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202卷：

 《中国新史》批判

Criticism of "New History of China" 

2021年12月第一版

December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02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02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费正清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他生于革命的年代也死于革命的年代——前者是共产党发动革命，后者是共产党镇压革命。但不论怎么说，革命总是需要结束的。中国不能永远流血。当然从外国或汉奸例如毛泽东的角度看，中国革命最好不要停止，中国的伤口永远流血，才符合他们的利益！

Synopsis

John King Fairbank was a produc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He was born in the age of the revolution and died in the age of the revolution-the former was when the Communist Party initiated the revolution, and the latter was when the Communist Party suppressed the revolution. But in any case, the revolution always needs to end. China cannot bleed forever. Of 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eign countries or traitors such as Mao Zedong, it is best not to stop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t is in their interests that China's wounds will bleed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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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

【【原《中国新史》目录】】

【【第一卷 君主专制的兴衰】】

第一章 起源：考古之发现

第二章 首度统一：帝王的儒学

第三章 佛教时代的再统一

第四章 中国最伟大的时代：北宋与南宋

第五章 宋代中国与内亚细亚的矛盾

第六章 明代的政府

【【第二卷 帝制中国的晚期（1600—1911）】】

第七章 清朝治世

第八章 成长而无发展之矛盾

第九章 边境骚动与门户开放

第十章 造反与中兴

第十一章 早期近代化与清朝衰微

第十二章 共和革命  一九〇一——一九一六

【【第三卷 中华民国（一九一二——一九四九）】】

第十三章 追寻中国的文明社会

第十四章 国民革命与南京政府

第十五章 中国共产党之复临

第十六章 中国的抗日之战（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第十七章 内战与国民党在台湾

【【第四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91）】】

第十八章 确立政府与乡村控制

第十九章 大跃进（一九五八——一九六〇）

第二十章 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

第二十一章 邓小平的改革（一九七八——一九八八）

【【下部】】

01、略论费正清

02、费正清小传

03、费正清早年的求学之路

04、蒋廷黻与费正清的师生情谊

05、费正清与中国

06、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观

07、“美共分子”费正清的中国研究

08、费正清与美国现代中国学

09、费正清与西方对中国的看法

10、费正清及其哈佛学派的得失成败

11、费正清中心的使命

12、“举全台之力”猛攻费正清

13、主导中国的是一个伟大的儒家政治虚构

14、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 

15、费正清理解的明朝朝贡体系

16、1946年对国共两党命运如何分析

17、费正清中国回忆录

18、海外汉学家见知录

19、费正清和冲击-回应理论

20、我與中國異議人士拜訪哈佛費正清教授

21、从费正清、基辛格到班农

22、这是一个只有费正清没有麦卡锡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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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

【【中国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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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起源：考古之发现】】

旧石器时代（Paleolithic Age）

西方早先对中国所持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形态之一是：某些专家大师及考古学者认为，中国文明演化并没有自己的史前史，而是藉西亚的小麦、陶器、文字、马拉战车等文化特色之流传，突然就冒出来的。是所谓的「潜移默化而成的文明」（civilition by osmosis），一点一点从西边经过中亚地区传来的。这种无知的假说早已被推翻。以前强调的文化特征流传说站不住了，取而代之的是：自远古时期起可能就有相当多的接触了。

在中国，从挖掘古物中研究史前史乃是一项最新的发展。中国今日的现代化也包括自一九二〇年代起就持续进步的考古学，在国民党与共产党政府谋求进步的行动中，中国史前史的科学化研究并不曾稍有落后。真实情形随之不断地披露，尤其重要的是，展现了中国文化的连贯性。证明现今中国生活的特有形貌——如专制政府——是从史前时代一直传下来的。

中国有两条北南走向的山系；一条沿海，从东北经山东省与东南海岸，至香港与海南岛。另一条在内陆中亚高原东缘，从山西省往南经四川，到西南山区。往东走，北边是华北平原。平原边缘，距西南的北京四十三公里的石灰岩山中，在周门店附近，有一些洞穴。有一个特别大的洞约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长约一百五十公尺，宽四十五公尺，有一个地方从洞顶至洞内地面约三十六公尺高），洞的东北边有一个小入口。从距今约四十万年前起，至距今约二十万年前，洞中持续有原始人居住，直到洞内被人们留下的垃圾杂物堵满时为止。

这是伟大的考古发现！一九二一年从此洞找到的一枚牙齿，证明是原始人种的牙。一九二九年间，这儿掘出了第一具人头骨。一九二一至三七年，以及自一九五九年起的仔细挖掘成果，共有大约十万个石制器具、一百多枚牙齿、十四个头颅骨，以及其它许多骨头出土。计有四十多个直立猿人（Homo erectus），是与在爪哇（1891）、欧洲、中东、非洲发现的早期人类同种的。

这些北京猿人很矮，男子身高约一百五十七公分，女子约一百五十公分。其头骨很厚，下巴后缩，颅内容量是八百五十至一千三百CC，和爪哇人的七百七十五至九百CC以及早期人类（Homo Sapiens）的一千三百五十CC相差不远。北京猿人捕猎捞鱼为食，用火照明洞穴、烧熟肉吃。食用的肉类中鹿肉占七成，另外也有豹、熊、剑齿虎、土狼、象、犀牛、骆驼、水牛、马的骨骸。洞穴内没有埋葬人，也没有完整的人体骨骼，却有被打瘪的人头骨。可见北京猿人也吃一点人肉，也可能喜欢猎人头食脑。总之，张光直（1986）说过，北京人化石是「古人类学的最大崭获」。

随后又有其它发现。一九四九年以后，广泛进行道路、水坝、地基等建设工程，掘出数以百计的考古新据点。一九六四年在陕西省发现另一个直立猿人头骨，似乎是比北京猿人还早的人种。在十数个挖掘点找出的距今四十万年至二十万年间（旧石器时代早期，Early〔Lower〕Paleolithic period）

人类的化石与削尖石制的工具，显示直立猿人是散布在中国各地的，主要是在西部山区的省份。一九八〇至八一年间，在安徽掘出一个人头骨。八四年在辽宁掘到部分人体骨骼。以后续有其它发现。

一九七〇年代挖掘的几处考古地点都找到早期人类的遗骸，约为距今二十万年至五万年间的人类，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Middle paleolithic period）。大约在距今五万年至一万二千年前，即旧石器时代晚期（Latc〔Upper〕Paleolithic period），晚期人类（Homo sapiens sapiens）散布在中国各地十多个地方文化区内。他们通常栖居在山坡渐向下倾于平原的地形上，以利于混合打猎、捕鱼、采集野果的生存方式。从其遗留的石器可看出，这些文化地区有共同的特征，却也在那么久远以前就具有各自明显不同的地方特色。遗迹所在地包括黄河流域、鄂尔多斯地区、陕西黄土高原、华北平原西缘。周口店的上层洞穴似乎曾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用作葬尸的场所，共掘出七个头骨，都被砸破了。考古学家——如张光直氏——认为，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不仅会削石头作工具；亲族观念、权威、宗教，以及至今仍可在中国找到的绘画，都已经在发展了。

【谢选骏指出：严格地说，历史是一个无法描述的事情。但是人们又不得不描述，所以就有了各种不同的解说。】

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Age）

一万二千年前在中国开始的新石器时代，其特征是定居从事农耕的社群的普遍形成。那时候，黄河与长江的冲积土尚未造成现在东西两山系间的平原区。现在山东省与山西省之间的华北平原大体上还只是湖泊和沼泽，而山东差不多算是离岸的一个岛屿，现在的河北省与河南省仍是不宜居住的沼地。那时候，华中这一段的长江是一片大湖，湖北湖南两省还不能耕种作物，连种水稻也不成。

山区覆满森林，禽兽很多。驯养狗和猪之类的动物并不困难，远不如驾御作物难，靠渔猎与采果维生的人们本来已经在从耐寒的多年生植物上撷取食物，却得学习改用可定期栽种收获的一年生播种作物，这即是农耕。旧石器时代中国的气候颇湿暖，不像现在那么干冷。新石器时代的农耕可以在山地树林渐渐转为可耕草地的边界地区最轻易地展开，这儿的植物多，即便耕作失败，人也不致挨饿。

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迹显示，定居务农始于黄河南部弯曲处以下，在有树林的高地与沼泽低地之间的边界上。例如，陕西半坡（在今西安市内）的村民在大约公元前四千年时是以小米为主食，以狩猎捕鱼为辅，用大麻织布。房屋呈小簇而聚落，像是一个个家族单元。箭镞显示狩猎已使用弓箭。村民驯养的家畜以猪与狗为主。谷物收藏在陶罐中，罐子上有鱼、兽、植物图案，以及显然是代表家族或世系的图样。与华北此种「彩陶」（仰韶）文化同期并存的还有其它文化，遗址分别在东南海岸、台湾、长江下游流域发现，其中已开始有稻米耕种的活动。

覆盖在彩陶文化遗迹之上的，是一层比较薄却更亮丽的黑陶（龙山）文化遗迹。其散布范围较广，除华北之外，还扩及长江流域以至东南海岸，呈现出包含许多地域性次文化的一个广大的新石器时代农业区。由此可推知，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从旧石器时代的发源地延伸，在数个中心地同时发展。

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另一项成就是织丝。中国农村经济自古至今都少不了程序繁琐的养蚕业。从摘采大量桑叶喂蚕起，经过蚕的蜕皮、吐丝、织茧，直至抽丝剥茧，都是极为辛苦的工作。蚕每吃一百磅（四十五公斤）桑叶，可制出十五磅（六点七公斤）的茧，由此可抽出仅一磅（零点四公斤余）的生丝。这项家庭工业自新石器时化起就在华北进行，一直到公元第六世纪被走私到西方以前，都是中国人的独占工业。

商夏遗址出土

截至一九二〇年代以前，中国古史所说的夏商周「三代」，只有周代直接有文字记录史料可循。商代的三十位帝王与七个建都处，都载于周代与稍晚时期编纂的史书之中。到了宋代，研究古文物的人渐渐对于商代传下来的镌有文字的礼器产生兴趣。但是，迟至一八九九年，学者才注意到，汉药店在出售刻有古文的「龙骨」为药材。到了一九二〇年代晚期，私人收购者已经追踪出这些「龙骨」是从河南省黄河以北安阳附近掘得的。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学者便于一九二八年开始在安阳进行商代最后一处都城的挖掘，至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时中断。一九五〇年后，在今郑州附近又掘出了商代初期的一处都城。

这些殷墟之中有皇宫和公卿宅第，为筑在土台上的梁柱式建筑，其基本结构与受西方人瞻仰的紫禁城相似。在安阳发掘了五十三个坚若水泥的房屋土台，其中还有许多石柱的基座。附近有窦窖，显见是供贮藏用或奴仆住用。贵族役使的各类工匠专精于高度发展的冶铜、制陶，以及其它手艺。商代青铜制作技术举世无双，到现在仍可称是人类一大艺术成就。

商代帝王令卜者处理甲骨占卜与卜辞书写的事务（即灼烧动物肩胛骨使之生裂痕，再按裂痕解释祖先意旨，将其刻在骨上），因而留下导致安阳遗址开掘的卜辞甲骨。人们收集的甲骨总共约有十万片。按所刻的卜辞可知，商代贵族生活条件优越，作战时乘马拉的战车，以打猎为娱乐，有祀典仪礼，受各类工匠的侍候，享用都城周围村庄农民耕作的奉养，农民们却居住在半地穴式的竖穴中。商代社会的阶级划分已经相当森严了。

在当时较湿暖的气候下，水牛乃是最主要的家畜。从甲骨之多与动辄上百的牲祭所需，可知牲畜饲养数量必然很大。商人的祖先崇拜，可从帝王施行的整套拜祭仪式中看出，深掘入地下的帝王墓穴里也都有各种珍宝，以及许多陪葬的动物和人。张光直认为，这些葬穴证明商代社会分层森严，下阶层的人往往要充当上阶层的生祭用品。安阳遗址大约只是范围更大的都城区内的皇室贵胄核心所在，华北与四川另有许多商代遗址发掘。

商代公共建筑动用人力之大，可以证明帝王权位有多高。郑州殷墟有围成大致为长方形的城墙，长六公里半，高约八公尺，是以夯土筑成。这种将土放在活动木模里夯打成坚如水泥般的技术，最初是在龙山遗址发现，以后依然为中国人应用。三千年后明代（一二六八～一六四四）在北京南京两地的都城也是夯土筑成，城墙高约六点七公尺，周围分别约为三十七公里与三十四公里长。这比殷墟来得大，而且贴了砖，但仍然是用浩大人力筑成。其它古文明也有动用大量人力建成奇景的例子，如埃及金字塔。但是中国到了现在仍有这种人海战术的行事法。

一九五九年在二里头（在距洛阳不远的偃师，位在黄河之南）掘出有大宫殿的遗址，极像是夏代的都城。二里头文化遍布在河南西北与山西南部各地，乃是紧接龙山黑陶文化之后，在商代以前的文化类型，按碳—14年代测定法，时间在大约公元前二一〇〇至一八〇〇年间。有此几乎可断定的辨认结果，传说三代中的夏代和商代，已经成为历史的真实。这一切告诉了我们什么？

第一，龙山文化的无数个新石器时代村庄相当平顺地转入了青铜器时代的夏商都城，我们可以视之为一个单一文化的前后阶段。若是观察工具与武器、陶壶与铜鼎、作物耕种与牲畜驯养、居屋建筑与墓穴、宗教活动与统治制度，也可看出其中文化的同构型与持续性。朝代的更替是经战争而完成的，然而却找不到受外来文化强力入侵的蛛丝马迹。此外，夏、商、周从三个不同的地区跨入历史，三者似乎曾经并存。夏商的「更替」是指商继夏之后在华夏地区成为主导的中心。

第二，这些古都遗址证明，王权的基础是陆围的（不近海的）静止的农业，而不是与其它区域间流动的水上贸易。的确，安阳遗址中有海岸来的海贝；新石器时代东亚人有机会也曾航海。台湾北部一处约为公元前四〇〇〇至二五〇〇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以及台湾南部一处公元前二五〇〇年至公元前四〇〇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远在距福建省海岸一百六十公里之外的岛上。台湾与大陆既没有相衔接的陆桥，海的深度也未曾改变到足以使古时渡海比今天容易，我们不得不归结说：新石器时代居于海边的人，发展了与新石器时代农耕生产力差不多的航海技术。

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像中东与地中海地区那样旺盛的海上贸易呢？这乃是地理上的偶然造成的：不论从沿岸航行或海上贸易，中国都不易达到古代的东亚其它邦国。中国的水上运输在长江以及山东到东北南部的沿海发展，既然遇不到可打交道的外国，也就没有大规模的海上贸易可言了。

中央权威的兴起

仰韶与龙山陶器在华北平原、黄河流域、长江下游的七、八个遗址的残留，显示地区文化的变异。这些新石器时代的农村之间接触增多之际，亲属关系网与结盟关系制造了机会，使中央都城能够进行更大范围的统治。从后来的情形看，似乎是大部落宗族分出的家族支系各自建立了有围墙的城邑。商代甲骨就记了总共约一千个城邑的名称。以一位族长为首的宗族，可以藉通婚与其它围墙城邑的其它宗族建立关系。家族支系也可迁到新据点另建新城邑。繁复的上下位主从关系也从而产生。

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期将结束时，利用黄铜与华北各地采出的锡旷来制青铜的行为，与夏商两朝初有在广大地区内的中央政府同时发生。青铜冶炼也许是顺应仰韶及龙山塑陶技术而生的，可能是在塑烧过程或制造小刀之类的黄铜器物时，自然而然向前跨出的一步。姑不论冶炼青铜的技术是本上发展的或是外来的（或两者均是），生产青铜的一项重要事实是：唯有强大的权威可以确保采矿进行。以十九世纪的例子为准，当时的采矿需用人工、矿工趴跪在坑内，在狭小而无通风口的隧道内拖动装矿沙的滑橇。这是奴隶或囚犯才肯做的事。再看用多块陶范铸铜器的过程，必须有上百名工匠才能调配处理熔融的金属。青铜礼器的制作因而隐含了多种意义——第一，王权与表彰王权的各式仪礼密切相关；第二，王权能够指派人力去办采矿与冶炼的沉重工作。

我们知道，夏商帝王都利用繁琐而戏剧化的仪礼来确立其统治权。尤其是祭鬼仪式中，巫者或帝王本人会与先王阴灵沟通，祈求其庇佑指点。在此类仪式中，巫者尚需藉助于某种与先祖有图腾关系的动物。商代礼器上因而有动物图案之呈现，常见的如铸有饕餮兽面纹者（后来美洲印地安人的图腾柱与此异曲同工）。地方上的统治者借着实施祖先崇拜的宗教，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有些地方统治者进而管辖到其它城邑群，于是一群城镇与另一群城邑相争，一个地区与另一地区相争，终至某个地方兴起一个居支配地位的王朝。

王朝政府在进行扩权的时候，会将仍然停留在前青铜时代的新石器阶段的小区包围，这时候青铜武器便大有帮助了。我们也知道，商代晚期在大约公元前一二〇〇年以后，曾于征讨之时使用双马拉的战车。这种战车自大约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就是西亚征服者的有效战力，战车的观念无疑是经中亚细亚传来的。伴随着的还有步兵的矛与箭。因为战车要配备三人——中间是驾车者，左右为戟兵与弓箭手。青铜装备使战车能够南征北伐。同一宗系聚居的家族似乎曾各自形成军事单元。曾有记载指上千军士就俘虏了上千敌人，被俘者之中可能有上百人被当作祭祀牲品。帝王虽然自称是以才德服人，但军事力量帮的忙也不小。

除了征战之外，夏商也借着建立新城邑来扩大自己的疆域。城邑并不是因为贸易或个人家庭迁徙而无事先计划就形成的，都是由地方统治者计划后斥建的。通常是君王下令在某个要开辟农田的新区域建新城，然后选中某城的人去完成任务。《诗经》〈大雅〉有一段描述建邑过程的记载，与美国拓荒时期筑谷仓的味况颇相似：

……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主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梂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

总括来说，做为扩张行为之因素的征战与贸易，其重要性似乎不如帝王在祈求祖宗与自然神力的仪式祭拜中那种高于一切的地位。也许和法国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早期的国王相似，如凯特利（David Keightley）所说，远征跋涉显示世袭政体的国家尚未充分官僚化，政府施行的仍较属于神权政治而不够世俗化。

西周

周灭商以后，中国的国家政府终于出现。在此方面，青铜器的铭文与新近出土的周代甲骨提供的考古证据，契合了有关古代地名人物的文学记录，以及经典古籍中早已有的史迹记载。

周人初兴时的人数不多，与北方游牧民族以及西边的羌人频有往来，很早就学会与不同文化的人共容。周人以渭水流域为根据地，逐渐茁壮后成为商的诸侯。终于强大至能够于公元前一〇四〇年在交战时将商击败。当时商周双方都动员了七、八百个「小国」的兵力。周克商之后，在长安（西安）建新都，令殷商大族迁徙并主管建筑事务，又在仪礼与政府制度方面运用商的章法。另有一些殷商家族被迁往西边去繁衍开发。许倬云与林杜夫（Katheryn Linduff）认为，殷商遗族曾与周的统治阶级合并。

周兵攻克东部的平原后，再击败西北游牧民族，向南攻入汉水长江流域，向东南沿淮河推进，势力更加扩张。周的统治奠立于封建的基础，分封了周的姬氏子孙分治五十多个诸侯国。周的分封仪式是含契约性质的详尽的权威委托行为。天子除了要赏赐具象征意义的器物，还要「授民」。被「授」的臣民比天子授的「土」更为重要，诸侯带了这整批家族的臣民到了封地上，加上封地上原来居住的人民，可以成立一个诸侯国。

周延续商的办法，用宗族为政治统理的基本原则。并且以政权得自天命之说为巩固王权的新力量。商王敬拜先公先王，求祖宗庇佑指点。周人却称天下得自更为广大而无个人性的「天」，而周之所以得「天命」，是因为有德。这种理论断言君王应具有为全民表率的至高道德力量。西方统治者登位凭依的君权神圣说，理由只在他有先王之子的身分。中国的天命说却为当权者立下了道德标准。

周的中央权势扩张行动包括同化向周称臣的各方子民，凡有关中国文字系统、仪礼、行政体制之推广，都是不可轻忽的。中原文化乃是主流。「中原」指的是商周统辖时代的核心区，其周边外围都属异族，包括北边、东北、西南的半游牧民族以及南方的部落。从四方异族的名称不是汉字而是音译可知，夷狄文化与中土的地位是不一样的。经联姻、同化、官僚政治施行，继商周之后取得支配地位的诸侯渐渐兴起。这些诸侯国承继了多种文化的融和遗产，在战国时期（约始于公元前四〇〇年）成为各自独立的政治实体。

新考古记录之含意

考古资料显现的古中国文化的同构型，与古中东人种、立国、文化之变化多端，呈鲜明的对比。自公元前三〇〇〇年起，埃及人、苏美人（Sumerians）、闪族人（Semites）、阿卡得人（Akkadians）、亚摩利人（Amorites，受巴比伦王汉摩拉比统治）、亚述人（Assyrians）、腓尼基人（Phoenicians）、西台人（Hittites）、米堤亚人（Medcs）、波斯人（Persians）等等，在中东连绵不绝的战争政争中互相较劲，留下激烈多元政治的记录。尼罗河、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河谷各农业区都有灌溉系统，贸易与航海一同兴旺。各种语言、文字、宗教欣欣向荣。这与古中国实有天壤之别。

此外，中东的工技发展在多方面早于中国。彩陶、青铜之使用、马拉的战车，以及后来的铁器，在中东出现的时间都比中国早。此种先后之别固然显示这些都是中东传入中国的。但古中国与中东究竟有何关系，现在仍不清楚而有争议。我们倒很清楚有些事物并没有从中东传入中国。例如，尽管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有灌溉网的实例在先，黄河流域华北平原上起初并未照做。夏商时期的中国人未曾使用金属的农具，也未使用耕畜和犁。马拉的双轮战车于商代晚期被用为贵族的交通工具和作战主力，但是，西方历史学者直至最近以前所持的假说——是在遭受西北大草原戎狄马战车侵略后才开始用它，却没有证据可循。

南方传入中原的影响也是相当模糊的。例如，青铜冶炼术似乎于公元前三〇〇〇年以前始于泰国，与中国青铜有无关系却不确知。整体而论，中东史前文化之间相互广泛交通的证据，并不能作为有无向中国流传的依据。每个重要文化都是当地的成就，但文化难以孤立。我们不妨归结说：西亚方面确实有重要的影响「潜移默化」般地来到中国，但是绝不至于强烈到足以破坏中国文化同构型的地步。

这种结论反对先驱考古学者——多半是西方人——早期的主张。其主张是，经由中亚渗透过来的中东影响给了古中国步向文明绝对必要的推动力。较后来的看法是：古中国文明是从华北这一个核心区形成的，夏商的发展是独特的，按何柄棣所说，是「东方的摇篮」。新的证据也对这个说法不利。必须承认，有关夏商周三代的周代史书以及一九二〇年以后的出土遗址，足以让「三代」稳居中国古史的舞台中央。但是整个东亚地区的考古挖掘，虽然刚开始，已经揭露了长江以南、中国东南海岸、越南北方相关联却各不相同的陶器文化。

夏商国力的来源之一是其血缘关系加诸社会的秩序与宗法制度造成的阶级划分，即是，延伸出来的宗支必臣服于父辈的宗系。每一个人都有其在家族中应居的位份，宗系间一层层的尊卑主从关系溯至最尊，即是在位的君主。统治者的至尊地位，系于他在使用青铜礼器的祖宗崇拜以及运用战车与青铜武器的征伐之中的最高权威。在这阶级划分已很森严的社会中，帝王殡葬时还要用活人陪葬。

换个角度来看，在无甚航海活动的情况下，贸易与工技革新对于中央政治权威扩展而言，似乎相当次要。考古学家的这项发现，西方历史学者不大容易理解。西方历史，尤其是地中海历史，早已烙下的证据印痕是，早期的邦城都是在贸易航线上兴起的，帝国也是凭控制商贸——尤其是海上的——而强大。古代中国缺乏海上贸易，以致商人不重要，商贾身分不受尊重。也因此故，秦与汉的统治者上台以后，比较不难控制地位渐渐升高的商贾。

末了，统治者的至高地位，不但系于他一人独揽礼祭与作战时的领导大权，甲骨卜辞与史料的书写也是由他主导。商代文字系统已经有「主词——动词——受词」的语法，中国造字依据的象形、指事、形声等基本法则也已出现。中国字最初为象形文，如「木」指一棵树，「林」指丛树，而「森」指森林。中文的「一、二、三」也比英文字的one，two，three要简单易识。又如「囗」（ㄨㄟˊ）是包围、环绕之意，写小了就是「口」，可以指嘴，也可用于「洞口」、「入口」、「港口」等词。

只凭象形原则（如木、林、森）可造的字有限，必须进而从字音上设法。因此，大多数中国字是有偏旁的组合体。通常单字的某一部分指义，另一部分表声。

兹举例说明。由于中国字都是单音字，总共不过四百多个字音，常会遇到音同字不同的问题。像英文字的soul（灵魂）与sole（鞋底）以及all（全部）与awl（尖椎），也是同音不同字。以「东」为例，与「冻」和「栋」是同音的。造字者便是取「东」的声，加上「冫」的偏旁就成为表冰冷的「冻」；加上「木」字旁即是造屋的「栋」梁。

这个例子很简单。其实中国语文都不难，难的是要记的字太多，字的用法涵义也太多。后代文字学者要编纂字典的时候，不能用拉丁字母这套简便的排列法，必须研究出二百一十四个「部首」，将所有的字依部首归类。不过部首查法用起来不如二十六个字母的查法明白快速。商代文字已经有木、口、心、手等部首归类。从一开始，政府掌理造字书写的大权就握于帝王之手。而文字主要似乎是为因应宗法秩序与政府统治的需要而生，为商贸服务的动机较小。

我们若将司祭巫者、战士、刻写卜辞者、氏族宗主、监督技艺工匠者汇集，就可看出后代统治阶级士人菁英最初的发展雏型。政治的治理方法利用了礼仪、艺术、作战、写作、亲族关系，这些都是组成文化理念的要素。下面一步即是，将未认可中央政府至上权位的部族指为蛮夷，以断定中土文化之优越。因此，中原四周的异族分别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直至十九世纪晚期，官方仍以「夷」指从海上来的西方人）。自从有了以「中国」称呼统治「中原」者的定名法，也就有了这种「中」、「外」分明的观念。周代纂辑的四书五经特别注重如此的定位，以致中西历史学者常把「三代」时期的中国描述成一个「文化的孤岛」，四周是欠缺中国文化所含文明特质的一片「蛮夷」汪洋。

新的考古数据却显示，情形并不这么单纯。西周因为已经和北边西边异族融和，在中原自居文化盟主的时候，便可驾轻就熟地容纳文化差异。其步骤不是直接用武力征讨，而是以中国生活习惯统治方式为基础的逐步同化。政治区的划分上，文化依据也重于版图的依据。

我们从读史知道，「夷狄」自古就在中国的边境上出没。由此应知，四夷自始就是政治体系里的基本项目。我们不可忽视，古中国有认为文化与现世权势当然共生的看法。向某朝的统治称臣了，就必须接受其礼制以及授予当朝治人天命的宇宙论。不接受这种政治化了的文化，就不足以为中国人。不过如果是生来就使用中国语文的人，四书五经和言谈中用的词语可以大致笃定他已经接受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也普遍存在显然类似的生活态度。

青铜时代夏商周三朝中，增强国力的任务乃是要不断谋求更多人顺从接纳中央当权的王朝。统治者以社会结构顶峰、祖先崇拜宗教主祭者、赏罚裁决者、公共建设与战争以及文学之领袖的身分运作。在其无所不能的身分中，张光直还强调统治者「一人独有的通天地鬼神」的资格。结果是，统治者一手造成了文化的整体统一性，这个整体统一性即是在单一共同国家内政治统一的基础。中国当然不是将此种统一性视为理想的唯一国家，许多古代帝国都追求过这个目标。但是中国孤立的地理环境一开始就使这种理想更能行得通，后来也更易获得政府与社会的支持。

以上的考虑也许夸大了，却也代表中国考古学呈现的一件重要事实。即是，在有文字记史时代之始，中国人已经达致某种程度的文化同构型以及与外界隔离的连贯性。这是别处都没有的。而农业、工技、商业、军事、文学、宗教、艺术等各方面的活动，都以整体中从属分子的姿态一同配合。

然而，早已惯知近代民族主义情操的我们，如果现在持有古中国是萌牙期单一民族国家的想法，可就错了。我们不如引用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观念，将古中国看作近似西方基督教世界（法、英等单一民族国家是在其中共有欧洲文化的从属政治单元）。再者，因为我们已经太清楚二十世纪极权国家总揽一切的权威，最好避免贸然作时序错误的判断而指商周帝王的特权不可避免地促致某种极权政治。我们不妨照白乐日（Etienne Balazs，1964）的说法，称之为以「机关制度」（officialism）治理的政府。如史都华·施蓝姆（Stuart Schram，1964）曾说：「政府自始就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力量，而楷模行为、仪礼、道德、教化在中国从来都被认为是治理的手段。」我们只需再加上一句：礼教运作之外，统治者也独揽军事强权的运用。

【谢选骏指出：上文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未能点破一个关键——中国的存在，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胡人之说确实是胡说八道。而列宁主义的“一国首先建立共产主义”的胡说，就是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投降——列宁不懂的则是，如此建立的苏联不是马克思描写的共产主义，而是新的蒙古帝国——“社会主义大家庭”。后来，我在1974年用《周易》占卜所得的1989年革命，摧毁了马列主义的帝国系统。】

【【第二章 首度统一：帝王的儒学】】

王朝的功用

自古至今，人类世界中的统治者大多来自各个王朝家族。亲族关系形成自己人的网络，以支持当权者（或其对手），并支持可解决（或质疑）具激烈争性继位问题的某个原则。然而，欧洲的各个王朝，如法国的卡佩王朝（Capetian，987～1328），英国的诺曼（Norman）与金雀花（Plantagont）王朝（1066～1485），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s，1273～1919），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1613～1917），都不曾统御像中国这么辽阔的国土，也未掌握过这样集于中央的权威。以统治机制而言，中国各重要朝代是独具一格的。日本、印度、波斯也都未出现过在规模与权力上可堪比拟的政权。西汉刘氏共传位十三代皇帝，东汉共十四位。唐代李氏延续二十三位皇帝，明代朱氏十七位，清代爱新觉罗氏则有九位。

欧洲的王朝与之相较，只算是基督教大集团范围内分据地方的君主，各自统治着地区性的王国。正如谢和耐（Jacques Gernet）所说，十七世纪末期，第一个近代政府——法国——刚组织起来，中国却早已是「由一个统一行政体系治理的中央集权帝国」了。而且东西方帝王的格局也不同。以近代欧洲为例，法、俄、奥匈帝国、德、英诸皇，加上罗马教皇，曾同时一起写历史。中国理想上全天下只有一位人君，如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一般。而事实上大部分的时期确实如此。

如果我们要理解中国，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是，避免用欧洲的尺度来作判断。例如，欧洲人的音乐、艺术、工技、哲学、宗教可能是全部或部分由别国传人，又如，欧洲君主治理的都不是自给自足的国家，也不像中国的「天子」那样，不论是法律、公理、道德思想、宗教、美术、军事、公共工程，凡事只有他说了才算数。

将中国历史按朝代划分，要比西方那样按世纪划分来得合理。毕竟，中国的朝代像美国总统的一任政府一样，是政治冒险事业，其中充满人的争斗、理想主义、尔虞我诈。比欧洲的一个个世纪具体清楚得多，世纪的划分法很少能把某运动或思潮从头至尾完全括入一个世纪的。朝代之连续乃是因为，即便在王朝空位期，仍有中国根深蒂固的一种趋向政治统一的冲动力。团结统一是非常强烈的理想，因为它可能带来安定、和平、繁荣。然而统一似乎随着历史的节奏摇摆难测。政权的盛衰，就像人和家庭一样，需要随时予以注意。

学生们对于古中国和古希腊罗马平行的连续历史局面，都有深刻印象。如先有一个哲学家的时代与多邦交战的时代，继而是统一与大帝国时代，以及帝国分裂与中央权威崩溃的时代。因此，孔子及其弟子大致约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同时；亚历山大大帝只比秦始皇早一百年；罗马帝国和汉代在同一时期兴盛。同样的，两大帝国渐衰之际，北方边疆蛮族外患都渐趋于严重。在汤恩比（Toynbee）所说的这种「整体国家」（universal state）内部发生的经济政治分裂，其特点是外来宗教传播，忧患的人们转往宗教中寻求慰藉。北方游牧民族侵入中国与佛教在公元第三至第六世纪的传布，的确与西方哥德人（Goths）与汪达尔人（Vadals）侵袭以及基督教传入在同时。如吉本（EdwardGibbon）所说，是「野蛮愚昧与宗教」的胜利。

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中，最有意思的同样连续历史局面出现在汉（公元前二〇六～公元二二〇）唐（公元六一八～九〇七）两朝。两个朝代兴起之前，分别有一段明显的知识蓬勃发展期。汉以前有东周末期的哲学思想家，唐以前有道教、佛教的兴盛。汉唐两大朝代之前各有一个统一全国的强大而寿命短的朝代，即秦（公元前二二一～二〇六）与隋（公元五八九～六一八）。汉唐建立大一统之后，都将政治势力扩及邻邦，尤其是往中亚地区。与外邦的接触也有相当的成长。

各个朝代极其详尽的历史，都是历代史官记载当朝王室得天下、达于鼎盛、草草收场的全部经过，其中自然会有相同事迹再现的例子。例如，一朝将亡之际所记录的天然灾祸、地震、洪水、流星、日月蚀，以及其它的不祥之兆都特别多，这表示在位者的不当行为正使他渐渐丧失「天命」。

就民众士气与社会心理的层面而言，自我暗示行为确实对于朝代更替有所影响。由于道德上的崇高地位是王朝建立的最重要基础，如果在某些事上失了「颜面」，就有可能引发意识形态与当朝对立，继而加速其衰败。引领统治阶级意见风气的知识界，一旦认定王室已丧失其主政的道德资格，就是大势已去了。这也是现今中国政治中的一个要素。

一朝的衰败往往与皇室的老大无能同步发生。一家一姓在位数代后，必然累积成功一个沉重而摆脱不掉的亲族累赘。其中又以在宫中地位稳固的外戚贪渎荒淫最甚。

解释朝代盛衰周期更常用的有一种经济阐明法。此法将注意力集中于土地税收，因为每一朝都为了赏赐土地给统治阶级而使可课税土地减少，导致国家收入递减。在一朝之始，土地人口通常会作一番概略的估计调查记录，造好新的税收簿册即成为国家征税的依据。年月久了，出现了政府利益与政府之下王公大族利益之间的争斗。统治阶级渐渐扩增自己的地产，并且借着销毁簿册、官员纵容、篡改律条等手段逃避税责。王公大族可将小农收为自己的佃户，而佃户缴给地主的地租低于原来必须纳给政府的数量。如此造成恶性循环，迫使农民的可课税土地负担加重，而政府的岁入需要也可能渐增。结果变成愈来愈小的土地面积必须缴付愈来愈大数额的税赋。后来终将引起农民动乱。

王公与哲学家

得以控制中国社会的君主制度是借着长久经验才变得精熟而历久不衰的。公元前七七一年，周室迁都至渭水流域西安以东的洛阳，于是展开东周祚业。此时，因为许多诸侯已经壮大得脱离了中央控制，周室权力已经削弱。到了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二二～四八一），诸侯国多达一百七十余个，各国都有自己的城池。这些诸侯彼此缔结盟约，并且互相攻伐，大国并吞小国。到了战国时代（公元前四〇三～二二一），成为七雄竞争的局面，这七国大多位于人口稠密的华北平原。

中国以后政府形态中的两大组件——率军的统治者与学者谋士，已经在此时突显了。两者都想要推行仪礼以维持人类社会与天地应有的和谐。刘易斯（Mark Edward Lewis，1990）的研究——被认可的暴力杀伐是古代中国政权与社会秩序的一个关键，使我们对统治者的角色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刘易斯认为，各国统治者的权威基于「献祭、征伐、狩猎等形态的以仪礼为宗旨的暴力行为」。狩猎这项以动物为对象的暴力行为是对人作战的练习，所以政府的两大要务，其实就是献祭与征战。两者都包含了仪式化了的杀生，这也决定了政治势力的范围。

周代与商代情形一样，经由献祭——不拘是献人或牲畜——完成的祖先崇拜仪式，使用了艺术最高成就的青铜礼器，也藉祭拜活动维持统治者的合法性。狩猎可供应牲祭的动物，征战则提供了献祭用的俘虏。征战本身就是一项宗教崇拜行为，出征前的占卜、告上苍、誓师，以及战后在祖宗灵位前郑重其事的告慰列祖、献战利品、献俘，整个是一套宗教仪式。藉参与狩猎、征战、献祭而完成祖先崇拜仪式，可确定自己隶属供奉同一祖先的统治阶级。此种身分的特征是有权「食肉」。

战国时代一方面以这种武力仪礼的基础维系政治权威与社会秩序，一方面竟然也培养了思想家以理论维系政权与社会的时代。在这样你征我伐的时期，人们普遍渴望和平与秩序。许多人将古早时期设想为太平盛世，传说那时候全中国在一位君主统治下安逸地生活。周代思想家受到暴力充斥的激荡，他们担任君主的谋士时就劝导君王应回返古时的王道时代。

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四七九）与其重要信徒孟子（公元前三七二～二八九）都是这个时期诸多开创性思想家之中的代表人物。在所谓的「百家」之中，有五、六家思想的著作一直留传到后世。这些学术思想与印度的伟大教师（佛陀约在公元前五〇〇年前后）以及某些人称之为希腊「中轴时代」（“axial age”，指柏拉图：公元前四二九～三四七；亚里士多德：公元前三八四～三二一，以及其它诸家）是同期的，这些古文明的基本思想也是在此时奠立的。

中国各家思想的大哲并没有平息动乱，甚至儒家思想也是等到后来汉朝时候才成为重要学问。但是战国时代认可暴力杀伐的大环境，以及其杀戮与仪礼，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教训是如何兴起的，后来又为什么被欣然接纳。

儒家教条

儒家思想安排社会条理的根本原则，从宇宙秩序及其尊卑分明的关系开始。父母尊子女卑，男尊女卑，君主尊臣民卑。每一个人因此都有其应扮演的角色，按墨子刻（Thomas Metzger，见Cohon and Goldman，1990）所说，是「因袭传统而定的一套个人行为应当遵守的社会期望」。这些由权威定明白的期望可指导个人举止合本分。孔子曾（十分简明地）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即是：「君王要按他应该做的去治国，臣子该做臣子应做的。父亲照父亲应做的去做，儿子照儿子应做的去做。」如果人人各尽其分，社会秩序就可以维持不乱。诸侯公卿常在大庭广众前，行为是他人都看得见的，因此得听取周围他人的意见与道德判断。周围的人若不齿他的行为，他失了颜面也失了自尊，补救的办法之一是自杀以谢他人。

儒家一项重要主张是：人是可臻完美的。战国时代的各大流派思想家多反对家天下的统治者提出的阶级特权论，并强调人是生而平等的。孟子的人性本善与人人皆有仁义礼智本性的说法，普遍为人接受。人可以受导引而向善，办法是接受教育，尤其需努力自我修养心性，以仁者为模范。大贤之士与居要位者好德好仁的典范，可以对人们的自修有所影响。古代中国人强调的人可使之向善，一直延续至今，而且仍然鼓励政府以道德教育为己任。

儒家思想也强调「礼」的概念。君子儒士行止必合乎礼，而礼的规诫已明载于六经的《礼》之中。一般平民并不被要求遵守礼，因为（按法家主张）小民的行为必须以赏与罚来规范。但是士人君子却不可不守礼。这便是孔子一再强调主政者「正其身」的根本所在，这种强调与西方观念太不相同了。以身作则的统治理念的要点在于德，而行为正当合礼即德的表现，人若依礼而导引自己的言行，便可致德而受人尊敬。「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主政者的风吹来，小民的草必顺风而倒。孔子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就个人行为规范而言，儒家思想试图教化每一个人都讲道德，能依仁行事，抗拒邪淫，甚至能不畏惧不仁之君。曾有许多品德崇高的儒家学者是坚决反对暴政的，但是其改革热忱——此乃儒家信念的精神所在——却投注在重申保存传统政体，而不在改变该政体依据的根本前提。

西方观察者若是只着眼于儒家经典的文字，起初最感印象深刻的就是其中不涉鬼神的现世精神。我们通常是将儒家思想视为一种生活哲学，联想到的是有耐心、好和平、肯妥协的美德；中庸之道；敬祖敬老尊贤；以及最重要的，以人（而不是神）为宇宙中心的稳健的人文精神。

这些看法都不必予以否定。但是我们若将儒家观念放入社会与政治的背景，就会发现尊老卑幼、重古轻今、推崇既有权威甚于改革等观念，事实上已为社会安定提供了极具历史意义的答案。所有保守主义体系中，儒家一直是最成功的一个。

道家

中国士人居官时为儒家，去职后为道家，这个说法颇恰当，盛行于平民间的道家，是最与主政阶级儒家规范相对的一派。「道」即指「道路」。道家表达的是人们自然主义式的宇宙观，以及对于看不见的自然界神灵的信仰。其中不少也是学者士人信仰的。道家汇集了非常多的民俗知识，也为儒家提供了一条出路，让厌烦了四书五经谨审规诫的士人能够得到舒解。道家是逃离尘俗的避难所。

道家的始祖是老子，据道家信徒说，老子与孔子同时而年纪更长。这归于老子名下的学派，变成收留各式各样被儒家拒于门外信仰习俗的大宝库，其中包括早期的万物有灵论、炼丹术、古代巫术、蓬莱仙岛寻长生不死药、早期医术、各式中国固有以及自印度传入的神秘主义。

一般追随庄子（公元前三六九～二八六？）精妙文学风格的道学家，多按现代人所谓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式的观点来发问。庄子所写的梦到自己是在阳光下嬉戏的蝴蝶，醒来后不确知自己仍是刚刚梦中变蝴蝶的庄周，抑或是蝴蝶做梦变成庄周。这篇着论一直为后世人所乐道。

早期道学者依两极相融为一体的概念，指人的道德观念乃是道德堕落的投映，孝道观念生于不恭不孝，而儒家的讲求合礼，乃是人世是非混乱的反映。按着这种思考路线，道家遁入「无为」的消极哲学，讲求的是顺应自然，以不抵抗的态度接受人生经验。显而易见这是不满政府扰民与反对卫道倡德的人士的哲学，也是想逃避人生重负者的哲学，因为这些事都是逃避不了的。

秦的统一

诸侯国之间争斗愈烈的时候，促成战国七雄统一的许多新秩序构成要素也一一浮现。其中之一是，在南北前线不利战车操作的起伏地形中运用步兵作战。另一者是改以铁制工具和武器，从而导致农产增量、贸易增多、军队扩大。终于，内亚细亚的非中国人部族开始用马以骑兵作战，迫使中国人不得不效尤。

战国七雄内部各有许多发展。以位在华北平原东边，今山东省的齐国为例，雄才大略的君主建立了具备统一税制、整套律法、盐的公卖、中央指挥的军队等的中央集权行政制度。其它诸雄也不相上下。

发展最强的却是秦国。秦的文化较不突出，却占了西边姬周发详地的优良战略地位。后来自创「始皇帝」之号的秦王，因为早在秦孝公时代有法家谋士商鞅（卒于公元前三三八年）变法而取得优势。法家因为注重严峻法绦而得名（「法」并不等于现代人所说的法律），主张以刑赏为人主控民之「柄」。商鞅谈到治理人民时，态度颇有嘲讽意味（或许是务实？）：「合而复者善也，别而亲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统治者的目的是要保全自己的权势，无暇多顾为人民谋福的事。法家压根儿就没假设过统治者与子民之间的利害协调。

商鞅变法强大了秦的国力。统治者所忧的无非是，中央怎样才能箝制地方宗族。为此目的，秦国培养出官僚制度。全国划分为三十一县，每县由中央派任县令为行政主官，郡守需以文书向中央报告。规定可免除徭役或租税，并且可能获赐田宅等的二十级爵位，由君王赏封，成为原来宗族世卿之外的新贵。

同时，平民百姓许可买卖田地，藉以鼓励农业生产。颁布刑法，令全民知法，并且不分贵贱一律受严刑峻法的管制。法家的统治信条是，厉行法治以奖励农业，强化君国驾乎家族之上的地位。例如，建立保伍组织，以五家为保，十家相连，实行连坐。在此情况下，自保的上策就是立刻告发作奸犯科者。因此，为服从君国可以不惜破坏群体敦睦关系。

国家对人民的控制加强了秦国的军事力量。国家提高行政官员的地位，并且重农（农人乃潜在的军人）抑商。借着开运河建灌溉网，使秦国西边可设防据点（在今山西、陕西、四川境内）的经济力大增。作战时，取战车而代之的是配备青铜或铁制武器——尤其是弓箭——的兵步与骑兵。

秦的大军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兼并六国后，秦始皇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郡下分县（「郡县」二字自此即代表中央集权的一种政体）。每郡设郡守掌一郡政事，郡尉掌兵事，另有中央派遣的监御史来监视郡守。县令（或县长）由中央任派、中央支薪，可被召回。居于地方的宗室贵族被集体迁入都中，非属政府的军队被解体，有些城池的围墙都被拆除了。

文字统一标准化，分为二类。小篆（字形相当繁复）为铭碑铸刻用，较简便的隶书为一般书写用。以毛笔写于竹片、丝帛，以及（公元第一世纪渐渐发展成功的）纸之上以后，隶书仍旧占了上风。度量衡、货币也统一了。秦帝国筑的道路总共计有六千四百多公里长，和罗马帝国所建的一样多。其中包括「直道」，通过干燥的鄂尔多斯地区，达于面邻大草原游牧民族的边疆。往南又疏浚鸿沟，开辟自长江至广州（广东）长一千九百余公里的水运渠道。

以上这些听来如果不像真的——的确不像，我们只需而看看一九七四年以来在西安附近秦始皇陵墓出土的七千五百座真人大小的秦俑，便无庸多疑了。在此，考古学又一次揭露了超乎我们从来想象可及的古中国史料。迟至一九三〇年代，研究艺术史的人还在说中国在佛教于第一世纪传入以前是没有立体圆形雕刻的。我们所知太少了!

最近的学术研究对于不爱听儒士诉怨的秦始皇是否真的将四百六十名儒士活埋也表示怀疑。德克·博德（Derk Bodde，见CHOC I）认为可能是将「坑儒」误译，其实只是杀害儒士而已。秦采法家作风控制历史，虽曾将各国史书焚毁，只保留秦纪，距焚尽书籍的地步相去尚远。

秦与其它六国都曾筑长城，以后的朝代也陆续修筑过。万里长城是秦始皇所造的传说早已打破。我们今天看见的长城大部分是明代于十六世纪所建，按阿瑟·华德伦（Arthur Waldron）新近著述的说法（1990），明代筑长城虽然不具足以抵挡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价值，却是明代官员不知应该以攻打或商贸为防范外患的办法时作的决定。明以前上溯至秦代的君王，都曾以商贸、外交、征战为应对胡人之策，并不是只靠修筑长城。

秦始皇经年的苛政重税，耗尽了民力与国家的其它资源。在位三十七年后，始皇突然于公元前二一〇年身亡，得年四十九岁。秦帝国随即迅速解体。始皇除了致力于统一已知的天下，还积极派人求神山寻不死之药，五次大巡行都与求神山寻仙人有关。但是他的为君之道不堪为长久帝业之用，继起的汉代（公元前二〇六～公元二二〇）诸君虽然沿袭秦的官僚统治法，却是逐步渐进地推行，并且融入以皇帝为中心的整套道德宇宙观。

汉代的统合与扩张

公元前二〇六年建立的汉朝，先于西半国土设置十四郡治理，又于人口较稠的东半边分封了十个王国。汉代诸君令刘氏子孙为十国之主，并且逐渐缩小各国的领土与官司组织。到公元前一〇八年，增为八十四郡与十四国，范围都缩小且更易于管制。此外，汉君大封了一百多家功臣为侯，各有封邑食税，以便（如中央期望）收税自足而成为地方上效忠汉君的贵族。

秦汉建立的官僚制度可从多方面巩固国家的力量，其一是政府的驿站，可往来通消息。另一个是地方监御史的设置，监察官监视自己辖区内的地方官员，每年向长安朝廷呈报。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遏止地方贵族凭自己的经济资源与兵力而壮大。

而京城内部也有类似的令汉君烦忧的问题：如何防止外戚滥权。汉皇驾崩后，从诸刘之中选立继位者的大权就落入太后之手。她可以立一位未成年的新帝，再指派外戚来摄政，汉朝历代有六、七位太后玩过这一招。至于小皇帝，在宫廷范围之内可以依赖宦官，这些人因已去势而可出入后宫伺候后妃。皇帝和后妃们生下多位子嗣，为的是要挑选出一个理想的继位者。宦官伺候伴随幼主，也依赖幼主，同时也是幼主抗拒外戚时仅有的可靠支柱。宫廷里实为钩心斗角的核心。

在宫廷之外，皇帝为了要控制汉初京师（长安）的居民，将京城划为一六〇区，各区自有围墙大门，由一个类似现今街道委员会的团体监督。汉朝政府也试图掌控经济生活。一切都市商贸都隶属政府的市场，由官员定物价，征收的买卖税直接缴入宫廷财库。城市内已注册的店铺商家都受到压制：不准拥有土地、不准作官、不准过奢华生活（如穿丝制衣物、骑马等）。另一方面，往来于驿道上从事城市间交易的未注册商人却富裕起来。他们结交官吏，变成大地主，聚积货物，投机赚取暴利，并且经由「丝路」出口黄金和丝制品到中亚细亚以至于罗马。

总之，商业的罪恶买通了官吏，若不是有儒家强烈贬抑牟利动机的价值观，「官商勾结」可能构成政府中的一股势力。此后二千年来，在虑及儒家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官方公开的态度通常是贬低商人的，但官员们实际上却可在许可交易、课税、私下与商人合伙的时候赚取利益。商人有了官员的许可与合作，也就甚少有冒险创业的必要了。

只要可行，政府也主持商品垄断，头两项即是盐（以米为主食不可或缺的调味品）与铁（制农具与武器所必需）。公元前一一七年时，共设了四十七处铸铁所，用人役上千名。盐的公卖政策大体上是，政府许可的煮盐者将盐卖予政府或许可经营的盐商，国库在制盐、运盐、卖盐每一过程上都可课税。铸铜钱则是在经由商人和地方官长主持的多年实验之后，才收归中央政府专营。公元前一世纪中，人口将近六千万，平均每年需铸钱——中央有孔的铜币——二十二万串，每串一千枚。这个数字不能表示已有高度发展的货币经济。

汉代统治的四百年间，中国的变化很大。不仅人口增加了，地方豪强富户的地产也扩大了。这些人将无力偿债的农民田地兼并之后，再雇用农民为佃户。当时政府田租很轻，只需缴收成的十分之一至三十分之一。但是农民却得缴收成的一半的私租给地主。农民每年一个月的徭役逐渐都改为缴钱替代，而且农民一直必须缴纳人头税。汉室的统治渐渐松弛之际，某些公卖权和市场的控制权也都释出，地方权贵富豪的势力却相对增强了。

在这四百年中兴起了一个强大的上层社会势力，与官吏有亲属关系，在地方上却是独立的，其成员乃是读书的士人。士族大姓的生活风雅而富裕，一九七四年在长沙附近马王堆出土的陵墓即是鲜明的证据。葬于四层防水棺椁最内层的保存完好的戴王妃尸体，有一千件物品陪葬。包括图画、书写了文字的竹简和丝帛，以及罗马与她同等身分贵妇享用不到的美丽精制丝绸。其它精美用物还有漆器、陶器、青铜器，以及用不同碳成分的两种铁铸成的钢质兵器。中国的冶铁也许开始得比中东要晚，但一旦开始了，就有极快的进步。

汉时华北经济的成长受到对外贸易与军事扩张的影响。汉朝最富活力的雄主武帝（公元前一四一～八七在位）之时，中国的军队往东北攻入了满洲南部与高丽，往南进入了中国南方、西南以及越南北部。这些区域都可以在务农小区中设置郡，唯有北方和西北边疆仍有扰动。

汉的外交始于与分布广阔的匈奴部族建立稳定关系的需要，匈奴是突厥语系的游牧民族，常以骑射队南下劫掠物资。汉势强的时候也有自己的牧马草场和骑射手，但也经常招募游牧民族为盟友或佣兵。另外亦曾津贴南匈奴，借其力来抵挡北匈奴。否则汉军就得自行讨伐，费用浩大而且危机甚多；进军一、两星期后就会因为粮草不足而被迫撤退，匈奴却毫发未伤，活动依旧。军力弱的时候——也就是大部分时候，汉皇用的是「和亲政策」，即是款待匈奴单于，以公主下嫁，再赠以厚礼，特别是多赠丝缎。匈奴渐渐明白，他们若到长安来进行一种仪式，在仪式中承认汉的宗主国地位，便可获得厚赠，过一阵快活日子。余英时指出，这种安抚策略乃是以后宋代与晚清承认武力孱弱的不平等条约之始。

除了征讨与收买的策略之外，汉皇也学会了利用外交使胡人互攻。汉朝为了寻求共同抗匈奴的盟友，派遣使者循丝路而穿越大草原游牧民族南侧的中亚绿洲。西边另有羌人（后来的西藏）等部族在贸易孔道上为患，在汉朝武力强盛时期——如武帝之时，在西域设有「都护」之职。全盛时期的汉军曾越过帕米尔，进入二百多年前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军曾攻入的中亚。

我们应明白，中国的制胡策略结果得不偿失。巴菲尔德（Thomas J．Barfield，1989）就内亚细亚的情势指出，中国皇帝必须在强大的游牧民族来进贡时回赠厚礼，或是在其游骑袭击时奉上不得不给的战利品。事实上，中国的货品是游牧生活中必需的。巴菲尔德表示，中国统一时，草原部族较愿意接纳一些与中国有交流的单于为霸主。这些霸主是中国替他们造势才壮大的。

帝制下的儒学

汉朝皇帝日常行仪的礼节需要有学问的人在宫廷中辅导。而汉武帝（在选举贤良的方式之外）更以经学考课为拔擢官员的管道，他认为教育可以造就与旧贵族相对的一个新的上层阶级，便决定以儒学为调教官吏的学术思想。在秦代法家的专制治国术之上，汉朝增添了一套大体源自儒家的观念系统，形成了总括性的政治哲学。这种法儒混合礼，我们称之为「帝制的儒学」，以别于孔孟等人原来的教诲，也有别于宋代兴起以至后来影响中国旧文化区各东亚国家——中国、韩国、越南、日本——的俗世个人儒家哲学。

法儒混合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喜欢法家，官僚们却喜欢儒家。统治者可以用赏罚为有形的诱因（有形到可触可感的地步）来管理百姓，官员们却不是仅靠奖赏与威吓就能够鞠躬尽瘁的，儒士认为，统治者遵循礼制以身作则便是有德，按葛莱姆（A．C．Graham，1989）所说，是有Potency（效能、潜力），能引动他人接纳、支持，甚而崇敬他的统治地位。如果他力行道德推行文治不见成效，仍可诉诸重典，甚至用武力。使用暴力一直是统治者对于其百姓与官吏独有的特权，但是他不能只靠强力统治，因此需要儒士的协助，以表现他时时怀着行乎仁、止乎礼的心。在儒家思想的导引之下，皇帝日复一日履行他身为「天子」应行的仪礼（现今白宫安排的摄影问话记者会，他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从一开始，儒士身分的局限已经显而易见。孔子当初的目标是要调教一批品格优秀的菁英，这些人应当能得到一般人的尊敬，并且能导引人君的行止。孔于无意自任统治者，也未立意要直接去教育一般大众。他最优先考虑的是礼，其次是仁，第三才是智。他以自身为弟子门人的榜样，教他们日后成为帝王时代的儒官。简而言之，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成形了，哲学家应负起的中国式的先知先觉大任不是去惊扰大众，而是去导引统治者。狄百瑞（W．T．de Bary，1991）曾指出，儒士们并不企图建立「自家的势力基础……不论何人在位为王，他们以士人的个人身分面对政府……这种制度上的弱点，高度不自主的条件，以及极端的欠缺安全感……使儒者注定为帝制中国的政治中的孺者（软弱之人）。」他们必须找到能庇护他们的恩主，想要在帝制既有权势结构之外发出独立的声音，并不是容易的事。

汉室以遵行祭祀崇拜保持「天命」，祭拜的对象始于刘氏列祖，而以封禅祭天最为隆重。随之而生的宇宙观结合了人类经验的一切现象，安排好舞台，让儒家思想以官方学说的姿态逐步扮演起政治的主角。

早期的中国宇宙观（认为天地井然有其秩序的理论）表现了与西方思想明显不同之处。比如，古代中国人没有创世神话，没有一位人世以外的创造主兼立法主，没有造物主为本原，甚至没有大爆炸创造宇宙之说（Big Bang）。李约瑟曾说，中国人接受了「有机体的哲学，一种不需授命者便井然有序的意旨和谐的观念」。这与世上其它国度非得有超自然神祇不可的倾向正相反。西方人看中国的时候，老是把中国的情境套入自己的成见。其实中国人虽然一般都把「天」视为宇宙间至高的力量，却认为它是在自然界之内的，并不是超越其上的。我们不要再往深渊里走，只要看清楚，古籍中记载的汉代思想是以人类为自然之一部分的观念为基础，以统治者与其祖先特有的关系为基础，而这些观念在一千年前就是商代思想的重心了。

相互关联的宇宙观

汉时的中国人认为天、地、人之间有类似之处或是彼此会相互影响，也就是说，天象、自然万物、人的社会之间有相互影响力。人们便从这种关系中认清自己在宇宙中应居的地位。这种「相互关联的宇宙观」（correlative cosmology），亦即韩德森（John B．Henderson，1984）所说的「缩小宇宙的人与整体宇宙的自然界之间的一致性」，可以从大约公元前一三九年撰写的汉代作品《淮南子》看出一些端倪。书中说：「故头之圆也象天，足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

只要能明白人类与自然万物有近似之处——数字命理学上的、解剖学上的、心理上的、道德上的近似，这个游戏不拘人多人少都玩得起来。甚至到了现代，中国人还有用数字代表重大事件的习惯，如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就是一例。中国思维上这种数字命理学的固习，以「五行」之说表达得最明显。数字命理常用的三、四、九等数日，都比不上五行，亦即金、木、水、火、士。有了五行的依据，汉代宇宙学家又指出五星（是当时都看得见的）、五季、五方、五色、五音、五帝、五脏、五关、五牲、五谷、五岳、五刑等等。这种以五为数的系统可用来解释变迁，因为五行是相生相克的——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反过来即是，金克木、火销金、水灭火、土挡水、木制土。

这种类似关系的结构并不具有当然的适用性，而是有商榷余地并且引起诸多哲学性辩论的。例如，若要将五行之说融入四季或是罗盘四等分之类的四数事物，就是很难办的。西方中古时期作相互关联思考的人要把九位缪司和八重天轨扯到一起的时候，也遇上同样的难题。这简直就像要把圆形变方一样。

中国思想家更巧妙的发明是用阴与阳、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作为关联性思考的词汇。天干地支可组成一个含有六十单元的周期（每一个二字单元都是各取干支一个字组成），于是又产生了许多和六十的周期相关的事物。但是用途最大的仍数《易经》的六十四卦。这些卦都是由六条并行线组合成，其中有的线是一整划，有的则是断裂为二的。每一卦都有其含意，都可用于算命占卜。

关联性的思考对于研究任何古代社会的社会人类学家而言，都不算是新闻。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只是在中国特别盛行，而且影响思想方式的时间特别久，原因无疑在于中国有倾向集中的国家社会形态。由于凡事都以皇帝为核心，关联性思考方式——尤其是皇帝与自然界有密切互动的现象主义的观念——成了一种学说。

自然现象并不会只因为人们已对它习以为常而降低其神秘性。我们接受了地心引力的概念，并且依此理知道一切物体都会在某一距离内与其它物体互有影响。汉初的人假定人与自然界变化过程的互动是凭借无所不在的「气」。如果要说关联性宇宙观是错的，只能以其缺乏科学实证为理由。相互「感应」的观念——如调音管或琴弦震动会引起别的管弦震动，也含有以德报德的原义。如果统治者能以端正的行为为表率，就能够感应旁观者照他的榜样做。

汉初这种从类似上推理的作风，有助于中国观察大自然活动的人在科学性思维上的发展，尤其是中医方面——席文（Sivin，1987）这么认为。以针灸为例，虽然到本世纪才发展出针灸麻醉术，古时就已发现人体某些针穴可控制身体上其它部位的神经感受性。中国科学的主要先驱者——炼丹术士——曾将关联性思考广为发挥。其实，几乎中国的每一种心智活动都看得出这方面的影响。

在西方世界里，相关性宇宙观在与汉初同期的希腊化（Hellenistic）思想中曾占有有相当地位。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综合多种信仰哲学的思想家影响更大。然而，有些相符之说的武断性，有些推论系统的无所不包，终就引起怀疑。宋代的重要学者就曾质疑自然界事件与皇帝品行之间会有感应。由于关联性思考用到想象力与臆测的时候太多了，便不足以成为全面适用的一套解释疑难的方法。尤其是遇上天文学时，只凭类似比较的理论，无从解答天体复杂多变的现象。

种种有关宇宙自然的知识，都可以聚焦于统治者守礼与否和季节循环或其它天象之间的关联。商代由刻写甲骨卜辞的巫者主持的崇拜活动，后来孳生了皇帝应当遵行礼仪的繁琐规定。首先，必须仔细记录天象变化，中国古时的天象观测准确得惊人，公元前二四七年至公元前一一七年记载主要行星升降的时间位置表即是一例。同样应当密切注意的是皇帝有无按礼行事，因为皇帝的言行与自然天象是有对等关系的。这其中的基本概念即来自前文提过的感应，而皇帝与天地的关系尤其适用这种相互感应之说，由于人是宇宙运行中的一部分，人犯了错就可能破坏宇宙的秩序。皇帝的治理不当更可能引来天灾；因此，流星、日蚀、地震、洪水都可视为大自然对于统治者所作所为的评判。

皇帝与读书人

身为谏言者的儒士，显然有一个可以影响皇帝行为的办法。利用关联性宇宙论的方法，可以讲些恶兆给皇帝听，这是安阳时期的巫者做过的事。因为一般公认古籍经典含有治国的真知卓见，而经书中隐含的意义又只有博学之士才能解明，像董仲舒（约公元前一七五～一〇五）这样的宫廷学者就有了大好机会。他可以成为指引皇帝合乎天道的有识之士，从而影响到他自己。史华慈（Ben jamin Schwartz，1985）指董仲舒的「宇宙观的儒学确立了天下之帝在宇宙间的位分」，但又说，「就汉武帝而言，董似乎构思了可做为抑制拘束手段的一套儒学」。换句话说，正如博德（Bodde，1991）所言，有时候恶兆可能是伪称的，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假造的。

儒家胜过了战国时期的其它各家思想，乃是因为儒家自称——而且确实成为——皇帝不可或缺的策士。就广义的历史环境来看，如阿瑟·赖特（Arthur F．Wright）所说的：「士人阶级……与君主政体开始合作。君主提供了权力的象征与主要资源：王位、警察、军队、社会控制的工具。士人们提供了有关惯例与权术的知识，以使权力合法化，使政府发生效力。君主与士人都身处于以农业为根本的两个阶级的社会。」

汉代皇帝把敬天视为主要仪典，而已祭祀上百所已故皇帝的神庙，朝中高官最注重的却是经书上记载的先朝先主立下的先例。公元前一二四年武帝置五经博士及博士弟子员，汉儒的正统地位便奠定了。五经博士治的是《易经》、《书经》、《诗经》、《春秋》、《礼记》。汉代本来已有选举贤才应诏对策后任用的制度，此时又增加读五经为取士的标准，并且要通过儒家经典的笔试。到了公元第一世纪中期，报到的博士弟子员有三千人，大概只是登记领取津贴，不至于一次全部住进太学。

儒家的个人行为规范，也来自学者阐释过的四书五经古训。这套个人规范虽然到了宋代新儒学的时候才完全发展成熟，某些基本教条却是在汉以前的各家学说中萌发了。而最主要的就是史前时期极重视的阶级分等，其道理是：唯有将人们按尊卑分明的阶级组织起来，才可能有条理秩序。因此这个阶级分等的原则即是强调本分，而不强调权利的理由，依此理，如果人人尽其本分，人人都可得到他应得的。所以，儿子孝顺父母必可得到父母的赞许。应尽的本分都尽到了，社会有条理秩序，大家都受益。

所有应尽的本分之中，「忠」是最重要的。儿女对父母尽孝也是忠的形态之一，这种忠诚可以确保父母亲在家中的执掌之权。扩大到国家政府，「忠」则可确保臣子们对于皇帝与朝廷的拥戴。尽忠的观念深植于为臣者内心，以致一朝败亡后，臣子往往宁死也不向新朝称臣。

尽忠意念之强烈也许可以解释编年史上不时出现的奇特反常事件。有一个无从解释的情况是儒士名臣传记中不断提及的，即是——有些名臣遭到斩首。后来的朝代中有臣子当众受杖刑，这或许是君主专制较严重时期的不幸事件。但是斩首应如何解释呢？诚然这不仅是被斩者遭到的重大事件，也是国家政府价值观的表征。否则皇帝怎能以行使自古以来王权的态度只凭最小量的法律程序就斩杀大臣？

赐死仪式后来变得较不血腥了。一八五八年间，皇帝赐丝绳给与英、法谈判条约的大臣，因为此人在洋人之前丧失颜面。皇帝恩赐他自裁，由他的仆人帮忙完成。

这些当然都是帝制下儒学的法家层面。史华慈（1985）提示过，依照法家指示，统治者「应当严惩不孝不悌者，使刑罚制裁纳入以家庭道德为至高约束力的家庭组织内心……统治者的德行表彰于其道德影响力，同样也表彰于公正的处罚。」

由此似乎可以推断出几种含意。第一是皇帝与臣子角色的相反；皇帝可以做出冲动自发的、无理性的、不可预测的行为。臣子的行动（或不行动）却是循常例的，可以预测的。第二，皇帝被认为握有当然的、不受约束的生杀之权。受其害者没有权利可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政治理论从不提权利二字。第三也是最突出的，即是，皇帝杀大臣之权几乎是人人认可的。没有可供臣子投诉的法庭。也许别人会不服，但是除了以各种方式抗议，或甚而集体反叛之外也别无他法。这种情势无疑是从古时仪式上认可的暴力行为传下来的。如刘易斯以战国时期的资料证明，狩猎时扑杀野兽与征战时杀人都是统治者的本业专长，甚至在活人献祭废止以后仍是如此。

这不免令人怀疑，西方与现代中国的学者是否低估了皇帝在中国的观念系统内的超越性地位？「天子」实在就等于我们所说的「人世间的神」，按西方用语，可以说是神的化身。王室的宗庙即是崇拜皇帝的地方。也许我们必须先明白皇帝在中国国家社会之中的地位是中心神圣，才能够理解皇帝斩杀大臣的权威。儒家信徒并不担忧死后会遭什么报应，因为他生活在过一天是一天的环境里，荣辱生死操之在皇帝。以死后为信仰重心的西亚人和欧洲人害怕下地狱，只关注今生现世的儒家信徒却是唯恐触怒皇帝。神就坐在京城皇宫的宝座上，胸怀抱负的人臣时刻不敢忘记这一点。若有臣子被砍了头，只得承认那是现今保险业者所说的「不可抗力、天灾」（an act of God）。

这样的思考路线引发一个重要的问题：文与武的关系。「文」根本上是指文字文书，引伸而指在思想、道德观念、信仰、文化各方面的影响。我们可用最笼统的「文制」称之。「武」含有用猛力的意思，故可泛指一般武官。儒家调教的士人阶级曾经竭尽所能地扬文抑武，我却怀疑文武结合时（武也包括建立王朝、消灭叛徒与恶势力、惩罚官吏），是否武强文弱。举例来说，尽忠之德（属文）和威吓之力（属武）一样强吗？似乎每当皇帝想要控制住局面的时候，威吓即是其一大策略。

以中国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的遭遇为例，按艾德温·赖邵尔（Edwin Reischauer）所说（见赖世和与费正清合着，1960），他「接任了朝中占星官之职，得以使用宫中藏书……他言称不过是要完成其父司马谈已展开的写史工作。但是这多少可能只是他为自己大胆妄为找的冠冕借口。他真正要做的是，延续并扩大曾是孔子最伟大成就的工作——整理史料。司马迁显然是既有胆识又有盖世才学的人，公元前九九年他挺身为一位被迫降匈奴的大将辩护，武帝对他此种放肆行为的回报是令他受宫刑。」

就刑罚而论，丧失睪丸之难堪仅次于丢掉脑袋。因为这等于断了后嗣，没有了承继香烟告慰祖先的人。司马迁在公元前九九年至公元前八五年他逝世的期间，应是在完成他整理中国历史的艰巨工作。我们该相信他不曾受到宫刑威吓的影响吗？

酷刑的威吓究竟有没有影响到《史记》，这一点我们只能猜测了。司马迁写〈孝武本纪〉只写了绪章就停笔了。他并未追查皇帝权位合法性的源由——皇帝阉割臣民的权力是谁认可的？也许这其中有值得以批判眼光再予以检视之处。

墨子刻（1973）曾指出，皇帝显然「利用了一切可用的认可支持——不论是为压制的、为图利的、为规范的」——视情况所需综合使用。「他行使恐怖暴力时，通常搭配着道德义愤的口号，意在以规范为取得士人菁英首肯的正当理由。」

与皇帝对文人臣子的生杀之权并行的，是皇帝控制书籍与教育——学术系统与智识传播——的力量。几乎每一朝代都曾主动收集天下书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只不过是比别朝君主做得更凶猛而已。肯恃·盖伊（R．Kent Guy，1987）的结论是，假如「统治的艺术与写作艺术在古代中国一同发展，那么，两种行为基本上的协调一致性，很可能已经同时构成儒法二家学术观与统治观的基础。」

教育方面也可以达致类似的结论。把「太学」（公元前一二四年成立，延续至南宋时代）翻译成「国立大学」，或是称「国子监」（宋代至清代设置）为「教育理事会」，也许都嫌过分了。这类专注于四书五经研究的机构，倒不如称之为「教导灌输中心」。实际情形是，皇权、经书、学者都被认为是构成统治机制的相关层面。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帝王的儒学是思想的长城，是“首度统一”的副产品。同样，上文不懂为何明朝重修长城，也不懂长城只是帝国时代的砖石屏障。长城的得失，在《义勇军进行曲》里表达的清楚不过了——这是血肉的围幕，是自我封闭的帝国产物。而在开放扩张的王国时代，长城是无用的累赘。所以不仅先秦“三代”王国，而且先元的南北朝隋唐两宋王国，长城基本都是废弃的。所以我在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一书中批判了长城精神，宣告了“新王国时代”的降临！那就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曙光。】

【【第三章 佛教时代的再统一】】

分裂

汉朝统一局面解体之际，公元第一世纪中期已经自印度传人中国的佛教信仰得到了信徒，而御用的儒家学问也于此时渐渐衰微。和罗马帝国情形一样，汉帝国崩溃时有野蛮行为和宗教伴随。但是结果却不同。

汉朝衰亡的历程与一般无甚两样：是地方坐大而消蚀了中央势力。朝廷的积弱原因很多，如连续多位皇帝昏庸、外戚干政、宦官夺权，以及朝中党派之争。偏袒私人与腐败政风导致的后果是：无能的人居要职、百姓受压榨剥削、商贾豪门的利益受忽视、中央军力变弱。中央既弱，地方上豪门世族的势力却变强了，这些大族有地产、有城邑，在城邑中还有自己的工商业。强弱相互作用下，华北一个胡人出身的大族与其家将扈从发动的叛乱，终于导致汉朝于公元二二〇年被篡的下场。

地方作乱发生期间，有两种进展后来将导致中国南北长达三世纪以上的分裂。其一是游牧民族不断流入华北。另一者（也可说是前者的后果）即是，汉族百姓往比较温暖而肥沃的长江流域南移。这为后来两个较小的王朝一南一北并存的局面奠下了基础。自属于三国时代的公元二二〇～二六五年开始，中间曾经过公元二八〇～三〇四年的短暂统一，继于公元三一七～五八九年间相继出现于长江以南的那些王朝合称六朝，北方则在战乱频仍中先后出现十六个国家。

北方的主要外患不再是突厥语系的匈奴人，匈奴的结盟此时已经解散。继之而起的是蒙古族前身的鲜卑人，在西边的甘肃和东边的河北与山东建立了国家。这些文明度较低的入侵者并没有将当地的中国文化「胡化」，反而迅速模仿中国贵族的服饰，和当地汉人通婚，建立中国式的朝廷。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位英主乃是建立北魏（公元三八六～五三五）的拓跋珪。北魏原本建都山西北部的大同，后来（征服并统一华北之后）迁都黄河以南的洛阳，这儿也是以前东汉的都城。崇信佛教与在大同、洛阳两都附近制作石雕刻，都是北魏相当重要的文化贡献。

佛教不仅在北朝迅速广布，在南方的六朝也很普及。五、六世纪佛教在中国昌盛的时代，儒家思想陷于晦暗，佛教思想以及佛教艺术由是对于南北的中国文化都产生了极深的影响。

佛教的教理

佛陀可能于公元前六世纪时生于尼泊尔，本来是贵族，却舍弃了王宫的锦衣玉食，从冥想之中悟出法轮的大道理，亦即是轮回之说。这也可以称为「起源赖他」（dependent origination）的一种生命哲学：万物皆受连续关系之中其它事物的制约，所以人生的烦恼其实是受某些条件左右的，排除了这些条件，才可能解除烦恼。因此，欲望——最后终将导致痛苦——是受感官制激之乐牵引而生，而感官之乐又因六根而生。佛教的目的因而成为：要切断将人缚于激情、欲望、爱慕的制约连锁。依据此一前提——烦恼是制约而生的，而制约条件可以消灭，早期佛教徒发展出许多理论学说。

现今特别令人产生兴趣的一种佛学观念是「根本现象」（dharma）之说。这其实也就是元素论或原子论，认为物体不是本身实有，而是由其组成部分集合而成。佛家高僧相信，人只是许许多多部分——或现象——组合成的；并没有人格、灵魂、自我。「现象」有多种类型，有的属于形与质，有的属于感受，有的属于心智活动方面。总归起来，可以解释经验，构成无我观念的基础。这正是佛教徒追求的解脱烦恼之途。既然经验的组成元素都可以剖析为在时空上不相干、不连贯、分离独立的，确实认清这个真理以后，便可以消除自我的幻象而从法轮中解脱。不论称之为「逃避」或「觉悟」，这种境界一直是世界各地的神秘主义者所追求的，也是中古时期中国人渴盼的。

大乘佛教从印度北部传入远东的时候，其古老教义已经大有改变，因而更容易吸引一般大众入门。新发展的理念之一是，可以祷念已经得道却留在人世中救助他人的菩萨，求其慈悲救度。最具代表性的即是象征慈悲之心的观世音菩萨，其次便是阿弥陀佛。靠得道者之力使他人得救的想法，凭借的是功德可以转移之说。另一个与此并行的观念是行善，这个观念既补充了原始佛教的不足，也使得佛教在中国和日本成为比较积极的社会力量。

大乘教派也发展出一种自身验证的教义，称之为涅盘，以为佛教徒终身修持全力以赴的境界。但佛陀认为这种境界只能意会，所以未作解说。

佛教的教理载于大部的佛经之中。中国最初的佛僧们的主要任务便是翻译《吠陀》经，面对了极大的语文与知识上的难题——如何将多音节的、有繁复字形变化的、和英文等印欧语系文字一样用字母排列的梵文，译成单音节的、无字形变化的、表意文字的汉文？又该如何用简短具体的汉字传达印度神秘主义的丰富想象与抽象意念？

早期佛僧为了将一种新的异国思想转换成中国人能懂的词语，遭遇了以后历代传播外国思想者遭遇的同样困难：中国字都已有了固定意义，该如何选字来用，才能够在赋予新的含意时不让本来的字义不知不觉改了新的用义，把它中国化了？以「道」字为例，在道家儒家学说中都是常用到的，转入佛家可以用于「道法」、「道行」、「修道」、「悟道」等语。而道家的「无为」，又可以用于表达涅盘极乐的境界。假如这类用法未曾把本义冲淡的话，至少已将意义搅混了。

外国来的抽象观念改用中文字表达时，几乎都免不了被中国化。除此之外，异于常俗和扰乱社会的价值观也不会被采纳。赖特（1959）指出：「佛教给予妇女与母亲的比较高的地位，在早期的译经中都改了。例如，『丈夫支持妻子』改成『丈夫支配妻子』，『妻子慰藉丈夫』改为『妻子敬畏丈夫。』」

在第四世纪以至后来，华北的异族入侵者接受了佛教。部分原因在于佛教和他们自己一样，在他们正着手接管的旧秩序中都是外来者，佛教僧尼可以和他们合力教导人民顺服。对于逃到南方去的上层阶级汉人而言，佛教又可以为旧社会的崩溃提出有达练知性与符合美学的解释与安慰。在这样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帝王和百姓都想从宗教中获得救赎。这个时代也留给后世伟大的艺术品、雕刻、石窟佛龛。若以当时佛僧与佛寺的社会角色、宗派的繁衍、政教关系与后来中古欧洲基督教做比较研究，更可以有丰硕收获。例如，佛寺和基督教修道院一样曾是旅人的收容所、逃难者的庇护处、慈善救济的源头。佛寺佛僧也变成大地主，在政府中担任类似大臣的职务。

经过早期的借用、适应过程以后，佛教在中国步入了普及与独立发展的阶段。中国本土的佛教受了道教的影响，而且也影响了道教。其相互影响的程度有多深，至今仍无定论。投合中国人需要的新宗派在中国一一兴起，透过东方艺术而最令西方人耳熟能详的是即是主张藉默坐静思达到顿悟的禅宗。至于印度佛教、胡人侵入、本土道教，以及中国佛教萌芽、兴盛、衰微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相关的论着已十分多了，不再赘述。

隋唐的再统一

在分裂时期中，由于缺乏中央正统，泰半以南京为都城的南方六朝以及北方的十六国，都因而发生变迁与改革。佛教和道教都启发了画家、哲学家、著述家。史学著述方面的成绩尤其可观。

隋唐的三百余年（公元五八九～九〇七）终于建立了汉代开发的统一理想。华北遭到游牧民族入侵的蹂躏之际，华南长江沿岸却在比较和平的条件下繁荣起来。公元二年，汉朝估计的六千万人口（多居于华北）数目减少了，但是汉人的南迁也开始转移中国的重心所在。到了近代，华南的人口增至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不过在第六至第十世纪期间，中国人主要还是居于容易成为一体的华北平原上，境内共有二十个左右的州，每州约十万户（人口大约五十万上下）。马克·艾尔文（Mark Elvin）曾指出，罗马帝国就是「明显欠缺类似的团结一体的主要大区」（见Bluden & Elvin，1983）。华北的中央架势与大量人口便是统一的要素，谁能控制这个区域，就能相当轻易使其它地区——包括华南——就范。

隋唐两代的创建主，都曾与汉化的胡人家族通婚。这些胡人都已成为华北的贵族，主要居于现今山西省境内，以及从渭水河谷到华北平原的古代京畿地区。与周、秦时代的情况相同的是，这片西北地区学会了游牧民族的矫健战斗力。汉人从草原上的牧骑者那儿得来骑兵用的马、跨骑需要穿的长裤、马鞍、马蹬、挽具，以及后来的马轭，这些继而又被西方人模仿学去。早在隋唐未统一中国以前，这些家族已经与中亚地区有密切而影响深远的贸易外交关系了。

隋朝王室是有胡人血统的杨氏家族，家业在古时周都长安与汉都洛阳之间。唐代开国皇帝也是突厥武将出身的贵族李氏的后裔。这般贵族武官与汉人通婚，也彼此结亲，形成能够担当征服统治大任的庞大同源的领袖集团。华北的游牧民族君主都刻意实行汉人习俗，包括语文、衣着、政府制度，致使其胡汉混合的国家在历史记录中看来像是中国正统。

隋室于公元五八一年称帝的时候，十六国的末期已经统一了华北。隋文帝迅速颁布了有五百条目的新法，整顿了地方政府，并且沿用了多种旧制。其中之一是「均田制」，按此制每年要授给成年男丁一定亩数的可耕地。其它续行的旧制有多户共责、府兵制、边疆兵农合一屯垦。整合了的官僚体系带来了税赋所得；调节谷价的谷仓于收成过量时储谷，再于粮食不足时贱价卖出。在此同时，佛寺渐渐成为势力愈来愈强的大地主。皇帝笃信佛教的结果是造成一个「帝制的佛教」（imperial Buddhism）（此乃赖特语）。

隋室平南朝之战并未造成很大破坏。第二位皇帝——隋炀帝因而得以大肆动员人力物力从事许多工程。其中之一是将大运河延长，从杭州往北过了长江而抵扬州，再往西北开至洛阳。到公元六〇九年，已经开凿到深入内陆，并且朝东北方向的天津和北京推进。经由各地的河流湖泊，平底驳船可以将长江下游的粮食货品运到华北，既可补给边疆，又可供应京城。极大的贮粮谷仓于是兴建（每仓可贮粮三千三百万蒲式耳，将近十二亿升）。

好大喜功的皇帝当朝，造成过度的精力爆发。这种情形使人将隋炀帝和秦始皇这两位在位期甚短的皇帝相提并论，两人都是做得过了头。炀帝为了伐高丽而耗尽自己的资源，虽然获胜，却促成骚乱四起，终至丧失「天命」。

唐代的开国君主谨慎多了。继承的隋室基业包括占地七十余平方公里的京城长安，以及第二京城洛阳。唐朝不像汉朝那样朝中大小事和全国性的事务由同样的行政部门负责，而是依隋制设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个部制以后一直沿用到了二十世纪。另外还设置谏官负责监察官员，甚至可以规诫皇帝的言行，同时也有了初期的考试制度。

唐太宗时，大军向各方出击，击败了高丽，往南扩张到越南。更重要的是将唐的势力推入中亚地区，终于在帕米尔以西设州而治。唐朝势力越过绿洲，往丝路上的商贸重镇伸展，打开了与西亚地区增加接触之途。唐都长安因此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欧亚大陆上的一个活动中心。公元六〇〇至九〇〇年间的任何一个西方都城，在规模气势上都不能与之相比。

唐代的艺术文学成就并不亚于其武功。唐诗变成了以后世代的典范。唐代的蓬勃创造力，也使得社会风气较开放，都市生活纳入了来自日本、高丽、越南、波斯，以及西亚各地来的外国人。佛教令唐代承袭自汉的文化多了一分特色。东南的新兴国家无一不模仿唐制。

佛教与政府

佛教在中国的角色与基督教在欧洲的角色相比之下，在政治处境方面出现明显的不同。唐室重振了中央权威之后，儒家思想在佛教影响之下渐渐恢复元气，给予强势政府支持。佛教势力后来则被朝廷官员压制住。

佛教顺应中国习俗的作风十分明显，教育方面便是一个例子。艾瑞克·祖尔克（Eric Zürcher，1959）指出，佛家和儒家一样注重行为端正。初入门的佛弟子必须牢记无数条行为规律，时时刻刻慎防邪行、欲望、贪念。又必须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佛家弟子——包括出家人和在家信徒——都要遵守许许多多誓戒。此外，还应做善事发慈悲（此乃宋代以及后来儒士所说的「乡约」——同乡之人共守的规约——背景中的一个条件，后章将详论）。

大约公元五〇〇至八五〇年佛教盛行中国的期间，佛教并未削弱政府独控政治社会秩序的权威。高雅文化仍然由俗家士人阶级主导，也就是说，佛门信徒被严格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直到第六世纪，佛教徒才形成祖尔克所说的「次要的菁英集团」（secondary elite）。仕宦家族有人出家为僧的情形较属例外，因为佛教徒整个是与外在社会分离的。佛教社群自称是独立自主的，不受政府管制，不纳税赋。其中不乏女性成员。这种自主形态迟早会使佛教成为威胁政府的力量。

唐代的做法趋向于藉行政部门的管理、颁授位衔、买卖度牒、编纂佛经、实施僧人考试选才制度等方法，将佛教僚属化。僧侣要经过严格的修持读经训练才能获得度牒。僧人资格的考试和儒家五经考试一样由礼部主持。在佛寺中受教育也得研读四书五经。教导僧侣课业的佛寺院，其实颇似宋代国子监和太学的先驱。因此，直至公元八四五年受镇压之前，佛教始终在教育措施上受到先占上风的儒家思想的约制。不过，佛教后来又对一般称为「新儒学」的理学产生间接的影响。

佛教对于政治传统的打搅微乎其微，所以唐代政府要削减佛寺的经济势力比较不困难。几次迫害佛教徒——特别是第九世纪的，目的不外是要防止佛寺拥有太多地产，以便课征土地的税赋。中古时期的中国却从未发生过西方那样的政教争权，不论佛教或道教，都未能脱离政府管辖而独立。僧道寺庙都是权力组织分散，仰赖地方的赡养，却欠缺有系统组织的俗家信众，也没有任何全国性的行政管理，在政治性事务上处于被动。

道教观院——不包括道学思想家和炼丹术士——也和佛教的情形一样，广建宏伟的道观，派别众多，却未能建立起俗世化的组织。道教观庙始终只是各不相关的单独体，配合民间信仰而生存。从本质上看，道教便无力成为中国政治中一股强大而有组织的力量：它呈现的是个人信仰范畴中，儒家思想以外的另一条路，却把实践信仰的空间全都让给了儒家。

从另一方面看，道教藉其发展历史悠久的炼丹术，从追求生理上的不朽与较实际的炼金两方面，对中国科技大有贡献。道士们做生理实验化学实验调制不死药，并且寻找药草，汇集成功现今世人仍在参考的药典。炼丹术则促成了制瓷、染色、合金等工技，并且导致罗盘、火药等在中国发明。道士的许多成就，按李约瑟说，是「原始科学（proto-science），而不是伪科学（pseudo-science）」。

唐朝之衰亡

唐代的第三位皇帝是个软弱无能之人。他的皇后武氏却能以长补短，先后藉皇帝之名、她继立幼主之名、以及她改朝亲自称帝之力，操控贵族势力达半世纪之久（约公元六五四～七〇五）。武则天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是极有才干而懂权术的政治家，但是她为巩固权力而使出的谋杀等不正当手段，却在男性臣僚中换来骂名。她的手段也造成冗员过多和种种腐败行径。公元六五七年间，唐朝政府治理大约五千万的人口只用了一万三千五百名官员。选自足农为兵的府兵制，令农兵在各府服劳役，减少了政府养兵的费用。政府为了使农民有田而独立，按均田制定期按户口重新授田。唐太宗是天天与佐臣们亲自理事的，在武后操纵下，皇权变得遥远、阴谋、专断。她打破了西北地区大族的势力，让华北平原有较多机会发言。进士科考出身的人渐渐成为官吏之中一个小的新贵集团。她的功与过至今仍是争议的题目。

玄宗一朝（公元七一三～七五五）是唐代的盛世，但是衰象也在不断累积。首先，便是军事的过度扩张，庞大费用耗掉了国本。唐军曾远征西南边境，向西又过度远伸至帕米尔高原，以致于七五一年间在撒马尔罕（Samarkand，今乌兹别克东部）附近被阿拉伯人击败。此时府兵已逐步改编为分属九个节度使的职业军队，主要设于边疆，由总掌兵权的将军统御。

六部主持的「外廷」，变得例行公式化而迟缓无效，六部的大臣——以皇帝之名代皇帝执政的人——也于此际陷入党派恶斗，而皇帝本人却利用宦官发挥其「内廷」的控制势力。玄宗老年时宠爱杨贵妃，任中央权威日益腐化。杨妃收了宠将安禄山为干儿，安禄山却于公元七五五年起兵造反，占据了京师。七五五至七六三年间，兵乱震撼全国。玄宗逃离京城后，在将士逼迫下将杨妃缢死，他的皇家情史（后代经常重述的）终于以悲剧收场。八年后唐室名义上恢复了统治，但以后一百五十年间再也不能恢复盛唐时的气象了。

平定安史之乱的一个后果是增设兵镇，种下以后藩镇割据的初步。对边镇控制力形同乌有之余，关中的政权还得向军阀让步。唐室无法再以统一的法律制度从中央统治全国，官吏也无力推行全国性的政令。随后便是地方各自为政，中国政府名义上的统一变成了空壳子。

社会变迁：唐宋间的过渡期

晚唐的诸多变革之中，历时最久的是曾经主导政府的贵族大家之衰落。汉朝晚期虽无明文规定，但社会阶级清楚分为士、庶、贱民。「士」最初意指「侍」，即指在政府中服务的读书人。自汉至唐末，公卿大家的贵族地位与担任大臣的士族子弟地位重迭了，门第贵族多是官宦之家。平民百姓是不宜与他们通婚的。汉以后的分裂时期中，为官者大约四分之三来自这种家族。唐代早期占到一半以上，后来约占五分之三。西北的关陇贵族虽然多为胡人出身，却是中央政府官吏的主要来源。戴维·琼森（David Johnson，1977）说：「在英国、法国，一个人要登上很高的社会地位，从事律师、医生、商人、教会神职、军人的生涯，都可能达到。中国却不然，只有一种职业阶梯有此意义：政府文职。」

中国没有长嗣继承制，因此，一家之主死后，家产通常是由家中男子均分，国法规定可分割的继承方式，便不致出现欧洲那样世代相传的大地主。因此，一个家族若是两、三代都没有人作官，迟早要瓦解。每一代都有潜在的不安全感，不得不往宦途试一试。家庭的社会地位是世袭的，但是，如果一个凭做官爬到上等阶层的家族再没有其它人做到官，地位必将下降。这种情形在唐代得到了缓冲，因为唐代在官僚之外，还有其它社会地位团体，可以停留在其中伺机重回官场。

官员任用凭的是荐举。起初是由地方官长负责，将辖区内的所有士人按日后将分列的九个等级分等，九品又各分上、下级。每名官职候选人的官方评分都纳入档案。士人便借着这个制度自我繁衍。虽然隋唐时代开始有了科举，却不是进入仕途的最主要管道。取士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步骤而不是法律程序，是因为私人关系在社会背景中形成一种液体基质（fluid matrix），官位候选人在其中谋进，家族地位也在其中得以保持。例如，北魏曾建立自己的世家大族阶级，使之地位与汉人世族相等，胡人家族便可以进入最上层的汉人生活圈。公元三八五至七一三年间有官方编制的士族谱系，显然是根据州县官吏荐举的名册编成。这种族谱亦是家族间联姻的参考依据。

唐初时认为这套制度阻碍了人才的流动，便不予实行。这无非是新兴而当权的西北汉胡混合家族给予华北平原上东北区域的汉人大族一记重击。唐初的皇帝在这些旧贵族嫁女儿时，也不再赐给他们要求的厚礼。公元六五九年的重编谱系达二百卷，包括了二三五家族的二二八七房。此次修订的主旨之一，显然是要让西北家族跻身其中。

到了第八世纪，做官似乎已成为衡量家庭地位的主要准绳，门第出身退居次要了。一切都要看登录为士族的人自己的官位，而不是看他的家族门第。官吏依法不再被视为贵等阶级。唐制虽然选派官吏子弟任低阶官职，但已无明文认定大族门阀的地位，或给予这些家族任官的特权。贵族大家的利益毕竟抵挡不住朝廷的制度。

丹尼斯·崔维泽（Denis Twitchett，见CHOC 3）认为，唐朝便是从此展开统治权的转移，从贵族统治——此制之下的皇室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发言人——转变为训练有素的官僚体系治国，官僚们多是由科举选出。贵族势衰后，中央政府较能驾御地方。皇帝渐渐成为一人高高在上，远离战场的伙伴，只听从新官僚体系出身的朝臣的意见。

晚唐贵族失势的同时尚有另一个重大变革，即是政府退出了亲自管理全国经济生活的地位。乡间的分授土地的均田制解体，都市里官方市场与定价制的崩溃，都显示经济状况已超出政府能管制的范围。地方州官管辖之下，穷人愈来愈多。为了撑住中央，税制改为夏秋两季，按规定土地每年应纳配额征收。自公元七八〇年起实施的这种「两税法」，结合了土地税和户口税，税额经谘商而订定，使中央不致匮乏，却也表明政府已经无力控制私产与土地自由买卖了。

安史之乱过后，政府对贸易的监督也开始瓦解。唐朝的政府本来是藉调节买卖使官方监督下的市场利用平稳的物价协助农民生产，同时遏止人们不正当的图利之心。从商贸征取的税收并未受到重视，除非是财务出现困难了，而这种困难每逢有军事需求或王朝衰征时一定会发生。中国的市场活动网络（如绪论中提及者），不久就要在宋代出现，而且其活力将超出政府的控制能力之外。

此外，安史之乱使中国变得军事化了。此时唐朝在中亚地区的边塞被侵犯，西北大部地方被吐蕃占据。中国境内新设藩镇起初总共三十处上下，大多有武官镇守，凭其率领的戍卫军队，势力驾凌于地方政府之上。相对的，中央政府几乎没有自己的兵力，数度遭遇吐蕃军进犯之灾。公元七六三年以后，天子只能依赖四个区域并不稳妥的力量，即是京畿、西北边境、长江下游、大运河地带——这一区乃是京城的命脉。华北多处藩镇不受中央管辖，占去了纳税额为国家岁入四分之一的人口，只剩下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为朝廷税收的来源。

乱平之后也有一、两位皇帝在削减费用和集权中央方面做出成效。但是唐朝的盛世已过，中央变成「内廷」由宦官把持，「外廷」则是党争不断。

大体上，唐代文官体制的建立，助长了儒家学术的重振。有关唐宋交替的这一层面，大街·麦克穆论（David McMullen，1988）最近作过研究。在唐代的学校制度、科举、尊孔、政府仪典，以及史学文学的培养之下，经学古文有了持续的发展。唐代士人阶级的壮大，也为北宋学术思想鼎盛先铺好了路。

公元八四五年间，唐朝皇帝下诏，广泛而有系统地拆毁佛教院寺，没收院寺拥有的大量免课税的地产。有将近二十五万的僧尼被强制还俗。从此以后，度牒一律由政府发给，藉以控制僧尼人数。唐代的功业与中国佛教的盛况是同时衰落的。

此时华北的权力关系显示，中央政权的实际空位期从公元七五五年的变乱时起，一直延续到了九七九年。唐朝留下来的藩镇相继成立集权化的军事政权，乃是这段空位期与后来宋初政府的典型。

唐末的五十年是无政府状态的活生生实例。不论文武官员都是竭尽腐化之能事，乡村农民受着百般的压榨，邪恶丑行变成了一种常态。忠国之心已丧尽，盗匪横行。暴民聚集成众，到处流窜劫掠。皇帝、宦官、文臣都是一筹莫展。大盗黄巢作乱六年之久（公元八七八～八八四），起兵于山东，率众南下至福州、广州。继而北上，攻入洛阳和京师长安，大肆屠掠。唐亡于公元九〇七年，此时突厥和其它胡族已占据华北大部，其它地方亦有藩镇割据。

在残败之中继起的是在华北以割据式版图建号称帝的五代，以及华中华南藩镇称王的十国。割据局面一直要到公元九六〇年禁军在新都拥帝改国号为宋，才获得解决。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作者犯了基本的历史错误——佛教时代是一个分裂的时代，而不是什么“再统一”的时代。中国的再统一，势必要等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程朱理学，才能出现了。而佛教呢？恰恰在汉明之间长达千余年的多元社会里，扮演了一个解构与再生的角色，但绝不是什么“再统一”。从这个角度看，唐朝相当于西周，藩镇相当于诸侯，五代十国两宋相当于春秋战国。】

【【第四章 中国最伟大的时代：北宋与南宋】】

物质欣欣向荣

宋代三百年存在一种奇怪的反常现象。一方面，宋代是伟大的创造时代，使中国人在工技发明、物质生产、政治哲学、政府、士人文化等方面领先全世界。印刷的书籍、绘画、文官考试制度，只是中国此种卓越地位的两、三个实证。而另一方面，就在中国如此兴盛的同时，内亚细亚（Inner Asia）的外族侵略者，渐渐从军事与行政上控制住中国的政府和人民。宋代的文化成就是否与后来的外族统治有关呢？这是极其重要——却不单纯——的问题。

公元九六〇年，五代的末一朝，后周的殿前都点检在禁军拥立之下成为皇帝，新登帝位的赵匡胤便改国号为宋。深谋远虑的宋太祖与宋太宗解除了武将们的兵权，任文官接掌，并且将最精锐的军队集合为禁军，文官层僚经由科举建立，税收集于中央。这些都是控制军权与制订文官职权的代表性措施。历时一个半世纪的北宋（九六〇～一一二六）从此将成为中国最富于创造的时期之一，有些方面恰似两百年后才在欧洲展开的文艺复兴。

评价宋朝在中国历史中关键性的地位，必须从多方面着眼。首先，是从有形的成长方面，如人口、都市化、生产、工技，以及国内与对外的商贸各方面。

中国人口于汉代中期（约公元第二世纪时）达到大约六千万之数，经过分裂时期很可能发生的数目下降，似乎又在第八世纪早期的盛唐时回升到五、六千万。在宋初可能增至一亿，到十二世纪结束时，约维持一亿二千万：大约四千五百万在淮河以北的地区，七千五百万在长江沿岸以及西南。

人口成长引来了兴旺的都市生活，这在京城尤其显着。做为北宋的政治行政中枢，开封城是朝臣官员的最大集中地，也是衙门人役、军队、宫廷扈从及闲杂人等汇集之处。开封只有唐朝京城长安面积的五分之四，却有古罗马城三倍大。公元一〇二一年间城内人口将近五十万。如果连京城九郊在内，总计人口有大约一百万。到一一〇〇年，登入户籍的人口数为一百零五万，加上禁军，总数可达一百四十万。

如此人口密集的都市能够民生不虞匮乏，是因为开封位置靠近古时大运河与黄河的交会处，在黄河下游谷物集散地驳船运输线的起点。中国国内贸易与区域间的相互贸易之顺畅，得力于大运河、长江、长江支流及湖泊，以及其它河流系统上的廉价运输。这些水道总共长四万八千多公里，造就了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贸易区。中国境内既有如此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外贸不免只算得上旁系分支了。

开封的工业发展，主要是为了迎合政府的需要。例如，华北有大量煤与铁的矿藏，靠水上运输，可以低价供应京城。约第十世纪时将森林耗竭的情形，迫使冶铁必须舍木炭而改用煤为鼓风炉燃料，而且，宋代冶铁者因为使用以此法生产的铸铁，又发展成功可炼钢的脱碳法。到了一〇七八年间，华北生铁年产量有十一万四千吨（七百年后英国才能够出产出此数的一半之量）。

从这儿，战争的艺术得到了铠甲和钢质武器。围城作战中也使用了大炮前身的弩炮，而火药最初是用于火矛、榴弹、射石炮之上。古昔时候的围城是胜败难料的，因为被围的城中贮有补给，往往能比处于荒芜原野上的攻城者支撑得更久。但是宋代发明的新武器却能击毁城墙城门，引爆火药地雷，从城外燃起城内的大火。

不幸的是，宋人的这项战争技术很快就被女真人学会，一一二六年攻陷开封以后，便在华北建立了金朝。宋朝只得南下至杭州另建新都。

南宋这个都城在十三世纪早期最繁荣的时候，自钱塘江口一直绵延，从人口约四十万的南郊起，经过约有五十万人口的皇城，达于有将近二十万人口的北郊，全长三十二公里有余。据马可波罗记载，杭州颇有与威尼斯雷同的特色。宽广西湖的清澈之水，顺着大约二十条沟渠流入城中，再将城内的废物挟出，往东注入河口的有潮水域，城墙之内的总面积是十八平方公里，中央有由南至北的一条宽阔的御街。蒙古人于一二七九年征服中国之前，杭州人口超出了一百万（有人估计有二五〇万），为全世界第一大都市。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可能有五万人口；我们不难理解他目睹中国都市生活时为何叹为观止了。

南宋时期的外贸在政府岁入中居于大宗，这几乎是十九世纪以前仅有的一回。杭州对于奢侈品的需求，是宋时外贸迅速成长的一个因素。其中又以经由香料之路从东印度群岛运至中国（亦通往欧洲）的香料需求最大。进口货品需求之高，甚至声名远播的中国丝绸与瓷器出口，以及铜钞，都不足以均衡进口。迁徙到西班牙并且影响欧洲至深的伊斯兰教民，也于宋时大量增加在广州、泉州、厦门、福州、杭州的海上贸易。中国的货运沿着东亚海岸抵达东印度群岛和印度，甚至远达东非。但是南宋的外贸大抵仍操于阿拉伯人之手。商贸课税使盐税和贸易税成为南宋税收的主体，不再像往昔那样仰赖土地税赋供养朝廷了。商业成长的一项影响是，唐代始创的纸钞再度起用。先是政府用汇票调动资金，继而使用期票、可转让票券，终至由政府发行全国通用的纸币。马可波罗见到纸币时，和见到煤的时候一样吃惊。

中国此时期的航海科技是领先全世界的。中国造的有分舱区的大船——包含四层甲板、四或六桅、十多件帆，用艉柱舵、航海图、罗盘导向，可载五百人。这种科技远远超前西亚与欧洲，此期地中海用的大木船还在靠人力和操舵橹航行。

宋代惊人成就的这些层面只是几个例子。任何有现代意识的扩张主义者回顾诸如此类的成长和创造力时，可以想象到，宋代中国若自由发展下去，将可能主导航海世界，并且自亚洲发动侵略，移民欧洲，从而改写历史。看起来，欠缺的只是动机和刺激。这当然是想入非非了，但也再度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阻滞了艾尔文（Elvin，1973）所说的中国的「中古时期经济革命」继续发展？答案容易指向异族侵略者，指蒙古灭宋是阻挠宋人走向近代之路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颇有单一恶因理论的诱人之处，但是我们随即可以知道，原因是不止一个的。

以下几节将论及科举制度如何成为文职官僚的主要来源管道，谋得官职的可能性降低如何鼓励士人转入地方事务而成为乡绅望族的领袖，理学思想又是如何助长这种转移。

教育与科举

宋代教育普及的技术性关键在于有了印刷的书籍。钱存训在其论书籍与印刷术的权威性著作中详述过，中国之所以能发明印刷的书，第一要件是纸。早在公元前一、二百年时，纸已发明，但迟至晚唐时期才用于木版印刷。北宋是第一个使用印刷书籍的时代，欧洲还落后得很。中国以植物纤维制的纸，比欧洲的碎布制纸便宜。若与活版印刷比较，木刻版印刷更为简便省钱，而且更适于汉字。印刷的文书正是逐渐扩张的宋代士人阶级的生命活血。

印刷的书籍带给佛寺与家塾的教育活动很大的激励。起初政府有意全面管制已经普及的印刷，到了一〇二〇年代，又改以授与土地和书籍为办学校的奖赏。目的是要在每一州县都设置官学。官学收期待朝廷任命的诸生，教以儒家经术及礼仪，据贾志扬（John W．Chaffee，1985）说，在宋徽宗时，官学总共占地一五〇万亩，可供二十万名诸生廪给。

科举制度成为上层社会阶级生涯不可或缺的巨大无比又盘根错节的定制。唐以后的一千年以至一九〇五年，这个制度扮演了与学术思想、社会、行政体系、政治相关的许多角色。

宋初的两位皇帝制定科举为甄选人才的办法。七品以上官员可以凭荫任举荐自家子弟为生员，所以官宦阶级仍可以一代代传下去。但是唐代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官吏是科举出身，到了宋代增至百分之三十上下。宋代考官要选出愿意支持新文官秩序的人，即是彼得·波尔（Peter Bol，1992）所说的「会忠于文官治理概念」的人。主考官预防作弊的方法包括：应考者进场前搜身，考卷编号而不写姓名，誊写考卷以免批阅者识出考生的笔迹。公元九八九年间规定了每次科考录取人数分配额，使某些文风鼎盛的地方不至于占据太多录取机会。

几十年前最早进行宋代科举研究的人士认为，这是比真才实学的制度，使青年才俊不被埋没。近年来更详细的研究却显示，豪门巨族还是有超出比例数目的子弟进阶为官。除了因为大家子弟有良好的读书环境条件，也因为有推荐管道和关系影响。

贾志扬认为，宋代三百年中，科举之为谋求官职手段是每下愈况的，但矛盾的是，报考的人却愈来愈多。这种情形反映的事实是，在朝为官的「当权派」家庭愈来愈有办法安插自家子弟得第。不外乎是凭荫任特权，参加正规考试之外的各式各样特种考试或不对外开放的考试，以及奇怪至极的——只凭连连考试而每考必落第（这令人联想到成绩差劲的学生，起码成绩单上可以得一个「努力：甲等」）！因此，正规科举得第者占一〇四六年文官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一一一九年占百分之四十五；一一九一年占百分之三十一；一二一三年只占百分之二十七。报考人数渐增以后，规定的录取比例也递减了：一〇二三年每十人报考有五人上榜，一〇四五年为每十人取二人，一〇九三年每十人取一人，一一五六年每百人取一人，一二七五年是每二百人取一人。

于是，受经典教育参加科考变成证明社会地位的手段，至于得第或落第，有官做无官做，倒也无所谓。罗伯·海姆斯（Robert Hymes，1986）所做的一项社群研究可为例证。该研究追查出举子阶级之成长如何超过官职之成长，大多数科举得第者，因而根本得不到一官半职。官学注册的二十万生员之中，约有一半要参加科考。得中的五百个人，才有资格进入包含大约二万个职位的文官界。所以，对大多数举子而言，做官之路是走不通的。在此情况下，乡间市场小区成长而需要地方上的领导者，便吸引举子重回故里。南宋的家族地位高下，渐渐不再以有没有人做官为评定条件，而是要看在地方上的财、势、名望如何了。

海姆斯的研究发现，七十三个小区显要家族，平均维持其地位大约一四〇年。同时发现，家庭的、学业的、私人的「浓密关系网」结合了有官位的人与布衣百姓。做官只是奠定高地位的要素之一，而且不是非有不可的。换句话说，士人阶级扩大为涵盖地方富豪、家族长老、非正式的公职人员、卸任官员。所有人的先决条件只是受过正统经学教育，文化上具备「士」的资格。这些人由于受过儒家思想熏陶，自觉负有维持人世间物质与道德秩序的大任。导引他们的是新儒学的教条，亦即是北宋儒士文官思辩而产生的理学。

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的创立

儒家思想主张致力于行为的完美无私。但是由于败类在中国和别国一样常见，儒士们过一阵子就要呼吁改革。大多数的开国君主上台掌权，也是为了要来革除奸恶。科举制度确立以后，宋朝臣子都是正统学术调教出来的，改革者自然也在其中出现。我们观察儒家思想这种周期性的再振兴之时，可看出两个特征。第一，主张改革的大臣通常都希望皇帝授予他们从事改革的大权。他们假定皇帝的独裁权是一切政治力量的本源，以为他们可以强化此权、利用此权，却无意走到它背后，也不考虑政府、社会中会有其它形态的权威。第二，想要改革的人把平民百姓看作是被动的接受者，甘愿接纳改革派大臣导引下的善意专制。在他们眼中，商人心术不正只知贪财，军人险恶粗暴好用暴力。改革者的任务就是要使这些人各守其分，促使以皇帝为代表的统一中央权威得以有睿智的发挥。从这种观点看来，改革是伟大的使命，是保存帝国秩序而且为百姓谋福利（同时也控制百姓）的手段。

早期儒士改革家的一个范例即是范仲淹，从他的名言，——「士者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可看出他的抱负。刘子健（James T．C．Liu，见费正清，1957）曾总结说，范仲淹于北宋任宰相时，推动的改革包括官僚任用不偏袒私人，科考注重实际课题，均公田以使地方官吏收入充裕而不压榨百姓，国防上加强府兵等等。他在扩大学制方面的新政略有成果，此外他也首创以「义庄」供给族中子弟求学费用。

宋代最著名也最具争议性的变法者乃是王安石。他的新制虽曾获得各种不同的评价，最近的研究分析却认为他是个跑在时代前面的极权统治主义者。他崇尚古文，视尧舜以至孔子的先圣先贤为完美典范，精神值得后人效法。按彼得·波尔（1992）说，王安石的新政旨在建立一个「完善的、自足而独立的、自我繁衍不绝的制度」。

一〇六八年间，在宋神宗支持下，王安石不理会其它大臣，安排了自己的人任职以行新政，要藉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方式，打击腐化平均财富。执行起来，便是吾人现今所说的「把私营经济势力挤掉」。即是，严格限制地产与私有财产，以及将百姓组织成相互负责的团体单位以便控制。王安石不容异己之见，认为反对他的是奸邪小人；一个统一有秩的国家社会里，应当人人价值观相同，各个阶级的人都在自己的地位上发挥功用，没有一个人能只凭一己之力去支持他人，也不可能去支持异议。依新法，地主不能借贷给佃户了；所有人都是一切靠政府。同时，相互负责的团体组织可启发社群关系，削弱家族势力。

由于王安石激进的改革打击地方豪富的根本，而科考举子和地方上的有势有财者都出自这种豪门，新政经过几年的试行和政界混乱，终于遭到罢黜。继起得势的一派，以同期的史学家司马光为代表。司马光主张朝政不应师法古圣先贤理论上至善的典范，而是应从研究历史撷取教训。因此撰写了《资治通鉴》，以编年方式记载了从公元前四〇三年至公元九五九年各朝代的历史。其中选述的史实，多在显示各种不同的政策如何推行。这种务实的编写方式，促请天子「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勿再奢望效法圣贤而搅得政局大乱。既定的秩序当然有需要修正之处，但不能按一纸蓝图就全盘翻新。地主与佃农乃是人的天资不同造成的自然后果，何需扫除？为人君者的首要职责乃是选任贤能，而贤材应取于受过孔孟之学教诲的士人。

这种有错则改，避免大恶以维持御用儒学不衰的保守态度，对于中国政体有长远的影响。王安石的目标是，将国政转换成为一个由政治权威领导的整合的社会政治秩序。这个秩序中，没有政府与社会之分，也没有政治性与道德性的差别。而司马光认为，国家必须由士人这个独立的特殊社会菁英阶级来统治，士人则大多来自有为官传统的家族，受过做官应受的教育。

后来耶稣会教士称之为「新儒学」的理学，于女真人驱逐北宋之后，在南宋时期成形。五位理学大家在宋代早期已有著述，但是要等到集各家之大成的朱熹（公元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出现，五子学说才受到重视。朱熹的理论并不是另一版本的国家宇宙观（state cosmology），却提供了有关天地以及个人在其中之地位的广阔哲学观。他和其它宋儒一样，贬抑隋唐儒学的价值，却推崇东周与汉代的儒家经典。他从约有一二〇巨册的十三经之中选出「四书」为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四书即《论语》、《孟子》、《中庸》、《大学》。

朱熹的宇宙观主张一种二元论：永恒不变的「理」赋予形而下的「气」形体，理既化为气，凝聚而为质，造成了天地万物。在这二元性的背后，是充塞于天地万物的「道」。人唯有藉自我修养才能够理解道，并且藉致道陶冶品行。宋代理学家认为，个人与世间道德修养的大道，孔孟早已明示，但并未被后世传播。所以，一千五百年后的理学主旨，就是要重归圣人之道。

其实朱熹在儒学之中巧妙地掺入了必要的佛家空无之说的成分。这套既讲究理性又富于人性的新哲学，被其信徒推广发扬，以此告诫朝廷和士人应克制私欲，而力行儒家教诲的理念。凭借这少数几家批判思想的著述教导，理学思想此后成为中国菁英阶层活生生的信仰，一直传到二十世纪，实为世上最广布且影响力至深的伦理学之一。

近几十年中，以理学为菁英分子主要信仰的传统社会崩溃之后，研究中国学术思想的学者再度借着评估朱熹学说而重归正道了。例如，一九八九年在麻州剑桥的美国文艺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儒家人本主义研讨会」。当然，儒家人本主义现在已包括了现代的人权观念，即便理学最初关注的只有读过书的士人阶级，并没有一般民众在内。

狄百瑞以及其它人所作的理学典籍本文的研究之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读书人相当程度的独立自主性。读书人应发挥良知以及对于经典学问之洞察力。学问是「为了个人……从本心求得理」。为自己而不为他人（主考官）求学问并不自私，却能涵养自我。读书人以极力自制「去人欲」，这样自我磨练最终乃是为替大众谋福。

第二个要点是，理性与道德的学识才是首要目标，重要性远超过艺术文学。这些知识支持五伦，从而维系社会秩序，避免个人与社会的两极化。狄百瑞认为（1983），这可以称作「儒家人格主义」（Confucian personalism），而不算是激进的个人主义。在人「与他人契合」的时候，方能达到实践的极致。

为了与一般民众接触，朱熹使用方言白话，主张利用名为「乡约」的地方居民定期举行的聚会。乡约迟至明代一三六八年以后才普遍起来，但早在一〇七七年间就由宋代的吕大防兄弟初创。在此按月举行的集会中，人们聚餐，并记录集会过程。集会中要选出一、两位主持者，与会者实行有关言行的十分详细的规约。朱熹按吕氏规约修订的新规更为繁复，强调阶级层次分明，曾制立五个年龄等级，各有其言行规则要遵守。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指示受过教育的士大夫阶级应该如何进退。朱熹认为士大夫应当衣着普通礼仪隆重，如果非士大夫阶级的人预会，则不必遵守按长幼叙座的规定。朱熹的修定规约中，还包含有关如何招呼乡约同僚、何时可拜访乡约同僚、如何邀请乡约同僚饮宴、如何主持宴会——包括该穿什么衣服、用什么名帖——等等的详细指示。真是个会搞组织的人啊！

在乡约聚会讨论中，可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朱熹认为这种俗制融合了私人与公众的利益，也是政府与家族之间的一种中介作用。七百多年后，共产体制下的中国会再度出现这种讨论与自我批判的方式，但内容却不同了，不论古今，此种集会都是实用道德方面的一种操演。

朱熹也提倡读书士子的书院。他自领二十名学生之外，也与大约二十四所私人书院有接触。书院教导的对象是个人，使其学会领悟道德，负起自我道德修养的责任，做到致知的功夫。朱子希望最终将有合乎体统的政府，其基础乃是从皇帝自省开始导致的人人克己。皇帝可以藉助于学者的讲授（这也是宫中仪礼之一），听取史官的判断。在讨论道德问题时，臣子和皇帝应是身分平等的。

朱子是伟大的经典编纂注释家，但是他最主要的贡献是扬起儒家的道德正义之旗，并且把它稳稳系在高杆之上。崔维泽（CHCO 3）说，宋代目睹了「中国逐渐变成有强烈正统感的意识形态社会之过程」。刘子健（1988）称理学家为「道德的超越主义者」（moral transcendentalists），但是终久因为「新传统主义渗入文化太透彻而丧失了转换的能力」。朱熹与理学的历史角色始终是争议之题：七百多年来的相关论述之中有的是论点。对于中国近代发展可能曾构成阻力的是理学家贬抑商人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商人不事生产，只是将物品往来输送以图利，而图利是可耻的动机。

我们看一看中国古典学者的写作方式，就更能了解中文著作翻译后为什么有关其释义的争议不断。李约瑟曾指出，中国学者认为人世是源源不断的具体现象，值得仔细观察逐年记录，但是却不怎么利用分析式的归类。建立逻辑系统本来不是他们的特长。德克·博德（一九九一）说：「即便是朱熹这样的大家，我们仍得从那令人头昏的各种各样记诸文字的言语、古籍的评注、写给友人的书信与其它零散文件中归纳出他的系统来。大师本人并没有一部总结性的论述。」（这和同期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可不一样。）

从事古文撰述的人受的是纂辑的训练而不是创作训练。他们先要熟背大部的经书和历史，再以大量剪贴古书古史章句的复制方式汇成自己的著作。如此不注明出处地引用他人的文字，现在人可以称其为剽窃。可是中国古代的著述者大都认为自己是在保存记录，鲜少自视为创作者。

翻译的困难出在中文文法没有单复数、动词时态、表关系的格与性的变化等精确规格；也没有可以辨识字词衍生来源的办法，顶多是从偏旁或读音上去找。反过来看，读者却可以从文句的抑扬顿挫或词语对仗上找出某些含意。这是我教授清朝公文翻译二十五年来的心得。

文言文的另一个难题是，不大能作抽象归纳或表达抽象观念。例如，要将存在述说成非时间的（nontemporal）而且是非活动的（nonactive）抽象意念，就是难事。文言文极少用到理论性的假设或是与事实相反的情况，也不大用得着演绎或归纳的逻辑推理。这一切都使得古文系统难以吸收新颖的外来观念，结果可能就是难以发展出理论性的科学。英译文言用语之中最鼎鼎大名的难题就是朱熹说的「格物」，英文译之为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事物之审检）。有些现代学者会觉得意思是要对自然界进行科学性的研究，其实按刘广京（1990）解释，意思是「借着详究古籍与细查历史与日常生活中的原则而获得道德知识」。

上述的造成意义不明确的诸多原因，加上现代研究哲学者的概念知识不断增加，使理学仍是新见解新兴趣可以垦植的沃土。

士大夫社会（gentry society）的形成

宋代中国扩大之际，社会结构也渐渐确立。这种结构的大致轮廓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世纪。中上阶级家族主导中国人生活之甚，使许多社会学者称呼中国是「绅士阶级国家」（gentry State），一般人也会说「学者士大夫」是一个阶级。但是，切勿联想到英国那种烤牛肉、猎狐狸的地主绅士。因为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是个带有两种主要意义并且内含意思暧昧的术语，需要特别处理。以下的描述主要得自清代（一六四四～一九一二），因为清代是被研究得最彻底的一代。中国的士大夫社会因制度更动的影响经历了长期多变的演化，其形貌之多样性已一一呈现于有关地方士人的研究中。但是，在鉴识其多样性之前，必须先有一个概括的印象，认识一个放诸全中国皆然的典型，这也是最初进行研究的人要做的。

非马克斯主义者基本上都同意，士大夫阶级并非就是封建的地主阶级。因为中国社会的组织系统根本称不上封建制度，可以算封建的也只有公元前二二一年以前的时代。「封建」一词虽然仍是常听见的骂人话，但就一个西方术语而言，把它用于中国是无甚意义的。例如，按照中古时期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所包含的意义而论，最重要的特性即是地产不可以分割让予。西方中古时期的农奴受土地的束缚，自己离不开土地，也无权处理土地。中国的农人，法律上、事实上都是自由的，只要能力足够，就可以买地产。而且，可能正是小片小片不甚昂贵土地的买卖促使可耕农地分割成小得不能再小，有许多只是一个细长条状。总之，不把中国农人的处境叫作「封建」，并不表示他们遭遇比较不苦，但是如果这个用词要保持当初指欧洲或其它社会制度时的有效用意，用来指中国的一般状况时，便无法符合其义。

经历了自宋至清几朝发展的中国士大夫，必须从经济与政治——有土地、有功名——的双重意义上解析。较狭义的解释指经正常科举考试得第——或藉荐举或出钱买得——的有功名的「个人」。这样狭义解释的长处是有具体性，甚至可以量化。士大夫指有科考功名的人，都是有官方记录可查的，并不与社会地位或经济背景相关，更不与地主身分相干；而地主数量是极难从历史资料考查的。此外，清代百万名左右通过初阶秀才考试的人，应该算是何柄棣所说的「下阶层的士大夫」，与没有功名的百姓几乎没什么两样。通过省城乡试和京城会试殿试的人，却形成了影响力极大的「上阶层士大夫」。

士大夫社会模式的基础是家庭主义（familism），由家中的男子主导。女子是次等的人，多半要嫁到别人家去，是可有可无的。士大夫的目标是把子弟调教成读书人去谋取功名，藉以保住家族的地位不坠。受理学家的影响，读书人自小受的教育着重纪律而不重情感。自制功夫与繁重的功课不留余地给轻浮行为、性兴趣、肌肉锻练，甚而使人变得不自然。姜·萨里从研究晚清学者集合的证据，描绘出的是一幅士大夫家庭教育的严厉阴森画面。

士大夫个人自己担任公职官员，扮演政治与行政系统中的角色。他同时也纠缠于家族关系之中，这些关系可以供给他物质生计。这种政治与经济的二元意义，使许多人把士大夫阶级做较广义的界定，不限于指有功名的个人，而是指一群家族。不论广义狭义的解释法，都应牢记。

士大夫阶级的家庭大多以城内为居处，很少居于小村子里。其成分可包括介入广大农民之中的地主家庭，也可包括官吏和商贾——这两类人形成了整个行政商贸活动的流动性基质（fluid matrix）。士大夫是地方上的菁英阶级，对在下的农民社群与在上的官吏都发生某些功用。在务农的小区中，士大夫可指大地主，住在有好几进的深宅大院里，有仆婢、有储粮，有能力抵御盗匪。这种「大宅子」在老城镇上地位显着，也是中西小说很爱描述的。身为地方上统治阶级的士大夫，要处理有关土地使用的习惯性与法律性的权益。这些事务通常都极其繁杂多变，没有管理才干的人是搞不明白的。表土与底土的不同所有权、各种不同的承租关系、借贷、抵押、按常例的支付、地主佃户双方的责任义务，形成小区内部一个错综的集合体，以至于许多农人也不确定自己的小地主成分多，还是佃户成分多。

对于古时中国官吏而言，士大夫家族是一个媒介体，可藉由他们来完成税收任务。同样的，农民视士大夫家族为调解者，可以在缴税的过程中减缓官吏的压迫。地方官吏处理水灾、饥馑、初发的暴乱，各种小的犯罪事件、公共建设计划，都要靠士大夫阶级帮忙。士大夫乃是百姓大众和官场老爷之间的缓冲。

一个穷人若是科考得了第，就可以成为前述狭义的士大夫阶级的一分子，即便他和地主富户全不沾亲也无妨。不过，大多数有科考功名的人都有地主亲戚，而地主富户也多有科考得第的成员。大体上，士大夫家族是未居官职的得第举子和官僚的储藏所。大户人家是培养做官者的温床，也是丢官辞官的人可以返回的庇护所。

每个小区里的士大夫阶级都有许多「公家」性质的重要作用（注意「公」不是「官」也不是「私」）。我们要把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数百年里的这类活动作概括之论的话，最好先在介于理想与实际之间的一系列状况的两端，各定下一个观点。我们从府志县志和其它文献中读到的理想观点是，士大夫阶级以服务桑梓的责任心为行动的出发点。因此，他们为公共建设募款，并且从旁监督，包括建筑维修灌溉系统以及沟渠、堤堰、道路、桥梁、渡船等交通设施。他们要参加乡约集会，维护儒家制度与道德——办书院学塾、建祠堂孔庙、刊印书籍（尤其是地方史料、县志等）、教导乡人仁义道德。太平时期，他们要领导地方风气。战乱之时，他们组织乡勇指挥自卫战。他们每天都在非正式地调停纷争，以此取代美国各地乡镇那种无休无止的争讼。士大夫阶级还要为本族人办慈善救济，主管赈济乡人的善款。显然没有一个人能包办上列的每件事，举出来不过是要说明士大夫阶级的行动范围有多么广。

另有一个任务是应官吏要求，捐钱补充国库，尤其是在有战争、水灾、饥荒发生之时。此种捐献用途甚大，以致许多朝代都以出售最低阶的科考功名换取收入，让很多人不经过考试就有了秀才诸生的身分。这样做虽然破坏了制度，却允许有钱人藉付出某种代价升入上层阶级，得享士大夫的特权——包括和做官的人来往、进衙门不挨板子。

士大夫「公」事作用的实际面，可以从宋代的证据展开。即是，可以监督地方上的定期市集，在税赋分配与征收上扮演某种角色。换句话说，可以承担截至初唐以前属于官吏的一些职责。杜亚拉（1988）以及其它人认为，这是士大夫在地方行政体系中的「掮客业务」功用。这种功用从买卖开始，延伸到土地税收之后变成了税款包收（即承诺上缴应纳的税额，却把超收的余额饱入私囊）。

商业交易中的批发经纪者（牙行）是收费用而提供便利服务的中间人。流动的商人每到一地方，就需要可靠的助手帮他处理方言、地方习俗、通货、搬运夫、旅店、市场等方面的事务。做这类事的地方经纪人——可能是个有钱人——可能是政府批准的，他可以提供仓库储货、食宿、交通等服务赚取费用，也可以替政府做档案记录领得酬劳。他自己也许就是个富裕的商人。扬州的大盐商和广州买卖常用外货的公行商人，只是全中国获政府许可替政府代理的无数掮客之中名气最大的代表。

由于士大夫凭有科举功名获得「许可」，可算广义「掮客」中的一个小类别。因此故，士大夫以私人身分监督税收和公共工程等公事的时候，也可以接受酬劳或佣金，以此为其部分的收入。可想而知，服务桑梓不纯粹是慈善，而是有费用可支领的。士大夫们持续做这些事，一直到后来士大夫的人数多到超出了可用资源的程度——超过可赚收入的土地，又以士大夫总管、福利机构经营者、士大夫商人的身分更积极地投入公众界。

士大夫家族发挥地方领袖与理事的功用，足以说明官僚为什么未能向下深入中国社会。换个方式来讲，就起源看，士大夫阶级之兴起，填补了初期官僚政府与中国农民社会中间的真空，农民社会亦于宋时渐渐扩大至政府无从控制。施坚雅（1977）发起的都市研究曾指出，从汉初到清朝中叶的两千年间，连续数朝都未增扩土地行政结构，同期间中国人口却增加了六倍。各朝最盛时期的最基层行政单位县的数目是：汉朝一一八〇县，隋朝一二五五县，唐朝一二三五县，宋朝一二三〇县，元朝一一一五县，明朝一三八五县，清朝一三六〇县。至于人口，公元八〇年总数可能是六千万，八七五年为八千万，一一九〇年为一亿一千万，一五八五年为两亿，一八五〇年为四亿二千五百万。所以，汉朝末期的县令统辖五万名百姓，晚清的县令却得管三十万人。施坚雅认为，如果清朝有了八千五百县（每县保持五万人），北京的政府根本无从运作。所以，中国政府并未机械化地把县的数目持续增到不可能管辖的程度，而是在人口扩增时把人口密集的核心区合并，再在边缘地区设新县。同时中央政府也减少对地方的行政业务。例如，唐代以后，中央政府不再主管官方操纵的城市经销系统，全面停止「对商贸事务的细密规定」，逐步退出对地方事务的干预。继之而来的是士大夫阶级的兴起以及这个阶级在地方上的作用。

便是这样，自宋代起朝廷就一直是大致规模未变的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举例来看，唐代登记的官职有一万八千个左右，宋代约两万个，清代仍是两万个。政府并不直接进入村庄，因为可以靠士大夫为其基层。地方上有科举功名者的许多办公事的功能，形成了一个在国家官吏之下的平台，让官吏们行动流畅自在，而且似乎不与地方有牵连。事实上，皇帝不论派什么人去当县令，唯有取得地方士绅的合作，这个县令才做得下去。总而言之，在一百多年前，一个人口超过四亿的国家里的正规官吏不到两万位，却有大约一二五万个有科考功名的人。

士大夫阶级高于农民百姓之上的地位维持不衰，不仅因为拥有土地之故，还因为延续书画、文学、哲学、官场生活等传统的「士」大多出自士大夫家庭。我们如果拿中国的士大夫社会与截至近代的欧洲相比，难免印象深刻。甚至在如今已经大为改变的环境条件下，理学家的观念系统仍可再度以调适过的形态获得人们尊重，甚至于受到拥护。理学家以个人自律为维持社会秩序第一要务的主张，是许多人欣然同意的。

中国人对于秩序（连带对于权威）的特别需求，社会人类学者都曾指出。例如派翠西亚·艾布瑞（Patricia Ebrey，1984）研究的一位宋代官员写的《群居生活规诫》，正足以唱和理学家的教诲。这位作者分两百个条目一一指示如何与亲戚相处，如何端正个人行为，如何管理大家庭里的事务。许多事实是我们不得不认清的。首先，一个人按亲戚关系、年龄、性别、法律所指定的身分该扮演的不同角色，都有应守的规矩，因此而有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书中提醒人们注意仆人、媵妾、丫环等人在大家庭这么一个「袖珍国家」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怎样责打佣人（不要亲自动手），怎样买婢女、怎样调教儿子，书中都教导了既实用又合理的办法，简直不亚于却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的《致儿家书》和安·兰德丝（Anne Landers）的《礼仪大全》。还有，「对待侍婢妾媵大体不外乎谨慎于始，预防其所终。」

最突显的乃是人人——包括一家之主——都必须有高度自制。这很可能是团体伦理观念发挥的作用。与理学家绝对谨守原则不同的是，士大夫家庭的主人应当设想未来、面面顾到，而且随时抱持乐于妥协的心。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北宋与南宋并非“中国最伟大的时代”，而是“第二个战国时代”。因此可说“中国第二个伟大的时代：北宋与南宋”，但不可说“中国最伟大的时代：北宋与南宋”。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时代”去观察两宋以及其前后的南北朝隋唐和元明清——中国历史即将向你们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景观！】

【【第五章 宋代中国与内亚细亚的矛盾】】

文武的共生

中国自创的科技、政府体制、艺术、思想、社会组织等等，都在宋代达到一个高峰。内亚细亚异族侵略中国夺取主权的行动，也于此时趋于高潮，中国竟然在文明发展到顶点的时候被外族征服，这似乎是令人惊愕的矛盾。更不可思议的是，外族征服并不是一举灭宋，而是在公元九〇七年宋朝未建立之前就开始，断断续续进行了三个半世纪，到了一二七九年才完成。历时这么长久的发展，不能说它是意外了，在其背后又存在着什么样的长期趋势呢？

宋代积弱的一个因素是，官职增扩得太多而军费支出过繁。保罗·史密斯（Paul J．Smith，1991）索性直说「到了南宋时，朝廷已变成寄生状态」。在这背后还有儒家重文轻武的观念，武人的地位因而比商人还低。这种轻武的心理是根深蒂固的，以致固有的「四民」分类只有士、农、工、商，未给武人一席之地。德克·博德（1991）指明，四民之说并不是孔孟提出来的，很可能是周末汉初法家的理论。不过，从那时候起，历经二十一个世纪，这个观念在中国一直普遍通行。

由于武力可创建王朝、支撑王朝，可扩张帝国、保卫帝国，一朝之中通常会有很庞大的军事权力结构。也可以说，武人在中国也是一个行业或阶级。有人认为，商代甲骨上刻写的「士」当时是指战士、士兵。显然武人未被列为「第五民」是因为划分四民的是儒家的「文人」，这些人视习武者为死对头，当他们是横暴大恶的化身，为维护合礼的行为，儒家有道义上的责任要予以铲除。把他们列为第五民无异于容忍他们，使他们的存在合法，给他们道德地位。

儒家学者还可以更进一步说，诉诸武力向来都是读书人兼文官身分的统治阶级可以运用的手段。要进入这个阶级就必须是读书人，然后入仕为官；做了官便可以调兵遣将。读书人而握有兵权乃是常有的事。最早的军队不过是招募成军或是征用农民组成的。在读书人看来，能够自成一个团体的武人「阶级」，其成员不外是被招降的匪徒、骑士佣兵、训兵的小班长、弓箭手等等，是个三教九流杂处的团体，在朝延用人的系统中是等而下之的，武举考试、武人官职等级，虽然和文职官是并行的，却是士人明白表示不屑的。使用暴力的军人是皇帝内廷的一部分，也是官僚系统之中的文人管不到的。而太监有时候是可以统率军队的。

中国文人为什么赞同儒家这种不肯承认从武是一种行业的态度达两千年之久？中国历史上一直有职业军人的力量出现，我们若拒绝正视武人这个阶级，就表示研究中国的人仍末脱离伟大的儒家治国迷思——以德统治——的支配。如果换个角度看，又可从这儿看见古老中国的一大光荣成就——深思熟虑后的和平反战主义。我们也看见其中一个极可忧的弱点，即是，无力避免被大草原的异族征服。

彼得·波尔（Peter Bol，1992）认为，从科举策试的题目可以断定，南宋的人相当明白有军事困难存在。然而他们仍旧依赖靠社会下层糟粕组成的佣兵，这些人欠缺纪律，连指挥层级的人亦然，岂能把决策权交付给他们？以文率武乃是统治阶级控制朝政的策略，但这种策略却使国家的武力不振。宋的国土和军事资源都比相对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大而多，可是宋的大臣们都不好武。查尔斯·贺凯（Cherles Hucker，1975）以及其它人都认为，南北对峙时期的中国这一部分变得太过文明，以致没有了抵御外侮所需的尚武精神和族裔意识（sense of ethnicity，不同于culturalism〔文化主义〕），而且外来侵略者通常都承诺按中国方式统治。事实是，儒家思想熏陶的人特别宜于行政治理，却不宜于掌握大帝国的权威。他们毕竟受的是实实在在文职官的训练，也有「暴力孳生暴力」的先知卓见，即便如此，南宋阻住所向披靡的蒙古人达四十五年之久——将近两代，却是不争的事实。

托马斯·巴菲尔德按年代顺序记述的草原部族入侵史料，可提供有关中国皇帝对边境外患关系的正确观点。巴菲尔德认为，中国国力强大时与外来部族的关系培养了这些部族的霸主地位。如汉代强盛时，匈奴在内亚细亚称霸，唐代则有突厥。主张维持这种关系的看法后来遭到阻力，而证据显示，阻力主要来自中国这边。

宋代因为与内亚细亚无甚接触而不易获取作战所需的马匹，构成很大的不便。秦汉、隋唐之际都透过贸商或使者与内亚细亚的强势外族保持联系。各朝都善于寻得盟友，并且利用某一族势力抵制另一族势力。宋朝的外交政策不当；先助女真人抵挡契丹人，随即败于女真，继而联蒙古抗女真人，之后又亡于蒙古。运用这种外交政策，可能是与内亚细亚没有直接往来，对其生活也仅止于最低限度的参与之故，其实宋代中国与好几个周边国家并存，包括南方的越南、西南的南诏、西北边的西藏和西夏、北边契丹的辽。因此中国实际上的外交处境，按莫里斯·罗撒比（Morris Rossabi，1983）所说，是「在地位对等者之中」。明朝自称高于所有他国之上的地位奠定，还是因为十三世纪的蒙古大帝国开了先例。

自宋代起，可看得出有文官行政的综合系统和武官掌权的综合系统在儒家政体内一前一后操持着国政。两者都是治国必需的。文官体系包括科举出身的人、受理学调教的文职大臣，还有培育这些人才的地方士大夫阶级。第二类是比较没学问的武人体系，包括皇帝、皇亲贵族、军队、禁军，再加上特别专属皇帝本人的太监群和安全情治单位（套用现代的说法）。

也许我们可以分辨两种权力结构功能上的分野。前文提过，皇帝独裁是与官僚政府互补所必需的。因为它是未例行化而自主的，变动改革和猝发的阻力都由此而来。它的作用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经常是残酷无情的，而且隐含着灾祸。在有条有理的儒家秩序中，皇帝既在层峰发生作用，同时又代表极端形态的强烈失序。他称得上是大刽子手（the great executioner）。

几乎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是这两种作用共同管辖的状态。内亚细亚部族勇士们持续不断的草原游牧黩武活动模式，助成了皇帝掌大权的功能。另一个功能则由中国的儒家文职行政官来完成。每一朝代开创时都是尚武的，待基业奠定了，用的官僚全是文人。两者的意识形态都符合其需要。诉诸暴力的开国之君相信「天命」，夺天下的阻力消失之时，便证明天命确实归属他。朝中为臣的这些读书人却鄙视诉诸暴力的人，因为用「武」即是欠缺「文」（修养）的表现。儒者之邦的主要迷思即是，君主堪为表率的端正行为证明他有德，有德便可吸聚子民得授天命。这话是有理的，只要造反叛乱者闹不起来，而治乱的上策是处以斩首极刑。

这桩儒家治国迷思的一大弱点是，君主若要持续主政，决不能舍弃为了维护社稷随意砍人脑袋的武力特权（militaristic prerogative）。所以，「帝王儒学」下的政府是由为一位独裁者效命的官僚们操持，君臣是相互依附的。这种政治实施起来，受儒家熏陶的地方行政主官能够率军平乱的时候，文武均衡的状态便可以达致了。许多读书人是专精于用兵的；有些还成了名将。但是他们能否掌兵权都在皇帝一念之间。

中国人在宋代将科举发展成为培训忠顺官僚的完善制度。同时期的外患——契丹（辽朝）、女真（金朝）、蒙古（元朝）则证明了皇帝权威的尚武根本是有用的。古人说的中国只能按儒家重仁、尚礼的方式治理，只对了一半。御用的儒家思想要发挥功用，必须统治天下的一朝能掌握足以消灭叛乱的暴力，而这种暴力正是内亚细亚外族的特长。我们看得出来，中国的行政官与内亚细亚的外族势力自古就有不同的功能专精所在，以致外邦异族在中国的统治上参与愈来愈多，有时候甚而全盘接管了。

异族统治中国之始

我们回顾一下内亚细亚异族介入中国政体的始末。发祥于中国西北部的周、秦两代，藉与北方的部族交往与通婚，学会一些善战的长处。隋唐两代亦然。再往前迈一步便是，北方外族侵略者直接占据中国的部分领土，利用中国人的协助而由非中国人的王朝统治。公元第四世纪在满洲地区的南部就已经有汉胡二元统治模式的迹象了。到了蒙、满灭亡中国的时代，达到了完全由异族控制的顶峰。

受文化上的异族统治，在中国政治理论中构成一个尖锐的问题。早在商代皇帝统治时期，文化即是政治体制的主要部分了（文化包括了甲骨文、使用铜的礼器、巫教问卜，以及君王在仪式上表现对自然力的敬重）。古时的中国温和主义信条是，中土的中国在文（文化与文明）的方面优于四邻，终将统御内亚细亚各部族不堪一敌的武（暴力）。只要胡人之主向中国皇帝表示恭顺，承认中国为上国。而中国的皇帝受天命统治中国，其伟大的德意仁心自然吸引外邦来归顺，并且接受中国同化。

汉、唐时期因为没有接触过文化成就可与中国平等的外邦，因此外交政策基本上是进贡制，即上国与下国馈赠互惠的对外关系，与维持中国社会安定的「三纲」关系相似。由于外族的进贡通常都换得中国皇帝丰厚的赏赐，向中国称臣在物质上是值得的。此外，进贡古时便成为定制，而且替代了外贸活动。

唐朝的中土大国地位崩溃后，约有十个国家在第十世纪的中国继起，形成有些类似秦统一以前的战国时代那样的多国政体。十国彼此相交的关系也多少类似战国时代，都派遣使者谈判，但此时的议题中心是：该由谁来重振居中央的帝国势力？而且这一回胡人也加入了逐鹿中原的竞赛。等到胡人首度在华北统治汉人之时，昔日的政治文化结合体制也打破了。汉代建立唐代复兴过的汉人世界秩序——用以处理外交关系的一套思想与制度的系统——于是完全瓦解。

外族统治始于契丹的兴起（契丹是蒙古族的一支，中古时期欧洲人指华北用的名称Cathay便是由此而来）。契丹在华北部分地区、满洲、蒙古建立的帝国维持了两百多年（公元九一六～一一二五年）。起初的契丹是半游牧的民族，既从事农作——以小米为主，也饲养羊、马、猪。渐渐从大草原边缘，往可以融和游骑武力与农耕生计的地区扩张。建立帝国的这一股势力以耶律氏为领袖，而耶律王朝实行了中国的君主世袭制度，以及许多儒家政府模式，才得以延续其辽帝国的统治。

按维特福吉尔（K．A．Wittfogel & Feng，1949）以及其它人的研究，辽帝国是二元式的国制。南半边是包含燕云十六州（约合宋的三百个县）的部分，按照唐代文职官僚制度采汉人的治理方式。北边面积大得多的部分，仍旧是马上英雄治国。因此，契丹皇帝在南边利用科举制度任用文官，北边则募训了骑射好手为御用精兵（契丹语音ordo；亦即英文字horde〔游牧部族〕的字源）。到后来，共有十二支精兵队伍分设在不同的地区，总人数约六十万，是一支储备中的可动员的震撼武力。

二元制的辽可能有四百万人口，大约为南边宋朝的十五分之一。但是辽的骑兵骁勇无比，迫得宋朝每年供给物资来维持边境和平。北宋皇帝于一〇〇五年和一〇四二年与辽签下破财消灾的盟约，同意降低宋的地位，每年赠币绢等。一〇四四年又和西北方的西夏国签立了类似的盟约。宋虽然富裕先进，却无力征服戎狄，主要原因也许不一定在于欠缺实力，而是在于欠缺决心。

按李约瑟说，火药是中国的炼药术士于公元第九世纪发明的。中国抵挡外患的时候用过简单的炸弹和火矛，但是这项军事科技上的伟大突破显然未受到读古籍诗书的宋朝大臣的重视。在此我们发现，儒家学问迟迟不跨跃科技的马背。

一一二五年间，满洲北部的通古斯女真人灭了辽，建立金朝。起初仍实行辽的二元统治模式，汉化游牧的金帝国可以融和草原马队和华北农谷，发动军事袭击，迫使宋人南退。公元九六〇年宋朝建立以来，国都一直是黄河以南大运河口的开封。一一二六年的金兵南侵却迫使宋朝放弃了华北领土。宋朝抗金的行动因为主战主和的争议不下而瘫痪。到了一一四一年争议最剧烈的时候，主和宋臣兼谈判代表的秦桧，设计害了主战领袖岳飞，从此岳飞也就成为中国民族英雄的不朽典范。一一四二年间，南宋依和约割让淮河以北的华北土地，并且向金称臣，每年纳贡。华北平原和黄河下游流域一向都是汉人生活的心脏地带，如今很大一部分中国人首度臣服于异族统治之下了。

灭了北宋之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一一一五～一二三四）有大约四千五百万人口，其中女真人仅约六百万，辽的遗民大约占四百万，所以金朝必须统治大约三千五百万的汉族子民。为此，金朝首先藉助于汉化的契丹人和辽朝留下来的汉人官吏。另外，也从宋的政府官员中拔擢人才任用。但是金朝皇帝不久就发现，必须巩固中央势力以对抗女真各部的领袖竞争，因为这些北方来的贵族武将有意掌控他们征服的土地。为了自保，金朝皇帝便依儒家政府的模式建立起朝廷官僚系统，既然必须以学养丰富的人为大臣人选，金朝皇帝于十二世纪晚期设置了女真文学校，翻译儒家典籍为女真文，确立了女真人的考试制度。不过，任用的新人以汉人为主，一一八五年以后的二十五年中，扩大的汉人科考制至少录取了五千名京师举子。彼得·波尔指出，儒家文化的传布也是重要的事实，有「数以万计的人接受了科考教育」。

然而，说金朝皇帝要追求的是「汉化」，并不恰当。他们并不想要「变成汉人」，而是要展现皇帝主张文治的角色。这样的角色具有超乎族裔性的价值，凭此可以使汉族百姓和入侵的游牧者在统一帝国之内和平共荣。换句话说，中国本来的文化主义（儒家所持的思想行为方式）被异族的统治者提倡了。统治者维持其族裔本色，同时在中国和内亚细亚以皇帝的身分运转。金人便是这样发展成多族裔帝国的理论基础，再由其后裔的满清将它发挥到极致。

金朝皇帝为表示其国朝为「正统」，采纳了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也刻意执行皇帝应行的祭拜仪礼。据陈学霖（Hok-lam Chan，1984）指出，其中首要的是商代特别注重的祖先社稷祭拜。这些仪式可维护周代主张的天命之说，以及孟子提出而由儒家学者发扬光大的智者君主行仁政的教条。汉初以五行交替为中心理论的相关性宇宙观，也传到了后代。这套假定自然现象与人为事件有相关性的理论，强调归属五行、颜色等等的重要性，因为一朝地位可由此而合法化。例如，汉武帝便选中土德，尚黄色，以五为吉数等等。以后的朝代，不分大小，也都按五行交替之理来确定自己的正统地位。如唐朝也选土德以表示继汉的正统，宋朝则崇火德，尚红色。金朝因此以土德承宋之后。

金朝于一一五三年将国都自哈尔滨迁至北京，再于一一六一年迁至北宋旧都开封。金朝诸帝有的暴虐无比，以审问大臣后杖笞为常例，与中国一向免除读书人——尤其是有官职者——体罚的传统背道而驰。也有的皇帝斩杀数以百计的宗室、臣子、武官，以免受政敌威胁。

但是，金末的世宗却是一位模范的儒家仁孝之君。他在位的期间，金国的汉人儒士曾发起文化复兴之风，以维护先代传承的仁治文化。有儒家思想的女真皇帝和朝中为官的汉族读书人都认定，非汉族的王朝确实可以维持「中国的」（即中国和内亚细亚的）文化传统。总之，金朝正史在元代写成之时，其正统地位便得到确立了。

南宋理学的出现又为朝代的正统性定了更宽的评判尺度。征战胜绩、政府推行的敬祖膜拜及其仪式表征、学术理论、威吓的控制手段、相互监视、民众（或社会菁英）的拥护等等，在中国或西亚或欧洲一样都是取得合法地位的重要因素。但是多亏儒家学问的传播，中国的评判尺度比别处的统一而具同构型。宋代理学家强调其宇宙观和价值观是放诸世界皆准的，这给了异族侵略者很大方便。因此，从政治理论的层面来看，如果非接受不可的话，中国已经有了接受内亚细亚外族统治的准备了。

分析到最后，异族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还包含一个事实——这是避免不了的，因此必须将它作一番合理解释。韩国观察者后来发现，在满族统治下的中国内，读书人可以厌恶清朝统治，却不会留下表示厌恶的记录。这种内心愤恨，外表接受的态度，与古今大多数受专制压迫者的态度相似。这种态度需要表现自制力和某种程度的虚伪——假装的顺从。表面上承认，内心却否认统治势力的正当性。抱持这种态度会使大多数人看来正如统治者指称的那样——对政治漠不关心。

若往前看，我们可能假设，征服中国的辽、金、元三朝形成内亚细亚军事势力侵入中国的一个相关连续状态，虽然有间断，却必须视为单一的过程。辽持续得最久，但只占据了华北的北边地带。元占领整个中国，但朝代最短。因此，只有金占到了对全局有重要意义的地位，学会了外族入侵者怎样借着吸收灭亡的北宋留下的现成汉人，得以统治华北的中国心脏地带。与蒙古人灭中国的气势相比，金的统治相对有些受忽视了。 蒙古帝国内的中国

蒙古征服是十九世纪中国经历西方帝国主义的前驱，两次都是相冲突的外来影响使中国遭受文化震撼。这也就是说，吾人审视元朝（一二七九～一三六八）的时候，必须视之为酝酿明清两代（一三六八～一六四四～一九一二）出现的重要现象的时期。

第一步骤必须看清蒙古人缔造大帝国的惊人成就。蒙古人的战争机器乃是纵横欧亚大陆的铁骑军武力的极致发挥。成吉思汗于一二〇六年统一各部并且发兵四处征伐之后，儿孙辈分别在波斯、俄罗斯南部、中亚、中国统治四个汗国。做为征服者，蒙古人凶狠的破坏力换来恶劣的名声，尤其为好讲道德的儒士所不齿。举一个例子，蒙古人首度侵入华北的金朝就把九十多个城镇烧得只剩瓦砾。

蒙古灭金是在一二三四年，灭宋是在一二七九年，只迟了四十五年。在这四十多年间，他们统治着已经有过受外族统治经验的华北心脏地带，也弄懂了可以马背上取天下，却不可马背上治天下的道理。这和十九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者的情形差不多，他们发现刺刀不是戴着好看的。

后来，成思吉汗最有才干的孙子忽必烈——一二六〇至一二九四年间为蒙古大汗——以北京为都，建国号元，从一二七一年开始统治中国，采用的是汉制。然而，他不时要为政治纷争及夺权对手而分神，又要以伊斯兰信仰保卫者的姿态迎合教民；为了信奉西藏喇嘛教的蒙古百姓，他还必须是信佛教的万民之主。宗教信仰的多样反映了元朝社会的富于国际性与多族群性，当时甚至中亚传来的景教也有皇室成员为其信徒。

在自己的国家里沦为异族顺民的屈辱，必然使元代以及后世的汉人产生愤慨。然而元代中国人生活的实际状况，如约翰·蓝洛依斯（John Langlois，1981）所说，是复杂的，需要给予至今尚未有人做过的详细再评估。首先，尚武精神方面无疑是受蒙古人影响的。中国古典的理想是，每个农民都应该是潜在的、有自卫能力的军人。自秦至唐的各代，军队都是招募百姓组成的。秦汉的制度规定，身体健全的男子，一律要服两年徭役。隋朝和唐初用的是府兵制，令某些家庭提供服役的壮丁，并自备装备给养，有男丁服役的家庭可以免税赋。唐初约有六三三个府兵单位，每府约有一千名兵员，府兵多设于西北地区和京畿一带。公元七四九年府兵制废除，以后的唐宋就以雇来的佣兵集合成军，这些人的品行使军队的声誉大坏。

反观内亚细亚的部族，生长环境培养每个人成为骑射好手，经过征战后很容易就变成了一支专业的世袭武力。凡农皆兵只是个理想，凡猎皆兵却很容易变成事实。女真人以每三百户为基本单位供应百名军士。成吉思汗在一二〇六年间，设有九十五个千户的军事组织单元，每千户都包含供应给养的家庭和派给的放牧草场。蒙古人是征服并统治中国全境的第一个内亚细亚民族，也正是在军事上给中国影响最多的一族。萧启庆（Ch'i-Ch'ing Hsiao，1978）曾指出，蒙古征服者「一直极为关注权力，倾向于从军事观点思考」，给了中国新的军队组织，「将大部蒙古人纳入其中」。

占领了中国之后，戍守的蒙古军队都分得了华北地区的人口已经减少的土地，必须靠自己或奴隶的耕作换取生计。家传的战斗能力不久就退化了。蒙古大臣自成一个不掺外族的自家相传的领薪俸的贵族集团，即是武官们居优势的一派。但大体上，中国的蒙古军人变穷了。他们有的娶了汉族女子，许多人丧失了地产，甚而迫得卖让妻儿，有的人因为逃债而沦为游民。在太平时代做世袭的军人竟成了大不幸。

历史学者辩论的一个问题是，蒙古统治影响中国传统儒家式政府更趋于专制了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是影响并不全然来自蒙古人。也许更肯定的因素将是后来的明太祖。蒙古人被汉人鄙视——汉人常说站在蒙古人的下风处，就闻得到其膻腥味，元朝的统治不满一百年，比女真人在华北的统治期还短。除了在长城一带，蒙古人无法在土地上生根。但这并不表示其作风未经被汉人模仿。

统治中国的时候，蒙古人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文化的问题。在外蒙古是纯粹游牧者的他们，早先就和中国接触不多。蒙古人的语言、衣着、习俗、背景都和南宋人大不相同，双方的文化鸿沟难以跨越。由于蒙古人多不识字，人数又少，政府中就任用了许多西域人（如维吾尔突厥人、阿拉伯人，甚至有马可波罗等欧洲人）和金朝遗留下来的汉化女真人，南宋人则因为忠诚度不可靠而遭到冷落，南宋人则以不做官为回应。劳延瑄（Yan-Shuan Lao，见Langlois，1981）曾举例指出，考中进士的南宋人愿入书院教书，却不肯任官学教席，而官学教师是有官阶的，虽然是最低一阶。

总的看来，文化隔阂导致政府管制较松。元朝的刑罚显然不及宋朝的严峻，税赋上也较少有不合常规的苛捐杂税。忽必烈对于喇嘛教、道教，以及正统儒家学术都给以保护之外，也不曾查禁书籍文物。蒙古王公们可以在各自的封地上安逸生活，或是互有纷争。蒙古人能戍守要冲，在政府行政、地方治安监督、文学戏剧检查、提供知识界文化界领导力量等方面，却无力可施。

赫伯特·法兰克（Herbert Franke，见Schram，1987）将辽、金、元三朝作比较，认为其行政之放松几近殖民政府的性质，原因在于汉人和三民族习俗像水和油一样地难以混融。所以，在三朝多民族、多种语言的政府中，各族仍是按自己的——契丹的、女真的、蒙古的——脚本演出。中国人仍旧预期权威阶层以世袭的方式传承，入侵者却是按有些民主意味——至少是各部宗王联合开会——的选举方式决定继位者。对中国人而言，法律是一贯的而且具普遍性的，游牧民族却是因人而异的——以其人所属部落的惯行法则处置其人。这样的差异性致使中央集权不能彻底，也不易形成强大稳固的专制权威。

由于科举制度迟至一三一五年才恢复，行政官员的空缺就以增用衙役的方式填补。有不少汉人便是利用这个管道谋得公职。但是衙役欠缺儒家知识熏陶，又没有蒙古人监督，助长了普遍的腐败。为了保持在地方上的势力，蒙古人增设了一层地方官吏。在枢纽性的地方，朝廷安排全权的蒙古官员——也有些是汉人——总理军事民政，即「大断事官」（札鲁忽赤），这些人都是皇帝直接任命的。元末的几十年中，儒家思想被研习了，蒙古的行省首长也予以充分运用，但是又遭到未汉化的顽固蒙古人内斗的破坏。

蒙古人有游牧民族好动的特性，总想不断前进夺取更多战利品和奴隶。扩张到原先未知的西方世界又征服中国之后，他们又利用夺来的宋人的船队和经验丰富的船长船员，向海外远征。一二七四年与一二八一年间，元朝以上千艘船的舰队试图征服日本，侵略了越南和占城（在中南半岛南部），进攻琉球群岛，又于一二九二年攻爪哇，都未成功。缅甸和暹罗也遭受了攻击。蒙古战士们虽然有向外扩张的冲动，却没有让中国的海上贸易加入正开始在亚洲各海域成形的早期世界航海系统。蒙古统治带给中国几十年的内部安宁和越过亚洲的沙漠商队贸易。有些欧洲人便是由这条陆路来到中国的。有人说，约于一三三一年至一三五四年间流行并大量减少中国人口的腺鼠疫，也是从这条路传到欧洲而成为一三四八年至一三四九年间的黑死病，似乎是有理的。

忽必烈实施的大运河第二网络系统等公共工程，对经济繁荣有相当程度的帮助，但是西亚和印度来的海上贸易主要仍操于阿拉伯人之手，原因前文提过，伊斯兰教徒大迁移使穆斯林商人来到中国，除了经丝路而来，也走运输东印度群岛香料到中国的香料之路。活跃于中亚旅行商队贸易界以及海上商贸界的穆斯林商团，受元朝廷的管制，也获赐贷款投资贸易。这些商客还兼营包收税款，帮忙元朝廷收取农地盈余，并将之转投入贸易。商业的成长可以从广泛发行纸币得到证明，这个发行业务也是由宫廷里的穆斯林金融家监督的。

元朝政府不用南宋人，也不干扰南人的地方社群，因而刺激了汉人的私人学术发展。数千的汉族士人由于得不到政府的任用，可以自由从事个人志业，进而成为汉人社群中的领袖，孔孟教诲的传承者。因此故，元代有曲的兴起发达，绘画也发展至顶峰。学术界大力提倡朱熹的自我道德修持，以个人的品格修养为社会秩序与良好政府的基础。除了朱熹学派敦促研习客观世界之外，另一位理学家陆象山的信徒则主张发明人之本心。与这些较哲学思考性的学风同时发展的权术学派，以研究实用的政治制度为主。这两类学问，一讲道德一讲功利，同样强调「忠」。与其说是对某一国朝的忠，不如说是对于理学大道的忠。此外还有重法的理论，目的在矫治政府的专断无常。

解释宋代

没有一个文明高峰时期可以用简单的术语描述明白。然而，学者将某个伟大时期作的一番阐释，往往会变成这个时代历史记录的一部分。宋代转变极深极广，以致日本史学者内藤湖南从其中看见了「近代」中国的诞生。他所指的近代中国是一直延续到他自己的时代的清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内藤在这个近代之中看出两个势力层：一是专制皇帝与其「亲信及走狗」，二是「中央任派的官僚之下的地方社会」。这个新生的近代时期的特色是，「政府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重要性渐减，同时文化的重要性却渐增」（见Fogel，1984）。内藤看出这个过程的一种移转，即是我们曾指出的，从贵胄家族的寡头统治，移转至较强势的皇室利用有学养科举背景的官僚与地方士大夫统治。皇帝远离了每天与寡头统治同僚的非正式接触，变得更专横。「其后果」，按崔维泽（见CHOC 3）说：「是皇帝和社会之间以及皇帝与他藉之发挥统治权的大臣之间的隔阂愈来愈深。」崔维泽认为，内藤的论点「很经得起现代研究探索的考验」。但是这个论点并未特别关照宋代的全盛发展以及外族征服对这种发展的阻遏。中国在宋元两朝下的不寻常发展，以及后来阻碍这项发展的因素，似乎早该有人来重作一番评估了。

多家学者的说法由一个人纵观过，再予以结合关联，似乎可以从其中归结出一个理论。别人也用不同的言语表达过差不多的意思，前提大致如下：⑴古时中国建立了为达中央控制之目的而编制的「政治化」国家政府，其手段是从官僚体系中灌输学术信仰，以及独裁皇帝可运用的暴力；⑵内亚细亚的异族入侵者，凭着军事本领和行政技巧，变成了中国政体中固有的「参与者」；⑶由此而形成的汉胡皇权，一直保持在次要的经济成长与文化多样过程之上的地位，为中央「政治控制」的首要之务。

简而言之，从一开始，异族入侵者就有助于维系政治挂帅的地位，使政治控制了中国古来固有文化的、经济的生活。如今政治仍然（或是格外）控制着全局，愿意被控制的倾向，主要是受理学意识形态的加强，因为理学家强调在层次分明的社会秩序中向权威尽忠，并且较看重务农的自给自足，却看轻较难控制的贸易发展与对外关系。在政府专制持续加剧的同时，随附着的是前文提过的，在中国人心目中「文化的重要性渐增」。换句话说，我们要讨论的是两个层次：国家政府，以及伏于其下的社会。

因此，内藤的第二个论点——有关政府角色缩小而文化与地方社会角色扩大的，可以由前面讲过的士大夫社会之形成行到证实。不过，这种在地方层次上的成长，却使在上层的皇帝和朝廷专制如旧。

中国被辽、金、元三朝外族征服所受的影响，现在才刚开始被人们探讨。外族征服造成的经济冲击似乎仍难确定，但这确是创痛，而且可能整体上是剧烈的心理挫败。它对明代中国发生的影响很快就突显出来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缺乏“中国文明周期”的观念，不懂“两宋是第二个战国时代”，所以只能说说“宋代中国与内亚细亚的矛盾”。其实，所谓“宋代中国”就像古代的南朝或现代的港澳台一样，只是中国的一部分，而非中国的全部——中国的全部应该包括了辽金元西夏吐蕃南诏朝鲜越南日本等战国X雄。而所谓“宋代中国与内亚细亚的矛盾”，其实就是“农耕与游牧的矛盾”，是“二元帝国”自古以来的基本要素。】

【【第六章 明代的政府】】

洪武皇帝的遗赠

明代的二百七十六年间（一三六八～一六四四），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从原来的大约八千万人增至大约一亿六千万。有破坏力的内战多能予以避免，教育、哲学、文学、艺术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反映了士大夫社会的高文化水平。然而，元明交替的光景并不好。明朝政权起初是军事化的，为的是要将蒙古人逐出，并且抵挡在境外，继而试图维持境内安定，避免来自中国境外的影响。推翻蒙古人的汉族复兴主义并不打算延续宋代，而是在理论上企图回归汉唐的盛世，不过事实上却持续着元朝的某些风貌。

明朝的气质始于其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心态。自一三六八年至一三九八年在位的洪武君，原是佃农之子，少时贫苦，曾乞讨为生，做小沙弥时跟寺僧学识字读书，后来加入反元的宗教组织。他起兵反元之后，以武力消灭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其它反元势力。在儒生襄助之下，发布了檄文，施行了受天命的仪式。一三六八年赶走了内讧分裂的蒙古诸王，在南京建都即皇帝位。

这位新的专制君主的人品，虽然一如其它开国皇帝般受到赞颂，总体而论似乎是中国的一个劫难。洪武皇帝相貌丑陋，精力过人，脾气暴烈，而且多疑猜忌，唯恐有人图谋不轨。牟复礼（Frederick Mote，见CHOC 7）认为，明朝统治形态的许多独有特色源自「这位奇怪而强有力的人的个人特性。」

洪武皇帝的目的是要在全世界最大规模、最多样化的国政之上，维持中央控制权。为达此目的，他颁下了无数规范子民行为的忠告，包括法律、典章、祖宗训示、一系列堂皇的教谕、乡村法令、礼仪规程。爱德华·法默（Edward Farmer）认为，这许多规章形成了一幅理想社会秩序的蓝图，还包含了支撑这个秩序的奖惩条款。洪武皇帝不怎么像黩武者，倒更像理论家，满脑子的概念。

至于实际行动方面，洪武皇帝基于个人经验，了解农村的疾苦，尽可能用政策压低田赋、种植树木防止水土流失、维修黄河长江上的堤堰、在谷仓中储粮防饥、编里甲以杜绝盗匪、鼓励士绅济助贫病者。但是他的经济理念只限于传统儒家的看法，以农业为富国之本，认为商贸是剥削的、可耻的，并且以节俭为皇帝的主要德行。

太祖洪武的政府曾试图培养自给自足的小区，让大众自己管理自己，让军队自己屯田供粮，由人民服徭役自筑道路或供衙门差遣。皇帝本人的俭省也延及官吏，只发放有名无实的微薄俸禄，迫得官吏们只得谋取法外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因此，太祖的不增税（no-new-taxes；布什语）终不免导致贪污腐败。

但是，太祖关注的重点仍是军事。由于中国必须防止蒙古势力复兴，便因袭了元人兵制，在重要据点设卫与所，将军民分籍，军职世袭。军人屯田自供粮饷，并且随时备战。蒙古王公原是各有大封地的一个分散的贵族阶级，明太祖则是将带兵的人封赐成为一个武官贵族阶级，职等和俸禄都优于文职大臣——至少在他疑心武官谋反而大开杀戒之前是如此的。

必须在文与武两者中做一选择的时候，明太祖尽管法令多又爱说教，却站在暴力的这一边。一三八〇年间，他发现宰相谋反，将宰相斩首之后，其亲族也全部处死，前后总共杀了大约四万人（有「关系」的害处在此）。以后连续处死大臣，加上好几次的整肃，杀人之数可能达到十万之多。其后果是可用的人才丧失与恐怖统治，儒家好仁好礼的政府根本无从施展。大臣受廷杖的刑罚羞辱，在明朝已变成常例。受刑者要伏倒，手脚被人扯住，露出臀部由司刑的人役边打边唱杖数。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有损人格、有害生命的仪式了，因为几杖之下便会皮开肉绽，感染生疮是难免的。一五一九年间，因为进谏皇帝勿再流连南方不理朝政，有一四六位臣子受了廷杖，其中有十一人因而致死。一五二四年，大臣们反对以追赠先皇与皇后的名号称皇帝的生父母亲——因为他的皇位继承自堂兄，结果有一百三十四人受廷杖，其中十六人丧命。这些令人觉得，皇帝和臣子们经常陷于皇帝的暴力解决不了的制度性争斗之中。

明太祖的判断错误，大体上可溯至他非巩固维持个人控制不可的决心。由于他一心一意要独揽大权（这乃是自古留传下来的一个必要），便于一三八〇年取消中书省，废了宰相，使身为皇帝的他成为全国民政与军事的「总经理」（CEO）。这么一来，他有了控制权，但也有了极沉重的负担。明朝行政制度的研究权威贺凯（Charles Hucker）指出，曾有一度，太祖在八天的期间收了一千六百件奏章，其中共计有三三九一条请示的问题。按每天十小时批阅两百件的速度来算，每件奏章平均看三分钟时间。以前的朝代中，这种每天例行的公务，由宰相带领一批属员去处理。在明清两代，这个重担落到了皇帝身上。既然皇帝不见得都是超人，皇帝的办公室通常成为一个瓶颈，政府因而更容易堕入无效率可言的例行公事。

明太祖废除宰相和中书省，等于将文官层僚斩了首，而文职官僚及其工作必须由外廷的首长宰相领导（外廷即指六部、监史台，以及京中其它官署）。因此，明朝的皇帝不得不藉助于身边的随侍者（内廷）来理事，进而变成行政、军事，以及其它特殊事务都要靠太监去办。到后来，宫中太监人数高达七万。

财政问题

洪武皇帝给后世子孙留下的最怵目的缺陷，按财政史学家黄仁宇（1974）看来，是财务方面的。首先，国库和皇帝可动用的御库并没有分开。明成祖（一四〇二～一四二四）在内战中篡得皇位后，迁都到北京，因为这儿是他个人势力所在的地区，而且是可以北控蒙古的战略要地。环绕紫禁城四周的京师面积将近七点八平方公里，其中有五十多个供应铺，雇用工匠人役大约十万人，专为宫内提供服务，所服之务也没有公私之分。这种情形正符合了一项事实：皇帝的个人生活和仪礼性质的行为，都是政府活动的一个部分，应受儒士、道学家的监督和评判。

在太监的管理下，宫中开销无来由地扩大。皇帝的亲军卫「锦衣卫」的费用也是如此。锦衣卫除了负有保护皇帝的任务，还是一个特务机关，主管令人闻之丧胆的镇抚司，专门查办政治犯。一三八二年锦衣卫设置时卫卒有大约一万八千人，后来扩增到七万五千人。

姑不论洪武时代的朝廷或以后的皇帝如何，明太祖本人是力求节俭的。他规定的田赋约为农产量的百分之十，税率不重。这似乎是善意的轻税，使政府岁入匮乏。从现代人的观点看，就是使政府发挥不出功能，帮助不了百姓的经济生活。太祖却期望地方小区代中央政府之职，负责各种各样与税金相关的私人花费。为了纳税与管制之便，农民自一三八一年起按里甲制编册，每里之中有十户户长担任甲长，其上再有一位里长。由里长甲长负责全里内的税收和各种差役事务，并且要负责更新户口「黄册」登记的土地人口数据。里长甲长都是轮流制，每十年轮过一回。

这个巧妙的安排和相互监视保安的「保甲」制一样，都有重大缺点。这是饱学的行政官设计出来教导百姓如何履行多种义务的蓝图；却详尽得没有改动的余地。到了必须适应地质实况和乡村生活的人际关系时，弊端开始出现。不用多久，就腐化得千疮百孔了。这个不可收拾的综合症候群还包括税收、军备给养、通货供给等，都或早或迟变得失效无用。在这一切问题之下的，是死守着太祖定下的旧制不改。以至于明朝行政后来无法配合中国需求转变的脚步。

以税收为例，为了省却将各地收得的税赋送进京师的麻烦，安排好各缴纳地区直接把税收送到指定支销该笔税收的机关。其结果是，各路自行——或依法——进出的税收在全国交叉往来乱成一团。这套不能便通的既定办法却不受任何监督，因为没有一位从头到尾负责的官员。黄仁宇说过，明朝财政系统的主要顾虑「始终在求统治上的安定」。因为每个财税机关都从无数个不同的来源收税，地方官全都没有能力独立，也无力改善行政质量。因此也无人建立起有造反财力的根据地。「国家税收作业太分散，以致根本不可能被人操纵」。

如此散乱的税收花销制度，使中央政府起不了作用。大批衙役、书吏、小办事员几乎一年到头都在忙着收各季到期应缴的田赋。田赋的总额不至于对经济构成过重的负担，真正的累赘在于收取的效率太低，税收机关冗员太多。换句话说，有上百万的中间人是靠着投入这个税收系统的繁琐过程维生的。

又如大运河的养护并没有预算经费可拨，完全由地方徭役负责，中央政府不给分毫。到了十五世纪中叶，国内有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五艘运谷船，由十二万一千五百名官吏军役负责调度。由于这些运输兵难得有酬劳可领，就只好在谷船上私带货物牟利。总之，国库每一笔收入都在实收之前就预定好应收之数。甚至田赋尚未入库，应领该额的部门就被扣上已支销的帽子，毫无便通的余地。一旦发生水灾之类的事故，就必须以处理危机的方式另募专款。

此外，明代夸赞军人屯田自给的卫所制度的记录并不可信。按黄仁宇说，军人距离自给自足还远得很。明代记录所述的是理想，不是事实。军官根本没作记录，明朝史官则只顾要面子好看。整个的军人屯田制度只是一套未经筹备、调查、实验就拟出来的计划书。既未设置主控机关，管理也不严密。被迫进入军役的民户经常弃逃，兵士们没有固定的饷可领，只是偶尔拿到不定期的奖赏。这种制度不过是把军人再变回农人。军人的权势结构不振，是因为军方的饷给被削减了。军人们因此把自己的田出售或抵押，军中无饷可发的情形日甚一日，人数也因为逃兵而减少。边区需要补充兵额的地方，卫所数目降到了原有的十分之一。但是由于军人自给的这种不切实际的传奇一直存在，就不能废除或调整筹资的旧法。

再看通货制度，赶不上贸易成长的速度，也是失败的。起初，中央政府靠发行纸钞支持财政。明太祖却不明白，无限量发行纸钞会导致通货膨涨，只管拿纸钞当赏赐。到了一四二五年，纸钞只有其原值的四十至七十分之一。后来纸钞终于废而不用了。其间，政府一直禁止银两的使用。

中国的铜币是浇铸的而不是冲压的，所以每一枚都需要以手工修边。明代铜币需求量虽然比宋代大得多，铸造量却远远少于宋代。政府的铸币机构经常是完全不发新币，只好由民间的伪造者来代劳了。后来铸币的职权转给了各省，但是省级铸币掺铅又造成币值降低，铜币供给量始终不符需要。中央政府对发币处理不善，导致伪币充斥，币值从原来的一千钱兑一两银子，降到了六千钱兑一两银子。总之，正当贸易成长扩大通货需求之时，明朝政府却拿不出恰当的币制配合，是大大失策。

十六世纪时，对外贸易成长导致银的输入，虽然时有间断，但输入量很大，主要来自日本和（经多条不同路径转来的）美洲大陆。因此，中国原来的商品经济变得货币化了，纳谷与徭役在后来改行的「一条鞭法」之下渐渐合并，全部改为纳银。地方居民按里甲制必须负担的丁粮，渐渐并入田赋折算。需服差役的时候，财力负担得起的人不必去做修路之类的公共工程，可以出钱雇人代做。

不幸的是，从日本和美洲流入的白银并未带给中国白银通货。铜钱和银子一并通用，形成类似复本位的制度。人们日常交易都用铜钱，即便政府不能不贬它的值。拿白银来铸币以维持通货稳定是不可能的，因为明朝政府从未有过铸银币的打算。用一块块银子缴税并不是计划决定的，而是因为其它通货都不管用了，逼不得已才用银子。纯银块的流通非常不便，因为各地用的「两」，单位大小不同，甚至各行业各官署衙门也有不同。有时候，一个城市同时通行着二十种不同的银两，主要商品——如盐或棉布——各用各的银两，买卖外地的货物又要用别种银两。流通中的每锭银子还要秤，要验纯度。这些条件造成银两单位杂乱，兑换方式繁多，操作钱的人可以从中取利，而且可以支配想投资做计划生产事业的人。

财政体制结构似乎一直跟着明太祖力求节俭的意念走，因为他坚信营利本身就是邪恶的。经商的利益根本上就与社会国家的利益相冲突，因此必须竭尽可能予以遏止。同时，国家不可求「自富」，因为，依这个天真的观点看来，政府有所获利自然就意味着百姓有所损失。所以政府发展不出可能有的经济力，反而以政治上的控制力为治国的基础。结果明朝便始终不肯建设起运作财政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财政力量，甚至连投资做公共运输设施都不肯。在如此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不免就时常要征用百姓来服差役。

黄仁宇指出，大体上看，明代中国若有某一地区显示可能因企业或外贸而成长的趋势，政府不但不觉得应该给予支持，反而反对这种成长，因为它造成的不均衡「终久将危及全国的政治协调」。倒不如把所有的省分都压低在较落后地区的水平。

黄仁宇认为，宋元两代都比明朝老于世故，行政质量也都高于明朝。「唐、宋、元皆未实施过明朝这么僵化的财政结构」，也不像明朝给最高层政府官员这么少的业务责任。「明朝制度代表中国财政史上一个重大的突变。从此以后，政府财务的主要目的是要维持政治现状，不再表现出任何动态性质。」明朝面对航海世界的退缩，正是此一卓见所述情形的写照。

中国闭关自守

南宋和元代都眼见了中国在造船、航海科技，对日本及南亚、东南亚海陆贸易各方面向前大步跨进。到了一四〇〇年间，和中国有海上贸易的国家地区已经为人们所知有百年以上的时间，中国商人输出的货物有丝绸、瓷器、铜币等。明成祖五度北上远征蒙古的同时，命令大太监郑和循海上贸易的航路南下出使。郑和本姓马，是回教徒，父亲曾至麦加朝圣。他带领一批有能耐的太监，为执行皇帝派下的特殊任务而远征南洋。

郑和自一四〇五年至一六三三年间的七次航程都不是等闲之事。南京附近的造船厂，仅是在一四〇三到一四一九年间就造了两千艘船舰。其中包括近一百艘大型的「宝船」，船长在一千一百至一千二百多公尺之间，横宽在四百五十到将近五百公尺之间。据密尔斯（J．V．G．Mills，1970）估计，每艘宝船的排水量必在三千吨左右。这种有四至九根高达二百七十公尺桅杆的船，有十多个不透水的舱格，有艉柱舵，舱房可能多达五十个，可载四百五十至五百人。一四〇五年至一四〇七年的首航舰队大约共有三百一十七艘船，其中六十二艘是宝船（一五八八年的西班牙无敌舰队〔Armada〕不过是一三二艘船）。郑和率领从属太监七十人，医疗人员一百八十人，占星官五人，军官三百人，兵丁两万六千八百人。前三次出使航至印度，途中港市都曾停靠。第四次越过印度远抵荷姆兹（Hormuz）。后三次都到了非洲东岸各港，最远到达马林地（Malindi，在今肯亚东南附近）。而宋朝的瓷器和铜币早在郑和之前已经来到此地。远征船队的分遣部队还有额外的航程，有一支曾到达麦加。郑和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带着进贡的使节回中国，事后并且送这些外使返回其本国。虽然也有一些贸易活动，但主要还是进行与大约三十个国家的外交往来关系。郑和出使虽未摆出武力侵略架势，但亦曾数度用兵。

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这几次奉命出使与达加马（Vasco da Gama）或哥伦布的探险之旅的性质不同，航行的路线是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在非洲以东海上贸易的既定航线。第二，中国的远征为的是外交不是商业，当然更不是为了海上劫掠或殖民。郑和与各国互赠礼物，招徕进贡国，携回地理信息和科学上的新奇事物，如长颈鹿就被当作祥瑞之兽展览。第三点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一四三三年停止这种出洋远征之后就再没有后续了。而且兵部侍郎更于一四七九年将七次出使的记录数据销毁，中国的海外商业行动受到严格禁止，直到一五六七年才开放。航海时代在全球各地初现曙光的时候，明代中国本来已经遥遥领先他国，却不肯继续向前。欧洲人再花了将近五十年时间才摸索到起点上。一四三三年以后，再过了三十七年，葡萄牙人才到达西非海南端的黄金海岸。而哥伦布率领总吃水量四五〇吨的三桅船队伍出航，则是在一四九二年。

爱德华·德雷耶（Edward Dreyer）详述过中国这些伟大的航海行为如何受阻于儒生出身的大臣们，这些读书人理论上就反对贸易与对外接触。黄仁宇亦指出，明朝财政窘迫，无力担负这样耗费不赀的海上外交。例如，明朝于一四〇七年正式将安南划入版图，后来却因为安南作乱反明，朝廷苦厌兵事，不得不于一四三一年承认其为独立的藩属国。此外，明成祖为抵制科举出身的文官把持朝廷，在军事和安全方面任用太监，也引起京师官吏的妒忌。

到了十五世纪中叶，京师又面临蒙古势力再起与边境的骚扰。一四四九年间，一名专进谗言的大太监说动天子御驾亲征，结果被蒙古军俘虏。蒙古人要以明帝为条件进行交易谈判之时，明朝却迅速立了新帝。此后明朝便在蒙古人的威胁下渐渐束手无策。据阿瑟·华德伦（1990）研究，朝臣们曾有无休止的政策讨论，一面恐惧对蒙古人出兵，一面却又不肯允许蒙古人与中国贸易以减少其南下侵扰。一四七四年以后，以至十六世纪期间，明朝进行的长城修筑，留下了吾人现今所见的有几百个岗哨卡的万里长城。就军事用意而言，这是徒劳无功的，但是却表达了中国长期受外患折磨的心态。

造船只限于小型船舰以后，明朝海上势力渐衰，替中国南海上的海盗打开了壮大之门。这些海盗名为「倭寇」——日本人，实际上大多是中国人。明朝非但不以武力反攻，反而强制执行了使自己蒙受重大损失的海岸闭关，目的要使海盗因补给枯竭而退，结果仍是徒劳一场。这套国防政策还包括限制外贸，规定所有外来商贸都要装成进贡的模样。据撤拉辛·维拉蒲（Sarasin Viraphol，1977）所述，中泰商人运售的暹罗稻米必须做出与进贡使团相关的样子输入。进贡制在明朝达到高峰，但是这种自卫形态意味着的不是势强而是衰弱。

总之，反商主义与恐外症（xenophobia）占了上风，中国自此退出了世界舞台。武人势衰了，大局由文官主控。逢到昏君当朝的时候，替皇帝查案、问刑的太监势力就会构成太监独裁，以恐怖手段压制文官。明代中国手握海上扩张的优势条件，却被保守的理学儒士掐死，简直就像是故意错过近代科技与经济发展的这班船。

这个贬抑的评价来自二十世纪末，正当科技与经济成长在全世界的各个生活层面都造成无数混乱，却还找不出可以将人类文明毁灭延缓的秩序原则之际。明朝独立而自足式的经济成长，以及其相对的平静安乐，也许终将受到历史学者的推崇，在我们看来是失败之处，或许别人看来是某种成功。

朋党政治

政治家兼哲学家的王阳明（一四七二～一五二九），在士人的思想领域中博得了许多追随者，启发读书人走向理学的一个新趋势。王阳明是大学者也是文韬武略兼备的大臣，曾平定宁王之乱，致力于利用乡约建设地方小区。而乡约正是最接近儒家尚古风的一个制度。在哲学思想上，王阳明继承的是与朱熹同期的陆象山的学说，比较不讲究躬行实践，而是侧重致良知的内在德行修养。他认为本原世界是一整体，既在人心之外，也在人心之内。因此，人应当让致得的良知导引自己的行为。这种说法带有佛家的弦外之音。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按威勒·彼得逊（Willard Peterson，1979）解释，其实是要求「道德知识与社会行为的统一」。阳明学说在日本和中国同样有深远的影响。

明亡以后，清朝后来的批评者攻讦阳明学说太抽象、被动、唯我。因而促成一种观念：明代学术思想培养了理直气壮贬低实用工技的态度。朱熹和王阳明两家理学正统，都教导明朝的为官者肯定合乎道德的言行为治国的根本，却将科技视为匠人与等而下之者的事。

道德问题随即提供对立朝臣党派相互抨击的题目。而朝中派系之争也激起大臣们的道德说教，批评皇帝偏离正道，与奸宦斗争。派系倾轧最严重的事例多发生在明神宗万历的四十八年间（一五七三～一六二〇）。

神宗在位的最初十年中，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励行严改，也累积了中央国库的资本。只要神宗支持，他便不怕得罪人，拿坐领干薪的冗官开刀。他的目标不在变法革制，而是要建全国家财政。不过，他的做风直来直往，蔑视因循的常俗，死后遭到弹劾抄家。

神宗皇帝听怕了大臣们的说教与相互攻击，索性不上朝了。后来更使出阻碍或不理朝政的报复手段，连续多年不见大臣、不批奏章。他也不肯任派应该补缺的官，以致中央政府里的人员都不足。总而言之，神宗想扔开当皇帝的职责，却竭力搜刮饱入私囊。若就皇帝为国政运转主轴的角色而论，他这样和朝臣做对的行径不但是一塌糊涂，而且是叛国。

明神宗的一意胡为，加上掌大权的宦官贪污，激起长江下游诸省的另一个层次的党争。这个区域不论上缴田赋的分量或入朝为官的人数都超出了土地面积比例。就在无锡附近的东林书院，改革运动兴起。一群清高的儒士因为以道德为首要关注，对大小官吏都发出有成见的抨击。政府的实际问题他们看不见，只顾鼓吹儒家名教为绝对的准则，对他们要攻击的靶子发出责难。很难说是那一边比较有理，因为争论重心是道德问题和人身攻击，涉及实际行政问题的很少。一六二〇年代，神宗死后当权的太监（魏忠贤）以惨暴手段倾陷东林党，但仍有一些幸存者后来留下对他不利的最终定论。正当明朝极需要有力的领导之时，明末的党争却造成决策分裂与朝廷停顿。

十七世纪初期，荷兰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加上本来已在推展中的葡萄牙与西班牙的贸易，都在响应日本与中国商人及官吏的行动，形成活络的国际贸易。在中国内部，大规模的陶瓷、丝绸、棉布生产，伴随着盐谷贸易广布、都市增多、从事地区间贸易而更富裕的商人阶级的扩大，同时发展。白银流入中国乃是促成这种成长的唯一因素，有些历史学者认为明末的文学艺术成就，以及都市生活发展，乃是社会、文化、经济各方面将出现活泼有力新生的前兆。但是，商业活动和西方接触却带来巅覆政治秩序的威胁。十七世纪初的日本便是以断然的态度，对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关闭了自己的门户。在中国，新起的朝代取代了明朝，却继承了明朝对外贸和西方接触的焦虑不安。中国明末的新生之望，似乎已经消磨得没有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似乎认为“明代的政府”是由朱元璋的丑陋人格（我称之为猪猿獐）决定了的，殊不知猪皇帝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并由他的逆子朱棣逆袭成功、夺取最高权力，似乎无法用一系列偶然性来解释——这里的关键在于“元明清结构”正是“秦两汉”结构的周期复现。而“碰巧”西汉与明朝的皇帝都是流氓出身，正如东汉和清朝的皇帝都是地方小贵族出身。朱元璋教条主义是假，暴力专断是真——“中国明末的新生之望”，则纯属马列主义的胡说八道。这正如虽然佛教在东汉初年已经传入中国，但要发挥关键作用，还要经历一个朝代，到了魏晋才有可能。基督教也是如此，虽在明末传入中国，但要发挥关键作用，还要经历一个朝代，过了鸦片战争才有可能。】

【【第七章 清朝治世】】

满清灭明

满清于一六四四年灭了明朝，再次证明从外面接收中国，比从内部做起来容易，因为必备的文武合一的条件，在长城以外比在长城以内容易办到。地理因素是其中的关键。十六世纪时的满洲只有最南端的沈阳以下地区是按汉人的密集耕作方式开垦的。明朝认定这个地区是边境，并不只设民政单位，而是将其编为军事区。明朝在战略要地设置世袭的卫所编制，与农业地区的民政单位是分籍的，藉此既可以对外族侵犯构成缓冲，又可以遏阻地方官谋反的意图。明朝政府很清楚，隔着长城入海口的山海关与华北相连的满洲南部，是随时可能失去的领土。

满人在壮大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位居边境上的优势，既学会了中国习俗，又不完全受中国的管制。建国的清太祖努尔哈赤（一五五九～一六二六）本是满洲南部农业盆地东边一个部的领袖。受他统御的人各族的都有，但主要是曾于十二世纪在华北建立金朝的半游牧女真族的后裔。努尔哈赤与成吉思汗一样，将毗邻的各部归于自己的指挥之下，于十七世纪初建立后金朝，以沈阳为都城。继承他王位的皇太极是极有才干之人，向东征服了朝鲜，往西又与内蒙的蒙古人结盟。一六三六年以满为族名，建国号大清。同时用已发展成功的满文翻译了一些中国经典古籍。

到了一六四四年，满人已经数度侵入华北，但尚未能够灭明。明朝早已愈来愈弱，到处都有流寇作乱。李自成的人马在西北各地洗劫之外，还进入四川与长江流域。后来他得到读书人为谋士，开始组织起王朝政府的架构。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入据北京，随时可以建朝称帝，但是他能以武力打下江山，却无法用制度予以巩固。

这时候，华北和西北的明朝武将已经对朝中争执不休的文臣们——大多是长江下游籍贯者——感到彻底不满了。这些出身东南省份，有地产家族的子弟都是考场上的能手，所以占了朝中一大半的位置，但是他们无甚军事知识。精于兵战的明朝武将们晓得清军的攻击力多么强悍，因此，虽然明军数量大于清军，他们却希望能借清军的战力到关内一用。所以，总兵吴三桂和一些同僚便欢迎原来一直被他们挡在关外的清军进入华北，以便帮忙制服据在北京的乱军。但是清军一旦入关，就要进行接收了。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1985）与琳·史特鲁福（Lynn Struve，1984）有关这个动乱时期的研究，强调长江下游地主家族和华北的明朝武将受着截然不同的心态驱策。而满人便在这种差异之间找到缝隙。清军一扫击溃北方的流寇乱军后，长驱直入长江下游心脏地带。他们利用了儒家礼教和先例，也展示了大清狠起来能残酷到什么地步。如「扬州十日」的屠城，就是向邻近各地发出的一个威吓警讯。明朝文官武将都面临了不降即死的绝境。一六二一年间，明朝一名文官的妻子得知丈夫被俘，以为他必定宁死不降，就带领四十二名仆婢亲族集体自杀以殉。不过她那比较务实的丈夫认为天命已不在明，所以降了大清。到了一六七七年，这位降臣的孙子在清朝为官，因为不肯投降反清的叛军而遭杀害，他的妻子又带领三十八名家人「在一夜之间」自杀以殉。有了汉人官吏（以及他们的妻眷）这样尽忠，满清得以统治中国。有些明朝官吏选择一死，也有一些做了清的高官，使接收过程更和缓平顺一些。

清军虽于一六四四年攻下北京，但经历整整一代，统一大业仍未完成。包括吴三桂在内的明朝三名降将在华南和西南地区获封为藩王，各自拥兵而成一股势力。一六七三年间，三藩叛变，占领了南方各省的大部。刚主政不久的年轻皇帝康熙耗了八年时间才平定三藩，其间他以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为基地，是致胜的要素，而臣民向清效忠之心也是一个要素。毕竟，吴三桂是个双重叛臣，一次叛明，一次叛清。

汉胡共治的效率很快就获得证实。明末败亡主要应归因于流寇，尤其是张献忠的一支，其杀戮曾导致四川人口大幅下降。张献忠和竞争对手李自成都曾试图拉拢读书人来帮忙建立朝廷政权，但两人都未成功，也均以败寇收场。满清能成大业而汉人流寇未能成事，根本原因在于满人建立了政治性的体制。

制度之调适

半游牧起家的满人的首要之务是：如何从部落政治的状态进一步发展。早在一六〇一年间，他们已开始在自己的版图内设置统一的行政单位，并且将可作战的兵力纳入平行的八旗之下，各以不同色式的旗帜代表。满洲八旗都划分有自属的土地，但这些土地是分散的，所以八旗并未成为地域性的单元。归顺满人的蒙古人和汉人也按此编制分属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这二十四旗都是直属清帝指挥的战力。

帕梅拉·柯若斯里（Pamela Crossley，1990）将这种建制追溯到突厥蒙古的世袭军役制度。清帝对八旗军的关系不是儒家式的父与子，而是游牧风格的主与奴。战时八旗军可以享用战利品，平时则有钱和米粮可领。军士们珍视这种高度仪式化的奴隶身分，因为这是「他们对朝廷重要地位与密切关系的象征」。这种身分要求他们最高度的忠诚。注意这个事实：十五万（登于籍册的不过十六万九千）所向无敌的旗军就灭了明朝。即便还有汉奸帮忙，仍是十分惊人的。

旗军组织号称是三族共组的，但一六四八年的阵容中，汉人占了四分之三，蒙古人占百分之八，满人只占百分之十六。到了一七二三年间，满人的比例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三，但距离总数的三分之一还远得很。总之，与太监相较，旗军（以及汉人奴才）做为皇帝倚重的侍从和内廷助手，要强得多了。也们形成一个可以从中拔擢文官人选的人才储备库。努尔哈赤派自己的诸子率领八旗，但统率权要受国务大会的中央控制。如此，最初君主与各部领袖和族人之间的人与人的关系便制度化了。

满人扩大政治格局的最后一步，和金朝、元朝的前例一样，是接过儒家的术语、形式、观念来，照着该运用它们的方式用它们——支撑并持续政治权威。清初的皇帝们提倡研读四书五经与敬拜祖先，制定祭孔之礼，宣讲并书写「圣谕」（三百年后日本人也在满洲国如法炮制），颂扬儒家德行，并且接受了天子以德服人的观念。

满清入主中国前的十多年间，已经在沈阳组织了仿照汉人模式的行政体制，设有明朝的六部等重要官制，分别任用了满、蒙、汉族的官员。等到进入华北领受天命之时，已经有了充分准备，可以按汉人的方式来统治，同时仍不失其满族本色。

有几个环境条件是有利的。第一，满清不像蒙古那样还有西边大片帝国版图要顾及，所以不致于在处理首要的中国事务上分心。再者，他们来自满洲南部边境，不是像蒙古那样的大草原，不必跨越牧草场与农耕地之间的文化鸿沟。由于清初有两位英明的皇帝各在位长达六十年，使得清初一百十三年间的三朝——康熙（一六六二～一七二二）、雍正（一七二二～一七三六》、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六）——打下强固的行政领导基础。三位皇帝都勤政爱民，通常都是每天黎明就接见大臣。三人都曾精读经典古籍，维持精干的躬亲统治。

满人为保持其宗室的活力与根本而实行的策略，是颇有趣的研究题材。如皇帝到内蒙去避暑的时候，要骑马、狩猎、射箭，呈现出一个很不符儒家模式的强健体魄典范。此外，清朝不准汉人出关垦殖，将满洲北部维持成汉人农耕经济之外的一个狩猎领域。为阻止汉人从满洲南部向北移入，又筑了数百公里长的柳条边，以标示汉人不得踰越的界限。满洲则另组一个满人的军政府。因此，汉人地界以北的满洲直到十八世纪末期都是一个人口稀少的空旷地区，很令俄国人和日本人垂涎。

满人也以维持血统纯正的方式来保存传统。满汉禁止通婚，两族各保有其不同的习俗，例如满族妇女就是不缠足的（见第八章）。满人不从商不做苦力劳工。满人的宗族组织则利用萨满教（Shamanism）的系统保存下来。

满清在中国的战略要地驻防八旗军，以掌握军事控制。唯一被认可的汉人军种乃是各省的乡勇，但这种军队主要是在关卡上维持治安或逮捕盗匪，并没有受过军事攻击的训练。

清初几位皇帝给宗室亲王俸给钱财，但不允许他们在地方坐大，以巩固其领导地位。宗室都留在北京城内，无权过问政事。鉴于明朝的皇后太监干政导致宫中阴谋纷争不断，清朝一直到一八六〇年以前都避免让后宫主政。

在文官行政方面，清朝采用满汉双任的制度，内阁大员满汉各半。史景迁（Jonathan Spence，1990）曾指出，起初的策略是起用满洲南部亲近清朝的汉人，这些人大多已编属汉军八旗或是家臣包衣，是必须依靠满清效忠满清的。后来的策略改为任用有才干的汉人办事，再由满人从旁监督。京城里的满人多于汉人，到了各省里，汉人官吏的数目远多于满人。为了要引来最有才有能的汉人，清朝特别做到让科举制度以最具威信、最有效率的形态继续运作。

共同统治（synarchy）的策略用得彻底。不仅是蒙古人汉人都编入八旗制，连京里的六部都是采双首长制，满汉尚书各一人，地方总督、巡抚也是满汉并行。常见的情形是，由一位满人总督兼辖两省，而两省总揽民军政的巡抚为汉人。这些高官都是直接上奏皇帝，各省内的机关则是将例行报告呈交六部。督察院所属的十五个各地及京城内的御史，负责纠察弹劾大小官吏，也可以直接上奏折进谏皇帝（但此例不常见）。

清朝皇帝的控制手段之一是保存满洲语言文字，并按契丹、女真人、蒙古人的先例，用满文编写文献数据，这些数据通常汉人官吏是无法取得的。最重要的还有内务府，其中包含财务库房，府内职员都由旗下属人包衣担任。这个与京城正规部处并列的隐密的政府阶层从土地、独占贸易（包括东北的人参）、海关（包括广州贸易在内）、盐税、织造、借贷、罚金、贡品各方面获取大量收入，使皇帝能在贸易工商成长上有利可得。内务府初设是为了不让宦官有经手的机会，以杜绝防不胜防的宦官贪污。但时日一久，内务府自己也腐败起来。不过，清朝皇帝用这个法子确实可以直接控制庞大资源而不让官吏染指。

在内亚细亚，清政府的第一步策略是，按明朝的方式将蒙古人分编为盟，各有其放牧的草场。如此一来，蒙古人被固定、分离，再也不可能集合统一于另一个成吉思汗之下了。清朝支持西藏的喇嘛黄教，这一教派已传入蒙古，以拉萨为其中心，这些涉及内亚细亚的事务都归理藩院主管，但是从邻近的越南、朝鲜以及外国经海路而来的贡使事务仍由礼部主管。

满清无意进行社会革命，抗清者格杀勿论，汉人士大夫家族肯接受清朝统治者，则可确保其社会地位。汉人表示顺或逆的最明显证据即是男子的薙发——将额顶剃光，后脑的长发束成辫子。清朝也必须接下明朝遗留的缺憾，如只征收总生产额百分之五的税率造成的财库衰弱，反商主义，市面流通多种不同兑换单位的纯银锭。发源于内亚细亚的满人和明朝一样，对海上贸易等关系也不感兴趣。

雍正皇帝自一七二二年至一七三六年在位期间，以有效的改革来加强行政系统。第一项改革就是税收。他发现，许多地主利用关系和衙门书吏串通，用狡计花招减轻自己应纳的税额，把税赋的负担转到一般农民身上。这种情形又以富庶的长江下游各省最多。按玛德莲·泽林（Madeleine Zelin，1984）记述，雍正时的税务人员要收地主士大夫家族的税赋时，往往无功而返。依照一项改革，累积的小额附加税，改代以按照相当低的基本田赋抽取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一笔「耗羡」。各省将这笔税收的部分付给高阶官吏，以为「养廉」之资。但是，利用私人关系在仕途谋进已经根深蒂固于整个政府结构之中，已不可能祓除。甚至到了今天仍有这个问题存在。

雍正一朝又以广用「亲呈御览」的奏折的方式，避免官僚的例行公事阻碍效率。这种允许地方督抚直接上奏皇帝的制度始于康熙时期，皇帝批阅之后再将奏折发还，这种打小报告的举措使皇帝在整个臣僚系统中部布下耳目。一七二九年间，雍正皇帝又设置了军机处，由军机大臣处理紧急事务。后来却变成总揽内阁实权的内廷机构，外国人称之为Grand Council（最高政务会）。

军机处是内廷决策的一个非常有效率的单位，主要原因在于不拘于形式。军机大臣大约为七人，包括汉、满、蒙各籍的大学士、尚书、侍郎等高官。大臣们也在外廷任职，军机处里的事务则密不外泄。军机大臣以下有三十二名军机章京，都是前途看好的青年才俊。

碧翠丝·巴特利（Beatrice S.Bartlett，1991）亦指出，军机处建立自己的机密档案，其中包括大臣的密奏，许多重要文件都是以满文缮写的。军机处里的文书工作大多由最效忠皇帝的八旗子弟担任（绝大多数为汉军八旗）。

耶稣会教士始末

十七世纪前半期明清两朝交替之际，也是欧洲人从海上航抵东亚之时。传教士循着贸易航线随后而来。中国与欧洲的第一次接触成果丰硕异常，因为前来的耶稣会教士都是饱学之士，可以用彼此都是知识分子的态度和中国这些做官的读书人交往。一六〇一年间，意大利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便获准长住北京，并且以西方学者的身分领皇家俸禄。继他之后的人也都在钦天监任职，负责编制官历。耶稣会教士能顺利成功，除了因为善用天文、地图绘制、欧洲钟表机械、记忆锻炼术等等新奇知识，以吸引中国读书人的兴趣，还使用了聪明的「迁就通融」策略。例如，他们接受了早期儒家的古代伦理，只抨击佛教和理学思想。认为中国天主教徒的敬祖行为是「世俗（非宗教）的仪式」（civil ritc），和天主教信仰并不冲突。

耶稣会在欧洲是受到多面攻击的一个教派。不久，托钵守贫的多明我修会教士（Dominicans）与方济各修会教士（Franciscans）从西班牙属地菲律宾来到中国，以平民百姓为传教对象，并且驳斥以士大夫阶级为主要对象的耶稣会教士。教会争端提交教皇仲裁后，教皇派了两名特使向清朝皇帝说明，宗教事务中教皇有至高无上的职权。耶稣会教士后来又涉入清朝宫廷政治。结果，皇帝于一七二四年指天主教为异端而予以勒禁，耶稣会教士则只准在北京城内停留。

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自毁事例，已是广为人知的故事了，正如利玛窦当初成功的故事一样著名。史景迁（1984）对于后者有极鲜明的详述。耶稣会教士除了翻译宗教著作之外，还用中文出版了欧基利德几何学等上百种西方科学工技文献。这些译作在中国造成的影响，尚有待更深入的探讨。但是，耶稣会在中国的这个文化前哨以及其达成的（与未达成的）思想交流，均有无庸置疑的重要意义。

至于中国对于十八世纪欧洲的影响，一般是循两条主线进行研究。一是哲学界研究的中国政治思想，另一者是在园艺、宝塔建筑、家具、陶艺等事物上流行的「中国装饰风格」研究。中国透过耶稣会教士对欧洲造成的冲击，其实是极大的一个研究领域。

清朝对内亚细亚的控制

清朝在十八世纪的强盛，亦可见于在内亚细亚的势力扩张，特别是在蒙古、西藏、东土耳其斯坦（Chincse Turkestan）三地。东土耳其斯坦的辽阔地区包括天山以北的伊犁草原，以及以南的喀什噶尔沙漠与绿洲。

既然帝国周边的土地不划入版图就等于舍弃，清朝在十七世纪时便开始制止俄罗斯皮货商人和探险者越过西伯利亚进入满洲北方的黑龙江流域。由于水上运输已开发，清军可以大举北上，镇吓住西伯利亚补给线末端上为数甚少的俄罗斯人。结果，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翻译并拟稿之后，于一六八一年签下多种语文写成的重要的尼布楚条约。加上一七二七年的另一条约，确定了中俄边界，让一支俄罗斯的传教团在北京安静地做工作，还许可很少量的俄罗斯商队贸易活动进入北京。

在满洲以西的蒙古，各部的人都在清朝行政组织法的控制之下，宗教上则共尊黄教在西藏拉萨的达赖喇嘛为领袖。因此故，西藏成为控制蒙古的一个关键，所以清军便在拉萨驻守。清朝皇帝和十三世纪的元世祖忽必烈一样，利用宗教达成政治目的：让俄罗斯的东正教管理北京的俄罗斯人，天主教在朝廷里促成与欧洲的接触，黄派喇嘛教治理西藏和蒙古。

但是，在西边更远处还有东土耳其斯坦是大清边境一个不安定的地带。这儿的蒙古部族在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初期渐渐变成一支好征战的扩张势力，威胁到清朝君临蒙古的地位。因此，清军一连数次沿着汉唐前人留下的路往西远征，终于在一七五〇年代制服了漠西蒙古各部。

与其它征服者没有两样的，清朝也觉得有必要再把毗邻的天山以南喀什噶尔绿洲一并归入版图。在这儿却遇上更难克服的另一个宗教社群——伊斯兰教。喀什噶尔的百姓一般都是按伊斯兰年历生活息作，其宗教的、教育的、文化的生活无一不受宗教领袖的左右。清朝于一七五〇年代平定天山南路后，任派当地的部族首领为城长以治理回民。城长都是穆斯林，所以法律事件都按伊斯兰法规处理。北京的清帝在征收税赋——尤其是贸易税——之余，也设法维持秩序不乱。但是御用的儒家礼教莫奈其何，充其量是偶尔对这自成一格的伊斯兰秩序表示笼络之意。

清朝便在其全盛时期画下了远比明朝广阔的帝国版图。简言之，内亚细亚现在已归于北京的清帝统治之下，而清帝之所以成此功业，部分原因在于满族自己也发源于内亚细亚，其意识形态是可以变通的。清朝在内亚细亚的霸权自一七五五年起展开一个新纪元，务农的中国和大草原的部族开始无休止的交互影响。中国是游牧部族需要的谷物、丝绸等物的「日用商品铺」。汉人和内亚细亚各族构成了一个地缘政治的小区（geopolitcal）。到头来，二十世纪的中国在内亚细亚将有自己的版本的殖民帝国等待处理。

明末到一八〇〇年前后的这个时期里，满清不断表现出创造力，但是环境中的问题也正在扩大。我们看见清朝终于在一七五〇年代征服漠西蒙古，整合了清朝在亚洲大陆上对蒙古、中亚、西藏的统治。同时也必须看到西方的大环境。英法两帝国在一七五〇年代的「七年战争」之缠斗，给英国赢得加拿大和印度两地，以供其海上势力的经营。所以，清朝取得中亚干燥不毛地区中贫瘠的南旅之路的控制权之际，英国开始从整体看来更高的势力层次上，征服海洋世界了。

整合政治与文化的企图

为达致保住政权的首要目的，清朝皇帝必须先办成两件任务，一是维持御用儒学的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二是保全外族君主的权威。这两件事有重迭之处，但并不是同一回事。后来便可明显看出，满族统治被历史陷入了反对中国有民族主义的困境，而民族主义显然正成为世界其它各国之中的一个主要动力。

第一件任务——儒术统治——是要在相互依赖中把统治与中国文化整合。其政治意义十分明确：以武力征战建立的王朝权势被人们的需要所认可，需要的即是在一个无异议的统治者之下的统一状态。这种统一状态又被对秩序的需要认可，而秩序来自礼教与端正的行为，旁边还要有惩戒力以备不时之用。

在现今传播媒体的环境中，一般百姓在讯号供应超出需要的情况下直接观看到事情发生，不大容易体会古时候仪式典礼的重要。治理帝制中国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是，社会各阶层要实行恰如其分的礼仪。儿子对父亲谦恭有礼，一如父亲也会对皇帝和大官谦恭有礼，因为群居社会秩序的本质就在阶级关系分明。依理想，恰当的举止乃是内心价值观的具体化；即便内心并无感受，外表举止合仪也可以做好与他人共同认可的形式上约束。如此一来，表面上的和谐便可确保实际上的和谐。如韩书瑞（Susan Naquin）与饶懿伦（Evelyn Rawski）所说（1987）：「伦理规范和恰当的礼仪若不被遵循，可能引发在国家里、社会里、家庭里，以致个人身上的乱象。提倡秩序防止『乱』的发生，是中国社会上下一致的心愿。」

皇帝乃是重要的促进秩序的人。他的地位要用各种各样的行动在众人跟前得到肯定与加强，最起码的就是每天问候母亲的起居，做好敬拜祖先的仪式。儒术政府的另一个力量来源是，时时刻刻追求被统治的人民给予道德上的赞许。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扶持拥护宋明理学的典籍与教诲；也得维持标明季节呈现天人关系的各种仪礼；还得每天表现统治者堪为全民表率的行为，因为，按理想，这种行为表示他有德，故可以德服众。统治者的行动中有许多是以为民谋福为宗旨的，例如为整治洪水而筑提堰，用常平谷仓贮粮以备赈济饥馑或歉收时贷粮。统治者并且要鼓励道德行为，办法是封赏年老而有德的人，尤其要旌表守节的寡妇。

与崇尚道德并行的，即是以严刑惩治做恶败德者——尤其是欺君犯上者——产生的阻吓力。对于作奸犯科者，甚而只是有可能作奸犯科者，法律的用途包括任意调查其家人与私下生活，以及用拷打逼供。有一种踝部的刑具可藉收紧的方式加压，使用的技术巧妙时，可以让受刑者的骨头变成糊状。假如主审官一时不能确定触犯了那一条法律，仍可以援引惩治「做了不应当做的」的律条，姑不论不应当做的是什么。

赏罚为的是要使人们循规蹈矩。处罚犯法者的亲属乃是刑法惩治的一个常规。古时候的集体连坐法的实际意义即是：有关联就是有罪。

神权政治的中国尊皇帝为天子，不容许异端旁道侵犯。具策略意义的士大夫阶级是地方上的领导阶层，其中约有一百万人拥有科举初级的生员或监生资格，这个资格还不能做官，但是已有较高等的社会地位，而且有机会再考高一级的资格。在此之外，可能还有大约五百万受过一些经书教育的男子。在这些人的协助之下，新儒学士大夫视为己任的教化百姓的工作才得以进行。

我们可以举康熙皇帝于一六七〇年为维护善良风教而颁布的十六条圣谕为例。这每条均为七个字的圣谕所传递的，依维克多·麦尔（Victor Mair，见David Johnson等，1985）说，是「适用于一般百姓的儒家正统思想的基本要点」。一六七〇年以后，又相继有圣谕的评注、释义、改写出笼，汇成相当可观的一套文献。用口语白话写成经典古籍讲解的概念似乎始于元朝，在清朝以前就有明太祖的《教民六谕》。清朝的圣谕后来便用于乡约之中，这个最初由朱熹大力提倡的组织，在明清两代时继续挞伐离经叛道者，并且给正统之维护带上了宗教色彩。

在最穷困的少数民族偏远地区，地方官吏会端出圣谕来用土语吟诵。在宣讲圣谕的集会中，会有仪式、焚香、蜡烛、供鲜花，还有奏乐者，用鼓和板给吟诵者伴奏。有司仪会宣告会众何时下跪、鞠躬、叩首。地方官吏也可能做集会记录，把村民如何反应、其行为习性、冲突如何和解一一记入。十八世纪初叶时期，曾有每月宣讲圣谕雨次的政策。圣谕文句多因宣讲对象不同或用易懂的方言讲，或添加典故，或编上一些好记的短歌配合。

经过以上种种，雍正皇帝又在一七二四年颁发了圣谕的「增补训示」，全长将近一万字。皇帝的意思是要把圣谕解释得明白无误，但是这一套增补大多数人看不懂，于是大臣们又制订出白话的释义本。这个版本应宣读给民众听，不论他们听得懂北京话与否，再由一名会说方言的人讲解。在宣讲集会中，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安排坐在士大夫读书人后面，有茶可喝。一般百姓则必须「肃立恭听」。从明朝的六谕、康熙圣谕、雍正补述可以明显看出，驳斥非正统的意味愈来愈强。麦尔举了十种圣谕讲解为例，认为这都是「承担高层次文化的人有意而且存心想要塑造大众文化」的实例。但是，现在要谈论其成绩如何，仍然嫌早了。

皇帝发挥领导作用的另一个领域是民间信仰方面，特别是古时候著名人士的神化敬拜方面。最著名的民间信仰神祇即是三国时代蜀国武将出身的关羽（公元一六二～二二〇）。杜亚拉（1988）指出，关羽是民间无所不在的一位神，同时是忠义、财富、文教之神，守护寺庙，庇佑演员和秘密结社，而且是战争之神。许多社团因此以他为神秘象征。一六一四年间，明朝皇帝正式尊封他为关帝。一七二五年间，「关帝信仰受到朝廷有系统的控制」，在每县之内数以百计的关帝庙之中，选出受捐奉资金最丰厚的「列为官定的关帝庙」。到了一八五三年，清廷又将关帝的官方祭祀提高到和祭孔一样的水平。他被彻底儒家化，变成一个熟读孔孟之书的人；关帝于是成为英勇的庇护者、提供生计者、战士，他所效忠的又以合法的权威与既定的秩序为第一优先。杜亚拉的结论是，类似关帝崇拜的行为能发挥整合乡村于更大社会之中的功效。关帝在民间与朝廷中的许多象征性作用是可以相互补强的。

同样的，詹姆斯·华森（James L.Watson，见David Johnson等，1985）曾研究过：「政府认可的教派之倡导极有成效，到明清时代，地方性的神祇实际已被四、五个政府认可的神祇压倒了。一实例之一是天后妈祖，即渔民、航海者、海上贸商的守护神。她于公元第十世纪时，开始成为福建海岸地区的一个小神祇。起初她只是林氏家族一位关心出海者安全的女子，被乡人称为「林姑」。以后经过制定的官僚作业程序，渐渐纳入政府认可的诸神之中，其历程颇似天主教教会确认圣徒资格的情形。皇帝正式关注这位圣神对国家的贡献，自一一五六年起开始封赠尊衔。一二七八年间连元世祖忽必烈也加封。到一四〇九年，她被尊为保佑黎民的天妃。清朝皇帝为了要控制华南海岸，再提高妈祖的地位，终于在一七三七年封为天后。台湾也有有官方的与非官方的妈祖庙，好几个在福建有事业的商会是以妈祖为守护神，而专抢劫这些商人的海盗也以她为守护神。

地方上的大族开始敬拜妈祖为庇佑之神以后，她在官方与地方两个层次上都成为有效益的象征。地方士绅敬拜妈祖，就是在按政府认可的方式表现合作。妈祖变成结合中国文化主流的象征。妈祖信仰纳入了各种截然不同社会背景的信徒，这些信徒可能各有其不同的信仰角度，但政府只要能认可民众已经接纳的事物，便可更强固地与文化整合。

另一形态的整合等于是整体附从（integral subordination），是戴维·琼森（1985）称之为「优势结构」（Structure of dominance）的条件促成的。他所指的是，一般百姓若是佃农身分，极少能够摆脱与乡间地主的关系而自主，若是学徒身分，极少能摆脱与城市里雇主的关系而自主。这种依附较高权威者的意识，反映在平民百姓的文化活动上。民间文化的文字记录包罗甚广，有皇历、宗教经文等等。地方戏曲或其它剧种也属于民间文化，其演出与剧团组成多是在有市集的城里，也有的属于乡村或宗族子弟。无论是那一种类，整个民间文化中不容许表示异议的声音存在，若有的话也要尽全力予以扑灭。

政治体制与文化的整合支撑住清朝第二大任务的合法性，亦即前面说过的，巩固外族王朝的统治势力。驻防戍卫的满洲旗兵在同化中渐渐腐败而拮据，有许多不能用自己的农地维生，卖了土地也同时丧失生计，更有的娶了汉人女子。其间，满族的领导阶级仍以抓牢汉人士大夫的忠忱为要务。科举制造出来的士大夫阶级人数远超过可派给他们的官职空缺，为了不让这些人闲着，清朝皇帝积极奖励学术，赞助工程浩大的典籍整理编纂。这不仅仅是精明的机会主义，本质也是在履行朝廷的职责。汉、隋、唐、宋、明各朝都有皇帝大收内府藏书。明成祖更于一四〇九年编《永乐大典》，这部百科全书共有一万册，许多著作都被抄录编入。康熙皇帝时代编成了著名的《康熙字典》，以及一部共含五千零二十卷的百科大全。肯待·盖伊（1987）认为，这种编书计昼显示皇帝对于一切文宇著作有责任、有控制权，同时对于教育和所有读书人的思想也负有责任、有控制权。

清高宗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共促成大约六十种典籍问世。自一七七二年起的十年中，他进行汇集所有中国要籍，按经、史、子、集四类编辑成《四库全书》。经审阅一〇、八六九种书之后，选中三、六九七册扩入其中。这样大部头的书根本不能印，总共只修成七部，共三六、五〇〇卷，是用人力抄录的。印制的目录就长达四、四九〇页（不堪评阅书籍泛滥的普立兹奖委员会应该鼓起精神来了）。整个编纂计划是由提倡考证学的人士主导的。

盖伊指出，各种笺释疏证由非官方的学者——包括考证学界保守的「宋学」派与较大胆的「汉学」派——整理研究之后，负责编纂的官僚们才在家长般的独裁皇帝监督之下进行编辑。皇帝如此参与的过程，也是支撑其合法性的一个条件，因为这证明皇帝在尽自己的职分。中国皇帝「在学术与知识生活上的特权，大不同于我们在西方所熟悉的一套」。他们「不但是政治领袖，也是贤明的智者，是经书古籍的总管」。我们不妨说，这个道理自商代起就留存在中国政治体制之中了。

清朝廷逐渐利用其庞大的藏书为工具，进行文字查禁。虽然盖伊认为，编书最初的目的并不像西方学者假设的，是要查禁书刊。不过清廷确实曾积极扫荡对异族统治者不利的言论。在搜集各类书籍珍本的同时，编纂官员也找出一切有违官方正统的言论予以销毁。搜集过程中，常需以高价购得珍本，甚至挨家挨户搜购。查禁的书种包括有关军事或边关事务的论着，有贬谪夷狄胡人的字眼者，尤其是赞扬明朝者。遭查禁的书总共大约有二、三二〇种。文字狱使涉入编书工作的数千读书人和文官都更加谨慎。有一个名叫王锡侯的人编了《字贯》批评《康熙字典》的内容，还把清朝皇帝的名讳刊印其中，犯了欺君之罪。王钖侯本人被处死之外，其二十一名家人变成了奴隶，赞助他出版字典的江西巡抚也惹上杀身之祸。

外族专制统治的代价实在就是无休止的警戒。孔斐力（Philip Kuhn，1990）的研究指出，一七六八年间，乾隆皇帝必须应付盛传的妖术引起的恐慌。据传说，此种妖法是以剪掉男子的发辫摄取其灵魂，民间百姓莫不恐惧被摄魂。不久，皇帝觉察，对于象征效忠清朝的薙发而言，剪辫行为含有煽动反叛的意味。于是皇帝严令搜查罪证，结果建起大量审讯记录档案，因为只要以严刑拷打，贫苦的和尚乞丐什么话都肯招供。后来经过军机处详细审查，才发现逼供得来的「证词」全是无中生有。

皇帝对于最细微的反叛迹象如此敏感，甚至在清朝全盛时期也不例外。颇令人怀疑，满清在避免自己被同化与促进汉人效忠这两件事上究竟成功了多少分？这提出的是一个未解答的问题：迟至一九一一年，难道不是为了巩固朝廷势力才出现阻止中国进步的顽固保守主义吗？

同样的问题也可以对做官的读书人阶级发出。狄百瑞（1991）在叙述「儒家思想的毛病」的时候明白提示过，儒家读书人与政府势力面对面时是无力自卫的。读书人没有自己的势力基础，除非也们保持对君主的忠忱，或是加入志趣相投的同侪党系。

十七世纪的批评者眼见明末的败乱，但没有质疑君主独裁的理论依据，便重新提倡封建观念：例如，不固守回避的原则，让县官在本籍长期任职，壮大其实力，以压制舞弊的衙门书吏和地方士大夫家族。这种政策能给县令更强的动机、更多机会来整顿地方。但是清朝不能冒培养地方势力的险，所以，只有零星少数人说了真心话，大多数读书人都发现附和朝廷之议是万全之策。批评的态度看来可能会像异端。甚至批评朝廷最犀利的人士——如十七世纪的黄宗羲，也认为应当由一位有德之君来执行国家的最高权力。一八二〇年以后的知识界因为缺乏和西方书籍或思想的接触，一直以理学家确立的秩序为依归。

整体看来，清朝中叶文明盛世的都市生活与知识界文化细末并不太受政府干预。但是某些地区却显示，政府的经济活动时常大有可观之处。如景德镇的官窑雇用了大约十万人役，两、三百座窑房夜间仍是火光通明。在十七世纪晚期，每年都有几百万件瓷器出口至欧洲。苏州的内府织造也不逊色，一六八五年间共有八百架织机，工人二、三三〇名。商业发展和企商私有化一样快速前进。十八世纪那些有上百架织机的工坊曾被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呼为「资本主义之芽」。若不是被西方帝国主义打断，这个基础原可使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在此时，商人阶级的地位渐渐突显了。一八〇〇年以前，北京有大约二十三个招待各省商人的同乡会馆；到一八七五年，同乡会馆增为三百八十七处。可列举的明显商业成长实例还多得很。

韩书瑞和饶懿伦（1987）纵观十八世纪中国大区域（macroregions）的研究，一开始就指出，中国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Enlightenment）的名声甚佳，到十九世纪有更近的接触时才遭贬低。早先的欧洲观察者大都「对中国的精进成熟与壮丽卓越倾倒不已」。康熙皇帝在一六八〇年代巩固清朝统治以后的一百二十年间是极蓬勃有力的时代，中国的版图扩张到最广的范围，这也是承接晚期已展开的经济成长与社会变革之后的另一波多面发展的一个部分。欧洲启蒙时代的专家学者对中国的辉煌成绩感到赞佩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我们问，这种辉煌成绩是否就等同十八世纪中国的「繁荣富足」？那么我们就要落入整体性一概而论的陷阱了。核心区域有新的开发活力所含的意义是未来发展潜力方面的，并不是全国各地现有状况的。我们晓得，国民生产毛额（GNP）是把百万富翁和乞丐加起来平均的，所以往往可以在统一数字上表示某个国家富裕，而事实上该国还有很多人是赤贫的。若打算以近代以前的时代作一番有意义的归纳概论，更是难办了。韩书瑞和饶懿伦特别提醒，「对于拿一个个国家作的一概而论表示不耐烦，是很重要的」。在没有人口普查和贸易统计数字的情况下，从盛清时期地方县志和地方档案记录研究地方史，虽然大有可为，却是辛苦的。

既然有沿袭已久的习俗制度当前，可以先从比较近代初期中国与欧洲的角度提出假设：在中国，帝制时代晚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其说是变革，不如说是延续。十八世纪的中国在面积、活动、进步成熟等方面都比得上欧洲，但中国已处于八百年前北宋时代已展开的高度文明进步的末期，启蒙时代的欧洲却正踏入世界史的一个崭新阶段。或可换个方式来说，中国若有新的发展，也只能在君主专制与士大夫社会的旧有基质之中进行。这个政治社会基质在整个十九世纪里仍将居于主导。下文将详论之。

【谢选骏指出：清朝不是什么治世，而是假装复古的僵尸。这一点连到热河觐见乾隆的英国使节都看出来了。而一百多年后的费正清却仿佛是一个睁眼瞎——他以一个外来侵略者的心态，把清朝说成是“治世”——这是他没有给予过（清朝前后的）明朝和民国的桂冠。因此他也闭口不谈满洲人的禽兽行为。因为这和欧洲人在美洲干下的恶行，就算小巫了。事实上，正如我所看到的，如果没有清朝这个外来政权的百般压制，中国应对西方的挑战就会简单得多——例如，清亡之后的百年与比清亡之前的百年，做一个对比，就一目了然了。】

（另起一页）

【【第二卷】】

【【帝制中国的晚期（1600—1911）】】

公元一六〇〇年至一九一一年间的帝制中国晚期内，人口增加了一倍——如果事实上不是增加两倍的话。在生产、贸易，以及支持这两者的制度机构，也有相对的成长。十七世纪明清交替时的混乱过后，接着的是大约自一六八〇年起至十九世纪初叶的清朝全盛时代。西方来的接触开始失控，是大约一八二〇年以后的事。这时候的清朝已经步入衰微期了。

这个物质成长政治衰退的戏剧化的历程中，专制的政府理论上仍自称主掌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但事实上，晚明和清代的政府在中国经济社会的活泼成长中只扮了次要角色。因此，我们在第二卷把讨论重心从政治转向经济，从政府转向社会。

按老旧的维多利亚时代刻板印象，中国在西方发展逐渐笼罩全球之际仍保持被动而不变，这一套早已过时了。我们必须换个态度，想象一下一七五〇年间包含大国家的亚洲——有二千八百万人口的日本比法国、德国都大，有大约两亿人的中国和可能有一亿人口的印度更大。欧洲只是欧亚大陆地块上的一个半岛，挤在地中海和波罗的海之间。南北美洲可能有一千万的原住民，欧洲来的人除了较早来到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之外，只有大致集中在圣劳伦斯河上游（在美加边界）和太平洋与墨西哥湾沿岸的殖民者了。所以，不过二百五十年前，世界人口的分布和今天的情形大不相同。

大约自一七五〇年以后，工业革命促使制造业和运输业的蒸汽使用大增。继蒸汽动力之后的汽车动力、电子动力等等使全世界的人类生活条件改观。但是事情的原委如何，迄今尚无一致的看法。甚至工业革命如何起动的问题，到了今天仍是经济史学者之间争论的题目。其过程中的十多个因素仍在评估之中。这些因素包括市场的成长，工厂制度之运用，新发明，科学与工技，民众教育，私人财产之保障，农业革命，对外贸易，人口成长，资本与信用之提供，劳动力来源与生产力增加，投资率等等。也许真正的动力来自这些因素彼此刺激的互动关系。

前人传给我们的近代初期中国的形象显示，上述的各项因素若不是全部不足，就是大多欠缺。类似的工业化过程并未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发生；但是，维多利亚时代西方人印象最深的中西工技物质发展悬殊，现在该从新的视角来看了。这个视角强调中国国内贸易量大且成熟度高，也强调官方记录只间接提及的明朝与清初商人渐增的势力。即便是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也看得出来，中国国内的市场比欧洲各国的所有市场的总和还大。广泛的省际贸易包含的意思是：中国已经高度商业化，但大体上是自给自足的。例如，苏格兰的兰开夏纺织品未能囊括中国的市场，只因为中国的手织紫花布（南京棉布）质地更好价格却较便宜，更符合本地的需要。迟至一九三〇年仍是这种布在供应华北地区大部分的需求。经过“打开”中国市场的长期奋斗之后，中国大量消费的主要进口货只有一种药品——鸦片，以及一种燃料——煤油。而煤油应属地质条件的产品，并非西方工业领先的成绩。中国近代经济真正开发后，大体上仍是操于中国人之手的。

晚清有极大的物质成长却只有极小程度的工业化，其原因不只是经济性的，而且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这不是一个只用经济理念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在第二卷里，在开始讨论一八二〇年以后的西方入侵之前，我们先检讨两个要点：一是中国国内经济成长的程度，以及某些阻止其工业化的制度性约束。第二是，海外中国人——沿海地区——与对外贸易，这两者将有助于中国踏进外面的世界。

（另起一页）

【【第八章 成长而无发展之矛盾】】

人口上涨

人口增加通常会有贸易上的增加伴随着发生（其实也是贸易增加有利人口增加），两者几乎不可能单独出现。依据西方经验，商业提供了环境条件，工业化才能起步，从而导致科学、工技、企业、运输、通讯、社会变化等等的兴起成长，这一切我们笼统称之为开发。这样的开发在中国并没有发生，至少未曾出现西方那样的规模。黄宗智（Philip C．C. Huang，1990）等研究者认为，观察中国的时候应当把根据欧洲经验作的假设放在一旁，并且必须放弃亚当·史密斯和卡尔·马克斯等欧洲经济理论学家对这类假设的反应。中国的经济有其特殊的问题。举个例说，中国幅员太广，同一时期在不同地区可能发现迥然不同条件与趋势的证据。

先看欧洲的人口大量增加，起初被归因于工业化。但同期在中国也发生同样情形，而中国并没有类似的工业化产生。估计汉朝中叶公元第二年的时候人口约为六千万，唐朝中期的人口大致也是这个数目。由此可知，一千年间的增增减减的结果只造成总人口的微幅增加。到了宋代，总人口远超过一亿。但元、明两代都有明显下降。十七世纪满清灭明的时候，人口数字显示，在过去六百年间似乎只有很缓慢的增长。

清朝于二八五一年登记全国共有一千万户，每户约有六人。不过我们都知道，各朝的户口数目常有少报的情形。原因在于一行政区的课税额是以人口为标准之一的。所以不论负责收税的机关或百姓，都乐得少报。一九八〇年以前的中国从未作过现代化的真正户口普查，不曾按某个日期记录有关年龄与性别的分布、婚姻状况、迁移等细节的精确数据，以便进行科学化的分析。相反的，中国的户口数据是为了政府的目的而作的登录计算，主旨在查出能够耕田、服徭役、从军、纳赋的人数。政府并未期望人民配合普查，常有整批的人口未登录入册。普查起迄日期各地不一，也没有精准的地图或受过专职训练的统计人员。有不少人口统计根本就是官样文章。例如，河南省在十九世纪大部分时候只以每年增加一千人上报交差。

我们可以推测，一六〇〇年的中国人口接近一亿五千万。明清交替时可能数字有下降。自一七四一年至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起事的这个期间，每年数字稳定而大幅上升，从一亿四千三百万人增加到四亿三千二百万人。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数字，就会遇上中国人口在五十年中（一七九〇——一八四〇）增加一倍的问题。如果我们态度再谨慎些，假设十八世纪初叶的数字较低，一八五〇年只有四亿，又遇另一种情况：在西方接触、对外贸易、工业化等条件能发生较大影响力之前的一百年中，中国人口差不多增加了一倍。

若要解释这骤增的缘故，我们不能往中国社会经常存在的因素上找，而是必须留意在这个时期才开始产生作用的环境条件和混合性的因素。其中之一是，清朝十八世纪的统治期间几乎维持境内完全和平不乱的局面。同时，外贸经广州也有增加，国内运输也有改进。疾病的控制——如以种痘防天花——可能有相当影响，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粮食供应。

经济学者面对这许多不可靠的数字，曾以一三六八年以后的六百年中的人口记录，和耕种土地面积与谷类生产量的总数做比较。德魏特·柏金斯（Dwight Perking,1969）假设中国在一四〇〇年间约有八千万人口，依此推断，后来增加到一九六〇年代的七亿之多，原因在于谷类供给稳定成长。而谷类增产量在一四〇〇到一八〇〇年间增加了五至六倍，从一八〇〇至一九六五年间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粮食供给增加，可能一半是因为耕种土地面积增加了，特别是华中和西部省分移入定居的人开垦了新的耕地，另一半则是因为生产力提高了，农民从每块土地能收获更多作物了。

农耕技术的进步有许多形态：其一是不断从南方引入早熟种类的稻子，因此一年能有二期收成。另外又有自美洲引入的玉米、甘薯、花生、烟草等新的作物。以玉米为例，可以在华北的干燥土壤和贫瘠山坡地上生长，可供该地区的食物、燃料、饲料之需，占其可用食物能源的七分之一左右。在沙质土壤中生长的甘薯，比同等面积农地栽种的其它作物提供的食物能源多，在华南稻米区许多地方成为穷人的主食。

资本投入也是促成农业生产力改进的因素，首要的是在灌溉方面的投资。一四〇〇年至一九〇〇年间，灌溉土地面积几乎增加了三倍。此外，农具、耕畜、粪肥的增加都有帮助。人口成长的本身更是最大助力，其成长程度为耕种土地的一半，增加了每块耕地上的工作人手和施灌的粪肥。因此，持续增加的人口从更趋密集的农耕中获得粮食，同时也给予土地更多劳动力和粪料。

从这更广的视角看来，中国在过去六百年间的人口平均每年只有干分之四的成长，大体上不算快。但是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初叶的人口加倍与再加倍，颇类似同期欧洲因马铃薯耕种之推广等因素引发的人口爆炸。近年来，有人臆测，近代早期同时在中国、俄罗斯、欧洲出现的经济人口成长，是地球升温造成的，因为暖和气温延长了栽种作物的季节。这可能是中国的人口经济成长的一个重大原因，但此说仍有待详细探讨，尚不够格成为可然（Probability）。

农村劳力的报酬递减

帝制晚期的中国虽然人口与粮食供应都有极大成长，但平均每个农业劳动者的生产力却下降了。这个现象打击了读孔孟之书的官吏心目中的国之根本。农业一向最受他们关注，还著述了不少为当时模范的农技指南等。不幸的是，这些读书人并不是精于“投入——产出”分析的经济学家。由于农家莫不埋头苦干，大家都疏忽了报酬递减的事实，尤其是稻米耕作的报酬递减。

稻米耕种的技术曾与人口的增加同步稳定前进。一一二八年北宋灭亡后，从华北往南方的迁移增加了，长江流域的人口和稻米耕种同时成长了，土地在人们努力开垦下成为稻田。罗伯·哈特维尔（Robert Hartwell,1982）以实例说明，一一七〇年至一二二五年间，“从太湖到海以及从长江口到浙江北部沿海的可耕土地，几乎全部都是”新筑堤堰或圩田促成的新生地。从浙江至广州的整条东南沿海地带上，新的农地都是以海岸低地筑堤的方式形成的。同时，丘陵地区开垦的梯田也在华南各地增加了稻米栽种面积。

以人力完成的稻米耕作必须有许多恰到好处的因素配合，如：选种、种植间隔、耕土、灌溉、施肥、插秧、锄草、收割、簸谷、晒谷、储谷、运谷，以及售卖。要考虑到的细节很多。技术提高与不懈的努力促成稻米收获量的增加，不亚于其它作物与家庭手工艺。然而，在有充足劳动力可用的情况下，稻米收获的无定量成长并不能永久抵挡报酬递减的定律。

今天来看那些塑造中国许多地方景致的梯田，人在大自然里刻下的层层轮廓线条之美会令观者赞叹，其中呈现昔时投入的人力也会令人敬畏。有经济学眼光的人会估算，这环境中每名农人可能有多高生产力。从等大的农地生产的稻米能提供的热量高于其它作物，这使得稻米自宋代起就是中国人的主食。但种稻的确是需要密集劳力的。

例如，要在耕作中的多层梯田之上再开一层田出来，但凡攀登梯顶去整地、运秧苗上顶层去插、调整灌溉水流、运肥料上顶层去施洒、随时照顾除杂草，以至最后的用手收割，无一不需要额外的劳动力。据赵冈（1986）估计，同样面积的耕地上，中国的劳力密集农耕系统投入的劳动力，是别国的广耕农业所用劳动力的十至二十倍。事实上，种稻的农夫注定了一生劳苦。柏金斯指出，耕地面积随着人口成长而增加，但是新增的田地当然都是得来较不易，而且效用较差的。投注在种稻上的心力转向其它作物或转向非农业的手工艺品生产方面，同样的缺限迟早也会发生。农人付出的劳力渐增之际，获得的产品却愈来愈少。

所谓“人口压力”，指的是有过剩的人口使劳力多于土地，从而使劳力变得廉价。这个术语是概论中国时的一个常用语，不过“人口过剩”乃是经济史学家才能判断的问题，至于这种情况在中国于何时何地严重到什么程度，至今还未有一致定论，相关的主要土地人口统计数字仍在争议中。但有许多事实可以归纳出一个笼统的结论：人口压力确曾延缓了中国的经济与工业成长。

例如，农民因为急欲取得土地，就不断侵占湖泊的面积。据彼得·普杜（Peter Perdue,1987)研究，本世纪内在湖南省洞庭湖周围筑起的堤堰有三处上下，全长约有六千四百五十公里。湖泊面积减少，导致泛滥的水可流出的汇水盆缩小了，因而使洪涝的问题加剧。基士·修帕《R．Keith Schoppa，1989）指出，杭州附近的湘湖历经九百年的填占，终于消失了。

与水争土的背后隐藏的问题是，人与土的比率持续不断恶化。公元四八五年至第八世纪中期的“均田”期间，每户耕地约为八十亩。到了十二世纪，约为二十至三十亩。一九三六年中国每户耕地大约只有三．六亩。有关中国的大量的各种类的统计数字究竟有什么意义，常把研究者搅得头昏脑涨。不过，人与土地比率的长期每下愈况的含意却是一目了然的。

另一个显示中国农民困境的重要资料是，中国的重大工技成就如丝绸、瓷器、运河水闸、钟表擒纵轮、艉柱舵、印刷术、火药、有犁壁的铁犁，以及曾被李约瑟等人士详实陈述过的其它种种发明，大致都在宋朝截止。以后，既然有充裕的劳动膂力可用，节省劳动力的发明也就不大需要了。赵冈指出，一三一三年间的一本便览中登载的七十七种农业技术发明（如灌溉用的戽水车》，后来的同类文籍并予以重视而收录。

制丝、制茶、织布等农村家庭工业，又有另一条证据可循。宋朝的开封、杭州建为大市以后，直到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再没有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兴起，这似乎颇奇怪。按赵冈所说，部分原因似乎在于工业被“农村化”了。或是如黄宗智所说，是“家庭化”了。也就是说，农村妇女能以低于都市工坊或缫丝厂的成本制成产品。农村妇女在自己家中经营设备简陋而工时长的工厂，以低于可维生的酬劳制造家庭用品和可出售物品。这与其说是资本主义萌发的征候，不如说是农夫因为太小的土地收获不敷用而想出来的补贴之计。手工制品可以拿到宋代渐渐兴起的那种地方市场上去卖，换取额外的收入。这些产品证明农家的赤贫景况，农民的妻子儿女都不得不努力纺织，只为了取得能使他们不致饿死的微薄津贴。

中国人口与生产方面的成长记录，和“贫穷化”（immiseration）——至少某些地区的生活水平下降——的证据能够不相冲突吗？，经济学家目前仍为这个反常现象在争论。若指称在明朝和清朝先后两度达到人口加倍的中国有“人口过多”的现象，似乎是故意忽视证据，因为一九四九年以后又再度成长加倍。其实，问题不在这些人口能不能吃饱肚子并且继续增加下去，而是在能不能维持整体的生活水平不下降。

十九世纪末叶时，这种人口压力引来好几个问题：机器在运输与工业上与廉价的人力竞争，似乎威胁到民众的生计。贫穷即意谓缺乏购买力，缺乏制造成品的市场。机械化与标准化的步伐迟缓，使中国连手工制品的竞争力都受到阻碍——如产茶被印度取而代之，产丝被日本夺去优势。

若按农村劳动力的每人平均生产力来计算，以缠足的人为方式削弱妇女能力的习俗，更加剧了土地的损失。

妇女的从属地位

古代中国妇女的卑下地位，在一切有关家庭制度的著述中都列举过。但是，只提妇女要被嫁出自己的娘家、没有财产、极少受教育，不容易给匆匆看过去的读者鲜明的印象。这点缺憾可以藉专注于极特殊的缠足风俗，达到某种程度的弥补。

我和内人于一九三〇年代初住在北京的四年中，有三件事令我们觉得很不寻常。第一，我们不是中国人，却因为以前外国帝国主义者入侵，使我们享有中国统治阶级上等人的特权。警察不会找我们的麻烦。第二，人力太充裕、太廉价，所以我们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就是黄包车，在车杠间拉车的是充当马的有高等智慧的人。你叫他快跑，他就会快跑。如果他因为在寒风中跑步流汗而染上咳血，一定会给我们找来替他的人。第三，所有中年和中年以上的妇女都有一双缠过的脚。她们用脚跟笨拙地跺着步子走，就好像脚的前半部被切掉了似的。旅行经过华北各省乡间的时候，我们没见过三十岁以上却未缠过脚的农妇。这三件事都是令人不快的现象——外国人的特权、人力过剩、妇女缠足，却都是中国文化固有的部分。

古时候的中国妇女基本上都是其家庭的产物和财产。迟至近代，社会仍明白表示妇女的从属地位，并且用缠足的风俗予以加强。中国人普遍都避开缠足的话题，以致相关的现代著述极少。研究中国的西方人自然都吸收了中国人对此事的敏感，本性好耙粪的人毕竟不多。然而，缠足曾使几个世纪中的大多数妇女生活蒙上阴影。其所造成的社会的、心灵上的影响，尚需作历史性的评估。但最明白的一点是，农家妇女体力与劳动力的损伤，导致经济上的损失。

有关缠足行为的一项重要事实是，脚并不是停止生长，而是要使脚长成畸形。想象你自己是个小女孩，从五至八岁的年龄起，到十三或十五岁止，在六至十年的长久时期中，也是你的童年与青春生长期里，你的两脚不分日夜地被长条的裹脚布缠着。布条不能放松，这样你的脚才会变成畸形的三寸“金莲”。为了使你的脚在不断挤压下变得再瘦一些，你两脚上的第二至第五趾被向内压到脚板下缠住。如果你试图以正常的方式步行，你全身的重量就压在脚板下面的八个小脚趾的骨头上。好在你不可能这么做，因为，为了使你的脚更短，裹脚布已经把脚趾从前方压到了后方。在不断施压之下，你的脚背已经断了，变得向上弓起。因此只有脚跟后缘可支撑你的体重。就在你的脚背渐渐折断的时候，你的脚跟和脚板前半（跖）也从原来的水平状变成了直立状，脚底对折起来，其间的空隙只够塞一枚银元进去。其后果是，你永远不能跑了，只能用脚后跟很辛苦地走动。就连站立都会感到不适。等你的脚停止生长了，痛感也随之消失。不过，裹脚布仍得缠着，一则是为了支撑你的脚站立，再则是因为缠过的脚是不可爱的东西，畸形得可怖而丑怪，你不可以让任何人看见你拆下裹脚布的脚。

你在生长期让自己受这毫无宽容余地的折磨，理论上应该是欣然乐意的。因为小脚可以帮你觅得好婆家，给娘家赚到好彩礼。小脚是媒人强调的一个重要条件。你母亲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要教你照样做。她教导你如何可以不阻碍血液循环，以防止坏疽生脓。教你修剪弯到脚底下的脚趾甲，以免脚部皮肤刺伤。如何天天拆开再缠以保持压力连贯，如何洗脚以除臭味，如何按摩腿部以减轻酸疼，如何穿可爱的小鞋来炫耀你的辛苦成果并吸引男性注意。你嫁人以后，但求生个儿子，整个生活都限制在家务事中。如果你不巧是个侍立在缠了脚的女主人身旁的丫环，她也许会准你倚着墙壁站，以减轻久站的不适。你是的的确确不能跑掉的。此外，你的腿部肌肉长久不用，使你的两腿萎缩成难看的纺锤状。

一八八〇年代的传教士依据耳闻的情事估计，约有百分之十的女孩子被缠足后未能保住性命。当然，中国儿童的夭折比率本来就很高。我们没办法将这个无从计量的问题量化，但是有证据指出，小女孩在缠足的头一  、两年都睡不好，当然更不用提行动了。有些小女孩会把脚压在母亲的身体下面，或是把脚搭在床板上，这两种做法都可使脚部因为缺乏血液循环而麻木，也就不会痛了。

缠足风俗背后还隐藏着男性的恋物狂（fetish），这一点常有人提及，但罕有真正的深入研究。缠足之风始于第十世纪的宫廷里。霍华·莱维（Howard Levy，1966）曾重写北宋诗人兼政治家苏轼（一〇三六，一一〇一）的一首诗如下：

沐了芳香，她挪动莲花步；

虽然常是悲戚的，她却走得轻巧。

她似风般地舞，不留下任何形迹。

别人偷偷地而愉快地装出宫廷模样，

但是想要走的时候却如此苦恼！

把它们放在你掌中瞧，没有文字能描画它们的绝妙娇小。

缠足风俗最残忍的一面是，农民大众也模仿上层社会阶级的人这么做。蒙古人、满人，以及大多数的其它少数民族都没有缠足之风。清朝皇帝激烈反对缠足，主张打破传统的读书人也反对。但是，在必须过辛劳生活的农村妇女间，缠足却普遍盛行。我们欠缺有关其存在时间与普遍程度的研究资料，但显然有些地区盛行，有些地区则否。无论如何，缠足在十九世纪仍旧普遍存在，其后果到了一九三〇年代还看得见。

为缠足风气付出的精神的社会代价有多大？——姑不论其经济代价了。乡村妇女把它看作和分娩之痛一样当然的事，反而讥笑有着一双正常大脚的女子。她们会相信男人们说的——缠足可以让脚长出能增加丈夫交媾快感的肌肉来——吗？她们残害自己的肢体时，有没有觉得自尊心、自信心受挫伤了？孔子教诲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对妇女也适用吗？理学大家朱熹是否赞成缠足，仍是争论的话题，不过他并未主张妇女自由。缠了足的女子可能不自觉卑下吗？她不是一个深恐违背传统而受无情命运摆弄的牺牲者吗？这种创伤，无论是意识到的或无意识的，必定已成为中国妇女人格的一部分。

不幸的是，缠足不是可以作比较研究的一种社会习俗。维多利亚时代西方妇女为了勒出蜂腰而罹患郁气症，非洲妇女在颈部加套一层层项圈以拉长脖子，都不足以伦比。非洲某些地区有切除女子阴蒂的习俗——由妇女替女孩子切除，或许在某些方面可以与缠足相提并论。但是，以一个施加于上亿妇女的社会恶行而言，缠足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中国文化独有的一个特色。因此它不是列入一般社会学研究中的题目。奇怪的是，研究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论男女，迄今几乎都不曾承认此事的存在。它是中国社会各层面之中最少被研究涉及的一个。婚姻安排之复杂繁琐以及妇女一般所受的不平等待遇，都有人作过精辟的探讨，但没人提到缠足。这样的避而不谈，也许反映出汉学者的职业性怪癖，是一种对第二祖国的爱国心，或是爱中国癖（Sinophilia）所致，使头脑清楚的学者不愿说自己所研究题目的坏话。然而，已经制度化的社会弊病，即便提起来会令人感到丢脸，仍旧必须面对。非洲人在美国之受奴役，历史学者多曾以健康的态度作各层面的探讨。中国的缠足风俗不能只把它掩盖起来就算了事。这件有起因有深远影响的事实，仍有待吾人去理解。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不懂“缠足战略”让中国保住了大致的种族纯正。】

国内贸易与商业组织

伴随人口成长而来的国内贸易扩张，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人种植作物、饲养禽畜、制作手工艺品送出去卖，渐渐使大区域内的贸易孔道涨满，继而涌向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孔道。因此，华北的原棉可以顺大运河南下运抵长江下游的纺织生产重镇，上海地区曾有一段时期是棉纱输往广东的主要出口地。特殊产品如江西景德镇的瓷器之类，当然会向四面八方卖到区域边界之外。至于华中出产的茶砖，可以溯汉江而上，到内亚细亚边境的茶马市场上换别的东西回来。

威廉·罗（William T．Rowe，1984，1989）就汉口（一七六〇——一八九〇）所作的精湛研究，提供了此种商业化形态的重要范例。汉口除了连接长江上下行的水上运输之外，也是从西北来的汉江水上商业与南边襄水经湘南至达广州的商贸的汇集地。这个渠道可以运稻米换取东南亚来的香料。木材、稻米，以及后来的鸦片，从四川顺长江而下，上海以北海岸盐滩出产的盐则是从下游往上游运。福建省山坡上出产的上品茶也可由此往北方运。到了十九世纪，中国境内已有相当大量的区域间的贸易，从广州——以及后来的上海与福州——出口至外国的丝绸与茶数量也更大了。

国内贸易的成长当然会带来市场系统的成长。乡村居民会进出自己一般性的市场，这些市场都附属于更大规模的中心市场。巡回的商人在同一区域内的一般市场间走动，可以选购农民送来的生丝和手织布等手工制品，以及供食用的产品。

商业活动增加也导致市集镇的成长，这些本来不是行政中心的地方都是为了服务商贸和工业而兴起的。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一带的这种新兴集镇，是最早看见手工艺作坊按资本主义方式利用劳工的。镇上的掌权阶级是商人，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开始以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身分出现，通常都组合成一伙由包工头管理的劳工群。愈来愈多的农人把劳动力从农耕转移到手工艺上，也有不少人投入了逐渐成长的运输业。

中国已经有了可以应付贸易成长的广阔水上运输网。贸易成长的指数之一，是长江与其支流以及沿岸的各式中国帆船运输大增。这些船只从汕头、厦门等港口出发，带着华南出产的糖到满洲南端，再带着东北的豆饼回南方来供肥料用。

另一个表现成长的指数是，从十八世纪末叶开始的贸商行会的激增，其中又以设在各省首府的接待行商的同乡会增加最快。威廉·罗研究过经营茶或纺织品等行业的同业公会组织，以及宁波商人在汉口的同乡会等。这种行会、同乡会专门服务从事跨区域贸易的远地商人，不但有厅堂供商人们晤谈，还提供储货的仓房、住宿、本行的祖师爷或守护神的神龛、戏台、应考举子的学舍，这儿也是结识各类人的地方。

行会的资金来自入会费，有的会所还有房地产，能有大笔租金收入。甚而有行会可以藉发行债券融资。各行公会公布并执行有关的行规；行会可以发起抵制行动，也会调停争端。主要商品的买卖业基础稳固以后，其同业行会的功能与影响力也渐渐增大。基于热心公益与照顾自家利益的动机，行会在容易发生火灾的城镇里设有防火的瞭望塔和消防队。在当地港口则设置救生船。行会通常都会捐善款、在饥荒时施粥、出钱雇巡夜打更的人。此外，也会修桥补路，改善供水设施，处处表现儒家“推己及人”的精神。总之，这种行会成为地方性的机构，有能力组织乡勇民兵、发动抵制、调解纷争，却不受地方官吏的直接管辖。

当然，贸易成长也带动了财务技术的改进。自十八世纪末叶就开始主导上海银行业的宁波商人，发展成功一种叫作“转两”的办法，以便结算每天的帐目。山西的汇划钱庄是汾河沿岸（隋唐两朝的核心所在）各市镇的家族合股事业，这种钱庄于十九世纪间开始利用通行于各地支行的庄票和信用状来调运资金，免去了押运大量银两还要提防盗匪的麻烦。威廉·罗列举的财务金融革新还有“汇票、存款、存户间的转帐、透支信用……可转让信用等。”

不幸得很，帝制晚期中国如此了得的商业成长发生的背景，却是长久陷农人商人于固定地位而不得轻易转变的社会。帝制晚期中国的商业化，并不像西方模式那样有工业化接踵而来。但是，有许多证据显示，欧洲工业化发生之前的那种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也曾存在于中国。在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类如商镇的兴起、商人经营家庭手工制品营销网而成大企业、都市资薪劳工或无产阶级的出现，都可以找到文字数据佐证。但是，这些欧洲式的现象，若与中国某些经久不变的乡村事实相比，却只具表面意义了。一户农家拥有的土地非常小，因此，副业和手工艺品——尤其是养蚕和纺棉——都成为维生所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么一来，农家可以说是商业化了，可是却付出最高量的劳力，早已超过报酬递减的起点，而投入的资本却又是最低额的。

农家需要靠务农收入和做手工制品的收入，才能够维持生活。结果，如黄宗智（199〇）所说：“在农业方面，雇工人的农场竞争不过以家庭成员自耕的农户。在工业方面，都市工厂竞争不过低成本的居家制产品。”农村经济难逃退化的命运，也就是说，产品成长，每工时的生产力却没有提

升。亚当·史密斯所理解的那种市场经济，在这种退化情况下是无法运作的。史密斯和马克思之类的经济学家依据欧洲经验而预期的结果，尚不足以解释中国社会中已经累积的事实。

商人阶级在人数和能力两方面虽然都有扩大，却仍旧得随时应付做官的人压榨。例如要捐款赈灾或资助军备，有执照、专卖权、所有权的人必须送礼孝敬官吏。企业投资对商人而言仍是次要的，首要的还是房地产投资，为的是要挤进地主士大夫阶级以求自保。农村人口向都市集中的现象发生以后，官吏压榨商人的情形也稍减。但是商人始终摆脱不了官吏的监督——说得不好听则是欺凌。

官商共生的状态

商人是受官吏牵制的一个盟友，这个盟友的活动可以利用，也可以为私或为公从他那儿抽取好处。白乐日（E.Balaz）曾指出，商业交易行为永远要受官吏监督征税的支配。政府公卖重要物品——如最早的盐与铁，以及后来的茶、丝、烟草、火柴等，显示政府有高于一切的经济特权。任何商人阶级都没有资格独立壮大到可能侵犯这种特权的地步。

做官的人确保这种特权的实际行动，就是漠视商人的私有财产权。因此，任何大的商业行动都必须有官方照顾支持做为后盾。其后果是，官商的利益有了密切的一致性，各自单独不能成功的事，合作起来双方都有利。商人、钱庄老板、掮客因而成为从属于官僚系统的一个阶级。他们以货品与资金的调度者、操纵者的身分，协助官吏从商业中——以及农业——抽取盈余。

明末以后商人被给予的地位，反映了财富在成长的经济中占有多大分量。他们可以借着买土地买科考功名，或是藉联姻，颇轻易地进入士大夫阶级。中国不像欧洲，几乎没有可供商人投资的有系统的外贸。事实上，前面说过，明朝曾禁止私人从事外贸有两百年之久。土地投资虽不如商业利润大，却比较安全，因此也一直是投资的大目标。商人阶级更容易乐意制造地主，制造起独立的商业资本家则略逊了。

近代以前的中国金融系统也抑制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代表累积资本的储蓄通常都投入放款业，因为放款可收的利息最高。高利贷的利率是农人对现钱的季节性高需求的指数，这些钱要用来缴赋税，也要维持到下次作物收成以前的生活。放给农人的短期贷款，利钱比长期的工业贷款要高。也因此故，把储金投入工业生产的动机比较小。

总之，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兴旺，是因为商人一直不能脱离士大夫阶级与官僚的控制而建立自己的地位。在封建时代的欧洲，商人阶级是在市镇中发展的。由于地主统治阶级都定居在自己土地上的庄园宅第里，欧洲的市镇可以不被并入封建制度而在其外自行成长。中古欧洲的市镇居民之所以另外独立，是因为在这些新兴市镇中有另一个生态环境，并且受到新的政治权威——单一民族国家的君主本人——的保护。这些条件中国都没有。封建制度很早就废除，加上皇帝和官吏都有倚重地方士大夫阶级之处，并没有一个在既定秩序之外的新政治权威可以让商人去投靠。

中国市镇通常都是先设立为行政中心。士大夫阶级既与官场关系密切，便进入市镇，以它为文化中心，同时也当它是避匪盗和暴乱农民的有高墙围住的安全处所。士大夫家庭的最佳安全保障不能只靠有土地，而是靠有土地有官吏特权二者结合。家产本身不是安全保障，家里有人做官才能保护这个家。因此，在农民经济上一层的士大夫阶级，其安全感得自土地和官职，不是得自商贸和工业。士大夫阶级和官僚们也共同努力，不让商人脱离他们掌控而另起经济炉灶，只要商人替他们挣钱。

私有企业可能在政府征税的掌控范围之内朝小规模农业、经纪业、少许的贸易等方面自由发展。但这不算是资本主义典型的私有企业。从农民在自己私有土地上辛苦耕作的成果中，官吏藉课税便可得较多的一分盈余。同理，他们也打算从商人或工业生产者可能赚到的利润中抽取一分。许多商人曾被载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但大多不是以一个有政治势力的阶级形态出现。对皇帝而言，商业成长较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不断监督农业经济。明朝和清初的国库收入中，田赋占的分量大于贸易税。

近代前的中国商人的心态，和我们的古典经济学家鼓吹的西方企业家是大不相同的。按理论，经济人（the economic man）借着生产货品，借着从增加产量中获取市场能给予的一切利润，便可以兴旺发达起来。然而，中国古时候的经济人的上策是，在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上增大自己所占的那一分。从事创新的企业!!为新产品争取新市场!!的意愿较小，拿到独占权——花钱向官方买到控制既有市场的许可——的意愿大得多。中国的传统作风不是做个更巧妙的捕鼠机来诱捕老鼠，而是要取得官方给的独占老鼠的许可。

有现代头脑的企业家若处在帝制中国的晚期，还得与政府官吏的官僚体制搏斗。用西方眼光来看中国的官僚体制之前，应该记得十九世纪期间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密西西比、密苏里三条河的大盆地上，除了一  、两百万印地安原住民之外，大多是没有人烟的空地。而长江水系却供给至少两亿人的生计。中国发明官僚制度已有两千年历史，美国的文职公务员立法大部分却在一八八〇年代展开，即是在里根总统之前仅一百年的格兰总统（Grant）政府时期。美国短短一百年的经验不过刚刚开始教我们认识的制度性机关陷阱，中国人早已是烂熟的了。

帝制时代的官吏要为自己辖内的一切公共事务负责，但是公家经费不在此例。预算与会计的程序还没发展出来以前，做官的人赖以维生的即是我们现代人称之为“制度化贪渎”的作为——甚者可以变成勒索。和这种行为形影相随的是，每个做官的人都得与上司、同僚、下属维持的一整套繁复的私人关系系统。

榨取好处是从礼敬的管道运作的，不是偷偷摸摸的。职位低的官吏按规矩要送“礼物”给上司。礼物的厚薄也和其它贿赂一样，端看关系经营的深浅度。送礼收礼并不是呆板固定的，而是和中国人生活中其它坦然讨价还价的行为没什么两样的。官吏之间转手的法外之财，数目虽然大些，却与工资遇低的家仆从每一笔金钱往来中刮下来的回扣性质相同。

肥水不落外人田的观念也与榨取油水的风气相呼应，可以枉顾公家利害而任用亲人。连四书五经的教诲都主张齐家在治国之前，尤其孝道更是百善之先。因此故，京里朝廷的利益就经常和所有地方官吏的各式各样私人利益相冲突。中央政府需要各省的税收支持，每个地方官却得照顾亲人以及自己的前程。

高官位通常就意味着财富。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于一七九九年被继位的嘉庆皇帝以贪赃等罪审判时，查抄他的财产总值合当时美元十亿以上，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记录了。我无意暗示西方人在收贿敛财方面落人之后或技术欠佳。但是贪污受贿之为官场习俗，在中国一直维持到近代以后，而且是理直气壮面不改色的。它并未替企业性的资本主义提供发展的环境。

法律的缺点

帝制时代的中国已有很完备的法律系统，却无利于培养资本王义，这也是个小矛盾。依照近代以前的标准来看，中国的法典足为模范。公元第八世纪的唐代律制，以及宋、元、明、清四朝的律法，现在仍然经得起剖析。早期欧洲的人士对于中国的司法都非常拜服，一直要到十八、十九世纪近代西方有了法律刑罚改革以后，中国的法律才显得“落后”了。

然而，中国的法律概念基本上就与西方的法律构想不相同。第一，法律不被视为社会中的一个外在客观而绝对的元素；也没有藉神的启示赐给人类的“超法律准则”（higher law）。《圣经》中的摩西在山顶上得到上帝赐的法版，孔子却不靠神助，只是从日常生活推出道理来。他说的合乎礼的规范，并未宣称有任何形而上的认可。他只说这些规范来自天地间的伦理，是现世的，不是人类不可知的来世的。因此，法律规条只不过是世界伦理道德的一种体现，如可供遵循的模式范例，或行政的章程、祭祀仪典规矩。违反这些准则只是实行得当与否的问题，并不是触犯了宗教性的原则。法律是附属于道德之下的，必须得到共同社会经验——道德观念之基础——认可。这种制度下不会有西方社会出现的二元论——一边是法律条文，一边是情理道德。

中国帝制时代的法典主要是有关处罚的，为了纠正无知粗野的人。此外也是有关行政的，规定了各种礼仪的细节。部分法律原本是从行政决策累积而成的，其内容几乎全是公法，涉及办事常规、婚姻、继承，以及其它与政府行政相关的事务。法律在大众生活领域中占的分量比较小，一般人都避免打官司。因为一入官府，原告被告都要挨板子受审，而且每个人都得拿钱打点衙役。县令会聘一位师爷当参谋；除他之外没有执法律业者，没有可以帮客户出庭的民间状师。司法审判是政府公务，倾向以政府与社会秩序为考虑。它的作用是垂直的，从政府达于个人，较少有解决人与人之间冲突的水平作用。

在其有限的范围之内，清朝法律系统十分详尽地编成，而且执行起来也颇严谨。五种处罚（轻竹板与重竹板笞打、罚劳役、流放、处死）的判决从县衙开始一层层向上，经府、省、京城刑部，最后由皇帝批定处死。案件要向上级呈，由上级长官批审。不服审判的人可以上告。县令拘押犯人有一定时限，误审者会受到严厉申斥。大清律例共列四百三十六条主要条例，另有一千九百条附款，载明那些罪该受那些刑罚。地方官吏必须从中找出最适用于某一罪行的条款，再依法判刑。他可以援以往的判例，或是依理类推。但是法律毕竟不是用刑案聚积而成的。虽然有上千个案件收集成册，附评介注释以供地方官吏参考，却极少有通盘原则上的改进。条例之中也有互相矛盾者，往往不易确定是否真的适用。大体而论，法律既不是首要准则，也不是无所不在的。若是紧抓着法条的文句不放，就是漠视真正的道德，或是等于承认自己辩词本身就有弱点。

这套法律制度的一个主旨是，保全儒家的伦常关系，维护社会秩序。所以，同样的罪行，其刑罚却因犯者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其亲属关系中的地位——而有所不同。不孝是罪大恶极的。儿子打了父母亲，就可以处斩。至于父母打儿子，如果是因为儿子不孝，就算打死了，只应责打一百大板（按习惯，一百板通常只打四十），或者根本就没有刑责。妻子打丈夫应责一百板，至于丈夫打妻子，要打成重伤而且妻子提出告诉了，丈夫才有刑责。年轻男子骂了伯父叔父所受的刑责，比他骂了曾叔（伯）祖的孙子应受的刑责要重。导致父母死亡，即便是无意的，也要判死罪。瞿同祖（1961）记述清朝一个刑案如下：“邓逢达（译音）与人打架时跌倒了，对方压在他身上。对方拾起一块石头，邓之子恐怕此人会用石头伤及父亲，便拿起小刀冲向此人。此人移动了，小刀竟刺入邓的腹部，邓因此丧命。官府认为邓子本意在救助父亲，将此案上呈皇帝时，请求开恩将“凌迟”减轻为“立斩”，请求照准。”这种处罚条款的含意无非是要维护礼教，因为礼教是社会秩序的支柱。侵犯了社会秩序，就要承担处罚的报应。

简言之，法律不是一个独立的别项——如美国近代的法律，大体上只是行政的一个工具。依照以读书人为统治阶级的儒家哲学的宏观看法，法律是不断努力维持道德秩序应当用的一个手段。墨子刻（1977）认为，许多中国官吏“自觉居于平和与混乱中间的位置，……儒生所见的周遭社会是腐化的，而且它与几乎遥不可及的理想处于紧张对立”。但这是道德的问题，区区法律条文并不能令他们感到安慰。

十九世纪西方人最关注的是，中国的法律系统缺乏保护个人应有的诉讼程序。被控告的人可能被强行逮捕，被无限期拘押，被假定有罪，被强迫招供以致陷自己于不利，而且没有律师替他出主意辩护，甚至根本没什么辩白的机会。面对政府时，个人毫无保护。

既然正式的法律主要是为政府的利益服务，这套法律系统中的私法或民法始终只有非正式的制订。因此，百姓间的冲突得用各种不同习惯的非官方的管道谋求解决。生意往来或契约上发生的冲突也许可在行会中调解。邻居有了争执，可以由村中大老、邻里社团、士绅来调停。另外更重要的是家族的族长。族长的本分除了主持祭祖、为族中子弟办家塾、安排族人婚事之外，还要尽全力防止族人进衙门公堂，办法是打点应纳的税赋，以及调解族人纷争。毕竟法律是公家的东西，是表象的，高高在村人日常生活之上的。所以大多数的冲突都是藉调解或诉诸旧俗与地方舆论，以法律之外的方式解决。

中国法律不按西方熟知的路线发展，显然与资本主义未发展以及古时中国没有独立的商人阶级有关联。中国没有法人团体为法律认可之个人的概念。大企业公司都是家族事业。生意上的关系并不是和家人无关、在家以外的世界中，一种受法律与契约上通用原则控制的冷漠而没人情味的事务。反之，生意公务是维系中国式生活的情面友谊、亲属恩义、私人关系的大纲中的一个部分。在以前的中国，合法“诉讼”程序、契约的神圣性、不受政府千预的私人企业三件事，从未形成它们在资本主义西方世界中那样的神圣三位一体。

本章已提示，十九世纪的中国将迟迟不能工业化。其原因是社会性与政治性的，也是经济性的。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和社会已经养成了可能产生反效果的心态、目标、行事方法，这些都将阻碍现代化。儒家轻视图利的观念、朝廷总以控制权为要务、官吏利用商人的习俗、农家的报酬递减现象与缠足风气，加上读书人的自尊自大与一般百姓的恐外心理，整个汇合起来，导致惰性产生。西方商业与文化前来袭击时，帝制晚期的中国便措手不及了。

非官方资本的企业与政府对于企业的扶植，都未在十九世纪的中国活跃起来。我们印象中，约一七五〇年前后的中国与欧洲的工业化之前的社会颇为相似；从表面来做比较的话，这两个社会彼此相像，却与十九世纪被工业革命改头换面的欧洲有很大差别。不过我们得承认，这种相似性只是表层的。在表面之下的是社会结构、文化、思想上的极大差异，这些要到十九世纪时才会突显。

【谢选骏指出：“大历史”黄仁宇及其援引者例如这本《中国新史》作者们等等的“研究者”们，经常被堆积如山的明清史料“搅得头昏脑涨”，原因就在于他们基本不懂“帝国是不能发展的”。因为，他们不懂帝国是一种僵尸结构，一旦发展那就瓦解了！所以猪头院长朱元璋定下一堆成规，勒令小猪们务必死守。不懂得这个帝国的僵尸奥秘的人们所推行的“大历史”，结果就成了“大理石”，似乎中看，却不中用。再如，他们也不懂缠足是一种生存战略，是汉人为了“保种”发明出来的——目的是通过“残害妇女”，保护她们不被游牧民族掳走。这是谢选骏的伟大发现。也只有这一发现才能解释，何以劳苦大众也要自己的女眷缠足——这显然不可能是为了满足什么变态的审美要求，而是为了传宗接代的需要。】

【【第九章 边境骚动与门户开放】】

中央领导衰弱

究竟是英国炮艇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抑或是中国自己主动开放，已不再是争论的重点了。人口与对外贸易的成长，都迫使中国进一步与外面的世界接衔。这种趋势使国内与对外贸易方面都发生剧变。此时，工业化脚步已经慢了的日本和俄罗斯，完全要倚赖政府的领导即起直追。不幸，正当十九世纪的中国最需要政府强势领导与高瞻远嘱之时，政府却愈来愈孱弱而短视。

十八世纪将结束时，人口压力渐渐削弱了人们抵抗旱灾、水灾、饥馑、疾病的能力。这种情况又给已经老旧的满清政府机器许多无力应对的难题——水患防治、赈济饥荒、税收的需求量增加、收到税赋的难度也增加。皮耶艾田·威尔（Pierre Etiennee Will，1990）作的赈饥研究有很清楚的说明。清代中叶的官吏都以常平仓储粮，抵抗涨价，评估饥荒灾情，从外省运来粮食，再小心监督放粮。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人口暴增一倍以后，这套官方制度崩溃了，管理田赋的士大夫阶级要负担的赈饥公务愈来愈重。这些弱点，加上官吏士气低落，又只顾追逐私利，使政府的效能更差，威信丧失。十九世纪变成一页冗长的帝国衰败史。

中国在十九世纪的经历，受三个基调的主导，即是内乱、外患、政府力图压制内乱抵挡外患同时还要保持朝廷统治力。由于乱民、侵略、政府控制到二十世纪更是有增无减，本章所述的内外祸殃与政府作为只是日后更重大情况的浅尝。

近年的研究结果重塑了我们印象中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十九、二十世纪交替之际的郝布森（J．A．Hobson）与列宁式的命题，强调外国输入制造品打击本土手工艺生计所造成的经济破坏，以及外国金融资本主义耗贫本土政府的经济破坏。较晚近的研究构成的经济图像却不那么严酷了，其中的外贸、投资、工技有时候可刺激本土经济成长与工技进步。现今的历史学者的侧重点，比较可能放在社会动乱和外国帝国主义引起的人心涣散。外力长时期侵袭中国社会人心造成的祸害之广，至今仍难以尽书。基督教传教团、西方教育、外国投资等新奇事物，变成具有双重不同含意了，从西方人长远观点来看常被视为前进的步骤，对于中国当时的安乐却也时时造成破坏。笼罩在其威胁之下的是整个生活方式，是比帝国主义经济学或心理学更宏大范畴之上的文明文化。

总括来说，我相信“帝国主义”已经变成一个涵义甚广的术语，类似“封建”，由于太广，不能全盘予以接纳或否决，当作形容词来描述集体情况之特性时，比较好用些。不论如何，中国在十九世纪时的问题始于境内的动乱，不是从外患开始的。

清室的式微，从乾隆末期一次内乱未能一举平定的事实可以得到明白的佐证。此后，其它小乱相继发生。清朝的战术用于平定四川、新疆的内乱，显然十分有效，拿来应付广州的洋鬼子却不管用了。我们先看内部造反的问题，然后再来讨论引起外贸造反的诸般影响力。

白莲教之乱，一七九六——一八〇四

在乡间，人力和粮食供给是作战的主要资源，动员起来可以推翻朝廷。因此，类如元代就存在的白莲教这种组织，有时必须行动诡秘才能自保。白莲教招揽贫困的农民为信徒时，宣称弥勒佛将降生人世，明朝将复兴，现世的灾难、疾病、折磨可以免除，来生可享幸福。十八世纪晚期，这个教派在湖北、四川、陕西三省邻接边境，以及长江三峡以北与汉水上游一带传布。这个不宜农耕的多山地区是国境的边区，才开放垦殖不久。到此垦殖的穷苦百姓虽然受官方鼓励，获官府支助，却没有同等的朝廷法治跟着他们一起来。这儿的人生活仅能糊口，在天高皇帝远的情形下为所欲为。白莲教的头目不久就在其诉求之中添上反清的一条。

一七九六年乱起原是为了反抗收税小吏的勒索。官军虽然把小撮乱民一一扑灭，但是继起的教民不断，多到政府无力控制。百姓本来就有抵抗南方土著的自卫组织，而且备有武器和粮食。这种组织团体作武力反抗的时候，能在官兵还没赶到之前就进入山区利于固守的防御工事之内。此时已是老年人的乾隆皇帝放任贪污舞弊的结果是，官军素质大打折扣。军队缺乏补给、士气、动机，也缺乏精干的领导。官军教匪都以蹂躏百姓为能事。

白莲教的肃清要等到嘉庆皇帝于一七九九年乾隆死后真正掌得大权，并且任用能战的满族将军为司令。官军一方面穷追不舍，一方面扣紧人力与粮食补给，终于平定了教乱。首先，官军动员村民修筑几百处碉堡，以集中当地农民。在周围有墙的村子里，新编组的乡勇担起保卫的任务。此时乡勇很容易招募成军，因为乡村已被破坏荒芜，耕作不成生计无望了。朝廷于是先将百姓控制住了。继而训练乡勇参加剿匪战役。同时对被强迫加入白莲教叛军的人进行说服招降；另外也防止逃难百姓再投入叛军之中。就这样武力、仁德、行政措施联合运用。逐步将叛军逼至援尽粮绝的境地。

这个“坚壁清野”之策，终于耗完教徒的元气，使白莲教于大约一八〇四年间完全消失。但此次内乱对朝廷损耗极大。花费了大约等于五年国库总收入的钱财（二亿两银子）。更糟的是，八旗军勇猛无敌的美名毁了。人们发现，乡勇经过恰当训练后可成为专业军人，英勇而具威胁力，因此朝廷还得费功夫要他们缴回军械。

一八一三年，白莲教支派的八卦教在华北一个县里起兵，后来更直攻紫禁城，但此一支很快就被消灭。韩书瑞（1976）认为，这次事件前后共有七万人丧命。

这些农民造反似乎是十九世纪初叶的不祥之兆，事实上，中国的海事关系正有同等不祥的情势在发生。这边的坏消息也来自中国人而非外国人，是蔑视明朝与清初禁令而往海外跑的中国人。简言之，中国人有一个被忽略的边沿部分——我们称之为沿海中国（Maritime China）——正要变成中国历史上的一股重要势力。

沿海中国：海外华侨的起源

沿海中国与大陆区中国（Continental China）悬殊差别之大，几乎不亚于中国与内亚细亚相异的程度。受过正统四书五经教育的史官专注于朝廷大事，几乎没人到过海上。中国的航海者也不写回忆录。因为海上和边境大草原不同，那儿没有争夺统治权的对手藏着。海洋在中国历史上占的分量极小，其实从一开始，中国生活就含有靠海的这一部分，与内亚细亚边疆的那一部分大致等量，但性质相反。

我们从中国境内走近海边，就会遇上一种叫作季风的重要地理事实，这是夏天从赤道地带向北吹，冬天向南吹的一种季节风。这些季风之稳定可测，远比华北农业仰赖的雨水可靠。因此，早在有文字历史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航海便已发展，台湾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遣址足资证明。因为有季风之

故，即便间或有台风袭击，从台湾往返海上并不艰难。

几千年后，由于海上运输可靠，促成秦汉时期将广州一带与越南北部纳入版图。如果只循河流的驳船航道和相关联的陆上运输路线，从内陆南下到此，即便能够到达，也不可能带着足以夺取主权的兵力一起来。在那么古的时候能将势力延伸到中国的最南端，非得有充分沿岸航行经验与设备不可。广州出土的汉代墓葬用的船只模型是很具说服力的证据，船身中央有艉柱舵，这项航海科技的关键性发明要到一千年后才在欧洲出现。由此可知中国极早便有精密的航海技术了。

中国既然那么早就精于海上航行，最初在中国东南地区港口活动的远程国际贸易商却是阿拉伯人，似乎颇奇怪。其实，自伊斯兰教于第七世纪在阿拉伯创立以后，穆斯林航海者与侵略者便向四面八方扩张出去。中古欧洲人不久也体会了这件事实。

读世界史忽略了伊斯兰教这一章的人应该记住，这个宗教是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六二二年在麦地那所创。其信徒叫作穆斯林（MuSlim），信奉唯一真主阿拉和穆罕默德训示的《可兰经》，相信命运由真主注定与死后复活。穆斯林必须严守每曰五次祈祷的清规，一生至穆罕默德出生地麦加朝圣一次，并且准备对异教徒展开圣战。宗教信仰加上阿拉伯人的贸易航海技术，促使阿拉伯人往东方与西方流动扩张。

穆斯林势力不久就征服了叙利亚、波斯、伊拉克、埃及。虽然有反抗与内战，穆斯林大军占领了北非和西班牙，继而入侵法国南部，至公元七三二年才被击溃。同时，往东进的穆斯林势力占领了阿富汗、印度西北部的印度河下游谷地、中亚商贸城市布哈拉与撒马尔罕（二城均在乌兹别克）。比波动不断的战争与统治君主更重要的是，从巴格达到布哈拉的各个穆斯林城市都成为科学与艺术成就的中心。

到了第十世纪，穆斯林征服的各邦，将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贸易与印度洋海上贸易串连，从此可将胡椒、豆蔻、肉桂等香料从东印度群岛的产地一直输送到亚历山大城的欧洲市场上。这桩后来刺激欧洲向远东扩张的香料贸易，到达中国的时间更早，也更容易。中国人与欧洲人一样需用香料来腌存食品。穆斯林与元代中国的广泛接触，陆路是从中亚经丝路而来，水路则是从沿海港口来。但是穆斯林世界中，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以及一些印度人，一同投入转移各邦势力消长之争，使得贸易途中变数增加。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中，大批中国的货运帆船便在沿岸已走熟的路线上，助长远程的穆斯林商贸在福建泉州（阿拉伯语叫作Zayton）等大港发展。

阿拉伯贸商先来到中国以后，中国帆船至少在第十世纪时已开始在中南半岛与东印度群岛的港口进行贸易。早在唐代以前，朝廷史书提及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文字就愈来愈多。等到郑和于一四〇五至一四三二年间出使远征的时候，中国的贸易商品已在东南亚与南亚各地甚至非洲东岸找到市场。一五八九年所载的二十多个向明朝进贡的小国，大致都是两条贸易航道上常到的停靠港，分布于马来西亚海岸至马六甲海峡的航线，以及经菲律宾与苏禄（Sulu）岛国至东印度群岛的航线。

中国贸易商当然就会在这些贸易港找定代理人或联络对象，逗留此地的人形成的华侨社区也就开始成长。到一八一八年，马来半岛的利革、巴达尼、宋格拉、丁加奴、彭亨、柔佛等停靠港，都在中国政府文献中以比较实际的用词登录为“未进贡的贸易国”，也就是指这些地方常有中国商人往返，但并不向北京纳贡。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于十六世纪侵入东亚的时候，中国早已在此奠定广泛贸易圈的活动。

王赓武（Wang GungWu，1991）提醒我们，中国人居留国外的社群并不在中国官方管辖之下。对于华侨移民，中国朝廷不予鼓励支持，甚至不赞同。在中国境内，士大夫阶级不让商人阶级次文化像在十六世纪日本和欧洲那样成长。到了东南亚外邦，中国人感受到很不同于国内的地域性、官方

的、社会的限制。他们通常可以积聚资本，变成有自己一套生活方式的风险企业家。在英国、荷兰、法国的殖民区（缅甸、马来西亚、东印度群岛、中南半岛）里，他们的家族企业依欧洲法律行事，大感便利。在曼谷和马尼拉，他们更藉通婚进入当地望族阶级。在外邦，做善事和摆阔式的消费并不如在中国境内那么管用。反而发展经济比较受当地君主的重视。

东南亚华侨的社会地位与功能，颇能令人忆起祖国士大夫阶级。因为他们在侨居地也成为介于欧洲来的统治阶级与当地村民之间的阶层。华侨变成帮忙收税以及维修渡船与桥梁、主办市集等地方服务的中间人了。在殖民地社区里，他们通常都是一种安定力，人数少故不至于夺权，对于提供服务与经营本地商贸的获利则十分在乎。

华侨在马尼拉的角色是很好的教材。西班牙人于一五六〇年大军进入菲律宾，开始以基督教教义与大农庄菲律宾劳工为基础建立殖民地。此时西班牙人发现，明朝禁止海上贸易的规定已无效，与中国沿岸海盗有关联的日本海上探险剧增，都构成了威胁。明朝不准中国人从事海上贸易的禁令早已是空有其文，后于一五六七年解禁。西班牙人开始在马尼拉建设首府的时候，当地的中国人约有一百五十个。到了一六〇〇年，共有二万五千人，住在马尼拉一个另外划出来专供他们居住的区域之中（改奉基督教的中国人就不被制定居住此区）。华侨的两种社群从此便开始发展，一个是在华人都市内经营所有商店手艺的华商群，另一个是华侨与菲律宾人的混血儿基督教徒群，这一支日后即成为有华人血统的菲律宾领袖阶级。

华侨大都创组一些兄弟会或秘密结社，以便保护自身的利益。同时也组行会同乡会，里面设有关帝庙和天后宫。华侨贸易业并不是用具有投资及经营海外交易的大型公司来操控，他们用来载货的牢固而耐风浪的帆船都是私有的，载运的货也多属个人财物或家族商号的东西。有许多华侨很快就把当时的欧洲式经商技术搞得很精熟。

时日久长，海外华人贸商形成了“沿海中国”的活跃外围。沿海中国抗衡的，是明清两代以土地为基础、以农业为重心的作风。从更早以前，这儿的人就看惯了中国内陆河流运输在港市口岸和华侨那边来的船只相会。莱纳德·卜鲁斯（Leonard Blusse，1986）指出，尽管朝廷禁止海外贸易，在明朝与清初，每年约有一百艘大型中国帆船进行对东南亚的贸易。只要机会许可，这些船只都可以扩张到国际商业的范围。它们以福建的厦门为沿岸的主要货物集散地，这儿与广州和福州不同，这儿不是官方设置商船运输监督所的地方。

欧洲贸易公司与广东贸易

与欧洲之间的海上贸易加快了沿海中国成长的速度。英国人与荷兰人在大约一六〇〇年前后成立的东印度公司，是势力雄厚的法入团体，以合股投资者累积资本，而且分别由其国王授权垄断贸易并治理国境以外的领土。这种极强势的商业扩张工具，开辟出英属印度与荷属东印度群岛。英国对中国发展的大宗贸易，中国输出品包括茶、丝绸、瓷器，输入品包括白银、羊毛织品，以及后来从印度来的鸦片。起初是循固定路线，用中国帆船贸易业的人领航。国际商业活动中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形成一个以贸易为核心的社群，也变成近代第一个中西交会点。

虽然厦门是中国对东南亚贸易的主要中心，位置也在海岸上，一七五九年以后却是广州被定为对欧洲人开放的唯一港口。西方人所知的广州贸易（Canton trade），是按典型中国式的行事方法进行的：政府委托一些中国商家来担任监督外商的经纪人。每一艘西方货船由一家中国商行负责，作用形同担保商。这些担保商人组成行会，叫作公行（Cohong），全都听命于皇帝钦派的广东区海关总监。这个官职通常是北京内廷的内务府的旗人出任，外国人称他们为Hoppo。公行和总监便负责征收外商输入货品的关税，尤其要对其输出的茶和丝绸课税。

英国东印度公司于一八三四年丧失其独占对中国大宗贸易的“皇家”地位，在此以前东印度公司一直配合广州贸易的特有方式。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派来的押运人员，在十至二月的贸易季里，住在广州首府外江边的英国商馆。过着阔气的生活。四至九月的淡季里，转至澳门的葡萄牙租界休假。

由于海关监督向来惯于压榨行商，向他们勒索规费，行商经常会拿不出钱来买茶丝等装载东印度公司船只的货。按契约行商必须供货，不买货就是对英国人负债。海关追讨税费使这些有执照的公行一直负债，甚而破产，又引起英国人抱怨公行专办贸易的效果不佳。短缺购买茶丝货回英国的资金，成了东印度公司的长期困扰。

中外贸易行为中的另一个要素是，十六、七世纪持续不断的白银输入，其来源以日本与美洲为主。据估计，每年约有价值一千万美元的白银流人中国国内贸易。这种大量流入的情形导致物价上涨、铸币量增加、商业更趋活络。然而，十七世纪中期时，日本、西班牙、中国发生的事情引发了有

些人称之为“十七世纪危机”的结果，使中国白银进口减少。其影响极惨重，物价全体因而骤跌。中国便是这样在没真正参与之前就被拉入了国际贸易界。

帝制中国晚期的外贸居于从属地位，却是重要角色，除了进口白银，也刺激了出口货品的生产。据一项统计，一七五九年以后的东印度公司高峰期内，该公司收购的中国茶叶占送上市场总量的七分之一。一七八四年的“减刑法案”扫除了走私茶叶到英国市场的欧洲私货业者，东印度公司没有了竞争对手，英国自己的税律也降低，更是其业务的大好时光。

统治印度至一八五八年为止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于一七九三年派了一个外交使节团来中国。这件事算是日后发展的一个兆头。该团由马戛尔尼（Lord George Macartney）带领，随行一百人中包括科学技师和画家等，搭乘有六十六门炮的军舰，另有两船满载英国制造业技术的成品。清朝指此为“英国贡使”。工业革命这时候正势不可当地发展，衰老的乾隆皇帝却毫无所闻。英国要求在公布税制的情况下放宽贸易限制，并要求在北京设外交机构，这些都是邀请中国加入刚诞生的近代世界的行动。清廷礼貌而自大地全部予以拒绝。二十三年后，阿美士特勋爵（Lord Amherst）带领的使臣团却遭到无礼的对待而被斥回。这时候，英国和英属印度已经在开放中国的国际贸易门户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了。很不幸，清朝对于东南沿海的活动漠不关心，也不了解不久就得应对的外在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朝廷关注的是，维持在境内与在沿海内陆边境的统治权威。十九世纪初叶时，广州正有纷扰蕴酿之时，内亚细亚却爆发了争夺中国边境外族统治权的兵乱。

新疆回乱，一八二六——一八三五

贸商从新疆古代丝路上的绿洲城市出发后，需越过帕米尔，尤其是喀什噶尔与葱岭以西的浩罕国这一段。十九世纪初叶，这儿的边疆出现了危机。研究中亚的约瑟·费莱辙（Joseph Fletcher，见CHOC 10）记述，先知穆罕默德或其它早期宗教领袖后裔的家族，对百姓影响力很大。清朝于一七

五〇年代平定新疆之前，新疆曾被这种圣裔家族统治过一个时期。流亡到帕米尔西部的浩罕以后，这些家族的人怀着复位的意图，不时带着骑兵翻山越岭，进入喀什噶尔骚扰。

圣裔之一的张格尔（Johangir）成为道光皇帝于一八二一年登基后的第一个大问题。张格尔对清朝发动的圣战，导火线是宗教信仰与商业的结合。简单地说，喀什噶尔往西的贸易操于浩罕商人之手，浩罕国王向清朝进贡，此乃是打通外贸路径的惯用策略。浩罕既是进贡国，便拘禁了张格尔，清朝每年赏赐丰厚礼物以酬佣这份忠诚。等到浩罕商人在喀什噶尔主要市场上的影响力扩大以后，浩罕就要求享有特权——贸易税降低、派浩罕人去监督喀什噶尔的浩罕贸商。

一八一七年，这些要求被驳回，浩罕便释放了勇猛急躁的张格尔。一八二六年，张格尔以横扫之势侵入新疆。清朝派出二万二千名救难的远征军，穿越沙漠走过绿洲，终于在一八二七年夺回了喀什噶尔。张格尔被盟友出卖，清军将他押回北京。道光皇帝先举行在祖庙献上张格尔以告慰先皇的仪式，再下令将他凌迟处死。

清朝恢复了在新疆的统治权，但是浩罕已经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商业实力和军事威胁力。北京随后派来的使者以逐步谈判的方式达成一八三五年的行政协议，内容包括：（1）浩罕在喀什噶尔设政治性的代表，其下的商务代理分设五个城市内；（2）这些官员对于当地外籍居民（大多敷是浩罕人）有领事、司法审判、警察等权；（3）这些官员应对这些外籍人的货品课征关税。此外，交战期间被清朝逐出的贸

商将获清朝赔偿。

继续看本章以下的部分，会发现这次事件乃是道光皇帝以后应对广州闹出来的英国人问题的参考依据。一八三四至一八四二年间的清朝对英政策，来自一八二六至一八三五年清朝处理中亚边境贸易的经验，乃是极自然的事。清廷与浩罕的一八三五年新疆协议，乃是在办理夷狄事务，地方商务上的让步与一些赔偿不是换来了边疆平静吗？

鸦片与广州新秩序之争，一八三四，一八四二

一七五九年以后，由公行与粤关监督负责的广州洋商贸易，一如往常是当作赏给进贡国的恩赐而进行的。鸦片进口将于此时突然引发剧变。

鸦片产于印度，在英国官方赞助之下在印度拍卖，再由统治印度（至一八五八年止）的东印度公司发给执照的英国与印度私营贸商运往中国。在兴旺的印、中、英三角贸易中，售往广州的鸦片抵付了运往伦敦的茶叶钱。为支付输入量不断增加的鸦片而导致银子大量流出的情形，开始令清朝官吏警觉了。百姓必须用铜钱兑买银子缴税，而银价正在上涨，使政府税收与百姓生计都蒙受其害。林满红

以极详尽的研究报告（未出版）分析了清廷对这种货币危机的反应。官吏们明确指出为购买鸦片造成银钱流失，却都浑然不知中国财政与世界贸易的关系已经有多深。相关的许多变量——如自日本进口白银、拉丁美洲白银生产、中国的铜币制造、铜币贬值、囤积、世界贸易衰退，官员们都没有看见。

一八三四年，英国政府终止了东印度公司独占对中国贸易之权，并派遣一位英国官员来监督贸易。中国因而面对两个紧要问题，一是如何遏止鸦片贸易，一是如何应付这位英国官。

东印度公司在广东贸易制度下曾充分与行商合作，由行商经手一艘一艘船的贸易，并且替海关监督收税。但是，一八三四年自由贸易突然展开以后，诸如一向在进口鸦片的“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之类的英国私营贸易行，现在也开始做起东印度公司出口中国茶丝的生意。英国官来了以后，不肯依贸易行的老样子和行商打交道，一定要以外交对等身分和清朝官吏见面。他这是在藐视进贡制度的规矩。

接受英国的外交对等地位，就是摧毁清朝皇帝在所有外国君主之上的地位，而“君临天下”是中国皇帝维系地位的一个要素。至于鸦片贸易，如果再予以容忍，不但会把铜币兑银的恶况加剧，而且会伤害到皇帝的道德威望。鸦片烟瘾虽然不如现代他类毒瘾厉害，却是一个足以毁掉吸食者及其全家的社会祸患。土地浪费在种植鸦片上，鸦片烟属违禁品的高价格也导致走私者诉诸暴力与官吏舞弊。与现今美国市中心贫民区颇相似的阴暗陋巷角落中，鸦片烟的需求只增不减。这桩庞大的社会罪恶，是英属印度政府的嗜利贪婪、把鸦片带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受贿供输鸦片的中国人合力触发的。今天的美国人对这种合作模式会感到眼熟，也感到怵目惊心。

清廷为此争议好几年都拿不定主意，只因为没有把握铲除国内的鸦片私运网，也怀疑自己能否对英国贸易实施禁令——英国的新式蒸汽动力炮艇可是机动火力之中的上上者。一八三六年间，曾有人主张令鸦片贸易合法化，反正根本禁止不了。坚决反对姑息的另一派人，由一些有整顿雄心的官吏领导，以北京一个诗社为集会处。按詹姆斯·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k．1992）新近的研究，这一派人的机会主义式道德正义后来占得上风，道光皇帝于一八三九年派廉明正直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要强制洋商停止运鸦片来中国。林则徐查禁了广东供输鸦片的中国人，并且封锁商馆，勒令洋商将现有的鸦片存货缴出。洋商却知道，有更多鸦片——现在价格也更贵——正在印度运来的途中，英国政府也可能补偿他们被没收鸦片的损失。

林则徐正当的禁鸦行为陡然引发了战争，英方极大部分为的是商业利益。怡和洋行老板买丁（william Jardine)跑到伦敦去帮英国外相帕默斯顿爵（Lord Palmerston）谋划战争目标与策略。怡和洋行出租船只给英国舰队，借领航员和翻译员给英军，尽地主之谊并提供情报，凭军需账单向伦

敦支款。但是英国派了以新式桨轮汽艇带队的远征团，目的地是广州以及广州一路海岸，以谋求按西方对等基础进行外交及一般商务往来的特权，并不是专程为扩张鸦片贸易而来。但是鸦片贸易却迅速自行扩张，而鸦片泛滥只是中英国际关系规划间普遍敌对之中的一个摩擦点。

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中，双方在东南沿海交锋六、七次，英国炮艇便打赢了，并且让清朝签下了一八四二年八月的南京条约。

费莱辙指出，中英南京议和以及后来的议和，都是按照一八三五年浩罕议和的范例来办的。南京条约内容包括：（1）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这是将旧例升级；（2）赔款；（3）适度课税，外人直接与关税司员接触；（4）最惠国待遇（中国对所有外人“无偏见之善待”（impartial  benevolence）之意）；（5）可自由与任何来人贸易，不可垄断（这也是喀什噶尔早已实施的）。此外，指定开放通商口岸也是中国一向的边疆政策，见皇帝不行三跪九叩礼的平等关系，是浩罕及俄罗斯边界一带都已通行的。

清朝在陆海边境运用的策略是连贯一致的，但是陆海情况却大有不同。第一，英、美、法都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侵略成性的海上势力。那是一个往海上做生意作战的世界，受法律与条约权利支配。对他们而言，一八四二至一八四四年的第一次议和只是逐步侵占的开始。第二，清朝用优惠让步，便可稳定遥远中亚地区浩罕与喀什噶尔的关系。同样的办法用在中国本土上，只会损毁清朝的威望。满人入主中国的时候，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朝地位，令使外邦称臣纳贡乃是天子的本分。因此，不平等条约就代表失败。这种失败以后将每下愈况。

为了平息英国人的怒气，清朝把荒岛香港割让了，并且开五口通商。清朝的首席和谈代表还乘英国炮艇去了一趟香港!但是中国并不完全接受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包含的原则，而英国人又觉得条约给予的特权还不够。因此，条约制度之确立，要等到英法两国再与清朝开战并且在一八五八年订定天津条约之后。甚至那时候清朝仍不愿承认新秩序，直到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进占北京了，才接受了事实。从进贡关系到条约关系的转变，一八四二年以前已有广州的二、三十年摩擦，以后又经过二十年的贸易、谈判、压制，才算完成。

一八四二年开始的条约世纪（treaty Century)

中国与英国（一八四二，四三）、与美国法国（均在一八四四）、与英、法、美、俄（一八五八）签的条约，虽然是以平等主权国的地位签定，其实都相当不平等。中国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逼入劣势，任由西方的商业与一并前来的文化侵蚀。到了二十世纪，历经三代西方领事的积极拓展据点，订条约变成意思清楚而用途广泛的办法。订条约的首要原则就是开通商口岸。最初是开五口通商，到后来，开放了八十多处。

主要的通商口岸，明显有物质条件与设施结构上的相似之处。这些口市都有喧闹拥挤的码头区与货栈，其间到处都是替代机器的苦力。码头的活动全部由中国的买办监督，买办听地位更高的外国大班（洋行经理）的吩咐办事。每个通商口岸的中心都是在拥挤的中国市区边缘新兴的洋人区，其中最醒目的就是女王陛下的领事馆前高高的白旗杆。外国人的设施包括俱乐部、跑马场、教堂。这些地方由体面的英国领事和他的其它国籍同僚统洽，并且由停泊在滨水码头区外的炮艇保护。在广东、厦门、福州三地，外国社群以岛屿为据点，更有安全保障。在宁波、上海等地，洋人区和中国人的市区之间都有河川、运河、小溪之类的水道隔离。

这种沿海的小块地区起初只是西方文化的旁支，和欧洲国家殖民地上的城市一样，是西方帝国领治的最边沿。但是从一开始其中就含有中国的成分，因为外国侵略者对于仆役和小铺子生意人的需求程度，并不亚于中国的上等人家。所以，通商口岸迅速变成中西混合的都市，外国人也在这些地方成为中国都市化过程中的影响力。

依据治外法权，外国人在中国的行为只受外国法律约束，并不受中国法律管制。这种办法不是近代才有的新发明。中国的中央政府在中古时代就曾实行与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颇相似的做法，要求海港上的外人社群由其各自的领袖依其各自法律管辖治理。这表示中国朝廷比较赞成最低限度统治，因而令使子民自我监督。早期来到中国的阿拉伯商客即是如此。至于鸦片战争以前的英美人要求在广州实施治外法权，是因为他们与北非、鄂圆曼帝国等伊斯兰邦国交往时就习惯仰仗自己本国法律的保护。而且西方人不堪中国人拿中国刑法治他们的同时，不理会西方人重视证据的规则，也不管近代西方人对刑求的反感，最重要的还是，外国商人需要其本国契约法的帮忙。

条约的另一要项是协议关税。按其约定的低关税率，将使中国无力保护本土企业——假使中国在一八九〇年代以前就看出保护政策的长处而有意实施的话。在一八四〇年代，中国的海关税务人员都习惯自己来和商人谈交易，而且手上没有可以强制外国人的权威和工具。以至于议定关税则例的事务交到中国人手上办，仍做不到不偏袒而有效率。因此，一八五四年间被派在上海关主管中国税务的竟是外国督办。中国政府任用外国人是古代早有先例的，就条约体制而言，是最有建设性的特点之一。在赫德（Sir Robert Hart）的领导下，中国“总税务司”的西方官员们成为每个港口上的要人，维护着竞争机会均等（藉强制执行外贸法规），以及中国政府从均等的外贸之中征收的百分之五的微薄之税。外贸的成长带给了北京朝廷和沿海各省一笔重要的额外收入。

所有缔约国家凭最惠国待遇的条款（这是个很便捷的外交策略），可以共享任何一国能从中国压榨取得的优待特权。条约系统愈扩愈大，清朝财力也随之愈来愈衰弱。原本是中西联营的鸦片贸易业移入了中国境内，一八八〇年代以后，中国本土生产的鸦片开始取代印度产品，印度鸦片至一九一七年停止输入。英国赞助下的印度鸦片进口中国，前后共持续了一百多年。

“条约世纪”始于一八四二年，终止于一九四三年英美正式放弃不平等条约中关键性的治外法权之时。治外法权使中国法律的管制力碰不到外国人，这也让中国的统治阶层回味了古代的经历，即是，在给予异族支配权的条件下统治中国。从时间上衡量，条约世纪只比以前据于华北的金朝（一一一五，一二三四）略短，比元朝（一二七九，一三六八）还长几年。从文化的观点看，即便条约世纪只损伤中国主权，并没有外国来取中国而代之，其影响力却比金、元、清各朝外族入主的影响更深远。这两种情形的比较研究仍有待史学者努力为之。

例如，十九世纪西方商人侵略的程度，有多少可以与四至十四世纪在中国边境进行商贸与军事骚扰的中亚细亚异族相提并论？又如，按琳达·库克克．琼森（Linda Cooke Johnson）所说，初期的上海国际租界与一般同乡会馆有多大相似性？其中有头目（领事）为其成员负责，并且依官方许可培养本行实力，岂不与会馆的会长相似？这些问题隐约暗示，就中国的长久的经验而言，十九世纪带来的不连贯性并不如我们所想的严重。

事实乃是，一八四二至一九四三年（或一八四二——一九四九年）可以视为具有以下特色的独特时期：（1）中国渐渐对外来探触开放，（2）外国军事侵略，始于英法的外围攻击，终于日本的两度侵略（一八九四——九五，一九三一——三七——四五），（3）西方商业与宗教侵略，一八三〇年代始于广州，逐步增加至一九三〇年代止，（4）国民党与共产党先后统治中国大陆。

从外国人的这边看，条约世纪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持续到一八七〇年代止，由英国商业的“自由贸易之帝国主义”主宰。英国人在一八四〇，四二年、一八五八年、一八六〇年三度战胜缔约之后，又在一八六〇年代与后来，支持已势衰的清朝复位。

第二阶段大约是一八七〇至一九〇五这段时期，是列强在中国进行帝国主义式竞争的阶段，其间俄、法、德、日、英都侵略了中国领土。中英共操中国海岸大权的短促时期过去，紧接着而来的是一九〇二年的英日同盟。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亚、非的竞争，终于引发拚得你死我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比较有建设性的第三阶段（将于第三卷详论），从一九〇〇年起，至一九三〇与四〇年代止。

条约世纪期间对外来接触的开放，与一八四二年以前清朝进贡制度的封闭态势呈鲜明对比。从中国以外的地方看来，第三阶段（二十世纪初叶）将是外来因素涉人中国人生活最重要的时期，乃是电子时代来临以前的一个世界史上的文化交流高峰。中国的爱国者迫切要求创造并保有自己的历史，将外国参与成分降至最小，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要谈上海就不能不提上海工部局（ShanghaiMunicipal Council），要论香港历史就不能不提怡和洋行。同样的，我们必须把条约世纪看作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也是国际史的一个部分。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等人是善于搅混水、模糊焦点的高手，所以他们竟说“究竟是英国炮艇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抑或是中国自己主动开放，已不再是争论的重点了”。事实上在我看来，既不是英国炮艇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也不是中国自己主动开放——而是鸦片长驱直入，瓦解了满清的僵尸结构。难怪现在有人说，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对外像苏联，对内像晚清”！美国现在，每年死于吸毒者超过十万人，已经陷入“鸦片战争”的灭顶之灾。美国的联邦制度已经完全无法应对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了，但想改革，门也没有。因为，联邦制度的“发展”，那就意味着联邦的解体！】

【【第十章 造反与中兴】】

太平天国之乱，一八五一——一八六四

一八五〇年代以后，清朝政府几乎已穷于应付连连发生的内乱。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虽然只在几处海岸上交火，皇帝却制服不了英国番鬼，大大动摇了朝廷的威望，接着来的一八四六至一八四八年的水灾和饥馑，普遍祸及已经增加的全国人口。一八五〇年终于出现大规模的变乱，并不出人意外。

乱事起于最南的广东及其腹地之间的省分。这个区域与扩大中的外贸发生关联最早，也是最后被收入清朝版图的地方。正是在这最易受外贸扰动力影响的地方，清朝的军事控制力比较弱。按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1966）分析其地方社会，大权操于地主大家族之手。在这些政府统治力量弱的地方，一姓的村子与另一姓的村子，或多个村子组成的团体之间经常发生集体械斗。此种地方性的战斗起于族裔的分裂。由于华南地区融入了自北方迁移来的客家人等族群，而客家人的生活习俗和早先来的汉族居民与山区土著都不一样。

人口续增而生活条件更恶化之时，外国来的鸦片贸易终于给了反清的秘密结社一个良机。加入这些会党的兄弟们，尤其是从商者，彼此互相帮助，为疏离分子与铤而走险者提供一个次级社会系统。按传统模式，领导造反的人理当是“三合会”的分支或旁系分子，因为这个会党组织早已遍布华侨社会与外贸界。

太平天国之所以未联合这些既有的反清集团，原因在于太平天国创始者洪秀全其人。洪秀全传布的信仰是他自己版本的旧约圣经基督教，他凭这个信仰建立的太平天国自一八五三年建都南京，统治至一八六四年止。但是许多因素从一开始就注定它要失败，第一个就是其宗教神学。洪秀全于一八四三年在广州第四次应试不第之后，爆发了对满清统治中国的愤怒，然后又读了一些别人给他的基督教传教文宣小册。作为洪秀全主要基督教教义来源的小册子，乃是广东籍的教徒梁阿发所写，梁本人从圣经旧约里，看到了少数的上帝选民在上帝扶助下反抗压迫统治的道理。梁阿发强调耶和华的正义之怒甚于耶稣之爱，教给洪秀全的只是基督教神学的皮毛。但是梁的传教小册似乎能解释洪秀全早先一次精神性疾病期间看到的景象：天父上帝呼召他救天下人，耶稣乃是他的天兄。

此后洪秀全成为积极的传教者，劝人过道德生活，信奉唯一真神。一八四七年间，他跟随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数月，学会了怎样祈祷、布道、唱圣诗、问答教理、忏悔、施洗，以及其它属于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行事方式。洪秀全和两名最先皈依的教友所创的打破传统的一神教，威力足够建立太平天团神治政权，却太渎亵上帝而得不到外国传教士支持，太坚持拜上帝而得不到三合会之类的会党支持，又太怪诞荒唐而争取不到汉人知识分子认同，这最后一者正是一般组织行政系统所不可少的。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最初设在广西山区。当地的居民有徭族、壮族，以及洪秀全籍贯的客家人。客家人是数百年前从华北迁来的，仍保留北方的方言以及其它旧有的族群特点，反对缠足就是一例。客家人是华南的一个少数族群，却异常坚忍而进取，并且很懂得在有敌意的环境中保护自己。

洪秀全一跃而成为半壁中国江山之王的故事，颇像拿破仑与希特勒的兴起，充满戏剧性、奇妙机缘，以及始终为人们所争论的个人与社会因素。他的教友相信上帝命他们推翻满清，要他们在上帝的儿女之间建立起兄弟姊妹的新秩序。居领袖地位的是六名结为义兄弟的激进者，洪秀全与他们地位平等，只在六人之中居长而已。主控军权的是原来以烧炭为业的杨秀清，此人未读过书却有头脑，能蒙上帝附身而以上帝的声音讲话，令洪秀全目瞪口呆。其它四个都读过书，没有一个是佃农出身。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系统取材自《周礼》。太平军起兵的动机强烈，组织精密，而且一开始时是严格禁欲的，男女决不可相混。

太平天国的基督教信仰半借半创了整套的祈祷文、赞美诗歌、仪式，以便中国人适用。并且要所有人联合为兄弟姊妹，共奉唯一真上帝。基督教旧约和道家的消极政治思想与佛家的来世之说同。主张的是勇敢的族群应号角之呼唤而向其压迫者进军。最初的客家信众正是打起仗来最勇敢、体恤一般百姓的一群，这并不足为奇。洪秀全的思想创造出一个有作战组织力的中国新教派，利用基督教一千八百年历史中实验而证明无误的技巧，灌输热烈的信仰给每个人，以确保人人为教国效命。太平天国的基督教，是以思想与实践从属军事行动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混合物。再有类似情形出现，等到一百年后中国借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予以中国化的时候。

一八五〇年间的广西，距离北京很远，只驻守了少量的官军。鸦片走私者以及被英国海军追缉沿西江逃入内陆的海盗，对此地影响很大。骚乱频仍促使居民培训了自卫兵力，其中有乡勇也有土匪，两者其实不相上下，都是就食于百姓的人。开始只有一小群的拜上帝会教徒也和别人一样，为自卫而武装起来，但是在暗中进行，而且别有目标。到了一八五〇年尾，有两万教徒跟随洪秀全起事大败了前来驱散他们的清军。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洪秀全在自己三十八岁生日这天自尊为太平国天王。

好战的太平天国信仰激励出一支勇猛的军队。初期的这些战士们都严守道德纪律，善待一般百姓，并且凭其奉献意志吸引了新的投效者，也吓跑了来镇压的官军。太平军配备有极多大小旗帜，部分作用在于识别所属单位。他们不作表示效忠清朝的薙发打扮（脑门剃光，脑后蓄长辫），任头发自然生长，因此被称为“长毛”。他们的模样，在拥护既有体制者看来，比大约一百年后搞西方化、反共产的学生还要可怕。

内战

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四年肆虐的这场战争，人命伤亡与财物耗损都十分惨重。约有六百个市镇在血战中易主。一八六〇年代初的美国南北战争乃是工业化时代的第一场大战斗，铁路与汽艇运输、精确的武器都是关键要素。太平天国与清军之战却是最后一场近代以前形态的战争，军队都是徒步，要靠占据的当地供应给养。没有医疗人员随队，也没有新式地图和电报机。攻城时或许会用炮击，但最常用的战术仍是从墙下掘地道、埋火药、引爆。长江上和以南的主要河川中，会以帆船或舢板进行水战，极少使用汽艇。有时会使用火枪，但大多数行动是用剑、刀、矛、棍的短兵相接。这种战斗需要动机甚于技能训练。

进行侵略的这一方有人员折损时，可以就地补充，或以俘虏充数。但是带兵的人对于这种兵丁能否固守岗位已经没有把握了，遑论要他们冲锋陷阵。官军的人马之中有世袭的满族蒙族军人，但是他们来到湿熟的南方却变得水土不服，骑兵阵到了稻田里也发挥不出威力。因此，作战时多是汉人与汉人搏斗。依官方报告，每支军队人数为二、三万人，多者有二十、三十万人。这令人疑惑他们究竟如何取得粮给，又如何在普遍没有道路的地区之中行军。军队总人数一向都是粗略估计的，也许应该酌量扣减才比较正确。

一八五一年间，太平军大举北进，占领了武汉各市。一八五三年又顺长江而下，攻陷南京，建都为“天京”。太平天国的战略，大致不出一个不识字的烧炭夫操控下的野心勃勃的委员会可能想到的范围。这些人对外面的世界茫然无知，放着上海不攻，又不发展外交关系。他们被顺势冲昏了头，竟同时派两支实力不足的军队北上取北京、往西攻华中。结果两支远征军都败了。军队指挥官大致都是独立作业，没有可靠的情报，也没有通讯联络与配合行动，只能随机应变。首领诸王一心只专注在宗教和战斗上，应付不来经济、政治，以至全面擘划的事务。

由于欠缺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太平天国不懂得占据治理乡间为基地，以供应人力与粮食。他们只顾连连攻占市镇，以战利品和征用物资为补给，作风和官军差不多。孔斐力（Philip Kuhn，见CHOC 10）指出，他们实际上一直“被围在城市里”，让地主士绅待在乡间。这种现象都是他们的狭隘宗教狂热心态所致，使他们和士大夫阶级对立，而不能吸收这些可能替他们组织管理政府的人才。

这时候，最初的信仰和严格纪律淡化松弛，对于太平天国形成严重打击。各个首领纷纷在南京自拥兵力，自设宫殿、后宫嫔妃，以及其亲信集团。传教士于一八六〇年造访一位太平天国丞相时，见他头戴缀金冠，身穿与属下军官一样的红黄色丝袍。平等主义只存在于基层民众间。

最初的领导结构自毁于一八五六年的血腥内讧。这一年，东王兼正军师与左辅的杨秀清计谋篡天王洪秀全之位。洪秀全便令北王韦昌辉扑杀杨秀清及其部下。事后韦昌辉及其部属得寸进尺，又得令翼王石达开将他除掉。石达开深感遭到洪秀全的猜己，率领很大一批兵力向西边出走。留给洪秀全的残余部属只是洪自己那批昏庸无能的兄弟与亲戚。

以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曾试图从太平天国抗清行动中抢救出一些具有正面意义的反清民族主义与社会改革范本。太平天国对于赌博、鸦片、吸烟、偶像崇拜、通奸、娼妓、缠足等诸恶一律都反对。对妇女特别开放，妇女担当军队后援，代理自古由太监负责的王宫内务，也可以上阵杀敌。但是，太平天国的历法和科举考试——用洪秀全自己的著作小册为教本，并不比清朝现行的进步。以二十五家为一共享“圣库”单位的理想公社制度，始终没有推行到乡下。最后一任丞相洪仁轩——为洪秀全堂弟，曾与传教士共事过，他的西化方针一直不曾付诸实施。而且，太平天国领导阶层无知而排外，缺乏经济计划，未能以军事长才为基础而建设扩展，导致流血不断百姓遭殃的后果。集体造反的行动，在中国一向不曾给人好印象，这一回又让基督教也担了恶名。

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们刻意垄断的上帝福音被人侵占，令他们怨恨不已。比较固守文字而欠缺想象力的人，更是不能容忍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弟弟，而且还把中国家庭制度注入基督教的天国，给上帝和耶稣添了妻妾。在我们现代人的眼中看来，洪秀全的一套改编，毫无疑问是基督教真正融为中国旧文化一部分的最佳时机。没有一位中国的先知，哪个外国宗教信仰可以征服中国？但是，少数几个能够进入太平天国的南京城的外国传教士，虽然受到礼遇，却清楚觉得太平天国的基督教并不需要他们来教导基本教理。太平天国甚至自认为是中央是上位，不过对于所有“外兄”都待之以礼。他们的第六诫“不可杀人害人”，用了中国传统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为注释。洪秀全编给儿童背诵的《三字经》，列举了上帝扶助摩西与以色列人、救世主耶稣的降生与死、古代中国（商周两朝）敬拜上帝（这一点与耶稣会的方法不谋而合）等事迹。秦、汉、宋的皇帝被指为步入歧途。一直等到一八三七年洪秀全被接入天国之时，他才受命要除鞑妖，拯救天下（中国）人。这是真正做到异种文化通婚了，但是少有传教士能容忍。信奉天主教的法国更以太平天国基督教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余孽为由，而予以反对。

太平天国留给后世的只是一个名称。文字记录有偏颇，因为官军将太平天国大部分文书销毁了，留传的多属外国人所保存（有些于本世纪才在法国和英国的图书馆中找出）。最后几年曾有一些富领导才干的人出现，但为时已晚。一个能促使这么多人奉献生命的信仰，必定有其动人之处。只不过太平天国的优点，需在清朝衰朽的旧秩序相形之下才显得出来。

一八六〇年代清朝中兴

清朝之得以从内乱外患夹攻中挺过来，主要归因于一般称之为“清朝中兴”的政策与领导转变。一八六一年间，清廷似乎气数已尽。英法联军于一八六〇年占领北京，继而迫使清廷接受了不平等条约制度，终于使操持朝政的顽固反洋派败下阵来。此时正有一位太平军新掌率，将包围南京的清军大败，随即进攻长江三角洲，并且将于一八六二年直逼上海。这个危机激发了一八六一年的辛酉政变，事后即成为慈禧太后摄政，由恭亲王和军机大臣文祥主持政务的局面。新政府力行的两大政策是：外交方面接受缔约制度以安抚洋人；内政方面多用汉人任实权之职以平乱。这种更富弹性的策略，使朝廷势力开始重振。

新获得统辖讨伐太平天国军务大任的，是湖南进士出身的曾国藩。一八五二年他自北京回乡编组团练，眼见太平天国对整个儒家秩序的亵渎与猛烈攻击，大为惊骇，决心要以古来就确立的方式——重振道德——予以消灭。为此故，他着手组织自卫团练。先选性格相近而效忠他的人为将领，由将领自己去选军官，再由军官自募兵士。按这个方式组成一个领导从属的人对人的关系网，大家彼此依赖，在作战时可以互相支持。这乃是将家庭制度中人人按其身分相互负责的精神搬到军事上来运用。结果效率奇佳。团练的每名兵士都是清白朴实人家的子弟，训练精良，粮饷充足。

曾国藩还在长江练了水师，设置军火库、妥善运用自己的资源。华南来的客家太平军将物资渐渐耗竭时，曾国藩的湘军便开始打胜仗了。满清朝廷一旦明白最上策是信任那些忠于旧秩序的汉人，曾国藩便有了任用自己的将领为巡抚的权力，也能够动员协调一致的战力。他有条不紊地从上下两方围攻太平军，长江上游湖北湖南的武汉首府曾六度易主：下游方面，英法军终于放弃中立，也投入保卫上海宁波之战。在年轻的慈禧太后听政之下的北京新朝廷，一方面接受西方的条约制度，一方面支持各省的保守派汉人巡抚，得以在一八六四年平定太平天国，给了满清朝廷奋力自新的机会。同治中兴时期的理想主义气氛，所展望的是像东汉光武中兴或中唐安史之乱以后盛世的那种保守的振衰起蔽。率先研究同治中兴的西方史学者瑞梅莉（Mary Clabaugh Wright,1957）曾生动地描述，传统儒家式政府的人臣如何在一八六〇年代活力充沛地要整顿朝政。一群八股科举出身而忠于朝廷的廉正文官，毅然平定了内乱之后，试图好好照料农业经济，为百姓谋福。华中各省恢复了安定秩序，税赋减免了，土地再发放耕种，学校重建了，有才之士补入了公职。不过高级大臣主张提倡的多，真正能在基层实现的较少。在如此复兴传统秩序之时，中兴的重臣们也开始进行西化。设置了补给新式武器的兵工厂、建造轮船、翻译西方科技与国际法的书籍，成立外交部原始型的特别委员会“总理衙门”，隶属军机处。重组的湘淮乡勇配备有新式武器，足以防杜农民造反。这些西化措施也得到西方列强配合政策之助，列强的帝国主义之争要到一八七〇年代才趋于紧张。

近来所作的详尽评估，态度比较不乐观。因为同治中兴让无知而反进步的慈禧太后掌得大权。西化行动大多是交给各省巡抚自理，由于各省内的汉人势力渐居上风，满清朝廷反而陷入了守势。但是省内的行动未能协调一致，而且得不到北京朝廷的支持。结果，清政府的中兴新气象压不倒传统中国政治的惰性，仍然得按过了时的老方法运作。

同治中兴的诸大臣固守重视农业为国家税收与百姓生计根本的观念，全然没有近代式的经济成长开发概念，只是一昧反对贪利。他们仍旧轻视商业——包括对外贸易，认为商业是不事生产的。只顾向农民和官吏强调古来节俭廉洁的重要，以为这样便可促进土地农产供养人民与政府所需。为了扶助农业，大臣们也试图降低长江下游的田赋而不见成效（见刘广京于CHOC 10所述），同时并未降低佃租，也未限制地主的地产权。他们试图整顿防治水患的必要公共设施，长江水患整治方面的成绩却没有比前任政府好多少。

中兴气势在一八七〇年以后衰退下去，其原因很多。大臣们煞费苦心地复兴过往，却不拿有建设性的眼光去面对中国的新未来，他们不能有效地激励基层官吏配合，也没有能力处理西化过程中的专门技术知识问题。正是他们保守复旧的力量，抑制了中国以革新方式响应西方接触的行动。

其它乱事之平定

同治中兴一项无庸置疑的成就是平定内乱。太平天国控制长江下游地区的时候，在太平天国以北的淮河与黄河之间又发生了捻乱。捻子兴起于华北平原南端有土墙防卫的村落，他们按自己的旗号系统组成骑兵而四出劫掠，取地方团练而代之，成为控制本乡的势力。捻子虽然没有太平天国夺取清室天下的野心，却于一八五三至一八六八年的期间在相当大的地区内取代了朝廷，并且以劫掠邻省物资的行动困扰朝廷。

清廷屡次想要肃清捻乱，却屡次失败。捻匪村子的土墙被夷平了又再筑起。曾打败太平军的一般儒士将领承诺要保障百姓安全、格杀捻匪头目、赦免其部下，试图藉此断绝乡村百姓给捻匪的支持。在此同时，华北地区多处又闹起其它乱事。这些叛乱与捻匪后来都被配了新式武器的湘淮新军制服，策略是切断其粮食与人力补给，终于以封锁防线加上反骑兵战全面剿平。

华中华北经过动乱震撼之后，西南西北又于一八六〇年代与一八七〇年代发生血腥的回民叛乱——这些激烈争斗最近才开始被人研究。总之，近代中国求变革的运动，要在以农民为基础的叛乱和平定叛乱的中兴之后开始，不出传统的行事模式。其间有几百万倒霉的人丧了命。战乱拖到后来终于精疲力竭。据现代估计，一八五〇年的中国人口总数约为四亿一千万，经过太平天国、捻乱、回乱，以及其它小规模战乱以后，一八七三年的人口大约只有三亿五千万了。

所以，西方炮艇的威逼，甚至是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比起十九世纪中期遍及各大省的乱事，只是短暂的小灾难罢了。争取到中国新通商口岸特权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只是居于这种社会大动乱的外沿，并不是引发事端的人。在当时某些中国人眼中，他们代表新秩序与新机会。但大多数中国人却觉得他们无甚重要。

即便如此，一八六〇年代早期，中英双方开始达成非正式谅解（entente）。英国要的是贸易的稳定，所以就帮清廷购买一支炮艇舰队（这是当时的终极武力），不过由于舰队该由谁指挥的问题没解决，这笔交易也未成。赫德与他主持的总税务司，以中国官员机构的身分，主动应和英国敦促的革新财政便利贸易。然而，英国人为维持清朝安定而涉入中国内政，后来也成为爱国人士攻击的题目。

【谢选骏指出：清朝的“中兴”是一种假象，与“东汉中兴”不可同日而语，结果不过是死灰复燃的余烬。死灰复燃是何等命运？以尿尿之！太平军1864年灭亡之后，过了不到四十年，1900年八国联军到北京撒了一泡尿，消灭了满洲的余孽。又过了十年，武昌起义的辛亥革命，迫使袁世凯代表的汉奸集团反正了。我常思考，为何太平军和国民党共产党都要通过“外来的灵感”组织革命？结论是，中国内部的“儒释道”久经体制化，已经成为官匪一家的“入室盗”了——因此无法动员足够广泛的体制外力量参与叛乱，也就无法摧毁三教合一的政治僵尸。太平军和国共党，都算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曙光所照见的新生力量，但是他们都不成熟，无法担当再造中国的历史重任。】

【【第十一章 早期近代化与清朝衰微】】

自强与自强失败

一八六〇年代清朝中兴以后的几十年中，最重要的人物，不分满汉，都努力要实行西洋方法制度。这种动向——刘广京和费慰恺等人都有研究——作为依据的是好听却误导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似乎是以为，西洋军械、轮船、科学、技术可以从某方面用来保存儒家的价值观。我们现在回顾以前，可以看得出，炮艇和炼钢厂是带着它们各自的生活哲学而来的。可是，一八六〇至一九〇〇年的这一代人却紧抓着中国可以一跃就跨入现代半途中的口号，如同想一跃而过暴涨的河水一般。

因此，在“自强”这个中国古典而非外来的口号之下，中国的主政者开始采用西洋军械和机器，随即陷入无法回头的逐步借用。借了机械装置就得再借技术，借了科学就得再借其它知识。接受了新观念就得改制度，最后走到立宪改革以至革命共和。只让工具西化而不让价值观西化的这种不彻底西化的谬误，其实有许多保守的读书人已经看出来了，因此他们选定的路线是全面反对西化。

自强运动的领导人物即是平定太平天国的文人将领，包括曾国藩和年纪较他轻的助手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制造枪炮轮船的上海“江南制造局”即是李鸿章所建。早在一八六四年，李鸿章就向朝廷说明，洋人欺压中国乃是凭着船坚炮利，将他们逐出是无望的，中国社会因此面对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的结论是，中国必须学习使用西洋机械以求自强，这也意味着要培训中国人才。一八五三年派里（Perry）抵达日本以后，日本武士也曾立刻看出这个简单的道理。但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处处受到守旧读书人无知偏见的阻挠。就在日本迅速现代化的这几十年里，中国迟迟不动，形成了历史上一桩重大的对比情势。

中国的难处不胜枚举。以译书为例，十七、八世纪有大约八十位耶稣会传教士将四百多部西方著作译为中文，其中一半以上是有关基督教信仰的，约三分之一是科学知识方面的。十九世纪初叶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发表了大约八百种著作，但几乎全部是宗教文宣或圣经翻译，都是用简单的文句写给一般民众看的，并不以中国知识界为对象。十九世纪最后的三十多年中，有个天赋颇高的英国人（John Fryer）和中国读书人为江南制造局合译了一百多部科学工技方面的著作，制定了以后发展工技必须的中文术语。但是这些译作发布有限，很少有读书人念过。这类书籍的印制要靠外国人或涉及外交事务的少数官员来推动，并没有皇帝的旨意。

一八六二年在京城设置的同文馆，乃是培训政府外交谈判人才的学校。由一位美国传教士主持，聘有九位洋教习。由于总税务司支持，赫德又积极鼓励，很快就收了一百多名学习外文的满汉学生。但是反洋化的知识界却反对同文馆教授西方科目，其理由是：西方科学的原理借自中国的算学，方法是中国发明的，却被洋人拿去用了。

命运系于中国学术的读书人要维护自己权益的心态，可举容闳的实例做最鲜活的说明。容闳于一八四七年随传教士赴美读书，一八五四年自耶鲁大学毕业。在国外待了八年后回国，却等了将近十年才得到曾国藩任用，负责购买机器并担任翻译。容闳建议送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政策，等到他返国十五年后才开始实施。一八七二年间，他带了一百二十名身着长袍的中国学童来到康乃狄克州的哈特福。随行的还有老式中国教师，以便替这些要负起中国西化大任的学童温习制举功课，因为这是仕宦之途必不可少的。另外有一位守旧派学者担任容闳的同僚，任务是防止西方接触败坏了学童的名教道德。到一八八二年，这个留学计划便废止了。

类似的情形也阻挠了初期的工业化。守旧派恐怕开矿、铁路、电报线会破坏风水，而且怕这些事惊动祖坟、引来不守法纪的矿工、夺去划渡船和赶车者的生计、浪费公帑、造成对洋人机械与技师的依赖，从而惹来无穷祸患。即便主张西化者能够克服这些恐惧，仍有欠缺经营技术与资本等实际问题要解决。大规模企业计划必须有大臣出来主持，通常是按照“官督商办”的模式办理。也就是说，这些企业经营被官僚作风陷于瘫痪，办事的商人始终受把权的官吏压榨。而不分官商都只顾抽取现有利润，不肯将收益再投资。以利润再投资维持自足企业不断成长的目标，始终未能达成。

因此，尽管许多官方赞助的计划初期看好，十九世纪晚期的工业化大体上是白忙一场的。以李鸿章于一八七二年创设的轮船招商局为例，本来受津贴要运江南贡米进京。自一四一五年起，几乎每年都由一大队的运米帆船逆大运河北上送贡米，此后可以快捷地循海路自上海运至天津了。为了供给轮船需用的燃料，一八七八年在天津以北开了开平煤矿。为了运输开平的煤，一八八一年建了中国第一条永久铁路。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这些相互支持的企业都没甚么发展。招商局在官吏、总办、帮办的贪污搜刮之下，无力与英国的轮船公司竞争。开平矿务局积欠了洋人大笔债务，于一九〇〇年卖给了胡佛（Herbert Hoover）等人。铁路建筑的事被搁置，一八九八年以后才由列强在其势力范围内筹划推动。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三十年的后期中，最主要的对手是张之洞。张在武汉任职十八年，在武汉设置铸铁厂——后改为炼钢厂、武备学堂，以及教导电报通讯、采矿、铁路、工艺等的工技学校。但是张之洞的主要目标是，把这些工技全部安插到正统儒家思想的格局之中。

中国的近代化因而成为几位大臣玩的游戏。他们明白近代化之必要，便努力筹资金、选人才，在无精打采甚而不友善的环境中进行建设。他们为了个人利益与权势而继续做下去，慈禧太后的朝廷却与日本明治天皇的朝廷不同，支持态度既不坚定又不连贯。而且，她任由守旧派大臣对改革派掣肘，这样她才能握住裁夺之权。由于华南地区一向都有许多头脑灵活的人在找出头的机会，迅速成长的通商口岸上尤其充满跃跃欲试者。因此，十九世纪晚期有的是带头创业者，却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变革。清廷把洋务运动交给少数几位巡抚去办，因为这么做合乎中央与地方均势的要求——朝廷不必负担费用也不负责任。此外也因为通商口岸的官员和洋人有往来，只有他们清楚时务，知道如何找洋人帮忙。

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是验收自强运动成果的时候了。因为中国大得多，押注的人都看好中国。李鸿章所见的却不然，因此事前曾试图阻止战争发生。中国建设海军始于一八七〇年代。一八八〇年代间，李鸿章曾向英国购置巡洋舰，并且聘了英国教练与顾问。后来克鲁伯公司（Krupp）得标，又再向德国购买了更大型的船舰。不料，到了一八八〇年代末，海军经费竟在大臣共谋下转移为慈禧太后修筑颐和园之用。总税务司赫德估计：“海军应当还有三干六百万两（大约合美金五千万元），这下子你瞧，一毛钱也不剩了。”他于一八九四年九月发现：“他们的德国舰上没有炮弹，英国舰上没有火药。”甲午之战中国只动用于李鸿章的华北陆军和北洋舰队（华中华南的末动），而海军的炮弹有些只是填了沙子充数，根本没有火药。

日本人以镇压叛乱为由，于一八九四年介入朝鲜。战争中大败李鸿章的华北各军，又在近代最初的一次海战中于鸭绿江口击溃北洋舰队。北洋舰队司令是一位骑兵老将，他把军舰按骑兵冲锋式一字排开，却被日本海军以两个纵队包围。如今，北京颐和园的游客看到大理石船“清宴舫”的时候，脑中应会浮起一行碑文：“讣告：未成形的前清海军长眠此地。”

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国的第一场近代战争竟然只让一位省级的巡抚一肩去扛，就好像那是他省内边境自卫的事。清室确已被指责为无能的外族，但是清朝的问题不能只用外族一词就交代过去。问题显然在于其帝制政体本身、帝制下行政的虚有其表、帝制政府结构上之不可能成为近代化的中央统治力。

清朝把许许多多内乱都应付过去了，此刻的外交关系却不可收拾了。日本甲午一战大胜，把远东带入帝国主义列强竞争的另一个十年期。中国为了要付赔款，不得不向欧洲人发出债券筹钱。一八九八年间，俄、德、英、日、法都在中国自划势力范围。这种势力范围通常包含一个可以做为海军基地的大港，有进入腹地的铁路，以及沿铁路线有可开发的矿藏。中国为了遏阻日本扩张，便开门迎俄罗斯进入东北。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以后，俄国人才被限制在北边，由战胜的日本占据南满和朝鲜。

从各方面看，中国似乎要亡了。带着新学说理念的新一代能挽救中国吗？新的学说理念能启发全国在强有力的统治力之下获得新生吗？

基督教与儒家之争

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基督教传教士似乎是外国侵略行动使用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手段。十七世纪就开始的冲突，到十九世纪又再续接下去，而且是从政治、知识、社会等多方面继续。

就政治观点而言，基督教是旁门左道。起初看来只不过是佛教的一个旁支教派，有一套信仰系统，有一位救世者，有道德内疚（犯罪），也有一套救赎办法。这些成分大多数宗教信仰都有。由于非主流的宗教支派在中国都是被禁止的、类如白莲教的宗教组织，一般都是在暗处。耶稣会传教士于十七世纪在中国的斐然成就，只因为教皇不准祭孔祀祖以至与中国皇帝对立而毁于一旦，导致一七二四年的天主教遭禁。后来是因为法国坚持要求，才于一八四六年解禁。这期间：中国的天主教徒仍存在，但外籍神父只能在暗中行事。

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ism）的传教士本来就是怀着改革者的抱负投入神职的，一开始传教就和既存的儒家社会体制起了冲突，因为儒家社会体制有其自己的改革方式。传教士和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乃是天敌。双方都享有特权——可以免挨县宫责打，双方也都是教导天地宇宙道理的人。竞争对立是在所难免的。保罗·柯文（Paul Cohen）引用一名早期传教士的话，颇具代表意义。此人认为，儒家士大夫外表做出来的礼貌文雅之下“除了诡诈、无知、粗鲁、庸俗、自尊享大、对一切外国事物顽固仇恨之外，什么都没有”。对方的感想正是半斤八两。在士大夫读书人眼中，传教士乃是外国来的颠覆分子，拿炮艇做他们伤风败俗行为的后盾。守旧的爱国分子痛恨也害怕这些外来的不速之客，但是守旧派在近代展开之时败下阵来。可取得的相关文字记录多属争辩性质的，否则便是战胜的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所写的。柯文的出色总结（见CHOC 10）所农据的数据显示，皈依基督信仰的中国人甚少，传教士侵入的影响力却无所不在。

一八六〇年至一九〇〇年的这段时期，在治外法权与内地居住权（这一条是某位虔诚的法国翻译官非法添入的）的庇护下，传教士的据点逐步向每一省分内蔓延。天主教从其原来的老基础上发展，至一八九四年已有大约七百五十名欧洲传教士，四百位本土的神父，教友超过五十万人。新教传播是从广东展开的，最初来的传教士是一八〇七年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罗勃·莫里森（Robert Morrison）。第一位美国传教士于一八三〇年到中国。到了一八九四年，新教传教士已超过一千三百人，其中大部分是英、美、加拿大籍。共派驻大约五百个地点，每一处都有教会、宿舍、街上的小礼拜堂，通常也设有一所小学校，可能还设有医院或诊疗所。五百个据点分布于大约三百五十个大城小镇中。然而，吸收到的中国信徒不满六万人。可见中国注定了不会成为基督教国度。

一八六〇年以后，中西接触增多，士大夫们和传教士也就摩擦不断。曾抵抗“崇拜基督”的太平军的湖南人，更有积极的反基督教运动，维护名教思想之余还挑起激烈行动。通常，士绅们会以男女一同做礼拜为题，散播传教士行为不端的话言。曾有过度渲染的色情写作描述神父、修女、教徒的淫乱纵欲行为。士绅若想引发暴民行动，只需要张贴写明群众聚集时间地点的告示即可。大小教案事端不下千起，经外交管道报案的也有上百件。传教士要求洗雪不白之冤，并要求官方维护他们依条约享有的拉他人人教的权利。

炮艇勒索迫使清朝官吏站在外国人这一边，帮忙强制执行条约权利，又更进一步损害了清廷的威望。天主教教会尤其会在打官司的时候保护自己的教徒。法国由于贸易量少，就极力卫护天主教传教团，其主教都有某种官方承认的地位，有些还接受官街。

新教的传教士共有十多个不同的会派。初来的艰巨任务乃是学中文，并且要译出一整套传达讯息所需要的术语。中国已具备指述上帝、灵魂、罪恶、悔悟、救赎的词汇了。传教士们面临了大问题：如果拿既有的词汇来用，这些名词多是佛教用语，不能使基督教明显有别。如果换一套新的用词，可能比较不容易使人听懂。翻译上最难解决的，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上帝——的称谓，天主教会经过一再更改之后，决定用“天主”，有些新教会派决定用“上帝”，有的则是用“神”。只用一个版本中译圣经的话，就要形成信仰主体称呼不能确定的僵局。

在“基督教占领中国时期”（这么称呼很不聪明），新教各会的传教士把小型学校和浅显的医疗术一同带入各大城市。在大都市里传教，偶尔也会遇上应试的举子。但是对于多半是农家出身的美国传教士而言，还是觉得乡间生活比较相宜，与儒家思想竞争的成功希望也比较大些。新教教会的成长缓慢，却很稳定。到一九〇〇年，皈依人数与虔诚信徒总共有十万以上。这在中国人口中只算九牛一毛，不过新教传教士都是搞组织机构的高手。他们建起各自的西式洋房宅院，由中国仆役管理打点。继而办起学校，开设公共保健诊疗所，最先被他们争取到的中国教徒通常都是替他们办事的人，如厨子、发传教小册子的人等。此外也有一些聪明的理想主义的人，因为欣赏西洋生活方式而乐于接受西洋宗教。十九世纪末叶有许多主张改革的人信了基督教，原因之一是，工业、基督教、民主政治的三位一体似乎是西方强大的秘诀，故也是救中国的最上策。

维新运动

帝制中国晚期的学术思想追上外交趋势的脚步，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中国发生广泛商业成长的同时，学术界也有了变动，班哲明·埃尔曼（Benjamin Elman，1984）称之为“从哲学变为语文学（philogogy）”的动向。变动的本质是，科举入仕的大臣们不再只看重义理的道德判断，改为注重比较不属文化导向的精确技术性研究方法。这样也许较利于以后面对明确具体的近代问题。

十八世纪晚期兴起的区域间贸易最频繁的江南一带，在当时也是新兴的考证学的发详地。明朝灭亡以后，汉人学者把咎责归于混合了佛道思想的空谈理学。读书人对于宋明两代盛行的理学观念之“无从以经验证实的说法感到不满了”。只注重心性义理的风气，促成晚明党派以仁义道德之名彼

此攻讦，致使晚明政府瘫痪。满清入主中国以后，有些学者因此舍理学而就语文学，也有转治数学天文的。最主要的学风仍是考证之学，包括以训诂、校勘、辨伪、笺释等方法整理研究古书。其成果之一是发现古典经书确实有伪造的，从此古书也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

堪为这种新学术风气纪念的，是一八二九年收集成的一套一百八十部著作，为七十五位十七、八世纪学者的作品，其中一半的人是进士及第的。讽刺的是，这项学术成果是著名藏书家阮元领导纂辑的。他也是广东巡抚，也是主管欧洲贸易的大臣。

当然，阮元这套大书的作者确实有不少是商贾家庭子弟。以扬州盐商为例，其近乎传奇的富豪多金使他们有能力兴办学堂书院以培养人才。清室的重大编书计划都由大臣主持，广征天下学者参与工作，如《明史》和清朝地理志索引等，都是其重要成果。总计朝廷的编修计划超过一百五十件。从这些学术工程中产生了一种观念：治考证之学也是一种职业，是做官以外的一种事业。

助长这种考证研究的书院与藏书馆，在江南各省最盛。皇帝起初态度很冷淡，到一七三三年，才开设了国子监，以教导科举生员学业。一七五〇年以后，有些许自主权的官学开始自行赞助研究考证等学术活动。以汉代“今文”为奉的“汉学”考证，显示清代学界人士的学识有多么广博，治学态度是多么积极。他们校证古籍的成果又导引他们走向文字学、声韵学的探讨，进而展开礼器、碑文的考古研究。

到了一八四〇年代，英国突然在海上称霸，促成两条革新路线之联合，一是今文学家重新评估古籍，另一个是为官读书人主张经世致用，重视典章法制。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在这两方面都是代表人物。他于一八二六年编辑了两千多件有关财经与其它行政上实用知识的著作。他曾主张将江南贡米从上海经海路运至北京，以免走费事费时的大运河河路。他曾参与盐务税的改革，写过记述清朝十次战功的史书，并且在广州帮钦差大臣林则徐编写了有关海外诸国的一部报告——对中国的问题有极重要的新观点，不过来得迟了些。总之，魏源把以英国为代表的外在世界带进了清末革命者的视野。

考据学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方法之间的连续性，可以在一八九〇年代得到证实，精通古礼器与碑铭研究的学者于此时识出了商代甲骨文的含义。第一章已说过，此乃是近代中国考古学之始。不过这对于晚清抵御西方侵略是帮不上多少忙的。

都市成长——大多数为通商口岸——到了一八九〇年代，给实质环境与让会结构都带来很大改变。各沿海与河岸港市中，西式楼房、街道格式  煤气灯与自来水等城市设备。以及轮船汽艇运输与外贸，都与中国以外的世界有关（或是其延伸）。这些港市里的中外商贸公司、银行业、工业合力制造了一种近代中国经济形态。同时一并出现的还有近代大众传播媒体——中国记者、报纸、杂志，以及不以投身仕宦为目标的知识界。在外国人治理的近代化都市中，中国商人或是替外国公司筹资做买办，或自己经营事业，兴旺发达之后，也开始发表中国人的舆论。

中国基督教徒开始形成一个分散出来的社群之时，传教士也开始发行中文杂志《万国公报》，报导国际情势。这本新闻杂志自一八七五至一八八三年是周刊，一八八九至一九〇七年改为月刊，将世界新闻传播给中国的学者阶级。也由于公报的文章都是中国编辑主笔以文言文写成，才能够被急于理解外在世界问题的中国读书人与官吏接受，因而成为第一个供传教士直接表达意见的传播媒体。一八九〇年代间，最能干的传教士——如韦尔斯来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都以打动士人阶级为目标，从而影响到维新运动。

从中国的观点看，日本于一八九五年打败中国并不仅仅是另一个文明强国打了胜仗，而是西方代表的恶势力压倒了中国。西方人是男女公然拉手甚至接吻的野蛮淫乱之辈，现在他们凭着发明了坚利的机器，就倾覆了创造文明与太平生活的天人秩序，可见混乱即将来临。

一八九五年间，几个因素突然会合到一起。第一个是列强的威吓引起了四场战争，并且用海岸上的海军火力让中国四战皆败。外国恶势力这次用的武器更厉害了。除了武器之外，第二件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外国人有技术，不只有作战技术，而且在生活上一切实用工艺都有技术。轮船和火车用的蒸汽引擎把运输变得快速无比，上海以及其它港口都市也都被外国人建设得有铺过的路面、煤气灯照明、供水系统、警察等等。第三，认为技术工艺乃是勤奋与智能的表现的人，觉得传统中国在某些方面显然有不及西方之处。

以上的这些考虑带来的危机意识与羞惭感，指向一个无可避免的结论：中国必须做重大改革。由于一般百姓不会给政府建言，掌权菁英阶级又太安于惯有的方式而不可能发生知识理念上的领导力，所以只有读书人能解决这个问题。

自鸦片战争以来，改革计划的内容就在不断增加。李鸿章的部属之中不乏参谋意见；外国传教士、太平天国分子、到过国外的官员、香港和上海的早期新闻工作者也都提供过建议。这些人多认为，西方国家与日本多得是可供中国借用的新方法。从最广面的角度着手的话，应建立国会，以使统

治者与黎民百姓之间有更稳固的连系。此外，政府发给专利或奖励，可以促进投资。修筑道路可以便利贸易，开设矿务局可以改进采矿业，设置农业学校可以增加农产量，多翻译书籍可以拓广教育领域——可以改革的项目说也说不完。

然而，改革运动若要获得广泛支持，必须先设法让中国舍固有旧制而取法外人的做法在哲学思想上站住脚。由于中国统治阶层仍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信仰，就必须从儒家思想中寻求认可。这件事只有儒家的近世大贤才办得来，唯有这种人才担负得起更新儒家传统思想的大任。康有为的重要贡献就在此。他是广东的读书人，思想早熟而富于想象力，有极端的自信，最擅长于托古改制。

康有为原是今文学派的学者。清朝提倡今文的学者认为古文学派所推重的经书欠缺可靠性，而自宋代以降的理学思想便是以古文派注疏为依归的。今文古文之争的复杂程度，颇类似基督教有关三位一体与得救预定论的教义争论，不可能用三、两句概括的话就交代过去。我们现在只需明白其要点是，今文学派所崇的经籍来自西汉（公元以前），古文学派依据的经籍则是东汉（公元后）的标准本，也是宋儒整埋出来的理学（中国人称之为“宋学”）依据的版本。若是主张崇今文而驳斥古文（事实上今文版本比古文版还老》，就有了摆脱理学说教羁绊的借口，并且可以把各教传统重做一

番讲解。今文学派主张因应时代而改革政令典章，因此一般多赞成维新。

埃尔曼（1990）曾指出，晚清的今文学派运动其实是明末江南士人想消除朝廷专制的东林党运动的延续。一六二〇年代东林党攻击的是宦官，一七九〇年代专制罪恶的代表则是衰老的乾隆皇帝宠信的贪官和坤。十九世纪的今文运动也在当年东林党（常州）的起源地展开，今文学者常以“清议”的方式呼吁朝廷应更注重民间的需求．康有为——有意或无意地——代表了士大夫阶级对于政府改革愈来愈感兴趣的心态。

一八九一年间，康有为出版了《新学伪经考》，指宋儒所奉的古籍大多是伪造的，并不是孔子所言。他的这番骇入之闻写得博学而巧妙，并且很具有说服力（不过当时和现在都不能广为人们所接受）。他还援引今文古籍来证实他的混乱、接近太平的小康、天下太平一统的三种时代之说。清未当时正在走进三者之中的第二个时代，这种时代演进隐含着逐渐进步的道理。康有为的理论大多撷取自以往学者的著作，却有他独到的见解。因此，他能在演化进步的思想传遍全世界的时候，把这些思想走私到中国固有传统理念之中。

康有为和他同为广东籍的学生梁启超，很快就接受了一八九〇年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着书讨论土耳其与印度等顽固保守国家走向没落的命运，以及俄罗斯的彼得大帝与日本明治天皇如何在适者生存的竞争中使自己的国家强盛。简言之，主张急进改革的康梁等人虽然是民族主义者，却仍期望清朝能救中国。他们效法外国传教士，以办报纸传播言论，并且成立读书会以讨论时事。康有为甚而提倡将敬拜孔子组织成国教，但他的宗旨是传统的，即是期望皇帝接纳他的忠言，从朝廷展开中国的全面革新。

一八九八年，他的机会来了。这一年中，列强都要求在中国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似乎要将中国瓜分了。自一八八九年慈禧太后“归政”以来，理想主义的光绪皇帝名义上可以自己主政了，但太后仍在新建好的颐和园里监视着。到了一八九八年，皇帝二十七岁，一直在读书。一个傀儡皇帝从事这种活动是欠稳妥的，皇帝的老师——也是李鸿章在朝中的对手，便将康有为推荐给皇帝。就在国家危机增剧的这年中，康成了皇帝最信任的人。

自六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一日的一百天中，光绪皇帝发布了大约四十条的新政诏谕，涵盖了行政、教育、法律、经济、工技、军事、警察制度等方面。许多条目都是过去几十年间提议拟写的，到此时才由皇帝颁布。很不幸的是，这一百天并不像罗斯福总统一九三三年上任的头一百天那样完成了新政（New Deal）立法，一八九八年的维新始终停在白纸黑字阶段，大臣们都在静观太后如何反应。慈禧太后则是等到几乎每位大臣都觉得新政将使自己地位不保了，才着手安排军事改变。康梁二人逃到了日本，慈禧太后却将光绪皇帝监禁在瀛台，并且把捕到的“戊戌六君子”处死。

许多人只看了康梁为自己辩说的文章，从黑白分明的绝对观点来评定百日维新之失败，认为康梁等人与光绪皇帝乃是被邪恶反动者击败的英雄。台北故宫博物院档案馆开放，以及北京一号史料馆的资料，使路克·邝（Luke S.K.Kwong，1984）这样的历史修正论者可以重新解释一八九八年事变

的原委，也让班哲明·埃尔曼这样的专家对自己的质疑发出疑问。一八九八年的北京政局需要有人来重作更完整的评估。

总之，最顽固守旧的一帮满洲亲王因为只生活在宫廷王府，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只知妄自尊大，不久就成为农民秘密结社“义和团”的赞助支持者。清室朝廷这种转而支持狂热宗教团体的行为，显然已经是知识破产了。

义和团之乱，一八九八——一九〇一

山东西北的黄河冲积平原是人口相当稠密的地区，由于生活太贫苦，农村里几乎已不见地主士大夫阶级。土匪定期霸占农村，导致农村彼此不和。在上的朝廷和士大夫阶级已经无力管制。一八九〇年代间，过度积极的德国天主教传教士竭力吸收教徒，其手段之一是帮教民打官司，使非教民败诉。一八九八年德国在山东占据势力范围，其傲慢态度更激起强烈的反基督教情绪。其实早在传教士往内地扩展，欧洲列强和日本又一再羞辱中国朝廷之时，反教情绪已经在滋长了。反教事端非花费赔款不得解决，以至于清政府下令府县官吏应避免和传教士及中国教民对立。如此一来，山东农民只得利用秘密结社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山东西南的大刀会便是这种自保组织之一  。一八九八年，黄河溃决之后又接着长期旱灾，百姓陷入绝境。华北的变乱局势一触即发。

约瑟·艾士里克（Joseph Esherick，1987）就义和团起源作的精辟研究指出，山东西北部民间原有练武术（即戏剧、说书，以至现代功夫电影所呈现者）与神仙附体的巫教仪式（本书第一章已提过商朝君主自任巫者之首的仪式）。义和拳——后来更名义和团——便是将这两种民间传统习俗结合为一体。其团员在举行过膜拜仪式后进入恍惚状态，口吐白沫。神仙附体之后，便可以刀枪不入。任何人都可以求得神仙附体，并且在有神力在身的时候成为领导人。整个义和团内无需划分阶级的组织。其行动目的即是其口号所说的“扶清灭洋”。在恰合时代需要的顺境中兴起以后，义和团便以野火之势传遍华北。满清的亲王大臣们觉得义和团表达了百姓的心声——亦即是中国政治的最终裁决力量，甚至慈禧太后也曾做如是想。大臣们多建议与义和团合作，勿与其反向而行，藉此消灭帝国主义列强。

以后的连续事件便是你来我往的冲突迭起。一九〇〇年春天，各公使馆的卫兵出动，以开枪威吓义和团。六月十三至十四日间，义和团攻入北京和天津，杀死教民并抢劫财物。六月十日，八国联军从天津出发，在往北京来保护公使馆的途中便被阻住。六月十七日，联军舰队攻击天津城外的海岸炮台。六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和朝中多数大臣正式向八国宣战。如她所说：“中国衰弱，所能倚赖者唯有民心。失了民心，如何能保国（她所说的国，乃是指清室）？”

一九〇〇年炎热漫长夏季中的义和团之乱，乃是十九世纪最为人所知的世界大事之一，因为有很多的外交人员、传教士、新闻记者被几乎无休止的枪火围困在北京使馆区八个星期之久（六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十四日）。约有四百七十五名外国平民、四百五十名八国联军兵众、三千名中国教徒被围困，另外还有大约一百五十匹赛马供应新鲜的食肉。一支多国联军替他们解了围，是在经过一番争执之后，而且曾一度有谣言说他们全都被杀死了。慈禧太后——押着光绪皇帝一道——乘牲口拉的二轮大车逃亡西安去了，八国联军把北京彻底劫掠了一个够。德皇威廉二世派来的一位帅在北京周围市镇使出恐怖手段，这些地方有数千中国教民被屠杀，在华北各地共有二百五十名外国人丧命，其中多半是传教士。报复的意味甚浓。

曾经领导自强运动的几位汉人总督也拿出对策来应付这次危机。广州的李鸿章、武汉的张之洞，以及其它数人，六月间就当机立断不理会北京朝廷的宣战之说。他们指这整桩事只不过是“拳匪之乱”，只要外国人不把军队炮艇开进来，就可确保东南各地平安无事。这一招弄真成假果然奏效，帝国主义列强宁愿保住原有的条约无恙，以及中国应偿的外债。因此故，一九〇〇年的这一战——是清朝在十九世纪内第五度，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外国列强宣战——只限制在华北地区之内。

庆亲王与李鸿章于一九〇一年九月与十一国签的辛丑和约，大部分都是惩罚条文：十名高级官吏被处决，一百名高级官吏被惩处；四十五个城市暂时不许科考；北京使馆区面积扩加、筑防御工事、戍守军队，各条铁路也照样办理，并且拆毁大约二十五处中国设的炮台。赔款约为三亿三千三百万美元，分四十年偿清，其间的利息可使实际付款比原定数额的两倍还多。唯一有些许建设性的条文是，各通商口岸进口关税确实提高至百分之五。

士气人心之不振

以儒家理念为本的统治理论体系强调的是，君主、官吏、家族或社群领袖需有无瑕疵的端正品行，才能够使其优越地位与特权被人们认可。中国凭威望统治的程度是异乎寻常的。皇帝本人即便是无赖或傻瓜，皇帝的至高地位却是不可亵渎的。官方公告的意见都以维护或改善掌权者的形象为宗

旨。在夺权之争中输掉的一方都被贬谪为品德不好，而品德不好正是他输掉的原因。人的名誉和生命是一样重要的，女人的名誉尤其重于一切。名誉受到污损的人，可以藉自杀表明自己的清白。不论是在社会上、在政府中，名誉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重视道德意见甚于法律的环境背景里，人心士气若是沮丧不振，其影响是不可计量的。信心受打击、屈辱感、个人或集体丧失颜面、自觉举措不当——这些都是十九世纪中国士气每下愈况的征候。

总括来看，清朝的最后一百年给人最明显的印象，就是不断从各方面打击人心士气。从一七九九年开始，便有大贪官和砷的被查抄赐死，玷污了皇帝（宠信他的乾隆）的名声。同时期，八旗军和绿营打不平白莲教作乱，朝廷不得不征召汉人乡勇，是清室威信的又一次重挫。

如果我们快速略过这一百年，只挑重点看，就必须注意鸦片贸易在广州之激增，与其在东南沿海的扩张。鸦片原本已经被指为败坏风气之物，后来导致白银外流与银两铜钱兑换率不稳，使必须以铜钱换白银纳赋的农民百姓受害，引起财政危机。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主持和谈缔约的人也许可以说它很技巧地把洋人威迫引开了。但全国的人都看得见，鸦片在持续增量输入，广州一地的问题又扩大到另外四个通商口岸。这些虽是国境外围上的事务，在北京朝中却卷起了以金钱利益为重的姑息政策与遵守道德原则的严格抑止之间的争执。钦差大臣林则徐若不是道德立场遭人出卖，也不至于被撤职。一八五八年的条约予以合法化的鸦片贸易，当时正在收买唆使中国的官僚界，迫得朝廷只能随波逐流，同时却丧失了国体。过不久，太平天国乱事又起，而且一发就有燎原之势，令人不得不认为是朝廷的欠缺声望替他们打开了从广西直通南京的大道。

要等到北京朝廷同意修改清室中央与忠君的地方巡抚之间的权力均势以后，太平天国才得以平定。朝廷必须把全权交给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些省里的大臣，由他们去带领用自己省内贸易税给养起来的湘淮军作战。这乃是清朝权力结构上的重大变迁，可以佐证的事实之一是，此后京师外围各省和江南米仓各省的总督都是由汉人担任。同时清政府也得容许外国人过问中国的政治活动。

我们说过，也有相当的理由说，清政府一路下坡的颓势被一八六〇年代的中兴勒止住了。事实上，清朝已是来日无多了。从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又放火烧了圆明园。清朝却在如此受辱之后接受了与英法的非正式结盟，由此可见同洽中兴只是应急的对策。一八五〇与六〇年代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漫长交战议和过程中，明显可见汉人一般都主张为维护原则而战，满人却宁愿姑息侵略者以换来清室残喘的机会。恭亲王及其支持者——包括年纪尚轻的慈禧太后——成就的姑息政策，是一个权宜之计，让清朝再延续了一代，虽然实际上是使清朝在中国沿海的中英共治局面中退居“资浅合伙人”的地位。

在满籍军机大臣文祥卵翼之下成立，由英国人赫德主持的总税务司，展现了帝国主义的双重目的。赫德在建设擘划的前大半任期内，为清政府提供了一个近代化的税收机构，也帮忙管理了各通商口岸上的那些好斗的外国人。整体而言，清政府是大受其裨益的。然而，一八九五年以后，必须紧缩借贷以付给日本赔款，一九〇一年后又要付辛丑条约所有签约国的赔款，总税务司只顾向中国政府索讨赔款的钱，显然变成帝国主义的掮客。

满汉协力与缔约列强合作以维持大局，尽管做得相当成功，满汉各自的利益却有分歧存在，以后将逐渐各行其是。但是在这一切之下还有更大的疑问：清朝既已抵挡不住外国军事上与经济上的侵略，是否有能力招架智识上的外来侵袭呢？

不但中国的政府已经无能治国，理学思想的基本原则也开始受到质疑了。这个危机之艰险，已经甚于明末以及以往历朝曾面对过的困境。也许只有宋朝的经历可相伦比。但是宋朝在灭亡之后仍旧留下其文化优势，接触过西方知识的清末中国人却不能断定中国文化仍然优于外邦。鸦片烟瘾在中国社会的每一阶层内扩散，就是人们已丧失自信的确凿证明。史景迁依翔实资料做过估测，一九〇〇年间中国的鸦片消费者约有四千万，其中约一千五百万人是有瘾的。按这个数字来算，每有一名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就有十五个中国人染上鸦片瘾。

再就是读书人的士气被在劫难逃之感消磨殆尽，而读书人乃是理学信仰的最重要的守护者。下一章将以清室与士大夫读书人的关系为讨论中心。

【谢选骏指出：这章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谎言——“一八六〇年代清朝中兴以后的几十年中，最重要的人物，不分满汉，都努力要实行西洋方法制度。”因为在我看来，这些满汉杂种想要努力实行的，恰恰不是“西洋方法制度”，而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魏源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提出的著名主张。1842年《海国图志》问世，作者魏源在该书《原叙》中指出著书目的：“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所谓“师夷”主要是指学习西方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而“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所谓“制夷”，即抵抗侵略、克敌制胜。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在我看来，一八六〇年代清朝“中兴”以后的几十年中，最重要的狗官不分满汉，都是魏源这个路数，没有一个想要实行西洋的方法制度，所以才会终于大败。不过他们也只有败亡的命运，因为在这些杂种看来，实行西洋的方法制度，等于就是改朝换代了；那还不如活一天算一天的苟延残喘——他们拒绝“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革命，就要中国和满清一起沦亡。】

【【第十二章 共和革命  一九〇一——一九一六】】

国内的新均势

清朝于一九〇〇年败于远征的八国联军后，继续主政至一九一二年才灭亡。原因在于当下并没有其它政权可以取而代之，也因为中国人和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宁愿维持安定而不愿有动乱。一九〇一至一九一一年间，海岸与河岸地区通商口岸的改变步伐，拉大了近代化都市区与内地无数乡村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扩大与不平等条约之实施同时开始，这使得心存改革的汉人有机会组织起来并且公开其政治理念——此类行为是清廷不准的。不过，初期主张革命造反的孙中山，还是藉日本扩张主义者的协助，才于一九〇五年领导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成了同盟会。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成长，但仍蛰伏着。

这股增强聚积的社会力将于一九一一年浮现，酝酿过程中的关键即是清室政府与士大夫菁英间的关系。从一八五〇年到一九一一年的这个时期里，大体上可以看出三个阶段变化。第一个是士大夫菁英支持清室，平定了太平天国与十九世纪中叶的其它动乱。所用的策略是组织地方团练，以人对人的效忠关系为基础而招募兵士，粮饷由富户大家认捐，或抽取商人贸易的“厘金”而来。

第二个阶段是太平天国乱平以后的重建时期。士大夫菁英积极办设学堂以复兴扩展儒家教育，并且成为各式各样都市福利与小区建设的督导者。上大夫阶级的结构成分改变了，因为地主们往都市里迁移，商人们凭着捐官或参加官方主持的工商建设计划，被纳入了士大夫阶级。大家富户因为有资金与会计事务上的便利而投入了经济发展。而都市化的演变也让外国榜样、外国观念、外国往来关系大量注入。

自一八九〇年代末期展开的第三阶段里，民族主义与主张改革的都市菁英阶级同时兴起。这个新阶级提倡开发地方、地方自治、立宪政体。他们循多条路线推动现代化运动，却发现满清政府行动太慢，凡事刁难阻碍，而且已经没有领导国家的能力。

我们先看士大夫菁英在平定乡野造反时扮演的角色。

团练平乱

一八五〇年太平天国起事以后，造成的影响之一是，农村乡下武装起来，藉此在人口膨涨而不安定的乡间维持秩序。这种情势却引起一个制度性的问题：朝廷如何从中央控制军事力——即“武”的统治。自秦代起，历朝都避免大量征兵为军。汉朝以及后来各朝用过囚犯、乞丐、佣兵、职业军人武人（多为世袭者）组成军队。到了清朝，只以八旗军作战略性的驻防，另外有分驻各省的汉人绿营军。但是白莲教乱事兴起时，八旗绿营都无力镇压。十九世纪初叶时，地方动乱频起，地方官绅纷纷办起乡勇以自卫。

乡勇是地方上捐资给养的军队，成员是兼职的。按孔斐力（1970）所说的，是“既非纯武，亦非纯文”的组织，是亦文亦武的。晚清乡勇的主要特色即是由地方士绅来办理。魏斐德（1966）曾记述，广东的士大夫于一八四〇年代及五〇年代组织村民抗英。广东的官吏一时陷于两难；如果反对广东百姓的仇英行动，将使乡勇与朝廷对立。如果顺应民情，可能引来英国人的报复。做为百姓或地方士大夫手中的武力，乡勇团练有利也有弊。北京的朝廷不愿编设由地方士大夫指挥给养的团练，除非团练能按“官督绅办”的制度完全听地方官吏调度。如果能这样办理，地方官吏一声令下，可以通过分散各地的乡绅士大夫，把广大面积之内上百村庄的数千乡勇动员起来。

除了这种动员力量之外，既有的关系网络也可以发挥辅助功效。关系网之一是按保甲制编组的每一户之内体格健全的男丁。另一个即是家族关系网，藉亲属关系、共同财产、宗祠祭祖行动而联系为一体。此外就是一个市集镇周边村庄共同形成的市场小区。与这些行政的、社会的、经济的网络相互啮合之后，团练系统不但足以控制乡村地区，而且可以夺政府的控制力而代之。因此，朝廷在一八五〇年委托曾国藩等可靠的大臣在自己的本乡主办团练，实在已是走投无路的下下策。

团练组织之所以可靠，端在于其成员全部是本乡本土相识的人。至于像天地会这种跑帮走私的秘密结社，或是逢有饥荒、水灾、兵乱就大量涌到的游民，都不受管制，不会被募编。最危险的仍属太平天国之类的偏执造反分子，他们的团结力量来自共同的宗教信仰。

因此，有两个条件是遏阻太平天国叛逆所必备的。一是复兴儒家意识形态的社会秩序——表现在将领与兵卒问各层级的人对人的关系上。简而言之，团练的指挥权（若想发挥效率）必须以忠诚、尊重权威、领导者以身作则等人际关系的动机为基础。湖南团练的个案研究显示，像曾国藩这种书生将领，经过反复试验才发展出一套合用的观念和方法，终于调教出像湘军这样能打败乱军的地方兵力。这些本属地方团练的军队，后来成了专职征战的武力。

团练的另一个致胜条件是，藉税捐筹得充足的粮饷补给。从团练有意为维护儒家秩序而奋斗之始，士绅富户的捐款就是主要经费来源。几近山穷水尽的朝廷出售科考“功名”，甚至官职，也是财源之一。但是一八五三年以后主要还是靠新增的贸易税，课征对象是运输途中或存于仓栈的商品。因为税率是千分之一的微额，故名为“厘金”。由于国内贸易成长，这项新税的收入颇丰（外资贸易行的货品运经内陆的时候，依条约规定应被课以类似的“运输税”）。

值得注意的是，抽厘金一开始是地方与省内主管的，不是中央政府的事。按苏珊·曼（Susan Mann，1987）研究课收厘金的制度传布到每一省的情形，主要道路和各大城市所设的关卡织成一面细密厘金税收网，整个都在北京朝廷的直接权限之外。后来，中央政府会收到厘金收据与支销的形式上的报告。到了十九世纪末叶，厘金税额和盐税在中央政府总收入帐上已经是等量齐观了。总之，厘金税制也和团练乡勇一样，名义上是为朝廷在办事，事实上却造成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一种新的均势，而且经常倾向于对地方较有利。

消灭太平天国的地方团练便是这样给养成军的。组织团练的大臣们不但抱持共同的观点与意识形态，而且私下也有姻亲、师生、科考同年等关系相联——中国统治阶级的整合即是靠这些关系维系。孔斐力说，“湖南菁英的紧密整合”的原因有二，即“清朝的学制系统，以及遍布于官僚系统中的提拔栽培与报答效忠的关系网络”。虽有异端邪教与外人侵略的威胁，这个忠于儒家秩序的统治阶层还是联合挺了过来，一八六〇年代以后，他们在思想行动上的团结性就渐渐消散了。

士绅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乱事过后的晚清几十年重建期间，曾经武装乡里的那一代士大夫，已改换成另一种都市士大夫阶级，经管的是对小区有益的事务。这些事务有许多是从宋代起就与地方士绅相关的，也有许多是十九世纪晚期都市迅速兴起后才有的新职务。这些事务可以让官僚体系容纳不了的士大夫菁英不至于闲着。清朝的科举制造出来的人才一直多于政府可任用的名额，因此，蓝菁（Mary Backus Rankin，1986）所说的明清两代“最缓进式的统治”（minimalist form of government），继续靠士大夫阶级去处理介乎官与私之间的公事。

在“公”的范围内，士大夫们首先担起了管理灌溉水利的任务，其中包括筑坝修堰。维特福吉尔（K.A.Wittfogel，1957）等人曾有理论说，中央掌握住了水资源的控制权，才能使朝廷有无上的权势。这个说法正好适用于地方士大夫势力的兴起。像水这样重要的小区资源，必须各自按其不同的地方环境条件办理，不能只听从高高在上的命令行事。既有办理事务的责任，连带也有了某种程度的自治和势力。

学校的增设，又使都市士大夫的影响力伸入教育的领域。按理想，书院应供给数十位读书人的食宿，地点应在乡下，以便在接近大自然的环境中过简朴生活，培养清高思维。然而，事实上大多数书院早已变成准备应考的学校，而且都设在城市里。自宋代起，书院的数目不断增加，以至全国总共有数千所之多。一五〇六至一九〇五年间，广东省内就开设了五百六十五所书院。九六〇至一九〇五年间，江西省开设了将近五百所。浙江省在十九世纪期间共开办了二百八十九所。其中有些是私办，但仍以官办官管的占大多数。不论官办私办，校地捐赠、办学基金、房租、乐捐津贴，都是官吏自掏腰包，或士绅商人捐赠。太平天国乱事过后，学校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虽不一定是官办，却都属于半官方机构。

自古以来就由士大夫阶级担当的社会福利事务，如今也比以往急迫了。照顾贫病孤寡、修庙、补桥、提供渡船、办消防队、捐棺木，这些都是士绅们一向不可落人后的义务。现在改由许多地区内的全权福利机构协调办理，而这种机构通常都是同乡会馆资助的，由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主持。这些地方菁英人士一方面在奉行儒家的道德教诲，一方面是为了谋求地方上的安定与小区内的团结。他们的动机来自儒家改革者的“封建”理想，也就是让地方领袖担负更重的地方治理之责。

菁英人士的这些积极行动都是官僚职权范围之外的。一八七八年间华北的一次饥馑，激起不分省籍的各个层面的有名望人士的一次大动员。惯办公众事务的菁英领袖，在处理社会问题上的能力胜过清政府的官吏。士大夫阶级藉各种不同形式拓宽其社会职责，清廷的官僚系统却只有增设顾问或助理之类的非正式扩大。官方办事的时候，宁愿借助于士大夫菁英，而不愿调用没受过教育又贪污舞弊的衙役。而士大夫菁英主动办事的时候，虽然表面上仍需要官方认可，但这种认可却愈来愈不重要了。公共事务的增长太快，政府编制已经赶不上了。

早一代的地主士大夫武装乡民成军而打败了太平天国，晚几十年的积极行动的都市商绅办理菁英教育与社会福利，两代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两代都属于上层社会阶级，都热中于发挥治理才能以维持社会安定，都毫无领导农民造反以改变中国二阶层社会结构的意图。在现代眼光的回顾下，他们算是保守分子。后来他们会悖离无能的满清王朝，乃是因为汉人爱国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所致。而这些汉人爱国主义者一心要做的不只是保住国家，还要维护自己在社会中的领导地位与优势。

日本的影响

清末一九〇一年以后的新政与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运动都是在日本孕育的。诗人兼外交宫的黄遵宪于一八九〇年出版了《日本国志》，在书中告诉中国读者，一个向来被中国士人认为是中国文化分支衍生的国家如何现代化。如日本人，尤其是武士阶级，推崇王阳明的哲学，便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实例。日本于一八九五年出人意外地大败中国，使它成为值得仿效的国家。日本对中国的关注是善意而傲慢的，日本人自认现代化成功以后有责任帮助落后的中国也走上现代化之途。扩张主义的秘密结社和军阀们仔细调查分析中国的生活方式与环境，文人们则研究中日两国的“同文”。一九〇〇年以后，中国留学生大量涌入东京，其中约有一半是张之洞等主张现代化的巡抚总督派遣来的。

张之洞于一九〇一年提出的清朝新政方针，许多方面是以日本为模板的。例如，改书院为学堂、中央行政改制、决定立宪（一九〇八年颁布，九年内逐步实施）、设国会、皇帝给予人民宪法权利，但以后可以任意撤回。以自治动员人力，以警察制度监督人民，也是清朝向日本借来的策略。事实上，清末新政都是日本顾问和受过日本教育的中国人助成的。

一九〇五年以后，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力更增强了。日本于此年从战败的俄国手中接过辽东半岛的租借权与南满铁路的一切权益，让日本势力进驻了大清的领土，同时也开始推动日本在中国境内“非正式帝国”的快速成长。仗着英国人发明的不平等条约给予的特权，日本人渗入中国领土与经济，侵略程度超过西方各国加起来的总和。到一九一四年，日本在直接贸易、贸易行、驻境侨民的数宇上都超过英国。到一九三〇年，日本便取代英国，成为中国境内最大的外国经济势力。

不幸这些成就是起自一九一五年日本抢在各帝国主义者之前率先提山二十一条要求，迄一九三一年占领中国东北的一连串阴谋下所形成的。

清末的新政

二十世纪一开始，中国的混乱事端和各式各色利益团体的关系便增加了近代的错综复杂性。我们必须整理出在起作用的重要事件，因为此刻要谈的十年新政期引起了一九一一年的革命爆发，随后又有民国建立，以及第一任总统袁世凯企图称帝。这种三阶段连续的现象——扰动大局的改革行动、引起政治混乱的造反革命、为恢复中央集权而独裁，似乎与促使克伦威尔、拿破仑、斯大林崛起的其它大革命颇为相像。

到了一九〇一年，清室朝廷已经明白，唯有巩固北京中央权力才能够现代化。但为时已晚。重要省分的巡抚（包括总督在内）都在省内设局，以处理境内的贸易、贷款、投资等与外国人有关的事务，也处理省内工业及铁路事务。太多的新发展已经把老旧的朝廷制度抛在后面，清室想藉改头换面来复兴，希望甚是渺茫，不过终究努力一试。慈禧太后和支持她的守旧派汉族大臣——这些曾经反对一八九八年百日维新政令的人，到此时也觉得非改革不可了。然而他们心存藉改革将大权收归朝廷的打算，使新政从一开始就带着污点。新政的正式主导人是忠心无碍的张之洞，以及平定太平天国的诸将之中硕果仅存的刘坤一。二人于一九〇一年拟妥的新政方针之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教育改革。

按计划，全国县、道、省各级都要办设新式学堂，按日本式的课日表兼修新旧学科。许多中式书院也要改为学堂。新学堂毕业生可以应举，而科举内容也将略事增改，以迁就这批新学生。

可叹的是，很快就发现，学生们大都仍以旧式科举为志业，认为科考功名更具威信，而且是晋身快捷方式。对于新式学堂花了更多经费开办的新知识科门，学生多不愿学。治本之道即是一九〇五年废除科举，这个重大的转折点之后，中国便停止制造有功名的士大夫阶级了。旧秩序丧失了原来的知识根据，并且从而丧失了原来的哲学思想内聚力。继起的学生阶级，势将遭受零乱不完整的中西知识思想的连连打击。从此教育就变成各色成分的杂混，学生学了一科科专门知识技能，这些知识本身却不能建立起一个道德秩序。理学的综合知识已经无用，一时却又找不到可以取而代之的东西。

改变的速度快得令人不安。第一个变的就是外表，军人穿起西式军服（还有勋章缀饰），高级文臣和商人换上了西装，激进的学生剪了辫于以表示对满清之不服。新教传教士加入了反对缠足及抽鸦片的运动。新军的训练按已定的西法快速推进，新的报纸书刊使人们更加认识中国与全世界的时事。教育推广与新闻传播有利于舆论萌发，而新的舆论也比以往读书人的清议更广阔、更有意义。都市百姓的集体民族主义，早在一八八〇年代法国不宣而战的时候就激起了。受外国风味感染的通商门岸城市里，开始有人从事新兴行业。除了企业家、教师、记者报人、工程师、医生等等，还有独立的作家、画家，甚至有推动革命的人，如孙中山即是。

北京朝廷面对如此的改变旋风，便推行了部分以西方为模板的新政系统。其目的是要把工商、银行、法律、教育、农耕等行业新菁英的活动都纳入政府的约束管辖之下。办法是设立“法团”，形成有准行政功能的新菁英阶级机构。最先是于一九〇四年成立商会，预期可吸收五分之四的行会成员。随后又有教育协会（1906）、农会（1907）、律师协会（1912）、银行业协会（1915）。每一个法团都预备要听命于政府，以成为控制地方菁英的机器。涵盖范围最广的是地方自治方针，一九〇七年以后都设有资料处。当时北京朝中的口号喊得最响的便是恢复主权、实施宪政、自治。

立宪与自治

在此同时，地方的改革者也在通商口岸的蓬勃都市环境里找到许多机会。晚清的第三代士绅不再坐镇乡下了，地租通常都由账房去收，结束了往昔那种地主与佃农之间的人情关系。约瑟·艾士里克（1976）认为这一代既不能再算是士大夫阶级，也还不是中产阶级。因此称他们是“都市改革主义菁英”（urban reformiet elite）。他们对外来帝国主义者的反应是，参加恢复主权运动，以反抗外国对中国实业——尤其是矿业与铁路——的控制。一九〇一至一九一一年的这十年中，他们照例凭着与官场的关系投资实业，取得独占权、政府贷款、课税优惠，这些都令人想起自强运动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bureaucratic capitalism）。一旦遇上资金不足与市场缺乏而必须向外国借贷的时候，他们追求恢复主权的行动就受到挫折。经营实业的中国土绅在瞄准政治目标的时候，会给自己惹来财务祸殃。

日本的君主立宪于一九〇五年击溃俄国的沙皇专制之时，似乎证明立宪即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团结的基础，是国家致胜的条件。即便是俄国，也已在一九〇五年走向国会治理之途了。清廷希望，以立宪加上政府改制来强化中央行政权，继而分一杯羹给壮大中的省级政府，以使他们持续效忠。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一年间，北京的朝廷积极进行这个二元计划，要将行政革新与立宪结合在一起。然而，这种改革却同时在中央政府之内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引起激烈的权力斗争。

在京城的权力斗争之中，太后党的人不但保住了最重要官职，甚至还多占了几席。这种扶满反汉的倾向，对于朝廷拉拢地方集权中央的一番努力很不利。不但主张革命的日本留学生的反清意识高涨，中国境内也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美国歧视苛待华工，禁止华工入境，引发一九〇五年中国首次采取抵制美国的行动，即是民族主义精神的展现。这次抵制行动中，不只是一地商人行会决定中止生意往来，而是全国大多数通商口岸联合一致抵制美货。尤其是上海广州两地，学生和商人一起开大会，并且用了新闻鼓噪的现代手法。美国贸易受损了几个月，北京朝廷却迟迟不压制民间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免挑起反朝廷的情绪。

朝廷迫于民族主义高涨的压力，于一九〇六年的前半年派了两个官方使节团出国考察宪政。一团赴美国、德国；另一团赴日、英、法。考察团到了日本，伊藤博文给他们训话，说皇上必须保有至高权力，不可任权力落入百姓之手。回国后，考察团就主张效法日本，由皇帝同意颁宪法给予包括“公开议论”的民权，使帝位高于一切，反而可以巩固君统。慈禧太后即于一九〇六年九月颁布了“预备立宪”的诏书。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间，又派了考察团赴日德进一步研究。

按一九〇六年十一月所改的新制，原来的六部扩大为十一部（即外务、吏部、民政、度支、礼部、学务、陆军、司法、农工商、邮传、理藩）。同时议定保留与行政系统平行的军队和监察系统，再添上纯粹咨询的机构以传达舆论民意。改制的结果，距设置一个立法系统与行政司法鼎足而三的理想相去甚远。没有法律至上的概念，根本无从实施分权。

慈禧太后再于一九〇八年颁布钦定的宪法大纲，作为立宪自治的准备。依照大纲，各省咨议局应于一九〇九年召开会议，中央资政院于一九一〇年召开。选举议员的人限有一定教育程度（府州学毕业或任教三年以上者，或有监生资格者），或资产额（有五千元财产者）。因此，有投票资格的国民共一百七十万人，约为全国四亿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四。每省按其投票人数之多寡可选出一定比例的谘议局议员。约翰·芬彻（John Fincher，1981）指出，当选议员者有十分之九是有科举功名的士绅。从一八五〇年算起，他们算是第三代了，也是最后一代。以后便不再有这样容易识别的、受同样学术熏陶的、想法大致相似的一个社会阶层了。

咨议局一旦于一九〇九年组成，言行方式就不得不变了。但仅有极少数人学会在大庭广众前高谈阔论，大多数人仍避免做此种令人尴尬的卖弄。局里议员的组织，仍以派系或私人关系圈子为原则，并不按立法性质方针组成。把利害讲得明明白白而表示支持或反对，显得只顾私利，因此一般发言多是崇高的陈腔滥调。有法律素养而能够拟法案的人，简直寥寥无几。

与立宪并行的还有自治之推动，其目标是要动员百姓在地方士绅领导下支持推行新政的朝廷。封建制度的地方人治理地方的观念，是古代的自治先例。摩登都市率先有自治的是上海市，于一九〇五年由租界区以外的中国人组成了市议会。天津的新派大臣袁世凯也于一九〇七年设立县议会以为模范。一九〇八年，朝廷明令县以下自治筹措经费的税则，主要为货物税、执照税、土地税。县级与以下的地方自治措施是由当地士绅进行，他们不但想逃避重税，也要躲开基层行政免不了会有的贪官污吏。士绅们为教育并动员乡县百姓的新学堂开办的同时，控制地方的警察系统也开始启用。袁世凯率风气之先，令新设的警察局负责编写地方议会的选举名册。这些地方机构也和资政院一样，可以让菁英人士发表意见，甚至参与改革，像以往的士绅那样担负起供电供水之类的公共事务。但是政治势力却掌握在官吏手中。

维新派菁英希望新制推行的经费另有来源，而且要来源正当。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颁布的市、镇、乡、县、道各级自治章程之中，各级都设议会。并且另定旧官僚组织辖外的商贸土地税则。可是，旧式士大夫阶级终将萎缩而失掉在乡里间的领导地位，最后完全由新的官吏系统取而代之。

解决不了的制度问题

清末的改制派极力要将大权收归朝廷中央——但来不及了。采用的两个主要策略是：开筑铁路，壮大新军以加强中央控制力。在此同时，一九〇六年增扩的十一部正忙不过来无数专门细目事务。改制的官吏们做的是成功无望的事，首先，中央政府权力改组就行不通。要求绝对不可稍减的皇帝专制权，凌驾在两个官僚结构之上，在京城紧掐着中央，在省里则控制着地方政府。

北京的内廷以军机处为核心。每天，五、六位军机大臣要阅读地方大吏递进来的奏折，准备进呈皇帝批谕。这种地方巡总与内廷之间往来的奏折与批谕，都由驿站快马直接递送，能激励官吏奋发办事。外廷的六部尚书、都御史，以及京城的其它官员，与各省地方相关职权的官吏通讯办理例行公事。遇有重大事务，仍得递奏折待批谕之后，才能行动。有了电报以后，事情方便不少。

所有的行政事务都要由北京做最后定夺。奏折批谕的一来一往都是皇帝经手，但是有例行与紧急之别。例行事务是按中央集权制度办理的，地方上的人事、财政等官员听从京城里的上级大臣指示。有紧急事务的时候，省级巡抚和京里的大臣都要听皇帝指示，地位是平行的。集权中央而使各省巡抚成为京城大臣的下属，根本不可能。

尤其不可能的是，要把立法者兼行政元首的皇帝手中的批谕权，结合还停在“咨议”阶段的议会的立法行动。议会刚刚才有的“代表性”以及其多数决，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毕竟读四书五经的人一向不认为只凭数人头就能做决定。

中央财政困难也迫使新政每一步都受阻。辛丑和约的赔款耗掉国库大笔收入，没有多少可以挪用的资金。这是帝国主义者——以不平等条约——害的，但也是清政府继承自明朝的税收制度已经无力应付现代化的要求所致。财政改革是很难的，不只因为很多人会因此砸掉“饭碗”，也因为这老旧的税制太虚浮不实，不知从何改起才是。

第一个问题是，全国的实际税收始终有一大部分是下落不明而未编入预算的。地方上的税务官吏和地方政府，都是能收多少就凑和着用多少。至于上报朝廷的数额，都是自古就定好的配额。依猜测，报上去的也许只有实收数目的三分之一，也可能只有五分之一。

第二，官方确认收到的税款——大致按配额收的——并不集中纳入一个“公共荷包”。相反的，簿册上只登记某些地方应缴多少税，应分派做某些用途。北京簿册上所载的数字很少送到北京来，也不在北京分派。因为一省之内的税收要七零八散地供给本省和外地的各种不同需求之用。十八省之中，有十三省惯常要拿出一定数目的税收供给外省的某些特定需要。这种特定支付程序使朝廷的收入被无数的既得利益套牢，其中大部分是官吏和军方的开销。

此外，即便京城里也没有一个财政主管机构。一九〇五年前后的国库岁入按簿册所载大约是一亿二百万两（约七千万美元或一千四百五十万英镑），以这么大的国家而言是相当少的。户部算出的这个总数之中，土地税和贡米的收据数目仍按以往留下的老数字登记为三千三百万两，盐税是一千三百万两，其它税额约七百万两。自一八六九年起，户部的厘金税收只是按省里报进来的敷目记上一笔（一九〇五年为一千四百万两）。新列的数目渐增的总税务司收入（一九〇五年为三千五百万两），是另外处理的，而且已经指定用于赔款和借贷了。因此，新增的贸易税目——海关税和厘金——都不归中央控制，惯例应收的土地税数额却保持不变。主管职权分散，实际税收数目不明，许多经费被既得利益者霸占，要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财政改革，非得先改掉清朝维持甚久的中央地方均势不可，亦即是，中央必须握有空前强固的权势。

清末的财政发展大多在地方各省出现，属于既有体制之外的。一八八四年间，朝廷有意以各种不同的省级税则来调整增加中央税收，以供给军队经费。结果各省都反对枝节太多的新税则，整椿事不了了之。新设的省属机构——兵工厂、工厂、轮船公司、银行，都是由委员或省级官吏特别委任的人掌管。这些人既然不是中央派任的，通常也就不对北京负呈报之责。自古就有的户部，虽然于一九〇六年改组为度支部，却无法将财政集中掌握。其它各部仍然循往例，自己收经费自己支销，甚至自设银行，一九〇七年的交通银行即是一例。

革新国家预算政策的第一步是一九〇八年的全国总税收调查，接下来是一九一〇年的预算估计整编，将中央与省级政府的税收及花费与地方区分开来。结果估计的总税收额是二亿九千七百万两，用度额包括省级的三亿三千八百万两，以及地方的三千七百万两。将有七千八百万两的巨额赤字。但是，计划与预算、征收数额统计、订定税率，都是同时在中央与省内进行，互相没有协调。各省既被期望供应中央岁入，却又不受中央部里的指挥。

清政府在行政与财务管理上的能力不济，根源于中国的习俗、政治价值观、社会结构。清朝政府长久以来不务实际、被动，甚而像寄生虫一般，要现代化已不可能。

武昌革命与袁世凯称帝

在工业成长与汉人民族主义渐兴的新时代里，满清中央势力要压制各省，终于导致一九一一年四川省的保路风潮。投资兴建境内铁路的地方士绅打定主意，不让中央靠借外资收购路权占得便宜。朝廷派军镇压，引起激烈反弹。同年十月十日（双十日），武昌起义，导引大多数省分响应，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同盟会（一九〇五年由孙中山领导成立于东京）的革命者便于一九一二年元旦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由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

当时大家一致同意中国必须有代表各省民意的国会，必须团结统一才能防止外国干预，而有改革思想的袁世凯——李鸿章的接棒人兼培训新军的大将——正是有能力领导政府的人。经过一连串折冲妥协，中国避免了长期内战和农民变乱，也避免了外国干预。清帝逊位，孙博士辞了职，袁世凯便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就任总统。

一九一一年活跃于革命运动中的各种力量中，最强劲的即是率领各省“新军”的提督，以及担任各省咨议局议员的革新派都市菁英。两者是宣布独立的各省之内的领导力量。率军的提督大致都是平定太平天国的地方团练的第三代产物，咨议局议员们则是上一代承担地方公共事务士绅的衍生。立宪原本是人人在喊的口号，但是，慈禧太后于一九〇八年十一月逝世（只比主张维新的光绪皇帝晚一天——多么离奇的巧合）后，掌政的满族亲王目光短浅，只顾私利，阻挠了君主立宪。慈禧的用意显而易见，她宁可让三岁幼童当皇帝也不愿让主张维新的成年人继位。

民国以些许自由主义的特色展开其历史新页。新闻不受管制，有选举出来的议会代表县、道、省内的地方菁英，有大多数为新组国民党人士组成的国会。不幸，中国的君主政体尚未拔除干净，却又没有其它适当的体制能够替代。

袁世凯与古时的开国君主类似，是个武人——以后又被冠以“军阀之父”的称号。他是资深的清朝大臣，熟悉前朝的整套法律、行政、财务、军事业务，晓得如何利用规章以及武力与赏罚操纵百姓，恩威并施而令百姓就范。国会里八百名议员争执不和的提议与派系分裂，令袁世凯感到不顺他的意，一如三百年前明朝的万历皇帝一样，听不进大臣的说教。权威必须只有一个来源，因此袁世凯认定，唯有重新巩固独裁权，他才有希望统治中国。他的第一步就是除掉新革命派领袖宋教仁。宋教仁以同盟会与其它较小团体联合而组成国民党，这个党在一九一三年大约四千万合格选民完成的大选中获胜，宋教仁因而成为国会领袖。一九一三年三月，袁令人刺杀了宋，进而恐吓国会，将国会废止。

新设的省、府、县级议会仍然扬言要创组不受中央控制的多元半代议政体。一九一四年间的县议会是由二十名士绅组成，通常配合县长行使职权，以下还有乡里民大会。袁世凯于一九一四年把这些议会组织全部废止，接着又下令县长指派一名副首长来主管县内自治。换句话说，地方菁英丧失了议会，县长再度总揽全权。然而，要求组议会的呼声不断，至一九二〇年代东山再起，不过县长已设有行政局，因此仍旧掌控政策与财务。基思·修帕（R．Keith Schoppa，1982）研究一九二〇年代浙江政治发展时发现，逐步现代化的士绅菁英在核心地区可以发挥在公共事务上带头领导的作用，到了周边地区，却仍是正规官吏和旧式的乡绅阶级主持一切。

清朝的中央集权体制已经支离破碎了。厄尼斯特·杨恩（Ernest Young，1977）指出，袁世凯想要现代化，但欠缺省里供输给中央政府的税收，所以动弹不得。他的改革政策（从清末的新政搬过来的）因此经常只是纸上作业，并未付诸实施。许多人主张的司法独立（此一举有助于废除治外法

权），导致北京现行最高法院以及省、道、县级法院之设立。但不久县级地方法院就因为要节支而废止了，司法仍由县长主理。狱政方面也有改革。至于教育方面，袁世凯赞成全国一律实施四年义务教育，另外以特别的预备学校培养有志于更高学业的人才。经济发展亦在拟划中。

然而，这许多的进步改革计划，因为凡事都要由中央颁布中央管制的观念不改，全都实行不利。省政府不得自行建设制度机构，以免中央权力一旦被削弱就无法挽回。袁世凯心中所想的不是“信任人民”，甚至连“信任有才学之士”也不可，而是“只信任中央集权”。简而言之，袁世凯的行事录上并没有“民主政体”这一项。一九一五年间，他试图复辟称帝，却于一九一六年间事未成便身先亡了。

名义上由孙中山领导的青年革命派，几次想引起改革都未成功，在政务治理上没有经验，统治阶级之中也没有多少追随他们的人。因为一九一一——一二年间的各省军事提督和咨议局议员手中握的大权是从士大夫阶级继承来的，他们自然不喜欢长期动乱，因为这样会激起农民暴力。他们宁愿安定。

艾士里克（1976）归纳的结论是，皇帝专制“不但限制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自由和主动精神，而且也防止地方士绅太过欺压其它百姓”。各省的士绅菁英推动了一九一一年的革命，除掉了帝力对他们的权力施加的抑制。之后，他们重返当初赞成安定的立场，因此也就把“左右一九一三年大局的支持

力”——此乃艾士里克语——给了袁世凯称帝独裁之谋。

如此一来，保守主义面对任何社会革命运动时都是所向无敌的。以新扩充的三军为其势力依据的各省提督，只能变成雄据一个地区的武人，或军阀。保守的士大夫阶级无力重振理学信心，不能再用名教来动员新兴的都市各阶层支持中国民族主义了。相反的，地方士绅已经冲出了士大夫阶级的框架，大家族用各式各样手段来维护他们在地方上的优势。最近的研究以详尽数据显示，可帮助达到此目标的工具包括商贸业、丝织与制盐业、军阀势力、集合财产、文化上全面的主导权。不过这些新兴的地方士绅优势并没有一套新的中心思想。这是新的领导力以新观念从头开始的时候了。

【谢选骏指出：恕我直言，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在在证明——中国的“共和革命”是失败的。共和革命的唯一用处似乎在与“破”——通过破坏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来动员新的社会力量。而不在于“立”——建立一套合乎中国社会习俗的现代政治制度。这种新的制度，被我称为“新王国”。在我的思想之海里，新王国将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古王国、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中王国的继承者，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载体和温床——不仅可以救助中国，而且可以救助世界，促进“中国文明整合全球”的全球政府的实现。】

（另起一页）

【【第三卷】】

【【中华民国（一九一二——一九四九）】】

这是一个明显双焦距的时期。从文化焦点上看见的是，外来商品、外来思想、外来行事方式空前大量流入，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涵盖的都要广远。在各个国家特有的影响之外，还有现代新风格的影响。一切事物都在变。可是，从社会政治的焦点上看，却有朝代交替空位期才有的好几种特征。袁世凯复辟失败后的十年中，军阀势力在乡下扰动，各通商口岸市内则是外国人在扮演主要的经济行政角色。这种情势激发了民族主义者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同时，动员全国农民的一项社会变乱也有了粗略的开始。

列强之中，英美两国——两个新教（Protestant）传教团的主力国——依其盎格鲁撒克逊作风而比较赞成改革，认为改革比革命较有建设性。两国为改革提供的助力，大多来自私人的非官方管道，数量既小，来得又迟。相对的则有苏俄借着同时援助国民党和共产党而支持的激烈社会革命。此外，日本自本世纪初就对中国发出的文化与经济支配力，失控而变成了军事侵略，亦步亦趋地跟着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的中国历史进行。日本的侵略行为——后来并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已陷在苦境里的中国人的折磨伤害是无法衡量的。

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七年的军阀时代中，中央政府权威低落，这也是此时期在文化、社会、经济方面反而颇有表现的原因之一  。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恢复官僚体系的控制，相形之下，以前显然比较能开放自由发展。这种对照将突显中国政党独裁时期持续存在的两大主题。其一是专制中央集权论（authoritarian statism），即政府权威至上的观念，基本上即是效忠专制的中央权威，认为政治统一重于一切。另一个是社会民间的成长，包含文化方面的创作与社会改进。中国在适应近代世界的时候，未受中国官僚直接控制而自主独立发展，便是第二个主题的实例。不过这些发展并不能保证促进统一的中央政权。

（另起一页）

【【第十三章 追寻中国的文明社会】】

中国自由主义的范围

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可以定义为：从市镇脱离封建制度而兴起的时候，就开始在西欧渐渐形成的一种民主制度社会。那是一种多元化社会，其特征包括：教会独立于政府之外，宗教和政治是分离的，有至高无上的法律保障人们的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近年来已扩大为人权）。文明社会只能就程度差异而论，很难用简明的一句话说清楚，它含在一个国家的政务社会体制之内，却有适度的自主与自由。它不存在于伊斯兰教国度或近代的法西斯、纳粹主义、共产主义等极权政体之中，也不见于本书第一卷所叙述的中国历朝帝国。

但是，晚期帝制中国的一些新趋势开始创出制度、功能、个人职业——整个是社会的另一个层面，都未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在外国人看来，改变趋势在开放的通商口岸中最为明显。然而其中的驱策力不见得来自外在世界，可能出自中国自身内部的成分更多，尤其是出自士大夫阶级在小区公众事务方面逐渐增长的活动。一九一一年以后，传统的非官方高层人士积极活动之外，又要加上几个近代要素：中国新闻业、教育、商业的成长。知识扩张与劳力分工本来就内涵着文明社会，因为这两种情势都使专精者有资格在自己专长的领域内自主活动。然而，诸如此类的自主活动，始终带有危害中国人的国家政府统一及秩序的意味，而中国的统治者认为，自己所仰仗的即是政府对人民生活无所不在的监督。如何使个人自主或自由主义（iberalism）与政府施加的统一和秩序平衡，是放眼世界皆可见的社会问题。但中国的这个问题却异常尖锐而顽强。举一个实证，法律至上未落实之前难以达成国会治理，因此无法采取行政立法分权制。国会尽管召开，发言尽管激烈，其立法功能甚小，不过是为了象征行政体系的合法性。

按中国人的思维，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更大的团体之中是应受严格限制的。中国的个人从属于团体，中国的法律也不如道德观念的支配力大。中国思想里也有和西方文明社会观念类似的重要观念，不过是受限制规定的。例如，个人的自我表达和财产权——两者都是维多利亚时期自由主义不可或缺的权利，到了中国却必须获得官方允准才得享有。

此类限制在晚清思想中便是显而易见的。虽然理学的信仰体系迫于外来的“异体物质”（即近代化）和新知识有实际功用，不得不予以接受，但只限于当作治国的工具。要清朝的末代人士完全背弃理学思想是不可能的。有许多人试图从西学模式中找出重新肯定中国旧价值观的法则，是可想而知的。

日本维新者面对近代化的时候，曾主张融和“东方伦理与西方科学”。在中国这边则有意识形态大将张之洞提倡的著名公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话虽然说得巧妙，却自相矛盾，因为中国哲学思想所说的“体”与“用”，是指一个单一个体的相关历面。按此理，中学西学应各有自己的体与用。即便如此，这两句话仍然十分普及。因为这似乎给了中国价值观较重要的地位，把西方学识降贬为仅是一套工具而已。

怀有儒家思想的日本人提供了另一个有用的概念——西方式的国会可以促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不过中国用的阐释方法不同。西方政治思想建立了“权益”的概念——个人的欲求与团体的目标难免会有竞争摩擦。在西方，权益被枧为激起政治行为的动机力，上自国王下至贩夫走卒，无一人不然。代议政体即是为使相冲突的权益达致彼此妥协而设的办法。在中国却不是这样的。权益二字本身就含着自私的意思，而儒家道德认为自私乃是为害社会的恶行。所以，儒家只赞扬上下和谐的理想，并不强调改革者要用来达此目标的手段——代议政治。

自由主义的另一个观念——个人主义——从西方传到东方之际，完全变了形。史华慈（Ben jamin I. Schwartz，1964）很早就指出，曾于十九、二十世纪交替之际翻译自由派大师（赫胥黎、亚当·斯密、J.S．穆勒等人）的经典之作的严复，就曾赞扬个人主义成长是支持国家政府的力量，却不提它与国家政府的相抗。最具影响力的改革者梁启超倡导的见解则是，每一个人应无私地拓展自己的能力，以贡献于强国富国。唯有如此，每个个人才能够帮助他的同胞。梁启超还引用瑞士法学家布隆契利（Bluntschli）说的话：人是为国家而生，不是国家为人而生。这种国家主权论的出发点，是儒家一向的教诲。从这一点延伸出去，所有类型的权利都是国家授予的，否则就是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保留不给的。中国的宪法都列明许多权利，但那只是规划出来的理想，不一定是要执行的法统。

在这个中国版的“自由主义”背后，先要有一个假定原则，统治者的权力无限，仍是独裁的。他的治国之术可能扩张到包括宪法、国会、公民权利（以及义务）在内，一切都用于促进国家安定，强化政府势力。因此，权利都是“依法律许可之范围”受到保障，也就是说，要看当局法令许可与否。中国的宪法并没有像美国宪法那样变成不可触犯的法源，而是变成一套明白宣示的理想和希望，倒比较像美国政党的党纲。

中国的自由主义既有这种“半途”（part-way)的本质，似乎把它称为原始型自由主义（protoliberalism）或中国自由主义（Sino一1iberolism）比较恰当。它来自中国政府里“文”的一面，而书生文官可以上奏折提出建议，却没有实施这些政见的责任和权力。近代的中国式自由主义者（Sino—liberal）的言论自由有限，因为他若放胆点明了地方上掌握大权的人抨击，难保自己不受政府中“武”的这一方施加的激烈报复。比这种顾虑更重要的是，想法已经定了型，摆脱不了这模子的约束。按维拉·史瓦兹（Vera Schwarcz，1986)所说，是摆脱不了“仪式化了的理学思想尊卑关系……伦理要求的恭顺屈服”，这些都是在早期家庭教育时就灌输的心态。

此外，西方式的自由主义也被它形影不离的同伴害了。这个同伴即是不平等条约。一九一〇与二〇年代的军阀时代，正好也是前文说过的“条约世纪”期间外力影响的高峰。军阀的兵力在港口以外的“内地”劫掠，成为让外国炮舰留驻港内以备不时之需的充足理由。因此，中国型的文明社会在中国产生时，部分是按西方模型塑成，同时却在受着激起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势力保护。

我们基本上最好记牢，中国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建立在与西方相异的历史经验基础上。若要认可中国专制集体主义体制持续长久的功效，以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为了找寻专制与自由体制两者的中点所费的苦心，并不一定要先抛开对于文明社会之自由个人主义抱持的希望。

基督教改革主义的限度

袁世凯以后十年间的中华民国，包括两个范围、两种政权，一是军阀占据下的中国，一是通商口岸的中国。军阀乃是从武的人物——可能是袁世凯调教的，他们凭着带有军队并且能喂饱军队而各据一方地盘。有好几个军阀是督抚出身的。他们的才能主要发挥在彼此互相攻打——或扬言要攻打——之上。至于各个通商口市，包括大多数的都市化核心地在内。而大多数的中国银行、企业、大学、专业人士也都在这些都市中。这些地方都是中国人和外国人联合组成的小区。中国政府权力系统中，坐镇通商口岸的这一支在军阀动乱期间维持了相当程度的安定。其实根本就是让军阀骚乱到此就止步。中国的爱国主义者必须面对的矛盾是，不平等条约原则上是使中国蒙羞的，但实际上却常有实质的帮助。例如，一九二一年间，宜昌的商人两度遭到军阀洗劫，只得要求北京的外国公使在宜昌也设一个租界区，以保护百姓免遭军阀部队蹂躏。

一九〇一年义和团乱事过后，中外两个动向在一点上会合了。追求革新的中国人建立起新知识的教育制，中国境内的传教活动愈来愈侧重以“社会福音”应对近代都市生活的问题。多少年来相互叱骂却难得相遇的儒家顽固派和基督教基本教义派，其各自的下一代此刻却为了谋求中国的福祉，而成为友好的合作者。举一个例子，从国际性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分支成立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其由外国人辅导对都市青年与学生做的工作，获得中国商人和上层阶级的支持。约翰·赫西（John Hersey）写的小说《呼唤》（The Call）就描述了青年会于一九〇七至一九三七年间以中外合作方式进行大众教育及其它工作计划的详情。一九〇五至一九二五年的二十年间，中外基督教社群曾有一段短暂的黄金时代。

这个基督教徒合作时期的重要成就包括修公路、中国国际赈饥团的乡间工作、洛克斐勒资助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的研究教育工作、洛克斐勒基金会出资给南开经济学院的社会科学系门、燕京大学与其它教会学院的扩增——包括南京大学的农业研究部，以及晏阳初（Jimmy Yen）主持的平民教育运动。

这些事功有三方面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它们对外资的倚赖有甚于中国的青年会，其中又以美资占大宗。第二，爱中国的美国人从参与中国生活中获得满足，这也是冷战时期美国人会有“失去中国”之感的原因。第三，这些事几乎连中国人的问题的表皮都没搔到。前述各种外国援助的活动之中，大多数只是实验性示范的处理，并不具有可以直接改变中国本质的规模。

西方人在中国鼓励、促成、援助的计划难免流于肤浅，原因之一是，外国人交往的对象是中国的有知识的菁英阶级，而这个阶级只占中国人口的极小一部分。以教育为例，按饶懿伦（E．Rawski,1979）作的估计，晚清男性人口中能读写者占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五，女性人口中占百分之十。但是我们看到的入学人数统计是，一九〇七年的小学入学人数为一百万，至一九二二年增为六六〇万人。同期中学入学人数则由三万一千人增至十八万三千人。对于一个有四亿人口的国家而言，这些数目实在是太少了。

因此故，致力于创建中国文明社会的活动必须视为许多个成长点，如同生物实验室里的细菌培养液生出的孢子，散落在一大片平面上。若能假以充裕的时日，每一伙勤奋的改革者——社会、科学、医疗、民众教育各方面的——也许就能把工作延伸到更广的人群之中。不过，中国的问题太大了，到头来还是得靠政府来解决。

政治新闻报导之姗姗来迟

中国的独立的近代新闻业萌发，比西欧晚了大约一百年，比日本也迟了三十年，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窥见晚清惰性的全貌。旧秩序一直箝制住有关政府策略的言论，因为这仍是皇帝独占的禁区。

自从宋朝初期印刷书籍开始普及以来，一千年间不断累积促成近代新闻业的因素。官方与私人藏书、文学鉴赏力与编纂技术、宗教经书、官方的大规模出版计划、京城流往各省政府的大量文件、地方志、方言文学、私人刻印书籍，都有一分功劳。一八九〇年代的初期，各主要通商口市共有十多份中文报纸发行。一八七二年在上海创办的《申报》，有一万五千分的发行量。《申报》的新闻部分是报电报传送的，刊载内容多属商业类。中国近代报界拖到很迟才开始涉及政治报导，乃是为了尊重皇帝控制思想与印刷的权限。

近代中国报业始于王韬等通商口岸内的中国人。王韬曾于一八六〇年代帮忙詹姆士·赖吉（James Legge）翻译儒家典籍，并随赖吉到苏格兰停留了两年。一八七四年，王韬在香港办了第一份完全由中国人赞助的报纸，刊登商业新闻与一般新闻，并且加上他自己的改革观点社论。替他作传的柯文（Cohen．1974）说，其中信息来自王韬具备的几乎独一无二的西方“田野经验”。但是，到了一八八〇年代，他的读者仍然很少。

既有这么好的开始，中国的报业为什么在原地踏步丁二十年？为什么一直要等到一八九〇年代的危机再激起上海的梁启超等人以及长沙等省府都市创办持改革立场的报纸？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书生士大夫清楚固有的行事分寸，不会踰越朝廷的决策特权界限。只有获得特别恩准的时候，才可以向皇上呈进策论。至于一八七〇与八〇年代的激烈尖锐“清议”，制造的道德热力较多，实用真知灼见较少。要迟至一九〇〇年清朝被所有的外国打败——包括日本，朝廷的天命才开始亡失。梁启超在日本办的发表政治言论的报纸，是这个情势转变的明显标记。从此以后，主张改革的都市菁英开始在省内积极活动起来。

中国报纸、杂志、书籍出版一经在有保护的通商口市环境中展开，以后二十年内就增加了好几倍。一八九六年设立的邮政，以及小学教育普及与识字者增加，都助长了书报方面的发行量。依张朋园（Zhang Pengyuan）所说每本杂志平均有十五个人看过，李欧梵（Leo Lee）和安德鲁·纳森（Andrew Nathan）估计(见Johnson等1985），晚清的书报读者在二百万到四百万之间，大约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都市地区新产生的读者群以及一八九〇年代的局势，都有益于快速增长（到一八九三年，都市地区人口约为二千三百五十万，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

但是，到了一九三〇年代中期，中国只有九百一十家报纸和大致同样数量的杂志。有些报纸可发行十五万分。只算报纸的读者，总数在二千万到三千万人之间。这么算来，比起其它近代化国家，印刷的刊物能触及的人数比例仍嫌小了。不过，上海商务印书馆自一八九六年起渐渐成为教科书与杂志的主要印行者。写作新文学的人士发现，都市地区读者多是为消遣娱乐而阅读。据佩里·林克（Perry Link，1981）研究，“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三〇年间为这类读者写了将近二千二百本浪漫滥情小说。政治论述却非常少，这是因为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在这么大的国家里，仍然只占微不足道的极少量。

近代中国的政治新闻报导大体上都是辩论性质的，目标在抨击或鼓吹某些想法，并不着重以事实告知大众。李欧梵和纳森引用梁启超的话解释：“说话是为改变世事而说，否则说它何益？”所以报纸数量尽管不多，却成为主要的政论工具。

学校发展

虽然北京大学向来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始于北大前身——一八九八年戊戌维新创设的京师大学堂，叶文心最近的研究（1990）却告诉我们，上海才是中国近代工程、科技、商业教育的自然发详地。例如，美国圣公会传教团于一八七九年在上海创设的圣约翰大学，是中国的第一所教会学院。清朝政府于一八九六年在上海设立南洋大学，该校曾送学生出国深造，后改为交通大学，成为工科首要学府。

近代新科门必须用进口的英文教科书来传授，这使得理学人士和新知识的隔阂更大了，这时候各门专用术语还没有确定的中译语汇，大学入学考试和期末考试常是用英文考，外籍教授讲课也都用英文。

由来已久的政府社会结合体于一九二一年瓦解了，理学思想的世界观也于是崩溃。留下的空位中涌进来五花八门互不相干而且经常彼此冲突的文化成分。军阀时期的这一代人因此必须把事情整理出头绪来。

姜·萨里（1990）曾就一位生于一八九〇年代的读书人的生活经历作了研究。此人受了四书五经的启蒙教育，到青少年期又得另受英美式教育，包括英语会话。由此可知遣一代人遭遇的困难之大。旧士大夫阶级以后的这一代菁英要谋求的解放不只一种而是两种，第一个要摆脱的桎梏是旧式儒家家庭制度的僵化观念以及父权专制。第二则是从新知识多种文化混乱困惑中解放出来。对于一个刚受完四书五经初级教育的少年而言，新知识带给他的是一种爆炸作用，把他刚刚在其中定好自己位置的知识环境炸得四分五裂。“中国不但不再是全世界，而且降为世界的一个小片断。”少年的心智与西方世界的相遇，通常都是一种“可造成严重伤害的经验”，充满“困惑与不确定”。少年心智需要“可能比第一次解放更明确果断的再度解放”，借着“寻得更高层次的整合或综合过程”，以从困惑中解脱。从被推翻的儒家思想束缚解放以后，惊惶失措的人们必须找一个新法则来安顿自己的世界。信奉基督教、信仰科学——包括达尔文主义、全心投入某种新行业、献身爱国革命，这些都能帮人找回自我形象。没有了知识勇气，简直就不可能存活下去。

以上便是民国第一代知识分子适应新环境的创痛。他们对日本既已完全绝望，就转向欧美去寻找拯救中国之钥。这个任务使他们率先倡导二元文化政策（biculturalism），因为中国人到东京所感受的文化冲击，比起到纽约、伦敦、巴黎、柏林的感受，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美国国会于一九〇八年决定以美国的这一分庚子赔款大约一半之数（一千二百万美元）来资助中国赴美的留学生，中国政府便开始实施送学生到美国深造的计划，设立清华学校（一九一一）为预备学校。一九二九年间共派遣一二六八名留学生至美国。一九二四年间，美国又将赔款的另一半（仍由中国政府支付）指定赞助中华基金会。该基金会由十位中国受托人与五位美籍受托人组成的董事会主持，拨发奖助学金给私人的研究及教育计划。此时期在美国深造过的中国年轻理工学者，于一九二四年组成了“科学会”（Science Society）。不久，科学会的期刊就成为新式读书人普遍抱持的希望的代表，这个希望即是，科学与科学性的见解可提供一个公认的解答中国问题的方式。

此外，截至一九二〇年代，中国境内的上百所教会中学合并而升级成为十多所教会学院或大学，通常是在美国成立校董组织，教职员中美籍的都有。但美籍人员的住宿条件比较好，而且薪水是由美国的董事会发。这些美式机构都受治外法权的保护。像北京的燕京大学等教会学校，在一九二〇到三〇年代间教育了各港口都市里新兴中等阶级的子弟。

天津有一所著名的私立的而且是纯粹中国出资的学校，即是张伯苓在一九〇四年以后开始主办的南开中学、学院、大学。经费大都来自当地中国家庭。中国的慈善事业另外还资助了厦门大学，以及上海的两所学院——天主教震旦学院（一九〇三建校）和复旦大学（一九〇五）。

但是，不论那一所私立学校都不如北京大学这个全国教育中心出色。这儿本来是专为培训官僚或替旧官僚换装新门面的地方，到两个人来担任校长以后才改观。一位是一九二一年的严复，另一位就是一九一七年上任的蔡元培。蔡原是清末的翰林，曾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他是袁世凯时代流产的内阁中第一任教育部长，后来到德、法研读了五年。为了培养北大学术思想之多样，他广招各方人才，而且坚决反对政府干预教育。他邀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在巴黎期间便受法国大革命精神的吸引，回国后主办了很有影响力的议论期刊《新青年》。陈在北大时曾为提倡科学与民主而领导抨击儒教及其一切恶行的运动。

新文化运动

日本于一九一五年提出的“二十一条件”，企图把中国降格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的目的虽未达成，此一事件却结束了以日本为中国改革榜样的时代，加强了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就在此时，提倡新知识的读书人为自己确定了新的角色——不做官，回避政治，不再循前辈的取向，以便检讨旧式的儒家价值观与制度，摒弃阻止中国前进的东西，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找出新文化的元素。

新文化运动（New Culture Movement）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文字工具。二十世纪中国文字系统大体上仍是沿用公元前二百年前后造的字。每个重要的用字都已经变成像洋葱了，有无数层不同的用意，都是千百年来不同用途累积而成。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拉了文pater如果保留其在古罗马时代的字形传至现代，可以用来表达的意思（也许还要并以别的字）可包括父亲、爱国主义（patriotism），父系血统（paternity）、（基督教）教父神学研究（patritics）、祖传财产（partrimony）、赞助（patronage）等等。因此，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是指那一个意思，必须看其上下文才能确定。也因此故，必须晓得古拉丁文的原文。这种情况使文言文不能成为便利小学生解答人生问题的工具；它本身已是生活中的难题了。如果不下苦功把文言学通了，就休想进入上层社会阶级。普通人办理日常事务用的语言，比起通过科举考试的人用的少数人才懂的言辞和艰深的引经据典，要容易得多。

文学革命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用白话文来写作。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代就采取了这个步骤，即是，用各国本地语文取代拉丁文。新教的传教士是履行此步骤的先锋，用白话中文的圣经向一般百姓传教。对新一代的读书人而言，推行白话文的时机已成熟。领导白话文运动的人物是胡适，他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康乃尔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主张以白话文为学术论述及其它一切沟通方式的媒介。许多人都加入这个否定文言优于白话的革命运动，白话的运用迅速普及；古文的专制就此被推翻。

追随杜威（John Dewey）而讲求实用主义的胡适，也是提倡以科学方法思考批评的主要人物。科学在工技研究上的价值早已不容置疑，将科学的思考方式运用到中国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上却是跨出了一大步。新式学术研究猛烈攻击上古中国史的神话传说，重新评估古籍的来源。此外也研究中国民俗，重新衡量明末与清代白话小说的文学价值。科学方法的批评研究十分早熟，因为有清代考证学的成就先铺了路。

新文化运动的创造力，要放在其历史背景中观察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暴露了欧洲高傲文明之中原来隐含的野蛮性。奥匈帝国、俄罗斯的沙皇帝国、日耳曼帝国先后崩溃。威尔逊总统宣告了主张民族自决与开放民主等原则。数种社会主义思想、妇女解放、劳工与资本家相对的权益等各种观念传遍全世界，也涌进了共和政体中国。在古老中国社会里仍只占着顶端薄薄一层的中国知识分子菁英，本能地担负起理解并评价变迁的外在世界的大任，同时也努力重新评估中国自身的固有文化。

五四运动

挑起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事件的，是凡尔赛和约将山东原德国租界移交给日本的决定。消息传来，引起北大及北京其它学校约三千名学生到故宫前面的天安门集体示威。学生们烧了一名媚日阁员的住宅，殴打了中国驻日公使。警方攻击了学生，学生于是通电各地学校一同罢课，并组织爱国行动队伍，四出散发传单。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福州、广州等地也都发动了示威。有几名学生在示威行动中丧命，不少人受了伤。被捕的示威者很快就把各个监狱塞满了。

同年六月间，各大城市商人关店罢市响应，使抗议情绪扩散更广，导致抵制日货行动以及与日本居民冲突。有一年多时间，爱国学生持续鼓吹将日本在中国的市场摧毁，成效相当可观。同时，最具影响意义的是，新近成立的工会也发动了罢工，加入中国有史以来抒发国家民族情感最大规模的示威。

这次运动的惊人之处在于其发动者是知识分子，他们使科学和民主等新文化概念与新爱国主义会合而成反帝国主义的行动。这一代读书人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能积极担负起决定中国命运的重任。他们甚至开始透过其学生组织与一般民众接触。

在知识分子动员中，文学界以新白话文写作的小说等带头示范。大多数作家都有很高教育程度，而且出自上层阶级。其中主要人物多留学过日本，回国后在都市中贫困度日，而且经常受警察骚扰。他们的读者多半是都市中的学生，和他们一样卷入了社会革命。这些作家反对家庭制度的束缚，主张个人表现自我，包括性的自由在内。有些前进者的浪漫个人主义和自剖——以第一人称叙述或日记体畅所欲言，足以令严格的儒教规范震惊。

一九二〇年代的杰出作家鲁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生于浙江一个家道中落的士大夫家庭，考过秀才，在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读过理科，到日本又改读医学，最后决定以文学为改革社会的事业。他开始成名要等到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上发表讽刺小说《狂人日记》之时。故事的主人翁在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书申，从字缝中看见处处都是“吃人”二字。鲁迅还说，中国文化是服事主子的文化，群众痛苦的代价换得的是主子的洋洋得意。

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和罗家伦等，在他们办的刊物《新潮》中倡导中国的“启蒙运动”，驳斥儒教家庭束缚是奴役，鼓吹个人主义价值观。一九一九年三月间，学生们就成立了演讲社，以进行对一般民众的倡导。此类学生活动有激进者加入，一心要“救中国”的张国焘便是其一。

就这样，占中国人口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包括教授、学生、作家，有一部分人士投入了文化斗争，要废除旧中国的老旧恶习，为新中国建立新观念。这些要做领导者的人却面对一个重大障碍：中国的二阶层社会结构，亦即统治阶级与平民大众二分的事实。新兴的菁英阶级能够与一般民众沟通交流吗？这些新的指挥者会不会跑得超前他们的兵丁太远？

中国中产阶级兴起

可以与学界社群自治相提并论的，是都市生活中功能集团（functional groups）的新的自我意识。最近的相关研究显示，上海与北京市内兴起的机构组织都是新与旧、中与西合并式样的。

上海的刚成形的中产阶级，是由经营外贸的中国商人起步的。一八四二年以后，广东的行商掮客由买办接任，按契约替外商处理贸易中涉及中国的事务。外国人处理货运、保险、进出口投资，买办的利润来自外商付的佣金、经手资金的利息、代理财务的酬劳，以及他们自己投资买卖的盈利。因此，中国境内外国银行的买办掌握了与中国“本土”银行交易的厚利职权。

上海买办最初都是广州茶叶贸易业来的，后来又有从宁波市和江苏省来的。一八五四年的总人数是二百五十人，一八七〇年增至大约七百人，到二十世纪初可能已有两万人。买办的职位好像家产一样，都是父传子的，或传于侄儿。他们不像老式的人那样赚了钱就买田产，通常都是投资外商公司，如此也可避免被中国官吏揩油。要区别谁是“买办中产阶级”谁是所谓的“国内中产阶级”（如中国共产党为宣传而常做的），实在不可能。他们都是同一个团体里的分子。

由于中国农业仍然生产全国总生产额百分之六十五，整个经济体系中，近代化的部分依旧很小。中国避开了受列强外国剥削的半殖民地角色；没有变成外国的供应主要来源，也未给外国货品提供广大市场。继鸦片之后，销路广的进口品只有工业用纤维纱和煤油。简而言之，传统的经济系统仍能配合中国的低生活水平继续发挥效用，近代化经济能派上用场的机会也就不多了。以汽船和大汽艇为例，虽然投入中国的水路运输网，并未使水上运输系统改观很多。中国商人倒是很快就利用了这些快速工具，不拘是外国人或中国人经营的。

清末自强运动期间，主其事的大臣都有协办者、顾问、秘书、代理人、合作伙伴构成的人事网。这个复杂关系网也管到了“官督商办”系统中的商人，但是官吏并不负责生产事务。玛丽克莱·白杰尔（Marie—Claire Bergere．1989）认为，自强运动时期推动洋务者便是利用这个官僚综合体而运作，权力仍归官方。近代化的推行，必须靠官商两方的私人关系和利润分享才能达成。清末实行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官吏们的官僚资本主义。

清廷曾于一九〇三年以谕旨提高商人的地位，藉以拉拢都市商绅。此后至一九〇七年间，新设的贸易部还有奖赏投资者、工技师、创业者的措施。到一九二一年，各省有省县议会之外，总共有多达七百九十四个商会，七百二十三个教育社团。这些结社力量脱离了朝廷管辖，组织起超越省界的全国性团体，如中国教育协会、省议会联盟即是。这类团体所代表的是士绅商人阶级。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中国的外国运输与贸易量都因而减少，进口量下降，随后便是外国需求的中国原料输出增加。此时世界市场上的银价大涨，增加了中国通货的购买力。没有外人来竞争，是中国企业家发展的良机，即便运输短缺使他们向欧洲订购的设备不能准时送达。到了一九一九年，欧美需求下的大量出口，以及白银兑换黄金的价值上涨，都使中国商人大获其利，也因此刺激了中国的进口。

与十九世纪末的自强运动不同的是，这一波工业化偏向生产供立即消费与获利的消费商品。据白杰尔说，一九一二至一九二〇年间，中国工业达到百分之十三点八的年成长率。棉纱厂成长速度很快，单单一九三一年一年中就开了四十九家。上海的面粉厂大增，广州则有香烟、制造、火柴业兴旺。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间，上海共有二百家新的机械工程厂开设，一则是为维修设备，同时也自制编织机、纺织机，以及其它工业用机器。到一九二〇年，其中大约一半的厂家在使用电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也开始出现近代式的银行。除了北京中央政府所营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之外，还有十多家省营银行，主要是处理政府的资金和借贷。另外有十多家则是纯粹商业性的银行。至一九二〇年之时，上海还有七十一家旧式钱庄，专作短期贷款，处理鸦片商和染料业的资金。证券交易所和全国性的银行尚未出现。

上海人口——包括国际租界、法国租界、租界外的市区以及近郊，一九一〇年总计为一百三十万，一九二七年为二百六十万。一九一九年间，香港先施公司与永安公司在上海市南京路开了百货公司，是华侨势力伸入上海之里程。继而有香港上海银行公司与怡和洋行的新式大楼在洋经滨建起。

一九二五年以后，公共租界的“上海工部局”开始有华人任议员；上海近郊则有中国人的行政自治机关，一九二七年并人大上海区之前是相当自主的。公共租界内有中国纳税人协会的组织，另外有许多企业人组成的商会，以上海总商会的势力最大。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大老板组成了企业家的新阶级，和地主士绅有往来，但不听其指挥。这种新兴的地方商绅阶级以上海的最为明显，他们不让政府管到他们头上来，自己从本地读书人里选任官吏。他们的官僚都是就地取材的。

新兴企业人阶级的迫切要求自治，不逊于发起五四运动的学界人士。实业家们多赞成教导实用主义而重视个人的新式教育。例如，继蔡元培之后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发起的新教育运动，就曾得到势力颇大的江苏教育协会的大力支持。一九二〇年代的学界和企业界往往因亲戚关系而联合为一体，例如，曾国藩的女婿是上海兵工厂厂长聂仲芳，而聂的诸子都成为纺纱厂老板，其中聂云台还兼任上海总商会的主席。

上海这个新兴的中产阶级有其自创的组织。一九一七年发行的《银行家周刊》，促成了一九一八年设组的上海银行业公会。上海的这个先例，引起汉口、苏州、杭州、北京、天津、哈尔滨各市也都成立银行公会。至一九二〇年，各市联合组成中国银行公会。另外，纱厂老板们也组成全国性的公会。这些组织研究世界市场，不再像往昔商人只以独占为目的，而是注重扩张成长，有国际观。有些大银行家是在日本受过高等教育的，最为外国人熟知的是美国宾州大学华顿财经学院毕业的陈光复。

原来的普通合伙公司或私人公司，开始转变为股分公司，但仍是凭家庭关系经营管理。家族关系之为企业的基础，可以藉荣氏家族的例子证明。一八九六年，荣氏开始在上海和无锡开办银行。传至第三代，共有十一位荣氏子孙在开面粉厂和纱厂。到了一九二八年，荣氏兄弟共有五十四人在家族事业的十二家面粉厂和七家纱厂里担任经理主管，占最高级主管一半以上。

地域关系和家族结构在新兴的企业人阶级中举足轻重，显见企业家们并没有断然脱离中国社会，倒不妨称他们是“儒家现代化人士”（Confucian modernizers）。白杰尔怀疑一个“有企业心的、开放自由的、见多识广的中产阶级”能不能移植到旧式的官老爷与佃农的文化中，而且在其中繁殖。有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是，新式的商绅已经和朝廷疏远了。而这个事实导致他们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的革命期间支持各省的改革派菁英。

一九二〇年代的商绅们赞成胡适及其北大同僚的呼吁——要中国士人菁英起而行、要发展专业技术、要好政府整顿财政作前瞻的擘划。胡适代表了北京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与上海的企业家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企业界赞成当时正流行的各省结成联邦的概念（这与美国各州最初的联合组织类似，但后来证明行不通）。他们也都赞成各省自治与联邦制度。另外一个务实的措施是成立商人民兵团。企业界期望自治而不让中央政府控制他们的经济功能，同时却又渴盼集权的秩序，实在是自相矛盾的。

从一九二三年三月起，企业界透过商会组织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大会，讨论解决政治整顿统一与军队及财政管理等问题之道。六月间，自治情绪高昂之时，上海总商会——既无领土也无军事基础——竟宣布脱离北京政府独立。总商会成立了一个“人民政府”的委员会，不久就和当地的军阀谈判以减少战争行动。然而，上海的中产阶级和北京的读书人一样，在这种事情上，超出了“文”的范围就无能为力。商绅阶级无法发展军事武力。上海的中国商人们随即又反对新出现的左倾劳工运动，这个立场获得外国人的支持。陈独秀于多年后回顾当时在上海为压制工运募款之事，表示他的目的在于打倒军阀并支持新式政府。陈与胡适一样，是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能够领导自己的社会阶层，却不会控制统治力。两人都是反帝国主义的，想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人同样陷于两难的境地：又渴望自主权，又需要一个可能接近专制的强势政府。

工商业在京师里是次要的，首要的还是人口，即是八旗军人和为内外廷提供服务的各行生意人与工匠。外国军队于一九〇〇年占领北京的时候，在日本提议下按日本和欧洲范本设立了一所警察学校，招收的学生多为八旗军，以后这些穿制服支薪水的警员就成为新型的公务员。袁世凯随即把警察系统推广到各大都市。大卫·斯特兰德（David Strand,1989）指出，"即便已经淡化了，喜好给人训话、管闲事、调解说和的儒家心态激发了有效的警察工作"。至于扈从主义（clientlism）和惯例的舞弊，自不在话下。

一九〇七年成立的北京商会也是一个新组织。虽然其成员只占北京二万五千家商号的百分之十七，却代表了全体一致的利益，如避免钞票通货膨涨即是一例。商会的领袖不免要被卷入北洋时期的政治。北京城有大约一百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各行买卖手艺同业组织，以盲眼说书者的同业公会为例，成员就有五百人左右。制墨业则有大约二百位师傅，三百名未出师的学徒。五四运动要寻找“激进政治的无产阶级根据地”的时候，发现既有这些同业公会，似乎不急需再在工厂里组工会了。

坐人力车逛街于一八七〇至一九四〇年代盛行于东亚各地，是廉价腿力和球轴承车轮（ball-bearing wheels）的混合产物。一九二〇年代的北京城有大约六万名人力车夫，在一九二九年的暴动中攻击电车，把电车公司的九十辆车打坏了六十辆。

总之，一九二〇年代的北京目睹各种民间团体激增，鼓吹自治、节育等主张，面对军阀互斗的战乱与乡间受的蹂躏，士绅们成立了维护和平的社团，输入食品、开每天赈济八万人的粥场、出资遣散战败的兵卒。这种行动在北京必有先例可循，譬如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又被清军逐出的期间，应发生过同样情形。一九二〇年代的一些新旧混合的行为已经有了文明社会的风范，但是并不能使军事力量由此滋生。武力必须从外面进来，即是一九二八年北伐的革命军。

有关汉口、上海、北京等都市的研究，都展露出不时受道德共识推动的自觉性社群形象。往往都是既有团体或机构中，市民之间关注公理与民生的共识。当然，这种道德上的一致，继承自儒家思想，通常很难令儒家思想体系以外的人理解。因为它混合了通俗的正当感以及对于“军事”权威的持续顺从。中国式文明社会的半自主性与政府势力面对面时，似乎也有儒家书生臣子面对皇帝时的那种脆弱。他们尽管理直却不能气壮。

中国共产党之起源

中国的企业人士和新文化运动的自由派人士一样，决意不沾政治不做官。五四运动中的一部分行动主义者却有心寻求新的政治力量。这些人虽然是刚萌牙的中国文明社会里的学界滋养生长的，却投身于由来已久的事业——要创造能给中国带来统一、社会秩序、富裕、力量的新政府。也因此故，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分为两派。一是胡适、傅斯年等学院派，提倡以新方法整理国故并重新评估中国历史文化。另一派是陈独秀与张国焘等政治激进派，合力组织了中国共产党运动。

从一九〇〇年代初期，无政府主义已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先在中国引起广泛注意。一九一七年苏联革命把列宁主义带到中国以前，主要的社会主义者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巴黎和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大多爱读普鲁东（Proudhon）、巴枯宁（Bakunin）、克鲁泡恃金（Kropotkin）的理论，及其主张的

谴责政府、国家、军国主义、家庭等一切权威。无政府主义作家引用克鲁泡特金的名言，指政府已经变成当代的上帝。他们以雄辩之才阐述平等主义的观念，尤其高呼将妇女自家庭束缚中解放，将农民自剥削中解放。这些都将成为中国的革命词汇。无政府主义者不愿依赖政府，而是要每一个人解放后，以不流血的方式再创远古时代的人人平等的社会。但是，彼得·扎罗（Peter Zarrow，1990）就无政府主义者的作品所作的分析，令人觉得他们太沉缅于乌托邦式的希望，以为只要一步就可以从儒家观念的紧身衣进入全然的自由境界。这种想法荒唐得可怜。结果除了暗杀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实际上该怎么办呢？

新文化运动虽然吸引了读书人，却不足以使青年们藉创造新社会秩序而获得中国救星的新身分。一九一九年以及后来，在北大受到蔡元培鼓励的学生讨论会成为榜样，天津、济南、武汉、长沙、广州各地的大中学生都相继效法，上海的学生尤其积极。大多数团体都办有期刊。这些行动主义的学生们给了自己新任务，不再求为国效劳，而是要为社会效劳。最近才意识到都市劳动阶级存在的学生们，现在又想打动一般民众了。社会主义似乎大有可为，有些人认为它终将使工人与知识分子团结，因而防止阶级之战。亚里夫·狄尔立克（Arif Dirlik，1989）指出，此时期的某些国民党内的社会主义者，把拥有地产——而非资本主义——当作抨击目标。

到一九二〇年，已有六、七个主要都市中有思想激进的研究会成立，其成员都是知识分子，各自主动加入相互激励。北大教授李大钊于一九二〇年三月组织的研究社，树立了此类社团的风格。狄尔里克认为，一般史学者虽然公推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党人之一，其实李并未一心以建党为念。他在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十分热烈，但实际行动方面却希望所有的社会主义者能团结一致。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似乎主要归功于陈独秀和共产国际（Comintern）。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害得他在一九一九年夏天坐了三个月监牢。一九二〇年秋天中国共产党核心的实际组成，主要是靠共产国际的特工人员维丁斯基（Voitinsky，中文名吴廷康）。接替维氏的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史尼夫列特《Sneevliet，即马林[Marin]）——于一九二一年来到中国以后，中共的建党大会才于七月在上海召开。经由办期刊、开书店、翻译、办研究会、组工会等宣传方式，中国共产党迅速确立了“行动的意识形态”的组织恃色。与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分裂以后，中共坚持以阶级斗争为首要宗旨，从此成为一个谋求权力的、秘密的、排外的、集权中央的布尔什维克（即列宁主义的）政党。五四启蒙运动被他们远远抛在后面。一九二一年七月由俄国的共产国际代表指导的建党大会，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两位“创党人”都未出席。过了一年时间，才通过了党的规章原则。这时候，最初的十二位建党代表之中有将近半敷已经离开了。

早期中共党员究竟是否确实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可以再推敲的问题。建党党员之一的毛泽东，一开始是五四运动的信徒，是主张改革的渐进主义者（Gradualist）。要等到明显受挫以后，他才认定激烈革命行动是唯一行得通的路线。

毛泽东曾经赞成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也就是提倡互助与合作之说。一九一四年他十八岁时，读了蔡元培译的德国哲学家鲍森（Friedrich Paulsen）作品《伦理学体系》（System derethik），还作了批注。能将哲学大众化的鲍森主张，“意志对智能而言是首要的”，伦理含于自然之中。宇宙的行为有伦理性，个人的行为亦然。因此，主观态度与客观态度并不相冲突。这种伦理色彩对这一代的中国人特别有用，可以帮他们使历史与价值观调和一致，使中国的伦理教条遗产与近代科学知识调和一致。

五四运动将爆发之前，毛泽东从北大回到湖南，办了一分讨论刊物，提出其辩证看法，指人民受压迫的阶段之后将是人民转变的阶段，中国经过羞辱衰弱的时期之后，将以强势大国的姿态抬头。这种看法表达的使相对者统一的主题，可以远溯至道家的思想。毛提倡的“人民群众大团结”，其道理是，社会中的团结集团长久以来全凭联合一气而占得优势，现在轮到人民群众以同样方式来占上风了。

毛泽东表达思想的措辞具有世界性与普遍性，不过他最初的实际行动之一是参与湖南省的自治运动。这项运动旨在成立湖南省的宪法，以反应当时流行的各省独立组成联邦以促成中国政府现代化的主张。自治必须以民意为基础，有民众参与，也就是必须动员人民。

毛的刊物于一九一九年末遭禁以后，他便动身前往北京和上海，在两地都找到了志同道合之士。但是他还不是阴谋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即便他于一九二〇年组成一个俄罗斯事务研究会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湖南分团。甚至他参加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组党会议之时，也还未全心投入阶级斗争。一九二三年间，他组成了“湖南自修学院”，宗旨之一是，用旧式中国书院传播近代知识的新内涵。他本来还要为湖南的工人运动效力，却不得不于一九二三年四月逃往上海。

上述有关中共建党人士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的数据，显示一个密谋夺权的组织在中国出现时，要具备形式相当容易，反倒是做为组织方针的理论依据比较不容易规划完善。几千年历史中曾有无数抗暴造反者秘密组成结拜兄弟的团体。孙中山组党之初，确实曾因为难以超越这种古老作风而感到棘手。汤尼·赛克（Tony Saich）编辑的中共各支党部与中央的往来书信（即将出版），指出一个事实：所谓“民主的中央集权主义”（democratic centralism）这种单向式的党纪，早期曾有执行上的困难。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将包括运作风格和观念两方面。强调党的权力高于一切的布尔什维克主义（Bolshevism）只是马克思主义衍生的一支，它有它的民主期望。至于剩余的无政府主义互助观念与“劳动学习”的观念（即是使知识分子成为劳动者，使劳动者成为知识分子），以后仍将是反布尔什维克的，但对于促成中国式的文明社会无甚帮助。

一九一〇与一九二〇年代，新文化运动的学界人士和都市企业人士的经验，都证明这两种人同样不能只凭自己的力量奠定政权。他们虽然需要新的政治秩序，却只能静观历史将给他们带来什么。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作者们不懂，事实多次证明（1919年、1949年、1989年）中国自由主义无法建立中国的文明社会。既然如此，那么怎样才能建立中国的文明社会呢？我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只有适当的宗教才能建立中国的文明社会！简单地说一下，建立第一期中国文明社会的是先秦宗教，建立第二期中国文明文明社会的是佛教，建立第三期中国文明社会的是基督教。在我看来，一个成熟的第三期中国文明，取决于中国能否实行彻底的基督教化。而迄今为止所有的“中国现代化改革”，其实都是以某种程度的基督教化为基础的——太平天国即使不算，洋务运动的开放传教也应该算，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甚至北伐革命、共产革命，在在都有正反两面的基督教身影。所谓“反面的基督教”，就是类似太平军的国民党与共产党。】

【【第十四章 国民革命与南京政府】】

孙中山与联合阵线

军阀割据的中国重新统一，也与历史上其它再归统一的先例一样，需要三十年时间，从一九二〇年起至一九五〇年止。也和其它类似的时期一样，这三十年是漫无头绪的一片混乱，因为有平行的好几路人事在同时进行。对外关系方面，有一九二〇年代的争主权运动，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一九三一年以后，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行为使争主权转为爱国抗日，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为止。国内政治统一方面，由两个专制政党力量组成的联合阵线进行，而两党都受到俄国的列宁主义者鼓动影响。在一九二〇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为了瓦解军阀势力打倒帝国主义，曾携手合作，也相互竞争。两党于一九二七年拆伙，虽于一九三七年再度组成统一战线联合抗日，却始终是死对头。同时，国民党于一九二八年在南京宣称统一而建立国民党政府之后，党内却发生第三条斗争路线。这次的党内之争的双方，一是仍在继续发展的文明社会元素，一方则是因为日本侵略而获得认可的军事独裁。

三条冲突路线无一不把旁观者搞得胡里胡涂，也令参与其中者困惑。三者一起把共和下的中国变成充满不可解与误解的谜。我们作析解，必须从孙中山这位爱国者开始。他的诚恳使他能够几乎不涉意识形态，却敢大胆冒险，这两者正应了当时情势的需要。

孙中山生于靠近葡属澳门的珠江三角洲的一般百姓之家。但是他的成长期有部分时间在夏威夷渡过（曾经因英文成绩优异获得学校奖状），在香港受完医学教育（故有“孙博士”之称衔）。一八九六年间，清朝驻英公使馆将他拘禁之后又不得不释放，给他赢得革命先驱的名声。一九〇五年，日本的扩张主义者协助他在东京组成了同盟会。因他有革命元老的象征地位，一九二一年曾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几个星期，之后便让位给了袁世凯。

孙的国民党本来的宗旨矛盾不定——只有重整中国社会的有限目标，到一九二〇年代却突显得十分清楚。因为孙中山于一九二二年决心要向苏俄学习，他的接班人蒋介石一九二七年的决定乃是与苏联一刀两断。

列宁主义所说的反帝国主义理论已超出国家的范围，因而带有一些世界性的色彩。由于政治思想在中国向来是以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为依据，而且中国自古就有包容文明世界的传统。因此，中国的革命者自然选中了有全球普遍效用的教条为号召依据。孙中山虽未表示赞同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观念，却清楚看出共产主义方式的有用之处，所以同意容共，共赴民族主义革命。

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国际，是将分散在各个国家里的共产党组织而成。一九一九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曾鼓励在欧洲各地进行革命。一九二一年以后，列宁回到他的“新经济政策”上，虽然共产国际仍在与复苏的欧洲社会主义政党较劲，其革命性却已变得较不积极。只有在中国的作风依然不改。

列宁坚信，西方资本主义利用亚洲落后国家为获利来源，才得以支撑其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亚洲不再受帝国主义剥削，西方国家的工资将持续上涨，从而迫使资本主义迅速崩溃。亚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将使帝国主义列强丧失赚钱的市场和原料的来源，因此等于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最弱的弱点进行“侧翼攻击”。西方资本主义的最弱点是亚洲经济结构，这儿也是帝国主义剥削劳动阶级最不留余地的所在。

苏俄政府逐步放弃了沙皇时代与中国缔结不平等条约的特权，藉以讨好中国。不过随即发现这么做对以前在东北的权益而言吃亏很大，因此其外交部继续与北洋政府以及华北军阀有外交往来，同时却以共产国际进行革命颠覆。

一九二二年的孙中山已经历过三十年的风浪，走到了一生机运的低谷。他于一九一二年被拥上中华民国总统之位，却眼见自己的国家分裂为军阀割据状态。为了藉用军阀手段使中国统一，他得与广东的投机武人共事，却于一九二二年六月间因为不敌对方的阴谋而逃往上海。就在此时，他证明了自己是国民党的首要领导人，也证实他无力完成革命，于是才与共产国际连手合作。一九二二年九月，孙中山便按苏维埃路线开始重组国民党。

这种为便宜行事而结合之举，是有严格限制的。联合声明由孙博士和苏俄代表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宣布。声明中说，孙并不赞成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因为环境条件不适宜。苏俄则同意，中国需要统一与独立，故乐于协助中国国民党的革命战斗。孙中山于此时写信告诉过蒋介石，能找得着谁帮忙就找谁帮忙了，而西方列强都不愿帮忙。虽然孙中山此时争取且接受了苏俄之助，在他心目中，共产主义并不能取代他自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方针。即便他发觉，将共产党强调的以反帝国主义精神激发群众运动之说并入他的想法，有其效用。

以这欠安定的结盟为依据，苏俄的协助随后就到。孙中山于一九二三年初在广东成立政府之后，便派蒋介石到俄罗斯考察三个月。蒋回国后，于一九二四年担任在广州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校长。这时候，擅长组织且曾居留美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Michael Borodin），担任指导国民党革命的专家之职。他帮忙创办了一所训练宣传家的政治学校，教国民党的政客如何博取群众支持。于是国民党按苏俄的模板发展了许多地方性的小组织，并且由小组织选出代表，参加党的大会。第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举行，选出苏维埃式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为党内的主导权威。党章由鲍罗廷起草。

协助中国民族主义革命之余，共产国际隐而不宣的目标是要发展中国共产党，并且使中共在国民党内取得战略地位，进而控制国民党。因此，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同意之下，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同时中国共产党仍然另成一个独立组织。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坚持，中国共产党首肯了加入国民党而成“内部集团”的策略。孙中山觉得此策可行，因为中共的党员甚少，两党基于反帝国主义而联合，而国民党也有意带领一个宽容的、全国性的、多阶层的运动以避免阶级之战。孙中山同时觉得，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差异不大（至少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看来是如此）。至于中国的共产党员不过是一群想要垄断俄国援助的“青年”，如果俄国为与国民党合作而必须不承认这些青年，俄国人就会这么做。

中国的共产党员们却正在都市工人、贫苦农民、学生之中寻找确定的阶级支持。不过他们看得出，这种阶级基础还太弱。所以起初只求跟着民族主义运动走，利用这个运动，但不要令其中占大多数的非共党分子产生反感。应注意的是，共产党在中国这时候还只是婴儿期。一九二二年的党员还不到三百人，到一九二五年仅有一千五百人左右。而一九二三年的国民党人数已将近五万人了。赛克（将出版）查阅中共早期文件，指出共产党人在运用“内部集团”策略时的进展乃是假象。事实真相是，中共党员挤入国民党高阶位时能有影响，却没有势力。中共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宣称领导了一百二十万名工人，其实只是工人代表曾出席中共主导的第三届劳工大会。他们造起来的不是“泥巴脚的巨像，而是泥巴脚的佛陀像”（注：feet of  Clay 字面意为泥巴脚，意指根本弱点）。共党在一九二〇年代的第一次联合阵线中，无论是在都市或乡村，都未能打下长期支持的基础。

国共谅解从一开始就不稳当。其维系力量是彼此的利用价值、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以及孙中山在世之时对国民党内反共较激烈分子的驾御力。

一九二五年间，上海和广州的学生示威与帝国主义势力开火的事件（五月三十日与六月二十三日），掀起全国人的反帝国主义情绪。不平等条约与外国人的特权持续存在的恶劣事实，造成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引发的行动包括对英国与日本的长期抵制与罢工。

蒋介石之得势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不幸早逝之后，他的追随者完成了自广州至长江流域的北伐（一九二六——二七）。受了新的宣传训练的国民革命军人员，比蒋介石的军队先一步出发。军队有俄国顾问，配有俄国武器。借着宣传先行，鼓励民众，以及“银弹”贿赂的手段，北伐军的六支主力将华南地区的三十四支军阀部队击溃，或是予以收编。

中国的民族主义因此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达到新的抒发高峰，对象则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首的英国。英国人为了自保，一方面归还了汉口和九江的租界，另一方面纠集列强组成一支有四万人的国际部队，以保卫上海。大多数传教士——有好几千人——因为恐惧反洋行动，都自其内地驻留处撤出。一九二七年三月，革命军到达南京之时，外国居民遭到攻击。有六个人丧命，其它人则在英美两国炮舰掩护下撤离。

就在一九二七年春天，革命军内部潜伏的左右翼分裂终于浮现。两年北伐行动中，左右两派大体上都合作行动，但蒋介石早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就曾在广州下令逮捕左翼分子，据称是要反制对方挟持他的阴谋。一九二三年在俄罗斯的三个月考察，已经使蒋认识了苏维埃的作风，也令他疑心共产党图谋不轨。北伐成功后，情势终于明朗。

简言之，自广州迁至武汉的革命政府，到了一九二七年三月间已经为国民党内的左翼与共产党人把持。其领导人包括孙中山的遣孀宋庆龄、孙中山的大弟子汪精卫、革命军首席顾问鲍罗廷。全国首都改设在武汉。由于武汉是重要工业中心，正适合共产党人的策略。革命政府虽有中共党员为阁员，但军事力量很弱。

国民党内较保守的领袖所支持的蒋介石，原本以长江下游富饶的战略要地为目标。蒋生于宁波内地的地主士绅家庭，在华北与东京受完军校教育，继承了中国日本惯常的儒家（并不开明的）观点。一九二七年间，上海南京地区一旦进入蒋的掌控，他就能够以军事力量预先阻止共产党人的行动，并且巩固自己的地位。二七年四月，共党领导的工会控制了上海，与外国军队及战舰对峙，共党依共产国际指示，等候盟友蒋介石到来，岂知竟被蒋的军队——得上海黑道的青帮之助——攻击，在一场流血背叛中伤亡极为惨重。

蒋以南京为国民政府所在地。不久就有一名武汉当地的军阀夺权成功，瓦解了左翼政府，有些左翼领导人便逃往莫斯科。南京的新政府解除了居要位的共产党员之职，并通令全国实行清共的恐怖政策。有一段时间，清共行动大体上成效颇着。一些由共党领导的小队革命军曾发生叛变，共产党人继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广州发动政变。这次夺权失败后，共党就退入乡下山区，以撤往江西省者最多。

共产国际在中国进行革命实验的不光彩败绩，曾受到莫斯科权力斗争的影响。托洛斯基（Trotsky）与其拥护者不赞成共产国际渗透国民党的工作方式，他们事先已料到蒋介石会反共党，故力主纯粹共党领导的独立行动，在中国发展工人和农民的苏维埃组织。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却认为，在这么落后的国家里推动独立的共党运动，只会招致来得更快的打压。这一派人期待，到了国民党容共的后期，共产党将可以如斯大林所说的，把国民党盟友当“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

共产国际之未能成事，主要当然是因为距离现场太远。像上海这样连无产阶级都未组织起来的地方，斯大林藉马克思辩证就想遥控其混乱骚动，根本不可能成功。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计谋失败，也肇因于共产国际先把中央集权的苏维埃式党组织教给了国民党，要颠覆这种党组织可比颠覆西方式国会政党要困难多了。

蒋介石与共党决裂，意味着要在革命军行动到了某个阶段时收拾一下成果。在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改变乡村农民生活形态未发生前煞住了脚。

南京政府的统合巩固，加上以军事行动遏阻反叛，使蒋与国民党的领导人经营出表面上的全国统一局面，并且获得列强各国承认，开始推展行政体系——此乃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先决要件。一九二八年春，蒋领导进行第二次北伐，随即于六月间攻占北京，改名为北平。十一月间，东北军阀张学良承认了南京政府的管辖权，完成了中国名义上的统一。此时各国先后与南京政府缔约，也使国民革命军的行动获得国际承认。

这个当儿，可归纳出来的结论有好几个。国民党虽然得势，党内却有太多相异的成分，无从发挥党的专政。相反的，不久就变成蒋介石的专政。国民党成立初期曾以民族主义为驱策力，一九〇五年起是针对满清异族统治而发，一九二三年起以缔结不平等条约的列强帝国主义为目标。意识形态是激发学生行动不可或缺的，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名义上是三民主义，但是三民主义实在只算党纲（一组目标），不能算是意识形态（一种历史理论）。一九二三年以前的国民党未超出广东军阀势力的格局，以后与苏俄连手，才按列宁主义路线改组，有了接受党性灌输的兵力，并且与中国共产党组成联合阵线。为期四年的苏俄协助与中共合作，加上要求内除军阀“封建”外除列强“帝国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爱国意向，帮助国民党掌握到权势。

这个纠缠不清的故事暗示，二十世纪中国根本上始终只有一种革命运动，即是主要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也许这可以让人看见国民党较好的一面，显得它一心一意要做的是强国与改革，并不是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暴行）。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上海肃清中共党人，虽然因此使列强于一九二八年承认了南京政府，却导致国民党的革命精神涣散。过不久，国民党就陷于对抗共党与日本的腹背受敌境地。

南京政府的性质

一九二八年成立于南京的国民政府，似乎是一九二一年以来最大有可为的政府。其成员有许多是留学国外的爱国分子，能够胜任近代单一民族独立国家的政务。近代生活的便利设施如电影院、汽车、剧院、手工艺、书报杂志、学校和教员，很快就在南京处处可见了。各种新设机构包括中央研究院的十数个研究所、国民政府的公共卫生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海关税务的多种相关部门、中国银行的研究部，以及许许多多类似的机关。此种成长持续了第十三章提及的文明社会之建立。

国民政府的潜能，它能为中国人做的事，不久就要毁于日本军国主义之手。日本人已于一九三一年占领东北，三二年进逼上海以及北京天津一带，并且于一九三七至四五年间全力侵略中国。一九三〇及四〇年代，日本以及工业技能与沙文主义阻碍中国的文明进步，正如德国的类似技术能力在欧洲的作用。国民党南京专政本来就有弱点，在备战以及不得不战的压力之下更加恶化。

国民党的第一个弱点是丧失了革命目标。遵照孙中山的革命建国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国民政府宣布一九二九年为国民党专政的训政时期之始。

自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党实行苏维埃式的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变成主要的政治权威所在。政府高官大员由中执会选任，而且通常就来自中执会。宪政延后了。党内的情报新闻部、社会事务部、海外事务部、组织工作部都在中央政府内部运作，但形式上隶属国民党而不隶属政府。党与政因此无从划分。

如此一来，国民党变成官僚体系的一支，原来的革命使命已经没有了。国民党早先对地方行政的监督、在军中进行的政治工作、审判反革命分子的特别刑事法庭，全部都减少了，或是撤除了。工人、农民、青年、商人、妇女的群众组织工作也停摆了。以前这类群众运动曾动员全民支持北伐，但是现在南京的当权者却对游行、示威、群众大会甚是不以为然。他们阻止学生运动，把二〇年代中期的这类行为看成是打击军阀的有用工具。现在权力在他们手上，由他们支配运用，学生运动已经没有价值了。抱持了这种态度的国民党，党员人数减少了，至一九二九年，党员总数不过五十五万人，其中二十八万人是军人。上海的党员则多为公务员和警察。

国民党非但不是中产阶级取向，还破坏了上海工商界的半自治局面。国民党用黑道的劫持暗杀手段，威吓商人多捐军费。此外还成立和商会相似的组织，重组同业公会，调换其人员，迫使上海总商会关门大吉，吓跑了上海商绅。现在由新设的社会局来监督行业组织、调解冲突、收集统计数字、推行慈善工作、维修卫生及安全设施、整理市镇计划。官方取代了商人阶级。

国民党也接管了抵制行动，以政府的力量组织对付日本贸易。抵制行为变成了受管制的自发性群众运动，也可以变成对付大商家的恐怖手段。据白尔杰说，大上海的市政当局把持住“等于管理租界官员的权力”。两万（可能多达十万）名青帮分子变成国民党的特工，随时搜查工会领袖和共产党员，并且继续胁迫不肯捐献军费给政府的殷商富贾。上海租界区已经不再是中国国民可以避难的地方了。

上海的银行家现在和北京、天津的同行一样，靠贷款给政府赚了大钱。一九二七至三一年间，他们承购了大部分的债券，总额约有十亿美元。政府债券是以低于面值的价格卖出的，银行业者实得利息为百分之二十或以上。

南京政府的政绩，包括废除厘金与关税自主。新式铸币厂设立后，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完成废两改元计划。为处理外援资金，设置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最后则是一九三五年的金融整顿，定四家大银行为中央银行，以法币制度统一全国货币。政府控制了全国三分之二的银行，对工商课税愈来愈重，另有货物出厂的统税。此外也提高关税。

总的看来，如白乐日所说，似乎“趾高气扬的官僚机器将要再度扼杀进取事业心了”。高阶官员谋求中饱私囊，政府则是利用近代化工商业强化自己的权威，并不利用投资效益好的企业来壮大国家经济。南京政府既已将士地税放给了省政府，就只得靠交易税过活，以至于使本来该得政府全力赞助的企业界反而受到打击。这些反发展的政策，同时阻挠了国内的高经济效益企业投资以及外国的资本贷款。南京政府的十年中可能经历了农业经济的持续停滞，平均国民生产力没有明显的增加。另外，抵销经济发展成果的还有“官僚资本主义”，亦即是，由官吏和政治集团支配企业与金融。这些官吏和政治集团借着操纵政府独占事业、金融、开发计划、大小机关而自肥。结果，南京政府连债务都偿不清，更不用提如何步入再投资与工业化以自足的阶段。储蓄存款都输往政府现时所需或私人投机，国家的资金资源并未被动员，连军事开支也动用它不得。

这种负面观点，被经济史学家柯伟林（William C．Kirby，1984）的意见冲淡了。柯氏坚决认为，国民政府虽有处于战时的缺点，但的确有其建设国家的成绩。国家资源委员会领导的兵工业便是明白的证据。不论怎么说，大多数研究此题目的人士同意，南京政府之存在不是为了代表中产阶级社会的利益，而是要使其势力永固，与以往王朝政权的情形颇相似。

如果国民政府不算“中产阶级的”，是否至少该算是“封建的”？也就是说，是代表地主阶级权益的？答案是混合的。由于南京中央政府把土地税交给省政府去收了，省政府为了收入着想，通常会让地主们安居老巢。中央政府的军官尤其可能变成拥有大片地产的人。南京政府反对动员农民，却赞成权力集于中央不要分散。“封建”欠缺明确意义，比较实用的法子是，把南京政府看成有双重性格，在都市重镇与外交接触方面比较近代化，与各省军阀的老式较劲上却是反动的。对外时它可以继续努力朝现代化走，至少可以装点政府的外表。对内时却不断打压社会变革。外国人比较容易意识到它将有什么光明前景，而且按英美式的想法，认为中国若要往前进只有靠渐进的改革，不能激变。

体制的弱点

南京政府之所以得到外国认可，最主要就是因为有现代化作风。行政院之下的外交、财政、经济、教育、法务、交通、战争、海军各部，都在南京建起宏伟的办公大楼。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院之外，还设有执行检察审计权的监察院，以及甄选文职公务员的考试院。这许多新院部吸收了受过高等教育人才，这些人都很清楚中国在世界上受人轻视的地位，无不借现代科学来治中国的古老问题。起初政府中确实有一番清新气象。

不幸又遇上第二个难题——南京政府能力有限，如何治理中国为数四亿的人口？国民党虽有设备和新式厂房，却只能算得上是中小企业。工业生产赶不上比利时，空中与海上力量不值一提，生活上的便利设施连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州都不如。这个一个既小型又半新不旧的政府，却想要罩住辽阔古老国土上变化莫测的浩繁人民。整体而论，中国人民尚未承担重税。托马斯·劳斯基（Thomas Rawski，1989）发现，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的中央、省、县税收总额，只占中国总生产量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可是，南京政府里推行现代建设的人士却想要发展现代化农业、铁路与公路、全国性的新闻通讯系统，以及提供机会给青年及妇女的新观念。南京政府发现，最强有力的支持来自各通商口市，最丰厚的收入来自外贸的关税，最大的困难在于接触不到农民群众。事实上，南京攻府起初只控制长江下游几省。而且与各省军阀政权的政治斗争始终不断，甚者经常要用武斗才能镇服。

再就是，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有人事造成的体制弱点存在。一九二六年誓师北伐以前，广州的国民党成员包含了孙中山那一代的同盟会元老，以及比较年轻的理想主义激进分子——这些人多中具有国民党员兼共产党员的双重身分。鲍罗廷带来的苏维埃成分，已经融入蒋介石的渐渐升高的军事领导。然而，不过五年时间，原本在广州有朝气的杰克尔医生（Dr.Jekyll）就变成了在南京卑劣的海德先生（Mr.Hyde），是什么原因使国民革命运动变脸如此之快？（注：Dr.Jekyll and Mr.Hyde即“化身博士”，前者是温厚的医生，服变形药后变成凶残的后者。）

因素之一当然就是清共行动以及对残余共产党人的排斥压制，中国共产党那种少不更事的理想主义已被一笔勾消了。第二个因素是，旧官僚系统与军阀政府中的一些高官加入国民党，形成一股影响力。仔细挑选党员，或执行党的规章，从来就不是国民党的特色。这个党一直是一大堆不听中央指挥的相互竞争的派系组成，党员方面则照例是来者不拒。有些军阀甚至带着整支军队入党。国民党在南京得势以后，因为纳入了腐化而随波逐流的旧官僚，收容了愈来愈多毫无原则的投机分子，把原来的革命理想主义冲淡了。易劳逸（Lioyd Eastman．1974）指出，早在一九二八年间，蒋介石自感有领导之责，曾经说：“党员们不再为信仰原则或群众而努力，……革命党人已经堕落，丧失了革命精神和革命勇气。”他们只为权势和利益奋斗，不再愿意牺牲。到了一九三二年，蒋索性直截了当地说：“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失败了。”

简而言之，国民党得了势就变了质，毕竟当初曾利用上海青帮黑道力量来铲除共产党。起初，许多中国人十分拥护南京政府，但是旧式官僚主义的恶形恶状不久就令他们大失所望。除了打压中国共产党的白色恐怖手段，国民党的警察曾对其它政党和行业的各种不同人士实施攻击、镇压，有时候予以处死。新闻业虽然持续存在，却受到严格检查。报社出版社会受到骚扰，甚而有发行者遭暗杀。大学一律受到管制，必须教授三民主义，而且时时调查有无悖离正统的迹象。任何人只要表示关怀群众，就会被指为亲共。这种反共立场，如果不至于阻止了一切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也己造成打击。国民党便是这样让自己脱离了革命奋斗。与压制手段、检查制度并行的，还有舞弊营私和行政效率低落。旧的俗谚“做大官赚大钱”不但回来了，而且变本加厉。

这种祸害成为蒋介石的沉重负担。他本是一丝不苟的人，而且一心要完成中国统一。到了一九三二年，他对党感到彻底失望了，对于不能强化领导力的民主西式作风也心灰意冷。于是他着手组织一个法西斯式的团体，以一、两千精选的狂热军官组成。这些人暗中拥载蒋介石为墨索里尼（Mussolini）和希特勒（Hitler）式的强人领袖，一般多称他们是“蓝衣社”。一九三四年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主旨在宣扬固有道德，扫除萎靡的社会风气。这个运动便是蓝衣社在幕后推动的。南京政府时期的这种法西斯动向，若不是欧洲的法西斯专政与中国隔绝，还可能变得更强烈。

蒋介石能在这混杂局面之上稳住自己，关键在于他不完全投入任一派系。他宣称是虔诚的美以美派基督徒（Methodist），听取传教士的建设意见。他曾经支持国民党的组织部而与蓝衣社对立，但通常是让党发挥不了作用，不让党参与行政。此外，他使以前是他学生的黄埔军校派和军中其它派系势均力敌，又使行政系统的政学系和党组织的C C（陈氏兄弟）派互不相让。他的角色的作用是，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最后决策力量，更不用提让群众参与决策的事了。他与二十年前的袁世凯一样，发现中国的政治似乎需要有一个独裁者。他虽然在不同的时候担任过各种不同的职务，却显然是唯一的最高领袖，他的政治手腕可是慈禧太后望尘莫及的。蒋介石推崇的榜样人物之一是曾国藩，曾以平定太平天国之战而使天下黎民免受革命动乱的大破坏之苦，所以被蒋尊为前辈楷模。

总而言之，蒋介石承继了中国统治阶级的传统：他的道德领导是用儒家术语表达的，他的政府办起事来却流露出效率低的陋习，他曾于一九三一年间说过：“事情到了政府部门里就公事化了——改革计划全都是办得无精打采、心不在焉、没有效率。”其结果是，乡村改良的纸上计划极少付诸实施，经济发展也都变得七折八扣。

南京政府实施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结果很糟。立法院的权限与行政院相形见绌，而行政院各部会又有党的各部会为较劲对手。考试院等于没有发挥功能。据易劳逸所知，“到一九三五年，才只有一千五百八十五名通过公务员考试的人”。而这些人之中有许多根本就没有被任用。至于监察院，虽然承袭了古时御史的职权，却几乎完全没有用武之地。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间，“院方收到的案子共指控六万九千五百名官员涉及贪污，结果只有一千八百人被发布了起诉书”。更糟的是，监察院没有司法裁决权，一千八百个涉嫌贪污的官员中，只有二百六十八人经法庭审讯被判有罪。这二百六十八人之中，有二百一十四人未受处分，四十一人受到轻罚，只有十三人被撤了职。

和文官政府这五院平等相对的，是蒋介石任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用掉了南京政府岁入的大部，并且自己成立了一个实质上的军政府。蒋介石顺理成章摆脱了俄国军事顾问之后，很快就另聘德国人代之，组织起和文官政府各自为政的军事指挥系统。其参谋部以及军事委员会前身的各部，都听命于最高统帅蒋介石，文官政府的五院则服膺于他的主席职权。德国军事顾问着手发展训练了庞大的军事系统，期望能争取到德国提供的军事工业援助。一九三〇年，德国派了一个“中国研究委员会”来考察三个月，还设了好几处文化机构，以发展更密切的关系。此外中德民航线也开辟了。

日本人于一九三一年占据东北，激起北京知识分子以及一般人愤慨，主张为自卫应发展全国实业。科学界人士于是动员起来，一位留德的地质学者担任了教育部长。一九三二年开始组织的国家资源委员会，由翁文灏主持。翁是进士出身，又在比利时的卢万（Louvain）修得地质及物理博士学位。他是品行正直无瑕的人，非常聪敏，在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计划中担任高阶要职。国家资源委员会是直接受蒋介石与军方指挥的，其宗旨是要开创国营的钢铁、发电、机械、兵工等基础工业。工业发展计划包括了争取外国投资，尤其要争取德国投资。一九三二年间，先前成立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已在运作之中，以军事工业合作为目标。中国的钨成为德国工业极重视的矿产。一手组成德国新式陆军的席克特将军（Hans von Seeckt）曾两度来到中国，并主张建立有新的军官团的菁英军队。

一九三七年日本攻打中国的时候，国民政府已经和纳粹德国培养出前景看好的关系。但是，德国同时与日本发展的关系，以及一九三九年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迫得中国舍德援而转向依靠尚在微量阶段的美国援助。

【谢选骏指出：孙文小子，为了夺权，冒充基督徒，领美国护照，游走国际，先是勾结日本，后是联俄容共，罪恶累累，罄竹难书，死有余辜——他所卵翼的国共两党是蛇鼠一窝，祸乱中国百年，迄今没有消停。问题是，这样的人为何总能在中国得势？在我看来，中国是个废垃社会，所以满清可以祸害两百多年，还能全身而退，没有一人斩首示众，所以中国革命无法结束！因为所有的乱党头目都从废垃社会得到了鼓励——可以尽力作恶，不必担心断头。】

【【第十五章 中国共产党之复临】】

农村生活的问题

革命运动的诸多起因之中，最不易为人察觉的即是未受过教育的农民大众的心态。至于物质生计的优劣，倒可以从经济状况上看出来。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拿到统计数宇为依据。自一九一二年民国建立至一九三七年日本攻打中国，这期间的中国经济成长如何，至今仍是争论的议题。乐观的看法——大体上以生产、贸易、投资的全面统计数字为根据——举出中国棉纺织品的生产与消费增加为例，一九三〇年代中期所用的棉花，多于英、德两国加起来之量。托马斯·劳斯基详列了银行服务、货币供应、工资率、交通与货运、消费等项目的成长数据，都是与持续的人口成长相随的。他构想的是一个以稳定步伐渐渐工业化的社会。然而，在这么辽阔的国家里，这种外观之内可能也包含着大堆的都市贫民区和无数穷苦的乡村。

有关中国乡村贫苦境况的研究分为两派。一派强调统治阶级藉地租、高利贷等压榨手段剥削农民，导致收益的分配不公。这种地主阶级剥削行为的看法，合乎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也成为许多人的信条。另一派，按雷蒙·麦尔斯（Ramon Myers ,1970)所说，是比较"折中主义"的；这一派

强调的是旧式农业经济的许多造成产量低的原因：每家人二亩田的耕地太小；这些小片耕地运用不当；农民缺乏资金，又不易取得新工技；无法控制自然天灾；原始的运输方式增加l 市场成本。

赞成第二派说法的人指出，大多数中国农人是自耕农，有些一人既是自耕农又租地来耕，只有大约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是不折不扣的佃农。因此，受地主剥削并不是农民的普遍处境。其影响也不如缺乏资本和技术的影响来得严重。劳力的供给却是源源不断的，因为社会习俗规定人们必须养儿防老，而且必须生儿子传宗接代，以免死后无人上香祭拜而变成孤魂野鬼。

不论问题的重点放在生产效率低或是分配不公方面，都可以看出来根源还是在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县以下的行政是较少有人研究的，据杜亚拉（1988）分析，“清末新政规定，各乡村应成立财政系统，以筹集建设新式学校、行政单位、自卫组织的资金。”中央政府辖权如此深入乡村社会，乃是史无前例的。其重要措施包括，新税课征不再按以往是以个人或私有财产为对象，而是以乡或村为一财政个体而课征。结果造成旧式乡下社会大乱。

乡间社会的组织，按杜亚拉所说的，是以“文化性的势力连结”为依据。他所指的即是，宗族亲属的辈分关系、市场的等级、宗教的尊卑地位，甚至包括水利管制、主顾关系、姻亲关系等等，这一切所形成的“势力和权威可以在其中发生作用的那一整套架构”。换句话说，乡村领袖人物的威权，来自家族关系、商业往来、宗教礼俗、内发结交的情谊、人际与法律互动行为的交错相互影响。乡村社会的文化性连结（cultural nexus），也就是这种种交错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十世纪初年开始推行的新政中，主要刺激乡村改变的就是新的征税措施。县官指派了衙门书吏做簿册登记，另外有不支领薪水的“地方”、“地保”，每人负责催收六、七个村庄至二十个村庄不等的税金。杜亚拉称之为“经纪业务”的功能。他发现县以下的税收，通常可分为三个层次。各地的用词或有不同，但大致都在县以下划分区，区以下为乡，乡以下为村。地方或地保通常是以税款包收者的姿态工作，收足了应缴之额以后，还可以赚取生计，打点必要的开销。

各个村庄也可能联合起来，出一笔钱给这位他们自己选出来的地方或地保，这位地保就会为他们的利益着想而手下留情。拿了村民好处的地方地保，也会为村民提供一些服务，例如组织自卫队或田地收成守望戒备，保释被衙门扣押的无辜村民等。这种“保护性的经纪业务”，可以具有以往被认为是地方士绅可发挥的功用。本书第四章叙述的士大夫阶级社会，不可能一成未变。士大夫阶级的活动，在县官级的管辖领域下最为频繁。人口增加之际，最低阶层的士人——生员与监生——愈来愈少涉入县以下的事务，因而也使县以下的人员质量大不如前。

中央政府权力伸入乡村，一般的结果是使村民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处境更为恶化。年头安稳的时候，以主客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道德性经济(moral economy)可以正常运作，如地主兼放贷人与佃户兼借款人之间的关系即是一例，彼此送礼或请吃饭都可以润滑这种人际关系。双方各有其可扮演的恰当角色。

然而，年头不好的时候——有天灾、战乱、贪官的时候，这种社会关系就被搅翻了，村民们没有了领袖，全然不知所措。政府加征新税后，家境富裕的地主退出了原来村民领袖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地痞”式的包收税款者，这种人通常都是拼命刮钱的，而且多不是本村人。正派的农民因而都避免去做监督担保契约的中间人。这种时候，大地主大财主都迁到城里去了。政治权势不再系于文化的连结关系，乡村也就沦为“政治掠食者的捕猎场”。简言之，政府强国计划把征税要求加诸乡村领袖身上，使乡村领袖与乡民村民之间有了隔阂。无所谓道德原则的包收税者接管了收税职权以后，舞弊的情形也增加了。前文曾提及，地主在外地的情形渐增，地主的财务总管又无力代理必须本人躬亲的地主佃户关系，才导致江南地区的文化连结关系解体。

军阀时期的地方行政是每下愈况的。地主阶级不再是国内最上层的一等人，也不像以往那样有满脑子为人导师的儒家理想，变成目光窄而顾私利的人。帮会组织——如上海的红枪会和四川的哥老会——成为地方财主用来自保的工具，以免遭受百姓骚乱或官吏压榨之害。帮会组织都有许多分支，会内有类似总务财务的部门，以及可以动员暗中有会员身分兄弟们的当家堂主。大家族有了帮会撑腰，往往可以在类似成都平原这样的富庶地区中变成一村之主。这种秘密结社可差遣的武力是一群职业杀手，其收入则来自包庇妓院、赌场、鸦片烟馆、不纳税的黑市买卖等。除了这较不名誉的一面，帮会组织也保护从事一般正当行业的自家兄弟，而且常有最富的大地主或官吏做他们的大哥。

国民党于一九二七年开始当权之时，由于有电话、电报、公路的联络，南京（以及后来的重庆）一有命令，就可以立刻下达各地村镇。南京政府于是继续建设乡间官僚机构。按孔斐力（CHOC 13）描述，取代帝制时代县官与士绅的，是南京派来的行政官员，以及他们要推行的改革，还有警察组织的反共保安网。以前皇帝派任了县官以后，指挥县官就是省级大吏的事了。现在的中央政府不然，都与地方县长有直接联系。县长们都要到首都去，接受蒋介石的中央训练团的灌输调教。另外，中央政府还设置负责管理军事、关税、运输等事务的地方行政机构，是独立于正规县政府结构之外的。国民党也设了地方支党部，由中央党部控制，与公务员系统是平行的。县以下的新层级有区、里、乡、镇、村、邻与户，恢复起保甲的制度。

国民党的理论是，政府在训政时期可以通过这种层层户籍编制训练人民学习地方自治。一九三九年间，国民政府颁布了重组地方政府的新法令。各户家庭改采较有弹性的方式组成甲与保，村与镇变成可以自己运作地方行政的法入团体。每一保应成立保民大会，选出两名代表参加村民大会或镇民大会，协助村镇长治理事务。村镇长则由民选。按计划，一九三九年的法令应于自由的（即国民党的）中国几乎所有县内实施。但是，当时大权在握的是军方与警方。并没有关于此种选举形式确立的记录可循。

“地方自治”虽然在倡导民主的西方人脑中能激荡起愉快的反响，对中国一般百姓而言却有相当不同的含意。这个术语其实通常意指地方士绅管理事务的中介手段，用来取得村民的税款，以完成现代化的改进。建公路、办新式学堂、支付警政费用，都是头脑新的士绅们乐见其成的，但是为了换来这些而加征新税，使村民未蒙其利之前反倒先受其害。当时抗议实施改革的农民为数不少。

再者，地方自治习惯上并不以一枧同仁的举手表决方式“一人一票”做决定，而是按村中大老们一向的议事惯例，用达成一致同意的方式。一九〇九年各省咨议局议员是由严格限制资格的选民选出的，议员们却得以类似达成一致同意的方式再相互推举代表。如果让“民主”在二阶层划分的中国社会里用单纯多数决的方式运作，无异于否定自律修养使人品高超的理学信念。然而，在私人关系淡化之际，多数决似乎是现代作风所要求的。

回顾南京政府的这十年，我们看得出来，按理想，政府本该用改良农业技术的计划来解决最重要的农业生产问题。南京政府早先曾要求“国际联盟”提供公共卫生设施所需的技术援助。一九三〇与四〇年代，外国也曾提供许多极佳的经济重建蓝图给中国。垦荒、造林、水源管理、水力发电、农作与畜牧育种、农具改良、土地用途改进、虫害防治、储谷设备、土地重新分配、降低地租、轻重工业建设、乡村工业与合作社、低利农贷、民众教育、公共卫生、交通运输、法律治安，全都有人提倡，也都有显然的理由。这些努力的第一的首要的目标，都是为了提增农民生产力。这是中国的难题的症结所在，国民政府却未能把它抓出来。南京政府根本没有拟出详尽的整治计划，当然更不用说有什么实际行动。

南京十年是西方国家该为中国的蓬勃经济成长提供支持的时候，但是欧洲正全神专注着纳粹德国，美国则因为经济大萧条与“新政”而自顾不暇。国民党统治的中国这几年中在许多方面有蹒跚的零星的进展，但是并没有什么特定目标。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曾以“荒歉不足之经济”形容老旧农耕环境与习惯造成的泥淖困境。这种由来已久的低水平人力经济，因为中国人强调知足之美德而长存不灭。农民自古就接受这种制度化了的贫困生活——除了这个也没有别的了，才能够令使个人把自己安插到关系团体之中，承受生活中的遭遇，并且因而达致自己与周遭社群的高度“社会性整合”。的确，中国农民的狭隘见识、低效率、粗陋饮食、病痛不断，虽然令现代观察者感到怵目，却一直是旧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这些情形也是近代以前欧洲存在过的。

乡村建设

南京十年期间，政府对乡村并没有大规模的支持，倒是有愈来愈多的私人力量普遍投入“乡村建设”。好几个地区的农民生活问题都有人在做研究，并且拟出推行教育与改善生活水平的方法。其中有一些是传教士带头做的。西方人最熟知的是华北定县的平教会实验计划，由信奉基督教的晏阳初主持，部分资金来自洛克斐勒基金会。南京政府在首都附近发展了一个模范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学者梁漱溟——盖·亚力托（Guy Alitto，1979）称他是“最后的儒者”，他在山东的乡农学校建设首创风气之先。根本上，这些改革建设的目的不外乎给农民一些公民教育、一些公共卫生服务、作物与牲畜育种的科学化改良。

相关研究最多的乃是晏阳初在定县主持的平民教育运动，其影响范围也最广。晏原在耶鲁大学读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基督教青年会派了四十多名中国学生到法国参加华工服务，他便是其中之一。晏在替华工写家信的时候，就开始教不识字的华工认字读书，还办了一分报纸。回中国以后，他便发动多人，利用青年会的宣传及动员方法推行识字运动。这些事情把他带到乡村的问题上来，他除了推广识字教育，进而扩及改良公共卫生、农业技术、手工业、贷款营销合作社，召集村中长老、地主、官吏参加各种公众活动并协助安排有益的行动计划。

晏阳初往美国和英国募款，以聘请专精的人才。这此人必须想出可以实行的主意，而且所需费用愈少愈好。例如，卫生计划征召村中一名农人为卫生员，经过十天训练后，此人便着手做一些最重要的统计，找出最明显存在的疾病向训练中心报告。他配备有急救药箱，可以分发眼药、蓖麻油、阿斯匹灵，另外还可以替人们接种疫苗，做环境消毒。但是，查尔斯·海福德（Charles Hayford．1990）的研究说得很明白，习俗的硬壳是很难打破的。例如，接生婆一向都是不讲卫生的，有时候坚信干牛粪的疗效优于其它药品或疗法。

一九三一年以后，包括定县在内的全国性乡村建设运动，成立了许多有类似功能的工作中心及工作计划，都是未受政府指挥管理的。一九三〇年间，定县踏出了最后一步，以自己提名推举的人选担任了县长。其实验性的工作设计出许多配合农民需要的措施，包括乡村工业、合作社、税款的公平正当运用等。地方上的保守人士觉得这些作风太接近共产党了，终于设法把县长调了职。

乡村建设运动不久就发现，经济生活上的问题与社会政治制度脱不了关系。西方式的任何民主改革，都必须有较高的生活水平为先决条件，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又端赖社会改革。比方说，定县打算推行的科学化改良所需的财力支持超出了农民的能力范围，支持地方改善的农民组织必须得到官方许可，作物改良牵扯出地租和租用期的问题，识字推广以后民众表达委屈不平的声音变大了。

简言之，不论旧秩序的那一方面要做任何实际的改革，都意味着整个体制要做根本的改变。中国乡下的问题太深远了，要求改变的催促又太紧迫，以至于一有改革就似乎可能点燃起可能导致暴动的连锁反应。

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计划即是因为这种征候而受挫。中央只能从表面上下达政令，根本到不了农村内部。要在地方行政系统中设置代表中央单位的计划或立法，通常都和督军及商会代表的省级利益相冲突。改革建设计划带到地方上的有延长的公路、公共汽车线、电话、电报。各种建设计划，包括地质勘察、农作物统计、农业管理、地方治安，都要靠往农村加征新税得来的钱才能办。农民们却一直觉得，中央和城里人搞的这些进步改革对他们没多大好处，官僚们则是对这整套组织乡村自治的观念感到陌生。结果，南京政府没有把社会改革做成功，尤其是扩散土地所有权与减少遥领地主（absentee landlordism）两件事的失败，让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〇年代有了可乘之机。

毛泽东之兴起

国民政府奋力要建立抵抗日本的军事力量之时，中国共产党正在乡村里挣扎着求生存。一九二七年间原已有大约六万名党员，却很快就被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消灭了十分之九。剩余的党员许多从此就声消迹匿，最固执的分子则躲入偏远的乡下，渐渐形成十多个根据点，以小撮的“红军”（即共产党员）支持反叛的政治领袖。毛泽东和军阀军官出身的朱德在湖南江西南部边境联合以后，开辟了一个主要基地。但随即往东北移入江西山区，以瑞金为中心据点。其它基地分别建于武汉东北的大别山，或江苏北部长江口的洪泽湖沼地周围。

意识形态与组织力相辅运用无疑一直是大多数革命运动的致胜法宝。毛泽东的组织原则和任何其它成了大功的流寇所用的一样，用强力与狡诈（包括一套新理论教导）来讨好地方人民。通过共产国际从苏俄借来的意识形态，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才适应了中国的环境。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析解中，都市无产阶级、工厂工人、加入共产党的工人领袖都占有关键性的地位。中共享农民群众取代无产阶级以后，工作才有了进展。但这么做等于是把原来的理论意思颠倒了。

陈独秀于一九二七年因为共产党在他领导下几乎败亡而失势。以后，中共领导权就由一连串的青年担当，都是莫斯科共产国际提出的人选。由于这些人在上海和其它都市里必须躲在暗中活动，使他们发动革命之战的能力大受妨碍。教条宣传可以印在纸上，却不能纠集群众运动。活动者仍接受莫斯科指示，并且把这些指示传送到各个基地区。

一九三一年起，著名的留俄派“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即国际派）掌控了中国共产党的大权，苏俄的影响力更为加强。这一派人的观念和目标都属马列正宗，并不切合中国的实际状况。他们仍然高倡无产阶级革命，企图占领都市，继而使各省独立。这个路线对国民党正有利，共党则是每次举事必败，根本没有在中国掀起暴动的“巨浪”。到了一九三二年，中共中央委员会被迫撤出上海，迁往江西的大基地，也就是毛泽东坐镇的地方。撤来的人虽然职位比毛泽东高，却和他一样融入了农民的生活与其疾苦。从这时候起，毛泽东的人格与观念就成为支配中国共产党革命运动的一个要素。

毛泽东胜过当时其它人的地方在于他能使理论与实践一致，这是儒家哲学的重要中心思想。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自一九二〇年起在国民党主导的联合阵线之内活动，毛的观念是如何发展的。他曾任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广州时也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提供为期五个月的教育课程，毛泽东并于一九二六年五至十月间亲自给六个班授课，教导了三百二十名来自中国各省的学生。讲习所的课程似乎是以分析农民问题与分析乡间阶级结构为主。毛泽东以一九二五年在湖南组织农民协会的六个月经验为依据，在一九二六年间撰写的文章中，描述了农民阶级——上起自耕农，下至无土地的劳工——无法摆脱的被剥削处境。他指出，农民受的压迫来自：（1）高额地租——占收成的一半或更多，（2）高利率，每年为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八十四，（3）高额地方税，（4）农业劳力被剥削，旧地主与军阀、贪官串通，想尽办法地剥削农民。在这整个制度背后还有帝国主义者的共谋，他们的目的是维持既有秩序，以方便他们在中国贸易牟利。

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完全接受了列宁主张的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进行对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者的世界性运动。不过，毛认为，在这一般公认的架构中，中国革命的成功关键有三：一是彻底析解明白乡间的各种不同阶级。第二，要以非常实际的方法辨别，在什么样的革命阶段中该与那些阶级合作，与那些阶级对立。第三，党工在乡村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指导者、催化剂，不应是无所不知的人。他必须小心审视村民的困境与不满、期望与恐惧；唯有如此，他才能表达出农民的需求，并且照计行事——尽可能联合最多数人攻击最小的目标，以达成革命步骤。

不幸的是，一九二六年间毛泽东在做这些打算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却一心只想用联合阵线的策略。党员们仍旧认为，一九二〇年代的国民革命运动应定义为中产阶级的革命。历史却将证明此种看法相当有问题。中国共产党就抱持这个误导的信念，听从共产国际建议，不计代价地继续与国民党联合，把动员受苦难农民起而行的观念低调处理，直到帝国主义已经被新的中央政府逐出中国以后。为了维持与国民党的联合阵线，放弃乡间的社会革命似乎是无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农民行动过度”，是因为北伐期间南方各省农民组织蔓延太快，曾惹来当时仍大权在握的地主武人集团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武装兵力，因此，农民运动在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就迅速烟消云散了。这也是中共咎由自取。

在此时期，毛泽东很本分地配合莫斯科转达的路线，而且试图把握设想中的时机“高潮”，只不过这高潮并未出现。他发现，农民阶级的力量可以动员，甚至可以包围城市，但是却对抗不了国民党的军队。因此他也明白了一件事，中共必须在一个可以集合人力与粮食补给作战的基地领域之内发展武装兵力，才可能存活以至壮大。自一九三一年起，“江西苏维埃共和”便成为达致这个目标的工具，领导人自然是毛泽东。

这一回，共党争取农民支持的办法是重新分配土地、发现大地主就予以扫地出门、特别照顾穷困的农民。毛泽东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起争执的地方很多，其一是对待富有农民的方式。毛泽东认为富农是地方经济的必要成分，有意安抚他们。可是，留俄派的教条主义者却认为富农对共产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质有害。据汤尼·赛克指出，毛泽东的用意是，扫除养成乡村社会安定状况（及问题）的地主佃农主客关系，再以经仔细分析形成的新社会秩序——此乃是阶级斗争的准备动作——取而代之。但这可不是容易办到的事。

蒋介石发起的消除江西共党“毒瘤”的行动，迫使中共引用游击战术。游击战术的第一原则就是，诱使敌人沿其补给线前进，再将其先导部队包围切断。第二原则是，除非敌寡我众，而且确有胜算，决不发动攻击。江西东部的山区崎岖地形和狭隘谷地，正是运用这些战术的理想所在。蒋介石的先头部队愈往前推进，就愈脆弱。蒋军只在一九三四年的第五次行动中胜利，这一次由德国顾问在进攻沿途山边设计了碉堡系统，其位置使各碉堡的炮火可以依序先后作掩护。碉堡由卡车运补给，固若顽石，终于使蒋军占得优势。游击战术的第三条原则——动员农民供给信息并补充人力与粮食，也因此一战而丧失效果。

长征，一九三四——一九三五

一九三四年末，中国共产党展开“长征”行动。开始可能有十万人的队伍，一年后只剩下大约四至八千人。长征的要旨是，在国民党势力外围找一个根据地盘，这与满人当初据守明朝帝国外围的情形不可谓不相似。中共需要一个他们能控制能组织的地区。如果能占取云南省，正可符合这个目的。但是云南的军阀并不打算让共产党接收，相反的，他们正逐渐被蒋介石的追兵接收。蒋军在追剿共军的时候，名正言顺地把中央政府军队带到了各个遍远省分之内。

长征一直被看作近乎奇迹的事，相关的记述比讨论摩西带领上帝选民过红海的记录还要多（一年走了九干六百多公里，平均每天要走二十七公里多）。这么浩大的军队和党工人员怎能够以这么短的时间步行走完这么长的路？答案当然是，只有领导分子和少量的军队走完了全程。

我们应该想象一下地形。中国西南地方是一片由山脉隔成棋盘状的大小盆地，人口稠密的平原区水源引自不宜人居的山上。长征队伍穿越西南地方时，必须翻山涉水，不能走有几条汽车公路的平原区。因此，大半路程不是往山上攀就是往下坡滑，走平地的时候非常少。运输工具不能用火车和推车，只能用滑竿和挑担。赶路途中，共党红军的高阶领导人多半是坐在二人抬的滑竿上睡觉，其它人则呈一纵列跟在后面走过山间石隘和田间小径。夜晚，领导人通常都不休困，大部分时候在处理红军情报、后勤、人事、战略等问题，以安排次日行路或准备作战。

共党的领导人都有勤务兵、副官、保镖照顾保护自己，作风和一般传统军队一样。他们也和美国对抗日本人的时候一样，有秘密的情报来源。共军的无线电可以接收很容易译解的中央军通讯，他们了解敌人的程度胜过敌人对他们的了解。

长征进行途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是，下一步往那里走？该由谁指挥前进？队伍离开江西之前，毛泽东的地位已经降到留俄派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共军事顾问之下了。个性随和的周恩来的军阶也比毛的高。不过这些人都攻不破蒋军的要塞。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专家只会打阵地战，结果每战必败。长征初期一路上的战事因此损失极大，而每逢过河时伤亡尤其惨重。后来，毛泽东的机动战非正统主张被接受了。往西与西北转进途中，毛于一九三五年初再度掌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从此也就再也不曾松过手。原来是他上级的周恩来，也从此成为他的主要支持者。

行进的速度快比什么都重要。因此，出发时就拖在后面的十数里长的重型装备、补给品、小分队、伤员，后来只得弃之不顾了。开拔时登记的军事职兵计有八万六干人，一年后抵达陕西时只剩两、三千人，其中有很多还是途中陆续新投效的。从这时候起，参加过长征的人就是共党革命运动中

的贵族了。

长征一举也帮共党的新领袖窜出头角。毛在长征期间就已开始与同僚保持距离。他登上至高的唯一领导人地位之后，住处就与其它领导人分隔开来。就像是将要登上皇帝之位的人，他从此不再有地位平等或说知心话的人。他已经陷入了统一中国者必须忍受的束缚。我们如果回头看以往，会发现毛泽东的兴起令我们联想到汉、唐、明三朝的建立。这三朝的情形一样，都是先有一群领袖，听命于一位带头的领袖。这些领袖在各自的区域内动员群众参加军事行动，可能是推翻暴君，也可能是驱逐外族统治者，总之，必是号召百姓群众才能做到的事，开国皇帝不可能单人独力完成。一旦开国之君大权独揽，就有难与功臣共处的问题。

周恩来的角色

长征的另一项成果是让毛泽东找到周恩来这个最亲密的共事者与未来的宰辅。周恩来是引人兴趣的人物，极有才干，本能地保持中间立场，努力要凝聚党组织，同时又明智地不使自己成为最高领导人的竞争对手。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待四十八年，创了世界纪录。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出色的总理（prime minister），为党与党的领导人鞠躬尽瘁，与古时历代宰相（prime ministers）为皇帝为朝廷效命之忠心一般无二。

这个角色也有几分是其来有自的。周的本籍在浙江绍兴附近，即上海以南与宁波及杭州之间的地方。清代许多大臣的师爷谋士正是出自这里。周恩来的叔伯辈有三人曾考中举人，有一位做到了巡抚。周十岁时到沈阳读小学，一九一三年进入天津的南开中学，受到杰出开明的教育家张伯苓博士的熏陶。周恩来读书用功，但自始就是一名学生领袖。一九一七至一九年在日本期间，他接触到社会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回到南开——此时已改为大学，投注全部心力办学生报纸。自这时候起，他的生涯大致就离不了组织与宣传。不久他就走向左派，几个月的坐牢经验更确定了他的革命立场。一九二〇年夏天，他到了法国。

当时法国已有数百名中国留学生，另外还有大约十万名华工，代表中国对世界大战所尽的一份力。大多数学生是半工半读的，但是有许多学生却把救国的大问题放在第一位。周恩来立刻以他最服众人、最平和、最具外交手腕的条件成为头号的青年领袖。他的特长不是发号施令，而是促使相互竞争的人协议合作。因此，从最开头，他的角色就是领袖，是凭说服力而不凭霸气维系领导力的领袖。他于一九二四年回到广州的时候，已经是联合战线革命政治学最有造诣的实践者。

周恩来随即加入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成为政治训练部副主住。换句话说，是一位重要的政委，也是年纪相当轻的蒋介石的部下兼学生。一九二七年三月，共党在上海策动暴动以待国民党军队应接，周恩来正是上海行动的指挥者。同年在南昌的举事，也是周主导的，“红军”便是在这次行动中诞生。后来，他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合作，支持过一连串数个党书记，却一直避免让自己担上这个职务。在江西期间，在阵地战术未把共军几乎拖垮之前，他都是支持阵地战的。

周恩来一生成功的秘诀是，他有足够的智慧认清两件事：莫斯科的教条主义在中国起不了作用，而他自己欠缺使中国共产党适应中国环境条件的能力。正因为他有自知之明，毛泽东在一九三五年初长征途中的高潮——遵义会议——中开始执掌中共领导权之时，他才能够以原来毛的上级的身分而甘居毛的下属。

周恩来代表了一组同侪的连贯。与他同期在法国的陈毅和聂荣臻，都将成为共军的主帅。后来在北京政府里，陈成为外交部长，聂主持核武发展。邓小平在巴黎期间曾替周操作油印机。历经长征的这批领袖无不互有极深的渊源。

长征接近尾声之时，毛泽东和他从江西基地带来的红军与另一支红军会合。这一支军力由中共另一位建党人张国焘领导，原来基地在武汉东北的大别山中，一九三三年向西移入川北。两军相会时，张的人马远超出毛。据班杰明·杨（Benjamin Yang，1990）的详细研究，双方将军队组成两大部，但毛泽东与江西同来的一伙人无法接受张国焘的模糊计划与自认领导者的态度。毛和江西伙伴突然获知，有一小支大别山出来的共军已经在陕北近长城的地方建立基地，就决定以陕北为目的地。张国焘遂与毛等人分道扬镳，后来又倒向了国民党。

共产党人于一九三五年未来到陕北，再往西去就是沙漠，东边和北边只有黄河。陕西省是一片受过千百年侵蚀黄土高原地形，由于欠缺可行汽车的公路，成为易于防守的地区。但是也欠缺粮给和人口。国民党的清剿行动本来可能把这儿撤底摧毁，岂料日本人却于一九三七年发动侵略。驻守在西安的东北军原定进攻共军，现在却宁愿与占领他们的家乡的日本人一战。在此以前，东北军曾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叛变，劫持了蒋介石。在释放蒋之前，他们力主中国人组成统一战线抗日，中国人不再打中国人。

第二次统一战线

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走到一个低潮，连第六次大会也迫得在莫斯科召开。这时候起，共产国际有一段时间左右了中共的走向。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留俄派的势力开始被毛泽东的拥护者取代。其中阴谋夺权的成分不大，主要是因为毛找到了在中国乡下掌握权势之钥。而他的原则是体谅人民大众的心态、需求、利益。他所提倡的“群众路线”，主旨确实是要人民大众来导引支持革命运动。外国输入的教条应该退居次要，首要的是倾听人民的心声，进而吸收人民、动员人民、控制人民。

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国民党势力白色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倒闭事件。共产国际一再试图组织工会为都市无产阶级，利用暴动占领城市，却屡试屡败。从中脱颖而出的行动组织者，是晓得如何运用可行手段的刘少奇。刘是华北地区各城市的共党运动指导人，积极鼓励左翼文学运动、利用艺术宣传、吸收学生。他把共产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教条搁在一边，以中国共产党这套方法的本土化，达成了相去不远的目标。

刘少奇于一九三七年到延安与毛泽东会合的时候，国共的第二次联合已经展开了。全体中国人以统一战线对抗日本，自从一九三五年夏天起就是莫斯科的路线，目的是要对付在欧洲抬头的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在东方的侵略行为。毛泽东宣布赞成中国以统一战线对抗日本，但拒绝和蒋介石合作。这时候，抗日救国已经重于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了。但是毛泽东不会为了全力投入前者而放弃了后者，所以就极力主张两条战线的策略，一面抗日，一面发展苏维埃基地抗蒋。为了表示诚意，延安的共军向东开拔到山西，以准备再往东进攻击日军。然而，共产国际却于一九三六年春天来了指示，命令毛泽东与蒋介石合组统一战线。为此，周恩来前往上海谈判合作条件。

国共两党于一九三七年四月议定以统一战线抗日，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气势也于此时渐渐完全压倒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残余。毛非但不和国民党联合，反而计划在做为抗日基地的“苏区”继续进行社会革命。这一策略运用成功的话，自成一系的共军可以在跟着全国一致抗日的口号走之时，暗中扩大基地，争取人民支持。毛泽东要建立的全国性共产党基地，转眼即可成真。

一九二〇年代初，俄国顾问来辅佐国共两党的专政之时，曾经动员过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两党之中年资较长的国民党，已经成为开明的都市专业人士心目中求进步的希望所系。这些支持者多为西方留学归国者，或有教会学校的教育背景。因此，国民党统治的中国面对两种作风，一个是都市里的改革西化，一个是农业区的保守主义。有时候，同一个家庭里就可能并存着这两种作风。

若不是日本倾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却排除了国府统治下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影响。在战时的环境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准备好要打阶级战的新型态的中国。二十世纪的这一群中国革命者，将要攻击并重组已经有至少三千年历史的社会结构了。

【谢选骏指出：看看这个标题——“中国共产党之复临”，好像在描述上帝的作为。洋鬼子费正清及其二鬼子译者，简直丧心病狂胡。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的“这一群中国革命者”，不过是共产国际豢养的汉奸走狗，他们“攻击并重组已经有至少三千年历史的社会结构”也是虚张声势，这并非是真的，因为在他们之前一千多年的五胡，已经干过了——石勒小子不是强令汉人出家做和尚吗？这比共产党在中国干的“共产共妻”毫不逊色，甚至犹有过之。费正清连这个都不懂，也配谈论中国历史？所以你们大家看看，共产党一进北京，马上盘踞了中南海，比中国帝王都不如，只能和满洲鞑子相提并论。因为中国帝王，从来不会住进前朝死人的房子的，只有鞑子才不懂得忌讳。】

【【第十六章 中国的抗日之战（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国府的困难

日本军国主义者想要征服中国的企图，始于一九三一年占领东北之时。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间，已是充分准备好的全面入侵行动。在日本史学者看来，日本乃是一六四四年灭亡明朝的满清的后继者。东京主张现代化人士眼中所见的则是，日本要带领中国人民进入现代世界。但是时代已经变了。日本的侵略行为只会使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更强固。

八年抗战期间。一大部分的中国人民停留在日本占领区之内，多属一些港口都市或铁路市镇。另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是在国民党控制的范围内，这儿即是“自由中国”。最小的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区，首府在延安。治史的人喜欢找源头，而中国的未来始于延安。因此，日本人与国民党的先后战败一直较少有人研究，中共的兴起才是热门题目。成功是有创意而有趣的，失败是可悲而无趣的。谁爱理会失败呢？更何况，延安面积小、资料少，比日本占领区和大后方的多样不同经验都容易掌握。占领区和大后方都比延安的统治区大，却不如延安受人注目。

国民党和共产党虽然形式上都行政党专政，事实上却是很不相同的政治产物。国民党有两个代表典型，第一个是一九一一年革命时期与孙中山共事的革命党人，第二个是一九二七年以后在南京政府时期拥护蒋介石的人。国民党被迫于一九三八年从南京撤至武汉，继而越过长江三峡来到重庆，根基也就此被切断了。关税与上海鸦片贸易的收入来源没有了。来之不易的新式人才官僚体系都变成了逃难者。原来是全中国中央政府的国府政权，现在逃亡到环山的棱堡之中，还不得不与反动的省级督军以及地主共事。居于中国西南的重庆政府要约束地方军阀不可有越轨行动，同时也要避免扰乱了乡村的社会秩序。

刚成形的中国式自由主义（Sino-liberaj）教育系统，遭到了极严重的校地与设备损失。日本占领区内的教会学校照常运作，但纯粹由中国人办的大学，许多都于一九三七至三八年间将学生与设备撤往长江上游或西南地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在昆明合组成为西南联大。日本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攻打美国以后，燕京大学以及其它教会学校也南迁，在成都组成华西联合大学。至于工业设备，多将整厂拆卸，溯长江而上，迁至国家资源委员会已经在开发矿业工业的区域。怀着高度爱国热忱的知识分子和政府人员，都甘愿背井离乡，在后方内地过起简陋刻苦的生活。不幸的是，他们虽然有才能贡献国家，满腔希望却未得到报偿。原因之一是政府无能。

国民政府的坚忍有余，远见却不足，用来处理问题的短期权宜之计，都不足以加强政府面对未来的实力。重庆政府掌握了以粮谷缴纳的土地税，用以瞻养政府。工业发展方面，有兵工厂补给战力。抗战精神因日本轰炸重庆而历久弥新，但是统一战线的精神却每下愈况。重庆的激进分子开始往北游移，投向共党区的延安。没去延安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外派干部”，负有任务，以自由派的姿态在国民党地区工作。国民党的党政秘警渐渐觉得，有必要把自由派分子当作潜在的颠覆分子予以约束。政府对学生、出版业者，以及表面上看似敌人者采取强制手段，逐渐扩大了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裂痕。而知识分子却是政府未来建设的希望所寄。

蒋介石在重庆的政府之呆板保守，不亚于其南京政府。对于农民，除了征用劳力与粮谷之外，其它一律不管。没有特别推行识字教育，也没有在乡村广设公共卫生服务。乡间的社会中，仍是上层地主与下层群众泾渭分明的状态。四川省的地形，除了成都周围引水灌溉的稻米区，其余大多为起伏的山岳和湍急的河流。气候潮湿难耐，冬天很冷，夏季又酷热。现代化生活的设施本来就不足，通货膨涨的威胁却又无所不在。国民党不学共产党去往乡间谋生计，却用印钞机谋生计。通货膨涨终于渐渐腐蚀了上层阶级的士气。

国民政府早先曾有的弱点，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部暴露无遗。四川、云南、广西的大军阀使重庆政府有权难伸。以云南省长为例，即便大后方的空军基地设在云南的昆明，他仍一直不让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和军队进入云南，至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为止。四五年底以前，国府的警察也一直无法镇压昆明西南联大学生教职员要求停止内战而组联合政府的运动。

应对务农人口方面，国府的表现也好不了多少。通货膨涨起初提高了农作物的价格，算是对务农者有利，但利益不久就被新增的税目抵消。上百种名目的小额税或规费都是公然的勒索，大多数是地方政府主管为筹措公家与私人费用而设的。易劳逸（1984）指出：“税目包括‘捐献新兵草鞋’税、‘新兵家属抚恤’税、‘防空干部训练’税、‘驻防部队燃料供给’税。”

在这些负担之外，还有国民政府要征用的粮谷和劳役。陆军可以随时任意强征劳役，各司令官还获中央授权，以强制征粮的方式就食乡下。河南省于一九四二至四三年发生饥馑，粮食不足造成军民必有一方得挨饿的情势。结果征粮照旧执行，不久，军队就遭到饥民攻击。饥荒也导致投机者屯积牟利，引起广泛舞弊贪污。其后果是，政府真正能取得的资源没有增加多少，倒让小官吏和地主们找到藉通货膨涨赚厚利的门路。抗战结束之时，“自由中国”区域内有好几省已经开始出现农民暴动。

重庆的国民政府和延安的共党都有两个作战前线，一个要对抗日本，另一个则是彼此互攻。抗日战争始于一九三七年北京城外的七七事变，共产党与国民党即于八、九月间宣布同意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同意中止其改变中国社会的武装革命，放弃强行充公的地主土地，并且令红军接受中央政府指挥。国民党则准许共党在多个都市内设办事处，在重庆发行其《新华日报》，派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从此以后，两党就维持统一战线的形式。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周恩来为中共驻重庆代表。周在武汉临时首都度过一九三八年，已经是中共的外交部长兼对外发布新闻的代表。

统一战线协议的保证条件写在纸上是不可更动的，实际的情势发展却把它变得形同废纸。首先，延安方面不许国府的参谋官进入共区。八路军接受了国府的小笔津贴，却一直不听国府指挥。这期间，中国共产党继续扩建地盘，用互助队的方式鼓励经济生产，吸收贫农激进分子——以备日后打倒富农。一九三七年宣称有四万的党员人数，至四五年增加到据称的一百二十万人，军队则由一九三七年的九万二千人增至一九四五年的大约九十一万人。

毛泽东之马克思主之中国化

共党的组织散落在广阔的华北地区上，若要控制指挥，必须党员忠贞而有纪律、在乡村里有经验丰富的干部、各个基地能够自给自足，以及运用无线电报传送讯息。在分散的局面中实施中央集中控制的原则，可以从中共的政府组织看出。延安的党中央委员会设有军事、组织、统战工作、敌人占领区、劳工、妇女等一共十二个部门。区域组织则分别在华北、西北、华中等区设局。各区域局的人员组织和延安的中央委员会相同。其所谓的“一元化”原则，是指延安下达各区域局内各部门的指令，必须通过负责地方协调工作的支局局长，最起码也要让局长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延安，在少数外国人眼中是一个充满阳光与欢乐的理想之地。据爱德嘉·斯诺（Edgar Snow）以及其它新闻记者向全世界报导，这儿的革命热诚是有感染力的。共党领导人明显表露的朴实民主风格，与重庆政府呈尖锐对比。美国的援助实际上并未到达延安，仅止于浮面的接触，助长了令外国自由主义者倾倒的神话故事。

毛泽东在延安成功的秘诀，在于他能弹性混用长短程目标。短程方面，他于一九四〇年主张以“新民主主义”为统一战线的信条，凡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一律包容。长程方面，他稳扎稳打地发展党的组织，其中包括控制知识分子。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后文将详论），树立了动员的运动典型，其中包括使个人承受孤立、恐怖行动、斗争、招供、屈辱、俯首顺从。党员都会熟知这套运动方法，一般民众迟早也将熟知。此乃是毛泽东依据列宁斯大林主义和帝王儒家（Imperal Confucianism）完成的一项杰作。

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力量源泉，是靠着华北地区农民的动员而来的。抵抗日本人正是最佳的动员口号。日本人沿着铁路线入侵，试图封锁各铁路线间的区域。但是他们的铁路线碉堡管制不了越过铁路线的贸易与接触。大体上，日本人的入侵替中共锄开了动员的土地。不论中共在此情况下的成功是单纯因为民族主义精神之故，抑或应归功中共的信条，基本上已不是重要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已经是本国的共产主义，其信条来自在乡村的实际经验，并且招募知识分子投入解救全世界的大业，不再代表共产国际了。

中共在华北不同地区发展成功的“边区”政府与“解放地区”政府，都以党的控制为首要原则。党的控制力来自干部的思想灌输与纪律之加强，而思想灌输必须结合毛泽东的长程原则与他的圆滑变通。因为，中共组织的政权在遥远的延安运作，除了不甚可靠的无线电通讯之外，一切得靠自己。

第二个原则是，明白农民需要的是什么，并且把他们需要的东西给他们。这些东西是：第一，地方上的平静安定；第二，友善的能帮农民忙的军队，和村民亲切往来，必要时替农民收割作物；第三，招募地方上肯做事的人，可能在贫农的上层中找到，多属有才干却被环境所挫者；第四，经济改良计划，包括改良作物，但更重要的是互助式的农业合作、有条理的运输、合作社生产消费用品。

以上的这些都进行后，就构成第三原则——阶级斗争——的基础。这一步必须谨慎，因为华北的地主简直就没有比富农强多少，而且可能利用帮会或佣兵组织自己的地方武力。此外，早先国民党也掌握过华北某些地区，所以人民在效忠对象上也可有选择。中共享的对策是，定下颇具说服力的三个三分之一制度。共产党人只在认可地方政府的小议会里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留给国民党和无党派者。按着这个原则办来，训练有素且又有奉献精神的共产党人自然可凭本事成为领袖人物。他们的好名声传出去，赢得了民心，就可以着手准备经济性的生产计划，以及相配合的土地改革。

土改进行之前，必须齐备三要素：军事控制、经济改善、吸收激进的村民。土改的窍门则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动员对地主恶霸不利的舆论——姑不论这舆论的分量够不够，然后藉控告并清算地主的手段带动村民投入革命行列。所有地产都要重新估量价值，并且按照每一个人被分类为富、中、贫农的公平原则重新分配。如果这样的重新分配效果能持久，便可以开始对村民激进分子灌输党领导的思想精粹。其要旨无非是，人们若肯以新的团结形式把力量组织起来，就可以为自己开创更好的未来。这种新团结体的领导力，将来自中国共产党。既然个人单独的力量什么事也做不成，何不牺牲个人的利益，把力量贡献给共同的目标？于是，民主的中央集权原则被宣扬为一个人人可以发表意见贡献力量的办法，但是一旦党做了决心，每个人都要服从。这种理念在美国新英格地区的镇民大会上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但是换到华北的乡村里，不接受这个，就要接受地主或本地以外的官吏统治，这个原则自然可以打动人心。

简而言之，“群众路线”的观念正包含在此：党必须走入人群，以发现其疾苦与需求，然后由党把这些疾苦需求整理规划，以顾及人们利害的立场解释给人们听。这种由群众来再回到群众的概念，的确是适宜中国传统的民主概念。自古以来，凡是好官都是能真正体恤民情的人，因为他们才知道怎样治理百姓是真正为了百姓好。

对日抗战给了共党动员乡下群众名正言顺的理由。一旦乡村动员成功，共党就添了新的势力，但根据地不在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华北以至长江流域的扩张与基地建设，在一九四〇年代达到一个新高点。

日本人延伸控制力的方法是，沿着铁路线每隔二至五公里安排一个碉堡。然后，从这些据点派整

支纵队的兵力侵入乡村。这时候的日本人就和后来越战的美军以及阿富汗的苏联军队一样，用了机械刻板的部队和优势火力，仍然控制不了住在自己本乡本村的外国百姓。用正规的阵地战打不败日本兵，用游击战却可以消耗他们的资源。日本人为了抵抗游击队，只得把要塞网和封锁线拉大拉长，以切断补给的方式耗竭游击队。

为了回应日本人这招封锁战术，中国共产党军事总部的总指挥彭德怀准备了号称“百团大战”的广面攻击，从一九四〇年开始发动。日本人占据的华北各地的铁路线一再被切断，碉堡一再遭破坏。这是共党在整个抗战期间的首要攻击行动，由彭德怀策划，延安方面可能并不知道详情。攻势发动几星期后，共党显然赢得了一次大胜绩。但是日本人随即实施报复，而且手段凶狠，以增派的军队展开“三全”行动，即“全部杀、全部烧、全部抢”。日车不再分辨对方是农民或是八路军，一律予以毁净为止。每个被摧毁的村子都派兵驻守，碉堡数日增加到上千个。如此猛烈的反击，驱散了共党在华北的势力部署，使许多据点孤立，并且夺走了大部分共党已经控制的县治中心。这是一次一级大灾祸，共党自此未再发动百团大战。

在此同时，共党在长江流域的扩张——特别是新四军的行动——也引起国民政府军的报复。经过谈判，新四军的大部从长江以南撤往长江以北。但是，一九四一年一月间，有数千共军的总部单位被国府军队伏击。此次“新四军事件”几乎将新四军全毁，但国共双方都末承认统一战线结束，因为保持形式对双方都有利，即便合作已经有名无实。

这些逆转使延安陷入危机。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封锁线几乎切断了一切贸易，通货膨涨急速加剧，整个共党政权必须退回原地以求生存。延安政府以前只靠适度征收农民的谷物即可维持，一九四一年间因为天候不良造成歉收，政府开始征收大约谷物收成的百分之十。没收的地主财产已经用竭。此时的解困之道只有试求自给自足，例如，开辟棉布之类消费品的本地生产。于是，耕地和灌溉系统大量增加了，谷类产量上升，牲口也增加了。总之，尽一切努力提高生产克服了经济危机。

一九四〇年代初，延安在经济复苏的同时，毛泽东终于登上驾凌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以前毛泽东读的马克思主义作品并不多，一九三六年到延安以后，才有空闲开始深入阅读。不久，他就开始讲授辩证唯物论，撰写了“论实践”、“论矛盾”。由于他尚未除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演讲内容虽然粗浅，却以显示他的知识性领导能力为目的。不过，毛在强调矛盾时也有他的独到见解。他以“对立面的统一”为矛盾论之假设基础，乃是一个有久远中国历史依据的观点。

他在延安的哲学思想目标，不仅止于建立一个与中华民族息息相关的民族主义的党，还要把马克思主义改编得适于中国人使用。政治上必备的条件是，党组织一定要有纪律，人人都要遵从党的路线。做到了这一点，党员不论派到多远的地方，都不怕他不照党的指示办事。国民党的问题就是出在派系岐见太多上面。延安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较小，在消灭不同声音方面所做的成绩颇不差。

党内积极急进分子的意见若要一致，先得使他们在智能理解上信服共党路线的高明之处。党的路线则必须提出理论信条来给实际行动撑腰。这个目标之达成，乃是靠逐渐创成的一套观念，此即西方人通常所说的“毛泽东主义”（Maoism），但中国人以较含蓄的“毛泽东思想”称之。这套观念是将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其普遍原则适用于中国的特殊状况。毛泽东是怎样把它一点一滴建构起来的？这是值得我们停下来审视的有趣问题。

毛泽东思想

佛教和基督教传入中国时，都遇到术语措辞的问题。即是，怎样选用既有的中国字来表达新传入的概念，同时却不使新概念与这些中国字原来的用意相混淆。日本社会主义者早已遇过这个翻译难题。马克思主义引介入中国早在毛泽东以前，借用的的第一步即是要把关键用语翻成中文。马克思的宇宙大戏的主要演员proletariate，在西方思维中必定与都市生活相关，尤其是十九世纪初期西欧工业化的工厂劳工的恶劣生活环境。然而，这个字的中译却是“无产阶级”，意思即是：没有财产的阶级。也就是指很穷的人们，不限都市的或乡间的。以中国而论，当然主要是指乡间的。结果，欧洲的的的proletariate到了中国就变成贫农或没有地产的劳动者。就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意思仍符合莫斯科马克思主义者的用意，他们把信条传播给中国学生和一般百姓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微妙的差别。

至于“封建”一词，古时候是指秦代统一中国（公元前二二一年）以前战国时代诸侯贵族各据一方的局面。指的只是行政权的分散状态，和土地制度或耕种者的地位扯不上关系。但是若把封建和地主剥削混为一谈——此乃共产党的本意，那么封建制度在中团存在的时间就超过两千年了。因此，马克思就欧洲史做的时代定义不能轻易套用到中国历史上来。如果自公元前二二一年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国历史都算“封建”，这个用词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或者只能当贬骂之语了。“无产阶级”和“封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术语中的两个例子，搬到中国来用的时候，显然先得大事修整一下才成。

除了术语中国化的问题，中国生活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在乡下，也不免使中国的革命运动带有比苏联更浓厚的乡村色彩。在中国，农民必然是主要的革命分子。最后一个促成中国化的因素，是发自文化历史自尊的也是重于一切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也就是说，中国不做外国的跟屁虫，中国人只能接受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历史意识终将破坏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似真性。但是，假定地主阶级的仗势欺人（“封建主义”）有外国来的“帝国主义”剥削者为后盾，以都市为中心而兴起的中国商人阶级形成一个资本主义的“本国的资产阶级”，正合乎毛泽东的目的。但是这个商人资产阶级的“买办”分子被“帝国主义的”剥削者收买了，治本之道即是建立一个国家中央威权，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革命运动就会进入最终的社会主义阶段。换句话说，有得是适用数据可以让马克思主义借着传播其新世界史观信仰把革命继续摘下去。

不过，“中国化”仍是两面作战的事业，因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维持其隶属国际马列主义一分子的资格，不得不使用正统的欧洲口号。也因此故，早先在广州的国民党不能定义为只代表资产阶级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其实国民党政府不但不能算是代表小资产资本家阶级，反而一直是士农工商四民皆包的多阶级政府，连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都可以纳入其中。后来毛泽东曾说：“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新出生的，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是中国旧（封建）社会产生的双胞胎，彼此相关却又互相敌对。”按此理，让无产阶级来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是适当的，这也证明共党为权力而斗争是有理的。在中国，这些都讲得通。在欧洲讲不讲得通倒无关紧要。

毛泽东阐释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时，先讲马克思主义假设的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封建主义转为资本主义的过渡，然后，再以另一次革命做为资本主义转为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欧洲，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可以一七九〇年代的法国大革命为代表典型。至于社会主义革命，一般多认为只有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成功了。换句话说，热闹的十九世纪史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这个理论搬到中国来该怎么讲呢？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推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时开始，列宁主义者就可以把五四运动视为本国资本主义的一项成就。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未来将由中国共产党来达成，按马列主义来讲中国史的话，中国变成有两千年的封建主义期，却只有四十年的资本主义期。如果以欧洲马克思主义为标准来看，中国的情形实在已经走样了。

整风运动，一九四二——一九四四

毛泽东既已掌权，不但竭力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并且要使党团结，要维护纪律。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的整风运动只以党员为对象，此时的党员数目增加了，但是欠缺“长征”那一代的内聚力。整风的靶子是“主观主义、派系主义、党的形式主义”。“主观主义”以不能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条主义者为目标．“派系主义”指的是军职与文职、党与非党的、老党员与新党员等等不同立场者之间难免存在的意见分歧。“党的形式主义”则是指只管呼口号却不实际解决问题的作风。其它劣风恶行包括逐渐滋长的官僚主义，以及行政的例行公事化。这些毛病有的可以用下放的方式来整治，即是把人员调到乡下更接近实际问题的地方去。还有一个受抨击的目标，就是从沿海都市到延安来的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

中共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摩擦起于一个重要因素。以前的帝制时代，读书人以跻身公职为日标。二十世纪的读书人写起文章来却专挑政府的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是脱离做官从公的另一个阶级了。传统的知识界已经一分为二，一部分是政府官员，另一边则是批评政府的人。新式知识分子的习惯作风是谏言告诫，指出当局主政者的不当之处。自从批评国民党最厉的文人鲁迅于一九三六年故世以后，人们就放心大胆地把他推崇为知识分于的完美典范了。

一九四〇年代初，文学应受中国共产党新政府威权支配的话题，在延安成为一个争论重点。加入共党革命运动的各式各样中国自由主义爱国分子，先前总以批评国民党的弊端为己任，这种态度自然也引导他们又来批评共产党内渐渐浮现的弊端。鲁迅的最忠实信徒进入共产党后，就是丝毫不改其发表批评言论作风的。一九四二年初，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文学与艺术的两篇演说，规定了文学为国服务的法则，这当然是指为中共领导的革命目标服务。因此，文学必须带有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风格的乐观活泼，应当避免国民党时期共党擅长的揭短扬恶。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间毛泽东在延安实行思想改造所用的方法，此后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史上司空见惯的事。思想应该改造的人，首先要受调查，继而被迫坦白，把自己的出身经历都交代清楚，让别人挑出可以批评之处。在一组人研讨批评时，被批者是孤立的，要挨其它每一个人的责骂训诫，使他的自信心动摇。下一步的斗争大会里，被批的人要在一大群——通常是在冷嘲熟讽的——代表集体的人众之前，接受公开指控和羞辱。这种行为之中含有一个重要意义——中国的个人必须获得团体的尊重和权威的赞许，否则不能立足。

压力加重之际，被批者自知摆脱不了过去的自己造成的阴影，就写下剖析自己恶行的自白书，并表示愿意改过自新。如果他被判单独监禁，或是在团体牢房中必须戴着纸的手梏（这纸手梏若弄破了，后果不堪设想），孤立的感觉会使压力更沉重。在人格完全抹煞的情况下，他可以进入最后的重生以及与党修好的阶段了。大家终于接受了他的认错坦白，党也欢迎他重回组织的怀抱了，这时候的他会感到欣喜若狂，甘愿接受党的指导。这种心理过程究竟是否改变了人格，是很难确知的。但可以确知的是，这种极不愉快的经验不会有人愿意再来一次。不论如何，其结果都是使人顺从党的路线。

我们不要忽略了中国人个性的魄力，以为绝对权力与绝对顺从可以行得通。肯挺身而出发表批评的人，多半都很顽固，而且基本上都是自认义不容辞应当坚守原则揭发弊病的，是不轻易妥协的人。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广泛使用思想改造，并不一定就意味中国知识分子是生性易受奴役的人。相反的，他们的独立判断很不容易被党压制住。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太平天国的基督教相比，是成绩斐然的。一八五〇年代的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弟弟，立刻引起与他信仰同源的西方传教土的反感，偏偏他又狂傲自负，根本不理会传教士。结果是，他让自己成为基督教内的异端，又是中国社会中的外来颠覆分子，在两边都落入最糟糕的境地。毛泽东却相反，虽然他后来和莫斯科闹翻了，但是曾和共产国际愉快合作了一段时候。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也用了正统术语涂在表层上做掩饰。洪秀全和毛泽东立业之初都只掌握到一套外国教条的入门，两人后来都甩开了外国人的支配——洪甩掉传教士，毛甩掉共产国际。不过，这两个人相异之处远远多于相同点。

毛泽东于一九四三年提出了“群众路线”的信绦。这个主张和毛的许多思想规划公式一样，是两头兼用而含糊不清的，所以正反两面都讲得通。群众路线既肯定有必要征求群众意见并且多少让群众参与政府统治，同时又重申必须中央控制中央领导。随便什么时候，要强调那一边的重要性均可。正如毛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理论既可做为与国民党组织统一战线的依据，又是反对国民党反动的依据。同理，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可以从他父母亲和经济生活状况来认定，也可以从他本人的观念和抱负来认定。也是同理，人民被奉为革命运动的最终公断人与受惠者，但也有些人民被贴上人民的敌人的标签。这种事可以用从上面下行政命令办成。

按这种发展路线，照例都是由毛泽东来认定那些矛盾状况是敌对性的，那些又是非敌对性的——即有商权余地的。因此，有些矛盾状况会使你成为人民的敌人，有些却不会，端赖人家从什么角度来看你。反正这是很有弹性的一套观念结构，让人觉得马克思和恩格斯（Engels）似乎迷上了道家的阴尽即阳、阳尽即阴之说了。毛泽东一旦支配了思想结构，就是真正居于领导地位了。这带来的结果是整体统一，因为凡是不服从毛的人都会遭到贬抑、惩罚、下狱，甚至处死。

美国支持联合政府

一九四三年间，苏联固守了斯大林格勒，西方盟军在北菲战胜，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开始取得优势，美军在往东京推进的攻势中侵入了所罗门群岛。日军不得不放松对华北解放区与边区的镇压，并将计划许久的冈村攻势于一九四四年从河南省进逼至长江以南，摧毁了国民政府一部分最精锐部队。对共产党人而言，战势从这时候就开始平息了。

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间恢复扩张行动，但策略谨慎，并且不再犯急躁草率的毛病。美国陆军军事观察团——即所谓的狄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于一九四四年中抵达延安，这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又走回顺势，正在为战后和国民党摊牌做准备。一九四五年四月底至六月中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显示了这种生机再现的精神。大会实行新规章，赋予中央委员会兼政治局主席的毛泽东更大的独控权。“毛泽东思想”被颂扬为党的指导原则。

这时候的美国已经身不由己地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的重要因素。在处于局外的美国人眼中，“自由中国”乃是现代文明世界的一个前哨，正在古旧习俗与恶势力的汪洋之中挣扎着求生存。中国不再有什么革命气质了，但是美国人觉得这很令人鼓舞，一九四一年以后就和自由中国结为盟友。美国的无知与滥情到了什么地步，只要看罗斯福总统设想的情景——国民政府于日本败亡后移进东南亚的权力真空，便可明白了。珍珠港事件未爆发以前，美国军中已暗中召募以休假身分飞行员组成了志愿“飞虎队”，来助重庆政府一臂之力。这一支由退休飞行员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领队的空军，不久就改编为美国空军第十四联队，以昆明为基地，不断扰乱日本的通讯。美国的中国传教团也给予“联合中华援助会”支持。美国的同情与援助给抗战添了生气，中缅印战场的美国指挥官史迪威将军（Joseph Stilwell）证明，中国的征兵到了印度，只要有充分粮给与训练，可以成为一流的作战者。

蒋介石一如当初藉助于上海黑道帮会一样，现在又开始倚赖美国人的后勤援助与基督徒冲动心理。但是，按美国的战略补给的考虑，在中缅印战场上的空运后勤补给，已经是美国援助的最大限度了。这一点对国民政府是不大有利的。一九四四年，美国陆军观察团来到延安，内战显然就要来临

了。这时候若再想利用华盛顿与重庆的结盟关系替国民政府打开内战的胜利之途，已经为时晚矣。

不过美国仍旧努力一试。美国海军不愿落于陆军之后，曾于一九四二年派了工作团来与中国秘密警察合作，展开了反共行动的第一步。陆军方面的史迪威将军，却无法做好国府军队的训练、补给、作战调度。美国人一心只想着要利用自由中国为抵抗日本的基地，以至于无暇去留意中国自身的遽变。美国的援华计划和一九二〇年代的苏联计划一样，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外国人想要参加中国的革命运动，本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美国这次介入，错误出在严重的跟不上时代。凡是看过军阀割据、支持过教会学校的美国人，都把南京政府看成美国理想之代表而寄予厚望，期待南京政府真能完成统一大业，与世界各国平等互待。年轻一代的人虽然能把共党兴起的事实看得更清楚，毕竟人数太少，在美国能发生的影响力远不及历代美国传教士的累积。

这些因素给美国决策提供了混杂的参考意见。在中国现场服役的军官或司令——如史迪威，看见了共党行动的决心与实力。在美国这边的拥护中国派——由在中国出生的《时代》与《生活》杂志老板鲁斯（Henry Luce）领军，一般都保留早年的印象，那时候的南京政府似乎是中国一切进步革新的表率。

统一战线于一九四一年终结时，美国观察者可以看得出国民党与共产党双方领导间的裂痕扩大。美国国务院此时的响应政策却只聊具一格，远不及在战争行动上出的力：如翻越喜玛拉雅山的后勤运输、史迪威促成的中国军队新式训练配备，以及史氏与顽固的顾客蒋介石共事（蒋自认在战争补给上受了亏待）。美国人既然在外交上、法律上不得不把国民政府当作盟友来支持，华府却没有一个人真正清楚华北共区的情况。

身处中国的美国大使馆与军事总部人员已经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中国将爆发内战，而且苏联可能占领华北，不晓得毛泽东与斯大林往来关系可布细节的局外人，也不可能充分领会毛泽东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或是他创的本国共产主义。因此，防止内战变成美国的政策，防止的办法则是组成“联合政府”。事实上，这乃是统一战线的理想与未实践形式的延伸，要将两党的军队和代表融于一个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双方都理解这个美国希望，表面上都以“联合政府”为战后目标，同时私下却在为一决胜负做准备。

美国此一政策之蹩脚而不切实际，可以拿罗斯福总统派的特使赫尔利（Patrick J.Hurley）将军作脚注。赫尔利是奥克拉荷马州人，作风浮夸，头脑简单，是里根总统未出现以前的里根式（Reaganesque）美国人。他把调解防止内战的任务做得笨手笨脚，继而完全倒向蒋介石，一人与整个美国使馆人员对立，要美国不计一切后果地支持蒋介石。后果来的时候，赫尔利已经不是当事人，但是华盛顿执行的还是他的政策，结果让美国被封杀出局，进不了中国。

日本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投降后，蒋介石和毛泽东因赫尔利支持而在重庆会晤，并于十月间协议了一套可以令任何自由主义者都感满意的原则。国共双方依协议邀集各方代表召开协商会议，保证人人得享一切公民自由以及无人不盼望的其它好东西，同时双方都在匆匆编整军队。这种作态乃是缘于双方都知道，谁也不能往反对和平合作之理想的那一边站。

一九四五年的确实情况却全然是另一回事。抗战才结束时，共军就移出华北，逼迫日军向共党投降。国府的对策是，命令日军击退共军，夺回共军占的地盘。国民政府以原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来抵挡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不久就引发无数的“共日”交火。在此同时，国共的军队都在往东北推进，都想抢先一步去接收。照例，国军戍守住各个城市，共军在乡下动员。

美国政府也学国府的榜样，把大约五万三千名美军陆战队移入华北，在北京、天津驻守，以防苏联侵犯。同时又以空运船运方式把整团整师国府军队送到东北各都市以及华北别处。从一开始，美国就以反共的姿态干预。此外，依照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密约，罗斯福总统已经在和斯大林磋商，试图藉促成其与国府的中苏盟约来决定中国的命运。盟约内容包括，苏联只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只与国府接触。国府方面则需同意苏俄恢复以前帝国主义时代在东北铁路沿线的权益。斯大林承诺，要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之内将苏联军队撤出。照这么算，就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共党因而有三个月时间可以抢在美国人空运来的国府军队之前，尽全力渗透东北。国府发现，共军用脚走到东北比国军坐飞机还快，因此要求苏联停留久一点。结果苏联军队迟至一九四六年五月才撤走，并且把日本人建设伪满洲国的大部重工业设备一起拆了带走。蒋介石就以美国人为后盾，一路与共军作战打进了东北的南端。

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将军以华府特使身分到中国来调处的时候，便面临了这样的逆境。马歇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指挥官，是尽忠职守而机智达练的主事者。为促成联合政府，他尽了全力。一九四六年一月间，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中讨论了国共军队联合编整的方案。这时候，中国内战的重心已经转到东北，偏偏重庆协议并末涉及东北问题。美国有意用大笔经济贷款换取蒋介石的默从，马歇尔为此返回美国，向国会游说以实现他允诺的条件。一时之间就对国共谈判鞭长莫及了。等到他再回中国的时候。先前由他在北京设置的“调处执行部”正在设法平息华北的战事。按执行部的调处方法，派了美军上校、国军共军的将领，到冲突地区进行调停。然而此时东北的局势已经失控了。

由于中国境内普遍有呼吁停止内战的行动，国共双方打打谈谈，都在利用谈判为安抚人心的手段。美国的行事态度也是半斤八两，一方面要求国府和延安组成联合政府实施改革，另一方面却不断补给国府军队。总之，三方都是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这个王八羔子，大约在中国出生鬼混的时候和蒋介石国民党结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私仇，专门找茬国民政府，因此也就顺手抬举共产党。或者，他这家伙干脆就像宋庆龄一样，是共产国际派遣的特务人员。但是百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蒋介石的国民党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绝对要比毛泽东的共产党好得太多了！就像南明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绝对要比清朝好得太多了！至少南京政府不会像北京政府那样要求人们剃头、易服、改造思想、没收土地、沦为农奴、文字狱、历次整人运动（历次政治运动的残酷）……费正清视而不见态度，很成“史家的致命问题”。】

【【第十七章 内战与国民党在台湾】】

国府为何失败

一九四五年八月和平到来之时，国府的兵力至少有共军的两倍之多，而且占了美国装备补给的优势，还有美国海军帮忙调运部队，美军陆战队驻守北京、天津一带。中国所有重要都市与大部分领上这时候仍在国民政府管辖之下。冷战意识正在美国抬头，美国的支持显然会持续下去。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这样的条件下竟然输掉了内战，也是不寻常的表现了。他们战败的原因既在前线的错误，也在后方的无能。

蒋介石调度兵力的时候，持续用他那过了时的战略策划。只要占得一省的省会，他就把守住省会视为要务。他不以华南的长江流域富庶地区为进攻华北共党的根据地，反而以占据省会的象征性控制力显示自己统御全局的地位。如此一来，可用资源延展得太广远，而这些省会大都很快就失守，可见蒋认定的控制中国的办法已经不合时代了。他把最精良的美式训练部队直接派入东北，却不先控制住横亘其间的华北地区，简直就是存心要吃败仗。

国府在战场上表现之差，与后方的管理不善是一般无二的。问题从经济开始。通货膨涨跟着纸钞发行量猛升不止。沿海大城从日军手中接收过来以后，资产多被侵吞，少有投资企业的意图。消费用品始终不敷需求。“自由中国”地区的工业生产既已中止，光复地区的都市接过相当多的工业发展担子，以避免造成大量失业。手上有超估价值国府通货的人，按不公平的兑换率收购日军占领区发行的通货，大捞了一笔。乡间许多地方都是饥贫交迫与投机牟利齐头并进，国府军队回到这些被解救的沦陷省分——也许用”解救“已不恰当，反而将征税需索变本加厉了。

除了经济之外，国民政府对待百姓之失策，更是立刻就激起民怨。日本刚投降，国府就利用日本人及日本操纵的中国军队去打共军。在人人高呼和平期望和平的时候，让中国人去打中国人，全然与民意背道而驰。原来在占领区跟日本人合作的人，在日据时期有其功用，而且这些人也在盼望光复接收，不料都被国府视为通敌汉奸而不予抚慰。同样的，占领区内的学生和教职员也都遭到申诫，必须接受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改造。这样做无非是认为经历日本人统治的学生有罪，就动员学生对国府的向心力而言，是适得其反。此外，政府对百姓施以重税，同时却任由投机奸商和做官的人逍遥于税责之外。这等于是让公职人员假公济私的最恶劣形态的“官僚资本主义”（bureaucratic capitalism）。

国府的另一失策是，对民众的反内战和平运动不理不睬或是施以镇压。这些行动普遍存在，而且是真心诚意的，并不是如国府指称的全是共党的阴谋。学界人士希望政府把作战的行为转向民间发展，要求国府不要再藉美国之助扩大内战。政府以强力镇压学生，导致学生走向与政府敌对的立场，正如笨拙的经济政策促使都市中产阶级与企业界也对政府不表友善。

就是这样，国民政府丧失了民心，而且看来似乎比共产党更像存心挑起内战的一方。显然国府已经变得高度军事化，以至于只想到要用军事方法来解决内战问题，却未顾及政府为百姓服务的职责。自由派中国人批评国民党政府时，指其任由共产党渐渐壮大成为一个比较能得民心的政权。国民党得自有钱人的支持力，也在一九四八年实施货币改革时化为乌有。按此政策，任何人持有的银元硬币与外币一律强制兑换新发行的“金元券”，藉以稳定物价并遏止通货膨涨。然而，半年之内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倍。有钱人上了一次大当。国民党把统治国家的机会全都糟蹋了，此时正在全力演出中国历史上“末代昏君”应扮演的角色。自由中国地区内一般受过现代思想熏陶的自由派领袖们并没有投共，而是对国民党心灰意冷了。

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以后的势力巩固，先从华北乡村的农民展开。自一九三七年统一战线开始时就搁下的土地改革，现在又成为共党政府的积极方针。土改的意思是，将地主与地方富绅的经济社会影响力剥夺、抵除、消灭，同时提高乡村贫农中激进分子的地位，藉共党的扶植使他们成为操控大权的人。富农消除或变穷之后，共党才可领导更进一步的改革。这种群众行动的目的是，维系华北各地乡村对共军的支持。

国府攻击与共党反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国府的战略与日本当初侵略中国时的攻势类似。国共三年相争的头一年将结束时，国军控制了所有的大城市和铁路线，而且火力仍远优于共军。共军却撤退了，不肯决战，也藉此避免伤亡。因此，共军用典型的游击战略，使国军把战线拉得太过长远。共军只在握有绝对武力优势时才肯和国军一战。

国府控制住延安与共党临时首都张家口后，乘胜追击逃亡在陕北的共党领袖。江苏北部和东北主要战场中国的县治所在，大都重回国府控制之下。共党未料到国军会捣毁其基地区而进占乡下。苏北共区基地被破坏之后，被逐的地主返乡，对原来在共军羽翼下的百姓施以或杀或虐的报复手段。

东北之战的共军统帅是机动战能手林彪。一九四七年间，林彪队伍撤退过了松花江以后，却十几度过江发动奇袭，将国军切得零零碎碎，使野战部队变成驻守在各个城市里的孤军。

史蒂芬·李文（Steven Levine，1987）的研究指出，共党大致按照在华北的模式，藉动员乡下百姓而赢得东北。有狂热干劲的华北共党干部，一旦渗透进入东北，就实行了地方生产整顿、乡村思想灌输、土地改革、新干部思想改造、征募军队和百姓团结加入爱国之战。在强迫征召之外配合运用社会操纵策动技术，成绩十分可观。东北人早巳不堪日本人统治欺凌，听了共党的民族主义与社会改革口号，便欣然响应支持。

国民政府照例又助了共党一臂之力。从南方来的国民党对东北的领袖是不放心的。东北原是军阀张作霖父于俩统治的，之后又被日本占领十五年。因此，国府来接收的时候，带了自己的人来主持东北政权。共党却迎合东北本地领导阶层的意愿，动员东北人抵抗华南来的闯入者。国府不重用东北人之余，还纵容外来的人在东北作威作福，大大丧失东北民心。结果，国府军遭受到以前困扰日本兵的一切难题：亲共的民众不肯透露当地的情报、队伍被重装备拖得行动迟缓、行军太慢而躲不掉伏击与零星的侧翼攻击。此外，国军在与百姓培养感情、夜间作战、迅速移防的方面，都不如共军那么训练有素。

共党于一九四七年中开始反攻之后，其武力不但很快就攻占山东，而且夺回了黄河与长江之间的一片地区，西避有平汉铁路，东边是北宁铁路。这个战略要势足以威胁整个长江流域。此一大势转变，更有利于共党抢夺美式装备，并吸收投降部队为新的共军力量。

国府方面，蒋介石不肯在还来得及撤军的时候撤出各大城市，以至于最精良部队被包围、孤立，继而带着全部装备一起投降。共军由于战术战略都高一筹，不但今国府军队无力抵挡，而且令国军士气尽丧。一九四九年一月共军包围北京，国军的指挥官索性率全军投降，后来还在新政权中取得要职。

毛泽东进入北京的时候，共军在美制装甲车前导下乘着美国卡车一同进城。美国给蒋介石硬件军援之外，也有专业军事顾问随行。但蒋只要了前者，却不接受后者。美国顾问主张战线不要拉得过长，蒋却这么做了。顾问们主张派飞机坦克上场，不要只摆着做强大火力的象征，这个策略蒋也没有运用成功。顾问们劝委员长让各地指挥官自行决定战术，委员长却始终亲自下命令指挥师以上的各级行动。

内战必是在乡间进行，共党因而占尽地利人和，在情报和后勤上都居优势。因此，一九四九年在南京以北的淮海地区之战（徐蚌会战），国府保留为最后决战实力的装甲部队被包围在深沟之内动弹不得，这些深沟都是邓小平等领导指挥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挖掘成功的。

美国人投资了大量军事训练、装备、补给，看到这种后果甚感不快。幸好马歇尔将军先前曾在重庆和南京进行调处，花过一年时间来防阻内战，所以很清楚真相。一九四七年他以国务卿的身分返回美国，拦住了美国的行动，才不致把干预中国变乱演变成威力比越战还大的战争。美国的补给持续送到，但是派至华北抵挡苏联的美国陆战队却撤离了。共党后来战胜，用的是投降的日军缴给苏联的武器，以及国府军队投降时缴的美国供应的武器。到了一九四九年，没人能再否认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征服了中国。

研究历史的人评估国民党在中国的成败得失，采用了大量由中国自由派人士发表的批评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言论。共党宣传人员千方百计要赢取自由派人士支持，因此不放过国民党的任何腐化行为与侵犯人权之事。事实上，当时的国民党虽然在用两条腿走，却是左右脚各走各的方向；一边前进，一边反动。因此，国民党有什么坏事，都会被半独立的新闻界和有时不被检查的外国记者宣扬出去。至于秘密警察系统，由于并没有全权，常常只是给他们自己帮倒忙。虽然蒋介石下面有积极主张极权主义的人，他们却不能像后来上台的中共极权主义控制得那么严密。所以，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的形象源于极不相同的资料根据，实在是不能做比较的。例如，中共处死的人数有多少，当时的局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现在回顾当时的蒋介石，大家都肯定他的扎实外交成就。在一九三〇年代初，他藉谈判退让拖延了日本的侵略行动，同时又取得纳粹德国之助来建设军事与工业。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间，他争取苏联军援以抵抗日本。一九四〇年代，他让新疆脱离苏联势力，同时取得美国依“租借法”的补给。而且，如柯伟林（William Kirby）提醒我们的，他迫使莫斯科“以对待一个‘强国’的态度支持中国”。蒋介石在历史上的评价，还要随着台湾的中华民国一同上升。

日本殖民地的台湾

中国的各个省分之中，台湾因为曾受日本统治五十年（一八九五——一九四五）而与众不同。东北虽曾被日本人占领，但仅十四年（一九三一——一九四五），而且是藉傀儡的满洲国间接统治。此外，台湾最初的居民是马来波利尼西亚的(Malayo-Polynesian）的原住民（一八九五年的总人口数为十二万）。十六世纪末叶以后才有汉族人移民至此。迟至一八八五年，清政府才将台湾建为福建省的一个府。台湾成为一省是在一八八五年，当时人口只有三百万。清朝的自强运动期间便以台北为首府了。但是，日本人于一八九五年因战胜而获割让台湾之时，接管的却是一个尚未开始现代化的亚热带地区。

由于台湾是日本开始跻身近代强国之列的第一个殖民地，一些有才干的日本官员便着手要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经济繁荣的模范岛。日本人与其它在东南亚有殖民地的欧洲人的处境不同，因为日本文字与台湾的中国人用的汉文相似，而且日本人也受儒家和佛教思想影响，又因为稻米文化、政府部门、专制统治的相同，生活上差异不大。此外，近代的中国民族主义也未发展成功。

本来居住在台湾西半边冲积平原上的原住民，被迫移居比较不便出入的东半海岸山脊。汉族移民就在西半边开垦稻田，在县官的治理之下建立宗族社会，由于地界等利益竞争，骚乱与械斗不断发生。中国官吏管制一向不严，但一八九五年起日本人就开始惩治盗匪，设置警察厅，以征募台湾人加以训练而组成台湾人占大多数的警力。从此警察就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力量，负责登记户口与财产、监督乡村里邻的互助连坐、执行卫生保健的规定、征收税赋、调解纷争。

地产权益种类各有不同，包括土地使用权、底土所有权、佃户分租权等等，使土地的利用与税收极为复杂不便。日本人因此做了土地调查，绘制了地图，并且于一九〇四年用政府债券收购了非自耕地主的土地，令这些地主投资都市企业，促成了自耕农阶级的出现，而且使土地税成为原来的三倍。

日本人提倡包括孔孟思想、科学、日语的小学教育，又培养农会组织，以促进农艺科技改良。但是日本人不愿制造知识分子，迟至一九一五年才设中学，到一九二八年才有一所大学。

另外，一九〇三年修筑成联络南北的铁路。公路建设的全长大约为九千六百余公里。日本国营的制糖厂产销免税蔗糖回日本，为主要工业。科学化的农耕与和平的繁荣有助于提高台湾人民的素质，但一九四五年以前的台湾人的政治活动都遭到日本人的镇压。大体而言，台湾在日据时代的进步发展成效，比军阀时代与国府统治下的大多数省分都较为显着。台湾人居住砖造屋，有电可用，已经是中国大陆一般生活水平之上的了。

代表中华民国的台湾

国府于一九四五年接收台湾时，情况和当初治理大陆沿海都市一样，酿成一场大灾祸。台湾人民不但未获得“解救”，反而被当作通敌者对待；只图私利的国府军人和政客劫取物资剥削经济。一九四七年二月，未武装的示威者抗议国府的腐败政风，军政府却开火射倒了许多示威者。随后又向大陆求派支持，接着便发生了历时数天之久的谋害台湾人的行动。按不夸大的估计，遭杀害的人约在八千至一万之间，其中包括许多人才菁英。这乃是中国落后旧风的一次胜利，其原则无非是：假定不受约束的专制即是维系中国政治秩序的首要法则，反对政策的人都是不忠者，应该杀尽。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退守台湾时，发现身处于经济政治崩溃之中。此后的四十年，世人眼见中华民国从这个境地逐步走向惊人的成功。

成功的诸多因素之中，首先应当提及的是，蒋介石为了涤清并激励党政系统而任用的大陆来台的自由派人士。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实行以前“国家资源委员会”曾在大陆推行的策略，即社会主义倾向的重工业国营政策。资委会于一九四二年派往美国各大工业公司深造的三十一位工程师，其中二十一人决定留在大陆的共党新政府里工作，只有七个人到了台湾。后果十分富于教育意义。二十一位留在大陆的高级技术人才，没有一人能够入阁或是担任重要行政官职。而台湾的这七个人之中，三人成为国营工业主脑，两人成为经济部长。这两位担任部长的人，一位后来又成为全面经济讦画开发的主持人，另一位则做到了行政院长。

教育也是重要建设项目。北京大学来的傅斯年以及其它学术机构教授合力主持台北的国立台湾大学校务；从事研究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重新展开其学术工作；美国的传教团也创办了一所教会学院。大学毕业生赴美国深造者，起初极少返回台湾，后来返国的比例就愈来愈高了。

美国传教士关注中国人民达一个世纪以后，遭到一九四〇年代“丧失中国”于共党之手的创痛，致使冷战时期的美国以支持中华民国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要务。美国的援助与保护有益于台湾的发展。台湾的中华民国一直保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席次，至一九七一年为止。联合国的大多数会员国都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北韩入侵南韩而引发韩战（一九五〇——一九五三），美国海军便被派至台湾海峡守卫，以防中共攻打台湾。一九五四年间，美国与中华民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成为美国对中共“围堵”（containment）政策的一部分——稳定台海局势——美援计划持续到一九六八年才截止，此后又有军援。

以日本人消除遥领地主的施政为基础，美国国会于一九四八年成立“中美农村复兴委员会”，支持全面消除佃农的计划。中华民国政府用公债收购了其余地主的土地，创造出只有自耕农的安定农村。

一九五〇年代的促进工业建设中，一九四五年自日本手中接管的企业计划都改为私人经营。起初的目标是要加强轻工业中的消费用品生产，以取代进口。至六〇年代，目标转向出口生产。技术高而价格低的劳工投入了电子消费用品生产，同时也争取美国的与日本的投资。越战一度是经济发展的刺激力。乡村劳动力虽然涌入新兴都市，仍是供不应求。因此，经济计划转向钢铁、石化等资本密集工业，八〇年代又扩大至计算机、汽车、军事硬件方面。到了一九八八年，台湾的国民生产毛额约为九百五十亿美元，外汇存底数字庞大，国民平均所得为四千八百美元左右，是中国大陆的十倍。缔造这些成绩的当儿，中华民国在一九七一年被迫退出了联合国，华盛顿于一九七九年承认了北京政权。美国的对台关系也就和日本对台关系一样，在外交以外的范畴接续下去。

台湾的经济繁荣使政治改革成为难免的下一步发展。国民党独裁的政府仍然宣称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只是治理范围暂时限于台湾一省和福建省的沿海岛屿。蒋介石与他自南京迁来台北的中央政府，地位在台中的台湾省政府之上。台湾人对于占领台湾的两百万“大陆人”的仇恨，很慢地渐渐消退。台湾人也终于成为国民党与军队里的大多数。无党无派的从政者开始当选重要县市的首长。原来被禁止的小政党，终于准许参加竞选。蒋介石于一九七五年逝世后，党政元首由他的儿子蒋经国继任。蒋经国于一九八八年逝世之前，先后解除了戒严法（已实施四十四年）、开放到中国大陆旅游、使国内政治自由化。他的继任是一位受过日本及美国教育的台湾人。台湾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多元化。

由于台湾和大陆的大小太悬殊，做比较是欠缺说服力的。中共的任何一省若有了台湾的有利条件——如美日密集投资及其它外资、高卫生水平、高公共教育水平与技术水准，以及运输、银行、通讯等现代基本设施，都可以有同样的好成果（广东省即是最有希望的候选者）。只有一项地理事实是例外的；台湾是一座岛屿，受过英、日、美各国海军的妥善保护。自一九四七年起，台湾就未受过外人侵略，也不必负担为供给他省需求而课的重税。蒋介石长期主政，重的是开发，不是革命。相对的，我们随后将论及，大陆受到不计任何代价的中央控制，同时又遭到主张行动而要求严苛的意识型态挑起群众运动的翻腾。分布在辽阔次大陆上的从五亿至十二亿的人口，也是比不甚大的岛上二、三千万人口沉重得多的统治担子。想要拿台湾和大陆做比较的人应该记住；做不出什么意义重大的比较，因为事实上的差异太多了。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等哈佛人有眼无珠，企图掩盖一个事实——“国共内战”其实是“共产国际入侵中国”。哈佛大学为何掩盖这一事实？因为“美帝国主义”参与了这一入侵活动——正如英法美苏的绥靖政策助长纳粹的侵略。当然，更为深厚的中国历史脉络就不要期待这群“洋人”还能懂得了——那就是我对“现代南北朝的发现”。可惜费正清没有机会追求进步了，希望他的学生还有机会学习学习谢选骏的“光芒亿丈的光辉思想”——如果说，毛泽东思想也可以被人称为“光芒万丈”的话。真的，万丈太少了，还没到卡门线的三分之一。亿丈呢？不过刚到月亮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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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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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看——这是与中国人民不同的观点，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七年末这开头的八年，是人民共和国重建、成长、革新的创造期。这个有希望的开端后面，有两个大灾祸大动乱时期：第一个是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的“大跃进”，在这之后有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的经济重建期；第二个即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的时期。这四个连续的时期中，第一  、第三两期是出色的共党组织者与行政人才领导的，第二、第四两期却是毛泽东主控的。

我们将从共党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三年巩固政治控制开始，然后谈到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进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农业与苏联式工业化的经济转变。自一九五八年起，从事农业工作的民众被组成将维持二十年之久的生产系统，至毛泽东于一九七六年死后为止。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狂暴太过火，招致中国社会各重要层面的反感，以致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这十年被贬为“迷失的十年”。

七〇年代间，各大学逐渐复课，一九七八年底邓小平终于掌控全权后，开始了以“四个现代化”为口号的联合发展时代。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的十年改革高潮期中，时常出现意见分歧、激烈争辩，甚或有管制导引经济成长的政策徒劳一场的情形。事实终将揭示，中央政府和党携手合作也控制不了中国人民的物质进步。政府的工具手段办理抑制镇压没有问题，在现代世界中担任领导却不敷用了。中国的未来命运，端看政治组织者用人的能力如何，是否能善用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这包括有专长的科学人才，以及对于迫切社会文化问题有创意响应的作家和艺术家。因此，政治制度是问题的重心。“民主”成为与共党专政的“四个坚持”相对立的口号。控制的经济未能充分满足人民需求，导致试行部分市场经济的策略，其结果有好有坏。

经过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的十年改革，中国共产党发现，一九八九年再要走回头路已经无益。到了一九九一年，各省的发展迅速推进，而且对中央的指令只做表面应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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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确立政府与乡村控制】】

建立新国家，一九四九——一九五三

在位的统治者与官僚们控制人民，乃是中国朝廷政府维系和平、秩序、繁荣、权威的惯用原则。中国共产党当政以后，为达到有效的控制而用的方法是灌输意识型态，以及利用人民的恐惧与希望交织的心理为自续不断的动机。杀戮的手段只需用到足够维持恐怖的阴影常在即可。

满洲人于一六四四年入主中国以前，先在满洲南部建立王国，又拢络中国的官吏。共党也是如此，打内战的期间就先在华北和东北成立了政府。在理论上策略上都是毫无异议的领导人毛泽东之下，共党领导阶层携手合作，在政治局里进行政策辩论，使中央指令合乎地方实施条件。高级将领如

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陈毅等人，都曾和毛泽东及周恩来共事多年。刘少奇、邓小平等建党人，都是延安时代的元老。整个领导阶层是一个经历过试炼而关系密切的团体。

首先，解放军进驻华南西南新近解放的地区。全国划分为六个军事行政区，先由军事委员会治理，至一九五四年才改制。共党普遍认为需要三年时间重建经济动员人民，然后才能够开始社会转型。

第一个决策是，让大部分国民党时代的地方官留任原职。这些保住职位和薪水的人员总共约有二百万人之多，而共产党可以派来接收这些职位的干部顶多不过七十五万人。

第二个决策是遏止通货膨涨，运用的办法包括：（1）接管所有银行业务，控制所有借贷；（2）每项重要货物都建立全国性的交易协会，控制了货物；（3）按消费品市场指数水平发薪资，不再以钞票计薪资，而是用米、面、油、布等基本用品计算，以使民众安心。个人薪资不受通货膨涨影响，从而稳定了商业，物流和通货都均衡下来，通货膨涨降至每年百分之十五。这的确让靠薪水过活的人有了活路。

重建铁路线与恢复轮船航运都不算是多大难题，但是中共在执政才一年的时候就全力投入韩战，当时看来是很冒险的赌博。一九五〇年十月间，中国的“义勇军”以奇袭击败了往中韩疆界鸭绿江挺进的美军。中共派入韩战战场的部队总数超过二百三十万，其中包括中共三分之二的野战集团军、炮兵部队、空军，以及全部的坦克。到一九五三年七月停战的时候，美军的火力已经造成中共部队重大伤亡。苏联虽提供了一些支持，但这一场战争严重耗损了中国的资源。可是若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战有益于社会的重新组织。“抗美援朝”的运动形成一种战时的约束力，其效用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是一样的，可以把全国上下迅速严厉地组织起来。

一九四九年以后，都市百姓最初的心境是兴高采烈的，因为人人都对共产党充满信心。战胜的共军是一群乡下青年，有极严格的纪律、有礼貌、肯帮忙，与以前奸掳烧杀的军阀部队，与国府军都截然相反。共党的政府是真心要扫除污垢，不只是扫净阴沟街道，还要清除乞丐、娼妓、瘪三无赖，要把这些人集合起来改头换面。共党的新中国将是可使人引以为荣的中国，是能遏止通货膨涨、废除外国特权、消灭鸦片烟和贪污的中国。能够唤起国人成为合群的行动者，积极参与公共建设、推广识字、控制疾病、对地位低下的阶层友善、研究新民主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一切都为理想主义而有野心的青年打开新的大门。要到后来，他们才明白，这一片“乐土”是建筑在有系统的控制与操纵的基础之上的。共党组织将逐步穿透社会、制定言行的模范代表、指定思想方式、抑止个人行为偏差。

妇女同样也从男性与家庭的压制下解放出来，至少理论上是如此。新的婚姻法使妻子与丈夫地位平等，而且可以离婚了。听来像是妇女的好日子来了。也是要等到后来，才可以看出来，妇女解放使女性能从事有薪水的全职工作，但只限于待遇不好的职务。同时却仍要管理家务，没办法节育，而且时常受到男性虐待。因为没有电冰箱，妇女为了购买日用品有永远排不完的队。

早在共党还不能试行大众经济社会生活转型之前，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组成能够担负执行改革重任的行政系统。由于共党干部渗透行政系统之际，商人和国民党留下的官员都稳坐原位不动，现在最紧要的就是先拔掉政府机关里的杂草，使组织一体化。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就是以政府、企业界、党内的官员为靶子。同时期的”五反运动“，则是以原先未受打搅的资本家阶级为攻击目标。利用行贿、逃税、盗用国有资产、在劳工待遇或原料方面作弊诈欺、偷窃政府经济情报等罪名，可以使每个雇主老板挨告受审。此一运动的目标是

要夺取工厂控制权，榨取资本家的资本。许多雇主在恐怖的气氛中遭受清算，有一些成了政府雇员。

这些运动之发生，应归功于两个因素。第一个是新的统一战线，即是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虽然只是顾问性质，却是一个包括共党与非共党领导人士的重要舆论工具。政协会于一九四九年通过的“共同纲领”主张实行渐进主义。中共政府成立之初的各部首长以非共党人士占大多数，等到共党有了充裕的可用人才以后，就把这种人才总动员的状态排挤掉了。

另一个功臣则是发挥了群众组织功能的群众运动。工人、青年、妇女、专业团都被纳入不同的组织。每个组织都有全国性的管理机构，一有运动上场，就可联络到组织成员。像清算反革命分子、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渐渐形成可以触及都市里每一个人的系统架构。各种运动不但可以挖出可疑分子、不忠分子而予以打倒，也可以发掘有才干的激进人士而吸收他们入党。一九四七年的共党党员人数为二百七十万，到一九五三年增至六百一十万。

都市与现代经济结构中发生这种渐进而零星的、断续而骇人的联合行动，同时在乡村正进行着土地改革运动。土改的目标是要给所有村民阶级地位、打倒地主、让佃农翻身。这种土改运动已于一九四九年以前在华北与西南的共区普遍实施过了，要把它推行到江南地区却是艰巨的任务。军事绥靖以后，工作队进入农村，组织农民去攻击地主、消灭地主。这个阶段中，富农可能不会成为攻击目标，而且暂时还是被讨好的对象。但富农的地位往上拉和地主近似，往下拉又与贫农差别不大。土改的公开审判、群众控诉、处死，造成恐怖气氛。各方估计的数字不同，但显然有上百万的人因此丧命。

一九五四年的下一个步骤是制定国家宪法，以此取代临时的共同纲领，也使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出入意料地迅速结束了。这个宪法基本上是以斯大林于一九三六年制定的苏联宪法为蓝本。结果是强化了政务院与其下五十余个部会的权力，政务院成为党的部门，由身兼两边职务的人来负责协调。如周恩来，兼任总理与政治局委员二职——是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第三号人物。不同于苏联宪法的是设有国家主席一职，由毛泽东担任。这个职位与古时皇帝的地位相呼应，而已经启动了的毛泽东崇拜，也是为了配合中国人追求单一权威代表的心理需要。

与苏联相对的是，军事与公安力量都在党的控制之下。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管辖，军委会由毛泽东领导。公安事务由公安部负责，由党控制。换句话说，秘密警察系统不像斯大林时代那样成为一个单独行动的政府阶层，也不是俨然一个独立王国，随便可以威吓人民和政府其它部门。此外，军方也不像蒋介石主持的军事委员会那样自成一个系统，和党、政系统一样有所属部会。

然而，军方基于本质上的不同还是另成一个体系。虽然许多军人也是党员，担任高级军职的政委也大有人在，军方渐渐趋于专业化以后，党政影响力也递减。在军委会之下的军方系统有自己的人事职等，军委会并不受党中央委员会的仔细监督，军委会的政治部也不受中委会宣传部的严密监督。军委会控制好几个机械建设部，有自己的通讯运输系统、机场、港口、工厂、研究机构，而且军方预算不经国务院审核。

于是中国就这样——和蒋介石时期一样，党、政、军由一人总领维系统一局面。安德鲁鲁·纳森（Andrew Nathan）指出，能够直接向毛泽东的地位挑战的人，只有地位仅次于毛的军委会主脑（彭德怀与林彪）。不过，一九五四年间的大权仍握于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手。

依照垂直统治的原则，中央各部控制下级政府中的从属机构。水平的协调则由各级政府自理，假使能协调成功的话。另外也按苏联模式，设置省级以及省以下各级的一系列人民代表大会。每一级大会的代表，都是由其上一级的大会提出单一候选人名单而选出来的。故代表们是对上级负责的，不甚需要对下级负责。各级大会的最上层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会议，以听取报告、决定政策。非中共党员的代表虽占一大部分，但除了参加讨论之外并无权力。各级政府的主控权都在党委会。

农业集体化

中共巩固了政府体制之后，下一项作为即是农业集体化。一九三〇年代的苏联，曾以城市干部下乡去攻击并消灭富农，富农以杀死牲口煽动反抗为反击手段，大多不肯屈服。因此，苏联的集体化行动酿成重大破坏。中国的情形却不同，中共最初就是一个农村组织，与乡村息息相关，因此很知道该用什么渐进步骤去达成最终的目标。

第一阶段是使农民组成互助队，第二阶段是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人将土地与设备集中于合作社内，同时也可从合作社得回按比例应得的一分。这个第二步骤不会引起富农反抗，因为富农并未受害，一开始反而得蒙其利。这次土地改革只将百分之二点六地主富户的土地易主，大多数人（自耕地主）仍在原位未动。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佃农和无地产的长工，反而使土地私有的情形有增无减。到了五〇年代初，土地仍可以私下买卖，因此富农阶级持续存在。共党战胜刚执政的时期可说是一段蜜月期，当时的贸易、副业生产、教育、小型农村互助队、合作社都在成长进步，一切都看好。农民都不愿意放弃私有的土地，那怕只是极小的一片。

然而，第三阶段的合作化很快就来到，从下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往上级推动。这是真正的集体化，农民一律领工资，不论各个人贡献的财产、农具、牲口、土地是多是少。毛泽东主张进入这一阶段的冒进行动，在共党内部引起许多人辩论反对。其实，第二阶段土改把地主土地重行分配时，有些村民已经在恐怖气氛中采取激暴的集体行动，党也相中了农村激进分子而予以吸收，这些条件都是足以带起第三阶段集体化运动的势头。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六年间，高级合作社纷纷成立，速度快得出人预料，名义上是超额完成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通常是农村组织的一个部分，或就是农村的全部。从一九五八年起至一九七八年，这些合作社改称“生产队”。它们算是三层组织的最底层；往上是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之上是公社（一九五八年起）。中共的这种农村组织法是国民党的政府想也不曾想过的。

家庭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与后来的生产队的一员，政府透人民间的力量因而及于每一个家庭。这样完整的农村组织，是中国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从此，农民既无田产也不租田，自己的劳力与劳力的产品也都由不得自己支配。农民发现自己被归入某一阶层，必须参加劳动、会议，以及其它集体行动，才能谋得生计。若要活下去，就得趋炎附势、说谎、出卖他人、弃绝旧希望、枉顾孝义，以及配合一个警察国家惯有的其它行事。

官方发布的集体化成功报告背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由爱德华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保罗·皮考维兹（PauI G.Pickowicz）、马克·塞尔顿（Mark Seldon）、凯·安琼森（Kay Ann Johnson）带领的一组人，在北京以南一百九十公里的武功村调查研究十年之久，终于获得当

地主要活动者的信任与数据提供。他们做成的记录是一篇漫长而愈来愈艰苦的辛酸史，内容描述农民苦苦挣扎抵抗一种由党控制的新式农奴制度。

集体化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农民社会里兴起一个新的掌权阶级。这个新的农民领导阶级分子都有共党干部身分，都是有野心、有活力的年轻人，在新的权力结构中找到可以往上爬的机会，因此都是自选自任的。这些人没有美式经验的民主平等主义或多元机会可言，他们精通的是中国旧式作风的发展“关系”、逢迎讨好上级、压迫剥削下级。这些干部新贵的一切行动都有高度政治性，本能地追求地位、权力，以及能使他们有别于一般大众而稳居地方新贵的其它先决条件。他们满嘴讲的是意识型态，对权大势大的人唯命是从，把搜刮公家资财视为自己职位上的正规收入。这些人无所谓儒家的体恤人民之心，也没有顾及国家需要与大众利益的见识。

集体化名义上的成功，被颂扬为乡村经济福利向前踏出的一大步。事实上，这是政府力量终于伸入农家的一步，是为了便于控制而将农民生活政治化的一步。

集体化农业之实践

一九五八至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年里，中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被扣在与新政府的脐带式关系之中。据艾珍（Jean C.Oi.1989）说，共党革命虽然重组了权力结构，“却未改变农民政治的根本议题：收成应当如何分配。”这个争议点成为农民与政府关系中始终不变的焦点。共党怎样取得粮食，以便喂饱渐增的都市人口并且供应工业扩张的资金，乃是毛泽东时代的老故事。

农业集体化的巅峰是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公社组织。“并社”行动规模之大，远超乎局外人所能想象，这也显示了中国特有的能力。一九五八年完成集体化结构之后，每一名农人头上都有六层管理机制，从上到下包括省、专区、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中国的两千个县之下，共有七万个公社，每个公社大小和昔时的市场村镇区差不多。七万个公社之下有七十五万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约等于一个村子，有大约二百二十户，人数约为一千。生产大队之下共有五百万个生产小队，每小队有三十三户，人数约一百四十五人。

在这整个结构中，政府建立了谷类公卖制，将供应全国主食的谷类收集后再分配。政府管制谷价，并指定农人应栽种那些谷类，该生产多少。从历史的观点看，此乃是治国权术的最高表现，把中国古代利用地方官吏管理操纵百姓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

村民领取应配给的粮谷时，必须出示户口登记证件。证件上载明领粮者的居住所在，如果本地人到了外地，就无法在外地领到粮食。自由买卖粮谷的市场关闭以后，农民一般都不能旅行走动了，只能固守在原居地，为了取得粮食不得不依附在自己工作的生产小队上。矛盾的是，革命政府把农民从地主剥削等压制中解放出来，奠定了政府的合法性，随即却把农民封在从来没受过的箝制之下。政府变成了终极地主，这种地位若要维持合法性，必须有非比等闲的权术运用。

面对这个挑战，政府玩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两阶段把戏。首先，把政府的农业税压在最低额。起初的税额约占收成的百分之十，随后渐渐降到大约为百分之四点五。没有人能说农民被课了重税。第二步是定下一个标准，收成量超过这个标准就算“剩余”。政府要每个生产小队把“剩余”的谷粮（主要为稻米或小麦）贡献出来，即是按政府的固定低价格卖给政府。同时鼓励农民，“看谁贡献给毛主席的最多”。农民若是头脑够简单——仅极少数是如此，就会自认不是农奴而是施惠者了。

收成的分配很明确。首先要缴税，这是政府的一分，非给不可。其次是“三项保留储备”，即是明年下田的种子、牲口饲料，以及农民自己的一分——粮食配给。配给的粮食由粮谷的集体主人——生产小队——来发放。农民领到的配给除了每人基本需要的之外，还有按工作表现发的工分谷（通常是发现金）。每人配种与工分配给通常为七与三之比。工分可以激励人多工作。每人分配到粮食总额，定在足以维持生存的标准。但是，艾珍以及其它人的研究指出，中国定义的维持生存标准所需要的粮谷，却比救灾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少很多。国际标准的“自足”之量设在每人每天一千七百至一千九百卡路里，每天有一千九百至二千一百卡路里就算是“剩余”了。中国的数字则不然，“国际标准认为低于维持生存所需之量，在中国却已高于剩余了。”

政府既已公布“剩余”收成量，就准备向生产者收购一部分余粮。政府藉收购取得的总额多少，由生产小队上面六层官僚的较高层者来规定。每一层上级都可配到指定可得的分量，这包括了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干部们，他们即是监督生产小队缴粮谷的人。

这种残忍的缴粮程序中，关键人物是生产小队的队长。小队长是农村本地人，通常具有党员身分，被派担任此职，任期有几年。小队长有指挥小队的权威，而且要和其它小队比赛，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促使自己的小队增加生产，并且把部分的“剩余”按政府定的比市价低的价钱卖给政府。因此，小队长也就成了整个征粮制度中的最主要掮客，在下级队员和上级大队干部之间斡旋。这种职务是农村政治学和乡村人际关系的一个主要重点，也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可想而知，小队长和低于或高于自己地位水平的人相处，都是一种主从式的往来关系。他的个人背景“关系”在这种处境里必能发挥作用，贪污行为难免由此而生，而且蔚为风气。

农人和收税者之间的战争，无疑是在男人与女人的战争以前发生的，其微妙性、精密性也决不输给后者。小队长的位置是腹背受敌的，前面有上级，后面是小队队员。他可以让全队合作，以反抗政府的征粮目标。手法包括做假帐或索性做内外两本帐、以多报少、虚报开销、趁夜间偷偷把粮谷运走，不收集散落田里的谷子以压低收成量（再以这些散谷喂牲口），不让大队干部知道有新的田开耕等等，举不胜举。对于大队干部，除了消极的蒙骗之外，还要搭配以积极的感情培养，藉邀宴、送礼、奉上小惠结下人情债。然而，生产小队智胜大队干部的故事不过和囚犯越狱成功的传奇一样，带着可怜的味道。干部对农人系统化的剥削乃是常态，例外者非常稀罕。

小队长也有一套可以促使队员增产的办法，但是要长期保持激励的效用不衰却很难。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后，真相才昭然于世——政府为榨取粮谷而限制农民行动自由的策略效果并不好。一九七八年以后，农人从自己的劳动获取利润的机会增加了，生产量也就大大超出了以往。但是这个日子末到来以前，农民一直处在党与政府的压制之下。

开始工业化

共党于一九四九年战胜，刺激乡村人口往城市回流。都市人口从一九四九年的五千七百万迅速上升至一九五七年的一亿。到了一九六〇年，都市人门已高达一亿三千一百万。不断从乡村迁入城市的人口，使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这种情形要等到农村与产业性工作人口能纳入机构管制以后，才有所改善。产业劳工——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民国时代是很不容易追踪的。因为无技术工人都是劳工承揽人到乡下去找来的，而这些承揽人和工厂经理是一气的，反对工人组织工会。一九四九年的制造业劳动力，有五分之三仍是未受雇于他人的工匠。到了一九五七年，这些人大都纳入了城市的手工艺合作社；此时的劳动力已是原来的两倍，一半以上的人是工厂的员工了。

斯大林模式的工业化强调先牺牲农业以发展重工业，这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因为乡村在中国整体经济中占着很大的优势。即便如此，早期的工业目标都达成了，将工业社会主义化的工作方向中已经出现了“大跃进”的心态。

国府时代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先前就控制了全国工业投资的三分之二，这是有益于进行国家垄断工业的。一九四九年战争结束时，国家资源委员会的高级主管和其下的二十万名职员都留在大陆没有撤离。这些入主张按照苏联路线建立国家控制的经济体系，反对美国人偏好的公私混合发展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改进原本是由资委会领导的，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开始阻挠资委会的行动，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资委会终于完全停摆了。

共党并没有以几年的时间渐进为资本家与政府配合经营的工业，反而按照党在农业管理上已经确立的集体化来办理。很快的，集体化运动在名义上接管了工业经营，虽然实际上资本家仍旧持续运作。至于共党干部们，一律是对农业所知比工业多得多。爱国心和私下的野心教他们把工业计划目标定得太高，又虚报成果，根本不求健全逐步的发展。因此，政府和党干部在工业上的积极行动作风都变得不切实际了。

通货膨涨控制住以后，课税基础扩大，政府岁入从一九五〇年的六十五亿元增加为一九五一年的一百三十三亿元。持续不断的赤字，藉发行债券余销了百分之四十。债券不是以通货为单元，而是以货品等值为单位，也可能是银行存款。国民政府时代的岁入约为国内生产毛额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共党政府一九五二年的岁入却占了将近百分之二十四，一九五七年增至大约百分之三十。

政府利用差别待遇的税则和信贷政策，将私人资本的工业并入国营。结果，使一九四九年占一半以上的民资工业降至五分之一以下。但是地方上的手工业大致仍属私营。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被认为是大为成功的。国家收入的平均年成长率为百分八点九。农业产量据说有大约百分之三点八的扩大，而同期人口成长约为百分之二点四。其它开发中国家的经济成长平均约为百分之二点五。印度在五〇年代的成长率还低于百分之二。中共的纸上统计数字是非常可观的。按统计，小学生的入学率从百分之二十五跃增到百分之五十。据说，都市工资普遍增加了几乎三分之一，农民收入则增加了五分之一。

工业投资方面，中共的记录与苏联于一九二八年展开的强制工业化颇为相似。不过，一九五〇年中国的国民平均收入，只有一九二八年苏联国民平均收入的一半至四分之一。中共未能看清，苏联的人口与资源比例优于中国很多，而且革命以前就有很大程度的工业化，便采取了苏联模式的快速工业化——偏袒重工业而牺牲农业。中共的工业投资总额，有大约一半给了苏联支持的一百五十六个工业计划，都是大规模且资本密集的。这一百五十六处苏联工厂，几乎全是重工业，都设在武汉、包头之类的内地大城市，以避免对上海、天津等沿海都市有所倚赖。

倚赖苏联援助，却要支付很高的代价。中共第一次五年计划投资约二百五十亿元，苏联以每年六千万元的额度支持，但这些钱是借贷，不是赠予，必须全数偿还。苏联派来的专家有一万名左右，中国派到苏联受训练的有二万八千人。但是苏联的全部贡献只占中国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四左右。当然，苏联科技比中国的先进，整体看来苏联的友好关系也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这诸多因素让一九五六年的“第二次五年计划”的策划人得到十分明智的结论，大家都认为，重工业的确该受重视，但是必须农村进步，才能长保城市进步。策划人士又觉得，大规模工厂在内地不如较小规模的工厂效率高。小型的地方工厂尽管科技较不进步，原料和人力却可就地取材，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又可以带动乡村的工业化。此外，策划人士也想减少对苏联支持的依赖。最后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农业集体化并没有造成谷类与其它农产品的产量显着增加。政府官僚系统愈扩愈大，似乎已经到了妨碍经济成长的地步，主张减少中央控制的呼声相当强。然而，一九五六年讨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尚未进行到公开宣示的程度，就被一九五八年夏的“大跃进”压倒了。

教育与知识分子

如果知识分子还在扮演指责告诫当政者的儒生，学生还在学校里念古典的、自由开放教材，革命怎能搞得成功呢？．毛泽东没受过很多开明自由派的教育，不过他很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即是：支持政府的知识分子，以及能够触及而且重塑农民大众的教育形式。由于这是他后来吃了败仗的一个领域，我们讨论之前先回顾一下中国的教育经验。

帝制时代，有学问的人几乎全都是要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所以有学问的人一般都是崇尚古典而保守的人。中国文学的大部分成就，是在这个认可社会秩序与中央控制权威的架构之内产生的。在欧洲因为许可宗教寺院庇护权、不同信仰宗派对立、政教分治等情形存在而酿成的多样化，在中国是没有的。学术活动大都留在官方管道之内，像朱熹、王阳明这样的哲学门派创始人，都做过官。

近代中国有两项事实源自这种传统。第一，十九世纪的中国读书人并不轻易就接纳外国观念，改革的进行相当缓慢。其次，旧秩序真正瓦解以后，民族主义弥漫，知识分子不分改革派或反动派，大多一心想要“救中国”，心理上仍以国家政府为取向。

这种取向有其矛盾性。因为从政书生的角色本来就是双重的，一则要执行朝廷的行政，一则要向主政者建言，必要时还得站出来批评朝政。读书人知道是非而且有义务进谏告诫，这种观念已经牢牢嵌入“知行合一”的学说之内了。也就是说，学问应该在行为中体现，而行为应该影响知识。一九一二年“新文化运动”的读书人曾经力主划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实在是革命性的作为。但是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华以后，这些读书人都成为官方的顾问或行政主管了。专门批评中国腐化现象的鲁迅，曾经有组成“左翼作家联盟”的实际行动。他鼓励批评与出版，也是以改善社会秩序与国家行政为取向，毫无退出政治的意思。

共党一旦于一九四九年掌权，思想谨慎的必要性就大大增加了。理论上，从革命战争过渡到运作新政府之际，必须把尚武的行为转变成以说服的方式达到革命目标，不再诉诸暴力。进入二十世纪的后半期以后，建立一个现代化政府除了必需工程的经济的知识资源，就连社会科学、历史、文学各方面的人才也是缺一不可。后工业文明的成熟社会里，这些新知识已受到高度重视了。但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却认为，中国最当务之急是重建统一国家的强固中央权势，并且按照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改造价值观与社会结构。为了这个目的，共党必须先控制好中国人民的思想与行为。共产党的悲剧在于几乎走不出抓牢控制力这第一步基本要务。

五〇年代初，教育界的教授们有上百人遭受了思想改造。每个人都必须招供过去对资本帝国主义的顺从，表白自己因背叛中国人民的深重罪恶，以及感谢毛主席指导他洗心革面。知名人士的儿女都得公开指谪父亲为反动分子。每一篇招供到了可以过关而告示大众的时候，多是利用出入意表的推理方式说明被旧秩序恶行腐蚀了的被告为什么已经不堪为青年表率。教授们经过这一番羞辱折磨，其公众形象也就毁得一干二净。

五〇年代的知识分子只是思想改造的目标物之一。等思想改造扩大成全国性的运动以后，改以某些理论上的恶行劣迹为攻击目标，再找出一些有此类恶行的人按照固定步骤加以改造。每次运动都是全国一致展开，由地方上的激进分子带头做起来。这些人通常都受上级指示，要揪出一定数额的改造目标。思想改造的斗争大会都是群众规模的，动辄上千人，以便有效发挥杀鸡儆猴的作用。

教育改革的下一步是，制造忠于党路线的学生。由于知识分于从事教职者非常多，整个教育体系变成了一个要彻底翻新重建的领域。中国近代教育政策的三个明显有别的时期中，第一个时期是旧式经典教育期。这个延续到一九〇五年为止的时期，教育了类似英国牛津、剑桥毕业生的通才，造就了见识开阔的行政人才，而非技术专才。第二时期至一九四〇年代为止，造就成功受西方文艺与科学熏陶的新式士人阶级，一般民众只在初步教育的阶段。第三时期从一九四九年开始，也是毛泽东希望能以一般民众为教育政策重心的时期。推广初级学校教育与简易公卫措施，是中共的两项重要成就．按毛泽东的希望，可以利用苏联体系，从小学就开始培养意识型态正确的技术专家。但是，实际的教育制度面前有两条路要走，一是让一般大众受新式教育学专门技术；另一个是培养一个见解开阔的菁英阶级，以取代旧式的从政儒生。然而，以中共的有限资源，哪能同时把两个目标都达成呢？

一九四九年起，中共便开始积极模仿苏联的教育模式。这个模式强调的是，以专才教育培养实用科门的科学人才，其中又以自然科学为首要。因此，中共取消了教会学校和国立大学必备的文艺院系，另外办了二十所工艺学院和二十六所新的工科大学。大约二百所高级教育机构中，只有十三所

是文理学院兼备的综合大学。中共当政初期的这种教育调整，结果是使大多数的毕生转入技术科门，也使以往调教有政治理念而无甚实用技能的科系——尤其是政治系和经济系——人数锐减。换句话说，教育方针的转向主要是把制造适任政府高官的通才教育，改成了制造技术专才的实用教育；共党自有选任高级官员的管道。这样的转向，意在切断文科教育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联。

仿效苏联也包括管制教学计划、教材、教科书。因此，一切专才教育制度都是按中央指示办理。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个苏联式的“高等教育部”成立了。在庞大的翻译计划下，苏俄的各种专业教科书都有了中文版，俄文中译的书占了出版书籍的三分之一以上。原来以英语为第一外语的教学，也改采俄语。评分数与口试的方式全按苏联通行的模式。遗传学这一门，更是对苏联冒牌学者李森科（P.Lysenko）的非科学性观念唯唯诺诺，徒然白忙了一场。

国民政府时期和共党“边区”留下的旧系统，与苏联模式合组的教育制度，尚有许多仍未解决的问题。例如，在西方国家受过高深教育归国的人，现在虽然都是教授，却得为了适应共党统治而重新受训调整。虽然教授们都是五〇年代思想改造的头号目标，事实上，任教职的人大体上都没有采纳共党的方式和观点。教员们的民主社会主义成分多些，极权共产主义的成分较少。

教员即便受过思想改造，而且有心接受新的革命思想，却遭到了教育标准的难题。共党希望加紧制造工农阶级的知识分子，教授们却发现，最优秀的学生还是有教育背景家庭的于弟，只受过两、三年教育的工农阶级根本达不到上大学的水平。政府虽然鼓励乡村民办学校，但是要让这种学校衔接上新式高等教育的水平却不可能。由于民众教育是由未受过多少教育的党员指导办理，想要达到大学水平的希望渺茫。

重要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数量一直有限。一九四九年以前，人口有四亿的中国每年只有十八万五千名大学毕业生。以后，人口迅速增加，受过高等教育者占的比例并没有扩大，大学毕业的人仍然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一。人才这么少，如何能建立现代化的国家？五〇年代渐渐过去，每村皆设民办学校的目标不得不放弃了。中学毕业而等着进大专院校的人不宜太多，万一造成一批职业不符其志向的知识分子阶层，反而无益。

简而言之，中国人还没摆脱劳力的大众与劳心的有权阶级二分法的观念，中学毕业生认为不挤入白领阶级乃是丢脸的事。一九五六年间，大学生之中工农出身者只占三分之一。教育的革命虽然已经展开，距离完成或成功却还远得很。除了教育之外，还有苏联的不当经济开发模式，一同为下一个争取知识分子支持的革命阶段作好准备。

毛泽东先说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革命不可或缺的前提，“我们没有他们不成。”他在一九五六年初的立场是，农民和工人渐渐合并为一个阶级，工农都成了党员，同样的过程也适用于知识分子。工人、农人、读书人都付出劳力，所以都是同一个无产阶级的分子。阶级斗争要停息了。这是邓小平的看法，此时的邓是毛的忠心追随者，也是共党的总书记。有证据显示，一九五六年初的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当然是专精人士，但想法是够“红”的。

此时的共党领导人在于知识分子对党的价值方面，有两派分歧的看法。一部分人觉得共党藉统一战线的策略已经加大了影响力，建立了与非党员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立足点，这些知识分子曾与党合作，有的后来人了党。知识分子人数虽少，对于共党以文艺影响民众以及各种行政技术建设方面，都有很大功劳。共党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认为，应该继续努力把非党员的知识分子人才拉过来与党合作，党也该配合他们的需求。可是，像刘少奇、北京市长彭真之类的强硬路线组织者，却执意要不计任何代价促成党的统一与唯一正统地位。

这个议题在一九五六至五七年的“百花运动”被提了出来。所谓“百花”，是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一九五六年五月起，党敦促知识分子就改善其工作环境条件（如有更多外国书刊可读、多一点余暇、扩大活动范围）发表意见，并且放胆批评态度盛气凌人的党干部。毛泽东估量，总共不超过五百万的知识分子——中学毕业以上程度者，有低于百分之三的人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有敌意。因此，“百花”对党的官僚作风的批评，应该是有建设性的，是代表人民中“无敌对意识的矛盾”，在完全效忠党体系的前提下是有商榷余地的。

中国知识分子很清楚，伸出脖子是会挨一刀的。所以第一年中什么话都没说。到了一九五七年五月，他们开始批评共党政府了，而且态度愈来愈凶，其基本前提、办事作风、教条全都成了箭靶。五星期之内，“百花齐放”就被勒令停止了。

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七——一九五八

“百花齐放”一旦显露了知识分子对共党政府不再抱有幻想的态度，毛泽东便以一九五七年六月开始的反右派运动来惩治顽强的知识分子。这时候也在进行党员整肃行动，因为有太多共党官僚已经变得疏懒而追逐私利。有的党员甚至和不可靠的知识分子往来，知识分子心理却没有变“红”的意思。因此，这两种不听话的人可以摆在一起斗争。

中国历代的皇帝偶尔也会开放言路，但是听到的话往往比他们预期的多。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听到批评言论之后，既惊且怒。不过他们随即反攻，把知识分子和一些党员当作反右斗争的目标。这一回，有大约三十万至七十万的技术专业人员被革了职，并且被扣上难以翻身的“右派”大帽子，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其后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如被砍了脑袋，原已不足的可用人才动不起来了。身为共党总书记的邓小平是右派斗争运动的积极角色。

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有两类人在中共政府里稳居领导人地位。第一类是非共产党员的民主自由派爱国者，其中有些人是留在大陆未撤走的，有的还是从外国回来服务祖国者。第二类是一九四九年以前被共党派到大后方工作的“外派干部”。成立新政府所需的经验、世界观、才智，这两类人具备的较多。以自由派人士身分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外派干部会怀有自由派情操，乃是意料中事。他们理想中的革命运动是要解放人民，不是要控制人民。抱这种理想的人，一定会在革命成功之后吃苦头。我们看一看这两类人竟然有数以万计者成为右派斗争的目标，就可明白革命运动已经在吞噬革命斗士了。

一九五七年间，城市和乡村都出现新的掌权群众。这些由工人农人组成的团体，教育程度低，对外在世界一无所知，而且患有恐外症和仇恨知识分子症。试图了解斗争运动详情的人，不妨把它看成新的夺权势力——爱德华·弗里德曼称他们是“基本教义派”（fundamentalists）——与思想新派的统治菁英残余分子之争，而前者决心要把后者消灭根除，即便后者的专精技术对新政权有一定的贡献。共党内的这一股新的掌权群众藐视学识，对于中国求现代化的问题近乎茫然，遇上可以大干一场的机会，却能够施出残酷狂热的破坏手段。

共党容许这种人占上风，可见其领导人对于现代世界无知到了什么程度。建设国家发展经济都是必需高等教育人才的，共党却把中国知识阶层的这么一大部分牺牲掉，跑去站在“基本教义派”那边，这不但愚蠢，而且贻害无穷。从结构上看，一向存在的权势与学识问的均势被破坏了。如十七世纪的清圣祖康熙皇帝的文武并重，就是明白文武均势个中道理的实例。我们可以说，毛泽东一行如果善加利用有学问、有技术的知识分子为辅，那些接二连三犯下的大错也就不致发生了。一九五七年乃是中国“迷失的二十年”的第一年，因为从这一年起，爱国的人才都变得无用，白白搁着不能为国家发展效力。后来的人用“迷失的十年”指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其实这十年只是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历史之延续。

“百花齐放”既已表明知识分子的忠诚有问题，毛泽东想到了下一步，要调教无产阶级好出身的人成为忠心为党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如果才能和阶级出身有了矛盾，还是阶级出身更重要。毛还警告知识分子，他们只是被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用来教行下一代的，不要妄想抱持与党不一致的思想。

中国的统治者自古以来就期望其追随者表现绝对的忠诚，优先程度要和子女对父母的孝心一样。如果说毛泽东因为对知识分子信任落空而感到失了颜面，根本还未搔到他的动机的表皮。从一九五七年起，毛就一直与知识分于势不两立，鄙夷地指他们只是玩弄文字的人，又有些恐惧地视他们为不听管柬的人。这种态度使他说出许多言过其实的荒诞之语，例如，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人，所有伟大的知识性成就都是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年做出来的，崇拜科技是一种迷信。如此一来，他退回了当初发迹的根源，也就是，中国黎民百姓是智慧的泉源，也是未来的希望。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等人不懂，共产党的“确立政府与乡村控制”，不过是“建立苏联傀儡卫星国与推行俄国式的农奴制”——本质上，这与满清、蒙古、辽金、五胡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区别。这不过是加上了现代技术的移植，所以显得更有效率，用用飞机大炮，队队有广播，人人被洗脑。】

【【第十九章 大跃进（一九五八——一九六〇）】】

背景因素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问，有大约两、三千万人因为中国共产党施行的政策而死于营养不良与饥馑。这是人世最大的浩劫之一。“大跃进”虽然直接归因于毛主席，却也表达了几百万人的热情。大错是怎么铸成的？

我们寻找因素时，先从中国遗产的某些残余开始看。第一，政府当局对于乡村百姓有毫无争议的控制权威。中国社会的阶级二分法——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经理人与生产者，此刻可以在共党领导人手上作空前密集的发挥。他们在延安已经发展成功打动人心的方法，一旦制定了斯大林主义的控制经济体系，就可以真正把农民差遣得团团转了。

中央的所有指令都得靠地方来实行。按中国固有惯例，地方的士气和效忠度都是施政成果的重要决定因素。共党的激进分子现在大致已经承继了帝制时代下层士大夫的地方领导地位，可以重新伸张官僚主义的旧风，也就是以博得上司称许为取向，顾不到服务人民了。士气高昂的时候，地方行政主管可能争先恐后地向上报告实行中央指令的成果有多么好。除了过度乐观的虚报数字之外，他们也会逼迫人民去制造成果。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的农业集体化曾经有比预想超前很多的成绩，后来真相大白，才知道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得太快，根本没有运作的能力。

另一个固有因素是潜在的，即是，中国农民太温顺，惯于遵从权威命令，原因是权威代表维系农民生计的和平与秩序。共党领导人的幻想可以传授给一般百姓，因为五〇年代初的共党和中国人民都觉得，彼此在建设国家的共同目标下是联合一体的。人民都信任毛主席。由于党干部——农民出身的与日俱增——都巴不得赶快实行指令，走向乌托邦与幻想的这扇门就打开了。地方对党中央的忠心，加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制造了集体歇斯底里症，使大跃进时期的人民不眠不休地工作，而且是不按常规工作。

大跃进的冲动，来自共党认清苏联式工业发展不适合中国后的惊惶失措。一九五〇年的中国人口，是二〇年代苏联人口的四倍，中国的生活水平却只赶上苏联的一半。农业全面集体化以后，农产量并没有显著增加。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七年间，乡村人口增加了约百分之九，城市人口成长额是百分之三十，这期间的政府收粮却几乎毫无增加，同时却得开始以农产品偿还苏联贷款。课征农业税来建设工业的苏联策略，已经走到了死胡同。此外，农村人口往都市迁移的速度超过工业化的速度，造成都市失业率增加，而人口稠密的乡村又有就业不足和大材小用的情形。第一个五年计划达到了预期的成果，但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如果依样画葫芦做下去，却会招致祸殃。

经济学家面临这个困境时，对策不是大跃进，而是减缓最高达到百分之四十八的重工业投资，并且把一部分资金转投制造消费品的轻工业。可买的消费品充裕了，农民也就会有较高的生产意愿。按这个办法，中央政府各部要扮演吃重角色，专长技能的分量也要重于狂热干劲。这样做的实效是完成农业改革，事实上，大多数经济开发成功的例子也都是先进行农业改革，然后才是工业化。

但是这种慢法子与毛泽东的思考架构不合。他先让同僚们相信，大规模组织乡村劳动力可以使乡村改头换面，也可以增加农产量，只要能再度发挥当初使共党头子成功的那种革命决心。可以承诺经济上会有好转，但是个人工作的物质奖励却要减少，这方面的不足可以用意识型态上的热情和自我牺牲理念来取代。毛的这个策略，对农民心理作了很夸大的而且很没把握的假定。

整个运动做起来和游击队打仗差不多，而且确实用了不少军事术语。这一回的运动机器瞄准经济改变，要同时发展农业和工业。这是二元战术，亦即毛泽东说的“两条腿走路”。群众动员要好好利用以前从未充分运用的农村劳力：首先，要以密集劳力修建灌溉系统和防洪设备、开垦荒地；其次，利用更多人手栽种、除草、耕作，以提高每一土地单位的产量；第三，利用就地取材的原料和设备来扩充本地小型工业，以生产消费用品与农具。在此同时，新式工业经济体系要生产出口物品，以换取外国的资本货物，或投资厂房建设。

因为经济专家已经和其它知识分子一样，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斗倒了，满腔群众路线热情的人就想象只凭动员群众来发挥生产能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九五七年底就全面下放经济主管人员。许多事业单位下放到县的层级，甚至货币管理也不例外。中央统计局解散了，和经济计划职责一起地方化了。大跃进的那些野心过高的目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中定下的，定目标的人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瞧不起经济学家的、被竞争心激发的、热烈忠于党理念的干部们。

一九五八年的日以继夜劳动发作起来以后，中国的面目都变了。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总动员，努力建新道路、工厂、城市、堤堰、水坝，开湖泊、造林、垦荒。在国外宣传得最响的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发动的“土法炼钢”。据报告，七月底建好的炼钢炉约有三至五万个，八月的数目是十九万，九月底七十万，十月到达一百万；投入炼钢的人有一亿。不幸的是，虽然有不少人解决了冶金学的实际问题，这样大忙一场的成品大半是不能使用的。大跃进把小型工业带入乡间，运用了技术，完成了人力的空前动员，其直接后果却是一团混乱，而且很不经济。

统计局曾于一九五八年宣称，粮食作物和棉花的产量在一年内几乎增加一倍。中央委员会便以此为根据，定下野心勃勃的目标，要在一九五九年再增产百分之五十。共党领导人变成了自己说的大话的俘虏了。

一九五八年晚期，整队整团荷锄携篮的农人排列成军事队伍，敲着鼓扬着旗向田地前进，要对顽强的大自然开战。不错，用在筑堤堰、开沟渠、修水坝、引水能、垦荒等方面的人力确实有了成绩。到了今天，中国乡间仍可见到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间人们辛苦流汗掘成的湖渠。只要在那种以人力劈的石块筑成的半公里长的坑道（筑于新垦田地之下，藉以渗水而防止冲蚀），就可以明白大跃进使用的人力有多么浩大。但是这一切对于改良技术、开发资源、提高产量的设备而言，没有多大帮助。

下放动员的逻辑进而导向人民公社的开创。依此逻辑，医保、教育、大规模生产、便利设施等现代化的一切好处，都该在中央全权通盘计划下平均分配给每个人。这一次的执拗追求理想，却带来罕见的毁灭性后果。

一九五九——一九六〇的大灾难

一九五八年是丰年，一九五九年的天候却不肯帮忙了。向农田进军要打胜革命之战的农人们，往往收割无望空手而退。但是，各省各县已经报上了庞大的增产统计数字，比加倍还要高。结果是，实际产量下降的时候，政府却持续高额征粮，造成了人为的一级大饥荒。

一九五九年初，大跃进曾经撤退过。后来却因为议论大跃进的成果，撤退又止步了。一九五九年七月，共党领导人在避暑胜地庐山举行了关系重大的会议。曾是延安与韩战高级将领与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现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会中试图向毛泽东报告农民的实际苦况。彭自一开始在湖南就与毛共事，跟随毛有三十年了，毛却把他的言语当作是冲自己来的人身攻击，把彭革了职。

拥护大跃进的一派人——以及带头的毛泽东——采取了反扑，不但继续推动大跃进，并且在庐山会议之后针对批评大跃进的人展开另一次反右斗争。一九五九年的第二次大跃进，使原已恶劣的后果雪上加霜。这一回的最大罪行是，农村征粮数额增加了，村民却因为必须分散劳力去进行公共建设，无法收成作物。有些地区的百姓只有平时维持生存粮食的二分之一，甚而只有五分之一者。

农村大跃进指导员的狂热行为，始终与中央部门的技术性经济观点背道而驰。大跃进延长以后，不分轻重工业，生产都下降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〇年的大饥荒，虽不至于像清末华北饥荒那样遍地是饿死者的尸体，每人配得口粮减少导致的营养不良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体弱易病。到了一九六〇年，农民在挨饿的事实才为人所知，中国已经陷入经济的泥淖。毛主席的弱点暴露出来了，他甚至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经济几乎全然外行。大跃进以毛一手导演的惨败结局落幕收场。

经济灾难发生的同时，政治上也出现不祥的转折。在此以前，政治局的共党领导人一直是每隔几星期或几个月就举行一次讨论会，以研讨通过决策。这种制度的好处是不同的意见都可以提出来，但做了决定以后每个人都要遵行。然而，毛泽东这一回却把彭德怀发表的政策辩论无端指为人身攻击。毛虽然逞了一时之快，却是得不偿失，从此打开了派系斗争的大门，破坏了共党集体领导的团结。

毛彭失和的起因之一是，彭有心要加强人民解放军的技术条件，像苏联的红军那样。毛却在计划发展有游击队特色的核子弹，不想建设苏联路线的专业化军队。

外面的人不会知道这次灾难有多严重，因为城市居民仍照样领取从乡间征来的配粮，工业建设也持续扩大。但是铁的事实终就隐瞒不了。农民队伍敲锣打鼓，举着旗子向目标进攻，加上生产单位公共食堂的乌托邦式理想、妇女投入自家田地以外的劳动行列，都在带领中国人往悬崖下面跳。要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生活水平，必须用六〇年代初几年时间的理智经济政策纠正过来。

权力下放是大跃进的诸多令人费解的中心思想之一。本来就不耐烦听中央命令的地方干部，巴不得有这个机会不受中央干预而自作指挥群众的主张。大跃进大大提高党在社会领导方面的重要性，其政治后果是，让意识型态狂热分子得到施展机会，这些煽起群众热情的人都是复古派的那一型，不是受过教育的专家。大跃进的动员群众策略，弄得中央管不住地方激进分子，不能回到经济管理必需的中央主导计划实施上。

大跃进的许多因素背后，一直有毛主席的个性与自我笼罩着。自二〇年代起，他这一生都在以言语行动反抗当权阶级。一九四九年当政以后，他继续以中国社会中有稳固地位的团体为攻击目标。后来，他还会和苏联这个走错路的权力结构决裂。毛泽东式造反运动的中心思想，即是动员群众以及打压以前帮着当权者统治群众的知识分子。就这一方面看，毛仍是反抗五四运动曾经打倒的孔家店的人。

恢复计划：控制工人

大跃进过后，刘少奇和邓小平等领导人取得了有关公社、工业、科学、手工艺、金融、商业、文学、艺术的确实报告，以备整顿复兴计划之需。尤其重要的是要控制工业经济。大跃进期间，农村人口持续迁往城市，使一九六〇年的都市人口达到了一亿三千万。厂房建筑与原料需求都成长得失控了。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四年的经费削减关掉大量厂房，使就业率降了百分之五十。失业的应对之策是，有系统地把数百万都市人口运往乡下，结果使都市人口净减了一千四百万。都市居民全部要报登户口，米、油等日用必需品全部按户口发配给票，并且定期查户口，将都市人口严格控制住。非法迁移是禁止的，都市青年依定制要到乡下插户。

在这种控制之下，都市工人有了不同的地位。工业产品的大宗产自大型的资本密集国营企业，这种企业便是有技术又有特权的工人们所属的“单位”。到八〇年代，国营工业的固定员工总数为二千七百万。这些人，按安德鲁·瓦尔德（Andrew Walder，1986）所说，是唯一“完全成为福利国家一分子的劳动力”。他们享有食宿、工资补贴、政府补助、终身年金、福利保险等附加优惠。这些待遇好的五分之二的劳动力，在大约八万五千个企业中工作，生产全国工业产品的四分之三。另外五分之二的劳动力，是次一等的工人，在都市乡村的集体企业里工作，生产量只有头一等的三分之一，待遇比不上国营企业。再低一层的是“临时工”，依合约在建筑业运输业做卖力气的粗活。

国营企业的工人可以从自己的单位分配到住屋、粮票、补贴粮食、日用品。单位里也有社会福利（保险、教育等）、医疗、娱乐，以及政治活动。即便如此，工人仍需用薪资的一半以上添购食物。国营企业的工人因此是完全依赖自己的单位生存的，而单位也就可以像以往的儒家作风的家庭那样调教工人。工人可以盼望儿子将来继承自己的职位。升等的时候，年资的考虑重于技术。异议分子和发表批评的人，很可能被炒鱿鱼。

总之，六〇年代初根本没有令当局烦恼的工人运动，国营企业工人对单位的依赖使工人不敢乱动。重工业和其它国营企业的这一批重要的劳动力，便如此乖乖顺从了政府和党，和农业体系中的农民处境相同。这时候，计划经济的陈云等人主张恢复农业的工作动机。办法包括准许耕种私人田地、许可在地方市场上买卖，促成“个人负责”的理念。这种对现实的关注，却引起毛泽东呼吁重新开始意识型态的阶级斗争。这次“二线斗争”，一边是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其它主张专家管理的人；另一边是毛自己与其追随者，代表以农村动员解决中国日趋严重问题的浪漫主张。

党的整风与教育

这场斗争之中，毛泽东与对阵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党总书记邓小平都得承认，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声望已经大打折扣，贪污腐化的情形多了，士气也低了。两方意见不同的是整风应该如何进行，该从乡下低层发起新的群众运动，抑或只限在党组织之内。毛泽东先于一九六三年领导乡村党干部的整风，名之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么一来，毛就可以组起“运动”形态的暂时机构网，一九六三年的运动也就成为两边争执的战场了。党组织退而不动，却在一九六四年展开针对基层干部而来的“四清运动”。乡村党部的主委、书记、会计、仓管等人，一旦爬到比农民高的地位，就开始欺压农民。侵吞公款、偏袒私人、偷懒怠职，无所不为，而且为了私利乱下命令。“四清”要整的是干部的剥削态度，不是出身。

为此，共党派外地的工作队来整本地干部的风。其程序和当初土改时斗争地主恶霸的情形差不多。外来的工作队到村里来住上几星期，和村里有诉怨的人培养关系，然后收集指控本村干部的罪名和证据，在斗争大会上运用不断问话、损耗体力等疲劳轰炸手段逼取供词。这些都与知识分子、官僚的斗争大会一个样子，乃是农民在共党操纵下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农民不再像古时候那样只能被动地围观杀人行刑，现在可以对当局指定的斗争目标嚷叫控诉了。

共党大员不乐意配合毛泽东的群众运动整风法，很令毛灰心。他遂于一九六五年往党以外的地方去找进行党内整风的工具了。

这时候，毛泽东的另一个心愿也受挫了。这个心愿是解放农民，藉教育使农民成为有知识的公民，这也是西方自由派改革家最赞成的理想。教育一向都是人们特别关注的事。大跃进期间的教育难题是，如何以新的制度机构使一般民众都受教育，同时仍以既有的中大学系统继续教育菁英？类似延安时代“民办”学校的半工半读学校便由此产生了。据称，数以千计的中等半工半读学校建立起来。学年从原来的十二年改为苏联式的十年，课程内容也为了配合一般民众而简化了，教科书因此必须改写。瓶颈却在于没有可以担任个别科目讲授的教师。为了应急，把农民推崇为“科学家”再让他们来做老师，结果甚是不佳。工读学校不如正规学校的事实，是隐瞒不了的。

半工半读学校的坏名声传出去，农民家庭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子弟如果想往高处爬，一定要进正规学校不可，念了工读学校出来只能变成受过教育的农民。许多农民家庭宁愿把子女留在家里帮忙农事，也不愿意让子女去念工读学校。

正规普通学校系统为了将就程度较低的工农子弟，水平不得不降低。教育人士为了维持知识水平以造就菁英人才，起用了延安时代用过的重点教学政策。重点学校吸收最优秀的学生、用最好的老师、有最好的设备。由于这时候已恢复会考制，中学的好坏都是按其毕业生通过会考升人大学的人数多寡而定。按这个方式排名，重点学校都是名列前茅，工读学校都是吊车尾。工读学校学生以工农子弟占的比例最高，普通中学学生绝大多数是政治激进分子或“革命干部”的子女。在重点学校里，成绩顶尖的都是旧知识分子的子女，家风熏陶使他们在起跑点上就超前。

大跃进时期的教育改革与其它新制，都是针对中国旧社会上下二阶层划分而发的社会运动。毛泽东的名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知识分子的子女非常不利。阶级背景“坏”的学生常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甚至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好在大学的入学仍照旧例，以考试成绩为准。总之，六〇年代的新教育系统是双轨制的，上头的这一条轨，依然走向统治阶级。利用教育来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还是行不通的。

相反的，菁英阶级的出现使挤不进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怨愤不满。六〇年代，政府顾及经费问题，又恐怕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限制了高等教育发展，使城市失业青年增加。整体劳动力也显露同样的不安分，因为高薪给的较安定职位要的是有技术的人，而大多数的劳工都是消耗性的。中国社会的各个重要层面都渐渐出现紧张，共党内部亦不例外。

中苏拆伙

现在回顾六〇年代，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中国和苏联是注定要拆伙的。重要的事实是，美国从太平洋彼岸与中共进行的接触，比苏联越过西伯利亚和蒙古而来的影响力，既广泛又持久得多。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没在中国办大学来教育中国青年，上层阶级中国人的第一外国语是英语，不是俄语。相对的，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源于共党革命运动与几千名曾被派往莫斯科的人。这种关系迟至二〇年代才开始，而中俄共产党人彼此认识得更清楚以后，双方的情谊倒不见得更融洽。共党领导人不会忘记，斯大林在二〇年代主张遇错误的策略，到了一九四五年又为了苏联自己在东北的利益与国府签和约。总之，中苏间的连系很稀薄，一旦中共开始发展其本国式共产主义，这关系就可以溶解消失。溶剂之一是，中共再度承认需要外援来发展经济以后，美国及其盟邦能供给的也比苏联多得多。

中苏拆伙在五〇年代分几个阶段进行。一九五七年苏联建国四十周年，毛主席于冬天访问了莫斯科。他说了有关苏联在国际共党中至高地位的溢美之词，甚至说了连苏联都觉得言之过早的话——苏联人造卫星环绕地球是“东风压倒西风”已证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者来日无多了。这时候中苏之间有许多科技交换协议存在，包括协助制造核子弹在内，中国工业发展持续有近万名苏联专家帮忙。

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公开批评大跃进的时候，双方关系就开始有了裂痕。赫氏于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先后访北京，和毛泽东处得都不大好。苏联这位领导人认为，中国领导人是浪漫的线路偏差者，对他的见解不敢恭维。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宣称，人民公社制将可使中国比苏联先走到共产主义社会，这很令赫鲁晓夫恼怒。毛于一九五八年计划炮轰金门的时候对赫氏只字末提，因为毛认为这是家务事，更使赫氏怒不可遏。毛的说法忽略了一项事实，美国之与台湾结盟正如中共与苏联结盟，毛所谓的纯属内战，其实可能引发美苏两大超强对峙，进而导致核战。

此时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威尔的协商正进行到“戴维营阶段”。一九五八年台海危机中，美国与中共可能发生战争。苏联表明不支持中共，随后又食言，把原于弹交给中共。到了六〇年代中期，赫鲁晓夫突然把派在中国的苏联技术专家撤回，而且把蓝图也一并带走了。中共不久就对苏联共党发出意识形态炮轰，抨击苏联修正主义，苏共也照样回敬。到一九六三年，中苏共党的争执公诸全世界了，双方互指对方背叛了正统的共产主义信仰。

大跃进的社会运动意义

中国的农业集体化之得以实现，是因为有地方干部多少年坚决而全心全意地投入。这好几百万人，不论男女，都是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兼操纵人。有的是党员，也有的等着入党，都有野心要实现革命，并且跟着革命往上爬。他们凭着能够对革命的机会有所响应，因而从农村群众之中脱颖而出。就社会结构的观点来看，他们大致与帝制时代与民国初年的下层士大夫阶级相似，旧士大夫的下层分子听命于地主士绅，替不在本乡的地主收帐，也有的是地方小吏、帮会或农民组织的头目、军人等，都居于可以对百姓收税、征役、调度、施压的地位。清朝末年以后，下层士大夫阶级变成了地头蛇，与上层已无瓜葛，而上层士大夫多已迁入城市。

共党推动的土改，从头到尾是一个以党干部取代旧士大夫阶级下层残余的过程。党干部的活力代表新的政权，但是就结构而言，他们穿透村民生活的程度更甚，而且有党的权威为后盾。旧士大夫阶级下层分子在地方上的出现，多少是自发而自主的，共党干部的地位却是凭着代表更高层权威得来的。

这一批乡下激进分子被造就出来而且爬到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后，当然希望有事可做，而且愿意超额地做。大跃进发动以后便煞不住，正是因为党干部一旦重组了村民就不肯停了。共党的“解放”运动，事实上是制造了一个想要一直解放下去的新阶级。

五〇年代末与六〇年代初的中共是一个年轻人的国家。这些年轻人完全摆脱了过去，卖力地争取好机会好职位。除了自私牟利之外，当然也可能有其它动机。农民生活的旧梏桎排除、教育与组织普及、人人机会均等的信条，使许多农民青年有为伟大主义效劳牺牲之心。

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会发现大跃进是往昔大规模公共建设的现代版。明代的重修万里长城工程，和抗战时期成都修筑美式B-29轰炸机起降机场一样，都是征召乡村劳力完成的。通常是先召村长来，指示他找多少多少人到某个工作地点工作一段时间，也许是十天吧。于是，村民们就自备食物来了，在工地架起可供歇眠的席棚。他们分工合作，分配到的工作完成后，再整队回家。村民服劳役的形态各有不同，但是这种挑担子运土、以人力采石的功夫都集合成为光辉的业绩。大跃进时期修堤筑坝开渠的成就，与安阳和郑州的历史古都的建筑是异曲同工的。动用如此浩大的人力乃是统治者的特权，毛泽东用它自是理所当然。

农民被组成生产大队和公社而生活，也并不全是毛泽东的发明。大跃进应该可以和北魏、宋朝、明初等时代的农业改革相比。特别是在政府力量侵入农村方面。我们仍要多看中国的悠久历史，才能真正认识现代的中国。

六〇年代初期的一阵经济恢复之后，中共的下一革命阶段又转为向内。的确，一九六二年的中印边界之争是在解放军快速而漂亮的胜战之后结束的。但是，中苏争执愈趋激烈后，中共企图拉拢非、亚两洲的第三世界国家一同反对苏联，却遭到挫折。周恩来游访非洲各国只是徒劳一场。这时候，美国以庞大军力介入越战了。但是为避免韩战式的中美冲突再演，美国承诺不入侵北越。毛泽东在外交上诸事不顺，却可以感觉出这是再次大举改造中国人民的时机。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等人似乎是在闭门造车——他们谈论中国共产党的暴行，却丝毫没有涉及苏联共产党的暴行！他们没有挖挖毛泽东镇反肃反、集体化大饥荒、大跃进工业化的根源都在苏联……甚至文革开始于十月建政的第十七年（1949——1966年），都和斯大林大肃反开始于十月革命的第十七年（1917——1934年）合若符节！嘿，他们可真是一群“中国学专家”，似乎除了“中国历史”以外什么都不懂？连如此明显的“依样画葫芦”他们都看不出来？这群“美国汉学家”是真的无知呢？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地“装睡”呢？俗话说的好，“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不过我还是要叫叫，叫醒好人，让坏蛋接着睡或永远别醒了！】

【【第二十章 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

起因

毛泽东的最后十年——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病亡——经历的这一场国内政治斗争，震撼了中国、令外界世人惊愕，也造成可怕的破坏。中共的“迷失的二十年”是以一九五七年整倒无数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斗争开始的，现在以此做为闭幕终曲，确实毫不逊色。这一场大灾祸直接牵涉的人就在一亿左右，现有已经说出来写出来的资料要算是其“完整历史”，还差得太远。

美国人若想理解文化大革命，应当先想象在一位“伟大领袖”与党的专政统治下的社会，这个社会之受统治，只因为其人民在政治上是被动的，对权威是顺从的。这些人没有人权，因为他们被教导，主张人权（依法应享的）是自私而反社会的，所以是可耻的。而且主张人权是要受严厉惩罚的。这种现象种因于中国乡村的家庭生活，教人以守本分服从长上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儒家思想在这儿生了根，其深远影响至今犹新。

我们理解文革的起点，是要认清此刻的毛泽东已经养成行使古时皇帝某些特权的习惯了。他为什么几乎把自己建起来的党毁掉？为什么使革命事业濒于灭绝？这么复杂的问题，必须从好几方面来析解。

起初，毛泽东因为厌恶城市官僚主义，打定主意要乡村成为中共革命的最大受惠者。他久居农村的经验使他很清楚中国农民为什么过不到好日子。然而，即使他怀着“解放”农民的理想，一旦得了势，还是觉得利用农民建立一个共党领导控制的中国比较重要。

后来，毛渐渐不放心那些似乎非有不可的中央政府机构以及其中的层层官员干部，因为他们似乎又登上了帝制时代地方士绅的地位。毛恐怕统治阶级欺压村民的事会重演。事实上，由于现代社会需要专人式的管理，中国统治阶级又革除不掉营私舞弊的习性，毛的心态不能算是杞人忧天。

六〇年代初引起毛泽东不放心的更迫切原因是，共党高层普遍而持续不断对毛的政策作为表示不满。在一个标榜团结和谐的国家政府里，不同派系的领袖不可以直接指名相互批评，以免造成不识大体、存心惹麻烦的印象。因此，中国的领袖自古以来就养着一批官用知识分于，构成其派系的外围喉舌。民国以来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大多被共党当作右派分子清算掉了。他们原来的作家、主编、记者报人等地位，已经换上了一批年轻人。这些新人和政治领导人同路，以党内知识分子的身分发表社论、评议、剧本，以表达其立场。六〇年代初，一群颇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代表共党高层班子，用寓言、引经据典、借古讽今等间接手法，批评大跃进以及毛的各种群众动员策略的不是。有的人甚至质疑毛于一九四二年说的一句话——一切文学应当直接为革命服务。批评意见主要都是从北京发出，而此时此京党委会的头号人物乃是彭真。

本来就唯恐中国人民革命步入歧途的毛泽东，看见苏联的情形，忧虑更加重了。苏联有“修正主义”在作祟，不再对人民及其集体组织有一视同仁的关注，反之，让一群享有特权、集中于都市、受过专精教育的人渐渐形成新的上层阶级，他们也和一般民众一样，随时受强大的秘密警察系统监视。西方对苏联的党独裁一般口碑不错，难怪毛要紧张。总而言之，他个人的动机是要把和自己想法相同的追随者推上权利高位，夺回共党的掌控权。

毛泽东轰倒彭德怀之后，国防部长一职就由另一位帅林彪接任。当权后的林彪推动了军中的政治化，编纂了“小红书”——毛语录——以便进行思想灌输，并且证明自己乐意在争议发展中与毛同进退。不久，他就取消军官分阶制，恢复政委系统，把彭德怀代表的职业军人降了一格。“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似乎又表示军方的政治化足以为整个社会的楷模。这么做，也违背了共党一向以军服从党的先例。

文革名义上只进行了三年——一九六六年初至一九六九年四月。但许多人都指出，文革式的活动其实持续了整整十年，到一九七六年才结束。我们且从毛泽东本人讲起。

毛泽东的目标和资源

外人必须发挥一番想象力才能够理解毛泽东其人。首先要认清他至尊地位的本质。毛有两个生涯，一是造反头子，另一个是现代版的皇帝。他已经得到了后者的权势，显然却仍保留着前者的形象不改。由于权威在中国是由上而下的——即便走群众路线也是如此，共党一旦当权，其领导人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不但是一般人民膜拜的对象，而且在党组织之内也是高高在其它人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内部靠毛泽东促成的部分太多，简直可以说党就是他创造的。如果他要改革党，那也是他的特权。我们非得把他看成一朝的皇帝，才有可能想象，素来被训练得忠心不贰的共党领导班子为什么顺着毛的意，让毛把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全部消灭。

他人有这种独特的心态，才会使毛认为菁英阶层出现是革命失败的迹象，一定要恢复平等主义才能纠正错误，恢复平等主义又必须毛本人与其它人完全不平等。连毛本人都为自己所迷惑了。总之，毛这个独一无二的公认有权的地位，几乎使他可以为所欲为。

但是毛泽东究竟在做什么？也许可以总括地说是要把“民主的中央集权”变得多一点民主、少一点中央集权。他眼见新官僚走上古时专制政府的路，不免要把农民大众压在自古未变的社会底层地位，受新的统治阶级剥削。为了挡住这种趋势，毛要党利用群众路线发掘而且响应农民的忧苦，并配合以行政权下放。以后地方决策就不靠北京了，政府要以为地方农民群众谋福利、灌输思想为目标，不能只求自强运动时代的“富国强兵”老套。

毛这么做乃是断然推翻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基本信条。依此信条，人民必须受统治，而统治者必是受过仔细调教而忠贞的菁英阶层——如阁员部长及从属官员、带兵的将领、有职务恃权的高干。毛泽东定义的“修正主义”包括舍弃革命目标、接受特别地位与累积世俗财物之恶行，也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复辟。

毛推动并操纵这次社会大震撼的时候，本能地安排了以当权阶级为靶子的攻击行动，即便原先是他自己帮忙这些人爬上去的。他的推理原则离不开阶级斗争，而且他认为阶级斗争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仍未停止。像苏联那样让腐化的官僚主义颠覆了社会主义政府的理想，毛认为中国正可以对这种“苏修”进行斗争。

似乎毛泽东还打着另一个主意：青少年学生可以动员起来打击当权阶级，并且肃清中国的修正主义。这将是一种受操纵的群众运动，而毛基于经验知道这是启动社会变迁的引擎。他只要煽起都市的年轻人，给他们起一个头，党高层的任何整风原则都可以不当一回事。其结果是，毛向当初从延安跟他来的领导人宣战了。他利用这些人服从党命令的老规矩，把他们捆得动弹不得，处处只能照他的意思做。在某些重要的节骨眼上，周恩来的支持不可或缺。而周恩来则是善尽其平时一向的职分，设法在毛企图整肃同志的时候缓和其中的不公正、不切实际之处。对党忠心耿耿的共党领导阶层，事先都没料到什么祸事会降临自己头上。

事实上，情势愈演愈过分，甚而转为暴力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数度试图予以约束，但是都未成功。结果，文化大革命像大鸣大放运动一样，变成他想也没想到的东西。各方估计的数字虽有不同，但党内官员大约有百分之六十遭到整肃，可能有四十万人因受虐待而死。“四人帮”于一九七七年受审时，江青及其“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三名同僚被控陷害七十万人，其中有三万五千人被折磨至死。因受迫害而身体残伤精神不健全的人数更多，另外也有极多的人自杀了。

解放军的角色

毛泽东之能够煽起文革，最重要的是有军队支持。长久以来，解放军内部一直有军事专业与意识型态之争。回顾苏联红军的发展，可以看出其党军关系是以“政治挂帅”的方式解决的。这也就是说，专业军人要听政委的。然而，以后军事专业性随着参谋部的壮大占得了上风。

中国也有类似的进展过程。蒋介石主持的黄埔军校创造了一支做为北伐先锋的党的军队，一九二七年以后，蒋建立起职业化军队，完全不用靠平民百姓的游击战。穷乡僻壤中的共产党却得回过头来用中国古老的农民流寇技术，如：小撮的移防、声东击西、与某一区域内的农村百姓相通声息等。在江西共军基地时期，为首的十多名司令都主张军队专业化。其中有几人曾到莫斯科学过军事，其余也都吸收了苏联的观念。和这些人意见相左的主要人物就是毛泽东，他那时候就热烈支持动员农村群众的“整体战争”，这个立场也从来未变。

总之，共党从一开始就有一群军事将领决心要培养有专精、有组织、有纪律的真正职业军队。这些将领都担任了必须担任的政、军职位。其中有几人在共党逐步掌权的过程中担任五个野战军的司令。“野军”都有一些地方性，长时期由相同的人带领，有类似的背景经验。这些因素都有可能酿成地方割据。不过，中央领导班子（毛、周恩来、彭德怀等）特别留意人事调动，以防派阀产生。这些政治领导人自己都带过兵，晓得该如何凝聚团结力。

六〇年代的解放军，对外是防卫力量，对内则扮演政治领导班子后盾的重要角色。解放军的三十八个“主力”部队部署在全国十一个军区内，另外有区域兵力驻守二十八个省军区。区域兵力装备与训练都不如主力部队，只能担负地方的防卫任务，以小撮形态分散在省境之内，不善于联合野战。这种情形令人想起清朝以绿营戍守地方以八旗为攻击主力的兵制。

古时的兵权在皇帝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军统帅则是共党主席，他通常也身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军委会之下有三个基本指挥系统，分别控制军方、指挥军事系统内的共党政治机器、处理行政及后勤事务。另一个与古时候相似的制度是，军队自己耕种作物，有自己的小规模地方企业。军队藉此可以有相当程度的自供给养，和古代边疆前哨基地的半自给屯田制用意相同。

由于党的力量从每一层面伸入军队——许多军方人士都是党员，省级军队都听命于当地党书记或其它党内大员，省党部第一书记通常也兼任该省军区第一政委。这个政军控制网每年要处理新兵召募时，申请者都是数以百万计的。解放军乃是乡下人向上游动的主要管道。

渗透地方政府与公安系统的军区解放军，在林彪指挥之下变得又红又专，亦即是毛泽东的势力基础。至于职业化的主力部队，起初并未涉入文革。

文革序幕

一九六五年末至一九六六年夏天，毛集团和共党领导班子之间的紧张升高。毛原已有林彪领导的高度政治化的解放军支持，现在又加上毛妻江青带起来的一批上海激进派知识分子——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即是这些人组成的。毛集团的人物颇不易归类。林彪虽是一位善战的元帅，却很细瘦：永远戴着帽子（他是秃头），是个相当狡诈而没有领袖魅力的人。他虽是精明如狐狸的内斗能手，站在因高胖而倍增气派的毛泽东身边，却十分不起眼。至于江青，未到延安来征服毛主席之前，只是不甚出色的电影明星，后来却表露出厉害政客的架势。她有心要接管文化领导权，以便拿重返基本原则为幌子，暗行激进改革之实。她登上掌权地位，一部分是靠着和林彪一同主持解放军的文化部。另外，她也和上海的激进派知识分子连手，使上海成为抨击北京文化势力的大本营。

巩固毛集团势力的决定性一步棋是，于一九六五年底把与林彪意见不和的解放军大将罗瑞卿逮捕、囚禁、审讯，随即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将他的所有职位都撤销。其实际作用是压制军中的不同意见。知识分子中，北京副市长吴晗也因发表《海瑞罢官》一剧遭到同样的攻击。由于剧中描写清官海瑞被昏君革职，据说毛泽东认为这是影射他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罢黜彭德怀不公。北京市党主委彭真难免把吴晗的事看做是冲着自己来的，经过调查，洗刷了吴晗居心叵测的指控。但是毛随后又在上海策动批判彭真的讨论会，于一九六六年四月让彭真下了台。这次事件让大家都明白现在风在往那个方向吹。

毛泽东牛刀小试，除掉了几个对他的行动反应欠热烈的人。这是得到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当权派默许的。他们一向习惯附和伟大的毛主席，却不知道自己被带上山，正往火山里走。中央政治局此时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直属常务委员会。文革小组之内挤满了毛的支持者之外，几个部门改组之后，毛的支持者也纷纷渗透，抓到了重要职位。

对修正主义与党内“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者）不指名的批判，在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八月间达到高潮。在这一般称为“五十日”的期间，激进学生动员起来，贴大字报批判学校当局。毛泽东却跑到华中地区隐遁，把北京交给刘少奇。从来以党为重的刘少奇不会听任群众组织胡为，他派出工作组，到各大学和工厂对低层党组织进行详查。每二十五人一组的工作组，共派出大约四百个。把毛泽东利用群众的行动挫了回去。

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怨愤日深，周恩来一如往常在扮演说和的角色。在他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主持的一次会议里，一边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激进派，另一边是保守的军方及国务院领导人，包括三位帅和五位副总理。这次会议代表的是文革时期一再出现的反对意见，后来却被激进派指为“二月逆流”。

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的文革第二阶段期间，毛主席曾有极精彩的演出。这时候，注定要走上末路的刘少奇还在尽本分，安排着党内忠贞分子的反修正主义运动。一九六六年七月，人民大众听说毛主席要北上，途中还要游泳渡长江，无不兴奋莫名。由于乡下人民一般都不会游泳，会游的人也不会去横渡长江，毛的此一举，就和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宣布要游泳渡英吉利海峡一样惊人。显然毛主席是一位有超人特技的运动健将典范（照片显示，他的头完全在水面之上，可知他游的不是蛙式、自由式、仰式、蝶式的任一种，而是用他自家的游法——直立式。看计时成绩，他的速度也是超乎常人地快）。

毛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在上海召开了十一中全会，这其实是中央委员的拥毛派会议。会中把刘少奇从共党中央第二号领导人的地位降到第八位，把林彪升到了第二位，成为毛的假定接班人。十一中全会也提出了毛对于反修正主义运动的大致看法，其目的是要让中国人心态彻底改变。毛自己说，精神的新生应当重于经济发展。阶级斗争的法则要应用到所有知识分子、官僚、党员身上，以铲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时候大家还不知道他指的是谁。

毛使出的这些招式，无非是要使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挑起攻击党内当权派修正主义的群众运动。过不久，红卫兵运动便爆发了。

红卫兵

文革的群众以十来岁的青年学生为主，这与五〇年代中期农业集体化、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大跃进的农民群众大不相同。文革起初并未影响到农民，只有城市邻近的公社受到波及。基本上属于都市运动的文革，自一九六六年中开始以红卫兵担纲主演，到一九六八年中他们才鞠躬下台。这一大群想要“从革命中学习革命”的幼稚青年，具有极大的破坏力。一个城市之内的不同红卫兵团体，甚至会公然互斗。

红卫兵的派系主义是其来有自的。六〇年代的教育系统，前文已讨论过。此系统下最有资格挤入大学的学生分两类：第一类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因家风熏陶之故，学业成绩优秀，他们凭本事考来的成绩是实实在在的。第二类是高干子女，有革命的一流阶级背景，也有进入公职的门路。至于学业成绩，就不如第一类了。但是第一类的阶级背景却是非常低的。这种阶级背景差异，正是红卫兵派系争斗的起因。

毛泽东发出“炮轰总部”、“在革命中学习革命”等口号，以鼓动激进青年。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之间，北京一共有六次大规模运动。在中央文革小组和解放军的安排下，来自全国各地的约一千万名志愿加入红卫兵的青年，免费乘火车到北京聚集。他们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此时学校已经停课，不久，各大学都关闭了。

不论毛泽东当初心怀什么浪漫意图，到了红卫兵手上全都变为残暴恐怖的破坏行动。他们闯入富人、知识分子、高干官员的家里，烧毁书籍文稿，差辱毒打屋主，甚而将屋主杀死。他们口称这是为了革命“破四旧”，要大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群青少年学生年龄在九至十八岁之间，不分男女都戴着红臂章，只要看见有一丝一毫外国的或知识的迹象，立刻捣个天翻地覆。

到了一九六六年底，中央文革小组操纵下的红卫兵行动，从原先的攻击所有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人，升高至“揪斗”党内干部和政府官员。不久，红卫兵就把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定为头号大叛徒的“走资派”。刘邓二人，以及其它数千人，都遭到批判、囚禁、公开羞辱。毛派势力动员都市青年打击党政的中央当权派，显然希望这场大混乱能成为有益的革命运动。被红卫兵攻击的党内领导人的反击方式是以毒攻毒，派了自己的红卫兵上场。党的领导班子组织强韧，并不是一斗就垮的。但他们毕竟敌不过决心要把党毁掉再重建的毛泽东。

夺权

文革的第三阶段始于一九六七年一月的夺权运动。由北京授权，再由红卫兵以及其它人在全国各城市执行。红卫兵把现职的官员赶走，把挡案乱翻或索性烧掉。然后，这些毫无行政与领导经验的年轻人自己坐上官员的职位，并且迅速展开不同派系间的互斗。

在此以前，解放军一直只许做壁上观。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下令军队协助反修正主义的革命行动，打倒保守派的反革命分子。情势混乱到连毛也管不住的时候，只有解放军是社会上仅余的一股团结势力，因而渐渐在地方上成为有力量左右局面者。这时候，“主力”部队仍未涉入，地方军队却因为和地方党部的关系密切纠结，不大可能跑去站在革命委员会那边帮着另组新的省政府。接到支持左派反右的命令后，只有四个省分顺利组成革命委员会。

因此，中央文革小组打算扫除省级解放军内部的顽抗分子。一九六七年七月的武汉事件证明，地方军队不会成为文革的好帮手了。两名来自北京的中央委员会文革小组大员被戍卫武汉的军队挟持后，北京不得不派下主力部队来控制大局，并且自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下令红卫兵揪斗军中走资派以后，暴乱出现，进而演变成内战。红卫兵派系互斗之际，地方军队也加入混战，而且也有派别。一九六七年九月以后，地方军队司令被批斗的情形渐缓了，派系互斗的风气却有传染性，地方军队和主力军队之间发生了摩擦。北京对这种危机的应对之策是，下令解放军停止支持任何一派，并且应接受政治教育。然而，到了一九六八年间，主力部队内部也有了派系互斗。这种情况再发展下去，毛泽东将无王牌可打了。

一九六八年七月，毛泽东终于解散了红卫兵，指他们没有达成任务，并下令解放军完成在各省内组织革命委员会的任务。红卫兵一解散，便被整批赶到乡下，从原来的政治地位高峰堕到谷底。取红卫兵的地位而代之的激烈行动分子叫作“革命造反分子”，行为之残酷可怕不亚于红卫兵。同时，主力部队驻防地点各有调动，以降低派系互斗之压力。结果是，各地革命委员会都由军方人士主导，大多数的党部第一书记部是解放军军官。

一九六八年七月至一九六九年四月的文革第四阶段，毛泽东试图重组政府。新领导班子里，五分之二是军人，五分之二是新旧党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只占很小一部分。军方稳占优势，因为新近挤进党政高阶的人质量都太差，能力多不如被红卫兵斗倒的旧人。

文革于一九六九年四月的共党第九次大会时达到高潮。林彪在会中做了政治报告。新的党章特别强调了毛泽东思想与阶级斗争的重要，并且规定党员阶级出身应受限制。新党章比旧的短很多，除了把党组织挤到暗处，还宣布“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一千五百名与会代表中，三分之二是身着军服的，军人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中代表比例占百分之四十五（一九五六年只占百分之十九）。此外，一般民众代表之中的激进青年学生不多，其中三分之二是省级单位人员。中委会里绝大多数委员是新人，但平均年龄却在六十岁上下。这次的中委会不但军人气息比以前的浓，而且教育程度比以前的低，办理外交事务的条件也不如以前了。

外交

文革时期的外交和内政一样，都受没头没脑的狂热运动的负面影响。文革不但对一切旧的事物怀有敌意，而且仇恨所有外国事物。其反知识分子心理和恐外症是并发的。一九六五年，周恩来以亲善大使身分访问亚、非洲各国，中共扩大外援的政策渐渐把革命狂热和谍报活动混而为一。原定要在阿尔及尔成立“第三世界国家会议”——将苏联排除在外，结果却一败涂地。此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变又失败，几乎被印度尼西亚政府完全消灭。这些败绩使中共在文革时期的外交上收敛很多。

即便如此，红卫兵的横冲直撞还是伤害了中共的外交关系。一九六七年六月红卫兵占领外交部以后，有系统地烧毁文件档案，使外交关系完全无法衔接。外交部长陈毅被迫数度在几千名学生的叫骂下自我批判，批斗大会的主席即是周恩来。外交政策只得透过周恩来的办公处进行。

红卫兵的全面进行革命的精神扩散到外交方面后，中共驻外使馆就变成驻在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思想鼓吹与煽动的中心。一九六六年九月至一九六七年八月间，中共这种激情外交导致与数国中断邦交，所有驻外大使都被召回——仅一名例外，外贸额也下降了。在国内，红卫兵冲入苏联和英国大使馆，放火把英国大使馆烧了，后来又对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如法炮制。开群众大会声讨邦交国实在是很笨的外交手法。

文革带来的一项重要转变，是中共对美、苏的关系。美国在越南的陆空战力于一九六五年升高之际，美国与中共都采取了避免正面冲突的措施。前文也提过，美军在可能与中共再开战之前戛然煞住。美国明白承诺，将尽力避免让飞机侵入中共领空。中共与紧挨着中国边境作战的美国开战的威胁由是而降低。

中苏的关系却出现相反的转变。中苏共党于一九六〇年拆伙以后，各据一方互相谴责，双方关系持续恶化。长达六千余公里的共同边界上开始发生事端，苏联因此加强了驻守兵力。苏联红军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占领捷克的时候，提出了布里兹涅夫（Brezhnev）的信条——共党政权一旦确立就不允许被颠覆。此话听在中共耳里却带着侵略性。北韩与苏联热烈合作时，中共与北韩的关系随即恶化。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二日，中共的一支狙击武力登上乌苏里江一个主权仍有争议的岛。苏联边界巡逻兵寡不敌众而败，事后却施以强硬报复，而且不只在此一地。以后的一、两年内，中苏边界多处爆发事端，中共受到很大压力。一九六九年底中苏关系趋恶之时，中共却开始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美国起初对文革的印象乃是文革宣传的反映，一般多认为这是毛泽东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保存平等主义价值观、避免官僚主义和国家主权主义而做的努力。后来，红卫兵的胡作非为、虐待知识分子的消息渐渐传出去，才露出专制领导下极权狂热运动的模样来。尼克松总统和季辛吉国务卿要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政策，虽然是共和党右派在主导，仍得放慢脚步。

工业下放与第三前线

文革虽然在一九六九年四月正式结束，许多恐怖主义式的行为却持续末停。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间，军方安全人员毫不留情地追查一个“五二八团”的成员，连这个团体是否虚构都未确定，就滥抓无辜刑求招供，前后处死了几千人。至今仍不能证实这个团体是否存在过。

文革的高压作风于七〇年代传到乡下，农民被迫停止养猪、养鸡鸭等一切副业，为的是要“砍掉资本主义的尾巴”。对许多农民而言，这么做了就得挨饿。

卡尔·芮斯金（Carl Riskin，见Joseph等，1991）析解毛的经济计划，认为他是在寻找一条介乎市场经济与苏联式中央管理两极之间的中庸之道。中国由于领土广大，不宜用中央部门管理全国各地的发展。毛要中央控制，但不要中央管理。他希望公社能发挥一点管理作用，此处无暇论其细节。总之，他的政策遇上实际困难后，变出一个“动弹不得的四不像”。

外国的注意力原来都集中在文革的政治面上。近来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美国进军越南的七年中——一九六四至一九七一年，毛泽东推动了中国西北、西南内陆偏远省分的大规模军事工业投资开发。他唯恐美、苏会有阴谋，所以在不易攻入的高山地区内开辟了自给自足的防卫基地。就当时的空军实力成长趋势而言，毛的这个“第三前线”战略当然是过了时的；但是中共仍盲目地把已经不充裕的资源大量投下去。

中共也以庞大费用修筑穿山越岭的铁路线，把这些机械制造厂、军械厂、铁矿、炼钢厂、发电水坝连接起来。这些新工厂都建在远离人口稠密区的地方。巴瑞瑞瑞·瑙顿（Barry Naughton，见joseph等，1991）指出，此一严重浪费的建设计划把国家资金的一半投入第三前线的十个省分，而这些地方在一九六五年的工业生产量只占全国的百分之十九。第三前线的事先计划就欠完备，实行起来困难重重，运作起来也是效率低劣，有相当大一部分根本不可能完成，只得半途而废。到一九七二年，第三前线的一千六百个建设计划中有大约一百五十个暂缓实施。由于这些都已成为既得利益了，结果真正取消的只有八十一个。

与第三前线同时进行的，是工业管理权的普遍下放。省级政府可以成立中央计划之外的小规模乡村工业。一九六五年间在中央部门控制下非军事性企业总共有一〇五三三个，生产量占国营企业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七。到一九七一年，下降到一百四十二个工厂，生产量也减至百分之八。

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在宋代或更早就已开始。当时是因为农家让妇女和儿童从事制茶、养蚕、织棉布、编篮等手工艺，藉以增加收入。进入工厂时代以后，据克里斯廷·王（Christine Wong，见Joseph等，1991）表示，小规模乡村工业乃是“毛泽东开发策略的中央支柱”。到了一九七九年，全国共有将近八十万个小型企业，以及大约九万处小型水力发电所，雇用员工二千四百万人，生产量占全国的百分之十五。其产品之中包括全国使用的农具、中小型农业机械的大宗、化学肥料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水泥总产量的三分之二、煤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五。

据中共宣传，这些成绩都是靠地方自行出资得来的。果真如此，的确堪为楷模。但近年来的统计研究指出，中央政府出资量非常大。“自力更生”根本是神话。与肥料厂等大规模工厂相比，地方的小型厂房效率低而成本高。有许多是仓促建厂，以致规模大得超出地方的供需力。奖励开发的办法本身就有问题：亏损归中央政府，盈余由地方保留。成本会计程序也有问题；例如，厂房扩建超过需要，而建新厂的钱来自所谓的生产“亏损”。这种做法能被接受，是因为没有人在意有无盈余。

因此，七〇年代初的中共有三方面的事业需要投资。第一是继续完成第三前线计划，第二是地方政府自理的不甚有绩效的小型工业发展，第三则是新加入的外国进口科技，其中有些是整座工厂，还必须有东海岸扩港与增加基本设施的条件。这许多经济开发，中共根本应付不过来。据瑙顿说，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的时候，中共领导班子其实已对经济束手无策了。此时中国的经济与人口成长丝毫没有稍停，高投资额使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二年的年平均工业成长维持在百分之十三点五，人口则是从一九六五年的七亿二干五百万成长为一九七五年的将近九亿二千万。同期的农村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却停滞不进。工业管理下放的主要受惠者，似乎是构成新的地方统治阶级的那些党干部。这种结果全然违背了毛的本意。

接班斗争

自一九六九年起，谋取党内第二号地位的权利斗争就在进行着。谁争到了这个地位，就能够以毛主席的接班人自居于。文革正式结束后，林彪把军方势力大举引入党政系统，他的第二号位置似乎稳若泰山了。

然而，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一年间，林彪的地位渐渐不稳了。原因之一是，毛要淡化军方在政治系统中的影响力。于是，毛精心设计了以这个对他已经无用的人为目标的批斗，显然照例是由担任总理的周恩来监督执行。攻势从多线进行，方式还是中国政治用得最精湛的文字讽喻象征暗示。例如，一个反林的人被安排为林的下属时，由周总理和两名元老级的将领陪同，气派非凡。又如，以前发布的照片总是毛、林两人并排的，现在却把林放到背景里去了。此外，曾任毛的助理且与林关系密切的一个人遭到批斗，而且照例要自我批判。这些都是指明风向的行动。总而言之，林彪一度是十分有用的，现在那些用处都没了．至于第三号人物周恩来，依然与毛密切合作，尤其是在外交与政府重建方面。

毛泽东用的另一个攻击绝招是四出巡视，对地方军司令讲话，并批评林彪。消息传到林彪耳里，林知道自己地位不保，便听从了儿子林立果策划的密谋。这个先发制人的密谋，据说是要暗杀毛泽东，以军事政变夺权。林立果在暗中做了很周详的准备，但显然有人已向毛、周密报。后来林彪被逼得走投无路，带了妻子乘飞机逃亡。这架飞机却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坠毁，位置在蒙古，可想而知它是以苏联为目的地。

按极权国家常例，官方新闻社并不发布这么重要的消息。要等到一年多以后，才在配合有完整资料文件和详细证据的情况下发布。林彪究竟遭遇到什么事，至今仍是一个谜。

在长期塑造林是毛最亲密战友的形象之后，突然发生林彪背叛，终于使人们对毛主席的信任破产，认为这老头子若不是糊里胡涂信任了叛徒林彪，就是在扯谎污蔑林。

回顾文革

简短的统计数字表达不清革命大动乱的经验——不论是红卫兵的激烈暴行或这些暴行的受害者。不久，“伤痕文学”开始报导许多个人的惨痛经历：有些学者亲眼目睹自己一生心血写的手稿被付之一炬；有的丈夫试图与被指为右派的妻子离婚，只求保住子女的阶级地位；有著名小说家被活活打死；有老校长被指定扫厕所。

由于粪尿在中国是一种重要肥料，被罚扫厕所以体验下层群众生活的人，不只是拿拖把擦洗沾在瓷砖上的脏污，而是要掏粪的。但是，这种苦役的折磨远比不上斗争大会。被批斗的人通常必须站在平台上，谦恭地向群众低着头，承认自己犯错，并反复述说自己的意识型态罪行。被斗的人免不了要“坐飞机”，即是两臂后伸出，摆成喷射机状。斗争群众中若有被斗者的朋友，可能是眼中含着同情的泪水，口中却跟着群众一起讥笑叫骂。被斗者若不堪连续一  、两小时被罚保持同一姿势的疲累而倒下，群众会笑骂得更厉害。鲁迅在二〇、三〇年代的作品中，特别表示对于中国人幸灾乐祸的习性感到痛心。毛泽东的文革却是鼓励群众集体幸灾乐祸。有些被斗的人甚至宁愿以自杀了结。

文革期间受迫害的人数，估计在百万上下，其中有相当数目的人被折磨至死。中国人本来就非常在乎同侪尊重，在包括自己同事、老友的群众之前挨打受辱，简直是生不如死。受过迫害的人一般都会有愧疚感，这是受抨击者必有的反应。被斗的人若是忠于党而敬爱毛主席的，会更觉得罪孽深重。假使控诉的罪名过于夸大，批斗的经验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尤其是亲眼看着原先折磨他的人因为风向突然转变而沦为被折磨者，难免觉得自己是白白受苦了。斗争大会那种一步步来的残暴行为，和中国观众对于这种暴行与权威支配的接受态度，是相辅相成的。即便代表权威的是一群无知的青少年也不减其威力。文革便是这种群众任由权威左右的心态养大的。

安德鲁·瓦尔德（见Joseph等，1991）的评论很有道理。一般人观察文革，多会把他们看来毫无道理的荒谬因素归入“过度暴行”，就算交代过去。但是，证据愈积愈多以后，文革不再被视为追求抽象理念的行动，应该是“政府煽起的一阵空前的迫害、刑求、帮派火拚、不用脑筋的暴力的大波涛”。在这一切的最核心处，是先假定有阴谋存在——知识分子与党内部“隐藏着敌人与叛徒”。这是从斯大林主义的摆样子的公审与集体清算“直接搬过来”的题目。

我们如果回头看一下帝制下的儒家思想，又可以把文革的这种形象加以扩大。按历史记载，阴谋似乎一直是主要的行事模式与恐惧的根本来源。以明太祖为例，为消灭宰相胡惟庸一二八〇年的阴谋，处死了四万人。清朝的乾隆皇帝在一七六〇年代曾唯恐有阴谋，晚清的新政也是因为一八六一年的辛酉政变而起。孙中山更是大半生都在对付阴谋。西方文明基于国家权威与其政策不混为一谈的原则而可以有“效忠的反对党”（Loyal opposition），中国既无此物，只得时时留心阴谋。

按帝制的儒家思想，统治者必须待其顺应天理的作为促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和谐，才能确立其合法性。异议是不和谐的，因此，有异议的人要伪装忠诚以自保。统治者既知有这种伪装的存在，就算不患上妄想狂，也是很容易犯猜疑的。这个体制里没有给公开表达的反对意见留下空隙，因为统治者的政策是统治者的德行的一部分，也代表他的合法性，是不容反对的。反对意见必须在暗处，它可能促成秘密结社，无疑以夺权为宗旨。不可能有效忠的反对派这回事。从这种观点看去，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门的争民主示威行动既然要求改变，似乎就是和共党大老们敌对的意思。预期阴谋的人总是会找出阴谋的。

琳·怀特三世（Lynn T.White Ⅲ，1989）明确举出三种行政做法为促成文革暴力的原因，都是与斯大林主义的阴谋恐惧无关的。即是：（1）人人都被贴上阶级地位标签，这使“右派”或“坏分子”的家庭永无抬头之日；（2）所有人都从属于工作单位，生活的每一层面都受制于上级；（3）接连不断的各种运动使人人自危，随时恐怕下一个挨整的就是自己。这些都是很差的控制人民的手段，引起的怨愤长久积压后，在文革的暴行中浮现。

就毛泽东式政治提出精辟见解的人很多。我自己的意见是，儒家式政府那些只重“文”的书生大臣所写的中国政治史，只完成了一半。阴谋和如影随形的暴力本质上却都是“武”的。中国史料时常把这一部分搁在不重要的地方，现代历史学者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未见太大成绩。政治学者因此受到限制，不能借用中国的历史研究来扩大视野范围。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无疑将会迅速成为人口稠密区。

后果

七〇年代初，以四人帮为首的上海派势力继续把持文化与通讯媒体。然而，即便有毛泽东撑腰，却不可把政府与经济管理权夺到手中。毛虽然稳坐党的头号人物宝座，决心要发展经济的行政领导系统却渐渐凝聚到周恩来之下。一九七三年以后，周因癌症病倒，便提议让邓小平来接自己的总理位置。邓是文革既定要斗垮的目标，但他也是资历老、与军方关系好、有才又有能的人，若把他像刘少奇那样搁置不用，未免可惜了。一九七五年一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会将举行之前，邓小平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兼权力核心政治局的常委。然后，人大中又任命他为第一副总理，成为紧跟在毛、周之后的第三号人物。同时邓也上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在会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主张，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的公开行动。

周于一九七六年一月逝世后，四人帮禁止一切追悼活动。到了清明节这天，却阻挡不了数以十万人计的群众聚集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向已故的总理致哀悼。这次四五天安门事件，在历史上与“五四”是相对应的，由反对四人帮的人士安排，代表一般人普遍的失望灰心。这次示威行动遭到镇压之后，邓小平又被撤销了全部职务。

不过，四人帮压不住七月间的唐山大地震，北京以东的这次天灾造成五十万人丧生，居民们不得不露宿街头。农民无不相信天灾与人祸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么大的灾难恶兆之后，毛主席非死不可。果然，毛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去世。继承人是湖南公安部长华国锋，毫无引入注目之处，外貌却很像毛。十月间，四人帮被逮捕待审。经过复杂的权力战术转换，邓小平于一九七八年底再度出头。

对大多数中国人——乡村的人——而言，文革的最终后果是毁掉大家对社会主义政府的幻想，使人民回头依靠家庭。举几个怪现象为例：五〇年代划定了阶级地位以后就不能改了，一代代传下去，此时简直和印度的种姓制度一般无二了。被列入“地、富、反、坏”（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百分之六人口：水远生活在阴影之下。此外，从都市往乡下流动一直是禁止的。农民生活始终予人粗陋、不文明的印象，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一千四百万都市青年下放农村后，并未改善这种印象。集体化以后的农村经济并未显着提高生产，盛气凌人的无知党干部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在六〇年代，毛泽东崇拜取代了农民旧信仰的神祗。到了七〇年代中期，文革的暴行和林彪垮台玷污了毛的形象。公共卫生措施成功，加上农业的绿色革命（化学肥料、杀虫剂、作物品种改良等），却使人口加倍成长。小学教育推广、道路运输与报纸收音机等通讯普及，都是大成就，却也揭露了中国落后的事实。外国的帝国主义侵略已经停止了，但是外来的刺激力也停止了。反而是旧的“封建”思想和腐化风气仍然深深嵌在中国社会里。

以后的历史学者可以说，毛的角色是要破除在中国存在已久的分化——少数受教育的统治阶级在上，广大平民百姓在下。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究竟成功了多少。总之，经济在开发中，新的政治结构却有待毛的接班人来建立。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胡说“毛的角色是要破除在中国存在已久的分化——少数受教育的统治阶级在上，广大平民百姓在下。”其实，毛狗杂种是派出他的卫兵去接管大学，然后取消考试，让比他更蠢的人进入大学，所有人的成绩都不准比他老毛的不及格更好——这完全是一种卑劣的人格堕落所致，完全缺乏最低的公平竞争。这让中国退回到了蛮族入侵的时代——甚至比清朝还要不如，比元朝后期也不如，只有五胡乱华的时候可以相比。毛泽东把自己喂得像肥猪一样的红光满面，但是全国人民都饿得精瘦，还有人得了浮肿病。至于他的“横渡长江”，那是用游艇拖着狗链子护卫着的，水面之下还派出了解放军兽兵的水鬼，托住了老毛的屁股进行丑恶的表演。】

【【第二十一章 邓小平的改革（一九七八——一九八八）】】

平反与重建

我们若要观察十亿以上中国人在“四个现代化”的标题下的十二年的活动（一九七九，一九九一），只能从浮面看一个梗概，否则不易看出所以然来。实在说，我们无从讨论中国人民在做什么，只能谈淡中共领导人的一些行事。我们可以研究骑马的人，却难以研究马。马的力量是骑士无法匹敌的。马往始料未及的方向冲的时候，骑士但求在马背上坐稳就得花费很大气力了，几乎不可能将马勒止。简言之，重要的不是今天的中共政府是否太强大，而是它面对现代化要求时是否够强大。十亿人往工业化“起飞”的时候，其经济成长是政府阻止不了的。统治者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政治系统上达成相搭配的成长．

八〇年代初的改革期间，中共试图从毛泽东当政末年的最低点恢复元气，在党的人事、农村生产、工业管理、外贸与外资、科技各方面都努力加强。首先要打理的是领导班子。

由于“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已经把船撞上岩礁，中央委员会必须以集体领导重振共党统治的合法性。一九七八年以后，邓小平虽然已被尊为“最高领导人”，表面上他仍只担任副总理的正式职务。不过，他的谦逊倒也允许他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阶级斗争的风气让位给经济改革与发展，毛的口号“政治挂帅”和“红胜专”也被古来的治世名言“实事求是”取而代之。意识形态的地位大贬。

新时代的来临是由外交政策宣布的。中共面转向外，欢迎对外接触。一九七二年开始的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圆满达成。邓副总理游访美国各地，让美国人明白，能够熬过文革的人不会把美国政治的这些老套把戏放在眼里。不久就有上万的中国留学生和科技专家到美国来深造了，十万名美国观光客也带着美元跑到中国去。从某些方面看，双方是重修旧好了。

邓的“开放”政策承认，中国经济要进步，非得有更多科技与资本注入，这两者都要自国外取得。科技转移于是成为重大目标。与外国公司的安装新机器或工厂、建观光饭店、开采煤或石油的合约，都同时引入了资本和技术。不幸的是，工业发展也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虽然有管制污染的法律，执行起来却与大多数国家一样不够彻底。

四个现代化涵盖的是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者都没有政治改革的指望。但是任何社会科学家都会预期它跟着经济改变一起来。一九七九年三月，邓小平按中共一向先发制人的谈判作风把政改排除在考虑之外，发布了“四大坚持”，即是坚持：（1）社会主义路线，（2）无产阶级专政，（3）共党领导，（4）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可以指望的是，自选自任的共党专制政府和以前历代的王朝一样，要继续垄断手中的权力。

邓的政权的第一要务是，先承认以前犯的错，以重新确立其统治权。政府检讨并修正以前对好几类人士的错误批判，对象包括五〇年代初上百万的地主和富农，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五十万人，六〇年代初被指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几百万乡村人民，以及文革时期被冤枉的三百多万干部和被诬判的三十万人。这些人，加上他们的家人，被平反的人总共可能达到一亿之谱。其中有许多人——如一九六九年默默去世的刘少奇——是死后才获平反的。平反运动的规模大得惊人；进行了大约五年。

毛泽东本人是个问题。他既是中国的列宁兼中国的斯大林，不可能只谴责他而无拆毁共产主义殿堂之虞。解决之道是，把毛的早期好记录和晚期的坏记录分开。算出来的结果是七成好三成坏，很巧，毛泽东评定斯大林的功过也是这个比例。毛泽东思想——早期的——仍可以做为中国未来走向的指导原则，尤其是经过辩证能手巧妙阐释过的部分。一九八一年六月共党中央委员会的“党史问题”决议，也承认中委会对于集体领导之解体“应负部分责任”。这与古时皇帝下“罪己诏”是异曲同工的，皇帝对祸事或灾难认错，表示他没有规避职责。为加强四个现代化的合理合法性，党提出晚清李鸿章的自强运动，并且颂扬孙中山的言行，因为这两个人都曾强调外国科技与机械的重要。

为了赢回人民的信心，党员必须经过筛选以提高素质。总数四千万的党员之中，估计只有百分之四有大学学历，仅百分之十四是高中程度。四千万人之中有一半是文革期间入党的，这些人的专业水准低，甚至连识字也不多，倒是毛式的群众运动意识形态依然很浓。毕竟他们在党内的主要经验都是批斗当权派。党实在不能倚重这些人，必须先确立党的纪律，一定要党员先能服从党的指示。但是党的改革是需要小心处理的事。

一九八二年九月的十二届党大会中宣布进行全面的整风运动，但这一次只限于党内，并没有对群众意见大张旗鼓。同时进行的，是吸收知识分子与技术专才为党员。党的这次整风效率欠佳，虽然有数千人被开除党籍或受处罚，但是对这么大的党而言，受处罚的党员才占百分之一点一，丧失党员资格的只占百分之零点四。至一九八五年为止的五年间，有一百万名以上的资深干部领了退职金走路。一九八五年九月间，一百三十一名高干卸职了。他们一般都以党新组的“中央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身分领取外快，这个咨询委员会由邓小平主持。曾任职《人民日报》的刘宾雁（1990），在八〇年代调查发现，贪污保守都可归因于文革期间爬到高位而且还坐在位子上的那些党员。显然他们要死而后已。

军方系统的删减虽然进行得很慢，到一九八五年，预算与人员都大幅下降了。参谋部有四十名军官退伍，军官团的百分之十也跟着退了。一九八五年六月间，解放军原来的十一个军区减为七个，高级军官减了一半。此外，军方在中委会里也不再居优势了。

到了一九八九年，可以看出几个明显的趋势。专业性是军方的主要目标，新兵中都市青年多于农村青年。主力部队仍由中央严密控制，其中以陆军为主，海空军为副。外国武器购入后，提高解放军的战力。此外，军方一般都避免涉入政治。

农业发展

二十年来，农业生产的成长一直赶不上期望的目标。由于农地改为建设用地，使可耕种土地面积减少了百分之十一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间的五亿八千六百万人口，一九五七年增加至大约六亿三千万，一九七〇年是八亿二千万，一九七四年八亿八千万，八〇年代初超过了十亿，一九八九年增为十二亿。这样的人口成长，吃掉了“绿色”农业革命的增产，而且使空间资源、住屋、公共设施都不敷所需。再者，这些过度充裕的男女人力欠缺训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或更多是不识字的。政策上的强调重工业、消除乡村副业，导致农村有大约四至九千万人失业，城市失业人门也在一至三千万之间。即便有（也许正是因为有）大量资金投入工业，乡村的低生活水平毫无改善。

中共最初的农业发展策略，是假定中国的劳动力可以供应灌溉、道路、田地等基本设施之需，如果这个劳动力能够动起来的话。五〇年代的农业合作化与农村公社，确实曾经汇集了大量未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当时用在挑运土石上的大量人力虽然十分浪费，但是按理论，从此以后生产量和生产力都会增加。不幸的是，这种农业自给自足策略——也是开发中国家普遍鼓吹的，很少有成功的例于。按德魏特·柏金斯与沙希·尤苏夫（Dwight H.Perking ＆ Shahid Yusuf,1984）的结论，合作社与公社动员的劳动力，整体而言，未必改进了生产。

汤玛士·劳斯基（1979）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农业，虽然投资的人力和收获产品都有增加，事实上每个工作小时的生产力却下降了。黄宗智（1991）进而犀利地指出，毛时代的整整三十年年农业管理，不过是保持了经济成长上的复旧。在人口成长的压力下，农民不断增加壳类出产量，却也不断递减其每个工作小时的报酬率。他们得以更快的速度跑，才能在原位站稳。黄认为，这种大不幸的导因是，毛时代胡乱接受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假说，而这种假说并不适合劳力供给丰富过剩的中国。复旧倒退的死胡同——产品增加而无个人生产力之改进，多少世纪以来一直阻挡中国农人前进，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七八年间依然阻挡如故。

城市与乡下的收入均等化，也无甚成效可言。一个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区的资源不同，改善的能力也不同。贫脊、多山、灌溉系统不足的地区，农民若不接受外地的施舍，就注定要困苦一生。江南水稻灌溉区的农民却一直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另一个阻碍均等化的因素是，严禁农村人口移入城市。所以，城市劳动力较能被充分利用，城市人的生活景况也就比较好。城市生活的改善可以扩及四周附近的乡下，却扩不到太远的地方。

处理一九七八年农业改革的时候，计划者认识到以前农村管理的错误，尤其要修正的是对农民的动机刺激。最先是由赵紫阳在四川试行改革，同时也在安徽展开。全国各地的改革形式与进行时间都不一致。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鼓励农家从事谷物生产以外的副业。农民的副产品可以拿到地方的自由市场上去卖，收入便可提高。

主要的改革是“生产责任系统”。其中包含六、七种不同方式，但都是以契约为基础。经过不同的试验阶段后，通常由生产小队和各个农产协议契约。生产小队的管理人员（干部）拟好全面的计画，再和各农户商定各家使用那些田地的契约。契约载明出产作物的数量目标，以及农家可领取的补偿。其结果是，记帐的工作从以前的生产大队转回来给生产小队——每小队包含二十五至四十户不等。

把责任放给各个农户，是很强的刺激力。因为，农家愈辛勤工作，替自己生产的就愈多，并不是眼看着自己的生产成果往上缴了。土地不可以买卖，但可以按契约加以利用。农家不再只求达到地主政府征粮谷的标准，现在只要从自己耕的地上收成里取某个定量交给小队就成了。这种“包干”制度，几乎成为全国通行的方式。文革早期以道德训诫为刺激力，要求只生产谷类，给农家副业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都是凭空画的意识形态蓝图罢了。

制度改变的影响非常大。现在的地方主管不必只顾向农民征收规定数额的粮谷了，农民也不必为了生活而非从事业猪养鸡的副业不可。现在整个小区可以联合计昼如何提高生产增加收入了，结果则是两者都大量增加。八〇年代的农村生产成长了大约两倍半，远超过人口成长。这乃是邓小平改革的大成就。

如果有人说，中国农业找到出路而愿意向美国农业看齐就是走向“资本主义”，他可是大错特错了。农业的契约制乃是治国之术的最新风貌。自有历史以来，中国的统治阶级就想着如何把人民组织起来，藉以改进人民福利强化国本。现在他们却发现，在半商业化的农业社会中，立契约可以激励动机，从而提高生产。就是这么简单。古代的权谋之士看到这些安顿农村大众于田地的新方法，必然会点头称许。

毛泽东政策的目标是要各地区“自力更生”，造成公社的蜂窝结构，要求各公社将彼此的依赖降至最低，而且是反对商业行为的。这种政策徒然阻碍农村的发展。有许多计划虽然达成了，但毛的农村自筹资金的工业化全面失败，许多干部遭到冷落，接着就是某种程度的消除集体化。在邓小平的改革之下，新兴的地方菁英阶层——比地方干部技术能力高且眼光远，朝着地方贸易与多样化等新目标推进。

共党革命究竟为农家做了些什么呢？在八〇年代，人口与土地稀少的压力比以往一向更大了，烹煮与取暖用燃料的需求增加，大大加速了树林滥伐。工作的负荷量根本未减少，地主阶级由政府取而代之。真正不同的是农民的心态、行为、机会。毛泽东时代已经打开了初级教育、公共卫生、较好技术的大门。人人平等的信条让农民对自己、对自我潜能有了新的看法。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在邓的时代变成创业者，不再参加以前那种由委员会管理的集体业务，转而做起各种各样的事业。大型国营工厂的共党职工却反对这些小创业者，利用党的筹资能力扶助合作事业，以减少个体户的数目。这些党工们一心一意要维持住大型的国营工厂，以表现赋与他们地方权威的“社会主义”是多么优秀。

工业发展

邓小平经济政策的最突出的转向即是开放外国的贸易、科技、投资。从一八〇〇年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角度看，这算得上是剧变。一八四〇与五〇年代的不平等条约未出现之前，清朝的政策明显不注重外贸与对外接触。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自给自足最初乃是战时经济的信条之一。一九四九年以后，闭关自守不依赖进口的政策（仅对苏联集团除外），表达了很浓的反帝国主义情绪，而且以苏联的自给自足式工业发展为仿效的榜样。

迟至七〇年代末，中共的投资政策仍旧一昧模仿苏联。作为其依据的基本假设是：第一，资本与产量的比例是固定的。也就是说，投资年年增加的话，产量也会年年增加。第二，外贸是不重要的，因此，生产消费商品以取得外资不在计划之列。基于这些理由，工业化的上策就是尽量多投资，尽量减少消费。换句话说，重工业可建设光明前途，消费商品却会妨碍前途。因此，中共在六〇、七〇年代把大约百分之三十的国民所得投进工业化。打着闭关自足主意的中共，故意避开了外资输入可以带来的好机会。

渐渐地，资本对产量的比例变了。也就是说，同样数额的产量所需的投资量愈来愈大了。国民所得成长率下降，投资率却继续上升，留给消费率的空间就非常有限了。资金转投入国防、工作动机低落、铁路建设遭遇地形困难等等因素，都妨碍了生产。此外，中共的工业设备老旧，大约六成需要换新。至于管理方面的问题，中央计划与强调产量实际数额的规定太严苛，导致有货无市，也就出现净亏。一九七六年以后，苏联式的工业策略仍持续了好几年。资历最优的工业策划人才之中，有一部分于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间被赶下台。经过文革以后，原来的三百多位高级经济官员被整肃掉一百多人，保住职位的只有以前的四分之一。

按高度中央集权的苏联式管理经济，省级和以下的生产单位的一切作业，都隶属直通到北京相关部门的垂直结构之内，由某一位副总理监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想要达到迅速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原则应是农业集体化、中央计划地方管理、加强第三前线或其它便于防御的内地省分的重工业。到了七〇年代，重工业、内地省分、北京官僚这三个既得利益者主宰了经济政策，不过，中央控制式经济难免的生产短缺、不顾及消费者需求等等特征都已存在了。一九七八年提出的“五年计划”令人想起孙中山的铁路发展蓝图，只顾理论而不务实际。例如，东北的大清油田是重要生产中心，计划中就拟定要再开发十个类似的油田，根本不考虑有没有这样的油田可以开发。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计划策略才有了根本上的转变，改为侧重农业与销往国外的消费商品。至于重工业，因为能源较不足，总得抑制了。同时，轻工业应借助外资。

这些工业改革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复兴，因为一切还是由党和政府发号施令，而且还是以集体主义——即“社会主义”——为中心目标。不过，在工业的责任制度下，权威现在交给管理人员的比交给党委的多了。国营企业不再把收益（与亏损）全部报缴政府，现在是自行管帐，按收益缴的所得税虽然高，其余却可以用于再投资厂房机械或员工福利设施。企业本身的较多自主权，市场较开放，都大大增加了生产激励。乡间建立起富农经济之际，工业发展也稳健地前进。

为了促进采矿、电子通讯等低利润工业的生业，中央计划部门定下“重点计划”制度，可以为完成某指定成果特地动员政府机构的力量。这个新制度把中央政府预算中的许多建设腹案挪走，转交到地方政府机构手里。大家都发现，建厂不宜从中央遥控。以前，建设公司只管领取中央的拨款，也不管工厂能不能建成。现在却不同了，建设公司必须参加投标，而且要保证取得到必需的建材。

于是，一九七八年以后的中央地方均势回到：（1）开放外贸与外资，（2）建设以前外贸兴盛的沿海城市，（3）着重消费品生产与地方主动，不再全由中央控制。但是，新策略不久就遇到难题。地方政府虽然迅速办起生产因应市场需求的消费品生产轻工业，物价结构却依旧取决于中央，并不随市场力量起伏。各地方政府以及企业间的激烈竞争扩张了轻工业，但也引来许多不良的副作用：基本开支短绌、劳工成本哄抬、阻止一地的产品到另一地出售。同时，中央政府在交通、水力发电、开矿等基本设施方面需用的经费也缩减了。整体而言，工业扩张似乎带动官僚的大量参与——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但是这些并不一定能提高成本效益和劳工生产力。

七八年以后的改革给了私人企业和市场力量较大活动范围，连带使贷款需求扩大，导致银行系统从中央向下疏散。中国人民银行于是变成中央决策单位，监督专门办理工商、外汇、国际投资、农业、保险、建筑等事务的其它银行。人民银行与其从属机构，藉贷款——而非拨予补助——制定了利率，从而鼓励了成本效益。其结果是要把任用职员与作决定的权力从地方政治势力手中抓过来。拥有三千处支行和总共三十万职员的工商银行，不但贷营运资本给工商企业，而且鼓励工厂设备更新，以提高产量与效率。工业融资也借助于债券发行，这暗示着股市将要出现了。

外贸与外资

一九七八年的开放外贸，也包括外国投资，特别是外国公司与中共政府机构的合资企业。由于中共承诺供给的土地、铁公路、水电等基本设施，超出了负担能力，早期与日、美合作的野心勃勃的大计划不得不削减下来。

广东是外贸活动历史最悠久的地方，也是受香港影响最深的一省，中共便在这儿示范了给予“更多响应其本身需求的自主权”。广东的国营贸易公司分公司可以独立作业，获准与香港和澳门进行贸易，而且可以保留大额利润。这些分公司在投资、控制原料、制定工资方面也有更多自由。省里每年只需要按其收入缴一定限额给中央，或是缴固定金额即可。诸如此类的改制都刺激了贸易，并且给其它地区立下榜样。

在禁止随便出入的地方建设的三个“经济特区”——深圳即是第一个，专供外国公司建工厂与职工宿舍之用。到一九八四年间，华东沿海共有十四个港市开放给外贸与外资，这些大多是昔时的通商门岸，但如今主权都归中共了。合资企业数以百计地增加，但多半遇上以下的问题：劳工较便宜，却经常有技术不足的情形；必须办理的清结手续太繁多；再就是，外国投资人难以将其盈利运出。

契约法是国际贸易不可或缺的条件，中外商贸争执发生时，也需要中国律师。会计、契约、诉讼都成为国营企业营运中免不了的事务。为此，新法律发布了，律师培训的课程也加强了。

为了制定比行政命令更稳妥的规章，立法是必需的。一九八二年实行的国家法明定，全国人大应该是主持立法推行法律实施的组织。一九五九年废除的司法部于一九七九年再度设立，到一九八四年间，共有四等级的一万五千个法庭与裁决所，任用法官大约七万人。人民代理（诉）人与职业律师的职务也都恢复了，两者都是国家的公职人员。不过，被控告的人在未证明无罪之前是不可以假定无辜的。司法也不能脱离党而独立。

科学与工技

中科院与科技委员会都恢复了积极运作，后者的职权是横向切入政府各不同部门的垂直结构之中的。跨越各部门界限——尤其是军方——的合作沟通有困难，因此又于一九八三年成立直属国务院的“科技领导小组”。中共从苏联那儿学来的垂直分门别部制度，必须改革成为比较整合的共同体。这包括破除欧洲式的学界障碍，不再是研究工作全归研究院所，教学只归大学了。

更迫切需要的是研究与生产的衔接。按汤尼·赛克（1989）在一九八四年做的调查，全国三千五百个研究机构的“科学上的成就”应用到生产方面的不到百分之十。一九八五年间，赵紫阳曾经指示研究与生产部门之间应有“无数有机性的联系”。以前研究机构竞相挖角、彼此抄袭他人已经做过了的研究，这些旧作风现在都遭到研究机构的期刊与会议的严厉抵制。

科技涵广的范围很广大，除了一百三十八个专业研究院所之外，中央各部与各省所属的研究单位就有将近五千个，大学院校的还不包括在内。中央的领导控制根本忙不过来，经费来源也要靠研究机构和企业单位的合约帮忙，利用市场来促成“直向组织之间的交叉联系”。这种策略也有助于偏远地区加入科技领域的活动。

将科技应用到公共卫生上，是中共的一大成就。据约翰·艾文思（John R．Evans，见Bowers等，1988）的研究，一九八四年的“主要都市及乡下地区的疾病数据图表与一般工业化国家大致相同”。预期寿命从一九六〇年的四十一岁增加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十七岁。一至四岁婴幼儿每一千名的死亡率，从一九六〇年的二十六人降至一九八一年的七人。

一九四九年间，中国总共有五十六所医学院，包括教会的、外资的、省立的、国立的。经过文革以后的恢复期，一九八二年间已有一百一十六所医学院，每年入学新生数目约三万人。一百万名受过高等医学教育的医疗人才之外，还有两百万受过中、初级医护训练的人员。医学教育的问题不外以下几个：每个班级人数太多、课程和设备不足、教科书太死板、以结业考试为重。

党与民众

一九七八年以后的改革，旨在使党的专政效果改进，包括设法缩小行政结构、提高干部素质等。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二的三年中，党的调查委员会处理了七百七十万封人民诉怨信函，接见了二百六十名诉怨者。这至少是一种表态。另一方面党也整顿工作单位与居住单位的选举制度，以正式选出的干部在国营工厂、工会、城乡住宅区的党委会中服务。

另一个受关注的对象是新闻业，因为共党是利用传播媒体维持民众对专政之默许的。一九七八年邓小平改革开始之时，中共的宣传效能就大不如前了。事实上，毛泽东中意的两个第二号人物先后被指为叛徒（一九六六年的刘少奇，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人们已经不知什么话是可信的了。传媒的新一代读者通常都很冷淡，有很多人是怀着讥诮态度的。因此故，一九七九至一九八〇年的改革者指责四人帮的弄权、放宽出版物的范围，并且重新确立新闻的事实可信度。

对共党而言，传媒有三种功用。第一是把党的政策传达给人民，第二是让官员们从新闻报导中获得有关大众心态与民众生活实况的有用情报。这两种功用合力按照某种群众路线维持党与民众之间的联系。第三种功用，按安德鲁·纳森（1985）指出，是“协助领导人与人民一同监督官僚系统”。其协助监督的主要方式有二：一是利用各式各样的批评或自我批评，另一个是发布调查性的报导或读者致主编的来函。

报社派出的记者——尤其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有类似官方的身分，可以进入工作单位采访并查阅档案。找到了什么营私舞弊或失职行为，便可以发表。最有名的例子当属刘宾雁于八〇年代初揭发的贪污舞弊案。

此外，各报社于文革期间被关闭的“群众工作”部门，现在又重新开放，每天要处理上百件民众发牢骚告状的来函。有的是私人困难，有的是打官员行事不当的报告，其中不乏可以纠正弥补的事例。这令人想起古时候的御史，其任务便是揭发官员渎职，为的是要保住皇帝的天命。美国的社会工作机构和国会办公处也有类似的功能。但是，以中国人之重视名誉、害怕恶名变成白纸黑字，报纸揭发却有特别强的威力。

增加了收音机和电视广播以后，政府与人民的往来管道更多了，但其背景却是与美国全然迥异的。中国的舆情和舆论倾向采取道德姿态。道德的地位高于法律，表面上看来做了坏事的人很可能毁于不利的名声。发布报导的新闻大多是好事，不像在美国，坏事才会成为新闻。值得一提的是以外国电讯社及新闻报导译文编成的《参考新闻》，这分营销量九百万分的日报抵消了经常见诸报端的乐观繁荣宣传。

另一个激发拥护政府的民心的方法，是重新恢复运作的地方选举制度。选举分为四级——五万个乡镇（毛泽东时代的公社）、二七五〇个县（或市）、二十九省，以及在北京举行会议的全国人大。文革以前（文革时的一切选举都暂停）的”选举），是极权国家式的，乃是只有单一候选人的群众投票仪式。这种最低限度的政治参与是连选票都不必看的，只要把它投进投票箱即可。一九七九年的选举法往前进了一步，安排了比应选名额略多的候选人。县里分区选出县议会的代表，每个县议会平均有大约三百名议员。全国人口都登记为选民，凭选举证集会而参加提名，成为“国家的主人”。党监督下的选举委员会将各集会提出的名单筛选后，选民们可以在为期五天的竞选活动中认识一下这些获得提名的候选人。

投票日如同过节一般，一九八九年的全国总投票率是百分之九十六点五六。县议会代表任期三年。整体而言，邓小平政府可以说是在教导人民如何进行选举，类似孙中山与国民党所说的“训政”。但涉及政策与政权的时候极少。

老一辈的党领导人对于改革的一些势态深感不安，尤其是外面世界通俗大众文化的影响，如服装头发的式样、爵士摇滚音乐、随便的性关系、色情、颠覆性的写作等。这一切都可能导向道德的败坏。因此，保守人士策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一年起）以及反对“精神污染”（一九八三年）的运动，针对学生、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的思想趋势与生活方式进行攻击。

环保运动是社会的先锋。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四年间，文艺界与科学界人士曾抗议修筑三峡大坝的计划，随后又有其它人附和。这个水坝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古代的明君雄主多有足资纪念其丰功伟业的大建设；毛泽东的纪念物即是三峡大坝。毛的后继者虽然受到一些反对意见的影响，似乎仍倾向于按原计划进行。

民主运动

八〇年代的经济改革与成长愈来愈使政治改革的话题超越了“四个坚持”的界限。邓小平于一九七九年提出的四个坚持旨在保持共产党的控制不衰，但“开放”以后，涌人中国的民主观念使政治改革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东欧共产制度于一九八九年崩溃，也让世人看见，列宁主义集体化控制经济下的工业化已经欲振乏力。然而，市场经济也隐含着思想观念的自由交流，中共很难只接受其一而排拒其二。

民主运动从一九七八年十月讨论政治的大字报在北京出现的时候开始。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的这个冬季，“民主墙”上每天都有各方人士发表的大字报，有些学界人士表达的意见还被外国记者抄译，这些都是共产党不能忽视的不满意见。一九七九年四月间，曾主张民主为“第五个现代化”的著名民运人士魏京生被捕了，随后便依不足信的罪名受审，判处了十五年徒刑，算是对其它人发出的警告。民主墙的活动也由是停止了。

这次民运背后一项普遍存在的事实是，许多人——不只是学生——理念上已经与党疏离了。列宁主义者利用马克思主义为指标而进行的共党专政革命，已经被二十世纪的各式各样变化成长淘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现在生活在电子时代的国际世界之中，延安时代的刻苦简朴虽然仍是邓小平和元老一代共党珍视的记忆，却不再能解决中共的问题。

但是，社会各层面一直特别注重的还是教育问题。文革期间荒废了高等教育，全国大学入学考试恢复后，一九七七与一九七八年的考生资格从一向的二十一岁放宽到三十岁。一九七七年一共二十七万八千个录取名额，报考人数却高达五百七十万。一九七八年的三十万个录取名额，共有六百万人报考争取。到了一九八〇年，六百七十五所大学院校共招生一百四十万人。这一小撮将掌理中国未来的菁英，分量不及总人口的千分之二。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潜力却与稀少的数量成反比例。

正规大学教育之外，还有工厂与政府部门设置的工技学校，以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教学节日，这些教学管道影响深远，使数百万城乡人民虽没有令人羡慕的大学毕业学历，却能当上兼职的学生。

中国共产党怎会让这些举足轻重的菁英与党疏离了？答案仍是有历史性的。国民政府试图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宣扬为国家意识形态，但并未成功。以西方思想为取向的开明教育，持续到一九四九年以后。毛泽东在五〇年代初未能将他的政治化思想灌输给中国知识分子，只能在一九五七至一九

五八年的整肃右派运动中压制住他们。以后就靠受过部分教育的党干部把中国带人现代化生活，但是党干部并未把这件事办成功。如今，获得平反的知识分子又带领学生们背叛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了。

天安门大屠杀，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中国的独裁政体从列宁主义借得威力，但总能保持不引人注目。如国府军队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底至三月间以几天时间屠杀了尚难确知的在台北示威的台籍人，当时并没有多少美国人在场，也就未将此事宣告世人。中共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间为巩固势力处决了上百万的人，都是零星逐步进行，未被外界新闻报导。要等到四十年后，电子时代才追上中国统治者这种过了时的“不听话就杀头”的作风。而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门广场的事传出去后，震撼了全世界。

立场强硬的爱国主义者虽然口口声声说，中国内部发生的事与外人无干，这种民族主义信条却已丧失其效力了。八〇年代末的情况是，电视靠着人造卫星接力而环绕住整个地球村，培养了空前广大的电视新闻观众群。正好苏联共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于当年五月间到北京来参加高峰会议，世界各国电视台的主播及其新闻工作小组都来到北京报导此事。

这些人却发现，宽阔的天安门广场成了彩色绩纷的露营区。数千名学生和其它和平示威者，为争取政治改革与人民参政权的民主运动，五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广场上扎营。有些时日中，响应活动的人将近百万。在全世界的注目下，有二、三千名学生开始绝食抗议。但是年老的共党领导人不为所动，不但拒绝与示威者谈判，反而召来了解放军。军队迟疑了许久，终于在六月四日开火，打死的无武装示威者——按官方统计——有二百人，也许不止于此，打伤了上千的人。

此一举，恰如一九〇五年俄国罗曼诺夫沙皇的“血腥星期五”屠杀无武装示威者，使主政者丧失了城市民心与知识分子菁英的支持。不过，中共领导人对乡下的人民却很有把握。共党领导人先痛斥民运是企图制造混乱、毁灭共产党的颠覆阴谋，继而开始追捕所有与六四事件有关联的人。结果是审讯、学生下狱、工人领袖被处决、学界遭受低程度的恐怖主义对待。共党的专制政体觉得受到要求决策多元化的威胁，为了自救，便牺牲了想要参与政治的那些人。再一次地，中国抵挡不住落后的旧风。随后两年中的压制行动，使公开的异议归于沉寂。怎会如此呢？

第一个因素是，潜在的异议分子欠缺私产、合法人权、独立地位。人们以前取自家庭的支持、必需品、居住空间、人的接触、出游许可，现在全靠工作单位给予。学生争取到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后，仍是党国机器的所属物，必须靠服从的表现与关系开展前途。他们根深蒂固的顺从权威的心理，即是他们的一个问题所在。

第二个因素是他们的思想之中固有的。多少世纪以来，中国的经典教育就培养了对于纯粹大公无私原则的信仰，丝毫不容私人利益的妥协余地。墨子刻（1988）曾将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一些“崇高目标”概述如下：“一个没有任何不公平、自私的谋财的经济体系，一个重要领导决策不受私利影响的政治体制，一个与两大超强国同等的国际地位，一个没有众说纷纭、一切道德与现实真理都汇于一统的知识生活，一个没有压迫、虚假、自私的文明，一个人人各得其所的社会。”

天安门事件的观察者评论学生们的私人需求与其公开声明之间的差距，也是以这种崇高理念为依据。学生们需要的是好一点的衣食、大一点的居住空间、多一些可读的书、多一点以口与笔表达意见的机会。但是这些是自私的需求，如果公然提出来，会显得可耻而不识大体。因此，他们公开的声明都只涉及抽象意念——民主、自由、道德（反贪污）、公正（反偏私）、国家荣誉（反对外国侮辱）。学生们若是实话直说，是得不到知识上的认可的。甚至到了实际谈判的时候，他们也提不出具体的要求。

相反的，如艾士里克和杰弗瑞。瓦瑟史托隆（Jeffey N.Wasserstrom）指出（见Wasserstrom ＆ Perry,1992），要理解天安门示威运动，最好能从中国传统仪式与戏剧表演的观点来看。示威者在大庭广众的面前结队而行、举标语、喊口号、团结一致，宣告了他们表达不满的决心，同时却重申对现行政府的忠诚。事实上，他们是在利用街头剧场向当局陈情请愿，没有要质疑其权威的意思。

然而，示威的行动却做得矛盾含糊。习惯搞官方运动的学生们，照例挑起大众情绪来攻击指定为目标的恶行。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行动表现的是彻底的无私，示威的人打算为公众利益而殉身。在年老的共党领导人看来，此种争民主的运动却是在抨击统治者垄断权力。因此必须先发制人摧毁民运，以免自己被民运摧毁。其权威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我们从这儿看见的是理学名教遗留传统的破产。儒家的自制自律也许继续造就可从事公职公务的上选人才，同时却抑止有关独裁权威原由与合法性的政治推理。一个文明社会必须的一点适度的多元性，虽然已是伸手可及了，却被人避之唯恐不及。

【谢选骏指出：邓小平小人一个，毛泽东的打手出身，想让他带领中国大陆走出野蛮时代，无异于缘木求鱼也。但是邓小平为了摘掉自己的“和继母通奸”的帽子，确实为“地富反坏右”等贱民也摘了帽子，开始了一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二次解放”。可是这绝非其小人所愿，所以，他到头来还是用天安门的万人坑，为自己盖棺论定了。】

【【后记】】

前面的章节想要传达的是怎样的一种中国形象？这些章节对于中国的未来又有什么暗示意义呢？以下是我自己就政治脉络做的推断。

一开始，乃是中国最古的夏、商、周三代国家社会（state-and-society）的君主拥有而且据称也行使的权力，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当时生活的所有层面似乎都已政治化了，也就是说，都与君主有关，在君主怀着戒备的监视之下。

接下去吸引我兴趣的，是汉代的掌权者学会怎样培训、挑选、配合那些致力于正统儒家理想及仪式的读书士人。掌权者也发现借着确立官方意识型态而任用官僚的办法。到了公元第七世纪，隋唐两代不但重建大一统的帝国，而且开始利用考试制度选拔公职人才，从而削弱了贵冑家族的控制权。最后，宋代让奉行理学名教的地方士绅或士大夫阶级管理地方上的事务。

尽管历史学者往往会忽略，一般都称赞理学思想整理出来的秩序是礼教制服混乱的大成就。儒家注重君臣子民行止合礼，证明思想灌输和端庄的举止都有助于维持文明社会的形象。独裁统治的事实隐含在儒家的治国逻辑（或可说治国迷思）之中，依此逻辑，统治者的崇高行为可激发他人的仿效与衷心顺服。理学发展高峰的明代，理学秩序划定了自己的界限，只求保障农民、收税者、统治菁英阶级的安全，不大顾及外在世界。

一六四四年起满族入关建立清朝，外族的军事控制作风也纳入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系统。汉族中国与满、蒙的共生关系肯定了理学思想的秩序，并使这种秩序更臻于完美。中国的农业游牧官僚体制，与当时西方国家发展中的工业军事体制是迥然不同的。

这种差异，乃是礼教中国与西方平等交往的一个障碍。例如，皇帝在理论上拥有无上权威，是帝国架构中的拱顶石。但是，皇帝的中央权威从一开始就启发了许多自我管理的、自立的社会团体形成。结果，中国上下听命于一个理论上独揽最终权威的至高中央政府，这个中央权威事实上却笼罩不到地方的活动领域。以清朝皇帝君临的版图之大而言，他实在是位诸事不管的统治主。大清皇上理直气壮地消灭了所有的乱民、叛党、谋篡者之后，却几乎从不在国民生活领域里现身。地方士绅和农民凡事只靠自己打点，仅在紧急状况出现时需要请示朝廷。

地方舞台不给中央政府施展机会，关键因素在于礼仪和意识型态。上层阶级的生活以科举考试为重心，即便得第做官的人极少，科考制度却是肯定理学名教的。理学的理想是要训诫百姓黎民服从，教导士人菁英成为以地方事务为己任的自发领袖。军人屯田自行给养、地方士绅经纪自我调节的市场、自我管理的工商行会制约自己的经济生涯、准备应考的举子在书院里自修，无一不深受理学观点的影响，也就是敬祖、忠君、尽本分、守规范的观点。

中国社会的统一而自我约制的特性，也可以归因于一项地理事实——古代中国的腹地在海上来的变量影响可及的范围之外。关外游牧民族的武力和治理才能成为中国的固定一分子以来，始终不得往航海的路上发展。到了满清时，陆上来的外邦接触问题，大致都平定安抚下来。航海防衔、远洋商贸、海军武力方面的问题却不然了。

理学名教的社会与晚明清朝帝国的弱点在于，历史悠久的独裁体制一直固守着对于所有人、著作、思想、礼仪、军事行动的最终督导控制权，同时却未发展出能够容忍多样化、异议、少数人的观点、相抗的政策等等的制度系统。思想行为一致的堂皇外表虽然支配着一切，其实却是空洞的。在这空洞外表与日常生活事实之间是一片真空，这片真空中原本应该有一些为近代多元主义所做的准备。凡事只容许一个正确标准，便是否决其它可行可信甚而已经普遍存在的想法，否决多元性。层峰武断主张的政策一元化，否认了地方上便通权宜的多元性。

另一个伪装成伟大功业的缺憾是：人口的大量增加。本来中国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六八〇年以后人口暴增更造成大得不利于运作的社会，其中的教育识字、卫生、粮食供给、地方司法、治安都是严重问题。十九世纪的清政府脚步根本追不上难题的衍生。

近代化变迁带给大多数民族的正负面影响也许是等量齐观的。中国却因为追求现代化起步太迟，未蒙其利便已受其害。如果清朝皇帝在一七九三年就接受了马戛尔尼带来的英王乔治三世的要求，在那时候加入了单一民族国家的贸易世界，中国的现代化原可与日本不相上下。然而，清朝反应迟缓，结果便是一个世纪的不平等条约。

中国到了二十世纪初才对海上来的接触有所响应。这并不是改换一个朝代就能完事的，农业与官僚的结构得要商业化——以完成自明代便已展开的变化过程。但是这还不足以担保发展进步，首先必须让近代科学知识取理学思想的地位而代之。这种改变造成的是以出国深造专长为目标的新型读书人。

然而，人们追求统一团结的新政府，成就的显而易见却是中国传统的延续。不分改革派或革命派，人人认为经济成长应该按某种形态的“社会主义”受中央政府控制。列宁主义的极权主张延续了帝制独裁的主张。理学教条的绝对真理地位，被同样绝对而总括的马列思想取代。帝制时代的统治阶级包括内廷掌权者、外廷官僚、地方管理中的乡绅士人。在共产党当政时代，统治阶级改换为党领导人与中央委员会、遍布于政府机关的受过思想灌输的党员、地方干部。新的共产党秩序与旧的帝制秩序非常相符，以致继皇帝之位的毛泽东既能掌握独裁权，同时又能以革命者的姿态带领群众参与政治。

毛唤起干部做积极的自我批评，以及他未能办到的促使地方靠自己筹资发展，两种策略都呼应了明太祖的政风。朱洪武治理地方靠的是里甲劳役与保甲连坐，毛用的则是自我警察式的街道委员会和总揽全权的“单位”。邓小平时代以政府监督商业性活动，如共党之倚重国营企业，也类似清政府利用行商从事经纪与合法的垄断。至于精确的成本会计和律师办理的契约业务，比起其它与古制古风有连续性的政策，只算是一些浮面的新奇装饰。

另一个与中央权威衰微再重生一同发生的要素是军事化的过程。到十九世纪晚期，借着军事垄断、电报、铁路、轮船的助威，政府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可以更迅速而广泛地奏效。二十世纪的科技使政府能够无所不在，极权体制也因此成为可能。

在现代化过程的昏乱之中，追求文明社会的一番努力又有如何的遭遇呢？这种追求起于现代化带来的专业化，以及专业化导致的专精者在各自领域中的自主。例如，在工程、航空、化学、现代医学等行业中，不可能由政治核心来操控其科技。政治控制的企图遭遇专门知识的障碍时，很难置之不理而续往前进。新兴的科学工技，意味着到处是小撮自主的政治体制。因此，正统思想信仰有其局限，多样化可能由此而生。

令中国独裁政治的继承者深感棘手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但要专业自主，而且要外国知识界似乎当然一定享有的多元性。中国的思想向来是本土滋长的，或是将外来者中国化的，如今却伸展到中共政府的控制力之外；现今的学者读书人之中，有极多人可以投入世界学界活动。

再说中共的经济成长，外界观察者和许多中国人不约而同认为，不可能在没有更大程度民众参与政治的情况下进展到多么远。这两方面的成长，以及其它许多要素，都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少的。以中国大陆人口之多，经济成长的必要条件之一是，遏止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妨碍大众生活水平提高的“退化”（involution），即是，产品量增加，每人工时的生产力却未增加。毛泽东时代还有这个现象存在，报酬递减律（因为人太多之故）至今仍绊住中国。

解困之道在哪儿？既怀疑又有信心的墨子刻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中国人有“乐观的现世性”（optimistic this-worldliness）的癖性。这种特性坚持只论事情压根儿应该如何如何，不论其事实上本来是如何，而且将其它驳斥为不道德。墨子刻主张中国接受“三个多元主义”或“三个市场”的观念，亦即是，自由市场经济、知识分子的观念意见市场、有相互冲突却可协商的利益团体与政党的政治市场。大家在市场里“都追求合法的而且至少有些许自私的目的”。

在西方眼中看来，中国发生的也许像是独占与竞争之间的斗争，而竞争的自荐条件是扩大生产力。中国人的眼中看来却不然了，可能要用较道德性的角度来看斗争，强烈反对经济生活所呈现的物质主义与贪欲，谴责思想的自由市场上经常存在的混乱，贬诋代议政治容忍的以利益团体形态出现的自私自利。

我们不妨把中国朝文明社会的动向枧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趋势，但不可就此断定这个趋向必然导引中国走向西方那种有自由选举、代议政府、法律保障下之人权的民主体制。反之，中国式的民主可能会有同等阶级团体中的选举、同侪团体之内一致同意下的代表权、比西方规定得较狭隘的个人权利以及其它。

中共试图仿效其它国家运用过的民主化程序，结果有好有坏。西方民主政权没有找到能够更有效遏止贪污、维持士气的办法之前，这些民主政府的范本可能得不到中国人的一致赞许。我们这些外人可以就中共急需的人权奉上建议，但是，我们未能在约束我们自己的传媒暴力、毒品、枪枝制造业等方面以身作则之前，实在不宜催促人家向我们看齐。我们倒是必须仔细反省一下我们对于中国做的那些基本假设有无不当之处。

【谢选骏指出：人们把邓小平改革称为“第二次洋务运动”，但我把它称为“第二次孝文帝汉化运动”。不过，这两次改革最后都导致了他们企图救亡的那个朝代的灭亡。虽然有费正清这样的马列主义者一直在为他们保驾护航——我亲耳听见共产党“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北京“中央电视台”缩小六四屠杀的死亡者是三百多人，大家当时都嗤之以鼻，因为死亡者实际上万。但是这个费正清临死之前付印的这个版本更不老实，把屠杀数字再度缩小为二百！如此丧心病狂的“美国汉学家”！】

【网文《费正清》报道：】

约翰·金·费尔班克（英语：John King Fairbank，1907年5月24日－1991年9月14日），汉名费正清，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其汉名费正清，为梁思成所起。

生平

费正清1907年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休伦，是其父Arthur Boyce Fairbank唯一的孩子。先后求学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及哈佛大学。1929年获罗德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求学，研究题目为19世纪中英关系。

为了撰写博士论文，费正清于1931年夏赴中国调查进修，考察海关贸易，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学习中文，主要受教于蒋廷黻，曾短期兼职清华大学经济史讲师。其间在北平结识了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北平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研究员丁文江等人，并与外文教授叶公超建筑学家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和物理学家周培源等结为好友。

1932年7月，在北平与未婚妻费慰梅（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结婚。夫妇二人的中文名字皆是梁思成所取。二人收养了两个女儿Holly和Laura。

1935年第一次离开中国。在取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于1936年回母校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并从1939年起与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一起开设东亚文明课程。1941年被征召至美国情报协调局（1942年6月13日分裂为美国战略情报局与美国战时新闻局）研究分析处，前往华盛顿工作。

1942年6月2日美国情报协调局局长多诺万上校任命费正清为驻华首席代表。1942年8月21日从迈阿密启程，搭乘泛美航空公司飞机，经停波多黎各、西班牙港、贝伦、累西腓、阿森松岛、阿克拉、拉各斯、卡诺、迈杜古里、喀土穆、开罗、巴士拉、卡拉奇、新德里、阿拉哈巴德、阿萨姆邦、昆明，1942年9月25日飞抵重庆。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驻重庆，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并兼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再度来华，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

1946年返回哈佛大学任教。1955年在福特基金会支持下主持成立东亚问题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后来还获得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并于1961年更名为东亚研究中心，后于2007年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资纪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费正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将来会遇到的问题作出预测，指出它们将来会遇到三个问题“一是人口问题，二是官僚腐败的问题，三是强调思想统一，使整个民族丧失创造力的问题”。

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后，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自1949年后首次重访中国。

1991年9月14日，因心脏病发作逝世。

评价

费正清在将哈佛大学发展成为美国领先的东亚研究机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建立的东亚研究中心后来改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他在1955年至1973年担任中心主任。在他直接或间接主持研究中心的几十年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为美国东亚问题研究的学术重镇，其本人也成为美国中国研究学界的领袖人物。

指控其同情共产主义

20世纪40年代末，费正清等“中国通”预言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将取得胜利，主张与中共建立关系，认为其符合美国利益。但是许多美国人指责这些中国通出卖盟友，协助散播共产主义，并受到苏联指使。冷战加剧期间，费氏因对共产主义 "软弱 "而成为众矢之的。他在1952年申请去日签证被驳。在美国国会“谁输掉中国”的调查中，他被要求在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上作证，但由于他的学术地位而不受影响。而当美国右派的麦卡锡参议员则把矛头指向三位国务院著名“中国通”时，费正清也被列入“四个该为输掉中国负责的约翰”之一，他们分别是范宣德、谢伟思和小约翰·佩顿·戴维斯（四人英文名都为约翰），而此时回中国的费正清朋友如费孝通、陈汉生却在中国大陆因被指“亲美”而遭攻击。

1966年由胡秋原、郑学稼和徐高阮发起，一千多名学者签名的《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在台湾与《纽约时报》发表，攻击费正清以“中国专家”之名出卖中华民国。陈立夫的回忆录认为：费正清散播不利国民党的谣言，打击国民政府信誉，促成美国政策有利中共，影响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溃败。他在中共眼中，无疑是个英雄。费正清的哈佛官网说：“他逐渐意识到，如果美国仍然与无能和腐败的国民党政权捆绑在一起，中美之间的共同点将缩减为零。”他支持（亲共的）自由知识分子。

著作

1948年，费正清出版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一书，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补充修订，于1958年、1971年、1979年、1989年分别再版，简体字译本为《美国与中国》。

1966年，与英国历史学家崔瑞德共同开始主编多卷本《剑桥中国史》。

1973年，与赖肖尔和 Albert M. Craig 合著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一书。1978年、1989年分别修订再版。

1982年出版对华回忆录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简体字译本为《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接受哈佛大学出版社的邀请而撰写 China: A New History[18]；1991年临终前两天，将书交付出版。正体字译本为《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余英时为此书作序时表示，此书包含他的“晚年定论”，遵守着三条主线：详近而略远，重政治而轻文化，取统一而舍分裂，如实地反映了中国史研究在美国的新方向和新收获。在这本《中国新史》中，费正清改变先前的观点，把中共政权看作是专制王朝的现代翻版，也承认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也可能逐渐导使中国现代化，而中共的兴起也并非不能压制。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死得很有戏剧性——这使得他的学徒们再也无法为他辩解说，“费老还有些新的想没有来得及写进他的最后著作里面去。”……他歪曲天安门受难者死亡数字的报道，这一恶劣行为永在“共产党的光荣榜”上了。什么费老，这是一块废垃的肥佬。就像毛泽东的干尸一样。】

（另起一页）

【【下部】】

（另起一页）

【【目录】】

01、略论费正清

02、费正清小传

03、费正清早年的求学之路

04、蒋廷黻与费正清的师生情谊

05、费正清与中国

06、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观

07、“美共分子”费正清的中国研究

08、费正清与美国现代中国学

09、费正清与西方对中国的看法

10、费正清及其哈佛学派的得失成败

11、费正清中心的使命

12、“举全台之力”猛攻费正清

13、主导中国的是一个伟大的儒家政治虚构

14、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 

15、费正清理解的明朝朝贡体系

16、1946年对国共两党命运如何分析

17、费正清中国回忆录

18、海外汉学家见知录

19、费正清和冲击-回应理论

20、我與中國異議人士拜訪哈佛費正清教授

21、从费正清、基辛格到班农

22、这是一个只有费正清没有麦卡锡的年代

（另起一页）

【【01、略论费正清】】

《略论费正清》（徐国琦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报道：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西方现代中国学之父，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学术发言人。其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他是名闻遐迩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１９７７年易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创办人，长期担任该中心主任之职（１９５６－１９７３），亦是享誉学术界的《剑桥中国史》近、现代部分主编。费正清历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1958,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68,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等。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虽毁誉交加，但就其崇高的学术地位及巨大的影响力而言，在西方学术界诸贤中，无人可与比肩者。即使在后来学者心目中，费正清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

正是由于费正清的独特学术地位，使得他本人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如早在１９７３年，美国乔治城大学一研究生即以《费正清和美国的远东研究：头四十年》(George Stevens, John King Fairbank and Far Eastern Studies in America: the First Fourty Years)为题撰写过硕士论文。１９８２年，加拿大学者保罗·伊凡思亦以费正清为题完成其博士论文(Paul M. Evans, Fairbank: Intellect and Enterprise in American China Scholarship, 1936-1961, Dalhousie University)，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于１９８８年正式出版费正清学术传记(Paul M.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费正清先生的高足，现为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及哈佛大学赖世和日本研究所

(Edwin O. Reischauer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主任的入江昭教授(Akira Iriye)在新近创刊的《美国与东亚关系杂志》上撰文，高度评价费正清在中美关系学科方面的创建之功。〔1〕中国学者近几年也开始注意到费正清的重大学术贡献，并陆续发表有关文字。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不过，对于这位一生“魂系中华”，并把毕生心血献给中国研究，改善中美关系，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相互了解的学者，我们的重视还远远不够。笔者不揣冒昧，拟对费正清学术生平作一初步探讨，聊作引玉之砖。

一、费正清的学术建树

１９３６年秋，当刚获得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的费正清应聘到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时，美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学。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仍处于传统欧洲汉学禁锢之中。当时所谓的中国学要么作为西方文明的分支或点缀，一个边缘学科——如当时哈佛大学规定，任何学生如要修中文，或选择与中国有关的题目，必须先通过法语等两种欧洲语言的考试。理由是东方学是西方特别是法国文明的一部分〔2〕；要么则在传统汉学模式下只注重古代汉语，完全忽略对中国近代或现代的研究。诚如３０年代在哈佛大学读书，后来成为美国著名政论家及新闻记者的白修德(Theodore White)所写的，３０年代的“哈佛东方学系的那些老古董汉学家们认为东方历史随着乾隆朝在１７９９年的结束而告终结。”当时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吐理绥（日名英利世夫）(Seri Elisseeff)公开声称，对１７９９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研究已越出历史学范畴，只能归于新闻。〔3〕难怪白修德刻薄地形容当时美国汉学界状况是“学术滑稽剧”。〔4〕当时仅有的一些有关中国近现代史著作主要出于传教士之手，大多为见闻性质，很难算作真正的学术论著。虽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学者如霍恩贝克(Stanley K. Hornbeck)等试图弥补这种缺欠，研究东亚国际关系史，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不懂中文，无法利用中文材料。

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学研究的严重忽视。许多有志于此的学者望而却步，另辟他径。虽然包括费正清在内的少数青年学者不畏艰险，敢于创新，但他们面临着求职谋生问题的严重挑战。３０年代初这些未来的中国学大师们多在中国进修，一次在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A.E. Nelson T. Johnson)的招待宴会上，他们忧心忡忡地向大使求询学成归（美）国后求职的可能性，大使不无严肃地答道：“小伙子们，难于上青天。”〔5〕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学研究在美国被忽视的严重程度。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费正清以顽强的精神开始了他中国学研究的漫长生涯。教鞭初执，他即提出新的学术主张，像意大利哲学家及历史学家克罗齐一样，认为一切历史都应该是当代史。主张应跳出传统汉学束缚，重视现代汉语及档案的研究，呼吁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费正清决心以哈佛为阵地，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学研究模式，来达到他所说的中国学和他个人学术生涯的“辉煌时刻(big time)”。〔6〕

凭着锲而不舍的追求，费正清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他人难以超越的丰硕成果和建树。据不完全统计，费正清一生中出版了至少４４本专著（部分与他人合作），主编或联合主编至少１８本论著，发表了１８７篇论文，与他人合撰１８篇，为别人专著撰写序言５２篇，发表书评１６０篇。尚不包括大量的专访及声像材料。更重要的是，费正清的作品均属上乘，佳评如云。〔7〕

费正清的学术成果大致可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博大精深的学术论著。《中国口岸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清代行政：三个研究》(Ch'ing Administration: Three Studies，１９６０，与邓嗣禹合作），《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１９４８)，《中美关系中中国的形象和政策》(China Perceived: Images and Policies in China-American Relations, 1974)等均可列入此类。其中《中国口岸的贸易与外交》是费正清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此书是费正清用力最勤、学术功力最厚的专著。甚至在４０年后的今天，该书仍是哈佛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该书至少有三大贡献：一是开风气之先，利用中国档案，以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外关系；二是把中外关系放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体系诸范畴加以综合考察；三是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学术见解。例如他认为清季的通商口岸制度是中国传统朝贡制度的产物。中国人利用通商口岸把洋人有效地纳入中国的世界体系之内。在洋人入侵中国之前，清朝的统治形式是满汉共治，通商口岸制度建立后，则为满－汉－洋合治(Synarchy)。所以外国人的入侵并没有打破中国的传统政治形式。

《美国与中国》是费正清所撰的第一本书。该书旨在告诉美国人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在书中他利用当时最新的现代化理论分析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近代化之路。费正清批评美国对中国有许多不切实际或一厢情愿的误解。由于该书观点新颖，立论清晰，文笔生动，甫一出版，即成为畅销书，并荣获１９４８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颁发的最佳国际关系著作奖。该书到１９８３年已出至第四版，篇幅亦扩大许多。时至今日，《纽约日报》仍称其为“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及文明的最佳导论作品”。〔8〕该书的问世使费正清声誉鹊起。

费正清学术成果的第二大组成部分系为教育美国公众、帮助美国了解中国、致力改善中美关系而撰写的雅俗共赏的作品及教材。享誉世界的《东亚文明史》(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2 vols, 1960, 1965, 与Edwin O. Reischauer and A.M. Craig合作，１９６０，１９６５），《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 1992）及《东亚：传统与转型》(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1973）等属于此类。费正清的这类著作在长时间内成为西方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标准教科书，被誉之为中国学专业的“经典”〔9〕，其影响甚至远及西方之外的学术界。例如，据韩国著名中国史专家闵斗基介绍，费正清撰写的教材长时间被韩国学术界列为研究中国问题的标准参考书。直到最近韩国学者才决心写一部自己的中国通史予以取代。〔10〕

费正清临去世前两天交给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新史》凝聚着他一生研究中国的心血。该书大量吸取学术界的新观点、新方法，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学在费正清的孕育、培植下成长壮大的辉煌历程。该书名为“新史”，“新”在他认为中国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汉人文化，而是中国各民族文明的结合体。汉人和其他各民族合作，创造出中国独特的文明体系。该书还“新”在他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但不发展”（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的悖论。此外，费正清注意到中国发展模式与西方不同，西方发展模式为“工业的－军事的－企业的”(industrial-militarial-entrepreneurial)，中国则是“农业的－非汉族的－官僚的”(agrarian-Nomadic-bureacratic)模式，清朝是这样，民国是这样，当代仍是这样。

费正清的《中国新史》，正如哈佛大学著名中国文革专家麦克法格(Roderick MacFarquhar)所言，包含了“费正清毕生的阅读与思考，是费正清致力于理解一个伟大文明和教育公众这一终身使命的顶点。”〔11〕

费正清学术成果的第三部分是编撰“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学术工具书，如书目提要、史料汇编等。其中主要包括《清季史料入门》(Ch'ing Documents: An Introductory Syllabus, 2 vols, 1952)，《中共文献史》(与Conrad Brandt and Benjaming Schwartz合编,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50)，《近代中国中文书目辑要》(与刘广京合编:Modern China: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Chinese Works, 1898-1938)，与日本学者坂野正高合编的《日本研究近代中国书目辑要（１９５５）》等。这类编撰工作虽然耗时费力，却对提高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水平大有裨益。

以上三个部分的有机结合，便构成了费正清一生的学术体系。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对其学术体系作深入考察分析，只能择其要者加以综合。笔者认为，费正清的学术研究至少有三种意义：

第一，通过费正清长期不懈的创造性劳动，_一个新的学科——近代中国研究——不但正式确立其学术地位，而且日趋繁荣昌盛。费正清本人卷帙浩繁的著作为中国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学术标准：多方利用中外档案，深入分析研究课题，文笔明白晓畅。〔12〕

第二，费正清的学术专著大都为填补空白之作。具很高的学术价值，且有指点迷津之功效。他呕心沥血所编撰的书目提要、研究指南、资料汇编给学者提供了一个“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学术视野，对于推动中国学的进步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三，费正清的学术著作有雅俗共赏之妙。其著作不仅有助于学术发展，更重要的是其教育功效，其对中美两国间沟通理解的推动。费正清的著作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７０年代初当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时，《美国与中国》等书同时成为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主要参考书即可证明。

费正清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下述几个特色：

一是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理论上，费正清认为以西方为背景的许多社会学说如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等不能运用到中国。中国的文明是一个特殊的自成体系的文明。中国的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特殊、最与众不同、最古老、最自成体系、最平衡和伟大的文化”。〔13〕正因为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它在国际关系中亦应受到“特别处理”。〔14〕例如，对于长期以来中美关系的一个纠纷点——人权问题，费正清就呼吁美国应认识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对人权有完全不同的定义。他明确指出，“人权的概念，虽然在一个自我标榜的全球宣言中被神化，（实际上）是受着文化制约的。”〔15〕他指责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做文章批评中国的行为是“美国的新宗教”。〔16〕这种概念误差，费正清认为是由于中美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造成的。两国在许多重要方面重大的分歧，造成两国之间的差别“几乎如同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一样有趣”。〔17〕费正清过去的学生唐若思(Ross Terrill)曾准确地概括费正清的观点，他说：“在费正清看来，有两种方法把中国纳入我们的世界观：要么视中国为全球近代化过程中的后来者，要么把中国看作一个特殊的文化。这种文化有自己的历史和未来。”费正清“更倾向于后者”。〔18〕因此，费正清在各种场合一再呼吁研究中国的重要性。奉劝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时，切忌先“提出一个西方问题，然后收集证据加以回答”。因为这种方法“忽略了中国的实际情形”。中国的文明是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形式的文明，因而也不能用所谓的普遍标准(universal standards)来衡量中国。〔19〕

费正清学术研究的第二个特色是侧重研究清季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他研究中国历史的主要出发点是帮助西方了解中国，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要了解中国的现在，必须了解它的过去，特别是清代历史。在费正清看来，不深入研究清季中国，就无法理解当代中国。这是他集中研究清代历史的主要动因。学术研究的功利色彩与他本人所说的“瞄准目标”(goal-oriented)二者结合成为费正清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白修德指出，“从一开始，费正清的目标就很清楚：解释我们是怎样了解中国人的及中国人如何看我们。解释导致中美对抗的历史渊源。”〔20〕费正清本人对此也坦诚不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麦卡锡主义为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恰当的时机”，〔21〕因为“在中国问题上，对麦卡锡主义的回答只能是教育”公众。〔22〕难怪白修德认为费正清的每一本书都是着眼于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作用。所以费正清的著作不仅是学问的一部分，更重要的，它们还代表着“智慧”。〔23〕

费正清学术研究的第三个特色是强调“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及传统与现代化两个主题。〔24〕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费正清作为一代学术大师，曾从多种角度探讨过中国历史。但笔者认为上述两个主题在费正清的著作中（特别是其早期著作中）比较明显、突出。费正清把中国近代史看作是中国从传统向近代方向缓慢迈进的过程。这种近代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对西方冲击的反应。中国近代化之所以没有成功，主要原因不是帝国主义侵略，而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因此，在费正清的多种著作中，冲击与反应，传统与现代化的主题总是不断出现。例如，费正清在撰写《美国与中国》时便充分利用当时较新的所谓现代化理论来阐述中国的历史，以此分析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西方和日本那样走向近代化之路。他与邓嗣禹共同编撰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sponse to West)明显体现了其冲击－反应理论。他的《伟大的中国革命》（１９８６）强调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把１８００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视为中国在传统与现代化中挣扎的历史。在他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新史》中，上述两个主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该书结尾中写道，如果乾隆皇帝在１７９３年接受英国的建议，让中国加入国际贸易体系，今日中国的现代化可能与日本并驾齐驱了。

“中国为什么不能对西方入侵作出有效回应”的问题在费正清的著作中重复出现。１９８４年他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所强调的仍是中国为什么不能像日本那样对西方作出反应论题。〔25〕以传统与现代化为经，冲击－反应为纬，二者的结合便是费正清解释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

费正清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诚如温斯顿·洛德（美国前驻华大使）所言，“费正清对中国的研究和理解，无人可以超越”。〔26〕

二、“中国学之父”

在西方谈中国学研究而不提费正清，就像谈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忽视毛泽东一样。费正清不仅仅是一个有成就的学者，更重要的，他是一个学科的创始人，或人所共知的“中国学之父”。因为后人可能超过费正清的学术成就，但无人能像费正清这样在５０多年内始终成为中国学研究的中心或领袖。对此，西方学术界没有异议。宾州大学著名中国学家卜德(Derk Bodde)认为，西方中国学之所以能在今天成为显学，“费正清贡献最大”〔27〕。《中国史研究方法》一书的编者也明确指出，“现代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费正清”。

〔28〕《评论》杂志也明白写道：费正清是美国的“中国学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无与匹敌的人物”。〔29〕曾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现为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的麦克法科先生宣称，是费正清“真正使中国近代史成为近代史整体研究中的一个显学”，是他最早使中国学摆脱传统的“东方学的一潭死水”，将其变成学者们可以广泛研究的对象。〔30〕由上述评论中可以看出，费正清是公认的中国学创始人。

费正清之所以成为“中国学之父”，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具备“学术企业家”(Academic entrepreneur)的素质。他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那样信息灵通，深谋远虑。他最先呼吁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并在１９５５年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率先在美国成立第一个东亚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前文理院长亨利·罗沃斯基曾把费正清这方面的成功归于他杰出的宣教能力。罗沃斯基说，费正清是“伟大的学术传教士”，“在哈佛当代历史上，我找不到其他人在该方面能与他分庭抗礼。”〔31〕除哈佛的东亚研究中心外，美国的其他几个中国研究中心也是后来在费正清的支持下，主要由他的学生创建的。费正清的“学术企业家”素质特别体现在为中国学发展特别是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筹款方面。他是一个募捐能手。在他担任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近20年间，中心一直财源茂盛。雄厚的经济基础为中国学的建立及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一个学科成长壮大的主要条件是人才的培养。在奖掖后进、悉心培养后学方面，费正清取得了他人生中的辉煌成功。他是一个真正的导师，极具导师的才华。这一点早在他教学生涯初始时即已见端倪。白修德对此曾作过精彩的描述。当费正清在１９３６年任教哈佛时，白修德已进入三年级了。但正是初出茅庐的费正清对他影响最大。是费正清让白修德感到“生命的呼唤”〔32〕，是费正清的中国课程深深打动了他，让他感到热血沸腾，导致他很快来到中国——“那故事发生的地方”，〔33〕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驻华记者及政论家。随着学问的增长和阅历的日趋丰富，费正清的教育家才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费正清培养中国学人才的第一个途径是课堂教学。他在５０年代同著名的日本专家赖世和合作开设的《东亚文明史》课程，吸引了无数哈佛莘莘学子。他们以其丰富的学识、异彩纷呈、深入浅出的教学方式，使这类课程成为孕育新一代中国大师的肥沃土壤(“Rice Paddies”)，培养了大量学者，并导致学生中的许多人走上了研究中国的人生旅途。

费正清教学的第二个途径是为研究生开设的讨论班。从找材料到选讨论班论文题目，费正清对学生总是多方指导。他特别重视讨论班题目的选择。在他看来，“选择一篇讨论班论文题目如同选择配偶一样重要”。〔34〕学生和讨论班论文之间的关系“甚至比两性关系还要密切”。因为世界上男人和女人有的是，但“书稿永远属于作者自己”。〔35〕正是出于对书稿的一往情深，费正清有时对人倒显得相对无情。例如在他的学生为其举行的６０岁生日晚会上，他请与会的詹姆斯·汤姆森(James C. Thomson)教授再花一年时间把他的第二本书稿完成。汤请求宽限时日，因为他想花时间来挽救危机中的婚姻。费不无严肃地回答道：“别人关心人，但我只关心书稿。”〔36〕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大多数情况下，费正清是用巧妙的手腕来达到促成学生完成书稿的目的。

费正清有时有意安排学生做某些重要但被忽视的题目。例如，传教士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题目。费正清便大力鼓励某些学生的兴趣向此发展。科恩(Paul A. Cohen)在谈到费正清怎样使他写传教士题目时幽默地说，费正清“精明地抛出诱饵，我便上钩了”。〔37〕费正清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出于中国学科全面发展的考虑，体现了“中国学之父”的苦心。因此，他并不鼓励学生只在费正清自己熟悉的课题内作文章。孔复礼教授(Philip Kuhn)对此曾评论说，“费正清是其专业领域的传教士。他很早就意识到应鼓励学生成为他自己不熟悉领域的专家”，“并对自己学生的著作非常尊重，并乐意学习。”〔38〕

费正清扶助年轻学者的另一个为人乐道的方面是帮助他们顺利进入学术生涯，其中主要体现便是促成其学术成果的问世，帮助其出版。费正清深知青年学者对自己的书稿常常缺乏信心，不敢轻易拿出发表。对此必须多加扶持。如现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著名中国文学教授易杜强(John Isrel)当年在完成了自己的书稿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不愿拿出，总是觉得有不满意之处。费正清说要看看他的书稿，便不声不响地将其推荐到哈佛大学出版社予以出版。对这一件事费正清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起，称这是一本“好书”，有利于这位年轻人的事业发展。〔39〕类似的例子还不少。现在弗吉尼亚大学任教的一中国史专家也有相同的经历。为此，他在一篇回忆费正清的文章中深有感情地写道，“没有我的导师及朋友〔费正清先生〕在肩后关注着我，上帝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我的著作〕。甚至现在，每当我完成一部书稿准备出版时，我仍感觉到他的关注。”〔40〕

为了中国学的发展，费正清想出许多办法来网罗人才。其中一个他引为自豪的办法是他那举办了几十年不间断的传奇性的周四茶会。茶会在他位于哈佛校园不远的家中举行。费正清利用茶会提高学生学习中国的兴趣，帮助学生进入〔研究中国〕朋友的圈子”，为他们提供切磋学问的气氛。茶会对中国学发展的贡献之大，连费正清自己也不无得意地称此为他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发明”。〔41〕他的另一个办法是提供奖学金。现为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的黎安友(Andrew Nathan)也是费正清的学生。在求学期间，他有一度曾想放弃中国研究，改换门庭。费正清立即为他安排了一笔到英国作旅行学者的资金，从而，用黎安友自己的话说，他因“咬中国的钩子太深而无法逃脱”了。〔42〕今天，黎安友是哥大东亚中心主任、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由于费正清“不择手段”网罗中国学人才，甚至被人怀疑为“中国第一主义者”(China Firster)。的确,在费正清看来,一个人选择其他专业而不是研究代表世界最伟大革命的中国，是不可思议很难理解的。〔43〕

费正清为中国学的发展、为培养人才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对此觉得理所当然。他说，“如果下一代不站在前辈的肩上、面上，人类又怎能向上发展呢？”〔44〕但他的确得到了一个导师所能梦想的最高荣誉：他的学生们现在全是出类拔萃、学识丰富的专家、记者、大使等各行业的精英。而且，正如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指出的，“凡费正清的学生都不会忘记他对他们的工作、事业、学术观点的真诚和永久的兴趣”。他的学生对他有一种近似英雄崇拜的心情，甚至认为他像“上帝”。〔45〕

作为一个学派创始人，费正清没有门户之见。凡一切与中国有关的学者和专业，他都大力支持，为之奔走。如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东亚法律中心，在诸如选择人才等各方面都受到费正清的多方帮助和支持。哈佛经济系的中国经济讲座的设立，帕金斯(Dwight H. Perkins)教授的学术成长都与费正清分不开，凝聚着费正清的大量心血。〔46〕费正清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目光并不局限于历史学科的发展。如他主动建议黎安友改学政治科学。因为在当时研究中国政治的人还不多。〔47〕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当代中国学研究者绝大多数出自费正清门下（或学生的弟子甚至学生弟子的弟子）。新西兰学者Ｓ．Ａ．Ｍ．阿谢德(S.A.M. Adshead)甚至认为“所有现代中国学研究者都是费正清的学生”〔48〕。据费正清的一位同事估计，费正清的名字出现在学术著作的奉献页或鸣谢页上的次数十倍于任何其他学者。〔49〕

１９７０年６月，哈佛大学校长在授予费正清荣誉法律博士学位时致词说，“我们国家在东亚研究上的成就归功于此人长期不懈的坚持和富于远见的创造性努力。”〔50〕这一评价并不是溢美之词。毋庸置疑，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发电机”〔51〕。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评价还不够。因为费正清影响到国际中国学的发展成长。例如，在前汉学重镇法国，费正清的影响便不容低估。法国著名的女历史学家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曾写道，法国的中国研究“严重依赖费正清所建立的模式，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前进”。“费正清的逝世不仅是美国中国学家的损失，也是法国学术界的损失。”另一位法国杰出的中国学研究者毕仰高(Lucien Bianco)进一步认为费正清过去是，而且永远是“我们欧洲的中国学之父”。〔52〕

欧洲的这一反应大概是费正清乐于见到的。因为建立世界中国学中心是费正清长时期的伟大理想。他“一直把中国研究看作是一项国际事业”。〔53〕早在６０年代，费正清即“视中国学为一全球事业，急切地想了解别国〔学者〕正在做什么，并探索我们如何合作”的途径。〔54〕为此目的，他曾几次进行环球学术旅行，为实现自己的这一理想努力。

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实现了他的世界中国学中心的梦想。多年来，每年有占中心成员半数以上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在这里聚首，切磋学问、交流心得，共同耕耘中国学这块园地。他参与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也体现了他的世界中国学中心的理想。到目前为止，来自欧、亚、美等洲的许多学者参加了这一庞大学术项目。

三、费正清与中美关系

费正清在中美关系中扮演了多种角色。第一种角色是充当政府官员或顾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费正清被美国政府派往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特别助理及情报与新闻官。鉴于对中国局势的第一手观察，在中美关系方面，当时他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在物质上援助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当时许多中国学者由于战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活在贫困线上。费正清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予他们一些物质帮助。钱端升、梁思成夫妇等当时都得到过费正清的资助。二是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同国民党政权完全搅在一起。他很早就认识到由于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垮台是迟早的事。他对当时美国对华政策提出强烈批评。他在１９４６年６月中旬结束在华官方使命前给母亲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们在亚洲似乎命定要做蠢事”，美国现行对华政策是“不可名状的愚蠢，后果不堪想像。简直是疯了。”〔55〕费正清的这一态度在其回哈佛后没有什么改变。对于当时中共节节胜利的事实，他认为这是中国历史的必然。中国革命是土生土长的产物，而不是来自外来影响。他反对美国一味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认为这样做有碍将来的中美关系。他在１９４７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呼吁美国应同中共方面取得联系，因为这符合美国传统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哲学。顽固地把自己绑在国民党内战的战车上，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56〕在中共正式接管政权后，他要求美国正视现实，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在１９４９年担任杜鲁门政府制订对华政策顾问时，即将此看法告 知美国最高层。〔57〕当时，关注中美关系、呼吁美国继续保持同中国的联系成为费正清的主要兴趣所在。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开始同时骑两匹马”，一匹马是在哈佛“教中国史”，另一匹马是投入很大精力讨论当时对华政策。〔58〕

然而，费正清的这种现实主张使他成为美国冷战思潮中的批判目标。在５０年代，正如知名学者西格蒙德·达芒特在其近著中所写的，美国的强烈的冷战、反共歇斯底里，使得“对〔美国〕现行政策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会被污蔑为颠覆性质，斥为卖国。”〔59〕在这种强烈的反共环境下出现的麦卡锡主义者谴责费正清要对美国“失去中国”负责。甚至连新任国会议员约翰·Ｆ·肯尼迪也指责费正清是共产党的“同情者”。〔60〕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罪名。许多新闻媒体也展开对费正清的攻击。如《时代》周刊谴责费正清是共产党的长时间辩护人。〔61〕费正清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除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和精力到国会等部门申辩之外，他一度被禁止出国，一些团体拒绝邀请他演讲。国务院不再允许他接触保密资料等。联邦调查局也展开了对他长时间的调查。关于他的案宗竟有几千页之多。从１９５３到１９６０年这段时间内，费正清这位一向“对涉及中国的公共政策极为关心”的人，〔62〕被迫谢绝谈论当代中国问题。据其学术传记作家伊文思统计，他在这八年内发表的关于中国政策的文章加起来不到７５页。〔63〕费正清转而埋首中国学的学科建设及历史研究，他采取间接的方式，以学者身份用自己的历史研究成果来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由于费正清的著作强调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从而为未来中美关系的突破打下了理论基础。费正清本人也因此被誉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天才策略家”(consummate strategist)。〔64〕洛德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在美国，政客也好，学者、教师、记者也好，商人也好，任何人只要他对中国感兴趣，都“必须绝对阅读和吸收”费正清的著作。〔65〕

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在国际舞台上日显无能为力时，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费正清等人的意见。１９６６年美国国务院重新邀请费正清进入政府顾问行列。联邦调查局也在这时停止了对费正清长时间的调查。费正清开始重新出现在美国公共政策的论坛上，以舆论精英的角色影响中美关系。他主张美国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应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国际社会，并在联合国占有一席之地。费正清虽一时无法摆脱“遏制”政策的影响，但他坚决反对把中国摒弃在国际舞台之外的孤立政策。他主张一种所谓“遏制但不孤立”(contain-cum-isolation)的新的对华政策。并积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奔走呼吁。这一目标在１９７１年实现后，费正清又立即成为中美建交的“主要鼓吹者”和推动者。〔66〕并在美国最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67〕他的许多学术研究成果也越来越成为两国领导人制定双边政策的主要参考书。

弗正清在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上的贡献得到了中美两国政府的承认。1971年费正清作为中国政府邀请的首批美国客人访问中国。１９７９年费正清应邀出席美国政府为邓小平副总理访美举行的国宴，并与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同桌而坐。同年他作为由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率领的美国政府访华团成员访问中国，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费正清虽已去世，但他留下的丰富遗产仍对中美关系发展有指导意义。如他一再强调的中美对“人权”问题因文化、历史和社会价值判断的不同而必然出现分歧，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成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主要竞争对手等观点，将对处理中美关系中的许多疑难问题有重大参考价值。

四、结语：费正清为什么成功

费正清在学术界占有不朽的地位。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讲座教授头衔的设立（现哈佛大学费正清讲座教授席位为目前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著名人类学家华琛〔James L. Watson〕拥有），１９６８年美国历史学会设立的费正清最佳东亚著作奖等都是他不朽的丰碑见证。他逝世时，哈佛校长尼尔·Ｌ·鲁德斯坦(Neil L. Rudenstine)告诉报界，“哈佛失去了一个巨人”。〔68〕亨利·罗沃斯基称费正清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69〕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各大媒体均发表讣闻，并予以高度评价。他一生中收到了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许多荣誉博士学位，并在１９８６年获得了哈佛奖章。他赢得了学术界的高度尊敬。一个学者孜孜以求的，他都得到了。费正清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他本人对此曾作过解释。面对弟子们在他６０岁生日晚会 上的一片赞誉声，他说，他能成功的原因“很简单。只要在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指中国。——引者注）和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大学（指哈佛。——引者注）之间取得有利地位就行了。”〔70〕他把自己创建中国学方面的成功归于哈佛，认为哈佛是“实现此目的的最佳战略据点”。〔71〕我应该把这一荣誉与哈佛大学出版社及毛主席分享”。〔72〕由此可见哈佛在他学术生涯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诚然，哈佛是导致费正清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哈佛在东亚研究方面出书之多、培养人才之众，影响之大是其他地方不能企及的。但这些都只是费正清成功的外在因素。内在因素仍是费正清本人。

他成功的首要因素是他的学术。即其既有学，又有术，学术兼备一身。学，指他的学问，教学能力。术指其出色的行政组织能力。〔73〕炉火纯青的待人接物技巧，口若悬河的辩才，富有外交家的谈判艺术等〔74〕。长期与费正清共事的赖世和教授认为费正清是一个“精通企业家技巧的大师”。他知道怎么募钱，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赖世和称“费正清是一个狡猾的学界政客，他在哈佛地位坚固，影响盘根错节。尤其精通如何操纵权力”。〔75〕书生大都有学无术，政客有术无学，费正清二者兼备，当然能取得超人的成功。

费正清成功的因素之二是他不是一个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提倡的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经世致用是他治学、育人的一个主要特色。正如谢伟思(John S. Service)所说，费正清“绝不是一个象牙之塔内的学者”。〔76〕干预政治、影响舆论，撰写雅俗共赏的学术著作等都是他赖以成功的重要方面。

因素之三是他始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不厌”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珍惜时间。他之善于利用时间和珍惜时间在学生及同事中成为传奇故事。正是如此，他才有时间写出众多高质量的作品，培养了许多一流人才及作出了许多其他惊人业绩。“学而不厌”的第二个体现是他的谦虚好学、虚怀若谷，注意并善于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他喜欢观点的交锋、学术辩论，并乐于同批评自己学术观点的人交往。正是由于这种不囿己见、兼容并蓄的大师风范，使费正清在学术上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并永远保持他在学术研究中的旺盛的活力及不断创新。

“学而不厌”使费正清成为一个杰出的学者，但“诲人不倦”则是使他成为一个学科创始人及许多优秀学者难以做到的“人之导师”的保证。和学与术一样，一流学者与伟大导师二者兼备是费正清成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费正清也有许多缺点。无论是他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及其他方面都有可商榷之处。然而，爱德华·吉本对伟大的拜占庭将军拜利萨纽斯所作的评价用在费正清身上是合适的：“他的缺点是由于受到时代的不良影响，而他的美德是属于他自己的。”

注释：

〔1〕Akira Iriye, "John K. Fairbank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Vol.1, Spring, 1992, pp.1-6.

〔2〕〔4〕〔20〕〔23〕Theodore H. White, "On Offering of History to Men Who Must Act Now," Harvard Alumni Bulletin, May 13, 1967, p.4.

〔3〕〔32〕〔33〕White, 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Harper_ ＆ Row Publishers, 1978, p.50.

〔5〕〔10〕〔11〕〔26〕〔27〕〔31〕〔36〕〔40〕〔42〕〔43〕〔45〕〔46〕〔47〕〔52〕〔65〕〔69〕〔76〕Paul A. Cohen and Merle Goldman, Fairbank Remember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1; p.206; p.232; p.50; p.12; p.158; p.103; p.101; p.123; pp.157-158; pp.122-139; pp.161-166; p.123; pp.196-197; p.50; p.157; p.225.

〔6〕〔21〕〔22〕〔34〕〔35〕〔39〕〔50〕〔54〕〔58〕〔70〕〔71〕John King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Harper_ ＆ Row Publishers, 1982, p.146; p.351; p.355; p.359; p.361; p.361; p.448; p.377; p.315; p.447; p.454.

〔7〕有关费正清详细出版书目，请参阅Paul M. Evans and George H. Stevens ed., The Writing and Published Statements of John K. Fairbank: A Chronological Bibliography, 1924-1989.

〔8〕〔9〕〔30〕〔66〕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6, 1991, B12.

〔12〕〔28〕See Albert Feuerwerker, Rhoads Murphey and Mary C. Wright ed.,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6; p.5.

〔13〕〔15〕〔16〕〔17〕Fairbank, China Watc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2; p.95; p.1; pp.95-96.

〔14〕〔19〕Fairbank, "Assignments for 1970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84 (February, 1969), p.862; pp.861-879.

〔18〕Ross Terrill, The China Difference: A Portrait of Life,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9, p.82.

〔24〕对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解释模式，柯文曾撰文提出强烈批评。详见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1984.

〔25〕〔美〕《知识分子》创刊号（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第５页。

〔29〕Commentary, October, 1992, p.60.

〔37〕〔41〕〔49〕〔55〕〔56〕〔63〕〔72〕Paul M.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Inc. 1988, p.181; p.62; p.179; p.102; p.123; p.184; p.280.

〔38〕〔51〕〔67〕〔68〕Harvard Gazette, September 20, 1991.

〔44〕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xix.

〔48〕Pacific Affairs, Vol.63, No.4 (winter 1990-1991), p.552.

〔53〕麦克法科语。Fairbank Remembered, p.232.

〔57〕参见〔美〕《知识分子》创刊号（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第１１页。

〔59〕Sigmund Diamond, Compromised Campus: the Collaboration of Universities with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

〔60〕１９６０年白修德曾当面指责肯尼迪不应攻击费正清。肯尼迪连连表示认错。认为他当年初出茅庐，不谙世事，出语有误。详见White, 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第４７０页。

〔61〕Time, May 24, 1951.

〔62〕史华慈语，Harvard Gazette, September 20, 1991.

〔64〕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February 1992, p.237.

〔73〕费正清之精通行政管理，以致于达到乐此不疲的地步。他自己曾对人说：“我喜欢创造机构”。语见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27, September 1991, p.615.

〔74〕赖世和在任驻日大使期间曾在私下描述他在６０年代同日本首相的谈判“形同与费正清交谈”。言外之意是谈判虽不太艰难，但仍需外交技巧。由此可见费正清处事艺术之高。见Reischauer, My Life Between Japan and America, Parper＆ Row Publishers, 1986, p.214.

〔75〕Reischauer, My Life Between Japan and America, p.115.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显然是共产党夺占中国大陆的内应，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未来应该会有人做出专门的研究。】

【【02、费正清小传】】

网文《费正清》报道：

约翰·金·费尔班克（英语：John King Fairbank，1907年5月24日－1991年9月14日），汉名费正清，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其汉名费正清，为梁思成所起。

生平

费正清1907年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休伦湖，是其父Arthur Boyce Fairbank唯一的孩子。先后求学于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及哈佛大学。1929年获罗德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求学，研究题目为19世纪中英关系。

为了撰写博士论文，费正清于1931年夏赴中国调查进修，考察海关贸易，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学习中文，主要受教于蒋廷黻，曾短期兼职清华大学经济史讲师。其间在北平结识了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北平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研究员丁文江等人，并与外文教授叶公超建筑学家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和物理学家周培源等结为好友。

1932年7月，在北平与未婚妻费慰梅（Wilma Denio Cannon，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结婚。夫妇二人的中文名字皆是梁思成所取。二人收养了两个女儿Holly和Laura。

1935年第一次离开中国。在取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于1936年回母校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并从1939年起与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一起开设东亚文明课程。1941年被征召至美国情报协调局（1942年6月13日分裂为美国战略情报局与美国战时新闻局）研究分析处，前往华盛顿工作。

1942年6月2日美国情报协调局局长多诺万上校任命费正清为驻华首席代表。1942年8月21日从迈阿密启程，搭乘泛美航空公司飞机，经停波多黎各、西班牙港、贝伦、累西腓、阿森松岛、阿克拉、拉各斯、卡诺、迈杜古里、喀土穆、开罗、巴士拉、卡拉奇、新德里、阿拉哈巴德、阿萨姆邦、昆明，1942年9月25日飞抵重庆。

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驻重庆，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并兼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再度来华，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

1946年返回哈佛大学任教。1955年在福特基金会支持下主持成立东亚问题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后来还获得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并于1961年更名为东亚研究中心，后于1977年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资纪念。

在他直接或间接主持研究中心的几十年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为美国东亚问题研究的学术重镇，其本人也成为美国中国研究学界的领袖人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费正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将来会遇到的问题作出预测，指出它们将来会遇到三个问题“一是人口问题，二是官僚腐败的问题，三是强调思想统一，使整个民族丧失创造力的问题”。

他在40年代末是预测毛泽东与共产党会获胜的中国通之一，主张与中共建立关系符合美国利益。但是许多美国人指责这些中国通出卖盟友，协助散播共产主义与苏联的影响。由于被认为过于“同情”共产主义，他在1952年申请去日签证被驳。

在美国国会“谁输掉中国”的调查中，他被要求在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l Security）（United States Senat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l Security）上作证，但由于他的学术地位而不受影响。而此时他的回国的中国朋友如费孝通、陈汉生却在中国大陆被攻击“亲美”。费正清被称为“四个该为输掉中国负责的John”之一。

1966年由胡秋原、郑学稼和徐高阮发起，一千多名学者签名的《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在台湾与《纽约时报》发表，攻击费正清以“中国专家”之名出卖中华民国[。陈立夫的回忆录认为：费正清散播不利国民党的谣言，打击国民政府信誉，促成美国政策有利中共，影响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溃败。他在中共眼中，无疑是个英雄。费正清的哈佛官网认为国民党腐败无能，没有希望，中共也是民族主义者，他支持（亲共的）自由知识分子。

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后，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自1949年后首次重访中国。

1991年9月14日，因心脏病发作逝世。

著作

1948年，费正清出版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一书，此后随著形势的发展不断补充修订，于1958年、1971年、1979年、1989年分别再版，简体字译本为《美国与中国》。

1966年，与英国历史学家崔瑞德共同开始主编多卷本《剑桥中国史》。

1973年，与赖肖尔和 Albert M. Craig 合著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一书。1978年、1989年分别修订再版。

1982年出版对华回忆录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简体字译本为《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接受哈佛大学出版社的邀请而撰写 China: A New History；1991年临终前两天，将书交付出版。正体字译本为《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余英时为此书作序时表示，此书包含他的“晚年定论”，遵守著三条主线：详近而略远，重政治而轻文化，取统一而舍分裂，如实地反映了中国史研究在美国的新方向和新收获。在这本《中国新史》中，费正清改变先前的观点，把中共政权看作是专制王朝的现代翻版，也承认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也可能逐渐导使中国现代化，而中共的兴起也并非不能压制。

部分著作：

《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 北京市: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年: 218页. ISBN 9787513506021 （Chinese (China)）.

《中国的世界秩序》.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 317页. ISBN 9787500475101 （Chinese (China)）.

郭晓兵 译. 《中国的思想与制度》. 北京市: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年: 489页. ISBN 9787501232086 （Chinese (China)）.

张理京 译. 《美国与中国》. 北京市: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 473页. ISBN 9787501212316 （Chinese (China)）.

《中国：传统与变迁》. 北京市：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年: 655页. ISBN 9787501215812 （Chinese (China)）.

费正清 戈德曼. 《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 薛绚[译]. 台北: 正中书局. 2001年: 516页. ISBN 978-957-09-1392-7 （Chinese (Taiwan)）.

傅光明 译 《观察中国》. 北京市：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年: 292页. ISBN 9787501216239 （Chinese (China)）.

刘尊棋 译 《伟大的中国革命》. 北京市：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443页. ISBN 9787501212323 （Chinese (China)）.

谢亮生 译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 1170页. ISBN 9787500411857 （Chinese (China)）.

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 薛绚[译]. 台北: 正中书局. 1994年: 493页. ISBN 978-957-090-923-4 （Chinese (Taiwan)）.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 986页. ISBN 9787500412885 （Chinese (China)）.

刘敬坤 译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 1124页. ISBN 9787500414063 （Chinese (China)）.

谢亮生 译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 664页. ISBN 9787500407522 （Chinese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 译. 《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 1400页. ISBN 9787500407669 （Chinese (China)）.

人物评价

学术贡献

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自1929年以来，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均成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焦点。其学术贡献重要在于：

首先，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其次，费正清还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做出了不懈努力。在费正清的著述中，有关中美关系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占很大比重。他的论述影响了整整几代美国学人和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费正清主张美国政府尽早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转向"遏制而不孤立"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些主张凝聚着他多年来对中美关系的深入思考，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费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策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作为中美关系的专家、倡导者和阐释者，费正清致力于影响历史进程，而不是仅仅理解和解释历史。他遵循其导师查尔斯·韦氏勋爵的主张，即历史学家应利用其知识和研究改变现实。他坚持认为，为了美国的未来和世界的发展，美国人必须重新认识中国，重新审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费正清之所以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恰恰是因为他的思想和政策观点与决策者的务实、功利观点相悖。

还有，费正清是一位史学家，致力于19世纪中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探索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变故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整个过程。他还是一位资深望重的历史教员，桃李满天下。在哈佛大学教育了数以千计的本科学生，在他门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学者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任教的达一百多人。

再有，费正清极力推广东亚研究，其中包括现代中国史研究。经过他的毕生努力，东亚研究获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大量的财政资助。除了加强学术意识和筹集资金，费正清还帮助建立了一系列的研究项目，如在哈佛大学推广东亚研究扩大该学科和领域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哈佛大学几乎可称之为他的学术研究基地。1979年他曾把哈佛描述为他的终生信仰。

费正清与中国的接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的著作影响了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在他的思想构成中有着许多因素，尤其是他的大众民主思想，"新政"自由主义得到知识界、学术界同仁的认同。

争议

费正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顶尖的学人，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和外交评论家;他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政策研究，是一位"两栖人"。他的中国观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物"，既反映了他特有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念、文化观念，又反映了他的特殊的历史经历，还反映了他在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态度。

费正清是一位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既要忠诚于学术，又要倾力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服务，这不能不使他陷入两难境地，也使他代表的"官学"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各方的批判。他的某些"激进"之举也会引起右翼政客们的强烈的不满。理解费正清与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他的观点随着形势的发展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因而也招致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责难。

作为现代中国学第一代学者代表的费正清，其开拓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功绩不可磨灭。但是，他自身的研究局限性亦不可否认，费正清领导的"哈佛学派"搞的主要是官方史，他们用的是官方资料，研究的是统治人物，反映了美国官方的观点。他的"冲击与回应"模式和他的著作实际上回避了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有违于历史事实，这一点也受到美国新一代中国学者的批判。

费正清在与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接触过程中，也曾多次出现摇摆不定的时刻，这与其本人的社会经历、政治背景和学术生涯有着多方联系。

【谢选骏指出：余英时也是共产党的残渣余孽，就像蒋经国、李登辉一样。所以他才会替费正清护短，说他晚年改邪归正了。其实，从我揭露费正清篡改六四死难者的人数、缩小了几十倍的情况来看，此人一点没改。你也不可能期待一个八九十岁的人还有积极变化。】

【【03、费正清早年的求学之路】】

《费正清早年的求学之路》（顾钧）报道：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是20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学家。虽然前人对费正清已经作过不少研究，但主要集中在他辉煌的后半生。本文试图在知识、资本和权力空间中略述费正清早年的求学之路，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学者诞辰110周年。

一

费正清于1907年5月24日出生于美国西部南达科他州休伦（Huron）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11年随全家迁往同州的苏福尔斯（SiouxFalls）。1920年他进入苏福尔斯中学就读，三年的学习让他感到该校的课程“没有太多的挑战性”（英文版《回忆录》），于是决心转学到东部并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与西部相比，美国东部的教育要发达得多，不仅有常春藤盟校等著名高等学府，也有美国最好的中学。1923年费正清进入新罕布什尔州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校（PhillipsExeterAcademy）学习，这是一所高水平的大学预备学校。费正清在此求学期间表现优异，多次获奖。1925年毕业典礼上，他被推选为致告别辞的学生代表。更重要的是，1925年毕业前夕，他因为论文比赛获奖，得到了假期前往英国和法国游历的机会。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国门，大大拓展了他的视野。他的照片还刊登在《纽约时报》上，这对于一个刚刚18岁的青年来说是很大的荣誉。

按理说，费正清中学毕业后应该选择美国最古老也是最好的大学——哈佛——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场所。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一所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当然也是很好的州立大学）。根据费正清本人的解释，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家族成员中不少人是威大校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威大实行男女同校，比老牌大学风气开放，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尽管基本上来说费正清具有少年老成的性格特征。但在威大学习两年后，费正清还是决定转入哈佛大学，原因正如他本人所回忆：“我面临着即将成为大学校园内大人物的前景，这预示着抛弃专心求学而改走另一条道路的前景，于是我决定转学到哈佛大学。我采取这样的行动，曾经有过先例。在苏福尔斯中学三年级时，我曾面对站在楼梯和走廊上的同学们发表演说，那时我已成为高年级学生会主席的有力候选人，可是我却去了埃克塞特读书。现在似乎是再一次向东走的时候了。”（英文版《回忆录》）转入哈佛对费正清一生来说至关重要，他后半生的辉煌事业就是在这里成就的。

从以上所介绍的费正清一路向东的求学历程，我们不难看出他多方面的才能。他虽然有向其他方向发展的巨大潜力，却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一名学者。但和一般书斋中的学者不同，费正清不仅学业优异，而且活动能力强。他日后的成就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他出色的学术组织能力，这在早年已经显露无遗。

哈佛两年的大学生活对于费正清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正是在此期间决心从事中国研究。实际上，费正清于1927年秋进入哈佛时，他还没有任何要研究中国的念头，当时的哈佛也几乎没有关于近代东亚的任何正规课程。费正清在哈佛两年接受的基本是人文学科的一般教育。在哈佛期间影响他最大的不是哈佛的教授，而是来自英国的一位访问教授韦伯斯特（CharlesK.Webster，1886—1961）。韦氏是英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学者。他在来哈佛之前刚刚访问了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会见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政要以及蒋廷黻等一批学者。在1929年初哈佛学生俱乐部的一次午餐会上，韦伯斯特介绍了自己的中国之行，特别提到了《筹办夷务始末》的即将出版，对它的使用前景感到异常兴奋。他认为这一文献能更清楚地说明东亚的疑难问题，所以很可能对改写中西关系史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参加午餐会的费正清当时正上四年级，对近代史领域有浓厚的兴趣，但对于具体研究哪个国家的近代史，则还在犹豫之中。韦伯斯特的讲演使他茅塞顿开，为什么不研究中国的近代史呢？几天后费正清去拜访韦伯斯特，并与他进一步讨论了这个十分吸引人的课题。这次拜访对费正清来说是决定性的，他此后的学术方向基本确定，虽然当时他对中国在学术意义上的认识还几乎等于零。基于有限的条件费正清的哈佛学士毕业论文是关于俄国革命的，但他知道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将是19世纪以来中国的一系列革命。

1929年秋费正清前往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而不是留在哈佛继续求学，主要原因是两个。其一是罗得斯奖学金（RhodesScholar?ship），该奖学金是根据英国政治家、实业家塞西尔·罗得斯（CecilJ.Rhodes，1853—1902）为增进英语国家间关系的遗愿而于1902年在牛津大学设立的。该奖学金有“大学生诺贝尔奖”之称，所以能够获得是很大的荣誉，这也再次说明费正清在哈佛期间表现优异。在20世纪初期，牛津大学的国际声望显然在哈佛之上。这是费正清愿意去英国求学的另外一个原因。美国虽然在19世纪末经济实力就超越了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在文化和教育上，它仍然唯英国和欧洲大陆马首是瞻。

其实，如果费正清留在哈佛，也不是没有机会。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吸引了不少年轻学子投身中国研究，如魏鲁男（JamesR.Ware，1901—1977）、顾立雅（Her?rleeG.Creel，1905—1994）、西克曼（Laurence Sickman，1906—1988）、卜德（DerkBodde，1909—2003）等。当然，刚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一时仍然解决不了中国研究师资和资料的问题，但是凭借雄厚的资金，它可以把学生送到欧洲（主要是巴黎和莱顿）、日本（东京和京都）、中国（主要是北京）去留学和研修。同时，更重要的，它花重金所要培养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家，也就是以古代中国文明为研究对象，具有扎实的文献功夫和广博的知识结构的纯粹的学者。费正清从一开始便走上了与同时代人——美国最早一批专业中国学家——不同的道路：他所前往的是汉学传统不如法国、荷兰的英国，他所要研究的是近代中国，他的奖学金来自哈佛燕京学社之外的其他渠道。这一切都预示着他将成为一个异数，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

二

1929年费正清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作为罗得斯奖学金的获得者于同年秋赴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早在1876年，牛津大学就设立了汉学讲座，聘请著名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为首任教授。但遗憾的是，其时对汉学感兴趣的学生一直很少，汉学课程处于聊备一格、装点门面的状态。1929年秋费正清在贝利奥尔学院注册时，牛津大学仍然没有正规的汉语课程，而且对于博士学位也没有语言必修的规定。

对于选定中国近代外交史作为研究对象的费正清来说，掌握汉语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于是贝利奥尔学院特别为他安排了一位指导教师苏慧廉（William E. Soothill，1861—1935）。苏氏曾经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生活多年，汉语熟练，1920年被聘请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接替1915年去世的布勒克（ThomasL.Bullock，1845—1915）。1929年费正清抵达牛津时苏慧廉正忙于编写一本中国佛教术语词典，无心帮助费正清学习汉语，只是给了他一本布勒克编写的汉语教材让他自学。

1935年底，费正清向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提交了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1850—1858》（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1850-1858）的博士论文，并于1936年4月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这篇论文的主要部分是在北京完成的，但选题和构思则可以追溯到他刚到牛津时和马士的交往。

马士（HoseaB.Morse，1855—1934）于187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同年与三位同学一起考入中国海关，在上海学习汉语三年后，于1877年出任天津海关帮办，翌年调入北京总税务司任职，1887年任上海副税务司，嗣后又在北海、淡水、龙州、汉口、广州等多处海关任职。1903—1907年马士任总税务司的统计秘书。1909年退休后马士择居伦敦郊区的坎伯莱（Camberley），开始着手研究中国海关史。马士在中国海关工作三十多年，又曾经当过总税务司赫德（RobertHart，1835—1911，1863—1911年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助手，对赫德为核心的海关史进行研究可谓近水楼台，最合适不过了。但赫德的家人却不予以配合，不愿意将赫德的日记（共74册）和一些重要的书信提供给马士作为研究之用。无奈之下，马士只好重新设计自己的思路，把研究对象扩大为自1834年至1911年的中国外交史，其最终成果就是三卷本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这部巨著自1910至1918年陆续出版，并很快成为国际汉学界标准的中国近代史参考书。

1929年秋天，费正清在横渡大西洋前往英国的轮船上，仔细阅读了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特别是其中关于鸦片战争的章节。到达牛津大学后，费正清很快通过苏慧廉的介绍前去拜访住在伦敦郊区的马士。深居简出、专心著述的马士对于这位来访者表现了很高的热情，一来这个年轻人与自己有着同样的研究兴趣，二来两人又都是哈佛大学的校友。初次见面，兴奋不已的马士就滔滔不绝地向费正清讲了一大通有关海关和晚清政府的情况，并承诺以后会给费正清的研究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从日后费正清的学术道路来看，马士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和马士见面后，费正清决定研究中国海关的创建问题，而这个问题与英国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第一步就是要考察英国的立场。按照当时牛津大学的规定，一个学生在撰写博士论文之前，必须首先获得副博士（B.Litt.）学位，为此费正清每天从牛津前往伦敦的英国公共档案馆（PublicRecordOffice）查阅资料。利用各条约口岸英国领事馆的档案，费正清完成了题为《1850—1854年英国对中国海关创建的政策》（British Policy in Rela?tion to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Customs Service,1850-1854）的论文。1931年春天，费正清正式递交了这篇论文，并获得了通过。如果说这篇论文存在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没有使用任何中文材料。这也是马士的问题。马士的著作体大思精，考证翔实，但他完全依靠外文资料。马士并非不懂中文，他这样做固然有学术上的偏见——认为中文材料不甚可靠，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中文材料的不易获得。这一状况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转变，特别是随着《筹办夷务始末》等档案的影印出版，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研究近代中外交往中中方的态度不仅是完全必要的，也已经是可能的了。

三

为了进一步掌握汉语，从而为自己的研究做好准备，费正清决定前往中国。1931年春，他说服苏慧廉为他进行了一次汉语能力测验，并请老师就他的成绩和他的真诚努力出具一份书面证明。利用这一证明费正清向罗得斯奖学金委员会申请前往北京进修。他的申请很快获得了批准。1932年2月费正清抵达上海，稍后到了北京。

费正清知道自己要想超越马士，就必须在中文方面下功夫。1932年初，他再次漂洋过海，来到了上海。上海是中国近代最早建立海关的地方，时间是1854年，费正清希望从这个起点开始，一步步地进入赫德的世界。但一个意外人物的出现把费正清挡在了这个世界的门口。这个早已埋伏在半路上的“程咬金”就是魏尔特（StanleyF.Wright，1873—1951）。魏尔特出生于英国，1903年来华进入海关工作，历任帮办、副税务司、税务司等职务，并长期担任总税务司机要秘书。对于这样一个重要人物，费正清一到上海就拿着马士的介绍信前往拜访。总税务司是辛亥革命予以保留的晚清机构之一，1929年后从北京移至上海。费正清在魏尔特那里没有得到马士那样的欢迎，他的到来一下子让主人大为警惕。原来魏尔特正在计划写一部海关史，或者说是一部赫德的传记，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海关在赫德工作的那段时间，基本上就是赫德的传记。

这样的传记由魏尔特来写自然颇为合适。魏尔特长期供职海关，熟悉业务，接触过海关有史以来的大量材料，而且作为机要秘书还能够看到一般海关人员无缘一见的机密文件。面对这样一个优势明显的对手，费正清立刻决定把自己研究课题的下限划定在1858年——赫德是1859年才入海关的，这样绝对不会和魏尔特冲突；并且他明确地告诉魏尔特，他将把以后四年的留学时间主要用来学习汉语和阅读中文文献，并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北京而不是上海。

魏尔特长达900多页的《赫德与中国海关》（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一书于1950年问世，三年后，费正清的博士论文《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也出版了，这篇论文是在他1935年提交给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和扩写而成的，那篇论文讨论了1850至1858年中国海关的起源问题，而1953年的论著则不仅把论题扩大了，而且时间也调整为1842至1854年，离赫德掌管海关的时间更远了。

从博士论文的参考书目我们知道费正清在北京期间阅读了大量的中文文献，这使他比马士站得更高，也对近代中国历史看得更为全面。费正清在北京期间一直致力于汉语水平的提高，他研修汉语所在的“华北协和华语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好的培训机构（1913年正式建立，1949年停办），三年多的培训使他能够比较熟练地阅读中文文献，同时口头表达能力也有了一定的提升。

费正清是西方学者中率先使用中文档案进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这固然得益于他良好的汉语能力，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北京期间得到了蒋廷黻的指导。蒋廷黻早年留学美国，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先后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开创者，所著《中国近代史》（1938）和所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1931）影响深远。

蒋廷黻对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首倡研究原始档案资料。他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要以事实为基础；历史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规律之一就是必须从原始资料的研究入手。在谈到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时他强调指出：“外交史的特别在于它的国际性质。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研究外交史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关于中国外交的著作，不分中外，大部分就犯了这个毛病。”（《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因此要克服这个毛病，就要从原始文献，特别是中国的原始文献入手。蒋廷黻自己身体力行，为搜集和整理中国近代外交原始资料付出了大量心血。

费正清到北京后，立刻和蒋廷黻取得了联系，并就如何使用《筹办夷务始末》和其他中文资料向蒋廷黻请教。费正清的第一篇学术论文《1858年条约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The Legalization of the Opi?um Trade before the Treaties of 1858）正是在蒋廷黻的指导下完成的，他也成为最早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的外国学者。著名华裔美国历史学家何炳棣（1917—2012）回忆1953年7月第一次见费正清的情形时写道：“我自我介绍1934年秋清华入学之时，费已赴牛津完成博士学位，刚刚错过在北平结识的机会（按：此处何炳棣记忆有误，费正清是1935年底离开北京赴牛津大学提交并答辩博士论文的）。然后极度诚恳地恭维他是蒋廷黻之后，举世第二位学者研究引用《筹办夷务始末》的。他马上纠正我：‘是第三人，张德昌早我半年。’”（《读史阅世六十年》）与何炳棣一样，张德昌也是20世纪30年代求学于清华，是历史系的高材生，他利用晚清档案写出了《胡夏米货船来华经过及其影响》《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等高水平的论文。虽然事隔近二十年，费正清对于当时的北京学界和自己最初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的情形显然还记忆犹新。

蒋廷黻不仅在学业上给予费正清指导，在生活上也给予他帮助。1932年费正清到北京后不久，罗得斯奖学金就到期停发了，为解决生活费用，他曾两次申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但均告失败。这时蒋廷黻伸出了援助之手，安排费正清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兼课，帮助他渡过经济危机。

关于两次被哈佛燕京学社拒绝的情形，费正清本人有比较详细的回忆，第一次是这样的：“我在申请书中说明我正从事中英外交关系的研究，同时在一家传教士培训中心（按即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学习汉语口语。我的申请让人难以看出我能够成长为一名传统的汉学家。我没有说明自己要在像洪业教授那样的学者的指导下研习中国古代经典，或者去巴黎、莱顿等汉学中心从事这样的研修。……我的申请被拒应该说是不奇怪的。”第二次还是同样的结果：“当1932年快要结束时，我再一次向哈佛燕京学社提出申请，申请内容没有太多变化，只是说明除了学汉语，我还会学日语。我说明我将继续在北京完成我的牛津大学博士论文，但是需要去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上海、宁波、福州、厦门以及广州）查看当地领事馆的原始档案。这几乎与哈佛燕京学社关注的研究方向完全无关，所以我的申请再次遭到拒绝。”（英文版《回忆录》）在我看来，这两次被拒是费正清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对他后半生的学术和事业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哈佛燕京学社自建立以来，基本上还是沿袭欧洲汉学的传统，关注古代中国，重视经典文献。这从当时派遣到北京来的哈燕社的留学生那里也能看得很清楚，如魏鲁男的专长是魏晋佛教，顾立雅主要从事中国上古史和哲学史的研究，西克曼专攻中国艺术史，卜德则潜心研究中国思想史。总体来说，由哈佛燕京学社派来的留学生基本以古代中国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的依然还是传统汉学亦即文献考证的方法。他们对于近现代中国的事情只是一般关心，并不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他们的老师、哈燕社首任社长叶理绥（SergeElisséeff，1889—1975）甚至非常极端地认为，1793年以后的中国不能构成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对象，顶多只能属于新闻学的范围。与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不同，费正清将自己的课题锁定在近代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其研究方法在历史学之外又特别注重使用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所有这些使费正清显得与众不同。他两次申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都被拒绝是不奇怪的，这一经历也使费正清清楚地认识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存在两大阵营：一个是哈佛燕京学社，它资金雄厚，并真诚地遵从欧洲的模式；另一个是更富有本土色彩的美国阵营，较为分散，基本上没有资金支持。”（英文版《回忆录》）费正清日后全力以赴将要做的就是募集资金发展美国阵营，并在方法论上建立具有美国特色的中国学。1955年他在哈佛大学倡导建立东亚研究中心来与哈佛燕京学社分庭抗礼，就是这一努力的一个集中体现。费正清在北京的两次失败经历对他日后决心另起炉灶显然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心理影响。

在蒋廷黻的帮助下，费正清渡过了1933年的经济危机，1934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资助，不必再为生计奔波，可以安心地撰写论文了。1935年底费正清完成论文写作后离开北京前往牛津答辩，1936年4月他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结束了早年的求学之路。

点击：775发布：2017-03-10 09:42责编：linxingzi来源：中华读书报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早年得人恩惠施舍，使他后来丧失了人格的独立性。】

【【04、蒋廷黻与费正清的师生情谊】】

《蒋廷黻与费正清的师生情谊》（2017-04-18）报道：

导读：

我们现在不太清楚蒋廷黻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看法为什么在1949年之后在大陆销声匿迹的原因，但事实确实是，他的著作在1949年之后近三十年从来没有再版过，他的学术看法再也没有学者提到过，即便是他留在大陆的那些及门弟子，尽管没有像批判胡适那样批判他，但这样的不睬不理，当作不存在，其实是一种更大的损失。

文|马勇转自|杭州晓风书店公众号

蒋廷黻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看法属于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大陆学术界的漠视并不意味着蒋廷黻的学说真的沉默，他的“洋弟子”费正清几乎一人敌一国，他的继承与发挥，让蒋廷黻的学术思想在异邦开花结果。费正清不仅培养了西方世界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传人，而且深刻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甚至西方国家政府的对华政策。

费正清后来是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泰山北斗，是头号中国通。

如果从其生平简历说起，费正清1907年生于南达科他州，病逝于1991年。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的母亲是位女权主义活动家。费正清早年热衷于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他母亲的影响。

1927年，费正清进入哈佛大学，主攻文科，还有希腊语、历史、哲学、艺术等。那时的哈佛还没有开设有关东亚的课程，费正清个人更没有想到以后会从事东亚和中国研究。在哈佛两年后，费正清于1929年秋赴牛津大学，专业方向为东亚研究。对费正清来说，那就是他职业生涯的开始。在牛津两年，费正清的研究有了相当进展，他利用自身优势，以中美外交和外交机构的历史作为突破口，充分利用了西文资料，对传统汉学是一个重大突破。

要想深入研究中国特别是近代中国，无疑必须掌握汉语，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必须到中国来。为此，费正清在牛津从事研究的时候，就想法申请了一笔奖学金，于1932年初来到中国，一方面进修汉语，一方面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担任讲师，主要讲授经济史，同时接受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教授指导，从事新的研究。

据费正清后来回忆，他初见蒋廷黻时，蒋老师只有三十六岁，中等身材，长着中国人团圆脸，由于思路敏捷而显得英俊潇洒，但已经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蒋老师指导费正清阅读中国外交文献，主要是在蒋廷黻主管审定之下出版的《筹办夷务始末》。这部书为故宫博物院的珍藏，是在蒋廷黻建议下影印出来的重要文献。费正清说，二十年之后，他仍然在钻研这些文献，并教他的研究生班学生如何使用这套文献。

蒋廷黻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奠基者，在蒋廷黻指导下，费正清将博士论文题目确定为《中国海关的起源》，后经过补充修改，于1954年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9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为题正式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为费正清迅即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

费正清的个人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领袖地位，而真正使他的这种领袖地位获得国际确认的还是那套皇皇巨著《剑桥中国史》系列。

《剑桥中国史》系列著作策划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正式动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这是一个跨国界的国际合作，据说参加撰稿的一百多位专家来自十几个国家或地区。按照规划，《剑桥中国史》全套十五卷，每卷都有该领域世界顶级专家执笔，最后由资深编辑总其成。《剑桥中国史》的目标就是要充分反应到那时为止西方世界有关中国研究的最高、最新成果，费正清在规划中之所以刻意强调作者选择的重要性，其用意也就在于此。从后来的成书看，《剑桥中国史》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先秦至晚清至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在这部书中即便有个别章节显得有点薄弱，但从总体而言，确实是到那时为止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最好的著作，不是之一。

费正清组织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不仅在方法上、组织形式上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新鲜经验，而且当《剑桥中国晚清史》刚刚传入中国时，在理念上也曾给中国学者以极大震动，特别是这部晚清史及费正清在其他著作中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带给中国学者的就是一次巨大冲击。

“冲击—回应”模式是讨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曾经长时期流行于西方特别是美国中国学界，认同、坚持或者创造出这一历史观念的并不是费正清一个人，而毫无疑问费正清的影响最大，这个模型代表了费正清那一代和下一代西方中国学者的普遍看法，他们差不多都在用这个模型解释近代中国的变化。

按照“冲击—反应”模式，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思想长时期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这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所谓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并没有多大变化，在他们看来主要就是因为儒家传统。

但是到了明清之际，工业革命使西方产能过剩，新航海的开辟使远洋东来成为现实，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找贸易机会，于是西方思想文化、西方宗教意识等，都随着西方人东来传入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

对于异样文明，按理说儒家文明并不持排斥的立场，但是由于中国社会长时期停滞不前，或者后来中国学者所说的“超稳定”，古老的、庞大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无视，或无所谓，中国政府不管是明朝还是清朝，都选择了闭关，选择了自守，选择了排斥一切外来势力的政策。于是，西方势力东来和要打开中国大门的坚定信念，在费正清以及这个学派看来，就对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理念乃至政治发展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巨大刺激，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进步的机遇。按照费正清的解释，此后中国的重大变化，都可以从西方的影响这个刺激中寻找原因，中国的变化就是对西方刺激的反应。

“冲击—反应”确实在很长时期为近代中国历史发生、发展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因为毕竟近代中国问题不是自生，而是来自外部环境，中国或许能够像西方一样缓慢进入近代社会，但是如果没有西方的刺激，这个过程一定会非常漫长。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学者从这个视角对近代中国历史进行重新研究，并由此衍生出一种“现代化模式”解读框架，承认近代中国问题不是来自中国社会内部，而是一种外生，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长时期影响西方，影响中国学术界，但这种模式过于强调中国问题的外部性，否定了中国问题内生的任何可能，未免有点极端，于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开始，在费正清弟子门徒中就酝酿着一种批判反思的思潮，以为“冲击—反应”过于机械，过于笼统，至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出，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慢慢成为诸多模式中的一种，即便还有人坚持，但总要开始考虑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原因、内部需求。

其实，如果从学术史上仔细辨析费正清学术理路及其来源，我们应该很容易觉察到他的“冲击—反应”模式，其实就是他的清华导师蒋廷黻一贯的学术立场，是蒋廷黻“中国现代化叙事”模式在海外在世界的余韵流风。

费正清是个知恩图报的学人，中美恢复联系不久，费正清应周恩来的邀请，于1972年访问北京。有一天上午，费正清应邀前往北京饭店最高楼层的一个会议室发表演讲，听众近百人。费正清确信这些听众一多半来自中国外交部，但他依然不管不顾这样开头：

今天我必须首先承认我作为学生所受到老师蒋廷黻的恩德。尽管他在最近二十年间作为国民党驻联合国安理会中国大使与人民共和国对抗，在这之前，他曾是清华的历史学教授，如果不承认此种恩德，我就不可能接着讲下去。

当然，不管费正清受到蒋廷黻多少影响，从严格的师承意义上说，费正清与蒋廷黻有着诚挚的私人关系，但他从没有正式成为蒋廷黻的学生，或者在一堂课或一次讨论会上接受过他的指导。

当时，费正清的汉语还很生疏，他对蒋廷黻的湖南口音还很难理解。他偶尔遇到蒋廷黻，或者在蒋家吃饭，以各种方式得到蒋廷黻的帮助，但这些不属于教学法上的。这是费正清主要学习方式的一部分。因而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说，费正清只是受到蒋廷黻学术的相当影响，严格的师承还算不上。——摘自马勇《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导读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受到周恩来的提拔，因此他可能属于周来特务系统的一个外围组织的成员。】

【【05、费正清与中国】】

《孙乃修﹕费正清与中国》（2003-09-08 民主中国）报道：

笔者曾参加一九九七年春天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行的盛大纪念会。各界名流、教授、学者（其中许多是费正清的高足）聚集一堂。晚上，费正清先生的遗孀维尔玛在掌声中到会，她幼年的家就是狄维尼蒂二号那座漂亮的二层红楼，即哈佛燕京学社所在地、现在的东亚系。以哈佛大学学者和教授为核心，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学学者几乎都来了，令人深感学术的力量和费正清先生的影响力。

费正清于一九零七年出生在南达科他州，逝世于一九九一年，一生贯串二十世纪，可谓阅尽这个多灾多难世纪之沧桑；他看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东西方阵营的冷战，目睹了共产主义的兴起，晚年则看到它在东欧的覆灭。他曾在三十年代到中国，研究晚清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后来在二次大战期间以政府官员身份两次来中国短暂工作，他与许多中国学者保持私人友谊，诸如梁思成、林徽音夫妇，蒋廷黻、钱端升等人；他与国民政府官员亦有交往，例如宋子文、宋美龄以及一些政府部长，曾几次到宋庆龄家饮茶。他还与共产党人士周恩来、龚澎和乔冠华夫妇、郭沫若等人有过接触。此外，他还与很多知识分子、外交官、新闻记者有接触。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政治的原因和冷战局面形成，他不能去中国，因此失去对中国问题的亲身感触和真实了解。“文革”后期，中国走入死路，中美关系解冻，他来到中国，约见旧友，寻找故居。然而，诚挚的旧友呐呐箝口，华丽的故居破败凋残。一九三二年六月，他和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的女儿、毕业于拉德克利夫学院的维尔玛在北京结婚，他们住在西总布胡同二十一号一套华丽住宅。他找不回三十年代的美好印象，对于他，那是一个永远飘逝的梦。

⊙关注远东的前驱者

费正清一直是中国人的朋友。一九三七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费正清在美国积极进行一系列演讲，并且发表文章，指出日本的威胁和美国有必要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一九三九年，他指出美国首先应当以武力制止日本在亚洲的侵略行径：

“事实是，也许我们在必须投入欧洲作战的很久以前就不得不在亚洲参战。”如果美国政府听取费正清的这一观点，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和武力干涉，那么两年后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可能就会避免。很明显，费正清主张美国在亚洲采取积极态度和干涉政策，这有利于亚洲地区的稳定。这对美国，无疑是一个应当牢记的历史教训：对地区霸权的姑息，迟早祸及美国本土，因此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及时的毁灭性打击，永久地解决问题；而所谓外交努力，不过是养虎遗患和绥靖的另一种方式。

他批评美国政府忽略远东，对中国援助太少。他指出美国人的盲点：“我们的知识分子专注于欧洲那些熟悉的问题，而忽视遥远的东亚的冲突。”他的呼吁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美国的远东研究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

他主张美国应当采取这样一种政策，既与国民党交往，也要与共产党交往。他在一份题为《中国的政策》的备忘录中写道：“从长远观点看，选择一方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它只会产生唯一的结果，那就是促使共产党人完全投入俄国的怀抱。”说这种策略话的费正清，显然是一个态度灵活的外交家。

一九四六年六月，费正清夫妇访问了共产党的边区所在地张家口，他要挑选四名共产党的文化人士赴美交流。他见了丁玲、成仿吾、周扬、聂荣臻等人。他还听了共产党学员们的课，讲课者把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掠夺吹捧成善意，说那是为了防止重要设备落入国民党手中。他感到共产党人有盲从习性和“教条主义”思维，又觉得他们品行正直、获得民众支持、有一种乐观精神。这种印象，在他心灵中很可能与西方那种狂热基督徒印象产生呼应。由于他对这些人士及其理论、性格、行为和文化本色缺乏更多的了解和洞悉，所以容易使他产生较多正面感觉。

从一九四九年春天开始，费正清在公开讲话和私下谈论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指出与共产党中国保持交往的好处。他曾邀请与中国有很深感情联系的女作家赛珍珠、教育家兼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人来聚谈，表述自己这一观点。

他还主张承认北京毛氏政权并让它在联合国获得一个席位，而且建议美国抛弃台湾的蒋介石政府。

一九五零年代初，他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选择——既鄙视和恐惧共产党的“思想专制”，又厌恶国民党的统治方式。在政权更迭之际，许多知识分子无奈地作出选择。他也看到共产党政权的“极权主义”性质。毛泽东的“思想改造”运动，肃反运动，斗争地主运动，一边倒地投入苏联怀抱，数千名苏联专家进入中国，中国开始公开谴责美国，随后，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支持发动战争的金日成政权并且投入这场不义之战，以百万军队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抗，这些严峻事实，使费正清的宽厚、温和观点在一九五零年发生变化。他指出，美国应当“制止共产党中国扩张”。朝鲜战争使美国的中国专家对共产党中国的态度走向一致，他们都看到有必要以军事遏止共产主义势力，这就加剧中国国际交往上的孤立。

费正清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谈到中国的共产主义同样给中国人民带来可怕的前景，即被国家强迫从事大规模奴隶式劳动，压抑、摧残和毁灭人的个性，子女检举父母、邻里彼此监视和告密等等情景（英国作家奥维尔早在他的小说《一九八四》中对这种社会做了淋漓尽致揭露）。共产党信奉的那种主义包含着的种种弊病很快就显露出来。

看到毛泽东政权开展整顿知识分子运动，费正清感到愤怒和震惊。他在给一个台湾人的信中写道：“现今的共产党政权下所作的控制思想的努力，是我在全部中国历史中所看到的最狡诈的一种。”一九五二年，他在一个听证会上作证说，共产党利用权力，使每个人入其彀中，被这个政权“控制”、“孤立”和“利用”。后来，他悲哀地说：“在中国，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是怎样付诸东流的，以及这种状况怎样使起义成了唯一的出路”。

⊙《美国与中国》

中国问题的复杂性、非常规性，是西方学者，尤其是那些心肠善良、思路循正道、知识来自书本、对黑暗见识得太少的人无法想象的。他们对中国问题说些可爱的幼稚话，是可以原谅的。费正清先生谈到中国问题时，说过不少深刻话，不少幼稚话，也说过一些错误甚至荒谬话。

一九三四年底，他致信史沫特莱：“我不相信共产主义能帮助这个国家，因为在这里，没有人能实施或实践这一主义。”“法西斯主义——一种个人权力的政治专政，看来更适合这一国家。”前一看法，似乎低估了共产党力量；后一看法，即所谓“中国适于政治专制”，则属荒谬。世界上没有任何民族是适合政治专制的。按照卢梭的观点，人是生而自由的。这是西方现代国家得以建立的思想基石。

一九三二年，马士对他说，“不能宽恕整个中国政府的弊政。这是一种罪恶，它使我们的公民遭到中国司法的反复无常的对待。”一九五五年，费正清致信切斯·特鲍尔斯：“我赞同这种思想：在中国人作为向帝国主义让步的一方的时候，其领导层相对说来是一批下贱、低劣、堕落、贪污、头脑糊涂的人，平民通常心胸狭隘、自私自利、愚昧无知，但却有着极好的农民。”这一观点显示他对中国主要社会阶层的基本看法。

一九四三年，费正清说，在中国“好人”极少，因为“如果美德不能与狡诈结合，它就不能产生效果。那些激发我们的伟人登上事业峰巅的美国习字帖上的格言隽语，在此却行不通，因为这个国家里的好人还没成长就已经被扼杀了。”这是相当痛切而深刻的论断，显示费正清睿智的一面。每一个在宦海沉浮或商海浮沉的中国人，大约都会对此言有颇深感触。

一九四八年，费正清完成他的第一部著作《美国与中国》。这部著作为他带来很大声誉。此书后来又作三次修订（一九五八年版、七一年版、七九年版），累计销售三十余万册，成为有关中国问题的西方著作中最畅销的著作之一。有的评论认为，这是“最好的单卷本中国史”。

费正清自己称之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普及性读物。此书勾勒中国三千年历史，描述中国专制主义的各种特点，诸如官僚制度、宗法制度、乡绅权力、商人对官僚的依赖以及这种专制制度造成的有组织、成系统的贪污腐败、滥用权力、亲戚裙带关系等特点，在这种专制制度下，法律既不保护个人的政治权力，也不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和经济权，这些现象至今依然顽固存在，这种社会特色或曰文明特色，与近代欧洲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

中国近代史基本上是一部回应西方挑战的历史，这是费正清对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之区别持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这种观点看到西方的文化影响对古老中国之进化而产生的强大推动力和催化作用。事实的确如此。中国漫长历史显示，历代权力集团似乎很难自觉而且主动走向现代文明。自十九世纪的一八四零年中英鸦片战争直至眼下的二十一世纪，近二百年来，中国社会始终处于西方文明压力下不得不消极地往前蹭，有时进一步退两步，或把退步鼓吹为进步，甚至为反动，而不是积极、主动、自觉自愿地走向现代文明。

⊙回归书斋

冷战年代，亲共的人士、言论和倾向，受到怀疑、密告、调查或抨击，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包括费正清在内，亦未幸免。应当指出，这与毛泽东时期对待所谓“右派言论”而采取的反右运动及其监禁、流放、劳改诸种迫害手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费正清指出，“我们必须为保护我们的普遍自由而对我们的个人自由作出一定限制。很明显，如果这一原则走向极端，可能就会使我们走入歧途。”

在这个年代里，费正清两头遭骂。苏联方面骂他是“间谍”，美国国内有些人则指控他是共产党人，与共产党人有广泛联系，而且对中共有着“毫无疑问的同情”，至朝鲜战争爆发，他一直是中共的“忠实支持者”云云。《时代》杂志则称他是“共产党中国的一个老牌的辩护者”。著名中国学学者同时也是费正清的学术朋友的魏特夫，在政治上持鲜明反共立场，他在政治立场和个人友情的冲突中，采取中立态度。他不愿为费正清作证，他说自己并不很了解费正清的立场和观点，无法证实费正清的正直。他在私下指出，费正清的观点非常复杂，无法用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来描述。

这种境遇，使费正清不得不再一次明确表示他对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的深恶痛绝态度。费正清遭到的批评和怀疑，部分原因来自他对中国怀着一种学者式的深切情感、对美中关系的关切和一种说不清的使命感。因此，自二战结束后他特别关注对中国问题的探讨，并且卷入美国对华政策的争论，公开发表一系列文章、讲演和电台演说，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一九五三年，费正清访问台湾。一九五五年，他在文章里透露台湾是同盟者的观点。一九五八年，他的一篇文字以“与台湾合作、我们完全有义务帮助他们建设一个非共产主义的中国”为题目。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王朝”。朝鲜战争爆发，台湾立刻显示出重要性。费正清放弃以前的观点，即美国不应介入国共两党的斗争，转而支持美国第七舰队保卫台湾，以免共产党入侵。费正清观点上的这种转变，受到美国一些人士的欢迎。可是，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九年，即中国文革大疯狂时期和越南战争时期，费正清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以及私人信件中，都坚持反对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来防卫中国对美国的核威胁。

应当看到，费正清性格或身份处于一种矛盾状态，即是东亚历史学者，又是美国政治家、外交家或政策制定者，这两种基本欲望、立场、态度之间的摇摆性或冲突性。这是学术的超脱性、客观性与政治的操作性、实用性之间的摇摆、矛盾或不适应性。费正清作为东亚历史学者和哈佛教授，是他心志和身份的一面，另一面却是非常渴望能够以自己的观点，积极干预和影响美国政府对东亚和中国的政策与行动。这显示他性格中除了有学者的冷静一面，更有热切用世的一面。这种双重性，给他带来一些麻烦。

他可以对中国历史做出比较系统、有趣的描述，但是他对中国现实的理解却不免书生气、因而显得隔膜。尽管他去过中国数次，接触过很多人士，但他未必比那些未到过中国却坚持自由民主价值的西方政治家更理解中国的现实。早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他在致学生芮玛丽的信中感叹说：“这个世界有许多可恶的家伙，而一个人唯一的职责是……与这些可恶的家伙抗衡。这种战斗到处都有，而学术成就或是这种战斗的一个部分，或对这种战斗毫无意义。我仍打算做一个学者，而这就需要有所作为。”他意识到自己应当回到学者身份，从事学术研究。

哈佛大学有着世界上得天独厚的文化条件和资金来源，支持东亚历史文化研究。哈佛燕京学社在铝业巨头霍尔提议并于一九二八年捐赠六百五十万美元后得以建立。这对哈佛的东亚研究特别是中国和日本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至今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藏书丰富的哈佛燕京图书馆也迅速发展起来。从一九五一年开始，费正清回到沉默的历史研究领域。此后八年，他成果丰富，单独或与人合著和编辑了十本书，包括文献资料、翻译资料、专著、论文集和教科书。在公开谈论中国问题和美国政策时，他的态度则变得相当谨慎。

一九六四年，费正清很有感触地对一位中国学者说：“学者第一位的责任是保持学者的品格；我们都面临着危险，即我们的社会活动可能损害我们对社会的长期价值。”这话很明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影响已居首位。六十、七十年代初，他的各种荣誉和冠冕纷至沓来。他的通俗性读物和学术著作，获得广大读者。李普曼在一九五零年十月四日致费正清信中说：“我认为我所说的东西没有一个不是根据你已经写的、或已包含在你所写的东西之中。”除了著述，费正清还在哈佛大学培养了几千名学生，建立起一支由众多本科生、研究生、研究员和教授构成的力量雄厚的研究队伍，不仅使哈佛大学成为美国的东亚研究基地，而且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需要更多有关东亚的信息，一种与传统汉学研究提供的知识迥然不同的新知识。费正清自觉地扩展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以满足国家决策部门在东亚专业知识、东亚事务以及中国问题方面日益增长的新需要。

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七七年退休这四十年间，费正清推动了数以百计与中国问题有关的个人学术研究项目，使中国问题研究在哈佛和全美范围内获得广泛支持。来自波士顿、毕业于哈佛的肯尼迪当选为美国总统，哈佛学者也走向华盛顿，进入白宫、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

⊙错觉、反省与宽宏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政权搞起又一场规模巨大的祸国殃民运动，即长达十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地球另一端的东亚历史学者、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为这场“文化革命”的出现而颇感惊诧，他对文革中出现的一系列既残酷又荒诞的事件深感困惑。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尼克松政府特使基辛格（前哈佛大学教授）秘密访问北京，为总统访问作安排。从费正清的内心深处来说，他早就认为，改善美中关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早就应当实行的。因此，尼克松政府这一举动使他感到惊喜。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书，是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与中国人举行历史性会见之前阅读的二、三本书之一。

此后几年里，费正清关于当代中国的著述，显示出明朗色调。他似乎仍然童心未泯。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他致奥尔加巴塞诺夫：“尼克松先生访华向人们昭示，共产主义已经变好了，或变得中立了，我们完全丢弃了五十年代出现的所有令人惊异的东西。”透过这番话，人们可以看出，费正清对中国的看法为什么时常受到批评。一九七五年五月，他称赞毛泽东“始终是最伟大的解放者”。此话透露他对当代中国政治缺乏洞察力，对毛泽东性格亦缺乏真实了解。所以，后来有评论者指出费正清想对读者掩盖毛政权犯下的极权主义罪行，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这种批评，等于说他是毛泽东的辩护士。

鲍若望《毛的囚徒》一书，使费正清受到震动。此前，他虽然读过揭露毛氏政权残酷行为的书籍，却总对书中内容持怀疑态度。鲍氏依据自己在中国监狱七年经历，写成这本血泪之书。他揭露毛氏政权下的中国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监狱制度的阴森可怕及其对无辜者的残酷迫害。费正清不能怀疑此书的真实性，他由此对中国的实情有了一点了解和正视。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他为此书写了一篇评论。这篇书评被彼岸的毛氏政权视为敌意行为而记录在案。后来，当他要求到中国去的时候，中国拒绝给他签证。这时他感到，要保持学者的诚实和正直，同时又按照北京的标准成为所谓“中国的朋友”，是一件很难的事。

此后有关文化革命十年的种种罪恶和灾难陆续揭露出来，费正清感到毛骨悚然。从一九六六年这场“文化革命”爆发开始，它的残酷暴行及其非人道和反人类性质就已经向自由世界不断显示出来。然而，对于像费正清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中国历史学者和中国问题专家，居然需要十年后才感觉到这场“文化革命”的毛骨悚然性，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费正清思想上的不彻底，对当代中国问题缺乏洞察力，时常使他处于尴尬境地，或使他谬论迭出。是太深地沉浸于中国文化、使这位西方学者与中国人的思维不知不觉趋向同化了呢，还是他主动淡漠或放弃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抑或他自己的思想基础原本就不够坚实？

值得一谈的是，费正清性格中还有一种挺可爱而且很大气的东西。他常常以宽宏大量态度对待批评和攻击过他的人。他总是努力去消除或化解个人怨恨。例如对待饶大卫，他并不记恨，而是邀请饶氏到哈佛大学讲课。他对魏特夫的某些观点有不同看法，但对他在学术上的“独特贡献”依然给以肯定，还为支持魏特夫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工作而推荐一笔基金。这些事例显示，费正清并不因为个人敌意或恶感而影响到他对对方的学术优点作出肯定，尽管他也曾动怒，以并不和善的态度对待伤害过他的肯尼斯科尔格雷夫。

他的学生佩克对他亦做过公开的激烈批评，费正清继续与这位学生通信，并且鼓励佩克完善自己的批评，同时希望他不要仅仅限于批评，要继续从事艰巨的研究工作，作出个样子来，以改变现状。还有很多学生亦对费正清激烈批评或驳辩，然后安然无事地来到他家里聊天，津津有味吃着费太太维尔玛做的小甜饼，这使费太太似乎略有不快。

费正清先生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终生不懈的热忱研究，对中国问题的真诚关切，是应当永远使我们尊敬的。没有他六十年来的辛勤推动，美国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及英语世界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不会象今天这样如此兴盛和普及。这是没有疑问的。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显然是个狡诈的两面派、墙头草，具有厚颜无耻的特点。这可能和他的“学术乞讨”生涯很有关系。他自己也承认，他的“社会活动”损害了他的学术活动。因为这两者其实是不相容的。前者要求维持复杂的社会关系，后者要求坚持独立的个人品格。】

【【06、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观】】

《“伟大的中国革命”之再认识——评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观》（荣剑）报道：

导读：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观对于中美两国的革命史叙事均有重大和深远影响，迄今为止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遭遇过严肃的批评。美国对中国的长期误判在一定程度上亦是来源于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叙事，在其主导下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庞大著述，几乎是每一个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必读的参考文献，由此形成的关于中国认识的连续性是不言而喻的。本文试图重新审视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观，探讨其问题所在，进而展开对中国革命的再认识。需要特别提醒读者的是，本文最后一个注释是说明费正清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修订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新史》（这是费氏唯一一本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著作），对中国革命有新的认识，由此体现出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勇于自我反省的精神。本文是作者世纪批判三书之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先行发布，以飨读者。

费正清的历史性著作《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曾被《时代》周刊誉为是“讲述中国革命的最佳著作”。(1) 鉴于作者在其一生中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与演化以及制度变迁进行了无与伦比的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冲击—回应”等理论分析框架，从而对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他的任何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都是值得重视，都应成为一项新的研究的思想和知识前提。即使从批评性的立场出发，如柯文在他的著作中对他的老师费正清所主导的中国研究的三个思想框架——冲击—回应框架、近代化框架与帝国主义框架——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认为这三个分析框架“都受同一弱点的制约：即受渊源于西方的关于历史理应如何发展之假设的制约，以及同样渊源于西方的历史为何按此发展或不按此发展的一些固有问题的制约。”(2)但是，这些理论性挑战——“带有批判性与解释性的估量”，并非完全是否定性的，而毋宁如费正清所说，是站在前辈人的肩上，直面新的问题，深化对固有问题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个判断，本文在展开对中共革命与中国左翼运动的关系的研究时，不能不重新审视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主流的中国革命叙事。

“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在什么意义上呈现的？费正清有自己的解释，在他看来，西方世界的革命，一般说来，首先是政治变革，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改变，这种变革有时也使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改变成为可能。但是，他非常怀疑：“当人们讲到中国的‘革命’时，是否忽视了一个根本点，就是中国不仅进行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而且确实在进行整个文化的转变。”(3)费正清或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用“伟大的革命”来概括中国整个现代历史过程，不仅是恰当的，而且是“激动人心”的。(4)按照他的“冲击—回应”理论，中国在20世纪所发生的革命性变迁，产生于19世纪的灾难，根源却是在18世纪，为此他在一百八十五年的时间框架里（1800—1985年），将其间发生的五个重大变革视为是中国革命进程的主要组成部分：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5—1928年的国民革命，1945—1949年的国共内战，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依照费正清所描述的这个连续不断的革命进程，“伟大的中国革命”是起始于18世纪的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危机，在19世纪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巨大外部压力时爆发了，进而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的失败之后，终于在国共内战中决出结果：“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和新的全国性政权的建立，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成就。”(5)由此可见，在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叙事中，中共成了中国漫长的革命进程的最后继承者和完成者，这套叙事显然与中国的左翼历史叙事和中共党史叙事达成了某种共识。

李剑农在1942年撰写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6)，被费正清评价为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最清晰的唯一全面的评述……对于西方的研究学者来说，作为一种可靠的纪事史和重要资料的简编具有重要的价值。”(7)正是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建构的百年史观也是以革命为导向，把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中国近现代进程描写为一个革命的连续剧，它的第一幕就是“洪杨革命时代”，即太平天国革命。虽然李剑农把历史已有共识的“洪杨叛乱”赋予革命的名义，但他还是精辟地指出了“洪杨革命”的实质，一是尊奉天主，二是排满，“概括地说，就是将神权主义与种族主义融合为一。”(8)因此，在李剑农看来：“太平天国在形式上对于中国的宗教、政治、经济，仿佛都是革命的，但在精神上，这种革命，实在不是合乎现代精神的革命。”(9)那么，什么才是“合乎现代精神”的革命？是辛亥革命？是国民革命？抑或是共产革命？在李剑农的著作中没有答案，他给读者呈现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由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所构成：戊戌维新变法，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斗争，满清政府的覆亡，中华民国的成立，国民党与北洋军阀的对抗，帝制运动与反帝制运动，护法战争，联省自治与军阀混战，国民党改组与国民革命，这些发生于1940年代以前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的确决定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巨大变化，但它们是否就可以构成“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内容？应该打一个问号。按照费正清的说法：“从1800年以来，中国革命是一种打破旧枷锁的斗争。”(10)在作出这个判断时他是否意识到了，在每一次政治动荡以革命的名义打破了旧枷锁之后，新的统治者很快就为整个社会戴上了新枷锁？这可能是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叙事需要回答而没有回答的重大问题。事实上，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表达了这样的困惑：“一个令人烦恼而被人忽略的问题：1800—1985年间的中国，在政治上（技术以及思想方向有很多现代化，姑且不论）究竟处在朝代循环的什么位置？”(11)是“它同元明两朝过渡时代的朝代‘循环圈’有着共鸣”？还是说“它同法国的、英国的或苏联的社会主义有着共鸣一样”？(12)中共革命的“创造性成就”是否真的如它的领导者所言打造出了一个新中国？对于这些问题，费正清还是保持着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特有冷静与敏感，他认为毛作为中共革命的主要领袖，“感染了皇朝创业者和革命者的致命通病——只顾向前快跑。他领导中共获得政权的那种战斗精力，变成了一种他用来破坏它的蛮劲。总之，他是属于王朝统一者式的伟大传统人物。”(13)这表明，费正清在设法调解他所定义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与革命的领袖以及革命后的统治者之间的深刻悖论时，并没有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他没有从根本上回答：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究竟何在？漫长的连续不断的革命进程究竟为中国创造了什么？

在中共党史叙事中，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来源于“反帝”和“反封建”这两大历史诉求，它们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必然也要上溯到1840年英国对满清政府发动的鸦片战争，这与中国左翼史学和美国费正清史学在革命发生学上达成了一致，至少在时间上它们都共同认为，20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的真正源头必须在19世纪甚至在18世纪的国家危机中去寻找。胡绳的代表性著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历史叙事方面与李剑农和费正清的史实陈述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他只是更为详尽地描述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遭遇到的来自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巨大外部压力，同时将国内所有来自于底层的反抗——不管是太平天国起义还是义和团运动，都纳入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谱系中。胡绳认为：“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都含有反对外国侵略者、反对封建势力的意义，但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确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14)这个“比较更完全的意义”是胡绳根据毛的指示对辛亥革命所做出的基本结论，毛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的”革命。(15)按此叙事逻辑，中共领导的共产革命则一定是在“更完全的意义”上完成了辛亥革命所没有完成的任务，毛在这篇重要文章中宣称：“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16)毛关于中共革命的这个基本判断，是否为费正清所阐释的“伟大的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革命是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总体化进程，中共革命的自我定位是否也成为了费正清对中共革命的学术定位？

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叙事，实际上只是书写了中共革命的前史，辛亥革命的失败意味着其后的历史进程是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过是中共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代名词。(17)中共党史的另一个权威人物何干之在1956年主编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是中共革命史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导言明确断言：“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着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历史，是已经经历了四次革命战争时期，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正在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18)该书把中国“现代”起源的标志设定为五四运动，同时把五四运动直接视为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起点，而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既视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也视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何干之和他的合作者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的胜利，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的典型，革命的胜利进一步削弱了帝国主义阵营和加剧了资本主义总危机，使世界两个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变化，极大地鼓舞了和援助了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因此，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的。”(19)

费正清对以胡绳、何干之为代表的党史叙事的所有既定结论肯定会保持异议，他的中国革命叙事未必是中共党史的美国版，尽管他把文化革命作为“伟大的中国革命”区别于英美革命的一个核心标准，但他还是毫不留情地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任何观点看，都是历史上最离奇古怪的事件之一。”(20)他不能理解的是，这场有一亿人积极参加、影响到五亿人的超大规模的运动，是如何在初期由中央统一领导？或许就是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显而易见的灾难性后果，让他不得不谨慎地用“伟大的”这类修饰语来定义中共主导的革命进程，同时让他意识到了毛力图通过革命来实现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结构以及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并不成功，“这意味着中国尽管有了令人瞩目的现代化成就，但仍然面对着社会革命的问题。”(21)如此看来，中国漫长的革命进程——从太平天国革命到中共革命，并没有如费正清所期望的那样，真正完成它应该完成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目标，并没有真正推动中国从王朝循环的轨道上摆脱出来而进入到现代化进程。

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理论认为“当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根本原因，主要源自西方的新兴力量与本土传统习惯及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互动，”(22)这条定律用来解释中国因于外部的巨大压力而发生内部变革，至今仍然有着不竭的理论效力。不管中华帝国在19世纪初期已经显露出非常沉重的内部危机，如果没有来自于西方国家从鸦片战争以来持续不断的冲击，中国的内部动荡或变革是否会转化为一场革命并导致最后一个王朝的覆灭，犹未可知。但是，费正清基于“冲突—回应”的理论框架来描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革命性变迁，显然并没有清楚地界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尤其是过高地估计了中共革命的意义。李剑农的革命叙事至少是质疑了天平天国革命是一个缺少“现代精神”的革命，依据此逻辑实际上可以进一步追问其后发生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的“现代性”意义。如同美国学者沙培德在他的著作中所概述的关于辛亥革命的三个不同看法：“（1）革命者的革命；（2）兴起中的资产阶级的革命；（3）城居士绅的革命（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场‘革命’）。”(23)这表明，中国革命的“革命性”和“现代性”是需要重新思考的，包括对中共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的追问与审视。

现在有必要重新回顾历史上的一场重大争论。1960年，卡尔·魏特夫对本杰明·史华慈首创的“毛主义”这个概念提出了质疑，进而质疑康拉德·布兰特、史华慈和费正清共同编著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对中共革命以及毛的思想的基本定位。史华慈在他的“老师和向导”费正清研究的基础上，创造了“毛主义”这一术语，以区别于斯大林主义，认为“毛泽东的独创性”在于，一是背离了莫斯科的教条和指挥，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偏离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二是发现了农民的历史作用，“把农民运动作为革命的阶级基础”（费正清语），“农民本身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史华慈语）。对此，魏特夫针锋相对地指出，“毛主义”只是一个传说，“《历史文献》的作者在1951年至1952年创造了‘毛主义’的神话”，(24)即把“毛主义”塑造为一个独立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魏特夫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话来证明他们从来就没有忽视过农民的历史作用，同时他用毛的话来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中国革命的）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提出来的，”(25)包括毛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也是来源于斯大林的指示和启示。魏特夫之所以在1960年质疑费正清和史华慈在1951年至1952年的中共革命史研究，就是因为在此时发生的中苏论战让许多美国学者偏向于站在中共一边，“毛主义”的神话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地缘政治对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客观而论，魏特夫在学理上对费正清和史华慈的质疑未必都是合理的，中共革命在历史上独立于苏俄模式以及领导农民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确是中共革命之所以成功的核心要素，在事实判断层面，可以说中共革命的胜利是对俄国十月革命模式的一个“创新”，中共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夺权道路的确与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起义为中心的夺权道路有着重大差异。魏特夫批判性视野的重要性在于，他提醒人们：“中国共产主义和它的苏联模式与对手一样，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差别，“毛主义”并未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苏联模式“离经叛道”。在中苏两党严重对立之中，魏特夫关注的是“中国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社会及其与苏联的关系是什么？”以及“近来中国共产党和莫斯科之间的冲突又意味着什么？”在魏特夫看来，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认真地探讨“极权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战略”，尤其是在美国流行的对中国J权主义革命的研究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下，“现在的形势需要纠正这种贫乏的状况，也需要一切善意的人们共同合作，不管他们以前有过什么分歧。”魏特夫特别强调：“昨天的错误可作为我们观察明天的借鉴。”(26) 

史华慈当然不会接受魏特夫把他发表于1951年的代表性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打入在“昨天的错误”的清单里，更不会承认他和费正清、布兰特共同犯下了一个“并非偶然”的错误——“它已给我们与世界共产主义的斗争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恶果。”(27)史华慈认为，《历史文献》和他的书“一贯强调了中国共产主义中列宁主义的不变真理”，(28)他之所以提出“毛主义”这一概念，并赋予其和斯大林主义等量齐观的“语义学意义”，是因为“主义”不仅意味着这是毛和斯大林所阐述的战略和策略，也可以理解为是他们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革新家”的主张，最后可能指同旧教义的真正背离。(29)史华慈在面对魏特夫的挑战时为自己所做的辩护是成功的，他没有否认而是认为“毛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永恒原理”的统一性，认可毛泽东曾经是一个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但是这些认知并没有妨碍他阐述这样的看法：

“列宁主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其总的趋势是走向分裂，而不是像它的正统支持者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丰富’和‘深化’。由此，我们主张，在党与阶级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主义在行动上的异端意味着这个分类过程的另一个重大举措。然而，尽管这个趋势是朝向分裂，我们依然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他核心原理仍然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完整生动的原理。”(30)

史华慈在1951年对中共革命和“毛主义”的研究反映了“费正清史学”对于中国问题的一般看法。费正清在回顾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的对华政策时，首先提到的是“美国对于中国形势的严重无知”，尤其是对于中共方面的情况几乎完全是空白，除了那几个到过延安的观察家（包瑞德、谢伟思、卢登等），对于中共的乐观精神和决心有点感觉之外，美国整体上“表现出对中国实际完全没有理解”，“结果是中共的力量完全被低估了”。(31)除此之外，在费正清看来，美国先入为主的反共产主义的偏见以及对于极权主义的厌恶情绪让美国公众陷入在“稀里糊涂”的情势中，“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在过去历史中有深刻根基、并对未来起着旋转乾坤作用的革命。”(32)正是基于这两个基本判断，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叙事一方面是要填补美国关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巨大认识空白，另一方面是要向美国公众讲述一个“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描绘了中国的两个形象，一个强调今天中国同它长期过去历史的连续性，一个强调革命变革和创新的新颖特点。”(33)费正清主导的学术共同体，几十年来一直在致力于完成这两个基本的历史使命，始终把中国置于传统与变迁的关系之中来估量中国革命的性质与意义。如果说费正清是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奠基者，开拓的是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宏观的研究范围和长时段的历史进程，那么，史华慈则是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对中共革命进行了先驱性的研究工作。柯文、梅谷（Merle Goldman）和麦克法夸尔公正地评价了史华慈关于中共革命研究的理论价值：“直至今日，《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1951）不仅仅在共产主义运动比较研究领域，而且在政治史与思想史领域，也仍然是先驱性的研究。在特别复杂的政治、个人、国际语境之中，他分析了20年代早期几十年中发生的意识形态争论与思想争论。他是第一位通过数量巨大的文献，向人们揭示中国共产党人决不仅仅是斯大林与苏联的傀儡，而具有他们自己的办事主见。像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随时都会与莫斯科决裂，只要它的秩序与他认为的中国实际发生碰撞。”(34)

对于费正清学术共同体所开创的美国的中国研究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卓越研究成果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他们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和在以后时代不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不仅仅是柯文对“冲击—回应框架存在的问题”的质疑值得重视，(35)而且，对于魏特夫提出的中共统治模式与其斯大林主义母体之间的深刻而复杂关系的洞察同样值得重视。从费正清到史华慈，虽然他们对中共革命的历史局限性提出过批判性的看法，尤其是对毛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基本予以否定，但他们显然过高地估计了中共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当然，也过高地估计了毛的“独创性”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离经叛道”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费正清认为“毛泽东的丰碑”是建立在农村，高度评价中共建政之后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36)这个判断显然和中国农民在持续经历从土改到合作化运动再到人民公社运动过程中所遭遇到巨大灾难相去甚远，尤其是和中国农民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中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史华慈认为毛泽东是“20世纪的伟大的政治领袖”，“是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极大贡献的人”，“他的名字将流芳千古”，(37)这类充满感情色彩的评价和他对“毛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也是存在着很大距离。魏特夫为此指控费正清和史华慈在1952年创造了“毛主义”的神话，并非没有道理。时至今日，这个神话依然还没有完全被打破。

约瑟夫·列文森在他的《儒教中国及其历史命运》这本重要著作中认为：“培育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学家的历史并非是这些历史学家所能写出的历史。他们所研究的历史与他们研究出的历史并不能完全符合。”(38)这个批评是不是同样可以用来针对费正清学术共同体关于中国革命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按照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理解：“历史始终是一门正在形成、正在被超越和需要重头开始的科学。” (39)这是不是意味着所有关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包括“费正清史学”都需要重新开始？费正清直至生命的最后几天都在修订他的中国史——《中国：新历史》（China:A New History），并对中国革命进程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发表了前所未有的新见解，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应有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行动，他不仅是在为自己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也是在为后人搭建前进的桥梁。(40)国史已旧，其命维新，中国革命史是需要不断重新认识与重新评价的历史，本文首先从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叙事中那些需要被“超越”和“从头开始”问题出发，旨在深入研究中国革命史的一个新问题：中共革命与中国左翼运动的关系，致力于探寻中国的左翼运动是如何在中共革命的光谱中日趋丧失了自己的本色，最后从革命的同盟者沦为了共产主义的附庸。这也算是对费正清史学“冲击”的一个建构性和反思性的“回应”。

本文注释：

(1)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扉页。(2)[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序言，第57页。黑体字系作者加注。(3)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第49页。

(4)  同上书，第50页。

(5)同上书，第329页。

(6)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以近百年为范围，从鸦片战争时起至甲午战争时止，该书前身为《最近三十年政治史》，写于1930年，从戊戌变法述及民国十五年（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两书合印为一，出版于1942年。(7)  参阅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煤炭工业出版社，2018年，封四。(8)  同上书，第62页。

(9)  同上书，第63页。

(10)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第438页。

(11)同上书，第433页。

(12)同上书，第434页。

(13)  同上书，第437页。

(14)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05页。

(15)  转引自同上书，第905页。《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6-667页。

(16)  同上书，第663页。

(17) 胡绳在1981年出版了他独立完成的著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后大概20年，即在2001年，由他生前组织的一个课题组，出版了《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部新的著作，该书显然力图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时间和思想上衔接起来，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关于中国革命与中共革命的宏大叙事。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不是一本纪事体的历史著作，而更像是一本历史哲学的思考录，从出版记录来看，《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本著作并未完成，这或许是因为胡绳于2000年去世的缘故，或许是因为胡绳晚年对中共革命有所反思，他对中共过早放弃新民主主义路线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党内的民粹主义和“左派幼稚病”使党偏离了正确路线，从而犯下了极端冒进的错误。

(18)  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第1页。

(19)参阅同上书，第374-375页。

(20)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第378页。

(21)同上书，第431页。(22)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张源、顾思兼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3页。(23) [美]沙培德：《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高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5页。(24) [美]卡尔·魏特夫：《“毛主义”的传说》，陈葆华译，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传说”的传说》第四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第246页。

(25)  同上书，第245页。(26)参阅同上书，第248-249页。(27)[美]本杰明·史华慈：《“毛主义”传说的传说》，刘玉昕译，参阅同上书，第250页。(28)同上书，第250页，参阅本杰明·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陈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4-187页。(29)参阅同上书，第251-252页。(30)[美]本杰明·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85页。

(31)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第321页。(32)同上书，第321页。(33)同上书，第444页。(34)[美]柯文、梅谷、麦克法夸尔：《怀念史华慈》，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547页。(35)柯文对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框架”的主要质疑是，他认为根本不存在着一个“整体的西方”，“西方”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包括美国，亦是存在着文化内部的种种变异，所以，“‘作为整体的西方’从来没有对任何社会产生过任何冲击。”参阅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4-5页。(36)参阅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离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426-430页。(37)参阅萧延中等编著：《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二卷，工人出版社，1997年，第87页。

(38)[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家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05页。(39)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19页。(40)  《中国：新历史》“新”在何处？费正清在自序中写道：“从换新的角度，以新的资讯为依据，来看中国悠久历史，看中国多管道的改革、动乱、革命，以及在近一百年中极大成功与惨败的记录，我们或许看得出将塑造中国未来并且影响吾人未来的长期趋势与现有条件。”余英时在为该书写的序中认为：“他的书名叫做‘新史’，这个‘新’字恐怕在潜意识中含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意思，特别是有关中共政权的历史论断。我曾指出，他以前把中共的兴起定性为‘不可能被压制的’一种‘革命运动’，因为它体现了‘农民解放和五四以来所揭橥的民主和科学种种理想’。但在这本《新史》中，他已把中共政权看作是专制王朝的现代版了。他也承认，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也可能逐渐导使中国现代化，而中共的兴起也并不是‘不可能被压制的’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的改变。”余还提到，费正清曾经承认，西方汉学家们有一种职业病，大概出于“第二爱国”或“爱中国”的心理，即不肯暴露他们所研究的对象的坏处。余为此引述了费正清在书的附注中特别加的一条“夫子自道”：“我在1972年十月号《外交季刊》的一篇文章说：‘毛泽东的革命’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是数百年来仅此一见的‘最好的事’。”余评论道：“这样公开的自责，确表现了学人的良知。”参阅费正清：《中国：新历史》，薛绚译，台湾正中书局，1994年，费正清自序，余英时序。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他生于革命的年代也死于革命的年代——前者是共产党发动革命，后者是共产党镇压革命。但不论怎么说，革命总是需要结束的。中国不能永远流血。当然从外国或汉奸例如毛泽东的角度看，中国革命最好不要停止，中国的伤口永远流血，才符合他们的利益！】

【【07、“美共分子”费正清的中国研究】】

《“美共分子”费正清的中国研究靠谱吗？》（沙青青 2015-03-24）报道：

“如我这样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必须挖掘问题的各方各面。这就如同新闻记者要挖掘新闻故事的各方各面一样。正如记者，大学里的研究者必须拥有与任何人接触交谈的自由，哪怕他本人的观点与受访者截然不同。”——费正清接受美国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调查时的发言

冷战铁幕下的费正清：共产主义分子？

1951年9月21日，哈佛大学校报《The Harvard Crimson》报道了一位本校历史系教授遭到“诽谤”与“不公正对待”的新闻。这位倒霉的教授便是费正清，他原计划前往日本当一年访问学者。当时，仍在日本实施军管的美军拒绝了费正清的日本签证申请。面对费正清本人以及哈佛方面的质询，华盛顿的“有关部门”只回答：“根据目前政策与规定，所以拒绝费正清的访日申请”，却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理由。 当然，无论是费正清本人还是舆论，都对真实原因心知肚明。

首先，他是“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成员。在“麦卡锡主义”如火如荼的政治背景下，全美多达110个各行各业的社团组织上了所谓“共产主义性质”的黑名单。自创立后，便具有浓厚自由主义、国际主义倾向的“太平洋问题学会”也位列其中，而其成员同样毫不意外地会被“打入另册”。不过，与学会有关联者众多，身为哈佛教授的费正清却似乎受到了当局“格外关照”，以至于被拒绝离境。美国当局的这份“特别关注”主要是源自当时已变节的苏联间谍 Elizabeth Bentley的指控——费正清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组织，同情并协助共产党的活动。虽从未与费正清打过任何交道，但时常陷入歇斯底里状态且严重酗酒的Elizabeth Bentley则坚持声称曾在美共党内文件上看到费正清的大名，所以她认定他肯定也是美共分子。

尽管有了变节间谍言之凿凿的“爆料”，但美国情报部门却始终没有发现有关费正清是“共党”的实际证据。即便是在“麦卡锡主义”渐入高潮之时，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也只能暂且通过例如“限制出境”这样的方式来限制其行动。然而，“费正清教授涉嫌通谍！”之类的报道却早已见诸报端，从《波士顿邮报》（Boston Post）到哈佛校报都几乎在跟进事态的发展。当年大部分被Elizabeth Bentley指认是“共党分子”者都选择拒绝回应，受够了舆论骚扰的费正清则选择了主动予以回应。在访日申请遭拒后，费正清立即在马歇尔将军、国务卿艾奇逊以及参议院国内颠覆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麦卡伦的见证下发表了“本人非共党”的宣誓书。接着，他又主动致信要求联邦调查局对他进行一次全面彻底审查并对外公布结果。

1952年3月，费正清被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传召，当着议员们的面再次宣誓：自己从未加入任何共产党组织，也未主动参与任何共产党的活动。一切关于他的诽谤中伤都是捏造的。折腾了大半年后，费正清终于以这种方式自证“清白”。在从“麦卡锡主义”的政治漩涡全身而退后，费正清愈加感到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对近代中国认知的缺乏。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在中国问题上回击麦卡锡主义必须依靠教育。由于在所谓丢失中国问题上我受到公开的指责，因此我便下定决心，持久地负起教育美国公众的义务”。于是，费正清开始计划在哈佛大学筹建近代中国研究项目，之后便有了大名鼎鼎的“东亚研究中心”。

“遏制而非孤立”的对华理论提出者

1955年，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时，费正清成功游说卡内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提供了近百万美元的资助。有了充足的经费保障，东亚研究中心首年招收的东亚研究专业博士生便多达26名。在费正清担任首任所长的18年间，先后培养了200余名学生与研究人员。至70年代，哈佛毕业的东亚研究学者几乎占据了全美七八十所主流大学的相关讲席，而所谓“哈佛学派”的名号也因此而传盛名于江湖。即便是在今天美国各大知名学府，要寻出一所没有费正清“徒子徒孙”的学校，着实不易。

如今从学术史角度来回顾，对费正清那代美国学者来说，他们最大贡献之一或许在于开拓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疆域”，以一种跨学科的方式来打破“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区隔，进而以一种“中国研究”（或东亚研究）的区域研究方式（Area Studies）来进行。当今仍活跃于欧美学界的中国研究专家、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就曾遭遇过上述尴尬。当时她就难以说服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同意将晚清农民起义及其与共产革命的联系作为其博士论文选题，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系主流看来这项的考察需要上溯至19世纪中期，而那是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与之相较，费正清在创建东亚研究中心之初便意识到近代中国研究是一项需要跨学科推进的综合型工作。除了招纳历史学者，也邀请政治学、法学乃至经济学学者共同参与。20世纪60年代后，哈佛东亚历史中心以及费正清本人的影响力已不再局限于学界，而是开始对美国对外政策产生实际影响。此外，东亚研究中心兴起的另一个后果便是直接加速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终结。相较于“麦卡锡主义”的阴影，该学会的解散更多是由于学术上的缘由。因为哈佛东亚历史中心已经完全取代了学会之前在学术界的地位，自然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存续了。

1966年3月21日，此时的费正清已不再是所谓“疑似通共”的学者，而是作为“专家证人”再临参议院，为外交委员会的亚洲政策提供咨询。他明确提出“遏制而非孤立”的对华政策理论：美国理应扩大与中国大陆的接触，设法让北京领导层融入国际秩序，而非依照他们的革命理论破坏之。费正清的这番言论尚在美国政治高层流传发酵之时，倒是先激起了台湾当局的愤怒。早在抗战与内战期间，费正清便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多有批评。此时台湾当局自然也将其言论视为“亲共产中国”并出卖了“中华民国”利益。

4月，国民党中常会议定应对之策：“洽请我国著名学者，以个别撰文或联合声明等方式，不断在报章杂志发表声明”严于驳斥，并计划以“广告”形式在美国重要报纸上刊登。蒋介石随即批准该计划。之后，台湾当局的“体制内学者”胡秋原、徐高阮、郑学稼领衔在《纽约时报》以广告的形式刊登了《中华民国一千五百余学人及教授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台湾《中央日报》又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进行转载。公开信正式刊登前，台湾当局还曾要求台湾知名学者签名支持，凑足这“一千五百人”。有关方面甚至找过殷海光，结果殷海光却评价此信内容幼稚可笑，自然拒绝签字。此后，数年间台湾内部甚至掀起了一轮“揭批费正清亲共阴谋”的政治浪潮，各类指控骇人听闻。不少台湾学界人士因同情或不愿参与揭批运动的言行而被指为“费正清集团在台湾大阴谋“的一部分而受牵连，如殷海光便被迫辞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屡次被逼辞职、“中研究”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郭廷以干脆挂冠赴美不归，而许倬云、胡佛、李亦园等“中研院”研究人员也都被打成“费正清的小特务”，甚至是“国际共产极权主义秘密体系”在台湾的重要角色。“中央研究院”则成了某些人口中“费正清倒台灭华的司令部”。有趣的是，这桩几十年前台湾当局对费正清开展污名化运动，却在今日又被国内某些人捡起“老调重弹”，倒是应了借殷海光当年的评价。

尽管当时台湾岛内闹的风起云涌，但费正清的对华观点却被美国决策层吸纳接受。尼克松与基辛格都将他的研究成果，作为自己政治外交决策的思想资源。之后，尼克松政府透过不同渠道接触北京的外交策略实际上也是费正清理念在国家政治层面的事件。在1966年参议员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就主张美国应该采取迂回方式改善对华关系，先默许其他国家与中国交往，继而允许乃至吸纳中国参与各类国家组织乃至联合国，从而达到“让北京领导层融入国际秩序”之目的。回顾基辛格穿针引线的对华秘密外交之路以及中国正式获得联合国席位的过程，几乎皆与费正清此前提出的“路线图”契合。1968年在出任第83届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讲上，他就强调“任何研究都应当有实际效用”。在费正清看来任何学术研究不应只是象牙塔里的“智慧游戏”，“学者的责任不仅是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影响政策”。

经典史学著作的意义：提供一种最具普遍性的意义解释

20世纪80年代后，对于中国研究者而言，费正清及其同辈学者论著的意义则更多在于让读者能够暂时跳脱国共双方各自基于意识形态”党史叙述脉络“，从第三方的角度来重新认知中国近代历史的演进过程。无论是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又或是其代表作《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等等都试图从宏观的角度来把握近代中国的走向。尽管他所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一直被诟病过于简单化，但却开启了中国区域研究之先河。最近二十余年来，随着宏大叙述在全世界史学界的没落以及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无论是在欧美还是中国国内，年轻一代的历史学者似乎都不约而同地放弃解读历史宏观问题的雄心，转而专精于各个细分领域的探究。

对于当下这种“术业有专攻”的碎片化倾向，裴宜理却有非常犀利的批判。在她看来，年轻一代学者尽管有了更多可以利用的政府解密档案，也可以随时进行各类口述访谈，但这些新近中国研究尤其是近现代史领域研究的视野都无一例外的非常狭窄，以至于根本无法真正超越欧美老一辈研究者即费正清及其同辈学者的论著。细节之处的研究固然有价值，却也不过是为前人的宏观叙述来补充亦或修正历史细节而已。换而言之，如今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看似繁盛，但绝大部分研究只是对前人研究的“重复论证”。在裴宜理眼中，英语学术界关于毛泽东时代最好的著作，依然是那些由于种种条件限制而无法充分利用原始文献资料的“经典著作”，例如本杰明·史华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鲍大可《干部、官僚机构和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权力》、李侃如《天津的革命和传统》以及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等。与某些人的认知恰恰相反，当下学者反而缺乏老一辈学者对所使用史料的高度警惕态度。由于缺乏这种警惕态度，便难以在看似丰富的史料中，挖掘出史料的独到之处。而由于处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如费正清这样的老一辈学者，同样更在意比较中国与苏俄共产革命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之类的重大议题，而这却是如今年轻学者不愿轻易触碰的话题。

其实，费正清作为二战后美国第一代中国研究开创者的卓越贡献与“江湖地位”，学术界早有定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费正清关于中国研究的“经典论述”不容挑战或商榷。实际上，费正清本人对此也同样保持开放的态度，而所谓“哈佛学派”出身的学者也未必是费正清的“信徒”。1977年费正清从哈佛荣休后，接任讲座教授“宝座”的孔飞力（Philip Kuhn）早在哈佛读博士期间就曾因论文规划问题与他发生过分歧。虽贵为“学阀”，但费正清最终仍接受了孔飞力的意见并对他之后的研究表现出欣赏的态度。而费正清的学生柯文（Paul Cohen）日后也对老师主张的“冲击—回应”中国近代史诠释模式提出商榷，进而喊出了“中国中心论”、“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学术主张。然而，这同样不妨碍柯文承认费正清、史华兹的教诲让他终生受益受益匪浅。而这种教诲更多是一种历史学方法论意义的传承。

历史学绝非档案、口述等文献资料的复述，而是在仔细考辨的基础上，努力提供一种当下最合理且在方法论上最具普遍价值的解释方式。正如海登·怀特曾在《元史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的那样：“历史学家不仅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意义。”在历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科领域，追求普遍性，或者让自己对个案、局部的解释具有某种意义上“普遍解释”的潜力理应是所有有志成为史学大家者的基本自我要求。若非如此，那么史学研究的学术实践便无可能进步。就在不久之前，美国当今另一位中国史研究大家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教授在上海社科院的讲座上亦有类似感慨。他说：人老了，终于可以放手去做一个宏观的大题目了。而周锡瑞现在做的“大题目”还是回归了当年自己老师费正清所关注的中国近代的母题——或换言之：中共何以成功，国民党又因何失败；中国百年的革命道路又是如何一路走来的。

不过，这类学理的探究从来不会真正惹公众关注。

曾几何时，历史热从“百家讲坛”延烧到了“微博微信”。不过，宏观的历史叙述似乎天生与手机的小屏幕八字不合。若是抱持来读“揭秘史学”或者“故事会”的淳朴愿望，那么某些所谓的海外中国研究“经典”，确实不必多看。因为里面不会有跌宕起伏的内幕故事。然而，无论是想真正理解美国近代以来中国观的演变，还是希望理解前后不同时代中国历史叙述之间的关联性，那么如费正清及其那代西方学者的论著似乎又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

前些年，日本著名历史学者沟口雄三曾出版一本中国近代史的评论集，取名《中国的冲击》。这个书名明显是对费正清当年“西方冲击，中国回应”学说的呼应。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沟口雄三便如此解释：“我在此使用中国的冲击这一标题，是因为我把鸦片战争以来的所谓西方的冲击作为一个潜在的问题”。

而提出这个至今仍在深刻影响中国历史叙述的潜在问题，不就已成为了所谓“经典”吗？

【谢选骏指出：如果费正清只是“美共”，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危害了。他更可能是苏共或是中共等合组的“共产国际间谍”，就像宋庆龄那样。】

【【08、费正清与美国现代中国学】】

《费正清与美国现代中国学》（侯且岸）报道：

一

费正清的中国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当时，中国研究的中心仍然在欧洲，集中于传统汉学研究。从事汉学研究的人一般不研究现实问题，其研究视野受到传统框架的限制。这种状况同重视研究现实问题，强调研究的实用性的美国学术传统显然是不合拍的。因此，汉学研究很难在美国学术界扎根。

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地区研究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逐渐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近现代中国研究就隶属于东亚地区研究。这种研究从研究的目的到研究的内容和手段都与汉学研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费正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有着深厚的功力，早在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他就接受从英国来哈佛执教的查尔斯·韦勃斯特的建议，利用故宫所收藏的清季档案研究中国近代历史。１９２９年秋，费正清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得到了罗兹奖学金资助，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伦敦期间，他结识了曾经长期在中国海关任职的马士。在马士的影响之下，他选择了中国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１９３２年初，费正清来华，一面进修汉语，一面从师清华大学蒋廷黻进行研究工作。１９３６年１月，他回到英国牛津，获得了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这篇论文后经过修改、补充，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１８４２－１８５４）》为题，于１９５３年出版。费正清获得博士学位后，即返回哈佛大学任教。从１９３９年起，他与赖肖尔一起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东亚文明课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个月，他被征召到情报协调局工作，中间两次来华任职。１９４６年８月，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担任区域研究（中国）项目的第一任主持人。１９５５年，他取得哈佛大学的支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并且出任主任，直至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７年，他从教职退休时该中心命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著述颇丰，其主要的著作有：《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4th rev．edit．，1979；enlarged edit?，1983）、《近代中国：１８９８至１９３７年中国著述指南》（Modern China：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Chinese Works 1898-1937，ed．with Kwang-ching Lin，HUP．，1950）、《中国共产党文献史（１９２１－１９５０）》（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1921-50，ed．with Courad Brandt and Benjamin Schwartz，HUP．，1952）、《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HUP．，1954）、《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Research Guide for China’s Response to the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ed．with Su-yu Teng and Others，HUP．，1954）、《东亚：近代的变革》（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With E．O．Reischauer and A．Craig，HUP．，1965）、《在华传教事业与美国》（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ed．，HUP．，1974）、《伟大的中国革命（１８００－１９８５）》（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Harper and Row，New York，1986）、《观察中国》（China Watch，HUP．，1987）。他还与人合作主编了《剑桥中国史》、《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费正清建立了近现代中国研究基本框架和模式。费正清学术的一个特点是讲求实证，不愿意构筑庞大的理论体系，这与他接受汉学训练有关。虽然费正清主观上对理论抱有戒心，但他的研究在客观上又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一种特有的模式和框架，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冲击－－回应”模式，费氏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确实始终贯穿了这一模式。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外向型”模式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界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规范”。直到６０年代后期，中国研究领域兴起了一股批判思潮，才有人公开对这一模式提出质疑。“冲击－－回应”模式是一个充满西方人种族偏见的研究模式，它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其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费正清对这一模式做了描述。他认为，“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大一统国家，又有着最悠久的绵延不断的历史，她在过去百年中遭受西方蹂躏就必然产生连续不断、汹涌澎湃的思想革命，对这场革命我们至今看不到尽头……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世纪中，中国这一古代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区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社会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深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进程－－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把它制服。中国国内的这些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１）Ａ］

“冲击－－回应”模式不仅被应用于对１９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而且也被应用于对２０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在费正清与赖肖尔合著的《东亚文明史》（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中，费氏专门把中国对西方的回应作为研究的重点问题。保罗·Ｈ·克莱德（Paul H．Clyda）与伯顿·Ｆ·比尔斯（Burtond F．Beers）在其合著的（远东：西方冲击与东方回应之历史》（The Far East：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Impact and the Eastern Response）一书中则提出：“过去１５０年，东亚一直是一场革命的舞台，这场革命的广度与深度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它包括两个伟大的运动。第一个运动是西方文化生气勃勃地向中亚与东亚的古老传统社会全面扩展，这个运动从１９世纪初开始，通称‘西方之冲击’。到２０世纪初，就政治权力而言，它几乎征服了整个亚洲。不过此时这场革命的第二部分已经相当深入地展开。亚洲对西方冲击的回应，开始是软弱无力、步调参差，方向不明的。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是汹涌澎湃，势不可当。到２０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东亚”。

“冲击－－回应”模式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在６０年代末期开始遭到学术界中年轻一代学者的责难。后来，保罗·柯文（Paul A．Cohen）推出其批判性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系统地批判了“冲击－－回应”模式，标志着这一盛行于５０－６０年代的史学研究模式受到了历史的检验。尽管如此，“冲击－－回应”模式还是影响着相当一批美国的中国学家。

作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费正清致力于中美关系和外交政策的研究，倡导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且为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费正清的学术生涯中，中美关系史研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在他的著述当中，有关中美关系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占有很大的比重。费正清学术的这一特点使他的研究特别贴近现实。由于他比较公正地看待中国革命，力主中美关系正常化，因而受到美国右翼保守势力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污蔑和攻击，甚至在麦卡锡时期遭到政治迫害。６０年代末以来，又连续受到台湾右翼势力的围攻。

费正清有关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主要著述专门汇集成论文集《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China Perceived：Images and Policies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Alfred A．Knopf Inc．，New York，1974）。其他著作还有：《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4th rev．edit．，1979；enlarged edit．，1983）、《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ed．and Contrib．，HUP．，1968）、《中美两国的相互影响：历史评述》（Chinese-American Interactions：A Historical Summary，New Brunswick，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75）、《中美关系展望》（Our China Prospects，ed．and Coutrib．，Philadelphia，1977．》。

处理对华关系的实践，以及他在中国的特殊经历，对费正清形成关于中美关系的基本看法起了很大的作用。费正清在回忆录中曾经追求了自己在情报协调局任职期间两次来华的特殊经历和感受。他说：“这一段充满惊险事迹的插曲（从３４～３９岁），把我卷进了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并毋庸置疑地再造了我。就象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从战争时的勤奋工作中得到的磨炼和成长，使我更清楚地懂得自己在想什么，自己怎样能够发挥作用。这是因为战争从根本上提出了新的思想和组织问题，这些问题要求采取创造性的行动。”［（１）Ｂ］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费正清一直持有较为明智、公正的态度。早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他就对中国战场上国民党政权的现状有较为清醒的认识。１９４３年８月，他表示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情绪：“现存政权已无多大希望，因为它无法在感情上信赖人民大众，在行政上又效力太低，实际上无法为民众做什么有益之事，而骇人听闻的苦难和灾祸总是跟随它的踪迹。它之所以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只是因为还没有足够的民众拿起武器反抗它”。［（１）Ｃ］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费正清时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１９４６年６月，他与妻子前往中共在华北的政治中心张家口访问。事后，他著文《一九四六：我们在中国的机会》，全面地探讨了战时的美国对华关系，阐述了他对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发展的基本看法。他认为，战后中国的政治现状给美国人制订对华政策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我们要不要做好迟早同中国共产主义妥协的准备？在中国，有哪些机会能使条件令人满意？在危机时代，中共会不会同俄国站在一起反对我们？我们必须清醒地和客观地估计我们的机会，必须懂得，极端的回答虽然来得痛快，却是于事无补。”［（２）Ｃ］在战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冷战的局面虽然尚未完全形成，但美苏两大对立阵营格局已经初见端倪。西方分析家往往很轻率地做出结论，把中国共产党视为苏联的“工具”和“傀儡”。费正清对此是很有看法的。他说：“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且为此感到骄傲。他们只不过在主义和理论上同苏联有缘，在实际上和程序上却未必如此”。他们“亲近苏联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在改造落后的农业社会方面，同苏联有类似的实际问题和经历，而美国在这方面并没有相似之处”。再有，“中共政权显然不是莫斯科的傀儡。它是由清一色的中国人组成的，他们２０年来在没有什么外援的情况下对付中国的环境，历尽艰辛，制订了符合国情的计划。华北不等于东欧”。他根据自己的认识做出了基本的结论：“同孤立或隔离政策完全相反，我们的最好机会在于充分发展和维持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

１９４９年夏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尽管蒋介石政权危在旦夕，人们对蒋介石统治已经完全丧失信心，国共两方的军事对比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很多人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革命仍然持怀疑态度，并且对于这场革命的性质和意义认识不清。费正清则公开在美国哈佛大学举办的关于美国东亚政策学术讨论会上强调“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并且对美国的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家拒绝承认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作法提出了批评，告诫他们，“如果拒绝正视现实，我们就可能再次掉进我们面临的估计过低的陷井”。［（３）Ｃ］他还认为，“中国共产主义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它有意识地消灭地主与士绅阶级”，最大限度地发动农民，“提高他们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４）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国政府对中国奉行“遏制和孤立”的冷战政策，中美关系长期恶化。特别是５０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猖獗一时，更加剧了这种敌对关系，中美关系成为一个无人敢问津的领域。在６０年代，又是费正清，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再次发出重新审查美国对华关系的呼吁。１９６６年，在美国参院举办的一系列有关中国问题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听证会上，费正清用提供证词的方式将自己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新思考公布于世。他说：“１０多年来，我们一直避而不谈中国问题，希望它会自行消失。可是它仍然存在，等待人们正视它。但要了解中国问题，就必须对中国、对我们自己以及中美关系做历史的考察。”费正清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出发，主张美国政府应尽早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的政策，转向“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为中国进入国际舞台打开方便之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费正清的这些主张凝聚着他多年对中美关系的深入思考，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但是，由于这一点，他遭到了台湾当局和台湾右翼文人的攻击和谩骂。费正清回忆道：“１９６６年，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对华听证会上，参议员富布赖特（J．William Fulbright）竭尽努力以使广大公众对我们的外交政策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应邀出席作证，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能自行解决它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并且不会构成对美国的严重威胁”。“１９６６年参议院举行的这些对中国问题的听证会，一连９天在台北成了轰动性的新闻。尤其是我和多克·巴奈特（Daok Barnett），由于我们提出同北京接触的叛卖性主张而遭到台北公开的谴责”。［（１）Ｄ］在对费正清表示谴责的人中包括数百名学术界和各界的名流。１９６６年以来，台北相继出版了一批攻击费正清的书籍，其中包括再版麦卡锡事件中麦卡伦委员会关于太平洋关系协会听证会的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的１４本书，还有中文版的著作《太平洋关系协会与费正清集团》、《费正清集团在台湾的大阴谋》、《费正清和毛共》，等等。１９７１年，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随之台湾问题显得越发突出。费正清在是年８月１２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台北能与北京和平共处》一文，论证“北京统辖下的台北自治”的可行性，并且对于“任何台湾独立运动的力量表示怀疑”。这样，又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反费舆论再起。１９７７年，中美关系进一步恢复，费正清在台湾所遭到的激烈攻击几乎达到了项点。在费正清访台期间，台北方面由立法委员胡秋原等出面组织了批判费正清的所谓“反对费正清出卖自由中国座谈会”。反共理论家郑学稼、任卓宣、侯立朝及国际共产党问题研究社社长周之鸣等参加了会议。在这次“座谈会”上，“来宾”的发言充斥着污辱、漫骂的语言。与会者攻击最为集中的问题就是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有人形容会议的“发言者个人激昂慷慨义愤填膺”，“为着黄帝子孙气节，中华民国生存，而竭诚愿意贡献一切，牺牲一切”。［（２）Ｄ］他们指责费正清是“出卖台湾的罪人”、“毛主义的文化特务”、“共党间谍”、“披着学者外衣的共党同路人”。当时对费正清的攻击也涉及到学术方面。相比之下，这方面的批判内容多少带有一点说理性。胡秋原、陈鼓应等学者主要从学术角度批判了费正清的中国研究，也同时批判了台湾内部拥护费正清的一部分自由主义学者（这部分学者主要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部分研究人员，如殷海光、王世杰、李敖等人，他们曾经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台湾当局的文化政策提出过批评意见，被认为是“西化派”、“自由派”）。他们认为，费正清“不学无术”、根本不了解中国。他在中国研究中制造出所谓“亚细亚社会停滞论”、“东方社会落后论”、“中国革命必然论”、“传统与革命联系论”，贬低东方文化，抬高西方文化，附和“毛主义理论”。因此要激发民众抵制“全盘西化”，反对“崇洋媚外”，唤起民族意识。对于这些攻击，费正清事后做了一些辩护和澄清，对所谓的污蔑不实之词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这些“对我的谴责都是歪曲事实或凭空想象的。例如，他们指责我宣扬威特福格尔的中国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停滞不前的观点（这既不是他的观点，也非我观点）。批评家们大幅度地编造了他们的费正清模式”。“总的说来，我觉得在紧张的１９７７年夏末，台北反对接纳我是多年以前麦卡锡主义歇斯底里逻辑的必然延续”。［（３）Ｄ］

二

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费正清不仅博学，而且也长于学术组织，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现代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建设做出了贡献。首先，费正清在美国高等院校中以哈佛大学为基地，创建了中国研究中心，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早在１９４６年８月，费正清就在哈佛大学开始从事区域研究。经历了麦卡锡主义的肆虐之后，中国研究已经完全成为一片“废墟”。恢复这一研究的工作异常艰难，而他认定，“对付麦卡锡主义的办法只能是办教育”。［（１）Ｅ］有赖于福特基金会的帮助，一些私立大学着手筹划中国研究。费正清于１９５４年开始筹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１９５５年，首先建立了为期两年的“区域研究－东亚”硕士班，每年约培养１４名研究生。１９５６年，招收了２６名攻读历史和东亚语言联合联博士学位的研究生。５０年代后期，研究中心逐渐开始有计划地出版书籍。到６０年代，这项工作全面展开并且进入了高潮。据费正清统计，“在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１年成绩最为突出的两年中，我们总共出版４３卷书，几乎达到一个月出版两本书的程度”。这使我们“进入一个硕果累累的全盛时期。短短几年我们已经超过了斯坦福、伯克利和其他学校”。［（２）Ｅ］

除了作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之外，费正清还担任了许多学术组织的领导工作。１９５９年，他担任了亚洲问题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主席。１９６８年，他又出任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会长。鉴于麦卡锡时代所造成的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分裂，费正清做了很多工作促使对立的双方进行合作。

从实际的学术组织实践中，费正清深感在美国开展地区研究必须处理好政府、研究部门和基金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曾经举例分析过这个问题。他说，战时及战后，“华盛顿和各大学之间就东亚问题交换意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央情报局和战略情报局早期的研究分析分局学术工作人员中有一些人同我一样重返大学工作；还有一些人则象伯顿·法赫斯一样仍在政府任职，法赫斯是国务院情报研究局（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东亚处的处长，他一直到５０年代才去职他就，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学科部主任。这个事例很好地体现了学术研究部门、政府和基金会三者之间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美国人能进退自如，比起英国人和日本人来方便得多”。［（３）Ｅ］事实上，费正清后来在区域研究中取得的成功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据统计，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７０年期间，由私人基金会和政府有关部门所提供的基金达４０００多万美元。费正清在得到这部分基金后，很好地协调了各个方面的关系。

其次，费正清不仅开创了美国的现代中国学，而且也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并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传统的汉学研究不同，汉学研究中心在欧洲，而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是美国，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开拓者，费正清一直崇尚“研究中国问题，要出去四处走走”的信条，“把中国问题研究看作是一项世界性的事业”，不断沟通自己和世界各地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联系，逐步加强与他们的合作。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费正清在日本学习语言，研究目录，最终与日本学者市古宙三教授共同编写了一部关于中国问题的资料集。６０年代，他先后两次出访，访问了意大利、希腊、保加利亚、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一些处于学术发展阶段的“边远地区”，费正清帮助当地的研究者建立起研究中心。他回忆道：“在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４年我们的两次环游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共走访２０多个国家。我对其中每个国家的中国问题研究的现状或不足之处都作了独立的评估。我参观了１５－２０个研究中心，这取决于你对研究中心这个词怎么理解，还作了上百次讲话，其中包括介绍、讨论、演讲等。我得出的结论是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训练有素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并不多。我们的著述传播还不够广泛，但我们正在取得进展。而且，我们在哈佛有很多机会同世界其他地区志趣相投的研究人员进行交往。”［（１）Ｆ］

第三，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组织者，费正清还做了很多有益的学术普及工作。他主持编写了有关“东亚文明”、“中国问题”的教科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负责主编了六卷本的《剑桥中国史（１８００－１９８５）》。中译本为《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及《伟大的中国革命》，向世界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套书凝聚了费正清的大量心血，他不仅担任主编，而且也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自１９６６年始，他与来自世界各地１２个国家的１００多位中国研究专家为《剑桥中国史》撰稿，使这部巨著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尽管书中的很多观点还不可能完全被中国学者和读者所接受，一些美国学者对这套书的评价偏低。［（２）Ｆ］但我认为，从总体上来说，这套书应该给予肯定，因为这部多卷本的专家论集满足了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一般需要，起到了“为非专业人员提供一种有关某个重大主题的易读的历史纪事书”的作用。［（３）Ｆ］

作为现代中国学第一代学者代表的费正清，其开拓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功绩不可磨灭。但是，他自身的研究局限性亦不可否认。他的研究集中反映了美国官方的观点。他的“冲击与回应”模式和他的著作实际上回避了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有违于历史事实。这一点，也受到美国新一代中国学学者的批判。黄宗智认为，费正清领导的“哈佛学派”搞的主要是官方史（Official History），他们用的是官方资料，研究的是统治人物，他们的“学术观点也常常有意无意地附和官方的立场和观点”。“费正清写的通俗性教科书《美国与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基本上否认帝国主义这个事实，企图为西方对中国的侵略辩护。它把帝国主义视为‘现代文明’的使者，用‘两种文明的冲突’和‘打开门户’来解释鸦片战争。在这本书中，帝国主义侵略成了‘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主权的丧失被称为‘中西共治’。费正清一直到前年（１９７８）出版《剑桥中国史》第１０卷时才正式放弃了这些看法，并因此受到部分右派学者的攻击。以费正清为首的这种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学术，同中国的范文澜所领导的反帝国主义的近代史研究，是一个鲜明的对照”。［（４）Ｆ］正是由于费正清学术的这种局限性，阻碍了中国学的健康发展，从６０年代中期到８０年代末期，他的观点受到美国学术界的普遍批评。还应该指出，费正清的理论素养与他在中国研究中所处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费正清学术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不相信理论，只信任模式。这一特点也影响到后世的美国学者。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象他这样富有开创性的学者，却难以从他的著作中发现系统的学术思想，以至于谈到学术理论问题，人们发现他留给后世的就只剩下那孤零零的模式。尽管有的美国学者把这种对理论的不信任态度看作是费正清治学的优点，认为费正清在其学术生涯中“没有花时间去做宇宙观的思索”，“甚至在做最一般性的概括时，他也避免固定的、严密的概念化”，是为了“避免其学术陷入意识形态的陷井”。［（１）Ｈ］但在我看来，忽视理论思维的史家与没有理论支持的模式，必然使自己的研究难于长进。在费正清身上体现的这种缺憾影响了他的学生，也限制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的深入发展。

如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费正清不仅是一位孜孜耕耘的学人，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和外交评论家；他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政策研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是一位“两栖人”。他的中国观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物”，既反映了他特有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念、文化观念，又反映了他的特殊的历史经历，还反映了他在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态度。因此，我们所看到的费正清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既要忠诚于学术，又要倾力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服务，这不能不使他陷入两难境地，也使他代表的“官学”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各方的批判。他的某些“激进”之举也会引起右翼政客们的强烈的不满。这样，给人造成一种谁也无法理解他的印象，以至于连美国人自己也感到理解费正清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保罗·埃文斯这样写道，费正清是美国现代中国学的中心人物，却又是一位难以理解的人物。他的著述颇丰，但其观点经常引起争议，他的著述中的隐喻所引起的分岐甚至更多。他没有系统的学术理论，因而无法了解他的学术研究的意义；他强调文化的价值，却又极力回避信仰和意识形态。很少能有人理解他的真实思想，以至于人们认为研究“真正的费正清”就如同研究“真正的中国”一样困难，到处充满着矛盾”。［（２）Ｈ］

这里还应当指出，在对费正清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在相当长的时期，费正清和他的学术同时遭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攻击和批判，而这些不同方面又都处于相互敌对的状态，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意识形态背景和学术背景，费正清可谓“腹背受敌”。我们姑且将其称为“费正清现象”。

早在５０年代初期，由于冷战的加剧，美国极右势力制造反共舆论，导致麦卡锡掀起反共狂潮。在当时所谓的“忠诚审查”中，费正清被指控参与了“出卖中国的阴谋”，为“苏联和中共服务”，遭到极右势力的迫害，被排挤出中国研究领域。然而与此同时，我国史学界也在开展对费正清及其学术的大批判，将其视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代言人”，“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揭露他代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正在变本加厉地歪曲中国近代史”。６０年代以来，费正清和他的中国研究又受到前苏联汉学界的猛烈抨击。他们攻击费正清是“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学者”，是“北京政权的工具”。费正清长期从事美中关系史研究，竭力主张中美两国消除敌对状态，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为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就使得台湾方面对他大为恼火，多次有组织地对费正清进行围攻、漫骂、甚至于进行恫吓。７０年代以来，在美国中国学界出现了批判费正清研究模式的批判思潮，矛头直接指向费正清倡导的“冲击－－回应”模式。不能说来自各个方面的批判都是对费正清的恶意攻击，也不是说对费正清的学术思想不能批判，７０年代以来出现的对费正清的研究模式的批判就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费正清本人对这种批判也是持欢迎态度的。来自前苏联方面和台湾方面的攻击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人们自然是一目了然。问题是来自中国学术界的批判就显得复杂化了。这里不排除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又不能完全归结于这种影响。我以为，这里还包含着重要的文化因素的影响。由于我们和美国学者处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我们不大了解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学术发展史，也不能体会在美国的学术文化背景和史境下美国学者的特殊感受。因此，产生某种误解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费正清本人又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人物。

那么，对中国学者来说，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研究费正清及其学术？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却又是研究美国现代中国学无法避开的问题。

这里，我只谈一点很不成熟的看法，因为我的研究也处在起步阶段。我认为，对于费正清的研究要坚持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对费正清做历史的和辩证的研究。所谓历史的研究，就是要以美国现代中国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为背景，把费正清和他的学术放到美国的史境上去认识。以此为基础，再回到中国的史境下认识他和他的学术。所谓辩证的研究，就是要从发展变化的角度看待费正清。费氏的学术观点并非铁板一块，固定在特定的框架之下。尽管他没有系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理论，但他确实在研究实践中不断反思，修正自己的观点。对于费正清，还要考虑到他的经历、地位和个性等诸多因素。

三

每一位对历史负责的严肃学者都很重视对自己的学术历史进行反省和总结，费正清也是这样。在经历了６０年代的思想动荡之后，他开始对自己的学术、政治活动进行深刻的反思。到８０年代初，他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从某种意义上讲，费正清的回忆录实际上是一部现代中国学的反思录。

费正清对中国学的反思是多方面的。首先，他从研究史的发展过程着眼，分析了在中国学领域存在的“学术研究上的呆滞现象”的根本原因。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冷战”。“冷战”把美中两国“弄得筋疲力尽”，它“使我们难以接受被我们感情用事地称之为把中国‘丢失’给共产主义这么一个现实，它使我们更加轻率地刺激中国介入１９５０年的朝鲜战争。接着这场中美朝鲜战争导致了我们与台湾结盟和对人民共和国实行一种希望它崩溃的‘遏制’政策，其中包括对中国的拒不承认和长达２０年的禁运”。［（１）Ｉ］费正清很惋惜地看待这段历史。他说，其实“事情本来可以不必发展到这种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大可不必那样义愤、激烈、费心竭力地反对中国革命。如果我们对这场革命了解得更多一点儿，对自己的恐惧感的认识能更客观一点儿的话，我们本来可以更好地应付这一形势”。［（１）Ｊ］对于政治家来说，他们本来可以得到中国问题专家的支持，比较冷静、理智地处理问题，但麦卡锡主义破坏了学者与政府的正常关系，他们思想僵化，“在道义上拘泥于一种反共产主义立场而不愿思考”。［（２）Ｊ］费正清的思考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美国的中国研究并不是一种纯学术研究（尽管很多学者在向这个目标努力），它同美国的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受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冷战政策”的支配，也受到美国的那些易于感情用事的政治家的影响。因此，处在学术与政治的边缘状态，在夹缝中生存的现代中国学步履维艰是必然的。

其次，费正清对中国研究的方法论也做了一些新的思索，并且自我纠正了“冲击－回应”模式的偏颇之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费氏严谨的学风。说到方法论，的确是对费正清研究的一个大难题，因为在他的浩繁的著述中，很少有专门谈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著作。他自诩讲实证，对任何理论都抱有戒心。因此，搜索其有关方法论的思索着实需要费一番苦心。

费氏晚年关于方法论的思索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费正清反对把中国研究整体化、概念化、简单化。他认为：“许多西方研究中国的人曾把‘中国’整个实体或‘中国文化’作为对象。对于世界上最大的人群，作这样简单化的处理，有几个来源：中国人对于帝国（至少是理想的）统一的传统观念以及同源于此的根深蒂固的儒家价值观；耶稣教传教士们、欧洲的大师们和早期汉学家们对这种思想文化统一体的肯定认识；以及现代西方人对于那种文化体系的兴趣，以为中国的东西就是最特异的。从外观上或从初步而相当无知的比拟上看，那种长久向往的中国政治领域的统一，也可以认为同样存在于社会文化领域中（当作一种典型或者理想）。文明和文化的会合，一开始时，的确要求我们认识一些粗枝大叶的实体，如什么‘西方’啦，‘现代世界’啦，甚至于‘现代化’啦，‘帝国主义’啦，更不用说‘民族主义’等等”。［（３）Ｊ］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始终是从这些高水平的概括出发，“从宏观向微观推理，那么，我们在思想上对于中国形象的认识要相对地缺少特殊性”。［（４）Ｊ］如果我们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地理、人口因素，孤立地把中国“称为‘中国’小宇宙，然后再看看法国、德国、墨西哥以至美国，把这些都当做一个基督教区的各个部分，等量齐观地看作同等的实体。这就足以说明我们头脑简单到何等地步”。［（５）Ｊ］

第二，费正清强调，对西方人来说，要正确地认识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不管是谁要试图了解中国革命而对中国的历史没有相当充分的知识，那就犯了在群山之间盲目飞行的错误”。为此，他从中西历史的差异性出发，批评了在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忽视中国历史特点的错误认识。他认为：“当代社会史学界流行一种风气，喜欢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和他们怎样在一起生活。这当然是可欢迎的，对所有历史学者也是一种激励。但是如果以为我们懂得中国历史事件，好像我们懂得欧洲和美洲历史事件那样，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当我们对于中国的政治历史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各种制度的历史，还懵然不知的时候，就让社会史吸引住我们的兴趣。这就好像拿法国同江苏的农民，或者拿荷兰和四川的商人做个比较。在他们的耕牛回到家里以前，你完全不会知道它们在外面干了些什么把戏呢。一个人要了解普通人，不在事件和事件领导人的事实基础上去理解历史，是没有别的办法的。”［（１）Ｋ］

费正清的批评尽管是针对美国学术界的，但也应当引起我国学人的思考。我们同样存在着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历史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史坛也掀起了一股社会史热，一时间社会史的著作骤增，这固然是对传统史学重政治史而轻社会史的传统观念的冲击，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但是，社会史在史学中的位置以及与其他专门史的关系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就社会史自身来说，它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２）Ｋ］怎样从史的角度描述普通人的生活？也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这些问题不解决，社会史研究模式的生命力就极为有限了。

第三，费正清对自己所倡导的“冲击－回应”模式进行了反省。他认识到，要分析外部影响的程度和性质，要把外部影响同内部作用的相互作用看作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他指出，“虽然历史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一代与一代有所不同，但就近代中国而言，某些尚未解决而又需要阐明的问题，似乎可能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先引起注意。一个需要阐明的重大问题就是外来影响的程度和性质”。在近代中国，“外国人的冲击和中国人的反应的进程是逐渐开始的，几乎不能觉察出来。对这一过程的考察，是经过了其强度和复杂性不断增长的一系列阶段才显示出来的”。［（３）Ｋ］我认为，费正清的反省虽尚留有余地，没有达到他的学生们提出的“中国中心观”的认识境界，也没有完全否定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４）Ｋ］但就他个人的认识而言还是迈出了新的一步。毕竟他承认要考察外部影响的程度和性质，注意到内部与外部两者的相互作用及其过程性。同时，他也承认，“中国人民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欺凌。作为一般性的结论，这是几乎不容置辩的”。［（５）Ｋ］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所引起的心理影响要比经济影响大得多，它“虽然是缓慢地积累而成，却是灼然可见的”，它直接“诱发了民族主义的兴起”。［（６）Ｋ］因此，在评价费正清的史学认识时，我们应该更多地注意他的变化。

与对自己所倡导的模式进行反省相联系，费正清对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表现了极度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与美国学术界崇尚社会科学研究模式的学术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费正清最担心的是用现代化模式研究中国。他指出，“现代化”概念“属于超历史范围”，“历史学家真要使用它们，就需要加以精确的界说和具体的例证。一般地说，帝国主义指外国的主动行动，现代化则是国内的进程”。［（１）Ｌ］即使如此，也还有很多问题，“由于它兼收并蓄地包罗了主要为西方所发展的各种社会学科的思想”，不一定适合中国。“社会科学力求客观，不受先人之见的束缚，但这种努力（指用于中国－－引者注）却可能因它们是西方文化的产品而大受影响”。［（２）Ｌ］“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现代化一词所固有的高度概括性”，它是“对各种进步思潮的概括，这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包括历史在内－－都有具体的例证。现时代的各方面都在普遍成长，给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等可以分析的领域带来了复杂性、变化和发展。但是，上述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要断定有一个单一原则全面地适用于每一个领域，这就是进一步的信仰方面的事了。这样做在逻辑上可能是令人满意的，但历史资料既然如此混乱，这就不易办到”。［（３）Ｌ］费正清甚至怀疑，“把形容词‘现代的’升级而成为‘现代化’这一抽象的统一体，真能提高我们的理解吗”？他进而担心：现代化“这个术语有可能成为一只方便的蓝子，象‘生活’这个字眼那样，用来盛放许许多多基本上不知其为何物的东西、未经译释的信息和没有解答的玄理。和任何术语一样，这个术语一旦被具体化为一种自在之物，它是有可能取代思想的”，［（４）Ｌ］从费正清对现代化模式的评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研究模式愈加谨慎，生怕由于模式的干扰，限制了自己的视野。他对模式的警惕也反映了老一辈中国学家对待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基本看法。在美国学术界，尽管这种结合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由于成功的研究范例并不多，所以对此抱怀疑态度的学者也是不少的。

费正清在反思中还对地区研究的作用进行了新的思考。在“越战”中，美国对亚洲事务所表现的茫然无知及在外交上的迟钝，深深地触动了作为亚洲问题专家的费正清。在他看来，如果美国人真正懂得越南的历史，这场战争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当他在１９６８年１２月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发表了题为“７０年代的任务”的演进，他提出，美国史学界７０年代的任务就是研究美国与东亚的关系，因为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及其所提出的问题。要以此为契机，推进东亚区域研究。他号召说，“我们历史学家必须给中国的兵家格言赋以新的意义，这条格言就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５）Ｌ］费正清在这里的表述很明白，就是要求史学为现实服务，史学为地区研究服务。今天，当我们深入考察美国现代中国学时，我们不难发现，为现实服务已经成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１）Ａ  John King Fairband，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P．I．

（１）Ｂ  ［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译本，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９５页。

（１）Ｃ  同上，第２８５页。

（２）Ｃ  ＜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１７页。

（３）Ｃ  同上，第３２９，３３１页。

（４）Ｃ  同上。

（１）Ｄ  ［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４８４－４８５页。

（２）Ｄ  参见周之鸣编：＜我们为什么反对费正清＞，国际共产党问题研究社印行，第６２页。

（３）Ｄ  ［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５３２－５３４页。

（１）Ｅ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４３３，４３７页。

（２）Ｅ  同上。

（３）Ｅ  同上，第４８３－４８４页。

（１）Ｆ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４７６页。

（２）Ｆ  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黄宗智认为，这本书“只能算是官方史的结晶品”，没有容纳新一代学者的成果，而且由于出自多人之手，“文字和内容上都不能前后连费”，参见＜中国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０年第９期，第１３页。

（３）Ｆ  ［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５５３页。

（４）Ｆ  参见＜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０年第９期。

（１）Ｈ  Paul M．Evans，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New York，Basil Blackwell Inc，1988，PP．5-7．

（２）Ｈ  同上。

（１）Ｉ  ［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４８３页。

（１）Ｊ  ［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４８３、４８７页，费正清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坚持公正的立场，他并不否认中美两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甚至是根本的分歧，但他始终认为，要对这些差异和分歧采取妥协和容忍的态度。中美之间建立稳定的关系，并不仅仅是通过相同的战略利益（象尼克松、基辛格所做的那样）。相反，是要通过文化差异的认同，接受这种差异，正象保罗·埃文斯所说，“费正清追求的是不同世界的缓和，而不是不同的世界力量的缓和，换句话说，未来的关键在于对差异的容忍。”这种认识对于今天建立新型的中美关系仍是有启迪意义的。

（２）Ｊ  同上。

（３）Ｊ ［美］费正清著：＜伟大的中国革命１８００－１９８５＞，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版，第９页。

（４）Ｊ  同上，第９－１０页。

（５）Ｊ  同上，第９－１０页。

（１）Ｋ  ＜伟大的中国革命＞，第１１页。

（２）Ｋ  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内容问题，我国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学者针对社会史研究集中于社会生活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张静如认为，“社会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历史学中层次最高的部分，是立于各类专史之上的学科”，我们“研究社会，必须考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考察社会组织，社会阶级和阶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社会生活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等等”。“社会史不是研究‘经过政治、经济提取后剩余物’，而是研究社会的全部”。“完全脱离政治而写非政治性的群众生活，那是毫无意义的”。参见＜历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第９０－９１页。

（３）Ｋ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１８００－１９１１＞上卷，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导言第３页。

（４）Ｋ  费正清认为，帝国主义的概念“属于超历史范围”，它被中国学者扩大了，几乎扩大到１９世纪以来的一切对外接触，在中国的旧秩序下帝国主义从一种自外部倾覆中国的单方面力量而变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的产物，参见上书，第５－８页。

（５）Ｋ  同上。

（６）Ｋ  同上，下卷，第４页。

（１）Ｌ  同上，下卷，第５页。

（２）Ｌ  ＜剑桥中国晚清史１８００－１９１１＞下卷，第５页。

（３）Ｌ  同上，第６页。

（４）Ｌ  同上，第６页。

（５）Ｌ  ＜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讲集１９６１－１９８８＞，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５０页。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是一位“对历史负责的严肃学者”吗？显然不是。他更重视似乎是自己的地位和收益。他对自己的学术历史进行反省和总结，目的似乎是“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费正清永远没从他的早年困苦中摆脱出来。】

【【09、费正清与西方对中国的看法】】

《费正清与西方对中国的看法》（马勇 2015-12-21）报道：

随着近代中国在国际社会重新发声，占据越来越大的舞台，世界需要中国，更要了解中国，于是一门以中国为学问的“中国学”应运而生。中国学的起点说起来复杂且久远，但要说中国学影响最大的学者，不能不归属于美国学者费正清。他不仅培养了西方世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传人，而且深刻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甚至西方国家政府的对华政策。

费正清是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泰山北斗，是头号中国通。费正清是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办人，历任美国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毕生致力于中国研究，也曾为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

如果从其生平简历说起，费正清1907年生于南达科他州，病逝于1991年。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的母亲是位女权主义活动家。费正清早年热衷于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他母亲的影响。

1927年，费正清进入哈佛大学，主攻文科，还有希腊语、历史、哲学、艺术等。那时的哈佛还没有开设有关东亚的课程，费正清个人更没有想到以后会从事东亚和中国研究。在哈佛两年后，费正清于1929年秋赴牛津大学，专业方向为东亚研究。对费正清来说，那就是他职业生涯的开始。在牛津两年，费正清的研究有了相当进展，他利用自身优势，以中美外交和外交机构的历史作为突破口，充分利用了西文资料，对传统汉学是一个重大突破。

要想深入研究中国特别是近代中国，无疑必须掌握汉语，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必须到中国来。为此，费正清在牛津从事研究的时候，就想法申请了一笔奖学金，于1932年初来到中国，一方面进修汉语，一方面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担任讲师，主要讲授经济史，同时接受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教授指导，从事新的研究。

蒋廷黻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奠基者，在蒋廷黻指导下，费正清将博士论文题目确定为《中国海关的起源》，后经过补充修改，于1954年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9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为题正式出版，此乃后话。

在中国，费正清由于在清华工作，由于与蒋廷黻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因而他在那些日子里和中国学者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特别是由于费正清的新婚太太费慰梅也是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专家，因而他们夫妇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成了最亲密的朋友。费正清这个中文名字其实就是梁思成这个时候替他起的。他的英文原名John King Fairbank一般译为约翰?金?费尔班克，梁思成告诉他叫就叫“费正清”吧，费氏正直清廉，而且正与清两个字的谐音与英文原因John King相近。这个名字就更像中国人了，与你的职业更相合。

1935年，费正清结束了在中国的研究工作返回美国。翌年秋，进入哈佛大学担任教职，与汉学家赖肖尔一起在哈佛开设东亚文明课程，并很快晋升教授。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费正清被征召至华盛顿特区情报协调局远东组工作。翌年派驻重庆，身份是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在这次中国之行时，费正清负有考察了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情况的使命，因而与在西南联大的一批老朋友如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陈岱孙、陈福田等教授建立密切联系，了解战争状态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状态，以为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正在缓慢地陷入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饥饿状态，尤其是生活上的艰辛可能会毁灭这一代优秀的知识分子。这种危机感和恻隐之心促使费正清从维护现代民主价值的立场上，建议美国政府向这批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提供援助。又一年，返回华盛顿，调任陆军情报局远东部。

到了1945年，中日战争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就要结束了，费正清有机会重回中国，为美国新闻处工作。在中国，费正清与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偏左的知识分子有广泛接触，对于即将发生的国共内战，费正清认为责任大约在国民党在蒋介石，他甚至在美国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公开质疑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以为美国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其实就是支持了内战，不仅不合乎美国的利益，也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相背离。

1946年，费正清离开了美国外交岗位，重回哈佛大学课堂担任教授。此后，他一方面在哈佛讲授中国历史与文化，培养弟子，从事研究，另一方面就美国的中国政策发表意见，逐渐成为西方世界公认的中国问题权威，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过重大影响，成为政学两栖的重要人物。

随着费正清在政学两界影响逐步提升，他在1955年有机会获得哈佛大学和福特基金会资助，主持创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任主任至1973年。1977年退休，先前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为此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表彰费正清对东亚研究和对哈佛的贡献。

费正清对西方中国学的贡献，一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二是对中国学人才的培养，三是组织中国学学者进行项目合作，四是为美国政府提供有关中国问题的政策咨询。费正清在这几个方面都成绩斐然，贡献良多。

就个人成就而言，费正清是西方汉学研究向现代中国研究转变的过渡人物，他从古典的汉学研究向现代中国研究转变，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重点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现代中国和东亚研究的开创者奠基者，费正清的个人成就非常突出，一生中独自撰写出版或合作编辑出版的著作多达六十种。

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9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是根据他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海关的起源》而改写的。这部著作详尽探究世界各国与中国的贸易开端，中国的贸易体制，以及中国在列强压力下被迫开放通商口岸的过程，奠定了中国海关制度机构史研究的基础。这部著作由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出版，为费正清迅即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

在从个人深度研究的同时，费正清特别注意中国学研究工具书的编纂，他与刘广京合作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与邓嗣禹等合作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以及《清代文献》等，都是西方世界中国学研究者最重要的入门书，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排比提要或注释，为初学者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

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如何让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其实也是西方汉学家、中国学家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费正清在一生中一直比较关注且身体力行，他的《美国与中国》就是为西方世界一般公众而写作的有关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普及型作品。这部著作虽说是非专业的学术作品，但他确实是费正清多年来用力最多的一部著作，是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是研究中美关系的力作，也是美国中国学界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没有像一般的历史学著作去追求细节的翔实与曲折，而是以比较平实的笔调提纲挈领简略介绍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演变、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有关过去，有关现在，从中也能感触到作者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殷切期待。

《美国与中国》初版问世于1948年，出版之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读者的普遍欢迎，获得很高评价，被誉为有关中国历史文化和中美关系史的经典之作。此后，一版再版至五版，对于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了解中国发挥了巨大作用，甚至是美国总统尼克松那次历史访问前的重要参考书之一。目前在中国读书界流行的是《美国与中国》第四版。

费正清的个人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领袖地位，而真正使他的这种领袖地位获得国际确认的还是那套皇皇巨著《剑桥中国史》系列。

《剑桥中国史》系列著作策划于1960年代初期，正式动手在1960年代中期。这是一个跨国界的国际合作，据说参加撰稿的一百多位专家来自十几个国家或地区。按照规划，《剑桥中国史》全套十五卷，每卷都有该领域的世界顶级专家执笔，最后由资深编辑总其成。《剑桥中国史》的目标就是要充分反应到那时为止西方世界有关中国研究的最高最新成果，费正清在规划中之所以刻意强调作者选择的重要性，其用意也就在于此。从后来的成书看，《剑桥中国史》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先秦至晚清至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在这部书中即便有个别章节显得有点薄弱，但从总体而言，确实是到那时为止西方世界最好的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著作。

由于这部著作启动的时候，中国正处在高度封闭的文革时代，中国人的研究成果甚至大陆出版的资料，费正清和西方学者并不太容易得到，这是这部著作无法克服的历史性局限。同理，中国学者对这部著作在当时也几乎根本不知道，中外学术的交流在那个时代真的是彻底中断了。直至冷战结束，中美重建外交关系，中国学者渐渐知道有这套书，从1985年开始，中国学术界开始将这套书引进翻译过来。

最先引进中国翻译出版的是《剑桥中国晚清史》。这本《晚清史》巨著出版后给近代中国史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史学界以极大震动，使井底的中国学者知道历史还可以这样自由表达，并不都像苏联专家告诉的那样需要统一的说法官方定论，更不要完整体系整齐划一。于是在那之后，中国学者几度试图参照《剑桥中国史》的组织方式成书方式组织一套或几套有关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大型著作，希望以此反应中国学者在中国史研究上的成就，但都因种种原因而化为泡影。

《剑桥中国史》这套超级论文集的引进从1985年持续了二十多年时间，这套著作除了对中国学者发生极大震撼外，也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一套全新的话语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促动了中国历史学界的历史表达演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学与原来的苏联模式渐行渐远，使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多元化，表达方式多样化自由化，极大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繁荣。

费正清组织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不仅在方法上组织形式上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新鲜的经验，而且当《剑桥中国晚清史》刚刚传入中国时，在理念上也曾给中国学者以极大震动，特别是这部晚清史及费正清在其他著作中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带给中国学者的就是一次巨大冲击。

“冲击-回应”模式是讨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在1950年代之后曾经长时期流行于西方特别是美国中国学界，认同、坚持或者创造出这一历史观念的并不是费正清一个人，而毫无疑问费正清的影响最大，这个模型代表了费正清那一代和下一代西方中国学者的普遍看法，他们差不多都在用这个模型解释近代中国的变化。

按照“冲击-反应”模式，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思想长时期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这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所谓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并没有多大变化，在他们看来主要就是因为儒家传统。

但是到了明清之际，工业革命使西方产能过剩，新航海的开辟使远洋东来成为现实，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找贸易机会，于是西方的思想文化西方的宗教意识等，都随着西方人的东来传入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

对于异样文明，按理说儒家文明并不持排斥的立场，但是由于中国社会长时期的停滞不前，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中国政府不管是明朝还是清朝，都选择了闭关选择了自守，排斥一切外来势力。于是，西方势力的东来和要打开中国大门的坚定信念，在费正清看来就对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理念乃至政治发展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巨大刺激，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进步的机遇。按照费正清的解释，此后中国的重大变化，都可以从西方的影响这个刺激中寻找原因，中国的变化就是对西方刺激的反应。

“冲击-反应”确实在很长时期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发生发展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因为毕竟近代中国的问题不是自生而是来自外部环境，中国或许能够像西方一样缓慢进入近代社会，但是如果没有西方的刺激，这个过程一定会非常漫长。自19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从这个视角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行重新研究，并由此衍生出一种“现代化模式”的解读框架，承认近代中国问题不是来自中国社会内部，而是一种外生，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

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长时期影响西方影响中国的学术界，但这种模式过于强调中国问题的外部性，否定了中国问题内生的任何可能，未免有点极端，于是从1960年代晚期开始，在费正清弟子门徒中就酝酿着一种批判反思的思潮，以为“冲击-反应”过于机械，过于笼统，至科文《在中国发现历史》出，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的慢慢成为诸多模式中的一种，即便还有人坚持，但总要开始考虑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原因和内部需求。

《剑桥中国史》系列和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都是中国历史方面的典范制作，在大陆有不少版本，很好找，也很好看，是值得向党政干部和一般读者推荐的中国历史读本，从这里可能看看西方是怎样看中国，怎样看待近代中国历史变化的。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与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应该改成“费正清与西方左派对中国的看法”。】

【【10、费正清及其哈佛学派的得失成败】】

《试论费正清及其哈佛学派的得失成败》（2011-01-17 人文与社会网站）报道：

罗（志田）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能够来到我国最高的学术殿堂和五四的圣地，来作学术报告，是我的梦想。现在梦想成为事实，我感到非常高兴，也感到十分荣幸。我要特别感谢各位教授为我提供这个完梦的机会，也感谢各位同学在开学的忙碌中抽空前来捧场。

今天我的讲题是，费正清及其哈佛学派的成败得失。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来同各位分享并请教，一是因为这个题目我比较熟悉，其次是想引起大家反思一个迫切的问题：一个国际上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中心，竟然座落在外国，而不是自己的国家。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应当是我们该怎么办，才能端正这个在我国漫长的国史中一个极其不正常甚至迹近荒谬的学术现象。（1）

哈佛学派是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在1950年代初期一手开创的中国学流派，取代欧美早期以英法学者为主导的汉学(sinology)，独领风骚数十年，对当代西方和世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起了主导作用，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发挥过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哈佛学派的应时而兴，主要是国际的客观形势促成的；二战後，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西方盟主，建立了势力遍及全球的、甚至超越十九世纪大英殖民帝国的民主大帝国。（2）同时，中国人站起来了，新中国在东方屹立并日益茁壮强大，首次在朝鲜战场同不可一世的美国较量，打成平手，从而对美国在东亚的战略、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构成不容忽视的挑战。

这种崭新的严峻国际形势为哈佛学派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客观背景。时势造英雄，费正清正是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在他任教的哈佛大学锐意改造西方的传统汉学，开创现代的中国学Chinese study，为美国霸权事业的世界战略和激烈的美苏冷战斗争而服务。所以，美国中国学的兴起一开始就烙上了深刻的政治印记，因而其研究成果先天就带有学术上的功利性、实用性和局限性，而埋下了衰微的伏因。所以，可以说其成也美国霸业，其败也美国霸业。

开创一个学派，除了不可或缺的客观条件外，还需要相应的师资、人才、经费、图书，哈佛大学都得天独厚，是美国其他一流大学无法比拟的：师资，有治思想史的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治经济史和精于考据的杨联升，这使人不禁联想到清华大学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郁郁乎盛哉的气象；人才，有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精英，集天下英才而教之；经费，除了充裕的哈佛燕京学社之外还有各种基金会的来源；图书，有藏书量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加上费正清本人，适值盛年，精力过人，雄才大略，高瞻远瞩；学养渊博深厚，治学谨严；又富于领导艺术，精于行政组织，善于周旋交际。真是多才多艺，集众美于一身。所以可以说兼具独力将哈佛大学建立为西方中国近现代研究重镇的一切有利的主客观条件。

但是开创新学派是一个漫长的艰辛过程。首先他必须革新欧美以往的汉学，因为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研究，仅被视为西方特别是法国文明的一部分，也就是分支或点缀。当时的哈佛东方学系的老学究们认为，东方历史随着乾隆朝1799年的结束而结束。当时的哈佛燕京社社长Seri Eli－sseeff (日名英利世夫)公开宣称，1799年后的中国历史研究，已越出历史范畴，只能归属于新闻范畴。（3）

所以，费正清年轻时代也即30年代的美国汉学、中国研究，暮气沉沉。这时在中国学习中文的一批年轻的美国留学生，例如费正清、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卜德Derk Bodde、顾立雅Herrlee Creel、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戴德华 George Taylor、韦慕庭Martin Wilbur等，都为学成回国後的饭碗问题犯愁。而这时因缘巧合，中国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西化自由主义学者，如胡适、蒋廷黻、洪煨莲、丁文江等。这批心怀大志的美国未来的中国学者就拜在他们的门下，或作为合作伙伴，成为中美近现代学术交流史上的一段美谈佳话。50年代之后，这些人都在美国的各个重点大学，例如哈佛、康乃尔、哥伦比亚、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校，肩负了开拓、开创中国学的重任并充作先锋。费正清就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和公认的领军人物。

谈到哈佛学派，这个费正清只手建立的学术王国，（4）其核心还是它的学术事业。费正清的性向，或者是源于英美民族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民族性格和文化，不喜欢像德意志民族的学者一样，构建抽象的大理论、大体系，也没有建立系统的方法学。但在他的领导下，哈佛学派显然具有明确的学则或模式、框架，或者说是做学问的一套清规戒律吧，作为他教授学生、指导论文，撰写出版中国近现代史论著的指导思想和准则。

这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一个是他治中国史的心法： 强调知己知彼和实用，绝不是为学术而学术，所以他的言论和著作带有浓厚的美国式的官方色彩，万变不离其宗，总是为西方的优势文明、美国的战略利益和外交政策出谋划策或辩护。

一个是他治史的方法学，他虽然没有刻意构建系统的方法学，但他借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5）设定并构建了一些服务于他的目的的框架、模式或理论：他采用了韦伯Max Weber，1864-1920和柏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的现代化理论来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在这个理论下，他派生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还有就是借鉴汤恩培 Arnold Toynbee，1852-1975的文明的挑战－回应challenge-response模式，衍生出西方冲击和中国回应的模式。按此基本模式，中国现代化之所以迟缓和一再失败，归根结蒂，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或儒教，不能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要求，例如科学、民主、人权等。所以他的大弟子之一的莱文森Joseph Levenson就写了《儒教中国及其近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一书，深入阐述此理念，因而深受费正清赞赏。

为了替欧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辩护，费正清构思了满蒙汉共治，然后是华洋共治synarchy的观念，他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海关交由洋人来管理，例如英国的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提出了依据国际法的条约秩序或体制treaty system，以取代中华帝国传统的朝贡秩序，为不平等条约和欧美在中国的特权辩护。他的例子就是五口通商和和广州的公行体制，证明清朝以天朝自居，不以平等地位对待来华的西方外交官和商人，所以爆发了鸦片战争和以后的历次侵略战争。还为西方传教士在华的非法传教活动辩护，强调传教士的慈善活动，例如办学校，设医院等，以缓和淡化传教士在华的大量劣迹恶行。

总之，他选取有利于他主张的事实来论证，西方势力在中国造成的悲剧性冲突，归根结蒂是由于异质的中国儒教文明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根本不同，水火不容造成的；进而论断，这是人类历史上高度文明向低度文明传播的必然现象，也是低度文明发展进步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上面只是举出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而已。

不过，费正清对于冷战时期中苏共的关系和国共的斗争的认识和论断，倒是非常深刻，颇有预见性。他同他的学生，也是我的指导教授史华兹，都一致认为，中共不是苏联的傀儡，两者不是铁板一块。对于国共之争，他同史华兹也都明智和敏锐地认识到，胜负取决于谁能驾驭中国社会革命这匹野马；由于中共致力于真正的而非口惠而实不至的形式上的大规模土改，赢得了中国广大农民的热烈支持和拥护。（6）所以他断定毛必胜，蒋必败。但是由于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必然反共；后来又由于他的研究心得和亲眼目睹，所以基于长远的美国利益的考量，力主弃蒋拥毛，让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致被国民党斥为中共的同路人，而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

他终生的遗憾之一，可能是没有像哈佛的日本史大家，他的亲密合作伙伴，芮孝和（E. O. Reischauer）教授当了驻日大使一样，也出任美国第一任的驻华大使。以他的学术地位和资望，他的政学两栖的性格，如果时来运到，也的确非他莫属，而他也是会当仁不让的。

虽然他的言论和著作，带有浓厚的美国式的官方御用色彩，但毕竟是位宗师级的大学者，所以在治学上，自有一套门径和清规戒律。为了知己知彼，了解中美两国、中西两大文明的异同，两者的内心世界，他治中国近现代史循序而进，先是外交贸易史，其次是制度史，进而是传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以致功力深厚，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少有其匹。

其次是非常重视历史学的基本功：就是档案、语文和跨学科的现代研究法，也即将中国学的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说它是史学方法的革命，也不为过。

关于构成史学基础的档案，费正清以前的西方汉学，认为掌握了西方学说和西方资料就足够了，压根就不相信中文资料，认为不可靠。这种优越的心态，长期主导汉学、中国学的研究。30年代以前关于中国的学术著作，大半出自传教士之手，例如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恒安石Arthur W. Hummel等。专家虽然也有几个，但也不懂汉语，所以根本不能利用档案。

欧美汉学家这种孤芳自赏、闭门造车的落伍的沙文主义现象，现在被英国牛津大学训练出来的美国的后起之秀费正清打破了；他转而大量利用中文的原始资料，官方档案、笔记、文集等，这是一次相当于革命性的改变。中国明清社会史大家何炳棣教授充分利用地方志，写了明清的社会流动和人口问题大著，就是这种方法应用的典范。

1960 年代初我在读台湾大学的历史研究所时曾经找了份兼职工作，同李敖、张俊宏、陆宝千等一道担任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的编辑，参加编辑《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的工作，在这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对清史档案下了很深的功夫。费正清向我打开哈佛大学的窄门，恐怕同我这一段的档案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吧。

关于史学研究的另一个基本工具，语文，除了上述西方文化沙文主义的优越心态之外，欧美汉学日趋落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难以过语文关，学中文谈何容易。所以在寄居西方的华裔文史学者，都成了美国权威中国学者如费正清、史华兹等随时可以求教的活字典，如杨联升、余英时等，何炳棣是个例外。所以，大部分所谓的美国中国通，根本没有也不可能精通中文；这样又怎么能期望他们能够理解中国历史，中国政治，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也即中国人的内在世界(mental world)。

针对这个问题，费正清特别开设清代文献研讨班（Qing Documents：An Introductory Syllabus Seminar）,研究生必修，其目的在训练研究生也就是未来的学者能够进入以深奥的古文撰写的文献，作为理解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的基本资料来源。所以让学生到台港学习中文，叫做实地研习field study,以便让美国学生能讲能读中文。如果不能读懂档案文献，不能与一般中国人和学者沟通，要做到知己知彼，只能是流于空谈的高调。

纵令如此，即使到现在为止，中文包括阅读撰写，仍然是美国的中国学者难以跨越的一道难以过硬的关卡。

关于跨学科或多学科，50年代后期，费正清将中国学的视野从外交的研究扩大至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领域，并调整研究取向，主张深入开展对人口、社会流动、知识分子倾向、文化史、经济制度、税制、考试制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等的探讨研究。著名的华裔中国近现代学者徐中约（Immanuel C.Y. Hsu）认为，将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手段融入中国学研究，从而大大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丰富了中国研究的内容，并使研究结果更为确切可靠。利用这种锐利的新方法建立了新汉学、中国学，同以前欧美传教士主导的重视语言学、文化学的传统史学，截然不同。

这样，费正清从理论到方法，革新深化、扩大充实了新汉学、新中国学，将哈佛学派的中国学置于多档案、多语种、多学科的稳固基础之上，奠定了他作为哈佛学派掌门人的地位和在国际上公认的中国学泰斗的崇高地位。

但是，哈佛学派既然为美国的世界战略和美国的利益服务，当它所依附的国际大格局发生不利于美国霸权的重大变化和调整时，它内在的假定、理论和研究成果，不论多么严密精确，其根本的致命弱点也将随之暴露无遗。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初期的越战时期，正是这样的历史时刻。

当时哈佛大学的左翼反战研究生将越战归咎于费正清的哈佛学派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定之上，误导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以致使美国在越南的大泥沼中越陷越深。其中的一个领军人物就是我的哈佛同学，社会学系的詹姆士·佩克James Peck。他敏锐地揭示哈佛学派的盲点和误区：美国一向自认为她是亚洲国家独立的保护人，总是善意地通过非暴力的手段，帮助这些国家走向现代化。这些国家在独立运动或现代化运动中碰到的障碍和挫折，决不是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或美国所支持的国际秩序造成的，而是它们本身的传统社会和文化难以适应"建立在科学技术、现代组织手段以及高效的政府管理程序的理性标准之上的普世文化。" 但是，佩克针锋相对地抨击和雄辩地论证说，哈佛学派利用现代化理论，非常卖力地为美国政府战后在亚洲进行的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不义的侵略政策和行为作辩护。（7）

换言之，现代化理论的要害在于它本身自以为是，假定美国天生就具有以非暴力方式，促进社会进步的能力，缺乏自我批判的精神。所以佩克认为只有通过反躬自省，才可以准确地、公正地理解和同情中国的革命以及世界其他各地的解放运动。所以，他们当时深深地被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解释体系所吸引。我就是在他们的感召影响下走上了同情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左翼的不归路。

为了系统地阐述这个大胆的新思路，佩克邀约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撰写一本旨在系统批判哈佛学派的大书。我是唯一有幸地被邀参加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的中国学生，负责撰写中国近现代自 1840以来直到1969年历次思想界的革命性巨变，强调中国历史本身具有强力回应外来压力的内在动力。费正清的另外一个学生柯保安Paul Cohen沿着同我一样的思路，也写了一本书，系统地批判了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的西方中心说的模式，代之以中国中心说。（8）佩克和柯保安这两位费正清的高足对老师的严厉和深刻的批判，在当时的美国中国学界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和反响，敲响了哈佛学派走向衰微没落的警钟。这就是我上面所说的「成也美国霸权，败也美国霸权」的原因。

费正清在学生的批判下却展现了一代宗师的大家风范，作了认真的反思，修改了

他过去的冲击－回应的模式，认为他过去过于强调外部因素，忽视内部因素，现在认为外因和内因是个交相作用的互动过程；认为他过于自以为是，错误地过分美化民主理想和制度，现在发现原来民主的美国，就像古代民主的希腊一样，也会在印度支那和越南干下那样的蠢事。他对学生的批判采取了一种谦逊包容的态度，他说：「我赞成学生们提出的不同意见，因为顺从一种愚蠢的政策而受到自己学生们的公开指责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又说「我觉得现在是我们对美国人那种严重的自大狂好好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也就是在他这种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时刻，他也宽恕了我这个同情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学生的反叛行为，让我通过了论文，完成了我在哈佛的学业。佩克则选择了放弃哈佛学位，到纽约著名的蓝登出版社担任编辑。

最後简要地谈一下费正清的历史定位，也可以算是盖棺论定吧。作为一个学者，不论用任何标准来衡量，费正清无疑都是位宗师级的学术巨人，他的巨人脚步横跨中西文化、旧汉学与新中国学、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美国与东亚（中、日、韩、越）、中国与美国、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巨大鸿沟。

具体而言，费正清作为一个美国的中国学者，至少作出了三大贡献和留下了丰富的学术和精神遗产：一是奠定开拓了新的中国学，使中国和东亚研究成为哈佛大学精神生活中的正统、受尊敬的显学，结束了长期以来在哈佛学术殿堂中处于备受冷落的小媳妇地位；二是利用哈佛这块基地，培养成千上百的专家学者，然后输送到美国的政、学、商贸、传播媒体等部门，占据要津，并且弟子遍天下，通过师生关系网，构建了庞大的费正清王国；三是他自始至终，将探索对中国的理解视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理想和事业，一项集体的事业和一项世界性的事业，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中国学的研究和提升，使中国的历史文化不但为美国人所理解，还为世界各国所理解。（9）

最後并且为这个伟大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虽然住院治疗，但仍然不停地修改他的绝笔之作《中国新史》。1991年9月12日上午，终于在与死神的竞赛中，赶完了新史，把打印稿送到哈佛出版社。几小时後心脏病再次发作，两天後便与世长辞。他的死亡，就像一个老兵、战士，倒在他奉献一生的史学沙场之上。

美国中国学的一代宗师走了，斯人已逝，留下的是个支离破碎、过时的哈佛学派，以及那笔在他名下的珍贵而丰富的美国中国学遗产。

作为他的一个离经叛道的学生，作为一个热爱祖国的华裔学者，我的寄语和期盼是：我们中国人再也不能允许国际的中国近现代史学中心在外国安家落户，费正清和哈佛学派是个特殊的欧风美雨时代下的异数，中国学最终必须回到它的故乡，回到北京，回到北大历史系！费正清是世界中国学里的一座高山，但却是可以超越的，而且必须要超越！

这也就是拙文〈哈佛的激情岁月――夺回中国历史的解释权〉的主旨，也是我今天报告的精神和愿景！愿与同道和后进共勉！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还是让在座的我们年轻的一代，在未来的岁月里，用你们的智慧和辛勤耕耘的汗水来回答吧！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注释（演讲中的插曲和补充）

在近代中国，特别是五四以来，除了中医之外，几乎所有学问都要从外国引进来，竟然连研究中国自家历史的学问也要到国外去取经，拜洋人为师，而国人也视为理所当然，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真是旷古所未有的怪现象。当我在1966年拿到哈佛奖学金时，我的大伯父问我为什么要到美国去学中国史，我无言以对，只好答以「跟风麽」聊以自解，甚至觉得他是孤陋寡闻，多此一问。

（2）古代的希腊就曾经建立过民主帝国，虽然为时短暂。所以把二战结束後的美国，称之为民主帝国，实在是名副其实，甚至有的美国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

（3）Theodore H. White, On Offering of History to Men Who Must Act Now, Harvard Alumni Bulletin, May 13, 1967； White, 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 Harper & Row Publishers。

（4）有人戏称之为费正清帝国，费正清的名字中有个 king，就是王者，事实上也确有王者的胆识、胸襟、气度、功业。

（5）他甚至还写了一篇历史社会学的文章，可见他对将社会科学应用于历史研究之重视。

（6）他在重庆担任美国驻重庆的美国新闻办事处主任时，同周总理领导下的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团时有接触，印象很好，特别是对龚澎的清新形象印象深刻。所以有一次在课堂上他开玩笑地问我同龚澎有没有关系，我说五百年前是一家作为回答。史华兹也在他的晚清思想史的讨论班上，也曾开玩笑地问我同清代中叶的思想家龚自珍有没有关系时，我也作同样的回答。于此可见，我可能享受到龚家的余荫而不自知。

（7）费正清答辩的要点如下：对国家的忠诚要求我们为之战斗时，我们不能拒绝；帝国主义中的文化和精神因素，多于物质贪欲，战略上的考虑压倒经济的利益；当代物质的进步，伴随着人口增长、城市建设、国家政权和军事力量的发展，造成饥荒、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问题，从而导致许多国家内部的革命和国际间的武装冲突。

（8）柯保安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1984)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译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

费正清夫子自道说，他的成功，在于有世界上最伟大的中国革命，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哈佛大学，并且在晚年（1977年）退休接受哈佛荣誉博士学位时戏称，他的哈佛荣誉博士学位应与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分享。

【谢选骏指出：我觉得费正清的学术研究，似乎是为他的社会活动提供掩护的——在学术上他可以是个民主派，但是在政治上，他却与毛泽东集团发生了特殊的狼狈为奸的关系。】

【11、费正清中心的使命】

《宋怡明：历史，中美关系以及费正清中心的使命》（陈语暄 汤杰 2020-09-28）报道：

问：费正清研究中心的核心使命是什么？中美关系已跌入谷底，这是否将挑战或改变这一核心使命？

宋怡明：在费正清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的60余年，其核心使命从未改变过。那就是，志于提升哈佛乃至全美甚至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国研究水准。我不认为这一核心使命将改变，但是确实会受到挑战。

现实是，尽管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使命一如既往，但是中心不得不回应时代的变化，中心已经完成了多次转型。费正清研究中心，当时被称为东亚研究中心，成立于冷战时期，用跨学科的视角，尤其是社会科学的视角，去探索当代中国。为何中国的政治变革会引起美国人民的不适，这是中心的核心关切。我经常和中国的读者开玩笑称，费正清研究中心成立之初有一个隐晦的目标，那就是研究中国是如何被解放的，以确保“解放”这件事不会再发生。我是说，中心的部分任务就是，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以阻遏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很明显，我之所以讲这些是因为，我们早已告别了冷战时期的样子。但这也意味着，对于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学者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面对这微妙与艰难的中美关系了。

过去几年，中美关系恶化，这使得我们的工作也变得更麻烦、更容易引起怀疑，不再受欢迎。但是，提升美国学界乃至全美对中国的理解这一核心使命，没有丝毫改变。

我们承诺与中国同行合作，这也是坚定不移的。在当下的疫情和中美关系态势中，尽管这一承诺也受到了巨大挑战，但是我们会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此。我们会继续与中国的学生和同行紧密合作，在放眼可见的未来，这一点不会改变。

问：在您2018年出版的《中国问题：对崛起大国的批判洞察》（The China Questions: Critical Insights into a Rising Power）一书中，您提到，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不足。类似地，一些学者也认为中国人对美国也有很多误读。双方如何减少对彼此的误解与误会？

宋怡明：我的第一个回答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可以购买并阅读我们的书，也可以是我同事们撰写的其他关于中国的重要著作。问题并不在于双方对彼此的知识在“数量”上有多么大的积累。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承认双方社会的复杂性。有一些论述，试图将这一复杂的多彩画卷缩减为单调的黑白图像，对于这类概括性的一般陈述，我们要学会保持警惕。事实是，像中美这样大体量的国家，哪怕是两种针锋相对的解读，都能在其中找到足够的证据予以支撑。

我的第二个回答是，我们要承认，现在关于中美的很多论述都被政治化了。当你听到了关于彼方的一个一般性概述，你应当问上一句，这段概述背后有什么样的政治目的。

此外，应当认识到，一方对另一方的态度可能是复杂和微妙的。例如，我极为珍视我与中国朋友和同事的友谊，我甚至尊重CCP在过去70余年的成就，然而，我仍旧会对中国和CCP的一些政策和实践表示强烈的谴责。

尤其是对政策制定者来说，理解这一点尤为重要。须知，这世上从来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政策（one-size-fits-all policy）。一个恰当的对华政策，应当细致入微（nuanced），因为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微妙的。无论你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对手（competitor）也好，是敌手（rival）也罢，都不应当使两国走向全面的敌对状态。在各方面都将对方视为敌人，这无疑是在自掘坟墓，这势必会将双边关系推向深渊。当然，美国也是如此。

更深入的理解并不必然意味着双方将走向和谐。总有人对这个世界持一种不切实际的乐观看法。即使中美两国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不会和睦如友，但是若想两国关系更平稳，就应当加深对彼此的理解。在这里，我要提一下近来美国这边的一些情况。近来发生的事情不仅对消除误会无济于事，反倒激化了矛盾。富布赖特项目被叫停了（富布莱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将美国学者和学生派往中国），在美国的孔子学院也岌岌可危。尽管我也认为，关闭大学校园内的孔子学院是一件好事。然而，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在减少来自孔子学院资助的同时，增加国内对中国研究的资助。这样一来一去，并不会减少研究中国的美国学生的人数。

我们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是想少了解中国，还是想多了解中国。对我来讲，即使两国关系恶化，我们也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同样，我们想让中国人民更多地了解美国。现行的政策，将阻断中国学子赴美，其负面效应是，中国学生对美国的了解减少了，从这点上来说这些政策是不明智的。担心在STEM领域存在间谍，或许情有可原。但是在美的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对中美关系是绝对有益的。问题的解决之道是，出台一些政策以应对国家安全的关切，但是不要树立藩篱以阻遏教育和交流。

问：很多人认为，中国通过像一带一路这样的项目，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这些项目意在输出中国价值观，同时获得经济利益。在历史语境下，在您看来，这些倡议和明朝时期的郑和下西洋有何可比之处？

宋怡明：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必须先指出，中国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尤其是在区域内的拓展，只是回归了历史的常态罢了。纵贯整个有记载的历史，中国在东亚乃至更大范围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占全世界GDP的40%左右。在经历了过去200年的相对下降之后，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回归其历史的正常水准。

回到你提的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目前无法很彻底、很具体地知晓“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以及它意味着什么。中国咬定“一带一路”没有任何价值观输出的因素，但很多美国人却认为不是如此。对于这两种观点，可等量齐观。你可以找到证据，证明“一带一路”是中国意欲统治世界的阴谋；你也可以从其他一些证据中发现，“一带一路”是对全球共同体无私的奉献。我们并不确切地了解这一项目的范围和规模，也因此我们无法对其做出一个确凿的判断。

我最感兴趣的地方，如果我能说点什么的话，那就是“一带一路”倡议是如何获得其合法地位的。提及郑和以及明代的远航，有着一种神话的象征意味，意在从观念上支撑“一带一路”。主要是为了论证，中国15世纪的扩张不同于欧洲的殖民主义。在此论述中，郑和的行动表明，中国是和平地走向世界，而不是通过征服、奴役或殖民的方式。尽管郑和下西洋确实没有殖民，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论述是不正确的。有一次航行郑和团队有27000名士兵，我们很难想象一次和平的航行需要如此多的士兵。在郑和的七次远航中，有三次郑和的部队与它国发生了战争，有一次还推翻了当地的统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更正确的论述是，我们应当把郑和下西洋视为一次中国力量的远洋投射，是500年前中国在东南亚建立国际秩序的一次尝试。

我要强调的是，同一个历史叙事，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解读。历史可以为一个政策正名，也可以挑战这一政策的合法性。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领悟一些东西。用郑和下西洋与当下的中国行动做比附，想暗示中国在文化、政治和经济领域里影响力的扩大是非扩张主义、非霸权的。但是，这一类比也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判断，即这些行动也可被视为一种霸凌的姿态。当我们仔细拆解这一类比之后，会令人心生不安。我热衷于和学生们以这种方式重新思考这些历史类比，我认为这样做是富有成效的。

问：一些观察家认为，当下的中国和晚清在外交政策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那就是，中国必须同时面对来自多个国家的挑战。站在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您认为中国当下的外交处境和晚清有可比之处吗？如果有的话，中国能从那段历史中吸取什么教训？

宋怡明：中国在19世纪末，是危机重重的。那时，中国感到威胁，威胁也确实存在。但是，晚清时期，中国创造性地回应了外部的挑战，设立了像总理衙门这样的新机构，这可是中国本土上的第一个外事机构，培养了中国的第一代外交官。由于清王朝的覆灭，这一创举被遗忘了。

从根本上来说，这两个时期是不同的。在晚清，中国内忧外患，外国的实力都强过中国，都试图利用中国，甚至于肢解中国。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在晚清，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内部动荡。今天的中国，内部相对平稳。

我认为，如果要做比较的话，应当拿现在与20世纪末的中国来对比。1980年到2008年那段时间，中国成功地管控了来自外部的挑战。边境的和平，大概是中国繁荣最重要的保证。在一定的程度上，20世纪末和平的外部环境得益于美国的军事存在。我承认，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感到困扰。但（中国）也要考虑到，美国的军事存在对中国头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这无疑对中国是有利的。在对越战争之后，中国基本上不再有边境冲突。东亚的整体环境是和平的。如果中国的决策者想知道，中国的成功有赖于什么样的国际环境，我会敦促他们不担考虑19世纪末的情况，也该去看看20世纪末的情况。

问：现在普遍认为，中美关系陷入了自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一些人认为，我们进入了新冷战。您是否认同用“冷战”来形容现在的中美关系？

宋怡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回答。首先，我们要检视，使用这个词是否恰当。美苏间的冷战，是否与当下中美关系的处境相同？其次，中美关系是否能从美苏关系中吸取一些教训？

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是：不恰当。冷战有其独有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在当下的中美冲突中是看不到的。在冷战中，美苏视彼此为生存威胁（existential threat）。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我不认为中美对彼此构成了这种程度的威胁。冷战中，美苏间关系渠道是很有限的，而当下中美之间有交织缠绕的贸易往来、科技和思想等等方面的互动。冷战时期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那就是核武器边缘政策（nuclear brinkmanship），而现在的美中间的敌意还远远没有走到那样的程度。冷战中存在代理人战争，而当下这些都没有发生。事实上，现在的情况完全相反，没有哪个第三国希望被迫选边，而冷战中很多国家都是身不由己。最后，冷战这一词本身就是一种误用，因为“冷”战只存在于欧洲地区，而其他地区可是发生了不少“热”战。

所以，基于史实来看，我不认为“冷战”是一个恰当的词。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借此对政策制定有所启发。所以，对于第二个问题，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毫无疑问，我们需要一些新思维。敌意，会塑造双方的政策思维底层。就此而言，确实存在冷战的风险。如果我们认为双边关系是零和的，我们将走向自我实现的预言，这对两国双方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是糟糕的结果。因此，对于新冷战卓有成效的思考应当是：如果我们不去主动规避它，那么它终将到来。哪怕你认为美中关系将注定走向敌对，也不妨去思考，如何将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问：如果拜登赢得了选举，在您看来，美国对华政策基调会否转变？

宋怡明：在我看来，制定一个更好的对华政策不是什么难事。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措施可供新一届政府选择，比如重新开放学术交流、制定清晰的国家安全政策、在不分裂互联网的同时进行技术竞争、用一连串的制裁措施敦促中国改变其新疆政策和其他人权问题。有没有办法，可以让美中关系走向和睦？我觉得没有。解决之道，绝非易事。在华盛顿，两党有一个共识：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是个威胁。这一挑战不会那么容易被消解。总统候选人会对中国疾言厉色，这是美国政治的一个典型模式。在当选后，他们会放低一些姿态。今年的选举有些不同。如果拜登当选，我不认为他会像过去历任总统那样去缓和对华关系。我认为，在对华政策方面，他的智囊团会提供很多好建议，但是，我们再也不会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样的中美关系了。

问：人们常说：“不吸取教训，就会重蹈覆辙”。作为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的学生，可以从历史中学到什么？目前，疫情肆虐，中美关系紧张，对于当下的世界局势来说，过去的哪些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宋怡明：我在哈佛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同事们，致力于以史为鉴。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以助益当下的政策制定。如果历史只是简单的自我重复，那么以史为鉴就容易多了。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华志坚（Jeff Wasserstrom）近来提点我，马克吐温曾说：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是惊人的相似（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but it often rhymes）。历史，或许有踪迹可寻，但是历史从来都是时异事迁。

我的同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写了一本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著作，很有影响力。在书中，他追溯历史，发现大量实例表明，霸权国会被崛起国挑战，往往会引发战争。我告诉过格雷厄姆，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嘛。但是，他和他的研究团队，试图从历史中总结规律，提炼政策工具，以期有益于当下。这是值得称赞的。

当人们思考世界的时候，事实和叙事并重。有时，叙事甚至比事实更重要。中美两国，都有着关于自身强有力的叙事。好的政策应当承认这些叙事，去思考如何在不挑战彼此叙事的前提下实现目标。以史为鉴是有帮助的。在这一点上，我赞同应用史学（applied history）。

也有相反的观点称，当今的问题是史无前例的。今天的问题与过去完全不同。这种观点也有合理之处。对于中美关系，我从根本上是乐观的，因为在解决全球性问题（诸如气候变暖和全球卫生等问题）的时候，需要两国携手共进。

我在那些跨国际的学生身上倾注了大量的时间，无论是来自中国，还是美国，抑或其他地方。我能给这些学生最好的建议就是：不要对当下的处境心灰意冷，无论政治领域发生了什么，都要记住，在多种文化中浸润，必有助于个人的成长，也能创造职业机遇。双边关系的恶化有一个隐性的负面结果：人们的思想会变得偏狭。我希望学生们不要堕入这等思境。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没有什么比接触中国更激动人心的了。我大半辈子的兴趣都在它身上。在与中国的接触中，我的人生得以极大地充实。我不能保证每一位学生都像我一样在接触其他社会中受益，但是，我仍强烈建议他们如此行事。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当坚守费正清研究中心的核心使命。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中心的使命”这个概念说明三个问题——第一，这是一个私人性质的机构；第二，这不是一个学术团体；第三，这是一个具有社会使命的活动中心。】

【【12、“举全台之力”猛攻费正清】】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蒋氏父子“举全台之力”猛攻费正清》（汪幸福2018-07-17）报道：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导演下，台湾岛内演出了一幕大反国际知名学者、美国历史协会主席费正清的闹剧，而且将这场闹剧演到了美国，并引起海内外舆论的讥笑。

美国听证会上的真话

费正清1907年出生在美国，早年曾在美国驻华机构任过职，此后长期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并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及中国文化区域(包括越南、朝鲜、日本)。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影响巨大，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中国通”和研究中国的权威专家。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来自密苏里州的颇有影响的美国资深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对新中国有较为客观的看法，认为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执政及各项建设很有成就，美国应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全面接触。

1966年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对华政策听证会上，费正清、鲍大可等一批对中国和东南亚问题有较深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首次受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之邀，到美国参议院作证。费正清着重就美国的对华政策讲了一些真话。他说：1949年10月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各方面有了很大变化，在世界的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能够自行解决一些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美国对新中国的孤立、封锁政策没有起什么作用，应该主动与新中国进行接触。美国与新中国进行接触，甚至建立外交关系。

费正清没有想到，他这次一字未提台湾的作证，竟惹恼了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并使蒋氏父子坐立不安。他们担心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变化，使台湾失去大靠山，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费尽心思的“公开信”

蒋介石仔细看了外电关于费正清在美国参议院作证的报道及情报分析后，立即令儿子蒋经国和主管宣传的国民党中常委陶希圣商讨应对措施。蒋经国在自己掌控的“国防部”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此事由“国防部”负责政战工作的曹敏出面找“立法委员”胡秋原和郑学稼、徐高阮具体商议，由胡秋原起草公开信。然后，由台湾的知名人士及所有高级知识分子在信上面签名。

《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攻击费正清说：正当美国人民以血汗与金钱来保卫自由世界在亚洲的最后堡垒——东南亚的时候，费正清、鲍大可以‘中国专家’之名，在美国发动有组织的宣传，主张承认反中国人民的中共政权。而实际就是鼓励它对中国人民及美国做更大胆的犯罪。费正清、鲍大可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张，从前题到结论，都乏根据。他们对中国及共产主义并不理解。他们只是做一亲共与反反共的宣传，愚弄世人。这不仅损害中国，而且损害美国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不但不能避免中共与美国的战争，而且可能促成这一战争的爆发，且将使美国不光荣的失败。

与此同时，蒋氏父子一面指示“新闻局”派人到美国，与《纽约时报》洽谈发表公开信的事宜，一面下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警备总司令部组织全岛高级知识分子在此信上签名。

据1966年5月16日台湾《民族晚报》中的新闻《学术界致美公开信，草拟数月颇多曲折》报道，这封公开信从草拟到1600人(实际只有1400余人)的签名完成，历经数月时间，几乎包括了全岛的所有教授和学者。此新闻还说，1000多位学者和教授因散布在全岛，找他们签名颇为费力。这封公开信，可称得上是台湾学术上的一件集体创作，因为其中包括了国际问题专家、“匪情”专家，以及对费正清、巴奈特等人思想、政治背景的深切了解等。

据说，此公开信每到一地一个学校，均由国民党党工和特务上门找人签字，不签字的就进行恐吓、威胁。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知道此信的背景和来头后，害怕惹麻烦和丢饭碗，多匆匆在上面签字了事，有的是叫人代签的，还有的是盗用他人名字签的，仅重复签名的，就多达6人。

不过，蒋介石当局无论是用什么手段叫人签字，有一点他们却特别看重，那就是极力动员认识费正清或与费正清是朋友关系的人签名，他们认为有这样的人参与谴责，产生的影响会更大。尽管官方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与费正清有过交往的教授、学者，仍有两人未签名，而且是拒不签名。其中最重要的一人，就是台湾著名思想家、政论家、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殷海光。

殷海光与费正清关系甚好，在国民党高官正式找他之前，当局就已托殷的熟人、好友上门做了疏通、劝说工作，并暗示公开信是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拟写，帮助蒋介石当局巩固与美国的邦交。殷海光明确表示不会签名。后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又指使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高官和台大党部的党工两次上门逼迫殷海光在公开信上签名，遭到殷的坚决拒绝。为此，蒋氏父子对殷海光恨得咬牙切齿，采取各种卑劣手段打击报复，直至将殷整死。

蒋介石当局搞完签名活动后，又决定采取两项措施：第一，立即在台各大报刊上公开发表此信;第二，由新闻局局长沈剑虹火速组织专人将公开信翻译成英文，并马上派人去美国，与发行量最大的《纽约时报》洽谈购买版面刊登此信。他们认为，这样既可拆穿费正清的“阴谋”，又可使美国约翰逊政府不会轻易改变对华政策。1966年5月16日，台湾《中央日报》《联合报》《新生报》等大报均奉命同时刊登了公开信。

无休止的声讨活动

为了把费正清的名声搞臭，蒋氏父子还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在台湾组织专人连篇累牍地写批判费正清的文章，如《为什么只有知识浅薄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中国历史的歪曲者》《揭穿费正清在台湾的大阴谋》等。除此之外，他们还经常在全岛的机关、学校举行谴责费正清的各种声讨会。

对台湾当局开展的一波又一波的大规模的反费正清的运动，费正清起先感到不可思议，也很荒唐，没有怎么理会。后来实在难以忍受，才于1966年底给台湾当局驻美国“大使馆”递交了一封抗议信，强烈抗议蒋介石当局在海内外开展的攻击、丑化他的运动，并要求蒋介石当局立即停止这种不光彩的、又很无聊的做法。

过了些时候，美国官方和民间知名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向蒋氏父子施压、疏通，并告诉蒋介石，美国是个多元社会，学者、政府官员对国际政治及国内的政策有不同看法、意见是很正常的现象，台湾当局用不着那么害怕、紧张，更不应在全岛开展反对、批判费正清的运动，这样做愚不可及，不但起不到任何作用，反会引起美国人的反感。到这时，蒋介石才认识到此事做得不怎么好，起的作用也不是那么大，而且对费正清在美国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私毫无损，便悄悄停止了反费正清运动。

1966年7月3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一行抵台访问，并与蒋介石举行了长时间会谈。他还用恳切的语气告诉蒋介石，费正清、富布赖特等人虽然主张与大陆共产党政府接触，那是少数学者的想法，不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见，更不代表美国政府。他和国务院的其他官员、约翰逊总统及白宫重要幕僚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考虑，现在和将来美台关系不会有任何变化。台湾方面的忧虑、担心完全没有必要。腊斯克的这次表态较硬，蒋介石与参与会谈的其他国民党高官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原以为，他们在海内外搞了一场甚大的反对费正清运动，又持续不断地做了巴结美国主要政客及巩固台美关系的工作，美国的对台政策不会轻易改变了。哪里料到，只过了五六年时间，美国的亚洲及对华政策就发生了大逆转，蒋介石当局既被联合国驱逐，又被美国政府无情地抛弃了，蒋介石曾经抱有诸多幻想、愿望的越南战争，也以美国的大溃退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结束。他们费尽心机开展多时的“反费运动”，如同老鼠咬钢铁——白费劲。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可能是个“五毛特务”，也可能是个“自干五”，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义务宣传员”。但是，蒋氏父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都和共产党过从甚密——至于帮助他们一起反费的闲杂人等，也都“不是五毛就是自干五”，一概脱不了党派色彩也。】

【【13、主导中国的是一个伟大的儒家政治虚构】】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主导中国的是一个伟大的儒家政治虚构》（网易 2020-10-30）报道：

1966年，费正清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召集的对华政策听证会上陈述其中国观点。费正清提出，一直以来主导中国的是“一个伟大的儒家政治虚构，即德治的神话”。费正清认为“中国是被孔子的一个伟大创作所控制，他就是德治的神话。依照这个神话，一个超人的本于正当行为树立一个楷模……那些愚昧的人，如不能为皇帝的楷模所感召，则就以刑赏去对付”。

费正清的言论引起台湾的轩然大波，《中央日报》等台湾报纸刊出由胡秋原、郑学稼和徐高阮发起，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等一千多名文化工作者签名的《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公开谴责费正清“以‘中国专家’之名，在美国发动有组织的宣传，主张承认……”。

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专门写了篇《孔子德治思想发微》批判费正清的观点。徐复观最不能容忍的是“费氏把反对孔子最彻底的毛泽东，说成是继承孔子的传统”，“这是费氏要打倒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巧妙策略的运用”。徐复观指出，陈立夫氏以教育部长的地位，说提倡孔学，但费正清氏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几日提向美国驻华大使的节略中，认为陈氏提倡孔学，“为了美华文化关系，我们（美国）必须反对，原因是孔学含有侵略性质”。

费正清，是著名的汉学家，美国中国学的奠基人，开创了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新局面。费正清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的中国史学界和西方的中国史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费正清认为，中国人口密集的社会和生活的长期经验产生了套“公认的准则”，中国人因此而成为最有社会观念的人。他们时刻意识到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以及周围的社会习俗。这一切的最终体现与集大成就是“儒家文化”,包括它的思想、价值观、行为准则和文化制度，其中儒家的思想是这一文化的中心

费正清对儒学的批判集中在《美国与中国》著作里。费正清将儒家思想看作一种人生哲学，“它的尊老抑幼、崇古贬今、重视现有权威而轻视革新，事实上就已对中国社会稳定不变的问题提供了一项伟大的历史答案。它是所有保守主义思想体系中最为成功的一个”。

费正清把中国没有产生独立资本主义的原因部分地归结为，“因为皇帝和他的官吏们，是在伦理的而不是法治的基础上，在个人关系的而不是法律手续的基础上来按照孔子圣训治理国事的。”

费正清还把现科学在中国未能得到发展的主要原因归结到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指出儒学的中心问题是人类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人怎样征服自然。

费正清别出心裁，认为孔子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差别虽大，类似之处也很多。这是新儒家们最难以接受的。

费正清发现中国思想史发展过程中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异端思想很难对整个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正统思想构成威胁。儒家思想的政治性、道德性和正统性导致了对于思想个性的压抑，个性化思想被视为正统思想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异端。儒家定于一尊，很难容忍个性思想。

费正清特别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国家的思想都是和宗教的权威联系起来的，而中国的儒家思想更多是给政治统治提供一种理性和伦理上的依据，这种思想体系是和官僚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费正清认为，这是中国在政治上的一大发明。

费正清做出历史推论，一直以来，主导中国的是“一个伟大的儒家政治虚构，即德治的神话”。

费正清在《观察中国》中写道，“对于一个德治而不是法治的国家来说，主要祸患是随之而来的道德败坏和贪污腐化。”

费正清的德治神话和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不谋而合，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指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和反对他的人都不懂，德治的来源不是孔子，而是《书经》。黄仁宇也不懂，这不是一个“两千年的传统”，而是西周以来的三千年的传统了——贯穿了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

【【14、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 】

《费正清和他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2015年5月30日 马钊、麦哲维于圣路易斯拱门）报道：

1929年，费正清从哈佛大学毕业，随后获得罗兹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的资助前往牛津大学。费正清到英国后不久，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学术引路人的马士。马士是1874年的哈佛大学毕业生，曾在中国海关任职高级官员多年。马士离任后转入学术生涯，著有三卷本的经典巨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在马士的指导下，费正清在牛津大学写作有关中国海关的博士论文。费正清获得两年的罗兹奖学金之后，又被罗兹基金会获准支持他第三年前往中国，一方面扩展他的中国历史知识，另一方面继续进行有关中国海关的论文研究。他在中国的4年时间里继续学习汉语和研读中国历史，尤其关注于海关问题。费正清埋头于文献档案，拓展了他的知识与视野，他不仅仅限于搜集海关资料的具体工作，而且涉及中国的对外关系以及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费正清持续致力于海关研究，最终在1953年他46岁时出版了《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此书甫经出版，立即得到广泛的认可，被视为理解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贡献。费正清曾经说过，每一代学者必须完成他那一代人的创造性工作，然而直到两代人之后，2014年另一位哈佛大学博士毕业的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才出版了一部重要著作——《同过去决裂：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WTBX〗Breaking with the past：The Mar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the Global Origins of Modernity in China），书中修正了费正清的部分结论。

在中国待了4年之后，费正清于1936年开始在哈佛大学执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重庆的美国驻华使馆工作，在那里接触到周恩来、乔冠华等人。1946年，费正清返回哈佛大学，准备着手于美国中国学的创建工作。与许多其他二战期间服务于美国政府的知识分子一样，费正清相信美国正成为全球性大国，应该承担更多新的责任，这需要更深、更广地去理解他国文化。中国作为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势必会成为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它。战后费正清返回哈佛大学之前，一些学者已经在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学和古代历史。费正清想把中国研究引入到学术界的主流，在大学的主要院系开设相关课程，包括历史系、政治科学系、经济系、社会学系以及人类学系等。

哈佛大学的教授队伍中，就创建一个新研究领域的贡献而言，几乎没人能够和费正清相提并论。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学者和教师身份，但最为人铭记的是他作为一个研究机构的创立者。他与同事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一位研究日本与早期中国史的历史学家，共同为本科生开设了一门东亚历史的通识课程，东亚史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稻田”文明。不过，这是一门针对普通学生的课程，修课的学生对东亚文明感兴趣，但无意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除此之外，费正清还开设了一门培养研究生有兴趣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的基础课程——清代文献学。

20世纪50年代，几乎没有学生具备用中文从事研究的语言基础，因此，费正清在东亚研究方向设立了硕士学位。攻读硕士的学生用中文从事进一步的研究，但他们还要上不同学科的各种课程。这些学生也参加讨论班，讨论班上要写论文。如果他们写出质量上乘的论文，显示出具备继续深造的潜质，费正清会录取他们进入博士课程。当优秀的学子完成他的博士课程之后，费正清帮他获得为期一年的博士后奖学金，有时间充实论文资料，并得到编辑的帮助，为出版成书做好准备，这似乎又回到了费正清刚起步时所做的一切。费正清开辟了两个研究系列，一个是面向大众读者的研究著作，即东亚丛书；另一个系列则是东亚专题研究丛书。

费正清的“推销工作”非常成功，游说基金会与慷慨捐赠者出资，支持建立、发展中国研究事业。在其他学科筹款设立专门研究中国教职方面，他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他的帮助下，创设了众多新的职位，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在政府系，珀金斯（Dwight Perkins）在经济系，我则在社会学系。他也积极促进法学院设立中国法律研究的教授职位，由孔杰荣（Jerome Cohen）充任。我们依次在各自的学科里培养出中国学知识的专家。

为了推进研究，费正清成立了东亚研究中心，这个中心不仅包括中国研究，还包含中华文化领域的其他地区（使用中文书写，拥有包括儒家思想的共同文化遗产），特别是日本、朝鲜和越南（曾为中国的藩属）。除了费正清自己的学生可获得一年的博士后资助，将论文完善成书，他也延请其他国家的杰出学者在此度过一年时间，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变为著作。后来，随着日本方面的资金捐助，研究日本的学者从东亚研究中心分离出来，成立了赖肖尔中心（Reischauer Center），研究朝鲜的专家同样成立了韩国研究所（Korea Institute）。东亚研究中心保持了中国研究的核心地位，1991年费正清去世后，改名为“费正清中心”。

我在费正清领导下曾做了几年东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1973年他退休后我接替了他的主任职位。费正清在他的时代将哈佛大学变成培养中国问题专家和推进中国研究的卓越中心。这个中心成为其他大学竞相效仿的模式，它创造了多学科的专家学者从事研究的架构，而这一切主要借鉴了费正清在写作《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的范例。

最初的受众与初衷

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势必会引起读者的兴趣。一部以编年体形式写成的著作被翻译给另一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阅读时，他们将有怎样的回应？我们在解释费正清这项精彩绝伦的研究——《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为何会吸引21世纪中国读者的原因之前，重要的事情在于 了解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毕竟它是写给20世纪中叶美国读者的作品。

这部著作出版于1953年，而最初的想法源于20多年前，当时的费正清还只是哈佛大学一名本科生。1936年，这个想法发展成一篇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该论文集中探讨了1854年海关税务司的创立。费正清最初接触这一题目源于那些从海关税务司离职的“中国通”们的建议，尤其是马士。一篇本科论文利用西文史料足以写成，接下来的几年，费正清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跟随蒋廷黻学习受益良多，更有机会吸收已出版的清代档案资料。直到1936年的博士论文完善成1953年的著作时，作者的目标变得更为宏大，超出了海关税务司的创建，尽管其仍是本书最重要的核心内容，进而去探讨更广阔的那些塑造中国近代史的制度因素。

1936至1953年间所发生的一切，也促使费正清试图用他关于海关税务司创设的研究回应新的问题，当时他新的职位是哈佛大学教授，而不是牛津大学的学生，需要他用著作去影响美国读者。当我们60多年之后重读这些重要著作时，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研究以及关于那个时代的研究。《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亦不例外。费正清以1943年通商口岸的终结作为该书开篇，指出当前恰是评估百余年来通商口岸体制的绝佳时机。这本书另一同样重要的时间点是1949年。费正清希望通过他的通商口岸和海关税务司研究为20世纪中叶的美国人提供当时中西关系的历史情境。费正清尤其希望解释令多数美国人困惑的问题——为何中国拒绝了“西方”，选择了共产主义。

为了弄清中国对西方的“排斥”，费正清超越了外交史与制度史的探寻，考虑到意识形态的因素。他发现，在清朝与英帝国的互动中，双方的冲突在于彼此的世界秩序观念完全不同：一个是普世的道德政治秩序，另一个是民族国家体系。在费正清看来，以中国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完全体现于朝贡体系的制度之中。中国和西方政治秩序愿景的冲突亦体现在双方经济理念上的差异，中国宣称无所不有，抑制商人，而英国则促进自由贸易。费正清研究的时段，从1842年第一批通商口岸开埠，到1854年海关税务司设立，标志着“两个单边体系——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格局经历了变迁”。费正清描述了同西方接触之前中国社会相当稳定的政治秩序，认为这种政治秩序在1842至1854年间的过渡时期开始崩溃。他断言，“如此超稳定的社会如果不从整体结构上完全摧毁，并加以重新建设，想重塑它的任何部分都不可能实现。”

为进一步理解中国的观念与制度，费正清极力纠正他所发现的关于中国的根本误解，这些误解往往发生在那些没有受过中国语言和文化训练的美国学者身上，特别针对将中国设定为与其他民族国家并无差别从而进行比较研究的社会科学家，费正清着重强调中国儒家君主制的独特性。费正清鄙视这些自封为“远东专家”的学者，认为他们和19世纪中期目光短浅的中国“夷狄专家”别无二致。

因此，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着手培养新一代的汉学家，他们懂得中国语言，理解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社会的独特性。费正清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中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观念，后又在其他论文和著作中进一步条理化，并渐趋流行，成为影响美国学界数十年研究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权威框架。20世纪80年代，柯文（Paul Cohen）将费正清的视角概括为中国近代史的“冲击—反应”模式。换言之，费正清研究时段内西方对中国的冲击是推进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重要动力。在费正清的时代，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是“无力”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术研究中，无论主动还是不自觉，通常把中国和日本进行比较，而后者通过迅速而剧烈的工业化以及接纳西方制度有力回应了西方。不过，站在当代的立场审视这段历史，中国的回应似乎完全不同。今天，历史学家们需要去寻找中国成功的线索，而不是失败的祸根。

探讨后世学者对费正清观点的批判之前，这本译著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费正清的观点与同时代中国同行的看法不谋而合。费正清有关朝廷和精英联合对付民众的描述已被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所接受。他刻画的吴健彰是某类寄生性的商人官员，这与当时中国批判清朝官场和通商口岸腐败的观点一致。同样，费正清认为1860年之后“以英国为首的缔约国千方百计延续北京在国内的完整主权统治”，其目的在于保障他们通过条约所获得的特权，这与《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前一年出版的胡绳的著作立论相同。

后世批评

若论在美国学界对中国历史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形成过程中的影响，费正清之外无出其右，他在这一领域的影响长期存在。如今北美学界正在探讨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正是源于费正清在60多年前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变化通常发展更为缓慢，而费正清的观念或者其观念的缩影，仍然是广为接受的中国历史观。

作为本能反应，许多受多元文化熏陶的现代美国学者，对费正清某些总体论述中所批判的观点持有天然的反感。几乎没有学者愿意承认中国是一个“迥然不同的社会”，中国社会中的发明家、企业主以及法治程度都还没有进入全盛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学界受众往往会发现费正清那些令人不安的论调，而当代中国的作者却乐于提供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无力应对西方冲击的辛辣批评。

就学术研究而论，第一波对费正清的攻击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些攻击的背景是美国发动了越南战争。当时批评美国的言论甚嚣尘上，随之波及到对19世纪侵略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批判。最尖锐的批评来自周锡瑞（Joseph Esherick），他将矛头指向认定费正清回避了西方帝国主义削弱19世纪中国的事实。恰恰相反，费正清认为西方帝国主义为中国本土社会提供了潜在的刺激。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费正清发现中国出现了联合统治的局面，并不是全部由西方帝国主义所独霸。费正清把这种“满—汉—西方”的联合统治称为“共治”，并认为海关总税务司的“共治”已经制度化。尽管费正清与现代中国学界的历史解释存在一些共同点，但他还是旗帜鲜明地寻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帝国主义理论不同的另一种解释。针对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对费正清的批评，他本人拒绝强调帝国主义弱化影响的不合理性。

第二波对费正清的修正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将矛头指向他提出的朝贡制度的性质。费正清在某种程度上高度强调中国与“内亚”互动经验的重要性，认为朝贡制度主要适用于中国的“内亚”邻邦，而当这种制度需要适应东南沿海的英国侵略者时，它阻碍了创造性回应新挑战的所有努力。不过新一代的学者，包括米华健（James AMillward）指出，费正清忽略了中国及其“内亚”邻邦之间互动的方式，这些方式并未受到朝贡制度的制约。这些学者认为，清朝继承的“内亚”遗产要多于汉族遗产，更关注一系列的意识形态、政策方针以及不能归为汉族中心主义或以朝贡制度为基础的实践活动，如《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清朝宫廷与藏传佛教的关系、清朝的平准战争，等等。

全新旨趣

费正清对中国近代史的阐释集中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以及其他著作之中，可能不会再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占据美国学术界的主流地位。不过，他远远超过20世纪中叶同行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事实，或许使我们有机会从全新视角走进费正清的这部杰作，反而可得到新的见解。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书中探讨的一些小问题和细枝末节至今仍未过时。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其他令他们产生共鸣的内容，但我们认为下列几点与近现代的学术研究联系最为紧密。

首先，最近关于帝国和帝国主义的比较研究更加细化了帝国主义的理论视角。伯班克（Jane Burbank）和库珀（Frederick Cooper）认为“帝国中间人”在帝国的建构与维护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都市”里薄弱的帝国官员群体只能通过吸纳当地精英统治辖区人口。因此，新近的研究在不否认帝国主义高压方面的同时，也关注一些地方层面的协商机制。正如费正清乐于强调的那样，来自“内亚”的征服王朝一再地在中国掌权，却从未破坏先前的政治结构。帝国主义在某些方面究竟如何运作，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与费正清的“共治”概念有相通之处，尤其通商口岸时期中西“共治”概念并不纯然是西方的创造。事实上，最近方德万（Hans van de Ven）对中国海关进行了全面研究，他赞同费正清的说法，即海关是清朝政府实践的基础，包括对强权局外人的委任，认为“费正清分析的某些因素依然具有生命力”。因此，费正清将海关税务司视为中英共创机构的定位与最近关于帝国主义如何运作的研究不谋而合。

其次，尽管费正清基本上以两个截然对立世界的秩序冲突为前提，但他对于19世纪中期通商口岸生活的生动描述却显示出文化的让步、协商与杂糅。他刻画了中英双方在语言、文化上的误解以及彼此创造性的适应。他写道：“典型的上海人是真正的混血儿，既非东方亦非西方是他们的标准特征。”这些旁白式的描述经常在文中出现，使枯燥的外交史变得生动活泼。但费正清也想说明，1842至1854年间国际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既不是清朝模式，也并非英国模式，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彼此适应。如果费正清这本书写于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他或许会把文化混杂作为叙述的中心焦点。事实上，虽然费正清没有明确提出文化混杂和创造性适应，但他的描述与怀特（Richard White）的“中间地带”概念不谋而合。怀特使用这一概念描述了处于同一物理和时间空间内两种政治—文化实体在边界相遇，却没有任何一方有足够的力量去支配彼此的互动。这正是费正清所描绘的1842至1854年间中国通商口岸的情形。

第三，费正清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贸易在东南亚的扩张是对朝贡体系的第一次打击，预言了日后中国侨民研究（或称海外华人研究）成为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研究进展最快、最为重要的领域之一。费正清在此处着墨不多，只是强调1500年以前中国的贸易扩张，反而最近的研究开始关注1500年之后的海外中国商人以及他们在欧洲帝国主义时代的东南亚地区变得日益重要。某种程度而言，费正清并不能继续深化他的观点，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他要被迫放弃朝贡制度是中国与邻邦之间互动的根本形式这一论断。事实上，数十万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人绝大多数不会把自己想象成朝贡制度的参与者。最后，我们希望21世纪的中国读者在阅读这部费正清的精深著作时至少从两个方面有所获益。

费正清从多元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写作历史的模式。《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部传统的外交史著作，但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尽力站在中英双方的立场，以便读者对此能有更为深入的理解。费正清突破了传统外交史的藩篱，试图从一方的角度解读另一方的文化语境。作者通过深入钻研多种语言的档案才能写出这样的历史著作，能够在迥然不同的官僚体制下审视同一事件。对现代中国的读者而言，这本书的最大用处在于揭示了英国方面的情况，尽管它也提供了一种至少尝试写作中立历史的模式；无论我们怎么认为费正清在这方面的失败，他毕竟做出了真诚的努力。此外，他让读者了解到双方各自的看法和动机。通过利用书中传主的详尽资料，费正清提醒我们，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都不是统一的整体，英国外交官有的直接来自伦敦，有的则出生和成长于印度；清朝的外交官员有的是满洲亲王，有的则是广东商人。

现代的中国读者亦可通过阅读此书了解20世纪中叶美国的诸多情况。正是这个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在世界舞台上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但当冷战帷幕拉开，它却饱受空前的焦虑困扰。这个国家只有极少数人——外交官、商人、传教士和学者具有在中国生活的丰富经验，而绝大多数人几乎对中国一无所知。1945年，中国是美国的坚定盟友；4年之后，它却莫名其妙地成为“排斥”美国的危险敌人。《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出版于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的1953年。在这种情况下，费正清解释了莫名其妙的原因，帮助美国读者了解为何中国“排斥”美国而选择了共产主义。这部中文译本的问世，中国读者可以借助费正清了解20世纪中叶美国的状况及其焦虑的问题。

是为序。（资料来源：《史学理论研究》199502）

【谢选骏指出：上文胡说，因为中国并未“排斥”美国而选择了共产主义，相反，是中国惨遭苏联红军奸淫掳掠，被共产主义蹂躏彻底了。根据类似的历史经验，不会有人说“中国选择了五胡乱华、安史之乱、蒙古人和满清人的入侵”，除非，是汉奸卖国贼才会这样说。】

【【15、费正清理解的明朝朝贡体系】】

《明朝的朝贡体系，看费正清的理解，那些你不知道的事！》（2019-05-20 快资讯）报道：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传统中国朝贡关系的研究著作，这在国际学术界中逐渐奠定了费正清模式的朝贡体系研究框架，也形成了用“朝贡体系”一词来明确界定中国世界秩序的学术规范。费正清关于朝贡体系的研究散见于他的各种著作当中，归纳起来，他的朝贡体系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他认为中国推行朝贡体系的思想根源是中国的“华夏中心主义”意识，即长期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这种世界秩序是等级制和不平等的，正是由于中国的自我中心意识和思维才导致了中国难以适应民族主权国家的国际秩序。

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人与其周围地区，以及与一般非中国人的关系，都带有中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优越的色彩。中国人往往认为，外交关系就是向外示范中国国内体现于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相同原则。因此，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像中国社会一样，是等级制的和不平等的”，“中国的世界从一开始就是等级制的和反平等主义的”。基于这种认识，费正清认为，“近代中国在 19 世纪和 20世纪难以适应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部分是由中国的世界秩序这个重要传统造成的”。他还认为“天子全智全能的榜样和德行所具有的神秘影响力，不仅遍及中国本土，而且可以超越中国疆界，普及全人力，给予他们和平与秩序。尽管这种影响力已逐渐衰微，但仍然是以天子为中心的等级制度的组成部分”。

其二，费正清同样强调贸易在朝贡中具有重大作用，他认为“在中国和蛮夷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商业性的关系与朝贡密切相关”，在中国与外邦交往过程中，相比于中国统治者的行为动机而言，蛮夷国家更加看重这种经济利益。

例如：费正清在《论清朝的朝贡体系》一文中，曾明确指出“贸易和朝贡是中国对外关系体系的两个方面，中国统治者更加看重朝贡的道德价值，而四夷则更看重朝贡的物质价值，双方的利益满足了各自的需求，因此朝贡体系能够持续运行”。“外国必须把与中国的贸易视为皇帝给予他国统治者的一种恩赐，外国统治者必须遣使进京，举行朝贡礼仪。只有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中，经济关系才能得到正式认可”。

其三，在费正清论述的中国世界秩序中，他尤为强调中国皇帝的德智、传统文化、礼仪在这种政治依附关系中的重要性。在朝贡体系的等级制社会秩序的维持和运行之中，皇帝的德行尤为重要，正当的礼仪会使他人在内心中确认统治者的权威，而参与中国世界秩序的异族统治者都必须遵守适当的礼仪，所有这些礼仪合在一起，便形成了朝贡制度。

纵观费正清的一系列著作，可以发现费正清对于朝贡体系的研究几乎大都以讨论清朝的朝贡体系为主。这也许恰恰是费正清看到了清朝朝贡体系内部运行的独特性，所以，他以清朝的朝贡体系为突破口逐步剖析传统中国的朝贡体系。但是，由于费正清开拓和奠基了朝贡体系的研究方向，使得学术界在研究传统中国对外关系和古代东亚国际政治中长期奉费氏研究路径为圭臬，这就导致了朝贡体系的学术研究迟滞不前的局面。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开始反思和批判费正清的朝贡体系研究模型，比较突出的是最近清华大学的张峰在《解构朝贡体系》一文中对费氏朝贡体系框架的批判。由于朝贡体系在帝制中国不同王朝推行的背景、目的、方法、形式以及功能和作用的不尽相同，这使得仅仅是用朝贡体系的单一宏观的历史叙述来描述和解释不同时期朝贡体系的纷繁复杂形态难免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过，与其说是费正清等人奠定的经典传统导致了这一局面，还不如说是因为后来的研究者找不到另外一种比朝贡体系更能描述传统中国世界秩序的研究路径造成了这一局面。

应该承认，费正清对朝贡体系的研究并非就是如同一些学者所说的“是一个静态的框架，缺乏变化的意识，反映的主要是中国朝廷希望看到的世界秩序”。至少在张峰对费正清的批判中忽视了费正清的两个潜在的有可能开拓出新的研究路径的重大贡献，其一，就是费正清曾强调在朝贡制度掩盖下的朝贡贸易蓬勃发展的事实，以及最终朝贡贸易相对于朝贡制度的胜利，这其实为滨下武志研究朝贡贸易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学术研究基础，而就在上世纪 90 年代，滨下武志已经较为成功的从朝贡贸易的研究路径中开拓了朝贡体系研究的新方向，并且在目前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研究路径；其二，费正清也看到了朝贡体系具有防御性的功能，只是相对于朝贡的防御性质而言，他更为强调的是朝贡的礼仪文化作用和华夏中心主义的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张峰对费正清的批判不乏有“为批判费正清而批判”之嫌。

所以，费正清的朝贡体系研究观点虽然主要集中于对传统中国华夏中心主义的历史阐释，但也包含了许多值得我们后人继续为之利用和探索的学术宝藏。从这点来说，费正清的朝贡体系研究虽然在学术界处于主流研究地位，有垄断学术研究话语的色彩，但是只要我们全面的系统梳理和归纳费正清有关朝贡体系的所有思想和观点，在解构费正清的朝贡体系之前充分利用和吸收他的研究思想。那么，我们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去深刻认识朝贡体系的历史原貌。

【谢选骏指出：朝贡体系并非某种思想观点，而是“中国秩序”——是“中央国家对于四夷辐射的同心圆”。】

【【16、1946年对国共两党命运如何分析】】

《1946年美国学者费正清对国共两党命运如何分析》（2011年04月07日  国际在线）报道：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费正清（1907-1991）曾研究中国问题60余年，撰写了不少有关中国问题的有影响的著作。1946年10月27日，他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来自中国心脏的挑战》，是为当时在美国影响很大的《中国惊雷》一书写的书评。该书同年1月由美国斯隆出版社出版，主要反映当时中国革命的情况，作者是美国《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驻中国的两位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笔者在哈佛大学档案馆找到了这篇书评的原稿以及20世纪40年代费正清发表的其他有关中国革命的论述，并作了一些对比分析。同费正清同期其他学术著作相比，这篇书评集中反映了他在40年代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是这一时期他有关中国革命和国共两党比较充分的一次论述。

一、认为国民党“必将失去政权”

20世纪30年代初，当费正清旅居中国时，就曾分别同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和伊罗生等人讨论过当时中国的形势，并一同外出考察。40年代费正清两次来中国，任职于美国战略情报局和美国驻华使馆。他曾经认为，国民党势力强大，能够消灭共产党，但耳闻目睹了国民党及其政府的专制腐败后，认识开始发生变化。

费正清1943年8月所写的笔记表明，他已认识到国民党已经丧失人心，看到了中国民心的向背。他写道：“我对现政权已不存在希望，因为从感情上，它已失去广大人民的信任，而且也不能给人民带来任何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个政权已经千疮百孔，腐朽不堪，并且没有足够的有识之士来挽救残局，因此，它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

在为《中国惊雷》所写的书评中，费正清尖锐地指出了国民党当局的专制腐败。“从前对国民党政府的揭露都不彻底”，该书“真正揭开了盖子。美国公众可以看到他们以民主的名义支持的是多么专制独裁的政府”。《中国惊雷》犀利地批判国民党说：“领导层腐败透顶，秘密警察制度残忍，蒙蔽群众，不管人民死活。”费正清和国民党当局上层人物交往较多，了解其腐败内情，他评论说：“这些记述非常生动。”

关于国民党当局的前途，费正清在书评中说，因为国民党依赖地主，而地主又依靠农民供养，在中国农民运动的问题上，国民党陷入困境，不能动员民众抗击外敌，“必将失去政权”。

二、认为中国最终会选择“毛泽东的民主”

20世纪30年代初，费正清已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但是，当时他是不相信共产党的。1934年10月，他在写给史沫特莱的信中说：“我不相信共产主义会对这个国家有帮助，因为，这里没有人能够实践共产主义，共产党人也不行。”1942年10月，费正清到了重庆，他对当时局势变化的预测仍然是“共产党很可能为国民党所摧毁”。然而过了一年后，他对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新的认识。1943年底，费正清从中国回到华盛顿，作出了“中国革命是内生的”这一政治判断。他的意思是中共不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傀儡，中国革命有着自己传统的和现实的基础，“绝不是CC系和戴笠的军统特务的高压政治所能绞杀的”。

在这篇书评中，费正清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有吸引力。他比较分析了国民党的所谓民主和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认为“共产主义宣传更受欢迎，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比国民党的民主更有吸引力”。他还认识到民心向背决定着政权的存亡，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法宝--群众路线。“共产党人以史为鉴，与农民保持了紧密的联系。这个党深入乡村，发动群众。这是国民党和日军难以想象的。”

费正清对白修德和贾安娜看好共产党表示认同。在《中国惊雷》一书中，白修德记述了考察延安的感受：“国民党声称延安搞专制主义，有秘密警察，有集中营。这些东西国民党自己有，却矢口否认。我在延安没有发现这些东西。我在那里几个星期，但在那里几个月的美国人也没有发现像重庆国民党那样的专制机构。”白修德和贾安娜还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实践者。”费正清认为他们认识到了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兴起。

费正清看到了中共领导的民主政治取得成功的历史趋势。他在20世纪40年代就同周恩来、聂荣臻等中共领导人有过接触，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了解也日渐加深。当然，从他的思想深处来说，他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不认同和不支持的，曾坦言：“在我们中间，谁也不想支持共产主义。我们所希望的仅仅是容许反对党在正常情况下存在，来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在书评中，费正清亦强调了这一点：“蒋介石的民主不是我们所要的，毛泽东的民主也不是我们所要的”，但是，他已意识到“中国最终会选择后者，尽管我们支持前者”。

三、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对美国人来讲也是一场悲剧”

经过对中国革命的考察，费正清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从而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怀疑。“我对中国政治的了解，再也不是抽象的了。我了解了具体的人，认识了当时的局势。这使我对美国的政策产生疑问。”1946年11月1日，费正清写信给贝克曼，提出“不应再将支持蒋介石作为团结的基础，相反支持他会使团结的基础动摇”，“我们都有义务使得美国公众明白这一点”。

在书评中，费正清批评了当时的美国对华政策。他认为，美国援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局是自毁形象。其使用美国制造的飞机、培训的飞行员、制造的燃料，“对美国人来讲也是一场悲剧”，因为“东方人会从美国在中国支持谁判断美国人的道德、意图、信仰”。他用嘲讽的语气说，美国人很聪明，能够制造飞机大炮，但搞政治时很愚蠢。“先进的中国人看到美国把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交给反民主的势力滥用，非常痛心。”在书评的原稿中，费正清还认为美国人如果意识到自己“未能分清是支持多数人还是支持当权的既得利益者时也会非常痛心”。他赞同《中国惊雷》一书分析的美国对华政策的严重后果，并强调这是“灾难性”的。他还批评了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认为其所作所为“给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工作带来了后遗症”。在1947年7月2日的《远东观察》上，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在亚洲抵制共产主义，其实质是美国人在和亚洲人民作对”，正是美国人自己丧失了和共产党友好的机会，把中国人推向苏联一边。

四、认为“美国的民主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在20世纪40年代，费正清已开始意识到解决中国问题不能用美国模式。他在书评中指出：“美国的民主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他看来，“认为中国能够而且必须推行西方的民主模式是非常愚蠢的”。在1947年7月2日的《远东观察》上，费正清进一步提出：“在亚洲推行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不符合亚洲原有的传统，超出当地的条件。”

费正清还提出了中国的现代化不应该是“美国化”。1946年2月11日，他在美国驻华新闻工作的几点指导意见中说：“现代化，而不要美国化。我们认为对我们有益的事物未必也对中国有益。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应当是：把科学与民主结合起来，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应用于中国大众的生活。”

在书评中，费正清认为，美国人在中国的失败“首先是对中国的认识错误”。他认为自己要做的就是“帮助美国人接受中国生活的事实”。他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自传中说：“在过去50年里，一直致力于理解中国”，“共产主义在美国是邪恶的，而在中国却是有益的，我对这一结论的真实性深信不疑。这导致我提出了另一看法，即中国和美国是有着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国家--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费正清对中国革命形势所作的比较冷静、客观的分析，出发点仍是为美国对华政策和“自由主义理想”服务的。比如1951年5月，他在《哈佛校友通讯》上发表的《反思亚洲政策》一文中就说：“我们的基本目标是支持全世界范围内有法治保障的个人自由和体现我们的信仰的社会发展。”尽管如此，他在这篇书评中所表达的见解，对国共两党历史命运的分析和看法，是在1949年国民党败逃和美国承认对华政策失败的两年前，相对于当时的美国政府，应该说费正清还是有他的预见之明的。〔作者路克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北京100871〕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猪一样滴愚蠢，以为中国会有美国式的选举。殊不知“中国式的选举”就是“改朝换代的暴力革命”，你可以叫它“大陆会议颁布独立宣言”，但那绝不是十三州代表的投票决定的，而是来自一个武装集团的号令。】

【【17、费正清中国回忆录】】

《不是中国在呼唤我，而是我在呼唤中国——费正清中国回忆录》（李小丢 2013-10-09）报道：

费正清是何许人也？在维基百科费正清词条下面第一行居然是大大的提示：“本条目的主题不是费玉清”，令人不禁莞尔。作为头号“中国通”的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费正清本人就和他的大历史观点一样，常常被人误解。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费正清频繁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板砖：在美国，麦卡锡主义者指责他是“丢失中国”的人之一；台湾学者胡秋原等人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攻击他是“披着学者外衣的共产党同路人”；苏联说他是“资本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大陆方面则批判他是“美帝国主义的第一号特务”。然而费正清却把这些批判当成是赞誉，作为一个有独立意识的历史学家，他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和复合多维的学术观点注定不可能被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所接受。但是他清楚地知道，史学家的存在不是为了讨任何人的喜欢，用一句中国古话来说：“史者，宇宙公器也。”他只需要做好秉笔直书的本分，其他的自会有历史来定夺。

作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亲历者和观察者，费正清不仅在记录历史，同时也在思考着未来中国的走向。我们常常被他精准的预见性所折服，例如1949年建国之后，他曾经对共产党执政将遇到的问题作出预测，分别是：人口问题、官僚腐败的问题和强调思想统一，使整个民族丧失创造力的问题。当然费正清并不是天生的预言家，他也有漫长的围着中国古老的城墙打转，而不得其门而入的时期。到北京的第一年（1932年），他和妻子费慰梅积极地学习中文，享受着异国生活的快乐，尽管已经有种种明显的迹象，但他们只是到了事件发生之后，才慢慢意识到日本侵略和社会革命即将在这片土地上猝不及防地爆发。

在这部1982年出版的唯一的自传中，费正清摒弃了《剑桥中国史》等学术著作中官方和正统的史学观，而经由深刻的历史解析和微妙的私人情感的结合，更多的体现了他个人的观点。这不仅是一段五十年的回忆，更是费正清对于自己学术体系形成的一次系统梳理：他是如何从懵懵懂懂跟在历史车轮后面的记录者，成为建立在精通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之上的观察者的。在跟随他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阅读历程中，读者也仿佛拿到了一把通往现代中国的钥匙。

费正清能够快速、准确地接近现代中国的本质，源于他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入交流。在与蒋廷黻、胡适、梁思成夫妇、费孝通、金岳霖等人的交往中，他逐渐摆脱了西方价值观体系的影响，形成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结合中国现实国情，深刻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得失的观念体系。余英时评价说：“这种历史观念贯穿了费正清的一生，也影响了他的学术事业——东亚研究中心和他在中美关系中所持的立场。”

从《马可?波罗游记》开始，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始终建立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之上，而费正清毕生所致力于建立的，是一种全新看待中国的方式，他说：“任何一种新的中国的世界观，必然是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世界观，而不是地区性的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正如青年费正清对中国的心声：“不是中国在呼唤我，而是我在呼唤中国。”我们不再对立，我们彼此相溶。（刊于9.28 《周末画报》771期）

【谢选骏指出：不是中国在呼唤我，而是我在呼唤中国——这多像毛泽东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啊。可见在那个时代，是条狗都在狂吠、想要蹂躏中国。】

【【18、海外汉学家见知录】】

《美国的“头号中国通”费正清——海外汉学家见知录之八》（陈友冰）报道：

费正清（约翰·金·费尔班克JohnKingFairbank1907——1991)，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学博士，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美国的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被誉为“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还曾是美国政府雇员、社会活动家、政策顾问。从他进入牛津大学直到1991年去世，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他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其代表性论著有《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清代文献》、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与邓嗣禹等合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中美两国的相互影响：历史评述》、《中美关系展望》、《美国与中国》、《剑桥中国晚清史》、《观察中国》等。其中《美国与中国》、《剑桥中国史》、《观察中国》等著作在学术界占据了重要地位，并影响了国际舆论对中国的看法。其关于中美关系的论述影响了整整几代美国学者和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而他创立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更是中国访问学者的摇篮。

一、终生致力于“中国学”的人生道路

1907年5月24日，费正清生于南得克萨斯州胡龙镇，父亲亚瑟·波·费是位牧师，母亲罗莱娜出生于德克塔，在芝加哥就学，最后又回到故乡任市镇律师。费正清是他俩的独生子。母亲罗莱娜对费正清的成长影响很大。她是美国大学妇女协会成员，随后任该协会一分支机构主席。罗莱娜毕生为争取妇女权利而工作，参加妇女选举权的游行和示威活动，组织各种集会，是位政治上相当活跃的人物，费正清后来的从政志向都与其母亲的引导有关。

费正清早年立志跟随其父从事教会工作，1925进威斯康星大学，1927转入哈佛大学主攻文科，包括希腊语、历史、哲学、政治、艺术和经济。1929年秋，费正清获得罗兹奖学金，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他的专业方向改为东亚研究，但当时他尚不具备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好在当时牛津大学的学位论文不要求参加考试，也不要求相关的学术经历。费正清在牛津大学的两年研究收获甚丰，他把现代中国作为研究主题，以中美外交和机构史为新视点，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海关的起源》正是从以上三个方面探讨中美关系的发展史，突破了传统汉学的局限，具有相当的创新意义。

费正清认为中国研究不应只局限于西方的资料，还应依靠中国本土的资源，考察中国的观点，这自然要求掌握汉语和在中国的生活经历。牛津的治学研究队伍十分有限，而且没有汉语课程。于是费正清向罗德奖学金委员会提出申请，罗德奖学金委员会批准了他的申请，费正清成为第一位在远东地区的罗德奖学金学者。1932年2月，费正清来华，一面进修汉语，一面考察中国海关贸易。7月，在北平与未婚妻威尔玛·D·坎农（Wilma Denio Cannon，费慰梅，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结婚。从1933年到1935年兼职清华大学经济史讲师，其间在北平结识了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北平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研究员丁文江等人，并与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和物理学家周培源等结为好友。费正清和他夫人费慰梅的中文名字皆是是梁思成所取。1935年圣诞节，费正清夫妇离开中国返美。1936年1月，他回到英国牛津，获得了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这篇论文后经过修改、补充，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为题，于1954年出版。获得博士学位后，费正清于是返回哈佛大学任教。从1939年起，他与赖肖尔一起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东亚文明课程。此时，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个月，他被征召到情报协调局(美国战略情报局前身)工作，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被派往中国，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并兼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再度来华，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8月，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担任区域研究(中国)项目的第一任主持人。1955年，他取得哈佛大学的支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并且亲自出任主任，该中心在1977年费正清退休时，改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二战结束后于1946年返回哈佛大学任教。1955年在福特基金会支持下主持成立东亚问题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后来还获得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并于1961年更名为东亚研究中心，后于1977年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资纪念。在他直接或间接主持研究中心的几十年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为美国东亚问题研究的学术重镇。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后的，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自1949年后首次重访中国，是新中国首次接待的美国学者。1991年9月14日，因心脏病发作逝世。在临终前两天将《China: A New History》交付出版。

二、“中国学”的研究成果与贡献

费正清是研究近代中国“中美关系”的巨擘：谈中美关系，不能不谈费正清；在美国研究中美关系，不能不读费正清的书。在美国目前最为活跃的“中国通”中，有不少都是他的学生，或者是他的学生的学生，这些人已成为美国研究中国的中坚力量。他的著作近年来几乎被全部译为中文，影响越来越大。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考察中国，他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皆出自其门下，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亦始于费正清。

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经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其论著大致可分四类：

第一类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他的一些学术论文及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专著。其代表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这一两卷本的重要专著，是费正清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论述了1842年至1854年间外国列强在中国强迫开放通商口岸的过程。

第二类是主要为学生和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编写的关于中国研究的提要目录和文献介绍，如他与刘广京合编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是关于中国历史文献书目介绍；《清代文献》是有关中国历史文献注释与译文的教学参考资料，是特别有助于研究生的参考书；与邓嗣禹等合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也是这一类著作的代表。

第三类是为教育广大公众写作的关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著作，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美国与中国》。从篇幅上说，第三类著述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占的分量最大。这类著作依据的是第二手资料，是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并把这些成果融会贯通在费正清自己的解释框架之中的产物。

第四类是直接论述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走向、提出政策建议的文章。这些文章与一般的时评文章不同。他总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来阐述问题，论述当前问题的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而不是就事论事。这些论文在发表以后多被汇集成册，如《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等，其他著作还有：《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中美两国的相互影响：历史评述》、《中美关系展望》等。

下面撮其要者略加简述：

1、《美国与中国》（第五版）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时间2008年版。

这是费正清的第一本“中国学”专著，也是他多年研究所著的一部研究中国历史及中美关系的力作，它是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包括“引篇”：中国景观；第一篇：旧秩序（中国社会的本质，孔孟之道，异族统治与朝代的更迭，政治传统）；第二编：革命过程（西方的侵入，叛乱与复辟，维新与革命，国民党的兴起，南京政府，共产党的兴起）；第三编：美国与人民共和国（我们历来的对华政策，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垮台，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秩序力，求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第二次革命，前景：中国和我们自己）。

该书并没有像一般历史著作那样追求细节的翔实，而是提纲挈领地简略介绍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演变、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中美关系的过去和现状，这样的介绍正符合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了解不多的美国公众的需要。本书第一版于1948年问世，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获得较高评价，被称为经典著作。

此后，他又不断补充修订，在1958、1971、1979、1989年分别出了第二、三、四、五版，发行了数十万册，成为西方有关中国问题著作中最畅销的作品之一。后来尼克松在准备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时，《美国与中国》也是他了解中国与中美关系的二三种参考书之一。

费正清随着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不断思考研究中国社会，其表现之一就是不断修正、丰富《美国与中国》一书的内容。在此后的几次再版过程中，费正清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30年的历史，完成了对中国历史从传统到现代的完整考察。《美国与中国》研究的是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并从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分析中美关系。作者的目的在于通过介绍、分析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状，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从而消除中美两国的隔阂和误解，进而改善中美关系。

2、《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版。

本书《剑桥中国史》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0卷和第11卷，起自清代的道光时代，止于辛亥革命。内容为：第一章导言：旧秩序（历史和中国的革命、旧社会、行政、对外关系）；第二章：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清帝国在亚洲腹地、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第三章：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人口的压力及其后果、教育、庇护制与社会晋升之路、嘉庆的改革、危机的征兆：漕运、货币制度与税收制度的混乱、叛乱的根源、中央的软弱与学术界的新趋势、魏源——经世致用论与今文经学研究的范例、保卫边疆是关心的新焦点）；第四章：广州贸易和雅片战争（广州贸易的特点、贪污腐化和公所基金、英—中垄断商人、垄断制的告终、鸦片贸易、律劳卑事件、关于鸦片问题的争论、广州查封鸦片、走向战争、战争的第一阶段、赎回广州、战争的最后阶段、中国战败：南京条约）；第五章：条约制度的形成（条约制度的透视、1842-1844年条约的缔结、条约口岸的开放）；第六章太平军叛乱；第七章中俄关系1800——1862年；第八章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第九章清代的中兴；第十章自强运动：寻找西方的技术；第十一章：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

费正清不仅是《剑桥中国晚清史》撰稿人，也是这套15卷本的《剑桥中国史》策划人和主编之一。（另一位是与英国历史学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中文名字“杜希德”）。《剑桥中国史》从1966年开始策划到1991年最后一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付印，为时共25年，参加撰稿的为来自世界各地12个国家的100多位中国研究专家。每卷都由学科专家执笔，最后由资深编辑总成，向世界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从1985年起，这套“超级专题论文集”(费正清语)的中文译本的各卷在中国陆续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欢迎和好评。尤其是晚清、民国以来各卷的某些观点，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发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3、《中国：传统与变革》（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美）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著，陈仲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版。

内容包括：作者前言；第一章：中国概况；第二章：古代中国文明的诞生；第三章：古典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第四章：秦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国；第五章：帝国的再生；第六章：晚唐与宋-中国文化的全盛期；第七章：汉人与胡人-蒙古帝国；第八章：明代的国家和社会；第九章：清-传统中国发展的高峰；第十章：中国在19世纪时遭遇的入侵与叛乱；第十一章：中国对西方的回应；第十二章：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第十三章：从君主专制到军阀混战；第十四章：中华民国兴衰；第十五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译后记。

全书从上古秦汉一直叙述到20世纪70年代末。从比较史学角度探索了中国文化的源流，特别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演变，近代西方势力渗入后传统社会的变革等。

4、《观察中国》傅光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出版。

《观察中国》是一本论文集，包括作者中国研究的二十六篇论文。其中大部分是书评，多数刊登在《纽约书评》上面。但是，费正清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将这些书评合集成册，而是重新编辑、删减、修改，将零散的片断加以重新组织，于是，这些书评就被分成不同的关于中国近现代以来五大历史主题：1、新帝国主义观；2、毛的中国之内幕；3、正常化之路；4、文化大革命；5、余波：美国乐观主义的破灭。内容涉及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中国的革命领袖与其人民的关系，二十年的敌对之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文化大革命，近来一些美国人对中国问题做出判断的尝试，其价值远非单纯的论文集可比。

三、学术思想与学术活动

1、学术思想

费正清学术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讲求实证，不愿意构筑庞大的理论体系。人们无法理解，像他这样富有开创性的学者，却难以从他的著作中发现系统的学术思想。在1968年任第八十三届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中，费正清毫不讳言自己是主张经世治国的，他相信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他在自己毕生的学术研究中始终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强调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在费正清的一生中，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证明，欲了解今日的中国必须要了解中国的过去。费正清认为，那种以为中国的原始资料不可靠、甚至中国人的视野也不必要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西方人那种仅仅依靠英国、法国和美国档案史料来写中国学著作的做法，已经风光不再，对西方原始资料的依赖，反映了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他竭力推动新的研究，主张深入发掘中国的史料，开展对人口问题、社会流动问题、知识分子倾向、文化史、经济制度、税制、考试制度等问题的系列调查研究。

使用中国的档案、中国的原始资料研究中国历史是费正清所提倡的，费正清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但他的博士论文主要却是在中国完成的，他把发掘中国档案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部分。1932年他来中国时，故宫大内的档案刚刚开放，费正清成为最早使用这些档案的学者之一，很可能是第一个使用这些档案的外国学者。1933年他利用清廷大内档案用中英两文写成了第一篇学术论文《1858年条约以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17卷第2期上发表，这是费正清登上学术舞台的第一步。费正清根据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更是依据了大量中国档案而写成的。这部专著也许因为太专，不像《美国与中国》那样广为人知，但这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并牢固地树立了费正清作为晚清外交和制度史方面的杰出历史学家的地位。此后，使用中国档案研究中国历史成为费正清的一个学术规范。在他后来的一些学术论文中，如《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等无不如此。费正清不仅把中国档案作为一种资料来源，而且作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特征的重要依据。费正清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还引导、帮助和要求学生也这样做。

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与西方是不可割裂的，必须像学世界史一样研究这段历史，而把中国假想成与美国一样是错误的。正是由于坚持了中国的不同性，费正清才有效抵制了长期以来美国人在中国只寻找他们想寻找的这一倾向。费正清相信：越是更好地了解中国，就越能与中国和睦相处。

但在研究立场上，费正清是一个以西方人价值观来认识和研究东方的。它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在长期以来成功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从而使中国社会保持极大的稳定。当近代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机会时，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它闭关自守，排斥一切外来势力，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为此，费正清强调，西方的挑战对中国是一种刺激，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进步的机遇。他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确实始终贯穿了这一观念。在他的学术专著中，无论是《美国与中国》，还是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都始终持此观点。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一开始就提出，中国文化“既有传统的遗产，又受西方的影响，他们相互交织在一起”。认定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观点在美国和西方学者中相当流行，这实际上是“欧洲文明至上”观的反映相当流行，把持这种历史观的并非费正清一人，但费正清的影响最大。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年代后期，中国研究领域兴起了一股批判思潮，才有人公开对这一观念提出质疑。费正清部分地纠正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观点，承认自己的中国史观并非无懈可击，并在《中国新史》和再版的《美国与中国》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承认中国的近代化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

2、学术活动

费正清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活动就是创建在哈佛大学创建了东亚研究中心。作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不仅博学，而且也长于学术组织(有人戏称费正清是“学术企业家”)。费正清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有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为其坚实后盾，费正清所有的规划和设想，都通过这一中心操作、实施，影响了美国乃至西方现代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建设。费正清在美国高等院校中以哈佛大学为基地，筹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经费来自福特基金会。东亚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中国，同时研究日本、朝鲜和其他东南亚各国与地区，中心搜集了大量资料，特别是注重搜集中国近代、现代史方面的资料。搜集的资料中包括重大史实、人物传记和思想制度。这些资料都被整理成英文信息档案，供研究者共同利用。研究中心还出版了大批著述。自中心建立，最初20年共出版了图书140种。1970和1971两年就出版了43种，差不多每月出版两种，数量很可观，主要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本人的著作，大部分也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除以上外，研究中心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问题专家和硕士、博士研究生，更是中国访问学者的摇篮。

费正清另一个学术活动就是不遗余力，劝诫美国政府和人民关注东亚，认识中国，他一方面向学界同仁呼吁加强美国教育和学术界对世界的承诺，同时要求教育机构加大向美国公众的传播力度。1940年，费正清指出，如果把东亚列入美国的学校课程，将有助于美国民众认清美国在东亚的利益。1950年，他又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正确反应取决于对当代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刻理解。1970年，费正清再次呼吁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深入、全面地研究整个东亚地区和国家，以便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从越南撤军。1980年，他又强调东亚研究对改善美中贸易、文化关系的重要性，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费正清的学术主张反映了他关于学术研究应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观点。由于他本人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不可取代的崇高地位，因此，他的呼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府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曾在他的呼吁和倡导下，美国学术界和公众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美国对外政策的讨论。

费正清学术活动第三个令人瞩目贡献就是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费正清不仅开创了美国的现代中国学，而且也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并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52—1953年，费正清在日本学习语言，研究目录，最终与日本学者市古宙三教授共同编写了一部关于中国问题的资料集。60年代，他先后两次出访，访问了意大利、希腊、保加利亚、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一些处于学术发展阶段的“边远地区”，费正清帮助当地的研究者建立起研究中心。

四、学术贡献与评价

1、学术贡献

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自1929年以来，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均成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焦点。其学术贡献重要在于：

首先，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其次，费正清还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做出了不懈努力。在费正清的著述中，有关中美关系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占很大比重。他的论述影响了整整几代美国学人和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费正清主张美国政府尽早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转向“遏制而不孤立”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些主张凝聚着他多年来对中美关系的深入思考，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费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策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作为中美关系的专家、倡导者和阐释者，费正清致力于影响历史进程，而不是仅仅理解和解释历史。他遵循其导师查尔斯·韦氏勋爵的主张，即历史学家应利用其知识和研究改变现实。他坚持认为，为了美国的未来和世界的发展，美国人必须重新认识中国，重新审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费正清之所以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恰恰是因为他的思想和政策观点与决策者的务实、功利观点相悖。

费正清作为一位史学家，还致力于19世纪中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他探索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变故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整个过程。他还是一位资深望重的历史教员，桃李满天下。在哈佛大学教育了数以千计的本科学生，在他门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学者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任教的达一百多人。

费正清也极力推泛东亚研究，其中包括现代中国史研究。经过他的毕生努力，东亚研究获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大量的财政资助。除了加强学术意识和筹集资金，费正清还帮助建立了一系列的研究项目，如在哈佛大学推广东亚研究扩大该学科和领域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哈佛大学几乎可称之为他的学术研究基地。1979年他曾把哈佛描述为他的终生信仰。

费正清与中国的接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的著作影响了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在他的思想构成中有着许多因素，尤其是他的大众民主思想，“新政”自由主义得到知识界、学术界同仁的认同。

费正清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顶尖的学人，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和外交评论家；他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政策研究，是一位“两栖人”。他的中国观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物”，既反映了他特有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念、文化观念，又反映了他的特殊的历史经历，还反映了他在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态度。

费正清是一位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既要忠诚于学术，又要倾力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服务，这不能不使他陷入两难境地，也使他代表的“官学”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各方的批判。他的某些“激进”之举也会引起右翼政客们的强烈的不满。理解费正清与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他的观点随着形势的发展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因而也招致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责难。

作为现代中国学第一代学者代表的费正清，其开拓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功绩不可磨灭。但是，他自身的研究局限性亦不可否认，费正清领导的“哈佛学派”搞的主要是官方史，他们用的是官方资料，研究的是统治人物，反映了美国官方的观点。他的“冲击与回应”模式和他的著作实际上回避了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有违于历史事实，这一点也受到美国新一代中国学者的批判。费正清在与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接触过程中，也曾多次出现摇摆不定的时刻，这与其本人的社会经历、政治背景和学术生涯有着多方联系。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老了，不能与时俱进了，难免遭到主子的弃养了——他最后亲自把稿子送到出版社，上午送走了稿子，下午就送走了自己——进了最后的动物收容站。】

【【19、费正清和冲击-回应理论】】

《美国汉学界如何理解近代中国：费正清和冲击-回应理论》（王杉杉 经济观察报·书评）报道：

研究近代中国历史者，几乎无法避开费正清。作为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汉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费正清在20世纪下半叶的学术轨道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他所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影响深远，一度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的公式之一。新近出版的《冲击与回应》，即是费正清与其学生邓嗣禹在1950年代基于此框架编纂的两部史料工具书之一（另一本为《<冲击与回应>研究指南》。在海外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已成显学的今日，此书中文版与中国读者的见面，可以说姗姗来迟。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藉由此书重回1950年代，以此来回顾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汉学界如何提出“冲击-回应”模式，以及他们身处的历史现场。

费正清，1907年出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休伦湖，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和哈佛大学念书，1929年赴牛津大学攻读博士，以中英关系为研究题目，开始了对中国研究。1931年，费正清首次来到中国进行调查研究，并在中国结婚。1935年，费正清离开中国，在取得博士学位后，1936年前往哈佛历史系任教。二战期间，费正清在美国情报协调局研究分析处工作，并被委任为驻华首席代表，1945年又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1946年，费正清离开中国，并回到哈佛任教。1950年代，费正清获得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成立东亚问题研究中心（后改为东亚研究中心）。在费正清主持中心的18年里，培养了200余名学生与研究人员，这些学生毕业后几乎都在美国知名大学找到教职，有些如周锡瑞、易劳逸、史华慈等人还成为新一代知名的汉学家，占据了东亚研究领域的主流地位。1949年后，费正清极力主张美国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冷战背景下，费正清遭到美国麦卡锡等右派议员的攻击，指责其应该为美国失掉中国（lost China）负责。此后，费正清仍致力于中国历史研究，1960年代其所主持编纂的《剑桥中国史》成为影响力最大的中国历史书目。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费正清受周恩来邀请再次访问中国。1991年，在完成最后一部书稿《中国新史》之后，费正清因心脏病复发离世。

回顾费正清的学术及生命史，他不仅是一个历史学者，同时也是深度参与政治的亲历者。而费正清的研究之路，正是源于二战后的中国局势。

“伟大的中国革命”与费正清的研究之路

正如本书在序言中所言，“我们必须研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观念及其应对方法，但这只是近代中国伟大革命的线索之一 ”。在费正清眼中，近代中国的变局，促使中国士大夫阶层开展对西方文明的探索和学习，并以此作为在世界舞台打交道的手段，仅仅是中国激烈革命的前奏。费正清所亲历并真正关心的，是他来到中国后眼见为实的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战争中塑造的局势。

彼时，费正清曾作为政治官员参与对华政策，正是美国开始关心中国事务的关键几年。这期间，斯诺发表了《红星照耀中国》，正面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及根据地的面貌，在美国出版后影响巨大；费正清的学生白修德对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报道，亦使国民党执政能力饱受质疑；1944年美国“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以及美国中国战场指挥官史迪威与蒋介石不可调和的矛盾，都使美国政学界对国民党极度失望，以致在内战爆发初期拒绝为国民党提供帮助。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是个历史小人，因此才说“伟大的中国革命”，他哪里见过中国革命的全貌呢？因为中国革命迄今为止尚未结束，甚至走了还不到一半也说不一定。也就是说，可能还需要一百年，中国革命才能伤口愈合、停止流血。】

【【20、我與中國異議人士拜訪哈佛費正清教授】】

《40年前，我與中國異議人士拜訪哈佛費正清教授》（亚洲周刊十八卷四十二期，2004-10-17）报道：

我好奇的想，如果林女士還活在今天的中國，她是否仍會發揮當年那「求真」的精神，去追究這一塲災難的前因後果，以避免同樣的錯誤再度發生？

序言：林澤民

這篇文章是我台大電機系好友蔡毅成兄近作。費正清是哈佛大學中國研究名教授，因其親中立場，素為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所不喜。林希翎則是中國大陸早期異議人士，活躍於1950年代，後因支持胡風、批評官僚主義，被劉少奇定為極右份子。

1959年，林希翎以反革命罪名判刑15年，一直到1973年才獲毛澤東開釋。1983年，林希翎流亡法國，迄2009年死於巴黎，享年74歲。其間兩度赴台，因其言論，為國民黨、民進黨所不喜。

我大學時期涉獵中國大陸問題，久聞林希翎女士大名，知其為一介諤諤之士，奈何一士之諤諤，不如千人之諾諾。近年已經淡忘她了。

沒想到毅成兄忽然寄來此文，並謂：

「我寫的事發生在將近40年前：我默默做我該做的事，很少跟別人提起過。倒是這次因武漢肺炎（按：COVID-19，全名為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簡稱武漢肺炎））困居在家有感而發。我開始意識到，待這災疫過後，這世界的局勢將會有很巨大的改變。這過程需要一些有智慧的人去引領這國家轉向民主自由文明的制度，以避免更大的毀滅性的災難。兄也許在我這短文多少體會到我這方面的用意吧？」

與毅成兄相識50年，當年彼此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後來各奔前程，素少會面。熟料50年後世變益烈，感慨遂深。兄初心尚在，蒙賜此文，不勝感佩。

《哈佛費正清教授訪問記》（蔡毅成）报道：

我於80年代初在麻州的王安電腦公司工作，家住波士頓的北郊。記得有一年的春夏之交，受朋友之託要我帶一名法國來的、叫林希翎的女士，去拜訪哈佛大學的費正清教授（John K. Fairbank），並充當他們的中英文翻譯。

費正清先生是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那時他住在哈佛大學附近的一幢破舊公寓的二樓，家中陳設十分簡陋。他的夫人親切招待我們享用她自己親手做的精美點心。

初次見面費正清先生給我的最深的印象是他的和藹可親，溫文儒雅，且生活十分簡樸。這也令林希翎女士深受感動，讚嘆不已。費正清先生當時是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的創辦人。該研究中心一向是美國的中國研究重鎮，集結了不少智庫型學者，並出版了大量重要的中國研究學術文獻。

費正清的大半生與近代中國的社會政治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他先後求學於哈佛及英國牛津等名校，主要研究19世紀中英關係。為了撰寫博士論文，他曾經遠赴中國調查考察並學習中文，受教於清華大學的蔣廷黻教授。他也曾短期兼職清華大學經濟史講師。其間結識了北大校長胡適、建築學家梁思成與林徽因夫婦、哲學家金岳霖等民國精英。

他於1932年取得牛津博士學位，1936年回哈佛歷史系任教。由於他是當時著名的中國通，自40年代初即接受美國政府的委派，先後出任情報局駐華代表，駐華大使特別助理，及新聞署駐華分署主管等職。我們拜訪他時因為年事已高，中文聽講能力已經大不如前，但仍然耳聰目明且反應敏捷。

林希翎女士於國共內戰末期加入共軍，是解放軍的文工團團員。復員後保送入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習。據說她是當年「大鳴大放」時的活躍人物，常常在北京各高校演講批評中共的政策。但隨之而来的反右運動中，她即遭到各方面的無情攻擊。毛澤東親自在《人民日報》上點名批判，將她歸類為所謂的「學生右派」。從此年紀輕輕的她便受到無止境的羞辱及牢獄之災，甚至連累到她自己的家人。

多年後，林女士接受一個法國學術單位的邀請，去協助整理一些有關中共早期政治運動的歷史資料。此後林女士便一直居留於法國。但一個言語不通且沒有一技之長的外國人，在法國謀生確實不易。因此她非常希望有機會移民美國。

那一年林女士在訪美期間，會晤了波士頓地區的一些中國大陸流亡人士，經他們的牽線安排去拜訪費正清先生。也許她希望費正清能夠協助打通移民來美的管道吧。這是我幫忙傳譯他們的談話時留下的印象。

在費正清與林女士的談話中，我注意到費正清先生花很多時間，去詢問共產黨當政後中國大陸不同時期的政治運動，及老百姓生活狀況。據我瞭解費正清先生那時與不少中國大陸流亡人士有密切的聯繫，並資助他們參與一些哈佛大學的中國研究項目。會談中我也會在適當時機，談談我自己的經歷及一些對中國大陸問題的看法。

費正清先生的桌子上，凌亂的堆滿一些中國問題研究的寫作草稿。他對我們王安電腦公司的產品也很有興趣，並笑談我們的大老闆，也是他哈佛校友的王安博士的一些趣聞。王安先生曾是哈佛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熱心贊助者。

會面結束後，接著又送林女士去中國城，與一些華僑及中國大陸流亡人士聚餐。在這短短的大半天的匆忙活動中，我並沒有跟林女士有太多深談。但卻有機會近距離的觀察這曾經的知名人物，注意到她的確有一些與眾不同的性格特徵及行為模式。也許我們自小生長在中國大陸，耳濡目染，對這些也早已習慣了。

費正清在中美近代史上，曾經扮演過很關鍵的角色。至於他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的，則是眾說紛紜。

國民政府遷台後檢討中國大陸失敗的原因，特別指控費正清等左派學者長期散播不利國民黨的言論，貶損國民政府的信譽。他們直接、間接的影響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轉而偏向於中共，最終造成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的全面潰敗。

但在中共眼中，他無疑是統一戰線的好朋友，也是很好利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美國政府內部多年來也一直有強烈的聲音，批評費正清等「中國通」出賣友邦中華民國，造成如今世界嚴重分裂對立的局面。

但很諷刺的是，幾十年後費正清先生卻要透過林女士等眾多中國大陸流亡人士，去了解中共自建政以來連年不斷的自我毀滅式的政治運動。不知他老人家對他曾經同情並幫助過的那些「民族主義」革命家們有何感想？但我還是寧願相信他是一個能夠自我反省，且有同情心的理想主義者吧。

林希翎女士的一生經歷，無疑是一齣值得同情的悲劇。她自己曾經是追隨中共打天下的既得利益者，也是中共內部幫派傾軋內鬥的犧牲品。她之所以會陷入這種悲慘的命運，我想一方面固然是外在險惡的大環境，那是沒有人可以逃避的；另外也可能是她那種不屈不撓「求真相」的個性，觸犯了當權者的大忌吧。

可見當時已經有大學生逐漸意識到，一個國家要文明進步，人民必須要有獨立思考和說話的自由。但他們也很快的理解到現實是十分冷酷無情的。我們大多數國人不是都聰明的學會了如何忍讓過日子，委屈求生存嗎？是的，我們這些人好歹都還「活著」，而很多勇於追求言論自由的人卻都犧牲了生命！

與林女士分手後，我再也沒聽到過她的消息，相信她也不會記得我這個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但我還是會偶爾的想起她。尤其是在國內遇到一些非常時期的非常事件，如目前嚴重殃及全世界的武漢肺炎（COVID-19）。

我好奇的想，如果林女士還活在今天的中國，她是否仍會發揮當年那「求真」的精神，去追究這一塲災難的前因後果，以避免同樣的錯誤再度發生？

往事不堪回首，據我後來了解，林女士最終還是未能如願移民來美。多年後費正清先生終於放下他熱愛的中國學術研究工作，於1991年病逝於波士頓。而林希翎女士則繼續在陌生的異域掙扎求生存，直至2009年終老後，家人將她的骨灰運回故郷安葬。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不会帮助林希翎，因为从这个被毛泽东弄疯了的女人身上，实在捞不到什么油水了。】

【【21、从费正清、基辛格到班农】】

《吴晓波：从费正清、基辛格到班农》（DoNews 2018-07-11）报道：

“我带着新娘沿着皇宫的路回家，乘车穿过宫殿的大门，黄昏时抵达我们居住的胡同，在烛光下，我们甜美而亲密地吃西餐，屋外传来中国人举办婚礼的笛声和铜锣声。”

1932年，写下这段文字的费正清，时年25岁。为了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他乘汽轮到了上海吴淞口码头，谁知道一周后日本军队就攻陷了上海，他和新婚妻子费慰梅仓皇逃到北京。1948年，费正清出版《美国与中国》，这是第一本把这两个未来的超级大国进行比较研究的学术专著。

跟所有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一样，费正清在东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对比中，去寻找答案。他提出了著名的“冲击—反应”模式，即中国社会接受着来自西方政治经济变革模式的冲击，并且不断对此作出反应，以推动自身社会轮轴的运转，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一次长期响应。

费正清提出过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在抗战的相当长时间里，费正清主持美国国务院的北京新闻处工作，向罗斯福总统汇报中国动态并提出建议。通过近距离的接触，费正清一直在梳理和迭代着自己对中国的观察。

一开始，他认为中国是美国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冲突的战场，因而文化上的改造是最重要的课题。几年后，他意识到科学与民主的推广似乎更为迫切，当他接触到一些左翼人士后，他又认为那些能够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才是中国未来的领导者。

这都是一些交错在一起的问题，它们从上世纪初就开始呈现在所有关心中国问题的人的眼前，近百年来，交织往返、缠缠绵绵，从来以一种混沌的姿态向前寸进。

费正清后来回到哈佛大学，创办东亚研究中心，主编《剑桥中国史》，终其一生，专注于中国问题，而中美比较一直是他学术创见的方法论。晚年的费正清坚信，“中国和美国可能处在两条终将相会的道路上，因为我们都在致力于各自的现代化。”不过，他对中国现代化的路径，又存有着历史学家的特有谨慎，在1987年出版的《观察中国》一书，他写道，“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

费正清没有具体解释，他之所以说更“窄”，而不是说“更多”或“更广”，是基于怎样的可能性考量。

1972年，49岁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他的公文包里只带了一本书，就是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

费正清曾回忆说，“1967年或1968年的某一天，我在从纽约到波士顿的东行列车上偶遇基辛格，我们谈论了如何恢复美中关系。”基辛格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承认，“那次谈话改变了历史”。

基辛格是一个苏秦、张仪式的人物，或者说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他看来，“国际环境之所以混乱无序，是因为不存在一个可以确保世界安全的世界政府”。据此，他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论点：“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

作为美国政治家，他对中国的友好及好奇，完全的出于美国称霸战略的思考。1972年的访华及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更多的出于遏制苏联的冷战需要，而之后的推动美国公司的对华投资，则是制造业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他对中国式的统治的观察，与费正清十分相近，他写道，“中国以允许通商为诱饵，加上高超的政治手腕，笼络邻国人民遵守以中国为中心的准则，同时制造一种皇帝威严的印象，以抑制潜在的入侵者试探中国的实力。”

基辛格的最近一次访华是在2016年的12月，他已经94岁，是第八十四次踏足北京，这恐怕是一个很难被超越的记录了。中国的几位最高领导人分别与他进行了交流。王岐山跟他会见时，特意拿过一只丝绣的靠垫，希望他在坚硬的中式沙发上坐得舒服一些。

李克强总理在会面时讲的一段话，浓缩了过往数十年的中美交往：“基辛格博士45年前访华时，中美贸易几乎为零。45年后的今天，中美贸易额占全世界贸易总量的五分之一，中美经济总量之和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我们的贸易和投资量如此之大，自然难免有分歧摩擦，但我们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误解和分歧。”

就在基辛格访华前，他出版于2011年的《论中国》中文版发行。在这部厚厚的著作中，基辛格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进行了微妙的修正，他提出了“例外论”。

基辛格认为，中国是一个中央帝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来自中国文明，来自中国文明中心论，并且始终受其支配和型塑，从未断绝。因此在他看来，一百年前美国的崛起对于大英帝国而言，是一次例外，而本次的中国崛起，对于美国而言，也是一次例外。

事实上，这种新的“例外论”并不仅仅出现于政治家的观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中也明确地认为，中国近数十年的经济崛起运动，超出了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是一次“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例外，不仅意味着理论和价值观上的陌生，更带有强烈的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当这种“例外”催生出一个庞然大物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出观察者们的不安。

在基辛格的著作中，读得出他既为自己的过往努力而骄傲，同时也有着美国式的深深担忧：“均势至少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某一大国的实力强大到足以称霸的水平；二是从前的二流国家想跻身列强行列，从而导致其他大国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直到达成新的平衡或爆发一场全面战争。”

2017年8月，史蒂夫·班农离开白宫，辞掉了总统首席战略官的职务，他决定“回到民间”，继续支持特朗普的右翼强硬立场，推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运动。

在9月，他两次与基辛格单独交谈。在接受“新闻60分”采访时，他谈及了交流的细节，“我虽然敬重基辛格，并已阅读其所有著作，但仍倾向与中国对抗。”

1953年出生的班农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典型蓝领家庭，当过海军，读过哈佛大学的MBA，在高盛做过投资银行家，办过“布莱特巴特新闻网”。2016年，在特朗普选情最危急的时候，加入竞选团队，82天后助特朗普入主白宫。

作为电话接线员的儿子，班农从来认为自己是美国蓝领阶级的代言人，他甚至反感别人称他为“阁下”。他没有踏足过中国大陆——只在香港做过一次演讲，但他是当今美国最坚定的反华派政治领袖。

2017年12月17日，班农在日本东京发表了一次长篇演讲，主题就是中美关系以及他的战略对策。过往半年所发生的中美贸易战，可以说是这次演讲的现实演绎版。

他的核心观点有三个：

其一，这次民粹主义大规模的兴起发生在一个独特的全球阶段，就是中国的崛起；

其二，我们的精英们自从尼克松总统在七十年代与中国建交以来就一直相信一种错误的期望，认为一旦中国变得更加富足，经济得到发展后，就会成为我们想象中的模样，而今我们却发现事实是相反的；

其三，中国摘走了民主自由市场系统的花朵，那就是我们的创新。特朗普总统的中心目标是重振美国，其中的重要策略是对中国的货币操纵、贸易不公平加以反制。

在演讲中，班农具体谈到了对中国进行经济遏制的五大战略性领域：“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5G、金融技术和人民币国际化。

与基辛格的石油、粮食和美元“三大件”相比，班农勾勒出了未来大国竞争的新战场。在他看来，中国在高端装备制造业上的能力已经构成对美国的致命性威胁，“一带一路”是“中国真正大胆的地缘政治扩张”，5G网络的新发布，将让中国再一次在科技上占主导地位。而金融技术的先进性，将可能使人民币成为汽油和所有石油产品的兑换货币，进而让美元失去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班农说，“现在，这个世界正处于刀刃之上。”

从费正清、基辛格到班农，出版于1948年的《美国与中国》，仅仅完成了上卷，中卷到了动笔总结的时刻，而下卷才刚刚开篇。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现代化，以及其间发生的制度创新和人的现代性，有自己的解读，更有着切身的焦虑。而透过那几双美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眼睛，又可以从一个十分陌生的视角进行反馈式的思考。

你很难用善意或恶意去揣测那些观点，它们都是出于各自的价值、知识体系，并烙有强烈的历史当下性和国家利益诉求。在风云激荡的2018年，我们不妨问自己几个问题：

—— 我们想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当代中国来自于历史，融入于全球化，它的变化既非完全发生于内循环，又不可能是一次全部的外来文明植入，那么，它到底拥有怎样的“顶层设计”、抱负和愿景？

—— 我们怎样继续推动自己的进步?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是一个可行性大于合理性的现实主义进程，它的不均衡特征，不仅出现在经济领域，同时更广泛地发生在制度和文化层面，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公平和合理？

—— 我们应该如何与世界共处？作为一个新崛起的经济大国，与美国的贸易对抗，并非完全来自意识形态，而是带有国际关系的必然性和长期性。如果基辛格年轻三十岁，也可能是另外一个班农。

中国正步入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阶段。没有什么是一定会发生的，也没有什么是一定不会发生的。

“唯自强者不辱”，是一个永恒的竞合真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对未来中国变革的复杂性，有充分的耐心和心理、制度和技术上的准备，必须保持积极的自我革新的决心。

1973年，年轻历史学家麦克法夸尔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他把书稿在第一时间投寄给费正清，希望得到这位当世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的指教。在一次交流中，费正清谈到了很多年前他去黄河岸边时看到的景象：

“在中国的黄河上逆流行舟，你往往看到的是曲弯前行的船，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在岸边拉纤的人们。”

【谢选骏指出：以前我相信“英雄史观”，看了上面的说法，我快要认同马列主义主张的“奴隶史观”了——原来历史就是由“费正清、基辛格、班农”这些小奴隶渣创造出来的吗？】

【【22、这是一个只有费正清没有麦卡锡的年代】】

《这是一个只有费正清没有麦卡锡的年代》（2021-03-12  夏言）报道：

从澳洲政府推动立法试图阻止红色势力渗透各领域开始，围绕澳洲华人的话题，有两个论调一直被刻意炒作，一个是“种族歧视”，另一个就是“麦卡锡主义”。

尤其在去年10月的一次听证会上，自由党参议员Eric Abetz公开询问3名华裔澳洲公民“是否愿意无条件谴责中共专制？”结果引起一场没完没了的风波，三位被询问者不但拒绝回答，更认为这样的问题涉嫌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是“麦卡锡主义”在澳洲的翻版，他们的回应得到了一些左派人士的支持，舆论跟着沸沸扬扬。

澳洲曾经有着臭名昭著的“白澳主义”历史，华人经常搬出“种族歧视”作警告也无可厚非，但对“麦卡锡主义”的指控仅出现在最近几年，主要出自几位澳洲前政要之口。

2016年，工党参议员Sam Dastyari卷入黄向墨红色政治献金的丑闻案，结果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对此，前澳洲外交部长，时任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所长的卜卡（Bob Carr）公开批评澳洲媒体的批共言论，称是“麦卡锡主义”复活。

随着澳中之间的战略紧张局势加剧，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也多次公开批评自由党政府正在以“麦卡锡主义”应对中国。他曾强烈抨击自由党议员Andrew Hastie对中共恶行的指控，称澳大利亚可能会陷入麦卡锡时代。

有意思的是，当澳洲学者或前政要以反“麦卡锡主义”为由打击批评中共的声音时，新华社等党媒都会力捧，并作广泛传播。

媒体对“麦卡锡主义”的描述几乎都是结论性的，含糊不清。那么，“麦卡锡主义”究竟是怎样的“魔鬼”呢？

要了解那段历史，就要追溯到中国国共内战的年代了。

日本投降后，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中共发起内战意图推翻美国的盟友国民党政府。人们一直以为，那时的美国杜鲁门左翼政府是站在国民政府一边的，其实并非如此。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形势的误判，对中共的崛起掉以轻心，更给予某种幻想，使得美国政府各机构以及美国驻华军队在国共内战中保持着观望状态，对国民政府的求援基本都是阳奉阴违，结果中国变色了。

中共夺得政权后，立即爆发朝鲜战争，美国不得不与中共政权作战，付出昂贵的代价。美国政府这才意识到苏共与中共的间谍在美国的活动非常频繁，几乎影响着政府的判断力。

这时候，一位叫做乔·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横空出世，在1950年2月的一次演讲中，麦卡锡以掌握大量证据为由，严厉批评共产主义分子对美国各个领域的渗透与破坏，尤其是对美国国务院与军队的渗透，他指责美国当局漠视共产间谍的危害性，使得美国“失去中国”，最终与中国作战。

麦卡锡更将矛头指向四位直接影响美国当局决策的“中国通”，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领袖人物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麦卡锡称他们是“四个该为输掉中国负责的约翰”（四人英文名都为约翰John）。把对共产间谍的指控上升到美国的重量级人物，是麦卡锡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麦卡锡对政府的批评获得全美上下的极大关注，并使得他成为美国最知名的政治人物，他的呼吁让许多美国人觉醒，看清了共产主义的邪恶；也让无数盘踞在各个领域内的共产党人无地自容，人人自危，当然也激怒了美国的左派势力与亲共人士，以及美国军队的高层。

由于大量的亲共人员被怀疑是共产党员，或共产间谍，以致他们被社会唾弃，有的失去了工作，一些左派组织也遭调查。于是，美国强大的左派势力以及军队高层认为反共浪潮扩大化了，指责麦卡锡的证据不但“无中生有”，还制造了“人权危机”与“社会动荡”，并将此现象称为极右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进行批判。

1953年，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盟军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出任美国总统后，麦卡锡与美国军队的矛盾白热化，最终，麦卡锡关于“共产党大规模渗透美国”的指控遭到美国参议院的正式否认并加以谴责。

从此之后，“为什么输掉中国？”这种让美国政府丢尽脸面的争论不再进行，打击“麦卡锡主义”成为了意识形态中的政治正确。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还是“亡羊补牢”似地制定了一系列的法案以削弱共产党对美国的渗透与影响力。

不过，对于麦卡锡本人，社会至今无法盖棺定论。据一些报告称，在苏联的档案解密后，人们发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苏联间谍的确在美国大肆活动，超过许多学者的预想。麦卡锡当年所认定的共产党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很精确的。

虽然一直以来有很多人为费正清辩护平反，费正清的门生也遍布各界依然发挥着影响力，但许多研究学者根据费正清的文献依然得出以下结论：“散播不利国民党的谣言，打击国民政府信誉，促成美国政策有利中共，影响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溃败。他在中共眼中，无疑是个英雄。”

由此可见，“麦卡锡主义”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麦卡锡本人在美国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也只能见仁见智了。但遭受打击的费正清之流是中共夺取政权的功臣却无可非议。

2月底，我借参加一个论坛会的机会，咨询了几位澳洲学者与议员，尽管他们对“麦卡锡主义”的评论有差异，但共同点都认为澳洲根本不存在“麦卡锡主义”，并称那些叫嚷警惕“麦卡锡主义”的人无非就是为了压制人们对中共的批评。

澳洲知名左翼学者Clive Hamilton认为，历史对“麦卡锡主义”的指控是不准确的，“麦卡锡主义”是希望将共产主义者从美国国会、好莱坞、工会等各种机构中排除出去，结果却成为了美国的一个“巫婆”。

澳洲众议院自由党右翼议员George Christensen表示，过去批判“麦卡锡主义”，是因为那个时代出现打击臆想敌人，缺少依据。但在澳洲，中共影响及破坏澳洲价值观是事实，警方一旦锁定目标，那都是国家安全局或情报机构确认的。

研究中国历史的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认为，虽然“麦卡锡主义”有不尽人意的缺陷，但当年麦卡锡发出的警告是很有价值的，他促使人们开始反思如何提防共产势力。他说，当今澳洲有些人心怀叵测，刻意维持着60多年前的思维，认为调查中共的代言人是违反人权的。

对此，本人认为，不负责任的舆论往往会误导社会，其实麦卡锡也不是什么“妖魔鬼怪”，而是当年少有的觉醒者之一，当今澳洲现状与“麦卡锡主义”完全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由于澳洲拥有健全的法制与成功的多元文化建设，即使当今中共势力对澳洲的渗透力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美国，却依然没有出现麦卡锡，更何况“麦卡锡主义”了，反之，费正清一类的人物倒是层出不穷。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和麦卡锡差异很大，但都是美国社会的产物，在利用民意兴风作浪上面，出奇的一致。这没有办法，因为他们作为社会活动家再是机灵，也不得不遵从选民的意愿——而民意如流水，奈何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另起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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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中国新史》批判

Criticism of "New History of China"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最低

2021年12月第一版

December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02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