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311卷 中国就在我这里 China is Here with Me

 硅基时代第十一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11

中国就在我这里

China is Here with Me

2024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11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11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中国就在我这里！”——这是“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的现代版本。这是“思想主权”的展现！

“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没有自己的思想，更不用说什么“不能遗忘的思想”了——它只是炒炒共产党的冷饭，从1919年的“中国纳粹主义”（反对凡尔赛和约），到1957年的共产党同路人（右派分子）。所以，随着共军的军训步调“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也就摇身一变为“小粉红”、“小粉丝”、“小饭圈”了。不信大家看看，1989年的抗议学生今日何在？不是沉寂，就是纸醉金迷，间或二三好汉不甘遗忘，也是不能成为气候的——因为他们恰恰没有“不能遗忘的思想”——某种不同于西崽洋猪和马恩列斯的中国精神！

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是强人死亡的余波，配不上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曙光，甚至无法构成第三中国及其中国公民政府的基础。

Executive summary

"China is right here for me!" - This is a modern version of "King Wen is dead, Wen is here". This is a demonstration of the "Sovereignty of Thingking"!

The "1980 Chinese Campus Democracy Movement" had no ideology of its own, let alone any "ideas that cannot be forgotten" – it was just a stir-up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cold rice, from "Chinese Nazism" in 1919 (against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to Communist Party fellow travelers (rightists) in 1957. Therefore, with the pace of military training of the Communist Army, the "1980 China Campus Democracy Movement" has also turned into a "little pink", "little fan", and "small rice circle". If you don't believe it, where are the protesting students of 1989 today? Either they are silent, or they are drunk and drunk, and occasionally two or three good men are unwilling to forget, and they cannot become the climate - because they just do not have "thoughts that cannot be forgotten" - a certain Chinese spirit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Western Pigs and the Mannes!

The 1980 Chinese campus democracy movement was the aftermath of the death of a strongman, and did not deserve the dawn of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nor even form the basis of the Third China and its Chinese citizen government.

（另起一页）

【目录】

01、中国在我这里

02、恋爱式的“整合”和强奸式的“统治”

03、X论习近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04、北美洲是中国人的故乡

05、被中国愚弄的罗兰·巴特

06、朝鲜人一箭双雕刺伤中美两国

07、互联网上的仇外言论擦枪走火

08、华人花巨资建中式宫廷风豪宅，如今成为中国的缩影

09、台湾是南岛民族的故乡

10、无法毕业的巨婴

11、西方机构为何抛弃中国追随者

12、中国百年内战硝烟再起

13、中国比美国——经济上落后100年，政治上落后200年……如何反超

14、中国并非“两千年专制的怪圈”

15、中国成为现代国家的必要步骤

16、中国从来没有中产阶级，最多只有小康人家

17、中国大饥荒时代的美国回响

18、中国大陆的台湾化

19、中国大陆竟有两人是男儿

20、中国大陆开始呈现王朝政治的特点了

21、中国的大陆是一个“404国家”

22、中国大陆随时可能关闭股市

23、中国大萧条开始了！

24、中国的《神圣喜剧》是怎样炼成的

25、中国的民法隶属于刑法

26、中国的民族统一即将出现

27、中国的南北战争绵延了两个世纪——猪头们“身在福中不知福”

28、中国的神灵就是裙带关系

29、中国的突围会不会再次重演郑和的闹剧

30、中国的新闻自由是租界的产物

31、中国的正当权益就是领导美国

32、中国发明的火器为何落后

33、中国废垃好了疮疤忘了疼

34、中国改朝换代研究

35、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邪教色彩

36、中国股市十年之间负增长了多少倍

37、中国股市随时准备关闭

38、中国海“十段线”的诞生

39、中国好太监还是中国的好太监——中华太监共和国成立了

40、中国即将发生资产阶级革命

41、中国加入WTO——地球暖化的总加速师

42、中国经济起飞基于种族灭绝

43、中国经济增长三十年来是七倍还是四十倍

44、中国就是秦国（China）——北约东进变成合纵、中国应对可成连横

45、中国就是太平洋的埃及吗

46、中国巨石文化是全球文明的组成部分

47、中国军舰为何不去英国巡逻

48、中国军事革命的出人意外

49、中国没有纯粹的农民

50、中国没有南北极就得拿下月球作为补偿

51、中国美国首先是对手然后才是伙伴

52、中国美国专家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钱串子

53、中国民族主义迟早会杀死中国共产主义

54、中国模式就是打左灯向右转

55、中国能否报“抗美援朝”一箭之仇

56、中国能否找到夏商周的语言

57、中国能够击败美国吗

58、中国努力缩回长城以内

59、中国人大声喧哗为的是避免坐牢杀头

60、中国人民服从命令开始吃草过年

61、中国人民为何不敢学习中国政府

62、中国人是美洲原住民

63、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64、中国人为何无法获得民主自由

65、中国人喜欢君主制

66、中国人种的来源和迁徙

67、中国尚未建成现代民族国家

68、中国尚未统一，如何编修清史

69、中国社会的卫生沿革

70、中国社会一直批量生产文盲和精神病

71、中国生活就像电影一样没有逻辑

72、中国式的女巫——文革就是一场现代猎巫

73、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猪国家

74、中国是全景敞视主义的实验室

75、中国是现代人类的祖国

76、中国台湾人民培养了民进党恶霸

77、中国为何从民主堕入了僭主

78、中国为何竟无一人是男儿——除了中央一头种羊

79、中国为何选择自尽

80、中国需要的净化运动

81、中国学术界的太监本色

82、现代中国一直没有脱离王朝化

83、中国一直是个“官本位”社会

84、中国异教徒的素描

85、中国正进行的一体化过程

86、中国正在沿着我1970年代所预示的方向前进

87、中国重回油灯时代

88、中国准备轰炸美国本土

89、中囻密室政治一二三

90、中囶环台军演 中囻欲振乏力

91、中华民国是丧家之犬

92、中华民国如何丢失外蒙

93、中华民国制造了中共

94、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后清不是后明

95、中华人民造假国

96、中华太监共和国万碎

97、自甘堕落的中美两国

98、中国人不能走在欧洲人前头

99、中华民国是满清的残渣余孽

100、两万人就可以征服中国

附录、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是强盗死亡的余波

（另起一页）

【01、中国就在我这里】

《80年代的海归：这不是我记忆中那个中国》（NYT  2024-04-29）报道： 

1979年，我母亲在南京的一家医院里拿出了一张创可贴。护士们围着它，赞叹不已。她们说：“西方什么都有！”

我们当时正在中国探亲，我的上海亲戚们同样惊叹于我们的一口好牙和丰腴的身材，更不用说我们对美国洗碗机、冰箱和空调的描述了。伴随着人们普遍的敬畏，我们也受到了贵宾级的待遇。主人们拿出一瓶瓶昂贵的橘子汽水，随意与昂贵的温啤酒混合在一起。我们不能不喝，就像我们不能不接受政府指派的“向导”一样，他们的工作就是严格监控像我们这样的游客。不管是不是亲戚，我们都是外国人。

1981年，我再次回到中国，在山东矿业学院教英语。我的学生都是煤矿工程师，他们准备出国留学，希望带回更安全的采矿技术。我是他们的“外国专家”。因此，我的公寓里不仅有坐式马桶，还有自来水，这是闻所未闻的奢侈品。我的打扫阿姨会在屋顶上生火加热一大桶水，等水烧好了，就转开我浴缸里的水龙头把手。

下课后，我的学生们会把凳子搬到篮球场上，各自面向不同的方向坐下来学习，一学就是几个小时。他们热爱祖国，希望国家强大，对我这样的西方人心存感激。虽然我们是外国人，但我们是来帮忙的。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中国正蓬勃发展。多年来，我曾以教师、访问艺术家和游客的身份多次造访上海，上海酒店的工作人员总是低头、微笑、用两只手来归还我的信用卡。但在中国经济繁荣时期，据说世界上四分之一的建筑塔吊都在上海，摩天大楼从原来的稻田里拔地而起，这些让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的信用卡被单手奉还，接待员几乎没有抬起头来。我的亲戚们也不再要求我给他们带美国货了。他们说：“中国什么都有。”许多人自豪地宣称，20世纪是美国的，21世纪是中国的。

如今，很少再听到这种胜利者的语气。相反，人们谈论的是对中国政府失去信心和信任。人们仍然为自己的城市感到自豪，因为它现在拥有一流的国际化美食和一尘不染的街道。这里有许多新的大型体育中心，提供网球和桨板运动，还有粉色砂子铺成的人工沙滩。城市的绿化也比过去好得多。白玉兰和樱花树随处可见，就连高速公路下的隔离带也进行了绿化。得益于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上海的治安非常好。

然而，在表面之下却潜藏着一种萎靡不振的感觉。在这座闻名遐迩的国际大都市里，外国人的数量与以前相比少得离谱，许多人因为大流行期间令人窒息的政策、跨国企业撤离员工或其他原因离开了这里。服装店空空荡荡，还有许多商店已经关门。以前人山人海的南京西路商业区，现在人流却出奇的稀疏。

2022年春天，在没有给出多少时间准备的情况下，为遏制新冠病例激增，当局把上海人在家关了两个月，他们对此仍然感到愤怒不已。由于当时必需品短缺，泰诺甚至是按颗出售的。封城结束后的政策严格到民众走上街头抗议。

但对许多人来说，这场大流行灾祸只是一系列政府失误的高潮，这些问题始于2014年李克强总理鼓励年轻人创业。这一失误和其他失误让一波又一波的人损失了毕生积蓄，许多中国人现在指责政府无能，朝令夕改，导致经济陷入停滞。 正如一位上海朋友所说，政府让中国来回转，直到人们像不断打圈的汽车一样，引擎熄火、车轮抱死。

结果是房地产价格持续暴跌，以至于像我朋友的父母这样的老年人无法出售他们的公寓来支付护理或看护费用。他们并不是唯一受到经济衰退影响的人。医生们备受压力——许多病人没有钱做手术；而生意人无动于衷，不愿在如此不可预测的环境中进行投资。面对严峻的就业市场，许多大学毕业生干脆放弃，或者用中国的说法是“躺平”。看来连小学生也未能幸免于普遍的沮丧情绪。正如我采访过的一位老师所说，当社会生病时，孩子们就会付出代价。许多家长都认识因抑郁症而被迫离开学校的孩子。

当然，对于所有这一切，西方都成了替罪羊——人们说西方反对中国的崛起——还有中国最喜欢的另一个敌人日本，人们对日本在1930年代对中国的残酷入侵和随后对中国的占领仍然耿耿于怀。（最近在我上海动感单车课上播放的一段特效视频中，巨大的冠状病毒上面饰满了日本的寺庙。）

无论将矛头指向谁，移民人数都在增加。根据联合国的数据，过去两年中，每年有超过31万中国人离开这个国家，比之前截至2019年的十年中，平均每年约19.1万人增加了62%。上海有能力离开的人一直在讨论关于“润”的话题，甚至是“润”到像美国这样受到官方谩骂的国家。

但“润”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的一位朋友在波士顿读了六年研究生，现在回国定居，她说她想念中国家庭生活的温暖。没有人对在另一个国家立足的困难心存幻想。在中国，人们谈论着一个全新的移民阶层，也就是那些为了让孩子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最好是在初中或高中阶段，而放弃高薪工作尽早陪读的女性。至于她们作出牺牲所换来的成果，现在说还为时过早。这些孩子们真的能成为西方人吗？他们会像几十年前的我一样成为外国人吗？

中国的情况可能会改变。那些“躺平”的人并没有沉睡。他们正在观察，并且有一天可能会起来。但与此同时，用他们的话来说，上海人“心累”了。

网民嚎叫：

flybird 发表评论于 2024-04-30 11:23:44

现在全世界都平和平等了，没人需要双手还信用卡了。热开水洗澡水，您自己搞吧！

abya121 发表评论于 2024-04-30 06:28:12

农民工、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中产阶级财产短时间里缩水40%，公务员大规模减薪，经济正趋向全面崩溃，人民自由度越来越小，而且今年是未来若干年的最好一年，好在哪里？你说好在哪里？

vincentsjtu 发表评论于 2024-04-30 11:07:00

他去中国也没有80年代那种待遇了，他所代表的先进技术估计也已经被中国瞧不起了。

谢选骏指出：人说“80年代的海归：这不是我记忆中那个中国”——我看海龟比河伯还要不如。河伯是没有见识，海龟是没有骨头……他她们回国是为了享受“会水的鸭立于不会水的鸡群”的感觉，所以不愿冒险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尖兵。当然，就更别指望他她们还有一点“中国就在我这里”的思想主权的意识了。

“中国就在我这里！”——这是“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的思想主权的现代版本。

【02、恋爱式的“整合”和强奸式的“统治”】

《美媒：中国将统治欧亚的四个原因》（环球时报2011-08-12）报道：

美国“商业内幕网”8月8日文章，原题：中国将统治欧亚的四个原因

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过去20年，国际体系从两极格局演变为两极乱局。中国崛起为欧亚新巨人，而穆斯林世界更加动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将在2016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未来20年内，欧亚将经历日益衰落的美国和崛起中的中国争夺影响力和能源安全的激烈竞争。如下4个原因将导致中国在欧亚占据主导地位：

1.人口大军。中国的生育率为每名妇女1.77个子女。只有贫困的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的生育率高于中国。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6%，而日本和欧洲分别为32%和25%以上，美俄均为20%。中国10多亿的劳动适龄人口和青少年高于除印度次大陆之外的任何主要经济体。简言之，中国将比除印度次大陆之外的其他主要地区市场都要年轻。

2.水利和能源。未来20年中国将经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203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将从2010年的50%增加到80%，对清洁水源、住房、汽车、食品、燃料和矿产的需求将迅速上升。从2010年到2030年，中国的能源和水需求将分别翻番和增加54%，但供给将停滞不前甚至逐渐缩减。长期的水源短缺、严重的河流和土壤污染、沙漠化以及环境灾难表明，中国迅猛增长的消耗将成为欧亚的一个主要冲突源头。

3.繁衍后代的新娘。胎儿性别选择堕胎和溺婴行为，导致中国20岁以下的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3200万。他们未来很可能讨不到老婆。2030年，该人口将达到4000万。中国男子不得不从国外“进口”新娘。不过，印度次大陆、越南、朝鲜半岛也将因性别失衡而面临新娘短缺问题。虽然俄罗斯、日本和东南亚女性过剩，但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适龄女性人数相对较少，日本没有“出口”新娘的传统，只有东南亚能提供新娘。这种尴尬局面很容易演变为社会政治危机和军事冒险主义。

4.霸权传统。与中东、西欧和中亚游牧国家类似，中国具有扩张主义传统。从公元前2世纪的汉朝起，中国的邻国就开始经历被完全吞并或长期向中国朝贡。中国还与印度、俄罗斯和日本三大近邻发生过战争。如果长达2000年的历史能够说明什么，那就是中国将寻求不受近邻欢迎的影响力。（作者安迪·麦赫什瓦里，王会聪译）

谢选骏指出：2010年发表的上文说到，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将在2016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2、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6%，而日本和欧洲分别为32%和25%以上，美俄均为20%。现在13年过去了，情况完全失准——

《2024年中国人口形势报告》（泽平宏观/2024-01-22）报道：

导读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3年人口数据：2023年末全国人口14096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比上年减少54万人，出生率为6.39‰；死亡人口1110万人，死亡率为7.8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

2023年我国人口已经连续两年负增长，总和生育率1.0左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倒数第二，应加大力度放开并鼓励生育。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2022年1.05，2023年在1.0左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倒数第二（仅比韩国略高）。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并未显现，未能扭转中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生育堆积效应已基本结束，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连续七年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902万人，比2022年减少54万人，继续创新低。2023年总人口比上年减少208万，连续两年负增长且减量扩大。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趋势加速到来。人口因素影响重大深远，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

短期看，2024年出生人口和生育率可能会有小幅反弹，主要原因是：1）部分家庭在疫情期间积压的生育计划逐渐释放；2）2023年结婚对数有所增长，根据民政部数据，2023年三季度结婚登记569万对，同比增加24.5万对；3）龙有吉祥寓意，龙年存在生育小高峰。但长期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生育率低迷、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生育成本高等，如果没有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出生人口下降趋势较难扭转。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影响重大深远，需引起高度重视。

我们长期呼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挑战”，逐渐看到曙光，生育政策正在积极改变。全社会已经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政策也逐渐向鼓励生育转变。从“放开三孩”到“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减轻家庭负担”。

自放开三孩政策以来，各地积极健全生育配套服务，从生育和育儿补贴、生育保险、个税减免、延长育儿假、提供托育服务、住房优先保障等方面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但支持力度有待提升、落实情况有待改善。自2023年下半年以来，各地政府出台相关生育、育儿补贴的频率下降，部分补贴政策落实情况待改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财力不足和动力不够。

启示：1）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全面放开生育是把生育权从国家计划回归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数量多少的选择权交回给家庭决定，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生育意愿。全面放开，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多生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2）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现金补贴、购房补贴等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抚养直接成本。五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比如男女平等的育产假等。七是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给有需求家庭定向发放辅助生育补贴券。3）大力发放生育补贴，切实减轻家庭养育孩子负担。建议国家层面出台生育补贴政策，按照孩子数量针对家庭发放，给有孩家庭每月1000-6000元。比如一孩补贴1000元，二孩家庭补贴3000元，三孩家庭补贴6000元。短期有助于扩大内需、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提振生育水平、增强经济社会活力，一举多得。

期待更多行之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未来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鼓励生育的力度。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未来中国人口有望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目录

1、总人口14.1亿，连续两年负增长，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加速到来

2、老龄化加剧，正从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银发经济迎来大发展

3、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推动“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4、少子化加剧，出生人口连续七年下降

5、生育率全球倒数第二，“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问题突出

6、不婚化成趋势，带动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

7、性别比持续改善，男性比女性多3097万，农村“剩男”和城市“大龄剩女”问题仍突出

8、城镇化率稳步提升，人户分离人口规模扩大，户籍制度亟待改革

9、人口、人才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东北、西北人口持续流出

10、受教育程度提高，但社会阶层固化现象需重视

11、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切实减轻养育孩子负担

1、总人口14.1亿，连续两年负增长，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加速到来

2023年中国总人口14.1亿，已经连续两年负增长，符合我们对人口总量趋势的预测。2020年中国总人口为141178万人、净增204万，2021年总人口141260万人、净增48万，2022年总人口141175万人、同比减少85万人，人口总量开始见顶回落，2023年总人口140967万人，同比减少208万人，减量扩大。中国人口从8亿到10亿，花了12年；从10亿到12亿，花了14年；从12亿到14亿，花了24年。

联合国高估中国生育率进而高估总人口数量。联合国最新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调低了对中国未来人口的预测参数，但仍认为，从2023年起，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大趋势是缓慢上升。“中方案”生育率参数为：2022年为1.18，2030年上升到1.27，2040年上升到1.34，2050年为1.39，到2100年上升到1.48左右。根据官方抽样数据计算，202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1.05，可见联合国高估了中国人口生育率，并乐观估计了未来生育率的上升趋势。

由于生育成本过高、人平均生育意愿较低，如果不加大鼓励生育力度，未来生育率可能难以回升。育娲人口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对人口预测的“中方案”参数为：从2023年起生育率逐渐递增，2028年回升到1.1，从2028年起固定为1.1。相比之下，联合国对中国总和生育率高估了15%-30%。需要注意的是，生育率高估30%意味着对下一代的出生人口数要高估30%，对两代人后的出生人数高估69%，对三代人后的出生数要高估一倍以上，进而高估总人口。

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如果没有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生育率下降趋势难以扭转，2050年中国总人口将下降至11.72亿，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4.79亿，占世界人口比例将从现在的17%降至4.8%。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较低，那么总人口将陷入持续负增长。人口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1962-1975年高生育率时期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2050年左右开始，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

人口数量和质量共同影响国力，随着人口总量萎缩，将影响大市场优势，也将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规模。好在全社会已经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政策也逐渐向鼓励生育转变。从“放开三孩”到“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减轻家庭负担”。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内容包括：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2022年8月1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改委等17部门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强化深入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同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函，同意建立由26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国务院优化生育政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全国优化生育政策工作。

2022年10月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适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

2023年第一期《人口与健康》刊发了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的文章，提出要鼓励地方在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方面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在“十四五”期末，使家庭负担有效降低。

2023年5月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自放开三孩政策以来，各地积极健全生育配套服务，从生育和育儿补贴、生育保险、个税减免、延长育儿假、提供托育服务、住房优先保障等方面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但力度有待提升、落实情况有待改善。越来越多的地方拿出真金白银来鼓励生育，根据统计，全国已经有三十多个城市出台或拟出台生育或育儿补贴的相关政策，但目前看补贴力度仍低于大部分欧洲国家。并且，自2023年下半年以来，各地政府出台相关生育、育儿补贴的频率明显下降，部分补贴政策落实情况有待改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财力不足和动力不够。

期待更多行之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未来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鼓励生育的力度。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未来中国人口有望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2、老龄化加剧，正从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银发经济迎来大发展

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1年中国开始进入深度老龄化，2023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升至15.4%，预计在2030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2084年之后中国老年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一半。202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4.2%，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上升至14.9%，2023年为15.4%。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中方案”，预计中国在2030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6.2%，企稳一段后将再度上升至2084年及之后的约46%。

从老龄化速度看，日本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用了24年、德国用了40年、法国用了126年，中国只用了21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超级老龄化日本用了约13年、德国用了36年、法国用了28年，预计中国用20年左右。

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23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2.2亿，约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6.8%，大致每4个老年人口中就有1个是中国人。中国高龄化问题也将日益突出。2022年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近4000万人，约占人口的约2.7%。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中方案”，预计2030、2050、2070、2100年8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分别为3.7%、11.0%、18.6%、30.4%。

老龄化地域差异大，东北、川渝地区老龄化明显。分省看，2022年仅西藏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低于7%，人口年龄结构较为年轻；新疆、广东、青海等11个省级以上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介于7%-14%，初步进入老龄化；山西、河南、陕西、内蒙古4个省级以上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大于14%，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浙江、北京、河北等15个省级以上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大于14%、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其中，辽宁、上海、重庆、四川、江苏、黑龙江、吉林分别高达20.0%、18.7%、18.3%、18.1%、17.9%、17.8%、17.8%。

1962-1976年的婴儿潮人口加速步入老龄化，退出劳动力市场。我们前面享受了多大的人口红利，后面就要背负多大的老龄化负担，我们正从过去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未来养老负担、社保支出和政府债务压力增大。未来医药、养老、医疗等行业都是大赛道。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韩国等亚洲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比美欧更严重，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韩国2023年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0.72（联合国的代际平衡黄金总和生育率是2.1），这可能跟美欧移民政策比亚洲更开放有关，但是大规模移民涌入带来了社会治安变差、种族冲突、社会撕裂、白人比重大幅下降等新的问题。

3、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推动“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劳动规模持续萎缩、劳动人口占比大幅下降，2010-2022年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10亿降至9.6亿，占比从74.5%降至68.1%，预计到2050年降至58%左右。2023年16-59岁人口86481万人、较2022年减少1075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61.3%、较2022年下降0.7个百分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2013年见顶，随后进入快速下滑阶段，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中方案”，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到57.5%，210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到40.5%。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挑战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下降，经济潜在增速下行。

我们正从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面临“未富先老”挑战。人口数量红利是过去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统一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体。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生产和储蓄多，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潜在增速较高。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年、2013年见顶，而日本、美国、英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分别在1991、2009、2013年见顶，当时的人均收入远高于中国。

如果不作出改变，老龄化人口结构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人口总量的增加、质量和结构的改善推动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经济腾飞，并在二战后成为世界霸主。人口老龄化使得我国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下降，劳动力成本将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从边际上看，中国人口红利即将结束，面临“未富先老”局面，未来储蓄率和投资率将逐渐下降，消费率将逐渐上升，经济潜在增速下滑。从绝对水平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中方案”，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在2036年超过50%、且逐渐超过100%，人口负担不断加重。

我国仍然拥有全球少有的庞大劳动年龄人口，面临人口负担加重问题，需要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2022年我国16-59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67提升至10.9年。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约15.5%，相较美国的42%、加拿大的51%还有提升空间。健康水平的提高、文化素质等方面的提高，对于改善劳动力的供应质量有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推动“人才红利”加速释放。

4、少子化加剧，出生人口连续七年下降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并未显现，未能扭转中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生育堆积效应已基本结束，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连续七年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902万人，比2022年减少54万人，继续创新低。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万，1962-1975年的年均2628万，1981-1994年的2246万，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约1600万，其中2012年为1635万。第四轮婴儿潮原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40、1687、1655万。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2017年开始，出生人口连续七年下滑，2023降至902万人，继续创历史新低。

分省看，广东出生人口数量遥遥领先，河南、山东、河北等人口大省出生人口同比降幅介于5%-10%。从出生人口看，2022年出生人口前三的省份分别为广东、河南、山东，分别为105.2万、73.3万、68.2万人，合计占全国的27.4%，仅广东省出生人口超百万。从出生人口变动看，2022年安徽、河北两省出生人口同比降幅超过15%，福建、辽宁、江西、云南等13个省级以上区域出生人口降幅介于10%-15%，贵州、山东、吉林等14个省级以上区域出生人口降幅介于0%-10%，仅西藏、新疆两地出生人口同比小幅正增。

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902万，符合我们的“低方案”预测。短期看，2024年出生人口可能会有小幅反弹，主要原因是：1）部分家庭在疫情期间积压的生育计划逐渐释放；2）2023年结婚对数有所增长，根据民政部数据，2023年三季度结婚登记569万对，同比增加24.5万对；3）龙有吉祥寓意，龙年存在生育小高峰。

长期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生育率低、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生育成本高等，如果没有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中国出生人口的下降趋势较难扭转。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如果没有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中国出生人口将在4年左右跌破700万，预计到2050年跌破500万、2100年仅不到100万。中国现在的出生人口只有印度的一半不到，按此趋势，到本世纪中叶只有印度的三分之一，到2100年可能不到印度的四分之一。

5、生育率全球倒数第二，“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问题突出

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2022年1.05，2023年仅1.0左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倒数第二（仅比韩国略高）。根据我们计算，2016年总和生育率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2020年仅1.3，2021年已降至1.15，2022年1.05，2023年1.0左右（按照出生人口902万估算）。从国际比较看，2022年法国、美国、巴西、英国、德国、日本、韩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1.7、1.6、1.6、1.5、1.3、0.7，中国总和生育率全球倒数第二。

为什么不生？现阶段低生育率原因已经从死亡率驱动转向功利性生育消退和成本约束驱动转变，生育基础削弱、生育观念改变、生育的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高是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原因。由此带来的是，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它们之间的差距决定于成本的高低。

1）生育观念改变，“养儿防老”观念淡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改变。与父母辈相比，现在的年轻人并不把生育作为必然选择。70、80后生育观念保守，认为生育是必然选择，但现在90后、00后更加追求自我满足，不愿意过早被生育束缚，倾向于晚生、少生、甚至不生。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很多女性不愿因生育被困在家中，从而降低生育意愿。并且，由于社保体系的完善，社会养老功能逐渐强化，“养儿防老”观念逐渐被淡化。

2）晚婚晚育、不婚不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第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持续回落，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我国的结婚率从2013年的9.9‰开始逐年下降，2022年结婚率下降到4.8‰，已经连续9年下降。第二，结婚后选择丁克的家庭在增多，尤其是在较为发达的一二线城市。2022年40岁以上的城市大龄男性和女性未婚占比分别为2.5%、1.3%。第三，生育年龄推迟、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卫生保护缺失等导致不孕不育率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不孕不育率为12%-18%。

3）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大因素，“四二一”结构的家庭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在统计的14个国家中，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如果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进行国际对比，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一般会拿出GDP的1%-3%来提供现金、税收优惠等家庭福利，补贴力度大的国家、生育率一般也更高。比如根据OECD数据，北欧国家家庭福利支出占比2%以上，普遍高于南欧和东亚国家，生育率也相对较高，2021年北欧、南欧、东亚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58、1.33、1.17。家庭政策发源于欧洲，一开始是为了支持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困难家庭的政策，后来随着少子化问题的出现，逐渐成为鼓励生育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在中国生育率已经是世界范围内最低之一，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1.5左右，如果不解决生育成本和生育福利问题，生育率下降趋势很难扭转。

6、不婚化成趋势，带动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

年轻人不婚不育观念日趋普遍，不仅不生了、连婚都不想结了。60年代是传统的一代，70、80年代是转型的一代，90、00后不向往结婚生育，向往独立、自由、享受，抵制“996”，发达国家也走过类似的道路。年轻人对组建家庭、养儿育女的意愿逐渐下降，对婚姻的依赖不如以往强烈，单身经济盛行。此外，高彩礼、高房价等传统婚姻成本较高也会抑制部分年轻人结婚意愿。2013年开始，我国结婚率已连续9年下降，离婚率逐渐达峰并趋于平稳。2013-2022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683万对。我国离婚对数于2019年达峰，由于离婚冷静期制度，2020、2021年离婚对数连续下降、2022年保持平稳。不婚导致大量单身人口的出现，根据《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23》，2022年我国20岁及以上单身人口约1.5亿，如果处于离婚状态的人也算作单身，这个数据会更多，其中男女比例63:37。

受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户籍制度改革不到位、年轻人不婚不育观念等因素影响，家庭户规模继续小型化，根据普查数据，2010-2020年平均每个家庭户规模由3.10人降至2.62人。人口流动日趋频繁，职业流动性增加，家庭成员间空间距离变大，年轻人更可能离开父母独立居住，一人户、“空巢”家庭和“纯老户”数量、比例均会增加。当前户籍制度改革进程明显滞后于人口流动趋势。流动人口无法享受与户籍人口均等的教育、医疗资源与公共服务，降低生育意愿。2020年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10人减少0.48人。根据抽样数据，2021年，我国家庭户规模约2.77，2022年降至2.76，总体呈小型化趋势。

从国际看，因生育率下滑、晚婚、不婚率和离婚率提高、人口流动等因素，家庭规模小型化是世界各国人口发展的普遍趋势。当前，日本、美国、韩国家庭户均规模分别约2.27、2.53、2.4人，中国家庭户均规模从1982年的4.41降至2022年的2.76。此外，中国家庭户规模仍有小型化趋势，可能导致更多的住房和更大的人均住房面积需求。

7、性别比持续改善，男性比女性多3097万，农村“剩男”和城市“大龄剩女”问题仍突出

性别比逐渐改善，2023年总人口性别比为104.49，较2022年略有降低，处于历史低位水平。2023年男性、女性人口分别为72032、68935万人，占比分别为51.1%、48.9%，男性比女性多3097万，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4.49，较2022年略有降低，目前处于历史低位水平，性别比明显改善。

分省看，2022年，辽宁、河北、吉林、黑龙江4个省级以上地区人口性别比在100以下，河南、青海、四川、重庆等15个省级以上地区介于100-105，天津、云南、湖北等10个省级以上地区介于105-110，海南、广东在110以上。整体看，东北呈现“女多男少”的特点，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97.3、99.8、99.96，均不超过100，人口大省广东性别比高达111.6。

需要注意的是，男女比例失衡、女性意识觉醒等原因造成婚姻市场匹配困难，农村“剩男”和城市“大龄剩女”问题突出。第一，男女比例失衡。比如00后男女性别比约115，男性比女性多超11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约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第二，女性多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于自身条件的女性。婚姻成本越来越高，男性在婚姻市场的主动性受家庭资源、财富水平的影响。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社会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为“家庭主妇”，而是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在事业发展期面对巨大的恋爱、结婚、养育等成本时，如果没有遇到物质与理想同时匹配的择偶对象，更倾向选择不婚甚至不恋，加大婚姻市场匹配难度。2022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有超过60%分布在村镇、一般为较低学历；未婚女性有超过60%分布在城市、一般学历较高。

8、城镇化率稳步提升，人户分离人口规模扩大，户籍制度亟待改革

从城乡构成看，2023年城镇常住人口9326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196万人；乡村常住人口47700万人，减少1404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6.16%，比2022年末提高0.94个百分点。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发展近似一条稍被拉平的“S型”曲线，大致分三个阶段：缓慢发展期（30%以前）、快速发展期（30%-70%）、稳定发展期（70%之后），中国目前处于快速发展期的减速发展阶段末期。在第二阶段快速发展期，大致以50%为临界点可分为两个阶段，50%之前为加速发展阶段、50%为减速发展阶段。目前中国城镇化率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56.2%，但低于高收入经济体和中高收入经济体的81.9%、68.2%。根据联合国预测，204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约76.4%，对应城镇人口为10.3亿，根据我们预测，到204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约78.6%，对应城镇人口10.5亿人，比2020年增加约1.5亿人。

分区域看，东部发达地区城镇化率高于中西部地区。2022年上海、北京、天津等9个省级以上地区城镇化率大于70%，处于城镇化的稳定发展期；内蒙古、宁夏、黑龙江等14个省级以上地区城镇化率介于60%-70%，城镇化进程处于减速发展的末期；四川、新疆等7个省级以上地区城镇化率介于50%-60%，城镇化进程处于减速发展的初期，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西藏自治区城镇化率只有37.4%，主要与地理环境、资源分布等因素有关。

人口流动规模持续扩大，流动趋势明显，2020年人户分离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流动人口分别比2010年增长88.5%、192.7%、69.7%；2021年人户分离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流动人口继续同比增长2.2%、1.7%、2.4%。人户分离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现象，与户籍制度、经济发展联系密切。202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4.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6.7%，低于常住18个百分点。根据抽样调查数据，2021年人户分离人口为5.04亿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9亿人，流动人口为3.85亿人。与202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2.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7%，流动人口增长2.4%。

以上数据说明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持续推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于人口流动趋势，人地挂钩机制不完善，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公平化，同一城市内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不均等。应当尽快建立人地挂钩机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按照常住人口配置。

9、人口、人才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东北、西北人口持续流出

人口进一步向经济发达区域、大都市圈城市群集聚但分化加大，6个人口萎缩省份全部位于北方，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2010-2020年东部人口占比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下降1.20个百分点。2020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口占比分别为39.93%、25.83%、27.12%、6.98%。分省看，2020年广东、山东2省人口超1亿，分别为1.26、1.02亿，合计占全国的16.1%。河南、江苏、四川等9省人口在5000万-1亿，云南、江西、辽宁、福建、陕西等17省人口在1000万-5000万，宁夏、青海、西藏不足1000万。10年间甘肃、内蒙古、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6省人口萎缩，分别减少55.5万、65.7万、79.6万、115.5万、337.9万、646.4万人，全部位于北方，人们用脚投票，奔向南方。

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2010年后的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的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城市层面，人口持续向少数核心城市集聚。一、二线人口持续流入但增速放缓；三、四线城市人口持续净流出。都市圈层面，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分化加大。城市群层面，人口进一步向核心城市群集聚。从国际看，美国人口迁移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在地区层面，从向传统工业主导的铁锈8州集聚，到向能源、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主导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二是在城乡层面，人口在城市化中后期明显向大都会区集聚。日本人口随产业持续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从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

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人才更是第一资源。根据我们与智联招聘联合推出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3》，近年人才仍不断向东部城市集聚，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人才集聚能力逐渐增加。分区域看，2018-2022年东部地区人才净流入占比从5.7%增至14.1%，得益于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战略定位，人才持续向东部集聚；中部、西部地区人才持续净流出，且净流出占比加大。分城市群看，超6成人才流向五大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人才持续集聚，2018-2022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从4.6%、2.2%增至7.9%、3.9%；京津冀人才净流出趋势继续放缓，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人才净流出。随着人口红利消逝、人才价值日益凸显，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并培养人才成为各城市提升综合实力的手段。

人口和人才集聚分化促使房地产市场不断分化，需求向大都市圈大城市群集中，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未来房地产市场将更加分化，但人地分离、供需错配，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中国城镇化战略长期存在“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的倾向，与人口迁移趋势背离。分地区看，2010-2020年东部城市建设用地增速低于城镇人口增速3.3个百分点；而中部、东北、西部分别高20.3、17.4、24.3个百分点。分规模城市看，2010-2020年1000万人以上城市城区人口增长25.4%，但土地供给仅增长2.6%；20万人以下城市人口增长22.8%，土地供给增长47.8%。人地分离、供需错配，导致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而且货币超发使得广义货币增速多高于名义GDP增长，尤其刺激供给短缺、优质公共资源富集的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尽管近年中国城市发展战略逐渐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都市圈建设为突破口，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但任重道远，共识还未形成。

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建议以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为核心加快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更多发挥房地产实体经济功能，回归居住属性和制造业属性。

10、受教育程度提高，但社会阶层固化现象需重视

2010-2020年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增长73.2%，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9.1%，文盲率由4.08%降至2.67%。2020-2022年全国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从7.2%提升至19.5%，受教育程度继续提高，人口红利逐渐转向人才红利。

从受教育程度看，根据抽样调查数据，2022年全国具有大专及以上、高中、初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分别为19.5%、16.4%、34.3%、29.8%，较2020年分别变动2.3、-0.4、-4.1、2.2个百分点。根据普查数据，2020年具有大专及以上、高中、初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分别为17.2%、16.8%、38.4%、27.6%。2010年具有大专及以上、高中、初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分别为10.1%、15.9%、43.8%、30.2%。分区域看，2022年北京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50.3%、为最高，上海、天津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介于30%-50%，学历水平较高；江苏、陕西、辽宁等8个省级以上地区介于20%-30%，宁夏、吉林、青海等20个省级以上地区小于20%。

但近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阶层流动放缓，名校录取中来自农村和寒门的比例下降。我国收入基尼系数由2015年的0.462升至2022年0.467。1978-1998年北大清华等名校农村学生超三成，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2022年清华在内地招生约3400名，农村及专项计划实施区域学生不足20%，若没有针对贫困地区的专项计划，清华农村生源比例不到一成。加大教育投入、调节收入分配、促进教育公平、加快推动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的住房制度改革等日益重要。

11、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切实减轻养育孩子负担

我国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在“十四五”时期扑面而来，将影响中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人口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放开并鼓励生育大势所趋。

我们正处于人口大周期的关键时期，应该高度重视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的新形势新趋势。好在社会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开始关注生育问题，积极出台完善生育支持体系的政策、积极应对老龄少子化。

尽快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全面放开生育，将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的权利还给家庭，由每个家庭自主决定生育的孩子数量。全面放开生育是把生育权从国家计划回归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数量多少的选择权交回给家庭决定，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生育意愿。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现金补贴、购房补贴等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抚养直接成本。五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比如男女平等的育产假等。七是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给有需求家庭定向发放辅助生育补贴券，促进合理需求充分释放。

大力发放生育补贴，切实减轻家庭养育孩子负担。建议国家层面以发放生育补贴的方式开启内需复苏计划，发放群体可以向有抚养老人、孩子的家庭倾斜，由于这部分家庭存在较大的育儿、养老支出需求，可以补贴的储蓄漏出率，同时，可以切实降低这部分家庭生育养育成本。长期看，新增人口会增加对汽车、房屋、电器、旅游等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对于生育补贴的具体方案，我们建议按照孩子数量针对家庭发放，给有孩家庭每月1000-6000元。比如可以一孩补贴1000元，二孩家庭补贴3000元，三孩家庭补贴6000元。按上述补贴计算，即一孩家庭补贴1000元，二孩家庭平均每孩补贴1500元，三孩家庭平均每孩补贴2000元。按此计算，大约需要提供1-3万亿左右的补贴。短期有助于扩内需、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提振生育水平、提升人力资本、增强经济社会活力，一举多得。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快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三是加大养老产业金融支持探索，优化养老服务供给，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四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互联网+养老”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推进适老化改造，保障老年人高质量、有尊严的退休生活。

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生育率一定能触底回升，人口结构有望逐步改善，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的人口预测完全失灵，经济预测更加离谱——说好的经济规模2016年超过美国的，现在2024年了，还差美国一大截，足有三分之一。更别说人均产值了，连美国的五分之一都不到。太可耻了。这都是因为土八路不懂恋爱式的“整合”，只懂强奸式的“统治”。

【03、X论习近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经济学人1张图 道尽习独裁玩垮中国经济》（2023-08-25 自由时报）报道：

外媒将中国经济面临严重困境，归咎于习近平独裁专制。

中国经济已经陷入恶性循环，连北京最好朋友“华尔街”的中国梦也逐渐破灭。经济学人亦称，北京在于 2022 年底放弃清零政策后，经济并未如预期复甦，反而是步履蹒跚地从一个水沟跌入另一个水沟。随著“笨手笨脚的政策制定者”面临日益严峻的经济挑战，独裁的中国政府正在做出错误的决定。

中国人比较穷 比日本失落30年更严重

《经济学人》报道，1978年中国重新加入世界经济后，塑造出历史最引人注目的增长。1980年，中国经济总量仅是美国的10分之1，现在的经济规模约为美国的4分之3。

不过，这一切即将成为过往云烟。中国政府于2022年底放弃清零防疫政策后，经济并没有如预期复甦，而是步履蹒跚地从一个水沟跌落到另一个水沟中。除了房企爆雷，吓跑买家外，消费者支出、商业投资和出口等经济数据全部低于预期。报道指出，正当全球许多国家正在遏制通膨之际，中国却面临通缩问题。一些分析人士示警，中国可能会陷入像20世纪90年代日本那样的通缩陷阱。但在某些方面，以日本之前的问题（失落的30年）来看中国弊病，“这样的判断过于温和”。

报道认为，由于中国民众比较穷，中国经济长期下滑会更严重。数据显示，到1990年，日本的生活水平约为美国的60%，反观今天的中国还不到20%。而且，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还面临比需求疲软和债务沉重更严重的问题，习近平的独裁集权让该国经济政策制定注定失败，使其经济面临更严峻挑战。

擅长山寨缺创新 长期经济情势险峻 

为什麽中国政府老犯错？报道直言，原因之一是短期增长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有迹象表明，习近平认为中国必须为与美国持续进行贸易战，同时为潜在的军事衝突做好准备。习强调中国必须追求伟大复兴、安全和供应链韧性，他愿意为实现这些目标做出牺牲。

而且，官方依照习近平的标准所采取的决策常出现缺失，包括清零崩盘损害了习的威信，镇压科技企业吓跑企业家。再加上若中国因当局拒绝刺激消费而陷入持续通缩，债务的实际价值将会上升，并对经济造成更大压力。最重要的是，除非中共继续提高生活水平，否则它将削弱习对权力的控制，并限制其与美国抗衡的能力。

报道点出，中国的问题始于领导高层，决策越来越受到意识形态支配，这种意识形态融合了左翼对富豪企业家的怀疑和右翼不愿将钱交给无所事事穷人的观点。随著笨手笨脚的政策制定者（clumsy policymakers）面临日益严峻经济挑战，情况恐怕会变得更糟糕。

报道说，中国人口正迅速老化，美国的敌意越趋浓厚，并试图扼杀中国经济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部分，例如芯片制造，以致中国越是想追赶美国缩小差距，就会变得越困难，因为中央集权经济体更擅长模仿，而不是创新。

报道总结，对于独裁专制是否会损害经济的论述，已经有越来越多证据表明事实确实如此，而且经历40年的快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正踏入一个令人大失所望的阶段。

China’s economy is suffering because an increasingly autocratic government is making bad decisions. After four decades of fast growth, an era of disappointment is beginning https://t.co/jGOyQ8DapX pic.twitter.com/jKFjVtWkxH— The Economist （@TheEconomist） August 24, 2023

网民嚎叫：

Johnny Walker 2023年08月25日 14:10

题头的漫画其实画得一点儿也不好。应该展现的是：包子如何使尽全身解数，把一条龙扭曲成了一只蜗牛。

谢选骏指出：融合了左翼对富豪企业家的怀疑和右翼不愿将钱交给无所事事穷人的观点——这是什么观点？这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观点”。

《“习近平新时代”就是最后一代》报道：

自中共二十大习家军全面上位，中共已进入堪称“逢迎政治”主宰的“新时代”，中共政权由此也进入“毁灭”的没落时期。有分析指出，去年上海封城时，年轻人躺平对抗中共，誓言做“最后一代”。如今到习近平这一代，其实也到了中共的“最后一代”。

海外时评人士杜政撰文分析，官员讲话必提最高领导人指示、精神，历来是中共官场的标配。但在实际工作中，一直到李克强任总理的时期，中共国务院还有一定的独立性。到了习近平大秘出身的总理李强上任，他对习近平极尽逢迎，成为开启“逢迎政治”新时代的标志。而更关键的是，作为“一尊”的习近平，并不是全能的，甚至可能是低能。

文章写道，早在2016年，媒体就关注到习近平一连串的挂任头衔。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文章称习近平是“全面主席”（Chairman of Everything）。但习近平真的不是“全能”的，他当全面主席，又号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更可能是因为不放心。过去的政治局常委中还有江派、团派人物，他们和习不太协调。现在常委们虽然都是习家军，但连习近平都公开承认他们是“外行领导”，习有另一种不放心。况且，习近平口中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未必是人们想像的事必亲躬、励精图治的勤政表现，从他在洪灾期间，连灾区都不去看一眼，就可见一斑。

文章分析，从李强开始，整个官场表面上都不敢对习有微词，一味逢迎附和，但搞“逢迎政治”是有后果的。习近平前三年防疫大搞动态清零，搞得民不聊生、民怨四起。最近的洪灾也一样，为保北京，当局向河北泄洪，为保习的政绩工程雄安新区，涿州等地被淹，灾情惨重。但就在华北洪灾之前，中共官方7月19日曾出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吹捧习近平“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治水事业。这似乎是提前预制这次“高级黑”，而李强在网络一片骂声之际，仍声称习“亲自指挥”救灾，则像是一种甩锅行为。此外，中共在全国各地搞了十多个“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最近全国发动学习“习思想”的运动，都是“逢迎政治”的产物。

文章进一步分析，在经济上的“逢迎”带来的损害更大，1978年之前，中共搞计划经济造成灾难，1978年之后中共不得不转变路线，但仍是由党来决定市场的配置，本身就是瞎指挥，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也只是将九龙治水变成定于一尊，但对于习近平折腾导致的政治黑暗、经济烂透，没人敢提异议。况且李强他们还要搞“逢迎政治”，让朝廷弥漫谄媚之风。当今，中国经济潜伏著各种灰犀牛和黑天鹅，经济繁荣落幕已是外界共识。这不是当局禁止唱衰，声称形势大好，就能解决的。习近平为什么一再强调安全？更说明他如今惶惶不可终日，睡不安枕。当然，也不能全怪身边人坑习近平，因为习自己也确实听不进别人一点刺激性的言论，所以才会一上台就搞了个“妄议中央”的罪名，习近平成了名符其实的“习禁评”。

文章最后写道，以马列主义为宗、本质上与中华为敌的中共政权，本身来路不正，即便有天大的错误，制造了多少人道灾难，仍然会自吹伟大、光荣、正确。如今，习时代的中共在各领域不断折腾，只会加速其溃败，而李强配合习打造的以“逢迎政治”为特色的“新时代”，其实是“烂时代”。习近平这一代，其实也到了中共的“最后一代”。

谢选骏指出：上文忘记了历史——戈尔巴乔夫就是苏联共产党的最后一代。X论习近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04、北美洲是中国人的故乡】

“《山海经》与美洲”（叶雨蒙 2009-08-16）报道：

一、

我最早知道《山海经》与美洲有关系一事，是在连云山所著《谁先到达美洲》一书中，读到一则介绍：

美国学者墨兹博士研究了《山海经》，根据经上所说《东山经》在中国大海之东日出之处，他在北美，试着进行按经考察，经过几次失败，他一英里一英里地依经上记过的山系走向，河流所出和流向，山与山间的距离考察，结果胜利了。查验出美国中部和西部的落基山脉，内华达山脉，喀斯喀特山脉，海岸山脉的太平洋沿岸，与《东山经》记载的四条山系走向、山峰、河流走向、动植物、山与山的距离完全吻合……

真是令人惊讶：一个美国人，研究了中国学者都难以读通的《山海经》，并且据此实地勘察，发现了中国古人早已到达美洲！

这件事的确让我着迷。

后业，我又读到贾兰坡老先生为这个美国博士的著作《淡淡的墨痕》（《PALE INK》，中文译著名为《几近退色的记录》）所撰写的序言。更令我惊讶的是，那位凭借双脚踏勘美洲几列山脉的美国学者竟然是位令人尊敬的女士。或许是不同译者的译名，使连云山先生将亨利艾特·墨兹误认为男性；或许是觉得独自一人冒险走遍四列山脉的人不可能是一位女子。有的译者将这位女博士的名字（Henrietta Mertz）译为亨丽艾特·茉芝，这样，中国读者一看便知是位女性。而《人民日报》驻海外记者袁先禄在一篇题为《墨淡情浓》的访问记中，将被访者的名字译为：亨丽埃特·墨茨。

据我所知，袁先禄先生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访问默茨博士的资深记者。遗憾的是，当我辗转寻访到袁先禄先生的夫人姚堤女士时，方才得知袁先生已然病故；而默茨博士呢，在袁先禄八十年代初访问她时，已经八十多岁，如今二十年过去，想来她已不在人世，令人黯然。好在袁先禄先生留给我们一篇《墨淡情浓》①，读了这篇访问记，我们好象跟随着袁先生一起，在风和日丽的芝加哥东南湖滨造访了默茨女士。

还有她留下来的那本浸透她心血的著作。

在这本书的原著序里，默茨博士回忆道，她是最先受到维宁（Edward Vining）有关著作的影响，并仔细研读了维宁翻译的中国古代典籍《山海经》。于是，“《山海经》里的这些章节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也着手对证古本，一里又一里地循踪查对并绘出地图……”

真是令人汗颜！一部中国上古流传至今的宝贵典籍，却是由一些欧美学者用尽心力地在进行着再发现。

《山海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部地理历史著作。清代毕沅考证其“作于禹益，述于周秦，行于汉，明于晋”。然而由于其成书年代过早，且奇闻怪事、神怪传说等夹杂，难于考证，故而二千多年来，一直有怀疑者认为该书“闳诞迂夸，奇怪　傥”，连司马迁也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清代纪晓岚编《四库全书》，干脆将《山海经》归于志怪小说一类。鲁迅也因该书记载了很多巫师祀神的宗教活动，而认为《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而疑古大师顾颉刚则更予以全盘否定。当然也有如西汉刘向、刘秀（歆）父子校订该书时，给汉成帝上表，力陈《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

近年来学界对《山海经》的呼声日高。有的学者研判《山海经》，认为书中有关种种山神乃“鸟首人身”、“羊身人面”、“龙首鸟身”、“龙身马首”、“人面蛇身”等等，其实是原始初民的图腾神像和复合图腾神像，源于先民特有的图腾崇拜。这个解释是合理的。至于巫师的祀神活动，是上古部落族日常必有的宗教活动。巫字本意就是指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人，是代替人们承接天意的人，故而原始初民社会，部落酋长往往兼具巫师职责，率领万民祀神。

至于《山海经》中记载的大量神话，也绝不能以貌似怪诞而简单地贴上神话标签，不重视其所传述的历史内涵。其实原始初民正是通过神话传说，将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记录下来。《孔子集语·子贡第二》引《尸子下》，讲了一则孔夫子解读神话的故事。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过去，传说黄帝有四个面孔，你信吗？孔子回答，这是黄帝任用了四个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去治理四方，他们彼此不用协商就和谐一致，这就叫四面，并非黄帝真有四个面孔。这似乎为我们解读《山海经》中的神话提供了一种方法。

倒是美国学者默茨直截了当地指出《山海经》中大量的有如旅行记录般的客观记载：“谁如果仅仅念上几句这样的‘神话’，就会清楚地感到写这些话的人是诚恳的……一里又一里，里程分明的记录绝不是心血来潮的梦想，也不是捕风捉影的幻境。扎扎实实的、客观的事实是：‘过流沙往南　100英里　，曰秃山，大河东流。”②这里没有什么奇想。

于是，在反复研读推证后，默茨背起行囊上路了。她要像中国古代的旅行者一样，用双脚去丈量勘测那些山脉。她的方法是：《山海经》中的中国古人让你向东，你就向东，让你走三百里，你就走三百里，看看会发现什么。

这位思维完全是开放型的美国女性又带给中国学者一个困窘。她写道：“约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国人开始在国内核对《山海经》所描写的某些山脉，但未能找到。学者们在全国寻找线索而一无所获，于是只好作罢……”

就目前所见资料看，中国人研究《山海经》还只是考证史料，查找地图。

人们发现，《山海经》中，《南山经》已写到浙江绍兴界：“又东五百里，曰会稽之山……”晋代郭璞注云：会稽之山，“今在会稽山阴县南，上有禹冢及井。”而会稽正是现在绍兴的古称。而《北山经》则写到了河北界的太行山和沱河：“北次三经之首，曰太行之山。”

“木马之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滹沱。”“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滹沱。”

而《东山经》中所到四条山脉多无可考，因中国东部乃冲积平原，何来四列山脉，默茨所说的中国人“开始在国内核对《山海经》所描写的某些山脉，但未能找到”，指的主要是《东山经》所列的山脉。

于是，默茨便“心安理得地越过大海”，到美洲去踏勘了。

默茨历经艰难险阻，踏勘的结果是：

第一列山脉，起自今美国怀俄明州，至得克萨斯的格兰德河止，共12座山。将古华里换算为英里，与《东山经》中第一列山的距离完全相符。

第二列山脉，起于加拿大的曼尼托巴的温尼泊，止于墨西哥的马萨特兰，共17座山。距离与《东山经》第二列山脉相合。

第三列山脉是沿海岸山脉的太平洋沿岸，完全走太平洋海岸航行，起于阿拉斯加的怀尔沃德山，至加州的圣巴巴拉，共9座山。距离也与《东山经》所列第三条山脉相符。

第四列山脉，起于华盛顿州的雷尼尔火山，经俄勒冈州到内华达州北部，共8座山，距离与《东山经》第四列山相合。

于是默茨宣告：“过去2000多年一向被中国人认为是神话的《山海经》，不是神话，而是真实的文字记录。珍藏在中国书库中的这部文献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中国人便已到达美洲探险，而这些材料迄今为止一向是很缺乏的。”

对于默茨的考察结果，中国学者能说什么？我们可以不相信，可以认为是“臆说”，但反驳必然无力，因为没有中国人也像默茨那样，迈开双脚丈量中国东部山水，找出《东山经》所列四条山脉到底在中国何处？

最有力的办法还是依旧给《山海经》贴上神话的标签，置于故纸堆中，不予理睬！

可叹，中国历史上，像徐霞客一样的旅行家实在太少了。一句“父母在，不远游”，羁绊了中国人的步伐，也限制了我们的创造力。

二、

其实剔除《山海经》由于年代久远，出现错简、残简、漏简等错生命线，其内容之可信，屡使后人称奇。

《山海经》古传有三十二篇，西汉刘向、刘秀（歆）父子最早校订此书时，定为十八篇。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

刘秀最后校订完成《山海经》十八篇后，为此专门给皇帝上表，其内容今日可看做一篇出版内容简介：

……《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风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

接下来，刘秀为了向皇帝说明“其事质明有信”，还举了两个例子。其中一例是：

孝武皇帝时尝有献异鸟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

刘向、刘秀（歆）父子是中国历史上已知最早校订《山海经》之人。他们看到过的《山海经》是“凡三十二篇”，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是经他们校订删编而定的十八篇。对于《山海经》，刘氏父子应最有发言权的。何况为此皇帝上表，是“臣秀昧死谨上”，岂敢胡言乱语？

今日事实证明，《山海经》确实“其事质明信”。现举几例，真让人称奇：

其一，在闻名于世的四川三星堆文化遗址发掘中，考古人员在一个祭器坑中发现许多保存完好的象牙，而今日成都平原又不是野象栖息地；遗址中还出土了很多玉器，而成都平原并不出产玉石。翻开《山海经》便可找到答案。《山海经·中次九经》指出：“岷山……其兽多犀象，多夔牛”；“岷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白珉即是白色的硅质类岩石。这就指明了三星堆遗址中象牙和玉石器的来源。而三星堆出土的人首鸟身青铜像，也与《山海经·中次八经》中的山神形象相合。

其二，清末民初曾任清朝政府和尼国政府驻外使节的欧阳庚先生之子欧阳可亮，耋年曾跟随其父在中南美洲生活多年，相识不少印第安人，曾有一段奇特的经历，现将欧阳可亮先生的自述摘录如下：

“笔者耋年在海外，与殷地安人（欧阳可亮认为印第安人实应为殷地安人，有殷人之意）家庭同吃同住同学同游六年，1926年6月15日，与欧阳可宏三哥、可祥五弟，受殷福布族招待，派二十名殷福布族青年水手划船，从墨西哥支华华（CHIHUAHUA）州的支华华市支华华村的甘渊汤谷（即　谷）23人上船，一路上有800公里地下钟乳古水道，实入《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南经》之大壑、甘渊、归墟、咸池，而不自知。由黑（墨）齿国（即墨池国）之尤卡坦半岛科潘河上岸，出墨池（归墟），到拉文塔太阳神庙遗址。见日出杲杲，朝阳东升于穹桑树上，殷地安群众已集数百，礼拜太阳。20名水手也站立挺身，仰面朝天祈祷。回去时，仍由大壑、咸池，进入地下钟乳水道，在墨池归墟饮‘合虚山长寿甘泉的甘露水，见有地下水道岔口，钟乳下垂滴水，蔚为壮观。一水手说：这岔道是天元（TIENYUEN）日月山，常羲（CHANGSI）妈妈正在浴月，一月方至，一月方出。三哥问：怎么墨国也有轩辕呢？答：这是海外天元。指又一钟乳大岔水道说：这是羲和（SIHO）妈妈浴日的地方，共有22个地下岔道，一进去，迷了路就出不来了……我们兄弟3人1927年才回中国学汉语，当时只会说西班牙和殷地安语，23人谁也没读过《山海经》，后来才知道水手讲的同《山海经》记的多有暗合，很是惊讶……

1926年这次游历终生难忘，因我童年和殷福布族等殷地安人生活，彼此互称殷地安，自言中国人，确信美洲‘印第安’人，就是中国商殷人和少昊、夸父等中华先人的裔胃。③

其三，再说到默茨。默茨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读到开篇一句：“东海之外大壑”，并《海外东经》中羿射九日神话之源：“十日所浴，在墨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默茨认为，“大壑”便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他们在四千年前称之为‘大壑’，我们今天称它为‘大峡谷’。人们站在大峡谷边上眺望，无不为它瑰丽的景色所感动。印第安人对此不能无动于衷，中国人不能，我们也不能。”默茨进而推断道：中国关于羿射日的神话，其出处无疑就在《山海经·海外东经》。“我相信终有一天会发现，射日的故事最早发源于某一印第安人的部落，是印第安人讲给中国人听的。中国人将印第安人关于峡谷怎样形成的神话，作为大壑（大峡谷）的神话带回来……印第安人是想解释峡谷是怎样来的，想弄清为什么会流金铄石，五光十色。对诗情画意的中国人来说，这故事听来是讲得通的……应该承认，神话的根子就在美国大峡谷。”

默茨的推论虽然大胆，却不无根据。现在我们吃惊地得知，在美国大峡谷附近的印第安部落中，确实流传着十日神话。徐松石教授经搜集考证，指出：“美洲也有墨西哥境十日浴于扶桑汤谷的故事。又有加利福尼亚沙士太印第安族的十日传说。据谓狗酋达（犬形神人）创造天地日月，造成十个太阳和十个月亮。他们本来是轮流出现的。后来有一个时候，十个太阳白天并出，十个月亮夜里并悬。弄到日间则热似焦火，夜里则冻似寒冰……人民十分痛苦。狗酋达就出来毁灭了九个太阳和九个月亮。然后人类生活得以恢复常态。”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说，美国西部的大峡谷，与《山海经》所记“东海之外大壑”方位地貌相合。而流金铄石的大峡谷应为古人眼中日出之处。大峡谷附近的印第安人与中国人有着相似的十日神话传说。至于是否古时来到大峡谷的中国人将印第安人的十日传说带回去，演变成羿射九日的神话，恐怕只能做为默茨的推想而难予考证。

三、

《山海经》确实是上古先民认知世界的记录，其囊括的范围大大超越了现今的中国本土。如若不然，《山海经》又如何被分为“海内”、“海外”与“大荒”等不同地域而分别叙述呢？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海内经》和《海内南经》、《海内北经》、《海内西经》、《海内东经》诸篇中，已可以大致看到一个“海内”的轮廓，这个轮廓的东南角已达“会稽”，西北角已达“凶奴”、“东胡”，西南角甚至达到“天毒”（晋郭璞注：天毒即天竺，按指今印度），而东北角则明确记为“朝鲜”与“倭”。

请看：“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晋郭璞为此注曰：“倭国在带方东大海内……”“朝鲜今乐浪县，箕子所封也”这就指明《山海经》之《海内北经》提到的“倭”和“朝鲜”即今日的日本和朝鲜、韩国。

既然古时已将日本和朝鲜列于“海内”，那么，《海外东经》、《大荒东经》所到达的地方，必然远于日本和朝鲜。而在日本、朝鲜以东会是哪里呢？答案不言自明，当然应是美洲。

《海外东经》记载的“汤谷”“扶桑”“黑齿国”等，必是美洲，因有其它典籍的记载佐记——《东夷传》载：“倭国东四千余里，有裸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至也。”

至于《大荒东经》所载“东海之外大壑”，更非美洲莫属。《列子·汤问篇》云“渤海之东，不知其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

而中国古人到达东部如此之远的地方，之所以“质明有信”，并非虚妄，乃是因为有人双脚丈量的结果。

《海外东经》记载道：“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万）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

晋郭璞注：“竖亥”为健行人。清郝懿行注：竖亥右手把算，算当为。《说文》云：“长六寸，计历数者”。而“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这就鲜活地描写出古时测量大地者的生动形象。

“自东极至于西极”，气魄何等之大！“东极”在哪里？《大荒东经》载明，在“日月所出”之处；“西极”在哪里？《大荒西经》载明，在“日月所入”之外。《大荒西经》记载，“日月所出”之山和《大荒西经》所载“日月所入”之山各有六处之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人观察一年中不同时间，太阳出升和降落的方位稍有不同。看来，命竖亥测量由东极至于西极的里程，也许与制定历法有关。

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与《五藏山经》所记大量山名有所不同，《大荒东经》记载的许多山名都不象中国的山名，比如：

“大荒东南隅有山，名皮母地丘”。

“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高瞀，日月所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羝。”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猗天苏门”。

“东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

“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日凶犁士丘。”

上述这些中国人听来很怪的山名，无疑是外域山名的音译，是对当地土人所称山名的直译音录。如果是“海客谈瀛”式的神侃海聊，没必要编些古怪的山名。这倒从一个角度，证明古人确确实实到达了《大荒东经》所记载的地方。

这里应该提到默茨博士在美洲的踏勘中，发现的几处古代石刻。一处位于加拿大的阿尔柏达，一处位于美国北达科他，还有一处在亚利桑那的“四角”（Four Cornnrs）。这些石刻文字明显与古玛雅象形文字不属于一个系统，反而与中国商殷之际的甲骨文极为相似，有些文字简直与甲骨文相同。难怪北达科他商业与工业开发署，曾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曾一度访问过北达科他”；并且在1972年再版的《关于北达科他的种种事实》一书里，附以有关中国人这次探险的记载。④

在北美洲发现的这些古代石刻，很可能就是古人“自东极至于西极”测量大地所留下的遗迹。要知道，“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是一个相当遥远的距离。如果不以古时测量步算（据说旧时丈量土地时左右两脚各向前迈一步为一测量步），仅以普通行走，两步为　一公尺　计，五亿步当有2.　5亿公尺　——已有20万公里以上了，其行走距离，早已远远超出中国本土，可以环绕地球几圈了！如果考虑古人行走时翻山越岭、涉水渡海，不可能以直线行走，“自东极至于西极”距离的记载是可信的。

并且，这项巨大的测量工程，不一定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而是可以由一批同代人或一个部落的同代人便可完成。前些年，上海有位徒步走遍全中国的壮士余纯顺。笔者虽然没有仔细核查过他的有关资料，但以他经历过的几乎走遍中国大陆上的每一个市县、行走时间历时八年的情况看，他所走过的里程相加，相信已可以绕地球一圈。远古的健行人恐怕日行不止百里，若按日行一百华里计，一年约可走三万多华里，三年便可行走十万华里，足以绕地球一周。从《大荒东经》和《大荒西经》两篇记录来看，其叙述风格如出一位亲历者之手。可以推想，古时健行人完成了“自东极至于西极”的壮举，将大荒之东和大荒之西的所见所闻记了下来，并讲述给别人，因此才有了《大荒东经》和《大荒西经》。

伟哉，华夏先人！

默茨博士研读了《山海经》，并亲自踏勘美洲的山水河流之后，由衷的赞叹：

对于那些早在四千年前就为白雪皑皑的峻峭山峰绘制地图的刚毅无畏的中国人，我们只有低头，顶礼膜拜。⑤

而今天，我们还赶得上祖先的脚力么？

注：

①《人民日报》1982年6月6日　第七版

②原译文如此，与《山海经》有出入

③《中华祖先拓荒美洲》19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④默茨《几近退色的记录》第10页

⑤默茨《几近退色的记录》第100页

谢选骏指出：人说“《山海经》与美洲”——我看“美洲是中国人的故乡”。

【05、被中国愚弄的罗兰·巴特】

《中国怎么样？[1]》（[法] 罗兰·巴特  著  王立秋  试译）报道：

在静谧、微暗的接待室中，与我们交谈的人（工人、教师、农民[2]）耐心而投入（所有人都在记笔记：没有丝毫的不耐烦，集体工作的宁静感），尤其专注，特别地专注，并非针对我们的（法国）身份，而是在意我们的反应[3]：就好像，与一些素不相识的知识分子面对面，对于这群人数众多的民族来说，被承认和理解仍然是那么重要；就好像在这里，要求已经向我们这些外国友人提出了，需要的不是党同伐异，而是（理解地）同意（assentiment）。

我们前往中国，脑子里装着成百上千个迫切，而看起来又那么自然的问题：那边的性、女性、家庭、道德怎么样？其人文科学、语言学、精神病学又如何？我们摇动知识之树，好让问题的答案自动掉落，好重新汲取我们重要的智识养料：被破解（déchiffré）的秘密。可什么也没有落下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只带回（除政治的答复外）：空无（rien）。

于是我们自问：而假如这些东西——从中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地制造出各种问题（性，主体，语言，科学）——只是历史和地域的独特性，只是文明的习语（idiotismes）[4]呢？我们希望存在一些不透明之物，好让我们穿透：出于思想上的祖传旧习，我们是辩读（déchiffrer）的存在，是诠释的主体；我们相信我们的智识工作总会揭露一种意义。中国好像抵制这种意义的呈现（livrer），这并非因为她把意义遮住，相反，更具颠覆性地，是因为（在这里当然有些儒家色彩）她摆脱了概念、主题、名字的建构；她不同我们一样分有知识的目标（cible）；语义场被扰乱了；对意义冒失提出的问题再现为意义的问题，我们（西方人）虚幻的知识：我们社会建构的思想观念被沉默地宣告为不-得体（im-pertients）。此即诠释学的终结。

于是我们把符号的喧闹留在身后，走上一个很辽阔，很古老又很新的国度，在那里，意指过程低调（discrète）以至罕见（la rareté）。这时，一个新地方出现了：微妙（delicatesse）的，或者这样说会更加合适（我冒险使用这个词，哪怕稍后就将加以修改）：平淡的（fadeur）。

除了古代的宫殿，张贴物，儿童芭蕾舞和五一节（Premier Mai），中国不着浓彩。田野（至少我们看到的，并不像古代绘画里展示的那样）平坦；无任何历史之物打破其延宕（既无钟楼，亦无城堡）；远处，两头灰色水牛，一台拖拉机，规划整齐但不对称的耕地上，一群身着蓝装的工人，仅此而已。其余的，远至天边，都是一片浅褐（略带玫瑰色）或嫩绿（小麦、大米）；偶尔，有层层金黄油菜和似乎是用作肥料的紫色花朵的色彩，但永远是黯淡的。没有任何（环境骤变带来）的不自在（dépaysement）。

绿茶淡而无味；几乎各个场合都有，及时往你杯中加满，据说茶的存在只是为了给会议、讨论、旅途加上一种精微而适宜的礼仪性点缀：不时喝口茶，轻吸一口烟，言谈也是如此的轻描淡写（就如我们在参观过的车间中感觉到的工作状态一样）。茶是礼貌的，也是友好的；同样是种距离；它使朋友交情，感情的吐露，整个社会关系的剧场变成一种过度。

身体上，一切风情（既无时尚，亦无妆饰）之表现都消失了，着装的均一化，行为的散乱，所有这些缺失，沿着密集的人群增长，引起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能让人心碎：在那里，身体不再去理解，他执意拒绝去意指，不让自己附着在一种色情的（érotique）[5]或是戏剧的阅读中（除了在舞台之上）。

我已经说过平淡了么？我想到另一个词，更加准确：中国是安静的（paisible）。和平（中国专名学[l’onomastique chinoise]如此经常地提到这个词）说的难道不正是这个免除意义斗争的地方，我们眼中的乌托邦（utopique）么？在那边，在一切我们西方人追问意义的地方，意义都被取消、免除了；而在我们对意义出现深感厌恶的地方：在政治（la politique）[6]中，意义保持着垂直（debout，亦可译作“依然存在”，参照巴特文集尤其是《写作的零度》的译法，这里仍译作“垂直”），并武装起来，变得清晰而富有进攻性。

能指（这超出意义并使之溢出之物，从意义走得更远，朝向欲望），能指稀少。但在这里无次序地列出三个：首先，是烹饪，这，我们知道，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其次，是儿童，因其庞大，泛滥的数量，人们总是不厌其烦贪婪地将其观看，然而他们的神情（expressions）（这绝不是指表情[mines]）并不那么多样，而总是毫无礼貌；最后，是书写；这可能是最重要的能指；通过墙上的手写痕迹（到处都有），无名书法家（一个工人，一个农民）的毛笔，一种难以置信的推动力（我们在一个写作间观察到的），把身体的压力和斗争的张力投进这唯一的动作；还有毛主席的书法，以各种比例复制，用一种抒情、雅致、繁密的巨大舞步（jeté）给中国空间（l’espace chinois）（一个工厂大厅，一个公园，一座桥）加上印记：奇妙的艺术，四处呈现，（对我们而言）比别处提到的传说之使徒行传更令人信服。

总之，可以这么说，中国仅仅提供其政治文本（Texte politique）以供阅读。这一文本无处不在：没有一个领域能够逃脱；在我们听到的所有话语中，自然（la Nature）（“性”[le naturel]，“恒”[l’éternnel[7]]）不再言说（只在一点上，出奇地坚实：家庭，在当前主导的孔子批判中得以幸免）。

然而，同样在那里，为了发现文本（我们今天称为文本的东西），必须穿过一个充斥着重复的巨大空间。所有的话语，好像在事实上是通过陈词滥调（lieux communs）（“主题”[《topoi》]和口头禅[cliché]）的缓慢演变而进步，从而与控制论称之为“砖瓦”（briques）的子程序类似。什么，没有自由？不。在修辞的外壳下，文本蔓延（欲望，智识，斗争，劳动，一切分化，漫溢，流逝之物）。

首先，这些口头禅，各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地来组织，这种组合并非依据（各人）独创性（originalié）的美学设计，而是，多少还有些灵活地，由政治觉悟（conscience politique）的压力所致（相同的代码[code]，人民公社负责人的僵硬话语，和一位上海船厂工人生动、准确、切题[8]的分析之间，差别是如此之大！）。其次，话语总是，以史诗般的叙事，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出现（représente）；可能，我们，西方人，永远只听得到胜利一方的声音；然而这胜利决不洋洋自得（triomphaliste）；这是警报（alerte），一个运动，通过它我们持续地防止革命（révolution）[9]变得迟钝、停滞、僵化。最后，这些话语，表面上被严格编码（très codé），却一点也不排除创造，我甚至几乎要说：这是一种相当程度的娱乐至上主义（ludisme）；以目前反孔子和林彪的斗争为例；其名字本身（用汉语来说：批林-批孔[Pilin-Pikong]），就仿佛一只欢快的铃铛叮当作响，批斗分化成各种创造的游戏：讽刺画，诗作，一场儿童喜剧，剧中，一个浓妆的小女孩突然在两幕芭蕾的间隙历数死去林彪的罪行[10]：政治文本（而仅仅是它）生成了这些“正在发生的”微小细节（ces menus “happening”）。

米什莱（Michelet）把他梦中的法兰西比作一篇巨大散文，中性，平滑，透明的语言和社会状态。由于人物（figure）的衰弱（extenustion），社会各阶层（这些阶层可能只是同一个）的混杂，中国极似散文（prosaque，兼有散文似的，平淡乏味的之意，回应上文的平淡）。这个国家，一个有着伟大历史经历的地方，不再充斥着英雄主义。我们说它，像一个祸患（abcès），被固定在歌剧场上，在芭蕾舞台上，在布告上，在那里总是（出于尊重还是戏弄？）“女性”（la Femme,原文是大写），被委以在政治斗争中张牙舞爪凸现其身体的任务（reoit la charge de hausser le corps sur ses ergots politiques），然而，在街上，在工厂车间，在学校，在乡村公路上，一个民族（在25年间，它已经建立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国家）往来，工作，自己喝茶，独自锻炼，没有戏剧，没有喧闹，没有故作姿势（sans pose），简言之，没有歇斯底里[11]。

1975年

由于引起一些（负面的）反应，这个应时性的文本，在我看来提出了一个原则问题：并非：什么是它允许的，而是，什么是它可能说或者不说的？

所有习语都有其既成规约（rubrisque，有标题，类目之意，这里把rubsrique obligatoire译作“既成规约”后文依语境也译作“类目”）：语言（la langue），不仅出于其结构，禁止言说一些特定之物——因而，对于这些事物，没有任何语法上的表达方式允许我们将其说出——而且，它还强制我们积极地在其中言说其他事物[12]。如此，对于如此多的我们自己希望不加区别（souhaiterions respecter respcter l’indifférenciation）的字词，我们不也要在阳性（le masculin）和阴性（la féminin）中选择么——既然我们的语言包含并只有这么两种类目？我们，法国人，被迫去说阳性/阴性。

因为出自句子的组合，话语原则上是完全自由的：除了修辞，不存在所谓的话语之强制结构。然而，出于一种心智上的——文明的，意识形态的——制约作用，我们的话语自己也有其既成规约。我们不能言说，尤其是写作，而不去服从其中的一种模式（l’un de modes）：或肯定，或否定，或怀疑，或提问。然而人类主体难道就不能有另外一种欲望：推迟（suspendre）其陈述，而同时又不将它取消？

关于中国，这个无限的以及，对于很多人而言棘手的对象，我力图生产——我的真理就在那里——一种话语，它不是断言性的，不是否定性的，也不是中性的：一种评论，口气将是：无可奉告（no comment）:一种同意（assentiment）（突出一种伦理学，也许是美学的语言模式），而并非无可避免地是赞同（adhésion）或是拒斥（refus）（突出一种理性或信念的模式）。稍稍把中国幻想成一个置于艳色、浓味、粗暴意义之外的对象（这一切并非与菲勒斯[Phallus]无止境的炫耀无关），我想要在一个唯一的运动中联系这个对象自身的女性（母性？）之无限性——在我眼中，即中国这种，安静和强力地，从意义漫溢出来（déborder）的奇特方式——以及一种使用特殊话语的权利：一种轻快漂移的话语，或者又一次地，一种欲望沉默——欲望“智慧”的话语，也许，与在斯多噶主义的意义相比，这个词被放在道家的语境中理解会更加适宜（“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同其尘……[圣]人之道，为而弗争。”[13]）。

这个幻想并非毫无根据：它想要对很多西方人以自己的读解方式（codé） 幻想中国的方式作出回应：（后者）根据一种独断论的，粗暴地肯定/否定的或虚假自由的模式。这归根到底难道不是一种蹩足的政治观念么，在一种完全（directement）政治的话语形式下，去思考在语言中无法出现之物么？这里没有知识分子（或作家）的活动空间——或者说，除迂回（l’Indirect）外再无其他活动余地：正是对这一乌托邦，我试着给出一种（在音乐上）准确的（juste）话语。必须爱音乐，中国亦如此。

1975年10月

本文原载于《世界报》1974年5月24日，1975年小册子形式由CHRISTIAN BOURGOIS EDIEUR再版，并附有一篇此前未曾刊行的后记。巴特与菲利普·索莱尔斯（P. Sollers），《泰凯勒/如是/原样》（Tel Quel）杂志小组，以及弗朗索瓦·瓦尔（Francois Wahl）曾于1974年4月访华。

[关于翻译版本的简要说明]

本文初稿是依据Roland Barthes, Alors la chine?, CHRISTIAN BOURGOIS EDIEUR, 1975译出的，经检查发现错误太多，于是依据Roland Barthes, vres complètes, Tome IV, éditions du Seuil, 2002第516-522页版本校对修订，修订中参阅了陆兴华在一篇文章中引述的部分译文，在校对完成时得知此前已有过一个译本（[法]罗兰·巴特著，刘文瑾译：《中国怎么样》，载《中国比较文学通讯》2003年第二期），据此再次比较修订。校对时虽有以往译文参考，但理解上仍然有些困惑及错误之处，还大家多多包涵并予以批评指正。

王立秋  敬上 2008年10月17日

[1] 题目Alors la chine?因是应要求而作之文，标题就透露出一种无奈，我本想译作《好吧，谈谈中国》，但由于通行的巴特传记译文和其他著作中都作《中国怎么样》，故仍沿用之。文中脚注均为译者注。

[2] 括号中的楷体字为译者因理解需要擅自添加，其中的宋体字为巴特原文就有。

[3] 大部分法国人说话都不大在乎对方的反应，而在中国情况却并非如此，人们倾听（écoute）他们，原文用词即倾听，这里采用意译。

[4] Idiotismes, idiom这个词在德里达处亦多次被使用，强调各民族、文明差异在语言上的反应，翻译时沿用了胡继华先生在《友爱的政治学》中的译法。

[5] 有时候也译作“色情活动”，在巴特语汇中，érotique偏向于强调一种反常和活动性，参见其著作《显义与晦义》（le sens obvie et le sens obscur）、《明室》（La chamber claire），以及黄晞耘：《罗兰·巴特：业余主义的三个内涵》，载《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三期。

[6] 这里又再次涉及到巴特对le politique和la politique的区分，关于这个区分，参见瑟依出版社2002年版OC IV,pp.862页，及1994年版OC III，pp.234，出自1975年的“Vingt mots-clés pour Roland Barthes”中的La Politique词条。由于缺乏公允的翻译方法，加上在这个文本中巴特谈及的la politique与日常用法的中的政治区别不大，暂译作“政治”。

[7] 刘文瑾译本译作“天道”和“恒常”，由于对法语中道家术语翻译的了解，翻译时大致沿用。

[8] 地形学 （topique）这一术语在结构主义中有特别涵义，该词源于希腊文的topos：地点。地形学在一个特定空间内描述几种现实各自占据的场所：例如，经济活动在底层（基础），它上面是上层建筑。参见路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研究笔记）”的一个脚注,中文译文载于[法]路易·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328页。本文由于与之前的topoi（主题）对应，故译作“切题的”。

[9] 参见巴特专论doxa的一段文字：“反作用的构成：一种主流意见（流行的意见）出现，不可忍受；我为了避开，就提出吊诡的言论，然后这个吊诡的言论逐渐发酵，逐渐凝固，成为一个新的主流意见，我必须往前走，以便寻找出另一个吊诡的言论。”出于革命/循环（révolution）的多义性，也许亦可从这个方面去理解。在[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 镜像自述》，刘森尧译，台北桂冠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87页。

[10] Pourfend…le fandome de Lin Piao。直译作“猛烈批判林彪的幽灵”，为避免这里地幽灵/鬼魂与德里达的幽灵学产生误解，译文进行了一些变动。

[11] Hystérie，歇斯底里，是巴特常用的词汇之一，巴特的传记作家认为他一生厌恶歇斯底里，事实上并不尽然，参见[法]路易-让·卡尔韦：《结构与符号 罗兰·巴尔特传》，车槿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铃村和成在其著作《巴特 文本的愉悦》（戚印平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对此问题有专门论述。

[12] 此即对不可能言说之物的增补替换，参见拉康关于能指链的论述以及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论述。

[13] 为原文“Le Tao parfait n’offre pas de difficulté,sauf qu’il évite de choisir…Ne vous opposez pas au monde sensoriel…Le sage ne lutte pas”，由于没能找到法译本《道德经》，译文对照英汉对译本（老子：《道德经》,Arthur Waley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七月版）摘出，其中“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英译作“He who has the least scrap of sense, once he has got started on the great gighway has nothing to fear so long as he avoids turnings.”（第五十三章,第114页）,“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英译作“Block the passages, Shut the doors, Let all sharpness be blended, All tangles untied, All glare tempered, All dust smoothed.”（第五十六章,第118页）以及第9页脚注“Dust is the Taoist symbol for the noise and fuss of everyday life”,网络上流传的另一个译本与巴特引用的法译本更加契合：“Accept the world”，“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英译作“And the Sage’s way is to act without striving.”（第八十一章,第170页）。至于巴特对道家的理解以及他使用的译本、其时法国对老子的翻译和接受情况，由于条件所限不便深入研究，关于巴特与道家的关联，参见郭泉：《罗兰·巴特文论中的佛道思想》，载《当代外国文学》2001年第2期。

谢选骏指出：罗兰·巴特说“中国怎么样？”——我看到了这被愚弄的罗兰·巴特。

网文《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报道：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年11月12日—1980年3月26日），法国文学批评家、文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符号学家。巴特的许多著作对于后现代主义，尤其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想的产生了很大影响。

生平

1915年11月12日，罗兰·巴特出生在法国诺曼底的瑟堡。父亲路易·巴特是一位海军军官，在他未满一岁前于北海的一场战斗中死亡。巴特的母亲安丽耶塔·巴特与他的姑姑与祖母共同抚养他，在法国巴约讷，他跟着姑姑学习钢琴，是他初次接触文化的经验。9岁时他跟随着母亲迁移到巴黎并且居住在那直到成年。（这造成他一生中对乡村文化的热爱）

巴特在学生时代便展现出过人的天赋。1935年到1939年，巴特就读于巴黎大学并获得古典希腊文学学位。后因为肺结核使他经常进出疗养院，亦因健康问题中断了他的学术生涯，但也使他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征召入伍。在无法进入法国主要大学进修的状况下，他辗转于各地做法语讲师，其后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也刻意避开这些主要的正规大学教职。

在健康状况不佳的的这些年间，巴特将大部分的时间用在取得文法与文字学学位上，也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同时参与了一个医学预科的研究。1948年他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在法国、罗马尼亚与埃及的研究机构里得到一些短期的职位。这段时间里他参与了巴黎左派论战，后来将观点整理成第一篇完整的作品《写作的零度》（1953）。1952年他进入了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从事辞汇学与社会学的研究，之后的七年间他发表揭露大众文化的迷思的文章于新文艺杂志上，尔后集结成册神话修辞学（1957）。

60年代初期，巴特在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开始了对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的探索，这时期他主要的作品是对传统学院文学理论观点以及大众文学型态的论述。他独特的观点引起法国思想家的不满，他们称巴特为新批评，认为巴特漠视且不尊重文化中的文学根源。巴特则以《批评与真实》与其对抗，控诉旧的、布尔乔亚式那种不重视语言细节的、刻意忽视其他理论概念（如马克思主义）挑战的批评方式。

60年代晚期，巴特的名声越来越大，他到日本和美国旅游，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说。1967年，他发表了他最著名的论文《作者之死》，主要是受到雅克·德里达逐渐崛起的解构主义所影响，这篇论文变成为他向结构主义思想告别的转折。巴特持续地在菲利普·索莱尔所主编的前卫文学杂志《原样》（Tel Quel）上发表文章，该杂志亦相当赞同由巴特作品所发展出的各类理论。1970年发表著名的作品《S/Z》，是对巴尔扎克小说作品《萨拉辛》的批判式阅读，被认为是巴特最为质量兼具的作品。整个70年代巴特持续的发展他的文学批评理论，发展出文本性与小说中的角色中立性等概念。1971年成为日内瓦大学客座教授。

1975年，他完成题为“罗兰·巴特”的自传。1977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文学与符号学主席。同年他的母亲逝世，对于从小被母亲独自扶养长大的巴特而言是重大的打击，他将过往与摄影相关的论述与理论集结成册为他最后的伟大作品《明室》。本书从他对一张母亲的老照片沉思开始论起，包含了他对摄影媒介对传播的理论论述，以及他对母亲思念的哀悼。在他母亲过世三年之后，1980年2月25日，当他从密特朗主办的一场宴会离开返家时，于巴黎的街道上被卡车撞伤。一个月后的3月26日，巴特因伤重不治而逝世，享年64岁。

著作及观点

早期思想

巴特最早期的作品主要是对40年代存在主义思潮的回应，尤其是针对其代表人物萨特。在萨特的作品《什么是文学？》中，他将自己从既已建立的书写形式以及他认为敌视读者的前卫书写形式中抽离。而巴特的回应是：何不寻找书写中那些特别而独创的元素。在《写作的零度》中，巴特认为，语言与形式都是呈现概念上的常规，而不完全是创意的表现。形式，或者是巴特所称的“书写”是个体选择以独特的方式操作形式上的常规来达到他所想达到的效果，这是一个独特且创造性的行动。当一个人书写的形式向大众发表以后，将无可避免的成为常规，这表示创作成为一种在持续不断改变与反应中的连续性历程。他认为加缪的《异乡人》中那种诚意地忽略矫情的细节描写与风格的塑造，正是理想的例子。

从对法国史学家米什莱作品的批判阅读中，巴特持续发展他的观点，并且将其运用在更为广阔的领域。他解释米什莱对历史与社会的观点具有明显的缺陷，但是透过对于他的作品的研读，个人不应该学习他的观点，而是保持着批判的距离，从他的错误中学习。了解他的思想如何、为什么有缺陷将能更了解他的历史分期胜过他的观察。

同样的，巴特认为前卫书写在作品与读者间刻意保持距离的态度应当受到称赞。前卫作家透过这种明显刻意而不宣称的方式，确保读者保持客观的观点阅读他们的作品。从这角度来看，巴特相信艺术应是批判的，并且询问着这世界，而不是寻找并解释这世界，就如米什莱所为。

符号学和神话研究

巴特很多每月供稿都收录在了《神话修辞学》一书中。为了揭露资产阶级社会如何通过某些特定的文化材料来维护它的价值观念，这些文章频繁地拷问这些文化素材。例如，在法国社会，喝葡萄酒被刻画为一种健康的习惯，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它实际恰与现实情况矛盾，即葡萄酒并不健康，且会使人醉倒。他发现符号学这种研究记号的学问在这些拷问中十分有效。巴特解释说，这些资产阶级文化神话只是“二阶符号”，或仅是“内涵”（connotation）。一个满的、黑暗的瓶子的图画是一个能指（signifier），指向了一个特定的“所指”：一种酿造的酒精饮料。然而，资产阶级将其导向了另一个新的所指：健康、强健、轻松的体验。这样操纵的动机既包括销售产品的欲望，也包括维持现状的欲望。这些洞见使巴特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近。

在《流行体系》一书中，巴特揭示了这些掺假的记号如何被轻易地翻译进词语中。在这部作品中，他结识了在时尚世界中，任何单词都可以被搭载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的重大涵义，因此，假如流行时尚说，“罩衫”对某个特定的场合或集会很完美，这一观点就会被立刻自然化，并作为真理而被接受，即使实际上这一符号完全可以与“衬衫”、“汗衫”等词等价互换。最终，巴特的“神话修辞学”沉陷在资产阶级文化中，当他发现许多第三方人士都请求他评论某个文化现象，对于他对读者群的控制而很有兴趣。这一转变导致他质疑为大众做文化祛魅的总体效用，认定这可能是无果的尝试，并驱使他在艺术中寻求个人的价值。

结构主义及其局限

与皮卡德的论争期间，巴特在结构主义方面的著作开始盛行。他在结构方面的研究集中于揭示语言在写作中的意义，而这正是他感到在传统批评中被忽视的。巴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着力于审视句子结构和更宏大的叙事的对应关系，因此可以使叙事在语言学线索上被研究。巴特将该作品分割为三个层级关系：“功能层”、“行为层”和“叙述层”。“功能”指那些作品中基本的部分，比如一个简单的描述词，它可以被用来确定某个人物。这一人物便是“行为”，因而也是构成“叙事”的元素中的一个。利用这一区分，巴特能够评估特定关键“功能”在形成人物中的作用。例如关键词“黑暗的”、“神秘的”和“古怪的”，当他们联合在一起的，就明确地表现出了一种特定的人物，或者说“行为”。通过将作品打碎，分列进不同的类别，巴特能够判断形成给定“功能”形成它们的“行为”时，现实主义在其中的程度，因而判定一组叙事具备多大的真实性，可以被说成是反映了现实。因此，他的结构主义理论成为了一组正在进行的、企图拆解和暴露资产阶级迷惑人心的运作机制的尝试中的一个。

虽然巴特发现结构主义的确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并认为文学话语可以被形式化，他并不就此认定它可以成为严格的科学行为。在六十年代后期，文学批评的领域正发生着一系列激进的运动。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运动挑战着巴特所标志的结构主义理论的极限。德里达看出了结构主义中的缺陷，即它依赖于先验的能指；一种永久的、普遍的意义在这样封闭的系统中作为一个指示点成为必须。这意味着，没有规定的评判标准，缺乏作品本身外指涉的批判系统永远无用。然而因为没有永恒和普世的意义符号，结构主义的整个前提，作为一种估量写作的方式，就是空洞的。

转变

这一突破性的想法不仅使得巴特开始思考指号和象征的局限性，而且使他反思西方文化对终极标准和恒定性信仰的依赖。1966年，他赴日本旅行，在那里他写作了《符号学帝国》一书，并在1970年出版。该书思索日本文化对不寻求超验能指的满足，他注意到，在日本，没有人强调某种重要的焦点，据此来判断所有其他标准。他将东京的中心皇城描述为安静而无法归类的表象，被人躲避且不被思索，而非一个巨大、压迫性的实体。本质上，巴特反思了指号在日本自在（exist for their own merit）的能力，它们仅保留了其能指所自然赋予的意义。此类社会与他此前在《神话修辞学》中所解剖的社会构成巨大对比，后者自然的能指之上永远要确立一个更大、更复杂的意义。

继而，巴特便创作了他最著名的作品，文论《作者之死》（1968）。巴特将文学批评中的作者概念，或者说作者权威，视为对文本终极含义的牵强附会的推断。通过想象某一文学作品终极的作者意图，读者可以寻求到终极解释。然而，巴特指出语言中意义的巨大扩散和作者心理的不可知使得此一终极启示不可能实现。本质上，“可知的文本”整个概念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又一错觉罢了。实际上，给某本书或某首诗以终极决断的想法符合使它可供消费的观点，使它成为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可以用尽并替换之物。《作者之死》有时被认为是后结构主义作品，因为它越过了企图量化文学的传统，但其他人认为它对巴特而言只是转变期，而他只是持续在资产阶级原则之外的文化中寻求意义。

文本性和《S/Z》

自从巴特认定我们无法确认作者可能的意图后，他就开始考虑我们可以从何种其他出处为文学寻求意义。结论是，因为意义不能来自作者，它必须主动地被读者在文本分析的过程中被创造。在他雄心勃勃的作品《S/Z》（1970）中，他将此一观点用于繁复地分析巴尔扎克短篇小说《萨拉辛》中。最终结果是确立了五种主要符码，可用于确定不同种类的意义，同时包含了561个文段贯穿整个文本。这些符码使它将小说定义为是具有文本复数性能力，并受到他对严格序列性的元素依赖的局限，例如一个确定的时间线，读者必须延此阅读，因而限制了自由分析。由此，巴特作出结论，理想的文本应是可反转的，或者说，是向最多重的独立诠释敞开，并不受到意义的束缚。通过逃避限制的因素，如《萨拉辛》所承担的严苛时间线索和事件的精确定义，一个文本可被反转。他将此一差别描述为“写的文本”和“读的文本”之间的差异，前者中读者主动创造，后者中他们被局限于阅读。此一作品帮助巴特认清其文学追求：诠释开放。

中性的和小说的写作

1970年代后期，巴特逐渐关注于两种语言类型的冲突：流行文化的语言，他将之视为限制的、成套路的，以及中性的语言，他视其为开放的和暧昧的。他将这两种对立的模式称为“成见”（Doxa）和“悖论”。尽管巴特在过去同情马克思主义者，他仍然感到，即便呈现出反意识形态的姿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使用暴力的语言确立意义上与资产阶级文化具有相同的罪责。在这一方式上，二者都属于“成见”，在文化上相互交融。作为对这一反思的反应，他写作了《文之悦》（1975）一书，着力研究他感到同时超脱于保守主义社会和左翼激进思潮的主旨：享乐主义。通过讨论这一同时被两种社会思想极端排斥的主题，巴特感到他可以避开“成见”的限制性语言的危险。由此发展出的理论认为，虽然为快乐的阅读是以最终社会行为，由此读者可以将自己暴露于作者的思想，最终在愉快的阅读中起宣泄作用的高潮，它将之称为阅读中的极乐或快感，出现在读者迷失在文本中的时刻。将自我迷失于文本，或沉浸于文本，标志了阅读的终极影响，这种阅读是在社会领域之外被经历的，不受文化上相互组合的语言的影响，因而是对于社会进步而言是中性的。

尽管有了这一关于阅读的最新理论，巴特一直注意着达到这种真正中性的写作的难度，因为这种写作必须避开任何带有隐义或带有某一给定客体的身份的标签。甚至是有意构筑中立的写作也得在确定的语境中进行，通过偶然的用词，而该词却包含既定的社会语境。巴特感到他过去的作品，如《神话修辞学》，正受累于这一必然。他对寻找创造中性写作的最佳办法变得饶有兴味，并决定尽力创作一种小说的修辞方式，它不寻求给读者强加任何意义。这一努力的结果之一便是《恋人絮语》（1977），其中他虚构了一个恋人的遐想，他企图辨别出一个无名的、情欲的他者，或被这一他者辨出。借他所追寻的指号，他可以展示或收获爱情，这位没有回报的恋人彰显了这种追求的虚假幻觉。恋人尝试将自身确立在一个虚假的、理想的现实，这种尝试也包含了一种幻想，暴露出爱情追求的内在逻辑矛盾。但同时这一虚构人物也是具有同情心的，因而不仅包容批评，也包容读者对他的理解。最终结果是，他挑战了读者关于爱情的社会建构的观点，同时又没有确立任何有关意义的理论。

摄影

巴特从始至终都关注着摄影，以及它表现现实事件的潜能。在许多五十年代的神话学供稿中，他都尝试证明摄影图像能再现隐含意义，因而被资产阶级用以推出“自然的真理”。但是他依然认为摄影具有表现完全真实的世界的独特潜能。他的母亲，亨丽埃特·巴特（Henriette Barthes）死于1977年，随后他开始写作《明室》（Camera Lucida）一书，尝试解释她的照片中的独特涵义。他反思了两种意义间的关系：照片鲜明的符号意义[他称之为“知面”（Studium）]和纯粹个人性并依赖于个人的意义，它“刺透了观者”[他称之为“刺点”（Punctum）]，巴特受到这一事实的困扰，即当个人的意义被传达给他人，并且它的符号逻辑可以被理性解释时，这种区分便崩溃了。巴特解释道，照片创造了“如今是什么”的虚假幻觉，而“曾经是什么”却是对照片更准确的描述。已被她的死变为有形的亨丽埃特·巴特幼年的照片便是“不再是什么”的证据。它并没有让现实坚实起来，相反，它提醒我们世界永远处于变化的本质。因而，巴特母亲的照片中就永远包含一种独特的个人性因素，不能从巴特的主体状态中移除：那反复出现的失落感，无论他何时重温这照片。作为他死前最后作品，《明室》既是对复杂的主体、意义和文化社会关系的持续反思，也是对他母亲动人的献礼和他悲伤的深切描绘。

遗著

1987年，弗朗索瓦·瓦尔出版了巴特死后留下的文集，命名为《事件》（Incidents）[1]。该文集收录了：巴特日记中的片段、《夜晚巴黎》（1979年居于巴黎时的情色日记选段）、早期保留下来的日记（他在摩洛哥的同性恋遭遇），以及《西南的光》（他对法国田园童年生活的回忆）。2007年11月，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巴特鲜为人知的作品《什么是体育》的英译本。这一作品与《神话修辞学》极为相似，最初被加拿大广播公司作为休伯特·阿坎（Hubert Aquin）的用做纪录片文字。

2009年1月，门槛出版社（éditions du Seuil）出版了《哀悼日记》（Journal of Mourning），收录了巴特自1977年11月26日（其母逝世之日）至1979年9月15日期间所写的文稿。这些手稿描绘了他丧亲之痛：

可怕但不痛苦，她从前不是我的全部。不然我不会写任何作品。自从我照顾她六个月之后，她实际上就成为了我的全部，并且我全然遗忘我曾写过的一切。我就是无望的她。此前她让她自己变得澄明，这样我能够写作……角色的混合。这些月来我成了她的母亲。我感到我失去了一位女儿。

巴特的余生都沉浸于丧母之痛：“不要说悲痛。这太过精神分析了。我不在悲痛中。我在受苦。”，“我房间的角落，在那里她卧病在床，在那里她死去，在那里我现在正睡着，还有墙，她的床头板曾经依靠，我在那上面挂了一幅肖像——并非出于信仰。我总是在桌子上放些花。我不愿到任何地方旅行，这样我就可以呆在那里，防止这些花枯萎。”

2012年，巴特的《中国行日记》出版。1974年他曾与文学杂志的同事一道赴中国，该书收录了他在中国旅行三周的笔记。巴特对这次经历或多或少抱有遗憾，他发现中国“根本没有异国风范，根本不令人困惑”[2] 。

影响

巴特深刻而敏锐的评论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等学派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即便巴特的影响主要局限在理论领域中，他的著作让他与这些思想流派关联在一起，但他的影响也渗透到了计算机、摄影、音乐和文学领域，这些领域无一例外都关注信息再现和沟通模型。巴特的视野之宏大，致使在他之后没有一个思想家可以效仿他。巴特的作品既不迎合、也不反对稳定性和一致性的概念，这意味着，他的理论并不是效仿任何别的思想教条得来的，所以也就无所谓“巴特主义”。巴特的名字和思想不如马克思、杜威或弗洛伊德那样为人所知，他拒绝接受各种推断出而来的意识形态（inferred ideologies），不论它们的来源如何。在此意义上，他的作品引发了个人化的思想和可变性，而非一致性，任何一个对推断涵义（inferred meaning）持反对态度的思想家、理论家都能被看作是巴特的追随者。人们可以从巴特的观点中获益良多，他的大量著作都是可贵的洞见来源，以及分析任何人为再现的意义的工具。

重要概念

作者之死

要理解一部作品，有赖于作者的身份、政治立场、其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宗教信仰、种族、道德观念、精神分析或者是其他传记等。巴特认为这种批评虽然可梳理也可信，但是绝对是有不可忽视的瑕疵。这种做法等于“赋予文本一个作者”，并且导致“对文本强加限定”。因此，读者有必要讲将文本与作者剥离以此来逃避暴力解读。

所有文本都有很多层次和意义。巴特认为文本和织物是有相似之处的，他认为“文本就是引用的编织”，是从“无数文化与个人经验中心”而来的。而文本的本质意义是什么，完全是由读者的印象决定的，这与作家的“激情”或者“品味”无关。也就是说，一个文本是在读者那里获得统一。每一部作品都在被阅读的“此刻”被重写，因为原著的意义本来就存在于语言本身和读者的印象与理解中，读者在阅读过去人写的文章，不需要去追寻作者本来的意义，可以以自己的想法去诠释。

巴特认为传统的批评存在一个特别令人郁闷的问题：我们如何精确探寻到作者真正的意图呢？答案根本就是“不可能”。举例：巴尔扎克的《萨拉辛》讲一个男人误把一被个阉割的男歌手当成了女人并且爱上了“她”，在文中这个人物爱上的是“她”的女性气质。巴特向他的读者提出了问题：“这是巴尔扎克有意将女性气质搬入文学作品吗？还是这是一种普遍的智慧？或者是浪漫主义的精神分析？……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了”。写作这种“摧毁每一种声音”的东西挑战了每一种单一的阐释或者视角。

超现实主义运动中借助“自动书写”（automatic writing）去表达“头脑意识不到之物”；语言学领域也有“一切阐释都无意义”。巴特的这篇文章就是分离“权威与作者有必然联系”此种想法的说明。也是前面两种观点的延伸。读者不去发掘“单纯的‘理论上’的意义（作者作为上帝所要传达的信息）”，而是在多维的空间中去认识写作并非被“解释”，而是被“解开”。“不需要去设定一个‘秘密’或者说终极意义，而是给反理论行为松绑，这种反理论行为就是拒绝意义的，也借由此拒绝了‘上帝’和其该等本质——缘由，科学还有法律。”

批评

1964年，巴特写著《最后一个快乐的作家》，这一标题指的是伏尔泰。在这篇文章中，他评论了现代思想家在发现哲学和思想中的相对主义后的问题，批评了以往逃避这一困难的哲学家。丹尼尔·戈登（Daniel Gordon，伏尔泰小说《憨第德》的译者和编辑者）反对巴特对伏尔泰的描述，写道“从来没有一个杰出的作家如此彻底的误解另一个杰出作家”。

著作的中文出版情况

台湾

《写作的零度：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台北：久大，1991

《神话学》，许蔷蔷，许绮玲译，台北：桂冠，1997

《神话学》（全译本），江灏译，台北：麦田，2019[3]

《明室摄影札记》，许绮玲译，台北市：台湾摄影工作室, 1997

《符号禅意东洋风》（即《符号帝国》），孙乃修译，台北：台湾商务，1993

《符号帝国》，江灏译，台北：麦田，2014

《批评与真实》，温晋仪译，台北：桂冠，1997

《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刘森尧译，台北：桂冠，2002

《恋人絮语：一本解构主义的文本》，汪耀进，武佩荣译，台北：桂冠，1991

《哀悼日记》，刘琍译，台北：商周，2011[4]

《物体世界: 罗兰·巴特评论集 1》，陈志敏译，台北：桂冠，2008[5]

《符号的想像: 罗兰·巴特评论集 2》，陈志敏译，台北：桂冠，2008[6]

中国大陆

《文之悦》，屠友祥译，200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2012，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S/Z》，屠友祥译，200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汪耀进，武佩荣译，199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罗兰·巴特自述》，怀宇译，2002，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罗兰·巴特：明室-摄影纵横谈》，赵克非译，文化艺术出版社

《形象的修辞：广告与当代社会理论》，吴琼，杜予编，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 2005

（罗兰·巴尔特文集）

罗兰·巴特著，李幼蒸译：《写作的零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01）

罗兰·巴特著，李幼蒸译：《符号学历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01）

罗兰·巴特著，李幼蒸译：《埃菲尔铁塔》，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01）

罗兰·巴特著，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01）

罗兰·巴特著，安德莱·马尔丁（Andre Martin）、李幼蒸译：《埃菲尔铁塔》，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01）

罗兰·巴特著，张祖建译：《米什莱》，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01）

罗兰·巴特著，怀宇译：《文艺批评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04）

罗兰·巴特著，李幼蒸译：《小说的准备——法兰西学院课程和研究班讲义（1978-1979，1979-198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05）

罗兰·巴特著，怀宇译：《罗兰·巴尔特自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05）

罗兰·巴特著，张祖建译：《中性——法兰西学院课程讲义（1977—197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06）

罗兰·巴特著，怀宇译：《如何共同生活——法兰西学院课程和研究班讲义（1976-1977）》，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07）

罗兰·巴特著，赵克非译：《明室：摄影札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03）

罗兰·巴特著，李幼蒸译：《萨德傅立叶罗犹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08）（明德书系·文化译品园）

罗兰·巴特著，怀宇译：《中国行日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01）

罗兰·巴特著，怀宇译：《哀痛日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01）（法）巴特著，汪耀进，武佩荣译：《恋人絮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06）（法）巴特著，屠友祥，温晋仪译：《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08）

参考资料

 乔纳森·库勒（Jonathan Culler）, Barthe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10

 Dora Zhang. The Sideways Gaze: Roland Barthes’s Travels in China.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23 June 20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年11月14日）.

 神話學. 诚品网络书店. [2020-07-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0-03）.

 哀悼日記. 诚品网络书店. [2020-07-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7-24）.

 物體世界: 巴特評論集 1. 诚品网络书店. [2020-07-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7-24）.

 符號的想像: 羅蘭·巴特評論集 2. 诚品网络书店. [2020-07-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7-26）.

谢选骏指出：罗兰·巴特写完上文，没几年就死了，他大概到死都不知道“中国怎么样”。

【06、朝鲜人一箭双雕刺伤中美两国】

《4美国人吉林遇刺 警方：55岁男与1人发生碰撞后行凶》（香港01 2024-06-11）报道：

美国爱荷华州弗农山（Mount Vernon）私立康奈尔学院（Cornell College）4名在中国姊妹校交流的讲师，10日在吉林一座公园参观时被一名男子持刀攻击刺伤。

吉林市公安局船营分局11日发通报称，疑凶为一名55岁崔姓当地男子，在公园走路时与一名外籍人士发生碰撞，遂持刀刺伤该外籍人士和三名同行外籍人士，以及上前阻止其行凶的一名中国籍游客。崔男在当日被拘捕。

吉林市公安局船营分局通报称，6月10日上午11时49分，吉林市船营区北山公园发生伤人案件。属地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将伤者送医救治，迅速拘捕疑犯。

经查，崔某某（男，55岁，吉林市龙潭区人）在北山公园走路时与一名外籍人士发生碰撞，遂持刀刺伤该外籍人士和三名同行外籍人士，以及上前阻止其行凶的一名中国籍游客。崔某某当日被抓获。四名外籍人士来自美国爱荷华州康奈尔学院，受邀在北华大学授课。

目前，伤者均得到妥善医治，无生命危险。案件侦办等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中。

互联网流传的一份吉林省吉林市警方协查通报。

外交部：为孤立偶发事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11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称，初步判断为孤立偶发事件，强调不会影响中美人文交流正常开展。

林剑称，所有伤者都被送往医院并得到妥善救治，均无生命危险。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林剑又称，这宗事件不会影响到中美两国人文交流正常发展，并称中国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中国将继续採取相关措施，切实保障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安全。

综合美媒报道，康奈尔学院校长布兰德（Jonathan Brand）10日对外发布声明，证实4名讲师同日在一名中国校教职员陪同下参观一座公园时遭到攻击，形容这是一宗“严重事件”。据了解，4名讲师因合作关係在当地学校授课，校方目前已经和4名受伤讲师联繫上，正提供协助。

6月10日下午，吉林市传出有4名外国人遭人持刀砍伤。

根据美国媒体播映的网络疯传画面显示，视频中至少有3名外国人受伤倒地、流血，其中一名外国人倒卧血泊，背部大面积染血，另一名外国人抚摸背部，另一名外国女子仰躺在地，同样抚著背部。

根据网上资料，北山公园始建于1924年，是吉林市重要的景点，地处市中心。北华大学坐落在吉林省吉林市，是吉林省人民政府设立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吉林省省属综合性重点大学。该校是1999年由原吉林师范学院、吉林医学院、吉林林学院、吉林电气化高等专科学校合併组建而成。

这宗攻击事件经美媒广泛报道后，美国国会议员纷纷发表意见，寻求协调伤者儘速返回美国。爱荷华州众议员札布纳（Adam Zabner）表示，其中一名伤者是他的哥哥大卫．札布纳（David Zabner），他手臂被刺伤，至今还在医院治疗。札布纳说哥哥以前在康奈尔学院教书，现在在塔弗兹大学（Tufts University）攻读博士，此次是第二次随康奈尔学院赴中国交流。

爱荷华州众议员米勒米克斯（Mariannette Jane Miller-Meeks） 在社群网站X发文表示，她正努力联繫美国大使馆，以确保受害者得到良好的医疗照顾，并能尽快返回美国。美国联邦众议员辛森（Ashley Hinson）也在X平台发文指出，对于4名教职员工“被残忍刺伤”感到“非常震惊”，她表示将尽全力将所有教职员“安全带回家”，呼吁民众和她一起“为他们的健康及安全祈祷”。

网民嚎叫：

醒一醒吧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21:59:15

Michelle Alyssa Go was pushed to her death in front of a subway in Times Square in January 2022. 黄皮会用翻译app吗？不会让你儿子教你。如果没儿子可以让你洗盘子的工友的儿子教你。

醒一醒吧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21:45:59

黄皮可以用翻译app看看：Asians, Native Hawaiians, and other Pacific Islanders were victims of approximately 105,000 nonfatal violent crimes （rape, sexual assault, aggravated assault, and simple assault） on average per year between 2002 and 2006. An average of about 471,000 property crimes （household bur- glary, motor vehicle theft, and theft） were committed against Asian. 新冠疫情以来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增加了好几倍。黄皮，这是你爹的统计数据，难道你敢质疑你爹吗？

醒一醒吧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21:32:10

黄皮非要把偶发事件说成是经常发生的事件。黄皮的白爹在中国远比黄皮在美国安全。

湾区范儿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9:56:30

在最安全的国度，有人随身携带凶器，逮着洋鬼子就捅。

友梨江莉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8:19:15

俺智商低，一大堆的疑问，求聪明人指教。

1，平时散步有多少人带刀？能连刺5个人（4白一黄），估计那刀不会是削苹果的刀吧？

2，又是夏天，还是连买把菜刀都实名制的国家，散步时会带把长刀（怎么也不会是折叠的削苹果刀吧？）？

3，偶然碰撞，即使是白人有优越感傲慢在先，你刺一个是偶然发火，刺一串，这得多大的仇恨？

4，5个人等着你一个人先后来刺，不跑不躲不合伙儿抢刀？

5，什么也都不明呢，立刻就“中国是世界最安全国家、偶发事件”的，怎么让我觉着“此地无银”呢？

6. 立刻就明白了身份特别是民族，而且是朝鲜族。朝鲜族也是“中华民族”啊，这位好汉是金三爷派来的朝鲜族？

平时啥好事都是“中华民族”干的，聪明、勤劳、勇敢、智慧、、、怎么一有糗事，就“民族细分”了呢？看这位好汉这次干的事，太合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定义了 ——- 聪明（能散步时带刀，预测精准）、勤劳（连刺5个不怕累）、勇敢（55岁也是老人家了，勇搏五人而且还有四位人高马大的白种，这比刺秦的荆轲勇太多了）、、、

7，数位被刺之人倒在血泊之中，一点也不妨碍大家优雅的观赏和拍照，就见不到人去帮着包扎一下问候一下，这倒是有点不合“中华民族”的定义。一直觉得中华民族特别的善良、仁爱、见义勇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更何况人都躺在血泊之中了，咋就见不到一个稍有恻隐之心出来帮着干点啥的？

1passby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6:58:27

据说是拿的健身的宝剑。

身体冲撞后，用剑。

forer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6:38:20

好好教训这些不信邪的西方人，给他们color see see，西方人滚出中国，永远别来。

Biao9919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6:04:05

下面几个说美国有打华人的，问题是事件发生都是一个华人被袭击，这才说明是随机偶发，而且因为这里是中文网站，所以每个华人被袭击都报道了。但其他美国人被袭击这里不会报道。黑人，墨西哥裔被袭击的更多，因为你们不会去看local 新闻。我家新闻台天天开着，经常有被袭击报道的新闻，99%都不是华人，因为华人基本都不会住烂区，所以在所有美国族裔里可以说被袭击比例是非常低的

但中国这个扎伤老外事件，是一下捅倒了四个，这是明显的有目的的仇恨袭击，尤其是现在中国老外已经非常少见的情况下

现在美国主要媒体都报道了，美国政府本着对本国公民负责的态度，应该升级中国旅行警告，原来是三级，现在应该升到4级。新冠疫情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吗？对中国打开大门，交往合作，早晚再会被其重伤

wumiao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5:11:52

麦迪拉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1:55:27

长脑子是用来使的。四个美国人是受害者，也是目击人，都活着。听听他们怎么说吧

———

wumiao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09:45:57

据说作案人员有三人，同时出击这四个老美，捅完就跑了。如果是一个人作案，不可能同时刺伤四个人高马大的老美，女老美可能是顺带捅伤的，还有一个陪同游览的中国人，估计是翻译？

现在可能把一切责任推到这个姓崔的人身上，还说他是朝鲜族，这样还能推到痛恨美国的朝鲜去。

============

听老灯节目里有人当时在场给他爆料说的。你如果长脑子，一个五十五岁的人拿把刀一下能捅到4到5个人？其他人看到他捅人难道不跑？怎么说都得两三个人一起干才成吧，是个人看到身边的人被捅，也会下意识四面躲闪，他一个人能追上其他三个人？还说有个游客去制止也被捅伤，拜托，看见拿刀子的刺人血淋淋的，他还敢上前劝说？真见鬼了。人的起码反应也不会啊。

groogle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5:01:08

卧槽 一碰就被扎伤 还是四个 你他妈是刺猬吗

京西观察使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3:57:21

你瞅谁哪？

我瞅你咋滴？！

肚皮舞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3:37:54

中国人民是真站起来了

生肖迷宫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3:05:00

咱们中国又赢了

Redcliff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2:49:38

这个人是民族英雄！为中美脱钩做出了巨大贡献！亚克西！

旁观者XWY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2:47:00

中国不是有刀具管制吗？

Maui2021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2:43:51

放心. 在共和国, 洋主子的地位比中国人高. 共产党就会替他们报仇.

dada2023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07:59

当你们洋主子受委屈时， 一个个， 如丧考妣 ！！！哭爹喊娘！！！ 呼天喊地！！

发誓要给主子报仇雪恨。。。

Maui2021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2:42:36

习主席正想吸引美国人来.

这人要被从重从快了.

zhuniang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2:36:20

京工人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50:24

哪里都有坏人恶魔。章莹颖7年前在UIUC被恶人奸杀，尸骨无存，够惨，今天文学城还有报道她父亲7年来夜不能寐的痛苦。但那就像这回美国人被刺伤一样，是个人行为，严惩罪犯就行了，跟政治有什么关系吗？

————————+++!!!

Tan7th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2:12:00

习主席留美在爱荷华州

scbean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2:09:00

dada2023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07:59

当你们洋主子受委屈时， 一个个， 如丧考妣 ！！！哭爹喊娘！！！ 呼天喊地！！

发誓要给主子报仇雪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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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充分证明美国政府向国民发出的中国不安全旅游警告正确！

你别踏马叫唤，今下午你就会接到孩子学校电话，说你孩子在学校被捅死。这是美国孩子的报复。

LANBATIAN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2:08:05

中国需要一次类似于文艺复兴或者明治维新的文化重置，让从上到下的中国人全面接受现代文明和逻辑训练，1910年的新文化运动并不彻底，本苏俄和第二次世界打断了，这是国运使然，但是没有这场变革，中国的历史绝对会不断重复5000年反复上演的戏码。

青山留夕阳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2:07:30

无论何时何地华人都应该有点头脑,国内或国外, 不要被某些人或政治势力所利用当枪使!

文学城的趴儿们:你们也功不可没 - 只是 ,哪天美国这么干,你们未必幸免

scbean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2:02:51

樱色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15:34所有民主文明国家的人，跑去独裁邪恶国家旅游，文化交流，都是犯贱

如果他们被伤，被杀，被抓，都是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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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

scbean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1:58:29

京工人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50:24哪里都有坏人恶魔。章莹颖7年前在UIUC被恶人奸杀，尸骨无存，够惨，今天文学城还有报道她父亲7年来夜不能寐的痛苦。但那就像这回美国人被刺伤一样，是个人行为，严惩罪犯就行了，跟政治有什么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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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撞一下就连捅四人？你这么大气性？抿活啥哈哈哈！

cwang28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1:57:26

持刀具逛公园？ 遇到不顺随时拔刀就杀人？

麦迪拉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1:55:27

长脑子是用来使的。四个美国人是受害者，也是目击人，都活着。听听他们怎么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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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miao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09:45:57

据说作案人员有三人，同时出击这四个老美，捅完就跑了。如果是一个人作案，不可能同时刺伤四个人高马大的老美，女老美可能是顺带捅伤的，还有一个陪同游览的中国人，估计是翻译？

现在可能把一切责任推到这个姓崔的人身上，还说他是朝鲜族，这样还能推到痛恨美国的朝鲜去。

scbean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1:55:13

55岁男与1人发生碰撞后行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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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后行凶！这个碰撞也是故意的吧！

厉害国十多年来的仇外教育渐渐深入拳民内心。失业了，美国干的。找不到工作，美国干的。房贷断供了，美国干的。孩子不听话，房贷断供了，美国干的。。。。。。只要是坏事，都可以赖到美国身上。

尼玛，连习主席修宪连任，也是美国干的。

这种现象有个共同点：越是落后地区，越是底层烂人，相信的越多。

老寓公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1:52:33

新华社，腾讯新闻，搜狐，澎湃新闻，知乎等主要通讯社都在忙着报道华人老太太在纽约街头摆摊违例被罚1，000美元的新闻，没时间管这鸡毛蒜皮的事。

bluetag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1:49:00

本来可能只是个偶发事件，但为什么非要说谎掩盖呢，一个人面对对面一群人，又没什么大冲突，这样干无论如何说不通。

winwin321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1:29:20

胡说八道，这个中国人为啥会持刀在公园行走，难道已经预见与外国人发生矛盾？而且一个人是不可能伤害四个人的，作案的人不会只有一个人，美国警察也不是吃醋的，这种不靠谱的辩解谁会接受？

狄更丝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1:21:00

如果说是西藏或者新疆人还就信了

goodmum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1:20:00

一步捅一人，三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落基山石头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1:19:51

历史总是在不断地往复循环。现在已经循环到八国联军前期的状态了，坐看云卷云舒！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1:06:19

被袭击人数是四人及以上，就算大规模袭击事件了，肯定可以上新闻联播，美国发生的都上新闻联播，中国自己发生的，新闻联播从来不吭声，包括开车撞人。

京工人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50:24

哪里都有坏人恶魔。章莹颖7年前在UIUC被恶人奸杀，尸骨无存，够惨，今天文学城还有报道她父亲7年来夜不能寐的痛苦。但那就像这回美国人被刺伤一样，是个人行为，严惩罪犯就行了，跟政治有什么关系吗

halfull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49:06

无处不在的摄像监控呢？

portfolio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47:47

中国城市里英文路牌都被铲除了，讲英文的美国人还敢上街，不怕被除掉？

走过岁月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35:30

如果你和朝鲜族人相处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的共同点，以好面子的红脸汉子居多，喜欢夸夸奇谈，但一旦和你投缘，真的愿意为朋友赴汤蹈火不管不顾。

遇事冲动，不计后果。

总是糊涂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35:28

高丽人？

CjbD_GT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35:18

我觉得是仇恨，否则用不着连女的都刺，而且可能不是一个人所作。

ethanyy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30:20

美国人就是老爷，中国人在美国被棒击，枪击肯定不会要搞到这么上纲上线

走过岁月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29:16

“美国联邦众议员辛森（Ashley Hinson）也在X平台发文指出，对于4名教职员工“被残忍刺伤”感到“非常震惊”，她表示将尽全力将所有教职员“安全带回家”，呼吁民众和她一起“为他们的健康及安全祈祷”。

听起来像是解救被北韩逮捕的美国人。

问题是，中国限制这些美国人的自由了吗？

这个女议员符合我对美国政客的印象，以及一大部分美国女人的印象。

咲媱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28:13

55岁的人，杀一两个人，应该就已经力竭了，让他杀五个人，他又不是武林高手，是武林高手，比如马宝国，也不行啊。对手可是五个胖子。怎么看都不可能，他估计是一个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想赚点钱，顶罪吃牢饭的。据说中国五十多岁的失业者，找工作没有人要，退休和福利又不够年龄，是最困苦的一群。

bpc2001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28:11

美国大街上也有这样的，直直地冲你过来，你躲都躲不开，然后撞一下，就准备打架。不说种族了哈哈。

东北那地方，大家都知道怎么找茬，你说sorry没用啊，别人说不懂英语以为你骂人就行了。反正不能说是无故寻衅不是，总得找个理由，撞一下最简单。

helloworldooo60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24:31

沒有進行交流的必要性。中國那麼富足，想學習還怕學不到，本質是只想賺錢不想學習。

拾麦客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24:29

听说行凶的是三个人，而且行凶后逃逸。这个55岁姓崔的不会是出来顶缸的吧？

helloworldooo60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20:10

美國本土也要小心謹慎少發簽證給東北人，荒蠻又不誠實，滿嘴跑火車。破壞中國的治安。

樱色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15:34

所有民主文明国家的人，跑去独裁邪恶国家旅游，文化交流，都是犯贱

如果他们被伤，被杀，被抓，都是活该

竞选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11:55

带着刀，明显是有备而来。

iori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09:56

我都帮政府想好怎么甩锅了：“发生地点吉林省吉林市和朝鲜接壤，嫌犯姓朝鲜大姓"崔“，所以这是一起北韩流窜人员在我国东北地区针对美国公民发动的一场有预谋的个体刑事案件。据查，崔某因长期不满美国对朝鲜的封锁，吃不饱饭，后偷渡到中国境内，对美国怀恨已久，这次袭击是他预谋已久的个人行为。”

樱色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09:49

旧电脑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01:13

照片里看，受伤都是后腰，估计是闪躲中被刺。伤人者（如果是一个的话）是刺倒一个后，再去刺下一个目标，而且伤者还有女性。蓄意伤人的概率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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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闪不会背对着凶犯，这是常识。都捅伤的是背后，只有一个可能：偷袭

在背后一个接着一个快速偷袭

一个55岁的中国老头，接连快速在背后刺伤4个牛高马大的老外，单独作案不太可信

清汤麻辣烫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09:08

谁逛公园溜达还带刀？现在中国人被央视教唆的别说见到老外，就是一听见外国人就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生吞活剥，各个摩拳擦掌想要杀光西方人日本人，这很显然就是有针对性的种族仇恨

dada2023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07:59

当你们洋主子受委屈时， 一个个， 如丧考妣 ！！！哭爹喊娘！！！ 呼天喊地！！

发誓要给主子报仇雪恨。。。

===BBC 76岁的华裔老太谢萧珍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唐人街街头遭到一名白人男子的突然袭击

=== 纽约八旬华裔老人被警察暴打事件。。。

=== 最近美国费城一位开外卖餐馆的华裔老板被人当街猛击头部致死，还有一位华裔学生

=== 美七旬华裔老人钓鱼时无故遭袭

=== 美国纽约的华裔老人，在街头突然遭到无端的暴力袭击，头部被人狠狠跺了至少6次，至此陷入了昏迷。

=== 纽约亚裔男子遭3名黑人袭击，地铁站内被当“人肉沙袋”暴打。。。

showers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07:12

华德纳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09:38:00

美国人先撞人，所以这是正当防卫

我回中国就被撞过。国人有横冲直闯的毛病，不知道人与人之间保持距离。

鬼不灵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06:43

这种事共产党立马把信息删除一干二净，刚开始还能在抖音上找到一两条，稍后什么痕迹都没有了。

党说什么就是什么，不管你信不信，只问你服不服。

樱色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05:35

这4个美国人也是犯贱，中国这么仇美，为什么还要跑去文化交流？

挨了这一刀后，希望美国人长点教训，别再往中国跑了

不管中共打着什么好听的幌子，危邦莫入。

老头衫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04:00

感觉有内情 不大可能陌生人碰撞就一言不合上刀子

旧电脑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10:01:13

照片里看，受伤都是后腰，估计是闪躲中被刺。伤人者（如果是一个的话）是刺倒一个后，再去刺下一个目标，而且伤者还有女性。蓄意伤人的概率更大。

华德纳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09:38:00

美国人先撞人，所以这是正当防卫。

GoldenEar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09:58:10

这次刺伤还是真觉得蹊跷！一般来说，美国人很少在走路或一些场合有身体接触的，即使有接触也是会说抱歉，况且这些还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这个崔性男子那得收到多大的冲撞才能拔刀相向啊！一般人也不会那么做呢！有没有雇人行凶外国人的可能！哈哈，阴谋论了啊！

wumiao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09:54:06

习皇帝还和拜登说让五万美国孩子到中国来交流学习呢，据说习皇帝2026到27年要打台湾，到时候美国一制裁，这些人就扣在中国了，随便和加拿大孟晚舟案一样定罪两个麦克一样。

这下人质计划泡汤了。

aloevera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09:51:49

东北人一言不合就打，随身带刀的不在少数。小匕首足以刺伤人，水果刀也够了。

注册怎么这么难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09:49:31

华德纳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09:38:00

美国人先撞人，所以这是正当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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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正当防卫就是捅刀？而且一连捅5？

咲媱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09:49:30

一个人怎么可以同时杀五个人，而且能做到都捅在背后又不杀死。你就是捅五只猪都不可能，不反抗排队拿背给你捅。所以作案的应该不止一人，最大的可能是五个人同时作案，一起动手，才可能同时捅五个人，而且都捅在背后，而且认准位置，不杀死人。所以大概率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有预谋的。最后找个失业想吃牢饭的老头顶罪，55岁的人，一口气杀五个人，你当他老黄忠吗？

Iknowno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09:47:58

哈哈，带刀撞人。

指鹿为马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09:47:55

行凶者无罪释放，外籍教师回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以后不要去中国，互不打扰！

orchid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09:47:26

这个解释没道理，中国如此管理森严，这个男子大夏天走哪随时带刀吗？胡扯！就算是如是说，碰了一下就可以用刀杀人吗？！楼下那位说“正当防卫”的生物希望你同样遇到如此被正当防卫的机会！

令胡冲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09:47:15

碰撞纠风就能一次刀扎五人？55岁嫌疑人，一人，这得有多大仇恨？对中方陪同人员也扎，这显然不是仇外。究竟是何过程？这要在美国，一枪在手，病态独行杀手，又一个mass shooting.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09:47:00

中国人到公园去还带着刀？是为了防身还是为了劫道？

wumiao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09:45:57

据说作案人员有三人，同时出击这四个老美，捅完就跑了。如果是一个人作案，不可能同时刺伤四个人高马大的老美，女老美可能是顺带捅伤的，还有一个陪同游览的中国人，估计是翻译？

现在可能把一切责任推到这个姓崔的人身上，还说他是朝鲜族，这样还能推到痛恨美国的朝鲜去。

orchid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09:45:47

这个解释没道理，中国如此管理森严，这个男子大夏天走哪随时带到吗？胡扯！就算是如是说，碰了一下就可以用刀杀人吗？！楼下那位说“正当防卫”的生物希望你同样遇到如此被正当防卫的机会！

有1说1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09:42:18

不是说好买刀要实名制、五户合用吗？

GuoLuke2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09:41:10

外地人，外国人尤其是，少去东北。东北民风剽悍。

华德纳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09:38:00

美国人先撞人，所以这是正当防卫。

bluetag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09:38:00

听起来匪夷所思，大夏天逛公园还带把刀，就碰一下，1 vs 4 就上去干。

分享_快乐66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09:35:50

此人平时走路都带刀？我差点儿就信了！哈哈

据说据说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09:35:24

今后更不会有多少人去中国了。

smithmaella 发表评论于 2024-06-11 09:35:08

太棒了，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到位成绩显著！

谢选骏指出：人说“4美国人吉林遇刺；警方：55岁男与1人发生碰撞后行凶”——我看这个凶手的行为方式不像“汉族人”，而像“朝鲜族”。

《美籍讲师讲述吉林公园遇刺事件经过》（2024-06-11 评论）报道：

周二（6月11日），一位在中国吉林省吉林市北山公园遇刺的美国教师接受美国媒体采访，讲述了整个恶性事件的发生过程。当事人称，中共警方告知，凶手失业、运气不好。

爱荷华公共电台（Iowa Public Radio）新闻周二采访到康奈尔学院（Cornell College）派往中国交流的一名遇刺教师大卫·扎布纳（David Zabner）。

他是爱荷华州州议会众议员亚当·扎布纳（Adam Zabner）的弟弟。这是他第二次访问中国。

扎布纳说，当他们下山时，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尖叫。

“我转身发现一名男子向我挥舞着刀冲过来。我没有立即反应过来，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以为我的同事是被人推了，然后他（指持刀男子）好像因为什么也想要推我。”扎布纳在病房里告诉IPR新闻，“然后我低头看了看肩膀，才意识到自己被刀刺中。”

“我被刺伤，流血中。”他说。

这起事件的照片和视频开始在中国社交媒体网站上流传，但其中大部分已被中共审查删除。

在一张照片中，扎布纳侧卧着，痛苦地皱着眉头。扎布纳说，被刺大约20分钟后，医护人员赶到。在照片中，他身后还有另一名教师，背部血流不止。在另一段视频中，可以听到他试图打电话回家。

美籍讲师讲述吉林公园遇刺事件经过

2024年6月10日，吉林北山公园内发生凶杀案，数名外国人被砍。网民发帖文认为是仇恨外国人的中国人所为。（网民提供）

扎布纳的手臂被刺伤，距离肩膀六英寸。截至周二上午，他和他的三名同时遇袭的同事仍在附近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周一早上，扎布纳和他的三名同事原本计划去松花江观看端午节活动。但他们发现河边人太多，连河水都看不到。于是，他们选择去附近的北山公园走走。

“这是吉林中部一个美丽的绿色山区公园，有一些佛教寺庙和漂亮的步行道。从山顶可以看到城市的美景。”他说。

自2018年以来，康奈尔学院一直与中国吉林市的北华大学合作。扎布纳于2019年首次随该项目来此教授计算机科学课程，当时是11月，吉林市很冷，就像爱荷华的冬天一样。

“我真的很兴奋能在夏天看到吉林。”他说。

于是他在2024年回到中国教书。有空的时候，他会出去观光。

当事人：中共警方称凶手失业 运气不好

扎布纳援引中共警方告诉他们关于案件的消息说，“警方告诉我们，他（指持刀男子）失业了，运气也不好，（还说）我们一行人中有人撞到了他。然后他决定以他的方式回应。”

中共外交部周二定调称，四名康奈尔学院教师吉林遇刺案为“偶发事件”，随后吉林市公安局才刊发公告称，已迅速抓捕崔姓犯罪嫌疑人。

根据吉林市公安局船营分局在6月11日晚发布的警情通报，6月10日11时49分，吉林市船营区北山公园发生伤人案件。

通报称，经查，崔某某（男，55岁，吉林市龙潭区人）在北山公园走路时与一名外籍人士发生碰撞，遂持刀刺伤该外籍人士和三名同行外籍人士，以及上前阻止其行凶的一名中国籍游客。

自周一以来，有关袭击的图片和讨论已被迅速删除。中共电视台、报纸以及网站均援引官方通告，只字未动。

甚至包括凤凰网和网易的非官方报道——内容是前民族小报《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就此事的推文，帮中共官方洗地——全部显示404。

到周二中午，中共官方对此事定调后，网络审查有所放松，一些少量评论开始浮现。

一些中国网民称这是一次“可怕”的事件，而另一些人则质疑中国媒体为何没有报道袭击事件。在中共宣传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高涨的背景下，一些人还担心此次袭击可能影响中国的全球形象，以及外国人来华旅游的意愿。

在中国，虽然枪支受到严格控制，但持刀袭击并不少见。中国在学校和医院等公共场所都发生过一系列持刀伤人事件。但针对外国人的公开袭击却很少见。

“四个老外，由本地人陪着逛公园，就算碰撞了，那肯定也是陪同人员出面交涉呀，怎么会奔着老外就去了呢？而且，中国这个环境下，谁出门带刀的？”一名中文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说。

还有人质疑中共警方通报说：“无论谁碰到谁，西人都习惯说sorry，不会发生争吵。（这次事件）要么是故意碰撞找碴，要么（通报）不是事实。”

受害人期待尽快返回美国

亚当·扎布纳周二稍早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说，他的弟弟大卫·扎布纳目前“情况良好”，“伤口缝合，正在康复中”。

亚当表示，其他三名受害者在袭击中幸存下来，并补充说他无法评论他们的健康状况。

他告诉CNN：“我非常感激我的弟弟能平安，在这次袭击中幸存下来。”

“我家人的希望是尽快让我弟弟回家，让他们恢复健康。我们想感谢美国国务院提供的所有帮助，也感谢我们来自爱荷华州的联邦代表团，他们特别有帮助。”

州领导人和爱荷华州的国会代表团已经与扎布纳的家人取得了联系。

美国国会众议员阿什利·辛森（Ashley Hinson）的选区包括康奈尔学院，她在X上发表了一份声明。

“我的团队一直在与康奈尔学院保持联系，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将这些爱荷华人带回来。祝愿大家平安回家，”她说。

扎布纳的家人住在美国众议员玛丽安内特·米勒-米克斯（Mariannette Miller-Meeks）的选区。

米勒-米克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她的办公室正在与美国大使馆合作，确保所有四名受害者都得到他们需要的治疗并安全离开中国。

大卫·扎布纳告诉IPR说，他感谢美国国内民众的关心和祈祷，以及美国领事馆和爱荷华州国会代表团的帮助。他说，他期待着尽快返回爱荷华州。

网民嚎叫：

遍地是贪官 2024年06月11日 22:40

“四个老外，由本地人陪着逛公园，就算碰撞了，那肯定也是陪同人员出面交涉呀，怎么会奔着老外就去了呢？而且，中国这个环境下，谁出门带刀的？”一名中文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说。

还有人质疑中共警方通报说：“无论谁碰到谁，西人都习惯说sorry，不会发生争吵。（这次事件）要么是故意碰撞找碴，要么（通报）不是事实。”

质疑得好！

麻辣戈壁 2024年06月11日 21:20

会不会像30多年前上海发生的入室盗窃美国领事一案小偷被判死刑那样，判这个持刀捅美国人的怂人死刑？

麻辣戈壁 2024年06月11日 21:16

一个蠢货加怂包，相信他的失业吃不上饭都是美国人给害的。

当局者迷 2024年06月11日 19:21

毫不惊讶！中共的宣传机器过去几十年一直坚持不懈颠倒黑白、编造谎言，各种诽谤西方尤其是美国，目的就是通过打造一个外部敌人，培养亿万无脑奴才对外界的仇恨，和对中共独裁的支持与热爱。这与150年前满清的义和团之乱非常相似，当时几百名西方传教士和修女惨遭酷刑和虐杀，甚至包括许多年幼的孩童。当然被杀最多的还是清朝自己人，譬如教徒或者书包里查出有个小铅笔头的学生，都被拳匪当成“二鬼子”砍了。

emil 2024年06月11日 17:10

“带刀去公园”是关键词。

摩诃笨蛋 2024年06月11日 17:04

阿姨壓抑帶個刀

Siewkim 2024年06月11日 16:51

以后武侠片不能带刀。

七号洞 2024年06月11日 16:42

估计失业，没有饭吃，伤洋人还可以吃牢饭。

吴敬中 2024年06月11日 16:31

2018啊，川普已经和中国翻脸了。还逆风而行，这是用绳命反川啊。希望回到美国以后，和自己的民主党议员弟弟一道，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牺牲，一定要把中美友好继续下去。哦耶

emil 2024年06月11日 16:19

运气不好的刀客。

lary 2024年06月11日 16:12

共产党一贯不愿意面对事实，实事求是，一开始就弄虚作假，到后来下不了地，何苦呢？

《中国警方曝吉林凶嫌行凶动机 遭网民狠狠吐槽》（2024-06-11 自由时报）报道：

吉林刺杀美国4教师凶手逮到了 中国警方曝行凶动机被吐槽到爆！

中国吉林省昨天（10日）惊传有4名美国康奈尔学院（Cornell College）教师在光天化日下遇刺，引发外界哗然。当地警方今天（11日）通报称，持刀捅人的凶嫌已被逮捕，而凶手落网后供称是因为走在路上与受害者发生碰撞，一时不爽便拿出刀子伤人。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的“北山公园”在昨日白天发生持刀捅人案，4名外国人遭遇不明男子袭击，凶手行凶后逃逸，而伤者倒卧在地上浑身是血的惊悚照片在“墙外”疯传，掀起热议。而今天位于美国爱荷华州的康奈尔学院证实，4名受害者都是该校赴中国姊妹校授课的教师，10日到北山公园时遇袭。

原先包括中国各大主要平台或媒体未见相关消息，似乎是北京当局有意封锁讨论声音。但随著外国媒体开始关注，中国外交部今天也松口证实此事，但强调是“偶发事件”，间接否认中国社会排外揣测。而这起事件也惊动爱荷华州政府、联邦众议员，甚至是美国国务院。

吉林市船营区公安分局今天透过微信公众号发布称，分局是在昨天上午11点49分左右接获通报，派出所民警随即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将伤者送医救治，当天也迅速逮捕来自吉林市龙潭区的55岁凶手崔男。目前伤者均得到妥善医治，无生命危险，案件侦办等工作正进一步开展中。公安还称，凶手是在北山公园走路时与其中一名外籍人士发生碰撞，遂持刀刺伤该名人士和3名同行的外国人。

不过公安针对行凶动机的说法被不少网友吐槽，“要编也编用心点”、“真巧啊，随身带凶器是吧”、“碰一下就要杀人？”、“这解释还真敷衍，小学生都不会相信”、“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因为走路时和别人碰撞就拔刀杀人，这通报是要给外国递刀子吧”、“这就是包子说的，中国人是惹不起的，惹了是很麻烦的”。

谢选骏指出：如果这个凶手真是朝鲜人，那可真是一箭双雕了——一举刺伤了中美两国的人员！于是乎朝鲜一箭双雕，同时刺伤中美两国！

【07、互联网上的仇外言论擦枪走火】

《中国互联网上的仇外言论煽动现实中的暴力？》（袁莉 2024年7月5日）报道：

去年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了这样一条视频，100多名日本儿童聚集在校园里，据说是位于上海的一所小学。中文字幕显示两名领头学生呼喊着口号：“上海是我们的。很快中国也是我们的。”

在曾于“二战”期间遭到日本侵略的中国，这些话令人震惊和愤怒。不过，这一幕其实发生在日本的一所小学。学生们并不是在煽动对中国的仇恨；他们是在宣誓，要在这场看起来像是体育赛事的比赛中公平竞争。

这段视频的浏览量超过1000万次后才被删除。

网上像这个校园视频这样的仇外内容目前在中国正引起热议。上周，一名中国男子在中国东部刺伤了一对日本母子。两周前，艾奥瓦州一所大学的四名访问教师在中国东北被刺伤。一些中国人怀疑，网络言论煽动了现实世界中的暴力。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审查系统，能在其需要时对互联网进行审查。政府制定了严格的规则，规定了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国家领导人方面，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互联网企业安排了一支审查员大军。普通民众也会进行自我审查，他们知道自己若有不慎，轻则导致社交媒体账号封号，重则锒铛入狱。

然而，中国互联网上充斥着对日本人、美国人、犹太人、非洲人以及批评政府的中国人的仇恨言论。关于日本和美国的虚假信息经常高居热搜榜首，并获得大量转发和点赞。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影响着互联网。习近平采取了一种与世界为敌的心态。面对与竞争对手日益恶化的紧张关系，中国的回应之一是“战狼外交”，这个词用来形容一种极端民族主义而且往往充满敌意的地缘政治策略。

当然，网络上的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并非中国所独有。但是，中国政府运转着一台精良的舆论机器，当这种信息针对特定国家及其人民时，它持容忍甚至鼓励的态度。当局甚至会压制那些试图纠正谎言或与传播者讲道理的声音。互联网公司从沙文主义内容吸引的网络流量中获利。而社交媒体上的大V、社会底层人士，以及在习近平时代一些最为高调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则收割流量和收入。

2023年2月，一列载有有毒化学物质的火车在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镇脱轨，中国的官方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大V们编造了许多阴谋论。其中一人称，这起事件相当于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并称其导致俄亥俄州的大部分地区无法居住。这种说法还声称，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试图掩盖此事，就像当年切尔诺贝利事故一样。

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拥有170万粉丝的网络虚假信息顾问段炼（音）发了一篇关于东巴勒斯坦悲剧的文章，试图将事实与谬论区分开来。他呼吁公众不要被虚假信息所误导。这篇文章被转发了1000多次，然后被删除。他的微博账号被冻结约三个月，微博给出的理由是违反了网络规定。

“言论的空间变窄了，”他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

自2010年以来一直活跃在微博上的段炼以打击虚假信息的独到见解而闻名。

“以前如果说央视报道的东西出了很大的纰漏，你是可以去嘲笑他的，对吧？”他说，他指的是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但是现在呢，人家就是公然的撒谎，你也没有办法。”

上海的科普博主刘夙因为在一次针对日本的政府协调行动中试图厘清真相而遭到审查。

2023年，日本政府决定将受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经过处理的放射性水排放到海洋中，对这一决定的安全性，中国散布了不实信息。在中国，人们对所谓的“核污染水”感到恐惧和愤怒。

在刘夙写了几篇质疑文章后，有人向上海的互联网监管机构举报了他。刘夙将文章删除，并做了道歉，承诺不再对时事发表评论。接着，他的微信公众号被冻结了六个月。

刘夙是众多对网上的排外风气表示担忧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在今年微信上的另一篇文章中，他对褒中医贬西医的风气提出了批评。结果，他再次被人举报。

“如果中流砥柱被民族主义大潮彻底淹没，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命运也可想而知，”他写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最近针对外国人的袭击属于孤立事件。地方当局没有透露太多信息。但在社交媒体上，许多评论都对袭击事件和肇事者予以赞扬。

传播网络仇恨的另一股力量是抖音等中国视频平台上流行的短剧。在这些视频中，网红们表演中国人被日本人羞辱后，用武打动作暴揍日本人的场景。有时，整个场景就是侮辱和殴打日本人。

反美情绪也很普遍。

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上周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我来到这里两年多，对中国政府竭力诋毁美国，歪曲美国的社会、历史和政策感到担忧。这种事每天都在政府掌控的所有网络上发生，网上有着强烈的反美情绪。”

看看中国的审查人员如何迅速有效地删除他们不喜欢的内容时，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2021年，网球运动员彭帅在她的微博上指控一名原国家领导人对她进行性侵，审查人员用20分钟就删除了这条微博以及与之相关的几乎所有微博。这就是所谓的全网封杀。

一年前，为了阻止中国公众谈论习近平，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对于用户用来称呼他的564种叫法进行了审查，其中包括“北京一男子”、“a big deal”和“末代皇帝”。2016年，监管机构向一个视频平台提供了一个数据库，其中包含逾3.5万个关于习近平的词汇，并希望对它们进行监管。

上周五，中国人民获悉52岁的胡友平因伤势过重去世——此前她在中国东部某地试图阻止对一对日本母子的袭击。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了哀悼。一些人说，他们想知道这起针对日本人的犯罪行为是否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网络环境有关。

上周末，中国最大的几家互联网平台罕见地发布通知，表示将打击针对日本人和煽动极端民族主义的仇恨言论。问题是：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一个一直在滋生仇恨的生态系统？当政府为了政治目的，再次对日本和美国进行妖魔化时会发生什么？这些通告引来了许多恶毒的评论。

“这场天天都在上演的大戏中，有人是导演，有人是演员，有人是搭台的，有人是看戏的，”原新闻工作者彭远文写道。他称上周事件中的袭击者是民族主义洗脑的受害者。“而他，入戏太深，难以自拔。”

谢选骏指出：人问“中国互联网上的仇外言论煽动现实中的暴力”？我看不然。互联网上的本来是“政府塑造的民意”，用来震慑外国的舆论；结果没有想到，擦枪走火、弄巧成拙，赶紧回头救火，但却顾此失彼，已经来不及了。

【08、华人花巨资建中式宫廷风豪宅，如今成为中国的缩影】

《华人花巨资建中式宫廷风豪宅，如今1折贱卖……》（2024-06-09 澳洲快报）报道：

最近，澳洲两座中式宫廷风豪宅挂牌出售，1折贱卖的消息，在社媒上疯传。

这栋位于珀斯南郊 Banjup 的豪宅总共占地 4.48 公顷，房主是一位华人，他在2015年，以187万美元买入，从2015 年至 2017 年起，他开始着手改建，房主希望将这座中式大宅院打造成能容下多代同堂的住宅。

房屋网站显示，这2栋大宅院具有“古典中式建筑风格”，包括一栋供主人起居生活的主院，和一栋给客人留宿的偏院。

亭台楼阁，一草一木，满满的中国风。

澳洲本地媒体称，房主从中国自运材料漂洋过海来装修，3年耗资超过5000万美元。

销售代理兼 Effective Property Solutions 国际市场主管 Leon Siew 表示，这栋大宅院改造目前已经完成了 90%，只需要进行一些装饰性收尾工作。

不幸的是，在项目完成之前，房主就因为父母的健康问题而不得不回去，然后又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

“空置10年，房主从未住进去，现在他们也不打算回来，所以准备出售这座房产。”

Siew介绍说，这座大宅院占地 10,000 平方米，包括多个大型会议厅、80 多个房间（包括 20 间带洗浴的卧室）、图书馆、剧院、博物馆、多个书房以及多个带私人餐厅的厨房。

“两栋宅院都有自己的厨房和生活区，还设有两个游泳池。”

Siew透露，这两处大宅院的装修设计融合了徽派和京派风格。这种风格的标志体现对色彩和对称性的强调，以及装饰物的添加和华丽的屋檐上。

不过这种风格曾一度遭到社区的反对，自 2015 年，房主买下这块地，开始建造大宅院的时候，这个工程就成为社区热议的焦点。当时，本地市政府甚至介入，称土地所有者有权细分土地，但无权组装建筑物。

不过，争端最后不了了之。

Siew 透露，其中一座大宅院主要以鲜红色和黄色装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是象征吉祥的颜色。

此外，这栋色彩鲜艳的豪宅还位于 88 号地块上，在中国文化中，这个数字象征着财富和好运。

同时，这座大宅院里还有四个迷人的小庭院，南北交融，有山有水，符合风水学习俗。

“别看它有些破旧，但绝对的气势磅礴。”

Siew说，“由于设计独特，定价非常困难，这也是我们进行拍卖的原因之一。

拍卖将于 6 月 28 日举行，除非这栋房产提前售出。

目前的市场反馈表明这两栋房产的售价可能在 300 万至 500 万美元之间。

唉，这妥妥的1折贱卖呀...

网民嚎叫：

好人64 2024年06月09日 11:44

政府为什么批这样的建筑设计？

好人64 2024年06月09日 11:44

垃圾，得推倒从来。

七号洞 2024年06月09日 10:31

黄祸！

一冰 2024年06月09日 07:52

天呐，好侉呀，国内绿城的中式建筑都比这个典雅

fangbin 2024年06月09日 07:35

楼下两位评论到位。这么拙劣的仿古建筑。根本就是垃圾。只能算一算地皮值多少钱了。

FANRENINUS 2024年06月09日 03:06

很丑的房子，院子，难怪卖不出钱。

卧草麻辣戈壁 2024年06月08日 19:55

垃圾

谢选骏指出：人说“华人花巨资建中式宫廷风豪宅，如今1折贱卖……”——我看这个华人花巨资建中式宫廷风豪宅，如今成为中国的缩影！

【09、台湾是南岛民族的故乡】

《金曲35／巴奈提「天安门」台文化部长：颁奖典礼最动人的话》（记者陈宛茜／台北即时2024-06-29）报道说：

巴奈发表领奖感言说，金曲奖35年，「你们知道吗？天安门事件也是刚好35年，我们都不要忘记，台湾加油」。

35届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奖」获奖的巴奈致词提及「天安门事件也是刚好35年」，但「金曲GMA」脸书粉丝专页未完整呈现巴奈致词感言全文，引起哗然，文化部火速道歉并刊登致词逐字全文。文化部长李远（小野）30日凌晨1时许在个人脸书向巴奈致谢，「谢谢你为理想的坚持」。

巴奈发表领奖感言时说，金曲奖35年，「你们知道吗？天安门事件也是刚好35年，我们都不要忘记，台湾加油」。不过，「金曲GMA」粉专未完整呈现感言全文，引起歌迷不满，质疑是「自我审查」。文化部对此深夜火速道歉，「金曲GMA」和文化部的粉专随即都全文刊登巴奈感言逐字内容。

巴奈提及「天安门」的内容为何一开始缺漏？文化部表示，金曲奖每段得奖感言社群发文配合典礼节奏，由小编群听打发言后尽快「摘录」登于脸书，绝非刻意针对这段发言不完整呈现。

李远今天凌晨1时许在脸书向巴奈致意。他表示，他最常听巴奈唱的是「美丽岛」。过去在许多社会运动中最需有人支持的时候，巴奈总是毫不犹豫的站出来，一把吉他，坐在肥皂箱上就唱起来。2013年至2014年他们一群电影人和作家在中正纪念堂发起了反核四五六运动，「她和陈明章都是最支持我们的音乐家，我们也因此认识了。她的歌声充满一种向群众和土地召唤的魅力」。

李远表示，巴奈得奖时的致词非常动人，充满了包容、坚强和始终不变的反抗精神。巴奈说我们一定要好好认识我们的母亲台湾，因为这个岛就是我们的母亲，这个岛有很多不一样的文化，有很多很不一样的族群，而且这是一个经历过许多苦难的岛。巴奈提到自己才刚刚结束为了争取原住民族群传统领域的7年抗争，但是更希望所有不一样的族群在同一个母亲，同一个岛上，都要了解彼此不一样的苦难。

对于巴奈发表感言时最后说，「有一件事情今天晚上也请你们一定要记得，金曲奖35年，你们知道吗？天安门事件也是刚好35年，我们都不要忘记，台湾加油」，李远表示是「最后她说了一段颁奖典礼中最动人的话」，并指这段话受到全场爆炸性的尖叫和掌声，许多人的眼眶泛泪。

「是的，1989，永远都不能忘记的1989」，李远表示，世界重新洗牌，台湾也在那个关键时刻开始了本土化，第二年（1990）发生大学生占领中正纪念堂的野百合学运，2000年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 而残酷的『天安门事件』却成为一个被全力掩盖、消灭的历史。35年后在台湾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被巴奈重新提起。

李远表示，相对于整个金曲奖颁奖典礼上，台湾音乐人用作品所呈现出来的自信、自由、自在和大气，各种族群母语的歌交织成一个丰盛的时代，又是多么令人感到骄傲。「巴奈，谢谢你。我们一起加油，台湾加油」。

谢选骏指出：人说“台湾是南岛民族的故乡”。我看现在的台湾原住民都比汉人更有人味，不愧为南岛民族的祖宗。

【10、无法毕业的巨婴】

《毕业即失业，为防动乱高校备受政治压力》（VOA 2024-07-05）报道：

2024届中国大学毕业生现在正走出校园，而毕业即失业的情况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专家警告说，失业问题继续恶化，爆发社会动乱恐怕只是时间问题。为了堵住四处蔓延的失业潮，中国当局责令各地想方设法增加就业，鼓励大学毕业生走入基层、自己创业或参军入伍。在大学层面，学校本身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就连党委书记和老师们都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不得不为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提供帮助。

受访的高校教师告诉美国之音，现在不管多大牌的教授都要抓就业，老师勉为其难，学校在统计就业时也难免偷工减料。然而中国知名人口学者强调，大学生就业难与毕业生数量多少并没有直接关系。除非经济状况获得改善，否则的话，失业大潮难以阻挡。

处处讲政治 就业也是

根据官方数据，202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达到1179万，再次创下历史新高。根据智联招聘平台近期发布的《2024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2024届高校毕业生中一半以上工作没着落。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从6月底开始，中国教育部组织开展2024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专项督导，由该部主要官员带队赴安徽、辽宁、河北、北京、江西、天津等省市进行督导。在此次督导之前，教育部开启了2024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这场一直要持续到8月份的行动，目前正在中国多个省市加速推进。

教育部要求地方教育部门加力拓展就业岗位，持续举办招聘活动，不间断推送就业岗位信息，同时加快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引导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建功立业。教育部还特别强调，要防控涉就业风险，加强正面宣传引导。

地方政府动作也很频密。7月5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启动2024年暑期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在中共成立103周年纪念当天，上海市委网信办牵头成立了上海市互联网企业高校就业促进计划。6月底，广东省国资委召开专题会议，推进2024年全省国有企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要求全省国资国企要确保招收高校毕业生人数不低于去年，7月底前必须完成任务。

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诸多举措，突显了大学生就业形势的紧迫，也印证了大学生就业在中国不但是民生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因为历史经验证明，失业人口不断暴增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动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教育部在布置专项督导时强调：“各地各高校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把增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这项重大政治任务落实好，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

尽管压力层层传导，但是由于经济不景气，中国的失业人口仍在暴增。湖南一位高校教师告诉美国之音记者，疫情之后的就业形势一直不好，今年更是非常紧张，学校的大书记和系里的书记多次亲自过问就业，不管是讲师还是教授，只要参与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就要跟进学生的就业，包括不定期和学生微信或电话沟通、定期填写表格记录学生找工作的动态。

“有些教授觉得这不是自己该管的事情，但现在没有人能置身事外，学生口、教师口都得盯着，就业与领导的仕途有关系，就业也直接与招生名额挂钩，最后与老师的效益挂钩，”他无可奈何地说。

压力之下的高校想法设法拓展就业渠道。据中国媒体报道，除了传统的招聘会，包括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黑龙江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等多所高校，正动员校友为2024年母校毕业生寻找出路。

“有弹性”的数据

除了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就业，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也多次强调“开发新的岗位”，这显然是因应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要求。教育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官网的首页上，习近平5月底促就业的讲话被置顶，其中特别提及：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

科研助理是中国官方缓解就业压力开发出来的众多岗位之一。官方要求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发挥作用，吸纳暂时未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时间一般不超过三年。中国工信部、科技部等八部门，在6月底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开发科研助理岗位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但就现实情况来看，这一落地于2020年的就业思路，正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广东一省属高校某二级学院副书记表示：“大学没办法和企业比，不少大学今年实际上已经停掉了科研助理岗位。主要是谁出钱的问题很难办，一般省属院校根本没实力拿钱出来给学生。而且绝大多数本硕毕业生也谈不上科研能力，最后也就是做做打印文件、查阅资料、联络开会这样的杂活，然后要老师拿课题经费出来给学生发工资，你觉得可能吗？”

这位二级学院副书记介绍，过去不少高校差不多有5%的就业率是靠学校设立科研助理岗位解决的，“我不说真还是假，我只说这5%是有弹性的，现在这5%的缺口如何解决要另外想办法 ”。

广州龙眼洞一高校老师告诉美国之音记者，学校要求就业数据真实，但下面的领导事实上也允许或者默许变通。

“比如老师天天催着毕业生找工作，有些学生感觉有些烦，同时也体谅老师的不容易，那学生自己登录广东大学生就业创业小程序，自己写个证明表示找到工作，这种情况也是有的。特别是考公务员、考研的学生，自己写个证明或者找个考试辅导机构写个证明，再登记成为自由职业，从数据上看，这就算就业了，”他说。

就业率高低也是各界关注的焦点。这位老师介绍，各地情况差不多，总的来看当然是专科生就业好过本科生，本科生又好过研究生；同样是本科生，专升本的学生就业率又高一点，“主要是期待值不同，对薪水要求低一些，当然更容易找到工作”。这位教师透露，其所在学院毕业生就业率6月底在45%左右，整个学校的数据她没有直接看到，“但应该也是这个水平”。

中国官方看上去不愿意让外界看到大学生就业的即时和真实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6月19日发布5月份分年龄组失业率数据，其中5月全国城镇非在校16岁至24岁青年失业率为14.2%，其中没有在校生数据。

去年7月份，北京大学教授张丹丹统计，中国青年实际失业率高达46.5%。中国统计局于2023年8月中旬宣布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数据。暂停之前，包括在校生的16至24岁年龄组的失业率连续六个月攀升，在6月达到了创纪录的21.3%，这一数字大幅高于西方主要国家的相同或类似指标。2024年1月中旬，年轻人失业数据被重新发布，但已不包含在校生。

继续考还是找工作 学生纠结

就业压力之下，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国内升学或者出国读书。根据中国媒体所做的汇总，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11所知名高校，2023年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升学率达到7成以上，另有30所985大学中的25所，毕业生升学率超过50%，其中15所超过60%。

湖南一位高校老师表示，这种情况很正常，就业不好静心读书未必是坏事，所以2024年选择升学深造的比例只会更多。这位老师同时介绍：“在学术水平相对没有那么高的大学，学校还会鼓励毕业生申请就读第二学士专业，再读两年然后多拿一个学位证书。如果学生就读期间考上公务员或者找到合适的全职工作，不少学校会退回部分学费；第二学位的另外一个好处是，两年后学生仍是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因为不少好单位只招聘应届生。当然，两年后是不是好就业，这个没人能够回答。”

有大学生认为，升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延缓就业的方式，随着研究生和第二学位扩招，学成后就业竞争会更激烈。目前在浙江杭州实习的一位部属高校应届毕业生告诉美国之音，她在一家德资企业财务岗位实习，每个工作日的收入有200元人民币，虽然每月抵掉

房租只剩1000多元、仍需要家里补贴，但外企重视实战能力，她的财务总监也是本科学历。“未来可能考些证书，就没必要纠结是不是去考研究生了，”她说。

如何让学生和家长不纠结，如何让学校减压，专业人士有不同解读。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邓曦泽日前撰文表示，中国高校过度扩招是导致社会内卷化的重要原因。扩招后岗位挑人，大学生毕业后能找到的职位质量自然相对下降，即收益相对降低。大学生及硕士、博士越来越多，导致后来的大学生越来越难找到以前大学生所能找到的同质量工作。学费只会往上涨，这就意味着成本升而收益降，很难不让大学生本人、父母及社会的心理落差越来越大，不满情绪也自然上升。

在中国知名人口学者何亚福看来，毕业生数量创纪录和就业不景气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他告诉美国之音记者：“失业率的高低与经济状况有关，经济繁荣时失业率低，经济萧条时失业率高。例如，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时期，美国人口只有1.2亿，但那时失业率一度高达25%；然而，2023年美国人口已达3.36亿，失业率只有3.63%。“

何亚福强调：“要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需要改善投资环境和经商环境，另外高校所设置的专业需要更符合市场的需求。”

网民嚎叫：

狄更丝 发表评论于 2024-07-05 08:57:00

学生的就业率只有50多一点，意味着什么？毕业的话，一半学生找不到工作

锦西 发表评论于 2024-07-05 08:52:41

四年大学，三年封控，他们什么也没学到，。用他们什么？给点钱，自己找出路，其他别无选择。

生肖迷宫 发表评论于 2024-07-05 08:25:47

网络评论员一致认为，中国经济下滑都是美国的错，不是伟大领袖治国无方。

谢选骏指出：人说“毕业即失业，为防动乱高校备受政治压力”——我看这是“无法毕业的巨婴”……既无法就业，也不会革命。

【11、西方机构为何抛弃中国追随者】

《黄雪琴和王建兵：“失踪”中国女权记者和劳工维权人面临审判 英国机构被指“无为”》（Jessie Lau BBC之眼 2022年5月18日）报道：

据专家和支持者称，北京当局拘留了一名中国女记者、英国“志奋领”奖学金获得者；事件引发一场关于海外机构是否应有保护中国学者责任的全球大讨论。

2021年9月19日，中国女记者黄雪琴（Sophia Huang Xueqin）和劳工维权人士王建兵“失踪”，当时他们正前往中国南部城市广州机场；黄雪琴准备乘飞机前往英国留学。她获得英国政府奖学金，计划在苏塞克斯大学（ University of Sussex）进行性别研究。

在被拘留7个多月后，黄雪琴和王建兵据信即将面临审判，他们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一严重指控可能导致两人被判长达数年的监禁。

“黄雪琴案引发了一场迟来的全球讨论，讨论全球机构在保护面临迫害风险的中国学者方面如何发挥作用，”《不受束缚的中国》（China Unbound）一书的作者、前驻北京的华裔女记者赵淇欣（Joanna Chiu）告诉BBC。

“由于黄雪琴获得了英国政府资助的奖学金，准备在苏塞克斯大学学习，这些机构有责任呼吁（中国）释放黄雪琴。”

黄雪琴获英国“志奋领”奖学金

近几个月来，来自中国的支持者在伦敦举行了声援抗议活动，台北和香港在#FreeXueBing的标签下发起了一场运动，敦促支持者向广州看守所寄明信片，呼吁当局释放黄雪琴和王建兵。在英国，支持者也要求英国机构就黄雪琴的案件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表明我们不会保持沉默，”来自中国的一名支持者在伦敦向BBC表示。出于安全考虑，他要求保持匿名。“我们敦促大学校方、‘志奋领’奖学金机构和英国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

支持者指责苏塞克斯大学和“志奋领”奖学金机构因为害怕激怒中国政府而没有发声。

来自中国的学生约占苏塞克斯大学国际学生总数的20%，这些留学生的学费以及与中国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为该大学提供了重要的收入来源。

当黄雪琴的失踪首次被报导时，大学校方和“志奋领”奖学金机构发表了以下声明：“我们担心学生的安全和下落。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与志奋领联络，以寻求更多细节。”

但自那以后，这两个机构都没有发表进一步的声明。

在伦敦的声援活动

在泄露给BBC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被警告不要讨论黄雪琴事件。大学方面表示，这是一个敏感问题，应由新闻办公室处理询问事宜，因为这涉及数据保护问题。

克里斯（Kris）是黄雪琴的朋友，也是一名在英国的中国女权活动人士，由于害怕遭到中国政府的报复，她以化名接受了BBC的采访。她表示当听到大学对黄雪琴的案件进行“（自我）审查”，他们感到“非常愤怒”。

“（大学）声称要培养未来的女权活动人士和领袖，然后却指示学生不要讨论这个问题，”克里斯说。 “这种情况就像你在中国一样。”

苏塞克斯大学一位发言人在回应BBC询问时表示，大学“仍然深切关注其未来学生的安全和下落”，并一直与“志奋领”奖学金机构以及英国外交部“保持联系”。

这位发言人补充说，大学已经听取了外交部的建议。英国外交部向BBC表示，他们正在“密切关注此事”。

2021年12月，100多名“志奋领”学者和校友联名致信，呼吁“志奋领”领导团队要求中国当局释放黄雪琴和王建兵，并要求英国外交部就这两人的案件与中国政府展开对话。英国大学和学院联盟的成员也发表了支持黄雪琴和王建兵的声明。

“志奋领”奖学金机构没有回应BBC的置评请求。

在伦敦的中国女权主义作家张丽佳告诉BBC，她对国际社会对黄雪琴的案件保持比较沉默感到“失望”，这与中国网球明星彭帅案件引发的国际反应形成对比。彭帅指控中国共产党前高级官员对她进行性侵犯。

彭帅的失踪被西方媒体广泛报导，许多国际网球名人和女子网球协会都代表她发声。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 还因此案暂停了在中国的比赛。

在中国，黄雪琴对妇女权利问题的报导和宣传活动帮助启动了2018年中国的#MeToo运动。她被认为是中国主要的女权主义者之一。

黄雪琴报道了中国最引人注目的#MeToo案件

黄雪琴受到性侵经历促使她在2017年进行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调查。那项调查显示，超过80%的中国女记者经历过性骚扰，但仍保持沉默。黄雪琴还报导了中国最引人注目的#MeToo案件，并在去年因为她对女权活动人士李翘楚的报导而获奖。

现在，黄雪琴是近年来在中国开展人权工作后“失踪”的数万名女权主义者和活动人士之一。此前，她在网上发表一篇关于2019年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博客文章后，也曾在中国被拘留3个月。

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黛安娜·傅（Diana Fu）告诉BBC，北京当局对公民社会的镇压越来越严厉，黄雪琴的案子“象征着”中国维权人士所面临的挑战。

“政府将#MeToo运动视为倡导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跨国运动的一部分，”黛安娜·傅说，“政府认为这种激进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动员威胁，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威胁。”

据支持者和学者称，许多像黄雪琴和王建兵这样倡导性别权利和其他社会事业的活动人士，被诬陷为西方敌对势力的代理人，并在网上受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

“在中国互联网上，你很难区分一个中国官方的网络评论员和一个普通网民，”现居美国的微博前审查员刘力朋在接受BBC采访时说。

刘力朋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帮助删除网络平台上的“敏感”内容，每天审查多达6万条帖子。他说中国当局已经开始对黄雪琴进行抹黑宣传。

“黄雪琴是一位很著名的记者。如果你想要把她之前的一切全部抹掉的话，这是一个很难的措施。”刘立鹏说。 “（相反），中国使用宣传力量来针对黄雪琴。想要污名化她，想把她这个人塑造成另一个形象。这是一个可怕的现象。”

微博没有回应BBC的置评请求。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告诉BBC，中国“致力于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坚决反对任何人以维护人权和自由为名，散布虚假信息和诽谤中国”。

随着黄雪琴和王建兵的案件正在移交给中国的检察当局，克里斯和其他海外支持者计划继续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他们两人所处困境。

“在中国境内或境外，就像在墙内或墙外。但在外面并不意味着你是自由的，”克里斯说。“只有当他们获得自由时，我们才能真正获得自由。”

Jessie Lau是来自香港的作家和记者，报导全球身份、种族和性别议题。 她的推特账号 @_laujessie。

谢选骏指出：奇怪的不是“黄俄政权打击西方的中国追随者”，奇怪的是“西方机构为何抛弃中国追随者”——别说鸦片贩子的英国机构了，就是美国国务卿彭培奥，即使在即将下台的2020年底，也不敢下令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保护几个香港的避难者，这是为何？这是因为，任何机构首先考虑的是它们自己的利益，至于追随者们，牺牲一批又一批那是无所谓的——老话说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有位置，还怕没有人上钩吗？”

【12、中国百年内战硝烟再起】

《蔡英文过境美国后 中国进行环台湾军事演习》（REUTERS 2023年4月9日）报道：

在为期三天的军事演习中，中国军队正在排练包围台湾。

北京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脱离省份，他们称这次行动是对台湾当局的“严厉警告”。

演习开始于台湾总统12、从美国返回几小时后。

台湾国防部表示，71架中国军机和9艘船只越过台湾海峡中线。这条线是中国大陆和台湾领土之间的一条非官方分界线。

中国官方媒体称，军演将“同时组织围绕台湾岛的巡逻和推进，形成全方位包围和震慑态势”。

报道还说，中国军方也部署了“远程火箭炮、海军驱逐舰、导弹艇、空军战斗机、轰炸机、人为干扰发射机和加油机”。

中国《解放军报》引述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称，演习是对“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

许多中国网友认为，大陆军演并没有什么实质作用。但《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评论称，台当局惧怕解放军的大规模军演，他们担心这些军演会导致“擦枪走火”，也担心解放军围着台岛演练得战术上越来越成熟，摸透台军的反应机制。

台湾认为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有自己的宪法和领导人。

但中国认为台湾是一个分离的省份，最终将被置于北京的控制之下，必要时将使用武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曾说，必须实现与台湾的“统一”。

尽管中国经常在台湾附近举行演习，但这次“包围”被视为对台湾总统蔡英文周三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的回应。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正在“密切监视北京的行动”，并坚称，美国“在该地区拥有足够资源和能力，以确保和平与稳定，并满足我们的国家安全承诺”。

蔡英文周六表示，在台湾面临中国“持续威权扩张主义”的时候，她的政府将继续与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合作。

她在台北会见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时发表了上述评论。

麦考尔说，华盛顿正努力向台湾提供武器，“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

台湾反应

在台湾首都台北，居民们对中国大陆的最新举动似乎并未感到不安。

“我想很多台湾人现在已经习惯了，感觉就像，又来了！”吉姆·蔡说。

同时，迈克尔·庄（Michael Chuang）说：“他们（中国）似乎喜欢这样做，把台湾当成自己的然后环绕，我现在已经习惯了。”

“如果他们入侵，我们无论如何也逃不掉。我们将看看未来会发生什么，然后从那里开始。”

台湾国防部表示，将本着“不激化矛盾，不挑起争端，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原则，“以冷静、理性、严肃的态度”回应中国大陆的演习。

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美国众议院院长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于2023年4月5日在加州会面，此为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台美间在美国举行的最高级别会晤。

在蔡英文过境美国后，周五（4月7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国决定对台湾远景基金会、亚洲自由民主联盟采取惩戒措施，禁止其负责人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禁止大陆有关组织和个人与其进行合作。

朱凤莲称，这两家机构在民进党当局指使下，以民主、自由、合作为借口，打着学术交流、研讨等旗号，在国际上大肆兜售台独主张，极力拉拢贴靠反华势力，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等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事件，拓展台所谓国际空间。

去年8月，在麦卡锡前任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访问台北后，北京围绕台湾进行了近一周的演习。

此次演习是中国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武力展示，包括战斗机和军舰部署，以及弹道导弹发射。

谢选骏指出：BBC News 中文不懂，这是中国内战硝烟再起——只是两岸猪头都已脑满肠肥，已经停战很久了，还敢再来厮杀？

《围台军演炮声隆隆 台湾人舞照跳还照样祭奠蒋介石》（RFI华语 2023-04-08）报道：

星期六今天中国军队在台湾周围海域展开军事演习，一艘中国军舰在面向台湾海峡的海域开始实弹演习。北京称发起军事演习是对台湾支持独立势力发出的警告。

就中国军舰在台湾附近开始实弹演习，路透社今天报道称，实弹开炮的是一艘两栖登陆舰，该舰能够搭载部队和车辆。该舰在福建省沿海的罗雁湾地区发射了多发炮弹，而该海域位于台湾控制的大陆附近的马祖群岛西北约 50 公里（30 英里）处。

当这艘军舰向陆地和海上的目标发射炮弹时，在军舰的船尾可以看到炮火烟雾。渔船和货船被禁止在附近巡航，应当避开军事演习区。

路透社称，中华民国政府在 1949 年内战输给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后逃往台。不过，这艘解放军军舰并没有驶向台湾控制的马祖群岛。一般预计，如果两岸军事升级，该地区被认为可能是北京的早期攻打目标。

中国东部战区司令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监督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东海的五个司令部之一，表示将在台湾周边进行为期三天的战备巡逻，作为对台独势力的“严重”警告。

中国宣布今天开展围台军事演习，并将为期三天的演习称为对台独支持者及其海外台湾民主盟友的一次 "严重警告"。中国官方电视台说，周六第一天的目的是测试中国军队控制海洋、空域和信息战并全面包围台湾的能力。然而，台湾人习以为常舞照跳。幽默的是，按计划，台湾中小学生今天在台北举行纪念仪式，怀想前台湾独裁领导人蒋介石，而蒋介石的国民党目前坚持与中国修好，称唯此才能获得和平。

据法新社刚刚发自台北的消息，周六，台湾学生们像往常一样聚集在台北的自由广场上跳舞，尽管北京的军事演习营造了威胁性的氛围，中国称以演练包围台湾的能力。

一位台湾学生对法新社说，"我当然有点害怕。"23岁的学生洪翔宇在舞蹈练习结束后说，"我们身处的是台北自由广场。我希望能保持自由，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说我想说的话。"

北京将为期三天的演习称为对台独支持者及其海外盟友的一次 "严重警告"。但这种威胁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台湾民众，尤其是像每个周末一样，许多年轻人仍然三五成群地出现在这个自由广场上。

这是个广大的广场，两侧是台湾国家剧院和国家音乐厅，多年来此地已成为台湾人自由集会和示威的场所。

台湾的学校乐队和舞蹈团经常聚集在这里。本周六，各高中将参加纪念蒋介石的仪式，这位前中国领导人在1949年共产党胜利后将国民党政府和追随者逃亡自我流放到台湾岛上。

法新社说，高中生们似乎也不以为然。据16岁的Jim Tsai说，"我想大多数台湾人现在已经习惯了，我们只是说，它们又来了。"他指的是近年来中国在台湾附近的许多演习。

蒋介石曾统治中国，直到1949年由共产党接管。蒋介石逃离中国大陆后，他把他的流亡政府和他的支持者带到了台湾，在20多年的时间里曾经把自己说成是全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但蒋介石和他的继任者都没有宣布过台湾独立。

蒋介石领导专制军事政权直到1975年他去世，蒋介石独裁造成成千上万的反对者被流放、被监禁或被处决，今天在许多年轻的台湾人看来，这个蒋介石政权与目前在北京统治的共产党政权比较相似。

而自由广场，尽管有蒋介石的纪念碑，但已经成为台湾向民主社会发展的象征。

据该报道认为，总的来说，台湾人似乎已经习惯了北京的咄咄逼人，并对台湾政府维护台湾自由的能力充满信心。一位学生说，"我们是有点担心，但我们必须继续往前走。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不会让我们失望。"

法新社还采访32岁的建筑工人Michael Chuang，他说，中国人"似乎很喜欢这样做，要把台湾包围起来，就像台湾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一样。我现在已经习惯了。"但他也有点宿命论，他说，“无论如何，如果他们入侵我们，我们也无法可逃。我们只能看看未来会发生什么，到时再说吧。”

网民嚎叫：

Richard505 发表评论于 2023-04-09 00:37:00

土共的五星红旗看着让人作呕

HighEnd 发表评论于 2023-04-08 21:25:59

你算個什麼東西，敢評論黨的政策

欣赏Melody 发表评论于 2023-04-08 12:32:02

可能土共确实希望民进党继续执政，而且希望民进党公开宣独。

圆老扁 发表评论于 2023-04-08 19:11:16

老蒋那时国共之争是在争谁是正统。两党都号称孙中山先生的学生，到70年代大陆民众主流还认为国民党更正统。

大阪书生 发表评论于 2023-04-08 19:06:40

知退知进，可保平安。

Hunter3253 发表评论于 2023-04-08 17:53:51

高度严密警戒中共无耻邪恶独裁政治流氓切香肠式 “假演真攻”。以步步升级，步步趋近“军演”时刻伺机发起其邪恶无耻的攻击行动！！！

Hunter3253 发表评论于 2023-04-08 17:53:47

卑鄙无耻！！！如此气焰嚣张无耻跋扈的威胁欺压霸凌只能充分显示中共无耻流氓政治恶棍的残暴，邪恶，外强中干和心虚懦弱，因为牠十分清楚，中共无耻独裁邪恶流氓恶棍永远不可得台湾的民心！！！只能百倍坚定台湾政府和民众与全世界民主自由社会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坚决抵制，抵御，反抗，隔绝直至彻底消灭中共无耻极权流氓无赖政权的坚强信心和决心！！！任何的畏惧，退缩，忍让，软弱都只会使法西斯独裁恶棍百倍的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变本加厉，无恶不作！！！唯有坚定不移的反击，对抗直至将其彻底瓦解消灭！！！

狄冠元 发表评论于 2023-04-08 17:21:43

“载的都是真家伙”，继续在自己家门外打几天军体拳？

川粉局局长 发表评论于 2023-04-07 07:33:45

去年，潘金莲见闺蜜佩洛西，好酒好菜招待，武大郎心疼钱，在自己家门外打了3天军体拳。

今年，潘金莲去美帝见一群男闺蜜，武大郎没有在门外打军体拳。而是蒙在被窝里抗议了3天。

duty 发表评论于 2023-04-08 16:21:06前两天绿蝇还以为空心菜会见麦卡瑟大陆不会有动静并为此偷偷自淫。殊不知话音刚落炮弹就炸响了。这次大陆飞机舰船挂载的都是真家伙，绿蝇们就好自为之吧。

狄冠元 发表评论于 2023-04-08 17:10:02

权术, 毛贼搞死中共国主席刘少奇，元帅林彪等等，谁能和毛贼试比高？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3-04-08 16:17:06

蒋介石玩战术不行，玩权术还可以。

谢选骏指出：“台湾人照样祭奠蒋介石”——说明台湾脱离不了“中国统一”的漩涡，尽管这违反了列强的意愿！

【13、中国比美国——经济上落后100年，政治上落后200年……如何反超】

《人类社会的进步：过去、现在与未来》（加里森·洛夫利（Garrison Lovely）2022年7月11日）报道：

我们需要研究人类进步的原因吗？

假设你是一位普通的美国人，生活在1870年的乡下农场：如果你是男人，可能从十几岁就开始毕生从事的体力劳动，直到残疾或死亡；如果你是女性，则会把时间花在劳动密集的家务上。如果你是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你的生活就更艰难。

你与世隔绝，没有电话，也没有邮政服务，当夜幕降临，你只能点燃蜡烛，厕所在户外。

有一天，你睡着了，醒来发现自己身处1940年。生活完全不同。你的家是“基础设施网络”的一部分——有电、煤气、电话、水和下水道。你惊叹于新的娱乐方式，比如留声机、收音机和电影。帝国大厦耸立在纽约天际线上，周围是其他不可思议的高楼大厦。你可能有一辆车，即使没有，也遇到过有车的人。你遇到的一些最富有的人甚至坐过飞机。

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在2016年出版的《美国增长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一书中记录了这些转变，转变的出现要归功于1870 年至1970 年间经济异常高速增长的“特殊世纪”。

这不仅仅是美国的故事——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初经历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转变。

1940年代对未来的展望——家庭自动化增加了休闲时间。

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世界进步的速度都是缓慢的。文明起起落落。人们积累财富，也挥霍财富。世界上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在我们现在所说的极度贫困中。数千年来，全球财富——至少以最佳估计值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但从150-200年前开始，一切都变了。

世界经济突然开始呈指数级增长。全球预期寿命从不足30岁上升到70多岁。识字率、极度贫困、婴儿死亡率，甚至身高都以类似的方式显著提高。或许并非所有人的经历都是积极的，利益分配也并不平等，但从很多方面来看，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已经改变了数十亿人的生活方式。

如何解释相对财富和技术力量的突然激增？如果增长放缓或停滞会发生什么？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能做些什么吗？

这些都是“进步研究”的关键问题；这门学科是一种新生的学术领域和知识运动，旨在剖析人类进步的原因，以便更好地推动人类进步。

这个领域由一位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一位亿万富翁企业家创立，他们倾向于用科学或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来定义进步——他们的想法和信仰并非没有受到批评。进步研究运动相信什么？他们希望看到未来发生什么？

“进步研究”

要理解进步研究运动，首先要理解它的恐惧。在过去的几年里，一些研究人员和经济学家担心，科技进步可能正在放缓，他们担心这会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一点，戈登邀请读者反思20世纪中后期到21世纪20年代之间的进步速度。想象一下，作为前文所述的那个普通美国人，你在1940年醒来后又再小睡，第二次醒来时已经是21世纪20年代了。

现在，冰箱里有了冰柜，新出现的微波炉可以重新加热剩菜，空调使你精神焕发。你现在更有可能拥有一辆车，而且车子更安全，更容易驾驶。你有电脑、电视和智能手机。

这些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发明，有些看起来像魔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意识到，你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像1940年醒来时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戈登声称，1870年至1970年美国发生的惊人变化是建立在变革性的、仅此一次的创新之上，因此，美国人不能指望很快恢复类似水平的增长。他写道，值得注意的“不是增长在放缓，而是在这么长时间内持续迅速增长”。在戈登看来，经济增长放缓不是任何人的错：“1970年之后，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不是因为发明家失去了灵感或缺乏新想法，而是因为当时现代生活水平的基本要素已经在很多方面实现了。”

戈登的观点建立在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2011年出版的《大停滞》（The Great Stagnation）一书所说的那个恐惧之上。考恩同样认为，美国吃掉了大部分“低垂的果实”，这些果实使美国收入中数持续增长，但美国不能指望像过去那样增长。

那么，所有容易到手的果实都没了吗？“创意”越来越难找到了吗？一些来自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在2020年一篇论文中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们发现，研究和开发工作显著增加，但每个研究人员的生产率下降了。换句话说，我们付出的时间和金钱换来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少了很多。他们估计，每一次技术进步翻倍所需投入的研究努力是之前翻倍的四倍。

为什么？来自进步研究阵营的一些人指出，资助研发一方的僵化的官僚主义吞噬了研究人员近一半的时间，并产生了不正当的激励。这可能部分解释了下降的原因，但论文作者发现，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研发界的效率下降了40多倍。美国科学资助的效率下降了这么多，这合理吗？

两位作者更倾向于赞同戈登和考恩的“易得果实”论点：我们找到了容易发现的事物，现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剩余的事物上。例如，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专利局工作时的见解，或玛丽·居里（Marie Curie）在简陋实验室中解锁的见解，与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lider）或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等数十亿美元的巨型项目进行比较。

我们通过增加用于研发的人口比例，部分弥补了这种生产率下降，但这肯定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全球人口增长可能有所帮助，但预计这一增长将放缓，并在本世纪末前逆转。人工智能（AI）也有可能帮助扭转这种衰退，甚至开创爆炸性增长的新时代，但一些研究人员担心，超级智能 AI 可能会带来其他风险，损害进步，甚至更糟。

进展放缓了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怎么做？

有关停滞的假设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创意可以被组合、再组合，创造出新的创新组合，这种效果可以对抗人们对唾手可得的果实之饥渴。一些人指出，如果以不同的方式衡量研发活动的生产力和效益，情况会乐观得多。

尽管如此，进步研究阵营中许多人的主要动机是对停滞的恐惧。但与戈登不同的是，他们对自己改变现状的能力持乐观态度——这让我们看到了进步研究运动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进步研究的起源

2016年左右，考恩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爱尔兰亿万富翁帕特里克·科里森（Patrick Collison）的电子邮件，科里森对他的书《大停滞》很感兴趣。几年前，科里森是在线支付公司Stripe的联合创始人，现在他想谈谈更大的问题。两人在旧金山共进几次晚餐，聊得很投缘。

考恩和科里森对咨询的胃口都极大。科里森在他的个人网站上发布了近800册藏书（他承认只读过一半）。考恩无情地搜罗书籍中包含的信息价值，随之将它们抛弃——有时仅仅五分钟，这种做法可能会让一些完成主义者不寒而栗。

考恩生产的信息几乎和他消费的信息一样多。这位60岁的经济学家撰写了近20本书、40篇论文、6年的彭博专栏、150多集的播客，以及近20年来在他广受欢迎的经济学博客“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上发表的博客文章。在谈话时考恩的声音沙哑，因为他为宣传自己的新书而进行了马拉松式的采访。2020年，考恩在100位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中排名第17位。

科里森比他年轻近30岁，经营着全球市值第四高的私营创业公司。他写的文章较少，但仍有时间发布一些文章，涉及空气污染、文化、增长、硅谷历史等话题，当然还有关于进步的话题。在线支付公司 Stripe 估值近1000亿美元（830亿英镑/950亿欧元），意味着科里森的净资产超过110亿美元（90亿英镑/105亿欧元）。这家公司将硅谷初创公司改变世界的豪言壮语和基础设施公司平凡而有能力的管道建设结合在一起。

在两人的会面中，考恩告诉我，“我们都在谈论这些，我们有着共同的想法，不知何故想出了一个概念。”因此，2019年他们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合著了一篇文章，提出“一种新的进步科学”的主张。

“没有一个基础广泛的知识运动专注于理解进步的动力，或针对加速进步的更深层次目标。我们认为，应该有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他们写道。“我们建议成立‘进步研究’这一学科。”

他们的文章招致批评。古典主义者艾米·皮斯顿（Amy Pistone）在推特上说，这只是硅谷重新发明轮子的又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发明出来的是人文学科）。历史学家莫妮卡·布莱克（Monica Black）在推特上表示，他们忽视了“进步”的危害，这个词的主观性意味着它折射了提出这个概念的人的偏见。

哲学教授香农·迪阿（Shannon Dea）和历史学教授泰德·麦考密克（Ted McCormick）写道：“‘进步’是一种对人类努力前进的客观而有趣的说法，而不是一种自然之善或神圣的礼物。它需要批判性的评估，而不是盲目的热情。”

但进步研究在考恩的才智和科里森的财富之间停滞不前。他们认为，与过去的学术领域不同，进步研究应该以行动为目标。他们写道，“它更接近医学而不是生物学：目标是治疗，而不仅仅是理解”。

进步研究相信什么

自从考恩和科里森开创这一领域以来，人们已经详细阐述了进步研究可能是什么情况，以及它的核心原则。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企业家杰森·克劳福德（Jason Crawford）。他在“进步研究”这个词出现之前就一直在写有关进步的文章。他的博客“进步的根源”（Roots of Progress）探讨了科技发展的例子，比如为什么内燃比蒸汽更有效。他还对为什么进步研究是一种“道德义务”，以及为什么人们比祖先更“聪明、富有和自由”等观点发表了看法。

克劳福德试图将进步研究的意义系统化。他认为，该运动有三个前提是正确的。首先，这一进展是真实的。在过去200年左右时间里，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有些事情显然非常正确”。第二，进步带来的好处是用人文主义的术语来定义的：“帮助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更长寿、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让生活中有更多选择和机会；让我们茁壮成长的生活。”最后，社会有能力加速或减缓它：“持续的进步是可能的，但不能保证。”

被这样描述时，进步研究的信念似乎变得广泛，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被罩在它的大伞下。毕竟，许多运动都声称支持改善人类福祉。

那么，进步研究到底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虽然还处于早期阶段，但已经出现了一些共同的主题。

首先，进步研究并不想要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正如克劳福德所写的：“人文主义说，当改善人类生活需要改变环境时，人性在道德上优先于自然。”

其次，它并不一定想要一个减少不平等的世界，更愿意把更多精力放在如何“把饼做大”上面，而不是去谈如何分配。

最后，它也不太关心那些阻碍（它所设想的）进步的社会规范——即使是所有文化都共享的社会规范。例如，研究人员阿里亚·巴布（Aria Babu）最近在《进展中的工作》（Works in Progress）杂志上提出了一个通过人造子宫研发来结束怀孕这一繁重常态的设想。

许多科学家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管理，而不是做科学研究——我们应该寻求改变这一点吗？

虽然克劳福德和进步研究团体的其他领军人物小心翼翼地在他们对进步的定义中加入了诸如道德进步这样比较含糊的东西，但实际上，组成这个团体的成员和写作者几乎完全专注于物质进步，比如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和加速科学研究、增加住房供应和移民（特别是“高技能”移民）。

进步研究团体的世界观不仅可以从他们关注的事物推断，还可以从他们关注的地方推断出来。进步研究放在优先位置的往往是美国等富裕民主国家的技术前沿增长，而不是使穷国变得更富裕的追赶型增长。

这似乎与该运动对增长停滞和人类繁荣的担忧相矛盾：毕竟，世界上大多数最贫穷的人生活在无法增长的经济体中。到目前为止，对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巨大经济增长该运动也相对不太感兴趣，即使中国的经济增长让八亿人摆脱了贫困（但值得赞扬的是，考恩把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增长作为了一项优先任务）。

典型的进步论追随者目前住在旧金山湾区，可能在科技行业工作（Slack在旧金山湾区的进步研讨会会员数量是其他城市的三倍）。投资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曾有一句名言：“我们想要飞行汽车，结果却得到了140个字符”，这些人的影响力在这些社区中非常重要。

考虑到这一点，进步研究团体对科研拨款的变革，比深入研究发展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为什么一些国家仍然贫穷的内容更感兴趣，也许就不足为奇了。

进步研究团体的两位主要学者，克劳福德和考恩，分别崇尚客观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传统。

在“安·兰德研讨会”（AynRandCon）的一个小组讨论会上，克劳福德将进步研究描述为接近客观主义的哲学体系，这是20世纪哲学家安·兰德（Ayn Rand）在小说中概述的哲学体系。客观主义认为追求自己的幸福是人生应有的道德目标，提倡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克劳福德还希望，进步研究将导致“以进步和增长为框架的政治辩论，而不是主要或专门以再分配为框架”。

克劳福德和考恩对于通过进步来鼓励幸福也有特定的观点。不是追求快乐——也不是追求可以量化的“生活满意度”指标——相反，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提高“人均GDP”。

考恩在2018年出版的《顽固的依恋》（ Stubborn Attachments）一书中指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世界文明的北极星。正如进步研究人员经常指出的那样，人均GDP与他们认为可取的各种事物呈正相关，比如消费、休闲、长寿，甚至道德进步。

这一说法忽略了一点，即人均GDP一直是政府的目标。正如批评人士经常指出的那样，它还与不太理想的变化有关，比如化石燃料和肉类消费量的增加。

此外，虽然人均GDP一开始确实与自我报告的幸福感有关，但在全球和国家内部，随着国家变得更富有，平均幸福感水平一直保持不变。

总之，进步研究为进步部署了一种框架和语言，似乎是全球性的，包罗万象的，但在实践中，它由一套特定的社会和政治世界观支撑。这只是进步的一个概念，也是人类繁荣的一个概念。

进步和风险

进步研究团体的另一个基本信念是，技术进步越快越好。但如果不是呢？

人类在自然灭绝的威胁下生存了数十万年，直到1945年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之后，理论上才获得了终结人类这个物种的能力 —— 原子弹及核战争所造成的空前破坏突显了进步的阴暗面。

霍尔顿·卡尔诺夫斯基（Holden Karnofsky）领导的开放慈善基金会（Open Philanthropy）着眼于改善长期未来的工作。他认为，总的来说，在近代历史上，技术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好，但他“未必认为这也适用于未来”。他担心，加速技术发展可能会增加灾难发生的风险，这些灾难将彻底摧毁人类或使人类永久瘫痪（存在风险）。

卡尔诺夫斯基指出，暴力致死率实际上随着国家权力的崛起和技术的进步而上升，“可以这样说，事情没有好转，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坏事正在聚集而成概率较小的、罕见的、但非常糟糕的事件。”（据他统计，20世纪是过去2500年里第三血腥的世纪。）

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佳方案是什么？对于进步研究来说，停止增长并不是优先考虑的问题——卡尔诺夫斯基希望进步研究团体质疑它的一个基本前提。他说，重要的是要质问，“我们想要更多的科学和技术进步吗？我们想要什么样的进步？”（他从进步团体看到了对这些问题的大量参与，这让他感到鼓舞。）

克劳福德试图找到进步和它带来的风险之间的症结。他写道：“我的看法是，技术进步基本是好的，但我们应该警惕坏的后果，并应对特定的风险。”克劳福德将人类比作公路旅行中的乘客，“一辆汽车在进步的高速公路上行驶”，他假设存在风险研究人员认为，“汽车失去了控制，我们需要更好地把握方向盘”。

他还说：“在我们能更好地转向之前，不应该加速，甚至为了避免撞车而减速。”另一方面，进步研究认为，“我们已经在减速了，所以希望把重点放在重新加速上”。

“当然，我们可能也需要更好的转向系统，但这是次要的，”他说。

这种哲学上的差异具有实际意义。以生物技术为例，它或许是近期存在风险的最主要来源。

生物技术的进步，比如DNA合成成本的直线下降，使得疾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传播和致命。许多进步阵营的研究人员倾向于通过改革资助模式和放松对研究人员的限制，指出我们的新知识可以治愈哪些疾病，从而全面加速生物技术研究。

但这一领域快速发展的成果也可能有利于不良行为者，或增加灾难性事故的风险。

以风险为导向的生物技术方法，比如由开放慈善基金会资助的那些方法，首先关注的是发展防御能力，比如可以检测新病原体或更好的PPE的测试。或者考虑以进步为重点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这与环保主义运动有很大的不同。

克劳福德认为，“一些十分先进的纳米技术赋予了我们一些根本性的能力，比如改造地球的能力，气候变化将不再是问题。我们只要控制气候就行了。”然而，直到有人提出质疑，他才承认这项技术增加的风险可能大于它减轻的风险。

这种交流揭示了一些关于直觉的重要事情，这些直觉是在进步研究社区中许多思考的基础。企业家倾向于采取行动。一项新技术的潜在好处主导了对不良行为者潜在目的的考量。对错过的恐惧压倒了对失去一切的恐惧。

克劳福德认为安全是一个重要的优先事项，也是进步的核心部分。但是，他承认，有关安全和风险的想法最终是被附加到进步研究中，而不是嵌入到它的DNA中。

未来的研究进展

在《大西洋月刊》的宣言中，考恩和科里森巧妙地引用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名言：“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关键是要改变它。”

因此，尽管已进步命名，他们并不满足于仅仅研究进步；他们希望有行动。（考恩说，马克思“痴迷于进步研究”。）

2022年2月，克劳福德概要描绘了他对未来10年进步运动蓬勃发展的设想。他希望进步研究被视为一个有价值的跨学科领域，纳入世界上每一所高中的进步研究课程。

克劳福德认为进步研究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他告诉我：“我认为需要的变革是在更深层次的哲学层面上。”

最终，进步社区希望追随者相信他们可以做得更好。多个消息来源在我们的讨论中转述了“更美好的世界是可能的”这一口号。对克劳福德来说，那个世界的愿景激励着他：“我希望人类重拾自尊和野心，象征性地、实实在在地去触摸星星。我想让人类梦想坐上飞行汽车、聚变能源、纳米技术制造、地球化行星、探索星系。

所以这不仅仅是政策问题，而是人们对人性和我们在自然中的位置的基本态度问题。”

再回到前文所述的那个普通美国人，如果你再睡70年，克劳福德的世界会等着你吗？你会过上更幸福、更丰富的生活吗？也许是，但你是否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进步。

谢选骏指出：人说——“假设你是一位普通的美国人，生活在1870年的乡下农场：如果你是男人，可能从十几岁就开始毕生从事的体力劳动，直到残疾或死亡；如果你是女性，则会把时间花在劳动密集的家务上。如果你是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你的生活就更艰难。你与世隔绝，没有电话，也没有邮政服务，当夜幕降临，你只能点燃蜡烛，厕所在户外。”——我看这里说的好像是1970年的中国。由此可见，中国比美国经济上落后100年。至于政治上呢？我认为起码要落后了200年——因为中国至今还没有从苏联的体系中独立出来，还在美国的1776年之前。当然，中国比美国是暂时的，因为当美国还是游猎世界的时候，也就是公元1500年以前，中国的第二期文明都已经进入了晚期（明朝的统一）。

（换一个角度）不过即使如此，我认为诞生于美国的“进步研究”首先要研究的，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全球政府”，否则“加速进步的研究”就会和“减缓堕落的研究”、“避免危险的研究”一样故弄玄虚了。

（再换一个角度）中国比美国——经济上落后100年，政治上落后200年……如何反超呢或曰可能反超吗？我认为，完全可以——那就是用全球主义战胜联邦主义，建立一个全球政府！

【14、中国并非“两千年专制的怪圈”】

《中国为何两千年走不出专制的怪圈？》（2023-11-13 美国之音）报道：

专制体制已经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古代帝制之下，中国虽然经历王朝更替，但专制的本质从未改变。中共执政以来，一次又一次用糟糕的政策将国家推向危机——大饥荒、文革、64、新冠疫情——但其统治地位却能一次又一次地从危机中全身而退，老百姓也一直逃不出专制的怪圈。这到底是为什么？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黄亚生博士在接受《纵深视角》的专访时表示，“中国具有维持专制制度稳定性的很强大的基础”。他在新书《EAST的兴衰：科举、专制、稳定和科技如何带给中国成功，又为何可能导致其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中探讨了这种基础及其成因。

“中国是个人文化而非集体文化”

黄亚生教授认为，中国从隋朝建立的科举制度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强的塑造作用。比如，科举制度产生的考试文化是一种非常强调个人竞争而非集体协作的文化，而抗议、选举等民主行为恰恰是需要协作的“集体行为”。

他在《纵深视角》的专访中说，“中国的文化是不鼓励我们跟别人协同去做一件事情的，但是我们高度鼓励你个人要取得你自己的成绩，靠你个人奋斗，靠你自我的提拔。那对于专制体制来讲，它要对付这种是很容易的嘛，因为你人数很少嘛。”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自1989年民主运动后就很少出现群体政治表达，一年前的“白纸运动”或已是规模最大的一次。2022年底，中国多个主要城市出现民众举着白纸走上街头反对中国当局极端的防疫政策，抗议人群中出现“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这样的政治口号，被称为“白纸运动”。

“白纸运动”后，中国当局放弃“清零”政策以平息风波，但随后开始对“白纸运动”的参与者进行清算，据信多名抗议者被拘捕或失联。观察人士对于“白纸运动”的后续效应有不同观点。有人认为，它事实上还在以不同形式进行着，并将发展成动摇中共统治的社会运动；也有人认为，“白纸运动”距离集体政治行动还有相当的距离，甚至中国民众在这个问题上还缺乏集体认同。

黄亚生教授认为，“白纸运动”虽然意义深远，但其规模与极端防疫政策所带来的伤害相比，还是不成比例；而且“白纸运动”在爆发一年后依然停留于“抗议”的层面，并没有发展成一场像“阿拉伯之春”那样的政治运动。他在新书《EAST的兴衰》中问到：中国的新冠防疫政策造成了那么多悲剧，但为什么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只有几千人走上了街头？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种思想转变的机会”

除了缺乏集体协作、害怕“枪打出头鸟”之外，黄教授认为，很多中国人不参与“白纸运动”这样的群体表达还因为“他们不把糟糕的政策和产生这种政策的体制联系在一起”，这跟中国缺乏思辨文化有关。此外，很多中国人依旧缺乏“权利意识”，没有厘清“国家”的概念以及“国家”与“公民”的先后顺序，这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政府越界。

“权利意识并不是写在DNA里的，需要思想认知的转变，”黄亚生教授在《纵深视角》的专访中说，“而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种思想转变的机会。”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没有这种思想转变的机会？黄亚生博士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科举制度。他解释说，科举制度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维持单一思想的工具，它阻碍了其他思想的发展。对比西方，虽然西方也曾有很多支持专制的思想，但民主思想却能够崛起并成为主流，正是因为“西方从来没有发明一种像科举这么强大的同化人的思想的工具”。

在黄教授看来，“同化思想”是最能维持专制制度稳定性的一个基础。

专访：中国为何两千年走不出专制的怪圈？

资料照：中共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

“不应低估领导人对某种制度诞生的重要性”

公众被长期塑造的思维方式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尤其是在缺乏言论自由的情况下。鉴于此，中国如何才能走出用专制取代专制的历史怪圈？

黄亚生教授在《纵深视角》的采访中提到领导人的重要性。他分析道，当一种制度建立后，领导人的重要性会降低，但在制度建立以前，领导人至关重要。“你很难想象台湾如果没有蒋经国，美国如果没有华盛顿，他们的制度会是今天这样的民主制度。”

因此，黄教授认为，中国走到今天，人们期待一个有理智的领导人的出现，“这种期望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中国大概率是不会出现这种领导人，”黄教授说，“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精英阶层在政治大清洗后应该进行文革后的那种反思”

黄亚生教授同时提到精英阶层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他认为，文革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很多有意义的政治改革——比如一定程度的分权、任期制等等——正是因为精英阶层在文革中经历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特权阶层一天之内就能给你打到地狱里”，这让他们在文革结束后更愿意通过建立一些制度来为自己“兜底”。习近平时代恢复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政治大清洗再现，精英阶层再次面临这种不确定性。这是否会促使他们——即使是出于私心——主张一种能保障更普遍的权利的制度？

“当你不知道你成为政治局委员的概率和你成为阶下囚的概率，这时候你是支持民主制度还是支持专制制度？在我看来，一个合理的推论是，你是应该支持民主制度的。在民主制度之下，如果你成为阶下囚的话，你也知道你有雇佣律师的权利，也有被审判的权利，不会太惨。当然在民主制度之下你可能不会成为政治局委员，但你知道至少保底的是什么。”黄教授说。

不过，有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反对“精英主义”视角。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变革的力量并不在精英阶层。中国的精英阶层作为专制制度的产物，具有很多局限性。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进行的改革，反而会为中共专制“续命”，不利于中国民主转型。

黄亚生教授在采访中强调，他只是希望下一代中国政治精英能够对这个问题进行比较深刻的思索，“他们会不会，我完全不知道。”

“专制体制下，能够限制现任的只有他的前任”

面对中国过去十年在政治上“走回头路”，很多中国观察家都在反思这一切为什么能够发生？甚至为什么众多研究中国的人都没能预料到这种变化？

黄亚生教授在《纵深视角》的专访中谈到，因为“很多中共高官的子女在美国生活”、“很多中共高官在阿里巴巴有投资”等等，这些让外界以为中共会渐渐走向一种“松动的专制”。“但是当时我们没有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人想要恢复一种天衣无缝的专制的话，他的阻力在什么地方？如果一个人想要改变这种状况，他会不会遇到阻力？如果我们现在问这个问题的话，回答就比较肯定了，就是没有什么太大阻力。”

黄亚生教授认为，这跟中共在“六四”后取消中央顾问委员会有关。

中央顾问委员会，简称中顾委，1982年在邓小平的主张下设立，由“在党内具有深厚资历的人”组成。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中顾委可以“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外界认为，中顾委是邓小平为了逐步建立中共党内退休制度而采取的过渡方式。 1989年9月，邓小平明确提出从中共十四大起不再设立中顾委的设想。

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上，中顾委走入历史。

中顾委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存在，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中顾委代表“老人干政”，是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

黄亚生教授认为，虽然中顾委“有时候会越位”，而且其中保守派居多，但“这是可以变化的”。关键在于，“在一个专制体制里，唯一能够限制现任领导的，是过去的领导，是前任。”他认为，中顾委原本可以作为一种体制来发声，废除中顾委之后，前任对后任的限制都是非制度性的，这是习近平在党内缺少制约的原因之一。

“如果中顾委继续存在，18年改宪会不会这么容易？我觉得不会这么容易，”黄教授说，“有这种制约机制的话，中国也并不是民主，但或许不会走到现在这么独裁。”

网民嚎叫：

不过-如此 今天 09:02

香港走到哪里了？‘’反送中‘’被镇压后已经走进内地一个普通城市了，没有一百年英国殖民，哪可能有繁荣的香港？没有美国对台湾的半殖民（国防支撑和政治压力），哪有今天民主富强的台湾？洼地菜人们脑子被统治者洗成了尿皰，真的认为自己祖上阔过，一点儿也不比西方差，一代一代做着总有一天会大国撅起实现伟大复兴的白日梦。刘晓波们为什么在盐碱地不能存活，就是因为说出了真相：中国若要真正脱胎换骨走上民主富强之路，最少要被殖民三百年。

lary 今天 07:28

台湾和香港的中国人已经走出正确的一步。

相食 今天 06:33

书生论政，还是盼望天降明君的思路，洋洋洒洒一本书，还不如认知高的农民一句话：盐碱地长不出大苞米。

人类厄运共同体 今天 03:02

劣等民族才会被一黑帮小丑当猴子耍。

千户侯 今天 01:23

虽然中顾委是一个保守的委员会，的确起到元老院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有着执政经验的参议院中参议员群体。这是一个变相的党内集立法和执法最有权威的团体。就是不取消也不足以阻止一个有一个斗争精神的党魁完成他的独裁目标。一个有着完整共和体制的国家都不能完全避免其领导复辟独裁的体制，一个顾问委员会更不在话下。但凡中共胡赵江胡中的任何一位要有独裁的形态，都可以在这个体制中达成目标的。核心的问题还是枪杆子出政权，这是正直的普世价值，看似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体制也是需要枪杆子来保护的。完成武装力量的去党团后的国家化是政治改革成功的首要标志。万里之行始于脚下，希望有志于改革的中共高层有机会，务必把军警中的党务系统改造成宪务系统，所有军警成员至少一年有一次的为期几天的宪政轮训。军中的最高宪政委员会成员的任免和替换必须免于政党的权力之外。在政治改革中，几百万军警也是最容易召集和完成首轮宪政轮训的群体，一旦完成轮训也是捍卫宪政的绝对力量，不可撼动。

runqun 今天 00:54

根除封建，独裁不存。

runqun 今天 00:53

皇帝，不加冕的皇帝。

封建，官本位的封建。

愚民，谎话洗脑的红粉。

谢选骏指出：上文替共产党脱罪，谩骂中国“两千年专制的怪圈”；他们哪里懂得，中国并非“两千年专制的怪圈”（或曰“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的铁板一块，而是分为多元时期和统一时期——专制的只是秦两汉与元明清这两块统一时期；而南北朝隋唐两宋等多元时期则相对开明。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胡说“两千年专制”，那他们为何不说“三千年专制”或“五千年专制”呢？——因为殷商动辄杀人祭祀，远比唐宋“专制”得多。而且，唐宋的“专制”程度并不高于十五世纪才彻底灭亡的东西罗马帝国，不信读读欧洲历史就知道了。由此可知，上文不仅不懂中国历史，也不懂欧洲历史。

【15、中国成为现代国家的必要步骤】

《西藏：中国被指透过寄宿学校制度压缩藏语教育》（白麦克（Michael Bristow）BBC记者 2024年3月10日）报道：

活动人士估计，现在有80%的藏族儿童，总数可能达到一百万，从学前到成年都在寄宿学校接受教育。

藏族教育社会学者嘉洛（Gyal Lo）说他能够流利地讲普通话，但他宁愿不这样做。

过去这几年来，他一直在向世界讲述北京对藏区正在施行的“全面教育改革”，但他不愿使用被他视为殖民压迫者的语言。

中国扩大了寄宿学校针对的人群，甚至将四岁的藏人儿童送到寄宿学校，并用汉语取代藏语成为主要教学语言。

北京则表示，这些改革能够为藏族儿童成年后的生活做出最好的准备，因为在这个国家，主要的沟通语言是汉语普通话。

但是，嘉洛博士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北京的真正目的是通过瞄准社会中最年幼的人来削弱藏族的身份认同。他说：“他们设计了一个课程，将催生一个未来无法使用自己语言和文化的人口。”

“中国正在利用教育作为一种工具，来减少藏族人的社会能力。没有人能够抵抗他们的统治。”

多年来，海外人权组织一直强调中国在西藏地区的所谓的虐待行径，但近年来关注点已转向北京如何针对新疆的穆斯林维吾尔人以及管束香港的民主抗争。不过，许多活动人士表示，中国官员在西藏的活动也没有停歇。

中国藏区正在用汉语取代藏语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越来越少藏族儿童能接收到充分的藏文教育。

譬如，近年来，中国政府在藏区关闭了许多乡村小学，以及教授藏语的私立学校，并扩大了寄宿学校的使用。这些寄宿学校在中国的一些人口稀少的地区已经运作了许多年，但在藏区，它们似乎已成为主要的教育手段。

活动人士估计，现在有80%的藏族儿童，总数可能达到一百万，从学前到成年都在寄宿学校接受教育。

在发给BBC的声明中，中国驻伦敦的大使馆表示这项政策是必要的。

他们表示，由于藏区人口高度分散，“孩子们必须长途跋涉才能上学，这非常不方便。”

“如果在学生居住的每个地方都建立学校，将很难确保足够的教师和教学品质。这就是当地政府设立寄宿学校的原因。”

活动人士称，近年来，中国政府在藏区关闭了许多乡村小学，以及教授藏语的私立学校。

但反对者表示，这种寄宿学校教育导致孩童被强行与家人分离，进而对他们造成心理创伤。

一位曾在寄宿学校就读多年直到10岁的藏族青少年在接受BBC访问时称：“寄宿生活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就是想念我的家人。”

她后来逃离了西藏，现居住在印度。

BBC通过一个人权组织与她取得了联系。她向记者说：“还有很多其他孩子也想念家人，也会哭泣。有些年纪较小的孩子经常在半夜哭醒，然后跑到学校大门口。”

BBC还曾与其他藏族流亡者交谈过，他们从家乡的亲戚那里也听说了类似的抱怨。

嘉洛博士也有自己的故事，他的两个外甥女在分别只有四岁和六岁被送到寄宿学校。在一次家庭晚餐中观察她们后，他意识到她们在说母语时感到尴尬。

他称：“她们坐在那里的方式让我觉得，她们不愿意与家人分享相同的身份。她们就像是客人一样。”

这促使这位当时在兰州的西北民族大学工作的社会学家造访了50所藏族寄宿学校，看看其他孩子是否有同样的情况。观察结果都很相似。

嘉洛将这些寄宿学校与曾经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运作过的寄宿学校进行了比较。

原住民孩子被从家庭中带走，进行同化的过程现在已被证明是错误的。

他说：“这些孩子与他们的文化根源以及他们父母、家庭和社区之间的情感联系完全断绝了。”

教育体系的第二个重大变革涉及藏语，这是一种悠久的口述和书面传统，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

中国将藏语替换为汉语普通话，作为主要教学语言。

中国大使馆表示，中国的少数民族拥有“使用和发展自己口语和书面语言的自由”。

但是，BBC采访到的一名学生表示，她的学校只鼓励使用汉语。她说：“除了藏语课程外，所有的课程都是用汉语教的。我们学校有一个大图书馆，但我没有看到任何藏文书籍。”

根据联合国文化权利特别调查员亚历珊德拉·桑塔基教授（Alexandra Xanthaki）的说法，这项政策似乎与国际人权法相违背。

她向BBC强调，学童父母有权将孩子们送到使用他们选择的语言教学的学校：“这意味着仅仅一两个小时的、作为外语方式的教学是不够的。”

事实上，约一年多前，桑塔基教授和其他两位联合国调查员向中国当局发了一封信，详细列举了他们对中国在西藏的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投诉。

这封信指出，中国试图“同质化”少数民族，使他们更加汉化，而汉语普通话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嘉洛博士则忆起他与中国云南省一所大学副校长的一次争论，那是他从兰州转到该大学工作的时候。

嘉洛对于藏语文化以及该地区的年轻人的未来感到悲观。

那次争论表明了在中国，汉语被官方认为应当凌驾于其他语言之上。

嘉洛回忆道：“他有一天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说：你都在写藏文文章，但没有写汉语文章。’”

“这让我感到不舒服和愤怒。我告诉他我不想写汉语文章。后来，这位行政人员脸红着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那次争论之后，嘉洛于2020年逃离了中国，现居加拿大。他在那里参与活动强调在西藏正在发生的教育变动。

藏人流亡政府主席称西藏问题的关键是尊严问题

北京方面正在积极抵制像他这样的活动人士提出的论述。他们发起了一场宣传活动，试图让世界相信中国在藏区的“改革”是有益的。他们也试图抹黑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中国指责桑塔基教授散布假消息。嘉洛也同样成为了目标。中国官媒上针对他的发言权威性提出质疑。

尽管如此，嘉洛仍然坚持自己的观察，他对于藏语文化以及该地区的年轻人的未来感到悲观。

“我们的孩子正在成为与外界疏离的世代。许多人未来既无法适应中国社会，也无法适应藏族社会。”

谢选骏指出：北京共产党虽然是个投靠苏联的卖国政权，还学习苏联的分裂经验，在中国广设分裂国家的“民族自治区”，但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生长力量，正在推动中国，成为现代国家。说民族语言属于尊严问题，汉人也有这个问题，例如现代汉语，就伤害了汉人的民族尊严——1、它是满洲腔调，2、它是日本送来的和制汉语。但是没有办法，这是既成事实，尽管可恶，只能向前，历史无法后退。所以，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包括“汉族”，都得接受这个“没有尊严”的可悲现实。因为这是中国成为现代国家的必要步骤。

【16、中国从来没有中产阶级，最多只有小康人家】

《重大信号！李强罕见承认…》2024年6月9日报道：

中共三中全会前，中国房地产能否止跌企稳备受关注。中共总理李强6月7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罕见提到“充分认识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港媒直言李强这种表述反映要稳定中国楼市仍然路途漫长。有分析指出，对于经济龙头房地产，李强给出的结论是供求关系新变化，换成听得懂的话就是房地产红利时代结束了，中国房地产正式进入行政手段去库存时代。作为中共总理，李强变相承认中国经济开始低速前进，这一重要信号值得关注。

据中共官媒报道，李强7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要求充分认识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继续研究储备新的去库存、稳市场政策措施。”，以及推进“存量房产、土地的消化、盘活等工作”，又强调“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海外时评人士昆仑在X分析指出，去年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今天由李强亲口揭晓：中国经济，官方正式承认迈入低速区间。去年最后一天，对2024年中国经济展望最重要和基础性的论断就是中国经济的寒冬真来了。2023年，正是这前后两个时代的分水岭。2004年下半年，中共官方就开始想办法给国人降低对经济发展的预期，会以特殊方式，半公开的承认，中国经济正式进入低位运行区间。果然，六月第一周，李强就开始按照剧本开始表态了。对于中国经济龙头房地产，李强给出的结论就是房地产红利时代结束了。这也变相承认中国经济开始低速前进。 “财经真相”在X写道，6月7号，李强开会明确了“楼市二次去库存”，这一次应该不会是涨价去库存了。网友跟帖，“经济好，人民有工作有收入，房子哪来库存？不改善经济问题，一昧地去库存，徒劳无功罢了。”“党媒动不动就释放信号，土共的宣传已经到穷途末路的地步咯。”“说法再翻新，也掩盖不了问题，更掩盖不了危机，中国楼市泡沫彻底破裂只是早晚的问题。”香港《信报》6月8日发表题为“稳楼市路仍漫长 后续政策不可少”的评论文章，认为这次国常会的会议公布中，透视出自5月17日北京稳楼市组合拳推出三个多星期后，还需更多后续政策持续刺激，反映要稳定楼市仍路途漫长。

此外，为了削减堆积如山的未售出房屋，北京又祭出撒手锏，禁止房屋去化周期超过3年的地方政府，出售土地使用权给开发商。日经新闻报道，超过40%中国主要城市符合这一规范限制。根据中共自然资源部公布的新规，一旦库存房的去化周期降至低于3年门槛，地方政府就可恢复土地使用权的销售，若去化周期在2至3年期间，土地使用权的销售上限，则取决于已出售给买方的现有住房数量。日经认为，北京的最新限制将进一步冲击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源，对一些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出让收入与税收一样重要。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全中国房屋库存面积年增24%。截至今年3月，中国100大城市中有超过40%，需要3年以上时间去化库存房，2022年底，该数据不到20%。2023年，中共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所得，从2021年的最高点已经下跌三分之一，如果这一限制严格实施，2024年该数据将进一步下滑。

对于即将到来的三中全会，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表示，中共出台数不清的政策救经济，依然没有什么效果。不少人对七月召开的三中全会还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期待习近平迫于经济压力改弦易辙，这是不长记性，早在2012年，就已经是意识形态先行，经济发展靠后。12年过去了，许多人还在用惯性思维思考当下和未来，以为经济下滑，习近平就要深化改革挽救经济，这是多么幼稚的想法！1962年7000人大会，刘少奇就是以经济问题逼宫毛泽东，毛泽东干脆不搞经济建设狠抓阶级斗争，亿万中国人谁敢反对每天早请示晚汇报，还不是跟着跳起了忠字舞。十年一代人，当共国官方文件中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意味着这个时代的巨大变化，等到更多人醒悟过来时，就已经晚了。

《人民币兑美元很快会跌至7.45》报道：

此前有消息称，中共央行在寻求一个最佳的人民币贬值速度：既有利于经济增长，又不会引发市场恐慌及资本外流。中共央行的这一让人民币逐渐贬值的金融政策，引起国际金融市场注意。有分析指出，由于中国银行业利率不断朝着零下降、国内经济现状，人民币贬值的风险真实存在。鉴于中美利率差距，预测人民币从目前的7.26跌至7.35，到今年9月很快就会跌至7.45。

美国银行外汇策略师最新一份报告中写道，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央行官员和金融从业者愿意看到美元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主要储备货币，在亚洲新兴市场的情况尤其如此。但现实是，亚洲大部分新兴市场近年来都出现了资本流入美国的情况，即使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仍然相对光明。报告的结论就是：不看好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亚洲任何货币。报告预计，台币和韩元兑美元将进一步贬值。鉴于中美利率差距，预测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到9月将跌至7.45。

报告分析，川普可能重新当选的可能性也引发了对汇率稳定的担忧。川普一再敦促国会共和党人接受债务违约是美国政府可以接受的选择。此外，据悉他的经济顾问正在制定让美元贬值以促进出口的计划，同时还计划对用其他货币进行贸易的国家进行惩罚，并提出限制美联储独立设定利率权力的建议。然而，总体而言，所谓的“去美元化”看起来依旧遥不可及。虽然一度看起来人民币可能挑战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过度特权”，几年前其他央行似乎热衷于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但如今这些兴趣已经大大减弱。部分原因是人民币可兑换性壁垒在上升，而不是预期般下降。这反映了北京当局逐渐内向和政治化的趋势。一位对北京非常了解的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表示：“中国今天并不像过去那样是一个技术官僚治理系统。大门正在关闭。”

如今，北京决定防止资金流出意味着放松资本管制在短期内不会有什么进展。而作为衡量中国资本外逃的重要指标，国际收支中的“误差与遗漏”这一类别在最近几个月急剧减少。此外，北京尚未完全放松在疫情期间对其公民国际旅行的严格控制。至少部分原因可能是，当一个人在国外而不是在国内时，转移资金要容易得多。能够离开中国的人都尽可能多地带走他们的钱。种种迹象都表明，美元的王者地位在短期内不会消失。

另据报道，在本周由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研讨会上，中共专家业认为，一旦川普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以及整体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会增加外汇市场的波动性，并在未来几个月给人民币带来进一步贬值压力。最近几周，由于美元的强势，人民币再次面临贬值压力。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徐奇渊表示：“今年下半年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是美国总统大选。如果川普胜选，市场可能会预期美国经济将得到提振，这也可能延迟美联储的降息进程，从而维持中美之间的巨大利差。”中国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前外汇局官员管涛表示：过分强调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可能会限制货币政策的空间。在汇率和货币政策之间，不是一个无痛的选择，总会有利弊。

《1257家分支机构退市 银行破产潮要来？》报道：

中国大陆银行坏帐飙升的同时，银行分支机构也在加速退出市场。中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6月7日公布的金融许可证信息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中国共有1257家银行业分支机构退出市场，比去年同期猛增30.41%。民众感慨，“银行破产潮要来了。”

据官媒澎湃新闻报道，在上述退出市场的银行分支机构中，农商行有527家，占比达41.93%；农村信用社及其分支机构266家，占比21.16%。两者合计占比高达63.09%。其中，部分农商行成批地关闭了下属分支机构。此外，退出市场的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村镇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分别为227家、94家、82家、34家，占比分别为18.06%、7.48%、6.52%、2.7%。另有16家外资银行分支机构、6家政策性银行分支机构退出了市场。

与此同时，全中国的银行新设机构数量也在减少。金监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五个月，全国总计仅有894家银行分支机构设立。陆媒分析，目前银行业净息差处于低位，盈利能力下降，加大资本补充压力，需要通过优化经营管理来降低成本。但实际情况恐怕远远不这么简单。

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恶化，银行的问题越来越多。除了分支机构退出市场外，银行的坏帐也越来越多。《经济学人》稍早前的报道指出，中国有数百家银行坏帐飙升，这已成为不定时炸弹，一旦爆炸，后果难以设想。中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5月3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银行业利润增速下滑，净息差降至1.54%，再创历史新低，盈利能力也出现明显下降。而且此前发生了河南村镇银行暴雷事件，储户维权时遭到中共暴力镇压。旅美华裔经济学者李恒青分析指出，与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紧密相连的金融系统的崩溃、垮塌的过程就在眼前。像河南村镇银行这样的中小型银行在中国大约有4,000家以上，下一步很快将冲击到这些银行，类似河南村镇银行的事件将陆续爆发，中国版雷曼时刻进入读秒阶段。

《止不住了  多省房价跌破千元/平方米》报道：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衰退，房地产危机深重，鹤岗房子“白菜价”正在向全中国各省份的中小城市蔓延，急着出手的售房信息显示，多省房价已跌破千元。有网友感叹：急了，这次真把房子当白菜卖了！有分析指出，楼市对中国经济来说已经成为一个黑洞，房价下跌远未探底。

近期，贝壳找房网挂牌了大量低价房源，在河北张家口市，电厂住宅楼一套60平方米的两居室挂牌价7万元，折合单价1,167元/平方米。在下花园区，总价在10万元左右的挂牌房源和成交房源比比皆是，单价普遍在800元/平方米至1,200元/平方米。一名中介人员向经济观察网介绍，2019年，下花园商品房成交均价为1.2万元/平方米，部分高端楼盘价格曾逼近2万元/平方米。转折发生在2021年下半年，原来单价一万元出头的房子，普遍跌至七八千元左右。第二轮下跌在2023年下半年，跌幅接近一半。单价低于千元的成交首次出现在今年4月。

在吉林省省会，2020年2月，两居室的住宅楼已经跌破千元大关的成交。2024年3月，桃北小区以2万元的价格成交了一套45平方米的一居室，折合单价500元/平方米。在湖南省株洲，玫瑰园小区一套100平方米的两居室，以6.7万元的价格成交，将2,000元/平方米下拉至665元/平方米。当地多个小区成交单价普遍在几百元到一千元。在山西大同，平城区局内小区一套48平方米的两居室，挂牌价5.5万元；云冈区新区里小区一套62平方米的两居室挂牌价3.7万元。贝壳找房网成交纪录显示，2022年9月，大同二手房出现低于3,000元/平方米的成交；今年4月，出现低于1,000元/平方米成交。四川、贵州、广西、甘肃、内蒙古、黑龙江、辽宁等多个省份的城市均出现类似情况，甚至连广东的揭阳、河源、清远等城市的房价下限也跌至1,000元/平方米左右。房价下跌的速度已经远远出乎了绝大多数人的预料……

此前的5月17日，北京推出多项房产救市举措，然而随着交易持续低迷、房价继续下滑，上述救市举措效果令人质疑，越来越多的人焦急的在观望。据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6月初发布的报告，其监测的100个重点城市二手住宅市场，均价环比连跌15个月，同比连跌17个月。5月份，各等级城市二手房市场均价维持“全跌”走势，一线价格韧性特征持续明显于二线、三四线，其中，一线城市环比“六连跌”。有分析指出，中国楼市泡沫破裂，整个楼市巨大的这么一个体量在往下滑、往下坍塌。在这个过程中，任何的措施、救援措施恐怕都起不到效果。眼下，楼市对中国经济来说已经成了一个黑洞，除非投入天大体量的资金，否则都会被它吸光。也有分析指出，中共的救市措施看似很强大，但是只是一剂一剂的强心针在续命，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来讲，房价下跌远未探底。房地产从几年前开始，头部房企开始爆雷以来，中共不以为然，但是没有想到爆雷对整个房地产市场信心的打击是巨大的，因为过去这些头部企业不仅仅是在银行有大量的贷款，还借了很多外债，这些外债一旦爆雷，外债还不了的情况下，就会连累所有的房地产企业，所有房地产企业它的资产就会大幅度下降。

《中产阶级正在中国消失》报道：

陷入困境的中国经济不见起色，那些曾经被视为中产阶层的人财富也在迅速缩水，甚至有的重新陷入贫困。有分析指出，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消失。

6月7日，资深撰稿人米尔顿·埃兹拉蒂在福布斯发文，中国曾经拥有一个乐观自信的中产阶级。他们有时会大量支出，有时会积极投资，这从一方面支撑着经济的增长。可悲的是，现在这数百万人正在失去中产地位，许多人重新陷入贫困。

文章指出，这对中共来说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长期以来，中共与中国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隐性契约，即中国人民容忍中共执政，中共将为他们带来经济繁荣。但现在中共当局似乎越来越不能完成这种“交易”。随着收入减少，公众不得不采取了消极的应对方式，削减开支。然而，如果事态发展到极端，不知道中国人民接下来会作何反应。

文章分析，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持续的房地产危机，但绝不是唯一的原因。自2021年以来，房地产危机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对中产阶级来说，最重要的是，现有房屋的价值降低了，这让中产阶级家庭财富的主要来源减少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共财政部最近关于北京所得税收入的报告。在1月和2月，个人所得税收入约为3622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整整16%。北京对此解释说，由于年收入低于10万元的个人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个人所得税收入的下降反映了家庭收入低于10万元。但文章认为，10万的年收入是中国中产阶级收入的最低线，这就说明很多人的收入已经低于这个最低线而滑入低收入阶层。

彭博社对中国工资收入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中国的薪资收入在2023年第四季度下降了1.3%，这是连续第三个季度下降。奖金数据更令人失望，平均比上一年下降了约17.5%。互联网和电信行业的奖金下降了27%，金融业的奖金进一步下降了35%。鉴于这些信息，奢侈消费品在中国的销售额断崖式下降也就不让人奇怪了。还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即二手钢琴库存积压严重，价格不断下行。文章最后写道，这幅场景说明了中国的经济前景，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的应对就是待在家里，减少开支，努力储蓄。而这幅场景已经让北京当局感到坐卧不安。

《温哥华华人少女遇害案 被告被判终身监禁》报道：

大约7年前在加拿大大温哥华地区发生的一名华人少女遇害案6月7日尘埃落定。温哥华卑诗省高等法院的法官宣布，对被告人阿里（Ibrahim Ali）判处终身监禁且25年内不得假释，出狱后10年内不得持有枪械。法官还就审讯延误向死者家属致歉。

遇害少女的父亲、哥哥等亲友7日在法庭上进行了最后的受害者影响陈述，讲述了这起命案给受害者家庭带来的沉重打击和无尽痛楚，以及遇害少女的家人们所遭受的身心健康上的巨大影响。此前已被判定一级谋杀罪罪名成立的阿里则仍然在庭上否认罪行。

2017年7月18日，生活在大温哥华地区本拿比市的一名13岁申姓华人女孩于傍晚出门后失踪，其家人当天深夜报警。警方于丹田午夜在本拿比中央公园发现其遗体并认定死于他杀。经过一年多调查，警方在2018年9月拘捕当时28岁的男性嫌犯阿里。其DNA在遇害女孩体内被发现。

阿里是叙利亚难民，于被捕前17个月进入加拿大，且已获加拿大永久居留权。警方曾表示，阿里没有犯罪前科，此案属随机作案。这起案件受到当地华人社区广泛关注。庭审期间，当地不少华人曾到法院外声援受害者家庭，呼吁严惩凶手，维护社区安全。经过漫长的审理，陪审团已在2023年12月8日作出裁定，认为被告人阿里犯有一级谋杀罪。

桑托斯 今天 01:19

中国不担心房地产暴雷，事实上，政府希望房价进一步下跌，政府可以买入，第一步作为廉租房，政府可以得到一些收入，接下来政府实行计划经济以后可以作为福利分房。银行没有风险，李克强增发的海量货币都在银行系统。 政府是唯一的赢家，中产阶级是最大输家。

谢选骏指出：废垃哀嚎“中产阶级正在中国消失”，却不懂“中国从来没有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是个法权概念；在没有法律的中囶，怎么可能产生中产阶级呢？中国从来没有中产阶级，最多只能有些“小康人家”——那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说没就没了！

【17、中国大饥荒时代的美国回响】

《“湾区渣男”最新动态，法院已批准驱逐亡妻父母》（遇言不止2022-03-17）报道：

这两天，硅谷「林生斌」的故事在湾区华人论坛刷屏，让无数女性夜不能寐，我身边的朋友也纷纷转发愤怒，更有不少女性直言，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已经在找律师撰写遗嘱了。

这件冷血凉薄又匪夷所思的家庭纠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起因是一封公开求助信。

写信人是前脸书程序员，北邮计算机系硕士校友，已故邓女士的朋友，在网上为邓女士的父母众筹从美国回中国的机票钱。

这位朋友称，邓女士于去年5月因患癌过世。

邓女士和先生于某是北邮读研究生时的同学，两人结婚20年，一个在脸书，一个在谷歌，育有两个孩子。

邓女士的病情发展十分快，不到一年便撒手人寰，朋友去探访都没能见着面。

饶是这样，邓女士5月份才过世，于某7月1号便再婚，且新媳妇7月从中国飞到美国时已经怀孕。

于某一直没有为亡妻购买墓地，居然把骨灰埋在了自家院子里。

邓女士的父母在女儿临终前从中国赶到美国照顾了她两个月，老人在国内的退休金不多，以前工作的厂子早已破产，身上没什么钱。

前女婿不肯出钱给二老买回国的机票，并且叫来警察上门驱逐两位前岳父母。

而邓女士的遗产全部留给了丈夫和孩子，目前由于某管理，父母拿不到一分。

看得出，发信人克制着情绪，陈述得比较简略，但还是忍不住直斥「渣男」。

信的最后，发信人提醒大家做好遗产规划，并且呼吁大家捐个5块、10块，帮助两位老人买张回国机票。

刚开始，大家觉得这封信着实匪夷所思。

大学同学，结婚廿载，育有两子，怎么说也是有感情的，怎么会前人过世一个月，后人就怀着孕娶进门了？

两个奔5的大厂程序员，早都应该财富自由了，何况脸书还提供保险金，何以吝啬到不舍得给前岳父母买张机票？又是什么原因要召来美国警察驱逐老人？

这帖子莫不是假的，抑或其中另有隐情？

紧接着，这事儿爆出了更多细节，事实证明，只有大家不敢想，没有渣男做不到。

别说于某在谷歌工作10年，年薪是数十万美元的级别，光是他家的6间卧室的大房子，政府估价已经将近500万美元。

这样一个家庭，就算放在高薪云集的湾区也是殷实之家了，远超当地平均水准，可是这男人居然在网上给亡妻搞了个募捐。

请问于某你是没钱葬妻还是没钱养娃？为什么亡妻人走了还要受到这种羞辱？

写文时，网上捐款额已有2万美元。留言中骂声一片，呼吁大家不要再捐了，钱都到渣男那里去了。

▲于某是募捐的发起人，但是他没有放自己的照片，只是放出了亡妻、孩子，和前岳父母的照片

终于因为丑闻发酵，当事人于某在凌晨发表回应。

他在洋洋洒洒的小作文中自己承认的事实包括——

前妻邓女士从患病到过世不足一年。

去年6月13号，自己在拿到亡妻死亡证明的同时，开始网上交友，并于6月21号认识了现在的太太，9天后结婚。

于某自称已经把自己积蓄的5.4万美元和网友捐赠的1.8万美元转给了前岳父母。

但不同意花几万美元在国内为亡妻买墓地，也不愿意负担老人回国的商务舱机票，只肯出钱购买经济舱机票。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虐待前岳父母，于某还写了一些令人很无语的细节，包括——

给前岳父母买过有机的牛奶和鸡蛋（请问你自己不吃吗）；

托在苹果工作的朋友给前岳父母买过一个IPad（年薪几十万美元的谷歌员工，买个IPad还要托人省几块钱）；

在黑五趁打折给前岳父母买过Q10一类的保健品（买个好市多10美元一瓶的Q10还要等打折）；

以及，于某承认，自己确有报警驱逐前岳父母，原因是对方发出了死亡威胁（嗯，来自80岁老人的死亡威胁）。

本来群众还对这件事将信将疑，看到于某的回应，简直比网上的传言有过之而无不及。

要说这人估摸是真有认知障碍。

就瞅他把啥鸡蛋、牛奶、打折的Q10、黑五的IPad，当成是自己的功德，有板有眼地写出来，这渣男的脑回路的确有点不一样。

▲于某所在的家长群也认为闪婚这事儿做得太不地道，刺激到了新丧女的两位老人

不仅如此。

根据网上的讨论，脸书是给员工买有年薪数倍的保险的。

按照邓女士年薪14、5万美元计算，家人应该能拿到200万美元的赔偿。但是于某的回应中没有提到这笔钱。

还有人说，在邓女士患病期间，于某把工作人员叫到家中帮妻子完成入籍，很可能是惦记着脱离中国籍后，岳父母就无权继承亡妻的遗产。

把亡妻埋到院子里，你自己睡得着觉吗？而且也不合法呀。

亡妻过世没多久，于某在回应中形容自己的家庭，用词是「其乐融融」，还说自己被曝是因为遭人嫉妒。

两个孩子，一个11年级，一个8年级，连别的家长都知道孩子在学校的情绪不好，这渣爹就不能待孩子上大学离家后再结婚？就这么一刻等不得？

▲于某所在的华人家长群对他也是一片斥责之声

还有这位新欢。

人家亡妻新故，你就无缝入住人家的屋子，前院还埋着先夫人的骨灰，这是个什么奇葩场景？

邓女士的朋友说，于某并非是在前妻亡故后才结识的新欢，而是在前妻病中就跑去佛罗里达奔现了。

新欢的身家背景也被大家扒出来了，是在上海西门子工作过的姜姓女生，30出头年纪。

人家前妻骨灰未凉，丧事都没办利索呢，她这就已经怀孕了，也是不知道这姑娘咋想的，真的不怕这么凉薄的男人靠不住吗？

然而，这位姜姓姑娘丝毫不觉不妥，还参加了人家亡妻的纪念会，这算是个什么画风？让人家孩子怎么想？

▲国外提供家属出钱，在公共长椅上刻名，用以纪念逝者并造福社区的服务。图上的长椅是为了纪念邓女士安置的，中间打码的是孩子

这件事的最新进展是，于某怕被曝把自己的领英头像删掉了。今天，法庭批准了于某驱逐前岳父母的请求。

不得不说，这还真是没办法，美国的法律认为只有配偶和孩子是第一顺位继承人，而且配偶具有优先权，没父母兄弟姐妹的事。

于某找个借口从自家驱逐老人，在美国法律上是完全可行的。

而且美国人的伦理观念也跟咱们不一样。

中国人一看这种事儿立马气炸了，但是美国人不觉得有啥不妥。

他们会觉得女儿的遗产本来就跟父母没关系。前女婿怎么过日子，什么时候跟谁结婚，赡不赡养前妻父母，从自己家里驱逐谁，都是前女婿自己的权利，谁都管不着。

这要是放在中国，渣男肯定社死了。

但在美国，就算是捅到谷歌人事部，恐怕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你要说谁有种族歧视言论啥的，大厂人事部能立马给人开除了。但是渣男这个是真没辙啊。

所以这事儿吧，也只能咱华人媒体能帮着骂骂渣男出口气了。

湾区这件事儿，最让女性扎心的莫过于遗嘱规划的重要性。

据说，邓女士生前问过父母，要不要给他们留些钱，父母说不用。

加之，邓女士自己以为丈夫不会不管老人，就没有把父母的名字写进信托之中。

如今搞成这样，绝非亡者意愿。

以前在林生斌和朱小贞的案例中，我们就提到过遗嘱规划的问题。在此，更是要给所有女人提个醒。

我们每一个人，不仅是财富的使用者，更是财富的管理人，做好包括遗嘱在内的财务规划，是每一个人的必修课。

一般来说，遗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财产规划，一部分是指定一个人，在自己失去意识时，代替自己做出决定。

如果你还没有立下有效遗嘱，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么，有几件事你要立刻去做。

1、盘点自己的资产和债务，了解遗产法，确认遗产受益人。

中外遗产法很大一块区别是，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中国将父母、配偶、子女，共同列为第一顺位继承人，而在国外的法律中，只有配偶和子女是第一继承人，而且配偶享有一半以上的份额。

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提前确定遗嘱的受益人。

该走法律的事儿，不能寄托于道德。

2、找律师立遗嘱，而不是自作主张。

司法实践中，有60%的遗嘱被认定为无效。

由于自己写的遗嘱不满足法定形式和内容，最终被判定无效，继承人围绕遗产展开争夺的案件屡见不鲜。

不要因为吝啬千儿八百的律师费，令自己和家庭付出沉重的代价。

比较常见的无效遗嘱，是因为妨碍了其他继承人的正当利益。

比如，某某留个遗嘱，遗产留给老大和老二，没提老三的事儿，老三就可以提出质疑：子女都有继承权，凭啥没我的份呀？

这种情况下，法庭可能会判处遗嘱无效，按照遗产法来重新分配遗产。

但是如果在遗嘱中列出了遗产不留给老三的有效理由：比如不探望老爸老妈，数十年与父母不往来，法庭则很可能会判遗嘱有效，从而取消不孝老三的继承权。

3、提前规划传承方式。

如果有房产遗留，计算一下赠送、买卖、过户，哪种传承方式合适。

家族成员的死亡证明、火化证明，各种重要文件要保存好。

有朋友问到信托。

信托是一种很好的财产传承方式，有钱阶级全有信托。但是就我所知，国内的银行还没有这项服务提供。

信托的好处是，指定专人专用的钱别人动不了，而且可以延税。

不太好的地方是，钱一旦进了信托，管理权就归第三方机构了，也就是说这钱你动不了了。

在国外，一般来说资产超过300万美元的家庭才会去做信托，钱不多的话不值当，还不够交管理费的。

4、不要因为担心遗产问题而过早将财产过户给孩子，要考虑到子女挥霍风险、子女离婚风险、子女不孝风险。

如果觉得可以将财产移交给后代了，提早把房产和账户做联名处理，这样财产在人过世后不会冻结，孩子可以直接接管，也避免了交一大笔遗产认证费。

▲以加州为例，80万美元的遗产，继承人要缴纳1万6千美元的认证费

最后，我要说的是，人生在世，很难预料到以后。

因此，我们有责任做好一生的财务规划，让财富按照我们的意愿传承下去。

邓女士这个事儿，好在孩子妈生前给两个孩子做了信托，但是信托里的钱要到指定年龄才能用。至于信托之外的财产，肯定是归人家新妇与新娃的。

甜言蜜语的眼前人啊，凉薄起来谁也拦不住。

即便如此，于某干的这些事儿，一般人真干不出来。

可怜邓女士过世前还在欣慰自己没有遗憾。

二十年的婚姻，落得如此下场，这一生啊，终究是错付了。

网民嚎叫：

情理发表评论于2022-03-1922:52:55

华人的素质令人倒口，在美国作为华人真的不敢跟华人随便接近。

情理发表评论于2022-03-1922:49:51

人渣，渣男，渣得太奇葩哦，不知道加州法律，但是在很多红州婚内出轨、通奸要坐牢的。

Discover2018发表评论于2022-03-1812:45:44癌妻病重就相亲,算婚内出轨吗?

maniac62发表评论于2022-03-1912:17:03

这操作完全符合我对恶臭美国黄皮的印象。。。

谢选骏指出：毛邓治国，饿死数亿饥民，包括直接饿死（人民公社）的毛泽东时代，与间接饿死（计划生育）邓小平时代——这就是旷古未有的“中国大饥荒时代”歼灭数亿人口……但谁能想到，这样丑恶的历史悲剧，竟然随着难民串联到了美国，上文描述的种种劣迹便是。还有海外的流亡大户，临死还不忘才卖惨诈骗，例如刘宾雁就在死前死后上网榨取了众筹美元三四万之多——那可是一个难民三四年的生活补助费用啊。刘宾雁这个共产党老记者，死前两天还为了多用一张卫生纸而和他的女儿生气——这难道不是中国大饥荒时代的美国回响？人说“募捐就是乞丐”、“乞丐就是无赖”，良有以也。

【18、中国大陆的台湾化】

《上层在移民，底层在偷渡》（2021-08-31 弧度度评论文章）报道：

先来看第一组数据：江浙一带的私营企业家中，70%多的已选择了移民：家族移民，产业移出，资金转走。他们宁愿去国外投资超市、加油站、餐馆，也不愿再在国内投资办厂。

值得我们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消费市场，为什么上流阶层却争相移民？财富精英依靠投资移民，知识精英依靠学术移民……我想无非是两点：一、国内的营商状况越来越糟，生产资料飞涨、运输成本居高不下、税收全世界最高，经营实体经济不赚反亏；二、有关部门正在大力推行“国进民退”的政策，私营企业能分到的资源越来越少，受到的管束却越来越多，简言之：富人富得没安全。

哪怕你奋斗成为了马云、马化腾、王健林、柳青这样的顶级富豪，也依然没有任何安全感，一句话就能让你说没就没了。如果连命都保不住了，请问你不移民（跑路）怎么办？先跑的，比如李嘉诚，已经变安全了；后进的，比如潘石屹，也总算保住命了。然而，关键的问题来了，既然财富精英、知识精英都选择了移民海外，剩下举国饿殍该怎么实现国富民强？

为什么在双循环无法取得突破的大背景下，内循始终也搞不起来？我想与剩下的这些“负翁”们完全没有任何消费能力有关（4万亿房奴的消费能力甚至不如印度）。重回供销配给的时代吗？看来也只剩下这唯一的道路了。

再来看第二组数据：越南公安部副部长表示：仅在2021年第一季度的三个月时间内，在越南各地就发现1400起偷渡案件，共8000人偷渡到越南境内。

早在2015年，我就发文预测：按照目前中美关系的走向、两极对抗的形势、以及产业链转移的趋势，未来的大国农民工们为了生存将不得不奔赴越南这些东南亚国家打工。当时的国内正盛行一片“世界离不开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与庞大的消费市场，谁离开中国就得死”的狂妄自大之声，我在网络上被骂成了狗，谁会相信一位底层观察家的敏锐真言？就像我曾预测无论中国购买俄罗斯多少石油、天然气，只要中美相争，俄罗斯一定会从背后捅刀，——如今不也成了现实？大家猜我遭遇的结果是什么？全网封杀！

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的区别：美国建墙是为了防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中国建墙是为了防止本国劳民去他国打工谋生！

关键的问题是，封杀了真知灼见，举国只剩一片逢迎拍马、虽远必诛之声，就能实现大国崛起吗？当所有人都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深深恐惧——甚至连最起码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的时候，无论如何拼搏奋斗都看不到希望的时候，请问他们还能怎么做？唯一的最佳选项就是用脚投票，抓紧时间偷渡或移民海外！

我必须再次重申：我无比热爱我的祖国！可是，当我的祖国容不下我的时候，将一个声嘶力竭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当作敌对势力进行打击迫害的时候，请问我该怎么做？我想，我最终的归宿只可能是怀着深深的眷恋离开她，如果我确定不想神秘失踪或被迫害致死的话。

莫言：“如果一个国家能提供给人们足够的保障，如：教育、医疗、养老，那么人们就不会把钱放在第一位而不顾一切地去追求，随之而来也就没有那么多尔虞我诈，亲情也不会被绑架，爱也显得更自然，幸福指数就会高很多。”

既不给韭菜施肥浇水，又采取过度收割政策，却坚决不允许韭菜躺平，狂热煽动韭菜热爱镰刀，请问这有什么现实版意义？那些高喊“爱国”喊得最响的人，却无一不是移民移得最快的人。白岩松锻炼腹肌后还是那个白岩松吗？高晓松拉皮之后还是那个高晓松吗？所有伪装的超级偶像都在一瞬间轰然坍塌！

为什么俄罗斯、印度、越南都能让人看到希望？答案：俄罗斯及时反思历史，食品安全监管世界第一；印度再穷也要实行免费教育、医疗、养老；越南正走在深化改革、吸纳外资的康庄大道上。

莫言：“从小就被教育爱这个爱那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在你有难的时候谁爱你，你就爱谁。”

我越来越喜欢上了大师莫言的朴素真言。上层在移民，底层在偷渡，为何那么多人逃往海外？我想，大约与这个国家对他们缺乏最起码的关爱有关。

按照中国人的性格，仅仅是“缺乏关爱”倒也不至于让他们纷纷逃离，关键是你不能掠走他们的一切，让他们生不起、病不起、死不起不是？狂敛民财的手段发挥到了极致，却总指望通过逆历史潮流的手段来解决，最终一定会酿成更大的灾祸！

（几乎每一篇都通不过公众号的审核！因为坚持发声，他们将我逮捕羁押，后改为取保候审，无非想将我逼入绝境。然而，因为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仍在重点监控与打压下坚持发声！）

谢选骏指出：上文坚持发声不错，却不懂中国大陆现在发生的并非网传的“二次文革”，却是扎扎实实的台湾化——想当年台湾人，上至蒋宋美龄都移民美国了，下至杨振宁等人都变相偷渡了。这才是“上层在移民，底层在偷渡”——现在大陆正在学习台湾的戒严时代，比毛僵尸时代大有进步了。要是毛僵尸来了，上层在移民，底层在偷渡，这就难能可贵的了。

《揭秘偷渡史，福建最疯，全村一半人都出国了》（北哥北妈 2019-11-12）报道：

2018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了一份中国移民的数据，其中来自福建省的移民人数最多，达110.2万人，人数是第二名河北省的2倍，这些福建移民主要来自福州市的长乐、连江、福清等地。

俗话说：“台湾人怕平潭人，日本人怕福清人，英国人怕连江人，美国人怕长乐人，全世界都怕福建人”——福建人喜欢移民海外在全球是出了名的！

1990年代是福建海外移民的高峰，1995年，整个福建省的海外移民人数占比全国的28%，其中有75%都来自福州市。

2001年福建省境外遣返了372名偷渡人员，其中来自福州地区的高达353人，占比95%，其中长乐111人、福清161人、连江48人。

截至2004年，福州福清地区单出国人数超过2000人的国家就有14个，日本位居第一位，达35826人，当地人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福清人”。

1990年代初溺亡了10个人的“金色冒险号”惨案中，船上满载的286名偷渡人员大都来自福建。

福建人的海外淘金梦

若问福建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移民，或许要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1842年左右），当时中国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单福建一省就占了2个。

近海的福州

当时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美洲、大洋洲等地建立了很多生产基地，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成倍增长，于是又穷又勤劳的华人成为他们的首选，此时独占2个通商口岸的福建自然成为最大的人才库。

1845年，英国的“和记洋行”和西班牙的“瑞记洋行”开始在厦门和福州的领事馆和商行出现，它们以契约的方式，招募或是直接掠夺当地的年轻劳工，经由香港和澳门转运到世界各地，因此它们也被称为“卖人行”。

1849年后，美国开始了“淘金热潮”，大量的华人劳工带着发财梦前往美国旧金山，其中以福建和广东人居多。

后来在1865年左右，美国开始了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设，又促成了福建港口地区源源不断的劳工输出。

先移带后移

19世纪福建劳工的大规模出海，奠定了福建海外华人的基础，这批人给福建当地的居民提供了海外的信息和财富上的刺激，成功的移民可以将国外的移民政策和就业信息传达给家族的亲戚朋友，还能接济新到的移民，进而在当地形成了浓厚的“移民文化”。

2007年厦门大学的郭玉聪教授和庄国土教授曾对福州福清地区做过调查，55个日本新移民家庭中，所有家庭之前在国外都有亲戚，且亲戚众多，有20个亲戚以上的家庭占比9%，16-20人的占比7%，11-15人的占比13%。

据调查，福建沿海地区的移民出国前大多为农民阶层或无业青年，以移民大县福州的长乐县为例，1994年，长乐人均耕地面积仅0.43亩，大大低于福建省的人均耕地面积0.73亩。

长乐的金峰镇华阳村，1985年前大约有1400亩土地，因政府经济建设的征用，到2002-2003年时仅剩300亩，大部分农民处于失业状态，由此造成了大量的移民潮。

移民的人学历偏低，调查的89个长乐地区移民的人中，高中/中专及以下学历者占比 85%。

年轻人移民后，当地留下了许多独居老人和留守儿童。

以长乐的猴屿乡为例，该乡人口结构以留守老人居多，年轻人大多移居美国，这些留守老人不愿到国外定居，在家乡每天打麻将、晒太阳，聊聊子女们在美国的生活。

村里有一种特殊的外来农民工，这些农民工是海外子女雇来的，他们在家乡帮助老人耕种土地，打理房子并照顾老人。

由于留守老人过多，长乐当地有许多的养老院和公共娱乐设施，政府也经常关心和慰问这些老人。

据统计，长乐当地的留守儿童超过5000人，他们大多由爷爷奶奶抚养，在国内接受学前教育，到5岁左右再到国外，因长期与父母隔离，他们严重依赖祖父母，与父母感情疏远，到国外后往往难以适应。

长乐著名侨乡猴屿乡

偷渡，以生命为赌注！

由于收入较低，走正规渠道移民几乎不可能，唯一能走的路只有偷渡。据调查，福州沿海地区移民的人中，有一半以上都是通过偷渡出去的。

据移民美国纽约的一名福州人口述：

在90年代初期，我们那些周围的亲戚朋友就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偷渡的道路。

他们的偷渡路线一般来说就是从长乐那边，先到中国的边境，像那个广西云南那一带，一般来说是爬山，目的地是去泰国，当时去泰国很难的。然后从泰国的话再办一些证件，我也不太清楚。

有些人坐船，有些人办证件从泰国到了墨西哥，当时很多是坐船的，然后就偷渡到美国。

当记者问到偷渡的话从福州大概要多久才能到美国时，他说：

这个时长至少都是几个月的，因为你爬山，爬过去，真的都要花很久的，你在泰国还要再等消息，等船的信息，等蛇头安排.所以说你快的话，半年，有的时候偷渡一年。

东南亚一带很热的，爬山过程中，我身边的人，我听说有些人把命丢在那里，包括我一个亲戚，他呢，因为在山上，自己的水带不够，你就会找水源。你找不到的话你就乱喝水，你不小心就喝到有毒的水，就完蛋了。

我知道我一个邻居，他偷渡的时候把命丧在那里了，因为喝了有毒的水，来不及抢救。

关于偷渡的费用，他说：

刚开始的时候（偷渡费用）一万八（千）美元，我们福州人都叫“万八哥”， 一听就知道是要偷渡美国的万八哥，后来费用慢慢的就升高了。

据调查，90年代初偷渡美国的费用确实只要2万美元左右，但后面涨的飞快，到2000年已经涨到了7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差不多60万。

1990年代初，福州人偷渡到美国的线路主要有3条

由于路途曲折且时间较久，偷渡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意外，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偷渡事故是1993年的“金色冒险号”惨案。

那是1993年6月6日凌晨的2点，美国纽约皇后区洛克威海滩边，当时巡逻的美国警卫举着电筒往海面上一照，发现海上漂浮着密密麻麻的人头，随着海浪向岸边涌来。

踉跄来到岸边的人群随即被警卫逮捕，这些人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在他们身后漂浮着的一具一具尸体，天慢慢泛起灰白，浑身湿透的偷渡者背后的远处是一艘搁浅的货轮，船头携刻的“Golden Venture（金色冒险号）”显得格外刺眼。

这就是发生在20年前，震惊全美的“金色冒险号”抢滩事件，金色冒险号是一艘出厂于1969年的老旧货轮，船上没有任何生活设施，1992年被一名李姓蛇头在新加坡买下后，偷渡者就成了这艘货轮的“货物”。

金色冒险号

1993年2月，“金色冒险号”在福建福州市靠岸，然后在泰国搭载90名非法移民，3月在肯尼亚蒙巴萨（位于非洲）又搭载约200名非法移民，随后船由非洲的好望角进入大西洋。

船上共搭载286名非法移民，他们大都来自福建福州，每名移民平均交纳了2-3万美元。

按照蛇头原先的计划，纽约方面会在他们到达后派出接头人驾快艇前去接应，没有料到的是，原定接头人在一起帮派仇杀中死亡，“金色冒险号”在公海上等待了2个星期，断水断粮后，船上蛇头决定冒险驶入近海，让偷渡者自行游水上岸。

最终286名偷渡者中，10人溺水死亡，6人逃脱，其余偷渡者全部被捕。

从维基百科查到，这些被捕者后面的命运：

14人因不到法定年龄，交由法院监管

35人获得政治庇护留在美国

55人被保释

3人获得艺术家签证

1997年2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特别批准，假释53人，但他们没有合法的美国居留权，至今还在争取美国身份

剩下111人被驱逐出境，据说其中很多人再次通过偷渡到达美国

2000年8月，“金色冒险号”被拖到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沿海击沉，用作人工珊瑚礁的一部分，2005年，该船的残骸又被热带气旋打碎，散落在海底。

该事件背后的大蛇头，出生于福州福州马尾区亭江镇盛美村的 郑翠萍 2000年在香港被捕，被捕时还上了纽约时报头条和《时代》杂志的封面。

该事件在2006年被拍成同名美国电影。

移民后的生活

冒生命危险到达美国后的福州人，等待他们的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生活，由于非法移民大多不懂英语且无一技之长，为了生存和还债，他们只能在餐馆、制衣厂等地打工。

据2000年的数据记录，在美国打工的非法移民当时的工资仅为每小时3-4美元（按当时的汇率是25-33人民币），且每周要工作80-90个小时。

他们从事着美国人不愿意做的危险高、强度大、工资低、环境差的工作，有一个例子是2001年9·11事件后，清理纽约世贸大楼废墟的工作主要由纽约市政府雇用非法移民来做，而纽约的非法移民主要是福州长乐人。

除了打工，少部分有手艺的福州人会在当地经营福州小吃谋生，纽约华埠街头随处可见福州小吃店，主要经营福州鱼丸、礼饼、肉包、锅边和福州捞面等。

经过几年的奋斗，少数福州人在经济上小有成就，他们逐渐成为在纽约华埠购房的主力，当时在麦迪臣大道上建的豪华公寓大楼“华榕”，买主基本上都是1990年前后的福州新移民，华榕这个名字也取的巧，华是中华，榕是指福州的别称榕城。

在还清债务后，这些移民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安顿留在家乡的妻子和孩子，他们或汇款回家赡养亲人，或将妻子、孩子接到美国。

新移民的贡献

福州沿海地区移民对福建当地的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首先是新移民带来的数目可观的外汇收入。

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在2002-2009年对福建侨乡4000余户家庭的入户调查发现，福建新移民每年往家乡的汇款高达1200亿元，其中大部分是福州地区新移民寄回来的。

以长乐为例，近年来，长乐新移民经银行等正规渠道回来的大约有10亿美金，依赖这些外汇，长乐的钢铁、纺织工业得以迅速发展。据统计，改革开放到2008年底以来，长乐市引进的外商投资项目中，华人华侨资本占了总投资的70%。

长乐曹朱村，墙壁上刻满了捐资建设家乡的村民的名字，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其次，新移民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当地的就业压力，根据上文的数据，新移民大多是在当地务农，收入较低或者失业的人群。

再次，新移民积极参与国家建设，有个例子是长乐当地有一名新移民，他到日本留学后成为日本一家制冷企业的董事长，掌握了核心的合成品制冷技术，后在2011年被作为创业人才引进了长乐当地一家上市企业。

结语

最近的“英国集装箱”案引起了挖数极大的关注，在一番阅读和调研后，在此将福建作为例子，向读者展现国家曾经有过的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英国集装箱案后面被证实死者都为越南人

文末引用一位中国企业家曾经说过的话：

到了中国和美国的工资差距从1比15或20缩小到1比1或2的时候，福州人就会停止向美国移民，甚至会从美国返回中国。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北京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2018年平均工资达145766元，而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全美2018年平均工资为43460美元，按当前汇率为303350元，北京和美国大概是 1:2 的比率。虽然拿中国收入最高的城市跟美国比不太合适，但至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不是么？

谢选骏指出：什么积极的信号？就是中国大陆的台湾化——中国大陆的台湾化，其媒介就是福建。早期福建人偷渡，坐的都是台湾人贩子的黑船。现在则扩大成为“上层在移民，底层在偷渡”——“底层在偷渡”是先驱，“上层在移民”是继续，上层的移民来自底层的偷渡。“海外民运”也是一样，先是偷渡，后是移民。夹在中间的就变成了夹生饭，除了自由，没有别的。

《非法移民屡禁不止，讲一讲我所知道的偷渡潜规则》（2019-11-01 环行星球）报道：

近日关于英国偷渡客的新闻震惊世界，姑且不对遇难者身份做讨论，仅仅是活活冻死在冷冻货柜里的经历，就足以让听众汗毛竖起。

若真如媒体所传言，这样的人间悲剧还是真真实实地不断在现代社会上演，那为何人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异国，过着被压榨的日子？我想答案也许没有那么复杂，有时候我们的大脑确实只会固执地相信冒险之后的美好，而选择忽视背后的风险。

事实上英国还不算偷渡目的地的第一名，美国和加拿大也是名单上的前排。不过纵观大数据，会用极危险方式潜入的，实在也只是少数，大部分还是会选择相对安全的方式来玩转潜规则。

一、

其中最方便的潜规则之一，就是赴海外生子。这是绝大多数想要改变孩子命运的父母最快的选择。

美国和加拿大都是无条件地按出生地给予国籍，这点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已经没有在奉行了。而仅这一项就造就出北美遍地开花的生育移民附加坐月子一条龙的独特服务。

记得在温哥华看过一部叫做《当北京遇到西雅图》的爱情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题材。题外话是这部电影大多数场景根本是在温哥华拍摄，也足以说明美加两地的相似之处。

当时的米桶刚好进入温哥华移民和难民救助中心的工作，曾被络绎不绝的准妈妈们从菜鸟教育成小能手，从联络医生到安排产检业务熟练。

那几年的海外生育，根本是每年十倍以上的速度成长。理论上我所在的求助中心，提供的移民生活服务仅仅针对有合法居留权的民众，因为服务站的金主是政府。但是无奈资讯是无法隔绝的，有几个人会了也就都会了。

于是那时候等候室里宛如一个小小的准妈咪俱乐部，从分享会说中文的产科医生，到如何预约超音波检查、如何联络医院待产，再到小孩出生后如何填报申报国籍等等，这一系列信息都是满天飞。虽说有些月子中心会包办这一切，不过也不乏有能力的妈咪，自己打包先来再说，也省的被中介海削一笔。

不会被遣返，是海外生子潜规则最大的优点，美国还曾声称要废除，加拿大则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小朋友一出生，申请出生纸、护照、工卡、医疗卡这些本地居民才有的福利，再附加一份返回中国的签证，几个月内就可以完成。

缺点么，那要准妈妈们在荷尔蒙失调的情况下，还要紧急对应各种文化鸿沟，从医疗体制到卫生习惯。

我曾经接到一位新妈妈的电话，要求投诉市立医院，因为她产后被护士用冰敷肚子。我也只好摆出各种无辜，请她理解那是这边常用的子宫收缩法，毕竟这里的超人妈咪们通常都是第二天就健步如飞，哪里还容人慢慢躺着大补。

二、

第二个潜规则，温哥华俗称为“跳机”，这个绝不是字面意思，不是从飞机上跳下去，而是下飞机后就人间蒸发。笔者常听闻有旅行团，入境后没事就消失几个人，十有八九都是跳机失踪。

跳机后，通常有两类选择，一般是本地有亲戚朋友的，可以直接被接应走，之后只要小心行事，别开车、打黑工、看私人诊所。因为加拿大没有户籍制度，遇到查身份的状况蛮少，只要不涉及案件被警察问到，靠着熟人包庇，也是能撑个好一阵的。

还有一类比较极端的，会在跳机后撕毁护照等身份文件，并且向海关直接提出难民申请。这全因加拿大有着相当宽松的难民政策，通常提出难民申请后很快就可以接受移民官面试，领到合法的难民居留许可，享受政府特许的难民福利和安置点，享受国民医疗服务。

再经过数月到一年左右的等待期，就可参加难民聆讯。只要聆讯通过，便可转为合法居民；但是万一聆讯没有通过，也可以用上诉的方式拖延时间，以拖待变下去，事情也许会往有转机的方向发展。

跳机是有很大的几率被遣返，之后再回来的可能也就没有了。不过很多跳机的人也似乎也是经过指点的，这就是专门负责跳机运输业务的人蛇团体。他们会指挥跳机者如何通过海关执法，毕竟只有入境后才会有人间蒸发的可能。

温哥华机场虽然检查不算严格，但是海关抽查还是有不小的几率，未通过海关就被发现会被当场遣返，所以，跳机一事，不经反复演练很难达成，要不然，海关难道只是人行立牌？

若说米桶有没有遇到跳机，我也无法判断，有位曾在农场打工的朋友分享过一个故事。她说，因为蓝莓没办法用机器采收，一到季节就会请大量小时工来帮忙，按量付费很是公平，所以包括她在内的不少人会在蓝莓农场帮忙采收。

那日遇到一对老夫妇顶着烈日采收，随后先生昏倒，不知是中暑还是如何，农场要帮忙叫救护车，但是夫人不让，拼命阻止，只肯叫女儿前来，将老先生抬上车后离开。大家诧异很久，才发觉可能是怕救护车前来，身份会随之曝露。

三、

第三个潜规则，是假结婚。假结婚比起跳机，可以快速拿到合法身份，等移民办好后，离婚开始新的生活。这套办法，说找人蛇似乎有些俗气，包办此事的大家叫“婚庆公司”。

一个合格的婚庆公司，只需要客户一个电话，就可从新娘，到交往通信、约会照片、礼物发票、群众演员等等一切能骗过移民官的细节全部落实。

做假结婚的群众演员，是温哥华学生界一个隐藏版的好工作，不仅有钱拿，还有一顿假戏真做的结婚酒可以吃，席间新人也是看上去天生一对，在人前携手亲吻，美满幸福，在结婚公证人面前宣读结婚誓言并签字。

婚礼之后，通常假老公或假老婆就会消失，双方各不相干。不过近年来移民局已经开始严查，两地分居的婚姻很容易会被怀疑，所以假结婚也被迫要真的搬去同一屋檐下“真生活”一段时间，不然很容易被抓到。

假结婚可以说是最危险的方式，被使用的几率也很高。因为它的规则是最明确的，之后也不需要藏着躲着一辈子，符合一般人对展开新生活，享受社会福利的期待。

一旦永久居留权的申请通过，就可以留在加拿大拼事业，也许还会取得成功，几年后等到解除虚假婚姻，一样还可以收获新的爱情，组成新的家庭。

说危险，那是因为假结婚是移民局最痛恨的手段之一，凡经查实，几乎是无条件取消公民资格并且遣返回国。

假结婚涉及很多人，被告发的几率也不小，万一是演员为了酬劳分配不均而闹事，或者是假婚庆公司被曝光，只要东窗事发，就难逃法网。

在温哥华常能听到有移民因为假结婚被曝光，要遣返回国，只能留下儿女和家人，也是一段人生悲剧。

设想在加拿大，一个人过着普通的生活，踏实的工作、报税、就医、申请福利等等，那么整个家庭情况还是要摊开在阳光下，时不时还会被税务机关或者健保局来啰嗦一下，仅靠一个个谎言来掩盖这些真相，难免会穿帮，想来这样的生活也是蛮煎熬的吧。所以，无论是哪种方法，人生的旅程只要用错误的方式开启，随后而来的，就不可能是顺遂的生活。

无论冒险穿越边境，或者是非法逾期滞留，甚至是做假欺骗政府，命运的惊涛会越来越大，不知什么时候还是会将人卷入。

那逝去的39条性命，不论来自何处，却都该让我们扼腕叹息，因为这个世界上，确有更多如他们一样的人走过那些路，依然含泪在异乡活着。

谢选骏指出：在上层的移民和底层的偷渡之间，还有许多灰色地带，例如生孩子、假结婚、制造庇护案。这些也都是台湾人的拿手好戏，并像对大陆输出黑社会和诈骗集团一样，对大陆传授了这些秘诀。当然，香港人的中介角色更不可少，不可忘记他们在陆港之间以及香港和世界各国之间组织偷渡的历史功劳。

【19、中国大陆竟有两人是男儿】

《面对习近平连任 海内外中国人作何反应？》（德国之声  2022-11-06）报道：

中共20大结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确定将进入第三个任期。作为对此的反应，有人在想办法离开中国，有人则表示对未来有一种巨大的无力感。

自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打破常规二度连任党中央总书记，并提拔忠实于自己的亲信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全世界都在试图了解这个新时期对中国的潜在影响。

看到习近平似乎已经完全掌控了局面，一些人对中国的未来感到悲观，另一些人则开始响应一场罕见的全球范围的反习运动。

对部分中国人来说，习近平治下的10年，生活消费价格上涨而工资停滞不前。青年失业率今年7月已升到近20%，是中国2018年开始发布这一数字以来的最高。

"我感觉过去这些年钱的价值一直在缩水"，30岁的小陈说，他生活在中国东部一个城市。"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准备考公务员。不停地找工作让我实在太累了，工资也普遍很低。"他对德国之声说，因为当局对言论自由的管控不断加大，他已经不在网上发帖，"能不发声就不发声"。

在习近平即将迎来第三个任期之际，对未来感到悲观的不止小陈一个人。林女士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对德国之声表示，中国草根民众支持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以及他初期扼制新冠疫情的成果，而关心政治的公民则依然对习连任感到失望和担忧。

"特别是他在最高领导机构都布置了忠于自己的人，一些人担心中国会回到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林女士说，她看不到政府将着手应对一系列经济挑战或告别"清零"防疫政策的任何迹象。

"润学"大行其道

小陈和林女士都在开始考虑出国，这一群体的人数正在增加。对此有一个特殊的说法——"润学"，自从新冠疫情爆发，在互联网上，讨论如何出国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我学过一点基础日语，所以我想去日本。"小陈说，这样作经济压力很大，"我可能需要借贷，才能在明年出国。我有点困惑、焦虑，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

在中共20大之前，林女士曾经考虑移民其他国家。但在习近平拿定第三届任期后，她现在决定把自己的两个孩子送出国。"从我的角度，送他们出国是为他们选择一个更好的环境，而不仅仅是体验在其他国家的生活。"

"如果一个国家不再有法治，有能力的人应该考虑离开。现在习近平拿到了第三个任期，他和普京又走得这么近，我担心中国会成为下一个俄罗斯。"

当一些人主动寻求离开的时候，另一些人说，在党代会之后他们有一种无力感。"尽管很多人觉得在20大之后中国的社会发展将进一步受到制约，但他们可能还是会选择管好自己的事，而不是呼吁变革。"来自台湾的洪先生这样说，他在上海从事市场销售工作。

"他们可能对结果感到愤懑，但愤怒之后是一种无力感。的中国当局审查之下，所有敏感话题都遭到屏蔽，那些想在网上传播某些信息的人最终会发现，似乎没有什么能导致变化，这加剧了他们的无力感。"

全球性反习运动

过去几周，一些中国人开始在国内和国外传播反对习近平的信息，呼应10月13日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一名彭姓男子在北京一座立交桥挂出反习标语，要求自由、民主和基本权利。此后，有人开始以不同方式传递这些抗议口号，包括在公交车站和公共厕所里书写这些口号。

流亡美国的中国法律学者滕彪认为，这些行动直接反映了部分中国人对习近平 "非常普遍的"不满和愤怒。"所有这些不满表明，中国长期以来对基本权利的压制和剥夺，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无法承受"，他对德国之声说："加上过去3年非理性的新冠防疫政策，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普遍不满。"

除了中国国内零星的抗议行动，不少在全球各国的中国留学生利用社交媒体来抗议。他们还在校园的公告栏上张贴海报，或分发印有抗议口号的传单。

在加拿大留学的Ava对德国之声表示，"四通桥勇士"帮助很多人克服了内心的恐惧，参与到这场全球范围的张贴抗议运动中来。"你会想，既然他能在北京做到，明知这样会带来致命的危险，那我们又能作什么？"她说，"他直指中国的现实和的切切实实问题，这也是事情带给我们的启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耶鲁大学法学院研究员程扬扬表示，"四通桥勇士"的行动证明，在中国，抗议不是不可能的，"他的自我牺牲帮助更多人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证明了一种可能性，"向他人显示他们也可以有选择"。

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名为"公民日报"（Citizens Daily CN）的Instagram账号专门发布在不同国家的中国学生提交的海报或抗议活动的图片。据其统计，共收到近2000幅抗议标语的图片，来自全球300多所大学。

为了帮助推动这一运动，"公民日报"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 "海报运动"，希望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这些中国学生的诉求。这一账号背后的团队对德国之声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帮助人们重新建立联系，通过讨论和行动消除恐惧、孤独和怀疑"。

滕彪表示，因为在中国对当局发起公开抗议的风险太大，海外的中国人社区能够为接续这一运动发挥关键作用。"仅仅靠中国人的勇气来维持这一行动是很困难的，因为很少有人能承担这样的风险"，他强调："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团结，在中国抗争的前景非常暗淡。"

网民嚎叫：

reno2389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12:06:18

现在国内开始有人暗地里传播诬陷习近平的谣言了，例如什么中国现在搞核酸测试的公司，都是习近平家族掌管的公司。希望中国政府严厉打击，因为谣言的内容完全就是子虚乌有。

HighEnd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11:07:04

呵呵，俺也支持包子連任的。

tommy889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10:18:32 attendance,无需扣帽子，少有反华反中份子，只有反习份子。你不顾青红皂白，一味捧习，才是真正的极度自私自利的反华反中份子。

长剑倚天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10:30:00

你们为什么反习呢？因为他对中国发展未来不利而反他？

这一类人，是对中国不了解所致。还是因为他第三次连任而反他？这一类人，是被洗脑而变蠢。以上两类，时间和事实都可以改变，毕竟人不可能蠢一辈子！还是不管他做得好不好都要反？而最后这一类，是利益所致。城里有几个，大家心里都有数。狗粮，也是报酬。台湾的经费，美国的经费，也不是白给的！

湾区范儿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10:23:19

想在中国讨饭的海外华人丐帮，可以继续舔。

AllisaQ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10:05:25

有权力不拥护吗？ 不拥护全尼玛给封住了，结果就是全中国人民一致拥护。这蠢货的脑袋。

AllisaQ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10:03:56

你这蠢货有能力表达不拥护吗？

attendance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10:00:59

任用一个人，免去一个人，都有规则，有道理可循，有正当的理由，这就是高尚的人了。习进平主席得到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支持、信任和拥护，因为习主席对中国人民无比热爱，对国家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无限忠诚。习主席德才兼备，在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执政的过去10年，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办成了许多举世瞩目的大事，难事，并且尽力帮助了世界各国人民。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继续对外开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幸福。习主席连任得到了中国各族人民的认可和支持；让反华，反中份子非常失望！

AllisaQ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9:58:30

这端屎尿的家伙总有几天需要出点恶臭。老夫还在等你这等货色视频，让我证实你生活在上等社会。 lol

走遍北美的小猫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9:43:00

长剑职业勾栏女（连进青楼都不合格）的特质。中国古语，婊子无情，戏子无义。现在需要再加一句，长剑类中共五毛女无情无义还无良，无品无心亦无颜。从外表到内心，从虚拟到真实，从过去到未来，都是被所有正常华裔摒弃和嫌弃的对象。我这一辈子，和无数中国的女性朋友友好相处，虽然内心还有点儿残留的大男子主义，但我还是能有教养和素质尊重和喜爱用事实证明该喜爱的自尊自爱，自重自强的可爱中国女性。可长剑这样儿的中共浸泡女，却让基本爱和尊重消亡，只剩下对她这类的鄙视和蔑视，心中残留的大男子主义，用到她们这样儿的中共女身上，才是她们一辈子应得的。这也是她一辈子没任何正常中国男人瞧得上，只有两面三刀，精神扭曲阴暗的在自己“不喜欢”的地界儿，憋着活一辈子的下场吧。

吃素的狼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9:38:46

呵呵，海外华人难得一次和中共五毛站在一起，支持包子帝连任到死，虽然出发点１８０度不同。海内的韭菜，啥反应都不值钱。斯德哥尔摩患者症候群，１４亿病人，他们的反应只能说，病得不轻。

HighEnd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9:26:10

堅決支持習傯連任到鞠躬盡瘁，堅決支持清零到死而後已。娼賤為啥要留在美國給美國交稅？你應該知道你交的稅都會做成炸彈扔在你主子頭上吧

长剑倚天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9:14:23

美国如果再有一个罗斯福连续执政，中国不一定能超过美国，这就是理性选择！但美国已经失去理性，而中国保持了理性，所以胜利天平偏向哪一方，从习大大当选已见分晓！

长剑倚天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9:07:38

一群被洗脑的蠢货而已！我对于墨守成规是鄙夷不屑的，虽然我年龄已是人过半百。选择什么样的国家领导人，要根据当前和未来的趋势来选择，这才是对一个国家最有利的！什么固定式，什么终身式，都非佳选，特别是现在这种乱云密布，矛盾冲突激烈之形势，走错一步，都可能是灭顶之灾，所以，稳妥，熟练，有经验，意志坚定，权力集中，都是当下各国选择领导人的最佳标准！

Morphias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8:36:19

作为海外华人的一员，我是举双手双脚支持习主席连任到死。

showers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8:08:47

中国人大多数是墙头草，拳头硬的当猴王。当猴王衰败时，就会踏上一万支脚。习近平开历史倒车，背千秋万代的骂名。真傻！

Frank1818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8:06:15

为什么都是女的，因为女的好骗，崇洋媚外。

gameon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8:02:36

看看这十几年来，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件就不难发现，这一切都是历史的安排。没有好坏，没有对错，惯性驱使，该来的都会来。

tankbig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8:01:00

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smithmaella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7:51:50

我就是喜欢全票当选，没有什么讨论、辩论、什么的。自从毛主席当年全票当选，以后的主席都是全票当选，这种统一行动、步调一致，不是一点半点好真爽啊，而是超级好真爽。全过程民主！

smithmaella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7:40:07

习总连任，天大的好事。中国人民的福份啊！

Chieftop519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7:36:00

再过十年发现对中国的分析与判断又错了

longhaul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7:33:51

成功人士在国内外很多都有产业和事业,所以关心国内营商民生环境很正常,除非像国内乡下人@事实,马年生,老炮,Reno 之类,在哪儿都是失败者,只知道拍当权者马屁,是鲁迅笔下吃人血馒头的麻木看客.

AllisaQ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7:18:51

你太低估中国人的奴性，经济除非到了揭竿而起的时候，中国人都可以过下去。

Bslrim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7:13:02 连任不连任一点不重要，核心看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能搞得好终身连任也不是问题，搞不好一样会有人拉他下台。

Bslrim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7:13:02

连任不连任一点不重要，核心看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能搞得好终身连任也不是问题，搞不好一样会有人拉他下台。

天堂路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7:13:00

属实难得！包子连任，五毛和反贼都双手赞成，千古奇观！

老寓公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7:11:25

过去十年中国大陆经济增长，但生活水平不增长。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7:11:00

It’s pretty clear how the overseas Chinese react to Xi’s consolidation of power in China. One needs to look no further than the comments here. Xi has alienated many who were not against him until the recent CCP congress.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7:01:29

中共一直是海外华人的负资产，习近平让中共这个负资产对华人的伤害几倍几十倍的增长。

山龙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6:50:00

习近平是给全球华人争光还是丢脸？大家说说

走遍北美的小猫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6:47:00

心沤坏了的中共五毛说心声真是讽刺。绝大多数在国内的普通人的心声，怎么直接让国外媒体知道啊？是都通过华春莹，赵立奸和胡锡进转达吗？是通过大外宣的你们“代表”绝大多数中共国现在的普通人群“传达”吗？一辈子活的就是笑话儿的相信事实类、你还懂心声？别不懂装懂的乱用不属于你们的词汇。言为心声，你们连怎么自由的言都怕的要死，绝对不敢让自由的发言，何来心声？你自己先解释一下你自己逻辑里心声是什么意思？

兵团农工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6:40:02

“河西海龟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5:52:00

中国走资本主义是挡不住的。现在习皇上这事只是暂时（5-15年）的。”——江泽民可以活到100岁，习近平可以活到110岁吧？要有思想准备习近平打算再干40年。

天台坐客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6:32:00

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心声不只是德国之声听不到吧？这五毛说话就一点不为猪头包着想？真的“不是一窝猪，不进一个圈”啊。

AllisaQ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6:25:36

你确定你党妈可以让中国人说出心里话吗？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6:10:38

喔喔，到底“有些人”是多少啊？林子大了当然什么鸟儿都有，就这么几只哀嚎的鸟都让德国之声给找到了，呵呵，不容易啊。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心声怎么德国之声从来听不到呢？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6:23:56

有習近平在，中國每天才有那麼多暖心故事，讓我可以一邊吃西瓜、一邊偷著樂？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6:20:00

支持習近平連任，沒了習近平，中國人都不知道怎樣活了？重要話要說三遍：習近平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FaithHLove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6:09:37

海外华人最大的成就就是“非海内华人”，无缘成为革命接班人

符洪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6:09:20

愤怒！倒退到袁世凯！

时光的酒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6:02:27

海外华人有什么反应？当然是举双手赞成宽衣帝连任了！你看看人民大会堂，点反对票的时候，那"没有"，"没有"的声音久久回荡，就知道宽衣帝的支持率有多高了。目测可能都有250%。

走遍北美的小猫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6:01:00

自作自受，自毁自残，自我囚禁, 自生自灭。这就是我对习近平连任的态度，这国家，还会继续倒车，直到有车祸让司机报废。

seanie66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5:55:39

“面对习近平连任 海内外中国人作何反应？”——作为海内外中国人之一，我对CCP政府彻底失望。

河西海龟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5:52:00

中国走资本主义是挡不住的。现在习皇上这事只是暂时（5-15年）的。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5:50:32

习的连任属于正常现象。但是习的十年政绩让人有一种期盼，一种会有变化的期盼，那就是习下台。可惜期望值太低，没实现。于是各人开始走下一步。

老李子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5:33:27

光屁股北京男人接着加速。

东方明月-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5:25:09

中国的前途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动乱崩溃，成为津巴布韦。要么长治久安，成为北朝鲜。

wang620101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5:16:39

其实无论在国内和国外的华人对谁当主席也不是太上心，关键是别把老百姓给搞残了，国内的老百姓都不能发表不同看法，这叫啥事？国外的华人都无法回国？十年签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要找理由也不是找不到，麻烦不是，瞎几把搞，没有一点科学常识，病毒传染性极高而毒性下降又有疫苗多针，却是闭关锁国，真是傻逼政策。

如遇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5:12:43

海外华人出国的路，走对了……

ali88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5:07:13

你来文学城干啥？你自己此时此刻是不是就是你说的假洋鬼子？好像你在国内能关心国内似的。你在墙内能谈论什么？蠢货！

——————————

ROUTARD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4:58:40

都润出来了，还关心国内干啥？难到还想回去做高人一等的假洋鬼子？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5:03:15

五毛们在20大前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发现尘埃落定，现在开始开足马力的对包子狂舔。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4:42:47

美国华裔最关心的不是习连任，是下周二的投票。城里的美国公民一定要去投票，把只会搞种族主义，不会搞经济的民主党选下去。为了我们的未来，大家努力！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4:39:00

作为华裔，只要习遵守国际规则，和平统一台湾，不搞武统，我就不反对他。他对中国人民好不好，是中国人民的事。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4:38:00

我绝对支持习胖连任最好当中国的终身皇帝。上帝让他亡，必先让他狂。中国人也只配有习胖。

ButterflyGarden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4:33:33

四通桥勇士现在如何了？

AllisaQ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4:03:47

五毛很愤慨，文章没有提到五毛，难道五毛不是人？

老大粗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3:54:54

作为海外中国人，我坚决支持习总终生连任。

来梦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3:41:00

老灯等习的马仔们现在又吹风，要把这些愤怒引向江派，说主导者是曾庆红。

平安之夜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3:02:00

习冠病毒，毒霸天下。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2:58:52

国人含泪奔相告

盛世延续铁定了

谢选骏指出：德国之声没有看到——支持连任的人们认为，中国大陆“竟有一人是男儿”，那男儿就是习近平，因为他“一人等于十四亿”，制服了中国共产党；反对连任的人也认为中国大陆“竟有一人是男儿”，那就是四通桥上公然挑战习近平的彭载舟或彭覆舟，同样“一人等于十四亿”……超离政见不谈，不论怎么看，中国大陆都是“竟有一人是男儿”了。如果全面地加起来看，“中国大陆竟有两人是男儿”了！德国之声为何不鉴于此？因为这是两次遭到征服的德国（希特勒的征服和同盟国的征服）已是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完全没有这样的现象了。所以我看未来中国，必定大有希望，能够创造人类社会的奇迹！

【20、中国大陆开始呈现王朝政治的特点了】

《中共高层大洗牌后，谁会对习近平说“不”？》（储百亮, KEITH BRADSHER, CHANG CHE 2022年10月24日）报道：

周日，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带领六名身穿深色西装的男子走上铺着红地毯的舞台，逐一介绍新执政核心圈子的成员，他在二十大上取得的胜利规模之大显露无疑。核心圈子里的所有人都是他的嫡系，这让他对中国未来的掌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为期一周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史无前例地获得第三个任期，这完全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但就连那些有经验的中国观察人士也对中共最高层领导班子如此彻底的大洗牌感到震惊，他们曾认为自己已充分摸清了习近平的底细。

“他原来就占据支配地位，现在更加不可动摇了，”芝加哥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教授杨大力说。“统治地位归他独有。”

习近平把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全部换成了自己的亲信。他还任命了一些国内安全官员、军队指挥官、理论家、工程师和技术专家进入了规模更大的政治局，这凸显了他加速追求让中国作为军事和技术超级大国崛起，同时将国家牢牢置于中共控制之下的野心。

对世界而言，这可能预示着中国在追求习近平的议程方面再添新的力量。北京可能会在国际社会对其强硬行为的批评面前保持挑衅态度。中国正在战略技术方面寻求更大的自立。它希望成为亚太地区最卓越的军事力量，并进一步强化对台湾的主权主张。习近平在二十大上还表示，中国将在解决全球发展和安全问题上推动自己的倡议。

对中共的支持者和许多中国人来说，习近平的集权控制可以是一种实力。中共大肆宣扬新冠病毒大流行给其他国家造成了怎样的破坏。习近平把中国政府的巨大动员能力与他所谓“西方的混乱”进行了对比。

“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目前所有政策的延续，不同于美国翻来覆去的政策，”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书面回答记者的问题时写道。 “如果习近平没有获得第三个任期的话，世界不会更担心吗？”

习近平明确表示，他深入参与了一批新官员的挑选工作。官媒周末发表的文章对选择过程进行了描述，首要标准是对习近平的忠诚。文章说，新上任的官员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习近平“保持高度一致”。

但是，把如此之多的权力集中在习近平一人身上是一场巨大的赌博。历史上充满了独裁者因傲慢和不自量力败国丧身的例子，因为他们身边都是害怕报告坏消息的下属。

习近平执政的头十年里已经有一些贪功致败或灾难性拖延的例子，尤其是在2020年初，地方当局最初曾试图隐瞒新冠病毒人传人的证据，人们当时对这种病毒还没有多少了解。一些学者认为，这种风险将会增加，因为习近平现已在政治局中清除了潜在的独行其事者。

“对官员的这种压力真的至少会导致政策执行不力的问题，”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Susan Shirk）说，她著有新书《贪功致败：中国如何扰乱了自己的和平崛起》（Overreach: How China Derailed Its Peaceful Rise）。

“官员们不敢告诉习近平，他的政策实际上有不利方面，执行上有代价，并会制造新问题，”谢淑丽说。“所有的官员都将竞相展示自己的忠诚，导致他们最终会做过火。”

就连中国的审查机器似乎也泄露了公众对习近平权力的反应存在某种敏感性。社交媒体上的官方账号或关闭了评论区，或只显示对习近平新任期的报道表示乐观的评论。个别不同意见曾短暂地躲过了审查，有些人用含蓄的语言对习近平的权力无处不在表示失望，还有些人想知道为什么曾被视为李克强总理潜在接班人的胡春华被排除在了领导班子之外。

“以他的资历和业绩，怎么说也该进吧！”一名评论者写道。“不以能力说了算，这还怎么振兴？”

曾被外界认为有可能出任下任总理的胡春华没有进入有七名成员的政治局常委会，甚至没有进入有24名成员的政治局，这意味着他已被降级。但是，在党内高层清除了潜在制衡后，习近平也许会发现，他最大的危险是他自己的权力，而问题的责任将更加明确地落在他身上。

“习近平现在是这个体制的真正主人，但任何错误也将是他的——毫无疑问，”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力说。“这之前，如果经济出了问题，他可以将其归咎于其他人。”

一年多前，习近平就开始了在二十大上取得连任的进程，他对中国已经遏制了新冠病毒、让中国经济增长得以超过西方竞争对手充满信心。但就在中共大力颂扬习近平、为他的连任提供理由时，中国经济遭受了一系列挫折，这至少部分反映了他的误判。

中国经济今年4到6月的增长率实际上低于美国。因为今年4、5月份进行的长达两个月的新冠封城，曾让上海的企业陷入瘫痪。

习近平推动共产党对中国的生活进行更大程度的控制，这是造成经济放缓的一部分原因。中国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迷的一个原因是习近平试图遏制房地产投机，他的结论是房地产投机正在破坏经济的长期健康增长。结果，数十家房地产开发商陷入债务违约。

习近平在消除新冠病毒上采取了异常严格的措施，包括大规模封控和集中隔离，结果是抑制了从廉价餐馆到高端珠宝等所有行业的消费者支出。

企业家们纷纷逃离中国，因为担心监管打击，也担心习近平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平等主义承诺，可能会把提高税收作为措施之一。习近平还对科技和在线教育行业进行了广泛的限制，导致25岁以下的中国人失业率大增。

习近平的领导班子在经济政策上有过贪功致败的历史。 2017年，作为全国减少空气污染运动的一部分，能源官员们曾强迫北方的学校和公寓楼拆除燃煤锅炉。但替代这些锅炉的天然气供暖系统还没有准备好，结果，一些儿童不得不忍受教室里的寒冷温度。

考虑到习近平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视，很少有专家预计中国会回到他上任前的那种放任自流的商业环境，那种环境曾给经济带来了快速增长。相反，习近平在二十大开幕式的报告中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次数远多与市场的次数。

面对美国及其盟友实施严厉经济措施的威胁，习近平精心培植了一批新的技术官僚——国防和太空等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实现他的更广泛目标，例如制造半导体和商用飞机。

进入政治局的官员包括中国航天项目的两名前领导人、中国最大的武器制造商之一的前总经理，以及中国核安全机构的前负责人。这些人在战略竞争加剧的时期被提升绝非偶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教授、《红色工程师的上升》（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一书的作者乔尔·安德烈亚斯说。

“中国必须加强自己的关键产业，包括芯片和航空航天”，安德烈亚斯说，“尤其是因为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不再友好。”

习近平提拔的人当中包括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他可能会出任中国的下任总理。李强曾在浙江和江苏担任领导职务，这两个省都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力说，虽然李强的形象因今年早些时候上海的严格封城受到了影响，但关于他工作能力的口碑不错。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摄于2021年。太空探索是国家主席习近平认为对其广泛的经济发展目标至关重要的领域之一。

尽管如此，即使是最有能力或最自信的官员，最终也可能不敢挑战习近平的政策。常委会成员全都是拥护和忠于他的嫡系，这样做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是，遵命是通往成功之路。

政治局新常委之一是蔡奇，他是习近平的长期助手，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曾在2017年出过名，因为他发动了一场将外来务工者驱逐出首都的有争议运动，拆除了城市边缘的廉价住房。

拆除那些房子的表面原因是没有许可证，而且不安全，但那场运动也符合习近平控制北京人口的要求。数以万计的农民工很快突然离开了北京，给一些企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这给雇用他们做快递员、清洁工和建筑工的企业带来了严重问题。

这种强行做法是中国面临越来越大风险的缩影：一群男人（本届政治局的24名成员中25年来首次不再有女性）不惜以牺牲下层公民的利益为代价听命于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习近平身边都是唯唯诺诺的男人，”香港浸信会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说。“甚至没有任何唯唯诺诺的女人。”

Claire Fu和Joy Dong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开始呈现王朝政治的特点了——因为即使文革召开“九大”的时候，毛的左右还是分成了两派，文革派与元老派，而且在会场上明确地坐在毛的左右两边，这样也就给了随后两年发生的关键变化一条活路了。现在则不然，政治局里已经没有了元老派——这是明显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王朝政治的特点了。于是剩下的一个问题便是，追求稳定压倒一切的王朝政治，与追求革命变化的马克思主义，怎么能够相容呢？中共既要完成王朝化工程，又要供奉马裂主义，岂可得乎？如果可能。那就真是“鱼与熊掌可以兼得”的创造性发展了。如果鱼与熊掌到最后还是不能兼得，那么似乎就只能割舍马裂主义，才能继续完成中国大陆朝向的王朝政治的历史回归了。因为全球历史已经证明，马裂主义违背了自然，所以只能造成革命和僵化的循环，不能形成生生不息的君子日新其德。

【21、中国的大陆是一个“404国家”】

《中文网站点击率低，移动互联网表示“这锅我背了”》（2020年11月02日 界面新闻）报道：

得益于国内的庞大市场，自成体系的中文互联网如今在全球也已经有了更多的影响力，而按照目前已上市互联网企业的市值来计算，如今全球互联网行业巨头级企业基本都是来自中美两国。然而近日在网络技术调查机构W3Techs公布的一份统计榜单中，中文互联网的排名却非常低，那么这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呢？

作为web领域的知名的信息提供者，W3Techs是经常会更新web上各种类型技术使用情况的相关信息。除了“最流行的客户端编程语言”、“最流行的服务器端编程语言”、“最受欢迎的数据中心提供商”、“最受欢迎的广告网络”等偏技术向的统计数据外，还还有一个“全球点击量最高1000万个网站使用的语言”榜单。

在日前W3Techs所公布的这份排行榜中，除了作为全球语言的英语（60.4%）外，俄语网页（8.6%）占比超过了法语、德语、日语，以及朝鲜语网页之和，而中文网页（1.5%）的占比甚至低于越南语（1.6%）。

在W3Techs的进一步说明中强调，其统计的范围是Alexa（专门发布网站的全球排名）前一千万以及Tranco前一百万位的网站，并排除重定向的网站，将同一域名下的不同子域名合并，且去掉了没有有用内容的网站所得出的结果。

以我们三易生活的官网为例，Alexa上的全球排名是12910，日均PV在14万左右，而当日均PV达到1后，Alexa排名就可以在200万名左右。因此换句话来说，从W3Techs所公布的这一统计数据，可以看到目前web端还有人点击的网站中，访问者的语言构成。

英语由于其作为全球语言的地位，导致了几乎所有使用非英语作为母语的开发者想要“出海”寻求更广阔的市场，都必须要搭建一个英文版网站。俄语之所以能够排名第二，则与排在它前面的英语，以及此后的西班牙语和法语不同，外界普遍认为这并不是因为独联体国家普遍使用俄语，而是由于目前来自俄罗斯的黑客已经成为当下互联网中最为主要的免费资源来源，比如游戏玩家们耳熟能详的fitgirl repack，以及绝大多数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访问过的SCI-HUB。

事实上，来自Internet World Stats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使用中文的网民数量为8.63亿，已经占据了全球网民的19.7%。但这一数据与W3Techs的榜单进行对比，就能得出一个很奇怪的结论，就是占全球网民五分之一的中文用户能够拿得出手的网站，却仅占全球网站的1.5%，因此使用中文的网站比例与使用中文的网民数量不成比例显然并不正常。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0年W3Techs给出的同一榜单中，中文网站的比例在4%左右，排名第三。也就是说在10年时间里，中文互联网在web端的内容产出量大幅度下跌了250%左右。但是这种“衰退”背后当然是有原因的，其中的奥妙就在于W3Techs统计的是web端网站，而网站这个概念则是PC互联网时代的主流。

纵观以国内市场为核心的中文互联网世界，无疑在近些年来有着跨越式的发展。其一是快速渡过了互联网1.0与2.0时代，直接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从2010年至今，这10年间正好是国内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时期，除了建成全球最大的4G网络之外，不少网民的第一台“计算机”其实是智能手机。

而移动互联网发展极为迅速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如今中文网民中呈现出了PC用户少，手机用户多的情况，并且移动生态的发达反过来也压倒了传统的web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APP而不是浏览器已经成为了网民消费者内容的核心阵地，如今手机用户在移动端使用浏览器浏览网页的情况其实并不那么多。

因此当下中文互联网世界的情况，是大量信息已经聚集在各式各样的APP中，并且这些信息也难很通过网络爬虫获取，就导致其很难进行准确的统计。比如说目前微信公众号已经超过2000万个，就可以看作是2000万个PC时代的博客，但在W3Techs的统计中，因为它们的域名都是微信公众号的域名，所以就只能算成一个网站。

再加上中文互联网行业巨头如今的平台化，也降低了使用中文作为母语的中小企业建设自己网站的兴趣。毕竟相比于自行建站的成本，直接托庇于这些平台才是更具性价比的选择，比如说服装企业直接在天猫上开店，以及餐厅在美团上提供外卖服务的成本，显然远低于自己建设网站并进行推广。

当然，中文互联网出现这种头部网站数量与网民数量倒挂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国内互联网企业有意促成的。如今几乎所有的国内互联网企业都在有意无意地将用户向APP端驱赶，许多朋友可能都遇到过“打开APP查看全部内容”这样的情况。由于在web端的体验甚至都不是完整的情况下，只有APP上才能体验到更多的功能和服务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固然有在流量为王的影响下互联网企业的“入口思维”作祟，毕竟web端需要从浏览器打开，入口并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

更为重要的是，APP相比于网页来说，既能访问相册、通讯录、各种记录、读取硬件信息、获取IMEI等权限，可以提供的用户个人信息比浏览器+公网IP的网页版多了太多。因此为了获得更为完整的用户画像，进而实现更加精确的广告投放，互联网厂商自然也希望用户更多使用APP，而不是web端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中国是一个“404国家”——共产党天天消灭互联网页，就像劫匪军“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一样，天天血流成河，导致“全球互联网行业巨头级企业”云集的中国实际上只是一个网页上的泥足巨人——中文互联网的排名甚至不如越南文！中文网页（1.5%）的占比甚至低于越南语（1.6%），相比之下，英语网页的占比是60.4%——是中文的四十多倍！而英语作为母语的人口，远远不如汉语作为母语的人口。

网文《按人口排列的語言列表》报道：

本條目為主要語言人口列表，羅列現時世上主要語言的語言人口，並依其人口排序。所謂語言人口，係指以該語言為母語的人口。由於不同統計之間的數據有所分別（有以母語為基礎，或以第一語言為基礎），本列表試圖從現有的數據中整理出一個大概出來。不過，本列表列出的數據，可能會跟各種語言本身條目內的數據有出入。主要原因，是因為條目可能各自引用不同的數據來源，而這些不同的數據來源對「語言」及「方言」有不同的定義。舉例說：阿拉伯語在《民族語》 （Ethnologue） 被歸入一種語言內，但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出版的《世界概況》裏卻被認為是一個語言集合。又例如：中文本身不論是語言及文字本身都有不同的種類。有觀點把漢語看做一種語言，而官話、吳語、粵語、閩語等作為漢語的方言來處理，而得出中文的人口有12億人。亦有觀點把這些方言看作10多種獨立的語言，那麼其中亦有5種語言（官話、吳語、粵語、閩語、晉語）有資格列有全球25大語言人口內。相反地，印地-烏爾都語實際上只是一種語言，在下表中卻被分開了。

《民族語》第23版（2019年）

下表列出使用人口超過4500萬人的語言，根據2019年出版的民族語。但使用人口總計可能不準確，基於不同時間或資料來源，數據存在差異。

排名 語言 語系 母語使用者 母語排名 第二語言使用者 第二語言排名 總計

1 英語 印歐語系-日耳曼語族 3.67億 3 8.984億 1 12.68億[1]

2 漢語（官話方言） （包括現代標準漢語） 漢藏語系-漢語族 9.215億 1 1.987億 4 11.12億[2]

3 印地語 印歐語系-印度-雅利安語支 3.42億 4 2.953億 2 6.373億[3]

4 西班牙語 印歐語系-羅曼語族 4.63億 2 7490萬 9 5.379億[4]

5 法語 印歐語系-羅曼語族 7730萬 15 1.993億 3 2.766億[5]

6 阿拉伯語 亞非語系-閃米特語族 - - 2.74億 - 2.74億[6]

7 孟加拉語 印歐語系-印度-雅利安語支 2.285億 5 3680萬 13 2.652億[7]

8 俄語 印歐語系-斯拉夫語族 1.536億 7 1.043億 6 2.58億[8]

9 葡萄牙語 印歐語系-羅曼語族 2.279億 6 2420萬 15 2.522億[9]

10 印尼語 南島語系-馬來－波利尼西亞語族 4360萬 24 1.554億 5 1.99億[10]

11 烏爾都語 印歐語系-印度-雅利安語支 6900萬 18 1160萬 7 1.706億[1]

12 德語 印歐語系-日耳曼語族 7500萬 17 5610萬 10 1.316億[2]

13 日語 日本－琉球語系 1.262億 8 12.15萬 27 1.264億[4]

14 斯瓦希里語 尼日爾-剛果語系-班圖語支 1620萬 27 8230萬 8 9850萬[5]

15 馬拉地語 印歐語系-印度-雅利安語支 8310萬 10 1220萬 17 9530萬[6]

16 泰盧固語 達羅毗荼語系 8240萬 11 1100萬 18 9300萬[7]

17 粵語 漢藏語系-漢語 8450萬 9 40.2萬 24 8490萬[11]

18 土耳其語 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 7940萬 12 38萬 20 8250萬[12]

19 泰米爾語 達羅毗荼語系 7780萬 14 600萬 19 8380萬[13]

20 旁遮普語 印歐語系-印度-雅利安語支 - - - - 8280萬[14]

21 吳語 漢藏語系-漢語 8170萬 12 6.34萬 28 8180萬[15]

22 朝鮮語 阿爾泰語系或獨立 - - - - 7940萬[16]

23 越南語 南亞語系 7600萬 16 100萬 23 7700萬[17]

24 豪薩語 亞非語系-乍得語族 4770萬 23 2500萬 14 7270萬[18]

25 爪哇語 南島語系-馬來－波利尼西亞語族 - - - - 6830萬[19]

26 埃及阿拉伯語 亞非語系-閃米特語族 - - - - 6830萬[20]

27 意大利語 印歐語系-羅曼語族 6460萬 19 310萬 22 6770萬[21]

28 泰語 壯侗語系 2070萬 26 4000萬 12 6070萬[22]

29 古吉拉特語 印歐語系-印度-雅利安語支 5650萬 20 420萬 21 6070萬[23]

30 康納達語 達羅毗荼語系 4360萬 25 1290萬 16 5650萬[24]

31 波斯語 印歐語系-伊朗語支 - - - - 5500萬[25]

32 博杰普爾語 印歐語系-印度-雅利安語支 5220萬 21 16萬 26 5240萬[26]

33 閩南語 漢藏語系-漢語 4820萬 22 38.7萬 25 4850萬[27]

34 菲律賓語 南島語系 - - 4500萬 11 4500萬[28]

參考文獻

來源

Ethnologu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民族語》網上版

CIA - The World Factbook —— World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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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abic, Standard. Ethnologue. [2020-08-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2-25）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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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ian. Ethnologue. [2020-08-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1-23） （英語）.

 Bhojpuri. Ethnologue. [2020-08-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11-29） （英語）.

 Chinese, Min Nan. Ethnologue. [2020-08-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6-11） （英語）.

 Filipino. Ethnologue. [2020-08-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5-10） （英語）.

谢选骏指出：作为母语位居使用人数第一的中文，互联网页经过404大屠杀却七零败落地“敬陪末座”了，这再次证明了“万恶的共产主义，让中国血流成河”！为了抵抗这一屠杀，二十多年来我不断阅读思考保存记录探讨评论发表出版了这些不断消失的网页资料，愿能集成三五百卷两三亿字，缔造一个史无前例的基督教中国……借用《易经》的话来说，可谓“盛德大业至矣哉。”

【22、中国大陆随时可能关闭股市】

《中国无限期推迟发布第三季度GDP等经济数据》（KEITH BRADSHER 2022年10月18日）报道：

北京——周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没有给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宣布将无限期推迟原定于周二上午发布的经济数据，其中包括备受关注的7月至9月经济运行情况，人们此前预计，这些数据将显示经济的持续低迷。

国家统计局宣布推迟发布数据之际，中国的统治精英们正齐聚北京，参加为期一周、每五年一次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为防止会议期间出现任何干扰，当局采取了严密措施，停止了几乎所有进北京的旅行，并要求全国几乎有所地方进行频繁的新冠病毒检测。

由于担心损害金融信心，大国很少推迟发布哪怕只是一项经济统计数据，更不用说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现在推迟发布的一系列影响市场动向的广泛数据了。除了推迟发布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外，国家统计局还推迟了9月份其他数据的发布，包括零售额、工业产出和固定资产投资等。

“在跟踪中国经济数据发布的近半个世纪里，我从未遇到过推迟发布大量统计报告的情况，即使是在发生疫情和冲突时期也是如此，”曾任瑞银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现在是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的乔治·马格努斯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赵辰昕曾在二十大媒体中心周一上午举行的记者会上对中国经济表示乐观。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三季度经济明显回升。从全球范围看，中国经济表现也依然突出，”他说。

中国股市周一下午收盘后，国家统计局取消了原定于周二上午举行的季度数据发布会，更新了网上的统计信息发布日程表，把好几个类别数据的发布时间改为“延期”。

上周五，另一个政府机构中国海关总署也未按照其事先公布的时间表发布9月份的进出口统计数据。这些数字的发布也已被无限期推迟。

推迟统计数据发布之际，中国官员们正试图反驳来自外国经济学家和跨国公司越来越多的批评，他们指责中国现在把政治和意识形态置于经济发展之上。赵辰昕曾在周一上午说，由于政府对“统筹疫情防控”政策的重视，“中国经济回稳向好的态势必将进一步巩固。”

西方经济学家曾一直预测，中国会在周二上午宣布三季度经济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略高于3%。这将好于二季度仅0.4%的增长率，上海曾在那个季度实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新冠清零封控，导致许多行业的产出严重降低。

但3%的增长率仍远低于中国政府今年3月制定的目标——今年的增长率为“5.5%左右”。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中心和主要贸易大国，也是世界上一些最大银行的所在地，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应对中共主导的政治结构与金融市场沟通方式制造的难题。

例如，2015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几乎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宣布，将人民币贬值近2%。此举原本是与旨在将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储备货币体系有关的一个技术措施。

但这种突如其来的举动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中国和海外金融市场的恐慌，而且这种恐慌情绪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年冬天，引发了中国股市的大跌，导致投资者将数千亿美元的资金转移到国外。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跟踪中国经济数据发布的近半个世纪里，我从未遇到过推迟发布大量统计报告的情况，即使是在发生疫情和冲突时期也是如此。”——我看半个世纪以前是1972年，中国大陆开始向美国举起白旗的时候。不过即使首开股市的邓小平也曾说，共产党开个股市就是请你们入瓮的，如果弄得不好就随时关闭。现在不须脱裤子放屁，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无限期延期发布经济数据，这就是“随时可能关闭股市”的信号了。死到临头的时候，中外股民千万“勿谓言之不预也”。

【23、中国大萧条开始了！】

《俄罗斯抛售人民币 遭指补刀》报道：

中国经济惨状，连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晓光都出面吐槽，当前经济面临的“5个20％”，青年失业率、工业利润年减幅度全超过20%，人民币持续贬值，6月30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破7.27，离岸跌破7.28关卡，连满手人民币的俄罗斯也加入抛售行列，传出已经丢出等值45亿美元的人民币，换成美元或欧元。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被发现狂抛人民币。

据自由时报今天引述消息报道称，中国经济惨，人民币走贬，俄罗斯补刀抛售。据消息人士说，作为防止人民币贬值过快和过大的官方措施的一部分，人行本周设定了强于预期的中间价指导利率，中国国有银行被发现在在岸和离岸市场，多次抛售美元阻贬，这表明北京当局对人民币加速贬值，越来越感到不安。

消息称，俄罗斯加入抛售行列，但平时的是人民币。根据统计，过去一年中，普京已经抛售价值45亿美元的人民币，俄罗斯持有的人民币储备已经减少3分之1，这是俄罗斯近年来所进行最大规模人民币抛售行动。

该报称，此前，俄罗斯央行就发表报告示警，直言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且缺乏对冲工具，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存在风险。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中俄贸易升温，普京满手人民币，除了向中国买东西外，别无他用，因此俄央行今年持续抛售人民币，买进美元、欧元。

该报引述财经网红小翠也调侃，这波贬值可能受到人民币国际化“反噬”，例如中俄货币互换协议，俄罗斯随时拿着人民币到香港换美元，如果观察最近卢布与美元汇率变动，发现卢布算坚挺，人民币却一泄千里，“不知道是不是俄罗斯在香港狂卖人民币换美元，又用美元维持卢布汇率稳定？”

《中国经济遭5个20％夹击 ，已经失去了自我修复能力。470人竞争一个职位（一堆清华北大博士参与）》2023-06-27 报道：

中国经济复甦步履蹒跚，智库“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正面临“各种风险显化与矛盾的爆发期”，相关“痛点与难点”集中反映在“5个20%”，包括青年失业率、企业利润、房市与地方政府债务与消费者信心等5大领域的压力“已经突破自我修复能力”，如果政府不及时介入，恐形成恶性循环。

中国界面新闻报道，该报告撰文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晓光说，中国当前面临的“5个20%”即是青年失业率超过20%、工业企业利润年减20%、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下降20%、房地产新开工面积锐减20%，以及消费者信心指数缺口高达20%。

他说，“20%的情况极为反常，表明相关领域的压力已经突破了自我修复能力，不仅难以期待随著经济复甦自动好转，反而会形成局部领域的恶性循环”。因此政府必须及时介入，推出专项治理措施。

他分析，中国目前面临3大问题，首先是经济修复不充分、总需求相对不足的问题明显。其次是总体经济回暖，但民众就业与收入改善的传导存在滞后阻碍，就业与收入创造的效应下滑。三是总体经济回暖向企业改善的传导存在阻碍，利润创造效应下降，不同产业与企业的绩效恶化存在扩大趋势。他表示，在经营主体绩效恶化和土地市场低迷的背景下，公共财政收入与政府基金收入不如预期，导致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债务运转出现困难，政府总支出增速低于预期目标。

刘晓光对相关问题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适度调经济增长目标并追加相应的政策措施、更加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等。他也敦促当局“制定对中产阶级的消费启动战略，特别是消费升级的促进战略”。

他建议在2035年前每年发行1.5兆1年期数位人民币，按照每人1000元标准全面发放，“以保民生、促消费、稳增长”，他说，该政策直达家庭部门，不存在中间环节，可确保及时高效发放到位。

网民嚎叫：

中国当前面临的“5个20%”即是青年失业率超过20%、工业企业利润年减20%、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下降20%、房地产新开工面积锐减20%，以及消费者信心指数缺口高达20%。

是章家墩的报告吗？

年年预测明年中国要爆，一直爆到中国成为美国威胁。

现在改成说中国威胁，一切中国人都是间谍，包括走线的都是。

妈妈的少东家效应！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中国当前经济面临的“5个20％”，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1929年华尔街崩盘之后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因为号称“二战导火索”的经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美国当时的失业率，也不过25%。所以我说，2019年以后，70年周期一到开始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大萧条”！70年周期成了“70念咒旗”。

【24、中国的《神圣喜剧》是怎样炼成的】

《中国年轻人用古怪方式打造“职场人设”：“生活太痛苦，只当是场喜剧”》（2023年11月19日）报道：

22岁的朱小姐是众多打造“职场人设”的年轻人之一，她用此来表达对工作的失望情绪。

27岁的Lac是一名广告设计师，她把自己在职场上的形象打造成“神婆”，意思是每当遇到不合理的要求，就运用玄学知识来应对。

和Lac一样，许多中国年轻人正在用古怪的图片或插画来表达他们对职场环境的失望——这被称为“职场人设”。在经济不景气和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这成为年轻人表达挫败感的一种方式。

“就像艺人经营自己的人设一样，打造职场人设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对职场生活的自我调侃”，Lac解释说。由于担心失去工作，她希望匿名接受访问。

“神婆”：Lac

中国年轻人利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打造的“职场人设”。

Lac从事快消行业，负责产品的营销推广。她原本期待在35岁时成立自己的广告公司，或者有一份骄傲的广告作品，但许多广告公司在疫情期间倒闭，目前仍恢复有限，她的希望快要破灭了。

“生活不知道还能往哪走，只有每天上下班”，Lac坦言，她最初的干劲与活力已经被幻灭感所取代。

在中国，许多公司正在避免聘用35岁以上的员工。尤其在疫情过后，这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这些公司认为，应届毕业生更有竞争力，35岁以上的人体力开始下降，上有老下有小，对工作往往力不从心——这被称为“35岁诅咒”。

这种情况让Lac对职业失去了希望。她开始反思工作的意义：“工作就是为了吃饭，不指望实现自我或者做出成绩了”。

她也因此认为，在职场中“不值得付出全部的真心与自我”。逐渐，她发现了一种应对无理要求的手段——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神婆”。

Lac在“小红书”上分享自己的职场人设，获得了近7万个赞。

疫情后的缓慢复苏

Lac的公司在疫情期间得以幸存，但仍然面临着挑战。她的上司对细节一丝不苟，担心一点点小问题会影响整体运营。对Lac来说，这意味着加班加点，但没有额外报酬。

一天，正当她准备下班，老板让她把一张海报的背景颜色从黄色换成蓝色。此时她内心的“神婆”上身，半开玩笑地对老板说，黄色和公司最近的运势不符。

拒绝老板时常伴有风险，比如遭到解雇或被穿小鞋。幸运的是，由于关系融洽，Lac的老板并没有追究。

还有一次，老板安排晚上11点开会。那天是中元节，Lac抓住机会，说当月是鬼月，阴气重，深夜活动是一种禁忌。

不过这次她失败了，因为顾客坚持要求会面。

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上，许多年轻人精心打造了自己的“职场人设”。根据数据分析提供商“新榜”的数据，该话题自2022年7月创建，截至10月初，已经吸引了 2000 万次浏览量。今年，在应届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的5月至9月期间，更多相关话题被创建出来。

年轻人在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上分享出自己的职场人设。

进入职场前，22岁的朱小姐原本以为自己会成为一位职场丽人。

22岁的朱小姐认为自己是《哈利波特》中的“多比”——一个勇敢、忠诚的家养小精灵，努力工作，但被“黑暗巫师”当成奴隶。

通过把自己想象成多比，她在处理挑战性的任务时得到了安慰。“想到魔法世界里的小精灵也会是这样，而我也是一个可爱的小精灵！”她说。

朱小姐使用多比小精灵作为自己的职场人设。

她曾经幻想自己会成为一名光鲜亮丽的上班族，“每天化着精致的妆容出现在办公室，并且为自己冲上一杯拿铁”。但是，一旦进入职场，她内心深处的多比形象就显现出来了。

去年毕业后，朱小姐的辅导员向她推荐了十家公司。但绝大多数都在两年内倒闭了。最后，她在一家剧院找到了一份新媒体运营工作。

她的工作稳定，但收入相当低，接近当地的最低标准。但她说，“至少我不用向父母要钱。”

在魔法中寻求安慰

多比是《哈利波特》中的家养小精灵。

加班已经成了朱小姐工作的常态。10月1日国庆节假期前，她的老板要求她在七天假期前准备好推送内容。这就意味着要把工作带回家，熬夜到午夜。

就像多比常用第三人称自称一样，朱小姐发现自己不断自我怀疑：“老板说多比可以下班了，那多比可以走了吗？多比真的可以走了吗？”

“就是一种被磨平了棱角之后产生的自我怀疑”，朱小姐说，“因为往往老板说可以下班了，但到家之后，发现又有新的事情给你。”

“隐翅虫”：林林

由于面临失业风险，林林选择使用化名接受访问。

23岁的林林选择了一只隐翅虫作为她的“职场人设”。这种甲虫翅膀短小，会爬行。当受到干扰时，它会像蝎子一样隆起腹部。

林林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她在职场底层安静地做事，而一旦受到挑衅，就会采取防御姿态。

她在互联网行业工作，该行业在中国竞争激烈，过去几年受到政府监管的严重冲击。因此员工流失率很高。由于担心自己随时可能丢掉工作，林觉得有个职场人设方便与同事相处。

"每次换工作，我都可以采用不同的角色。这是一种处理复杂职场关系的方法，"林林说。

在现实中，隐翅虫在物体表面匍匐爬行，受到惊扰时隆起腹部。

逃避性别问题

林林还表示，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职场人设”，也是为了逃避讨论性别问题。

在职场中，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获得更高的薪水。但她害怕公开反对这种不平等。

“骂这些太敏感了，骂点职场比较安全”。

在中国，公开讨论性别问题可能面临风险，尤其是对女性而言，可能成为人肉的目标或网络威胁的对象。

林林说，作为一名有社会科学背景的女性，她看不到改变的希望。

“说实话，这种生活方式很痛苦，但是因为太痛苦而没有办法改变，只能把它当做喜剧。”

谢选骏指出：中国年轻人用古怪方式打造“职场人设”，因为“生活太痛苦，只当是场喜剧”——这或许可以炼成中国的《神圣喜剧》，从而产生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但丁？！甚至，以此激发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我总是能在绝境中创造希望，并且发现新的道路……因为生活太痛苦，不这样是不行的。

【25、中国的民法隶属于刑法】

网文《中国古代有没有民法？ 》（2017-07-11）报道：中国古代有没有民法？这是一个问题。

有人说没有，原因在于民法是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产物，而中国古代法的历史，就是一部封建刑法史，没有自己的民法。也有人说有，只是没有形成体系，零星夹杂于刑法之中。

小编赞成第二种观点。的确，在西方，罗马法以其精要的民法而著称于世，中国古代刑法也不甘示弱，可谓与其平分秋色。然而正如古罗马民法的光芒遮蔽其刑法的残酷，中国古代刑法的严密，也掩盖了民法的存在。

推究起来，中国古代虽以农业经济为主，但商品经济依然蓬勃生长，有市场就有交易，有交易就有纠纷。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无论历史多么久远，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财产关系，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自然存在。

先秦时期，礼和刑是法律最重要的两大构成要素，礼从哪里来呢？来源于原始的习惯，怎么分享食物？怎么恋爱结婚？怎么尊老爱幼？是古代人们的行为规范。也是民法的雏形。

西周时期，把买卖合同称为“质剂”，这种契约写在竹简和木片上，一分为二，双方各执一份；质，是买卖奴隶、牲口所使用的较长的契券；剂，是买卖兵器、珍异之物所使用的较短的契券；“质”、“剂”由政府制作，并由“质人”专门管理。质人，就是我国最古老的经纪人，是要收中介费的。

同属西周时侯的傅别，即借贷合同。把借贷的权利义务写在正反两面的竹片上，然后一剖为二，双方各执其一，合起来，就能判断借贷关系，想赖也赖不掉。

从战国开始，总能找到人、物、债、婚姻、继承等民法规范的影子，如魏国《法经》中的“杂法”，汉《九章律》的《户律》，《唐律疏议》的《户婚律》。和先秦礼所保存的民法规范比较，唐律令中的民法条文更加具体。如关于收养礼有“无子则为之置后”和“同宗则可为之后”一说，《唐令》将其概括为“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一条。

唐代的唐令有27篇1546条，其中专章设置民法规范《户令》、《赋役令》、《仓库令》、《厩牧令》、《关市令》、《丧葬令》、《杂令》等等。这些民法条文清晰、凝练。如关于收养礼有“无子则为之置后”和“同宗则可为之后”一说，《唐令》将其概括为“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一条。宋元以后，商品经济空前发展，民法规范已经十分丰富，到了明清时期，细化到“户役”、“田宅”、“婚姻”、“课程”、“钱债”、“市厘”若干篇章。

中国古代有聚族而居的传统，人一多，就需要推举族长、家长、尊长来领导，也需要制定家法家规来管理。甚至政府允许一些轻微的民事纠纷案件，由各大长按照家法来解决，相当于给了他们部分的司法权，赋予宗族法准国法的地位。

“乡规”、“俗例”也是律令之外的民法习惯，比如抵押的土地要回赎时，有“青地青赎、白地白赎”的规则，意思是抵押时土地上没有粮食，回赎时也要等把庄稼收了；如果有粮食，回赎时也要带庄稼。还有出租房屋，“大修归东”即房东要负责房屋大修的钱；“小修归户”即租客负责小修小补。

进入二十世纪，当中国封闭、古老的大门被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所打开后，清政府开始各方面向西方学习，包括民法，要想与西方国家发展同步，这样的民法显然难以适应时代需要。这个担子落在了新法家代表人物沈家本肩上，为此他专门聘请日本的法学家参与起草工作。

191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大清民律草案》终于问世了。虽然这部法典由于清政府的垮台，还没来得及实施就死掉，但他的思想和内容，却为后来的民国政府提供了鲜活的参考和借鉴。

1920年，北京政府司法部为制定民法，在全国19个省区进行民商事习惯调查，不调查不要紧，一调查才发现，从古沿袭到当时的，有大大小小3432则民商事习惯，使我们得以一窥民法规范之概貌，并让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古代民法历代一脉相承、陈陈相因，从来不曾缺席过。

谢选骏指出：欧洲的民法传统，从苏美尔、巴比伦一直下来，经过希腊、罗马，直到中世纪和现代。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民法？这是一个问题。有人说没有，因为中国古法的历史，就是一部刑法史，没有民法。也有人说有，只是没有形成体系，零星夹杂于刑法之中，多为民间商事的习惯，缺乏独立的地位。可见中国的民法隶属于刑法。无论如何，这种传统沿袭至今，也使得中囶缺乏法治观念，各种纠纷难以解决，社会发展举步维艰。

《引自西方的民法不能代替礼教与礼制》（2016年11月18日 澎湃新闻网 方朝晖）报道：

数月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共11章、186条，其中包括基本原则、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责任等等。

这部《民法总则》草案，据说是集中了我国最优秀、最权威的一批专家学者，花了很多时间、经过多番讨论才写出来的。我本不是搞法律的，对民法应无资格发言，但之前为了参加一个讨论民法典的会，专门学了一点民法知识。这一领域虽然不是我的专业，但是礼、法问题向来是我所关心的儒学核心问题之一。更何况学界一直有“礼仪在中国古代承担着与民法在西方类似的社会功能”之说，我多年来也对礼、法与中国社会秩序的关系问题颇有所思。后来在倾听朋友们对《民法总则（草案）》的修改意见时，我就在想，“民法”在整个中国未来社会秩序建构中的整体地位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应该找出《民法典》背后根本性的价值体系和指导原则，这既涉及整个中国未来现代性的重建，也涉及在当代中国社会秩序重构的巨大历史进程中，民法处在什么位置、能发挥什么作用。这就是一个法理学的问题。

只有先把一些法理学的问题搞清楚，才能考虑《民法典》草案该怎么撰写和修改。然而这立即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民法”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从西方引进的，因为在中国古代没有民法的概念。当然，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民法，但有民事行为。但应该承认，古代中国在地方及民间社会秩序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不是民法，是礼教、礼制等，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用《民法》来代替礼教和礼制的话，怎么代替呢？能代替得了吗？

我想，《民法》在西方的兴起有它的历史背景。现在的《民法》是欧洲中世纪以后，在市民社会兴起的过程中自下而上地形成的，很大程度上是自发性的。从这个角度讲，《民法》确实与中国古代的礼仪、礼制是有对应性的，因为中国古代的礼仪、礼制的形成一样带有自发性。但这也说明了中西方社会自发的社会秩序是不同的。比如，《民法》在西方兴起的背景是政、教分离和治、法分离。政和教的分离，我们都很熟悉；治和法的分离，是指法不仅不承担社会教化的功能，也不承担如何治理地方社会的职责。它在西方就是一种权力和义务的关系，一种纯形式化的约束机制。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特点，这和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维系社会秩序的典型方式是不一样的。中国古代几千年都讲，法有“效法”之义，法和治（治理）不是分开的。借用章学诚的说法就是：“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校雠通义·原道》）“官”属于“治”的范畴，治和法是不分的。同时，法和教也是不分的。这是中西方一个基本背景的差异。

此外，民法在西方兴起有一个背景因素，即个人主义的兴起。有人曾指出古希腊甚至罗马时期，个人主义还并不是非常强大。但是在后来的现代化过程中，个人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个人主义和基督教及古希腊人的灵魂思想有很深刻的渊源，但是个人主义真正大行其道，成为一切法律和社会制度的基础，则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要求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有自由意志的权利主体，它成为一切法律特别是民法的基础。“当事人主体”这个概念也是在近代以后兴起的。这一概念在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中并不存在，可以说直到今天，在日本和中国，人们依然很难承认每个人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家庭、独立于人伦关系的个体，东亚人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承认这个的。

这就需要从由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上来理解。作为中国人所普遍能够接受的、作为一切法律和制度之文化心理基础的“人”，跟西方人所普遍接受的、作为现代法律和制度之基础的“人”，是不一样的。也许有人会从哲学或形而上学角度来论证西方的个人概念更好，比中国的好。但实际上严格地讲，一切制度的基础都在于文化生活，在于文化心理结构，后者是几千年历史积淀所形成的惯性，不是好与不好的问题，而是作为生活方式已经存在、该如何去面对的问题。即使在今日已经高度现代化的日本、韩国、越南和中国，这种文化心理基础也没有被取代掉。相反，它依然非常坚固。

从这个角度讲，可以发现《民法》在西方所承担的重要功能，在中国可能承担不了。比如说，在西方《民法》不承担教化的功能、不承担社会治理的功能。但是，中国人把《民法》建立起来以后，人们还是普遍地、根深蒂固地希望它能承担教化和社会治理的功能。老百姓心里有这个预期，而已经西化的法律偏偏不能满足他们这个预期，结果模仿西方建立的民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作用。比如打开《民法典》，发现它通篇都是讲每一个自然人或法人的权利和义务。它的大量法律条文给人们心理上的暗示，完全把人引向追逐个人利益的方向，因为它强调你们都是独立的、自由的、有自身权利的个体。也许西方人并不这么理解民法，但实际上中国人容易这么理解，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治、法、教不分的历史传统造成的，所以模仿西方建立的民法在心理上给中国人极大的误导，造成的结果是社会混乱，因为人们希望看到的东西在这里看不到，而人们不曾想看到的东西在这里极大地强化了。人们容易逐渐认识到，谁更巧妙地利用法律来追逐个人利益，就越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

所以我们要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追问：《民法》的真正基础在哪里？它背后有没有一种文化心理的基础？有没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在支配着它，使得它能够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扮演它应当扮演的角色、发挥它应当发挥的功能？

按照罗马法学家的说法，一个国家的法律分成两个方面：私法和公法。公法是规范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包括国家、国家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即公共行为——的制度体系，私法是规范私人生活、私人行为的制度体系。把私法和公法合并到一起，成为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总体。其实私法是公法的基础，因为先有私法、后有公法，同时公法也是带有为私法的目的服务的性质。最高的公法当然是宪法。

现代中国人从自身几千年治法不分、政教不分的传统出发，赋予了法律——包括私法和公法，特别是宪法和民法——极高的地位，宣称它是社会生活全部规范的总和或代表。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所编纂的法律基本上从政教分离、治法分离的西方传统中引进的，请问这样的法律在中国真的能产生人们所期望的巨大作用、从而具有如此神圣和崇高的地位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来理解我们的民法概念？它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回到老祖宗的典籍来看，尝试回答中国人在编纂《民法典》和制定法律法规时最关心的问题，即如何来规范中国人的生活秩序。关于此，我们的祖先认为，“礼”是衡量和确定社会生活秩序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把所有重要因素合在一起的话，就是所谓的“礼、乐、政、刑”（《乐记》讲“礼乐刑政”，班固《礼乐志》讲“礼乐政刑”）。其中“礼”被放在第一位，“乐”和“礼”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礼，或者更全面地说礼、乐、政、刑的功能有两个重要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的“正情性”。这涉及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秩序之基础的人性论假设，即中国文化中的“人”是个什么概念。按照班固在《汉书·礼乐志》里的说法就是：“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这里的“人”是由情和性两方面构成的。这其中情是最受外部因素影响的，即《礼记·乐记》所谓“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所以人的情、性需要“校正”。这就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所信仰的“人”，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一个独立的灵魂个体，后者以灵肉冲突为基础、以否定现世生活为目标。如果说中国文化中秩序的基础之一在于正情性，西方文化中秩序的基础求超越，求超越就是求自由。

第二个方面，就是所谓的“立人伦”。中国社会中秩序的最重要基础在于人与人关系的理顺，主要是靠“礼”来理顺。《汉书·礼乐志》上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说法：

“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蕃；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众；朝聘之礼废, 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侵陵之渐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如果按照《乐记》上更全面的说法，“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四者搭配、“四达而不悖”，才能真正确保人伦关系和社会秩序。

现在大家可能会说，你讲的这个东西太落后了，因为其中根本没有个人权利的概念。现代社会秩序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根据契约建立起来的。按照中国学界长期以来流行的一个观点，几千年来中国人都没有权利的概念，中国人讲来讲去就讲责任、讲义务，所以这个社会很落后，法治永远建立不起来。

我想说，其实中国人有非常丰富的权利概念，但是从不主张把权利当做规范社会生活秩序的首要要素来对待。我专门查了一下《唐律疏议》，里面就有大量的权利概念，只不过没有使用这个词而已。例如，《唐律》明确规定，孕妇犯了死刑、按律当斩，必须要等一年以后才能服刑。假如没有让孕妇把孩子生下来就把她拉出去杀了的话，要给这个官员判两年徒刑。请问，这是不是捍卫了未出世的胎儿的生命权？又比如其中规定，两个人发生争斗，胜方把败方的财物给占领了。也许事先他没有占领别人财物的意思，但是后来他趁胜占领了别人的财物。不仅要把他侵占的财物全部归还原主，还要给他判刑。请问，《唐律》上的这条规定是不是捍卫了弱者的财产权？又比如，《唐律》规定，有人在山上烧狐狸，把别人的坟墓给烧掉了，应当作为刑事案件对待。特别是如果坟墓里的棺椁烧坏了，这个人要判若干年有期徒刑，甚至要流放到遥远异地。请问，这是不是在捍卫死者的权利？怎么能说中国人几千年来没有权利思想或概念呢？但是，中国人不主张把权利作为确保社会秩序的首要要素，因为政、教、法不分的传统，会导致大家都因此而争权夺利，根本不能确保社会秩序。

所有的刑法至少在理论上都是为了保障受害者的权利的。权利的表述方式在法律上本来就有两种：一是积极的，一种是消极的。积极的表述就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那样，规定每个公民都有宗教信仰、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等权利。但其实权利还有一种消极的表述方法，即刑法的表述方式，即侵权者受什么样的具体惩罚。请问这难道不同样是对权利的一种保障、甚至更具体有效的保障吗？现在我们在法律上规定了每个公民有多少多少权利，但实际上往往执行不了。也许还不如规定清楚，如果政府侵犯了公民的什么权利，政府官员或机关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国家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古人不是没有权利思想，但他们采取刑法的方式来保障私人权利，正是基本礼大于法、和礼乐政刑交互为用的思想。

《汉书·刑法志》强调“仁、爱、德、让”四者为“王道之本”。它的意思是，刑法这个东西是捍卫私人权利的，但是千万不要把“刑”或私人权利当成社会秩序之本。刑法之外还有礼、乐、政，而礼、乐、政、刑背后还有仁、爱、德、让。礼、乐、政、刑四者的关系暗含了礼与法的关系，也提示了权利在中国社会秩序中的位置。而礼、乐、政、刑四者背后的精神是仁、爱、德、让等，或者说，通过培养人民之间仁、爱、德、让的精神来促进礼、乐、政、刑的实施。仁、爱、德、让是主观精神，礼、乐、政、刑是客观精神，都是统治者要追求和确立的，二者合在一起方可实现大治。因此，治理社会、使之和谐有序的精神即体现在这八个字之中，这八个字也对权利在社会秩序规范体系中的功能和作用作了明确的处置。

此外，按照《礼记·大传》的说法：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就是四个——这是千百年不能够改变的——即“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这四项原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精神，也许可以理解为是这八个字的指导方针。那这四个原则说明什么呢？就是每个人从娘胎里起，一直到他死亡、进入坟墓，整个漫长的一生该怎么过的问题，所以代表了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方式。

我们今天的《民法典》试图规定每个人从娘胎一直到死亡的权利和义务，也可以说是在规定每一个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样式。但它有一种预设，这些权利和义务是保证社会秩序的基石。但事实上怎样呢？保证不了。再来看《礼记·大传》讲的四个基本原则，亲亲、尊尊、长长和男女有别，其背后所预设的社会秩序的基础是不一样的。它认为一个人在娘胎时是他母亲生命的一部分，然后是其家庭和家族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要亲亲；尊尊已经超出家庭了，是处理身份尊贵的人的关系；长长是处理家族内外辈分长或年龄长的人的关系；男女有别是处理与异性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关系，都建立在差异和差序的基础上。所以，人伦关系的基础绝不是抽象的平等。说穿了，一个人从诞生到死亡漫长的一生中，都是人伦关系中的一员，处理这些差序或差异关系就是他最基本的任务，也是他生活中最基本的内容之一。按照《大传》的思想，我们可以说，这四个原则才应当作为《民法》的最高原则。不然的话，按照现在的《民法典》，一上来全是权利、义务，是永远别想建立什么理想的秩序。

每个人都只想着自己的权利，这是导致混乱失序的原因之一。有时我在马路上开车，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没有任何人有丝毫让别人的意思。大家都争先恐后，谁也不愿意给别人忍让哪怕半秒钟。有时你看到别人从你面前抢道时，一点表情都没有，哪怕是招个手、示下意都不会有。这时你真的感到这个社会太冷漠、太没有温情，也感到这个民族太没有教养，人与人之间一点最起码的礼貌都没有。这种情况当然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是与我们一方面强调法律是指导人们生活的神圣准则，另一方面法律都在引导人们追逐权利是不是也有关呢？

最后，我想从如下几方面来总结我们的《民法典》背后的法理学准则：

第一，中国法理学的人性论基础。就是说，中国法律，特别是民法背后设定的“人”是个什么概念。西方现代《民法》背后的人性论是有基础的，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背后有基督教的灵魂概念，它预设了肉体生命的短暂性、无价值性，和灵魂的超越性、永恒性，所以每个个体的独立性从灵魂实体中得到了保障。所以，西方法理学的人性论基础是作为个体实体的人。然而，作为中国法理学的人性论基础的人不会是作为个体实体的人，而是一个包含情和性的“血气心知之性”。无论是荀子、《乐记》，还是《汉书·礼乐志》，在讲到人时，一上来都是从这个角度讲。正因如此，人性要通过礼乐来校正。

第二，法的文化心理基础。中国文化中的人是伦理人。梁漱溟先生早说过中国文化是伦理本位的，并指出伦理本位就是关系本位。中国文化中的“人”就自身内部而言由情性构成，就自身与外部关系而言是生活在差序关系中，因此人伦关系居于首位。这就是我前面讲过的那样，出生之前是母亲肉体生命的一部分，出生后是家庭生命和家族生命的一部分，然后是整个社会人伦关系网的一部分。所以，历代以来的圣贤都讲治国安邦以人伦为本，具体地说就是理顺每个人与自己的家人、族人、朋友等的关系。儒家讲“五伦”、讲“三纲六纪”，都是在讲这个东西。这种人伦关系不同于西方人个人主义所讲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尽管正如刚才讲到的，它也确实包含丰富的权利内容），而是以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等为准则的。这是我们分析中国法理学和西方法理学之间异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法要不要承担治和教的功能？几千年来中国人已经习惯于“法具于官”，即法和治不分。因此法还要有教化民心作用，要能引导民心向上，所以法和教也是不分的。如果从自由主义角度讲，法就应该跟教分开来。他们认为法、教不分会导致教很丑恶。但是，中国的老百姓本能地希望你制定的法能够引导他朝什么方向走，达到教化人心的效果。你偏偏不愿意承担这个教化的功能，结果事实上你把他误导了，那你造成的后果就很严重。如果要承担治和教的功能，那么法典上就应该明确把仁、爱、德、让作为法律的指导原则或精神价值。

第四，法要不要以礼为主导？礼和法的关系要不要界定清楚？如果不讲清楚礼是我们这个社会秩序中的根本作用所在，简单套用西方的法律概念，礼在宪法和民法中没有一点地位，一切都归诸自由主体之间的契约，法最终也会在中国社会变成法家式的宰制人的工具。这样的法在人民心目中不但丝毫也没有神圣感和崇高感，事实上也会被日益理解为当权者控制人民的工具。一个没有强大文化心理基础的制度，事实上不可能公平、合理运行。而在制度无法良好运行的社会中，当然是有权有势的人最有可能不受制度约束。所以人民会越来越认为这些制度都是为权贵的利益服务的。他们有些人会由此十分憎恨法律，甚至以违法犯罪为荣。如果认识到礼的重要性，法典上就应该把礼、乐、政、刑四者的关系交待清楚。

看看目前的《民法总则》（草案），它基本上是建立在这么五个原则上，我简单地归纳一下：一是平等原则，二是自愿原则，三是公平原则，四是诚信原则，第五个原则我称为无害原则。所谓无害原则就是不伤害环境、他人、社会和国家，不妨碍公序良俗也可纳入无害原则。在这五个原则中，自愿原则是强调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所以也可说是一种自由原则。你把五个原则合在一起，第一、二、五项原则都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原则，只有第三、第四项原则跟中国文化价值有关，但却放在自由主义原则之下。其实，现行《民法典》（草案）从根本精神上抛弃了中国文化几千年来承认血气心知之性、尊重差序格局这一前提，完全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即以每一个人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所以才会一上来就大讲平等和自由，并在整个《民法典》的具体内容中贯穿了权利和义务这一核心精神，而没有有意识地灌输仁、爱、德、让的精神，没有以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为指导原则，更没有只字片语提到礼或礼、法关系。由此你发现，一方面把西方自由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另一方面《民法典》（草案）恰恰就是以自由主义精神为基础建构出来的，这不是很可笑吗？

总之，今天应该好好地来思考民法的法理学。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提示我们的，我们是伦理人，西方是个体人。那么，为什么我们是伦理人？不是因为有什么形而上学的根据，不是因为中国哲学家在理论上找到了更好的依据，不是！而是由于几千年社会生活积淀出来的文化心理结构。所以，我一直讲文化心理、文化习性研究，因为历史已经形成这个东西了，你不正视它是不行的。其实，西方文化中的个体本位也是几千年历史积淀所形成的，并非像一些人表面上所论证的那样，有多么伟大的哲学或形而上学根据，不是这样的。当然，制度特别是法律需要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论证，但在现实生活中能否良好运行更需要有强大的文化心理基础。

［本文基于2016年9月17日在“民法典与文明自觉研讨会”上的发言，修改定稿。原题为《必须彻底反思民法的法理学基础》。］

原标题：西方讲个体，中国讲人伦，引自西方的民法原则适用于我国吗？

谢选骏指出：先秦中国有礼，秦后中国无礼，于是中国的民法不能独立，仅仅隶属于刑法了。直到今天，还是如此。至于未来，改变亦未可期。

【26、中国的民族统一即将出现】

《人权组织报告：中国正在加速藏族的强制城市化》（美国之音 2024-05-21）报道：

2021年6月2日，在中国西部西藏自治区拉萨附近的草原上，牦牛在夏季为牧民搭建的帐篷周围吃草。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一份详细报告说，中国正在加速藏族村民和牧民的强制城市化，这份报告补充了中国政府和独立机构关于通过控制藏人的语言和传统佛教文化来对他们进行同化的报告。

该非营利组织引用了大量中国内部报告，这些报告与官方声明相矛盾。官方声明称，所有被迫搬迁的藏人都是自愿的。这些藏人的旧家园在他们离开时被摧毁了。

这些搬迁符合当局的运作模式。当局常常是暴力地要求少数民族采用官方语言汉语普通话，并在包括数百万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西部和北部地区要求人们宣誓效忠执政的共产党。

中国声称，西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其领土的一部分；虽然中国共产党只是在1949年内战中掌权后，才对这处喜马拉雅山区建立了牢固的控制。

人权观察在这份题目为《“教育群众改变思维”：中国政府胁迫西藏农牧民搬迁》的报告中说：“这些胁迫策略可以追溯到上级当局对地方官员施加的压力，上级当局经常将搬迁计划称作是一项不可谈判、政治上至关重要的政策，直接来自国家首都北京或自治区首府拉萨。这使得地方官员在地方一级的实施没有灵活性，并要求他们得到受影响村民100%的同意才能搬迁。”

报告称，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到2025年底，将有超过93万农村藏人被搬迁到城市中心，在那里他们被剥夺了传统的收入来源，难以找到工作。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和其他大城镇吸引了大量来自汉族移民。汉族在中国主导着政治和经济。

报告称，在农村地区的450多万藏人中，有300多万人被迫建造房屋，放弃了以放牧牦牛和农业为基础的传统农牧生活方式。除了官方的西藏自治区外，藏族在邻近的四川、云南和青海三省也有自己的社区。

人权观察说，“这些农村社区的搬迁对藏族文化和生活方式造成侵蚀或重大损害，尤其是因为西藏的大多数搬迁计划将以前的农民和牧民转移到他们无法从事以前生计的地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在非农行业寻找工薪劳动者的工作。”

中国一直在对其西藏政策进行辩护，认为政策对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边境地区带来了稳定和发展。该地区上一次发生反政府抗议活动是在2008年，抗议活动导致了大规模的军事镇压。外国人必须申请特别许可才能访问西藏，除了为中国官方媒体工作的记者外，外国记者基本上被禁止去西藏。

中国经常驳斥对藏区人权状况的批评，称这些指控“毫无事实根据”，旨在“抹黑”中国的形象。去年8月，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西藏人权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长期以来，西藏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文化传统得到保护和弘扬，” 汪文斌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说。“各族人民包括宗教信仰自由、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在内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保障。”

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称已经消除了极端贫困，主要是通过将偏远地区的房屋和小村庄迁入交通、电力、医疗保健和教育更好的大社区。但这些说法尚未得到独立核实。

在人口老龄化和青年失业率飙升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大幅放缓，尽管电动汽车和手机等中国产业在海外建立了市场份额。

人权观察在其报告中表示，它将“支持学术机构对搬迁前和搬迁后人们意见进行定期和独立的学术调查，定期发布调查结果，并根据他们的观点采取纠正措施。”

人权观察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按照50多名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的建议，对中国政府在西藏、新疆、香港和中国各地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公正和独立的调查。

网民嚎叫：

sf3649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17:33:00

"当局常常是暴力地要求少数民族采用官方语言汉语普通话"——怎么个暴力法？ 中国官方语言是普通话，不只是对汉人，对所有民族都一样。不讲官方语言，讲英语吗？ 讲非官方的土话吗？这个人权报告真是荒唐。

randomspot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12:11:11

人权组织报告：中国正在加速， 强迫藏族人民提高生活水平 :-（

风啸啸壮士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11:37:40

我猜想， 人权观察发表这一报告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方设法把人的注意力从中东加沙地带转移开，有中共有关的事是首选，中共辩解那就是欲盖弥彰； 中共不辩解那就是昭然若揭，反正应对都想好了。

sce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10:34:14

这些藏人的旧家园在他们离开时被摧毁了，牧民家是流动的，牲畜到哪里吃草就在那里搭帐篷，难道中国政府捣毁了他们的帐篷再也不让搭了？

Headwater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9:57:55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不观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事。

这是要坏名声的

浪迹天下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9:55:00

农转非

Sunset_beach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9:24:08

这也需要强制？有自来水电灯电话暖气空调不喜欢吗？非得住在帐篷里才是被尊重？

InNorthTexas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7:56:20

最后一亩韭菜。

ROUTARD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7:53:47

真会发明新名词！

不管怎么说，强制城市化比把印第安人都打死要文明得多得多。

incognitus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7:44:44

我关注一下巴勒斯坦人吧。

LMPG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7:41:11

O8总统早就说了，美国人可以过现代生活，中国人不可以，中国的藏人更不可以，地球上资源不够，除了美国，其他人都只能过原始生活。。。

river2020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6:23:01

又开始“种族灭绝”了，人权组织发文：美国黑人已经被种族灭绝了！

谁是人权组织，管它呢，街边那几条野狗看见了吗？就是他们说的

沉默的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6:07:48

强制用自来水，强制用稳定供应的民用电,强制在交通便利的地方生活...太邪恶了...

m301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5:42:00

说风凉话谁不会？

只影向谁去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5:26:21

城市化是人类的历史趋势，不存在强制一说。更好的形容是随着中国高速发展，中国各个民族都在加速城市化。至于人权组织，还是多关心以下巴勒斯坦无辜死亡的儿童更重要一些。

东北爷们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5:24:00

西方喜欢看到藏民肮脏的生活环境，为了显示自己的优势。因此看到藏民生活改善并且超过自己就心里难受，虚伪！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5:12:08

藏独、疆独、台独、港独，你们中国咋就这么多独呢，你们中国这么伟大遥遥领先人家咋就这么不想跟你们过呢？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5:07:59

ajaychen_2024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3:17:28 所以说如果藏族贫穷就说是政府压制少数民族发展，制度性歧视。如果帮助藏民脱贫就说是强制城市化，抹杀藏族传统文化，文化种族灭绝。反正两边他都有理，你怎么做都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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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怪藏族人太笨，这么幸福还要上街示威，还要被杀死。。。几百还是上千？旧社会太黑暗了！。。。哦sorry，这是2008年。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5:04:13

风啸啸壮士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4:50:12

北美印第安人如果当时可以享有今日藏人的待遇，也不至于被驱赶去”印第安保留地“, 强迫他们搬到密西西比河以西。 Search " Indian Removal Act" , 看看当时的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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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前的美国实在太怪了，连30年前的中国都不如。。。还是中国好，80%的人民都“拥有”自己的土地，饿死3000万也都有幸死在自己的家园，养老金100块，不存在失业，不进入各种统计数据，幸福得很。

风啸啸壮士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4:50:12

北美印第安人如果当时可以享有今日藏人的待遇，也不至于被驱赶去”印第安保留地“, 强迫他们搬到密西西比河以西。 Search " Indian Removal Act" , 看看当时的惨状。

百家争鸣2012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4:36:46

城市化是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人权组织那些无脑人士是变相夸赞中国促进西藏的发展。

华山栈道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4:17:07

人权组织的悲哀。难道让藏族永远住破帐篷，小破屋你们这些虚假卫道士们就高兴，就是对藏族的尊重，就是热爱他们？

ajaychen_2024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3:17:28

所以说如果藏族贫穷就说是政府压制少数民族发展，制度性歧视。如果帮助藏民脱贫就说是强制城市化，抹杀藏族传统文化，文化种族灭绝。反正两边他都有理，你怎么做都错。

rosin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3:11:00

这种弱智文章尽显这些反中人士的智力水平。

Rohan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2:04:00

算了吧！在在西藏一没杀妇女儿童，二没炸学校医院。

dada2023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1:21:43

刚抓了2000多校园里游行的学生，才几天啊，婊子提起裤子就起草了个“人权组织报告”——先修贞洁牌坊吧！！！

LISP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1:12:42

还是以色列政策更好一些

海之尘HZC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1:00:53

所以美国一直很文明地把印第安人留在野外放羊，自己住在城市里抵抗现代文明的毒害。

说说也罢 发表评论于 2024-05-22 00:35:39

这就是推广在全国各地已证明行之有效的建立现代化养猪场的模式。

dreamer_123 发表评论于 2024-05-21 23:26:07

中国正在加速汉族的强制城市化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4-05-21 23:16:24

这是变着法夸我党？人权组织是不是麻吸多了？难道西藏人不需要文明？

谢选骏指出：人说“人权组织报告：中国正在加速藏族的强制城市化”。——一位身在纽约的藏人对汉人说，“你们在美国知道作为少数民族被人欺负的感觉了吧？你们是在别人的土地上被人欺负，我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被人欺负。”我看欺软怕硬是人的罪性，藏人的处境好过美洲印第安人——因为藏人和汉人毕竟是同种，可以避免种族灭绝。现代主权国家带来了残酷的民族国家，民族统一成为社会生活的第一要义——中国的民族统一即将出现，这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前提。

【27、中国的南北战争绵延了两个世纪——猪头们“身在福中不知福”】

《中美防长香格里拉会谈聚焦台湾 “硬碰硬”的同时尝试设“护栏”》（2022年6月12日 BBC）报道：

中美国防部长10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首次面对面会谈，双方就台湾问题针锋相对。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措辞强硬，强调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中方“一定会不惜一战，不惜代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则指责北京愈发具侵略性，会持续与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站在一起。

6月10日起一连三日，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这是全球最重要的安全论坛之一，包括37国防长参与。这次峰会有多重意义，比如疫情以来首次线下举办，俄乌冲突后首个国家安全论坛等。

开幕当日，中美防长举行会谈，持续将近一小时，超过原定时间一倍。

目前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特别是围绕台湾问题多次交锋，而且在俄乌冲突后，台湾的前景更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尽管双方都表示希望更好管控双边关系，但在台湾、南海及俄乌冲突问题上，北京和华盛顿愈发“硬碰硬”。路透社评论称，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中美能够突破性地解决上述长期争端。

“不惜一战、不惜代价”

根据中美国防部在会谈后发布的简报，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火药味十足。

中国国防部网站消息称，魏凤和在会晤中强调，“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搞‘以台制华’是不可能得逞的。”

魏凤和重申“坚决反对、强烈谴责”美方日前宣布的对台军售，表示“中国政府和军队将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坚决维护祖国统一。”

美国的声明同样强硬措辞，但篇幅小于中国。声明重申了台海和平及稳定的重要性，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并呼吁中国不要对台湾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

在会晤之外的主旨演讲中，魏凤和将台海冲突与美国的南北战争作类比。他表示，“当年美国为国家的统一打了南北战争，中国非常不愿意发生这样的内战，但将坚决粉碎任何 ‘台独’的图谋。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我们一定会不惜一战，不惜代价，一定会打到底，这是中国不二的选择。”

“不惜一战、不惜代价、不二选择”的强硬表态被国际媒体高频引用。

会晤之外，美防长奥斯汀也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北京在包括台海的亚洲地区变得愈发具侵略性，同时美国会持续与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站在一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领土主张上采取更具胁逼性及侵略性的做法时，需要特别留意。”他还提到，中国飞机船舰与其他国家飞机船舰发生不安全、不专业接触事件的次数增加，令人忧心。

“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但遗憾的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似乎并非如此。”奥斯汀称，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我们会尽一己之力，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这些紧张关系，以防止冲突，并追求和平繁荣。”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政府的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感谢拜登政府，“再次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海和平稳定”。

欧江安还表示，针对中国政府对中华民国台湾主权及美国对台军售的荒诞说法，外交部再次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台湾从未受中国政府管辖，台湾人民更不会屈服于中国政府的武力威胁。

中国将台湾视为其主权下的一个省，终将回归中国；台湾则视自身为独立政体，有宪法和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

潜台词“管控冲突”

虽然中美双方互相放狠话，但会谈的潜台词则是“管控冲突”。

“我们期待，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这场会晤的实质聚焦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管控竞争。”路透社援引美国官员表示，将试图为两国的紧张关系设置“护栏”，确保两国之间的竞争不会升级成某种军事上的误解或沟通不畅。

美方的声明中也表示，奥斯汀讨论了有必要负责任地管理竞争和保持开放沟通渠道，他强调解放军参与实质对话以改善危机沟通和降低战略风险十分重要。他向魏凤和重申美国仍坚持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又指该政策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

中方也表达了相似意思——两军应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保持高层战略沟通，增进双方战略互信，管控好矛盾分歧，不把矛盾分歧变成冲突对抗。

本次会谈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中美防长首次面对面会晤，在一定程度上传递了双边关系稍作缓和的信号。

台海局势不断升级

有观点认为，中美虽然不断强调“护栏”，但拜登上台后，实际上事态却在不断升级。

在拜登上任后首访亚洲之时，有媒体提问称，若台海发生战事，美国是否愿意军事保卫台湾。 拜登直截了当回答说：“会”。 在记者追问下， 他补充说：“这是我们做出的承诺。”

此言一出，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不过，白宫很快澄清，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政策并未改变。

去年2月和8月，拜登针对台湾问题也有两次“口误”，使外界揣测背后意涵。有许多分析认为，拜登再次“口误”是美方刻意安排，继续使用切香肠（salami-slicing）的外交手段，持续制造一些微小的动作和举措，最终累积的结果会巨大。

澳洲国立大学讲师宋文笛分析，拜登政府评论台湾事务的所谓“口误”其实是他上台后开始惯用的外交招数，意在发出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就算是“口误”也是一个有用的“口误”，即向其他国家发出了一个政治上有用的信号。

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东京用一个“会”字回答会否武力护台的提问，引起北京“强烈不满”。

值得注意的是，俄乌冲突极大地影响了对台湾局势的预测。

有专家认为，俄乌冲突可能使美国无力顾及台海。路透社引述前五角大楼官员科尔比（Elbridge Colby）称，“他们说中国是个巨大的威胁，他们甚至还说中国是个急切的威胁。然而似乎大量的注意力和资源基本上都去了欧洲。”

“不能只看说了什么，还要看怎么做。”科尔比说。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张麟征对两岸未来相对悲观，她向媒体表示，美国不希望台海和平解决，不容忍两岸统一是其底线，美国挑拨，再加上台湾人不愿意，“两岸恐怕唯有一战”。她还指，“美国既然不敢介入俄乌冲突，也就更不敢惹毛中国”，所以美国届时也不会介入台海冲突。

谢选骏指出：这些国防猪头，简直是文盲啊，他们一个胡说“不惜一战、不惜代价、不二选择”，一个糊听“不惜一战、不惜代价、不二选择”——竟然不知道“中国的南北战争”已经绵延了两个世纪！而且从未停战和休战！北京的专制猪头胡说也就罢了，华府的民主猪头竟然也在胡听未加反驳——“你们的战争从未停止，‘不惜一战、不惜代价、不二选择’早已百年了，你的猪头都不知道？！”似乎确实，猪头们不知，中国的南北战争已经绵延了两个世纪！难怪猪头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再说了，是猪头蒋介石把台湾分裂了出去，还是猪头毛泽东把大陆分裂了出去？他们双方的狗崽们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所以只有我置身事外，而且相忍为国，所以终能统一中国。

【28、中国的神灵就是裙带关系】

《比神灵还管用的中国裙带关系》（2014-05-05 明报）报道： 

多年以前，中国官场里流传过这样一则段子：一名草根出身的某基层干部仕途多年不发，无奈之下用电脑合成一张与同姓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摆在办公桌角。别人问起，均笑而不语。不想，从此该男子平步青云，所见利益，手到擒来。 

这个笑话看似夸张，怎么领导人的照片比屋里供个菩萨像还要灵？其实，在中国这片不信神而崇尚权力的土地上，屋里挂张领导人画像，口中默念领导人姓名，往往真比那些善男信女们请个菩萨像，口念“阿弥陀佛”名号还能趋吉避凶、升官招财、提升学业，甚至还能免于牢狱之灾呢。 

信仰宗教的本质无非是与神灵建立一种联系，以求得心安，做事顺利。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权力的官员就是他们的神灵，所以与官员建立联系要比去寺院、教堂还要管用。对神灵做的，中国人也对官员们做了，比如上供、挂像、口念名号、为领导义务服务等。但是，这种机会不是谁都有的。有些一出生就与大领导有裙带关系的人自然比一般人更加幸运。 

中国官场正在生产出一个个故事来证明这一点。大家可从中看出裙带关系的巨大“魔力”。 

上面笑话的现实版是中共前常委曾庆红妻子的侄女王晓玲。虽然官方目前并没有宣称她涉及违法违纪，但外界的质疑声声，甚至有大陆媒体透露，王晓玲把她与曾的合影一度公开挂在办公室，这样就可达到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远在北京的曾庆红，甚至不用亲自出面，就可远程保佑他这位远亲在各方面顺顺利利。比如王晓玲只是护士出身，并无正规文凭，但她却在15岁时参加工作，并在在广州军区军医学校担任教员。一般来说，教员是指一个学校里负责教学的工作人员，而不是辅导员之类的行政职位，这种职位需要更多的学识。但一个没有学历的护士，何德何能胜任教员岗位？只有一种可能——简历造假。但王晓玲有曾庆红做后台，便犹如有了神灵护体。她一路扶摇直上，成为广州市纪委书记，并在整个广东省有极大势力。 

虽说王和曾是远亲，但由于王晓玲与曾庆红并无血缘关系，不属于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且不与曾在同地、同部门任职，所以按照《公务员法》，王晓玲并不存在亲属回避问题，这就使法律不能就亲属回避问题而动她。但这种裙带关系确实存在，而且对王升官发财确实管用。 

值得注意的是，王晓玲除了挂与曾的合影外，在其它时候对这种关系始终保持低调。但嗅觉灵敏的政客们怎能不把这记在心里？王晓玲所见利益，一般人哪敢与之相争，碰触红线？王晓玲所犯之事，一般人哪敢一查到底？甚至，因为这层关系，当地官员还要与王晓玲套近乎。幻想着哪天，王在曾庆红面前的一句好话，就可以使他一步登天。接近权力的地方，总会有人愿望靠近。那里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利益。大家心里都明白，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对权力持有者的讨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然而曾庆红下台后，这种裙带关系虽然褪色，但特有的中共老人政治依旧在维系着所谓的裙带关系。王晓玲之所以现在被实名举报，这跟当前中国的大政治环境息息相关，习近平和王岐山联手打老虎，原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已成死虎，还有其他中共退休大佬也被加入涉腐、涉以权谋私的传闻围绕。在这样的气候下，王晓玲被人公开指以权谋私，涉嫌多种违法违纪等严重问题才变的有可能。 

这就是中国所特有的官场怪相，看似好像就是几个裙带关系在谋小利，但在官场投下的威力不啻于一颗原子弹，它所辐射出的巨大破坏力能让官场彻底扭曲。中国的事情不是法律能说清的，什么时候该拿下一个人，不在于他犯了多少法、违了多少纪，而在于其靠山还在不在。这就说明裙带关系比法律本身还要有威力。所以，王晓玲们深信，摆张照片比挂张神灵像要灵得多。 

另一种方法是口念领导人名字，就像和尚口称“阿弥陀佛”那样频繁，照样保升官发财。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外甥邰展，本难以近身江泽民身边，但中国的家族关系本来就庞杂，加之他四处宣扬是江泽民的亲戚，开口不离江泽民，所以所到之处，有如神助。甚至江泽民本人都不用亲自出马，当地官员就会“懂事”地为其让路、铺路。即使碰到专打妖怪的孙悟空，也是没关系的一棒子打死，有关系的叫神佛接走。可惜的是，邰展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王立军事件最敏感的时刻，本在重庆挂职锻炼的他被薄熙来搬出来提升为市政府副秘书长。不仅趟进了这么大一场浑水，更是让江泽民暴跳如雷，直斥被这个不争气的外甥绑架，但木已成舟，不能再迅速拿下这个外甥的新职位，否则就会引发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效果了。 

以上提到的两种运用裙带关系的方法虽然很管用，但其威力还远不如那些直系亲属的关系。用中国人的话说：“不是亲爹亲妈还是差一层。”就像《西游记》里那些从天界下凡的妖怪，因为远离天庭，享有的资源有限，也不能得到主人方方面面的照顾。若是晚一步说出来头，怕是被金箍棒一下子打死了。直系亲属对资源的占用，才是对国家危害最大的。在中国，这种危害就体现在这些官二代们对各主要行业的侵蚀，比如电力、水力、石油、通讯等等这些国企，都是些肥而油腻的行业，他们虽然不能把国有企业的资产直接吞噬掉，但他们可凭借特权身份直接跟这些国企巨头们“做生意”，甚至是直接的利益输送。在当下中国，这些无本万利的游戏被官二代们操控着，由于与权力高度紧密结合，不能公平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使他们可以任意腐蚀，不顾国家与百姓的利益。作为保护伞的高层官员们，虽然不便直接参与这种活动，但对至亲们最大的支持就是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顶多在被告发或出现麻烦后，严厉的“斥责”一番，而秘书和身边的官员们就会立即“懂事”的帮忙处理掉麻烦。 

比如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之子周滨，因为其父位高权重，所以可以大肆敛财，为了利益，甚至不惜触碰法律。即使周围人再恨得咬牙切齿，也无可奈何。这种情况下，也只有等到其父退休并自身难保后才能被调查。而近日传得沸沸扬扬的卷入周滨案的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之子王新亮，以及与宋林案有牵扯的前中纪委书记贺国强之子贺锦涛，则无不是仗着父亲的势力为所欲为。更让人惊讶的是，二位父亲退位多年，其政治影响力却还在左右着中国高层的政商局势。等到事情败露，给人民和国家造成的损失也已成既定事实。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只是冰山一角，而那些没有被揭发出来的家族腐败案件又有多少呢？ 

这些官二代所把持的巨额生意给正常的商业秩序造成极大破坏，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在面对巨大利益冲突的时候，甚至可以利用公权力把民营企业家送上黄泉。 

这样看来，中国的裙带关系确实比神灵管用多了。对于不信来世的中国人来说，只有子女才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对于信仰缺失的中国人来说，掌握着公权力的官员就有了比神灵还大的能量，如果这官员又是自己的亲戚，那么更是如虎添翼。在法律、养老体系不健全的中国社会，只有亲人才是最保靠的，所以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成了中国人更倾向的选择。家族势力的壮大为个人提供的保障从出生到死亡、从经济到法律全覆盖。家中只要有一位能人，便可以保障家族的利益不受侵害。遇到事情的时候，找这位能人，比找警察、找律师还要管用。所以，自家人相互提携便是理所应当的了。如果想道德高尚一把不帮自家人，就会面临来家族内部的巨大压力。 

这种基于家族的裙带关系危害甚大，肥了个别人，却坏掉了整个国家的根基，使中国的官场成了“家天下”的利益场。一方面，使那些有才无关系的人在其中士气低落，看不到希望，负面情绪在底层蔓延；另一方面，各家族间为了利益争夺陷于内斗，根本没有心思考虑百姓的利益；再者，民众仇官心理如此激烈，跟这种感觉裙带官场风气直接相关，导致他们严重怀疑官员的代表性，正当性。这种情况下，一旦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数量，这种内心失衡的不满积郁便会爆发出来，反一切权威，质疑政府一切言行，甚至会引发一场灭神运动。这其实是酝酿另一种文革的社会土壤，十分危险。 

相信习近平和王岐山领衔的此轮反腐，并不是因为腐败的存在而去彻底根治，腐败在客观上是不可能根除的。对中共而言，反腐的核心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为了凝聚国人向心力的民族崛起，是为了整个政党与官场的良性运转。但中国官场如此恶劣的裙带文化与风气不能剔除，那中共目前的反腐只能是另一场镜花水月，对下一步的大改革也毫无裨益。（侯健羽）

谢选骏指出：所谓“比神灵还管用的中国裙带关系”中的“神灵”，显然指的是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中国神灵，因此可说，中国的神灵就是裙带关系了。

【29、中国的突围会不会再次重演郑和的闹剧】

《第一岛链：拜登重新串连亚洲盟友与中国的突围》（BBC 2023年5月9日）报道：

Customers dine near a giant screen broadcasting news footage of an aircraft taking off from China"s Shandong aircraft carrier while taking part in a combat readiness patrol and "Joint Sword" exercises around Taiwan conducted by the Eastern Theatre Command of China"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at a restaurant in Beijing, China April 10, 2023.

4月10日，中国媒体播报“山东号”航母在台湾附近巡逻的画面。

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上台后持续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以“结盟”各国为其外交主战略。其中，在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与菲律宾，日本，韩国及台湾等盟友的军事合作，近日持续受到全球关注。

舆论关心的是，拜登能否成功串连第一岛链，吓阻北京在台海发动战争。而对中国来说，解放军如何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在区域间与美国抗衡是现在军事部署的重要核心。

在美国多年来提倡“岛链战略”用以牵制北京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洋策略教授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R. Holmes）接受BBC中文采访时称，现在美军部署的的情况类似于冷战初期的态势。

他解释，当时西方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利用岛屿地理、盟友关系和军事技术的结合来阻碍共产主义在亚洲沿海南北向的或近海和西太平洋之间东西向的活动，而现在“回到了海上战略领域的未来”。

他个人同意以“威慑”（deterrance）作为美国在第一岛链的战术： “ 无人愿意战争，但我们（美国）基本上只是希望北京按照大家都同意的游戏规则玩国际外交游戏。 ”

2021年白宫解密文件显示美国的第一岛链战略部署。

台湾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苏紫云则认为，最近美国在菲律宾新增的四个可进驻基地分别面向南海和台湾，在距离台湾最近的巴斯可岛（Basco），菲律宾陆战队配置了印度提供的布拉莫斯（BrahMos）超音速反鉴飞弹，搭配美国的海马斯炮兵火箭。若战争爆发，可与台湾的雄风飞弹封锁巴士海峡阻绝解放军进入台湾东岸。苏紫云告诉记者说，说到底“第一岛链议题，核心是中共由陆权走向海权，其实是威权与民主两种体制之竞争”。

“第一岛链”战略

所谓“第一岛链” （The First Island Chain）即从北太平洋千岛群岛开始，向南经日本，台湾，菲律宾到加里曼丹岛等在西太平洋的岛屿。19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后来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在1951年提出在海上遏制共产主义苏联和中国的岛链，被视为这一战略的开端。

但是，当下中国的军事力量早不可同日而语， 美国能否连结盟友，借此遏阻解放军往印太区域的移动？

霍尔姆斯认为，太平洋上各大岛屿连结的岛链，提供了美国及盟友绝佳的战略地理空间以抵御中国解放军往太平洋移动。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曾把在第一岛链中间的台湾岛比作在遏制共产主义战略中“不沉的航空母舰”。

但解放军的军力持续增强，中国航母“山东号”最近甚至穿越了第一岛链，接近美军陆战队驻点的关岛周遭海域。因此，美国如何能够串连相关盟友，牵制解放军在太平洋上的军事扩张成为主要问题。

霍尔姆斯又说，美军在1991年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Pinatubo Volcano）爆发后撤离基地，30年后“重返”菲律宾，使得美军开始接近南海“灰色地带”的冲突区域，增强美军支持马尼拉以及该地区潜在的其他军事伙伴的能力，“特别是越南”。此外，在岛链北端，与美军合作紧密的日本自卫队正加强在冲绳群岛的防御工作。譬如，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正在部署能够沿岛链移动的沿海军团，而这些部队配备了传感器和反舰防空武器：“你可以说自卫队是站岗的哨兵，而美国海军陆战队是机动部队，可以在人民解放军试图突围时支撑沿线的薄弱环节。”

菲律宾总统：若中国武力侵台 菲美军基地可能“有用”

美国军方人士对于通过强化第一岛链抵御中国的信心，是以拜登在重新连结战略伙伴的工作为背景。

今年4月，马尼拉同意开放四个新据点给美军使用，引发国际关注及北京强烈抗议。4月底，拜登与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华府达成协议，并首次同意开放美国核潜艇部署在韩国，这是1983年以来的第一次，但也引发中国外交部公开批评美国制造区域紧张。

有分析称，美韩协议除了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之外，也剑指北京。加以日韩领袖正在首尔碰面，双方会前表示，盼望两国过去不够好的外交关系能够“破冰”，加深在印太区域的军事外交合作等。许多分析因此认为，这些都能证实美国正在串连第一岛链各国。

苏紫云告诉BBC，台湾周边一年有175万架民航机通过、欧洲-东北亚海运占全球26%，印太海运占全球60%。此外，日本92%及韩国65%能源需经过台海与南海：“因此，菲律宾与美国的合作补上了第一岛链的完整防线，成为新月形的围堵网。”

中国部署的东风-21D弹道导弹。五角大楼认为中国通过部署导弹和太空侦测系统加强了第一岛链内的反介入能力

台湾的角色

处在岛链中心点的台湾，当年冷战期间麦克阿瑟当年称为岛链上“不沉的航空母舰”。哈德森智库（Hudson Institute）非常驻资深研究员长尾贤（Satoro Nagao）告诉BBC，美国最近在岛链的种种部署及串连，重点其实都是在遏止解放军在台湾东部，亦即西太平洋一带部署军队。

长尾贤解释，台湾军方在东部的弹药和其他军武的部署非常短缺，“如果解放军能在台湾太平洋一侧长期部署兵力下来，那么台湾民众将失去防卫信心。北京也有操控台湾舆论的可能性，譬如操纵台湾对于解放军部署在一侧的恐惧，中国就可以和平吞并台湾。”

此外，以防御角度来看，台湾自己如何不成为岛链破口，也是关键。

台湾海军新江舰前舰长吕礼诗告诉记者，当务之急是美、日、台、菲间如何透过“共通作业能力”（interoperability），建立“共同作战图像”（Common Operational Picture, COP）或“共同战术图像”（Common Tactical Picture, CTP），这是阻抗解放军海空战力向第二岛链投射的重中之重。

吕礼诗向BBC分析，从日本强化西南诸岛的防空及制海能力、台湾雄二及雄三增程型飞弹的投产，及岸置鱼叉飞弹的采购所建构的“刺猬战术”（Hedgehog Defense Tactics），加上菲律宾与美国达成4座菲国军事基地提供美军使用的协议，显示第一岛链的“群岛防御”（archipelagic defense）战略已逐渐成形。

长尾贤也呼应了相似说法，他强调，岛链盟国要遏阻解放军对台发动战争，如何多方位分配中国的注意力和军事资源是重要关键。他以上个月美国在印度卡莱昆达空军基地（Kalaikunda）与印度进行联合演习为例，表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演习，但少有人意识到这与第一岛链的战略关系。

他分析，二战期间，美国在卡莱昆达空军基地部署了B-29轰炸机轰炸在中国的日军，现在这个基地同样能够瞄准中国，只是换了能够发射带有常规弹头的远程巡航导弹，被称为美国现在最强的B-1B轰炸机首次在与印度联合演习中出现：“美国将B-1B带到印度，或是向中国发出信息：美军可以从中国南部发动攻击， 那么，解放军可以专心的在台湾打战吗？”

北京的战略

今年新增的四个对美军开放的菲律宾军事基地

美国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CSBA）资深研究员Toshi Yoshihara 在一篇研究报告中指出，“第一岛链”的存在确实影响了中国军力。因为其不仅激发了北京对于被此战略包围圈的恐惧，也凸显了台湾地缘战略价值，制定了中国在海上重要的军事战略。

他认为，这会继续推动北京在东亚海域的军事动作，对该区域政治产生很持久影响。

换句话说，北京当局对于“第一岛链”发生的种种变化一直都严阵以待，该如何突破第一岛链的结盟，或结盟之后造成的紧压，一直是解放军现在的当务之急。上个月，解放军在台湾东部外海的一连串演习，包含航母山东号穿越第一岛链，往中太平洋美军军事要塞关岛迈进，便带有抗衡美国在第一岛链种种动作的味道。

根据中国官媒央视军事新闻网报导，山东号航空母舰编队，连日来赴台湾以东海空域开展远海战备训练。这是山东舰航母编队首次成体系、成规模远赴西太平洋海域。

央视称，行动显示解放军有足够能力冲破美国与其盟友为封锁解放军而构筑的封锁线。

美国印太司令部最近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太平洋威慑计划，其中的核心建议是在第一岛链内加强对中国的常规威慑。

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揭仲去年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解放军的“拒止作战”能力持续提升，一方面开发了鹰击-21、东风-100与东风-17等所谓高超音速滑翔载具，让对手难以拦截。此外，中国卫星系统也不断改善，解放军在第一岛链周边越来越具备24小时不间断的追踪侦查与监视能力，对进入第一岛链范围内的美国海空军都能造成威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洋军事研究员许瑞麟则向美媒分析称，目前解放军的055型舰具有非常全面的防御和进攻的能力，并备有100多个垂直发射系统单元，能够携带大量的防御和进攻导弹系统，让解放军拥有更自主的执行能力。他表示，解放军海军对于台海作战充满信心，认为可以在第一岛链内的冲突中占上风，所以正研究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之间的军事部署。

不过，苏紫云认为，解放军的航舰及水面舰在战时还是很难突破第一岛链。原因是宫古海峡目前由台日掌控、巴士海峡则由台菲掌控。他向BBC强调，解放军的水下舰队则有较高机会穿越突破第一岛链，接近关岛实施打击。

美国总统拜登和韩国总统尹锡悦达成一项新协议。

霍尔姆斯教授则认为，如果美国在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群岛沿线部署地面部队，并在机动部队的支持下在岛链岛屿之间的海峡及其周围保留潜艇、小型水面巡逻艇、飞机和雷区，那么这些部署确实会给解放军海军和空军带来很大阻碍。

“目前，我还没见到中国已解决了试图强行通过那些海峡所涉及的种种棘手问题的迹象。”他说。

不过，也有评论称美国正在将自己的兵力移出第一岛链，比如将部署在日本冲绳的约5千名美国陆战队移到关岛。有批评者认为如果战事发生，美国在第一岛链不会动员到自己的兵力。

霍尔姆斯向BBC强调，美国领导人必须仔细调整他们的行动，并面对任何军事行动发出的信息小心以待。他说自己能理解将将海军陆战队从冲绳转移到关岛的理由，但美国必须做一些事情来消除“如果情况变糟，我们将准备撤军”的这种印象。 他认为，如果让美国盟友有这种印象，后者很可能会松绑与美国的连结，转而寻求与强势的中国达成协议。

谢选骏指出：“郑和下西洋”是历史的闹剧——怀着邪恶的动机、浪费无数民脂民膏，猪家皇帝一死，太监就是丧家之猪，郑和的舰队也就烟消云散了。现在的“中国突围”，会不会再次重演郑和的闹剧？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概率很大。因为一言足以兴邦也一言足以丧邦——这就是中国的惯例。没有独立的民间社会支持，中国的突围势必再次重演郑和的闹剧。突破岛链容易，突破心防很难。

【30、中国的新闻自由是租界的产物】

《中国严控非公资本涉足新闻 最新禁令会否引发行业震荡》（2021年10月13日 BBC）报道：

10月8日，中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征求意见稿）。这份最新版的负面清单中，禁止准入事项的第6项为，“禁止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要求非公有资本不得在中国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

有观点认为，这份负面清单实施后将对在媒体领域布局广泛的互联网企业带来冲击，有的甚至不得不退出这一“敏感”行业。

也有观点认为，非公有资本在新闻传媒行业的禁令早已有之，这份禁令只是对已有内容的细化，并不会带来颠覆性的行业变局。

中国政府对新闻机构的准入管理一向比较严格。此前的行业规定主要包括：比如，2012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规定，在报刊编辑部转制或合并建立报刊出版企业中，不得有非公有资本进入。

2017年，中国国家网信办印发《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称，非公有资本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

2018年，中国实施了负面清单制度，即列明不准许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除此之外都可以进入，以此推进改革，旨在扩大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参与度。

同年中国公布了第一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分为禁止事项和许可事项两类。对于禁止事项，市场主体不得进入，相关部门也不予审批；对于许可事项，市场主体可提出申请，相关部门决定是否准入。

至此，中国新闻主管部门的禁令与负面清单结合。在2018年的第一版负面清单中即列明“非公有资本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给2017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发贺电时再次提及“网络主权”。

此后该清单每年更新，对这一禁令不断进行细化和补充。

2020年版的还只有一句话，“非公有资本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任何组织不得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本次公布的2021版则已经细化为六条：

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

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通讯社、报刊出版单位、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广播电视站以及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机构等；

非公有资本不得经营新闻机构的版面、频率、频道、栏目、公众账号等；

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重大社会、文化、科技、卫生、教育、体育以及其他 关系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等活动、事件的实况直播业务；

非公有资本不得引进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

非公有资本不得举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和评奖评选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该事项的用词此前多年沿用“不得介入”，2021年版本细化为“不得从事”、“不得投资设立”、“不得经营”、“不得引进”等。

非公资本如何介入中国媒体？

综合各方信息，目前尚不明确非公有资本是否可以“参股”或“参与投资”。但在过去十几年间，在中国，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的民营资本，大量介入新闻、传媒领域。

以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为例，其先后参股《第一财经》和《财新》两家中国知名新闻机构。

通过公开资料查询，阿里巴巴在《第一财经》参股比例超过30%；而目前《财新》的最大股东为华人文化新世（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背后是黎瑞刚领衔的华人文化集团。

华人文化集团作为中国快速崛起的传媒产业集团，旗下产业涉及中国内地的财新传媒和梨视频，还有香港的TVB在内的多家媒体。

华人文化集团本身就是官方与非公有资本合作的产物，创始企业就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主导者黎瑞刚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总裁等职。

2018年，华人文化集团进行A轮融资时，规模达到100亿元人民币，由新股东万科集团与两家创始股东阿里巴巴集团、腾讯集团领投。

甚至在2017年，新华网及新华社旗下的新媒文化和中国经济信息社，与杭州阿里一同成立新华智联科技公司，新华网出资2亿元，占40.8%股权，新华系两家公司合计占10.2%股权。共计占股比例51%。阿里系的两家公司合计占有新华智联49%的股权。

不仅如此，阿里巴巴还增持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以及中国视频平台Bilibili、优酷等。

除阿里巴巴和腾讯外，非公资本在中国参与传统媒体还有大量案例。根据2010年《新闻晚报》的报道，当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还发文鼓励非公资本有序进入新闻出版产业、鼓励上市融资、资本重构等措施继续推动新闻出版产业的发展。

目前尚难界定的是，新的负面清单会对上述民营资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传媒行业面临震荡

阿里巴巴在媒体领域逐步加强的影响力，近期饱受诟病。

今年7月，阿里巴巴女员工举报“男上司性侵且被包庇”，卷入舆论漩涡的阿里巴巴，又因为采取“删帖”、“删微博热搜”等应对举措受到舆论抨击。

人民日报旗下公众号“踏浪青年”评论称，“舆论爆发之慢，让公众对阿里是否进行了公关操作，再次产生怀疑”；“国家态度已经非常明确，资本绝不能控制媒体，而微博作为中国当下事实上的新闻基础设施，更不能成为某些利益集团操纵舆论的工具”。

“阿里的很多投资，单独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放到一起就让人怀疑意图。阿里以其云计算和投资能力，从影业到出版构造了一个传媒帝国。既是经营的需要，也可以解读为有意图。犯忌讳。”路透社援引北京一投资人士表示。

阿里近期似乎也在有意识地剥离自身的传媒资产。

9月，以制作娱乐节目见长的芒果超媒公告称，持股5.01%的股东杭州阿里创投，拟将其所持公司股票进行协议转让，以当日收盘价41.31元人民币计，股票价值为38.7亿元；协议转让完成后，杭州阿里创投将不再持有公司股票。

除此之外，中国政府也在更广范围内加强对媒体行业的监管。

今年8月，有政府背景的中国公司已入股字节跳动，拥有1%的股权。

中国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投资字节跳动的公司名为网投中文（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由三家中国国家机构所有——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子公司和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其中，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财政部设立。

而上述持股使具有国资背景的网投中文在字节跳动可拥有一个董事会席位。

此外，社交媒体微博也面临类似情况。根据微博去年4月向美国证券监管机构提交的公告，一个国资背景实体获得了微博1%的股份，并有权任命一名董事。

这种监管模式，最早是在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2014年2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担任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把在传媒企业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试点列为2014年工作要点。

2017年6月1日起施行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规定，符合条件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另行制定。

谢选骏指出：“中国严控非公资本涉足新闻”，最多只会“引发行业震荡”——因为中国的民营资本并无新闻自由，它们最多只能以党奴的身份掌握资本，不能逾越中宣部的指示发声。1988年的时候，有媒体采访我，探讨中国的新闻历史，我当时就告诉他们——“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新闻自由最多的时候了。”记者不解，问我“民国时期不是更加自由吗”？我说那时中国政府受到“不平等条约”的限制，不能干涉新闻自由，尤其租界的存在使得中国警察无法随意绑架抄家，最多只能进行暗杀。二战以后，外国势力撤出中国，中国内部马上失控，从此没有新闻自由了。所以我说，中国的新闻自由是外国租界的产物。我相信，如果美军撤出亚洲，那么别说台湾的新闻自由，连日本也会回到二战以前的“法西斯独裁”，也就是回到幕府时代，因为那才合乎日本的传统。这可能牵涉到人种问题。因为根据“种族三特性”，也就是“黄黑白三个种族的不同特性”，黄种人聪明但是怯懦，最适合专制统治了。因此说来，“开明专制”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结果，自由民主最能带来混乱——大家看看西方世界里的唐人街脏乱臭的样子就知道一二了。

【31、中国的正当权益就是领导美国】

《布林肯访华：习近平会晤美国国务卿促“让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BBC 2023年6月19日）报道：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hony Blinken）于6月19日于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五年来首位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称，中国“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但“美国也要尊重中国，不要损害中国的正当权益”。习近平称期望“让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

习近平星期一（6月19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晤布林肯时说，知悉布林肯先后与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和中国外长秦刚举行过“坦诚，深入”的会晤，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达成共识”，“这很好”。

布林肯回应说，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相信美中两国“有义务和责任管理好彼此关系”，这样做符合两国利益。他其后进一步对媒体记者说，中美双方均同意须稳定双方关系，而直接接触是最佳途径，但美国将继续采取针对性行动保护美国国家利益。

BBC驻北京记者麦笛文（Stephen McDonell）分析，习近平这次并未事先张扬地会见布林肯，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锦上添花，发出了北京与华盛顿均希望制止中美关系走下坡的信息。

习近平会晤布林肯的安排在举行前数小时才对外公布。

麦笛文说，虽然王毅将当前中美关系僵局归咎于华府，要求美方停止炒作“中国威胁论”，但至少在某程度上恢复了高层沟通，为更高层接触铺平道路，习近平显然要向中国人民传达“北京要与华盛顿接触”的信息。

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耶鲁大学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董云裳（Susan Thornton）接受BBC连线采访时指出，从外交礼宾惯例上说，一国元首接见外国外长确非常态，但习近平曾会晤多任美国国务卿，美方也曾安排总统会晤中方外交首长，因此习近平会否会晤布林肯获得了广泛关注。

布林肯在会晤后的记者会中说，他在与中方的会晤中提到，美国无意在经济上围堵中国，也没有兴趣将美国经济与中国“脱钩”。

布林肯还说与中方谈到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朝鲜、台湾、东海与南海局势等议题。美方呼吁中国帮助争取在乌克兰实现“正当和平”，又提出中国应对平壤发挥影响力，制止朝鲜试验弹道导弹等“危险行径”。

布林肯又称向重申华府“一个中国”政策不变，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希望改变台海两岸现状，并对中国在台湾海峡的“挑衅”行为表达关切。此外，他也向中方提及对新疆、西藏与香港人权问题的“深切关注”，也讨论了在华“不当被扣”美国公民的处境。

布林肯提到，华府欢迎更多中国官员来访。中国外交部在美方记者会结束数十分钟后宣布，外长秦刚将应邀访问美国。

据官方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晤中对布林肯说，世界需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中美两国能否正确相处事关人类前途命运。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对中美关系现状感到担忧，不希望看到两国冲突对抗，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期盼中美和平共处、友好合作。两国应该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处理好中美关系，为全球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

习近平说，任何一方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对方，更不能剥夺对方正当发展权利。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态度，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坚持2022年11月习近平与拜登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把有关积极表态落实到行动上，让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

2022年11月，习近平与拜登在出席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之际碰面，这三小时的闭门会后中美都透露了哪些信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接受BBC采访说，当前中美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北京希望透过布林肯访华实现中美双方深入交流，真正改善两国互信。

王勇教授说：“中美之间实际上有非常多的共同利益……但非常遗憾的是中美双方尤其是美国方面，不能正确的认识中国对外政策的动机，对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对美国的影响，没有一个非常正确的，符合实际的认识，这就是导致当前中美关系困难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中国方面是愿意跟美国坐下来，要想出办法来解决问题来，我想这个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也符合双方的利益，符合世界的利益。”

中美近日还因“古巴间谍站”争端而互相指责。

总部设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智库俄罗斯、欧洲和亚洲研究中心（CREAS）主任方娴雅（Theresa Fallon）对BBC评论说，中国愿意与美国对话，更大程度上是源于自身经济从新冠疫情恢复情况不如预期。她认为中方对美方的表态——例如指控美国等试图围堵中国——主要是要给国内受众有所交代。

方娴雅说：“有关电脑芯片的制裁深切伤害到中国经济，中国内部目前有诸多问题：中国经济没能像众多分析人士预期一样，享受到新冠疫情后的‘报复式消费’，人们还在紧握钱包。”

“这样的叙事成为了方便的借口：要不是这些西方制裁试图把中国捂住，一切都会很好。”

随团到北京采访的BBC驻北美记者安东尼·泽克尔（Anthony Zurcher）说，尽管美方将这次与中方恢复高层接触视为成功，并显得兴高采烈，他们还是承认两国之间存在着更大规模，更棘手的分歧。其中，台湾毫无疑问是争议最大的一块，足以从口舌之争升级到全面枪战。

泽克尔说，在美中双方均表达了让两国关系正常化、稳定化的意愿之际，两国同时具有注定发生冲突的各自利益。两国关系如何发展，全在于如何管控分歧。

谢选骏指出：这些人都不懂，中共的“正当权益”就是要领导美国。

《習近平「獨坐主席位」接見布林肯 美中官員坐兩側》（編譯高詣軒／即時 2023-06-19）报道：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當地19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雙方會議畫面曝光後可發現，習近平獨坐在橫排中央主位，左右兩直排的美中官員則各以布林肯、王毅為首分坐，與以往很不相同。

據中央社報導，習近平以往採會議形式會晤單一國家外賓時，會議桌多半擺設為左右兩直排，而習近平會坐在直排居中位置。若是一般會見，則會將沙發以圓弧型擺放，習近平和來訪賓客中位階最高者，會位列最前端的兩張沙發。

習近平與布林肯於19日下午4時30分會見。習近平表示，布林肯和中共中央外辦主任王毅、中國外交部長兼國務委員秦剛進行了長談，雙方的討論「坦誠深入」，而中方「表明了立場」，雙方同意共同落實他與拜登總統（Joe Biden）過去在峇里島所做的共識。

習近平肯定雙方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取得進展，達成共識，並說國與國交流「在乎尊重，以誠相待」，希望布林肯這次訪中，能為穩定兩國關係發揮積極作用。

會晤習近平 布林肯轉述拜登立場：美中有義務經營兩國關係

布林肯記者會重申「一中政策」 關切中國在台海挑釁

否認脫鉤說 布林肯：美中經濟關係至關重要

習近平見布林肯 稱雙方取得進展、達成共識「這很好」

谢选骏指出：中共的正当权益就是领导美国——獨霸主席位、接見布林肯，棺員坐兩側。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若是不能领导美国，那岂不是太烂了。

《习近平布林肯会谈场面 犹如王朝式外交再现》（法广 2023-06-19）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会谈的场面引起争议，央视画面显示，习近平独坐首端横排中央，美中代表团官员则分坐左右两侧，对这种不对等的外交场景，有网友评论：“群臣排两旁 皇上坐中央，天朝架势”。

观察人士注意到，习近平以往会见外宾时大都是左右对坐，至少显出“主客平等”。这次与布林肯会面的场面令人诧异。如果说主人有意怠慢客人，从会谈气氛，至少从口头上看，似乎也不完全像，习近平讲话时称，中美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了进展，达成共识，“这很好”。他还说国与国交往要“相互尊重，以诚相待。”

但这种不对等的主客座位安排，到底是习近平乐意，还是手下的殷勤，无从知晓。但“唯上”，处处巴结最高领袖的风气，随着习近平权力达到顶峰，官场阿谀之风也步步高，甚至突破了底线。被视为“中南海大秘”的政治局常委、中办主任蔡奇就是捧习高手。有人猜测，这样的场面安排或许出自他的手笔？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段习近平与布林肯会面谈话中，习近平原话明明是：“希望国务卿先生这次访华，能够为稳定中美关系多发挥积极作用”，央视发表的文字稿改为：“希望你这次访华，……”把“国务卿先生”删掉。第二人称，在中文语境中，要么在国宾相见等外交庄重场面，互相以“您”称之，要么真的是老朋友，均以“你”称之，总之应对等，方显平等尊重。央视特意以“你”取代“国务卿先生”，居高临下，令人生疑。

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也让观察人士大惑不解，戴不戴口罩似乎也与官位大小相关？习近平与布林肯会面时，习近平不戴口罩，布林肯不戴口罩，至少在中方的意识里还不至于抹杀布林肯是美方代表，可以与习近平“平起平坐”，其他美中官员一律戴着口罩，概莫例外。美国官员本来不戴口罩，也只好“入乡随俗”。

原来这是中国官场的“规矩”，回过头看，周一上午布林肯与中国外交首席长官王毅会谈时，王毅不戴口罩，其余中方官员一律戴着口罩，美方这面，布林肯不戴口罩，所谓“一对一”吧，其余美方成员也只得“入乡随俗”。

周日布林肯与中国国务委员、外长秦刚会面时也是如此，秦刚和布林肯不戴口罩，其余一律都带口罩。

戴口罩是一种卫生措施，以预防感染或传染，有网友说，病毒面前，人人平等，病毒不会看谁官大，就放过谁。

这种谁官大，谁不戴口罩的新奇做法，不知是不是也是蔡奇常委的手笔？

网民嚎叫：

曾经相逢 发表评论于 2023-06-20 21:27:49

还是菜总统懂礼貌，随便一个美国主任都很恭敬，随叫随到。

54188-中国 发表评论于 2023-06-20 17:45:15

本来就是国务卿觐见中国光屁股习皇“庆丰帝”，虽然是自封；但是，庆丰帝自认为是世界的皇帝；庆丰帝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就是早日驾崩。

谢选骏指出：看来法国人自己不懂，为何中国前些年兴起了“凡尔赛文学”的热潮——现在懂了吗？习近平布林肯会谈场面，犹如王朝式外交再现——这不就是“法国人都不懂的凡尔赛艺术”吗。

【32、中国发明的火器为何落后】

《中国通史批判第七卷·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帝国准备——元朝》报道：

中国通史元代的火器，在宋代的基础上，续有发展。蒙古人有火器，大约是在公元1211年到1215年之间，在几次对金作战和占领金中都（今北京）的过程中，掳获了金人的火药、火器和制造火器的工匠，从此开始了火器的生产和使用。如公元1218年至1224年成吉思汗西征时，蒙古兵曾使用毒火罐、火箭、火炮等；公元1232年蒙古兵围攻金南京（今开封）及公元1233年进攻蔡州时，都曾使用火器。灭金以后，又获得金人制造震天雷的技术，公元1258年蒙古兵攻报答（巴格达）时，曾使用“铁瓶”，可能就是震天雷之类的爆炸性火器。公元1274年和1281年，元兵两次征日本，均曾使用铁火炮。到十四世纪初，元人在南宋发明的突火枪和火筒的基础上，进一步制成了金属管形火器。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有元至顺三年（1332）制造的一具铜火铳，长35.3厘米，口径10.5厘米，重6.94公斤。这具铜炮是世界上已经发现的最早的管形火器，它比欧洲现存的最古老的火铳要早约半个世纪。到十四世纪中叶，在全国农民大起推翻元帝国统治的战争中，金属管形火器已普遍应用，并已使用铁弹丸。如公元1335年，焦玉向朱元璋献火龙枪数十件；公元1359年，朱元璋与张士诚部战于绍兴，双方均使用火筒；公元1366年，徐达曾使用大量火铳攻打平江（今苏州）。金属管形火器的出现，是兵器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从此火器开始从根本上代替冷兵器，并向近代枪炮方向发展。

火药和火器的发明对于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十三世纪上半叶，蒙古军多次抵达西亚、波斯等地，在交战中，阿拉伯人得悉火箭、毒火罐、火炮、震天雷等新型火器，进而掌握了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欧洲人则是从和阿拉伯人作战中学会制造火药和火器的。例如英、法等国是在十四世纪中叶，才开始有了关于使用火药和火器的记载。恩格斯指出：“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①并说：“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

谢选骏指出：恩格斯信口雌黄，把什么东西都往“经济”上乱扯，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敲骨吸髓的工厂主。恩格斯这个德国猪仔，没有脑子想一想，为什么中国发明的火器不能在中国持续发展，却在欧洲后来居上？显然，这不是因为经济的原因，而是因为官府太强，以及宗教的、政治的、法律的纠葛所致。——

《中国通史批判第七卷·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帝国准备——元朝·石油天然气》报道：

在五代至两宋时期的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空前繁荣的基础上，元代又有新的进步。但由于这一时期战事频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水平的提高。

陕北延长是我国古代油苗记载最丰富的地区，元代在这里诞生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采油井。《元一统志》记载：“延长县南迎河有凿开石油一井，其油可燃岁纳壹百壹拾斤。”在延长附近延川县“西北八十里永平村有一井，岁办四百斤，入路之延丰库”。此外“石油在宜君县西二十里姚曲村石井中，汲水澄而取之”。这些记载说明，陕北的延长、延川、宜君等地至少在元代就有石油井，并担负朝廷的“岁纳”任务。在此之前，人们所取的油苗，一般来源于天然油苗，而开凿油井采油，则以此为肇端。这是中国从简单采集油苗阶段进入到有意识凿井采油时期的标志，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石油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并且已掌握石油地质储藏的基本知识。这在石油开发史上是一次质的飞跃。

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石油成为蒙古军队的有力攻战武器。如蒙古兵攻打花剌子模都城兀笼格未（乌尔坚奇，keursandje），久攻不下，于是在窝阔台指挥下，利用石油放火焚烧，终于攻入城内①。在后来的战争中，蒙古兵屡用石油焚烧城池房屋，使他们得以迅速攻城掠地。另一方面，由于连年战事，生产受到很大破坏，原来广布四川境内的盐井、气井这时所剩无几。如四川境内盐产地在五代和两宋时期近五十个，元代已下降到十六个，广汉（内江），陵州等盛产盐之地区，已无盐业生产②，同时四川天然气生产也趋于消亡。此外，元代的匠籍制度对手工业者，有种种限制和歧视，也成为提高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水平的障碍。①见《多桑蒙古史》。

②《四川盐法志》。

谢选骏指出：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的利用，为何也是先盛而后衰，到了近代已经成为贫油大国了？我认为其背后的原因，和中国发明火器但却终于落后的原因基本一致——那就是“并非经济基础不稳，而是上层建筑限制”。也就说，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司法独立的社会官本位，任何官府的一念之差都可能导致任何事业的夭折。更何况，官僚主义本来就是反技术的。——这不是马恩列斯等等狗杂所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列宁斯大林的革命本身，就是照此而行的修正主义。

【33、中国废垃好了疮疤忘了疼】

《「蒙元初夜權」，究竟是历史謠言，還是历史事實？》（2022年1月26日 川丹丹）报道：

蒙元時代的恐怖形象，大多是由數量眾多的後世謠傳構建的，「初夜權」則是其中最為惡毒可怕的一個。然而，「初夜權」的故事變成今天我們所見的版本僅僅100年而已。

大多數人印象中的蒙元時代大多由兩種形象融合而成：使人震驚的興盛武功，與同樣令人震驚的可怕暴政。後種形象的構建離不開諸多後世謠傳的推波助瀾，其中一些存在一定历史原型（不一定在元朝），有些則是純粹的不經之談。「十戶一菜刀」的原型為元代的兵器管制、 「四等人制」是屠寄對元代民族歧視政策的總結而非法典制度、「漢人不得起名只能稱數字」的原型是古代農民普遍不習文字，以數字名子孫、 「八月十五殺韃子」則源自清代白蓮教「天書」《三教應劫統觀通書》等。而諸如「老灶爺和老灶奶原本是監視漢人的蒙古甲長」，「蒙古人在每年在山東向海中拋成邨的漢人以控制漢人人口增長」之類則是毫無历史根據的荒誕傳聞。

最為惡毒的「元朝流言」，莫過於「初夜權」與子虛烏有的「摔頭胎習俗」 ：

人的生命不值錢，別的方面，就不用說了。譬如，統治中國南方地區，元朝政府就在每邨子派一家蒙古人，他們不幹活，靠這一邨人養活。邨裡的人，有好吃的，得先給這家人吃；有好玩的，也緊著這家人玩。不僅如此，更可惡的是，邨裡人娶媳婦，要把新媳婦先送到這人家。洞房花燭夜，蒙古人先替你享受了。為了保持血統的純淨，很多人都會把新媳婦生出的第一個孩子摔死，第二個孩子才被用來傳宗接代。（《扯下帝王的遮羞布》，作者：曉風殘月，出版社：中國畫報出版社）

它的尤其惡毒，於它的攻擊對象還是謠言的受眾都是如此。 著名電影《勇敢的心》也虛構了英格蘭領主對治下蘇格蘭人的「初夜權」以表現異族統治者的邪惡。 侵略者對本族女子姦污比起屠殺能觸動人們的神經，何況這種長久的侮辱是「成制度」的。如今，它所詛咒的時代早已作古，它所煽動的民族仇恨早已失去現實意義。這則惡毒謠言卻仍在被不明其源流的網民間廣泛流傳，甚至被別有用心的極端漢民族沙文主義者進一步加工利用，所起的作用唯有侮辱漢族先民的人格，殘害漢族人民的感情罷了。

實際上，元朝結束距今已700餘年。「元朝」的「初夜權」，距今卻只有100多年的历史。

元朝「初夜權」的存在無法通過史料角度證明 。直白的說，完全沒有文字資料能夠說明，哪怕是間接暗示元蒙古人享有「初夜權 」 。但是，我們在文字資料中可以找到它可能的濫觴——《燼餘錄》。

相傳為南宋遺民徐大焯編寫的《燼餘錄》是唯一與「初夜權」有聯繫的古代文字資料，《燼餘錄》乙編記載南徵元軍在攻入蘇州後大肆殺戮，並對幸存者進行殘酷統治：

北兵之禍，殺戮無人理，甚至縛童稚於高竿，射中其竅者賭羊酒。亂後檢骨十餘萬，葬於桃塢西北周書橋，題墓碑曰萬忠。鼎革後，編二十家為甲，以北人為甲主，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自盡者又不知凡幾。……鼎革後，城鄉遍設甲主，奴人妻女，有志者皆自裁。

《燼餘錄》的真正作者與內容的可信度均存在爭議，該書「被保存在一部裝裱得極精致的書畫冊頁裡」直到光緒十七年（1891）才被李糢從金陵徐紹齋處摘抄而來。聽起來與「崇禎戊寅歲，吳中久旱，城居買水而食，爭汲者相捽於道。仲冬八日，承天寺狼山房浚眢井，鐵函重匱，錮以堊灰，啓之」所得的鄭思肖《心史》頗為相似。故一直有人以《燼餘錄》與《心史》為姊妹書，《燼餘錄》的內容與《心史》有照應之處。也與《心史》一樣有「紀事亦多與史不合」的問題。例如其言元軍攻入蘇州後進行了大屠殺，但實際上元軍兩次進入平江府（蘇州）都未經交戰。《元史》 （卷一百二十七 列傳第十四 伯顏）言：

先是，平江守潛說友遁，通判胡玉等既以城降，而複為宋人所據。甲辰，眾軍次平江，都統王邦傑、通判王矩之率眾出降。

拋開對此書可信度與 真正作者的討論，假設「奴人妻女」的北人甲主是事實，這個故事也與傳說中的「蒙古人初夜權」相去甚遠。因為，「北人」在宋元時人話語裡的意思是蒙古、回回、唐古、契丹、女真及北方漢人等的總和，元以漢軍為主力亡宋，宋亡後，以北方漢人充南土各地達魯花赤又例不知幾何。若南下元軍真需以北人一人分統20戶南人百姓，大部分的甲長也應是漢、契丹、女真等北方漢族軍人。至於北軍甲長仗著兵威魚肉百姓作威作福，乃至於奴人子弟妻女與成制度的「初夜權」能不能等同，就不需討論了。

另一個問題是，元軍在江南「編二十家為甲，以北人為甲主，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的暴行，不見自宋末以來任何其他資料的記載。徐大焯不是新朝治下唯一的異見分子，謝枋得、鄭思肖等遺民亡國後在其著作裡大罵元朝幾十年，無所不用其極。拋開對確實存在的苛政的撻伐，哪怕無中生有全無根據的抹黑都不在少數，如袁枚在《隨園詩話》中感嘆：

《心史》所載元世祖剖割文天祥，食其心肺，又好食孕婦腹中小兒，語太荒悖，殊不足信。

又如儒戶在元朝屬於是經濟特權階層，每月享受來自學田、貢士莊收入的經濟補貼，其額度依儒士年齡學業五鬥至一石不等，名儒可至六石外加鈔三十貫（松江府標準），在學的儒戶子弟則由學府提供膳食。在享受津貼之外，又有免賦免徭的福利。鄭思肖卻在其文中大斥「九儒十丐」為「韃法」：

「韃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統轄。」（《鐵含心史》，卷上）

若將此言作為元代儒生的實際地位，那就荒唐極了。 「九儒十丐」一詞並非由鄭思肖捏造而來，而是在元代社會廣為流傳的一個段子，陶宗儀《南邨輟耕錄》中也曾收錄之。 按同為遺民的謝枋得的說法，此說為「滑稽之雄以儒為戲者」嘴裡的戲謔之言：

滑稽之雄以儒為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以為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之無益於國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也。」（《謝迭山集》，卷二，《送方伯載歸三山序》）

這句調侃的初衷很可能是嘲諷儒士可以「不勞而獲」：在小民們眼中，娼妓尚且自食其力，而儒士的工作就是讀書。朝廷尚未行科舉，儒戶若不教書、為吏便要在家中、學校裡永遠做「無益於國」白領津貼的蛀蟲，只比伸手乞討的乞丐高一等 。但稍微隱去部分實情，便是大罵元朝的好材料。

不過，即便是對元朝恨之入骨，時常曲解時言甚至無中生對其進行攻擊的謝枋得、鄭思肖等人，也從未提及江南存在「遍設北人甲主，奴人妻女」的現象。

「初夜權」的故事變成今天的糢樣，離不開一則謠言的助攻。這則謠言中「淫人妻女」 的暴行發生在康熙年間！1852年，太平軍由廣西永安突圍進入湖南境內，東王楊秀清與西王蕭朝貴聯名發布的《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中有如下內容：

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偽妖康熙，暗令韃子一人管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欲中國之人盡為胡種也。

康熙帝暗令「韃子一人管十家」，專門「淫亂中國之女子」 自是無稽之談。但可以肯定的是，太平軍的說辭並未受到《燼餘錄》「遍設北人甲主，奴人妻女」的影嚮。鹹豐年間作此文的楊秀清、蕭朝貴絕無可能知道光緒年間才重現人世的《燼餘錄》存在。發布 《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的政治目的無外乎刺激反滿情緒耳，內容多是荒誕之說，「中國之人盡為胡種也」之後又有：

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為奴為妾，三千粉黛，皆為羯狗所污；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言之慟心，談之污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語言，今滿洲造為京腔，更中國音，是欲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凡有水旱，略不憐恤，坐視其餓莩流離，暴露如莽，是欲使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污吏，布滿天下，使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國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我中國之英俊抑鬱而死也…… 予細查滿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產妖人，種類日滋，自相配合，並無人倫風化……

在清代「旗民不通婚」的背景下「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為奴為妾」顯然是不可能出現的。「京腔是滿洲造」至今亦有人信傳，但京腔、官話與滿語口音的聯繫遠比人們想象的小。清代人口自一萬萬餘增長至四萬萬五千萬，無論如何看不出滿清「是欲使中國之人稀少」。至於「貪官污吏布滿天下是滿洲刻意為之，滿韃之始是白狐赤狗交媾」（受蒙古「蒼狼白鹿」影嚮？），更使人無言以對。

以上謬言哪些為楊、蕭二人「原創」，哪些則已在當時社會中業已流傳，我們不得所知。楊、蕭是否是康熙「暗令韃子一人管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一說的始作俑者亦可先放一邊，值得註意的是，這個版本其實更接近「初夜權」的故事。 《燼餘錄》的故事尚為「 編二十家為甲，以北人為甲主」，甲主倚靠兵威「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 ，奴人妻女的暴行其實是甲主「仗勢欺人」。但在楊秀清、蕭朝貴的故事裡「韃子一人管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則是康熙帝「暗令」為之 ，目的是「欲中國之人盡為胡種也」。完全變成了一副「陰謀論」論調，暴行的出發者也由甲主個人上升為「偽妖康熙」，離成制度的「初夜權」幾乎只差一步了。

很明顯，元代「初夜權」，最可能是《燼餘錄》與《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相關內容在清末民初發酵曡加的結果，甚至可能受到了當時蘇、魯、河南、新疆等地惡霸地主對下層百姓確實存在的「初夜權」，以及「中世紀領主初夜權」這一西來謠傳的影嚮。

經历甲午戰爭、庚子國變，「同光中興」徹底失敗，中國完全墮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政府對內腐敗統治、對外出賣國家利益，淪為列強的利益代理人，威嚴掃地。平民知識分子對清政府喪失一切幻想，其直接後果就是，反滿由自然的原始民族主義意識如烈火燎原之勢迅速擴張為一種思潮。《心史》、《燼餘錄》、《揚州十日記》、杜文秀《興師檄文》、太平天國《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都曾作為排滿思潮宣傳「胡漢不兩立」的資料。排滿與革命思想多在有一定判斷能力的知識分子中宣傳，康熙朝在時間上畢竟與革命者太過接近，不適合作為「韃子甲長初夜權」的發生時間。這大概也是我們今天看到的版本是「元朝初夜權」、而非「清朝初夜權」的原因之一。1885年出生的周作人在1926年寫道他所知唯一與中國初夜權有關的傳聞即是「 元人曾對於漢族施行此權 」：

中國初夜權的文獻未曾調查，不知其詳，唯傳元人曾對於漢族施行此權。範寅編《越諺》卷上，載童謠《低叭》一章，其詞曰：「低叭低叭（嗩吶聲），新人留歹（歹讀如ta，語助詞），安歹過夜，明朝還俉乃（即你們）。」註雲：此宋末元初之謠。據紹興縣視學陳曰澱君說，德鄭鄉謠如下：「低帶低帶，新人留歹，借我一夜，明朝還乃。」雲蔣岸橋地方昔有惡少嘯聚，有新婦過此，必截留一夜。後為知縣所聞，執殺數人，此風始戢，所說本事大抵不可憑，唯古俗廢滅，而民族意識中猶留有餘影，則因歌謠而可知者也。又浙中有鬧房之俗，新婚的首兩夜，夫屬的親族男子群集新房，對於新婦得盡情調笑，無所禁忌，雖雲在賺新人一笑，蓋系後來飾詞、實為蠻風之遺留，即初夜權之變相……（《談龍集》《初夜權序言》 1926年10月14日 ）

另外，周作人以更可能出自「 惡少 」口中的宋末元初歌謠作為「初夜權」佐證，並將鬧洞房為「初夜權之變相」均屬牽強附會之說。鬧洞房這一習俗在《漢書》中就已經被記載，一般認為是上古社會搶親行為的遺留。

「編二十家為甲，以北人為甲主，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 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正史記載中，元朝官員與將領在平定南宋過程中的確曾小規糢採用保甲制度作為新伏地方的臨時安頓政策，但未說甲長是北人。見諸史料的例子有《元史 卷一六八 陳天祥傳 》中一條，提及該地區的自衞力量也是本地「土兵」，身負平息軍亂使命的陳天祥只帶了十名「北人」：

十三年，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天祥權知本軍事。天祥領軍士才十人，入其境，去城近百裡，止二日乃至城中，父老來謁，天祥諭之曰：「捍衞鄉井，誠不可無兵，任事者籍之過當，故致亂爾。今令汝輩權置兵仗以自衞，何如？」民皆稱便。乃條陳其事於行省曰：「鎮遏姦邪，當實根本，若內無備禦之資，則外生窺覦之釁，此理勢必然者也。推此軍變亂之故，正由當時處置失宜，疏於外而急於內。凡在軍中者，寸鐵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姦人得以竊發，公私同被其害。今軍中再經殘破，單弱至此，若猶相防而不相保信，豈惟外寇可憂，第恐舟中之人皆敵國矣。莫若布推赤心於人，使戮力同心，與均禍福，人則我之人，兵則我之兵，靖亂止姦，無施不可。惟冀少加優容，然後責其必成之效。」行省許以從便處置。天祥凡所設施，皆合眾望，由是流移複業，以至鄰郡之民來歸者相繼，伐茅斬木，結屋以居。天祥命以十家為甲，十甲有長，弛兵禁以從民便。人心既安，軍勢稍振，用土兵收李必聰山寨，不戮一人。他寨聞之，各自散去，境內悉平。

元代真正長久實行的基層自制制度是邨社制，隨著南方的平定，個別地方為保境安民採用的臨時保甲制必定由邨社制所代替。也就是說，元代的絕大多數時間內根本不存在「甲長」這一職務。 邨社的社長則由社眾推舉「 年高通曉農事兼有丁者 」擔任。《元典章》對邨社制度的描述為（卷十七）：

諸縣所屬邨疃凡五十家立為一社，不以是何諸色人等並行入社。令社眾推舉年高通曉農事兼有丁者為社長。如一邨五十家以上，只為一社。增至百家者，另設社長一員。如不及五十家者，與附近邨分相並為一社。若地院人稀不能相並者，斟酌各處地面，各邨自為一社者，或三五邨並為一社，仍於酌中邨內選立社長。

擔任邨社社長的有沒有可能是蒙古人呢？答案是否定的。由於內地漢蒙人口比極度懸殊，實際上，即使耗盡蒙古人口亦不夠做漢人「甲長」、「社長」所需。蒙古人更對於大多數漢人人口來說可謂十分陌生。以典型的內地府路鎮江來說，據至順《鎮江志》記載，鎮江府境內常住人口構成如下：

僑寓：戶三千八百四十五，口一萬五百五十五，驅（奴婢）二千九百四十八。蒙古戶二十九，口一百六十三，驅四百二十九。畏兀兒戶一十四，口九十三，驅一百七。回回戶五十九，口三百四十七，驅三百一十。也裡可溫（基督徒）戶二十三，口一百六，驅一百九。河西戶三，口三十五，驅一十九。契丹戶二十一，口一百一十六，驅七十五。女真戶二十五，口二百六十一，驅二百二十四。漢人戶三千六百七十一，口九千四百七，驅一千六百七十五。土著：戶一拾萬六十五，口六十一萬三千五百七十八，驅二百二十二。 客：戶五千一百五十三，驅一千二百四十一。單貧：戶四千一百四，口一萬一千四百七十九。僧：戶三百一十，口二千四百三。道：戶一百四十，口五百七十。

除去僧道這樣的特權階層外，鎮江府漢（含契丹、女真）南人的總戶數為113075戶，總人口大約66萬人（口與驅的總和，其中客戶人口缺，以估算數字計算）。蒙古人僅有29戶，人口592，為漢南人的千分之一不到。其中自由人163，奴婢429。而十一萬餘戶漢南人至少需要1萬多名元代基本不存在的「甲長」，2200多名社長。即使發動蒙古色目男女老幼奴婢齊上陣，也湊不夠這這些人。

考察元代蒙古人基層組織，可知蒙古人更無為漢人南人擔任社長、裡長的可能。蒙古自由人口大部分是軍戶，其社群組織與基層漢南人是分離的。這種安排是出於軍事機密的考慮，防止「其各處管民官司備知卑府見蒙古軍數」。可由《元典章》卷二三《蒙古軍人立社》條見：

若將本管蒙古軍人卻與漢兒民戶一同入社，其各處管民官司備知卑府見蒙古軍數，又緣本管蒙古軍人自來不曾與漢兒民戶一同入社，與公不便，若將本管蒙古軍人另行為社，令見設本管奧魯官一體勸諭農事， 似為相應。

色目人與漢人、南人的接觸度就要高的多，元政府安置色目軍、民、匠戶與與漢人雜居的情況不在少數，其中軍戶如《元史 食貨志》言：「（至元）十年，令探馬赤隨處入社，與編民等。」但色目人極多的探馬赤軍對與民同社存在抵觸情緒，如《元典章》卷二三《複立大司農司》條雲：

至元十年三月，大司農司又奏：探馬赤軍等軍戶推避不肯入社，又不肯存留義糧，亦不肯與諸人一體開興水利。

此現象得到了元中央政府的重視，世祖對此做的批複是強制執行，命他們「聖旨到日」就要「並行入社」。《元典章·刑部》中有一條後來色目人與漢人同社雜居的例子，大義是兩名福建回回人木八剌、阿藍沙因為同邨漢人在鄉裡口角中用「大言語」嚇唬他漢人皇帝馬上就要出現，還要「殺達達、回回，殺底一個沒」，遂誣告同邨漢人謀反，結果被朝廷嚴加處罰（蒙古色目民人的刑事也不與漢人同歸有司處理，而是宗正府）：

至大三年九月日，福建宣慰司承奉江浙行省札付：準尚書省咨：刑部呈：於至大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蒙都堂鈞旨，分付到木八剌告指亂言文狀一紙。仰本部約請尚書省斷事官懷都、詹事院斷事官朵兒只，一同歸問明白，連衘呈省。奉此。依上約請各官到部，一同歸問得木八剌狀招：

旣是回回人氏，莊農為業，自合守分過日，卻不合於至大三年三月十九日，為知官司捉獲帖裡等謀歹，將首告人給與官賞，及懷恨本邨住坐人馬三等，時常指攀木八剌，應當一切雜泛差役，因此，將木八剌幼小聽得妄傳詞話，自行捏作亂言事情，虛摭馬三……

……蒙將木八剌拿住，於木八剌沿身，搜出木八剌親筆捏合亂言文字，與一幹人等，面對得木八剌逐項虛誑不實罪犯。及取訖阿藍沙，旣是木八剌說稱『邨裡漢兒人謀反』，不行告首招伏。議得：木八剌，比例於市曹杖斷一百七下；阿藍沙，擬決四十七下……

「初夜權」更與元朝的官方意識形態——理學天然相悖。因為此時理學的諸多價值觀而尚未得到社會中下層社會的普遍接受 。有元一代，政府在思想領域扮演的角色一直是理教與「貞潔」觀念的忠實推動者與守護者 。身為「天字第一號衞道士」的元廷如若制定「初夜權」這種淫亂人倫的制度，豈不荒唐透頂？

元代婦女地位相對較高，社會環境對待婚姻的態度較為開放，人們心中尚未有嚴格的「守貞」觀念。在當時婦女自動提出解除婚姻、寡婦改嫁、男子娶再嫁婦女如同漢唐時代一樣被視為十分正常的事情，不會面臨任何道德壓力。在這種前提下，元政府不斷出臺條文遏制自由的婚俗，提倡守貞即守節。

據《元典章·戶部》與《元典章·吏部》記載：成宗大德三年，元政府開始禁止流官（國家大多數官員屬於流官，與土官對應）之未亡人改嫁。大德七年，政府剝奪了改嫁婦女對其「隨嫁妝奩原財等物」的所有權。武宗至大四年，朝廷公開宣稱「婦有夫死適人者謂之失節」（之後寡婦不嫁均稱「守節」而不再是「守志 」 ），規定有誥命的命婦在夫死後不許改嫁，若官員的正室是寡婦，也沒有受封贈的資格。同時下令：「夫亡守節之婦，有司為之族表門間」，第一次將「守貞」作為德行公開表彰。

元朝滅亡後，這些規定均被明朝繼承並發展。

谢选骏指出：蒙古人奸淫掳掠之后，再来倡导守节，典型的“婊子立牌坊”。但是中国废垃好了疮疤忘了疼，竟然称之为“元政府”！这不就是“人民政府”的先行者吗。中国废垃好了疮疤忘了疼，有的美国华人甚至怀疑1959年开始的大饥荒的存在，质疑人民政府怎么会让人民吃不饱肚子——因为美国的粮食这么便宜！而且到处都有免费赠送。

【34、中国改朝换代研究】

《中国改朝换代战争》（模板讨论）报道：

这个模版应该引用可靠来源，支持所列战争学术界普遍认为是“统一战争”，否则违反维基百科：非原创研究原则。

一个问题就是元与清属于外族入侵（两者来自原先并不属于传统上中国的领土，种族、文化也不同于中国），把元与清征服中国称为“统一战争”就有争议。如果征服全境就叫“统一战争”，那么美军占领伊拉克或阿富汗全境，是否也叫这些国家的“统一战争”呢？如果不是，元与清征服中国也不应该称为“统一战争”。

中共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前并非国家，抗日时共军在名义上也接受国民政府指挥，并且接受政府拨款，名义上并非独立政权。既然没有正式分裂成两个政权，称国共内战为“统一战争”也很有问题。历史学家有把美国南北战争称为“统一战争”吗？如果没有，国共内战也不应该称为“统一战争”。 欢颜展卷（留言） 2013年12月29日 （日） 17:39 （UTC）

嗯，关于蒙元和满清入主中原的战争性质是值得商榷，希望模板里加上争议的，毕竟中国大陆目前看待他两场战争是统一战争。我乃野云鹤（留言） 2014年1月3日 （五） 19:32 （UTC）

元和清是不一样的。元朝的蒙古文全称是“大元大蒙古国”（Dain Yeke Mongghol Ulus），根本就是蒙古国对中国的入侵，可归类于蒙古帝国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征服活动。而清朝的实际创建人努尔哈赤（甚至其父祖）是明朝的东北地方官员（大明建州卫都指挥使+龙虎将军），可对比安史之乱前的安禄山，而且入关后即自称中国，如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开头就是“中国大皇帝”（拉丁文原文是“Sancti Sinarum Imperatoris”，“Sinarum”即“中国的”），不光是中国大陆，国际上也普遍以China或相近的词来称呼清朝，如英文版南京条约的全称是“Peace Treaty between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Emperor of China”，所以不仅是国内官方而在国际上也是没有争议的。——Cartstyle（留言） 2014年1月3日 （五） 15:06 （UTC）

蒙古从来没有入侵过一个叫中国的国家，不能够将今天的蒙古国跟古代的蒙古加上等号，一来当今蒙古国的主体民族喀尔喀人在元朝时期根本就不属于蒙古人，相反中国内蒙古的蒙古族黄金家族可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代，二来明继承于元，清继承于明，中华民国继承于清，现代蒙古国是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跟元朝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元朝不是中国，那么元朝更加不可能是蒙古国。No1lovesu（留言） 2014年1月7日 （二） 06:28 （UTC）

而且蒙古也曾经受金朝统治，金朝在当时可是堂堂正正的“中国”：[《宋史》卷四百三十六《陈亮传》：“其地虽要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况其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机。 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是亦形势消长之常数也。]。更加不用说忽必烈本人就是以承续中原历朝统绪自居，视元朝为“中国”的延续。

No1lovesu（留言） 2014年1月7日 （二） 14:08 （UTC）

对于清朝我们是没有异议的，至于元朝嘛，情况要麻烦一些。以国外为例，国外普遍将元朝视为“大蒙古国”法统的延续，或者蒙古帝国的一部分，而元朝本身的蒙古文全称是“大元大蒙古国”，同时并没有证据显示元朝官方曾自称为中国（这点跟清朝不同）。不能以现在内外蒙古的情况（如黄金家族的所在等）来鉴别古代的蒙古族政权是否为中国。元朝和现在的蒙古国是不是有继承关系确实存在异议，但说元朝是中国同样存在问题，比如没有像清朝《尼布楚条约》那样的依据。所谓“忽必烈本人就是以承续中原历朝统绪自居”只能说是利用了中原的正统观点而已，对汉人自称皇帝（但对蒙古人仍然自称大汗），就像清朝皇帝对蒙古人自称蒙古大汗一样，名义上继承了蒙古大汗的法统，但并不能说清朝就是蒙古人的政权。另外，现在的外蒙古地区曾受到过辽朝的统治，但并未受到金朝统治。辽亡后蒙古就取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并多次击败入侵的金朝军队。这与女真人长期受到明朝管辖是不同的。——Cartstyle（留言） 2014年1月7日 （二） 14:59 （UTC）

清朝自称中国，是因为清朝自己将［中国］一词从一个地理、中原王朝概念，提升等级成为一个近代的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概念的。据我所知，在清朝以前没有任何一个大一统中国王朝会称自己的国家整体为中国的，难道清朝以前的国家都不属于中国了吗，当然不是了。至于内外蒙古，要知道，中国是中华民族的中国，中华民族的历史自然就是中国的历史，内蒙古的蒙古族－黄金家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元朝是他们祖先建立的，跟外蒙古人完全没关系，所以外蒙古人凭甚么抢去我们中国人的元朝呢（至于"没有像清朝《尼布楚条约》那样的依据"，请参考《元典章》中的《建国号诏》。在皇帝和大汗称呼的分别方面，皇帝和大汗二称是对等的，另外在唐朝唐太宗在发送外交文件时都会盖上“天可汗”的大印，当时的官方作法是：对内自称皇帝，对外称天可汗，难道唐朝也不属于中国吗，当然也不是了。No1lovesu（留言） 2014年1月7日 （二） 17:05 （UTC）

怎样分别出"传统上中国的领土"呢？清朝在《尼布楚条约》里是这样写的：“……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一带之溪河，尽属鄂罗斯……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中国所有鄂罗斯之人，鄂罗斯所有中国之人，仍留不必遣还……”由此可见，在清朝时期整个清朝和中国是互称。现在我们回到更早的三国年代，看看当时的人对“中国”的定义：《三国志》陈群：“今中国劳力，亦吴、蜀之所愿。”诸葛亮：“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可见，不论是陈群还是诸葛亮，都不认为今时今日的"中国南部"属于"中国"，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中国南部不属于"传统上中国的领土"，南部人民（尤其是南方少数民族）的"种族、文化也不同于中国"？至于你拿美军占领伊拉克或阿富汗作为例子，那就更奇怪了，元朝和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伊拉克和阿富汗曾几何时是美国历史上的政权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曾几何时跟"美国大陆"统一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了。No1lovesu（留言） 2014年1月7日 （二） 05:16 （UTC）

有一点要表示清楚，元与清对于“当时的汉人而言”是属于外族入侵，但中国从来都不只属于汉人，中国是中华民族的中国。

User:我乃野云鹤这次修改前并未明确交待“尚有争议”的理由。如果是认为非汉族政权发动的统一战争就“尚有争议”（非蒙元那种赤祼祼的入侵，详见上文），那淝水之战明显是氐族人发动的攻打南方的汉人政权东晋的战争，按其标准更应该是“尚有争议”的，因为发动战争的氐族人苻坚家族连晋人都不是（不像努尔哈赤及其父祖叛明前皆为明朝的东北地方官员，详见上文）。尚且不论是否应该只要“尚有争议”就要从模板中删除，但如果真要按照其这种做法的话淝水之战也应该删除，否则就是明显的双重标准。——Cartstyle（留言） 2014年1月5日 （日） 02:43 （UTC）

如果“入关战争”有争议，那么一切所谓的“中国”历代统一战争都有争议

“进入清代以后，虽然清朝直辖的18个省依然以“中国”称之，而“天下”也保持著泛化的指称政令实施范围的含义。但“中国”却有了指称清朝疆域的用法，“天下”与“中国”出现了重合的倾向。一个明显的例证即是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康熙二十八年，为了解决沙俄向东扩张而引发的边界争端，清朝和沙俄签订了具有现代国际法水准的边界条约————- 《尼布楚条约》。清朝依据《尼布楚条约》所立界碑全文为：“大清国遣大臣与鄂罗斯国议定边界之碑：一，将由北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即乌伦穆河，相近格尔必齐河为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大兴安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一带之溪河，尽属鄂罗斯。一，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中国所有鄂罗斯之人，鄂罗斯所有中国之人，仍留不必遣还……” 很显然，在条约中“清朝”和“中国”是可以互称的，“中国”已经具有了一个近现代主权国家的含义。该条约的满文、俄文、拉丁文本也都是如此。也就是说，最迟到康熙时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称呼，中华各民族也由此开始以一个主权国家——中国的身份活动于世界舞台。”－－《“中国”与“天下”的重合》

No1lovesu（留言） 2014年1月7日 （二） 09:25 （UTC）

没这么麻烦，已经将学术著作来源列于模板参考文献，若特定编者再有以“笔误”为由删除可靠来源之行为，请迳付破坏提报。——Aaa8841（留言） 2014年1月7日 （二） 13:50 （UTC）

我想请教一下要如何提报，另外我有将宋元战争补加上去的考虑。

你能给出元朝也自称中国的证据吗？谢谢。——Cartstyle（留言） 2014年1月7日 （二） 15:34 （UTC）

元代期间的［中国］一称还是一个地方概念（中原），元朝是不可能用此［中国］来代称自己整个大帝国的。南宋没有自称自己为［中国］，可是南宋属于正统中华王朝是个事实。另外元朝的《元典章》的《建国号诏》里相当清楚地宣布元朝是继承了三皇五帝秦汉隋唐的中华正统王朝：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E5%BB%BA%E5%9C%8B%E8%99%9F%E8%A9%94　No1lovesu（留言） 2014年1月7日 （二） 16:32 （UTC）

到Wikipedia:当前的破坏提报。——Aaa8841（留言） 2014年1月9日 （四） 16:17 （UTC）

元世祖至元三年八月丁卯，以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使日本，赐书曰：“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埸，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而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至元七年十二月，诏谕禃送使通好日本，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国，实相密迩，故尝诏卿导达去使，讲信修睦，为其疆吏所梗，竟不获明谕朕心。后以林衍之乱，故不暇及。今既辑宁尔家，遣少中大夫、秘书监赵良弼充国信使，期于必达。仍以忽林赤、王国昌、洪茶丘将兵送抵海上。比国信使还，姑令金州等处屯驻。所需粮饷，卿专委官赴彼，逐近供给，并鸠集金州旁左船舰，于金州需待，无致稽缓匮乏。”

至元二十七年，帝怒，欲再发兵，丞相完泽、平章不忽木言：“蛮夷小邦，不足以劳中国。张立道尝再使安南有功，今复使往，宜无不奉命。”

元仁宗延祐元年，右丞相铁木迭儿奏：“蒙陛下怜臣，复擢为首相，依阿不言，诚负圣眷。比闻内侍隔越奏旨者众，倘非禁止，致治实难。请敕诸司，自今中书政务，毋辄干预。又往时富民，往诸蕃商贩，率获厚利，商者益众；中国物轻，蕃货反重。今请以江浙右丞曹立领其事，发舟十纲，给牒以往，归则征税如制；私往者，没其货。”

元惠宗至元元年，徐世隆奏：“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事之大者，首惟祭祀，祭必有庙。”从之。

至元二年有日本僧告其国遣人刺探国事者。铁木儿塔识曰：“刺探在敌国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为。设果有之，正可令睹中国之盛，归告其主，使知向化。”

《大元通制·禁令》：“诸下海使臣及舶商，辄以中国生口、宝货、戎器、马匹遗外番者，从廉访司察之。”

倒是秦朝可没自称中国呢，呵呵。——Aaa8841（留言） 2014年1月9日 （四） 16:17 （UTC）

对对，中国在古时除了是地域概念，还是正统王朝的概念，这一点我忽略了，上述的中国跟元朝是相通的。No1lovesu（留言） 2014年1月9日 （四） 18:06 （UTC）

谢谢阁下给出的例子。不过如上所述，古代“中国”有几层意思。我查了一下，上面有几个“中国”很可能确实是指元朝（比如“不足以劳中国”、“正可令睹中国之盛”等），还有几个是指中原或者历代中原帝国等（比如“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国”、“开国以来，时通中国”等）。可见此文：《元史》中“中国”一词的不同含义。——Cartstyle（留言） 2014年1月9日 （四） 18:17 （UTC）

还是有原创研究嫌疑

要避免原创研究嫌疑，列举的参考文献，其中要把表中所有战争称为“统一战争”

定义“统一战争”的标准。是意图统一，还是结果是统一？如果还有“中国领土”不在其控制下，算不算？

学界广泛采用。如果非主流观点，是否应该加以区别？

目前列举的参考文献，似乎这3点都没有吧。

国民政府的北伐，为什么不算“统一战争”？抗战时，全国可是在国民政府指挥之下。

元朝算入侵比较合理。

没有一个好的定义，分类就太过主观，很有问题。

元清没有什么好争议的

元朝的死敌朱元璋明确将元朝（从铁木真开始）定为中国的正统朝代，刚刚把蒙古人赶出大都就忙着修《元史》。清朝也是类似。蒙古之前是金的臣属，女真之前是明的臣属。在后金降服蒙古的时候，蒙古人还弄了个传国玉玺来献给女真人（虽然其实是个假的），女真人还很高兴地接受了，如果不是自认正统何必干这事？在元清之前还有拓跋氏的北魏被唐朝列于正史，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是沙陀人建立的，被宋朝列于正史。因此，这些朝代属于中国是中国历代政府的共识。现在的蒙古国是因为帝国主义分割中国的原因才从中国独立出去的。不应从白人史观看待问题。Dreamer in Utopia（留言）

中国大陆要突出中共的对中国的贡献，就把中共说成统一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说成没有统一中国。

新华网有云：解放战争亦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１９４５年８月至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战争。

西藏自治区政府网[5]有云：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定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1949年9月国军还控制着大陆一半的国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统一全国，进军西南五省和新疆，西藏，控制全国，结束了自清朝灭亡以来国家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局面。台湾一隅虽未解放，但也未公开分裂。双方由于未签订停战协议，所以法理上解放战争并未结束。

1949年9月结束，这是中共自己说的。如您想推翻这个中国大陆官方的、政府认可的唯一说法，请列明来源。“未公开分裂”，请问什么叫“公开”呢？海峡这边是“人民共和国”，海峡那边是民国，如果这不是公开，还请解释构成“公开”的要素。谢谢。

官渡之战应当不能算是统一战争

对官渡之战被定义成统一战争比较诧异，进来一看讨论发现更乱……

Hu Ping胡平@HuPing1：

有些人说，你要求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能够做到必要的自我控制，这根本是做不到的。按照这种说法，民运好比一辆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的汽车，那还有多少人肯坐上来呢？我们不要小孩子玩火，就因为小孩子控制不住火势，到头来往往是把自己也给烧灼了。要说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做不到必要的自我控制，那结论就该是以后不要再搞什么民运，免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谢选骏指出：中国历史法则——改朝换代如果不是外敌入侵，就是失控的群众运动造成的。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得不到。甚至连美国革命也是如此，如果北美殖民者“见好就收”，哪里会有独立建国、走向全球霸权的可能性呢？

Hu Ping胡平@HuPing1：不少人在总结八九民运的教训时，总爱批评国人的懦弱。我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一定就比其它国家的人更懦弱，我也不知道中国人的这种懦弱究竟是中国长期陷于专制统治的原因抑或是它的结果。从现实政治出发，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所谓的改造国民性，而是如何在给定的国民素质的基础上，致力于推进政治环境的转变。固然，自由的秘诀在勇敢，但我们毕竟不能指望人人都勇敢。现在人们都已懂得，为了实现良好的政治，我们不能指望执政者个人素质的完美，而应致力于制度的健全．基于同理，在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中，我们也不应指望民众都具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勇气，而应注重于恰当的战略和策略。倘若人人都勇敢。民主运动大概就用不着考虑策略：正因为并非人人都勇敢，所以策略问题才变得十分重要。归根到底，人类赢得自由的历史，并不是人性改造或人们的品质提升的历史，而是人类经验与人类理性成熟和发展的历史。

谢选骏@xxj2040：“懦弱的中国人”却演出了全球历史上破纪录的“周期性改朝换代”的暴力革命，面对这种奇特的反差，我只能称之为“中国式的大选几十年一次”。不是每次“大选”都能推翻朝廷的，但总有一次一定推翻！这既不是什么“人性改造或人们的品质提升的历史”，也不是什么“人类经验与人类理性成熟和发展的历史”——而是“天命所归”。

八九民运没有直接促成中国大陆的改朝换代，但却直接促成了东欧各国的改朝换代、最后导致苏联解体；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间接促成了中国大陆的改朝换代——六四屠杀以后，邓小平为了突围饥不择食、到处建立血汗工厂饮鸩止渴，把共产党统治带向了不归之路……就是一个明证。

【35、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邪教色彩】

《解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教色彩（1）》（民主中国本站首发 | 2020-07-31）报道：

摘要：本文从世界观、组织、及信徒的生活方式等几个方面讨论宗教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异同，试图说明两者都是人类历史上极为成功的灵魂工程。据传是马克吐温说：“历史虽不重复，但常常押韵。”通过这样的讨论，本文试图把中共的崛起放入历史的上下文中，说明共产主义理念与历史上成功的宗教至少是押韵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成立，那么在未来，与共产主义理念继续押韵的大众思想总动员还会以不同的名字不断回到中国的土地上。这也就是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前言

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地下建立，之后只用了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便一举击败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民政府，控制整个中国大陆，其崛起堪称奇迹。其中的原因，除了外因，如苏联的强力援助和日本侵略对国民政府剿共计划的打断，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起了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作用。支持这个因素的一个证据是中共赢得了从目不识丁的贫雇农到受过海外教育的众多高级知识分子的几乎横跨中国社会整个民意光谱的狂热支持。

本文试图为这种强大生命力提供一个理解的角度：在对大众思想的动员方式上，共产主义理念与历史上的成功宗教有许多相似之处。

虽然中共自称为唯物主义，刻意与所有的宗教划清界限，但许多人都已经注意到共产主义的宗教色彩。比如，哈耶克的观察是：“像国家社会主义（注：即纳粹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类运动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伟大的宗教运动堪与之相比。”[1]

杨继绳写：“毛泽东以73岁老年之躯，不辞劳苦地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颇有一点宗教色彩。他像布道的主教一样，将他的思想传播到年轻人之中，希望在与他同代的官僚们去世以后，下一代就会以他的思想改造中国社会。被接见的人好像教徒接受了主教的洗礼一样，无比光荣，无比幸福。”[2]

华沙大学教授Marcin Kula的分析是：“共产主义在许多层面的问题上都采取宗教式的办法。令人惊异的是，甚至它与宗教的斗争也有浓厚的宗教气息：这斗争的一个目的是，除了体制批准的神之外，大众不能崇拜别的神。”[3]

一平作出如下的比较：“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就会清楚地看到它的宗教化。比如：偶像崇拜，其英雄的 ‘高、大、全’形象，其领袖之神明；至高的‘主义’——教义信仰；诉苦——受难；自我批评——忏悔；迷狂式的群众歌曲和大会——弥撒敬拜。最具象征性的是，保留领袖的尸体，供民众敬拜——尸体崇拜是原发性的低级宗教。”[4]

这些观察分别着眼于共产主义理念在信徒心中激起的情感强度、比个人寿命更长久的生命力、排他性、以及在信徒信仰生活中的各种表现形式。

本文从世界观、组织、及信徒的生活方式等几个方面讨论宗教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异同，试图说明两者都是人类历史上极为成功的灵魂工程。据传是马克吐温说：“历史虽不重复，但常常押韵。”通过这样的讨论，本文试图把中共的崛起放入历史的上下文中，说明共产主义理念与历史上成功的宗教至少是押韵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成立，那么在未来，与共产主义理念继续押韵的大众思想总动员还会以不同的名字不断回到中国的土地上。这也就是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中共的理念最初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列宁的苏维埃实践，后来又加入了许多本土化的成分，并且在建政之后把其现行体制称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把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终极理想。为了行文简便，我在本文中将中共的理念通称为共产主义理念。

在文中讨论宗教的一些普遍特征时，我提出的主要依据是我比较了解的主流基督教和佛教。我假定这些特征是许多宗教的普遍特征，但不一定是所有宗教的共同或必备特征。我引用的材料多数是公开发表的记录，还有一些我自己的经历、见闻。

在每一个宗教中，信徒之间的虔诚程度都有差异。本文中讨论的主要是各宗教及共产主义理念中的较为虔诚的信徒的思想和行为。我假定，虽然他们在各自的宗教组织中不一定比三心二意者的人数更多，却是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一只头雁足以决定整个雁群的前进方向。虽然三心二意者的人数可能占优，但他们更多时候是作为附和者的角色。

1. 宗教的几个特征

宗教是如此巨大的话题，涉及的是人认知世界的基本判断标准和终极目的，所以讨论宗教的全貌是极为困难的事。在本文中，我把关于宗教的讨论基本上局限于我自己比较了解的基督教和佛教，而它们之间的差异已经足够巨大，可以作为宗教的多样性的一个量度。基督教认为神是万物的主宰，人是神的创造物；而佛教认为人人皆是佛，不同只在迷的程度。在本文中，我沿用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 （William James） 的说法，把信徒心目中的那个至圣至高的存在通称为神圣秩序 （divine order）。[5]

心理学家诺伦扎扬把各种宗教中的神圣秩序分为两类。一类是全知、全能、无处不在、并且有强烈的道德色彩，称为大神 （big gods）。[6]当代世界上主要的几种历史悠久、信徒众多的宗教都是大神宗教。与之相应，道德色彩不那么浓烈、对信徒生活的干预也较少的神圣秩序则可称为小神。中国民间崇拜的灶神、财神、妈祖等可作为小神的例子。

按照这样的定义，本文中的讨论对象都是大神宗教。

1.1 宗教作为系统的世界观

宗教不是关于世界的某一个方面的理论，而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论。一个宗教的教义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提供一个系统而自洽的解释。一个历史悠久的宗教对世界的解释通常都经过了许多代的虔诚信徒和理论家的工作，通常至少是自圆其说的。这里的“自圆其说”指的是信徒们自认为他们信仰的理念可以解释世界的万事万物；这不等于非信徒们也接受这样的解释逻辑。神话学家坎伯 （Joseph Campbell） 对此的观察是：“一个人的宗教是另一个人的神话。”

宗教的教义存在于经典中、宗教领袖和理论家的阐释中、及信徒的心中。信徒心中的教义即是信仰。

宗教的教义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是对世界现象的解释，但它们之间又有几个显著的不同之处：

首先，每一门科学之中都是由一些基本原则及无穷无尽的细节组成，两者之间的联系完全靠严密的逻辑来完成。其知识体系只有少数在其中耕耘多年的学者才能彻底把握。不掌握细节，就谈不上对基本原则的透彻理解。比如，只记住牛顿定律的那几个公式并不等于理解了牛顿定律，只知道供求关系这个概念也不等于理解了经济学。宗教的教义也是由一些基本原则及许多细节组成，但两者之间的联系是靠直觉、比喻和信心来完成。这使得许多普通人不必用逻辑和细节来证实其基本原则便产生坚定的信仰。基本原则与具体细节之间的这种联系方式导致阐释的自由度，每一个宗教中林立的门派便由此而生。

其次，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而好奇心和想象力无限。人的有限认知能力决定了科学的局限性，即每一门科学只能研究世界的一小部分。即使把所有的科学门类的知识综合在一起，它们达到的对世界的理解仍然只是宇宙间真理的一小部分。而人的无限的想象力则促使宗教的创始人们发展出对整个世界作出大一统的解释的理论。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这样宏伟的理论大厦似乎来得太过容易，但大众并非严格的学问家，所以如果一种理论既能满足他们无限的好奇心，又能自圆其说，就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由于科学与宗教的涵盖范围的差别，不同的科学门类之间并不互相排斥，而不同的宗教门派之间是互相排斥的。

第三，科学对未知世界开放。换句话说，科学不设终极结论，允许不断修改。并且，如果这修改得到充分的证据支持，那么对现有科学面貌的修改幅度越大，其科学价值也就越高。在每一门科学中，不仅细节可以被修改，基本原则也可以被修改，而后一种修改被推崇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的革命，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牛顿时空概念的修改。宗教的教义是终极判断，信徒可以用自己的经历来为之作见证，但不可以修改教义。另外，宗教的教义之中通常都预言了世界的最终归宿，如基督教的审判日和佛教的永脱轮回。这些都不可更改。

最后，科学通常只与事实打交道，不作道德判断。而道德判断是宗教教义的必要成分。甚至可以说，宗教教义对世界现象的认知只是手段，其终极目的则是道德判断。

如果把一个人对世界和自己的所有认识称为他的认知空间，那么每一门科学分别占据这个空间中的一个角落，而他所信仰的宗教教义则高居于这个空间之中的最高处。信仰这个词是极为形象的描述：需要仰视才见，并且经常是虽仰视而不得见。在信徒的心目中，宗教教义的地位高于任何其它知识，是科学所不能撼动的。基督教中的神造万物、耶稣死里复活等教义，及佛教中的六道轮回、前世种因后世得果等理论，虽然有悖现代科学的常识，但信徒们能够以自己的逻辑来自圆其说。

在教义与亲情伦理抵触之处，前者也高于后者。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圣经》中亚伯拉罕得神谕杀子的故事。有的佛教徒为了自己的修行而放弃家庭的责任。

从阐释力而言，教义也在信徒认知空间的最低处。如果说信徒的认知空间是一座房子，那么他的信仰就是房子的地基，提供对世间所有现象的终极解释。

由于宗教的全权阐释力，宗教不能容得与它矛盾的任何关于世界认知的科学、个人信仰或其它宗教。这是宗教教义的排他性。由宗教教义的排他性引起的冲突、战争、迫害等在人类历史上层出不穷。

每个信徒对其信仰的排他性的程度有不同的理解。对于偏向于原教旨的信徒，他信奉的宗教教义是世界的客观真理；或者说，他自己的认知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其它的世界观没有合法地位。持异端的人只能要么悔改、皈依本教，要么迎接地狱的烈火。对于有自由倾向的信徒，自己的信仰只属于自己；其他人有各自选择的自由。

《解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教色彩（5）》（2020-08-05）报道：

摘要：在人的各种需要中，精神需要比物质需要难满足得多。而这些精神需要一旦得以满足，它们释放出的能量比物质利益可释放出的能量也要大千百倍。很难想象一个普通人会纯粹为了物质需要去死，但为精神需要而献身的例子则比比皆是。在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的成千上万种宗教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小神宗教，而只有寥寥几种大神宗教最后遥遥胜出，这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信徒的深层精神需要。

3. 共产主义理念与宗教的比较

从前两章的叙述可以看到，一方面，共产主义理念与流行的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有许多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理念也有不同于这两个宗教的特点。在这一章中分别对两个方面给予讨论。

3.1 共产主义理念与宗教的共同之处

在这一节中，我仍然从三个方面来说明两者的共同之处：理念或教义、组织、信徒的生活方式。

理念或教义

1.都是系统的世界观，在横向足以解释整个世界的全貌，在纵向足以解释世界的起源和演化趋势。

2.教义的核心内容都极为简洁。其外延涵盖万有，其内涵不容置疑。

3.都预期了世界的终极归宿。

4.都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对善恶有清晰的定义，且宣告了邪恶势力的可怕结局。

5.教义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都有大规模迫害异端的历史。

组织

1.都拥有强大的组织和丰厚的物质资源。

2.都有专业的教育机构、教育人才及全方位的教育手段。教育的方式包括理论教育、音乐和视觉艺术等。每个信徒不仅有机会，而且有义务受到教义的系统教育。

3.组织上游者既拥有物质资源的权力，也拥有理念的权力，即对教义的正统阐释。理念的权力通过教育来实现，让下游者不仅口服，而且心服。这比只依靠物质资源的控制能产生更强大的组织凝聚力。异见者被清洗。

4.都有许多与教义及领袖相关的仪式、圣地、圣物。这促成成员与组织之间的精神交流，也是组织行使其理念权力的方式。

5.旁观者不仅受到其理念的吸引，也受到其强大组织和丰厚物质资源的权力的吸引。这导致其“人心归附，如水下倾”的强大扩张能力。

信徒的生活方式

1.信徒都把教义置于其价值空间的最高处。许多信徒都坚信自己的信仰可以完全取代科学，且愿意为信仰而舍去家财、地位，有时抛弃亲情伦理，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

2.信徒都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有高度的自豪感。

3.信徒都愿意为了信仰而接受自我改造，即使这违背自己的本能反应。自我改造的结果是他们的信仰得以纯化，他们的小我被大我摧毁、放弃自己的独立判断。

4.教义都有能力在信徒的心中激起庄严的情感。

5.都有领袖和英雄人物。他们既是组织的灵魂，也是普通信徒的行动榜样和精神依赖。普通信徒在心理上与他们认同、与他们有精神交流。

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同样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督教和佛教等主流宗教有这样多的共同特征，这很难用巧合来解释。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些特征是一个对大众拥有强大感召力和动员力的思想体系的必备素质。

维系所有这些共同特征的根本特征是一个强有力的神：它全知、全能、无处不在、有强烈的道德感、有能力促使信徒献出自己的一切。这正是诺伦扎扬定义的大神的几个特征。[6]

在人的各种需要中，精神需要比物质需要难满足得多。而这些精神需要一旦得以满足，它们释放出的能量比物质贿赂可释放出的能量也要大千百倍。很难想象一个普通人会纯粹为了物质需要去死，但为精神需要而献身的例子则比比皆是。在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的成千上万种宗教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小神宗教，而只有寥寥几种大神宗教最后遥遥胜出，这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信徒的深层精神需要。

3.2 共产主义理念的独特之处

共产主义理念与基督教和佛教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下面我主要以基督教、兼以佛教为例来说明共产主义理念与其它宗教的不同。

（1）教义中的情感和伦理不同。《圣经》中阐述的伦理是爱邻如己、谦卑、“不只靠面包活着”等，提倡的情绪是爱和平安。共产主义理念提倡的主导情绪，如《共产党宣言》所示，是仇恨。组织内同志之间的爱是从属于这种仇恨的。如果组织需要，同志之间的爱随时可以变为仇恨，导致“革命吞食自己的儿女”。

（2）追求的目标不同。基督徒追求的目标，以天主教中的诸圣徒为例，是个人的精神生活。他们试图澄清人生的本质、试图与神更为接近。共产主义理念的信徒追求的目标是组织的权力。这样的目标更具有攻击性。信徒们不打算与敌人论理、协商；敌人是邪恶的，所以他们没有生存的权利，更没有发言的机会。

（3）行动的主体不同。在基督教中，行动的主体是个人。一个不属于教会的基督徒仍然可以与神有深层的交流，而一个不属于任何佛教组织的佛教徒仍然可以过充分的精神生活。在共产主义理念中，行动的主体是群体，信徒心目中的神就是群体的权力本身。群体的生存意义在于树立敌人，消灭敌人，而一个没有敌人的共产主义者不是马克思和毛泽东眼中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也由于权力在共产主义理念中的至高地位，就排他的程度而言，当代的基督教和佛教与共产主义理念远不可同日而语。

既然共产主义理念与其它宗教有许多共同之处，也自有其独特之处，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是不是该把它看作一种宗教。这涉及到宗教的定义。由于宗教教义的极度宽阔的涵盖范围和种类的极度多样性，我不对宗教给出全景式的讨论，而是只引用学者对宗教的两个定义：

第一个是心理学家詹姆士 （William James） 从个人经历的角度给出的比较具体的定义：宗教是一个人独自面对他心目中的神圣秩序时的感情、行为和经历。[5]这个定义的着眼点是“神圣”。衡量一种秩序是否神圣的标准是：它要在信徒心中激起庄严的情感。

第二个是人类学家泰勒 （Edward Burnett Tylor） 给出的简洁定义：宗教是对精神的存在的信仰。[22]这个定义的着眼点是“精神的存在”。

把本文中的一些例子用这两个定义来衡量，共产主义理念都应该被称作一种宗教。而这一节中讨论的它与基督教和佛教的不同应该被看成是宗教的多样性的体现。

需要澄清的一点是，虽然共产主义理念自诩为彻底唯物主义，不相信来生，也不相信神迹奇事，但这不是把它划在宗教之外的理由。为共产主义理念献身的英雄们都把它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高，而他们也“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共产党的领袖们都“永垂不朽”。这些都表明对于虔诚的信徒们，共产主义理念是比生命更宝贵、更长久的神圣秩序和精神存在。这符合上面提到的对宗教的两个定义。

《解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教色彩（8）全文完》（2020-08-08）报道：

摘要：中国人的独特精神需要是：一个拥有庞大体量和强大权力、能为他们解决世界上的一切挑战、释却他们所有心理重负的心理依赖对象。在“绝望和耻辱”的二十世纪初年，共产主义理想给他们许诺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于是他们把所有的热情，甚至生命，都献给了这场运动。由于文化的强大惯性，一个文化中的大众的精神需要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中都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历史“常常押韵”的原因。由此推知，在不远的将来，与共产主义押韵的某种宗教、理念或大众思想动员运动可能还会再一次如烈火般席卷华夏大地。

5.3 中国人想要什么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可分为两类，缺失需要 （deficiency needs） 和成长需要 （growth needs）。缺失需要包括基本生理需要、安全感、归属感、认同感、被爱、被尊重、被仰慕等。成长需要包括认知需要、审美需要、发现和实现自己的潜力和使命的需要等。[29]

缺失需要是维持人的基本健康水平的需要。“缺失”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人在缺失这些东西时会生病。生理上的缺失需要得不到满足（如营养不良）会导致生理上的疾病，而精神上的缺失需要，如安全感、归属感、认同感、被爱、被尊重、被仰慕等，如果长期得不到满足，则会导致心理疾病。

缺失需要有两个特点。首先，缺失需要对人的价值随着人对它们的拥有量而递减。一个人在没有这些东西时，它们会在他的心目中占据无上的地位，他会把所有的心思都用来获取它们；一旦他开始拥有了这些东西，它们的价值就开始下降，而他会转而被其它的欲望吸引。一个例子是人最基本的缺失需要：食物。对于饥饿已久的人，食物不仅是他最强烈的欲望，而且很可能是他唯一的欲望。饥饿极甚时，为了得到食物，很多人都可以放弃自己的做人准则、亲情伦理。当他得到了足够的食物时，食物对他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当他已经吃得严重过量，眼前的食物便对他成了一种负担，而他的心思早已开始绕着其它的欲望打转了。

换句话说，缺失需要对人的价值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人对它们的缺失程度被无限放大。缺失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刻也就是它被忘却的时刻。

其次，缺失需要是人的外在价值，或者说，是“身外之物”。它们并不是人自己的身体或精神的一部分。[29]比如，一个人的安全感取决于他的外界环境是否对他有威胁；归属感和认同感取决于他人对他是否接纳；被爱、被尊重、被仰慕都取决于他人的态度。

与之相比，成长需要是人的内在价值，或者说，人在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中获得的价值可以变成他自己的一部分，可以与他一起成长。比如，人的知识、判断力、对美的识别力、心态的成熟、不断开发出的潜力等可以无限成长，没有餍足的时候。

中国人在价值观形成的孩提时代也正处在社会权力结构的最底层。他们生活的一切被父母和老师的权力控制，他们的安全感被剥夺，要随时取悦于权力关系的上游者。[26]于是，他们在长大成人之后的追求便是他们幼时缺失的两样东西：安全感和权力。当一种给他们许诺了 “翻身作主人”、“打倒地主和军阀”的强权出现在地平线上时，这愿景与他们心灵深处缺失的这两个需要发生了共鸣。

但当他们最终大获全胜，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时，他们像一个饿汉子刚刚吃饱了饭，刚才吃了些什么东西已经全部忘掉。饱餐的亢奋渐渐消退，他们有些惘然若失。

从马斯洛的这个观察角度，可以说，同为大神宗教，共产主义理念比起基督教和佛教的短寿是因为前者满足的信徒的精神需要是缺失需要。比如，如果一个人的心理疾病是由于缺乏安全感，那么，共产政权是给了他一个可资依赖的巨大肩膀。但这并没有根治他的心理疾病，因为这个肩膀或许并不能真的像它当初许诺的那样满足他所有的安全感需求，也可能随时弃他而去。根治他的不安全感的唯一方法是增加他自己的勇气，即通过提升他的内在价值来满足他的成长需要。

当代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向往也多半是出于强大的民族能给自己安全感的依赖心理，而不等于他们打算为这个民族牺牲自己的什么东西。这很像婴儿与母亲的关系：婴儿需要母亲的强大是因为强大的母亲能给婴儿以安全感；婴儿并没有为母亲做些什么的打算。只有拥有足够安全感的成年人才可能心甘情愿地为他人付出；没有足够安全感的人是心理上的婴儿，只知道索取。心理学家武志红的《巨婴国》对这种心理有出色的讨论。[30]

能使这些人心甘情愿付出的办法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到下一个“夺魂咒”，将他们再次置于宗教的亢奋之中。

对缺失需要的一次次追求、满足和失落的循环似乎可以为中国人数千年来的王朝轮回提供一种解释。共产主义理念只是这个永无止境的寻觅过程的韵脚之一。

日本武士、被称为明治维新精神领袖之一的吉田松阴对中国有不客气的评价：

“支那人常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而一变为蒙古，再变为满洲，所谓‘中华’之人，盖不能平矣。然其俗以统一为大，丕炎（注：指魏和晋的开国君主曹丕和司马炎）以下，大义所不容，明教所不恕者。至于其统一寰区，则举以为天子不移，况乃疑于蒙古满洲乎。父之所以为贼者，子可以为君；子之所以为君者，孙可以为贼。忠孝之训，虽载诸空言，不能施于实事。凡如此者，彼皆习以为常。

“夫洪钱（注：洪：洪秀全；钱：当指太平天国军师钱江），中华人也，率中华人攻满洲贼，其名可谓正矣。满洲，一统天子也，奉王命，讨乱贼，其名可谓正矣。然则二京十八省之民，孰从为正，孰从为贼，是吾之所以为支那人深悲也。”[30]

这段话语带讥诮，但有几个敏锐的观察：

（1）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是尊卑的关系（“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以这样的期望值，如果现实是“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这会在中国人的心中创造出最大的缺失需要。于是，“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就成为他们最为迫切的期盼。

（2）中国人对国家只要求“统一为大” ，而对统一的方式和统治者的身份并无要求（“至于其统一寰区，则举以为天子不移，况乃疑于蒙古满洲乎”：大意是，只要是统一了全国，就是真命天子，哪管他是蒙古人还是满洲人）。这仍然是出于一种依赖心理：国家是自己的心理依赖对象；只要国家的统治者足够强大，不管它是什么民族，都给个人以充足的安全感。武志红对这种心理给出一个形象的例子：“无助的婴儿找妈，这种隐喻，在我们的文化中比比皆是。譬如，动不动就下跪的小民，都期待着完全无私欲的青天大老爷。” [31]小民并不认为自己有选择青天大老爷的权利，所以也当然不会在意青天大老爷是蒙古人还是满洲人。

（3）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淡漠（“一变为蒙古，再变为满洲”；“父之所以为贼者，子可以为君”）。努尔哈赤是中国人的贼，努尔哈赤的后代是中国人的君。在中国人的价值空间中，民族认同感排在很低的位置。这个价值观排序的一个佐证是每次改朝换代时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惊人数量。这与“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并不矛盾。武志红对此的解释是：中国人的自我是集体性的自我，而不是个体性的自我。“只有个体性自我，才能培养出真正的良知，而陷入集体性自我的人，会缺乏共情能力，即缺乏真正的同情心。”[31]也就是说，对“中华”的热爱只是出于对集体性自我这个抽象概念的热爱，完全不等于对在大街上行走的实实在在的同胞的同情心。

这些观察再次说明中国的土壤之独特。在这片土壤上，个人的最强烈的需要是群体的权力，而自己则甘愿充当依附于这个群体之上的一个没有独立行动力和担当的附件。

6. 结语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说的是比起浩瀚而纷繁变幻的世界，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但另一方面，人的想象力、好奇心和精神需要却是无限的。宗教就是这样一种天才的发明，既照顾了人的有限认知能力，又满足了他们无限的想象力、好奇心、和许多精神需要。宗教对信徒的思维世界的脱胎换骨之彻底、在信徒心中激发出的情感之强烈、信徒为之献身的意愿之决绝，都说明宗教是人类社会中何其伟大的灵魂工程。

在每一种文化中，大众各有独特的生长环境，所以也各有独特的精神需要。在中国，这个独特的精神需要是：一个拥有庞大体量和强大权力、能为他们解决世界上的一切挑战、释却他们所有心理重负的心理依赖对象。在“绝望和耻辱”的二十世纪初年，共产主义理想给他们许诺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于是他们把所有的热情，甚至生命，都献给了这场运动。

由于文化的强大惯性，一个文化中的大众的精神需要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中都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历史“常常押韵”的原因。有学者指出，1920年代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在其不久前刚尘埃落定的太平天国起义有许多相似之处,[32，33]这是押韵的一例。

谢选骏系统地比较了中国历史上从陈胜、刘邦到方腊、钟相、红巾军、太平天国，一直到毛泽东的“神汉建国”的传统。[12]从这个视角来看，“神汉建国”的韵脚已经在中国历史上轮回了两千多年。

由此推知，在不远的将来，与共产主义押韵的某种宗教、理念或大众思想动员运动可能还会再一次如烈火般席卷华夏大地。

根据马斯洛的理论，要避免这种轮回，唯一的希望是中国人能意识到自己的精神需要是一种心理疾病，然后治愈它。但是从现实到理想之间的路上有巨大的障碍。医治心理疾病的首要条件是自己意识到疾病的存在，而当一个社会的多数成员都有同样的症状，弥漫其间的所有新闻、历史、艺术和教育也都是被同样的患者所创造，其中的每个人都会觉得这才是正常，而其它社会中的生活方式才是有病。

最后是给有耐心读到这里的读者的几句赠言。虽然一个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个值得好奇的问题，但人生的意义不该只是当社会风云变幻的一个好奇的旁观者。“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谈中” 的心态或可作偶尔的娱乐，而以此了却一生则似乎不是足取的人生观。中国漫长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轮回正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没有为自己当下的生活作出选择的能力，所以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某位许诺了无限美好未来的大神。个人有可能、也有能力选择自己如何生活 – 如何判断、如何行为、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 我认为这才是个人最该好奇的问题。一个饱满的人生就是由一系列的有意识的选择衔接而成。每一次有意识的选择都会导致对自己了解更多一点，离自己的潜力和天赋更近一点；一系列的选择就会充分表达出自己的潜力和天赋。如果个人能有这样的行动力，一方面，对个人来说，这将是一个有趣而丰满的人生；另一方面，即使这样的一生对扭转社会的大潮并无多大的实际功效，一个社会的发展正是在其中一些人的不计较成功率的生活选择中成就的。

2020年7月

文献

1.Hayek, F. A. The Road to Serfdom. George Routledge & Sons, 1944

2.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

3.Kula, M. Communism as Religion, in Totalitarian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Religions, Vol. 6, No. 3, 371- 381, December 2005

4.一平，“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教性——《共产主义神话与‘新中国’》第一章”，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64827

5.James, W.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Barnes & Noble, 2004

6.Norenzayan, A. Big God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7.解颜，“军营里的灵魂工程”，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105083

8.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2703.htm

9.孙英梅，李志勇，“生物学史上的深刻教训”，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6909-699946.html

10.胡大年，“文革中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运动”，《华夏文摘》增刊第六三五期（ｚｋ０８０３ｄ）

11.张放，“红军长征中的舆论宣传：为什么威力这么大？”，https://3g.china.com/act/military/62/20161017/23777996_3.html

12.谢选骏《中国神汉建国史略》。Google Books, 2017

13.“中国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共产党员网，http://news.12371.cn/2013/12/26/ARTI1388063984128650.shtml

14.“梁家河为什么这么火”，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129/c415067-29793278.html

15.穆正新，“成人不宜的‘黄继光堵枪眼’”，https://blog.boxun.com/hero/2006/mzxtd/1_1.shtml

16.洪振快，“中共英雄的历史真相，谁说了算？”，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60225/cc25hong/

17.李慎之，“被革命吞吃掉的儿子——怀念李炳泉”，http://www.aisixiang.com/data/29080.html

18.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http://www.dodobook.com/index.php?id=books/hongtaiyang

19.费正清 （Fairbank, J. K.），《费正清中国史》, 吉林出版集团 2015

20.倪春纳，“交心运动与反右运动辨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8 卷第 2 期，2012 年 

21.李慎之，“智慧与良心的实录——《顾准日记》序”，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39451

22.Tylor, Edward Burnett.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Art, and Custom. Google Books

23.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年

24.尾崎行雄，《咢堂回顾录》，东京，雄鸡社，1951年

25.山本忠辅，“成欢激战实录”，《东京朝日新闻》1894年8月9日

26.解颜，“小镇的权力与教育”，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150/413202033228.htm

27.https://www.diyifanwen.com/dangtuan/sixianghuibao/4104403.html

28.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5204596

29.Maslow, A. H.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 Sublime Books, 2014

30.吉田松阴，《吉田松阴全集》第二卷，岩波书店，1934年

31.武志红，《巨婴国》，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

32.林绿野，“太平天国与中共天朝之相似性”，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62765

33.一平，“中共革命与太平天国 ——《共产主义神话与‘新中国’》节选”，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67317 

推特Cai Chu@caichu88：Aug 8, 2020

谢选骏系统地比较了中国历史上从陈胜、刘邦到方腊、钟相、红巾军、太平天国，一直到毛泽东的“神汉建国”的传统。从这个视角来看，“神汉建国”的韵脚已经在中国历史上轮回了两千多年。根据马斯洛的理论，要避免这种轮回，唯一的希望是中国人能意识到自己的精神需要是一种心理疾病，然后治愈它。

但是从现实到理想之间的路上有巨大的障碍。医治心理疾病的首要条件是自己意识到疾病的存在，而当一个社会的多数成员都有同样的症状，弥漫其间的所有新闻、历史、艺术和教育也都是被同样的患者所创造，其中的每个人都会觉得这才是正常，而其它社会中的生活方式才是有病。

谢选骏指出：上文理应由八篇，但是不知为何，互联网上现在（2022年5月8日）仅仅残存三篇了，因此无法说全。但总的说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宗教，而是邪教。邪教的基本特征就是崇拜活人——中国共产主义崇拜的马恩列斯毛等，除了马恩早死之外，列斯毛都在生前受到了吓人的崇拜——因此是邪教无疑了。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内外的华人圈子也流行某些非共的“宗教”，例如“X功”或是“XX功”——这些无疑也都是邪教，因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崇拜活人。我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邪教色彩”，不是在进行“反共活动”，而是在进行“社会学研究”。

【36、中国股市十年之间负增长了多少倍】

《中国减半征收印花税、楼市“认房不认贷” 股市冲高后快速回落》（BBC 2023-08-28）报道：

过去这个周末，中国政府陆续发布多项刺激措施，意在提振中国股市。

这些措施包括：证券交易印花税减半征收，收紧IPO（首次公开募股），限制实控股东减持，限制上市公司募资投向等；此外，针对楼市，中国住建部通知称，允许“认房不认贷”，放松了限购政策。

这些措施都指向一个目的，给股市打“强心针”——今年上半年，中国在疫情防控放开后，股市一路走高，到5月初上探到3400多点，此后随着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信心下滑，股市也一路走低，8月21日下探到3074点，几乎与十年前持平。

上述措施，集中发布，外界都集中关注本周一中国股市的交易情况——

刚开盘，股市强力上涨，上证综指高开5.06%、深证成指高开5.77%、创业板指早盘跳涨6.96%。房地产、证券等直接受益的板块表现抢眼，后者几乎开盘即涨停。

然而，仅仅维持10分钟后，涨幅开始回落，直至收盘时，A股三大指数涨幅1%左右，成交量则达到1.1万亿元人民币（1508亿美元）。

印花税

此次多项组合政策中，比较受关注的是印花税减半征收，因其可以降低投资者成本，刺激短期交易情绪上扬。

目前，中国印花税为卖房单边征收，税率为0.1%，并从2008年9月维持至今。但是从历史上看，2000年以后四次调整印花税，均带来了短期交易量增加。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证券印花税占财政总收入在1%左右。值得一提的事，在证券业举足轻重的香港，也有观点认为政府应调降印花税，以刺激投资规模。

“认房不认贷”

对于楼市来说，重要信号是“认房不认贷”。8月25日，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优化个人住房贷款中住房套数认定标准的通知》，推动落实购买首套房贷款“认房不认贷”政策措施。

“认房不认贷”指的是，不管购房者有没有贷款记录，只要购房者证明其名下无房，其就可以按照首套房认定。此前，中国对于楼市火热的城市限购颇多，对于那些办理过购房贷款记录的购房者，再购房时即便名下无房或贷款已经结清，也会被认定为有贷款记录，则无法享受首套房贷款的优惠政策，因而需要付出更高的首付比例、房贷利率和税费。

此举降低了哪些曾经贷款买过房，但目前名下无房的人群的买房门槛。对于提振当前低迷的中国楼市，或有帮助。

今年6月和7月，中国100家最大房地产开发商的新房销售量，甚至比去年封城之时还下降了30%左右。

此外，身陷困境的恒大和碧桂园，两者负债规模分别为2.43万亿和1.43万亿元，相加约为530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爱尔兰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外界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

中国经济究竟如何？

官方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环比增长为2.2%，二季度环比增长0.8%，体现出经济复苏放缓的趋势。

对于高度链接的全球经济而言，这并不是好消息。过去十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超过美国（22%）和欧元区（9%）。

不过，中国经济规模庞大，但其他国家在金融或贸易方面受到中国问题影响的可能性却不大。中国多年来维持了半封闭的金融系统，这使房产抵押贷款，大部分位于国内，而非像2008年的美国。

除了房地产市场在萎缩，中国经济疲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二季度外国对华投资同比下降80%以上，出口也在以两位数速度下降。

中国经济几乎靠着基础设施投资和消费在支撑，此时再坚持对房地产行业的高压政策似乎越来越难。

因此，7月底，在中国政治局会议上，反常地没有提到“房住不炒”，这被视为放松的信号。

穆迪分析公司（Moody's Analytics）的哈利·墨菲·克魯斯（Harry Murphy Cruise）表示，未来数月会有更多的货币政策的放松，以及对于关键产业的财政刺激，包括房地产和建筑行业。但是这些额外的支持措施不会是灵丹妙药，“2023年越来越像是中国希望忘掉的一年”。

谢选骏指出：“随着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信心下滑，股市也一路走低，8月21日下探到3074点，几乎与十年前持平。”——这说明中国股市十年之间负增长了！那么，中国股市十年之间负增长了多少了呢？那就要看看中国的货币这个十年之间贬值了多少了。

《人民币在过去几十年贬值了多少？》（2021-10-26 雪球）报道：

过去几十年，人民币到底贬值了多少？有专家就预算过，1978年的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447万；1988年的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66万；1998年的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6万，2008年的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3.5万。这就意味着，过去40年人民币贬值了1400多倍，平均每年的贬值幅度接近20%！难道人民币贬值真有这么快吗？

如何衡量人民币的真实贬值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通货膨胀率。由于人民币贬值会直接表现在物价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率上，所以通货膨胀率或许能反映出人民币的实际贬值情况。

根据数据显示，中国过去40年的最高通货膨胀率是在1994年创下的24.1%，不过达到20%以上的也就只出现过这一次，即使通货膨胀率在10%以上的也才出现过5次。而过去40年里每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仅4.95%左右，远不及人民币平均每年20%的贬值幅度。所以，如果仅靠通货膨胀率，似乎并不能解释人民币为什么会贬值这么快。

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过去的实际通货膨胀率应该比数据显示的更高，那我们就不妨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要说过去几十年什么东西价格涨得最快，那房子肯定能算一个。

1979年，我国的第一栋商品房在广州出现，那时差不多刚好也是在40年前，而当时预售价为700元/平米，如今该区域的房价大概在5万/平米左右。照此计算，这40年里房价平均每年的涨幅在11.3%左右。虽然比通货膨胀率高了不少，但仍不及人民币平均每年的贬值幅度。如果连房价上涨速度都不能赶上人民币贬值的速度，那其他东西就更不能了。

其次，来看一下货币发行的情况。如果说人民币贬值是引起物价上涨的原因，那么货币的超发就是引起人民币贬值的原因。通常来说，货币的发行量增长超过GDP增长就被认为是货币超发，如果以此为判断标准的话，那我国过去几十年一直都存在货币超发。

从1990年到2017年的28年里，我国的广义货币（M2）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19.07%，而同时期GDP平均每年的实际增长率为9.54%，这就意味着货币平均每年超发了9.53%。但如果根据文章开头数据，1988年的1万相当于现在的166万，那在过去30年里，人民币平均每年的贬值幅度却达到了18.6%，远高于货币超发率。所以用货币超发或许能解释部分人民币贬值的原因，但仍然解释不了人民为什么会贬值得那么快。

如此看来，人民币在过去几十年的贬值幅度，或许并没有像专家预算的那么多。如果人民币贬值幅度真有这么多的话，大家觉得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一起来说说过去40年人民币的变化吧！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说2017年以前的人民币贬值幅度每年达到了18.6%，却不说最近六年的贬值，大概担心自己的安全。但即使不算疫情以来的总崩溃，仅仅就算每年18.6%的贬值，十年也要贬值了多少？如此看来，中国股市十年没有增长，那么投资等于负增长了多少——难怪股民犹如遭到了血洗，纷纷破产成了两脚羊。

【37、中国股市随时准备关闭】

《中国经济危机四伏，股市暴跌》（VIVEK SHANKAR 2023年8月17日）报道：

大约三周前，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官员们承认，中国经济面临“新的困难挑战”。

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那次政治局会议的纪要，官员承诺采取措施刺激经济。解除了遏制新冠病毒的措施后，中国经济曾在今年年初开始反弹，但后来陷入困境。官员说，中国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国内需求不足和“外部环境复杂严峻”。

中国股市在会议召开后出现了反弹，尽管官员们提出的计划相当模糊，比如“加强逆周期调节”、调整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的政策，以及刺激人们购买汽车、电子产品和家庭用品。

那之后，中国发布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经济数据。消费者和生产者支付的价格都在下降，加剧了通货紧缩的危险。7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工业增加值都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房地产投资大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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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股市失去了活力。

反映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整体表现的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本月已下跌了逾9%。反映香港股票市场表现的恒生指数也已下跌了类似的幅度。在纳入恒生指数的公司中，跌幅最大的是陷入困境的中国房地产公司碧桂园，其市值本月已缩水了约50%。

由上海和深圳的股市中最具代表性的300家大公司的股票组成的沪深300指数已下跌了约5%。

“中国经济面临着迫在眉睫的螺旋式下滑，最糟糕的情况尚未到来，”投资银行野村证券的分析师周二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中国政府既应该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支持一些陷入困境的大型开发商和金融机构，也应该发挥最后消费者的作用，以提振总需求。”

的确，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已将主要利率调至新低。但批评人士称，这个做法还不够大胆。政府周三发布的数据更令人沮丧：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49个城市的房价已出现下跌。

巴克莱分析师周二表示，为了刺激经济，中国央行很快将降低银行存在央行的储备金额。巴克莱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从4.9%下调到了4.5%。分析师称，明年的增长率会更低，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增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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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莱的分析师认为，中国政府需要解决的两个最大问题是房地产市场和国内消费，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失业率上升已拖累了国内消费。中国周二表示将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数据，最近公布的青年失业率为21.3%，已创下历史新高。

分析师写道，“房地产行业仍是经济复苏的一大拖累。”他们还表示，国内需求的反弹“在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陷入停滞”。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中国股市暴跌”可喜可贺——说明共产党还不打算立即关闭它。因为中国股市1990年还没开张的时候，共产党就宣称过了，开开股市只是一个圈钱的实验，随时准备关闭它！

《中国证券史》报道：

中国证券史描述中国股票、债券及认股证的发展历程。

目录

早期发展

中国证券史可追溯至明末清初，在一些收益高的高风险行业，采用了“招商集资、合股经营”的经营方式，与参与者之间签订的契约，成为中国最早的股票雏形。1840年代外国在华企业发行外资证券。

1872年，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和中国人自己发行的第一张股票诞生。证券的出现促进了证券交易的发展。最早的证券交易也只是外商之间进行，后来才出现华商证券交易。1869年中国第一家从事股票买卖的证券公司成立。1882年9月上海平准股票公司成立，制定了相关章程，使证券交易无序发展变得更加规范。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

若以17世纪初阿姆斯特丹成立世界上第一个证券交易市场起算，全球证券市场的发展迄今已迈向第五个世纪。相形之下，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仅及世界证券市场发展史的四分之一。清末西方列强入侵，同时也将证券交易制度引进了中国。最早是一些在华的外国人从事外国企业的股票投机买卖，后来一些中方买办看到此种商业行为有利可图，也纷纷加入争食这块大饼。清末朝廷采取新政时，立宪派为解决财政危机，曾提出设立证券交易所，但未为清政府采纳。

民国成立不久，政府农商部召集全国工商钜子讨论设立证券交易所的问题，并于1914年12月颁布了中国第一部证券交易法。1918年北洋政府于北京成立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然而当时在北京成立证券交易所并不是因为北京、天津地区的金融、经济发展较江南地区发达，而是因为当时的京津地区暴发了“京钞”信用危机，北洋政府不得不成立证券交易所，发行公债来抑制危机。后来由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全国政治经济中心随之南移，北平证券交易所顿时失去了发行公债的优势，经营每况愈下，随著抗战爆发，北平交易所遂于1939年歇业。

上海的华商也曾于1920年成立了专营各种有价证券买卖交易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带动了上海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多方资金的大量涌入，使得新兴的证券交易市场空前活跃。1921年夏秋之际，上海已开业和筹办中的交易所就超过了140家，其他城市也纷纷跟进。到了1921年初，中国的交易所数目接近200家，竟然位居全球第一。然而，这种畸形的发展严重违背了当时国内经济的实际情况，也就在这一年年底，泡沫破裂了，许多交易所门可罗雀，交易所股价也随之一泻千里，交易所掀起倒闭之风。200多家交易所经历风暴之后仅存6家，信托公司也只剩下2家，中国证券市场由此进入了一段冰河期，后来更因为抗战军兴而中断业务。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复于1946年5月恢复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为公民营合组的公司制交易所。[1]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这是20世纪90年代在深圳，人们疯狂抢购股票的情景。这次事件使当时的深圳市发生动荡，并引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的第一次股灾。

中华人民共和国股市

1949年－1999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证券交易市场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产物”被政府勒令关闭停止。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股票才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手段，得以被政府承认其合法地位。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这两所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市场的形成。1992年中国开始向境外发行股票，2月，第一支B股（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B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1996年12月，股票交易实行涨跌停制度（即指涨跌幅不得超过前一交易日的10%）。

2000年以后

从2005年夏天开始，中国大陆股市开始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简称“股改”。股权分置问题主要是将公司大股东持有不能在交易所流通的股票（包括国有股份以及其他性质的股份）通过向流通股股东支付一定的对价，获得流通权。股改的大致方式为该公司大股东送股，发放红利，宣布资产注入，发放权证等等，已经完成股改的股票被添加“G”标记。股改的过程同时导致了2001年以来的熊市结束及21世纪的大陆股票市场的第一次大行情。

2006年10月9日起，原股改完成的股票的G标记取消，未股改股票加上S标记。这标志着大陆A股的股改工作基本完成。股改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股票的全流通，并使持股人的持股成本相同。但现在出现的问题在于管理层利用持股成本差异套现。

参考文献

 林坤镇. 淺談我國證券市場百年發展史 （PDF）. 证券暨期货月刊. 中华民国一○○年九月十六日, 第二十九卷 （第九期）: 6–7 [2020-12-02].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经济危机四伏，股市暴跌”——我看这话大惊小怪，因为共产党在就说过了，大陆开个股市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实验，弄着玩玩的，是嫖妓而不是婚姻，弄得不好可以随时关门……

【38、中国海“十段线”的诞生】

《美代表团飞临南海上空 被中共海军要求掉头》（2023-09-29 评论）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员金映玉（Young Kim）于周四（9月28日）在一场听证会上表示，中共通过激光和水炮的手段，在南海地区挑起事端，骚扰印太地区国家。

“美国国会必须认真对待中共在南海的侵略行为，并确保我们的盟国得到所需的安全保证。”她说。

国会代表团访印太地区

金映玉是美国加州第40区国会众议员，同时担任众院外委会印太小组主席。上个月，她率领两党国会代表团（CODEL）访问了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以加强美国与这些国家的联盟和伙伴关系。

访问期间，代表团评估了中共在南海的建设，同时探讨增强第一岛链的复原力、人权问题，以及监督美国政府在泰国、菲律宾和印尼的计划。

金映玉在听证会上围绕“激光与水炮：揭露中共在南海的骚扰”主题发言，强调南海对于美国及其盟国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但长期以来，中共（CCP）一直坚持对南海的非法主权要求，宣传其臭名昭著的‘九段线’领土主张，如今甚至在台湾周围增加了一段线，将‘九段线’变成‘十段线’”。

不仅如此，她说：“在整个南中国海，中共非法挖掘了近3,200英亩的新土地，其中一些用作军事前哨基地，并设有军用飞机跑道和可停泊军用级船只的孤立‘研究’平台。”

南海水域作为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估计每年有5.3万亿美元的贸易流经该水域。菲律宾、汶莱、马来西亚、印尼、越南、中国和台湾都对其有领土主张。这片水域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海产品以及大量的石油天然气。

就在美国两党国会代表团出访前的一周，中共海警发射激光，使菲律宾水兵“暂时失明”，同时使用水炮阻止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马德雷山脉”号（Sierra Madre）登陆舰提供补给。

亲眼目睹南海拥堵状况

“代表团随美国海军执行了一次飞越南海的任务，亲眼目睹了南海的拥堵状况。我看到的不是开阔的水域，而是东南亚国家的民间捕鱼船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巡逻队，以及中共解放军海军和中共海警的船只。”金映玉指出这些是那片海域中目前最大、最常见的船只，都在珊瑚礁和小岛之间争夺同样的水域。

当代表团的飞机飞临“坐滩”马德雷山脉号哨所附近时，她说：“中共海军用无线电呼叫我们的飞机，询问我们是谁，并声称我们正在飞越中国领海，要求我们的飞机掉头。”

面对南海问题的步步升级，金映玉在听证会上告诉美国政府及民众，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国及伙伴有意愿坚决抵制中共的侵略，但他们也希望若中共在南海的侵略升级，美国能作出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

“要确保我们的军队支持这些国家的海域意识任务。”她还希望美国政府加强与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关系，同时警惕中共试图利用其经济影响力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

最后她指出，几个月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与中共官员会面，而中共则继续加强将南海军事化，并对美国的盟友和伙伴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美国要想在南海问题上受到重视，就必须站在强势地位与中共讨论这个问题”。

网民嚎叫：

kshdjj 58分钟前

你的盟国得到所需的安全， 怎么到了中国的窗口低下？哈哈，可能误解，中国误认为带着手枪的在窗口下张望的是潜在的“强盗”，你误认为窗口与大门 差不多，那位张望着想见见 主人的家是否有财产。 当然见见是否有财产，并不等价与强盗。都误会了。下雪天，还是个扫自家们的雪为好，免得发生误会！

《菲律宾移除黄岩岛附近中国屏障 美国力挺》（2023-09-29 中央社）报道：

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福特（Lindsey Ford）今天说，菲律宾拆除中国在南海黄岩岛附近设置的浮动屏障，是“捍卫他们自身主权的大胆举动”。

路透社报道，马尼拉对中国在黄岩岛附近设置球型浮标表示愤怒。距菲律宾约200公里的黄岩岛位于南海争议地区内，多年来不时发生主权和渔权衝突。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25日表示，他们已执行“特殊行动”移除浮动屏障，并称这个屏障违反国际法并危害航行。

美国负责南亚与东南亚事务的福特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讚扬菲律宾当局的行动，并重申华府对亚洲盟国的安全承诺。福特向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表示：“国防部一直非常明确地表示，当谈到我们对菲律宾的条约承诺时，我们认为对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务船、飞机的武装攻击均适用于南海，其中包括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她说：“我们绝对信守那些承诺。”

中国海警27日晚间反驳菲律宾的说法，并称有艘菲律宾船隻“非法”进入这个区域，才会在22日设置这些屏障，但中方已于23日将其收回。

中国外交部说，菲律宾渔业及水产资源局的船隻22日“闯入”中国水域，中国海警才会采取这项“必要措施”。

在马尼拉迅速强化与华府的军事关係时，这起事件凸显了中国与菲律宾间的紧张关係。

福特说，美国对于菲方执行“加强国防合作协议”（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EDCA）表示“乐见”。马尼拉与华府今年稍早达成这项协议，让美国能够进入菲律宾另外4个军事基地。

中国2012年夺下黄岩岛控制权，关于这座岛礁的控制权一直是敏感议题，是菲律宾向海牙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提出法律案件的一部分。

常设仲裁法院2016年裁定，北京声称拥有南海90%主权缺乏国际法依据，而中国拒绝接受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25日公布照片，显示队员正在裁断连繫黄岩岛海上浮动屏障的绳索，声称该障碍物阻挡菲国渔民进入传统渔场。

《中国像校园恶霸 须挺身对抗》（2023-09-29 自由时报）报道：

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南海争议性，和战略性水域的紧张局势多年来一直存在，但今年夏天的衝突升级。今（29）日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Gilberto Teodoro）在CNN的专访中表示，中国对待较小国家的行为就像校园霸凌，而菲律宾必须挺身对抗，否则将失去国家的身分和完整性，也呼吁各国应对北京施压，因为南海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影响全球。

中国近期的行动包括，中国海岸警卫队和菲律宾小型木製渔船之间的对峙、中国“海上民兵”船隻以高压水枪，阻止菲律宾军事哨所的补给等。铁欧多洛对中国的行为表示，“这不是偷你午餐钱的问题，但实际上是偷你的午餐袋、你的椅子，甚至入学资格。”

铁欧多洛指出，“中国不会停止其行动，除非它完全控制整个南海”。他担心中国可能将目标扩展至麻六甲海峡，甚至印度洋，从而威胁国际贸易。他强调“站出来不代表真的要与中国开战，我们也不希望这样。但当我们的领土遭到入侵时，必须坚守阵地”。他呼吁各国对北京施压，因为南海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影响全球。

铁欧多洛表示，“我们为我们的渔民、资源、作为一个群岛国家的完整性而战——我们作为菲律宾共和国的存在对这场斗争至关重要，这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也是为了未来的世代”。他担心“由于中国船隻的危险和鲁莽的操纵”可能导致局势升级，称任何事件责任都将“完全由中国承担”。他强调，“菲律宾人总是愿意谈判，但必须基于公开、透明且有规则的实质性对话，而不是被北京用作拖延战术。”

南海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略航道，每年有数十亿美元的全球航运通过，拥有丰富的渔场、天然气和石油资源。然而，中国声称拥有南海逾90%的面积主权，尽管国际刑事法院早在2016年裁定，“没有法律根据”支持中国的主权主张，但中国仍持续加强区域控制，宣称其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保卫南海主权和海上利益。

谢选骏指出：中国海“十段线”的提出，可能是为了强调台湾的独立地位。但是“十段线”一经提出，却强调了“九段线”的存在。

【39、中国好太监还是中国的太监好——中华太监共和国成立了】

《12岁女孩注射疫苗后死亡——母亲进京维权却被刑拘》（陆火MEDIA 2021-10-19）报道：

为接种疫苗后死亡的12岁女儿维权的蒋艳红被刑事拘留了。这位母亲涉嫌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罪。

蒋艳红家属提供的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公安局《拘留通知书》内容显示，该局已于2021年10月16日，将蒋艳红刑事拘留，现羁押在濮阳市看守所。

这份《拘留通知书》的落款时间，是2021年10月15日。

根据蒋艳红微博“@疫苗受害致失独单亲妈妈”微博内容，蒋艳红认为，她年仅12岁的女儿因注射疫苗，于8月28日在濮阳油田总医院抢救无效后离世。

蒋艳红称，女儿离世后，她开始维权。她曾到给孩子注射疫苗的单位南乐县城关镇卫生院，要求该卫生院提供疫苗相关资料，但是遭到拒绝。

其要求当地相关部门启动医疗事故调查、启动疫苗副作用调查的申请，亦始终未得到任何回应。蒋艳红还称，她到南乐县卫健委讨要说法，结果被四五个男人摁在地上，进行了40多分钟的殴打。

无奈之下，蒋艳红前往北京，寻求相关部门帮助、查明真相。

蒋艳红称，“我可怜的女儿不能这样悲惨地离世。”

2021年9月29日，蒋艳红在微博中称，当日下午5:30分左右，南乐县城关镇相关领导到她家中慰问，并提醒她“再去北京上访，有可能拘留或是判刑”。

蒋艳红在该条微博中称，南乐县卫健委的领导们，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诚意，殴打疫苗受害儿童家长后爆红网络，非但不感到羞耻认识自己的错误，反而每天让一波又一波人，来家中要挟“不能进京上访”。

“他们对我这个失独家庭没有任何同情心，也没有制定任何帮扶救助方案。这么多天了一直这样扯皮、软硬兼施。他们在怕什么？”蒋艳红在微博中说。

自9月26日开始，蒋艳红每天都在微博上更新内容，其内容以“今天是爱女李某某注射新冠疫苗不幸离世的第XX天”开头。10月3日，蒋艳红更新了最后一条微博。此后再未更新。

在最后一条微博中，蒋艳红说，“我娘家村委会主任今天依然给我打电话要求‘不要上访，给你几十万拉倒吧……’，遭到了我的断然拒绝！他们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诚意。”

蒋艳红家属介绍，蒋艳红的妹妹蒋艳超陪同姐姐前往北京上访，亦已被南乐县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今天是蒋艳红女儿去世的第52天。

网民哀嚎：

fancyorange 发表评论于 2021-10-19 09:13:56

以前看到这类新闻会同情她。现在没啥感觉了。因为这些人如果没出事那就是上电影院看长津湖歌颂党和习主席让他们吃饱穿暖的一群人，既然这样，发生什么就忍着吧。

cowboy62 发表评论于 2021-10-19 09:00:52

在中国，这样死了，或者像郑州地铁和隧道里淹死的人，都和死了一棵韭菜一样，哪会得到什么赔偿？佛罗里达公寓楼倒塌的死者每人至少有150万美元的赔偿。

大猪头- 发表评论于 2021-10-19 08:58:03

美国前两天有家长因为女儿在学校厕所给一个非二进制的东东性侵,去校区维权,结果也给一大票警察压制住,抓了起来. 也是踩红线了.

老寓公 发表评论于 2021-10-19 07:43:17

国产新冠疫苗是零死亡的。 这母亲踩红线了。

river2020 发表评论于 2021-10-19 06:43:52

国内已经开始给16岁以下的小孩打疫苗了？？？？

龙头铡刀 发表评论于 2021-10-19 06:38:29

@XYZ94538,网友都骂你畜生，看来没骂错！

Sunset_beach 发表评论于 2021-10-19 06:28:35

当代的疫苗安全性能接受的疫苗致死率是400万分之一，有的国家对疫苗致死有国家赔偿，美国好像没有。不知道中国有没有。

读者A 发表评论于 2021-10-19 05:50:32

每个5毛，也都随时会获寻衅滋事罪

樱花树旁 发表评论于 2021-10-19 05:30:22

大陆人的命就是值钱。台湾因注射疫苗死了近千人也没人去维权。

神龙摆尾 发表评论于 2021-10-19 05:29:00

五毛们开始卖力洗地的样子好恶心，你们成功当选“中国好太监”。

平安之夜 发表评论于 2021-10-19 05:18:00

习国习冠病毒。

恰好 发表评论于 2021-10-19 04:26:38

坐等后续报道，看看到底咋回事…

百家争鸣2012 发表评论于 2021-10-19 03:19:46

蒋艳红还称，她到南乐县卫健委讨要说法，结果被四五个男人摁在地上，进行了40多分钟的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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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常理看，不是蒋艳红造假就是文章本身造假。有谁被几个男人打大半个小时还生龙活虎？

kaimenhong 发表评论于 2021-10-19 01:33:30

因为没有详细了解事情经过，鉴于过往的经验，坐等进一步信息披露。

XYZ94538 发表评论于 2021-10-19 01:12:11

这疫苗真厉害，10多种并发症。还是民主的台湾好，疫苗打死800多人，也没人上访。

我是小留 发表评论于 2021-10-19 00:34:00

小粉红觉得这要么是造谣要么是递刀子，并表示中国疫苗最安全。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看到苦主博文里面竟有“助纣为虐”一语，这显然导致她被逮捕——因为这是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商纣王了！打她个“寻衅滋事”也不是“煽动谋反”、“颠覆国家政权”，也算是息事宁人了。当然，从党的立场上说，这也是狗官们没有尽忠职守，算是懒政。难怪网民哀嚎“中国好太监”——他们的意思是“中国的好太监”，但由于文理不顺，结果就把“太监人”变成了“太监国”……这也许歪打正着——“中华人灭（太监）共和国成立了”——二毛子泽东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哀嚎。

【40、中国即将发生资产阶级革命】

《中共的“雷曼时刻”正在逼近？》（读报2022-07-21）报道：

中国烂尾楼风暴持续发酵，小业主集体强制停贷个案已超过300宗，遍布绝大多数省市，这一次不但牵涉地产、还涉及金融、更影响整个经济大局。投行专家分析，停贷潮是“债务多米诺骨牌中危险的一块”，一旦倒下可能引发房产销售崩溃和债务违约的恶性循环。

海外时评人士颜纯鈎撰文分析，如今，中国房地产搞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全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长官意志，简单来说，一是GDP祟拜，二是卖地收益，三是荣景幻觉。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多年来弥漫盲目乐观的情绪，以为发展无穷尽，房地产只会一路向上，买房者一定赚。早在2018年底，西南财经大学报告就已显示，中国城镇住房空置率是21.4％，空置房屋数量至少有1.3亿套，每套只作二人居住计算，足供2.6亿人居住，如此的供求关系，还怎么热下去？

文章写道，中共管经济的官员岂不知道房地产过热？但压抑房地产，即产生对整体经济的冷却作用，财政收入缩水，发展成空言，GDP下落，人民失信心。于是保八保七保六保五，一路往下，就是不肯对房地产下重手，直至形势越发不妙，危及银行体系，中共才推出“三条红线”限制地产商，不料如此一来，却将本已病入膏肓的地产商，直接推入油锅。面对地产商大量烂尾楼，小业主焦头烂额，本来个人势单力薄对付不了大财团，不料有人突想到集体拒供的主意，当场形势翻转。小业主人多势众，站在维权高地，地产商望风披靡，政府无钱大包揽，又怕引起民愤，骑虎难下，不知如何收场。

德国《世界报》在题为《“雷曼时刻”正在逼近》的文章中也指出，中国房地产业的大麻烦正在逼近，一些人已经担心会出现类似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雷曼时刻。北京子高层似乎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最近几天已经与银行举行了紧急会议，讨论停贷潮问题，这是因为房产危机继续发酵，可能成为“一场难以预料的大火”。文章最后写道，如果中国的房地产危机真的升级为金融危机，那么问题就不再是经济衰退是否会随之而来，而是经济衰退到底会有多严重！

难争国际市场 中国产C919飞机曝一大“致命伤”  

今年5月，中共商飞完成了可交付用户的首架C919飞机的试飞，尽管中共官方宣称已收到28家客户的订单，但专家分析，据信几乎所有订单来自中国国内，而C919的燃油效率较低得缺陷使其接下来难以与波音和空客争夺国际市场。

《金融时报》20日报道，研究公司“Agency Partners”的航空航天和国防分析师图萨指出：“中共是否能发展出一个国际认可的成功的航空航天工业，现在还没有定论。”作为中共当局雄心勃勃的项目，由中共国企中国商飞公司开发的C919飞机原定于去年年底交付，虽然在今年5月完成了即将交付用户的首架飞机的试飞，但还没有确定交付日期。中国商飞的目标是到2035年控制中国国内大型飞机市场的三分之一。报道援引专家分析，即使C919的竞争力不如西方的替代品，中共当局也可以授权给中国商飞订单。据报道，到目前为止，中国商飞已经收到了来自28家客户815架的订单，价值740亿美元，但是，买家据信几乎都来自中国国内的航空公司。然而，对于全球市场，业内人士表示，168座的C919没有那么大的竞争力，因为它的燃油效率不如波音和空客的飞机，将很难把国际买家从这两家飞机制造巨头那里吸引过来。空客表示，尽管中国国内需求的“某些部分”将由C919飞机来满足，但在国际上，中国商飞缺乏对空客和波音双头垄断构成威胁的基础设施和投资。此外，无法忽视的是，C919的关键部件依赖外国，C919依靠西方公司生产其最复杂的零件，包括有飞机心脏之称的发动机。这意味着，尽管飞机及一些部件是由中国的装配线生产的，但该公司仍依赖于西方公司的知识产权和售后服务。如果北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恶化，俄罗斯的例子或许会让中共意识到将会面临怎样的后果。因此，在中共与西方关系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国商飞是否能确保从西方获得制造C919所需关键部件以及售后服务，这也是国际买家不得不考虑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之一。

报道援引专家们的话说，中国产第一架客机C919提醒人们，中共的民用航空业落后西方“几十年”，且仍然严重依赖西方供应商。C919项目于2008年启动，直到2022年5月才完成可交付飞机的试飞。“要把一架C919飞机变成纯中国飞机，需要重新设计，为每一项认证进行测试，其中最重要的是发动机，那我们将在2030年代末才能看到C919的出现。”《南华早报》曾发布文章说，中共要想成为航空制造大国仍面临多方面障碍。包括缺乏在航空电子，材料技术和空气动力学，最重要的是发动机方面的专业知识。

制裁奏效？ 俄罗斯上半年申请破产公民暴增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西方国家纷对俄祭出制裁，严重打击该国经济。俄罗斯经济发展部近日一份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申请破产并面临清算的俄国公民比去年同期增加近40%！

据《CNN》21日报道，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发布报告指出，2022年1月至6月，有12万1313名俄国公民申请破产并清算资产以偿还债务，其中以首都莫斯科最多，有超过6000人宣布破产，比去年同期增加37.8%。该部官员尤赫宁直言：“总的来说，公民破产的数量已经达到了非常可观的水准。”报道称，虽然俄公民个人破产申请显著增加与俄国入侵乌国没有明确联繫，但俄国2月24日以来已经看到许多备受瞩目的国际企业、集团终止在该国的业务或切断业务联繫，与此同时俄国也受到美国、欧盟、日本等国政府的资产冻结制裁。

此外，据美国最高情报官员的公开评估，俄罗斯总统普京似乎已经沉迷于自己的神话和夸张的想象，征服乌克兰的愿望挥之不去，无论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当地时间21日，俄罗斯军队再次对乌克兰城市进行远程攻击。乌克兰官员21日说，俄军炮击多数地区，包括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在俄军恢复炮击和导弹袭击前一天，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宣称，由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向乌克兰不断运送武器，俄罗斯想要把行动范围扩大。拉夫罗夫称，“现在，不再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了，是赫尔松、扎波罗热和其它几处领土。”然而，西方情报官员对俄罗斯落实威胁的能力表示怀疑。英国军情六处首脑理查德·摩尔表示，“我们的评估是，俄方将发现，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俄军会越来越难以补充人力和物资了，这将给予乌军反击的能力。”爱沙尼亚外国情报局首脑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20日表示，“我们目前在顿巴斯看到的是一场消磨非常严重的消耗战，除非其中一方取得突破，接下来，直到乌俄双方看到有另外的出路，也许是通过谈判或者类似的事情来找到出路。“

谷爱凌在美获奖又惹争议

在中国人气爆棚但争议不断的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日前在美国获得体育界大奖，不料再次引发了美中两国网友的唇枪舌战。

据报道，7月20日，在洛杉矶举行的ESPY（“年度体育卓越成就奖”）颁奖仪式中，谷爱凌获得了“年度突破运动员”奖和“最佳女子极限运动员”奖。当天在自己的推特上，谷爱凌说：“荣获两项体育奥斯卡大奖：感谢一路来一直陪伴我的妈妈和外婆，和所有支持我和给我投票的朋友们。”作为美国出生的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曾代表北京参加北京冬奥会，并获得两金一银的成绩，随后，她利用自己在中国的知名度赚取了数千万美元代言费。

有着体育奥斯卡之称的“年度体育卓越成就奖”开始于1993年，虽然中共媒体称谷爱凌是“该奖项30年来首位得奖的中国运动员”，一些中国网友在微博上也称谷爱凌实至名归，但许多美国人却完全不买账。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广播电台主持人德里克·亨特尔发推说：“为了一大笔钱而出卖给种族灭绝政权的最好的共产主义者……谷爱凌！”保守派网站Daily Caller也在推特上写道：“或许我们应该给不支持中共的美国运动员颁发这样的奖项。”有美国网友直言，领奖前，至少应该先让谷爱凌自己说清楚到底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网民嚎叫：

花蜜蜂 50分钟前

“雷曼时刻”是大批买不起房的人获得银行贷款买了房。后来付不起了再扔给贷款银行，造成贷款银行破产。这种情况在中国不会发生。中国人买房，首付非常高，贷款非常严格，后来付不起房的可能性很小，就算把房子扔给银行，银行可能没有损失或者损失很小。不会造成银行破产倒闭。中国没有私人银行，中国的银行永远不会破产。中国的“烂尾楼危机”，是投资建房的开发公司卖不出房子，银行就不再支持开发公司贷款。开发公司会破产，投资房地产的公司和投资建房的个人会破产。中国的银行不会像“雷曼”那样“破产”。

太山 今天 05:52

中国“雷曼时刻”是坏“雷曼时刻”, 专制“雷曼时刻”, 外国的“雷曼时刻”是好“雷曼时刻”,现代文明“雷曼时刻”. 民主“雷曼时刻”

bbbear2002 今天 01:50

为了像昂纳克、勃列日涅夫一样长期执政，连采取的方法也一模一样，那就是大搞特务统治。这次河南银行的黑白衣人大家也看到了，国安局和线人估计已经膨胀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上至官员下至百姓无死角全面监听，搞数字新极权，对政敌和反对者采取 zersetzung 心理战攻击，把人逼疯逼死还要批倒批臭。这种无底线的恶毒统治注定不能长久。等到经历崩盘、民变四起，就算是用军队对揭竿而起的百姓突突突无济于事。现在已经民怨沸腾、离心离德，勉强坐在那个位上也没什么意思。如果内忧外患下再打台湾，那就会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谢选骏指出：红色中国又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怎么可能发生“雷曼时刻”呢？可能发生的，不过是欧洲百年前的“民主革命”、“建立宪政”——这被马裂叫做“资产阶级革命”！

《“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大革命，会不会重演？》（2022-07-15 海边的西塞罗）报道：

昨天是法国大革命的周年纪念日，上午刚看完法国那边的国庆阅兵式——可能受俄乌战争的影响，今年法国搞了个北约气氛浓郁的十国大阅兵。

昨天本来想发一下这篇文章的，结果临时起意写了那篇更关注我们自身的404稿，我也并不后悔，不过今天想把本文再发一下。因为毕竟是心血之作。

纯历史文一篇，更倾向于历史思辨，愿您喜欢。

在革命开始前，法国各阶层、各区域的人们都是彼此隔绝、互相怨恨而又老死不相往来的，唯有王权是无限扩展而又蓬勃有力的。——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现如今很多人一讲法国大革命历史，往往开篇就讲1789年法国攻克巴士底狱。但我一直觉得，法国这个国家其实古代中国有相似之处：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次“治乱循环”。所以解析法国大革命为什么最后搞得那么惨，要从上一次治乱循环的终结开始讲起：

1、

而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上一次打的血流满地的内战，是16世纪末的“三亨利战争”，这场战争本身是欧洲宗教革命引发的一系列战争的一部分，西方人搞宗教战争么，你懂的，从来就是不死不休。

那会儿断头台还没有发明，法国流行的处决方式还是上绞架。当时的巴黎，国王从自己的王宫推开窗望出去，会看到整条街上一排绞刑架上都挂满了尸体。

是的，其实早法国大革命两百年前，法国人就已经吃过一次人整人，人斗人的苦头了。他们不是没领教过暴力革命的血腥恐怖……就是单纯的不长记性。

但天佑法兰西的是，当所有人终于厌倦了血雨腥风之后，法国总算出了一个戡乱治平的有道明君。

此人就是亨利四世（纳瓦拉的亨利）。

作为波旁王朝的创始人，亨利四世的经历比较传奇，他本来是今天西班牙北部小国纳瓦拉的国王，因为是法国瓦卢瓦王室的远亲，法国高级贵族死的死、伤的伤、上绞架的上绞架，他才有机会回国收拾残局。

你说，亨利一个纳瓦拉国王，被请到法国去做国王，他也不谦虚一下……

而更不谦虚的是，亨利本来是个新教教徒，为了继承天主教占优势的法国王位，上台后勉强改了个天主教信仰。

这种行为就法国当时争了半天的两派更不痛快了——我们在这儿流血流汗的忙活了半天，“革命果实”怎么被这么个袁世凯附体的老小子给窃取了？

所以波旁家族从上台一开始，就不太受贵族和教士拥护,波旁王朝必须给好处，才能赎买这两帮人的效忠。

真正给予国王鼎力支持的，反而是法国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

作为“戡乱雄主”，亨利四世的明智之处在于，上台之后立刻亮明态度：不争论——斗了这么些年，你们看看把国计民生都打成什么样了？还争什么谁上天堂谁下地狱？再打咱们都得下地狱！

于是他颁布了“南特赦令”，宣布天主教为国教，同时给予新教徒充分的信仰自由。总算勉强平息了法国国内的矛盾。

在平息争论的同时，亨利四世还提了一个口号：“要让法国所有农民家中的锅里都有一只鸡。”大家都把肚子喂饱了，就不琢磨什么我是正统、你是异端的劳什子破事儿了。

这在16世纪的欧洲，绝对是个感动法国的好口号。那年头，还有哪个国王这么在乎老百姓死活啊？

你别说，亨利四世这招儿还真奏效，在《南特敕令》和后续一系列政策颁布后，原本在法国横行一时的社会不宽容气息顿时收敛了不少，法国经济开始迅速恢复，工农商业都迅速增长。

可悲的是，这个世界上，甭管多么混蛋的旧时代，也都会有脑子不好使的极端分子怀念、并妄图复辟之。

1610年，这位立志让所有法国人都“大吉大利，今晚吃鸡”的伟大国王突然遇刺了。

刺杀他的是一个落魄的天主教徒。这小子觉得亨利国王虽然改信了天主教，却又没完全改信。尤其《南特敕令》颁布后，大家都专心作生意，居然让“万恶”的新教徒们发了财，而他们这些只会揪人家宗教问题小辫子、抄家闹宗教革命的狂热分子却没招了。这种国王怎么能要呢？我代表上帝消灭你！

于是伟大的亨利四世就这么莫名的死掉了，他去世的时候，全法国举国哀悼，天主教和新教教堂同时敲响了钟声，为这位感动法国的好国王能灵魂升天而祈祷。

2、

亨利四世离世后，他留下的儿子路易十三年纪尚小，其遗孀玛丽作为太后代为掌权。

这就是更为大名鼎鼎的玛丽·美第奇太后。

人如其名，这位太后出身意大利大名鼎鼎的银行家美第奇家族，后来权术啥的玩的溜溜的。

可惜，太后至少在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新寡时期，还不太懂治国之道，用人标准基本就是看宫廷里哪位小鲜肉宠臣“牌亮条顺会来事儿”，她就用谁——据巴黎坊间传闻，还是各种意义上的“用”……

这么一弄，又搞得法国民怨沸腾：大家觉得，要不是看在先帝爷治国有功的面子上，早就把这意大利娘们赶下台了！

但玛丽太后一辈子高就高在见微知著。一看气氛不对，赶紧宣布退位（表面上的），并赶在酿成酷爱起义的巴黎人民翻脸之前，召开了一个包含当时法国各阶层的议政会议，共商国是——这个议会就是175年后给法国惹出大麻烦的三级会议。

但1614年召开的那次三级议会，还是蛮和谐的，法国各阶层和和气气的坐在一起，商量了一下怎么“辅佐”小国王。而且十分难得的是，由于亨利四世时代的休养生息和时代生产力的发展。中世纪时代本来无足轻重的平民阶层已经在这次议会上占有了相当的话语权。

所以算起来，法国平民阶层的这次发声，比英国光荣革命后成熟的议会系统还要早半个多世纪。

但恰恰是由于召开时间太早，刚刚富裕起来的市民阶层力量尚很弱小，无法独立跟天主教教士或贵族对抗，所以他们只能求助于曾经恩惠过他们亨利国王的儿子路易十三，指望这位国王能继承父亲的遗志，充当“第三阶层”的保护人。

所以在该次会议上，第三阶层最为效忠国王，主张给国王赋权，以平抑宗教和贵族的权利。

于是，一件看起来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同样是市民阶级开始参与议政，法国1615年的三级议会，得到了一个与英国光荣革命后的议会相反的结果——国王的权力不是被约束了，而是被加强了。在1614年三级议会开完之后，法国反而走上了强化王权的快车道。

当然，从结果上看，代表市民的第三阶层这种策略起初是奏效的，继亨利四世之后，路易十三时代的法国继续在国王的保护下经济复苏、政治上因为有了统一的强权在欧陆逐渐崛起。新兴市民阶层也跟着吃香。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授权的一个弊端早晚会出现：国王的力量会随着国家的强大不断膨胀，而权力日益膨胀的国王迟早会忘了他的权力来自于民众的托付，试图过度挥霍和透支这种权力。

在法国，这个必然发生的故事出现在路易十四时代。

好大喜功的路易十四忘记了他祖辈的承诺，转而向民众征收重税满足自己在生活上穷奢极欲和战场上的金戈铁马。在他晚年，甚至还把其爷爷颁布的《南特敕令》给废除了，这等于国王为了讨好教士与天主教贵族，公开背叛了第三阶层当初与国王达成的“授权默契”。

但路易十四觉得这挺好：老百姓们，你们虽然日子苦了，但法兰西国家强大了啊。以后出门也有面了不是？那就再苦一苦百姓吧。

所以到了“十四爷”曾孙子路易十五即位的时代，法国的国库已经花的见底儿了，军队都开始拖欠工资，不得不靠向第三阶层加税来维持。

到路易十六即位是则更为困窘，这位锁匠国王一过权柄，就发现看似强盛的法国，已经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教士和贵族是只进不出的铁公鸡两只，死活不愿出让当初波旁王朝为了赎买他们的支持而给予其的既得利益。而第三阶层（市民）则感觉自己当年对波旁王室的支持遭遇了背叛，怒气冲冲的想要找王室算账。

而国王为了撑路易十四当年打出来的欧陆强国的门面，必须继续向法国各阶层中要更多的钱，如果这个门面都不撑，国王的权威没了，国家更无以为系。

总结起来说，此时的法国这时已经陷入了一个“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迷局当中。

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过一段极为经典的话总结这种状态：“法国各阶层、各区域的人们是彼此隔绝、互相怨恨而老死不相往来的，唯有王权是无限扩展，蓬勃有力的。”

是的，如果说大革命前夜的法国与独立革命前的美国、光荣革命前的英国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就是整个社会各群体之间不存在一个公认的底层共识。

诚然，1614年上一次三级议会里，整个法国达成的唯一统一共识是信任国王，授权国王。但在之后近两百年的岁月中，国王又用他的极度扩权透支了这种信任。所以在大革命前夜，套用马克思的经典句式，法国已经成为了“一袋马铃薯”，各阶层之间诉求高度碎片化，像马铃薯一样彼此分裂，而国王。则成了那个把所有马铃薯兜在一起的袋子。

但可悲的是，袋中的大多数马铃薯都诅咒并想割破这个袋子。

于是当1789年三级议会重开时，袋子破碎，马铃薯滚落一地，就成了一个可预见的必然结局。

3、

其实，时隔175年，法兰西民族已经遗忘了这个传说中的“三级议会”该如何召开，各等级要派多少代表？代表怎么选？会议采用什么辩论程序？完全没谱。

公道的说，国王路易十六这人，其实蛮有进步思想的。但毕竟太天真，一看这个问题难办，就发表了一个最高指示：“没钱啊，那就开会吧”。然后就去忙活他更心爱的锁匠行去了。

当然这种具体事务本也不该由国王操心。应该由宰相负责。

1614年的三级议会后，法国确立的体系是红衣大主教相当于事实上的宰相，相继出现了黎塞留、马扎然等权倾朝野的名相。

而到了路易十六这一代，辅佐他的这位老宰相名叫布里安，这个人在退休前一个月，提出了一个在世界宪政史上都异常开明也异常奇葩的想法：邀请全法国的社会贤达一起给国家上书，一起讨论三级议会怎么开。

这个“百家争鸣”的号召一出不要紧，国王在布里安卸任后相继收到了2500多份“陈情”，议题绝不仅仅涉及三级议会怎么开，还有法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怎么设计，哪些苛政需要被废除……等等等等。

这么多的信件，路易十六不知有没有经历仔细看过没有，但托克维尔是不辞劳苦的将存留下来的“陈情”一一详读过了。

读过之后的托克维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带着一种恐怖的心态认识到，这里所要求的是对国家整个法律和风俗习惯在瞬间同时废除。我看到的问题是，法国即将迎来的，是世界上曾经发生过的诸多革命中最危险的革命。”

也就是说，如果路易十六真看过这些信，又足够聪明的话，他应该知道即将召开的这场“三级议会”将要打开是一个“潘多拉魔盒”：与会的各阶层代表们此次前来，不是来寻求共识的，而是竞相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的。所有人都把“三级议会”当做了一台“许愿机”，一旦愿望得不到满足，会议立刻就会破裂——毕竟，此时的法国，除了“都认国王”这个还在被迫接受的唯一共识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共识存在了，连会要怎么开，权利该怎么分，都没有达成一致。

于是通往法国大革命的路就这样被铺就了。

1789年7月15日的早晨，法国大臣迪克·德·利昂古尔走进凡尔赛宫，向国王汇报了前一天巴士底狱被攻克的消息。

路易十六听后十分吃惊，困惑地问：“怎么，造反啦？”

大臣微施一礼，说：“不，陛下。这是革命。”

4、

那么，什么是“革命”？

美国历史学者苏珊·邓恩在《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中曾经对相继发生的这两场革命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和二元区分。

按邓恩的说法，美国革命是一场参与者寻求共同底线的革命，参与者是在求“最大公约数”。

终整个美国革命始终，都似乎“卑之无甚高论”，革命前托马斯·潘恩的那本《常识》小册子，讲的只是无代表不纳税等等大家都能接受的共识，1776年的制宪会议最后形成的宪法也非常保守，主要就是讲了讲联邦和州要怎么分权。

这种现象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当时美国各州精英们能达成的共识总共就那么多，说多了就吵起来了。

而与之相比，法国革命则是一场参与者各自阐述理想上限的革命，参与者是在求“最小公倍数”。

所以你看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比美国的宪法写的带劲儿多了。美国吉伦特派、雅各宾派、保皇党，米拉波、丹顿、罗伯斯比尔，所有人在革命开启之后，也都争相阐述自己理想中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

但这种唱高调的结果，革命后的法国议会永远是吵作一团的，议长甚至必须做出规定“同时只能有四个人一起发言”——因为想要表达不同观点的议员永远多于这个数量。

而当议员们在议会里语言说服不了对方，“物理说服”就开始了，无休无止的街垒、运动、政变、派系互斗、屠戮由此产生。

诚然，在这两种革命当中，后一种似乎更带劲一些，从一开始，所有人都兴高采烈的将这场变革当成了自己的许愿机，期望社会呢朝着对自己阶层分配有利的那个方向走。

但这个所有人都兴奋迎接的变革，最终一定也让所有人都失望、甚至受难深重。因为大家在谋划革命前景时，都只记住了自己梦想中所想的美好未来。一旦别人心目中的未来与你不同怎么办？那就只能杀了，用肉体消灭的方式屏除异见，所以法国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注定血流成河，重演当年宗教革命党同伐异的悲剧。

如果做更深一步的思考，你会发现，美国革命听上去虽然没有法国革命那么“来劲儿”，但反而是更幸运的——革命纲领能基于参与者们的“底线共识”，因为有参与者有这个“最大公约数”可以求。

相比之下，法国因为之前两百年里国王对民众信任的长期透支，各阶层间的底线共识其实已经荡然无存了，所以在革命发动时，为了调动大家的热情，不得不追求“理想高线”，宣称要同传统完全的、彻底的决裂，建立一个崭新的新世界。

当然，我们要报以同情之理解，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法国当时的问题，在于因为亨利四世之后历代王权的有意调配，导致法国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如托克维尔所言，既互不往来、互不理解又彼此仇视。

用数学的语言总结，就是这个社会所有阶层彼此都是“互质”的，根本没有“最大公约数”可以求取。

于是求取一个其实很大的“最小公倍数”，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唯一选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喊的那么漂亮，宣称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世界——因为在这个公倍数之下，法国人已无法再达成任何共识了。

而这样的愿景，固然能让所有人都兴奋期待，却注定是一个悲剧——大家的各自美梦，都在革命开始提前做好了，而社会必须面对的共识撕裂、底线被突破的风险，则都藏在兴奋的人们看不见的幽暗之处。

最终，如同两百年前人们怀着对宗教的热忱兴高采烈的走入宗教战争的地狱一样，法国人再次兴高采烈的走入了“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人间地狱之中。

“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不会吸取历史教训”——至少对当年法国人来说，这个魔咒应验了。

这就是法国大革命那总被人遗忘、却决定了一切的前史，

这样的故事，昨天发生过，今天仍在发生，明天——我们希望——它不要再重演。

网民嚎叫：

幸福剧团 今天 03:09

亨利四世还提了一个口号：“要让法国所有农民家中的锅里都有一只鸡。”大家都把肚子喂饱了，就不琢磨什么我是正统、你是异端的劳什子破事儿了。

这在16世纪的欧洲，绝对是个感动法国的好口号。那年头，还有哪个国王这么在乎老百姓死活啊？看看当今的秦始皇，去乡下揭揭锅盖依然是窝头，它就以为是厉害了，天啦，这认知上的差距居然是Ｎ百年！

千户侯 今天 03:02

所谓的人民战争就是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在同一个数量级以内的差别。如果一方绝对强大到可以吊打对方，就不需要在寻求扩大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解决问题。只有力量弱的一方，才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鼓动更多的人民认同自己的利益维护为主导的意识心态打一场人民战争。国共时期的共产党所谓的人民战争就是挑起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就是要挑起选票已经不能解决问题。

谢选骏指出：马裂分子的脑袋永远冻结在两个世纪以前，什么马克思如何说的，托克维尔如何说的……如果埋葬了马劣主义，我们就将发现，中国即将发生的，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改朝换代。就像1949年发生的，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改朝换代——1949年以后建立的，不是什么新社会，而是新暴政、后满清。仅此而已。

【41、中国加入WTO——地球暖化的总加速师】

《中国加入WTO 20年：“入世”如何改变中国与世界》（陈岩BBC中文记者2021年11月11日）报道：

2001年11月10日，多哈会议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石广生与其他与会者鼓掌——

请将时钟拨回20年。

“啪！”一位身穿白袍的阿拉伯官员手中的木槌落下，掌声响起。敲锤者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主席、卡塔尔财政、经济和贸易大臣卡迈勒，而这一刻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间是2001年11月10日。

20年光阴荏苒。

就在卡迈勒木槌下落的四个月前，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向全世界宣布2008年夏季奥运举办地，他打开信封念到：“Beijing”——北京，会场同样掌声四起。

“入世”与“申奥”，20年前的这两个画面印刻在众多当代中国人的脑海中，成为深刻的集体记忆。北京奥运会被中国官方看作自我展示的绝佳契机，一如1964年的东京奥运和1988年的汉城奥运，文化相近的三个东方之国，都将举办奥运作为宣告“国家崛起”的宣讲台。

北京2008奥运

虽然不似奥运开幕式的烟花那样绚烂夺目，但中国“入世”对这个国家乃至世界的改变，深刻而广泛——西方发达国家剥离中低端制造业，而中国则全面承接。西方国家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经济高歌猛进，但是各国蓝领阶层却被经济大发展“抛下”，最终导致保守主义思潮兴起，以至于甚至出现极右政治登台现象；中国经济也迎来高速发展的巨变，但伴随而来的是高污染、低保障，低投资效率等等弊端，而经济崛起后这个“异质”的中国开始与整个西方变得关系紧张，以致“新冷战”说法甚嚣尘上。

其实，在中国“入世”与“申奥”两个时间点正中间，还发生了一件影响甚至更大的事——“9·11事件”。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恐怖袭击让美国将资源和精力都投向中东和泛伊斯兰世界，并同时与潜在的战略对手中国握手言和，使中国意外地在“入世”之始又喜逢一扇“机遇之窗”。

然而，20年后，这扇窗户似乎业已关闭：美国完全撤出阿富汗， 并基本从中东撤出，甚至说服多个海湾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基本完成从“反恐战争”脱身，开始集中精力与中国“竞争”。中美之间关税高悬，科技壁垒高筑，世界贸易组织也在停摆的危机和改革的呼声中，艰难转型。

在人们纷纷关注中国未来20年在WTO又会面对什么的时候，了解一下中国“入世”之路或许可以提供某些借鉴。

入世之路与黄金二十年

世贸组织的前身为关贸总协定（GATT）。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恢复”席位，根据《关贸总协定》，北京方面本可以顺理成章加入关贸总协定。

根据后来主持中国“入世”谈判的龙永图回忆说：“当时思想不够解放，认为那是一个富国俱乐部，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就决定不加入了。”

为了当时的决定，中国后来花了十几年才反应过来，并在1986年正式递交申请“恢复加入关贸总协定”。

九年之后，“恢复”之路遥遥无期，关贸总协定却升级扩展为世界贸易组织，也就转而变成“入世”，之后又走了六年。

十五年过后，中国走完所有程序，与成员国们进行双边谈判，几乎每一条都对中国之后的发展影响重大。

中国“入世”之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对外政策研究高级研究员拉迪（Nicholas Lardy）感慨与中国当时发展之快——“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玩家。确实，从未有哪个国家能如此迅猛地扩张。”

中国加入WTO开启经济迅猛发展的20年

但拉迪也指出，发展背后，中国的问题也在快速凸显。确实，中国当时经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经历了经济路线的争论和突破，经历了经济特区和农业“包产到户”的尝试，也经历了“六四”的震颤。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但是“三角债”、“非法集资”、“财政拮据”、“国企衰蔽”、“产权争议”等问题积弊严重。

再加上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长江大洪水同时来袭，时任总理朱镕基将形势比作“地雷阵”和“万丈深渊”。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同时，朱镕基力排众议进行汇率改革，革除官方汇率与调集市场汇率的“双轨制”，外汇黑市消亡，人民币大幅贬值，中国的外贸优势凸显，廉价的劳动力推动中国走上“世界工厂”的道路。

外部舞台和内部改革的配合，即使拉迪也未能预见到，中国“入世”之后的发展才是真正的迅猛。

20年来，中国GDP增长了8倍，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比重从2001年的4%增至2020年的17.4%，中国的货物出口增长了7倍多，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利用外资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经济学人智库（EIU）全球贸易首席分析师马志昂（Nick Marro）向BBC中文表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经济的关键领域引入了市场竞争，使中国产业结构改善。特别是外国投资，带来了资本和技术，推动就业和经济增长。反过来，这些增长也提高政府税收和家庭收支，以及支持技术创新。

“从全球角度出发，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更全面地融入全球经济，造就了中国在区域和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地位。”马志昂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市场上产生了真正的自由化，这一点可以从继续将中国视为优先市场的外国公司的数量中得到证明。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一次专访中表示，原来中国所有的贸易活动都是被几十个国营国家贸易公司垄断，进出口必须有配额，加入WTO意味着所有人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打破了原来的垄断。为了筹备入世，中国修改了几万条对市场经济而言“不合时宜”的条款，在观念上、实践上和制度层面彻底革新。可以说，加入WTO是改革开放的“关键一招”。

WTO：命途多舛，荆棘满路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双赢的结果，”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吴靖表示。

当人们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出口增长感到惊讶时，可能会忽视中国进口的增长。事实上，20年间，中国的进口总额也增加了近6倍，全球货物贸易总量增长了近一倍。2020年中国的进口总额已经占到了世界货物贸易进口总额的12%，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然而，虽然全球贸易总体大幅增长，但在结构上并不平衡。马志昂认为，不少国家都在质疑，中国是否有能力完全履行其世贸组织承诺，还有不公平的国家补贴和其他扭曲市场的工具，反过来也带来了政治影响。

“比如，许多西方政治家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本国的就业、制造业竞争力和传统产业向海外转移的冲击联系在一起。”

2016年7月，正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大赢四方”之时，BBC记者诺提（James Naughtie）跟随他的竞选队伍抵达美国“铁锈地带”（Rust Belt）的小镇之一俄亥俄州的扬斯敦（Youngstown）。

七、八十年代，扬斯敦的炼钢炉照亮半边天，再加上南边的匹兹堡，共同构成美国钢铁工业的心脏。铁矿石从伊利湖源源不断地运过来，长长的列车满载着钢材在美国东西穿梭。

然而仅仅一代人，这里的人口已不到当年的一半，钢厂倒闭了，人们很愤怒。

“入世”20年，中国的钢产量占据全球总产量的57%，美国仅占4%。

在扬斯敦，诺提遇到第三代炼钢工人，他们的移民前辈带着找到工作、闯出更美好生活的承诺来到美国中西部。现在的年轻一代能走就走。消失的工作机会、迁至海外的制造商，收入锐减、移民问题……都让人们很愤怒。

“只有人们愤怒之时，特朗普才会成为总统候选人，”诺提感慨说。

这里的人把票投给特朗普，他们希望特朗普如其所言，与中国打贸易战，使制造业回流，“让美国再次强大”。

某种程度上，特朗普说到做到，上台后他确实挥舞起“关税”大棒，针对中国实施史上最强关税战，几乎对所有中国商品都施加高额关税。但大棒打在中国身上似乎不疼，中国对美出口甚至迎来了两位数上涨，制造业不仅没有回流美国，反而因为疫情而留在中国。

而被大棒打晕的可能是世贸组织。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全球最大的两个贸易国，竟然完全绕开WTO。特朗普多次表达对WTO的不信任，认为它没有善待美国，把中国当成发展中国家，结果中国得了许多好处，美国则吃了大亏，而且束缚了美国的手脚，阻碍贯彻其“美国第一”的理念。

到2019年12月，WTO发生创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个国际组织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争端解决的上诉机构正式停摆。原因是美国籍法官托马斯·格雷厄姆届满卸任后，美国拒绝提名，使得机构无法达到最低三人的议事和审查人数。

紧接着，全球遭遇新冠疫情的打击，除了物流中断，各国还设置各种贸易壁垒，全球贸易量锐减。到2020年8月，WTO总干事阿泽维多提前离任，“群龙无首”的WTO在停摆的危机和改革的呼声中，艰难踟蹰。

对于WTO的价值，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近期的讲话中可窥一斑。他认为，多边贸易以世贸组织（WTO）为核心，是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进程的基础与核心的平台。WTO有164个成员，其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98%以上，没有任何一个协定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虽然自贸协定一般都是“WTO+”，要比WTO的开放水平高得多，但自贸协定不能够代替多边贸易体制，如在农业补贴问题、粮食安全的公共储备问题等都只能在多边贸易体制内来解决。

WTO危机背后的中美紧张关系

实际上，WTO当前的危机背后，是中美在贸易利益上的博弈。美国指责中国没有完全履行“入世”时的承诺，使用不公平竞争手段；中国则坚称完全履行“入世”承诺，而且中国拥护多边主义，反而是美国对华采取不正当的关税打击。

马志昂认为，中国还没有完全履行其对世贸组织的所有承诺。这包括保留国家补贴和其他扭曲贸易的工具，也包括在采购和许可决定中对国内公司的优惠待遇，以及与外交争端相关的贸易报复，这至少违反了世贸组织的精神。

马志昂说：“这种行为在过去五到六年里变得尤为明显，给中国在其他地方的贸易和投资谈判投下了阴影。”

但吴靖持不同观点。他认为，中国的每一项贸易政策都受到世贸组织成员的严格审查，许多国家往往会仔细检查中国的每一项经济和贸易政策，看其利益是否受到影响。统计显示，中国、美国和欧盟在世贸组织的争端中被其他国家投诉和起诉的次数大致相同。因此，中国在遵守规则和履行承诺方面的表现，与美国和欧盟基本相当。

他说：“此外，中国是世贸组织中唯一对最不发达国家承诺实行97%出口产品零关税待遇的‘发展中国家’。美国甚至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

不过吴靖也表示，中国在未来也可以做得更好，世贸组织成员对中国提出的最大希望是，中国加快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扩大服务业开放。

20年过去，美国经历了五任总统，在贸易上对待中国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1年“入世”，正是中美先达成双边协议，在“一锤定音”在与欧盟等经济体的谈判几乎比照与美国的协议，快速推进。

回顾当年，吴靖表示，作为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主要支持者，克林顿政府对美国自身的利益是明智的。2001年，中国对美国的进口总额占美国出口总额的不到2%。20年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总额已增加到美国出口总额的9%，使其成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其两个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

吴靖说：“今天的世界经济格局和贸易结构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正在上升，经济全球化正在受到挑战。然而，中国一直是多边贸易的坚定支持者和捍卫者，同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马志昂则指出，20年来，西方国家围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许多议题，包括多数国家对中国经济改革最终将推动政治自由化的期待，并没有成为现实。而且，现在的情况似乎与人们预期的恰恰相反。

国际间也有很多分析与报导认为，经济和贸易问题或许是最初引发美中对峙和关系恶化原因，但是这场由“贸易战”开始的“竞争”或角力早已经从贸易蔓延到科技、金融、政治，和甚至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层面。

中国和美国虽然仍是WTO成员，但是现在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大环境与20年前中国刚刚“入世”并受到美国以至于所有主要经济体“欢迎”的状况截然不同。中国与美国，与世贸，以至于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将走向何方，正在成为举世瞩目的时代问号。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中国与美国，与世贸，以至于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将走向何方，正在成为举世瞩目的时代问号。”——这在地球暖化的灭顶之灾面前，已经变得毫不重要甚至毫无意义了。因为中国加入WTO仅仅20年，就已经证明了，庞大的人口基数已经成为“地球暖化的总加速师”。中国一旦赶上西方，那么“陆沉”的将不仅是神州，而是整个世界。

【42、中国经济起飞基于种族灭绝】

《最新中国人口数据公布 最关键逆转在这儿…》（2022-06-14 路财主）报道：

千呼万唤之下，中国国家统计局终于公布了详细的“七普”人口调查数据。

“七普”报告，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全部数据资料》主要是对本次普查主要数据的简单总结，分8卷，分别是：概要；民族；年龄；教育；家庭；死亡；户口登记；住房。《第二部分：长表数据资料》分为9卷，主要是针对调查表的详细内容分专题罗列。概要；民族；教育；就业；婚姻；生育；迁移和户口登记地；老年人口；住房。《第三个部分：附录》包括了6个附录内容。

我列了一个表格，把“七普”中最关键的人数、年龄段构成和性别比数据列举如下——这里说明一下，第七次人口普查人口数据，截止日期为2020年10月31日。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人口数据（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单独看“七普”人口数据，按照5岁一个年龄段来划分，中国当前人口最多的年龄段是：30-34岁，1.24亿；50-54岁，1.21亿；45-49岁，1.14亿；55-59岁，1.01亿；35-39岁，0.99亿；40-44岁，0.93亿；25-29岁，0.92亿；5-9岁，0.9亿；10-14岁，0.85亿。

作为对比，我们再列一下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对应数据（2010年数据）。

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人口数据（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对比两个表格，2010年到2020年：中国总人口增加了7700万，男性增加了3900万，女性增加了3800万。

关键的变化，出现在人口结构上。

15岁以下的人口，中国仍然保持了增长，总增长人数为3200万人；15-39岁人口，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总减少人数8880万人，特别是15-19岁人群、20-24岁人口下降高达2720万人和5250万人，几乎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总和；30-35岁人口，对应于1985-1990年出生人口，这是中国第一代婴儿潮人群下一代的集中出生时间，所以依然出现了正增长，总增长人数为2700万人；35-45岁人口，再次出现了剧烈的下降，总人口下降量高达5080万；45+的人口，都变成了持续增加，特别是50-54岁人口和65-69岁人群，分别增加了4240万人和3290万人，这意味着，未来20-30年间，中国面临的老龄化情况都将极其严峻。

对比“六普”和“七普”数据，我们会发现，“六普”中的0-14岁人口、“七普”中的10-24岁人口的性别比都异常地高，这说明，在计划生育严格实施的年代，出生女婴数量相比男婴，都有不正常的减少。

根据全世界以及中国历史数据，不施加人为干预的情况下，男女婴儿的出生比例在1.03-1.07。男女婴儿出生比例如果飙升到110以上，一定是出现了大量的人工干预选择。

另外，对比“六普”和“七普”数据，如果按照人口增加比例来看的话，80岁+的人口增加比例最为显著：2010年，有1337万80-84岁老人，有563万85-89岁老人，158万90-94岁老人，37万95-99岁老人，3.6万100岁+老人；2020年，有2038万80-84岁老人，有1083万85-89岁老人，365万90-94岁老人，82万95-99岁老人，11.9万100岁+老人；10年时间，分别增长至原来的1.5倍、1.9倍、2.3倍、2.2倍和3.3倍。

这一方面说明，过去的10年间，中国的人均寿命增长极其显著，另一方面也在提醒大家，中国的老龄化在极其快速地加深。

从出生人口绝对数量上看，自2016年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数量开始出现明显的下跌，从1700万到1600万，再到1200万，再到2021年的1060万……

中国大陆年度出生人口跌破1000万，最近2年之内很可能就会发生。

更进一步，迭加中国的老龄化和年度死亡人数上升，中国人口增长趋势也将在最近两年之内发生逆转……

谢选骏指出：根据统计，“15-39岁人口，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总减少人数8880万人，特别是15-19岁人群、20-24岁人口下降高达2720万人和5250万人，几乎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总和！”——这说明，四十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其实是一场整整一个世代的大规模屠杀！期间损失的人口至少上亿！换言之，所谓“中国经济起飞”，就是如此这般地建立在大规模种族灭绝的基础之上！“中国经济起飞的种族灭绝基础”——这可不是针对新疆等地的维吾尔等等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相反，这是主要针对人口占多数的华人的种族灭绝。相对而言，少数民族反而得到了豁免与优惠，因而人口大增，民族分离盛行。这是黄俄集团欠下中国的巨大血债——血债血偿几亿人！

【43、中国经济增长三十年来是七倍还是四十倍】

《塞尔维亚总统写下1组数据 大赞中国发展令人着迷》（中国新闻组 2023-04-10）报道：

武契奇在黑板上写下数据。（取材自环球网）

武契奇在黑板上写下数据。（取材自环球网）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6日在连任总统周年纪念日上称赞中国，他说，1992年中国的GDP是5000亿美元，而现在预计中国的GDP是19兆美元，看看人家，短短30年增长了40倍，这个国家的发展令人着迷。

塞尔维亚媒体Politika报导，现场视频显示，武契奇在黑板上写下5000亿的数据。报导称，武契奇还提到，他说北京不会放弃一个中国原则，而美国的想法是，要阻止多极世界的形成。武契奇还表示，单极世界将不再存在，塞尔维亚更适合多极化世界，塞尔维亚不想与北约或集安组织国家结盟。

另据参考消息报导，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塞尔维亚E763高速公路新贝尔格莱德-苏尔钦段通车仪式1日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武契奇和总理布尔纳比奇和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陈波等出席仪式。

武契奇在致辞中说，中国有句话说得好：「要想富，先修路」。新贝尔格莱德-苏尔钦段高速公路是包含自行车道和人行道的现代化公路，该路段通车将大幅缩短其他城市来往贝尔格莱德的距离。

武契奇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表示感谢。他说，感谢中国朋友们一直与塞尔维亚站在一起，塞尔维亚将继续维护并促进塞中两国友谊。

新贝尔格莱德-苏尔钦路段是E763高速公路的起始段，连接贝尔格莱德市区与已完工的E763高速公路苏尔钦-奥布雷诺瓦茨段，全长7.9公里，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该路段通车后，E763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已达140公里，其中约87公里由中国企业承建。

中华网报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此迅速，确实是人类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中国制度的优势最为重要，其二就是中国人的勤奋，这是亿万万中国人背井离乡拚出来的国力！别人只有羡慕的份，因为别的国家没有中国这样的优势。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4月1日在塞尔维亚E763高速公路新贝尔格莱德-苏尔钦段通车仪式上致辞。

谢选骏指出：从纸面上说，中国经济增长三十年来有四十倍之多；但是从金价上说，中国经济增长三十年来只有五倍——因为1992年国际金价是350美元，而2023年国际金价已经突破了2000美元。金价升值六倍了，全球GDP等于下降了六倍，结果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大家都辛苦，白忙了一场——越是勤奋就越穷，因为挣的钱越多，钱的贬值就越快了。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增长三十年来的四十倍纸面，仅仅剩下了中国经济增长三十年来只有七倍的“黄金价格”。

【44、中国就是秦国（China）——北约东进变成合纵、中国应对可成连横】

《北約峰會閉幕：成員國強烈譴責中國 分析指北約意圖挺進亞太》（BBC 2023年7月13日早上7点47分）报道：

北約峰會結束後，美國總統拜登在立陶宛維爾紐斯大學發表關於北約的演講。圖像來源，REUTERS

在剛剛結束的北約峰會上，澳大利亞、日本、新西蘭和韓國等四個國家（即「IP4」，印太地區四國）的領導人再次受邀出席，加強了與北約之間的合作關係。北約31個成員國發表公報，對中國發出了迄今最為強烈的譴責。北京對此作出憤怒回應。

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舉行的為期兩天的峰會中，北約領導人髮表了一份措辭強硬的聲明，稱中國以其「公開的野心和強制性政策」挑戰了北約的利益、安全和價值觀，並抨擊中國與俄羅斯的伙伴關係。

「中國使用廣泛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工具來增加其在全球的涉足和投射力量，同時對其本身的戰略、意圖和軍事建設保持不透明」，北約領導人在公報中表示。

北約的聲明以該組織去年發佈的「戰略構想」為基礎，該構想標誌著北約首次提及中國，並指出其野心和政策所帶來的風險。

美國巴克內爾大學（Bucknell University）國際關係教授朱志群指出，這次北約峰會在立陶宛首都舉行，這裏已經成為「歐洲反中的急先鋒」，「聯合公報對中國措辭強烈，應該多少跟立陶宛的努力有關。」

朱志群教授認為，北約有擴張到亞太地區的意圖，並將進一步參與美國對中國的遏制，美中關係和中歐關係也將更加緊張。

北約領導人還對中俄關係進行譴責，稱中國正在與俄羅斯「深化戰略伙伴關係」，並利用其經濟實力「製造戰略依賴並增強其影響力」。

北約秘書長延斯·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周二在新聞發佈會上說：「中國正日益挑戰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拒絕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威脅台灣，並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建設。」

北約領導人敦促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個擁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之一，要發揮「建設性」作用並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7月12日在記者會上回應稱，「中俄關係建立在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原則基礎之上，兩國關係超越冷戰時期軍事政治同盟模式，樹立了大國關係範式，這與北約國家大搞『小圈子』和陣營對抗有本質區別。」

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中國迄今為止拒絕譴責俄羅斯的立場，並在經濟上支持俄羅斯。中國官員指責北約東擴是俄烏衝突的罪魁禍首，這種說法與俄方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北約峰會公報發表後的次日，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告訴外界說：普京的中國之行已「提上議程」，具體訪問日期將在最終確定後公布。

「現在絕對是保持俄中雙邊關係高速發展的好時機」，該發言人表示。

北約正推進與亞太四國進行合作，包括澳大利亞、日本、新西蘭和韓國。這四個國家都是烏克蘭的堅定支持者，都誓言將繼續向基輔提供援助。

這四個國家的領導人出席了本次北約峰會。他們擔心該地區因與中國和朝鮮等關係帶來的緊張局勢將進一步加劇。

北約希望在日本東京設立聯絡處，如果成功，這將是亞太地區的首個聯絡處。但由於法國強烈反對，該計劃受挫。

法國在本次峰會中也抨擊了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但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峰會後的記者會上表示，北約與其他地區國家建立伙伴關係是好事，有助於共同管控在印太地區、非洲及中東的安全問題，但不應超越地理因素。

馬克龍強調，「印太地區」並非北大西洋，北約不應有企圖在地理上擴張，並給人留下在其他地區建立認受性及地理存在的印象。

北約向日本、韓國、澳洲及新西蘭四國分別提出「訂製伙伴關係計劃」（Individually Tailored Partnership Program），包括海上安全、新科技、網路、氣候等領域的合作，深化關係。

比如韓國，與北約簽署的伙伴關係計劃涵蓋11個領域。根據計劃，雙方將例行召開高級政治和軍事會議；增強國防力量，並在互操作性領域挖掘合作機會。

韓國還將與北約建立旨在加強反恐力量的協商機制，並參與北約的反恐演習；雙方還將加強網路防禦合作。

朱志群教授指出，北約缺乏自我反省，沒有從俄烏戰爭中吸取教訓，即北約擴張時必須考慮各方的安全利益。 雖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不對的，但北約東擴威脅到俄羅斯是主要原因之一，北約卻不願承認這一點。

他認為，對於中國來說，亞太四國參與北約峰會，中國的安全環境將繼續惡化。 「北約有責任說明它東擴的理由以及如何能促進亞太地區安全，而不是起反作用。」

谢选骏指出：北约东进，变成合纵围秦（China）。秦国（China）就是现代中国，中国就是古代秦国。

《北約峰會首次正式將中國列入「系統性挑戰」：觸角是否已伸入印太》（呂嘉鴻 BBC中文記者 2022年7月5日）彼得：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記者會說，北約面臨二戰以來最嚴重安全危機。

在西班牙舉行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又稱北約， NATO）年度峰會上周剛剛落幕。不出意外，俄羅斯因為發動侵略烏克蘭，成為北約此次峰會討論的首要焦點，30多個北約會員國共同簽署的一份新的戰略概念（strategic concept ），正式將莫斯科視為頭號威脅。

但是，更引人矚目的是，這份更新的戰略文件今年首次將中國寫入戰略概念藍圖，報告稱中國為北約的「系統性挑戰」。這也是自去年北約峰會在聯合公報中提到北京為北約的系統性挑戰後，在今年進一步將此公報精神寫入戰略概念。

所謂「戰略概念」文件，是北約這個1949年成立的老牌西方軍事聯盟，接下來十年的核心任務及戰略藍圖。

針對北約的這份戰略概念文件，北京立即回應表達強烈抗議。中國駐歐盟使團抨擊這份文件充斥「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肆意攻擊抹黑中國」。

華盛頓智庫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中國項目主任孫韻向BBC中文解釋，就其名稱而言，北約的地理覆蓋範圍集中在北大西洋。 但現在，北約在亞太地區開始與對中國有共同關切的國家有逐漸聯盟的跡象， 韓國今年首次參與北約峰會就是個例子。

孫韻在電郵回覆記者提問時稱，北約或者所謂的「西方」普遍認為中國是對現有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挑戰，而中國則是將自己視為引領「不同類型」的國際秩序的新興力量。她說：「 兩種觀點的衝突不可避免了。」

「現在西方國家已聯合起來與中國對抗，北約最新的戰略概念表明這個衝突領域是多方面的。」她補充說。

文件說了什麼？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背景下，今年馬德里舉行的北約峰會圍繞著如何與俄羅斯及其盟友抗衡的種種計劃。包含今年峰會，已經通過邀請瑞典和芬蘭歷史性地加入北約。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記者會說，北約面臨二戰以來最嚴重安全危機，各國領袖討論烏克蘭情勢時將俄羅斯視為安全威脅。但是，更引人矚目的是北約首次在戰略概念上，將中國正式列為是北約面臨的挑戰。

《紐約時報》分析，對北約這樣一個冷戰時期成立，對中國一直沒有特別關注的西方軍事同盟來說，此次首次將中國納入戰略概念，是個很大的轉變。分析稱，轉折點發生今年二月，俄羅斯軍隊入侵烏克蘭，但北京並沒有加入對莫斯科的全球譴責。

事實上，所謂「戰略概念」文件，是將北約未來約10年優先事項之概述。在2010年發佈的文件中，沒有提及中國，而且當時俄羅斯在該文件中還被稱為「合作伙伴」。

十年河東，2022年更新後的戰略概念文件，俄中兩國成為北約最為聚焦的兩個「威脅及挑戰」。

今年更新的戰略版本稱中國的「野心和脅迫政策」挑戰了北約的利益、安全與價值觀。

文件說，中俄之間不斷推進的戰略伙伴關係，以及雙方攜手進一步削弱「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企圖，「與北約價值觀和利益背道而馳」。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說，目睹中國對現代化軍力、長程導彈與核武的大力投資，並企圖控制電子通訊5G等重大的基礎設施時，必須考慮這些對北約安全所造成的後果。

美國官員認為，中國經濟影響力擴大，軍力增長，加大了對北約的威脅。

據此，台灣國防部智庫「國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員陳亮智向BBC解釋，無論如何，此次北約峰會所提及的「新戰略概念」中，俄羅斯還是北約「最顯著且直接的威脅」，而北京作為北約構成「系統性的挑戰」，仍是第二目標。

陳亮智分析，據峰會提供的戰略概念文件，中國在宏觀上有挑戰北約的利益及安全等問題。北約認為，在軍事戰略上追求擴軍卻意圖不透明，在經濟上試圖控制關鍵技術與掌握供應鏈，製造「戰略依賴性」而塑造中國影響力，這些顯然與北約的利益與價值相違。

關於台灣問題，在這份概念文件中北約也抨擊中國對台灣的「霸凌」。陳亮智告訴BBC，從2021年起，在拜登政府推動下，北約開始將台海安全納入宣言，並屢屢批評中國崛起所造成的問題，「於是，將中國『挑戰』納入北約『新戰略概念』中，這是合理的發展，只是相對應俄羅斯，中國對北約仍相對為次要目標。」他說。

北京強烈反對

然而，對北京來說，則嚴厲抨擊北約此次峰會對中國的種種評論是無的放失。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表聲明稱堅決反對北約「戰略概念」文件，指摘該文件對中國「肆意攻擊抹黑」。「文件聲稱別國帶來挑戰，但實際上北約卻在各地製造麻煩。」

此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也批評北約加強與亞太國家聯繫是所謂「搞拉幫結派『小圈子』」。他亦抨擊北約這份更新的「戰略概念」文件罔顧事實、顛倒黑白，中國表示強烈反對。

有許多分析稱，韓國首次出席北約峰會，澳大利亞、日本以及新西蘭（又譯紐西蘭）領導人都出席，顯示了北約在美國的鼓吹下，已將觸角延伸到印太地區。

譬如，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此次峰會在與日韓澳紐等北約伙伴會議的開場致辭中，除了批評中國與組織國家價值觀相異之外，他還強調北約因此需要團結並與想法相近的伙伴捍衛一同擁護的價值觀和自由。

北約觸角伸入印太？

陳亮智向記者分析，韓國首次受邀參加北約峰會，顯示出北約安全合作在地理範圍概念上擴大到了亞洲。

陳亮智解釋，主因是俄國入侵烏克蘭後，莫斯科與北京高度的「盟友」關係，顯示出俄中兩國分別對歐洲與亞洲的威脅。他認為，這也逐漸促成歐洲許多國家與部分亞洲國家關係越來越接近，其中韓國在這個新政治結盟的角色越來越被看見，這與新任總統尹錫悅的親美立場有關。

他說：「所以美韓峰會，『香格里拉對話』中的美日韓防長會議等，都可以看到韓國的角色。換言之，我認為在美國的鼓勵與協助下，首爾逐漸在抗中上越來越有份量。」

事實上，外界確實開始關注，自從尹錫悅上台後，韓國與中國關係是否開始產生質變，也開始分析，一直與中國關係不錯的紐西蘭，這次北約針對中國及印太安全議題的表態，是否也象徵印太地區的政治有所變動。

根據《彭博社》報導，紐西蘭不是北約成員，而是北約合作伙伴，但這次紐西蘭總理阿德恩（Jacinda Ardern）獲邀參與北約峰會，她發表談話時特別提到中國。阿德恩表示，北京已經變得更加自信，且更有意欲挑戰國際規則和規範。她亦同時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舉動，強調國際規則的重要性。

但阿德恩對中國的評論亦隨即遭到北京批評。中國駐紐西蘭使館發出聲明稱：「我們注意到新西蘭方面在北約峰會上的有關發言，其中包含一些對中國的不實指責，聲稱中國『近年來越發咄咄逼人，更願意挑戰國際規則和規範』。對這一錯誤指責，中方表示遺憾。新方有關表態顯然無助於深化兩國互信，也有悖兩國為保持雙邊關係正確發展方向而付出的努力。」

中國094A型戰略核潛艇（北約代號「晉級」戰略核潛艇）在青島附近海域參加紀念中國海軍成立70週年閲兵的資料照片。

新加坡《聯合早報》副總編輯吳詠紅評論稱，北約對抗中國的態勢，中國不可能不見，「相信也不會沒有預見。」她又說，日韓澳新領導人此次親赴西班牙與會，是對中國的清楚信號。她說：「當美國對中國圍堵的態勢成型時，日韓與歐盟與美國同一陣線，將是難以扭轉的結果。中國曾經希望通過經貿關係或戰略協作拉攏歐盟，事實證明，在中國與歐洲價值觀分歧的情況下，這很難實現。」

但吳詠虹仍認為即便這些勢必惡化中國的戰略處境，「但它不會只是中國一家的問題。若中美陷入陣營式的惡鬥，世界出現陣營式撕裂與失控，所有國家都將受損。」

無論如何，曾被法國總統馬克宏批評為「腦死」的北約，在莫斯科轟炸烏克蘭的戰火中似乎又復活過來，今年，它又將中國拉入未來北約10年的戰略挑戰。北約觸角擴張到亞洲，未來在亞太地區的行動，與中國的斡旋關係如何，勢必將繼續成為各方關注焦點。

谢选骏指出：北约东进变成合纵——中国应对可成连横——如此一来，未来中国即将上演“秦灭六国”的复古大戏。现代的六国将是俄罗斯、印度、阿拉伯、欧盟、南美、五眼吗——各个击破，风卷残云。

【45、中国就是太平洋的埃及吗】

《“得中国者得天下”》（虎嗅APP 2024-06-28）报道：

这个夏天，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China Travel”都在占领热搜。

如果你是社媒重度爱好者，那么想必已经刷到过不少老外游中国的视频推送：一脸懵懂的外国博主来到中国，一串amazing后，感慨总结——这完全不是我预想中的中国！

听起来就像经典的“傻老外”奇观叙事，又一次夸大其词的话题造神运动，但当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进一步放开，越来越多“说走就走”的外国游客进入中国，这场哥伦布式的“中国大发现”也成为了另一种时代脉络的表征：

时隔4年，世界再次开始触碰已经变得有些陌生的中国。

一

“得中国者得天下”，2024年，这句话应该写入外国旅游博主的选题教科书。

起初，或许只是某位博主的随心而动，很快，人们发现，“中国旅行”标签成了绝对的流量保证。

一个月前，加拿大博主KSquared在YouTube频道还是个苦苦挣扎的新人博主，仅有1700粉丝，连续发布中国行视频一个月后，他已经拥有近万粉丝。

发布中国系列前，KSquared的马来西亚、越南系列播放量不过数千，发布中国系列后接棒的韩国系列也停留在2000播放量级，唯独中国系列如同一座平地上突兀出现的险峻奇峰，平均流量高达3.6万。

无独有偶，来自爱尔兰的疯狂探险家夫妇（Two Mad Explorers）也在中国迎来了事业新高峰。

10天前，他们还在为15万粉而努力，发布中国行视频10天后，频道简介中的求粉目标已经从15变成了20。

不到一个月，涨粉始终不温不火的夫妇俩一下子收获了4万关注者。

打开每个“china travel”标签下的视频，几乎都能看到类似的成长曲线。

如果世上真有一位流量之神，那么今年捧着手机跪拜在它座前的虔诚信徒一定能够听到3个字：去中国。

“china travel”视频，主打一个反差。

经典开场白通常是：“我们震惊地抵达中国，一切都是谎言！”

下飞机前，疑虑重重。空气污染、交通混乱、环境脏乱、仇外情绪……前往中国，有太多需要担心。

日本博主Osada小哥，紧张不安都溢出了屏幕，获封雅号“不安仙人”。

下飞机后，反转正式开始。

天是蓝的，空气是新鲜的，街道干净整洁，甚至由于电动车频繁出没，就连交通听起来都格外安静。

带着新人特有的友善滤镜，外国朋友发现中国“样样都好”。

吃的好吃，一套煎饼果子就是“此生吃过最好的美味”，一份街边偶遇的酱香饼，让夫妇俩连续两天前往打卡。

人也友善，稍微露出迷茫，就会有好心人上前帮忙，会英语的一套英语输出，不会英语的，也能连猜带比划把人送到目的地。

以至于几乎出现了外国版“意林”故事，美国博主萨米夫妇，在北京的公园里忘了手机，手机留在公园长凳上十多分钟，以为必然无幸，没想到跑回去一看，手机还在，一个女孩守护在那里，等着他们回来。

治安良好，即使是大半夜也能安心逛街。基础设施便利，崭新快速的铁道交通设施让很多博主发出外国月圆的同款感叹：“美国都比不上中国”。

“得中国者得天下”

即便是那些曾经的缺点都变成了优点，满大街都是摄像头？这也没什么不好，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看到监控摄像头我会感觉安全，因为我没有、也不想做坏事。"

一顿全方位无死角的洋味儿彩虹屁，看得本地人都有些脸红害臊。

作为本地人，我们当然知道其中美好有善意的夸大成分，但属实之处也已足够具有戏剧性。

“china travel”俨然已经成了一次短视频时代的地理大发现，一次“真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颠覆，初次见面的中国和既往的媒体信息是如此迥然不同。

不少博主因此被质疑：“你收了多少钱？他们给你多少钱让你发布这样的信息？”

“哦，当然，他们给了我成千上万美元让我去中国拍麦当劳、肯德基和社区理发”，博主KSquared笑着回应道：“伙计们，你们该更有想象力一些。”

更多到访过中国的外国人则在评论区大表赞同：接触中国后，会发现这里是个友善宜居的国家。

于是，好奇与矛盾的流量加持下，China这个“被低估的宝藏旅游地”突然火出圈了。

二

和“China Travel”内容爆火成正比的，是今年的外国游客入境数量。

2024年一季度，46.6万人次外国人持签证入境，198.9万人次免签入境，总体入境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倍还多——过去4年里消失的外国人又回来了。

根据国家统计数据，2024年一季度，外籍出入境人次恢复到2019年同期90%水平。就连港澳台旅游也受到带动，开始升温，因为一些游客在144小时后意犹未尽，选择短暂出境再入境，刷新144小时签证，通过“卡bug”实现梅开二度。

更直观来说，就是今年每个景点儿都长满了老外，尤其在北上广、重庆成都等经典旅游城市，老外归来格外显著。

提供仿古乐舞表演的西安唐乐宫，真正有了盛唐气象，打眼望去，席间全是金发碧眼，好一个万国来唐的国际化场景。

如数据所显示，今年大多数入境外国游客使用的都是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也就是俗称的“144特种兵”。

只需要拥有第三国的去程机票和酒店预订单，54个世界主要国家的外国游客就可以在中国享受144小时免签停留，免签涵盖全国25个主要城市。

144小时，也就是6天时间，一拍脑袋就飞来的外国朋友玩出了特种兵的气势。

上午还在故宫，下午就到了长城，晚上折返三里屯，再体验一下老北京夜生活。

东京人木下告诉我，今年有朋友向他咨询，如何能在144小时内玩遍北京上海广州，作为一个来华旅游超过20次、每次只能玩透一个城市的“中国通”，木下对这份野心也是甘拜下风。

腿不闲着，胃也跟着拉练。

看起来斯斯文文的萨米夫妇，一早上吃了6样早餐，样样独当一面。从煎饼、紫薯饼、酱香饼，一路吃到小笼包、豆腐脑和豆汁。

隔天晚上，怒干涮羊肉、拉条子、驴火、煎饼和麻辣烤鸡翅。点缀几两二锅头，几杯糯米酒，再来一瓶老北京酸奶溜了溜缝。

老外回来了，但和过去的老外似乎又不太一样。

不同于以往常见的跟团游，免签而来的随性游客，明显选择了更加野生的玩法。

北京、上海是新手村，人民广场地铁站就像出生点刷新点。

一茬接一茬新玩家从人民广场3号口冒出头来，在高楼大厦的环抱下一声哇哦，开启全凭运气的全地图探索。

有人买到了人民饭店的本地人超爱蝴蝶酥，有人被附近小摊的游客专供大肉串绊住脚步。有人去人民公园相亲，试图讨个中国老婆，也有人误入党史馆，参观了一遍红色历程。

出了新手村，就是重庆成都，8D立体魔幻城市，同时兼具赛博朋克和川渝巴适，更是让人欲罢不能。

再进一步，云南、海南、新疆、内蒙，都是进阶玩家之路。

告别攻略，P人出行，新人玩家刷新出了许多极具个性化的当地体验。

有人在社区理发店修面理发，有人夜骑北京，有人跑去看了一场当地篮球赛，还有人沉迷试驾新能源汽车。

尽管语言不通，也不妨碍和当地人一番鸡同鸭讲的友善交流，还能在水货市场，享受假货砍价之乐。

曾经由于距离，只能停留在宏观的“中国”，具象为了街道中食物的气息、绿荫间掩映的楼宇，以及nice to meet you小连招后憋不出下一句的小小尴尬。

在漫长的失落与隔绝后，对世界民众已经变得有些陌生的中国，终于被再一次小心翼翼地触碰，被发现并非一台冰冷的异域机器，而是拥有柔软的肌肤与人类的温度。

三

为什么消失的外国游客，突然在今年回到中国？

这不仅仅是144小时免签进一步开放带来的回馈。实际上，144小时免签早已有之，大部分欧洲国家、大洋洲国家、日韩美加都在其列，今年只不过新增了若干过境城市与几个免签国家，变动不能说大。

更具决定性意义的，或许是更多不易看到的改变。

除开疫情期间，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旅游一两趟的木下多年来切身体会着变化。从前来中国，注意事项是一个长长的清单：

住宿只能预定有限的具有涉外资格的酒店、支付必须提前兑换好现金、熟悉的各种APP需要替换为中国适用版本，要和家乡亲友维持联系，还需支付昂贵的漫游费，或者使用一些其他手段。

更最重要的是，出门身边不可以不带纸——中国不比日本，并非每个厕所都准备周全。

而最近，木下告诉我，情况已大不相同。

“感觉越来越便利了，今年我第一次预订了民宿。”

今年3月，商务部指导中国饭店协会发布《关于便利外籍人员来华住宿服务的倡议书》，北京、上海等外国游客集中城市优化境外人员住宿登记管理服务工作，努力解决外国人住宿的积年宿病。

木下发现，不仅很多以前无法预订的酒店可以预订，订房软件上，就连民宿资源也越来越多。这一回，为了住进北京红叶之中，他早早定下了长城附近的一家民宿。

支付问题也在得到解决，外国人不必局限于现金支付。

越来越多大商场、重点商圈开始支持外国信用卡结算。

支付宝不仅支持绑定国外信用卡，还推出了“外包内用”服务，外国游客可以用本国电子钱包在中国境内直接扫码支付。

想要继续使用Google、WhatsApp等软件，可以购买eSIM卡片、开通国际漫游，最被担心的断联问题大大缓解。

下载好Alipay、ctrip这些经典APP，中国旅游需要的前置准备越来越少，搭配144小时免签的便利窗口，真正做到了能够说走就走。

好话说尽，还有一些但是。

虽说一切向好，但也不得不承认，在成为真正的外国游客友好国家的路上，我们能做得还有更多。

相比于2008年全民大学奥运英语的时期，公共生活场景下的英语水平似乎并没有伴随时间推进而得到跃升。

不久前，在北京秀水附近的地铁站，一起“英语力不足”引发的不愉快事件就发生在我面前。一对来自委内瑞拉的夫妇需要购买纸质车票，操作机器遇到困难，求助地铁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一言不发，只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将二人赶去了一边。

年轻些的外国游客，或许会准备好实时翻译软件，但对于上年纪的游客来说，这显然不会是什么友好体验。

公共设施、景点与餐厅中，让人摸不到头脑的机翻外语仍然是重灾区。

新疆餐厅里，手抓饭被翻译为“一只羊为食物而跛行”，公园东西北三个门，居然翻译出了3种不同的日语写法。

另一边，住宿问题依然存在。

致电北京朝阳大悦城附近随机3家酒店后我发现，其中一家依然以不具备相关资质为由回以拒绝。

早在2003年，北京市公安局就发布了《关于在全市范围内取消涉外定点住宿限制加强境外人员临时住宿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规定所有酒店均可接待境外人士。

但20年后的今天，尽管已经更加开放，外国游客的住宿权益依旧无法和本地游客统一。

无现金支付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仅止于支持绑定外国信用卡。

木下说，现在如果有朋友请教去中国前必须突击的几句中国话，在“你好”“谢谢”“听不懂”之外，他一定会推荐另一句超实用短语：

“你扫我还是我扫你？”

对于很少接触无现金支付的外国人来说，扫码支付过程本身，也是需要被科普和学习。

旅日华人作家莫邦富提到，1月上海市政府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一位与会日本通讯社职员提出，希望除了支付宝外，也为外国游客提供他们更加熟悉的无现金支付方式，比如像日本一样，使用Suica交通卡储值和支付：

“我支持推出Suica作为交通卡。要求普通日本游客注册并链接支付宝或微信支付是不合理的。”

“得中国者得天下”

除此之外，景点预约和共享单车使用对外国游客也依旧不太友好。

各品牌共享单车中，目前只有支付宝旗下的哈啰支持外国护照者扫码使用。

疫情后，预约几乎成了景点标配，而不熟悉规则的外国游客屡屡跑空。

社交媒体相传故宫有一些对于外国客人的隐秘优待，如果没有提前预约，那么到人工窗口出示护照，有可能幸运买到当日门票。只不过，如此隐秘的规则也只能有缘者得之。

方便了，但还不够方便，正是今时今日China travel的真实写照。

值得欣喜的是，政府与民间都在尝试让情况继续变好。国际航班增开、各种方便外国游客的政策陆续出台，旅游业者在在努力提高外国游客接待能力。

一些以文化体验为中心的深度主题团，比如Lost Plate、UnTour Food Tours，也越来越畅销。由精通双语的当地老炮，带领少量定制游客，走进胡同巷弄、穿行于苍蝇小馆与菜市场间，体验最local的当地生活。

归来的外国游客为中国带来极为可观的经济收益，但开放的意义从来不止于经济。从前我们总说，互联网让世界变小，消弭全球距离，如今我们的世界却在虚拟世界的信息茧房中愈发孤立。

线下的交流与连接因此变得更为珍贵，它超越评价、定义与归类，给了人们亲自感受与判断的可能。

博主KSquared在他的中国行总结视频中说道，在已经充满仇恨的世界，我们不需要继续传播仇恨，当人们真正彼此面对，呼吸相闻，会重新想起，我们是基因差异不足0.1%的同一种生物：

“我们都是人类，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我们应该彼此相爱。”

谢选骏指出：人说“得中国者得天下”——我看难道中国就是太平洋的埃及吗？谁得到了中国作为殖民地，谁就可以得到天下了？现代中国就是太平洋地区的埃及，就像古代埃及在地中海的地位？因为两者都是人口大国。

【46、中国巨石文化是全球文明的组成部分】

网文《巨石文化》报道：

所谓“巨石文化”，是指从石器时代至铜器时代分布于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世界各地的以巨大石结构建筑为标志的古代文化类型，这些以宏大的平面布局和奇特的造型而著称于世的巨大石质建筑物。

大石文化

千百年来，这些巨石建筑物一直以其神秘的作用和抽象的建筑魅力感染着人们，被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称为“巨石建筑”、“巨石碑”或“巨石文化”、“大石文化”。

巨石文化类型

从类型上可分为墓石（Dolmen）、独石（Menhir）、列石（Alignment）、石圈（Cromlechs）、石座（Ston Seats）、石台（Ston Terraces）和金字塔形建筑（Pyramidal Structures）等，其种类不但丰富，而且形状、功能、性质等也不尽相同。

分布范围

欧洲

从世界范围上看，欧洲西部是“巨石文化”出现较早并且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GlynDaniel）在其《欧洲西部的巨石建筑者》一书中认为，欧洲西部修建和使用巨石建筑是从公元前3500年左右开始的，后来碳十四数据表明这个时代可能早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欧洲早期的巨石遗存主要分布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南部，同时还在这一地区发现有当地最早的筑有堡垒的村庄，它们属于带有城市文化特点的居住遗址。约在公元前2000多年时，巨石文化沿大西洋海岸向北传播到欧洲北部的英伦诸岛和丹麦、比利时、德国北部以及意大利等地区，这一时期的巨石建筑大致主要有三种类型，即“门希尔式”（独石）、“多尔门式”（墓石或石棚）和“克罗姆列克式”（石圆圈）等，其中最为著名的环状列石类建筑可以英格兰南部索尔兹伯里平原的斯通亨吉（Stoneheng）和杜灵威环石墙（Durrington Walls）为代表，它们是与天象测时和原始宗教崇拜有关的祭祀性巨石建筑。

约在公元前2300多年时，游牧的塞姆族人从西部叙利亚草原地区东迁至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地区，在两河流域留下了西亚地区最早的大石遗迹，如在底格里斯河岸发现的“胜利石柱”和方锥体大石碑，其上刻有人物形象和“阿卡德文字”。

中亚

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亚地区出现了以巨大的石圆圈、列石、“鹿石”等为代表的大石建筑，其性质主要是作为墓葬的附属建筑或“用石块砌成象征太阳神的圆圈”，这些遗迹基本上集中分布于从咸海东岸高地到西伯利亚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东北部的广大地区，如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乌苏布草原地区发现大量属于青铜时代的大石建筑，这类遗迹主要是在陵墓和祭坛前竖立的“直立粗长巨石、鹿石”和成排的大石碑，环形的石砌祭坛面积宏大，其直径可达120米，可能“象征着战车轮和太阳”。

东北亚

东北亚的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乃至苏门答腊、爪哇等地以及南亚的印度都发现过不同形式的大石遗迹，其形式主要是石棚（Dolmen）、石圆圈（Cromlechs）等墓葬祭祀类建筑物。

中国

中国的“大石文化”是以大石墓——石棚为主要代表，相对集中地分布在从东北到西南高原山地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从辽宁省的东部到四川西南的安宁河、金沙江流域的高山地区都有这种遗存，其遗迹形式包括有“鹿石”、独石、石棚、大石墓等多种类型。从形式特征上看，中国“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所发现的大石遗迹与中亚、西亚地区的大石文化比较接近，多属墓葬类和宗教祭祀类的建筑物；在生态地理环境方面，大石遗迹分布区也与广义的北方中亚荒漠草原地区相似，多为山地高原区，气候较为干旱寒冷，属于多山、多石的自然环境；从我国大石遗迹的时代特征来看，基本上都属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这一时期的遗存，与西亚及中亚地区大石遗迹的时代大致相当；此外，在经济文化类型方面同北方中亚草原和西亚山地的古代文化也基本一致，其游牧、狩猎经济占有很大比例，属于边地游牧民族活动频繁的地区。根据上述特征，可以作出这样一种推测，在亚洲地区广泛存在的这些形式、功能都比较一致的巨大石质建筑遗迹，应是亚洲各古代民族在文化特征和地理环境特征方面所具有的相同或相似性质的一种表现，它可能是某种文化交流传播或文化融合现象的标志。

文化特征

相同点

在总体特征上，亚洲地区的大石文化与西方欧洲的巨石文化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区别。从文化背景上讲，在不同的地区出现相同或相近的大石建筑及其文化，至少有两个相同的因素，其一，自然地理环境的相似性，即建造大石遗迹的人们多是处于多石多山的自然环境区，人们在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对石质材料和建筑技能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并有充足的原料来源。其二，观念意识方面的相似性，即以大石遗迹为标志的古代部族建造这种非生活生产性质的石结构建筑物时，大体上是出于相同或相似的观念，或源于宗教礼祭和神灵崇拜，或源于古人“事死如事生”的习俗，为死者建造有茔域标志及地面象征物的建筑等。正是由于这两种最基本的相同因素，大石遗迹在世界不同的地区都有一定的分布，从而形成了在建筑形式上具有抽象美的“巨石文化”，从欧洲到西亚、中亚，再到南亚和东南亚基本构成了一条巨石文化的“传播走廊”。欧、亚两洲巨石文化在时空方面表现出的这种关联性质，其中既可能有民族的直接迁徙、文化的融合和传播，也可能是观念意识形态的间接传播，甚至可能存在各自独立发明、起源的类同性。但无论是直接传播还是间接影响，欧亚大石文化的相似性都反映出其文化所具有的共同客观条件，即相同的物质环境和共同的精神需要，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中国黄河、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原始文化中没有出现与欧洲和亚洲其它地区相类似的大石文化遗迹。

传播路线

先前曾有学者认为亚洲地区的大石文化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从西方传入亚洲的路线有两条：一是经中亚地区进入中国北方和东北亚地区；另一条路线则是经南亚的印度向东南亚及大洋洲等地区传播，中国西南四川等地的大石遗迹应是接受了北方中亚大石文化或南亚印度大石文化的传播影响。

而西藏地区大石遗迹的发现，使我们对整个中国地区乃至亚洲地区大石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了新的认识依据。

微观上讲

从微观上讲，西藏高原的地理位置正处在从中国东北到西南地区的半月形边地文化传播带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北方、东北方和东南方都是历史上以游牧经济为主的高地少数民族文化区，它们所处的地理环境也大都属山石较多的区域，有着相近似的文化习俗和传统。事实上，西藏高原与上述地区古代各部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是由来已久的，并且也不仅限于大石建筑这类遗存，我们从这一地区出现的岩画、细石器、石棺（室）墓葬、磨制石器以及青铜器的动物纹饰等遗存的特征上都可见到其文化面貌上的相关性。数干年来西南——西北——北方草原——东北这一边地文化区基本上一直是狩猎游牧民族文化与农业民族文化的分界线，大石建筑这种游猎经济文化的特殊遗存自然能够较普遍地流行于生态地理条件相似的各古代部族文化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讲，西藏地区正是我国半月形边地游猎文化分布带上连接南北两端的重要中介区域，这一区域内发现的大石遗迹可能表明，四川等西南山地的大石文化与北方草原地区大石遗存之间的某种交往，大约是经由青藏高原地区而发生的。

从宏观上讲

从宏观上讲，西藏高原正处在中亚草原、西亚高地、南亚次大陆交汇的地理位置上。新石器时代以来，这一较大地域内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往也是较为频繁的，如果说南亚地区以大石遗迹等为标志的文化曾受到中亚游牧文化的影响的话，那么西藏地区也就可能成为其中间环节。杜齐先生曾作过这种推测：“在西藏存在着一种从新石器传统发展起来的巨石原始文化。这一文化沿着两条路线传播。一条通过库库诺尔地区的欧亚大平原通道进入西藏中部，或许一直延伸到到后藏。另一条进入克什米尔和斯丕提。”在这里，杜齐显然认为那种“从新石器传统发展起来的巨石原始文化”是一支西藏高原以外的早期文化，而西藏地区的大石遗存是这种外来文化传播的结果，并且从传播的方向上看，它可能是来自中亚或西亚的某个地区，到达西藏高原附近之后，一部分进入青藏高原的腹地，另一部分则由高原西部的克什米尔地区进入了南亚的印度等地。无论哪一条传播路线，实际上都是经由西藏高原作为通道。由此可以认为，在世界的东、西方以及亚洲南、北地区的大石文化传播交流过程中，西藏高原都是主要的通道地区，在某种意义上讲，西藏高原神秘的大石遗迹正是欧、亚两大洲“大石文化”连接地带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是高原古代建筑艺术中具有抽象美的“纪念碑”，同时也是世界性的大石文化传播带上的一座“路标”。

谢选骏指出：即使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巨石文化残余不多，但由于中国已经包括了黑龙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新疆、西藏、内蒙、东北、两广、云南等地区，中国也就有了巨石文化，并且影响了自己的文明进程。

网文《中国有巨石文明的遗迹吗？巨石文明在世界是怎样的？》报道：

中国有算得上巨石文明的遗迹吗？是什么时代由谁建造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巨石文明有什么特点？

一、巨石文明：

巨石文明以一些粗石巨柱或条状块石组成的石结构建筑为标志的一种史前文化，从石器时代至铜器时代分布于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地，时间多分布在5000到6000多年左右。从类型、形状、功能等可分为墓石石棚（Dolmen）、列石（Alignment）、石圈（Cromlechs）、石座（StonSeats）、金字塔形建筑（PyramidalStructures）、石台（StonTerraces）、独石（Menhir）等。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东地区是巨石文化的起源地，在中东地区除了零散的巨石文化现象分布，如在底格里斯河岸发现的“胜利石柱”和方锥体大石碑外，更是表现出了用巨石作材料进行大规模精美建筑，典型的比如黎巴嫩的巴尔贝克神庙和埃及的大金字塔。而在欧洲西部，最为常见的巨石建筑是石墓、石阵等。　

二、巨石文明的传播：

巨石文化起源中东，我个人认为传播的路线分东西两条路线（非洲我也不清楚哎。）分别是中东-中亚-东北亚/东南亚-美洲；中东-地中海-欧洲/大西洋-英国-北欧

1、中东-中亚-东北亚/东南亚-美洲

（1）东部路线以中东为中心，向东北方面传播到中亚和东北亚，然后再传播到美洲。向东南方向传到南亚和东南亚。

在中亚地区，巨石文化主要以巨大的石圈、列石、鹿石等为代表，遗迹基本上集中分布于咸海东岸高地到西伯利亚及蒙古东北部的广大地区，如在中亚一些国家曾发现了类似纳斯卡线（'Nazca Lines'）遗迹的巨石阵（纳斯卡线最早发现于南美国家秘鲁）。而在蒙古和我过东北也都发现过以石鹿、石棚为主的遗迹。

叙利亚、约旦以及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广袤沙漠中的纳斯卡线。（距今2000年以前）

新疆富蕴县恰尔格尔鹿石（公元前10到前6世纪的青铜时代）

（2）在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乃至苏门答腊、爪哇等地以及南亚的印度都发现过不同形式的大石遗迹，主要是以石棚、石圈等建筑为主，作用多为墓葬祭祀。

2、中东-地中海-欧洲/大西洋-英国-北欧

（3）西部路线主要是从中亚到土耳其经地中海到达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再经伊比利亚半岛到达英国和北欧，主要为海路传播。形式多为石棚、石阵等。如土耳其哥贝克力山丘石阵（Gobekli Tepe），法国布列塔尼半岛上的卡纳克石林（法语：Alignements de Carnac）、英国英格兰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巨石阵（stonehenge）等。

卡纳克石林（法语：Alignements de Carnac，距今约为3300年左右）

土耳其哥贝克力山丘石阵（Gobekli Tepe，科学家经碳14鉴定距今至少1万2000年）

英国巨石阵（stonehenge，距今约4300年）

3、美洲及海洋

巨石建筑在美洲大量存在，主要分布在北美以及南美的墨西哥、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等国，在太平洋的一些小岛屿上也有分布。多是史前以及玛雅文化和印加文化的遗留物，主要以石像、石阵、金字塔形建筑为主。

墨西哥塔巴斯科石头雕像x16（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400年）

墨西哥大学城以南的玛雅库库尔坎金字塔（约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

秘鲁的印加萨克萨伊瓦曼遗址（建于公元1400年左右）

三、中国的巨石文明以及和世界各遗迹对比

中国也是有巨石文明遗迹的！不过大部分都保护不利。（比如安徽凌家滩巨石阵。尤其在中原地区的，偏远地区好的多。）遗迹与中亚、西亚地区的大石文化比较接近，多属墓葬类和宗教祭祀类的建筑物。相对集中地分布在东北、新疆、西藏、以及西南偏远地区，类型多为石墓石棚、石人石像、鹿石、列石石阵等。

１、石棚or石墓

（1）石棚：国内一说是宗教祭祀建筑物，一说是石坟墓。在国外，德国人称之为“巨人之墓”、比利时人称之为“恶魔之石”、葡萄牙人把它叫做“摩尔人之家”、法国人称之为“仙人之家”和“商人之桌”、埃及人称之“马斯塔巴”（“mastaba”阿拉伯语，原意是“石凳”）。国外多用英文Dolmen来表达，意为石头架成的史前墓石牌坊，有点类似我国帝王陵墓神道前的一些建筑。

（2）分布：在我国多分布于吉林、辽宁、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湖南、四川、西藏等地，其中以辽东半岛南部巨石石棚发现为最多。在世界上欧洲、北非、中东、亚洲地区也有广泛分布。

（3）分布年代：各个年代的都有，多集中在公元前4500到3700年之间。

辽宁盖州石棚。

湖南永州石棚（据说距今二万余年）。

2、鹿石

（1）鹿石：一般指表面雕刻有以鹿为主的动物形象和武器工具形象的拟人化石柱，因雕刻的大多数形象是鹿，所以也称之为鹿石。

（2）分布：在我国多分布在新疆地区及内蒙古地区。在国外主要分布于蒙古份分布最密集，与蒙古接壤的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以及图瓦和阿尔泰地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部、俄罗斯东欧部分以及西到德国易北河流域也零星分布极少量。

（3）分布时间：最早可以上溯至3000年以前。

新疆的鹿石。

3、石人or石像

（1）石人：是以石材为主雕刻的许许多多栩栩如生的人像。

（2）分布：我国多分布于新疆阿勒泰地区，目前已发现200余尊。在世界范围，石人or石像广泛分布在欧洲、中亚及美洲以及太平洋小岛。

新疆阿尔泰草原石人（新疆发现的200多尊石人，主要分布于阿尔泰山、天山、准噶尔西部山地的博尔塔拉州等10个地州市境内。）

埃及拉美西斯二世巨型石像（距今3000多年。）

复活节岛石像

四、总结：

通过以上了解，巨石遗迹的种类丰富，虽然在形状、功能、性质等方面可能应各不相同，但在总体特征上，欧亚地区的巨石文明还是有不少相同点的。比如都处于多山多石头的地方，有充足的原料。比如大部分作用相同，如用于宗教祭祀的图腾，又或者是为死者建造含有纪念意义的象征物等。（2013年8月，考古学家研究显示英国史前巨石阵挖掘发现至少63具人类尸骨，推测最初这里曾是一个墓地，大约100年之后才开始建造巨石阵。）正是由于这两种最基本的相同因素，巨石遗迹在世界不同的地区都有一定的分布，从而形成了在建筑形式上具有抽象美的“巨石文化”。

下面有知友问这个是怎么开凿的，仅以两个为例：

1、复活节岛石像

有科学家论证是用橇棒、绳索把躺在山坡上的石像搬到大雪撬上，在路上铺上茅草芦苇，再用人拉、棍撬一点一点移动前进的。但也有科学家验证石像的材料不是玄武岩，而是凝灰岩、层凝灰岩甚至是浮石，岩石的比重达到1.7克/立方厘米，而大部分岩石的比重都小于1.4克/厘米3。复活节岛的大部分雕像高度为3－5米，10－12米的雕像并不多，只有30－40尊，它们的重量至多也不过10多吨，大部分雕像的重量还不到5吨。所以还有美国研究团队提出了另一种说法，认为石像是“走”到海边的。

2、英国巨石阵

有关报道，1998年夏天，英国考古学家朱利安，经过几年的研究和考察，决定用最古老的建筑方法重新运送和竖立一块长8米，重40吨的复制巨石。运送的具体方法是把滚木放在一段木轨上，并在轨上涂上了油脂。而竖立方法是他们先挖了一个2.4米深的土坑，并将巨石的中心放在土坑边缘的上方，然后采用了一个A字形支架，用将近80人才轻易地树起了第一块巨石，并又用同样的方法立起了第二块巨石。

网文《4300年前的石峁古城》报道：

石峁古城是中国史前城池中最大的一座，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分外城、内城、皇城三层，它们沿着山梁层层叠起，比起魔戒中的洛汗王国的城堡还要壮观。墙址用美女人头奠基，墙体用石块垒成，中间还插着无数的玉片，墙体外表面还饰有几何形壁画以及巨眼图案，墙顶立有石人塑像。为了加强防御效果，外城还设有马面、瓮城等复杂设施。堪称史前古城奇迹。（编辑于 2017-12-03）

其他地方不知道，但古蜀文化中却确确实实存在所谓“大石文化”。比较著名的有支机石，五块石，武丁担，石镜等。一般认为是墓前列石，作为墓葬的标志。比如成都在本世纪初发现的商业街船棺，一般认为是蜀地重要人物，在记载上离其不远就有大石遗迹。具体的楼主可以参考相关文献。

谢选骏指出：种种迹象显示，中国还是具有巨石文化的遗迹的，而且中国巨石文化也是全球文明的组成部分。

【47、中国军舰为何不去英国巡逻】

《一周8起 多名中国女留学生被猛砸头，大使馆谴责》（2021-09-28 约克论坛综述）报道：

留学不易！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作为中国留学生，有时候会遭受很多学习以外的压力。

近日，部分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就遭遇了严重的侵害，特别是在剑桥、谢菲尔德等地，且受害者多为女学生。

多名中国女生被猛砸头

据了解，自9月20日以来，谢菲尔德已经发生了8起针对中国留学生的不同袭击事件，而且袭击都在谢大校园内。

这些袭击事件中，受害者几乎都是中国女性，而且是刚入校不久的新生……

根据其中一名受害者薛（化姓）的描述，仅在9月20日当天，校园内就发生了两起袭击事件。

第一起是在下午4点左右，一个中国男生在路口被袭击，嫌犯是一名白人妇女，作案工具则是她的手提包，手提包很硬，似乎故意放了一些玻璃瓶之类的东西，最后狠狠的砸向中国男生头部。

第二起是在下午6点左右，一名中国女生独自走在校园内，被人重重的打到后脑勺，直接跪倒在地，嫌犯是一名瘦弱的女子，作案后飞快的跑开了。

同时，在一周内，还有两名中国女生也遇到类似袭击，她们的伤势更重，其中一人甚至被救护车送到的医院。

有受害者表示，她们现在每天活在恐惧中，不敢独自去上课或去超市，走路时要不停的回头看……

有目击者称，袭击者可能是两名女性，其中至少一人是亚裔面孔。

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也发布了声明，强烈谴责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暴行，并表示警方已拘捕一名犯罪嫌疑人。

剑桥中国学生被10人群殴羞辱

此外，在9月25日，中国学生张某在外出购物时，被大约10名英国青少年围住挑衅，这些青少年的年龄大约在10-17岁左右，并且不断用“Chink（对中国人带侮辱性的称呼）”和“回到你自己的国家”之类的话开始攻击他。

他当时试图推开人群离开现场，随后遭遇了暴力殴打，最后导致鼻骨和鼻中隔骨折。

当地警方接警后表示，此前已制止过类似事件，地点也是在车站，还有人报告市内一起泼水事件，也被高度怀疑是这群青少年所为。

据统计，自疫情爆发以来，英国各地仇恨犯罪都显著增加（不得不说加拿大也是一样）。

5月，一名19岁中国女留学生在谢菲尔德市中心一家商店附近，遭一名白人女子暴打和言语侮辱。

3月，英国南安普顿大学金融系讲师、中国天津籍男子王鹏在户外跑步时，遭遇四名白人男性恶意谩骂围攻，脸部受重伤满是血迹的照片震动了英国舆论。

众所周知，华人社区和学校是种族歧视的重灾区，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馆和当地警方，也一直在关注该方面的情况，并鼓励学生坚决报案。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民受到如此虐待，中国军舰为何不去英国巡逻？就会“大使馆谴责”、脱裤子放屁。——这是因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草民没有选民的权利。如果一旦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全国人民可以投票，定会和英国较量一番，不用宣战，就先要求领事裁判权，如果不从，军舰溯流而上泰晤士河，必要的时候炮击伦敦，一举拿下白金汉，就地纵火烧他个三天三夜，连国会也一起断掉，就像英国入侵美国那样——管叫英国鬼子抱头鼠窜、跪地求饶。——这就是“2040年的逆向鸦片战争”。

《罕见！英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美国之音 2021-09-27 ）报道：

隶属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HMS Queen Elizabeth）航母打击群的一艘护卫舰星期一（2021年9月27日）通过台湾海峡。中国官媒以“张狂”形容英军的这一举动。

随航母打击群一起部署在印太地区的皇家海军“里士满”号（HMS Richmond）护卫舰星期一发出推文说，“在东中国海地区经历与伙伴和盟友们一个繁忙的合作期间后，我们正通过台湾海峡前往越南访问，并访问越南海军。”

美国军舰频繁通过台湾海峡，但美国的盟国很少派军舰穿越这一敏感海域。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9月上旬停靠日本访问。期间，英国皇家海军一位高级官员对日本媒体表示，台湾海峡很明显是一个国际航运通道，也是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的一部分。但是据英国媒体报道，为了不引起北京的反应，航母打击群此次不会驶过台湾海峡。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目前在印太地区的行动是其首次“全球部署”的一部分。

英国在脱欧后重新评估了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并且将印太地区视为英国国防和外交政策的重点。

英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一份报告说，“维护（印太地区）航行自由对英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我们已经与地区伙伴密切合作，并将通过我们的军队持续参与。”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以“张狂”为标题报道了英国皇家海军“里士满”号护卫舰通过台湾海峡的消息，并引用外交部发言人早前的话说，“相关国家高调公开军舰过台海究竟有何用意？我们切实地希望相关国家以实际行动尊重我们的主权和内政。”

自从美国总统拜登今年1月上任后，美国军舰已经八次通过台湾海峡。今年8月27日，“基德”号导弹驱逐舰和海岸警卫队“蒙罗”号巡逻舰通过台湾海峡后，中方指责“美方频频实施类似挑衅行径，性质十分恶劣”，称在美舰通过台湾海峡的过程中，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进行了“全程跟监警戒”。

美国海军坚称，“这些舰只在台湾海峡的合法穿越彰显了美国对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诺。美国军队可以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飞行、航行和运作。”

谢选骏指出：英国人在中国还像一百年那样耀武扬威，就差开进长江开枪开炮了。而自称“解放军”的劫匪呢？还像清兵一样是缩头乌龟。看来，指望这些土八路能到英国绥远一番，是要落空的了。

【48、中国军事革命的出人意外】

《中国防长李尚福：军事高官“失踪” 习近平遇到麻烦了吗》（黄晓恩（Tessa Wong）BBC亚洲数字记者 2023年9月22日）报道：

他们曾受到习近平的信任和青睐。现在，他们似乎正在消失。

近几个月来，中国多位高级官员的“失踪”引发了外界的强烈猜测：领导人习近平是否正在展开一场大清洗，尤其是与军队有关的人士。

最近一名似乎“落马”的官员是国防部长李尚福，他已经有几周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了。

虽然他的缺席起初并未被视为不寻常的讯号，但当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指出这一点时，人们开始关注这一迹象。路透社随后报道称，曾负责监督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采购的李尚福正因装备采购问题接受调查。

在他“失踪”几周前，解放军火箭军（控制核导弹的军事部门）的两名高级将领和一名军事法庭法官被免职。

现在又有新的传言称，解放军的领导机构——中央军委的一些干部也正在接受调查。

除了“健康原因”之外，官方几乎没有对这些免职做出任何解释。在信息真空状态下，各种猜测层出不穷。主要猜测是当局正在打击解放军中的腐败现象。

中国军队一直处于被严格审视的状态。在七月，军方发出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呼吁，要求公众举报过去五年中的腐败线索。根据BBC国际媒体观察部（BBC Monitoring）统计，习近平还启动了新一轮视察，自四月以来，他对各大军区的部队进行了五次视察。

研究中共与军队关系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员蔡志祥（James Char）指出，腐败问题长期以来一直笼罩着解放军，尤其是自1970年代中国进行经济改革以来。

中国每年的军费开支超过千亿元人民币，其中一部分用于采购交易。但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这些交易往往无法完全公开，而中国的一党集权体制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透明度缺乏的情况。

他补充说，虽然习近平在遏制军队的内部腐败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军队声誉方面取得一些成果，但“根除腐败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因为这需要“系统性的重新设计，而这恐怕是威权国家所不愿意做的”。

“除非中共当局愿意建立一个不再受到其自身约束的适当的法律体系，否则此类清洗将会不断发生。”

但这些官员的“消失”也可能源于北京在处理与华盛顿的棘手关系时，日益加深的疑虑与不安。

今年七月，中国修订后的《反间谍法》生效，其赋予了当局更大的调查权力和范围。不久之后，中国国家安全部公开鼓励公民帮助他们打击间谍活动。

李尚福的“失踪”与外交部长秦刚的“消失”如出一辙。今年七月，秦刚的”消失“也引起了人们广泛的猜测，他最终在七月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华尔街日报》本周报道称，秦刚因涉嫌婚外情并导致其在美国诞下一名孩子而接受调查。

“在（共产党）精英的圈子里，有婚外情并不能成为免职的原因，但如果与一名可能被怀疑与外国情报机构有联系的人有婚外情，并生下一个持有你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甚至敌对国家——护照的孩子，可能就会出事了。”中国问题分析师利明璋（Bill Bishop）指出。

还有人猜测，习近平是迫于党内压力才开始整顿行动的，因为中国正在艰难地应对后新冠疫情时期的经济放缓和青年失业率飙升等问题。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习近平不仅是中国国家主席，也是军队的最高统帅。

从某种角度看，这些官员的“失踪”是习近平领导层不稳定的迹象。

观察人士注意到，李尚福和秦刚不仅是部长，还身兼更高级的国务委员职务，他们受到习近平的青睐。因此，他们的突然垮台可能被视为中国领导人用人失察。

习近平在去年的中共“二十大”上巩固了权力，成功地翦除了潜在的政敌，并在关键的政治局常委会中加入了他的盟友。因此，如果有人将这些官员的“失踪”视为一场政治清洗，那么在新领导班子上台后却不得不如此迅速地“大换血”的确是一个不好的迹象。

但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习近平又一次进行实力展示。

观察人士表示，作为一名曾被清洗的中共官员之子，习近平以公开打击腐败而闻名，这也是旨在扫除敌人的政治肃清运动。

自毛泽东以来，没有其他中国领导人对官场的整顿行动规模能与习近平相提并论。据估计，从他2013年上台后不久就发起同时针对低级和高级官员的“打虎拍蝇”运动开始，其肃贪行动已导致数千名干部“落马”。

2017年，他将矛头指向军队，查处了100多名高级军官。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当时在一篇文章中说，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枪林弹雨中为缔造新中国而牺牲的将军数量”。

但最大的问题在于，近期官员“失踪”事件会发出什么信号，以及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观察人士表示，这些事件将在军队和政府中制造一种恐惧气氛。虽然这可能是整肃军纪的预期结果，但也会打击士气。

多年来，习近平有计划地铲除那些失去他信任的人，并将自己的亲信扎堆安排在高级职位上，这可能意味着他身边都是唯唯诺诺的官员。

蔡志祥指出，群体思维的风险是习近平领导层的“真正不稳定因素”，因为它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产生不利影响。

事实上，这些官员的“失踪”发生在台海局势紧张之时，最近几周中国向台湾海域派遣了更多军舰和军机。

智库卡内基中国（Carnegie China）的非常驻研究员庄嘉颖（Ian Chong）表示，外交政策和国防外交沟通出现任何中断都将“特别令人担忧”，因为“可能发生意外，控制事态升级可能变得更具挑战性”。

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军事领导层足够强大，能够经受住一些高官被撤换的局面，并指出中国一直谨慎地在战争门槛以下行事。

还有一些人认为，官员“失踪”不太可能对习近平领导层的稳定性产生长期影响。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专家尼尔·托马斯（Neil Thomas）指出，迄今为止成为目标的干部都不属于他的核心圈子。

大多数观察人士都一致同意，这些事件凸显了中国体制的不透明性。庄嘉颖表示：“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政策执行的连续性、以及任何工作层面的承诺或保证可信度的质疑。”

最终，这些官员的突然“消失”加剧了“由此产生的担忧”。

BBC国际媒体观察部（BBC Monitoring）补充报道。

谢选骏指出：上述发展似乎不合“中国军事革命”的预言，倒像是“中国军事的反向革命”。

《石正丽研发出更危险毒株 小鼠致死率高达90% 》（2023年9月22日  新唐人）报道：

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团队日前发布了新的新冠病毒研究报告，并声称，获得了更危险的新的病毒株，引发关注。

近期，中国多地医院人满为患。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疑难感染诊疗中心主任彭劼透露，绝大部分病患是感染了新冠病毒或甲流。

与此同时，近期中国多地支原体肺炎高发，很多医生表示，今年支原体流行提前到来，并且波及人群广泛，患儿病情偏重、病程偏长。

北京美中宜和妇儿医院新生儿科主任朱建宏：“我们所有的这些医生啊，都是在说今年的病毒是一个大乱斗的状态。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之前的病毒都是一个来了一个走，一个走了一个来，然后今年都是混在一起了。那么比如说现在像支原体、呼吸道合胞、鼻病毒、流感、副流感、新冠，甚至前两天我们还查出了衣原体 。它们已经没有任何季节性了。所以今年是大家需要特别特别重视的一年。”

近日，一直进行蝙蝠冠状病毒以及跨种感染研究的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团队，发表了新的新冠病毒研究报告，引发质疑。

美国病毒学专家前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主任林晓旭博士：“COVID19这个病毒的来源，其实在过去一年多里面，其实国际社会普遍都认为武汉病毒所的可能性非常大。那么可以说是武汉病毒所仍然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也可以说是调查的一个重要的怀疑的对象，但即使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石正丽团队，那么她一直在做功能增益的研究，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基因的编辑的手段，使得蝙蝠的冠状病毒，它有功能上的增加或者是跨宿主的感染，或者是增强致病性等等。这样的研究她一直没有停下来，那么这就成为国际社会上，再次聚焦石正丽的一个非常令人怀疑的，她目前所做的研究到底目的是什么？”

石正丽团队发表的最新报告表明，研究人员透过在小鼠中连续传代蝙蝠源冠状病毒，从而获得了更危险的新病毒株SMA1901。

林晓旭博士：“这个实验很明显的告诉大家，那么这样一个新的病毒株，它对于年纪比较大的老鼠，抵抗力弱的这样的老鼠的话 ，它的致死率是非常高的。大家想想这个七天内，就差不多达到90%的致死率。所以这个病毒可以说是，相当强的一个致命性了。”

此前，石正丽成为了中科院院士候选人，被中共“升官”，分析认为，现在看来，可能和石正丽研发出了新病毒有关，中共认为她有功。

xbws 58分钟前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作’，‘作死’

WHBD 今天 09:07

好，專門用來對付中國的老齡化！

谢选骏指出：武汉病毒席卷全球，也算中国军事革命出人意外的发展——军事革命与军事反向革命，彼此消长，互通有无。

【49、中国没有纯粹的农民】

《失信的中國鄉村：貪婪愚蠢的壹錘子買賣》（2021-10-12 遮眼看天）报道：

1、

80年代某年，陜西辣椒因為有外商收購，價格躥到3塊多壹斤。有些農民就給幹辣椒澆開水再曬幹，多賣了不少錢。

外商收到的辣椒還沒等裝上船，就全爛在了碼頭。第二年再也不來了。

農民們因為第壹年賺了錢，很多人第二年糧食都不種了，全種辣椒。但是沒了冤大頭收購，最後跌到3毛多還賣不出去。

可憐，但是古話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八十年代未九十年代初，關中辣椒，走紅全國，遠銷世界。價格很高，壹斤幹辣椒，三塊多錢。

那時候工資很低，房子壹平米才壹二百元，關中的農民，幾乎家家種辣，人人忙辣椒。價格高，有些就動腦筋多快好省掙多錢。辣橛面裏摻紅磚粉，辣婌角裏填塞異物，幹辣橄裏面滲水……

壹兩年，就把客戶外商給坑苦了，坑慘了，坑沒了。

沒有人來收購。

結果，壹斤千辣椒，售價三四毛錢，沒人要。

那些農民，嚎啕大哭，訴說自己的悲慘。

不知道這個時候，有無壹絲反思和懺悔？

2、

九十年代，陜西蘋果熱銷。

洛川、禮泉、白水……

紅富士、黃元帥、紅五星……

無數的蘋果，熱銷全國各地。

壹畝地，幾千塊的收入。

幾乎陜西農民，家家戶戶都想種蘋果、賣蘋果。

除了過剩的原因，有的農民又開始動腦筋：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收益。

裝箱子，以次充好，上面大的底下小的甚至爛的。在包裝箱子的邊層填充水泥增加重量，在蘋果底下墊壹塊磚頭……

壹兩年，陜西蘋果從供不應求價格壹路上漲，走到了無人問津幾分錢壹斤都找不到客戶。

無數農民，望著堆積如山的蘋果，嚎啕大哭，怒而把蘋果倒掉，把蘋果樹砍掉。

我公公婆婆家，種了四畝地蘋果，收入好的壹年收了近壹萬元。

差的那壹年，八分錢壹斤賣掉了蘋果，得了不到壹千元。

只好把蘋果樹全都砍掉了。

過年回家，燒炕做飯，都是蘋果樹枝。

3、

這幾年，周至眉縣獼猴桃非常有名，熱銷全國。

因為產量高，壹畝五六千斤，價格好，批發價好的品種三四元錢，差品種也近兩元錢。

有些農民的聰明才智，又壹次被調動起來。

不知道別的客商如何，我是被壹個壹個果農嫻熟地挖坑，老練地掩埋。

看著他們，憨厚樸實的模樣，中規中矩的行為。絕對想不到他們內心和手下的把戲。

其實，今年獼猴桃已經出現滯銷跡象。

如果再把客商坑下去，明後年，這些獼猴桃農戶，又可以抱著獼猴桃和樹大哭幾場了。

4、

甘肅花牛、雲南大蒜、啥啥柑橘

前兩年，突然雲南大蒜“豐收”，沒有銷路，跪求網購。

我這個愛心泛濫的人，就采購了兩箱子結果，回來壹看，半箱子泥，半箱子狗指甲蓋那麼小的蒜。

沒法吃，買醋買糖，腌成糖蒜，還在我家廚房玻璃罐裏。

又看到南方柑橘滯銷，又是哭天嘁地求大家救救他們。

這次我學聰明了，買了壹箱。

回來打開壹看，好像是去年的陳舊果子打蠟翻新，沒水沒味，簡直沒法吃

今年，甘肅花牛蘋果，又這樣。

我看了看，沒有下單子。

我不知道買回來啥樣子。

5、

感觸

農民，可憐不？可憐。

百姓，可憐不？可憐。

為什麼陷入可憐的困境？

其實，農民本淳樸，但是逐利的環境加上長期去組織化政策，導致小農機會主義極端化的困境……

沒有反思，沒有認知，沒有改進。

壹年壹年，壹代壹代，可憐無窮盡。

谢选骏指出：中国农民为何如此狡猾？我认为，由于中国具有两千年的自耕农传统，中国农民早就商业化了甚至城市化了，因此中国没有原始的农民，只有狡黠的费拉。这种商业化的农民最不适合推行集体化，强推的话必然造成俄国和中国那样的共产党大饥荒。

【50、中国没有南北极就得拿下月球作为补偿】

《谁拥有月球？新一轮太空竞赛下大国逐鹿》（丽贝卡·莫雷勒（Rebecca Morelle）BBC科技事务编辑 2024年6月9日上午9点22分）报道：

我们正处于一波“探月热”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公司瞄准月球，争夺资源和太空主导权。那么，我们是否准备好迎接月球探索的新时代？

本周，中国国旗在月球上展开的画面被传回地球。这是中国第四次登陆月球，也是首次从月球远端取回样本的任务。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印度和日本也在月球表面降落了航天器。今年 2 月，美国直觉机器公司公司（Intuitive Machines）成为第一家将登陆器送上月球的私营公司，接下来还会有更多企业陆续开展登陆月球任务。

与此同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希望将人类再次送回月球，其“阿耳忒弥斯”（Artemis）号目标是在 2026 年让宇航员登陆月球。中国表示将在 2030 年之前将人类送上月球。中国的计划不是短暂的访问，而是建立永久性基地。

但在大国政治重新抬头的时代，这场新的太空竞赛可能会让地球上的紧张局势延续到月球表面。

堪萨斯大学地质学家贾斯汀·霍尔科姆警告说：“我们与月球的关系很快就会发生根本变化。” 他说，太空探索的速度正在“超越我们的法律”。

1967年的一项联合国协议规定，任何国家都不能拥有月球。而后是《外层空间条约》（Outer Space Treaty），该条约规定月球属于每一个人，任何探索都必须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和所有国家的利益而进行。

虽然这听起来充满和平与合作的意味——也确实如此——但《外层空间条约》背后的驱动力并非合作，而是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关系日益紧张，人们担心太空会成为军事战场，因此条约的关键部分是不得将核武器送入太空。100 多个国家签署了该条约。

但是，当下的新太空时代看起来与当年有所不同。

一个重大的变化是，现代登月任务不仅仅是国家项目，公司也参与其中。

今年 1 月，一个名为“Peregrine”的美国商业项目宣布，它将把人类骨灰、DNA 样本和一种运动饮料（带有品牌标识）带到月球。由于燃料泄漏，这次任务最终未能成行，但却引发了一场辩论，讨论如何将这些五花八门的物品运送到月球，以符合条约中关于探索应造福全人类的原则。

“我们开始把东西送上月球，只是因为我们可以。已经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了，”太空律师、全民月球（For All Moonkind） 创始人米歇尔·汉隆 （Michelle Hanlon） 说道，该组织致力于保护阿波罗登陆点。“我们的月球触手可及，但现在我们开始滥用它。”

但是，即使登月私营企业在增加，国家最终仍然是这一切的关键参与者。伦敦太空政策与法律研究所（London Institute of Space Policy and Law）所长萨伊德·莫斯特哈尔（Sa'id Mostehsar）说，任何公司进入太空都需要得到国家的授权，这将受到国际条约的限制。

加入登月精英俱乐部是国际地位和声望的标志。印度和日本在成功完成登月任务后，完全可以宣称自己是全球太空参与者。

而一个拥有成功航天工业的国家，可以通过就业和创新大大推动经济发展。

但是，月球竞赛还有一个更大的奖赏：月球资源。

虽然月球的地面看起来相当贫瘠，但却蕴藏着矿物质，包括稀土、铁和钛等金属，还有从超导体到医疗设备等各种用途的氦。

这些资源的估价从数十亿到数万亿不等。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认为月球是一个可以赚大钱的地方。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这将是一项非常长期的投资——提取和送回这些月球资源所需的技术还遥遥无期。

1979年，一项国际条约宣布，任何国家或组织都不得声称拥有月球资源。但这一条约并不受欢迎——只有 17 个国家加入了这一条约，其中并不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登上过月球的国家。

事实上，美国在2015年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其公民和工业企业开采、使用和出售任何太空材料。

汉隆告诉我：“当时这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极大震撼。” 但是慢慢地，其他国家也开始纷纷效仿，制定了类似的国家法律。这些国家包括卢森堡、阿联酋、日本和印度，他说。

最需要的资源是一种令人惊讶的资源：水。

自然历史博物馆行星科学教授萨拉·拉塞尔解释说：“在对阿波罗宇航员带回的第一块月球岩石进行分析时，人们认为它们是完全干燥的。”

“但大约10年前发生了一场革命，我们发现磷酸盐晶体中含有微量的水。”

她说，在月球的两极，还有更多——在陨石坑内的永久阴影中有水冰储备。

未来的访客可以饮用这些水，也可以用它们来制造氧气，宇航员甚至可以用它们来制造火箭燃料，将其分裂成氢气和氧气，使他们能够从月球前往火星甚至更远的地方。

美国目前正试图围绕月球探测和月球开发制定一套新的指导原则。所谓的《阿尔特弥斯协议》指出，开采和利用月球资源的方式应符合《外层空间条约》，但它表示可能需要一些新的规则。

迄今为止，已有 40 多个国家签署了这些不具约束力的协议，但中国显然不在其中。一些人认为，月球探测的新规则不应由某个国家主导。

萨伊德·莫斯特哈尔塔告诉我：“这确实应该通过联合国来完成，因为它影响到所有国家。”

但获取资源也可能引发另一场冲突。

虽然月球上有很多空间，但靠近充满冰的陨石坑的区域才是月球的黄金地段。那么，如果每个人都想在同一个地方建立自己未来的基地，会发生什么呢？而一旦一个国家建立了基地，又有什么能阻止另一个国家在太近的地方建立基地呢？

伦敦经济学院太空政策与法律研究员吉尔·斯图尔特（Jill Stuart）说：“我认为这与南极有一个有趣的类比。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在月球上建立研究基地，就像在南极大陆上一样。”

但是，关于新月球基地的具体决定，例如是占地几平方公里还是几百平方公里，可能取决于谁先到达那里。

吉尔·斯图尔特说：“先行者肯定有他们的优势”。

“所以，如果你能先到那里安营扎寨，那么你就能确定你的禁区面积。这并不意味着你拥有那片土地，但你可以占据在那片空间。”

现在，第一批定居者最有可能是美国或中国，这将给本已紧张的关系带来新一轮的竞争。而且，他们很可能会制定标准——谁先到达那里，谁制定的规则可能最终会成为长期坚持的规则。

如果这一切听起来有点临时起意，我接触过的一些太空专家认为，我们不太可能看到另一个重要的国际太空条约。月球探索的“该做”和“不该做”更有可能通过谅解备忘录或新的行为准则来确定。

这事关重大。月球是我们永恒的伴侣，当它在天空中闪耀时，我们看着它在不同阶段的变化。

但是，随着新一轮太空竞赛的展开，我们需要开始思考，我们希望月球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以及它是否有可能成为一个重演地球式竞争的地方。

谢选骏指出：人问“谁拥有月球？新一轮太空竞赛下大国逐鹿”……我看，中国需要一席之地——因为中国没有南北极，就得拿下月球作为补偿。这算不算一个强盗逻辑？

【51、中国美国首先是对手然后才是伙伴】

《习近平旧金山之行，让外界窥见习更为真实的一面》（NYT 2023-11-20）报道：

习近平通过让政治对手或者进班房或者靠边站，以及加强对文职政府和军队的控制，把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

作为几代人以来最具权势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很少会费心去讨好或者取悦民众。他在中国的公开露面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周围全是阿谀奉承的领导干部和崇拜的粉丝。

因此，当习近平抵达旧金山与拜登总统会面，试图稳定呈螺旋式下滑的中美关系时，这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位中国领导人，时不时能看到他比平日里更为真实的一面。

有那么几个时刻，习近平变得生动起来——或者说是他最接近这种状态的时刻——比如周三晚间，在旧金山的一个晚宴上，当他在上世纪80年代结识的一群艾奥瓦人出现在迎宾队列里时。当他看到那位曾经开车载着他在艾奥瓦州乡间四处走动的男性时，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当年，习近平还是来自河北省的一名年轻的党干部，希望深入了解美国的农业技术。

早些时候，这名中国领导人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与拜登会晤时曾将他们两人的座驾比较了一番。他还感谢拜登提醒他，他的妻子——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民歌手彭丽媛跟拜登的生日一样，都是在本周一。

习近平说，自己工作太忙，把这事儿给忘了。

对于一位普通政治人物，甚至对于中国历届领导人来说，这都算不上什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表现，但作为几十年来最谨言慎行的中国领导人之一，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的亮相却令人耳目一新。尽管宣传机构忙着把他塑造成人民领袖，他几乎不会透露自己的私人生活。

通过让政治对手或者进班房或者靠边站，以及加强对文职政府和军队的控制，集中在他手里的权力越来越大，这只会让他越来越神秘。

据与会人士透露，在与拜登及其手下的多名国家安全和经济助手长达四个小时的闭门会谈中，习近平表现出了典型的克制和谨慎。他们说，他可以对导致中美分歧的那些问题侃侃而谈；但当话题转到乌克兰或者中东的动荡局势时，他就要看笔记，照本宣科了。

美国人所看到的一切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习近平的看法——他是一位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实施铁腕控制的中国领导人。

习近平不同于他的前任——邓小平1979年来到得克萨斯州，戴上了牛仔帽；江泽民30年前到西雅图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时为一个2岁的孩子送上一只熊猫毛绒玩具。在那次峰会上，江泽民回答了美国记者的许多问题；而这次，习近平没有出席记者会，只留下拜登独自回答提问。在原定的另一个发言场合，习近平也没有露面，而是提交了书面发言。

尽管如此，在过去五个月里，习近平一直在为这次双方领导人的会晤作准备，去年，除了在巴厘岛与拜登的会晤，他基本上没有跟美国官员碰面。今年夏天，他开始接见一系列到访的美国官员，首先是国务卿布林肯。

他邀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以此庆祝后者的100岁生日，并举行了一个长达五个小时的庆祝活动，显然是为了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基辛格帮助策划的美国对华开放代表着一个应该重现的黄金时代。

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两国关系的基调出现了变化；当习近平重复他的那句话，即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两国各自和共同发展时，他是在暗示，这两个军事、经济和科技超级大国可以给对方一些空间。

但也有迹象表明，他的基本观点没有变，尤其是对美国的看法。拜登谈到了两国之间的建设性竞争关系，他告诉记者，“我的责任是让这件事变得合理、可控，这样它就不会导致冲突，这就是我所要做的。”

习近平一直拒绝接受这个概念，即一种掌控之下的竞争关系。

“首先要回答的是，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习近平说。“这是根本的、也是管总的问题。”

但说归说，做归做。

与拜登的峰会结束后，这位70岁的中国领导人在旧金山出席了美国企业高管晚宴，他希望美国企业的高管能帮助阻止外国公司将投资撤出中国。

习近平与宾客欢聚一堂，包括特斯拉的埃隆·马斯克（仅在鸡尾酒会上现身）、苹果的蒂姆·库克以及曾在艾奥瓦州招待过他的人们。

有与会者表示，这场晚宴是中方与美国商界以及美国政府关系户打交道的一次尝试，美国政府对诸多中国企业实施了制裁，并严格限制中国使用美国的芯片技术。

习近平抵达现场后进入一间贵宾室稍作停留，随后与其他中方高官在酒店宴会厅列队欢迎嘉宾，与他们握手合影。

用餐时，习近平坐在长桌靠近宴会厅正首的一端，身边是丘博保险集团首席执行官埃文·格林伯格和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卡斯珀，这两家企业都是专注中国事务的晚宴举办方的成员。

“习近平昨晚以中国领导人鲜有的方式展示了零售政治，”参加晚宴的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何瑞恩（Ryan Hass）周四表示。

习近平的致辞基本只谈到了友好话题，将中美关系比作一棵“已经长大”的树，并提出愿意为加州送来更多“友谊使者”大熊猫。

拜登总统与习近平在位于加州伍德赛德的斐洛里庄园。他们此前仅会晤过一次，是在去年的巴厘岛。

康奈尔大学教授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表示，习近平的讲话平和且带有一丝暖意，但他传递的信息却是双刃剑：通过援引“中美人民的友好关系史来警示把中国当作对手的后果”，她说。

白洁曦说，他的讲话“有点像一只伸出的手”，可能反映了中国领导层与美国商界重建往来的兴趣。“（他）在可预见的话题上提出了一些尖锐观点，但总体基调似乎还是试图缓和两国关系的紧张程度。”

这场晚宴本身就是个争议话题，习近平的批评者表示，美国商界领袖以高达4万美元的价格订一桌位置并多次为习近平起立鼓掌的行为是可耻的。

一位因为引起的这种不满而要求匿名的与会者表示，习近平与同桌嘉宾的交谈十分热络。

习近平的作风与前任中国领导人相去甚远，比如爱出风头的、曾在夏威夷的一场晚宴上弹奏钢棒吉他的江泽民。但与会者指出，很少以谈笑风生面目示人的习近平在晚宴上经常露出微笑。

网民嚎叫：

Armweak 发表评论于 2023-11-20 08:22:23

写这篇文章的人的逻辑狗屁不通。习三滥在中国是老子天下第一，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习在中国，正是在表现他最真实的一面。这次到了美国，很明显可看出，习近平处处小心翼翼，陪笑脸。他是在中共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以后，来美国是为了讨好美国，化缘求美国帮助的。在这种情况下，外界咋能窥见习更为真实的一面？作者的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才想出这种逻辑来的？让美国总统和中国独裁习近平坐到一起来，原因是，美国希望继续做太平洋警察，要继续管台海和南海的事务，但又不希望和中国打仗，尤其是那种擦枪走火式的冲突。而中国，最大的目的是让美国lift川普自2018年开始逐渐加在中国出口到美国物资上的那些关税和从那时开始的各种经济制裁。为了让美国慢慢地减少关税或减少制裁，中国肯定会在一些国际事务上，尤其是在台海和南海，减少过去张狂的程度，以得到美国的谅解。

马年生 发表评论于 2023-11-20 07:48:44

习近平访美对两国都是好事情。双方明白“都而不破”的道理，各取所需。当然，这也足以让反华分子们抓狂。

飞雪连天大浪淘沙 发表评论于 2023-11-20 07:34:07

人家给你面子是看在14亿人的份上，但凡你是个几千万正常人口的国家，就那点经济成就，谁鸟你？只能给台湾做小弟。人家和你唯一的话题就是如何减少你非法移民。

飞雪连天大浪淘沙 发表评论于 2023-11-20 07:15:09

一尊一出行，一言一行都凸显素质之低，给中华民族丢人现眼，让人窥见土皇帝的真实一面。

老寓公 发表评论于 2023-11-20 07:02:58

在记者招待会上念稿就太丢人了，所以干脆就省了。

JustWorld 发表评论于 2023-11-20 06:46:57

中国是个神奇的地方，傻子可以吹成人精，正常人可以变成精神病。

点点点点点 发表评论于 2023-11-20 06:37:11

有没有人发觉原来的五毛很多都不见了，一帮蠢货正在被处罚，历史一个急转弯就把这一帮祸国殃民的玩意儿就甩到了万丈深渊之下，悲哀，痛快。

点点点点点 发表评论于 2023-11-20 06:33:36

中共的历史就是斗争的历史，不要说中国了，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斗争的历史。示弱是短暂的，只是想喘口气。就这一口气也足以把五毛憋死。

李新 发表评论于 2023-11-20 06:31:00

文学城里苍蝇多，逢中必反乱一锅，轮子脑残贪污犯，数典忘祖遭弃舍。

barryv 发表评论于 2023-11-20 06:20:00

中国人的观点还是非友即敌，只能在美酒和猎枪之间选择。其实在经济领域不应该这么你死我活，都要有退让，当年川普提出的贸易协定就是一种正常妥协。

ZJNB0507 发表评论于 2023-11-20 05:38:00

独夫民贼！

分享_快乐66 发表评论于 2023-11-20 05:30:43

小编拍马屁拍到了猪腿上。哈哈哈哈哈哈

zooming 发表评论于 2023-11-20 05:25:18

走进了一看：果然是一头又傻又愣的一个独裁者！满嘴的谎言！

红彤彤的月亮 发表评论于 2023-11-20 04:48:48

美国人如果真信，那就是苦头还没吃够。他的话一句都不可信。他对军队的私下讲话才是真实的想法。就是不光要做中国的皇帝，还要做世界的皇帝。只不过现在经济要崩溃了，无可奈何之下的抉择

东山蟊贼 发表评论于 2023-11-20 04:15:52

外媒这帮sb，以他们的标准真实就是标准。这回又上当了

小毛er 发表评论于 2023-11-20 04:14:59

居然忘记了他老婆的生日了。有点说不过去啊。估计他根本不把老婆放在心上。推算一下应该是有其他的女人。在他一手遮天的国家，屁民们根本无权知道他的私生活。怎么个淫奢腐败民众都不会知道的。屁民们只有做奴隶唱赞歌的份。

nyfan 发表评论于 2023-11-20 04:08:00

远看一头猪，近看一猪头

kiki-wq 发表评论于 2023-11-20 03:14:24

习总明白有钱才是王道，其他的都是瞎扯淡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3-11-20 02:27:46

想對習近平說聲謝謝。雖然知道美國是有缺陷的；知道美國的領導人是有缺陷的；知道美國社會有裂痕。但是仔細看習近平統治下中國的真實的一面，寧願選擇美國的一切缺陷，也不願選擇中共國那陰暗的方向。

xllee 发表评论于 2023-11-20 02:16:00

楼下的是习大大的听床虱吗 那晚习大大放了一串屁没砸你脑门上？习大大从14亿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哥太不简单了 比文学城里一堆撸色强10万8千倍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3-11-20 01:49:37

中国博士都去当城管了，说明中国教育真的不怎么样！

tudoutudou99 发表评论于 2023-11-20 01:41:04

习近平在福州的时候，就不碰彭麻麻了，现在成皇上了，后宫的女人多了去，怎么可能记得住碰麻麻的生日，拜登真是哪壶不太提哪壶。

谢选骏指出：人问“首先要回答的是，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我看这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一个顺序题；答案就是——“中国美国首先是对手，然后才是伙伴；对手完毕、分出高下，然后伙伴、决定主从。”——一山不容二虎，此之谓乎。

【52、中国美国专家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钱串子】

《美国专家：习的“无限权力”伴随空前严峻的问题》（2023-05-12 Sound of Hope）报道：

美国国际战略专家格雷戈里·科普利（Gregory Copley）周四（5月11日）撰文说，习近平的权力垄断登峰造极，但国内的问题也空前严峻。现在的中国社会与晚清崩溃时的情形很类似。

科普利的文章翻译如下：

习近平集结了比毛泽东更大的权力，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拥有更大的镇压国内外对手的权力。然而，他以及中国共产党要保住权力所面临的威胁也远胜过毛泽东，而且巨大的挑战迫在眉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现在面临的威胁与中国晚清政权的处境类似。清朝在1911-12年崩溃，结束了在中国2100多年的帝制。

首先，清廷满族统治者的孤立与今天中共与中国大陆社会的日益分离类似。其次，从18世纪开始，现代技术（通常是外国技术）导致的城市化对中国农村人口产生了吸引力，并因为政府无法满足个人的期望，民众的希望转化为了愤怒和权利诉求。那是一个人口大量流动和骚动的时期。这与21世纪中国大陆的情况类似。清廷、毛泽东和习近平都试图镇压表面上引发动乱的外国势力。

1918年，中国3.95亿人口中只有不到8%的城市化；2022年，中国13亿人口中有64.7%实现了城镇化。中国历史上经历过人口数量的波动和人口流动，其中一些时候比另一些时候管理得更好。但不受控制的城市动荡——尤其是来自城市农民工的动荡——是导致1908年至1912年期间革命的一个关键因素。

今天，习近平和中共拥有无与伦比的控制人口的技术和力量，包括使用间接的人口控制手段（例如“COVID清零”政策）。然而，虽然中共有识别反共分子并剥夺他们获得通讯、金钱、食物和住所权利的多方面技术，但有规模的民众骚乱已经开始显现。

中共特别关注的是大学毕业生的青年失业率，这是愤怒程度最高的人群。截至3月，官方公布的城镇青年（16至24岁）失业率为19.6%，但据信实际失业率要高得多。目前戏剧性的情况是，基于大学学位的致富梦想现在已经烟消云散。加剧了被边缘化感。

与此同时，随着国内住房经济的崩溃，中国中年人和老年人也感受到了储蓄和机会的突然消失，而住房曾是主要（通常是唯一）的退休储蓄。

最重要的是，按实际价值计算，农业产量正在下降，中国制造的商品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也在下降，这在中共官方统计数据中是被掩盖的。因此，社会各阶层的就业机会正在消失。2023年上半年“COVID 清零”措施结束，本希望的经济复苏令民众和中共都大失所望。

尽管国内维稳预算超过了中国军队用于“国防”的资金，但习近平控制民众的措施无法应对日益加剧的动荡。通过人为的“COVID清零”医疗保健措施来压制民众，以图转移全国的愤怒，但仍未能遏制动荡的趋势。习近平试图在世界舞台上大肆宣传取得的成功，但对解决国内问题没有帮助。

简而言之，所有的进展——包括人民币作为全球贸易货币的潜力不断上升，以及中共因西方对莫斯科的制裁而从俄罗斯获得能源和食品的能力——尚不能弥补国内经济形势的低迷，尽管它们可能减缓了下降速度。

由于中国人餐桌上可能的食物短缺，有人担心习近平为了转移注意力，可能会试图履行他结束中国内战并摧毁中华民国的豪言：如果填不饱肚子，就填心胸。

例如，外部势力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或者美国拒绝向中国开放市场，实际上有助于在中国大陆民众中建立一种统一的认同感——只要它们存在。但在现阶段，“打败”美国和西方可能离习近平的想法还很远，尽管他不能说。

他还有更重要的顾虑。

但来自西方的威胁正因其自身的衰落而消失。后中共和后西方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它？也许我们现在正开始看到它。

谢选骏指出：由于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化，美国专家也变得和中国专家相似——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钱串子了。他们的眼睛里只有经济经济经济——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钱串子。

【53、中国民族主义迟早会杀死中国共产主义】

网文《中國民族主義》报道：

20世紀初期，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急劇高漲，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為代表。

中國民族主義，或稱中華民族主義、大中國主義等，是一種民族主義政治主張與意識型態等，它聲稱中國人民是一個民族，並促進全中國人民的文化和民族團結。它與漢族民族主義不同，漢族民族主義是一種僅適用於漢族的中國民族主義形式，在極端情況下，純粹的漢族人會感受到一種沙文主義，他們會認為自己優於其他民族（或稱大漢族主義）。同時，該主張也不同於其他主張單一民族建國的地方民族主義或分離主義等，中國民族主義主張在凡擁有中國國籍的各民族人民都為中華民族一員，由各民族共同組成之中華民族建立一統一之民族國家的國族認同。根據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的概念，中國民族主義應該是一種建立在統一價值觀之上的公民民族主義形式，但這並沒有得到後人的充分承認或在實踐中得到應用。

中國民族主義興起於清朝末期，以應對甲午戰爭的慘敗和八國同盟對北京的入侵和掠奪。在這兩種情況下，後果都迫使中國支付經濟賠償並給予外國人特權。中國作為宇宙中心優越的天朝帝國的形象破滅，舊體制現代化的最後努力沒有成功。這些最後一刻的努力最好的例證是晚清改革者梁啟超，他在 1896 年改革清政府失敗，後來被驅逐到日本，在那裏他開始研究其中國民族主義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不斷塑造著中國的民族主義。儘管加入了協約國，但中國再次受到 1919 年凡爾賽條約的嚴重羞辱，該條約將給予德國的特權轉移給了日本帝國。這導致了 1919 年的五四運動，它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抗議活動，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軍閥時代，由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壓倒了地方軍閥，大幅降低了外國人的特權，進一步加強了中國各地民眾的國族認同感。

日本帝國在二戰中戰敗後，隨着中國收復先前遭日本奪去的領土，包括滿洲地區和臺灣島等，中國民族主義再次獲得支持與關注。然而，國共內戰（因日本入侵而暫停）隨後全面恢復，破壞了中國統一之形象。隨着中國國民黨政權撤退至臺灣，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取得勝利。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繼續將中國民族主義作為政治理念及工具。後來，中國共產黨也以貫徹中國民族主義等為理據，控制中國境內各地分離主義運動等。由於中美關係之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在回覆有關該主題的媒體問題時，經常引用中國民族主義之相關論述。

歷史

中國古代民族主義思想核心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最重「華夷之辨」；20世紀初，中國知識精英開始有「中華民族」概念，漸漸形成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為核心之近代民族主義；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十月革命，中國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或稱世界主義）聯繫；中國人——包括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更自覺用世界眼光觀察中國，以民族主義應付近代中國危機和挑戰。

在中國民族主義形成之前，大漢族主義是晚清中國影響較為廣泛的民族主義思潮，大漢族主義之「排滿」是清帝國最後十年間影響力較大的民族主義主張，就如1907年《民報》刊同盟會章炳麟《天討》之「今日之討滿，乃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並行者也」，同盟會亦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大漢民族主義主張，甚至有人主張排滿重於排洋——在目睹1911年辛亥革命中武昌城內屠殺滿人的慘境後，梁鼎芬語黎元洪「謂滿洲為異種人，西洋各國獨同種乎？何以於此則殺惟恐不盡，於彼則待之惟恐不親」，而後來的國民黨原來胡漢民也承認：「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極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

維新運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等運動促進了西方民族觀念在中國進一步傳播，而1905年的「抵制美國華工禁約」運動、1915年的「抵制二十一條」運動、1918年的「抵制中日密約」運動、1919年的五四運動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等一些列事件也給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帶來了發展機遇，社會結構和階級結構的這種變化，促成了中國近代意義上民族主義的萌生。

自1895年以來，隨着西方列強持續入侵中國，中國的知識分子感到民族危機迫在眉睫，對舊有的政治制度感到不滿，意圖改造中國的傳統體制。雖然如梁啓超在內的早期民族主義者支持維護傳統儒家，但是在1910年代的新文化運動中李大釗、陳獨秀等新民族主義者則開始將危機歸咎於民族文化的缺陷，猛烈抨擊舊的文化制度。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如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倒台，各色基於民族自決原則建立的國家在歐洲湧現，而後日本也迅速崛起，取代西方成為侵略中國的主要列強，同樣刺激了當時的中國思想界。民族救亡思想在隨後的1919年五四運動中達到了高潮，中國在凡爾賽和會的外交失敗將民眾導向到全國性的民族主義政治運動，民眾不再相信西方的自由主義、國際主義、帝國主義，中國民族主義也由此崛起。

五四運動後的1920年代，國家統一和民族獨立已成為中國政治人士的共識，促使中國國內所有的政治派別聯合起來。李大釗、陳獨秀在內的五四運動領導人成立了中國共產黨，而另外一些領導人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國共雙方聯合起來對抗北洋政府。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使得中國國民黨在1927年與蘇俄、共產黨決裂，前者指責後者在外蒙古等地煽動民族獨立，最終中國國民黨在1928年獨自完成了中國統一。在1930年代，國民黨還組織「民族文藝主義」以對抗共產黨組織之左聯，反對鼓吹階級鬥爭之文藝，提倡文藝發揮民族精神、喚醒民族意識。國民政府對外還面臨着日本的嚴重威脅，日本在滿洲、熱河、上海持續侵略中國，日本的侵略與反日情緒的流行也促成中國民族主義的流行。雖然中國國民黨自己認為已經完成了其純粹的民族主義革命使命，但在中國共產黨看來國民政府只是「形式上「統一中國，所謂的「國家統一」不過是建立在與北方較強大的各股軍閥武裝結成的脆弱聯盟的基礎之上，所謂「民族獨立」也不過是與帝國主義列強握手言和，讓外國經濟繼續左右本身民族經濟的發展，而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因為其反對帝國主義、要求全面抗戰的主張贏得了民族的信任，中國共產黨所在的延安不僅是共產主義者的發源地，也逐漸成為了中華民族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象徵，中國共產黨將其抗日的民族主義主張灌輸給全國的農民，將他們對日本的抵抗意識轉化為現代民族意識，從而動員了更多農民參與革命，同時也擴大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傳播。

1945年抗戰結束後，中國戰勝了日本並躋身聯合國五大國之列，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宣稱是自己結束了民族的「百年國恥」；而在隨後到來的內戰中，中國共產黨將中國國民黨宣傳為美國帝國主義代理人，將內戰宣揚為中華民族的「解放戰爭」，並最終推翻了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統治，1949年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上講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也是中國結束「百年國恥」的標誌之一。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大陸

早期的許多中國共產黨建立者是在救亡圖存的中國民族主義價值驅動下接受共產主義，托洛茨基語之為「救世主式的革命民族主義精神」，例如李大釗將中國之命運歸咎於資本主義世界，在資本主義壓迫下中華民族全體都屬於世界無產階級一員，中國的解放亦為人類解放事業的一部分，因而支持各種民族自決運動。莫里斯·邁斯納在《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如此評價民族主義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作用：「民族主義提供了通過統一戰線開展群眾運動的條件，並最終促使中國共產黨人依靠農村和農民起義爭取革命的勝利。」毛澤東也同李大釗一樣，論證了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的一致性，將民族主義融入到他自己的思想中。毛澤東本人的民族主義意識不僅體現在他對共產國際的敵視上，還體現在他對「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進程的中心」的認知上，他認為所有的中國人都是潛在的革命者，可以通過激發民眾的民族情感來達成自己的共產主義目標。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成功利用民眾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官僚資本情緒構建了基於社會主義的新的國家民族主義（state nationalism）意識形態，這一意識形態強調國家的所有人民，不再區分民族成分。而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話語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飛躍」，改變了舊中國四分五裂的局面，真正贏得了民族獨立。

在毛澤東時代，毛本人對於國家統一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韓戰、中印戰爭、中蘇衝突以及後來的中越戰爭都對中國民族主義興起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雖然中國共產黨繼承了中國國民黨關於「中華民族」的論述，當更多的強調「國家統一、民族團結」而不是孫中山所講的「民族的統一」，這主要是因為而在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中，民族主義只是一種過渡階段，因此不論是大漢族主義還是其它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都沒有政治空間，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加強調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人民與公敵之間的階級鬥爭，因此民族主義在中國大陸從來就沒有被中國政府公開肯定過，而這一壓制民族主義的「民族平等」也促成了中國大陸前30年的民族融合。而強大的傳統地方勢力和地方觀念同樣阻礙着現代民族意識（中國民族或中華民族）的發展，就如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內容所言：

我國各民族已經團結成為一個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發揚各民族間的友愛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反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基礎上，我國的民族團結將繼續加強。國家在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過程中將照顧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上將充分注意各民族發展的特點。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將領土統一作為一項繼續解決的使命，中國共產黨迅速掃清了中國大陸的國民黨殘餘勢力，並在1951年駐軍西藏拉薩，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最大的問題莫過於中國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中國共產黨在1950年夏季進攻台灣的計劃由於美國派遣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而被迫終止，而俄國在中國北方旅大等地的佔領也阻礙着中國共產黨完成其民族主義使命。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驅逐外國人動受到了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中國民眾的歡迎，中國共產黨認可的「民族資產階級」可以享受較好的社會待遇，但在1957年雙百運動中人們開始批評蘇聯對於中國東北的破壞時，中國共產黨痛斥這些人為「反蘇、反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分子」——1958年，毛澤東又開始擔憂中國過度依賴蘇聯，提出了大躍進的「自力更生」原則，還在廬山大會上批評彭德懷「背着祖國，裏通外國」與赫魯曉夫一道干涉中國內政，晚年的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可以確保社會主義在中國勝利，正如他在1930年預測的「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進程的中心」，他將蘇聯作為其革命民族主義的主要攻擊對象，最終促成了中美關係緩和。在毛澤東死後，作為「中華民族解放者」，仍舊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正面肯定。

改革開放的中國大陸

隨着中國1980年代開始全面改革開放，中國思想界進入繁榮。同時，面對中國經濟水平落後，與港台及西方國家差距巨大的現實，除對中國政治現狀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外，中國社會和知識分子開始對中國及中華文明進行全面批判，全盤西化論興起。1988年，劉曉波在接受採訪時稱，中國應當接受全盤西化，並提出中國需成為西方國家「三百年殖民地」的觀點。他認為「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年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當年中國官方媒體製作的《河殤》更直接表達了對西方文明的嚮往，被視為全盤否定中國及中華文明的典型，是為六四事件前奏，1989年亦被視為全盤西化論的頂峰。但由於示威者衝擊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最終中國政府將這波民主、自由派思潮以武力清場方式收尾。

與六四事件同一時間開始的東歐劇變，開啟了1990年代一系列共產主義政權倒台的序幕。蘇聯解體之後，共產主義政權式微。中國與越南、老撾、古巴三國，成為僅剩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國家。反和平演變是1990年代中國政治生活中心。此後，隨着中國經濟發展，國家實力提升，中國民眾可能因經濟差距巨大而倒向「西方懷抱」的擔憂被銷解，並導致全盤西化論衰退。

中國政府在進入1990年代後，除將先前的學潮歸咎於崇洋媚外，強調用歷史和國情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提高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並在1990年代頒佈了《愛國主義實施綱要》，而後來的1993年的銀河號事件、1997年香港回歸、1999年的澳門回歸和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也將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緒推向高潮。在另一方面，長期奉為官方意識形態的馬列主義在六四後逐漸失去了吸引力，中國共產黨轉而擁抱其一直反對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新左派知識分子也以愛國主義者的形象抨擊自由主義，文化上的保守性與「反激進」與1980年代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思潮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國民族本位與中國文化被放在與西方文化霸權的對立面——1993年的文明衝突論也衝擊了中國的知識界，而1996年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開始明確而狂熱地宣揚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在這些進程中逐漸成為了中國大陸社會凝聚力的核心，為「維穩壓倒一切」提供了必要的精神紐帶，至今仍然影響者中國政治、外交和社會生活。

習近平在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執掌這個擁有14億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習近平首先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為他執政的核心思想。在處理國際關係上，習近平採取更加進取的手段，甚至發起「戰狼外交」，傳言稱習近平視美國為中國的頭號敵人。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出席聯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時說，習近平將統一台灣作為其中一個優先考慮策略，在2019年向台灣提出「一國兩制臺灣方案」遭抵制和反對，在民主進步黨籍的蔡英文連任中華民國總統後，習近平又積極部署「武統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空前緊張。據部分新聞媒體報導，中國大陸很可能會在6年內攻打台灣，並企圖在亞洲地區取代美國影響力。吉迪恩·拉赫曼指出，為了鞏固統治，拋棄辯證看待西方好與壞的思維，加強愛國主義建設、教育以及控制外部資訊下，同時與自我審查的言論環境等共同作用，會形成不理智的中國反西方情緒，年輕世代漸漸趨於極端。近年來中國經濟與市場快速提升，即使是移民和留學生民族主義也非常強烈，美國之音報導，中國民族主義正從過去的防衛和屈辱意識，隨着軍力與工業技術力的爆發式發展，思想轉移到擴張與推進的形式，如果不加以控制，民族主義有趨於極端的傾向，那給中國帶來民主反而可能會激化這種情緒，從而導致更大的危害性。

1949年後的臺灣

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後，敗退的中國國民黨在臺灣仍以中華正統自居，這也將中國民族主義帶到臺灣，蔣中正在臺灣長期主張反共復國，為建立「中華文化認同」、確立以「中華民國」為核心的「一個中國認同」從學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個階段，灌輸「中國意識」，教導學生要繼承「中華文化道統」，在1960年代開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促成了臺灣人的「中國認同」或「中華民國認同」。從1970年代開始，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外交上取得突破，國民黨所堅持的中國正統意識陷入了危機，台灣出現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台灣意識論戰等有關於民族主義的討論，台灣獨立運動或台灣主體意識的支持者開始持續挑戰中國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而在保釣運動中，台灣大學中堅持中國民族主義的保釣師生一直受到台獨派、自由派以及國民黨派學生與校方乃至「國府」的聯合圍剿。

在台灣民主化後，代表「中國民族主義」或「中華民國認同」的以中國國民黨為首的泛藍陣營和代表台灣民族主義和台灣認同的以台灣民進黨為首的泛綠陣營在民族意識上一直存在交鋒，而根據國立政治大學的自1992年開啟的有關國族認同的民意調查，自2007年後台灣島內民眾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的比例已經超過「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2014年爆發的太陽花學運，被認為是臺灣民間對馬英九政府長期的中國民族主義傾向之反彈。

政治主張

象徵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是現代中國國族（中華民族）的象徵之一

國族觀念

主條目：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的概念最早是由清末立憲派提出，用於對抗革命黨人的排滿主張。

針對於革命派主張之大漢族主義，君主立憲派的楊度、梁啓超、嚴復等人則反對漢族單一建國的觀點，主張「合五族之人民為中國之人民，合五族之土地為中國之土地」。梁啓超是最早把現代民族主義概念引入中國的人。在1901年，梁啓超在《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中向中國人第一次介紹了「民族主義」（nationalism）和「民族帝國主義」（imperialism）的區別，更在《中國史敘論》一文中明確「中國民族」的概念，爾後在1902年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首次創造出「中華民族」的概念，用他自己的話來講，「欲救中國，無他術焉，亦先建設一民族主義之國家而已」，認為中國亟需整合全國之人力、物力，建立起一個現代民族國家，但在梁氏早期論述中，「中國民族」或者「中華民族」或指漢族、或指國族。楊度在1907年的《金鐵主義》中則用「國家主義」指代國族觀念，提出了「五族合一」、「五族一家」，並認為「五族分立」是「亡國之政策」。而嚴復也在《天演論》中稱「今之滿、蒙、漢人，皆黃種也。由是言之，則中國者，遂古以還，固一種之所君也」。這些觀點最終演化了辛亥初年的「五族共和」口號，也影響了後來的中國民族主義。

晚清亦初次引入近代的國籍觀念，於1909年3月28日頒佈的《大清國籍條例》是中國第一部國籍法，也是中國第一部有關國籍的法律。《大清國籍條例》將中國各個民族包括滿、漢、回、蒙等統轄於中國中華大「血脈」之中，亦認同了不同於大漢族主義的國族觀念，採用血統主義原則認定國籍。而在中華民國建立以後，原本主張大漢族主義的孫中山等人也接受了「五族共和」的思想，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稱「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此為民族之統一」，由此「五族共和」成為了民國初年的官方民族觀念。後來的中國政府都採納了「中華民族」作為官方民族概念。

當代發展

重新崛起與構建完成

陳學明將1990年至2006年間的中國民族主義分為三個階段：1990年至1995年為民族主義醞釀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1995年至2001年為第一個高潮，2002至2005年為第二個高潮。1990年代與民族主義相關的事件，主要聚焦於中美關係。2000年後，多聚焦於中日關係。

1996年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是199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重新崛起、萌芽階段的標誌。也有研究者將它視為1990年代以來，中國反西方主義的第三波。第一波是，1990年代初何新的反西方言論。第二波是，1994年後，張頤武、陳曉明的後殖民文化批評，甘陽、崔之元的制度創新說和盛洪的文明比較論。

研究者將民族主義重新崛起，概括為三個原因：一、綜合國力增長與西方國家打壓之間的矛盾；二、傳統意識形態（即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主義）功能弱化與重建政府合法性的需求；三、經濟全球化影響與國家戰略利益調整的選擇。

有觀點認為，是中國政府開始主張和鼓動中國民族主義鞏固政權，宣揚中華民族文化，反對國家分裂，放棄階級鬥爭，並推動愛國主義教育鞏固政權。對於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一切力量，往往也上升到「反華」的民族主義高度來批判。

特徵

對於1990年代後中國民族主義的特徵，有多種描述，它是中國社會自下而上自主式構建；為應激性、非宗教、世俗性的民族主義，具有情緒傾向性和內容空洞性，理性與非理性雜糅；有中國社會進入網絡時代，互聯網言論影響的時代特性。

鳳凰國際智庫研究員在金融時報撰稿，認為現在中國大陸官方推崇的民族主義則具有以下特點：

帶有濃重的儒家文化色彩。儒家作為一種倫理學說，它的核心之一是「禮」，包含一系列對群己關係和人際關係的規範，強調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部分中國大陸人常常會把台灣（人）、香港（人）矮化為兒女，台灣（人）、香港（人）的許多行為看作是對大陸「母親」的「不孝之舉」。這種將台灣、香港、中國大陸放在家庭倫理中思考的視角就是儒家倫理規範的特點之一；

帶有濃重的工具色彩。作為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補充，民族主義被官方當做一種整合社會意識的工具以及發泄民眾負面情緒的窗口。中國官方相信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可以使得民眾更加地擁護執政黨和國家。因為民族主義在政治訴求上主張「民族是國家存續唯一的合法基礎」。另一方面，在中國當前的政治體制下中國民眾缺乏表達政治訴求的渠道，而當前積累的社會矛盾又迫切需要一個發泄負面情緒的出口，那麼民族主義就能作為一個對官方來說是相對「安全的」發泄情緒的工具，而民眾也會默契地配合。這解釋了為什麼網絡上或者現實中民族主義表現得最激烈的，往往是底層民眾。由於受到的社會不公最多，因而他們的「負能量」也是在各個階層當中最大的。

「我們中國四萬萬（人）不但是很和平的民族，並且是很文明的民族」，來主張應該把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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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 Sun Yat-sens: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四講 S: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Fourth Lecture

 〈民九修改黨章之說明〉，據《中央黨務月刊》第七期，1929年2月：「現在說五族共和，實在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如美國，本是歐洲許多民族合起來的，現在卻只成了美國一個民族，為世界上最有光榮的民族）；並且要把中華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後民族主義乃為完了。」 "explanation of the revision of the Party Constitution by the nine members of the people. " According to the seventh issue of the Central Monthly Journal of Party Affairs, February 1929: "It is really not appropriate to say that the five ethnic groups are a republic. There are more than five tribes in our country? I mean that we, the peoples of China, should be merged into one Chinese nation （for example,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was the union of many nations in Europe, is now a n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most glorious nation in the world） ; And we will make the Chinese nation a very civilized nation, and then nationalism will be finished. "

外部連結

張灝：〈關於中國近代史上民族主義的幾點省思〉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1989）

黃克武：〈民族主義的再發現：抗戰時期中國朝野對「中華民族」的討論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陳方正：〈論中國民族主義與世界意識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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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鋒：〈中國的民族主義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白魯恂：〈中國民族主義與現代化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陳彥、鄭宇碩：《認同與全球化: 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悖論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豬口孝：〈從日本的角度透視中國的民族主義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Hu Ping胡平@HuPing1：平常人们都说，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可是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单刃剑，只有一个刃。因为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有流氓性、犬儒性、虚假性。这些所谓民族主义者其实都很清楚，在什么问题上表现民族主义，什么问题上不要表现民族主义。什么问题上可以做得很过火，什么问题上要低调要沉默。这些都是精打细算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毛泽东認為“所有的中國人都是潛在的革命者”，但是我看毛泽东专杀中国人——毛泽东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我相信，中国民族主义迟早会杀死中国共产主义，就像苏联和东欧发生的那样。

【54、中国模式就是打左灯向右转】

《点评中国：中共执政危险的政左经右》（BBC 2013年9月9日）报道：

近几个月来的中国政治让人眼花缭乱，充斥着各种杂乱不清、相互矛盾的信息。近三十年多年来的中国的政治似乎从没有象今日这样让人感到费解。

这一来是权力的交接所必然带来的某些混乱的延续，二来也跟中共高层传递出的各种前后不一、矛盾、欠缺逻辑的说法有关。但这并不是说这背后没有一个逻辑可循，从巩固权力、建立个人权威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维稳、保江山这个角度来解读，我们还是可以得到比较清晰的解释。只是这种逻辑指导下现在采行的某种执政取向实在让人为中国的未来感到忧虑。

执政取向

概括说，近来执政取向上具有明显的政左经右的特点。一方面是政治上收紧言论，高调强调舆论一致，批宪政，排斥普世价值，推崇毛，文革语言正式回潮，敌对思维再次强化等等；另一方面是强调继续深化经改，让市场倒逼企业、政府，市场能做的回归市场，国家退出不该占据的领域，给民企更大的自由，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推出等一系列经济自由导向的举措。显然这些政经举措的要旨皆在服务于稳固政权。

事实上，自中共改革开放，放弃毛的极权主义模式后，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就是被人戏称为“打左灯，向右转”的邓式模式。表面上继续称左，实际上向右，给与个人、社会以相当的自主空间，回归国际主流社会的惯例和价值，逐步放弃传统的完全不合时宜的马列斯毛的意思形态及其相关做法，可以说，所有这些年取得的进步和成绩，都与这种放弃有关；所有积累的问题，也与这种邓式模式的内在矛盾，放弃得不彻底，制度不匹配相联。

当下，这些积累的问题已到达某种危险的程度，需要从根本上加以调整，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尤其是落实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进行“权利增量”的改革来理顺各方关系，保持改革造就的活力，创造利益表达和调节机制，平抑各种不满和矛盾。

但新近领导人所宣示的这种新的政左经右，如果将其固化为今后一段中国的执政思路，那必将对中国的未来埋下极其严重的危险。

这是因为，与邓式不同，现在的“政左”是要恢复毛式的一些思路和做法，本质上与改革开放以来以自由为导向的发展路径是相反的。邓的“左”在他是工具意义上的、局部的、一种威权主义性质的，服务于权力的需要。也曾提到过自由选举的必要，只是实用主义地将其推到所谓二、三十年之后。因此这种“左”在有些时候是能与一些“右”的主张达成共识的，其区别可以用所谓发展阶段、时间性上的分歧来适当冲淡，方向并不全然对立，社会可以在一段时间找到某种平衡。

但今日这种政左经右的主张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条腿可以允许向前，有更多的活动自由和空间；一条腿却要被拉向后，被严格限固。如此相反的执政取向，短期尚可，长期下去必然造成比邓式的政左经右更大的内在紧张和问题，失去平衡，将国家陷于一种崩裂的状态。

僵固思想

问题的关键在于，新领导内心是否真正认定这种“政左经右”的模式可以成立还只是苦于一时无计，拿来权做疗治的办法——

笔者曾撰文，认为那些指望习能立刻展开政改的想象过于乐观，其当下最可能思路还是“做好人，保江山”，也会为此做些改革。只是我们无法知晓的是，新领导人们对现行体制的内在矛盾、现代文明的本质到底体认有深，这将会决定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否突破这种思路，开创新局。

今日来看，如果习等领导真心认定这种政左经右是长治久安之道，那结论就只能是：他们对现代文明的本质毫无体认，本质上还是毛精神上的传人；也就很难指望他们主导的改革从根本上能很好地解决中国这个时代的课题。因为，毛的思路与其它现代产生的极权主义思想和体制一样，在现代产生，但却是作为一种反现代思潮和模式而存在的。这是所有极权体制在二十世纪崛起而最终又崩解的最根本的原因。现代文明的本质是自由和权利。任何对此的逆反和压制，最终必将造成灾难，也必将溃败。

威权体制可以搞局部的市场经济，但毛式的思想和体制却与市场经济水火不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就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扩展的结果，其现有的问题也是这方面的缺失和不足有关。

数日前中共关于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提出：思想解放永无止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值得肯定。但从九号文件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讲话，以及稍后各宣传部长带有些歇斯底里地高叫“亮剑”所传达的信息却显然是与此相反——思想是不许解放的！

其实，且不谈其它，就以经济领域为例，大概是连国家发改委也会认为拿马列毛的经济思想来指导经济工作会出笑话，大乱子。

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危机，不是靠什么七不讲，学马列毛，批宪政和排斥普世价值，搞思想整肃能得以化解。相反，将马列毛在意识形态上虚置的地位再次实化，把一些可资借鉴的重要的人类思想资源排斥在外，中共的意识形态只能进入一个自我矛盾、进退失据的死胡同之中。

消除危机

事实上，今日中国面临的危机恰恰需要放弃各种形式的政左经右，确定自由和权利的改革导向，建立一种宪政框架，让各种真正的左右思潮和利益需求都得到一个制度性的表达渠道，让国家与社会、权力精英与民众之间具有一种良性的互动机制。在这一前提下，重新界定左右，再造社会的动态平衡。疗治并消弭因政左经右造成的民族精神分裂和文化虚伪。将所谓的“群众路线”真正走到底，赋予群众以监督和选择官员的权利。换句话说，造就官员永远不得不得走群众路线、中道路线的制度条件。改变那种想“走群众路线”就走，不想走，官员继续横行，群众照旧无奈的局面。

中国到了需要迈出走向现代的关键性一步，此步迈不出，民粹主义的暴力阴霾就会时时笼罩，中国也就永远会有出现颠覆性的逆转危机的危险，那不是任何形式的政左经右所能最终消除的，也不是国人所乐见的。

网民哀嚎：

1、中共果真走的是政左经右，结果肯定是寸步难移。何妨左脚向左走，右脚向右走，当不解自明。孟光, Hong Kong

2、此文也就5毛水平，空泛无力。骗骗稿费尚可，能上头条真是让人失望。相较各家媒体中文站点，BBC和新唐人基本在一个水准。

3、很明显, 习李体制正处于一个治国理念的真空状态. 暂时祗能一面大力打击贪腐争取人民心, 另一面尽力打压言论自由, 以免民情失控, 根本谈不上什么理论制高点.众所同知, 什么马克斯主义, 共产主义在国内 （包括在党内） 早已没有市场; 而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这般不知所谓的名称说穿了即是 "拿来主义" - 广东俗语叫 "顶住档先".

4、本论坛内的一些笔友说得好, 国内的深层次问题正是源于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水土不服. 政治制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 党官水平远低人民的期望和要求.所以人民不怕与政府公开论政, 祗怕言论被套上莫需有的罪名, 惹祸上身。香港仔, 香港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言论都不明白，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就是“打左灯向右转”——说一套，做一套，掩耳盗铃，贼喊捉贼……美其名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网文《打左灯向右转》报道：

打左灯向右转，意思即是驾车打左转向灯却往右边转，发放出的信号与实际行动的方向不同。外文名曰Hit the left light turn right。

打左灯向右转是一个政治幽默，这个幽默既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领导人的无奈，同时又体现了领导人不拘一格的政治智慧。但是这在生活中是违规的，因为发出的是错误的信号，极易让人产生错觉。 

网民哀嚎：

把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当成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就如同把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教义当基督教教义一样可笑！白云黄鹤, 武汉

政左经右实质上是封建官僚制度与经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共产党哲学中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不解决这个矛盾中国社会就会疾病缠身，难以自拔。解决办法有两条，一是完全退回封建制度，如同北朝鲜，再回毛时代，这是极大的倒退，但能保证工程东的统治。世界上最简单的统治办法就是愚民加恐怖，很有效但也会爆炸。另一办法就是实现宪政民主，摒弃封建官僚制度，这样共产党必须有历史责任感，要培植一个与之平起平坐的大党，如国民党，建好各项制度，互相监督，这样共产党可以浴火重生，使中国走出封建社会的魔咒，实现民主制度下的科学资本主义，进入现代文明，人尽其能物尽其用以支持社会长治久安，经济持续发展。

谢选骏指出：“中国模式”其实是“中共模式”——内涵就是打左灯向右转。这可不是什么政治幽默和政治智慧，而是政治违规和政治错觉，经常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迟早走向车毁人亡的结局。在我看来，结束上述模式的唯一途径，就是斩首马克思、凌迟资本论、挖掉共产根，而不仅仅是批判一下裂撕（列斯）主义和矛盾（毛邓）思想。

【55、中国能否报“抗美援朝”一箭之仇】

《俄入侵乌克兰 “普京中了习近平的圈套”》（2022-02-24 中时新闻网）报道：

俄裔政治学者认为，北京事实上支持普京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并不意味著俄罗斯在和美国、北约发生衝突时，中国会出手相助。习近平只会做一些有限的必要举动，俄罗斯就会成为依赖中国的附庸。

俄罗斯决定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震惊全世界并引发连锁反应，西方媒体对冬奥前发表联合声明中俄关係有各种不同的分析。俄裔美国政治学教授、前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的曾孙女赫鲁雪娃（Nina L. Khrushcheva）认为，普京根本就是中了习近平的圈套，俄罗斯受到西方全面制裁后将更加依赖中国，中国将因俄乌军事危机而坐享渔翁之利。

《德国之声》引述赫鲁雪娃在《每日镜报》发表的文章说，刚刚和习近平签署了重要协定的普京似乎自比为开创了美中关係新局面的尼克松，但实际上这一切正中习近平的下怀；不论如何，当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如今乌克兰危机骤然升级，最大的输家都是俄罗斯。

文章说，“普京似乎以为，深化俄中关係就能够在对抗西方的斗争中获得一名高价值的盟友。但实际上，中国疏远美国的进程早在近10年前就开始了，川普加速了这一进程，拜登也未扭转该趋势。鉴于和西方日益对立，实际上是中国更想拉拢俄罗斯，而不是反过来。而且，中国拉拢俄罗斯，也并不是想让后者当平等的伙伴。”

她表示，尽管中方宣称主权和领土神圣不可侵犯，但北京依然事实上支持普京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中国要求西方尊重俄方的“安全诉求”，质疑北约东扩，但这并不意味著俄罗斯在和美国、北约发生衝突时，中国会出手相助。习近平只会做一些必要举动，俄罗斯就会成为依赖中国的附庸。普京若以为和习近平结盟能够在与西方衝突时获得中国帮助，实际上正是落入中国的圈套。

前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的曾孙女赫鲁雪娃认为，在对乌克兰开战一事上，普京根本就是中了习近平的圈套。未来俄国将更加依赖中国，却得不到什麽好处。图为俄国坦克驶越俄乌边界。

文章指出，没有什麽比一个和西方完全脱钩的俄罗斯经济更有利于中国，俄国天然气只能卖给亟需能源的中国，原本需要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去开放西伯利亚的矿藏与基础建设，也会完全由中国独揽。

赫鲁雪娃表示，21世纪初中俄关係十分友好，签署了双边支好协定，中国还提供贷款给俄罗斯，此后中方利用对俄方的影响力，迫使克里姆林宫向北京归还337平方公里的争议领土，从而换取中方撤回其他领土诉求。而且中国一向视俄罗斯是个腐败的国家，在19世纪还掠夺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的中国领土。在俄中边境有大量中国商贩出售廉价手机与仿冒皮草，他们会公开嘲讽前来购买的俄罗斯人。

因此，赫鲁雪娃认为，中国既不会为了保卫俄罗斯而公开挑战美国、从而威胁自己的经济繁荣，也不会在普京进军乌克兰并因此遭到西方制裁时，向俄罗斯提供投资等经济援助来补偿制裁损失。中国只会提供最小限度的援助，从而让俄罗斯能够继续抗衡西方、转移西方对中国战略崛起的关注度。“这种最小限度支援，只会刚刚好能保住普京的总统宝座，这也是普京唯一在乎的东西。而在普京治下的这个经济体，则将慢慢地失血。”

赫鲁雪娃的曾祖父赫鲁雪夫是上世纪冷战时期的前苏联领导人，他担任俄共总书记时批斗已过世的史达林，并与中国反目，间接促成了后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中与美中建交。他策划了第二次柏林危机与古巴飞弹危机，后者还差点引发美苏核战。赫鲁雪夫失势后受到批判，其家人则逃离苏联赴外国生活。

谢选骏指出：赫鲁晓夫的这个娃，也学不懂“抗美援朝”的一箭之仇——毛泽东中了斯大林的奸计，为苏联背了二十年的血债，把中国弄得一穷二白。至于现在，习近平有无智慧让俄国偿还这二十年的血债，换言之，中国能否报得了“抗美援朝”的一箭之仇，那还是未定之数……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56、中国能否找到夏商周的语言】

《古希腊古斯巴达方言 察科尼卡 尽管时间蹂躏，仍然活着》（帕特里夏·克劳斯 Patricia Claus September 1, 2023）报道：

希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的故乡，拥有数千座无价之宝。但也许任何地方的物理结构都比直接起源于古代世界的口语的活纪念碑更重要。

尽管希腊在古代斯巴达的语言列昂迪奥-察科尼卡（Leonidio-Tsakonika）中知道，尽管时间的蹂躏和命运的许多逆转，一种这样的语言今天仍然存在，这种战士国家成为异常严格和有条不紊的社会的代名词。

尽管在大约55，100年前被西哥特人袭击和征服后被放逐到离城邦34-62公里（2-400英里）远的丘陵和山脉，但说这种语言的人以某种方式保持了它的活力，即使他们原来的城市被遗弃了几个世纪之后。

两千人仍然说察科尼卡语

列奥尼迪奥及其周边地区的两千人仍然说Tsakonika，这是一个最古老的国家中最古老的现存语言，这个国家本身就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连续文明之一。

语言专家说，Tsakonika是基于希腊语言的西部多立克方言，甚至比希腊语早3，100年。

希腊喜悦支持希腊

希腊语来自爱奥尼亚语和阁楼语，是同一语系的东部分支。

根据语言学家的说法，Tsakonika 的发音不同，甚至有一些不同的字母和语音符号，实际上比今天所说的现代希腊语更像古希腊语。

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佩拉梅拉纳（Pera Melana）山村主要是Tsakonian丰富的文化遗产今天仍然蓬勃发展的地方。

多立克方言被称为“拉科尼亚语”，是该语言在古代的称呼，在中世纪开始被称为“Tsakonian”之前。

骄傲的斯巴达人的后裔所说的语言标志着他们作为一个独特的人口亚群的身份，并赋予他们知识，他们是被称为古代斯巴达人最古老的连续遗产的一部分。

不幸的是，主要是因为该语言在一段时间内被视为仅在内地使用的农村方言，因此属于察科尼亚人口亚群的2，000人中只有约10，000人仍然说察科尼卡语。

演讲者为保护古代语言而战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最近报道说，佩拉梅拉纳周围的十三个城镇、村庄和小村庄仍然使用这种语言。Tsakonika通常是在家里说的语言，在那里的公共场合也听到它。然而，流利地说这句话的主要是长辈——如果要将这种与过去的无价联系延续到未来，就必须扭转这种局面。

托马斯·库尼亚（Thomais Kounia）因其对语言的完美掌握而被称为“察洛尼卡皇后”，她告诉BBC的采访者：“如果没有真正的老师，我们正在失去察科尼卡。在过去的40年里，我一直在努力保护它。我有责任这样做。

来自附近Tsakonian文化中心Leonidio镇的Tsakonika教师和作家Eleni Manou对此表示赞同。“如果我们失去了语言，我们就不能声称自己是察科尼亚人，”她宣称。

当然，拉科尼安语是古代斯巴达人所说的方言，他们作为勇敢的战士载入史册，他们以镇定的态度面对每一个敌人，即使寡不敌众也从不放弃。

列奥尼达斯国王在温泉关战役中说出的“Molon Labe”或“来拿他们！”这句话，因为他的战士被波斯国王薛西斯挑战投降并放弃他们的武器，这句话已经载入史册，也许是战场上最精辟的名言。

事实上，在历史上许多其他战役中，甚至包括美国独立战争，在佐治亚州的莫里斯堡，它都被用于类似情况。

在德克萨斯革命期间，它再次被说出来，当时它成为德克萨斯分离主义者使用的旗帜上的座右铭，他们从墨西哥赢得了自由，在被并入美国之前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

察科尼卡是斯巴达联系的活生生的证明

“察科尼卡是我们斯巴达联系的主要证明，”马努解释说。“就内心而言，我们是直系后裔。对于我和许多其他察科尼亚人来说，当我们去斯巴达时，感觉就像家一样。

事实上，西哥特人在公元396年洗劫并摧毁了古代斯巴达的大部分地区，将人口分散到丘陵和山区，这使得该语言得以生存 - 不像其他语言和方言，在他们的使用者输掉战斗和战争并且他们的人数被大量减少后，无疑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

仍然使用该语言的山区社区在很大程度上与周围的世界隔绝，直到1829年赢得希腊独立战争之后，民众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并在全国各地建造了新的道路和学校。

库尼亚在BBC的报道中解释说：“道路和港口的建设为人们提供了一条离开村庄的出路。许多居民再也没有回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像世界各地的情况一样，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和人口向大城市的迁移，说当地方言的人越来越少。

1950年代，电力的出现来到该地区，无线电广播开始被听到，将现代希腊语口语引入他们的小世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察科尼卡语列为“极度濒危语言”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许多人前往国外的绿色牧场，包括帕诺斯·马内里斯（Panos Maneris），他提高了赌注并前往美国。

他现在是Tsakonika的老师，也是一位诗人和词曲作者，他使用他原来的母语，以便为下一代保持活力。他还主持了一个名为Tsakonika的语言网站。

“直到1970年，当我前往美国时，泰罗斯和我长大地区的其他村庄都说100%的Tsakonika，”他解释道。“但每年我回来访问，越来越多的人不说它，这让我很困扰。从太空人到列昂尼迪奥的道路建于1958年。二十年后，人们不再说Tsakonika。

现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极度濒危”语言，马内里斯和他的老师们是现代军队的一部分，就像古代斯巴达人一样，他们拒绝接受拒绝的答案，并坚持认为他们的古老语言将在未来继续使用。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语言只由粗犷的乡下人使用的观点现在已成为过去，当时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已经培养了对历史和过去濒临灭绝的文化的新认识。

“在1960-70年代，人们对Tsakonika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认为这是值得珍惜而不是隐藏的东西，”马努说。“事实上，许多年轻的察科尼亚人对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没有对他们说察科尼卡语感到愤怒。我恳求父亲对我的孩子说这句话，但他拒绝了。现在它很流行年轻一代。

甚至路牌现在也有察科尼亚语和希腊语，这种语言在博物馆和档案馆中都有特色，包括 Tsakonian 档案馆，该档案馆成立于 1954 年，旨在保存书面的 Tsakonian。

在夏季，该地区甚至还有一个节日，称为Melitzazz，这有助于保持语言传统的活力。

早在1986年，库尼亚的叔叔甚至出版了三卷本的词典，并努力在网上提供。Tsakonika课程现在也可以在线获得，由Manou教授。

由Tsakanika作家Sotiris Steniotis撰写的新词典也在编写中。

“没有写的东西会消失。在这个互联网信息化的时代，我们不应该失去一种语言。每个察科尼亚村庄都应该有一个为居民开设察科尼卡中心，斯巴达和雅典应该提供察科尼卡课程。

谢选骏指出：在希腊可以找到“古代的斯巴达方言”，那么在中国，能否找到古代的夏商周的语言呢？看来共产党中国没有拨下这笔“研究经费”，所以“学者”们只会经营“夏商周工程”，不会认真寻找古史的真迹。所以说，专制制度无法培养知识环境。

【57、中国能够击败美国吗】

《改写历史的古罗马海战沉船遗迹重见天日》（阿莱西娅·佛朗哥，大卫·罗布逊（Alessia Franco）（David Robson）2022年5月30日中午11点39分）报道：

埃加特斯群岛海战奠定了后来的罗马帝国，甚至世界未来的格局。

改写历史的事通常不会发生在牙医身上。但意大利西西里岛（Sicily）上的一名牙医倒真的为改写欧洲古代一场最重要战役的历史出了小小之力。

21世纪初，现已故的意大利考古学家塞巴斯蒂安·图萨（Sebastiano Tusa）拜访西西里岛特拉帕尼镇（Trapani）一位牙科医生，注意到他家中摆设着一个古战船的完整铜质喙形舰首撞角。牙医告诉他，这个古董来自一个渔民，是他为这个渔民修补牙齿换来的报酬。

这位牙医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个古战舰撞角来头不小，但图萨一看就觉不同寻常，猜这个古物可能是来自公元前241年的一场赫赫有名战争，即发生在罗马共和国和迦太基之间的著名埃加特斯群岛海战（Battle of the Aegates）。理由很简单，因为在那个时代，特拉帕尼附近的西西里水域只发生过这一场海战。

这场海战是欧洲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标志着地中海两大强国争霸的第一次布匿战争（First Punic War）结束，罗马统治地中海几乎近700年的历史从此开始。

在此之前，历史学家只能依靠古文献的历史记载来研究埃加特斯群岛海战。或许，由于考古学家认为时隔两千多年，海战若有遗迹也早已被大海侵蚀殆尽，因而没有努力认真下海寻找。而在这位牙医师家里的偶然发现，加上传闻说有潜水员发现海下宝藏，图萨和他的同事受到启发，于是在西西里岛周围海域展开了专业的水下考古研究，终于获得巨大的成就。

埃加特斯群岛海战结束，罗马统治地中海几乎近700年的历史从此开始。

图萨的考古团队现在已发掘出数十件沉船遗物，这些海下考古发现描绘出这一海战的详细画面。西西里岛文化遗产和鉴定部（Department for Cultural Heritage and Identity）负责西西里岛海下文物考古和保护的海洋考古研究所（Soprintendenza del Mare）的考古学家费迪南多·默里奇（ferdinand Maurici）说，“这场海战的历史记录非常详细，没有其他古代海战可以比拟。”

罗马的崛起

第一次布匿战争于公元前264年开打。在布匿战争之前罗马共和国对外大举扩张已有几十年，到战争前所控制区域几乎覆盖了整个意大利半岛。然而罗马人在地中海有一个强大对手，即控制了地中海大片区域的迦太基（Carthage）。

迦太基最初是位于今天北非国家突尼斯的一个腓尼基人（Phoenician）建立的城邦国家，迦太基随后在北非海岸、西班牙南部和撒丁岛建立了很多殖民地，通过殖民与周边地区建立了许多贸易网络。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卡·奥利韦莉（Francesca Oliveri）解释说，“是经商利益促使迦太基对外扩张征服，并建立新的殖民地。”奥利韦莉也是西西里海洋考古研究所其中一位考古学家。

奥利韦莉说，“罗马和迦太基两国政府是争夺地中海统治权的对手。地中海地区资源和原材料丰富，这两个‘超级大国’可以取之不尽。”

迦太基在在北非海岸、西班牙南部和撒丁岛建立了很多殖民地。

到公元前264年，两强争霸战开始集中在西西里岛。西西里岛的西部被迦太基人控制了几个世纪，而东部则被希腊人占领。被称为玛末丁人（Mamertines）的一小队意大利雇佣兵，在西西里的梅萨纳（Messana）（即现在的墨西拿Messina）有一个立足点。玛末丁人在西西里的锡拉库萨（Syracuse）与希腊人爆发冲突，同时向迦太基人和罗马人求援。两强都采取了回应行动，最终打破了该地区脆弱的权力平衡，引发了一场长达23年的战争。

两强相较，罗马人的军事力量更胜一筹，但罗马人主要是在陆地作战。奥利韦莉说，“罗马人对外扩张之初，认为不必拥有一支海上作战的舰队，也没有为这场海战做好准备。”相反，迦太基人拥有一支庞大的商业船队，他们可以迅速将商船队转化为舰队。

对于交战双方，位于舰首的铜制撞角（也称为战舰冲角）是当时海战的主要武器。撞角重达数百公斤，如果成功冲击到敌舰，就会给对方造成相当大的损失。有时会撞沉对方的船。有时撞角在冲击到敌舰后会堵塞住敌舰船桨，使敌舰无法逃脱，士兵就会冲上敌舰，接管战船并掠夺船上的物资。

连年战争不断让迦太基人和罗马人都苦不堪言。奥利韦莉说，“生命和经济两方面付出的代价都非常昂贵。在战争最后阶段，罗马甚至不得不向最富裕的家庭贷款，以武装舰队和建造新战船。”

最后一战发生在西西里岛西海岸的埃加特斯群岛附近，当时罗马人拦截了向围困在埃里切山（Monte Erice）的迦太基军队运送紧急军需的船只。迦太基军队疲惫不堪被迫投降。奥利韦莉说，“从此西西里归属了罗马。”

奥利韦莉指出，是许多因素，包括风的强度和方向最后让罗马人获得胜利，但要是此战迦太基人获胜，世界历史可能会大不一样。她认为，“罗马的统治范围可能会仅局限于意大利半岛一隅，迦太基则会在地中海周围建立更多的新殖民地，其势力可东达波斯帝国的边缘。”如果迦太基人没有被削弱，他们甚至可能向北扩展，势力范围甚至可能远至英国。

被迦太基战士鲜血染红的岩石？

两千多年来，有关这改变世界版图的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是出于公元前第二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在对这场战争的著述。但不幸的是，波利比乌斯著作中对此战一些重要的细节没有明确交代，比如此海战的确切位置。默里奇解释说，“我们得到的历史文献，只泛泛提到是埃加特斯群岛，但到底在哪个区域，没有具体指明。”

要是迦太基人获胜，罗马人统治就到不了北非地方。

传说埃加特斯群岛海战是发生在这个群岛中最大岛法维尼亚纳岛（Favignana）的一个浅水海湾罗沙湾（Cala Rossa）附近。在意大利文中，Rossa是红色的意思，因为这个海湾的岩石颜色呈现深红色，传说是被战死在海战中的迦太基人的鲜血染红。但实际上，这是海水里的红藻颜色造成的。默里奇说，“这个传说毫无根据。”

所幸图萨也不相信法维尼亚纳岛就是那场战争的发生地，部分原因是他拜访过牙医师的家。牙医告诉他，这个舰首撞角是在法维尼亚纳岛以北的另一座岛——莱万佐岛（Levanzo）的海岸外发现的。

牙医之说看来与一名潜水员的报告相吻合。报告说，这个潜水员在莱万佐岛北面的格罗索海角（Capo Grosso）附近的海床上发现大约100个锚，全都完美地排列在一起。图萨的一位密切合作者、西西里岛海洋考古研究所发言人塞尔瓦托·艾玛（Salvatore Emma）说，看起来系在这些锚上的“绳索好像是一起被割断，以让船只尽快启航。”也许当时罗马人把他们的舰队藏在莱万佐岛的这个海岬的一个悬崖后面，准备在迦太基人舰队接近时发动伏击。

受到这些报告的启发，图萨和海洋考古研究所在21世纪初在莱万佐岛近海开始严格的水下考察。他们不仅确认了这些锚的存在和位置，而且还开始挖掘出这场著名海战的无数其他遗物。

西西里岛东岸古城锡拉库萨的广场建筑——他们的许多发现都是在RPM航海考古基金会（RPM Nautical Foundation）提供的先进技术下才得以实现。这个基金会是一家协助地中海国家进行航海考古研究的非营利组织。

基金会协助的航海考古研究主要依赖一艘名为“海克力斯号”（Hercules）的探测船。海克力斯号配备了复杂的多波束声纳，可向船下的海水发送声波。研究小组测量反射的声波，就可以绘制出海底地形图。为了获得更多细节，马耳他大学（University of Malta）研发的自动水下航行器（AUV）会更靠近海床，因而能够发现海床上任何有沉船迹象的微小异常状况。

一旦他们确定了某海域值得探测，就会送一个小型的遥控潜水器（ROV）前往该水域，拍摄该海域水下环境的照片。这些信息将引导潜水员找到可能有人造物体之处。

ROV遥控潜水器技术加快了海洋考古研究的速度。RPM航海基金会主席詹姆斯·古德（James Goold）说，“ROV可以在水下停留一整天或更长时间，并向控制室提供连续的视频。我们每天搜索五公里长的海床，寻找（文物），搜寻过程都记录在视频中，并会持续向控制室报告准确位置。”如果派潜水员下海搜寻，一次只能在水下安全工作大约一个小时，而且无法搜寻同样长的距离，所以只有在确定了精确的位置后，才会做到更有效率的搜寻。

在这次海下考察中，考古研究小组迄今为止共发现了25个沉没海床的舰首撞角。古德告诉我们，撞角的木头已经分解，只剩下铜质部分。奇怪的是，潜水员发现，已掏空的撞角内都塞满硬币之类的小物件。他说，这是章鱼的工作，章鱼把撞角变成了临时的巢穴。章鱼像喜鹊一样喜欢捡拾财宝，往窩里装满小饰品。古德说，“章鱼是积习难改的收藏家，手碰到什么就拿什么，或者应该说触手碰到什么就拿什么。”

章鱼是积习难改的收藏家，触手碰到什么就拿什么——发现的舰首撞角通常都刻有铭文。罗马战舰撞角上的铭文，一般会有当时罗马官员的名字，比如可能下令建造船只的执政官，撞角铭文的发现有助于历史学家研究当时罗马共和国的官僚阶层和政府治理。奥利韦莉说，迦太基船舰的撞角铭文会提到腓尼基人崇拜的巴力神，对罗马人进行诅咒，不过有的也会提到迦太基要人的名字，帮助今天的历史学者了解迦太基的社会结构。

除了铜质舰首撞角，考古学家还发现了这场海战双方留下的约40个战盔。古德向BBC Future栏目展示发现这些战盔的海底地图时告诉我们，“这些战盔所含信息非常吸引人，因为每一个战盔都可以对应一个可识别的个人。我们保存了一些战盔内部的沉积物，以便进行DNA测试，因为在理论上，有可能存在DNA。”如真的测到DNA，就可以了解到这场海战参战者的更多信息。

古德向我们展示了用弹弓发射的铅弹。他说，每颗铅弹重量都相当于一颗0.30口径的子弹，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160公里。

奥利韦莉说，考古小组还发现了大量的双耳罐，可能是用来装载船员的食物和餐具。她说，“我们发现了很多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描绘公元前第三世纪世界的东西。这是全球第一个做如此科学考察的海战古战场，这个古战场将继续考察记录，因为涉及的区域非常大……至少还需要20年才能完成考察。”

悲剧和希望

令人遗憾的是，开创这项考察的先驱图萨已无法看到他的研究和直觉的最终结果。2019年，图萨乘坐埃塞俄比亚航空302航班（Ethiopian Airlines Flight 302）前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一个会议，途中航班坠毁而遇难。诡异的是，这一空难正好发生在3月10日，一般认为这是埃加特斯群岛海战的周年日。

今年，西西里岛海洋考古研究所在西西里两个城市法维尼亚纳和巴勒莫（Palermo）举办了展览，以纪念图萨的生活和工作。他遇难的日子被定为“西西里文化遗产日”，岛上的博物馆、画廊和图书馆会在这一天向公众免费开放。

图萨的朋友、家人和同事都记得他是一位多方考证，一丝不苟的学者。他会认真倾听当地渔民和潜水员的故事，他们对当地海洋环境的观察最终帮助图萨确定这场著名海战是在莱万佐岛开打。图萨的妻子瓦莱里娅·李维尼（Valeria Li Vigni）在图萨去世后继承丈夫事业，接掌海洋考古研究所，她在今年退休。她说，“图萨善于与人交谈。正是这种能力，以及他的坚持不懈，再加上历史资料和考古数据，使他得以证实自己有关埃加特斯群岛海战的理论。”

因此，图萨留给后人的遗产，不仅局限于他对古代历史研究的非凡成就。图萨的人生和工作也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我们应该永远追随自己好奇心，要百折不挠地去找出真相。

谢选骏指出：很多蠢人都把中美关系比作专制斯巴达与民主雅典之间的冲突；而忽略了后者都是同文同种的希腊人，而中美之间却属不同的种族与文明。在我看来，雅典与斯巴达关系，像是英国与法国德国的关系，不像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可以比喻中国美国关系的，似乎更像是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的关系——既不同文，也不同种。现在问题是，罗马这个陆权国家，击败了迦太基这个海权国家，从而彻底改变了历史走向，那么未来的问题是，作为陆权国家的中国，能够击败海权国家的美国吗？

【58、中国努力缩回长城以内】

《“墨西哥，帮帮我”：中国之后，全球化将把我们带向哪里》（PETER S. GOODMAN 2023年1月4日）报道：

随着美国企业重新评估依赖中国工厂制造产品的风险，一些企业正在将业务转移到一个离本土更近的国家：墨西哥。

这种被称为“近岸”的趋势，已经引起了总部位于阿肯色州的全球零售帝国沃尔玛的关注。

去年年初，沃尔玛需要采购价值100万美元的公司制服——单笔订单超过5万件——但没有从中国的常规供应商那里购买，而是选择了墨西哥的家族服装企业普思洛（Preslow）。

蒂萨尤卡工业园的入口，该工业园位于墨西哥城东北部约一小时车程的制造业小城蒂萨尤卡。波顿洛伦和普思洛这两家企业都在这里。

那是在2022年2月，全球贸易格局似乎将要改变。百年不遇的疫情颠覆了航运业。跨太平洋产品运输成本飙升，港口被停泊的货轮堵塞——这都清楚表明，仅靠一个遥远国家提供重要货物可能带来怎样的风险。

对于跨国企业而言，尤其是在华盛顿与北京的敌意加剧之际，数十年来在中国制造产品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信念受到了严峻考验。

普思洛销售总监艾萨克·普雷斯伯格在他位于墨西哥城的办公室中表示，沃尔玛的订单可以说是墨西哥在经济中角色不断变化的标志，也象征着与美国同属太平洋一岸所带来的机遇。

“沃尔玛的供应存在很大问题，”普雷斯伯格说。“他们说，‘好吧，墨西哥，帮帮我。’”

美国企业将业务转移到墨西哥是出于基本的地理因素。将一个装满货物的集装箱从中国运至美国通常需要一个月时间——在疫情干扰最严重期间，耗时增加了一两倍。但墨西哥工厂和美国零售商能在两周内实现往来。

“所有从中国采购的企业都明白，没有办法绕过太平洋——没有技术能实现这一点，”Zipfox创始人雷恩·马赫迪表示，这家位于圣地亚哥的公司负责将墨西哥的工厂介绍给寻求亚洲替代选择的美国企业。“客户总会这样催促：‘能把货快点送过来吗？’”

根据美国统计的数据，在去年头10个月，墨西哥向美国出口了价值3820亿美元的商品，比2021年同期增长了20%以上。自2019年以来，美国从墨西哥进口商品增长超过25%。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项分析，2021年，美国投资者在墨西哥——收购企业和融资项目——投入的资金超过了对中国的投入。

贸易专家表示，未来几年，中国几乎肯定仍将是制造业的核心一环。但由于对地缘政治调整和气候变化挑战加剧等不稳定风险的认识，向墨西哥的转移代表了全球制造业产能的边际重新分配。

随着美国企业重新评估依赖中国工厂的风险，一些企业正在将订单转移到墨西哥的工厂，这属于正在形成的一种被称为“近岸”的趋势，即将生产转移到离本土更近的地方。

根据美国统计的数据，在去年头10个月，墨西哥向美国出口了价值3820亿美元的商品，比2021年同期增长了20%以上。

根据美国统计的数据，在去年头10个月，墨西哥向美国出口了价值3820亿美元的商品，比2021年同期增长了20%以上。“这不是去全球化，”专注于供应链的投资公司默里希尔集团（Murray Hill Group）的执行合伙人迈克尔·伯恩斯表示。“这是以区域网络为中心的全球化下一阶段。”

墨西哥被当作美国人免受全球化陷阱影响的一种潜在手段，可以说是一个充满历史讽刺意味的变化。

30年前，正在竞选总统的商业巨头罗斯·佩罗将墨西哥描绘为抢走美国人饭碗的威胁，警告称“南边正发出巨大的吸食声”。

“现实情况是，墨西哥可以解决我们面临的一些挑战，”位于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的拉丁美洲问题专家香农·K·奥尼尔表示。“与加拿大或墨西哥距离更近的贸易更有可能创造和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

鉴于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在同一片广阔的贸易区内经营业务，其供应链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三国都为彼此的成品提供零部件和原材料。例如，在墨西哥组装的汽车就大量使用了美国工厂生产的零部件。

根据一篇开创性的研究论文，墨西哥对美国出口总价值的约40%包含了美国工厂生产的部件和配件。而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只有4%是美国制造的。

去年年初，沃尔玛没有从中国的常规供应商那里采购价值100万美元的公司制服，而是选择了墨西哥的家族服装企业普思洛。

沃尔玛发言人表示，公司对墨西哥的兴趣是其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旨在使供应链没那么容易受到任何一个地区问题的影响。

目前，墨西哥还没有能力取代中国成为各类商品的主要供应国。

最近的一个早晨，在墨西哥城以北约80公里的普思洛工厂，200名女裁缝俯在咔嗒作响的缝纫机前，伴随着墨西哥民乐的旋律缝制衣服。当地的设计师坐在电脑屏幕前思索新的创意。

然而，仓库货架上的大堆合成纤维织物，几乎全都产自中国。“所有基础材料仍然要从中国进口，因为这里没有供应商，”普雷斯伯格说。“我用的布料在墨西哥根本买不到。”

贾斯蒂尼亚诺夫妇过去常常从一家进口亚洲制服的企业采购。但随着疫情在2020年加剧，以往几天就能交付的订单交付时间变成了几个月。

贾斯蒂尼亚诺夫妇急忙寻找另一个供应商，他们也渴望在西半球给自己的小本生意找到供应商。

“唯一的出路是墨西哥，”贾斯蒂尼亚诺说。

离本土更近

在墨西哥边境的另一边，在达拉斯以北的睡房社区，何塞和维罗妮卡·贾斯蒂尼亚诺也依赖亚洲的重要商品，他们也渴望在西半球找到供应商。

这对夫妇在家中经营着一家名为“维罗妮卡刺绣”（Veronica’s Embroidery）的小企业。他们为餐馆、建筑公司和家居服务公司提供员工制服。

他们在萨尔瓦多出生长大，逃离了可怕的内战，在美国过上了舒适的生活。

现年50岁的贾斯蒂尼亚诺先来到洛杉矶，在比弗利山监狱做看守，后来又成了广告牌安装工。搬到达拉斯后，他在一家汽车零部件厂得到了一份初级工作，最终升为主管，掌握了机械方面的专业知识。54岁的贾斯蒂尼亚诺夫人是一对年迈夫妇的家庭助理。

2018年，这对夫妇买了他们的第一台绣花机，置于楼上的一间卧室里。第二年，他们获得了最重要的客户——“格洛丽亚的拉丁美食”，这是一家在达拉斯、休斯顿、圣安东尼奥和奥斯汀拥有22家高级餐厅的连锁品牌。

贾斯蒂尼亚诺夫妇向一家从亚洲进口制服的公司购买了制服。然后用他们的机器绣上标志。

贾斯蒂尼亚诺夫妇与拉扎制服的合作从小规模开始，只有几十件厨师服的订单。不久之后，他们就在单笔订单中采购了1000件亚麻衬衫。

拉扎制服在瓜达拉哈拉的生产分布在安静的居住区各处。

贾斯蒂尼亚诺夫妇最终将很大一部分业务都委托给了拉扎制服。

他们的分销商在得克萨斯州的仓库中备有大量存货，通常在一天内交货。但随着大流行在2020年加剧，几天的交货期变成了几个月。贾斯蒂尼亚诺夫妇的交货时间也迟了，这对他们的生意是个极大的威胁。

贾斯蒂尼亚诺急忙寻找其他供应商。

“唯一的出路是墨西哥，”他说。

他们最终将大部分业务委托给拉扎制服公司，这是一个家族企业，位于墨西哥首都西北约560公里的繁荣城市瓜达拉哈拉。拉扎公司的商业总监、39岁的拉蒙·贝塞拉非常想进入北方的巨大市场。

“我们知道美国是我们的未来，”贝塞拉说。

贾斯蒂尼亚诺夫妇的美国经销商经营批发，只销售库存商品，不提供定制服务。而拉扎集设计店和服装厂于一身。

贝塞拉的团队讨论了贾斯蒂尼亚诺夫妇想要的细节：一种透气的轻便面料以缓解厨房的高温。两家公司通过电话和视频轻松沟通，而无需顾及时差。

他们从只有几十件厨师服的少量订单做起。到2021年9月，“维罗妮卡刺绣”已经在为一个订单采购1000件亚麻衬衫，价格接近其前分销商从亚洲进口的价格。

最近的一个早晨，贝塞拉在他位于瓜达拉哈拉的工厂接待了贾斯蒂尼亚诺。两人讨论了一项潜在的新合作伙伴关系，其中拉扎将在得克萨斯州建一个仓库，而贾斯蒂尼亚诺将负责美国的分销。

“这一年给美国敲响了警钟，”贾斯蒂尼亚诺说。“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产品的生产地。”

随着全球零售巨头沃尔玛寻求减少在中国的业务，经营了四代人的服装企业普思洛已经在越来越多地向沃尔玛销售夹克。

将业务转移到墨西哥是出于基本的地理因素。将一个装满货物的集装箱从中国运至美国通常需要一个月时间——在疫情干扰最严重期间，耗时增加了一两倍。

墨西哥工厂和美国零售商能在两周内实现往来。

麻烦的遗产

墨西哥发挥其潜力以替代中国的最大障碍可能是墨西哥本身。

其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忽视了国家的基础设施，包括港口。

即使是墨西哥工业精神的热情推动者普雷斯伯格也承认，墨西哥将难以积累中国的制造业产能。

他回忆起十多年前他第一次来中国寻找面料的经历。那里有巨大的纺纱厂，配备专业化的染色业务，生产规模让他大吃一惊。

“那里工厂的规模大到不可思议，”他说。“我觉得不太可能走回头路。这并不容易。”

在他的工厂里，他展示了一件很受欢迎的产品，一款黑色飞行员夹克，上面装饰着精美的彩色图案。拉链是在墨西哥制造的，拉链上的骷髅头坠饰也是在墨西哥制造的。但其余的部件——面料、纱线、衬里——都来自太平洋彼岸。

尽管如此，转变还是显而易见的。

在普斯洛的工厂附近，有一家巨大的工厂每天生产多达600万颗纽扣，雇佣了大约1500名员工。这家名为罗兰纽扣的公司的销售额在过去一年中增长了近三分之二。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索尼·查鲁亚表示，其客户——阿玛尼和Men’s Wearhouse等国际品牌——正在将订单从中国转移出来。

“他们认为美国将继续与中国对抗，”他说。“他们不想依赖中国。”

在普斯洛的工厂附近，有一家巨大的工厂每天生产多达600万颗纽扣，雇佣了大约1500名员工。这家名为罗兰纽扣的公司的销售额在过去一年中增长了近三分之二。

罗兰纽扣公司首席执行官索尼·查鲁亚表示，其客户——阿玛尼和Men’s Wearhouse等国际品牌——正在将订单从中国转移出来。

墨西哥企业正在依赖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持续纷争。

地缘政治重新定位

服装行业的一些人预计，随着全球供应链恢复常态，墨西哥的吸引力将会减弱。

过去一年，航运价格急剧下降。中国已开始放宽对新冠的限制。长期在纽约从事采购的代理人贝尔纳多·桑珀表示，中国服装制造商正在通过提供大幅折扣来积极招揽生意。

“归根结底，一切都是由定价驱动的，”他说。

然而在墨西哥，企业正在依赖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持续纷争。

特朗普政府对数千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拜登总统延续了这一政策，同时增加了试图阻止中国获得技术的措施。

华盛顿指责中国政府对西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群体的残酷镇压是种族灭绝，而新疆是棉花的主要产地。任何购买中国制造服装的公司都面临剥削被强迫劳动的维吾尔人的指控。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以及与中国关系的加深加剧了世界正在分裂为敌友阵营的感觉。

公司需要可靠的供应链。

力克（Lectra）是一家法国公司，为服装行业制造裁剪布料的机器，在过去一年中，其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的销售额增长了近三分之一。

该公司该地区的商务总监卡洛斯·萨米恩托表示：“这种近岸外包的趋势基本上是由美国和中国的局势推动的。”

“并不是说中国将从美国市场上消失，”他还说。“人们现在更乐于考虑将墨西哥和中美洲视为替代方案，而不是完全依赖中国。”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中国正在努力退回长城以内，就像一只遭到猛击的乌龟——北方的玄武布局不是没有道理的。由于武汉肺炎，全球死掉了两千万人！反华浪潮风起云涌——迫使中国再次退回长城以内。这都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血肉长城”的诅咒所致。

《全球新冠死亡知多少：实际数字或高三倍》报道：

在发现第一例病例三年后，全球因感染新冠死亡的人数仍然难以确定。大多数专家认为，实际死亡人数远远多于官方发布的统计。

中国改变新冠死亡界定标准，引起公共卫生界关注。德国之声中文网根据世卫组织的数字，自2019年12月首次在中国发现新冠病毒以来，全球官方通报的死亡人数已超过665万。然而，各国统计新冠死亡人数的方法不同，而且在疫情大流行的三年里，方法也有所改变。

到明年，官方数字和实际数字之间的差异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根据模型预测，在放弃“动态清零”后，中国的死亡人数将超过一百万，而中国最近修改了新冠死亡的定义，这样统计出来的新冠死亡人数会大大减少。

日内瓦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弗拉霍（Antoine Flahault）对法新社表示，判定新冠感染为死亡原因，有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他举例说，在发达国家的医院里，一个已经被确诊感染新冠的病人死亡，可能是一件一目了然的事。但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样，医生们 "通常没有很多信息"来指导他们。

因此，研究人员试图将2020年以来记录的所有原因导致的死亡总数与没有大流行病情况下的预期数字进行比较。

在此基础上，世卫组织的研究人员本月早些时候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说，2020年和2021年，全球有1483万人因感染新冠而超额死亡。这比各国官方发布的同期死亡数字（540万）高出3倍。

北京殡仪馆压力山大

根据总部设在美国的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的研究在今年3月份的估计，这个数字甚至更高，为1820万。 而日内瓦大学的弗拉霍说，即使是上述数字还是可能 "被低估了"。 

今年以来，全球新冠死亡人数上升更趋放慢。《经济学人》杂志定期更新的一项统计推测，自疫情开始以来，全球已经有2100万例超额死亡——比官方数字高3.1倍。

超额死亡哪里最多？

根据世卫组织的数字，在2020和2021两年间，印度与新冠相关联的超额死亡有474万人，是目前为止最多的。印度政府对这一数字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俄罗斯紧随其后，略高于100万。然而，预期死亡人数和实际数字之间的最大差距出现在南美洲。例如，秘鲁在2020-2021年记录的死亡总人数约为正常时期的两倍。   

不过，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医科大学的乌尔默（Hanno Ulmer）指出，新冠在秘鲁流行的几年里，也爆发过严重的登革热疫情，这可能使超额死亡的数量增加，但与新冠无关。 

另一个问题是，很多国家数据非常之少或根本没有。世卫组织的研究人员在本月的研究报告中写道："对于世界上几乎一半的国家来说，利用现有的数据不可能跟踪超额死亡率，对于这些国家，我们必须依靠统计模型。”

在非洲，47个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有每月的死亡数据。

等待中国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中国放弃了“清零”政策，可能导致更多的超额死亡。严格的防疫措施放松之际，中国14亿人口中很少有人已从自然感染中获得了免疫力，而且疫苗接种率已经滞后，特别是在高风险的老年人中。

IHME的模型预测，到明年4月初，中国的累计新冠死亡将超过30万，2023年全年将有超过100万人死亡。  

上周，中国官方证实已对新冠死亡的界定做出修改，现在只有因呼吸衰竭致死的病例才被归入新冠死亡，分析人士称此举将大幅减少官方定义的新冠死亡人数。

最近几周中国出现了感染爆炸性增长，各地的医院、殡葬机构已在超负荷运作。但是本周四（12月29日）国家疾控中心公布的统计中，新增的新冠死亡病例只有一个。

中国国家卫健委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当天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疫情流行和快速传播期，很难准确判断有多少病死率、死亡率，只有疫情周期过去后，才能比较精准地判断。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同时表示，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疾控中心团队很快对新冠流行可能造成的“超额死亡”进行了分析，并公开发表结果。关于这一波疫情可能引起的“超额死亡”，该团队已经在做相关工作，之后会陆续公布。

由于武汉肺炎，全球死掉了两千万人！反华浪潮风起云涌——迫使中国再次退回长城以内。

谢选骏指出：武汉起疫远远没有结束，未来会有更多的死伤——这对全球秩序的冲击和破坏，可以说是无与伦比。这极大地凸显了“全球政府”的必要性。

【59、中国人大声喧哗为的是避免坐牢杀头】

《记者来鸿：公共场所 中国人怎么这么大嗓门？》（BBC麦迪文发自北京2017年3月14日）报道：

北京。想安安静静喝个咖啡，很难——

北京。咖啡馆儿内真有不少"高音喇叭"，怕人听不见？在中国十几年了，还是很难理解，但为什么却有如鱼得水的感觉？

有些地方，公众场所要尽量避免喧哗，人们也都照规矩行事。还有些地方，是中国。

我喜爱这个国家，她有许多值得喜爱的，但是，安静不是其中之一。

世界各地有不少繁华热闹的大都市，人口数百万、数千万。但是，你要提高嗓门干扰了别人，可能会遭白眼儿：首尔、伦敦、东京……特别是东京。

中国没有这样的城市。

在中国，说哪家餐馆儿非常棒，常用的形容词不是"情调"、"高雅"这一类的，而是"热闹"。归根结底，谁愿意去那些不能带孩子、不能开怀大笑、不能撒了啤酒、挑剔、枯燥的地方去吃饭？

经常还能听到大笑

考虑到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12年，你可能会说，有人在公共场所"发声"，对我这样一个"硬汉"记者、完全融入中国方式的人来说，应该不算一回事，但是中国总能给人惊奇。

我坐在附近一个咖啡馆，感觉很都市达人：摄入的咖啡因刚刚好；手边有报纸、其他阅读材料；耳边回旋着贝克尔（Chet Baker）忧伤的小号声，音量正合适；我无法不注意到，对面坐着一位聪明、漂亮的女性，正在和朋友说话。突然……

"喂！！！"有人把音量提到最高开始打电话，百分之百的京腔儿。听过北京的哥怎么给家里人打电话吗？就是那样。"哪……儿？不是吧？"

日本咖啡馆儿更像安静的绿洲

正好这时，咖啡馆里走进一位中国农民，举着他刚才在街上兜售的假的和/或偷来的手表。他自带一瓶茶水，根本无意在咖啡馆儿买东西，一屁股坐在风景最好的临窗位置。一旁是他的哥们儿，也无意消费，兴冲冲地向卖表的演示手机上的新游戏。

啪啪！丁丁！当当！这两位开怀大笑、玩儿个不停。

前面说的打电话的那位对话刚开始升温，一位皈依基督教的年轻人坐在我旁边开始祷告，然后开读她每天的新课、日记式的入门书。

人满为患

许多国家都是人满为患

附近又有人打起电话："喂……！"

游戏，争吵，祷告，聊天，大笑，说话……"看那些星星，看星星怎么发光呢……"

一个嬉皮范儿的中国小伙子打开笔记本电脑，扬声器中传出酷玩乐队响亮的歌声。他闭着眼睛，坐在椅子上摇头晃脑、扭着身子跟着哼哼。

我环顾咖啡馆儿，嘈杂中，除了我之外谁也没反应，就好像这是完全正常的一样。有人在聊天儿，有人在看书，有人在发短信，但是没人抬眼注意身边的活动。

纽约

纽约的喧闹和中国城市有一比

另外一个我也见过这种现象的地方是纽约。有一次我出去吃饭，餐馆儿是开放式厨房。那是早上的高峰时间，我本来准备边吃边看当天的《纽约时报》，一位厨师开始嘟囔同事，气氛越来越紧张，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然后，被骚扰的那位厨师反攻对方，用挺吓人的口吻说，"是，你接着说啊，就你能！"这时，我开始考虑是不是能用炒菜的铲子当防身武器。

接下来，在门口收款台的餐馆老板扯着嗓子高呼，"嗨，保利，你去楼下拿些xxx草莓来！"

连眨眼的人都…没…有。

大都市

大都市永远都在动

公共场所，音量放到多大才能是可接受的？不同的社会、城市、次文化如何找到各自的水平，个中还真有一些难以理喻的地方。

如果说是超大都市，本身噪音就很扰人，或许你必须放大嗓门才能超越？但是，中国农民在田里干活需要和什么噪音竞争呢？

也许人太多，必须放大嗓门才能被听到？但是，最近这些年，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在没有兄弟姐妹的家庭中长大的，对话的只有父母。

再说我的咖啡馆儿。酷玩先生收起了电脑，游戏男孩儿也走了，只有第一个女人还在打电话，不过现在她声音小了许多：她在哭。

她的这通电话显然比我预想的要更重要。我心想，"我也曾经这样呀。"

酷玩

酷玩固然好听，但是公共场所放大音量听？

我还记得，许多年前在伦敦背包旅游的时候得到消息，我在悉尼的一个好朋友——年轻优秀的医生——去世了。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所以我去一间咖啡馆儿，给她写了一封告别信。

公共场合，我在流泪哭泣，人们看着我，但没有不满的意思。他们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当我告诉一位BBC同事我准备写这篇文章时，她笑了，"啊？你——澳大利亚人要说别人嗓门儿大？"

或许我们真是高音喇叭？我从来没想过这问题。或许这就是我在中国如鱼得水的原因？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为何喜欢“热闹”的地方？因为那里人多，比较安全，不容易无缘无故地失踪、被绑架或被自杀。中国人为何喜欢大声喧哗？为的是公开自己的所有言谈话语，免得被怀疑甚至栽赃污蔑为秘密结社、反动言论，结果等待他她们的就是坐牢、杀头了。可是英国鬼子不懂这些，还要不懂装懂，于是就妄加揣测，胡乱解释了。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大声喧哗》（2020-06-23）报道：

台北故宫博物院现在多了一景。每个展厅都有一个工作人员手举一牌，上面写着几个大字：请轻声细语。毫无疑问，这是应对大陆游客的无奈之举，因为几年前尚没有这一幕，那时大陆游客还不多。说是无奈，是因为在博物馆里让人举着一个牌子，而且是叫人说话小点声，确实大煞风景。

曾经与周围的人讨论过为什么中国人到了哪里都喜欢大声喧哗，即便许多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也常常如此。有人把它归结于文化现象，说是中国脱胎于农业社会，农民在田间劳作只有大声讲话才能相互听到，现在从农业社会转移过来不久，语言说话的文化传承不会很快改变。这种解释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大站得住脚。台湾也是从农业社会转型而来，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啊，为什么他们说话轻声细语？我还去过一些目前仍处于农业社会的国家，似乎未见他们的国民说话声音比我们还大。

我以为，中国人喜欢大声讲话，主要是源于制度和社会因素。中国人历来讲究斗争，包括与人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是一句经典的语录），官府与百姓之间是一个管制和抗争的关系。为官者，大声说话体现官威；为民者，说话大声为的是壮胆。我不知100年前的百姓说话是不是就是声音很大，但我知道我这一代以及上下20年的人们认识世界的时候，所闻所见皆是游行、喊口号、批斗会、群众集会等，这个时代过来的人声音小不了的，可能还会传给下一代。

温良恭俭让，本来是君子的风度，但在很长时间里却成了讨伐的对象。人们故意要学的粗俗一些，说话声音大不会被人嘲笑，只有说话声音小才容易被人轻视。当国家的最高领导把“不须放屁”四字写入诗中的时候，国民自然不会把声音的分贝降下来。

时过境迁，现在的环境已和过去大为不同。但社会的一些制度因素犹存，尚未全部消失。当解决事端不是靠法律而是靠人言时，人们的说话声音是不会小的。现在政府提倡文明出境旅游，很好，但这绝不是靠喊口号可以解决的。一是要靠教育，二是要靠制度演化。

中国人大声说话已经成了习惯，似乎从娘胎里就带出来了（据说有研究表明不同民族婴儿的啼哭声有大小之差）。改变这种习惯，首先从减少人言的法力开始。

谢选骏指出：上文以为中国人大声喧哗只是一种粗野的习惯，非也！尤其到了境外，如果大陆游客没有大声吼叫，同行监视的特务或以为他在进行秘密接头，那还得了吗？所以大声是避免坐牢杀头的保命之举也。

【60、中国人民服从命令开始吃草过年】

《纽约时报:中国经济僵尸化,对全世界意味着什么》（2023-08-24 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

中国显然已经告诉它的经济学家们不要再开口了——这是一种防止坏消息外溢的公关绷带。这个国家正面临着通货紧缩和可能的经济衰退，背负着巨额债务，生产力停滞不前，青年失业率超过20%。

在少数富裕城市之外，情况看起来更糟。外国投资正在锐减，增长预测正在下调，人们期待已久的大流行后的复苏未能实现，长期预测甚至更加严峻。

几年前，大多数经济评论人士认为，他们正在目睹一个帝国巨兽的崛起，甚至可能是中国世纪的到来。如今，人们更常听到的是人口下降、中国的人均GDP永远不会超过美国，以及尽管中国规模庞大、实力雄厚，但它的经济最终可能重蹈日本覆辙——日本的快速增长曾让美国人恐惧，然后陷入了“失去的”几十年。

在美国，决策者和越来越多的公众似乎都在关注“新冷战”，中国的衰退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地缘政治竞争。一些人感觉这个消息令他们松了一口气，同时这对美国人的钱包意味着什么，却又充满疑问。

还有一些人更加紧张，他们想知道中国的反应，并且担心安全后果——对一个不安定的大国来说，与国内的不满作斗争意味着什么。“为了保持增长，中国过去的年增长率为8%，现在接近2%，”拜登总统在8月初说，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将这些点联系起来。“这不太好，因为坏家伙有问题时，就会做坏事。”

但是，即使冲突不会加剧，中国经济僵尸化的前景也会引发另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经济衰退，甚至更长期地停滞不前，世界其他地区会怎样？  

这不是一件小事。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没有美国人真正意识到，近半个世纪以来，所谓的中国奇迹一直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8年至2021年间，世界人均GDP增长了30%，中国人均GDP增长了263%，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如果将中国排除在数据之外，全球GDP在此期间的增长将不是51%，而是33%，人均增长率将从30%降至12%。

换句话说，中国从经济大衰退中复苏的势头非常强劲，以至于它单枪匹马地令全球人均增长率几乎增长了两倍。这还不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时期。199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4.2%；2007年，它达到了同样的峰值；在那之后的15年里，它的平均增长率约为峰值的一半。

众所周知，中国的统计数据是不可靠的，平均值通常会掩盖和抹平很多东西，但中国崛起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为显著，近几十年来，中国有8亿人摆脱了全球贫困。事实上，正如戴维·欧克斯和亨利·威廉姆斯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追踪全球发展放缓的敏锐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过去40年的收益根本不是全球性的，而是中国的。根据他们的计算，自1981年以来，在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减少的总量中，中国约占45%，而对不那么极端的人群来说，影响更大：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升至五美元指标以上的人口中，近60%是中国人；升至10美元指标以上的人口中，有70%是中国人。

当然，你不能把中国从经济史中剥离出来，把其余的部分当做自然的反事实；一个国家的经济轨迹与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运密不可分，这就是全球化的意义所在。但全球化也意味着，你不能把中国这些年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仅仅归结为其自身的GDP。因为中国靠自身的繁荣重塑了全球市场，成为天然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基础设施领导者、全球贸易伙伴和需求海绵，吸收了亚洲和整个世界所能供应或制造的大部分产品。一些蓬勃发展的国家通过复制中国以制造业和城市化为动力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另一些国家作为自然资源出口国服务于中国的繁荣，并在中国催生的所谓全球商品超级周期中乘势而上，实现增长。在填充这块海绵的过程中，一些国家过早经历了去工业化，导致没有足够的能力自主驾驭新格局。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里卡多·豪斯曼表示，自1970年以来，只有20%的国家缩小了与美国的收入差距，其他80%都做不到。

虽然一些预测者热衷于将印度封为世界的下一个中国，但此种简单类比存在许多问题。正如蒂姆·萨海最近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中详述的那样，印度制造业近年来其实已经萎缩，而农业劳动力实际上在增长，私人投资在GDP的占比还赶不上十年前的水平；在总理莫迪治下，印度根本没能实现“健康先于财富”式发展，这是其加快攀登世界经济阶梯所必需的基石。

那未来将会怎样？即便世界大国设法避免了直接冲突，情况很可能也并不理想。

十年前，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对增长的终结感到疑惑，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提出“长期停滞”的说法，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的经济轨迹，以解释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的萎靡。美国疫情后极其强劲的复苏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样的叙事，使得此前十年的缓慢增长看起来不太像顽疾，而更像是一种政策选择。

但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已经放缓了几十年之久。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1962年到1973年间，全球GDP的平均增长率为5.4%。在1977年到1988年间，这个数字为3.3%。从1991年到2000年——美国人记忆中繁荣的十年，但其实中国的势头要猛得多——平均增长率为3%。在经济大衰退之后，这一数字的增长则更加缓慢。

这一切都表明，短期内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切照旧，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已有一段时间。另一种可能情况是某种反向的“中国冲击”——不是中国制造业的繁荣摧毁了美国中西部等地的传统工业部门，而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放缓削弱其他所有国家的经济前景，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东亚和东南亚对华关系密切的经济体。

这样的未来并非不可避免，一方面因为中国已在忙于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则因为中国仍然更多是制造国而非消费国，这让全世界没那么容易受到中国需求波动的影响。还有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和（较小程度上的）欧洲摆脱了条件反射式的紧缩政策，转而采取了可能在形势变幻莫测时带来更多灵活性的办法。

但还有一个原因是，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全球绿色转型的速度和规模，其结果目前还无法预测。这种转型的规模如此之大，它可能带来一场迅猛的全球性新工业革命，不仅是能源，连基础设施、交通、工业和农业也都将被重新塑造和定义。

中国在绿色科技方面的优势也很大。近年来，中国的风电装机容量占到全球的近一半，去年新增的太阳能装机容量也是如此。中国现在还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出口国。即使中国经济放缓，其绿色产业仍可能在一个绿色新世界中蓬勃发展，这或许会损害德国汽车产业和美国做强本土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梦想。（这与第一次中国冲击更为相似。）

但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如果能源转型是当今世界最明显的投资机会，那发达国家摆脱紧缩政策的转变能否真正取代并最终发挥中国40年繁荣的作用？在发达边缘的国家又能否跟上这种消费狂潮？一场绿色转型——哪怕是奇迹般的转型——真的就已足够了吗？

网民嚎叫：

丁小明 今天 08:37

我二十年前就說中共走的是自殺經濟（房地產泡沫），一定會崩潰。西方如果在經濟上不與它保持界限，在它崩潰時會有沉重打擊，甚至毀滅性打擊。今天都開始嚷嚷脫鈎已經爲時過晚，許多中共房地產泡沫錢已經混入西方經濟。中共已在垂死掙扎，必定全面崩潰，西方經濟如何度過這艱難時刻，讓人擔憂。一幫唯利是圖無能愚蠢的西方政客。

Sans2000 今天 06:08

應該比較像日本。

谢选骏指出：中国不同于日本，因为共产党可以使用恐怖手段，迫使人民服从命令，开始吃草过年——2018年王岐山就公开预告过这一点了。

【61、中国人民为何不敢学习中国政府】

《如果连提问都如此怯懦，我们哪里敢恣意悲伤》（2021-07-25 清川书房）报道：

20日下午大约5点的时候，在朋友圈里刷到了一个郑州地铁中传出的视频，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

从那时开始，一直在刷朋友圈，寻找信息。深夜的时候强摁着不安，出去跑了个步。回来继续刷到凌晨。

21日刷了一上午。刷到下午的时候终于绝望，停止了。

信息始终是破碎的，没有逻辑，没有因果，没有全貌。迄今为止都没有。

靠一个破碎的朋友圈，想拼凑起有效的、完整的、客观的信息，基本上是无望的。

一直如此。

2008年地震的时候，我在上海和朋友一起。心急如火，可是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们后来找一些朋友一起拼凑了一车帐篷，通过NGO的朋友发过去了。

2020年的时候，我独自在福建老家。封城的时候，我加入了一个记者互助群，想找一些医疗用品，可是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我终于什么也没做成。

现在，我还在上海，除了焦急地刷朋友圈，我什么也做不了。

每一场灾难都像是对我人性的一次鞭挞。盲目、焦急、悲愤，但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做不了。

那相当于150个西湖的雨水，像是泄在我的心里一样。我和那些雨水，都同样有罪。我是旁观者的罪。

我耻于说，郑州挺住。没有人应该在那样的灾祸面前挺住。他们应该悲伤，他们应该崩溃，他们应该哭喊，他们应该无助地呼号。他们不应该挺住，他们应该得到救助。我们任何一个人，在灾害面前，都不是应该挺住，而应该被救助。

我也耻于说，郑州加油。你看那些在凶猛的水流中挣扎的人，他们一定用尽了身上的每一分力量，去努力生存。那些在地铁水中泡着的人，他们一定用尽身上的每一点力气，去努力呼吸，想要多等待一秒钟的救援。你看那些在京广隧道中的人们，他们一定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想要抓住哪怕一线的生存希望。

我们没资格叫他们加油。他们已经耗尽了所有生命的力量。可是在视频中，我们看见他们被冲下马路，他们躺在冰冷的地铁站地板上，他们浸泡在仅仅1800多米的隧道中。

郑州是一座城市，郑州人是每一个人。他们都有名字，可能有小名，可能有爱称。他们平时都不叫郑州人。他们被亲切地、柔情地、戏谑地、轻蔑地、鄙夷地叫着。可是现在他们的名字都消失了。

所有的挺住和加油的空洞的喊叫，都是残忍、冷漠和无意义的事不关己。

我曾经是一个记者。提问是我的天职。所以，对于那一天，和对于前后的那些天，我都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有的是本能，有的是在看了报道、帖子之后产生的。

可是我不敢问。

我的怯懦加重了我的负罪感。

比如，天气预测有偏差。7月17日，焦作就已经发出暴雨警报，预测雨量达到500毫米。按照百度地图的计算，焦作离郑州的驾车距离仅仅88公里。

500毫米的降水量，比郑州实际的降水量还要大。这明显是区域性的灾害。在长达3天的时间里，郑州一切照常。这是为什么？

20日当天，从凌晨一点钟开始，郑州市已经发布了暴雨警报。而地铁、公共交通、学校、商场、营业场所在暴雨来临之际，都还在正常运行。为什么？

地铁5号线，从停止运行，到救援发生，其中经过了3-4个小时的时间。这个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地铁救援在哪里？外部救援为什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目前披露的伤亡信息，是5号线死亡12人，伤5人。全城到底有多少伤亡？郑州的雨还在下，还有多少人失踪，多少人受困，多少人需要被拯救？

……

我大概有几百个这样的问题。可是我不敢问。

事情已经过去了两天，我们仍然在朋友圈里无望地拼凑信息。两天来，只有一个孤独的腾讯文档，被几百万人编辑，孤独地在互联网的世界里，如同孤魂野鬼一般流窜。但它却不是索命的，而是救命的。

我们对前互联网的传统时代有一万种抱怨。但是那个时候有许多媒体，和年轻的血肉，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传递信息。

我们现在连提问都已经如此怯生生了，在庞大的，瞬息万里的，自由的互联网世界里。

如果连提问都如此怯懦，我们哪里敢恣意悲伤。

如果我们连悲伤都如此压抑，我们的罪过，并不是毫无来由。

谢选骏指出：“中国政府”一直号召“中国人民”要“学习进行时”，其实中国人民不敢“学习”中国政府。那么，既然中国人民不敢学习中国政府，哪又学习什么呢？学习成为中国政府的敌人？

《天津会谈期间中国激烈抨击美对华政策 提出“纠错清单”》（2021年Jul 26 BBC）报道：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在天津会谈期间措辞强硬。

中美天津会谈于7月26日举行。26日上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与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Wendy Sherman）举行会见，期间中方措辞对抗性明显。

谢峰在会见后的吹风会上称，美国一些人把中国当做“假想敌”，导致中美关系目前陷入僵局，面临严重困难。谢峰表示，中方在会谈中向美方提出两份清单，分别为“纠错清单”，以及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稍后在当天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向美国提出了“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等“四个停止”的要求。

截至目前美国方面还没有就当天会谈内容进行具体说明。25日抵达天津后，谢尔曼在推特上表示，向在河南水灾中失去亲人的人们表达美方“深切哀悼”。

这是中美两国今年3月阿拉斯加会谈后的又一高层会晤。作为美国第二号外交官，谢尔曼于7月25日至26日访问天津，分别在当地和谢峰进行会谈，并会见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赵立坚在26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在天津会谈中提出了“四个停止”，其分别为“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损害中国利益，停止踩红线和玩火挑衅，停止打着价值观幌子搞集团对抗”。

此外中方据称在会谈中首次向美方提出要求“纠正”的行为清单。

据中国媒体“澎湃新闻”报道，谢峰在会后吹风会上表示，中方的“纠错清单”包括：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限制，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打压”与对中国留学生的“滋扰”，取消对孔子学院的限制，撤销将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或“外国使团”，撤销对华为集团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等。

中国关切的个案清单则包括中国部分留学生赴美签证遭拒，中国公民在美遭受不公正待遇，中国驻美使领馆在美遭受滋扰与冲撞，美国国内仇亚、反华情绪滋长，中国公民遭暴力袭击等。

在今年3月阿拉斯加会谈“剑拔弩张”之后，中美关系近月以来继续恶化。在谢尔曼抵达天津前，中国对多个美国官员及机构实施制裁，以回应美国近日对中国在香港中联办官员实施的制裁。

美国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Jen Psaki）24日表示，美方仍全面致力于实施所有相关的美国制裁措施，采取与美国利益与价值观一致的行动。

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消息，谢峰在会谈中称，中美关系目前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一些人把中国当做‘假想敌’”。

他称有专家指出，美国想通过树立“假想敌”，通过“妖魔化中国”，转移美国民众对国内局势的不满，“把美国内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甩锅到中国身上”。

“我们敦促美方改变当前这种极其错误的思维和极其危险的对华政策，”他表示。

此外，中方还在新冠病毒溯源、台湾、新疆、香港、南海等问题上就美方言行表达强烈不满。

中国外长王毅也在25日表示，美国“自以为高人一等”，中国“有责任”通国际社会一道，给美国“补上”如何同其他国家平等相处的一课。

此次中国访问是谢尔曼亚洲行程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她已经前往日本、韩国与蒙古。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上周表示，谢尔曼将从一个“有力的位置”进行此次会谈。

有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天津会谈前称，谢尔曼将明确表示美方欢迎中国同中国的竞争，但每个人需要遵循相同规则，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竞争，美方“希望确保有防护栏及参数”可以避免双方竞争演变为冲突。

合作空间

美国高级官员此前表示，此次会谈并非为讨论具体问题，而是要保持高级对话渠道的开放。

“主要目的是对两国关系交换坦率诚实的意见，”这位官员称。

美方还提出，此次会谈的另一重点是开发潜在的合作领域，美中在一些重要国际问题上均有利益所在，美方认为就此交换意见并探索潜在合作空间十分重要。

赵立坚在记者会上表示，合作需要有良好的双边关系氛围，美国如果一边寻求合作，一边损害中国利益，“这是行不通的”。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民真该学学中国政府对待美国政府的姿态，至少是姿态——虽然放着台湾在那里七十二年了也不敢动一根指头，但毕竟还敢于叫唤一声“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中国人民为何不敢学习“人民政府”的叫唤一下？是担心一旦叫唤起来，这个伪造的政府就会垮台？

【62、中国人是美洲原住民】

《位于北美的原住民 竟与中国有血缘关系？》（世界新闻网尤昱程 2023-05-12）报道：

您可能不晓得，美洲原住民具有更多源自亚洲的多样化祖先来源。一项由昆明动物研究所发表在《Cell Reports》期刊上基因学研究揭示了，冰河时期从中国到美洲的人类迁徙证据。这一发现挑战了以往古代西伯利亚人是美洲原住民的唯一祖先的观点。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会好好说话，否则就不会说“位于北美的原住民竟与中国有血缘关系”，而应该说是“中国人是美洲原住民”了。

《「生命之书」人类基因图谱更新 纳入各族裔47男女样本》（记者张声肇综合 2023-05-11）报道：

科学家10日发布包含全球各地47名不同族裔男女的基因图谱样本，据信新的图谱未来将会对基因医学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第一份人类基因定序图谱出版20多年后，科学家10日发布堪称为「生命之书」的更新版——包含全球各地47名不同族裔男女的基因样本；专家相信，新的图谱未来将会对基因医学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纽约时报报导，新的基因图谱不像初版仅取自水牛城一名混血男性，另参考几十名欧洲裔的基因样本；改版的「基因定序图谱」将47名分别为非裔美国人、加勒比海岛民、东亚人、西非人和南美人的基因图谱完整排序，为科学家、医疗专家提供「基因源头」的医疗蓝图，效用不限于某一种族、族裔和家族的人。

欧洲分子生物实验室基因学家伯尼（Ewan Birney）说，老早就需要这么做了，「他们做得很好。」伯尼说，新基因图谱有助于更加细腻地了解基因的变化与差异，这方面的研究也打开了更多临床应用的窗口。

科学家藉最新DNA排序科技，把47人的独特基因图谱集成成单一图库，呈现细胞动力密码迄今为止最详细的全貌，补全了初版基因图谱里的缺憾，添加1亿2000万组DNA密码，让原有的30亿组密码更形完整。

「基因定序图谱」打破过去DNA螺旋结构的图腾形象，更新版的人类基因图谱好比玉米田迷宫，综合交叉的路径让科学家可以探索更大范围的人类基因多元性。

负责集成「基因定序图谱」的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所长格林（Eric Green）把它比喻做汽车修理厂的新技术手册，旧版只提供技工某一车型汽车的设计图样，新版则提供含括所有厂牌与车款的「主图样」，技工可据此维修各式各样的汽车。

他说，「过去，我们只有雪佛兰车的蓝图，现在，我们有47家汽车公司出厂的47种代表性车辆蓝图」。

这份基因图谱要怎么运用，仍有待各界费心探讨。要有新的分析工具，座标系统要重新定义，短时间内恐难广泛应用。

麻州总医院基因科学长海蒂·任姆（Heidi Rehm）说，各界还要费一番功夫才能将「基因定序图谱」运用得心应手。不过，专家相信，这本新的生命之书迟早会对基因医学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谢选骏指出：从人类学的角度看，用国籍来分隔人类是可笑的，但是殖民主义者却乐此不疲——它们一边入侵全球各地，一边不准世界各地的人进入它们的“国家”，太太太可笑了，完全是双重标准。中国人是美洲原住民，美洲原住民也可以是中国人——太平洋周边，就像地中海周边一样，是一个共通的世界！这就是历史的事实。

【63、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中国需要担心其不断萎缩的人口吗？》（黄思琪 BBC记者 2023年1月20日）报道：

中国公布2022年人口数据，显示该国人口60年来首次出现萎缩。

中国在本周早些时候公布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在60年来首次下降。但专家表示，这一趋势可能不会在短期内给中国带来厄运。

不过，在2030年以后，人口压力将拖累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22年的人口数量比前一年减少了85万，达到14.18亿。多年来，中国的出生率一直在下降，这促使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以试图减缓这一趋势，包括七年前废除了引发批评的“独生子女”政策。但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表示，鉴于近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独特轨迹，要解决这个难题并不容易。

尽管人口老龄化对世界各地的经济体都构成挑战，但对中国来说更令人担忧的是，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在中等收入转型过程中已经很快。

简而言之，中国未富先老。

中国人口6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去年新生儿数创新低

中国人口历史性负增长：街访了解民众减少生育的原因

中国推多项措施“促生” 生育主力军是否买账

中国2021年人口净增仅48万意味着什么

中国统计局本周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出现了60年来的首次下降，出生率也创下历史新低。这并不令人意外。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人口下降始于2018年，人口普查数据一直不准确。

无论如何，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以来一直在下降。其人口抚养比，即儿童和退休人员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已从2010年的37.12%上升到2020年的44.14%。

据联合国估计，本世纪15至64岁的中国人的数量将下降60%以上。

但法托姆金融咨询公司（Fathom Financial Consulting）副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哈里斯（Andrew Harris）表示，中国有大量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可以帮助填补城市地区的制造业空白。

哈里斯补充说，制造业和建筑业仍存在“严重低迷”。他指出，该公司估计，建筑业约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未充分就业，这意味着他们生产的东西低于潜在产量。

“在这两个低迷的来源都被耗尽之前，更广泛的人口情况不会完全影响中国的增长。”他说道。

新加坡政府前首席统计长张保罗（Paul Cheung）表示，中国有“充足的人力”和“充裕的准备时间”来应对人口挑战。

“他们不会马上陷入世界末日。”张保罗说道。

他还指出，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在保持经济相对稳定的同时，为日益老龄化的公民提供一个安全网。

但并非所有人都如此乐观。

中国人口6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中国民众怎么看？

“中国与韩国和日本等国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人口（压力）在收入水平低得多的情况下显现。”哈里斯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9年的一份报告预测，到2035年，中国的主要养老金将耗尽，部分原因是劳动力不断萎缩。

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的研究显示，2016年，约七成中国人已经感到公共卫生系统承压。人口老龄化和不断升级的新冠疫情危机给该国带来了额外的压力。

中国人口减少可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连锁反应。

首先，劳动力萎缩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上升，这可能会增加消费和生产成本。最近的报告已经显示，长期以来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的制造业业务正在输给亚洲和南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研究员易富贤长期以来一直批评中国已废除的“独生子女”政策。他表示：“中国的劳动力萎缩和制造业衰退将导致美国和欧盟物价和通胀高企。”

鉴于中国最近提高生育率的努力收效甚微，北京可能不得不寻找其他方式来维持经济增长。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China Centre at Oxford University）研究员和独立经济学家乔治·马格纳斯（George Magnus）表示，这将包括做出艰难的政治决定。

马格纳斯表示，例如，中国应考虑通过国家立法提高退休年龄。目前中国大多数男性的退休年龄为60岁，而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退休年龄为64.2岁。女性公务员为55岁，女性蓝领为50岁。

然而，此前有关提高退休年龄的呼吁在中国引发了反弹，因为年长的工人不希望推迟领取养老金的时间。

哈里斯表示，中国已经在通过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实现自动化，但这对生产率的影响尚不清楚。

他指出，另一个解决方案是通过移民来增加人口，尽管这不是中国共产党历来青睐的选择。

一些观察人士表示，尽管中国不能再依靠其人口红利来推动经济增长，但如果它能够从其他来源（如生产力）寻求增长，这可能不是一件坏事。

“我们应该更加细致地看待中国人口增长停滞的问题。更稳定的世界人口更有利于（解决）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和城市拥堵问题，这可能导致一些国家的人口下降，”马格纳斯说。

“人口不是天命。关键是要让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像激光束一样聚焦于‘应对机制’。”

谢选骏指出：中国需要担心其不断萎缩的人口吗？当然不。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所以我三十多岁的时候就连中国的教授都不想做了，把位置让给别人让其“谋幸福”去吧。中国需要担心其不断萎缩的人口吗？不需要的。中国人像草一样，是杀不完的。

【64、中国人为何无法获得民主自由】

《民调：过七成中国民众认为中国已足够民主 专家：言论不自由，不敢说真话》（美国之音 2021年5月6日）报道：

一份最新的全球民调显示，在中国，85%的受访者认同民主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尽管中国的“民主指数”多年来一直在全球排名倒数，有71%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已实现民主，且已足够民主。专家指出，在缺乏媒体和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中国的民调数字需谨慎看待。

这份名为“民主认知指数”（Democracy Perception Index）的民调显示，世界民众对民主重要性的认可度较去年上升3个百分点——81%的受访人认为自己国家拥有民主是重要的。

但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世界只有略过一半的民众认为自己国家已实现民主；甚至在民主国家，该比例也不到六成民众。

在威胁本国民主实现的诸项因素中，收入不平等成为被最多人列为威胁的因素，言论自由限制紧跟其后。相较去年，现有更多民众将社交媒体视为对民主的威胁。

但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更多民众认为美国的影响力比中俄影响力更威胁本国民主。不过随着拜登总统的上任，世界民众对美国影响力的正面印象较去年有所上升。

这份名为“民主认知指数”的问卷调查由国际非营利组织民主联盟基金会（Alliance of Democracies Foundation）委托德国民调机构Latana进行。调查于今年2月24日至4月14日之间进行，对全球53个国家的53194名受访者进行问卷调查。

报告主作者之一弗雷德·德沃（Fred DeVeaux）曾强调，“民主认知指数”的报告结果是受访者的主观理解，而非客观事实。

滕彪：缺乏媒体和言论自由，中国民调数字需谨慎看待

旅美中国维权律师、现任芝加哥大学人权中心客座教授的滕彪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中国没有自由媒体，民众言论自由也受极大限制，所以对中国民众的这一调查数据背后，一方面是政府宣传洗脑的成功，另一方面是部分民众不敢批评政府，不敢说中国不民主。

“很显然，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有这么高比例的人认为中国已经实现民主，最大因素就是宣传教育洗脑的作用，” 滕彪说。

“中国的官方宣传、官方叙事体系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民主国家，甚至说成比西方的民主制度更好，” 滕彪对美国之音说，“很多人也不知道民主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没比较过中国所谓的这种民主和西方真正的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之间的实质性区别。”

滕彪指出，很多认可中国模式的中国民众并没有亲身遇到过中国异议人士、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所经受的迫害，也没遭遇拆迁、上访这些事。同时，很多人也看不到这些体现中国不民主的事件。在经政府严格管控的信息和舆论环境下，很多民众是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国足够民主。

这样的趋势令滕彪感到担忧和悲观。他说，现在中国大多数人只能通过中国官方的学校和媒体获取信息，网络也受到愈加严格的控制，这使得被启蒙或认识真相的人越来越少。

“我在中国参加维权运动那段时间，江泽民时期和胡锦涛时期，虽然整个政治体制、司法制度等等都是专制体制，但毕竟民间的空间...尤其是互联网带来的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自由化影响了很多人，让很多人意识到中共这样一个政治体制一定要改变，” 滕彪对美国之音说。

滕彪将中国政府近年来推行的高密度安装监控摄像头、社会信用体系和人脸识别等管控方式统称为“高科技极权主义”。他认为，随着中国媒体、学校和整个民间社会受到愈发严格的管控，中国民众的觉醒越来越难，被洗脑也越来越普遍。

民主国家民众更具批判精神，制度和人民可以对话

在另一方面，有81%的世界民众认可民主对本国的重要性，但仅有53%的人认为本国已实现民主。即便是在被美国非营利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评为“自由”的民主国家中，也只有58%的民众认为本国已实现民主。

其中，民主最受本国民众认可的国家是丹麦、瑞士和挪威。在被评为“自由”的民主国家中，波兰表现垫底，只有30%的波兰民众认为本国真正实行民主。世界范围内，民众的民主认可度最低的国家是被评为“不自由”的委内瑞拉、伊朗和“部分自由”的匈牙利。

相比之下，在“不自由”的中国，民众对民主的认可度和挪威持平（均为71%）。

滕彪表示，民主国家的民众一方面知道自己的国家是民主体制，而非专制体制，但由于他们对民主的评判标准往往是自己心目中满意的民主图景，所以对社会问题总体上更持批判精神的民主国家民众更易觉得自己的国家还未真正民主。

对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满意度上，民主国家民众更为批判的态度也得以体现。总体上，世界民众在这上面的满意度大幅下滑，从去年同期的70%降至目前的58%。但降幅在民主国家最明显，跌至51%；欧洲跌幅更大，跌至45%。而亚洲国家对政府疫情处理的满意度高达75%，且与去年基本持平（77%）。

滕彪认为，民主制度优于专制制度的重要原因就是允许公众批评，而且这种批评也会反映在选票上，所以民主社会更容易发现社会存在的问题，并不断改进——“制度和人民可以对话，所以这种批评精神非常可贵，” 滕彪总结说。

“而在专制国家，人民要么是恐惧、要么是被洗脑，社会缺少批评精神。从长远来看，很多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会被掩盖下去，最后越积累越严重，” 滕彪说。

滕彪也指出，亚洲民众对政府疫情管控的满意一部分也是因为有些亚洲国家确实表现出色，比如台湾。另外，中国的疫情控制仅从结果上看确实效果不错，优于美国等其他民主国家，但其极端严厉、罔顾人权的抗疫模式在其他民主国家难以复制。

调查也显示，全球53%的民众认为政府因疫情而过度限制民众的基本人身自由。虽然这种观点在民主程度较低的国家更普遍（60%），但在被评为“自由”的国家当中，该比率也高达46%。

威胁民主的因素

民主联盟基金会“民主认知指数”问卷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调查各国民众对威胁本国民主因素的评估。

今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球64%的民众认为收入不平等威胁本国民主，在诸项威胁因素中位列第一。而且，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民众对收入不平等的忧虑程度几乎相同。

紧跟其后的是言论自由受限、不公平或作假的选举、大科技公司权力过大、美国影响力、外国势力干涉选举、中国影响力和俄罗斯影响力。

全球受访者中有44%的人担心美国影响力威胁本国民主，而担心中国和俄罗斯影响力威胁民主的比率反而更低，分别为38%和28%。这一结果引起舆论哗然。

在亚洲地区，中美影响力同时被最多民众视为对民主最大的威胁，但相比之下更多亚洲民众视中国为威胁。其中，视中国为威胁的民众比例最高的是台湾（65%），菲律宾次之（57%）。但是，菲律宾有更多民众（62%）视美国为威胁。

亚洲地区有更多民众视中国影响力为威胁的国家是台湾、香港、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其他各国均有更多民众视美国的影响力为更大威胁。

而在欧洲和拉美地区，相比中俄影响力造成的威胁感，更多民众视美国为对本国民主的威胁。

参与撰写报告的德沃在周三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采访时说：“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大多数人认为美国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但在欧洲国家和美国其他许多盟友国家，这种比例反而倒过来，更多人说美国对民主的负面影响多于积极影响。”

对于一贯强调联合欧洲及其他地区民主盟友对抗中国专制影响力渗透的拜登政府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巨大挑战。

民主联盟基金会现任总监普莱斯纳（Jonas Parello-Plesner）周三对德国《明镜周刊》表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其任期内的一些做法长期损害了欧洲民主伙伴对美国的信任。

滕彪也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在其任期内的一些做法对美国民主制度造成实际性伤害，尤其是1月6日的国会冲击事件试图破坏美国民主程序，对美国民主在全球的影响造成很大的负面印象，导致民主国家盟友对美国疏远。

但滕彪认为，中国大外宣系统的作用也是因素之一。在习近平“讲好中国故事”的倡议下，中国大外宣系统对海外媒体的渗透和控制非常有效，全世界很多人被中国的宣传叙事体系迷惑，对中国模式抱有幻想和误解。滕彪也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不过调查报道也显示，自从拜登总统上任以后，世界民众对美国的积极印象开始上升。与去年同时期的调查相比，现有更多世界民众表示美国对世界民主有积极影响。这一增幅在德国（+20%）和中国（+16%）十分显著，但在俄罗斯，这一数据反而较去年降低（-13%）。

民主是大势所趋

于2017年创立民主联盟基金会的北约前秘书长、丹麦前首相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表示，今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民主在世界范围内仍广得人心，世界民众对民主国家联盟展现积极支持的态度，无论是对拜登总统的“全球民主峰会”（55%），还是对英国倡议的“D10”联盟（51%）。

“这都表明人们希望有更多的合作来对抗独裁者。领导人们应该认真注意这些民意，并采取行动，” 拉斯穆森说，“我们现在需要走出新冠疫情，为那些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民主的人们提供更多的民主和自由。”

由民主联盟基金会主办的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将于下周开始，这份《2021民主认知指数》报告中呈现的诸多议题将成为峰会议程的重要部分。》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为何无法获得民主自由？也许法西斯主义的祖国意大利可以提供一个答案——马基雅维利《李维论》第１卷，第１６章：“一个习惯于在君主之下过活的民族，如果意外地变得自由，他们就很难于保持自己的自由。”这好像说的就是中华民国。同书第１７章又说：“一个腐化了的民族，在恢复了他们的自由之后而要保持自由，就会遇到世上的一切困难。”——这还是依据了具有自由民主传统的欧洲经验。何况是在并无类似传统的中国。

有句索马里谚语倒是很适合“中国国情”：“我和索马里反对这个世界；我和我的部落反对索马里；我和我的家族反对我的部落；我和我的兄弟反对我的家族；我反对我的兄弟。”——这种类似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一盘散沙状态，更是无法获得民主自由形式的社会整合的了。

【65、中国人喜欢君主制】

《中国人掀逃亡潮 越来越多人定居泰国》（2023-12-05 新查）报道：

3年疫情封控导致中国经济持续衰退，就业环境愈发恶劣，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逃离中国，选择定居海外，物价低廉的泰国清迈，成为中国人首选城市。

26岁的康妮·陈原是上海一家银行职员，工作稳定且薪资高，但是上海疫情期间的封城经历，以及中国经济低迷，使她对未来的生活前景感到茫然。

康妮告诉法新社，为了改变现有的生活状态，她和丈夫申请了泰国的1年学生签证，于今年5月正式移居泰国清迈。

相比较欧美国家，泰国提供了多种类型的长期签证，包括为期一年的语言课程，费用仅有700美元至1,800美元。

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物价便宜，生活节奏缓慢，康妮夫妇目前靠积蓄维持生活，但他们已经决定不再回国，长期居留国外。

“外面有很多机会，我感受到了希望。”康妮说。

今年以来，在中国通讯应用程序微信上，“移民”的搜索量激增，10月份单日搜索量达到5.1亿次，而1月底“移民泰国”的单日搜索量超过30万次。

31岁的尹文辉在疫情期间留在了清迈，他不想再回国面对家庭及同龄人的工作压力，于是和朋友在清迈开了一家旅社。

他每天上健身房，自己做饭，还学会弹吉他。不过，缓慢的生活节奏已经让他感到有些厌烦，他想去一个更发达的国家，“那里的文化、工作和工资，都会比中国或清迈来得好”。

许多有孩子的中国家庭也选择移居泰国，他们购买豪宅，送孩子就读泰国国际学校，然后全家定居泰国。

2023年10月20日，来自中国的一对年轻夫妇在泰国清迈生活。

路透社曾报道，泰国房产经纪人欧文·朱表示，早前中国买家购房主要是投资，但“疫情过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多数中国人选择购买豪华公寓自住”。

他说，许多中国客户希望在曼谷购买价值200万元人民币的豪华公寓，这些钱在中国一线城市只能买一套简陋的房子，而且位置可能不太好。“因此，有些人会卖掉中国的一套房子，在这里买一套房产养老”。

路透社说，这些中国人在海外置产的动机，除了希望在出现类似疫情爆发时能获得安全保障外，也来自对中国国内经济风险的不安全感。

疫情爆发后，中国经济每况愈下，中国人纷纷“润”到海外，除了泰国，距离中国较近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都受到中国人青睐。

韩国法务部的资料显示，最近五年（2018年-2022年），有1799名外国人获批公益事业投资移民，其中中国人佔比70.8%，有1274人。

今年6月29日，韩国法务部发布了《公益事业投资移民制度改善方案》，将外国人可获得居住、永住资格的投资金额标准提高了2～3倍。

移居日本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根据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公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底，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首次突破300万，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来自中国的人数佔比最多，超过76万人。

此外，还有大批中国人通过一种危险的“走线”方式，涌入美国。据巴拿马移民局的数据，今年，每月穿越“达连隘口”的中国移民人数逐渐增加，从1月的913人增加到9月的2,588人。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的社会人类学家项彪对法新社说，现在的中国人与以往不同，他们希望彻底离开家乡，他们并不寻求在国外发财，而是想要过一种更体面、有尊严的生活。

网民嚎叫：  

人类厄运共同体 44分钟前

厉害锅的人祸一个接一个，武汉病毒还没完，黄祸又接踵而至。

鬼见愁 今天 04:14

在中共国里，只要努力，习胖的高级五毛大门向愿吃党屎的敞开着。只要是高级五毛，习胖赏你吃香喝辣，睡生活秘书和嫖女五毛。不需要移民中共国以外。

近平亲爹 今天 03:05

不是逃亡潮，是来做行乞诈骗的。之前还上过热搜，不愧是jincao它们的骗子国

谢选骏指出：为何中国人掀起的逃亡潮，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却要选择定居泰国？是因为中国人喜欢君主制吗？可能是的，因为中国虽然一百年前就有了共和制度，却是运转不灵，因为中国人还是习惯于发号施令和逆来顺受，而不善于平等协商。大众对于强权政治和恶霸行为，习惯性地逆来顺受，一直停留在人治状态。所以即使逃亡，也要选一个君主国来定居吗。

【66、中国人种的来源和迁徙】

《现代人起源有两种说法 中国人是否来自东非 》（特约记者  奇云 2005年05月23日）报道： 

刮一下舌头，就能采集DNA。 

人类的起源问题一直是科学家探究的热点。中国人是起源于北京猿人还是东非呢？考古学家有不同的观点。日前，一项为期5年的“基因地理计划”已经展开，科学家希望借助DNA技术给人类的迁徙历史描绘一张更加清晰的地图。今年8月，中国首次东非大裂谷科学考察团将正式出发，并将中国人是否源自东非作为考察的主要课题之一。中国人的起源问题有可能增加新的注解。

现代人可能起源于非洲

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有两个概念：人科的起源和智人（晚期智人即现代人）的起源。从目前的化石资料来看，对于人科的共同祖先约700万年前至50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的观点，学术界并无太大争议。对于智人的起源，学术界则存在两种假说。很多科学家支持“非洲起源说”，即目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类的祖先在大约2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然后在距今10万年以内离开非洲，向亚洲和欧洲扩散。还有少数科学家支持“多地区进化说”，认为各大洲人种是由当地的早期人类连续进化而来，即现代人是在欧亚非各自起源。

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一系列DNA研究证据为现代人非洲起源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非洲起源说”有一个缺陷：缺乏10万年前至20万年前现代人化石的支持。1997年，美国科学家怀特率领的国际研究组在埃塞俄比亚阿法盆地发现了3块人类头骨化石。几年后，他们在《自然》杂志上公布了轰动学界的研究结果。这些头骨化石的生存年代为距今约16万年前，是当时所发现的最古老的现代人化石。这一发现为非洲起源说增加了重要砝码。今年2月，《自然》杂志发表文章称，科学家证实，1967年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两个人类头骨化石距今已有19.5万年历史。此前曾认为这两个头盖骨有15.4万年到16万年历史。这为现代人起源于非洲提供了新的证据。

中国人不是北京猿人后代？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新智早在1984年就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同行共同提出了“多地区进化说”：自100万至200万年前直立人从非洲扩散到世界其他大陆以后分别独立演化为现代的非洲人、亚洲人、大洋洲人和欧洲人，在每个地方都按连续进化方式演化，产生现代人。他认为自100多万年前东非直立人进入中国后，中国的古人类就连续进化，同时附带了少量与境外人群的杂交。也就是说，约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仍是中国人的祖先。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从1997年开始采集中国各个民族的DNA样本，在对近2万个DNA样本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在10万年前左右，现代智人逐渐迁移出非洲，来到中亚，其中一些人在当地定居，人类进一步分化。大约到了4—6万年前，一部分人迁移到了东亚，进入到了中国大陆；经过4万年的演化，这部分人逐渐分支，产生了56个民族。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金力指出，现代人是单一物种，而各地猿人却属于不同物种，只有东非猿人走上了向现代人进化的道路，故北京古猿人不可能成为中国人的祖先。

基因地理计划

从你的口腔中取下一些细胞，然后从中抽取基因样本并进行分析，就可以知道你的祖先是从哪里迁移到你现在所居住的地方。这个想法听上去相当大胆，却正是全球科学家目前正在共同推进的庞大工程。

一个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与IBM公司联合发起的国际协作团队，于2005年4月18日正式启动了一个为期5年的“基因地理计划”。来自美国、中国、巴西、南非、英国、法国、俄罗斯、黎巴嫩、印度和澳大利亚的人类遗传学家参与了这次活动。该项目将在全球建立10个中心，使用世界上最先进的“蓝色基因”计算机，对来自不同地区的数十万个DNA样本进行分析。中国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是10个研究中心之一，负责中国人群的DNA样本分析测试。

如何根据DNA判断人的起源呢？父母都传给其孩子一半的DNA，Y染色体只能从父亲到儿子，除自然突变之外，Y染色体基本不变。同样，女性的线粒体DNA在其后代中也不会重组。基因自然突变的DNA被称为标示。一旦识别了标示，基因学家就能跟踪它到首次出现此标示的点上。通过这一方法就能确定血统是何时何地开始的。

中国人种来源、迁徙的最大谜团

一、中国人种来源的新见解

据《自然》（NATURE） 杂志的报道 ，褚嘉佑等13人研究中国各民族的源流关系及与世界各民族的进化关系，用15~30 个微卫星标记，测试中国18个省市28个样本（內4个为汉族，24个为少数民族群落）的遗传变异检验；并以同样一套微卫星标记，测试4个东亚、2个印第安人、1个澳大利亚人、1个新几内亚人、4个高加索人、3个北美洲群体样本作对照，又按结果绘制了种系发育树模式。这个系统发育树的树根把非洲与不是非洲的种群分开来，所有东亚种群相互聚合在一个类群，与它们最近的遗传种群是印第安人，然后是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人。

东亚种群中，南方种群（S）有三个类群：S1，S2，S3；北方种群（N）两个类群：N1，N2。根据这个模式，S1与S2的遗传关系最密切，S1，S2与S3的遗传关系次之；S1，S2，S3与N1，N2的关系又次之；与S1，S2，S3及N1，N2都有关系的是印第安人（30000——15000年前，表明印第安人是由东亚种群迁徙过去的），至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人则是早于东亚种群即迁往澳大利亚和新几点内亚的，故与东亚种群的关系较远。

褚嘉佑及其合作者们的结论是：起源于非洲的的现代人类，组成了现代东亚人的基因库的绝大多数。根据这个研究结果，现代人的祖先约在距今 50000～40000年前开始走出东非大峡谷，向东和向西迁徙。其往东的迁徙路线可能是先到中东，再经现今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到中国南方，到达南方的这些迁徙人群，一部分停留下来，另一部分继续向北方迁徙。由于他们彼此隔离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南北人群在遺傳上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北方人群比较单一，南方人群比较复杂，便是人种自南向北迁徙而不是自北向南迁徙的证据。

最近对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墓葬中完整的颅骨测量，并进行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贾湖遗址的颅骨特征与长江以南的新石器时代的颅骨特征，共17组，具有明显差异，分属北部和南部两大地区类型。北部类型包括11组，南部类型有5 组，另一个外贝加尔组为孤立的组。

贾湖人的种族特征明显属于亚洲北部的蒙古人种类型（包括北亚和东北亚类型）特征，与同时代同地区（今河南境内）的居民最为相似，与黄河下游的居民（今山东）有密切关系，同属一个类型。

联系中国古史的传说来看，古史传说认为华夏大地主要生存着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集团。华夏集团发祥于黄土高原，沿着黄河东进，散布于黄土中部及北部的部分地区；华夏内部又分为黄帝和炎帝两支，按《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黄帝是五帝之首，夏（禹）、商（契）、周（弃）的始祖都与黄帝有关，因而被认为中华先民的共同始祖。东夷集团活动于今山东、河南东南、安徽中部一带，传说中的太皡、少皡、蚩尤、伯益、后羿等都属于这个集团。苗蛮族主要活动于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传说中的伏羲、女娲、三苗、驩兠、祝融氏等属于这个集团。

如果说，贾湖遗骨聚类分析中的南北两大类群，与DNA 片段微卫星标志所划分的北方种群及南方种群有一脉相承的启发，那末，古史传说中的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集团内部和集团之间的战争融合，则意味着 贾湖遗骨的聚类分析中的贾湖组与河姆渡组等已经被南北类群互相接触融合所取代，接着进入有史记载的时期。南北的交流是越到后来越明显，表现在新石器时期所见的考古遺存上，而稻谷正是在这个阶段陆续传入北方。

人种学的比较研究指出，黄河上游和中游新石器文化居民的体质有明显的差异，上游甘青地区的居民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中的华北人比较相近。中游仰韶文化的居民，比较接近现代蒙古人种中的东亚和南亚类型，其中某些特征可能更接近南亚南亚类型，或可视为继承了旧石器晚期智人的特征。长江中下游浙江河姆渡遗址的人骨有蒙古人种特征，又与现代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特征相似，以蒙古人种的特征较弱。河姆渡、河宕、曇石山组与仰韶文化居民的骨骸虽然都与现代南亚类型接近，但在程度和形态组合上并不完全一致。广西桂林甑皮岩的头骨也反映出接近南亚类型，可能与浙、闽、粤沿海的新石器居民有更多的共性。

二、语言起源与农业起源

1990年代以来，法国学者沙加尔（Laurent Sagart）提出汉语和澳台语系有发生学关系，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邢公畹首先表示赞赏，并引用考古学家张光直的意见，认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的尚未显现出差别的汉藏～南岛综合体开始向中国西南部移民，结果分化出“汉藏群”和“南岛群”，前者仍留在北方，后者则通过一系列的海上迁移活动，更进一步地分化。另外两位中国学者郑张尚芳和潘悟云则在坚持侗台语和苗瑶语与汉藏语关系密切的基础上，采纳沙氏的意见，提出建立一个包括汉藏语、南亚语和南岛语的上位大语系，称作“华澳语系” 。这些观点同DNA 片段微卫星标志的研究结果虽然不一致，但有可供启发思考的地方。

近年来研究人体细胞的线粒体DNA（mtDNA）多态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尽管人种间在体型、肤色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而从不同人种所采集的样本分析，显示全人类的mtDNA 的差异却非常之小。由此推论现代人类的祖先应是约十多万年前的一个很小的原始群体～晚期智人（Homosapiens）。这个晚期智人小群体来自同一位女祖宗，它们的遗传特征基本相同。确切地说，是由这位女祖宗所生的女儿们传给外孙女们这样母女相传的方式遗传下来的。因为人体细胞的线粒体只来自母亲一方（线粒体位于细胞质里，男女交配授精过程中，精子细胞只有细胞核和卵细胞核融合，精子的细胞质包括线粒体被排除在卵细胞之外）。美国遗传学家Cann 从全世界随机抽样了135名妇女，包括澳大利亚土著人、美洲土著人、欧洲人、中国人、以及非洲多个民族的代表等，逐对研究每个妇女与其他各个妇女的 mtDNA字母差异的数目，最终确定了在15—25万年前有一个总分叉点，处于该点的女子是所有现存人类的纯粹母系的共同祖先，Cann 称之为线粒体“夏娃假说”（Evahypothesis），我们的线粒体原本来自这位女祖宗。这位女祖宗的后代在十余万年前走出非洲，走向世界各地，以后分化为不同的人种。至于人类肤色和髪色的等差异，是因人们长时期生活在不同纬度的地理环境条件所引起 。

以上DNA 片段微卫星标志的研究和 线粒体DNA（mt DNA）的遺傳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判定人类晚期智人都起源于东非，只是在出走的时间推算方面有些差异，恐不是偶然的巧合。再结合人类语言的起源和分化，更显得同人类生活从采集转向业起源有密切的关系。

最近克劳博士（Dr. Tim Crow ） 提出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有一个名为PCDX 基因的出现，改变了人脑的功能，使人类有可能产生语言。

PCDX 基因原先只存在于女性的性染色体（XX）中，是成双的；在男性的性染色体（XY）中则是单数。但在男性X性染色体中的PCDX基因由于基因交换转位而跑到 Y染色体中去，X染色体与Y染色体通常是不会发生基因交换的，一旦发生了交换，就非常稳定，可以经历几百万年而不变。PCDX 基因的交换约发生于距今20～12万年前，恰恰与在非洲的人类制作工具能力大发展及大脑产生抽象符号的能力重合，从而导致了现代人类的诞生。至于猿类，则其雄性Y染色体没有PCDX基因，因而猿类不会发生这种交换。这也成了人和猿之间智力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 

三、中国人种起源

一直以来，有关中国人种起源的说法都是如此这般：300万年前，非洲的古猿演变成了直立人，他们在100多万年前，走出非洲，在亚洲成了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在欧洲先是成了海德堡人，后来进化为尼安德特人。这些直立人在不同地区独立进化，发展为我们今天的现代人，例如尼安德特人变成了今日的欧洲人，北京猿人变成了今天的中国人。这种假说被称为“多地区连续进化”论。 

这种理论的根基基本上是建立在对于古人类化石的粗糙分析和简单的地域关系推理的基础上，如北京猿人的面部扁平，鼻梁不高，眼眶呈长方形，铲形门齿等等，这些特征在中国的化石上出现频率特别高，它们同时共存于一个头骨的情况更是在其它地区很少见的。因此，这是中国地区人类化石具有的共同特征，从而推论出中国人是源自于“北京人” 的一个单独演化的人类系列。 

然而，近些年来由于人体基因技术在古人类考古学界的应用，这种理论基本上被否定了。1987年，美国加州大学遗传学家坎恩等人通过研究来自非洲、欧洲、亚洲、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148位妇女身上的线粒体DNA，发现各大洲人种中以非洲人变异最多，从而证明非洲人历史在各大陆为最长。计算发现现代非洲人历史达20万年，而欧亚大陆现代人历史只有13万年。由此断定，今天全世界所有的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女性始祖，遗传学家称她为“夏娃”，约15万年前生活于非洲，大约10万年前，她的后裔走出非洲，迁移到世界各地，繁衍生息，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祖先。 

几年前，中国科学院的一群遗传学家在研究了中国28个人类群体的DNA的Y染色体上的遗传标记后，得出了与国际最新流行的理论相一致的结论：北京猿人确实不是中国人的祖先，全世界的人都是来自非洲。从各色人种的遗传标记的突变点新旧不同来判断，非洲的黑种人最古老，欧洲的白种人第二，印度的棕色人第三，亚洲的黄种人第四。 

如果说一百万年前，我们浑身是毛地从非洲丛林中蹒跚地走到了中国，觉得心情尚可，毕竟那时的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我们与今日的黑人不过是共有一个遥远的祖先而已。那么现在最新的结论竟然是，非洲不仅是人类的第一次起源地，而且是第二次的起源地，并且全世界人类的共同祖先其实并不十分遥远，我们与今天的黑人在血缘关系上实在是近的可以。唉，我们怎么会是黑人的近亲呢？ 

DNA的双螺旋结构的链条上交织着不同类型的4种小球，所谓基因就是其中一些小球按照一定秩序连在一起，并具有相应的遗传信息，控制着人类的肤色、形态和健康。还有一些小球的序列不具有功能性，性质如同DNA分子里的填充物，它们的排列是自由的，并且过上个几千几百年会发生一次突变。 

我们所关心的是后者，因为这些突变不会影响到个体的健康和生存，能够稳定地传给后代，并且不断地在后代DNA中积累下来。因此，DNA的非基因部位就好像是一个记录本，记录下来在这代代相传中所发生的突变。这样，只要取样够大，范围够广，我们就可以通过比较不同地区人类之间DNA的非基因部位的相似程度来研究人类迁徙的历史信息。理论上讲，如果自然界中突变发生的频率是一定的，那么从序列差异的大小就可以确定共同起源的时间。一些学者认为，大约每一百万年线粒体的DNA序列发生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的变化，线粒体DNA于是就成了一个分子钟，用它可以追溯人类进化的历史。 

那么，那个“夏娃” 的后代第二次走出非洲的故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话说15万年前，在东非的大裂谷分化出了很多人种与部落，其中就已经包含了现在的黑、棕、黄、白四个人种的祖先。没有资料提及这四种人当时的肤色如何，我判断应该没有多少差异，所谓的颜色标签不过是沿用现代人种分类学上的说法而已。例如白人可能如同今日的印度人一般，肤色也是黑的。 

到了10万年前，地球处于冰川期，大部分陆地被冰川覆盖。全世界其它地方的第一批走出非洲的古人类大部分都灭绝了。在东非，各个部落拥挤在这块炙热的土地上，抢夺着有限的食物，迫于生计或者其它未知的原因，先是棕色人（人种学上的马来人） ，然后是黄种人（人种学上的蒙古人），开始走出东非向世界扩散。 

最早出来的棕色人主要是在海边捕鱼为生，并捡食滩涂上的高蛋白食物。他们拿着旧石器和尖木叉，通过北非来到中东，沿着印度洋岸边向东走。到了5万年前，他们已占领了南亚和东南亚的陆地和岛屿。在此后的几万年里，散漫的捕捞捡食生活让他们沿着无边的海岸线，一路走到东亚，又穿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和南美洲。 

步棕色人后尘出走的黄种人走出非洲的时间要比棕色人晚了近5万年。他们首先也与棕色人一样顺着东非的海岸线一路北上来到了中东这一带，如今天伊拉克的两河流域，在那一带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中东富饶的物产，让智人的人口再次扩张，他们中的一些人从西亚进入印度河流域，在南亚次大陆的北端经过，进入东南亚。初来乍到的黄种人还没有能力与棕色人种抗争。至少在南亚的时候，印度半岛南部生活着大量的棕种人，一小批的黄种人只能沿喜马拉雅山南麓匆匆通过，这与棕色人沿印度洋海岸迁徙的路径有所不同。 

黄种人的扩散速度很快，只用了棕色人五分之一的时间就到达东南亚。这可能与他们掌握了新石器技术有关，也可能与棕色人散漫的生活习惯有关。黄种人的部落在缅甸一带盘桓了很久，逐渐取得一定势力，早先到达的棕色人不断向南退缩。壮大的黄种人随后分化成了沿海支和内陆支。前者最初在越南、广东一带形成了澳泰语系祖先，后来，部分人南下马来和印度尼西亚，小部分人则沿着东海大陆架北上，穿过白令海峡去了美洲，其中一部分在东北西辽河流域停留下来与后来北上的黄种人混合以后形成了黄种人的北亚支，成为阿尔泰语系的先祖。 

这个时候正是末次冰川时期，中国陆地上的许多山脉被积雪常年覆盖，除了有少数棕色人在黄河、长江流域活动，更多的地方毫无人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之间的南岭也是白雪皑皑，限制了黄种人大量地向北的迁徙。 

受阻于岭南的沿海支，这些人是南岛语系和侗台语系的人群的祖先，就是民族学上所说的百越民族。 

受阻于缅甸、云南一带的内陆支，这群人是南亚语系的祖先，就是民族学上说的百濮民族。 

大约两万年前，中国陆地上的冰川不断地消融，内陆支从云南，沿海支从珠江流域，开始进入中国腹地。在千百年的分化中，他们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北部，演变出了黎族、侗族、水族、仫佬族、仡佬族、高山族、壮族、傣族。这些民族在语言上、文化上有很强的一致性，所以也统称越人。有一种说法，农业、新石器、玉器和早期的中国哲学思想都可能首先产生于这一族群中。这也为近些年来，长江流域考古学的新发现所证明，也是本人所要论证的论点：三湘四水——中国南方人史博物馆。 

东部沿海支的北伐，他们进入浙江、江苏、山东，形成了先越文化和先夷文化以及东北的红山文化。 

西部内陆支的先濮民族也几乎同时北上，他们沿着云贵高原西侧向北跋涉，走的是云南、贵州、四川这条路线。中途，分出了两支。一支沿着长江往下走，到了三峡地区和洞庭湖平原，发展出了先蛮文化，形成以后的苗瑶民族。另一支沿着四川的几条大河北上，来到了黄河上游地区，发展出了半坡—仰韶的先羌文化，形成了以后的羌华民族。他们活动的地区与后世的羌人重合。范仲淹的“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就是说的这一带。他们是今天汉族与藏族人的共同祖先。 

到大约6000年前，由于粟谷农业的出现，新石器文化开始在这个地区发展。人口的增长迫使群体又一次开始迁徙，汉藏语系的两个族属开始分野。 

其中一个亚群向东行走，一直到渭河流域才停留下来。他们掌握了农业文明，开始以农耕为生。这个群体就是我们今天汉人的先祖。另一个亚群被称为藏缅语族群体，他们离开黄河流域，向西向南迁移，最后在喜马拉雅山脉南北居住下来。在迁徙的过程中，这个群体就像细胞在不断裂变，分化出了藏、羌、彝、景颇、土家。 

藏族是一个很晚才形成的民族，他们是秦汉时期开始向高原迁徙的羌族中的两支——发羌和唐旄。在进入高原后，与当地的属于棕色人种的雅砻土著发生了混血，使羌人很快适应了高原的环境，也使今天的藏族人的面部特征变得很长，线条、棱角变得刚硬、如同刀削。 

基本上，汉藏分流是黄种人北上中国的过程中最后完成的。因此长期以来，都有汉藏同源的说法。这个在语言对比上也得到了证明：藏语和汉语之间存在的不是一般意义的对应关系，而是系统性的一一对应。这也就是为什么语言学上把汉语归于汉藏语系的原因。 

在渭河流域的华人，其中一部分出潼关东行和南下，受到夷人龙山文化（先期到达的沿海支，史书上所谓东夷）和苗瑶文化（早期分流的内陆支，史书上所谓的南蛮）的影响，分别形成了齐语支和楚语支人群。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齐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差异，就是这个分化的结果。但是，这种差异仍然在彼此可以相通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尽管中原人时常嘲笑一下齐人的散漫和疲塌，如齐人之福，楚人的倔强和冥顽，如刻舟求剑。 

此前，语言学界认为吴越同属一个民族，因为他们之间的语言能相互沟通。经过DNA比对，他们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吴人是东进的苗瑶人和南下的汉人同化后形成的。吴人进入了越人的领域，双方由此产生种种纠纷。“卧薪尝胆” 的故事就是这种世代冤仇累计起来的一个总的爆发。 

中国南部长江流域的百越因为与中国北部黄河流域的汉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太大，不同于先期分化出去的齐楚文化后来又被秦始皇统一回了汉文化圈，因此始终处于被汉民族驱逐排挤的境地，逐渐向南或者偏远的山区退却。史籍记载，三国时期的吴国，立国之初还忙于与江浙境内的山越人作战。但是，长江流域的文明发展对于中国整体文明发展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起了主导作用，虽然这一时期我国远古文化的主干和核心还是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 

2万多年前，沿海支的澳泰语系形成的时候，有一支部落沿着中国的海岸线北上，沿途几乎没有任何停滞的痕迹，一直跑到东北西辽河流域才停留下来，他们就是前面提到的阿尔泰语系的核心。后来东夷人北上，华人也北上，在那里进行了一次大融合。 

这些阿尔泰语系的先民往西分化成蒙古、突厥，往东进入朝鲜、日本，向北穿过白令海峡踏上美洲。注意，这是第二波人类从亚洲向美洲的迁徙浪潮，第一次是棕色人种完成的。 

到此为止，中国境内及其周边的民族来源与迁徙的脉络，基本上清晰了。 

那么，以前我们熟知的北京人蓝田人元谋人都到哪里去了呢？他们都在最近一次的冰川时期，灭绝于恶劣的气候。这个可以从10万年前至4万年前之间的人类化石出土断层得到证明，这一时期整个亚洲完全没有古人类生活的痕迹。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种的来源和迁徙，其实还有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参与，只是由于上文出版太早，并不了解这些十几年来的较新发展——由此可见，“中国人种的来源和迁徙”的故事还将继续改写下去，就像所有的“科学”一样。

【67、中国尚未建成现代民族国家】

《从“七擒孟获”谈起》（纵览中国7/30/2011）报道：

（一）

《三国演义》上有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七擒孟获”的故事。南蛮造反（就是闹独立），诸葛亮带兵征伐，七擒七纵，赢得孟获口服心服，率众投降，发誓永不反叛。

接下来怎么样呢？

接下来诸葛亮设宴招待孟获，“令永为洞主。所夺之地，尽皆退还”。

这就是诸葛亮的少数民族政策：只要你臣服即可，允许你高度自治。

接下来还有段对话——

长史费祎入谏曰：“今丞相亲提士卒，深入不毛，收服蛮方；目今蛮王既已归服，何不置官吏，与孟获一同守之？”孔明曰：“如此有三不易：留外人则当留兵，兵无所食，一不易也；蛮人伤破，父兄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祸患，二不易也；蛮人累有废杀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人，不运粮，与相安于无事而已。”众人尽服。

从诸葛亮的答复可以看出，他之所以不置官不留兵，放手让孟获们自治，首先是有具体困难：只派官不驻军，不安全；要驻军就要供应粮草，成本太高，不值得。再者，倘若派官驻军，只会徒然地增加与当地人的紧张关系，不和谐。故索性不留人不运粮，“与相安无事而已”。

（二）

“七擒孟获”并不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故事，不过其中讲到的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倒确实有相当的历史依据。

不久前，民族学教授陈玉屏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上发表文章“中国历代王朝的基本民族政策”。文章讲到，虽然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那时称为夷狄）并不是只讲怀柔，不讲镇压，“但是自董仲舒创造出‘德主刑辅’的一套系统理论之后，运用到对夷狄民族的治理上，‘怀柔’之道和‘怀柔’之术始终是主旋律”。

作者指出：“体现‘怀柔’精神的民族政策名目繁多，且多具有因时而发的时代特征，可以统称为‘羁縻’政策。”“先儒在论及华夏和蛮夷戎狄民族皆各有自身特点时，谈到天子对蛮夷戎狄治理的原则为‘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其含义为：对蛮夷戎狄要进行教化，但不要硬性地用强制手段去改变他们的风俗；蛮夷戎狄在大的政治原则上要听从‘天子’，但不要硬性地去更改他们的统治方式和治理规则。这就是在多民族的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制定民族政策时均遵循所谓‘羁縻’的要义。‘羁’、‘縻’的本义是马络头和牵牛绳，但用在这里已成引伸之义，即《辞海》中所解释的‘笼络使不生异心也’。所谓‘笼络使不生异心’，就是‘怀柔’。”

按照作者的解释，中原王朝之所以对少数民族坚持羁縻原则，“原因有二：从主观上而言，承认四夷与汉民族自身各有特点和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认识到这种不平衡性短时期内无法克服，治理方式上不能强求一律；从客观上而言，在当时那种生产力低下、交通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朝廷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手段对地处边远、交通极为不便的民族地区像内地那样实施有效的统治。正是基于此，王朝便要求四夷统治者在大的政治原则上服从朝廷而不过问细节，只要在形式上符合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原则就行了；王朝通过‘修其教’，不是采用强制的手段，而是利用强势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对夷狄民众潜移默化，逐步达到‘用夏变夷’的目的。这的确是将民族矛盾和冲突减小到最低限度的明智之举，体现‘羁縻’之治的种种政策如‘和亲’、‘册封’、‘以夷治夷’、‘土官’设置等等，也施行了两千多年”。

当然，历史不是静止不变的。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并非总是相安无事，彼此之间也常常发生矛盾与冲突。有时候，某个少数民族变得强大了，不肯再臣服中原王朝，要争取独立；有的甚至进犯中原，扩展自己的地盘，乃至于夺取中央政权。有时候，中原政权很强大，也会采取一些主动措施，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包括推行若干强制措施，引起少数民族的抵抗，导致暴力或战争。

不过总的说来，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原王朝之所以能和少数民族相安无事，和平共处，那确实是和中原王朝采取怀柔原则和羁縻政策密切相关的；换言之，那就是中原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满足于统而不治，只要你臣服纳贡即可；中原政府容忍不同层次政治实体的相对主权，也就是允许当地的少数民族实行程度不等的自治。

说到纳贡，其实往往是政府倒贴（“厚往薄来”）。为什么要倒贴？因为要笼络人心。为什么要笼络？因为政府知道让别人放弃独立别人是不爽的。要让人家放弃得心甘情愿，你就要让人家知道归属你对自己也有好处。

由于汉人在人数上和文化上都比较强势，长期下来，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范围在增长，汉文化的地区在扩大，众多的少数民族被同化。而这种增长与同化主要是以潜移默化，日积月累的方式实现的。

（三）

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出过一本小册子《论宽容》（On Toleration）。此书早有中译本，译者袁建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和国人很熟悉的那本房龙的名著《宽容》不一样。房龙的《宽容》主要讲的是对不同思想、不同信仰的宽容，讲的是对个体的宽容。沃尔泽这本《论宽容》讲的是对群体的宽容。它探讨的是：“何种政治安排能使来自不同民族、种族、宗教群体的人们和睦相处？”

《论宽容》分析了五种“宽容体制”。第一种就是多民族帝国。沃尔泽指出：“帝国统治在历史上是接纳差异性和促进和平共处的最成功的统治方式。但它不是、至少从一开始不是一种自由民主的统治方式。且不管各种不同的自治体制的性质如何，这种混合体制是专制的。我不想美化专制统治，它会为了维持征服而进行残酷的镇压——正如巴比伦征服以色列人，罗马人征服迦太基人，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人，俄罗斯征服鞑靼人的历史所充分揭示的那样。但业已建立的帝国统治常常是宽容的——正因为它是一统天下才容忍差异性。”

七擒孟获的故事就是一个例证，诸葛亮为了维持征服而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例如火烧三万藤甲军一战，连诸葛亮自己也“垂泪而叹曰：‘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左右将士，无不感叹”）。这一点是不应该美化的；但是在征服后倒确实很宽容。都说中国人崇尚大一统，但古人的大一统观念和现在很多人理解的大一统观念不是一回事。古人的大一统是容忍差异性的，是一国多制，一体多元。诚如沃尔泽所说，正因为它是一统天下才容忍差异性。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不容忍差异性，它怎么能一统天下呢？有容乃大嘛。

古老的帝国体制已经进入历史，一去不返。但古人留下的遗产并非一无是处。例如在对待少数民族的问题上的包容差异。我们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今的共产党却是倒了过来，有其残酷而无其宽容。如今共产党的种种做法，莫说有悖于现代的人权民主理念，就是放在古人那里也是通不过的。

谢选骏指出：人说“如今的共产党却是倒了过来，有其残酷而无其宽容。如今共产党的种种做法，莫说有悖于现代的人权民主理念，就是放在古人那里也是通不过的。”——我看这主要是因为，无论国民党的中囻还是共产党的中囶，虽然忙活了一百多年，但到现在为止依然尚未建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因此没有资格实行民主、落实人权。而为了建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就不得不继续革命、继续进行民族同化。这个历史的力学，谁也改变不了。

【68、中国尚未统一，如何编修清史】

《主持官修清史20年没等到出版 中国清史泰斗戴逸逝世》（记者廖士锋 2024-01-26）报道：

生于1926年的清史学家戴逸，20余年来主持中国官修清史，但直至他近日逝世，都尚未出版。

中国清史泰斗戴逸，已经于1月24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戴逸是中国官方「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不过他未及等到自己主持的官修清史出版，就已经逝世。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消息，戴逸生于1926年，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享受中国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史学会第四、五届会长，第七届中国全国人大代表。

戴逸自1978年起，用7年时间主持编写70余万字的《简明清史》；在《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利用中俄双方大量的官方档案和私人文献，再现条约谈判的全过程，为中国政府处理中苏边境问题提供参考和备要。

戴逸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修清史。2002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启动清史编纂工程，由他出任中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的学生辈、也是清史大家的清史纂修委员会副主任马大正曾盛赞戴逸「做学问的同时保持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包含2016年南海仲裁案后，戴逸要求在「边政志」里要设海洋篇，把南海诸岛的清代情况都讲清楚，「而且还得跟国家的口径一致」；2017年洞朗争议时，也重看1890年光绪年间的一份条约。

中国官修清史，于2003年正式开工，历经多年都未付梓，期间曾在2013年传出2016年将编成、后传出2018年将出版，尽管这还是当时官媒「中国之声」专访戴逸时的透露内容，惟皆未成真。

马大正2019年在常熟识图书馆演讲时，指出2018年9月已把「清史送审稿」上报中共中央，「下面到底还要延续多长时间还不好预测」。他指出，2019年9月「中央」把审读工作交给了当年1月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审读工作领导小组已于2018年10月24日正式成立，「根据审读的意见，我们还会继续修改。现在出版社已介入，出版社还有三审三校，到正式印刷出版，估计时间不会短，大家要有充分的耐心」。

清朝灭亡后，1914年中华民国政府设立了「清史馆」，由赵尔巽主持，1928年以《清史稿》之名刊行十余年来的修史成果，共计536卷，此后一直到两岸分治，都未有新的官修清史。故宫前院长冯明珠曾撰文指，1978年起国史馆与故宫合作进行《清史稿》校注工作，1985年报总统府核备，隔年出版《清史稿校注》。1991年，国史館原计划在上述基础下，聘请专家重修「清史」，但2000年后政府主导纂修清史的思维与时空条件改变，国史馆新修清史计划在完成部分后被搁置。

中国2002年在官方批准后启动清史工程，至2023年6月1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赴中国历史研究院视察时，官媒央视新闻联播镜头有带到「清史审读工作顺利实施」的看板，央视新闻随后指出，《清史》106册共计3,200万字书稿的审读工作历经近两年，已初步完成。在同年4月，中国历史研究院已率先出版大部头的《清代国家统一史》作为首批「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

但2023年11月，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泰苏在社交媒体「X」引述「可靠消息来源」称，「清史项目产出的完整稿子没过政审，原因与『受国外新清史影响过大』有关。

这一消息让中国舆论掀起讨论，不少网友认为，直接增订或者校注《清史稿》即可，也有人批判「新清史」观点是「极其恶毒的东西」。不过，据本报记者向接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中国史学界人士求证，官方并未发布相关消息，史学界也不清楚「政审」这一情况，若真如张泰苏所言，后续肯定有所动作。目前关于「政审」一事，仍未有进一步消息传出。

谢选骏指出：为何“主持官修清史20年没等到出版，中国清史泰斗戴逸逝世”了？因为，中国尚未统一，如何编修清史？所以这人主持的官修清史，无异于水月镜花也。

《苏利文王毅谈12小时 美重申一中政策和对中政策不变》（记者张文馨／华盛顿 2024-01-27）报道：

美中外交高层在泰国曼谷会谈，白宫资深官员27日表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两天以来谈了超过12小时，这是美国外交沟通的一环，不代表美国改变对中政策。

针对台海，资深官员表示，苏利文重申，美国依然致力于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联合公报与六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反对两岸任一方片面改变现状，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期待两岸能以和平方式解决歧见。

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2年和2023年分别在印尼峇里岛和美国加州举行峰会；苏利文去年迄今第四度与王毅面对面会谈，白宫声明称，会继续寻求更多的高层外交，包含拜习通话。

资深官员在苏王会后对媒体举行简报会，他说，这样的沟通是让美中在面对双边关系发展和重要议题时，能深入问题且从战略角度对话；这些战略管道的沟通会持续下去，但不代表美国改变对中政策，苏利文告诉王毅，不希望美中竞争演变成冲突或对抗。

有一点白宫在声明没有提到，资深官员说，苏利文对王毅强调，美方持续关切中方的不公平贸易政策、非市场经济作为以及对美国企业的报复措施；美国会持续采取行动保护攸关国安的科技，「小院高围篱」的做法不会改变，美国追求降低风险而非脱钩。

苏利文和王毅在泰国会晤之际，中东地区因以哈冲突和伊朗撑腰的也门青年运动（Houthis）叛军在红海攻击民用船只等问题动荡，在东北亚则有北韩军事动作频频，随时可能破坏局势。

资深官员表示，美国持续希望中国在这些区域冲突中扮演建设性角色，发挥影响力；此外，在南海，美国依然致力于在遵守国际法的规范下促进航行与飞行的自由，且以和方式解决争端，美国支持中国与菲律宾刻正进行的外交谈判。

此外，资深官员提到美中在军事沟通、人工智能（AI）安全风险与反毒领域的合作；其中，在恢复若干军事沟通管道后，可望在今年春天举行海上军事磋商协议 （MMCA）会议，并在接下来数月内重启战区司令与国防部长的沟通。

谢选骏指出：中国尚未统一，内战尚未结束，如何编修清史呢？——我看中国的传统，都是新王朝编写旧王朝的故事。而中国的新王朝，目前还仅仅停留在我的书里。

【69、中国社会的卫生沿革】

《古代老外：中国人什么都敢吃，卫生脏乱差》（2018-02-18 搜狐）报道：

从十三世纪开始，每个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都会被中华饮食的包容所震撼，在他们的记录里，中国是一个无所不吃的国家。

他们哪里知道，以我们拥有的物种多样性，光是搭配组合就能玩儿几千年，像粽子里该不该放肉这种架，我们至少还能再吵一百年。

1890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对中国人重视吃作了描述：“中国人非常讲礼貌，在拱手作揖的同时，他们还互致问候，常用的客套语是‘吃了么’，因为中国人认为民以食为天。”

西方人：中国人啥都吃

每一个跋山涉水来到中国的西方人都会对中国人的吃产生好奇。在中国走上一圈之后，他们又会感叹中国人真的是啥都吃，从天上到地下，从海上到洞穴，只要能抓得到，都可以作为食物。

十六世纪非法进入中国被抓获的葡萄牙人伯来拉，曾到过中国的福州和广西等地，他称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吃客，什么都吃，“特别是猪肉，而且越肥的越好。除此之外，中国人还吃猫、狗、蛤蟆、老鼠和蛇等等。

中国人爱吃猪肉，这是历来进入中国的西方人共有的结论。1583年来到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描述中国人日常饮食时也提到“普通人民最常吃的肉是猪肉”，不过他记录了更多的食物，包括大米、小米、冬小麦在内的主食，以及黑羊、山羊、鸡、鸭、马、驴、狗、鹿、野兔在内的肉食。

虽然可以看到成群的母鸡、鸭子和鹅，但在这么丰盛的肉食供应下，马、骡、驴和狗的肉也和别的肉一样受欢迎，此外野味，特别是鹿、野兔和其他小动物的肉也很常见，并且售价便宜。

关于中国人是多么喜欢吃猪肉，旅行探险家阿奇博尔德· 柯乐洪恐怕最有话语权了，在乘船途中他的中国厨师变着法儿给他做猪肉吃，有炖猪肉、烤猪肉、猪肉香肠和猪蹄，使得他与中国厨师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而斗争结果只是“简单地用咸鸭和咸鸡蛋取代了猪肉”。

由于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在不同的地域，他们眼中南北地区饮食爱好区别也特别明显。

13世纪奉教皇之命来到中国北方的柏朗嘉宾亲眼看见当时的鞑靼人烹食狗、狼、狐狸和马匹的肉，必要的时候还吃人肉。更有甚者，他还发现这些人吃虱子，“他们确实曾说过，既然它们吃过我儿子的肉和喝过他的血，难道我不应该把它们吃掉吗？我甚至还发现他们捕老鼠为食。”

在中国南方部分地区，人民对青蛙、老鼠、蛇等肉类有着特殊的偏好。在一些地方，某些王府之中经常会有池塘，里面养的鱼不是为了观赏而是为了吃（西方人不吃淡水鱼，因为刺多），甚至在院子里还有野猪、野鹿以及其它野生动物供狩猎；

在杭州，人们啥肉都吃，包括狗肉、野兽肉和各种动物肉；在福州，当地人什么样的野兽肉都吃；在广州，人们吃青蛙，他们认为味道不错，吃老鼠似乎也很正常，男人女人都吃鼠肉，肉食店在冬天会出售腌鼠肉干；

在昆明，人们吃蛇，甚至是毒蛇。在中国生活了三年之久的奥德里克说“蛇肉有一种奇异的香味，是一道非常时兴的菜肴，如果宴客的酒席上少了蛇这道菜，就说明主人缺乏诚意。”

法国海军军官拉普拉斯甚至吃到了“腌蚯蚓”这道菜，由于蚯蚓经过腌制晒干并且切得很碎，直到他反复咀嚼之后才知道原来吃的是蚯蚓。而现在，腌蚯蚓仍然是广西北部苗寨里待客食物，这种当地生长的蚯蚓，长尺余，粗如拇指，入坛腌制后蒸熟热食，味道鲜美，营养丰富。

在众多记载中国食物的资料中，明末来华传教士多闵明第一次向西方人介绍了在中国上至帝王下至平民都吃的食物。

他写道：“它是中国人常吃的，最普通、最便宜的食品，全国所有的人，从皇帝到平民都食用它；不仅皇帝和大人物视之为美味，老百姓也把它当做必须的营养。它可以生吃，但一般与蔬菜、鱼及其它东西烧煮着吃。

这就是豆腐，“欧洲人不吃它，多半因为他们不曾品尝过它的美味。”

1878年，美国的第一家豆腐公司由华人创立，1929年11月，美国的T · A · Van Gundy 成为第一个创办豆腐公司的西方人，他制作了第一桶听装豆腐。直到20世纪中期之后，豆腐才开始被更多的西方人所了解，并逐步被他们所接收并广为食用。

西方人：他们的饮食卫生太槽糕了

虽然中国的食物种类十分复杂，但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饮食文化还是有些难以接受，尤其是在口味不适、卫生太差以及遭遇买卖欺诈之后。美国传教士韦尔斯· 威廉斯总结中国饮食“种类繁多、有益健康、烹制精细”，但因为烹饪中过多用油和葱、蒜，故不合西方人的口味。

当然，并不是每一种食物的口味都不能接受。马格尔尼使团中的巴罗对一次晚宴中喝到的用最好的牛肉加上调配好的酱油煮的牛肉面大加赞赏，“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喝过，他们的面条很棒。”

如果说口味不合适还能够勉强，那么西方人对当时中国食品卫生状况的担心还是相当普遍的。在多数西方人来华回忆录中，他们都提出了一点， 那就是中国人吃饭从来都不会使用桌布，而是将桌子上涂上油漆。

柏朗嘉宾对蒙古地区鞑靼人吃饭时的卫生习惯也很反感。在他看来，如果吃肉时肉汁弄脏双手，那么就应该用纸巾擦掉，“但鞑靼人只会擦在他们自己的鞋上、草上甚至衣服上。”

吃完饭之后本应该洗刷盘子和碗，但鞑靼人从来都不会这么做。即使哪一天用煮肉的肉汤来刷锅，刷完之后还要和肉一起倒回锅里继续煮。

18世纪末，英国派马格尔尼率船队以为乾隆补祝八十大寿为名来到了中国。马格尔尼对于中国的卫生状况表示难以接受。“即使是位居高位的人也几乎不换内衣，不用手绢，满族人甚至会在公开场合让仆人帮自己捉虱子”。

他觉得中国人使用的筷子都不太干净，喜欢吃蒜以及一些味道很冲的蔬菜，并且共用一个杯子喝酒，而那个杯子虽然有时会冲刷下，却从来不清洗或从来不擦拭干净。

马格尔尼的随从也有同样的感受，这对于十分在意厨房环境卫生的英国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在船上，安德森说他见到中国海员相互捉虱子，“他们看起来是那么渴望捉到虱子，捉到之后的满足感就像发现了一样令人惊喜的美味。”马格尔尼使团的秘书作出了补充，他认为普通中国人对于自己吃的是什么动物的肉毫不介意，也不管那些动物是死于意外还是疾病。

除了卫生状况堪忧，中国食品商人的道德问题也影响着西方人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认可。你难以想象，至少在十六世纪，中国人卖鸡的时候，就已经为了增加鸡的重量而给鸡注水，卖粮的时候，为了加重粮食的分量，会往粮食里掺入沙子，而且这些伎俩一直延续到现在。

洛德· 安森在18世纪的环球旅行中在澳门停留时，遭遇到了食品商人的欺诈，他们买回船的家禽很快就会死掉，原先以为是中毒，后来破开肚子后发现，原来商人为了增加分量而往家禽肚子里塞满沙子。

买回来的死猪也早已被人注入了水，他们只能去买活猪，结果发现这些猪被喂了很多盐，不得不拼命喝水，排尿器官也被结扎——只为了增加了体重。

1863年，一个外国游客在广州餐馆用餐，本以为自己吃的是猪肉，仔细辨别之后才发现是老鼠肉，不过这个可能是误传，传教士威廉斯说，久居广州或者福州的人都未见过老鼠肉被当作食物出手，除非是入药。

也许像老鼠之类匪夷所思的东西，只有当人们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饥不择食，而狗肉则不同，在广州多家餐馆的菜单上都有，并且价格昂贵。

西方人：他们的宴会令人尴尬

基本上每个来华的西方人都感觉中国人的宴会举办得十分频繁，中国人会为宴会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凡是聚会、离别、洗尘、红白喜事都要举行宴会，因为中国人认为宴会是表示友谊的最佳形式。不过，中国人很少会在白天举办宴会，因为他们要把时间留给学习和工作。

1600年，利玛窦一行人，带着准备进献给皇上的贡物，离开南京赶赴北京，一路上受到了沿途官员的热情接待，参加了不少的宴会。

他总结道，如果是比较隆重的宴会，那么在预定日期的前一天或前几天，就要向受邀者送去“请帖”，请帖是一张红色纸条，上面写着受邀者的尊姓大名，并列出他的各种头衔。客人的地位越高贵，帖上的字也就写得越大。在举行宴会的那天早上，会再给受邀者每人一份请柬，格式较前一封简短，内容大概是请他务必按时到来。既是礼节，又起到提醒作用。

在客人赴宴的路上，再送出第三份请柬，是为了在半路上迎接客人。这些礼节既繁琐又井然有序，以至于人们至始自终都得规规矩矩，吃起来极不自在，只有起身离席的时候才觉得有点胃口……

但是，对这种环节绝不能带着嘲笑，只能称赞中国这个礼仪之邦和她千年因循相传的神圣礼节，人们说这是祖先们创立的，子孙们都得遵行。

在宴会中，西方人发现中国人吃东西不用刀、叉和匙，而是用很光滑的筷子，长约一个半手掌，他们用筷子很轻松地就能把任何种类的食物夹起来。

食物在送到桌上时已切成小块，除非是很软的东西。开始就餐时还有一套用筷子的简短仪式，这时所有的人都跟着主人做。每人手上都拿着筷子，稍稍举起又慢慢放下，从而每个人都能同时用筷子夹到菜肴。接着他们就挑选一个菜，用筷子夹进嘴里。吃的时候，他们不会先把筷子放回桌上，要等到主客第一个这样做。

他们不摆盐、胡椒，也不摆醋，不过有芥末和其他作料。这些东西他们有很多，质量也很好。他们的宴席上有肉有鱼，煮的和烧的都有；还有炸的肉、肉汤和白肉汤，以及他们特制的其它几种食物，味道鲜美。

利玛窦只是简单地介绍了中国的宴会情况，很显然，他所接触的宴会都显得有些高端。为了让西方人对中国的宴会更加了解，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进行了补充，并首次将南北方人宴会的区别说了个清楚。

南方人很认真，哪怕宴会上微小的细节都会注意到，他们认为自己比别的人更讲究友谊与礼貌，确实也是这样。筵席上他们讲究口味，烹调美食，而不在乎菜肴的数量，席间彼此交谈，胜于吃喝，尽管他们能够很好地把二者结合起来。

他们在宴会一开始就饮酒，不断地吃喝，没有面食和米饭，直到客人说酒够了，这时才送上米饭，酒杯就被放在一边，不再使用。

北方人则不同，他们礼节不多，充分上菜，菜碟大而丰盛，行过全国通行的礼节之后就开始吃菜；每人都可以选择他爱吃的，尽量地吃，这个时候不喝什么，最后才上米饭。当收去盘碟后，他们交谈个把钟头，然后再上别的食物，如咸肉、腊猪腿、舌头等，他们称之为下酒菜，随即开始喝酒。

中国人：老外懂个毛！

在西方人一直抱怨中国食物口味不好，礼节太多十分怪异的时候，中国人则表现出不理解甚至鄙视。

一位中国商人在写给其北京亲戚的信中说道：“你判断一下这些人吃东西的品味吧：他们坐在餐桌旁，吞食着一种流质，按他们的语言叫做苏披。接着嚼鱼肉，这些鱼肉是生吃的，生得几乎跟活鱼一样。

然后，桌子的各个角都放着一盘烧得半生不熟的肉；这些肉都泡在浓汁里，要用一把剑一样形状的用具把肉一片片切下来，放在客人面前。我目睹了这一情景，才证实以前常听人说的是对的：这些“番鬼”脾气凶残是因为他们吃这种粗鄙原始的食物。

他们的境况多么可悲，而他们还假装不喜欢我们的食物！想想一个人如果连鱼翅都不觉得美味，他的口味得有多么粗俗。那些对鹿腱的滋味都不感兴趣的人，那些看不上开煲香肉、讥笑鼠肉饼的人，是多么可怜。

就在这样相互的不理解之下，十七世纪中后期，欧洲迎来了中国热，凡是中式的进餐方式、中式的产品都成了西方人引以为傲的对象。但十八世纪后期，随着欧洲工业的发展，中国的形象日益衰落，中国的食物反而成为西方人批评的对象。

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文化问题常常随着权势发生改变。

《古代中国的城市很干净？说说真实的古代城市卫生》（2018-04-09 阅读）报道：

说到中国古代的城市，受到许多影视作品的影响，可能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一定就是和电影城里一样干净而又整洁。而与之相对的，许多美剧，以及国内很多关于欧洲中世纪的段子，都将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渲染的污秽不堪。就以明代首都北京举例，说一下古代中国城市的卫生问题。

说到中国古代的城市，受到许多影视作品的影响，可能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一定就是和电影城里一样干净而又整洁。而与之相对的，许多美剧，以及国内很多关于欧洲中世纪的段子，都将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渲染的污秽不堪。因此很多精明的所谓“爱国”人士，就开始大力渲染古代中国和欧洲中世纪的所谓差距，那么古代中国的城市，真的就和影视作品，和那些“爱国”人士描绘的那么干净整洁吗？

明《皇都积声图》中的北京

就以明代首都北京举例，说一下古代中国城市的卫生问题。在清代的《筠廊偶笔》中，就有明朝诗人对于当时北京卫生环境的描述：“遍京师皆官无我做处，遍京师皆货无我买处，遍京师皆粪无我便处。”从这来看，虽然这看起来只是一句抱怨，但是《筠廊偶笔》中的这一句，其实还只是描写北京卫生诸多问题的冰山一角。首先明朝显然并没有不能随地大小便的观念，因此就有了：“长安道中有二恨，遍地乌纱，触鼻粪秽……偶从道旁屎，方解裤，卒遇贵官来，前驱诃逐至两三胡同，几于裤内。”的情况。

显然，至少是北京的明朝人，他们在随地大小便这个问题上，可能连今天的印度人也不得不望而生畏，因此就有了“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人马屎和沙土，雨过淖泞没鞍膝。”的情况。然而明代的北京，还有一个即使到今天仍然困扰着北京居民的问题，那就是风沙。比如在明末袁中道的诗中，就描写了北京：“燕市多飙风，常吹陌上尘。一层尘已去，一层尘又生。”北京的沙尘问题的原因，其实就和今天北京的沙尘问题的原因一样，都是因为北方自然环境的破坏。明初开始，大量军户出于防御蒙古的目的，在沿明蒙边境，建立起了大量的卫所，开荒戍边。伴随着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明蒙边境地区，尤其是河北、山西北部地区的人口进一步激增，在元末本就已经环境恶化的380毫米等降水量线地区，在明代戍边农民的开垦，以及蒙古牧民出于生计对草原南部的丛林不断砍伐，使得这一地区荒漠化加剧。因此明朝的边军士兵们，虽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多次抵挡住了蒙古人的进犯，但是风沙，却因为他们的滥砍乱发，而轻易的越过长城，笼罩在了北京之上。

荒漠中的明代长城

明代北京糟糕的卫生，所带来的一个恶果，自然便是瘟疫横行。明代北京爆发的最严重瘟疫，莫过于明末几乎横扫了半个中国的大鼠疫。鼠疫在欧洲中世纪，与一些传染性较强，而且皮肤有明显溃疡肿烂痕迹的疾病，统称为黑死病。而在明末，黑死病在中国也肆虐横行，仅仅在北京，就造成了：“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还有更加夸张的记载：“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虽然这些记载显然有着夸张色彩存在，但是这却是对整个北京造成很大的破坏，以至于后来到了李自成进攻北京时，“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

对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明末瘟疫，本质上其实就是明代恶劣城市卫生的一个结果。

如果明代的北京实在令人作呕，那么之前能不能好些呢？答案时否定的，实际上，在此之前，唐宋时期的城市卫生更加有过之而不及。比如唐代城市就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苍蝇，唐代的长安苍蝇多到什么程度了呢？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载：“长安秋多蝇，成式尝日读《百家》五卷，颇为所扰，触睫隐字，驱不能已。”除此之外，由于长安的地形问题，长安还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内涝。《新唐书》中就有记载：“六月乙亥，京师大雨，水平地深数尺。”而且长安城还有一个严重问题是，长安城内很多民宅、仓库，多是泥土夯成，因此有时一场严重的内涝，甚至足以将整个长安城瘫痪。比如开元三年，就有：“京师兴道坊一夕陷为池，居民五百余家皆没不见。”而到了大历十一年，又出现了更严重的：“夜澍雨，京师平地水尺余，沟渠涨溢，坏民居千余家。”长安城频发的内涝，使得长安城内甚至出现了专门帮人背负行李，过城中那些大大小小水坑的职业。而给这些人带来就业机会的同时，内涝也给长安城带来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瘟疫。

唐代长安复原模型

既然唐朝这么糟，那么宋朝有所缓解吗？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甚至因为宋代商业的急速发展，使得城市卫生问题进一步恶化。除了街道管理混乱所造成侵占街道修建建筑，以至于车马难行之外，宋代的城市的空气质量也很成问题。司马光的《都门诗》中就有：“红尘昼夜飞，车马古今迹，独怜道旁柳，惨淡少颜色。”可见北宋首都开封的空气质量，至少在颜色上，可以和雾霾一教高下。不过这些并不是工业产生的雾霾，而是因为开封的道路缺乏保养和建设，因此造成了尘土飞扬。而这还不算完，两宋最大的卫生问题，其实还要属城市河流的污染。对于当时的中国城市来说，河流可谓是真正的命脉，它不仅提供了城市生活的饮用水，同时河流漕运，也是维系着城市运作的重要通道，那么宋人是怎么爱护城市中的河流呢？据记载，当时宋代城市河流的画风是：“两岸居民，节次跨河造棚，污秽窒塞如沟渠。”而且仅仅是像河中倾倒生活垃圾还不算，有时很多人更是直接将一些尸体抛入河中，比如：“民间因有死人之家，无力买地埋葬，以致弃在沟壑。”如果说河流不干净，那么井水呢？其实更糟，因为当时很多走投无路之人：“有父子夫妇携手赴井而死者，其穷至矣。”由此可见，谁都无法确保，你喝的井水，里面是不是泡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清明上河图》中的宋代城市

如果说《都门诗》里所说的仅仅是普通的沙尘，那么宋朝时期，其实便已经有雾霾的记录。在《宋史·五行志》中记载：“自正月阴晦，阳光不舒者，四十余日。五年正月甲申，雾气昏塞。七月，刘豫毁明堂，天地晦冥者累日。七年，氛气翳日。八年三月甲寅，昼晦，日无光，阴雾四塞。乙卯，昼夜云气昧浊。”除此之外，北宋时期的沙尘问题，虽然不及后来明清时期严重，但是也开始初见端倪。比如景德四年，就有：“京师大风，黄尘蔽天。”

总的来说，在古代的人力物力，以及管理技术条件下，实际上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其实是无法做到如同中国影视剧里那样一尘不染。因此可以说，在卫生这个问题上，古代中国是真的没有什么资格去嘲笑欧洲的中世纪，甚至由于古代中国的城市更为稠密，因此卫生问题只会更糟。

谢选骏指出：明朝的北京肮脏，显然是朱棣迁都，承袭了他的蛮族老娘的恶习。因为上文没有提到清朝的情况，这可能出自满遗的手笔。

《中国人何时不讲卫生了？不是古而有之，而是始于清朝！ 》（搜狐 2018-01-06）报道：

关于中国人不讲卫生，而被友邦批评的报道，连篇累牍，笔者在此就不多说了。对于中国人卫生这个话题，很多人估计想都没想过，认为古人就是这种习惯，可谓古而有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不讲卫生其实始于清朝！

实际上，古人非常讲究卫生，并非如我们所想，邋里邋遢的过日子。关于这个话题，在古代文化、风水学、国家倡导的风气、以及刑法上，都有相关要求，重点如以下四点！

（1）儒家文化中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里的所谓“一屋不扫”，有两层含义，即治理家庭，和做好卫生。在古代很多名仕或读书人家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整洁”！

（2）古代风水学传统，周书《秘奥造宅经》中记载，古人经常要“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也就是说，风水学上也要求讲卫生。见过兵马俑的朋友都知道，里面构造非常整洁有序！

（3）古代国家倡导，最典型的是：先秦时期便提倡“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汉代规定官吏每5个工作日后有一天可以休假洗澡，叫做“沐休”！

（4）法律层面上保障卫生，《韩非子·内储说上》就有“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的记载。这里的“刑”是动词，是处罚的意思，即处罚抛弃垃圾在街上的人！

有人说，这不能代表明朝人讲卫生呀，或许不讲卫生的风气始于明朝呢！关于明朝的记录，有一些当时传教士的记载，比如记载“整洁卫生”、“道路宽阔平整”、“人们衣着干净”等词语，显示出讲卫生的一面。至少要比欧洲卫生，否则传教士没必要夸赞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还有一种税收，即向街上商户等收税，用于修葺道路、桥梁，清理城市垃圾等。关于这一点，基本上每一座城市都会这么做。当然，在北京就更显著了，作为天子脚下，有时候属于财政拨款修理。（沦为奴隶，还能讲卫生？）

但当清军入关后，八旗20余万人，奴仆20万人。在他们将北京城内的汉人赶出，将内城瓜分之后，北京城的堕落就可想而知了。其实，换一个思维，比如将北京城清空之后，换40万以前居住于农村的人进去，你看还能卫生否？其实，大量马匹屎尿，八旗以前的生活习惯，比如随地大小便等，不可避免的会摧毁北京的整洁。

更为重要的还有两点：（1）清朝对城市管理这一块，并不懂，所以造成了城市卫生的恶性循环，税照收，但不办事，（2）仓禀实而知礼节，清朝百姓太穷了，根本没心思讲卫生。（清朝人口剧增，田亩总数却还不如明朝，怎能不穷。）

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从卫生角度，对东亚的清朝和日本做过调查，最终结果让中国人沮丧，即：日本很干净，而大清朝却非常脏。所以，英国人认为，日本比大清还要文明，不容易被殖民！后来，英国始终没想过殖民日本！换一句话说，如果不讲卫生，就可能被别人判为“低等民族”。欧美殖民世界的时候，不就是将被殖民对象视为低等民族吗？

客观的说，其他朝代并非都讲卫生，只是相比清朝，或许都要好上不少。其中，宋朝估计是最讲究的朝代。另外，有一点很关键，我们如今很多风俗习惯，并非古而有之，有很多是延续了清朝。因为，在那种屠刀下的变革中，有太多太多的传统，被扭曲了，以至于如今已经无法复原真相了，比如“正月剃头死舅舅”，其实源于“正月不剃头——思旧”！

谢选骏指出：到了十九世纪，中国和西方相遇的时候，中国社会还是保持上述蛮族状态，而西方社会已有很大的改进，所以差距立显、鸿沟扩大了。

《勤洗澡爱刷牙，古人如此“讲卫生”》（2020-02-20 湃客）报道：

“只要还有一粒米，不往人多地方挤；只要还有一个蛋，坚持不去超市转；只要还有一根葱，坚决不往菜场冲；只要还有一块肉，超市里面不露头；只要还有一口气，呆在家里守阵地！”一边是肆虐的疫情，一边是各种苦中作乐的段子，无奈也好，调侃也罢，信念只有一个：得把日子过下去！

这段与新型冠状病毒做斗争的时间，除了待在家中减少外出，按时更换口罩、保持良好的居家卫生和健康习惯外，“勤洗手”是做好个人日常防护的重要一步，也是降低感染最简便有效的方法之一了。

“勤洗手”，也是古人的金玉良言

中国古代习惯将疾病称为“疾疫”，其中“疾”是普通的、一般不具传染性的疾病，“疫”指流行性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有关报告指出，危害人类健康最严重的疾病有48种，其中属于传染病的就有40种。

一直以来“勤洗手”都是我们保持个人卫生的金玉良言，古代也不例外。据考古学家考证，大约在2500年前，古人就以流水洗手，以避免双手交叉污染。为了不造成浪费，下面放着接水的器皿，这就是象形字“盥”的含义。

十堰博物馆藏春秋青铜盘匜，古代盥器。形如瓢，与盘合用，用匜倒水，以盘承接。

《礼记·玉藻》中记载：“日五盥。盖谓洗手不嫌频数耳。”说的是每天要洗五次脸，而洗手的次数那是越多越好了。勤洗手固然重要，但若是次数过于频繁，反倒成了一种行为“洁癖”。比如北宋大书法家米芾对于洗手的执着，就超乎常人。作为书法家，米芾每日接触笔墨的时间很多，写字时难免会弄脏手指。据说每每到了饭前，米芾都要专门洗手十七八次。这种频率，如果放到现代生活，一只香皂恐怕用不了几天。

米芾的执着不仅在自己的一双手，因为爱干净过了头，他时不时就得将朝服拿出来清洗一番，以致衣服褪色严重，结果被弹劾私自损坏朝服，随即被罢官。因为这种原因被罢官，也是委屈得没谁了。

宋代理学家朱熹教导我们：便后必须洗手！衣服穿久了也要勤洗洗。（“凡如厕必去其上衣，又必洗手，着衣既久不免垢腻，须要勤于洗洗。”——《童蒙须知》）清人李渔也认为，用香皂洗澡、茶水漱口，这都是应该的。（“香皂浴身，香茶沁口，皆是闺中应有之事。”——《闲情偶记》）看到没，古人早就懂得保持个人卫生的重要性。

古人用什么洗手？

没有像现代花样百出的清洁产品，无所谓，古代人很早便开始运用天然资源洗脸洗手了。先秦时期，淘米水曾被当作洗涤用品，称为“潘”。而在谷物并不富足的年代，淘米水对普通人家来说可谓奢侈品了。有的地区，用“草木灰水”和着衣物进行清洗，可以去油污（《礼记·内则篇》）。

为了提升清洁效果，古人寻找到了一种更为廉价的洗涤物质——皂荚。皂荚是一种颇为讲究的洗沐用品，在南北朝时期的南朝率先开始流行，上层贵族洗浴时都用。除了作为洗涤用品外，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还将其视作一种中药材，称皂荚可以医治咽喉肿痛、小便淋闭、胎衣不下等几十种疾病。作为一种纯天然肥皂，皂荚在古人所用洗涤用品中存在时间最长，一直到今天，偏远农村中还有人用皂荚代替洗衣粉来洗涤衣物。

古代是否有人工合成的洗涤用品？答案是肯定的，澡豆就是其中之一。南宋刘义庆曾把晋武帝女婿王敦不识澡豆一事，当作笑话写进《世说新语·纰漏》中。讲得是士族出身的王敦，在刚娶晋武帝的女儿舞阳公主时，上完厕所出来，婢女举着盛水的金澡盘，用琉璃碗盛着澡豆，本意是让他洗手用的，王敦却误以为澡豆是给他吃的，便把澡豆倒进水中饮用，还说是“干饭”。可见，澡豆在当时是相当高级的洗涤用品，连王敦这样的大人物都不识。从史料来看，澡豆也确是古代最高级的洗浴用品，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便记载了唐代宫廷专用的“澡豆方”。

日本宽政戊午（1798年）千贺芳久精思堂仿乾隆聚珍版活字本的《御药院方》，其中记载了古人洗手的方子——洗手檀香散。 

勤洗澡爱刷牙，宋人如此“讲卫生”

古人很早就有爱干净、讲卫生的传统，定期洗浴甚至成为一种休假制度。秦汉时，已形成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的习惯，以至于官府每五天给大家放一天假，被称为“休沐”。而唐代是最喜欢洗温泉的，尤其是唐明皇和杨贵妃，对洗温泉可谓情有独钟。

北宋名臣蒲宗孟以爱好洗澡闻名，规矩甚是讲究，还有“小大澡浴之别”。据记载，他隔一天一小澡浴，用水三斛，使用仆人五六名; 隔两天一大澡浴，用水五斛，使用仆人八九名（据《宋史·蒲宗孟传》）。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是出了名的不修边幅，常年不洗澡，身上长虱子，衣服就更不用提了。叶梦得《石林燕语》曾将王安石“经岁不洗沐”作为一件怪事加以记述，表明洗澡在当时中上层人士中已经成为一种起码的卫生习惯。

而公共澡堂的出现，则是在宋朝以后，与之共生的一种职业，就是搓澡的。王安石不好洗沐，作为好友的吴充、韩维看不下去了，便定期相约王安石一起去公共浴堂沐浴更换新衣。古人重诺，在约束之下王安石不得不去沐浴，衣服也换得勤了，个人卫生有了很大的改观。

南宋时，经营浴室的商人组成行会，称“香水行”。此外，各大寺院也经营沐浴业，有些还特别设置了“汤池”（即温泉）。诗人苏轼就曾在安国寺沐浴，还和其子苏过一起享受过增城 （今广东增城）白水山佛迹院的“汤池”。

不过，当时不少大户人家会在家里建浴室，客人远道而来，主人往往会请客人先泡个澡，待洗去身上的尘埃，再开始设宴款待。在宋代，夏天是每晚必洗澡的，即所谓 “每暑夕浴”。囚犯按规定，夏天也得5日一沐浴。而在不少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都有在江河中洗澡的习惯。

除了对洗澡情有独钟外，宋代人大多重视口腔卫生，不少人坚持早晚刷牙。牙刷的使用在当时已经比较普遍，临安街市上有售“刷牙子”，即牙刷，用“马尾之毛”制成。金子巷口还有一家 “傅官人刷牙铺”，则是专门销售牙刷的商店（《梦粱录·诸色杂货、铺席》）。此外，宋代还有揩牙粉、固齿药，以及“以补种堕牙为业” （《剑南诗稿·岁晚幽兴》）的医生，专门替人镶补牙齿。据记载，有人“早晚揩牙”，结果“年逾九十，牙齿都不疏豁，亦无风虫”，并且 “食肉尚能齿决之”。在宋代，想要保护好牙齿，办法还是很多的。为保持口腔卫生，士大夫还会用鸡舌香，避免口臭。

宋代的牙刷，已经有现代牙刷的雏形了

古人对城市卫生的重视，超过你的想象

在古代，瘟疫是隔几年就会来一次，虽然古代人对疫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难以从机理上全面揭示疫病并提出科学的防疫措施，但一次次的实践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保持良好的周围卫生环境，同时注重自己的个人卫生，是可以减少瘟疫传播的。

早在商代，人们已经制订出了处理垃圾的法令。如果居民将垃圾倾倒在街道上，就会受到斩手的严厉处罚。这一立法，维持到秦代。商鞅制定的秦律规定：“弃灰于道者刑。”唐代时，官府同样会惩罚乱扔垃圾的人，比如打六十大板之类，只不过不会再像先秦时那么残酷了。如果有关管理部门没有履行职责，将同样获罪并受处罚。

在经济文化、精神文明发展登峰造极的宋代，则出现了专职的环卫工人，而保持良好的公共卫生、家庭卫生，早已成为一项“全民行动”。为了搞好并保持城市清洁卫生，官府主要抓两条：一条是垃圾及粪便的处理，另一条是避免城市饮水污染。

宋代临安街头，每天都有专人负责扫街、盘垃圾，这些环卫工可以领到月薪“钱二千，青衫子一领”。城市里建有公共厕所，大户人家有私用坑厕，小民小户“只用马桶”。由于粪便是极好的农用肥料，各家住户都有固定的出粪人，他人“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至因此打官司，“经府大讼，胜而后已”。这些城市中的垃圾、粪便，另有专门的船只负责搬运处理。不仅如此，每到新春时节，官府还会派人挨家挨户疏通沟渠，并负责将道路污泥“搬载乡落空闲处”（据《梦粱录·诸色杂货》《梦粱录·河舟》）。到过临安城的马可·波罗曾感叹这里街道的干净、卫生，“任赴何地，泥土不致沾足”。

杭州一直有一批以开掘西湖为职责的士兵，负责保障城市饮水安全。他们“专一撩湖，无致湮塞”，保证西湖 “无垢污之患”。与此同时，官府出台严令：无论官民，在西湖中“不得抛弃粪土”、“秽污填塞湖港”，“或有违戾，许人告捉，以违制论”。

家庭卫生除了必要的清洁外，宋代各家各户还会想尽一切办法驱蚊、去虱、捕鼠、治蚁。宋时有不少地方蚊虫颇多，为防止蚊虫叮咬，有条件的人家点蚊香，熏蚊虫，临安城中以出卖“蚊烟”为职业的不下数十人（《武林旧事·小经纪》）。为了清除蚤虱，人们大多采用药用植物。如，将芸草“置书帙中即无蠹，置席下即去蚤虱”；去除蚤虱的办法，还有以手捕捉、煮衣釜中、熨斗烙杀等记载。灭鼠主要靠养猫。临安城中“养猫”很普遍，并有专门以提供猫食为职业的人。除了猫捉耗子外，临安城中还不乏卖“老鼠药”的“小经纪人”。

城市发展起来之后，如何处理“不事稼穑”的城市居民的大量污秽之物，成为头疼的问题。唐宋时期，出现了以集中清理城市垃圾、粪便并贩卖到乡下为职业的人，还有人因此成为巨富。

明清时期，粪土贸易更不必说。清乾隆时期来访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的成员斯丹东爵士，在其所撰的访华见闻录中写道：“中国人非常注意积肥。大批无力做其他劳动的老人、妇女和小孩，身后背一个筐，手里拿一个木耙，到街上、公路上和河岸两边，到处寻找可以做肥料的垃圾废物……中国人把这种粪便积起来，里面掺进坚硬壤土做成块，在太阳下晒干。这种粪块可以作为商品卖给农民。”有了这种经济杠杆，大量的粪便垃圾处理就不再是困扰城市环境卫生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古代的个人卫生可能优于公共卫生，因为后者牵涉到了城市规划和政府职能……这方面似乎没有明确的记载。

【70、中国社会一直批量生产文盲和精神病】

《中国社会正在批量生产“文盲”和“精神病”》（2021-05-21 商业模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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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直播和短视频的流行，人们的价值观正在发生强烈的扭曲：

越来越多“丑”的东西正在备受追捧。这些丑陋又三俗的内容，正在占据了中国社会的主流空间。

越来越多的网红，不断的去制造这些内容去迎合了人性的窥私欲和好奇心，它们赚了很多钱，而且成为整个社会的标杆，引发年轻人的模仿和向往。

下面这个是前段时间流传的一个表格，上面显示了很多超级网红的学历。

在收入方面，这些低学历的网红为什么堪称碾压高学历的文明人？

因为它们可以秀下限，可以无限附和人性里阴暗的一面，这就是典型的“劣币淘汰良币”。

举个例子，如果有一天你在大街上行走，这边有几个女人在打架，另外一边有个哲学家在演讲，你会围观哪一个？我相信99%的人都会去围观女人打架，这就是人性。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正在鼓励大家用“女人打架”的方式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于是再厉害的哲学家演讲都会无人问津。

人们正在抛弃一切深刻的东西，包括文学/哲学/思想等等，因为这些东西太深刻太沉重了，人们转而寻找可以麻醉自己的东西，让自己快乐……

整个社会越来越低俗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们越来越享受感官刺激，各种妖魔鬼怪成群结队的出现，并且被社会追捧，“思想”在这个时代变的一文不值，

我们已经陷入轻佻又低劣的娱乐生活，不可自拔，我非常担心下一代人的身心和价值观。

2

如今在各种短视频平台上，我们刷到的绝大多数爆款视频，都是精心设计的。

有大量的专业团队，不断的钻研观众的喜好，为大家量身定做出各种反转剧、雷人剧、甜宠剧，等各种短小的故事。

这些故事在平台算法的帮助下，精准的推荐给每一个符合其口味的观众，让我们大笑/幻想/震惊……

当我们为免费享受平台提供的内容而窃喜时，却不知自己早已成为平台操控的一份子，我们的数据和习惯成了被无节制开发的矿产。

它让男人有了选妃的感觉，这个美女不喜欢，我马上就去刷下一个；它让女人重新爱上了幻想，在现实中找不到的男人，这里比比皆是。

这些视频里面的角色，从霸道总裁、集团少爷，到小奶狗，从美女老板、富二代企业家、到少女天才等等，都是根据反馈随时调整的人设。它们就像一个个木偶，或者纸片人，任由操纵和设置。

而操控这些账号背后的年轻人们，大多是往往刚出校园，他们的试错时间只有3个月，账号不火，立刻停更。在红海竞争中幸存的团队，最终又必须走向广告带货和电商直播，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他们是工具人，还是创作者？

我们是观众，还是被喂养的宠物？

因此，短视频和算法就会催生一个新物种：宠物人。

所谓宠物人，就是没有思想，不能成长，每天沉溺于各种短平快刺激里的人，他们不能创造价值，但是会被社会所圈养起来。

为什么短视频和算法会让人如此沉迷？

因为人的大脑里有一种叫多巴胺的神经传导物质，当人被外界刺激的愉悦时，多巴胺会大量爆发出来， 从而让我们产生“快感”。

爽浅层次的体验有笑话、美食、挑逗、赞美、看热闹，中等层次的体验有抽烟、游戏、整容；深层次体验有性爱、鸦片、豪赌、毒品，就是俗称的黄赌毒，如下图：

当我们一条又一条的刷短视频时，这种新鲜和刺激的内容就会让大脑产生“快感”，这也是现代人寻找快感的一种方式。

而算法又时刻都知道我们喜欢什么，你越喜欢什么就越给你推送什么，无限满足你内心的需求，让你沉溺。

关键问题是，人是会对快感“脱敏”的，也就是说：人产生快感的阈值是会不断升高的。一个人要想一直获得快感，就得不断加强刺激的程度，你需要被更持续、更强烈的刺激，才能继续获得快感。

比如有的人抽烟，从刚开始是两天一包，到一天一包，再到后来要一天两包，最后甚至要两根烟一起抽才有感觉，鸦片、吸毒、色情、赌博都遵循这个逻辑。

所以，当我们刷短视频时，大脑也需要得到频率更快、更刺激的内容，才能让大脑持续愉悦。

因此，刷短视频的时间越长，你手指就会滑得越快……直到你的大脑内存变满为止，此时内容已经无法输入进你的大脑。

这时你不仅没有了快感，而且会对外界的一切都打不起精神，对人生也失去了兴趣，消沉沮丧，一切都是索然无味。

这就是宠物人。

随着短视频时代的全面到来，未来很大一部分人都将成为“宠物人”。它们将彻底放弃了独立思考能力，每天刷刷短视频，看看直播，玩玩游戏，充当社会的吃瓜群众，他们的人生将被大数据算法彻底控制，算法能精准的拿捏人性，匹配每个人的需求。你越喜欢什么，就持续给你推送什么，让你沉溺各种短暂的娱乐里，成为大数据的一份子，如同一具具行尸走肉，等待被收割。

它们以后会被各种廉价的食品填饱，在各种短视频/小说/娱乐节目中浸淫。当然，社会已经有足够的资源养活它们，哪怕它们不能创造任何价值，但是社会也可以把它们养活，圈养起来。

3

短视频的本质，是一种消耗型的娱乐。

世界上的快乐分为两种：消耗型的快乐和补充型的快乐。

越是底层的人，越喜欢会用消耗型的方式来寻求快乐，比如娱乐节目，网游，短视频，直播等等，

越是处于高层次的人，越善于用补充型的方式来寻求快乐，比如跑步、阅读、学习，结交高人等等。

消耗型的快乐唾手可得，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很容易满足，然后我们的身体被舒适圈包围，这时稍微有难度的事，你都不想尝试，而偶尔稍微努力一下，你就以为自己在拼命。

未来的世界，将被分割成一个个的小单元格，相同的人被放在同样的单元格，单元格的墙壁十分坚实，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认知监狱）里。这些人之间互相肯定和认可，拥有共同的一片天，然后利用短视频/直播/游戏/网购等等，让他们玩的不亦乐乎，最后再把他们折迭起来。

在算法的配合下，未来的内容生产和推送机制将更加高明，可以精准的给每个单元格投放他们最想要的东西，这些人未来都将是被喂养和投递的。

所以，99%的人都将进化的越来越愚蠢，最后成为完全没有思考能力的宠物，被圈养起来。只有1%的人将进化的越来越聪明，引领社会的进步，是高认知的人。

未来世界是由99%的愚蠢人和1%的聪明人构成的。这99%的人都将被沦陷，他们需要的不是成长/被唤醒，或者价值。而是情绪安慰，是麻醉和幻想，是短平快的各种刺激。

所以互联网上最容易传播的从来就是各种情绪和偏见，而不是真正的价值，这99%的人自以为掌握了各种真理和见识，其实他们只是把情绪当理性，把信息当知识，把偏见当思想。

这99%的人都将越来越野蛮化，生物本性将越来越凸显，因为这种情况会导致人们越来越依靠本能、情绪、应激反应去处理各种事情。人的动物本能如果不加控制并且驯化，其群体效应就会越来越明显，走向群体的非理性，成为一群乌合之众。

他们随波逐流，沉浸在各种低级快乐里，成为社会圈养起来的“宠物”，被各种廉价的食品填饱，在各种短视频/小说/娱乐节目/游戏中浸淫。

未来的世界，99%的人都将变的越来愚蠢，只要1%的人有思想就可以了，这些人引领了社会进步，给剩下的99%的人制定好规则，让他们自己傻呵呵的玩耍就可以了。

世界也将变得错落有致，井井有条，开启智能化”圈养“。这也是人类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知“中国社会正在批量生产文盲和精神病”，所以大惊小怪，唯恐陆沉；却不知道“中国社会一直批量生产文盲和精神病”——现在的社会批量生产文盲和精神病的途径是直播和视频，以前的社会批量生产文盲和精神病的途径是电视和报纸；现在的网红以前叫作劳模。社会一直在批量生产各种“文盲劳模”和各色“精神病人”，如果不是这样，社会如何运转呢？不仅中国这样，各国也是大致如此。若非如此，历史怎会不断绕圈呢？

【71、中国生活就像电影一样没有逻辑】

《一场混乱、令人困惑的赌博：中国如何逆转“清零”》（AMY CHANG CHIEN, CHANG CHE, JOHN LIU 2022年12月9日）报道：

上海陆家嘴金融区的新冠检测点。虽然全世界其他地区很久之前就已得出新冠病毒致死率正在下降的结论，但北京将这一进展当作了全新信号。

周四，在执政的中共宣布广泛取消扼杀经济、改变国民日常生活的“新冠清零”限制的第二天，中国的宣传机器开始了一项艰巨任务，那就是推动对历史的大胆修正。虽然全世界其他地区在很久之前就已得出新冠病毒致死率正在下降的结论，但北京将这一事态发展当作全新信号，以此解释为何突然取消引发了广泛抗议的封锁措施。此举也意味当局下了一个高风险赌注，即中国的疫苗接种率能达到——或是很快能达到——防止导致全国医院不堪重负水平的严重暴发。

“目前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致病力明显下降，”卫生专家王贵强周四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表示，官方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大家还是以平常心对待它，不必要紧张甚至恐惧。”

国家电视台还大胆断言，对于已经传播一年之久的奥密克戎变异株，九成以上病例都是轻症或无症状感染者，却没有解释突然支持此类结论的理由。卫健委公开宣传居民在测出阳性后应如何在家隔离而不是去医院。工人开始拆除核酸检测点。官员们详细解释了地方政府何时以及如何实施封锁的新规定。

对于封锁的放松，民众在如释重负的同时也感到困惑。北京空旷已久的马路上，高峰时段又出现了车水马龙的景象。人们纷纷晒出复工和去餐馆吃饭的自拍照。但对生病的担忧似乎浇灭了庆祝的心情，民众纷纷抢购新冠快速检测试剂盒和退烧药。

周二，在政府宣布改变方针的前一天，上海虹桥火车站为抵达的乘客进行核酸检测。

就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似乎也与其标志性政策的松动保持了距离，前往海湾地区参加多场地区峰会，而这是他在疫情期间为数不多的海外访问活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的头版重点报道了习近平的出访，对“新冠清零”及该政策的全面调整只字不提。

数月以来，官媒评论和专家声音一直在渲染奥密克戎的威胁，以证明习近平扰乱日常生活的严厉封锁、大规模隔离和检测政策的合理性。

“他们知道奥密克戎的情况，但不愿告诉民众真相。相反，他们开始夸大这种疾病的严重性和病毒的致病力，只为证明清零政策的合理性，”全球卫生问题专家、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黄严忠表示。

“突然之间，所有这些专家又站出来说明为何放松这一政策是必要的，”他说道，指的是卫生官员最近在疫情相关信息上的急剧转向。

中国关于奥密克戎突如其来的急刹车式叙事转变，说明了中共所面临的挑战，即防止本周突然放弃“新冠清零”的举措被解读为认输，并给习近平的政治遗产留下污点。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宣扬采取自上而下的高压手段根除感染的必胜论，称只有习近平领导下的共产党才有意愿和能力拯救生命。

到周四，虹桥站的几个检测点只有一个还在运行。

面对公众的反抗和不断加剧的经济代价，政府在周三宣布的调整——限制封控范围并基本取消大规模强制隔离和收治——相当于对“新冠清零”的逆转。但中共正在动用政治宣传和审查机器的全部力量，将这种转变描述为运筹帷幄的规划。

更为关键的在于，官媒似乎将政策转变与习近平拉开了距离，这与2020年夏天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封控遏制了感染，官媒都在强调习近平宣布抗击新冠疫情的胜利。现在，连“新冠清零”的说法都突然从官方公告和官员发言中消失。

芝加哥大学教授杨大利表示，与高传染性的疫情短兵相接并非北京想要看到的成功。“他们明白这并不值得庆祝，”他说。“重新开放拖得太久，再赞美习近平可能适得其反。”

中国感染数已出现激增，上周平均每天报告约3万例。但随着检测减少，统计数字将很快出现降低。国际专家警告，中国严重依赖快速封锁和密接追踪，未能加快疫苗接种，可能导致长期资金和人力不足的公共医疗系统不堪重负。相较于亚洲许多国家，中国人均重症监护床位较少。

中国社交媒体和官方媒体上发布的图片和视频显示，全国各地“清零”管控措施中一些最令人恐惧或最让人厌恶的手段被迅速解除。工作人员运走了代表大规模检测点的标志物，撕毁了限制新冠检测阴性者乘坐地铁的海报。预制构件的方舱医院被拆除。北京曾将方舱吹捧为其动员能力的证明，但很快就成为了国家扣押公民权力的象征。

在进入上海陆家嘴金融区的一家商场前，消费者正在扫健康码。

互联网审查机构似乎在小心翼翼地走钢丝。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审查问题的专家萧强表示，自周三宣布新政策以来，审查人员一直试图删除那些呼吁坚持严格“清零”措施或支持完全取消限制的帖子和评论。

“实际上已经转向转了180度了，可是它不允许社会的舆论说这是前边的彻底失败，”萧强说。“它还要把它基本上控制在一个前边也是政府做的对，然后现在再出现的新的情况并不直接acknowledge（承认是）这个抗议（的结果）。”

对中共来说，淡化病毒威胁的策略是一场赌博，因为随着病毒继续有增无减，可能很难预测中国接下来的情况。但卫生官员担心病例的激增会让该国的医院不堪重负，特别是近三年来，所有检测阳性的人都必须入院。

在《中国青年报》周三报道的一篇讲话中，一名前疾控官员预测，多达90%的人口可能最终会感染新冠病毒。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说，官员们必须迅速加快疫苗接种，特别是老年人的疫苗接种，并使医疗系统为大量患者的涌入做好准备。

宣传“大多数病例不需要任何治疗”的信息，可以帮助减轻医院的负担。周四，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通知，允许中国人使用药店购买的快速抗原检测，而不是依赖由政府管理、广受批评的核酸检测。该计划称，自我检测呈阳性的居民可以选择居家隔离。

许多普通中国人似乎正在为大规模暴发做准备。在中国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人们分享了在家隔离的种种技巧。居民们开始囤积药物和止痛药，包括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这似乎推高了药店的售价。

在虹桥火车站，对抵达旅客进行大规模检测的围栏、标识、桌子和设备已经收存起来。

与此同时，许多中国人立刻指出了中共政策的突然转变。在微博上，用户嘲笑那些被请来为中央领导决策辩护的专家。其中最重要的是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研究大流行起源的首席科学家梁万年。（几个月来，梁一直在鼓吹奥密克戎变种的致命性，但周三他对记者说，“目前的病毒更加温和了”。）

“老百姓坚持不懈地，对专家进行科普，”社交媒体上一个广泛流传的帖子写道。“专家终于明白，新冠比流感还轻。”

参加最近一次抗议活动的北京居民黑兹尔·刘（音）认为，这种放松是公众压力运动奏效的证据。她很高兴看到该市的商场取消了要求顾客在入场前出示核酸阴性检测结果的规定。“2023年我想出国旅游！”她还说。

在很多方面，新政策也证明了卫生专家和其他一些人的正确性，他们此前因质疑中国的“清零”态度而被迫保持沉默或遭到忽视。

今年5月，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称中国的“清零”政策不可持续时，他的言论在中国互联网上遭到审查，并被外交部发言人谴责为“不负责任”。

中国社交媒体用户分享了一些文章，回忆起上海流行病学家张文宏，他是放松政策的早期支持者。今年4月，在上海进入为期60天的残酷封锁后不久，张文宏和其他作者发表了一项关于奥密克戎变异株致命性减弱的研究，受到了广泛批评。

周四，一篇名为《错误批评张文宏和共存论，让我们失去了一年》的文章被广泛转发。这篇文章后来被删除。

许多中国人再次想到了李文亮，他是此次疫情审查的第一个受害者，并在感染新冠病毒后于2020年初去世。微博用户涌到李医生的主页，留下真诚的声援留言。“李医生，结束了。”一名用户写道。“想念您，谢谢你，辛苦了。”

虹桥火车站。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淡化病毒威胁的策略是一场赌博。

谢选骏指出：李医生的微博，成了无神论者的哭墙——彻底的无神论者其实没有，甚至共产党毛泽东都想死后去见魔头马克思。中国生活就像电影一样没有逻辑。

《习近平被迫急转弯，但这远远不够》（纪思道2022年12月8日）报道：

习近平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者，但他本周被迫急转弯，以满足对其失败的“清零”战略感到厌倦的普通中国人的要求。

大批普通中国人——用中国话说就是“老百姓”——走上街头，表达对中国新冠疫情期间高压封锁措施的不满，同时也隐含着对中国的整体镇压的不满。许多人举着白纸，表示他们无法说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不过，习近平看到了这些白纸。警方拘留了许多抗议者，并封锁了人们可能聚集的地方——但中国政府仍然被迫屈从于公众舆论。它明确宣布了“新形势”，并于周三放松了新冠政策。

中国领导层没怎么承认抗议活动，同时假装出于自己的主意，宣布结束其新冠政策中许多最苛刻的内容，这些政策抑制了病毒，也抑制了中国人民。

隔离将变得更短、更有针对性，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轻症者可以待在家里，而不是被带去隔离。对于大多数公共场所，核酸测试将不再是常规要求。为了让人们无法隐藏自己的新冠症状，感冒药的销量曾被管制，现在又可以买到了。

当然，政府的回应并没有解决人们对终结独裁统治的更大渴望。

独裁统治依然存在，那些因街头抗议而被拘留的人大概还在关押中。但周三的声明是一个显著的转变。

从历史上看，现代中国的民众抗议并没有带来更多的自由，反而导致更少的自由。1956年，毛泽东决定实行“百花齐放”政策——但当一些知识分子对他的统治提出批评，他感到非常震惊。结果是一场镇压，我的一些中国朋友被送入劳改营长达二十年之久。

1976年4月，民众对党内强硬派的抗议导致他们罢免了改革者之一邓小平。1978年和1979年，通过“民主墙”要求更大自由的呼声导致魏京生等活动人士被监禁。1986年，学生抗议要求更多的自由化，导致赞成自由化的共产党领导人胡耀邦下台。

然后，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是对更大自由的深刻呼唤——结果是一场大屠杀、长期的监禁和强硬派的崛起，使国家变得更不自由。因此，习近平被迫向抗议活动低头，感觉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但这种宽松政策可能要付出代价。

习近平曾在一段时间内巧妙地管理了这一流行病，将新冠死亡率降低到几乎任何国家都会羡慕的水平。然而，随着疫苗的出现，习近平并没有很好地适应。他没有从西方进口更有效的mRNA疫苗，也没有充分推动对脆弱人群和老年人的疫苗接种和加强针。直到封锁政策难以为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仍然坚持这个政策，部分原因是，当人们因为发表意见而被监禁时，典型的独裁者很难评估他们的意见。

结果是，如果不首先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如今任何迅速放松新冠规则的做法都可能会导致数十万中国人死于这种疾病，这都是习近平的错。

中国最大的悖论之一是，在许多领域，它是一个善于自我纠正的行政奇迹。在它的监管下，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水平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如今，出生在北京的孩子的预期寿命比出生在华盛顿特区的孩子的预期寿命要长。然而，中国领导人常常难以在意识形态领域自我纠正。

其结果是：在中国威权统治者的监督下，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崛起，他们渴望更多的参与，但“人民的中国”拒绝让人民这样做。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可以说是通过提高收入收买了许多国民。双方心照不宣的协议是：政府能让人民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不能让他们完全决定自己的生活。习近平的新冠政策让生活变得更糟，从而打破了这一协议。

中国抗议浪潮挑战习近平威权统治

许多年前，我还是时报驻北京记者，在报道天安门抗议活动时，一个年轻人这样表述国家的愿望：“我们有大米，但我们想要权利。”

在最近的抗议活动中，口号是相似的：“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

这些勇敢的抗议者改变了中国的国家政策，就像病毒不能被清除一样，他们对权利的广泛渴望也无法被扑灭；有一天，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将不得不对这些人性中的愿望做出回应。习近平可能会继续执政，但今年抗议活动的遗产可能会提醒人们，在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样的愿望仍在表面之下闪烁。

谢选骏指出：中国生活就像电影一样没有逻辑——也许这才是生活的本质……生活本来就是没有逻辑的，电影不过强化了这个特点。中国生活朝令夕改，但是核心都是围绕着“保权保命保钱”而转——所以表面看起来像电影一样没有逻辑，实际上却是很有逻辑……一种猪狗版的逻辑。

【72、中国式的女巫——文革就是一场现代猎巫】

《弱势边缘的群体常被视为毒药猫，但实际上就是人们克服恐惧并凝聚群体的代罪羊》（2020-06-17 王明珂）报道：

我是王明珂，一位来自台湾的历史学者。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毒药猫与代罪羊：人类恐惧、猜疑与暴力的根源”。

讲到我对这个题目的关怀，要推到二十多年前。大概在1994到2003年间，我用了我大部分的寒暑期，在川西的岷江上游做羌族的田野调查。我研究的主要是人们脑子里面的过去，包括过去的历史，也包括过去的神话传说。

在这个地方我常常听人提到毒药猫。当地人讲的毒药猫是一种有毒的女人，很少是男人，几乎都是女人。这些女人好像每个村子都有，据说她们晚上睡觉的时候，灵魂会离开身体变成某一种动物，比如猫、牛、马，把走夜路的人吓得掉到悬崖底下去。

还有更可怕的说法是她们会在夜间飞行，骑着厨房里放米面杂粮的木头柜子，去跟外面的一大堆毒药猫进行宴会，赌博、欢乐、吃人肉，而赌输的下一次就要把自己的小孩和丈夫提供给大家吃掉。他们也说毒药猫的法术是由母亲传给女儿。

毒药猫不只是传说

下面跟大家讲一个流行在羌族村寨里面的传说。有一个男的怀疑他太太是毒药猫，因为每个月固定的一天，据说是毒药猫聚会的那一天，他太太睡觉时就摇不醒。

他跟他太太讲，过两天请你父母来吃饭吧。他太太说，家里没肉怎么办？他说，没肉你自己想办法。等到毒药猫聚会的那个晚上，他就摇他太太，果然摇不醒。

其实他早有准备，在屋子的门槛上和外面到处都撒了白灰面。他走出去一看，上面有猫走过的脚印，他就循着脚印找到了毒药猫聚会的地方。

他一看吓坏了，原来他太太是毒药猫的王，穿着指甲做的衣服，在那边大声地欢笑、宴乐、吃人，他吓得赶快跑回来了。过了一会儿他听到有声音，从屋顶上先丢下来一个人腿、一个人手，果然他太太把肉带回来了。他赶快把这些藏到床底下，假装睡觉。

过了两天，他的岳父母来了，这个男人就把人手、人腿拿出来，跟他的岳父母说，看你们女儿干的好事，我不要她了，你们把她带回去吧。

走到半路上，父母就跟这个女子讲，你这么厉害，能不能把身上的毒洗掉呢？于是她一路洗了九条大河，等洗到第九条河，快要把那个毒洗干净的时候，天上的天神喊话下来了，让那个女子不要再洗了，再洗地上的毒药猫就要断根了。

这个故事也说明了为什么现在毒药猫依然没有断根。我在羌族做调查的时候听他们讲，在1950年代，每个村子里面都有一两个女人是毒药猫。所以这就不只是一个传说了，毒药猫也是本地的历史。

还有人讲毒药猫是他个人的经验。有人说他以前有一个小妹妹，肚子痛治不好，就说可能是村子里面一个老婆婆害的，她是毒药猫，要想办法去求她。

不过无论如何，在羌族地区，毒药猫只是村子里面的闲言闲语，没有人对这些女人，所谓的毒药猫，真正地有暴力行为。

甚至闲言闲语他们都讲得很谨慎，尤其是像我这样子一个外人，他们绝对不会跟我确定地讲哪一家女人是毒药猫。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如果你讲出哪一个人是毒药猫的话，那人的女儿可能都嫁不出去了。

网民嚎叫：

1、调查很不错，可惜最后给出的解决方法却是老路子——多元主义。美国和欧洲已经证明他们的那种多元主义完全没有办法达到他们所希望的效果，结果是彻底的失败。其实看中国的民族问题解决之道，再对比西方的。很明显把民族问题转化成阶级问题或者经济问题，然后通过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西方的多元主义不过是用身份政治来掩盖阶级矛盾而已，用手段来标榜目标无外乎此。

2、王明珂搞的是所谓历史人类学，成名作是《羌在汉藏之间》，基本就是人类学那一套，就是不断把一个族群细分，差异化，强调分而不强调和。他的学术理念跟文扬提出的“广土巨族”是截然相反。顺便一提，人类学这门学问有原罪的，过去批判为“帝国主义的仆妇”一点也不错（美国入侵伊拉克、阿富汗，美军依旧雇佣了美国一些大学的人类学家为其提供情报服务），是当初英国殖民者为了治理殖民地整出来的社会科学伎俩，把人群细分的本来目的是为了方便挑动土著斗土著。二战后旧殖民体系崩溃，一大票欧美人类学家只能把专业用在本国内，多元主义的调调也就随之而生，结果呢，族群是越分越细了，国家同时也日益撕裂。总之，别信王明珂那一套，他是典型的西化学者。

3、加强世俗教育，提高识字率，接触更广泛的科学文化，这是破除封建迷信的唯一途径。

4、看这种文章，感觉有毒；对社会发展有害无益，社会的进步在于不同族群的融合，而不是刻意划分差异，具体可以参看卢旺达这十几年发生的事情

5、“无毒不成寨“？然后就要”容纳多元，容忍异端“？

村寨的不幸命运，在真实的历史中，是如何摆脱的呢？

带着结论搞调查、找材料。以臆想来虚无历史。

撕掉所谓“不幸、多元、异端”这三位的画皮，还是封、资、修这三个老妖怪。

6、加强初等教育，提高民族母语识字率，接触更广泛的科学文化，是破除封建迷信的唯一途径。

谢选骏指出：人说“弱势边缘的群体常被视为毒药猫，但实际上就是人们克服恐惧并凝聚群体的代罪羊”——我看这不就是“中国式的女巫”吗？谴责猎巫运动，其实是在谴责文革——因为文革就是一场“中国特色”的现代猎巫。

【73、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猪国家】

《中国副外长：“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报道：

在拜登召集的民主峰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方面阐述了自己对于“民主”及其“名”与“实”的看法。北京表示“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并指责美国召集民主峰会是“一场闹剧”。华盛顿则回应，无论谁批评，都不会为民主峰会道歉。（德国之声中文网）拜登政府将于下周召开全球民主峰会，届时将有约110个国家参与，而中国、俄罗斯等国没有受邀。北京批评，拜登的民主峰会是“假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实”。

“民主好不好，人民最知道”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2021年12月2日在“中外学者谈民主”的高端对话会上发表致辞“民主好不好，人民最知道”，针对民主这个话题进行阐述。

乐玉成先是针对“中国是不是民主国家”这个问题回答道，“在一些西方人的中国叙事里，中国似乎没有民主，中国共产党等同于威权和专制，即使你创造了长期稳定、快速发展、脱贫攻坚等一系列人间奇迹，即使你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支持拥护，你仍然被视为不讲民主、没有人权的国家。这恰恰暴露了某些人阴暗的心理和不可告人的图谋，那就是把民主当作打压异己的工具、遏制别国发展的幌子”。

他随后回忆了中共百年往事，表示共产党一直在为追求民主、自由而上下求索，并强调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不是少数人、利益集团的民主，而是多数人、全体人民的民主”、“是真正让老百姓得幸福、惠民生的民主”，同时指出，“中国的民主模式符合本国国情，受到人民拥护，是真正的民主、管用的民主、成功的民主。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

《每日镜报》注意到，拜登召集的民主峰会中，只有77个受邀国称得上是民主政体，因此担心民主国家的圈子会越来越小。《新闻报》则乐观地认为，全球民众普遍认同进步价值观，一次民主制度必然在疫情后迎来复兴。

强调与中国“极端竞争” 拜登称习近平“骨子里没民主”

这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还称，民主建设不需要“教师爷”， “一方水土有一方民主”。这显然是在警告美国等西方国家不要指手画脚。

乐玉成说：“放眼世界，无论阿富汗还是利比亚、伊拉克，被‘颜色革命’强行移植的民主，结果都是灾难性的，最终遭殃的还是无辜的人民。……个别国家以‘民主领袖’自居，召集什么‘民主峰会’，人为把世界各国分成三六九等，贴上‘民主’和‘非民主’标签，对各国民主制度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假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实”。他也再次提到美国新冠疫情的病亡人数，影射美国民主的失败。

据美联社报道，中国方面还计划在周六（12月4日）发布一份阐述中国式民主的文件。这里指的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12月4日发布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其中强调“中国人民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民主”。

据中国媒体报道，在国新办就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召开的记者会上，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培炎说，“中国作为一个有着56个民族和14亿多人口的大国，如果没有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搞西方一套所谓‘民主’，很容易搞散搞乱，民主亦必然走向反面”。在提到下周的民主峰会时，中宣部副部长徐麟再次对美国提出批评，称“美国自诩‘民主领袖’，组织及操弄所谓‘民主峰会’，实际是以民主为幌子，对与其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不同的国家进行打压，认为这种假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实的行径，将注定不得人心”。

拜登政府：反威权、促人权

在12月2日的白宫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一些亚洲国家担心民主峰会让其处于选边站的尴尬境地、俄罗斯和中国方面近日也对峰会表达担忧，新闻发言人莎琪（Jen Psaki）回应称，峰会目的是将各地代表不同民主经验的政府和公民社会的代表召集在一起，讨论如何共同努力，在全世界支持民主。“我们不会为此道歉，无论哪个国家对此提出批评”，她说。

莎琪也说，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是完美的、也永远不是完备的，“我们应该继续在此基础上发展、讨论、参与，同时鼓励积极的变化”，“希望参与的国家会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成为这个积极变化的一部分”。

拜登将民主国家与中俄等专制国家之间的竞争作为他总统任期的核心话题

美联社报道指出，拜登将民主国家与中俄等专制国家之间的竞争作为他总统任期的核心话题。拜登表示，民主国家必须证明民主是可行的、有效的。

与其高喊“美国优先”的前任特朗普不同，拜登强调要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民主、人权与国际合作。拜登在今年8月向多国发出邀请，以视频形式参加12月9日至10日举行的国际民主峰会，其主题是反威权、腐败，促人权。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负责人葛来仪（Bonnie Glaser）对美联社说，中方将这次民主峰会视为对专制体制和中国政治制度的反击，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中共可能感觉受到了拜登民主言论的威胁，感到必须重申自己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她还表示，“当然，没有说出来的是，摆在人民前面的是党和维护党的地位”。

谢选骏指出：这个“副外长乐玉成”，大家看看他的脑袋，长得就像一头猪，所以胜任“中央领导”；因此他的意思其实是在说——“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猪国家”。

《中国学者：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搜狐新闻  2021-12-02）报道：

什么是民主，谁来定义民主？在美式霸权逻辑之下，这不是个问题。然而，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这又是个问题。

12月2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外学者谈民主”高端对话会，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考这个问题的角度。

中国的民主，不是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休眠

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发言中指出，民主制度不能是“飞来峰”，民主建设不需要“教师爷”。如同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一方水土有一方民主”，在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民主模式，更没有十全十美、高人一等的民主制度。

乐玉成说，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少数人、利益集团的民主，而是多数人、全体人民的民主；不是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休眠的民主，而是人民充分享有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全链条参与的民主，“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

他提及，有不少人说希望《觉醒年代》拍续集。“我认为，今天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自由民主中国就是最好的‘续集’。中共先驱者的中国民主之梦已经变成了现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他们当年孜孜以求的最好答案。”

乐玉成特别提到，个别国家以“民主领袖”自居，召集什么“民主峰会”，人为把世界各国分成三六九等，贴上“民主”和“非民主”标签，对各国民主制度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假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实，对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没有任何好处，对世界发展也不会有任何裨益。

马凯硕在发言中指出，检验一个政治体制的最根本的标准是什么？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当下的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富豪、金钱统治政治和社会决策的国家，民主国家的政府应当是民有民享民治。

马凯硕认为，虽然美国有形式上的民主，有所谓言论和结社自由，但最终的决策并不能反映大多数人的观点，只是少部分人的偏好。

“用结果来衡量民主”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中国论坛副理事长李世默对“如何衡量民主”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李世默指出，诸如“自由之家”这类机构，当它们对国家进行民主排名的时候，更多衡量的是特定制度上的程序，衡量的只是民主中的一种，也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

“我们不能只用程序来衡量民主。”李世默说，“我们应该考虑以衡量结果的方式来衡量民主。程序在各个国家可能是不同的……但是民主的结果应该是让大部分人感到满意，能够持续给人们带来满意。”

“现在我们需要通过民主让世界变得更好，要有新的衡量民主的方式，这种新的衡量标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过去几十年来，他们都遭到自由主义的限制，没有办法充分的发挥自己民主的潜力。”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中国论坛副理事长李世默

李世默说：“现在自由主义民主国家把他们的民主想作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危险的……民主应该是多样的，各种不同的民主之间应该有竞争，能够看到哪一种模式才是更好的。”

李世默认为，对于中国来说，也要积极参与这样一种民主上的讨论，之前在全球关于民主的大讨论当中，中国很多时候是缺席的，现在中国应该要更积极地参与其中。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从民有民治民享的角度比较了中美民主。

张维为指出，中国的高级干部和公务员中，约有90%来自普通家庭。至于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指出，美国由金字塔尖1%的人拥有，由他们说了算。此外，在西方的政治话语体系中，多党制、普选就等同于民治，但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最重要的是确保善治。

“在资本主义国家，统治可能并不取决于人民，而是资产”

前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指出，美国政府召集的所谓世界“民主峰会”非常具有讽刺意义，“自内战以来，美国的民主从来没有如此弱势过。年初的国会山事件此前从未出现过，对美国人而言也是一场噩梦。”

马丁·雅克认为，西方的民主概念存在诸多问题，包括缺少历史背景、缺少理解和尊重文化的差异。“他们要认清的一点是，西方的民主只是在1945年之后才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

马丁·雅克说，根本上来说，无论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体，都要为人民谋福祉，“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会被取代，这是现代西方的民主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它们无法增进人民的福祉，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中国恰恰相反，过去40年来让人民的生活有了巨幅提升。

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罗思义表示，我们在探讨民主的时候，要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不应仅从议会民主的角度来判断人权的状况。

罗思义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以结果导向的，目的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不是只关注某一些程序。“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人民的统治。要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可能统治并不取决于人民，而是资产。”

“让中国人接受西方的制度和做法，说服力不够”

在记者问答环节，被邀请参会的西方媒体踊跃提问，参与讨论。

路透社首先以“中国全国人大不能直接选举”、“党员只占全国人口不到10分之一”来指出中国“没有广泛的民主”、“民众没有发言权”等。

对此，李世默回答：“14亿人当中有9千万党员，与那些在美国发号施令的人相比，这不是一个小群体。我称美国的那些人为‘巴比伦三角’，华尔街，硅谷和好莱坞。这三个团体对美国政治施加了方方面面的影响，这三股势力加起来，就算加上他们的父辈，可能也不到100万人。而美国的人口是3亿。”

李世默说，“政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不是你按程序循规蹈矩就一定能够成功。选举，在很多所谓自由主义社会中，就像马戏团一样。你们（路透社）是记者，我想你们比我更了解……（西方选举）像马戏团一样，完全是一场作秀。”

张维为也回应路透社：“你的问题将民主和选举划了等号，但中国的民主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众所周知，选举很重要，但选举的程序在很多国家的实践中已经证明是可以被操纵的。在一些国家，资本的力量，技术的影响，舆论的炒作，这些都会导致一场选举得到一个令人出乎意料的结果。”

长期驻华的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麦笛文则问起司法独立和媒体自由问题。

李世默回答以美国为例，指出美国法院的支持率不断滑坡，而民众对于媒体的信任只有30%到40%，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认为媒体每天都在对他们撒谎。在英国，这个比例就更高了。

“要让中国人接受这些（西方）的制度和做法，我认为说服力是不够的。”李世默说。

马丁·雅克在同样的问题上回应BBC时直言不讳地说：“BBC的涉华报道是十分愚蠢的（verystupid）。”

网民嚎叫：

雨润红尘 发表评论于 2021-12-04 07:26:05

王婆卖瓜，会说瓜不好吗？

哈哈哈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23:24:37

考量民主或独裁程度，可以看普通民众和国家暴力机关的关系，中国的确是最民主的，警察军队帮助民众，有的偏激民众拳打脚踢警察也无大碍。印度民众贿赂暴力机关，民主差得多；美国就不说了，民主程度垫底。

太古瑞斯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21:03:59

呵呵，你又在自欺欺人。说说你们广东人的逃港历史吧！说说你自己下乡时粮食够不够吃吧！你以为用中共诈骗的官方文件记录就能糊弄过去？人民日报说“亩产万斤”是不是官方记录？人民日报说“文化大革命好”是不是官方记录？人民日报说“三年饥荒”是不是官方记录？你是相信还是不相信？毛时代饿死几千万人，有大量采访记录。不仅毛泽东销毁抵赖，共产党也在极力隐瞒。你也就跟着隐瞒？能藏得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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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田枫叶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20:23:42 我所谓的“毛泽东走之前，中国完全量产自给自足、且还曾能节省出余量支援个别国家！粮食战略完全自产而主动！完全解决基本温饱问题。而根本无需大规模‘扶贫济困’”的说法，那可都是有着历史官方文件记录的！因为，谁都知道，毛泽东时代，根本无法开放进口粮食！美帝、苏联到处封堵中国！谁也骗不了！太古瑞斯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20:53:13

呵呵，你把自己扮成祥林嫂了，还要强迫我给你洗脑？只需要拿出事实胜于雄辩。你的毛时代信息不就是“1949-1976年整体处于增添而达至9亿”吗？你自己算算，人均几个钱？你今天上网能查得毛时代的物品吗？你怎么就相信就使用了呢？你不就是自扇耳光吗！！！你只相信毛时代的亩产万斤吗？你只相信毛时代凭票供应的搪瓷盆热水瓶蜂窝煤布匹吗？你只相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吗？你相信你下乡年收入赶超英美了吗？历史有档案在那儿，你究竟相信呢，还是不相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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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田枫叶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20:38:35 你都本末倒置地搞不起从主次关系！到底是你想洗脑我，还是我想洗脑你呀？呵呵呵，不正是你想假话洗脑我嘛！当然是我让你出具历史证据来佐证你的说道了！对吗？我根本就不在乎你是否相信我的说法！反正，历史档案有在那儿！

东田枫叶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20:38:35

“太古如斯”这段所谓“你造谣不打草稿，怎么不敢把官方文件发过来证实你的数据？”的说道，就更可笑了！你都本末倒置地搞不起从主次关系！到底是你想洗脑我，还是我想洗脑你呀？呵呵呵，不正是你想假话洗脑我嘛！当然是我让你出具历史证据来佐证你的说道了！对吗？我根本就不在乎你是否相信我的说法！反正，历史档案有在那儿！

而你所谓———— “新华社正式文献这样说的：10年“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就更可笑了！难道那是毛泽东时代“新华社正式文献记载”吗？而不是当今那邓右文革反毛倒共颠社集团，今天所杜撰、篡改历史的所谓“正式文献”吗？有啥说服力呀？本人当然只信毛泽东时代所历史记载的信息了！怎么可能会相信后来篡改历史的人，在否文革否毛之后的篡改历史的文件呢？呵呵呵，这就是：凡毛反者，邓必拥之；凡毛拥者，邓必反之的必然逻辑！还可能客观公正行吗？也...  查看完整评论

湘水北逝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20:32:19

中共的“制度自信”崩塌了，如今必须拉上“民主”的虎皮幻想着在世界上继续蒙骗。看着他们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实在是恶心！唉，什么时候还世界一个岁月静好啊？

东田枫叶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20:23:42

请“太古瑞斯”切记：我所谓的“毛泽东走之前，中国完全量产自给自足、且还曾能节省出余量支援个别国家！粮食战略完全自产而主动！完全解决基本温饱问题。而根本无需大规模‘扶贫济困’”的说法，那可都是有着历史官方文件记录的！因为，谁都知道，毛泽东时代，根本无法开放进口粮食！美帝、苏联到处封堵中国！谁也骗不了！

东田枫叶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20:21:14

“太古瑞斯”还在继续文不对题、答非所问着转移话题着东拉西扯，就已经等于自己承认自己在说假话了！呵呵呵。你自己都没搞清楚这么个根本问题：如果你是想来成功洗脑大家的话，你就该针对性地回答人家质问，解除人家脑子里的疑虑，以佐证之自己那些胡说八道，并非空穴来风！东拉西扯骂俺有啥用呢？呵呵呵呵，也解决不了俺的质问！

而你更加不着边际地所谓“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经10年调查和记录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这是目前有关大饥荒最详实最权威的数据记录：1958-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4000万人，两者共计7600万人”的说道，就更为逻辑破赞百出而荒唐可笑了：

1）首先，杨继绳是在位官方人物吗？他的说道得到官方历史统计部门确认吗？他的文章里，也具体说道“饿死三千六百万”吗？而且，他曾作为记者而有过相关饿死千万人的尸堆照片吗？呵呵呵，否则，你不就...  查看完整评论

东田枫叶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20:04:24

“太古瑞斯”还在继续文不对题、答非所问着转移话题着东拉西扯，就已经等于自己承认自己在说假话了！呵呵呵。你自己都没搞清楚这么个根本问题：如果你是想来成功洗脑大家的话，你就该针对性地回答人家质问，解除人家脑子里的疑虑，以佐证之自己那些胡说八道，并非空穴来风！东拉西扯骂俺有啥用呢？呵呵呵呵，也解决不了俺的质问！

而你更加不着边际地所谓“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经10年调查和记录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这是目前有关大饥荒最详实最权威的数据记录：1958-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4000万人，两者共计7600万人”的说道，就更为逻辑破赞百出而荒唐可笑了：

1）首先，杨继绳是在位官方人物吗？他的说道得到官方历史统计部门确认吗？他的文章里，也具体说道“饿死三千六百万”吗？而且，他曾作为记者而有过相关饿死千万人的尸堆照片吗？

太古瑞斯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9:31:41

判断一个政权是否合乎人民大众的意愿，是独裁还是民主，就看这个政府敢不敢接受广大民众的质疑和评论，开放所有信息渠道让民众了解事实真相及来龙去脉，让民众自由表达观点想法和意志，并且由广大民众投票决定社会结构和领导人。凡是禁止民众自主选举，以分封方式任命官僚体系，垄断社会资源，剥夺民众基本社会权利，封锁消息禁止言论抓捕质疑者，强行奴役和掠夺人民财富的，必定是独裁的政权。凡是以强制手段剥夺人民自由、谋杀人民生命的，必定是反人类的政权。

太古瑞斯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9:28:17

建议你去提高马列理论水平，否则连自己宣誓捍卫的老祖宗究竟是啥都不清楚。庄福龄著《老祖宗不能丢：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王联辉著《实现中国梦不能丢掉老祖宗》，人民日报，2016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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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田枫叶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8:36:21

太古瑞斯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9:03:58

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经10年调查和记录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这是目前有关大饥荒最详实最权威的数据记录：1958-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4000万人，两者共计7600万人。

毛时代广东省偷渡香港者超过二百万，大多因香港和大陆有近百倍收入差距、向往香港生活、被批斗、饥荒、自己以及家人生活难以为继等原因。偷渡过程中被鲨鱼咬死、游泳气力不足淹死、跳火车时摔死、在偷渡过程中与中共军队以及英国啹喀兵、华人兵纠缠中互有死伤、以及遭香港黑社会强奸斩杀者不计其数。

从你的经历来看是下过乡当过知青的，显然明白当年农村缺吃少穿的情况。尤其是你去的海南乡下，人民生活尤其贫困。这种情况直到1985年后才有所改善，直到海南建省之后才彻底改变。你昧着良心说谎。我估计你是广东人，不可能没有听说过逃港风潮。

太古瑞斯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8:53:28

你造谣不打草稿，怎么不敢把官方文件发过来证实你的数据？新华社正式文献这样说的：“10年“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你觉得“1949-1976年整体处于增添而达至9亿”是很了不起的数字吗？那是平均每个人才1.1元人民币！1976年世界经济总产值为6.47万亿美元！

你不仅不懂算术，也看不懂数据吧？然而却要装模作样，太恶心了！还“两弹一星”，那是钱学森从美国带回来的技术！卫星嘛除了5562～1162的音乐之外，还能干啥？你大飞机今天量产出厂了吗？偷俄罗斯技术被嫌弃，高端飞机导弹出口印度不给中共！DVD嘛，你连中文是个啥能说清楚吗？哈哈哈哈哈！

东田枫叶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8:36:21

其实，“太古瑞斯”这类港式假民主、真独裁类的网民，除了继续自言自语地东拉西扯一些与讨论课题毫无关系的胡说八道以外，根本就没有任何理论水平敢于接答我的针对性提问！根本解答不了！呵呵

东田枫叶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8:33:02

请问“太古瑞斯”，你所谓的“1976年毛时代全国经济总量占全球0.3%，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你不看数据，说谎造谣就很容易被揭穿！”的说道，有具体的官方历史记载的网络链接，转过来让打开看看吗？否则，你不就等于自认说假话骗人嘛！呵呵呵，否则，假设你所断章取义历史、偷换概念的说道，是真的话，为何为不敢针对性回到我的那三个提问呀？ 那就是为何：

第一，毛泽东走之前，中国完全量产自给自足、且还曾能节省出余量支援个别国家！粮食战略完全自产而主动！完全解决基本温饱问题。而根本无需大规模“扶贫济困”！

第二，人口自1949年至1976年间，整体处于增添而达至9亿！GDP达世界第九位！这本身就是人民生活不断与时俱进着改善的因果效应过程！而且，这都是看得见、联合国有着历史记载佐证的信息！第三，假设没有上述发展之硬道理之支撑，又何来产生“两弹一星”、大飞机、光刻机、青蒿素、杂交水稻等科技成果和工业化系统的奠基呀？难道是...  查看完整评论

东田枫叶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8:26:58

再看那位网名叫做“太古瑞斯”的另一段逻辑自掌嘴巴、而不懂装懂狡辩笑话之所谓“德俄汉奸水军伞兵们对着洋人图腾宣誓效忠洋人思想，却不知洋人思想具体是啥。记住：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剥夺者被剥夺’，毛说是‘造反有理’，习说是‘为人民求解放’，只有邓实诚些说‘不懂马列’。马列让德苏南灭亡，让东欧诸国重创，让中国经济几乎崩溃，邓却成功减少马列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毒害，却未斩草除根”的谬论。看起逻辑漏洞百出在哪里吧：

1）不知道他所谓“记住：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剥夺者被剥夺’”的说道的前后文是什么？真够断章取义、掐头去尾了！所以，没人看得懂，他在说些什么？

2）而所谓“毛说是‘造反有理’”，恰恰不正毛领导下所具体体现的法理下民主言论自由、游行自由、人权自由的“普世价值”吗？

3）而所谓“习说是‘为人民求解放’”，难道习近平说“为人民求解放”，有什么民主政治、或语法的毛病吗？没有嘛！...  查看完整评论

太古瑞斯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8:07:55

共和Republicanism最基本特征为： 1.人民不是君主或独裁者的附属品。 2.人民意识形态上认知国家事务为公共事务。 3.有某种有实际效力的法律限制政府权力，并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力。

民主Democracy关键要素为：1.透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产生政府；2.作为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和公民生活；3.保护所有公民的人权；4.法律和程序同样适用于所有公民。民主体制下的民众基本权利包括：集会及言论自由、通讯自由、平等权、公民权、选举权、生命权。

德俄汉奸水军伞兵最擅长的就是搅混水编谣言，却前言不答后语自相矛盾自扇耳光，毫无逻辑自洽可言，思维奔逸如布朗运动，等价于平衡态的熵值。

太古瑞斯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8:06:20

那人就是你自己吧！2019年日本民众收入中位数为3.6万美元，中国大陆人民收入中位数为1975元/月=3646美元/年。1976年毛时代全国经济总量占全球0.3%，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你不看数据，说谎造谣就很容易被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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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田枫叶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7:58:41 有人继续戈培尔式重复谎言的所谓

马甲飘飘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8:03:00

双方对民主的定义不同。西方定义的重点是多党和普选，而这些学者的重点是执政党有没有“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忧患意识？有没有“为人民服务”？

东田枫叶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7:58:41

有人继续戈培尔式重复谎言的所谓“马凯硕指‘检验一个政治体制的最根本的标准是什么？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直接扇中共耳光。中共在1949-1979年期间，经济总量从世界7%降到0.3%，社会民众收入从世界排名40位降到176位，从与港澳台日韩新持平降到1/5，从高于印巴降到低于印巴。1979-2019年期间的改革开放政策摈弃马列计划体制，拥抱文明世界、尊重规则、信守合同、公平交易，经济总量增长330倍，但社会民众收入中位数进一步降低至日韩新的1/10，因中共撕毁协议香港民众收入迅速降低。”说道的逻辑漏洞在于：

1）既然你能把数字说道如此仔细，就请不妨把国家官方历史记载或联合国性质历史记载信息的网络链接过来给大家看看、以佐证自己不是瞎蒙瞎猜之无中生有的杜撰嘛！因为，历史无法篡改地告诉“太古瑞斯”这么个官方记载，那就是：第一，毛泽东走之前，中国完全量产自给自足、且还曾能节省出余量支援个别国家！粮食战略完全自产而主动！完全解决基...  查看完整评论

马甲飘飘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7:58:00

这些学者说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是毛时代的中国。再拿反右张志新等等说事就无聊了。

太古瑞斯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6:32:45

德俄汉奸水军伞兵们对着洋人图腾宣誓效忠洋人思想，却不知洋人思想具体是啥。记住：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剥夺者被剥夺"，毛说是"造反有理"，习说是"为人民求解放"，只有邓实诚些说"不懂马列"。马列让德苏南灭亡，让东欧诸国重创，让中国经济几乎崩溃，邓却成功减少马列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毒害，却未斩草除根。

建议诸位德俄汉奸水军伞兵们提高马列理论水平，否则连自己宣誓捍卫的老祖宗究竟是啥都不清楚。庄福龄著《老祖宗不能丢：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王联辉著《实现中国梦不能丢掉老祖宗》，人民日报，2016年6月11日。

太古瑞斯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6:27:54

马凯硕指“检验一个政治体制的最根本的标准是什么？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直接扇中共耳光。中共在1949-1979年期间，经济总量从世界7%降到0.3%，社会民众收入从世界排名40位降到176位，从与港澳台日韩新持平降到1/5，从高于印巴降到低于印巴。1979-2019年期间的改革开放政策摈弃马列计划体制，拥抱文明世界、尊重规则、信守合同、公平交易，经济总量增长330倍，但社会民众收入中位数进一步降低至日韩新的1/10，因中共撕毁协议香港民众收入迅速降低。

李世默说“民主应该是多样的，各种不同的民主之间应该有竞争，能够看到哪一种模式才是更好的”，则企图混淆民主定义。民主指“民众当家做主”而非“官家为民做主”，即广大民众通过自由选举决定政策制度领导人，有公开、连续和统计特征，是非最终裁定权依然是广大民众。中共政权本质上是半封建官僚半垄断资本的奴隶主义，对待人民如同奴隶，毫无民众做主可言。李世默用“华尔街硅谷和好莱坞”...  查看完整评论

山龙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5:58:47

还真好意思说出口，脸都不红，很强大

cowboy62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5:45:57

这些英国洋五毛可以在英国大谈中国是真民主、西方是假民主，反过来，哪个中国人能在墙内说中国是假民主、西方是真民主？谁真谁假不是一目了然吗？

东田枫叶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5:41:35

有人跟帖这段所谓“镇压反革命运动，反右运动，文革，杀死了多少中国精英人士？最著名的被枪毙的反革命之一就是张志新烈士，她仅仅是因为批评文革、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就被枪毙。1949年以后，多少中国人人因政治原因被迫害致死？从国家主席、元帅、文化艺术界名人直至普通百姓”的说道，就更是典型的断章取义历史、偷梁换柱概念、似是而非政治忽悠的典型写照了！其逻辑漏洞在于：

1）既然今天中共党国政府的吏治，确确实实早已被否毛反共倒社的极右贪腐政治势力所篡党夺权而对内祸国殃民，对外投降辱国、卖国求荣了的话，那么，当年那些所谓“镇压反革命运动，反右运动，文革”的政治运动，还有什么错吗？根本不算是错了！而是任何国家之靠武装夺权政权的建国之初，都无不必须如此经历的历史阶段性具体国情所必然了！因此，难道政治敌对双方之对己破坏性的所谓“精英”，还可能为我所用吗？假设照这么个荒谬逻辑推理的话，是否那些自身具备科技才...  查看完整评论

三木匠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5:27:30

张志新可以批评毛泽东，李志新不能批评习近平……这就是民主

橡树街12号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4:13:00

逻辑是这样的，因为美国的民主太多bug, 所以中国是名字国家。

秋林小屋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3:20:00

现在就好比自己的父母是流氓，自己做难受啊。

竞选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2:14:03

镇压反革命运动，反右运动，文革，杀死了多少中国精英人士？

最著名的被枪毙的反革命之一就是张志新烈士，她仅仅是因为批评文革、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就被枪毙。

1949年以后，多少中国人人因政治原因被迫害致死？从国家主席、元帅、文化艺术界名人直至普通百姓。

hobocs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1:41:00

不要脸方面你共绝对独步天下

JonesJunior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1:40:00

堪称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创造，重新定义民主就是为民做主。今年颁发的所有诺贝尔奖加在一起也抵不上这个重大发明的十分之一。有了如此伟大的发明创造，从此可以堂堂正正地毫无争辩地为民做主，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以便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dvdport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1:39:04

这嘴，能把屎说成是佳肴。

股隆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1:29:27

将避孕套当帽子戴，既然没有脸，那么嘴就成了喷粪工具！裤裆国下流无耻到极点！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1:27:18

中国为民做主国家，所以越来越好，美国是伪民主国家，所以越来越糟，总是要打压为民做主国家

AReaderOnly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1:24:22

中国如果敢说自己是共产党铁拳统治，我就给点赞。但非这样讲将就太漏了，不要脸了。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1:04:57

中国或者是民主国家，或者不是。但是，中国说自己“当之无愧”，就只能说明它心虚了。

百姓人家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0:59:13

中国学者：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

金三胖：朝鲜是当之无愧的反世袭国家

威尔逊爱德华兹：我是当之无愧的瑞士著名生物学家

一条小路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0:39:16

中共國有民主怎麽會選習近平當領導，他老人家最適合的職位是梁家河的村長，當縣長都高看他了。

Gmailwang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0:31:30

不给小粉嘲笑民主的机会了!

东田枫叶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0:11:41

当今的中共，自从被邓小平篡党夺权而政治颜色革命，背叛马列毛思想理论定义和实践所追求的社会主义，而另起炉灶地删除法理“大鸣大放大字报、言论自由、游行自由”、代之以其个人集权专制的所谓“不争论”以来，早已经不是今天张维为这类极尽说谎假话、断章取义真相、偷换概念篡改历史的公知们，所继续戈培尔式重复假话着文过饰非地粉饰所谓“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

中国真正意义所谓“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年代，那恰恰正是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毛泽东所发动的那场英明正确而及时的“十年文革”！那才是国家司法规范下，真正意义的自下而上由亿万人民群众自发自愿参与其中、而上层那些政治倒行逆施、复辟倒退的中共官场邪门歪道“带路党”们，全面造反批判的民主言论自由、游行自由的“民主国家”年代！

而根本不是今天！邓小平时代以来，之所以假民主、真独裁，之所以假“改革开放”、而真复辟倒退、颜色革命，只需看看今天，在实践检验真...  查看完整评论

anywhere111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10:09:19

shame!

3330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9:51:47

太监们都自认自己是正常的人。

大荣确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9:46:28

孔子和平奖现在还发吗？

天台坐客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9:43:43

没办法，包子小学程度，他读的是“当之不愧”，当上就是，不需要愧。看看他上台以后，愧过什么吗？全世界最开放的国家，放毒的世界领导，中国股市的大揪心，还有那啥拍马屁将军的几个排列句，哈哈哈，现在又是最民主的国家了，包子铺的菜单上就没有啥要愧滴： ）

ccn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9:29:14

来这里打捞五毛，一捞一大箩筐。

麦蔻里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8:47:03

共和是指政体形态，其最高管理权力来自人民，并由公选产生。

源于周历王在位期间，周历主重用奸臣榮夷公，不聽周定公、召穆公等人之建言，獨斷實行「專利」政策，而奴役百姓，不讓他們有言論自由，「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以至於行人來往，只能透過眼神來示意。於是在前842年聚眾發動國人暴動，衝進王宮，試圖殺死厲王，史稱「國人暴動」。厲王得知自己大禍臨頭，最後只好逃出鎬京，越過黃河，逃到汾水流域的彘，由共伯和執政，史稱「共和行政」。是中国历史上共同和谐议政的雏形。

三木匠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8:41:27

不知道在汉语里头，“愧”是什么意思？

limitation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8:37:17

中国比北朝鲜民主，绝对的

lovNordstrom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8:35:53

哈哈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8:25:47

哈哈哈哈，出于同情心，我决定暂时同意智商的观点。

绿党123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8:30:20

智熵==

z这里真正懂政治的不多。像这批HJ，跟他们讲这些没有。别费劲了。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8:25:47

lovNordstrom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8:13:32

智熵这个ID在这个主题下面发了有80-90帖. 不至于吧. calm down.

—————————///————————

哈哈哈哈，出于同情心，我决定暂时同意智商的观点。

中国是民主国家，比美国民主，中国是民主的灯塔，世界民主大会中国不能缺席，而且必须由中国主导！！欧耶

YD_OH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8:23:51

张维为指出，中国的高级干部和公务员中，约有90%来自普通家庭，却不提几乎100%腐败掉了。

lovNordstrom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8:13:32

智熵这个ID在这个主题下面发了有80-90帖. 不至于吧. calm down.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8:11:40

日本、韩国、台湾，经历比中国短的连续增长，国民收入早就遥遥领先中国，中国体制外人民付出那么大的劳动，环境付出那么大牺牲，钱都哪里去了？

红二代官二代们富可敌国，随便一个小官都是巨贪，维稳费用天文数字，大撒比……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8:05:34

青衣侠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7:07:14

“马凯硕在发言中指出，检验一个政治体制的最根本的标准是什么？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也不看看中国的这40年，发展欣欣向荣，中产阶级日益增长，都超过美国的总人口了，要中国改成美国模式？脑子都被驴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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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媒和五毛最善于偷换概念，他们不说目前中国仍有6亿人月收入1000人民币，10亿人没有达到中等收入，却说中国中产阶级超过美国总人口了。那如果和卢森堡比，中国富豪人口超过卢森堡总人口啦。

而且，中国中产阶级标准是什么？美国贫困线门槛是年收入1.2万美元，相当于8万人民币。

zgw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8:04:28

要民主还是要独裁和要吃饭还是要吃屎一样，这么弱智的问题本来用不着讨论，可是现在五毛们拼命论证饭有可能营养不够，有可能不和口味，有可能营养不全面，还有可能吃饭会噎着......，总之他们就是想吃屎，而且还代表14亿中国人都和他们一样。

春暖花开2016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8:03:03

社会体制和文化环境造就人。看到极端，暴戾，失去人性的智伤，让人更加厌恶专制体制。

麦蔻里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7:57:04

什么Jasmine革命，就看看近在咫尺的台湾，虽然大陆总体经济，军事要远超越台湾，但台湾的制度己经树立典范，中国人可以做到民主。搞什么一尊思想研究中心，务实一些吧！好好研究一下台湾体制，扣心自问，同为中国人，我们能从台湾的社会实践中学到什么？

Liantao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7:44:17

需要几十个帖子说自己的观点 弱智+精神分裂

nonamenogame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7:43:50

世界上最无耻最不要脸的独裁国家。讲真 这是世界最民猪的国家，养了几亿株。

柳小波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7:41:53

楼下还是不清楚为什么自己做的是无用之功

人有没有监督政府的权利，是零和一的区别，黑和白的区别

说了一大堆民主不完美，美国民主有缺陷，现在开始说亚非拉的民主了。

可惜，人类到了最后，在“有监督权（民主）”和“没有监督权（被专制）”之间二选一，不会有什么悬念。

你们无论如何抹黑民主，把民主，还有普世，说的再不堪，也没有用。

私有制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到头来也是这样的零和一。财产到底是你最终控制，还是相信一个万能的伟光正去为你分配。人性在这里不会有任何悬念，你把私有制抹黑得一无是处也没有用。

kedi888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7:28:59

中共就是世界最大的无赖流氓骗子，其不要脸程度绝对是世界之冠。

无忌哥哥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7:27:04

哈哈哈哈

kedi888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7:23:58

中共应该大张旗鼓的宣传独裁制度的优越性，独裁就是好。用不着东施效颦说自己最民主，徒令天下人耻笑。

华伦久费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7:22:08

楼下说的对，土共实在是太恶心了，比指鹿为马还恶心。明明是彻头彻尾的独裁，却要说自己是有特色的“民主”。

柳小波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7:21:42

每个五毛都在喋喋不休：民主不完美，民主不万能，美国民主也有缺陷，言下之意你们要民主权利干什么呢，有伟光正不就行了？

像极了骗子神棍对你说：钱不是好东西，钱不是万能的，很多有钱人也不幸福，最后图穷匕见：钱全权交给我替你打理吧。

kedi888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7:19:50

中共应该大张旗鼓的宣传独裁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好。用不着东施效颦说自己民主，徒令天下人耻笑。

柳小波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7:14:25

楼下五毛，生活改善说明民主？或者只要能改善生活，没有民主也行？

民主就是每个人都有一点选择的权利，而你们共产党五毛想要的是人们都放弃这一点权利，告诉大家这都是假象都是骗局都是无用功，只用万事相信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替你们决定就好了。

这是什么，这就是零和一的区别，也是你们宣传无用徒劳的根本。民主制度下，每个人还有一点权力，你们共产党专制下，人民根本一点制衡权都没有。就像房东，房客表现再好，也绝不会把终止合同的权利让出去。

你到世界任何地方，说得再天花乱坠，也不可能让人认同你们，放弃手上那一点神圣的权利，去做一头听话的猪。

大中华救国军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7:13:16

人越缺什么，就越显摆什么！

青衣侠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7:07:14

“马凯硕在发言中指出，检验一个政治体制的最根本的标准是什么？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赞同这个观点，但我更进一步，即我认为：无论是民主还是独裁，都是人类历史上发展出来的用来管理人类社会的工具，工具用好了，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那就是好工具。民主若不能为民众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而是带来战争、杀戮和难民，那不要也罢。事实上，美国的“民主”已经40年未能给民众带来好处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这40年中日益萎缩，不是都变成富人了，而是都変成穷人了。这样的“民主”制度，再不进行深刻的改革，怎么行？美国不但不进行自我改革，反而要求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成美国这样的制度模式。有一帮“公知”和“普世”派，也跟着瞎嚷嚷，也不看看中国的这40年，发展欣欣向荣，中产阶级日益增长，都超过美国的总人口了，要中国改成美国模式？脑子都被驴踢了。

麦蔻里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7:05:27

看到这种指鹿为马，信口雌黄的言论，还出自所谓的学者，外交部副部长之口，无地自容。硬要把一个专政体制描绘成民主制度，这还不够，说西方国家是假民主，颠倒黑白，无理取闹，堕落到如此地步。就像一个光屁股的人在大谈特谈自己的衣服有多漂亮。只能用一句话形容，恬不知耻!

虽然体制的叫法不同，中国还没有走出君主世袭，根本谈不上民主，需要类似日本的明治维新，走向君主立宪或者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共和。

kedi888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6:59:20

首先要有言论自由才可以讨论是不是民主，如果不允许不同意见的表达，一个人说了算，他说啥就是啥，那还有什么民主可言！民主还必须有政治自由，组织政党的自由，一党专政还谈什么自由？民主能想到的最基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反映多数人的意愿。多党制3权分立是保证民主制度运行的可行方式，否则民主政体也会蜕变为独裁统治。

犟华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6:45:52

当之无愧的 “无耻至极”！

百姓人家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6:43:51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大中华救国军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6:34:57

城里新来了一个五毛祥林嫂？？？呵呵，我们同学中有一位这样的，不会是他吧？平时我们都躲着他，一个病人，乃她如何？

百姓人家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6:31:48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百姓人家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6:28:31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烧酒酒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6:09:47

中国特色的逻辑。

寧靜致遠Denker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6:07:33

歪嘴说，世界有两种逻辑，一种是正常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

散人说，我们要在粪坑里创造一种无菌环境。

古人说，是彪子，但还想立牌坊。

老百姓心里说，真…的不…脸

清漪园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6:06:09

“对国家制度有自信，就不要硬扯自己是民主国家，可见潜意识里也是觉得民主是个好东西，拼命往自己身上套。”

+1， 自信就明说自己是独裁国家。

问题哥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5:57:42

智熵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0:59:00

群魔乱舞为熵，无脑编排张冠李戴，对着镜子把自己内心的龌龊投射在别人身上，就这种货色嗷嗷待哺地要民主干啥呢？要自己当别人的皇帝，成为既得利益者？ 小人不在乎当权的是谁，恨的是自己过得为什么这么渣，没当上别人的主子。 骂别人不过是硬换个名头骂自己。

——————————

是哦。

精神分裂啦？

老北京炸酱面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5:57:00

美国也不是民主的典范，当然可以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比中国更烂。再场的民主，也强正最好的独裁。.而我且没有人不希望中国更加光明灿烂，但是如果这么走回头路，更好的前途是没有了，只能走向失败。把4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挥霍殆尽，我们只有痛心。

gdx2015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5:56:32

嗯，说的不错，“中国的民主，不是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休眠”，中国吃瓜们不能投票，不需要被唤醒，一直休眠！

sgbigsell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5:45:32

对国家制度有自信，就不要硬扯自己是民主国家，可见潜意识里也是觉得民主是个好东西，拼命往自己身上套。

把地球改名叫外星，我们就是外星人了吗？

海鲜火锅2021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5:42:42

中国制度改善的地方是要增加有效监督，决策时的民主监督，执行时的跟踪监管，和事后的民主评估和追责。这此什么一人一票普选更有效。

portfolio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5:33:37

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质上就是一个中华流氓共匪国，处处胡搅蛮缠，时时丢人现眼。

pandali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5:28:16

光说不练假把式，生活中什么样儿谁还不清楚吗

大荣确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5:22:36

辛亥革命没有成功，中国百多年来一直就是个封建专制国家。中国的封建制度其实就是秦式专制制度的代名词，和欧洲的封建制度风马牛不相及。

有选票不一定是民主，没有选票肯定不是民主。

民主与否，国际社会自有公议，自我标榜没有用。

北朝鲜全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请问它民主吗？它人民吗？它共和吗？

近现代的独裁专制国家，都喜欢拿民主、人民啥的当幌子，以欺骗人民，什么民主德国，民主柬埔寨，以及各种各样的人民共和国，请问他们跟民主有什么关系？而欧洲的一众君主立宪的王国，还有日本，因为实现了政府和议会的民选，国王变成了摆设，世人普遍认为他们是民主国家。

中共居然把自由、民主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纯属自欺欺人。和以前把秦式专制打扮成稍有点制衡因素的封建制一样，愣是要把秦式极权专制在新时代打扮成民主。习近平也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框住，只能...  查看完整评论

大中华救国军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5:20:47

美国没有一个人否认美国社会中的丑陋现象，各种搏杀没有一刻停止！拜登的全国疫苗禁令两天前基本被法庭终止，成千上万的明年1月四号要失业的人可以松一口气了！

中国好呀！为了维稳，中共动用了多少鸡滴屁？？？为啥维稳？为啥天天怕的要命？不是已经全国人民万众一心跟党闹革命了嘛？不是已经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国富民安吗？这说法骗了谁？哦，原来只有五毛被骗了！你可千万别说他们智商低！因为五毛钱不够交智商税！

家在北平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5:16:32

早该这么宣布了，这么多年忍辱负重的被人一提“民主”二字就短半截，委屈巴巴的。伟哉，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西朝鲜）。

郑南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5:03:08

不要碧莲的玩意儿，咋说都行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4:51:01

不是民主，根据形势需要，硬要往民主上靠。

无法洗地，根据主子需要，不能洗的也要洗。

自相矛盾，徒增笑耳

googlywug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4:30:00

民主定义是直接选举最高领导人。请不要再胡搅蛮缠了

四月如风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4:26:02

这得要多不要脸才能说出这种话来！

groogle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4:04:00

按照他的说法 塔利班管理的阿富汗也是当之无愧全民主国家 哈哈哈

Earth_Rover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4:03:00

可笑又可悲！

血刀老祖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4:00:00

＂民主国家＂现在是反义词

Jcq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3:58:30

由民做主，是老百姓做主。为民做主，是你是民，我是主，我为你做主。以前戏里不说吗，“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说的就是我是官，好官会为你做主。美帝制度肯定有不少缺陷。没人否认这点。但市场经济的活力，有目共睹。中国过去三、四十年就是因为利用了市场经济，就已经让国力大幅上升。而且监督制约的制度，可以让他自我修正。你干的不好，就会被换掉。

说真的 发表评论于 2021-12-03 03:39:00

不要碧莲！

谢选骏指出：上述“学者”，都是猪圈豢养的，所以它们的言论只能算作“猪叫”，不能算作“助教”。什么时候他们也能自食其力了，再来讨论一下“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猪国家”吧。

《什么是全过程民主？你问过全体中国公民吗？》（23/10/2021 作者桑雨）报道：

10月13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突然高调肯定民主价值，提出他对民主评判的标准，他说：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 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 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 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 只有拉票时受宠、 选举后就被冷落， 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我国实现了全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 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 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 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习近平的这番讲话明显是在试图夺回民主话语权，要让中国人民来定义民主，我们且不说民主与专制在现代政治学语境中有明确定义和评判标准，中国的政治制度恰恰符合普世认定的专制极权标准，想指鹿为马也许中国人民不得不买账，但全世界不使用新华字典的人类不会买账；就说让中国人民来定义民主，你打算怎么做？搞一次全民公决吗？问问每一位中国公民是否需要普世民主权利，即选举和被选举权，集会游行权，组建政党权，新闻言论自由权？监督政府权？这些民主政体给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国人民真的不想要吗？你以什么方式咨询过中国人民呢？

@Andy Rubin：我就问一个问题，如果人们对习近平不满意，人们能拿他怎么办？

@harvey_ddd：不认同的都是阶级敌人，境外反华势力，不是人民

@Charlie Yang:人民这个词是我党最伟大发明，不是居民，不是公民，而是人民，党说你是人民你才是人民。

@Andy91671660：民主有两种，其中一种就是他说的民主，即 为民做主。

@Lincoln：中共式民主：人民永遠是民，中共權貴是主。人民唯一有機會自己選擇的便是那十五天停電。

@老废：把所有的已知条件全部否定了却得到了一个肯定答案！古有赵高，今有包帝！不在乎你懂不懂，就问你服不服！

@Soul：民主是皇帝专用词，屁民讲了会被寻衅滋事。充分体现了赵国民主的内涵。

@Greene：我老家村内选举，被选举人只能是党员，全村投完票后，选出几人再由村里党员选，所以谁家族的党员人数多，就谁当。

@韩连潮：作为首名在美国国会工作十余年的大陆人，我负责地说习近平在散布虚假信息；我和团队花费一半以上的时间为选民排忧解难，选民可以随意进出华盛顿和选区办公室提诉求，选民意见是老板和员工每天例会讨论的主要内容。民主有其弊病，但远好于独裁。

@吴铭：习近平还真的不知道民主运作的过程。澳洲我家当地议员在附近有办公室，还经常在周末举行街角会，过年过节来卡送日历，有事可以写信找他们。习凭现象攻击民主，而他自己一点权都不肯放，虚伪至极。

@五岳散人：说起民主，至少京都这边的议员们还是有点儿用的。有个日本朋友跟我说，京都是日本共产党的大本营，日共议员们是连黑社会都害怕的存在。因为他们如果被选民要求的话，会找到黑社会那里，跟《大话西游》的唐僧似的，掰开揉碎跟黑社会讲道理。没法打也说不过，黑社会被烦死了，最后只好认怂。

@马头琴：我倒觉得是个进步，至少公开肯定了民主 选举 权力制约 监督等概念，进入了民主的话语体系。这对强化习思想而言，其实是个逆行，没准儿不久就会禁掉，尤其是前面一段儿。

就在习近平阐述中式全过程民主的同时，北京十四名独立参选人宣布参选北京市区县人民代表换届选举，这些独立候选人中有被傅政华迫害的709被捕维权律师的家属及知名维权人士。其中一名候选人野靖环21号发帖说：“22号是北京14名独立候选人中的刘秀贞选举宣传日，但是派出所所长坚决不让刘秀贞进行活动，并通知她明早六点半开车出去旅游。所以，刘秀贞的宣传活动被迫取消。

目前，这十四名候选人中的10人已被软禁在家中或被强制离京旅游。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这是北京市公安局在操作示范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吗？难道北京市公安局内还有傅政华孙立军的余党吗？

@Blake Calibrese：选举是全国人民的大事，是值得庆祝的事情，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们在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特色选举制度的号召，这是天大的好事，人民警察不应该公然威胁候选人，这是和党和政府作对，给习近平总书记抹黑。

谢选骏指出：法国人不懂什么是“全过程民主”——那是“全过程皿煮”的代词——法广蠢到极点，以为中国还有“全体公民”，完全不知“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猪国家”。人权就是猪权。

【74、中国是全景敞视主义的实验室】

《“全景敞视主义”：人民不可再聚集》（沙丘研究所 2020年6月12日）报道：

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不止是被监视情况下的规训，它也是对于群体流动性的压制。

怎样把一群野蛮人变成现代人？

步骤一，把他们放在一个个小格间里；

步骤二，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一直被监视着；

步骤三，把他们隔离起来，保证他们无法成群结队。

上述的这种改造或教化的过程，可以作为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中“全景敞视主义”的简化概括。

圆形监狱运转的示意——中心的瞭望塔可以随时监视每一个位处四周的隔间。隔间中的囚徒只能看见中心瞭望塔一个模糊的剪影，但无法分辨狱警是否正在凝视自己。

1. 作为诊断书或说明书

作为一个非传统的思考者，福柯的写作“易于感觉但难于确定”。这种权力技术——或空间样板——似乎既是一份说明书也是一份诊断书。它作为说明书的意义，回应的也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怎么把一群骚动、野蛮、冲动的“乌合之众”转化成有秩序、可管理、拥有生产力的现代人？而作为一份诊断书，它回应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现代社会看起来如此井然有序、亮丽美好，那么，为什么其中这么多人感到无比焦虑和抑郁？

如果回到这项概念被提出的原始文本，不难发现杰里米·边沁最初在1787年写成的文章《圆形监狱（Panopticon: or the Inspection House）》显然是作为一份说明书出现的——那是一项提案，一次设计，一份乌托邦式的畅想（严格意义上说，杰里米·边沁的弟弟萨缪尔·边沁是“圆形监狱”的首次提出者，他观察到了俄罗斯工厂当中的“中心视察原则（central inspection principle）”。后来杰里米·边沁化用了这项原则到他的监狱提案中。）

福柯在约200年后写成的《规训与惩罚》则是作为一份诊断书的姿态面世。尤在《全景敞视主义》那一章中，法国学者重新挖掘了那位英国法理学家所设想的监狱方案，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边沁提出的“改造所”，当它不是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建成项目，而是作为一种抽象的模式，已经成为了当时西方现代社会的压倒性状况——远不只是监狱，“全景敞视模式”已被广泛用在了精神病院、工厂、学校、办公室当中……所以在1970年代，由福柯的重新介绍，“圆形监狱”作为一种话语，更多时候成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反乌托邦式的社会批评。今天的建筑学范畴或者更广泛的学术界沿用了福柯的文本意义。我们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把它作为“白色恐怖”和“精神奴役”的代名词，指涉现代人被威权所控制、被规则所操纵的不幸境地。

2. 圆形监狱”消解了聚集场面

这个广负盛名的学术概念因高度准确地描述了社会现状，而越来越频繁地走入大众的、公共的讨论当中。 但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大量文章对于“全景敞视主义”的解读，似乎很多时候存在一定的偏狭——人们更多着迷于这项空间样板中“老大哥在看着你”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开头简化场景中的第二步。

可以理解，“panopticon”一词的词根“pan- （all，全）”和“optic （seeing，看） ”组合在一起的本意即是“all-seeing，一览无余”，这其实和另一个词“omniscient，全知全能”在组成上十分相似（后者同样是由“omni-，全”和“scire，知晓”）。

圆形监狱作为词汇本身就在强调“一览无余”和“全知全能”这样的意涵

所以，词汇本身即着重强调了位处中心的瞭望塔的地位。因而，对于这项概念，许多讨论也都详述了个体无时无刻不被凝视，行为不敢越轨，以至于到最后即便管理者已经缺席，个体还是会持续地进行“自我凝视”和“自我管理”的情况。在当下的世界，或许正是因为密集的监控系统和普遍的审查机制，写作者也就主要运用圆形监狱中这项“看与被看”的经典关系对现实进行诠释。

不过这并不是“全景敞视主义”的全部。

他的房间被安排成正对着中心瞭望塔，这就使他有一种向心的可见性。但是环形建筑被分割成囚室，则意味着一种横向的不可见性。

另一项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要素是开头简化场景中的第三步：在圆形监狱当中，每一个个体都陷入了绝对隔离的孤立境地当中，他们相互之间不能够顺畅交流，不能够抱团，不能够凝聚在一起成为所谓“群体”。所以，这项权力技术将保证这些个体总是等级制度中被动的一方，并永远无法调转这项关系；从交往理论的眼光看来，它使得“讨论”消亡了，也消解了公共领域产生的可能性。

原子化的个体很难对自上而下的权力实现商榷。

为什么一定要把人打散？为什么一定要防止他们聚集在一起形成公众？此时我们不妨重新回到边沁的时代。18世纪末，这位法理学家正为自己提出的这项优秀方案心潮澎湃，以至于带着它四处奔走推销。 他不是一个“疯狂的邪恶科学家”，他的这项空间的构想显然也不是出于纯然“恶”的意图。相反，边沁把它当做一个良性的“改造所”。他设想，在这个地方，病态的、偏离的、有罪的人和念头，将被秩序、理性和道德的观念改造，这将是一个带我们走向文明的催化所。

人民串联、聚集在一起的场面总会令当权者警惕，因为相比于零散的个体，群体是“有力量的”。我们同样需要明白的一点是，并不是个体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的“群众”都会是高尚、道德、追随至高信仰、甘于牺牲自我的“伟大的群众”。 当个体来到一起，一份独立的“群体精神”似乎就在驾驭其中的个体，以至于释放出个体在平常近乎被压抑着的，某种蠢动的动物性能量。

“群众的民主权力就像一切个人权力一样，当它没有受到恰当的宪政约束时，也很容易转变为它的反面，成为一种暴虐的权力。”此时“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突然爆发”。换句话说，当个体聚集在一起形成群众之后，每一个人或许都不可避免地变得比平常更为野蛮、低智且暴力。

在这样的语境下大概不难理解，为什么规训技术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社会的一项伟大发明，而为什么我们试图在此论述“原子化”是其中的核心—— 如果乌合之众的聚集很大概率会带来混乱和失控，那么，似乎确实只有把他们相互之间隔离起来，放进一个个可被预测的小格子里面，他们才有可能进一步变得有序与文明；惟其才可能使人类原本野蛮、冲动而尚武的肉体变成有生产力和具体功用的劳动力。惟在此时，群众那种可怕的潜在能量才被压制住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公开的酷刑是人民带有狂欢意味的庆典。对尼采来说，惟有这种无法忘怀的场面才是足够好的“记忆术”，能够让冲动、易忘的自然人牢记文明的规约。

事实上，福柯在《全景敞视主义》之前的章节《断头台的场面》中就已经提到了这种“骚动的人群”对于君主权力的巨大潜在威胁。通过对犯人公开的残酷处刑，君主确实向治下的人民宣示/炫耀了无可辩驳的至高权力，但在另一个层面，这种行为又更深层次地抽拔出了一种临时的例外状态——此时，因为已经将要毫无疑问地赴死，作为“声名狼藉者”的犯人被允许在最后的几分钟里肆无忌惮地咒骂君王、法律与宗教，而 通过热烈的喝彩和叫嚣，观看的群众在一定程度也是这种短暂反抗的参与者。 在场面“辉煌”的断头台前，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了在此般驾驭着生命的、无与伦比的权力和不受限制的合法暴力面前，自己注定的无力和渺小，这也就在无形中深刻团结了共同目睹着死刑“盛典”的个体们。

“断头台的场面”即是在仪式化和纪念性的场合，由多数人围观着拥有特权的一小撮人的权力表演；而“全景敞视主义”即是变做了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天，由拥有特权的一小撮人监视着多数人。显然，对于权力的拥有者来说，前者还是太危险了，它在一些时候甚至会促成革命的发生；后者无疑更为高明，它高效且更可持续。前现代到现代的权力展示也就由之发生了伟大的转向。

挤作一团的人群、多重交流的场所、混在一起的个性、集体效应被消除了，被一种隔离的个性的集合所取代。

福柯曾多次表示过自己受到尼采哲学的强烈影响。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书写的“自然人（homo natura）”与所谓“群盲/群氓”确实可以很好地为“监狱的诞生”添上注脚。在那个原始的自然状态中，人类是心血来潮、不顾后果、尊崇强者的丛林游戏玩家，是“瞬时情绪和欲念的奴隶”，是对弱者生杀予夺的“一伙金毛食肉动物”。在那种景况下，生命是污秽的、野兽般的、短促的。 为了防止我们跌入这样不幸的“无休无止的战争状态”当中，我们一定需要对这种粗粝野蛮的原始人性施加管制，必须要有文明的秩序的驯服——按尼采的话讲，为人们穿上“社会的紧身衣”。

3. 一项既优美又阴险的方案

由之，两种状态被对立起来了——一方面是自然、原始、自由聚集却也有潜在的骚动、低智、暴力危险的状态，一方面是现代、文明、驯顺却也孤绝和压抑的状态。当杰里米·边沁意识到了这道选择题的存在，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改良道德，保护健康，振兴工业，普及教育，减轻公共负担……这些通过一个简单的建筑理念就都可以实现！

Morals reformed-health preserved-industry invigorated-instruction diffused-public burthens lightened-Economy seated, as it were, upon a rock-the gordian knot of the Poor-Laws not cut, but untied-all by a simple idea in Architecture!

——边沁，《圆形监狱》，第四章

对于一个以功利主义哲学辐射后世的社会改良家，边沁认为社会进步的最高目的只有也只能是一个——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这就是现代福利国家的核心要旨。

但这种观想显然是由似乎可以定量的“快乐”和“痛苦”的演算来成就的伦理学，也就是说，他为上述那道选择题（强行）赋予了一个答案。这是一种现在看来充满危险的倾向—— 原来，一些东西可以牺牲，只要一些更重要的“快乐”可以实现。在圆形监狱这个方案中，这项加减法的计算无比明显。“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活力”被牺牲了，换取的则是“人民的温顺、安宁与秩序”。因为对边沁来讲，后者才代表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即便它的代价是监视、隔离、精神奴役和心灵控制。

……一个自由公民的自由精神和活力，是否会被士兵的机械纪律，或僧侣式的苦修所取代——这种高度精巧的发明，其结果是否可能是制造出了一套近似人类的机器？

……在这样的准则下，幸福究竟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叫他们士兵也罢，叫他们僧侣也罢，叫他们机器也罢：只要他们幸福，我就不会在乎。

...whether the liberal spirit and energy of a free citizen would not be exchanged for the mechanical discipline of a soldier, or the austerity of a monk? - and whether the result of this high-wrought contrivance might not be constructing a set of machines under the similitude of men? ...Would happiness be most likely to be increased or diminished by this discipline? - Call them soldiers, call them monks, call them machines: so they were but happy ones, I should not care. 

——边沁，《圆形监狱》，第四章

圆形监狱作为空间样板的意义远远大于惩罚犯人，它作为一种模型也是学校、工厂、办公室等等建筑中“ 小隔间设计”的来源。

可以说，这一空间样板当初被提出时，似乎就已经自带了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双重性质。这也是为什么福柯会将之描述为 “一种残酷而精巧的铁笼” ，而为什么福柯传记的写作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在真正理解了这项权力技术的奥妙之后，会由衷感叹它 “既毋庸置疑地优美，又毋庸置疑地阴险。”

福柯所做出的一项极重要的事是指出了这条道路一种此前似乎被轻视的风险。在文章开头，我们提到了“全景敞视主义”作为一项诊断书，其面向的问题大致可以措辞为：既然现代社会看起来如此井然有序、亮丽美好，那么，为什么其中这么多人感到无比焦虑和抑郁？

综上，大概可以这样简述福柯的回应：从前的权力表现在于惩罚，譬如公开凌迟处死的盛大场面，而这代表了人类动物性的自然冲动和残酷快感的宣泄；从前的惩罚在于“ 对光线的剥夺”，它让囚犯像虫豸一样无尊严地活着，而现在的规训则在于 “对黑暗的剥夺”，它使得人们永远无法在真正私密的黑暗中得到休憩。

当这种针对肉体的惩罚场面逐渐转变成了温和的规训和精密计算后的控制，这种暴力的减少并不单纯意味着人类整体道德的伟大提升。福柯，延续着他所私淑的尼采哲学论证，提醒我们，这种从暴力惩罚到温和规训的转向，这种对自然原始状态的背离，这种人类无法再释放到外部的本能的“内向化”，最终“引起了最重大、最难测的变态”，而这种“压抑下的病态”也就是现代人常常感到烦闷、焦虑、抑郁和痛苦的本质原因。

谢选骏指出：我看这个“全景敞视主义”，很像该死的毛泽东思想——它把中囶变成了一个大监狱！人人生活在监控之下，随时可能遭到逮捕和电击，人民惶惶不可终日。“人民不可再聚集”，因为反动政府需要“把动乱消灭在萌芽状态”！

【75、中国是现代人类的祖国】

《“走出非洲”人类起源模型摇摇欲坠》（2024-03-09 彼得·莱恩 Peter Line）报道：

许多到访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游客，看到所谓人类祖先的猿人 [（apemen）又名 远古人（hominins） 或原始人（hominids）] 标本时都会惊叹不已，比如类似“我们人类的家谱树”展览。这幅家谱树用多个头骨铸型说明了它们之间的“进化关系”，要重重地敲醒任何敢质疑我们是“高级猿猴”的人。

“走出非洲”人类起源模型摇摇欲坠

（“我们的家谱”展览，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安妮和伯纳德·斯皮策人类起源展厅。）

《创造》杂志以前就强调过，虽然教育界和大众媒体铺天盖地宣传进化论，但是，人类进化故事的实际情况与这个展览给人留下的印象相反，只能委婉地说并非无懈可击。其实在生物学领域，它面临不可逾越的障碍，甚至引起一些进化论者注意。我们之前有一篇文章已经表明，即使是所谓的 600 万年左右的时间（为了满足人类和黑猩猩从同一祖先进化所要求的时间），对通过突变影响身体形态的进程来说，也是太短了。

此外，对头骨化石的解释和“定年”也十分混乱；一度被宣扬为近乎肯定正确的观念不久后就被丢弃。还有一些观念则不断积累难题，反复“打补丁”，仿佛只为等着有新的观点将其取代，其中就包括居主导地位的人类进化的“非洲”模型。

重估“走出非洲”

在人类进化的“非洲起源”模型中，居主导地位的一直是“走出非洲”模型，通常被称为非洲“替代”模型。“走出非洲”模型认为现代人类（智人）是在东非进化而来的，而这仅仅是 20 万年前发生的事。

这些现代人类后来向全世界进发——可能最早开始于 12 万年前，人们通常认为该时期他们只是短暂地占据以色列地区。进化论者通常认为人类在非洲的大量出现开始于7 万年以前。据说，他们随后扩张到亚洲、欧洲和东半球的其它地方，取代了“其他不那么高等的人，例如尼安德特人。”据称这种取代过程没有或很少伴有杂交（交配）情况。

长期以来，“走出非洲”模型的主要进化论替代选项一直是“多区域起源说”，但在此之前，多区域起源说一直受到冷落。多区域起源模型认为，当今诸多人类种群的古代祖先是在将近 200 万年前从非洲向外迁徙的直立人。之后他们大致生活在今天所在的地区，并在这些不同地区同步进化成今天的现代人。

该理论认为：“杂交给群体间带来了基因流动，重要变化借此在所有族群间传开了，使人类能以保持一个单一物种。”

“走出非洲”模型陷入困境

一度成为主流的“走出非洲”模型最近陷入困境。首先，剧增的古代 DNA 证据证明，任何提出近乎纯取代（杂交很少或没有）的“走出非洲”模型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些证据显示现代人与其他人类族群，如尼安德特人与神秘的丹尼索瓦人（Denisovans）之间，存在大量且持续不断的杂交基因渗入，也就是说他们是同一物种。

“年代测定”的困惑

随后在 2017 年，一份以进化论为前设的定年报告称，12.4 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大腿骨中的线粒体DNA 表明，非洲线粒体 DNA 基因早在 27万年前已经流入尼安德特人中。但是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早期现代人进入欧洲（或附近）的时间远远早于人类离开非洲之前——甚至早于人类在非洲进化之前 !

同年，一具来自摩洛哥的智人杰贝尔·伊尔霍德（Jebel Irhoud）头骨化石的年代被重新测定，新的定年结果从大约 16 万年前变为更早的 31.5 万年前。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人类在非洲出现的时间比以往认为的要早10 万年，并且地点在北非，而不是以往认为的东非。

来自摩洛哥杰贝尔 · 伊尔霍德（Jebel Irhoud）的伊尔霍德1号智人头盖骨铸型 , 陈列在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它最近被重新定年，从之前的约 16 万年调整为 31.5 万年。

这促使另一批发现杰贝尔·伊尔霍德头骨与中国大理头骨（约 26 万年前）相似的研究人员提议：“与智人相关的特征可能是在东亚进化出来，并被带到了非洲”。这意味着我们的起源并非如“走出非洲”模型所言，仅仅局限于非洲。

最近，在以色列米斯利亚洞穴（Misliya Cave）发现的上颌骨及相关联的牙齿在特征上与智人一致，年代被定在 17.7 到 19.4 万年之间。这意味着“该智人进化分支的成员离开非洲的时间比之前认为的要早”。而在此之前，同样是在以色列，人们在斯虎尔（Skhul）和卡夫扎（Qafzeh）发现了当时非洲以外最古老的现代人类化石，据称大约在9至12万年前。

进化论的流沙

那么，“走出非洲” 模型既然被进化论者自己的数据证伪，这个理论会被抛弃吗？不太可能；虽然他们承认“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我们这一物种是如何出现的”，但我们只见他们努力使最新的发现适应新的“正在进化”的故事。

各种形式的多区域起源说在不同程度上又被人玩弄起来。就在最近，23位进化论者在一篇论文上联合署名，该论文主张他们称为“非洲多区域起源”模型的观点。根据塞里（Scerri）等人的说法，“新数据表明可能有许多处于过渡期的人类群体，他们带着原始和衍生特征的不同组合，30万年到1.2万年前生活在从摩洛哥到南非的广大区域”。他们没有放弃智人起源于非洲的观点，并且提出了一种模糊的多区域起源说，但对非洲大陆以外的事件基本上保持沉默。《科学美国人》撰稿人凯特·王（Kate Wong）这样总结他们的立场：

他们提倡的绝非是在非洲某个地区的某个小群体的进化，而是认为我们这一物种是从一个大的群体进化而来。该群体在广阔的非洲大陆上被细分为更小的群体，相互间因着距离以及沙漠一类的生态学障碍隔开，而且通常处于数千年的半隔离状态。

选择你要的模型

亨（Henn）等人最近概述了四种非洲智人起源的候选模型，其中包括非洲多区域起源说。“大杂烩模型”表明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这引发了人们对非洲起源论本身的质疑。

其他进化论者再次倾向于全球多区域起源说。新发现的化石推翻了“走出非洲”模型，人类学家希拉·阿特利亚对此（Sheela Athreya）评论说：

随着每一项新发现的到来，研究人员和新闻头条都宣布这些化石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人类进化和从非洲迁徙的理解。但是，如果不得不如此频繁地修改智人进化的故事，我们可能会说，这个剧情压根儿是错的。

阿特利亚参与了在印度贝特卡（Bhimbetka）的研究，该研究试图通过专注于现在和过去种群之间的亲缘关系，“使进化故事的叙述更具包容性”。她考虑的似乎是区域延续理论（多区域起源说），尤其是在南亚地区的延续性。

“模糊”成了新常态？

人类学家李相熙（Sang-Hee Lee）写道（粗体为原文强调的内容）：

新的研究和新一代的研究者正在挑战这些学科的核心假设，越来越多的证据暗示现代人类并没有一个起源。相反，我们可能会看到模糊的边界和混乱的起源。这些术语不再如过去那样清楚，但它们更有可能让我们接近（所谓的）人类起源的真实故事。

李相熙似乎采用了一种全球多区域进化的方式，他写道：“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出现的现代人类并非独立的物种，而是本土种群的延续”。

曾被嘲笑的多区域起源说模型，无论是（非洲）大陆的还是全球的版本，最近竟然被接纳了，讽刺意味在于，就连进化论者也称“现在普遍认为（该模型和“走出非洲”模型——至少最严格的版本）已被证伪”。

底线

全球多区域起源模型并不比“走出非洲”模型更有说服力，甚至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个观点也站不住脚：在将近两百万年间，稀疏地分布在各大洲的直立人小种群间发生的基因交换竟然能使他们一直保持一个单一物种，与此同时，不同的种群在大约相同的时间内，分别都进化到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形态。

我们所掌握的证据表明，在人类、类人猿和南猿（现已灭绝）各自种群内，一直存在着一系列的生物变异。人类始终是人类。正如2018年《创造》杂志一篇文章所引用的，最近进化论者自己进行的一项研究就声称，线粒体 DNA 证据与所有人类都从“一对创始夫妻”繁衍而来的前设是一致的。

相比之下，圣经的模型不但不会像脆弱的进化模型那样需要不断地修补，而且还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更实在的基础。

本文摘自《创造》杂志中文版第41卷第2期

jinpingxi 2分钟前

现在的手机都是竖屏的，我只知道长期以往下去，人的眼睛都要进化成竖着长，上一只眼下一只眼。

peachtree188 今天 08:20

能自圆其说的故事，无论如何也只是个故事，

理论也许永远有缺陷，但是在不断修补缺陷的过程中增加了人对自然的认识，逐渐摆脱盲目。巫术对各种疾病都有解释，中医无病不治。而现代医学在很多领域还是一筹莫展，修修补补得更加频繁，但不论如何现代得了病不去医院而去请巫师的已经很少了吧？解释不通的就归于“上帝制造”，在古代是无奈，在现代是懒惰。

秋叶如火 今天 07:14

理论嘛，只是个理论，是不是符合事实是另一码事儿。人类非洲起源论背后有白左的人种平等的心思在里面。 就像大爆炸理论背后有基督教创世纪的心思。

谢选骏指出：人说——“与智人相关的特征可能是在东亚进化出来，并被带到了非洲”。——我看，如此一来，中国就成现代人的祖国了。祖国万岁——中国文明整合世界是理所当然得了。

【76、中国台湾人民培养了民进党恶霸】

《彭文正辩护律师张静遭声押起诉 全美台联会声援》（记者李荣圣荷西报导 2022-03-29）报道：

彭文正之辩护律师张静遭声押起诉，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声援，呼吁维护台湾的司法价值。

日前彭文正蔡英文论文门案的辩护律师张静，被检调以「违反个资法、妨害秘密罪」为由搜索并声请羁押，引发各界议论。对此，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发出声明指出，总统蔡英文以及民进党政府长期以行「司法改革」之名，但却以国家的公权力对付人民进行司法迫害之实，可以看出是企图以张静一案，杀鸡儆猴希望达到寒蝉效应。

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认为，张静一案令海外的台湾乡亲深感恐惧与不安，「我们认为张静律师一案不仅是政治力对于司法机关最赤裸的干预和指挥，检调向当权者俯首称臣，趋炎附势，连外界观感都不屑一顾，自甘成为民进党鹰犬的做法，让人感痛心。」

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指出，行恶之人无论罪行大小，都应秉持公正严厉处置。然而现今的台湾社会，已经充斥着持民进党党证，可横行无阻的社会氛围。例如，苏贞昌在担任台北县长期间谎报丢失护照，但其实还失窃180余万元，未受检调深入深入侦办；陈明文高铁上遗失300万现金的行李箱，也是在简单解释后旋即结案；韩国瑜任高雄市长期间遭前市长陈菊的摄影官吴建鸿潜入市长室高达五次，对其提告妨害秘密等罪，却以轻纵收场。而蔡英文的「博士论文」说词漏洞百出，彭文正的锲而不舍的追查遭违法通缉、律师张静挺身而出的以法抗暴遭查税表、前台北市议员童仲彦以在英国获得剑桥大学硕士的求学经历公开质疑蔡英文的博士资格，随即被以诈领助理费5万元重判3年10月定谳。

全美台联会表示，这些民进党的司法政治追杀，已经昭然若揭，「让追求公义的台湾人勇气变得沈重。让坚持真理的台湾人窒息不敢向前，让学界及有识之士噤若寒蝉，外表看起来台湾似乎是风平浪静，一片美好。」

全美台联会强调，自由、民主与法治是缔造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重要根基。可是近年来政府以牺牲台湾人的健康强行进口莱猪与核食，兑换国际社会对其恶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是以台湾人的血肉，换取国际社会对蔡英文学历不敢质疑的声浪，借以巩固政权。

声明中指出，台湾人的良善成为民进党对其予取予求的凭借，「司法的防线已经被冲破，最后的尊严被自封鹰犬、自感荣耀的东厂所践踏。台湾人民的道德与价值经民进党深耕后，只剩下反中与逆来顺受的奴性，继续的沉默，将让台湾每一个不愿成为顺民的人，都有机会成为下一个因反对民进党，而牢底坐穿的政治犯。」

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表示，台北、台中、台东等各地的律师公会已经出来声援张静，全美台联会也希望海外台湾乡亲一起坚持「是非与道德，公平与正义」的台湾价值。

谢选骏指出：“台湾的司法价值”需要到美国来维护——这说明，中国台湾人民像中国大陆人民一样，有冤难伸，只能到美国来告洋状了！

《律师遭查水表 彭文正再爆“论文门”新进展》（2022-03-25 手持设备）报道：

2019年蔡英文办公室秀出蔡英文在伦敦大学博士论文原稿。（“中时电子报”资料照片）

多次质疑蔡英文论文有造假嫌疑的资深媒体人彭文正辩护律张静3月21日遭检警大阵仗搜索，台东地检署复讯后依涉岛内现行“刑法”妨害秘密、“个人资料保护法”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张拒绝交保并声请提审，台东地方法院22日裁定当庭释放无保请回。对此，资深媒体人彭文正直言“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检调把律师送上来的证物，拿去办另外一个案子，这不合理。彭文正强调，接下来他们要对抗的将是蔡英文团队和整个行政机器，追查团队不会放弃，将把整个过程收录在名为《恶官》的书之中，待适当时机公诸于世。

张静说，该案起源于2020年12月20日他经营发廊的女友被顾客控告过失伤害，担任辩护律师的他，为了厘清女友与客户在房间4小时的按摩发生何事，便向保全拿当时的监视影像，保全提供给他的监视影像，并非他偷拍，他也从未看过影片内容，当时办案的证据，没想到被检察官拿来作为控告他的证据。

“这很明显就是查水表”，张静表示，检警大阵仗搜索，就是故意在找碴，该事件后，他仍会对蔡英文论文案继续追查，如果证明论文是假的，至少让过去从来不相信的人更加肯定“蔡英文没有博士论文，绝对是对的”。

彭文正22日在其主持的网络节目中表示，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检调把律师送上来的证物，拿去办另外一个案子，甚至是办“泄密”，但办泄密案有个前提是，泄漏对象必须是公众，把证据给检察官，侦查不公开这有什么问题？

彭文正指出，张静律师因为帮忙他追查蔡英文的论文，而被有心人士大动作查水表，他很不好意思，自己也因为追查论文门，而被蔡英文提告，甚至法院没有拘提就直接发通缉令，让他觉得台湾司法存在一些黑暗的角落。

彭文正强调，张静律师很可能是惹到一群司法官，张静律师则认为是影响到“既得利益者”。彭文正说，虽然发生这种事，但并不影响论文门追查团队继续追踪论文门，接下来他们要对抗的，将是蔡英文团队和整个行政机器，以及部分司法恶官，论文门团队接下来也会把追查过程整理成书，收录在名为《恶官》的书之中，蔡英文团队不要以为打压张静律师，就会对论文门团队造成寒蝉效应，这是绝对不会有的事情，因为团队将“十倍奉还”。

彭文正重申，在论文门案中，对付过他们的检察官，其言行举止，都将被收录在《恶官》一书当中，同时在未来5年之内，一定会纪录，并在适当时机，公诸于世，论文门团队是以记录历史的心态，再追查论文门。

对于张静律师说法，台东地检署则表示，被告所提出监视器翻拍照片，其中有被害人私密内容，疑似未经被害人同意于按摩及更衣过程偷拍取得，也呼吁于近半年内曾前往绿丝美容美体沙龙按摩之民众，主动与地检署为民服务中心联系，协助厘清案情。至于张静向外界所称政治迫害或查水表，显系个人过度联想，与事实全然不符。

对于张静律师说法，台东地检署则表示，被告所提出监视器翻拍照片，其中有被害人私密内容，疑似未经被害人同意于按摩及更衣过程偷拍取得，也呼吁于近半年内曾前往绿丝美容美体沙龙按摩之民众，主动与地检署为民服务中心联系，协助厘清案情。至于张静向外界所称政治迫害或查水表，显系个人过度联想，与事实全然不符。

谢选骏指出：中国台湾的民主进步党，本靠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起家的，现在却造成了绿色恐怖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是中国台湾人民培养了民进党霸，就像是中国大陆人民培养了共产党霸。

《彭文正辩护律师涉妨害秘密，今凌晨遭声押，张静：典型的查水表》（2022-03-22 台媒）报道：

台东检警昨持搜索票，搜索媒体人彭文正的辩护律师张静住家、事务所等处，带回部分证物，张静也被带回警讯，晚间送台东地检署复讯，检方询问张静到今天凌晨2点，讯后依涉妨害秘密、个人资料保护法罪嫌，向法院声请羁押，院方尚未裁定。

律师张静家、事务所被搜，张静昨天下午到警局接受警询

台东地检署表示，检察官侦讯后认定，张静涉妨害秘密、个人资料保护法罪嫌重大，本案尚有证人未到案，张静无固定住所，且与相关证人都认识，有勾串证人之虞，向法院声请羁押。

台东县警局刑大科侦队昨天搜索张静住家、事务所及女友住处，张静的黄姓助理等人不满，认为警方有特殊目的，张静到场后配合搜索，中午和助理等人到警局接受警询。

张静随警方上车前，强调这就是典型的查水表、政治迫害，怀疑是这段时间为彭文正辩护，影响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台湾司法需要改革。据了解，检警是侦办他案时，发现张静资讯档案中有来路不明影像，怀疑张静偷拍、涉及妨害秘密，张静昨晚被移送台东地检署复讯。

张静为媒体人彭文正质疑蔡英文博士学历、论文案辩护律师，他昨天说本案是“查水表、政治追杀”，台东地检署虽表示不回应、一切秉公处理，但内部直言“哑巴吃黄莲”，本案为台东地检发现疑点主动侦办，并非“上面”交办，因为侦查不公开、不便说明，但本案与政治追杀真的无关。

谢选骏指出：台人狂吠“本案与政治追杀真的无关”，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它们能够如此放肆嚣张，都是因为“中国台湾”的人民懦弱，培养了民进党霸得寸进尺。正如我早就说过的了，台湾的民主和其他三个“亚洲小龙”的民主一样，都是假的——是美军保护的结果。即使日本，只要美军撤离，马上原形毕露，天皇再度成鬼了，哪里还有什么代议制民主？人民既然培养了党霸，就慢走，享受被人骑在头上的安稳生活吧。

【77、中国为何从民主堕入了僭主】

《哈佛医生来上海做了八台手术，令中国医生汗颜》（搜狐 2020-01-07）报道：

不少观摩的医护人员感慨：这种细微处见真情的医学人道主义，在国内多数医院还是欠缺的。

又一个中外合作的心脏外科手术即将开始。

“盯住他！”忽然，洋医生严厉地对护士长发出命令，要求她“现场跟踪”一位正在进行消毒操作的中方医生。

原来，这位中方医生没有严格按照规范操作，被“老外”当场发现。直到这位医生完全按照规范完成消毒操作后，才被允许上台操作，正式开始手术。

上海华山医院医护人员，真的被“老外”的严谨工作作风给镇住了。

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

以哈佛医学院麻省总院心胸外科专家斯坦利教授领衔的手术小组，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之邀，在该院为国内8位病人开展从诊断、分析、手术直至术后康复的全套医疗服务，中方医护人员全程跟踪观摩。

这个手术小组成员除主刀医生斯坦利教授外，还包括1名麻醉师、1名体外循环师、1名护士和1名术后监护人员。

如此“全套”地引进国际顶尖手术团队，来国内进行手术示范交流，在上海乃至全国医院中尚无先例。

这个顶尖团队实施的8台手术在难度上并不属顶尖级，心脏搭桥手术及心脏瓣膜手术，上海不少外科医生已操作得相当娴熟，纯从技术上说，简直“了无新意”。但一场场观摩之后，中国医生这样描述他们的感受：“深受震动。”

麻省总医院楼顶的直升机停机坪 可紧急接送危重患者

01、执行手术规范近乎刻板

最直接的震动首先来自“老外”们对手术规范近乎刻板的严格执行。

手术前，洋医生会准备一份科学、规范、合理的“流程图”，其中包括麻醉流程、手术流程、重症监护流程等等，流程一旦确定，所有相关人员都必须严格执行，将操作的每一个环节变成自己的“习惯”，不允许因为个人的固有习惯增添任何多余的环节，或减少一些环节。

哈佛专家规定，术中为麻醉和气道所准备的药物、器械，都须在术前按严格的规范摆在固定位置，须“手到擒来”。

因为缺少监护仪的副显示屏，“老外”医生无论如何都不肯开始动手术。事实上，国内医院在进行手术时，监护仪往往只有一个显示屏，由麻醉师负责监测，手术中，对病人的生命体征状况的掌握，需由主刀医生不断询问麻醉师。

但“老外”强调执行手术流程规范必须一板一眼，监护仪不仅要有主显示屏，还要有副显示屏，主显示屏由麻醉师掌管，而主刀医生通过副显示屏可适时观察病人的生命体征状况。直到这个被国内医院“精简”了的小问题被手术室解决后，哈佛团队才上了手术台。

一位观摩过手术的中方医生感叹道： “我感觉非常惭愧。在哈佛专家看来‘常规’的流程，在国内医学界却并不‘常规’。在手术前，对所有可能需用的药物和器械，我们往往没能做好最充分的预备。

时常等到意外发生时，才‘临时抱佛脚’，有时甚至出现术中等药和寻找器械的窘况，从而不仅无法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最大限度地为患者赢得抢救时间，甚至贻误抢救时机，导致患者生命受损。其实，‘老外’对流程规范近乎‘僵化’的执行，是手术成功的根本保证。”

华山医院副院长徐建光教授说，近一段时期以来，频繁出现的医疗纠纷始终困扰着国内医院，不少医院对此多觉委屈。

其实，医疗行业应该作更深层次的自我检讨，整个医疗过程缺乏规范统一的操作流程，缺乏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是相当数量医疗纠纷、医患矛盾产生的根源。

不少医护人员在医疗过程中往往凭仗经验，习惯“跟着感觉走”，缺乏严谨的规范操作意识。

华山医院花大力气引进顶尖团队而不是单个专家“现身说法”，其目的绝不仅仅在于进一步引进先进的技术，更在于以“零距离”的方式，最感性、最真切地学习国际医学界先进的管理理念、规范的手术操作流程，以及顶级医学专家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职业素养。

麻省总医院一角的休息区

02、追求“零缺陷”

哈佛医学专家们全力追求“零缺陷”的工作态度，也给中国同行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保证病人在麻醉前、中、后各阶段生命体征的稳定，避免患者血压波动，他们术前提出了一系列极其严格的要求，有些在中方医护人员看来已是近乎“苛刻”。

譬如，通常国内在术中要求患者收缩压保持在120-140毫米汞柱即可，但哈佛专家却要求患者血压必须始终稳定在120毫米汞柱上，因为唯此才能使手术危险降到最低。

术前，哈佛团队尽可能多地与患者展开交流与对话，取得患者的信任和支持，打消患者对手术的疑虑和担心。一旦确定手术，主刀医生与麻醉、ICU等术前、术中、术后各个环节的合作伙伴一起，对方案进行认真详尽的讨论，并将自己的想法让合作伙伴们彻底接受和知晓。

同时，更对术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做出周密、详尽的预案。在手术方案的讨论中，为了避免差错，专家们根据他们所了解到的中国患者的个性，每人都起了昵称，避免“张冠李戴”。

在华山医院短短的10多天里，哈佛专家们每天在清晨6时许即进入手术室，晚上6时等手术病人各项生命体征稳定后才放心离开。

而从患者离开病区到患者安全送入监护室的全过程，手术主刀医生都亲自搬动和护送，其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难以挑剔。

不止是心脏疾病

越来越多的癌症等重大疾病患者选择出国看病

03、细节体现以人为本

哈佛团队的不少工作细节令国内同行十分惊讶并深受感动。

甫抵上海，哈佛专家便立即赶赴华山医院看望患者，了解自己手术对象的病情；麻醉用的针管通常又粗又大，为了避免患者的痛楚，他们改用耗时费力的细管注射；胸腔术后，患者伤口会有巨痛，特别是咳嗽时疼痛更甚，为此他们特意带来了红色心形“防咳垫”送给病人。

不少观摩的医护人员感慨：这种细微处见真情的医学人道主义，在国内多数医院还是欠缺的。

此番交流，哈佛专家共为8位冠心病患者实施了手术，术后患者恢复良好。首位接受手术的顾女士在手术后不到一周就能独立下床行走，并一再表示整个手术过程前后未感到有强烈痛感。

年届八旬的郭阿毛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术前曾在医院住过很长一段时间，但病情仍未见好转，国内医生考虑到其手术风险极大，一直未做决断。其家属在得知哈佛专家来沪交流的信息后，主动找到哈佛专家要求做手术。哈佛专家答应了他们的恳求。

专家们说，做手术，风险在医生，但不做手术，风险却在病人。

为了使手术的风险降低到百分之一以下，哈佛团队反复研究病情，制定了一整套安全、规范、周密的手术及治疗方案。手术十分顺利，术后第二天，郭老先生就能下床活动，并在一周后康复出院了。

谢选骏指出：废垃不懂，这可不是什么“真情的医学人道主义”，而是一种基本的职业规范！三十多年前我在日本的时候就发现，日本人好奇怪——他们装一个空调，也会把自己庞大的的工具箱完全打开，里面的所有工具都会一一拿出来摆好，做完工以后再一一收起。这一拿一放的功夫，有时候比整个安装的功夫还大！还有他们清洁地面的时候，会用五六道程序——一吸尘，二水洗，三放洗洁精，四用清水洗，五烘干。如果这个工作交给“中国人”做呢？只给一两道程序就可以了——第一就用洗洁精，第二就直接烘干；或者干脆就连烘干也免了，让它自然干。“中国人”不但这样拆烂污，还会嘲笑日本人愚蠢！日本人是比较愚蠢，不如美国人机灵，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什么鸟人都有。但即使机灵的美国人如哈佛医生，也不会像“中国人”这样偷懒，连基本的职业规范都不讲究。结果呢？当然是产品质量不过关，平时还好推卸责任，欺压弱势群体，一旦遇到强敌，马上现出原形，溃败逃千里，就像1989年的不少抗议者，一直逃到海外躲起来。

我常在想，辛亥革命追求独立自由，一百多年还是无法避免中国从民主堕入了僭主？大概由于“中国人”多数习于偷懒，结果自然强盗横行，登堂入室，霸占权力机构了。中国从民主堕入了僭主的关键，不仅由于袁世凯窃国大盗、毛泽东独夫民贼，而且因为民风浇薄、宵小横行——如此上下呼应、里应外合，“中国人”连“夷狄戎蛮”都不如了。所以“中国人”才会学西崽、成黄俄、买日货、看韩剧了。中国为何从民主堕入了僭主？因为这是废垃社会的宿命。一夜之间，“学西”变成了“学习”，太太太可笑了。

【78、中国为何竟无一人是男儿——除了中央一头种羊】

《骟羊时，羊很少大声鸣叫，请问羊是不是忍痛能力最强的动物？》（191个回答 迷恋幸福色 2021-08-25）报道：

猪和牛在被阉割时，猪叫声震破天，牛眼里含着泪，可羊却像一名硬汉，不反抗不挣扎，毫无畏惧，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另有隐情。

骟羊一词，用俗话说，就是阉割，不光可以用在公羊身上，还可以用在牛、猪、马、骡子等哺乳动物身上，看着残忍，实则没办法，这是农村常见的一种牲口管理办法。

原来我家也养过羊，刚开始不懂，发现羊群不吃不喝长的慢，心里除了着急外别无他法，我爸连觉都睡不好。记得有一段时间，隔三岔五就有羊生病，喂了药也不见好，还时不时地看见公羊争斗，看着更来气。直到有一次，有四只羊快死了，才引起我们的重视。

这快死的四只羊中，有三只都是公羊，幸亏我家公羊比较多，不然就造成整个羊群断子绝孙了。死的羊又没办法卖，只能左邻右舍地分一块吃了，我们之前也吃过羊肉，不过是母羊的，当吃死去的公羊肉时，才发现羊膻味不是一般的大，翻炒的羊肉丝也干柴塞牙。最后，只能加大辣椒等佐料的量才能压住这气味，通过烤、煎、炖等多种方式，一个月才把这些羊肉吃完。

在公羊死后的第三天，我们就请教了隔壁村养羊的老师傅，他一来我们家就发现了端倪，后来，我们按照他的方法留下种羊，把其它公羊阉割后，果然整个羊群都恢复了活力，半年之后，个个都长得膘肥体壮。

要知道，我们在阉割公羊时，一家五口人都上场了，只见公羊被四个人死死地按在板凳上，由我爸操刀。我们以为羊会像杀猪一般嚎叫、挣扎，谁能想到，羊根本不动，只在动手的时候，象征性的“咩~”了两声就恢复正常了，倒是把我们弄的挺尴尬。

为什么要骟羊？

有段时间，不管我是去羊圈喂水，还是在山坡上放羊时，那挂着长长胡子，身体强壮的公羊，总是喜欢来蹭我，有时给它一点颜色，它还不高兴了，要么用羊角顶我，要么把两只前腿趴我身上，一股骚味，让我躲闪不及。

后来我家专门留了一只配种的公羊，若不把其它公羊阉了的话，我估计很难离开现场。

那为什么要骟羊呢？无外乎这三点原因。

1、可以让公羊性情温顺，降低意外。

我家最多时，有十二只公羊，它们在羊圈争夺母羊的场景，让我记忆犹新，别看当时胜出了，只要被其它公羊逮住机会，就跑到母羊那里去了，那只胜出的最威猛的公羊，简直防不胜防。

到了成熟阶段的公羊，可没有原本温顺的样子，它们可管不了那么多，不管你是爷爷还是爸爸，哥哥还是弟弟，只要是公羊，上去就开干，人碰见了都要躲避三分，只能用“乱来”这个词来形容，十分不利于管理。

若人类拿走它们的羊蛋，让它们丧失某种功能，就可以让乱来的公羊，变得和母羊一般冷静和温顺，专心吃喝光长肉，方便管理。

2、可以让公羊安心生长，赚取利益。

有羊蛋且成熟的公羊，就像一辈子没见过母羊一般，一天天的，满脑子都是坏思想，连草也不吃了，水也不喝了，觉也睡不好了，还经常生病，羊主人还指望它长的膘肥体壮，靠它赚钱呢，不懂行的，就像我们，只能干着急。

这种状态的公羊长得慢，羊主人说，长得慢没事，我延后几个月再卖总行了吧，可除了不长个以外，它还肉质干柴，肉膻味大，卖出去了还要被买家嚼舌根，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最好别干。

此时，割掉羊蛋，让它断了非分之想，那么这只公羊就会一心一意地吃草了，生长速度肯定比没骟的羊快，肉质细嫩，肉膻味小，卖出去也能讨个好口碑。

3、可以让整个羊群血统正宗，便于繁殖。

刚开始我们也不懂，看见公羊打架只是一味地驱赶，最初公羊少时，繁育的小羊生长都比较快，小羊中有公有母，公的成熟了就经常干架，有段时间羊群长的特别慢，我们还以为羊生病了，还专门请人来看过。

来看的师傅刚走到羊圈，看见了几只带胡子的公羊，一下就发现了原因所在，原来是公羊太多了，大家都有相同的特征，又和众多母羊生活在一起，怎么做能到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制呢？公羊乱来的时候可不辨认，这是整个羊群近亲结婚造成的结果，这是养羊的大忌。

听了老师傅的话，我爸瞬间明白了，在选定种羊后，就把其它公羊阉割了，半年后，羊群的生长速度肉眼可见。

羊为什么很少大声鸣叫，难道它不怕痛吗？

羊说，你简直不是人，居然说我不怕疼？你要不要被阉割一下试试？

其实我们冤枉羊了，羊是很怕疼的，我们看见杀猪时，它撕心裂肺地叫声，我们叫它“猪cao包”，在阉割牛时，它躁动的身体，因疼痛留下的眼泪，我们形容它“牛的眼里泪打转”。对于羊，我们叫它“羊好汉”。

那它为什么不像猪和牛，不乱动不大声鸣叫呢？它的忍痛能力真的很强吗？其实并不是，主要有这四点原因。

1、羊特别胆小，小到不敢反抗

从羊的祖先开始，它们的骨子里就没有反抗意识，它们除了吃草和内部斗殴外，一旦遇到豺狼虎豹等动物，刚跑两步就能被按倒，然后象征性的挣扎两下，就失去抵抗了。人家牛在进化中，还知道通过长身体来抵挡天敌，羊就是一吃货，骨子里连反抗的基因也没有。

人人都说胆小如鼠，在老鼠面前，羊都要叫一声老鼠大哥，当面对阉割或屠宰时，它们害怕极了，吓得站得站不稳，可又不敢发声不敢反抗，只有痛到快晕厥时，才懵圈地叫两声，表示它真的很痛，你轻点行不？其它看戏的羊，也害怕，它们害怕乱动会引火烧身。

2、羊没有团队精神

虽然它们是群体动物，野外放养时，一片一片地望去，好不威武，它们能在一起生活，完全是因为它们是同一个种群，都是羊，就应该在一起。从很多纪录片中，我们看到，当狼在撕咬一只羊时，旁边的羊还傻乎乎地站在那里，一脸懵的样子，我在哪里？发生了什么？那我走？

这种不反抗的精神，正是羊的精神，若要是有羊上前反抗了，反而显得不合群了，会遭到羊群鄙视的。它们不支持，不互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是它们的姿态。

3、羊的叫声特别小

一只羊的叫声只能达到35分贝，杀猪时猪的叫声能达到105分贝左右，加上羊害怕得瑟瑟发抖，都不敢叫，就算叫一两声，也只有身边的人能听见，再说，“咩咩~”的发声也叫不大声。

4、羊惊吓后进入到强直静止的状态

这种状态称之为，遇到危险时大脑空白麻木，一声不吭，就像大白鲨遇见虎鲸，天生的恐惧感让它们都忘记了反抗，只能被虎鲸大快朵颐。

美洲的晕倒羊，就把强直静止用到了极致，它们只要受到惊吓，立马四肢瘫软倒地，它们的神经非常脆弱，一周就能晕倒25次左右，这种状态又叫先天性肌强直症，当面对这种高级碰瓷法时，还是不要吓它们。

除了以上外，不正经的说法为，羊蛋就像人的一样，当被猛烈攻击时，那种疼非一般，除了面部有狰狞变形的表情外，是很难发出声音的，男人啊，有些疼都不敢发声，说的就是这个。

骟羊的主要三种方法

结扎法。这是我们后来常用的办法，也是最有效最安全的方法。一般在羊羔出生后10天，我爸就用我玩弹弓的橡皮筋去给公的羊羔做结扎手术，一般10~15天就脱落了，还不会发炎或出血。

紧夹法。一般用特制的钳子进行，这也不会失血和感染，如果不是老师傅操刀，很容易失败。

刀切法。这种最残忍，是直接使用刀去除，之后撒上消炎粉和防蝇药，两天过后就萎缩了，后期感染发炎的情况比较多，还可能打破伤风针。这种方法主要用于8个月以上成熟的公羊，因为皮筋结扎对它们几乎无效。

羊并不是忍痛能力最强的动物，那么，有忍痛能力最强的动物吗？

第一个：猫咪。猫猫的忍痛能力非常强，不管是内伤还是外伤，它们除了精神萎靡外，不会表现出其它异样。

第二个：翻车鱼。它是被其它动物吃了一半也不懂得反抗的物种，白白浪费了它壮壮的身材。

其实，在动物界里，所有动物在受伤时，都不会发出撕裂的叫声，只能说它们个个都挺能忍的。

总的来说——“猪cao包，羊好汉，牛的眼里泪打转”，并不是说羊真的是一名硬汉，而是它性情温顺、非常胆小、不敢反抗和强直静止造成的结果，任何动物被割一刀都是很疼的，毕竟是自己身上的肉，谁也不是白长的。

动物们都可怜，为了取悦人们，付出了太多，可在适者生存的残酷环境中，谁都是可怜的，包括人也一样。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号称“两脚羊”，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例如现在，马裂主义就是用来分裂并且骟掉公羊群的道具。中国为何竟无一人是男儿哪？因为除了让几只公羊留下做种，别的都要被骟掉。只有留下做种的可以发出“意思”、“示意”、“批示”、“最高指示”，别的一律不准叫唤。这样才会出现“太平盛世”！以前毛泽东红光满面，是头典型的“唯它独肥”的种羊。后来毛死了，那也要做成蜡肉，用来示范“骟掉的公羊是怎样炼成尾大领袖”的故事。其结果，中国竟无一人是男儿，就算天安门的屠夫们，自己也都是被骟掉的货，其中就包括邓小平，所以他下手还特狠，超过了它死掉的种羊毛太祖宗。当然毛祖宗在斯大林面前也是一只骟掉的羊。

网民嚎叫：

之一；2019-07-20 21:21

骟羊时羊的确很少鸣叫，更不要说大声鸣叫了。我附近有一个专业骟羊的师傅，周围十里八乡都请他骟羊，他帮我骟羊的时候也很好奇羊为何如此听话，很少鸣叫闹腾，难道是羊不怕痛吗？

骟羊师告诉我，其实不是羊能忍痛，也不是羊不怕痛，而是另有隐情，和羊的性格有直接关系。

羊在被骗时不叫，不是不想叫，而是不敢叫。

羊是最胆小的动物。尤其是绵羊，遇到其他物种的任何攻击都不会反抗，任由宰割。虽然羊是群体性动物，却从不会团结在一起抵御侵犯，而是乖乖的接受伤害。

山羊比绵羊胆量稍微大一些，偶尔会在极端愤怒的情况下用羊角顶一下，不过很快就会放弃，乖乖就擒。

我有一只预备淘汰的大公羊，体重近100公斤，骟羊的师傅把它赶到羊舍的墙边，用左手环抱住它的颈部，绑在一根木凳上，右手拿出手术刀，不到10分钟就把它骟了，全程零反抗，也没有鸣叫一声。把它松绑后，也只是瑟瑟的回到圈舍的角落，甚至不敢再看骟羊的师傅。

我想，假如羊胆量大一些，就凭100公斤的体能也会和骟羊师傅搏斗好几个回合。但是，因为胆小至极，甚至连疼痛的叫声都不敢发出。

有一个成语叫“胆小如鼠”，可是在羊面前，老鼠都会肆无忌惮趾高气扬！

不但我，可能很多羊友都见过耗子在食槽里明目张胆的抢食羊的精料，而体型壮硕的羊却不敢声张。

在养羊的历程中，见惯了也习惯了羊的胆小，所以羊在被骗时不敢吭一声也是再正常不过了！不过，这样真的好么？

谢选骏指出：这样才会有南京大屠杀、北京大屠杀。

之二；2021-02-23 15:03

骟羊时，羊很少大声鸣叫，请问羊是不是忍痛能力最强的动物？

骟羊其实就是阉羊，和阉鸡阉猪一个样，稳准狠割掉羊蛋蛋，只是不一样的是阉猪那动静就大了，基本上整个村子都能听到，但骟羊一般都静悄悄，最多也就周围几家知道你们在干这种“断子绝孙”的坏事！

为什么要让羊断子绝孙？那不是不能养小羊了么？

理解得一点都没错，骟羊真的是割掉羊蛋，也就是羊的睾丸！各位女生应该在酒席上吃到过一道吃起来味道不错，但问起来人家却笑而不语的菜，那个十有八九就是羊蛋，假如骟了羊，这菜肯定就吃不到了！

羊蛋没了，羊只是断子绝孙？

骟羊的目的是让羊好好长肉，因为到了发情期，公羊就啥事都不干，老想着繁衍子孙后代的事情，“茶饭不思”只剩一把骨架，这肯定不是好事，所以骟羊就应运而生了，一般骟羊比较简单，伤口都不用缝合，一群羊中选好留下的种羊，其它公羊通通阉了。

骟羊还有一种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羊蛋蛋位置绑上一根细绳，打个死结，羊蛋蛋没有血液供应就会坏死脱落。阉猪就比较复杂一些，因为需要缝合伤口，公猪如果不阉割，那闹腾起来就比较猛了，拆掉猪栏，拱地毁墙，甚至咬伤人员也有，所以阉猪比骟羊还重要！

还有一点是母猪发情也是麻烦，所以猪的公母都得阉割一下，要不然这母猪折腾起来不比公猪弱，驴牛马这类大牲口一样要骟，处理方式和羊类似，但手续就比较复杂，这些牲口力气很大，至少需要三四个精壮小伙才能控制住，据说给这些牲口严格时还有一种火骟的方式，烧红的刀切掉睾丸，即消毒，还封闭血管，伤口不容易发炎，而且骟下来的睾丸还被收起来当下酒菜！

所以对这些牲口阉割也是个技术活，要不然这些牲口要么不干活，要么产肉率低，这一年忙到头，不就指望它们多出点肉，多帮忙干点活么，据说这个技术活薪水可是很高的。

骟羊时为什么不叫，这阉猪牛马都震天噶响的

确实猪牛马的动静比较大，而羊还真不太有声音，没在农村呆过的朋友还真不太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但其实都是羊胆小而且叫声不响所致。

羊的叫声分贝不高，本身这种咩咩咩的叫声声音就不大，不信你可以学学羊叫，能超过50-60分贝就算你狠了，而且还累得很，发声效率极低。

另一个因素就是羊特别胆小，傍晚时如果野外还有单羊，那么你随手去牵即可，羊一定乖乖地跟你走，而且还绕着你的腿旁走路，这羊胆小到了极致，要是路过乱葬岗，搞得你都害怕。

骟羊是割掉羊蛋，那个痛你是不会懂的，所以骟羊时羊也会挣扎和大声叫唤，但它发不了太大声音，所以远一点就听不到了。

斑鬣狗的绝技和晕羊

哺乳动物外露的睾丸就是死穴，非洲斑鬣狗攻击野牛就用的这招，但此时野牛叫声真的也不大，不是它们不疼，而是疼得叫唤不出来，男人们应该知道咋回事，一般能喊出声的，还是在正常疼痛范围内，但是裆部要是致命一脚，估计直接倒下了，脸孔扭曲变形，那是疼得说不出话来啊……

美国田纳西州有一种晕羊，现在被当成宠物养得比较多，它们在受到惊吓后直接四肢直挺挺地伸出倒地晕了，过好一会才会一骨碌爬起来逃走，这是因为它们患有先天性肌强直症，当然这并不是一种病，而是在受到惊吓时肌肉僵硬而已，它的意识还是非常清醒的。

而主人们往往不怀好意，走过去在羊群中突然动作，然后那些晕羊就倒地了，你看节日里这样玩一下，大家哈哈大笑，多有气氛？

谢选骏指出：怪不得日本鬼子在中国不仅杀人，还要杀人取乐，因为中国人多为这种“晕羊”？

之三；2020-09-01 23:36

作为一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骟羊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小时候，随处可见遛街窜巷给人骟羊阉猪的小贩，由于那时候家里养羊，没少吃羊蛋。

见过无数次这种场面，总得来说，在阉割的过程中，羊比猪要温顺的多，基本上很少叫唤，但是猪不同，阉个猪，差不多半个村子的人都能听见！

小时候也有这个疑问，好好的猪和羊为什么要阉吗？为什么羊在阉割的时候不大喊大叫呢？难道它不疼吗？

阉羊的原因

阉羊又被叫做“去势”，字面意思来讲就是雄性动物一旦被去掉势以后，不但性格会变得柔软，而且攻击性减弱。

不管是专业养殖户还是个体养殖户，一般都会选择保留母羊，这样可以不断壮大群体，出生的公羊如果不是作为种羊来喂养，那么就需要“去势”，以便尽快完成长成卖掉！

“去势”之后的羊不在有“勾搭妹子”的想法，母羊在它们眼中就是同性。和其它公羊没了争强好胜的想法，性格变得无比温顺。心无旁骛的它们把心思全部放在了吃上面，一般都会长得膘肥体壮，很快就能出栏卖掉！

这就是阉羊的主要原因！

阉羊的时候羊为什么不大声叫唤呢？

有的人可能认为是羊对疼痛的感知不敏感，无法清晰的感受这种切肤之痛。其实不然，鞭子打在羊身上，羊都会叫唤，何况这种极致的疼痛？

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猪草包，羊好汉，牛的眼里泪打转”。说的就是羊在被宰杀或者被阉割的时候像个硬汉一样，纹丝不动，毫无畏惧。

其实这都是表象，羊不动并不是因为它勇敢，恰恰是因为它胆小。自从被人类圈养之后，胆子小就是出了名的！

羊可以说是最胆小的动物。遇到其它动物或人的破害，能跑则跑，不能跑就会任由宰割。虽然羊是群体性动物，却从不会团结在一起抵御侵犯，而是乖乖的接受伤害。偶尔会有一两个刺头反抗一下，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快就会任命！

另外，阉羊师傅的手法都很娴熟，三下五除二就会搞定。本来羊就胆小不敢叫，再加上阉割过程非常迅速，等它想反应过来，已经什么都结束了！

所以说，羊并不是忍痛能力强，只是胆子太小不敢反抗而已！

谢选骏指出：怪不得在中国“网络噤声”如此容易做到，并不是忍痛侮辱的能力强，只是胆子太小不敢反抗而已！

之四；2021-08-27 01:49

不打麻药只需几秒钟，公羊的两只蛋蛋就被轻易取出。相比骟猪时震天响的惨叫，羊却一声不吭，如果你觉得它们不怕疼，那可真是高看它们了。

在农村，有一种失传的职业叫“骟匠”。类似于木匠、铁匠一样，骟匠也是一种手艺人，只不过他们从事的工作是替牲畜进行阉割。

什么是“骟羊”？

“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斩断是非根”，这是民间对骟匠们的形容。骟匠们的阉割手艺都是祖辈相传的，或许在最早时祖上可能是懂一些阉割之术的大夫，后来随着时代变迁，这种阉割手艺逐渐由人转成了牲畜。

在农村，家家户户都会饲养一些鸡鸭鹅，猪牛羊这样的家畜，而如果村里有一名手艺高超的骟匠，那简直就成了全村的“宝贝”，走街串户的吆喝“骟牲口了——骟牲口了——”。

而在上世纪农村是十分流行“走骟”一说，让家畜在行走的过程中突然间被骟掉，这种骟法不用包扎、缝合等繁琐的程序，被骟驴骡牛马等，即刻可以回到草地，一星期左右便可完全恢复。更有一句有意思的民间说法：人生如走骟，走着走着就被骟掉了。

而对于骟匠们来说，所有牲畜中，最容易骟，而且骟的最快的就是公羊，手艺高超的老骟匠，骟一只小公羊仅仅只需几秒钟就能轻松取下两颗睾丸。相对的，最难骟、最有风险的家畜，一个是猪，一个就是牛。

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在农村生活有没有见过杀猪，杀猪时猪撕心裂肺吼叫声，对于孩子们来说，那真的是童年阴影了，而骟猪（又叫劁猪）时那个画面更是血腥残忍，猪的叫声真是能震动整个村。其次，骟牛也不是一件容易活，牛这种动物很神奇，在危险来临时，它们会不自觉的流下眼泪。

所以，骟匠们在骟牛时，总会找一个助理，让助理死死按住牛的身体，并用布蒙住它们的眼睛，以免自己心软，现在农村宰杀牛时，也会用布包住它们的眼睛，估计也是从骟匠那里学来的。

所以总的来说，骟羊其实就是给公羊做一个小型的阉割手术，文雅一点就叫做“去势”，就是通过这种“土手术”把公羊的睾丸摘除，断掉公羊们的“七情六欲”，让它们两耳不闻感情事，安心吃草长大。

谢选骏指出：这就叫做“把动乱消灭在萌芽状态”！

为什么要“骟羊”？

就像给猫狗做绝育手术一样，很多爱宠人士对绝育都特别不理解，在他们眼中，人有七情六欲，生命是平等的，为何动物不能正常顺应生理发展呢？

所以，对于骟羊劁猪，很多人也是无法接受的，毕竟这种手法是建立在不打任何麻药的基础上，活生生的取出，比较残忍。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给公羊们做“绝育手术”呢？听我给你慢慢科普下：

1、我们都知道羊肉自带膻味，而且不同品种的羊，膻味还不一样。比如我们总说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羊肉是最好吃的。事实却是如此，草原上的羊肉膻味特别小。

所以，羊主人们为了羊能卖上好价钱，通过骟羊这种办法，从小去掉公羊的杂念，让公羊们从小就一心一意地吃草了。因为有一个说法是，骟过的羊比没有骟的羊肉质细嫩，肉膻味小，特别好卖。一般饲养时间超过8个月的公羊，如果没有被选中配种，就需要进行骟羊了，否则如果它再大一点，肉质也会变得非常糟糕，吃起来膻味也会非常重。

2、所有的动物一到了发情期，性格都会大变，情绪也会变得特别亢奋激动。公羊们也不例外，骟羊的另一个原因，也是为了降低饲养意外，让羊更加温顺好养。

不要觉得牛羊吃草是一种温顺的动物，在家畜里，牛羊的攻击性是非常高的，在农村放羊放牛是一种有风险性的工作，特别是那种长角的公羊，要是发起狂来，羊角直接能扎死人。

3、公羊如果没有及时骟掉，那么一到了发情期，就会“不思进取”、“不务正业”的“鬼混”在羊圈里。不但给母羊们带来极大的困扰，同时还会引发与其他公羊的和睦相处，要是遇到一两个脾气不好，好勇斗狠的公羊厮打起来，结果肯定会两败俱伤。

所以，羊主人给公羊们集体骟掉，也是为了让羊圈里的羊都和睦，减少羊群死亡率和发病率。

4、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养羊最忌讳的就是羊群胡乱交配，“近亲结婚”。但是如果选定了某一只种羊后，就把羊圈里其他公羊全部骟掉，不到半年，羊群的成长速度肉眼可见，而羊肉也会异常鲜美肥嫩。

谢选骏指出：文革时刻，“猛抓活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都是进行这种“骟掉公羊的睾丸”的革命行动。

骟匠是如何骟羊的？

1、骟羊工具：

现在给动物阉割的工具比较多，大部分都是那种铁质的去势钳子，类似夹核桃的钳子，用来控制住动物的睾丸。但是在农村一些老骟匠，都有自己特制的骟家畜工具，其中一个就是“桃形”骟刀，刀把细长，刀头是“桃形”，大多数这种特制的骟刀都是祖传的，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打磨锋利，相比于去势钳子，这种小巧方便，直接用刀尖划破皮肉，可快速取出睾丸。

2、骟羊过程：

一般都是两人一起协作完成，一人徒手抓住公羊两只后蹄，骟匠用剪刀先把公羊睾丸部位的羊毛剪掉，手术前用碘酒或者酒精消毒手术部位，把骟刀消毒好后，快速的捏住部位割开取出，取出后再次消毒。手法老练的骟匠，隔开的伤口特别细小，多消毒几遍即可无需缝合。

但是如果用去势钳子，造成的伤口会很大，特别是成年的公羊，因为挣扎会加速流血，因此在去势后，会给公羊缝合伤口。

整个骟羊过程是不打任何麻药的，可想而知对于羊儿们来说，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骟猪时，猪会疯狂惨叫了。

为什么骟羊时公羊不叫？是不怕疼吗？

我想如果公羊们会说话，在听到这个问题时，肯定会破口大骂。

别说是羊了，如果我们不打任何麻药就直接缝针或者手术，估计分分钟就会疼晕过去了。动物虽然不会说人话，但是它们也是有痛感的，除了动物，大自然的万物都是有痛感的。

骟猪时猪会拼命吼叫，骟牛时牛也会疼的直流眼泪，骟羊时也是一样的，羊也会“咩咩咩”的挣扎喊叫，如果大家觉得羊不怕疼，忍痛能力极佳，那真的是高看它们的。

1、骟羊手法极快，公羊来不及反应就已经结束了。

一般骟匠们骟羊大部分体型都不大，羊主人们在挑选完种羊后，在剩下公羊8个月大时就要开始着手阉割去势了，所以这个时候骟羊，对于骟匠们来说特别的轻松，小羊好操作，而且睾丸只有鹌鹑蛋大小。

只要手法纯熟，骟起来特别快，一般也就几秒钟就搞定了，还不等公羊们反应，就已经结束了。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这个过程中，羊儿们特别勇敢，都“不吱声”，其实是没有给它们机会罢了，换作成年的公羊，那叫声并不小。

2、用另一种不见血的骟法，能减轻羊的痛苦。

骟匠们还有一种不用动刀的骟羊法，即是把公羊的包子和睾丸用细绳子系紧，打成死结，时间一长，就自动脱落了，算是被骟了。这种方式在草原上的牧民那里很常见，省时省力又省事。

所以，如果是用这种不见血的温和骟羊法，让公羊们自行的脱落，就像我们身上长了一个瘊子，用头发丝把它勒紧不过血，过不久瘊子就自然脱落一样，一点疼痛也没有。因此如果用这样的方法，羊也不会大喊大叫。

3、羊是一种比较胆小的动物，性格相对于猪和其他动物比较温顺。

羊在人类的驯养下，有一部分慢慢成为重要的家畜，其性情变得更为温顺，也更为胆小，在遇到惊吓时第一反应是逃跑，实在跑不掉就只能逆来顺受，乖乖听凭摆布，甚至有的羊在遇到危险时肌肉会变得僵硬，直接晕倒。

谢选骏指出：多像“枪口下的中国人”。

因此骟羊时，羊肯定也会从内心里进行抵抗，只不过由于天生的性情以及胆小的性格，表现不出什么实质性的行为来。就算是叫喊也只是发出微弱的“咩咩咩”，就算喊得嗓子冒烟，也没有猪的叫声大。

结语。

无论是羊还是猪，在去势时不打任何麻药都是特别疼的，只不过动物表达疼痛的方式比较单一，不像我们一样，所以在人类眼中，似乎动物们忍痛能力特别强。

饲养的羊不像野生的羊那样，如果不给它们及时做阉割手术，对它们来说是很不利于生长的，去势后的羊比不去势的更加冷静和温顺，也更专心吃喝草长肉，对于羊主人来说也会更加方便管理。

之六；2021-03-04 07:07

猪和羊都是我们常见的家畜之一，但是两种动物在面对人类拔刀相向时的状态却是完全不同的。无论是你要杀猪还是要给猪打疫苗，它都会撕心裂肺的叫，但是在对羊干这些事情时，通常羊都是一声不吭的。这才有了“猪草包、羊好汉”的说法。看过骟羊的小伙伴一定会对“羊好汉”深信不疑，因为即使要被骟了，羊还是一声不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羊的忍痛能力真的很强吗？我们简单的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骟羊？

骟羊也就是生物学上的去势，简单的说就是用物理或者化学的方式让动物失去性功能的方法。去势的化学方法是通过药物的方式来改变荷尔蒙的分泌，比如猪常用的化学去势方法就是注射氯化钠、甲醛溶液混合液，被注射的公猪在几天内就会丧失生育能力。

相比较化学去势法，物理去势法在农村地区饲养的家畜中是最常见的，这种方法简单的说就是用外科手术的方法摘除雄性动物的精巢，从而达到让雄性失去生育能力的目的。

今天我们说的骟羊，其实就是物理去势法。从繁殖的角度看，越多的雄性参与繁殖，应该是能够得到更多的后代。那么，为什么还要骟羊呢？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特地打电话请教了有着20多年养羊经验的姨夫。姨夫家住在我们这一个山脚下的村子里，一直以养羊为生。姨夫说：其实骟羊是必须的，因为羊，尤其是公羊虽然表面上看都挺温顺的，但是在繁殖期，公羊会变得脾气暴躁，具有攻击性，它们会为了争夺交配权而大大出手。一旦是烦躁不安，公羊的体重就开始下降，而且打斗对较弱的公羊来说伤害也不小，因此，为了让公羊们安安稳稳地吃草长身体，必须要骟掉大多数公羊。

当然，与此同时，养殖户也会保留个体较大且健康的种羊，这样即避免了同类的打斗，让公羊们个个膘肥体胖，又能让羊的下一代更加的好（种羊是单独挑选出来的，所以大都长的快，也不容易生病）。

而且骟羊一般都是在羊很小的时候进行的，这样有两个好处：第一就是容易控制住羊，羊虽然在被骟时，很老实，但是，在控制住它之前，它还是会挣扎的，所以，如果是骟成年的羊，至少需要2个人（一个人倒骑着抬起羊的两条后腿，一个人拿到去骟），如果是幼年期的羊，只需要一个人就能控制住（一只手拎起羊的两条后腿，一只手骟）；第二就是羊越早骟，长的越快。这是因为如果不早骟，公羊的活动量还是大，并且喜欢互相打斗，这样显然不利于羊的快速生长，毕竟羊是论斤卖的。

骟羊时，羊为什么很少会大叫？

上面我们说过，骟羊大多用的是物理方法，无论是哪一种物理方法目的都是阉割，而只要是阉割就会有痛苦，尤其是公羊在被骟时通常用的都是将睾丸直接取出。这种方式仅仅是想一下都会觉得疼。

我们在一些封建社会的影视作品中，经常能够看到进宫当太监的桥段，当一个完整的人进入净身房之后，永不了多久就能听到杀猪般的嚎叫声。可见，被骟确实很疼。那么，为什么羊不会疼得大叫呢？真的是因为它忍痛能力强吗？

其实，看到杀羊的小伙伴都知道，羊不但是在被骟时很少大叫，就连被杀时，它们通常都是很安静的。之所以会这样，我认为主要还是羊的性格和习性决定的。

首先，羊的叫声本来就很小。在所有的家禽和家畜中，羊的叫声是最小的，而且羊本身就很少叫。一般情况下，羊大都是在离群后或者是繁殖期才会频繁的叫，并且骟羊的羊大都是一个月内的小羊，它们的叫声本来就很微弱。

其次是性格。羊是食物链最底层的食草动物，而且羊生性胆小。养过羊的小伙伴都知道，一旦到了晚上，即使羊群还没有休息，也没有几只羊敢发声（通常半夜叫的羊都是病羊）。正是因为胆小的性格，当小羊被人控制住之后，本能的恐惧已经让它们大气不敢喘，更不用说是叫几声。当然，在抓住（控制住）之前，羊受到惊吓是会叫和用蹄子乱踢的。

其实，不止是羊，在整个牛科下，除了牛亚科下的动物（比如非洲水牛、野牛等等）被控制住之后会发出叫声外，其他5个亚科下的动物被控制住之后，都是一副“任人宰割”的姿态，它们不但放弃了反抗，甚至连叫声都不会发出。这一点喜欢看非洲野生动物纪录片的小伙伴肯定也发现了，在狮子捕猎主角马、斑马、羚羊这些动物时，它们都不会发出叫声。至于原因，我认为有两个：恐惧和徒劳。

总结

羊不但是在被骟时很少发出叫声，就连被杀时也很少会叫，这与杀猪时，猪的反应截然相反。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异，主要是由生态位决定的，猪虽然也是家畜，但是它们的前身是杂食性动物野猪，而野猪在自然界中天敌很少，但羊就不同了，在野生环境下，它们的祖先本就是食物链底端的存在，一旦被控制住，一切都是徒劳的。

而且骟羊的羊大都是小羊，它们面对被几个人牢牢的控制住，早已经被吓懵了，自然也就很少会叫了。

谢选骏指出：怪不得共产党黄俄会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原来他们都是在屠刀下一声不吭的好汉！这就是“汉人”的真面目。

之七；2021-03-06 17:12

羊是一种特殊的动物

从古至今，在我国都流传着三牲六畜的说法，在古代民间及皇族祭祀中，都以三牲为主要祭祀品。而三牲指的就是猪、牛、羊。古人认为牛代表着勤劳和长远，而羊代表着祥和与稳定，猪则代表着富足和安康。

而六畜指的是马、牛、羊、猪、犬、鸡。在这些早就被人类驯化的家畜中，羊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动物，羊作为人类比较重要的肉食来源，它和猪、牛有很大不同。

在杀羊的时候，羊都很少嚎叫，有的牧民甚至可以用一根筷子就可以杀羊。所以也经常有人用沉默的羔羊，待宰的羊来形容羊。

为什么雄性家畜需要去势

在农村生活过的人们肯定会了解，许多雄性家畜都得经历一关，那就是去势，也叫做阉割或者骟。

这是因为许多雄性动物在成年后，随着身体内激素的变化，它们经常会因为与同类争夺交配权而大打出手，有的时候甚至会攻击人类。像猪如果不经过去势，在成年后会长出獠牙，性情凶猛，造成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

没有经过去势的雄性家畜，体重长得很慢，富有攻击性。所以人们就需要为雄性家畜施行手术，摘除它们的生殖结构，使它们一门心思都扑在吃喝拉撒上，安心长膘，不再想其他的事情。

骟羊的时候，为什么羊不怎么叫

而去势的好处除了减少雄性家畜的攻击行为和长膘外，就是可以改变肉质的口感和味道。老北京讲究的最好口感的涮羊肉，最好的就是来自张家口的羊，此地的羊肉没有羊膻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公羊都经过了去势。

而许多看过骟羊的人会发现，羊几乎在这个过程中，不会发出任何声音，和骟猪不同，整个村子的人都可以听到骟猪的惨叫声。

骟羊的人甚至都不用绑住羊，只需要按住羊的后肢，然后用刀划破一个小口，挤出生殖结构，撒上药粉或者高度白酒就完成了骟羊的流程，整个过程中大多数羊都一声不吭，少数的会“咩咩”叫几声。

那么，为什么在骟羊的时候，羊不会因为疼痛而嚎叫呢？是羊不怕疼吗？

羊是一种极度胆小的动物，经常会进入强直静止状态

其实一般哺乳动物痛觉神经都是非常敏感的，每种动物都特别怕痛，羊也不例外，只不过在骟羊的时候，羊不怎么叫是因为它们的胆子实在是太小了。并且羊的叫声实在是太小了，只能达到35分贝左右。

羊的胆子实在是太小了，养过羊的都知道，如果在夜晚看见一只落单的羊，你想牵着它去哪，这只羊就会跟着去哪。在草原上牧民的羊群也经常被狼偷袭过，狼到了羊群中，羊甚至吓得都不敢发出声音，这些都是羊胆子小的表现。

谢选骏指出：怪不得中国人是“X军来了迎X军”，欢天喜地地迎接侵略者，不是真的开心，而是被吓得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

羊是一种很容易在惊吓过后进入到强直静止的动物，就是在遇到危险时会变得大脑空白，异常麻木，一声都不敢吭，这点有点类似于大白鲨，在虎鲸攻击大白鲨的时候，大白鲨也会因为恐惧而进入到强直静止状态，任由虎鲸大快朵颐。

而羊这种表现较为明显的就是美国的田纳西州一种晕羊。如果有人惊吓了它们，它们可以快速地进入到强直静止状态，四蹄朝天躺倒在地上，直到一定时间后才能恢复正常，也有人认为晕羊患有先天性肌强直症。

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怠政”、“躺平”、“磨洋工”的真相！

之八；2019-07-21 09:45

在阿拉善工作的几年，见了不少骟羊的场景，羊在被阉割的时候确实不会叫，也听牧民讲过为什么不叫，我在阿拉善银根苏木科泊嘎查认识一个专门为当地牧民骟羊的牧民照日格图，照日格图大叔煽羊的手法极快，抓过来一只羊羔只要人按住不需要捆住过绑住，用小刀在睾丸外边割一个小口，然后一挤两个睾丸就被挤出来，割断输精管，不用缝合倒点高度白酒在伤口上，羊就自己跑开了，牧民的手法极快，整个过程羊基本来不及叫唤就被骟了。

但是有的羊羔在被骟的时候也会叫，动物也会怕疼，被割掉身上的一部分肯定会疼，也肯定会叫，只是和人类的表达方式不一样而已。

羊在被宰的时候就会叫，说明还是怕疼的，被阉割的时候也不是都不叫，这个只有亲身见过才能体会到。

之九；2021-12-12 11:19

我家在黑龙江一个山沟里搞养殖，其中羊就是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家里养了300多头羊，已经养了超过10年。从一头羊一二百块钱养到如今一头羊要近2000，也是看着羊价起起伏伏的。

正所谓“猪怂胆，羊好汉，牛的眼里泪打转”。谁被骟了不疼？羊也不是硬汉，被骟的时候其实也是声嘶力竭的，只不过羊有两个特殊，让人们误以为它是硬汉…

言归正传，我家养的羊是山羊，虽然出肉率不高但是繁殖率高，而且山羊抗病能力要强很多，几乎在医疗上没有什么投入，因此这么多年一直养的都是山羊。不过虽然山羊事少，但是在春秋的时候，公羊会非常影响母羊生活，追赶母羊不让母羊吃草，同时公羊们也会顶仗，冲起来顶架，声音和力度都很强，有的甚至顶架会顶出内伤，一命呜呼。因此，每年春秋季的时候，都会骟羊，多数的时候都会集中在春季，秋天骟羊不太好恢复。

羊胆子很小，被抓以后只会简单地叫两声

羊第一个特殊点就是胆子很小，很多人并不知道羊和东北神兽“狍子”差不多，不仅对这个世界好奇而且胆子特别小，小到有任何动静都会吓得它们不敢轻易移动，被抓的时候只会简单的叫两声应付一下走过过场，然后就认命般的往地上一躺，挣扎都不挣扎。

每次骟羊的时候，最难的就是抓羊，有的羊智商特别高，目光望向它的时候，它会立刻把头低下让你看不到它，因此抓羊挑选的时候一定要用余光去看，让它觉得你没有注意到它。

这么做的好处就是，出于好奇心它会把脑袋伸得高高的向外张望，有利于抓它。

在抓羊的时候，多数羊只会象征性地叫几声，因为羊本身是没有语言中枢的，它只有声带，害怕的时候会利用声带发出几声咩咩的叫声。这里就要说羊第二个特点了，那就是叫声小，只有35分贝，因此即便是很“大声”地叫，我们听到的我们听到的也只不过是“咩咩”。因为声带的震动频率不高，因此发出的声音也不是很大，故而让人以为羊被骟的时候是不叫的。

其实，羊是叫的，只不过刚开始叫两声以后就不叫了，认命般地躺着一动不动等待时机到来。

这里有个趣事，骟羊的时候，多数情况都会遭到羊群的围观，这时可以一边骟羊一边寻找下一个目标，这边松绑那边抓羊，利用羊的好奇心可以很简单的完成这个工作。

被骟时少数羊也挣扎着

有些人以为羊老实，被骟的时候也不会挣扎。其实羊也挺聪明的，只要你按着不动它也不会动，一旦松手的瞬间羊就会立刻挣扎起来逃跑。

一般我骟羊的时候，都会找很多人帮忙，毕竟羊比较多而且琐碎事繁琐。我一般都是准备一个大盆，这边开始骟那边就开始抓，抓到羊以后将羊前腿盘到脑袋的角上，背朝下放到盆里，这个时候羊特别老实一点也不挣扎，因为它好像被束缚住了似得，挣扎不出就放弃了。

多数羊被抓的那一刻会叫几声，然后就像认命一样一动不动等待命运的安排，只不过少数羊确实会叫，而且真的是那种声嘶力竭的感觉。

我经历过羊最惨的叫声，不是被骟，也不是被屠，而是母羊找不到小羊，会一直声嘶力竭地叫。有一次我家的牧羊犬被大羊顶了，它回头一口咬在了小羊的脖子上，小羊死了以后母羊找不到它，整夜整夜地叫，让人既心烦又心酸。

谢选骏指出：母爱真的伟大，不过真地无用——中国为何竟无一人是男儿？因为母爱太太太多了——只剩下中央一头种羊，直到中央尽是妈宝男。

【79、中国为何选择自尽】

《百度知道》提问：“大航海时代禁海，大贸易时代禁贸，大数据时代禁网，奇葩的国家是？”

lmwlmwlmw6

2014-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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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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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去答题访问个人页

“落后的小国。”

网民哀嚎：

之一曰：

level 1

wguo6358

问题居然还没有被删除

之二曰：

渔网爱好者

没办法，征服决策还是文革时期的老人或后人，思想和眼光都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之三曰：

中央集权注定怕造反为第一任务。不落后见鬼了。

谢选骏指出：上述“三禁”，被我称为“自尽”。那么，中国为何选择自尽哪？

《大航海时代禁海，大网络时代禁网》（@韩志国：网络管制不可能出现万众创新）报道：

自由是创新的源泉。大航海时代禁海，大网络时代禁网，这样的机制不可能形成创新型社会。中国的网企大都靠模仿或抄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企业微乎其微。很多研究者出国的动机是上谷歌下载，这样的氛围下怎能借鉴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又怎能引领世界发展潮流？（奇闻录  2015-12-20）

谢选骏指出：这个常识大家都懂，但是没有回答甚至没有想到我的问题——中国为何选择自尽？

《章骞：大航海时代的禁海令》（2015-11-12）报道：

 早在欧洲所谓“大航海时代”之前的五六十年，庞大的郑和船队便曾经远下西洋，在人类航海历史上写下过绚烂的篇章，但是由于郑和舰队并未产生相应的经济利益，更加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的传统农耕经济体制和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无法有效地将海上商贸带来的巨额财富融入国家财政之中。比如，明太祖朱元璋便曾经实行开海政策，并于他尚未称帝之前的1364年，就在太仓黄渡设立了市舶司，用以管理朝贡贸易和海外贸易。但是他主要为了防止流亡海外的政敌，诸如张士诚、方国珍残部这些“腹心之患”卷土重来，在1371年下达禁海令。而后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主要还是有着追踪孝文帝，同时也主要是通过 “朝贡贸易”来宣扬皇恩，比如无法长久维持，一俟好大喜功的朱棣死去之后遂告中断。

 但是和通过贵买贱卖甚至白白奉送的“朝贡贸易”相比，当时沿海一带的人们开始自行拓开商路，民间航海贸易“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形成了蒸蒸日上的趋势，眼看着中国海权的基础呼之欲出，出现了良性循环的迹象。

 然而，商品生产的发展要求进行跨越国界的航海贸易，而长此以往，却将彻底改变王朝集权的根本体制，有人惊呼人们将“弃农而学商，弃故都而入海”。人们一旦懂得不被束缚在土地上也能获得巨富，那么便比如跳出王朝体制的藩篱，冲击小农经济体制的根基，故此，明王朝这才会主张和厉行海禁。因为海禁不过失去了若干财政收入，损害的不过是国家的利益，但是小农经济则是构成中国王朝制度的基本元素，一旦开放则会荡涤整个家天下体制。

 于是，到了嘉靖年间，朝廷更是对海上问题束手无策，最后只能一意孤行地严禁出海，自毁海上力量，甚至连渔业捕捞都一律禁止，这种严酷的禁令长达40余年。

 然而，海禁愈严，暴利愈厚。禁海令不但促进了规模庞大的走私行业，而且还使得倭寇更加猖狂。倭寇起初是因日本动荡，故此一些不法之徒跨海袭扰海外。因倭寇彪悍而明官兵畏之如虎。到了嘉靖时期，中国海商由于在禁海令之下，走私贸易变得风险更大，所以不少人知道官兵害怕倭寇而故意假扮，所以得以“纵横往来，如入无人之境”。当时有识之士已经醒悟到海禁使得良民被逼为寇这个道理。比如刑部主事唐枢就指出：“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而1564年抗倭名将，福建巡抚谭纶也在其《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上奏道：“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者愈众。私通不得则攘夺随之。”

 因此，到了隆庆年后，禁海令得到了相应的缓和，但是这种禁阻私人从事海外贸易的政策却始终不曾完全撤销。虽说逐渐形成了诸如郑氏在内的诸多海商集团，但是，最终还是未能形成国家的海上力量。满清入关后，依然奉行禁海政策，不许民间建造双桅以上海船，擅造二桅以上大船和运载违禁货物出洋贸易者皆处斩枭示，全家发边卫充军。

 与禁海政策相一致，清朝亦长期限制海外贸易，仅限广州一口通商，所有外国船只仅在广州停泊、交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之前。

 在大航海时代的禁海政策使得曾经一度辉煌的中国航海力量萧条和萎缩，不仅严重破坏了沿海经济，更使得民众长期处于孤陋寡闻的状态之中，打造出了一个落后挨打的近代中国，留下了极为惨痛的教训。

 现在中国的海上力量开始复兴，而且全世界也正处于一个繁荣的“大信息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我相信中国人会把握发展的时机，不再重蹈落后挨打覆辙了。

谢选骏指出：看来，不是“中国选择了自尽”，而是“谎谛杀害了中国”——皇帝把中国变成了荒地。

《明朝和清朝为什么会实施海禁 看看当时的情况就知道了》（2020-01-04 周世显 黄锦 王用汲 宋世杰 朱瞻墡 李惜儿）报道：

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明清海禁，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在中国历史上，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政策，历来受到人们的抨击和批评。正是因为所谓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和世界的发展相脱轨，在近代历史上饱受列强欺凌。

那么，为什么到了明清两代，中国会开始选择闭关锁国的政策？明朝和清朝两个朝代的封锁，哪个对国家的伤害更大呢？

1.为什么明清两代会选择封关禁海

闭关锁国的政策，对中华文明造成了很大伤害，直接导致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脱轨，让中国近代饱受列强欺凌，这是绝大多数人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与此同时，却极少有人知道，明清两代为什么会选择闭关？

为什么以前的朝代，没有选择此类政策。到了明清两代，越是英明的皇帝，就越会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呢？

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从整个世界历史出发，看看当时世界上其他地方在发生什么。

明朝中晚期的时候，欧洲已经进入了轰轰烈烈的大航海时代。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海上贸易开始变得更加频繁起来。而大量产自南美的白银，也开始迅速流通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而当我们将视角重新转回到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大航海时代初期，对于中国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

初生的航海贸易，给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带来两个巨大的问题。

海患和白银。

正是这两个原因，最终导致了明清两代的帝王，不约而同开始采用封关禁海的政策。

2.闭关锁国，其实非常英明

虽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闭关锁国的政策，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碍。但如果从当时的社会条件出发，我们会惊讶的发现：这个政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

因为大航海时代到来，海上贸易开始变得更加频繁。同样的，当这块初生的肥肉变得越来越大，自然也会出现眼馋这块肉的饿狼。

于是，从明朝开始，海患开始成为中原王朝一个重大的威胁。

在明朝之前，从秦汉魏晋，一直到隋唐宋元，中原王朝的最大敌人，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但是从明代开始，除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外，随着航海技术越来越发达，海上的海匪越来越多，海患也变得突出起来。

比如，在明朝嘉靖年间，著名的抗倭战争当中，我们的敌人，其实就是这些海匪。而相对北方游牧民族，中原王朝斗争了上千年，好歹还有一定的经验，有一条长城可以作为依仗。可对于海匪，中原王朝则是第一次接触，也不知道如何去对付。所以，在刚刚接触海患的时候，中原王朝其实是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而禁海，则可在最大程度上，减弱海患的风险。

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固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却是当时能做到的最有效得到办法。

除了海患之外，白银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随着大航海时代到来，大量产自南美的白银，开始出现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众所周知，中国并不是一个产银国，我古代虽然也用银子作为货币，但更多的还是以铜币为主。

但是，当大量的白银从国外开始流入中原，百姓们忽然发现，用银子做货币，好像比用铜币更加轻松，而且也更不容易受到盘剥。于是，从明朝中叶开始，白银开始大面积成为中原百姓的主要流通货币。

但白银的流通，却给国家造成了很多负面的问题。

首先是汇率问题。当时的中原王朝，还没有人意识到关税和汇率的重要性。中国不是产银国，而南美是产银地。这就导致两地之间，相等白银的重量，价值截然不同。外国人可以用不能吃的白银，在中原买走大量的物资。而中国除了得到一堆看着很值钱的白银以外，实际上物资始终是在外流的。

现代人都知道，贸易的本质，是双方进行等价交换。但大航海时代的国家贸易，却是以中国吃亏的形式进行的。贸易进行的越多，银子赚的越多，但粮食就越少。当时的人，又不懂如何设置关税，封关禁海，自然也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3.封关禁海，可以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好处

相对来说，明朝的禁海政策，要相对宽松一些。明朝初年开始实行禁海，但从隆庆年间则重新开关，而且除了规定百姓不许下海之外，并没有禁绝民间贸易。

但是到了清朝，随着世界贸易进一步成熟，贸易量进一步扩大。当时南美所产的一半白银，都直接通过贸易流入中国。问题是，我们赚到白银之后，根本对外花不出去！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国内什么都有，根本不需要从国外买什么。这就造成了我们赚了大量白银，但本质上却是一直在赔钱！

于是，清朝开始采取更加严厉的封关政策。非但不允许百姓出海，而且还全面禁绝民间贸易。

但你知道，这样对国家有多大好处吗？

首先，因为百姓不得下海，海防的成本大大降低。要知道，从海患出现开始，我们所面对的海匪，很大一部分，其实正是我们自己。比如明朝著名的大海匪汪直，横行海上，甚至可以做到在日本建国！当时所谓的倭人作乱，其实很大一部分倭人，都是在给汪直打工而已！

另一方面，实施封关禁海后，所有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就如同盐铁专卖一样。这个制度，在早期曾经给国家带来极为丰厚的收入。比如著名的广州十三行，最巅峰的时候，说是富可敌国，一点都不为过。而十三行之所以如此富有，正是因为其垄断了整个国家对外的贸易。

当然，除此之外，封建统治者也不希望治下百姓，和外面交流的太多。因为那样的话，国家就会不稳定，会对王朝的稳定性造成极大的冲击。

正是因为这些好处，明清两代的地位，才不约而同的采取了相同的禁海政策。而这个政策，在开始的时候，也确实给国家带来了很多好处。可是从长远来看，却是让中国在世界发展的过程中，彻底掉了队，让中国在整个近代史上，都只能扮演被列强欺凌的角色。

至于说明清两代的禁海政策，哪一个对国家的伤害过大。个人认为，还是清朝伤害更大一些。这倒不是因为两者间的制度有何不同，而是在于所处时代不同。因为明朝的时候，禁海对国家更加有利；而清朝的时候，则是弊大于利!

可惜当时的人，都不懂什么货币政策和关税政策。如果现代的经济学家，能够有人穿越会古代的话，那中国估计当年也就不用实行禁海政策。单凭贸易，我们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

谢选骏指出：上述观点，可说是“皇帝党”而不是“国家党”的，完全从皇帝立场思考言论，属于一种典型的太监理论。

《如果没有蒙古灭宋，没有明朝禁海，中国能率先开启大航海吗？》报道：

有人说，明清海禁这么严格，中国人（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依然纷纷出海，并在东南亚扎了根，如果蒙古人没有灭宋，如果明朝没有禁海，如果……中国人有没有可能把精力用来开放航海贸易，进而开启大航海时代？小编也觉得很好奇，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很多知乎大神也在讨论这件事，那就不妨一起来聊聊！！

如果没有蒙古灭宋，没有明朝禁海，中国能率先开启大航海吗？

很遗憾，不可能。因为欧洲开启大航海时代的最关键的条件是市场需求。首先欧洲人口够多，其次欧洲物产严重偏科，因此长期追求丝绸、瓷器、香料等东方物资，甚至一把肉豆蔻都能令一人暴富。这就构成了欧洲人远航的利益驱动力。

阿拉伯人也有类似的追求，阿拉伯人在历史上很长时期之内都掌握着最先进的航海技术，并且垄断着印度洋航道。一直到17世纪阿拉伯还诞生过一个真正的海权国家阿曼帝国，曾经以庞大舰队击败葡萄牙人收复东非，一度掌控了近东航路。阿曼帝国能够建造60炮以上的战列舰，技术水平不比欧洲人差。但是阿拉伯人缺乏欧洲的市场规模。强如阿曼帝国，要赚钱也只能和英国合作做买卖。阿拉伯人自己的地盘人口太少消费能力不足，就只有当中间商的命，最后还是只有依附于欧洲海权。所以到欧洲人在全球海权上发力以后，阿拉伯人的海权就迅速衰落了。

而中国和阿拉伯人相反，虽然拥有巨大的人口但是却缺乏外贸需求。大航海时代的几种主要外贸品，瓷器、香料、茶叶、丝绸、铁器，中国都是主要生产国，在大航海时代，中国唯一的大宗进口商品是：白银……资本主义经济，守着市场才能当老大。很遗憾，大航海时代同样是地缘决定的，中国的地缘特质注定要错过它。（知乎：矢锋）

如果中国陷入混乱，肢解成几十个国家，有可能进入大航海时代。统一的中国或者统一的欧洲，大概是没戏的。

大航海时代的核心是靠远洋贸易发财。没有这个动力，光靠掠夺和传教，即使西班牙发现了美洲，欧洲也无法进入大航海时代——教会的思维模式就是亚伯拉罕没有胡椒照样开创了人类历史，殖民地的资源只能滋生奢靡之风。传教靠的是献身精神，又用不了多少钱。你看郑和还到了非洲呢，中国的对非贸易有发展吗？

农业文明不承认贸易对生产有促进作用，他们认为自给自足是最完美的境界，贸易的存在原因不是各个地区有交流物资的客观需求，而是人性的贪婪，商人就利用这种贪婪获取利益。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这话虽然是道教的，但是类似的思想在所有农业文明都能看得到，这类思想都默认一个前提：“世界上的物产是有限的，如果你的收获增加了，一定是因为侵占了别人应得的收获。

古人再没文化，也不会傻到放着有利于自己的事情不做，他们之所以禁商，是真的认为贸易对社会有害。如果没有工业的出现，农业的人均GDP很难增加，这种情况下贸易的促进作用有限，却会造成分配不均。就连最重视贸易的重商主义，也是强调内部自给自足，出口产品卖给其他国家。相反，近现代出现的重农主义实际上是古典经济学，用工业的思维来分析农业，农产品用于贸易。可见理论基础决定思想高度。

欧洲商业与工业的发展，是部分国家通过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建立了自己的工商体系，然后才发现自由贸易能促进整体生产力，先有实践再总结理论。大一统的国家从整体利益考虑，不会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面那些也就都没有了。（知乎：孟德尔） 

当有割据江南，占有岭南的国家时，该国对海外开拓的动力往往就会比较大，如果没有蒙古打破中原格局的话，南宋应该会逐渐走出去，向东南亚发展。（知乎：M3小蘑菇） 

哥伦布第一次到达美洲，葡萄牙第一次通过海路到达印度的时候，是明朝第九位皇帝明孝宗即15世纪90年代。地理大发现，美洲殖民和东南亚殖民是16世纪。比如地理大发现中，麦哲伦环球航行。1519年麦哲伦带着270人和5艘船出发。1522年只剩35人和一艘船回到欧洲，而且麦哲伦还死在了途中。麦哲伦环球航行对应的时间是明武宗朱厚照。例如美洲殖民时的西班牙，1533年征服印加帝国，1535年探索了北美西海岸并命名加里福利亚，而这时间对应的是明世宗嘉靖。大家喜闻乐见的东南亚殖民，葡萄牙第一个到达印度，1505-1510先后控制了斯里兰卡和印度果阿地区。西班牙1565年开始控制菲律宾。

其实看一下台湾的历史，你就知道为什么中国当时不会有对外殖民。1624年荷兰抢占澎湖失败之后，撤至台湾，控制台湾40年，直到1661年被郑成功逐出。台湾对于古代中国大陆一直是未开发的地区，如果不是清军南下，郑成功被逼得走投无路，也不会选择去收复台湾。换句话说，即使是开发近在咫尺的台湾，对于天朝上国的收益也并不高。（知乎：诺记菇） 

中国过了战国就已经定型了，追求不变的稳定从此成了这片土地上最重大的政治正确。（知乎：戴振刚）

中国怎么可能会率先开启呢？中国这种在古代家大业大富得流油的国家怎么可能会去跟那些穷逼国家一样满世界讨生活呢？（知乎：王乙）

没可能。我们的祖先留下了三样无敌的商品，凭着这两样东西，中国只要做生意，就能赚得盆满钵满。一曰茶叶，二曰丝绸，三曰瓷器。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国的交易对象必须足够的财力来消费这几样商品，否则中国就没必要和它进行贸易。

郑和船队后继无人的主要原因就是生意没法做了，一直亏。非洲哥们能给三保太监的也就是长颈鹿之类的动物。别说非洲人钱不够，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照样钱不够。没有等价值的货物卖给中国，就只能干巴巴地把白银送过来，甚至贩卖鸦片也没能扭转贸易逆差。在自由贸易上吃了败仗，英国人就动手来抢了。一仗还不够，打了两仗。这是自由贸易的部分。

传统上，中国的儒家意识形态又没有沙漠一神教教义，以对非信徒进行去人格化的处理，说白了就是把异教徒不当是人而当是动物。基督徒可以一面奴役几千万黑人，灭绝上亿美澳原住民，一面高喊人人生而平等，精神不会错乱。而儒教国家，奴役个几十万人就可以解锁千古第一暴君成就。种族灭绝甚至不在成就列表里。文化是制度之母，没那个文化，自然也就没那个制度了。这是殖民掠夺的部分。

大航海说到底就是殖民掠夺异教徒，再把货物卖到倾销地。中国第一无法殖民掠夺，第二没有够资格的倾销地，怎么重现大航海？这两点到今天仍然成立，所以要搞一带一路。 

至于中国人走向东南亚，那要看他们去东南亚是干嘛。虽然其他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力消费中国的商品，但中国人自己是有钱的。所以从很早开始，南方的渔民就致力从海洋挖掘财富。珍珠，珊瑚，玳瑁等等，都是可以高价卖到中原的。大名鼎鼎的沈万三，就是靠这个生意做到了富可敌国。虽然同样走向海洋，但和大航海的逻辑完全不同，不能类比。（知乎：莫云深）

这个问题我想来是有三个方面的：

首先文化：自从百家齐鸣然后的文化大一统，处于中心的汉族在思维的领域没有绕圈信神然后从神的存在找寻超现实的精神满足，而是从哲学，这一更为根本的思维辩证逻辑里去探寻，这一说法可以看看冯君兰的中国近代哲学简史，结果就是，在近代以前，中华民族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不管哪个外族进来，最后都会变成中国人，这便是文化的优越性。所以，外国人来中国，大家道路两边站，一辩论，哦，你们这想法还不够先进啊，那我们没事跑你们那里干啥，所以上层知识份子对国外少有兴趣，这是动力的缺乏。

接着是国家地理位置：太TM好了，天朝物产丰富，想想和熊抱团取暖的战斗民族，想想就三个岛的英国。天朝跨越了多个气候带，大部分植物都能种植，熊猫麋鹿这种对环境要求甚高的动物都有，跑出去的理由何在呢？而且国家巨大，在内陆还没有战略完毕的情况下，发展海洋，过于劳命伤财还看不到回本的可能性，大航海的本质毕竟也是对资源的一种掠夺，但如果从一开始就不缺资源，甚至还有游牧民族对现有自家的资源窥视，要想大航海这是几乎不可能的。

国内政策：对商人阶级的鄙视，这种封建和资本的社会根源问题，阻止了商业发展，加上国内市场很大，这种尚不能自足的情况，没有对更大市场的需求也是没有大航海的原因之一。

这个问题也可以换成，为什么中国不会成为纳粹国家？不是日本人成就了日本，而是日本这个地理位置成就了日本人。你觉得王思聪会羡慕屌丝的爱好吗？但是屌丝永远会仇富的，这就是真理。所以，大航海，很难的，除非中国不在这块地上。（知乎：伟大的狗熊君）

有可能。元朝，海上丝绸之路的收入已经相当可观。南宋偏安一隅，靠着海上贸易，仍旧富得流油。明朝郑和的造船技术，已经支持远洋航海。而且明朝出现了汪直等著名的大海盗。唯一的问题是，中国很大，农耕文明太深入人心。缺乏一些大航海的急迫性和探索精神。但如果，假设古时候，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实现绝对的统一，并且农耕文明受到了恶劣天气的影响，这个急迫性会导致中国人把目光投向广袤的海洋，求生存大于求知，中国或许会迎来大航海时代。（知乎：宋小君） 

看了半天，大部分大神都认为不大可能，也都从各方面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小编也迷茫了，难道我大天朝真的就那么不行吗？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别的看法？不妨文后留言，一起讨论讨论！

（温馨提示：由于部分回答太长，文字有所删减，本文内容来自知乎网友，由海之蓝整理，著作权归源站或网友所有。）

谢选骏指出：看来以上衮衮诸公都不懂得——即使在春秋战国以前，欧洲和中国也属于不同的文明。正如我在四十年前的1980年代就论述过的，欧洲是“地中海文明”的航海文明，中国是“海中地文明”的内陆文明。进而言之，“地中海的航海文明”搞航海是天经地义，从爱琴海、黑海到地中海、大西洋、太平洋，属于多元社会。“海中地的内陆文明”搞航海是随时客串，就像郑和下西洋、邓小平开股市一样，想开就开，想关就关，想屠杀就可以屠杀，想自宫就可以自宫，属于一元社会。知乎哉？不知也。

【80、中国需要的净化运动】

《元代的“色目人”是什么人？历史上有哪些名人是“色目人”？》（2020-01-06 窦娥）报道：

元代的“色目人”是什么人？

对元朝历史稍微熟悉一点的人，一定都会听过这么一个词——“色目人”，这个“色目人”地位还比较高，通常在汉人之上，但在蒙古人之下，这个“色目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有一种说法是“色目”就是眼睛有颜色的人种嘛，元朝毕竟太大了，算上整个蒙古帝国更是如此，东亚西亚甚至东欧都打通了，所以西边一些“金发碧眼”的异族到了中国，被称为“色目”，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所谓“色目”不是眼睛有颜色，而是“各色各目”，就是“各种各样”的人，但刚刚那个说法也不是完全不靠谱，色目人它确实不是单指一个民族，而是一种“统称”，称呼的也确实多是来自西亚一带的人。

蒙古人四处征战，欧亚大陆打通一大半，一堆中亚西亚甚至东欧的人都来到了中土，这些人就是色目人，色目人有哪些呢？种类非常多，流入中土的粟特人、党项人、吐蕃人、亚述人、阿拉伯人、畏兀儿人、波斯人、犹太人、突厥人、斯拉夫人……都算。

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认为色目人有31种，清代钱大昕说有三十三种色目人。箭内亘认为色目人其实只有二十种上下（这里面有些争议是因为有些民族的读音有争议，比如有人认为，苦里鲁与火里剌，匣拉鲁是葛逻禄的重复，秃鲁花是一种蒙古军人，夯力是康里的重复）。

虽然现在说“色目人”一般指的是元朝的色目人，但是其实“色目”这个词出现得很早，唐朝就有，不过唐朝的“色目人”更多是指“姓氏稀僻”类的人，日本学者船田善之就因此宣称“色目人”其实是汉语词汇，在同时期的蒙古语史料中他没有找到相当于色目人的词汇。

元朝其实也差不多，中原蒙古统治者见的主要也是汉人，契丹人和女真人（早期进入中原的这些人基本被汉化，和汉人没什么区别），对一些的西亚来的人，也主要称呼“色目”。

元世祖忽必烈中期，色目人大概定型了，朝廷的诏书，政府的公文里经常出现这个词，元朝对色目人是比较优待的，这属于统治族群，原因很简单，汉人多嘛，所以蒙古统治者自然要找个帮手，色目人最合适不过了。

元代户籍制度的特点是“诸色户计”，分类方式可以依照职业：例如民户、儒户、军户、站户、匠户、僧、道等；也可以依照民族：如蒙古户、畏吾儿户、回回户等。“色目人”中哪个族群比较多呢？主要是回回，接着是突厥人，波斯人。

色目工匠给蒙古人造的“回回炮”

元代《祥符图经》对民族描述是：“蒙古、畏兀儿、回回、也里可温（基督徒）、河西（西夏，党项人）、契丹、女真、汉人八类”。什么突厥、吐蕃、波斯之类的，也不知道被分到哪里去了。

那色目人有多少呢？徙居中原的色目人大约有三、四十万，而江浙一带的色目人，在元朝灭亡后和滞留的蒙古人一起沦为堕民，这是为何呢？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把“天下四等人”掉了个个儿（元朝“四等人”并不是成文法，但是在事实上，蒙古人，色目人的地位确实比汉人，南人高），南方的蒙古人、色目人受到歧视，于是这些人就只能做一些事小商小贩、卖艺等底层工作。著名演员六小龄童其先祖就是蒙古人，因为明朝受到歧视只能从事卖艺等工作，到了六小龄童的曾祖父“活猴章”章廷椿开始，章家猴戏开始有了些名气，六小龄童的祖父、伯父、父亲也都是猴戏名角。

明朝堕民

对了，这色目人和“回回”有什么关系吗？“回回”一词首见于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与南宋彭大雅《黑鞑事略》中，主要指葱岭西、黑海以东诸胡人。宋代的回回是回纥的音转，民间也有将回回称为回纥，两者与回鹘可通用。回鹘即是畏兀儿、维吾尔族的不同音译。

但元朝的“回回”显然更宽泛，蒙古西征带回来一批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等到我国，他们被称为“回回”，不过这些人主要还是穆斯林民族，而有些比如钦察、康里、阿兰人等那些突厥语系的色目人不能认为是“回回”，吐蕃、党项这些民族更不用说，只是人少，但蒙古人也知道他们和“回回”没有任何关系，虽然他们也被称为“色目”。

铁铉就是波斯后裔，据说长相和汉人不一样

“回回”可以说是色目人的绝对主体部分，这些人以驻军屯牧的形式，以工匠、商人、学者、官吏、掌教等不同身份，散布在我国各地，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当时相对较高（蒙古西征带回来的都是学者，医生，工匠等人，水平是大大高于社会平均值的），这些人后来就成了回族的父系。

总体来说，明朝色目人地位不高，但色目人中也出了不少牛人，比如郑和，铁铉，麻贵等。

谢选骏指出：中国元明清以来之所以社会停滞、积弱不振，除了帝国沉疴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色目人带来的有毒基因。明朝未能消灭色目余孽，所以一触即溃甚至不如南宋……直至民国以来依然如此。由此可见，中国需要一场净化运动，才能重振汉唐的雄风。

【81、中国学术界的太监本色】

《再论张平、秦晖二教授关于巴以问题的若干基本史实错误》（阜成门六号院 2023-11-10）报道：

笔者前不久发文对张秦二教授的一些推论逻辑，及违背事实的地方提出了一些异议，但是似乎触犯了很多读者，他们心中两位教授是永远正确、万事通晓的神明，并且留言大骂：“你算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评价秦晖老师”！

张平教授、秦晖教授当然在他们领域是极其优秀的学者，为社会广泛尊重，这些都是任何人不可否认的。但是二人对谈及巴以问题时，是很不严谨的，没有对事实就进行考证，就口开河，他们基于一些想象和错误的史实，进行的“正义链条”推论也因此是经不住推敲的。

笔者再次论证两位教授的一些史实错误，并不是有意抹黑他们，主要原因是：很多坚持偏执、极端观点的人，以二人的错误史实作为“权威依据”，因此笔者认为一个研究者有公共责任，对这些说法进行澄清，也希望张秦二教授理解包涵。

第一, 关于英国委任期间是否享有巴勒斯坦主权。张平教授和秦晖教授都认为之前巴勒斯坦地权不属于阿拉伯人，无论是在奥斯曼土耳其时代还是英国托管时期，巴勒斯坦地区的大多数土地主权都是属于他们的宗主国，正像张平教授说的“比如占地13,000多平方公里（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0%左右）的内盖夫大荒漠，一战前是土耳其苏丹的土地，托管时期是皇家土地，也就是女王陛下的产业”。

因此，他们得出巴勒斯坦土地的主权，在1947年以前属于英国的结论，进而来证明巴勒斯坦抵制巴以分治是蛮横不讲理的，是无理取闹的野蛮人。

其实两位教授以及坚持这些观点的人，并不了解“委任统治”的本质。委任统治源于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委任统治地与殖民地不同，根据《国际联盟公约》第22条的规定，委任统治土地的主权暂时属于国际联盟，而不是属于委任统治者。委任统治的本质是国际联盟委托委任统治国代替行使行政管理权，经过委任统治者的“训政”，最后把主权归于当地人民，让他们建立国家，这当时被视为非殖民化的进步表现。

因此，英国人并不拥有在巴勒斯坦主权，只获得了巴勒斯坦治理权，并且是在1922年，以与国联签订《委任统治书》的形式实现。笔者还从国际联盟网上档案馆找到了这份委任统治协议，里面包含大量对英国委任管理行为的约束条款，此外，英国每年还要向国联理事会汇报委任情况，就像公司管理团队要向董事会汇报财务情况。虽然基于英法控制了国联，这些委任统治约束很大程度是形式上的，但是从本质原则上讲，巴勒斯坦更像它的承包地，而地契明明白白写着以后要归还主人——也就是当地土著居民。

国联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书，签订于1922年9月16日

所以，我们看国联文书、英国政府文书、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政府文书，以及二战后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文件，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一份文书去质疑当地阿拉伯人享有主权。即便是支持犹太复国的美苏，其态度也不过是给予人道主义原则，应该特事特办，让犹太移民分享一些主权（英语熟练的朋友们，可以在联合国网站查询讨论原件，这些都有详细展示）。否认阿拉伯人享有主权，可以说是中国或华人学者的全球首创，建议坚定捍卫这个结论的人，可以整理一篇学术论文，看看能否得到历史学界和国际法学界专家们的认同。

第二，张平、秦晖两位教授都坚持，二战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一个部落，没有建国，所谓不享有主权。主权国家只不过是近代西方的政治理念，广大东方民族当然绝大多数没有建国划界的习惯，尤其是同样信仰、同样民族的阿拉伯人，在一战前都把自己视为一个整体，怎么会突然有一个部落进行建国呢？

在一战前，也就是英国委任统治巴勒斯坦之前，英国为了肢解奥斯曼帝国，在英国当局与阿拉伯世界精神领袖、汉志国王、穆罕默德后裔侯赛因沟通的时候（最重要的是“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McMahon–Hussein Correspondence），明确表示阿拉伯人土地主权属于阿拉伯人，当时整个阿拉伯属于一个整体，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也当然享有它所在土地的主权。

一战中英阿联盟形成的前提是，英国对阿拉伯对中东主权和未来选择独立权的承认

至于现在中东土地上出现了沙特、伊拉克、约旦、叙利亚等国家，完全是一战后英法为了瓜分中东，以及各自对委任统治地分而治之操纵的结果。说因为古代巴勒斯坦人没有建立一个国家，就否认它的主权，完全是用现代眼光去苛求传统时代的人，完全忽略了现代之前阿拉伯是一个整体的事实，忽略了阿拉伯人曾经长期统治中东的事实。

第三，关于以色列境内及西岸地区占领地的阿拉伯人的权益，尤其是地权，是否得到保护的问题，这是现实中的关键问题，也是涉及判断当下巴以冲突孰是孰非的问题。

秦晖教授演讲后半部分一个主要核心就是，阿拉伯人并没有尊重犹太人的权利，但是犹太人却很好保护了阿拉伯人的权利。他说：“他们（约旦河西岸阿拉伯人）拥有的财产在后来的以色列国中也仍然得到保护，没有人去抢他们的土地”；“以色列同样尊重作为以色列公民的阿拉伯人的这个地产，不存在着像我们经常看到的什么强占、圈占土地，那种剥夺所有权的那种东西”，“以色列阿拉伯公民不当兵，显然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被剥夺权利”，“不当兵就相当于不纳税，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特权”。

秦教授的论述逻辑大致是，希望用这些来证明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暴力行为是完全违反道义的，而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的暴力则是正义范围内的自卫，好比美国在9.11后打击恐怖主义。

我们在讨论之前，有必要指出，阿拉伯人我们要把他们区分为两类，一类是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的非以色列籍阿拉伯人，也就是现在归属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另一类是以色列国阿拉伯族公民。很多人谈巴勒斯坦问题时，连这两者都区分不清楚，由此产生了诡辩的空间。

笔者在以前指出了，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阿拉伯人的权利剥夺是系统的，从土地（包含住宅权），到合法经营权，到发展权等等。以色列依据《安全地带法》和《缺席者财产法》，永久性剥夺了巴勒斯坦人土地，其中1967年至1979年之间，被各种方式没收的巴勒斯坦私人土地约153.3万杜纳姆，占私人土地数量的45%以上，这些土地就像欧洲人在北美的“西进运动”一样，完全是通过驱逐、没收等暴力手段获取的，卡特总统称之为西岸殖民化（卡特：《牢墙内的巴勒斯坦》，第36页）。

到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订之前，并掠夺走约旦河西岸67%和加沙地带42%的土地。并且巴以和平谈判30多年来，以色列一直拒绝归还多数掠夺的土地，秦晖教授所说的 “他们（约旦河西岸阿拉伯人）拥有的财产在后来的以色列国中也仍然得到保护，没有人去抢他们的土地”一说的依据是什么呢？难道是阿拉伯人无偿赠予以色列人的吗？

再者，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公民土地，所受的侵犯远甚于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人，从1947年巴以分治的时候，以色列土地境内阿拉伯人拥有的，明确具有土地产权的土地为144万杜纳姆，加上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占领的加利利地区，以及部分西岸地区的阿拉伯土地，这时候属于阿拉伯人的土地约460万杜纳姆，但是以色列通过抢占、驱逐、征用等手段，让这些阿拉伯人所拥有的土地减少到50余万杜纳姆以下，到1981年他们实质拥有39.7万杜纳姆（以色列史学家艾兰·佩普：《现代巴勒斯坦史》第160页；北大教授王宇：《以色列阿拉伯人—身份地位与生存情况》，第76页），丧失了90%以上的土地，他们的地权又何曾得到本国法律的保护呢？

至2020年，以色列迁居西岸的定居民已经占据了多数原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土地，绿色为巴勒斯坦人“保留地”

正像汤因比1961年在与以色列驻加拿大大使辩论赫尔佐格中说的那样：以色列就像纳粹德国抢夺犹太难民财产一样，抢夺阿拉伯人的土地和财产，“以色列一半以上的私有财产和土地属于逃离的阿拉伯人”，他们现在住在家门外，他们沦于贫困, 成为二次世界大战中被侵略军逐出家园的那种人了（关于这次辩论全文可参见：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60f70ef408db6e63d83e40bb/t/62a6b8d81f260d6bfc3dbd73/1655093464463/Herzog-Toynbee+debate+transcript.pdf）

秦晖教授所谓“阿拉伯人不当兵，也不用纳税”，也大概是基于对前些年比较流行的“印第安人没有选举权，就不用纳税”一说的想象演绎。但是实际情况是，基于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不信任，阿拉伯人确实不用服兵役，但是依旧和犹太人一样纳税。并且依据《退役军人法》，以色列的多数福利与兵役挂钩，因此大量阿拉伯人享受不到学费、住房贷款、求职方面的优惠政策。所以，把阿拉伯人排除与兵役之外，只是给他们带来很多社会福利损失，而不是享受“特权”。

另外，基于以色列强调国家的“犹太民族性”，阿拉伯族公民各项权益都受到歧视，曾经受到20余年的军事管制，才最终获得公民权；至今阿拉伯人的收入和受教于水平远低于犹太人，在21世纪初，阿拉伯人获得高中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24%，而犹太人为57%，阿拉伯公民占国家总人口20%，但是该国贫困人口的41%为阿拉伯人，全国40个贫困城镇，其中36个是阿拉伯人定居点。虽然这些跟阿拉伯人本来经济文化基础薄弱有关，但是也跟明显的歧视政策有关，所谓阿拉伯人是“二等公民”也毫不夸张。

因此，实际上以色列境内阿拉伯人虽然不直接参与暴力反抗，但是他们对巴勒斯坦人的斗争是支持态度，而非一些自媒体所描述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感恩于国家的开明制度，甚至比犹太人还卖力打击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

第四，关于阿拉人是否对纳粹犹太大屠杀负有责任，即英国二战期间对欧洲犹太难民的真实态度。张平教授和秦晖教授在巴以建国前后的很多历史论述方面，也有违背事实或值得商榷之处。比如张平教授说：“如果不是他们（阿拉伯人）当年入侵占领了犹太人的故土，如果不是他们在三十年代阻挠犹太人的回归，犹太人也不至于流离失所到那个程度，甚至面临大屠杀也无处可去”。

的确，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之后占领了巴勒斯坦，但是他们没有侵略犹太人，因为这里的犹太人驱散流亡500多年，阿拉伯人是战胜了波斯人和拜占庭人得到了巴勒斯坦，阿拉伯的巴勒斯坦与犹太的巴勒斯坦并没有传承关系，说入侵故土不太妥当。

将二战期间犹太人遭遇的大屠杀，归咎为阿拉伯人也欠妥当。这方面，秦晖教授更指出：“早在二战期间，逃避纳粹暴政的犹太人就大量的向巴勒斯坦迁移，这个时候的英国的确给予了支持”。二位教授的观点，让人产生阿拉伯排犹，而英国人保护犹太人，为此，阿拉伯人要间接承担欧洲犹太大屠杀的责任，而英国则是充分发挥了人道主义，减少了屠杀损失。

而实际情况是，基于犹太人激进的土地扩张政策，导致大约30%的阿拉伯人流离失所，因此1936年前后巴勒斯坦发生了阿拉伯抗议事件。但是阿拉伯人作为被统治一方，无权决定犹太人的去留，就像一战结束时，英国可以完全忽略阿拉伯人的意见，坚持准许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一样。

毫无疑问，拥有巴勒斯坦管理权的英国，对德国推行绥靖主义的英国，对犹太人无法进入巴勒斯坦负有主要责任。英国于1939年发表了《麦克唐纳白皮书》，规定再开放7.5万难民名额后，不准再允许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但是其实1940年至1945年之间，仅有4.1万犹太难民进入巴勒斯坦。

英国政府1939年发布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麦克唐纳白皮书》，终结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包容政策

虽然犹太复国主义者制订了Aliyah B计划（犹如后来摩萨德的“魔毯计划”）来营救犹太难民，但是英国残忍地用军舰驱逐难民船142艘，遣回难民近10万，使其再次落入纳粹虎口；或者用暴力手段，击沉难民船，共约有1600人溺亡；即便是成功上岸的，也都遣送到遥远的毛里求斯，安置在条件极差的集中营内。

英国安置遣返犹太难民的集中营地，以及到达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二战中下降情况

因此，英国在二战中对犹太难民是很苛刻的态度，这也是巴勒斯坦犹太人产生极其严重反英情绪，不断对其恐怖主义袭击的原因，秦晖教授所言的“这个时候的英国的确给予了支持”，是与史实相违背的。

第五，民族自决权是否包含认定和选择自己土地权利的问题。比如，张平教授说“民族自决权包括一个民族认定和选择自己所拥有的土地的权利！因此，犹太民族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家园”，大概是想表达以色列有天然地、不可质疑的在巴勒斯坦自由建国的权利。但是这种说法在国际规则上是不存在的，根据联合国《关于人民和民族自决权决议》等有关文件，民族自决权是有严格空间限制的，即在自己生存的土地上自决，而不能到其他民族土地自决，更不可“认定”一个地方去自决，否则，一些有扩张野心的民族完全有理由煽动本国国民自决，主张他国土地（比如日本人韩国人都可以利用自决，“认定”中国东北是他们的土地）。

再者，在殖民地和委任统治地独立建国问题上，绝大多数是生活在这个土地上所有民族的一起自决，而不是某个民族单独自决，这样的话，人口占少数的犹太人新移民就会吃亏。

联合国之所以同意美苏的“分治提案”，在巴勒斯坦地给犹太人建立一个国家，是一种“特事特办”，即照顾犹太人面临大屠杀的损失，宗教情感，以及有50余万人移民巴勒斯坦的现实，在巴勒斯坦而不是犹太人所聚居的欧洲，给其成立一个国家，这种异地自决是全球民族自决史上的唯一特例。

第六，以色列是否返还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问题，以及巴以冲突的原因。秦晖教授说：“第一个荒谬就是只说以色列控制的土地不断变大，就不提以色列曾经好几次把他们控制下的土地交还给阿拉伯人，，是有好几次的，1956年就有一次，1975年又有一次，巴奥斯陆协议以后又有一次，以色列好几次向阿拉伯人返还土地的” ，“而且返还以后，阿拉伯人，或者说是巴勒斯坦人，又去主动挑起战争，进攻他们”。

返还土地是1970年代以来巴以冲突最核心问题，近半个世纪反复暴力和伤害都是围绕土地问题展开的，但秦晖教授的讲述完全与历史完全脱节，再次暴露秦晖教授对此的不严谨和知识盲区。

首先是以色列从来没有在1956年和1975年返还土地，只有1979年《戴维营协议》签订后，给埃及返还了西奈半岛，但是没有履行协议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撤出巴勒斯坦占领土地的承诺。对于巴勒斯坦土地归还，只有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订至戴维营协议之间，以色列返还了不到40%的占领的西岸土地，以及加沙地带土地。秦晖教授所说的巴勒斯坦人土地“大了又变小，大了又变小”是从来没有的，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控制的土地就是历史最大值，自从1967年战争后从来没有这么大过。

秦晖教授所言“而且返还以后，阿拉伯人，或者说是巴勒斯坦人，又去主动挑起战争，进攻他们”，更是凭空杜撰。上文所说，以色列返还领土始于1979年《戴维营协议》，但是自从《戴维营协议》签订之后，阿拉伯人从来没有挑起过战争，之后唯一的一次阿以战争，即1982年战争，是以色列主动出击挑起的，何来在返还领土后又挑起战争？

其次，1970年代之后巴以或阿以冲突，关键是以色列是否信守和谈协议，以及联合国242号决议，交还占领领土。以色列信守承诺交还了西奈半岛领土（当然也是一种减少树敌，集中力量消化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一种策略），因此埃及以色列之间实现了永久和平，这45年间埃及从来没有挑衅过以色列，一直是对以色列最友好的阿拉伯国家之一，所以并不存在阿拉伯国家不知足的情况。

反而是以色列拒绝执行《戴维营协议》、《奥斯陆协议》等文件关于归还绝大多数巴勒斯坦土地，以及准许巴勒斯坦人建国的承诺，按照1967年联合国242号协议，巴勒斯坦领土应该有6200多平方公里，现在以色列只返还了2500余平方公里，并且控制了巴勒斯坦人的基本生存资源，继续在占领土地上进行军事管制，甚至大建隔离墙，不断压缩巴勒斯坦人生存空间，不断系统侵犯巴勒斯坦人生存权，导致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反抗的不断。所以，秦晖教授只指责一方，而不看另一方更大的责任，是不客观的。

绿色和浅绿色为巴勒斯坦人有管理权的土地，严重少于联合国规定的土地，其余依然被以色列占领控制

总之，张平、秦晖教授试图通过一些历史解释，来构建阿拉伯人历史责任更大，犹太人更无辜的正义链条，但是这些历史解释和史实运用是有问题的，甚至是基于先入为主的判断而杜撰的，引申出的正义结论也是有问题的。以上也并不是鸡蛋里头挑骨头，而是他们论述基本框架存在明显倾向性、非客观性，笔者只不过是择一些事实问题讨论商榷。当然，笔者作为晚辈没有资格对两位令人尊重的学者做出其他评述，只是觉得两位教授，不应在这个问题上如此轻率，基于认真考证的事实，得出的结论才有公信力。

网民嚎叫：

bsmile 发表评论于 2023-11-10 08:44:19

没想到这种历史性的严肃的学术讨论也能够带着个人的意识形态。给人戴帽子的评论就跳过去了，有几个也说了另一方面的观点的评论还是很有启发的，尤其是以色列人兴修农业等等，然后阿拉伯人寄生过去，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估计讲的是以色列在不适合自然农业生产的沙漠地区的努力吧，如果是的话，通过近千年来的历史去剥夺以色列在那里的生存权的确没有道理。

争争日上 发表评论于 2023-11-10 08:22:08

先不论谁对谁错，任何学术权威都有被质疑的权力，这是我们整个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allymcbeal 发表评论于 2023-11-10 08:04:23

按张平秦晖的逻辑，估计姓爱新觉罗的到今天都有故宫资产的所有权吧。。。

谢选骏指出：古人说，“皇帝不急太监急”，今人是“皇帝急了太监就急”——我看中国学术界为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这两拨殖民者拼命抢夺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圣地而“君子动口”，深感中国人没有主见，只有随着外国主子叫唤，真是可悲！这就体现为“中国学术界的太监本色”——或者马列主义，或者西方主义，就是没有中国自己的主义……这甚至不如亡于英国的印度人还有自己的印度邪教，最多也就像供奉了阿拉伯宗教的波斯人和亚非各地浑浑噩噩的野蛮人。

《康乃爾華生仇猶被捕 母親曾在以色列念研究所》（記者劉梓祁／紐約報導 2023-11-09）报道：

康乃爾大學華裔學生戴派翠克被指控在網上發布威脅，並稱要殺害該校猶太社區成員的華人學生，遭逮捕過堂。

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一名華人學生上月因發布仇恨言論而遭逮捕並被聯邦控罪，其家人事後稱他患有精神疾病，但法官迄今尚未考慮是否對被告進行保釋；在月初首次過堂後，其母親公開表示，其子已在第一時間發表道歉貼文，並出現抑鬱症加重情況，但外界沒有完整呈現事件經過。

根據當地警方，21歲的華裔大三學生戴佳宇（Patrick Jayu Dai，音譯）在上月31日遭到警方逮捕，因他揚言謀殺或傷害同校猶太群體，被以聯邦刑事罪名起訴。起訴書顯示，紐約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指控其「使用跨州通信發布威脅要殺害或傷害他人」，若罪名成立，最高將面臨五年徒刑與25萬元罰金。

在本月1日過堂後，戴佳宇的母親劉冰（Bing Liu，音譯）於本周公開表示，其子已在被捕前幾日為所發布威脅言論道歉，並相信事件發生部分原因由其服用的抗抑鬱和焦慮藥物導致。劉冰所指貼文顯示發布於10月28日，內文開頭寫道「對不起，人們在現實生活或在線空間中都不應該容忍分裂言論。我為此道歉。」

另外，文中還提到，「一個更卑劣的人可能會試圖藏在面具之後，這正是我所做的。因為千里之外的殘酷戰爭而呼籲對人們施以暴力是可恥的。更可恥的是，以無辜平民為目標是沒有任何藉口的，更不用說我的同學了。」

聯邦檢察官則表示，戴佳宇在發布的多條貼文中威脅要「掃射」主要供猶太學生用餐的食堂，並在校園帶上突擊步槍，對大學內的所有猶太學生開火。為此，檢方以危險和逃跑的風險為由申請對他拘留，並交由聯邦法警監管。

劉冰說，該道歉貼文由聯邦公共辯護律師交予手中，並是所收到一攬子證據中的一部分。對於兒子所面臨指控，她認為其清白或有罪尚未確定，並強調道歉貼文中的言辭更接近戴佳宇本人作風，且在他被捕前發布。

因此劉冰質疑道，檢察官、聯邦調查局和校方並未公開分享作為「重要信息」的道歉貼文，導致媒體無法完整呈現兒子形象，並對他「未來」發展造成傷害。該帖子目前已無法在網絡搜得，聯邦檢察官亦拒絕就此案發表評論。

劉冰回憶指，在威脅言論首次出現當周，戴佳宇與15歲的弟弟留在家中，因他的抑鬱症狀疑似加重。因擔心長子心理健康，劉冰會在每周五去校園接其回家，並在周日送回。她形容戴佳宇在課堂內外都非常有紀律性，但曾因過渡困難而休學三個學期，並疑在新冠疫情早期加劇心理困擾。

據了解，今年夏天戴佳宇被要求服用抗抑鬱藥物，但他曾抱怨其令自身感覺更加不適。劉冰表示，萬聖節當日曾給兒子發去短信，但沒有收到回應，隨後驅車去校內尋找，後被警員告知兒子正接受詢問。

調查期間，聯邦探員亦前往戴佳宇家中搜查，沒收多台筆記本電腦，以及一把母親購於2020年的獵槍。劉冰說，兒子從未接觸槍枝，也從未對猶太人表現敵意。在以哈戰爭持續下，曾在2000年在以色列攻讀研究生學位的她還指，兒子曾將政治黨派化視為「疾病」，認為善良才是正道。

消息指，戴佳宇的案件或會涉及心理健康評估，其家人亦計畫會見心理治療師、討論治療方法。公開資料顯示，戴佳宇的父親為中國天津大學教授戴建明，研究領域為「太赫茲波光子學、超快激光與現象」，並曾在羅切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任教。

針對此案，北區聯邦公共辯護律師皮布爾斯（Lisa Peebles）拒絕發表評論，並未有回應本報關於戴佳宇移民背景和中文姓名的詢問。皮布爾斯已要求舉行保釋聽證會，定於9日舉行。

谢选骏指出：这个忧郁症孩子的母亲曾在以色列留学，大概率地受到了心理创伤，因此影响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他虽然还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但是喜欢动手的族群却不这么看，所以把他当做恐怖分子抓了起来。但是也由此让人可以更加深入地思考，“中国学术界的站队”的背后，是否也有心理问题忧郁症。就像马裂主义在中国的夺权，也是依据了中国的内乱不已。

【82、现代中国一直没有脱离王朝化】

《在王气已终的废都 习梦回唐朝》（2023-05-24 自由亚洲 未普）报道：

为了和日本广岛G7峰会分庭抗礼，习近平在古都西安召开中亚五国峰会，张灯结彩，火树银花，铺张炫富，极尽豪华，像极了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再联想起张艺谋导演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都是一脉相承的宏大叙事，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极权主义美学。

反观日本G7峰会，非常简朴，但取得里程碑式的成果。这份联合公报可以和历史上《波茨坦宣言》相比，1945年美国、英国、中华民国签署这份公告，既限定日本法西斯必须无条件投降，也确立了战后国际秩序。当时苏联因为和日本的和平协议未作废，所以没有签署这份文件。

这次广岛峰会联合公告，也具有类似的历史意义。首先，公告断绝了俄罗斯以战求和的念头，要求它必须撤出侵佔别国的领土，换言之就是不服打到你服，只有普京认输才有和平。其次，联合公告一致反对中国的“经济胁迫”，虽然不和中国“脱钩”，但必须去除风险。这既是从俄乌战争得到的惨痛教训，也是国际社会对北京政权的认识日益加深而得出的清醒结论。

而习近平依然沉迷在他的“中国梦”里，皇都焰火，豪华国宴，十足藩邦来朝的气派。习近平的中国梦实际上是帝国梦。最近一件看似很小的风波，恰恰反映出中国已在这十年里走向王朝化。一个说单口相声用“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来形容自己的狗，节目被停而且重罚上千万元，看来还要刑事问罪。理由是污蔑了军队，但更关键是那八个字是习近平语录，等于皇帝的金口玉言。

说相声的不能说笑话，这是中国式荒诞。更荒诞的是，中国政治现在仍然离不开皇帝。中国人没有皇帝的日子其实并不太长，当年辫子大帅张勋复辟帝制未成，毛泽东轻而易举就办到了。他就是皇帝，甚至超过前朝皇帝。

文革吃足苦头的邓小平对毛并无敬意，但不能砸了祖宗牌位，顶多去除个人崇拜。邓小平明令拆除全国到处矗立的毛塑像，不得悬挂任何领袖画像；不得创作鼓吹个人崇拜的文艺作品。那时中国人经过十年浩劫，终于舒出一口气，原来没有皇帝，也是可以活下去的。

谁知日子一久，有人贱骨头就发痒。中华崛起了盛世了，就迎来了英明君主。记得习近平执政之初，不甘寂寞的太监式拍马好手，以及崇拜强人的愚民庸众就纷纷为领袖涂脂抹粉，有官媒发掘出习在福建任职时游武夷山，曾有成尺长的大鱼跃上竹筏，这是周武王“白鱼入舟”的祥瑞典故，这个编故事的人还算有点墨水，其他马屁功夫就实在不堪了。

比如，某官媒挖掘1996年习近平在福建如何“顶著烈日”驱车翻山去看望贫苦乡民，另一家官媒宣传习是如何“冒著零下十多度的严寒”驱车前往去河北贫困地区阜平县视察。当然，被大家熟记的还有这个擦鞋段子——习近平刚上台时，在雾霾天到街头表演亲民，被官媒赞颂为“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试问，当地的福建山民和河北乡民，不成天都顶著烈日和冒著严寒吗？再说，不和人民同呼吸，习大大应该怎麽呼吸？虽然不说都知道，中南海有特别定制的空气过滤系统，领袖呼吸的是特供空气。

习近平对个人崇拜来之不拒，有严重精神自恋，真觉得自己满腹经纶，胸怀大志，要把头顶的光环照耀到全世界每个角落，这已经追上当年毛泽东的伟人情怀，只不过老毛在乎的是革命教宗地位，习近平野心更大，他认为自己可以指引人类文明发展方向。毛泽东不过写过“五卷雄文”而已。而连文稿都读得白字连篇的习近平，却出版无数本著作，内容包罗万像。

这种典型人格，西方也会见到，但碍于现代成熟的民主制度，他们即便翻出点浪花来，也是可控的。但试看独揽大权20年的普京，让俄罗斯掉到火坑里出不来了。而习近平执政十年，却以加速度直追普京，闹得整个现代文明世界和他割席。这样的英明领袖，正是中国人民的劫数。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现代中国一直没有脱离王朝化——袁世凯称帝、蒋家王朝、毛泽东专政、邓小平帝国……除非中国能够获取上帝的怜悯、得到了基督的教化，否则，中国永远无法脱离王朝化家族化的“轭运”。

【83、中国一直是个“官本位”社会】

《“厅局风”穿搭为何吸引中国年轻一代男性》（JOY DONG 2022年9月8日）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7月视察乌鲁木齐时穿着他标志性的蓝色夹克和宽松裤子。这种朴素着装已令人惊讶地在中国年轻人中成为一种时尚。

沉闷的蓝色外套，宽松的裤子，胸前一枚红色党徽，手提一个小公文包。这是典型中国官员的典型着装，长期以来与许多中国年轻人追求的形象相去甚远。但现在，这种干部装变酷了。

在引领潮流者交流时尚心得的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年轻人（主要是男性）分享他们穿着与在中共办公室上班的古板中年父亲类似着装的照片。他们把这个趋势称为“厅局风”——指的是典型中层官僚工作时穿的衣服。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这种坚定沉闷外表的典范。他很可能在今年10月召开、将有2300多名党代表参加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赢得继续掌权五年的机会。出席这个重要会议的许多官员穿西装、打领带。但现在，无数官员平时上班穿的都是习近平喜欢的那种暗蓝色防风夹克。

尽管习近平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此前他并不被视为时装潮流引领者。一些追“厅局风”的人也许是穿着玩的，是在取笑中国墨守成规的时代。也有一些人说，他们穿这种服装是认真的，对许多中国年轻人来说，这种穿着意味着稳定的职业道路和体面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是共产党版本的预科生造型。

“相比于满是logo的衣服，这种比较端庄、大方，”安徽省21岁的电气工程专业学生杨占（音）在回复《纽约时报》提问的短信中写道。他在“小红书”上发了一张自己穿着父亲的藏青色夹克、戴着母亲党徽的照片。“小红书”是发展最快的中国年轻人社交媒体平台之一。

杨占（音）在中国年轻人常用的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上晒了一张穿着父亲的藏青色夹克、戴着母亲的党徽的照片。

杨占（音）在中国年轻人常用的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上晒了一张穿着父亲的藏青色夹克、戴着母亲的党徽的照片。

在小红书上，“厅局风”这个话题标签已积累了逾500万点击量。年轻的公务员们晒出日常着装，学生们也晒出了身穿干部服的自拍。一些年轻女性还炫耀公务员男友们的时尚。精明的服装销售商们甚至已开始在网络广告中添加了“厅局风”标签，这些衣服通常由中年男子购买。

干部形象的魅力是有限的。虽然杨先生晒的照片在网上获得了赞赏，但他说，他永远不会穿那种服装去上课。“同学会说我瞎臭美，”他说。“可能是成熟点了吧。”

虽然干部装远未主导时尚销售，但这种毫不掩饰的守旧形象的出现反映了中国政治的保守转向。

“这种夹克在干部中一直很受欢迎，”研究中国干部文化的专家、澳大利亚墨尔本斯威本技术大学名誉教授费约翰（John Fitzgerald）说。“这种风格很低调，像是在说‘不要看我’。它在年轻人中受欢迎是个新情况。”

干部们的穿戴曾经昂贵得多，佩戴奢侈的手表和昂贵的皮带等华丽配件。但那是在习近平于2012年开始反腐运动之前。习近平标志性的蓝色外套与毛泽东的中山装有异曲同工之妙，在20世纪80年代商业时尚和西装在中国兴起之前，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官员，都穿中山装。

干部风格现在受到的欢迎也许反映了人们对政府固定职位的高度兴趣，尤其是在经济急剧放缓的时候。去年，报名参加中央政府机构招聘考试的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200万。

“在互联网大厂都纷纷裁员的当下，厅局风却默默传递出踏实 、稳定、反内卷的气息，”中国时尚博主胡榛在最近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

胡榛给初级工作人员的建议是，白色短袖衬衫，胸前的口袋大到足够装下一个小笔记本，以便公务员实地考察时随身携带。

迄今还没有官方媒体公开鼓励年轻人穿干部装，但如果官媒这样做了，也不足为奇。中国政府对网上青年文化的所有方面严格监控，将纹身图像模糊化，修改带有负面含义的歌词。出席政府活动或接受国家新闻媒体采访的流行偶像有时也会穿“厅局风”服装。

中国时尚博主胡震在“小红书”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厅局风”传递的信息是稳定可靠。

中国时尚博主胡震在“小红书”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厅局风”传递的信息是稳定可靠。 

实际上，习近平曾将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比做穿衣服扣扣子。“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

尽管如此，许多年轻人认为“厅局风”只是社交媒体上的短暂狂热。北京的商务顾问魏章南（音）在网上晒出自己穿干部装的照片后补充道，“厅局风”也许不会持续太久。“也许过一阵就不流行了，”他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老干部风格。”

也有一些人对“厅局风”及其反映的公务员文化对人们的极大吸引力表示不以为然。

“公务员这个专业已经自带光环了，”来自东北辽宁省的法律系学生蒂娜·周说。“ 但是日常生活中刻意追求这种穿搭，我会觉得这个人有点古板严肃。”

谢选骏指出：上文以为服饰只是一种时尚，而不懂得在中国，易服色就像改正朔一样是改朝换代的象征。例如满清入关为了让中国易服色，不惜到处杀人放火。而共产党中国一个朝代，却换了好几次服饰，可见这个黄俄政权没有体统，比满洲人还要低劣不如。这是第一。第二呢，中国一直是个“官本位”社会，这个从王国到帝国再到民国和人民共和国，其实一成不变的。文革想让工农兵掌权，结果工农兵变成了吸血的官员，民国想让公仆掌权，结果公仆变成了吸血的官员——这和帝制只有名目上的区别，“官本位”的实质一点没变。而官府的大员又是狗官——好的是牧羊犬，坏的则是偷吃羊群的恶狼，所以“官本位”的底子里，其实是“羊群的狗官崇拜”。中国一直是个“官本位”社会，而百姓就是羊群，这些羊你让他她们自由，他她们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走，非得弄个官府出来骑在自己头上，最好还是独裁的、一呼百应的——这才觉得心里踏实、浑身舒服、特别过瘾，因为政治正确了。

【84、中国异教徒的素描】

《清末一个美国人对中国人的27条评价》（2021-07-19 张鹏）报道：

原标题：《看看130年前的外国人是如何描述中国人的》

（原文首发于2009年，现已被墙内和谐）

最近读了美国人Arthur Henderson Smith在189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国人的人性》，感慨良多。作者27岁来到中国，后在天津、山东、河北等地传教，并参加当地的救灾、医疗等工作，在中国居留50余年。这其中他曾经回美国为中国的教会募捐，并向美国总统建议退还庚子赔款，用在有益于中国的事业上，包括提供给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这一建议得到总统支持，庚款退还得以在国会批准。这也算是为中国办了一件好事。

从Arthur的这些举动来看，我不怀疑他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怀有善意。所以我认为，他一百多年前对中国人的描写，从他的主观上来说一定是力求客观、公正，其本意决不是为了贬损中国人，而是揭示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的特点，包括许多他认为的中国人的“毛病”。在文章中，他还表达了许多对中国人的美好期望。

一百多年后，再读他的书，我们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美国友人当年对中国人人性的总结，现在看来是否已经过时了？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老外”是怎么看待我们的祖辈们的。

1、讲究面子

中国人都在演戏，其思考方式也是戏剧性的。

2、节约持家：

中国人的节约精神让西方人惊讶。

3、勤劳刻苦

从学生开始，中国人能毫无热忱地做着枯燥无味的苦活

4、礼节烦琐

礼节有如气垫，里面空无一物，但能减轻震荡，也能降低效率。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礼节较少考虑对方是否乐于接受。

5、缺乏时间观念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时间的计量就不精确，他们办事效率极低。

6、忽视精确

从语言表达、计量单位到法律政令，都很模糊。

7、天性误解

沟通中有许多需要猜测揣摩的地方，让人常常误解。

8、拐弯抹角

这似乎也是中国人礼节的一个部分，他们不喜欢直抒己见。

9、柔顺固执

当面不反对，背后不执行。“在执行命令方面，中国各级官员或多或少盛行阳奉阴违，连高层也无不如此。”

10、心智混乱

汉语动词没有时态的变化，根本不标明时间或地点的转换，也常常省去主语，还经常把事实当成原因。中国人常常不能理清自己的思路。

11、麻木不仁

中国人对空气质量、环境的安静、生活是否有趣一点不敏感。“中国学生的生活圈子狭窄、功课单调重复、没有休息和变化。换了西方学生，一定会被逼得发疯。”“中国人对肉体疼痛的忍受能力，同样看出他们完全不受神经的控制。”“在20世纪的纷争中，是神经质的欧洲人还是辛劳不息、无所不在、冷漠的中国人更适于生存？”

12、蔑视外国人

中国人认为外国人的思维、行为甚至是服饰都不可理喻，甚至可笑至极。

13、缺乏公心

中国民众认为，只要个人的利益没受损失，公共财产用不着关心。

14、因循守旧

崇拜古人及其典籍，过分重视先人的旧规。那些旧风俗、旧迷信、旧信仰已经不合时代潮流，但他们还是墨守成规、抱残守缺。

15、不讲究舒适和方便

衣服很不方便（当时是清朝）、住房潮湿阴暗又寒冷、城镇毫无规划、到处拥挤吵闹、毫无个人隐私、卫生设施缺乏、市容脏乱不堪。这种事例无不与中国人不讲究舒适生活的心态有关。虽然“中国人向来以自己是个文明的民族而自豪”。

16、生命力极强

表现在四个方面：繁衍能力强、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强、长寿和康复再生能力强。如果哪个民族有中国人那样的体质，就可以从战争、饥荒、瘟疫和鸦片的祸害中摆脱出来，如果再重视生理和卫生学方面的一些规律，加上适当的食物，注意营养，有理由认为，这样的民族就可以单独占据这星球的主要地方，乃至更多的区域。

17、忍耐和执著

中国人愿意为了取得小小的报酬而长时间苦干，因为他们能得到的就这些。中国人的韧性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人的耐心最引人注目，表现在能毫无怨言地默默等待、泰然自若地忍受。有人反复问一个饥民为什么不造反，得到的回答是“不敢”。再反问“饿死是死，造反也是死，有什么好怕的？”回答还是“不敢，不敢”——-等于白问。中国人的心已麻木了。中华民族这种无可比拟的忍耐精神是否能用于崇高的目的，而不是去忍受一般生活之苦和经常不断的饥荒苦难？如果说适者生存是历史的教训，那么一个具有这种天赋的民族，又有非凡的生命力作后盾，其前景一定是非常辉煌的。

18、知足常乐

中华民族是一个相信宿命的民族，他们常常谈到“天意”。但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完全是不可捉摸的。经常听到不幸的中国男人和女人说“是我的命苦”。像中国人这般迷信命运的民族，肯定不愿去与自己深信不疑的命运拼死抗争，反而认为命是注定不可逃避的。通常他们乐天知命、不易激动，像驼鸟一样轻而易举就消解了苦难。不少中国人身患种种疾病、家境贫寒、营养不良、身处异乡、远离家人，有时甚至受到亲朋的冷遇或者抛弃，虽然前景茫茫，但还能保持乐观，处变不惊。要是我们白人遇到类似情况，我们肯会焦虑不安、失去方寸。所以，中华民族的未来一定是光辉灿烂的。

19、耀祖尽孝

中国讲究的孝道是要求子女“顺从”父母，并满足父母的需要。各种书中只讲了儿童对父母应负的责任，至于父母对儿童的责任却只字未提。中华民族的真正宗教在崇拜祖先中得到集中的体现。若能认清祖先崇拜制度的实质，就明白它就是人们所承受的最沉重的束缚。千千万万活着的中国人却极为痛苦地屈从于万万千千的死人。

20、仁慈行善

大部分中国人行善的动机明显是为了来生求得好报。说到中国慈善事业存在的不足，还表现在，一件事不论有多好、有多急，都逃不过层层机构的压榨盘剥。从事慈善事业应该是出自一个人的本能，不论何时，只要感到有必要，就要让慈善之心有机会得以发挥，可以说中国人完全没有这种心态。这的确不是人类的进步。

21、缺乏同情心

中国人对陌生人缺乏帮助和善心。尽管中国人认为人命关天，其实有的情况下人命一钱不值。中国人缺乏同情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残酷。中国的犯人若不是用钱来买通关节，就要经常受到有意的折磨。中国人对别人的苦难往往漠不关心，这是任何其他文明国家难以见到的现象。要明白，仁慈的品德有如天降及时雨，它既给了祝福者，也给了被祝福者。人一旦有了同情心，无异于成了上帝。

22、争吵漫骂

中国人爱大喊大叫发号施令或责难他人，积习难改。以正常的语调规劝他人、不时停下来倾听对方回答，这么做是中国人心理上接受不了的。中国人骂人的功夫已炉火纯青。西方人骂起来往往声音不高，却很刻毒。中国人若是不扯起喉咙来骂就不尽兴。中国人骂起来有个古怪的特点，他们认为直接咒骂对方本人的过错还不算“真功夫”，要骂就要骂他的卑鄙出自祖宗八代。但中国人也许是最容易统治的，只要统治者让他们习惯了，就万无一失。

23、相互责任遵制守法

中国人讲究“共同责任”，不讲究个人自由和个人负责。中国官吏的薪俸少得可怜，因此他们不敲诈勒索、接受贿赂，简直活不下去。中国人天生就尊重法律，这是他们许多令人赞叹的素质之一。

24、相互猜疑

首先表现在这个帝国各地城市周围那些高耸的城墙，这完全是政府出于对人民的不信任。尽管从理论上来说，皇帝是百姓之父，皇帝的下属叫做“父母官”，但彼此都很清楚，这纯属书面术语。统治者和百姓的关系实际是孩子与继父的关系。据说中国人互不信任的有两大原因，一是因为互不了解，二是因为互相了解。

25、缺失诚信

中国人不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往往与诚信背道而驰。虚情假意、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和趋炎附势是他们最显著的民族特点。各级官员源源不断颁布的冠冕堂皇的告示其措词滴水不漏，缺的就是真实，里面不乏极其崇高的情感和最为卑鄙的行为。毋庸置疑，中国可能也有清官廉吏，但踪影难觅，他们孤立无援，宏图难展。整个帝国居于统治地位的那些人，不是最优秀的，而是最糟糕的阶层。

26、多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混合

一个中国人可以同时是儒教徒、佛教徒，又是道教徒，丝毫也不觉得有什么矛盾。中国人怎么也不明白，两种信仰怎么就会相互排斥呢？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逻辑矛盾的说法，更不会理会。他们已经把“学术上的兼容并蓄”推到逻辑自杀的境地。中国不同信仰结合在一起产生的另一个意义深远的结果是，把人的道德本性贬得很低。有人说，在现今所有文明的民族中，数中国人最迷信、最轻信。他们崇拜神，同时又忽视神。中国人心目中缺乏庄严感。他们祭神的仪式是一种交易——-供奉多少也得到多少。中国人有的只是偶像崇拜，但没有信念。可悲的是，中国人从本性上对十分深奥的精神原理就是绝对冷漠的。他们随时都乐于接受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接受一个没有心智的灵魂，接受一个没有生命的心智，接受一个没有缘由的秩序和没有上帝的宇宙。

27、现状与需要

中国人并不缺智慧，不缺忍耐、务实和乐天的性格。在这些方面，他们都非常出色。他们真正缺少的是人格和良知。中国社会就像中国的一些风景区，远看风光绮丽、景色迷人，近看则破破烂烂，颇多可憎之处，且臭气熏天。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象征幸福的“福”字满天飞。但中国的“幸福”全在外表。要在中国进行改革，一定要在实际上推崇良知和正义。

小结

上面的观点只能代表一个外国人，并且是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在这一百多年以来应该有巨大的变化。那么，他的看法是否还有现实意义？

网民哀嚎：

hardlyconfused 2021年07月20日 10:03

原著这里下载

https://openlibrary.org/works/OL5968177W/Chinese_characteristics

hardlyconfused 2021年07月20日 09:58

明恩溥，基于对中国人的了解，力荐罗斯福总统将庚子赔款退还开办清华大学

青朝的中国人，不了解外面的世界，还情有可原

青转红了，五毛和粉红自觉地不了解世界，罪不容赦

waifile1 2021年07月20日 08:15

中国人比较愚蠢。

davidzhang 2021年07月20日 07:53

经过文革共产的洗礼，中国的人性已发生重大变化，更为丑陋

L01_北美01 2021年07月20日 07:37

我没有看他的原著，如果真是他写的，我之可以说：他真是太了不起！能这么全面准确地概况中国人，非常佩服，这些对中国人的总结到100多年的今天都非常准确，证明中国的文化是那么的丑陋，因为这些总结的核心都是来自“文化”！

bbbear2002 2021年07月19日 22:28

这种把全国人民、一个大党绑在一人的战车上要掉进悬崖同归于尽的趋势，四十年前老毛已经干过一次了，是极其可怕的。普京说，如果俄罗斯不存在了，那么世界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如果他死了，不再暗杀那些民望极高的反对者，让他们执政，俄罗斯也许过得比现在更好。为一己之私而让全国和全党为自己陪葬，虽然现在无人能挑战其权威，但死后恐怕要遗臭万年。美国也必须要知道，和他们对抗的，不是中国，不是中国人民，也不是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人而已。老特试过用无人机诛杀伊朗高级将领，实行斩首行动，只对付一人却挽救了千万人性命。也许这种策略才是最有效的。谁仇视美国你就打谁，要打得精准，不要误伤了好人。

bbbear2002 2021年07月19日 22:28

一百多年后，基本没什么改变。国民的普遍性格仍然是自私、残忍、冷血和麻木。西方社会的相对较高道德标准是因为几千年的基督教传统。中国没有这个。所以十九世纪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时，感叹中国人整体素质之低、道德水平之劣令人发指。国人久居粪坑不闻其臭。七七年老邓改革开放后，江胡继任，跟美国交好，对基督教发展睁只眼闭只眼。国内基督徒人数从一九七七年不到五十万，猛增到二零一二年超过八千万。基督徒活跃于各个社会阶层，如零八年汶川地震，震区 90% 以上的志愿者都是基督徒，台湾香港的信徒也踊跃捐款，情感上更靠近内地，俨然有大一统之势。当时社会反思的文章很多，经济一路飘红，但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确是上升的。一三年后官方转调，跟美国持续交恶，对基督教也蓄意抹黑、打压、逼迫。从一五年浙江拆十字架、推教堂、烧圣经开始试点，再渐渐推广到全国，各地驱散家庭教会、逼迫威胁信徒。基督徒人数从一三年顶峰降到今天不知有没有三千万。国家宣传机器鼓动民族主义、跟美国西方全面对抗、武统台湾，对敢于发表异议者一律扼杀镇压。基督徒在社会上被孤立、被歧视，认为是美帝的走狗和特务，被群众唾骂。电视上一片光鲜亮丽，但实际社会道德水平一落千丈，人人都在说谎。民生凋敝，百业俱废，大量工厂关门、工人失业。外汇急剧缩水，外资大量出逃。风雨飘摇之中，不知还能撑到什么时候。

doitgo 2021年07月19日 21:45

这些观点到现在仍然适用，换句话说中国人一百年来无甚变化，劣性根深蒂固。

谢选骏指出：以上所述，与其叫做《清末一个美国人对中国人的27条评价》或是《看看130年前的外国人是如何描述中国人的》，不如叫作《中国异教徒的27种素描》。所以直到现在还会遭到“河蟹·和谐”。

网文《一个美国人清末的“西行漫记”》（王冬青）报道：

一

西方人游历中国的著作，有时一经出版就掀起热潮。如元代的《马可·波罗游记》，曾给当时的欧洲带来一股“中国热”。许多航海家、传教士和探险者，一定要携带两本书——《圣经》和《马可·波罗游记》，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寻找并发现一个与欧洲迥然不同的世界。又如人们耳熟能详的《西行漫记》，是由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记录下陕北苏区，它使众多不了解中国真相的西方人，透过重重迷雾，看到照耀在中国上空的璀璨红星。

西方与中国的交往，可谓源远流长。但由于历史机遇不同，它的发展过程呈现出阶段性特点。这种特点可以通过文字记载和实物资料等得到证实。西方人记载中国之事，元代的《马可·波罗游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之后到明代的利玛窦，再到清代的张诚、白晋等人，直到康熙时期的“中华礼仪之争”前，中西交往的源流，一开始就像一滴滴的清泉，逐渐汇聚成欢腾的小溪。明清之际这段时间，西方人来华的人数有数千人之多，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但是到了清代康熙、雍正年间，这段热潮被“中华礼仪之争”人为中断。除了英王特使马嘎尔尼等少数人来华，能够进入中国内地之外，也仅仅在澳门和广州口岸，还能见到西方传教士、商人的身影。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迫使国门越开越大，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新的纪元。这种势头就像滔滔扬子江水，滚滚向前，奔腾入海。从晚清以降，来华的西方人越来越多，大大超过了以往。他们留下的中国游记，搜集的各种资料，以及相关中国的论著、报道，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仅笔者读书上海期间，曾多次前往徐家汇藏书楼，在那里查阅租界工部局和亚洲文会的英文资料，各类关于中国的图书，从政治经济历史，到琴棋书画，花鸟鱼虫，有数千种之多，还不包括西方人在华所办的各种外文报刊和宗教资料。

既然近代史以来，西方人对中国问题著书立说，为我们留下来这样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而当前的学术界对此尚无深入研究，那么要想选择翻译一套较为系统和完整的、有着较高学术资料价值的读本，就不能不说是一项难度很高的工作。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所选译的系列丛书，不但包括有外国人所写涉及清朝的通史、经济史、文化史、人物传记、论文集，还有独特史料价值的游记和回忆录等。这套丛书为推动清史纂修所必须具有的世界眼光，为广泛汲取众家之长，提供了有益的学术成果。其中，2008年出版的《扬子江上的美国人》（〔美〕威廉·埃德加·盖洛著，晏奎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就是这套丛书中具有鲜明特色的上乘之作。

该书作者盖洛（William Edgar Geil），出身于虔诚的基督教家庭，钟情于旅游活动。到了20世纪初，他已经是美国著名的旅行家，并且富有激情的演说才能。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这些知识背景，使他有能力深入发掘沿途各地的人文地理价值，用独到的眼光，详细记录下一百多年前的社会现状。

1903年，盖洛来到中国。他从上海首次入境，然后，顺着长江逆流而上，历经上海、南京、武昌、重庆、宜宾等地进入云南。在云南，他离开水路缓辔而行，足迹遍布云南各地，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从腾越出境入缅甸。因此他将自己的这段游记取名为《扬子江上的美国人》（A Yankee on The Yangtze）。这里需要解释一个问题，即在外国人看来，扬子江就是长江。而按照中国传统意义，扬子江仅是长江经过扬州后，至入海口这段下游的旧称。盖洛的行程远远超过扬子江范围，他自东向西行程愈万里，遍布中国十多个省区，因此著作的副标题“从上海经华中到缅甸的游行记录（1903）”，更切合实际情况。

二

这本译著，凡300多页，22万字，并配有盖洛亲自拍摄的老照片120余幅。除序言、导论外，共分23章，除了最后两章是讲作者在缅甸的活动外，主要内容就是介绍作者在长江沿岸和云南的游历情况，这是全书的重点。写作内容还涉及到基督教在华传教的情况、走访各地的官员，记录各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传说等。

这本书是游记，作者带着摄影器材贯穿中国，用图像和文字，为晚清史的研究提供了可信的史料。同时，该书还间接地反映了一百年前，一个美国人的中国观。他的这些看法，既有对中国比较切合实际的理解，也有浮光掠影造成的误会，但无论哪种，都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有着典型的意义。

在笔者看来，该书有三大特点，它最大的特色，也是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系列中较有鲜明特点的是，收录了作者亲自拍摄的120余幅老照片。这些老照片拍摄于一百多年前，它们不但忠实地记录了作者横穿中国，溯江而上的艰难里程，更重要的是展现了清朝末年中国社会风貌的珍贵画面。

与文字记录历史相比，照片记录历史的最大特色就是直观和真实。摄影师所看到的一切，原封不动地传给了我们。盖洛拍摄这些照片，是为社会现实服务的，将中国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以及外国人在华的情况，以增长知识、寻求奇观、也有贬损中国的视角，传递给西方人。一百年过去了，当我们的时代进入到可以享受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再次目睹这些尘封多年的老照片，又会激发起我们对凝重历史和文化的感悟。

例如长江，她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西向东穿越中国，奔腾万里入海，滋养着数亿中华儿女。稍微具有中国历史文化常识的外国人，没有不知道这条大江的。但在一百年前，能漫游中国内地的西方人毕竟有限。如果想了解一下长江两岸的自然风光，要想了解中国腹地的社会风情，就只好借助于他人之手。在前清时代，主要依靠的是文字记载。但文字记载长于描述和进行理性分析，无法表达真实，更容易遗漏掉众多的细节。因此，要说到真实地反映物状，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也比不上照片，将图景直接陈列在面前。而盖洛沿长江西上，通过他的照相机，将沿途人物肖像、穿着服饰、市井生活、古代建筑、自然风光等，都通过照片尽收眼底，无需再借助文字去临摹、比喻和揣度。

这些照片拍摄于20世纪之初，距离现在已经有上百年了。人们常用“物是人非”来形容历史的无情变迁，但这些照片展现在读者的眼前，有的是那么熟悉和亲切，但更多的是陌生世界，连许多似曾相识的物景，也在我们的生活里完全消失。20世纪的一百年，人类比任何时代都更多更快地改变着世界。通过这些老照片，我们会发现，那些巍峨的群山和壮丽的三峡，景色依然，而那些社会环境则变化得面目全非。照片的历史只有百年，但通过有些镜头下的景象，毋宁说更接近于它之前的三五百年。因此，浏览这些老照片，我们完全可以断想整个清代社会，甚至更远。

这方面，可以举出不少例子。如该书第24页的图片“上海火车站”。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上海火车站，又名新客站，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型车站。而上海现存最早的老火车站名，还有一些遗迹，叫做老北站，始建于1908年。1913年，著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宋教仁遇刺的地点即在于此。而在它之前，上海的火车站是怎样发展的，具体是个什么样子，就无法通过实物来观察。史料只能含混地记载，早在1876年上海就有了英国怡和洋行修建的吴淞铁路，至1898年，清政府又继续主导建造了淞沪铁路。淞沪铁路上海站就建在上海县与宝山县的界浜北岸。因为四周荒芜，多沟浜、荒地，附近很少有居民居住。至于火车站具体是什么样子，就很难复原了。而盖洛拍摄于1903年的照片，清晰地为我们展现了旧上海火车站的风貌。

又如第97页的“三位著名的传教士”这张图片，拍摄的是基督教英国内地会三位传教士章必成等，在四川达县从事传教活动的照片。通过图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三位传教士为了适应传教活动本土化要求，不但学说了中文，而且他们的生活也彻底本土化了。也像中国人一样，穿着长袍和敞口布鞋，手持蒲扇或折扇，甚至留起了清朝人的长辫。唯一和中国人不同的是这些外国人高鼻深目的轮廓。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对传教事业的虔诚外，也是在实际活动中认识到，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才能使“外国人随时都能接触中国人这一点非常重要”（第107页）。

令人惋惜的是，照片上的景物尤其是建筑物，除了大理崇圣寺三塔等少数仍保存外，大多数都难觅其踪，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其中除了自然原因被损毁外，更多的是由于后人的愚昧以及开发性破坏，将大量的古庙、教堂、祠堂等，当作“四旧”进行铲除。使我们对历史的了解，从现实退回到书本。阅读盖洛的这本书，不仅能使读者欣赏到长江两岸历史的沧桑巨变，也会使读者从美的熏陶中获得启示和警醒。

其次，盖洛作为新教教徒，在该书中，对20世纪初基督教在华传教进行了大量记载，如教派、信教人数、宗教建筑、传教方法等。如在上海，这个远东地区最西化的大都市里，“上海的长老会出版社美华书馆也许是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仅今年就引发了80万页的文献作品，雇佣了250名华工。”（第7页）其他传教使团也有同样的举措，如同文书会，不仅拥有一流的英文翻译人才，而且是强大的启蒙机构。又如在长江上游的宜宾，故称叙州，属于法国浸礼会传教的势力范围，那里的“浸礼会有32个布道点，每个布道点至少有一百个是真心信教的人，另外，此处还有三千二百多个当地人渴望得到拯救。”（第148页）类似记载传教的例子在该书中不胜枚举。

一些关于传教的记载，对史学研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如洪秀全创立太平天国，就是接受了传教士所散发的宗教小册子，由此而受到启发。但他是怎样收到这些小册子的，一些相关传记就记载不详，如崔之清、胡臣友所著的《洪秀全评传》中，只是简单地记下“1836年，他第二次赴广州应考，仍未中试。在广州街头，得到传教士赠送的一部由中国基督徒梁发编写的名叫《劝世良言》的9本小册子。”（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而在该书中，作者记载了天主教在南京城传教的一幕。等到南京贡院的科举考试最后一轮之后，“传教士们才在夜里11点到凌晨3点半之间，将那些书分发出去，交到成功经受了最后一轮考试的生员手上。1.5万捆文献材料于当晚分发给同样多的生员，……每捆材料都包含四种文献，一般为《哥林多前书》、《马可福音》或《路加福音》，另加科学入门书两种，后者也都明显地打有基督教的烙印。”而且，作者进一步指出，“传教士乘科举考试的机会分发优秀书籍不过是入乡随俗而已，而这个习俗许多世纪以来长盛不衰。”（第31－32页）由此可见，不仅是洪秀全是在这个时机得到了基督教材料，在他之前的清初和晚明，传教士都很有可能是这样派发基督教书籍。

20世纪初的中国，旧教和新教均有教派在华传教，双方存在一定的矛盾，“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也常常剑拔弩张。”（第56页）盖洛是来自美国的新教教徒，一般来说，他并不直接议论这种教派矛盾，只是用比较淡的笔触指出天主教在华传教的策略问题。批评了罗马天主教的“圣方济各会和耶稣会都向中国人灌输过基督教，但他太迁就当地的思想。至少对于耶稣会士来说，他们牵强附会的布道说教使其教义更显得前所未有的贫弱。因而他们也失败了，他们的传教努力半途而废。”（第2页）至于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其他问题，盖洛从来没有主动提到，相反，却给予传教士在华工作太多的赞美，以至于读者觉得失真。倒是文中记载了一些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抱怨，如湖广总督端方所说的“传教士贷给别人的钱利息非常高”，（第56页）却是实情。否则，就不会引起前两年风起云涌的义和团反洋教运动了。

第三，该书既然是一本游记，当然少不了要记载沿途的见闻和风俗，虽然他是横穿中国，但却写得有详有略，记载最详细的就是云南。这一点说来也不奇怪。因为作者从上海到宜宾，一路上都是乘船旅行，因此速度较快。长江即开阔了他的眼界，又限制了他的行程。而出了宜宾之后，他弃船步行，经昭通入东川，到昆明过楚雄，最后路过大理从腾越出了国境。这一路上翻山越岭，穿府过县，速度较慢，因此马背上的生活也就丰富了他的见闻，使他的游记在云南一段添色不少。

众所周知，云南是我国多民族聚居地，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不但较西方文化相距甚远，就是和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内地相比，它的少数民族风貌也长期保持着独特的个性。盖洛途径云南各地，不但用一手的直观材料来把握各民族的面貌，而且还非常注重搜集民间故事与传说，以避免让人感觉到，这是浮光掠影的匆匆之旅。

应该承认，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但毕竟一路上略显匆忙，或者由于立场问题，在相关记载上难免留下错误。如他所说的彝族，这些人从来不跟汉人通婚，阶层划分为两个，“即黑骨头和白骨头。黑骨头是世袭的贵族，从不跟白骨头通婚。”（第160页）再如1874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马嘉理事件”，原本是英殖民者觊觎中国边疆刺探情报，进而造成双方冲突互有伤亡。盖洛当然不会指责自己的同伙，却因为清政府在外交上的软弱妥协，说什么“那位可怜的英国人被人谋杀了。据说他是被邀来这里看水域时被‘民团’成员所杀。然而了解此事的人都相信，这是在中国政府的指示下的暗杀行为。”（第273页）从而把责任完全推给了中方。

三

孟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无论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还是强迫进行文化征服与吞并，不同民族与区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始终存在。也正是由于差异的存在，各个文化体系之间才有可能互相吸取、借鉴，并在互相参照中进一步发现自我。在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比较研究中，事实上，不应该过分强调自身文化的个性和差异性，否则就会在文化交流中堆积起一道屏障和壁垒，起到阻碍的反作用。从这个立场来看，翻译并推介诸如《扬子江上的中国人》等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诚然，在我们研读盖洛所述，会发现他在许多方面误解、误读了中国文化，甚至犯有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其实，这是文化交流中的“通病”，不必对此而非难、排斥。文化交流中的误解和误读，本身不可避免，为此大可不必忧心忡忡，相反应该坚信文化交流所造成的误解是利大于弊。

仅就个人而言，那些比盖洛影响大得多的西方人，如较早的马可·波罗、利玛窦、莱布尼茨、黑格尔，到马克思、韦伯、德里达、福柯等，都一而再地误读了中国的人物、事件与文化。而就中国人来说，则从徐光启、林则徐、严复、康有为，到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在对西洋的认识上，也不知道闹出了多少误会，仅一个“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各方就争论了一个世纪。何况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来华旅行家、传教士。研读这些书，对我们来说，更加重要的就是，一方面挖掘书中有价值的史料，同时具体地分析作者的中国观，扬弃作者的错误概念和史实，在跨文化交流中进行平等的对话。

乐黛云在她的自选集《跨文化之桥》中曾经断言，跨文化之间的交流，有两种不良的态度是必须否定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第一是对凡与己方文化不同的人，一概贬之以异端。主动一些的是必进行征服或同化，被动一些的就是老死不相往来。当年欧洲人占领美洲，对待印第安人，或者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华夷之辨”，都曾采取过这种态度。第二是承认其特有的价值，但只是作为珍稀的收藏，或者主流之外的点缀。这是以牺牲他者文化的发展，抽空文化的精髓为代价，从而进行复古式的伪崇拜。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曾批评过这两种倾向：“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赞赏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14－316页。）

盖洛的中国观显然超越了上面两种情况，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除了《扬子江上的美国人》这本书外，他还数次考察中国，写下了《中国长城》（1909）、《中国十八省府》（1911）和《中国五岳》（1926）等一系列著作。中国成为他魂牵梦绕的研究对象。这种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使他自觉地扮演着文化传播的保护者、收藏者、编纂者和鉴赏者。仅就盖洛为我们收集的历史材料看，他对中华文化的推崇，不仅仅是做了一项有益的工作，还有助于中国人重新审视和评价自觉的传统文化。而且，盖洛也热心于关注中国的发展和所取得的长足进步。如他在上海期间，对这个融汇了中西文化的大都市表达了由衷的赞美，并在目睹了清末民初中国的巨大变化后，对中国的未来流露出充分的信心。

当然，由于立场的局限和对他者文化的阐释误解，盖洛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评价，也不例外地有着时代和自身个性的鲜明特点。1903年，盖洛来华之时，正是风起云涌的义和团反洋教运动遭受失败，清政府和西方诸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盖洛曾是一位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传教士，他能切身感受到从中国官方到民间排外情绪的巨大落差，因此从他在字里行间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的评价来看，就能明显地感受到他的西洋文化优越感，和他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的乐观情绪。例如他对大上海的赞美，也是“因为这个海港城市尽管是在中国，但并不是真正的中国。”（第7页）

盖洛沿途都接受着基督教各派教会的款待，他在近距离详细考察之后，对基督教在华传教提出了三点批评意见。匪夷所思的是他认为传教士第一个错误就是没有雇佣更多的佣人，第二个错误是传教士没有携带和使用手枪等武器，第三个错误是不应该沉溺于自己的偏好之中。（第295－300页）似乎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只有诚挚的敬业和辛勤的奉献，是在拯救中国人迷惘的灵魂。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就很难理解——从他在沿途拍照的相片看，那些基督教汇文书院的高大楼房、宽敞的培训学校、以及形成鲜明对照的传教士居所，已经能很好地进行了反证——基督教的传教经费都花到哪里去了。盖洛一方面宣称传教士每月只有20美元，穷得连顿丰盛可口的晚餐都吃不起，（第297页）但我们通过照片和相关文字来分析，这些在华传教士的生活无论如何也不算贫困。

而且，由于信仰的不同，盖洛对中国的佛教和道教，进行了不实事求是的抨击和揭露，在中国宗教和西方宗教之间，他狭隘的立场和偏见也暴露无遗。对此，我们可以清醒地说，尽管盖洛主观上是想通过自身的努力，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但是由于这种文化交流中任何人都难以克服的误读阐释，使盖洛的文化中国论，形成了一对无法拆解的矛盾。而解决这种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采取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赞赏不同文化的多元共存，承认并且尊重一切文化体系。否则，拒绝他人的评价和诠释，闭目塞听，将自己封闭起来，最终只能走向文化孤立主义，其结局也是不言而喻的。（资料来源：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

谢选骏指出：上文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中国异教徒的最新素描”，可以和再上一文的“27条评价”互相参照一下，十分有趣。总的说来——照片可以保留，因为容易曲解；但是文字必须批判，否则不合马列的马裂。

【85、中国正进行的一体化过程】

《中国寄宿学校的百万藏族儿童正在经历什么》（GYAL LO 2023年9月19日 MATT ROTA）报道：

2016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在西藏家中接到了哥哥打来的一通令人不安的电话，让我去看看他孙女们的情况。“真的非常奇怪，”他说。

那两个孩子当时分别是四岁和五岁，刚刚入读中国政府在我的家乡甘南（青藏高原东北角的半游牧地区）设立的一所寄宿幼儿园。仅我本人在西藏的三个县城就查到了160所这样的新学校，它们属于北京政府不断扩张的幼儿园教育网络，在这些学校里，藏族儿童与家庭和社区分离，被汉族文化同化。

虽然两个女孩入学才三个月，但我哥哥说她们已经开始与自己的藏族身份生疏起来。回家过周末时，她们拒绝家里的饮食。她们对我们的佛教传统不再那么感兴趣，说藏语也越来越少了。最令人担忧的是，她们在情感上也与家里愈发疏远。“如果不做点什么，我可能会失去她们，”我哥哥发愁不已。

出于担心，几天后我就去学校接两个孩子回家过周末。她们走出大门时朝我挥了挥手，但很少说话。到家后，她们没有拥抱父母。她们之间只说普通话，在全家吃晚饭的时候一言不发。她们成了自己家中的陌生人。

我询问她们学校里的情况，年纪大的那个说到开学第一天几个孩子因为没法与只讲普通话的老师沟通而紧张不已，结果把大小便拉在裤子里的事情。

随着中国政府70年来不断寻求建立对西藏的统治合法性和控制权，教育正愈发被视为夺取政治控制权的战场。通过让儿童与家人和熟悉的环境分隔，将他们送进寄宿学校，对他们进行同化，国家笃信未来的年轻藏人将被培养成中共拥护者，是易于管控和操纵的模范国民。

如今这些寄宿学校里有大约100万名四岁至18岁的儿童，占到这一群体总人口的80%。其中至少有10万人——我相信真实数字远不止于此——的年纪只有四五岁，就像我的侄女们一样。

听完两个孩子说的情况，我问哥哥如果不把孩子送过去会怎样。他泪流满面。不遵守新政策意味着他将被列入政府福利的黑名单。他说，其他抗议新学校的人都遭受了严重的后果。

他也别无选择。尽管中国为藏族儿童开设的寄宿学校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就已存在，但就在前几年，这些学校主要招收的还是初中和高中生。但从2010年左右开始，政府为了开设一批新寄宿学校，开始关闭当地的乡村学校，包括我们家乡的一所。随后，政府对学前教育提出强制性要求。许多新寄宿学校距离孩子的家乡都很远，但拒绝入学就意味着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几乎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地位将进一步被边缘化，他们中的许多人本就已经被排除在经济之外。

家中的变化令我苦恼不已，此后数年，我走访了西藏北部和东部（中国所称的青海、四川和甘肃省）的50多所寄宿幼儿园。在三年实地考察以及与学生、家长及老师的面聊中，我看到的情况远比想象得糟糕。

我遇到过一些不会说母语的藏族儿童。学校严格控制家长的探视。在某些情况下，学童每六个月才见一次家人。宿舍、操场和教师办公室受到严密监控。我看到教室里安装了摄像头，毫无疑问，这是为了确保老师们只使用中共批准的教科书——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年轻的中国本科生，几乎没有藏语和藏族文化背景。

在我参观的一所位于游牧小镇若尔盖的学校里，一个想家的孩子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气说：“天黑了，我照顾不好自己的时候，我就会想念妈妈和爷爷奶奶。”

我们村里的一个女人有孩子被送到寄宿学校，她告诉我：“每当我在农场工作了一天，筋疲力尽地回到家，就想抱抱我四岁和五岁的孩子。但他们不在家里。”为了抚平分离的伤痛，她和村里的一群年轻母亲组织了一次长达1200公里的徒步朝圣之旅，前往拉萨。

一位村民告诉我：“我们知道政府不是我们的。官员来到我们的镇子，他们不懂我们的话，也不知道怎么和我们沟通。”

另一个人问：“如果不能阻止眼前的事，我们的语言和文化该怎么生存？”

北京利用学校抹去西藏文化的做法并不新鲜。“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禁止许多学校教授藏语。1985年，除了在西藏境内建立寄宿学校外，北京还启动了内地就学计划，将西藏学生送到中国内地的寄宿学校。中国民族政策专家雷国俊（James Leibold）将这些学校描述为“军事化的新兵训练营，训练学生如何成为‘中国人’，如何遵从可接受的行为、思维和生存方式”。截至2005年，已有2.9万名藏族学生在这些学校就读。

这一趋势只会加速发展，而且影响到越来越小的孩子。2018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定着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发展方向”，而且“必须在各民族中大力培育和践行，坚持从小就抓、从幼儿园就抓”。

北京把重点放在将年轻藏人与其文化分离的做法终于引起了华盛顿的注意。上个月，国务卿布林肯宣布，美国将对参与“强迫西藏儿童进入政府开办的寄宿学校”的中国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正视自己的殖民寄宿学校历史之际，我希望他们跟随布林肯国务卿的脚步，当中国狂热地在我家乡复制这些恐怖行动时进行干预。

我只能希望国际社会的关注将迫使北京重新考虑其政策，改变像我年幼的亲人这样的孩子们的命运。经过多年的实地考察，我对西藏文化的命运深感担忧：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被迫汉化，它将慢慢消失，我所了解和珍惜的西藏文化将无法被子孙后代继承。同样，我担心他们长大后会永远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故土上成为陌生人。

谢选骏指出：中国本来是一个“文明板块”，但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压力下，被迫改造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既然是一个民族国家，就要推行国语运动，不仅政治统一，而且文化也要统一。“消灭方言”正是“中国民族一体化过程”的必由之路。中国正进行的一体化过程为何引起西方社会的极大反弹？因为它们忧虑中国的体积过于庞大，一旦统一起来，那就和西方世界势均力敌、构成威胁了。因此希望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分化成为“联邦结构”——这也是共产国际的希望，所以他们指示汉奸毛泽东分裂中国，把好好一个中国，肢解为密密麻麻的“自治体”。因为毛泽东这个大舌头，连中国话都说不清楚，是个典型的老毕养的——他当然不会推行中国一体化运动，免得暴露了自己“不会说句普通话”的短板。

【86、中国正在沿着我1970年代所预示的方向前进】

《危險的00後大學生，危險的中國》（2022-02-08 鄧聿文）报道：

鄧聿文評論分析文章：梁啟超1900年寫有壹篇《少年中國說》，號召中國的少年（青年）為“少年中國”而奮鬥，以改變“老大帝國”的那種死氣沉沉。這篇雄文對清末壹代青年有很大影響，曾激勵無數青年學子投身改造乃至謀求推翻滿清的歷史運動中。晚清以降，中國積貧積弱，有誌之士把眼睛投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那時人們對西方是謙卑和仰視的。如今兩個甲子過去，梁若“有幸”生活在當下，會發覺他的理想已經實現，今天的“中國少年”也即當代大學生早已不再謙恭地對待西方，而代之以“居高臨下”。

00後大學生優越感強烈

清華大學國關研究院院長閻學通教授前不久在第五屆政治學與國際關係教學共同體年會的主題演講中，向外界揭示了這個事實。根據他的觀察，中國00後大學生在如何認識世界上，有以下五個特點：（1）優越感強，常以“居高臨下”的心態看待其他國家，好像只有中國強大，其他國家包括西方都落後；（2）自信心強，以“願望思維”看待國際事務，認為中國很容易實現對外政策目標，統壹臺灣指日可待；（3）中外兩分，中國是壹類國家，中國之外的國家為另壹類國家，將和平、道德、公平、正義等人類的普世價值視為中國獨有的傳統；（4）西方邪惡，只有中國是正義和無辜的，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是“邪惡”的，西方人對中國有著天然仇恨；（5）網路為準，把經濟決定論、陰謀論、債權武器等網紅們的觀點當作常識接受，深受網路觀念影響。

閻教授概括的00後大學生認識世界的五個特徵，確實和許多人想像的不同，由此不能不讓人感慨，中國過去40多年的發展和變化帶給這代年輕人的影響和他們的父輩是完全不壹樣的。但這對他們乃至對中國，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呢？不妨和文革壹代青年簡單地做個比較。因為今天的中國很大程度上是由文革壹代青年塑造的，從最高層到基層，基本是由具有上山下鄉背景和經歷的人佔據領導崗位。

每個人都有青春，是從年輕時走過來的，現在的年輕人以後也會長大，成家立業，成為各行各業的主角，掌握國家的權力。從這個角度說，壹個國家的未來面貌是由現在的年輕人決定的。文革壹代青年在他們認識世界的時候，面對的是到廣闊天地去鍛煉。雖然後來很多人上過大學，甚至也出過國留過洋，但是年輕時期形成的世界觀和看待事物的角度和方式方法，還有對人性的洞察以及對所謂意誌力的錘煉，在不少人那兒很難輕易改變。以此類推，當00後大學生走向歷史舞臺，壹旦他們擁有了權力可以主宰中國的命運，比起今天來是不是更讓人放心不下？

文革壹代骨子裏不自信

為什麼這麼講？文革壹代青年雖然他們的知識、眼界、思維等有種種缺陷，可至少有壹個優點，就是他們成長於物質匱乏和社會動盪的艱難時期，明瞭中國和外國的差距，骨子裏有那麼壹種“不自信”，並經由這種不自信生出學習別人長處的衝動，進而產生改變自身處境乃至改變國家的願望，這是中國在文革後打開國門實行改革開放向西方學習引進它們的先進技術和思想文化的社會心理基礎和普遍民意。此壹狀況壹直維持到胡錦濤執政後期甚至習近平上臺前期，終成就了中國的經濟，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包括培養了壹個人數眾多的主張融入西方的中產階層。盡管最近幾年美國的打壓讓不少人的思想和觀念發生了變化，但還是有很多人願意把西方當作中國學習的對象，要與西方和解，走西方的政治變革之路。

然而，從閻學通的描述看，這壹點在現在的年輕人特別是在校大學生身上就比較稀缺了。前述中國00後大學生群體對外認知的五個特點，很使人憂慮。壹代人有優越感和自信心本是好事，因為自近代落伍後，中國人就缺少自信，而這代大學生的自信可能來自骨子裏，因為他們是在壹個物質條件相對富裕的環境裏成長的，又恰逢所謂盛世，所以相對他們的父輩和前輩，這種優越感和自信心或許與生俱來。可自信到“居高臨下”看待其他國家的程度，就有些過頭，不能僅僅用物質條件的富裕和家庭教育來解釋，肯定有著學校教育特別是官方宣傳洗腦的因素在內。

00後大學生在他們帶著好奇心初步認識世界的成長階段，正是中國改革開放最順風順水的時候，外部環境總體對中國有利，北京奧運的舉辦，經濟超日趕美，國際地位的日隆，家庭荷包的充實，都讓國人倍覺自豪，官方開動宣傳機器，向世人灌輸中國崛起了的形象，西方媒體雖然批評中國可也吹捧中國的強大。年輕人本就血氣方剛，在這樣壹片中國強起來的合唱中，對不知苦難為何物、缺乏歷史感的00後，由自信到自滿，以“居高臨下”的心態看待世界，似乎並不讓人感到驚訝。

錯誤的“善-惡”二分法被植入頭腦

不過，如果說00後大學生有些膨脹的自信心今後尚可通過事實糾正，官方將壹種錯誤的“善-惡”二分法道德觀植入他們的頭腦和心靈，並以此去觀察和認識世界，成年後改起來就很難。所謂的兩分法看世界，把中國作壹類，中國以外的國家作另壹類，將人類的普世價值視為中國獨有傳統，中國正義、西方“邪惡”等，是壹種典型的非好即壞的壹元論思維，以及“善-惡”二分的道德觀教育和宣傳下的產物。這當然跟近年中美關係的惡化有直接關係，官方把中美的爭鬥以及由此導致的中國外部環境的險峻，歸咎於美國和西方見不得中國好，要千方百計阻止中國崛起，這套敘述通過各種宣傳媒介包括學校教育灌輸給00後大學生，讓他們認為中國才是正義、善的壹方，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本質上是邪惡的。

如此去看待世界和國際事務，再加上壹種“居高臨下”心態，當00後大學生走出學校，成為社會的中堅，特別是掌控了國家政權，他們會如何去處理中國與世界尤其西方的關係可想而知。事實上，缺乏壹種虛懷若谷、海納百川的心胸和氣度，使這幫年輕人雖處在壹個開放的社會和空間，但由於官方壟斷了資訊、思想及其解釋，他們的知識、思維甚至心靈都是封閉的，所以不幸成了網上各種陰謀論的犧牲品。

官方將壹種錯誤的“善-惡”二分法道德觀植入年輕人的頭腦和心靈並以此去觀察和認識世界，成年後改起來就很難。

我希望閻學通的觀察是錯的，否則這代人的中國對自己對世界都可能是個威脅。然而事情看來比閻的觀察更危險。此事在媒體報導後，爭議很大，多數人包括00後大學生在內，不認同閻的看法以及隱含其中的立場。在國際關係圈子裏，閻的光譜是被作為鷹派學者受到年輕人的推崇，但他這個對00後大學生認識世界的五個特點的看法，多少含有批評的成分。現在人們不認同他對00後大學生的觀察，不是說這個觀察有問題，而是說他脫離了實際，已經落伍，指責他實是站在傳統自由派的立場來看待當今大學生，和自由派唱起了同壹個調調。在這些批評閻的人看來，大學生對西方的自信和居高臨下沒有什麼不對，與其說學生這樣不對，不如去批評美國和西方，是後者的傲慢讓學生改變了對它們的看法。

鷹派教授被他原來的粉絲群嘲並非孤例，此前胡錫進被壹些更激進的民眾譏諷為漢奸和公知，可見在民族和國家的問題上，包括大學生在內的普通民眾正在變成激進分子，這個趨勢已越來越明顯。而這恰恰是習近平上臺後官方向學生和大眾強制推行他們那壹套思想政治教育的後果。悲哉，悲哉！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中国正在沿着我所预示的方向前进——因为我在中国文明崩溃触底的1970年代就已经预见到，中国即将从两个文明高峰之间的谷底回升，重新开始一个“上山”的过程。而到了那个时候，复古主义就将出现。这意味着抛弃马列主义，也抛弃西方的自由主义——中国将创造自己的道路，那就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辉煌！

【87、中国重回油灯时代】

《西方记者辛苦耕耘六十年 一夜回到“毛时代”》（2023-08-19 美国之音）报道：

林培瑞评论文章：在毛时代，西方记者有关中国的报道,一般都不能发自中国。他们身在海外，尤其在香港。工作方法主要是读北京发出来的官方报道的英文翻译，再加点自己的分析，很难深入，只能反映中共自己愿意说的政治表层。唯一的例外是一位匈牙利老传教士，拉达尼神父（Father Laszlo Ladany）。他中文好，头脑灵，能“倒着读”官方媒体，归纳出一些较深入的消息。比如看到这么一条消息：“英勇的解放军战士在合肥附近抢救13名煤矿工人”，拉达尼就知道在合肥附近大概发生过可怕的大规模矿山灾难。拉达尼从1953年到1982年出版定期刊物“中国新闻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

西方学者的情况与记者差不多，只能远距离看中国。我1966年春天在哈佛大学跟傅高义（Ezra Vogel）念了一门“当代中国社会”的课程。傅教授此前在香港访问过从中国大陆跑过来的难民，讲课的内容主要是从访问录抽出来的。这方法虽然不理想，可是比任何别的办法好。商人进不去中国，极少数的游客能进去，但只能看到被清理好的表面。欧洲外交官在北京有那么几个，美国没有。美国60年代派了三个人到月球，到中国是零。

邓小平改革开放，西方看中国视野更宽广

毛死以后，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许多西方媒体派记者到北京。能报道的还是有限，但比以前深入一些，视野也比以前广阔多了。综合性的书开始出现。纽约时报记者福克斯·巴特菲尔德（Fox Butterfield），中文名叫包德甫，出了他的“苦海余生”（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杰伊·马修斯和琳达·马修斯（Jay and Linda Mathews）夫妻俩，一位是华盛顿邮报记者，一位是洛杉矶时报记者，合编了他们的“十亿：一篇中国编年史”（One Billion: A China Chronicle）。对西方读者而言，要是说毛时代是吃小摊子，那现在是进了超级市场。

能进中国的学者也比以前多多了，做野外考察，民意测验，高级访谈都有可能。六四屠杀之后有几年交往退步，但在90年代后半部和00年代又恢复了，局面也进入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正常”。西方学者和记者掌握了中共的规则，也学会了怎么对付。

但到了习近平时代，这种较平稳的互相认可被打断了。外国记者能行动的空间被压缩了，中国人被警告不要接受外媒采访。到了2020年，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驻中国的记者被赶走。疫情之后，在中国工作的西方记者和学者比十几年以前少多了。结果有点像毛时代：搜集材料，做分析，写稿子，常常只好在海外进行。

习治下，一切回到毛时代？

因此记者和学者都开始问：绕了一个大圈子了吗？花甲一轮，六十年以后是否回到了毛时代的状况？

问题问得好，但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没有回到60年代。不管是今天的外国记者还是今天的中国社会，与六十年代绝然不同。

先说记者吧。60年代的西方记者（把拉达尼放在一边做例外）不会中文，完全依靠口头与书面的翻译，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了解限于皮毛，而且主要是那种“通商口岸”传下来的“欧亚”文化。现在的记者不同，很多基本上会说过关的普通话，也愿意打听中国底层和偏僻地方的社会经验。美国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和张彦（Ian Johnson）是明显的例子。何伟2001年出版的“江城”（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非常朴素和真实地描写了四川涪陵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张彦最近的一本书叫“星火：中国民间历史学家为未来而战”（Sparks: China’s Underground Historians and Their Battle for the Future），深入记载了艾晓明、江雪、谭合成、唯色和其他几位民间历史学家在官方的压制和阻扰下坚持发现和表明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这两个记者还有别的著作，深度都比60年代西方记者的书有天地之别。持有这种水平的作者，不管以后能否进中国，不可能回到毛时代的那种洋人记者的天真。毛时代有一部分记者被“共产香格里拉”的理想吸引住了，专门写海市蜃楼，不写实际。这些人今天还有他们的继承者，例如加拿大的贝淡宁（Daniel Bell），但主流学者不买账，这与60年代很不同。

毛习时代民间意识大不同

再说中国社会六十年来的变化。习近平想做毛泽东根本做不成。他没有毛的聪明，也没有他的魅力。但更关键的区别是毛统治的社会与今日的社会很不同。在60年代，一个普通老百姓只能认识顶多几十个人，有看法的话，根本没办法知道有多少别人有同样的看法。“集体”“主流”“国家”都怎么想，他只能听“领导”说。但今天，有了网络，一个人能够跟无数人有联系，知道他们对事情的看法。独裁者，毛与习，他们的目标没变：希望控制民间的思想。毛的独家宣传很有效，很多老百姓真把它信了。但在习时代，信息的来源多，老百姓的想法五花八门，也包括调侃。独裁者照旧想统一民间思想，但民间能敷衍，能装信。

举个例子来说明毛时代和习时代民间意识的不同。1970年3月5日，北京的小学和中学老师带了一批一批的年轻学生到北京朝阳区的工人体育场，让他们目睹枪毙过程。那天后脑勺吃子弹的是27 岁的遇罗克，他的过错是写过文章批评共产党。57年后，2023年6月15日，也是在同样的工人体育场，阿根廷与澳大利亚的足球队进行国际比赛。突然有一位中国球迷，十八岁，跑到球场上热情地拥抱了阿根廷球星梅西（Lionel Messi）。公安人员出来想抓，小伙子奔跑规避，公安跟着，一时追不上。这插曲本身挺好玩儿，但我想指出来的是观众的反应。全体欢呼鼓掌，支持小伙子，一会儿又齐声叫“牛逼！”这种反应在毛时代做梦也见不到。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对中国的将来乐观。老百姓能运转的空间比毛时代多是事实。但习近平所追求的（而毛没有的）科技极权主义也是可怕的事实。但无论如何，中国社会无法重回毛时代。

网民嚎叫：

鬼见愁 今天 04:40

duoguoyimin这厮能办百万个国家的护照，可拿中共国共匪头目圣地中南海嫖娼特别通行证，自由出入并隐藏身份嫖中共国国母，

heihei 今天 01:07

69护照、移民办理：可办理全新身份和原国籍无关联，隐藏身份财产保护人身安全，黑户、体制内也可办理。微信：duoguoyimin

jinpingxi 2023年08月19日 22:01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改革开放这几十年，老百姓真正了解和体会了什么才是发达国家的美好生活，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大家都愿意接受，但要是开倒车，尤其是影响到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等民怨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大家都在等这一天。

lary 2023年08月19日 20:37

换句话说，西方对于中国的物质援助并非一无所获，有些东西是回不去的。

谢选骏指出：林培瑞，高加索人，是个“中国的半通”，半瓶子水摇得响，六四屠杀之后他把方励之藏入汽车后备箱里，带进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之后，离开中国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林培瑞的主要言论之一就是《我对中国的年轻人感到失望，除了韩寒》（05/23/2010）——

南都周刊：现在对韩寒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时代周刊》的报道，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刘禾（Lydia Liu）就认为“韩寒精心考虑的叛逆代表了他这一代人和执政党之间建立的默契，那就是：让我们尽情享乐，我们也不挑战你管理国家的权利。韩寒以尖锐批评政府和体制著称，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将年轻人的不满能量导入消费主义程序的自愿参与者。”您怎么看？

林培瑞：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韩寒跟政府有“默契”吗？韩寒损政府的那么多方面，包括敏感问题（比如最近的福建三网民事件），点击率又那么高，难以置信官方会欢迎甚至跟他建立“默契”。假设说有默契的话，为什么有那么多“五毛党”出来批评韩寒，批评《时代周刊》给韩寒提名最有影响力的人？要是有人跟政府有这种“默契”，那我觉得应该说是“新左派”。刘禾兼任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就有不少这种“小骂大帮忙”的新左派的声音，有些问题上刘禾自己的声音也属于这种“新左”的声音。

谢选骏指出：根据我对中国的了解，如果现在世界各国突然消失了，那么中国就将一直退化下去，废除外语、废除科学、废除一切现代知识……重回油灯时代。因为对于华人最感兴趣的“升官发财”来说，油灯时代的一切已经完全可以满足需求了。当然，皇帝的陵墓里可能会装上电灯，但老百姓家里就不必了，省得天天上网翻墙。除非，华人社会改掉“官本位”的毛病，否则任何科学必须胎死腹中。不过我看，连台港澳海外的“华人社会”都不能改，何况中国大陆的“极权暴政”。

【88、中国准备轰炸美国本土】

《如果中国得到一架B2轰炸机 能仿制出来吗？》（2023-06-30 罗马博识）报道：

近年来，各国的军事技术发展速度一日千里，但是在战略轰炸机这个领域，美国的B-2隐身战略轰炸机仍然被视为无人能敌的标杆。从概念构思到实际制造，B-2的每个细节都反映了超前的科技与战略思维。

然而，如果我们获得了一架B-2，是否能够仿制出同等甚至超越的战略轰炸机？

B-2轰炸机的优越性

B-2轰炸机，全称B-2“幽灵”隐形战略轰炸机，是美国北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的高技术战略轰炸机。

自20世纪80年代起投入使用，它凭借多项创新技术和超凡性能，被誉为美国空军的瑰宝，并广泛被认为超越了当时的航空技术水平。

首先，B-2轰炸机的隐身能力极强，这是它的一项核心优势。它采用了一种叫做“飞翼”的设计，使得机身线条流畅，有效减少雷达反射面。

配合专用的雷达吸收材料覆盖，B-2的雷达反射截面只有0.1-0.2平方米，相当于一只小鸟。这意味着，在雷达上，B-2轰炸机几乎是隐形的，能够在敌人的防空网络中悄无声息地穿行。

其次，B-2轰炸机的航程极其长远。它的最大非停泊航程超过11,000公里，这是通过在飞行过程中进行空中加油实现的。

例如，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B-2轰炸机就完成了从美国本土出发，飞越大西洋，轰炸目标后返回的长距离任务。这样的航程让美国无需将B-2部署在海外基地，大大提高了其生存性。

再次，B-2轰炸机的火力强大，能携带多种不同类型的武器，包括自由落体炸弹、激光制导炸弹，以及战术核武器。B-2可以携带20枚2,000磅的炸弹，或者16枚2,400磅的B83核炸弹。

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B-2首次使用了GPS制导炸弹，在单次任务中就摧毁了众多目标。

因此，B-2轰炸机的身影已经几乎成为美国军事力量的象征。它的出现犹如“外星科技产物”，令全世界都对美国的高科技军事实力赞叹不已。

仿制B-2：难度何在？

不可否认，B-2的强大让很多国家都心生羡慕。然而，仿制一架B-2并不是简单的工作。

从经济角度看，B-2轰炸机的生产成本极高。B-2的生产成本足以令大多数国家望而却步。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每架B-2的制造成本达到了惊人的2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后续的维护和升级费用。

为了研发B-2，美国政府曾经一度将其国防预算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到这个项目中，然而高昂的价格最终导致B-2的生产数量仅为21架，远低于最初计划的132架。

尽管B-2的性能无可挑剔，但显然，在经济上，其“性价比”并不高。从技术上看，B-2轰炸机在技术实现上的突破足以令人惊叹。

首先，它的设计中采用了前沿的飞翼布局。这种独特的设计在减少雷达截面（从而提高隐身性）和提升机动性方面显示出了强大的优势。

然而，这种设计并非无所不能，它在稳定性和飞行控制方面面临了巨大的挑战。为了克服这些挑战，B-2配备了一套复杂的飞行控制系统，这在当时的航空科技中可以说是一项技术革新。

B-2的动力来源是四台F118-GE-100涡扇发动机，每台的推力超过19,000磅。但这些发动机的工作并非只是提供推力，它们还需要在低红外和低雷达截面特性方面表现出色，以便进一步提高B-2的隐身能力。

此处的技术难度也不可忽视，因为设计并生产这样的发动机，既需要先进的技术，也需要巨额的投入。

B-2的隐身能力也是它的一大亮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采用了各种复合材料和特殊的涂层，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雷达反射。

令人惊讶的是，据公开报道，B-2的雷达反射截面甚至小于一只鸽子。这不仅需要对化学和材料科学有深入的理解，同时在财务上也需要付出巨大的投入。

此外，B-2还配备了一套高度复杂的航空电子系统，这套系统包括用于导航、通信和武器控制的设备。在电子战中，B-2的航空电子系统可以保护飞机免受敌方雷达和导弹的威胁。

B-2使用AN/APQ-181雷达，它是一种多模式相控阵雷达，能在高威胁环境中进行精确的定位和攻击。综上所述，B-2轰炸机的复杂度、成本和先进技术的融合使得仿制它成为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

挑战B-2：科技与战略的平衡武器系统的设计和制造都是在技术和战略需求之间寻求平衡的过程。B-2隐身战略轰炸机，自诞生以来，一直是全球空军的璀璨明珠，其技术优势和战略地位无人能敌。

但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即使是如B-2这样的优秀设计，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例如，B-2的雷达吸收材料（RAM）是一种改变雷达反射特性的复合材料，它能够吸收或散射探测雷达，从而降低雷达反射面积。

然而，这种技术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发出来的，无法有效应对现代多频段和多靶距雷达技术的挑战。

再比如，B-2的航电系统，虽然在设计时已经是世界一流的水准，但相较于最新的航电系统，其计算能力、互连性、以及对新型传感器和武器的支持能力已经逐渐落后。

比如，现在的航电系统能支持更强大的AI辅助决策，能自主规划航线，自动识别目标，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自行制定攻击计划。这样的能力，对于B-2来说，却是无法做到的。

从战略角度，B-2的设计理念是以高隐身性、长航程和大载弹量作为主要特性，优先实现对敌重要目标的深度打击能力。然而，在信息化战场环境下，空军的作战任务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未来的战略轰炸机，除了要有精确打击能力，还需要有更强的网络中心战（NCW）能力，可以与其他战斗群进行信息共享，甚至实现互联网化的武器使用。B-2在这方面的能力，相比新型武器系统来说，显然还有提升的空间。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开发一款超越B-2的战略轰炸机，我们就需要在技术进步和战略需求之间找到平衡。

能否仿制：中国的可能性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近年来在军事现代化方面不遗余力，尤其在航空工业领域，中国已取得显著突破。

中国自主研发的五代隐形战斗机，J-20，是最佳证明。然而，尽管取得了如此之多的成就，中国面临的挑战依然重大。在军事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的步伐坚定而迅速。

J-20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了隐形技术和先进航空系统的研发能力。J-20的产生是在长期的技术积累和高昂的投入之后，这标志着中国在航空工业领域取得了全球领先的地位。

然而，要开发一款像B-2那样的隐形战略轰炸机，无论对中国还是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这不仅需要巨额的经济投入，还需要在技术上克服重重难关。

尽管中国在航空技术方面有了一定的积累，但要实现B-2的性能，还需要更深入的技术创新和更大的经济投入。

一方面，B-2的飞翼设计、先进的飞行控制系统、涡扇发动机的研发，以及复杂的隐身技术，都对技术水平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这些技术的研发需要高度的科研创新能力，且面临巨大的技术挑战。

另一方面，从经济角度看，研发一款全新的战略轰炸机的费用十分巨大。

根据一些军事专家的评估，研发一款全新的战略轰炸机可能需要数百亿美元的投资，并且可能需要数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经济决策，需要谨慎权衡。

尽管中国在航空工业领域的进步引人瞩目，但要打造一款与B-2隐形轰炸机相匹敌的先进战略轰炸机，依然需要跨越许多技术与经济难关。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更可能的战略可能是，吸取B-2的技术精华，学习其独特的飞翼设计、隐身技术以及先进的发动机设计，然后结合自身的科研创新实力，打造出独特且符合中国自身战略需求的隐形轰炸机。

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的目标并非盲目仿制B-2，而是在吸取其优秀设计思想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创新元素。

这样的创新已经在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中得到了体现，比如歼-31战斗机与美国F-35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中国已经在歼-31上进行了许多自己的改进和优化。

虽然B-2的强大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根据中国的科技发展速度和军事实力，超越它并非遥不可及。

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目标不是简单地复制B-2，而是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实力和战略需求，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轰炸机。

网民嚎叫：

飞飞飞 2023年07月01日 15:41

不吹牛，掏出来就一大把。

SSS_69 2023年07月01日 14:32

军盲跪族的狗屁文章加上一群无脑反华的评论，无一不在炫耀着无知。老掉牙的B2，落后的飞控遇到阵侧风都能坠毁，谁稀罕仿制？全面领先的H20已经小规模列装，台北上空转了十几回了，就等着地动山摇之时把抗拒武统的炮灰们送上西天。

Siewkim 2023年07月01日 10:00

可以的！因为其无耻超出你戎的想像！

舒满粥 2023年07月01日 09:26

满脑子就是偷，仿制，瞧土共那点操性！

老莘 2023年07月01日 06:08

就是给中共图纸，给中共所有的设计技术，给中共工艺流程。中共也仿制不了。因为中共最差的是材料工业，造发动机材料不行，连外壳的材料都成问题。

衡山老道 2023年07月01日 02:07

外壳可能仿制出来，用塑料。

qazxswedc 2023年07月01日 00:35

不能仿制出来，但肯定能偷到很多东西

sleepy_cat 2023年07月01日 00:22

共军的J－２０是趁米国对中共不设防的时代，偷盗的技术。

现在，米国大门紧闭，即使是过时的B-２技术，共军也是得不到，如同白日梦一样。

米军升级B-２，创造出更先进隐形战略轰炸机，共军望尘莫及，束手就擒。

破棉袄 2023年06月30日 23:38

别假设仿制手里没有的东西，中国手里有的是波音737，747，777，787，把这几款手头有的东西先仿制了再说，呵呵。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中国大力发展战略轰炸机意欲何为？是在准备轰炸美国本土吗？如果不是，那么如此布局，就瞎子点灯、大大失策了。

【89、中囻密室政治一二三】

《李洪志要做掉虞超不难，难的是王志安卷了进来》（2023-12-24 金复新的博客）报道：

从上周四轮教突然同时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各路轮系大V、媒体、喉舌一起开火，围攻前央视记者，现旅居日本的自媒体人王志安，其电视台也不惜占用黄金时段对王志安展开大批判，连篇累牍进行攻击，称其“大外宣身份露出水面”，要“起底王志安”，又掀起了一股网路暴力，简直发了疯，至今（12月24日）未有停歇，堪称年末海外中文网络最重大的事件。

一、来龙去脉

轮子为什么大发神经病突然攻击王志安呢？网友们纷纷质问道：“王志安是不是大外宣我们不关心，我们只想知道他说了什么，让你们如此激动？需要你们不惜动用几天的头版头条，用铺天盖地的方式来应对？”还有人说：“王志安即使是大外宣，也不是今天才当上，你为什么早不揭露晚不揭露，偏偏现在揭露？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这一切都因为前几天王志安在油管做了两期视频，就轮教内讧问题进行了评论，将虞超萧茗两位资深轮子叛变的事件散布开来。由于其粉丝数超过一百万，影响甚广，引起网络围观，使得虞超揭露的雷哄稚奴役童工的罪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轮教要想让人们不知道“虞超”这两个字，必先阻止人们去看王局的视频，才能掩盖罪行。为了提早应付有可能随后发生的王志安对虞超的采访，轮教急于采取开展一种声势浩大的大批判运动，用雷哄稚在文革当红卫兵造反派时学会的招数，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王志安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将其抹黑成大外宣，让其永世不得翻身！

中共要人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自动抵制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轮教也叫大众乖乖地不听、不看、不信、不传王志安的视频推特，一旦看到王志安三个字，也要马上闭眼，主动切断一切不利于轮教形象的消息来源。

纠集信徒上门围攻是雷哄稚拿手好戏，从当年攻击北京电视台、光明日报、何祚庥的工作单位和住家，一直到包围中南海，都是采取这种“突然打上门”的软暴力手法，与哈马斯突然杀进以色列绑架人质，与绿教回子突然在西安造反，冲进汉人家里见人就杀见人就砍的硬暴力方式，是同一性质的，都具有明显的邪教特征，效果嘎嘎的，百战百胜，贼好使！目的是制造轮色恐怖，达到“不问你信不信，只问你服不服”的效果，以唬住全世界，迫使所有对其不满的人从此不敢发表对其不利的言论，也让其他人胆战心惊，从此严格自律，主动不听、不看、不传、不信那些揭露其罪恶的信息。

不过，我要说的是，雷哄稚走到要采取这种“暴力维稳”的地步，足以证明它其实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了，因为它原本不需要如此兴师动众就能解决问题的。

虞超并不是刚刚爆料轮教内部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他已经做视频抱怨了几年时间，但由于人们本就对法轮功话题不感兴趣，对它怨妇一般的唠叨没几个人关注，点击几乎都在2000以下。因此，即使哄稚对它可能的爆料心急如焚，急于让他闭嘴，也完全有时间采取比较明智的方式暗中处理，先派人前去安抚，假装答应其条件，将其稳住，再找个机会在无声无息之间将其解决，美国根本不会管。

事实却恰恰相反，它大概真的老迈昏庸了，竟然过于迷信自己的权威，屡出昏招，屡屡发表所谓的“经文”对虞超进行痛斥，要他“管好自己的嘴”。在平时，只要它把那双招牌似的座山雕“三角斗鸡眼”和八字眉一瞪，手下的狗使弟子们立即吓得跪倒一地，磕头如捣蒜，大小便失禁，口称：“奴婢们罪该万死！”没想到这次不仅没能让虞超闭嘴，反而更加激怒了虞超，敢学林彪林立果那样跟它死磕，在网上对它更加不敬了，使双方矛盾逐渐公开化，和2015年中国另一位神通大师王林与其徒弟邹勇斗法一样吸引了更多吃瓜群众前来围观，影响越来越恶劣。这反过来更刺激了哄稚，矛盾进一步激化。

它恼羞成怒，下令自己豢养的杀手曾勇去打听虞超的住所。王林对付逆畜徒弟邹勇，只用一桶柴油，就毁尸灭迹，死无对证，看来哄稚也打算效法锄奸。结果曾勇调查了一圈跑回来说，您老的雄文已经打草惊蛇，虞超和老婆离了婚，躲了起来，现在根本找不着了。

哄稚后悔不迭，无奈之下，只好又玩起了逼迫别人闭眼塞耳的把戏，命令明贿网以半点名的方式撰文批判虞超，又下发文件，要轮媒下架所有以往报道虞超“英雄事迹”的宣传资料，要求所有轮仔不听、不看、不信、不传虞超的自媒体，自觉切断一切来自虞超的信息。

事情到这一步，哄稚其实还是有办法做掉虞超的。曾勇虽然够饭桶，还可以请FBI和CIA出手的呀，没有找不到的可能。只要诬告虞超是恐怖分子，是中共派来的特务，是“魔派来的”就可以，毕竟美国有政策，要为轮教保驾护航的。也不知是哄稚太过昏庸想不到这招，还是美国特务机关拿哄稚的话当笑话没认真找，反正至今也没查到。最后连轮教向其递交传票，用诉讼缠死虞超的计划也无法实施了。

一步错步步错，哄稚又多此一举地要求轮系所有大V全部删除对虞超自媒体的关注，断绝来往。正是此举引出了一个关键人物——美女萧茗，她竟然消极响应，迟迟不作答复，不肯与虞超划清界限。哄稚闻讯，微微一笑：“贱人！我不信收拾不了你。”

于是，它又作出了一个错误决定，向轮教所有下属组织传达指令，将萧茗开出轮籍！它没想到萧茗居然将这一消息在自己有十来万粉丝的推特上公诸于众，而推特的中文小编明显也想“搞个大新闻”，第一时间推荐了这个帖子，几何倍级地扩大了影响，致使舆论大哗。连我也在几分钟之后就得知了这一突发消息，并立即在万维博客上转发，仅此就获得超过14000的点击，稳居该周第一。

哄稚打错了算盘，因为并非所有轮系大V都象李沐阳那样对它俯首帖耳，李沐阳是因为要靠轮教办政庇绿卡，才对哄稚唯命是从，甘当太监的。而萧茗已在一家反共智库谋到了职位，经济独立，又不需要靠轮教办身份，更是看穿了哄教骗局，知道白日飞升是哄稚画的饼，所以胆敢不看哄稚脸色，公然逆龙鳞，抗旨不遵。

正因为有了萧茗的助攻，让虞超名声大噪，终于在轮界之外出了名，影响范围从2000级别一跃到了10万级别，就跟给一个垂头丧气将死之人打了强心针似的，立即精神抖擞起来，从此以后，他连续在油管做直播，揭露轮教罪恶，将轮界炸了窝，雷哄稚慌了手脚，再想求饶已然不可能了。

这又引起了王志安的注意，也跑来蹭热点，在其百万粉丝的油管上炒作。尽管王局说了很多外行话，评论得并不到位，没有说到点上，甚至连基本事实都是道听途说的。但毕竟又进一步扩大了虞超的影响，让虞超踩在萧茗和王局两位巨人的肩膀上，从10万级又变成百万级。

哄稚原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世界上存在过虞超这个名字，却终因自己昏招迭出，反而亲手捧红了这宝贝徒弟，让有更多的人去搜索虞超的视频，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希望山上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

哄教上下惊恐万分，象一群躲在地洞里见不得阳光的老鼠一般感到了末日的来临，开始垂死挣扎，吱吱乱叫，又抛出屡试不爽的绝招——围殴，企图杀一儆百，杀鸡儆猴，震慑一切敢于学王志安的人和一切敢于偷看王志安视频的人，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问题是，要是王志安不怕围殴，继续谈论虞超，或者其他大V看不惯你们限制大家的言论自由，激起了民愤，也跟进这一话题，你们轮教该怎么办？是不是准备都打成特务，挨个都围殴一遍呢？

二、虞超其人

文革只有林彪父子敢与毛作对，林彪只是敢逃，而林立果却敢玩真的。虽然刺杀失败，但绝对是条好汉。虞超浑身都是缺点，但有一个优点闪闪发光，那就是敢学林立果，从此让雷哄稚再不敢小看人类。

说实话，要不是想听虞超爆点什么料，我才不愿看他的直播，纯粹浪费时间。因为它脑子很乱，看它直播会很累。当它要说明一个问题时，刚开了个头，就发现有机会可以乘机显示一下自己的功劳，就开始表起功来，还没表完，又产生了想显示自己懂得多的念头，于是又扯到别的话题去了。好几次把它自己都说得一愣一愣的：“我都扯哪去了？我刚想说什么来着？”呆坐在那里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想表达什么。每当看到这场景，我都忍不住捧腹大笑。

它自称清华毕业，却完全不象一个有文化的人，且不说它说的话有没有道理，起码是没有条理的，脑子一团浆糊，前言不搭后语，颠三倒四，语无伦次，不知所云，大半内容可能只有它自己能听懂，连我这么有耐心的人听得都十分费劲。

按说，它再糊涂也与别人无关，但我们从中可以分析出两个问题。第一，如果轮功是个好功，它练了三十年，理应越练越清醒，越练说话越有条理，而它却越练越糊涂，越练越词不达意，刚过50就老年痴呆了，这说明轮功绝不是什么好功。第二，如果轮教是个好教，它在里面修了三十年的心性，起码能修出一点点道德来，会准备提纲，理清头绪，梳好头发，再来直播，这是对观众起码的尊重，既让观众容易理解，又帮大家节省时间。而它连这点家教都缺乏，脸不洗，牙不刷，一切随心所欲，云山雾罩乱扯一气，哪里谈得上什么心性？可见这教也不是什么好教，压根儿提升不了心性，野人毕竟还是野人。

它口口声声需要跟网友有个良好的对话环境，希望有人来好好对它说话，但对一切刺激到它心灵的话都不能容忍，都借口“没有事实根据”而一概拉黑。以至于它自己也承认，要拉黑的人实在太多，一个个手动拉黑的话，会把它累死的，需要动用软件，将关注过它仇家的所有网友，都株连九族，不问青红皂白全部拉黑，以防自己再听到什么逆耳的话。这与见人就杀的绿教教徒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它是在信了轮教后才这么极端的，还是以前就是这样的人。

其实它想表达的是，它已经失去方向，盼望网上能跳出个人来把它当小孩哄，遇到一个有能力的人告诉它到底这轮教还值不值得留恋，说服它该信下去还是别信了。它一张嘴我就明白，尽管它51岁了，其实根本还没长成熟，和所有轮子一样，本就缺乏信教的心灵基础。

其实要判断一个教好不好很简单，只要看看信教的后果是什么就行了。如果人信了教之后越来越谦卑，说明这教好。如果人信了教后，越来越狂妄，越来越狂野，比如轮教教徒动不动就说自己是什么高层生命来的，绿教教徒动不动就扬言要杀了谁，那就说明这个教肯定不是什么好教，就这么简单。

三、半脱全脱

虞超充其量只能算半脱轮弟子，它虽然和雷哄稚撕破了脸，知道雷是绝对不会饶过它的，到了法正人间那天，雷带领所有轮子白日飞升前，一定要先掐死它虞超再走的。但它还在自作多情地称雷是尸父，而且认定雷以前是好的，法是正的，只是到了美国才变质的。

好笑的是，网上和它一样的半脱弟子，也持类似观点，只是说法有所不同。流浪在泰国当难民的半脱轮弟子“华夏之声”李良也认为，雷哄稚是好的，只是已经死了，现在发号施令的是一个替身。

还有个冒充雷哄稚女婿的半脱弟子唐奇，十几年前曾在网上大肆编造雷哄稚的讲话，搞得轮教人心惶惶，一片混乱，差点没把雷哄稚给逼疯，2008年2月26日不得不亲自出面与他对骂，发表经文《淘沙》，大骂唐奇办的是“邪恶论坛”“特务网站”，2009年8月4日又发表《警醒》指名道姓地叫骂道：“那个叫什么唐奇的乱鬼特务，不就是看上你们的人心才有空子可钻、才能在网上如此嚣张吗”“这个叫唐奇的烂鬼特务编出的谎言，竟有人能相信到失去理智的附和着”。2011年6月10日在《什么叫助师正法》中明文规定对唐奇的“邪恶网站要不听、不信、不看”。

至今，唐奇还在油管做视频，还在冒充雷哄稚的女儿女婿，甚至雷哄稚本人发表经文，说现在的雷哄稚之所以表现得和轮教的教义相矛盾，是因为被明贿网黑魔法克劳利集团绑架了，每天都要遭受毒打，被叶浩灌毒，逼它下达各种邪恶指令，控制一亿信徒。它呼吁国际干涉，将雷从希望山的老鼠洞里救出来。

一个人要信了轮教，就会变成和虞超、李良、唐奇它们一样的怪物，害人不害人？你说该不该取缔？

半脱轮轮子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认定真善忍就是宇宙特性，符合这特性就能成佛。这更好笑了，假设一个人做到真善忍了，却分不清好坏，一辈子糊里糊涂，一辈子认贼作父，一辈子甘当韭菜，还赞美镰刀，至死不悟的，你认为它修成的是佛呢？还是修成五毛了呢？人要连基本事理都搞不明白，谈什么真善忍呢？

以虞超为代表的半脱轮子还和推特上以“Happy_potato、乘现”等为代表的全脱轮子产生了矛盾，双方互相指责。全脱轮子骂虞超不敢揭露雷哄稚不让弟子吃药耽误病情致人死亡的罪行，而虞超却以公布别人病历会遭美国起诉为由辩解。全脱轮子们并没要求虞超公布具体案例，只请它笼统地或用化名的方式揭露，而虞超却故意将其歪曲为“泄露隐私”，显然还想继续为轮教隐恶，内心还是很卑鄙的。

虞超随即对这俩全脱轮子反唇相讥，声称至今只有它一人敢冒着被轮教起诉和暗杀的风险站出来和雷哄稚对着干，全脱轮子即使再怨恨雷，但仍慑于雷的淫威，残存在心中雷的余威犹在，还在起作用，只敢私下切齿咒骂，没有一个人敢接受它的邀请共同露脸一起做视频声讨轮教的。它仅仅半脱轮，尚且敢冒这个险，而你们全脱轮子也为雷坐过牢，也被雷毁了一生，为什么不赶快现身说法，以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揭露雷的谎言，以受害人身份向其讨还血债呢？你们当年连中共都不怕，有勇气闯天安门为雷鸣冤叫屈，为轮教护法连命都可以不要，现在怎么那么怕雷呢？是不是因为雷比中共还凶残？

你Happy_potato身在纽约，离雷哄稚很近，怎么不去希望山龙泉寺门前打横幅呢？前几年很多人都敢去曼哈顿郭瘟龟住的大楼前抗议砸锅，也没见有谁被捕呀。你乘现的身在国内，既然能翻墙发推特，怎么不敢在油管露脸直播呢？国内这么多人都敢在油管露脸做视频赚广告费，有个叫《中国青年郑国成》的经常露面骂轮子，中共从来不干涉，总不至于中共为了维护轮教声誉把你抓起来吧？你在大陆，轮教无法起诉你暗杀你，你到底怕什么呢？你们这也怕那也怕，这也不肯干那也不肯干，还有什么资格唧唧歪歪，逼我虞超干这干那的呢？是不是太虚伪了？把这俩家伙说得面红耳赤，再也不吭气了。

四、其实简单

就在雷哄稚的邪教教主面目日渐清晰的时候，那些轮系帮闲篾片三八婆娘，什么薇羽，什么小翠时政财经，又跳出来混淆概念了，这些人其实比真轮子可恶万倍。它们自己既不练功，也不信轮，连雷的书都不屑一看，却偏要装内行维护轮教替雷说话，甚至干脆冒充轮子，硬将轮教兴亡与反共挂钩，威胁大家说，一旦揭开轮教真实面目，反共大业就黄了，地球都不转了，所以必须堵住幽幽众口，限制王局言论自由，拼死掩盖雷先生的罪行，不让人知道。

它们诡辩说轮教不是邪教，轮教没有杀人放火，因为美国也没有认证它是邪教，还多次予以褒奖呢。好象美国掌握了神佛的认定权，神佛必须经过美国的认证，以美国大老板的个人好恶和政治需求代替人民的大脑，作为衡量正邪的标准。好象只有杀过人放过火才是邪教，偷摸扒窃诈骗造谣就不算。

自古正邪不两立，是绝不能模糊彼此界限的。美国没有认定正邪的权力，人心才是衡量正邪的标准。“不是神佛，却以神佛自居的人，传的必定是邪教。”仅此一点就够了，你美国不是喜欢大言不惭认证一切吗？雷哄稚又没死，你怎么不去找它做个实验，看它到底有没有特异功能，到底是不是神佛呢？为什么迟迟不去认证，颁发证书呢？

雷哄稚诡称从不看病吃药，中共却说它做过阑尾手术，你美国为什么不让雷哄稚把肚皮亮出来看看到底有没有伤疤？神佛不会骗人，你要有伤疤，就不是神佛，就是骗子，传的就是邪教。这都是可以轻易证伪的事情，再简单不过了，你美国为什么连查都不查一下，就急着向人民推荐，颁发褒奖，忽悠人民去崇拜，毒害人民呢？你美国政府到底算是一个为人民负责的政府吗？

有人可能问，那你是怎么认定轮教是邪教的呢？我是通过与轮共中央接触的一个小小经历得出这个结论的。我直到2001年才接触电脑，虽说那时中共已经有防火墙，在国内看不到海外敏感网站，但并不严密，我用163网易搜索引擎都能搜到很多“反动网页”。跟当时很多人一样，我不知道轮教是如何知道我163电子邮箱的，反正我每天都会收到轮共中央发来的电邮，全都能打开。时间一长，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就用化名向轮教中央回了一封邮件，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

我说，你们的邮件我每天都看，但敏感词太多，这样很容易被163识别，中共一定能查出我在看你们的东西，会给我带来麻烦。能不能请你们以后不要采取用正文发送的方式，而是将网页压缩成zip等压缩文件，并用密码加密，当附件发过来，163就再也识别不了了。

轮共中央很快就给我回了邮件，里面果真有一个压缩附件，正文注明其密码就是我化名的拼音字母。我感到很高兴，以为里面有什么惊人的爆料，急忙下载附件后打开，却发现只是一个TXT文档，里面只有两个字——“好的”。从此以后，轮子再也不给我发敏感文章了。

这说明轮共用正文每天给我发敏感文章的主要目的并非只是给我洗脑，而另有其险恶的用心，是故意让中共得知我正与它们私下接触，让中共以为我也是轮子，把我抓进去，活活打死，或者也给活摘了。轮共在置我于死地之后，就又多了一个可以在海外演悲情戏的剧本，合法吃我的人血馒头，向美国大老板申请更多活动经费发财致富。

可惜我还有点觉知，竟然想到了危险，叫它们换一种方式发邮件。但它们要照我说的做了，会使得它们的阴谋破产。现在杀猪盘的骗子行骗前都先要评估评估对方到底是不是有钱人，它们肯定对我也进行了评估，觉得我这头比较难剃，今后肯定不会老老实实顺着它们划的道走，“没啥搞头”，只好放弃了我，临走时还不忘恶狠狠地羞辱我一下，嘲弄我贪生怕死，“毕竟只是个常人”，连“好的”二字都需要它们做成加密压缩文件发来，没有它们轮子在海外“早就放下生死”的英雄气概。

其心何其毒也！通过这个一个小小的事件，我确信轮教必定是个邪教，轮子绝不是什么好鸟。判定一个教是不是邪教，其实很简单，只要一接触马上就能得出结论。难道真的有那么难吗？

谢选骏指出：上述各方，身在海外，心系党国，各有所属，各为其主，但是总的说来，不同的党国轮教，都是美元驱动的，由此使唤“中囻密室政治一二三”矣（可以和“中囶密室政治一二三”对观了）。

【90、中囶环台军演 中囻欲振乏力】

《中国环台军演次日 称欲检视“联合夺权”能力》（德国之声 2024-05-24）报道：

中国24日持续对台展开“联合利剑—2024A”军事演习。解放军东部战区指，次日演习是为了“检验联合夺权、联合打击、要域占控能力”，并发布对台发射大量导弹的3D虚实动画。

中国解放军对台湾发动为期2天的“联合利剑—2024A”军事演习，解放军东部战区週五（5月24日）表示，演习次日目的是为了“岛链内外一体联动，检验联合夺权、联合打击、要域占控能力”。

东部战区并发布一支“多军种联合打击3D虚实动画”，片段中可见解放军对台北、高雄、花莲发射大量飞弹的模拟动画，动画最后用繁体字写道“杀独神器”等字，贴文内容则称要“毁‘台独支撑柱’！击‘台独大本营’！断‘台独输血管’！”

截至发稿时间，目前尚未有中国对台湾发射导弹的消息或迹象。

一名台湾高级国安官员向路透社透露，几架中国轰炸机在位于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东端附近，对外国船只进行了模拟攻击，演练如何夺取第一岛链以西地区的完全控制权。

该名匿名国安官员表示，数艘中国海警船还在台湾东海岸进行了“骚扰 ”演习，包括模拟检查民用船只。

根据台湾国防部，自23日上午6时至24日上午6时止，台湾军方共侦获中国军机49架次，其中35架次逾越海峡中线及进入西南空域；侦获中国军舰19艘次及海警船7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文攻武吓

藉环台军演“武吓”之际，中国也透过网络对台发动新一波“文攻”。除了中国官媒央视发布军演“直击”影片，与央视有关的微博账号“玉渊谭天”也公布多支短片，据称显示“海军与海警同框”，以及解放军向台湾军舰喊话“不要为台独卖命”等现场影像。

此外，“台湾当归”、“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等话题登上微博24日的热搜排行。从中国军演前至今日，欧阳娜娜、侯佩岑、杨丞琳等台湾艺人纷纷在微博转发央视的发文，贴文写道：“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怀抱。”此举让部分中国网友“叫好”，却掀起台湾民众反弹。

对于中国的“文攻武吓”，台湾国防部回应是中国的“习用伎俩”；台湾国防部政战局23日也发布了3支宣传影片，提出“军演无益，台海和平”等论述。台湾军方也呼吁台湾民众，不要落入中国的“认知作战圈套”。

剑指赖清德？

数日前，民进党籍的赖清德刚刚就任台湾总统。曾自称“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在就职演说中表示，两岸“互不隶属”，并呼吁中国停止对台湾文攻武吓。中国随后在23日宣布即刻展开对台环岛军演，范圍包含本岛周围5区，并首次覆盖金门、马祖、乌丘、东引等离岛，称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有力惩戒”。

赖清德23日下午与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祕书长吴钊燮一同前往桃园军事基地视察海军陆战队。赖清德表示，他是第一次“以中华民国三军统帅身分，来向国军弟兄姊妹加油打气”。他称，自己会站在第一线共同守护国家安全，面对外在挑战威胁也会持续捍卫自由民主价值。

欧美高度关注

针对中国此次军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表示，正在关注台湾海峡的事态发展，并敦促“相关各方不要采取可能导致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为”。

台媒中央社报道，美国国务院透过电子邮件回復中央社时表示，正与台湾紧密协调，密切监控中国军演情形，并呼吁北京克制，勿藉机挑衅。

欧盟对外事务部（EEAS）则发布声明指出，中国环台军事活动提高了海峡两岸紧张情势，保持台海现状是欧盟的直接利益，欧盟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方式片面改变现状的行动，呼吁各方克制、避免进一步升高局势，并透过对话解决问题。

有分析人士、地区外交官和台湾高级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他们关注到，迄今为止的演习规模小于2022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的军演。台湾和外国官员普遍对此有所预期，但也表示演习仍有引发事故或误判的风险。

网民嚎叫：

走遍北美的小猫 发表评论于 2024-05-24 20:45:00

整天喊“台毒”，自己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建党以来出了多少“毒”，又借口“除”了多少毒，可这毒现在除成什么样儿了，除成纯独了。务实独裁者，一尊没地儿跑。陈“独”秀，项忠发，张国焘，刘志丹，林彪，刘少奇，胡耀邦，赵紫阳，薄熙来，李克强，胡锦涛。江泽民都被曝尸“参观”，还有什么事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里没有过呢？还有谁它更毒呢？除了它祖宗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就这还说别人毒，独，哪里来的底气？我这排列的次序和级别，中共自己知道这些人有多高级别，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是吧？赖清德的“独”，跟这些人一比，确实上不了台盘儿。

旁观者XWY 发表评论于 2024-05-24 12:51:00

动画导弹发射随时可以啊，何必凑热闹。

Lira 发表评论于 2024-05-24 11:42:37

热战不会是首选，围而不打，才是上策。

饲养员001 发表评论于 2024-05-24 09:53:54

厉害了，你的3D奶

ridicu 发表评论于 2024-05-24 09:07:08

党卫军只会自慰。

走遍北美的小猫 发表评论于 2024-05-24 07:57:00

民主社会，都是民选，不会是一人消失，国家全亡。只有最愚昧的独裁者和最阴暗的体制，斩首才会有最明显的效果，因为独裁者把权力全都抓在自己手里，别人都不知道。因此，斩首习近平是让中国摆脱阴暗的最快捷径，就像斩首金正恩是救北朝鲜人民于水火的最佳路径。民主社会不靠一人治理国家。我发现我又开始“对牛弹琴”，赶紧刹车。对中共五毛说这个，他们听的懂吗？他们有这个思想程度吗？

走遍北美的小猫 发表评论于 2024-05-24 07:51:00

同理，独裁者习是罪魁加武汉病毒全球扩散者，百死莫赎。斩首中南海里的习即可，余者没有死罪。

柳小波 发表评论于 2024-05-24 07:48:48

冤有头债有主，既然赖是台独分子，斩首即可，没必要让其他人陪葬

斩吧，民主社会，选个新领导人还不容易。又不是包子那样领先500年的不世出天才，死一个14亿人都没了主心骨，指路人，马上会一团散沙的那种

LMPG 发表评论于 2024-05-24 07:40:56

冤有头债有主，既然赖是台独分子，斩首即可，没必要让其他人陪葬

网迷 发表评论于 2024-05-24 07:07:57

这演习连股民都没有吓着，还都跑进来买，你惩罚什么？惩罚民进党有更多钱，让他们堕落？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4-05-24 07:06:25

duty 发表评论于 2024-05-24 02:31:24

猜测这样的演练会越来越频繁，规模会越来越大，小赖强装镇定没用。

——————

军演很费钱，这些钱肯定从韭菜和五毛收入里扣啊。而且总炸鱼也挺残忍的，非常不环保。

winwin321 发表评论于 2024-05-24 06:57:36

台湾政府也应该组织一个宣传班子，写出一系列文章，把中共如果开战台湾有什么应对措施描述出来，比如台湾军队会有什么反应，台湾有什么手段对抗中共的登陆作战，台湾对大陆有什么反制措施，比如有可能对那些大陆城市进行导弹反击，会造成什么后果，这样的文章会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大陆，让大陆民众了解战争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伤害，现在很多大陆人认为战争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给这样的人敲响警钟。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4-05-24 06:30:02

实际规模没有佩婆那次大。只是3D动画规模大了。这你也能高潮。看3D 动画也能高潮, 真是吃不饱, 饥渴啊。同情中。Lol。

一点小看法 发表评论于 2024-05-24 06:14:28

台湾应该举行导弹试射演习，提醒一下被战争冲昏头脑的人。台湾的导弹也有十几万枚，射程覆盖北上广。战争打起来了，是双输的结局。

不好吃懒做 发表评论于 2024-05-24 05:58:38

发布对台发射大量导弹的3D虚实动画 - 哇，厉害呀！

清如许1 发表评论于 2024-05-24 05:01:45

他们关注到，迄今为止的演习规模小于2022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的军演。

原来如此，难怪台湾股市在演习的礼花中狂飙，中国股市惨绿一片。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4-05-24 04:16:48

军演之前上证是3159左右好些天了，现在连着两天掉到3088了。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4-05-24 04:13:44

最搞笑的是中国军演打得自家股市下跌，这哪跟哪啊？

猫二 发表评论于 2024-05-24 04:09:00

X不是真正的強人，只是一只纸老虎。台湾人根本不尿他。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4-05-24 03:58:26

PLA，踢踢正步作作样子的部队，里子怂货而已。

故乡的水 发表评论于 2024-05-24 02:39:46

五毛对这种中共打手枪的行为，又表示高潮了，lol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环台军演次日称欲检视“联合夺权”能力。我看“中囶环台军演，中囻欲振乏力”——中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囻就是中华民国。

【91、中华民国是丧家之犬】

《马英九中山陵高喊中华民国 中国民众场外呛声》（2023-03-27 世界新闻网 自由时报）报道：

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28日上午在南京中山陵发表讲话，在中外媒体面前高喊“中华民国”。马英九指出，国父孙中山1911年推翻满清，终结中国4000多年的君主专政，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他除提出“和平奋斗、振兴中华”，并呼吁两岸共同努力，追求和平、避免战争，致力振兴中华。但中国网友显然不领情，反而纷纷在网络发文狂酸，针对其今日前往中山陵孙中山的陵寝鞠躬敬礼，导致中山陵进行管制，也传出有场外民众呛“马英九有什么了不起”。

马英九在中山陵致词时公开提及“中华民国”，并喊出“和平、奋斗、振兴中华”。

马英九上午约8时50分抵达南京中山陵拜谒，并以“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名义向国父孙中山献花致敬。马前总在拜谒完中山陵和中山陵纪念馆后对媒体致词时。马英九说，“国父孙中山先生毕生领导国民革命，推翻满清，创建民国，到今天已经112年了”；“回想当时的中国，满清政府贪污腐败，积弱不振、饱受列强侵略”。

“幸赖国父1894年（清光绪20年）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登高一呼，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建国理想，号召海内外志士仁人共襄大业，历经革命先烈十次流血革命行动，终于在18年后的1911年（清宣统3年），推翻满清，终结中国4,000多年的君主专政，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马英九表示，国父对中国史无前例的伟大贡献，就是改变中国的命运，让中国走向富强康乐的开始。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今天，当年国父念兹在兹的多项建国主张，都已陆续分别在台湾与大陆实现，这对于两岸人民与后代子孙的生活与福祉，至关重要。

对于马英九对于赴中行程非常兴奋，中国网友似乎并不买单，反而在网络发文质疑“本来对他在中山陵的发言还挺期待的，没想到只敢讲『和平』，连个『统一』都不敢说”、“马在任上，除了吸大陆的血，对推进祖国统一做过什么事？”、“不就是乡下人进城吗，台湾连我家小县城都不如”、“还要佔我们便宜，说什么孙中山对中国的贡献无人能及，放P（屁），坏种赶紧滚！”、“戏精马英九是自己安排这一出（齣），自己包车带人来演”、“老马未必识途，隻字不提统一，也是个老江湖骗子了”。另有网友称“马英九的热搜好像完全被压下来了”。

另据《TVBS》报道指出，由于马英九前往中山陵导致中山陵进行管制，也传出有场外民众不满被挡在陵外，现场呛声“马英九有什么了不起”，据指抗议民众后续已遭公安带离。

网民嚎叫：

naiyinxue 2023年03月28日 14:05

标题不符合事实。马英九的确提了中华民国，也说了孙中山曾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因为这都是历史，任何人甚至任何中国人在中国都可以这样说，老共绝对认可。但当马接着说，98年后，我也当了“这个”，就完完全全暴露了他 的软弱。他不敢顺理成章地说“98年后，我也成为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因为这是当下的历史事实，他就不敢直言不讳地说出来了，或是他从内心也认为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了。

ddcheat77 2023年03月28日 12:50

国民党失去权力，小马哥就没有底气。去大陆也是可怜兮兮的。不值得！

forfunny1 2023年03月28日 11:47

"孙中山也是个满脑子帝王思想的独裁者。"孙大炮也许有许多失误的地方（比如联俄），但，公平地说，中国近现代主要政治人物里面，他和蒋经国两人是最有平民思想、最没有帝王思想的人。

integrity001 2023年03月28日 10:05

“马”热脸亲上了冷P股。唉，国民党穷，有什么卖什么。

jyd 2023年03月28日 09:55

国民党现在沦落到只剩下亲共卖台，指望欺骗并打败他们的共产党在台湾政坛为他们扭转乾坤，恐怕是白日做梦。

cosomo123 2023年03月28日 09:37

中国现代化不需要任何狗屁主义， 什么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什么革命， 都是独裁政治的现代包装

lary 今天 07:47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比共产主义统一中国更现实和稳定。

cosomo123 2023年03月28日 09:35

对！

孙中山是卖国贼，石敬瑭第二，是中国20世纪一系列灾难包括日本侵华，45年内战，朝鲜战争， 反右大饥荒文革10年的始作俑者！没有他孙文勾结苏俄，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麻辣戈壁 9分钟前

孙中山也是个满脑子帝王思想的独裁者。

马列邪教共产党 2023年03月28日 09:18

数典忘祖的马英九，到中国认爹去了？

lary 2023年03月28日 07:47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比共产主义统一中国更现实和稳定。

bbc001 2023年03月28日 07:08

马英九曾提“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摩诃笨蛋 2023年03月28日 03:44

民众？恐怕都是群众演员吧？盼民国复归的谁不怕寻衅滋事啊！

g2j2 2023年03月27日 22:07

马总统定都回南京，续写中华民国篇章！

军爷 2023年03月27日 21:51

呵呵，这共匪国一堆黄俄屁民简直就是人类的垃圾，就吃俄爹的屎津津有味

谢选骏指出：“中华民国前总统”听起来怎么像是“前中华民国总统”呢？原来，中华民国已是丧家之犬，而不仅仅是一个流窜大陆的前总统。

【92、中华民国如何丢失外蒙】

《如何评价北洋将领徐树铮？为什么徐在当代的知名度不高？》（中国近代史 2020-03-13）报道：

徐树铮收复外蒙，为什么中学历史书上从不提及，现在也很少有人讨论？

随着发现历史真相的热潮涌起，北洋军政府也被重新认识，成为“最民主”的了。而正是在这个“大时代”下，精英们又发现了一个民族英雄——徐树铮！据媒体称，徐树铮乃“收复外蒙古的北洋名将”（凤凰网之中国近代史）、“收复外蒙古第一功——智勇将军”（陈钦编导的大型历史纪录片《北洋大时代》及其同名图书）。

然而，史实真的如此令人血脉偾张吗？既然称其为“收复外蒙古的北洋名将”，其所谓收复蒙古的战功为什么又不为人所知呢？

我想，还是从徐树铮出兵蒙古之前的背景说起吧。

民国之前，蒙古至少在名义上是归顺清政府的。民国初建后，清末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重新归于民国政府，而外蒙古的活佛和王公们却脱离了这一进程，开始宣布独立建国，军队包围了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中国官员被驱逐。

其后，在袁世凯民国政府时期，经过与沙俄多次谈判，并先后签订了《中俄声明》、《中俄蒙协约》，明确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不仅如此，1915年6月17日，陈箓被袁世凯任命为第一任都护使，兼任库伦办事大员，代表中国施行在外蒙古之宗主权。

很明显，外蒙已经承认其“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中国政府仍然“施行在外蒙古之宗主权”。其实，自有清以来，外蒙始终是保持类似高度自治状态的，而清政府对于外蒙总体上也是采取封王、和亲等类似安抚笼络政策。

因此，当时的外蒙基本上算是恢复了独立前的相对较强的“自治区”状态。

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宣布一切对外不平等条约，并断绝了对蒙古的外援支持。断了奶的蒙古在内忧外患之下，很快陷入财政困难、社会混乱境地，库伦当局难以自保，开始向民国政府求援。

1918年初，俄国新旧两党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激战，严重威胁恰克图安全。按照《中俄声明》、《中俄蒙协约》规定，中国政府不能在外蒙驻军，陈毅（此陈毅为接替陈箓的第二任中央驻库伦办事大员，非ＴＧ之陈毅）趁机劝说外蒙政府请求中央政府出兵。１９１８年５月２８日，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同意由内地调派骑兵两营、步兵一营，携带山炮、机枪，协助外蒙巩固边防。北京陆军部遂指派绥军骑兵第四团高在田所辖的两营部队从归绥（呼和浩特）出发，经察哈尔进入外蒙，第一批部队于9月14日抵达库伦。

自此，在得到外蒙首肯的情况下打破了《中俄蒙协约》关于“中国政府不能在外蒙驻军”的规定！

而此时的小徐在干什么呢？一边忙着组织“安福会”大搞国会贿选，一边忙着挑斗内战（与孙中山的护法军大打出手），中间还擅自杀了北洋元老陆建章！徐树铮如此狂妄跋扈，以致于连北洋政府前线大将吴佩孚都愤而声明：

“讵中央误听宵小（答者注：指徐树铮）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

一、此次国会新选举，政府以金钱大施运动，排除异己，援引同类，被选议员半皆恶劣，此等国会不但难望良好结果，且必以司法机关受行政指挥而等赘疣，极其流弊，卒以政府不受法律约束，伪造民意，实等专制，酿成全国叛乱，若再以武力平内乱，是惟恐亡之不速也。

二、我国对德奥宣战，若以兵力从事内争，重轻倒置，贻笑外人，日本乘我多难要求出兵，而丧权协定以成，内争不息，外患将不可图。

三、内争年余，军费全由抵借，以借款杀同胞，何异饮鸩止渴

……用人取德与才，不论党派，乃与此层相反，如傅以操切而祸湘，徐以违法而杀陆，政府赏罚倒置，而犹以叛逆责人，大张挞伐，岂得谓平！”

言归正传。

1919年春，谢苗诺夫等人策划在日本扶持之下成立“大蒙古国”，并于1919年6月上旬派代表逼迫库伦当局表态。此刻，外蒙会不会在日本人压力之下成为另一个朝鲜，实属难料。库伦当局焦虑不安，于1919年6月20日派“外交长”车林多尔济来向驻库大员陈毅报告情况，说明外蒙古当局“实属困难万分”，“虽未明言请兵，而已露求助之意”。（《1919年6月20日收驻库大员（陈毅）电》，《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年至1919年》第415—416页）

北京政府则根据外蒙古局势变化，于6月13日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主管增兵外蒙古事宜。陈毅在与车林多尔济的谈话中了解到外蒙古当局的意向，立即抓住时机与外蒙古当局磋商增兵问题，“晓以利害，解释种种疑虑”。6月28日，外蒙古当局就增兵事答复陈毅：“业经密商，佥称倚仰日人外援，将来必受其残毒手段。与布人联合成国，布人必喧宾夺主，万不可从。现在事机已迫，惟有一致依赖中央，求发大军援救。议决后回禀活佛，深为喻许，意尤坚定……至此次进兵，即以面商为定，不用公文，以防泄漏机密。外蒙既无他心，求助中央，有何交涉可言，有何境界可言，惟盼来军愈多愈速为妙。”，陈毅据此提出建议：“大兵入境后，蒙事前途或可借此解决，永奠蒙局！”并恳请北京政府“立排困难，积极进行，速派重兵进入外蒙”。（《1919年6月29日收驻库大员（陈毅）电》，《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年至1919年》第419—420页）。

在此情形之下，外蒙取消“自治”形势一片大好，倘若北洋政府能够妥善处理此事，也不至于落到今日海棠叶残，金瓯痛缺的局面了！

然而，尽管外蒙当局和陈毅都恳请“速派重兵进入外蒙”，当时边防军共有３个师零４个旅的兵力，徐树铮却直到１９１９年９月份才向外蒙派去了褚其祥所辖第三混成旅（驻宣化）的第七团而已。而徐树铮本人呢，直到北京政府驻兵外蒙一个月后，才于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２９日才姗姗来到库伦视察驻蒙军队！

明明是外蒙当局和陈毅恳请“速派重兵进入外蒙”，而小徐不过是前往库伦视察驻兵，竟然成了智勇双全收复蒙古的名将，实在是可笑之至——古今中外有这样收复领土的名将吗？！

不仅如此，更令人可恼的是，虽然在徐树铮动身前，北京国务院一再叮嘱他“筹边使所部军队对蒙方并无直接责任，蒙事仍由都护使完全负责”，但其始终不改嚣张跋扈本性，一抵达库伦就对陈毅百般挑剔。就在北洋国务院经过讨论决定外蒙撤治之事仍由陈毅主持的情形之下，徐树铮竟然擅自下令在都护使衙门外设立岗哨，限制陈毅的人身自由。

１９１９年９月底，陈毅已经与外蒙当局拟定了《外蒙取消自治后中央待遇及外蒙善后条例》草案，并经北京政府核定，只是库伦当局内部王公派和喇嘛派就个别条款有争议，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双方正在谈判过程之中。

可是，徐树铮却罔顾现实，极力反对《条例》，要求将外蒙行省化。完全无视了行省化最大的受害者恰恰最为积极支持取消自治的外蒙王公！

更为恶劣的是，尽管《外蒙取消自治后中央待遇及外蒙善后条例》已经北京政府核定，徐树铮却一意孤行，在没有请示任何人的情况之下予以否定，并提出了自己拟定的八项对蒙新条款。甚至于1919年11月14日晚上亲自带兵前往外蒙“总理”巴特玛多尔济的住处，强迫其签字确认，遭到巴特玛多尔济断然拒绝。

试想一下，即便是今天，中央政府敢不敢猝然取消新疆、西藏、内蒙自治区自治？敢不敢动辄废除对自治区的种种优惠政策？安抚笼络了这么多年，尚且如此。对于一个首鼠两端的外蒙当局而言，采取如此激进鲁莽之策后果会是怎样呢？！

当然，先斩后奏也是小徐跋扈本性使然。当年明目张胆枪杀陆建章，连其恩主段祺瑞都大惊失色，最终也遭致段祺瑞倒台！

次日，外蒙方面召开官府会议，最终在陈毅的劝导之下，外蒙方面同意了先撤销自治，然后再和中央商定各项优待条件。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１７日，外蒙撤治的请愿公文递交到了陈毅的都护使衙门，签名者以巴特玛多尔济领头，外蒙各部总长次长联名副署。11月22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令，正式接受外蒙撤治请求。

可以说，真正为取消外蒙自治做出突出贡献的民族英雄应当是北京政府都护使兼库伦办事大员陈毅，而不是什么摘果子的徐树铮！

外蒙古之所以在1911年宣布“独立”，是因为他们认为清廷的政策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在磋商取消“自治”过程中，外蒙最担心的事是取消“自治”后本身利益受损，外蒙之所以对《善后条例》有争议，就是想保证权益的最大化。而徐树铮所提出的“八项条款”则将外蒙权益较《善后条例》更加笼统虚化，甚至强化了直接管理外蒙的倾向。

在当时微妙局势之下，也正是徐树铮这种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却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人心，外蒙统治集团本来就有一些人不愿意取消“自治”，徐树铮以武力胁迫库伦当局呈请取消“自治”，根本不提保障蒙人权利，使得原本倡议取消“自治”的蒙古王公转向了北京政府的对立面，怎么不招致外蒙统治集团一致反对？

应当说，徐树铮力促外蒙古取消“自治”是正确之举，但他擅自废除《外蒙取消自治后中央待遇及外蒙善后条例》是极其恶劣的行为，反而让外蒙撤治的中坚力量和喇嘛们联合起来对抗中央。正是其蛮横无理的行径，将外蒙人心彻底推向对立面，中国政府因此失去了外蒙政治集团当中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倘若段祺瑞和徐树铮真的是出于保家卫国的目的而采取强硬措施的话，蒙古取消“自治”之后，肯定要将蒙古置于边防军控制之下吧，其实却不然。

蒙古取消“自治”之后不久，蒙古上层王公就向中国驻军发难。当时，旧俄白党恩琴的军队起初也只有大约800人，装备6门大炮、20挺机枪而已。在外蒙王公喇嘛动员蒙古民众加入恩琴军队以后，恩琴军队兵力迅速增加。可即便如此，到1921年5月底，恩琴的军队才发展到1.1万多人。

而1921年2月库伦陷落时该城的中国中央政府军尚有4000人。而当时，中国奉系、直系军阀的军队各以十万计，倘若这些将领拿出其1/10的兵力，对付丧家之犬恩琴匪帮，可谓胜券在握！

可是，不管是皖系的段祺瑞，还是奉系张作霖，都不愿意因此消弱自己集团实力，纷纷以缺乏军费军械相推托，拒绝承担驱逐消灭恩琴匪帮的使命，从1919年10月至1921年3月，由中国内地派到库伦的增援部队只有区区几百人！

面对外蒙军队大举进攻，1921年3月后，中国政府军战败撤离买卖城，从此中国军队再没有进入外蒙古！

本来不过是一个“自治”的外蒙，硬是在徐树铮高压胁迫之下，彻底脱离了中央政府的版图，其罪千刀万剐也不为过！

对于这一个不识大体、恣意妄为、贪人之功、欺世盗名，严重破坏外蒙回归过程的军棍徐树铮，也好意思称其为“武力收复蒙古的民族英雄”？

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英雄埋没，竖子成名，这些砖家叫兽们不把人民的脑子搞乱，不把是否的观念弄混是誓不罢休的！！

2015年8月3日补充说明：

外蒙独立是一个长期的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立国基础不稳（满清与外蒙——即漠北蒙古——关系为结盟而非臣服），晚清盘剥埋下祸根，辛亥革命触发分离，树铮莽撞丧失人心，日俄幕后博弈推动，盟国分赃洗牌（雅尔塔协定），外蒙公投独立，国民政府签约认可，ＴＧ接盘确认，外蒙入联国际认可（1961年10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以9票赞成，0票反对和1票弃权推荐外蒙古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华民国放弃否决权。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1630号决议，接纳外蒙古加入联合国）。

外蒙独立当然不能全部归罪于徐树铮，然而其令蒙古高层的向心力全数丧尽之害绝对不可忽视！某些所谓学者文人对其肆意吹捧，到底意图何在？

编辑于 2018-03-11 03:43

气吞万里如虎

徐树铮，是人才，是段祺瑞的绝对心腹和灵魂。徐树铮确有才，文武兼备。对于传统儒家经典非常熟悉，又留学日本，经受了明治时代日本陆军的残酷训练。徐树铮记忆力超群，过目不忘，能手脑并用，丝毫不影响。因为其有才，自然也有些目中无人，飞扬跋扈。除了段祺瑞，任何人皆不入眼。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黎元洪、曹锟、张作霖等当时的大佬们都知道徐树铮有才，爱其才但也厌恶他的跋扈。徐树铮越能干越成功，也就树敌越多。即便同为皖系大将、段祺瑞心腹的靳云鹏，也对徐树铮十分不满，最后使得靳云鹏也背离了皖系。

徐树铮在收复外蒙古后，就计划开发外蒙古，在军事方面首先派兵驻俄界。1920.1俄蒙边境后营子地方俄国白匪、红军两党发生激烈战争，白匪常常逃入外蒙古，红军有时也追击白匪入境幵战，“为了维护边局，固我藩篱，”，徐树挣毅然派李垣为正司令、高在田为副司令率兵三营开驻中俄边境后营子地方，并声明维持地方秩序，对俄国新旧两党持中立主义，“两无偏袒，不许两党在中国军队驻扎处遽行开战。1月19日，徐树铮还乘坐汽车亲自前往恰克图视察防兵备。为避免“蒙人多猜”，徐树铮认为“与其突增多兵，俾相惊惧”，“不如早日兴办工商垦矿各业，俾知亲附”因此虽然徐树铮前后三次入蒙，但所带兵力不多，共计不超过一万人。他想等各业稍具规模，然后再陆续增兵，以资保护。为内镇人心，外阻边患，徐树铮计划在外蒙主要战略要地驻军。七旅，其中具体部署为：克鲁伦河及恰克图共两旅，库伦一旅，唐努乌梁海一旅，科布多及乌里雅苏台共两旅，乌得及萨尔乌苏共一旅。为适应外蒙地区的情况，各旅部队必须增加骑兵，减少步兵。兵士除战备训练外，还可在宜垦地区实行屯田。他还计划分结土兵每人一份土地，并由内地选择二十岁左右的女子，送至外蒙古与土兵结婚，使每营的土兵都成为当地的居民。

获悉徐树铮被杀，“不可一日无又铮”的段祺瑞“因悲痛愤怒之大剌激，立即晕昏气闭，经左右救醒后，又复顿足大哭，旋又气闭，如是者竟有三四次之多”。段祺瑞公馆的管家王楚卿说段这次“动了真气”，跟段多年的人都说：“跟老头子这么久，还没有见过他这么伤心呢！”段祺瑞后悔当初没有竭力阻止徐树铮进京。

徐树铮是段祺瑞唯一信任的人。多少年后，段的家人在祭祀祖先时，还要摆上徐树铮的灵位，给徐树铮的灵位磕头，这是段祺瑞嘱附家人的。徐的死对段祺瑞的打击太大了。徐树铮对段祺瑞忠心耿耿，为他鞍前马后、出谋划策，尽力辅佐。段也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对徐也是深信不疑，二人的相互信任和相互感情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有人说段祺瑞与徐树铮就穿着连裆裤，是一而二，二而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疆省议会更形象地比喻“段祺瑞为出头露面之徐树静，徐树铮为自形随影之段祺瑞”。

徐树铮是段祺瑞的肝胆。段祺瑞位高望重，在袁世凯死后，北洋系统中，以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和王士珍资格最老。王士珍才能最高，但对清室有较深的感情，而且为人生性淡薄，对军政事务关注度有限。冯国璋有能力有野心，但去世的早，这样就剩下了段祺瑞和徐世昌。徐世昌是文人出身，两朝宰辅有水晶狐狸之称，不过在那个乱世，徐世昌对军队的影响力有限。比较而言，段祺瑞对军队的影响力很强。民国成立后，段祺瑞基本就是袁世凯政府的陆军总长，后来又出任国务院总理兼任陆军总长，对军队的影响力很强，北洋新生代的将领多是段祺瑞的学生。段祺瑞位高望重，但为人较为懒散，不喜欢具体繁琐的事务，而徐树铮则长于具体谋划，正好弥补了段祺瑞的不足，二人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段祺瑞为了徐树铮，不惜得罪了许多人，甚至同为自己亲信的靳云鹏，而徐树铮为了段祺瑞，也确实是不顾一切了。没有段祺瑞做后台极力支持，徐树铮资望有限，恐怕没多少人买他的账。没有徐树铮为段祺瑞鞍前马后的出谋划策，段祺瑞也难以成事，所以二人浑然一体。日后徐树铮被杀，段祺瑞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心腹了，也再没有人对其那么忠心耿耿了，段祺瑞也就基本上默默无闻的度过了一生。

段祺瑞和徐树铮都是军人出身，也都有过留学的经历。段祺瑞留学过德国，徐树铮留学过日本。日本陆军也是学德国建立的。二人在执政时代都主张对日交好，以先谋求国家统一。但是内心中，段祺瑞和徐树铮对日本是有仇恨心理的。徐树铮训练参战军和西北边防军，就说以后的主要目标是日本。在二十一条谈判时，段祺瑞是陆军总长，就秘密调兵谋求抵抗。日后华北危机时候，日本希望能拉拢段祺瑞出山，段祺瑞就不断批评日本，而且拒绝与日本合作，并南下上海，避免被日本要挟，也保持了自己的晚节。

编辑于 2018-10-24 22:41

生物学话题下的优秀答主

收复西藏的赵尔丰是爱国将领，为什么被人们遗忘?

发布于 2013-09-23 11:03

时拾史事

那些你从别的地方看不到的历史八卦，展现历史最生动的细节。

当清廷面对退位犹豫不决时，徐树铮以一封电文威胁清廷退位；当袁世凯重建帝制时，徐树铮表示反对；当张勋宣布复辟时，徐树铮策动讨伐。曾经的外蒙古还是中国领土的时候，外蒙古曾借机独立，徐树铮以一己之力让外蒙古中止了独立。

他对近代历史的影响如此深远，可他却鲜为人知。这样的人物不应该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对徐树铮事迹的再次发掘，能让我们更加真实地触摸到北洋的那段历史。

阴谋家

如果没有徐树铮，段祺瑞就不会成功地实现三造共和。他们二者的关系就如曹操与郭嘉、刘备与诸葛亮、孙权与周瑜，堪称北洋时期的最佳搭档。

徐树铮是江苏萧县人，他7岁的时候已经能写诗，13岁的年龄就已经高中秀才，是当之无愧的神童。

1901年，徐树铮到济南谋求出路，他给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献上了心中所学，可是袁世凯看不上徐树铮的能力。徐树铮只好找了一家客栈歇息，恰巧遇上了段祺瑞。段祺瑞看出了徐树铮的才华和能力，于是将他收入麾下。

段祺瑞对徐树铮寄予厚望，于是将他送到日本士官学校进行深造。五年之后，徐树铮带着满腹的学识回到了段祺瑞身边。两人联手，开始了三造共和之路。

一造共和：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袁世凯一头震慑革命党，一头拿捏清廷的统治。历史波诡云谲之际，徐树铮为段祺瑞献上了先声夺人之策。他亲自给替段祺瑞向清廷发了一封电文，内容如下："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清廷如不速断，则江海尽失，势成坐忘。"

正是因为有了徐树铮执笔、段祺瑞领衔的劝退电文，清廷彻底陷入了绝望之中。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眼看大势已去，便颁布了退位诏书，清廷的统治自此彻底成为了历史。

二造共和：当袁世凯准备称帝之时，段祺瑞不知道该选择支持还是反对。这时徐树铮站了出来，他劝谏段祺瑞选择抵制。于是段祺瑞三次觐见袁世凯，让袁世凯放弃称帝的想法，并对袁世凯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受总统数十年知遇之恩，不敢不直言奉上，此时悬崖勒马尚可挽救，否则就悔之晚矣。"

袁世凯气急之下，罢免了段祺瑞的官职。当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重病卧床，他才想起段祺瑞曾经的良苦用心。于是他在弥留之际召见了段祺瑞，并发表通电，宣告结束帝制。不久之后，袁世凯病逝，段祺瑞以国务总理的身份收拾残局。

三造共和：共和国早期的权利划分不明确，导致总统与总理存在着诸多矛盾，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与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集团之间的关系变得水深火热。黎元洪抢先抓住机会，夺去了段祺瑞与徐树铮的职位。徐树铮为了挽救段祺瑞衰败的局面，给段祺瑞献上了驱虎吞狼之策。

他让段祺瑞先支持张勋踏上复辟之路，然后借用张勋的权势将黎元洪逼上死路。黎元洪最终被赶下了权力的舞台，紧接着徐树铮又让段祺瑞调转枪头，讨伐张勋。讨伐成功之后，徐树铮与段祺瑞再次回到了权力的舞台。

徐树铮在三造共和中的谋划，展现了一名政客超高的纵横才能，这也是他被人所诟病的原因。他为了以段祺瑞为首的集团利益，搅动着历史的风云，争取着集团利益的最大化。总体而言，三造共和推动着中国迈进近代化，利大于弊。然而徐树铮的出发点是站在段祺瑞的角度，不是站在整个国家的角度，他自然会被人诟病。

真英雄

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趁我国正值多事之秋，便唆使外蒙独立。1912年2月5日，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在沙俄的支持下，于库伦（今乌兰巴托）建立所谓的"大蒙古国"。1913年11月2日，当时的北京政府发布了《中俄声明文件》，承认外蒙拥有独立的自治权。

之后沙俄为了进一步控制住外蒙区域，又趁势与我国签订了《恰克图协定》。外蒙古长期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外蒙古的独立无疑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挑战。徐树铮看出了其中的严重性，他早在1912年的时候，就写了一封《致靳云鹏》的信："外蒙一去，内蒙震动；蒙不安，奉必危；奉危，滇藏必牵动。藩厅一撤，瞬即豆剖瓜分矣，安得不背城借一作孤注之想乎！"

孙中山先生也曾致电袁世凯，让其千万不要承认外蒙的独立。无数的党派人士、青年学子也纷纷站出来，不承认外蒙的独立。可是话语权不是靠说出来的，而是真枪实弹打出来的，舆论根本不可能阻止外蒙独立。

在此危难之际，徐树铮构思了一份《西北筹边大纲》。当时的国务会议十分支持徐树铮的想法，于是在1919年6月13日，将西北筹边使的职位授予徐树铮，并让他兼任西北边防总司令。徐树铮在得到国家支持之后，便展开了收复外蒙之路。

徐树铮抵达库伦之后，他首先以外蒙总理兼内务总长巴特玛多尔济作为突破口。他了解到外蒙总理与外蒙活佛之间存着着很深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利益的多寡。按照清廷曾经的制度，外蒙王公负责政治板块，喇嘛则负责宗教板块，他们二者间的权益没有冲突。但是当活佛哲布尊丹巴称帝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喇嘛的权利扩张，王公权益受损。

权益受损的王公们自然不愿意接受活佛的统治，他们更希望外蒙取消独立，那么他们的权益就不会被喇嘛所压制。徐树铮明白这一点之后，很快就取得了以外蒙总理为首的王公们的支持。

有了这些支持后，他立即向外蒙政府展示了自己的立场："外蒙为我国领土，我身为外蒙长官，有弹压地面之责，不能坐视。"

外蒙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重新考虑外蒙独立的做法。徐树铮等待一日之后，眼看外蒙政府还未商量出结果，于是下了最后通牒："宽限一日，夜晚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执事虽老，亦当随行。"

这份赤裸裸的威胁打得外蒙活佛措手不及，他万万没有想到徐树铮如此刚猛。活佛为了自身的安全，不得不于1919年11月17日取消自治的做法。紧接着当天下午，徐树铮宣告西北筹边使公署在库伦正式成立。

同一年的11月22日，北京政府发布了《大总统令》，支持外蒙取消自立的决定。24日，外交部照会俄使，取消中俄蒙协约，外蒙古再次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一场危机就此解除。

徐树铮深知唯有治理好外蒙古，才能防止外蒙古再次独立。于是他依照《西北筹边办法大纲》，大力发展外蒙古的交通、采矿、教育、垦牧等多个行业。他筹办了外蒙第一份报纸——《朔方日报》，第一家近代化银行——边业银行，还在库伦首创医院，聘请外籍医生主治。

徐树铮经略外蒙，厥功甚伟，他得到了大多数外蒙人的尊敬与爱戴。孙中山先生也对徐树铮收复外蒙的功绩表示肯定："吾国久无陈汤、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之不已。"还说道："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多年之后的徐树铮被任命为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并带领考察团向各国表示访问。徐树铮归国之后，于1925年12月29日乘坐专车离开北京南下。在徐树铮南下之际，段祺瑞却在自己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张匿名的纸条，上面清晰地写着："又铮万不可南去，去必死"。

段祺瑞立即派人将纸条交给了徐树铮，徐树铮看过纸条后却说道："何人阻我，我岂信此谰言？"当徐树铮途经京津间廊坊车站时，阴谋的圈套就此形成，张之江派人劫持了徐树铮，而张之江是冯玉祥的部下。不久之后，徐树铮便惨遭杀害。而他被杀害的主要原因是：他曾在1918年6月15日，暗杀了冯玉祥的恩师陆建章。

45岁的徐树铮就此结束了充满争议的一生。

自古以来，收复领土的人都被称为"民族英雄"。但是没有一位民族英雄像徐树铮这般，毁誉参半。他究竟能不能当上"民族英雄"四个字，留于后人评说吧。

谢选骏指出：人问“如何评价北洋将领徐树铮？为什么徐在当代的知名度不高？”——我看这是由于国共两党掩耳盗铃，企图逃避历史的追责。国共两党在“抗战胜利”以后，先后出卖了外蒙主权，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谓无耻！也由此可见，抗日战争，既不是国民党赢得的，更不是共产党赢得的，而是根本输掉了！因为在抗战之前，外蒙独立并未获得国际承认，只有日本和苏联互相承认伪蒙和伪满。在我看来，统一的中国，起码是“收回外蒙的中国”。姑且不论能否统一日本。

【93、中华民国制造了中共】

《共产党害怕中华民国 制造台独煽动对立》（2015年9月17日新闻）报道：

旅美大陆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教授日前访台发表新书《中国命运与台湾前途》并在台北专题演讲。他表示，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是正统，苏联扶植的中共是马列中国；中共知道其政权没有历史合法性，所以只能靠挑拨制造对立来乱台湾，两岸争议的关键不在“统独”，而是民主对抗专制的关系；他呼吁台湾人民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用民主对抗专制，而不是用独立对抗统一。

辛灏年表示，抗战的中流砥柱应该是国民党，并非共产党。中共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篡权夺国，也就是在蒋介石领导全面抗战的八年当中，毛泽东借助苏共的帮助下，“ 一年消极对日抗战、七年专打国军”，三十年代当中从叛变夺来的政权。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中共终于窃据了整个中国大陆，中国在国家的形式上出现了台海分裂，一个国家变成了两个国号、两个不同的地区，之后海峡两岸形成了两个政治区域，也就是民主制度与独裁专制的对抗。

中华民国与台湾的关系

对于“中华民国与台湾的关系”，辛灏年表示，有人认识不清。他说，这是传承共和和实践共和的关系。因为在台北总统府上面，飘扬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国号仍然是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这是传承共和的关系。而蒋介石把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带到台湾，实行土地改革和县以下选举，走向宪政时期──还政于民，就是实践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共和理想。

对于有人质疑蒋介石在台湾搞白色恐怖、威权、独裁，辛灏年说，在当年极其危险的环境中有其历史背景，蒋介石整肃匪谍，保卫台湾免受共产党的红色恐怖，若非他保卫了台湾，共产党来了，台湾真不知道要死多少人。他说，在大陆红色恐怖，“中国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留在大陆的人员，有460万人在短短1年间被共产党全部杀光！大陆的土改，260万地主富农，被共产党全部枪决；红色恐怖非白色恐怖所能比拟。”

辛灏年说，1945年二战日本打败，当时台湾人民有3种选择，包括接受中华民国或坚持成为日本国的台湾人；或是台湾人起来建国把蒋介石打回大陆去；但台湾人民选择了中华民国，也支撑了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1949年大陆沦陷蒋介石退守台湾，蒋介石、蒋经国领导土地改革经济发展，解严开放党禁、报禁，台湾成为先进民主地区之一，中华民国先进繁荣这是台湾人民的功劳。

共产党制造“台独”煽动台湾族群对立

他说，中国共产党就是台独的制造者，曾经遇到几位当年反对国民党的所谓台独人士，他们很老实地说，当年闹台独，就是要把蒋介石推翻，配合共产党“解放台湾”。过去共产党是支援“台独”来推翻国民党，近年则统战拉拢国民党反对“台独”。共产党制造台湾族群对立，到今天为止，已经叫做拉拢“泛蓝”来反对“泛绿”了。

他表示，大家都以为共产党非常反“台独”，“台独”也很反对中共的马列中国。事实不然，没有“台独”在台湾推动所谓的“台独”进程，全世界的华侨不会因为反“台独”而糊里糊涂地走到了马列中国的五星红旗之下。反过来，“台独”闹得越急，共产党就越能高举一杆“假民族主义”大旗，在海外进行统战。这是互相关联、互依存的关系。

“共产党让台湾人不关心中国的问题”，他说，今天台湾“泛蓝”、“泛绿”，他们除了争权之外，一个核心的问题，不也还是“统”、“独”观念形成的差异和冲突吗？而“统一”的煽动仍在继续。一次次的中共军演，恐吓威胁；一批批的台湾政要还乡，糖衣统战。 台湾统独问题已成为中共挑动民族主义情绪、以转移大陆国内矛盾的手段。

辛灏年表示，中华民国的国父是孙中山，但“台独”不要“三民主义”，因为“台独”的去中国化是不要民族主义。所以，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认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传承它、捍卫它；不认马列中国，不认那个马列党族的国家，是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的第一个最应该的选择。

针对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参加中共阅兵，旅美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9月5日说，连战曾担任过副总统，所有的言行都代表了中华民国，此行无疑是帮助共产党领导抗日的说法圆谎，他呼吁国民党必须严正看待此事。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台独问题

“孙中山一辈子的奋斗就是为民主而奋斗。”他表示，站在“民权主义”的立场上，台湾就要支援大陆人民，起码是关心大陆人民对民主的追求，支援和关心大陆人民推翻共产专制复辟，重建一个民主中国。

他说，站在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立场上，要公开地、坚定地支援中国大陆人民反对专制的共产腐败制度。同时，也要在台湾反对用贪污来腐化民主的台湾。他感慨，但是台湾今天却有很危险的倾向。第一个倾向是有一批爱中华民国、爱孙中山的人，禁不住共产党的糖衣炮弹。他们“宁予中共，不予台独”，就是他们宁肯把台湾送给共产党，也不送给“台独”。

海外“光复民国（大陆）工作委员会”组织的创办人辛灏年日前在立法院召开座谈会：“从‘抗战建国’‘中华民国宪法’至当代大陆民主复国运动、‘民国热’——兼谈中国大陆民主化的本土化和吸取台湾宪政经验”，学者及参加座谈会的与会人士会后合影留念。

他提醒，共产党统治的大陆，思想上是马列中国，它怕两个东西，它怕中华民国，它怕那个现在的国民党。因为中华民国是正统，是现代进步民主中国的正统，而国民党的蒋介石曾经是这个正统的创造者和捍卫者。辛灏年也强调，如果有把台湾送给共产党的这个心态，不但不能买到大陆人民的好，而且你会葬送台湾人民。国民党人们，如果连中华民国和“三民主义”都可以卖，那就是你们对自己历史和党魂的背叛。

“第二个倾向‘台独’，是个破碎的梦”，辛灏年表示，你走不出去的。你除了能搞乱台湾，引爆族群斗争，搞得共产党能举起“民族主义”大旗，到处搞统战以外，你走不出去的。破碎的梦最好还是不要做。“台独问题”实际上是中共在大陆的专制统治和两岸分裂分治的结果，没了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台独问题，一切将会迎刃而解。

中共企图消灭中华民国

辛灏年也称赞中华民国百年来坚守民主的作为，在台湾无论政府做的如何，人民都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也可以用选票制裁执政党。“台湾近年的选举水平越来越高，也渐渐摆脱蓝绿意识型态的选举模式，进步非常大。”

他强调，共产党巴不得台湾乱，只要搞乱台湾、分化人民，对共产党才有利。台湾人民面对的根本威胁是中共，两岸是民主与专制对抗的关系，这是掩盖不了的事实。中共在台湾挑起“统独之争”目的是消灭中华民国。台湾人民应看清中共的企图，化解族群和“蓝绿”对立，坚守中华民国的国号和宪政法统，增强对中华民国的信念，不应对中共抱持幻想。

台湾蓝绿应支持中国人民反共保卫国家

共产党统治大陆60多年，经过历次政治运动，8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辛灏年表示，中国人民反思文革、反右、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一直到1985年，中共为了统战国民党，大陆人民终于反思到了“究竟抗战是谁领导打的？”在中共专制统治下民怨沸腾，去年大陆共发生26万起群体性抗暴事件，中国人已经觉醒从心里唾弃共产党。

他说，一位解放军上将友人曾托人向他转达，“中国只有一个正统，这个正统就是中华民国，要他一定要坚持下去”，这就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心声。他也举一例，中国2亿8,500万农民工住的房子不像人住的，连孩子上学的权利都没有，成了中国城市里的贱民，都是中国巨大的不安定因素。今天你问中国人民，只要他敢说，一定都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甚至说‘反共是做人的底线，你不反共连人都不是’。”

“台湾已成为先进的民主地区”，他认为不应苟且偷安、偏安一隅，否则就经不起中共的胁迫。辛灏年建议“台湾与中国大陆人民在感情上，联系在一起，同情大陆人民的追求，赞赏大陆人民的反抗，一起来协助中国走向民主，对抗中共专制对两岸民主的威胁，也就是捍卫中华民国、保护台湾人民，反制中共威胁的最好方式”。

谢选骏指出：上文捏造了种种的谬论胡说，都是为了从台湾乞讨获得经费资助……但却掩盖不了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华民国制造了中共，是孙文的联俄容共引导了神州的陆沉。所以，回顾往事，这就像“是明朝制造了满清”——所以“反清复明”一再失败，“回头”永远是死路一条、断不可行也。换言之，如果明朝复辟了，那么清朝还会来的；如果民国回到大陆，共产党也会再来。所以，“反清复明”，“反共复国”，纯属瞎折腾也，纯属来来回回地骗经费。

【94、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后清不是后明】

《马云们不是东林党 习近平很像崇祯》（上报 2021-05-24）报道：

中国业界颇具盛名的富豪俱乐部，北有柳传志的“泰山会”，南有马云的“江南会”，现在江南会形同消亡。

郑中原评论文章：马云创办的杭州湖畔大学，大门口的校名石刻近日被用火清除，并证实已改名为湖畔创研中心。此事在网路上很火爆，许多人立刻联想到了“东林党被整”。但放到明朝，马云们是东林党吗？当今习近平又会是万历帝或天启帝？

自从马云去年底在上海外滩向金融监管开炮，直指银行是当铺，痛斥中国金融没有系统，引发中共高层震怒，权力之手掀起巨浪衝击了整个阿里巴巴帝国。蚂蚁集团的IPO上市计画紧急叫停，并强制“整改”，阿里巴巴本身被处巨额罚款，蚂蚁金服、支付宝、湖畔大学，还有旗下新媒体统统受到官方排挤和打压，不在话下。

马云的湖畔大学被转“姓习” 

配合这次湖畔大学被整肃，中共官方还刚刚修订条例对私立学校强化党控，在当前所谓“两个维护”政治氛围下，私校也姓党，无非就是要姓习。

位于阿里巴巴创业地的杭州湖畔花园小区的湖畔大学，前身为马云名下私人会所“江南会”，2015年创立，由马云、冯仑、郭广昌、史玉柱、渖国军、钱颖一、蔡洪滨、邵晓锋等8人作为第一批校董事会成员，马云担任第一任校长。

湖畔大学招生最基本的门槛是：创业3年以上的企业家、年营收超过人民币3000万、企业3年缴税证明，公司超过30人、3位推荐人均为大公司的董事长或CEO。学费总共人民币36万，学制为3年（2年集中学习，1年追踪期）。马云声称，不是培养企业家如何创业，而是传授企业如何能够活过30年。

现在知名的学员包括诸多行业大咖，如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文、逻辑思维的罗振宇、快手CEO宿华、饿了麽CEO张旭豪、俏江南的汪小菲、立白集团的陈丹霞等。

这次湖畔大学出事，让人马上联想到东林党，皆因英媒《金融时报》4月报导湖畔大学招生被叫停时，援引消息人士说，中共高层担心湖畔大学像明朝东林书院那样聚集一些志同道合的思想家，威胁到中共政权。

马云的这个圈子，被指认如同东林党，并非首次，早在2017年就有题为“马云湖畔大学，极其危险的政治讯号”的文章在网路流传，指其是因引发政争导致明朝灭亡的东林书院，又称之为“马云黄埔军校”，暗示其野心不小。随后柳传志发文为湖畔大学正名，解释马云实是为了百年树人大计。

马云的圈子还真不是东林党

史料记述，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文官为主、各省仕林相依附而成的一个儒家政治集团。雏形是徐阶的“江南官僚集团”，于万历年间初见（《明史．孙丕扬传》说：“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东林”二字取自于顾宪成讲学之东林书院，是为东林党之先声。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明神宗在位时，以顾宪成和高攀龙为首的学者重修宋儒杨中立主讲的东林书院，并在此讲学。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会期各3天。该书院聚集了在朝在野的各种势力，师生于讲学之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形成了所谓“东林党人”群体，对朝政产生了重大影响。

到天启年间，由于东林党人指责朝政有“奸臣”，触动当时专权阉党的魏忠贤。天启五年（1625年），明熹宗下诏，烧燬全国书院，东林书院被毁。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六君子遭到杀害或被迫自尽。天启六年（1626年）高攀龙、周起元、黄尊素等东林七贤也遭到杀害或被迫自尽，直至天启七年（1627年），崇祯帝（思宗）即位，贬斥了大量阉党官僚，魏忠贤被迫自杀。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下令平反东林党，修复东林书院。但在斩杀袁崇焕后，东林党的声势又告衰落。阉党势力复起。

明朝东林党冒起的政局背景是，万历中叶开始，明朝帝国走向衰落，内忧外患不断，统治者昏庸腐败，大厦将倾，那些忧国忧民之士，因个人之力毕竟有限，自发“抱团”议政影响政局。东林党在历史上与阉党对立，有一定的正面意义，尽管有人认为东林朋党之争加速了明朝的败亡。

但马云们背后的势力与东林党不同，其实是现任党魁习近平的前朝势力。

1989年六四事件中上台的江泽民，其当政时以腐败治国，官商勾结尤其盛行，胡锦涛继任党魁后实际上也是江派人马为主在暗控朝政。在全党腐败中，大批商人背靠中共高官权贵发迹，当中包括了马云。

湖畔大学最近疑被视同“反党组织”，其实是反习，是前朝政商势力的反习。

习近平在今年1月下旬的中纪委全会上直指“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威胁党和国家政治安全”。党媒又狠批一些人结成腐败利益集团，妄图窃取国家权力，释出不寻常信号。

中国业界原来颇具盛名的富豪俱乐部，北有柳传志的“泰山会”，南有马云的“江南会”。在肃杀氛围下，泰山会早前已经传出解散，现在江南会也形同消亡。当然类似湖畔大学的还有马化腾的青腾大学和李彦宏的“百度长江学堂”，也必然会被加强党控。

马云据传与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交情匪浅。外媒报导，中共长期调查马云创办的蚂蚁集团股权结构，发现江泽民孙子江志成、江派前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女婿李伯潭等太子党，均为蚂蚁集团幕后投资者。其他股东还包括一些亲江派的企业人士。这一点使马云很容易被类比明天集团创办人肖建华，也是中共权贵家族的洗钱工具。中共打压马云，一方面是现当局不再信任马云这类红色资本家，另一个方面更是因为马云捲入党内权斗。

不止如此，阿里巴巴主掌著新媒体王国，持有新浪微博、bilibili（哔哩哔哩）等在中国社群平台，亦持有中国媒体《第一财经》、《虎嗅网》和《商业评论》等，并在2017年收购香港老牌英文报纸《南华早报》。

《南华早报》虽说不全姓党，却历来被认为是中共江派曾庆红背景。在中共十九大前的高层权斗敏感期，该媒体就曾报导习近平的铁杆重臣栗战书家族在港资产运作内情，之后又突撤稿致歉，估计也是因为触怒了习派。

湖畔大学作为马云系产业的重要一环，和其握有《南华早报》一样，极具象征意义。如果真有现代版东林党，前者是马云系的党校，后者则是其党的喉舌。

马云也算是敢说话的民营企业家，在中共严控的环境下，表面上看，他并没有太多公开议政的情况。相对于任志强被称“大炮”，马云只算是“小炮”，其遭中共打压，有不幸的一面。然而马云本身也是共产党员，一路上也早有利用科技协助中共当局打压异见人士。其在红朝发迹，因捲入中共内斗，使事件变得複杂难解。马云背地里有没有参与金融政变之类，不得而知。

另外，马云被打，属于习近平直接出手整肃前朝势力的一部分。与东林党陷入与专权的阉党之间的政争大不同。

故此，放到明朝，马云们还不是东林党。

习不是万历帝或天启帝　 

作为中共红朝的现主政者习近平，当然也不像怠政偷懒长达三十年的万历帝。如今“定于一尊”的习也不会是被宦官弄权的天启帝。习倒像极了明朝最后一帝崇祯。大抵说几方面。

崇祯帝上来就整肃魏忠贤阉党，即位第二年对东林党进行了平反。

习近平一上台就以反腐清洗江派为主的贪官，只不过还是出于保党保权位的选择性反腐，除恶并没有务尽。

习近平上台后也抛出一些小改革，如在司法改革方面的所谓“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也对一些冤案进行国家赔偿，但这些都是做做样子收拢人心罢了。针对“诉江”和各类受迫害群体的冤案，当局无动于衷。

崇祯皇帝上台的整顿吏治一度被当作聪明有为的中兴之主，结果后来亡了国。而习近平也曾被寄予期待，希望他抛弃一党专制走民主道路，已故太子党罗宇曾一连给他写了十几封信劝善。不过习选择左转，还要一路走到黑。

崇祯在外交上一塌糊涂，在可以和谈的时候不愿意和谈，招致敌人大肆进攻，最终亡国。而习近平也是在可以和谈的时候坚决不谈，结果贸易战连连失利，如今中共因人权问题和所谓战狼外交等备受国际孤立，内忧外患之下政权岌岌可危。

习近平持续强化集权，号称“定于一尊”，不管抗疫、脱贫，都要展示自己“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而去年陆媒网易平台曾刊出一篇被封杀的热文《崇祯亡国的时候，大家都等著他下令》，当中也指及崇祯亡国与习氏统治的某种相同之处。文章开宗明义：“崇祯为什麽亡国？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等著他的指示”，“这其实也是每个王朝末期官僚体系的普遍状态。”

1644年4月25日（黄历三月十九日），崇祯直到在煤山的歪脖子树上自缢还在抱怨“诸臣误我”。

习近平也一样，全年全国跑，地方官都经过了彩排，“临时演员”围观颂习，让习看到满眼形势大好。国外也一样，情报系潜藏的江派马仔传回来的都是假情报，加上“三代国师”王沪宁的鼓动，习对国内外都做出误判，官场一片表忠声让人陶醉，最后今上死也不知如何死的，也许只能归罪下边。

崇祯帝当年充满“雄心”，但在内忧外患之下生性多疑，折腾之下官怨难解，加速了立国277年的大明朝败亡。而近年网友将习近平称为“总加速师”，有某种如古时童谣预言一样的改朝换代暗示。习于今年4月25日，也就是崇祯吊死的这一天，赶到广西纪念湘江血战，官媒刻意展示了一张他在漓江上的照片，头发花白，神色凝重甚至可以说是愁苦，是否预示著中共政权末日？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历史比较法完全搞错了朝代，因为我早就说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后清”，而不是“后明”。如果一定要说后明，那么逃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倒是有些像后明。

【95、中华人民造假国】

《中国就业市场空前萎缩 高校毕业生调低薪资期待》（2023-10-21 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经济陷入几十年未见的困境，失业率屡创新高之下，大学毕业生要找到理想的工作，要赚到理想的薪资，甚至只是想找到一份足够糊口的工作，似乎是愈来愈困难。面对这种窘境，将薪资期望下调成为很多毕业生快点找到工作的手段。

调查发现，相比去年，今年毕业的高校大学毕业生的薪资期望比去年有所下降。不过，不少中国大学的毕业生表示，几乎所有院校都强迫学生作虚假证明，所以官方的毕业生薪资和失业率等数字都“非常假”。

猎聘大数据研究院本星期发布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趋势与展望2023》显示，今年大学毕业生平均招聘薪资是10342元人民币，在全国最高的北京市的大学毕业生平均招聘薪资更高达13,283元人民币，相比去年的全国平均数字10,575元人民币稍微有所减少，高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2021年，当时的平均招聘薪资是9,292元人民币。报告显示由于近年不确定因素增多，宏观经济承压前行，所以毕业生的期望薪资比上述的招聘薪资稍为低一点，去年是8,133元人民币，今年则是8,033元人民币，比去年减少100元。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继续下滑，《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趋势与展望2023》也访问了下一年毕业的大学生，调查发现有42%受访者的期望月薪是5,000至8,000元人民币，也有11.6%受访者选择3,000至5,000元人民币这一项，说明超过一半受访者坦言，明年毕业的时候期望月薪最高都难以超越8,000元人民币。

不过对于一般大学毕业生来说，以上所说的招聘薪资和期望薪资水平完全是脱离现实。今年在北京一所一流学府的统计学系毕业，因为不希望被朋友和企业认出来而选择化名“夏文”的23岁男生告诉美国之音，他觉得这些数据根本全部都是假的，而且是“非常假”。

“中国所有学校都会要求每个毕业生造一个假章，证明他已经找到工作。于是所有人都去淘宝买配合聘请他的公司的假章去盖，盖完就交给学校。另外每个毕业生也要填一个假的薪资数据，如果不填这些是拿不到毕业证的，” 夏文说。

观察人士指出，形成中国各大学府强迫毕业生“全民造假”的主因，是中国教育部早于2011年发布的《关于做好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通知强调，要健全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退出机制，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学系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到了2021年，中国教育部就将统计指标由就业率改为毕业去向落实率，其实也只是换了名号而已，各院校和学系为了保命，于是只能造假。

署名“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Twitter账户，在今年5月9日发布网友投稿的截图，表示在一个名为“东语学院2019级院群”的群组上，辅导员告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的毕业生，必须在申报毕业信息时选择“升学”或“已签订劳动合同”，形成所谓的“纸面就业”。《北京青年报》在今年7月也推出专题报道，派出记者实际测试其中一间商家，结果发现，只须付68元人民币，就可以在三天内取得一份盖有某公司印章的毕业生就业协议书。

而且对于冷门学科毕业生来说，要找到合适的工作就更困难。山东省大学历史系毕业生王荣福说，因为所念学科的就业道路只有教师和研究这两条路可走，所以不少同学只能转做其他跟专业无关的工作。他告诉美国之音：“但这样我就没有竞争优势了，所以就算我是研究生毕业，也只可以做外送员，每个小时赚15元人民币左右，每个月就只赚三千多元人民币。”

王荣福的故事在中国不是特例。去年，27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何成，因为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于是在重庆做外卖员，并于微博以“硕士送外卖”的名字开账号，分享为了55元人民币的跑腿费，而花了3小时走8公里路等送外卖的经历，引起中国网民的广泛讨论，甚至连中国工会官方刊物《工人日报》，也特意以“硕士送外卖是基于理性和现实”为题目发评论文章，意图诱导民众相信“劳动无分贵贱”这一套。

就算不是因为无法找到跟所念专业有关的工作而要转职，一般的毕业生赚的钱也远不及官方所谓的平均招聘薪资。目前升读硕士课程的夏文表示，他的同学和同龄的朋友每月都只能赚三千至四千元人民币，其中一名朋友透过爸爸的关系去了国企的子公司担任秘书，工作是跟军队官员交涉，不过也只是赚四千多元。夏文表示：“前几年房地产兴旺的时候还有可能赚一万元，不过现在几乎没什么可能。我的朋友是北京人还好，如果是从外地来的，他们每个月光是租房就花了两千元，所以生活也不太好。”

对于夏文和他的朋友来说，能够升学或是找到工作已经算是比较幸运。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今年6月公布青年失业率高达21.3%，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结果统计局决定此后再不公布青年失业率数据。另一方面，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今年中国全国大专院校毕业生人数高达1,158万人，比去年增加82万人，对就业市场带来更大压力。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将有约2,000万人退休，似乎可以让毕业生填补空缺，不过分析人士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内外交困，越来越多的企业减少职位甚至倒闭，就算有老年人退休，原有职位也可能就此消失。独立经济学者巩胜利说：“这算是有接近两个香港的总人口投入劳动市场，中国能承受得起吗？而且中国今年的出口比去年下降14.5%，经济可能一直萎缩下去。加上中国由国营企业垄断工业所需的水、电、媒和天然气，由于没有竞争，其价钱变得比美国等国家都要贵，运行成本这么高，令中国企业很难发展。”

美中贸易战导致美中关系恶化，随着外贸逐步减少投资甚至撤出，中国的经济每况愈下。于是以往需要动用大量劳动力的行业，比如机械制造、纺织、钢材炼业，以及家电制造和服装制造等行业，都无法再提供足够职位吸纳劳动力。

旅居澳洲的独立金融学者司令认为，这种情况令大学毕业生更难拿到理想的薪资，他告诉美国之音：“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现在都面临严重的产能下滑、增长停滞的局面，导致企业关门，没关门的也不愿雇用新的劳动力。于是工资水平只会不断下滑，令工人在劳动市场更没有谈判优势。”

另一方面，司令认为中国的职业培训学校还在使用传统职效模式，导致课程设计跟市场供求关系严重脱节，形成毕业生没有能力满足市场的就业需要，令毕业生更难找到理想的工作。

网民嚎叫：

人类厄运共同体 2023年10月22日 02:00

这个垃圾国不愧是造假大锅，连大学都逼迫学生造假。

谢选骏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人民造假国”、中华全民造假国。

【96、中华太监共和国万碎】

《房地产正在中国三四线城市消失…》（2023-08-21 子宜）报道：

最近，大家最关心的房事是碧桂园，因为它是否暴雷，关系着大多数地产人的未来。

这轮危机真正爆发，是从碧桂园公告承认上半年亏损约500亿后开始的。他们给出的理由，和2022业绩亏损原因一模一样：销售业绩、资产减值和汇兑损益。

销售咱就不多说了，反正七月份的销售额，已经比今年一月又少了一半。只是，很多人可能忽视了，销售业绩往往会伴随着资产减值一起出现，尤其是碧桂园这种六成销售额依靠三、四线市场的房企，销售越差就越得降价。

碧桂园上半年的半年报还没公布，我们就拿2022年碧桂园上市来首次亏损的年报举例。2022年，碧桂园营收4300亿，同比下滑17%，净利润亏损约60亿，同比下降122%。

资产减值多大程度造成了亏损？碧桂园年报说，对在建物业和已落成物业计提了230亿的减值，这些金额被列为开支，合并进了碧桂园的：销售成本。我们就等着，看看碧桂园这次亏损500亿，销售成本会增加多少。

今年的三四线市场，几乎被市场抛弃了。这几天，南昌县住房保障中心发给县内欣光花园项目的函，大概为我们呈现了小县城如今的惨状：项目整个二季度就卖了11套房子。

欣光花园位于南昌县莲塘板块，周边配套一般，所以开盘均价只有7000多。项目入市一个月后，价格降到了6字头，今年只卖6000块。但哪怕是骨折价卖房，哪怕是南昌县自今年三月份起，出台了购房补贴、销售补贴、人才购房补贴等等政策，还是没有客户，大家买房的观念已经被彻底扭转了。

欣光花园不是个案。南昌县的海伦堡位置可比欣光好得多，对面就是莲塘一中，15分钟开车到南昌市区的九龙湖。2021年开盘时，单价卖一万出头，最新价格是8000元，楼层还能随便选。

银三角板块的金茂宸南里、枫和府和瓦良格三个项目，2019年6月刚开盘没多久就遇到了疫情，那时单价大约1万1左右。三年后再一睁眼，期房都变成了现房，最低价6800元。

还有拿地楼面价不到6000块的润永通，以前卖一万多，现在参考均价9500元，哪怕能卖到这个价格，也相当于：卖一平米亏500块。

南昌县的朋友说，过去这个小县城一年能卖大约200万方的房子，现在已经只有三四十万方，相当于打了两三折。所以我们看到，当地政府已经急迫到：要亲自替企业家经营企业了。

南昌县住房保障中心那份函，似乎没看到市场艰难，说二季度南昌县卖了4244套房子，同比增长近80%，但欣光花园成绩全县倒数，严重拖了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后腿。现在要求项目方，及时调整营销策略，对销售不力的营销团队进行：约谈、调整、解聘。

开不开除销售先等等，怎么住房保障中心的数据，还和县政府的对不上了呢？

7月底，南昌县政府网站刚公布了上半年楼市的情况分析，里面说全县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5.4%，增速比今年一季度下降9.2%。到了住房保障中心这，就成了二季度增长80%。

更离谱的是，这些销售整改措施，限期提交到中心，否则就要采取措施处理。小时候笔者学习成绩也在班里排名靠后，现在想想，多亏老师没发函：命令父母和我断绝关系。

据了解，南昌县如此重视房企销售业绩，可能也和南昌市整体楼市不好有点关系。

本地媒体说，南昌市住房成交已经四连降了，而且环比降幅不断扩大。九龙湖学区房一直是南昌房价最坚挺的地方，像绿地悦城、国博等项目，哪怕到了2022年都一直卖两万六七一平。到了今年，大家预期持续下降，业主抛盘，现在卖一万八。

放到全省来看也一样如此，赣州、九江等地，一个比一个惨。江西的开发商朋友说，九江现在一个月就卖200套房子，都是起码有四五十个在售项目的地方，相当于一个项目一个月就卖一两套：这个行业在那些地方，已经消失了。

地方政府为此忧心忡忡，南昌市要求下属各区、县，以日报的形式，每天上报成交情况，领导“非常关注”。南昌县住保中心那张成交表，可能也是由此而来的。

因为成绩不好，南昌县已经不是第一次给销售情况靠后的项目发函了。当地有些企业，因为不想像碧桂园一样降价承受亏损，导致业绩很差，于是便收到政府函件，要求整改。

还有一当地个项目，因为根本没客户买房，开发商索性悄悄把售楼处关了，节约每月几万块的成本。没想到很快便收到了上面的函：要求重新开放售楼处。

连项目降没降价、售楼处开没开门，政府都能事无巨细地管理到。当地开发商感叹：好像疫情后，政府做事更细致了。

8月17日，南昌市发布楼市放松新政，宣布首套房首付比例降到最低两成，二套首付最低三成。改善型居民买房，都按最低比例执行，另外还要推动房票安置方式，以及购房补贴政策等等。

笔者看了一下，南昌新政最有力的两条，降低改善型居民购房比例，是学前几天的厦门；房票安置，是学最高层会议后第一个调整政策的南京——都没有突破现有政策预期。

轮到自己管得到的领域，有关部门就没有指导企业时的霸气了。记得有位江西出身的老领导，曾经说过好几次，当领导干部应该：夹着尾巴做人。

网民嚎叫：

lary 2023年08月21日 21:52

涸泽而渔。

谢选骏指出：兴也南昌败也南昌，从1927年到2023年，劫匪军即将百年寿终了！于是中华太监共和国万碎难免。“领导干部应该夹着尾巴做人”——那是太监的本色。太监一旦趾高气昂，社会就将分崩离析；太监一旦当上主席，那就文革风雷动地！

【97、自甘堕落的中美两国】

《中美科学家造出“人-猴胚胎”，这会是魔幻剧情的开端吗？》（科技 2021年4月21日）报道：

昨晚，国际顶级期刊《细胞》上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来自中国昆明理工大学和美国索尔克生物研究所的科学家，第一次制造出了存活率较高的“人-猴胚胎”。

这些胚胎只在体外培养了 20 天，并没有继续发育为胎儿。这些人-猴胚胎引发了广泛的伦理讨论，但细究之下，它们不一定是潘多拉的魔盒。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讨论这些问题：

为什么要制造“半人半猴”的胚胎？

这些胚胎是怎么来的？它们会长大吗？

这项研究符合伦理规范吗？

这类实验需要被禁止吗？

研究者希望通过这项研究，探讨人多能干细胞在灵长类动物体外胚胎中的嵌合能力。

为什么要制造这样的胚胎？

含有不同物种来源细胞的胚胎，被称为“嵌合体胚胎”（chimeric embryos）。这听起来像是邪恶科学家的疯狂念头；但实际上，不少科学家都希望，能用这项技术来解决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器官移植。

有大量的患者在等待器官移植手术，仅在中国，每年就有高达 30 万例器官移植的需求。然而，现有的器官捐献远不能满足。科学家正在探究一些替代方法，例如 3D 打印、在体外培养类器官、直接从其他动物身上移植器官，或是让嵌合体动物“长出”人的器官。如果能让猪长出人的心脏，那么这枚心脏用于移植时，引起的排异反应可能比直接使用猪心脏时少得多。

在啮齿动物身上，这个理论已经成为了现实。2010 年，东京大学的中内启光（Hiromitsu Nakauchi）团队制造了大鼠-小鼠嵌合体，让小鼠长出了大鼠的胰腺，而且这些胰腺能够分泌胰岛素。

从左到右依次是：小鼠，与大鼠嵌合后的小鼠，与小鼠嵌合后的大鼠，大鼠 | Nakauchi et al． / The University of Tokyo/Stanford

但要产生可用于人的器官，这项技术才刚刚起步。

过去几年，国外的研究团队曾尝试制造人-猪胚胎、人-羊胚胎等，效果都不甚理想。例如 2017 年的人-猪胚胎研究中，只有约 12% 的嵌合体胚胎能够继续发育，而且人细胞在全部细胞中的占比不足 0.001%。这可能是因为猪、羊与人的亲缘关系较远。

想要了解人细胞在嵌合体胚胎中发生了什么、如何才能提高嵌合成功率，研究者猜测，我们或许能从人-灵长类动物嵌合体胚胎中得到启发。

制造人-猴胚胎 

人-猴胚胎的产生，简单来说，就是将人的多能干细胞注射进体外培养的食蟹猴胚胎中。

食蟹猴（Macaca fascicularis）| Peterwchen / Wikimedia Commons

理论上来说，多能干细胞具有和胚胎干细胞一样的分化潜能，能够分化成为所有组织和器官。在本次实验中，研究者在每一个体外受精、发育到第 6 天的食蟹猴胚胎中，注射了 25 枚人来源的多能干细胞。

注射 1 天后，全部 132 枚猴胚胎中都出现了人来源的细胞。

胚胎发育到第 10 天，仍有 111 枚嵌合体胚胎能正常生长。

随着时间推移，嵌合体胚胎的存活率逐渐降低，并在第 15 天锐减。

第 19 天，仅有 3 枚嵌合体胚胎存活，这也是目前体外培养食蟹猴胚胎技术的极限。

第 20 天，所有胚胎死亡，胚胎体外培养至此结束。

除了存活率提升之外，人细胞在人-猴胚胎中的占比也达到了 2%~7%，且在上胚层和下胚层中均有出现。上胚层与下胚层是囊胚（胚胎早期的一个阶段）的两个结构；随着胚胎发育，这两部分细胞将进一步发展为外胚层、中胚层、内胚层等，最终分化产生动物体的全部器官。

嵌合体胚胎在体外培养不同阶段的图片|参考资料[1]

也就是说，如果后续有人继续培养甚至移植人-猴胚胎，让它们最终出生，那么嵌合体小猴子体内的各处器官，可能都存在着来源于人的细胞。

好在，这项研究中，人-猴嵌合体胚胎只培养到第 20 天，避免了更大的伦理问题。论文第一作者、昆明理工大学生物学教授谭韬告诉果壳，他们没有移植胚胎的计划，至于是否要继续培养胚胎，也还需要后续广泛的讨论和伦理论证。

各国规定各不相同 

然而，制造“半人半动物”的胚胎，看起来仍是极大的伦理挑战。为了规范这类实验，不少国家制定了相应的规范，但目前各国的规范各不相同。

按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规定，有关人-灵长类动物嵌合体胚胎的实验无法得到他们的资金支持；2015 年，他们又宣布暂停资助人-非灵长类动物嵌合体胚胎的研究。

日本则相反，他们在 2019 年放开了管制。原本，含有人细胞的动物胚胎不能培养超过 14 天。但随着新规出台，在科学合理且必要的条件下，嵌合体胚胎不仅可以在 14 天后继续培育，而且允许被移植到代孕动物体内，但不能与人的生殖细胞进行任何结合。

小鼠胚胎长出了大鼠的心脏 | Belmonte Lab / Ss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

当嵌合体胚胎遇到灵长类动物时，问题则变得更复杂——由于亲缘关系更近，人猴胚胎的嵌合更有可能成功；但也由于亲缘关系更近，灵长类动物可能具有更高级的智慧和情绪，涉及它们的实验伦理总是要顾及更多。

现在，人猴嵌合体胚胎真的出现了。之前，伦理要求或许只为嵌合体胚胎划了一条模糊的边线；如今，被研究推动着，伦理的这条线必须要更清晰了。

按照国家法规进行审查 

谭韬表示，他们的这项研究是按照国家法规要求来进行的。在我国，嵌合体胚胎的实验没有被禁止，但需要得到伦理审批。本研究是和美国的索尔克生物研究所合作的，在研究的前期、中期和结束后，中国和美国方面都对研究的科学性和伦理进行了数轮咨询和审查。在论文中，研究者们还附上了接受伦理审查的详细过程。

此次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谭韬|lpbr.cn

《细胞》杂志也预感到了可能随之而来的大量伦理讨论。他们邀请了斯坦福大学的亨利·格里利（Henry Greely）和杜克大学的妮塔·法拉尼（Nita Farahany），撰写了评论文章并随研究发表。这两位研究伦理与法律的教授认为，人猴胚胎实现的可能性，触发了重要的伦理问题。

在此之前的 20 年，我们总是在讨论，人与动物的嵌合体是否允许活下来；但我们很少论及，当嵌合体还只是一个早期胚胎（例如囊胚）时应该怎么处理。囊胚里含有人细胞，这问题比把人细胞移植到动物体内要复杂得多——如果只是定向移植，研究者可以预测人细胞在动物体内的发育，避免它们出现在一些在伦理上敏感的区域，例如能够产生意识的大脑、可能产生后代的生殖系统等。但是，囊胚里的人细胞则不一样，它们可能会发育为胚胎的各个部分，然后分化为争议更大的细胞。

不过，文章里也写道，这些担忧，都要等到含人细胞的嵌合体胚胎能够、且被允许发育，才会成真。

伦理标准需要细化 

如果以“嵌合体胚胎是否继续发育”为标准，这次的人-猴胚胎没有踩到伦理的红线。这些胚胎从受精起就只在体外培养，而且只培养到第 20 天。通讯作者之一、美国索尔克生物研究所的胡安·卡洛斯·伊斯皮苏亚·贝尔蒙特（Juan Carlos Izpisua Belmonte）表示，他们的目标不是制造任何怪物，他们也没有这么做。

通讯作者之一的胡安·卡洛斯·伊斯皮苏亚·贝尔蒙特，同时也是2017年人-猪胚胎的负责人 | cenie.eu

另一位通讯作者、昆明理工大学的生物学教授牛昱宇则告诉果壳：“我们的整个实验是在体外进行的，没有进入体内。体外培养就像培养细胞一样，不会产生个体。对我们的工作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伦理界限。”

但未来呢？如果要利用嵌合体制造发育成熟的、可移植的器官，很可能还是躲不开嵌合体胚胎的继续发育，甚至出生。正如《细胞》的评论文章所说，生物医学越发地面临两难境地：我们需要更好的模型来了解人体生理和疾病，但要想获得与人体接近的模型，却往往是在挑战伦理。

如果希望嵌合体生物产生可移植器官，一种理想的情境是，科学家能有办法严格控制人细胞在嵌合体中出现的位置，让它们只出现在最有必要的地方——伦理与科技的死结，或许可以寄希望于更新的技术来解开。

嵌合体的英文chimera来源于古希腊，是一种上半身像狮子、中阿进香山羊、下半身像毒蛇的会喷火的怪物。嵌合体胚胎，也会是怪物吗 | Lampas Group / Wikimedia Commosn

不过，也有科学家对这项研究提出质疑。剑桥大学的发育生物学家阿方索·马丁内斯·阿里亚斯（Alfonso Martinez Arias）认为，这项研究的数据不够有说服力，胚胎的存活率在 15 天后迅速下降，说明这些嵌合体胚胎的状况并不好。另外，如果想要培育可用于移植的器官，可以通过体外类器官培养，这可以避免实验动物的伦理问题；而就算要用嵌合体动物，猪、牛等动物也比灵长类动物更有希望，并且不会挑战伦理问题。

牛昱宇也认为，从伦理角度出发，未来可用于产生器官的，很可能是人-非灵长类动物嵌合体；目前的这项实验，更多在于了解人细胞在嵌合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为此，他们详细评估了人-猴嵌合体胚胎的发育过程，找出了那些在嵌合体胚胎中发生改变的基因表达和信号通路。这些信息，有助于人-非灵长类动物嵌合体胚胎的研究和可再生医学研究。谭韬则表示，后续更重要的问题，是要详细研究如何提高嵌合效率。

牛昱宇教授，2019年，他和谭韬、季维智等人共同在《科学》杂志上合作发表了“体外培养灵长类动物胚胎20天”的研究，这项技术也是此次研究的基础之一 | lpbr.cn

至于绕不开的伦理问题，他们都在期待新的伦理规范。根据《自然》杂志的消息，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年会可能将于下个月公布修订后的干细胞研究指南，对人-灵长类动物嵌合体做出规范。

是时候用伦理给科学划定一条更明晰的线了。

参考文献

[1] Tao Tan， Jun Wu， et al （2021）． Chimeric contribution of human extend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to monkey embryos ex vivo． Cell 184（8）， 2020-2032．

[2] Henry T． Greely， Nita A． Farahany （2021）． Advancing the ethical dialogue about monkey/human chimeric embryos． Cell 184（8）， 1962-1963．

[3] Toshihiro Kobayashi， Tomoyuki Yamaguchi et al （2010）．Generation of Rat Pancreas in Mouse by Interspecific Blastocyst Injection of Pluripotent Stem Cells． Cell 142（5）， 787-799．

[4] Jun Wu， Aida Platero-Luengo et al （2017）． Interspecies Chimerism with Mammalian Pluripotent Stem Cells． Cell 168（3）， 473-486．

[5]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1001-2#ref-CR1

作者：麦麦

编辑：luna

2021年04月15日20:49APP专享环球时报

《人-猴混合胚胎诞生，引起热议……你怎么看？

2021年04月16日 10:20 新浪科技综合

视频-日本批准人兽杂交胚胎实验：解决移植器官紧缺的问题

▎药明康德内容团队编辑

今日，由中美科学家共同领衔的一支科研团队宣布他们制造出了首个由人类细胞和猴子细胞共同组成的胚胎，并将结果发表在了《细胞》杂志上。“这篇论文是干细胞和跨物种嵌合体领域的里程碑。”耶鲁大学的一位干细胞生物学家在《科学》杂志的报道中评论道。另一方面，《自然》杂志则对潜在伦理问题进行了更多的探讨。

人-猴混合胚胎是怎么回事？

自上世纪70年代起，科学家们就在研究跨物种的嵌合体，以了解早期发育如何进行，或是寻找在医疗上的潜在应用。2017年，科学家们将小鼠干细胞发育成的胰脏，移植到了大鼠的胚胎中，治好了后者的糖尿病。但在同一年，美国Salk研究所的Juan Carlos Izpisúa Belmonte教授在亲缘关系较远的动物身上却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果——他们将人类的干细胞植入到了猪的胚胎里。几周后，大约每10万个细胞里，只有1个细胞属于人类。

Belmonte教授也是本次人-猴混合胚胎的负责人之一。在本研究中，科学家们使用了和人亲缘关系更近的动物——猴子。他们先从猴子体内分离出了受精卵，在培养皿里生长。受精的6天后，他们又给132个猴子胚胎注入了人类的扩展多能干细胞（能在胚胎内外生长成不同的细胞类型）。随后，研究人员们观察这些胚胎的发育情况，了解两类细胞能否共存。

受精的10天后，还有103个嵌合胚胎还在继续发育，将近8成。但在之后，胚胎的生存率迅速下降：11天后，数量剩下91个；17天后，数量变成了12个；到了第19天，只有3个嵌合胚胎依旧存活。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胚胎中都维持了较高比例的人类细胞。这些人类细胞已开始分化成不同的细胞类型，可以进一步发育成不同的器官。“总体来看，每一个胚胎里都有人类细胞，且这些细胞增殖和分化到了不同的程度。” Belmonte教授说道。

人-猴混合胚胎有什么意义？

无论是刊登本论文的《细胞》杂志，还是另两本顶尖学术期刊《科学》和《自然》，都对这项研究进行了进一步的报道，也采访了许多生物学家，邀请他们发表观点。

Belmonte教授在新闻稿中指出，通过转录组分析，该研究发现混合胚胎里的人类细胞与猴子细胞之间存在一些新的交流通路。在过去的嵌合体研究中，人类细胞整合到宿主组织的效率很低。而如果能理解这些通路的作用，有望让我们克服不同物种间的障碍，提高产生嵌合体的效率，用于未来研究。长远来看，研究人员们希望能用这些嵌合体研究早期人类发育，开发疾病模型，筛选潜在新药，并制造可用于移植的细胞、组织或是器官。

《科学》杂志的报道开头也提到了此类研究的潜在意义。通过将人类干细胞引入到其它动物的胚胎中，我们有朝一日能制造出新的心脏和肾脏，拯救需要接受移植的患者。而本研究的发现，则让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又迈进了一步。如果说猪和人的器官尺寸比较接近，有望用于跨物种的移植，而人-猪嵌合体的研究又难言顺利，本研究或许能提供一些技术上的洞见。

来自加州理工学院的Magdalena Zernicka-Goetz教授则从干细胞的角度提出了她的看法：“这篇论文彰显了人类多能干细胞整合入猴子胚胎的能力。”但她也指出，我们还无法控制哪些细胞能发育成哪类组织。想要更广泛地应用这些模型，这是未来需要取得突破的关键。

伦理上的讨论

毫无疑问，涉及将人类细胞与其它动物的胚胎进行嵌合的研究，一定会带来伦理上的讨论。《细胞》杂志今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进行了详细探讨。该文章指出，生物医学上的研究，往往总会不断推进伦理的边界；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考虑不同的研究对人类，对动物，以及对环境的影响。

首先，我们需要优先考虑动物的福利。对于非人灵长类动物这样有感觉的生物，尤其如此。比如我们可以讨论本研究中，动物取卵的过程是否有风险和痛苦；其次，尽管“人的要素”在本研究中被淡化了，但在研究中依旧存在。比如谁提供了这些干细胞，他们是否同意用自己的细胞进行具有争议性的实验；第三，将人类细胞与非人动物的细胞或组织进行混合的想法，会激起强烈的反应；第四，此类研究也应该做好对公众的信息透露。如果突然公布这些可能令人不安的研究结果，会产生潜在的严重后果，也影响到公众对科学界的信任。

另一些科学家指出，对于器官和组织的来源，此类关于嵌合体的研究具有高度敏感性。比如西班牙一所大学的发育生物学家Alfonso Martinez Arias教授提到，相比猴子，用牛与猪来做研究“更具潜力，且不会有挑战伦理边界的风险。”另外，目前的类器官领域也有望让我们不使用动物，就开展相应的研究。

最后，《细胞》的评论文章提到，上述的讨论仅限于本研究自身。倘若这些人-猴混合胚胎不只是停留在体外实验的阶段，而是进入了体内实验，植入到了动物体内，最后发育成某种生物，甚至最终被生下，那么显然面临的伦理问题要复杂得多。尽管本研究的目的并非如此，但展望未来，人类应当开始思索这些可能性，并想好我们应该怎么办。

谢选骏指出：人问——中美科学家造出“人-猴胚胎”，这会是魔幻剧情的开端吗？我看——这是自甘堕落的中美两国又在联合加拿大和法国等堕落社会、密谋合作新一轮的武汉病毒吗？

【98、中国人不能走在欧洲人前头】

《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 定性六四惨案不到百字》（11月16日/2021 法新社古莉）报道：

中共19届6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全会结束5天后终于出炉，3万6000多字的长文，对于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和天安门惨案，仅用97个字带过，并以“政治风波”和“反对动乱”为其定性。

中国官媒新华社今天11月16日公布中共19届6中全会第三个历史决议，外界关注该历史文件如何评价和定性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民主运动和天安门屠杀，可是出乎意料，仅用97个字带过，并以“政治风波”和“反对动乱”等词汇为其定性。没有描述解放军部队进北京，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用坦克冲撞碾轧逃离的人群，也没有公布那场屠杀的死亡人数。

此外，这篇3万6000多字的中共“历史决议”还将发生在六四惨案之后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颠倒过来，放在六四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前，似乎意图调换前因后果。该决议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由于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支持和煽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

然后，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将毫不相干的一些事件，诸如金融危机和北京奥运等，紧贴在那场被称为“政治风波”的后面，似乎想盖住什么，倒也增加了一点篇幅：

“党领导人民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经济风险，成功举办二〇〇八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战胜长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严重洪涝、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战胜非典疫情，彰显了党抵御风险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谢选骏指出：法国鬼子不说“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歪曲六四惨案”，却说“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定性六四惨案”——为什么？因为它也赞同“中国人不能走在欧洲人前头”——这篇3万6000多字的中共“历史决议”还将发生在六四惨案之后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颠倒过来，放在六四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前说，意图调换前因后果。因为“中国人不能走在欧洲人前头”，因为“中国大陆还是欧洲鬼子马恩抹摁及其半鬼子列斯裂撕的红色殖民地”！

附录：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文）

新华社北京2021年11月16日电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序言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已经走过一百年光辉历程。

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的需要。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总结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经验教训，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

一、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了绵延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党深刻认识到，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发动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推进并帮助国民党改组和国民革命军建立，领导全国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掀起大革命高潮。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内反动集团叛变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由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抵抗，致使大革命在强大的敌人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从残酷的现实中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党领导举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起义，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事实证明，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党迫切需要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毛泽东同志领导军民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随着斗争发展，党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党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也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开展了群众革命斗争。然而，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转战到陕北。“左”倾路线的错误给革命根据地和白区革命力量造成极大损失。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抗日战争时期，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历史作用。七七事变后，党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领导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英勇作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直到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的全面内战，党领导广大军民逐步由积极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打赢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向中南、西北、西南胜利进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八百万军队，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人民支持下，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同穷凶极恶的敌人进行殊死斗争，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历史功勋。

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在革命斗争中，党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努力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巨大成效。党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党的七大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

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斗，党领导人民，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合作下，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也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实践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战胜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一系列严峻挑战，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完全统一；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工作，完成土地改革，进行社会各方面民主改革，实行男女权利平等，镇压反革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并肩战斗，战胜武装到牙齿的强敌，打出了国威军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

党领导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国家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九五三年，党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四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党领导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证。党领导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各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和巩固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广泛统一战线。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党的八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党提出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领导人民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不断取得突破，国防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人民解放军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确立中国大国地位、维护中华民族尊严提供了坚强后盾。

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尊严，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正义斗争，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彻底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党审时度势调整外交战略，推动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推动形成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党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作出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庄严承诺，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尊重和赞誉。

党充分预见到在全国执政面临的新挑战，早在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向全党提出，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党加强干部理论学习和知识培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增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自觉性。党开展整风整党，加强党内教育，整顿基层党组织，提高党员条件，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贪污浪费。党高度警惕并着力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坚决惩治腐败。这些重要举措，增强了党的纯洁性和全党的团结，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积累了执政党建设的初步经验。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尊重价值规律，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然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三、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党深刻认识到，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是唯一出路，否则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作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策。四十多年来，党始终不渝坚持这次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党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提出小康社会目标。党在各方面工作中恢复并制定一系列正确政策，调整国民经济。党领导全面开展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拨乱反正，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和调整社会关系。党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党深刻认识到，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必须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党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从我国发展新要求出发，一以贯之对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并召开多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部署改革发展稳定重大工作。我国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率先突破，逐步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全面铺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党坚决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体制改革，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党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从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开发开放浦东、推动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经过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为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人才强国等重大战略，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鼓励和支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制定新宪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尊重和保障人权，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党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党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取消农业税，不断推进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党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

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党毫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排除各种干扰，从容应对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系列风险考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由于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支持和煽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党领导人民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经济风险，成功举办二〇〇八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战胜长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严重洪涝、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战胜非典疫情，彰显了党抵御风险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党把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为历史重任，为此进行不懈努力。邓小平同志创造性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科学构想，开辟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新途径。经过艰巨工作和斗争，我国政府相继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洗雪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中央政府严格按照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党把握解决台湾问题大局，确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协商谈判，实现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开启两岸政党交流。制定反分裂国家法，坚决遏制“台独”势力、促进祖国统一，有力挫败各种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图谋。

党科学判断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党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调整同主要大国的关系，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深化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新格局。党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定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

党始终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健全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有计划有步骤进行整党，着力解决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问题；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大力选拔中青年干部，促进干部队伍新老交替。党围绕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先后就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重大问题作出决定，组织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集中性学习教育。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党中央隆重举行庆祝大会，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总结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强调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发出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全党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这些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深化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事业取得重大成就，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党清醒认识到，外部环境变化带来许多新的风险挑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长期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新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一）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

改革开放以后，党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行持续努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题，特别是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不力，有的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口是心非、擅自行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提出，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全党必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确保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党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中央出台中央政治局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等，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推动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党中央要求党的领导干部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胸怀“国之大者”，对党忠诚、听党指挥、为党尽责。党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制度，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强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职能作用，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强化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查处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问题，清除“两面人”，保证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

（二）在全面从严治党上

改革开放以后，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同时，由于一度出现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出现严重危机，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普遍存在。特别是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贪腐程度触目惊心。这“七个有之”问题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引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强烈不满和义愤。习近平同志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坚持严的主基调，突出抓住“关键少数”，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党中央召开各领域党建工作会议作出有力部署，推动党的建设全面进步。

党中央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作风问题抓起。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破题，坚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从领导干部抓起，以上率下改进工作作风。中央政治局每年召开民主生活会，听取贯彻执行八项规定情况汇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党中央发扬钉钉子精神，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狠刹公款送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推进基层减负，倡导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党历来强调，全党必须做到理想信念坚定、组织体系严密、纪律规矩严明。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党中央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共产党人如果没有理想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专题教育、“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党提出和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明确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突出政治素质要求、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坚持不唯票、不唯分、不唯生产总值、不唯年龄，不搞“海推”、“海选”，强化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珍惜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时刻想着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民造福。党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党不断健全组织体系，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党坚持纪严于法、执纪执法贯通，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各项纪律全面严起来。党坚持依规治党，严格遵守党章，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严格制度执行，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明显提高。

党中央强调，腐败是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四亿人民，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依纪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党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坚决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深入开展国际追逃追赃，清除一切腐败分子。党聚焦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查处周永康、薄熙来、孙政才、令计划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党领导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动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构建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格局，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坚决斗争，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三）在经济建设上

改革开放以后，党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领导人民埋头苦干，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国家经济实力大幅跃升。同时，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片面追求速度规模、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影响，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不断积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党中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党中央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党加强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党的十九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集中对我国发展作出部署，作出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等重大决策。党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支持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党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基础研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全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要求，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增强宏观政策自主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保障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强化市场监管和反垄断规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市场秩序，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活力，保护广大劳动者和消费者权益。党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党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推动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四）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改革开放走过波澜壮阔的历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实践发展，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日益显现，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突出制度建设，注重改革关联性和耦合性，真枪真刀推进改革，有效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和军队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出部署，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

党坚持改革正确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突出问题导向，聚焦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激发人民首创精神，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走实走深。党推动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再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我国发展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我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一大批关系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合作项目，建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使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我国坚持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五）在政治建设上

改革开放以后，党领导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取得重大进展。党从国内外政治发展成败得失中深刻认识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首先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土壤，照抄照搬他国政治制度行不通，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必须警惕和防范西方所谓“宪政”、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等政治思潮的侵蚀影响。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着眼于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总体擘画，重点部署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党中央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党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支持和保证人大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果断查处拉票贿选案，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权威和尊严，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党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完善民主党派中央对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实施专项监督、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等制度，加强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形成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体系。党坚持巩固基层政权，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完善办事公开制度，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按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原则，全面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党和国家机构职能实现系统性、整体性重构。党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治疆方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党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党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党围绕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推动群团工作改革创新，更好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作用。我们以保障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推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好发挥，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

（六）在全面依法治国上

改革开放以后，党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同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违法不究等问题严重存在，司法腐败时有发生，一些执法司法人员徇私枉法，甚至充当犯罪分子的保护伞，严重损害法治权威，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党深刻认识到，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依法依规行使可以造福人民，违法违规行使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党中央强调，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增强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和能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全面依法治国问题，就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作出顶层设计和重大部署，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

党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党领导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确立宪法宣誓制度，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提高国家机构依法履职能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增强全社会法治意识。通过宪法修正案，制定民法典、外商投资法、国家安全法、监察法等法律，修改立法法、国防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加快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领导深化以司法责任制为重点的司法体制改革，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对执法司法活动的监督制约，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依法纠正冤错案件，严厉惩治执法司法腐败，确保执法司法公正廉洁高效权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党运用法治方式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显著增强。

（七）在文化建设上

改革开放以后，党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同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一些领导干部政治立场模糊、缺乏斗争精神，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党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党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立破并举、激浊扬清，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作出部署，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全党动手抓宣传思想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敢抓敢管、敢于斗争，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党从正本清源入手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分别召开文艺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就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廓清了理论是非，校正了工作导向，思想文化领域向上向好态势不断发展。推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党中央明确提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党高度重视互联网这个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健全互联网领导和管理体制，坚持依法管网治网，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党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设立烈士纪念日，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推动学习大国建设。党推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建成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等活动，有力彰显党心民心、国威军威，在全社会唱响了主旋律、弘扬了正能量。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发展，繁荣文艺创作，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人民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党中央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我们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明显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八）在社会建设上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治理明显改进。同时，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党中央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补齐民生保障短板、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社会建设的紧迫任务。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党深刻认识到，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只有打赢脱贫攻坚战，才能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以更大决心、更精准思路、更有力措施，采取超常举措，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党坚持精准扶贫，确立不愁吃、不愁穿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工作目标，实行“军令状”式责任制，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上下同心、尽锐出战，攻克坚中之坚、解决难中之难，组织实施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形成伟大脱贫攻坚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十二万八千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二〇三〇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二〇二〇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果断决策、沉着应对，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周密部署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举全国之力实施规模空前的生命大救援，慎终如始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全球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铸就了伟大抗疫精神。

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党按照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思路，在收入分配、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们努力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明确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全面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积极发展职业教育，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十亿二千万人拥有基本养老保险，十三亿六千万人拥有基本医疗保险。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引导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及时推动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健全遍及城乡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快体育强国建设，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设养老服务体系，调整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加快发展残疾人事业。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大保障房建设投入力度，城乡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

党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加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信访制度，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惩治放纵、包庇黑恶势力甚至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防范和打击暴力恐怖、新型网络犯罪、跨国犯罪。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建设全面加强，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九）在生态文明建设上

改革开放以后，党日益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仍然是一个明显短板，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各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呈高发态势，成为国土之伤、民生之痛。如果不抓紧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必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党中央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党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党组织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生态补偿制度、河湖长制、林长制、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等制度，制定修订相关法律法规。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强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及海岸带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党领导着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禁止进口“洋垃圾”。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坚决查处一批破坏生态环境的重大典型案件、解决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作出力争二〇三〇年前实现碳达峰、二〇六〇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十）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不断提高，国防实力日益增强，为国家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可靠安全保障。党中央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

党提出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确立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制定到二〇二七年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建设强大人民军队，首要的是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持人民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有一个时期，人民军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突出，如果不彻底解决，不仅影响战斗力，而且事关党指挥枪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狠抓全面从严治军，果断决策整肃人民军队政治纲纪，在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新时代政治建军作出部署，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全面加强军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深入推进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查处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阳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并彻底肃清其流毒影响，推动人民军队政治生态根本好转。

党提出改革强军战略，领导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重构人民军队领导指挥体制、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军事政策制度，裁减现役员额三十万，形成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我们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后勤，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实施人才强军战略，确立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明确军队好干部标准，推动构建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

党提出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创新军事战略指导，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强化人民军队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战略功能。人民军队紧紧扭住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根本指向，壮大战略力量和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和能力建设，大力纠治“和平积弊”，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有效应对外部军事挑衅，震慑“台独”分裂行径，遂行边防斗争、海上维权、反恐维稳、抢险救灾、抗击疫情、维和护航、人道主义救援和国际军事合作等重大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重整行装再出发，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建立健全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国防动员更加高效，军政军民团结更加巩固。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十一）在维护国家安全上

改革开放以后，党高度重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安全环境。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外部压力前所未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同形势任务要求相比，我国维护国家安全能力不足，应对各种重大风险能力不强，维护国家安全的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党中央强调，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

习近平同志强调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诸多领域，要求全党增强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落实防范化解各种风险的领导责任和工作责任。党中央深刻认识到，面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围堵、打压、捣乱、颠覆活动，必须发扬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同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切势力斗争到底，一味退让只能换来得寸进尺的霸凌，委曲求全只能招致更为屈辱的境况。

党着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和政策体系，建立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和应急管理机制。党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注重防范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风险，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加强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和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顶住和反击外部极端打压遏制，开展涉港、涉台、涉疆、涉藏、涉海等斗争，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证。

（十二）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上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走上了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同时，一个时期，受各种内外复杂因素影响，“反中乱港”活动猖獗，香港局势一度出现严峻局面。党中央强调，必须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

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制度机制的重大决策，推动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支持特别行政区完善公职人员宣誓制度。中央人民政府依法设立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坚定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严厉打击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全面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强港澳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这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为推进依法治港治澳、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打下了坚实基础。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党把握两岸关系时代变化，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和对台方针政策，推动两岸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习近平同志就对台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理念、重大政策主张，形成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我们推动实现一九四九年以来两岸领导人首次会晤、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沟通。党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出台一系列惠及广大台胞的政策，加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二〇一六年以来，台湾当局加紧进行“台独”分裂活动，致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势头受到严重冲击。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祖国完全统一的时和势始终在我们这一边。

实践证明，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伟大祖国的坚强支撑，有全国各族人民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的同心协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一定能够保持，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十三）在外交工作上

改革开放以后，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进入新时代，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逆全球化思潮上升，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党中央强调，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健全党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加强对外工作顶层设计，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战略谋划，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

党把握新时代外交工作大局，紧扣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进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我们运筹大国关系，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稳定周边战略依托，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整体合作机制实现全覆盖。党同世界上五百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系，深化政党交流合作。适应“走出去”日益扩大的新形势，不断完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有力应对了一系列海外利益风险挑战。

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我国建设性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在气候变化、减贫、反恐、网络安全和维护地区安全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我国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发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紧急人道主义行动，向众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物资援助、医疗支持、疫苗援助和合作，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

经过持续努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我国外交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五、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

一百年来，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一）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压迫，被西方列强辱为“东亚病夫”。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人民民主不断发展，十四亿多人口实现全面小康，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今天，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

（二）党的百年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近代以后，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遭遇到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不断进取，成功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繁荣富强，从被动挨打、饱受欺凌到独立自主、坚定自信，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三）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同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需要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极为艰巨、极具挑战性的努力。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四）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和人民事业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五）党的百年奋斗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名党员，今天已成为拥有九千五百多万名党员、领导着十四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一百年来，党坚持性质宗旨，坚持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在生死斗争和艰苦奋斗中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付出巨大牺牲，锤炼出鲜明政治品格，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正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可逆转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六、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中提高，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

（二）坚持人民至上。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就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胜利，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就永远不会得逞。

（三）坚持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只要我们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四）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党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只要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虚心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又坚定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信邪、不怕压，就一定能够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五）坚持中国道路。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脚踏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党和人民就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只要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六）坚持胸怀天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只要我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不依附别人，不掠夺别人，永远不称霸，就一定能够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

（七）坚持开拓创新。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越是伟大的事业，越充满艰难险阻，越需要艰苦奋斗，越需要开拓创新。党领导人民披荆斩棘、上下求索、奋力开拓、锐意进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敢为天下先，走出了前人没有走出的路，任何艰难险阻都没能阻挡住党和人民前进的步伐。只要我们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人民要求，勇于推进改革，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八）坚持敢于斗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党总是绝不畏惧、绝不退缩，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只要我们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凝聚起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九）坚持统一战线。团结就是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党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只要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十）坚持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只要我们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就一定能够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以上十个方面，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七、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过去一百年，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一定要继续考出好成绩，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全党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始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从伟大胜利中激发奋进力量，从弯路挫折中吸取历史教训，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全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

全党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勇敢面对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坚决战胜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必须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做到难不住、压不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用党的理想信念凝聚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人，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激励人，培养造就大批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要源源不断培养选拔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特别是优秀年轻干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树立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追求崇高的思想境界、增强过硬的担当本领。要源源不断把各方面先进分子特别是优秀青年吸收到党内来，教育引导青年党员永远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赓续党的红色血脉，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在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要源源不断培养造就爱国奉献、勇于创新的优秀人才，真心爱才、悉心育才、精心用才，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

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我们坚信，在过去一百年赢得了伟大胜利和荣光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谢选骏指出：再大的胜利和荣光都没有用，因为那是属于黄俄的祖宗马恩列斯的抹摁裂撕的幽灵破坏的。

【99、中华民国是满清的残渣余孽】

《清朝什么时候彻底灭亡？》2022-06-02 报道：

1912年袁世凯以总理大臣身份向隆裕太后等逼宫，用的就是民国向清皇室优待条件来要挟。当时本来朝廷还是有很多主战派不肯溥仪退位的，袁世凯逼隆裕说，如果再迟一点答应，恐怕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就更差了。隆裕正是看到这一点，亦是看到大清帝国大势已去，难挽狂澜，为了更多的为皇室争取到尽可能多的条件，隆裕才力排众议，愿意接受袁世凯的退位条件。否则，以清皇室的实力，辛亥革命，恐怕也不会成功得这么快。

民国政府与清皇室签定如下条约，明确指出：

一，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 待。

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三，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官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四，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五，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 民国支出。

六，以前官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七，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八，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同时颁布的还有“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和“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

隆裕正是看中这八条优待条件，才决定宣统退位的。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的舞台。

1912年2月12日，这一天，隆裕太后代替溥仪在退位诏书上签字，从此大清灭亡。清朝的彻底灭亡，并不是孙中山领导的成功——是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这并不代表清朝的土崩瓦解，个人认为，清朝彻底灭亡应该是在袁世凯退位以后，北洋军阀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才结束了清朝的统治。

《桑兵|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6期，注释从略）报道：

辛亥革命的具体结局，严格说来，既不是民军用武力将清廷推翻，也不是通过南北和谈达成协议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而是清廷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之下，被迫让位交权，以换取对皇室皇族和旗人的优待条件。围绕清帝退位问题的明争暗斗，牵扯南北中外满汉清民各方的利害关系，堪称辛亥政坛波谲云诡的一幕大戏。历史上诸如此类的密谋，当事各方的说法往往各执一词，令人犹如雾里看花，即使亲历其事者也不得要领。而相关方面竭力角逐的诸多情节暗藏玄机，在不知究竟的后人眼中似乎无关紧要。相较于史事的周折复杂，通行的历史叙述显得有些平淡无奇。加之清帝退位的许多相关文件迄今仍未面世（或已遗失），当时坊间的传闻既多，如今学人的揣测亦夥，看起来更加扑朔迷离。

其中重要环节之一，便是袁世凯在奏准召开临时国会公决国体之后仅仅数日，就因为开会的代表选举以及时间地点等事与其全权议和代表唐绍仪僵持不下，以致后者辞职。可是，在和谈陷入僵局甚至几乎破局的情况下，唐绍仪并未返回北京，而是继续在沪宁一带活动，居间联系，并且很快传出清帝退位事宜已经颇有眉目的消息。以往的研究对此曲折虽然有所解读，大体看似成立，却总有一些重要证据与情节不相吻合，无法纳入，或是未经验证，难以支撑，令人忐忑。凡此种种，均与袁世凯的《请速定大计折》关系密切。围绕该折的时间、内容以及是否出奏等问题的勘定，进一步搜集证据，梳理新旧材料，可以揭开谜底，接近真相。

一、 重判《请速定大计折》的时间

关于辛亥南北和议至清帝退位的历史叙述，已经进入教科书和一般通史，成为常识性的认知，大致认为双方开始是以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为条件，正当谈判进展顺利之际，由于光复各省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推举刚刚归国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导致袁世凯忽然翻脸，以全权议和代表唐绍仪越权为由，借口国民会议代表的选举以及召开的时间地点等问题，否认唐绍仪已经与民军代表伍廷芳达成的协议，迫使唐绍仪以及所有北方议和代表全体辞职，由袁世凯本人直接与伍廷芳电报往还重新进行磋商。因为袁世凯欲将既有成果推倒重来，而伍廷芳要求其接受既成事实，导致谈判处于破裂边缘。在国民会议之事陷入僵局之后，袁世凯才开始以种种方式进行逼宫，要求清帝退位下台。

在此过程中，为了促使清帝退位，袁世凯上奏《内阁请速定大计折》，其主旨就是请清帝禅让，等于正式提出清帝退位的要求。折称：“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环球各国，不外君主、民主两端。民主如尧舜禅让，乃察民心之所归，迥非历代亡国之可比。我朝继继承承，尊重帝系。然师法孔孟，以为百王之则，是民重君轻，圣贤业垂法守。且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末减皇室之尊崇。况东西友邦因此战祸，其贸易之损失，已非浅鲜，而尚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之改革而已。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不无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要求清廷召开皇族会议，从速决定帝位去留。这是目前所见袁世凯最早正式提出清帝退位的直接证据。

不过，这份重要奏折何时拟订、何时上奏以及是否出奏，相关资料和据此而来的现行叙述存在诸多疑点。关于此折出奏的时间，以往一般著述指为1912年1月16日。此说出自张国淦编著的《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99—300页），但该书并未注明来源出处。因此有的著述采用张国淦所说的上奏时间，而另外注明底本。如《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9册（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组编，严昌洪主编，梁华平、严威编，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第68—69页指该折于1912年1月16日上奏，注引出处则为1912年1月24日的《大公报》。这大概是各家所能找到的最早文本，所以《袁世凯全集》也采用这一底本。除此之外，《顺天时报》1912年1月27日第5版“奏折录要”和《中国革命记》第22册“文牍”也分别刊载了同一份奏折，文字基本一致。

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期间，涉及军国大事的重要奏折都是与诸国务大臣联衔会奏，而这份奏折的文本上并没有出现诸国务大臣的名字以及会奏字样，各报刊载时标名也不一致，《顺天时报》题为《袁内阁奏请速定大计折》，《大公报》题为《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而《中国革命记》题为《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所谓袁内阁，其实就是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的简称，而不是指袁世凯及其内阁。这种情况显示，当时各报不能确知奏折究竟以什么名义提出。一般相关著述称袁世凯以内阁总理身份率全体国务大臣联衔上奏，依据是奏折中有如下文字：

总理大臣受朝廷之委任，握全国之枢机，治乱所在，去就因之。独至帝位去留，邦家存否，则非总理大臣职任所能擅断。其国务大臣，亦只能负其行政一部之责，存亡大计，何敢思及。然为时局所迫，逼于旦暮，臣会同国务大臣，筹维再四，于国体改革，关系至重，不敢滥逞兵威，贻害生灵，又不敢妄事变更，以伤国体，谨合词具陈，伏愿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统筹全局，速定方策，以息兵祸而顺民心。

这显示奏折的确是以袁世凯会同全体国务大臣的名义拟定，却不能证明是否联衔会奏，另一种可能性是原来设想以全体国务大臣的名义出奏，实际未能实现。张国淦的《辛亥革命史料》虽然声称“内阁合词密奏政体共和”，具体叙述却有所保留，写为：“袁世凯等（全体国务大臣？）奏云”，作者于“全体国务大臣”之后特意加上问号，表明其亦不能确定是否由袁世凯与全体国务大臣一起会奏。迄今为止，不仅在清朝各种官书中找不到关于该折曾经上奏的蛛丝马迹，在存留的各种清廷档案中也尚未查到任何线索。

尽管如此，作为密奏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就涉及何时出奏的问题。1月16日，袁世凯的确曾经入宫，据报纸的报道，目的就是与清太后面议退位事宜，“闻清廷虽愿退位，然必欲于既退之后，仍驻北京。袁世凯则坚请其退至热河，否则不愿与闻，以辞职相要挟云”。为此，前一天即1月15日下午，奕劻、载沣等曾经往谒袁世凯，会谈至2小时之久，一面挽留，一面继续磋商是否退至热河。次日，袁世凯于11时入宫，12时15分出宫，事毕回邸途中，即被炸受伤。

此时关于清帝退位之事，坊间媒体早就传得沸沸扬扬，且重心已不在是否退位，而是何时退位以及以何种条件退位。既然袁世凯与清太后面议的主要是退位后的居处，则不至于到此时才提出清帝退位的问题。最早刊布《请速定大计折》的《大公报》显然注意到这一情节，特意在折后加一按语道：“此折上后即接到上海议和唐代表来电，政体问题取决国民会议，是以未发表。闻日来皇室会议仍系讨论此折。”此说与《中国革命记》第20册所载《议和记》相吻合，据称：唐绍仪解职后，“世凯察知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然又以帝位去留，非臣下所可擅断，曾于十月下旬，率各国务大臣具疏陈请，召集皇族密开会议。盖欲令清廷自为审择，以统筹全局速定大计也。十一月九日，遂有召集临时国会，以政体付诸公决之清谕。”明指《请速定大计折》在召集国会公决政体之前。

根据《大公报》的按语和《议和记》的记述，《请速定大计折》的上奏时间应在上一年即1911年岁末唐绍仪来电表示政体问题取决于国民会议之前，这无异于根本否定了1月16日为上奏日期之说。《袁世凯全集》的编者在编辑过程中发现该折的内容主要涉及1911年12月底以前的事，因而没有采用疑点颇多的张国淦说。从奏折的内容判断，拟定时间的确当在1911年12月底之前，而不会在此后。该折如此陈述武昌起事后形势的发展及其所面临的困局：

窃自武昌乱起，旬月之间，民军响应，几遍全国，惟直隶、河南，未经离叛，然而人心动摇，异于恒有。臣世凯奉命督师，蒙资政院投票选举，得以多数，依例设立内阁，组织虽未完善，两月以来，将士用命，业已克复汉口、汉阳，收回山东、山西。然而战地范围，过为广阔，几于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筹款之法，罗掘俱穷，大局岌岌，危逼已极，朝廷念国步之艰虞，慨生民之涂炭，是以停战媾和，特简唐绍仪、杨士琦等前往沪上，为民请命，此万不得已之苦衷，亦从来未有之创举也。屡接该大臣等来电称：“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等语。现期已满，展限七日，能否就范，尚难逆料。

查和谈最初协议停战至十一月初五日即1911年12月24日，第二次会议时议定展期7日，至十一月十二日即12月31日。鉴于上述，《袁世凯全集》的编者认为12月28日前该折已经写就，暂时系于1912年1月5日前，只是为了稳妥起见。参酌前引《大公报》的按语，可见这份奏折绝不可能写于1912年1月中旬，而是1911年12月下旬。至于具体时间，可以袁世凯与诸国务大臣会奏的《拟恳召集宗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为参照。在这份1911年12月28日正式上奏的奏折中，袁世凯同样概述了武昌起事以来各处变乱的形势以及饷械不支难以久战的困窘，“万不得已，勉从英使朱尔典之介绍，奉旨以唐绍怡（即唐绍仪）为代表，驰赴沪上，与革军代表伍廷芳会同讨论大局”。由于伍廷芳坚持改共和，去君位，否则不能开议，唐绍仪只得提出速开国民大会公决君主共和问题之法，“果能议决仍用君主国体，岂非至幸之事。就令议决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中国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现计停战之期仅余三日，若不得切实允开国会之谕旨，再无展限停战之望，势必决裂。惟有即日辞去代表名目，以自引罪”。袁世凯等鉴于“言和则词说已穷，言战则饷械两绌”，要求清廷召集宗支王公，速行会议，就唐绍仪所请召开国民大会公决国体问题请旨裁夺，以定大计。

《召集宗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要求“俯如唐绍怡国会公决之请”，其时距停战展期仅3天，也就是12月28日。进一步推敲相关文字和事实，《请速定大计折》的拟定及可能上奏的时间，当于12月24日停战期满后刚刚展期7日之际，具体而论，大约在12月25、26日间。

《议和记》又称：“袁世凯接唐绍仪电，言伍廷芳等均恳请皇帝逊位，使共和政体早日成立，中国可跻富强，非特国民之福，亦皇室之幸。将来国民对于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等语。凯得电后，甚为踌躇，连日与庆邸及诸亲贵会商，尚无结果。惟清内阁连发数电，嘱唐绍仪如承认共和，先将优待皇室条件提出议妥。”也就是说，退位之议是因为民军方面坚持和谈以共和为前提而不得不做出的应对举措，此时袁世凯很可能将所拟《内阁请速定大计折》给奕劻、载沣等人看过，并且将相关信息传达给清太后。

不过，一旦正式奏请清帝退位，就要召开宗支王公会议进行决断，形势的发展显然尚未到此地步，没有完全的把握，袁世凯和清廷都不敢贸然行事。不仅如此，袁世凯甚至对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也表示担忧，并通过梁士诒等传达自己的苦心孤诣。而对光复地区的人心向背更加感同身受的唐绍仪坚持原案，“袁世凯因连接唐绍仪密电，知民党始终坚持共和，无法挽回，且于清帝让位问题，亦难回答。若继续开战，又以借款无着，不能支持，因此焦灼异常。且以承认共和一层，关系太重，不敢负此责任”，于是于12月27日举行内阁会议，商定全体辞职，即日请清廷特开御前大会。其原因有四：一是民党坚持共和，君主立宪目的不能达。二是民党要求禅位，倘即让步允许，深恐诸亲贵啧有烦言，难免意外。三是不让步则和议决裂，即须开战，无款无饷，人心军心不固。四是无可筹之款以维持支撑。此次内阁会议决定的方针，应是促使清帝退位。

恰在此时，唐绍仪来电告以民军方面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本来就担心退位引起强烈反对的袁世凯遂相应改变计划。次日，清太后召见王公，醇王载沣、庆王奕劻、贝勒载洵、贝勒载涛、贝子溥伦、贝子载泽、肃王善耆等7人入对，询问上海和议及近日国家艰危情形，清太后痛哭，各王公亦哭。旋召内阁总理和国务大臣入对，袁力陈国民坚持共和政体，万难转圜，此事过于重大，请太后宸断。“太后谓：‘余系妇人，皇上年幼，凡事皆靠汝等国务大臣主持。如将来办得好，固系汝等国务大臣之功，即使无法转圜，至于失国，有我为证，将来皇帝长大，亦不能怪汝等。’于是袁世凯言及唐绍仪来电，请召集国会举君主民主问题，付之公决一节。清太后命照此办法施行。各国务大臣退，将慈谕告知庆邸，庆再入对良久，而召集临时国会之旨乃决。”是日，袁世凯与国务大臣会奏《拟恳召集近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当天清廷即谕令袁世凯转致议和代表，同意召开临时国会公决国体政体。

综合上述，定大计与决大计两份奏折应是先后拟定，定大计折在前，决大计折紧接其后，前者旨在解决被迫承认共和后必须面对的清帝下台问题。由于民军和谈代表突然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实际上奏并公布的是《与国务大臣会奏拟恳召集近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但是，虽然《请速定大计折》实际上并未正式出奏，也没有束之高阁，由于袁世凯已经就此与阁僚及部分亲贵暗中通气协商，并进而试探帝后的态度，可以作为应急权通的选项以备不虞。后来果然在国民会议受阻的情况下被重新提出，发生作用。

速定大计折时间的改判，使得既有论著对辛亥之际和战历史进程的通行认识及其相关描述有必要接受通盘的重新检讨，并相应地进行较大幅度的改写，否则原来种种的看似顺理成章，都变得相互矛盾，难以成立。或者说，现有的说法，其实是在忽略部分材料和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自圆其说，而《请速定大计折》时间的重新判定，使得这些被忽略的材料及事实的正当性凸显出来，原来成说的逻辑链条则出现一定程度的断裂，因而不得不进一步梳理条贯所有的材料和史事，重新解读，使之真正能够得其所哉。

二、 从退位到公决

既然《请速定大计折》的拟定和暗中沟通在《以决大计折》之前，则袁世凯首先是直接要求清帝退位，紧接着才顺势改请允准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袁世凯并非清帝退位的首创者，武昌起事后，最早提出让清帝自动交出政权设想的，应是伍廷芳等人。从民党方面倡议，到袁世凯试探性向清廷提请，经过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

1911年11月11日，武昌起事刚刚一月，伍廷芳、樊增祥、宋教仁、于右任、夏敬观、唐文治、张謇、赵凤昌、庄蕴宽、汤寿潜、张元济、姚桐豫、江谦、高凤谦、温宗尧、汤寿彤、程德全、王敬芳18省发起人就通告倡议组织全国会议团，主张各省派人到上海建立临时会议机关，商定共和政治，会议三要件之一，为“对于清皇室之处置”。次日，伍廷芳、张謇、唐文治、温宗尧联名敦促监国摄政王载沣赞成共和，宣称：“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国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识者议论亦无异致，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人。倘荷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不特为安全满旗而已。否则战祸蔓延，积毒弥甚，北军既惨无人理，大位又岂能独存。”同时又致函庆亲王奕劻，告以已“电请皇上及监国逊位，同赞共和”，希望奕劻“致君于尧舜之揖让与民享共和之幸福，则皇室不失其尊荣，生灵得免于涂炭”。

虽然致摄政王的电奏中没有使用“逊位”字样，只是希望清帝及摄政王以尧舜自待，但在给奕劻的信中，明确使用了“逊位”一词。逊有退、让二义，逊位也有退位、让位二解，前者只是单纯地退出现在的位置，后者则包含给谁让出位置或将位置让给谁的意思，近似于主动的禅让。而禅让对于让位者是一种美德的体现，对于承继者则意味着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此时各省光复政权尚未成立共和政府，伍廷芳等人所说逊位后同赞共和，应是根本放弃帝位和帝制，赞同由全体国民成立共和国，而不包含将权力交给谁的问题。

11月18日，张謇致电清内阁，拒绝出任江苏宣慰使及农工商大臣，并请内阁代奏，要求实行共和、清帝逊位，电称：中国国土辽阔，种族不一，应效法瑞士、美国，实行民主共和分治。“宜以此时顺天人之归，谢帝王之位，俯从群愿，许认共和。昔尧禅舜，舜禅禹，个人相与揖让，千古以为美谈。今推逊大位，公之国民，为中国开亿万年进化之新基，为祖宗留二百载不刊之遗爱，关系之巨，荣誉之美，比诸尧舜，抑又过之，列祖在天之灵，必当歆许。论者或以兹事体大，宜开国民会议，取决从违。窃以为不经会议而出以宸裁，则美有所归，誉乃愈大。至于皇室之优待，满人之保护，或阁臣提议，国会赞成，立为适宜之办法，揆之人道，无不同情。”

张謇的电报，不但明确要求清帝推逊大位，而且希望不必经过国民会议讨论取决，即由清帝直接裁断，主动许认共和。此时摄政王已经失去权力，所以张謇没有将他列入应当逊位的名单。

与上一次的联名电奏迟迟未能交到摄政王手上不同，由内阁代奏的电报当天就得到回复，清廷表示：宪法十九信条已经宣布，即将宣誓太庙，此后庶政实行，公诸舆论，决不致再有障碍。“至共和政体，列邦有行之者，惟中国幅员寥阔，满、蒙、回、藏及腹地各行省，民情风俗，各有不齐，是否能收统一之效，不至启纷争割裂之祸，仍着该大臣迅速来京，与廷臣详细讨论，并将朝廷实行改革政治意指，剀切宣示，以释群疑。”显然，此时清廷仍然抱有侥幸心理，并不情愿在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轻易地主动交权让位。

此后，其他方面也陆续提出同样或类似主张。11月23日，一度宣布独立的山东都督孙宝琦致电光复各省，提议各省派员至京津开临时议会，兼收未独立各省，可议决国体政体问题，兼有临时政府作用，“异日以全国意见要求逊位，可无兵戈而收胜利”。所说虽然是在临时议会议决国体政体之后，才以全国意见要求清帝逊位，基本办法毕竟是顺应人心，由清帝主动交权让位。

11月25日，顺直谘议局、直隶保安会致电摄政王载沣，以南方已大开国民会议，新政府不日成立，近畿人心亦皆感动愤励，提出：“为今之计，若朝廷能早行揖让，公天下于民，民必以优礼报皇室。即大位不以自居，而全国生灵之福，仍出自朝廷之赐。若失此不为，则新政府既成，各省已一律承认，不但直隶不能独异，且恐南军北上，京师蒙尘，虽欲为尧舜之事而不可得。福祸安危，在此一举。”清军夺占汉阳后，12月3日，顺直谘议局、直隶保安会以军事虽利，人心未回，杀戮愈多，益难收拾，再度电请内阁奏明朝廷：“罢兵息战，由朝廷自行谦逊，宣布共和，最足示大公于天下。保全中国，维持皇室，端在此时。”所谓揖让、谦逊，都是要求清廷主动交出权力大位。

直接向清廷呼吁请求之外，还有人积极展开活动，联络南北各派势力，力图形成强大压力，迫使清廷就范。11月26日，蓝天蔚打出中华民国军政府关东临时大都督的旗号，致函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促其顺应大势，“更有进者，力奏朝廷暂避热河，皇上有禅让之美名，人心或有思清之一日，大局幸甚，人民幸甚，皇室幸甚”。11月29日，朱其瑝受袁克定的指派到达湖北，随身携带汪精卫的信函，内容包括邀约南北联合，共同要求清帝逊位。

12月5日，在汉口的各省代表会议决定请伍廷芳来鄂与北方代表会商和平解决事宜，开议的条件为：一是推翻满洲政府；二是主张共和政体；三是礼遇旧皇室；四是以人道主义待满人。半个月后，黄兴也派顾忠琛与北方代表廖宇春密商，后者提出4条：一是优待皇室；二是组织共和政体，公举袁项城为大总统；三是优待满汉两方面将士；四是开临时国会。双方讨论后改为5条，第一、二条顺序变换，为确定共和政体和优待清帝。这几次接触谈到议和条件，均没有提及清帝如何交出政权，为何要给予优待，应该是将清帝退位让权作为前提条件，无此前提，则其他都谈不上，所以如何退位反而不在所讨论的范围之内。

自11月1日皇族内阁解散，由袁世凯组织全权内阁，摄政王就已经失去权力。捱到12月6日，眼看局势日益恶化，为了平息众怒，隆裕太后懿旨，准载沣辞退监国摄政王之位，以醇亲王退归藩邸，不再干预政事。媒体对于此事亦称退位或逊位。

由上述可见，早在南北和谈开议之前，双方就通过各种渠道接触联系，希望尽可能以较小代价结束战事，实现共和，这使得清帝退位让权成为彼此心照不宣的基本条件。所以谈判一开始，民军方面就表示不以清廷为对手，北方的唐绍仪只是袁世凯内阁即政府的代表，而且因为民军坚持开议的前提是实行共和，否则免谈，则清廷的命运可以说是未议先定，所商议的并非清廷的存废，而是以什么形式退出历史舞台的问题。通过交权让位体面下台，避免战事延续，恢复和平统一，实行共和，以换取优待条件，成为各方认可的首选。

南北议和，民党中广东人士多力持清帝退位之说，不准满人继续秉政。而上海、武昌及其他各地的民党，无不同此意见。12月20日，民军代表伍廷芳于第二次会议时首先提出逊位：“且改为民主，于满洲人甚有利益，不过须令君主逊位，其他满人皆可优待，皇位尤然……改革之后，满人与汉人必无歧视，将来满人亦可被选为大总统，是满人何损而必保存君位。”并声称前此已和汤寿潜、程德全、张謇等各都督致电摄政王，“只请逊位，其余一切优待”。第四次会议时，又说：“总之，清帝让位，则诸事易商。”逊位与让位，都是交权下台，遣词或略有分别，意思则完全一样。

清帝主动交权下台以平息战乱的办法，得到一些清朝驻外使节的赞同和响应。12月25日，出使俄国大臣陆征祥、驻荷兰国大臣刘镜人电请外务部代奏：“今既政变纷乘，人怀民主，似不如追踪太王，明诏父老，则先圣后圣德一道揆，既不以一人位号，涂炭海内生灵，仁人之报，利亦必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袁世凯尝试向清廷提出逊位禅让的请求。

清帝退位牵涉诸多方面，仓促间难以办到，况且以何种理由退位，也要名正言顺。11月中旬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开会时，据浙江代表陈毅报告，在汉口与黎元洪大都督代表会晤的清内阁总理袁世凯全权代表唐绍仪就表示：“袁内阁亦主张共和，但须由国民会议议决后，袁内阁据以告清廷，即可实行逊位”。所以代表会当天做出“缓举临时大总统”的决议。稍后黄兴派人与北方代表会谈，虽然也有召开临时国会的议项，却并非作为清帝退位的必经程序，而是结束清朝统治实现共和之后的建制。

议和谈判过程中，本来坚持共和毋庸再议的伍廷芳突然同意采用召开国民会议或大会取决国体政体的办法。这一方案是此前由杨度、汪精卫等人组织的国事共济会提出，试图以此解决南北之争，结果两面碰壁。该会虽然被迫解散，多位会员却参与了南北和谈，并在会场内外积极活动，继续鼓吹其原订办法。唐绍仪和伍廷芳同意采取这一方案，当与他们的鼓动怂恿大有关系。“清廷遣派代表与民军议和之原因，实由君主立宪党杨度与民主立宪党汪兆铭发起国事共济会于北京，清资政院极意助之，于是李家驹以此意面达袁世凯。袁谓调和两方，固属美举，然谁能当此第三人之任。须知第三人者，必须于两方均无关系，且与两方均无恶感，而后可寻。”于是有人运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作为调人，而朱授意汉口英总领事出面介绍。首次会晤，伍廷芳即提出4项要求，以清帝退位，改行民主政体换取对清帝和旗人的优待。

国体政体如果定为民主共和，清帝让位就是理所当然。可是，尽管这一次双方的谈判代表意见一致，由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的方案依然是两面不讨好。民军方面，认为起义的唯一目的就是建立民国，共和政府业已成立，何待再取决于国民会议？况且召集各处代表，非三五月不能到齐开会，恐怕是袁世凯的缓兵之计，以便趁机上下其手，“万一会议结果表决君主立宪，将来亦为再酿第二次革命之惨”。“伪清”应逊位归顺，否则联师北伐。至于派国民代表赴会一层，应作罢论。

面对各地光复政权和民军的一片反对之声，伍廷芳于1912年1月2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及光复各省，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廷意今国民大多数趋向共和已为显著之事实，而唐使犹以开国民会议为言者，不过欲清帝服从多数之民意，以为名誉之退位而已。”照此说法，清帝不会主动退位，袁世凯也不便出面劝清帝退位，只有通过国民会议决定实行共和，清帝才可能顺势接受退位的不得不然。

即使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在清朝内部遭遇的阻力也不小。在清朝王公亲贵和满汉官员看来，南北和谈的决定只是少数人意见，召开国民会议多数取决，虽然能够反映民意，清帝可以顺从为由，体面下台，也不无机会以君主立宪的名义继续执掌权力。对于坚决拥清者而言，国民会议不过是缓兵之计，他们既不能接受由帝制到共和，更不愿看到满人失去帝位。

三、 掩人耳目的双簧

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在袁世凯不无拖延待机的盘算。所谓“用正当选举之法，选合格代表之人，其手续与时期，均非旦夕所能蒇事”。所以他担心的是“革党迫不及待，尚不知是否听从”。照理，这一方案更加符合清廷和袁世凯的政治需求，这也是袁世凯搁置《速定大计折》，将清帝退位改由国民会议公决的主要理据。可是，正当南北双方就国民会议问题磋商顺利之时，袁世凯却忽然出手否认已经签订的一切条款，使得和谈很快陷入僵局。

关于袁世凯的突然变脸，学界普遍的看法是因为孙中山归国及其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打乱了袁世凯的如意算盘，因而其借故向民党施压。不过，袁世凯开始对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事反应平淡，后来兴师问罪，主要是针对伍廷芳在国民会议的代表选举以及时间地点等问题上寸步不让采取的报复性反制。也就是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并非导致袁世凯再度变计的诱因。

唐绍仪被迫辞职，看似造成谈判停滞甚至濒于破裂，然而不无诡异的是，此后他非但没有离开上海，而且暗中仍然与伍廷芳沟通联系，时时往来于沪宁之间。而孙中山一再表示自己是虚位以待，“一俟国民会议举行之后，政体解决，大局略定，敬当逊位，以待贤明”。孙中山的再三表态，不仅产生了另一种逊位即孙中山本人让出临时大总统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很可能在向特定人物明确发出心照不宣的特定信号。在当时情况下，这个特定人物，显然就是袁世凯。

一般认为，和谈受挫显示袁世凯和唐绍仪之间在如何结束战事、统一中国的认识上严重分歧，直到1月中旬提出《内阁请速定大计折》，事情才出现转机。既然《请速定大计折》提出的时间提前到1911年12月下旬，而袁世凯重新运动清帝退位在唐绍仪去职不久就已经开始，则原有的判断必须大幅度调整，才能合理安放材料和解释事实。

关于和谈的立场和底线，唐绍仪与袁世凯之间，意见的确一度有所分歧，唐绍仪曾复电梁士诒、阮忠枢，详细分析了局势并解释其态度的变化。他说：

彼党以共和为标准，反是则无可开议。若一决裂，则大局更糜烂不堪。反复焦思，更无一线转圜之地。来电发明师座对内对外对上对下之苦心，仪岂不知之。顾师所重者，护持太后皇上耳，所虑者，各国干涉耳。试问战争再起，度支何如，军械何如，能操必胜乎？万一挫衂，敌临城下，君位皇族，能保安全乎？外人生命财产，能保护乎？宗社倾危，列强分裂，汉族亦因以沦胥，危险之势，孰甚于此。若从国会之议，皇族之待遇，已许优隆，外人之干预，无由窥伺，倘能建设完全，尤为中国之幸福。危险者如彼，而有可希望者如此，然则所以对内外上下者，更何疑虑哉。仪初意亦何尝赞成共和，第亲历汉沪，目击情实，不得不急为变计。人民各国，皆注目于吾师一人，宗旨一误，祸害立见，与其坚执于前，毋宁养晦待时，舍是二者，决无胜算。支电不尽所言，故复详述。万里遥隔，五内如焚，前席剀陈，望兄为助。师意若何，仍乞电示。

据此，唐绍仪南下前与袁世凯商定的办法，并不是接受共和，到武汉和上海后，知道形势无可挽回，必须以共和为开议前提，并且按照清帝退位交权的基本路径安排各事。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只不过是给了清廷一个体面的台阶下，而不是说真的要由国民会议来决定是否实行共和。可是，好不容易才确定的行动方略，何以短短几天内风云突变，以至于袁世凯和唐绍仪分道扬镳？

其实，唐绍仪因为与袁世凯严重分歧而辞去议和全权代表只是表象，另一种可能性的几率更大。有消息称：

或又曰：绍怡之辞职，非得已也。绍怡南下，有在京各省代表从行，许鼎霖者，江苏代表之一。既至沪，愤会议之不获与，无发言权，惎民军者，方以民军饷械匮乏日聒于鼎霖，乃不待会议之毕，与福建代表严复等行矣。入都谒世凯，备言民军之腐败，兵乌合，饷无着，北军当之，直摧枯拉朽耳。绍怡至沪，非议和也，馈献江山耳。世凯唯唯。鼎霖乃密告亲贵，亲贵诘世凯。世凯曰：“是何言，余遣绍怡，讨论大局也，他非所知。绍怡既不称职，当罢免。”会绍怡驰电请解职，遂允之，而以彼此电商请于廷芳。自此以往，南北两方，皆藉电报以议和。而唐绍怡虽不居代表之名，仍有参与议和之实也。

北归后许鼎霖的确曾在资政院会议时发表攻击民军的言论，鼓动武力镇压。如果唐绍仪的辞和袁世凯的准都是因此而起，则此事并非由于两人之间出现分歧，而是为了规避亲贵对唐的攻诋责难，不得不再度改弦易辙。袁、唐二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彼此心照不宣。

相关研究已经注意到，折冲樽俎或许从一开始就是暗中密商的掩护，与此同时，南北双方通过几条线秘密接洽，商议如何能够迫使清帝退位，推翻清朝，实现共和，尽早结束战乱。唐绍仪辞职，和谈表面陷入僵局，其实是因为由国民会议公决的途径行不通，只得重新转向寻求清帝退位。唐绍仪滞留沪上，孙中山宣称暂时承乏，虚位以待，都是配合袁世凯设法迫使清帝退位演出的戏码。

关于袁世凯与唐绍仪联手演出的苦肉计双簧戏，有一定内幕渠道的《时事新报》评论道：

袁世凯入京以后，深知全国民心，倾向共和，而于清廷一方面，又不愿以武力相角，使无数生灵，同遭涂炭，故于外则奏派代表，赴南议和，于内则施其沉毅果决之手段，以布置大局，务使清廷处于安全之地位，而国家可免瓦解之忧。无如一般顽旧之流，不明袁世凯之苦心，既不知赞同其宗旨，又不能协助其进行，诽谤横兴，而唐绍怡不得不辞职。幸自袁世凯与伍廷芳直接商议以来，以电报为议和机关，争执虽多，事实尚顺。惟各省军队大半不明此中真况，常起意外之风潮，而平时伏匿之匪党，又思乘机攫利，此亦议和时期中之至可危事也。事后思之，犹觉懔懔……自袁世凯与伍廷芳直接商议以来，以有限之文字，传达无限之论议，而种种不可明言之事实，又无从以电报泄露于外，使清廷一方面，或另生枝节。是以袁世凯电请伍廷芳北行，伍廷芳电请袁世凯南行，于事实上观之，伍廷芳不妨暂离上海，而袁世凯万不能暂离北京，故所谓北行南行，皆表面之词也。唐绍怡与伍廷芳签定之条约，断无推翻之理，而袁世凯一再以未与本大臣商明为言，故作必欲推翻之理论，电书往还，两不相让，亦皆表面之词也。其争执最烈之点，为国民会议一节，若袁世凯所开条件，非历数月不能办到。在袁世凯何不可通融办理，而所以斤斤电争者，亦未始非表面之词也。一言以蔽之，袁世凯若不赞成共和，必无南北议和之事，议和亦无如是易成也。

这些揣测判断可以从北方紧锣密鼓进行的促使清帝退位行动得到印证，唐绍仪辞去谈判全权代表之后，继续参与南北交涉。他本来就另有与袁世凯沟通联系的渠道，南下议和的随行代表中，杨士琦未与议。“盖上海电报局不允用密码通电，而关于议和事宜，必须与袁世凯秘密商议。既不能用秘电，故唐绍怡将遣其回京，面晤袁世凯磋商一切。” 1912年1月8日，唐绍仪致电清内阁，告以四蒙独立，瓜分在即，若东三省独立，辽东不复中国所有。民军拟自行召集国会，各国绝无不认之理。“又闻东南各商埠洋商团体拟联电本国政府转劝皇上逊位，以期解决而保商务，现正在沪筹拟。”等于试探性地公开动议重启清帝退位事宜。

唐绍仪的意向得到原东南立宪派人士的积极配合。两天后，张謇接连发给袁世凯两封密电，一谈国民会议问题，另一则明确提出：“窃谓非宫廷逊位出居，无以一海内之视听，而绝旧人之希望。非有可使宫廷逊位出居之声势，无以为公之助，去公之障。”并且针对僵局出谋划策道：“在鄂及北方军队中诚尠通达世界大势之人，然如段芝泉辈，必皆交公指挥。设由前敌各军以同意电请政府，云军人虽无参预政权之例，而事关全国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持，自为水火，拟呈办法请政府采纳执行，否则军人即不任战斗之事云云。如是则宫廷必惊，必畀公与庆邸为留守，公即可担任保护，遣禁卫军护送，出避热河，而大事可定矣。所拟办法如下，公如以为可行，须请密电段芝泉等。謇默观大势，失此机会，恐更一决裂，此后愈难收拾，幸公图之。”

张謇的谋划，的确击中清廷的要害，清军将领如果加入政争，天平势必朝着既定的方向倾斜。后来北方军人表态拥护共和，果然成为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此举也开启近代中国军人干政的恶例，埋下民初军阀混战的隐患。此时袁世凯已就清帝退位一事暗中加紧动作，对外却依然故作姿态。直到1月25日，袁世凯才复电张謇，闭口不谈清帝退位之事，话题仍在国民会议方面：“国会公决，系朝廷存亡关键，须请皇宗同意，非行政官所能擅专，极多困难。连日协商，渐有头绪，已迭电少川矣。”其实此时所协商的已非国会公决，而是清帝退位。

事实上，国民会议刚刚陷入僵局之时，逼劝清帝退位之事就已经重启。早在1月4日，原来“北京各报中最反对共和、强烈支持清廷”的《官话报》就完全改变立场，刊发社论，“敦促朝廷接受必不可免的事情并逊位，因为这是人民明显的意志。该报竟以路易十四和理查一世的命运告诫朝廷”。袁世凯还私下对莫理循说：“再加些压力，朝廷就垮台了。”莫理循获悉，热河正在筹建宫廷，并认为“如果朝廷去热河，事情就简单了”。

1月11日，唐绍仪再度电请清内阁代奏，要求清帝逊位，“朝廷既愿将国体付诸公决，其公天下之心，为薄海所共钦。惟大势所趋，万众一致，临时国会，仍用正式选举法，非半年不能蒇事，民军万难承认，且恐旷时日久，转生意外之变，反与皇室诸多不便。务祈俯顺民心，早日逊位，则民军念禅让之德，皇室待遇，必极优隆。除密将优待条件电呈内阁外，谨请代奏”。只是袁世凯觉得时机未到，退位之议还不宜拿上台面，旋即复电谓：“吾公既已辞职，该电未便再行代奏。”

袁世凯的婉拒欲盖弥彰，两天前即1月9日，袁世凯的亲信蔡廷干已经与莫理循商谈敦促清帝退位事宜，并于次日致函莫理循，希望上海商会将此消息通过英国公使电告各方，再由上海领头，各通商口岸陆续跟进，对清廷施压。莫理循的看法是，“目前全部问题在于如何使皇帝退位。要施加各种压力，促使他退位。有人提议，一个好办法是使上海商会通过约翰·朱尔典爵士向庆亲王和皇帝的父亲提出请愿书，敦促皇帝立即退位，理由是皇室妨碍和平，而没有和平是不可能恢复正常贸易的。这个建议来自袁世凯自己的人，我认为可行。因为，如果我们能使一个商会这样做了，所有旁的商会会跟着做，积累起来的力量会是非常强大的”。同日，梁士诒私下前往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商议，他说：“现在，各方面都同意，除非事前皇帝退位和朝廷下台，问题就不可能获得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是要决定代替清王朝的政体。问题在于：如果朝廷愿意让位给袁世凯，或者是授权给他建立临时政府，各国是否将承认他。”

12日，莫理循在一封信中乐观地表示：“你收到这封信以前，我几乎肯定你已得到皇帝退位的消息。正在为此进行安排。”皇室必须去热河。尚待解决的是如何保证满人和皇室的安危及利益。“我相信，在诏书发布以前，将会同革命党做出安排。我还了解到唐绍仪将作为中间人，进行秘密调停，使革命党同意这种安排。” 14日，梁士诒又告诉朱尔典，召开国民大会决定是否接受共和将会拖延时间及带来危险，隆裕太后不久将发布一道谕旨，宣布“满清王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处理临时政府工作，直到选举共和国总统为止。

1月16日，也就是袁世凯被刺的当天，莫理循兴奋激动地写信告诉《泰晤士报》的布拉姆：“退位诏书明天或后天就发布。星期天晚上，我详尽地、如实地向你拍发了关于谈判的电文。袁世凯的机要秘书下午和我在一起，我们讨论了各种提议。昨天一大早，我收到他的来信，告诉我他要来见我，他有非常重要的消息相告。他告诉我：前天晚上，袁世凯最终接受了这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同意在四天之内由皇太后发布退位诏书，而代之以一个共和国，由人民选举总统。袁世凯将受命掌管政府。没有提到国民大会。”星期天即1月14日，就在这一天，袁世凯已经和清廷议定清帝退位，实行共和，由袁世凯掌管政府。莫理循还明确说：“一封宣布袁世凯的决定的电报于深夜发给了唐绍仪。你比我更了解东方人。在整个这场危机中，我们都在和东方人打交道。我们无法像理解欧洲人的行为动机那样来理解他们的行为动机。袁世凯派唐绍仪去上海时完全清楚唐绍仪的意图，我对这点从没有过任何怀疑。唐绍仪的辞职要求被接受了，但从那以后他一直同袁世凯保持密切关系。他是通过他的亲密朋友梁士诒进行联系的。”

种种迹象表明，早在1月16日之前，促使清帝退位之事不仅已经重新启动，而且几乎要大功告成。而民军方面，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袁世凯与清廷的交涉，但由于清帝退位的条件必须满足民军的要求并得到其同意，所以决不仅仅是知情人，更不是旁观者。如果说南北和谈的对手是民军与袁世凯执掌的清政府，那么关于清帝退位的交涉，袁世凯就只能是居间沟通，民军以袁世凯为协商的对手，袁世凯则要两面传递信息，讨价还价。由于退位交涉暂时只能暗中进行，南北和谈仍在就国民会议举行的具体事宜争论不已，只有少数介入退位密议的南北人士才知道你来我往的函电纷争，其实已经演变成障人耳目的烟幕。

四、 袁世凯逼宫

接下来的问题是，差不多一个月前拟定的《请速定大计折》，为何会在一个月后披露于报端，并且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大公报》的按语道出了部分原因，即1912年1月下旬皇室会议讨论清帝退位问题，仍以《速定大计折》为底本。更为重要的是，其时南北之间以及袁世凯与清廷之间关于清帝退位的磋商再度陷入胶着，尽管上海的几家报纸借西报发声，开辟专栏集中报道西报对清帝退位的种种预测，连篇累牍地发表相关消息，宗支王公的商议却不断遇到强力阻挠，迟迟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甚至退位的交涉也只能秘密进行，还不能公诸于众。因而需要一些确实可信的证据来为鼓动退位的舆论提供有力支撑，将幕后的交涉摊开到阳光下，进而增强对清廷的压迫。

这时南北各大报关于清帝退位的消息不绝于耳，而表面局势的发展却是和谈陷入僵局，战事旷日持久，且可能蔓延扩大，这引起各方面的极大担忧。眼看国民会议的分歧难以协调，各方又将目光聚集到清廷退位之上，以为一念之差，容易速效。在南方各省，已经附和民军的原清朝官员纷纷电请清帝退位。1月15日，开缺两广总督袁树勋和唐文治、丁宝铨、杨文鼎、施肇基等联名致电清廷：“皇太后、皇上既以公天下为心，保全民命为重，应请明降谕旨，早定共和政体，上法唐虞，特畀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代表组合相当政府，一面速开国会，选举总统，宁息战祸。”同日，四川总督岑春煊也致电清廷：“今为朝廷计，与其徒延时日，致上下不能径接以诚，何如廓然大公，径降明谕，宣示中外国民，组织共和政治，俾天下知禅让美德，实出自朝廷本怀。人民感念至德，必筹安富尊荣之典，上酬皇太后、皇上之美，宗支王公与八旗亦蒙安全之福。”这些不约而同的说词，都将清廷禅让与降旨确定及组织共和政体联系在一起，似乎清廷不降旨则共和政体就不能成立。这与民党所认定的共和已经成立、清帝退位不过避免战事延续的看法明显有别。

光复政权的官绅也将目光投向袁世凯，希望他出面迫退清帝，打破僵局。1月14日，江苏代理都督庄蕴宽及张一麟致电袁世凯劝告道：“夫致君尧舜，学唐虞之禅让，是谓大智；救民水火，免生灵之涂炭，是谓大仁。此中机括，在公一身……公果为民请命，清廷未必不幡然改图，千秋万国，自有公论。”同日，湖南共和协会会长熊希龄、副会长张学济等150人联名致电袁世凯，指“满室已失人民之信用，实无再为君主之资格，必须迅速避让，免致涂炭生灵。国民会议之局，亦可不必举行也。时不可待，望公毅然速请明诏退位，勿误大局，天下幸甚”。众口一词之下，清帝成为众矢之的，袁世凯则为众望所寄。

公开呼吁的同时，暗地里的实际进行已经渐有眉目。1月，直隶、河南两省谘议局经由汪兆铭代转来电称，希望速定共和政体，早建统一政府，以弭内忧而消外患，并提出3个条件：一是清帝退位后，举袁为大总统。二是共和成立后，接管清政府所有北方军队，不咎既往，与南军一律待遇。三是先行议定优待皇室及旗民生计。直、豫两省谘议局与袁世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举当是为袁世凯劝退或逼退清帝，询问民党可以给予的报酬。1月14日，孙中山复电表示：临时政府的唯一目的就在速定共和，“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为众所属，第一条件自无不能……清廷以退让而释干戈，皇室报酬，应示优异”。本来总统大位已经有为袁预备之说，只是因为和谈一拖再拖，光复各省担心生变，组织了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之时，就已经表明暂时承乏之意，如今不过再度确定袁世凯开出的条件而已。

同日，民军和谈总代表伍廷芳电告孙中山和黄兴：“旅沪洋商团来函，以商务损失，渴望两方不再开战，早日和平解决，并电催清帝退位以顺人心。”又告以“唐君绍仪来言，得北京确实密电，现在清廷正商筹退处之方，此后如何推举，苟不得人，则祸变益巨。前云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乞速详示”。伍廷芳代为保证道：“孙君肯让已屡经宣布，决不食言。若清帝退位，则南京政府即可发表袁之正式公文。至此后两方政府如何合并，可由两方协商决定。” 1月15日，孙中山复电伍廷芳，肯定了后者的回答：“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也有人对于袁世凯的作用表示怀疑，担心他才是一切波折回澜的幕后黑手。1月15日，汤寿潜通电各方，指“此次议和备战，其不信有十四”，包括“遣使议和，清廷已明认民军之国家，默许共和为政体，其亲贵之明达者亦知国民实行优待，密请退位，袁必强待国民会之议决，在斗满汉为鹬蚌，彼将收渔人之利”。请从速决战，不令其阴谋得逞。

袁世凯在国民会议公决与清帝退位之间出尔反尔，固然有做戏给世人看的成分以及在南北清革的夹攻下不得不然的难言之隐，可是要说所有反复都毫无权术的考量，也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没有南北和谈，袁世凯自己就要充当迫使清帝退位主张共和的主谋，在北方难以立足，要想接掌大位，势必难上加难。而如果由国民会议决定实行民主共和，袁世凯就不能成为共和的元勋，也无法从清廷那里继承法统，即便出任总统，也不过是听人摆布的傀儡。两种情况都于己不利。由和谈及国民会议形成外部压力，再经由自己将压力转到清廷，从清帝退位中得到授权，得益最大的人，无疑就是袁世凯。看似左右为难的他，很可能就是居间拨弄的操盘者。

正当坊间传闻不断，舆论沸沸扬扬之际，清帝退位的秘密磋商突然正式曝光。1月17日，伍廷芳忽然复电武昌各军官，宣称：“此次所以允其展期停战者，因清帝退位已将成议，日来正切实磋商，如能定期宣布，则共和目的已达，其他条件均易就绪。所以未通电布告者，因事在筹商，未经决定，故尚须少待。” 1月18日，伍廷芳又复电孙文、黄兴：“如公必不能来，请俟清帝宣告退位之后，再商办法。”这些言词，清晰显示南北双方已经就清帝退位一事达成共识，北方的秘密进行成效显著，至少民党一方获取的信息，几乎是水到渠成。所以同日伍廷芳又公电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北伐联军总司令、各司令以及天津《民意报》：“此次停战展期，实因清帝有退位之议，前此秘密磋商，未便先行宣布。”这等于是将密谋的信息公诸天下，以安抚因和战不定而情绪日益激昂的各地军民。

在南方的一再催促下，运动清帝退位的步伐明显加速。1月17日，袁世凯电告伍廷芳：“皇太后悯全国生灵之涂炭，不忍再事战争，已有允认之意。本大臣与庆、醇两邸，仰体慈宫意旨，政见亦均相同。惟蒙古各王公尚在反对，势须设法与之详细讨论，以期和平解决。若以强迫行之，其各王公等恐必归藩独立，大局终难平定。”

在向民军诉苦的同时，袁世凯也加大了对清廷施压的力度。其被炸的次日即1月17日，清廷召集御前会议，奕劻、载沣、载洵、载涛、溥伦、载泽及在京蒙古各王公与会，至晚8时，议定：（1）此次续展停战期内，必将君主民主政体从速解决，决不争执，以免生灵涂炭。（2）所有前议和代表唐绍怡签押条款，全行奏明，以便酌度施行。（3）应将召集国民会议办法，速与民军代表共同商妥，早开会议，决定政体。会议时，奕劻首先主张共和，溥伦和之。奕劻并谓此时承认共和，君位虽去，君名犹存。故唯有决定让位，以示朝廷大公无我之心。蒙古王公群起反对，力持君主政体之说。倘南方坚持共和，则宁使南北分离，决不赞成民主。而尤以那彦图为最。奕劻谓公等皆有旗可归，有土可守，成则有功，败则无害，然使两宫困守京城，一旦有变，谁能担此责任。蒙古王公驳之甚力，奕劻等无词以对，遂又决定于十二月初一日再行开议解决。会议既毕，亲贵齐至内阁，面询袁世凯之意见。袁谓倘不能达此目的，立即辞职。至退位与否，事关重大，必须太后自行主张。关于民军优待清室条件凡9项，“清廷会议时业已承认”。其第一条就是：“清帝退位后，仍受外国君主之待遇。”当天美国传教士李佳白至北京，也极力游说满洲皇族与袁世凯，请清帝速退位，和平解决。

由此开始，清廷连续召开御前会议，重点集议退位问题。随着压力增大，反对的声音也陡然增强。1月18日午前，清廷再度开会，奕劻、载沣、载涛、载洵及蒙古王公均集，袁世凯亦至。“会议至午后四钟始散，闻宣布共和，至是已有成议。清太后以载沣、溥伦等婉劝退位，诏已拟定，正待签名宣布，又召集贵族会议，铁良与年少亲王，推载泽为领袖，联合载涛、溥伟等，极力反对。清太后因又迟疑不决。载沣、溥伦、奕劻等因相率告假，于是少年无识之王公，更肆无忌惮，运动再开御前会议。召见时王公皆向清太后长跪，溥伟亦无表决之言。毓朗不能耐，就询溥伟方针，以游移不决之言答之。”

1月19日，分别召开了御前会议和内阁会议。据说“禅位诏书，本已拟就，拟由近支王公议决署名。而溥伟、载涛、载泽、铁良及蒙王某等反对极烈，乃由亲贵领袖奕劻发言，谓我非欲主张共和，惟大局如此，当筹画保全皇室之法，似可采用共和，以和平了结，免至皇室别有危险。溥伟又出而反对，谓吾国不能共和，万不得已，则当南北分立。载涛意见亦同。奕劻谓我年七十余，无论君主与共和，我皆不及享受，有何成见。但今日君主之说，既不能行，南北分立，亦徒托空言。故不如径行共和，以救危局。铁良、载泽创议，欲分南北为二国，抗议纷呶，卒无成议”。

出席会议的溥伟记载，会议开始后，太后问君主好还是共和好，皆曰力主君主，并主战。太后谓战胜固然好，万一战败，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溥伟指优待条件是欺人之谈，即使可恃，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列邦，贻笑千古。溥伟又称：臣最忧者，是乱臣借革命党势力，恫吓朝廷。又复甘言诈骗，以揖让为美德，以优待为欺饰。

当天午后三时，举行内阁会议，“国务大臣中，惟袁世凯、唐景崇未至，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三人为袁世凯代表，亲贵中惟肃王、豫王未至。梁士诒先发言，谓袁内阁有病，不能出席，今以本大臣及赵、胡二大臣代表袁内阁，商议组织临时统一内阁之事。赵秉钧接言，谓此办法系将南京政府与北京内阁先行解散，而在北方另行组织临时统一政府，暂理全国事务，一面开国民临时大会，以决定君主民主之问题。因北方军队不敷分布，且兵饷只敷二月，后即难继，现时尚能保全者，东三省外，止有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此四省人民，主张共和，时欲起事者，所在皆是。徒以兵队镇摄，故目前尚可保守耳。万一民军北来，两宫之安宁，与宗庙社稷，皆有危险。今日之事，非空言所能解决，除组织临时统一政府外，尚未有别种办法，请斟酌。语毕，国务大臣退去，王公自开会议”。

各方意见相持不下，令缺少主见的隆裕太后更加举棋不定，召见亲贵时说：“时至今日，大事去矣。民军以死争共和，非达到目的不止。吾苦心焦思，终不得一良策以挽回大局。我朝二百余年之基业，竟丧失于吾手，真令人死不瞑目。”“旋又谕令及早图谋生计，现无他法，惟有逊位而已。言罢涕泣不止。”

清太后的两难和袁世凯的逼宫，引发各种议论。汪荣宝致函其父，透露出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

项城并不坚持君主政体，惟所处地位，断不能直截了当宣布共和。南中舆论，每不谅其苦心，疑忌甚深，不无误会。某微窥其意，盖始终不愿以兵力从事……项城入京以来，其眼光所注，专在外交及亲贵，故其布置，亦惟对于此二者着着进行，却未曾留意其部下之军队，有反抗之举动。自初九日懿旨颁布后，翌日舒清阿即怂恿张怀芝通电各镇，联名请战，而冯华甫既克汉阳，以不得进攻武昌成就其盖世之功为大恨，遂亦有意反对，鼓吹开战之说，于是一班资政院之顽固议员，乘民选议员之散去，大举活动，开会演说，竭力主战。项城出于不意，仓皇失措，不得不将唐少川代表撤销，借国会地点及会期各问题，与伍秩庸往返电商，以期延宕时日，乘间调处。而主战派气焰非常之高，项城几有维持不了之势，乃拟具奏辞职……此信一出，于是东交民巷各使馆不约而同，各电其本国政府，请示办法。项城又大惊，乃招集各驻使，告以虽有辞职之说，尚无其事，请各安心。当此进退维谷之时，而东三省、直隶、河南、山东等督抚，又连电反对共和，措辞甚厉。似此情形，实觉无从收拾，一旦阁令不行，各处军队自由行动，则南北糜烂之局成，列国瓜分之祸至矣。此中消息，未识南中新政府亦有所闻否，如果真心主张共和，为国利民福起见，似宜迅速疏通北军以平其气，□□□□以安北人之心，发表优待皇室条件，以释亲贵之疑，实行□□□□□以示尊重人道之意。如此则共和可望，国家可全。

有鉴于此，有报刊评论道：“袁世凯与伍廷芳直接议和以来，条件纷陈，实以清帝逊位为主要。袁世凯以此说进，而奕劻亦以此说进，伍廷芳以此说进，内外臣僚亦多以此说进。清太后为保全皇室安妥生灵起见，已有允许之意。奈不明大局者尚一再抗阻。此议和结果之所以迟迟也。”此说与通行说法有别，却大体能够将所有材料史事贯通无碍。

正当御前会议就清帝退位僵持不下的敏感时刻，天津《民意报》将1月18日伍廷芳致武昌黎元洪及光复各省军政当局及本报的公电刊载出来，有消息称：“此次停战展期，实因清帝有退位之议，前此秘密磋商，未便先行宣布。今已议有头绪，大约再过数日即可决定。届时如再失信，必为天下所不容。”此前南北各报关于清帝退位的传闻不绝于耳，可是并无确据，这下密谋被当事一方意外披露，引起拥清势力的强烈反弹。为了防止情急之下局面失控，清廷由国务大臣胡惟德等面传懿旨，仍按召集国会与革军接议。随后的两次御前会议，由于各王公反对甚力，奕劻托病请假，袁世凯亦不与会。

乱局之中，京城反对退位的声音骤增，这让本来不满于孙中山寸步不让的袁世凯有所借口，放缓了逼宫的力度。“初三日奕劻、溥伟至内阁公署，面询袁世凯以政见，如决意主张共和，即请宣示，吾辈当奏请两宫逊位，以便早定大局。袁谓此等大事，不敢擅决，且民军虽暂承认停战，然此期要求之各件，异常坚执，两方意见，极费调停。此等重任，万难独负。仍请两宫与亲贵商酌妥善，再定办法。”同时根据懿旨，袁世凯于1月21、22日连续致电伍廷芳，重提由临时国会公决国体，希望尽快商定选举及开会办法。并称：“所称优待各条件，仅系从旁探询之事，未经彼此直接商定，自无庸电达各国政府。”

接到袁世凯的来电，伍廷芳一时间居然反应不过来。1月23日，他复电袁世凯，告以优待条件已正式直接通告尊处，“至于临时国会，应俟清帝退位后，统一全国之共和政府议定选举法，以行召集”。而袁世凯复电坚称：“优待条件，此方未经认可，现在无庸置议。正式国会一节，前经尊处允认，既须以国会公决国体，未决以前，自不能设共和政府。希就前议选举法及开会地点详细讨论，想出妥实办法见复。”次日，袁世凯还向清廷奏报，遵照懿旨与革军代表伍廷芳商办，“覆语悖狂，尚无头绪，仍与切实磋商”。

1月25日袁世凯答复伍廷芳的询问时，仍然矢口否认双方曾经商议过清帝退位事宜：“本大臣与贵代表久商未决者为国会选举及地点日期，并未与贵代表筹商退位办法。来电尤不可解。请就选举及地点日期协商妥善办法，以期早日解决。此外非所敢闻。”还另电详述召开国会的妥善办法。

这一次袁世凯的反复，的确是情非得已，因为北方坚持君主制的清朝亲贵和将领鼓动风潮，反对清帝退位和宣布共和，袁世凯担心局势失控，所以故意予以否认，并再以国民会议为障眼法。1月26日，袁世凯致电伍廷芳转唐绍仪，告以“此次皇族及京内风潮，起点于‘退位’二字。秩庸来正式电，万不可言‘退位’二字，只言决定宣布共和可耳”。希望所拟电稿“但求实际，不必字字咬实也”。并声称北军将领均来电请共和，事有步武，勿以停战期限相逼。又密电孙中山，表明自己“现逼处嫌疑之地，倘和议仍不能成，即决意引退，决不愿见大局之糜烂。惟各君主党意见愤激，急而走险，如借用外兵等危险之举，恐难免于实行。应请互相迁就，以维大局”。还通过唐绍仪复电孙中山，剖明心迹，电称：“鄙人衰病侵寻，敢冀非分。区区此心，可质天日。所望国利民福，免资渔利，斯愿足矣。祈公亮〔谅〕之。”直到此时，退位仍然不能提上台面，则前此不得不秘密进行，就在情理之中。

面对进退两难的局势，袁世凯一方面要利用清帝退位与南京民国临时政府讨价还价，另一方面要应对拥清势力的强烈反弹，继续对清廷施压，陆续披露一个月前的相关文书，便成为可用的策略之一。《请速定大计折》刊布5天前即1912年1月19日，《神州日报》刊登了一封清内阁致八旗都统衙门函，被媒体称为“清廷实行逊位之先声”，函谓：

近因武昌乱起，不两月间，糜烂者已十余省。朝廷不得已而用兵，虽南克汉阳，西收晋鲁，然战域范围过广，而府库空虚，军需莫出，行政经费罗掘殆尽，用是停战媾和，特派唐、杨二大臣等前往沪上。帝德如天，为民请命，凡我臣民，莫不感泣。乃屡接唐大臣等电称，民军之意，坚持共和，别无可议等语，期限已满，复展七日，能否就范，尚难逆料。若一旦所议无成，危亡等于呼吸，常此迁延，前敌哗变堪虞，东西友邦，必有干涉。朝廷不私君位，公诸庶民，前已允监国摄政王退位归藩，时局所逼，迫于眉睫，若上法尧舜，实行禅让，则皇室尊荣，迈伦千古，迥非列朝亡国可比。自此旗汉同风，共建强国，凌欧逾美，指日可待。惟八旗兵丁，素鲜生计，经此政治更革之秋，恐有误会，务望贵衙门晓以大义，切宜镇静，必能妥筹生计，不可妄听谣言，致误前途，是所企盼，特此奉告，伏惟亮察。

与《请速定大计折》相比较，这封信同样应写于1911年12月底，属于旧文新刊，其目的也是公开披露清廷早就暗中谈判以退位换取优待的密谋，瓦解亲贵和将领的反对阻力，促使清帝退位尽快兑现。

概言之，袁世凯自1911年底就开始暗中谋划和运动清帝退位，并拟就《请速定大计折》，正式提出要求。清廷方面，隆裕太后、载沣和奕劻同意以清帝退位为条件，换取优待皇室皇族和旗人，但是如此大事依制必须经过宗支王公的议决，清廷和袁世凯担心仍在秘密磋商阶段的退位之举未必容易过关。为使清帝能够体面下台，同时减少清朝内部的反对，征得民军议和代表的同意，清廷改行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令袁世凯始料未及的是，如此一来，作为袁内阁全权议和代表的唐绍仪成为拥清势力强烈反对的众矢之的，迫不得已，只好以国民会议召开的细节问题纠缠为遮掩，重回运动清帝退位的旧轨。而退位之议尚未水到渠成即被民军方面意外披露，果然引发拥清势力的激烈反弹，危及进行中的清帝退位交涉及安排。刊布一个月前的《请速定大计折》，旨在使清帝退位不再是清方在公开场合讳莫如深的禁忌话题，对坚持君主制的拥清势力产生釜底抽薪的作用。至于此后南京临时政府、清廷、袁世凯之间围绕清帝退位的进一步交涉和博弈，详见《政权鼎革与法统承继——围绕清帝退位的南北相争》的长文（待刊）。

谢选骏指出：网文《历史真相》记载，“前清宫廷画《平定粤匪战图》中，明白宣示五色旗为前清军旗，起源自金朝！”由此看来，中华民国确属满清的残渣余孽——难道袁世凯僭越称帝、张勋辫军复辟、胡适跪拜溥仪、中共红色割据、满洲国独立、蒙古国独立，都是中华民国的逻辑发展了。中华民国是满清的残渣余孽，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苏联的殖民地。至于北伐之后的中华民国，那不过是联俄容共的黄俄预演。因为在其中，孙文及其三民主义，扮演的“党国”角色，与苏联共产国际一拍即合，从而把中国拖入了百年内战的赤祸之中。直到二十一世纪，还有人想在中国大陆重推孙文主义，应该说，这是一条已经遭到证伪的绝路和死路，万万不可重蹈覆辙。“国父孙中山先生”，确实是一条毒蛇，是毛泽东的先行者——他的遗照，至今挂在天安门广场，时不时就要拿出来晒晒，和马恩列斯四大狗头一起推出。若不将之凌迟斩首，中国复兴决然无望。

【100、两万人就可以征服中国】

网文《第一次鸦片战争》报道：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语：First Opium War），又称鸦片战争[2]:275、中英战争（英语：The Anglo-Chinese War）[3]、通商战争[4]:11，是公元1840年至1842年（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期间，大清帝国和大英帝国之间的一系列军事冲突。战争的远因是中国奉行闭关政策与朝贡制度导致中英两国发生外交冲突和贸易失衡，近因是清政府以一系列强硬手段禁绝鸦片贸易触动了英使的外交底线和英商的根本利益[5]:100。战争以英国对华出兵为全面爆发，最后以清朝战败、签订《南京条约》告终[6]。此场战争是近代西方国家对中国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船坚炮利迫使清政府打开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华夷秩序、朝贡、海禁、地理大发现和一口通商

公元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其原因有二[4]:2。首先，在经济层面，中国地大物博，国内市场以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为主，而中央政府对于国际贸易更是极为轻视[7]:19，对外通商只是“嘉惠远人”、用以羁縻怀柔的政策[8]；而在西方，由于十五世纪中叶的地缘政治变动，阻断了以往通过阿拉伯半岛的陆路贸易路线[7]:6，此后中西贸易必须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最快也需三个月，因此商业发展不大[4]:2。其次，在政治层面，中国自视为天朝上国（宗主国），视外国为蛮夷（藩属国），认为洋人到来都是倾心慕化和纳贡称臣[8]；其时中国不承认他国的平等地位，把来华的西洋人当作琉球人、高丽人一般看待，要求外人到来必须尊中国为上国并以藩属自居。当时中国认为没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无“外交”的观念，对外只有“剿夷”和“抚夷”两种政策，这个体统和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4]:2。

中西陆路关系，唐末以至南宋，不复存在[2]:5。明代“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一语，充分表露出狭隘的汉族至上意识，延边遍置关隘，显然不是进取之象[2]:5。明朝对于南海诸国，虽曾加招谕，但只求其不为中国之患，继以倭寇之故，下令禁海，禁止对外贸易[2]:5。直到公元1567年（隆庆元年），福建巡抚涂泽民请求开放海禁，实施“船引”制度获准，但明政府只开放福建漳州的月港一处通商口岸[9]。千馀年来，中国视海上互市为财源，到了明朝则视为祸患，“终明一代，通倭之禁甚严”，亦即海禁甚严，中国遂真正进入闭关时代，认为与外族接触害多于利，甚至有害无利[2]:6。

自十五世纪末起，欧洲的航海技术日渐昌明，各国政府大多奖励航海事业，以葡萄牙政府最为尽力；自1514年（正德九年）起，葡人屡次前往广东屯门（今广东宝安县南）经商，获利颇厚[10]:694。三年后，葡印度总督遣使至广东，要求缔约通商，明政府拒绝，但葡人盘据屯门不去，曾一度被明政府武力驱逐；其后葡人来者日增，多居于澳门、泉州、宁波等地，但泉州、宁波的葡商后来被官民驱逐，令澳门成为葡人远东贸易的要港[10]:694-695。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政府在澳门设官置戎，视之为殖民地，明政府亦不拒绝，仅收其地税；明朝后期，西班牙人也东来经营贸易[10]:695。

清初为了削弱郑成功等海上抗清力量，迫令沿岸居民内迁，不许船只出海，再度实行海禁封锁大陆[2]:12。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投降，清军占领台湾。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朝正式开海，准许百姓对外贸易[11]，并在粤东的澳门（一说广州）、福建的漳州府、浙江的宁波府和江南的云台山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江、浙、闽、粤四大海关总领各自所在省的所有海关口岸，通常下辖十几至几十个海关口岸[12]。

清朝开放“四口通商”后，广州是最繁荣的口岸，但当地有诸多陈规陋习和腐败横行、敲诈勒索的现象，加上因位处亚热带而对英国纺织品的需求量小，促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寻求在较偏北的口岸开展商务[13]:137-138，尤其注意宁波[2]:36。1755年（乾隆二十年），通晓华语的洪任辉（James Flint）奉命前往宁波，地方官员因为当地久未有商船到访，优待洪任辉一行人，诸事进展顺利[2]:36。但是，贸易转向宁波后，前往广州的英国商船数量随之减少，两广总督担心贸易会偏向北方，损害部分广州商民的生计，故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吁请朝廷将宁波的关税提升至100%；再者，朝廷亦担心外国商船频频到访会令宁波变成另一个澳门，助长外人与内地奸民勾结[13]:138。故此，清廷同意大幅提高宁波和其他北方口岸的关税，以断绝外商北上的念头[13]:138。但这一措施仍未能阻止英船前往宁波[2]:36，乾隆帝遂在同年以海防重地规范外商活动为理由，通知洋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14]，称为“一口通商”。

洪任辉明知有“一口通商”禁令，于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随英船收泊浙江定海，被地方官拒绝，随即携同预先准备好的呈文，直接前往大沽，上北京申诉[2]:36。洪任辉通过直隶总督向乾隆皇帝递交诉状，希望中国开放多个通商口岸，并指控广州海关勒索陋规、行商拖欠货银、保商制度多弊[2]:36-37。乾隆皇帝以洪任辉“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罪名，圈禁澳门三年[15][2]:37。

洪任辉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对贸易采取更严格的限制，把对海外贸易城市限于广州一口，并且规定外国商人销售商品和购买土货都必须通过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之手[16]:6。广州贸易体系的主要特征，是朝廷授权十三家称为“行”的商号，开办这些行的主人称为“行商”，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代理人，透过向朝廷捐财以保证其垄断特权[13]:140。所谓“十三行”并非只有十三家，多时可达四五十家[4]:3。十三行对岸设有十三个外国商馆，租自行商，一概被中国人称为“夷馆”[13]:140。

自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起，广州是唯一通商口岸，对于外商的限制更严，勒索更重，令外商更为不满[2]:37。以往广州有“稽查管束夷人条例”，至此两广总督再订立《防范外夷规条》五事，主要用意在于制止外人与人民往来[2]:37，内容包括：

严禁外商在广州过冬，如属必要，可去澳门，次年必须返国；

外商必须居于商馆，不得携带武器，商馆由行丁把守，夜晚禁锢，出入由通事随行，买卖货物经由行商；

禁止行商领借外商资本以及外商雇用汉人役使；

禁止内地人民为外商传递书信；

加派要员稽查商船停泊之处[2]:37。

此后清政府对规条进行了多次增补，如规定外人不得坐轿、不得学习中文，外国妇女不得进入广州等[13]:148。除来华贸易外，规定武器、米粮、硝磺、铁锅、废铁和各种铁器都不准出口，蚕丝、绸缎也有出口数量规定。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清政府恢复公行制度[17]。公行是行商在官府的支持下成立的贸易垄断组织，起源于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13]:140。公行专办对外贸易，对外商严加限制，不准外商与中国官员直接接触，指定须由公行与外商联系，使公行成为外商与中国官府联系的中介[17]。

此外，行商税吏巧立名目，额外费用多达60多种，引起外商不满，并助长了走私风气[18]。原本清政府所定的海关税则只有不过4%，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连同正税要征收货价的20%左右，加上官吏违法将税则保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导致外人每次纳税都要经过漫长的交涉[4]:4。加上“一口通商”令原本产于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的生丝和茶叶全须运往广州，造成运输费用剧增和茶叶变质的问题，这都让外商更为不满[19]。

英国外交挫败

当时欧洲人视乾隆皇帝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到的困难都只是广州地方官吏所致，如果能让乾隆皇帝知道，他必定愿意改革[4]:5。1787年，英国派出以查尔斯·艾伦·卡斯卡特为正使的使团访华，是英国政府第一次遣使来华，目的是扩大对华贸易，增开通商口岸。此次出使因卡斯卡特在来华途中病逝而夭折[20]。

乔治·马戛尔尼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续派曾出使俄国并担任过印度孟加拉长官的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为特命全权大使，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副之，随员80馀人，包括天文数学家、艺术家、医生，和95名卫兵，由兵船护送，费用归东印度公司负担[2]:39。所携“贡品”，约值1万5千馀英镑，内有天文、地理仪器、图书、毯毡、军用品、车辆、船式，总计600箱，俱为用心选购，以表示英国之文明[2]:39。英国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惟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4]:5。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8月，马戛尔尼一行抵达北京[2]:39。清朝以为英使是为向乾隆帝贺寿而来，称使团带来的礼物是贡物。乾隆皇帝要马戛尔尼跪拜，他只肯行英式一膝一跪之礼，坚持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礼，乾隆皇帝大为不怿[2]:39；后来英国使团有条件地答应，条件为将来中国派使团到伦敦时亦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官员向使团所带来的英王画像行跪拜礼，但清廷官员拒绝接受[4]:5。直到见到国书，才知道英使之来，并非专为贺寿，实际上别有请求，决定要他早日离去[2]:39。驾返北京后，军机大臣和珅将乾隆皇帝致英王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的敕书和礼物发给马戛尔尼，含有逐客之意[2]:39。敕谕的措辞全是上国口吻[2]:39：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今尔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乾隆皇帝在敕谕中宣称，虽然中国甚为嘉许英国“倾心向化”、遣使前来的恭顺之诚，但无法满足英方派代表来北京居住的请求，理由是“与天朝礼制不合”；马戛尔尼又以书面列举请求，包括增开通商口岸、减免和订明关税等，但全部都在乾隆皇帝的敕谕中被驳回[13]:157-159。

马戛尔尼沮丧之馀，先后由军机大臣和两广总督护送，自北京取道运河南下，经杭州、广州返回英国；马戛尔尼在中国五个多月，接触不少中央、地方官员，见闻了不少政治、军事、社会实情，深感中国人的知识浅陋，官吏贪污，人民困苦，武备废弛，一切虚有其表；两年后，英王乔治三世来书，希望“相依相交，公平恩待”，乾隆皇帝的回答是要他“益利尽诚，永承恩眷”；可见，中英双方在外交观念上南辕北辙。[2]:40

英国政府再应东印度公司之请，决定再派大使来华，人选为阿美士德（Lord Amherst），主要使命为确定公司在广州权益，中国不得任意停止贸易，英人得自由与华商买卖，推广口岸[2]:41。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阿美士德抵达天津，跪叩礼节问题随之而来[21]:20。嘉庆皇帝认为英使拒行此礼，是存心违抗，必须预行演习，否则不准瞻觐[21]:20。阿美士德被带至圆明园宫门附近，仍拒行三跪九叩之礼；嘉庆皇帝以“中国为天下共主，岂能如此侮慢倨傲？”；立予驱逐出国[2]:39。

英国与葡萄牙在第二次反法同盟结盟对抗法国的拿破仑。英国以帮助葡萄牙捍卫其远东殖民地的名义，两次出兵葡属澳门，企图借机占领澳门，澳门则向清廷求助[22][23]。1801年，葡萄牙在橘子战争失利，英国派出六艘载有数百名士兵的英国战舰于1802年（嘉庆七年）3月18日抵达澳门氹仔附近海域，试图登陆澳门，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劝阻无效而采取断粮手段。7月，英军得知英、法签订《亚眠和约》而离去[24]。1808年（嘉庆十三年），清朝水师击退13艘侵扰清朝东南沿海、闯入虎门的英国兵船[16]:3。英军在嘉庆帝调兵威胁下放弃占领澳门的企图[24][25]。1825年（道光五年），英国爆发经济危机[16]:3。为摆脱经济危机，英国资本家在国内加紧压榨工人，在国外掠夺殖民地，鼓吹战争[16]:3。1827年（道光七年），马地臣在澳门创办《广州记事报》，公开鼓吹侵略[16]:3。

“夷”是中国历代对异族或外族的一种贱称，对这种夷夏观念较早提出挑战的，是英国商人胡夏米[26]:9。他英文名为林德赛（Hugh Hamilton Lindsay），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职员，通晓汉语，易华名胡夏米[26]:9。1832年2月（道光十二年一月），他与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奉命率领英国商船“阿美士德”号到中国沿海试航，试图在广州以外的口岸另辟市场，并搜集中国沿海的情报，历时1年又7个月[26]:9。期间两人又散发文告，申述英商在广东所受的欺侮，说明英国的国势不可敌视轻蔑；不少地方官吏私下与其勾结、开放贸易[2]:42。胡、郭认为，中国北方人民乐意与外人贸易，官府既无实力、亦不严格执法，加上中国武备废弛，如要发展对华贸易，非口舌所可达成，势须诉诸武力[2]:42。

中英关系紧张

1832年（道光十二年）发生了一件意义深远的事件，使得中英关系大大恶化——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13]:170。次年，英国国王任命上议院议员、海军将官律劳卑（William J. Napier）为驻华商务总监，左右副总监各一人[2]:44。这个事件标志著中英关系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英国政府”替代了“东印度公司”与中国交往，官方关系替代了非官方关系；然而，中国人丝毫未能理解这一变化的政治含义，也没有做任何准备来应付这一新形势[13]:171。

1834年7月15日（道光十四年六月九日），律劳卑抵达澳门；7月21日（六月十五日），两广总督卢坤命行商转告律劳卑“如欲来省，须待先行奏明请旨”，但律劳卑不待奏明，率先于7月25日（六月十九日）到达广州商馆[2]:45。律劳卑发了一封平行公函给卢坤，要求建立平等的中英外交关系[27]:531。卢坤视此举为大逆不道，认为即使是英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28]:24，并称“天朝大臣，例不准与外夷私通书信”[2]:45。卢坤拒绝接受信函和直接会面，呼吁律劳卑遵守旧制，并要求他立即返回澳门[27]:531；但律劳卑不服，坚持要求平等待遇[28]:24。这令中英双方就公函“平行款式”问题僵持不下[2]:45。

1834年8月26日（七月二十二日），律劳卑发出布告，指摘卢坤“固执不明”，嘱咐英国商人不必以封舱为顾虑；十日之前，中英贸易实际上已经停止[2]:45。9月2日，卢坤亦发出布告，斥责律劳卑“妄自尊大”“自绝天朝”，正式封舱；卢坤下令全面终止与英国贸易，并派兵包围英国商馆，撤走所有清朝佣工，严禁人民向英人提供任何食物、水和药物。律劳卑立即召集兵船驶驶到黄埔，以向清廷示威。最初沿岸的晏臣湾炮台和附近的清廷水师发空炮示警，但是英舰没有理会。稍后时份，珠江两岸的大角炮台、晏臣湾炮台和横档炮台先后向强行前进的英舰发实炮一枚、两枚和三枚，而英舰则开炮还击。9月9日下午时份，英舰炮轰虎门炮台，相方交战约35分钟，结果英方三人战死，五人轻伤，船身轻微损毁；相反，清廷的不少炮台则在战事中被命中摧毁。卢坤亦调兵增防[2]:45-46。后来英商不愿贸易长久停止，与公行达成和解；9月21日（八月十九日），律劳卑及兵船离开黄埔，中英贸易随之恢复，双方争执暂告一段落[2]:46。

律劳卑在广州时已染重病，回到澳门后病逝；此后两年，继任驻华商务正监督的德庇时（John F. Davis）和乔治·罗宾逊（George Robinson）都采取消极的静默政策；当时英国内阁改组，亦主张以和协的方式改进对华关系；广州的英商不满，联名上书，请求派遣全权代表率领船舰，要求撤惩卢坤，赔偿损失，加开口岸[2]:46。1836年（道光十六年），英国商人成立“伦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向英国政府提供情报[16]:4，并与曼切斯特商会多次向英国政府请求帮助打开中国市场[29]。

海军上将查理·义律爵士，KCB，RN（英语：Admiral Sir Charles Elliot，1801年8月15日－1875年9月9日），英国军人和殖民地官员

查理·义律

自律劳卑失败以后，对华贸易已陷入不稳定的、无保护的状态，横受行商和地方政府的勒索与禁阻。于是，不列颠的财产每日都处于危险状态之中……我们的产业可能被瘫痪，我们的税收可能每年遭受四百至五百万英镑的损失。因此，我们以最迫切的心情呈请不列颠政府施展保护英商的威力。

——〈曼切斯特商会上首相迈尔本与外交大臣巴麦尊备忘录〉，1836年（道光十六年）2月[30]:15-16

1836年（道光十六年），巴麦尊重掌外部，副监督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力请积极行动，巴麦尊随即派他为正监督，一称领事[2]:46-47。义律试图与广州当局接触，放弃过去两年的静默政策，照旧经过行商，具禀两广总督邓廷桢，请求前往省城，管治英国商贾、船夫；经邓廷桢奏准，1837年（道光十七年）4月，义律到达广州，邓廷桢拒绝与他直接往来，巴麦尊又训令他不准提禀，不许由行商代转，他只好返回澳门；此时鸦片停运问题渐趋严重，次年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伦（Sir F. Maitland）奉命前往广东，义律再到广州，改向邓廷桢投递书信，请他与马他伦互相以“平行格式”致函，但遭邓廷桢原封驳回[2]:47。

同年，有十多名中国水手在新加坡海面遇险，被英人救起，义律希望借此促进与中国的关系，便通知邓廷桢，称这可促进“两国间”既存的“和平与友好的关系”；邓廷桢甚为震惊，认为“蕞尔小邦”不可与“天朝上国”相提并论，如何能有“和平与友好的关系”[31]？至此，中英两国就彼此外交观念的分歧，相持不下[2]:47。

贸易失衡

对华贸易逆差

十八世纪，贸易顺差的有利地位严重偏向中国一边[13]:165，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流入中国[32]:2。当时中国对英国的输出首为茶叶，次为丝绸、土布、瓷器[2]:47。十八世纪，饮茶成为英国的一种国民风尚，英国人对茶叶的需求非常大[13]:146。英国从中国输入茶叶量在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不超过16,167,331磅，到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便达到50,714,657磅，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是57,584,561磅，需求量增长非常迅速[32]:4。随著茶叶销量的增长，英国对茶叶的进口税一度高达100%，甚至引发了走私茶叶的现象；为了打击茶叶走私，英国政府在1784年将茶叶进口税降至12.5%，但中国茶叶仍为英国提供了十分之一的国库收入[13]:146。

英国纺织业重镇曼彻斯特的一个工厂主曾经说：

如果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加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就得忙上数十年！只要能够打开这个壁垒就好了[33]。

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作为货品出口地，而中国刚好符合此条件[34]:282。英国早期对华输出的货物，包括毛织品、金属、钟表、玻璃，以及来自印度的棉花、棉织品；然而，在男耕女织的中国农村经济自给的情况下，英国商品在中国缺乏市场[2]:47。1827年（道光七年）以前，英国多次在广州试售英国印花布、剪绒及天鹅绒，亏本达60%以上；1826年（道光六年）输入棉布，也亏本10%左右[16]:6。故此，英商要交易茶叶唯有用白银购买[2]:47。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船舶经常装载90%至98%的黄金，只有10%的货物是商品；1781-1790年（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五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1,640万两，1800-1810年（嘉庆五年至十五年）则达2,600万两[13]:165。十八世纪前期，英国输入中国的货值，经常不及进口白银的十分之一；在欧洲盛行重商主义、重视现金的时代，英人认为这是国家的巨大损失[2]:47。

十九世纪前，英国对华贸易一直有大量逆差（即“入超”）[34]:282。英国在18世纪开始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中国则以白银作为货币，由于与中国的所有贸易需以银两折算，令英国需要从欧洲大陆购入白银作贸易用途，金银一买一卖，英国利润受损巨大；税率方面，中国对英国进口货物需要抽20%的税率，同时由于海关官僚腐败和贪婪，使得除税率之外还产生许多不可预估的费用，英国为此大为不满[34]:282。此外，十八世纪中叶起，为了扩大对华贸易，外商开始向中国行商放高利贷，部分行商借贷过多而无力偿还，令“商欠”事件频频发生，欠款数额越来越大，引起英商强烈不满而发生纠纷，令中英矛盾更为尖锐[27]:530-531。

鸦片与中国

由于十八世纪的广州贸易顺差严重偏向中国一边，大量白银流入中国[13]:165。当时不论中外的经济学家都认为金银的输出对国家有害，各国都想方设法增加货物的出口和金银的进口；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的实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4]:7。

鸦片在明朝时称为乌香、鸦片或阿芙蓉，南洋诸国以其为贡品，市镇亦有货卖，价值与黄金相等，葡萄牙人自印度来广东后，输入渐渐增加[2]:47。16世纪晚年（明中叶），海关开始征税，列入药材项下，与自菲律宾传入之烟草混合吸食[2]:47。主要用来做止痛安神的药；为求享受而吸食鸦片的情况很少[13]:165。

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中国开始出现吸食鸦片的记载，据称当时在台湾一些人将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吸食，这种做法在17世纪60年代传到福建和广东，在那里，吸食的方式得到改进——吸食者就着灯火烧化鸦片，并用一根竹管来吸。吸食鸦片迅速成为有闲阶层的一种时尚，不久后甚至连穷人也沾上这种习惯。对鸦片的需求导致外国进口的鸦片增加，也导致在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和广东种植罂粟[13]:165-166[36][页码请求]。

清初其法益精，“煮土成膏，镶竹为管，就灯吸食其烟，不数年流行各省，甚至开馆卖烟”；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帝以鸦片淫荡伤人，予以禁止，但所指为烟草与鸦片合制之鸦片烟，并非鸦片本身[2]:47。

18世纪英国在印度的鸦片储存库

十八世纪，英国商人发现鸦片在中国大有销路，遂全力以赴[2]:47。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人取代葡萄牙人成为鸦片贸易的领头羊，同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获得种植鸦片的垄断权——由孟加拉国掌管从播种到在加尔各答出卖成品的一切事宜[13]:166。东印度公司获得印度鸦片的专卖权后，鼓励栽种，管辖鸦片的运输和销售；当时中国每年进口鸦片四千馀箱，渐增至六千馀箱，每箱售价自140银两上涨至350银两[2]:48。鸦片贸易的丰厚利润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外国商人，当中英国私家商号“怡和洋行”是最主要的鸦片贸易商[13]:168。

1796年（嘉庆元年），嘉庆皇帝明令取缔鸦片的进口和种植[13]:166，中国裁停鸦片烟税，视为禁品[2]:48。东印度公司在得知中国禁烟之后，转而将鸦片的销售权让给持该公司执照经营航运的港脚船[13]:166，进口有增无减[2]:48。1809-1817年（嘉庆十四年至二十二年）又有五次禁令，但仍归无效，走私者与地方文武官员勾结分肥，港脚商船大量贩运，于澳门、黄埔公开交易[2]:48。1834年（道光十四年），在英国本地商人的压力下，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垄断专利被撤销，销售鸦片的商人增加，令流入中国的鸦片数量顿时大增[37][页码请求]。鸦片商人泰勒说：“鸦片像黄金一样，我能在任何时候卖掉它。”[38]鸦片走私日益扩大，据不完全统计，1800年至1820年平均每年4,000馀箱，到1838年至1839年间猛增至近40,000箱[16]:7。

鸦片输入的迅速成长自然与中国对其需求的增长联系在一起[13]:168。“嘉庆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衍天下，自士大夫以致贩夫走卒，群而趋之，靡而不返”[39]。十九世纪初叶的烟民主要是一些富家子弟，但这种陋习逐渐扩散到政府官吏、商人、文人、妇女、仆役、兵丁，乃至僧尼与道士等；在1838年时，广东和福建的烟馆比比皆是[13]:168。

吸食鸦片亦严重影响中国经济[13]:169。清代的法定货币是铜钱，为民间所通用，国家的收支则以白银为准，人民纳税需按照银价以铜钱缴抵；中国的白银产量不多，供不应求，银价有涨无回；加上鸦片进口激增，白银逐年外流，银荒日益加剧[2]:49。19世纪30年代中后期，白银外流的情况最为严重，亦影响了中国市面上白银与铜钱之间的兑换率；1740年时，1两银换800文铜钱，而到1828年时，1两银值2,500至2,600文铜钱，清政府为此增加了铸造铜钱的数量[13]:169。结果，银价上扬，铜钱贬值，物价升高，人民纳税的负担加重[2]:49。

由于鸦片输入激增，中英贸易逐渐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中国亦随之变为入超[40][41]。从1796年到1820年，清朝政府需要大量白银来支持镇压白莲教以及嘉庆道光时期的其他人民起义，但期间中英贸易的白银流向已经逆转[7]:29。十九世纪初，中西的正规贸易，中国大致尚为出超；根据行商的贸易出入货簿，1812年（嘉庆十七年），中国进口货价约为1,270万两，出口约1,510万两；1813年（嘉庆十八年）的进口货价约1260万两，出口约1290万两；但鸦片是违禁品，不入货簿，如将鸦片合计，出入已不能平衡，成为入超[2]:48。英国人在1836年（道光十六年）向中国卖出了价值1,800万元的鸦片，并从中国买入了价值1,700万元的茶叶和生丝——显然，如果没有鸦片贸易，英国将承受巨额的贸易逆差[13]:170。

鸦片贸易不仅扭转了英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还为英国的毛织品找到了海外销售市场[42][页码请求]。自英国占领鸦片出产大国——印度后，英国把大量毛织品倾销到印度，再把垄断经营的印度鸦片出口至中国，又从中国进口茶叶卖回英国，如此形成了中、英、印“三角贸易”关系[43]。在1833年（道光十三年）取消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以前，英国对中国年输出总值只有60万英镑，而1836年（道光十六年）达到1,326,388英镑[32]:4。东印度公司从鸦片生产中获取的利润从1832年（道光十二年）的1千万卢比上升至1838年（道光十八年）的3千万卢比，成为东印度公司的大宗收入[13]:170。及至十九世纪初，鸦片已成为三角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为英国赚取大量白银，因此学者认为，当日后中国进行“反鸦片战争（anti-opium war）”时，英国亦只好进行“反‘反鸦片战争’（anti-anti-opium war）”[42][页码请求]。

中英军力差距

鸦片战争的本质是中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抗。当时，中英双方在武器装备和兵力上存在巨大差距。[44]:33

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英军方面配备了当时世界上较先进的两种军用枪——燧发枪与雷管枪。清军方面，其使用的冷兵器包括刀矛弓箭之类；而清军使用的火器则是根据明代引进的“鸟铳”等西洋火器样式所仿造，其型制样式比英军落后了200馀年。由于中英的制造工艺差距导致的品质差距，清军的鸟枪存在诸多致命缺陷，包括枪身过长、射速慢、射程近、精确度低、炮弹威力弱等；加上清军使用粗劣的火药，使其原本已落后的枪炮在实战中的效能更差。[44]:33-39

中英武器装备中差距最大者莫过于舰船。英国海军为当时世界之最，拥有各类船舰400馀艘，其军舰抗风、抗沉性能优良，用料防蛀防火，又能利用各种风向航行，排水量大，安炮较多；其轮船亦具备航速快、吃水浅、机动性能强等特点[44]:39-40。清朝方面，当时清军的海军称为“水师”，主要分为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两支，职务非出洋作战，而是近海巡防，仅以海盗为对手[44]:39-40；因此，清军的小型军船只适合在江河中的近距离交战，航速与灵活度远不及英国军舰，亦无法有效施展火力[45]；加上清朝嘉庆年间花费大量钱银物资以镇压国内的平民叛乱，已逐渐不再投资水师[7]，导致其军力涣散、人力物力匮乏、缺乏训练和协调机制[46]。闽浙总督邓廷桢曾如此评价：“船炮之力实不相敌”[44]:40。

在武备全无优势的情况下，清朝的城、炮台等防御工事同样相当落后，受到西方学者的极低评价。惟当时清军仅以防备海盗为己任，认为他们的防御“固若金汤”。[44]:41-43

鸦片战争时期，清朝总兵力达8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常备军；英国派往中国的海陆军合计只有约7千至2万人。故许多学者指出，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处于兵力上的优势；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正确，在现实中恰恰相反，问题的关键在于清军的编制[44]:48-49。绿营军作为清军的主要军事力量，并无固定编制，而且分散驻防，战时难以集中，削弱了战斗力；此外，清军并非纯粹的国防军，他们以维护社会治安和政治秩序为主要职责（类似现代的警察）。因此，清军的编制有利于分散“治民”，而不利于集中御外。[44]:49-53

另一方面，中英双方军队的调兵速度差距甚大。当时英国军舰经水路交通驶往中国，效率颇高，而蒸汽机的出现和轮船的使用亦大大加快了英国海军的航速[7]:66；清朝方面，落后的交通条件延长了清军增援的路程，使得清军的兵力部署跟不上英军的军事行动。[44]:58-59

此外，清军的腐败问题也令其作战能力降低。士兵方面，由于粮饷收入低下，往往依靠第二职业以维持家计，时而雇人顶替本职工作，甚至敲诈勒索和受贿；军官方面，由于清朝武举的弊端，选出的军官大多“不学无术”，军人受到社会鄙视，并导致了“重文轻武”的人才流向；加上清朝官场的奢华风气，低人一等的军官也竭力搜刮民脂民膏，手段包括吃空额、克兵饷、贪赃枉法等；不幸的是，清代军人兼具警察的社会职能，形成监盗两便的陋规。[44]:64-71

导火线

清朝禁烟运

早在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帝就颁布过禁烟令，禁止贩卖和吸食鸦片，但并没有禁绝。中国的烟民从富家子弟逐渐扩展到各色人等，加上吸食鸦片会导致成瘾，故烟民不惜一切代价购买鸦片。由于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日益增长，鸦片贸易的丰厚利润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外国商人[13]:168。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印度鸦片专卖权，中国的鸦片走私数量渐长[2]:47-48。结果，鸦片的持续流入引发了白银的不断外流[13]:169。当时中国实行白银与铜钱两种货币，官府税额以银两计算，而百姓多以铜钱缴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由于银价上涨、铜钱贬值，意味著农民赋税加重，但国家收入却毫未增加，引起道光帝的关注，命令官员寻找原因，始发现是鸦片走私引起了大量白银外流，鸦片贸易至此引起清政府的严重关切[28]:36。

道光年间，朝廷几乎每年都下令禁止贩运鸦片，但这反而激起了空前活跃的走私活动[28]:36。实践证明，严厉执法并不能遏制鸦片走私[47]，因为贪官污吏凭借禁烟的法令来收受洋商贿赂，“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其包庇如故，护送如故，贩与食者卒如故也”[4]:7[48]:99。有见及此，广州著名书院学海堂有班读书人主张取消烟禁，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种植，以国货抵抗洋货，杜绝鸦片走私[4]:7-8[13]:174。至此，清廷内部出现了“弛禁”与“严禁”的争论[27]:528。

弛禁派的理论在道光十四、十五年时颇为得势，但一直没有官员敢公开提倡此法[4]:8。直到1836年6月10日（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主张弛禁，指出鸦片禁令愈严、流弊愈大[27]:528。他表示，白银外流问题是禁烟令抬高烟价、刺激走私活动所致，而腐败的吏治与暴利的诱惑使得走私活动无法禁止[28]:37。故此他主张：

允许鸦片合法进口并按药材价格征收关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白银购买，借此降低烟价并防止白银外流；

禁止官吏、兵丁和读书人吸食鸦片，其他平民则不禁止；

允许中国内地种植鸦片，令外商无利可图，不再贩运鸦片来华。[28]:38

对于许乃济的奏议，官员看法各异，如两广总督邓廷桢表示支持弛禁，礼部侍郎朱嶟则反对[27]:529。外商总体上对弛禁的可能性感到兴奋，但也有部分鸦片走私商人例外，如查顿便说：“就我们关注的利益而言，我不认为这个（弛禁）计划有什么好处。[13]:174”

1836年11月12日（道光十六年十月四日），江南道御史袁玉麟上奏反对弛禁派的主张，其奏折节录如下：

今日之弊，事事以办不动三字借口，而其尤为因循迁就者，莫如鸦片弛禁之议。……纹银出洋，诚为可虑……鸦片开禁……是撤藩篱而饲虎狼也……虽日禁兵丁，而终无净禁之日……天下之患，莫大于一发而不可收[49]。

1838年6月（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帝[16]:9。奏折节录如下：

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至二千馀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50]

黄爵滋提出“重治吸食”的严禁政策，内容包括：给予烟民一年时间戒烟，逾期不戒烟者处死；本人处死以外，其子孙不得参加科举，剥夺政治权利；并发动百姓互相监督和举报，知情不报者法办[51]。这封奏折上奏以后，道光帝命令各省督抚讨论，他们虽然未公开地反对黄爵滋，但都觉得他的办法太过激烈，认为吸食者尚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人，故此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罪[4]:9。唯独湖广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黄爵滋的主张，他进言道光帝：

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2]:52

林则徐提出了六点方案，包括销毁烟枪烟具、在限期内改造烟民、惩治本国鸦片商贩和吸食者等。他在自己的湖北和湖南辖区成功实施了这项方案，查没了5,500杆烟枪和12,000两鸦片；道光皇帝对林则徐的言辞和成就印象深刻[13]:176，于是在1838年12月底（道光十八年十一月）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在当月的8天之内召见林则徐8次[52]，赐予林则徐紫禁城骑马之殊荣，授以钦差大臣，查办广东海口事件，节制水师，清查鸦片来源的重任[2]:52。林则徐前往广州负责执行，史称虎门销烟。

1839年3月10日（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则徐抵达广州，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两人合作，加紧暗访密查，严拿烟贩[53]。初到广州之时，林则徐写了两则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书信，词句近乎威胁，旨在说明通商应该互利，而非加害于人[2]:57[13]:177。这两封信最终并未交到女王手中[13]:177，其英译本则于《中国丛报》与英国《世界大事年鉴》刊出[54][55]。节录如下：

弼教明刑，古今通义，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守法度，况天朝乎？今定华民之例，卖鸦片者死，食者亦死。试思夷人无鸦片带来，则华人何由转卖？何由吸食？是奸夷实陷人于死，岂能独予以生？彼害人一命，尚须以命抵之，况鸦片之害人，岂止一命已乎？

3月18日，林则徐向外商发出收缴鸦片的命令，限3天之内将其趸船上所有鸦片全部交出，到期不缴则封舱封港，又要求外商出具保证书，承诺今后不再贩运鸦片来华，否则“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53]，他声称法在必行；另一道系给行商，责令三日内缴烟和出具保证书[2]:53-54。林则徐同时提出，每箱呈缴的鸦片将获五斤茶叶的奖励，但他从未提及金钱赔偿[13]:178。

洋商起初以为，林则徐只是普通官吏，表面上大讲礼义廉耻，实际上只是为了讲价[4]:11，认为只需略事敷衍，即可了结[2]:54。3月21日（二月七日）缴烟期限届满，外商同意交出鸦片1,037箱，但林则徐认为太少，拒不接受[2]:54，并逮捕了两名公行总商[13]:178。3月22日（二月八日），林则徐下令逮捕英国大鸦片商人颠地[53]，威胁颠地向官府自首，否则将两名公行总商斩首[13]:178。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总督义律得知消息，于3月23日（二月九日）自澳门启程赶往广州商馆[13]:178。3月24日（二月十日），林则徐下令中断贸易，撤走英国商馆中的华人买办和仆役，并下令“和洋人交通者即汉奸”；当日义律抵达广州商馆，当晚林则徐派兵封馆，义律与350名洋商被困在商馆里，与外界交通隔绝[2]:54。此后，软禁长达六个星期，因行商偷送粮食而未有断粮[13]:178。

3月27日，义律屈服，直接向林则徐具禀，愿将英国人经手鸦片悉数清缴，担保将交出鸦片共20,283箱[2]:54。同日，义律以英国政府的身分发布了一条布告，让所有英商将鸦片交给他转缴林则徐，宣布英国政府会赔偿他们的损失[56]。由于义律的这份宣言，鸦片的所有权易手了——从商人的私有财产变成英国政府的公有财产。对此，马地臣（Matheson）形容：“中国人已落入了使他们自己直接面对女王陛下的圈套。”[13]:179

义律命副领事庄士敦赶赴伶仃洋召集英国烟商，与4月12日开始收缴鸦片[2]:54。5月18日时，义律实际已交出了21,306箱鸦片[13]:179。其中，怡和洋行上缴鸦片7,000箱，宝顺洋行上缴鸦片1,700箱，旗昌洋行上缴鸦片1,540箱[57]。林则徐请示过道光帝之后，在虎门挖了三个大坑（每个长150英尺、宽75英尺、深7英尺）。6月3日（四月二十二日），实行销毁，历时22日。在销毁期间，美国船长、商人、教士亦到场参观，道光帝说是“大快人心”[2]:54。美国汉学传教士卫三畏指“在世界历史中，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58]

1839年6月虎门销烟后，清廷欲将林则徐调任两江总督，但林则徐拒绝，他认为虽然销毁了已到的鸦片，但今后仍可陆续有来[4]:12。林则徐坚持要求英商出具“甘结”（即保证书）承诺以后不再走私鸦片来华，违者“货尽没官，人即正法”[13]:178-180。他坚持具结要求是因为他知道洋人讲求信义和契约精神，正如他早前向洋商发出的缴烟谕帖所指：

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闻该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谕，已来者尽数呈缴，未来者断绝不来，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1839年3月18日

但是，义律和英商则坚决抵制这一要求，小斯当东认为即使清朝不知国际法，林则徐“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没收在广州港外的货物（指伶仃洋。过去查缉走私范围限于广州港内），不经审讯即处死违约者，也违背了清朝的法令[59]；加上由于走私鸦片的趸船根本无须进口，故义律向林则徐指出，具结的死刑威胁无法震慑在外洋卖货的趸船主，应设法根除此弊；林则徐的友人魏源认为义律的建议合理，是和平解决双方分歧的契机[28]:51。但林则徐“严驳不许”，僵局至此形成[28]:51-52。5月24日，结束软禁的义律和全体英国人前往澳门，没有接受林则徐的具结要求。义律敦促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迅速而有力的措施”，商人们也呼吁国会采取步骤，以兑现义律对被收缴鸦片作出赔偿的保证[13]:179。

林维喜案

1839年7月，发生英国水兵在九龙殴毙华人林维喜之事[2]:55。7月7日，英国商船卡纳特克号及曼加勒号的水手上岸酗酒，和尖沙咀村的村民发生冲突，引发斗殴，村民林维喜伤重不治。林则徐要求义律交出主凶[28]:53，称“杀人偿命，中外所同”[13]:180。义律拒绝将英国臣民交由中国法律处置，并在威廉要塞号（Fort William）上审讯了六名案犯。义律判处其中5人参与骚乱罪，处以苦役或监禁3至6个月及罚款数十英镑，押送回国服刑，另1人无罪释放[13]:180，但审讯未能证明谁是主凶[28]:54。林则徐称义律为英国职官，“明明查有凶夷，私押在船，若违抗不交，是始终庇匿罪人，即与罪人同罪。”义律置之不理[2]:55。魏源则如此描述：“义律拘讯黑夷五人，未获正犯，悬赏购告犯之人，亦非故意违抗也。[60]”后来，这些水手回到英国后即被释放，因英国法律人员不确定义律是否可以判处这些水手于英国服刑[61]；但根据英国议会法案，义律确实有权在距中国海岸线100海里内的公海上做此类审判，故此案至今仍具争议性[62]。

8月15日，林则徐采取进一步行动，封锁澳门[2]:55，禁止向英国人提供食物，并下令中国仆人离开英国雇主[63]。8月17日，林则徐在澳门下驱逐令[63]，不准英国人逗留[2]:55。8月下旬，义律与英国人转往香港及附近海面之英国船只上居住。9月4日，义律带领新到兵船一只，至九龙，要求购买食物未果，实行开炮，中国水师船炮台猛烈还击，各有伤亡[2]:55。9月下旬，义律返回澳门[2]:56，与澳门同知蒋立昂会商[64]:63，义律称英国的趸船现无鸦片，自愿请人前往搜查，如经查出，货物没收，烟商驱逐，由在粤英商共行出结，领事盖印连签[2]:56。对于蒋立昂和义律的会商，道光帝批曰：“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以柔弱，则大不可。”[64]:64

前哨战：穿鼻之战和官涌之战

1839年11月3日，第一次穿鼻海战，中国水师与英国海军战斗

英船“Thomas Coutts”对义律拒绝代表英商具结的命令置之不理，于10月15日驶入黄埔具结贸易，商船“当啷”亦将入港；林则徐以为英商就范，改采强硬态度，于10月25日命令停泊在外海的船只于三日内入港，或者驶返本国，否则纵火烧毁[64]:63。11月2日，窝拉疑号舰长亨利·史密斯与义律率两艘军舰[64]:63，驶至虎门口外的穿鼻岛进行封锁，准备制止英国船只入港，并投书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要求不得火烧英国船只，准许英国人上岸居住[2]:58。11月3日上午，关天培率领29只兵船驶向英舰，史密斯命令清兵船后退无果，开炮击之；但林则徐方面奏称，当啷入口，而英国兵船追令折回，关天培闻而诧异，率兵船阻止，英船开炮[64]:63。广东虎门发生穿鼻之战，清水师4艘船被击沉，令珠江口一带气氛紧张[2]:58[65]。

其后，11月4日、8日、10日，林则徐奏报清兵与英船小战六次，均为清兵全胜，依英军记录则英军并未参战。[44]:127

1840年1月5日，道光皇帝调林则徐为两广总督，以便贯彻对英国政策[2]:58。林则徐专门断绝英国贸易，严格执行经济封锁，根绝英国船只一切接济，而以食物、饮水为主[2]:59。1月5日（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道光帝下旨断绝与英格兰的贸易，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口，并将其尽行驱逐出口，复严禁他国商人，不许私代英商带运货物。

英国决议出兵

中国镇压鸦片贸易后，人们讨论英国将如何回应，因此前美国和英国民众都对英国支持鸦片贸易感到愤怒[66]。许多英国公民同情中国人，并希望停止鸦片的销售，而另一些人则想遏制或管制国际麻醉品贸易。然而，人们对英国外交官受到的对待，以及清朝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都极为愤怒。辉格党控制的政府特别提倡与中国开战，亲辉格党的媒体则刊登了有关中国“专制与残酷”的故事[67]。

1839年8月初，中国禁烟消息传到英国[16]:13。9月30日，英国纺织业城市曼彻斯特39家公司和厂商联合致函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称中国禁烟是对英国之“侵略行为”，“希望政府能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68]“威灵顿公爵、德比伯爵、斯当东、山登勋爵、约瑟夫·休谟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支持战争的[69]。”10月1日，英国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出兵中国问题[16]:13。内阁会议经过讨论后，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70]。内阁会议以商务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胁为理由派遣舰队。由于贩运鸦片由始至终只是民间走私行为，并非英国国策。英国政府始终未正式宣战，认为军事行动只是一种报复（reprisal），而非战争[2]:61。

1839年11月4日，巴麦尊正式向英国海军提交《致海军部书》：“据对中国有丰富知识的人说，有这样的海军力就能完成，即双层甲板的主力舰两艘，巡洋舰三艘，其中至少有一舰是大型的；轮船两艘或三艘[71]:59。”

1840年2月，在给查理·义律的信中，巴麦尊指示，封锁珠江出海口；并把写给中国政府的信件正式递交给中国。而且，他还指示，要继续北上，占领舟山岛，封锁长江出海口；然后开始与中国政府谈判；最后，英国舰队要行驶到渤海湾，并在这里再次把写给道光皇帝的信件的抄本，正式递交给中国政府。他还详细列出了英国政府想要达成的目标[72]。其中包括：——

“要求中国政府以应有的尊敬态度对待英国政府与海军；

“要求英国驻华总监义律对于英国臣民有司法审判的权利；

“要求中国政府赔偿英国商人所遭受的损害；

“要求英国能够得到尽可能好的贸易地位待遇；

“要求外国人能够有在中国安全居住以及拥有财产的权利；

“如果按照中国法律，违禁商品遭到查禁和没收，那么，应当确保英国臣民的人身安全不受到损害；

“取消一口通商的贸易限制政策，英国商人应当有权利在不限于广州的地区，与中国进行商品贸易；

“要求外国人能够在广州、厦门、上海、宁波、以及台湾北部，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

“最后，在中国海岸线，获取可以容易防守、容易进行物资供给保障的岛屿；或是用所占领的岛屿来换取中国给英国的有利贸易待遇。”[72]

巴麦尊让查理义律自行酌情决定，怎样努力地、最好程度地实现上述目标；但是，他向义律指出，虽然他希望能够通过谈判与中国达成理想结果，然而，他不相信仅凭外交手段能够获得成功。他在信中最后写道：“简而言之，根据我在上文中对你的指示，英国政府所期望的，就是要求中国对过去之事做出了结与赔偿，对于未来之事做出稳妥安排；我们不相信谈判能够达成上述结果；因而，我们为此派遣出了海军部队，以达成上述目标。”[7]:49 [72]

1840年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演说[2]:60：“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经引起我国臣民与该国通商关系中断，朕已极严重注意，并将继续注意这一影响我国臣民利益与王室尊严的事件。”英国政府决定命令印度舰队增援；2月，组织东方远征军，以英国开普殖民地好望角海军提督，义律堂兄懿律任海军统帅兼正全权，义律为副全权[2]:60。时英国政执党地位不稳。反对派托利党/保守党早于1月31日在下议院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但仅以21票之差遭到否决[73]。他们再于4月7日在下议院动议谴责政府。但动议并非关于与大清一触即发的战争或备受争议的鸦片贸易，而是抨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缺乏远见及思虑不周，亦忽视了应该给予驻广州商务总监相关的训令及权力，用以对付非法鸦片贸易[74]。这动议特意回避了战争及鸦片两项敏感议题，借此争取托利党内最大的支持以通过议案[75]。当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向英国国会报告英国政府对华用兵目的及军费案时，支持政府议员随声附和，谓中国污辱英国国旗，妨害英国商务，劫夺英国财产，危及英人生命，须加讨伐；反对派抨击政府不早日取缔鸦片贸易，国旗应保护公正与荣誉，不得保护毒品；4月初，英国国会终于以极微的多数同意政府政策[2]:61。经过三日激辩，下议院最终以271票对262票否决动议。下议院的反对派托利党因此未能阻止英国舰队继续前往中国及战争的爆发。上议院一项类似的动议[76]亦未能于5月12日会议中通过。下议院最终在战事早已爆发后的1840年7月27日通过拨款173,442英镑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开支[77]。

清朝备战情况

战前，清朝全国上下对于国防形势过分乐观，认为英军的实力远逊于清军[4]:12-13。钦差大臣林则徐在1839年（道光十九年）上奏道光帝称，据他仔细观察外情，认为英国“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78][页码请求]，其节录如下：

夫震英咭唎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其奢靡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亦必以重资请土人导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从前律劳卑冒昧一进虎门，旋即惊吓破胆，回澳身死，是其明证。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林则徐《密查夷情严防各口坚持缴烟交凶情形片》，1839年[79]

林则徐亦曾上奏道光帝称“内地茶叶大黄，禁不出洋，已能立制诸夷之命”[64]:63；林则徐心中既有成见，以为外人不敢启衅，故在1839年6月虎门销烟和7月林维喜案时，对英人采取强硬姿态[64]:64。同年11月穿鼻海战后，林则徐奏称清军战胜，但实际上英舰损失极微，《中国文库》记载有4艘清军兵船被击沉或破裂，其馀大多受伤逃入虎门；林则徐则称，英舰败逃，不值追剿，夷兵落海，获帽三十一顶[64]:63。其后数天的官涌之战后，林则徐报告朝廷，中国大胜，因此全国都感到乐观[4]:13。

东南沿海诸省为清朝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清朝重点布防地区，其广东驻军7万，福建6万，浙江4万，江苏5万。1800年（嘉庆五年），清政府查禁鸦片，英国的武装走私商船活跃于广东沿海。1830年（道光十年）以后，英国派遣军舰兵船前来中国沿海，保护鸦片走私，引起清廷的警惕，但未能采取有效的战备措施。1834年9月（道光十四年八月），发生两艘英国军舰强行闯入珠江、击毁虎门炮台的严重事件。事后清朝任命关天培为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到任后，查勘要塞，整顿水师，加筑炮台，添铸大炮，使广东海防尤其是虎门的防务，得到巩固[80]:13-17。

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在严厉禁烟的同时，与邓廷桢、关天培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海防。这些措施包括：整顿水师，严肃军纪，演练枪炮，在虎门添置购买西洋大炮300余门；在尖沙嘴、官涌等处新建炮台；购置西洋大船，改装民船，招募团练，又抽调广东内地营汛防兵进驻虎门要塞，使得东南沿海防务大为增强[81]。

战前，清朝防御重点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对于北部沿海却未能采取有效的防范[82][页码请求]。

战争经过

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认为英侨缴出鸦片，无异于被迫纳赎命金，因此要求中国与英国订立贸易条约，以平等地位通商，或割让一个小岛给英国，使英侨能在其国家荫庇下，安居乐业[83]:319。为争取上述要求，英国显示实力，派遣远征军于1840年6月（道光二十年）开抵中国，遂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至1842年）[83]:319。海军少将懿律（George Elliott）被任命为全权公使，其堂弟义律则被任命为副帅[13]:181。双方且谈且战，直至1841年1月20日义律与琦善达成协议[83]:319。

第一阶段：英军北上、第一次定海之战

 

1840年6月，懿律率领英国远征军抵达广州海面[13]:181，包括军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输舰28舰、陆军4,000人[2]:61。英国的预定战略是将压力施于北方，迫使清政府早日屈服，因此英舰未攻广州，只封锁了口岸[2]:61，随即北上前往浙江[64]:66。英军此举被中国人解读为畏惧林则徐的设防[4]:13，但实为奉行英国政府的北上训令[64]:66。

7月2日，英船以白旗前往厦门递送英国外相巴麦尊的译文公函，请求转呈道光帝，守将拒绝[64]:66，英方更遭到射击，显然中国人未能理解白旗的含义[13]:181；双方遂起冲突，中国的炮台和军营多处被毁，兵丁伤亡20馀人，英方亦有损失[2]:61。闽浙总督邓廷桢上奏道光帝指清兵战胜，夸称“所获夷尸，……当场脔割，悬首炮台，共见共闻”[64]:66。

英舰继续北上，于7月4日驶达舟山群岛[64]:66；英国海军司令伯麦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投降，不果[44]:158。7月5日下午2时，英军开始进攻，仅用9分钟便完全摧毁了清军的兵船和岸炮，并登陆占领舟山群岛上的定海，清军总兵张朝发中弹落水，伤重不治；次日清晨，英军再攻，发现清军早已逃散，定海知县姚怀祥投水自杀[44]:158-159。

7月20日，道光皇帝得知定海失陷后大为震怒[44]:165，他指责林则徐未能堵塞鸦片之弊却又节外生枝[13]:182。道光帝命令沿海各省“加意防堵”，加强防务[44]:165；又将浙江巡抚乌尔恭额革职，留营效力，先后调派邓廷桢和两江总督伊里布前往浙江主持军务，前者兼任浙江巡抚[44]:166-167。

攻陷定海后，英军在宁波、镇海再度尝试投送巴麦尊的公函，但都被拒绝或退回，清朝官员声称不敢将该公函上呈，结果英方迟迟无法将公函交到清廷手中[13]:182[44]:160。英军于是按原计划封锁了厦门、宁波、长江等重要出海口，继续北上[44]:159。

8月9日，道光帝终于从琦善的奏折得知天津防务之严峻，破例地命令琦善[44]:167：“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廪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84]”8月11日，英军直逼天津大沽口（白河口），道光帝批准直隶总督琦善收下了那封公函[44]:168-169。该照会（即外交公函）的中文译本节录如下：

兹因（广州）官宪扰害本国在中国之人民，及该官宪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85]

巴麦尊照会的前半部分是对林则徐广州禁烟运动的指控，后面才提出五项要求，包括赔偿焚毁鸦片的货价、中英平等外交、割让岛屿、赔偿商欠及赔偿军费[44]:173。琦善在接收英方照会时，亲眼看见了英军的实力[44]:169，他将照会转呈北京的同时，随函描述英国的兵船之大、大炮之多，形容其“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2]:62,78。

8月19日，道光帝阅读了巴麦尊的照会，此后完全改变了旨意，即由“主剿”变为“主抚”[44]:172。道光帝认为“衅端”无法即时消弭，国家财富经不起消耗，并认为英方旨在通商与诉冤，故只需替换林则徐等人并恢复贸易，即可了事[44]:176-179。翌日，道光帝发给琦善两道谕旨，其中一道谕旨命令琦善转告英方，其中一道谕旨指示琦善如何“驾驭外夷”，包括答应逐一访查英人的“冤抑”，但拒绝割让海岛、赔偿商欠以及鸦片货价，而对于中英平等外交、赔偿军费两项要求则未有指示[44]:173-174；另一道谕旨是吩咐琦善向英人宣布以下内容：

“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44]:174 ”

琦善根据道光帝给他的两道谕旨，与义律在大沽口会谈[2]:63。对于中英平等外交、割让海岛的要求，琦善表示日后均可协商；对于赔偿烟价，琦善则“隐约其词”地称必会细查缴烟细节[2]:62-63。义律和懿律以为琦善原则上已答应英方的要求，加上当时北方气候渐寒，定海英军多病，于是答应折返广东、交还定海，以待后续谈判[2]:63。9月15日，英舰离开白河南下[13]:183。道光帝对琦善的外交手腕大为赞赏，遂任命他为钦差大臣[13]:183，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并下令沿海各省不得开炮[86]。

广州和谈：虎门之战和穿鼻草约

1840年（道光二十年）9月中旬，道光帝任命直隶总督琦善为钦差大臣时，命令他“将应撤应留各兵分别核办”，琦善遵旨将大沽口的防兵分别撤留[4]:129-130。此后半个月内，道光帝为“节省靡费”起见，已下令沿海七省裁撤军队[4]:130。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接替林则徐[44]:179-180。当时，由于懿律患病，义律已经代之成为首席全权代表[13]:183。

1840年12月初，琦善与义律展开谈判。义律态度强硬，要求及早接受英方的全部条件，否则开战，琦善答应赔偿部分烟价以及中英官方文书平行，但拒绝割让海岛。义律又表示，如果加开厦门、定海为通商口岸，便放弃割让海岛的要求[2]:63。琦善有意答允，但朝廷不肯，当时道光帝有鉴于英军未完全撤出定海，认为英人“凶心未已，诡诈多端”，遂决定调兵赴粤增援，准备大伸挞伐[2]:63-64。琦善不敢轻易答应，又不敢轻易拒绝，便使用拖延战术周旋。经过一个月的和谈，未取得任何结果，义律失去耐心，决定“战后再商”[87]。

1841年1月7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英军向虎门炮台第一重门户——大角、沙角炮台同时发起进攻，以舰炮猛轰炮台，摧毁胸墙、炮洞、围墙多处。炮台守军开炮对抗，但效力有限，守军在英军猛烈的炮火下“无法驻足”。与此同时，英军乘坐小船从穿鼻岛南北两侧同时登陆，抄袭沙角炮台侧后，抢占制高点，抵达脊巅，向下猛攻，守军被迫将大炮推入海内，突围撤退[88]。守军欲发动“预埋地雷”，但未能奏效。激战中陈连升父子先后阵亡[89]。英军占领大角炮台后放火烧毁营房，拆毁炮台，然后全部撤回舰上[88] 。林则徐描述：“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90]。”但史家茅海建指出，是清军误认英军为“汉奸”，原因不明[44]:226。

在大角、沙角之战，清军死伤700余人，英军38人受伤、无人死亡[44]:227。在陆上战事即结束时，英国海军的复仇女神号、加略普号、“硫磺号”等五艘军舰联合向停泊在附近的清军水师发起进攻，清军战船火力无法抗衡英军战舰，水师师船、拖船沉毁11艘[91]。大角、沙角之战后，清军士气受挫，纷纷四散，琦善为此拨银1.1万元发给清兵，以激励士气[44]:228。

此后，英国军舰溯江而上，进逼虎门第二重门户——横档岛，形势危急[44]:227。1月8日，英国海军司令伯麦释放战俘，并让战俘将一份照会交给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称如果清方有“顺理讲和之议”，英方便同意停战；关天培将照会转交琦善，并请英人等待回复、退兵和谈，英方随即停止军事行动。不久后，义律与琦善便展开和谈，英军撤出虎门[44]:227-228。

1月20日，琦善拟定《穿鼻草约》，包括割让香港（但仍由清廷征收该处商税）、赔偿洋银600万元、中英官员平等外交、重开广州商务。琦善没有在草约上盖官印，但同意将其上奏道光帝以求批准[13]:185。1月26日，英国海军在水坑口登陆升旗，香港正式成为英国属土[83]:319。翌日，琦善与义律会晤，请求将香港改为借居，赔偿私下了结，草约不必由道光帝批准，义律拒绝。2月10日，双方再次会晤，约定在十天后签字，此时琦善已接到大伸挞伐的上谕，十天后（2月20日）琦善只好称病，不再与义律会面[2]:64。

广州和谈后，1月23日，定海英军陆续调往广州。2月24日，英军主动撤离舟山，撤往广州一带。伊里布释放安突德等十八名英俘，2月27日，裕谦率兵进抵镇海，派遣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带兵由镇海进驻定海，重建防务。[92]

第二阶段

双方且谈且战，直至1841年1月20日义律与琦善达成协议[83]:319。英国海军于1841年1月26日在水坑口登陆升旗，香港正式成为英国属土[83]:319。同年6月，义律分段出售土地，香港开始有移民居留[83]:319。中英两国政府均不承认《穿鼻草约》；清廷认为割地是奇耻大辱，举朝震怒，遂将琦善撤职，押至北京查办；英国方面，巴麦尊勋爵也大表不满，认为香港是“一个杳无人烟的荒芜小岛”，不足以代替通商条约[83]:319。

清朝宣战

1841年1月27日，广东大角、沙角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闻讯震怒，下旨对英宣战，命令琦善与两江总督伊里布分别进兵[2]:64。三日后，道光帝得知香港已被割让给英国，痛斥琦善无能不堪，下令将其革职锁拿进京[2]:64，并处以抄没家产以及斩监候的处罚[13]:183；同时补授原刑部尚书祁贡为两广总督，未到任前由广东巡抚怡良署理[93]。道光帝亦加派他的侄子、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任命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继续向广东增兵，并且否认《穿鼻草约》。后又以伊里布“游疑畏葸”，改任积极主战的裕泰为钦差大臣[2]:64[94]。并从内地各省抽调精兵，开赴广东。[95]:712

经过两次会晤，义律对琦善的态度逐渐生疑，加上清军增兵治防也被英军所洞悉，义律决定先发制人[2]:64。2月26日，英军向虎门发起总攻，炮台尽毁，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翌日英军占领虎门口内的乌涌炮台，清守军被俘和伤亡者各千馀人，其他大多不战而逃，英船驶入黄埔[2]:64-65。3月2日，英军攻克琶洲炮台，3月3日，再克琵州炮台，兵锋距离广州只有数公里[44]:259。

第一次广州之战

自1839年3月林则徐封锁商馆以来，中英贸易整整停顿了两年，对中、英、印等地的英国商人以及英国政府都带来极惨重的损失，虎门口外始终有数十艘商船徘徊。因此，驻华商务总督义律自从与琦善在广州和谈开始便谋求早日恢复贸易。义律尤其不希望战火吓走广州的富商，故未有选择直接攻下广州城，而是再三要求停战谈判。[44]:264-265

1841年3月3日，琦善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往英舰，要求义律停战，理由是“琦爵即将罢黜”，义律开出休战条件，包括赔款增至1200万两、割地增加尖沙咀（即九龙）、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明确要求广东将军阿精阿、广东巡抚怡良、前两广总督林则徐和邓廷桢在3天内共同当面盖印[44]:259。3天期限届满的前一天，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抵达广东，百姓“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由于奕山、隆文尚未到任，杨芳暂领广东军务[39]。

3月6日，停战期满，英军再度开战，攻陷猎德、二沙尾炮台，清军大溃，该处距离广州城只有3公里。同日，义律表示愿意停战，事缘中方再派余保纯前往谈判时表示，广东当局希望停战，但皇帝绝不会批准。此后战事又暂停了几天[44]:259。翌日，杨芳上奏道光帝，隐匿了东路炮台接连失陷之事，大谈自己如何布防，道光帝阅后称“览奏稍纾忧念”[44]:267。3月10日，广东当局向美国商船发出准许入港贸易的红牌，以离间英、美两国，意图“以夷制夷”。义律闻讯，于当日宣布封锁广州[44]:262。

3月12日，杨芳再上奏，谎称乌涌之战中清军“斩毙逆夷多于官兵”，又建议“暂时羁縻”，理由是怕英军逃窜而不能全歼。道光帝对杨芳“不趋小利而误大局”的做法十分满意，称赞他“晓畅军务”，表示“期盼捷音之至”[44]:267-268。然而，杨芳在停战期间不务正业，据《粤东纪事》记载，杨芳到广州后“终日唯购钟表洋货为事，夜则买俏童取乐，甚而姚巡捕等将女子剃发，并跟班送进……[44]:261”；又提到杨芳手下的官兵在外嫖妓，两个月内许多官兵因此感染麻风，服药亦不能愈，当中还包括杨芳之子[96]。该记录又称：杨侯初来，实无经济，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然尚添造炮位、军器、木排等事。[44]:261

3月13日，琦善因早前与英方议和，被押往北京查办，此时战事再起，英军攻陷大黄滘炮台。当时义律还未得悉琦善北上，于3月16日再向琦善发出一份要求停战谈判的照会，由一艘打著白旗的小船北上送往广州城，但小船途经凤凰岗时竟被清兵炮击，被迫返回[44]:262。3月17日，杨芳上奏道光帝，将凤凰岗击退白旗小船之事夸饰成一场大胜仗，道光帝于4月1日收到此奏后大喜，翌日（4月2日）向正在赶赴广州的靖逆将军奕山谕称“省城自可无虞”[44]:268-269。

对于白旗小船被炮击一事，义律决定报复，发兵大肆进攻广州。自3月18日上午起，英舰由大黄滘北上，连克凤凰岗、永靖炮台、西炮台、海珠炮台以及河南岛的一座沙包炮台。同日下午4时，英军占领广州十三行的商馆，在时隔两年后重新升起英国国旗[44]:262。至此，广州城全无屏障，完全暴露在英军的炮火下，成为一座危城[44]:263。

在3月18日前20天的广州内河战斗中，林则徐、琦善、怡良、杨芳均拨兵拨炮，并阻塞河道，以防英军直逼广州。但过程中清兵屡屡对英军进逼坐视不顾、一无所为，一经交战便溃散，大黄滘炮台的守军甚至在临战前夕与英军商议“假战”，这些都使英军轻而易举地长驱直入[44]:263-264。杨芳亦作战不力，用“阴门阵”抵敌，结果清军一败涂地[39]。

英军于3月18日重新占领广州商馆后，义律向广州当局发布照会，要求举行停战会谈。翌日（19日），中方派广州知府余保纯与义律在商馆中谈判，义律提出只要发告示优待英国人、恢复通商，英军将会撤退休战[44]:265。杨芳、怡良、林则徐三人共同商量后，于3月20日派余保纯送去照会，同意了义律的两个条件，并出具告示，允许各国商人一同入港贸易[44]:265。双方遂达成临时休战协议，规定广州贸易复常；省政府不得强迫英人签保证书；中国应照常征税；应查禁没收鸦片及其它走私货物，禁止将人拘留或施以各种惩罚[97]。此后，广州的和平维持了两个月[96]。

第二次广州之战

广州停战议和两天后，3月22日，杨芳的上奏仍旧粉饰太平。其奏折隐瞒了英军攻入广州占领商馆的事实，反称是清军防守严密逼退英军；也完全未提与英方谈判议和、恢复通商之事，将既成的事实作为尚待请旨的议案，声称美国副领事与行商代英人呈请恢复对英通商；为使道光帝同意恢复通商，杨芳还诡称如此将有利于将来的“剿办”。道光帝阅后未得要领，称杨芳“所办尚好”，指出英人请求通商是“该逆奸谋”，但因大军未到，命杨芳“设法羁縻”，待奕山等人到达后，“断其后路，四面兜捦，克复香港”[44]:269-270。

杨芳意图诱使道光帝尽早批准恢复中英贸易，再于3月31日上奏谎称，美国商船入港引起英商歆羡，义律等人抱有一丝希望，故“旬日间无一动静”。但道光帝发现了其中的漏洞：若美商代英商销售，岂非放纵英人得逞？于是，他一面下令杨芳严查有无朦胧影射等弊，一面明确宣布禁止英国通商。[44]:271

4月14日，奕山一行抵达广州，历时57天[44]:275。义律立即照会杨芳，询问有关奕山对于停战通商的态度，广州知府余保纯于4月16日带去杨芳的覆照，内容反映出奕山似乎同意停战通商，答应等待圣旨；此时道光帝对英贸易的禁令尚未到达广州。余保纯向义律提到，若道光帝不同意通商、执意开战，广州官吏建议在广州以外开战，通商不必中断。义律对杨芳的答复很满意，于4月17日宣布英军不会进攻广州城，可继续通商。[44]:278

5月初，各省开赴广东的1.7万援军亦陆续抵达，加上原驻之兵，广州清军达到2.5万人[44]:269-270。5月2日，道光帝批驳杨芳、怡良准许英国贸易的谕旨到达广州，催促奕山等人率军围剿英人。义律得悉各省援军开到、炮台加强武备的消息，于5月11日与余保纯会谈，要求中方裁撤各省军备，并要求奕山等人覆照。翌日，义律离开广州去澳门，他认定奕山等人必定开战，决定先发制人。17日，他未收到奕山等人的答复，英军开始行动，向广州开进[44]:278-279。18日，义律抵达广州商馆，快速部署结束通商以及撤离侨民的工作[44]:281。

按奕山的奏折所称，他原定于5月10日发兵，因天雨关系而延期，但其真实性存疑。5月20日，奕山得悉义律下令进攻广州，未与杨芳商量，于翌日仓卒下令进攻，杨芳闻讯大惊失色，直言败局已定。自5月21日深夜至22日的战事，中英双方的记载有很大的差别[44]:280-281：

英方记载：5月21日晚，多艘英舰停泊在商馆水域，百馀只用铁链相连的火船从上游放下，后方有载著清军的兵船，准备登舰与英军厮杀。第一批火船直逼英舰，西炮台的清军亦开炮轰击英舰，但英舰避开了这些火船，并开炮还击西炮台；第二批火船的攻击也未能得手，反被冲往河岸，引发岸上大火，后方清军见势逃散。英舰为安全起见，向凤凰岗一带水域转移。当晚交战中，清军的火攻完全无效，西炮台的火炮则击中数艘英舰，造成一些损伤。22日，英舰彻底摧毁了西炮台，并溯江而上，击毁清军的保障炮台和其他战船数十艘。[44]:281-282

清方记载：奕山奏称，5月21日晚，清军分路同时进攻，“弁勇伏身水下，直扑其船底，以长钩钩住船只，抛掷火弹火球火箭喷筒”，英舰被烧得火焰冲天，“逆夷号呼之声远闻数里”。当晚清军在商馆和猎德一带水域烧毁多艘英国大兵船、三板船，“逆夷被击及溺水死者不计其数”。22日，英军进攻西炮台，清军固守，“未被攻坏”；英舰上溯窥伺，清军击沉一艘英船，迫其返回。清军只有零星几只兵船被烧，其馀均未受损。[44]:282-283

尽管双方文献记载分歧，但据史家茅海建考证，奕山不但夸大了战绩，也隐匿了西炮台被摧毁的实情，其所称击毁英国“大兵船”之事，实属子虚乌有。道光帝收到奕山的“捷报”，虽未满足其全歼来敌、擒获“夷酋”的期望，他仍然朱批“甚属可嘉”，将奕山、隆文、杨芳、祁贡交部优叙。[44]:283

1841年5月23日，英军舰分别集结于广州西南的凤凰岗以及广州以东的黄埔，准备发动钳形攻势。24日下午2时起，英军开始进攻，凤凰岗一带的英舰由西向东分别炮击广州城以西的沙面、西炮台、商馆、海珠炮台；在黄埔一带的英舰则越过猎德、二沙尾，由东向西攻击。下午3时，英国海军基本击垮广州以西的清军抵抗能力，英船载送英国陆军右翼纵队3百馀人于5时占领商馆。下午4时，英船载送陆军左翼纵队约2,400人驶入广州西侧水道，进至缯步。24日晚，英军开始在缯步登陆。至25日晨，左翼舰队全部登陆完毕，向广州城北高地推进，扫除沿途障碍，当日占领城北越秀山上的四方炮台，连同广州城南省河上的英舰，已对广州城形成背腹夹击之态势[44]:283-285。英军在高处炮轰城内，击毁两个火药库[16]:19。清军三路兵丁，一哄而溃退[2]:65。

四天之内，广州附近要地全失，城外大火，奕山指挥1.8万人尽退城内，秩序大乱，期间更有部分广州平民附和英军[2]:65。自5月21至25日，英军以死9人、伤68人的代价，击败2万清兵，如此态势之下，奕山只能求和[44]:286。5月26日上午，广州竖起白旗，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求和[16]:19。

5月26日广州求和后，奕山上奏道光帝，历数清军过往数天频频“胜仗”，宣称击沉英国军舰与轮船，并在奏折最后叱骂“汉奸”助虐，预留地步。道光帝收到这份捷报，阅后大喜。[44]:287-288

广州和约

1841年5月27日，奕山、隆文、杨芳、阿精阿、祁贡、怡良联衔公文，授权广州知府余保纯与义律订立停战协定《广州和约》[44]:287，规定：

奕山、隆文、杨芳在6天内率兵出城，退至广州城外200里驻扎；

7天内缴出赎城费600万元；

赔偿商馆被劫焚和先前林则徐误烧西班牙船的损失；

清方如期付款后，英军退出虎门口外[44]:286-287。

奕山率部撤离广州的同时，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600万银元的赎城费，仅怡和行行主伍崇曜就出资80万银元[98]。5月31日，中方已将赔款全部付清，随后英军全部撤走[44]:287。

广州和约订立翌日，奕山已下令禁止官兵、乡勇和水勇妄生事端、拘拿外商[44]:298。5月29日至31日，即英军占领广州城北越秀山时期，发生了一起以三元里为中心的民众抗英事件[44]:293。中英双方对此事件的记载有很大出入，各有夸大、含混或矛盾之处，但仍有一些共通点。总括而言，英军确有“开棺暴骨”、劫掠财物、强奸或调戏妇女的行为，不过是由民众方面的率先集结引发英军的进犯；搏斗中，天雨令英军的燧发枪失效，加上英军不谙地形，民众诱敌深入、围困英军，对其造成了一定的伤亡；5月31日，获胜的民众包围城北的四方炮台；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往劝谕，民众方散去[44]:293-313。广东百姓继而发布“誓灭英逆”文告，情绪高涨，自信至强，各种反英组织跟着成立[2]:65。

《广州和约》如同完全投降，奕山惟有捏造谎言，对朝廷交代[2]:65。6月4日，即和约达成第9天，奕山上奏道光帝称，汉奸帮助英军占领广州城北炮台后，城内居民投书清方请求保全民命[44]:288；然后编造故事：英人“免冠作礼、兵杖投地”前来诉苦，声称其因省河两岸清军炮击以致无法传话，因此“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英人）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不敢滋事”[44]:288；接著奕山又称，考虑到虎门藩篱尽失，不如先同意英人的请求，使其退出虎门口外，再加强防守[44]:289；奕山还挑明了准许通商一事，至于600万赎城费，则改称是行商的“商欠”，称广东当局只是为行商们暂行垫付部分款项[44]:289；此外，对于退驻广州城外，声称是为了弹压土匪，且天热雨多，亦不得不择地安营[2]:66。为了不被皇帝惩罚，奕山虚报战功，甚至将该战役的惨败说成大胜[99]。6月18日，道光帝收到这份奏折，在上谕中称：“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现又“免冠作礼，吁求转奏乞恩”“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他批准了通商、垫付商欠两件事[44]:289。道光帝意欲罢手，不再追求“尽歼丑类”[44]:290。

6月30日，奕山收到了道光帝的这一谕旨，他于7月14日再上奏，声称英商得知准许通商的圣恩后“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并奏称“粤省夷务大定”，要求撤退外省援军，以节省粮饷[44]:290。道光帝收到奏折后，以为战争已结束，于7月28日下令各省裁撤调防军兵[44]:291。

第三阶段：砵甸乍抵华

1841年4月21日，巴麦尊勋爵针对英国驻华全权代表义律与清朝钦差大臣琦善在同年1月20日拟定的《穿鼻草约》，严厉谴责义律藐视训令，认为《穿鼻草约》所带来的利益太少[13]:183-184。4月30日，英国内阁决定将义律撤职，并否认《穿鼻草约》，另派东印度公司陆军少将砵甸乍（Henry Pottinger）爵士为新任驻华全权代表[13]:184。砵甸乍在6月5日离开伦敦，于8月10日抵达澳门，义律则返回英国[13]:185；与砵甸乍同行的还有新任远征军海军司令巴加（William Parker）[44]:328。

8月10日，即砵甸乍抵华当天，他向两广总督祁贡发出两道照会，表明自己的身分，要求与中方全权大使根据《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的内容展开停战谈判，谈判结束前将持续北上进攻[44]:329-330。但奕山等人未有按英方要求如实禀报此情况，于8月23日上奏，谎称英方仅更换“领事”，隐瞒了砵甸乍的真正使命[44]:330-331。

8月21日，砵甸乍和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率领10艘军舰、4艘轮船、22艘运输船搭载英国陆军第18皇家爱尔兰团、第26卡梅拉尼亚步兵团、第49威尔士步兵团、第55威斯特摩兰郡步兵团、第62旁遮普印度步兵团、第66旁遮普印度步兵团开始第二次北上。[100]

闽浙之役

早在1841年3月，新任闽越总督颜伯焘抵达福建厦门，他认为未来厦门必有一战，故亲自大规模部署防务[44]:333-337。同年6月初，英军离开广州后，道光帝以为战事结束，在7月28日下令沿海各省酌情裁撤军兵[44]:291。8月中旬，颜伯焘收到道光帝命令裁撤防兵的谕令，但他坚信布防的必要，于8月25日覆奏，以言语拖延时间，始终未有撤防；就在当晚，英舰开至厦门海面[44]:340。

8月25日，英舰驶入厦门南水道。26日，英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让出“厦门城邑炮台”，颜伯焘不予理睬；下午，英军发起进攻，厦门岛南岸全部失守，颜伯焘率官员仓皇逃往同安，剩馀清军大溃散。27日，英军攻陷厦门城，英军战死1人、伤16人；清军战死三百馀人，伤者无数[44]:341-343。英军将炮台破坏后，留兵鼓浪屿，继续向定海前进[2]:66。后来道光帝阅读了厦门失陷的奏折，才得知原来英军也能陆战[44]:345。

早在1841年初，时任钦差大臣伊里布私下和谈收复定海，至同年2月道光任命极力“主剿”的裕谦为钦差大臣，替代伊里布主持浙江军务[44]:348,350。数月以来，裕谦在定海积极设防，兵力近7000人[2]:66。9月25日，英舰与2000陆军陆续抵达镇海，但因天气恶劣难以调兵定海，英军决定侦察定海防务[44]:357。对于9月26日至30日的战事，中英双方的记载差异颇大，总括而言，英军进行了侦察、建立阵地等战前准备，但定海清军视之为进攻，高度紧张，一连五日开炮，未造成很大伤害，徒费铅药[44]:356-359。

10月1日，英军正式进攻定海，依旧采用战舰正面轰击、陆军侧翼抄袭的战术，并再获极大成功[44]:359-361；当日清军三名总兵郑国鸿、葛云飞、王锡朋相继阵亡，清军死者千人，英军伤亡约30人，定海第二次失陷[2]:66-67。定海陷落后，当地人民仍旧不屈，英军仅能控制县城周围10里[2]:67。

为便于过冬，等候援军，英军于10月10日进攻镇海[2]:67。英舰以炮火轰击，陆军则登陆并从侧翼抄袭，总兵谢朝恩战死，清守军溃逃，金鸡山、招宝山相继失陷；裕谦发现无路可退，投池自尽，被救起，昏迷的裕谦被护送往宁波，县城守军和部分官员借此逃跑，裕谦途中气绝[44]:365-367。其后，英军包抄攻下威远城，转攻东岳宫，浙江提督余步云自东岳宫退至镇海县城，英军占领县城[44]:372-373；下午2时战息，英军死伤十馀人，清军死者数以百计[44]:367。12日，余步云眼见无兵可战、无险可守，要求英方和谈不果，弃城而逃[44]:373-374。13日，英军唾手而得宁波，大肆掳掠、奸淫，乡民继续抵抗，俘40馀名英国人[2]:67。

1841年10月18日，正当道光帝满怀希望地期盼浙江的捷报时，他收到杭州上奏，告知镇海失守、裕谦殉难的消息，并请求调兵增援浙江[44]:377。道光帝随即任命另一皇室成员奕经（雍正帝之四世孙）为扬威将军，并从八省调兵1.2万人组成大军，征讨“逆夷”[44]:377-378；又鼓励沿海团练乡勇，修筑土堡，坚壁清海，厚赏捐资助饷绅民[2]:67。翌日，道光帝下旨赦免此前被判斩监侯的琦善，发往浙江军营，让他效力赎罪；但最终琦善被改发到张家口军台，充当苦差[44]:379。

台湾之役：大安之役和“呐尔不哒”号事件

1841至1842年，两艘英船先后因风候不佳而在台湾（时西方称福尔摩沙）海面搁浅，台湾清军先后俘虏了百馀名船员并加以杀戮。但中英双方对这两起事件的记载有很大不同，各有隐晦扭曲之处。[101]

1841年9月27日，英国运输船“纳尔不达”号（Nerbudda，又译作“呐尔不哒”号）正载运着在舟山群岛定海参战的英军返回[102]:85，在台湾鸡笼（今基隆）附近海面遇风沉船[44]:548。台湾地方政府认为他们是敌军的进攻部队[102]:85，船上274人中133人被俘虏[44]:548。

1842年3月，英国双桅商船“阿呐”号（Brig Ann，又译作“阿恩”或“安妮”号）自舟山携带财货起锚南驶，目的地为澳门。该船载有57人，包括34名印度人、14名欧洲或美国人、5名华人及4名马来亚或新加坡人[103]。该船在台湾淡水一带海面遇险，两名船员被杀，其馀船员被清军俘虏[102]:85[104]。

两次海难事件中，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均奏报“胜仗”[44]:548。不过，据英方文献及生还俘虏所述，运输船“纳尔不达”号和双桅商船“阿呐”号都是因为遇风触礁而漂流至台湾海域。据战后钦差大臣闽浙总督怡良调查，此皆为台湾地方官员谎报战功，双方实未交战，英船亦非战斗人员。[101]:148-149

1842年5月14日，道光帝因浙江战败，下令对商船阿呐号上的英俘“取供之后，除逆夷头目暂行禁锢候旨办理外，其馀各逆夷与上年所获一百三十馀名，均署即行正法，以纾积忿而快人心”[105][44]:548。1842年8月，两船共187名俘虏中，除了早前在押送过程中或狱中死亡者，大部分在台南被斩首，只有11人幸存[101]:摘要,134,136。道光帝最初将此事件视为振奋人心的一大胜利，对于相关的台湾功臣从优议叙，但随著战局的演变和谈判的进行，清廷不得不屈从于英方抗议，严惩有关官员。[101]

浙东之战

1841年10月底，扬威将军奕经离京南下，据奕经的幕客贝青乔称，奕经离京之初“或战或抚，游移两可”[44]:378。11月下旬，奕经抵达江苏，但在苏州一带逗留足足两个月[44]:378；期间奕经与部下颐指气使、生活奢靡，后来引起非议，遂于1842年1月进至浙江嘉兴[44]:382。1842年2月中旬，川陕劲旅抵达浙江，奕经再无理由观望不前，于2月27日赶至浙江绍兴曹娥江前线，自其南下以来已有四个多月[44]:382。

英军于1841年10月占据定海、镇海、宁波后，璞鼎查曾数次向清方表示愿意谈判，但未有回音；另一方面，英方军力分据沿海各城，难以集结大军进攻，加上气候严寒不利于英军作战，故英军占据宁波后，除了数次短暂的扰边，进入长达数月的间歇期[44]:381。璞鼎查亦于1842年1月返回香港，将驻华商务总督的办事机构由澳门迁至香港，并宣布香港与舟山成为自由港[44]:381。

1842年3月6日，奕经上奏，自信地大谈其反攻浙江宁波、定海、镇海三城的作战计划，道光帝深受打动[44]:384-385。然而，根据奕经与参赞大臣文蔚的布兵方式，合计浙江原驻军、外省援军，可用的清兵不到三千名，其馀都是素质参差的雇佣壮勇[44]:382-384；此外，奕经以迷信指导战事，如吉利数码、神签灵验、托梦言事等[44]:384。3月10日，奕经率大军，定于虎年虎月虎日虎时以生肖属虎的宁夏镇总兵段永福为指挥官，以五虎灭羊（洋）之计，分宁、定、镇三路反攻英军[106][107]。这是清军在鸦片战争中唯一发动的反攻，然而这一历经4个多月准备的反攻，不到4小时便全部瓦解[44]:385-386。

宁波方向，3月10日凌晨3时，清军向英国轮船施放4艘火船，被英方小艇导至岸边；与此同时，清军一面以小型火器向宁波城外的英舰开火，但未奏效；一面进攻宁波城的南门和西门。负责进攻宁波城的四川兵（部分为西藏土兵）相当勇猛，在内应的配合下一度攻入城内，英军连忙调集火炮进行轰击，而城内街道狭窄令清军无处退散和躲藏，惨遭屠杀[44]:386。首批攻入城内的一百余名藏兵全部战死[108]。天亮后，清军见大势已去，便仓卒退至城外[44]:386。

镇海方向，同在10日凌晨3时，清军在该处施放十只火船，企图焚烧港内英舰，但被英军小船拖至河岸；同时，清军施放小型火器，进扑镇海西门，驻守该处的英军主动开门出城迎战，清军由于担任主攻的朱贵部因黑夜迷途而未到达，结果相战不支而败退[44]:386。天亮后，英船沿宁波西南、西北的河流搜索前进，共击毁37只火船[44]:386。清军在进攻宁波、镇海两城时均未有使用火炮，交战时火力悬殊，未能对英军造成伤害[44]:386[109]。据英方记载，宁波之战时英军仅战死1人、受伤数人，而在镇海之战则无人伤亡[44]:386。

定海方向，早在3月8日，驻守岱山一带准备进攻定海的水勇已被英船驱散，未能发动进攻；尽管郑鼎臣后来在4月14日率领水勇在定海有著毫无战果的一搏，还被奕经粉饰为一场大胜仗[44]:387。

此时正在舟山的英国海军、陆军司令闻讯赶至宁波，英军由防御转为进攻[44]:387。3月13日，英国陆军司令郭富听闻驻馀姚的清军余步云部将进攻宁波，便向奉化进军，不久却发现余步云已于前夜溃逃[44]:387。15日，英国海军司令巴加与陆军司令郭富听闻慈谿是清军的前进基地，便率领海、陆军士兵1200馀人于上午8时向慈谿进军，于当日中午抵达并占领县城，又向城外大宝山的清军营地进攻[44]:387；双方发生交战，清军副将朱贵以下死伤近千人，英军死伤20馀人[2]:67。

此时在慈谿西北约20里的长溪岭驻守的参赞大臣文蔚得悉慈谿和大宝山的战事，未有率兵增援，反而率兵逃跑。3月16日，英军占领长溪岭，焚毁文蔚的空营，翌日返回宁波[44]:387。而远在绍兴曹娥江以西东关镇驻守的奕经听闻前方军报后大惊，于16日率军连夜西逃，渡过钱塘江，一直退至杭州[44]:387。奕经驻杭州、清朝大军驻绍兴、英军驻宁波形成相持局面，当时有谚语：“杭州娼妓最堪夸，明年养出小钦差；绍兴娼家亦有名，明年养出小兵丁；唯有宁波娼家哭不止，明年养出小鬼子。[106]”

综上，清军三路反攻全部失败，英军趁势反攻，清军大败，退往绍兴、杭州[110]。经历浙东三城在1841年10月与1842年3月两次惨败后，原本积极筹备军务、极力“主剿”的浙江巡抚刘韵珂受到极大冲击，逐渐转为“主抚”，他终于认清了中英武力悬殊的事实，遂冒著触犯圣怒的风险，于1842年3月21日上了一道有名的“十可虑”奏折，道出了当时清朝主战的十大弊端，是当时少有的能著眼于现实的意见[44]:410-423。3月28日，已得知浙东失守的道光帝收到刘韵珂的奏折，朱批：“所奏不为无见，另有旨，钦此。[44]:427”晚间，广州将军耆英进京请训，获道光接见，两人密谈；道光当晚发出上谕，命令耆英赴浙署理杭州将军，并将伊里布改发浙江军营效力，又命令扬威将军奕经和浙江巡抚刘韵珂“设法羁縻”[44]:427-428。4月3日，获释的伊里布抵京，得到上谕赏他七品衔、命他跟随耆英赴浙差遣；4月7日，道光帝再任命耆英为钦差大臣，此后又与他多次密谈，明令他“先剿后抚”[44]:427-428。

1842年4月15日，钦差大臣耆英、七品衔伊里布离京南下，并于5月9日到达杭州[44]:429-431。按道光帝“先剿后抚”的计划，应先由奕经主持“剿”，战胜后由耆英主持“抚”。然而耆英到浙后，奕经接连向道光帝奏报一连串“捷报”，使道光帝振奋；但耆英上奏时悲观失望，令道光帝不悦，加上耆英未有遵旨“先剿后抚”，而是每当英军稍有动作便立即“羁縻”，令道光帝甚为不满[44]:431。结果，道光帝在5月25日下旨停止了耆英和伊里布的使命，浙江的大权仍归奕经。但就在道光帝幡然改计之时，英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新一轮攻势——扬子江（即长江）战役[44]:431。

长江战役：乍浦之战、吴淞战役和镇江之战 （1842年）

经过浙江战役后，英军获得了一些增援。但由于华北气候严寒，故英军不再北上大沽口，改向气候温暖而富庶的长江下游进兵，不仅有利长期作战，又可截断南北交通；清廷也顾虑到这一点，故而阻断漕运。[2]:67[111]

1842年5月7日，英军撤离宁波，于13日集结在黄牛礁海域，并于17日抵达乍浦海面[44]:432。这只部队共有战舰7艘、轮船4艘、陆军2,000馀人，是英军在浙江地区的大部分兵力[44]:432。清军方面，乍浦一直是清军的海防重点，是浙江驻兵最多的地区，共计约7,000人[44]:432。5月18日，英军对乍浦发动进攻，依然采用海军正面炮击、陆军侧翼包抄的老战法；清军武备和防御落后，加上未料到英军从高地进攻，作战时指挥十分混乱[44]:433。尽管如此，英军在此战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共9人死亡、55人受伤，包括在天尊庙战斗中被清军击毙的英国陆军中校汤林森[44]:433。虽然大部分清军在战斗中逃跑，但驻防乍浦的八旗官兵拼死作战，令英军震惊[44]:434。此役，清军死伤1500余人，平民死难1500余人；副都统长喜身负重伤，撤退至嘉兴，不久不治而亡。英军占领乍浦后，在乍浦逗留休整十天，期间几乎将该城焚掠一空。[116]

耆英在乍浦被占后立即向清廷奏报乍浦失陷经过，力陈“舍羁縻之外无他策”，主张求和。不久清廷又重新起用主张议和的伊里布，并送还乍浦之战中俘获的黑白洋兵16名，以示和谈诚意[117]。5月28日，即英军攻占乍浦的第10天，英军全体撤离，继续北上，其下一个目标是江苏省宝山县的吴淞（今属上海市）[44]:434。吴淞是长江防御的第一道屏障，其防御工事和武器装备在过去两年中大为加强，但新任两江总督牛鉴毫未觉察当地的防务并不能抵挡英军，自信地制定了作战计划[44]:434-435。

1842年6月初，英国军舰抵吴淞口外，清守军约一万人[2]:67。6月16日晨，战斗开始，两小时后，两江总督牛鉴仓皇逃走[2]:67，“所督诸军皆尾而溃走”。英军遂乘势大进，占领吴淞炮台[39]，江南提督陈化成阵亡[2]:67[118]。午后，英军不费一弹占领宝山县城。此战，英军2人死亡、25人受伤，清军陈化成以下88人死亡[44]:435-436。吴淞和宝山失陷后，上海官兵弃城而逃[2]:67。

英军攻陷吴淞、宝山的当晚，英国援军抵达吴淞口外，英军的海陆总兵力达到2万名，规模空前[44]:438-439。6月19日，英军沿黄浦江水陆并进，占领了已被清方放弃的上海[44]:440。6月27日，英军退出上海，留军舰封锁吴淞口，主力军队于7月5日驶入长江，直逼镇江[44]:440。

1842年7月15日，英国军舰抵达镇江江面，至20日英全军抵达；同时清军也在行动，参赞大臣齐慎、两江总督牛鉴从各省率兵驰援镇江，镇江城内外驻军约7,000人[44]:441。当英军于7月15日初到镇江江面时，时任京口（即镇江）副都统海龄下令紧闭城门，造成市集停运，百姓无处买食，海龄纵兵枪杀街巷的行人，以“汉奸”罪名在城内大肆捕杀百姓，如是者六天，民怨沸腾[44]:440[119]。尽管海龄是在后来的镇江之战中投火自杀，但由于他的暴戾举止，民间盛传他被愤民暗杀[120]。

1842年7月21日，英军出动陆军6,905人与数百名海军向镇江发起进攻[44]:441。英军登岸后直薄城下冒着清军的炮火爬梯登城，遭守城的八旗兵顽抗[121]。英军用炸药轰开城门，从城北、城西、城南三方向突入城内，守城的八旗兵并未溃逃，而是坚持巷战[44]:442-443，许多旗兵战前杀死自己的妻儿，然后才参加战斗[47][页码请求]。此役，英军遭受了开战以来最大的损失，共39人战死、130人受伤、3人失踪[44]:443；而据耆英在战后调查，清军共有570多人战死，其中镇江、青州八旗的伤亡达30%，远超外省绿营援军的1.6%[44]:444。

事后英军“毁城垣，焚衙署，纵黑鬼奸淫妇女，道路死伤枕藉[122]”。英国参战军人回忆“只要是真实的回忆，就可觉得这颗心很难说是有人道的了。但即使是心肠最硬、资格最老，以杀人越货为生的人，看到这种悲惨景象也不能无动于衷的。[123]”镇江对岸的扬州绅商，惶恐万状，接受了英军50万元的勒索，作为不占领的交换条件[2]:68。

英军在镇江的军事行动，切断清朝经济命脉京杭大运河的漕运。7月16日，道光帝就密谕耆英，只要英国息战退兵，便同意割让香港，并增开通商口岸。镇江失守后，道光帝决心专意“议抚”，并授权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务须妥速办理，不可稍涉游移”，并令奕经所率援军暂缓由浙赴苏，“以免该逆疑虑”[124][需要完整来源]。然而，璞鼎查对清朝方面的“羁縻”毫不理睬，命令英军继续向江宁推进[44]:455-456。

8月3日，英国远征军留下一部分兵力守卫镇江，主力舰队开始向江宁开进，9日抵达江宁江面。11日，英国陆军登陆，“于紫金山之上，安设大炮[125][需要完整来源]，军舰摆开了攻城的架势。同日，耆英自无锡赶到江宁，在英国军队的炮口威慑下，开始与英方议和。[126]

和约签订

1842年8月，清军节节败退，英军抵达南京，两江总督牛鉴乞和，璞鼎查答以倘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如能所请，可不攻城[2]:69。耆英到后，璞鼎查限8月14日定议，否则开炮攻城[2]:69。8月22日，道光皇帝全部允准[2]:69。耆英、伊里布、牛鉴曾应璞鼎查之邀，登英国舰只拜访，璞鼎查亦上岸答拜[2]:69。清政府在南京的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议约四次，全部接受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双方于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在英军旗舰“汗华”（亦译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战事始告平息。这是中国近代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83]:320。条约正式签字，通称为《南京条约》，中国名之为“《万年和约》”[2]:69。

其时英国维新党政府下台，新上任的保守党外交大臣阿巴甸勋爵于1841年给砵甸乍爵士发出新训令，撤回割地要求；砵甸乍爵士于冬天停战时返抵香港，对香港发展甚为满意，在订立《南京条约》时，违背英廷训令，不仅订立通商条约，还要求割让香港[83]:320。最终1842年8月29日签订《南京条约》写道：“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帝国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127]:9-10清政府并须开放广州等5个地点为通商口岸；该通商条约其后并入1843年10月缔订之《虎门善后条约》内，容许华人自由到香港经商[83]:320。

主要事项为：准英国人携眷居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贸易；香港岛给予英国；赔偿烟价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兵费1200万元，共2100万元[128]，先付600万元，馀于4年内交清；准英国人在港口自由贸易，不经行商；释放被禁英国人，宽免与英国人有来往之中国人；进出口税饷秉公议定则例；英国货物按例纳税后，中国商人可遍运内地，不得加重税例；两国官员用照会往来；中国允准和约施行，英兵退出长江；定海、鼓浪屿须俟赔款全数付讫，港口开辟后方撤[2]:69。条约签订后英军舰船陆续撤往定海一带，历时长达两年三个月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结束[129]。

影响：开不平等条约先例

五口通商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打开中国的闭关大门，[16]:36此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1843年10月8日（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中英又订一通商附黏善后条款，一称《虎门条约》，订明五口英国商人不得至乡间内地，可于五口租赁房屋，或租地自建，如有新恩施及他国，英人“一体均沾”[2]:70。英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各国纷纷要求享有同一待遇，与中国签订更多不平等条约，被要求割地赔款对清朝来说也是第一次[130]。这些不平等条约要到一个世纪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3年才得以正式废除，而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割让给英国的香港岛则要到150年后的1997年7月1日才得以收回。

1844年7月3日，中美五口贸易与章程在澳门附近望厦村签字，通称《望厦条约》[2]:71。除无割地赔款等外，所有中英条约之事项，应有尽有，且有为英约所无而更为精详者：如领事裁判权适用范围之明确而扩大，不惟中美人间之争执，美人由美领事审讯，即美人与其他外人在华之争执，亦由美领事处理；关税例则须与美国议允；中国港口官员须负责接待美国兵船；准美人在五口自建教堂、墓地；条约十二年一修；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2]:71-72。

法国在华并无重大商业利益，所重视为传教[2]:72。1844年8月，法国代表剌萼尼至澳门，复有军舰8艘同来，使他在谈判中更处于有利地位[2]:72。10月24日，中法五口贸易章程在黄埔签字，通称《黄埔条约》，内容与美约无大出入，不同之点是中国地方官须负责保护教堂墓地[2]:72。条约中对于天主教弛禁并无明文，仅由耆英宣布[2]:72。

国家主权

在列强要求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影响下，清朝对某一国失去某一特权，就等于对所有列强失去该特权，这使清朝在外交上处于不利弱势。军舰停泊口岸等特权，使英国可在五个通商口岸各驻兵舰一艘，以后商港越开越多，深入内地，以致在后来战争中被外国夺去更多领土[130]。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割裂中国领土，破坏主权之完整，中国丧失独立自主地位[16]:35。领事裁判权使清朝失去司法主权，外国人犯法不受清朝法律制裁，清朝无法管制外国人在华违法行为[130]。就政治方面之影响来看，战后政府大失威信，弱点暴露，会党以反清为职志自不会放过时机[2]:86。

社会经济

中国的茶叶出口数量在鸦片战争以后激增——作为这次战争的肇因，鸦片却并没有在《南京条约》中被提及，鸦片进口处于一种理论上仍然非法但实际上被默认的状态，中国的禁烟名存实亡，一直到1858年11月8日中英两国代表签署《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正式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英国通过一系列外交图谋，花费18年时间实现了这个图谋[131]。在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鸦片进口是每年2553吨[132]:94，吸食人数约人口的1%[133]，到1863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鸦片进口4235吨，增加了65%。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进口合法化了，数量进一步增加，到1880年达到顶峰6500吨，是1839年的2.5倍。此后受价格低廉的本土鸦片竞争，进口量开始迅速减少。1907年中英签署《中英禁烟条约》，到了民国以后洋药已经很少了。

本土的罂粟种植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开始迅速扩大，1870年土药（本土鸦片）产量已与洋药（进口鸦片）持平，在1906年土药产量达到3.5万吨，是进口鸦片最高峰的5倍，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进口量的12倍[132]:100。1880年代后期吸食人数估计为人口的10%，烟瘾很大者估计3%-5%[133]。

民生经济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开始重要变化[16]:36。鸦片贸易泛滥，中国的公共财政和货币流通因为鸦片大量输入而陷于严重的破坏状态[134][135][需要完整来源]。由于西方资本在五口经营工业，这些工厂里诞生了中国最初的工人[136]。英国把大批商品运来中国[16]:37。中国自给自足之传统经济遭受冲击，对外国商品仍顽强抵抗[16]:37。1840年代，外国商品虽然在中国滞销，但在遭受外国商品冲击最为严重之五口通商地区，传统经济已开始解体[16]:39[137][需要完整来源]。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新税捐[138][需要完整来源]。一般的人贫穷到达极点，各地破产的流民最终汇聚成太平天国[139]。

与此同时，亦有不少沿岸华人因在战争时为英军补给，故在战争完结后获得优待，部分更因此而身世显赫[140]:28[141]:50-51。此外香港由于在是次战争后割让给英国，宣布成为自由港，故为广东一带的人民提供了致富机会，不过由于最初营商环境不安全、广东当局阻碍商人到香港贸易等因素，令当地贸易情况一直到太平天国起义，大量富商来港，才有了显著改善[140]:30-34,43。

口岸贸易

《南京条约》改变了广州一口通商的情况，开设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宁波五口通商，更加靠近茶叶的产地，关税明确，灰色苛捐杂税消失，这对茶叶贸易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总量从1839年的380千担增加到1855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的818千担，增加了115%。到1863年，茶叶出口为1945千担，是1839年的5.12倍[142]:228-232。茶叶出口的增加超过鸦片进口的增加，所以，到1850年代中叶，中国对英国的贸易就已经转为顺差，这种状况要持续到1880年代中叶，那时中国茶叶出口受到印度的竞争而减少，鸦片进口虽然也减少但棉布进口增加，中国对英国的贸易重新回到逆差[142]:250。

上海的茶叶贸易量很快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大城市[2]:73[143]。福州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通的汉口也很快成为茶叶出口的枢纽。广州充斥著排外的情绪，对开放通商的条例想方设法进行阻碍，通商的功能相对下降，并且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个诱因[144]。

思想文化

社会文化变革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惊醒中国社会，清政府无法理解英国开战仅以谋得通商、外交、法律优惠为目的，反而因为英国并未以摧毁其统治为目标，而将之视为一场突发性、短暂的事件。不过，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使得小部分进步思想家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开始意识到了社会和民族的危机[145]。他们在倡导兴利除弊、变革社会的同时，开始放眼观察世界，寻求御辱图强之道[145]。

史家蒋廷黻指出，林则徐是当时“觉悟的少数人”中的其中一个，但他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不敢公开提倡[4]:16-17。事实上，林则徐羁留广东后，已了解到中国的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的船和炮，同时派人翻译外国刊物[4]:17，例如英国人休·慕瑞所著《地理百科全书》译成《四洲志》，未及出版[146]。1841年7月，林则徐前往新疆伊犁戍边前夕，他将书稿全部交给好友魏源，希望他编撰《海国图志》，魏源接受嘱托，搜罗更多世界地理资料，于1843年1月刻印初版于扬州[146]，又几经扩编，补成一百卷，于1852年（咸丰二年）刊行于世[4]:18。此后，林则徐被清廷谪戍伊犁，途中他曾向友人致私函，痛陈中国对自身枪炮落伍的事实置之不理，但林则徐却请友人将他的这封信保密[4]:18。

“是书何以作？曰：……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海国图志》，1843

《海国图志》在中国和邻国有著完全不同的命运[146]。该书详细叙述了世界各国的历史政制、风土人情[4]:18，主旨是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已是开风气之先的改革思想，而如何造西洋炮和西洋船等近代军事科技资料，但凡能搜集到手，无不汇聚书中，但这一切都被中国人弃之如敝屣[146]。事缘战前，林则徐被士大夫视为百战百胜的“主剿”派官员，但他因琦善受英人贿赂而被革职和驱逐，故此士大夫认为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古法不效，而是因为“奸臣误国”[4]:16-17；在主导当时中国命运的传统守旧势力中，大多数传统士大夫对这部著作和“师夷长技”的思想主张不予重视甚至予以否定，例如梁廷枏则将其斥为“失体孰甚”“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145]。

相反地，日本的文人把《海国图志》翻译成日文[4]:16-17，于1851年流传到日本，随即在日本文化界掀起了刊印、翻译、训解、评论该书的热潮，数年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选本就已多达22种，令“幕末”时代的日本人大开眼界，通晓了世界各国的史地知识[145]。这对于日本明治维新具有莫大的刺激[2]:77。

错失改革良机

战败没有促使清政府认识到自己的落后。1845年，俄国政府因清政府赠送藏文《大藏经》，回赠各类图书355种共计800馀册，另有天文、地理仪器和工具[147]:581。但理藩院收到这批图书后，仅译出书名，便束之高阁[147]:581。直到十三年后的1858年，日后的首位中国驻外使节郭嵩焘到北京，看到这些书大为感慨：“若能译其书而为之备，必有以济海疆之用者矣”[147]:581。

“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未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1938。

直到二十年后战败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才开始推行洋务运动学习西方技术，成就其实不小，但比不过日本的明治维新，在甲午战争中再次战败。然后才试图改革政治，有了戊戌变法，却半途而废。后来有了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入侵，然后才有了比较认真的政治改革——清末新政。但那已经不能挽回清政府灭亡的命运了。

文化遗产

鸦片战争博物馆：位于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口村南面的林则徐销烟池旧址内，东依牛背脊山，西傍珠江口，1985年建立，总面积为20多万平方米。管理虎门炮台旧址──沙角炮台、威远炮台、靖远炮台、镇远炮台、南山炮台、蛇头湾炮台、九宰炮台、广东水师提督署寨墙等战争遗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8]

林则徐销烟池：广东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东莞太平镇口的两个水池，为销毁鸦片而建，后于1957年重建。[149]

胡里山炮台：福建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厦门岛东南端，清道光21年（1841年），闽浙总督颜伯涛在白石头至沙坡尾一带，建了一条全长1667米，高3.3米，厚2.6米的花岗岩石壁，并安装100门火炮，称为“石壁炮台”，英国人称为“长列炮台”，鸦片战争期间被英军攻陷炮台被毁。现存炮台是清朝洋务运动时期建造，光绪20-22年（1894-1896年）兴建完成。炮台结构为半地堡半城垣式，兼具欧洲和明清的建筑风格，总面积7万多平方米。胡里山炮台三面环海，向东可支援距离约4500米的白石炮台，南面与漳州龙海屿“仔尾炮台”隔海相对，向西协助距离5000米的“磐石炮台”。

位于虎门大桥下的威远炮台遗址

镇海口海防遗址：浙江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市镇海区和北仑区，分为甬江口南、北两处。甬江北岸（镇海区）包括：威远城、招宝山明清碑刻、月城、安远炮台、吴公纪功碑亭、俞大猷生祠碑记、泮池（裕谦殉难处）、吴杰故居；甬江南岸（北仑区）包括：戚家山营垒、金鸡山瞭台、靖远、平远、宏远、镇远炮台。[150]

乍浦炮台：浙江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平湖市乍浦镇。其中天妃宫炮台位于汤山公园南端，建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南湾炮台位于九龙山，建于光绪二十年（1894）[151]。

焦山炮台遗址：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镇江市润州区，焦山系“京口三山”名胜之一，位于于扬子江心，与对岸象山夹江对峙，山高71米，周长2000馀米，因东汉焦光隐居而得名，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英军侵入长江遭到副都统海龄率领镇守焦山的青州兵抵抗。[152]

鸦片战争战争遗址公园：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城西，占地12公顷，1997年6月建成，鸦片战争遗址，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840年7月5日英军炮轰定海城，园内建有舟山鸦片战争纪念馆、“三总兵”（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纪念广场、百将题碑、傲骨亭、三忠祠、英阵亡将士墓群。三忠祠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153]

吴淞炮台遗址：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吴淞街道海江新村居委会塘后支路27号内，1842年6月，英军进犯吴淞口，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在吴淞西炮台抵抗。现存残丘一方，长11.8米，宽9.8米，高2.85米。1992年6月1日，被公布为上海市纪念地点。2014年4月4日，被调整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54]现临江公园存有当年使用的“平夷靖寇将军”复合金属大炮。[155]

台湾

二沙湾炮台[156]、四草炮台、安平小炮台皆是在此战争期间由清军所建[157]，大武仑炮台亦是，但现址为日军为防御美军所改建[158]。

英国

大英帝国对于参战的海军与陆军人员授与中国战争勋章[159][160]。

相关事件

现代小学教师扭曲事实

2020年，新冠病毒开始于全球扩散，香港的中小学全部改为线上课堂形式授课。但啬色园主办可立小学的教师旁述介绍鸦片战争时，称英国“为消灭鸦片”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被质疑与史实不符。可立小学于4月29日向家长发通告致歉，承认影片的部份内容不正确；教育局则表示，影片内容明显失实，不能接受，局方会根据《教育条例》严肃跟进。[161]

参见

第二次鸦片战争

森巴战争

电影《鸦片战争》

参考资料

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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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Ming Xia 夏明

@XiaBamboohermit：目睹习近平的个人政治野心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命运绑架进死胡同，我们许多人不能不感到沮丧绝望。但希望还是有的，因为过去的四十年整个中国14亿人口都被自己大的野心、小的欲望、适中的希望所驱动和激活。我不相信一个人的私利、甚至一个政党的集团利益可以灭绝每一个中国人的改变自己命运的欲求。

谢选骏指出：英国使节马嘎尔尼1790年代说过，十万人就足以征服中国。事实证明他还高估了对手——过了四十多年，1839年开始，大阴蒂国女王仅用两万多人就征服了满清的八十万大军。《第一次鸦片战争》认为这是军力的差别所致，它哪里懂得，此前两百年，满清取代明朝的时候也是如此以少胜多的。共产党中国在苏联的扶植下，十几个人就征服了中国，虽然用了二十八年的时间（1921—1949年）。果不其然，1900年，八国联军也是用两万兵力征服中国，直接导致辛亥革命、满清覆灭。

【附录、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是强盗死亡的余波】

《不能遗忘的思想——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述评》（MCS 2008 Issue 1 Written by 原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报道：

一、不平常的时刻，不平常的地方，不平常的一代人

二、这一代人所背负的历史遗产

三、“创造一个上下结合的改革范例”

四、“我们的改革应该是全面的改革”

结语：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注释）

2008年正逢北大110周年校庆，我重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写下这篇“不能遗忘的思想”。之所以要强调“不能遗忘”，是因为想起 一件往事：北大百周年校庆时，我曾经生活了18年的贵州安顺一份地方报发表一篇文章，对北大的现状表示失望，并有这样的质问：“在历史关头举起过‘五四’大旗的北大，为什么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刻，你就没有登高一呼的再度辉煌？你是没有准备好，还是最为珍贵的传统已经流失得太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表现自己的机会？被北大人一再提起的辉煌，为什么总是集中在蔡元培时代的北大？” [1] 

人们对北大现实的不满，自然有充分的理由，这也是该文引起我共鸣之处。但作者对80年代初北大的历史却显然缺乏了解：这正是当局与学界有意遮蔽与强迫遗忘的结果。问题是，当时我在看到这篇文章时，竟也没有想起1980年的选举运动：这种历史在场者（当时我是北大研究生）的遗忘，或许是更严重，更令人警悚而深思的。 

而我记忆的恢复，发生在十年后的今天也非偶然。正是这些年，中国改革的问题日益暴露，尖锐的体制性矛盾，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式改革道路”的反思。于是，发生在1980年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校园选举运动中围绕“中国改革道路”的讨论与辩论，就重新进入我的视野。 

一、不平常的时刻，不平常的地方，不平常的一代人  

1、改革关键时刻的校园民主运动 

据《北京大学选举运动大事纪》介绍：1980年10月6日北大开始选举海淀区人民代表。北大学生和研究生单独划为一个选区。约10月中旬，北大部分学生公民开始酝酿竞选。11月3日学校公布选民榜，开始酝酿候选人。当天上午，经济系夏申、国际政治系房志远、技术物理系王军涛相继贴出竞选宣言，这是北大第一批站出来的候选人。以后，哲学系研究生胡平、国际政治系杨百揆、中文系张曼菱、哲学系杨利川、经济系张炜等相继宣布参加竞选，候选人达18人之多。竞选活动极有声势与活力，除张贴宣言、大字报外，还组织选民见面会、答辩会，举行民意测验，出版《竞选短波》等中立刊物。12月11日正式选举，投票率达91.25%，胡平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12月18日进行补选，候选人均未过半数。选举运动遂告结束。[2] 

实际上在北大开展竞选运动之前的10月16日，北大一分校历史系学生李盛平就在校园里贴了”竞选宣言”。11月初，和北大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高校也都掀起了竞选运动的热潮。[3]而在此之前，自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修改选举法，将县级人民代表改为直选之后，从1980年2月起，选举在一些地方试点，就陆续出现民间的竞选活动，许多民间民主运动的推动者都参与其中；[4]而在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学院、贵州大学、山东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的高校，也都先后出现了竞选活动，在湖南还引发了学潮。北大的竞选运动则把竞选推向了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大一次“民意测验”中，有52.5%的选民认为这次选举是“实行社会民主化的最初步骤之一”。[5]而最早站出来发动和参加竞选运动的竞选人房志远则明确指出，“过去30年，我们采取的选举形式——领导内定候选人的等额选举形式是不合理的”，这一次的竞选，“是人民群众打破原来旧的选举形式而力图创造一种新形式的一次尝试”。他这样看待竞选的意义：“民主制度的条文章程可以在短期内制定（如选举法、刑法、婚姻法等），但民主习惯、民主风气的形成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一次民主竞选活动，都是培养大家民主习惯、民主意识的极好的方式和机会”。他同时提出，“这次竞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是对改革的一场大动员、大讨论。它不但是对改革的一次巨大的支持，而且它本身就是一次重大的改革”。[6]这表明，1980年10月、11月达到高潮的中国大学校园选举运动，是又一次自下而上的民间民主运动。说“又一次”是因为在1957年，在中国大学校园里，也有过一次自下而上的民间民主运动，在北大，称之为“5.19民主运动”（因1957年5月19日在校园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辟“北大民主墙”而命名）。[7]这个运动随着毛发动“反右”运动而被镇压。——据说，在1980年竞选运动开始以后，社会上就有传言，说“北大又出现了1957年的大鸣大放一样的局面”[8]。 

这情形真应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说。[9] 

是什么样的“春风”吹皱1980年中国校园的池水？这就需要将这次校园选举运动放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大格局中去考察，这里且对有关背景略作介绍。中国的改革原是有两股推动力量，一是党内改革派所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另一是民间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在1978年11月至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这两种力量之间曾有过暂时的“联盟”，以共同对付代表“文革”既得利益、反对改革，当时在党内居领导地位的“凡是派”。“文革”中被打倒的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干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了反对“凡是派”的基本胜利，重新掌握了领导权以后，改革性质，改革方向与路线等问题引发了党内深刻的分歧与复杂的矛盾，也使党内改革派和民间的民主运动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出现了“收收放放”的复杂态势。大体说来，从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理论务虚会议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与逮捕魏京生开始，到12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禁止“西单民主墙”，再到1980年3月《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人民之声》等民间刊物纷纷被迫停刊这段时期，是“大收缩”时期，民间的民主运动受到严重的打压，只能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但到了1980年5月下旬，邓小平又在党内另一种力量的推动下，发表了关于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与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的内部讲话，并在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开始讨论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样，在思想文化上又出现了某种“放”的趋向，8月30日至9月10日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成了一次空前的“民主的大会，改革的大会”，代表大会还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准备根据政治制度改革的需要修改宪法。10月，党内组织了4千多人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光明日报》召开理论座谈会，党内思想空前活跃。被打压下去的民间刊物和组织也开始重新恢复活动，并成立了“全国民间刊物协会”。于是，就有了“庚申改革”的说法。[10] 

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接选举，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进行的；敏感的大学生及时发动了“校园竞选运动”，给民间的民主运动以新的推动。他们之所以提出要以“推动民主改革，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为宗旨，并且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动关于“改革”的“大动员，大讨论”，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改革到了要决定其改革方向和路线的关键时刻，党内外的各种力量都在积极活动，企图影响最高决策，而邓小平这一时期在“收”与“放”之间的不断摇摆，也表明他还没有最后下决心。这一情况和1957年“反右”之前的毛泽东十分相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980年10月—11月的校园民主运动，是中国的民间民主力量试图在中国改革运动中发挥独立的影响与推动作用的自觉努力。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这几乎是最后的机会。 

机会源于当时中国政治形势尚不明朗，党内外各种力量都处在胶着的状态，校园竞选正是在这难得的历史缝隙中得以生存。对于竞选，来自官方的各种反应互相矛盾：11月3日，北大第一批学生宣布参加竞选；6日，中国人民大学有学生发表“竞选宣言”；10日，北京市委下达《关于当前选举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宣布“竞选是资产阶级形式”；人大党委立刻作出党员不得参加竞选的决定；[11]北大一分校党委书记宣布：“候选人的一些话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要据理力争”，各级党组织相继召开党员会，统一思想，并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动员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准备反击。[12]——这样的气氛与做法，都令人联想起1957年的反右运动。在北大的竞选答辩会上就有选民提出这样的问题：“它是否是第二次“反右”的前兆？”。[13] 

然而，北大党委副书记却在北京市委通知下达的第二天（11日），亲自参加竞选人的答辩会。他表示：市委是有三条指示，但校党委支持“用各种方式宣传候选人”。11月13日，北大党委又向竞选人传达了中央书记处有关竞选的指示精神：“一，北大选举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二，候选人的情况是好的。三，怎样让选民了解候选人，这是选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希望北大选举能总结出一些经验来”。[14] 

到了11月22日，原来反对竞选的人大党委也改变了态度，宣布竞选者的活动是合法的、正当的，承认党员候选人也有权利宣传自己，并且透露“对市委的文件，我们也不理解”。据说“11月下旬和12月初，蒋南翔、于光远、胡耀邦等同志在分别了解校竞选情况后，予以肯定，并说：竞选是出人才的”。[15]“12月21日，全国人大选举办公室来人找北大的竞选人和选举办公室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他们个人认为北大的选举基本上是成功的，希望北大能提供一些经验和资料，供以后修改选举法参考。”[16] 

但北京之外的竞选运动却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湖南师院的学潮就是如此，因为校方置法律与民意于不顾，粗暴干预选举并得到湖南省委的支持，学生不得不游行请愿，绝食，并到北京上访，最后却不了了之。——在对校园竞选的不同态度背后，隐含着1980年中国党内外各种力量的较量。应该说，学生运动从来都能触及中国政治的敏感神经，1980年如此，此前的1957年与此后的1989年也都如此。 

2、“1919—1957—1980—1989”的北大精神谱系 

耐人寻味的是，从1957年以来三次学生运动的辉煌，北大都处于中心位置，而且谈其渊源时也都必然上溯到以北大为发源地的“五四”运动。1980年北大竞选运动的发动者、参与者也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后来当选代表的胡平在其“竞选宣言“里，就明白地宣示—— 

“我们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但是，我们却处在一个很不平常的地方。” 

60年前的一声呐喊，给北大留下了不朽的光荣。同时，也向我们每一个后来人提出了永恒的责问。当胡平提出“创办一种研究生、大学生的独立的综合性刊物，推进民主、繁荣学术，80年代的北京大学，必须有她第二个《新青年》！”时，他就在呼吁重新发动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 

这其实也是历史的回声。1957年称为“燕园狂人”的谭天荣就发出过他们那一代青年的宣言：“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我们要回答：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们要回答：生活走向哪里，历史走向何方？”“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我们要想，不让想吗？偏要想！” [17] 

毫无疑问，1980年的竞选者是1957年“右派”的“精神兄弟姐妹”。正是他们首先提出要为“右派”彻底平反。王军涛针对邓小平的“反右运动”必要论、正确论，指出“‘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一样，是根据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有计划地发动的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他高度评价那些1957年校园民主运动的先驱，称他们为“青年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反对斯大林主义，他们希望吸取苏联的教训，借鉴南斯拉夫等国的经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18] 

这些理解都很到位。 

这种彼此的精神相通，显示着“1919—1957—1980—1989”的北大精神谱系。 

现在已经是新的一代。而王军涛则以这样一句惊天动地的口号结束他的“竞选宣言”——“让我们新一代推动中国！” [19]。 

以这样的气势，在80年代伊始，当仁不让地登上中国政治、思想、文化舞台的，是怎样的一代人？ 

我们还是来看一看，自觉充任这一代人的“代表”的，这些北大竞选人中最有影响者，都有过怎样的经历[20]。从胡平、王军涛、张炜、杨百揆等人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他们身上，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是他们大都下过乡，当过工人，有的还当过兵，有着深切的底层生活经验和体验，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这是他们的前代（1957年那一代）和后代（1989年一代）所不及的；其二，他们又是知青、青工中喜欢读书，思考的一群人，可以说都是自学成才的。他们在同代人中，或者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或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独立阅读中，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他们正是“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者中的佼佼者。因此，他们不仅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了自己的信念、理想与意志，而且有较为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其三，他们中有些人曾是1976年“四五运动”和1978年开始的“民主墙”运动的骨干，在进入大学以后，仍然和体制外的民间运动保持密切联系，实际上是相互配合的。[21]。 

他们因此具有一些独特的精神气质。底层的生活经验使这一代民间改革者从一开始就学会一切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立足于中国这块土地，“我们只做大地上的安泰”（杨利川）。[22]。 

他们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这一代人自身就有一个从“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平均化”、“单一化”的社会、时代解脱出来的任务，张扬个性，表现思想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就成为80年代青年的自觉追求。人们很快就从竞选人中区分出了所谓“激进派”与“稳健、温和派”，“务虚派”与“务实派”。尽管这种区分有些简单化，但差别与分歧的存在却是事实：不仅改革纲领不同，而且在精神气质上也有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和分歧，并不妨碍他们共同面对时代提出的，也是他们自身的问题。 

二、 这一代人所背负的历史遗产  

这一代人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就必然是既背负历史的遗产，又面对未来的变革，他们必然面临一个历史的清理、也是自身的清理过程，其间充满了痛苦，疑惑，反复，犹豫。这些在他们的竞选宣言、公布的政见与改革观中充分表现出来。 

这一代人所背负的历史遗产主要有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和社会主义。这在1980年的竞选运动中，既是历史话题，也是一个现实话题，因而成为大字报和答辩会上的一个争论的焦点。 

1、“文化大革命”是“封建大反动”，还是“失败的革命”？ 

成长于“文革”的这一代人在走向新的变革时代时，他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对“文革”的评价问题。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总体上看，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中国，人们主要是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刚结束的“文革”，当时流行的说法叫“恶梦醒来是早晨”，有一种摆脱梦魇的解放感。但细加考察，就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批判立场。这在前文中提到的“竞选人调查”中就表现得很明显。在回答“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这一问题时，16人中有9人认为是一场“大反动”，应予根本否定（杨百揆、王军涛、胡平、张炜、杨百川等），有6人认为是“失败的革命”，“不能全部否定”（房志远，夏申，张蔓菱等），有1人认为“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事件”（姚礼明）[23]。 

杨百揆在竞选中发表了“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封建大反动”，对“文革”作了这样的概括：“政治上封建法西斯专政，经济上农业共产主义，思想上的大一统的宗教式信条”。他指出，“文革”所要建立的“五七社会”，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一样，都是“农业共产主义”，“根本不符合现代化生产力要求的专业化分工和科学组织，根本不符合知识分子必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发挥”，“就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样，必然要转化为一种封建式的东西”；而“文革”中所谓“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的是‘利益挂帅’、‘经济主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等，代替这些的是‘政治挂帅’，为‘革命’生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等”，这绝不是“反官僚主义”，而是推行“更大的官僚主义和封建法西斯主义”。他的结论是：“从十年动乱的实际进程中各种封建因素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大复活、大猖獗、大发展和它的目标‘农业共产主义’看，显然，所谓‘文化大革命’，并非是什么‘未完成的革命’，实际上它是一场封建大反动！” [24]。 

王军涛也认为“文革”是一个“大反动”，这是“一场被错误路线引入歧途的群众运动”。他批判的独到之处，也是最有价值之处，在于他的“三个提醒”。他首先提醒人们注意：“‘文革’是整个十年党内左倾路线发展的顶峰，是17年的必然归宿，两者是同一社会模式的产物”。因此，他的批判是从“反右”运动开始的。在王军涛看来，根本的问题在于，在“反右”以后逐渐发展、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到“文革”更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整套理论，是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其要害正是要强化“少数寡头可以撕毁宪法”、“公民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没有任何保障”、“大小官僚主义者可以为所欲为”的专制体制。——王军涛在这里强调“文革”是“17年的必然归宿”，确实抓住了1980年代，以至以后的中国政治的要害：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始终存在着一种势力，他们否定“文革”，是为了回到“文革”前的“17年”，那“17年”才是他们“改革”的目标与理想王国，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因此，他们要拼死维护一党专制体制。王军涛还指出：“现在有人把‘文革’的祸害算在民主的帐上，这些人不是出于无知，就是蓄意歪曲事实。‘文革’与民主风马牛不相及，它是历史上残酷的独裁专制时期之一。”这里提出的“文革”与“民主”的关系显然有现实针对性：1980年代党内确实有人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借否定“文革”来否定民主；但它的意义也许更长远，因为在另一种社会背景下（例如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又有人会将“文革”中的“大民主”理想化，从而有意无意地遮蔽了王军涛这里所说的“文革”“是历史上最残酷的独裁专制时期之一”这一基本事实。 

王军涛还提醒人们注意一个“常常被忽视”的事实：“‘文革’是一场被错误路线引入歧途的群众运动，但是，其中不乏闪光的思想火花。无论在‘文革’初期、中期和末期，都曾涌现出一批主张在真正的马克思学说指引下，进行社会体制改革的战士，他们是今天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早已惨遭杀害，许多人至今下落不明，但公正的历史将不会把他们遗忘”。[25]——这一代人是不会被遗忘的，胡平就明确地将“遇罗克”视为自己“最敬佩的人”。但无论在当时，以及以后，党内总有一种力量，试图掩盖、抹杀这些先驱者，以至于“强迫遗忘”成了既定的国家思想文化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1980年王军涛等人在竞选运动中发出的声音，看作是“拒绝遗忘”的最初呼声。 

另一位竞选人房志远则认为“文革”是一场“失败了的革命”。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而在以后也不断有人对“文革”作出类似的分析和评价：这本身就是一很有意思的思想文化现象。他的观点有几个要点：首先他认定，中国需要一场“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他指出，“49年革命解决了所有制的改革任务，……但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完，为了保证公有制形式实质的统一，就必须建立一套使实际掌握生产资料的国家或当权者真正代表人民的制度，这就是民主制”，因此，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还应该有“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在房志远看来，“文革”的“性质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革命的动力无疑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革命的对象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层）”。 [26] 

值得注意的是房志远由“‘文革’是一场失败的革命”所得出的结论。在房志远和他的支持者看来，中国必须有一场以“官僚主义者阶级”为对象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而“文革”本应成为这样的革命，却因为毛泽东不肯触动官僚体制，变成了一个“整人运动”而失败（其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也是其“根源之一”）；这就意味着“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有日益尖锐的危险。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如果官僚体制不彻底改革的话，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许还会重新举起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当他们受官僚主义气时，就会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当权派在群众面前俯首贴耳的情景，那时他们就会忘记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一切恶果”。 

这表明，这一代人对“文革”的“恶果”看得很清楚且心怀警戒，而且他们在“革命”与“改革”（改良）问题上也有清醒的认识。在回答“我国应该进行改革还是革命？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改革还是革命？”的提问时，房志远的回答是明确的：“我们不但要考虑‘应不应该’，而且要考虑‘可不可能’。我国目前没有可能革命，只能进行改革，它目前进行的也是改革，我正在做的也是改革”。[27]而他们所着重的，正是官僚体制的改革。在他们看来，只有用“改革”（改良）的方式来逐步解决官僚体制的问题，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从根本上解决产生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才有可能避免因矛盾的激化而爆发革命，避免“文革”的“恶果”再度发生；如果听任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发展，那么，对历史上的“文革”的理想化与现实中新的革命的期待，都是不可避免的。 

以上都是1980年的思考。现在，“文革”的问题依然困扰着今天的人们。当年的思考或许因此依然保持了它的新鲜活力。 

2、毛泽东：“革命家”，还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 

这一代人是在毛泽东时代长大的，如前文所引，对竞选人的调查表明，他们中许多人从小就崇拜毛泽东，并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文革”。因此，如何评价毛泽东，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1980年的竞选者及其同代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充满了困惑。一方面人们对毛泽东的敬意仍在。对16位竞选者的调查中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除一人表示“待研究”外，其余15人都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也不失其“伟大”。[28]另一方面，在被问及“你最敬佩谁”时，只有1人回答“还是毛泽东”，其余都另有选择，其中有5人选择了周恩来，还有一人选彭德怀，一人选陈云。[29]毛泽东的威望在急剧下降，是因为人们反思“文革”并上溯建国后的历史时，必然产生许多疑惑，而且都直指毛泽东。在“答辩会选民问条选登”里保留着当年的提问：“‘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一说法对吗？”“在他（毛泽东）死之前，全党全国都跟着他走，全是‘盲人行路顺墙摸’吗？”“你是否认为赫鲁晓夫把苏联人民从斯大林的专制中解放出来，而今天华邓正在把中国人民从毛泽东的专制下解放出来？”“你认为毛泽东对‘文革’是否应负一定的法律责任？在‘文革’中毛泽东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有何不同？”“‘文革’中毛泽东打倒了八大中央委员中的70%，他依靠的左派仅有10%左右，另外20%是没有打倒的文革反对派，毛泽东采取突然袭击手法，凌驾在党中央之上，分裂党中央，这是不是反党？”[30]这些疑惑本身就表明中国共产党长期营造的毛泽东神话的动摇，以至破灭。 

在王军涛看来，“对于毛泽东主席的评价的变化，是中华民族思想和政治改革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因为长期以来，将毛泽东视为“党的绝对权威和‘神圣的神’”，由此形成“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的观念，使得无论是老一辈的革命者，还是年轻的一代，都在“文革“中盲从毛泽东，“从而几乎摧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我国人民几十年积累的人力、武力，我国人民几千年创造的文化财富。”王军涛还指出，“在我国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对曾被誉为我党、我军和我国的唯一缔造者的毛泽东主席的评价是较核心的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的重新考察，势必引起一系列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的重新思考，以及对传统理论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审视”，这都将带来思想、理论的新的解放。[31] 

在破除了神话、迷信以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竞选人中就产生了不同意见。王军涛最先提出“毛泽东是革命家，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命题，引发了许多争论。他将毛泽东思想概括为“空想社会主义”和“唯意志论”，认为毛“没有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这是他“在实践中一系列错误主张的深刻思想根源”，也决定了他只是一个“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内涵的带有历史局限性的革命家”。[32] 

如竞选人所意识到的那样，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仅是一个尖锐的现实政治问题，而且涉及其实践中的错误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以及许多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由于竞选运动本身的限制，自然不能充分展开；而有些问题，如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问题的追问和思考（这其实已经是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则未能进入竞选人的关注视野。而对毛泽东的评价及相关的理论问题，都是后来者所不断遇到和不能回避的。在这个意义上，1980年的思考和辩论，只是一个重要的开始。 

3、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及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 

在对竞选人的调查中，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我国目前社会性质”。说不能回避，是因为“目前社会性质”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因此，无论反思历史，还是设计改革，都先要弄清“我国目前社会性质”。而且这个问题还要不断地提到每一个观察、思考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人们的面前。 

对此，16位竞选人的回答却有三种：回答是“社会主义”（或“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有7人；回答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或“准社会主义”、“不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第一阶段”、“初级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广义的社会主义”）也是7人；回答是“专制社会主义”（“国家垄断社会”）的有2人。[33]除一人回避了“社会主义”的提法，其余的人都是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值得注意的是张炜提出的看法：中国的现实社会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前人理论中的社会主义”。1980年竞选运动中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其实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理想；一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认识与反思。而这些竞选人的大多数当时都仍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34]可见，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既是时代提出的问题，也是他们自身思想发展的需要。 

房志远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一文中，对“目前官方和老百姓”公认的一个公式“大工业生产力+公有制=社会主义”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在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南斯拉夫除外），国家所有制被认为是公有制的一种普遍形式”，“生产资料是少数人以国家代表的身份集中支配管理的”。但问题也正在这里：“这些权威的化身是否能真正体现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它必须有确实的措施来保证，这就是民主制。民主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可是它唯一的宗旨就是：当权者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只有在这种民主制的保证下，公有制才是货真价实的，否则它就有被架空的危险，表面上只剩下一个漂亮的外壳。一句话，公有制取决于民主制，一个有民主制度的国家，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国家”。因此，“民主制也要公有制来保证”。他的结论是：“公有制+民主制=社会主义”，“取东方公有制形式的优点，取西方民主制的精华，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将两者结合，这就是我们当前改革的任务”。[35]王军涛的“社会主义观”大约类似。他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有四大要素：“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社会化生产”、“成熟的政治民主制度”和“精神文明”。[36] 

1980年北大竞选人的社会主义观，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1957年的燕园“右派”，他们所理想、追求的“社会主义”其基本内涵也是“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民主”。当年的北大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就提出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还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化”的理想和要求，认为这将关系着“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37]但他们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中国也因为拒绝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而付出巨大的代价。后来者在经过血的教训以后，于80年代初再次提出这一耽误了23年的历史任务，自不难感受其内在的沉重，并不免产生这样的隐忧：中国能抓住这迟来的历史机会吗？ 

杨利川在竞选中写有“社会主义民主论纲”与“官僚主义批判大纲”，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仅在具有更高的福利制度，而更在于每一个人真正的自由程度”。而“这种自由程度，首先是劳动的自由，即劳动者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可以直接地支配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他因此而特别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设想。[38]另一位竞选人夏申依据马克思所强调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39]指出，我们自称“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集体，我们被称为主人，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作为主人，我们被称为有权管理国家的人民，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具有不受威胁的真正监督、批评‘公仆’的起码权利；作为阶级社会的成员，我们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就不应有自己的个性；作为人，我们组成了社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我们是否只应该是个被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的螺丝钉？” [40]显然，在夏申、杨利川和他们的支持者看来，离开了每一个个人的自由、权利，是谈不上社会主义的；不管打着怎样的神圣的旗号，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旗号，只要是抹杀个人自由，剥夺个人权利，就只能是“假社会主义”。杨利川因此提出了“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41]——这同样是对1957年右派代表林希翎在北大演讲中提出的要“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呼唤的一个遥远的回应。 

以这样的社会主义观来考察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现行体制，就有了许多尖锐的批判。基于对现行体制中所有制、生产目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分配，以及干部与劳动者的关系的考察，房志远得出结论：中国的现行制度“带有很大的封建性”。[42]这一结论比1957年5月23日林希翎在北大演讲中所说的中国社会是“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 [43]又进了一步。其实，竞选者在1980年讨论的“既得利益”等问题，正是1957年北大校园的热门话题。1980那一代人也是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分配、社会地位等方面论证中国“已经开始自觉地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相互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利益”，并发出这样的警告：绝不能认为“社会发展到公有制为基础就万事大吉，无需再考虑如何更完满以及可能产生的新的阶级分野”，“必须指出来，如果管理、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不得到更好的完善，矛盾可以向前发展，而且基本满足‘阶级’关系的定义”，中国就将出现新的“特权阶级”。[46]1957年类似的分析与警告都被认为是“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而遭到批判打击，结果就有了1980年新的一代在这里所发出的警告；但这样的警告又被视为“自由化”言论而拒绝，以致于到了2008年的今天，再来回顾当年（1957、1980年）的警告，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问题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连当年讨论的前提“公有制”的外壳都成了问题，这已不能用“封建性”来概括与解释了。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我们还是回到1980年的北大校园：那一代人在反思历史，面对未来时，几乎只有一个选择：中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中国必须改革，必须进行体制的根本改革。如王军涛所说：“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文艺体制，今天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最强有力的呼声，任何新老‘凡是派’都无法阻挡”。[45] 

问题也就在这里，当“改革”成为一种潮流，甚至成为时尚，人人都“咸与维新”时，就孕育着危机：有可能掩盖同在“改革”大旗下，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要求和必然产生的分歧。因此，“改革”的呼声越高，越是要明确地提出是什么“改革”？“改革”的目标、方向、路线是什么？应该说，1980年的北大竞选人在这一方面是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自觉的，他们正是要在中国改革成为潮流的时刻，发出自己这一代人的不同于其他利益群体的声音。如前所述，他们这一代是接近中国社会底层的，并且有代表“公众利益”，着眼于国家、民族长远健全发展，而非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眼前利益的高度自觉。他们是中国改革的生力军，因此，他们的声音，对中国的改革，无论当时，还是以后的发展，都特别重要。 

那么，他们对方兴未艾的中国改革，提出了什么诉求呢？ 

三、“创造一个上下结合的改革范例” 

1、乞求“为民作主”，还是人民自己作主 

后来当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的胡平的“竞选宣言”中的一个观点，大概代表了竞选人的共同立场：“公民权利构成了实现民主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牢牢地抓住自己的权利更重要的了”，“民主，不是为了选几个好人来照管我们的生活，而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不是说：给我权力，我将帮助你们做你们希望的事；我只是说：投我一票，我将力争更可靠的权力回到你们自己手中”。[46] 

这是真正的现代民主观念，它明确地和中国传统的“为民作主”的观念划清了界限。而后者在1980年代以后的中国都很有市场，人们常常将它视为“民主”。中国百余年来的民主运动如此曲折，应该说是和这种“误解”有很深关系。胡平在“论言论自由”这篇长文里，对这样的历史教训有深刻的总结。他指出，这是两个历史过程：首先是人民反抗专制统治（国民党）而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代表”（共产党）身上，“代表”在人民的支持下获得了权力；然后，“代表”掌握了权力，也确实“为民作主”，做了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于是就得到了人民更进一步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很容易把这个政权应有的权力视为无限。他们既把这个政权看作是自己利益的代表，于是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反对这个政权就是反对人民，巩固这个政权就是巩固人民的权利”，“这样他们就赋予了这个政权以神或半神的性质”，“政权成了人民意志和人格承担者，而真正组成人民的那无数个个人却一个个都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政权成了人民，人民倒变得不一定是人民”，“究竟谁是‘人民’，谁不算‘人民”，必须由这个政权自己来划定，而它还是以别人是否拥护自己为标准”。――这种荒唐的历史结果，是我们必须正视的。 

胡平由此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概括：“当代专制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不像近代那样，公开作为人民的敌对力量而存在，相反，它倒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它的统治的奥秘，与其说基于暴力，不如说是欺骗”。因此，反对当代专制主义的当代民主运动，从一开始就要警惕和揭露这样的欺骗，而最有力、有效的办法就是从一开始就自己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自己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拒绝任何“为民作主”的“代表”。同时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是，如果争取民主的运动，不以争取“人民主权”即人民自己主导自己命运的权利为目标，而以夺取与维护权力为全部追求，那就必然走向反面，无法避免自身的异化：以新的专制代替旧的专制。 

――在中国改革关键时刻的1980年，总结这样的历史教训以防历史的重演，其重要性与迫切性是不言而喻的。胡平和他的支持者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向中国的民间“立志改革者”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一场深刻的改革要得以进行，必须据有权力；但如果它要获得真正可靠的成功，却又必须获得独立的活动，使其在失去权力的时候仍旧能发展，至少也能保得住自己，以便重新积累力量再行创造权力。特别是在一个旧传统过分悠长、保守力量过分顽固的地方，改革力量倘不具有无须权力庇护而仍然能生存发展的独立自主力量，几乎注定要失败的。因此，立志改革者当然要尽力维护那个将大规模改革付诸现实的权力，同时也一定要注意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可靠的根据地。应该在加强权力的有效职能的同时，为防止权力的滥用而设以必要的限制。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必须说：改革的成功的标志就在于，改革派能够不托庇权力而存在和发展”。[47] 

这里所说的几个要点：中国的民间改革力量在参与改革时，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活动”，发展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力量”；在支持党内改革派行使改革权力的同时，“为防止权力的滥用而设以必要的限制”；最根本的，是要使自己能够“不托庇权力而存在与发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就构成了1980年校园竞选以及此前就已存在的“民主墙”和民间刊物所要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的基本动因和追求。它能否实现，决定着中国改革的方向与命运。 

2、争取人民权利 

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必然是以“争取人民权利”为目标与旗帜的。而“人民权利”当然包含人权，思想言论自由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一切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 

1980年北大校园的竞选人，由于他们的社会底层经验，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维护社会底层劳动者如工人、农民的利益和权利：这自然也和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有关。张炜在“我的社会改革观”里，就提醒北大学子，在思考中国改革时，首先要问：“工人、农民现在想得更多的是什么？”“他们要求快一些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并要求有多一些自己能行使的政治权力，……他们的目标看来是十分浅近的，但与改革的大方向是完全一致的”。这显然是一个警示：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工农的浅近的目标结合起来，才能共同组成改革社会的巨大力量”；[48]如果改革不能满足工人、农民的要求，甚至损害他们的利益，剥夺他们的权利，那改革就会变质。 

杨百揆也发出了同样的警告：“竞选者呼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毫无疑义，这抓住了人的民主权利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不是每个人都看到了，这就是人身自由！”他提醒人们注意：“20多年的高度集中、统制（计划）的经济结构，造成劳动者的人身半依半附状态。领导者对被领导者，在能否就业、经济收入、工作性质、人事调动，甚至婚丧嫁娶方面都握有极大的权力。农村的宗法经济和‘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口号更加剧了这一状况。”因此，他认为，通过经济改革，发展“统一市场”、“社会主义商品化”，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的依附状态”，获得人身自由，民主才有根基：这是中国改革的关键。[49] 

夏申在“改革的主要措施”一文里，首先提出要维护工人的权利：“企业的自主权应该由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掌握。职工代表大会有包括决定任免工厂主要负责人及主要技术人员在内的职权”；“制定合理的工会法，工会应是与工厂党和行政部门相独立的工人组织，其职责是维护工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并促使工人的利益的实现”；“制定合理的劳动保护法，以保障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的不断好转”；“制定合理的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国家有责任为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和救济，并积极创造条件帮助失业人员找到职业”。 [50]应该说，这四大权利是抓住了要害的。到了今天，其意义就看得更清楚了。 

杨利川在其“主要观点介绍”里进一步提出：“整个社会的民主改革，必然是以直接生产者的民主自治为主体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产生社会团体的民主自治与地区的民主自治，这些又通过逐步的自治联合，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民主管理”。[51] 

这正显示了“自下而上的改革”的根本意义：它所要促进的是基层的民主。也就是说，改革，不仅要有自下而上的广泛参与，而且其核心是实现自下而上的民主权利，这样才能为改革奠定坚实的民众基础。 

1980年北大竞选人关注的另一个重心，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权利诉求。房志远在被问及“你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作用”时，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它今天已经独立登上历史舞台”。这一论断代表了竞选人的共识。这自然是有针对性的：因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根本不承认知识分子的独立存在，还说这是马克思的观点；对此，杨百揆如此分析：“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没有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是由于历史条件所限。19世纪工人在生产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知识分子的‘建设’劳动刚开始发展”，“马克思、列宁把未来的社会设想得简单了，他们认为国家和经济由武装的工人群众和仅仅识字的人管理就可以了，没有看到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都是科学，没有高度的科学文化知识是不能管理国家的”。“过去科研成果总是在工农业中经多年积累而抽象出来，而现在可以在实验室里直接出成果，反过来推动工农业的发展，科技成了主导工农业发展方向的部门。随着它的独立，经济管理、文化部门也相应独立，最终是知识分子再生产部门教育界的的独立”， “知识分子作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异军突起，他们正以新世界的缔造者的姿态投身于社会改造的历史潮流之中”，正是出于这一全新的知识分子观，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权也当然具有首要的意义，因为这是知识分子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52] 

3、以权利制约权力 

胡平在“论言论自由”一文中特意提到，“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任何国家政权都有摆脱人民的监督控制，由人民公仆变为人民主人的趋势”。由这一“规律”引出的结论只能是一个：必须用广泛而有效的人民民主权利来制约国家、政权的权力。也就是说，要在人民自治与政府权威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凡是需要权威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对这种权威的制约；凡是需要权力集中与强制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相应的牵制与平衡”。 

但中国政治中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牵制”、“制约”、“平衡”的观念，以及民间公共力量对政府的“压力”作用；权势集团所追求的，始终是无限的、绝对的权力。如胡平所说，“一直有人公开和暗地里认为专制比民主更为可取，尤其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迅速起飞的过程中，一小批坚强有力、富有远见、紧握大权的领导者，通过‘强迫把羊群赶进牧场’的专制手段，较之于听任那些不懂得自己真实利益所在的芸芸众生漫无节制的要求、变化无常的意见，更能取得成功。这种见解曾经是很流行的。我国长期以来对民主建设的轻视无疑和这种见解大有关系。研究近代史的同志指出：在近百年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过程中，要求民主的呼声总是被要求富国强兵的呼声所淹没”。——这里所说的，岂只是历史：在中国始终存在着这样一条以专制的手段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的改革路线，这就是后来终于成为主导的所谓“开明专制”的路线，其所追求的，就是不受监督，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正如胡平所指出的，“对于这样一种权力，人民既没有力量纠正它早期不严重的错误（除非这个无限权力自己愿意纠正），更没有力量阻止它后来的扩张。这样一种无限权力排除了一切通过人民的力量以正常程序进行自我调节的可能性，人们几乎只能坐视它把国家引向任何地方。” 

胡平说：“历史上有过那么多悲惨的先例”，其实这也正是他和他的支持者的隐忧。事实上这样的危险正在逼近，在某种意义上，胡平们是在还可以说话的时候抢先说出他们的忧虑与呼喊：“为了防止权力滥用，防止权力变质；同时也为了权力更加有效地发挥其应有职能，我们必须明确权力的行使范围。其中最起码的一条，就是确认言论权利不容侵犯”。[53] 

用权利制约权力！——这一条最能显示1980年的北大校园竞选所要推动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的本质。 

4、支持自上而下的改革，推行和平的、渐进的改良 

1980年的校园竞选还有另一面，即对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响应与支持。 

张炜的竞选宣言开篇就说：“党正在反省错误，政治、经济正在进行全面改革。我参加竞选，以表明我对改革的拥护”。[54]当16位竞选人被问到“是否坚持党的领导”时，有10位回答“是”，有5位作了有保留的肯定式回答（“现阶段坚持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原则上坚持”，“从根本是来说是应该（坚持）”，“要怎样坚持”），只有一位提出：“领导一词，含义不清”，而未作正面回答。[55] 

“党的领导”确实是现实中国政治生活，也是1980年竞选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竞选人不同程度的肯定性回答，不能只看作是一种策略，而是有其真实内容的。首先，竞选之所以能够在阻力不太大的情况下进行，具有合法性，确实是当时的中共领导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的一个成果。三中全会也正是党内改革派和社会民主力量相互配合的结果。尽管在1979年曾发生过对民间民主运动的打压，但1980年下半年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再次提出，确实引出了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相互结合的新的可能性：这是一切立志改革者必须抓住的历史机会，尽管它已经预伏着危机。 

而我以为，更重要也更内在的原因，还在于这一代民间民主运动的推动者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思考“文革”以后中国所选择的改革道路。如王军涛（他是公认的竞选人中的“激进派”）所说：“我国的改革就其任务而言，无疑是一场质的革命，但其方式应尽可能地缓和与稳妥。在今天的国内外环境下，一系列的‘改良’，远远胜过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56]胡平在“竞选宣言”中说，这一代人所理解、把握、推行的“政治”，已经不是前一代人的“革命政治”，而是“现代政治”：“政治是科学，它是一门关于在这个由有缺陷的人们组成的现实世界，怎样逐步改革得比过去好一些，再好一些的学问。” [57]正是从这样一条理性的、渐进的、改良的路线出发，因此，即便是他们中的激进派也并不试图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如前所述，他们的着眼点，不是“权力”，而是“权利”，即在现行权力结构下，力争扩大人民的权利以限制权力，并影响权力的运用方向。这样，他们在共产党的存在与领导问题上，也必然采取现实的态度。 

当然，正如王军涛所说，“领导一词，含义不清”，同样承认或不否认“党的领导”，是包含了不同的理解的。所以有人追问“是什么样的领导”，是在不否认“一党专政”前提下的，依然建立在党的不受限制与监督，并且是不可分享的高度集中的权力基础上的绝对的一元化的领导，还是在接受权力限制、监督，权力分立、分离、制衡前提下的，作为执政党行使对国家的领导？这同时也就内含着一个“党和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与“民间社会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以前者居支配地位，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吸纳后者（民间力量）的参与、咨询，实际处于统战对象的地位；还是承认民间运动的独立自主性，对于党和政府主导的改革，既有支持，参与，又发挥监督、制约与压力的作用？——不过，在1980年的校园竞选的具体条件下，是不可能这样明确提出问题的；事实上竞选者之间的分歧，也没有充分的展开。当时的主导力量是希望参与改革，推动民间民主运动，并达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结合。 

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的结合，是中国的改革者一直追求的梦想。1957年，当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时，北大的热血青年曾以为那是一个历史良机，希望实现“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和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的相互渗透”（谭天荣），互相支持，制约，以共同解决中国的“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及背后的体制问题。[58]1980年的北大新一代的热血青年，又抓住了邓小平发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试图再次推动上下结合的改革，又有什么结果在等待他们呢？ 

其实，我们这里说的1957年的悲壮努力，1980年的竞选者当时并不知道——这正是前文提到的“强迫遗忘”的结果。而真正给他们以启示的，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运动。南斯拉夫、波兰创造了自下而上的改革范例。在北大校园竞选前夕的1980年7月，波兰发生了以团结工会为中心的民主运动，房志远在竞选人联合演讲会上特意赞扬了波兰工人的觉悟与战斗精神，并这样提出问题：“在苏联，在东欧，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大致相同，但为什么波兰的工人就能够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而其他国家的工人就做不到这点呢？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波兰工人的思想比其他国家思想要解放。波兰的工人有战斗性，他们有战斗的传统，战斗的勇气，最重要的是他们有战斗的觉悟”。他的这段讲话嬴得了热烈的掌声，[59]足见当时大学生们对波兰工人民主运动的关注与共鸣。在一次答辩会上，也有选民这样问道：“波兰工人求得自由工会，我们是否也应该搞？”[60]1957年的“5.19民主运动”也有类似的国际背景，同样是中国大学生对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的回应。结果就触犯了中国政治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引发了形势的急转——历史仿佛正在重演。 

四、“我们的改革应该是全面的改革”  

北大竞选人的改革观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王军涛在《我的社会改革观》里如是说：“我国的改革应该是全面的改革，而不应是局部的、片面的，中国现存的不合理结构有各方面的弊病，它们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政治、经济的改革必须并肩前进、相互配合”[61]——这大概是能够代表竞选人的共识的。 

但如胡平所说，作为一个改革运动的推动者，必须善于抓住社会变革中“最关键的一环”，这样就能像阿基米德所说的那样，“给我一个支点，我能举起地球”。[62]那么，在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中应该抓住的“最关键的一环”，那个能撬动整个改革运动的“支点”是什么呢？ 

在这个问题上，竞选人各抒己见，出现了对中国思想、政治来说已久违了的真正的平等、自由，生动、活泼的争鸣。房志远将其概括为四种主张的争论，即“发展生产力是当务之急”论，“经济体制改革”当先论，“干部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优先论，以及“思想解放（第一步是言论自由）”为前提论。[63]正是在这种自由争论中，中国问题的各个侧面都得以呈现，并引发深入的思考，为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改革提供了许多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思路，具有相当的思想价值。 

1、“论言论自由”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首先要提到的是胡平的“论言论自由”。胡平是唯一当选的区人民代表，这并非偶然。一份有关竞选人评价的《北大民意调查测验表》表明，在“谁的理想最深刻”、“谁的知识最全面”、“谁的见解最切合实际”、“谁的口才最好”、“谁的答辩效果最好”5项中，胡平均居第一。[64]早在“文革”后期，胡平就写出了“论言论自由”的初稿，曾张贴于成都街头，可能因其理论性较强，当时并未引起注意。这次在竞选运动中，他加以修改补充后重新发表，产生了很大影响。全文显示出他对民间民主运动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深入成熟的思考。“论言论自由”堪称1980年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校园民主运动的理论代表作，而且可以看作是自70年代末开始至今中国民间民主运动的主要理论成果之一。 

在我看来， “论言论自由”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是确立了“言论自由的含义与价值”。 

文章开宗明义指出：“什么是言论自由？那就是发表各种言论的自由。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统统包括”——胡平在这里讲的其实是常识，在西方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现代思想、政治史上胡适、罗隆基、储安平（后两位都是1957年的“右派”代表人物）等先驱的论著中都有深刻的阐发；因此，在竞选中就有人写大字报“评胡平的‘言论自由’讲演”，认为其观点是“穆勒《论自由》的翻版”。[65]但批评者却忽略了胡文是总结了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经验教训的结果，并且也是对198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改革提出的问题的一个回答，里面包含了许多新的思考，新的理论因素。 

他首先要澄清的是自1949年以来经长期灌输所形成的两大“言论自由观”。第一个误区是：言论自由就是“领导倾听和容忍批评意见”。这是典型的毛泽东的言论自由观，一直延续和影响到今天。胡平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这不过是“封建社会的进谏纳谏之说”，而绝非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因为臣民的言论范围实际上是被帝王的意志决定的。由于各个历史条件的不同及各个帝王个性上的差异，这个范围有时稍宽，有时极狭。但无论如何这种限制毕竟是存在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国家有无言论自由，不在当权者是不是愿意倾听和容忍批评意见，而在于他们有没有权力惩罚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由此确立的标准是：“只有在当权者没有权力惩罚不同意见者的人时，才有言论自由；只有在人们的言论权利无须善良开明的君主保护也能独立存在时，才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只有在人们学会了抵抗权力对言论的干预企图时，才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 

第二个同样影响深远的理论误区是“区分‘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和‘无产阶级言论自由’”。胡平对此作了严密的考析。他指出，“所谓‘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可能意味着以下两种情况：一，只允许资产阶级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或是二，只允许发表从根本上不侵犯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见的自由。前者是限制发言者的身份，后者是规定言论的性质”，“这种情况其实都叫言论不自由，而不叫什么‘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实际上，“民主制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例如言论自由，本身并无所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言论自由“固然是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而得到传播，但它本身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我们不能把这笔遗产拱手相送给资产阶级”。 

而“论言论自由”的辨正中心，是所谓“思想罪”、“言论罪”的问题，这是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被弄得极为混乱的一个理论问题，也是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的实践问题。毛泽东1957年给右派定罪时，本人就陷入了极大的混乱：忽而说右派“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忽而说“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最后又说，“所有上述各种人” “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还宣布一般“不必办罪”，“累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66]。那么，“右派”到底有没有“触犯刑律”呢？而事实上所有的“右派”又无一不被定罪办罪。“反右”运动的后果之一，就是确立了“言论有罪”、“思想有罪”的原则和法律（规定了所谓“反革命罪”）或不成法之法（最早还应追溯到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文革”将这样的“思想罪”、“言论罪”推向极端，制造了无数耸人听闻的冤案。“文革”结束以后，“言论罪”、“思想罪”依然是当局镇压不同意见者的有效手段。1979年10月北京市人民检查院起诉魏京生，所加罪名之一就是“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67]此后1981年对民间民主运动的大镇压中，对徐文立、王希哲等也是横加“反革命言论罪”。这样的“罪名”至今还是悬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一把剑。如果将1980年胡平在“论言论自由”里的讨论置于中国的政治背景之下，就不难理解其意义了。 

他所要做的，首先是再次进行理论上的澄清。 

其一是“千万不可把言论与行动混为一谈”：“我们说宪法不可违犯，意指人们的行为；我们说宪法可以反对，意指人们的言论”，“只有言论直接与行动相关时，言论才可以作为一种犯罪，所谓诬陷、诽谤、煽动就属于这一类，我们必须对诬陷、诽谤、煽动作出明确的定义，提供切实的标准”，“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 

其二，胡平指出，“理论上最大的混乱在于：我们不给反动言论自由，而发表反动言论的人就是反革命”。这不仅混淆了言论与行动，而且隐含着“强权即真理”的逻辑，逆我（不同于我）者即“反动”。“反动派”（实际是“反对派”）是“客观存在”，“要否认也否认不了”；但能否允许反对派，特别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公开存在，却是判断是否有真正的民主存在的一个重要标志。不允许反对派存在，禁止发表“反动言论”，其实就是限定发表意见不能超过当权者允许的范围，其结果就既堵塞了言路，也拒绝了监督，必然导致权力自身的腐败。 

胡平还澄清了第三个理论误区，即“国家要统一，必须有赖于人民的信仰的一致”，因此，绝不能给怀疑、批评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以自由。胡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人口中只是一个少数”，“一个国家倘若坚持用信仰与非信仰去区分公民和敌人，势必缩小自己的基础，无异于为渊驱鱼”，“历史证明，凡是否认持不同政见的人有可能在法律基础上共处，势必造成分裂和内战”。 

胡平要追问的是对言者判罪的内在理念与心理：这是他的思考特别有意思之处，而他的剖析相当犀利：“一，当权者认为自己是唯一神圣的，它把一切批评它的人都视作‘罪犯’”；二，当权者“还认定，每一个人对这种正确性都会自然而然地有坚定的信仰”，“那应当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因此，凡是对这一套加以思考、怀疑，加以探求，讨论，产生不同和相反意见者，必然是居心叵测，怙恶不悛。所以除了以重刑伺候，恐怖威胁外，别无其他选择”；“三，当权者承认，有一个相当数量的人们是反对自己的，至少他们认为，如果允许反对意见公开发表，那么很可能就造成一个相当的多数。所以有必要使这些潜在的敌人感到恐怖而实行杀一儆百”；“四，当权者对于和反对意见展开辩论，赢得人心方面没有自信心，所以才采取这种不诉诸伸张理性而乞灵于封锁理性的手段”，这样做，一方面是将自我（个人及集团）的思想“绝对真理”化，执掌的权力也成了“天赋神权”，于是就产生了垄断思想言论，进而垄断真理的冲动；另一方面又极度虚弱，不敢面对任何挑战，哪怕只是不同的言论：这大概就是一切专制、集权统治的共同特点，而不管打着什么旗号。 

因此，限制和禁止言论自由，必然要“愚民”。因为它“把人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占有一切真理，另一部分则只应张着嘴巴来接受。它让我们怀疑大多数人的认识能力，却又让我们必须无限信赖一小部分人的绝对正确。一部分人永远是保姆，一部分人永远是婴儿”。另一方面，它又“认为了解反面意见只会动摇正确的信仰，认为反动的思想比正确的思想更有力量”，其逻辑结论必然是：“要纯正必须无知，要正确必须愚昧，要坚定必须痴呆”，这正是“纯正的愚民政策”。其结果就必然造成国民心理、民族性格与精神的严重损伤。胡平引用马克思的话指出：在动辄“因言获罪”的社会气氛下，人民“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于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胡平说：“不幸的是，这番话多像是对我们自己状况的一个预言！” 

实行愚民政策的结果极大可能是，权力者否定言论自由的逻辑成为全民的逻辑，于是就形成了最广泛的人民参与，全民共犯：这或许是最为可怕的。这也是胡平的一大发现，他指出：“历史一再证明，镇压言论，总是从那些被当时大多数人真心实意地认为是反动的言论开刀。这样，大多数人不仅意识不到这种剥夺的非法，反而会支持、去主动参与与实现这种剥夺。没有大多数人自动充当工具，这种剥夺本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一旦人民参与了这种非法的剥夺，就意味着言论自由原则被冲开了缺口。从此后，这种剥夺便会日甚一日。人们既把非法的刑罚加于他人，就使自己处于失去了法律确保的可悲境地”。而“当代专制主义的逻辑之一便是不容许中立，所谓‘不站在革命一边就必然是站在反革命一边’，无情地强使人们成为其统治的全部行动与罪恶的帮凶。这样，即使在专制主义者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大部分人心的时候，他们仍然可以在表面上成功地控制住局面。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因此镇压和威胁人民的暴力工具，却也还是由人民自己组成的”——胡平的这些论述，在专题答辩会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成为后来‘胡平问题’争论的中心”。[68]可见是抓住了中国体制下言论自由的一个实质性问题与要害的。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胡平的第二个贡献：他对“民主与现代化关系”的思考与探索。 

胡平在总结近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有两个重要发现。一是“权力的异化”：“由人民自己组成的力量反过来成了压制人民自己的对立物。在这个异化的过程中，垄断言论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这一点，在前文论述“以权利限制权力”以及“言论罪”问题时已有讨论，不再赘述。前文的讨论中也已涉及胡平的第二个发现：“在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过程中，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总是被要求富国强兵的呼声所淹没”，但未及展开。因此，需要在这里再作讨论。 

胡平这样提出问题：为什么人们，包括“喜欢民主的改革派”，都“认为应把富国置于民主之先”呢？于是，胡平注意到，“不少人习惯于低估以至否认民主本身的价值，仅仅当作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来刺激经济的一种手段，这就导致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奇怪现象：每当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民主就讲得多一些，一旦经济恢复了，‘左’的思潮就会喧嚣起来，民主就又遭冷遇或厄运。”更有许多人“把民主的巩固与发展寄希望经济发展之后”，有人甚至主张“放弃民主去换取经济进步”。这背后的理念，除了前文已经提及的“用高度集权的手段实现落后国家的经济起飞”的“开明专制论”以外，还有一个“经济决定论”。其要点有三：一是“现代化”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因此，“现代化”就是（或主要是）“经济现代化”的“经济唯一”观。二是“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只可能有一种唯一的政治形式与其相适应”。有人因此认为“鉴于我国目前的生产水平，现在的民主已经是非常之完美了，而进一步的民主要求都是不合时宜的，当务之急是安心搞四化”。三是“经济发展能解决一切问题”，经济现代化“必然”带来政治、思想的民主化——应该说，这里所讨论的，已经不仅是历史的经验教训，更是现实问题，而且是1980年中国改革中所面临的最大危险：这样的“开明专制论”与“经济决定论”不仅在思想文化学术界大有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而且因为它最符合当权者的利益与要求，有极大可能被接受为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而以后的历史也就是这样发展的。 

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胡平在“论言论自由”里发出警告：“放弃民主去换取经济进步，必将贻害无穷！”他从学理与事实上，围绕“民主与现代化”关系问题，进行了以下三方面的讨论。 

他提出“必须澄清的问题”是：“人类是否仅仅追求经济的发展？抑或还有其他的、甚至更高的要求？民主不但有促进生产的好处，而且它本身便有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性的全面和谐的自由发展并不是一句空话”。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民主不仅是手段，其本身就是目的，民主，以及人的尊严、权利、人性的和谐自由发展，这都是现代化的目标，而且是更带根本性的。 

胡平同时指出：“一定的经济水平，决定了政治变化的上限和下限。在给定的区间内，选择仍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说，我们承认“民主是一个过程，民主的实现程度与生产力发展程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陷入“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只可能有一种唯一的政治形式与其相适应”的“机械论”。“从历史上看，那些最早奠定民主制形式的国家，当初的生产力水平都并不发达，那里的工业革命都发生在民主制建立之后而并非之前。相反，很多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却依然保留着一种专制形式”。 

胡平所要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固然有利于民主的发展，但经济现代化与民主制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没有充分的根据相信：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就注定会更民主而不是更专制些”。他提醒人们注意另一种“现代化”：“历史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具有效率的专制”，在这样的“专制下，实现现代化并非不可能。而且，还曾经一度被不少人认为是更简洁更有效”。“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无疑是历史上最极端的专制政权之一，但它却迅速地造成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当代的苏联，从很多方面都应该认为是现代化了，但它的政治很难称得上民主”。 

胡平对专制体制下的没有民主的“现代化”作出了这样的批判：“专制造成的经济发展是痛苦的，因为它势必伴以残酷的迫害；是畸形的，因为它总是倾向于为了虚荣而牺牲繁荣；是短暂的，因为它不利于调动人们的首创精神。它缺乏有效的自我调节，因而到头来总是日益加强了那个越来越异化的专制机器。这种发展方式的最高成就是造成一个军事强国，而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却总是处于远远不相称的水平，它必然导致日甚一日的停滞与腐化，或者通过一场对外冒险，或者是勉强维持一个外强中干的架子，最终仍是走向自己的反面”。 

胡平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危险：“经济改革的一时成功，（会）掩盖了政治体制上的弊病，甚至强化了这些政治不民主的因素，从而准备了下一次危机”。[69] 

今天重读胡平1980年的论述，想到的依然是他当年的那句话：“不幸的是，这番话多像是对我们自己状况的一种预言！”

2、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与各种设想 

这里有几个调查数据：一份《北大民意测验》表明，在被调查的500多选民（理科258人，文科224人，研究生53人）中，对国家政治生活“很关心，积极参加”者占47.3%，“不十分关心，但积极参加”者占45.2%，“不关心也不参加”者仅占5.6%。[70]——这显然是关心、参与政治程度较高，政治意识较强的一代人。 

在对16位竞选者的调查中，问及“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时，有10位的回答是：“民主改革”（“建立完整的分权的民主政治体制”，“民主的法制化”，“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显然是关注的重心。 

《答辩会选民问条分类统计表》中，“竞选人个人情况”占第一位，占第二、三位的就是“民主与法制”、“社会政治制度”问题。[71]如“如果将大陆与台湾，北朝鲜与南朝鲜，东德与西德作比较，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我国现在是否存在被剥削现象？工人的劳动成果是否与工人阶级相异化？”“为什么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出现个人迷信的问题？都出现接班人的问题？”“你是否认为今后的阶级对立将产生于官僚主义集团与人民大众之间？”“你认为应该如何对我国现今社会进行阶级分析？这些阶级之间关系如何？”“在日本、美国，你骂总统，宣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自由的，可我们就没有这种自由，这不说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自由吗？”“中国作为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半文盲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放松中央集权能够保证国家的完整和统一？”“你讲到军队只能对宪法负责，但军队只是一个工具，它怎么能独立呢？谁掌握军队，谁才能掌握国家，请把军队的领导问题讲清楚”，“应该由党领导军队，还是政府领导军队？”“你是否关心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社会主义国家工农为什么不能平等？你认为合理吗？”“在当前政治、经济条件下，你认为民主改革是否应有某种限度？如何判断和估计这种限度？”“‘党领导一切’与‘民主’是否相互矛盾？‘领导一切’不成了‘党主’（与‘民主’相对而言）吗？”“你认为宪法是否应该写上指导思想？如果要，那么全国人民都要统一的思想吗？如果不要，会不会思想混乱？”“现在普通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是钱还是民主？”“请解释前一个时期提‘四个坚持’是否起了禁锢人们思想的作用，是否把十年动乱后人们稍微放松了一点的思想又抽紧了？”“中国应一党专政还是多党轮流执政？”“共产党对政府也应绝对领导吗?”“文艺是否应脱离党的领导而独立存在？而不仅仅作为政治的附属品？”“你是否认为我们现在的工会是党的傀儡？应如何改革？”“你不认为党会在87年再反一次右，96年再来一次大斗争，2006年再作一次深刻检讨，号召实现八个现代化吗？只要是一党专政就不可避免吗？”对四人帮的审判“感情高于法律”，“没有很好地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态度进行审判”，违背了《刑法》有关“与被告人有关系的人不能作为审判官”的规定，“由法庭处理党内斗争”，“开了随意解释法律的先例”，审判“本身也破坏了法制，你承认这一点吗？”“如何切实保证新一代的充分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等等[72]——这些提问涉及中国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思想资料。 

正是在这一代人对现实政治生活的群体性关怀、质疑、思考、探索的基础上，竞选人提出了他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与设想。几乎所有的竞选人都认为，急需对“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以“高度集权化”（垂直、单向控制；行政式干预；缺乏有效监督）和“高度一体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位一体；对整个社会实行严格控制）为特点的政治体制和国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一方面，“还权于民”，全面实现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建立“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73]同时把政治体制引入“一个富于弹性、善于自我调节的政治民主轨道”。[74] 

依据前述和平、渐进的改良路线，竞选人又在不挑战共产党执政（领导）地位的前提下，[75]提出了一系列“分立”、“分离”、“分权”、“分解”为原则的改革方案[76]。 

其一是有步骤的、全面的“分权”：（1）“建立和改善党内民主制”，实行党内“分权”（“废除个人集权制，成立中央委员会、检察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三个独立机构”；“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保障党内外言论和出版自由”）。（2）“实行党、政分家”（“首先在经济组织中取消党委负责制”；“取消党委对同级政权机关的直接干预和领导，改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党团来体现执政党的作用”；“实行基层党务工作专业化，高级党务机关工作经费要用党员交纳的党费开支）。（3）“在政府内部实行分权制”（“政企分开”；“三权（立法、行政、司法）分立”；“舆论独立” [77] ；军队中立，“不得直接干预政治”）。[78] 

其二是有步骤的全面“赋权”。除“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设成最高国家权力机关”[79]之外，还有“实行社会群众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科学文艺社团）的民主自治”，“实行地区的民主自治”，“通过逐步的自治联合，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民主管理”，“加强社会对政府的监督和反馈”。[80] 

3、经济改革的讨论与设想 

张炜提出了不同于胡平、王军涛等人的另一条思路。[81] 

他提出：“用牺牲‘民主’来求得暂时的稳定和繁荣无异于作茧自缚，这种繁荣不属于人民，而且肯定是不可能持久的”；可是，“的确有不少试图施用‘民主’政体的国家，都出现了社会的混乱和经济的停滞”，我们应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 

由此，张炜提出了“民主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这一基本观点，以此作为他思考中国改革的基点。首先，他指出：“不同国家的人民和同一国家不同时代的人民，对民主的要求是不同的”，绝不能“否认这种历史的‘时间差’”；“几十年来，我们吃尽了照搬各种‘模式’的苦头”，因此，他提出对“只懂得西方民主模式而不懂得中国民主进程”的改革者应有所警惕。其二，他又强调：民主化进程是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这个条件就是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国民教育制度”。他问道：“个人、企业没有经济上的权利，怎么可能有相应的政治权利？没有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国民教育的普及，人们又怎么能去很好地掌握这种权利？”他的结论是：“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是一个统一体”，“经济的民主是内容，政治的民主是形式”，“政治改革要以促进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和人民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为目的”。显然，这是一个“以经济发展、经济实力、经济民主、人民的经济利益为基础和中心”的发展思路。 

他反复申说一点：“我们要根据我国的情况负责任地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和措施，否则不仅不能争得应有的民主权利，反而会带来动荡和倒退”；“我们要努力寻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结合点（他在文章里指出，工人农民“要求快一些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并要求有多一些的自己能行使的政治权利”；这样的看似“浅近的目标”却是中国的改革必须首先满足的，也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客观制约条件），并分清将来能办的和现在就办的两类事情。否则就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民主，而只会给少数新贵族以投机的可能”。[82] 

张炜的“经济改革中心”和胡平、王军涛等的“政治改革优先”，代表了对中国改革道路的不同设想；[83]但张炜所强调的要“充分保障工人、农民，大多数老百姓的经济利益与民主权利”，警惕“新贵族”的争夺利益，以及“注意改革的切实可行性的务实态度”，也反映了1980年校园竞选的共同追求与精神。而张炜视为基础与中心的经济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包含了“经济民主”、“经济利益的分配”等更为丰富的内容。具体地说，1980年校园竞选中提出的经济改革设想中，主要包含了三方面的诉求：（1）反思“计划经济模式”，要求建立“健康的市场机制”，推动“完善的商品经济”，“用价值规律调节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2）“分权”，改变“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一是向企业分权，扩大企业自主权，逐步建立企业法人所有权；二是向“地方”分权，“国家对地方和企业的指令性计划向指导计划过渡”。[84]（3）推动“经济民主”。如“各级经济决策的民主化”；“职工代表大会掌握企业自主权”；“职工自由选出工会，代表职工的个人利益，它与董事会一切磋商谈判工资、福利等问题”；“劳动力自由流动，成立职业介绍所”；“制定合理的劳动保护法”等等。[85] 

4、“一切为了人” 

这是北大竞选中一个十分响亮的口号。率先提出者夏申有如下说明: 

“改革的起点和动力是人，改革的归属点和目的也是人。现在的中国人，广大工农、知识分子和一般干部都不同程度地感受社会的压抑。他们渴望经济上的物质利益，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思想上的自由发展。他们的要求是全面的，只有社会整体的改革，实现整体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现代化——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这里提出的“整体现代化”的概念，反映了前文所说的“改革应该是全面的改革”的要求。而将其归结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则是点睛之笔。几乎可以说，1980年的中国校园民主运动的主旋律，就是“一切为了人”。贵州大学哲学系1978级学生罗布龙在其“竞选宣言”中提出“人，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86]，这样的南、北呼应，边远地区和中心地带的相互呼应，绝非偶然，它是80年代人道主义的时代思潮在年轻一代的心灵回应。它的提出，承载了历史的反思：“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听着（一种说教）：为了革命，为了未来，为了社会－－，为了这一切，人们（必须）牺牲了他们的个性，他们的情感，他们广泛的生活欲望。为了这一切，人们心甘情愿地被铸造成和自我改造成一个革命的工具。人们为了自己不是一颗闪光的螺丝而惭愧，为了自己某种享受的欲望而内疚，为了人性的自然流露而自责。然而人们最终还是要问：革命，未来，社会－－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只应是为了人，首先是为了活生生的、现实的人”。而且人们终于懂得：“放弃了当代人的发展和幸福，鼓吹为终极目的牺牲现在的利益，是对人的一种愚弄”。 

可以说，1980年的校园民主运动就是一个新时代的“民主启蒙运动”，它确实与发源于北大校园的“五四启蒙运动”遥相呼应。于是，就有了对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的目标的“质疑”。 

首先要问的是：“当我们的卫星升上高空漫游的时候，广大农民正使用着中世纪的镰刀和石滚；当我们的导弹飞越数千里堕落太平洋的时候，我们的农业生产率竟落在印度的后面。这种农轻重、国防、科研各方面严重不平衡的畸形结构，难道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吗？” 

更要追问的是，“产生（这样的）现象的根源在哪里？” 

问题在于，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的“目的”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但我们在‘四化‘中正好找不到人的位置，‘四化’口号恰恰忽视了社会的主体——人，忽视了社会生产的根本目标——人的需要”。“人是物的主宰，但在这里，人却要为物的丰富而生产；‘四化’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的手段，而我们却在为手段而奋斗”，“既然人的需要被忽略了，那么，生产人民需要和消费资料的部门——农业、轻工业也很自然要被忽视，从而导致经济的畸形发展”。 

结论只能是这样：“社会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的多少不是（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平均每人得到的物质产品数量，也不是衡量‘人的幸福’的根本标志”，“忽视了社会体——人的‘四化’口号，绝不是人民应追求的经济目标”，“小康社会并不等于现代化”，因为“小康社会不等于小康之家”，“小康之家才是人民生活的富足”，而这也“只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要求”，“而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善于思维，精神需求，创造性劳动等等仍受忽视”。因此，无论是“四化”，还是“小康社会”，都“不但不是我们追求的经济目标，也不是人民应追求的社会目标”。[87] 

这些话抓住了要害，其批判锋芒直指“四化”、“小康”之类口号背后的“富国强兵”的现代化道路和改革路线。这里所指的“经济的畸形发展”，以及以后中国推行的“单一的经济改革”，都是这条“富国强兵”的现代化道路、改革路线的外在表现。 

问题正是在这里：是推行“全面的改革”，实现“社会的整体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现代化）”，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是以“富国强兵”即以“国家的物质的富有与军事力量的强大”为发展目标，推行单一的“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改革”，其结果必然是物质丰富的同时，又造成新的对人的奴役：分配的两极分化，人民民主权利的继续被剥夺，以及全社会的精神危机？ 

可以说，1980年的中国，正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 

结语：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中国改革的“决定性的逆转”，发生在1980年12月16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中，邓小平作了《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报告，提出：经济方面的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在政治方面，也是“要后退，而且要退够”。“退”到哪里？退到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一党专政”，“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也就是要用专政的手段来维护“一党专政”。邓小平一方面宣称党内只是有“极少数领导干部搞特殊化”，并且“已经在陆续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另一方面，又将所谓“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积极串连，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公开发表”，定性为“敌我矛盾”，或“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反映”，宣布要进行一场“政治斗争”。[88] 

从此，中国的改革就从两方面开始根本后退，一是将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本已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悬置，把人们所期待的“全面改革”、“整体现代化”变成单一的“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片面的经济改革”；一是将民间的社会民主运动完全排除，历史又错过了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结合”的机会。中国的改革变成完全由共产党主导的，没有任何监督、制约的，以“富国强兵”，巩固“一党专政”为目标的国家主义的改革运动，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失去了底层民众、民间力量的参与和社会监督，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群众基础。这才是真正致命的。 

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处理非法刊物和有关问题的指示》，宣布“所谓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就是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尽量利用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的活动，打着‘民主’、‘自由’、‘改革’等旗号，进行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在这样的精神下，1980年的校园竞选自然也是少数“自由主义分子”“利用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的活动”，遭到根本否定。接着而来的是1981年4月开始的对民间刊物负责人的大逮捕；北大选举的唯一当选代表胡平，也长期不予分配工作，遭到了封杀。 

对民间社会民主运动的残酷镇压，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时也是对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的一种伤害。可惜的是，仍然在坚持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党内改革派，以及主张改革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在邓小平及党内极“左派”镇压社会民主运动时，他们令人痛心的沉默甚至是默认了。1980年中国大学校园竞选运动所提出的中国改革的诉求、目标与路线，虽然被拒绝与践踏，但它作为一项未完成的“历史任务”，必然要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中国改革的日程上。

*《开拓——北大学运文献》，田园书屋（香港），1990年出版） 

注释

[1]景风，“圣坛上的北大”，原载《贵州广播电视报·安顺版》副刊《小世界》第23期，1998年6 月15日。 

[2]“北京大学竞选运动大事纪”，《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52－267页，田园书屋（香港），1990年出版。 

[3]参看“北大一分校竞选运动纪”，“中国人民大学竞选运动概述”，“北师大竞选大事纪”，“北京师范学院竞选运动纪”，“中央民族学院竞选运动纪”，“清华大学竞选简况”，“北京钢铁学院竞选简况”，上述文献均收入《开拓――北大学运文献》。 

[4]其中有上海傅申奇、徐邦泰，贵州的黄翔，韶关的钟粤秋，河北的王屹峰，北京的龚平、何德甫等。参见《篮子自传》。 

[5]《开拓――北大学运文献》，304页。 

[6]房志远，“对竞选运动的总结”，《开拓――北大学运文献》，第3、4、7、8页。 

[7]关于1957年的北大“5.19民主运动”，可参看钱理群：《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8]见“答辩会选民提问条选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81页。 

[9]再过18年，即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后，当北大人试图恢复历史的记忆与传统，将1957年“5.19民主运动”中的大字报重新公布，编印成书时，将其命名为《原上草》，这当然不是偶合。 

[10]这一说法是中共党史研究权威胡华在1980年10月《光明日报》召开的理论讨论会上率先提出的。 

[11]“中国人民大学竞选运动概述“，《开拓――北大学运文献》，316页。 

[12]“北大一分校竞选运动纪“，《开拓――北大学运文献》，367页。 

[13]“答辩会选民提问条选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80页。 

[14]“北京大学竞选运动大事纪“，《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55页，256页。 

[15]“中国人民大学竞选运动概述“，《开拓——北大学运文献》，317页。 

[16]“北京大学竞选运动大事纪“，《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67页。 

[17]谭天荣，“第二株毒草“，《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32页，33页，34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18]王军涛，“对解放后一些问题的看法“，《开拓――北大学运文献》，92页，93页。 

[19]王军涛，“竞选宣言”，《开拓－－北大学运文献》，82页。 

[20]据相关的候选人介绍，分别见《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1页，78页，115页，133页，171页，204页，215页。 

[21]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思想文化现象：1977年和1978年的高考使“文革”后期和“文革”结束初期涌现出来的“民间思想者”发生分流，一部分进入大学体制，随后发动了校园竞选运动，另一部分则以“民主墙”与民间刊物为阵地，坚持体制外的社会民主运动。历史证明：这两部分力量是殊途同归的。因此，在北大竞选中当选民问到“对魏京生一案持何看法”时，王军涛、房志远等都旗帜鲜明地断定其为“错案”、“冤案”。见《北京大学竞选人调查》。在答辩会上也有选民提出质问：“邓小平同志说过，魏金生案是判重了，但为制止这股风就要判重些。还有没有法律？”见“答辩会选民提问选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99页，272页。 

[22]“主要观点介绍”，《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36页。 

[23]“北京大学竞选人调查”，《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98页。 

[24]“稳健改革派――杨百揆”，《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12－214页。 

[25]以上所引王军涛关于“文革”的分析，见其“对解放后一些问题的看法”，《开拓――北大学运文献》，98页，97页，93页，94页，95页，98页。 

[26]王军涛，“对解放后一些问题的看法”，《开拓――北大学运文献》，96页。 

[27]以上有关房志远对“文革”的看法，见房志远“对一些问题的回答”，“怎样评价毛泽东？”，《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67页，168页，159页，166页。 

[28]“北京大学竞选人调查”，《开拓――北大学运文献》，300页。 

[29]房志远，“对一些问题的回答”，《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67页。 

[30]“答辩会选民提问条选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75－277页。 

[31]王军涛，“我对毛泽东同志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08－109页。 

[32]以上关于毛泽东的分析，见王军涛，“我对毛泽东同志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房志远，“怎样评价毛泽东？”《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08－109页，110－111页；156页，159－160页。 

[33]“北京大学竞选人调查”，《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98页。 

[34]“北京大学竞选人调查”，《开拓——北大学运文献》，302页。 

[35]房志远，“社会主义=公有制+民主制”，《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25页，136页，139页，140页，141页，142页。 

[36]王军涛，“我的社会改革观”，《开拓――北大学运文献》，83页。 

[37]龙英华，“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132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38]杨利川，“主要观点介绍”，《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38页，241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27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 

[40]夏申，“一个假说：现行体制的革命”，“一切为了人”，《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01页，178页。 

[41]杨利川，“主要观点介绍”，《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36页。 

[42]房志远，“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43页，144－146页，150页。 

[43]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153页。 

[44]周大觉，“论‘阶级‘的发展”，“再论’阶级‘的发展”，《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167－168页，172－173页。 

[45]王军涛，“对解放后一些问题的看法”，《开拓――北大学运文献》，97页。 

[46]胡平，“竞选宣言”，《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0页。 

[47]以上胡平的论述见其“论言论自由”，《开拓――北大学运文献》，53页，52页，62页，75页。 

[48]张炜，“我的社会改革观”，《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23－124页。 

[49]“稳健改革派――杨百揆”，《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05页，206—207页，208页。 

[50]夏申，“经济弊病和改革――论整体现代化之二”，《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84－185页。 

[51]杨利川，“主要观点介绍”，《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40页，241页。 

[52]房志远，“对一些问题的回答”，杨百揆，“稳健改革派――杨百揆”，《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63页，211页，163页，210页，163页。 

[53]胡平，“论言论自由”，《开拓――北大学运文献》，57页，71页，76页。 

[54]张炜，“致选民书”，《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17页。 

[55]“北京大学竞选人调查”，《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98页。 

[56]王军涛，“我的社会改革观”，《开拓――北大学运文献》，84页。 

[57]胡平，“竞选宣言”，《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4页。 

[58]谭天荣，“第二株毒草”，《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33页。 

[59]房志远，“论思想解放和民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52－153页。 

[60]“答辩会选民提问选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70页。 

[61]王军涛，“我的社会改革观”，《开拓――北大学运文献》，84页。 

[62]胡平，“竞选宣言”，“论言论自由”，《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5页，32页。 

[63]房志远，“论思想解放和民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51－152页。 

[64]“北大民意测验表”，《开拓――北大学运文献》，307页。 

[65]“北京大学竞选运动大事纪”，《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58－259页。 

[66]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毛泽东选集》5卷，438页，439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67]“1997年北京市人民检查院分院起诉书”，《魏京生假释以来言论集》，183－184页，民主大学出版社，1996年。 

[68]“北京大学竞选运动大事纪”，《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57－258页。 

[69]胡平，“我的一些政见”，《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6页。 

[70]“北大民意测验”，《开拓――北大学运文献》，304页。 

[71]“答辩会选民问条分类统计表”，《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91页。 

[72]“答辩会选民提问选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70－284页。 

[73]夏申，“一个假说：现行体制的革命”，《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94－195页，197页。 

[74]胡平，“我的一些政见“，《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6页。 

[75]张炜，“致选民书”，《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17页。 

[76]胡平，“我的一些政见”；夏申，“一个假说：现行体制的革命“，《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3页，196页。 

[77]在竞选运动中，经济系、法律系、国际政治系部分学生还发表了“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致全校公民书“，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印刷、发行法（草案）》，见“北京大学竞选运动大事纪”，《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58 页。 

[78]王军涛，“我的社会改革观”，胡平，“我的一些政见”，《开拓――北大学运文献》，84－87页，23页。 

[79]王军涛专门拟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建议草案》，并写了说明，提出全国人大应是一个“工作机关”、“民意机关”、“政治公开机关”、“最高权力机构”的主张，还提出了全国人大代表和共和国主席间接选举的方案。见《开拓――北大学运文献》，99－107页。 

[80]杨利川，“主要观点介绍”；王军涛，“我的社会改革观”，《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41页，86－87页。 

[81]“北大民意测验”表明，500余名被调查者在回答“你希望什么样的人当选为北大选区的人民代表”时，有34.6%选择“主张激进的社会改革的人”，18.5%选择“主张温和的社会改革的人”，17.8%的选民则选择了“积健（积极而稳健）派”，9.4%选择“政治色彩不强烈的人”。最后当选者胡平属于略显温和的激进派，居二、三位的王军涛和张炜则分别是“激进派”和“温和派”的代表，而经过两轮选举，他们都没有过半数，且选票非常接近。 

[82]张炜，“我的社会改革观”，《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19－123，127页。 

[83]“北京大学竞选运动大事纪”对竞选中发生的所谓“务实”与“务虚”之争有一个概括：“争论是围绕着竞选活动是应该讨论解决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问题，还是学生实际问题；对长期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是应该大改，还是根据实际条件（工农觉悟）小改；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孰先孰后；当选代表的主要条件是敢于为人民讲话，还是老练、稳重，能为选民办实事等问题展开的”。《开拓――北大学运文献》，257页。 

[84]张炜，“致选民书”；夏申，“经济弊病和改革”；王军涛，“我的社会改革观”，《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17页，184页，185页，88页。 

[85]夏申，“经济弊病和改革”；王军涛，“我的社会改革观”，《开拓――北大学运文献》，185页，184页，89页，185页。 

[86]罗布龙，“竞选宣言”（打印稿）。 

[87]以上所引有关夏申的言论，均见其“怎么办――关于整体改革的提纲，兼与其他竞选人商榷”，“一切为了人――论‘整体现代化’之一”，“四化质疑――论整体现代化之三”，上述文均见于《开拓——北大学运文献》。 

[88]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2 卷，354页，358页，370页，37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谢选骏指出：人说“不能遗忘的思想——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述评”；我看上文不懂，“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只是一个强盗毛死亡的余波，后来另一强盗邓露出了獠牙，“中国校园民主运动”就嘎然而止了。这是因为，“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没有自己的思想，更不用说什么“不能遗忘的思想”了——它只是炒炒共产党的冷饭，从1919年的“中国纳粹主义”（“五四”反对凡尔赛和约），到1957年的共产党同路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以，随着共军的军训步伐日益逼近，“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也就摇身一变为“小粉红”、“小粉丝”、“小饭圈”了。不信大家看看，1989年的抗议学生今日何在？不是沉寂哑巴，就是纸醉金迷，间或二三好汉不甘遗忘，也是不能成气——因为他们恰恰没有“不能遗忘的思想”——某种不同于西崽洋奴和抹摁裂撕的中国精神！

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是强人死亡的余波，配不上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曙光，甚至无法构成第三中国及其中国公民政府的基础。

（另起一页）

书名

硅基时代第十一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11

中国就在我这里

China is Here with Me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

2024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11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