“旨在提高兩軍聯合反恐作戰能力，遏制和打擊暴力恐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等三股勢力，擴大兩國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維護地區安全和穩定。”

六、中共以軍備應對日美同盟壓力

最後，除了文宣攻勢、結盟手段，中共繼續進行軍事部署。

據香港中通社報導，中國自行研製的大型預警機正由試飛踏入定型生產，估計很快將可正式服役。軍事專家指出，近期在南京上空頻繁試飛的“空警-2000”的預警機，採用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相控陣雷達技術，比目前美俄產品還要先進。它的服役填補了解放軍從前沒有裝備預警機的空白。“空警-2000”的機身是採用俄制的伊爾-76 型運輸機。據悉，“空警-2000”的雷達天線並不像美俄預警機一樣是旋轉的，相反它是固定不動的。這印證了“空警-2000”採用的，是比美俄領先一代的固態有源相控陣雷達，由於它只需以電子掃描進行俯仰和方位探測，所以不需要再採用落後的機械掃描轉天線。也可以證明，中國大陸已解決天線引臻機射共振的一系列難題。

中共專家吹噓，“空警2000”上所裝置的雷達、超級電腦、控制臺及軟體都是中國自行設計和生產的。其固定雷達由南京電子技術研究所研發的三片式雷達，呈三角姿態安裝，從而達到三百六十度全方位覆蓋，特別擅於探測速度較高的空中或海上目標。這款雷達只需以電子掃描進行俯仰及方位探測，可棄用舊式的機械掃描旋轉操作模式。

此外，中共正與俄方合作生產，開發新一代的紅旗系列防空導彈系統。已知的有：“紅旗15”，也就是中國版的“s-300pmu1”，以及紅旗16、紅旗17和紅旗18。紅旗16是為中低空目標設計的中程地空導彈，有效作戰高度100米至20，000米之間，反應速度6至8秒，一個導彈組可同時攻擊8個空中目標，單發殺傷概率為90%，採用目前最先進的垂直發射技術和相位陣列雷達。中共將用其搭配預產中的紅旗17－中國版tor-m1“履帶式野戰防空導彈系統”，全面取代應該淘汰的紅旗61Ａ。目前，這個導彈計劃已進入高級研發階段。從以上文宣、結盟、軍備三個方面綜合觀察——中共正在為對抗美日同盟使出其全部吃奶的力氣。至於效果如何，世人並不看好。因為中共作為世界共產黨政權的最後一個基地組織，與美國為首的現代民主政治的衝突和決戰，最終是難以避免的。

（二〇〇六年二月八日）

【第三節 高智晟案件凸現中共管制危機】

中國大陸的律師高智晟，41歲，來自陝北，通過自學通過律師資格考試，表現出色，曾被評為“中國十大傑出律師”，免費為貧困弱勢人民打官司仗義直言，享譽國內外；近年來經常接受維權案件，被稱為“人權律師”、“中國的良心”。尤其是二〇〇五年底以來，高智晟異軍突起，在海外法輪功力量的配合下，打造聲勢，使共產黨的管制明顯失靈。這一高智晟現象，如何結束，應該是一個觀察中國大陸社會的重要指標。下面我們就從幾個不同的方面，來做一個觀察和分析。

一、基督徒律師動搖共產無神論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美國之音》發自香港的報導，中國維權律師高智晟宣佈，他決定退出共產黨並成為一名基督徒，近日將會在某家庭教會受洗。記者致電高律師在北京的家，其太太耿和對記者表示，高智晟還沒有回家，她從網上知道了高智晟退黨的消息。她相信高智晟這樣做一定有他的道理，雖然這樣做有危險。一些法律界人士認為，新的文化和道德信仰基礎正在中國形成，而這有利於中國社會的良性化、民主化與真正的和平崛起。

高智晟律師對記者說，他的這一決定雖與最近的親身經歷有關，但更多是因為多年來的經歷和思考，使他深刻意識到中國的長遠問題是信仰的問題。高智晟說：“今天中國社會的這種整體的道德淪喪、權力對人民的這種毫無底線的殘暴，都是因為我們沒有信仰。”目前在中國，法律界許多人都皈依了基督教，原因是他們普遍認識到中國的法制和民主建設缺乏深層次的根基。由於目前中國政府只允許官方批准的教會進行宗教活動，所以中國的家庭教會可以說是中國人自由的堡壘。

二、以律師工作瓦解中共社會基礎

高智晟的信仰轉變，可能與他的遭遇相關：近年來代理“陝北油田”和“廣州太石村選舉”等敏感案件，並且上書中國最高領導人為法輪功辯護，不久前被中國司法當局勒令停業一年。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十日，丹麥大報《貝林時報》發表了該報駐上海記者克裏斯丁娜. 鮑楚普(Christina Boutrup)文章，題為“不屈的中國英雄”。指出二〇〇五年高智晟已被警方問訊過二十多次。到十一月，無產階級專政的重錘終於砸了下來，中國共產黨官方決定，關閉高智晟律師事務所一年，禁止高智晟工作。這是第一步恐嚇。如果中國的良心拒絕“悔過”，接下來就會被關進監獄。在中國的監獄裏，被關押的律師有時超過了真正的罪犯。難怪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的組織者王丹，也讚譽扶助弱勢、抗禦強權的高律師是“不屈的中國英雄”。高智晟的名聲來自他的勇敢，高智晟的勇敢來自他的信仰——他甚至為政治異議者和法輪功修煉者辯護。而這些人正是中國政府重點打擊的物件，違法關押和甚至殺害都在所不惜。高智晟也幫助那些被粗暴對待的礦工和貧窮的農民——腐敗的地方政府要求他們交付非法稅收，或者在政府的工程項目中被強迫搬遷卻得不到合理賠償。這些案子都是想賺錢的中國律師們避之唯恐不及的案子。

三、以律師身份介入具體的政治操作

引發這次高智晟事件的直接原因，是他在十月十八日寫給中國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的公開信。信中他要求中國政府尊重宗教和信仰自由，以及停止對宗教信仰的鎮壓。他寫道：“我們不能回避這個嚴酷的現實，每一天，都有很多不公正的事情在發生。”北京市司法局是在高智晟拒絕收回這封公開信之後，開始對他進行報復的：一個星期以後，十月二十六日，他就受到北京地方政府的電話警告。又過了一個月，北京市司法局約見高智晟，當面通知他本人：他的律師事務所被停止執業一年。後來高的家人都生活在中共特務嚴密的監控下，不管他們去哪里，都受到監視，電話也被監聽。

就像高智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中共把自己統治的人民當成強盜。可是一個黨如果統治著一群強盜，那麼統治者自己能感到安全嗎？所以中國大陸就會出現許許多多的醜態百出的場景。

高律師在陝西榆林進行維權活動時，當地的一些工人、農民找他訴苦說：“高律師！我們都四十多歲了，搞不好哪天我們還要拿起槍。”高律師說：“我和你們一樣的不喜歡當局，但是槍不是最有力量的，槍從來沒有解決過中國的問題。當年毛澤東拿起槍的時候，陝北人民是何等的激情高漲去跟著他。你們從那次拿槍的經歷中獲得了什麼呢？”有人問他說：“中共既然說他們是執政者，為什麼搶民財到如此地步？”高回答：“一位老中共黨員問我：‘幹部子弟殺人五年不賠償，這還是共產黨的天下嗎？’我說：‘這恰恰證明當今的天下是共產黨的天下。’”難怪共產黨這麼恨他。

看看高的自述就可以明白他後來的處境多麼險惡：“下午約四點鍾左右，我和朋友一行三人回家，當我們穿過人頭攢動的市場時，我們發現，僅僅只有數百米的距離，且道路封閉、只有一個出口，卻有四五名便衣緊跟在我們身後，作近距離包圍狀。這已經不是一般意義的跟蹤了。我們拿出攝像機對他們騷擾和脅迫公民的惡行進行現場記錄，其中一位元便衣失態發作，突然指著我，當眾大叫‘他是法輪功，法輪功！’一瞬間，百餘名群眾好奇地圍攏上來。當這位便衣發洩完畢後，未來大家有機會在‘畫面’上看到的氣焰最為囂張的那位便衣暴跳起來，對我進行推搡，被我喝住了。他還向正在對圍觀群眾揭露他們跟蹤我孩子的無恥行徑的我大吼道：‘你再拍我，我馬上將你行政拘留十五天，你等著，你等著！你們這種人，還活在世上，是最肮髒的了！’他來回盤旋，暴跳吼叫，在眾多的群眾面前，將一個下流惡棍形象表演至極致。”其實，高智晟並不是法輪功，按照個人信仰，他應該是一個基督徒。

四、高律師被視為下一代領導人

正是高智晟的這種為別的信仰者仗義執言的無畏與無私，為他贏得了廣泛的聲勢。‘大紀元’有一篇署名王子亦的文章，論述高智晟可以成為“國家元首”：“由於中共邪党對中華民族道德根基的嚴重破壞，使中華民族的整個民族基石都搖搖欲墜。值得的慶倖的是，中華民族中到底走出了一位高智晟先生，穩住了中華民族的基石，並開始著手完全加固整個中華民族的道德根基和生存基石。所以說高智晟先生是具有國家元首特質的非凡人物。……以上歷史使命的順利完成，還需要一個條件，就是中國軍隊對歷史使命行使者的強力支援。為了保證中國軍隊的這種強力支援，也是要避免出現俄羅斯過渡到自由社會時發生的社會動盪現象一樣的不利狀況的最好辦法，這裏需要實施一種高明的策略，就是全力爭取中國軍隊對該歷史使命行使者的堅定支援。大策略就是要承諾對中國軍隊進行完全的國家化，大策略之下還有一種策略，就是要利用某種正規形式在正式公開場合下表明對中國軍隊軍人個人的獎賞承諾。完全可以承諾在成熟的時機以國家元首身份冊封他十八位元帥，七七四十九位大將，一百〇八位上將，其他的將士按此相同規格進行獎賞冊封。獎賞冊封標準和條件當然是在過渡時期軍人個人的正面行為表現所各自成就的個人功績大小。”（《大紀元》2006年1月6日）

而面對高智晟與法輪功的這種裏應外合的攻勢，中共當局似乎別無良策，迄今無法作出鎮壓的決定，這表明中共的管制正在出現某種嚴重的危機。

到了一月底，高智晟進一步發起了“維權絕食”；到二月初，高智晟進一步組成了“維權絕食聲援團”；並倡議舉行全球絕食活動。正是在高智晟的倡議下，中國各地維權人士從二月四日早上六點鍾開始，進行全國性接力絕食活動，抗議中共政權採用黑社會手段，毆打公民和暴力迫害。中國大陸已有百人表示將參加接力絕食，包括郭飛熊、趙昕、齊志勇、王國齊、任畹町、賈建英、李海、藤彪、李和平及杜導斌等民運人士。這次絕食抗議行動的直接原因是，著名維權人士郭飛熊在廣州遭到秘密警察和不明身份的黑社會人員的毆打。而在二〇〇五年太石村事件中，艾曉明、唐荊陵和郭豔律師及眾多村民也已經遭到官府和黑勢力的夾擊，此後北京維權人士趙昕、齊志勇、許志永、胡佳、李方平等相繼被打。

在獲悉中國大陸維權人士開展接力絕食抗議活動後，香港、海外華人團體和個人在第一時間內積極呼應，開始同步絕食行動，聲援國內民眾維權抗暴。香港南方民主同盟、中華盟會等已成立維權絕食聲援團香港分部，從二月六日起就在香港中聯辦前面一連五天的通宵接力絕食。伍國雄和莊志陽二月六日已開始在中聯辦前絕食一天，他們希望更多的人與高智晟一起站出來，為中國大陸人民倍受摧殘的尊嚴向中共抗議。加拿大多倫多一批民運人士也成立了聲援中國維權絕食團，到中國駐多倫多領事館外接力絕食。在新西蘭，多個民間團體二月六日中午在奧克蘭中共領事館前舉行了聲援活動，來自北京的鍾桂春先生宣佈絕食二十四小時。德國華人民間社團也成立了反迫害聲援團，發表了致媒體、 議員和總理的緊急公開信，並公佈了第一批接力絕食者的名單和日期安排。 

高智晟事件的最新發展，是三月六日九時至三月七日九時舉行全球同步抗暴絕食。這是一個全球規模的、同步進行二十四小時的接力絕食活動，目的在於引起國際社會、民主政府、各國政黨、人權團體、非政府組織、良知人士嚴密關注中國大陸黑社會化和恐怖化的政治生態，強烈抗議中共濫用國家權力殘害國民。中國人權現狀。

這一新的發展，一個現代意義的律師政治家已經在中國大陸出現了。他將加劇中共的管制危機，使中共的專制統治面臨瓦解。

（二〇〇六年三月八日）

【第四節 溫家寶的恐懼和居民所得的差距】

一、溫家寶是否坐在火山口上

溫家寶作為中共的總理，其恐懼就在於中國大陸居民所得的差距正在無情地擴大。任何一國居民所得之浮動都會影響執政集團之處境，何況中共這樣的專制制度。中共當局十分清楚：社會分化和緊張對立，已經嚴重削弱了中共當局的管制能力。

中共新華社2006年1月20日報道：溫家寶於2005年12月29日發表講話指出，“我們絕對不能在土地問題上犯歷史錯誤。”但是他的這番言論遲遲不能報道，在延遲了一個月以後才見諸報端。這表明，中共執政集團內部對此一問題，實際上已經產生了嚴重分歧。溫家寶的言論表明，他對中國農村的不穩定局勢越來越感到憂心忡忡；但其他要員反對這樣報道。

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口居住在農村。腐敗的地方當局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經常對抗中央的官僚主義。例如在白熱化的開發土地地徵購問題上，警方經常根據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則，驅散抗議活動，甚至殺害抗議者。

在過去的幾年中，騷亂事件惡化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政府需要挪用許多農村土地用於工業發展及房地產開發，而相應地賠償則非常少。許多農民說，他除了示威遊行沒有其他出路，因為投訴無門，只有這樣示威遊行才能引起官方的注意。公安部發言人在北京告訴記者說，這一現象引起了國家領導層的關注：“在我們整個經濟和社會生活快速發展的過程當中，出現了一些群眾的要求，願望性的要求。對於這個問題，各地黨委、政府都給予了很高的重視。”

在這樣左右為難地情況下擔任總理，溫家寶就好像坐在火山口上。所以溫家寶心驚肉跳地警告地方當局：在處理鄉村騷亂事件的問題上有可能犯下歷史性的錯誤。溫家寶在這個問題上發表了很罕見的言論，他說：地方當局剝奪土地是對農村穩定的主要威脅，因為，農民正在為快速的城市化發展付出代價。他著重指出說：“有些地方非法剝奪農民土地，卻不向農民提供合理的經濟賠償和做出生計上的安排，這是導致農村地區發生民眾抗議事件的導火索。”這一坦白說明大陸農村的危機已經相當深刻。

二、中國平均每日發生二百四十起騷亂

中國公安部1月19日公佈的數據稱，2005年中國大陸居民因為土地糾紛、貪污、污染及拖欠工資而走上街頭抗議示威的事件發生頻率，創下了紀錄，其中針對政府財產的暴力對抗事件增長速度最快。其中，2005年妨礙公務、聚眾鬥毆、尋釁滋事等擾亂公共秩序的事件增多，全國公安機關為此立案8.7萬起，同比上升6.6％，而“擾亂政府職能”的暴力對抗上升了19%。

而對一個和平時期的國家而言，中國大陸的騷亂規模和參與廣度是非常驚人的。中共政府不得不承認，平均每天有240起騷亂發生。比較一下：2004年中國有7.4萬起騷亂（超過376萬人捲入其中）。2005年中國有8.7萬起騷亂；與2004年相比，2005年發生的公開騷亂上升了6%以上，其中“擾亂政府職能”的暴力對抗上升了19%。而1994年，“僅僅”發生了一萬起類似事件。這一對比顯示：中國大陸的社會騷亂在頻率和廣度上，每年都在快速增長。

土地問題只是中國社會即將進入特大動亂的一個引信。

中共國務院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06年3月發表的社會調查報告稱：中國大陸城市人口的收入差別已經超過國際警戒線，如果不採取矯正措施，勢必在農村動亂的同時也引發城市人群的不安和抗議。

西方政界和社會學界以前認為，中國社會出現巨大的貧富差別，主要分佈在城市與鄉村之間，最多也只限於城鄉接合部。但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這份使用了（包括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研究成果在內的）各種資料的報告卻指出：即便在中國城市的內部，也出現了接近或超過0.4％的基尼指數。國際上通常使用基尼指數來判斷一個社會的不公正程度，其中超過0.4％意味著不公正程度已經相當嚴重。中共有關基尼係數的記錄為：1991年是0.282，1998年是0.456，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十年之間上升了1.62倍。

再如，1990年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1：2.2，到2001年已經擴大到1：2.9。又如在2000年中國東部地區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與最低的省差距超過3倍。城鎮內部方面，高收入戶的收入增長近兩年大大超過了低收入戶的收入增長，在2002年第一季度，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為7.66倍。 

此外，中國社會的財產的集中度也越來越強，居民家庭財產的差別也越來越大。最新的調查統計顯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另外80%的家庭佔有財產總額的53.6%。 

中國居民收入分配還存在另外三個問題：

1、體制內的“平均主義分配”和體制外的“收入差距過大”兩種極端現象同時並存；

2、收入分配不規範，如拖欠職工工資現象普遍，企業經營管理人員“職務消費”隨意性太強；

3、整體收入結構仍不合理，如制度內工資低，制度外勞動報酬高。 

確實，中國城市內部的不公正現象已經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中國城市人群收入的差別是隨處可見的。就男性而言，你可以看到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就女性而言，你可以看到從鄉下來的小保姆。那些農民工吃在工地，睡在工地，家徒四壁，一無所有。但就在他們的身邊，非常富有的人開著豪華的轎車，穿梭來去。毫無疑問這樣的差別在城市中一眼就可以看到。”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這份報告所調查比較的，不僅是各個社會群體收入和整個社會收入的比例，而且按照所謂五分法，比較了最高收入人群和最低收入人群之間的差別，得出了以下結論：社會最底層的五分之一人群的收入僅占最高收入五分之一的人群收入的4.6％左右。而和整個社會的平均收入相比較，其比例甚至降到了只有2.75％。據提供這樣五分法資料的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的解釋：這樣的比較說明社會絕對值意義上的購買力已經非常不平均了，社會底層在收入上被整個社會拋棄的可能性在不斷增大。

事實上，就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這份報告面世的同時，中國已經出現警告第四次下崗失業大潮的來臨，認為下次失業大潮定會波及現在收入還好的一些中層白領。除了對失業的直接擔心外，這份報告中也到城市人群會因為感到被剝奪而不滿。在鄉下和小城鎮，這一不滿變成了痛恨。因此在那裏，更時常地出現抗議示威，甚至拒絕履行納稅義務。

三、中國處於黑幫犯罪高發期

 

雖然日益增加的社會騷亂並沒有完全破壞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但的確對中共形成了很大挑戰，尤其是在如何解決在經濟起飛中被落下群體的問題。占中國1.3億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民工、下崗職工在中國經濟起飛中獲得的利益要遠遠少於城市中產階級和政府官員。許多法律專家表示，法院受到過多的約束以致沒有足夠的權能解決中國民眾與政府間糾紛問題。

這種日趨惡化的社會現實，迫使中共喉舌香港《文匯報》也不得不承認：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將是中國大陸黑惡勢力犯罪的高發期。因此中共政府從2000年就開始實施的打黑除惡工作，一直沒有辦法畫上句號。隨著治安形勢繼續惡化，打擊黑惡犯罪勢力的力度只能繼續加大。其原因在於：官員腐敗現象與黑惡勢力勾結互動現象嚴重。另外有資料指出，弱勢人口的增加、社會矛盾激化、扶助與關愛的缺失——客觀上為黑惡勢力產生與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北京新華社下屬的《瞭望》週刊2006年1月所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當前中國黑惡勢力的發展，已不是簡單的刑事犯罪，而具有更深刻的社會反抗的性質。因此如何實現社會公正、正視和解決社會治理中存在的問題，已經成為突出命題。除非將黑惡勢力的生存空間壓縮到最小，否則打擊黑惡勢力的行動必將徒勞無功。

調查發現，在黑惡勢力發展的各個階段，都存在弱勢人群由“弱”轉“黑”的現象。弱勢人群增加，一些矛盾激化，社會扶助與關愛缺失，客觀上為黑惡勢力產生與發展提供了土壤。社會學家們指出，經濟發展的非均衡化與財富分配的非合理化，帶來了城鄉差別、失業、收入分配差距等問題，使黑惡勢力的產生有了社會基礎。

黑惡勢力的市場在哪里？一些“打黑”民警認為，每打掉一夥黑惡勢力，就有可能揪出一批腐敗官員。腐敗現象與黑惡勢力勾結互動，在黑惡勢力操縱、雇傭腐敗官員，達到犯罪目的的同時，腐敗官員也同時操縱、雇傭黑惡勢力，以達到自己經濟或政治上的目的。 

公職人員為什麼要找黑社會？具體原因一是個別政府官員或政法幹部有意識地雇傭黑惡勢力實施報復他人等惡性活動；二是有的黑惡勢力不但為中共幹部辦“黑道上的事”，還為中共幹部辦“白道上的事”。 

四、中國大陸群眾性抗爭

路透社2005年12月6日報道，聯合國負責調查非法槍殺事件的調查員阿爾斯頓寫信給中共政府，要求中共提供其在廣東汕尾東洲村開槍打死示威村民的詳情。

發生2005年12月6日的廣東汕尾警方暴力鎮壓村民抗議的事件，中共官方媒體表示造成3人死亡，但東洲村民說死亡人數高達20多人。這是1989年“六四”事件後中共開槍打死民眾人數最多的一次。在我們看來，“六四”事件後中共完全停止了政治改革之嘗試，拒不進行村以上的普選，甚至連村一級的選舉也是黨官們操控的。

2004年10月18日到10月27日短短10天，中國接連發生河南漢回集體械鬥、四川漢源十萬農民暴動以及重慶萬州數萬民眾衝擊政府大樓等大規模群體抗爭事件。2005年6月14日廣東中山市爆發大規模抗議事件，連續多日堵路抗議中共近千武警出動。2005年6月17日河北定州農民流血事件，繩油村農民遭到數百人襲擊，造成多人死傷。2005年8月7日湖北大冶市兩萬民眾大規模示威，抗議警察粗暴對待請願群眾。中國官方媒體發表文章說，中國目前進入“突發公共事件高危期”，每年損失驚人。這些事件最後都惡化成流血事件，造成多名民眾死傷，激起強烈民憤。中共把這些事態發展稱為“群體事件”。

美國國務院2006年《人權報告》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專制國家，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中共或共產黨）為最高權力核心。……中國公民既缺少對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體制和平表達反對意見的自由，也沒有更換國家領導人或改變政府體制的權利。……憲法規定司法獨立；但實際上，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和共產黨經常干預司法程式，並對很多案件下達裁決指示。……治安政策和治安人員侵犯人權的事件屢見不鮮。”這就指出了中國大陸群眾性抗爭事件風起雲湧的真正原因：法院既然解決不了問題，民眾只有走上街頭。因此預料，隨著大陸社會兩級分化日益嚴重，群眾性抗爭事件只能越演越烈。

五、中共不會軟化鎮壓措施

中共是否會軟化其鎮壓措施呢？我們的研究結論認為：不會。 

2006年1月22日，中共國務院發佈《九類突發公共事件專項應急預案》：國家安全生產事故災難應急預案；國家處置鐵路行車事故應急預案；國家處置民用航空器飛行事故應急預案；國家海上搜救應急預案；國家處置城市地鐵事故災難應急預案；國家處置電網大面積停電事件應急預案；國家核應急預案；國家突發環境事件應急預案；國家通信保障應急預案。中共宣稱，編制這9件專項預案，是為了規範事故災難類突發公共事件的應急管理和應急回應程式，及時有效地實施應急救援工作，最大限度地減少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維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穩定。但實際上，這是中共“政治事件按照刑事案件來處理”的手法。其典型手法是用“刑事罪名”（包括間諜罪和危害國家安全罪）來處理政治問題。

果然，第二天中新網就發表了胡錦濤的最新講話《嚴密防範和嚴厲打擊各類恐怖犯罪活動》。頭戴三頂帽子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當天慰問中共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並在“國家反恐怖指揮中心”觀看了代號為“長城2號”的指揮系統演習。這次演習是繼“長城2003”反恐怖綜合演習之後舉行的又一次反恐怖演習。胡錦濤發表講話指出，“為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需要動用各項措施，嚴密防範和嚴厲打擊各類犯罪活動，而為了獲得國際間對於中共鎮壓手段的默認，胡錦濤表示這是在“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因為“當前國際恐怖活動已成為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嚴重危害，中國也面臨著恐怖活動的現實威脅”。顯然中共正故技重演，把它自己意圖進行政治鎮壓的對象，貼上“恐怖犯罪”的標簽。

（二〇〇六年四月四日）

【第五節 西方對中國投資的雙重功能分析】

西方國家對中國投資雖然無法幫助中國政治朝向自由民主的軌道發展，甚至起到了鞏固獨裁統治的反作用；但卻在另一個方向上，通過資本的力量貪婪地併吞中共的民族工業，這在無意中加劇社會衝突，直接危及中共權力基礎。這就是本文試圖討論的“西方對中國投資的雙重功能”。下麵嘗試論之。

一、西方在華投資阻礙中國政改（功能之一）

據估中國經濟體的規模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但中國的經濟擴張其實得益於外國投資；是外國企業在中國開展業務，才使得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僅2005年一年，在中國設立的外國企業就有四萬四千多家，價值達六百億美元左右。西方公司在中國得到經濟上的好處，並且是用並不光彩的做法換取了經濟上的好處。但是從長久看，這些西方公司終究會在經濟利益上與中共制度發生各種衝突。而專制制度本身也會造成社會不穩定，並危及這些西方公司的經濟利益，所以，西方公司將來即使不為它們今天在中國的所作所為的反悔，肯定也會為它們今天的短期利益而付出長期代價。縱容、幫助中國的專制制度，不可能不受到歷史的懲罰。

西方的投資延緩了中共的政治危機，使中共經濟改革雖然二十八年卻得以維持陳舊的治國方式。當鄧小平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在中國開始推行經濟自由化政策，使中國進入了國際接軌的經濟增長期，許多西方觀察人士認為經濟增長會產生一個受過教育的、資本主義的中產階層，他們將要求支配自己的命運，這樣，中國將迅速成為一個和過去不同的、類似民主制的國家……但中國實行改革來的二十八年，卻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中國在治國方式上有任何重大的變化。

不僅中國如此，世界其他獨裁政府也顯示他們可以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同時抵制任何要他們放鬆權力的壓力。許多獨裁者知道，經濟繁榮可以取代自由和民主。他們促進經濟增長、完善保健制度、提高人們的教育水平，因為所有這些都對提高生產率有幫助。而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壓制自由權利，比較容易得手，人民不愁吃穿就可以容忍政府的專制。中共獨裁者十分清楚，人民的自由集會對他們有害無益。

一個透明度很高的政府以及有新聞自由，將結束共產黨專政。因此，中共積極從市場和網上進行監控。據估計，中國目前有網路用戶一億左右，到2010年，這個數位有可能升到二億五千萬。然而中國監控其公民的網上活動，不許他們從某些網站獲取資訊，還常常監禁那些他們認為在網上進行顛覆活動的人士。另外，微軟、古狗、雅虎和思科等大型高科技公司為了在中國開展業務，不得不遵守中國的有關法規。人們一致譴責這些公司幫助北京鎮壓異議人士。 

那麼，西方公司與北京合作到什麼程度呢？

美國經濟戰略研究所所長普雷斯托維茨(Clyde Prestowitz)是《30億新資本家，財富和實力向東方大轉移》（Three Billion New Capitalists: The Great Shift of Wealth and Power to the East）這本書的作者。他說，美國公司經常陷入難以控制的局面中：“當國會通過立法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當國會同意給予中國最惠國貿易地位，這是國會在採取步驟鼓勵美國公司跟中國做生意。大家都知道，我們不是在跟一個民主國家打交道。大家都知道，中國領導對資訊的觀點跟我們不同。這些公司顯然把中國看成是重要的商機。如果它們不去，其他公司就會去。不過，這確實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外國公司能夠和獨裁政府合作到什麼程度。” 

二、美國考慮立法管理公司的海外業務

倡導言論自由和人權的人士多年來一直在這方面提出批評。美國國會目前正在考慮通過立法，管理美國互聯網公司在海外的業務。

不過，貿易專家普雷斯托維茨認為，要北京放鬆對外國公司在中國開展業務的控制需要國際社會的努力。他還說，中國國內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普雷斯托維茨指出，最近中國幾位前高層官員敦促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放鬆監控。

普雷斯托維茨說，“因為中國有一些重要人物懂得言論自由的重要性，因此，美國和其他西方和亞洲，如韓國和日本等國家的人士都有許多機會發揮作用。他們可以坐下來跟中國人交談，跟他們說，我們是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活動，而全球活動實際上是應該這樣做的。” 

可能是為了阻止美國通過這樣的立法，在美國的中共學者裴敏欣則積極鼓吹：“經濟增長催生中國的中產階級。”其言下之意是完全部不必通過這樣的立法來限制中共肆無忌憚地利用外資。作為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研究專案的主任，裴敏欣儘量讓西方對中共抱有希望：“經濟的快速增長正在產生兩個現象。其一，巨大的社會壓力和不穩定性產生了對改革的要求。其二，經濟增長正在創造良好的條件，如出現一個中產階級、擁有私有財產以及跟國際社會的相互聯繫。這些從長遠來看都是有利於實現民主的。”

裴敏欣麻痹國際輿論說：外國公司在繼續削弱共產黨在中國的控制。“這些外國公司跟國有公司競爭。這就是說，它們在削弱國有企業的實力。從長遠來看，共產黨對經濟權力的控制將會削弱。另外，外國公司把最先進的管理方式帶到中國。先進的管理理念強調競爭，思想開放，強調由能人來負責管理。這些也會對改革制度帶來壓力，從而創造一個更為自由的文化。” 

西方國家的自由派勢力長期以來一直認為，民主會隨著經濟自由化而出現。但是，許多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目前的情況已經證明這種馬克思主義的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中國的經濟增長反而幫助了共產黨鞏固其政權的合法性，阻礙了中國進行民主變革。 

三、西方公司清洗中共的民族工業（功能之二）

2006年新年伊始，中共就提出建立“創新型國家”的目標，大力提倡“自主創新精神”。但是作為創建“創新型國家”主力軍的中共行業龍頭企業，卻面臨被跨國巨頭以“資本運作”的合法途徑而清洗出局的危險命運。

例如，全球最大的機械設備製造商——美國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就正在中國大陸展開一場並購擴張，中國機械製造業的龍頭企業幾乎都被列入其並購計劃中；對於卡特彼勒發起的這一併購風暴，業界人士認為其“擴張野心”在於：整合並吃掉中國整個機械製造行業。

據北京《中國經濟週刊》內部資料，卡特彼勒計劃並購的談判物件幾乎囊括了中國機械製造行業的幾大龍頭企業：廈門工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廣西柳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宣化工程機械有限公司、濰柴動力股份有限公司等。“收購龍頭企業還只是卡特彼勒在中國擴張野心的一小部分”，分析人士指出，“目前，美國卡特彼勒進入中國裝備製造業的力度、深度和廣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其目的已不僅僅是佔領中國市場，同時也意圖把中國的裝備製造業納入其全球產業鏈，從而形成更有力的資本吞食。”

這一分析並非空穴來風。《中國經濟週刊》得到一份美國卡特彼勒公司2003年提交給中共某企業的“投資合作意向書”中，卡特彼勒有如下要求：合資要在卡特彼勒全球戰略下進行，並服從卡特彼勒的全球戰略；卡特彼勒要求擁有品牌，強調全球一體化，限制使用原中國企業品牌；將把該企業建成具有能生產卡特彼勒產品技術的企業，成為其在中國的生產基地……卡特彼勒還同時宣佈，要在中國投資100億美元，建立“既包括生產、採購，也包括物流、營銷、金融”的大公司。對此，中共認為卡特彼勒不僅要佔領中國市場，而且要從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角度在中國整合市場和資源，從根本上消滅其潛在的競爭對手——中國機械製造業的龍頭企業。

中國機械製造業龍頭之一的廈門廈工集團有限公司是卡特彼勒的重點目標之一。廈工集團是中國500強和中國機械工業100強企業，是具有40多年生產工程機械產品豐富經驗的國有獨資集團公司。公司資產總額近19億元人民幣，員工6千多人。企業擁有先進的技術與設備，關鍵工藝技術水平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但並購“廈工”卻成為懸案，在外界壓力下放緩並購步伐。

據知情人士向《中國經濟週刊》透露，卡特彼勒與廈門市政府以及廈工集團的接觸從2005年年初就已經開始，雙方曾多次進行談判。到目前為止，不良資產問題仍是雙方談判的焦點。廈門市政府希望卡特彼勒能接手廈工集團的不良資產，而卡特彼勒卻不願意。同時，在控股權和品牌問題上，卡特彼勒提出控股、控品牌。”該知情人士介紹說。卡特彼勒在中國諸多的並購中，收購廈工集團甚為關鍵，一旦卡特彼勒競購廈工集團成功，就基本上確立了它在中國裝載機市場的壟斷地位，促成它在中國裝載機市場的壟斷地位必將提前形成，並將使中共裝載機行業幾十年積累的競爭能力和自主品牌隨之消失。對行業的影響將十分巨大。

卡特彼勒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始於1995年，當時它與徐州機械工程集團共同設立了一家合資企業，但直到2003年，它在中國市場的業務也不理想。因此，要想實現從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角度在中國整合資源和市場的目標，選擇並購之路才是捷徑。於是，在2004年5月，卡特彼勒開始對國內老牌企業——山東工程機械公司進行兼併重組。結果，卡特彼勒用不到二百萬元人民幣收購山工機械這家銷售收入十億元、國內工程機械企業排名第七的國有企業40%的股份，順利地將其納入自己的中國體系內。而收購山工40%的股份也只是卡特彼勒的一期並購，卡特彼勒提出有權在未來三年內隨時收購山工機械的剩餘股份。也就是說，其餘60%的股份將在適當時機收歸美商。卡特彼勒在中國的目的很明確：不僅是要控制中國工程機械的龍頭企業，它要吃掉的是整個行業。而卡特彼勒在中國龐大的行業整合計劃，對中國工程機械業的生存已經構成了巨大威脅，因為中國目前只有廈工、柳工、三一重工等為數不多的工程機械強勢企業，如果沒有了他們，中國自己的民族機械產業就名存實亡了。

據悉，目前卡特彼勒公司已在中國建立了十一個生產基地、兩個研發中心和一個培訓中心，包括（卡特彼勒）徐州公司、上海發動機公司、山西鑄造公司、天津亞實履帶公司等。對於壟斷利潤的追逐決定了卡特彼勒這個大型跨國巨頭不會停下自己攻城掠地的步伐。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許卡特彼勒在中國的並購計劃才剛剛開始。

四、西方公司在中國的重大並購行動

清洗中共的民族工業，也許並不說明跨國巨頭懷抱政治目的，但以掠奪式並購“入侵”中國、清洗其民族工業，卻必定導致某種嚴重的政治後果。

跨國巨頭以掠奪式並購、“入侵”中國——這是一場無可置疑的強強對決：跨國巨頭正在對中國的行業龍頭企業開始一輪強權、廉價、掠奪式並購：絕對控股，擁有並限制使用原中國品牌，拒絕接受不良資產，中國企業只作為其全球化戰略下的中國生產基地，全面整合中國民族產業使其成為跨國巨頭自己的包括生產、採購，以及物流、營銷、金融等的一體化大公司……

如果將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外資並購看作是一場中國經濟市場化的“運營演習”，那麼今天的外資並購更似一場“廉價掠奪”。因為此時形式上的相近幾乎被實質的差異取代，而此前的固步自封可能已演變成了今天的“投懷送抱”。如今，中國的行業龍頭企業正在接受一場外資並購風暴的衝擊，民族工業的大旗亦面臨在“廉價掠奪”的並購浪潮中搖搖欲墜，中國民族工業和民族企業所追求的百年老店目標，正經受著外資“入侵”的考驗……

大略過濾一下中國大陸近期龍頭企業被並購案例：

1、2005年10月25日，中共最大的工程機械製造企業徐州工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被美國凱雷投資集團以3.75億美元（約合30億元人民幣）的價格收購了85％的股權。此前的1995年，美國卡特彼勒已經與徐工設立了合資公司；

2、在油嘴油泵行業，德國博世公司收購我國油嘴油泵行業的排頭企業——江蘇無錫威孚有限公司後，中共的油嘴油泵行業幾乎全部被跨國公司並購、控股，經過多年建立的技術中心被撤銷、合併；

3、在軸承行業，四年前中共軸承行業首家上市公司——西北軸承股份有限公司，就已經與世界第三大軸承公司德國FAG公司合資，兩年後合資公司變成了德方獨資企業。由於合資，西北軸承讓出了經營了多年的鐵路貨車軸承的品牌，失去了占中國鐵路貨車軸承25％的市場；

4、在化工機械製造行業，占舉足輕重地位的“錦西化機”，已與跨國巨頭西門子合資，業內人士對這種合作的未來判斷是：錦西化機的透平機械核心技術被西門子拿走，中共大型化肥設備的維修要看西門子的“臉色”。

5、陝西鼓風機（集團）有限公司、杭州前進齒輪箱集團有限公司、濰坊柴油機有限責任公司等也都被跨國公司緊緊“咬住”不放。其中，德國的“ZF”公司正在謀求控股杭州前進齒輪箱集團有限公司。杭齒是中共船舶配套的中高速柴油機、齒輪箱及工程齒輪箱的行業排頭兵生產企業，並承擔一定的軍工任務，如果被外商整體控股，其對軍品生產的影響比較大。

6、中聯重科、山東臨工等企業的相關談判也正在進行中。可以說，在中共地方政府的推動下，中國大陸的的龍頭企業正在逐漸地被納入外資企業的旗下。

五、中共如何應對外資的廉價並購

中共《人民日報》下屬的《中國經濟週刊》曾經專門探討國營企業如何應對掠奪式的外資廉價並購，並憂心忡忡地指出：“本輪外資並購，跨國公司採取的手法往往是掠奪式和廉價式。”“必須控股、必須是行業龍頭企業、未來收益必須超過15%——這三點已經成為跨國公司目前在中國收購活動的基本要求。”在如此不平等條款下完成的並購，其結果必然是，中共民族工程機械自主品牌和創新能力將逐漸消失；中國大陸龍頭企業的核心部分、關鍵領域和高附加值最終被外資控制，行業發展必將出現“外大內空”的末日景象。

其實，跨國巨頭大舉並購中共行業的龍頭企業並非偶然，而是新一輪國際並購重組的一種新趨勢。據《中國經濟週刊》瞭解，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企業並購重組就已經開始發生了戰略性轉變。20世紀80年代的並購重組主要是為了降低和分散經營風險，90年代的並購重組主要是為了擴大企業規模和實現一體化經營，而進入21世紀後的並購重組則主要是以提高核心競爭優勢為基礎的戰略並購。這種並購突出以市場為導向、以高新技術為重點、以增強競爭能力為目標、以強勢企業聯合為特徵，加劇了資源向優勢企業的集中，進一步推動了全球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也改變了國際投資方式。

從正式對外披露的30多起外資並購中國企業的案例來看，來自美國企業的並購案件最多，占30.2％；歐盟企業次之，占27.3％；來自東盟國家和香港的企業都占9.1％；日本企業為2例，占6.1％；加拿大、印度等各1例，占3.1％。跨國公司利用資本運營控股並購中共企業後，通過對中共產業尤其是戰略性產業的控制，將可能壟斷或圖謀壟斷中國大陸的產業。

中共內部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了外資對中共行業形成威脅的負面影響。中共“國家發改委”研究員高梁于2005年12月底在《聯合早報》上撰文稱，“應該反思過度開放的問題”，制定相應對策，給脆弱的中共工業以喘息之機。他驚呼：“這輪外資並購，中國不但不限制，而且還在鼓勵，任何國家都在限制重要的工業、金融等不能隨便允許外人隨意並購。我真的為中國捏把汗。”如果這種瓜分真的得以實現，就意味著中國民族工業的衰亡，“照此下去，我們到哪里去尋找中國民族工業的百年老店？”

六、在外資廉價並購的背後

在我們看來，中共“國家發改委”研究員高梁的上述言論，表明他可能並不理解中共處境的險惡性質。因為在外資廉價並購的背後，其實隱藏著中共嚴重的金融危機。

據國際著名的會計公司安永事務所（Ernst & Young）2006年5月4日發表的權威報告，中國大陸的呆帳貿易已經走火入魔。安永事務所估算，中國銀行呆帳總額可能超過9000億美元，從而超過該國的外匯儲備量。總額超過9000億美元的呆帳包括了銀行、信貸管理機構、投資公司和貸款合作的所有不良資金。其中僅中行、建行、商行及農行等四家最大金融機構的呆帳就達3580億美元之巨，是官方數位的兩倍。這個數位已經超出了中國現有的外匯儲備。

報告警告說，2002年和2004年實施的積極借貸政策有可能導致中共出現2250億美元的新呆帳。而2002年，安永公司的會計師們所估計的中共呆帳數量還只是4800億。正因為中共已經陷入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它不僅無意也無力阻止外資廉價並購中共的龍頭企業，因為這些所謂的龍頭企業其實早就資不抵債，早就事實破產了。只是礙於中共的政治制度而無法宣告這一歷史性的破產罷了。

（二〇〇六年五月十日）

【第六節 文革四十年對中國人之影響】

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當年各地紅衛兵紛紛響應毛澤東“造反有理”的號召，把文革的破壞力量帶到大陸每個角落。很多參與那場運動的人士現在都表示對他們當年的狂熱不堪回首。在所謂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的“破四舊”口號下，紅衛兵破壞了社會秩序。在中國各地學校“停課鬧革命”中，大批青年學子參與社會各方面的奪權和派性鬥爭，把中國社會文化拖到一個極度黑暗的時代。其結果是談論“文革”的人多，卻不是在客觀討論問題，而是在憶苦思甜，在扮演滿身創傷的受害者角色，懷著形形色色的義憤，從事著事後聰明的假設。

而本文則試圖比較客觀地研討文革，研討文革四十年對中國人之影響。

一、文革之遺產

文化大革命像一座粉碎機，把中國大陸上的一切存在，無論其為“物質”或“精神”， 都包舉以內而粉碎之——迫使他們“低於毛”，毛成了最高的，那還有什麼不是廢墟呢。那時的中國，真是沒有立錐之地可供任何一人“遺世獨立”，即使亡靈也無從逃此劫難的。“粉碎一切”所造就的，除了廢墟和荒漠外，還能是什麼呢？“文化大革命的象徵”因此是一種近乎無恥的實用主義，近乎麻木的頑強，姑名之曰“仙人掌精神”。仙人掌生長的地方，是哪里？是荒漠。 是廢墟。是那一切東西，都必須低於毛澤東的地方。在廢墟和荒漠中，生命幷沒有停止，而是表現為一股極為善於鑽營的“仙人掌精神”。

仙人掌精神支配了現今多數中國大陸人的身心，使得人人無恥如毛澤東——這是一種專為沙漠生活的嚴酷考驗而誕生的新精神！它無知者無畏，堅韌不拔、百折不撓。它習慣於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不相信世界上還有善意，它看見的天空是沙漠般的鉛色，地土是沙漠般的死寂。頭上長角的政府、渾身帶刺的民眾——正是“文革”留下最重要的歷史遺產；未來的中國統治者，不論其背景如何，都將為此頭痛之至；因為連他自己都是這一野蠻無恥無知無畏的仙人掌精神的產物。

二，文革之動力

不理解中國事務的人們，往往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一場個人崇拜導致的災難”，同時也就把文革的動力看作毛澤東和他的小集團。我們說，這種看法是膚淺的。毛澤東和他的小集團，不過是在特定的時刻點燃了導火索而已；至於那個遲早要爆炸的炸藥包（它的標簽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它的內容是空前激烈的階級壓迫）；卻是那些“文革的主要受害者們”與毛及其小集 團一起製作的；至於炸藥——被壓榨得一窮二白的人民長期醞釀的憤怒，則是中國一百多年來屈辱的國恥和嚴酷的革命歷史，逐漸積累的。

正如許多其他的歷史事件一樣，文化大革命的歷程和結果，大大出於它的“發動者” （即“玩火者”）的圖謀和預料之外。因為革命的真正動力——人民的普遍情緒——在革命 爆發之前是很難測定其強度的；在革命爆發之後則難於操縱其方向。

人民的不滿針對共產黨的“十七年黑線專政”而發。這種情緒由來已久，只是在等待一 個爆發的時機罷了。毛澤東及其“中央文革”只是利用了這種情緒，把它引向自己的政治欲 望所需要的方向；但幷不是無中生有地製造了這種情緒。否則，毛澤東後來還可以繼續挑動 群眾互毆，也不至於無法繼續其政治遊戲。然而即使毛澤東自己也清楚，對1949年－1966年 的十七年黑線專政，毛本人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他和革命群眾之間的蜜月，其實 是難以持久的野合。

1968年以後，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終於遭到鎮壓，使群眾不滿的問題沒有得到合理解決， 社會制度的改良也無從說起；同時，由於文革造反“衝擊”的人過多，進一步積累了新的怨 恨、製造了新的問題。另方面，文化大革命不僅讓人民付出沉重的代價，而且它的許諾卻始終無法兌現，“破而不立”的結局，使中國社會陷入持續性的、“制度化了的混亂”。

這兩面壓力，使中國的社會問題進一步複雜化了。同時它也使得原先分散的對立情緒， 逐漸集約化到毛自己身上，幷在民間逐漸凝聚為一個完整的認識：“老毛不死，國難不止”。 幾年以後，這個認識終於在1976年的天安門廣場化為憤怒的吼聲：“秦皇的時代一去不返了！”不難理解，1976年10月上節慶祝“粉碎四人幫”的人們，其實是在慶祝毛的死亡。這 都是因為，毛澤東作為共產黨的獨裁者，1968年以後就撕下了“人民保護神”的假面具；所 以，對他的“個人崇拜”逐漸消退，在1971年以後也就煙消雲散了。

如果我們深入一層，增加一點尋根究底的意志和弄清真相的欲望，就不難發現：除了人 民群眾對黨的統治的厭惡，外部世界對中國的壓力，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動力。

文化大革命也如中國現代史上一連串的革命一樣，是中國社會竭盡全力適應外部世界壓 力的表現。文革的行為模式因此很像二十世紀歐洲最流行最時髦的行為模式：不是十九世紀 的民主主義，而是布林什維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這表明中國社會的滯後性，六十 年代重複蘇聯三十年代的大肅反。

總結一下文革的動力分析：

（一）兩股合力的社會分析：A：僭主耍陰謀；B：人民要伸 冤。

（二）兩股合力的心理分析：A：“社會的精神病”；懷疑狂以“革命”為護身符，結 果導致互相迫害；B：壓抑下的人性：從被迫造反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文革的動力形態決定了其有鬥批改有“鬥”、“批”而無“改”的歷史命運；其結果造 成了“文革拖延不決的‘改’最後演變成了鄧小平的改革”這一歷史的滑稽戲。而作為其中 間環節的、初步結束文革的“清理階級隊伍”（1968年），不過是使社會初步回到文革前的 整肅階級敵人的模式中去了。

三、文革之革命與反動

革命是自下而上的造反，鎮壓是自上而下的整肅。革命與鎮壓的不同基調，構成了文革 的兩階段：1966年－1967年的革命階段與1968年－1969年的反動階段。

在事情的另外一面，這兩個階段幷不是自然發展的，而是被老毛控制的。當學生們在 1966年受到毛澤東的愚弄，而不明真相地向他老人家賣弄風情時，他老人家一定在刻毒地嘲 笑這些少不更事的笨蛋正在落入他布下的天羅地網。但學生們在1967年唱起“抬頭望見北斗 星，心中想念毛澤東”的思春歌曲時，他們的衝動其實也幷不是來自所謂“絕對服從毛的權 威”，而是試圖塑造自己心目中的反對壓迫的人民英雄。

1966年5月16日發表《五一六通知》開始，到8月老毛親自下手“煽風點火”，到年底， 各級黨委垮臺，造反運動第一階段結束。

1967年，軍方介入群眾運動，以“支左”名義拉一派、打一派，造成廣泛的流血衝突。

1968年，老毛以“最高指示”來挽救黨的危亡，通過“轉移鬥爭大方向”，施行“釜底 抽薪”，撲滅了即將發生的群眾自主革命。

1969年“九大”以後，黨內文革派與走資派在毛澤東的撮合下“團結起來”，下壓群眾 自主革命，外罵“美帝蘇修”以轉移視線。

比較一下：1966年8月—1968年8月間的“清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向黨進攻）和1969 年—1976年間的“實現革命的三結合”（清算群眾）這兩個時代，就知道前者激動人心，充 滿懸念；不論你認為它好它壞，它都是積極動盪、緊張亢奮的；那時，社會激烈運動，消息 靈通，實現了共產主義制度下從未有過的新聞自由。它的口號是：“對無產階級無密可保！” 後者則是消沈窒息、迷惘頹唐的。社會表面一律、情緒低落，新聞被嚴格封鎖，共產黨官員 一天到晚忙於“搞政治調查”、幷不斷“追查政治謠言”。

簡單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後兩個階段的特徵，就是被毛澤東煽動、利用、直接支援的學生和群眾，通過“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方式，奪取了基層政權；而後又被毛澤東聯合 黨政軍尤其是軍隊內的走資派一手鎮壓下去。用“清理階級隊伍”（1968年）的名義，甚至 把革命群眾淹沒在血泊之中；用“一打三反”（1970年）、“清除五一六分子”（1971年） 的名義，徹底報復了一切曾向各級黨委造反的革命群眾。而在此之前後，毛澤東及其文革派 黨羽已經用“革命的大聯合”剷除了異己，幷把廣大學生以“接受再教育”的名義流放到窮 鄉僻壤，受到非人的折磨——由文革派和走資派聯合組成的黨中央和毛澤東稱此為“上山下 鄉很有必要”。這樣的大流放之後，被人民革命（“造黨委的反”）沖毀了的黨的機器，再 次以“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建立起來，幷一個一個嚴厲清算參加造反的人民，毛澤東及其黨 羽稱此為“人人過關”。

四、毛澤東之出爾反爾

老毛的這種出爾反爾，與鄧小平在1979年利用“西單民主牆” 摸打民意牌和利用黨內 民主派清除凡是派，而後翻臉不認帳，關閉民主牆、清除精神污染的做法，真是“有其父必 有其子”，如出一轍。有識之士說毛公公曰：“過河拆橋”，鄧公公亦如是也。“工宣隊” 的赤膊、“軍宣隊”的膠鞋，佔領了學校，也就攪亂了學校，為毛澤東這位不安心圖書館工 作的前圖書管理員，出了一口年輕時代殘留下來鳥氣——這就是文革的落幕。

毛澤東送給工宣隊的那顆芒果，就是所謂“人民文革”的死刑判決書。“九大”的開幕 和林彪“無限忠於”、“要準備打仗”之類的聲嘶力竭，乃是為文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 續革命的理想”所開的一場追悼會。“繼續革命”在老毛的主導下變成了“繼續鎮壓”——十七年的黑線開始復活。

但是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和“上山下鄉運動”以後，一直到1976年毛澤東死亡之間 所發生的主要社會政治事件，性質就完全變了。不但不屬於上述的“無產階級理想”，而且 與之背道而馳。這七年之間的一本血淚帳，不是革命，而是清算革命——充滿了宮廷的陰謀 如“批陳整風”、“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大小黨棍之間的傾軋，戲劇性地體 現在毛的左右手之間——坐在毛左邊的林彪、四人幫和坐在毛右邊的周恩來、鄧小平。他們 的鉤心鬥角絕不是無產階級的。這些蠅營狗苟，既無文化意義，又無革命價值，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想”的絕妙諷刺和清晰說明。

這些蠅營狗苟的故事，只是在文革遭到毛的鎮壓、毛的許諾已經完全破產後，在百無聊 賴又不甘寂寞的宮廷中，所上演的一幕幕“關河空鎖祖龍居”罷了。它可能擁有的積極意義， 在於加深黨的分裂、社會的無政府狀態，開創了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一次出現的“指揮 失靈”的神經癱瘓症。它的後遺症也是“視而不見”的：激起了彌漫全中國、輻射全世界、 從此將與共產主義運動伴隨終身的懷疑主義思潮。沒有這樣的“文化革命”，就不會有1980 年代出現的“思想解放”。

按照上述觀念，“文化大革命”只有短短兩年時間：1966年8月——1968年8月，再加上 一年掃尾時間。1969年9月以後，“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紅衛兵小將”本身都被驅逐乾淨，這時，還說這場革命“在繼續深入”，那麼就是毛澤東式的聲東擊西，指鹿為馬了。嚴格意義的文化大革命，不同於今日濫用的“文革”一詞：它起源於“造黨委的反”，結束於“忠字舞”的奴性表演。

這兩個時代流行著完全不同的精神：革命與反動。可以這樣說：“文化大革命的革命階段”開始於1966年，結束於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反動階段”開始於1968年，結束於1969年；1970年至1976年則是毛澤東遭到整個社會逐步唾棄的日子。

綜合上述方面就可以發發現：主導文革的毛本人，一人就變臉扮演了三個角色：1、雅各賓黨人 （1966－1967年）；2、熱月黨人（1968－1969年）；3、拿破崙（1969－1971年）。例如，文革中北京五大造反派頭目（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北京師範大學 政治教育系學生譚厚蘭、北京地質學院學生王大賓、北京航空學院學生韓愛晶以及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1971年後都被毛派當局隔離審查，而在1979年以後，又被鄧派再度逮捕懲罰。

可惜老毛這個“背叛了文革理想”的“中國的熱月党分子”、“中國的拿破崙”幷不敢打出國境，只敢在邊界上和蘇聯搞搞磨擦，小打小鬧。兩年後（1971年）因為聽說蘇聯可能 要收拾往日的僕從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毛因此恐慌，不得不向美帝跪地求饒。而 對此天翻地覆的變化存有疑慮的副統帥林彪，也就像抹布一樣遭到了無情地拋棄。1972年乒 乓外交之後，毛更是放棄了所有的“無產階級理想”，向西方全面投降，比早年的“抗日英 雄”袁世凱晚年向日本屈膝投降，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惜這個“中國的拿破崙”幷不敢打出 國境，只敢在邊界上和蘇修搞搞磨擦，小打小鬧。兩年後（1971年）因為聽說蘇聯可能要收拾往日的僕從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毛因此恐慌，不得不向美帝跪地求饒。而對此 天翻地覆的變化存有疑慮的副統帥林彪，也就像抹布一樣遭到了無情地拋棄。1972年乒乓外交之後，毛更是放棄了所有的“無產階級理想”，向西方全面投降，比早年的“抗日英雄” 袁世凱晚年向日本屈膝投降，有過之而無不及。

回頭一看，林彪－四人幫的垮臺，何嘗不在1968年他們夥同周恩來代表的党機器一起鎮 壓革命群眾（“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運動”）的時候，就註定了。不需“徹底擦亮眼 晴”，就能看破老毛“變臉遊戲”的此中分際。

五、現代民族國家出現的前夕

文革多少和歐洲現代民族國家出現前夕的“國王——人民的聯盟”相似，有其 “三部曲”：（一）人民強烈不滿幷經常反抗貴族的橫行霸道；（二）國王利用人民的不滿 來打擊貴族，同盟形成；（三）貴族收斂了兇焰，人民運動逐漸具有獨立的傾向，國王開始 擔憂人民的力量，於是聯合殘存的貴族鎮壓了人民運動。

運動過後，君權確立，貴族和民眾同樣元氣大傷，但卻為即將到來的第三等級的革命（“資產階級革命”）開闢了道路。在這種意義上，文革及其過後的改革，客觀上就是在準備一場中國式的“資產階級革命”。但改革的主導者鄧小平卻對中國建立民主自由的共和國充滿恐懼，因此用馬列主義的術語抨擊民主自由的中國為“資產階級共和國”。凡此種種，都可以追溯到其不幸的文革經歷。

如果沒有人民的不滿與反抗作前提，國王又怎麼能利用人民呢？所以，後文革時代（鄧小平改革期間）的御用文人，一味強調“毛澤東一手發動了文革”，這種說法其實是害怕承 認自己“十七年壓迫人民的罪孽”。漢人社會的可悲在於：會兩千年沒有貴族傳統了。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性質就變成了：僭主（毛澤東）與人民的暫時聯盟，以反對共同的敵人—— “叫花子出身的暴發戶”。按當時術語，這些叫花子出身的暴發戶叫做 “走資本主義道路 的當權派”甚至“黨內資產階級”。由於1911—1965年之間中國已經經歷了綿延不斷的革命， 所以中國幷沒有歐洲式的“國王”、“貴族”、“第三等級”，而只有“僭主”、“走資派”、“群眾”在有其實而無其名的鬧劇中盡情表演。

（1）如果人民（革命群眾）沒有受到黨組織的壓迫，造反派的口號“十七年的苦弟兄， 聯合起來”就無法發揮動員作用（人民如果不怨恨貴族，國王的陰謀煽動就沒有著力點）。所以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的種種煽動就再也發揮不了任何作用，1976年老毛煽動否 定周恩來，結果激起了第一次天安門事件。

（2）人民（廣大群眾）如果不怨恨貴族（毛的幹部），國王（毛本人）再想利用他們來攻擊政敵也沒有機會。這個政治三角也就無法進行下去。例如，1969年以後，毛和走資派重新修好，聯合起來把學生流放農村，說明“毛的政治三角遊戲”已經暫時宣告結束。造反派被逐出三角遊戲，毛和黨組織、走資派之間的關係就變成了怨偶之間的無性婚姻。

（3）顯然，只是因為毛和黨組織、走資派（分別扮演國王與貴族）之間的共同利益更多，革命群眾不過是毛澤東臨時玩弄的野花——雖然家花不如野花香，但開起夫妻店的時候，家花卻要比野花可靠。因此，鎮壓革命群眾便成為毛的必然選擇。

毛澤東的政治三角有一項意外收穫：文革在歷史上第一次動搖了共產主義官僚體系的鐵腕統治。這在蘇聯老大哥及其他共產僕從國家那裏也是沒有先例的。文革的價值因此不在於文革的自我意識，不在於文革的那些自命不凡的權術、口號；而在於文革使得中國最終脫離了蘇聯的政治控制。儘管在思想體系和政治制度上，中國的獨立迄今還只在“行”的層次、沒有在“言”的層次完成。

政治制度雖與文化、風氣，心理等意識形態頗有關係，但畢竟是直接由文革這樣的社會動靜中擇要總結而成的。儘管，中國從蘇聯模式下獨立出來的傾向在文化大革命結束時，還是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的，不敢公開揚棄外來的“主義”，但“逆轉”已經開始，渦流無法終止。中國終將通過一場資產階級革命即第三等級的革命，來建立一個現代憲政國家。而後人會認識到，中國脫離馬列主義獲得思想和政治獨立的時代，是從文革的劫難開始的——這就是所謂“物極必反”的道理？

（二〇〇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七節 中共的黑手正在伸向南太平洋】

一、“太平洋計劃”與南太發展藍圖 

 

2005年10月25日，為期三天的第三十六屆太平洋島國論壇首腦會議在南太平洋島國巴布亞新幾內亞首都莫爾斯比港舉行。本屆會議將繼續討論及爭取通過“太平洋計劃”，確定今後地區合作的重點，幷考慮設置更為機制化的合作機構，進一步推動 

南太平洋國家的深層次團結與合作。會議還將審議幷推動落實該組織成員國此前簽署的各項合作協議，以及就維護區域安全、防控艾滋病、預防禽流感、控制油價、開放勞務市場等問題進行磋商。 討論“太平洋計劃”的最後草案，進一步協調各方立場，幷爭取簽署“太平洋計劃”是本次會議的重中之重。 

“太平洋計劃”是在2004年4月在新西蘭召開的太平洋島國論壇特別首腦會議上被提出的。該計劃的框架文件被提交至同年８月召開的第三十五屆太平洋島國論壇首腦會議討論。經過一年多的廣泛咨詢、研究和磋商，論壇秘書處轄下的“太平洋計劃”工作組提交了計劃的最後草案，供本屆太平洋島國論壇首腦會議審議。 

根據草案陳述，“太平洋計劃”的宗旨是在未來十年內通過南太平洋國家的團結與合作，謀求在經濟增長、可持續發展、改善行政和安全等領域的共同利益。計劃要求成員國在推進一體化合作的同時，要充分考慮各國主權和利益，尤其要關注小國和窮國的權益。

太平洋島國論壇的前身為南太平洋論壇，成立於1971年，是南太平洋國家政府間加強區域合作、協調對外政策的區域合作組織。其宗旨是加強南太平洋地區各國在貿易、經濟發展、航空、海運、通訊、旅遊、文化教育、工農業發展、海洋法、漁業和海床資源、能源等問題上進行合作和協商。論壇每年舉行一次首腦會議。

目前，該組織成員包括澳大利亞、庫克群島、密克羅尼西亞聯邦、斐濟、基裏巴斯、瑙魯、新西蘭、紐埃、帕勞、巴布亞新幾內亞、馬紹爾群島、薩摩亞、所羅門群島、湯加、圖瓦盧和瓦努阿圖十六個國家。

二、太平洋共同體的運作

太平洋共同體（Pacific Community，簡稱PC），成立於1947年2月6日，當時在南太平洋地區有屬地和託管地的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荷蘭等六國政府簽署了《堪培拉協議》，宣佈成立南太平洋委員會（South Pacific Commission，簡稱SPC）。1998年更名為太平洋共同體。 

1950年，該委員會為使南太地區的屬地和託管地有發表意見的機會，決定每三年召開一次南太平洋會議。1967年改為每年召開一次。1973年，根據澳大利亞建議，南太平洋委員會和南太平洋會議決定自1974年起每年舉行一次聯席會議，通稱“南太平洋會議”，就財政預算、資金使用方向、優先項目、吸收合作夥伴、選舉和任命委員會主要官員等重大事務作出決策，但僅美、英、法、澳、新、西薩摩亞（後更名為“薩摩亞”）、斐濟、巴布亞新幾內亞、庫克群島、所羅門群島、瑙魯、圖瓦盧和紐埃13個政府成員代表有選舉權。在1983年第23屆南太平洋會議上，根據澳大利亞的提議，規定現有的27個成員都有選舉權。 

改組織的宗旨，是促進南太平洋各國（地區）的經濟發展、社會福利和進步。與其他國際組織合作，向南太島國提供經濟技術援助。其成員國2003年有二十三個：美國、英國（曾於1995年退出，1998年1月重新加入）、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湯加、薩摩亞、斐濟、巴布亞新幾內亞、基裏巴斯、瓦努阿圖、密克羅尼西亞、帕勞、庫克群島、所羅門群島、瑙魯、圖瓦盧、馬紹爾群島、美屬薩摩亞、關島、法屬波利尼西亞、新喀裏多尼亞、瓦利斯和富圖納群島、紐埃、托克勞、皮特凱恩群島、北馬裏亞納群島。 

荷蘭曾為南太平洋委員會創始成員，1962年在把西伊裏安移交給印度尼西亞後退出。 

太平洋共同體自1998年改名以來，定為每兩年召開一屆會議，制定相關政策幷決定總幹事人選。閉會期間，政府及行政機關代表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Representatives of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s）有權就重要事項作出決策。 

三、同中國大陸的關係概述

該組織與中國原先接觸不多。1998年，中國向該組織的“南太森林保護”項目僅僅捐款5000美元。

但是2006年以來情況正在改變。4月8日中共總理溫家寶於4月8日結束了澳大利亞、斐濟、紐西蘭、柬埔寨四國訪問。溫家寶此行是中共總理首次正式訪問南太平洋島國，也是中共總理近十八年來首次訪問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中國總理溫家寶與柬埔寨總理洪森的會談，還使得柬埔寨從中國得到了六億美元的款項。溫家寶出訪挑戰南太平洋霸主。

溫家寶出訪南太平洋的重點包括：中澳有望簽署具有實質意義的資源雙邊協定，推動中共與澳紐兩國進行自由貿易區談判，與太平洋島國在互惠基礎上訂立涵蓋多領域的合作宣言等。溫家寶幷且在四月五日出席由中共商務部，和斐濟外交外貿部共同主辦的“中國—太平洋島國經濟發展合作論壇”。據瞭解，溫家寶已經承諾，中共在未來三年將提供三億七仟五佰萬美元的優惠貸款，〇關稅優惠，取消在去年底到期的債務，幷且增加與北京有外交關係國家的觀光業發展。

中共為什麼突然熱衷於南太平洋事務？難道，這是要與臺灣進行一場“外交肉搏戰”？

很明顯，不只中共，臺灣也一直對南太平洋島國有興趣，幷提供援助很多年了。所以，有六個南太平洋國家幷未出席四月五日在斐濟首都蘇瓦舉辦的首屆的“中國-太平洋島國經濟發展合作論壇”。這六個國家是：巴斯共和國、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瑙魯、帕勞共和國、所羅門群島以及圖瓦盧等六個國家。

事實上，南太平洋島國一向是中共和臺灣在外交兵家力爭之地。溫家寶此次出訪，似乎有意藉由經濟，來增加在南太平洋島國地區的勢力，幷逐漸封鎖臺灣在此南太平洋地區的外交發展。

四、澳大利亞與紐西蘭的正規援助

澳大利亞每年提供9億5500萬澳幣（美金53.8億）以援助這些南太平洋群島國家，幷且計劃在未來十年內增加到澳幣40億。但是何華德總理說，澳大利亞的援助計劃是有條件的，也就是接受者必須要改進政府管理方式幷且必須透明化。如果太平洋島國不持續打擊貪污，那麼澳大利亞將不會再幫助他們。

在過去十年中，澳大利亞與紐西蘭一直努力讓政治上不穩定、經濟上處於邊際的南太平洋島國國家，能夠有更穩定的發展。對於坎培拉與威靈頓而言，改進太平洋島國的國家運作是非常重要的。假如這些國家崩潰了，將會使得澳大利亞與紐西蘭，屆時必須出面收拾一堆爛攤子。

這也是為什麼在2003年，澳大利亞帶領了包括紐西蘭在內的太平洋島國使節團，以協助恢復有50萬人民的索羅門群島的政治穩定與安全。

但是，中共溫家寶的斐濟之行，企圖挑戰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南太平洋盟主角色。中國與太平洋群島國家的協議，對患有現金饑渴症的太平洋島國，很有誘惑力。因此，溫家寶此次訪問南太平洋島國，不僅是與臺灣在這個區域進行短兵相接的外交肉搏戰，同時也挑戰澳大利亞與紐西蘭在這個區域的盟主角色。主要武器當然就是金錢。澳大利亞國家大學援助專家若米（RonMay）對此評論說說：“中共作了大量的努力，只是為了收買人們！”

所以，北京對這些國家是否具有良好的政府管理與經濟穩定，幷無興趣。最重要的是，趕快簽下大筆支票，以獲得國內經濟發展的所渴需的燃料。當然，澳洲與紐西蘭幷不想看到中共增加在南太平洋的影響力，他們擔憂這些國家的腐敗政權會因為貪婪而選擇向北京靠攏，而不是繼續依靠澳洲及紐西蘭的正規援助計劃。

五、中共對南太的腐蝕性援助

4月5日，中共溫家寶在“中共/太平洋島國經濟發展合作論壇”宣佈，三年內將提供三十億元人民幣優惠貸款（約新臺幣一百二十億元），推動雙方企業在資源開發、農林漁業等領域的合作。儘管中共這樣大力挖牆腳，但臺灣的六個友邦卻不為所動；這表明它們值得臺灣日後以具體做法，進一步加強與南太友邦的關係。同時表明，臺灣與六個邦交國的關係，都建立在非常扎實的基礎上，尤其是臺灣還與南太國家具有南島語系的共同文化背景，且臺灣在南太邦交國都有漁業合作活動，是當地重要經濟支撐力量。

中共積極爭取南太平洋國家的外交，主要是希望排擠臺灣在這個區域的外交空間，而不是出於中共與南太國家的情誼。例如，中共駐巴布亞紐幾內亞大使李正君2005年10中旬以“南太平洋觀光組織”(SPTO)會員國身分，宴請全體會員國幷強調，基於一個中國政策，臺灣系中國國內事務，強力運作反對臺灣加入南太平洋觀光組織。中國在南太平洋觀光組織第十五次部長理事會上再度表達堅定反對我國入會之立場。當然，臺灣與南太平洋國家吉裏巴斯、馬紹爾群島、諾魯、帛琉、索羅門群島以及吐瓦魯等國的建交，執行合作計畫，是以永續經營為主要目標，藉由臺灣經驗的交流，以及提供農業、醫療等與民生相關的實質合作，深耕與當地政府與民間的關係。這種“草根策略”與中國“大國外交”的金援腐蝕，不大相同，更加有效。另外一面，中共大力推動能源外交，還有企圖奪取南太地區豐富自然資源的動機，這也是中共爭取在南太平洋地區舉辦上述“會議”的動機。

六、國際輿論對中共南太政策的看法

雖然在過去幾年，中國已經成為繼法國和澳大利亞之後南太島國的第三大援助提供國，年度經濟援助的總資金可能高達三億美元。因此北京在南太地區的外交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北京常常干涉南太島國不要承認臺北，卻使得中國相當數額的外援打了折扣。因此對北京的努力，地區戰略專家們有著不同的解讀。

美國夏威夷亞太安全研究中心的教授若爾佛博士認為，從短期利益來講，北京的外交戰略主要是針對臺灣的。因為這筆相對來說數字不算龐大的外援可以一下子獲得南太平洋島國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以便取代臺灣曾經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他說：“北京希望看到十四到十六個南太平洋國家在聯合國或是其他國際組織中投支持中國的一票。北京還尚不能說是在搞金錢外交，他們在做的就是與這個地區的國家建立起友好合作關係。以後在有必要時，肯定會向這些國家施加一些壓力，以獲得支持。中國會採取一切必要手段，來減少臺灣的外交空間。” 

與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外援不同的是，中國在提供外援時幷沒有提出任何前提條件。這對於面對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外援不斷減少情況下的南太平洋國家來說，他們認為沒有理由不接受來自北京的經濟援助。儘管南太國家中有人擔心過分依賴中國的援助，有可能受制於北京。但是，若爾佛教授表示目前還沒有這個跡象。他認為在短期內，中國進入南太平洋地區的另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獲取當地的資源。他說：“很明顯的，中國希望獲得這一地區豐富的礦產資源，這主要是來自於巴布亞新幾內亞的礦藏。同時北京也對本地區的漁業資源感興趣。” 

數字顯示，2002年7月到2003年6月的一年間，南太平洋國家向中國的商品和服務出口總額就已經達到了十六億一千萬美元。那麼從中長期角度來講，中國有可能在南太平洋地區獲得些什麼呢？就這個問題，本地區的戰略專家們有著不同的解讀。 

美國夏威夷亞太安全研究中心的教授若爾佛博士介紹說：“本地區那些把世界分成黑白分明兩種顏色的評論家們認為在10到20年之內，中國將會有能力阻止美國的船隻經過南太平洋地區。他們認為從長遠角度來講，中國很有可能會在南太平洋地區建立海軍基地，向美國的海軍艦隊發起挑戰。然而，更為溫和的戰略專家們卻不這樣認為。他們認為儘管中國目前在南太平洋地區不斷擴展勢力是出於自我利益的考慮，但是這不至於損壞本地區的安全平衡。”若爾佛教授指出，他個人認為，中國一定會在東亞以及南太平洋海域增加其海軍影響力：“我確信在十到十五年，中期之內，中國一定會成為亞太地區的一個主要影響力。在東亞大陸，中國已經成為了一個主動力。在東亞海域，中國正在不斷地加強它的影響力，試圖達到美國在這一地區的控制能力。這一現象，也同時出現在南太平洋、大洋洲地區。到時，中國在地區和世界問題上的看法必將會得到世人的關注。” 

七、國際政界對中共南太活動的看法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上和外交上的擴張，中國在南太地區的影響加強，引起了該地區政界人士的關注。同時，中國大陸合法和非法移民的湧入，也在經濟上直接給這些小國帶來很大影響。

不少專家認為，中國借助其經濟影響在南太平洋與臺灣爭奪外交空間。更有專家認為，北京的這一系列舉措不僅針對臺北，更有可能影響美國在這一地區的戰略利益。

南太平洋大學榮譽教授克勞格比就是帶有這種觀點的學者之一。他說：“很明顯，中國希望成為太平洋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國家。這一點是再清楚不過的了。中國希望在短期內通過仔細策劃、戰略性地提供外援來達到這一目標。中國所提供的外援主3要集中在收買此地區親中國的政界人士的支持以及為主要開發與投資項目提供援助，幷且為了戰略目的對該地區的軍事與警察項目提供經費。”他認為，南太平洋通常被看作是美國的“後院”，中國大陸在不斷滲透進入這一戰略要地，無疑將會影響到美國未來的戰略發展。

但對美國和澳大利亞來說，南太平洋地區成為北京對抗臺北的外交角逐的戰場，是一個讓人感到擔憂的問題。美國負責南太平洋地區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希爾在訪問堪陪拉時特別與澳大利亞政府官員討論了中國在南太平洋地區的外交動作。他對中國和臺灣在該地區的競爭使得那裏的穩定受到影響一事表示關注。澳大利亞外交部長唐納也表示，中國和臺灣的這種競爭無益于南太平洋地區的穩定。例如瑙魯在臺北與北京之間搖擺不定，而兩個與臺灣沒有外交關係的國家（斐濟和巴布亞新幾內亞）卻在今年年內支持臺灣在日內瓦舉行的世界衛生組織第五十八次大會上成為觀察員。臺灣總統陳水扁還訪問了斐濟，而官方稱之為“過境停留”。但是，北京仍然因此對斐濟提出了強烈批評。

對南太平洋國家來說，一個令人極為關心的問題是中國移民的湧入，特別是中國非法移民的湧入，以及這一問題對當地生意所帶來的影響。在太平洋島國經濟部長論壇會議上，索羅門群島的全國計劃部長富努在新聞發佈會上說：“本地區應該特別注意的是亞裔商人，特別是中國大陸商人的湧入。他們從太平洋國家本地人手中接過生意，這個趨勢十分普遍。其他國家的部長們也都有同感。中國大陸人現在隨處可見，他們經營〇售業、批發業。”他還特別指出，部份華裔商人善於逃稅漏稅，走私貨品，這使得不少南太平洋國家損失稅款和關稅。

相關人士指出，南太平洋國家人口都比較少，中國大陸新移民的大量湧入會很容易地改變當地人口的組成。這絕對會影響當地的政治與外交，更加危險的後果是改變其民族的構成。

南太平洋大學榮譽教授克勞格比對此發表評論說，現在需要中國政府採取措施來制止非法移民以及有組織犯罪團夥進入南太平洋地區。他說：“我們現在不知道的是中國政府是否背後支持這種移民現象。就目前來看，中國政府很明顯地沒有採取有力措施來制止這種行為。只有得到了中國方面的通力協助，南太平洋國家才能更為有效地對此予以防範。”

八、對中共南太活動的幾點分析

南太平洋由一個澳洲大陸，一個紐西蘭島國，另有眾多星羅棋佈的小島。這片相對孤立的南太，是一個頗為特殊的地理區域。

首先，這個地區曾是大英帝國遙遠的海外行省。雖然早已經陸續獨立成為了一些主權國家，但仍屬於英聯邦的傳統範圍，歐裔移民仍是這個地區主流社會的基本構成。

第二，在區域經濟的視角中，這個地區卻被視為是亞太經濟圈的一部分，而且正在越來越深地捲入亞太經濟合作的框架當中。儘管全面地“脫歐入亞”幷未成為澳紐等國堅定持續的國策，但至少在經濟方面，這個地區早已深度捲入了亞太經濟體，成為了其中一個子區域。

第三，在地緣政治的視角中，這個地區又與北美洲、南美洲一起同屬所謂的“外新月形區域”，是歐亞大陸這個“世界島”的外層邊緣地帶，既不屬於全球霸權的制高點，也不屬於陸權爭霸的生死地，但卻因為與美國同屬同一地緣政治帶，而天然地具有某種潛在的戰略意義。

簡言之，這個地區在傳統上屬於歐洲的一部分，在經濟上卻屬於亞洲的一部分，在戰略上又屬於美洲的一部分。歐亞美三大力量中心都會對它分別產生影響，而它同時也對這三大中心分別具有其重大意義。這就是南太平洋大陸和諸島在國際關係中的特殊性之所在。

基於這個宏觀框架，可以對中國與這個地區之間關係作一簡要分析。

首先，中國與南太平洋關係的基本盤是經濟合作關係，這是最自然、最成熟、最少爭議性和敏感性的一層關係。中國的經濟規模、國內市場、發展前景、地區影響等方面都對這個半隔絕的地區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在當今這個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南太平洋地區必須靠依附於大的經濟體來尋求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而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正是確保該地區不被排除在亞洲經濟特別是東亞經濟之外的根本保障。

經濟關係相對來說比較單純，其中的關鍵要素無非就是一些數字。2005年，中國的GDP總值約為澳大利亞的十二倍，約為紐西蘭的八十四倍；外貿進出口總額約為澳大利亞的六倍，約為紐西蘭的三十倍；經濟增長率約為澳紐兩國的三至四倍。可以預期，只要不出現大的變局，經濟合作這個基本盤將會穩定地發展下去。重要的是，中國與這個地區之間沒有大的歷史遺留問題，也沒有大的政治衝突和安全關切，所以不太會出現中日關係那種“經熱政冷”的現象，也不太會出現中俄之間那種“官熱民冷”的現象。

但經濟關係幷不意味著全部，中國在這個地區所面臨的真正的博弈將在東西方文明衝突和中美全面對抗這兩個大的戰略格局之內出現。一般情況下，在東西方文明衝突或所謂基督教文化圈與儒教文化圈的衝突這個格局內，正如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蒂爾先生所描述的）南太平洋地區（主要是澳紐兩國）會以西方價值觀的捍衛者、歐洲殖民主義勢力代理人的身份出現在亞洲共同體當中，形成對中國乃至其它亞洲國家的制約和遏制態勢。而在中美全面對抗這個大格局之內，南太平洋地區主要是澳紐兩國，則會以美國的政治－軍事同盟、盎格魯－薩克遜全球霸權的同伴甚至“美－英－加－澳－紐”這個盎格魯－薩克遜大帝國的組成部分的身份，出現在中國的東南方向，形成戰略包圍態勢。

表面上，這個衝突對抗的局面有關各方目前都在盡力避免。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澳大利亞時，曾公開否認關於“遏制中國”的說法，而溫家寶訪問澳大利亞，也著重強調雙方的政治互信以及中國的和平發展。但實際上呢？

九、中共南太活動的幾個後果

“南太平洋一直被視為戰略上無關緊要的地區。其實這恰恰是中國可以試驗其上升中的實力和能力、發展國際盟友，而不被東京和華盛頓驚覺的實驗場。我想，最終中國是將自己視為這一地區的天然主導，將南太平洋作為其後院”，澳大利亞智庫獨立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dependent Studies）外交政策研究項目主任蘇珊.溫迪班克（Susan Windybank）在《華盛頓觀察》週刊採訪時，如此解釋中國的外交觸角向南太平洋地區延伸的戰略用意。 

溫家寶訪問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相比中國領導人的歐美之旅，似乎沒有引起特別矚目，然而戰略專家們卻由此看到了中國地緣戰略的走向及其國際回應。溫迪班克認為：

“南太平洋對美國而言地理位置非常遙遠，更何況美國正被反恐和伊拉克戰爭牢牢拖住了後腿。中國此時到訪是在鑽美國的空子。”然而，她留意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美國正在加強其西北太平洋的軍事部署，這暗示著美國或許幷沒有忽略亞太，即使它在其他地方有些分心的事情。”

“中國以採購能源為誘因在海外發展外交關係，同時，在自己身邊不滿日本、臺灣，對它們採取孤立政策。這套外交政策實行到現在頗有成效，但是也造成一些反彈。”美國裏士滿大學（University of Richmond）政治學副教授王維正（Vincent Wang）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像巴西、印尼、印度，都是正在開發中的地區性大國，和中國目前的發展狀態十分相似，長期而言，它們會把中國視作潛在的經濟挑戰者。”尤其是澳大利亞，其豐富的鈾和鐵礦石產量是中國經濟快車不可缺少的原動力。“戰略考慮中通常都有經濟因素。因此，我不認為南太平洋地區的資源是引發中國興趣的主要動力。從外交上講，孤立臺灣也無法再解釋中國的用意，因為前者在這裏的外交空間已被視為‘死水一潭’。我看到了一個更加長遠的原動力在進行當中，”溫迪班克的言下之意是，中國是為了伸展肌力而來。

在王維正看來“中國的實力上升，尤其是海權的發展，使它需要有一個延展影響力的場所。雖然這可能是要到二十、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以後才能真正實現的目標，但是提早部署總不是壞事。”拋開澳大利亞占全球40%的鈾儲量能為中國的核能發展出力不說，中國要發展全球導航系統，要發展新的導彈計劃，南太平洋的地理位置就非常重要。和南太平洋建立邦交可以在那裏建立多個觀測基地，這對未來中國發展衛星武器和太空科技有關的技術，將起到重要的影響。“人們越來越有這樣的感覺，南太平洋地區正先後從英國和美國的主導中逐漸剝離出來，如今面臨著幾個世界大國的爭奪。日本、韓國和歐盟在這一地區也愈發活躍了。但是，只有中國有潛力改變這一地區的實力對比，”溫迪班克說。

基於兩位學者的分析，“能源之旅”與“臺灣外交之旅”都無法概括中國的深層戰略思考。那麼以澳大利亞為首的南太平洋島國對中國要做何反應，又要如何反應“後院”之說呢？“目前看來，這一地區要成為中國的後院是很難的事。更確切地說，應該是中國的‘前門’。換句話說，如果台海真的開打，澳大利亞可能不會加入對抗大陸的戰爭，但是如果不得不在中美間進行選擇的時候，它們會選擇美國，”王維正說。“美國已經看到，亞太的安全局勢有加碼的必要。2002年和2006年的國防評審報告(QDR)中都講得很清楚，在全球戰略部署中，歐洲已無戰事，亞太將是下一個重點。作為回應，美國加強了和日本的同盟，還開啟了由日美兩國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參加的‘2＋2’會議。” 

他說：“雖然美國在亞洲的勢力還沒有到退出或被迫退出的地步，但是，中國的影響力無疑是在不斷提升當中。尤其是以‘和平崛起’理論為背景，中國正積極和東南亞展開自由貿易，和周邊的鄰國關係日益緊密。”“然而，在美國看來，中國目前在亞太的發展還沒有到值得緊張的地步，還不需要像過去對付前蘇聯那樣防範。”王維正說，美國對中國的發展仍在觀察之中，同時美國對中國有合作與圍堵的正負兩手準備，端看事態是往和平還是軍事方向發展。

另一方面，無論是東南亞，還是以澳大利亞為首的南太平洋地區，都清楚地認識到了目前的局面。一方面，遏制中國是行不通的，但是這些國家仍然對中國有不放心的地方，於是對華採取的是“兩邊下注”（hedge）的策略，希望在中美間維持一種平衡。“中國和鄰國也總有一些矛盾。中日間的隔閡自不必說，韓國和中國的蜜月期也已經過去，而高句麗的紛爭仍在。這些誘因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引發雙邊衝突。因此，中國的鄰國們仍需要美國在亞太的實力存在。”他說。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二日）

【第八節 中共中央黨校邀請外國人演講的意涵】

一、李顯龍配合中共演出 

 

2005年10月25日上午，位於北京西郊的中共中央黨校禮堂裏，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正在這裏做著題目叫《中國在新亞洲的和平發展》的演講，台下坐著中央黨校七百位“身份特殊的學生”。李顯龍做演講幷與學員交流，共用了一個半小時。中央黨校外事處李主任告訴《望東方週刊》：“當時中新雙方說好，演講只限於內部，為保證能夠坦誠真摯交流，原則上不對媒體開放。” 

大禮堂座無虛席外，利用閉路電視在教室裏現場直播。省部級學員就坐滿了前三排，廳局級幹部也很多。這些學員分別來自中央各大部委，也有不少省、區、市的地方政府幹部。李顯龍一開始就直入主題，稱“中國的崛起是當代最重大的事件”。他表示，經過20多年的努力耕耘，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人的自信心與日俱增。 

他說，隨著中國的發展，世界經濟的重心將逐漸轉移到亞洲。這將為亞洲國家帶來更有利的發展環境，使亞洲能在國際事務中扮演更大、更有建設性的角色。 

李顯龍說，面對中國的雄厚實力和快速轉變，世界秩序必然會做出巨大調整。而中國和其他國家在進行調整時，都應該發揮外交智慧，彼此互相尊重。 

新加坡《聯合早報》特派員葉鵬飛對本刊記者說：“整個演講過程都是用漢語進行的。只是在回答學員們的自由提問時，由於思維習慣的原因，李總理才使用了英語。” 

黨校學員們關心的問題涉及方方面面，但最多的還是集中在李顯龍對中日、中美等大國關係和台海局勢的看法等宏觀戰略問題上。 

現場有一個學員提問：新加坡的發展經驗有哪些適合中國？李顯龍諂媚地回答：“新加坡只有上海浦東那麼大，發展經驗很難說能夠直接拿到中國來用，但有些經驗調整後可以借鑒。”

學員問起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和中日關係。李顯龍說他的父親李光耀差點被日本殺害，叔叔也被日本兵抓走後音訊全無。在中日關係上，李顯龍認為歷史問題是一大障礙，無法在一夜間解決。但他呼籲說：“我希望中日兩國能走出歷史的陰影，應該往前看。我們都不應該忘記歷史，但是也不應該成為歷史的奴隸。” 

二、來到中央黨校的外國政要 

近年來走進中央黨校這一中共核心機構的外國首腦和政要，不單是李顯龍一個。 

2002年4月初，香港殖民地時代的最後一任港督、現在的歐盟外交專員彭定康，應邀到中央黨校發表演說。此舉在海外反響頗大，因為中央黨校被外視作“中國研究政治改革的一個主要團體”。

據中新社轉載《學習時報》的報道說，2003年11月初，美國前國務卿基辛吉博士一行來到這裏，與“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的專家、學者進行了學術交流。那次，在談到關於中美關係的發展時，基辛吉表示，美國的外交政策容易受到“個人性情”的影響，但無論歷屆政府如何開頭，在兩到三年後，他們總是轉向同中國的全面合作。中美間產生幷解決的每一次危機都使人們認識到，兩國的分歧不應超越兩國的共同利益。基辛吉指出，這一共同利益就是，如果仔細分析一下中美衝突的結局，就會認識到，衝突的結局遠遠大於衝突所帶來的好處。最終，兩國領導人會選擇合作。

2005年10月19日，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也利用在中國短短三天的訪問時間裏，來到中央黨校，與學員們座談。拉氏在座談會上稱，一個更加開放和透明的中國將有助於減輕美國在東亞和西太平洋地區的安全擔憂。面對眼前的一些年輕學員，拉氏顯得非常高興，稱他們是“中國未來的領袖”，幷且希望，隨著經濟實力進一步壯大，中國在國際體系內將負有更多責任。而李顯龍就是在拉氏離開中央黨校後不到一周的時間，接踵而至的。

按照國際慣例，外國首腦和政要訪華期間，有些人會到頂尖級的大學如北大、清華和復旦做演講，克林頓和布希都是此例。外交部禮賓司的人士指出，演講地點怎麼選擇，沒有固定的條例。一般來說，先由對方提出，中方根據演講內容考慮是否同意。 

外交部亞洲司負責新加坡事務的人在電話中也對記者稱：“李顯龍到中央黨校演講的事情，是對方先提出地點，我們覺得演講的題目和內容合適，就安排了。” 

事情真的如此單純？ 

中央黨校是中共中央直屬事業單位之一，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培養中高級黨政主要領導幹部的學校。鑒於中央黨校在中國黨政機構中地位十分特殊，因此，它被輿論視為“中國研究政治改革的一個主要團體”和“培養中共接班人的堡壘”。 

作為美國強硬派的代表人物，拉姆斯菲爾德訪問中國，為什麼不到軍隊院校而到中央黨校演講？

在我們看來，中共沒有讓拉姆斯菲爾德在清華或者是北大演講，也沒有讓他上“中央電視臺”，而是讓他到中央黨校去“座談”，目的就是想讓這個中共心目中的最有代表性的“戰爭狂”來給中共黨內的高層做一個現場的反面教育。

正如中共“強國論壇”上的帖子所說，“至於胡和曹給拉氏戴的那些高帽子，那都是迷魂藥兒，是為了要他更加徹底的表現發揮。如果，中國安排拉氏和中國民眾見面，再安排他上央視演講，拉氏一吼，那些個民主鬥士們又會躍躍欲試的興隆起來。”

然而，中共安排拉氏去的是中央黨校，讓他給中國的既得利益群體的代表們演講。這正如中共“強國論壇”上的帖子所說，“拉氏對這些党的接班人們吼地越響。對中國罵得越露骨，這些接班人們就會越發的有危機感，就會越發的緊跟GCD（共產黨）了。不得不承認，胡，太極拳打得已經有些出神入化了。因為黨校的人理解力最低，聽完報告被反動派腐蝕的可能性最小。比較友好的來訪者會被安排到智商比較高的院校去。”

三、拉姆斯菲爾德的中國紀行

眾所周知，拉姆斯菲爾德是布希政府內“新保守主義”的領軍人物，“中國威脅論”的倡導與宣揚者。他一直把中國看作美國在亞洲的主要威脅。他上任八十天就因為中美撞機事件下中斷了所有的對中共軍事交流，即使布希在“九一一”後要求全面恢復美中軍事交流，拉氏依舊消極對待。這位鷹派人物在堅守四年之後，拉氏一下飛機就表明，“歡迎中國的和平崛起”。這幷不說明鷹派人物對中共政策上的心結，正逐步化解。全面觀察一下拉姆斯菲爾德的中國之行，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上述意涵。

2005年10月18日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抵達北京，展開對中國為期三天的正式訪問。《國際金融報》引述美國媒體的報道稱，五角大樓的高級官員透露，拉姆斯菲爾德此行在中國想做七件事：

一是拜訪中國國家和軍隊領導人；二是重申美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一個中國的原則立場沒有改變；三是向中共方面解釋美日軍事聯盟的意義；四是參觀中共解放軍第二炮兵司令部；五是參觀中共載人飛船“神舟六號”的飛控中心；六是希望能建起中美兩軍互通機制；七是和中共磋商地區熱點問題，如反恐、朝核問題等。

中共國際時事與軍事新聞研究者徐冰川認為，“拉氏訪華名為友好交流，實為刺探中國軍力底細”。“此外，他還有另一個使命，就是借機宣傳美國的民主政治和價值觀。據法新社報道，他在中央黨校的講演中竟然毫無顧忌地使用煽動性的語言說：中國未來的繁榮和別國對它的態度，也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裏發生的政治事件。”徐冰川認為，“拉姆斯菲爾德是繼9月21日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之後又一個推銷美國和平演變中國政策的人士，他所期望的在中國發生的政治事件，就是妄圖改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這無疑是對中國人民的挑釁行為。”

徐冰川認為，拉氏訪中最具象徵意義的是，他將成為第一個步入中國戰略導彈部隊指揮中樞：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司令部的美國軍方人士！“許多人可能有誤解，其實美國現任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幷非首度訪問中國，”北京相關部門的一位工作人員10月16日這樣說，“他此前訪問中國的資料可以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官方網站上和當年的相關媒體上找到。”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官方網站，在“對外交往攝影圖片集”中果然找到了拉姆斯菲爾德訪問中國的照片，照片的說明是：“1999年10月9日至17日，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率領美國對外政策理事會代表團訪華。拉姆斯菲爾德率領的代表團在北京展覽館參觀國慶50周年展覽。”美國五角大樓一位匿名官員10月14日在為媒體舉行的“拉氏中國行”吹風會上也證實說，1999年拉姆斯菲爾德在企業界時就曾經訪問過中國，當時接待他的正是現任中國國防部長的曹剛川。

在“拉氏中國行”的吹風會上，五角大樓的官員先是詳述了拉姆斯菲爾德此次出行的詳細行程：17日動身前往亞洲和歐洲，18日至20日的第一站便是北京，然後前往韓國和蒙古，最後轉往哈薩克斯坦和歐洲的立陶宛參加北約防長會議。該官員無意間多說了一句；五角大樓專門向北約通報了拉氏中國之行的簡況，這就說明美國幷不把中共當作友好國家。

四、美國政要如何理解中國？

事實上，人們已經觀察到10月以來中美雙方密切接觸的態勢，到拉氏訪問中國之時已經達到一個新的高潮。而在之前的一個星期裏，美國的“四大財神”都在中國訪問。所謂的“四大財神”只不過是一種比喻的說法，即美國財政部長斯諾、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美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考克斯、美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主席魯本•傑弗裏三世。

中國大陸從來沒有在同一時間裏接待過如此眾多美國政府的重量級人物，中美之間如此頻繁的高級別交往，在兩國關係史上實屬罕見。2001年10月，“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不久，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推出了自己的著作《大國政治的悲劇》。這本美國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代表作，闡述了一個對當代國際關係理論影響重大的觀點：

所有新興崛起的大國，在崛起過程中都強調和平、貿易和共同利益，以及對他國，特別是現存國際秩序的最大受益國帶來的是機遇，而不是挑戰。這些新興大國一開始總是尋求地區的利益，尋求某種地區霸權，最後一旦在地區坐穩以後，它們就勢必向世界霸權衝擊。這種霸權的衝擊最後可能導致一種非和平的方式進行。

這種西方思維模式下的思想或深或淺地激發和加深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疑慮。2004年年底，英國《今日世界》發表了前英國外交大臣傑佛裏•豪的一篇文章，他不無疑慮地提出三個疑問：

1、中國經濟如此高速增長，到底能夠持續多久？

2、假定中國能夠保持如此增長，那麼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適應這一狀態？

3、再假定上述兩個問題都能解決，中國強大後對世界會提出什麼要求？

2005年10月18日在飛往北京的專機上，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舉行了新聞發佈會。他指出中國在地區和全球日益重要的作用：“我們願意看到(中國)秉著和平和建設性的原則，一如既往地參與國際事務。”他還強調，此次訪華將是中美雙邊關係深入發展的“一部分”。

而美國財長斯諾在中國訪問的8天時間裏，先後走過中國東、西、北三個地區，他甚至還和農貿市場的攤販交流，詢問“豬肉一斤多少錢？”以往美國的高官訪華一般都是會見中國的國家領導人，然後再開個盛大的記者會回答一些人們的“關注話題”，這幾乎已經成為一種固定的模式。然而，這次美國眾多高官訪華卻別出心裁：要到中國的“第一線”去，通過“深入群眾”做“事實調查之旅”。

在成都開會的酒店裏，斯諾還將酒店與中國的金融制度加以對比，他說：“今天開會的這個酒店非常好！因為在中國，酒店業早已全面開放，所以能讓那些有能力管理好酒店的人來經營酒店，而中國的資本市場同樣如此！”

五、中共慣於擺佈外國訪客

在拉姆斯菲爾德的要求下，中共同意拉氏參觀設在北京郊區清河鎮的第二炮兵司令部，這是有史以來首位美國官員訪問中國的戰略導彈部隊神經中樞，這是前任美國防部長從未獲得過的待遇。不僅如此，拉氏還參觀了載人飛船“神舟六號”的飛控中心。由於“神六”成功升空，拉姆斯菲爾德很想利用這次訪問機會參觀相關的設施，瞭解中國的太空發展計劃。對此，美國傳統基金會的專家、中國國防問題顧問彼得•布魯克斯表示：“這是中國軍方加強透明度的一個重要表現。”但中共中央黨校的張璉瑰教授卻一語道破真相：“中方這樣安排，體現了我們對拉姆斯菲爾德真誠相待的態度，希望他能看到一個比較真實的中國”。張還指出，“拉氏是比較務實的強硬派，是中國威脅論的支持者，你不讓他看，倒是會引起他的懷疑。”

復旦大學的潘銳教授也認為，實際上，中美之間缺乏互信已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這種彼此懷疑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特別是在經貿領域正在出現一種懷疑的傾向，就是將本來屬於經濟領域的問題泛政治化。”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王義桅副教授認為，“中美經貿矛盾的根本原因在於美國把經貿問題政治化了，中美關係已經上升到各自內政問題相互影響對方的深入階段。斯諾等人中國之行既是為瞭解中國金融改革情況和計劃，也是美國國內壓力的結果。”

事實上，斯諾也坦誠，為了回應美國的要求，中國已經在開放銀行業和金融市場上取得了進步。然而，美國國會一些議員卻提出有關議案要求中國調整人民幣匯率，否則美國將對中國所有進口商品徵收27.5%的關稅。這項懲罰性議案的提出人是紐約州民主黨參議員查爾斯•舒莫和南卡羅萊納州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萊姆。

舒莫參議員在10月17日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他對斯諾部長這次在北京的表現感到有些失望。他還揚言，如果看不到中國政府在匯率問題上採取實質性行動，參議院會在今年年底對他們提出的議案進行表決。

斯諾也承認，他目前的任務是勸說美國國會內部的批評人士，應該給予中國更多時間調整人民幣匯率，不要通過針對中國的懲罰性法規。他把後者稱為“錯誤的想法”。

潘銳對記者指出，“在這種泛政治化的氣氛中，中美雙方無論是在經貿領域還是在政治領域都應該加強溝通，以防止雙方錯誤判斷形勢，做出錯誤的決策”。

六、美國公眾的輿論

2005年10月17日，中共載人飛船“神舟六號”成功返回後，馬上就有美國戰略專家提出中共的航天事業未來可能挑戰美國的太空領導地位，還說什麼中共與美國在太空展開了“龜兔賽跑”，幷且別有用心地提醒美國人說：“別忘了，最後贏得比賽的是烏龜”，要求人們警惕中共不斷發展的野心。

在許多美國人看來，中共趁著美國忙於攻打伊拉克，進行全球反恐戰的機會，大力發展經濟，滿世界尋求能源和原材料，中共的這個舉動讓美國公眾看在眼裏，急在心裏，認為中共已損害了美國的全球利益。

（二〇〇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第九節 中共對外國通訊社進行新聞資訊管理之意涵】

一、《管理辦法》禁止外國通訊社在華發佈新聞

2006年9月10日，中共新華社公佈《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佈新聞資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引起在中國的外國人士和業界人士對大陸新聞言論自由狀況的擔憂和不安，認為這是對媒體的打壓和開歷史的倒車。

路透社報導，由中國官方國家通訊社新華社發佈的、而且自發佈之日起就實行的這個新規定要求外國通訊社不得發佈破壞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報導。新京報報導，根據國務院129號令的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未經許可不得從事衛星地面接收設施的生產、進口、銷售、安裝經營活動，也不得設立衛星地面接收設施和接收使用境外衛星電視節目。

《管理辦法》規定外國通訊社今後在中國大陸發佈新聞資訊，應經新華社批准；同時，外國通訊社不得在中國境內直接發展新聞資訊用戶。該條例還規定，中國用戶訂用外國通訊社新聞資訊，應當與新華社指定的機構簽訂訂用協定，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訂用、編譯和刊用外國通訊社的新聞資訊。特別提出，港澳臺的通訊社及有通訊社性質機構，在中國大陸發佈新聞資訊，亦參照這條法規執行。

二、《管理辦法》與其舊版的比較

《管理辦法》於公佈的當日即9月10日開始施行。而此前1996年4月15日也是由新華通訊社發佈的《外國通訊社及其所屬資訊機構在中國境內發佈經濟資訊的管理辦法》同時廢止。

根據新的規定，外國通訊社和指定機構應當每年在規定期限內分別就其發佈、代理新聞資訊的情況向新華社提交報告。新華社可以根據報告情況進行核查；經核查合格的，方可繼續從事新聞資訊的發佈或者代理業務。外國通訊社若違反有關規定，將由新華社視情節給予警告、限期改正、暫停特定內容發佈、暫停或取消發佈資格。

《管理辦法》規定，新華社對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佈的新聞資訊有選擇權，發現含有被禁止發佈內容的應予以刪除。事實上，中國大陸的媒體從來就不被允許直接使用外國媒體的新聞資訊，新華社歷來就是剽竊篡改的高手，它製作的“新華社通稿”往往是用真相來包裝假像，滿紙巧妙的荒唐言；現在頒佈的《管理辦法》只是給了它一個干預的合法根據。

根據新的規定，中國國內用戶訂用外國通訊社的新聞資訊應當與新華社指定的機構簽訂協定，而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訂用、編譯和刊用外國通訊社的新聞資訊。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佈新聞資訊應當經新華通訊社的批准，並且由新華通訊社指定的機構代理。外國通訊社不得在中國境內直接發展新聞資訊用戶。

這顯示中國加強對境外媒體的控制和監督，防止外國的資訊對中國人民和讀者的影響。即使外國通訊社的新聞資訊獲得在中國轉載許可，但是根據新的規定，新華社對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佈的新聞資訊有選擇權，發現含有被禁止發佈內容的應當予以刪除。 

有觀察者指出，與舊《管理辦法》相比，新規定更加注重包括網路媒體在內的新聞內容上的管控。外國通訊社不得發佈“破壞中國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資訊，關於西藏、臺灣等特殊地區的最新動態跟蹤報導可能都將落入禁區。另外，新聞報導不得“違反中國的宗教政策”、不得“破壞中國社會穩定”，但這些內容寬泛的限制條件本身含義模糊，製造了很多闡述上的空間。例如，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佈的新聞資訊不得“侵害民族風俗習慣，傷害民族感情”，不得“危害社會公德或者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何謂民族感情？何謂優秀傳統？這些概念本身定義不明。

三、《管理辦法》的出籠及其意涵

中國當年拿到2008年奧運會主辦權時對外宣傳說，主辦奧運會只會讓中國的新聞各個方面更加開放，承諾將根據奧運會的要求，作為主辦國，無條件發放媒體簽證，允許媒體記者的自由採訪。現在過河拆橋，大開倒車，這對2008年奧運會除有負面影響，還需要向國際間解釋一下，為什麼要這樣做？

在我們看來，這是因為中共害怕東歐的“顏色革命”在華重演。現在俄羅斯普廷政府的做法，中共都在跟著學，例如取締民間組織尤其是國際性的民間組織，或者對西方在華媒體加緊打壓。中共覺得美國和歐洲策動顏色革命都是從媒體入手的。此外，現在這個時候出臺的《管理辦法》可能與明年要召開中共“十七大”有關，尤其十七大要由胡錦濤來主導人事安排的格局，涉及到“誰上誰下”問題，要預先扼殺媒體報導的空間。參考一下最近的上海陳良宇案件的發展，而這二者之間似乎有跡可循。中共加緊控制媒體與利用陳良宇案及為明年的“十七大”佈局之間，是一體兩面的。

中共顯然希望明年“十七大”期間不再出現境外媒體報出中共人事安排的事件，如上次黨會《紐約時報》事先報導江澤民將交出軍委主席權力的事實，結果導致《紐約時報》在華工作人員趙岩被捕。追溯一下不難發現，自2004年以來中國政府逐步收緊對傳統媒體和網路媒體控制的一部份，現在控制越來越嚴格。這和今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查出臺的“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如出一輒，都在限制媒體對事件獨立的調查報導。“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明文限制新聞媒體報導突發事件，該草案對於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佈新聞資訊內容的規定，幾乎完全排除境外媒體從事新聞報導的自主空間。可見此次《管理辦法》的出爐，完全是有跡可循。

四、中國從“改革開放”回歸“閉關鎖國”

胡錦濤在兩三年前說要“學北韓”，後來就沒有聲息了，今天我們發現一切都在默默地進行著，特別是上次到美國訪問受挫後，胡錦濤的反動步伐反而加快了，中國很快就要從“改革開放”回歸“閉關鎖國”了。最可悲的還是當然新華社，它本來就是一個造謠的喉舌，現在還要背上員警的惡名，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德新社再不會是它的合作夥伴，它只有再去與“朝中社”“古通社”為伍了。截至目前為止，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以及德新社等外國通訊社能夠直接向中國用戶提供財經資訊等類型的資訊服務。但新的《管理辦法》的施行粉碎了外國通訊社繼續打開中國市場的夢想，同時也很可能限制中國金融機構及時獲取足以影響市場走勢的新聞和資料。

《管理辦法》再次收緊新聞尺度，過濾媒體資訊，還包含了一些商業利益的考量。例如，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成長，外國通訊社通過向中國市場發佈金融資料獲得了不菲的收入，新華社迄今放棄分割這一部分利益，但按照"外國新聞機構不得直接在中國招攬訂閱"的新規定，新華社很可能嘗試控制彭博新聞社、道鐘斯等金融資訊發佈者，並要求他們按期支付管理費用。

歐盟貿易專員曼德爾森說，中國當局的這一行動可能與參加世界貿易組織時所作出的有關保證金融資訊自由化的承諾背道而馳。他已經向中國方面寫信提及這一問題。在巴西聖保羅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曼德爾森說他會繼續提出這一問題，因為這並不光是一項有關經濟自由的貿易問題，而且還是一項涉及資訊自由傳播以及言論自由的重要問題。歐盟方面還在日內瓦舉行的檢討中國執行世貿承諾的會議上提及了這一問題並且將於下個月在北京舉行的歐中人權對話的例會上提出這一問題。

五、限制外國媒體或影響在華外企

中國政府頒佈新的限制外國媒體的消息不僅引起國際上的不安，更造成中國內外的外國企業的緊張情緒。美國專家認為，這些新聞限制不僅會傷害到外國財經新聞機構的利益，更會影響到所有在華的外國企業。所以企業界人士和專家學者對此表示出越來越大的不安。尤其《管理辦法》規定外國財經媒體不能夠直接向中國用戶提供它們的服務。而是中國政府卻委託官方媒體新華社組建一個叫做中國經濟資訊服務的機構來負責審批外國財經媒體在中國銷售產品的申請。除非得到批准，否則外國財經媒體，如路透社集團和美國彭博新聞社將不能夠對中國用戶提供它們的財經新聞。 

過去，外國媒體公司在新華社登記之後可以在中國推銷它們的財經產品，但新規定出來之後，情況就要改變。新的限制措施究竟會對美國企業會產生多大的影響，有關機構，如美國商會、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等業界組織都在進行研究，待情況明瞭之後再做正式反應。中國政府希望通過新華社進行財經新聞壟斷的做法不僅直接影響財經媒體的利益和中國開放的形像，而且會給所有在華企業帶來負面影響。

美國學者、《失去新中國》一書的作者伊桑.古特曼說：“我認為，任何企業都不能夠在不確定的條件下做出發展規劃，不能夠在它們的中國夥伴掌握著另外一套資料的情況下做出規劃。我們做生意要處在同一條件下，擁有同樣的資料，並據此對經濟走向做出判斷。如果資訊和資料完全被中國政府壟斷，企業就失去了做出明智的決定的依據。”總部設在北京的麥健陸投資資訊公司董事長麥健陸認為，中國政府加強新聞控制的主要原因是給新華社提供創收的機會。

新華社社長田聰明跟胡錦濤關係很深，據信新的《管理辦法》就是在田的推動下出籠的。過去北京也多次採取過類似措施，每次都有針對性。在1999年和2000年之間，中國國家統計局就頒佈措施，限制外國民調機構在中國的活動，要求所有民調問題都要得到國家統計局的批准，那次是針對蓋洛普。現在的情況有些類似。新華社這樣做的原因可能並不完全是要保護財經新聞市場，不是市場准入問題，而是要保護金融市場的某種活動，以免中國民眾知道。

六、如何抵制中共的倒行逆施

美國前貿易代表辦公室官員唐納德.菲力浦指出，美中曾經就外國金融資訊服務公司直接向中國市場提供服務達成過一個正式協定，中國現在的做法顯然違背了協定的內容。美國政府和企業界以及其他國家是不會接受中國政府限制媒體的做法：“這種問題過去就出現過。我記得不僅是美國、還有歐盟和其他許多有關國家都表達過非常強烈的抗議，這些抗議也得到了中國國內輿論的同情，認為限制媒體是愚蠢的。我認為，有關國家和有關方面應當聚在一起商討如何採取共同行動，迫使北京改變這個決定。”

我們認為，美國學者古特曼的意見值得大家參考，他認為，國際社會應當學習當年微軟公司的做法，組織美、歐、日結成產業聯盟，結果果然挫敗了中共政府強迫微軟交出其產品原代碼的企圖。這表明，唯有國際間的一致行動，才能夠讓北京認識到這個決定的錯誤程度，從而對國際社會做出必要的讓步。

（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第十節 中共十六全六中全會建構和諧社會意欲何為】

中共十六全六中全會於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作出“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

一、《決定》殊少新意可言

《決定》分為三個部分：

1、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2、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和原則；

3、堅持協調發展，加強社會事業建設。

第一部分是開場白，基本上都是套話、空話、大話。

第二部分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原則。有六個條目：

（1）堅持以人為本。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2）堅持科學發展。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轉變增長方式，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3）堅持改革開放。推進體制改革和創新，擴大對外開放，健全“體制機制”。

（4）堅持民主法治。推進法制化、規範化，逐步形成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5）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維護社會安定團結，以改革促進和諧、以發展鞏固和諧、以穩定保障和諧，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

（6）必須堅持在党的領導下全社會共同建設。

除了2、4、5等三條，具有對江澤民政策的某些針砭作用外；一、六兩條基本是毛主義的陳詞濫調，而居中的第三條則是對鄧小平路線的認可。因此綜合來看，這六條放在一起可以說是不倫不類，是各方意見妥協、平衡之下的產物。

當然，從行文風格上說，則明顯具有胡錦濤的個人特點，那就是“清華大學學生會輔導員的說教”，和1964年胡錦濤在中共《人民日報》上向毛澤東－林彪路線輸誠的文字，十分類似。難怪中共自己承認“《決定》起草工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直接領導下進行的”。綜合其他因素可以說，這個《決定》是胡錦濤個人直接策劃積累的“政治私房錢”。

第三部分則是如何實現上述六條混亂原則的具體手法，合計七個條目：

（1）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城鄉協調發展；

（2）落實區域發展總體戰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3）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發展和諧勞動關係；

（4）堅持教育優先發展，促進教育公平；

（5）加強醫療衛生服務，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6）加快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滿足人民群眾文化需求；

（7）加強環境治理保護，促進人與自然相和諧。

總的來看，這是在當前中國大陸嚴重的兩極分化情形下，中共當局企圖緩和尖銳的社會矛盾與官民衝突的努力，可謂用心良苦，收效甚微。

二、《決定》的出籠過程

中共十六全六中全會10月11日審議通過上述《決定》，不僅用心良苦，而且歷盡艱辛。在此前長達八個月的時間裏，《決定》起草組共召開十一次全體會議、三十六次“工作班子會議”，其他各類會議總計一百多場，先後正式改稿五十多次。2006年3月，起草組組成六個調研組，分赴全國十二個省區，就和諧社會建設問題進行調研，共召開各類座談會三十三個，與四百四十多人進行交流，並到農村、企業、社區實地調研。在基層安排他們進行名為“所見所聞所感”的活動，其實進行洗腦活動。起草組還邀請了二十個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圍繞一系列重大問題組織了二十八個專題研究。就是到了六中全會進行期間，起草組還對《決定》討論稿作了三十六處修改。

胡錦濤的政治智慧或說狡詐之處就在於，明明這個《決定》是和江澤民對著幹的，卻要任命上海邦成員的吳邦國為“起草組組長”，並迫使他“變節”，多次主持召開起草組會議、討論研究《決定》稿，並對起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其實這些“指示”都是出自胡錦濤，這就難怪《決定》會如此難產，而最後生出來的還是一個政治怪胎。

《決定》這一政治怪胎的的出籠不是突然的，而是有跡可循：

1、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全”在闡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時，開始提出“社會更加和諧”的發展要求。

2、2004年10月，中共十六全四中全會“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高度，明確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任務。”（為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而構建諧社會”）

3、2004年12月，胡錦濤指出，要“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與和諧社會建設的關係”，標誌著中共開始思考和諧社會建設問題。

4、2005年的早春，中共中央在中央黨校召開省部級主要負責人研討班，胡錦濤發表講話，闡述構建和諧社會的特徵、原則、內涵和主要任務，強調要建設“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文件起草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直接領導下，負責《決定》的起草工作。

5、2006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專門下發通知，就十六全六中全會研究加強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問題，徵求各地區各部門意見。中央還委託中央統戰部徵求了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的意見。各地區各部門按照要求，認真組織討論，向中共中央報送了一百二十四份書面報告，結合各自實際，就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面臨的突出問題、主要任務、重要舉措等提出許多意見和建議。

這個出籠過程表明，《決定》確實是一個妥協的、混亂的、來自各方面的、胡錦濤力圖主導但卻沒有能力貫徹主持的文件。否則，他自己說說寫寫就可以了，何必如此大費周章？胡錦濤要給大家一個印象：《決定》的起草工作始終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進行的。但其實《決定》形成的每一稿，胡錦濤都要認真審查，提出修改意見，軟磨硬泡要別人接受。歷時近八個月的起草過程中，胡錦濤先後主持四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起草工作彙報和進行研究，並作出重要指示”。

三、機遇前所未有，挑戰前所未有

胡錦濤如此辛苦地“建構和諧社會”，意欲何為？

“新華網”北京10月19日的電文透露了一點苦衷。

“為什麼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怎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些問題是當今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中共必須回答的課題。但其實，這也是中共恰恰無法、無能、無力回答的問題。

“新華網”10月19日的電文雖然叫嚷要“和諧凝聚力量，和諧成就偉業”。但卻不敢觸碰一個真正的關鍵問題：只有廢除獨裁統治，才有真正的社會和諧。獨裁當局製造的《決定》沒有也不可能從中國的總體佈局出發，也就不可能明確提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構建真正和諧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工作原則和重大部署。儘管它自我吹捧這個《決定》“是指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綱領性檔，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新的高度”。

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主要議題”，還因為2006年正是中國大陸首次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一千美元，經濟總量躍居全球第四，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進程明顯加快，而根據國際上的類似經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一千美元正是社會動亂累積爆發的臨界線。確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已經站在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危機點。

從中共的立場視之，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深入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影響和平與發展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等領域佔優勢的壓力長期存在……使得中共在國際間面臨的挑戰日益尖銳。而環顧中國大陸國內，雖然中共一黨獨大，但“改革發展進入關鍵時期，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空前的社會變革既給社會帶來巨大活力，也使中共之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的任務艱巨而繁重，影響社會和諧的問題需要進一步解決……

在這個令獨裁者暈眩的漩渦中，在這個發展機遇與矛盾凸顯相互交織的關鍵階段，能不能妥善協調各方面利益關係、正確處理各種社會矛盾，正是中國共產黨獨裁執政集團的生死存亡的關鍵所在。所以胡錦濤聲嘶力竭地向其党國發出號召，要“更加積極主動地正視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

胡錦濤因此號召“情為民所系”，要共党幹部“心裏裝著群眾，凡事想著群眾，工作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為群眾誠心誠意辦實事，盡心竭力解難事，堅持不懈做好事。要時刻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掛在心上，對群眾生產生活面臨的困難，一定要帶著深厚的感情幫助解決，切實把黨和政府為他們脫貧解困的各項政策措施落到實處。”

溫家寶也因此賣乖“我是人民的兒子”，宣揚“我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是人民的兒子。我們所取得的一切成績都歸功於人民。我最感動的是人民對政府的支持。我覺得最痛心的問題是在我這三年工作中，沒能把人民最關心的醫療、上學、住房等問題解決的更好。但中國的總理懂得一個道理，就是知難不難，迎難而上，知難而進，永不退縮，不言失敗。”

但是輿論認為，《決定》的出籠表明胡錦濤和溫家寶，主要是想用“和諧社會”來取代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其目的是宣告中共中央的權力已經交割完成。正因為《決定》僅僅服務於中共的權力交割，所以就其思想價值來看缺乏新意就不足為奇了，而且由於缺乏新意而變得缺乏價值。

四、“和諧社會”背後的貧富懸殊

不論其動機為何，中共十六全六中全會相當關注低收入和貧困群體，並就此制定了新的方針，是確然的。這也是將近二十五年來，中共中央全會首次專門研究社會事務問題。六中全會之所以企圖從體制上、機制上來保障社會公平，進一步縮小貧富差距，擴大就業，並力圖在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險等幾個重點領域進行一系列改革，讓低收入者和貧困群體分享更多發展成果，是憂心中共的執政地位已經不穩。

“民患寡亦患不均”，世界銀行的資料顯示，在市場經濟改革的二十多年裏， 中國的貧富差距甚至已經超過美國和俄羅斯，而二十年前，中國的收入分配差別緊緊相當於瑞典和德國。統計數位顯示，中國城鎮居民的收入以每年8-9%的速度增長的同時，但是農村人的收入增長速度只有4-5%。

中國國家統計局2005年公佈的統計數位顯示，中國10%的富裕人口享有國家總資產的45%，而最貧窮的10%的人口卻只擁有總資產的1.4%。另外，地區之間貧富差距也很大，東部最富省份與西部最窮省份的人均GDP相差十多倍。很明顯，貧富懸殊已經成為社會不和諧的重要因素，這就是中共六中全會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壓力。 

中共總結大陸社會之收入分配領域的四大問題為：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分配不公；分配秩序混亂；分配格局不合理。而由於制度性原因越來越明顯，收入分配也瀕臨危機邊緣。為此，中共提出減免農業稅以減輕農民的負擔；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並且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由八百元提升至一千六百元。 

中共希望通過六中全會及其“和諧社會”論來重新樹立自己的權威。這樣也好為進一步的高層人事調整，進行準備。胡錦濤顯然希望給人們造成以下四種錯覺：1、中共中央能夠直面“強勢利益集團”的壓力、防止他們進一步破壞社會和諧，是一個不小的進步。2、近年各地侵犯弱勢群體利益的惡性案件急劇增加，很多是地方勢力不顧上級的政策。3、從這個角度，加強中央對地方的干預是有進步意義的。4、中國惡性人權案件的實質是弱勢群體權力太小，不是中央或者“上級”權力不足，六中全會加強中央干預的舉措，是能夠改善弱勢群體的悲慘處境的。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六中全會一個非常罕見的提法是學習西方國家在平衡社會群體利益的經驗。這點雖然還沒有引起外界的廣泛關注，它可能卻是中共多年來“忌諱在社會學領域學習西方”傳統的一個重大轉折。

歷經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社會利益結構發生了分化、重組，新的利益群體、利益階層和利益集團不斷增生。趁著社會正在轉型、體制和制度尚未完善，某些利益集團以各種手段賄賂政府官員，“錢權交易”，形成損害公共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團”，最後達到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目的。

近幾年，民眾對特殊利益集團操控政府、壟斷市場，造成分配不公、收入水平懸殊，拆遷補償不足，官員腐敗，醫療、教育、住房費用高企以及環境污染嚴重等怨聲載道。因此，在六中全會之後，中共可能著力于加強防範“強勢利益集團”影響行政立法，建立完善的社會利益協調機制。並可能逐步推行直選地方黨政幹部的方式來暢通和拓寬人民群眾利益訴求管道，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將在更高、更廣的選舉制度層次上得到體現。甚至有樂觀者估計，今後中共還將更多地利用網路、傳統媒體、聽證會等手段為民眾暢通利益訴求管道。

五、“和諧社會論”之下的火藥味

早在今年6月15日，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課題組發表了題為《從經濟發展角度思考和設計政治體制改革》的政改課題報告。報告建議了包括土地使用權交給農民、縣級直選、以及“司法有限獨立”。可以比較的是，這次公報也有指出，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和諧的基本條件，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保證，必須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權利和利益，引導公民依法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公平正義是評判一個制度是否是進步的首位標準，也應該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

六中全會的另一看點，是在會議召開前幾星期，上海前市委書記陳良宇因腐敗被罷官。這也是北京方面發出的一個強烈信號。北京政府一直認為上海在經濟等方面對北京提出了挑戰，所以此次會議也在努力重新建立中央的權威。

胡錦濤這次較能主導六中全會，一定程度上跟他果斷地查處利益集團的典型人物陳良宇，樹立了權威有關。中共中央在9月24日中止了中央政治局委員陳良宇的職務，但在這次會的公報上，並沒有提及陳良宇問題。按照《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第三十九條寫明，案件調查的時限為三個月，必要時可延長一個月。

這次全會，胡錦濤得到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員和一百五十二名候補中央委員表態支持其路線；明顯扭轉了去年五中全會上“和諧社會”路線遭利益集團壓抑的困局，修正了去年 “小康社會”的施政優先順序；但在具體落實上，胡錦濤是否做得到“和諧社會”的施政綱領，關鍵還在於明年中共十七大的人事安排佈局。

“和諧社會”論的出籠，表明鄧小平的“小康社會”已不是中共的目標，胡錦濤似乎開始懂得，小康社會的追求基本是一種簡單的共用追求，而和諧社會則是文明法則的高級形式；鄧小平的小康社會中的民主政治和制度標準的含量太小，不足以成為引導中國邁入文明世界。

近年以來，不同的利益集團利用不同的藉口，在民間製造輿論，希望通過阻止改革來換取中共中央的妥協。但實際上，不論經濟層面還是政治層面，中國大陸的改革都到了寸步難移的地步。不同的利益集團為了保護自己的既有利益，想出了種種手法“挾持改革”。胡錦濤、溫家寶的“三民主義”在現實生活中已經遭到迎頭痛擊，面對頗大阻力，甚至中共官方的《瞭望》雜誌近期都不得不被迫承認，中國大陸各種“利益集團”迅速發展，已嚴重影響中共政府決策。社會充滿火藥味，這就是“和諧社會”論出籠的真實背景。

（二〇〇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第十一節 胡錦濤與上海幫的互動對中共十七全會的影響】

一、江澤民與上海幫的勢力瓦解

2006年，中共成立已經八十五周年，但權力交接向來不成規矩。毛澤東時代，接班人劉少奇、林彪先後被廢而死，幷死無葬身之地，毛澤東臨死挑選的華國鋒又在清算了毛澤東的遺族後，被鄧小平等人取代。八十年代，兩任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也先後因政治問題下臺。中共最高權力交接歷史，實質是一部腥風血雨的宮廷鬥爭史。

我們認為，正是因為鄧小平欠下了“六四”血債，所以從九十年代開始，才不得不韜光養晦，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幷因此提出最高領導人退休制度。結果，中共十五全會又確立當選政治局常委不超過七十歲的規矩，迫使當時年屆七十一歲的喬石退休；十六全會又確立國家領導人同一職位已連任兩屆不得再當選政治局常委的規矩，迫使李瑞環退休。

胡錦濤2002年就接任中共總書記後，身兼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集党政權最高職位於一身，但因江澤民的勢力遍佈中央高層及不少部委、省分，胡錦濤與總理溫家寶推行的“胡溫新政”受阻，連內地官員都曾公開感歎：“政令不出中南海。”在擁有最高權力的中共政治局九名常委中，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副總理黃菊被視為江澤民的親信。

由於2007年中舉行中共十七全會，如果胡錦濤2006年還不能有效控制人事大權、提拔自己的親信，將無法真正主導未來五年的中國政局，因此，胡錦濤近期展開大規模的反貪行動，目標是除掉敢與中央對抗的地方諸侯，幷且劍指幕後的高層。所以上海、北京接連捲入反貪風暴，既是中共高層展示反貪決心、粉飾“和諧社會”口號的需要，更是中共十七全會前權力鬥爭的需要，為胡錦濤嫡系的“團派”鬥爭江澤民原屬的“上海幫”，揭開序幕。現在曾慶紅變節倒戈，化身為胡錦濤的打手；黃菊身患癌症，加上其妻子余慧文被指捲入上海社保基金三十四億元遭挪用案，其政治影響力大打折扣；只有賈慶林仍對江澤民“忠心耿耿”，但如今，中紀委鎖定賈慶林展開反貪調查：因此可以預期，江澤民與上海幫在最高層的勢力已徹底瓦解，胡錦濤可望取得十七全會的人事主導權，安插更多其嫡系的、共青團出身的官員。

二、胡錦濤鬥爭陳良宇的雙重意義

為了在中共十七全會開始胡錦濤時代，胡錦濤對倚仗江澤民餘威的上海幫發動了攻勢，滬上官場最近已陷於風聲鶴唳之中。中共高層查辦陳良宇，用以威懾地方大員，使地方換屆、人事調整，朝胡錦濤預期的方向發展。在查辦上海社保基金和陳良宇案的過程中，超過一百人組成的中央調查組進駐上海，其中也包括十七全會地方人事考察小組。

我們認為，胡錦濤與陳良宇的鬥爭，不僅是胡錦濤與上海幫的政治角力，而且預示中共企圖告別單純的GDP主義，開始“社會建設”階段：關注社會公平和社會正義。因此預期中國大陸的經濟社會發展將從此進入新的拐點。這就是月前結束的中共十六全六中全會企圖留給公眾的印象。日前，中共官方重要的理論報章《光明日報》，10月31日更以頭版重要版位和第四版近全版篇幅，透露有關決策出臺的時代背景、政策基礎、理論依據、以及醞釀過程和有關可行性研究等。

這篇題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從點題到破題》的長文，透露這次中共全會的意義，類似於二十五年前決定中國改革開放命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暗示中共改革開放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進程；指出這次會議是中共歷史上第一個以研究“社會建設為主題的中央全會”，而六中全會決定則是中共執政以來第一個關於“社會建設的綱領性檔”。文章企圖告訴海內外關心中國命運的人，在經過多年醞釀，中共終於把社會正義和社會建設問題正式擺上議事日程，成了今後十五年的“重大戰略任務”。而這一“重大轉變”是從2004年底的中共十六全四中全會開始“點題”，經歷了兩年的時間，終於在今年的十六全六中全會正式“破題”。

中共十六全六中全會召開之後，其地方四級黨委換屆中最受關注的省級換屆，隨即拉開帷幕，幷持續到2007年上半年，省級黨政一把手格局漸漸浮出水面，從而為十七全會奠定了地方重要人事基礎。

目前，許多地方的黨委換屆工作已經由鄉、縣推進到地市級，地市級黨代會和換屆工作正在進行。省級黨委換屆自明年初開始，上半年完成。根據中共黨內規則，這次省級換屆產生的黨政“一把手”可能進入十七全會新一屆中央全會的候選中委名單，成為影響一方乃至全局走向的政壇新力。因為這次換屆是胡錦濤主政以來的第一次地方黨委換屆，中共高層極為重視。

胡溫親政以來，中共推出的宏觀調控政策在一些地方踏空走樣；一些地方對中央精神陽奉陰違，盲目上項目，熱衷搞投資；一些地方無視黨紀國法，漠視百姓疾苦，官商勾結，權力尋租，腐敗大案頻發。凡此種種反映出，地方黨政班子配備的好壞強弱，直接關係政策的執行。因此依照以往換屆進程，在明年產生新屆中央之前，地方黨委領導格局就已大致確定。但在此期間，不排除中央“空降”大員到地方對人事佈局進行微調，而按照新近頒行的官員任期制度，這次換屆產生的地方黨委領導在任期內應當保持穩定，如無若干特殊情況，應任滿一個五年任期，因工作特殊需要調整職務，一般不得超過一次。

《人民日報》近期接連在頭版突出位置發表評論員文章，為高官調整打預防針：“由於改革的力度比較大，一些原本有希望提拔的幹部可能會失去晉升機會，一些原本在重要崗位上的幹部可能要調整到其他崗位。”幷呼籲官員要講大局，講黨性，樹立正確的權力觀。這無疑傳達了中共高層的聲音。

三、十七全會的人事端倪

中共籌備十七全會有兩個工作機構，一個負責政治報告的起草，一個負責人事安排和選舉。從2007年3月開始，將在各省市、各部門以及軍隊各大兵種、軍區進行2100餘名十七全黨代表的選舉，選舉工作在2007年6月前完成。 

11月10日，中共中央印發了《關於黨的十七大代表選舉工作的通知》，對十七全代表選舉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中共組織部幷召開專門會議，部署安排的十七全代表選舉工作。中共確定，十七全代表名額為2220名，將由大陸四十個選拔選舉單位產生出來。中組部負責人解釋說，這個名額比十六全增加一百名，主要考慮：一是十六全以來全國共党人數增加了六百萬人；二是適當增加生產和工作一線代表。代表中既要有各級領導幹部，也要有生產和工作一線的黨員；要有經濟、科技、國防、政法、教育、宣傳、文化、衛生、體育等各方面的代表；要適當增加生產和工作一線代表的名額；女黨員和少數民族黨員要占一定比例。省、自治區、直轄市代表中，要有適當數量的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的黨員。中共還對各選舉單位的代表構成比例作了具體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代表中，黨員領導幹部一般不超過七成，生產和工作第一線的黨員一般不少於三成；女黨員和少數民族黨員所占的比例，一般應分別高於本地區黨員總數中女黨員和少數民族黨員所占的比例；要有適當數量的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的黨員。中共還規定，各省區市要按照規定要求在適當時候向民主黨派、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通報有關情況幷聽取意見。提高差額比例，各選舉單位要不少於15％的差額比例。選舉工作從現在開始，到2007年6月底前結束。

我們認為，如此刻板的規定,說明中共體制的極度僵化。其實自2006年初以來，中共就開始了新一波人事變動。迄今，西藏、新疆、遼寧、河南、安徽、山西諸省已塵埃落定，甘肅、河北、江西、雲南、北京、上海等省市進行了部分調整。解讀種種細節可見，“十七全”人事路線已現端倪。據熟悉中共運作程式的人士分析，在某種意義上，“十七全”召開一年前確定的黨政一把手即是“十七全”新一屆中委的當然人選。

在党官方面，省委書記年齡大幅年輕化。西藏張慶黎五十五歲，遼寧李克強五十一歲，河南徐光春六十二歲，安徽郭金龍五十八歲，山西張寶順五十六歲，平均年齡五十六.二歲，比“十六全”召開時大為下降。在這其中，接近六十三、六十四歲，幷有可能在“十七全”後一兩年即換人的省委書記比例減少；絕大多數都有可能做上兩屆。至於六十二歲的王樂泉，顯然因為新疆的敏感性和其政治局委員身分，繼續執掌新疆。省級黨委副書記由過去的五至六名減為二名，只新疆、西藏因情況特殊確定為四名。減少副書記數量，紀委書記不再由副書記兼職。

在政官方面，若除去情況特殊的新疆主席司馬義•鐵力瓦爾地，西藏、河南、安徽、山西、河北、甘肅、江西、雲南八個省長、代省長，平均年齡為五十六.三七歲。剛離任的幾位省長多因年齡原因降落，例如，徐榮凱和黃智權均已到六十四歲，已沒有做完新一屆的光陰。六十一歲的甘肅省長陸浩的離任是因為接替蘇榮轉任甘肅省委書記，而六十一歲的季允石則出任人事部副部長，將省長一職移給郭庚茂。

按照中共規定，當選政治局常委不超過七十歲，已連任國家領導人同一職位兩屆不得再當選政治局常委，現任政治局常委中，1935年出生的羅幹篤定退休，胰腺癌退養多時的黃菊似乎也要退休。不過十七全會的人事安排涉及到胡錦濤能否真正全面執政。北京政界認為，十七大人事調整領導小組正規劃一項高層退休制度，考慮將年長於胡錦濤、溫家寶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悉數逼退，現任常委將只剩下胡錦濤、溫家寶和李長春。

四、十七全會的人事標準

我們認為，胡錦濤為了全面掌控政局，必然大力提拔年輕幹部，尤其提拔團派系統的人員；而胡錦濤去年高調紀念胡耀邦，就是為了恐嚇政敵幷凝聚團派的人氣。中共為2007年11月召開的十七全會的準備之一，就是限定參選中央委員最高年齡是六十歲，而此前的十六全會是不能超過六十三歲。這意味十七全會上將有大批年輕的中央委員產生，以此樹立胡錦濤時代的基礎。而預期在十七全會上產生的政治局委員，地方任職的人士可能從目前的六位增到七至八位，在保持目前格局的同時，遼寧省委書記很可能由政治局委員出任，這使北京、天津、上海、廣東等傳統政治及經濟重鎮，與東北、中部、西部新興發展地區都有自己的代表參與中共的決策，使未來中國大陸的發展中，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的關係進一步趨向合理與“和諧”。 

有建議要中共不再沿用一人或少數人“指定接班人”來確定党和國家未來領導人的傳統方式，而要把未來党和國家領導人的產生建立在擴大、健全黨內民主的基礎上，即要通過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兩個層次的差額選舉，幷經過廣泛的黨內民主協商來確定。如果十七全會能在建立黨內競爭性的選舉制度、建立票決制和黨代會年會制以及黨代表常任制等方面有突破，那將真的擴大了“黨內民主”。

十七全會還要決定胡錦濤的接班人。預期胡錦濤將提拔一兩個年輕省部級幹部進層面熟悉政務、積累威望，在十八大上全面接班。2006年10月26日中共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前天再度“當選”為遼寧省委書記。北京分析人士認為，李克強續任遼寧省委書記只是暫時過渡，他將在明年十七全會後進入中共政治局，甚至可能進入政治局常委會，成為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的接班人。五十一歲的李克強擁有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曾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和遼寧省委書記。他和相同年齡段的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以及商務部長薄熙來被視為中共政壇新星中的“四大天王”。此外，中央統戰部長劉延東、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四川省委書記張學忠、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重慶市委書記汪洋、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令計畫等共青團派的明星、和胡錦濤的嫡系，都會成為第十七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新血。胡錦濤隨著自身地位的穩固，就開始物色、考察、培植和經營自己的班底，多年來在其麾下集結一批數量可觀、能量更可觀的接班群體。 

儘管如此，但誰能上位做胡錦濤的接班人其實未有定論，但有一條標準可作參考。當年鄧小平挑選胡錦濤作第四代核心，最重要一條是胡在西藏鎮壓問題上手段惡劣強硬，經歷過血與火考驗。但現在哪些書記省長經歷過胡錦濤這樣的考驗呢？

也許可以換一個角度觀察：

由於中共黨政軍各級幹部的高度腐敗，中共中紀委、中央組織部已經派出“巡視組”考察各個地方，禁止擁有情婦的共党幹部入選十七全會。據傳的巡視組正在各地考察有可能十七大進入中央委員會的人選，其中的一條重要問題為有沒有情婦，地方黨委在選擇十七大代表時，也同樣納入“情婦條款”。

中紀委、中組部的四個巡視組，三年以來負責考察三十一個省市自治區的領導人，搜集可能入選十七大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人士的資料，非常重視有關這些人士的情婦傳聞，一旦有線索就會約談另一批人士，連一些傳出緋聞的省委書記、省長也要接受調查。由於巡視組對官員涉及情婦問題十分重視，目前各省紀委、組織部在審查十七大代表人選時，也相當重視情婦問題。這是因為，中國大陸近年揭發的省部級、廳局級男性貪官中，約有七成涉及情婦問題，包括早年被處決的“全國人大”前副委員長成克傑。

五、和諧社會是中共腐敗的溫床

胡錦濤的“構建和諧社會”的理論，是在中國大陸社會出現極大不公平和政府官員嚴重腐敗的背景下提出來的；這一理念在六中全會和十七全會被提高為“胡錦濤理論”，其意味如何？我們認為，在所謂和諧社會的口號下，腐敗風氣其實已經彌漫中共全黨；而深入一層的觀察不難發現，腐敗風氣才是中共倡導“和諧社會”的原因。因為腐敗導致社會衝突加劇，所以需要倡導和諧；也因為腐敗無法消除腐敗，所以需要和諧來保護腐敗。

中共中央組織部《黨建研究》雜誌九月號發表署名張汝立的文章《換屆工作要警惕潛規則》，指出中國官場潛在的陋規“潛規則”消極影響中共十七大換屆工作，同時也是換屆工作的最大隱憂，必須全力破解。這些潛規則游離於正式制度之外，是私下遵守、心知肚明的官場陋規。它隱蔽性強、欺騙性大，不可忽視、不容低估，是換屆工作的巨大隱患。

潛規則造成的第一個危害是使制度形同虛設。第二個危害是逆向淘汰，在有的地方出現了“小人競進，好人受氣；清官被擠，好官遭斥”的現象。第三個危害是惡性循環，按潛規則去做，很容易形成一個惡性“回圈鏈條”，從買官到保官到賣官；有買就有賣，買完再去賣，官場成市場。這樣縱橫交錯，使得潛規則在一些地方很有市場，即使有的本來正直的人，在潛規則面前，意志也動搖了，考慮自己是不是也要向上級有所“表示”。

隨著各省市黨委換屆工作逐步展開，中共地方人事變動引起媒體關注。新華社下屬的《瞭望》週刊2006年10月25日發表署名李一帆的文章《黨內監督的核心是民主》，呼籲中共在用人問題上“要公開”。文章說，把人事安排問題當成核心機密，這種做法弊端不少，與民主監督的要求是背道而馳的。用人是黨內的一項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最容易產生腐敗的環節，買官、賣官、跑官現象就是用人問題上暗箱操作的結果。文章指出，中共近年來實行的領導幹部任前公示制度，是用人公開的良好開端，但僅靠這樣的公開還遠遠不夠，因這只是最後一個環節的公開，也可以說是“生米煮成了熟飯後”的公開。要清除吏治腐敗，就必須對領導幹部選拔任用的過程實行全面公開。

北京政治分析人士預計，六中全會後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倡導的和諧社會理論將被逐步提升到中共指導思想的地位，幷在明年十七大上寫進黨章。為了“和諧社會”理論上升為中共指導思想，使胡錦濤在理論上可與鄧小平、江澤民幷列，胡錦濤還要超越“務虛的三個代表思想”，使“構建和諧社會更具有可操作性”，好使得“和諧社會”更容易被全黨和普通民眾接受。為此，中共高層派出幾十個調研組分赴歐洲、北美、拉美、東亞、非洲等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和地區，考察它們管理社會的經驗和教訓。這些調研組的考察題目非常豐富，從社會分配到福利制度，從民間組織到勞資關係，從社區管理到突發應急都是調研內容。每個調研組都要向中央提出調研報告和建議，為十七全會墊底。

任職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中國研究項目的裴敏欣說，外界“不應該指望一場持續和激烈的反腐運動，因為它將毒害十七大召開前的氣氛。”裴敏欣是著名的親共份子，其言論顯然是為中共的下一步動作預作說項和預放風聲的。

和諧社會是中共腐敗的溫床。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第十二節 中國大陸選舉對兩岸關係的衝擊

一、中國大陸基層選舉的背景

從2006年下半年開始，中國各地的“人民代表大會”將陸續進行換屆選舉（根據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大陸區縣、鄉鎮兩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換屆選舉于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期間同步進行）。關心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人士都在注視這個事態進展。依據中共人大的《選舉法》，經由選民聯合提名即可競選人大代表，儘管裏面黑幕重重。

但無論如何，2006年和2007年已是中國大陸“區縣級人民代表換屆”選舉年，殆無疑義。這次選舉與往年選舉的背景不同，在於目前中國大陸各類社會矛盾和問題，隨著高速經濟發展和急劇社會變化，不僅沒有緩解，而且日益嚴重；反抗共產專制政權的民間抗議活動，也就是中共所謂“群體事件和突發事件”的數量、規模和暴力化程度，日益激增。這表明，大陸民眾對中共解決問題的信心和耐心，日益削弱；民間獨立人士正試圖開闢新的合法途徑表達民意，解決百姓關心的問題，化解社會衝突和危機。如此一來，今明兩年的選舉將是民間力量的展示機會，而且不可避免會影響兩岸局勢。

二、中國大陸基層選舉的黑幕

中國大陸官方的“中新網”2006年8月30日報道，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盛華仁在中共黨刊《求是》上面撰文強調，要認真做好換屆選舉各項工作，嚴格依法選舉產生鄉鎮長。如何算是“嚴格”呢？盛華仁說，憲法和地方組織法明確規定了鄉鎮長的產生方式和選舉程序，即鄉長、副鄉長和鎮長、副鎮長由鄉鎮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或者代表聯名提名候選人，通過代表大會無記名投票選舉產生。根據他的這一詮釋，由選民直選鄉鎮長其實幷不符合中共的“憲法”和其他法律規定。

近來海外媒體報道中國大陸“五百獨立候選人參選人大代表選舉”，其實都是“嚴重違憲”的活動，中共可以隨時看情況予以取締，因為中共的“憲法”在一開始制定時，以及每次修訂時，都預先考慮到如何對抗民心、控制民意。雖然中共統治者口口聲聲地宣稱他們代表廣大人民，事實上卻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日夜擔心有朝一日政治控制的大堤突然崩潰。

中共憲法絕不屬於國家的根本大法，而僅僅是其權力的道具。雖然中共自稱其國家是民主的，但其實中共一直像魔劍那樣懸在人民頭上。不要說普通百姓指望它的保護根本無緣，就連毛時代的劉少奇、鄧時代的胡耀邦和趙紫陽這樣的最高官員，也深受其害。當劉少奇被整時，手握憲法保護自己，是特別滑稽的，因為此前他本人在整肅別人時，也絲毫沒有按照憲法辦事。

當法律尤其還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不能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時，就等於要求共產黨的每一位官員，必須在權力鬥爭中不斷磨刀霍霍。在這種黑幕下生存，選舉究竟有何意義？

1990年代以來的民間獨立選舉活動，具有從基層分化瓦解中共鐵板的積極意義：正面肯定鄉村選舉的意義，培養民主意識，大家形成“共產黨不可違法”的共識，就有助於中國進步，而中國進步了，臺灣就安全了。

更值得關注的是，選舉過程可以產生鄉村的草根政治領袖，而草根政治領袖通過進一步發展，就可能推動更高一級的政治選舉。同時，選舉的名義可以促進政治活動的積極參與者成為公眾話題，增加言論的空間。候選人的個人宣傳即使不能得到中共國家媒體的支持，但小範圍散發宣傳材料、租場地、開會、演說、討論，都可以鬆動中共的板塊。

三、選舉是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方向

回首近六十年來的“新中國”，其實是個“人治社會”。中共1949年一進城就廢除了“六法全書”，到1954年假惺惺制定了一本《憲法》，隨後又迅速廢止了這部本來就不成體統的《憲法》，距離法制國家越來越遠。於是“三反五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你死我活的“路線鬥爭”和“六四屠殺”等悲劇無法遏制地在中國大陸蔓延開來。

中共一再頑固的拒絕普選，因此中國大陸的軍警只能隸屬于共產黨，而無法真正的國家化，結果使得中國依舊無法擺脫軍閥時代的陰影，這是中國大陸最終要面對的劫難，也使兩岸關係始終處在極大的不確定性中。在中國，尤其武警部隊更是鎮壓民眾的急先鋒，維護中共一黨專制不遺餘力。“用兵千日”不僅耗盡民脂民膏，也使武警官兵疲於奔命，以致怨聲載道。從現代國家的理念來看，武警這樣一支完全效忠於一個政黨的部隊不應該存在，它應當分別屬於國家化的軍隊和警察。

儘管中共不斷“加大鎮壓力度”，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仍是大勢所趨，無論漸變式道路還是突變式模式，只是時間問題。比較穩妥的方法，是改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作用，改變人民代表的花瓶性質，從而確保德才兼備的候選人成為各級政府的領導人。如果沒有競選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那麼直接選舉是不可能的，中國大陸的問題就會越來越多。如果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能夠引進直接民主制度，將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事項付諸全民表決，那麼，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方能步入良性循環的軌道。

我們可以把選舉視為中國大陸現有構架下政治發展的主要方向；因為選舉不僅可以把民眾喜歡的候選人選為官員，而且可以將民眾不喜歡的官員罷免；今天中國的許多問題都是官員任用不當造成的，而選舉可以改變這種情況。真正的選舉應當是候選人之間的公平競爭，投票者不受操控；這既需要政府對於民間選舉的寬容，也需要民間人士的積極努力。在這種意義上，香港的民主化與大陸的民主化具有血肉關係。香港民主化的條件雖然已經成熟，目前發展緩慢主要是受制於大陸政治改革的進度；如果大陸政治改革嚴重滯後，香港民主化的進度也會被限制；大陸與香港之間的過大的政治制度落差，會加大中共對香港的管理難度。但人為地限制香港政治改革發展，會造成香港的混亂和惡化大陸的國際形象；因此，即使從管理香港的角度看，大陸也應儘快改革政治體制，而普選應是其主要方向。

四、中共專制下的選舉策略

在不合法或是半合法的處境下，如何運用選舉與中共周旋，幷盡可能鬆動中共的鐵板一塊？

正如北京民間人士張祖樺在《給參選人大代表朋友們的九點建議》一文裏正確指出的那樣，競選區縣市（包括鄉鎮）人大代表，在中共專制下是一種很有意義的傳播民主、學習民主、實踐民主的好形式。因此，要充分注意策略，才能更為有效的瓦解中共專制。

1、瞭解與研究基層人大代表選舉的相關法律與選舉流程，這樣儘量避免中共的惡意打壓。

2、擬定一份競選提綱或競選綱領，內容包括政治見解、參選主張、當選承諾（如果當選人大代表準備為選民與社區提供哪些服務、開展哪些工作）等。文字力求精煉，內容要實實在在，重點要突出，條理要分明，要講求邏輯性。

3、組建一支精幹的助選團隊，如果有條件的話，可以考慮組建臨時性的“選舉事務辦公室”；如果限於經費或其它因素掣肘，則可以考慮組建一個參選事務小組。再請一到幾位社會經驗豐富而有智慧的顧問作為“外腦”。

4、對所在選區與選民狀況進行細緻分析，摸清選民的需求，以便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有針對性地開展競選工作，乃致勝前提。

5、制定可行的競選策略，突出營造競選人的親和力，力求給選民造成較為鮮明的印象，贏得多數選民的好感與信任，爭取每一張選票。

6、募集必要的競選經費，要設立專人負責財務管理，詳細登記每一筆收支，以便接受外部監督和隨時可能的檢查。選舉活動結束後，應向捐助人報告經費使用情況，如果有結餘應做妥善處理。避免因財務管理不善授人以柄，招致不必要的麻煩。

7、瞭解其他候選人情況，制定因應對策，因為人大代表畢竟是差額選舉，所以在同一個選區，通常會有若干名候選人人選。共黨組織和政府部門提出的候選者一般都是官員或“先進模範”，其中大多形象正統，思想保守，年齡偏大，與選民直接聯繫較少；近年雖有所改善，增加了一些專業人士，但總體上進步不大。

8、組織開展容易被選民接受的競選活動，如製作與發放選舉宣傳品、設立選舉網頁、召開與選民見面會、對話會、走訪選民與徵求選民意見、為所在選區做公益事項、張貼宣傳海報或小字報、發表專題演講、舉辦符合年輕選民情趣的參與式活動或文娛活動（寓選于樂）等等，但注意幷非開展活動越多越好。

9、對可能出現的困難、問題乃至危機要有充分的精神準備與因應對策，競選人大代表在中國沒有成為慣例，相關法規很不健全，共黨機關對之排斥，拼命設置障礙，可以想見的困難與麻煩很多，難以預見的突發事變層出不窮。

從以上綱要可以看出，大陸民間人士正在選舉中成熟起來。

五、中印兩個貧弱大國的對比

有人指出，中國城市與鄉村收入比例達到3.2，而印度只有 1.6，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印度的農民有更大的政治權力，如果當局的政策對他們不利，他們就不投票給當權者。如果中國當局改變這種現象，今後中國可能會出現柔性專制政權制度（soft authoritarian ）。（《聯合早報》2006年8月18日）如果中國的權力分配問題合理解決，農村九億人口能夠掌握他們的命運，那麼，中國的改革將呈現出另外一番景象。

舉一個例子：中國與印度的經濟增長模式存在顯著差異。印度經濟增長是一種自然增長，完全依賴市場經濟的發育和發展；而中國的經濟增長則是政權主導下的經濟增長；印度的經濟增長是一種依靠內部力量不斷發展的經濟增長，而中國的經濟增長則是一種完全依賴投資特別是外國資金的增長。兩種不同的經濟增長思路，使得印度依靠本國市場發展經濟的道路可能更具持久性。

就經濟增長的模式來看，政府掌握龐大的經濟資源推動改革會帶來雙重災難：

一方面，中共政府投資的效率令人懷疑。在投資不能產生回報的情況下，政府只能靠不斷地追加投資來帶動經濟的增長，這也就是為什麼這些年來中共各級地方政府不斷加大招商引資的力度，在全世界範圍內通過優惠政策吸引資金的原因所在。資金需求的不斷增多，使得中國大陸的經濟始終表現為粗放型的發展狀態，許多投資項目回報率很低，有些甚至不能產生回報。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外國資本撤走投資，或者本國資金供應鏈條斷裂，那麼，中國的經濟發展將會出現失速現象。這一點在有些行業已經初露端倪。

另一方面，中共追加投資會使許多民間資本難以進入傳統的壟斷行業，依靠價格的自由波動促進資源合理配置的運行機制始終不能發育成熟。更麻煩的是，由於政府專注于經濟建設，對公民的基本需求包括教育、醫療、環境保護和公共安全缺乏應有的關注，這就使得整個社會呈現出政府埋頭發展經濟，而普通公民拚命攢錢投資教育、醫療保險和公共安全的獨特發展現象。這種經濟循環模式不但使中國社會處於十分緊張的狀態，普通老百姓對政府日益不滿，而且使中國經濟的發展缺乏持久的推動力。有些家庭在積累了一定的資金之後，為了讓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提前讓孩子出國留學，中國的人才和資金大量流失海外。

從上述對不可以看出，有普選的印度，其發展潛力要大於無普選的中國。

六、中國大陸人士重視臺灣民主經驗

比印度更加接近中國民情的臺灣，對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進程的影響無疑是更加直接的。

目前，中國大陸許多民間人士都在積極研究臺灣民主經驗，幷從中獲得教益。他們通過回顧臺灣民主歷程，來瞭解如何讓民眾逐漸解除害怕心理，增加其參政熱忱。他們瞭解到：臺灣知識份子在日本佔領時代就宣揚民主理念，1970年代以後，臺灣經濟好轉，各種雜誌紛紛出現，宣傳自由民主理念，被認為是“民眾覺醒的年代”。當時最主要的還是在作理念上的宣傳，一些人針砭時弊，一些參選人利用選舉的機會，消除人們的害怕心理，通過參加選舉，也培養了人才。臺灣海外同鄉會每在大學舉辦夏令營和民主研討會，十年後民間政黨成立，後來成為執政黨，發展速度連自己內部的人都沒有想到。

其關鍵在於，進入1980年代以後，關心選舉的臺灣民眾化〇為整，慢慢形成獨立組織，幷得到海外民主力量的關注和支援。當然，大陸的民間政治精英也認識到：中國大陸和臺灣面臨的問題有所不同。中國大陸目前仍是中共一黨專制甚至是“一夥專制”，同世界民主大潮背道而馳；大陸人民由於長期生活在中共的洗腦之中，對自由民主的理念與認識多是歪曲性的。中國民眾目前還遠遠沒有達到臺灣1970年代的“民眾覺醒的年代”。

情況雖然幷不樂觀，但我們認為，通過我們堅持不懈的努力，一旦中國民眾達到了臺灣1970年代的覺醒，臺灣的安全就多了一層保障。因此，海外力量特別需要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進程。而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進程，又可以分別擬定長期、中期和短期性的準備工作，分頭實施單幷行不悖。中共為了瓦解臺灣經驗對自身的威脅，在海外大力進行反宣傳，說“臺灣民主化成功了，但是這惡化了臺灣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但大陸多數民間政治精英則認為，以普選為代表的臺灣民主化，成功地消除了政治隔閡，揭露了政治腐敗，幷且正在消解族群衝突的根源。

在臺灣示範的影響下，北京正在變相承認普選的合理性、日益擴大選舉的點和麵。這一事實，比任何宣傳都更加有力地說明：在海峽兩岸的文明競爭中，臺灣已經大大的棋先一招了。而這一事實對兩岸關係的最大衝擊就是：把中共統治的非法性凸現了出來，從而大大軟化了中共對台動武或是武力恐嚇時的軟力量。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另起一頁）

【第六章】

【2007年統獨掙扎】

（另起一頁）

【第一節 中共對網路掌控的手法】

根據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的統計資料顯示，2006年，中國線民總數增加了23.4%（相當於2,600萬人）。由此，中國登記註冊的網路用戶達1.37億，形成龐大的市場力量。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急切尋求網路掌控的對策，為此不惜進行最高層級的政治動員。

一、胡錦濤要求推進網路管理

200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第三十八次集體學習”。胡錦濤主持並強調，“要加強網路管理、增強中國的軟實力，切實把互聯網建設好、利用好、管理好。”這次“集體學習”的內容是“世界網路技術發展和我國網路文化建設與管理”。由中共中央“外宣辦網路宣傳局”和“資訊產業部電信研究院”的兩位專家進行講解和建議，中共政治局成員聽取了講解並進行了討論。由此可見中共對網路掌控的急迫要求。

胡錦濤就“加強網路文化建設和管理”提出五項要求：

1、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唱響網上思想文化的主旋律，努力宣傳科學真理、傳播先進文化、倡導科學精神、塑造美好心靈、弘揚社會正氣。

2、要提高網路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能力，提高網路文化產業的規模化、專業化水平，把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作為網路文化的重要源泉，推動我國優秀文化產品的數位化、網路化，加強高品位文化資訊的傳播，努力形成一批具有中國氣派、體現時代精神、品位高雅的網路文化品牌，推動網路文化發揮滋潤心靈、陶冶情操、愉悅身心的作用。

3、是要加強網上思想輿論陣地建設，掌握網上輿論主導權，提高網上引導水平,講求引導藝術，積極運用新技術，加大正面宣傳力度，形成積極向上的主流輿論。

4、要倡導文明辦網、文明上網，淨化網路環境，努力營造文明健康、積極向上的網路文化氛圍，營造共建共用的精神家園。

5、要堅持依法管理、科學管理、有效管理,綜合運用法律、行政、經濟、技術、思想教育、行業自律等手段，加快形成依法監管、行業自律、社會監督、規範有序的互聯網資訊傳播秩序，切實維護國家文化資訊安全。

胡錦濤還要求各級共黨黨委和政府加強規劃、完善制度、規範管理、充實隊伍，制定政策、創造條件，加強政府網站的建設。

胡錦濤雖未採用“封殺”一詞，但控制的意圖卻相當明顯。他還要求全體共產黨員積極致力於“淨化”網路的政治內容；同時還要確保網路能夠發揮經濟的力量。胡錦濤明確表示，共黨旨在鞏固其對網路用戶的監控。通常，線民們“熱衷於尋找淫穢圖片、血腥遊戲和政治醜聞，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1.37億的中國線民隊伍中，絕大部分人都無法進入遭到封殺的網頁。但儘管中共對網路資訊進行了十分嚴格的監控，一些持不同政見者仍然能夠向海外傳播未經官方過濾的消息。為此，胡錦濤要求共党領導人“必須”加強對相關資料的控制，也就是要扼殺秘密的傳播渠道。

二、胡錦濤講話的第一個犧牲品

1992年以“皇甫平”筆名撰寫系列文章為鄧小平南下造勢的周瑞金，曾經擔任上海《解放日報》總編輯和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被認為是中共官員和體制內具有改革思維的代表。

就是這麼一個人，2007年1月12日應邀到雲南昆明，出席由雲南煙草興雲投資公司與《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在昆明舉辦的“二十一世紀興雲講壇”，作為主講嘉賓，發表了《改革發展：期待新的二十八年》的演講，提出了中共黨史的“三個二十八年”說，並透露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三次爭論的由來，引起了震動。他認為：從1921年到1949年是第一個二十八年，是人們常說的“新民主主義時期”，獲得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1950年至1978年是第二個二十八年，是“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期間經歷了“大躍進”、“人民公社”等嚴重錯誤和大饑荒，以及“反右”、“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造成許多冤假錯案；1978年到2006是第三個二十八年，是“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時期”。他認為，中共的前兩個二十八年，都受到“左”傾教條主義危害，中央分別作出兩個歷史問題決議，清算左傾錯誤，就說明中共主要危害在於“左”。

在我們看來，上述論點表明周瑞金自己其實是一個不可不扣的共黨，其演講內容還對中共的政治改革充滿了奴隸般的期盼和信心；但就是這麼一個講話，卻導致邀請他演講的機構“二十一世紀興雲講壇”隨即被中宣部封殺。就在演講之後幾天，主辦機構《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和雲南煙草興雲投資公司接到中共雲南省委宣傳部門電話通知：“二十一世紀興雲講壇必須停止活動。”就這樣，這個標榜“二十一世紀”的講壇，就在二十一世紀被自己的上級個扼殺，這樣的共黨還有救麼？可見中共的思想禁錮，從未鬆懈。只是蒙難者有所不同罷了。這是繼2007年1月11日，北京國家新聞出版署副署長鄔書林宣佈中國的八本新禁書之後，近期中國思想領域的又一起重要事件，給北京的政治氣候增加了更加令人難以捉摸的氣氛。

三、中共一貫控制公民的言論

“二十一世紀興雲講壇”橫遭腰斬，頗能說明當今中共的體制特點，就是無孔不入的專制獨裁；也證實了中共在意識形態問題上依然是“甯左勿右”，證實中共控制公民的言論是一貫的，有目共睹的。

就拿網上言論來說，早在2005年6月30日，中共就規定中國境內線民個人網站必須向政府登記，而拒絕登記的網站將被視為“非法”。如此步步加強對中國公民網上表達自由的限制，表現出專制獨裁政權的本色與底色。

網路的興起一度使得世界各地的人們認為，中國的民眾終於有了一種自由表達的空間。然而，北京政府很快就用生意經收買了美國公司，勾結起來興建網路長城，實現了控制網路言論的“金盾計畫”。這不僅摧毀了和平演變的樂觀看法，也使得美國蒙受恥辱，美國的形象大受損害。

北京政府先是對中國境內的網路服務公司實行控制，使它們自我審查，不敢傳播中共討厭的資訊。接著從2004年下半年開始，又對中國大學校園內的網上留言板網站BBS畫地為牢、外人不得入內。2005年6月，北京更對中國民眾的個人網站，也就是所謂的“博客網站”進行控制，要求所有的個人博客網站向政府登記，否則將被取締。 

在中國政府的淫威下，不但中國的網路服務公司一再屈從，在中國營業的外資公司如雅虎，也從商業考慮出發屈服于中共限制公民基本言論自由的規定。後來加入屈服陣營的是世界上最大的電腦軟體商微軟公司。在微軟公司中文網新開闢的MSN共用空間中，民主、人權等辭匯受到禁止，不得使用，因為這些詞屬於中國政府所禁止的禁忌詞。甚至連搜索巨頭“Google”也配合中共偽造各種搜索引擎的記錄。 

許多人感到迷惑不解：既然北京政府掌握了巨大的權力資源，掌握著人數龐大的軍隊員警力量，北京政府為什麼要害怕線民通過網路發出一點個人的聲音、甚至要懼怕民主、人權等辭匯呢？在網路聯通世界的今天，中共掌控國內網路的行動，不可避免也牽連到外國。例如，絕大多數總部設在外國的網站就成為被中國遮罩的網站。中國政府限制線民的言論自由，逼迫線民登記自己的博客網站，這種做法無疑會令很多線民感到反感，甚至憤怒。難道中共就不顧慮？不錯，中共一點都不顧慮。因為中共覺得連美國都怕他，何況是幾個國內的小民和告洋狀的孬種？ 

四、網路掌控手法不斷翻新

在中國國內上網，中國國家安全單位會通過網路的服務商，建立防火牆，嚴格控制線民可以進入的網站。所以，一般線民無法登上外國新聞機構特別是境外建立的中文政治網站和聊天室。另外，中國的網站普遍設立了用詞過濾機制，迫使線民在交流過程中只要涉及到這類禁用辭匯，資訊就無法發出。在中國都會上千萬的年輕線民之間非常流行的QQ即時聊天網，也設立了這類禁用辭匯表。禁用辭匯包括“六四”、“人權”、“民運”以及許多人名，數量有好幾百個。

為了對抗中共的封鎖，國際上有些人興辦了“代理網站”，讓中國國內的用戶可以通過這些代理網站，流覽遭到中共遮罩的海外網站。結果，無孔不入的中共就就派遣特工人員進入這些國際網站，吧它們轉化成為中共服務的虛假代理，而且還可以大肆搜集利用代理網站上網的中國客戶名單。例如，根據我們在中國國內的朋友透露：一度著名的“動態網”（http://www.dongtaiwang.com）就是這樣一個淪陷區。如果通過這個網去點擊《大紀元》，《大紀元》打開後再點擊“友好連接”中的《民主論壇》網，但是，過幾分鐘才出來一塊黑塊，黑塊下面是一些閃動的英文，大抵與“本拉登”和“基地組織”有關。再點擊，全是垃圾網。如果不死心，又打開《民主論壇》鏈結，仍然是同一個垃圾網；《新世紀》、《議報》、《觀察》，都是打不開的網站。原來這是網特們的“傑作”。

相對來說，《無界網路》（http://www.wujie.net）就比較可靠，進入後，點擊“特色網站”，從“特色網站”裏就能直接進入《民主論壇》。直到現在，只有這個路徑才能進入。並非只有《民主論壇》這一家網站受到嚴厲攻擊，《民主中國》網站也是如此，主頁即使打開了，也全部是垃圾文字。還有象《大紀元》、《看中國》、《新世紀》等網站，經常性的是：打開了主頁，也打不開副頁。

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狀況？自然是網路封鎖更“進步”了，管理更加“規範”了。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兩塊園地是勢不可擋的洪水猛獸：一是海外網路，二是海外電臺；尤其海外網路主要深入到知識群體中。如果中共不加緊封鎖，有一天民主和人權的觀念深入了人心，滲透到黨、政、軍的官員們中間，北京政權就搖搖欲墜了。所以中共必然要千方百計地圍剿，必欲殺之而後快。

現在，中共的網路監控人員有八萬人之多。撇開都會地區不談，三千多個縣級行政單位，也都分別設有掌控網路的辦公室。所以，如果有線民上貼所謂“反動顛覆性文章”，網警馬上可以根據線民上貼的時間和電腦上網記錄，追查到這個線民使用的電腦，從而將不幸的線民逮捕。

五、北京徵召二百“特約網路監察員”

2006年5月28日，北京“網路媒體協會”在全國徵召二百名“特約網路監察員”，對網路資訊進行全方位的監察。此後北京市所有網站將受到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監察員們的專業監察。網路監察員的職責為：利用業餘時間監察北京屬地網站出現的“不良資訊”，及時通過電話、電子郵件、不定期參加會議等方式向北京網路媒體協會提出監察意見。每位特約監察員將得到每月一百人民幣的“上網資費補貼”。此舉鼓勵告密，明顯破壞公民的個人隱私權，使人想起文革期間的”群眾專政”，是中共對自己的政權缺乏信心的一種表現。

中國網路路異見人士的出現，是伴隨中國網路的發展而興起的。中國大陸接觸網路（INTERNET）的時間是在1994年的4月，那時中國通過64K的國際專線與國際網路實現全功能連接，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具有網路全功能連接的國家。中國網路最初只用於科技、商業，後來漸進發展到娛樂、新聞等方面。對中國而言，網路的真正意義就是使人們在獲得新聞資訊方面有了新的途徑。電視、報紙、雜誌、書籍等這些傳統的媒體工具和資訊載體，都被中共獨裁集團所操縱，都為中共的專制服務，但網路的出現，為中國的民眾打開了一個瞭解資訊和交流思想的視窗。中共當局執行對網路異見人士的類似鎮壓措施，胡錦濤比江澤民來有過之而無過及，使得中國的網路異見人士深感不安。

中國的網路在最初發展時期，網站、論壇受到的中共審核比較寬鬆，所以一些國際著名的新聞網站或論壇在中國的網路世界中也可以出現。這是因為，世界上多數網站都是英文網站，約占整個世界網站的95%，中文網站只占很少部分。由於很多中國人的英文水平有限，所以中共對一般的英文網站並不害怕，只怕海外的中文網站。但是從2000年起，由海外華人所建立的中文網站相繼出現，人們通過這些網站發表見解，一些異見人士為把各種線民聚集起來，就自己建立時政網站或論壇，使得網路異見人士們不斷彙集。很快，中共就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危害國家安全”、“破壞社會穩定”、“洩露國家機密的”等罪名，切斷中國與外國的聯繫渠道，並對中國國內的網站羅織成獄。十多年來，在中國互聯網這塊原本自由的天地裏，許多網站或論壇因為觸及中共的言論禁區而遭到扼殺。中共的網路封鎖使得中國的一億多線民無法通過網路瞭解世界真相，因此，中共在封鎖互聯網方面受到了世界多國的嚴厲譴責。 

六、“淨化網路”是要“設置主編”

網路作為現代社會的重要發明，其意義在於最大限度打破了資訊的壟斷、思想的閉塞和文化的隔膜，使民眾享有全球範圍的溝通與交流。中國國內的網路異見人士也在努力突破中共的網路封鎖，來瞭解海外自由民主的真實情況，並把自己的思想見解發表在海外的網站上。反過來，中國國內的一些重大事件也可以快速傳到海外媒體給予發佈，讓更多的人瞭解真相，從而形成了一種網路互動。

網路作為第四媒體，與報紙、廣播和電視的最大區別就在於“網路沒有總編”，然而，胡錦濤的講話顯示，中國政府想在網路上“充當主編”，過濾和遮罩線民獲取和傳播資訊。“胡主編”企圖通過技術遮罩來阻斷線民和國外網站的交流，使得中國多數線民無法流覽海外的中文網站，因為那些網站沒有網路員警充當“胡主編”下面的小主編，沒有經過“胡主編”的言論審查和新聞批准。

（二〇〇七年一月三十日）

【第二節 中共同意成立全國性“大陸台商企業協會聯誼會”之意涵】

一、大陸台商企業協會聯誼會之緣起

在中共國台辦全力支援下，台商總會已進入最後籌備階段；總會正式名稱是“大陸台商企業協會聯誼會”。內定中共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出任榮譽會長，前東莞台協會長張漢文出任擔任會長，屆齡退休的國台辦經濟局長何世忠出任常務副會長，實際控制一切事務。這就十分奇怪了，為什麼台商總會要由國台辦的退休官員來充任？很有點當年日本人控制滿洲國的遺風。至於副會長有多人，將由大陸各地主要台協會長擔任，如華南區的東莞台協會長郭山輝、深圳台協會長黃明智；華東區的前上海台協會長葉惠德；華北區的天津台協會長丁鯤華等。

張漢文表示，九位前任或現任台協會長：東莞郭山輝、張漢文，佛山黃良華、王屏生，清遠姜金利，漳州何希灝，鄭州王任生，上海葉惠德，天津丁鯤華，北京謝坤宗，是聯誼會發起人；在北京舉行發起人籌備大會，討論組織章程草案，決定聯誼會成立日期。表面看因各地台協意見不一，台商企業協會聯誼會成立時間一再推遲；其實這只是對外的說辭，內情是很複雜的。

2005年開始運作籌備的台商總會，經過近兩年運作和溝通，2006年底獲中共民政部同意，以“大陸台商企業協會聯誼會”名稱，登記為合法的社團組織。聯誼會會址初步決定設在北京廣安門、鄰近中共國台辦的辦公大樓。作為聯誼會的主要發起人，張漢文表示，依照規劃，發起人會議將討論已擬好的組織章程、決定秘書長人選、聯誼會成立時間等。

二、大陸台商企業協會聯誼會之外貌

大陸台資企業協會已有一百家，為何還要成立台商總會？張漢文指出，由於各地發展情況不同，台商遭遇的問題也不一樣，總會可以作為地方台協與中共中央部委的溝通橋樑，不僅能聯絡各地台商間的感情，協助各地台資企業解決工商稅務等難題，也是台商向中共中央部門反映意見的有效窗口。

表面上，聯誼會性質上是“擴大的台協”，組織架構和章程與各地台協差不多，由各地台協會長和資深會長擔任當然理事，再由理事選出常務理事、會長和副會長等主要職務。聯誼會經費來源，將仿照各地台協的作法，即以理事、常務理事、副會長和會長不同職務捐贈不同款項，作為主要經費來源。其實，另有玄機。

根據各地台協慣例，台協的秘書長一職大都由當地台辦人員擔任；現在，為避免中共台辦系統色彩太深，聯誼會將選任兩位秘書長，一位是大陸人，一位是臺灣人，以取得更好的統戰效果。台商全國總會主要發起人張漢文透露，他們已在東莞台辦附近開始選址，預計開張時辦公面積五百到六百平米。全國總會運作成熟之後，還設想在北京建一座台商大廈。未來台商總會的架構大致是：各地一百個台商協會會長是當然理事，通過集體會議選出三十個常務理事，再從常務理事中選出二十到二十五個副會長，接著再從副會長中選出五名或六名常務副會長。最後，再從常務副會長中，選出會長和監事長。其實這完全是表面文章，為了掩蓋真相、避免“淪為中共御用工具”的印象，對於外界盛傳張漢文將出任第一任會長，張漢文則辯解說：“我只是和大家一起發起這個事情，至於最後究竟誰來擔任會長，需要大家的民主選舉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大陸台商企業協會聯誼會”本來計劃2006年年底以前就正式掛牌成立，但後來藉口“年底有聖誕節、接著是元旦、再接著是春節，大家都比較忙”，所以正式成立的時間一拖再拖，先說是延遲到春節過後的二月中旬之後，現在春節已過，又再度延遲，這似乎很不和服中共的辦事風格，其中必有某些玄機。

果然，隨著時間，真相慢慢出來了。

三、大陸台商企業協會聯誼會之真相

中共的真實安排，是要“大陸台商企業協會聯誼會”（又名“全國台資企業協會聯誼會”），在2007年3月底才正式掛牌成立，其時間必須晚於中共的“兩會”（人大、政協）。

中共為什麼要作出這個安排呢？

因為中共計畫在2007年“兩會”期間，要首度邀請台商會長以觀察員、聯絡員的身份出席會議。首度把台商組織政治化，並且給與政治地位。其政治地位將隸屬於大陸的“全國工商聯”，等於是“臺灣地區工商聯”。但是在表面上，籌備多時的“台資企業聯誼會”，要被提升至相當於大陸“全國工商聯”的政治地位，所以其榮譽會長，由今年將從國台辦退休、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出任。

中共企圖用這種方式向世界宣佈：“大陸台商企業協會聯誼會”就是臺灣人在大陸的民意代表組織；中共顯然將此視為全力凝聚台商資源及臺灣民心的大動作。因此一切都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操作，不少台商會長表示，經與國台辦取得的默契，在臨近成立前，不得對外透露聯誼會細節，以免節外生枝。儘管國台辦日前緊急召集主要台商會長到北京開會，傳達中共決定給予聯誼會重要政治地位的意見；但其實這一切是早有預謀的，不是臨時起意的。

這就可以理解了，為什麼國台辦對“大陸台商企業協會聯誼會”的態度，會有一個“轉變”。事實上，原本國台辦對此事一直採取壓制的態度，但近幾個月來，國台辦卻一反常態，主動地一再與興趣不高的台商會長溝通，迫使各地台協“踴躍支持”。 與此同時，國台辦邀集各地台商分批在北京開會，要求支持聯誼會的成立。 看來，中共決定變被動為主動，掌控日後“大陸台商企業協會聯誼會”的主導權，是在2006年就開始策劃完成的。

四、大陸台商企業協會聯誼會之部署

日前於北京召開的上述緊急會議，是由國台辦副主任鄭立中、未來要接任聯誼會秘書長的國台辦經濟局局長何世忠及經濟局副局長劉軍川等人主持的。經過緊鑼密鼓，與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重量級會長”舉行籌備會議後，達成數點決議： 

1、今後，此一組織名稱正式定名為“全國台資企業協會聯誼會”，成立時間定於2007年3月底；

2、中共“兩會”落幕後，台企聯誼會將舉行第一屆理事會，並在隨後正式掛牌成立；

3、討論聯誼會組織架構與功能的問題；

4、聯誼會第一年的預算高達三千萬元人民幣（約一億兩千萬元新臺幣）左右，將由聯誼會幹部分攤，會長認捐兩百萬元人民幣（約八百萬元新臺幣），常務副會長一百五十萬元人民幣（約六百萬元新臺幣），副會長及各區會長再行討論；

5、台商總會預定人事：榮譽會長陳雲林；會長張漢文；秘書長何世忠；

6、聯誼會會址初期訂在臨近國台辦的北京中環假日酒店，據瞭解，目前裝修完畢，且各主要會員都已前往參觀；

7、為了有利於會務推動，除了有涉台官員參與，聯誼會還將邀請大陸各地方政府財、稅及海關方面官員擔任顧問，以利未來在政策方面的溝通；

8、為了提升大陸台商參與“議政”的機會，除了大陸各地人大、政協系統開始廣邀台商參與之外，今年也將有大批台商受邀，列席中共十屆全國人大及政協六次會議。

據悉，中共之所以建立“全國台資企業協會聯誼會”，而不是“全國台資企業聯誼會”，是模仿美國大選的“選舉人”制度，也就是間接選舉，而不是直接選舉，用這種方式控制局面。這樣的聯誼會，就是“台資企業協會”之間的組織，而不是“台資企業”之間的組織。如此一來，便於政治上予以操縱。

五、大陸台商企業協會聯誼會之前景

中共的意圖，是將“聯誼會”逐漸變為“中國第九個民主黨派”，擴大台商組織的參政議政基礎。為了回避臺灣目前的法令限制，目前暫時不讓台商公開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和人大委員，但今後全國“兩會”勢必有更多台商列席與會，直至發展為出席參與，如此形成“臺灣第二立法院”、“影子國會”。 因為，目前中共“人大”中雖有“臺灣團”，具十三位臺灣籍的人大代表，不過都是些只有大陸身分證的臺灣人，大部分是1949年 以前就移民大陸的由大約三萬六千人中“選出”。中共現在想：這些人已經沒有什麼號召力了，而且三萬六千個老臺灣人就可以選出十三名“人大”，為何將近一百萬的新臺灣人（台商、台幹、台眷）就不能選出更多的“人大”，來向國際間表達臺灣的歸屬權呢？

誠然，台商參選的個人動機大多是希望藉由人大代表的身分提高在中國當地的地位、聲望，達到政商結合的目的。但是這對於臺灣的傷害卻是很大的，這不單單是個“雙重國籍”的問題，而是牽涉到國家忠誠度的問題。因為中哦那個並不承認臺灣是個國家，也不承認雙重國籍。參選中共官職，等於認同“一中原則”，對臺灣其實就是犯下了叛國罪。而臺灣政府如果姑息，等於承認自己是地方政府的態勢已成。

至於所謂“台商參選是為了與中共官方溝通、權益爭取”等問題，其實是子虛烏有。因為中共各地政協設有台港澳組，都會定期與台商開會、協調，地方官員也會與台商座談，協助解決問題；再者各地人大也會邀請台商發表意見。因此參選人大、政協絕對不是為了解決生計問題。現在，中共允許台商擔任人大、政協委員，其下一步棋應該會是讓台商進入中共的政府系統，如擔任中共的副縣長等職務。那時，就是中共佈置的“兩岸一體”假像了。

其實，對此發展中共早有部署：成功動員少數臺灣商人擔任中共政協委員，條件都是這些臺灣商人必須同時具有香港居民身分、籍貫是臺灣、生活在大陸。如黃紫玉，中共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臺灣人，早年移居香港，香港恒豐集團主席，曾任北京台協副會長，有香港居民身分； 胡慧中，第九屆江蘇省政協委員，臺灣影星，夫婿為港府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香港居民身分；吳小莉，第九屆廣東省政協委員，臺灣人，香港鳳凰衛視主播，香港居民身分；林毅夫，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臺灣出生，定居大陸。

2007年1月，事情開始發生本質變化：中共開始直接安排三名不兼有香港身份的臺灣商人，出任中共政協委員。雖然三名台商是以個人名義加入，仍然創下首次以單純的臺灣居民的身份，成為政協委員的案例。三名獲選為東莞市政協委員的台商分別是現任東莞台商協會婦聯會會長林佳蓉、現任東莞台商協會副會長洪文正與前會長翁阿輝，在東莞經商十多年，並已在1月22日出席東莞市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 

看看他們自己是怎麼說的。翁阿輝說：“我對政治沒興趣，擔任政協委員是台商協會的安排。”已向東莞政協提出改善台商經營環境等議案。對於出任政協委員恐觸臺灣法例，最高可罰款五十萬元新臺幣。翁阿輝無奈說：“我只是為台商發聲而已，要罰就罰吧。”東莞台商協會會長郭山輝則“更有政治頭腦”，否認台協從中安排。他說“樂觀其成”，但“不方便評論。” 

據調查，2006年12月開始，已有廈門台商林重光首開先例、參加廈門市思明區人大代表選舉，雖以落選收場，但廈門、福州還有多名台商投入人大代表選戰。針對福建台商爭相參選地方人大代表，北京、上海台商雖然認為台商還沒有必要去選地方人大，但確實有需要與大陸官方建立制度化、法律化的溝通平臺。林重光是依據“廈門市臺灣同胞投資保障條例”相關規定參選，依據這項規定，居住在廈門地區的臺灣民眾，在區、鎮兩級人大代表選舉期間在廈門者即參選。當地民眾自行連署十人以上推薦他參選。而林重光也因此成為1995年廈門同意台商參選後的第一位具有臺灣身分候選人，更是台商在大陸參選地方人大的第一例。

追溯下來，早在2003年起，中共中央統戰部已經同意：省市級以下政協可安排臺灣人加入。東莞台商曾向臺灣政府要求放寬任職政協的限制，但遭到拒絕；只是限於臺灣政府的這些法令限制，東莞、廈門和上海等地台商，才暫時以“受邀列席”的方式參與當地政協會議。 

六、大陸台商企業協會聯誼會之思考

投資、賺錢、生活——這就是台商在大陸的生存軌跡。他們的喜怒哀樂因此都是個人的，缺乏民族國家的目標，而且經常為了個人而犧牲家庭，犧牲家人，這就是他們的雙重悲劇所在。人生魔盤跌宕起伏，許多台商播下了希望的種子，卻收穫了失望乃至絕望的果實。這都是因為他們在中國大陸的生存本質上是無根的、嫁接的、異體的。

台商協會對於大陸台商而言，有著特殊的意義。很多大陸台商覺得有“無所依著”的漂泊感，像個無家的孩子在外漂蕩。其他外商在大陸都可找到自己的“組織”，比如美商、日商，有本國政府的大使館、領事館等，港商也有香港駐大陸的辦事機構，他們遇上麻煩了可向自己的“組織”求助。台商卻是例外，他們沒有臺灣駐大陸辦事機構可以依靠，大陸台商遇到了什麼問題，只能向台商協會求援了，因此台商很容易就落入了中共的圈套。

（二〇〇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第三節 “2007年反台獨進入關鍵時期”之意涵分析】

2007年1月17日，國台辦新聞局副局長、發言人楊毅舉行2007年第一次新聞發佈會，渲染2007年是反對“台獨”、維護台海和平的關鍵時期，並說“臺灣當局通過所謂憲改謀求臺灣法理獨立的活動將進入實質階段，兩岸關係將面臨嚴峻挑戰。”

一、大公報正面援引張榮恭言論 

 

2007年1月19日的香港《大公報》發表“署名評論文章”說：“台獨思潮和運動並未進入衰退期，正在積蓄更大後勁爆發力度。法理台獨今年下半年將進入危險期，2008年初更是高危期，兩岸政治關係及台海局勢不容樂觀。”該項評論並正面援引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張榮恭在1月2日的言論強調指出：陳水扁總統在政治上往深綠“獨派”靠攏，兩岸政治今年存在“極大危險性”。他指責陳水扁總統的元旦文告特別強調了臺灣人對“臺灣國家認同”已經大大提升，批評說這顯示一個以“臺灣優先”為核心價值的“臺灣主體意識”已經沛然成形，而這對於兩岸的政治定位是很不恰當的。

該評論還危言聳聽地預言，“若拋出法理台獨新憲案仍不能顯著拉高綠營的選情，陳水扁還有第二步險中求勝的腹案，就是不惜要台軍在台海製造軍事衝突事件，藉此激發臺灣人同仇敵愾反中擁獨。一位知情的軍事觀察家最近指出，近年來陳水扁最重視做台軍的工作，強調台軍必須無條件聽從最高統帥的指揮，並大力加強軍備和戰備。”因此2008年是宣佈法理台獨的最有利時機，因為北京為確保2008年奧運順利成功，不會對法理台獨動武，而且在2008年後，臺灣將失去制海空優勢，大陸則具備綜合火力癱瘓的速戰速決戰力。

該評論指責“美國因素”說：“美國雖然不支持法理台獨，但希望維持實質台獨的現狀，但陳水扁和台獨勢力硬要製造法理台獨事變時，美國也反對和干預中國大陸動武。美國新任國防部長蓋茨最近明確表示，美國必須做好準備，以對抗萬一中國大陸攻打臺灣。這個宣示並沒有以臺灣不搞法理台獨為前提。”

該評論指責“日本因素”說：“自2005年2月美日安保會議將台海問題列為共同戰略目標後，日本因素已飆升為助長台獨的主要外在因素。陳水扁和台獨勢力深知，臺灣對於日本的戰略重要性超過臺灣對於美國的戰略利益，故民進黨扁當局傾力加強對日工作。陳水扁聲稱，目前的台日關係為三十年來最佳，臺灣期待和日本締結准軍事同盟，還強調台日關係密切友好，絕對不亞於台美關係，因此期盼日本版的臺灣關係法成為日本國內法。”

從上面不難看出，《大公報》僅僅用了兩天時間，就如此緊密地配合了國台辦渲染“2007年是反台獨關鍵時期”之論調，這決不僅僅是中共這兩個部門之間的配合默契，而是有一隻手在他們的共同上級那裏進行操作的結果。

那麼這只手是誰呢？

二、北京定出三大戰略

2007年2月初出版的日本《讀賣週刊》以《中國的野心與風險》為題報道說，中國定出富強、維持一黨專政、統一臺灣的三大戰略，企圖在本世紀中葉達到席捲全世界的目標。分析稱，2040年還太遙遠，但今年是大陸反台獨關鍵年，又恰逢2008北京奧運前一年，在這一關鍵時刻，大陸在對待兩岸問題上軟的更軟，但硬的將會更硬。 

文章援引日本防衛研究所主任研究官松田康博的解說指出，中國有一個戰略目標，就是恢復十九世紀以來遭帝國主義侵略所失去的國家威信。松田說，臺灣曾被日本殖民、戰後一直受美國的影響，對中國大陸而言，如果無法統一臺灣，即使達到“富強”的目標，也很可能危及一黨專政的正統性，這也正是大陸絕不放棄統一臺灣的緣故。而中國大陸2005年3月制定《反分裂國家法》明載：如果臺灣宣佈獨立，不惜採取非和平的手段。此外，中國大陸持續擴大國防費用，尤其是加強海軍的發展，主要就是在於因應臺灣有緊急狀況發生。 

松田表示，中國大陸的國防戰略並非要擁有足以挑戰美國的戰力，而是將目標設在發生統一臺灣等重要問題時，不讓美國勢力介入。中國大陸希望在台海發生緊急狀況態，在離臺灣遠一點的海域就能阻絕來自關島或夏威夷的美軍。

針對中共的三大戰略，日本和澳洲已經在簽定同盟條約對抗中國。2007年3月13日傍晚，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來訪的澳洲總理霍華德在首相官邸舉行了高峰會談，雙方並簽署了眾所矚目關於安全保障合作的“聯合宣言”，鞏固東亞地區的和平與安定。這樣，澳洲成為二戰以來繼美國之後，與日本簽署安保同盟的第一個國家。這項日澳安保宣言內容包括：為準備聯合國維和活動而擴大聯合演習，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等有關朝鮮半島問題，以及在反恐政策等方面加強合作等。

宣言中還明確寫入，將設立由外交和防衛事務部長級官員出席的安全保障磋商委員會，兩國領導人還同意加快磋商擴大自由貿易的經濟合作協定。安倍在會談結束後的記者會上說，聯合宣言將成為進一步加強合作的基礎，日澳兩國希望對世界和地區的穩定有所貢獻。安倍首相已經推出構想，爭取加強日美兩國與澳洲、印度進行四國合作；這次日澳構築“全面戰略關係”就是其中一環。

 

三、中共反應之多層面

面對國際上的這種被包圍狀態，中共在裝聾作啞的同時又不甘心受辱，只好動員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來施加壓力。2007年3月14日，逾兩百多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小組討論中高聲放炮，指北京應對“四要一沒有”的態度過於軟弱，應該要拿出辦法來“治一下”台獨活動。這種姿態在中共體制下顯得非常怪異，顯然又有一隻手在遙控指揮。面對來勢頗猛的批評聲浪，中共涉台部門還裝模做樣地四處“跑攤”，向代表、委員們“做工作”，說明中共中央對台政策立場。

一位媒體大亨級的委員在政協小組討論發言時，談完對溫家寶政府工作報告看法後，話鋒一轉，談到兩岸問題，要求北京“不能低估”臺灣提出“四要一沒有”的深層影響，必須“嚴肅認真”地回應。有些人大代表跟記者閒聊時，認為“四要一沒有”已經是“踩到紅線邊緣”，北京不能“縱容”，否則臺灣“某些人”會得寸進尺。

其實，這些人多是奉命行事，扮演不同角色罷了。正如在兩岸農業交流裏，中國大陸只與臺灣在野黨接觸一樣，中共到處運用統戰手段處理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造成新的問題出現。

同時，中共正在努力運用其他一些籌碼。例如海基會官員訪問大陸就是一項重大突破。海基會旅行服務處處長孫起明3月初應邀前往成都，參加第十屆海峽兩岸旅行業聯誼會活動，這是1999年兩岸海基、海協兩會中斷協商八年以來，第一次有海基會官員獲准前往大陸訪問。可見，陳水扁總統提出的“四要一沒有”論述，是針對臺灣主體性及民主深化的一貫性論述，不僅不會影響兩岸交流，還對兩岸交流反而起到了正面的推動作用。

四、軍事恫嚇與故意沈默

中共的反應具有諸多層面，其中一個就是軍事恫嚇。儘管臺灣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高達數十億美元，但是中國卻有數百枚導彈對準臺灣，而且剛剛宣佈還要把軍費提高將近18%。這其中，有多少是用臺灣資本買下的？沒有人統計得出來。

胡錦濤正是在這種“實力”的基礎上，要求解放軍作好台海事變的準備。胡錦濤3月12日下午在“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上說：“有人”正蓄意製造兩岸緊張關係，解放軍要堅決挫敗任何人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把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圖謀，堅決捍衛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在反分裂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中共絕不含糊和退讓， 他要求軍隊“必須作好一切應對準備”。

胡錦濤不是空穴來風。2006年中國大陸針對臺灣舉行了三十多次軍事演習，而且都是針對性很強的演訓，包括強化空軍機降的三棲登陸作戰演訓，已初具立體快速登島作戰經驗。此外，中共目前有二十余枚衛星在運行軌道上，用於對臺灣進行軍事偵察、通信、導航定位以及科研和氣象等方面，這些衛星已經具備全時段、全天候監偵能力，隨時監控台海周邊的海空動態。

中共的反應具有諸多層面，其中另一面相就是裝出一副莫測高深的樣子，配合軍事恫嚇進行訛詐。例如北京有意不回應臺灣政府的言論；甚至面對臺灣官員的批評，北京都是故意採取保持沈默的對策。

美聯社發自北京的報導說，一位全國人大代表對美聯社記者表示，大張旗鼓地做出反應等於是正中臺灣政府的下懷，只能導致臺灣官員做出更多的挑釁行為。美聯社分析說，中國人大這次對臺灣採取冷漠的態度，標誌著中國不再和臺灣進行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式的言辭交鋒。

其實在我們看來這是一種心理戰術：用故意沉默來強化軍事壓力，給人的印象好像是一條惡狗在撲擊之前突然停止了狂吠。

五、2007年真是反台獨關鍵年嗎？

2007年是反台獨的關鍵年，已成了當前大陸對台工作以及對台系統的“主旋律”。全國台辦主任工作會議、國台辦新聞發言人記者會上的講話、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在華盛頓發表的言論，大體上都是在這個基礎上作出的延展和發揮。

海外輿論，尤其是香港、臺灣若干具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評論文章，不約而同呼應和迎合了這個“主旋律”。人們注意到，不同的視角，不同的立場，都有相似的解析。在關注台海局勢的同時，海外軍事分析家得出了台海局勢空前險惡、正處於疾風暴雨前夜的結論。

這種集體焦慮現象的意涵是什麼？值得深思。2007年反“台獨”進入關鍵時期的根據是什麼？也值得面對。

按照一般的說法，2007年是反獨關鍵期的根據有二：一是北京奧運會即將舉辦；一是陳水扁的任期即將結束。

但幾乎所有觀察和評論文章也同時指出，2007年可能推行的修憲也可以是為立委選舉、總統選舉而進行的運作，是選舉需求，而不是獨立需求。而關於獨立需求的解讀，多半根據是來自中共對於所謂“極端台獨勢力”的片面認定。北京奧運和臺灣大選在2008年碰頭，這是一個事實，不是一個思想，不是任何單一方面可以改變的，有人稱它為天意也未嘗不可。

中共很清楚這一點，因此極力鼓吹“2007年反台獨進入關鍵時期”，意圖恫嚇並凍結臺灣的主權訴求，而如果恫嚇不成，就把局勢惡化的責任推給臺灣。這就是惡人先告狀。不過我們應該提醒中共當局：政治言論享受言論自由的保護，可以天馬行空；但是政策制定卻不可主觀臆測，尤其不可經常濫用“狼來了”之戰術，否則可能和那個惡作劇的頑童一樣，到了危機真正來臨時，已經沒有人相信中共的論調了。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第四節 中共通過《物權法》之意涵與影響】

一、中共《物權法》是政治不是法律

2007年3月16日，中共“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以2799票贊成，52票反對，37票棄權，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從醞釀到出臺，被稱為“立法非常複雜”的《物權法》，歷時十三年，連破六審、七審紀錄，經歷了不同尋常的波折，其中到底有些什麼意涵與影響？

《物權法》確立私人財產與國家、集體財產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 這部法律之所以歷經多年才完成立法程式，是因為引起了中共黨內與學界左右兩派的激烈辯論。 反對者認為《物權法》違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憲法基本原則。 支持者認為要在保障國有資產的同時，也保護私權不受公權力侵害，這樣中國才能穩定下來。雙方論戰一度上升到“改革開放的成敗之爭”的高度。 

全國人大最後通過《物權法》，其實是經過中共領導人的非法干預即超越法律層面的強力運作。因為他們看到《物權法》通過後，可以為自己的現有權力帶來一些正面影響：首先確立鄧小平以來違法經改路線的合法性；其次紓解社會廣泛不滿，營造社會和諧之假像。 在《物權法》的規範中，諸多關於徵收農地、住屋等相關規定，有助於中共進一步鎮壓無權階級的抗議。

近年來，房屋拆遷和農地徵收不公、徵收補償過低是引起幹群衝突最重要原因，結果造成上訪事件不斷。這些紛爭直接造成社會不滿氣氛的上揚，揭露了胡錦濤“和諧社會”的偽善性。因此，《物權法》的通過也代表中共中央有意推卸政治責任，把弱勢群體私有財產受地方官員強行掠奪這一政治問題，變為一個法律問題，讓法院給中共善後。

由於《物權法》不合中共憲法，於是引起的意識形態爭議很大。為了推卸相關責任，中共中央在2005年就對外公佈《物權法》草案全文，以“廣泛徵求社會意見”的名義來迫使無權階層承認之。這是毛澤東在文革期間將憲法草案交由民間討論、玩弄“群眾路線”的手法之翻版。

這次中共中央處理《物權法》爭議，對外標榜是“凝聚共識、折沖妥協”，其實對照毛澤東的偽善，適足以表明胡錦濤比較江澤民、鄧小平更多一些毛主義之烙印。因此，《物權法》帶來的負面影響不言而喻。例如《物權法》規定政府徵收土地與房舍必須合理補償民眾損失，但何謂“合理”？全由中共自己來詮釋。因為中共的司法不能獨立，訂一百部《物權法》也還是“無權法”，終究無助於解決中國社會無法無天的亂象。

無法無天的官商勾結，源自中共專政體制下官員權力過大：這是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因此，《物權法》並不能解決官商勾結的致命痼疾。未來《物權法》指導之下的中國，必然貧富差距、城鄉差距繼續擴大，社會不滿只會增加，不會減少。顯而易見的一個事實就是：中國大陸的司法體系不能獨立審案，還因為中共是暴力團組織，其憲法本身就不合法，當然就更加無法解決政府違法問題。中共暴力專政體制，朝令夕改，導致很多法令和政令都跟憲法存在衝突。因此，一個《物權法》充其量只會保護地方官僚和強勢階層的既得利益，而無法免除農民受到的傷害和城市居民受到的剝奪。 

可見，中共通過《物權法》的動作是政治行為而不是法律行為。

二、中共訂立《物權法》歷程回顧

1993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寫入中共憲法，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1993年受託起草物權法。《物權法》於1994年被列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1998年1月，主持立法工作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漢斌委託六位專家、兩位退休法工委幹部和一位法官，組成民法典起草小組，他們的任務是起草《民法典》和《物權法》，這時《合同法草案》正待通過。作為整個民法典的基礎，物權法是其中最為關鍵的一環。民法典起草小組提出“三步走”戰略：1999年3月出臺合同法；從1998年2003年制定通過物權法；到2010年，完成“中國民法典”。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的物權法建議稿於1999年10月完成。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提出不同意見，成立了另一個課題組，於2000年底拿出第二份專家建議稿。2001年底，全國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在兩稿基礎上形成“徵求意見稿”，體例以一稿為主，所有權設計吸取二稿的修改。

2002年12月23日，九屆人大三十一次會議，物權法作為民法典的一編，被首次提請審議。多數常委會委員認為民法典尚不成熟，“以分編通過為宜”，暫時擱置，抓緊制定物權法。

2004年3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寫入憲法，物權法是否明確平等保護私人財產“大局已定”。從民法典抽離出來的物權法，在二審前進行了一次修改。2004年8月，人大法工委邀請了十多位專家，在八天時間裏逐條修改草案。

2005年中共反分裂國家法通過在即，物權法暫被擱置。到2005年6月26日至7月1日舉行的“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草案）》進行了第三次審議。2005年7月1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公佈物權法草案，向全民徵求意見。

2005年10月，物權法“四審”如期舉行。一萬多條公民建議如何影響立法成為被關注的焦點。公民房產權備受關注，“建築物區分所有權”吸引了城市業主群體的關注；建築用地七十年屆滿可自動續期；而“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抵押”的建議更是大膽。

2005年9月26日，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召開座談會，提出修改物權法草案需要把握的三點原則。簡而言之，一是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二是要立足於中國實際；三是重點解決現實生活中迫切需要規範的問題，不必求全。

2006年8月、10月，物權法五審和六審。五審增加憲法關於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六審則在第一條加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而之後，無論是參與起草的學者，還是人大官員的表態，都特別強調物權法的“合憲性”。

2006年12月物權法七審，並決定提交2007年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表決。

人們發現，《物權法》的稿子一次比一次簡化很多，例如2005年7月10日的《物權法（草案）》還有二百六十八條，但2007年3月16日胡錦濤簽署公佈的《物權法》卻只剩下六十九條了。法律規則應該明細，才便於操作；而《物權法》的七審稿卻明顯萎縮了，還具有前瞻性不足等問題，許多現實中已經看得到的問題，都被它排除了。

很明顯，這說明中共想給自己預先留下較大的行政干預的空間，用中共七屆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江平的說法：“太超前不行，太落後也不行。”按他的看法，在中共統治下，“法律不是一成不變的，我說過，管十年就差不多了。一部法律在這個階段不能十全十美，不能靠物權法去解決所有問題。”

三、《物權法》加劇公共財產的私有化

長期以來，中國的法律發展總是落後於經濟改革的實踐。而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說法，則是這一落後的罪魁禍首。“摸著石頭過河”的愚昧思想，體現了對人的不信任，否則有現成的經驗和理論為何不借鑒過來呢？中共完全可以從別人修好的橋上過河，但是卻一誤再誤。

應該說，《物權法》賦予私有財產合法地位，還是積極的；私有財產與公共財產即使僅僅在名義上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也是聊勝於無。這在中共畢竟是一項革命性措施，因為傳統的社會主義法律基本特點之一是取消私有財產。從立法前激烈的爭論不難看出，對於私有財產法律地位的承認是很重要的一步。將近二十年以前的中國大陸，就有人倡議立法，賦予私有財產合法地位，但時至今日才得以通過。當時有人指出，私有財產權的廣泛擴大與社會主義精神不相容。這次情況大不一樣，反對《物權法》的意見已經不受歡迎，人大三千名代表以多數票通過了這項法律，因為他們自己的荷包已經裝得滿滿，同樣渴望保護自己的私有財產。

私有財產合法化、民營企業家可以加入中國共產黨，這些事態發展表明，中國官方已經確認民營資本在中國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北京民間的天則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茅于軾認為，全國人大通過物權法，明確規定保護私有財產權，這具有進步的意義，中國人私有財產被國家侵犯、剝奪的教訓太慘痛了。他說：“中共建國開始，1949年就大規模侵犯私人財產。大家都知道，在農村搞‘土改，’把地主富農的財產沒收了，殺了可能上百萬人。”

不過也有批評者表示，官方正在竭力推動人大通過的物權法是保護貪官的法律。在今天的共產黨中國又出現了另一個問題，就是共產黨官員借助于不受制約的專制權力，把當年以共產的名義通過暴力剝奪的私人財產以及全國人民幾十年“建設社會主義”積累的財產，轉移到自己的名下，化為私有，而中共政府動員全國人大通過的《物權法》沒有就這個問題做出明確的規定。

對於這些強烈批評，官方新聞媒介沒有任何報導。北京大學教授鞏獻田認為，現在的物權法草案在五個重大原則問題上違反憲法，該法案將保護貪官。鞏獻田和七百多名學者和官員一起簽署公開信，對物權法草案表示反對意見。鞏獻田認為，中國貪官利用手中的特權侵吞國家集體財產，已是不爭的事實，包括“首先是金融系統通過改制造成的流失，國有企業改制造成的流失，還有在徵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造成的集體經濟組織財產的大量流失等。”

反對派認為，現有的物權法草案沒有對貪官侵吞國家和集體財產的情況作出詳細明確的規定，有可能進一步加劇國有資產的流失。他們要求物權法中應該明確規定，“對於侵犯國有財產和集體財產的責任追究不受時間限制”，防止貪官把非法侵吞的國家集體財產合法化。鞏獻田還抱怨全國人大制定物權法草案，第五稿到第七稿都沒有向全民公佈，“起草物權法的少數人，用隱蔽的方式將公共財產的私有化，塞入這項法律”。

四、《物權法》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物權法》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有何影響？這值得注意。因為這不僅關係到中國自身，也關係到其鄰國和世界各地與中國具有經貿關係的國家，包括臺灣。

在過去三十年，在臺灣經驗的鼓勵下，在臺灣資本的幫助下，中國經濟取得發展，GDP年均增長率超過7%。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國並無專門法律規定私有財產的法律地位。

對於中國這樣的低收入社會來說，對私有財產的官方保護並非取得快速發展的基本條件。儘管官方保護有限，房子、土地、商業和公司股票都以個人的名義在買賣、流通。強大的利益驅動催生新的商業、投資，從而進一步提高生產力。最近數位顯示，1993年以來中國經濟效率每年提高超過4%，而工人勞動生產率提高8.5%。現在的中國既然已經無法回頭再走共產道路，就不得不用保護措施來鼓勵私營企業發展，讓私人經濟從當年的微乎其微，成長到今天經濟結構中的主導形式。

研究表明，農業長期投資將受到削弱，因為農民不確定，從更長遠來看，他們是否能夠擁有土地的所有權。在中國農村地區騷亂和暴力衝突事件時有發生，主要是反對地方政府對土地的廉價徵用。即便是新頒佈的《物權法》也難以給與農民土地的完全市場權力，目前情況是農民原則上擁有土地，而實際上是有其名而無其實。城市居民也不無憂慮，愈加擔心他們房子所有權的安全性，因為它們房子所在的土地有可能被市政府以其他名目徵用。新《物權法》規定，針對政府徵用的土地和房屋，政府必須給予補貼，但對於補貼標準並無提及。

我相信比過去更安全的財產權將促進中國進一步的發展，並逐步加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中國樂意仿效的發達國家很注重保護軟體、專利、特許經營權、回購條款、複雜的租賃和財產權條款，以及其他形式的有形與無形資產。若要鼓勵在這些形式的資產領域進行投資，必要的保護是不可或缺的，況且這些領域對一個不斷發展的經濟體來說日顯重要。

除了要有法律，比如剛剛通過的保護私有財產的《物權法》，充分的保護還需要獨立的司法體系，該體系能用理性、有效的方式貫徹、實施這些法律。英聯邦國家是財產權的最好保護者，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它們法律體系的運行方式。但中國缺乏這樣的法律體系。因此通過法院來執行各種類型的合同無法得到保證。中國法院是中國中央政府的一個分支，有些法官的獨立性值得質疑。中國的法院以他們的任意性而知命，這意味著法律與合同的執行有時是很隨意的。

如果能得以有效實施，《物權法》對中國經濟未來發展道路將產生重要影響。這些影響是演變性的而非革命性的。事實將證明，中國離它過去的社會主義將日益遙遠。

五、結語

總的看，中共通過《物權法》之意涵，就是毛澤東所說的“黨內資產階級”已經獲得了中國大陸的全面控制權，其影響並非意味中國社會從此進入一個正常的資本主義或曰民主法治狀態，而是進入一個更大的不確定時代。因為真正的物權保護和共產黨專政，最終還是不能相容的。

（二〇〇七年四月十八日）

【第五節 從溫家寶訪日看日、中關係之發展】

最近，日本的麻生外相接見中國官員，他說中國人喜歡侈談“友好”，其實友好只是一個手段，真正的目的是一個利益。但是中國官員卻無恥地說，“我們不這麼看這個問題，我們認為友好也是我們發自真心地希望中日友好，不光是一種手段，它是我們真心的想法，也是我們的理想，所以友好的旗幟我們沒有丟，溫總理這一次也沒有丟。”

無論中國官員多麼善於侈談友好，日中之間有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差異，所以再怎麼改善也不可能上升到戰略的高度。作為戰略夥伴，只有像日、美、澳、印那樣的民主國家，彼此之間可以建立戰略關係。而像中國這樣的獨裁國家是無法真正得到國際認同的。

一、溫家寶訪日的表面文章

2007年4月11日溫家寶啟程訪日，這是中國領導人在中日高層交往停頓十年之後首次踏上日本土地。自2006年秋天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中，到2007年春天溫家寶訪日，中日關係經歷陰晴冷暖數個階段，而此次溫訪日，能否開啟中日兩國關係的春天？眾所矚目。

溫4月11日到日本，很快就與安倍舉行會談，會談後發表日中《聯合新聞公報》。第二天溫在日本參議院發表演講，據說這是中國總理的第一次，而上次中國領導人在日本國會發表演講，是1983年11月胡耀邦以中共總書記的身份進行的。那麼，溫訪日的成效到底如何？

共同社報導說，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內格羅蓬特在溫訪日後的美國下院外交委員會上，以對中關係為主題的聽證會上指出，“歡迎日中之間的相互訪問”、“沒有比日中關係更重要的事了”、“安倍首相優先改善日中關係使我深受鼓勵”，表示支持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外交方針，還表示中國贊成因朝鮮進行核子試驗而制定的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決議，這在以往是不可想像的，他認為“中國正在不斷變化”。

回顧一下安倍2006年9月競選首相之前，提出日中關係要“政經分離”。小泉擔任首相時，和日本財閥界聯繫不多，因此可以疏遠日本財閥界的要求。但是安倍和日本財閥界關係密切，容易受到壓力，尤其有人覺得日本經濟的復蘇得益於“中國特區”的經濟發展；相當於日本戰後，由於韓戰特區、越戰特區而有了經濟發展。這就是安倍“政經分離”原則的背景，他想政治和經濟分開，希望政治不要影響經濟。其實，“政經分離論”在日本早有存在，在日中建交以前日本就有這一理論，當時還遭到周恩來的批判。但是安倍當了首相以後，又覺得政治、經濟是分不開的了，因為日中經貿占中國對外經貿的比重、包括日本對中的投資總額都在下降。日本財閥界感到焦急，迫切希望改變這種狀況。所以安倍就實現了2006年10月所謂的“破冰之旅”。

二、溫家寶訪日的背後文章

在胡耀邦、趙紫陽執政時代，日中關係總的來說是親善的。日本給中國的經濟改革提供了大量日圓貸款，低息的或無息的貸款喂肥了中國。但好心沒有好報，到了江澤民主政時代，日中關係每況愈下，以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冷卻狀態，這主要是因為江澤民政權對內和對外都很僵硬。

首先，1998年江澤民訪問日本的過程中，不管是會見日本首相還是會見日本天皇和國會議員、記者，他反復講的就是要日本道歉、認罪、認錯；結果引起日本朝野和民間的反感，導致日中關係急劇衰退。

其次中國竭力阻止日本介入台海衝突，但日本是臺灣主要的協防國，且與美國軍事同盟。但是把臺灣海峽納入安保範圍，這就觸動了中國的神經。很明顯，中國武力威脅臺灣，最重要的障礙就是美日澳軍事同盟對中國的實質包圍。中國由於受到這些壓力，就急於挑動別的問題例如歷史問題和所謂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來轉移國際視線，增強與日本對壘的力量。再加上在東海的石油主權之爭、在釣魚島的主權之爭…等等，在在使日中關係降到低點。

非常明顯，中共政權不合法，外逃的官員和外逃的資金不斷增加，中共高幹的家屬預先安排到國外定居，或者已經拿到了綠卡。在這種情況下，民眾的反抗也遍地興起。所以中共無論在經濟上再發展、軍事上再擴張，它崛起的本身就對台海地區、對亞太地區以及對世界和平，造成威脅。在這種情況下，西方民主國家聯合組成軍事同盟，對中共進行遏止、制約，是十分自然的。

中共意識到這種國際孤立是危險的，因此試圖改變江澤民路線。2006年10月，胡錦濤、溫家寶就採取主動，趁日本新首相上任，改善對日關係。本來中國的前提說日本政要放棄參拜靖國神社，才是雙方高層會談的前提；但是胡溫政權卻放棄這個前提，想盡一切辦法把安倍請到北京訪問。

中國對日本打“歷史牌”，日本對中國打“臺灣牌”。日本國會在溫訪日之前通過了《海洋法》的兩個法案，實際上就是在東海問題上，顯示一種強硬的姿態。這和安倍準備迎接溫訪日的氣氛並不協調。因為在日本政界中確實有人敵視中共，在歷史問題上，在領土、領海的問題上，在在表現強硬姿態。

安倍本人其實是一個右翼首相，他把防衛廳提升為防務省，把自衛隊提升為國防軍，強化美日軍事同盟，進一步對中共進行戰略圍堵。安倍的著作《美麗的國家》，比小泉的政治理念更加鮮明。安倍想要對歷史問題上採取冷淡，讓它“邊緣化”，不再成為最重要的問題。所以，他在參拜靖國神社上不做任何承諾，而是採取“曖昧”的態度。他的真心是要在現實問題上更加強硬，在一系列具體涉及到日本利益的問題上更加強硬。

三、溫家寶訪日的後續發展

 

歷史可能表明，胡溫政權想盡一切辦法把安倍請到北京訪問，然後趁機回訪日本，是一項多麼“英明”的舉動。因為溫家寶前腳走，日本人後腳就退出了台海問題，一出新的遠東慕尼黑似乎又要上演了。

5月1日下午，美國和日本兩國的外交、國防首長一致同意，刪除共同戰略目標中的有關“台海問題”內容。中新網興高采烈地報導說：當地時間5月1日下午，在美國國務院召開了美日兩國外長和國防部長參加的國家安全委員會“2加2會晤”，確立了兩國的共同戰略目標。這個會晤之後，美日雙方發表了聯合聲明。外界廣泛關注的是，在當天下午達成兩國共同戰略目標的最後一刻，美國和日本達成一致共識，刪除這一目標中的有關台海問題。美日同盟此舉旨在避免向尋求獨立的陳水扁當局釋放錯誤資訊。

但其實，在當天下午達成的美日共同戰略目標中，美日兩國也將日美同盟和北約之間的關係定位為“互補”關係，而針對實力不斷提高的中國，美日同盟在聯合聲明中敦促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國際“利益攸關者”發揮積極作用。同時，再次要求中國提高軍事透明度。美國方面還指出：中國不顧聯合國決議，2006年從蘇丹購買了190億美元的石油；理應為解決蘇丹西部達爾富爾的衝突問題，行使其影響力。對於中國2007年1月進行的人造衛星摧毀試驗，美方則認為“進行試驗與實施後沒有馬上告知其他國家，對此感到很困惑”。其實中國何止不告知，而且刻意隱瞞，甚至不斷撒謊抵賴。但美國似乎毫無良策，反而誇獎中國在北韓問題上表現不錯。

四、中國並不感激日本的好意

面對美日方面明顯的綏靖政策，中國好像食髓知味，而且毫不領情。中國的《亞洲時報》發表署名羅少蘭的文章《美日聲明刪去台海字眼不代表修正立場》批判說，美日的外交及防長“2加2”會議5月2日在華府舉行，會後發表的聲明未有重提台海安全為戰略共同目標，兩岸的輿論紛紛揣測美日把臺灣從保護傘中剔除。“這其實是一個誤會”，美日“2加2”會議每半年舉行一次，會後的聲明主要闡述美日同盟未來半年的工作重點，未被提及不代表被剔除；而且自從2005年提出台海安全為共同戰略目標後，美日已啟動修訂《美日防衛合作指標》的工作，包括把台海問題納入指標範圍內，修改程式估計今年內可以完成，並無跡象顯示雙方會擱置修訂。

因為日本去年9月更換首相，美日安保“2加2”會議去年底未有召開，故上次會議是去年5月，當時兩國已決定修訂《美日防衛合作指標》，並在會議上商討細節，內容包括擴大雙邊在國際維和行動、軍事情報共用、針對大殺傷力武器的戰略計畫，並界定朝鮮及台海為日本“周邊”，當發生戰事時美日可以插手。日本《讀賣新聞》早前報導，美日修訂《指標》的工作己接近尾聲，估計日本政府今年內可提交相關草案。

剛結束的美日安保會議雖沒有重提關注台海安全，但沒有表示會擱置修訂《指標》程式，所以不可以理解為美日把臺灣從保護傘中剔除，“但美日應該是有意藉此打擊民進黨的台獨氣焰，並期望對明年大選產生影響。美日的台海政策仍然是不統不獨、維持現狀；臺灣不獨，大陸不武，台海維持現狀對兩國最為有利。”

該文強調：今次美日安保會議的焦點在於兩國決定加強與澳洲及印度的合作，即兩國將致力擴大今年3月簽署的日澳防衛協議，拉攏印度加入共同協防，進一步強化美國在亞太地區部署的軍事同盟。有分析指日、澳、印聯防若得以組成，將逞“新月形”圍堵中國，在“新月”的缺口中央為臺灣島，故臺灣在這軍事聯防中據有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分析認為美日從戰略考慮，應該不會在此時把臺灣剔除。

《亞洲時報》的上述評論，說明了中國官員不便說出的觀點，確實值得注意。

五、美國對中國的警告

美日兩國的外交與國防首長結束的“2加2”會談，並將共同戰略目標中的“台海問題”刪除以後，事情並未到此為止。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研究員薛理泰指出，美日此舉與中國去年進行的反衛星導彈實驗、殲-10戰機部署有著某種程度的因果關係。他建議中國：“假如中國有能力與另外一個核大國進行一場核戰爭，應當明確告訴別人，這對大家都有好處。”因為“美國對有核與無核國家、核大國與核小國的政策有相當大的差別。”薛理泰認為，中國空軍年前已部署殲-10戰機，但始終保密，去年底突然高調對外宣傳殲-10戰機的性能優越；2007年1月11日，中國又發射一枚陸基導彈摧毀自己的一顆廢棄氣象衛星，顯示擁有摧毀太空低軌道外國偵查衛星的能力，引起美國政、軍界震撼。薛理泰認為，可見這些事件和美、日對共同戰略目標修正，有某種因果關係。

薛理泰指出，中國擁有摧毀太空低軌道運行的外國偵察衛星的能力，在美國引起震動之巨大，不亞於中國在1964年首次引爆核彈。原因就在於美軍對其他軍隊的優勢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其衛星體系的基礎上的，如果衛星被摧毀，美軍打高科技局部戰爭的能力，將退回到1960年代。誠然，中國陸基導彈只是擊毀了一顆在固定的低軌道上運行的衛星，而大多數美國偵察衛星隨時可以接受指令變更軌道，足以避開來襲的導彈，而美國通信衛星和全球定位衛星在太空運行的軌道的高度遠大于此，安全無虞。然而，一旦美國偵察衛星被逼離開原定軌道，從軍事角度看，非常不利：首先是衛星工作壽命主要取決於電池的供電能力，一旦依靠動力變軌，消耗大量能源，壽命大為縮短；其次如果偵察衛星偏離原定軌道，就難以執行對某個要害地區實行偵察攝像的原定任務。

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佩斯早在今年3月就指出，相對於中國是否有同美國打仗的意願，“我更想知道中國是否有同美國打仗的能力”。佩斯當時還表示，“一個人僅表達自己的善意而不去展示自己的能力，這不是明顯在誤導別人欺負你嗎？”

綜述上述種種，可以認為：溫家寶訪日對日中關係造成的影響，多多少少已經開始逐步浮現了。

六、溫家寶訪日與台海風雲

雖然李肇星說，“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五周年，而溫家寶正式訪問日本，是中日關係的重要發展機遇。”但是在我們看來，溫家寶希望日本把“反台獨”文字化的企圖都沒有成功，其“成就”實在有限。安倍晉三只是口頭表達“不支持台獨”，但“不支持”也並不等於“反對”，其實只是“中立”的婉轉說法。這哪里像是“友好國家”，分明是“騎牆態度”。因為日本一貫追隨美國，對於“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的說法，向來並不承認，只是表示知道而已。從上次安倍訪中到這次溫家寶訪日，兩次的“共同聲明”，關於臺灣問題日本都避開“明文化”，讓中國無法得分。

就在溫家寶訪日的敏感時刻，日本防衛大臣久間章生批評中國軍費快速增加的言論，也引起注目。時事通信社引述久間說：“我對此感到非常不安，我們必須透過對話要求他們擴大透明度。”久間說，官方立場採取和平主義的日本也許必須設法對抗中國不斷成長的軍事支出。他說：“一旦出現緊急事態，我們就必須根據政府的基本防衛計畫，來儘量採取充份的反制措施。”安倍在會談中，要求中國提高軍事透明度，但並未獲得積極的回應。在旁觀者看來，這個問題若不改善，將會繼續提高日本的警戒，阻礙日中兩國營造互相信賴的關係。

由此可見，溫家寶訪日最大的任務，即在日方提出“戰略互惠關係”之後，就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內涵達成共識，則是完全落空的。

（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六節 應急預案可能導致中國大陸軍事政變】

一、“應急預案”面面觀

中國大陸的“應急預案”有兩大類，包括十三種：

自然災害類：1、國家處置重、特大森林火災應急預案；2、國家突發地質災害應急預案；3、國家地震應急預案；4、國家防汛抗旱應急預案；5、國家自然災害救助應急預案；

事故災難類：1、國家核應急預案；2、國家通信保障應急預案；3、國家處置電網大面積停電事件應急預案；4、國家處置城市地鐵事故災難應急預案；5、國家海上搜救應急預案；6、國家處置鐵路行車事故應急預案；7、國家安全生產事故災難應急預案；8、國家處置民用航空器飛行事故應急預案；

而上述預案的最終著力點，都落在了可能導致中國大陸發生軍事政變的《軍隊處置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上（其頒佈實施在2006年11月14日）。可以說，《軍隊處置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是所有預案的目的和歸宿，是中共政權軍事專政性質的大暴露，也是中國大陸政治生態急劇惡化的表現。

二、“應急預案”之意涵

“經中央軍委批准，《軍隊處置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頒佈實施，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參加突發事件處置行動有了綱領性檔和準則。”(中共新華網)其實，這個《軍隊處置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不過是把中共一貫用軍隊解決內部分歧、不同政見的土匪作風，正是加以成文化、法律化。故有識之士認為，這等於頒佈、應用在中國國內的“反分裂法”，是武力犯台企圖的內部化。

《預案》規定，處置軍事沖突突發事件、協助地方維護社會穩定、參與處置重大恐怖破壞事件、參加地方搶險救災、參與處置突發公共安全事件等五大任務，是軍隊參加處置突發事件行動的基本任務。緊急情況下，師團級以上部隊可以越級報告情況，上級也可以實施越級指揮。《預案》還規定，發生重大突發事件的第一時間，應主動公佈消息。 

據軍隊處置突發事件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介紹，軍隊是參與處置國家突發事件的重要力量，在各種突發事件處置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預案》吸收了共軍幾十年來進行軍事管制的經驗教訓，所以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和適用性。此舉將使共軍獲得更大的授權，可以在必要時全面接管中國大陸的政權。為此，中共還成立了“軍隊處置突發事件領導小組辦公室”作為最高指揮部。這樣就使得共軍出現了兩個指揮中心，一個是徒有其名的中央軍委，一個就是“軍隊處置突發事件領導小組辦公室”。

正因為《軍隊處置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的出臺，及最高指揮中心“軍隊處置突發事件領導小組辦公室”的成立，可能使得軍事政變合法化，所以引起了外界普遍的疑慮。為了消除這一疑慮，中共“軍隊處置突發事件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2006年11月14日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竟然表示，《軍隊處置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既與國家應急預案相互銜接又自成一體，越級報告制度則體現出我軍指揮機構向高效、便捷化轉型，‘先期處置’體現了我軍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的思想 。”其實，中共軍方所謂的“先期處置”完全是一種“先發制人”的戰略，是極其危險的動向，必須人們高度的重視。

三、“應急機動作戰部隊”

經中央軍委批准，共軍“公共衛生應急處置大隊”2006年10月15日在北京正式組建，這支部隊很可能來自細菌作戰部隊。中共對外宣稱，“該部隊主要擔負軍隊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處理、組織協調、資訊分析及預警等任務，負責國家和軍隊重大活動衛生防疫保障及應急處理、各軍區及部隊相關人員的應急業務培訓，以及衛生防疫保障預案處理制度、操作規程的制定，承擔公共衛生應急處置相關應用研究工作。” 但其實，該部隊的作用要廣泛得多，例如，該部隊正在策劃、並即將在七月份進行北京“核彈防護大演習”。

這是一次“模擬遭受核恐怖襲擊”的演習，演習劇本是：一枚由炸藥和放射性物質組成“臓彈”在北京某奧運場館外爆炸，並對環境及人員都產生不同程度污染和傷害。臓彈的正式名稱為“散佈放射性裝置”，主要由普通炸藥和放射性物質組成，製作起來並不難。國際反恐專家認為，恐怖組織早已掌握了其方法。當炸藥被引爆時，炸彈就向周圍地區噴發放射性物質，在大片區域內造成嚴重放射性污染，附近的居民也有可能會因受到過量幅射而造成嚴重的內臟器官損傷。

雖然演習劇本的場景是在北京一所奧運場館外，但這顯然不是北京為了因應2008年舉辦奧運而設立的安全工作專案。應該說，此舉另外具有對外進行心理戰的意味。因為類似的演習,在深受恐怖威脅的美國和西方各國也從來沒有大規模進行過；就是因為這種演習除了製造心理恐慌外，對於真正的預防可以說是於事無補。

但是中共的目的顯然就是為了製造心理恐慌。而不在於實際預防“核恐怖襲擊”。例如，2006年9月14日胡錦濤在新疆軍區“考察工作”，就散播恐怖思想，要求共軍“忠實履行新世紀新階段歷史使命”、“全面加強部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他所強調的“革命化”，其實就是一種恐怖主義思想。這次講話本來只是針對“烏魯木齊部隊師以上幹部”，但是中共宣傳機器卻要廣為報導，向全球擴散這個恐怖主義思想。

胡錦濤不僅散播恐怖主義，而且不惜頂著烈日來到邊防營區，用毛澤東的口號“發揚優良傳統、爭取更大光榮”進行煽動。胡錦濤指出，在新的國際形勢和國內環境中，國防和軍隊建設面臨著新形勢新任務。要堅定不移地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首位，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專制立場，毫不放鬆地抓好軍事鬥爭準備。要加強檢驗性、對抗性、適應性演練，全面提高部隊應對危機和處置突發事件的能力，堅決鎮壓國內外人民對於中共專制政權的反抗。 

四、“應急預案”背離法治原則

《軍隊處置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為共軍參與處置國內衝突提供了行動框架。這是《反分裂法》的擴大，完全違背民主原則和法治原則。 

該《預案》表述的中國軍隊參與處置突發事件的五項任務的第二項是：協助地方維護社會穩定。這顯然不是軍隊的恰當任務，例如美國法律就明確規定，軍隊不能介入地方事務。維護地方社會穩定是地方政府的任務。維護地方社會穩定不能僅僅依賴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強力手段，還需要採取政治對話手段、社會保障手段、社區調解手段。縱橫馳騁的野戰軍不僅不能維護地方社會的穩定，而且只能造成“六四慘案”、“二二八事變”那樣的國家悲劇。 

該《預案》表述的中國軍隊參與處置突發事件的五項任務的最後一項是：參與處置突發公共安全事件。這也不是軍隊的恰當任務。處置突發公共安全事件是員警和武裝員警的任務。員警和武裝員警在處置突發公共安全事件時，應該最大限度地避免使用武力，應該最大限度地縮小採取強制措施的範圍，應該最大限度地減少強力手段造成的損害。難道公共安全事件要靠火力強大的正規軍來解決嗎？ 

近年來，中國很多地方各式各樣的民眾抗議迅速增加，不少地區的員警力量和武裝員警力量已經不敷使用。上述《預案》的主要意圖是：中國的一些領導人準備使用軍隊加強對民眾抗議的控制。一旦軍隊同抗議的民眾發生暴力衝突，其後果很可能是慘痛的。 

正確處置民眾抗議的根本途徑是：實行民主選舉以便產生出能得到大多數人民擁護和監督的各級政府領導人；全面、認真地清理公眾深惡痛絕的普遍的腐敗；有力地調整財富分配以緩解貧富兩極分化；推進行政公正、執法公正和司法公正，以保護民眾的合理權益。中國的一些領導人不想在這些根本性的改革領域作出實質性的努力，而是想選擇使用軍隊的力量去平定民眾的抗議。這樣做只會激起民眾抗議越來越多、越來越久、越來越大，只會導致中國軍隊滑入干預社會的方向、造成中國的政治倒退、引發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每一個關心中國的民主化前景和人權形勢的中國人和外國人都應該關注中國軍隊參與處置國內衝突的危險規定。 

五、“應急預案”化友為敵

“軍隊應急預案”的核心是 “先期處置”， “先期處置”必將擴大衝突、化友為敵。在發生突發事件時，事發地的軍事長官可以依據“先期處置”，一邊處置一邊報告——此例一開，必將導致濫用屠殺手段處理官民衝突、導致軍隊與當地腐敗官員利益驅動下的強制掠奪。最終導致地方官員擁兵自重，導致中國大陸發生軍事政變。

《預案》規定：“在處置突發事件中，師團級以上單位可以越級報告情況，情況緊急時，上級也可以實施越級指揮。”如此一來，只要地方出現任何突發事件，當地政府就可以立刻宣佈緊急狀態，軍隊就可以馬上戒嚴，而剝奪當地人民的所有權利。如此一來，地方官員可以任意激化“人民內部矛盾”，升級為敵我矛盾，擴大打擊面，用武力解決民間糾紛。 

在此，中共當局開始放棄“收買95%，打擊5%”的傳統界線，擴大其打擊面，把所有的人民視為假想敵。這是自掘墳墓的最後一招，開始了其喪失理智的自殺行為系列。可以預期，中國從此將進入多事之秋，國家暴力肆虐，人間正義蕩然無存，對抗與紛爭不斷，亂世中國來臨。從鎮壓政治運動到鎮壓維權運動；再到鎮壓失地農民、工人、學生，中共已經開始與全民為敵，胡溫當局最終將面對人民清算的汪洋大海。

六、“應急預案”是最後晚餐

《應急預案》的發佈，突出表明目前中國社會的穩定，已無法僅靠中共公安員警和武警部隊來維持了。中國民眾反抗中共暴政的力量及事態發展，已經到了必須經常動用軍隊才能控制的劇烈程度。

動用軍隊來鎮壓維權運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武警部隊越來越同情維權運動，中共政權害怕武警部隊像在八九民運中那樣，拒不執行鎮壓命令。事實證明，武警部隊拒不執行鎮壓命令是非常正常的，因為他們經常駐防城市，耳濡目染，明白中國底層百姓的生活狀況，知道用武力鎮壓維權百姓毫無道理。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政權勢必要動用與駐地的百姓沒有接觸的野戰部隊來鎮壓百姓；就如1989年中共調動三十萬野戰部隊屠殺天安門學生，欺騙軍人向百姓和學生開槍。中共政權走到今天這一步，把動用軍隊鎮壓百姓予以法律化，不僅自己步上了最後死亡的道路，而且開啟了共軍發動軍事政變的契機。

作一個簡單的估算，中共武警有150萬，其專職是維治社會治安，現在已經不夠使用。中共軍隊有250萬，能抽調出150 萬部隊來維持社會治安嗎？不大可能。如果全國各地同時上街抗議，示威、遊行、包圍政府機構，中共軍隊是否夠用？如果不夠，中共政權就瓦解了；如果夠用，這一次共軍還會在殺人屠城之後老實回到軍營等待胡錦濤等文職人員來做退伍處理嗎？如果不會，那麼中國大陸發生軍事政變的機率就會很大了。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七節 中共如何對策“以臺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公投”】

2007年5月，陳水扁首度以臺灣名義申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同時中華民國也決定將以臺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這些舉措讓奧運前夕的北京坐立不安。因為即使這些舉措本身難度較大，也已經讓國際社會聽到了臺灣的聲音，知道臺灣的自由、民主，不容奴役、專制的中國踐踏。凡此種種，足以顛覆中共編造的歷史神話。在國際壓力下，中國政府為了保衛最後的專制，想出種種對策，試圖破解“臺灣入聯公投”。對此，本文試作論述。

一、對策之一：淡化處理“入聯公投”

中共的第一條對策，就是淡化處理“臺灣入聯”，淡化的方式就是除了言論上表達不滿之外，其實並沒有任何動作。中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認為臺灣叩關聯合國的目的不在成功，而在造勢，只是著眼於選票考量，所以為了避免適得其，中共除了言論上表達不滿之外，黔驢技窮。

早在2005年，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的張文生就表達中共觀點說，臺灣本身意識到參與聯合國有失敗的預期，但是依然積極推動，目的在於向國際社會宣傳、向臺灣民眾交代。其戰略目的，就是要把國際力量引入到臺灣海峽來，要把臺灣問題加以國際化。張指出，如果說臺灣把台海問題當作一個國家的內部問題，兩岸就能夠解決包括臺灣參與聯合國甚至兩岸和平架構的問題。但是，臺灣並不想把這個問題放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之內來處理，所以它要把國際的勢力引入到臺灣海峽來，真正目的就是要借助國際勢力來為分裂主義路線做後盾。

即使今年， 臺灣準備以自己的名義加入聯合國進行公投，中共的對策依然停留在口頭抗議上。

2007年7年20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說，根據《聯合國憲章》第4條、《安全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第58條、《聯合國大會議事規則》第134條，只有主權國家才能申請成為聯合國會員國。劉建超還說，以臺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是台獨。話雖然這樣說，但是中國的對策僅僅是“對此堅決反對並密切關注事態發展。”可以說是低調得不能再低。

聯合國發言人7月23日表示，陳水扁總統19日致函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表明要“以臺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基於“一個中國”的政策，聯合國無法接受臺灣想要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的申請。但實際上，這個說法理由文不對題，因為臺灣並不是以“以中華民國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的，並不涉及所謂的一中。而以往涉及“一中”問題的聯大2758決議，只是處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入會問題，並未涉及臺灣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因此當天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王光亞在聯合國總部對秘書處退函“表示高度讚賞”，更是驢唇不對馬嘴。

7月24日，中共“台辦”負責人也就臺灣加入聯合國申請書遭退一事發表談話，聲稱“沒有絲毫妥協的餘地”，但通篇依然不過是老調重彈，不僅毫無新意，而且很明顯是對“臺灣入聯”再度採取了高度淡化的處理方式。

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大公報》7月24日預告《建軍八十周年慶 胡錦濤將對台海局勢作宣示》稱，胡錦濤將在“八一”建軍節發表重要談話，“將涉及強化國防意識，做好軍事鬥爭準備，以及對台海局勢的宣示。”不過根據前述分析，我們預測胡錦濤依然只能是老調重彈，淡化處理“入聯公投”。

二、對策之二：“口頭併吞臺灣”

中共深信“要奪取政權必先製造輿論”，因此在對台政策上也奉行“要實際併吞必先口頭併吞”。中共對台進行口頭併吞的方式，就是到處放風說“公投的實質是圖謀把臺灣分裂出去”。這就好像有一個前提說臺灣現在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了，這種典型的“口頭併吞”試圖通過時間對臺灣造成事實上的孤立和心理上的被動，比瞄準臺灣的幾百個飛彈更加有害。

2007年5月30日，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李維一在例行新聞發佈會上就玩弄這種口頭併吞的手法，表示以臺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的公投，其實質是“圖謀改變臺灣的地位，把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好像臺灣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了，所以）中國方面高度關注這一事態發展，絕不容忍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把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

2007年6月13日，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楊毅再在例行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以臺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的公投，是以公投方式謀求改變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現狀、走向“臺灣法理獨立”的重要步驟，也是一種變相的統獨公投，並威脅說“兩岸關係面臨嚴峻挑戰，台海和平面臨嚴重威脅”、“嚴重危及台海地區乃至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這種說法來回偷換“大陸”和“中國”兩個不同概念，企圖通過這一偷換來實現口頭併吞臺灣的目的。威脅完了又伸出橄欖枝說，“我們仍然希望能在台臺灣傳遞奧運聖火”，同時不忘再度施展“口頭併吞”的策略說：“我們仍然希望臺灣方面能排除政治干擾，繼續執行雙方已達成的各項共識，滿足臺灣同胞在臺灣傳遞奧運聖火的美好願望。”這種把臺灣降低到香港水準的小動作，就是企圖把臺灣矮化為香港和澳門那樣的特區。

三、對策之三：求美國向臺灣施壓

中共不僅自己偷偷摸摸對臺灣進行口頭併吞，而且企圖拉美國下水，一起對臺灣進行口頭併吞。

2007年6月19日“中國新聞網”報導說，美國國務院官員當日明確表示，“反對”臺灣政府舉辦以臺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公投，並且敦促臺灣政府停止這一公投的倡議。但其實美國國務院官員當天答復媒體詢問時僅僅表示，根據美國的一中政策，美國“不支持”臺灣加入以主權國家為會員資格的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在內；但是美國“支持”臺灣參與不以主權國家為會員資格的國際組織。而該官員所說的“反對”，只是反對任何改變台海現狀的片面之舉。此前美國國務院已經明確表示過，中共在台海大量部署飛彈，就已經片面改變了海峽兩岸之現狀。

由中共對美言論的斷章取義可以看到：中共不僅處心積慮地片面改變海峽兩岸之現狀，而且處心積慮地片面轉引美國對於海峽兩岸現狀之評論，其目的就是試圖營造假像，好像美國與中共站在一起對臺灣施壓，甚至一起對台進行“口頭併吞”。但是美國國務院官員已經說過，台海和平與安定是臺灣人民的關鍵利益，也符合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

在中共的運作下，華府的台海議題專家葛來儀6月22日指出，美國政府已經再三表示不願見到臺灣舉行“以臺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公投”，因此如果陳水扁總統執意推動，必然對美台關係造成負面影響。

這是在喬治•華盛頓大學舉辦“臺灣面臨的挑戰”研討會上，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資深研究員葛來儀會中答詢時，呼應中共的腔調所說的：臺灣不是聯合國成員，並不影響臺灣參與國際合作；而臺灣舉行公投無助於臺灣加入聯合國，等等。她還別有用心地建議，臺灣如果僅僅要求取得觀察員身分，或許能夠贏得較多的國際支持。她還曲解說，美國國務院已再三表示不希望看到“入聯公投”，如果臺灣還是舉辦，就會對美台關係帶來負面影響。

中共的這種曲解伎倆迫使美國國務院不得不在當天（6月22日）再度發表聲明指出，美國原則上不反對“公投”，但反對片面改變海峽兩岸現狀之舉。

而中共對台進行口頭併吞，就是一種典型的片面改變海峽兩岸現狀之舉。

四、對策之四：窄化臺灣的訴求

中共的另外一個對策就是窄化臺灣的訴求，且把臺灣的訴求說成是陳水扁總統一個人的訴求，但中共沒有意識到，這樣的宣傳反而把陳水扁總統塑造成了一個劃時代的大英雄。

2007年5月2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署名謝克的文章《陳水扁“翻雲覆雨”惹眾怒》，除了大肆挑撥離間臺灣內部關係之外，更特別批判了臺灣教育部長：“此次內閣更迭中，最先確定留任的是在外界口碑最差、是非最多的教育部長杜正勝，這也是使得他成為台當局的高官中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居然送走過四任行政院長！這在換閣員如走馬燈的綠色政權裏可算得上是一個奇跡了。說到他的長壽秘笈，其實就一條：推動去中國化不遺餘力。如果不是發現了自己在扁當局的去中國化行動中的使用價值，知道扁還會繼續派他作大用場，他何以放出‘換得了院長也換不了我這個部長’這般的狂言？”可見，中共不僅要孤立陳水扁總統，也要孤立追隨陳水扁總統最為緊密的幹員。

早在2007年4月29日的“中國臺灣網”上，就轉載了臺灣 《聯合晚報》社論：《陳水扁拒絕奧運聖火來台是自我封殺》，說北京奧運聖火不能來台，不是臺灣遭到封殺，而是臺灣自我封殺。而且，此事還涉及中華臺北奧會對國際奧會的背信毀約、後續影響不可輕估云云，真是危言聳聽。 因為連中共都知道，在國家主權面前，個把奧運是不值一提的，為什麼宣稱愛台的傳媒卻是如此不明智呢？

《聯合報》為什麼和中共一個腔調，控訴臺灣政府“談了一年多而達成的協議，竟在最後一刻為選舉炒作而強行毀約？並危言聳聽“若臺灣因此遭到奧會的懲罰，將是臺灣的災難”？明明是中共利用政治在干擾體育，《聯合報》卻要說成是臺灣運用體育來干擾政治，這是中共的邏輯。中立的人們實在不懂，為什麼“聖火路線”從大陸之外進入臺灣後，就不可以再前往其他國家了呢？為什麼強行毀約的責任要由臺灣來承擔？因為“窄化臺灣的訴求”，確實是中共的第四對策。

五、破解中國的對策要溯本追源

臺灣加入聯合國雖有難度，但是申請加入聯合國這一動作本身，卻是跨向國際社會的必要途徑。

2005年，在友邦籲請聯合國大會確認臺灣代表權並要求聯合國在維護台海和平方面扮演積極角色，提出舉世矚目的“促請聯合國維護台海和平案”；同時，臺灣要求聯合國派員調查、最好派維和部隊進駐台海地區、維繫和平。這是一個大手筆。因為中共《反分裂國家法》中有“不排除對臺灣用武”文字，是對台海和平的巨大威脅。而臺灣訴請國際社會干預、介入，是溯本追源，是正確的抉擇。

從此以後，國際社會就日益重視臺灣事務。美國前副國務卿左裏克為此表示，中國應成為“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不過拒絕實施民主化的中國，當然不會成為真正的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他舉例說，中國為了發展經濟，獲得能源，不惜支持屠殺國民的蘇丹政府，最讓人擔憂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將仿效中國此舉，此股勢力日益擴大的話，對自由民主國家而言，將是一大惡夢。

“促請聯合國維護台海和平案”用以反制中共的《反分裂國家法》，十分有效。這個提案就算不能獲得聯合國大會的通過，只要在聯合國提出來，有會員國討論它，產生相當程度的媒體報導，就可以使台海問題得到世界關注。例如日本政府對此雖未正式表態支持，但承認台海的和平及穩定是美日共同關切議題，希望“促請聯合國維護台海和平案”能獲國際正視。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06年11月30日，日本外務大臣麻生太郎提出“自由與繁榮之弧”的建議，其範圍已經涉及臺灣周邊，儘管尚未直接涵蓋臺灣。他認為，如何面對崛起中的中國並與之競爭，攸關“自由與繁榮之弧”的成敗，因此應該以民主為主軸，將台、日、中視為穩定的正三角，此弧才會成為閃耀于東亞的彩虹。所謂“自由與繁榮之弧”，顯然就是包圍中國的亞洲及太平洋島鏈地區。臺灣在島鏈中居於關鍵性位置。

在“入聯公投 ”的影響下，有些國際人士甚至倡議回到1945年6月26日通過的聯合國憲章第77條之一之B: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或將自敵國割離之領土，並確認雅爾塔議定書中日本殖民地由聯合國託管的規定；依此原則，戰後臺灣、澎湖應交由聯合國託管，然後逐步走上“臺灣住民自決”的道路。現在需要破解的，僅僅是聯合國憲章第78條規定的“凡領土已成為聯合國之會員國者，不適用託管制度”。而臺灣既然不能成為聯合國會員國，就可以交由聯合國託管。這些國際設計也許並不適用，但恐怕也是一味打壓臺灣國際生存空間的中共始料未及的。

（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第八節 臺灣可否抵制2008年北京奧運】

一、奧火入台是臺灣入聯的前哨戰

整個8月﹐臺灣與中國針對奧運火炬進入臺灣﹐短兵相接。而聯合國大會9月即將開議﹐臺灣友邦提出臺灣入聯公投案﹐屆時中共方面必定全面圍堵﹐再度掀起兩岸外交戰。考慮這樣的背景因素，在當前險峻的國際情勢下﹐兩岸有關奧運火炬的談判，其實是一場臺灣入聯行動的前哨戰。

今年4月底﹐北京宣佈奧火傳遞路線﹐臺灣政府基於大義拒絕奧火來台。迄今為止，北京方面作出什麼妥協？僅僅是國台辦發言人楊毅改口稱臺灣為“中華臺北”。而北京奧組委執行副主席蔣效愚竟然表示臺北和香港、澳門同樣屬於“境外路線”。這樣一來，就明確表示北京已經通過運送奧火，把臺北和香港、澳門同樣變成了一國兩制的屬地！臺灣如果同意了這個奧火傳遞路線，無異於同意接受中共的領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親共人士強調﹐奧火路線已由國際奧會批准﹐除非臺灣能夠說服國際奧會同意﹐否則要求更動奧火路線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所以﹐臺灣可以退而求其次，可在奧火來臺灣時﹐利用“宣傳戰”來挽回面子。也就是說，臺灣可以同意奧火路線不變﹐只在宣傳策略上做出調整﹐這樣就可以避免出現2008年抵制出席北京奧運的結局。

但許多有識之士指出：這是一種鴕鳥政策，短視而危險，因為它只是關注奧運問題，而忘記了奧運問題只是臺灣與中國在外交領域的廣泛的攻防戰略的一個方面。

二、國際奧會為何如此霸道

 

針對北京奧運聖火傳遞臺灣路線引發的爭議，國際奧會澳洲籍資深委員高斯伯(Kevan Gosper)在8月初語氣強硬地向國際媒體發聲，公開警告代表臺灣的中華臺北奧會，倘若臺北不配合國際奧會與主辦國中國所安排的奧火傳遞路線，“就退出國際奧會(get out of the committee)。”

由於北京奧火傳遞，透過越南胡志明市傳至臺北，然後再經香港、澳門進入中國大陸，此一安排明顯配合中共圍堵臺灣的入聯道路，刻意矮化臺灣為香港、澳門一類的特區，“台-港-澳”被中國操作成“國內路線”，因此想要獲得國際承認的臺灣，絕對不能接受此一安排。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這種兩岸的外交攻防戰中，本應立場中立的高斯波，卻在北京奧運一年倒數時，親自建議中華臺北奧會接受國際奧會與北京私下安排的奧火傳遞路線。高斯波還在接受《澳洲人》報訪問時猖狂表示：“他們(中華臺北奧會)應該理解他們在國際奧會中擁有特殊的地位，倘若不配合的話，就乾脆退出。”這是為什麼？

早在1977年就入選國際奧會成為委員的高斯波，是IOC現任115位委員中年資排名第5的傢伙，曾任國際奧會副主席。高斯波透露，他不曉得臺灣奧火傳遞問題最後如何解決，但國際奧會最後會支持中國。他說：“當國際奧會在1970年代末期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奧會會員資格時，同時也為臺灣找到了解決方案。這是很獨特的結果，中國大陸也同意，因此是個很好的解決方案。”

本應立場中立的高斯波，發言支持中國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眾所周知，國際奧會的高級成員經常受賄，拿奧運會主辦權和其他種種特權做交易，這是有案可查的。那麼，現在的問題就不是高斯波為何支持中國，而是中國為何慫恿高斯波借奧火問題大作文章？我們認為，考慮到兩岸之間的外交攻防戰，不得不認為這很可能就是北京借用奧火入台，來挫敗臺灣入聯。奧火入台很可能已經成為臺灣入聯的前哨戰。

三、北京要用奧火挫敗臺灣入聯

針對臺灣近年來申請加入聯合國的活動日趨活躍，中國可能在2007年9月向聯合國提出一份提案，要求聯合國成員國通過投票方式對“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表態，實際上等於是想通過這種方式一勞永逸地挫敗臺灣入聯的努力。

據華盛頓政府智囊刊物“尼爾森報告(The Nelson Report)”分析，中國政府的這一計畫將會使美國陷於尷尬境地，因為這意味著它將逼迫美國澄清對臺灣問題的一貫採取的模糊立場。這份報告說，近來臺灣兩度向聯合國提出加入申請，但聯合國卻以第2758號決議為理由拒絕了這一申請。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首先就阿爾巴尼亞案投票，以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第2758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立即趕出蔣介石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機構內的代表，因所有席位皆非法佔有。”

由此可見，第2758號決議並沒有涉及臺灣，更沒有禁止臺灣加入聯合國。

1979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但同時簽署“與臺灣關係法”，基於這種兩面手法從此對臺灣的地位採取模糊態度，但是強調臺灣問題要和平解決。

1993年以來，臺灣開始屢次申請用“中國民國”或“中華民國在臺灣”等名稱重新加入聯合國，但在中國的強烈反對下，每次均遭封殺，連列入聯大議程都不可能。今年，臺灣政府修改策略，拋棄以往的試圖“恢復”臺灣聯合國席位的說法，而是為以臺灣為名稱直接申請成為聯合國新的成員國，從而繞過聯大2758號決議。

以臺灣為名義申請入聯，在大陸看來等於是進一步將臺灣問題國際化。一旦臺灣以獨立的國名加入聯合國，那麼將來臺灣宣佈獨立而中國採取軍事手段干預，在國際法上就等於是一個主權國家對另一個主權國家的武裝干涉了，而這恰恰是中國最害怕出現的局面。

在中國民間，支持將臺灣問題拿到聯合國去表決的觀點認為，一旦聯合國大會表決多數認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那麼今後臺灣獨立的國際法上的模糊空間越來越小，中國亦不必頻頻每次單獨向國際社會闡述對臺灣的立場。反對者則認為，將臺灣問題拿到聯合國表決等於是中了陳水扁欲將臺灣問題國際化的圈套，反而會將原本沒有爭議的問題變成有爭議的問題。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大肆利用奧火問題，把臺北輕鬆劃入香港與澳門一類名為“境外”實為國內的地區。這是在施展“挫敗臺灣入聯”的戰術，我們不可不防。

四、前哨戰的目標是進軍聯合國

國際輿論廣泛同情臺灣入聯的立場。《華爾街日報》8月13日“回顧與展望”專欄以語帶嘲諷的“聯合國國王”（King of the U.N.）為題，批評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處理臺灣申請加入聯合國的問題時，錯把自己當成君王，獨斷獨行。評論強調，聯合國是會員組織，並非君主政體。如果會員們反對臺灣入會，儘管不適當，但仍是會員的決定，但潘基文卻片面做主，以聯合國2758號決議案為藉口，兩度封殺陳水扁總統的函件，並宣稱“聯合國的立場是臺灣為中國的一部分”。評論認為，潘基文的解讀超越了二七五八號決議案在1971年決定的範圍。決議案的文字是有意的模糊帶過，只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臺灣”一詞根本未出現。

《華爾街日報》指出，在任何情況下，以己意解讀決議案都不是秘書長的職權，而潘基文的做法更是史無前例。前任秘書長安南也不會如此專橫。如果他被允許個人解讀二七五八號決議案，是否未來的秘書長都能針對所有其他的決議案解讀及行事？

2007年8月14日，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波頓應臺灣民主基金會邀請，發表“美國全球民主轉型外交政策與台美關係”的演講。他指出，美國應與臺灣恢復邦交，“愈快愈好”，因為，複交才能捍衛臺灣，強化美國在亞太的地位。美國尤其不可再釋鼓勵訊息，讓中共誤以為可不費一兵一彈就取得臺灣。

波頓批評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指責潘事先未徵詢美方意見，但明顯站在中國那邊。波頓強調，聯大第二七五八號決議從未敘及“中國定義與中國的領土範圍”。至於臺灣要以何種名稱申請加入聯合國，波頓表示，要讓臺灣人民自己決定。被問到臺灣想用公投方式表達意見，美方有何立場反對？波頓說，美國國務院明白反對臺灣推動“入聯公投”，這令他尷尬。波頓批評第2758號決議內容本身就欠缺正當性，能否成為會員的程式，未依聯合國憲章規定，單憑一個決議就決定。他認為，中國當年如果依照憲章第四條程式申請加入聯合國，相信一定過不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華民國這一關。

五、臺灣可以抵制2008年北京奧運

早在2001年，總部位於法國巴黎的記者無疆界組織因中共政府對人權的嚴重侵犯與奧運精神不符，而反對將2008年奧運主辦權交給中共政府。記者無疆界也是最早呼籲抵制北京奧運的有影響力的國際組織之一。

但在2007年1月，中共政權卻盛情邀請記者無疆界秘書長梅納爾（Robert Menard）及其亞洲部負責人布羅塞爾（Vincent Brossel）訪華。其間以花言巧語許諾改善中國人權，騙取了記者無疆界組織停止呼籲抵制北京奧運。如今，當初定下的期限已過，而中共政權做出的諸多具體許諾一項也沒有兌現，踐踏人權依舊。記者無疆界對此感到憤怒，決定重啟抵制北京奧運的造勢運動，並將為此準備具有轟動效應的行動，這也是記者無疆界組織的傳統特色。

梅納爾指出，因為現在距離北京奧運的召開只有一年了，在不行動就來不及了。早在2001年7月，北京獲得2008年的奧會主辦權。

當時國際奧會和中共政權向世界保證說：你們不用擔心，你們看著吧，一旦辦了奧運會中國一高興，就會在人權方面改善，大家等著瞧吧，都會改變的。但是六年以後的今天，人們做了個總結，中國的人權沒有任何改善！什麼也沒改善！所以人們寫信給奧會羅格主席，就是要跟他說，當初北京是許下諾言的，但是這些諾言都沒有遵守，現在是您要他們履行諾言的時候了。我們不能在世界最大的監獄旁邊賽跑、跳高、跳遠。……

由此可見，抵制2008年北京奧運不是異想天開的胡鬧，而是許多國際力量正在努力推動的一項事業。

參加抵制2008年北京奧運的國際行動，符合臺灣的戰略利益。不抵制2008年北京奧運，可能成為臺灣的重大遺憾。

六、國際政治家已在抵制北京奧運

中國政府邀請梅納爾等人去中國訪問，其實是想對他們進行洗腦和行賄。於是中國官員首先表示：他們不是固執己見的人，可以跟任何人坐下來討論。這個討論，就是洗腦和行賄的代名詞。

但是梅納爾等人想要中國作出真正的讓步，而不僅僅是得到洗腦和行賄。這些讓步是要求釋放一些被關押的記者、網路異議人士。這些網路異議人士、記者和維護言論自由的人士加起來有一百多位。梅納爾等人給了中國一個名單，都是一些健康狀況最差的，年紀最大的，在獄中時間最長的等等。中國說“沒問題”。他們商量之後定下了：釋放某某的日期，什麼時候可以探視某某，中國會批准梅納爾等人在某個時候去中國進行工作，例如對某某網站解除封鎖等等。

梅納爾等人揭露說，中國的承諾都是很具體的，但是卻沒有兌現任何承諾。沒有一個兌現！這就是和中國進行談判解決問題所能夠得到的結局。所以，還是要回到抵制北京奧運的正確道路上來。

正是基於對中共政權的深刻認識，現在不僅人權組織敢於抵制北京奧運，國際政治家們也開始有這個膽量了。

3月21日，法國民主聯盟主席、總統候選人貝魯在一次集會上突然放言：“要想解決蘇丹的這個問題，如果這場鬧劇不停下來，那麼法國應該不參加北京奧運會。”

後來連一向親共的法國左翼社會黨總統候選人羅亞爾，也在國際社會舉起了“抵制北京奧運”的義旗。在法國電視臺播出的一次競選專題節目中，他說“不排除以抵制奧運相威脅以向中國施壓”。這是因為受到了選民的壓力。因為事先羅亞爾曾被指責“在中國人權等問題上態度軟弱”。從此在一些公眾集會上，時不時就可以聽到她對中國提出批評。 

民調顯示，法國多數人認為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頗為擔心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將“奪走法國的工作和福利”。臺灣的處境不同於法國，但是他們的策略值得參考。

七、中共恐懼“抵制奧運”

最早打出“抵制2008年北京奧運會”旗號的人當屬日本政治家石原慎太郎，2005年他就呼籲日本這樣做。

中共十分恐懼“抵制奧運”運動，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翟雋說，抵制北京奧運的人或組織，其實都是打著各自的算盤：“有些人揚言抵制奧運，可能因為無知……還有的人可能就是別有用心。”既然人權組織可以借助於抵制奧運來推展自己的事業，臺灣人民為什麼不能借助於抵制奧運來推展自己的事業？顯然，不論出於什麼議題和動機，隨著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臨近，將各自的國際問題與奧運會掛鈎，已經成為各國組織和各國人民的基本戰術，尤其考慮到國際媒體現在非常熱衷於這個題目，不惜大幅報導。如果臺灣參加抵制北京奧運，一定能夠在國際間獲得大量聽眾，這樣就便於世界人民及時、準確地瞭解臺灣的立場。臺灣動態就會成為國際動態。

下面再參考一下日本的做法所產生的連鎖反應。

“抵制北京奧運會”的標題在2007年3月1日上市的日本《諸君》雜誌封面上出現。其作者是自民黨政調會長中川昭一，他擔心“日本說不定會變成中國的一個省”，這是他“抵制奧運”的動機。

媒體的力量是巨大的。

到了3月25日和26日，美國《波士頓環球報》以及《華盛頓時報》分別報導，由於達爾富爾問題，多個非政府組織正準備製作電視廣告，妄圖以此讓世界記住達爾富爾的陰影和中國的聯繫，並通過白宮和美國國會向中國施壓。

3月28日，甚至連美國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親善大使米亞法羅也在《華盛頓時報》上撰文，號召“通過抵制北京2008年奧運會向中國施壓”。而且該文是以社論形式發表的。原題是《種族滅絕的奧運會》。該文稱，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口號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而“現在有另一個口號在流傳，不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而是‘種族滅絕奧運會’”。文章還指出：“很多贊助商想讓人們不要注意這場悲劇，這已經很壞了。同樣令人失望的是斯皮爾伯格等藝術家的決定。斯皮爾伯格本月平靜地訪問了中國，他在為北京奧運會的儀式做準備，要給北京的形象消毒。斯皮爾伯格先生1994年建立了大屠殺歷史真相基金會，紀念二戰中的猶太人大屠殺，他意識到中國正在資助達爾富爾大屠殺嗎？” 

這篇影響廣泛的文章，立即吸引了許多人的關注。美國一家著名的博客網上轉載了《華爾街日報》這篇社論，在後面的評論中，大量的跟風叫好出現，多數網友同意這篇文章的說法。

在我們看來，要使得臺灣能夠得到類似達爾富爾地區的國際關注，進而順利加入聯合國，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參加抵制北京奧運的國際運動。而恰當運用媒體展開攻勢，更是值得重視。

八、“抵制北京奧運”三項注意

抵制北京奧運需要注意一些策略，可以事半而功倍：

1、中共將“中華臺北奧會”改為“中國臺北奧會”，為了避免以後的類似混淆，臺灣可以提議把“中華臺北奧會”改為“臺灣奧會”。

2、在把“中華臺北奧會”改為“臺灣奧會”之前，首先抵制北京奧運會，比較有利，因為單方面改名可能面臨被國際奧會除名的危險。與其被動除名，不如主動抵制2008年北京奧運。這樣配合國際抵制運動一起，比較師出有名。

3、臺灣如果抵制北京奧運，最好的方式是突出世界人權議題，避免直接突出地區政治議題，把臺灣隱藏在抵制行動的後面，這樣才能最好地達到政治目的，擴大臺灣的聲音，促進臺灣的利益。

4、不能只打臺灣自己特製的牌，而要打國際人權通用的牌，這樣才能有效動員全球抵制行動，成功地孤立中共；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很容易反過來孤立了臺灣自己。

（二〇〇七年八月三十日）

【第九節 近期臺灣外交空間可能面臨的發展與演變】

臺灣外交空間面臨的發展與演變，責任不在臺灣，而在中國；因此臺灣在這種互動關係中，基本上處在被動的位置。只要以下兩個因素沒有徹底改觀，那麼時間對於臺灣就是一個不利的因素：1、中國堅持對臺灣的主權要求；2、臺灣不主動尋求自主的道路。但是我們看到，臺灣正在積極尋求自主性，因此近期臺灣外交空間正在面臨的有利的發展與演變。

一、臺灣外交空間概觀

早在2006年4月6日，溫家寶就通過許諾，中國將在今後三年內向太平洋島國提供人民幣三十億元優惠貸款等援助措施，“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地縮減臺灣的外交。溫家寶聲稱，發展與太平洋島國的友好合作關係是中國外交的長遠戰略。

這一圍剿戰略到今年就更加明顯了。

臺灣和中美洲的哥斯大黎加具有邦交63年，今年卻傳出斷交的消息。哥斯大黎加雖小，卻是中美洲外交板塊的重鎮，具有指標意義。一旦哥斯大黎加與臺灣斷交，極有可能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臺灣的外交空間將在中國的打壓下越來越小。

從2006年9月哥斯大黎加新總統阿裏亞斯在紐約密會大陸前外長李肇星開始，哥斯大黎加的態度就開始曖昧難測了。後來世界衛生大會投票、中美洲外長混合會議的氣氛，都顯示出哥斯大黎加與中國正在加緊勾結。而哥斯大黎加與中國之間龐大的經貿數字，是其與臺灣斷交的主要催化劑；哥斯大黎加總統阿裏亞斯說，“中國的市場大到讓我們不敢忽視”。這也可以證明中國是如何利用經濟力量來實現政治野心的。

中美洲國家希望提升自身戰略地位，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尤其期盼在聯合國扮演關鍵角色。但是支持臺灣，等於和擁有聯合國否決權的中國作對，所以5月中旬世界衛生大會（WHA）表決臺灣會員申請案，多個中美洲友邦未投贊成票；其中哥斯大黎加投下反對票，因為哥斯大黎加想贏得下屆聯合國非常任理事國席次，而巴拿馬缺席和擔任本屆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有關。

積極的進展是，加拿大和歐盟均首度公開支持臺灣“有意義的參與”堪稱臺灣的重大收穫。下面我們要談到，這是風向正在轉變的重大信號。

二、中國外交圍剿要點

中國積極展開“能源外交”，對臺灣的外交空間也造成壓縮，其對中南美洲邦交關係造成負面衝擊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對非洲的邦交國也有損害。

中國近年扮演“世界工廠”角色，能源需求量大增；能源外交可收“一石三鳥”之效，除滿足能源需求、產油國分攤風險，還可提升國際影響力。中國將能源採購觸角伸到中南美洲，對臺灣維繫與巴拉圭邦交關係也有負面衝擊。

中國以大市場獲得對方國家的政治讓步，藉此形塑新的區域戰略結構；例如中國以其為澳洲最大天然氣輸出國身分，要求澳洲重對“美澳同盟”狹義解釋，公開表示與台海無關，也與“美日同盟”無關。中國會運用市場誘因，要求對方支持中國對臺灣的立場，以及在國際會議剔除有關臺灣的提案等。此外，臺灣能源高度依賴進口，石油七成以上仰賴中東，煤炭四成依賴中國，如果中國禁止對台出口煤炭，同時以政治壓力要求澳洲與印尼將售台煤炭轉賣中國，臺灣的能源供應也會緊張。例如中國的“2004-2020年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綱要”，就強調重視能源供應多元化，並做好戰略儲備工作；而能源外交近年的出擊焦點，就是臺灣的邦交重心非洲和中南美洲，對臺灣形成的外交空間壓迫相當明顯。

中國也通過金援查德，打壓臺灣外交空間，導致台查斷交，甚至使臺灣行政院長原訂訪查行程臨時取消，中共目的不僅在於羞辱臺灣政府和臺灣人民，而且佔有能源也是中共爭取查德的另一主要目標。 

三、全方位外交之收穫

經過58年的外交攻防戰，現在承認中國的國家有169國，承認臺灣的國家有24個。應該說，面對中國這個十多億人口的龐然大物，兩千多萬人的臺灣能做到目前這個程度相當不易。因為正如呂秀蓮副總統所說的：中國的壓力之大可以用“三光政策”來形容，那就是要把臺灣的邦交國挖光、國際政治生路堵光、對等談判籌碼擠光。

臺灣確實需要展開全方位的外交攻勢、拓展國際外交空間，以增加對抗中國外交攻勢的談判籌碼。美國《華盛頓郵報》7月10日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外交收穫就是臺灣的損失”。中國挖走臺灣的傳統盟國哥斯大黎加，加劇了兩岸之間長期的外交爭奪戰。該報導贊同臺灣外交部長黃志芳的看法，認為兩岸“外交廝殺”的原因中，“國家尊嚴”不是唯一要素。要和中國大陸談判，就必須有籌碼。外交空間越縮小，臺灣與中國平等對話的能力就被削弱。

臺灣的全方位體現了一個民主的小國在專制的大國面前的勇氣。哥斯大黎加的邦交生變後，臺灣立刻行動起來。呂秀蓮訪問多明尼加、巴拉圭和瓜地馬拉的途中，黃志芳走訪馬拉維、甘比亞、史瓦濟蘭、聖多美普林西比和布吉納法索。

更加重要的是在2007年7月3日，第22屆“中美洲暨加勒比海盆地國會議長論壇”在臺北舉行之前，陳水扁總統2日上午就接見了赴台訪問的中美洲各國正副議長。並明確表示這次論壇會議在臺灣與哥斯大黎加邦交生變之後舉行，有特殊的歷史意義，他充分感受到各國國會領袖所領導的國會，盡心盡力在維繫與臺灣之間的邦交。陳總統還表示，他還將在中美洲友邦國家元首峰會上（在洪都拉斯舉行），和各國元首晤面。

第22屆“中美洲暨加勒比海盆地國會議長論壇”之所以重要，其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其參與者的層級很高：包括論壇輪值主席多明尼加眾院議長瓦倫汀（Julio CesarValentin）、貝裏斯參院議長朱尼卡（Phillip Zuniga）、薩爾瓦多國會議長歐雷亞那（Ruben Orellana）、瓜地馬拉國會議長莫納雷斯（Ruben Dario MoralesVeliz）、洪都拉斯國會議長米契列地（RobertoMicheletti）、尼加拉瓜國會議長努內斯（Rene Nunez）及巴拿馬第一副議長麗恰（SusanaRichade Torrijos）等31人。而陳總統將蒞臨開幕典禮致詞，立法院長王金平則以論壇觀察員身份出席會議。

第22屆“中美洲暨加勒比海盆地國會議長論壇”之所以重要，其第二個個原因是，臺灣自1999年加入“中美洲暨加勒比海盆地國會議長論壇”成為觀察員以來，該論壇曾於2000年11月首次在台召開第11屆會議，此屆會議是第二次在臺北舉辦。儘管臺灣只是觀察員，這項論壇仍能兩度于陳總統任內在臺灣舉行，也象徵代表參與論壇會議的各國國會領袖對臺灣的重視。

值得注意的是尼加拉瓜。2006年11月剛上臺的奧蒂嘉就是一個有前科的政客：他曾於1980年代首次當選總統時，決定與臺灣斷交，改承認北京。但是就是這麼一個人，在臺灣全方位外交的爭取下，在陳總統一個多月後抵達尼加拉瓜時，奧蒂嘉夫婦親自前往接機，並以軍禮歡迎。而奧蒂嘉2006年在競選期間曾經表示，當選後將與臺灣斷交，轉而與中國建交，並與臺灣只維持商務關係；後來他修正立場表示，將繼續與臺灣維持邦交。奧蒂嘉的經濟顧問阿爾斯說他看不出尼國有可能與臺灣斷交，轉而與中國建交，反而是尼國正在與臺灣加強關係。奧蒂嘉甚至表示，他支持臺灣以臺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支持臺灣推動的“入聯”公投。

四、臺灣入聯攻防戰

臺灣入聯的攻防戰，實質上是全方位外交的邏輯延伸。

正如臺灣外交部臨時發言人烏元彥所說，台海兩岸在國際間的競爭不是臺灣的本意，因為臺灣作為一個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國家，願意跟任何朋友進行交往、互惠互利、彼此尊重、和諧共存。

無奈的是中國的共產黨思考，絕對是採取〇和的模式來處理涉及臺灣的國際事務，而不用雙贏、互惠、多贏的思考模式來處理彼此的關係。中國也拒絕為彼此的人民著想，也為亞太地區、世界和平的宗旨著想。因此和中國打交道，一定要注意堅守“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原則。

2007年8月14日，洪都拉斯、伯勞等十六個臺灣邦交國正式向聯合國提案，“敦促安全理事會依據安全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第59和第60條及《聯合國憲章》第4條，處理臺灣申請加入聯合國問題”，並且已被聯合國列為正式檔，散發給192個會員國。

2007年9月18日，臺灣入聯案闖關。這是臺灣推動加入聯合國運動第十五年以來，首次以“臺灣”名義申請成為聯合國新會員國。但是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卻相當無知地表示，聯合國根據聯大2758號決議，臺灣的會員申請案是不可能被接受的；至於臺灣的邦交國提出的申請臺灣加入聯合國新會員提案，他則希望，“這個問題必須由會員國討論”，不過他並未進一步說明何謂“必須由會員國討論”，以及這個討論是在總務委員會議還是在隨後召開的聯大會議上。

2007年9月28日中國外長楊潔箎在聯大發言時警告，臺灣發動的入聯公投已對亞太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楊潔箎還警告那些支持臺灣的國家“必須停止這種錯誤的舉動”。楊潔篪這次是頂著“中國國家主席特使”的頭銜在第62屆聯大一般性辯論上發言的，可見中共對臺灣入聯的驚慌程度。因為他擔心臺灣公投以決定是否用臺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是另一個走向法理獨立的危險舉動”，“如果不加以制止，這一舉動將嚴重危及臺灣海峽和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楊潔篪還表示，中國有信心舉辦一個有特色、高水準的奧運會。可見臺灣和奧運是中共的兩大心病。

路透社記者詢問潘基文為何在沒有任何會員國討論情況下斷然拒絕臺灣入會申請案，況且聯大決議只決定將蔣介石政權逐出聯合國，並不適用於現在的臺灣，潘基文再次文不對題地舊調重提2758號決議。潘基文說，他注意到一些國家已經提出臺灣申請入案，並期盼這項提案能夠被列入第62屆聯大議程補充項目，希望這個問題必須由會員國討論。

五、臺灣入聯之爭議

2007年8月16日，中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王光亞反制臺灣入聯的提案出籠，他致函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該項被視為反制臺灣的函件，編號Ａ/62/268提案，列為本屆聯大臨時議程第122個項目，也上網並分送各國。這是這幾年來中國最強烈反對臺灣加入聯合國的動作。有人認為，王光亞的反制文中對於主權的說法已經很明白了，這次還要求聯合國需將函件內容列入編號提案，是希望徹底封殺臺灣外交空間，杜絕臺灣將來成為聯合國觀察員的可能。

美國副國務卿內格羅蓬特表示反對臺灣加入聯合國的概念，並指入聯公投是“朝宣佈台獨一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8月30日表示，臺灣或“中華民國”目前都不是國家，美國政府也認為“中華民國”是“未定的議題(an issue undecided)。” 

美國總統布希週一(9月3日)將出訪澳洲悉尼，參加亞太經合會(APEC)高峰會，並訂9月6日與中國國家主胡錦濤會談。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資深主任韋德甯在白宮簡報會回答記者詢問時表示，他保證胡錦濤會向布希提臺灣問題，兩人也會討論臺灣入聯公投問題。 

國務院官員說，韋德寧努力闡明美國的立場，而美國的兩岸政策，沒有任何改變。韋德寧並點名民進黨說，美國發現民進黨就此（以臺灣名義入聯）推動公投的作法，有點令人“困惑 (perplexing)。”他說，由於臺灣在目前的情況下，根本無法加入聯合國，也只會增加兩岸關係的緊張，推動這個公投有何用處？所以美國認為毫無必要。韋德寧說，布希將向胡錦濤解釋美國的立場，胡錦濤要美國再次承諾中美三項聯合公報及美國長期的“一個中國”政策，“我很確定布希總統會願意向他重申”，同時布希也會指出中國針對臺灣所進行的軍事擴張，讓美國深感關注。

臺灣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江春男8月31日在香港《蘋果日報》撰文說，入聯公投牽動美中台三角關係，美國雖然公開反對，但扁政府打死不退，北京則靜觀其變，蓄勢待發，整個劇情有如一場虛擬的危機遊戲。文章說，根據來自華府的尼爾森報導特別指出，如果臺灣的邦交國把臺灣入聯問題拿到聯合國辯論，將使美國的處境十分困難與尷尬，且將激怒北京，從而危及臺灣僅有的其他邦交關係。

8月31日臺灣作家桑品載在《聯合報》撰文質疑說，美國的反對層級已達副國務卿內格羅蓬特，或許還會再上升到國務卿、總統，然後呢？會公開宣佈任由中國大陸處置臺灣嗎？北京呢？她一貫把問題丟給華盛頓，但又能給美國什麼“壓力”？更重要的是，北京的意志有多強？鮑威爾公開說“臺灣不是個主權獨立國家”，臺灣照樣把口號喊下去，分貝還越來越高，美國做過反制嗎？美國還能怎樣？

這些話乍聽刺耳，但其實不少輿論確實認為，內格羅蓬特在電視上的談話，是叫給北京聽的。美國罵罵臺灣，讓北京聽了高興一下，大家彼此就相安無事了。台、美、中三方，看似緊張，其實並無關鍵衝突。這位桑品載，在2002年1月29日的《中時晚報》上還說過一句大實話：“臺灣各政黨表面上都說反共，但真正反共的，卻只有獨派，唯她之反共絕不是所謂“制度之爭”，而是為了自己求生存。”（《反共，為什麼？》）

2007年9月14日，臺灣智庫更適時推出新書“解構一個中國”，透過各國“一個中國”政策的比較研究發現，各國的“一中政策”內涵並不明確與一致，因此臺灣必須洞悉各國立場，細膩處理“一中”問題，據以設計一套務實的外交策略，才能真正有助於國際參與。如果不去瞭解各國一中政策的差異性，也就無法去瞭解臺灣實質國際空間的發展可能。如果認為在國際社會一中政策下，臺灣不可能有所參與，而願意承認“一個中國”，好讓中國不生氣而去換得所謂有限的彈性空間，這樣的想法正是源於不願面對國際社會一中政策的實質差異。

例如，在各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的框架下，如何處理國際法上“國家承認”、“政府承認”與“領土承認”的不同層次難題，是大有講究的。從國際法的角度看，“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指的是“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指的是“政府承認”；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則涉及到外國對中國的“領土承認”問題。這就是所謂“一中三階段論”的內涵。不理解這裏的區別，就會局限臺灣的國際參與及兩岸互動。

確實的，正如羅致政指出的，世界各國與中國建交公報中的具體文字內容中，其實呈現出各國處理兩岸主權爭議的立場及主張；大部分國家雖給予中國“國家承認”及“政府承認”，但對中國對於臺灣的領土主張，採取較模糊的主張，包括美國在內，是使用“認知（acknowledge）臺灣是中國一部分”，還有使用“留意（take note of），”以及“理解並尊重（understand and respect）”的字眼。羅致政認為，超過一百個中國邦交國，在建交公報中根本未提有關臺灣的字詞。他指出，中國一中原則的論述對主權領土承認相對模糊，國際社會也是如此，因此中國近年來正欲積極明確法律化，想要落實反分裂法中“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合國的一部分”，不過目前已經明顯受挫，而這也正是臺灣推動入聯公投所明顯取得的具體進展。

六、風向轉變的重大信號

就國際認知來看，臺灣和西藏具有某種可類比性，因此，可以從西藏問題來觀測國際間對於臺灣問題的實質立場。就此而言，可以說目前已經出現風向轉變的重大信號。那就是西方各國紛紛歡迎達賴喇嘛入境訪問，並給與最高政治規格的接待。

我們認為，這發生在臺灣入聯的關鍵時刻不是偶然的，甚至可以說達賴喇嘛受到西方各國的熱烈追捧正是臺灣入聯爭議的積極成果之一。就此來看，臺灣人民和西藏人民的事業是可以並且正在互相支援的。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9月8日星期六從居住地印度北部達蘭薩拉啟程，前往歐洲四國展開訪問。按照議程，達賴喇嘛在10日抵達西班牙巴賽隆納，對西班牙進行為期兩天的訪問。當天，達賴喇嘛將在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發表演說，之後將在巴賽隆納奧林匹克體育場以“幸福之藝術”為主題向公眾發表演說。結束在西班牙為期兩天的訪問後，達賴喇嘛前往葡萄牙展開訪問。

訪問葡萄牙期間，9月13日達賴喇嘛同葡萄牙國會議長雅伊梅•伽馬舉行了長達四十五分鐘的會談。雅伊梅•伽馬表示通過親自走訪中國對當地的宗教狀況有所瞭解。他說，雖然沒有去過西藏，但在之前曾參訪過中國的佛教寺院，包括藏傳佛寺，因此瞭解到當地缺乏宗教自由權。達賴喇嘛也表示：中國目前的宗教自由狀況同文化大革命時期相比有些進步，但是同西方國家的宗教自由狀況相比，可以說在中國嚴重缺乏宗教信仰自由權。達賴喇嘛強調，中國放寬宗教自由權可以推動世界和平，不光是中國，全球知名宗教界領導在促進世界和平方面共同付出努力其成效更大。達賴喇嘛說，中國的經濟對外開放後，華人佛教徒也越來越多，目前將近有100萬華人佛教徒在關注藏傳佛教，對此在這種轉變下，西藏問題有望能儘早獲得解決。9月13日達賴喇嘛還會見了葡萄牙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會長為首共計四十多名成員，共同談論了有關世界面臨的各種危機。

9月20日，奧地利總理古森鮑不顧中國反對，在維也納接見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最有意思的是，好像唯恐中共不怒，古森鮑說維也納和柏林的立場一致，因為德國總理梅克爾也要在柏林會晤達賴喇嘛。古森鮑還在“奧地利國家電視臺”強調，中國的立場相當清楚，不過維也納和奧地利是對話的地方。

9月23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在總理官邸與達賴喇嘛進行“私人會晤”。默克爾將是首位會見達賴喇嘛的德國總理。默克爾政府開始挑戰中德政治互信的基石一事表明，中國在西藏問題上的努力在歐洲基本上是失敗了。因為德國總理默克爾會晤西藏領袖達賴喇嘛，中國以技術原因為藉口，取消了和德國雙方原計劃舉行的關於法制問題的會議。中國批評默克爾會見達賴喇嘛，並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達賴喇嘛稱為“分裂分子”，並說這破壞了德中兩國關係。但德國外交部發言人湯瑪斯•斯特格卻說，德國相信西藏問題只能通過北京和達賴喇嘛之間的對話得到解決。他重申德國支持西藏在享有宗教和文化的自治權利。默克爾的行為在德國受到幾乎所有黨派的讚揚。

最近，西方領導人會晤達賴似乎有進入高峰期的跡象。就在默克爾之後，加拿大總理哈珀也已經表示要在10月會晤達賴。哈珀先前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抨擊中國的人權紀錄，並且斥責中國涉嫌在加拿大進行間諜活動。

不僅如此，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9月27日透露，美國總統布希也打算在十月參加向達賴喇嘛頒發美國國會金質勳章的儀式。美國國會在2006年通過授予達賴喇嘛國會金質勳章，授勳儀式2007年10月17日將在華盛頓國會山舉行。布希將成為首位與達賴喇嘛共同出席公開活動的美國在任總統。布希此前則曾不止一次在白宮以私人身份會晤達賴喇嘛。

七、結論

上述西方國家不約而同地追捧達賴喇嘛，等於是在間接鼓勵臺灣走向自主性道路。這一風向轉變的重大信號說明，臺灣正在積極尋求自主性的努力沒有白費，正在激起廣泛的國際迴響。因此我們預期，近期臺灣外交空間即將面臨有利的發展與演變。

正如陳水扁總統在府接見返國述職駐外館長時表示的，中共的崛起，雖然相對擠壓臺灣國際空間，但民主牌絕對是臺灣最好的屏障、最好的選擇，也是對岸所遠遠不及的。所以不但要堅持國家主權尊嚴，還要為國家的外交空間爭取，其關鍵在於“只要不放棄，努力爭取，臺灣的國際舞臺還是大得很”。

（二〇〇七年九月三十日）

【第十節 “對中共‘十七大’的分析”】

10月22日﹐新當選的中國共党總書記胡錦濤﹐向海內外媒體介紹了所謂“新當選”的九大常委﹕胡錦濤﹑溫家寶﹑吳邦國﹑賈慶林﹑李長春﹑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周永康。這場打著民主名義﹑黑箱操作出來的選舉獲勝者﹐其實早在‘十七大’開會之前的一個多月﹐就已經被海外中文媒體曝光出來﹐現已被印證為100%精確。

中共‘十七大’使得國際輿論進一步認識到中共的不穩定性。例如英國《泰晤士報》就評論說，中國的政治和中國被污染的河流一樣，渾濁不可測。在中共新的“政治局”裏面，中共首要分子的後代所佔據的位置不下七個。顯然胡錦濤沒有將自己看中的接班人李克強安排到關鍵的位置。胡錦濤也沒有像他前任那樣被樹成新一代領導核心。

一、一個奇怪的現象

一個最為奇怪的事情就是，‘十七大’人事安排小組負責人曾慶紅卻是預定退休的。2006年秋天，曾慶紅在一次會議上說，他願承擔‘十七大’人事佈局，但自己須做出表率，在‘十七大’退出領導層。曾寫了兩次信，胡錦濤、溫家寶及吳邦國都曾出面挽留，最後在他堅持下退出了權力核心。這個奇怪的現象的原因，就是曾慶紅以自己退休作為交換條件，來讓同為太子党的習近平進入接班前列。這是我們根據中國國內朋友提供的消息所作出的分析。

消息來源表示，在胡錦濤和江澤民之間，曾慶紅明顯起著關鍵的杠杆作用；在新一屆的政治局常委裏，曾慶紅跟不少常委都有某些淵源。周永康和賀國強皆和曾慶紅本人一樣，出身石油系統，而周永康更是曾慶紅的妹夫，他們跟曾的關係固然明顯；吳邦國曾是曾慶紅於上海一起工作；習近平除了跟曾慶紅一樣，都屬“公子党”名人外，還與習近平的母親另有淵源，同屬江西人。

習近平的母親名叫“齊心” ，是一名早年投奔共區的紅色娘子軍，通過共党首領何長工介紹與習仲勳結婚五十五年，但齊心本人的父親卻在傅作義手下當差，習仲勳因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的罪名被整肅十六年之久，連帶影響習近平為政低調，不事張揚，被視為“各方面都能接受”。消息人士又說，習近平進入中共政治局常委，還因為曾慶紅在十七大前各方面都能接受”也是中共選擇党領導人的一種標準。

為了事後解釋何以習近平後發先至，成為第一接班人選，中共現在放風說，這是因為習在黨內高層測評中領先了李克強。習任浙江省委書記時，中共曾派專門小組總結“浙江經驗”，黨內多次考評，習也總名列前茅……而李克強則大為遜色，這次內部推薦的二百多人中，其得票連前十名都沒有進，基本上在這次進入政治局的新人裏是墊底的。甚至河南和遼寧兩個根據地的代表都沒有支持李克強……

其實這些說法只是掩人耳目罷了，而且進一步說明習上李下卻有人為操作的痕跡。這個人為操作就是曾慶紅與胡錦濤的交易，嚴格說也是江澤民的殘餘影響起了作用。

江澤民的影響還體現在：中國的軍方也為習近平作為下一屆接班人，出了大力。而江澤民對軍方的影響力顯然要比胡錦濤大得多。

消息來源表示，中國軍方選擇了曾在中央軍委工作過並非常熟悉軍隊指揮官的習近平，而不是和軍方一點淵源都沒有的李克強。據10月22日介紹政治局常委時發放的習近平簡歷，他在清華大學畢業後，從1979年至1982年的3年時間裏作為現役軍人擔任了中央軍委辦公廳秘書。另外，習近平的父親、前副總理習仲勳是國共內戰時的幹將。因為這個關係，習近平在中共軍方也有很多熟人。相反，李克強卻沒有服過役，而且和軍方沒有其他淵源。

相關人士認為，習近平已經通過所謂的“鄧小平方式”被內定為胡錦濤的接班人。“鄧小平方式”是指，鄧小平於1989年將自己的所有權力交給了當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同時將胡錦濤預先內定為江澤民的接班人，從而避免了江澤民卸任後可能發生的權力爭奪。可以說，作為中國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此次運用其最後的影響力，借助於這種“鄧小平方式”，將習近平內定為胡錦濤之後的第五代最高領導人。作為其預謀的證據，江澤民派系的曾慶紅先將習近平提拔到全權負責黨務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第一把交椅，而李克強則沒有進入書記名單中。

二、陰謀創造了歷史？

事物總是有兩個方面的。為了實現這個人為操作，中共破天荒第一次組織了四百個高幹投票“選出”政治局候選人。

中國官方喉舌《人民日報》10月24日在頭版以“為了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為題，披露新屆政治局委員出爐，是“黨內民主選舉程式的新突破”，具體說就是設立了一個由四百多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投票選出新一屆政治局委員候選人的准推薦名單，供胡錦濤等政治局常委參考、篩選。但是整個選舉過程，還是黑箱作業，僅僅是為了提高新一屆政治局的欺騙性，企圖解決“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王朝末日的困局。

其整個過程分為五步：一、今年9月25日，四百人的選舉會投票，產生一張“可新提名為政治局委員預備人選的推薦名單”，或稱為“准推薦名單”；二、現屆政治局常委參考推薦名單，以及黨組織對可能人選的考察、各人廉潔程度、班子結構需要等，擬定新一屆政治局及其它中央機構的“人選建議名單”；三、10月8日，也就是‘十七大’前一星期，政治局同意這份名單；四、10月21日，‘十七大’選出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五、10月22日，一中全會按“人選建議名單”，選出新一屆政治局委員和常委。 

當然，相對以前全由常委和元老們討價還價，現在多了一個選舉推薦程式，也算是“〇的突破”，是一種“獨裁向寡頭”演變：容許政治局委員的產生，先經過選票一欄。不過，如果說這是民主選舉程式，則是天大笑話，即使以最寬鬆的標準來衡量，這充其量只是有中共特色的選舉花招而已！

何為“有中共特色的選舉”呢？一言蔽之“控制”：候選人、選民、選舉過程，一律受到中央操控，選舉結果也在中央的“預知範圍”。一個民主選舉，斷不可像 “地下黨”那樣陰謀從事，不僅拒絕公佈候選人和選民的資格、報名手續、投票過程、點票和監票、選舉結果等，而且剝奪了全黨七千多萬黨員的提名權和投票權。

按《人民日報》語焉不詳的報導，選舉第一步的候選人名單有二百人，都是六十三歲以下的部級以上幹部；選委會四百成員，都是“十六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有關負責同志”。所謂“有關負責同志”，應是中委和候補中委以外的全國人大、政協、高檢法、中紀委等中央權力機關的黨組成員，或已退休老人等。但他們投票選出的名單，並不被政治局常委照單全修，胡錦濤等人可用種種理由否定名單，代之以他們的人選。 

既然這份名單最後由政治局常委會定奪，何必還多此一舉，不乾脆交給常委們決定呢？官方解釋，這是“党的中央領導機構人選產生機制的重要創新舉措”，“積極推進黨和國家高層領導新老交替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探索建立健全符合黨情國情、科學完備的党和國家領導人產生機制，保證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顯然，中共當局視這次投票選舉為權力交接的重要試驗，令有民望的幹部有機會“進入選拔視野”，也使新政治局“在黨內具有較廣泛的基礎”。這其實只是漢朝“舉孝廉”的翻版，還沒有達到唐朝“科舉制”，中國歷史倒退了兩千年。

按照中共的如意算盤，企圖藉此“民主選舉”，以四百名黨內高層的選票為新一屆領導層背書，增強他們的黨內合法性，否則他們很難令同黨心悅誠服、俯首聽命，以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地方儲侯的跋扈年甚一年。為此中共‘十七大’提出三個口號，一是發展基層民主，二是黨內民主及三權分立，三是“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炎黃春秋》社長吳思說，這些很可能為未來五年中國政改注入新焦點，也會帶來新變化。

如果真是這樣，那就真的是“陰謀創造了歷史”。也就是說，中共陰謀強化中央權力，反而造成了中央權力的進一步衰落。

三、中國正在形成寡頭政治

多數中國人認為，胡錦濤不能指定接班人，多少是中國社會的一個進步。而我們中國民主人士則已經指出，胡錦濤不能指定接班人，表明中國政治體制正在由獨裁制向寡頭制演變。

獨裁制的第一個重要特徵，就是由最高領導人指定自己的接班人，而中共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恰就始于中共大獨裁者毛澤東，接著由小獨裁者鄧小平指定下一個接班人，鄧小平死前後，江澤民雖然繼任其職權，卻不能繼任其實權。

獨裁制的第二個重要特徵，就是獨裁者出於嫉妒心理，不願把權力完整地移交給繼任者，甚至親手害死自己的接班人。

這種弊端就引起了獨裁制的第三個特點，那就是新的獨裁者必須殺人立威、殺雞儆猴，重新建立自己的個人權威，從而使國家陷入週期性的鬥爭、改制、清洗、流血之中。鄧小平雖然結束了其他領導人的終身制，但他自己卻是緊握權力到死不放。

不論胡錦濤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他確實站在了一個歷史的重要十字路口。那就是出於獨裁者的第二特徵，不把權力移交給下一個獨裁者，而進行黨內直接選舉總書記，從而實現其“黨內民主”。這不是天方夜譚，實際上越南共產黨目前已經這麼做了。

時至今日，中國的內外環境發生很大的變化，自從胡錦濤出任中共總書記以來，更提倡依法治國和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輿論希望政治民主成為中國不可逆轉的潮流，指定接班人的獨裁做法應該劃上歷史的句號。

根據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開會，討論十六屆六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重申貫徹民主集中制，堅持重大問題集體討論、集體決定，其中透露出來的重要訊息就是中共高層決心推進民主政治，“重大問題集體討論、集體決定”已經形成制度。

其實，早在2007年3月，美國之音就曾經報導，中共理論家李君如指出，中共強調黨內民主機制後已經沒有指定第五代接班人的問題了。中共領導層派系共治、權力分享將是一個新的趨勢，今後，那些善於平衡、善於妥協、能為各派系所接受的人將成為中共新領袖。這顯然還是停留在寡頭制的水平上。

我們認為，這說明中共的獨裁制已經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但值得警惕的是，這也說明中共的寡頭政治正在逐漸登上歷史舞臺。再怎麼說，“集體討論、集體決定”也好，“考察、培養一個團隊”也罷，“構建一套科學選拔和培養接班隊伍的機制”，仍在寡頭制的圈內打轉。

在中國民主人士看來，只有以最終廢除寡頭制為目標，“胡錦濤推進黨內民主建設”、“胡錦濤領導下的中共正走向更加開放、更加民主”的說法，才是真實可信的。只有廢除了獨裁制、寡頭制的中共，才可能在法律範圍內活動，才能“完成從革命党向執政黨的角色轉換”，才能“促進社會和諧”。民主制度不僅是精英政治，而且更是草根政治。如果不能保證這個進程的實現，中共的獨裁制殘餘將不能消除，中共的寡頭制進程不能中斷，中共將最終面對民主革命的大潮。

四、習近平能否堅持到‘十八大’？

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構成﹐基本上是寡頭政治的組合。早在這個政治寡頭時代到來之前﹐中國由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已經在經濟領域中形成了寡頭家族﹐中國的能源﹑電力﹑電訊﹑金融﹑保險﹑證券﹑軍工等關乎國計民生的領域﹐很早就被幕後政治老人的家族瓜分完畢﹐迅速完成了與財閥的結合。‘十七大’的權力分贓﹐從某種意義上是對某些寡頭力量的承認﹐並把它納入政治體系。

中共‘十七大’“折衷交易”的結果，使得新出爐的政治局常委﹐既不合胡錦濤的初衷﹐也不讓江澤民滿意﹐最失望的恐怕是李鵬﹐為其兒子李小鵬能夠進入中央委員會﹐以近八十的高齡半年多各省奔波﹐竟連候補委員都沒能撈到，可見六四事件的後遺症至今猶在，也說明中共政治的刻薄寡恩。

對中共‘十七大’的分析，大致可分為兩種思路，一種認為共產黨專政是經濟發展的障礙，另種認為共產黨專政是經濟發展的動力。

根據目前對中共勢力派別的認知，我們分析一下新進的政治局委員的出身，就可知道其未來接班集體之概貌。習近平是太子党，王岐山是太子党，薄熙來是太子党，劉延東與李源潮是共青團但身兼太子党，李克強是共青團，汪洋是共青團。八個新進政治局委員有五個有太子党背景，四個有共青團背景，只有張高麗擔任過級別不高的公司團委副書記，一人即不算太子党，也不算團派。現在很多媒體，把劉延東，李源潮只看成團派，那是片面的，應該看到他們的高幹背景，讓他們擁有普通人難以建立的人脈。即使在共青團裏，也會增加他們躍升的機會。

再預測一下‘十八大’的情況：新進的八個政治局委員‘十八大’都會續任。其他的政治局委員中，根據目前七上八下的規則，大概1944年10月以後出生的應該有機會續任。那還有三人：王樂泉，劉雲山，張德江，王樂泉年齡還有點偏大。常委應該基本出於下面11人。很有可能模仿‘十五大’到‘十六大’的模式，‘十七大’政治局留任的基本擔任常委，其餘的續任委員，在加上新進的委員，令計畫，王滬寧以及一些省市委書記等等組成‘十八大’的政治局。

這樣看來，五年之後‘十八大’的常委，基本上就是太子党背景的和團派背景的各占一半。

這個安排，不但在中共歷史上沒有過，在國際共運史上也沒有，在現代社會更是罕見。

太子党人脈資源豐富，往往一二年就走完別的幹部五到十年才走完的路，到了省部級，一到年限還提一級。中共自吹“為人民服務”，權力世襲不得認可，但現在看來，雖然個人不能世襲，但作為一個權力集團，還是可以制度化的安排團體世襲。當權派集團操作制度，操作資源，通過交換資源，把自己的人推出來。而圈子以外的優秀人才，很難享用這些資源。即使在共黨內部，也要被權力中心認可，才能躍升。而能夠被認可的，目前看來就是太子党要員和共青團高幹。其他人基本不被信任。這很像魏晉南北朝時的世家高門，非其很難出任高官。

‘十七大’以和平方式更換了九名政治局常委中的四人，展示了寡頭政治的趨勢，人們預期習近平和李克強之間還會有一番競爭，鹿死誰手還很難說。習近平擔任黨務總管，負責書記處的工作，而李克強將負責國務院的日常工作。中共‘十三大’預定的接班人是胡啟立，也安排其主管書記處，最後卻不能如願善終。因為中共對接班人的第一要求不是能力，而是政治上的殘忍。江澤民躍升為總書記，胡錦濤‘十四大’躍升為常委，並不是他們相對於同級別的官員有更多的政績，而是他們都有機會表現出殘忍的政治立場。江澤民在1989年的立場，胡錦濤在西藏的屠殺，是他們躍升的重要砝碼。但是今天的習近平還沒有這樣的機會，所以他還是有可能失手。只要發生一個重大事件，其地位就會受到動搖。中共歷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劉少奇（文化大革命），林彪（廬山事件，913事件），華國鋒（真理大討論），胡耀邦（自由化），趙紫陽（1989年64事件），胡啟立（64事件），等等。五年之後，中共的‘十八大’還可能採取越共模式，選舉產生總書記，目前也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性。

五、中共‘十七大’鼓勵社會腐敗

中國的普通人難以接觸一些資源，因為很多資源已被權力集團壟斷了。一個具有自信的國家，應該是開放的。但是看看中國的‘十七大’，再分析一下中共的‘十八大’，不難想像，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共在政治上卻越來越倒退，黨內民主的呼聲被寡頭制度的冷酷現實扼殺了。

想做一番事業的人才如果發現這樣的制度性的權力腐敗，無論他們如何努力，上升的可能性都極小。那麼，看到自己分享政治權力的機會沒有了，就會轉而追求經濟權益，不少人就會走上腐敗的道路，因此，我們預期：中共今後的腐敗現象必然會加劇。

（二〇〇七年十月三十日）

【第十一節 中共“十七大”後的對台政策——兼論“反分裂法”與“達成和平協定”自陷矛盾】

早在9月26日，中共“國台辦”就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中共“十七大”將確定今後對台工作主要任務。那麼，“十七大”到底確立了一些什麼對台政策呢？

一、一中原則與敵對狀態

10月15日，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十七大開幕式上發表政治報告，聲稱要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對於外界關注的兩岸談話，胡錦濤則以“鄭重呼籲”方式表示，在一中原則下，兩岸協商正式結束敵對狀態。

胡先表示，兩岸政黨交流成功開啟，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也達到新水平，作為攸關兩岸發展的執政成績單。緊接下來胡就呼籲，兩岸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定。胡說香港、澳門回歸中國以來，一國兩制實踐日益豐富，可見一國兩制是完全正確的，也具有強大生命力。胡的其他說法多是老調重彈，令人厭煩。

但是也因為如此，在對待諸如臺灣入聯公投等問題方面，共軍將領超低調反應。雖然面對臺灣入聯公投的聲勢，大陸官方媒體高調批判，但是負責對台作戰的共軍將領，雖然私下都在討論臺灣問題，但一面對記者，卻又個個回避不願表態。 卻個個避不表態，這顯然是為了配合胡錦濤的和平攻勢。

一位元記者採訪共軍將領，得到以下對話：“臺灣問題說什麼要注意？對不起，將軍！臺灣最近要入聯公投，軍方有什麼看法？”前南京軍區司令員朱文泉：“臺灣問題很重要，但我們還有事情……” 記者：“很重要！可不可以簡單講一下？”前南京軍區司令員朱文泉：“我還有事！”至於其他的對台共軍將領，反應就更尷尬了。東海艦隊將領：“我要趕去開會！”福建空軍副司令：“十七大，你看就像今天的天氣，這麼好心情，所以不想講臺灣問題啦，臺灣是我們國家最神聖一部分……”南京軍區將領：“謝謝、謝謝！”

平常批評聲浪相當大的解放軍將領，這次反常低調回避，可見中共已對軍方下達封口令。相反，前外長李肇星就可以扮演黑臉來攻擊入聯公投“破壞兩岸和平”。這體現了中共的狡猾兩手政策。既然中共秉持一種政策，那麼兩岸之間的敵對關係就無法改變。

二、十七大報告論臺灣問題

報告總結了十六大以來對台工作的基本經驗，分析了臺灣政局和兩岸關係面臨的新形勢，以及促進中國和平統一等方面的因素，體現了中共對台方針政策的延續性。其內容涵蓋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推動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特別是胡錦濤2005年3月就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係提出的“四點意見”、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黨校講話中強調的“四個決不動搖”等。

中共自稱，報告中對台部分可用十六個字來概括，即把握主題、構建框架、遏制台獨、漸進統一，這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不計前嫌。報告講到，“臺灣任何政黨，只要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我們都願意同他們交流對話、協商談判”；“這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充分自信和開放心態”。

二是以人為本。例如呼籲兩岸同胞要加強交往，推動直接“三通”，使彼此感情更融洽、合作更深化。以此把統一、和平與臺灣同胞的利益結合在了一起，最大限度地照顧到了兩岸人民尤其是臺灣同胞的利益。

三是仁至義盡。對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共同決定。

四是休戚相關。報告用了一個新概念，就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闡釋了兩岸關係休戚相關的基本狀況。胡說1949年以來，儘管兩岸尚未統一，但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這就是兩岸關係的現狀。

在我們看來，上述胡說主要是為了掩飾下述的威脅：報告指出，台獨分裂勢力加緊進行分裂活動，嚴重危害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表明島內分裂勢力及其代表人物的行為已日益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大障礙和罪魁禍首，成為台海地區和平穩定的最大現實威脅。如不予以堅決反對和遏制，勢必嚴重威脅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斷送兩岸和平統一的前景，危害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總之，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關於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和平統一的論述，完全不合當今兩岸關係的現狀，體現了中共強詞奪理流氓做法，表明其沒有能力解決臺灣問題。

三、十七大報告並無“和平”實質

10月20日，中共組織了一個“紐約僑學界座談會”，展望十七大後的兩岸關係。這個會議充滿不實之詞，例如說胡錦濤十七大報告有關臺灣問題的論述既展示了相當的善意，又充滿自信，向世界凸顯了中國追求和平、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充分顯示出北京在處理臺灣問題方面的政治智慧，等等。

但是有一個人，“美東臺灣客家聯席會”的會長黃哲操，他的發言卻說出了胡錦濤想說而不敢說的話。他表示：中國在反對和遏制臺灣獨立的問題上以“反分裂國家法”劃定了底線，現階段情況下調子溫和些，有利於爭取臺灣民心。現在中共是希望把大陸方面的誠意讓更多的臺灣老百姓瞭解，目前有幾十萬台商在大陸工作、生活，各級政府、部門要落實好中央的對台政策，公開、公平、公正行政，支持台商在大陸發展事業，這就能最直接、最有效地爭取臺灣民心。這就是說明瞭胡錦濤的和平姿態完全是騙人的手法。 

但是在臺灣，有一個人的立場相當接近紐約的黃哲操，那就是張榮恭。他認為，只要民進黨執政，兩岸永遠也簽訂不了和平協議。10月16日，國民黨政策會副執行長兼大陸事務部主任張榮恭表示，胡錦濤的和平意圖是真實的，相反，兩岸危機的責任在臺灣，所以在民進黨執政下，兩岸永遠不會有簽署和平協定的機會。

在我們看來，能夠確保臺灣安全的，是兩岸對等的和平協定，而不是主從關係的投降協定。中國若不廢除反分裂國家法及撤除飛彈，就是片面改變了臺灣海峽的現狀；就是逼迫臺灣走向獨立建國、確保自身安全的道路。在我們看來，任何兩黨之間的和解甚至合作，都不能以出賣國家利益為前提。如果解決兩岸之間政治僵持、軍事對峙、外交衝突的方式，就是出賣臺灣的國格，那麼無異于飲鴆止渴，完全不符臺灣利益。國家都沒有了，黨派再大也沒有用了。這一點張榮恭似乎沒有搞清楚。

所謂“以九二共識來擱置政治爭議”，其實只是說給自由世界聽的迷魂藥，中國老百姓是絕對聽不到的。這個迷魂藥只是單方面解除自己的武裝，對處理兩岸問題只有反效果。2005年連胡會談達成透過協商逐步撤除對台飛彈的共識，是空洞的宣傳，是迷魂藥，兩年來的事實證明，中共對台飛彈沒有減少，反而不斷增加。即使國民黨重新執政、恢復了兩岸官方協商，也無法實現飛彈撤除，除非簽訂城下之盟。

四、“反分裂法”與“達成和平協定”之矛盾

“十七大”是胡錦濤第一次主導下的黨代表大會，胡錦濤政治工作報告對台政策部分，完整體現其政策思路。我們認為：中共的對台政策，從鄧小平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到江澤民的江八點，再到胡錦濤的胡四點，一貫玩弄兩手政策：所謂努力爭取用和平方式統一，但不能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鄧江胡都明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胡錦濤進而將之法律化，於2005年通過反分裂國家法，載明非和平方式制止台獨分裂活動的條文。胡這次提出兩岸“達成和平協定”，是為了與他自己炮製的“反分裂法”配套交錯使用，具有相當的詭辯性質。

我們為什麼判定這一配套交錯使用“反分裂法”與“達成和平協議”的胡錦濤兩手政策，具有相當的詭辯性質？

因為：既然需要達成和平協定，那就說明現在兩岸就是處在分裂的狀態；那麼“反分裂法”就是在改變台海現狀。反過來看，如果“反分裂法”可以成立，那麼“達成和平協議”就是在批判“反分裂法”。因此說來，報告中強調兩岸人民為“命運共同體”，指涉及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問題要由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的說辭，不僅毫無新意，而且與“達成和平協定”的許諾自相矛盾：台海兩岸的現狀，既然是沒有和平協定的敵我關係，又如何可以“共同決定”一個事情？又何須“共同決定”任何事情？

五、胡錦濤可能玩火自焚？

“十七大”刻意對台及對美展現克制與軟調，創造模糊空間，企圖顯示中共在尋求“和平發展”，並用這一假像來分化臺灣、離間台美關係。

但是報告的其他部分卻流露了胡錦濤的真實想法。例如胡提到了兩點很重要的東西，第一點胡提到了要爭取打贏一場高科技戰爭，強調了科技的發展，強調了建立航空母艦、資訊站，也就是暗示繼續要強化對於文明國家進行駭客式的網路攻擊。第二點胡提到，中共的軍隊仍是一個執行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它必須接受共產黨的政治領導。這兩條加起來，就顯示了胡對臺灣的善意是多麼虛偽了。

目前輿論認為，在兩韓峰會有重大進展的和平氛圍中，胡錦濤選擇了一個討好的議題帶出對台新策，但是由於一中原則仍是其兩岸談判的前提，實際上的後果仍然是兩岸不能協商，實質問題最終只能是繼續拖延下去。

但是另一個動向也受到關注，那就是在中國涉台部門的思維中，“採取適當規模的軍事行動製造衝突與危機”的聲音一直是存在的。從中共涉台專家陳良生、楚樹龍、陶紅兵所共同著述的“中國國家統一戰略”一書中的說明，可以知道這樣的聲音當前正接受現實的檢驗，極有可能正式浮出臺面，為官方所認可採用。 

該書主張，中共如果要使用軍事手段來打擊臺灣，就不能被動應對，要應主動出擊，切切不可在法理台獨遂行之後再採取軍事行動；因為美國有可能搶先承認臺灣獨立，然後應臺灣共和國的邀請派兵入島，這時中國大陸的戰爭行動很可能被美國認定是對一個新的國家的侵略，而不是一個國家的內戰，美國的介入就會被辯解為是保護臺灣的法理獨立，而不是對中國領土的侵略。因此中共應該在臺灣法理獨立步驟前，選擇製造軍事衝突，以恢復內戰狀態，重開內戰，以此壓迫臺灣中止法理獨立步驟，從而打亂臺灣獨立時間表，延緩台獨步伐的戰略目的。

據最近從中國出來的朋友說，那邊的氣氛確實有些好戰，而且矛頭不是針對臺灣，是針對美國；因為人民幣在升值，覺得自己的國力即將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再加上中共廣泛宣傳自己有能力擊落衛星，而且有能力派出潛艇威脅美國航母。這種宣傳挑起了中國民間的好戰氣氛，貌似熱烈，其實危險。胡錦濤忽略了，這把火如果真的燒起來，很可能重演百年前義和團的悲劇，騎虎難下，再度把中國自己拖入深淵。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第十二節 中國企圖影響臺灣選舉的可能作為】

一、中國如何評估2008年臺灣大選

中國內部普遍認為，序幕逐漸拉開的2008年臺灣選舉，將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臺灣領導人選舉，而是一場涉及“臺灣定位”與“國家認同”的選舉，也是一場“泛藍”與“泛綠”陣營誰也輸不起的選舉，其選舉結果影響將會十分深遠。其激烈程度，導致已經邊緣化的前總統李登輝仍然重新出來，甚至受到各方的拉攏，這種“退而不休”的現象，一方面說明臺灣的民主制度還不成熟，另方面也說明這次臺灣大選確實是有點生死存亡的味道，任何一方都不敢輕易言敗。

民進黨在2008年選舉中能否連任，直接關係到“臺灣正名”目標即建立“臺灣國”能否實現，因此獨派勢力格外團結，全力支援民進党連任，並將這場選舉視為本土勢力與“台獨”的生死之戰。 

中國方面還認為，臺灣政府在財政預算中，對“國家統一委員會”僅編列1000元新臺幣經費，還不夠一個人的茶水錢，這不僅反映了臺灣政府的“台獨”心態，而且是將這個組織看得一錢不值，是對“國家統一委員會”的極大污辱。這種“去中國化”運動是其既定目標，隨著選舉的進行與需要，還會進一步推動。

只要臺灣獨立運動升級，中國就不得不有所表示。若中國反應不強烈，即表明民進黨執政兩岸關係並沒有進一步惡化，破解了“泛藍”認為民進黨執政兩岸危機加深的預言，這就是民進黨在兩岸方面“不輸為贏”的策略；若中國反應強烈，採取瘋狂行動，則會重演以前民進黨勝選的結局，這是民進黨在兩岸關係方面的“激將法策略”。

二、臺灣大選的長期後果

中國方面研判：在“捍衛中華民國”與“建立臺灣國”的統獨定位下，假如謝長廷在選舉中得以勝利，則意味著：臺灣主流民意的重大變化、對“臺灣國”的認同成為堅強的主流民意。同時，民進黨將至少再度統治臺灣十年時間。而馬英九可能就此退出臺灣政治舞臺，臺灣“泛藍”陣營將群龍無首。最後，國民黨可能繼續分裂，“中國國民黨”可能成為歷史。這必然導致民進党在未來任期內放開手腳，大力推動“激進式台獨”，不斷挑戰中國底線，兩岸關係出現難以預料的結局。

中國方面又研判：在“捍衛中華民國”與“建立臺灣國”的統獨定位下，假如馬英九獲得勝利，則意味著：首先“泛藍”將在較長期時期內獲得執政地位，因為接下來的馬英九可能接連參選並當選。其次“泛藍”可能在執政後實現整合，親民黨與新黨可能加入國民黨，國民黨將成為臺灣最大的執政政黨。民進党將一時找不到像陳水扁這樣的領袖人物，不易與“泛藍”對抗，在較長時期內難以再取得政權，可能又長期淪為在野黨。要重新取得政權，將十分艱難。最後“泛藍”承認“九二共識”，兩岸有協商的基礎，可能與大陸展開有關“三通”等方面的協商與談判，兩岸關係將進入較為穩定的良性發展時期。

根據這一分析，中國必須大力介入臺灣選舉。因為在選舉期間發動文宣攻勢力，總比在選舉以後再進行武力恐嚇為好。

三、在臺灣培植中國代理人

中國介入臺灣大選的一個方式，就是培植臺灣的內部具有影響的人士，作為“間接統治”的代理人。例如受到中國明確支持的“島內有識之士郝柏村先生”就是其一。中國非常讚賞他在臺灣《聯合報》上發表的一篇題為“兩岸關係與臺灣禍福”的文章，因為他提出一個重要結論就是，中國不是義和團，臺灣才是義和團：“請確知統獨問題就是和與戰的問題，你願意犧牲身家性命，追隨新義和團，走向必然失敗的戰爭嗎？請認真考慮總統候選人，誰在挑戰？誰在謀和？為了自救，必須站在謀和的一邊，讓主張一中各表、兩岸和平交流互利的選票，保持在百分之六十以上，這才是臺灣人民自求多福的唯一途徑”。 郝伯村還總結說“一邊一國，破壞現狀，兩岸對抗，就要打仗；一中各表，自由確保，兩岸和平，臺灣安好。”

中共當局已經開始對臺灣人民喪失信心了。認為“人民能否看破陳水扁的欺騙伎倆，能否做出正確的選擇，現在還不能下結論”。同時中國也計畫通過種種方式恐嚇臺灣人民，把以下資訊傳達出來：“臺灣選民一旦做出錯誤的選擇，自己就必須承受可能遇到的挫折與不幸。”其實在我們看來，這與本拉登一類的恐怖分子濫殺無辜平民的恐怖主義邏輯是非常相似的。

四、透過人頭介入臺灣選戰

中國官方還將台商在臺灣的設籍地等資料交給台商協會，透過台商協會運作，化整為〇影響臺灣年底三合一選舉，並以此做為影響2008年臺灣總統大選的操盤演練。

結果造成這一奇觀：金門縣有一戶人家，突然搬入數十人，此外馬祖烏丘島原僅有八十多位人口，選前卻暴增到兩三百人，檢方強烈懷疑系幽靈人口作祟，情況若是再惡化下去，可能影響不少縣市選情。法務部的解決方法，只要是可疑的幽靈人口，選前將發個別公函給當事人，告誡勿前往投票，否則將觸犯妨害投票罪，“投完票就會被檢警調人員帶走”，作為涉嫌賄選而被偵辦。但是幽靈人口的投票結果如何更改？是一個嚴重問題。

中國透過各種形式介入臺灣年底的縣市長選舉，再如配合部分在野黨候選人營造聲勢，為其選戰加分。例如地方縣市黨部和中國進行廣泛交流，藉助對岸的敵人來拉抬自己的選情。例如“兩岸論壇”本來計畫在八月舉行，後來又延到十月和十一月，這就是企圖在縣市長選舉最熱的時候，透過兩岸論壇將自己一方的選戰聲勢拉到最高峰。

這些動作後面必定都有大量的黑金在支撐其運作。更可怕的是，中國還通過這些親中國勢力，以各種形式廣泛散發文宣，甚至製造謠言，惑亂人心，用心戰的辦法動搖臺灣的國本。

例如有一篇煽動性很強的中文傳單《臺灣的國民黨必須對陳水扁可能的大屠殺有所準備》，是這樣說的：

“陳水扁最近的一系列行動都是為了挑起臺灣的政治混亂，以便他有藉口宣佈戒嚴，推遲選舉。 但是如果僅僅把陳水扁的舉動看作為怕下臺後被清算，那就大錯特錯了。陳水扁的最終目標說準備對國民黨進行大屠殺，在肉體上消滅國民黨的重要人物，比如馬英九和郝龍斌。

陳水扁這個計畫已經準備了好幾年了。首先，陳水扁加固了總統府，說什麼是為了防共產黨解放軍斬首，實際上是防在動亂時，國民黨人士攻打總統府。第二，陳水扁建立了一支絕對聽他指揮的警衛師。第三，陳水扁還建立了一支絕對聽他指揮的相當於國民黨軍統的特工部隊，以便全面地對臺灣軍隊進行監督。第四，陳水扁還秘密武裝了一支綠營民兵。

陳水扁的計畫大致如下：

1、撤走守衛兩蔣陵園的衛兵。

2、指使綠營人士攜帶武器，沖進兩蔣陵園， 把兩蔣的屍體拖到大街上焚燒。

3、當國民黨人抗議和阻止焚屍時代暴行時，綠營人士就向國民黨人開槍。如果馬英九和郝龍斌在場話的就開槍打死他們。

4、然後陳水扁就不分青紅皂白的宣佈臺灣戒嚴，並把責任推在國民黨人士的身上。

5、在戒嚴期間進行新聞管制。並指使他的綠衛兵隊國民黨的重要人物進行肉體的消滅，並對國民黨的次要人物進行收買。

6、在消滅掉馬英九和郝龍斌等一些重要人物以後，陳水扁把責任推在臺灣的黑幫身上。甚至還親自為馬英九和郝龍斌舉行隆重的葬禮。

7、宣佈結束戒嚴，舉行臺灣總統選舉， 謝長廷順利當選。

所以臺灣的國民黨不要以為陳水扁已經是死老虎了。不要以為陳水扁因為怕大陸共產黨干預，不敢製造臺灣動亂。陳水扁的策略就是把動亂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並舉行新聞封鎖，使得大陸和美國不知道情況而無法採取相應的措施。

所以我認為，臺灣的國民黨不要怕動亂，尤其不要怕把動亂搞大。動亂搞大了，由於怕大陸軍隊介入，臺灣的軍隊才會介入， 美國才會介入。

臺灣國民黨在目前最重要的是必須準備武裝，如果綠營人士攜帶武器沖進兩蔣陵園焚屍，就堅決地開槍把他們統統打死。不要讓手無寸鐵的國民黨人士舉行無用的抗議。焚屍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犯罪行為。

國民黨不要怕臺灣分裂。如果臺灣南北分裂，那就意味著民進黨的死亡。因為大陸解放軍一定會馬上攻打臺灣南部的，而民進党根本沒有力量與大陸解放軍抗衡的。

一旦陳水扁宣佈戒嚴，馬英九必須保證絕對安全，臺北必須武裝抗議。馬英九可以呼籲美國緊急出兵。

但是如果陳水扁不顧天下之大不韙，對臺北進行屠城的話，國民黨人就要有膽量和勇氣請求大陸解放軍出兵救援。這正是陳水扁最怕的！”

這篇煽動性文章是中國秘密機關炮製的，傳播很廣，在網路上都可以看到。

五、分化瓦解民進黨陣營

除了上述妖言惑眾、用心戰手段挑動暴徒作亂，中國國台辦還進一步通過各種渠道，推行政策和策略，要把“廣大民進党成員與極少數頑固台獨份子區別開來，因而希望廣大民進党成員能夠真正瞭解臺灣的歷史，深刻體認兩岸同胞同宗、同文，全面瞭解兩岸關係發展的趨勢和世界大勢，切實體認台獨是行不通、必將失敗的”。

其方式是通過台商私下聯絡許多人前往大陸旅遊，接受免費招待；有的甚至可以在商貿和稅務方面得到優待，具體情況個案處理。

所謂“嚴格區分兩項性質不同矛盾的手法”，是中共的對敵策略，將極少數頑固台獨份子與廣大民進党成員嚴格地區分開來，就採用了“打擊一小撮，爭取大多數”的手法。其實這些被中國爭取到手的人，儘管為虎作倀了，最後還是要被中國犧牲掉的。老虎總是要首先吃掉身邊的人。

中國分析說，實際上，廣大的民進黨員，並非都是頑固的“台獨”份子，更非鐵板一塊。當年民進党成立時，聚集在民進黨大旗之下的，既有“台獨”原教旨主義者，也有不滿國民黨政權的“黨外”鬥士，亦有主張兩岸和平統一的愛國者。

中共認為，民進黨內部的上述矛盾都可以善加利用，進行細緻深入的工作，這些工作的成效在臺灣即將到來的大動亂中，必將發揮意想不到的作用。

六、中國事實上的無能為力

“中國企圖影響臺灣選舉的可能作為”，可以分為上述三大項，即：在臺灣培植中國代理人、透過人頭介入臺灣選戰、分化瓦解民進黨陣營；但是這只是中國的企圖，細細探討下來，其成效究竟有多大，能否足以扭曲臺灣人民的整體意志力，是值得疑問的。

根據我們瞭解的各種情況研判，中國事實上具有相當的無力感，這一點相當明顯。我們在北京方面的朋友告訴我們：即使面對中共決策層最為擔心的臺灣借奧運之機宣告獨立，如果這種情況真的發生了，中國實際上也是苦無對策的。

中國認為，臺灣如果宣告獨立，勢必有一個堅強的領袖在發揮作用，才能作此決斷。而這個領袖很難通過選舉產生。民選的領袖要看民意，而人民總是不希望戰爭的。所以中國擔心臺灣為了實現獨立的夢想會走一步險棋：重新實行戒嚴。

中國認為，有跡象表明，陳水扁表態“不延後選舉”的承諾剛落地，“中選會”就端出了“延選”條例；這表明臺灣政府正在製造戒嚴的藉口和戒嚴的法理依據。中國方面總結說，凡是陳水扁說不的，結果一定會出現，現在他保證不會犯國民黨時期停止選舉的歷史錯誤，保證沒有任何“奧步”，不會戒嚴，不會停選……那麼在這種反復保證之下，說明出現這種局面的可能就很大了。尤其是，陳水扁只是保證“不會停選”，沒有保證不會宣佈選舉作廢，像泰國那樣實行軍事管制。問題不是明年一月選立委、三月選總統能否如期選舉，而是民進黨敗選以後會不會交出政權？

中國方面的評估認為是不會。因為這種政權移交在本土人士看來已經不是民進黨與國民黨兩個政黨之間的問題，而是臺灣人和中國人之間的問題。臺灣人怎麼可能把好不容易贏得的政權，重新還給中國人馬英九？而馬英九到現在都不支持臺灣人民的獨立權利。把臺灣的前途交給此人來掌握是極其危險的，也是很不負責的。

而美國人的異議根本是不足為慮的，雖然他們現在放話反對，但只是官樣文章，一旦臺灣拒絕和平轉移政權甚至實行戒嚴，見多識廣的美國肯定能夠接受，而且還會站在國家利益的高度上予以積極配合。美國對巴基斯坦的態度是最好的說明。

對此發展，中國充滿焦慮，因為中國對臺灣局勢的發展，事實上完全無能為力。除了給布希打打電話，胡錦濤這位入主北京的前貴州省委書記這次看來真的是“黔驢技窮”了。

七、中國最害怕臺灣戒嚴

中國最害怕的前景就是臺灣再度實行戒嚴。因為戒嚴可以最為有效地控制中國對臺灣的滲透和破壞活動。

如果民進黨勝選，中國還可以繼續維持目前狀態，用經濟方法逐步削弱臺灣，但是如果民進黨敗選而臺灣人民不肯把政權和平移交給中國國民黨，社會混亂迫使軍隊出面維持秩序，那麼中國就不得不和一個更有效率的臺灣人的政府打交道了，這是中國領導人從來沒有遇到過的狀況。在目前的國際局勢下和兩岸力量對比中，中國要重演“二二八慘案”是無能為力的。

中共目前依靠自欺欺人的宣傳過日子，他們宣稱民進黨政權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選舉，一貫獨裁專制的中共完全無視了臺灣民族主義的精神力量，因此接連不斷犯下致命的錯估誤判。

八、中國破壞了臺灣的秩序

臺灣和中國交流將近二十年了，但是卻在中國的負面影響下，治安日益敗壞，甚至連總統及其家人都會受到死亡威脅。國安單位也宣稱馬英九有安全顧慮，已加派了貼身護衛。這都是中國社會暴力化和恐怖化氣氛，通過探親、投資、貿易、旅遊等多重管道，向臺灣的蔓延所造成的社會病態現象。

這些社會病態也應該成為“去中國化”優先考慮的問題，尤其在選舉期間。因此中國憂慮在2008年5月20日新總統順利就職前的幾個月裏，臺灣存在阻止“政黨輪替”與“政權和平轉移”的很大空間，這對中國的奧運會是一個很大的威脅。中國研判，如果由於中國不斷改變台海現狀的壓力，臺灣被迫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美國除了口頭反對，其實不會對民進黨政府有任何措施，也絕不會坐視中國的對台動武。

那麼中國會自己動手“解決臺灣問題”嗎？一般認為，中國目前的策略是“聯美制獨”，這樣就不會主動出手。再加上奧運在即，北京在台海製造軍事衝突，只能破壞自己的國際形象與經濟發展。因此，不僅“入聯公投”可行，“在法理台獨的邊緣遊走”也可以考慮。因為中國最害怕的，對臺灣就是最有利的。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另起一頁）

【附錄第一部分】

（另起一頁）

【第一篇】

【戰爭崛起而非和平崛起──評中共國務院《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

2005年12月22日，北京新華社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1)。該《白皮書》分六個部分：一、和平發展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必由之路，二、以自身的發展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三、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創新實現發展，四、實現與各國的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五、建設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結束語。這是繼《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2)、《2004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3)、《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新進展》(4)、《中國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狀況》(5)、《中國的軍控、裁軍與防擴散努力》(6)、《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7)之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5年發表的第七個白皮書。其主旨是針對國際間盛行的“中國威脅論”進行反駁與自我辯解，正面闡述胡錦濤“和平崛起”的論調，並自賣自誇了中共自身在國際間發揮的“積極作用”。

在我們看來，該《白皮書》邏輯悖謬、常識錯誤、魚目混珠、曲解時事之處，比比皆是。為澄清其可能造成的認知混淆，特按照其順序一一予以分析。

一、中共歷來以戰爭作為“發展”的開端

該份《白皮書》開始就違背事實，說“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功地走上了一條與本國國情和時代特徵相適應的和平發展道路。”

事實上，雖然早在1974年中共獲得聯合國席位時，鄧小平就向全世界宣佈“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過去不稱霸，現在不稱霸，將來強大了也不稱霸”，但這是百分之百的謊言。事實證明，中共一貫企圖稱霸，而且中共的每一次“發展”都是以戰爭作為開端：毛澤東的“建國”和韓戰緊密相關；鄧小平的“改革”則是由越戰啟動的。事實表明，中共的整個歷史，就是一部戰爭崛起而非和平崛起的歷史。

眾所周知的一個實例：鄧小平為了維持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同時鎮壓北京的“西單民主牆運動”，不惜在1979年發動對越南共產黨的“懲罰性戰爭”。這場戰爭雖然是共產國家之間分贓不均的非正義戰爭，但無疑問，站在屠殺自己同胞三分之一（二百余萬）的紅色高棉一方的中共，顯然屬於更為惡劣的一方。因此可以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是由“援助紅色高棉——教訓越南”這一對外侵略戰爭所啟動的。這確實是一個不祥之兆，同時又是一個被世界和平的愛好者們有意無意忽略了的不祥之兆。(8)

1979年以來，中共不僅發動入侵越南的戰爭，而且用軍事演習頻頻威脅過菲律賓、日本、臺灣。(9)即使面對美國，中共也恐嚇要發動核戰爭。1995年，當時擔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的熊光楷對訪問北京的美國前國防部官員傅立民（Chas W.Freeman），表示，美國不會在與中國的任何衝突中防衛臺灣的，因為美國“關切洛杉磯的安全多於臺北”。熊光楷這是暗示並威脅美國，中共可能使用核武攻擊美國。1999年初，當時的“中國外交部軍控司長”沙祖康被記者問到“不首先使用核武是否對臺灣適用”時，他的回答是：“不首先使用核武是對外國，不適用臺灣。”(10)

2005年7月14日，中共“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朱成虎“少將”更是一鳴驚人，在香港向中外記者宣佈，假如美國介入台海衝突，中國不惜與美國打一場核戰爭，而且“已經做好西安以東城市全數遭到摧毀的準備”。這在國際間引起廣泛關注和強烈反應，人們普遍認為，這是中共高級軍官對美國表現出的前所未有的強硬姿態。許多評論人士認為，朱成虎絕不僅僅是在發表個人的觀點，而是執行官方的某種部署，表演了中共的一出雙簧戲。(11)

上述事例表明，中共正在重複法西斯國家“戰爭崛起”的道路。據著名的倫敦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2005年10月25日發表的《全球軍事平衡報告》，評估中共去年實際的軍費約為625億美元，而中共政府公佈的數位是250億美元。而美國估計中共今年軍費可能高達900億美元，是北京所稱的302億美元的3倍。

二、中共的內政對世界和平之威脅

中共宣稱它的內政無關其他國家，對治下的人民可以為所欲為。但事實上，由於中共的內政極端野蠻，因此對國際秩序已經構成直接的威脅。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七個方面來觀察：

第一，中共不僅迄今為止對1989年發生的天安門大屠殺毫無悔意，而且每年處決大量人犯，僅2004年就達一萬多人，是全球其他所有國家死刑總數的五倍多(12)。

第二，中共拒不進行村以上的普選，甚至連村一級的選舉也是党官們人為操控的。結果過去一年內，中國大陸各地發生各類群眾抗議事件7萬多宗，許多抗議活動，如四川漢源水庫移民反拆遷、汕尾民眾反強行征地活動，都惡化成流血事件，多名民眾死傷，激起強烈民憤。中共新聞封鎖、網路監控的嚴密程度，都是全球第一，中國逮捕的新聞記者也是全球第一──這就是中共的“保持社會穩定”。(13)

第三，中國大陸的濫墾濫掘所造成的沙塵暴，不僅彌漫全國多數地區、已經覆蓋到日本，甚至到達到美國西部海岸。(14)據估計，中國每年有100萬人死於大氣浮塵的危害，總數相當於美國緬因州的總人口。1998年，美國駐北京大使館一份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沙漠化問題：內蒙古草原的戰爭與寧夏人口的激增》的報告中指出，中國的貧困圖譜與沙漠化、環境破壞、及社會變化圖譜有很大的重迭。源自中國的蒙古地區的沙塵暴是由於該地區因鼓勵糧食生產的政策引起的過度放牧所造成的土壤嚴重侵蝕而引起的。當狂風把沙塵從這些受侵蝕的土地上刮起，浮塵雲團經過北京等大城市時，又攜帶了大量的工業污染物。最後形成的沙塵暴可造成機場因能見度不夠而關閉，甚至更壞的後果。中國的工業煙霧也已經飄過太平洋，到達美國西岸，導致的酸雨在侵襲南韓和日本，就連遙遠的非洲森林也有中國酸雨的破壞痕跡。在這一嚴峻的形勢下，《白皮書》依然宣稱“中國的政治文明建設取得新進展，國家的民主制度不斷健全，公民的自由和權利依法得到維護和保障，人民依法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權利。……保持社會穩定，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真不知道其依據何在？2006年1月9日英國廣播公司“BBC”再度報導，1月4、5、6三天，相距遙遠的湖南湘江、河南黃河中游和重慶綦江河，分別發生嚴重的工業污染事件。 數百萬沿河百姓的用水受到影響。中國環境專家指出，高污染行業發展失控，加劇了中國環境危機。

第四，中共不僅惡化全球氣候，還掠奪東南亞雨林資源，並在印度、老撾、越南等國的上游造壩攔水，甚至嚴重污染俄羅斯遠東地區的國際河流。(15)中共還濫捕臺灣沿海的漁業資源，使得臺灣漁民的生計遭到嚴重破壞。(16)

第五，再看中共的人口政策，也是威脅世界和平的。《白皮書》雖然說，“中國成功地實行了人口政策，延遲了世界總人口的增長。……中國為減少人類貧困和提高生命質量作出了貢獻。中國以不到世界10％的耕地成功地解決了占世界近22％人口的吃飯問題，創造了人間奇跡。”但實際上中共強制絕育政策不僅沒有解決大陸的人口問題，反而把這個國內問題變成了國際問題。在“中共計劃生育”的制度壓迫下下，大量胎兒和嬰兒被殺害，大陸人民紛紛投奔怒海謀求生育後代的權利，大量國際難民由此產生，美、加、澳洲各國紛紛予以收容。(17)這也成為大量福建難民湧入臺灣尋求自由的重要動機之一。

第六、中共內政不修，瘟疫擴散，使得世界各國受害。《白皮書》卻文過飾非，說“2003年，面對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中國政府採取果斷措施，並與周邊國家同舟共濟，有效遏制了疫情的發展。”事實上，所謂“非典疫情”就是SARS瘟疫，這個瘟疫並非“突如其來”的，而是在中共的有意隱瞞下逐漸蔓延世界的，臺灣是該次事件的最大受害者之一。中共衛生部長張文康對媒體謊稱“疫情已經得到控制”，並公佈北京的非典疫情為“患者十二例，死亡三例”。而這與解放軍總醫院退休教授蔣彥永瞭解的情況相去甚遠，他於是寫信將核實數位寄給國外媒體，信中稱，僅他知道309一家醫院，就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已有六人死亡。一時間蔣彥永成為英雄，但隨後受到壓力和限制，生活不能如常。世界衛生組織公開批評了北京的疫情報告系統。北京重新被世界衛生組織定為疫區。中共中央被迫決定免去張文康的衛生部黨組書記職務。(18)

面對上述種種劣跡，《白皮書》卻說“中國的發展不會對任何人構成威脅，只會給世界帶來更多的發展機遇和更加廣闊的市場。”但除了上述事實還有更多的事例可以表明，中共的經濟發展是建立在破壞國際經濟秩序的基礎上的：中共廣泛竊取外國商業領域的科技情報；中共拒不兌現加入ＷＴＯ所作出的多重承諾；中共違反國際憲章、排斥臺灣加入各種國際組織，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三、中共的“和平發展”破壞國際秩序

中共的內政已經是對世界和平是一大威脅，中共的“和平發展”即和平擴張則是直接破壞了國際秩序。

首先，中共熱衷於破壞知識產權。《白皮書》說“中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改革創新實現發展……做到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改革創新實現發展，中國重點做好以下工作──堅持觀念創新和體制創新”，這一說法完全是不負責任的。因為中共既無觀念創新，亦無體制創新。政治改革成為禁區，觀念陳腐是其痼疾，明目張膽侵害外國的版權、專利等知識產權，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的一大特色。其盜版產品氾濫，已經成為國際災難，嚴重性使得美國每年損失上百億美元，但中共就是不改，連美國也無計可施。(19)

其次，中共不僅破壞生態環境，而且製造能源危機。《白皮書》卻子虛烏有地說“中國正在通過同世界各國的能源對話與合作，共同維護世界能源的安全和穩定。……同時，中國堅持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不斷加大保護生態環境力度，逐步改善生態環境，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創造條件。”事實上中共嚴重浪費能源，不僅在國內濫墾濫掘、製造連綿不斷的礦難；而且大陸生態環境破壞、油田枯竭之後，國際油價進一步哄抬，中共卻一步步實施兼併西方石油公司的戰略謀圖。世人普遍質疑其意欲何為？(20)中共現在通過《白皮書》解釋其能源政策，可以說是越描越黑，反而說明它自己確實有國際能源戰略方面的高度企圖心。世人的質疑看來並非空穴來風。據英國廣播公司“BBC”2006年1月9日消息，中海油宣佈，將以22.68億美元收購尼日利亞海上石油開採許可證45%的權益。入股資金將全部以現金方式支付，資金將來自中海油的“內部渠道”，這顯然是來自中共官方的資金。

最後，中共由國家補助低價傾銷出口商品的政策，損人利己，不僅傷害歐美國家的製造業，而且破壞第三世界的產業，在國際間造成廣泛的失業。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就有中國廉價勞動力的背景。由於大陸引進的夕陽工業，轉移了龐大的失業人口到世界各國，日本和歐美國家因此發生通貨緊縮、造成利率下跌，或是促成房地產價格高企，形成泡沫化經濟。不僅如此，中國製造的假貨和偽劣食品，荼毒大陸民眾之餘，已經漂洋過海，成為國際公害。據美國海關的資料，僅2003年，在美國口岸被查獲的假冒產品中，來自中國的產品占了66%，遠遠高於居第二位中國香港的5%和第三位墨西哥的4%。美國俄亥俄大學Daniel Chow教授認為，如果考慮轉口貿易的因素，80%被美國海關截獲的假冒偽劣產品都來自中國。(21)而《白皮書》卻說中國大陸“質優價廉”的產品，在滿足進口國市場需求的同時，減少了進口國的支出和通貨膨脹壓力，增進了各國消費者的福利！乃至於1997年以來，隨著中國商品進入美國市場，美國消費者“每年至少節約數百億美元的支出”，“僅2004年就節省了近1000億美元”。這怎麼能令人置信呢？

四、中共的“和平發展”傷害各國安全

中共的“和平發展”不僅通過上述經濟方式破壞了國際秩序，而且還在經濟層面以外的戰略層面上，嚴重傷害各國安全。

首先，中共積極輸出核武導彈，扶持流氓國家。所以，中共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等國際多邊條約，並沒有減緩其發展核武並輸出導彈的步伐。在中共的大力輸出下，一系列流氓國家獲得國際禁運的中程彈道；巴基斯坦、北朝鮮還相繼成為核國家，伊朗也即將加入核國家俱樂部，引發嚴重的國際危機。而這種危機正是中共期待的。中共《白皮書》所謂“在反恐、軍控、防擴散、維和、經貿、發展、人權、司法和環境等方面積極參與國際合作”，不過是中共為改善其國際形像所運用的公關詞令，是為中共輸出核武導彈、扶持流氓國家的戰略進行的掩護，當然毫無誠信可言。甚至可以說，中共“和平發展”這一煙幕，對在傷害了各國安全之後，所注射的麻醉劑。

其次，中共正在“推進地區安全對話與合作”的幌子下，試圖通過“東盟與中國”、“東盟與中日韓”、“上海合作組織”、“東盟地區論壇”、“亞洲合作對話”等地區機制，把美國逐漸排擠出局，把亞太國家逐步納入中共的勢力範圍。

下面一段話很能體現中共的謀圖：“東亞曾出現三種地區秩序或秩序設計，即中國主導的朝貢體系、美國促進的‘門戶開放政策’和日本追求的‘大東亞共榮圈’。當前，東亞積極發展的地區主義既吸收了中美秩序中的優點，如經濟主義、開放主義、提供公共物品、共用繁榮與發展等，也在避免兩種秩序的弱點，如霸權主導、利益至上等，更在警惕日本秩序設計中的糟粕。在這樣的態勢下，中美的戰略關係──包括矛盾、衝突、競爭與合作──均集中體現在對東亞未來秩序的影響上。”(22)

我們認為，中共在“東盟與中國”、“東盟與中日韓”、上海合作組織、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東盟地區論壇、亞洲合作對話等地區機制中的活動，可以提醒世人：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慎防中共利用“地區安全”的幌子，排除美國、重建“中國主導的朝貢體系”、獨霸東亞。

五、阻礙和平進程，提倡國際無序

《白皮書》還有一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說法，說在朝鮮半島核問題上，中共堅持不懈地積極斡旋，先後促成並主辦三方（中國、朝鮮、美國）會談和六方（中國、朝鮮、美國、韓國、俄羅斯、日本）會談，推動各方發表共同聲明，緩和了半島緊張局勢，為維護東北亞的和平與穩定發揮著建設性作用。因此“發揮了建設性作用，促進世界共同安全”。其實在朝鮮半島核問題上，中共的“積極斡旋”，也只是一項緩兵之計，用以欺詐被伊拉克戰爭攪得焦頭爛額的布希政府。所謂“先後促成並主辦三方（中國、朝鮮、美國）會談和六方（中國、朝鮮、美國、韓國、俄羅斯、日本）會談”一舉，並沒有緩和半島的緊張局勢，更談不上維護了東北亞的和平與穩定；只不過為金正日政權的苟延殘喘贏得了時間，同時迫使美國在臺灣問題上對中共作出了讓步……(23)

正如在中東問題上，中共鼓勵“土地換和平”的和談、重啟和平進程，與其在在伊拉克問題上“積極倡導在聯合國框架內謀求政治解決”，是出自同樣目的——讓美國深陷中東泥潭，無法出兵保障東亞的和平與穩定。當前在伊朗核問題上，中共的手法也是如此，所謂“以多種方式勸和促談、尋求在國際原子能機構框架內妥善和平解決伊朗核問題”的目的，就是儘量拖住美國、儘量消耗其軟實力，使得美國無暇也無力東顧，讓中共得以修理日本、分化臺灣。(24)

綜上所述，儘管《白皮書》聲稱，理想的世界應該是民主的、和睦的、公正的、包容的──其實它是在提倡國際無序化；所謂“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更好地發揮聯合國及其安理會在國際事務中的積極作用”，則是中共企圖維持自己在聯合國中的特權地位。在我們看來，中共在聯合國安理會擔任常任理事國這一事實本身，是不利於“國際關係民主化”的。中共在自己的國內生活裏，面對自己的同胞，都拒絕由中國大陸的人民自己決定中國大陸的內部事務……其主張“國際關係民主化”的虛偽，可見一斑。究其根本，“國際關係民主化”的提出，還是因為中共力有未逮，因此企圖通過製造國際無政府狀態來自我防衛。這一點是我們必須認清的。

（2006年1月12日）

注釋

(1)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門戶網站，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965180.html，以下簡稱《白皮書》

(2)同上，http://www.gov.cn/zwgk/2005-05/27/content_1585.htm

(3)同上http://www.gov.cn/zwgk/2005-05/27/content_1600.htm

(4)同上http://www.gov.cn/zwgk/2005-05/27/content_1605.htm

(5)同上http://www.gov.cn/zwgk/2005-08/24/content_25813.htm

(6)同上http://www.gov.cn/zwgk/2005-09/01/content_28157.htm

(7)同上http://www.gov.cn/zwgk/2005-10/19/content_79539.htm

(8)程映虹：《以革命的名義──紅色高棉大屠殺研究》，《二十一世紀》雜誌1999年6月號，總53期

(9)費學理：《中國飛彈飛越臺灣海峽的政治與軍事評估》，收錄于李節明、唐思合編，張同瑩、馬勵、張定綺合譯，《臺灣有沒有明天？──台海危機美中關係揭秘》，臺北先覺出版社，1999年2月

(10)《美若攻華，京核武還擊，解放軍將領論台海開戰》，《明報專訊》2005年7月15日

(11)英國廣播公司[BBC],2005年7月29日“中國叢談”節目

(12)大赦國際[Amnesty International]: AI Index: ACT 50/007/2004, 4/6/2004；古原：《全球死刑概況》，中國資訊中心《觀察》雜誌，2005年4月18日

(13)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局：《2004年度各國人權報告，中國（含西藏、香港和澳門）》，2005年2月28日

(14)《風中的塵埃──沙塵暴》，美國《環境與健康展望》2002年3月號

(15)陳湘編譯：《中國出口污染，誰之責？》，2006年1月9日多維社電訊

(16）《大陸漁船濫捕　產量銳減　烏魚子行情水漲船高》，94年1月14日臺灣《新生報》6版

(17)美國駐港領事館文件：《美國國務院官員稱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具有強制性》

(18)中新社記者曾利明特約撰稿《披露瞞報疫情第一人：我的生活一切如常；蔣彥永教授稱：目前北京公佈的數位真實可信》，北京《人民日報》2003年5月22日

(19)《美國採取打假新舉措》，《美國之音財經縱橫月刊》2004年11月第3卷第11期

(20)《中海油斥鉅資競購美國優尼科》，新華社《經濟參考報》2005年6月24日

(21)《中國假貨一年賣出2000億 烏鴉是怎麼變白的？》，《看中國》新聞2005年2月24日

(22)門洪華：《聚焦東亞：中美的衝突與合作》，《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5年第6期

(23)英國廣播公司[BBC]2005年11月10日：《六方會談──美國再促朝鮮停核計劃》

(24)方中《朝鮮為何中斷六方會談？》，馬來西亞《國際時報》2005年2月17日

【第二篇】

【中國大陸群眾性抗爭及中共之對策】

一、中國大陸群眾性抗爭

聯合國負責調查非法槍殺事件的調查員阿爾斯頓寫信給中共政府，要求中共提供其在廣東汕尾東洲村開槍打死示威村民的詳情。（１）

發生2005年12月6日的廣東汕尾警方暴力鎮壓村民抗議的事件，中共官方媒體表示造成3人死亡，但東洲村民說死亡人數高達20多人。這是1989年“六四”事件後中共開槍打死民眾人數最多的一次。（２）

在我們看來，“六四”事件後中共完全停止了政治改革之嘗試，拒不進行村以上的普選，甚至連村一級的選舉也是黨官們操控的。

中共官方資料顯示：2005年的群眾抗議示威活動從2004年的7.4萬起增加到了2005年的8.7萬起，增加幅度達17.5%；此外，參加抗議的人數也從1994年的73萬人增加到了2004年的376萬人。（3）

2004年10月18日到10月27日短短10天，中國接連發生河南漢回集體械鬥、四川漢源十萬農民暴動以及重慶萬州數萬民眾衝擊政府大樓等大規模群體抗爭事件。2005年6月14日廣東中山市爆發大規模抗議事件，連續多日堵路抗議中共近千武警出動。2005年6月17日河北定州農民流血事件，繩油村農民遭到數百人襲擊，造成多人死傷。2005年8月7日湖北大冶市兩萬民眾大規模示威，抗議警察粗暴對待請願群眾。中國官方媒體發表文章說，中國目前進入“突發公共事件高危期”，每年損失驚人。這些事件最後都惡化成流血事件，造成多名民眾死傷，激起強烈民憤。中共把這些事態發展稱為“群體事件”。（4）

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專制國家，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中共或共產黨）為最高權力核心。……中國公民既缺少對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體制和平表達反對意見的自由，也沒有更換國家領導人或改變政府體制的權利。……憲法規定司法獨立；但實際上，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和共產黨經常干預司法程式，並對很多案件下達裁決指示。……治安政策和治安人員侵犯人權的事件屢見不鮮。”（5）這就指出了中國大陸群眾性抗爭事件風起雲湧的真正原因：法院既然解決不了問題，民眾只有走上街頭。因此預料，隨著大陸社會兩級分化日益嚴重，群眾性抗爭事件只能越演越烈。

二、中共不會軟化鎮壓措施

中共是否會軟化其鎮壓措施呢？我們的研究的結論認為：不會。 

1月22日，中共國務院發佈《九類突發公共事件專項應急預案》：國家安全生產事故災難應急預案；國家處置鐵路行車事故應急預案；國家處置民用航空器飛行事故應急預案；國家海上搜救應急預案；國家處置城市地鐵事故災難應急預案；國家處置電網大面積停電事件應急預案；國家核應急預案；國家突發環境事件應急預案；國家通信保障應急預案。中共宣稱，編制這9件專項預案，是為了規範事故災難類突發公共事件的應急管理和應急回應程式，及時有效地實施應急救援工作，最大限度地減少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維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穩定。（6）但實際上，這是中共“政治事件按照刑事案件來處理”的手法。其典型手法是用“刑事罪名”（包括間諜罪和危害國家安全罪）來處理政治問題。

果然，第二天中新網就發表了胡錦濤的最新講話《嚴密防範和嚴厲打擊各類恐怖犯罪活動》。頭戴三頂帽子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當天慰問中共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並在“國家反恐怖指揮中心”觀看了代號為“長城2號”的指揮系統演習。這次演習是繼“長城2003”反恐怖綜合演習之後舉行的又一次反恐怖演習。胡錦濤發表講話指出，“為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需要動用各項措施，嚴密防範和嚴厲打擊各類犯罪活動，而為了獲得國際間對於中共鎮壓手段的默認，胡錦濤表示這是在“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因為“當前國際恐怖活動已成為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嚴重危害，中國也面臨著恐怖活動的現實威脅”。顯然中共正故技重演，把它自己意圖鎮壓的物件貼上“恐怖犯罪”的標簽。（7）

三、中共對策之背景考察

胡錦濤之所以需要掩蓋和文飾自己的鎮壓措施，是因為國際間的壓力所致。外交人士透露，中共與美國雙方已初步商定，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將於2006年4月訪問美國（8），顯然，胡錦濤一方面急於強化鎮壓措施，另方面又不想因為大陸的鎮壓而再次出現任何閃失，導致訪美流產，因此小心翼翼，行事低調，但這並不意味他會心慈手軟。

（2006年1月25日）

注釋

（１）自由亞洲電臺2005年12月20日

（２）路透社2005年12月6日報道

（３）《中國事務》雜誌2005年第九期

（４）新華社2005年8月7日訊

（５）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局《2004年度各國人權報告》中國部分（含西藏、香港和澳門）》，2005年4月1日

（6）中新社2006年1月22日訊

（7）中新社2006年1月23日訊

（8）香港《文匯報》2006年1月22日報導

【第三篇】

【中共的網路控制與新聞封鎖】

一、中國大陸網路控制與新聞封鎖變成國際問題

中國大陸在中共獨裁統治下，不僅沒有基本的新聞自由，連自產自銷的新聞法規也不被遵循。中共中央宣傳部成為大陸言論世界的判官，從毛澤東到現在的異議人士因此都把中宣部叫做“閻王殿”。 更為嚴重的是，中共還對新興的網路世界下手，不僅自製“金盾工程”封殺大路用戶與國際網路的連接，而且監控、限制、封殺大陸用戶的政治言論空間，甚至不惜逮捕、判刑，處置“過激言論”。活生生地注解了何謂“鐵幕”——金盾就是網路世界的鐵幕。

最近，中共又有新的動作，那就是利誘古狗（Google）、微軟（Microsoft）、雅虎（Yahoo）、思科（Cisco System）四大網路公司，協助箝制網路言論自由。例如古狗在中國地公司用兩套黑名單移除搜索結果，且在結果中增加中國大陸內網頁的數量。古狗中國運用其最好的搜索結果排序技術幫助中共，並已成為中共政府的宣傳合夥人：當搜索被中共政權設為“高度敏感”的關鍵字時，即便你將搜索範圍設置為“所有網站”，古狗中國仍會將之偷偷地用“重定向（redirection）”將搜索範圍切換為“中國的網頁”。這樣，搜索結果就是嚴格符合黨的要求的。而對“次敏感”的關鍵字，古狗中國用更隱晦的手法來改變搜索結果，也就是說它只將被列入黑名單的網站移除。但這已足以符合中共的宣傳想達到的目的。比如，用“伊拉克+美國”進行搜索時，古狗中國遮罩後的新聞搜索結果只強調布希總統在美國、伊拉克和全世界獲得的支援少得可憐，而在虐囚事件中，美國軍隊有多麼的偽善。除遮罩外，還增加中國內網站：在中國境內使用古狗（google.com）和古狗中國（www.google.cn）時，搜索結果內還會被加進更多中國境內的網站，這些網站通常都是緊跟中共的宣傳政策的。由於排序規則的影響，如此巨大數量的互相之間密切相聯的網站將對其他網站起到“稀釋”的作用，而遲早會使海外網站被排列到後面去。比如，在美國境內使用古狗（google.com）時，搜“伊拉克+美國”能得到1,950,000個結果，在中國境內使用古狗（google.com）（通過代理伺服器），能得到4,960,000個結果，而用古狗中國（www.google.cn）則得到4,850,000個結果。古狗圖像搜索和古狗新聞搜索與古狗網站搜索的情形非常相似。

當一個辭匯被列入黑名單後，古狗中國會不發出任何警告就悄悄的將搜索範圍限制在中國境內網站。這樣，搜索結果與用同樣的關鍵字在海外的搜索相差甚遠。陳水扁(Chen Shuibian) “六四”“王丹”“法輪功”“九評”等都是“高度敏感詞”。被列入古狗中國的網站黑名單的有以下網站：自由亞洲電臺（rfa.org）、美國之音（voa.gov）、博訊新聞網（ peacehall.com）、BBC（ bbc.co.uk）、自由時報（libertytimes.com.tw）、中國人權（ hrichina.org）、人權觀察（hrw.org）以及法輪功的網站。當有搜索結果被移除時，用戶只能在頁面最底端才能看見一個中文的警告：“據當地法律法規和政策，部份搜索結果未予顯示。”不過，當古狗中國將更多的中國境內網站加進搜索結果中時，它沒有給出任何警告。

要檢查一個網站是否被封，只需用中文輸入“中國”（或其他任何字比如“測試”）。如果網站被封，搜索結果將是〇，一個警告資訊會出現。要測試一個辭匯是否被列入黑名單，只需到古狗中國（www.google.cn）上輸入該詞並將搜索範圍設為“所有網頁”。如果古狗中國自動將搜索範圍重設為“中國的網頁”，就說明這個辭匯已在黑名單上。（1）

二、美國國會向中共的鐵幕行為說“不”

中共如此肆無忌憚地脅迫美國公司屈服於其淫威，結果迫使美國國會議員不得不考慮制定法律禁止美國公司向外國政府屈服。

針對古狗、微軟、思科、雅虎等企業在中國大陸的運作方式，負責向美國國會提出建議的“美中經濟暨安全審查委員會”副主席芭特蘿姆表示，目前的情況讓人擔心，最終很可能是中國改變了網路，而不是網路改變了中國。美國政界人士與人權團體同聲譴責古狗、微軟、思科、雅虎等科技公司與中國當局合作，協助中國對網路言論、新聞進行篩選。美國眾院人權問題核心小組在簡報中指控說，這四家美國公司為求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將利益置於原則之前。（2）

美國眾院人權小組一日舉行聽證會，指責這四家美國公司協助中國箝制新聞及言論自由，但這四家公司都未派遣代表出席，只提供書面說明。此前，美國政府曾要古狗公司提供有關用戶上網搜尋行為的資料，但遭到古狗公司的拒絕——古狗對美國政府倨傲、對中共政權恭順的無恥態度，加深了外界對這些商業公司的批評。微軟遭受批評的主因，是該公司2005年底在中共秘密警察單位的要求下，關閉了中國大陸一個批評中宣部的博客網站；雅虎則向中共秘密警察機構提供記者師濤和海外民運組織的電郵紀錄，致使師濤被判刑十年；至於思科則向中共出售監控網路的設備和技術。（3）這項簡報是由眾院人權小組(Congressional Human Rights Caucus)所召開，由共同主席藍托斯（Tom Lantos，加州，民主黨）眾議員主持。由於小組不屬眾院法定章程組織，不具強制令。四大公司以行程另有安排，事先均拒絕派代表出席簡報，僅以書面或是發表聲明代之。四家公司在1日的簡報上遭到強烈批判。負責向美國國會提出建議的“美中經濟暨安全審查委員會”曾提出，希望美國國會能促進資助針對中國的反網路監督活動，並要求美國企業在遭受中國脅迫合作時，必須向美國政府提出報告。

三、撲朔迷離的網路戰

最近大陸民運組織“解龍將軍之友會”發表了一項聲明：《動態網為什麼長期偷換遮罩封殺解龍將軍的網址？》，指出以前人們一直以為“動態網”是中共辦的，因為它一直偷換解龍將軍的網址：只要進入動態網提供的解龍將軍網址，就只能得到死的結果。請看：http://dongtaiwang.com/do/za_Z/tttLbDa2v2NvxzLx0X/ZbwDA3z/books.htm；讀者可以發現，動態網還從“無界網路”移植這個鏡像，可是在無界網路那裏，這個鏡像卻是活的：http://www.ultrareach.com/publish/books_s.htm；動態網處心積慮用這種偷天換日的辦法，桃代李僵，把解龍將軍真正的網址遮罩起來：http://www.geocities.com/dragon_slayercz/。該聲明指出，“更令人氣憤的是，動態網以前是直接偷換解龍將軍的網址的，也就是http://www.geocities.com/dragon_slayercz，結果使得解龍將軍的這一網址在“google”裏無法找到了。後來“無界網路”接通瞭解龍將軍的這一網址，現在‘動態網’又故技重施，偷換遮罩封殺無界網路裏面的解龍將軍網址！動態網真的是在推行斬盡殺絕的策略。”（4）

至於“動態網”這次為何出來揭露中共的網路封鎖，實在莫名其妙處何在。也許是為了扮演紅臉，以便進行更深層面的反間工作。這個事例可以表明，網路世界太複雜了，真真假假，需要認真明辨。

（2006年2月7日）

注釋

（1）《動態網揭古狗中國運作黑幕》，《博訊》2006年2月7日

（2）《四大網路公司辯護聲明：大陸管制新聞 促美介入》，美國《世界日報》2006年2月2日

（3）《討論：中國政府壓制網路言論自由》，《美國之音》中文部2006年2月5日

（4）

http://www.network54.com/Forum/115154/message/1139248905

【第四篇】

【中國大陸維權運動方興未艾】

一、中國大陸維權運動紀要

2003年3月中國大陸爆發SARS疫情，是其維權運動的起點。當時中共正在召開“兩會”，江澤民因此禁止疫情消息公開。事件發生後，中共衛生部長張文康在對記者的談話中，還是刻意採取隱瞞態度，說：“我可以負責任的跟大家講，在中國生活、學習和旅遊，都是安全的。”（1）結果在共軍301醫院工作蔣彥永大夫，知道僅在共軍“309醫院”的死亡人數，就已經遠遠高於官方公佈的全部數字。他因此寫信給美國《時代週刊》，揭露了這個全球瘟疫。（2）這事讓中國民眾認識到：一個政府如果剝奪民眾的知情權，民眾的生命就受到威脅。天災加人禍，使老百姓意識到“維護自己權益”也就是“維權”的重要性。從此民間力量與中共官方屢屢衝突。

僅2004年以來發生嚴重暴力衝突的維權事件就包括以下七項：

1、2004年10月4日陝西榆林政府襲擊和抓捕農民的三岔灣慘案。

2、2004年10月19日重慶萬州數萬人為抗議警察打人進行暴力抗議。

3、2004年10月底，四川漢源10萬農民為抗議強制建大壩發動抗議。

4、2005年4月10日，浙江東陽20萬農民為抗議污染與警方對抗。

5、2005年6月11日，河北暴力襲擊失地農民，造成6人死亡的定州慘案。

6、2005年秋天的廣東太石村事件。

7、2005年12月6日廣東汕尾東州鎮12-6血案，有外媒稱大約30多農民被軍警開槍殺害。（3）

二、太石村維權活動事件

在上述事件中，最著名的維權事件就是2005年7月在廣東省廣州市番禺區魚窩頭鎮太石村村民對現任村主任進行罷免的一次維權活動。村民出於對村民委員會的不信任，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相關法律組織了一次提請罷免程式。但中共政府的對立態度卻使得事件升級，並使得罷免失敗。不過，罷免事件卻因部分人大代表及其它有影響人士的參與、大量媒體的曝光評論與當地政府的武力阻撓，而獲得廣為關注。中共地方政府認為這是“少數別有用心介入”，村民受到“煽動”導致的非法集結、圍堵村委會、干擾政府正常工作的惡性事件。（見9月30日《番禺日報》）中共“中央政府”對這事件從一開始一直保持沈默態度，後來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在10月11日例行記者會答問中，用了“村民維權事件”一詞。後來中共《人民日報》也被迫發表了支援村民合法抗爭的評論文章。但大陸媒體從9月底開始都被迫不再報道太石村罷免事件（除當地《番禺日報》），國內網站基本都撤下對這一事件的報道與評論。這顯然是“中央政府”禁止下的結果。

可以說，這次維權活動民眾取得了部分勝利。這是因為大陸國內大多數人認為村民採取了非暴力抗爭與理性態度，儘量按照法律程式表達自己的意願，因此輿論普遍同情支援太石村民的抗爭，並對最後罷免的流產表示失望。中共地方政府，由於出動大批警力武力實施抓捕和維持秩序，受到廣泛批評。大陸內外媒體對於此次事件也保持了相當大的關注，但大陸媒體的報道多截至於當地政府與罷免事件參與者發生衝突前，報道媒體主要有南方都市報、南方農村報、新京報等，大陸以外媒體主要有BBC、聯合早報、德國之聲、自由亞洲電臺等參加了報道。（4）

三、維權運動具有護憲意義

大陸知識界不少人士認為，維權運動就是護憲運動。中國必將實現憲政的理想，在中國大陸已是一個非常廣泛的共識，但是，中國大陸民間的這一輪努力，能否避免動盪和流血，則是許多人都關切的問題。太石村事件意義之所以非同小可，就是因為這一事件如何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人們對中國能否和平地走向憲政的信心和預期，從而對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前景發生巨大的影響。

現在中國大陸社會，愈來愈發展成感官文明，就是說越來越看重人們眼睛能夠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但聰明人都去學工程，都去賺錢，大眾卻愈來愈忽略精神文明。中國大陸最近公佈了一個民意調查，顯示在大陸社會，人和人之間缺乏起碼的信任、起碼的關懷。社會風氣的這種敗壞，和人們心裏的道德約束的減弱，有直接關係。

以民間維權為起點，還要依靠社會的自發組織功能，維權過程中形成一定的准結社是不可避免的。例如，環保組織已經發揮了較大的作用。民間組織對於官方權力可以起到監督作用。正因為迄今為止民間組織的力量太弱，中國大陸這麼多共產黨書記才淪為刑事犯罪分子，因為他們手中的權力確實遭到濫用。

四、高智晟事件具有指標性質

太石村事件以後，具有指標性質的維權事件有高智晟事件。

高智晟，41歲，來自陝北，通過自學通過律師資格考試，表現出色，曾被評為中國十大傑出律師，免費為貧困弱勢人民打官司仗義直言，享譽國內外；近年來經常接受維權案件，被稱為人權律師、中國的良心。

2005年12月10日, 丹麥大報《貝林時報》發表了該報駐上海記者克裏斯丁娜. 鮑楚普(Christina Boutrup)文章，題為“不屈的中國英雄”。指出2005年高智晟已被警方問訊過20多次。引發這次高智晟事件的直接原因，是他在10月18日寫給中國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的公開信。信中他要求中國政府尊重宗教和信仰自由，以及停止對宗教信仰的鎮壓。他寫道：“我們不能回避這個嚴酷的現實，每一天，都有很多不公正的事情在發生。”北京市司法局是在高智晟拒絕收回這封公開信之後，開始對他進行報復的：一個星期，10月26日，他就受到北京地方政府的電話警告。又過了一個月，北京市司法局約見高智晟，當面通知他本人：高智晟律師事務所停止執業一年。高智晟拒絕屈服，他多次上網發佈文章，公開斥責中國政府以極其下流的黑社會手法24小時圍堵、跟蹤他全家；因此大陸內外聲援他的運動此起彼伏，掀起了維權運動的新高潮。（5）

在高智晟的倡議下，中國各地維權人士從2月4號早上6點鍾開始，進行全國性接力絕食活動，抗議中共政權採用黑社會手段，毆打公民和暴力迫害。 2月6日，北京愛滋病維權人士胡佳也開始了48小時的絕食。中國大陸已有百人表示將參加接力絕食，其他知名人士包括郭飛熊、趙昕、齊志勇、王國齊、任畹町、賈建英、李海、藤彪、李和平及杜導斌等。 與此同時，香港、德國、美國、加拿大等地民間團體和個人已開始同步接力絕食行動，聲援國內民眾維權抗暴。真所謂“一石激起千層浪”。（6）

中國大陸維權運動，方興未艾。（7）

（2006年2月27日）

注釋

（1）《“國務院新聞辦公室”4月3日舉行記者招待會》，新華社2003年4月4日北京消息。

（2）美國《時代》週刊2003年4月9日。

（3）任不寐：《上訪浪潮與中國政治危機──2005年12月17日在臺北人權講座上的發言》。

（4）英國BBC網站中文部2005年10月6日。

（5） 蘇曉康：《維權律師高智晟事件的啟示》，《大紀元》2005年11月17日。

（6）亞微：《中國維權人士發起全國接力絕食》，美國之音中文網2006年2月 6日。

（7）《中國維權接力絕食抗暴運動暫行程式》，博訊新聞2006年2月9日。

【第五篇】

【中共外交領域是否出現兩條路線之爭】

從種種跡象研判，中共外交領域可能正在形成兩條路線之爭。其中強硬路線的指標人物是李肇星，其溫和路線的指標人物是沈國放，目前是強硬派得勢而溫和派失勢。而這兩條路線的戲劇性交叉，就出現在一周之前。下麵嘗試論之。

一、強硬路線的指標人物李肇星

中共外交部部長李肇星3月7日出現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出席“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記者招待會”，就國際形勢和中國大陸政權的外交政策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 

李肇星在回答提問時，以相當誇張的表情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還說“這是國際社會普遍堅持的重要原則”，然後詭辯說這個原則“體現在1943年的《開羅宣言》、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和1971年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等重要文件中”。（1）而完全不顧及“彼中國非此中國也”。

李肇星因為要堅持強硬姿態，故其言說充滿邏輯悖謬；其悖謬行為還延伸到了中共與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上。作為“職業外交官”的李肇星，竟然宣稱，茶水也可以算是軍用物資：“實際上，很難說得清楚什麼叫軍用，什麼叫民用？比如說這杯茶，我和姜主任喝了就是民用，那要是當兵的喝了就是軍用？說得清楚嗎？”（2）完全暴露了他名為外交官，實為中共黨棍的真實面目。

二、溫和路線的指標人物沈國放

與強硬路線的指標人物李肇星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溫和路線的指標人物沈國放。也許並非巧合的是：僅僅在李肇星記者招待會過後的第二天，沈寂了相當時間的沈國放再次露面，主持公開論壇。

據共產黨北京的香港《大公報》報導，曾被目為中國“外交希望之星”的沈國放，自2005年年年底由“外交部長助理”調任該部下屬的世界知識出版社總編輯之後，就淡出了人們的視線。但是出乎所有人的預料：2006年3月8日晚間，沈國放首度再次出現在公眾和媒體面前，並利用自己主持“開放式討論會”的形式，邀來中共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和博鼇論壇秘書長龍永圖等兩名和李肇星同等份量的外交官員，大談中國“應繼續韜光養晦”，並發表了“應以外交幫助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個人見解”。

尤其耐人尋味的是，沈國放好像不是在唱獨角戲，而是與吳建民和龍永圖這兩位配合默契：作為討論會的主持人，沈國放將發言的機會主要留給了吳建民和龍永圖。不過，他所設定的這一討論會的主題“中國在發展和崛起的過程中應如何清醒認識自己”，卻是由他自己親自對全體與會者做出解釋的。在整個討論過程中，他還不時配合吳建民和龍永圖這兩位發言者，與聽眾進行插話交流。大力推銷中國現階段還應該繼續遵循“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路線，以減少發展和崛起過程的阻力——這一觀點不僅是他們三人共同贊成的基本觀點，而且與前一天咄咄逼人的李肇星記者招待會，正好是針鋒相對的。

在最後的時間聽眾提問，針對一位聽眾提出的“像‘華為’這樣向海外拓展業務的中國企業如何克服歐美等國對其雇員的拒簽關卡”，沈國放接過話筒闡述自己的觀點指出：第一，中國企業要學會借助外交部門的外交資源；第二，中國外交部門也要爭取將這樣的問題納入外交交涉層面，更好地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這顯然是對中共現行外交機構的婉轉批評。 （3）

值得注意，這次不乏和李肇星記者招待會有較勁意味的討論會，雖然是在世界知識出版社內部的一個會議室舉行的，但並不是內部的閉門座談，而是邀請公眾參加並開放給媒體採訪的。最有意味的，會議的參加者們，除了包括法新社等外國媒體在內的多家媒體外，還有外交學院、北外等高校生以及私營企業主等一般公眾——豈不正好是一個相當典型的記者招待會？沈國放在討論會結束後還陷入了聽眾的包圍，並與聽眾交談並答應了許多人的合影要求，但一直沒有談及有關自己工作調動或個人的問題。 

如此看來，所謂“爭鳴記者”藍斐寫作的《沈國放的罷官和緋聞》一文（4），其斷言是頗為可疑的：“對於沈國放的突然罷官，外界有不少揣測，有的推斷是中南海內權力鬥爭的結果，有的認為與一宗銀行案件有關，莫衷一是。據北京政界人士分析，如果沈國放牽涉上述任何一種情況，應該會有更嚴重的懲罰。 ”這個斷言之所以可疑，前述3月8日的“沈國放記者招待會”，已經作出了充分的注解。

此外，以沈國放一位失意的“前外交部長助理”，如何能調動比他位高權重的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和博鼇論壇秘書長龍永圖，來與李肇星唱對臺戲？我們以為，沈國放、吳建民、龍永圖的活動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代表性的，甚至是有後臺背景的。只是這位後臺人物目前不便親自出面，因此由沈國放、吳建民、龍永圖等人出面上陣。

三、沈國放的後臺可能是錢其琛

我們認為，沈國放、吳建民、龍永圖等人後臺很可能就是沈國放的恩人和拔擢者錢其琛。被譽為“中共外交教父”的錢其琛，自1988年起至2003年，專任或以副總理身分兼任中國外交部長達15年。正是在他手下，沈國放一步步得到提拔。然而2003年3月，時年75歲的錢其琛退休後，沈國放即開始失勢，直到兩年半以後（2005年年底）退出外交領域。

在沈國放、吳建民、龍永圖等人3月8日的討論會結束不到一周，錢其琛退休後所著《外交十記》一書的英文版推介會，3月14日晚就在“中國駐紐約總領館”舉行。親臨招待會的錢其琛表示，他相信隨著中美交往的增多，兩國各界人士處理問題的方式會更加成熟，兩國友好合作關係的推動力量會更加強大，中美關係的發展勢頭也一定會更好。錢其琛強調，“處理大國關係，尤其是與美國關係是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歷史啟示我們，只要我們在維護各自利益的同時，也瞭解對方的關切，只要我們堅持對話和溝通，就一定能夠減少摩擦和誤解，增加瞭解和相互信任”；“展望未來，全球化將給國際關係帶來更加深刻的影響，各國利益也將進一步交融。”（5）

顯然，錢其琛的這些言論與李肇星的上述言論大相徑庭，顯示他可能就是沈國放、吳建民、龍永圖等人的後臺，也顯示“中共外交領域兩條路線之爭”的可能存在。

（2006年3月15日）

注釋

（1）（2）新華網2006年3月7日“兩會報導”。

（3）香港《大公報》2006年3月8日。

（4）《大紀元報》2006年1月27日。

（5）美國紐約《僑報》2006年3月14日。

【第六篇】

【中共已被美國列入“流氓國家”的行列】

（一）

“流氓國家” （Rogue Nation，又譯“無賴國家”） ，又稱“邪惡國家”（The Evil Country），是九一一事件後美國用來稱呼阿富汗、伊拉克、伊朗、敍利亞、北朝鮮等反美專制國家的術語。在阿富汗與伊拉克受到美軍佔領後，這一國家的名單已經縮小為伊朗、敍利亞、北朝鮮三國。

但是在2006年美國國務院公佈的“年度全球各國人權報告”，卻顯然擴大了邪惡國家的行列：猛烈抨擊中共政權嚴重侵犯人權，指責中共政權是全球少數幾個“最徹底”違反人權的政權。

這份檢討2005年全球將近二百個國家境內人權紀錄的年度報告提及流氓國家時表示，“權力集中在有權無責統治者手中的國家，很容易成為全球最徹底違反人權國度。”除中共政權外，另有六個國家遭美國點名抨擊，分別是伊朗、北韓、緬甸、津巴布韋、古巴和白俄羅斯。顯然，中共已經被美國正式列入這一廣義的流氓國家的行列。美國在報告中總結說，前述七個國家境內人民的基本權利“遭到大規模剝奪”。

我們認為，這不僅是一般的人權指控，而且意味著美國正在調整自己的國家戰略。例如，在這七國中，美國抨擊中共政權和伊朗的措詞最為強烈。伊朗因其引發爭議核子計劃，可能面臨聯合國安理會祭出制裁措施，受到美國指控故屬合宜；但中共政權的主席胡錦濤預定下個月就要走訪華盛頓，美國何以不顧氣氛，而對中共作出如此指責？

在中共政權方面，報告表示，中共政權的人權紀錄“依然惡劣”，並指控中共政權嚴重侵犯人權。報告說：那些公然倡議反對當局政策或觀點，抑或向當局表達抗議者，面臨遭到中共當局和治安部門搔擾、拘押和下獄命運。報告也強調少數族裔團體和一些信仰團體遭中共當局鎮壓情況，尤其是維吾爾族，西藏人，以及法輪功團體。

針對中國的情況，報告指出，中共政權的人權紀錄仍惡劣，而且持續侵害人權。中共當局及其安全主管單位威嚇、拘捕及囚禁那些它們認為會威脅到當局權威的人，這種情況愈來愈嚴重。中共政權還採取措施嚴加管制印刷、廣播及電子媒體，並且檢查網路內容。

報告指出，中共政權妨害人權問題還包括限制宗教、集會及旅行自由，尤其是針對政治上具敏感性及地下宗教領袖。

報告也提及中國社會動盪問題，而一些抗議行動都被武力鎮壓。對於少數民族的迫害並未消除，尤其是對維吾爾族人和西藏人。對於一些信仰團體，例如法輪功團體，仍持續打壓。

美國助理國務卿羅文克朗(Barry Lowenkron) 3月8日在美國國務院發表這一年度人權報告的同時表示，報告批評中國在去年加強對互聯網和媒體的審查、騷擾和關押那些挑戰中共政權的持不同政見者，其目的是希望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於下個月訪美後，雙方能敲定新的人權對話框架，解決中國日益嚴重的侵犯人權的問題。因為儘管該報告已經把中共列入流氓國家的行列，但還希望能促使中國的個人自由得到擴展，保護一些宗教活動。（2）

法新社指出，美國政府在最新發表的年度人權報告中抨擊中國和伊朗侵犯人權日益嚴重，並把這兩個國家貼上“最有組織的”人權侵犯者的標簽。美國的年度人權報告稱巴爾幹和非洲的大湖地區的人權、民主和法規已獲得“明顯的改善”，但伊朗和中國的侵犯人權問題卻日益嚴重。（3）

被美國列為“權力集中在不負責任的統治者手中的7個國家”是中國、伊朗、朝鮮、緬甸、津巴布韋、古巴和白俄羅斯。美國的年度人權報告稱這些國家封閉和極權主義體制，已剝奪了其公民的最基本的人權。美國國務院還在人權報告中對伊朗進行了特別的抨擊，稱在伊朗總統內賈德上臺後，伊朗的“早已惡劣的人權紀錄和民主變得更加嚴重”。

美國的人權報告在談到中國時，指其“人權紀錄仍然惡劣”，並指責中國政府“嚴重侵犯人權”。報告還稱，那些反對政府政策和觀點的人面臨著“政府和安全當局的騷擾、關押、判刑”。報告還強調，一些要求獲得經濟補償的示威者，已遭到政府的暴力鎮壓。

美國國務院介紹說，3月8日發表的年度《各國人權報告》對2005年世界上196個國家的人權狀況進行回顧評估。

報告詳細回顧了每個國家對保護和促進聯合國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所規定的權利做出的承諾，這些權利包括公民權和政治權，如言論自由、宗教和新聞自由、公民選擇政府的自由以及工人權利。報告還包括有關強制性失蹤、監禁、酷刑以及因種族、性別、殘疾、語言及社會地位所產生的歧視的內容。

在《各國人權報告》發佈一個月後，美國國務院通常還根據國會授權發佈《美國支持人權和民主的記錄》作為後續報告。後續報告概括了美國為解決人權報告中提出的問題所付出的努力。國務院還通過有關宗教自由和反猶太活動的年度報告對具體國際人權問題的現狀進行監督。

（二）

2006年3月8日，外交部長李肇星今早回應美國國務院的人權報告時指出，中國按自己的憲法辦事，不希望其他國家對中國的事務說三道四。

另外，對於美國人權報告關注人大常委會釋法，決定香港在〇七及〇八年，不會以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表示，人大常委釋法，是香港法治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份，因為人大常委依法具有最高權威解釋基本法，而香港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香港法院有權解釋.他說，直至去年底，香港法院已經五十多次解釋基本法。

港府則強調，人大常委會行使解釋基本法的權力，並無對香港司法獨立，法治及高度自治有任何影響。 

（三）

根據估計，中國有超過3萬名的網路警察，這是全世界最大最嚴密的互聯網過濾系統之一。 中國龐大的互聯網警察群忙著從網上公佈欄刪除惱人的用詞如“言論自由”和“人權”。 

紐約時報8日報導，中國的網路對所有的人都是一個快速發展的市場，包括詐騙高手、賣蛇油的，還有構成嚴重社會問題的罪犯都急切地要從這裏宰殺消費者。從一開始網上商店厚著臉皮販賣可以下載的盜版音樂和電影，現在中國商家已經將產品擴展到毒品和色情、贓車、手槍甚至移植器官。 

中國有1億1千萬網路用戶，僅次於美國，根據中國互聯網發展研究中心(China Internet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去年符合中共政權定義的網上交易收入為690億美元，比前年成長58%。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新聞研究所中國互聯網專案主任肖強( Xiao Qiang，音譯)說“中國網路是一個野蠻荒唐的地方。” 

在任何一個中國的搜尋引擎上鍵入敏感政治詞彙，例如“天安門”或是“法輪功”，電腦可能當機或是提供一些經過審查的網站。不過鍵入“火辣色情hot sex” 或“禁藥”(illegal drugs)這類詞彙就會出現幾十個可以下載色情電影、線上賭窟甚至可以買海洛因的網站。各類詐騙蓬勃興起。 

本周稍早，電子灣(eBay )拍賣網站一名中國用戶提供他的肝臟或腎臟拍賣 10萬美元。電子灣星期一表示，該網站禁止販賣人體器官，並且刪除了這項拍賣。 

大部分這類網站都是被法律禁止的。在一個違法者可能被判處3到10年有期徒刑甚至死刑的國家，互聯網警察怎麼會讓這類時情發生？分析師認為互聯網的成長產生太多的網站。相反地，缺乏關閉這類網站的誘因，特別是，政府持有的互聯網服務供應商、電信公司甚至國營網站因為這些而獲利。 

類似古狗的百度搜尋引擎每天票選10大美女。去年8月開設的51.com社交網站到現在才幾個月，已經有300萬註冊用戶，大多是15到25歲，他們製作個人網頁並進行線上交友。

（四）

《2005年度各國人權報告》

中國部分(包括西藏、香港和澳門)摘譯 

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局發佈

2006年3月8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專制國家，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政府、警察和軍隊最高層的幾乎所有職務都由共產黨員擔任。最高權力屬於由24名委員組成的政治局及其由9名委員組成的常務委員會。胡錦濤總書記身兼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三個最有權勢的職務。党的權威主要依賴于政府維持社會穩定的能力、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黨對人事、新聞媒體和安全機器的控制以及不斷提高中國13億人口中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文官政府總體上對安全力量保持有效的控制。

政府的人權紀錄仍然不良，政府繼續從事大量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政府和安全當局更多地騷擾、拘押和監禁被認為威脅政府權威的人士。政府還採取措施對印刷、廣播和電子媒體實行更嚴格的控制，並對網絡內容進行審查。人們要求糾正處理不公的問題所引發的抗議活動大幅增加並受到壓制，有時遭到安全部隊的暴力鎮壓。2005年，中國在法律改革方面出現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發展。但為提高司法權威和減少警方和安全部隊獨斷專行的行為所擬定的某些重要措施陷入停頓狀態。政府採用的新的宗教事務法規擴大了對註冊宗教團體某些活動的法律保護，但因未能保護未註冊的宗教團體而受到批評。

報告記述了下列人權領域的問題：

-- 拒絕給予[人民]更換政府的權利；

-- 對被拘禁人員實施肉體虐待導致死亡；

-- 對囚犯實施刑訊逼供；

-- 對被認為威脅党和政府權威的人士進行騷擾、拘押和監禁；

-- 任意逮捕和羈押，包括非司法性的行政拘留、勞動教養、以精神病為名拘禁及延長審判前的拘留期或在拘留期禁止與外界接觸；

-- 司法部門受政治控制，對某些案件的處理，特別是涉及異議人士的案件，缺乏合法程序；

-- 羈押政治犯，包括被判洩露國家機密罪和顛覆罪、曾被判現已廢除的反革命罪及因涉及1989年天安門廣場示威事件而被監禁的人士；

-- 對異議人士實施軟禁和其他未經司法部門批准的監視和拘押；

-- 檢查公民的郵件、監聽電話和檢查電子郵件；

-- 採用強制性的限制生育政策，在某些情況下導致強迫墮胎和絕育；

-- 加強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限制；查封報章雜誌；查禁政治敏感的書籍、期刊和電影；干擾某些廣播信號；

-- 限制集會自由，其措施包括拘押和虐待參加示威和請願的人士；

-- 限制宗教自由，控制宗教團體、騷擾未登記註冊的宗教團體並拘押其成員；

-- 限制旅行自由，尤其對政治敏感人物和地下宗教人士；

-- 強制遣返北韓難民，對很多難民未能提供充分保護；

-- 政府腐敗現象嚴重；

-- 增加對國內外獨立非政府組織活動的監督、騷擾和限制； 

-- 販運婦女和兒童；

-- 對婦女、少數民族和殘疾人存在社會歧視；

-- 壓制藏族地區和新疆穆斯林地區少數民族的文化和宗教；

-- 限制勞工權利，包括結社自由、組織工會和集體談判權以及勞工健康與安全；

-- 強迫勞動，包括監獄勞動。

2005年度，在人權領域出現了一些積極的變化。政府將死刑批准權收回最高人民法院，支持某些地方對警方審訊犯罪嫌疑人進行記錄的試驗，限制對未成年人、老人、孕婦和哺乳期婦女的行政拘留。3月間，政府官員說，在私人住宅舉行的家庭聖經學習會無需向政府登記，並表示法律允許對未成年人進行宗教教育，但這兩個方面的問題依然存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保護婦女權益法律的一些修正案，包括一項規定性騷擾為非法行為的修正案。政府批准了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關於禁止就業歧視的第111號公約。政府還接待了國際人權監督人員的訪問。

西藏

美國承認西藏自治區以及其他省份的藏族自治縣和自治州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西藏自治區內的人口為240萬人，自治區以外的自治縣和自治州內的藏族人口共有290萬人。

保持和發展藏族地區獨特的宗教、文化和語言傳統及保護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仍然是令人關切的問題。政府嚴格控制有關藏族地區的信息並嚴格限制外人進入藏族地區，因此難以準確判斷人權受到侵犯的程度。

政府在中國藏族地區的人權記錄依然不良，宗教自由受壓制的程度仍然很高。政府繼續用懷疑的眼光看待達賴喇嘛，並慣于將藏傳佛教的宗教活動與同情分裂主義聯繫起來。

當局繼續嚴重侵犯人權，包括施以酷刑、任意逮捕和關押、對異議人士採取軟禁和其他非司法性監視手段、不經公開審判而羈押、壓制宗教自由以及任意限制遷移自由。

藏族地區出現的積極動向包括政府同達賴喇嘛的特使進行了第四輪對話。8月，政府首次允許一個國際代表團在西藏自治區同獲釋的政治犯平措尼珠(Phuntsog Nyidrol)見面。11月，聯合國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首次訪問了西藏首府拉薩。

香港

香港人口約為690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1984年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總法《基本法》明文規定，香港除防務和外交事務外享有高度自治。《基本法》保障各項基本權利，並提出進一步推動民主化以及為在2007年後實行普選制而努力。

香港行政長官由選舉委員會推選，選舉委員會的800名成員分別經直接選舉、間接選舉或任命產生。行政長官任命並領導其他主要政府官員。在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於3月辭職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裁定應由署理行政長官任滿董建華未完成的兩年任期。《基本法》極大地限制了立法會的權力，立法會的60名議員中只有一半是經民選產生的。現任立法會議員在2004年的選舉中產生，任期4年。儘管選舉在總體上被認為是自由與公正的，但在選舉之前的幾個月出現了有關選民和政治評論員遭到恐嚇的指控。文官當局總體上對安全力量保持有效的控制。

香港政府總體上尊重居民的人權，但據報告在人權方面存在著以下問題：

-- 居民更換政府的能力及立法機構影響政府政策的能力受到限制

-- 自我審查的問題繼續令人關切

-- 對婦女施暴和歧視

-- 勞動者組織工會並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受到限制

澳門

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除防務和外交事務外享有高度自治。澳門人口約為450,000人，澳門居民擁有基本自由並享受著受到法律保護的各項權利。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總法也叫《基本法》，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1993年頒佈。澳門政府由一名行政長官領導。行政長官由選舉委員會的300名成員選舉產生。選舉委員會由人大任命的60名澳門代表和40名內地代表組成的籌備委員會選舉產生。9月，選民在分區直選中選出了立法會29名議員中的12名。功能利益組別選出了10名議員，另外7名議員由行政長官任命。《基本法》不把以普選方式產生全部立法會議員作為最終目標。文官當局總體上對安全力量保持有效的控制。

澳門政府總體上尊重居民的人權，但在一些領域存在著問題。據報告有以下侵犯人權的問題：

-- 居民更換政府的能力受到限制

(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

（五）

一個危險的信號：

在前述的記者招待會上， 李肇星竟然獨出心裁地宣稱：在今年的軍費增加之後，中國的軍事預算仍然比美國軍事預算少得多，“中國人均軍費是美國人均軍費1/77”！李肇星進一步詭辯說：“我認為看事情要看最基本的事實，不能光看一個數字，譬如說一個百分比，而忘記這個百分比後面，譬如說前年的底數、去年的底數是多少。如果你不知道的話，我可以向你推薦看一看新華社剛發的一條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廖錫龍將軍的採訪，發表在今天的《北京日報》上。”（5）（5）新華網2006年3月7日“兩會報導”。

種種跡象顯示，作出“中國人均軍費是美國人均軍費1/77”這樣的對比，並不是李肇星個人的一時興起，而是代表了中共擴張軍備的極度野心。

顯而易見，“中國人均軍費是美國人均軍費1/77”是一個典型的中共強硬派指標：用“人均軍費”來挑戰現行的國際秩序，用“人均軍費”來強化擴軍備戰的理由，用“人均軍費”來激勵自己向著第一軍費國家前進。——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國際社會務必對之嚴密監視。

（另起一頁）

【附錄之二】

（另起一頁）

【第一篇】

【2008年西藏暴力衝突及其預後之分析】

1959年3月10日，藏人大規模抗議中國統治的行動失敗，達賴喇嘛和許多藏人逃出西藏、開始長期流亡。為了紀念這個事件，藏人每年都在3月10日舉行紀念活動；2008年3月10日藏人開始發動和平示威，逐漸演變成為街頭暴力，從3月14日開始，抗議活動裏出現了大規模的打砸搶燒殺式的對抗，中國政府派遣大批軍警前往鎮壓，造成更大規模的死傷。3月16日約有兩百輛軍車，每輛載運數十名武裝士兵駛入拉薩，大部分空蕩蕩的街頭，有武裝車輛和軍車在巡邏，以及士兵在搜查建築物，街頭的擴音器一再廣播“認清敵友，維持秩序”的口號。連日來，中國政府已經派遣了數萬名軍警前往鎮壓，全副武裝的解放軍駕駛裝甲車在拉薩的街頭巡邏，他們一字排開掃街，甚至進入每一家民宅檢查，搜捕任何一個可疑份子。初步估計抗議事件造成十六人死亡，而鎮壓活動則至少造成八十多人死亡。

2008年3月的西藏，就這樣震驚了世界，而且這一局勢還在演變之中，對國際政治的戰略格局已經開始發生深遠影響，下面從幾個方面予以分析論述。

一、藏人抗暴活動的基本力量

拉薩等地藏人的抗議基本有兩股力量合成：

1、底層民眾；

2、西藏流亡政府。

先看底層民眾部分。

早在2007年7月18日《中國時報》就報導過，五百藏民為了爭奪冬蟲夏草進行械鬥，造成六死一百一十一傷的悲劇。那是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縣，鄧波鄉與桑堆鄉的藏民，因爭奪冬蟲夏草利益日前發生衝突，有藏民遭自步槍及手榴彈攻擊。事後，四川當局已派出至少一千名武警及特警前往縣城防止衝突再次爆發。事件發生後，一千多名桑堆鄉藏民包圍縣政府，要求懲凶。顯然，這是由於底層民眾生活艱困造成的，所以這次拉薩事件我們看到許多喇嘛以外的藏族青年參與衝突就毫無奇怪。縣級行政單位的同族之間的經濟衝突尚且死傷上百，省級行政單位異族之間的全面衝突，造成成千上萬人的死傷就是可以預料的了。

再看西藏流亡政府方面。

拉薩事件從藏人紀念反抗中國統治失敗四十九周年的幾天和平抗議演變而來的。儘管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達賴喇嘛說西藏發生的事件超出了他的控制，但是他的威望和流亡政府的網路卻對組織藏人的抗議活動起了催化作用。

3月18日達賴喇嘛在印度北部的達蘭薩拉對記者說，如果家鄉西藏的暴力變得惡化，他就要辭去在西藏流亡政府內的職務。他同時否認了中國當局所說的他是拉薩騷亂事件主謀的指控。在回答BBC記者提出的他怎樣看藏族示威者襲擊漢人和商店的問題時，達賴喇嘛表示，“這是錯誤的。不要訴諸武力。焚燒（商店）是暴力；屠殺也是暴力。我們必須與漢族人和平共處。”記者曾問達賴，他是否警告過藏族示威者，如果他們的示威活動變得暴力，他就將“隱退”。達賴喇嘛回答說，這個問題在1987年的事件中就有人問他；他那時就回答說，如果事情變得無法控制，那他別無他法，只有選擇隱退，今天他也持同樣的看法。

“達賴喇嘛”的稱號是終生的，因此達賴的秘書對BBC解釋說，達賴奉行非暴力政策，如果藏人不想聽從他的忠告並拿起武器，那麼，他的就將辭去作為他們的發言人的角色。然而，這位元發言人也說，沒有跡象顯示藏人正拿起武器；即使是中國當局也沒有指責藏人在這樣做，因此，達賴沒有從目前的位置上隱退的可能。

早些時候，中國總理溫家寶指責達賴喇嘛和他的追隨者策劃了西藏的暴力抗議。中國官員說，他們有證據表明，拉薩的騷亂是達賴喇嘛組織的。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則表示，他被當作了替罪羊。達賴喇嘛表示，他僅僅尋求西藏在中國統治下取得自治。但溫家寶說，北京認為達賴喇嘛說謊，他實際上是在尋求西藏獨立。

從目前看，西藏人民的生命財產雖然遭到重大損失，並將因此在以後會受到中共的秋後算賬和持續報復；但事件的最大輸家卻是中共，並且十分可能導致北京奧運會受到抵制。至於贏家，則是中國周邊深受其威脅的其他國家，以及深信“中國威脅論”歐美諸國。

二、藏人抗暴活動的基本方式

3月16日新華社長篇報導暗示：當地藏人事前曾接到相關資訊。因為一位叫做馬瑞霞的女商人在拉薩市中心經營的服裝店、小麵館、旅遊商品店全部遭到砸壞和燒毀。她從藏身處的門縫裏看人砸開她的服裝店大門，搶走錢財，然後點燃了服裝。“那是我一家人五年的心血呀！”東躲西藏了一夜的馬瑞霞看到店鋪被燒得面目全非，淚流滿面。所幸的是，她全家安然無恙。她說：“是藏族鄰居救了我們。他們得到資訊後，通知我們藏了起來。”這個善心的舉動顯示當地藏族民眾事前接到了即將舉行暴力抗爭的相關資訊。

但是達賴喇嘛卻告誡說：“不要訴諸武力。”達賴喇嘛表示，“希望某些具有聲望的國際組織能夠調查目前西藏的狀況，以及暴亂的原因。”達賴喇嘛明確表示，這一次的暴動並非由他策動，他希望透過和平的方式尋求西藏自治，但不追求西藏獨立，他也強調仍然支持即將舉行的北京奧運。但是除拉薩以外，中國的其他藏人社區也出現了抗爭，例如甘肅和四川也出現了力挺西藏的抗議活動，大街小巷全部擠滿了抗議人潮，而僧侶也走上街頭表達對中國的不滿。

中國政府一再表示，他們面對使用暴力手段舉行抗議示威的藏人已經表現出極大的克制。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在傳給美國之音的一份英文新聞發佈稿中說，“為了保障社會安定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西藏自治區政府的有關部門對西藏發生的破壞行徑採取了必要的法律手段。執法人員在整個過程中表現出極大的自製。所謂武裝鎮壓根本是不存在的。”這當然是片面的。

路透社援引所援引的西藏自治區領導人的話更是充滿謊言，他說根本就沒有開槍對付拉薩的示威者。因為外國旅遊者說，他們聽到了槍聲。另外有目擊者說，在拉薩市以及拉薩周圍可以看到大量荷槍實彈的軍人以及坦克車。中國對西藏鎮壓，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高度關注。由於拉薩已經被封鎖，記者和遊客都無法進入，中立的現場資訊越來越難取得，雖然中國政府宣稱西藏已經恢復平靜，但是確實情況有待後續觀察。

暴力衝突過後，美國國務卿萊斯再次呼籲中國政府直接和達賴喇嘛舉行對話。萊斯說：“最近幾年來，我們一致敦促中國尋找方式和達賴喇嘛對話。達賴喇嘛是權威人物，不是分離主義者。找出一個方式來和達賴喇嘛接觸並且運用他的道德影響力才能更加穩定，同時也能更好地解決西藏問題。”賴斯還說，中國拒絕和西藏人民的精神領袖接觸等於是錯過了機會。賴斯說得很對，因為在西藏人民中間，喇嘛的影響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是由喇嘛廟的網路所保證的。

總結藏人抗暴活動的基本方式，基本上都是由喇嘛這樣的出家人打頭陣，進行和平示威；如果遭到中共武力鎮壓就會激起民憤，導致普通藏族民眾自動捲入，形成抗暴的勢頭。

由於生活方式所提供的便利，喇嘛很容易動員起來，因為他們是集體住宿的，又是不用到外面上班的，再加上受過教育消息比較靈通，可以和國外的喇嘛以及流亡政府直接聯絡等等，十分便於進行快速動員。他們的非暴力抗爭只要開了頭，以後的事情只要把群眾捲入，就比較能夠擴大運動的聲勢了。

三、藏人抗暴活動的基本訴求

拉薩騷亂引發的西藏危機，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在澄清自己不是騷亂“幕後黑手”的聲明之後，3月16日星期天，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在一次祈禱會期間繼續發表自己對西藏危機的看法，他認為西藏正在遭受中國的“文化滅絕”（culture genocide），並呼籲國際社會幫助調查拉薩騷亂真相，並再次強調自己全身心的投身於“非暴力”的“中間道路”以爭取大西藏的高度自治。

新德里電視臺網站報導了達賴的講話，並指出儘管達賴喇嘛始終支持北京奧運，但已經很難阻止成千上萬的年輕藏人加入到“抵制奧運”的行列中去了。對於西藏獨立還是自治，方式採用對話還是暴力，已經在海外藏人社區中形成了分裂。《時代週刊》的印度記者辛格（Madhur Singh）在追蹤流亡印度的藏人示威遊行之後，3月16日發表了文章“藏人領袖能否騎虎？”（Can Tibet's leader ride the Tiger?），通過對印度青年藏人的追蹤採訪，來分析這場分裂。 

他認為近幾日爆發的西藏危機，是一個分水嶺，那些儘管不同意達賴喇嘛“非暴力”的“中間道路”卻不得不服從的年輕藏人，認為現在已經到了停止被北京愚弄的時候了。一個逃離西藏十年、三十三歲的流亡青年Nwawang說：喇嘛是一個和尚，他告誡我們要有耐心，可是我們不能就此不管；我們必須行動起來，在我們的故鄉、我們的文化被徹底摧毀之前。現在是個好機會，全世界都在看著西藏。 

至於這次事件導火索“長征回到拉薩”的活動，也基本上就是這群早就對達賴喇嘛“非暴力”的“中間道路”失去耐心的年輕藏獨所組織的活動；他們中間的一位Tenzin Tsundue，就是激進抵抗的長期支持者，在2002年他曾經在朱鎔基訪問孟買之際，沿著腳手架爬到了朱下榻賓館的十四層樓上進行抗議。另一位Lhadon Theton，是總部在紐約的自由西藏青年組織的執行主任，他聲明“我個人認為，所有西藏人減掉十個（指達賴喇嘛相關人等），都想獨立”。

在尼泊爾，另一個流亡藏人密集的國家，三十二歲的Tenzing Wangdu，當地西藏青年大會的前任主席，則揭開自己的衣服，展露身上被因暴力示威而被尼泊爾警方警棒揍的傷痕，很自豪自己能夠跟國內受難藏人同甘共苦。正在準備參加遊行的二十九歲的女青年Tenzing Dolkar則認為，儘管達賴喇嘛告訴我們不要暴力抵抗中國人，可是現狀決定了你不能總是聽他的。

儘管達賴喇嘛再次重申自己期望高度自治而非獨立，但是拉薩戒嚴之後的西藏局面，會導致海外藏人長達數日甚至數周的連綿抗議，青年一代和老一代的分歧還將繼續。“我們將使中國對西藏的佔領代價更大”，紐約的藏人流亡領袖Lhadon Theton說道，“沒有誰知道柏林牆何時會倒塌，歷史很長，只有時間能告訴結果最終會是什麼。”

四、藏人抗暴活動的基本格局

藏人抗暴活動的基本格局是“內外呼應”：由海外的網路延伸到國內進行組織和鼓動，然後在國內製造事件和衝突，最後由海外的流亡政府進行支援和收穫，然後再在國內進行播種與施肥。

以喇嘛的和平抗爭開頭、很容易動員起來，因為他們是集體住宿的，又是不用到外面上班的，再加上受過教育消息比較靈通，可以和國外的喇嘛以及流亡政府直接聯絡等等，十分便於進行快速動員。他們的非暴力抗爭只要開了頭，以後的事情只要把群眾捲入，就比較能夠擴大運動的聲勢了。

而在群眾捲入造成風潮以後，他們的具有的網路系統又比較能夠動員旅居各國的西藏僑民，只是因為西藏人不僅具有政治訴求，而且具有宗教訴求，不僅具有政治組織，而且具有宗教組織；在漢人中沒有一支僑民隊伍具有這樣的動員能力。所以他們組織的海外示威活動，比較能夠喚起國際主義和國際支持。

歐洲主要城市掀起了數千人抗議中國政府鎮壓西藏民眾的抗議活動，並要求國際社會對西藏抗議行動進行調查。例如3月15日， 歐盟總部所在地比利時布魯塞爾發生抗議中國鎮壓西藏人民的示威行動。數百人在比利時最高法院和中國駐比利時使館前舉行抗議，一些藏人還爬上使館，摘下中國國旗，掛上了西藏雪山獅子旗。比利時支援西藏組織主席裏格艾斯主席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透露了當時的情況。格裏艾斯說：“他們無法進入使館。但他們取下了中國國旗，用西藏旗幟取代。員警逮捕了五人，但只拘留了一天。”

3月16日，法國巴黎約有五百名藏民前往中國大使館示威抗議，一名藏人還翻越圍牆，摘下中國使館懸掛的中國國旗，用西藏雪山獅子旗取代，並與警方衝突造成多人輕傷，約十人被拘。這次活動導致法國參議院當天對中國當局武力鎮壓西藏示威活動表達嚴重關切。在英國的倫敦大使館外，則有藏民準備絕食抗議。西藏流亡人士同時還在德國柏林、漢堡和法蘭克福和杜賽爾多夫等多個城市舉行示威。示威活動組織者澤旺諾布對美國之音表示，示威的目的就是要讓西藏人民知道，他們並不孤單。澤旺諾布說：“我們舉行這些示威，就是要讓中國當局知道，西藏人民並不孤單，國際社會正在密切關注著西藏局勢。”德國支援西藏組織的蒙堡女士對美國之音表示，所有示威都表明，奧運會不應該在中國舉辦。蒙堡女士說：“我們還想到了奧運會。這些示威特別表明，奧運會不應該在中國舉行。”

到了3月18日，聲援西藏的示威遊行升級，遍及臺北、日本、尼泊爾、英國倫敦、印度、歐美等地。其中在尼泊爾約有兩百名藏民前往聯合國辦事處示威，要求聯合國調查中國鎮壓拉薩藏民事件，警方其後向示威人士施放催淚氣體，七名藏民和五名員警受傷，最少有五十九名藏民被警方拘捕。

澳大利亞和韓國的一些藏人也在3月18日舉行示威，抗議中國政府鎮壓西藏人民。悉尼市有將近一百名藏人和西藏活動人士在中國領事館外舉行了和平示威活動。示威者揮舞“爭取西藏自由”的橫幅，拿著著“我愛西藏”和“請幫助西藏”的標語牌，要求中國政府停止對西藏的鎮壓。在悉尼的藏人社區主席加登說，悉尼有大約三百五十名藏人，他們自從3月10日以來一直在舉行示威活動。加登說，“在上3月15日的示威活動中，由於人們的情緒非常激動，因此和員警發生了衝突，有四名藏人被抓，但是四個小時後就被放了出來，有一名藏人被指控毆打員警。之後，我們很難得到在中國領館外示威的許可。但是今天我們終於又得到示威的許可，這次示威進行得非常有序，示威者也保持了鎮靜。”第二天坎培拉的藏人也到中國使館外舉行了示威。

同一天，韓國一些活動人士和藏人也在首爾的中國大使館外舉行示威，抗議中國政府鎮壓西藏人民。大約有三十多人參加了抗議活動，他們高喊“不要殺人”和“爭取西藏自由”的口號，呼籲韓國政府支持西藏抗議。而據報導，韓國只有大約二十名藏人，其中大多數都是持工作簽證。這次抗議可以說是傾巢出動，而且他們能夠動員在韓的一些國際人權組織呼籲中國在今年8月主辦奧運會之前能夠改善其人權記錄。

西藏流亡政府負責日本和東亞事務的代表措闊當天正在首爾訪問。他說，自從他3月16日他抵達首爾以來，韓國的電視和報紙每天都在長篇報導西藏的事情。他說：“西藏的抗議事件佔據了國際新聞的頭版頭條，連日本和韓國媒體也是如此。通常情況下，有關西藏的報導都很低調，但是，這次有關西藏的報導卻佔據了新聞的首要位置。”措闊說，日本的藏人社區和支援西藏獨立的組織規模很小，但是他們聯合起來在3月10日和16日舉行了示威，同樣引起了媒體的關注。

上述行動彼此之間顯然具有嚴密的組織性，不可能是完全經由群眾的自發性而形成的。從而較好體現了“內外呼應”。

五、藏人抗暴活動的直接後果

藏人抗暴活動的直接後果，是造成漢藏關係自從1959年以來的空前緊張；也造成中國政府自從1989年以來在國際上的空前孤立。雖然中國政府一直強調西藏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但這還是破壞了中國的外交關係和國際處境，所以中共竟然要其外交部長來對外說明西藏問題。這不能不說是對於“內政論”的一個辛辣諷刺。

漢藏關係自從1959年以來空前緊張。3月17日午夜是“西藏自治區政府”限令參與示威的西藏人自首的截止時間，但在17日午夜之前，拉薩全城已經逮捕數百人，午夜過後大批軍警繼續在全城搜捕示威者。西藏官方電視臺並播出兩名涉嫌男子的照片，自治區公安廳發出通緝令追緝兩人歸案，以此製造恐怖氣氛。來自拉薩市政府內的檢察系統的可靠消息則表示，市府在17日午夜期限前已簽發一百五十張逮捕令。

西藏官方一再強調拉薩局勢基本穩定；但目前實際情況是，全市被軍警控制，17日早上再有大量軍車運兵入城，街道如沙漠，偶爾還傳出爆炸聲。拉薩的主要街道商店嚴重焚毀，目前旅館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遊客外出，須由軍警護送。17日上午，軍警強迫遊客搬到城西的飯店，飯店裏沒有電，防止遊客向外發資訊。 

但是直到17日，在四川、青海和甘肅等藏人居住地區，仍有示威。四川阿壩州馬爾康縣發生藏人示威，一百名喇嘛、四百民眾16日到當地政府示威。上千名僧俗民眾上午十點鐘在高舉達賴喇嘛相片，焚燒中國國旗，高呼“西藏獨立”、“達賴喇嘛萬歲”、“立即釋放第十一世班禪喇嘛”等口號展開了大規模遊行示威活動，活動陸續受到了阿壩縣附近各鄉村僧俗民眾的支持和參與。他們砸毀鄉政府和派出所，焚燒派出所警車，同時趕走了所有在當地工作的漢人幹部。 

位於挪威的“西藏之聲”獨家報導，西藏人民的和平示威活動卻遭到了上萬名中共軍警的殘酷鎮壓，導致四十多名示威藏人遭到槍殺，其中包括一名年僅十七歲的阿壩縣藏文中學初二一班的林智措，另外還有一名五歲左右的小孩和一名懷抱嬰兒的母親。後來，民眾不顧中共的武力鎮壓，在大街上抬著被槍殺的藏人屍體，再次展開遊行示威活動，當時沒有出現中共軍警。另有四十多人受傷。此外，示威群眾在參尼鄉政府辦公樓前降下了中國國旗，懸掛西藏國旗，展開大規模遊行示威活動。後來該地也陷入了中共軍警的嚴密控制中，禁止任何人出入縣城，並且在各個事發地點和交叉路口安置大量軍警，嚴查所有藏人。 

局勢緊張，使得公安勒令香港記者離開藏人地區，公安指責香港記者在拉薩非法採訪。淩晨時分，公安手持一份香港記者的名單到酒店搜查，期間沒收無線電視臺記者所拍攝到的一些錄影帶和電腦記憶卡。搜查期間，當局派遣電腦專家一起行動。另外，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7日上午臨時通知媒體將舉辦記者會，但卻選擇性通知媒體，目前臺灣有十家平面及電子媒體派有記者在北京採訪，都未接到今天記者會的通知，全被摒除在外。這種區別對待顯示，中共擔心拉薩事件會影響到臺灣選民對中國政府的觀感。

無疑，以上動向不僅會造成漢藏關係之間的持續緊張，也會極大衝擊兩岸關係，甚至會影響臺灣大選的選情。真是“天不助共”，並會極大牽制中國面向海洋的努力，對美、日、台具有“洩洪於西藏”、減輕壓力的積極作用。

六、藏人抗暴活動的不斷蔓延

藏人抗暴活動的不斷蔓延大體上有兩個方向：1、中國在國內繼續進行鎮壓並不斷遭到反抗；2、中國在國外不斷受到抗議與抵制。這雙重作用，導致藏人內部激進路線與溫和路線的分歧表面化。

1、先看中國國內的鎮壓和反抗的蔓延。

許多藏人住在遠離西藏較遠的喜馬拉雅區東部和東北部的康巴和安多省，直到1951年中國佔領西藏。這些地區後來被北京劃成中國的青海省和四川省的一部分。在青海省同仁市，一百名喇嘛抗拒在黃吾具寺禁足的命令，爬上寺院後的一個小山，施放煙火和燒香，以抗議對西藏的鎮暴。附近的商店都已關閉，三十名鎮暴員警手持盾牌，鎮守在寺院附近。員警迫使記者刪除員警的照片。倫敦的行動組織“釋放西藏”的惠提凱斯說，在甘肅省西部，約一百名學生在蘭州大學抗議。甘肅省夏河市一千名抗議者從拉蔔楞寺出發遊行示威，遭到警方催淚瓦斯攻擊後，施行戒嚴。 

有消息稱，成都軍區派遣部隊進藏，大有1959年“平叛”的態勢。中國陸軍的正規軍隊進入拉薩鎮壓，顯示剛建的青藏鐵路具有高速運兵的功效。大量圖像顯示，中國陸軍精銳部隊使用的新型90式裝甲運兵車，和92式輪式裝甲車出現在拉薩街頭，90式裝甲車只裝備少數陸軍重裝集團軍和快速反應部隊，92式輪式裝甲車也只裝備少數輕型機械化師。這些裝備都不是武裝員警部隊所配備的。為掩飾軍隊介入拉薩鎮壓的行動，上述裝甲兵車一概用白布遮擋住中國軍隊裝備慣用的紅色五角星。

從上述拉薩出現的中國軍隊裝備判斷，成都軍區第十三集團軍第一四九快速反應師、西藏軍區第五十二山地步兵旅，可能已經介入拉薩鎮壓活動。這兩支部隊是整個西南地區中國軍隊中最為精銳、反應速度最快的部隊。成都軍區的精銳快速反應部隊如此快速進入拉薩，而且是重裝投入，體現新建的青藏鐵路之高速運兵的功效。

結果造成問題的惡化：漢藏人民衝突加劇。3月19日，四川成都電信路有藏民因為憤怒而砍殺漢人。這位藏民一邊跑一邊自殘，在自己肚子上割了一刀。該路段封鎖，藏民被武警、公安、特警包圍。中國國內記者在論壇留言稱：“據成都電信路藏民砍人事件目擊者稱：‘我剛才從華西醫院後面出來，正準備做四十五路車回來，剛出來就看見前面有個藏族人拿著很長的藏刀在亂砍。我正準備往公交站牌走的時候，在我不到三米的地方停著一輛白色汽車。然後，我就看到那個藏族人就用刀在砸玻璃準備砍裏面的人，車裏的人嚇慘了，趕緊發動汽車就跑了。那個藏族人轉過身就看見一個小夥子騎著自行車過來，他就一正亂砍，把那個騎自行車的小夥子的砍翻在地上。後來有人報警後，警車就開始追堵他，最後十多輛車子把他堵在華西醫院後面對面的一個停放自行車棚的鐵欄杆面前，他還手頭拿著刀不停的揮舞，還用刀捅了自己，但沒有捅死，後來就來了很多防暴隊和武警。然後就一直僵持了半個多小時，最後見幾個武警從鐵欄杆後面用棒棒把他手裏的藏刀打落，二十多個防暴人員上前才把他制服”

還有傳言成都七十八路公交車被炸，有關消息被封鎖。這種危機心理造成中國國內網上很多對藏民發出仇恨的言論，“打殺”之聲不絕於耳，此種思維勢必加劇漢藏矛盾。人們認為，西藏問題已經由政治衝突變為種族衝突、民族矛盾；如果沒有適當的溝通和安撫，這樣發展下去，西藏的獨立將是早晚的事了。

與此同時，維吾爾組織指中國在新疆南部實行軍管。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3月17日表示，中國當局近日在新疆南部維吾爾人密集的和田及喀什地區實行軍事管制，並限制維吾爾人聚集在一起。該大會之發言人迪裏夏提對中央社記者表示，“中國當局從上星期開始在新疆和田地區及喀什地區實行軍管，軍人到處盤查維吾爾人，不准維吾爾人三至五人聚集一起，並抓走一些被懷疑的維吾爾人。”他又說，新疆當局在2007年5月1日開始收回維吾爾人的護照，當時只有部分當局信任的維吾爾人支付保證金後可以保留護照，現在他們的護照也被收回。迪裏夏提又稱，中國當局在新疆南部地區實行軍管，導致維吾爾人晚上十時後不敢出門，嚴重影響他們的正常生活。 

更進一步，漢人的人權也受到削弱。中共鎮壓行動發生後，知名網路媒體“新浪”、“天涯社區”等網媒，嚴格限制發佈、轉載涉及軍隊鎮壓拉薩市民和平示威，以及軍隊出動的新聞。凡是出現“西藏”字眼都會被遮罩，刪除，包括論壇和個人博客。在網路上不得轉載報紙上的公開報導，甚至官方媒體發佈的的通告和官員接受記者採訪的內容也受到禁止。該事件顯示，網路媒體控制比報紙的控制要嚴厲許多。

2、再看中國國外的持續抗議與抵制。

西藏暴亂事件引發國際反京奧的新浪潮！世界各國領袖高度關注，表達遺憾，呼籲中國透過對話解決問題，海外媒體呼籲世界各國領袖在奧運來臨之際要對中國施壓，使中國對處理暴亂事件承擔責任，有支持疆獨人士呼籲全球各界抵制中國，此或繼美國著名導演史匹堡辭任奧運藝術顧問後，在全球掀起另一輪抵制奧運潮。而且西藏流亡政府則要求聯合國立即介入，調查中國侵犯人權的行為。 

西藏發生流血衝突之後，好萊塢影星裏查•基爾和一些流亡海外的藏人發出了抵制北京奧運的呼籲。歐洲各國各界對此的辯論也十分熱烈。從總體看，政治家和體育界人士不贊同抵制態度並呼籲各方放棄暴力，不希望事件升級。但互聯網上各個媒體的調查顯示，大部分在網上投票表示看法的線民，認為抵制北京奧運是正確的方式。

國際奧會主席羅格說，“抵禦奧運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如果這樣，適得其反。抵制懲罰的只是無辜的運動員。”德國總理默克爾對德國銷量最大的“圖片報”說，“我認為抵制不是正確手段，它只會讓中國的情況更為激化，與我們的目標背道而馳。”德國負責體育事務的最高層政治家、聯邦內政部長朔依布勒認為，只有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才是體育發揮其影響的最佳方式。德國國家奧會主席巴赫不擔心奧林匹克會因此受到榮譽傷害，他說，抵制奧運是錯誤路線。我們呼籲雙方放棄使用武力。德國政府人權問題高級專員諾克說，我不贊同抵制。因為如此，我們必須緊急呼籲中國政府擔負起重任。將奧林匹克導演成歡呼勝利的地方，從而遮蓋長期踐踏人權的視野，卻是不可以的。

德國綠党領導人羅特則說，抵制奧運的威脅能給中國造成強大壓力，迫使中國結束對西藏的殘酷壓制以及對人權的踐踏。德國互聯網內媒體也特別關注抵制奧運議題。德國之聲查看了“明鏡線上”、“世界報線上”以及“南德意志報線上”的網上調查（14點）。顯然，這些草根線民同政治家以及體育名人的態度大相徑庭。 

明鏡線上

參加者共5263人 

同意抵制 60.57% 

反對抵制 32.13% 

沒有決定者 7.3% 

世界報線上 

參加者共6360人 

同意抵制 66%（包括認為西方國家應共同行動） 

反對抵制 14% 

抵制不管用 20% 

南德意志報線上

參加者共5726 人 

同意抵制 72% 

反對抵制 4% 

運動員應標明態度 21% 

不知道 2%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副主席巴哈表示，多位頂尖運動選手因為中國血腥鎮壓西藏抗議群眾，正在考慮杯葛北京奧運。這是因為外國媒體紛紛以大篇幅報導西藏暴亂事件，英國《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等報章指出，在北京奧運來臨之際，各國正注視中國，世界各國領袖要對中國施壓，令中國對處理暴亂事件承擔責任。德國《法蘭克福廣訊報》指出，藏民上街的勇氣令人敬佩，其抗議是對中國打壓的反應，這次暴亂將對北京奧運帶來衝擊，也正好給抵制奧運人士有力的藉口。 

在瑞士洛桑，親西藏的示威者3月18日在國際奧會總部外面舉行抗議示威活動，要求國際奧會對中共政府鎮壓西藏僧侶抗議示威活動做出正式反應。這些示威者分別代表國際上的一百五十個西藏團體。非官方的西藏流亡政府奧會代表對路透社表示，他們要求國際奧會制止中共政府讓奧運火炬經過喜馬拉雅山地區的計畫。這個委員會已經正式宣佈抵制今年8月舉行的北京夏奧會。抗議民眾的標語牌上寫著：羅格先生，你的沈默正在導致藏人的死亡。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3月18日的評論認為，北京處理西藏問題的方式將影響奧運會的舉辦。因為西藏已成為全世界關注的重點，也成為北京順利舉辦奧運的障礙。各種資訊顯示，拉薩目前平靜但氣氛緊張，隨時可能爆發新的衝突。藏人的抗議已從首府拉薩蔓延到西藏的其他地區和四川青海甘肅的藏區。流亡印度尼泊爾的藏人也以不同的方式舉行抗議。最新的重要進展是，北京至少上百名藏族大學生以示威抗議靜坐的方式，拒絕中國官方在處理西藏人抗議事件上的方式。

美國白宮發言人表示，北京政府應尊重藏傳文化及多種族社會，對衝突感到遺憾，總統布希一貫認為，北京需要與達賴喇嘛對話。美國駐華使館勸喻，美國人暫時不要前往拉薩。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候選人奧巴馬則譴責中國以暴力手段鎮壓抗議。

3、中國在國內繼續進行鎮壓並不斷遭到反抗、中國在國外不斷受到抗議與抵制，這雙重作用，結果藏人內部激進路線與溫和路線的分歧表面化。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3月17日受到一些年輕而激進的藏人的嚴厲批評，要求達賴喇嘛重新考慮有關不尋求西藏獨立、只要求高度全面自治的非暴力運動。主張西藏獨立的西藏青年會還批評達賴喇嘛關於反對抵制北京奧運的立場。西藏青年會主席次旺仁增說，中國不配主辦奧運會，因為西藏的人權問題正在惡化。與此同時，國際社會對西藏的局勢越來越感到不安。荷蘭召見了中國駐荷蘭大使表示關注。歐盟也同樣表示不安。只有自己面臨分裂的俄羅斯堅持說西藏危機是中國的內政。

七、藏人抗暴活動的基本分析

藏人抗暴活動的淵源很深。

中國政府人士在談到中國與西藏的關係時也往往會說：西藏自古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很多西藏人卻對此持懷疑態度。他們認為，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前，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為什麼西藏的地位問題會存在爭議呢？

西藏過去幾百年曾是清朝的朝貢國，西藏統治者承認皇帝是天子，並向其進貢，以換取保護與和平。皇帝向拉薩派駐一名代表，但很少插手西藏事務。如果其他國家攻打西藏，西藏會向中國統治者求助。科隆漢學兼法學家羅伯特•霍爾澤解釋說：“對十九世紀統治印度的英國人來說，與北京政府商討西藏問題是理所當然的事。例如與西藏開展貿易或者申請探險許可，這些事情他們不會與拉薩政府協商，而是與北京政府協商。他們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就像印度是英國的一部分。”

現代國際法將北京與拉薩在1907年的關係定義為“宗主關係”，也就是說，除外交事務受中國統治外，西藏在其他方面擁有自主權。滿清的皇權統治被推翻後，西藏於1913年宣佈獨立。達賴喇嘛的西藏流亡政府現在主要依據這一獨立聲明，而中國則堅持認為，西藏的獨立並未得到過中國或者其他國家的承認。

1950年毛澤東派解放軍進入西藏。他們幾乎沒有遇到抵抗。北京政府讓年輕的達賴喇嘛繼續管理西藏事務，不做太多干涉。直到1950年代後期中國的“民主改革”破壞西藏人的生活之後，當地藏人才開始反抗中共。

西藏喇嘛1959年舉行的起義遭到鎮壓，達賴喇嘛流亡印度達蘭薩拉。此後西藏一再出現反抗中國政府統治的起義，也一再被暴力鎮壓。達賴喇嘛譴責說，任何反抗中國政府的行動都會遭到殘酷鎮壓。他表示藏族地區的“人權狀況非常糟糕。監獄中刑事犯的待遇要好于政治犯。在中國以外，政治犯的待遇大多會好于刑事犯。但是中國的情況剛好相反。”顯然，今天的藏族地區還是奉行毛澤東那一套高壓統治。

西藏的地位在國際上飽受爭議。例如德國政府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但聯邦議院一份學術評估報告的結論卻是：中國並沒有獲得西藏的有效佔領權，因為中國對西藏的兼併基本上是通過暴力手段。雖然在國際法上西藏的地位仍存在爭議，但在公眾輿論中，藏人卻獲得了世界大多數的同情。特別是達賴喇嘛的自身魅力使藏人獲得了西方的好感。中國政府對此感到惱怒卻無計可施。

儘管達賴喇嘛表示放棄獨立、只要求更多一點自治權利，但仍然無法打消中國政府的疑慮。尤其因為大多數的流亡藏人仍然堅持西藏獨立的要求，而且達賴喇嘛提出的“大西藏”自治地區的範圍也遠遠超過目前的西藏自治區，而包括青海全省以及甘肅、四川、雲南三省的許多地區。

中國現在將賭注押在達賴喇嘛的年齡上。根據西藏喇嘛教的教義，達賴喇嘛死後將出現轉世靈童。屆時達蘭薩拉和北京都將推出自己承認的新任達賴喇嘛。但無論如何，新的達賴喇嘛都將是一個年幼的孩子，而不是具有國際聲望的精神領袖。 

但是，這個問題卻是無論如何回避不掉的：中國應該如何面對西藏人的自主要求？

八、藏人抗暴活動該如何持續

2008年3月18日，位於美國的海外網路刊物“博訊熱點”上刊登了一篇文章：《王立雄：藏民正用實際行動紀念六四大屠殺19周年！》：

告全國人民書

北京出現了聲援西藏示威的活動！這意味著，可愛的藏民正用實際行動紀念六•四大屠殺19周年！我要向他們致敬！向他們學習！衝破專制的鐵網！向著民主中國前進！！

北京的藏族大學生舉行靜坐示威。他們拒絕中國官方表示的在處理西藏大屠殺的事件中保持了克制的紅色謊言。

就在今天，我親眼看到，北京的大學有幾百名藏族學生舉行靜坐示威，從而標誌著幾天前在西藏首府拉薩發生的暴亂事件首次蔓延到敏感的中國首都。 

中央民族大學的一百多名藏族學生在2008年奧運舉辦城市北京舉行靜坐示威，他們舉行靜坐示威的時間距離中國政府規定的要求參加抗議活動的藏人自首的期限還有不到幾個小時。 

拉薩上個星期五發生請願抗議，有一百多人遭到屠殺。有更多的人遭到逮捕和酷刑。北京大學生的抗議聲援活動具有重要意義，這將重演1989年天安門廣場英勇無畏的學生民主運動！這場運動後來雖被中國反動派的軍隊鎮壓，造成生命的巨大損失，但是火種生生不息！

參加靜坐示威的學生受到了漢族老師的鼓勵。因為漢族老師都參加過1989年血的洗禮！

作為一個百分之百的漢人，我號召全體漢族人民起來聲援西藏同胞的抗暴活動！就像我們當年聲援北京大學生們的抗暴活動！

民主必勝！

專制必亡！

王立雄於北京

這篇文章用身在北京的大陸異議人士王立雄的名義發出，其實卻是其他有心人士利用下面兩篇報導改寫的：

1、美國之音：北京藏族大學生靜坐示威 

據一些西方通訊社報導說，星期一北京一所大學有幾十名藏族學生舉行靜坐示威，從而標誌著幾天前在西藏首府拉薩發生的暴亂事件首次蔓延到敏感的中國首都。 

中央民族大學的一些藏族學生在2008年奧運舉辦城市北京舉行靜坐示威，他們舉行靜坐示威的時間距離中國政府規定的要求參加抗議活動的藏人自首的期限還有不到幾個小時。 

拉薩上個星期五發生騷亂，西藏流亡政府稱有幾十人死亡。但是，中國官方的說法不同，並且把原來10人的死亡人數提高到13人。 

大約40名學生在中央民族大學舉行靜坐示威。目擊者說，還有很多人在這之前就被拉走了。 

路透社：北京學生抗議具有重要意義 

路透社報導說，北京的大學生抗議活動具有重要意義，這使人們想起了1989年天安門廣場學生民主運動。這場運動後來被中國軍隊鎮壓，造成生命的巨大損失。路透社報導說，參加靜坐示威的學生受到了老師的鼓勵。 

2、西藏騷亂中國內地只聽到官方報導 

記者：張楠北京2008年3月17日 

長期關注西藏問題的作家王力雄去年12月在一篇評論中援引已故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話說，最可怕的是人民群眾的鴉雀無聲。 

王力雄說，強力鎮壓似乎是有效的。但那不是真的消滅了矛盾，只是壓抑和加深了矛盾，並且積累起來， 早晚會被無法預料的事件引發，從無聲中響起驚雷。 

上述改寫雖然不合新聞報導的原則，卻合乎心理作戰的原則，因此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影響。這是因為北京在西藏實行的新聞封鎖，為反對派製造謠言和傳播謠言，提供了很好的土壤，如果對此土壤不加利用，才是政治傻瓜。因為不如此，就不能通過“恐怖平衡”來打破中國系統的封鎖消息。

中國當局正在採取以下手段徹底切斷來自西藏的新聞報導：

3月17日，西藏當局用專車把兩家香港電臺、四家電視臺和一家報紙的十五名記者送往拉薩機場，要求他們離境。香港無線電視臺記者報導，他們在星期天晚上接到官方通知，要求他們離開西藏。星期一清晨，國安人員協同電腦專家到記者旅館的房間裏搜查，沒收了一些錄影帶和電腦記憶卡。這位記者表示，電腦中凡是有關武警和公安的照片和錄影統統被刪除。香港電臺的記者報導，西藏公安人員和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的官員表示，記者進行了“非正常採訪。”3月18日香港記者協會發表聲明，對中國當局要求報導西藏騷亂的香港記者離境表示不滿，認為中國當局的做法違反了2007年1月起實施的《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港澳記者採訪辦法》。中國當局要求正在西藏報導示威騷亂事件的香港六家電子傳媒和一家平面媒體的十五名記者離開。香港記者協會秘書長麥燕庭說，中國當局在說明要求香港記者離開西藏的原因時，表示這些香港記者可能進行了一些非法採訪的活動。麥燕庭認為這種說法不能令人接受。中國政府驅趕香港記者，就等於在西藏封鎖消息。麥燕庭說：“大家都知道，在一個有衝突的地方，執法人員是否有違反人權的行為，記者在場是非常重要的關鍵。另外，有記者在場，也可以落實人民的知情權。”

香港資深傳媒人士鄧燕娥表示，中國政府的做法讓香港人感到很不理解，因為香港記者發回的錄音和錄影主要都是示威者打砸搶燒的場面，採訪的目擊者也大都講述暴徒如何兇殘，很少涉及他們這樣做的動機，這樣的報導實際上並非不利於中國政府，可是香港記者還是不能免除被驅逐的厄運。鄧燕娥說，這就不能不讓人思考中國政府的用意：“現在它這樣做我們很擔心，它會不會在把記者趕走之後，就對參加抗議的人做出一種比較極端的報復行為。其實我們在國際上經常看到，其他國家也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們都會在電視和報紙上看到報導。現在它這樣做，我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政府也就可以為所欲為了。”驅趕境外記者是，使外界產生北京要“關門打狗”的血腥印象。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也譴責中國驅趕外國記者的做法。美國廣播理事會星期一晚上宣佈，在中國限制媒體對西藏地區發生的暴力鎮壓進行報導之際，該理事會決定增加對西藏地區的廣播節目。

但是中共的驅趕外國記者的動作，正好為國際間的輿論戰提供了契機、得以用“王立雄”式手法維持對於中國大陸的心理報導，因為新聞報導的渠道已經切斷和扭曲。

心理報導的戰場不同於新聞報導，主要在於電子網路而不是平面媒體。但事實證明，電子網路而不是平面媒體才是心理報導的用武之地，而且在影響輿情方面已經證明是作用很大。

今後，就看藏人自己能否把抗暴活動持續下去，使得中國落入蘇聯集團的覆轍。西藏及其盟友應該清楚：只有中國變成第二個蘇聯，西藏才可能像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和衛星國體系那樣獲得民族自決的權利。

2008年3月19日星期三

【第二篇】

【中共對馬英九勝選之反應】

3月25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例行記者會上回答記者關於馬英九欲訪美的問題時表示，“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國與世界各國和國際組織建立和發展關係的政治基礎，中方將繼續按照這一原則與各國和國際組織發展關係，進行交往和合作，並採取各種措施，為臺灣同胞在經貿、衛生、文化等領域開展對外活動提供方便，保護他們在海外的合法權益。”（中國新聞網同日19:40發佈該項新聞）

這表明，中共對台政策並沒有因為馬英九當選而有所改變。而根據中共的以上表態和中共的以下報導，馬英九在就任以前訪問美國，可能還是中共和美國事前商議好的，以免馬英九上臺以後無法訪問美國。因為根據中共的“臺灣黨政分開”的立場，可以承認臺灣政黨領導人，但不可承認臺灣政府領導人：

“臺灣地區領導人當選人馬英九24日向‘美國在台協會’臺北辦事處處長楊蘇棣表達前往美國訪問的意願，楊蘇棣則表示，馬英九訪美事宜將交由華府方面決定。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麥科馬克二十四日表示，尚未收到馬英九訪美的相關訊息，而國務院資深官員則重申，對於臺灣人士以私人身分訪問華府的申請，美國政府的政策沒有改變，仍會考慮旅行者的便利、舒適、安全與尊嚴等原則。”（中國新聞網同日19:40附加新聞）

我們注意到：中共上述報導在“美國在台協會”上打了引號，意味不承認這是正式機構；而給與馬英九“臺灣地區領導人當選人”這樣複雜的稱謂，意味中共不承認臺灣總統大選的完全合法性。所以我們認為，如果中共在馬英九正式就任臺灣總統之後不再破壞馬英九訪問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外交活動，那才是真正轉變了中共專制獨裁的反動立場。

一、“中國評論新聞”是中共喉舌

一段時間以來，中共擔心大陸媒體報導會節外生枝，所以嚴格限制報導以及評論臺灣事務，但是獨裁政府不能沒有喉舌，於是運用香港為掩護，設立了一家“中國評論新聞”，定期推出“中評社專論”、“中評社快評”，集中體現中共的看法，集中影響大陸以外的華人輿論。

最近的臺灣大選中，該“中國評論新聞”屬下的“中評社專論”、“中評社快評”，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下面是3月24日“中國評論新聞”之要目，由此可見一斑：

◆ 2008年北京奧運會聖火成功採集

◆ 外媒關注京奧聖火取火及傳遞：將創五“第一”

◆ 處置314事件中有242名民警和武警受傷

◆ 劉淇率團赴希臘　迎奧運聖火

◆ 羅格：聖火傳遞和諧氛圍　感謝北京所做努力

◆ 奧林匹亞市靜待奧運火炬點燃　晴空萬里 

◆ 快訊／北京奧運會聖火取火儀式正式開始

◆ 國務院任免一批新組建的五大部副部長

◆ 患難見真情　拉薩各族人用生命維護民族團結 

◆ 西方傳媒歪曲報導西藏事件 中國專家感失望

◆ 韓媒：李明博5月訪華　胡錦濤同意回訪

◆ 新任四部長亮相　談經濟“出口不凡”

◆ 美稱看京奧民眾或受監控　外交部：不負責任 

◆ 專家：不用法律手段推進大部制改革將面臨風險

◆ 澳總理陸克文將參加北京奧運火炬傳遞活動

◆ 山西國企第一貪落馬：曾玩弄數億國資於股掌

◆ 李克強：中國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經濟良好形勢 

◆ 六國家領導人統籌京奧　王岐山助推奧運經濟 

◆ 戴秉國：胡錦濤即將訪日　中日雙方應抓住機

二、中共希望國共會談決定臺灣命運

中評社2008年3月24日發表快評指出《李遠哲之流應該打包袱》，認為民進黨丟失政權之後，影響是方方面面的，一大批民進党的“教練”、“恩師”都要打包袱了。第一個打包袱的人應該是李遠哲。這個人在最關鍵時刻，總是教民進党如何對抗民意，用自己一個人的意識形態來下指導棋，從不問蒼生。臺灣民眾經歷八年煎熬，李遠哲要負一定責任。

另方面，中評社的“快評”希望，國共兩黨的會談能夠“結果”。《張榮恭放出喜訊　國共會談要結果了》提請大家“務必注意”，國民黨政策會副執行長兼大陸事務部主任張榮恭在選舉之後的第一次表態，他說，隨著民進黨下臺，台海危機可告化解，兩岸複談與台美互信，均能立見成效。國民黨將在“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基礎上，盡速尋求與大陸恢復官方授權管道的對等協商，並就週末包機、陸客觀光等迫切性議題，于短期內達成協議，以及促成熊貓來台、擴大臺灣產品登陸、兩岸經貿正常化等，為臺灣經濟創造活水效應，並強化兩岸人民的和諧相處。至於臺灣人民關切的國際空間問題、兩岸軍事互信、和平協議等，也都將根據連胡公報的和平路線圖循序推進。

中評社的“快評”指出：作為國民黨內部主要負責大陸事務的操盤手，張榮恭的話具有一定權威性。通過張榮恭這一番話，我們知道，國民黨化解臺灣海峽危機的決心很大，首先就要處理和緩和兩岸關係的問題。國共以前的三次會談，因為無法落實被綠營恥笑，但是，今天春暖花開，國共會談終於要結果了。 

中評社記者李仲維3月24日在臺北發出電文指出，張榮恭說“國民黨將依《連胡公報》推動兩岸和平，因為張榮恭認為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兩岸關係和台美關係都將可以立即獲得改善。國際輿論對馬英九勝選後的期待焦點，集中在台海局勢，國民黨重新執政後，為提振臺灣經濟開創良好的外部環境。張榮恭表示，隨著民進黨下臺，台海危機可告化解，兩岸複談與台美互信，均能立見成效。國民黨將在“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基礎上，盡速尋求與大陸恢復官方授權管道的對等協商，並就週末包機、陸客觀光等迫切性議題，于短期內達成協議，以及促成熊貓來台、擴大臺灣產品登陸、兩岸經貿正常化等，為臺灣經濟創造活水效應，並強化兩岸人民的和諧相處。至於臺灣人民關切的國際空間問題、兩岸軍事互信、和平協議等，也都將根據連胡公報的和平路線圖循序推進。 

三、中共企圖淩駕國民黨上

看來連胡公報的和平路線圖，已經成為兩岸關係的指導。中共《大公報》則更進一步，赤裸裸地把馬英九的勝選看作中共的努力，貪天之功，據為己有。2008年3月24日大公報社評把以下兩個事情聯繫在一起：《馬英九贏得風光，玩“公投”敗得很慘》。

該項社評提出，臺灣“總統”大選（注意，又在“總統”上打了引號），將“入聯公投”和“總統”大選捆綁在一起，本是陳水扁當局和民進黨試圖贏得今次選舉的一張王牌，他們試圖把“入聯公投”炒作成今次選舉的最熱話題，打擊對手，開拓票源，且為“法理台獨”製造“民意授權”準備，然而“入聯公投”從一出籠就註定了它無法成事的命運。北京方面堅決反對、嚴厲警告，將其視為“變相台獨”舉動，會引起嚴重後果；全世界多數國家也齊聲譴責“入聯公投”，美國方面在北京壓力下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也多次表示反對“入聯公投”；更值得注意的是，臺灣多數民眾對“入聯公投”的欺騙性和危險性已有洞見，在大選中拒領“公投”票，使“入聯公投”無法跨過最低限度的有效門檻。“入聯公投”以鬧劇開始，以慘敗告終，這是臺灣今次大選中的最大看點。 

而中評社的快評則擺出一副老大的嘴臉來教訓臺灣說《國民黨在野八年真值得 學會了很多》，好像共產黨比國民黨更能代表臺灣人民：國民黨在野八年，重新執政之後看來就不是壞事了，八年中，國民黨學會了很多。學會了謙卑對待人民，學會了選舉政治的運作，學會了民意的把握，學會了團結與合作。十分重要的是，學會了原諒、寬容、和解。沒有八年在野的慘痛教訓，國民黨永遠不知道人民在想什麼！

人們不禁想反問中共說：既然當反對黨這麼“值得”，中共自己為什麼不當一回反對黨呢？為什麼拒不進行民主選舉？為什麼開槍鎮壓要求民選的老百姓？為什麼給臺灣民選政府打上極為惡劣的引號？

中共不僅自己壓制臺灣，還企圖利用美國打壓臺灣。中評社2008年3月23日發表快評《布希教馬 第一時間要改善兩岸關係》說，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昨天勝出臺灣大選後，白宮隨即發表總統布希的書面聲明，他祝賀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獲勝，並說兩岸和平化解歧見因此出現新的契機。布希說，值此選後時刻，“臺灣與北京應透過各種方式尋求對話，避免可能改變台海局勢的片面行動，以建立和平與穩定的必要根基”。布希沒有更多的說其他什麼。可見：一，兩岸和平是美國政府當前最關心、最重視的大事，悠悠萬事，唯此為大。二，馬英九首要的任務、第一時間要做的事是改善兩岸關係。三，美國對馬英九促進兩岸關係的改善具有信心。

中評社的這種論調，進一步佐證了它確實是中共的喉舌。

四、中共用“以黨幹政”的方式擾亂臺灣

中共的對台謀略，是企圖在不承認中華民國、不承認臺灣是一個對等的政治實體的前提下，與臺灣執政黨進行決定臺灣命運的談判，從而和平併吞臺灣。所以中評社在2008年3月24日用頤指氣使的態度說：《吳伯雄勿犯傻 馬英九離不開國民黨》，給國民黨主席施加壓力，給臺灣總統行動框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該項“快評”提出：拿下政權之後，首先出現活思想的人是吳伯雄，在最關鍵時刻，竟然萌發采菊的念頭。一位親近國民黨主席吳伯雄的人士表示，在漂亮打贏“立委”選舉和“總統”大選之後，伯公個人主觀的意願是希望現在卸下党主席的職務，“現在走、最漂亮”。 因為吳伯雄認為，馬英九應該要做全民的“總統”，不是國民黨的“總統”，同時馬也不具中常委的身份，“也不能老是和黨搞在一起”。

該項“快評”用教訓的口吻說：“吳伯雄如果真的這樣以為，那就是犯傻，錯在：一，不知道國民黨已是執政黨？最艱巨的任務還在前面，個人豈能一推了之。二，馬英九的全民“總統”能離開一個強大的黨的支持？國民黨最令人受不了的就是經常冒傻氣。” 

中評社的快評好像在幫國民黨說話，但卻在國民黨的總統當選人頭上打引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中評社這個共產黨安置在臺灣的特洛伊新聞木馬，恰恰暴露了中共的內心。

五、中共煽動臺灣朝野對立

中共用“以黨幹政”的方式擾亂臺灣，企圖達到不戰而勝的結果。其具體方法就是繼續煽動臺灣朝野對立、加大力度挑起臺灣內亂。

目前，臺灣最需要和解，中共卻鼓吹追殺異己。中評社又用快評蠱惑人心說，《度過最麻煩的兩個月 國民黨追殺沒錯》：

國民黨在勝選後，有意要求“行政院長”張俊雄到立院專案報告看守“內閣”事宜，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今天痛批國民黨已對民進黨展開追殺，他說，過去沒有此例，“憲法”更無此規定，國民黨要創首例？這種霸權心態，民進党不予理會。柯建銘這樣的話是大謬的。今次與2004年最為不同的是，四年前選後還是陳水扁、民進黨繼續執政，當然沒有看守“內閣”的問題。這次是政權易手，一個黨接替另一個黨，一組人馬接替另外一組人馬，是一場深刻的政權大變動。誰都知道，自今到5月20日之前，是最麻煩的兩個月，什麼壞事都可能發生。在此異常時期，國民黨務必力保平安過渡。以穩定社會為原則，國民黨的合理要求不可以拒絕，如果保護民眾利益的舉動為“追殺”，那這樣的“追殺”何錯之有？ 

六、馬總統就任後的兩岸關係

綜合以上四項：1中共希望國共會談決定臺灣命運、2中共企圖淩駕在國民黨之上、3中共用“以黨幹政”的方式擾亂臺灣、4中共煽動臺灣朝野對立，預測中共在馬英九執政以後，只會加緊對臺灣施加壓力，而不會放鬆對臺灣的壓力，以逼迫馬英九政府坐到談判桌上來。

已經有中共人士指出《馬英九更危險》，說如果綠營當選，他們實行的台獨路線，可以為解放臺灣提供機會。現在馬英九的“不統、不獨、不武”，這樣的隱性台獨更危險。給北京出了一道比民進党更難解的數學題。不是嗎？馬英九曾經說過：“獨立和統一都是選項之一”！

在我們看來，尤其，北京政權對馬英九積極支持大陸民運的立場，是抱有敵意的，中共也絕對不會忘記馬英九在臨門一腳的時候，罕見發表六點強硬聲明，嚴厲批評溫家寶蠻橫無理、自大、愚蠢、自以為是，無視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的主流民意。

以上兩方面結合起來，預測馬總統就任以後兩岸關係大致走向，以及各自的外交關係之格局，其實不會有太大改變。

美國史丹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員薛理泰2008年3月26日發表文章《北京從福建後撤導彈，此其時矣》，建議北京在臺北政局出現變動以後，以變促變，從福建後撤導彈，使得雙方邁向良性互動。不過按照我們前述的分析，薛理泰的希望得以實現的可能，比較不大。中共最害怕的並不是撤走導彈，而是在撤走導彈以後用什麼方式簽訂和平協定？

七、臺灣的對策如何對症下藥

在台美中的三角關係下，臺灣所作的選擇無法完全脫離其他兩角，而唯有巧妙運用其他兩角之間的分歧，才能實現臺灣利益的最大化。

馬英九以58%的得票率當選下屆臺灣總統後，對外國媒體表示他願意同中國展開和平談判，但前提是中國方面必須撤走導彈。因為臺灣不想在戰爭的威脅下討論和平。

現在球在中共一方。但是這讓中共更加為難。中共最害怕的並不是撤走導彈，而是在撤走導彈以後用什麼方式簽訂和平協定？

具體說，是黨對黨模式，還是國與國、政府對政府模式？

臺灣不會接受黨對黨模式，而中共不會接受國與國、政府對政府模式。

那麼，難題如何解開？

我們的建議是：用“回到九二共識”的方式來實行“拖字訣”。

恰好，“回到九二共識”也是中共的想法，臺灣不妨將計就計。

中共主席胡錦濤3月26日晚應約同美國總統布希通電話。胡錦濤對布希和美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表示讚賞，並表示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兩岸協商談判是中方的一貫立場。布希鼓勵胡錦濤千萬不要讓馬英九上臺這個難得機會流逝，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哈德利特別針對布希與胡錦濤的電話談話內容詳細補充說明。哈德利特別提醒媒體查詢北京方面所發佈的新聞稿，因為裏面有“非常有意思”的內容。

胡錦濤“希望中美雙方繼續為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共同努力”，含有出賣臺灣利益的危險。胡錦濤表示，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兩岸協商談判是中國的一貫立場。中國期待兩岸共同努力、創造條件，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定，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 

布希表示，主張紓解緊張情勢並與中國擴大貿易往來的馬英九，於臺灣大選中贏得勝選，將可提供“雙方展開接觸以及和平解決彼此歧見的新契機”。白宮發佈新聞指出，布希當天在電話中鼓勵胡錦濤抓住這次臺灣大選帶來的機會，與臺灣交往對話，和平解決歧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哈德利數度以“非常有意思”形容北京發佈的新聞稿。哈德利說，這是不是北京方面願意在過去雙方達成的共識的基礎上，重新展開談判的跡象或徵兆？“這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哈德利強調，布希在與胡錦濤談話中，一再強調臺灣的選舉剛剛才結束，它提供了一個鼓勵中國向臺灣伸出雙手的機會。哈德利說：“（布希）總統就是不想讓它（指機會）平白流逝。哈德利說，事實上布希事先已準備好，要利用向胡錦濤談臺灣議題的機會，告訴胡錦濤，機會就在那裏，千萬不要錯過，“一定要把它抓住。”

被問到胡錦濤會不會只是在電話上敷衍布希時，哈德利嚴肅地說，絕對不是，因為兩人花了很長時間就這些議題交換意見。“那是很認真的談話”，雙方事先都做了很好的準備。哈德利說，“如果你們看了北京方面發佈的新聞稿之後，你們就會聞出北京方面的認真態度。”被問到布稀有沒有向胡錦濤提到美國空軍誤將導彈元件運到臺灣的議題時，哈德利說，布希只向胡錦濤提了一下，基本上就是告訴他，那是誤運。哈德利說，有關誤運的話題只占整個談話的非常小一部分，北京在新聞稿上根本隻字未提。

八、馬英九已經掌握先機

馬英九當選總統後已經倡議，兩岸應回到“九二共識”即一中各表的基礎上，擱置主權爭議，重啟協商對話；在談判《和平協定》前將要求對岸撤除瞄準臺灣的導彈。儘管這樣真的操作起來難度將會極高，但卻可以通過隔海喊話，拖延時間，優先解決臺灣極為緊迫的民生問題。

臺灣要把“回到九二共識”作為拖延政治談判方式，使得未來四年的協商談判互動架構，用來維持台海和平的現狀，為臺灣贏得至關重要的時間，同時給與中國大陸足夠的和平演變的時間。

從最低目標說，也可以讓西藏、新疆成為中國的頭號難題，而不是讓臺灣成為“出頭的椽子”。這樣，臺灣就可以避免“冰山倒塌時首當其衝的厄運”。中共這座冰山倒塌的時間，已經不遠了，應該與之保持一個安全的距離。臺灣畢竟已經獲得自由，不需要像西藏人民那樣組織流亡政府並且走向街頭，不需要像新疆人民那樣進行武裝抗暴活動。臺灣可以支持西藏、新疆的鬥爭，以擴大自己的安全邊界，但沒有必要自己扮演衝鋒陷陣的一線角色，這就是最近發生的西藏事件所告訴我們的。

2008年3月27日星期四

【第三篇】

【馬英九訪美策略之得失分析】

 

一、馬英九訪美的總體利弊

馬英九3月22日當選，在國際記者會上表示希望在5月20日就職前，能夠出訪美、日、星各國。這個趁熱打鐵的動作順理成章，使得各方不便立即的和公然的反對，獲得了一個戰略制高點。而根據臺灣現在的國際處境，馬英九就任前若不能成行，就任後由於沒有邦交，出訪而不是順路經過無邦交各國尤其是美國，將是近乎不可能的任務。但在就職前成行，也將面臨中共的阻撓破壞，也被許多人認為是不現實的。事實證明，在現有的台美中三邊格局下，就任之前出訪各國尤其是美國，確實困難重重。

果然，僅僅十天以後的4月2日，前美國在台協會（AIT）臺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在接受訪問時表示，他聽到有關臺灣總統當選人馬英九已撤回訪問美國要求的傳聞。華盛頓智庫史汀生中心東亞研究室主任容安瀾2日也表示，他也聽到馬英九已撤回訪問要求的傳聞。因為美國行政部門對馬英九就職前訪美有其考慮，成行將是“非常困難”，他還聽到有關馬英九已撤回訪問要求的傳聞，但他不知傳聞是真是假。不過國親兩黨駐美副代表張大同表示，他們與美國的接洽行動目前還在繼續進行中。

馬英九訪美對於拓展臺灣的外交空間無疑是一件好事，但是如何在“出訪得成與出訪不成”之間掌握分寸，為臺灣爭取最大利益；使得出訪得成與出訪不成，對臺灣都具有正面價值，都可以為臺灣爭取到最大利益——就是本文的任務：我們依據各方情況，綜合評估馬英九訪美策略之得失分析及其對於各方之利弊，並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議。

 

二、馬英九訪美對臺灣的利弊

 

在無邦交的情形下，總統就任前申請訪美並實現訪美，是一項開創歷史的活動，難度很高但收益很大。在美台雙方磋商之下，馬英九訪美如能順利成行，對臺灣當然是有利無弊；即使馬英九訪美受挫，也可以讓中共先欠上臺灣新政府一筆政治債務，從而陷入被動。進而對於臺灣拓展國際空間、包括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和包括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乃至於獲得參與東協的機會，都有正面幫助。

 

三、馬英九訪美對美國的利弊

 

台美中三角關係的現實，引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取道華盛頓是臺北和北京之間的近路；中共對台工作上的操作也常假手於布希政府。正因為如此，美國總統布希對臺灣大選一直高度關切。馬英九當選總統後的第一時間，布希立即以具名方式發表高規格聲明，恭賀馬英九贏得總統選舉，贊許臺灣是亞洲與世界的“民主燈塔”，同時鼓勵兩岸利用這次機會，尋求對話、溝通與接觸。

僅僅四天以後的3月26日晚間，布希又主動致電胡錦濤，敦促他千萬不要讓馬英九上臺這個難得的機會流逝掉，與臺灣交往對話，和平解決歧見。布希表示，主張紓解緊張情勢並與中國擴大貿易往來的馬英九，於臺灣大選中贏得勝選，提供了一個鼓勵中國向臺灣伸出雙手的機會，有利於“雙方展開接觸以及和平解決彼此歧見的新契機”。美方的態度如此，因此若非中共強烈反對，馬英九訪美當不致受挫。

四、馬英九訪美對中共的利弊

 

馬英九能否如願訪美，中共的態度是一個重要因素。評論界認為，馬英九的兩岸政策主張，基本上契合互利雙贏，是以中共僅重申反對臺灣入聯公投的立場，而對馬英九訪美則低調響應，且未表達反對態度。可以確信，中方對馬英九訪美既未強硬表態反對，美方在不必投鼠忌器下應可“從寬”考慮。

事實上，馬英九訪美作為元首外交的重要內容，肯定是中共不希望看到的，但是在目前的“馬英九蜜月期”，中共也不便於公開否定，尤其中共還希望利用馬英九的主張，引誘臺灣新政府坐到談判桌上，因此基本上會對馬英九訪美裝聾作啞，企圖以此換取臺灣在未來的某種讓步。

相映成趣的是，港府偏偏選擇此時表示歡迎“馬先生”訪問香港，似乎在轉移視線。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表示，特區政府歡迎馬英九訪問香港。不過根據中共的立場，林瑞麟是以“馬先生”稱呼馬英九；又以“臺灣方面領導人”代替了“臺灣總統”。那麼，如何解釋馬英九沒有當選臺灣總統時，特區政府之前拒絕馬英九入境的態度呢？林瑞麟明確說，那是按照當時情況的考慮。而現在呢，特區政府下個財政年度會動用一百五十萬元港幣，來加強推動香港與臺灣的交流。林瑞麟還暗示，他的這一決定是出於中共的授意：“對於兩岸關係可以提升的人士和團體，我們都歡迎他們來訪問，但是現在馬先生已經當選臺灣方面的領導人，假如他要到海峽彼岸(香港)來，這是比較大的事情，我相信，不但特區政府關心，我相信中央政府都會關心。”

 

五、馬英九訪美的曲折說明什麼

 

3月28日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薄瑞光接連二天密集拜會臺灣重要政治人物，據瞭解，馬英九在當選當天就釋出訪美的訊息，薄瑞光在拜會臺灣黨政人士時私下抱怨，馬英九並沒有事先與美方溝通，就徑行對外說明，讓美方立場尷尬。因此此行薄瑞光才會都以“馬英九訪美沒有最新訊息”來回應外界。

其實，馬英九如此做也算是相當高明的，一下子就使得自己和即將組建的臺灣新政府獲得了戰略主動。所以薄瑞光旋即建議，即使馬英九短期內不能訪美，也可以先安排高階官員進行訪美行程，再來評估馬英九是否出訪美國。因此我們認為，馬英九的主動出擊已經給臺灣贏得了多一點的外交空間，因為其他高階官員訪美和馬英九本人親自訪美，在突破中共外交封鎖上的意義是同等的。

事實上，薄瑞光的私下抱怨還帶有向中共說明的意味，等於告訴中共馬英九此舉並非美方授意，或事先經由台美協商而沒有照會中共。

馬英九要以當選人身份訪問美國，這個動作史無前例，既然史無前例，就要先行宣告，利用中共的措手不及獲得臺灣的戰略主動，然後細節問題再由各方折沖協商。美方的立場尷尬也好，美方對這件事“尚未決定”也好，背後都有中共因素的影子。所以薄瑞光建議兩岸可分三階段發展，第一階段先處理包機議題，第二階段在經濟、貿易、投資等事項更開放，第三階段再觸及兩岸和平協定、減少軍事威脅與參與國際組織等敏感議題。其中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明顯都是為了滿足中共的願望。因此美國國務院東亞局官員在證實美國政府已經收到臺灣總統當選人馬英九先生訪問美國的申請時表示，美國政府將依據一貫的對台政策以及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考量馬先生的申請並做出決定。

我們注意到，這個態度與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3月27日在例行記者會中的表示相當一致：“我們堅持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處理涉台事務。” 秦剛稱，中國大陸的立場沒有改變，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國與世界各國和國際組織建立和發展關係的政治基礎。

主張慎重的美國人士認為，馬英九力主改善兩岸關係與臺灣對美關係，美國方面是相信其誠意與決心的；可是如果美國與中國之間尚未對此充分溝通，美國就貿然同意馬英九訪美，將可能損及美國與中國間的互信，所以美國必須審慎評估，給與中國政府一個下臺階的必要時間。至於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研究員葛來儀所說的理由顯然是有些牽強的：“國民黨和布希政府都必須討論，這項訪問有沒有必要。有哪些事情無法透過其他管道，如美國在台協會臺北辦事處，而須藉由馬英九訪問華府才能達成。雙方政府都必須經過仔細考量和評估。”這只能理解為，明顯是在等待中共方面的正式表態。因為允許一位臺灣總統當選人在就職前訪問華府將設下先例，是台美關係的升級，中共自然會警惕。其實大家都清楚，馬英九親自到美國走一趟，並不是出於事務原因，而是出於擴大外交空間的戰略原因。醉翁之意不在酒，這才是此次出訪的價值所在。 

六、馬英九訪美的中共因素

 

馬英九訪美的難度是基於此前的歷史原因：1996年李登輝當選，但是因為前一年訪問美國康大發表的演說衝擊了台美中三邊關係，差點擦槍走火，使得美國後來變得謹小慎微。2000年、2004年陳水扁總統就任前，美方因此不願冒與中國交惡的風險，都不同意准總統在就任前出訪美國。馬英九的兩岸、外交思維，雖然符合台美中三方的最大公約數，但要突破歷史的屏障還是不易。因為馬英九在5月20日以前成功訪美，就將是臺灣自1996年總統直選以來首度有總統當選人訪美。

就此來說，依目前華府與北京的互動關係來看，白宮不可能完全略過北京的意見，直接同意馬英九訪問華府。這也是馬英九能否在就職前順利訪問華府的最大變數。從最近西藏事件來看，美國政府一反常態，不向北京公開抗議也不私下譴責，布希總統還高調聲稱仍未打消出席北京奧運的計畫，凡此種種，不僅不能說明華府與北京的互動良好，恰恰說明美國確實可能幕後支持了西藏的反叛力量。

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暗中較量自然也會延伸到台海。美國在臺灣大選期間，再次派出航母艦隊到中國沿海，就是清楚不過的事例。但正因為如此，在馬英九訪美的問題上，更不必直接刺激中共這個事實上的敵對國。

 

七、中共對馬英九訪美的真實態度

 

中共對馬英九訪美雖然模棱兩可，但實際上確有其真實態度，可以通過蛛絲馬跡分析出來。下面我們就從兩個不同的方面觀察、解讀一下。

1、中共對馬英九訪美的間接立場

中共喉舌“台海網”3月26日稱，馬英九就職前訪問美國和日本可能性低。說“臺灣熟悉日本事務的高層官員也認為，馬英九就職前訪日的構想，不太可能實現。”因為馬英九公開宣佈有意在就職前訪美，讓布希政府感到意外，國務院主管亞太事務的副助卿柯慶生還在度假，國務院目前根本不及反應，如何能不得罪中國大陸，又能與臺灣未來政府維持良好互動，布希政府對於此事的處理方式頗感為難。雖然不少政府外的智庫人士樂見其成，但瞭解情勢的美方人士指出，美方同意讓馬英九來訪的可能性很低。而美國白宮24日更表示，美國目前未計畫邀請馬英九訪美。華府消息人士認為，這意味著美國以台海兩岸關係為重，可能私下勸阻馬英九暫勿訪美。有關馬英九有意在就職前訪美一事，美國官方原本的說法是“尚無有關馬英九計畫訪美的訊息”、“要再查一查”。這個說法似保留了若干空間。但是到了晚上，白宮官員回答新聞界回答時，明確表示美國“目前沒有計劃邀請馬英九訪美”。

“台海網”宣稱，一位瞭解美國行政部門思維的專家指出，馬英九勝選，固然讓美國覺得美、中、台三方出現了睽違已久的樂觀氣氛，但美國在高興之餘，也必須力求審慎，避免出現任何不必要的負面影響。在目前兩岸之間仍缺乏互信的狀態下，美國必須非常慎重的考慮馬英九有意造訪一事。至於訪問日本，一位與日本政治人物常有互動的高層官員說，日本政府對馬英九“還在觀察當中”，加上國家主席胡錦濤近期可能訪日，分析馬英九有意在520就職前訪日的構想，“不太可能實現”！

“台海網”的上述報導，有很大的傾向性，根據中共的“字裏行間文化”其實間接體現了中共方面的態度，那就是反對馬英九訪美。

2、中共對馬英九訪美的直接立場

親北京的香港《明報》3月26日發表“北京消息透露：馬英九訪美，大陸不會阻撓”。該項報導聲稱，“對於馬英九訪美問題，國台辦暫時不願表態，而北京學者認為，大陸會向馬英九釋放善意。有消息透露，對此事大陸方面應不會從中作梗。”理由是，馬英九一來是在就任政治職務前出訪，二來他雖是政治人物，卻不是堅持台獨分裂路線者。

中共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問題專家”時殷宏教授也表示，臺灣候任總統訪美過去也沒有先例，又涉及一些敏感法理及國際問題。相信美方對此持謹慎態度，大陸方面會更謹慎，不會輕易表態。不過他認為，馬英九反對法理台獨，主張兩岸和平穩定發展關係，這與其前任陳水扁和李登輝有本質上的不同，大陸方面會在適當時候釋放出善意以區別對待。另外，內地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致函馬英九，邀請早年曾積極參與保釣活動的他出任該會首席榮譽顧問。 

由此可見，中共極力擦拭自己破壞馬英九訪美的蛛絲馬跡，恰恰說明其用意很深。

八、成功訪美需向中共施壓

 

總的看來，中共因素是馬英九訪美能否實現的關鍵之一，而綜合中共對馬英九訪美的間接立場和中共對馬英九訪美的直接立場，可以發現：中共不希望看到馬英九訪美成功，從而實質性地提升台沒關係；但是中共也不敢公然反對馬英九訪美，以免承擔破壞兩岸關係發展勢頭的責任。因此，馬英九訪美很難通過中共這一關，而要如果要促成馬英九訪美成功，除非採取以下非常方式，向中共施加壓力：

透過管道或是直接通過媒體告訴中共和美國：馬英九訪美符合“九二共識”和“一中各表”。如果中共杯葛馬英九訪美，等於破壞了胡錦濤剛剛承認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這不僅是國民黨不願看到的，更是臺灣政府不能接受的。因為馬英九邁向總統府的每一步，靠的都是選票；而“九二共識”和“一中各表”目前仍然不能得到臺灣社會的共識，國民黨和馬英九堅持“九二共識”和“一中各表”，需要承受相當壓力。馬英九已經宣佈要照顧那些沒有投票選他的人，注意照顧的不僅是經濟上的利益，也是政治上的立場，只有這樣馬英九才能廠成為全民的總統而不是國民黨的總統，才能團結臺灣社會一起前進。為了對泛綠陣營的人有所交待，馬英九需要中共做出一些必要的讓步，其中包括不再杯葛馬英九順利訪問美國。只有這樣，馬英九才可以獲得臺灣全民的支持和充分授權，去全面緩和並改善兩岸關係。

總之，用上述“民意牌”的壓力去克服中共的頑抗，值得一試。如此，就可以使得馬英九訪美對於全體臺灣人都是一個雙贏：去得成固然可以開拓臺灣外交空間；去不成也能把兩岸關係無法改善的責任推到中共頭上，從而在台美中的三角格局下，為臺灣把握住必要的戰略主動權。

成功訪美需向中共施壓，並通過中共的讓步來贏得美方的同意，這就是常言所說的“解鈴還需系鈴人”。如果中共拒不讓步，那麼就要它在未來兩岸磋商的時候，付出十倍的代價。這個責任不在臺灣，而在中共。而這一點必須先讓中共知道。這是中共能夠懂得的語言。

2008年4月2日星期三

【第四篇】

【江丙坤訪陸任重道遠】

江丙坤訪陸是兩岸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那麼中共對此的看法是什麼？中共對此的盤算是什麼？中共對此的謀圖是什麼？ 這是本文力圖探討的問題。

一、江丙坤展開謝票之旅

4月24日下午1點15分， 即將出任臺灣海基會董事長的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搭乘華航I679航班至香港，並轉機到上海，開始了他此次為時四天五夜的大陸“謝票之旅”。

 江丙坤此行，行程安排極其緊張。據相關報導，24日抵達上海，晚間7點30分隨即與上海台商協會舉行答謝感恩餐敘；25日上午日程未對外公佈，下午2時赴台資企業英業達集團參觀，4時在虹橋萬豪會晤台商；25日晚間前往昆山，26日中午邀集江蘇省各台商協會幹部舉行答謝感恩餐會，當天下午搭機轉赴廈門，晚間和福建省各台商協會幹部餐敘答謝。27日中午和晚上，分別在深圳和東莞，舉行餐會答謝廣東省各台商協會幹部。28日上午11點30分，從香港搭乘華航CI604班機返台。

馬蕭後援會長黃良華表示，江丙坤此行除了“答謝”以外，更多是“傾聽台商的心聲”。而台商亦期待5.20後的臺灣島內利好消息。

二、中共嚴重矮化臺灣

中共大公報記者4月26日報導，眾所關注的江丙坤和陳雲林的會晤，最快安排在5月25日或26日。但在大陸展開謝票之旅的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4月25日提前一個月，即在上海興國賓館受到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統戰部長楊曉渡的會面。

我們認為，中共如此處理並報導江丙坤謝票之旅這一重大事件是別有用心的。我們知道，中共統戰部是用於對國內人士的工作的，一般中共的對外工作，是通過中聯部進行的，而不是統戰部。由此可見，中共安排楊曉渡會見江丙坤，是嚴重的矮化臺灣的行為。

這可以分兩個層面來談：

1、江丙坤已經預定為臺灣海基會董事長，結果中共卻派出楊曉渡這個上海地方的黨官前來接待，並不對口，也不適當，有抹殺臺灣具有平等地位的嫌疑。

2、如果中共是把江丙坤作為中國國民黨副主席來接待，更不應該派出楊曉渡。楊曉渡只是中共一個地方黨委的成員，沒有資格會見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

退一步說，如果楊曉渡負責的只是禮儀性質的接待工作、負責迎來送往臺灣貴客，那麼只是作為一個類似賓館服務生的角色，我們還可以接受，但是中共卻不可以擺出一幅平起平坐的姿態，讓楊曉渡在上海興國賓館與江丙坤進行正式會面，尤其不應該進行公開報導。

中共明明知道江丙坤此行的目的是為了避免臺灣被邊緣化，因此不辭辛勞地前往大陸，促進兩岸直航、努力拓寬有關金融業登陸的一些限制。面對如此誠意，中共應該感激涕〇才是，中共卻不此之圖，反而恩將仇報、矮化臺灣。

三、楊曉渡是胡錦濤的卒子

關於楊曉渡會見江丙坤的意涵，中共中新社解釋說，那是“代表正在北京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向江丙坤一行到訪表示歡迎”。但即使如此，這也是相當不敬的。

就算臺灣與大陸是“一中各表”吧，那麼，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總是應該對等吧？姑且不算國民黨的資格遠遠大於共產黨。那麼現在，國民黨副主席遠道來訪，共產黨不僅拒不派出自己的副主席來前迎接，而且連一個地方党部的負責人都臨陣縮回，僅僅派出一個統戰部長前來迎候，還要自稱是“會面”，這無疑是對臺灣政府授權單位的貶低。

江丙坤與楊曉渡會面時表示：兩岸若實現直航，不僅將增加兩岸互動的機會，更能使兩岸經濟互利雙贏。江丙坤談的是“兩岸”，處處維護的是臺灣的對等地位，但是楊曉渡張口閉口談得卻是“上海與臺灣”，公然貶低臺灣的地位到一個大陸城市的地步。楊曉渡海進一步發揮說，“上海與臺灣地緣相近、人緣相親，在上海建設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進程中，台商作出了很多貢獻。”他還表示，“未來上海將繼續推動滬台之間的各項交流。……希望江丙坤副主席對上海的建設和發展多提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

為什麼楊曉渡這個小小的上海市委統戰部長竟然如此目中無人？原來，按照中共的建制，上海屬於“直轄市”，具有省級地位，而且在各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中的地位，僅次於北京而居第二，而既然臺灣屬於中國的一個省份，那麼最多也就是一個特區，再大也不過就是和上海平起平坐罷了，因此，上海與臺灣實際上具有對等地位。

中共是一個具有嚴格等級制度的獨裁政治結構，它用上海地方黨部的統戰部長來接待中國國民黨副主席，絕不是無心之失，而是有意為之，是把臺灣矮化為上海的對等實體。而且根據中共的獨裁性質，這個動作絕非上海幫人員自作主張，而只能是“中央精神”。

昨天我們曾就此和其他相關的兩岸事務詢問過北京友人，他們依據中共慣性的鬥爭思維和謀略運用，認為中共慢待江丙坤一舉，另有意圖，那就是故意壓低海基會、海協會兩會交流的層級，而要讓國共平臺的作用淩駕在兩會之上，起碼也要兩會溝通成為國共平臺精神的執行者。我們請教此話的證據何在？

四、中共何以厚此薄彼

北京友人告訴我們，其證據就在於國民黨主席連戰即將訪問北京、再會胡錦濤。連戰是國民黨榮譽主席，地位很高，江丙坤是國民黨副主席，地位略遜于連戰；但是不論江丙坤比連戰的地位低多少，總不至於大到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長和中共總書記的差別吧？可見，中共的這一“差別待遇”中，大有學問。

中新網4月28日報導，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當天上午搭機前往大陸。根據安排，連戰29日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會面。這是連胡第四次會面。2005年4月29日，連戰以國民黨主席身分訪問北京，與胡錦濤舉行歷史性會晤，國共兩黨大和解。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張榮恭雖然表示，此行定調就是拜訪朋友，與兩岸複談沒有關係；但是中共方面卻另有說詞。 

就在當天，中共鳳凰衛視評論員丘震海立即發表評論，他唯恐世人不知道，明確指出連戰再登陸具有多重含義，盡在“不言之中”：“一方面是私人行程，另一方面又是高規格，這裏面兩岸含義非常的微妙。但是，胡錦濤出來見連戰的身份肯定不是以私人朋友的身份肯定而是以中共總書記的身份，所以我覺得這裏面就不光是私人朋友的身份，因為我們還要知道，連戰還有另外的一個重要身份就是中國國民黨的榮譽主席。”

丘震海說：“國共平臺未來在馬英九時代如何維持下去？我想這也是大家需要考慮，需要繼續探討的問題。這個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所以我們從裏面，我覺得在這裏面我們不妨也給它一些模糊的一些空間。到底是私人的，還是官方的，到底是這個純私人的還是帶著這個馬英九的口信或者等等。當然這次馬英九也是托連戰帶來給胡錦濤的問候，包括根據臺灣聯合報的說法，說這次訪問是胡錦濤方面主動打電話給連戰方面的，然後希望跟連戰在3.20之後，5.20之前能夠就有些相關的問題，進行一種磋商。”

丘震海還說：“這裏面有一些比較微妙的地方，我們知道，這個最近一段時間，應該從蕭萬長、胡蕭會在博鼇，然後最近幾天這個江丙坤，江丙坤一方面作為國民黨的副主席，另一方面作為後任的海基會的董事長，現在連戰一方面作為胡錦濤的私人朋友，另一方面作為國民黨的榮譽主席。然後後面吳伯雄要作為中國國民黨的現任的主席都要訪問大陸。這個從蕭到江到連到胡這一連串的，可以說除了蕭萬長他是目前後任的領導人之外，其他三個人都是國民黨黨內的人物，高層。而且江丙坤他還有一個海基會的董事長的身份。那麼，現在幾乎可以說除了王金平跟馬英九之外，其他國民黨的高層領導人都來到了大陸。當然王金平他相對來說比較刺眼一點。也就是只剩下馬英九一個人了，而馬英九他又是最有權的一個人，他是未來即將要上任的領導人，所有的行政資源，未來兩岸關係的所有的臺灣方面的四年之間操之在權的權都在他手裏。所以，這裏面你看很微妙，而且跟前面所有人相比，這個無論是江丙坤還是連戰還是吳伯雄，或多或少都是屬於老一代的國民黨人。他們或多或少都有比較濃重的大中華的情結，或者他們的大中華情結比他們的新臺灣人民情結要重。”

“而馬英九呢？他就是新一代的國民黨人，在他身上也有大中華的情結，但他有更濃重的新臺灣人的情結，和自由民主情結。所以在馬英九身上到底是作為一個中國人更重要還是作為一個自由民主人更重要？還是做一個新臺灣人更重要？這種天平比例的這個元素的分配，跟前面幾個老一代的國民黨領導人不完全相同。對老一代國民黨領導人來說，非常清楚，那就是大中華高於其他，但對馬英九來說不是那麼清楚，更何況馬英九現在他說出的每一句話都是意味著未來臺灣要邁出的兩岸關係實實在在的一步。所以，在這一點上，馬英九未見得會像其他的國民黨老一代領導人一樣邁出勇敢的，或者扎實的一步。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可以看出微妙的元素在裏面。現在，其他的領導人先來，馬英九還沒有邁出這一步，我想未來的態勢，其實我覺得這是一部非常微妙的好戲。現在正在5.20還沒有上任之前，已經開始上演了。”

丘震海的上述言論完全不顧事實，胡亂評價國民黨老一代領導人。其實國民黨老一代領導人都堅守一個道理，那就是愛國必先反共。

而中共厚此薄彼的差別待遇，目的無非是加強分化臺灣內部，使之無法形成一致的共識。中共的這種謀圖，其實也說明中共自身對臺灣的民主制度還是缺乏基本的認知。

五、江丙坤是勝任人選

江丙坤一向主張兩岸和平，2007年10月18日新華網也報導“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在蘇州說：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將保護臺灣同胞的正當權益寫入十七大報告這份綱領性檔，充分表明了大陸方面關注臺胞利益、祈願兩岸和平的良好意願。” 江丙坤內定出任中華民國海基會董事長之後，又不辭辛苦抵達上海展開向台商謝票之旅。這些都是為了促進兩岸關係。輿論認為，江丙坤在臺灣從政的經歷相當完整，歷任國貿局長、經濟部長、經建會主委、行政院政務委員、立法院副院長、國民黨副主席。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江丙坤以“擴大內需”來應對這場風暴，獲得一定成效，使臺灣經濟未受到大的衝擊。江丙坤做事嚴謹周密，講求效率，無論大小事他都喜歡親自過問。

江丙坤近年來致力於國共平臺，為台商奔走解決了很多問題，也為他自己在大陸累積了豐沛的人脈，這次獲馬英九任命為海基會董事長，是極為恰當的人選。

對於這樣的一位德高望重且一直促進兩岸和和平交往的重量級人物，中共卻不知道給于應有的禮遇，這不僅說明中共極力貶低臺灣政府的授權單位，而且說明中共給臺灣的定位太低，遠遠不是平等地位，離開對等的政治實體地位更是遠不可及。

六、中共應該端正態度

4月29日中共廣州《新快報》報導說，“由於賴幸媛接掌陸委會，江丙坤暫停5.25北京之行。”顯然，這體現了中共方面的焦慮。而中共北京《新京報》同一天則抨擊說，“賴幸媛接掌陸委會，藍綠都不討好。而在大陸的台商們反應則非常激烈，有台商直言這是一場噩夢，還有台商直接點名，痛批馬英九的兩岸政策根本是騙人的。”《新京報》還說，“江丙坤原本預計在5月25日前往北京，但現在已經決定不去了，因此也不會跟大陸國台辦主任陳雲林會面。他表示要等海基會改組敲定後，再決定恢復會談時間。這是賴幸媛接掌陸委會後，衝擊到了兩岸直航的規劃。所以結束台商謝票的江丙坤，需要時間通盤瞭解馬蕭的兩岸路線及陸委會的思路，才能與大陸談話。”

從這種南北呼應的大動靜來看，說明中共受到此一消息的極大震撼。同時也說明中共從不習慣於檢討自己的問題，而喜歡推卸責任給他人。例如，中共方面沒有檢討一下這次在上海如何慢待了江丙坤，錯過了一個兩岸高層通過正式管道會晤的良好機會。中共應該好好吸取教訓，打壓臺灣政府授權單位的代表，對於改善兩岸關係是不會有好處的。

2008年4月29星期二

【第五篇】

【從巴紐事件看臺灣的外交突破——政府如何運用非政府組織力量】

巴紐事件表明，臺灣的外交確實遇到了某種瓶頸，有待突破。本文力圖從“運用非政府組織力量”之角度，探討此一問題。

一、國際輿論關注巴紐事件

臺灣與巴布亞紐幾內亞建交款遭侵吞案已經引起美國媒體關注：“華盛頓郵報”2008年5月5日、6日分別刊出臺灣因此案損失三千萬美元，並且報導行政院副院長丘義仁涉嫌貪瀆的消息。華盛頓郵報指出丘義仁一直是陳水扁總統親信之一，他因醜聞而宣佈退出民進黨，而這項醜聞是一連串有損陳水扁第二任期的最新事件中的一個。報導並表示，正是陳水扁周遭的醜聞案，幫助國民黨在2008年3月的總統大選中，獲得了壓倒性勝利。

報導進一步認為，臺灣與中國常以提供經援給小國的方式，相互競逐邦交國，並賄賂其領導人。但是由於中國日益強大的金融力量，臺灣近幾年在外交上的損失相對快速；結果現在臺灣只有二十三個個邦交國，而中國則有一百七十個邦交國。

顯然，巴紐外交醜聞在選舉過後進一步重創了民進黨，以致党主席謝長廷在党主席選舉辯論會開幕致詞時，公開向支持者信心喊話，盼支持者多給民進党一點機會，不要失望離開：“在離開、甩頭而去之前，讓我請求，在你們離開之前，再給民進黨一點時間和機會，該負責任的人，我們都沒選，希望給三位候選人全新的開始和機會”。謝長廷承認巴紐事件，讓黨內士氣低潮，民進黨必須負起行政疏失、政治責任，“我們下臺就是為過去執政的行政、政治疏失負責”；至於法律責任，則應繼續調查。

二、巴紐案開創的歷史記錄

2008年5月6日臺北地檢署追查巴紐醜聞案，出動七名檢察官到行政院副院長丘義仁、外交部長黃志芳和國防部副部長柯承亨三人的住家和辦公室搜索，其中丘義仁和柯承亨的官邸也一併遭搜索，並查扣相關證物進行比對。檢方也不排除搜索國安會和國防部，同時也可能以證人身份約談陳水扁總統。

這是中華民國歷史上第一遭行政院受到檢方搜索，一方面凸現了政治腐敗，另方面凸現了司法獨立，加起來顯示了臺灣社會的轉型，也給未來中國大陸的發展指出了方向。

到5月10日，被疑為涉及十億台幣建交款項遭侵吞案的三位巴紐人士，即分別是當時的貿工部長、現任國家計畫部長的保羅．田斯頓（Paul Tiensten）、前莫瑞斯比港市水力局執行長、現任國會廉政委員會主席提摩西•邦加（Timothy Bonga）以及法律顧問佛羅立安•古邦（Florian Gubon），紛紛否認來談建交，力圖撇清未涉醜聞。田斯頓承認他當時是以貿工部長及代理外交部長的身分前往臺灣，但是去臺灣的目的完全與雙方外交關係無關，純粹是要加強經貿。田斯頓指出，古邦的角色是擔任他們的法律專家，應該瞭解更多的細節。邦加則完全否認他知悉任何相關的醜聞，也不想知道所引起的風波。他說他去臺灣的目的主要是瞭解水廠方面的事，以及如何改善莫瑞斯比港市下水道系統，“因為我當時既不是部長，也跟外交問題無涉，那時的媒體對我在臺灣參觀水瓶工廠的事也有報導，所以一定是有些誤解（指涉及醜聞）在裏面。”他說，“任何有關我可能從那時在進行的‘承認（指建交）基金’獲得個人好處的說法，都是不正確、錯誤的。”他也堅稱絕對沒有任何金錢付給了巴紐這一方，整個的事實是臺灣方面的人要錢，“這就是為什麼錢會不見了。”古邦本人也在一份聲明中證實他去過臺灣，“我記得是在2006年10月底，那時總理（索馬雷，當時也兼任外交及貿易部長）決定指派我出任巴紐的貿易代表，不過那個決定一直沒有落實，也沒有撥下任何經費，所以最後我也沒有真正出任該項職務。”

三、馬准總統如何看待國際組織

5月11日馬英九在“臺灣與國際關係”研討會致辭時談到巴紐弊案，對國際媒體用“支票外交”形容此案，覺得十分感慨。為何臺灣在各方面表現都很好，但在“外交”上卻成為許多國家關注甚至揶揄的對象？馬英九強調，他上任後“外交”政策將朝務實方向調整，不會只計較“邦交國”數量，加入國際組織的名稱也會保持彈性。而在具體操作方面，則“越開放危機越小”。臺灣必須效法新加坡開放、進取、法治等精神與全球接軌。

馬英九准總統認為單就外交而論，臺灣國際空間有限，但若能將外交與兩岸關係結合，追求兩岸外交休兵，或許可以尋求雙贏。這個看法顯然是臺灣六十年來經驗之總結，價值非凡。

針對加入經貿、體育組織部分，馬英九表示，過去臺灣在名稱上採取彈性做法，才能參與亞太經合會、世界貿易組織及國際奧會，未來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或其他功能性國際組織，也勢必要更務實，保持足夠彈性。

正如馬總統正確指出的那樣，外交是一門“可能的藝術”（art of possible），若第一時間難有成果，就要設法克服困難，“打落牙和血吞，再徐圖光復”。 

我們理解這句話的意義為：臺灣要不擇一切手段地擠入國際組織，這樣才能打開通向未來的大門。而在國際組織中，“非政府組織”是一大重點。

四、作為非政府組織的國際組織

國際間的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開始很早，而1990年代臺灣的非政府組織也開始參與各類國際活動，透過人道關懷、經貿合作與文化交流等方式，積極拓寬外交領域。但在各非政府組織與國際接軌並落實政府的政策方面，仍有待改進。

陳水扁總統在2000年5月20日的就職演說中，雖然提出臺灣要“積極參與各種非政府的國際組織，透過人道關懷、經貿合作與文化交流等方式，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政策宣示，但是如何協助非政府組織與國際接軌，並實踐政府的政策理念？這才是作為重要的。

非政府組織對於外交空間的作用，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擁有甚大的發展潛力，例如1990年代蘇聯集團瓦解、民主化運動在世界各地普遍興起後，造成了經濟與社會發展落差與動盪，加之天災人禍造成部分地區及國家的大規模災難，提供給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援助發展與人道救援的機會，因而益加凸顯角色的重要性。例如這次四川大地震，就是這樣的機會。非政府組織在援助發展與人道救援上所表現出的機動、彈性、創意、與效率，證明更能貼近在地民眾的問題與需求。

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可以建立夥伴關係。代表國家行使職權的政府，在資金、資訊、計畫及行動能力掌握了更多的優勢，可以幫助非政府組織完成國際角色包括改善兩岸關係等等。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建構夥伴關係、增進互信基礎，成為二十一世紀國際上的一個主要議題。

而組織規模龐大者如慈濟基金會、世界展望會等，在歷次國際人道救援上能快速集結資源、運用既有網絡或人脈基礎，有效輸送服務，較小規模組織有更多的救援優勢，形成大者恒大的效應。這類型組織的國際活動，有助於提升臺灣的國際能見度，也在經常互動中發揮了增進兩岸關係的作用。

過去三十年來，臺灣一直被排除在聯合國及其體系之外。但是現在，利用全球化格局造成的新態勢，巧用非政府組織的國際性質，有望拓展外交空間，並降低兩岸關係中的緊張度。

五、不能等待美國助台參與

4月29日美國在台協會處長楊蘇棣出席美國商會舉辦的謝年飯時，說美國承諾“確保臺灣有意義地參與國際組織的活動，即便取得會員資格不可行的組織也一樣”，這是AIT官員近年公開談話中，對臺灣參與國際組織表達最大善意。美國商會目前有九百多位會員，代表將近五百家跨國公司，是臺灣第二大外僑商會。楊蘇棣表示美方期待台美雙方的密切安全合作會持續下去，能夠給予臺灣民主領袖信心，可以和強大的鄰居發展更密切的關係，而不必害怕壓力或打壓。據說每年美商謝年會的演講稿，都由美國國務院認可後才能發表，屬於正式官方檔。

這當然是一項好消息，不過我們卻不能把臺灣的外交寄託在美國的承諾上，尤其楊蘇棣致詞後戲劇性地舉臂高呼“臺灣加油”，雖然逗得在場的人都笑了起來，但也使得其承諾帶有了某種玩笑的輕鬆意味。

但是在另外一個方面，楊蘇棣的談話卻值得我們重視：他承認，臺灣人民在展望未來時之所以可以仰賴美國堅定不移的支持，是因為臺灣有很多東西可以貢獻給世界，包括經濟發展、衛生醫療保健、高科技與民主化，臺灣實在太重要，不容國際社會忽視。

顯然，現在的臺灣已經不是三十多年前遭到美國背叛時候的臺灣了。現在全世界都知道，臺灣對國際社會的福祉做出了重要貢獻，而在這個方面，臺灣的非政府組織和國民外交、民間外交一一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然，要充分發揮臺灣的外交能量，有些共識還是需要建立的。例如對於“國家主權”的看待和認定。臺灣繼續爭取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努力，就有待於此類共識的建立。

六、外交成功取決於國內共識

自從1972年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地位之後，就被世界衛生組織排除。這使得臺灣被隔離在國際疾病防治系統之外，對於公共衛生與國際傳染疾病防治是一大漏洞。自從中國大陸與世衛秘書處在2005年簽署備忘錄，將臺灣列在中國的公共衛生管轄之下後，世界衛生組織通報了超過一千件的公共衛生警告，臺灣卻僅僅接到四十件警告。這對臺灣是極其危險的。如何解除這個危險呢？

今年，世界衛生大會5月19日將在瑞士日內瓦召開，臺灣到底能否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又將討論。儘管把臺灣納入國際醫療體系是一個萬分重要的事情，但是以什麼名義加入，在臺灣以外的其他國家看來就不那麼重要了。在名實之爭面前，臺灣究竟是選擇名還是選擇實？今年還是以“臺灣”的名稱來推動已成定案；但明年呢？後年呢？

對於以臺灣名義推動世衛申請案，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教授楊泰順說，成功可能性幾乎是〇。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王震宇則從國際法上分析，表示即使臺灣要以觀察員的身份加入，也將由於中國方面的反對而比較困難。他說：“在國際法上面，因為世界衛生大會是屬於聯合國下面的一個組織，所以它申請觀察員的程式，一般來講，你還是必須符合聯合國的規定。在觀察員的部分，如果以臺灣的名義申請的話，不是說沒有可能，但是至少世界衛生大會的主席能夠把這變成一項議案，在裏面通過討論的方式才有可能。在目前來講的話是比較困難一點，因為目前世衛的主席，是中國大陸方面的代表。”馬英九則胸有成竹地認為，他期許在兩岸緊張情勢緩和後，明年將以中華臺北名義申請參加世衛組織，這是看到，需要從政治角度而不是從技術角度來解決這一問題。

但以較為妥協的名稱尋求加入世界衛生組織，雖然在國際上較能被接受，但是最大的阻力卻會來自臺灣內部。王震宇就認為：在國際上或中國那邊來講，“中華臺北”的名稱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我們國內不能被大家都接受，擔心這會侵害國家的主權。有些反對人士會說，為什麼我們就不能用臺灣的名義？如果每個組織都用不同的名義，那我們到底是什麼？所以國內的共識是一個較大的變數。

確實，要突破外交困境，應積極參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經濟組織，要遊說兩組織更改規定，並和中共溝通……但是，要讓中共俯首承認臺灣的平等地位、讓務實的臺灣與彈性的國際組織結成夥伴、並為全球經濟努力，惟有容納甚至動員綠營的力量來向中共施加壓力和“示威”，以迫使中共做出必要的讓步，這也許正是馬英九援引賴幸媛出任陸委會主委的意義所在。

七、民主同盟取代聯合國

2006年美國有關方面出臺了一份題為《鑄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的美國國家安全研究報告。這項研究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組織，因此被廣泛稱之為“普林斯頓計畫”(Princeton Project)。報告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建立的各種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北約等已經臨近破產。而如果主權國家不能履行“民主同盟”所界定的義務的時候，國際干預，甚至是武力干預，就有了合法性。

我們的分析傾向於認為，該計畫要應付的是美國在全球化時代所面臨的各種問題或者威脅，其所設想的解決方法合乎全球化的大趨勢。

報告指出，和冷戰時期不同，美國今天不再面臨像往日蘇聯共產主義那樣的單一外在威脅，其所面臨的是一系列的威脅，包括全球恐怖主義、核擴散、流行病、亞洲的崛起、中東和能源危機等等，並且這些威脅根源不同，主體不同。冷戰時期針對單一“敵人”的“圍堵戰略”不再有效。如何能夠同時應付所有這些威脅，成為美國在新世紀的安全戰略目標。如聯合國改革不順，美應另組同盟取而代之！例如，聯合國安理會尤其必須加以重組，把其他一些大國包括在內，如印度、巴西和日本。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也應當得以修正。在現在的狀態下，五個常任理事國對任何決議案都具有否決權。普林斯頓報告認為這種情況必須得到根本性的改變。報告建議，在那些要求採取行動的事宜上，這種否決權應當取消；而在那些只具有宣言性質的議案上，否決權仍可保留。

報告認為，要改革現存國際組織會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一些大國都會強烈反對以保持自己的否決權。因此，報告建議，如果聯合國改革不能進行，而聯合國又變得越來越不相關（主要是與美國的相關性），那麼就乾脆用一個新的國際組織來取代聯合國。這個新的組織就是“民主同盟”(Concert of Democracies)。“民主同盟”也可先被用來對聯合國的改革施加壓力，但如果聯合國在壓力之下還改革不了，那麼就取而代之。

所有國家都可以加入“民主同盟”，但必須以遵守同盟的協議為條件，這些條件包括不會對同盟內的另一個國家使用武力、定期舉行自由公平的多党選舉、建立獨立的司法機構來保證公民人權等等。同盟要求各成員國政府有義務保證其公民免遭各種災難，包括種族屠殺和人為饑荒。當這些政府未能這樣做時，“民主同盟”就有義務干預。

“民主同盟”是這份報告的核心概念，或說“民主同盟”的組織原則就是民主。以這個標準衡量，臺灣夠格，中國則不夠格。所以針對中國，報告明確提出：既要鼓勵中國成為世界體系的一部分，給中國應當享有的國際空間，但同時也要誘導中國的變遷。另一方面，“民主同盟”也包括了“人權高於主權”的概念。一方面承認主權國家，但如果主權國家不能履行“民主同盟”所界定的義務的時候，國際干預，甚至是武力干預，就有了合法性。臺灣應該極力爭取這一框架的庇護，這樣格外需要“民主同盟”所能接受的外交模式，而不能和中共陷入“單打獨鬥”的〇和遊戲之中去。

八、“亞洲北約”正在萌動

從2006年10月到2007年年初，歐盟接連發表了三份有關中國的文件，語氣冷峻；對中國現狀的判斷，語調悲觀。

北大西洋公約的核心——美英德法，在對中共政策上的利益和觀點經過評估，有了更多的協調和默契，出現了向美國靠攏的跡象，歐盟最終仍然維持了對華武器禁運，就是新的“大西洋共識”的政治後果。而加拿大、新西蘭、日本、奧地利、前東歐國家等，也紛紛跟進，對華政策也日益強硬。民主國家在非洲達爾富問題到亞洲緬甸問題上，千方百計施壓於北京，凸顯中國與國際主流在價值取向上的格格不入，敦促北京履行其奧運承諾。傳統的人權問題，日益引人注目地變成北京外交的“滑鐵盧”。

美國、德國、加拿大、法國、新西蘭、日本、奧地利、澳大利亞、前東歐各國等……近年來各主要民主國家，已經逐步在此氣球下聚合，該氣球的標簽上清晰書寫：“價值觀外交（Value Oriented Diplomacy)”。最顯著標誌這一風向轉折的，是所謂“達賴旋風”，即各國政要似乎有約在先，排隊似的紛紛在官方場合會見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甚至日本也邀請達賴往訪……。在這一轉向中，德國成了帶頭羊。其執政黨最近出臺的亞洲政策檔，強調了德國政府必須和中國保持相對的距離，加強與日本、印度等擁有“共同價值觀”的亞洲國家的關係。

更敏感的是，“亞洲北約”正在萌動。在貿易問題上，歐盟已經表示，歐盟和美國具有共同的價值取向，要和美國在政策層面進行方方面面的協調，對中國施加共同的壓力，包括人民幣匯率，對華貿易赤字，中國出口產品質量、知識產權、能源外交、市場開放等等，無所不包。在亞洲，同樣的故事在上演。2007年8月，時任日本首相的安倍訪問印度，提出了“大亞洲”設想，其中包括印度、日本、美國和澳大利亞，卻沒有中國。他解釋該設想時說：“我們擁有自由、民主和尊重基本人權等共同的根本價值觀以及戰略利益”。9月，來自印度、美國、日本、澳大利亞以及新加坡海軍的艦艇，在印度洋展開了大規模的演習。演習的一個基本背景就是印度提出的在亞洲建立類似北約組織的軍事同盟構想。在此構想推動下，亞洲將演化出某種新的地緣軍事結構。

諸事呈現出一個基本的戰略趨向：一個“世界民主同盟”正在形成之中。“亞洲北約”必將改寫東亞歷史。

九、借鑒中共的做法來對付中共

中共有一個專業推動民間外交的機構，叫做“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簡稱“對外友協”，是中共掌控的“全國性人民團體”。在二十一世紀的國際舞臺上，它用笑臉外交行賄，招降納叛，同各國的“對華友好的團體和各界人士”進行聯絡工作，已和130個國家的550個民間團體和組織機構建立了合作關係。通過互相訪問、舉行紀念會、座談會、報告會、參加雙邊會議、交換資料等，完成中共的外交任務。凡此種種，都是在中共進入聯合國以前就展開多年的項目，達到中共的特定任務。

其中包括1、民間經濟、貿易、社會、教育、科技合作；2、開展對外民間文化交流。派出和接待民間文化藝術團體和文藝界人士，進行友好訪問，舉辦演出和展覽；3、受政府委託，協調、管理本國各地同外國建立和發展友好城市關係的工作；4、作為非政府組織，積極參加國際組織的交流活動。作為地方政府國際聯盟的成員，代表本國地方政府參與國際合作。

對外友協是1954年5月3日成立的，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部分市、區、縣設有地方對外友好協會。

現在，對外友協正在大力推動“海歸”即海外歸國人員的事業。 在上海召開的第三屆海歸創業大會上，“海歸與民間外交”成為一個非常熱烈的討論話題。與會者明確提出，由於海歸在中國與學習和工作所在地國家之間所具有的特殊情感與社會聯繫，因此具有進行與拓展民間外交空間的特殊便利。由於海歸人士從事的個人色彩與獨立色彩的遊說、社交與專業溝通活動，能聽取其他國家人士未必與我們一致的觀察與思維角度，因此他們可能發揮體制外交所不能發揮的作用。

例如：一、“海歸可以在遊山玩水中展開外交。”二、“海歸可以彌補政府外交的某些缺環。”三、“成為官方外交活動的良好支持者。”四、“成為彌補外交專門隊伍的人力資源。”

為此，中共外交部已經設立了一個處，專門經營民間外交。

十、陳毅之子如何看待民間外交

中共已故的陳毅“元帥”也是中共首任“外交部長”，其子陳昊蘇現在子承父業，充當中共對外友協的會長，他說“希望自己的表現能夠和英雄的父親相稱”。由此可見，中共對民間外交的重視程度。而陳昊蘇在談到中共的民間外交時，有如下評論：

1、 一個國家的外交，起主導作用的是官方外交，像元首外交，首腦外交，就是國家和政府的最高領導人所進行的外交活動。官方外交是政府包括外交部所進行的外交活動。還有其他的外交，比如軍事外交、經濟外交、文化外交、民間外交。民間外交與官方外交不同的是，它以民間組織、民間人士的身份所進行的外交活動。但是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都要到國外去開展工作或者在國內和外國人士打交道。

2、我們屬於民間人士，作為民間代表團到外國去訪問，實際上是有很大風險的。如果到比較安定的國家當然不會有危險。如果從事官方交往活動，安全保衛工作做得會更好一些，對方國家對你這個國家官方人士來訪問，當然要負起安全責任。民間人士的風險更大，因為人數太多，比如普通的民間人士去做生意，當然會受到那個國家的保護，比如員警部門會給予一定保障，但是假如這個國家的員警部門癱瘓了，反政府武裝橫行，那就談不上什麼保障了，有時是不分青紅皂白就遭遇綁架了。

3、我們國家的外交，本質上是在全世界廣交朋友，我們不採取咄咄逼人的態度，不到別的國家去搶佔勢力範圍。中國在這些國家的口碑非常好，這樣中國的民間人士走到那兒就享受到他們人民的友好待遇，你可以為自己是個中國人感到自豪。一旦發生不幸的事件，我們的政府會積極、認真處理，使我們的人民擺脫險境。

4、大家在生活中常說，多一個朋友就多一條路，多一個敵人就多一堵牆。在國際社會其實也是這樣，如果你朋友多，走遍天下，都會受到尊敬，不會遇到危險。敵人多了就不一樣了，你走到什麼地方可能都會有人對你不友好。我認為交朋友是非常重要的。同時我們要推動國際合作，講國際合作是雙贏，這樣就比較受歡迎。我知道有幾個國家的人太會做生意，外國對他的口碑反而不好了。我們一些朋友出去，生意做得不錯的。我見到他們就會提醒一下，生意做得好是好事，但是互利的精神也不可少。

5、民間外交最重要的責任是給國家之間的良好關係奠定一個鞏固的基礎。國家關係好不好，有多種因素在那兒決定著。比如兩國政府關係怎麼樣，兩國領導人有沒有個人的友誼，這些都是很要緊的。經濟關係是互利的、雙贏的還是只有一方得利，另外一方得不到利益。在文化方面是單向影響還是雙向影響，如果一方的影響很大，把所有對方的影響都抵消了，對方未必會高興。民間的交流、民間的友誼在所有這些因素裏是一個基礎成分。

（以上要點的全文參見“新華網”2004年4月21日）

我們可以通過陳昊蘇上述談論中共民間外交的言論，看出中共的一些思路和做法，從而更能對症下藥，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也。

十一、臺灣也有一個對外友協

從中共的對外友協，不禁想到臺灣其實也有一個類似大陸對外友協那樣的民間外交組織，一個相當成功的非政府組織，那就是“世界自由民主同盟”，簡稱“世盟”。這個組織的活動相當成功，其總會長、理事長、副秘書長甚至能夠深入到中國大陸、出席北京舉辦的“兩岸經貿文化論譠”研討會議。

僅就2007年來說，其總會長饒穎奇還應邀率團赴比利時布魯塞爾參加中國民運舉辦第二屆“全球支援中國和亞洲民主化於大會”。會後饒總會長一行在高代表英茂及陳組長文儀等人陪同下拜會歐洲議會友台小組主席賈贊波維斯基(Georg Jarzembowski)國會議員等人士，就如何加強臺灣與歐盟間雙邊合作關係廣泛交換意見。後來又轉往英國倫敦參加“歐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第十三屆年會”。

饒穎奇應邀赴墨西哥參加中南美洲台商聯合總會年會及參訪美國舊金山國父紀念館：終於成功洽妥墨國國會議員托雷斯（Hon. Victor Manuel Torres Herrera），允諾籌組世盟墨國分會。該會代表還前往義大利波隆那(Bologna）出席第二十二屆歐洲中山學會年會及第三十三屆歐華年會，以“臺灣的民主轉型對兩岸及國際的影響”為題，在論壇中進行專題演講，演講過程中曾獲熱烈掌聲並於演講結束後獲得回應及佳評。義大利第一大報（il Resto del Carlino）曾派記者全程採訪，並於次日在該報第十版大幅刊登報導。

該會總會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劉執行長應邀率團於八、九月間赴美國華府、紐約、洛杉磯等地參加北美洲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第二十五屆年會、聯合國非政府組織第六十屆年會、會晤NGO執委會主席柯璧女士及全美臺灣同鄉聯誼會第三十屆年會等各項會議。

世盟還把以上各項活動，經由網際網路相關網站、電子報及當地新聞平面及電子媒體，加以詳細報導，擴大了文宣效果。這些活動使得中共有所警惕，結果中國大陸派往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年會中的非政府組織數目空前增多，而且表現十分積極，到處散發各種文宣資料，可見對方正在吸取我方的長處，如果我們不能有所警惕，可能就會逐步落伍。為了避免落伍，政府對於世盟一類的民間組織，應該多多關心和扶植，俾使發揮外交尖兵的作用。

十二、非政府組織滲透中國大陸

就像參與國際經貿組織的目的不是“為參加而參加”，而應將涉外經貿策略與國內經貿政策緊密配合，也就是將國內經貿體制與國際接軌；政府支援非政府組織的目的，也不是“為支持而支持”，而應將對外交往與國內政治密切配合，用外交包括兩岸關係來促進內政進步，也用內政進步來推動外交包括兩岸關係。這次總統大選，美國總統迅速祝賀臺灣民主選舉成功，就是臺灣這方面成就的範例。而由於受限於國際政治現實，臺灣參與國際組織仍有相當困難。因此非政府組織的用途變得格外寬廣與重要。

目前在中國，對外國非政府組織有兩種較為極端的對立看法。形象地說，一種是將外國非政府組織“妖魔化”，另一種則是將外國非政府組織“天使化”。這說明運用非政府組織滲透中國大陸，確實具有廣闊的空間。

自19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國際非政府組織開始進入中國，1990年代中期以後非政府組織加快了進入中國的步伐。據中共自己估計，目前在中國已經奠定了較穩固的活動基礎的國際非政府組織，應在一千家左右，它們在中國設立辦事處或有固定的辦公場所，有較熟悉的長期合作夥伴，有具有連續性的運作專案，在中國具有一定知名度。此外，開展派人來華、短期工作、長期駐留、雇用當地人員、尋找合作夥伴、探索專案運作等活動的非政府組織應在數千家之上。這些非政府組織進入中國的主要憑藉就是它們所帶來的資金。據估計，近幾年來，國際非政府組織每年投入中國的資金約在一億至二億美金之間，其實算下來，平均每個組織不過十多萬而已。

在中國活動的外國非政府組織大多數是來自發達國家：它們或者是某個發達國家的非政府組織，或者是總部設在發達國家的某個國際非政府組織。這些外國非政府組織是形形色色，它們的組織形式各不相同，有商會、協會、慈善組織、環保組織、發展促進組織、諮詢研究機構，以及基金會等；它們的背景各異，如不同的宗教、不同國家的政府、不同的企業、不同的民間群體等；它們的使命和價值取向也各有特色，從扶貧到環保，從人權到社會正義；它們的活動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從單純提供資助到合作專案，從政策性研究、各類會議和人員交流，到基層的實際專案運作。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中國開展活動, 一般都是通過中方合作夥伴進行的，其合作方式多種多樣，合作的程度也很不相同。從單純對中方機構的研究、會議和運作項目提供資助，到參與中方機構的一些項目的設計策劃並提供資助，再到實施外國非政府組織自己既定的一些專案。外國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夥伴，目前已伸展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從共產黨的各機構到政府各個部門，從人大、政協等國家機構到工、青、婦等各人民團體，從高校、社科院等國家事業單位到民辦科研教育的非企業單位，從政府部門主辦的社會團體到起自民間的所謂“草根組織”。目前，中國各種類型的組織機構幾乎都同外國非政府組織有著某種形式和某種程度的聯繫。由此可見其滲透程度的嚴重，可以說，中國大陸和平演變的格局已經完成，現在只等一個機會、一個信號彈，來成就杜勒斯所說的“第三代第四代的”根本變局。而我們則需要為促成這一變局的到來，略盡綿薄之力。

十三、中共如何看待非政府組織滲透

從中共的角度看，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中國所產生的正面影響為：

1、引入了資金。2、引入了國外的經驗、資訊、人員和活動方式。3、有助於中國的社會發展。4、有助於中國新型社會體制的創建。5、有助於中國公共政策形成過程的改進。6、有助於中國的法治建設。

從中共的角度看，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中國所產生的負面影響為：

1、危害中國國家安全。2、破壞中國政治穩定。3、助長了腐敗。4、在中國推行外來模式。

上述正負兩方面的結論，可以參見2006年8月31日中新網援引中共《學習時報》的研究文章。

值得注意，上述正負結論裏的中共之利，其實就是我們之弊；上述正負結論裏的中共之弊，其實就是我們之利。如果按照這個大概的思路下去，我們就可以制訂出相應的有效方案，在中國廣泛展開非政府組織的活動，以此有效調節、緩衝兩岸關係。免得中共統治的冰山融化所帶來的洪水，沖毀兩岸之間的堤防、危及臺灣的安全。

2008年5月18日

【第六篇】

【陳雲林訪台可能引爆毒奶炸彈】

一、中國毒奶帶來空前危機

中國毒奶禍及全球、殃及臺灣，可謂萬眾聲討、神人共憤。從中共當局最新公佈的資料，可知從嬰兒奶粉到成人的液態乳製品，都發現三聚氰胺。因有毒奶粉造成的死亡嬰兒，增加到六人；因為飲用有毒牛奶而住院治療的受害嬰兒，已經上升到六萬多人，而實際受害人數估計超過了六百萬人。就是在這種局面下，中共依然在鉗制媒體，讓公眾無法詳細瞭解整個事件的真相，官方媒體依然顧左右而言他，不能、不願或不敢觸及問題的實質，汲取教訓無從談起。

中共的這種態度，在臺灣激起極大的義憤。在臺灣，許多原料使用乳製品的商家，都在店門口張貼告示表示絕無使用中國進口乳製品，撇清自己與毒奶粉事件無關。而以奶粉作為原料的麵包店在這波人人自危的恐慌下，也是生意大受打擊，許多店家以臺灣本地鮮乳取代進口奶粉作為原料，以挽回消費者信心。 

這一突發的毒奶事件，嚴重影響乃至根本破壞了陳雲林訪台的前景。

二、毒奶事件毒化兩岸關係

毒奶事件不僅激起臺灣人民對於中共的厭惡，而且再度引發了臺灣定位的爭議。世界衛生組織要求臺灣提供毒奶資訊，不過卻是把副本給了臺灣，把正本送交中國，並稱臺灣為“中國臺灣”。這種無恥行徑正是中共的壓力所致，凸現了中共對台的陰謀與惡意，使得希望改善兩岸關係的中華民國政府，陷入了被動與壓力。中共此舉，無異於趁火打劫，讓中華民國政府的處境雪上添霜。說得嚴重點，這等於是與臺灣在野黨聯合夾擊中華民國政府，使之陷入內外交困。

早在毒奶事件爆發初期，中共“衛生部黨組書記”高強，在說明毒奶流入臺灣時，就以“我國臺灣地區”來稱呼臺灣，由此可見中共利用毒奶事件矮化臺灣的陰謀是系統的運作的，不是孤立的。好在陸委會副主委傅棟成當時就公開指出：希望大陸能約束黨政官員不要有類似的說法出現，多少消除了一點中共的雜音。對於中共的上述“消滅中華民國”的系統陰謀，中華民國政府自己是絕對不能予以默認的，更加不能予以配合。

正是由於這一態勢，中華民國行政院長劉兆玄表示了對於世衛組織的強烈抗議，他希望世衛從此以後以“中華民國”稱呼臺灣，外交部長歐鴻鏈也表示，已經下令駐日內瓦辦事處表達臺灣的嚴正立場。但是無論如何，傷害已經造成，中華民國政府如果僅僅停留在這一抗議上，無助於大幅改善自己的處境。外交部長歐鴻鏈在立法院接受媒體訪問時，說出了人民的心聲，他指出，臺灣不能接受“中國臺灣”稱呼。他說，外交部的“電報已經出去了”，並已訓令駐日內瓦辦事處表達嚴正立場，而且要求有關防疫、食品衛生等問題，應該與臺灣相關單位直接聯繫互動。

溫家寶日前在紐約，特別針對聯合報系世界日報問有關“兩岸外交休兵”臺灣民眾關切的拓展國際空間問題時，表示他能理解臺灣人民在涉及自身利益問題上爭取國際空間，未來仍有待兩岸協商解決。其實，根據中共的系統安排，溫家寶所說的可能性早被排除了。溫家寶在紐約，不過是做秀。

三、毒奶事件激化臺灣內部爭議

毒奶事件與國際政治元素混合以後，進一步發酵成為成為在野黨攻擊中華民國政府的重要議題，這一議題正在中共的變相配合下，迅速演化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危險。現在，連相對閉塞大陸民眾也都知道以下報導：民進党立委葉宜津在立法院質詢時，泡了一杯奶水給劉院長，當場問他敢不敢喝，劉院長以不知道對方泡的是什麼為由，拒絕喝下，葉宜津不滿地說：“我沒有像中國那麼黑心啦！”通過這一報導，中共政要也明白了：毒奶事件在臺灣內部激起的爭議是如此巨大。

不僅如此，民進党主席蔡英文繼日前批評馬總統對大陸態度軟弱後，又批馬政府如果連毒奶粉都處理不好，人民會擔憂，這樣的政府要如何處理主權問題？她表示，如果馬政府現在沒有辦法做到讓商店標示“China Free（無中國成份）”，至少應修法在產品包裝上加注原料來自於中國。另外，針對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可能十月到臺灣，蔡英文表示，政府應該就主權問題上厘清疑點後，再邀請陳雲林來台，否則“我們擔心遊行與群眾運動是無可避免的”。

對於臺灣內部的這些暗潮洶湧，中共了若指掌。中共“中評社”發自臺北的報導說，日前獨派背景的民進党中常委蔡同榮在中常會提案，民進党必須對馬當局一連串向中國大陸傾斜的政策主張做出因應，並研議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參加兩會會談時，民進黨是否發起群眾抗爭或大遊行。中評社特別指出：“在此之前，弊案纏身的陳水扁以及臺灣社、獨派大老黃昭堂、辜寬敏及立委王幸男等，也提出類似主張，認為有必要在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參加臺北會談時再度發動群眾運動。”

中共如此清楚陳雲林訪台可能引爆毒奶炸彈乙事，那麼，為了兩岸關係長期和健康的發展，中共就應該以大局為重，在目前情勢下暫緩陳雲林夢寐以求的臺灣之行。

四、陳雲林現在不宜來台

一般公眾輿論認為，聯合晚報2008年9月25日發自臺北的報導《蔣孝嚴：陳雲林現在不宜來》，還是比較公允的，較少黨派利益的偏見。儘管蔣孝嚴身為國民黨的立委，但由於他的閱歷比較豐富，說話還是比較有理有節的。

蔣孝嚴看到了毒奶事件的發燒可能具有爆炸性的後果。而在民進黨公開喊出將在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時遊行抗議之後，國民黨不應對這一威脅置之不理。況且由於毒奶事件排山倒海而來，現階段兩岸規劃對談的議題，相對也就沒有那麼急迫了，因此當前似乎不是陳雲林來台的理想時機。

蔣孝嚴現在身為立委，他的說話因此可以擁有較大的自由度，他在立法院國防外交委員會說，最後不管陳雲林何時來台，一定要將“國際空間議題”擺在談判桌上。他強調在此政策下臺灣的外交任務應該有兩個原則，一是“雙向”進行溝通而非單邊，而且兩岸應該要“同時”釋出善意，而不是有先後之分。

我們記得，臺灣《聯合報》曾經報導馬英九總統在2008年6月4日接受專訪時，也談到大陸海協會長陳雲林訪台問題，馬總統說：“若業務上有必要，歡迎他訪台。”現在看來，陳雲林立即訪台，不僅在業務上無此必要，而且變成了一顆隨時可能爆炸的毒奶炸彈，因此並不符合馬總統當時的期待。

在我們看來，中華民國政府有關當局正好可以利用蔣孝嚴的“立委言論”來作為民意，以便向中共當局解釋陳雲林不便現在來台。尤其考慮到，蔣孝嚴的“蔣家後代”身份也可以派上說服中共取消陳雲林之行的用場，來向逐漸開始吹捧兩蔣父子的中共統戰戰略，進行一個適時的反向操作。

五、堅持訪台會分化臺灣

在目前的危機情勢下，陳雲林訪台其實對於中共自己也是甚為不利的。在目前的危機情勢下，如果陳雲林還是堅持訪問臺灣，那麼就說明中共的目的可能是想要利用陳雲林訪台來激化臺灣內部爭議、達到分化臺灣的統戰目的。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看看中共自己是怎樣盤算的陳雲林訪台之行的。中共的“華夏經緯網”借用“網友評論”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極端分子恐懼什麼？》，這篇文章說，“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是既定中的事。因為陳雲林訪台在兩岸關係歷史中具有不同一般的意義，所以，至今未有放棄對抗思維的民進黨焦躁萬分。從目前民進黨的反應來看，其內部的極端分子恐懼心態越來越嚴重。恐懼究竟何來呢？……從提議者的人頭來看，基本可知，對陳雲林訪台最為恐懼大約是這麼三種人：一，貪瀆集團分子。二，極端的民粹分子。三，激進的台獨分子。總而言之，是一群仍然以陳水扁為核心的民進黨內的極端分子。但是要指出的是，這一個小團體能量很大，能夠控制目前民進黨的路線、政策乃至思維。民進黨在野之後，內部力量開始分裂、分離、分開。細看原來的民進黨內權力核心人物，他們的態度與做法可以分四類：一，陳水扁類，因貪瀆問題被司法糾纏，疲於應對，並企圖以政治鬥爭方式來脫困。二，謝長廷、蘇貞昌類，失敗之後潛伏在地，決不做出頭鳥，窺視機遇，以圖東山再起。三，蔡英文類，以為天下興亡在此一肩，願意扛起責任，帶領民進党重新起來。四，蔡同榮、黃昭堂、辜寬敏類，不知山中一日，人間千年，不知今夕何夕，不知民意如流水。仍然死死抱著極端的意識形態不放。”

從這篇文章看來，中共還是想讓陳雲林厚著臉皮來臺灣的。但是，既然中共知道臺灣局勢如此錯綜複雜，為什麼還要在毒奶事件造成舉國震驚的不恰當時機，造訪臺灣、進一步激起臺灣人民的怒火呢？只能是為了分化臺灣、強化臺灣內部的裂痕。我們不能讓陳雲林輕易實現這個目標。

那麼，臺灣方面應該如何處置陳雲林訪台事宜呢？我們認為，臺灣方面可以向中共方面說清楚、講明白：陳雲林現在訪台，客觀上只能是幫助陳水扁等人從貪污瀆職案件中解套。中共總不至於公然為陳水扁解套，為在野黨策劃的遊行示威創造條件，甚至保駕護航吧？那麼就請陳雲林另擇良期吧。

正好，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在9月24日已經啟動與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之間的熱線聯繫。很容易據此熱線對陳雲林曉以利害，讓陳雲林為兩岸關係的大局，暫緩其夢寐以求的臺灣之行。

六、結論

綜合上述情況分析，目前確非陳雲林來台的合適時機。對於一貫主張與中共友善交往的人士來說，也需要思考：毒奶事件使得中共背負了“黑心政權”的惡名，現在和這樣的政權打交道，要特別小心，免得在為他們買單之餘，還要替他們挨駡，最後還要被中共方面倒打一耙甚至竊竊訕笑，結果和中共人員告別送行的時候，還要被他們無端作出一個開槍的手勢。

2008年9月26日星期五

（另起一頁）

書名

中華民國的統獨掙扎

第一卷（2002-2007）

The Struggle for Unity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Volume One（2002-2007）

（民進党與陳水扁的掙扎）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DPP and Chen Shui-bian)

作者

謝選駿

Xie Xuanjun

出版發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費電話1—888—265—2129

國際統一書號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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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2 First Edition 

謝選駿全集第20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