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304卷 硅基时代第四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4

 硅基时代第四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4

硅基全球

Silicon-based Global

2024年6月第一版

June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04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04卷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我是全球政府的第一位公民——原创性的地区文化，择其要者，化为全球文明的要素。

本书通过一百个问题的讨论，说出硅基时代的全球困境及其解决方案。

Content summary

I am the first citizen of the global government - original regional culture, select the essentials, and transform them into elements of global civilization.

This book discusses 100 issues to talk about the global dilemma and its solution in the silicon-based era.

（另起一页）

【目录】

01、“逆全球化”就是“深度全球化”

02、“最后一代”是一个全球现象

03、《多维》惨遭收购之前的历史功绩——2004年1月开始连载发表谢选骏《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全球政府论》

04、2022年见证了全球政府势在必行

05、澳英美大三角能够整合全球吗

06、北约东扩就是全球政府

07、不打核战全球统一就不行

08、不见棺材不落泪的COP28

09、不是世界大战而是全球政府

10、沧桑之变席卷全球

11、蠢猪看不见全球政府

12、从长臂管辖权到全球政府的主权

13、大重设、大重置，远远不够全球政府的标准

14、德国人讲不清全球史

15、电子游戏可以成为整合全球的工具

16、丢了彭帅就丢了全球一半人口的女性同胞！

17、俄罗斯是全球奴隶制的策源地

18、房子是越来越大的吸血鬼

19、非洲贫困化与全球化是中囶的扩张机遇

20、共产主义无法整合全球

21、官商勾结是全球现象

22、核战将加速全球统一的步伐

23、欢迎核战争！那是全球政府的开始

24、间谍是全球化的先驱

25、建立全球政府的可能代价

26、量子技术之争是全球政府的前哨战

27、林桦威胁祖国说明全球进入战国晚期即将建成统一政府

28、美俄联手也无法整合全球

29、美国大选俨然是全球事务

30、美国迈向世界大同、组建全球政府

31、美国能否前进全球政府

32、美国是领导全球各地的唯一力量

33、美国为何无法整合全球

34、民粹主义可以整合全球

35、民粹主义是全球政府的先驱

36、难民是全球政府的先行部队

37、欧洲整合无法独善其身于全球整合的洪流

38、平定阿富汗就可以建立全球政府

39、意识形态变成皇帝的新衣

40、全球腐败势力纵容俄罗斯垂死挣扎

41、全球公民是全球政府的基础

42、全球股市百年归零

43、全球规模的统一社会正式开张

44、全球合纵如何连横

45、全球核战蓄势待发

46、全球化把地球缩小了

47、全球化就是互联网

48、全球化是中产阶级的噩梦

49、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城市不是北京

50、二十一世纪全球民族大迁徙

51、全球社会不能没有全球政府

52、全球统一的文化战已经开始

53、全球统一还有待技术提升

54、全球统一进程加剧

55、全球要人都陪女王下葬了

56、欧洲人就是非洲人

57、全球政府2050年建立的概率：49%

58、全球政府不停息

59、全球政府才算“历史的终结”

60、全球政府可以解决“供应链大混乱”

61、全球政府可以去中心化吗

62、全球政府是独裁的还是民主的

63、全球治理无法继续冒充全球政府

64、全球秩序不能没有全球政府

65、日本核复仇污染全球——大和民族变成大核民族

66、日本原爆回馈全球

67、三重杂种卡尔马克思搞砸了全球气候

68、上海是全球电影的直播工厂

69、输赢不重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全球政府论

70、我们正在书写全球编年史

71、现在统治全球比清朝统治中国还要容易

72、熊猫为何遭到全球唾弃

73、阎学通不懂司法与政治的全球化乃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

74、野蛮人建立全球政府

75、一万亿美元的北京坏账是全球金融风暴的飓风眼

76、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球政府

77、英国祸害了全球却想独善其身

78、美国右翼独裁必须推进全球政府

79、资本主义的演变取决于全球整合

80、战场经济的绑匪战术一倒全球动摇

81、政治病毒整合全球

82、只有全球政府才能结束电信欺诈

83、只有全球政府可以结束核武冲突

84、只有全球政府能够摘除俄罗斯毒瘤

85、中国电动汽车整合全球

86、中国干涉外国选举是在建立全球政府

87、中国核武整合全球

88、中国崛起——全球陆沉——建立全球政府改正错误

89、中国美国都在从事“中国文明整合全球”

90、中国内战的全球化趋势

91、中国是如何成为全球最冤大头的

92、中国属于全球生存竞争最为激烈的地方

93、中国文明整合全球的“科学”证据

94、中国文明整合世界还是全球文明整合中国——以此纪念《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全球》（2004年）发表20周年

95、中国野蛮整合全球

96、中国与美国竞争全球政府的位置

97、中美竞争全球政府

98、中美竞逐全球政府

99、中美殊途同归——走向全球政府

100、中央鬼城整合全球

附录三十二题、美国革命比法国革命更有世界历史意义

（另起一页）

【01、“逆全球化”就是“深度全球化”】

《台积电美国工厂揭开面纱 “逆全球化”之下的赢家是谁》（吕嘉鸿 BBC 中文 2022年12月15日）报道：

总部位于台湾的晶圆代工公司台积电（TSMC），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晶片厂扩大投资，上周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亲自出席厂房第二期正式“装机”典礼，与来自台湾的台积电公司宣布2024年会达到月产2万片5奈米晶片（chip， 芯片）产能。拜登当场宣布“美国制造业回归”。

这场聚焦拜登政府产业政策的大秀，出席的有美国商务部长雷孟多（Gina Raimondo）、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董事长刘德音还有台积电美国大客户苹果执行长库克（Tim Cook）、超微（AMD）执行长苏姿丰及荷商艾司摩尔（ASML）执行长温尼克（Peter Wennink）等，被称为“科技界奥运会”盛典。

这场科技界大事，同时也充满浓浓的政治意味。

其中，张忠谋当日发言称，从半导体产业及区域政治变化来看，全球化及自由贸易“几乎死亡”。张的发言引发科技界热议。许多分析称，美中贸易战开启后，彼此相互“制裁”，延伸到澳中（譬如葡萄酒），日韩（在半导体原料）以及台海两岸的贸易纷争中，半导体才是这一波制裁的重中之重，被称为“经济保护主义”抬头的指标。而代表贸易全球化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角色已经式微。

周一（12月12日）北京已经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向美国提出正式投诉。根据中国商务部，美国以“模糊不清的国安理由”打压竞争对手。中国批评美国的经济保护主义破坏了贸易自由化的规则，对全球供应链构成威胁。

不过，《晶片战争》作者，美国塔夫斯大学（Tufts University）副教授米勒（Chris Miller）向BBC中文解释称，半导体本来就不是完全全球化的产业。他在电邮中回覆记者称，全球化一词总是易有误导性。这个行业里是“少数公司”发挥着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台积电凤凰城设厂细节

根据台积电及美方说明，此次投资额由原本的120亿美元大幅增至400亿美元（约1.2兆台币，约占台湾政府2023年度总预算的50%）。美方称此为亚利桑那州史上最大规模的一笔外国投资案，并宣布苹果公司（Apple）更会成为该厂最大客户，其公司晶片都在美国生产。

台积电厂房设在亚利桑那州首府，人口160万的凤凰城（Phoenix）市郊，预计将有两座厂房，分别代工5奈米及3奈米高阶晶片，该公司预计2024年，5奈米厂房会全面运作，每月预计生产 2 万片晶片。该厂房被媒体喻为“美国第一家先进制程晶片厂”，亦象征拜登政府“加强国内晶片制造的关键一步”。此外，厂区规划的另一座 3 纳米晶片厂，预计在 2026 年投产。台积电又称，此项投资会为当地至少创造1万个高科技职位。

同时，台媒《数位时代》披露，台积电对手美国英特尔（Intel）执行总裁盖辛格（Pat Gelsinger）在典礼当日飞抵台北，之后并前往韩国，被指是巩固亚洲大客户（台湾称固桩）。种种动作都引发全球金融科技界热议。

根据英媒《金融时报》统计，美国的半导体生产只占全球市场 12%，台积电新厂房若在 2024 年开工，预期能把美国其全球市占比推高至 15%。同时这一举动还意味着台积电乃至整个晶片产业供应链正在发生变化。

米勒（Chris Miller） 则告诉BBC，此次设厂的重点是，台积电的客户们购买晶片的地点将不仅是在台湾，而是可以在任何地方。“目前全球晶片产业高度集中，台湾生产了全球90%的最先进处理器芯片。 但是，随着美、日、欧洲和其他国家对高阶晶片制造之投资，这一数字在未来几年可能会下降。”

和台湾“晶圆女王”探讨全球晶片大战背后的险境与牌局

美国宣布10年禁令 拥有“先进技术”的公司不得在中国建厂

德国接触买芯片与台湾“芯片换疫苗”：德方避谈背后的中国因素

经济全球化已死？

但是，从美国德州仪器发迹，1986年在台湾亲手创立台积电的张忠谋，目睹台积电终于在美设厂（十多年前曾有设厂计划未果），张忠谋在装机典礼发言称“全球化及自由贸易以死”引发各界议论。张忠谋当时说，全球半导体业者面临的情境，已因地缘政治剧烈而改变，他因此警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几近寿终正寝，不大可能起死回生”。

有分析称，张忠谋的发言或指当下的美中抗衡及两岸区域政治影响为背景的全球晶片战正式开打：美国亟欲遏止中国半导体发展，拉拢或施压台积电及韩国三星电子大厂赴美设厂，完善美国半导体生态圈的行动已经不再遮掩。

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佩真则告诉台媒，在美国生产成本相对比较高，这是“逆全球化”趋势，在生产成本高的美国设厂，与过去商业及产业运作模式不同，但预期短期半导体“在地制造”已是不可逆的趋势。

米勒则向BBC强调，半导体一直都不是完全全球化的一个产业。他说，日本、台湾、韩国、美国和荷兰都是现在晶片产业的领航员，“他们相互依存的关系不会改变。”他补充说，正在发生变化的是由于美国加强控制技术，现在中国难获得尖端晶片制造能力。

无论经贸全球化是否寿终正寝，有分析认为，从美国拉帮结派（或半胁迫）邀请盟友加入重建半导体生态圈的态势来看，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思维已出现极大改变。白宫经济顾问迪斯（Brian Deese）便说，拜登政府的战略转向，逐渐舍弃过去 40 年以放宽管制及减税让市场自由运作的方针，转向建立明确的产业战略，用政府的钱吸引或引进私人投资。”台积电赴美及《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 2022）皆是这个战略的第一步。

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佩真告诉BBC中文说，台积电赴美投资揭开了台湾半导体业“立足台湾、指标性放眼全球”的产业战略之序幕。她解释，在美中科技战、两岸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影响之下，过去十几年来，全球半导体制造产能移往亚洲的态势，已经开始转而向美国为主移动。她认为，随着台积电大举赴美国进行产能的建置，加上美中在半导体产业的紧张竞逐关系，将把全球科技供应链分成两大阵营，台积电未来更难扩大为中国大陆的客户服务。

米勒则强调，台积电乃至整个晶片产业今天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持续提升技术。在过去的 60 年里，每两年晶片的计算能力提高一倍， 但现在性能增益比以起过往更困难。“地缘政治将重塑中国在该产业中的角色，但对于大多数公司而言，主要重点将放在技术升级，而这正是他们核心业务所在。”

台湾被掏空？谁是输家？

此次入机典礼参加者除了台积电张忠谋及董事长刘德音，台湾政府代表外，台积电大客户超微半导体执行长苏姿丰及英业达（NVIDIA）创办人黄仁勋都是台湾移民背景。因此，台积电赴美设厂，近日成为台湾舆论最为关注之议题。

事实上，两年多前台积电在新冠疫情中宣布将在美国首次设厂便已震撼科技界。

若干评论之后指出，台积电及韩国电子业巨擘三星电子（Samsung）到人力资本及建材资本较高的美国设厂，并不符合企业成本诉求。许多大厂是在美国施压下不得不赴美。

白宫2020年宣布台积电赴美设厂，2021年美国商务部强制要求年底前全球半导体大厂提供客户资讯，库存及订单给美国，2022年推出补贴性质的“晶片法案”等等，美国对台积电或三星等大厂使出一连串“半邀请半施压”战略。

日本知名半导体评论者太田泰彦（Yoshiko Ota）便认为，美国为了完善其在半导体生态链的缺口，建立完整供应链，使尽全力。他说，美国虽然在半导体设计上强韧，但生产制造薄弱，缺乏大的晶圆代工厂，晶圆切割或封装测试等后端制程亦很薄弱。

过去半导体是一个全球化的生态圈，亦即一个晶片产品的完成，从原料，设计，晶圆制造到代工晶片及封测等等，常常是全球不同公司的协作。但现在各国都希望有自己的生态圈。

太田泰彦在研究著作《半导体地缘政治学》一书中剖析，白宫谋划将台积电招来美国后，其他国家的半导体产业会随其脚步从亚洲相继进入美国。

美国的优势是，全球半导体的最大需求方这一是来自密西根州底特律市（Detroit）为核心的汽车产业链，后者强大的购置力希望发挥磁吸效应，吸引亚洲半导体来到美国生产。但是，太田泰彦亦强调，美国政府基于国家安全的逻辑，需要防堵中国半导体发展，并把供应链掌握在手上。“不过台积电的经营逻辑却是在商言商，必须得到合理报酬。这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在招商计划的背后展开激烈的角力。”

半导体大厂与美国的角力，在台湾引发亲中人士或“疑美派”对美台合作“掏空台湾”的批评。此言论在台湾舆论沸腾。

“掏空论”首先由台湾财经评论者陈凤馨指出，她评论称，台积电许多工程师，举家迁移美国是将台湾人才“连根拔起”，台积电恐将成为当年日本大厂“东芝”，被美国用完即丢。相关评论在台湾疑美派人士及媒体广传，陈凤馨加码称，“全球化已死”对台湾半导体产业是雪上加霜，半导体将被欧美不断剥削，“直到剥完为止，台湾是这一波经济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者。”

同时，移机典礼当日，中国英文官媒《中国日报》亦在社论痛批美国利用台湾半导体作为与北京“竞争”的筹码，意图掏空台湾。该社论称，台湾政府“与华盛顿勾结，将台积电搬迁描绘成一件好事，是在牺牲岛内利益，以推进其分裂主义议程。美国强制性的政策本质上是自私的。

晶片制造需要严格的无尘环境，以避免损坏晶体管和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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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积电： 美中科技战下的受益者还是“拳击沙包”

面对掏空论，一向低调的台积电，由执行长魏哲家发言相关言论反驳。他本月出席一场演讲时表示台积电赴美掏空台湾是“门都没有”的说法。另外，针对台湾半导体恐步入日本后尘，他则回应“不可能！台湾努力30多年，怎么可能被击倒”。

台湾经济部则发文强调，台积电美厂2万片的月产量在全球先进制程占比仅有2%左右，而台积电仍然持续在台投资，除了3奈米已在台南试量产、2奈米也开始在新竹整地，政府更针对1奈米制程启动扩大计划。换言之，台湾仍将最高阶的晶片留在台湾，并没有赴美生产。台湾经济部称，所谓掏空台湾论是意图离间美台关系。

此外，半导体产业分析师，台湾电子时报网（Digitimes）总监黄钦勇评论称“欧美年轻人对于一成不变的生产线工作多有排斥，何况台湾是将一流人才放在半导体制程管理与研发上，台积电很难在其他国家复制上万人的研发团队，事实上也没这个必要……也许就像当年台湾把NB （Notebook）工厂迁往中国一样，不过是逐水草而居的过程而已，”黄钦勇说。

谢选骏指出：所谓“逆全球化”，其实就是“深度全球化”，就是在更有效率地整合世界，或曰全球化过程的调整部署罢了。至于台湾的出口加工区，其命运当然要取决于大国之间的博弈；虽然作为小国时代的主角之一，台湾可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关键作用——但要看你会用不会用，懂不懂得“逆全球化就是深度全球化”的基本道理。因为一切反动，都是更为深刻的进步。

【02、“最后一代”是一个全球现象】

《德国警方对“最后一代”发起大规模搜查行动》（德新社，南德意志报2023年7月19日）报道：

周三，德国警方在七个联邦州发起了针对激进派气候保护组织“最后一代”的搜查行动，行动中并没有人被捕，但警方冻结了一部分涉案资金和账户。

（德国之声中文网）周三，德国警方和检察机构对"最后一代"发起了大规模搜查行动。慕尼黑及巴伐利亚刑警机构表示，凌晨时分，警方以"涉嫌组织及支持犯罪团伙"罪名对分布在七个联邦州内的15个住宅进行了突击搜查。

调查对象为七名年龄介于22至38岁的嫌疑人，但行动中无人被捕。其中两名嫌疑人涉嫌曾在2022年四月策划对一个输油管道采取破坏行动。

检察机构表示，采取本次搜查行动，是因为此前接获了大量刑事诉状。"最后一代"是一个激进的气候保护组织，一段时间以来，该组织成员以堵塞公共交通、涂抹博物馆展品等形式，希望唤起公众社会对气候变化严重后果的重视。抗议行动中，"最后一代"成员经常用胶水将自己粘在公路路面和博物馆艺术品上，以增加警方驱离他们的难度。

“最后一代”成员在高速路上发起抗议行动时用胶水将手粘在路面上，增加警方驱离的难度。

警方和检察机构表示，此次搜查行动的重点是查清"最后一代"组织发起的一项募捐行动，以便为今后的抗议活动筹措资金。据称募捐行动已经筹措了至少140万欧元。警方表示，现有证据显示，上述资金中的大部分已经被用于发起抗议行动。而有关资金的来源，将是今后调查工作的重点。警方拒绝透露他们没收资金的具体金额。警方还表示，通过此次搜查行动，希望能够掌握"最后一代"成员的构成情况。

环保活动人士对搜查行动极为不满

警方表示，此次搜查行动覆盖了七个联邦州，包括汉堡、慕尼黑以及德累斯顿等城市，整个行动进展顺利，没有发生暴力行动。按照检察机构的要求，警方还没收和关闭了该组织的网站。

气候保护积极分子则对警方的行动提出强烈批评。"末世"组织发布推文称，搜查行动的对象是"那些对气候危机发出警告的人，却放过了那些破坏气候的人。" "最后一代"也发表推文质问，"警方何时会去搜查那些院外游说团体，何时会去没收政府通过石化能源获取的资金。"

过去几周以来，"最后一代"积极分子的处境非常艰难。封堵道路的行动中，他们常常遭到司机们恶语相加，甚至拳打脚踢。而波茨坦地方法庭也表示，该团体已具备"犯罪团伙"的初步嫌疑。本周德国总理肖尔茨也首次就"最后一代"公开发声，他表示，用胶水将自己粘在公路路面的行动"愚蠢至极"。

"最后一代"阻塞交通的抗议行动，也引起许多开车人士的不满。。

"最后一代"此前曾提出应制定"抢救食品法"，以遏制食品浪费的问题。最近的诉求则是高速公路实施时速100公里普遍限速，以及长期实施九欧元公共交通月票。

警察工会：搜查行动"发出了正确的信号"

针对"最后一代"的调查工作，由"巴伐利亚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中心"负责协调。慕尼黑检察院一位发言人强调，这一分工并不意味着将"最后一代"纳入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范畴。"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我们是以犯罪团伙的控罪，而不是以极端组织控罪，对'最后一代'展开调查。"定性问题最终将由法庭定夺。

德国警察工会对搜查行动表示赞赏。警察工会主席温特（Rainer Wendt）在柏林表示："司法机构终于采取行动了，这是法治国家发出的正确信号。"

左翼党副主席波伊廷（Lorenz Gosta Beutin）表示，警方此次发起的搜查行动完全是"小题大做"。他表示，"最后一代"成员只是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去唤醒人们对气候灾难以及德国政府失职的关注。

维也纳的利奥波德博物馆（Leopold-Museum）现在也成了袭击目标：“最后一代”团体的积极分子将一种油状液体泼在了画家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名作“生与死”上，一名积极分子还将一只手用胶水粘在了这幅画的玻璃护板上。这些环保积极分子表示，同画家笔下的人物一样，我们也不愿意接受死亡的威胁。

谢选骏指出：“最后一代”是全球现象——

《CDT网语——2022年5月：“我们是最后一代”》（06/07/2022 新闻）报道：

网民的声音一直是中国数字时代关注焦点之一。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操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些声音虽然渺小，却精准地道出了时代的病症，而“发声”背后的勇气和良知，也终将改变潮水的方向。正如詹姆斯·斯科特所言：“犹如无数的珊瑚虫形成了杂乱无章的珊瑚礁，无数个体的不服从与逃避行为也形成了自身的政治或经济堡礁……当国家的航船搁浅在礁石上时，人们通常仅仅关注船只失事本身；他们没有注意到，正是大量微不足道的行为才是造成失事的原因。”

中国数字时代在“每日一语”栏目中以字卡的形式记录下了这些声音，同时在“网语馆”、“公民馆”中对这些不服从的声音进行存档。同时，在每月的“CDT 网语”栏目中，精选当月的“流行语”（如有）和值得关注的“每日一语”，并详细展开这些话语背后的故事。

本月流行语：“最后一代”

原以为没有比“这世界不要俺了”更有痛感的话，直到今天看到了。

“最后一代”出自5月11日开始流传的一段视频：

视频中，一个穿着防护服的警察威胁一位不愿意集中隔离的居民：“如果你不执行市政府的命令，就要对你进行处罚，进行处罚以后，要影响你的三代！”，而这位居民则立即反击：“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

“最后一代”的表述引发了大量公民，人们纷纷在社交媒体转发这段视频和重复这个词，而当局也迅速将这段视频删除，并对“最后一代”相关讨论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清理和屏蔽。

一位微博网民形容自己的感受：“我不知道这是在报复谁，但我的确有种报复的快感。”，另一位微博网民称：“想起曾经看到过，哪吒自刎是一种精神弑父。‘我们这是最后一代’也是一种同样的报复，无法开口的人用肉身作筹码向权力刺出一把剑。可能只要人类的政治性一直延续，父权和公权的强暴就永远无法被制弊，但是命如蝼蚁的下位者也可以作出这样最后的反抗，如同纵身跃入一片大海般义无反顾。”而1984年的电影《谭嗣同》中一句台词也被重新找出作应景注脚：“这样的中国，多一个孩子不是多一个奴隶吗？”

警察的说法并不只是口头恐吓，如果因拒绝集中隔离而被行政或刑事拘留，相关记录都会保留，直接影响到签证申请活移民时必须提交到《无犯罪记录证明》；同时，子女也可能因直系亲属有犯罪记录，而在考取公务员、入伍的时候无法通过政治审查。

现今中国经济并不景气，考取公务员成为许多高等院校毕业生最主流的职业选择，而政治氛围的紧张和无处不在的监控，也让“润”（即移民）成为不少中产阶级都在考虑的选项，因此警察的威胁不可以说没有杀伤力。

但面对公权力这样的威胁，视频中的公民并没有选择低头，而是勇敢却又悲壮地喊出了“这是我们最后一代”。在端传媒的文章《“最后一代”作为一种中国式抗争：没有行动的反抗能激起火花吗？》中，作者简素写道：“‘最后一代’指向的是行动不可能之后，一代人用沉沦来收场。在这个意义上看，它既是悲壮的，也是犬儒的……这一心态的转变，本身就是现实政治风暴的结果，而这场风暴还远远未到结束的时候。这可能才是我们能够从‘最后一代’的悲鸣中嗅出的一点历史线索。”

法律学者张雪忠也对此评论道：“这句极富悲剧意味的话，表达的是种最深刻的绝望。说话的人宣布了一个生物学意义的决定：我们不会繁衍后代。这个决定的背后，是一个心理学和存在论意义上的判断：我们被剥夺了值得向往的末来。可以说，这句话是位年轻人对他所处的时代，可能作出的最强烈的控诉”

而一位网友“暗室四知”的评论更让人感到悲哀：“几乎所有小孩都幻想过用自己的死亡来惩罚令他们伤心的大人，因为孱弱的身体和尚末成型的社会关系令他们只能了结自己，从而激发强者的懊悔。我突然发现，即使此地人们终于摆脱宗族、伦理的种种束缚，费尽心机建立了自己的生活，拥有了独立的社会网络，进入了巨大的企业机器开始劳作，我们手里珍爱的玩具也依旧能在三十、四十、五十岁的时候被一只大手轻易夺走。于是，遥远的来自童年的记忆一路回响到面前——原来我们自始至终都是小孩，而我们最后能做的竟然还是五岁时候的那个反应：关掉开关，潜入水中，等待风暴过去，然后不再从海浪里抬起头来。”

5月22日，上海部分地铁公交线路，恢复运营。多家媒体直播报道当日恢复通车的情况，然而却出现了民众并没有叫好的，反而批评防疫政策的情况。

当天，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官方微博“话匣子FM”在现场直播地铁恢复情况时，记者问乘坐地铁的上海市民：“什么样的心情啊现在……坐上地铁”，这位上海市民答道：“今天，特别高兴，因为封了将近两个月了吧。自从我出生到现在，还没受过这样的日子，被关在家里不能出去，真是天大的笑话。”当记者听到“还没受过这样的日子”的时候，立刻讲麦克风从市民嘴边拿开，而市民说道“天大的笑话”的时候，镜头也马上移开。目前该视频和直播已被“话匣子FM”删除。

澎湃新闻也在采访时遭遇了“翻车”。一位市民在被问到出行体验时说：“在这里我们也真的是太难了，在这里五十多天物资什么都没发”，记者的麦克风和镜头也立刻移开。目前该视频和直播也已被澎湃新闻删除。

“天大的笑话”也道出了此次上海防疫的荒诞性，奥密克戎本身毒性不高，但传染性很强，采用和对待原始病毒一样的封控方式抗击奥密克戎，所造成的次生灾害远大于病毒本身的危害。上海封控期间，连因亲中被网民戏称为“谭书记”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都表示，考虑到新冠病毒的特性以及对未来的预期，中国的清零防疫政策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回应时表示，“希望有关人士能够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能够更多地了解事实，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而在两年前，谭德赛因亲中受指责时，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世卫组织的国际地位和历史评论，不会因个别国家的好恶而改变，给世卫组织泼脏水的人只会弄脏他们自己。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在这次上海疫情中，许多是非黑白都被当局创造的“抗疫新话”所颠倒。网民 @金佳蓝金佳蓝 点精准点出了官方话术的荒谬：“他们把直面病毒、改进疫苗、生产药物、努力工作、恢复经济、重振教育、扩充医疗叫做躺平，却把足不出户、生产停滞、企业倒闭、学校停课、经济衰退叫做抗疫”。

中国在2020年以严格封控和对公民行程进行全面监控为方法，在抗击新冠原始病毒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之后不仅高调召开“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官媒还不停嘲讽西方国家“与病毒共存”的做法是对生命不负责任，“抄中国作业都抄不好”。而在2022年，当高传染性、低毒性的奥密克戎变种来袭之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而中国则采用了比2020年时更加严苛的监控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手段，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次生灾害，也严重影响了经济和人们的正常生活。

但为了给习近平的“清零政策”辩护，宣传机器一方面无视科学，严格审查支持“共存”的言论和西方国家生活恢复的事实；另一方面，则用“新话”涂抹“皇帝的新衣”，将人为决策造成的次生灾害歪曲为病毒导致，并将所付出的沉重代价称之为“伟大战疫”。

有网民贰條写了《用中文战胜奥密克戎》一文，详尽展示了中国的抗疫新话。文章发布不久后即遭删除，这是文章内容的节选：“通过静态管理、动态管理、全域静态管理、静默管理、全域静默管理、准静态管理、网格化管理、切块化管理、轮动式管理、闭环管理、气泡式管理、时间-网格化管理、空间-网格化管理、气泡式管理，进行精准管控、全市管控、疫情防控、联防联控、常态化疫情防控、统筹疫情防控，采取入室消杀、错峰下田、错峰种地、压茬推进、宿舍制动、就地过节、相对静止、原地相对静止、居家隔离、强制隔离、集中隔离、硬隔离、健康监测、居家健康监测等措施，坚决做到非必要不离/留校、非必要不返乡、非必要不出门、非必要不要离境/回国、非必要不亮码，可以发放春耕证、农活证、干农活出 入证、居民出入证、疫情通行证，但要禁止恶意返乡、一意孤行离乡、侥幸返乡、恶意种地、扎堆春耕，最终实现动态清零、社会面清零、社会面动态清零、社会面基本清零、总体社会面清零、社区清零和社会面基本清零。做到以上这些，我们便可实现有序开放、逐步开放、点式复工、全面复工。”

在上海因防疫导致的次生灾害引发大量民愤之时，越来越多有关中共高层有着不同意见的传言也开始流传。5月16日，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李克强走出习近平阴影，努力修复中国经济》，称长期被边缘化的总理李克强正在发挥作用，力促习近平回调了一些可能对经济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政策。文章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李克强还尝试在物色自己的接班人选上发挥影响力。

在这篇文章发布前后，中国民间也有越来越多关于中共二十大“习下李上”的传言，但不少政治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并没有看到太多支持这一传言的证据。

5月17日至19日，李克强到云南曲靖、昆明考察，期间也前往云南大学听取毕业生就业和双创情况汇报。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在到访云南大学时，李克强和随行官员、工作人员，几乎都没有戴口罩，有分析称，这个行为本身即表达出了李克强对“清零政策”的态度。之后，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上，“总理在云大”、“总理亲临云大”等相关话题都遭到了屏蔽。

在云南大学考察期间，李克强曾说：“祝同学们拿到称心如意的岗位！”，面对李克强明年即将卸任总理一职和“习下李上”的传言，有网民调侃说：“祝总理也一样啊！”

在执行上级“清零”和“上门消杀”任务的过程中，中国多地都出现过民宅被征用，或是强制要求交出钥匙进行上门消杀的案例，仅凭一句“这是紧急状态”，公民的私有财产和各项合法权利就可以被随意践踏，并且执法人员常常理直气壮，以“不服就去和上级反映”反驳抵抗命令的居民。

在一段网上流传的影片中，一位身为“密接”（密集接触者）在隔离后返回自己家中，却发现家中许多物品都丢失了，损失了约六千元人民币，为此投诉却没有部门回应；另一段视频显示，几位身穿防护服的防疫人员，在一户人家的客厅中喷洒大量消毒水，并将冰箱中的食物统统带走。

网友冈瓦纳评论道：“入室消杀就是一种防疫表演。阳性从拉走到回家至少7天，一般都十天或更长，回家后居家七天健康观察不会接待外人，哪来风险？ 还有些社区给阴性家庭消毒，更是不可理喻……消杀公司强调入室消杀是为了分一杯防疫生意的汤。真正受损的只有普通居民。”

而在李文亮医生的微博上，网友 寄意寒星18 评论道：“上海所谓的‘抗疫人员’的所作所为和强盗有什么区别？简直可以把病毒比作一个强盗，上海所谓的‘抗疫人员’则是另一个强盗。两个强盗闯进了上海。”（更多留言可以参见中国数字时代“中国哭墙”栏目）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童之伟5月8日曾发文指，将民众强制送往方舱隔离是非法的，且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没有授权任何组织和个人强行获取居民住宅钥匙，进入居民家中进行“消毒”。但这篇文章发表后即遭全网封杀，童之伟的微博等社交账户也遭到禁言。

一句强调公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格言曾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但到了“清零压倒一切”的中国，只要上级有命令，随便谁穿上了防护服都能进入家中进行“消杀”，必要时还能对你家住宅进行征用。一位匿名网友创作段子调侃这一令人心酸又愤怒的现实，“如果花几百万、几千万买的房子，别人想进来就进来的话，那这个房子就不叫房子，叫韭菜盒子。”

谢选骏指出：各国反动政府啊，“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最后一代”是一个全球现象！

【03、《多维》惨遭收购之前的历史功绩——2004年1月开始连载发表谢选骏《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全球政府论》】

《结束23年历史！海外舆论重镇多维新闻宣布停止运作》（中时电子报/中央社 2022-04-26）报道：

「香港01」创办人于品海旗下的「多维新闻」，宣布今天下午4点起停止运作。据消息透露，多维新闻员工主要在北京，大概有五、六十人，多数被遣散，少数转入「香港01」。

据星岛日报报导，多维新闻发布停止运作告知如下：「由于内部新闻业务的调整，《多维新闻》所属的网站与APP等，于香港时间2022年4月26日16时整全部停止运作。衷心感谢各位读者长久以来的关注与支持」。

据了解，多维新闻成立于1999年，由海外民运人士何频等创立，原先总部在美国纽约。公开资料显示，多维新闻2009年由港商于品海收购，近年搬至北京，并在台北、香港有编辑部门运作，目前隶属于香港南海控股集团。

南海控股是由于品海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该集团旗下另一媒体业务是「香港01」。此前南海控股曾公告，预计2021年亏损将达30亿港元以上。

多维新闻原来包括多维月刊和多维新闻网，其中多维月刊已于去年停刊。据悉，此次宣布多维新闻网停止运作，主要是指北京编辑部，多维台北编辑部去年底已经结束运作。

多维新闻成立于1999年，由海外民运人士何频等创立，原先总部在美国纽约。

公开资料显示，多维新闻2009年由港商于品海收购，近年搬至北京，并在台北、香港有编辑部门运作，目前隶属于香港南海控股集团。

自由亚洲电台以“亲共港商大陆投资失利”，报导多维新闻宣布停运一事。

内容指出，多维新闻于2009年被于品海收购后，编辑方针大变，且把编辑部迁往北京，被外界标签为中国政府的大外宣。在收购前一年，于品海时年50岁，进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

于品海控制的南海控股董事会先前已向香港联交所揭露，单在2021年，亏损达到港元30至34亿元，2020年亦已亏损25.3亿，两年总亏损额达50多亿元（约新台币186.5亿元）。亏损主要原因为，集团在中国房地产业务受创，加上疫情反复，亦影响了影院业务。

目前于品海仍经营香港01，这家新闻机构经常发表支持北京对港政策社论，引述不少亲共人士内部消息。

网民嚎叫：

Ray-bayarea 发表评论于 2022-04-26 16:21:00

终于有一个狗腿子挂了

Jia11 发表评论于 2022-04-26 15:26:56

多维开刊前几年还不错, 很有可看性. 后来就看不下去了,好久都没有去了, 刚知道是被大外宣买了,关了也好.

北大荒之狐 发表评论于 2022-04-26 13:41:00

大外宣如凤凰卫视和多维之流起初还算开了个舆论的小口子。到后来简直是腌臢之辞遍地，舔痔之言满屏。

谢选骏指出：《多维》新闻网站在惨遭收购之前的最大历史功绩——就是2004年就开始连载发表谢选骏《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全球政府论》，这在当时，确实堪称石破天惊的先见之作。

中文维基百科《多维新闻》词汇条目报道：

多维新闻（英语：DuoWei News[1]）是一个发表转载和原创新闻和评论的网站，读者以海外华裔为主[2]，遭到中国大陆封锁[3]。“多维”指网站刊载多元观点，月刊包括多维国际版、多维台湾版两种版本杂志月刊。

历史

网站开通于1999年1月，受到了美国风险投资的资助[2]。网站由何频创办，熊万里也是投资者和创办者，投资高达5000万人民币[4]。

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多维陷入了财务危机，财务紧张加上广告销售不良。网站通过软件改版，多维节约了服务器开销，但同时造成访问量下降20%[4]。

2003年，网站处于亏损，但多次获得融资[4]。

2009年9月，香港商人于品海的中国数码信息有限公司收购了网站部分股权。此后，多维陷入混乱，何频不再积极管理，老员工纷纷离职[4]。对于此收购，创始人何频认为：“靠官方在海外建立和收购媒体是一种笨重的办法，只有用更开放的心态面对西方媒体，或者让中国人的民间媒体用专业手法进入西方，才能使中国的形象降低扭曲度”[5]。《凤凰周刊》记者田路注意到：“多少显露出，国内在互联网信息的攻防战中，已经由单纯的建造‘围墙’，开始走向在‘围墙’外设点主动出击。”[5]随后，网站总部迁往了中国数码的北京办公地点数码庄园[6]。

2021年底，多维台北编辑部结束运作。2022年4月26日16时（UTC+8）起，多维新闻网站与APP关闭，北京编辑部亦停止运作[7]，编辑部员工约50-60人大部分被遣散，少数转至香港01[8]。

政治倾向

创办初期网站以观点“多维”为特色，区别于传统媒体存在特定倾向[9]。创始人何频这样解释网站的立场：

至少因为两点，一是中国人的生活形态、政治制度比任何国家、民族都要复杂，大陆、港澳、台湾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差异很大，还有海外华人，但是彼此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大家需要一个开放的新闻平台彼此了解对方，多维正是这样一个平台；二是中国正在一个复兴、转型、发展，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阶段，但对中国的前途，统一或独立，制度的模式等等，有不同的看法，包容这些不同的观点，可以使我们更理性地选择未来之路。所以，你看到多维发表的文章并不是在宣示一种立场。[9]

过去转载大量新华社、中新社、中央社等两岸官方媒体消息，也有很多对民运、法轮功、以及各种异见人士的报道[4]。全球各地人士会主动投稿，丰富多维的评论内容[9]。各种政治观点在言论[10][11]、论坛等板块冲突，2010年前曾刊发批评自身网站的文章[4]，后已不复见。

奖项

多维新闻凭《中国水污染调查：暗管遍布 陕蒙交界被浸染的村庄》图片报道，于总部设于香港的非营利组织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2019年度卓越新闻奖”颁奖礼夺得“卓越摄影奖”大奖。[12]

参考资料

 Robin Jeffrey; Ronojoy Sen. Media at Work in China and India: Discovering and Dissecting. SAGE Publications. 29 September 2015: 282– [2020-07-29]. ISBN 978-93-5150-545-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7-29）.

 夏春平主编,世界华文传媒年鉴 2006,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社,2007.02,第270页

 多維批習文章又刪又換 學者稱做法不可接受但證與官方關係密切. RFI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2018-12-06 [2020-02-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0-18） （中文（繁体））.

 周宇,段宇宏,李雪.美国多维新闻网被收购内幕[J].凤凰周刊,2010,（第9期）

 田路.海外“反动网站”名单调查[J].凤凰周刊,2010,（第27期）.

 姜维平. 港商收购多维网大本营为何迁至北京？. 自由亚洲电台. 2010-01-11 [2010-01-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03-08）.

 親共港商旗下亲中媒体 《多维新闻》突宣布停运. 自由亚洲电台. [2022-04-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26）.

 于品海旗下「多維新聞」 宣布停止運作遣散員工. 星岛日报. [2022-04-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27）.

 黄晴雯. 何频谈多维新闻网. FM961. 温哥华. [11 April 20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5-11）.

 习派多维新闻批中联办逾越职权自扮“中央治港化身”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12-08-2016

 亲习媒体《多维》放风　斥中联办自视中央化身-北京有意整顿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立场新闻, 2016/8/11

 多維新聞一項作品奪得2019年度卓越攝影獎大獎. 多维新闻. 2019-05-29 [2019-07-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6-22）.

谢选骏指出：为了纪念《多维》惨遭收购之前的历史功绩——2004年发表谢选骏《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全球政府论》，我至今收藏着我亲自下载的《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全球政府论》（2004—2005年）的网页，将近五百页面。什么时候同样惨遭收购的《博讯》也关闭了，我也会写文悼念的。

【04、2022年见证了全球政府势在必行】

《我们正走向生死存亡未知的新时代》（CHARLES M. BLOW 2022年4月8日）报道：

我是在冷战时期长大的，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小学还参加过炸弹演习。当响起铃声或吹起喇叭，我们会蹲下躲起来，或者，在一些老师的课堂上，我们只用抱着头趴在桌子上。

从核武器造成彻底破坏的视频中，我看不出这些演习有什么帮助（貌似蹲下躲起来确实提供了一些保护）。我只是觉得在我死的时候最好是在休息。

我们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小镇，那里实在是很偏僻，距离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大约有30分钟路程。在多年后的“9·11”事件发生后，布什总统就是在那里临时驻扎。小时候，我们感觉自己就在军事竞技场上，尤其是每次头顶上的喷气式飞机带着凝结尾迹划过天空或产生音爆时。

这个地区即使是经济条件有限的人也建造了防空洞。世界末日随时会到来。

美国和苏联固守着“相互保证毁灭”的原则：核武器太多了，如果一方用它们发动攻击，我们被告知另一方会立即作出反应，从而导致两国——甚至可能全世界——都被毁灭。

这个想法提供了一些保证，但还不够。可能会出错的念头像易燃的烟雾一样挥之不去。它令人提心吊胆。在1983年的热门电影《战争游戏》（WarGames）中，一名高中生黑客意外连上了北美空防司令部的计算机，并且，他以为只是在玩游戏，差点挑起一场核战争。

在这样的不确定中长大，相信世界随时可能会结束是什么感觉，我发现很难向年轻人解释这一点。在六年级时往一个时间胶囊里填东西然后把它埋起来，我不知道如何解释这种感觉，它不仅仅是一个课上练习，而是带着一种痛苦——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可能被抹去，后代对我们的所有了解都局限在一个胶囊里。

恐惧弥漫在身边，以至于它变得寻常；它被削弱了。恐惧并没有使人虚弱。相反，它似乎令人产生了一种要去完成遗愿的冒险精神，即使儿童也是如此。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你会怎么做？它令人感到压迫的同时，也令人感到解放。

然后，在1991年，当我快要大学毕业的时候，苏联解体分裂，冷战戛然而止。在那段时间里，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成为了独立国家。

我相信，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认真思考关于“相互保证毁灭”的问题。

从这种担忧中解脱了三十年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仍然对苏联的解体感到痛心，他提醒我们，许多曾经让我们感到恐惧的核武器仍然存在，这给我们对抗和遏制流氓行为的能力造成了真正的限制。

在去年12月播出的一次采访中，普京对苏联的垮台表示遗憾，他此前曾将其称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这是俄罗斯历史性的瓦解，”他在采访中说。“我们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一千多年建立起来的东西大部分都失去了。”

普京想把它拿回来。入侵乌克兰是这一愿景的一部分。

普京在采访中坦言，苏联解体后不久，当俄罗斯的通货膨胀达到两位数时，他有时会兼职当出租车司机以补贴家用。“谈论这件事令人不快，”他说，“但不幸的是，这是发生过的事情。”

现在，他颠覆了那些艰难时期的屈辱。一些专家认为，他现在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认为这会让这位69岁的老人更危险，而不是更安全。

普京现在几乎不需要那种在已有基础上收集更多物质享受的肤浅乐趣。相反，他现在可能会被许多世界上最伟大的男性和女性晚年所关注的事情所消耗：建立遗产，创造历史，制造深远影响。

普京不只是想赢得一场战争或占领一个地区，他想证明一个观点，他想成为俄罗斯再次飞翔的翅膀。他的自负助长了他的侵略性，这就是为什么很难想象他会接受在乌克兰的失败。

对他来说，任何形式的胜利只会增加他的胃口。他为什么要止步于乌克兰，或止步于乌克兰的部分地区？

而且，当然，西方受到以下事实的限制：俄罗斯不仅是一个核大国，拥有大约6000枚核弹头，而且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其核武库甚至比美国还大。

普京一直在暗示使用这些武器的可能性。也许是虚声恫吓，但无法百分之百确定。

我比较能够确定的是这种我无法摆脱的感觉：我们正在滑向一个对生死存亡未知的新时代。

Charles Blow自1994年加入时报，2008年开始成为专栏作者。他也是一名电视评论员，主要关注政治、社会公正和脆弱群体。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翻译：明斋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只知“我们正走向生死存亡未知的新时代”，却不知这正预示着“全球政府势在必行”。当然，要想让全球的黔首及其主子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承认这一点、服从这一点，还要经过足够的苦难和折磨。于眼下，加入北约寻求保护，就是走向全球政府的一小步！

【05、澳英美大三角能够整合全球吗】

《美法前所未有外交危机 闹到要“退出北约”地步？》（2021-09-19 新闻媒体）报道：

据法媒报道，在澳大利亚撕毁与法国的主要潜艇合同并选择美国核潜艇后，法国和美国之间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外交危机。曾两次竞选总统的法国国民议会议员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认为，法国需要停止“沉迷于幻想”并退出北约，阻止美国想在图卢兹开设一个北约太空安全中心的计划。

法国Francetvinfo网站9月17日刊文称，澳大利亚之所以撕毁让法国海军集团为澳海军建造柴电潜艇的合同，是因为其与美国和英国达成了一项战略协议。法国参议员和众议员称，这一事件“让人质疑”法国与其盎格鲁-撒克逊盟友的关系，并将产生“严重后果”。

法国议员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称，“美国在没有与北约合作伙伴协调的情况下从阿富汗撤军。而现在潜艇协议又是因为美国的原因才被撕毁的，因此应该准确评估法国与其历史盟友（指美国）之间的关系。”

本周，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和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和英国将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

为此，澳大利亚撕毁了与法国海军集团签署的价值560亿欧元的合同。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称撕毁合同是“背后捅刀子”，并指责澳大利亚破坏了两国间的信任。

勒德里昂在9月17日晚发布的一份新闻公报中表示，应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要求，法国将立即召回其驻美国和驻澳大利亚的两位大使，就澳大利亚单方面撕毁协议一事进行磋商。

谢选骏指出：从海权的角度看——1、英美一线可以锁定大西洋，2、美澳一线可以锁定太平洋，3、英澳一线可以锁定印度洋——在这个“全球大三角”格局之下，世界大势似乎在握了。再加上英语的文化霸权、美元的经济霸权，更加如虎添翼了。但是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澳英美三大角虽然具有整合优势，却少了一个积极的整合意愿——因为他们的联合都是对于“共产党中国全球扩张”的反应，因此只能是被动的。

记者丹尼斯综合报道：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近日宣布成立新三方安全联盟AUKUS并将共同协助澳洲打造核动力潜艇，以因应咄咄逼人的中共。这个被称为AUKUS的合作机制将能让美、英、澳三国在人工智能、网络技术、水下系统和远程打击能力等高科技领域更容易分享信息和技术。有分析指出，由于北京持续军事扩张，未来印太区域以AUKUS为核心的“印太北约”组织大型安全联盟也即将形成。有人形容，这是在亚太地区横冲直撞中共的巨轮，即将撞上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冰山。

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宣布成立AUKUS联盟后，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立即将矛头指向澳大利亚，批评澳大利亚是美国的“走狗”，“奉劝堪培拉不要以为将获得核潜艇和攻击性导弹，就觉得它有了恐吓中国的资本”。文章还写道，澳大利亚“要是因此针对中国实施更加嚣张的挑衅，甚至在军事上犯贱，中国一定会毫不客气地对它进行惩罚”。 

对于中共官媒措辞激烈的言论，澳大利亚防长达顿在接受澳大利亚天空新闻专访时回应称：“我认为我们从一些为中国共产党喉舌的发言人或媒体那里看到政治宣传，老实说，我认为他们为我们的主张提供了佐证。我认为他们的言论适得其反而且不成熟，坦白地说，令人尴尬。”

在被问及澳大利亚是否会与中共开战时，达顿回答“这是北京的问题”。达顿指出：“我们在民主进程中看到了北京的干预，世界其它地方也有同样的例证。我们面临许多威胁因素，尽管不至于达到引发战争的地步，但都游走在所谓的灰色地带，包括干预民主制度，在区域内试图施加影响力的活动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谈到AUKUS联盟时，达顿表示，建立伙伴关系是需要应对“真实”而且日益增高的威胁。他说，“同样的，这也是为了确保我们拥有一个扩展和深化的联盟，过去几十年来它一直是我们国家安全的支柱，我们希望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在达顿接受天空新闻采访的不久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美国防长奥斯丁在华盛顿接待了澳洲防长达顿、澳洲外长佩恩，双方举行了澳美部长级磋商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内容对于中共“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在南中国海扩大海洋主权主张”表达关切。 

根据近日陆续浮上台面的“新闻幕后”，AUKUS的成形过程被披露了出来。

英国《泰晤士报》18日引述国防和国安圈消息人士报道，澳洲至少早在今年3月就秘密部署要转而与英、美合作。当英国首席海务大臣、海军参谋长拉达金应邀与澳洲海军司令努南会晤时，他没料到对方会探问，英、美是否能协助澳洲打造核动力潜舰。

澳洲方面认为，虽然5年前已同意向法国采购柴油电力潜舰，但它们的速度、匿踪性、续航力、机动性及监侦能力可能都不足以应对区域内主要来自北京的新挑战，因此决定放弃与法国的合作。

据透露，拉达金返回英国后，即刻向时任国防部常务次长勒夫格洛弗报告此事。随即，首相办公室展开代号“无钩”的秘密行动，全英国只有10个人知道相关细节，包括首相、外交和国防大臣，以及很快就被任命为国安顾问、因此更能“放手办事”的勒夫格洛弗。

此外，英国政府3月发布国防与外交政策总检视报告，当中倡议英国“向印太地区倾斜”；这份报告的幕后灵魂人物、首相约翰逊的外交政策顾问比尤也是“10人小组”成员。

根据报道，澳洲先与英国接触后，英国才与美国洽谈。 由于事涉核子技术和原料分享等敏感议题，美方花了不少时间层层协调不同单位，但若无法尽早定案，澳洲向法国支付的赔偿金额将直线上升。

6月，担任主席国的英国召开G7峰会。正当与会的法国代表将焦点摆在英国脱欧后与欧盟的贸易争议，而英国首相约翰逊等人却正在默默推进“无钩行动”，且积极布局要将英、美、澳三方合作范围扩大至潜舰专案以外，浪漫的法国人几乎完全被蒙在鼓里。AUKUS相关细节几乎就是在G7期间由英、美、澳三国领导人敲定的最大私活。

包括勒夫格洛弗等英国高阶官员都称AUKUS是近50年来国际间最重大的军力合作，且有助各国相关产业和技术加速发展。

关注英国海军的独立新闻网站“海军瞭望”分析，相较于与法国的合作案或直接向英美购买既有潜舰产品，对澳洲来说，透过AUKUS打造核动力潜舰其实成本和难度更高，特别是1998年即立法禁用核能的澳洲缺乏民用核子工业基础及人才。不过，这却也是澳洲提升相关技术实力、打造符合自身需求的尖端产品的好机会，这也就是澳洲不惜甩掉法国的原因，不过，关键还是担心与法国合作，不足以应对强大的中国，所以才主动靠上了英美这两个更强大的盎格鲁大哥和二哥。

有评论指出，澳洲透过AUKUS机制打造的核动力潜舰在设计上很有可能比照美国的“维吉尼亚级”，或者英国的“机敏级”潜舰。不过，“海军瞭望”分析，有鉴于英国正在发展新一代猎杀潜舰，透过英、澳合作设计，未来澳洲史上首批核动力潜舰的性能可望超越英国“机敏级”，确保AUKUS持续因应印太区域安全挑战的实力。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美英两国将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术，助其建立一支核潜艇舰队。美国除在1958年与英国签订协议分享过核潜艇技术之外，从未向其他任何盟友输出过这一敏感技术。

根据协议，美英两国将帮助澳大利亚将建造至少八艘核潜艇。美、英、澳国防工业可望进行深度整合，这显示它们彼此之间具高度战略互信。

拜登15日在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英国首相约翰逊共同宣布这项安全合作时说：“这项倡议事关确保我们每一方都有我们展开操作和防范迅速演变的威胁所需要的现代化能力、最现代化的能力。”

北京抨击美英澳新建立的三边安全合作是搞所谓的“小圈子、小集团”，“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加剧军备竞赛，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睦说：“澳大利亚将能够与美国一起在南中国海和太平洋其他地方开展战斗巡航，这有助于威慑中共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军事行为。”

一些分析认为，中共已有能力在西太平洋，包括台湾周边及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挑战美国的海上优势。美国国防部在《2020中国军力报告》中说，中共拥有舰艇和潜艇数量约350艘，其中包括12艘核潜艇。美国务卿布林肯16日在美澳两国防长外长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新的三边合作反映的是三国“一起努力保障印太地区现在与未来和平与稳定的共同承诺”。

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普遍乐见美、英、澳三边伙伴关系，从五眼到三边，不同维度应对中共挑战。

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都是情报共享的“五眼联盟”联盟成员。这个联盟最早可追溯至二战时期，由美国和英国发起，后来加入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近年来，随着中共影响力的不断增加，五国决心加强防务与安全合作。

对于美、英、澳三边合作是否会取代“五眼联盟”的讨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约翰·绍斯说，两者之间目的不同，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一个专注的是情报，另一个涉及的是防务和科技研究与投入。

他认为，美、英、澳新的三边合作机制，或为美国未来与盟友和伙伴在推动共同目标方面的合作提供了一种潜在模式。 他说：我们将会看到更多这样的安排，拥有类似价值观、类似利益和目标的国家，找到有针对性的方式进行合作。”

自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洲”以来，亚洲国家一直期待美国将资源向亚太倾斜。新的三边合作机制表明，在阿富汗撤军后，拜登政府将优先重点放在亚洲。

而美、日、印、澳四国的合作最早始于2004年，但在之后十多年里几乎沉寂。“四方安全对话”在美国的牵头下也于2017年重启，以应对中共挑战。现在美、英、澳核心的形成，与四国联盟相为表里，加上加拿大、韩国、台湾、新西兰等名单之外的国家，一个隐然成形的印太北约已经环伺在中国周边。

万维评论人北木认为，中美以贸易战为开头的新冷战开始以后，亚太地区及全球对中共的新冷战也隐然成形，盎格鲁-萨克逊国家依然是这次对付共产政权冷战的核心。可以想象，加拿大下一步也有可能加入美英澳这个核心组织，而英国也将成为欧洲对中共新冷战的先锋。与上次冷战不同的是，冷战心点已经由大西洋地区转往印太地区，以“四方安全对话”为基础，以美英澳联盟为核心的新版印太北约，将在中国周边拦起一道新的“铁丝网”。印太地区除过美英澳强大的军事核心作用外，日本、印度及台湾未来几年将展开新的军备竞赛都是可以预见的事情。当然，北京也可能转向欧洲寻求反包围，因此美欧尤其是美法关系也会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外交的重要课题。

谢选骏指出：只有整合的潜力和优势，而没有整合的意志——也是无法完成整合的。

网民哀嚎：

天总是蓝 48分钟前

中国在追求一场热战，因为它不在乎代价，人全死了也无所谓。对俘虏的态度是当时你为什么没去死？宁肯不长草更是伴随小孩子长大的口号，这国一向对人对生命甚至对猫对狗对珍稀动物都一概漠视的态度。美国不同，美国还希望玩冷战，以冷制胜，这也是那位参谋长通敌电话的根本。到底哪一方棋高一着，现在还在摸索阶段，无法预测

davidzhang 今天 00:11

惩罚泥马？与澳洲开战就是与英美北约日印开战，中国必败。中国海军会受到毁灭性打击，也许这是唯一可能的结果。

谢选骏指出：澳英美大三角仅仅击败中共是不够的，因为它只要不能像罗马消化埃及那样“消化中国”，就无法整合全球。因为从长期看，只有中国文明能够整合全球——就像最后整合了罗马帝国的，与其说是“希腊文化”，不如说是“埃及文明”——罗马的皇帝崇拜，就是埃及的法老崇拜翻拍过来的。后来，随着埃及的基督教化，罗马才不得不追随埃及开始了基督教化……看看年代表就知道了，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比罗马城更早基督教化——公元2世纪埃及已设有基督教主教堂，公元4世纪，基督教才在罗马合法化。澳英美大三角能够整合全球吗？如果能够，那就先要“中国化”。

【06、北约东扩就是全球政府】

《乌克兰局势：美军进入高度戒备，危机考验北约东扩决心》（2022年1月25日 BBC）报道：

五角大楼表示，在乌克兰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约有8500名美国军人做好战斗准备，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可以在短时间内部署。

尽管俄罗斯在俄乌边境附近集结10万名军队，但还在继续否认有计划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

周一，美国总统拜登与欧洲盟友举行视频通话，旨在制定反对俄罗斯侵略的共同战略。

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约翰·柯比（John Kirby）称，只有在北约决定启动快速反应部队时，或俄罗斯部队出现其他情况变化时，才会发生。他补充说，目前还没有向乌克兰本身进行部署的计划。

西方国家展现团结

丹麦、西班牙、法国和荷兰在内的一些北约成员国已经在计划或考虑向东欧派遣战斗机和军舰，以加强该地区的防御。

俄罗斯电视台展示该国坦克在乌克兰边境演习。

除拜登外，周一的视频通话还包括英国首相约翰逊、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肖尔茨、意大利总理德拉吉、波兰总统杜达和北约负责人斯托尔腾贝格。

欧盟领导人冯德莱恩和查尔斯·米歇尔也参与了会议。

拜登事后表示，“我开了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会议，与所有欧洲领导人的意见完全一致。”

唐宁街的一位发言人说，参会领导人们“在面对俄罗斯日益增长的敌意时，就国际团结的重要性达成了一致”。

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领导人同意，“盟国必须制定迅速的报复性对策，包括前所未有的一揽子制裁”。

周一早些时候，英国首相约翰逊警告说，情报表明，俄罗斯正在计划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闪电式袭击。

“情报非常清楚，在乌克兰边境有60个俄罗斯战斗群，这场闪电战计划可以拿下基辅，每个人都能看到这点。”约翰逊称。

西方国家将为乌克兰出头吗？

上周末拜登与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讨论乌克兰局势。

西方国家的主要手段似乎是制裁俄罗斯，和以顾问和武器形式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拜登威胁，如果乌克兰受到攻击，俄罗斯领导人将面对“他从未见过的”措施。那么，这些措施会是什么？

最强硬的经济打击将是切断俄罗斯银行系统与国际Swift支付系统的联系。这一直被视为终极武器。

另一个有威胁性的手段是，阻止俄罗斯通向德国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目前德国能源监管机构正在决定是否批准该管道。

此外，还可能有针对俄罗斯RDIF主权财富基金的措施，或限制银行将卢布兑换成外币。

俄罗斯乌克兰关系为何紧张

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乌克兰与欧盟国家以及俄罗斯接壤，但作为一个前苏联共和国，它与俄罗斯有着深厚的社会和文化联系，而且俄语在乌克兰广泛使用。

当乌克兰人在2014年初罢免其亲俄总统时，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并表示对这个地区有历史性索求。

乌克兰局势：造成这场危机背后的六大因素

去年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他将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称为“一个民族”。他给乌克兰现任领导人打上了“搞反俄工程”的标签。

俄罗斯也对2015年明斯克和平协议远未得到履行感到沮丧。2014年后，占领乌克兰东部大片地区的分离主义者，一直在与乌克兰军队作战，这场冲突已经夺走了14000多人的生命。

俄罗斯在边境上屯兵十万，但否认参与乌东地区绵延不绝的地区冲突。

进一步深究，俄罗斯介入乌克兰，还源于它与北约的关系。

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Sergei Ryabkov）说：“对我们来说，绝对必须确保乌克兰永远不会成为北约的成员。”

莫斯科指责北约国家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并指责美国挑起紧张局势。普京抱怨说，俄罗斯“无处可退，他们以为我们会袖手旁观吗？”

实际上，俄罗斯希望北约回到1997年之前的边界，要求北约不再向东扩张，并结束在东欧的军事活动。这将意味着战斗部队从波兰和波罗的海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撤出，并且不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家部署导弹。

俄罗斯还提议与美国签订条约，禁止将核武器部署在本国领土之外。

乌克兰局势：俄罗斯与西方能否避免一场战争？

俄罗斯的行动能被阻止吗？

普京已经与拜登谈过几次，高级别会谈仍在继续，但俄罗斯官员警告说，西方拒绝他们的关键要求是谈判进入“死胡同”。

问题是俄罗斯会走多远。拜登警告说，全面入侵乌克兰对俄罗斯来说将是一场灾难。但如果只是小规模入侵，他表示，西方国家将最终不得不为如何应对而争吵。此言引起争议，乌克兰表示反对。

美国方面强调，任何跨越边境的举动都构成入侵，而且俄罗斯准备派遣特工人员进行破坏行动，以提供入侵乌克兰的借口。俄罗斯对此予以否认。

俄罗斯还在乌克兰叛军控制的地区发放了50万本护照，它还可以借此辩称行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公民。

然而，如果俄罗斯的唯一目的是迫使北约离开它的后院，那么很难成功。

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说，不会允许任何人改变北约的开放政策。乌克兰正在争取一个明确的加入时间表，而北约说俄罗斯对此“没有否决权，没有权利干涉这一进程”。

谢选骏指出：俄国为何如此害怕北约东扩？在我看来，北约东扩意味着华约瓦解之后的北约已经改变了军事防御的性质，而成为一个全球政府的雏形了。所以我说，北约东扩就是全球政府——北约继续东扩，就将吸收俄罗斯了！那时，北约就是全球政府的基础了。

【07、不打核战全球统一就不行】

《美国国防部长：乌克兰如打败仗 北约将被卷入对俄战争》（编译周辰阳／即时报导 2024-03-01）报道：

新闻周刊与POLITICO报导，奥斯丁因秘密住院风波面对共和党籍议员轮流开砲，民主党籍议员则使出转移焦点，将大部分质询时间用来攻击共和党卡住了追加军援乌克兰的预算。奥斯丁则在答复其中一位众议员时预测，如果俄罗斯打赢了乌克兰战争，普亭总统也不会「停止」。

根据逐字稿，奥斯丁表示，「我们明白，如果普亭成功了，他不会停止，他将继续在该区域采取更具侵略性的行动。全世界的其他领袖、其他独裁者将观察此事，他们会受到鼓舞，因为事实是发生了这种情况，而我们未能支持一个民主国家」。

奥斯丁接着指出，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与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特别容易受到普亭未来扩张主义野心的影响，「如果你是一个波罗的海国家，就真的会担心自己是不是下一个」。

奥斯丁表示，「他们懂得普亭，知道他的能耐…很坦率地说，如果乌克兰失败了，我真的相信，北约将跟俄罗斯打一仗」。

谢选骏指出：俄罗斯是全球的阴极，时刻威胁世界和平，牠不打仗就浑身痒痒，要被处决才会过瘾。

《普亭发表年度咨文 警告北约派兵援乌将引发核战》（编译徐榆涵 2024-02-29）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亭2月29日发表国情咨文，警告西方国家若派兵到乌克兰，将面临核战风险，称莫斯科拥有能击败西方目标的武器。

CNN和NPR报导，普亭在年度国情咨文中表示，西方有人称俄罗斯似乎计划攻击欧洲是「无稽之谈」，但他警告俄罗斯可能会用核武攻击西方国家。

普亭指出，若力挺乌克兰的西方国家加深对战争的介入，像是派遣军队，那「入侵者」将面临「悲剧性」后果，并有可能引发核战。

他表示，「他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也拥有可以击中其领土目标的武器，所有这些都非常危险，因为真正可能引发动用核武」，「他们现在建议的和拿来恐吓世界的，都提高爆发一场将意味着毁灭文明的核冲突真实威胁」。

法国总统马克宏几天前表示，西方国家不应排除向乌克兰派兵的可能性。对此，包括美国在馁的北约盟友相继公开表达反对。

此外，普亭也驳斥美国指称俄国准备在太空部署核武的说法，称是华府的「伎俩」，也是美国大选年的噱头，目的是把莫斯科拖进「依照他们条件」进行的武器管制谈判。

普亭也不忘吹捧俄国的新先进武器，包括「锆石」、「匕首」高超音速飞弹已在乌国战场证明其效力，并提到最近的「特别军事行动」战果，表示俄军战力已增强数倍，正在多个区域稳步进攻。

在经济方面，普亭说俄国经济表现强劲，去年成长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准，且超过七大工业国集团（G7）所有国家。

谢选骏指出：

核战争是世界底线，

俄罗斯很想过过瘾，

送去一百个核导弹，

全球统一立马就行！

【08、不见棺材不落泪的COP28】

《COP28：在产油国举行气候大会的争议、惊喜和政治博弈》（2023年12月5日 BBC）报道：

将近10万人在迪拜参加了联合国举行的COP28大会。

11月30日到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在阿联酋迪拜召开，相比于往年，此次会议有颇多看点：

参会规模史上最大；在全球最大产油国之一阿联酋召开；超过140位政府首脑、元首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到会；会议将做出多项重要决定，包括“损失与损害”基金安排的决议。

作为全球最大两个碳排放国，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出席会议，但两国分别派出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和副总理丁薛祥出席。

本届大会为什么重要？有哪些看点？BBC中文为您一一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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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模最大、史上最热

去年的COP27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举行，2021年在英国的格拉斯哥举行，但这两届大会正处于新冠疫情之中，会议规模受到影响。

本届大会的会议规模为去年的两倍左右，是1992年开展该会议至今规模最大的一次。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代表团的加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再到各类企业，以及开设的“中国角”场馆，使参展人数和活动数量都创下纪录。

会议期间，世界气象组织适时发布今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声称2023年为人类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平均气温较工业化之前（1850年至1900年，即化石燃料广泛使用之前）高出1.4摄氏度，而且在今年三分之一的日子里，该数字是高出1.5摄氏度。

科学家普遍认为，为了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破坏性影响，人类需要使该数字长期保持在1.5摄氏度以下。基于此认识，2015年12月，各国政治领导人齐聚巴黎，签署《巴黎协定》，将本世纪全球气温的长期升幅控制在“远低于”2摄氏度，并尽一切努力将其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

《巴黎协定》所设定的阈值并不意味着要在每一天或每一周都控制在阈值之下，而是在20年或30年的时间段的平均值。目前，这一平均值为1.1度到1.2度之间，但随着今年超过1.5度的次数越来越多，从长远来看，全球就越接近突破这一临界值。

目前来看，COP28上的参会者做出的最新承诺，将有助于达到上述目标。

约100个国家承诺到2030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使用量增加到目前的三倍；同时，包括沙特巨头阿美石油公司（Aramco）在内的50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承诺到2050年停止新增温室气体。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能源公司所承诺的，只包括生产过程中的排放，而不包括化石燃料燃烧过程中的排放，批评者认为这并不能有意义地应对气候变化。不少与会国家认为，这将有助于最迟在 2050 年将化石燃料从世界能源系统中清除。

包括欧盟和COP28东道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在内的支持者希望将这一承诺纳入COP达成的最终协议中，这意味着与会的近200个国家都将签署这一协议。

气候组织对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承诺表示谨慎欢迎，但认为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承诺是在“洗绿”（green washing）。气候分析公司（Climate Analytics）首席执行官、多份联合国气候变化报告的作者比尔·黑尔（Bill Hare）教授说，“我对此持怀疑态度。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摆脱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说到底，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在产油国开的气候大会

此次COP28最大争议点在于东道主阿联酋。最重要的气候大会，却选择在全球十大产油国之一举行，本身就招致批评声，而当本届COP28大会的主席人选贾比尔（Sultan Ahmed al-Jaber）公布时，争议声进一步放大。

贾比尔作为COP28的主席，同时还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的主席，这家公司2021年每天抽取270万桶石油，并计划在2027年之前产能翻一番。

贾比尔既是气候大会的主席，又是大型石油公司的主席。

环保人士格丽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认为任命贾比尔“无比荒谬”，并表示这使整个联合国气候进程受到质疑。来自美国和欧盟的130多名立法者致函联合国，要求解除他的职务。

贾比尔辩解称，他在推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采取行动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作为阿联酋可再生能源公司马斯达尔（Masdar）的董事长，他还负责风能和太阳能等清洁技术的发展。

争议虽然未能改变东道国和主席人选，但一直持续到COP28开幕前。BBC在上周一报道称，阿联酋在利用COP28这个国际场合达成石油和天然气交易，一份泄漏文件显示，阿联酋计划与15个到访迪拜的国家讨论化石燃料的交易。

上述泄漏文件是阿联酋的COP28团队准备的与27场外国政府会面的谈话要点——比如一份涉及中国的文件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愿意共同评估在莫桑比克、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液化天然气的机会；再比如，该文件建议与一位哥伦比亚部长会谈时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随时准备”支持哥伦比亚开发其化石燃料资源。

文件中还有针对德国和埃及等其他13个国家的谈话要点，暗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希望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合作开发化石燃料项目。

贾比尔指责这些报道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不正确的、不准确的”，旨在破坏他担任COP28主席期间的工作，而他本人“从未见过他们提到的这些谈话要点，我甚至从未在讨论中使用过这些谈话要点”。

BBC的发言人则表示，该调查是按照最高编辑标准进行了深入研究的。

生产石油时排放的甲烷对温室效应的影响大于二氧化碳。

化石能源的存废

在上述争议声中，本届COP28还将讨论一个重要的话题——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未来。

核心在于最后各方所签署的协议中对该问题的用词。贾比尔呼吁“逐步减少”（phase down）化石燃料的使用，即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少，但不是完全停止。而欧盟和其他团体预计将推动“逐步淘汰”（phase out）。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 Environment Programme）最近的报告显示，目前正在生产或建设中的化石燃料产能已经远远超过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所能燃烧的化石燃料。

在COP28会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只有我们最终停止燃烧所有化石燃料，才有可能实现1.5℃的（升温）上限……各国政府应当采取多种措施，包括监管、立法、对碳制定公平的价格、停止补贴化石燃料、对化石燃料公司的利润征收暴利税（windfall tax）等等，逐步实现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

古特雷斯同时喊话化石能源企业，“不要重复过时的商业模式。利用你们现有的资源，引领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

而欧佩克（OPEC）成员国等主要油气出口国反对淘汰化石燃料，他们中不少认为，未来几十年，人类依然持续有化石能源的需求。在去年的埃及COP27上，80多个国家共同要求“逐步淘汰”所有化石燃料，但这一呼吁最终未被写入大会决议。沙特等主要能源出口国反对淘汰化石燃料，强调应推广碳捕获、碳封存等技术。

今年的大会最终如何决定化石能源的未来，将可以在12月12日最终协议的用词中，窥得一二。

末日钟调快10秒 距离世界末日“只剩下90秒”

钱、钱、钱！

COP28大会上也有意外惊喜，在11月30日大会首日，与会各国代表就通过了关于“损失与损害”基金安排的决议，让这项延宕已久的安排突然成为现实。该基金将使发达国家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

谢菲尔德大学教授迈克尔·雅各布斯（Michael Jacobs）表示，“他们在第一场会议上就达成协议，这是整个会议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也是非常有争议的部分，就在几周前，美国还对有关损失和损害基金的文本不满意，而今天却同意了。”

按照决议，该基金将所有发展中国家开放，先由世界银行托管4年，并要求各国自愿捐赠。在成立基金的决议顺利通过后，大会主席贾比尔说，“我们今天创造了历史！”

随即，贾比尔宣布阿联酋将为该基金提供1亿美元的资金。各国开始了现场认捐的环节，德国表示捐款1亿美元，英国表示至少5050万美元（苏纳克之后发言称6000万英镑），日本表示1000万美元。欧盟在一个多小时后表示，包括德国在内整个欧盟将捐款2.45亿美元。

美国给出的数额为1700万美元，有国家认为这与美国的实力和责任不匹配，并且质疑交由世界银行托管能否保证公平性。

全球各国在温室气体排放所承担的责任、所遭受的影响并不平均。很多发展中国家认为，欧美国家是过去两百年来主要排放国，但太平洋岛国和非洲穷国却在当前遭受更多气候危害。

苏丹在气候危机中大受影响，或可得益于损失与损害基金。

基于这一理念，上世纪90年代，瓦努阿图率先提出发达国家应对深受影响的国家进行气候补偿。然而，过去30年来，富裕国家竭力反对这一想法，因为它们担心这样一来必须为其历史上的所有碳排放支付“补偿”。

直到去年埃及COP27上，这一想法的道德力量赢得胜利，各国同意设立这样一个基金。过去一年，各国就基金的规则、运作以及谁应该出资的问题争论不休。

甚至直至大会开幕前一天，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还在一场线上新闻吹风会上对此表示，“今年一整年，我们一直在与过渡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密切合作，以设计一个基于合作、不涉及责任或赔偿的有效基金。”他还表示，希望所有国家都知道，捐款并不意味着他们接受该基金是对历史性排放的赔偿。

在本届大会前，各国仅达成一项临时性协议。然后等待大会上全体会员才有机会对文本进行细致梳理，并提出异议，一般这一步会伴随着巨大争议，各方再进一步谈判直至全体国家接受，通常会在会议最后一天达成一份妥协后的版本。

因此，当会议第一天就通过如此重要的协议，会令外界惊讶，路透社称其为“早来的胜利”。

中国与美国：不止是气候，还关乎政治

从2018年贸易战以来，中美进入剑拔弩张的五年，期间起伏不定，而气候问题比较特殊——

一方面，当中美关系遭受重大挫折，比如去年八月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就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好转时，往往率先选择在气候问题上合作，释放信号。比如，今年11月15日，习近平和拜登会谈，修复两国关系，同一天中美发布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将甲烷纳入各自的2035年减排计划，并共同努力控制其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遏制森林减少和塑料污染。

globes showing temperature rise promotional image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和经济体，他们在应对气候危机上的合作受到外界关注，但深入细节之中，两国的站位和利益并不一致。

站在美国的角度，如上述所言，主要担心对历史性碳排放的补偿。同时美国还要求，中国也加入它的行列，不仅大幅度减排，而且应该为“损失与损害”基金捐款。

站在中国的角度，并不同意这一点，中国认为自己与英美等发达国家长久的排放历史相比，当前的高排放仅仅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而且，根据1992年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实际上有资格获得损失和损害基金的资助，而不是被要求捐款。

克里在上述吹风会上曾表示，“如果中国和美国不积极推进减排，我们就无法赢得这场战斗。”

虽然COP28以“团结、行动、落实”为主题，但参会的孟加拉气候特使还是表示，全球不够团结是遏止气候变迁的主要障碍。

谢选骏指出：“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常人的特性，但是很多人在装进棺材之前，还是满脑子的钱钱钱，却不知道年轻人用命换钱，人老了却要用钱换命，遇上各种麻烦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现在人类面对灭顶之灾，却不思悔改破费花钱消灾，还要继续扯皮算钱，那么除了共同毁灭，还能有何更好的结果呢。——这就是COP28所告诉我们的。

【09、不是世界大战而是全球政府】

《担心到“睡不着” 川普直言这里恐爆第三次世界大战》（2022-09-28 中时新闻）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近期受访时被问到什么事情会让他“睡不着”，他警告世界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可能发生在台湾与中国大陆、或是乌克兰。

《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报导，美国广播公司（ABC）纽约分台“WABC”昨（27）日播放川普的20分钟预录专访内容，当被主持人卡西马蒂斯（John Catsimatidis）问到“什么事情会让你在夜晚睡不着”时，川普说：“我认为比其他任何事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我们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可能是在乌克兰发生的所有可怕的事。”

“看起来将会发生在中国与台湾，如你所知，以及如你所见在那里发生的事。”

川普也间接提到俄罗斯总统普丁上周在演说中宣誓“将尽一切手段保护俄罗斯及我们的人民”，川普说，“由于核威力，我认为我们可能处在许多、许多年以来最危险的时期。”

“对于一个核威慑力与我们相当的大国来说，轻率地抛出像核武这样的字眼是非常糟糕的，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非常糟糕的，对于全世界也是非常糟、非常危险的时刻。”

川普也在专访中同意卡西马蒂斯的说法，如果他仍是美国总统，普丁今年初就不会入侵乌克兰。

川普这样描述与普丁的关系：“我和他相处得很好，我和他谈过，我理解他，他大概也了解我，但我非常了解他，他永远不会这么做。”

居家凡人 发表评论于 2022-09-28 09:07:19

@ 过路人_2016 发表评论于 2022-09-28 07:58:50

楼下忘记了傻川威胁乌克兰不帮他抹黑政敌就不给援助？被这样的奸商大忽悠欺骗的才是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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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那说法是左媒的故事，各说各话，没见影响了乌克兰获得实际军援。拜登拿美国援助威胁乌国，以影响对与亨特有钩联公司的调查，那是他自己洋洋得意地承认并落在纸面上的事实。

LRushBall 发表评论于 2022-09-28 08:36:35

毛泽东当年说睡不着觉了，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让年轻人去志愿修建三线建设。川主席这次睡不着觉了，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让大家给捐钱吧。

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2-09-28 08:31:31

XIAXIA36082 发表评论于 2022-09-28 06:19:17

川普最SB的地方就是自以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两国间的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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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民主国家的关系是两个民主政府之间的关系，和独裁国家的关系就是和独裁者个人的关系，把独裁者搞定就等于搞定了这个国家。拜登最SB地方就是不懂这个。

谢选骏指出：这不是川普第一次叫嚷“第三次世界大战”了——他以为依靠通俄就可以避免战争吗？

《川普：你们可能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2022-05-30 杨天资）报道：

川普日前警告乌克兰危机或导致三次世界大战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川普日前表示，由于各方目前的言论和行动，乌克兰冲突可能会导致这个国家的彻底毁灭、数百万人死亡和第三次世界大战。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5月28日在怀俄明州集会上演讲表示担忧，由于各方目前的言论和行动，乌克兰冲突可能会导致这个国家的彻底毁灭、数百万人死亡和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认为，现在应将所有努力都用于谈判。

川普担心乌克兰冲突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并呼吁谈判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日前在公众场合表示：乌克兰现在正在被“摧毁”，其原因在于“我们言行的愚蠢”。

5月28日，唐纳德·川普在怀俄明州的集会上发言表示：“你们会以数百万生命的（失去）告终，你们甚至可能以第三次世界大战告终。顺便说一句，由于我们言行的愚蠢，你们可能以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告终。”

川普补充说：“这太可怕了，你们不会有任何赢家，他们应该回到（谈判）桌上。”他指出，替代方案将是“你们将以那里什么都没有而告终。”

他认为，中共正在关注乌克兰局势，看到情况正阻止中共进攻台湾。

川普把自己誉为21世纪唯一没有让俄罗斯发动武装冲突的美国总统，而在小布什执政时期“他们失去了乔治亚”，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他们失去了克里米亚，在拜登执政时期“他们失去了一切”。

自俄罗斯开始在乌克兰采取特殊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对俄罗斯实施了多套制裁措施。5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法律，向乌克兰提供400亿美元的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

俄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早些时候表示，俄罗斯现有的武器“为那些准备用自己和他人之手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的野心降温，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普京警告德法不要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

德国总理府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德国总理肖尔茨、法国总统马克宏5月28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长达80分钟的通话，“坚持要求俄罗斯军队立即停火并撤军”，同时呼吁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接认真谈判”。

普京则在电话中警告德法不要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据克里姆林宫在三方通话后发布的新闻稿，普京对肖尔茨和马克宏表示，输送更强大的武器可能进一步破坏局势稳定，加剧人道主义危机。

普京还强调，俄罗斯愿意重启和平谈判，并将目前的谈判僵局归咎于基辅。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六（5月28日）表示，战争的结果将取决于盟国是否“准备好向乌克兰提供捍卫自由所需的一切”。他也呼吁国际社会将俄罗斯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与此同时，乌克兰反驳了俄罗斯有关西方制裁俄罗斯是导致当前全球粮食危机的说法。乌克兰外长库列巴（Dmytro Kuleba）表示：“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与正出现的全球粮食危机无关。”

乌克兰局势与全球粮食危机

多个西方西家称是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农产品供应出现问题。普京称这指控是毫无根据，并强调称目前的困难与产业链、供应链以及西方国家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持续期间的金融政策有关。

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5月28日与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通电话，就乌克兰局势深入交流意见，三人又详细讨论了全球粮食安全保障问题。

克里姆林宫的新闻稿指，三人详细讨论了全球粮食安全保障问题，普京讲述粮食供应困难的原因，指是西方国家错误的经济和金融政策、反俄制裁的结果，俄方准备为寻找无阻碍谷物出口的选择做出贡献，包括从黑海港口出口乌克兰谷物。

普京（Vladimir Putin）与意大利总理德拉吉（Mario Draghi）5月27日通电话，普京称，俄罗斯已准备好在“作出重大贡献”，在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撤销的情况下，协助对抗全球粮食危机。

普京又称俄方已在尝试确保在亚速海（Sea of Azov）及黑海（Black Sea）的航行安全。他称俄罗斯确保两处水域安全的行动，包括每日开放人道走廊供民航船只离港，但乌克兰阻碍有关措施实行。

德拉吉多次呼吁俄乌停火，但与普京通话后，德拉吉称：看不到乌克兰有任何实现和平的希望。他称他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通话，探讨解封黑海以便出口食物的可能。

谢选骏指出：川普老朽，老是以上个世纪的观点看问题——可是现实呢？这是俄国与世界的对决，而不是什么两个阵营之间的世界大战。所以我说了，这不是世界大战，而是全球政府的预演。

【10、沧桑之变席卷全球】

《欧洲遭遇500年来最严重干旱：莱茵河面临断航》（上游新闻 2022-08-13）报道：

罕见的极端高温、干旱天气正在显露其凶险的一面。从南亚、东亚到欧洲大陆、英国和北美，大半个北半球都进入了“火炉”模式。

欧洲突然“拉响警报”或遭遇500年最严重干旱，泰晤士河源头干涸，莱茵河面临断航！欧洲极端高温最大的潜在风险或许是，北极冰川融化速度正在加速。

除此之外，美国也正在面临建国200多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干旱……

影响多大？

欧洲突然“拉响警报”：或遭遇500年最严重干旱

据欧洲干旱观测站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欧盟47%的土地已处于干旱警告状态，而17%已经处于更高一级的警戒状态。综合来看，超过60%的欧盟土地已经进入干旱造成的危机之中。

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近日，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负责为欧洲干旱观测站收集数据的研究员安德里亚（Andrea Toreti）警告称，欧洲或将遭遇约500年来最严重干旱。据报道，安德里亚指出，“（欧洲）2018年的旱灾非常严重，至少回顾过去500年没有发生过与2018年干旱类似的事件”，而据其经验，今年干旱“可能比2018年更极端”。

具体来看，今年8月以来，西班牙全国水库的蓄水量持续下降，目前仅剩下库容的40%，比过去十年同期的平均蓄水量低了20个百分点。

意大利第一大河——波河的水位已降至70年来的最低。该国政府已经宣布，波河沿岸地区进入紧急状态，而波河沿岸地区占意大利农业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法国则正在遭遇史上最严重的干旱，饮用水、农业灌溉和能源供应受到严重影响，超过100个城镇的饮用水一度告缺。当地农民警告称，干旱若持续，今年冬天市场上的牛奶供应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一轮罕见的干旱天气，令欧洲粮食危机雪上加霜。欧盟所有的粮食供应大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在欧洲西部和中南部地区，已经近2个月没有明显降雨。

法国农业咨询巨头Strategie Grains发布的最新报告预计，欧盟2022-2023作物季的玉米产量将降至5540万吨，或将创出十五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比降幅超20%。

意大利种植水稻的农户表示，禾苗正在高温干旱天气中枯萎、死去，今年的稻米产量仅有去年的30%。供应世界50%橄榄油的西班牙，也未能幸免。西班牙农业部长Luis Planas警告称，今年橄榄的收成将明显低于往年，预测橄榄产量将下降三分之一。

这一场罕见的旱灾，正在对欧洲经济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欧洲航天局的总干事Aschbacher警告称，如果不注意气候变化，到本世纪欧洲的损失可能达到数百万亿美元，或将超过能源危机的负面影响。

泰晤士河源头干涸，莱茵河面临断航！

今年入夏欧洲持续的干旱少雨天气导致莱茵河水位下降，已经严重影响航运，著名的莱茵河，某些区域水位也降到了“异常低”的水平，大型集装箱船必须将其装载量减至原来的30%，要不然就会卡在河流上，只允许轻量级的船只通行。

莱茵河在德国境内长达867公里，根据德国联邦水文研究所的报告显示，莱茵河，位于法兰克福西部的考布水位计的水流量降至平均水平的45%，水位比正常水平降低了75厘米。

现在莱茵河水位大降，面临断航，这给德国发电厂的产能增加了压力，瑞银 （UBS） 石油分析师亨利·帕特里科表示，水位大降正在挑战能源产品的运输，加剧能源危机，大宗商品供应也受到了影响。

受到干旱影响的河流，也不止莱茵河。在英国泰晤士河的源头，河水也无迹可寻。

据英国《卫报》近日报道，受今年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英国第二大河——泰晤士河源头附近的河床目前已完全干涸。有河流专家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北极再次告急，400亿吨冰川融化！

当前，欧洲极端高温最大的潜在风险或许是，北极冰川融化速度正在加速。

据8月11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一项发表在《自然通讯-地球与环境》杂志（the Nature journal Communications Earth and Environment）的最新研究称，北极变暖的速度比许多科学家预期的要快得多。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这项研究分析了1979年至2021年北极圈的温度变化趋势，发现在北冰洋的欧亚部分，特别是在巴伦支海区域，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7倍。

北极如此极端的高温天气，一度令全球紧张，关于#北极已经可以穿短袖#的相关话题，频频冲上热搜。

如此高温的天气，正在令北极的冰川加速融化。据《自然通讯-地球与环境》杂志的最新研究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北极斯瓦尔巴群岛的400亿吨冰已经融化成海洋。

另外，覆盖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的冰盖，也在加速融化。得克萨斯大学派驻格陵兰岛科研人员表示，受温度上升影响，格陵兰冰盖的消融总量非常惊人，甚至能听到眼前冰层融化的声音。

研究人员警告称，如果高温等气候变化负面影响持续，格陵兰冰盖融化速度或将进一步加快，一旦全部融化，全球海平面将上升7.5米。

美国西部遭遇建国200多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除此之外，高温还席卷了美国南部平原和东北部，打破或持平的高温纪录达359个，超1亿人处在高温警报下。而在南边的加利福尼亚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一场因干燥引发的“橡树大火”正在扩散，已经烧毁了近75平方公里的森林，超3000人被紧急疏散，是今年加州最大的一场野火。

据美国干旱监测机构（USDM）的数据，美国西部大约6%的地区处于极其干旱状态，这是警告级别最高的旱灾状态，其定义是，当地农作物、牧场都面临非常巨大的损失，以及全面的水资源短缺。

另外，美国西部23%的地区处于极端干旱状态，这是相比“极其干旱状态”低一级的旱灾状态；26%的地区处于严重干旱状态，水资源短缺将经常性发生，地方政府将实施水资源限制。

意味着，当前美国西部处于严重干旱级别以上的地区已经达到55%。美国多家媒体称，这已是美国建国200多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干旱。

另外，美国最大的水库——米德湖也拉响警报。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7月下旬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在过去的20年中，米德湖的水位急剧下降。截至7月18日，米德湖水位仅为最大水位的27%，这是自1937年以来米德湖的最低水位。

《欧洲一半的土地正在告急》 中国也不容乐观》（牛弹琴  2022-08-13）报道：

天很热，但这两条消息，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一条来自西方，一条来自东方，我觉得，这是对全人类的一个警讯，我们再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先说西方的。

8月12日，英国宣布，英格兰八个地区，进入干旱紧急状态。此前，英格兰经历了自1935年来最干燥的7月，降水量只有往年平均的35%。

学过地理的朋友都知道，英国是一个岛国，而且位于北大西洋，纬度比我们东北还高，属于典型的温带海洋性气候。

这种气候，一大特征就是多雨，春夏天尤其多，所以，你看英剧中很多英国人出门，都要带一把伞。

但这个本应多雨的夏天，英国没有雨。

英国，只是整个欧洲乃至西方的一个缩影。

英国著名的泰晤士河的上游，已几乎全部干涸；法国著名的卢瓦尔河一些河段，甚至你都可以徒步穿越。

按照法国政府日前的说法，法国正经历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干旱，超过100个市镇的供水管道缺水，只能靠水罐车来补给。

河流干旱

看梳理，在意大利，波河水位下降，人们发现了二战时留下的炸弹。

在“欧洲水塔”瑞士，一些河流也近乎干涸，政府派军队动用直升机给奶牛送水。

水位下降，对水生动植物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在德国、波兰边境的奥得河，每天都有死鱼浮出水面。

大地正在龟裂，我们正在目睹历史性的一幕。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ECJRC）高级研究员安德里亚·托雷蒂警告，2018年的干旱，是欧洲近500年都没有经历的，但是根据他的初步判断，今年的干旱似乎比2018年的还要严重，“极其异常”。

看欧洲旱情观测站（EDO）的地图显示，在截至7月30日的十天中，欧盟约有17%的土地已进入最严重的警戒级别，47%的土地处于警告状态。

也就是说，本来降雨充沛的欧洲，在这个夏天，一半以上的大地，正在告急。

这是西方，东方呢？

我们同样不敢乐观。

就在英国宣布8个地区进入干旱状态的前一天，中国水利部也宣布，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6省（直辖市），启动干旱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我们水量最丰沛的母亲河——长江，也在告急。

现在正是长江汛期，以往这个时候，人们都必须提高警惕，警惕长江洪水，尤其是1998年的大洪水，我依然印象深刻。

但现在，洪水没看到，干旱却来了。

按照水利部通报的信息，7月份以来，长江流域的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少了4成；一些地方，已连续超过20天没有降雨。目前，长江流域耕地受旱面积967万亩，83万人供水受到影响。

前不久去南京，看到秦淮河水位，比以往低了很多，我当时还很诧异。但其实也不必诧异，水利部的数据显示，整个长江干流，以及洞庭湖、鄱阳湖水位，较常年同期偏低4.7～5.7米，均为有实测记录以来同期最低。

请注意：有实测以来最低。

那意味着，这其实就是我们人类有史以来最低，因为没有实测，那就是传说中了。

这似乎是很荒唐的一幕，长江汛期，但却只有干旱。

而且，旱情还在继续。

这两条消息，其实还关联着很多其他消息。

比如，在欧洲，由于缺乏降水，导致高温持续，空气干燥得如同火药桶，西班牙还没烧完，法国又是山火连绵。

法国消防员精疲力竭，急得法国总统马克龙向欧洲紧急呼救。最新的消息，8月12日，德国、希腊、瑞典、波兰、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纷纷派出消防队伍，帮助法国扑灭山火。

干旱高温还导致航运受阻，铁轨弯曲，加剧粮食危机、能源危机，乃至民生危机。

在我们中国，南方则是高温，在一些地方，比欧洲还高的高温。

8月12日，中央气象台更是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如果没弄错的话，这是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首个高温红色预警，我们也算是见证历史了。

根据这个预警，8月13日白天，陕西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达40-42℃，局地可超过42℃。

大家可以看一下地图，感慨一下这个特殊的夏天。

这种极端天气，就只发生在欧洲和中国吗？

也不是的。

别忘了，我们之前也写过的，今年3月，是印度1901年以来记录到的最热的3月。在印度的中北部地区，4月平均气温，是122年以来最高的。印度至少10个城市，最高气温突破了45摄氏度。

在巴基斯坦，4月29日，东南部两座城市气温达到了47摄氏度，创下当时地球最高气温。

请注意，那是气温，不是地表温度，而且还是在春天。

我不是气象专家，但我想，最近这二三十年，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太多反常的气象。

去年，美国就经历了有纪录127年来的“最热6月”，当时全美有1238个地方，白天气温刷新了最高纪录；1503个地方，夜里气温创造新的历史纪录。

在加拿大，当时仅不列颠哥伦比亚一个省，短短一周内，至少报告700人意外死亡。高温引发野火，漂亮的莱顿镇被付之一炬。

动物也倒了大霉。在温哥华附近的基茨拉诺海滩，很多贝类直接在海滩被“烤熟”……密密麻麻。

热浪同样会死人。尤其是在北欧、英国、加拿大等地，因为以前哪怕是夏天，天气也很凉爽，人们普遍都不安装空调，热浪袭来，有能力的去避暑，没能力的呆烤箱。

不要漠视这种危机，看到CNN援引专家的话说，与摧毁城镇的洪水或野火不同，致命热浪带来的紧迫感似乎并不那么强烈，但这是一个“无声杀手”，很多人不知不觉中就遭遇了噩梦。

为什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但一个谁都明白的事实是：气候变化。

根据世界气候归因（WWA）的研究，科学家们对比了历史气候数据与当代天气，去年在加拿大和美国测得的极端天气，约每一千年才出现一次。

千年一遇！

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而且在不断见证新的历史。

以苏南老家为例，最近的这种闷热，以前似乎无法想象的。记得小时候，苏南冬天也是滴水成冰，河流冰厚得可以行走，屋檐下会垂下长长的冰凌，现在还有吗？（这句话，不接受反驳，因为我亲身经历过）

当然，我们也不用回避，气候变化，总有好有坏。

至少同样这个夏天，北京就很不错，白天也热，但早晚凉爽，还时不时下场雨。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几年，中国北方雨水特别足，甚至比南方还要多。

不好的消息是，暴雨引发山洪，引发城市内涝，造成重大人员财产损失；好的消息是，黄土高坡也在披绿，敦煌附近的戈壁，据说都长草了。

我之前就说过，我没有丝毫否认我国植树造林努力的意图，作为全世界最喜欢耕种的民族，我们的努力确实是惊天地泣鬼神，但我们更不能忽视，气候变化带来的重大变化，人力无法想象的变化。

哦，忘了提一句了，现在长江流域干旱，但塔里木河流域在发洪水。

完全是个人观点，气候变化对西方对南亚对岛国的影响，总感觉比对中国要更大一些。当然，中国幅员辽阔，一些地方同样被波及，而且，这种巨大的负面影响，关系到我们生存，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大意。

印巴的超级热浪，欧洲的干旱状态，长江流域水位下降，以及北半球的持续高温、山火绵延，就是一个又一个警讯。极端天气正越来越频繁，我们必须面对，必须适应，更必须采取行动。

网民嚎叫：

漂亮姑娘 发表评论于 2022-08-13 20:43:25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不少罕见的大事，不知道还有多少在前面等着，下一代估计更惨。

anchoret98 发表评论于 2022-08-13 19:31:10

Death Valley 和 塔里木發洪水，說明耕地會增加，更多地區變得適合人類居住。俺們中西部，夏天不再悶熱，冬天極寒的日子也在減少。不好的是後院的草坪有點黃。

bluetag 发表评论于 2022-08-13 18:55:00

有啥好担心的，天上的水能不落下来？顶多是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而已。

旁观者XWY 发表评论于 2022-08-13 17:10:00

气候变迁看来没人不同意，只是变迁是由于人类两三百年的活动引起，还是地球万年变迁，未有定论。

Paenia1 发表评论于 2022-08-13 16:32:06

全球气候暖化的结果

偶偶地来一发 发表评论于 2022-08-13 13:51:28

同样的灾情，中国应对的会比欧洲好。中国人灾害经多了。

lurenjia2014 发表评论于 2022-08-13 11:36:16

我们这边也是，草坪都枯死了，全是黄的。往年没有这么惨。

不好吃懒做 发表评论于 2022-08-13 10:37:56

World climate keeps changing and No normal or abnormal climate. Our current construction, plan and city, etc. are based on climate of last a few hundreds years, and we have to re-do somethings when the climate changed so we have to pay the price, just like you spend thousands of dollars for a boy of 12-13 years old since you think he will not change the height, therefore that's your problem/stupidity and you have to pay the price. Now it's the time and more coming in future.

tudoutudou99 发表评论于 2022-08-13 10:23:02

战争对环境的破坏，极大超出任何其他原因。普丁丁必须负责

杀猪小哥 发表评论于 2022-08-13 10:20:00

牛弹琴在气候变化下都不忘展示对西方的优越性，看来中国的人命真是不值钱，猪狗不如

百家争鸣2012 发表评论于 2022-08-13 09:30:36

是否和今年汤加火山喷发有关系？

弯刀月 发表评论于 2022-08-13 09:08:00

新冠不给力，大自然再换一招。治你的方法有的是

时光的酒 发表评论于 2022-08-13 08:57:50

这只是气候变迁而已。人类无法阻止。地球有干旱的地方，就有其他地方雨水多。非洲，中东地区也不是从来就是沙漠。同理，其他地区气候也会变化。

Tan7th 发表评论于 2022-08-13 08:49:00

原因是习皇这个大恶魔带着一帮小恶魔清零所造成

欣国学 发表评论于 2022-08-13 08:25:40

原因就是败等这个大恶魔带着一群小恶魔拱火所造成的·

6thsense 发表评论于 2022-08-13 08:20:09

根源就是人太多。人这个动物跟别的动物不一样，贪婪，要住大房子，要开汽车坐火车飞机邮轮，人类的这些活动对大自然破坏太大，现在破坏完地球还想着破坏全宇宙，所以要想救地球和宇宙就得减少人口和人性的贪欲，不然，把地球惹急了就把所有人类都消灭了。

FollowNature 发表评论于 2022-08-13 08:02:00

气候是动态变化的。有多少是人能改变的呢？只能适应，尽量减少损失。发展新能源，减少炭释放。作为个人，尽量少开车，勤俭节约。

《“超级天灾”恐袭加州 低洼带将沦巨大内陆海》（2022-08-13 美国CNN）报道：

许多加州人害怕发生大灾难，但这可能不会是大地震或极度乾旱，恐怕将是一场毁灭性的“超级大洪水”（megaflood）。最新研究显示，气候变迁已经使得加州未来40年发生灾难性洪灾的机会倍增，届时加州的低洼地带将沦为超巨大内陆海，损失上看1兆美元。专家更说，这将是现今活著的人类从未历经过的事件。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气候学家斯温（Daniel Swain）表示，这场超级大洪水将是一场覆盖广泛地区、非常严重的洪灾事件，有可能对于受灾地的社会带来灾难性影响，规模类似于今年肯塔基州千年一遇的洪灾，但范围将横跨更大的地区，例如整个加州。

专家指出，这些大规模洪水可能会把加州低洼地带变成一个巨大的内陆海。气候变迁增加毁灭性天灾发生的可能性，恐怕每25年至50年就会发生一次，光是今年夏天，肯塔基州、圣路易斯、加州死亡谷国家公园都已降下暴雨。

令人关注的是，加州很容易受到“大气长河”（atmospheric river）暴雨导致的洪患，虽然以前就发生过大型水灾，但如今加上气候变迁，恐怕将有数百万人受灾。

研究指出，加州将来可能面临持续数周的大气长河暴雨，推估中央谷地（Central Valley）地带的灾情最为严重，位在该地区的加州首府沙加缅度（Sacramento）、该州第五大城市弗瑞斯诺（Fresno）以及贝克斯菲尔德（Bakersfield）都将无法倖免。

依据研究结果，这场足以淹没中央谷地的超大规模洪水，可能成为迄今最昂贵的地球物理灾难，摧毁包括洛杉矶、橘郡所在的低洼地带，损失上看1兆美元。这数字是美国迄今灾损最严重“2005年飓风卡崔娜（Hurricane Katrina）”的5倍之多。

事实上，加州150多年前就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历史性大洪水，在1861年跨越1862年的这个冬天，内华达山脉先是下大雪，接下来的43天不断循环的大气长河带来大雨，雨水顺著山坡淹没山谷，把沙加缅度、圣华金郡淹成暂时的巨大内陆海，沙加缅度更泡在约3米的洪水中好几个月。这场洪灾造成4000人丧命，州内三分之一资产被毁、四分之一牲畜被淹死或饿死，经济遭到重创。

斯温警告，类似等级的超级大洪水还会再度发生，且会更严重、更频繁，“气候变迁增加1862年加州发生超大洪水的风险，但随著未来气候暖化状况可能更糟”，当年住在加州的人口数量约50万人，如今该州人口突破3900万人，“当这类（洪水）事件再度发生时，后果将与1860年代大不相同”。

谢选骏指出：要是加利福尼亚低洼带将真的变成巨大内陆海，那么对于内陆的沙漠就是一大福气了！而且这个沧桑不是地区性的，而是全球性的——在这自然的演变之下，西方文明将结束，中国文明也许能够摆脱桎梏，开始其第三期的全面生长了。

【11、蠢猪看不见全球政府】

《分析人士：全球化最终或走向一条这样的道路…》（美国之音 2022-03-01）报道：

中国高级外交官员呼吁改善美中双边关系，表示华盛顿与北京需要选择合作而不是冲突，选择全球一体化而不是脱钩。分析人士说，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将会重新塑造国际经济的基本结构，全球化最终可能走向一条“基于价值观的集团化”道路。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星期一（2月28日）在纪念美中《上海公报》发表和尼克松访华50周年的一次论坛上，敦促华盛顿“恢复合理务实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合作，使双边关系走上正轨。这位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表示，美中双方需要“以更广阔的视角、更具包容性的态度来看待两国之间的关系，选择对话而不是对抗，选择合作而不是冲突，开放而不是孤立，一体化而不是脱钩”。

美中竞争对全球化的影响

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华盛顿将美中两国关系描述为“在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在可能合作的时候合作，而在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这一策略让北京感到恼火。中国外长王毅说，尽管双方存在尖锐的分歧，但是双方应该展开全面的合作，美国应该真正将中国视为发展过程中的伙伴。然而，新冠疫情危机引发了关于疫情对全球化、国际秩序，以及不断加深的美中战略竞争未来影响的持续辩论。

许多美国人认为，全球化的发展和历史上的周期性危机，与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条件息息相关。在当前许多能够重塑国际体系的力量中，最重要的是新冠疫情时代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和经济脱钩，给全球化和国际经济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

分析人士说，即使在2019年底中国爆发新冠疫情之前，关于全球化的未来，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的辩论基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美国已经必须去面对一个快速崛起的中国。

持续两年多的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一趋势，全球政治中的几乎每个问题，都被放置在新冠疫情危机的语境下进行讨论和分析。人们越来越多地讨论经济脱钩和新冷战的话题，以及美中之间日益激烈的大国竞争，将会对全球化和国际秩序带来的冲击。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商学院教授陈朝晖告诉美国之音，由于地缘政治冲突主导着经济的发展，美中之间的这种竞争凸显了地缘政治冲突的重要性。因此，美中竞争将会重新塑造国际经济的基本结构。

“更具体地说，日益加剧的竞争将会削弱甚至瓦解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在高科技行业。换句话说，美国将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产业，从中国转移回美国及其盟国。美国及其盟国将会重组其供应链，以便它们不再会依赖中国和俄罗斯等竞争对手，”他说。

此外，陈朝晖认为，由于安全和意识形态的考虑，两国之间的知识和文化交流也将会大大减少。国际经济正在重新迈向冷战时代。

不过，前美国国防语言学院“文化意识”教官白伊丽（Elizabeth Bowditch）博士认为，因为有太多的变量和因素会影响未来的发展，所以目前任何对全球化未来的预期都是揣测性的。

“在后新冠疫情时代的世界秩序中，中国可能会发展得比美国更强大，因为全球供应链的大部分都来自中国。前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下开始的，将这种生产带回美国的努力，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差异而失败，”她说。

但是，白伊丽同时指出，中国作为超级大国崛起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其人口的老龄化。中国政府不太可能扭转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而这种情况将迫使更少的工人支持更多的退休人员，从而抑制其国内消费。

全球化未来走向何方？

在这场关于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对全球化影响的讨论中，人们所关注的焦点，落在了全球化趋势未来走向何方的揣测上。

自冷战结束以来，先进工业民主国家的政治、商业和意见领袖，都倾向于相信和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即扩大商品、资本、信息、思想和人员的跨境流动，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逆转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积极的发展。

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化，即世界经济和社会日益密切的一体化，将导致效率的提高，所有国家的收入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富国和穷国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缩小。而反过来，这些趋势将促进跨文化理解，鼓励自由民主规范和制度的传播，并增强国际合作与和平的前景。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认为，即使这些更广泛的政治利益没有立即到来，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在技术的推动下，全球化的进程将会继续下去。

弗里德伯格星期一（2月28日）在华盛顿研究机构汉密尔顿学会（The Alexander Hamilton Society）宣讲了自己发表在《德克萨斯国家安全评论》（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2021/2022 冬季号上的一项研究。

弗里德伯格探讨了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加剧的竞争，可能影响并受到国际经济结构演变的影响，预期经济全球化可能会走向五条道路：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中国特色霸权化（hegemon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区域集团化（regional blocs）；以及基于价值的集团化（value-based blocs）。

所谓去全球化不难理解。一种霸权稳定理论认为，建立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需要一个单一的主导力量，但在极端情况下，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可能会完全崩溃，分裂成为一系列的国家各自追求自给自足，或狭隘的国家自力更生。

而再全球化，是指全球化体系的主要成员共同努力，特别是如果它们能够利用多边机构来加强沟通和锁定合作，就有可能保持开放的全球经济秩序。例如，如果美国放弃单边主义，中国承诺走自由化道路，各方同意加强现有争端解决机制，遵守裁决，也许可以挽救目前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体系。

而所谓中国特色霸权化，可能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会走向的一条道路。弗里德伯格认为，纵观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霸权衰落之后，最终又会出现一个新的霸权，这种现象最常见的是在一场破坏制度的战争之后。

所谓第四条道路，区域性集团化，是说全球经济不是完全分裂成一系列自给自足的国家，而是分裂成为日益独立和不同的集团。这是理论家们在1970年代就曾经预期过的一种情形。

基于价值观的集团化，是弗里德伯格提出的第五条道路。他说：“在这一个世界中，欧洲、亚洲和西半球的先进工业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或者是一个完整的经济集团。”正如标签所表明的那样，这样的分组类似于美国在冷战期间建立的部分“西方”体系。

按照这条路线组织起来的新贸易集团，将为美国及其伙伴带来许多经济和战略利益。而建立一个主要由先进工业民主国家组成的“大型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提高所有成员国的增长率，同时扭转一些本来可能流向中国的贸易。民主贸易集团的成员可以共同努力，逼迫北京修改其贸易和工业政策，否则将拒绝或限制中国进入它们的共同市场。

弗里德伯格认为，假以时日，持续的集体压力最终可能成功地促成耐心谈判和美国单方面行动迄今未能带来的变化。

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陈朝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这种“基于价值观的集团化”是全球化发展最有可能走向的道路。美国及其盟国，将组成一个庞大的经济集团，以继续全球化进程。而中国、俄罗斯和其它被排除在美国集团之外的国家将会组成它们自己的集团。

“由于安全问题和价值差异，两个集团之间将几乎没有交流。正如以上提到的，这更像是冷战时代，而不是全球化时代，”陈朝晖说。

网民嚎叫：

MovingTarget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8:38:42

五分觉得中美贸易关系是个施舍，那么就脱钩好了。

另外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价值观相同的国家大打出手。近代战争也多半如此，包括现在的俄乌之战。

新加拿大居士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8:31:45

Re:价值观和文化认同 - 正统的中华文明在大陆早已经消灭，如果说有什么和五百年前一样的，那就是卖人、纳妾，只不过现在干了还不敢承认。只有脱离了大陆的华人，才保存了许多珍存的中华文化。在这种意义上说，保持和现在的ZG文化有差别，是每个有良知的华人力所能及能做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海外华人能看到想看的、想自己愿意想的，大家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不需要有人在一个论坛里作动员

那夜的雨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8:07:10

厉害国该摒弃美帝

封泥巴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8:04:00

民主和专制怎么可能统一或者折中，美国领导人同意老百姓也不会同意。

己千之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7:54:06

競爭的目的就是要分出輸贏。如果雙贏那就失去意義。必須讓中國知道說話要算數。這難嗎？對他們很難，那就繳學費嗎。問題是你學了，沒學好，反而學壞了。那就對不起了！

忧我忧民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7:50:52

royalflush

海外华人不是反中，他们是反党。你是不懂呢？还是故意混淆民族与政党这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Kristall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7:48:39

中共是对外喊合作，对内骂死美国。

西方应该醒醒了，要合作可以，先拆墙！

这墙再不拆，有朝一日从里面钻出十多亿纳粹，没有一个国家能吃得消！

花和尚团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7:47:00

和我差的远的时候是可以合作的；离我越来越近时要竞争的；要超过我了必须对抗；价值观是为了维持现有秩序服务的，秩序一旦打破就要由新老大定规矩

laocaige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7:13:50

royalflush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7:08:00laocaige太明显的五毛了。这种工作质量实在太差，换人！

@@@@@@

我劝你们这群人还是不要砸中国了。价值观和文化认同都不一样。

9D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7:13:37

基于价值观的集团化

是海外反中势力最渴望的道路

赶紧努力吧

再磨叽就来不及了

royalflush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7:08:00

laocaige太明显的五毛了。这种工作质量实在太差，换人！

laocaige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7:06:56

随着世界再次区块化。我们海外爱国华侨要坚定发声，为祖国发声。爱国华侨要彰显我们的中华民族属性，要勇敢地和反华华人做斗争，同时也要接受反华华人这个新的族群，适当地拉开和反华华人族群的距离。坚持民族属性，放弃统战幻想，保持民族距离，为中国赢得发展的机遇。

laocaige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7:00:13

海外华人的分裂

西方反中势力是长期存在的，但是海外反华华人的出现则是一个新的现象。这个怪象的横空出世超出了人们对旧有的“民族”的认知。我们以为“民族”是以地缘为基础，同时以血缘和文化为共同纽带结合在一起的族群。

海外华人中的反中分子，和中国没有了地缘的联系，在文化上也逐渐西化，特别是在美欧强势的价值观下，他们出现了新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产生了，既即西方价值观和文化认同。

历史上的民族是不断组合的。我认为海外反华势力，也会逐渐形成一个松散的民族。

世事沧桑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6:53:16

五十年前，美國覺得中國封閉，神秘，貧窮，可以合作打擊蘇聯，現在這一切都不存在了，王毅還抱著五十年前的舊夢不放。還有那些靠中美關係吃飯的人，就一輩子生活在這個迷夢裏吧。

ca_lowhand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6:50:09

以后会是欧盟对付俄罗斯，美国对付中国。新冷战结构，中俄白俄朝鲜伊朗古巴委内瑞拉新轴心，对抗欧洲北美澳洲联盟。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6:49:00

“基于价值观的集团化”道路，很正确 也是必然的趋势。

tony0101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6:48:00

土共吃着美国的饭，心里盘算着咋砸美国的锅。美国可别再上当了，克林顿那个废物让中国无先决条件的加入wto

tony0101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6:46:00

川普从来没指望将富士康产业链移到美国，只是逼产业链移到其他较友好国家如东南亚和印度，同时阻止科技业移到中国。中国一旦获得高科技业，那包子一句话，美国就得断供

hppyny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6:42:00

连尼克松都后悔了，中美合作搞出个“科学”怪人：虽然经济科技军事变强大了但政治上思想上仍然落后不文明。

laocaige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6:40:38

全球化最终可能走向一条“基于价值观的集团化”道路。

基本同意。也许我们不能求其利益最大，但是我们要争取伤害最小。

fll2012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6:35:00

全球化是到了重新划分的时候了，俄罗斯中国北朝鲜伊朗阿富汗可以组成一个朋友圈，其他民主国家组成新的全球经济体。各过各的吧

XM25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6:33:52

全球化需要和平的环境。谁破坏就砸了大家饭碗，被群殴是肯定的。你不想被新殖民主义剥削，你可以不参加。想参加的排着队呢。

wx3000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6:29:46

全球化最终或走向一条这样的道路:反人性的集团或个人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林海雪原3677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6:28:05

分家，各过各的，简单粗暴，但有效

wang5zhao6 发表评论于 2022-03-01 16:26:39

全球化就是精英集团掠夺世界财富的战车，只要可以让精英集团得到最大利益，什么东西都可以被冠上全球化的招牌；一切阻碍精英集团掠夺的组织个人都被冠与反全球化而被战车碾压。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蠢猪，各个有眼无珠，没有一人看见全球政府——他们所说的道路，因此都只能是死路。

【12、从长臂管辖权到全球政府的主权】

网文《长臂管辖权》报道：

长臂管辖权（英语：long-arm jurisdiction）是美国民事诉讼中的一个概念，指地方法院将管辖权延伸至域外（指州外乃至国外）的被告。

当长臂管辖权延伸至国外时，对长臂管辖权的制约在本质上是国际法的概念，以及一国不应在另一国领土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原则，除非有某些公认的例外。

长臂管辖权是指，当被告住所不在法院所在州，但与该州有某种最低限度的联系，且所提权利要求的产生和此种联系有关的时候，就该项权利而言，该州对该被告有“属人管辖权”（尽管该被告的住所不在该州），可在该州以外向被告发出传票。

长臂管辖权的立法包括两类：

（1）法规指明适用长臂管辖权的争议类别，如“侵权行为”、“商业交易”等，规定仅当权利要求涉及指明的类别时，才可以适用长臂管辖权。

（2）法规不是指明或列举长臂管辖权涉及的活动，而是规定只要符合正当程序原则和效果原则，即可行使长臂管辖权。例如1997年美国司法部颁布实施的《反托拉斯法国际实施指南》称：“如果外国的交易对美国商业发生了重大的和可预见的后果，不论它发生在什么地方，均受美国法院管辖。”

当长臂管辖权延伸至国外时，长臂管辖权的基础是“效果原则”，即只要某个在国外发生的行为在本国境内产生了“效果”，无论行为人是否具有本国国籍或者住所，也无论该行为是否符合当地法律，只要此种效果的性质使美国法院行使管辖权并非完全不合理，美国法院便可对因为此种效果而产生的诉因行使管辖权。

历史

长臂管辖原则最早是从1945年的“国际鞋业公司诉华盛顿案”开始，在该上诉案中，上诉人主张其活动在美国华盛顿州不构成“存在”，华盛顿州法院无权主张属人管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则认为：“被告须与一州有某种‘最低联系’，使该州法院能够行使管辖权并不违背传统的公平与实质正义观念。”自此以后，联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判例法中进一步发展了“最低联系”标准。

按照“国际鞋业公司诉华盛顿案”案，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最低限度”联系取决于诉讼起因是否自该联系产生。若是，则单一独立联系便足以令被告受到该州法院的属人管辖；若不是，则需确定该联系是否是连续性的、系统的、实质性的。“最低限度”联系主要取决于两点：（1）被告是否在法院地从事连续性的、系统的商业活动；（2）原告的诉因是否源自这些商业活动。

此后，在1980年的“世界大众汽车公司诉伍德森案”中，对“最低限度”联系的标准加以限制，由此前的两点变为三点：

（1）被告是否有意利用法院地州的有利条件；（2）原告的诉因是否产生自被告在法院地州的行为；（3）管辖权的行使是否公正合理。

美国不少州都依据“国际鞋业公司诉华盛顿案”确定的原则扩张了对非本州居民管辖的立法。最早的长臂管辖权法是1955年伊利诺伊州制定的长臂管辖权法。1967年北达科他州颁布实施了类似法案，1971年6月又将其写入该州民事诉讼程序内。同时，美国有35个州也先后通过了类似法案。美国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的《统一联邦和州示范法》对美国多数州的长臂管辖权发挥了指导和示范作用[1]。

州的长臂管辖权法分成两种： （1）规定长臂管辖权适用范围，如“侵权行为的发生”、“商业交易活动”。伊利诺伊州、纽约州等州的法律属于此类。 （2）规定只要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便可以行使长臂管辖权，加利福尼亚州等州的法律属于此类[1]。

州长臂管辖权法和联邦最高法院关于长臂管辖权的判例法构成了联邦法院及州法院行使长臂管辖权的依据。联邦法院也出现过引用州法作为裁判依据的情况[1]。

长臂管辖权在美国确立后，逐渐扩张到合同、侵权、商业、家庭、网络等领域。美国法院率先将长臂管辖权延伸到互联网案件中，并且在Cybersell案中创造性发展了互联网案件中的长臂管辖权，即把网址分成互动型网址与被动型网址，并对互动型网址行使长臂管辖权[1]。

长臂管辖原则是经济及科技发展的结果之一，这种灵活的规则容易适应复杂的社会情况。与此同时，美国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为美国向国外扩张长臂管辖权提供了后盾。长臂管辖权可以更有效地保护州内居民的利益，特别是在侵权案件中这种保护最明显[1]。

在多数案件中，长臂管辖权都受到了严格限制。尽管个别案件中美国法院利用“出现”来过分行使长臂管辖权，但“不方便管辖”原则对长臂管辖权进行了限制，“不方便管辖”原则是指是否受理案件要考虑诉讼程序、取证及执行的方便性，否则不行使管辖权[1]。

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戴姆勒公司诉鲍曼案”裁定，外国企业在美国设有子公司这一事实，不足以确立对外国企业的一般管辖权；若外国公司在美国拥有固定场所或主要营业地，或在美国“持续且系统的存在”使其已经成为实质上的本地企业，则无论争议是否同美国有关，可以行使一般管辖权；联邦最高法院还称，滥用一般管辖权将威胁“国际礼让”。联邦最高法院的该判例限制了各州法院的长臂管辖权。但是，美国法院仍可以基于银行通过在美国关联账户转账这一事实，确立特殊管辖权[2]。

国际法争议

长臂管辖权是美国扩张司法管辖权的表现。当长臂管辖权延伸到国外时，将威胁其他国家的司法主权，可能造成国际民商事案件管辖冲突，因此美国的长臂管辖权一直受到其他国家的强烈批评和抵制[1]。这种管辖权的本质是绕过正常的国际司法协助途径。这导致外国自然人及法人在美国的法律风险增加[2]。

按照国际法，各国应通过《海牙取证公约》或双边渠道向其他国家提出司法协助请求。但美国凭借其金融和经济实力，借口国际司法协助效率低下、结果不确定等理由，认为《海牙取证公约》不排斥美国法院依据美国国内法取证，不愿走司法协助途径。美国的长臂管辖经常使外国被告处于或违反本国国内法、或违反美国国内法的两难境地。各国普遍对美国的长臂管辖不满。欧盟、加拿大均曾尝试用国内立法等方法反制美国滥用长臂管辖权。但是由于美国长臂管辖权的后盾是其强大的金融和经济实力，所以其他各国均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2]。

国际制裁中的长臂管辖

美国在对外实施国际制裁时，经常根据国内法对外国实体或个人提起刑事诉讼。2016年9月26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中国辽宁鸿祥实业发展公司提起刑事诉讼，指控该公司涉嫌违反联合国安理会2270号决议，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展核武器提供支持。2016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回应称：“我们反对任何国家根据国内法对中方实体或个人实施‘长臂管辖’。”“中方在近期与美方的有关沟通中表达了上述立场。”这是首次使用“长臂管辖”概括美国提起此类刑事诉讼的行为，也是“长臂管辖”这一法律概念的新含义。此后中国外交部又多次使用“长臂管辖”形容美国的类似行为。

美长臂管辖的产生与发展

域外法律管辖权并非美国专利，但作为域外管辖权的表现之一的“长臂管辖”，则是美国特有的一项管辖权制度。它的制定和适用根植于美国独特的政治法律与历史文化背景。作为美国当前国内各地方法院之间划分确定法律管辖权的法律制度，长臂管辖是美在一定国内与国际法依据的基础上，并经过长时间司法实践而逐步累积发展而成的。

传统上，美国民事诉讼分为对人诉讼与对物诉讼。与之相应，美国法院的管辖权也有属人管辖权与属物管辖权之分。在“长臂管辖”产生之前，美国法院属人管辖权的确定，依据的是普通法管辖规则，即以被告在法院地的“实际出现（Physical Presence）”为基础。如被告在法院地有居所或住所、被告出现在法院地，只要该自然人存在于该法院所在州内，并被送达传票，则法院就能对其主张管辖权。该管辖权原则的法理逻辑是：首先肯定每个州对其境内的人和物拥有排他的管辖权与主权（“领土主权原则”），然后，根据某自然人是否只要被告在该州出现（“存在”），来确立是否拥有对其的一般管辖权，这就是传统管辖权所依据的“权力支配”理论。

但是随着社会的互相交流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的增强，该原则的缺点日渐凸显：如果有诉讼纠纷的非居民未在法院地“出现”，法院行使管辖权将受各种掣肘，无法采取法律行动。这使传统的管辖权理论和规则受到了质疑和挑战。1945年，美国“国际鞋业公司案”判例，对法院属人管辖权进行了扩展，规定非居民即使不在法院地，但只要其在该地有持续性和经常性活动，且该活动与原告所提权利要求的产生与这种联系有关，该州法院对被告就具有属人管辖权，即可以对在该州以外的被告发出法院传票。这就是著名的“最低限度联系”原则。该原则渊源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4条，“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该案是美国法律制度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之后，管辖权的确定以“最低限度联系”为衡量尺度，被告与法院地州之间的“最低限度联系”取代了传统的“实际存在”原则，成为一种新的管辖权确立依据。这也是长臂管辖权的开端和理论基础。此后，美各州纷纷立法，扩大其司法管辖权，长臂管辖原则遂成为美法律的重要实践和传统，并适用于税收、商业、网络等与法律相关的不同领域。美国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使长臂管辖权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并超出了国界。尤其在对外经济制裁方面，成为美全球霸权的极具威慑力的抓手。

内涵不断扩展升级

全球化时代和当前信息化时代，各国利益高度关联和相互依赖。在此背景下，各国通过贸易、投资、金融、人员与机构往来等等，在社会经济方面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为长臂管辖的国际化提供了基础。美遂借助这一新的时代条件，根据其内在法理逻辑，对长臂管辖进行了升级扩展，向全球延伸。

一是扩展利用国际法中的“国籍原则”（Nationality Principle，或属人原则），即无论某国居民是在该国领域之外还是之内，该国均有管辖权。这是美实施域外管辖的主要法理依据，对此，美在1950年的《对外交易控制规则》等法律文本中，对其“管辖对象”进行了具体规定：美国公民或居民；依据美法律注册的公司；美公民、居民及公司拥有、控制的企业或任何形式的组织。美《1949年出口管理法》及其后继的历次修正案中，则进一步把“属人原则”进行扩展，把除了人员、公司等组织外，任何源自美国的商品、技术等资产，均赋予美国“国籍”。依此规定，但凡美国的技术、产品，即使生产过程中被改变，或者作为外国产品的一部分，其在境外使用或再出口，都受美管辖。1988年，美通过《多边出口管制修正案》，规定如果一国国家违反美基于安全目的实施的出口管制规定，美可对其进行制裁。自此，美明确了其经济制裁立法对第三方具有长臂管辖的权力。

二是客观属地原则（Objective Territoriality Principle, 即效果原则）。这是对国际法中属地原则的扩展，即当国外某行为对国内产生直接、可预见的实质性影响，美即可进行管辖。1987年《美国修订对外关系法重述》中，对此进行了宽泛规定，如果非美国居民有影响美国公民的意图，即使没有实施或没有实际影响，也应受美管辖。

三是保护性原则（Protective Principle），指如某些外部行为威胁美国安全、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美可实施管辖。这些行为包括国际社会普遍认定的犯罪行为、联合国决议限制的行为，以及美认定的“与侵犯人权或财产权的国家的交往”等行为。

四是普遍性原则（Universality Principle），指对国际社会公认的有全球性危害的行为，比如海盗、恐怖主义等，美可进行惩罚和管辖。

经过各种升级、扩展，美国长臂管辖已高度泛化，国际上任何人员、组织、事物、行为等，只要与美国沾边或可能沾边，美均有管辖权。这是极度宽泛的“最低限度联系”原则，给予美国“将手伸出国界”的无限自由裁量权，也为美干预他国、成为“世界警察”和“世界法官”提供了法理基础。

“披上法律外衣”的全球霸权工具

全球化导致全球各国深度相互依赖，但这种依赖具有不对称性。这为国际关系中复杂相互依赖中的优势一方带来了权力，即其可利用这种非对称性，逼迫对象国改变其政策行为，服从施压国意志。美国作为全球实力超群的大国，在外交、安全、科技、经贸、金融等领域均占据主导地位，为美国利用其在政治经济上的相对优势地位，巩固捍卫其国家利益和世界霸主地位提供条件。而长臂管辖权，作为美域外执法与司法的基础，是美以法律形式输出其国际影响力、巩固和推行国际霸权的渠道和手段。与军事干预等对外政策工具相比，长臂管辖拥有法律的外衣，“合法性”更充足。

美长臂管辖常适用于对外经济制裁领域。具体体现为次级经济制裁和三级经济制裁。一级经济制裁（或初级经济制裁）是指限制本国与对象国的经济交往；次级制裁主要是限制本国在境外的组织与个人与对象国之间的往来；三级经济制裁要求本国和外国都断绝与制裁对象的交往，而且还要断绝那些继续同制裁对象有经济交往的行为者。长臂管辖的功效就是将美国海外子公司和第三国公司都纳入到美国经济制裁的管辖范围中来，切断制裁对象通过第三方渠道获取规避制裁的机会。由于美国实行经济制裁的目的和领域越来越多样，除了地缘政治（如与苏联争霸）和意识形态（如制裁古巴等）外，还包括民主与人权、有组织犯罪、反对贪腐、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环境保护等各方面。因此，美对外进行长臂管辖制裁的领域和具体法律也多样化。较典型的包括：制裁古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制裁伊朗、利比亚的《达马托法案》；反恐领域的《爱国者法案》；人权领域的《苏丹和平法案》；打击人口走私的《走私受害者保护法案》等等。只要第三国居民或组织触犯上述法案的规定，美国即可以依据“最低限度联系”等原则，对其进行管辖、制裁。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长臂管辖权，其实就是全球政府的主权要求；换言之，当那个主权国家开始提出自己的长臂管辖权的时候，就是开始提出了自己的全球政府的主权要求了。因此，提出长臂管辖权，就是参与竞争全球统治权——而当不同国家的长臂管辖权互相交叉甚至互相冲突的时候，那就是全球政府的主权争夺战开启了帷幕。所以说，从长臂管辖权到全球政府的主权，只差临门一脚了。

网文《任泽平：美国的“长臂管辖”有多长？》（2020-09-07 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任泽平 梁颖  梁珣）报道：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对多家中国企业实施出口管制，号令诸多非美企业撤销与受美制裁中国企业的合作，如台积电停止与华为合作。

美国之所以能号令他国企业与其站在同一阵线，依仗的正是自身发明的“长臂管辖”权。

什么是长臂管辖？美国如何使用长臂管辖机制？历史上有哪些国家或企业深受其害？中国应如何应对？

1  长臂管辖含义与实现机制

1.1  起源及内涵：从处理国内跨州事件延伸至国际问题

长臂管辖（long arm jurisdiction），源于美国民事诉讼中的概念，最初用于处理美国跨州的管辖权问题，之后扩展至跨国管辖。长臂管辖，即将原本不属于管辖范围内的案件纳入管辖，其概念最早源于1945年国际鞋业诉华盛顿州案，该案判决确立了“最低限度联系”的跨州管辖原则，即只要被告人以某种行为有目的地在法院所在州从事活动，且该活动与原告相关联，则法院即有权管辖被告。“最低限度联系”原则的模糊性和灵活性使其内涵在实践中无限扩大，甚至延伸至通话、邮件或银行转账等关系，其应用领域也从国内扩展至国外，管辖事由从商贸扩展至反腐败、反垄断等。

根据针对范围和实施目的的变化，美国长臂管辖具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1）冷战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长臂管辖”的海外针对对象为西方盟国，主要目的是防止盟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出口高科技。美国出台《出口控制法》、《出口管理条例》（EAR）等出口相关法规，控制西方盟友的高科技产品及技术出口。

2）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美国的“长臂管辖”范围扩展到其他国家，以打击商业腐败形式为主。1977年《反海外腐败法案》（FCPA）通过，美国将反腐败的管制范围从美国企业拓展到与美国具有“最低限度联系”的外国企业。

3）2001年-2008年，“911”事件后，美国“长臂管辖”范围大幅扩张、重心转向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实践原则从“最低联系原则”发展为“效果原则”以及“公平公正原则”。“效果原则”下，不论行为人是否有美国国籍或住所，也不论该行为是否符合行为发生地法律，只要行为在美国境内产生“效果”，美国法院即可行使管辖权。“公平公正原则”下，美国国会可主观认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或可能具有全球性危害的行为”，将对应实体纳入“长臂管辖”范围。本阶段，美国高度关注与恐怖主义相关的经济、金融活动，在两大原则下，美国对涉嫌恐怖主义的俄罗斯、伊朗、苏丹等予以制裁。

4）2008年至今，美国“长臂管辖”范围全面扩张，管制手段复合化。长臂管辖领域扩大至涉毒、涉恐洗钱等十余个。这一阶段，美国基于欧美经贸紧密联系，常在二者高度竞争领域使用“长臂管辖”，欧洲受制裁企业较多。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崛起，我国企业受制裁数量显著增加，根据美国WESTLAW等法律数据库，涉及中国的“长臂管辖”案例自2010年起大幅增加，尤其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来，美国使用“长臂管辖”着重打击中国出口重点产业的核心企业、高科技行业、5G核心竞争领域等。

1.2  实现机制：立法、司法、执法环环相扣，同时寻求海外联盟

美国长臂管辖的实现机制由国内立法、司法、执法的严密配合和海外同盟扩展法律法规适用范围两部分组成。

1）立法方面：完善法理基础

国会立法权和行政部门“准立法权”下制定的法律法规奠定长臂管辖法理基础。一方面，美国国会是制定成文法的最高权力机关，出台有关他国实体及个人的跨国经贸活动法案，为长臂管辖提供完备的法理基础。另一方面，行政部门在国会的授权下，可制定宽泛的执法规则，即“准立法权”。其中，美国国会出台的《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和萨班斯法案、美国商务部制定的《出口管理条例》是长臂管辖的三大重要法律武器，分别从商业腐败、内控合规、进出口管理等方面对国内外企业实施监管。

2）司法方面：建立宽泛的司法管辖权依据原则

在司法实践中，美国法院不断调整适用标准，尽可能延伸域外管辖范围。例如实践原则从“最低联系原则”发展为“效果原则”和“公平公正原则”。在越发宽泛的司法管辖原则下，美国法院多次凌驾于他国司法管辖权之上，即便案件涉及的人员、地点等均与美国无关，只要被告在美国有营业活动，美国法院都能以此作为借口受理案件，与他国法院争夺司法管辖权。

3）执法方面：部门配合严密

除授予联邦行政部门“准立法权”外，国会还充分授予其执法权，各部门相互协作，共同开展“长臂管辖”。总统、国务院、司法部、财政部、商务部和国防部等多部门构成一个严密的执行体系。总统和国务院被赋予冻结资产、限制贸易等大量执法权利，指导整体制裁工作，司法部、财政部、商务部、国防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

4）寻求海外同盟，增加长臂管辖的范围和强度

美国还在全球寻求同盟以推动“长臂管辖”公约化和合理化，并加强其长臂管辖能力。一方面，推动其“长臂管辖”法律出口，说服其他国家成为“执法同盟”。国会和总统积极游说其他国家政府，促使其接受美国的长臂管辖相关法律或制定类似法律。如《海外反腐败法案》出台后，美国积极推广法案的全球适用。在其游说下，1997年12月经合组织33个成员国共同签署《打击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并承诺将公约内容转化为各国国内立法。另一方面，跨国合作扩张美国长臂管辖范围和管辖强度。美国与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引渡协议，美国司法部犯罪司在多国设立法律顾问，联邦调查局和联邦缉毒局在多国设立海外办公室。

2  美国长臂管辖实践

2.1  管辖事由：常用反腐败和违反制裁规定

美国通常以五大借口实行长臂管辖，其中反腐败和违反制裁规定是最常用理由。随着美国霸权主义全球渗透，美国“手臂”越伸越长，为合理化长臂管辖，美国通常从反腐败等事由出发，依据司法、行政程序发起管辖。管辖对象不限于强有力竞争国家，也不限于有在美业务的企业，只要实体行为与美国发生最低联系，产生“效果”，长臂就会到达。

2.1.1  借口一：反腐败

基于《海外反腐败法案》，美国以打击商业腐败之名，对全球企业和个人展开调查和诉讼。1977年美国国会通过《反海外腐败法》（FCPA），初衷为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政府人员行贿。经过1988年、1994年和1998年三次修订后，适用范围扩展到外国公司和个人。自此美国不断利用《反海外腐败法》对外国企业进行调查。

法国阿尔斯通腐败案中，阿尔斯通被美国司法部处以巨额罚款、最终将核心资产出售给美国通用。阿尔斯通曾为电气领域的世界巨头，自2010年起，美国司法部以阿尔斯通部分行贿款通过美国子公司支付和部分融资在美国完成作为对其管辖的理由，对其展开反腐败调查。2014年出具调查结果，指控阿尔斯通伪造账簿和记录，未有适当内部控制，违反《海外反腐败法》。事件以阿尔斯通接受7.72亿美元巨额罚款、并于2015年将电气业务低价出售给美国通用公司告终。期间美国司法部采取极限手段施压：1）收集违法证据，调查阿尔斯通在美国境外获取的数十亿美元合同，收集其向境外其他政府官员行贿、伪造账簿等证据；2）抓捕涉案高管，以恶劣的监狱环境、漫长的诉讼过程和高额诉讼费用、认罪可轻判的条件威逼利诱高管认罪；3）以被抓捕高管作为“经济人质”，迫使企业认罪，2014年法国政府拒绝通用收购阿尔斯通时其在押高管也被延迟保释；4）迫使其低价出售核心资产给美国企业，以仍在调查为由阻碍阿尔斯通以更高价格将核心资产卖给德国西门子等他国企业，同时暗示业务出售给美国企业将有助于减轻惩罚。

美国司法部调查服从于美国商业利益，《反海外腐败法》实则成为美国获取巨额罚金和打击美国企业竞争对手的工具，危害全球企业的公平竞争。以反腐败调查为名，美国可以获取巨额罚金、打击本国企业竞争者的正常经营，强迫其接受美国政府派驻专员监督、上交私密账户和财务明细，甚至被迫出售资产或业务等。从反腐败领域的长臂管辖所针对国家看，美国对待盟友和竞争国家无差别。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是美国盟友，但欧洲企业是主要受害者。在与美国高度竞争的产业上，受到处罚最频繁、金额最多的企业大部分是欧洲的各行业龙头，2008-2018年美国通过《反海外腐败法案》实施的罚金近110亿美元，其中前十大罚金案例欧洲企业占6席，包括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等。

2.1.2  借口二：违反制裁规定

基于长臂管辖，美国要求受制裁对象的第三方商业往来对象也遵守美国制裁规定。1）美国通常以威胁国家安全、恐怖主义和侵犯人权等名义，对违反规定的主体实施直接制裁，限制本国主体与受制裁主体的经济、金融往来，其中经济制裁主要和贸易管制相关，金融制裁主要指在美国管辖范围内实施交易管制和资产冻结。据吉布森、邓恩和克鲁特律师事务所统计，美国持续扩大制裁规模，近三年美国对外国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已超过3200项，其中处罚包括巨额民事罚金、追究刑事责任等。2）长臂管辖运用下，美国也限制第三方与受制裁主体进行金融和贸易往来，否则将施加处罚或予以制裁，即次级制裁。截至2020年8月20日，OFAC的制裁名单（SDN List）共约6300个。

1）经济（贸易）制裁：以违反出口管制规定为名

美国的经济制裁以贸易制裁居多，基于《出口管理条例》等法规，限制外国企业或个人与被制裁主体贸易途经美国、限制转销来自美国成分或技术超出一定比例的产品。《出口控制法》和基于此法案的《出口管理条例》、《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共同确立了部分敏感技术和产品出口的原则和范围，对于违反规定的实体将予以处罚或制裁。美国出口管制规则的义务主体是美国企业，但外国企业若触及法案禁止条款也可能基于“最低限度联系”原则被纳入长臂管辖的范围。

中兴通讯事件中，中兴因出口美国电子产品至受美国制裁主体伊朗受到次级制裁，交纳高额罚金后才得以解除。2016年3月，美国BIS认定中兴通讯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未经许可向伊朗转出口受管制的美国电子产品，将中兴及其三家关联企业纳入“实体清单”，要求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出口产品时必须获得BIS的特殊许可，一年后双方和解，中兴支付罚金8.9亿美元以消除出口禁令。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指控中兴通讯对涉及历史出口管制违规行为的某些员工未及时处罚、违反和解协议，再次启动出口禁令，中兴通讯缴纳14亿美元巨额罚款及保证金后出口禁令获得解除。

2）金融制裁

全球金融体系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美国以此迫使非美国实体遵循美国的制裁规定、接受违规的惩罚。美国利用其在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地位实现金融制裁：一是冻结或封锁受制裁实体在美资产、减少或停止对受制裁实体的信贷支持、限制其在美投资等；二是禁止与受制裁实体进行过重大金融交易的非美国金融机构进入美国金融系统；三是切断受制裁对象的美元获取能力和使用美元的渠道，禁止其使用美国的支付清算系统，而目前全球金融机构尚不能脱离美国支付清算体系，尤其是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联邦储备通信系统（Fedwire）、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等，因此金融机构往往屈服于美国的处罚以谋求和解。

英国阿拉伯商业银行次级金融制裁案中，阿拉伯商业银行因与受美国制裁的苏丹客户汇款途经纽约的分行而遭受“长臂管辖”。2010年9月至2014年8月，英国阿拉伯商业银行（BACB）代表7家苏丹金融机构（包括苏丹中央银行）办理了72笔总额达1.907亿美元的大宗资金支付。尽管BACB与苏丹客户之间的美元交易本身未直接使用美国金融系统，且所有涉及苏丹的美元交易均在非美国金融机构且在美国境外处理，但美元资金汇转的途中，经由的非美金融机构在美国开立了美元清算账户，OFAC认定此环节涉及美国金融系统，因此对该银行进行次级金融制裁，并处以2.2884亿美元罚款，后经英国审慎监管局（PRA）协商和该行积极补救，才将罚金降至400万美元。

美国凭借自身在全球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的中心地位，以次级制裁威胁全球。美国过往次级制裁案例表明，由于美国处于世界经济金融中心，凡涉及跨国贸易、跨境资金流通、高精尖科技的实体与美国不存在“最低限度联系”的难度很高，与美国站在对立面的成本也很高。基于此，美国容易从金融和贸易上对他国实体发难，一方面，美国可通过直接制裁打断他国实体产品和资金链，另一方面，以次级制裁威胁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遵守制裁规定，切断第三方与受制裁实体往来，加大制裁力度。

2.1.3  借口三：反垄断、反洗钱、财务合规等经济犯罪防治

反垄断、反洗钱、上市公司财务合规等也是美国实施长臂管辖的常用借口。

1）反垄断领域，基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美国法院获得管辖国内外垄断事务的权力。

1980年铀卡特尔案中，美国只许本国垄断而禁止他国垄断行为。彼时美国对外国铀生产商关闭了占世界铀市场70%份额的美国市场，因此外国铀生产商成立卡特尔，联合限制美国铀产品在美国境外的销售。而美国政府和法院则以此指控外国铀生产商实施垄断行为，损害美国生产商利益，并判决外国企业对美国生产商支付三倍的损害赔偿。

2）反洗钱领域，基于《爱国者法案》，美国相关部门可肆意核查在美开立代理账户的银行账户明细，依据该法案，法院可向任何开设代理账户的外国银行发出传票、核查或冻结该账户美国境内外所有资金，该条款通常与金融制裁联用。

英国汇丰银行洗钱案中，美国将反洗钱与违反制裁规定联用。2012年美国参议院发布《美国在洗钱、贩毒和恐怖组织融资管理的缺陷-汇丰案例》调查报告，指控英国汇丰银行为叙利亚、伊朗等制裁国家提供资金交易通道和为墨西哥毒贩提供金融服务。最终汇丰银行支付了19.2亿美元才得与美国监管当局和解。

3）以促进上市企业财务合规为名，基于《萨班斯法案》，美国可管辖所有在美上市企业，即使其在美国没有经营活动。由于条款多且复杂，企业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用于内部控制建设，对于版图庞大、业务分散的跨国企业成本极高，完全满足内控要求难度大，因此容易被监管机构找出漏洞。根据《法人》报道，国际CFO组织对321家企业的调查显示，每家美国大型企业为遵守法案404款要求的内控措施，在实施第一年的总成本平均超过460万美元。

2.2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超级“长臂管辖”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美经济对抗进入白热化阶段，美国恣意使用制裁手段针对中国，挑起贸易与科技剧烈纷争。

从美国打击中国企业的主要目的来看：1）封锁中国当前出口重点产业中的核心企业，削减中国出口、打击中国全球贸易竞争力。电子设备产业是中国对全球出口的主要产业之一，2018年美国自中国进口的电子设备约占美国此类进口总额的41.4%。美国为扶植本国企业，行政部门以宽泛的“国家安全”为由对我国重点企业展开调查，宣称其违反美国对第三国的制裁或知识产权保护法令，进而管制该类企业。2）遏制中国5G技术领先优势，保护自身竞争力。5G是当前世界各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支撑及竞争焦点，中国华为和美国高通是5G领域两大巨头，且全球普遍认为华为拥有更大优势，华为因而成为美国制裁的重点对象。

为实现这两大目的，美国以常用借口——威胁国家安全、违反美国制裁规定等发难，通过巨额罚金、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发展、技术封锁等方式实现对中国科技领域发展的遏制。

1）巨额罚金重创中国企业经营。2018年中兴通讯缴纳14亿美元巨额罚款及保证金后出口禁令才获得解除，而中兴2015-2017年的净利润总额约为12亿美元，巨额罚金极大影响了公司的正常运营。2018年12月，美国OFAC以中国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联属公司与伊朗保持商业关系为由，处以277万美元的罚款。

2）限制中国企业海外业务发展，封锁中国5G、无人机等领先技术的海外应用、收紧海外社交媒体限制。美国高度关注科技领域的领先，无法容忍信息科技领域传统优势被挑战。一是联合盟友等封锁5G技术应用，一方面美国邀请“五眼联盟”（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共享情报、协同行动，2018年7月后成员国陆续开始排斥华为产品和技术。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一直企图通过劝说、警告、威胁使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盟友停止使用华为设备。2019年5月，特朗普签署《保障信息与通信技术及服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禁止美国使用“国外对手”提供的电信网络设备和服务，剑指华为。二是清退美国网络中的中国应用程序和电信企业，强迫其剥离海外核心业务，2020年8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移动应用程序TikTok（抖音海外版）和微信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由，禁止任何美国个人或实体与二者及其母公司交易。此外，政府要求字节跳动剥离TikTok业务，竞购人则主要是美国企业。

3）实行技术封锁，一是以威胁国家安全等名义直接制裁重点企业，美国将部分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清单，限制其从美国进口关键零部件。目前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的机构和个人数目已超200，包括华为、海康威视、科大讯飞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被列入“未经验证实体清单”的机构超过50家，包括中国科学院、同济大学等知名科研院所。美国针对华为的举措更是超常，在初步封锁后制造“孟晚舟事件”，指控华为严重违反美国制裁伊朗法令、孟晚舟作为华为CFO涉嫌欺诈银行，试图予以严厉制裁。二是以次级制裁风险震慑被制裁企业的合作伙伴，使其断供中国重点企业，双重夹击下实现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和国际供应链隔离。部分供应华为关键零部件的企业恐受到次级制裁而与华为等企业划清界限、断绝往来，如台积电声明若美国禁令不变，2020年9月14日起断供华为。

3  实质：美国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体现

从美国长臂管辖的实践，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的所作所为来看，长臂管辖背后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一是将美国国内法运用成国际法，侵犯他国的司法管辖主权和司法独立性。美国将国内法的法律效力从美国企业扩张至在美国有经营活动或有分支机构的企业，甚至是使用美国芯片和设备的企业，几乎覆盖全球80%以上的跨国企业。其长臂管辖看起来合规合法，而实际上其法律依据本身并不合理，是将其管辖权凌驾于他国管辖权之上。按照国际法，各国应通过《海牙取证公约》或双边渠道向其他国家提出司法协助请求。而美国基于长臂管辖原则，以打击恐怖主义、经济犯罪、核扩散等名义实行域外管辖，本质是绕过正常国际司法协助，侵犯他国司法主权、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

二是内外有别，压制美国和美国企业的竞争对手，以保持自身领先地位。完备的长臂管辖法律体系使美国能以任意模棱两可的罪名调查外国企业的经营和账户信息，获取高额罚金，重创美国企业的竞争者，甚至抢占被制裁实体的市场份额或收购被制裁实体。美国看似正直的“全球执法”行为，均只针对外国企业，尤其是本国企业的竞争对手，对本国企业则不然。如美国政府在限制所有外国企业与古巴交易的同时，批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古巴开展业务，又如法国阿尔斯通反腐败案最终迫使阿尔斯通将电器业务出售给美国通用，均是典型美式霸权的体现。

三是其域外管辖看似司法独立、有法可依，实则受到政府的操纵和滥用，作为美国与企业、与他国政府的谈判筹码。美国号称司法独立，但在众多域外管辖事件中其执法机关不是法院，而是美国行政部门，例如孟晚舟事件和阿尔斯通案中外国企业高管人员的逮捕由行政机关而非法院实施。又如“301条款调查”的各种措施和美国牵头“五眼联盟”对华为围剿的外交行为，均远远超出合理的司法程序。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若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押一事有助于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他将对此案进行干预。将外国企业高管人员逮捕扣押，并以此作为与企业或是与他国政府的谈判筹码，是全然违反司法公正的强盗行径。

4  中国未来如何应对

4.1  国家层面

1）政策方面，为预防和降低制裁所带来的经济、金融冲击，改革开放和完善金融制度仍是重中之重。经济方面，中国应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对内大力改革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在全球形势愈发复杂下，大力发展“新基建”，促进“双循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与战略空间。金融方面，完善金融制度，加强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建设，减少对美国主导的支付体系依赖，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高国内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加强公司治理、促进国企改革等，使中国金融体系稳健发展。

2）立法方面，一是制定保护中国企业免受长臂管辖生效的域外适用法律，二是适度建立中国域外管辖法律，为反制美国制裁提供法律依据。

制定规避长臂管辖的域外适用法规，使中国企业在面临美国制裁引发的诉讼时，有合理的法律依据予以抗辩。欧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阿根廷、南非等国均针对美国经济制裁政策的域外适用制定了相应的反制法规。欧盟1996年制定的《反对第三国立法域外适用的条例》，明确禁止外国具有域外管辖权的法律法规在欧盟境内发生效力。

国际法并未禁止一国法律的域外适用，中国同样有权利建立和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法规则实践，对美国予以反击。包括扩充《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内容、制定《国际私法典》，明确规定中国民事法律的域外适用效力；完善中国刑法、部分社会法域外适用制度等。

3）行政方面，一是对特定行业企业给予税费减免和研发补贴，以维系其生存和促进产业发展，二是要为企业提供关于美国制裁政策的辅导。

对于已经受到美国制裁波及的企业和行业，政府应促进本国相关产业链的生产研发，如半导体等，在资金方面应给予帮助、减轻负担，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可考虑继续出台类似《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等政策，以税收减免等方式予以支持。

对于尚未被波及到的企业，政府应加强对企业的窗口指导。美国制裁政策的域外适用有一定条件，例如产品中美国零部件或技术的比例等，达到相应条件才会被其纳入美国管辖范围，了解相关政策会更好地帮助企业规避经济制裁风险。目前相关部门仅对联合国的制裁政策有一定指导和监督，应进一步加强针对美国制裁政策的窗口辅导。

4）对外合作方面，积极拓展国际经济、金融、外交等方面合作，赢取国际支持，实现“去美元化”、去美国中心化。加强国际多边组织合作，捍卫自身利益，不断争取、巩固支持全球化、市场开放与自由贸易的话语权。加强与欧盟、俄罗斯等经济体的协调，倡导构建公平、包容的全球企业合规治理机制，积极促成其他不以美元为中心或不受美国控制的支付系统如INSTEX的建设、加强中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与其他国家如俄罗斯“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的互联互通，以合作共赢的实际行动回击美国长臂管辖下的单边霸权主义行为。

此外，针对已制裁企业，可以以打促和，使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例如，中国商务部设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将不遵守市场规则、背离契约精神、出于非商业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或断供、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外国企业组织或个人列入清单，实质上对照了美国的“实体清单”。

4.2  企业层面

1）针对涉外业务，企业要加强域外法律意识，建立完善的合规体系，进行业务转移或防患于未然。

面对非刻意针对中国的制裁，中国企业只需注意不要违反美国相关制裁规定即可。即使遭受制裁，也有可能通过缴纳罚款等方式达成和解协议、解除制裁。企业应充分了解美国长臂管辖适用范围，重点关注反腐败、制裁、反垄断等领域的规定，并在内部建立涉美业务风险评估机制，确保不触及美国黑名单国家或违反相关政策，并通过交易结构及合同条款安排规避制裁。

2）针对企业被制裁导致的产业链断裂风险，短期大量囤货，长期增强自身研发实力。

短期来看，企业应当在保障自身资金流的前提下，适当超前囤积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的、精度较高或较难找到替代品的零部件，并在美国以外的地区积极寻找更多替代供应商。华为在美国政府对其实施制裁前几个月，大量囤积晶片、多种被动元件和光学元件，出口管制风险较低零组件囤积了至少3个月库存，风险较高零组件囤积了6个月至1年以上的库存，同时积极寻找替代供应商，才能保障受到美国制裁后两年内的正常生产。

长期来看，减少核心技术对外依赖度是企业极限条件下的生存保障，增强自身研发实力才是让美国解封的根本。涉外企业应致力于加强技术、零部件自主化，尤其是在产业线的高精尖领域。当企业的技术无可替代而又是美国所需，美国政府自然会解除制裁。2017年美国陆军司令部以大疆无人机窃取数据为由封禁大疆，2018年8月美国对大疆启动337调查。但芬兰、以色列、印度等国依旧大量购买大疆无人机，美国军方也不例外，2020年8月21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宣布针对大疆的337调查最终裁定：不会对大疆发布禁令。（本文作者介绍：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谢选骏指出：显然，共产党中国不服美国的长臂管辖权，这是因为它觉得自己的体量够大，可以对抗美国的霸权管辖，甚至可以反过来，按照同样的法规来管辖美国——这样一来，争夺世界霸权的工作，就将在中美之间正式展开了！

【13、大重设、大重置，远远不够全球政府的标准】

《新冠肺炎与“大重设”：一个世界重建提议如何变成了阴谋论》（2021年6月25日 BBC）报道：

“大重设”计划本身是个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如何重建经济的建议，但阴谋论者认为它背后有秘密目的。

英国查尔斯王子和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早前提出，新冠肺炎疫情后，各国应该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方式重建经济，他们把这个提议称为“大重设”（Great Reset ）。

但之后一些阴谋论者认为，这个“大重设”提议有一个源自专制社会主义政权的秘密目的——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推广一些阴谋计划。这一政权的背后是强大的资本主义者和政客。

这句话看起来确实有些自相矛盾，但这种阴谋论并不是新鲜事物，只是这个最新的“大重设”阴谋论，加添了一些与新冠肺炎有关的元素，吸引不少人相信。

这个阴谋论是什么？

与很多阴谋论一样，这个最新的阴谋论以一些事实为基础。

查尔斯和施瓦布去年6月先后提出，世界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应该以一个更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方式重建经济。英国皇室更在官方的社交网站专页发表视频，内容以查尔斯的演说为背景，加插上风暴、澳洲森林大火等自然灾难画面。

查尔斯在片段中说，世界有一个机会创造一些完全可持续的行业，又说“现在就是时候行动。”

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施瓦布也撰写文章解释“大重设”提议：“新冠肺炎是一个罕有但时间不多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反思、重新思考、重设我们的世界，让它变得更健康、更公平，让它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世界经济论坛还为这个提议制作了一系列播客节目和一本长280页的书，但始终没有给出详细的计划。

施瓦布在播客和书内提到要向富人收税，又扬言要结束各地政府为化石燃料行业提供的补贴。他谈到的话题包括科技、气候变化、未来的工作、全球安全等，但外界始终无法从他的说话，看出“大重设”提议的具体内容。

这个提议欠缺内容，加上由世界经济论坛这个大机构推动，让阴谋论者有机会说服外界这个提议其实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一些与新冠肺炎相关的社交距离限制措施，在各国引起民众不满。

这个阴谋论如何传播？

首先要说的是，外界对这个“大重设”提议有许多值得思考的批评，例如一些立场保守的政客和媒体认为，世界经济论坛有关环境保护的建议会损害经济。外界也留意到，施瓦布不是一个民选的政客，他不应有这种可以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权力。

但网络上的讨论并不是围绕这些关于合法性的政治话题，而是热衷于讨论有关这个“大重设”提议相关的阴谋论。根据BBC国际媒体观察部的数字，自“大重设”提议在去年6月提出至今年5月，脸书已经累积有超过800万相关帖文、留言和“赞好”，相关的帖文就在推特被分享超过200次。

最受欢迎的、同时也是毫无根据的帖文声称，有全球的精英通过某些方法控制着新冠疫情，而与此相关的社交距离限制措施，是为了故意拖垮全球经济，让全球政府朝社会主义倾斜，但又同时可以让资本力量可以得益。

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述令这个阴谋论得到许多支持者，当中包括不少质疑新冠疫苗效用和安全性的人、反对社交距离限制措施的人和持极端政治立场的人。

总部设于美国的网络分析公司Graphika首席分析员梅拉妮·史密斯（Melanie Smith）形容，这个谣言是典型的“反建制阴谋论”。“越复杂、给出越详细资料的阴谋论，往往可以吸引最多不同政治立场的人。”

这些与“大重设”提议相关的阴谋论从去年已经开始流传，但到年末才开始变得盛行。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去年9月在联合国一个会议上提到，新冠肺炎疫情让世界有一个“重设”的机会，虽然外界无法知道他是否在说世界经济论坛的计划，但阴谋论者认为，他提到“重设”这个字，证明世界多国领袖就在利用疫情，在各地实施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倾向的环保政策。

阴谋论者中不乏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他们认为，特朗普要在去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胜出，才有望打破这个所谓的秘密计划。

过去有类似的阴谋论吗？

这些与“大重设”提议相关的阴谋论其实与过去的阴谋论很类似——专家们说，一个预言将会出现奉行极权主义的全球政府的阴谋论在1960年代已经出现，当时称为“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此前在18世纪也出现说类似的说法。

“大重设”阴谋论者其实只是把这些主意重新包装，混进一些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讯息，例如声称疫苗附有一些可以“把人奴隶化”的芯片。

梅拉妮·史密斯认为，与“大重设”相关的阴谋论说法建基在“新世界秩序” 一说之上，因此可以预期，即使新冠肺炎疫情过去，与“大重设”相关的阴谋论仍然会存在。

世界经济论坛今年1月发表片段，承认自己在宣传“大重设”计划的效果不似预期。至于相关的讨论是否被阴谋论者骑劫，世界经济论坛就透过声明说，这些阴谋论者以幻想代替逻辑思考，形容它们是公众讨论中“嘈吵但不太重要”的一部份。“我们鼓励大家进行一些理性、基建于事实的讨论。”

这个阴谋论会如何发展？

“大重设”提议的其中一部份，是鼓励各国重启经济时，应该以较环保的方式来重建经济。相关阴谋论者也在投入这一话题的讨论。

梅拉妮·史密斯说，一些不承认气候变化的网络社运人士经常会批评，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能源其实是“精英阶层控制的一个计划”。“而随着公众越来越集中讨论气候变化议题，我们也可以预计这些阴谋论支持者会把自己的论点与气候变化相提并论。”

谢选骏指出：大重设之所以被视为阴谋论，首先因为它遮遮掩掩还不彻底，远远不够全球政府的标准。其次因为它是由脱离群众的权贵提出的，这些人惯于盘剥而且丧尽天良，早已没有了基本的社会信用，他们提出的任何计划，都不被看好。

《重磅：什么是大重置？》（Michael Rectenwald 希尔斯代尔学院 “印记” 网站 2021.12）报道：

编者按：本文作者所描绘和分析的 “大重置” 计划和愿景，把我们带到了奥维尔的《1984》那个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少数精英操控民众的身心灵魂，个人只有服从，没有选择，只有背叛，没有信任的人被异化的噩梦当中。又让我们想起了《创世纪》第十一章，天下人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到各地”。只是大重置计划，不是天下人商量的结果，而是少数精英炮制出来的计谋，目的是要手眼通天，自立为神。

新冠从爆发到今天已经整整两年。我们亲眼目睹政府和大公司在这场人人自危的全球大流行病中，欢天喜地地赚得满盆满钵，攫取了越来越多的权力，对社会实现了越来越多的控制，也越来越有能力强迫民众服从。从文中我们还了解到，大重置计划早在新冠爆发之前，就已经对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运筹帷幄，等新冠一开始就稳扎稳打地在侵犯人权和神权的道路上步步逼进，决胜千里。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已久的阴谋（虽然作者没有用阴谋论解释大重置，我们依然认为用“阴谋”一词来定义这个邪恶的计划是恰当的）。 面对这样一群强大和精明的阴谋家，上帝和人类有多少胜算呢？人类需要真正的觉醒，看穿披着华丽外衣，口口声声追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公正的权力 “恶魔” 的真相，战胜弱化我们的恐惧，用上帝赋予我们的自由意志选择对他们说“不”，拼死一搏，并相信，这场战役不仅是人类的，也是永恒上帝的。

本文作者迈克尔·雷滕瓦尔德（Michael Rectenwald）是《美国学者杂志》的首席学术官。他拥有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文学学士学位、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文学硕士学位和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博士学位。他曾任教于纽约大学、杜克大学、北卡罗来纳中央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凯斯西储大学。他是众多书籍的作者，包括19世纪英国世俗主义:科学、宗教和文学;谷歌群岛;觉醒的背后和思想犯罪。

以下内容摘自2021年11月7日在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举行的 “ ‘大重置’建设性替代方案中心会议”（Center for Constructive Alternatives conference on “The Great Reset.”） 上的演讲。

“大重置”（the Great Reset） 是一种幻想 一个庞大的左翼阴谋，以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单一世界政府的阴谋论吗？答案是：不是的。尽管事实上有些人可能基于某些原因编造了阴谋论—— 但是我们将会清晰地看到 —— “大重置” 是真实存在的。

事实上，就在去年，著名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与联合创始人、《每月晴雨表月刊》的主要作者蒂埃里·马勒雷（Thierry Malleret）出版了一本名为《新冠病毒: 大重置》（Covid-19: The Great Reset）的书。在这本书中，他们将 “大重置” 定义为一种解决据称是因新冠疫情暴露出来的 “资本主义弱点” 的手段。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组织是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组成的组织，每年在瑞士达沃斯（Davos）举行会议。

但 “大重置” 的想法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它至少可以追溯到1971年世界经济论坛（WEF）成立之初，其前身是欧洲管理论坛（European Management Forum）。同年，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出身的施瓦布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机械工程中的现代企业管理》（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正是在这本书中，施瓦布首次引入了后来被他称为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 的概念，认为 “现代企业的管理必须不仅服务于股东，而且服务于所有利益相关者，才能实现长期的增长和繁荣。” 从那以后，施瓦布和世界经济论坛一直在推广“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理念。他们可以因为利益相关者和公私伙伴关系的言论和政策而受到世界各地政府、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治理机构的欢迎。

十多年前，随着美国城市研究学者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于2010年出版了《大重置》（The Great Reset）一书，“大重置” 一词才开始广泛流传。弗罗里达的这本书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撰写的，他认为,2008年经济崩盘是一系列 “大重置” 最新的一部分，这一系列的“大重置”包括了1870年代的长期萧条和1930年代的大萧条，他将其定义为转变模式的系统性创新时期。

在弗罗里达的这本书出版四年后，施瓦布在2014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宣布：“今年我们想在达沃斯做的是……就是按下重置按钮”—— 随后，重置按钮的图像就出现在世界经济论坛的网站上。

2018年和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组织了两场活动，这两场活动成为了当前 “大重置” 计划的主要灵感来源，当然，也为阴谋论者提供了新材料。（不要因为后者而责怪我 —— 我所做的只是把历史事实联系起来。）

2018年5月，世界经济论坛与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合作，开展了一项名为 “CLADE X”的全国性大流行病应对模拟活动。具体来说，演习模拟了一种人类副流感病毒的新毒株的爆发，该毒株带有尼帕（Nipah）病毒的遗传元素，名为 CLADE X。模拟演习结束时有一则新闻报道称，在没有有效疫苗的情况下，面对 CLADE X，“专家告诉我们，最终美国将有3000万到4000万人死亡，全世界将有9亿多人死亡，占全球人口的12%。” 显然，全球大流行病的爆发已经部署好了。

2019年10月，世界经济论坛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合作开展了另一项大流行演习 “201事件”（Event 201），模拟了国际社会对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反应。这是在中国新冠疫情成为新闻的两个月前，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其为大流行的5个月前，它与未来的新冠疫情的情景非常相似，包括纳入了 “无症状传播” 的概念。

CLADE X 和 “201事件” 模拟预测了实际COVID危机的几乎每一种可能性，最显著的是政府、卫生机构、媒体、科技公司和公众人士的应对措施。这些应对措施及其影响包括全球封锁、企业和行业的崩溃、采用生物识别监视技术、强调社交媒体审查以打击 “错误信息”、“权威来源” 的社会和传统媒体泛滥、广泛的骚乱和大规模失业。

“大重置” 除了被宣传为对新冠病毒的应对措施之外，也被宣传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措施。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需要重置全球操作系统以实现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We Need to Reset the Global Operating System to Achieve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论文。2019年6月13日，世界经济论坛与联合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建立伙伴关系，推进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久之后，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了 “联合国-世界经济论坛2030年议程战略伙伴关系框架”（United Nations-World Economic Forum Strategic Partnership Framework for the 2030 Agenda） 承诺为联合国气候变化议程提供资金，并承诺世界经济论坛将帮助联合国 “满足第四次工业革命”，包括为 ”数据化治理“ 提供资产和专业知识。

2020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在第50届年会上宣布正式启动 “大重置”，一个月后，施瓦布和马勒雷出版了关于新冠病毒与 ”大重置“ 的书。这本书宣称，新冠病毒是一个 “可以抓住的机会”；“我们应该利用这一前所未有的机会，重新构想我们的世界”；“必须抓住这一时刻，利用这一独特的机会之窗”；以及“对于那些有幸在 ‘天然’ 抗击大流行病的行业中发现自己的人来说” —— 想想像苹果、谷歌、谷歌和亚马逊这样的大型科技公司 —— “这场危机不仅可以忍受，而且在大多数人陷入困境的时候，它甚至是一个盈利机会的来源。”

“大重置”旨在引入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混合物 —— 施瓦布的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 —— 我称之为 “企业社会主义”（corporate socialism），意大利哲学家 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称之为 “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

简而言之，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涉及的是企业的行为修正，其目的不是为了让股东受益，而是让利益相关者受益 —— 即从公司行为中获益或损失的个人和群体。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不仅需要企业应对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生态问题作出反应，“还需要重新思考（企业）对其生态系统中已经脆弱的社区的承诺”。这是 “大重置” 的 “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方面。为了遵守这一规则，政府、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使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指数将 “未觉醒” 的公司和企业挤出市场。ESG指数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信用评分，用于将生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从那些“不觉醒” 或 “不合规” 的人手中夺走。

作为世界经济论坛众多强有力的 “战略合作伙伴” 之一，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黑石公司（BlackRock, Inc.）坚定地支持利益相关者模式。在2021年一封致首席执行官们的信中，黑石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宣称，“气候风险就是投资风险”，“可持续指数投资的创建使得资本大幅加速流向那些准备更好地应对气候风险的公司。” 芬克写道，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加速了资金流向可持续投资：

我们一直相信，作为贵公司的股东，我们的客户将受益于您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持久、可持续的价值. . . .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选择将投资转向以可持续发展为重点的公司，我们看到的结构性转变将进一步加快。由于这将对资本的分配产生巨大影响，每个管理团队和董事会都需要考虑这将如何影响他们公司的股票。

芬克的信不仅仅是给首席执行官们的一份报告。这是一种暗含的威胁：要么 “觉醒”，要么完蛋。

在施瓦布和马勒雷最近出版的关于 “大重置” 的书中，他们提出了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 与 “新自由主义” 的对立，并将后者定义为 “思想和政策的主体……竞争胜过团结，创造性破坏胜过政府干预，经济增长胜过社会福利。” 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 指的是自由企业制度。为了反对这种体制，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要求企业与国家合作，并大幅增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大重置” 的支持者认为 “新自由主义” 要为我们的经济困境负责。但事实上，政府对行业和行业内参与者的偏袒 —— 过去被称为社团主义或经济法西斯主义 —— 才是施瓦布和他的盟友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谴责的真正根源。 

虽然获得接纳的公司不一定都是垄断企业，但 “大重置” 的趋势是朝着垄断的方向发展 —— 把对生产和分销的控制权赋予尽可能少的受青睐的公司，同时消灭被视为非必要或有害的行业和生产商。施瓦布写道，为了实现这一重置，“从美国到中国，每个国家都必须参与，从石油和天然气到科技，每个行业都必须转型。”

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描述 “大重置”，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 一种两级经济，上层是有利润丰厚的垄断企业和国家，下层是大多数人的社会主义。

几十年前，中国对营利性经济部门的依赖日益增长，中国共产党已无法再可信地否认这一点，领导层批准了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一口号来描述中国的经济体制。这个模式是邓小平提出并策划的，目的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为中国共产党对营利性发展做出合理的解释。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经济的私有化只是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暂时阶段，如果有必要，可能长达10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坚持认为，这种方式在中国是必要的，因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引入得太早，当时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助推器。

脱掉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伪装，中国的制度相当于一个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越来越多地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前苏联与当代中国的区别在于，当社会主义经济明显失败时，前者放弃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伪装，而后者却没有。

“大重置” 代表了中国制度在西方的发展，但却是反向的。中国的政治阶级开始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然后引入私有的营利性生产，而西方则开始于资本主义，现在正在实施中国式的政治制度。这种中国式的体制，一方面包括国家对经济的大规模干预，另一方面，也包括中国政府用来控制人口的那种专制措施。

施瓦布和马勒雷写道，如果说 “欧洲和美国过去的五个世纪” 教会了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 “严重的危机有助于增强政府的权力。” 这种情况一直存在，COVID-19大流行没有任何理由不同。”

西方政府采取的严厉的封锁措施，成功地实现了世界经济论坛中企业社会主义者梦想的目标 —— 首先，摧毁小企业，为受国家青睐的企业垄断者消除竞争对手。根据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的数据，仅在美国，就有数百万小企业因封锁而关门。Yelp的数据显示，现在关闭的网站中有60%是永久关闭的。与此同时，亚马逊（Amazon）、苹果（Apple）、脸书（Facebook）和谷歌（Google）等公司也享受了创纪录的收益。

推动 “大重置” 议程的其他进展包括不受限制的移民、对合法越境的旅行限制、美联储不受限制的印钞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税收增加、对国家的依赖增加、供应链断裂、强制性疫苗导致的限制和失业，以及个人碳排放限额的前景。

这些政策反映了 “大重置” 的 “公平” 方面 —— 相对于世界上较贫穷地区人民而言，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人民处于富裕的经济地位，公平要求降低他们的经济地位。“觉醒主义” 意识形态的功能之一就是让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财富感到内疚，而精英们的目标是将其向下重置：人们注意到，精英们把自己排除在外，他们需要富有，以便每年乘坐私人飞机前往达沃斯。

“大重置” 的企业利益相关者模式与它的治理和地缘政治模式有重叠之处：国家和受青睐的企业以公私伙伴关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共同治理控制。这种企业和国家的混合体在很大程度上对国家政府的组成部分不承担责任。 

治理不仅日益私有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公司被授权作为政府和政府间机构的主要补充。因此，通过增加庞大的企业资产，国家得到了延伸、增强和扩充。因此，公司就变成了我所说的 “政府机构” —— 换句话说，私人组织就变成了国家机器，没有义务对讨厌的选民负责。由于这些公司是跨国公司，国家本质上就变成了全球主义者，不管一个世界性的政府是否正式成立。

似乎经济和政府重置还不够戏剧化，技术重置读起来就像一部反乌托邦的科幻小说。它以第四次工业革命（或简称为4-IR）为基础，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机械革命、电气革命和数字革命。4-IR标志着现有和新兴领域的融合，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量子计算、遗传学、纳米技术和机器人。可以预见的结果将是物理、数字和生物世界的融合，这对我们理解自己和世界的本体论，包括人类的定义，提出了挑战。

这并不是什么原创的东西，像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这样的超人类主义者和奇点主义者（技术奇点的预言者）很久以前就预测了这些和其他革命性的发展。全球主义者对4-IR愿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试图将其与 “大重置” 相结合。

如果已经存在的4-IR发展是未来的迹象，那么它宣称的将有助于人类幸福的说法就是谎言。这些发展包括向用户提供指定新闻和广告、下调或排除被禁内容的互联网算法；审查社交媒体内容、将 “危险的” 个人和组织送入数字集中营的算法；基于搜索引擎输入的 “关键字搜索令”（编者注：Keyword Warrants, 迫使搜索引擎公司公布搜索过特定短语的用户数据）；跟踪和追踪COVID违规行为并向警方报告违规者的应用程序；配备扫描仪，可以识别并抓捕未接种疫苗的人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机器人警察；在智能城市中，居民是数字实体，可以被监控、监视和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收集、整理、存储，并与数字身份和社会信用评分联系在一起。

简而言之，4-IR技术将人类置于一种技术管理之下，使得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视看起来像孩子的游戏。施瓦布甚至对那些旨在将人类大脑直接连接到云端，以便对我们的思想和记忆进行 “数据挖掘” 的发展而欢呼。如果成功，这将构成对决策的技术控制，威胁到人类的自主权，并破坏自由意志。 

4-IR旨在加速人类和机器的融合，从而创造一个包括遗传信息在内的所有信息都被共享的世界，每个行动、思想和动机都被了解、被预测，甚至可能被排除。除非把4-IR从企业社会主义技术官僚手中拿走，否则它最终将导致一个虚拟的、无法逃脱的身体和心灵的监狱。

在社会秩序方面，“大重置” 承诺了共同命运的包容。但是所谓的 “网民” 的从属关系意味着经济和政治上的权利被剥夺，对自己和他人的高度警惕，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孤立 —— 或者像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 “有组织的孤独”。这种有组织的孤独已经体现在封锁、掩饰、社交距离和对未接种疫苗者的社会排斥中。广告委员会2020年3月的公益公告标题 —— “一起孤独” —— 完美地捕捉了这种有组织的孤独感。

在我最近的书《谷歌群岛》（Google Archipelago）中, 我说左派独裁主义实际上我所谓的 “大数据” 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运作方式，“大数据” 处于一个新生世界体系的前沿。“大数据” 是一个新兴的企业社会主义极权主义的通信、意识形态和技术手段。“大重置” 这个名字被用来形容建立这个世界体系的工程项目。

正如施瓦布和世界经济论坛预测的那样，新冠危机加速了 “大重置”。垄断企业从上面巩固了对经济的控制，而社会主义继续在社会底层的人中间迅猛发展。在与大数字、大制药公司、主流媒体、国家和国际卫生机构以及顺从的民众的合作下，迄今为止民主的西方国家 —— 尤其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奥地利 —— 正在被转变成模仿中国的极权主义政权。

但让我想以希望的音符作为结尾。由于 “大重置” 的目标不仅依赖于消除自由市场，还依赖于消除个人自由和自由意志，因此，或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是不可持续的。就像早期对极权主义的尝试一样，“大重置” 注定会最终失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像以前的那些尝试那样，留下大量破坏 —— 这就更有理由让我们现在全力以赴来反对它。

原文链接：https://imprimis.hillsdale.edu/what-is-the-great-reset/

谢选骏指出：可以看出，大重置、大重设，不过是走向全球政府的准备阶段。全球政府也许并不理想，但却是地球村的唯一选择——因为现代技术的扩张大大缩小了人类生存的空间，因此未来的全球政府，比过去的一个主权国家，其实统领的范围还要微小。全球政府也许极权，但比一堆主权国家互相厮杀，实际损失其实为小。

【14、德国人讲不清全球史】

《何谓西方？——一个富有争议概念的多义性》（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系教授 2023-10-28）报道：

导读：“西方”是一个人们习焉不察的概念，对其历史起源、概念内涵以及时代变迁，鲜少有人追根溯源。2011年6月20日，德国著名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在柏林-勃兰登堡州科学院所作的演讲，梳理了这一富有争议的概念的起源，并尝试对“欧洲时代会终结吗？”作出自己回应。该演讲收录于氏著《全球史讲稿》（商务印书馆，2021年  翻译陈浩）报道：

“欧洲”和“西方”：异化的程度

本文处理几个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它基于一项日常的观察，即我们有时讲“欧洲”，有时讲“西方”，所表达的意思相似却又不完全一样。两者的区别在哪、这种区别有何意义、有没有可能把我们此次活动的主题“欧洲时代的终结”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出来：“西方时代的终结”？

只要对“欧洲”和“西方”这两个词汇稍微作一番审视就会发现至少有三点不同之处。首先，人们可以轻松地在一张世界地图上找到欧洲，并标注出其边界。但是要找到西方的具体方位，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西方在哪里？它的坐标是什么？从地理上讲，它不是一块边界分明的地区，而是一片在历史变迁中边界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群岛，以及一种在政治上以类似方式建构的国家形态。

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欧洲

其次，欧洲始终是作为一个地理或者文化实体而存在，但西方却不是。我们说古代有西罗马帝国，而不说“西方”。古代中国把帝国之外的蛮族居住的广袤内亚地区称作西域，而不称“西方”。长期以来，西方仅仅是指一种自然方位：日落之处；还有一层衍生意义，即尽头和往生世界。我们所熟稔的现代西方概念（也就是那个作为实体的西方，也是作为活跃分子而惹是生非的西方，例如到处进行军事干预）是何时兴起的？这一概念又是如何因时代而变迁的？

最后，“西方”这个词容易让人产生模棱两可的歧义，而“欧洲”却不存在这个问题。譬如，“西方”显得具有某种人们所捍卫的尊贵和崇高之义。当我们要展现自身光鲜亮丽的一面时，“西方”指的就是西方文明。但同时也有人坚决反对西方，甚至是憎恨西方。在俄罗斯、伊斯兰世界和朝鲜就有这样的人，甚至在中国也有，只是程度略轻。在1930年代，日本和纳粹德国反抗一个根深蒂固的“西方”。“欧洲”概念所唤起的极端情绪，迄今为止充其量是表现在狂热的欧洲民粹主义分子和“疑欧派”人士身上。在我们的政治话语中，如果说某人是“反西方的”，那是特别严厉的批评，意味着极端的、残暴的压迫运动，以及向西方施压的国家领袖和政治人物。反西方的立场是灵活的，它既可以变得更加坚定，也可以有所弱化。21世纪初古巴和伊朗在国际政治中的言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两个国家的官方对西方的侮辱都有明显减弱的迹象。

“反欧洲”的立场，则不是什么不可饶恕的罪名，长期以来它只是处于政治包容的语境之内。反欧洲，一般指的是基于民族国家意识而对“布鲁塞尔”所具有的表面或实际上的威权持保留意见。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是这一立场的代表人物，后来则有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或者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上述三位恰恰不是来自流氓国家。因此，来自欧洲本土对欧洲的批判，要比在国家利益话语中所表达的对西方的批判更加有力，后者是对西方文明及其所形塑的国际秩序的原则性抵制。在批评者眼中，“欧洲”首先是一级官僚机关，它要从他们身上剥夺一些东西：金钱、自由、安全和认同。

简单来说，相较于“欧洲”，“西方”的概念具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的色彩，争议也更大。即便是在西方国家内部，也是这种情况。西方的拥趸——把西方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文明，会被扣上傲慢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者、新帝国主义者，甚至是种族主义者的帽子。反过来，西方的批评者，则容易被贴上对人类最崇高理想的背叛者和说自己国家坏话的人之类的标签。

不对称的“西方”形象

在此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具有一种优势，即通过历史语境化的手段来摆脱概念引起的纷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做到。这一手段同样也适用于欧洲的概念。历史表明， “西方”最早于17世纪得到了一次文化意义上的含义扩展。那时，西方的概念首次适合用于一个并非仅仅以宗教为底色的统一大陆。“西方”在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有一个至今影响深远的表述，即便该条约并没有把所有欧洲国家都囊括进去，甚至也没有能平息欧洲的战火。隐喻性的题材在当时绘画和雕塑中十分常见，表现的是欧罗巴女神骑着公牛被其它大陆的神祇所环绕：阿非利加骑着象，亚细亚骑着骆驼。这类图像直到20世纪早期还被用作帝国主义的宣传。

“西方”没有这种图像资料的配套。人们是如何形象地展现“西方”的呢？是通过北约这个罗盘，还是通过孟德斯鸠或亚当·斯密的肖像画、丘吉尔或里根的头像，抑或是驻扎在印度库什的美军或德军的照片？上述答案都不具说服力。就“西方”而言，我们并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图像史。在文化史和思想史资料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依赖文本。从零散的史料中，只能重构出一部非常简约的“西方”概念史。

“西方”这一概念，历史并不悠久。近年来尝试书写西方历史的史学家们，似乎并不认同此观点，他们所处理的方式与我在此要做的有所不同。他们追问的是：我们今天所标榜的“西方”所具有的正面特质，最早是何时在历史上出现的？唯心派史家追寻一神教或民主的踪迹，并上溯至古埃及或古希腊时期。唯物派史家则对导致后来欧洲和北美成为世界上最富裕地区的经济学动因的源头甚感兴趣。他们中的个别人甚至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定居农业的发明。从上述追溯性的重构来看，“西方”的历史确实悠久。但西方的概念史却并非如此。如果考虑到以下三点，就会得出这一结论。

第一，当欧洲人越过他们位于欧亚大陆尽头的欧洲半岛的边界，并远离他们的大陆而去的时候，“欧洲”的概念已然不够，需要添加一些新的要素或者需要表述得更加准确，首先想到的就是“西方”。西方的概念是以欧洲的扩张为前提的，即在海外新欧洲共同体的建立。可以说，没有美洲，就没有西方。

第二，西方需要它的对立面，它因与其它的概念有所区别才得以存在。一些文化研究者指出，身份认同只能经由“他者”建立在差异的建构之上。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没有东方，就没有西方。这句话听上去有点平淡。但是，欧洲的概念就不存在这种状况，不是吗？人们可以在不提及亚洲或非洲的情况下，反复地谈论和书写欧洲。用莱因哈特·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话说，“西方”是一个不对称的概念。说它不对称，是因为在此概念的内核中嵌入了一种对自身优越的想象。非西方的，始终被视为低劣的。因此，“西方”是一个充满傲慢的概念。当傲慢的人不愉快的时候，他就会陷入伤感，就如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我们不禁要从概念史的角度去问：西方究竟是从何物区别开来的？

第三，我们所讨论的现代西方概念，如果撇开上文第一点中所提到的“外欧洲”维度，那么它在空间上的范围要比欧洲更小。它只包括欧洲的部分地区。或许这一点在当下正发生着变化：阿尔巴尼亚自2009年已成为北约的成员国。但是，俄罗斯却不是。西方的概念始终能在欧洲境内划出一道分界线。这道分界线的前身，就是以前天主教与东正教在宗教上的分野。西方的概念，对一个原则上是同质化的欧洲概念产生了内部差异化和彼此隔绝的影响。在西方的概念里，蕴含了一个同样棘手的“文明”概念，更准确地说是“文明化的”概念。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文明的反差，就没有西方。

因为上述缘故，在所谓“西方和西方以外的地区”、西欧和欠发达的边缘地区所表现出来的欧洲的分裂，也属于西方概念的范畴。在地理上，西班牙和葡萄牙自然位于法国的西方，但是人们长期以来将这两个国家视作稍逊一筹的南欧国家。自2007年欧债危机以来，这一古老的中心与边缘的地理格局又再次得到了强化。北美则发生了讽刺性的反转：那里本来是美洲大陆上未开化的荒凉西部。美国文化意义上的西方，位于它的东部，也就是大西洋沿岸。

那么，该如何从概念史的角度对西方进行定位呢？

1760年代至1780年代的美国革命，是以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法律为名义发动的一次起义，经由英格兰人托马斯·潘恩的鼓动而激化，反对的是不列颠的皇权，和（后古典）民主的祖国。在整个19世纪，随着数以百万计的欧洲移民跨越大西洋，带来了新旧大陆之间紧密的往来。不过，我们还是不能低估大西洋两岸在文化和政治上的陌生感。直到19世纪末，前往美国旅行的欧洲人士，仍然使用着迪士尼乐园游客的那种戏谑式旁观者的口吻来进行报道。持续到1865年的奴隶制，反过来在欧洲和美国之间树立了一道精神隔阂。此后，在美国第一次经济大繁荣的时候，欧洲的报道中充满了反对美国人的“唯物主义”和他们自以为是的文化肤浅的鄙视。

从政治上讲，美国与它所源自的盎格鲁—萨克逊的母国——英国之间，本身并不存在某种“特殊关系”，在美国与欧洲大陆之间更是如此。众所周知，1914年一战爆发之际，美国并没有出于自发的西方阵营的团结而站在英国这一边，直到1917年出于冰冷的动机和利益的考量，才这么做的。在1940年英国单枪匹马抵抗希特勒之际，为了捍卫“西方的价值”十分迫切需要美国的援助，但是美国却置之不理。美国直到1941年被日本人袭击之后，才有所行动。

一个跨大西洋的政治意义上的西方——从1941年《大西洋宪章》的章程开始酝酿——直到1942年初随着战争向全球的蔓延才得以实现。政治上的西方只有不到80年的历史。它的首要对手是国际法西斯主义，次要对手是1945年之后的苏联共产主义。它在当下的对手则相对比较模糊：“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个关键词有时可以概括，但也不尽然。每个阶段都是为一个开放社会抵御其敌人（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话）的过程。

在其背后还有第二种历史隐约可见。在19世纪欧洲的自由派和民主派人士看来，所谓的自由西方，是包括美国的。在受到专制国家机器的迫害后（譬如德国1848年的逃亡分子），如果人们愿意，是可以在美国找到避难之所的。但是，自由西方的对立面在何处呢？一个自由的西欧形象是在何种情况下兴起的？它的对立面不再是奥斯曼帝国、印度或伊朗所谓的“东方专制”了，人们在17世纪对这些是有所畏惧的。更多的是在欧洲大陆内部的专制：沙俄帝国。

作为与大英帝国并列的两大国际强权之一，沙俄帝国自1820年代以来就在它国境以西的名声一片狼藉，而且此恶名一直背到19世纪90年代，彼时它通过工业化逐渐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并同时被已经民主化的法国接纳为外交盟友。在此之前，沙皇俄国在西方人的眼中是一个残暴的军事国家、俄国人民的监狱——但在18世纪晚期，尤其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还没有形成这种印象，这一负面形象始于热爱自由的波兰人。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是作为沙俄专制的对立面而兴起的。于是，在20世纪初通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将这一对立面的建构重新激活，也就不是难事了。“西方”作为“非俄国”而存在，这一动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月革命。

至于第三种历史，就是作为“非东方”的“西方”了。这一历史也有跨大西洋的背景，是更纯正的西方。美国在地理上是远离穆斯林国家的，而且与其往来稀疏（大约到1950年为止）。不过，北美却是中国和日本劳工的重要移民目的地之一。美国的铁路轨道主要是爱尔兰人和中国人建的。美国内战之后，国内爆发了排外情绪。自19世纪80年以来，美国政府针对亚裔实施了严苛的移民政策，而这种移民管制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尚为罕见，必须要说，那是种族主义政策。几乎同时，对某种“黄祸”的恐惧，开始在大西洋的两岸兴起，绝非仅仅是德皇威廉二世的一个幻想——他臆想着亚洲铁骑会在某天来袭欧洲。

美国人的东方，首先是在东亚，但是完全可以与欧洲人的东方相媲美，后者位于中东和北非。关于所谓欧洲人的“东方主义”，在过去40年内有大量作品发表。人们所做的工作，无外乎是把欧洲人对穆斯林民族的优越感批得体无完肤，甚至把欧洲的东方学学脉也扣上民族优越感的帽子。在欧洲殖民地那里，例如英属印度、阿尔及利亚或印度尼西亚，这成为了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欧洲人与伊斯兰文明之间东方主义式的隔绝，几乎完全是一种文化上的产物。对于穆斯林知识分子来说，这近乎是一种侮辱。没有人愿意别人说自己的文明是缺乏生机的、贫瘠的、疲软的，甚至是曾经大国的落日余晖，不再具有生命力，需要别国的委任统治。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东方主义在政治上是中立的。欧洲人在当时并不把无害的东方视为来自东方（或南方）的政治和军事威胁，不像对13世纪的蒙古人、16和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或者冷战时期的苏联那么恐惧。在19世纪的欧洲人和北美人眼中，就政治和经济实力而言，亚洲就从来没有被当回事。这一点在20世纪上半叶才有所改变，日本意外地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虽说殖民势力始终要防备着当地的起义，但没有人预判在伊斯兰世界会出现一股反欧洲的洪流。在1950年以前，甚至是1980年以前，只有极少数的政论家能够想到中国和印度将来会成为世界强国。关于这两个大国崛起的预判，都是近年来的事情。与“非俄国”的“西方”不同，“非东方”的“西方”不是政治上的隔绝和切割，而是文化上疏远的现象。

从外部看西方

上述三种对西方的身份界定——分别与“东方”、“专制俄国”和20世纪国际政治中的“盟国对手”的对立，是如何互相作用的，限于篇幅，在此不展开论述。相反，这里应该讨论一个经常遭到忽视的情况。

我们不应该高估人们对西方价值、欧洲文化遗产和欧洲价值进行反思的频率和深度。在过去几个世纪内，它并不是欧洲伟大思想家们的核心关切。就他们当中许多人而言，人们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找到他们对欧洲或者西方的思考。只要欧洲人觉得他们比其它地区富强，尤其是在19世纪，就无需再费力去寻找显示自身优越的证据。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上文中提到的东方主义，也仅仅是某种自创理论的一种观点。对自身认知的深入程度，是与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同步的：例如19世纪早期、一战以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成为畅销书）、二战以后，以及当下。“欧洲时代的终结？”这一话题再次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在西方反躬自问的同时，他者也从外部用犀利的眼光看待欧洲和西方。在19和20世纪的日本、中国和印度，越南、埃及和奥斯曼帝国，都有人十分仔细地研究着西方。在那些地区，亚洲和非洲的知识分子目睹了殖民列强在各自国家的存在，他们的西方形象自然就会因之而变得有所指向性。例如，印度人的西方就是英国殖民者，越南人的西方就是法国殖民者，刚果人的西方就是比利时殖民者，菲律宾人的西方就是美国殖民者。当然，这些知识分子中的某些人，也会关注其它的西方殖民国家。

在那些没有任何殖民势力的地方，则是一幅广角镜。奥斯曼的精英受法国的影响至深，但也对英国和后来的日本感兴趣，它的军事顾问则主要来自德国。日本人在1860年以后派遣了一系列的大型使团，周游欧洲和美国。他们把世界看作是各种国家发展模式的超级市场，可以择善而从：从这里学习法律和军事制度，从那里学习技术，再从另外一处学习音乐和历史，只有亚洲国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中国和暹罗紧随其后，只是规模略小。他们都采取一种有选择性的西方化政策。今天的中国在全境实施150年前开始的这样一种西化战略。

我们必须要清楚，在西方以外的地区——首先在日本——早已兴起了目标明晰的针对“西方”的评估。所谓的“西方”，不仅是“欧洲”，因为美国在东亚的出现和存在，要比在中东和近东早一个世纪。美国于1844年与中国签订《望厦条约》，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往清朝派遣了数以千计的传教士。1853-1854年日本开埠，随之而来的是一支美国舰队。总之，在东亚人们很早以前就已经与欧洲和美国打交道了。敏锐的观察家对西方内部不同文明模式之间的差异了如指掌，也能分辨出不同的帝国主义政治体的风格。在语言上，也已经有催生了大量有关西方的术语。

值得注意的是，非西方的知识和政治精英，很少用一种惬意冥想的方式来对待“西方”。有时候，西方在军事和经济上具有侵略性，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尽量要用西方自身的先进武器来对付西方。有时候，西方又是确实是值得钦佩的。在19世纪，西方自身的诉求，即成为世界范围内领先的和标杆的文明，多少是实现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内部化了。其它的一些过激的主动西化的行为，例如采用欧洲的服饰和建筑，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外部他者对欧美西方的评价，要比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或美国人单方面的自我定位，要显得更加矛盾。西方既有优点，也有缺点。首先，非西方人士会发现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一个巨大的伪善：西方人虽然有民主、平等、人权和公民权，但是他们却不在自己的殖民地落实这些。

不仅理论上，而且实际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至今存在），如何吸收西方的优点，但不改变自身的本体。自19世纪中叶以来，亚洲就有一批仁人志士开始探索西方化的道路，他们当中很少有人主张全盘西化。相反，他们的终极目标是，把西方化进程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至少要对西化的前提具有发言权。在这方面，土耳其、伊朗和中国至今都是很好的例子。

未解的问题

我的结论，恐怕要让在座许多听众的期望都落空了。我对拉美只字未提。社会学的时髦词“现代性”，也没有出现。最重要的是，我没有重复所谓西方的成就和美德这一陈词滥调，以及这一论调自18世纪以来是如何以不断翻新的花样呈现的。我也没有从发生学的角度把“西方文明”从古典时期梳理一遍。这些，有专门的权威人士去做。

不过，我可以提炼出三点结论。

首先，认为某些东西“只在西方有”的论断，是要存疑的，它们并不是基于实际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至少要对另外一种文明有深刻的认知。如果没有这种认知，往往就会用一种生硬的非黑即白的思路去解释那些模棱两可的现象。于是，西方的个体主义与东方的集体主义相对；启蒙的西方与混沌的东方相对；理性的西方与蒙昧的东方相对，等等。我们应该避免这一类刻板印象。

其次，即便是在地理上的西方内部，关于“西方”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属性，也是始终有争议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人和德国人互相希望彼此从西方阵营驱逐出去。著名的德国教授在宣言中呼吁，要把欧洲的（准确地说，是德国的）“文明世界”从法国和英国佬手中解放出来。在美国总统小布什及其国务卿拉姆斯菲尔德执政期间，人们在考虑超越大西洋框架的事情，把西方阵营推向了分裂的边缘。如果还记得他们在我们“西方”当中代表了一股影响深远的思潮，那么代表美国利益的那些民族主义者就不会博得多数欧洲人士的同情。乌克兰与西方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前哨、桥梁，或者压根就是冒牌货？还有，什么才算是“西方的传统”？苏格兰裔的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作为当今历史通俗读物最成功的学者，从一种激进的市场自由主义角度，将整个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即便不是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从西方的历史中剥离了出来。可见，“西方”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概念建构。

最后，毫无疑问，有许多文化要素是在欧洲“发明”的，它们后来成为了普世的准则，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它们都是由帝国主义霸权强制实行的，例如地中海世界的基督教、人权思想、三权分立的思想、奴隶制的废弃，等等。当提到上述成就的时候，今天的欧洲敢对其中哪一项宣称有权利？欧洲对其中的哪一项拥有知识产权吗？欧洲有权让人对它感恩戴德吗？它会得到回报吗？

最后我们来回答：“西方的时代”终结了吗？

作为历史学家拥有一项道德上的优势，那就是不必对未来作预测。只有很少极有预见的预言，后来真正实现了的。几乎没有人在1780年预言1789年会爆发法国大革命，更没有人在1980年预言苏联和苏维埃帝国主义（译按：指东欧社会主义政权）会解体，它们在11年之后却从世界舞台上消失了。在2008年之前预言会发生一次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在2011年3月11日之前预言到日本福岛核泄漏将会成为第二个诺尔切贝利的少数几个人，都被视为乌鸦嘴和扫把星。慎言未来，是智者的戒律。下面，我只能勉而为之。

我们应该对所谓“缓慢衰亡”的陈词滥调保持怀疑，它是与历史循环论捆绑在一起的。当然，确实存在某种衰微：例如拉丁语在欧洲的式微，或者去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的衰落。历史学家对这些现象往往都是后知后觉。文明及其所形塑的时代，更常见的是在瞬间坍塌。坍塌的原因有传染病、自然灾害、革命和战争，甚至还可能是技术革命的影响。这些原因中没有一项是能够可靠地被预测到的。我们可能站在欧洲或者西方时代的终点却对此浑然不知。

如果西方的时代终结了，会发生什么呢？这个问题有点幼稚，因为毫无疑问地可以预见，总会有人来“统治”世界或者主导世界的。一时间，这种想法变得时髦了起来。2011年最畅销的历史学书籍，是加州考古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写的《谁统治世界？》许多人信奉有关世界帝国轮替的古老信条，相信在欧洲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很少说“美洲时代”）之后必然是一个亚洲时代。

然而，一定会是如此吗？作为当下唯一能够实现崛起的国家，中国是否真的有意夺取在国际关系和军事方面世界主宰者的角色，就像大英帝国在1880年以及美国在1960年（译按：指美国参加越战）和1995年（译按：指世贸组织成立）所做的那样？中国会把它对正义政治和美好生活的理解，或者简单地说：它的理念和价值，强加或者强迫给世界其它地区吗？我们是否都走上成为孔子信徒的大路上？是否如某些媒体和智库所猜测的，龙和鹰的终结一战将不可避免？这些都是存疑的。

当欧洲不能阻止令其不悦的事情发生之际，欧洲的时代就终结了。但是，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会发生的。当统一的西方再也不能阻止令其不悦的事情发生之际，一个西方的时代可能也就终结了。但是，很多西方的东西仍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欧洲—美国的西方所拥有的一项极具影响的发明：消费社会。消费社会已经成为了“后西方”和“全球性”的产物了。

谢选骏指出：德国人讲不清全球史——所以在哲学上，德国人只有普鲁士，结果他们被西方（美英法）打败了。

【15、电子游戏可以成为整合全球的工具】

《游戏化：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想把我们的生活变成游戏？》（2021年9月20日半岛电视台更新）报道：

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非常可怕的游戏，突然间遍布全球不同国家的100万人意识到他们变成了僵尸的目标。僵尸在他们的住所附近蔓延，躲在小巷里或树丛中或行人身后，等待扑向人类猎物。一旦这些人使用一款移动应用程序，他们将不停地奔跑，保护自己免受僵尸的侵害，如果他们决定停下来，还将有其他的问题等待他们。

“僵尸，快跑！”（Zombies, Run!）可在iOS或安卓智能手机的应用商店购买，它在健康促进应用列表中名列前茅，因为它能使用地理定位功能，追踪用户的踪迹，鼓励用户跑步。这款应用程序向用户展示他所在的城市或他居住的社区是一个充满僵尸的地方，用户能看到一份包含自己所在位置和必须穿过的路径的地图；完成任务后，用户能得到积分，与附近的玩家排名；同时，用户本人也实现了慢跑以改善健康的目标。这款应用程序成功吸引了数百万用户，他们在游戏中找到了鼓励他们跑步的事情。

这些应用程序的设计者声称用户是受益者，他们玩游戏是为了娱乐、学习、自我开发和影响社区，这将此类应用程序与知名和流行的游戏应用程序区分开来，这些应用程序虽然使用了游戏元素，看起来是这样，他们吸引用户取胜、收集奖杯、积分和徽章以实现游戏背景之外的真正目标，这种概念被称为游戏化（Gamification），意味着将日常活动变成游戏操作。

“僵尸，快跑！”应用

在大公司中，游戏化作为一种实践，增加了商业世界渗透到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能力，吸引了许多商业巨头甚至初创企业采用这种基于游戏的模式，因为它是一种激励用户并使他们融入到应用程序中，从而满足开发者目标的有效手段。使用游戏化技术的公司有微软、耐克、Foot Locker、eBay和Cisco等等。

这些公司在他们的环境中与员工一起实践游戏化，特别是在人力资源、提高生产力、众包方面，或者在营销、销售或消费者整合领域与消费者一起实现游戏化。游戏化也可能应用到行为改变方面，例如在健康方面，它最终与人类的心理、大脑处理游戏的方式有关，与游戏世界有关，与工作环境中建立领导力或营销策略有关。鉴于大多数个人和机构都参与到现代技术的使用中，这增加了游戏化领域的复杂性，因此有必要了解它并知晓它的利弊。

在激情与乐趣之间

我们知道，违法者总会受到关注，而遵守者则无人关注。这是凯文·理查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创造限速“彩票相机”想法的动机之一。他的思路是用摄像头监控车速，保存车牌数据和在不同道路上的车速，然后随机抽选遵守限速的用户的车牌，并奖励他从同一个地区超速司机处收取的部分罚款，由此守法着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结果似乎令人震撼，由于使用游戏化技术来激发驾驶行为的改变，城市中的车辆平均速度从32公里/小时下降到25公里/小时 。

WeSpire在为目标公司提供的解决方案中也采用了游戏化，以协助目标公司实现在员工和客户之间发展和促进健康、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的目标。该公司开发了一个同名平台，使应用该平台的公司能够改变员工和消费者在节能方面的行为，或者根据目标群体的优先事项，实现健康或可持续性。该公司与eBay和麦当劳等多家大公司合作，利用与智能能源软件公司的合作关系，开发游戏活动，引导人们进行节能实践，例如减少石油或燃料消耗。这个平台使用了任何游戏中的基本元素，例如积分、级别、团队、排行榜等。

例如，员工（玩家）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获得5分，乘坐地铁获得10分，注册拼车程序获得25分，积分能重复累积，直到行为变成习惯，然后关闭该选项，其他行为以此类推。

将一组动作转化为习惯后，用户将进入游戏的下一关，挑战将变得越来越难。用户可以与其他人分享成就，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在公司的分工选择团队。根据对游戏应用在最高峰时的影响的初步估计，用户们节省了超过100万美元，避免了超过400万磅（1814000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并且平均减少了360万加仑的水和165000加仑的燃料消耗。

在“星系动物园”（Galaxy Zoo）游戏中，您可以看到100万张来自“斯隆数字天空勘测计划”的射电星系图像，其目的是将大量星系变成一个游戏，您可以根据图像中星系的形状，对它们进行分类。几年前，这款游戏推出的第一年就获得了15万玩家作出的超过5000万项的分类，，该游戏有13个版本，最新版本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游戏。

游戏通过简单的初始课程和练习教你认识星系的类型和形状，然后你需要做的就是拿着你的智能手机并对图像中的星系进行分类，它是椭圆形、螺旋形还是异常的？它是独立存在还是会干扰另一个星系？然后游戏转向更专业的细节，例如旋臂的数量、星系的大小和倾角。在最新版本中，您需要探索大量星系的无线电图像中的黑洞，观测它们对周围物体的影响，并研究从星系中心发出的巨大射流。

我们为什么要玩？！

通过玩游戏，上班从单调的习惯变成了一种充满乐趣和积极影响的实践，这样的游戏填补了企业员工参与环保节能实践的空白，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鼓励他们继续进步，将练习转变为习惯，并通过分享和展示取得的成就来增加他们与周围同事、朋友和家人的沟通，以及与其他玩家竞争。这反过来又让我们思考，是什么让游戏如此激励我们？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凯文·韦巴赫教授在Coursera平台上展示的“游戏化”课程中指出，答案简而言之就是有趣。在他看来，这里的乐趣不仅限于娱乐或放松，而是延伸我们的任务、工作，甚至我们的行为。当我们战胜挑战、解决问题、进行团队合作、与他人分享我们的事情和经验时，甚至在海滩上放松、收集旧物、幻想和做白日梦，哪怕是做一些愚蠢或无用的行为，例如和选择鞋子的颜色，我们也可以玩得开心。

XEO Design的创始人兼总裁妮可·拉扎罗解释说，乐趣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轻松的乐趣，例如坐在沙滩上，困难的乐趣涉及解决谜题或挑战，以及与人的乐趣，例如在团队中工作，最后一种是严肃的乐趣，源于积极的社会行为或影响，例如志愿服务和捐赠。因此，有必要了解公司或组织计划将哪种吸引人们的乐趣类型进行游戏化。与团队一起玩适合社交的人，但内向的人讨厌它。个体差异在技术方面也是一个障碍，因为目标人群对游戏的反应根据游戏中使用的技术以及他们在工作或学习中使用这些技术的能力而有所不同。例如，游戏可能更受年轻一代员工的欢迎，他们更擅长使用技术游戏，更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成就。

因此，了解令不同人感到有趣的事物使游戏化设计师能够在技术之间进行选择，并使用它们在目标人群中产生所需的情感反应。情感是玩家的主要驱动力，而游戏元素，如积分、排行榜，奖励和挑战，是用来激发情感。尽管单独分析这些因素影响的学术研究有限，但它们指出了一组使游戏化对于营销、教育、健康和治理等所有部门的绩效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

例如，教育和培训领域的积分和排行榜元素为学习者提供动力，展示他们在游戏中实现培训目标的能力，了解自己的发展水平并与同龄人对比，构成了鼓励他们学习的外部激励，对他们成就给予赞赏，使他们获得心理满足感，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内在的激励因素。如果玩家表现出色和进步显著，那么他的名字将出现在最前列，推动他赢得竞争和取得卓越的成绩，这也是一种内在动力。一旦玩家（学员或学习者）知道他们的表现水平，他们就会继续完成任务并参与比赛，这增强了他们对游戏的融入和参与，从而鼓励他们花费更多时间学习，并激励他们实现受教育的目标。

另一方面，这有助于公司和组织识别玩家的学习行为，发现学习者的能力和才能。因此，确定推动学习者或受训者完成教育计划的内部和外部激励措施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工作生产质量，以达到要求的水平。

至于挑战，它可能会在游戏中以困难的任务或需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多努力的形式体现。学习者在解决这些挑战中，能培养多种技能，例如解决问题的能力、创造力和创新，并激励他们发展自己，展现更多的创造力和创新。除了开玩笑谁能在这些任务中找到乐趣外，这有助于组织发现员工的才能以及他们在时间压力下创新、创造和工作的能力。

最初，玩家的最大动机可能是惊喜因素，但如果动机仅限于获得奖励，动机则会降低

在游戏过程中，无论是什么游戏，玩家都将获得积分、排名、徽章等虚拟奖励，或休息日、免费餐、代金券或交通票等真实奖励，在完成游戏后将获得更大的奖励，例如现金、全额资助参加会议的机会，以及让他们感到有成就感的表扬证书，这有助于创造具有挑战性和快乐的体验，从而激励员工将绩效提高到最佳水平。

善的工具还是恶的工具？！

好吧，游戏化可能看起来是一种激励、提高绩效和营造有趣氛围的工具，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有很多人批评游戏化并质疑它的重要性或有效性，甚至质疑它侵犯了人们的权利或违反了法律。无论如何，关于游戏化效率的研究证据仍然不足以有力地证明其作用，而且最初玩家的最大动机可能是惊喜因素，但如果动机仅限于获得奖励或游戏的表面方面，动机则会降低。游戏化可以将人们从最初计划的真实道路和崇高目标转移到只将注意力集中在寻找奖励上。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隐私在游戏化面临的挑战中名列前茅。通过游戏，管理者和公司可以收集有关玩家的信息，不仅是他们个人档案中的信息，例如他们的数据，还有他们的兴趣以及他们在现实中和记录在游戏中的所有行为。这些数据是特别需要保护的数据。如果人们被引诱购买产品，或者游戏化被用来操纵人们的行为以引导他们做出有利于游戏开发商的特定行为，则游戏化系统可能会面临与就业和劳动法相关的法律问题。

如果游戏供应商创造的环境不允许玩家做出自动选择，而是选择符合供应商利益的东西，那么这就是操纵，如果供应商能够利用玩家的弱点为自己谋利，那么这被认为是剥削，两者都是与游戏提供者（组织或机构）之间以及玩家（消费者或员工）之间关系相关的道德问题。还有一类问题只取决于玩家，如果游戏对玩家造成心理或身体上的伤害，比如利用排行榜让非领先者在其他获胜玩家中感到惭愧或羞耻，那么这被归类为伤害。但如果游戏中出现道德失误，比如游戏中的玩家为了达到游戏目标而做出违背人类价值观的行为，则意味着另一种道德问题。

因此，游戏化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正如它可以在营销中用来操纵消费者购买特定产品一样，它也有助于人们减肥或坚持锻炼。最后，建议对游戏化感兴趣的研究人员研究其中使用的游戏元素的可行性、它们的好处和使用它们的负面影响，并在专家的帮助下确定有用的元素、所使用的挑战水平以及应该与游戏化相结合的培训或教育工具，以便以尽可能少的危害获得成功的经验。

谢选骏指出：电子游戏就像枪支弹药一样，既可以伪善，也可以作恶——既可以刺激街头犯罪，也可以成为整合全球的工具。

【16、丢了彭帅就丢了全球一半人口的女性同胞！】

《彭帅事件引发全球关切 来龙去脉为何？》（11/2021 法新社北京20日）报道：

35岁中国女子网球名将彭帅自从本月稍早指控中国前副总理张高丽曾对她性侵后，从此下落不明，引发全球越来越多人关切这位曾经登上女子双打世界排名第一的网球明星安危。

这是首度有中国执政共产党最高层级人士成为全球反性骚扰和反性侵运动「#我也是」（#MeToo）锁定的对象。以下是目前已知的事件来龙去脉：

●指控部分

彭帅2日在自己的微博帐号发文，对张高丽提出十分不利的指控。她声称两人多年前开始断断续续的不伦恋，期间对方胁迫她发生性关系。

现年70多岁的张高丽至今未曾对彭帅的说法有所回应。

尽管彭帅的贴文很快便遭到微博删除，但社群媒体使用者已先行截图。然而直到现在，这些截图在检查严格的中国网路上遭到移除。

不过，在中国禁用的社群平台推特（Twitter）上，有人将彭帅的指控转发，使得全球网友都能得知消息。

目前在中国网路上搜寻彭帅，依旧能显示结果，但当中找不到她提出的指控；若同时搜寻彭帅和张高丽，也显示无结果。

● 支援声浪

推特上越来越多人开始标注「#彭帅在哪里」（#WhereIsPengShuai）的主题标签，不少现役和退役网球选手纷纷藉此表达对彭帅安危的关切。

其中拿过4座大满贯赛女单冠军的日裔好手直美写道，她对此消息感到「震惊」。美国女网传奇名将小威廉斯（Serena Williams）也表明自己感到「极为震惊」，并呼吁对彭帅的指控加以调查。

世界球王乔科维奇（Novak Djokovic）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老实说，她失踪这件事令人震惊。」

● 官方回应

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WTA）呼吁，彭帅提出的指控应受到「彻底、公平、透明且不受言论审查的调查」。

WTA主席赛门（Steve Simon）则透露，有「数个消息来源」告知他彭帅平安。

中国网球协会并未回覆法新社的置评要求，中国外交部也拒绝发表评论。

●政治反应

随着彭帅事件掀起的不平声浪高涨，白宫发言人莎琪（Jen Psaki）表示，美国拜登（Joe Biden）政府希望中国对于彭帅的下落「提供独立、可证实的证据」。

联合国（UN）也加入施压行列，坚称应对彭帅的指控进行彻底透明调查。

●报平安的电邮、照片

中国官媒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18日在推特发布一封电子邮件的萤幕截图，声称是彭帅致函WTA的电邮，当中彭帅说自己提出的指控「不是事实」，且「一切安好」。让这起事件出现新发展。

然而，信中语气憋扭，加上截图可见到游标，外界很快对这封信的真实性起疑。WTA主席赛门也表示，这「只会让我产生疑虑」。

一个被推特标示为「中国国营媒体」的帐号@shen_shiwei（沈诗伟），19日晚间上传4张照片，可见彭帅抱着灰色猫咪和熊猫布偶灿笑，背后还有许多布偶以及与小熊维尼大玩偶的合照。但法新社无法独立证实照片真实性。（译者：张正芊/核稿：陈正健）

谢选骏指出：法国人企图隐瞒一个事情——现在的要害不是丢了一个彭帅，而是全球一半人口的女性同胞都受到了生命威胁！所以说，大家不是同情彭帅，而是恐惧自己家里的女人都可能遭遇如此对待……因为……丢了彭帅就是丢了全球一半人口的女性同胞！

《法国外交部称关注彭帅下落 敦促中国实践保护妇女家庭法》（11/20/2021 小山）报道：

法国外交部在官网报告新闻发布会内容，涉及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安危的提问与回答。法国外交部称关注彭帅情况，对缺少证明彭帅安危的信息表示不安。

据法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标明是11月19日的摘要报告，有提问问及彭帅案：法国政府是否对彭帅这位因罗兰德-加洛斯锦标赛而闻名的网球运动员的安全表示怀疑？巴黎能不关心吗？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回答说：我们对缺少有关网球运动员彭帅情况的信息表示关注，这令国际社会和体育界感到担忧。

我们呼吁中国当局履行其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承诺，特别是根据2016年生效的国家反家庭暴力法。

据法国外交部称，法国与世界各地动员起来一样，促进言论自由、男女平等以及打击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

谢选骏指出：看来不是法国人全都不懂上述“丢了彭帅就丢了全球一半人口的女性同胞”的道理。

【17、俄罗斯是全球奴隶制的策源地】

《骇人言论：全球“奴隶制”即将到来？》（FX168 2022-06-02）报道：

周四（6月2日），据321gold.com的创始人罗伯特·莫里亚蒂说，由于食品短缺、通货膨胀和地缘政治动荡都在刺激全球经济，黄金是一个安全的选择。

“黄金是对抗政府愚蠢的保险政策，”他说。“……黄金的价值永远不会改变。”

当被问及为什么投资者应该考虑黄金时，莫里亚蒂回答说：“因为其他选择要糟糕得多。”他提到了股票和加密货币的抛售。

“政府愚蠢”

莫里亚蒂说，美国“在过去22年里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这一事实凸显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他说：“美国在阿富汗花费了2.3万亿美元，我们甚至无法在不显得愚蠢的情况下完成撤军。”“卷入军事冒险主义，每个帝国都会灭亡。”

莫里亚蒂也是越战老兵，他也提供了他对乌克兰冲突的分析。

“美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结束乌克兰战争，而是想尽办法延长战争，”他说。“……当你想做的只是用尽武器时，军事工业综合体喜欢这样做，但这是战争，人们会被杀死。”

全球“奴隶制”

莫里亚蒂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以及台湾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分散了人们对一个更严重问题的注意力。

“正义与邪恶之间正在进行真正的战斗，”他评论道。“这是世界经济论坛（WEF）和渴望自由的人们之间的问题。”

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由德国科学家克劳斯·施瓦布于1971年创立的非政府组织。政治和经济领导人汇集于此讨论全球问题。

最近，世界经济论坛批准了一项“大重置”（Great Reset）议程。莫里亚蒂担心“大重置”的提议会破坏人权。

莫里亚蒂说：“世界经济论坛说，到2030年，你什么都不拥有，什么都不欠，你会很高兴。”“嗯，这恰好是奴隶制的定义……信不信由你，普京、特鲁多、马克龙和执掌新西兰的这位女性都是克劳斯·施瓦布领导的2800名全球青年领导人中的一员。”

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青年领袖计划是施瓦布创立的一个导师计划。杰出的毕业生包括前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和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

莫里亚蒂还表示，世界经济论坛希望在全球推出一个“社会信用”体系。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信用体系，根据公民的行为对其进行奖惩。

加密货币

莫里亚蒂对加密货币持怀疑态度，此前曾将比特币比作“郁金香球茎”和“佛罗里达房地产”。

他说：“我碰巧对加密货币非常悲观。”“有1万种加密货币。没有一个会成功的。”

他还表示，央行数字货币（CBDC）不会成功。

他表示：“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将转向央行数字货币，但我不这么认为。”“这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方案。黄金货币一直有效。它们是解决方案，而不是问题。”

网民嚎叫：

柳小波 发表评论于 2022-06-02 20:18:43

这家伙就一卖纸黄金的......从这种网站上找“观点”，大外宣愚蠢程度让人无语

PS：FX168就是一个天天用“震惊”体，“吓尿”体博流量的伪财经网站

wangdansong 发表评论于 2022-06-02 19:17:12

“正义与邪恶” 真的能分清吗？

锦西 发表评论于 2022-06-02 18:47:25

精英和百姓的关系，也可以叫做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有聪明的百分之一，就有傻，笨，呆的百分之九十九。一直不就这样嘛。平权的意义，就是要打发好这些个打工的人。

谢选骏指出：有关“全球奴隶制”的言论确实骇人，而且害人——因为它竟不知道“俄罗斯是全球奴隶制的策源地”。俄国不仅害了东欧和中亚，而且害了中国至少两次——一次是割去了清朝千万平方公里土地，比现在的中国版图还要庞大，还有一次就是向中国输出了马恩裂死，祸国殃民至今犹烈。现在俄罗斯企图死灰复燃，重操旧业，再度打造全球奴隶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吗。

《俄乌战争100天 北约前官员：西方犯下巨大错误》（天下事 2022-06-03）报道：

据路透社6月3日报道，俄乌战争爆发100天后，乌克兰正在争取时间，试图在东部前线抵挡住俄罗斯压倒性的火力，为西方军援抵达争取更多时间。但北约前官员杰米·谢伊认为，西方已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当六周前俄军撤退时，美国就应该及时向乌军提供HIMARS等装备。

随着伤亡人数的增加，以及西方援助的延迟，乌克兰官员担心救济可能不会来的足够快。乌克兰东部地区卢甘斯克州州长谢尔盖·海岱说，“这已经晚了。尽管西方伙伴正在帮助我们，但他们提供的武器和弹药数量还不够。”

俄乌战争100天 北约前官员：西方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

俄乌开战初期，由于补给线过于紧张，俄军被迫从基辅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撤退。如今，俄军将压倒性火力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地区，使得乌军处于不利地位。

不过，西方军事官员也说，俄军的推进非常缓慢，每天只有500米至1000米，而原先设想的是数十公里。由于地面炮兵部队战力不佳，其作战效能仅发挥50%。另外，这名官员估计俄军已损失40000名士兵。

但报道也承认，乌军每天也阵亡100名士兵，450名至500名士兵受伤。俄军的火力打击，压制了乌军的轮换，导致军队的疲劳不断加深。

德国马歇尔基金的约尔格·福布里格说，“虽然乌军以非常灵敏的战略战术，灵活的组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无法否认的是，乌军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致命打击”。

报道最后称，决定西方救援成功的因素有两个，即速度和数量。“如果乌克兰能够及时收到他们想要的足够数量的武器，那么他们也许能够在前线阻止俄军，并为反击创造条件。”

谢选骏指出：为何西方无法迅速增援？看来西方世界不少俄罗斯的第五纵队，在为俄国进行牵制作战甚至输送金钱——包括美前总统川普在内，他其实只是一个装阔的没钱总统。第五纵队为了从俄国拿到订单，不惜敞开通俄门，任由红色间谍出出进进。

【18、房子是越来越大的吸血鬼】

《瑞士人真的不爱买房爱租房？》（THOMAS FULLER 2023年11月23日）报道：

菲利普·斯基巴在他位于瑞士佐利孔的出租屋露台上，背景是苏黎世湖的美景。他说：“我觉得拥有房产已经被写进了人的DNA里。但如果你想住在瑞士的市区，租房是如今唯一的选择。”

菲利普·斯基巴是在金融行业工作的高薪分析师，如果在其他国家，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买房。但在他居住的苏黎世郊区小镇上，即使是他口中的丑房子，也能卖到数百万美元。

去年，他家附近一栋简单的米色灰泥房屋挂牌出售。价格为750万瑞士法郎，约合830万美元。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太荒谬了，简直是一种侮辱，”41岁的斯基巴说，他和女朋友合租了一套公寓。几周后，那栋房子卖掉了，这让他更加坚定了如今在瑞士买房的现实——在苏黎世附近的任何地方，购买一套独户住宅，都不仅仅是一种奢侈而已。

“这已经超出了奢侈的范畴，”斯基巴说。“两个孩子，一栋房子，一个花园，两辆车——我不知道谁拥有这些。”

瑞士的900万居民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群之一，他们大多是租房者。越来越多的城市白领发现自己被挡在房地产市场之外。根据研究公司Wüest Partner的数据，苏黎世一套单间公寓的平均价格为110万美元。按每平方英尺计算，苏黎世的房价比巴黎高出约80%。

在加州、纽约和伦敦等沿海地区的年轻人看不到买房之路的同时，瑞士让世界瞥见了一个后所有权社会。大约36%的瑞士人拥有自己的住房或公寓，这一比例在西方国家中是最低的，远低于欧盟70%和美国67%的平均水平。虽然许多瑞士年轻人说，他们看到了一生租房的好处——主要是避免了买房的麻烦和负担——但同时他们承认，他们对别无选择感到不满。

“我想，大多数瑞士人仍然梦想着拥有一栋带花园的独栋住宅，”36岁、在苏黎世工作的的安德烈亚斯·韦伯说。“而这已经不可能了。”

苏黎世居民安德烈亚斯·韦伯是抵押贷款经纪公司 Corefinanz 的总经理。关于购买自己的房子，他说：“我还没到那个地步。”

韦伯是抵押贷款经纪公司Corefinanz的总经理，但他自己也是租房者，住在距苏黎世市中心半小时火车车程的公寓里。“我还没到那个地步，”他在谈到自己买房时说。瑞士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为48岁，比邻国法国大15岁。

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拥有住房受到政府的鼓励，通常被视为一种成人仪式。在瑞士，70%的地形是山脉，有限的可建造土地上昂贵的房地产已经成为世代相传的现实，一辈子租房并不被认为是个人的失败或制度的缺点。

爱丽丝·霍伦施泰因在苏黎世郊区新房的花园中。她说：“买下房子的那一刻，我就想，我失去了自由。”

“我知道很多人根本不想买房，”专门研究城市问题的心理学家爱丽丝·霍伦斯坦说。“他们就是不重视房屋所有权。他们认为这已经过时了。”

人们在这方面也不会那么苛求。瑞士的租房者说，没有人来告诉他们通过买房积累财富是多么重要。“大多数人都是租房子住，这一点也不丢脸，”来自瑞士北部城市巴塞尔的克里斯蒂安·希尔伯说，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专门研究房地产。“就算有人说起这个话题，也是，‘你自己有房子，为什么？’”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瑞士一直是租客占多数的国家，在某些方面，这对这个国家很有好处。2008年，当掠夺性贷款和贷款违约使美国陷入衰退时，瑞士经济几乎没有受到影响。瑞士金融当局要求对借款人进行严格审查；“次贷”从未在日常生活中出现过。

但在这里，租房的任何偏好都与严酷的金融现实相冲突：全国调查显示，近几十年来，瑞士的房主状况有所改善，至少在财富方面是这样。瑞士30多岁的房主的净资产中位数是同年龄租房者的6倍。而且贫富差距只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扩大。瑞士洛桑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会的乌尔西娜·库恩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瑞士70多岁的房主比同龄租房者富裕11倍。

问题在于，要想成为房主，“你需要财富来获得更多财富，”库恩说。

日内瓦大学教授马丁·赫斯利对瑞士人的房屋所有权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他说，尽管从长远来看，从数学角度来看，买房更有利，但许多瑞士人还是负担不起首付，按照法律规定，首付至少是购房价格的20%。再加上4%的转让成本，根据Wüest Partner的数据，目前瑞士房屋的平均价格在140万美元，那么最低首付就是33.6万美元。

许多瑞士人依靠永续性重新贷款来买房。瑞士以奢侈腕表、精致巧克力和终身抵押贷款闻名。还贷还到死情况并不罕见，这从纳税的角度讲是有利的，因为抵押贷款利息可以抵税。这种贷款还让瑞士引以为傲的银行业获得了大量业务。

苏黎世和瑞士其他城市的建筑拥有百年历史，被雄伟山脉环绕，未受世界大战影响，吸引着雄心勃勃的买家。

对驾车穿过这片阿尔卑斯田园的迷人风光的游客来说，如此高企的房价并不难以理解。在伯恩和苏黎世等城市，有数百年历史的石板路小巷完好无损，未受两场世界大战的影响，堪称活生生的博物馆。苏黎世的天际线是高耸的雪山。环绕城市的湖泊如此清澈，以至于游泳者有时会从城市人行道和步道直接跳入水中。

43岁的粒子物理学家安德烈亚斯·富勒在一家银行从事风险管理工作。在决定到瑞士首都伯恩购房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必须靠家人帮助才能付得起首付。他和他的伴侣、37岁的钢琴老师西瓦·川查伦需要找一处能让西瓦练习钢琴而又不打扰邻居的住所。他们看了15套房，其中五套他们开了价。但总有人出价比他们高。

“你会感到很沮丧，”富勒说。“走进大门之后你觉得，‘这是我们的梦想之屋’，但最后却没办法买下来。”

在发现了一个想买的房子后，他们倾尽所有。这套面积约200平米的房子就位于刚出伯恩市城区的地方，与铁路隔街相望，广告标价125万法郎（合138万美元），但在多轮竞价后，他们以152万法郎的价格买到了手。除了他们两家人帮忙支付的30万法郎（33.2万美元）首付之外，他们分别还通过三笔为期八年、10年和12年的贷款筹集了资金。这种贷款组合导致他们的大部分还款都是利息而不是本金。他们准备用未来数十年的漫长时间偿还房贷。

斯基巴说，在他所在30人规模的办公室里，大多数人的年薪至少有10万法郎，但只有两人有自己的房子。他能买得起苏黎世郊外乡间的房子，那些60公里外的住宅售价达到150万法郎。但他不想住得离城市里的办公室和朋友那么远。

“我觉得拥有房产已经被写进了人的DNA里，”他说。“但如果你想住在瑞士的市区，租房是如今唯一的选择。”

谢选骏指出：房子是越来越大的吸血鬼，因为全球化在继续，吸血鬼都簇拥到了中心地带，并且通过“自称核心”的方式扩大吸血规模。

《美国不正常？买卖房子付6%佣金 养300万仲介商》（记者张声肇 2023-11-18）报道：

美国是全球唯一买卖房子要付6%佣金的国家，养活了300万人的房仲大军。仲介抽成之高和人数之多，华尔街日报说，和全世界其他国家比起来，都不「正常」。

5-6%的佣金，通常买方和卖方的仲介商平分，这个比率，比其他国家高很多。300万人的房仲大军，阵容之大，连第二名国家都远远不如。

法院上月对抽成比率的裁决，可能颠覆美国房地产市场，永远改变房屋仲介的报酬制度。

Keefe, Bruyette & Woods投资银行管理部主任托马塞罗（Ryan Tomasello）说，佣金比率那么高的原因是买方代理人所提供的服务。他说，在别的国家买房，不见得需用到代理人。

前述讼案的卖方律师说，目前的抽成模式压制竞争，让买卖双方都难以协议出更低的仲介报酬。

全国房地产商协会发言人威廉斯（Mantill Williams）说，抽成比率是可以协商的，该给多少市场决定，也看仲介商替消费者提供了什么价值。

威廉斯说，全世界比佣金率很容易误导人，因为没有很精确地比较服务的价值，和交易过程消费者需要付的许多费用。

但是，对各国房仲佣金颇有研究的圣地牙哥大学教授米勒（Norm Miller）说，卖屋者还是要大胆些要求仲介商降低抽成，因为别国仲介抽成都没那么高。日本和阿根廷例外。

上月，联邦法院陪审团裁决，全国房地产商协会和大仲介公司共谋让仲介费高居不下。协会打算上诉。

房地产执照法官协会说，美国房地产仲介执照持有人目前在250万和300万之间，包括个人与公司。

互联网流行前，买方仲介的主要工作从待售屋市场过滤商品，找适合买方的几家去谈，这项工作现在很容易，仲介的职责转为咨询与支持，替买方找屋况检查员、贷款银行、律师（代书）等。能干的仲介还能替客户出价，帮客户以较低的价格买到房子。

谢选骏指出：为何美国不正常、买卖房子付6%佣金、养300万仲介商？因为全球化在继续，吸血鬼都簇拥到了中心地带，并且通过“自称核心”的方式扩大吸血规模。而美国，正是全球化的中心。所以吸血鬼都簇拥到了美国，并通过“核心”的方式扩大吸血规模。

【19、非洲贫困化与全球化是中囶的扩张机遇】

《非洲贫困化与全球化》（西亚北非研究所 安春英 2006-4-1）报道：

内容提要 在当今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非洲的贫困化问题日益突出，如何使穷人从全球化中受益成为国际社会颇为关注的重大问题。由于多种原因导致形成的非洲国家对国际环境的依赖性，使当前不公正的国际经济合作、国际生产体系、国际贸易环境和国际金融体系成为非洲国家在脱贫道路上步履维艰的主要外部因素。非洲国家要以主动和务实的态度融入全球化。发达国家应采取减免债务、降低技术转让费用等具体措施真诚帮助非洲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经济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将有助于非洲国家反贫困行动取得成效。

关键词 非洲 反贫困国际经济环境 全球化

作者简介 安春英，196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当今，经济全球化加强了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拓展了经济活动的空间，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世界各国经济并未出现凯歌齐奏的和谐场景，展现给人们的却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失衡世界。如何使穷人从全球化中受益成为国际社会颇为关注的问题。无论是2002年召开的联合国贸发会议还是八国首脑会议，其主要议题之一即是穷国的脱贫问题。2002年8月，世界银行在《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再次强调要采取更均衡的全球发展模式。

全球化中的非洲贫困化

（一）非洲的贫困状况

贫困是一个历史、地域的综合概念。它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非洲国家面临的是绝对贫困问题。传统的贫困含义主要指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世界银行在《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是处于贫困状态。”①随着社会的发展，贫困的内涵和界定的标准都发生了相应变化。《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认为：贫困不仅指物质的匮乏，还包括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②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英文缩写为“HDI”）③，并成为国际社会衡量各国或地区人类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程度的统一尺度。《世界发展报告（2000／2001）》以新的视角诠释贫困：贫困是指福利的被剥夺状态，贫困不仅仅意味着低收入、低消费，缺衣少药，没有住房，生病时得不到治疗，不识字而又得不到教育，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没有发言权和缺乏影响力。④在这里，贫困不仅仅是一种悲惨的生存状态，且是个多层面的问题，由相互关联的经济、政治、人类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匮乏构成。

目前，非洲是世界上最贫困地区，也是贫困人口仍在不断增加的惟一地区。主要表现为：1．收入贫因。以日均生活费低于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来衡量，1999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6.42亿人口中，约有3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⑤；2000年，非洲人均收入只有671美元，埃塞俄比亚和布隆迪人均收入只有100美元和110美元。2.人类发展贫困。2000年，全非洲人均寿命只有53岁，有40％的人口得不到卫生设施服务。⑥3．知识发展贫困。2000年，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成人识字率分别为16％和24％，居世界末位；全非洲小学总入学率为79.6％；中学入学率只有33％。⑦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每千人仅拥有31.6部电话和9.2台计算机。⑧这些指标，充分反映了非洲大陆的贫困化现状。

（二）国际社会对穷国脱贫的新认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全世界日益联结为有机的整体。当代发达国家的繁荣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的贡献，它们需要从发展中国家寻找充足的市场、能源、原料和劳动力。如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长期停滞落后，则发达国家的发展也难以为继，全世界的共同发展也就成了空话。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发达国家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非洲的贫困不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

九一一事件使发达国家认识到贫困为恐怖主义提供滋生的土壤。美国总统布什也不得不承认：持续的贫困可引发人们对生活的绝望。在饥饿与贫穷中不会有持久的和平，发达国家在关注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时，更要关注贫穷地区的发展问题。援助不是一项慈善活动，“除了作为一个道义方面的问题外，人们认识到贫穷削减工作是保证和平和安全所必需的。”⑨

（三）脱贫模式的变化

从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开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最不发达国家设立了“结构性调整贷款”。国际组织要求这些国家在取得国际贷款的同时，必须承诺减少政府开支、特别是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降低工资，开放国内市场。的确，在国际组织援助下实行的以经济结构调整为核心的脱贫战略，转变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为非洲经济引入了有效、合理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增强了经济活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构调整方案的弊病也逐渐显现出来，那就是：结构调整方案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对于调整造成的社会发展问题关注不够，也没有明显解决贫困阶层的脱贫问题。因为经济高增长并不能自动地减少贫困，这取决于经济增长是否具有高质量，非洲国家只有从经济增长中全面受益，才能根除贫困。

2002年6月，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了《2002年最不发达国家》的报告，提出了以增加穷国的决策自主权、将脱贫战略的核心由结构调整转变为持续发展以及改善国际环境等作为全球49个最不发达国家的脱贫新模式。其目标是通过宏观经济的增长、生产能力的提高以及融入全球经济等措施，使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生活水平翻番，从而有望在2015年前将全球贫困人口减半。这种新模式力求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避免无发展的增长，有利于推动社会整体进步与全面发展。

非洲脱贫的国际环境

（一）经济合作以不对称依存关系为基础

当全球商品、资金、技术和劳务随着经济自由化而迅速自由流动时，西方国家乘机进行跨国贸易扩张，利用不公正的国际经济贸易体制，不断向非洲国家施压，要求它们开放更多的市场，以便进一步利用非洲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牟取更大的暴利。西方国家不断迫使非洲国家推行投资贸易自由化和产业私有化，通过收购股份与资本渗透的方式，进一步削弱非洲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在电信、电力、航空、矿产（包括石油）、金融、保险等重要经济行业。例如，铜矿之国赞比亚曾欲将其支柱产业铜矿业收归国有，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立即以终止贷款和援助相要挟，迫使赞政府将铜矿业列入私有化计划，1998年盎格鲁美利坚公司以7200万美元的低价购得。赞比亚90%的企业已实行私有化，但赞比亚人民并没有从中得到实惠，受益的只是外国投资商人。跨国公司正是以这种手段控制非洲的资源和经济命脉，从而导致非洲国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经济发展能力进一步削弱。

（二）国际生产体系以不合理国际分工为基础

西方国家留给非洲各国的“殖民遗产”之一是低序次的产业结构。非洲国家的独立使这些国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由原来的依附关系转为依赖关系。尽管非洲国家采取措施，力图培养多极增长点，建立多样化产业结构，但至今仍难以消除这一弊端。从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来看，2001年，几内亚比绍、中非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这一比率分别高达64．3％、54．7％和52．5％。⑩非洲国家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完全反映了各国资源禀赋及国内生产结构。据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和几内亚的农矿原料、燃料等资源出口分别占出口总额的100％、97％、69％和66％。⑾一些落后的产业部门无法满足国内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造成该国工业制成品高度依赖进口的局面。布隆迪、马达加斯加、阿尔及利亚等20多个非洲国家制成品占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肯尼亚（东非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工业制成品进口额也在60%以上。表明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国际竞争力较弱。

经过非洲国家的不懈努力，各国产业结构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垂直型国际分工已由原来的单一型传统分工开始转变为多层次的国际分工体系，但发达国家始终在这一体系中处于最高层。

（三）国际贸易体系以不平等交换为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靠对国际市场的垄断，压低农矿初级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制成品价格，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若贸易条件以1995年为100％来衡量，1975~1984年，非洲贸易条件上升了1.1%，1985~1989年。下降了6.8%，1990~2000年，进一步恶化0.4％。⑿2001年，受国际市场初级商品价格的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率下滑0.3个百分点。⒀发展中国家遭受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交换的打击，难以积累必要资金发展民族工业。

发达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市场，设立了重重贸易壁垒。目前，欧盟对农业初级产品征收5％的关税，已加工的农业原料税率为10％。⒁农业是非洲很多国家最具出口活力的部门，因此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补贴使非洲最易受到伤害。据世界银行发表的《2002年全球经济展望及发展中国家》统计，2001年发达国家用于农产品的补贴高达3500亿美元，农业补贴费用高达日均10亿美元。⒂2002年5月，布什签署了《新农业法》，决定在今后10年内将向美国农业提供高达1900亿美元的财政拨款，在2003~2008年将农产品财政拨款增加67％。⒃非关税壁垒盛行是当前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特点。发达国家的非关税壁垒名目繁多，既有反倾销等直接措施，又有间接措施，如卫生和安全标准等，拒绝非洲产品进入它们的市场。这些贸易壁垒每年给非洲国家造成200亿美元的损失，非洲的商品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1980年为5．9％，1990年3％，2000年2．1％。⒄世界银行经济政策与预测部主任尤里坦言：“要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发达国家必须愿意把农产品和纺织品问题摆到谈判桌上，因为这些产品都是贫困国家生产的新产品。只有在讨论发达国家关心的问题的同时降低农业壁垒，推进纺织品的谈判时间表，在减少反倾销问题上达成一致，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发展回合’。”⒅

（四）国际金融体系以垄断为基础

非洲大多数国家财政拮据，资金严重短缺，无法为自己的经济发展积累必要的资金。它们要发展经济，仅从有限的出口中得到收入是远远不够的，吸引外援和减债成为非洲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在外援流人量方面，1999年非洲国家共得到149亿美元的外国发展援助，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比1990年下降了37％；人均净援助额从1990年的42美元降到1999的19美元。⒆在外债负担方面，非洲国家的外债负担在发展中国家最为沉重，1999年，在外债对货物和劳务出口额的比率方面。全非为155％，撒哈拉以南非洲为186％，其中苏丹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分别为2545％和1152％。⒇2000年，布隆迪外债占出口总额的比率最高，为1118％。（21）2001年非洲外债对货物和劳务出口额比率为176．6％，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136．6％的平均水平。此外，在外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方面，2001年，非洲有18个国家超过100％，其中几内亚比绍高达435．4％，毛里塔尼亚、刚果（金）和塞拉利昂也突破200％大关。（22在如此严峻的财经形势下，国际社会增加外援和减免非洲债务刻不容缓。

近年来部分发达国家已意识到世界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它们开始逐步调整对外金融政策。加1年12月，世界银行发表了《全球化、增长与贫困：建立包容性的世界经济》的研究报告，提出了防范全球化风险、帮助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化受益的七点计划，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组织着手增加对非援助和减免债务。（23）即便如此，发达国家及其金融集团几乎完全掌握国际金融机构，在相当大程度上左右着国际金融界的重大行动。发展中国家为获取发展经济急需的援助与减债，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及其金融集团提出的各种苛刻条件。

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一）加强南南合作，努力营造有利于非洲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使穷国真正从全球化中受益。要想改变非洲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困境，单靠非洲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在加快非洲政治经济一体化基础上，必须大力开展南南合作和积极推进南北对话。

对于发展中国家长期强烈要求变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发达国家已逐渐认识到有必要调整旧的经济秩序。南北双方在承认相互依存的历史前提和必须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并有了具体行动。2002年2月，世贸组织通过了最不发达国家发展规划，旨在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加快发展对外贸易。同年3月，在墨西哥蒙特雷召开发展筹资大会，呼吁国际社会对发展筹资问题给予关注，寻求创造更好的发展机遇。

（二）发展多边外交，加强非洲的团结；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加快非洲内部的经济整合，减少贫困人口。面对汹涌澎湃的经济全球化浪潮，非洲国家国力弱小，难以单个应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因此，非洲需要加强非洲国家间的凝聚力，使非洲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共同的声音。在政治层面，国际社会应充分理解发展中国家在资金、贸易、债务等方面的困难，采取有力措施，消除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发达国家尤应开放市场，取消贸易壁垒；尊重发展中国家自主选择的发展战略和自身努力，向非洲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由于非洲国家的团结斗争，发达国家已开始调整对非政策。国际社会对非洲重视程度的加强，为非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目前国际社会已意识到，一个和平、稳定和发展的非洲，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利。“让穷人能活下去”，是非洲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呼声。在经济层面，国际社会应以10个区域化经济合作为基础，推动全非洲的经济整合工作。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英文缩写为“NEPAD”）的启动，使非洲在团结合作、复兴非洲的道路上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并提出了实现贫困人口减半和其他发展目标。2001年7月非盟的成立，标志着非洲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从政治领域走向各个领域，尤其是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上议事日程，作为主要目标之一，被明确写进《非盟宪章》。随着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将促进非洲国家间的有效合作，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摆脱目前贫困化的处境。

（三）构建政策支持体系，推动非洲国家宏观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进步。在联合国贸发会议提出穷国脱贫新模式的同时，非洲国家制定了各自的《减轻贫困策略报告》（英文缩写为“PRSP”），增加政府办事透明度，发展文化教育，加强职业培训，努力消除贫困，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和国内环境。

与此同时，非洲国家应正视农矿初级产品毕竟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现实。为保证各国初级产品（尤其是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传统地位，需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提高环保、卫生和质量等技术标准，以应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凭借政策手段，加大国内企业农矿产品的科研开发和科技投入，提高农矿产品的加工能力；优化本国产业结构，建立有竞争力的企业；大力发展制造业的出口型产业，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通过持续的经济增长，实现尽快减贫的目标。毛里求斯的经济发展经验值得其他非洲国家借鉴。

（四）呼吁发达国家降低技术转让费，加强可持续发展中的科技台作，为穷国反贫困行动提供技术条件。大多数非洲国家经济落后，缺乏科研和技术开发资金。它们只能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据统计，少数发达国家拥有全球97％的专利权，它们有义务采取新的政策和机制，解决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之间的矛盾，促进国际间技术转让。发达国家还可以与发展中国家建立互利互惠的科研协作机制，使发展中国家可以参与发达国家科研开发过程，共享科研成果。1999年2月，非洲知识产权组织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修订了《班吉协定》，该协定已于2002年2月正式生效。该协定有助于保护成员国人民的经济利益，完善投资环境，促进创新，保护发明专利，吸引更多外资和技术转让，提高非洲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远离贫困。2002年7月，首届“非加太——欧盟论坛”会议的主题就是科技及其创新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南非科技和文化部长本·纳古贝恩强调，制约发展中国家采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瓶颈是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政策，高昂的技术转让费位发展中国家几乎不可能采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西方国家应调整技术转让政策，使科学技术真正为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他提议，发达国家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区域科技共享系统，该系统应着重研究发展中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发展中国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① 世界银行：《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页。

② 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

③ 即由平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个指标构成。

④ 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⑤ The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2002，Washington D.C.，p.30.

⑥ The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Gender，Poverty and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2002/2003.

⑦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2年（世界银行电子版）。

⑧ 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evdata.worldbank.org）.

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季刊：《金融与发展》，2002年3月号，第5页。

⑩ 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evdata．worldbank．org）。

⑾ 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2,Washington D.C.，PP.220-221．

⑿ The World Bank，African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2，April 2002，Washington D.C.,P.88．

⒀ The World Bank，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2002，Washington D.C.，p.24．

⒁ African Research Bulletin：Economic，Financial and Technical Series，April16th-May15th 2002，p．15172．

⒂ http:www．worldbank．org/prospects/gep2002．

⒃ 参见新华网2002年9月4日。

⒄ 世贸组织网站（http：//www．wto．org）。

⒅ http：//wvwworldbank.org/prospects/gep2002/index.htm

⒆ Ihe wdd Bank，African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2,Washington D.C.,p.299.

⒇ bId.，p．178．

（21） bId．

（22） Africfan Research Bulletin：Economic，Financial and Technical Series,March 16th-April15 th2002,p.15136

（23） African Business,Oct.2002,pp.44-45.  

谢选骏指出：人说“非洲贫困化与全球化”——我看“非洲贫困化与全球化是中囶的扩张机遇”。

【20、共产主义无法整合全球】

《债务、贸易下滑和通缩幽灵：中国经济引发全球担忧》（PETER S. GOODMAN 2023年8月14日）报道：

中国南昌的住宅开发项目。中国几十年的过度开发导致许多城市到处都是空置的公寓楼。

在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中国一直是不懈发展和向上流动的代名词。随着14亿人口对世界各地的商品产生兴趣——好莱坞电影、韩国电子产品、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这个看似取之不竭的引擎推动着全球经济。

现在，这台发动机正在失灵，给中国家庭和全球经济带来了令人担忧的风险。长期以来，在这种利润增长版的全球化里，中国一直是核心，但在世界经济极度不确定的时刻，中国却变成了终极未知数。

最近几周的一系列事态发展加剧了这些风险。

先是传来了中国经济在春季大幅放缓的消息，浇灭了新冠极端限制取消后强劲扩张的希望。

本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出口连续三个月下降，进口连续五个月下降——这是前景黯淡的又一个信号。

随后有消息称，从食品到公寓等一系列商品价格下跌，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可能处于所谓通货紧缩边缘的担忧，即价格持续下跌，这是商业活动疲软的先兆。

连接着金融、建筑和家庭财富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日益陷入困境，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未能支付其债券利息，并且估计今年上半年亏损高达76亿美元。

这些事件使中国劳动者和家庭的处境雪上加霜。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经济疲软标志着对主要商品需求的萎缩——从巴西收获的大豆，到美国饲养的牛肉，再到意大利制造的奢侈品。这意味着人们对石油、矿产和其他工业基石的兴趣减弱。

“中国经济放缓肯定会给全球经济前景带来压力，”澳大利亚金融服务公司麦格理驻香港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表示。“因为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商品消费国，所以影响将会非常非常大。”

BCA研究公司最近的分析显示，过去十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而美国的贡献率为22%，欧元区20个国家的贡献率为9%。

更令人担忧的是，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当局重振经济的选择有限，因为目前不断增加的债务估计已占国民产出的282%——比美国还高。

政府列出了旨在刺激消费者消费和企业投资的支出计划。但细节并不透明，同时给人留下了地方政府将为此买单的印象。地方政府是债务危机担忧的焦点。多年来，他们大肆举债，为道路、桥梁和工业园区的建设提供资金。

所有这一切发生之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正试图从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经济向国内消费支出主导的经济转型。

旧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在世纪更迭的20年里，该模式效果非常好，当时政府为港口、电网和其他基础工程提供资金，以促进出口带动的工厂繁荣。

随着中国转向新的经济模式，政府制定了鼓励消费者消费的支出计划。

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家创办了世界上最具创新性和价值的一些科技公司。近年来，许多企业都受到习近平推动的监管打压的限制。

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在美国，中国惊人的出口增长加上国内工厂就业岗位的流失，引发了贸易冲突。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口产品全面征收关税。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政策，并增加了对先进计算机芯片等中国关键行业投资的禁令。拜登总统周三强化了这一行动，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对可以增强中国军事力量的行业进行投资。

周四，拜登将中国的经济脆弱性称为“定时炸弹”。他还说：“当坏人遇到问题时，他们就会做坏事。”

习近平指责美国开展了一场旨在压制中国发展的运动。

面对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敌意，以及疫情期间将产品从中国工厂运送到北美和欧洲零售商的困难，跨国公司已将工厂订单转移到越南、印度和墨西哥等国。

对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国际商贸版图的变化，增加了向内需为中心经济转型的紧迫性。

尽管如此，疫情还是阻碍了这些设计。政府对商业和行动自由实施了严厉限制，封锁了整个城市。

去年12月，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公众抗议活动之后，政府解除了这些限制。人们普遍预计这将刺激消费者支出。但消费者支出一直很疲软，以至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最近停止发布那些引起人们对经济问题关注的数据。

长期以来，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薄弱，中国家庭一直是世界上储蓄最多的家庭之一。今年上半年，中国银行系统的家庭存款总额增长了约12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7万亿美元），是十年来最大的增长。

但储蓄的增加，以及投资和消费支出的疲软，似乎反映出公众信心的普遍削弱。在疫情期间，政策从完全封锁转向不加控制——经济学家亚当·波森最近称之为“经济长新冠”。

中国消费者热衷囤积现金，部分原因是他们普遍认识到，房地产是一个充满不幸结局的故事。几十年来，开发商的过度投资导致整个城市充斥着空置的公寓楼。随着房价暴跌，开发商纷纷中途叫停项目，留下摩天大楼的骨架，成为投机盛宴失败的纪念碑。

这一基本情况引发了人们与日本的比较。上世纪90年代初，投机性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导致日本陷入了长达30年的衰退。

日本经济下滑的核心原因是通货紧缩，这个词让经济学家不寒而栗。

通货紧缩影响了社会的基本预期，破坏了人们消费、扩大业务或雇佣工人的积极性，因为一切都有可能在以后变得更便宜。对个人而言理性的节俭，对社会而言则会变为衰退。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将避免这种命运。物价下跌的趋势可能很快就会扭转。政府对成功民营企业的攻击似乎也有所缓和。

香港房地产和投资管理公司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庞溟说，在几年来对民营企业家进行妖魔化之后，政府最近发出了转向“支持增长、支持商业心态”的信号。“关键的政策重点将是如何提振内需。”

在最乐观的情况下，政府将引导经济逐步向较慢的增长过渡，用服务业取代工厂就业岗位，同时控制房地产损失的规模。

然而，如果笼罩在中国经济上的债务限制了政府应对措施的效力，这可能会带来最糟糕的担忧——房价暴跌，随之而来的是对陷入困境的银行的昂贵救助，以及不受控制的资金外流。

这一结果最令政府官员不安，因为它可能带来失业、企业破产和社会动荡。

这样的景象强化了一种假设，即政府将加大刺激经济的力度，即使这样做可能会加剧经济面临的根本性威胁，产生新的债务。

然而，即使政府成功地监管了经济的逐步放缓，一些人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它们可能会引发重大波动。

工厂的工作继续从中国转移出去，加上经济以国内消费为中心，这可能会压低工资和家庭财富。即使在由一个不经选举的政党控制的国家，大量民众失去信心也可能带来动荡。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黄亚生在5月的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占其经济总产出的40%。中国的许多进口产品都是出口工厂产品的零部件。因此，中国的出口下降得越多，进口也下降得越多——这是一个财富递减的反馈循环。

这会拖累了就业和收入，黄亚生说。“这不可能是一个开心的故事。”

谢选骏指出：你们蹦得再是欢，最后都得拉清单——共产主义无法整合全球，因为它让人们吃草活着。（“拉清单”，来自红色老电影《小兵张嘎》的一句经典台词“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日后拉清单”。此处的“拉清单”有罗列罪状秋后算账之意。2014年，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中引用了该句，之后成为频频遭网民恶搞的“素材”。“实际上那些错误执行者，他也是有一本账的，这个账是记在那儿的。一旦他出事了，这个账全给你拉出来了。）让人们吃草活着，草民社会就像草一样飘摇了。

【21、官商勾结是全球现象】

《权利与金钱的游戏：起底美国官员内幕交易》（ 2023-05-03 档案）报道：

随着 First Republic Bank 的轰然倒地，美国政坛又有一位股神冉冉升起……

如此面相慈祥的民主党大妈，吃像是不是忒难看了？！

吃瓜群众，尤其是在FRC这只股票上输得血本无归的韭菜们（me included），也别太怒发冲冠，出离愤怒。因为 Lois Frankel 这种骚操作，在美国政坛，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可谓：

司空见惯浑闲事

贪腐堪比共产党

美国媒体调查发现，2019至2021年间，至少有97名国会议员在其个人或直系亲属出售股票、债券或其他金融资产时，涉嫌利用其在国会工作中得到的内幕信息。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夫妇的投资回报率甚至超过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被称为驰骋国会山与华尔街的新一代“股神”。

美国政客“点石成金”的背后，是利用内幕交易中饱私囊的黑暗勾当。

这再次证明，美国的“金钱政治”不仅意味着“政治离不开金钱”，也意味着一些人“从政就是为了金钱”。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从国会到政府，乃至法院、美联储等机构，美国官员内幕交易花样百出且鲜受惩处，这几乎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而现有制度却对此毫无办法。

从政成“投资战略”

据美国《纽约时报》调查，涉嫌内幕交易的议员占美国国会议员总数的约五分之一，其中共和党49人、民主党47人、独立国会议员1人。从涉案人数看，两党可谓不分伯仲。

一些议员宣称，投资决定是由配偶或股票经纪人独立作出。但该调查显示，不少议员或其家庭的股票交易领域与其工作颇有相关性：

共和党籍众议员里克·艾伦是推动处方药定价法案的众议院教育和劳工委员会成员，买卖医药公司股票；

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民主党籍众议员辛迪·阿克斯恩，购买银行股票；

力推可再生能源相关立法的民主党籍众议员阿兰·洛温塔尔，其家人2019年至2021年间97次买卖太阳能企业股票……

有些股票交易时间点也很“微妙”。例如，根据《纽约时报》报道，民主党籍众议员凯瑟琳·克拉克所在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负责包括公共卫生领域在内的各种拨款，其丈夫2020年在医疗公司豪洛捷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国防部获取1.19亿美元合同的一周前两次买入该公司股票，并在相关消息宣布数天后卖出。

同样在2020年，共和党籍众议员迈克·凯利的办公室得知美国商务部将启动一项有利于美国克利夫兰-克利夫斯矿业公司的关税调查，在正式消息公布前，其妻子已经买入了该公司股票。

与上述这些议员相比，佩洛西“资历”更深、“功力”更高。据《国会山》日报网站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她丈夫保罗·佩洛西近年来成为美国股市“风云人物”，尤其是一些精准“踩点”的操作，被美国民众调侃为“股神附体”。2019年至2021年间，保罗·佩洛西交易了价值2500万至8100万美元的股票及其他金融资产。据披露，佩洛西夫妇2021年投资回报率超过50%，远超同期巴菲特26%的投资回报率。

看到这些国会议员及其家属赚钱如此容易，“华盛顿公民责任与道德组织”网站发文讽刺说，当美国国会议员看来是“相当出色的投资战略”。

权力被用来自肥

与国会议员这些政治官僚相比，美国政府官员、联邦法官、美联储官员等技术官僚炒股敛财的本事也不遑多让。

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年10月一项调查披露，数千名美国行政官员报告持有或交易的股票，会因这些人所在机构的决策而出现涨跌。包括美国商务部、财政部在内的多个政府机构的2600多名官员承认，他们在进行股票投资时，相关公司在游说他们所在部门以获得优惠政策。这一数字相当于超过五分之一的联邦政府高级雇员。

法官们同样深谙此道。《华尔街日报》2021年9月公布的另一项调查显示，从2010年到2018年，有131名联邦法官在审理685起案件时，涉及自己或家人持有股票的公司，却没有采取回避措施。

掌握货币政策决策权的美联储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据《纽约时报》披露，2020年2月，时任美联储副主席理查德·克拉里达卖出一只股票基金，当时金融市场正因新冠疫情影响大幅下跌。而就在美联储宣布救市措施的前一天，克拉里达又买回了这只基金。

另据路透社报道，2021年，美联储竭力稳定市场之际，美联储下属地区储备银行的一些高层官员却在一边参与货币政策决策，一边进行股票和债券交易——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罗伯特·卡普兰在股市投资数百万美元，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埃里克·罗森格伦投资房地产信托基金，而这些股票和债券至少会间接受到美联储政策影响。手握金融大权的美联储高官如此热衷金融投资，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引发美国民众对其道德操守的质疑。彭博社称之为美联储多年来“最尴尬的道德丑闻”。

正如美国“公开的秘密”网站所言，当美国官员们在公共和私营领域的“旋转门”进进出出时，相伴的是特权、机会以及金钱。

腐败者逍遥法外

面对层出不穷的内幕交易丑闻，美国虽然早就出台了相关法律和监管措施，但至今收效甚微，而负责立法的美国国会议员更是长期居于“法外之地”。

例如，美国在2012年出台《停止利用国会消息交易法案》（简称《股票法》），禁止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靠“履职过程中获得的非公开信息谋取个人利益”，并要求国会议员本人及配偶买卖超过1000美元的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应在45天内提交报告。然而，首次违反报告时间规定的处罚仅为200美元罚款。有专家指出，该法惩罚力度过轻，且没有严格执行机制，因此形同虚设。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统计, 仅在2020年至2021年间，就有57名国会议员违反《股票法》的报告规定，但没有任何一名议员因此被起诉。

美国检察部门往往对内幕交易“不作为”。2020年初，包括时任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理查德·伯尔在内的多名联邦参议员在美国股市因新冠疫情蔓延而暴跌前抛出股票，引发美国舆论广泛批评。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美国司法部在经过调查后决定不起诉伯尔，但没有向公众解释缘由。报道说，“通常情况下，美司法部不解释不起诉的原因”。

福克斯新闻频道网站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7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应禁止现任议员及其直系亲属、工作人员进行股票交易。但不少高官对此表示反对，佩洛西就是其中之一。她曾在面对记者质问时宣称，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国会议员都应该能参与金融交易。在这一问题上，民主、共和两党罕见地“意见一致”。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也曾表示，他投资共同基金，并建议同事也这样做。

截至今年4月，美国国会内部有多项提案，号称要限制议员进行股票交易。然而，就如美国《华盛顿邮报》所言，国会监督他人往往比监督自己更积极，议员们难以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史蒂夫·希尔顿说，大多数政策，特别是大多数与企业有利害关系的法规都是在国会的各种委员会中制定的，“但这些委员会却不受审查。一切都那么腐败”。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白宫法律道德顾问的理查德·佩因特指出，两党在议员内幕交易问题上都表现得很虚伪，双方“都难辞其咎”。

逍遥法外的腐败，深入骨髓的堕落，让美国政治千疮百孔、丧失民心。

“美国思想者”网站近期一篇专栏文章指出，民调显示，美国权力三大分支的支持率均创下历史新低：

最高法院为25%，白宫为23%，而国会仅有7%。

近80%的美国公民认为，自己生活在“双标”的司法体系下，法律只适用于某些人。

作者杰伊·舒尔克哀叹，美国正在变成无法无天的社会。

谢选骏指出：这不是有美国一家的问题，事实上，官商勾结是一种全球现象，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各国黑白两道匪类互相感染串通，越演越烈。

【22、核战将加速全球统一的步伐】

《乌克兰战争：俄罗斯会不会使用战术核武器？》（2022-9-24）报道：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普丁）表示，他已准备好使用核武器来保卫俄罗斯领土，这使外界担心他可能在乌克兰使用小型或“战术”核武器。

美国总统拜登警告普京，这样做将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升级。

什么是战术核武器？

战术核武器是小型核弹头及其运载系统，使用于战场，或开展有限度打击。

战术核武器旨在摧毁特定区域内的敌方目标，而不会造成大范围的放射性污染。

最小的战术核武器可以是一千吨级或更少，即一千吨TNT炸药当量，最大的可以达到十万吨TNT炸药当量。

战略核武器则更大（高达100万吨级），并能从更远的距离发射。

作为对比，美国1945年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是一万五千吨级。

俄罗斯有哪些战术核武器？

根据美国的情报，俄罗斯大约有2000件战术核武器。

俄罗斯的战术核弹头可以放在各种类型的导弹上，这些导弹通常用于投送常规炸药，如巡航导弹。

战术核武器也可以从飞机或船只上发射——作为反舰导弹、鱼雷和深水炸弹。

美国称，俄罗斯最近一直在大力投资这些武器，以提高其射程和精度。

战术核武器以前是否被使用过？

俄罗斯部队可以使用常规火炮来发射小型核弹头，如马尔卡自行火炮。

战术核武器从来没有在冲突中使用过。

像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核大国已经发现，使用现代常规弹药来摧毁战场上的目标，同样有效。

此外，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有核国家愿意冒着全面核战争的风险，而使用战术核武器。

然而，与大型战略武器相比，俄罗斯可能更愿意使用较小的战术性武器。

“他们可能不认为在跨越这个大的核武分水岭。”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国际安全项目负责人帕特里夏·路易斯（Patricia Lewis）认为，“他们（俄罗斯）可能把它看作是其常规部队的一部分。”

普京的核威胁真的值得担心吗？

2022年2月，在入侵乌克兰前不久，普京总统将俄罗斯的核力量置于“特别战备状态”并举行了高规格的核演习。

最近，他又表示，“如果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我们将毫无疑问地使用所有可用的手段来保护俄罗斯和我们的人民。这不是虚张声势。”

俄罗斯占领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地区后，正计划举行不被国际承认的公投，以将其吞并。普京总统说，他准备“通过一切手段”捍卫这些地区的“领土完整”。

美国情报部门认为这是在威胁西方，即不要试图帮助乌克兰夺回这些领土，而不是表明普京正在计划一场核战争。

但也有人担心，如果俄罗斯进一步遭受挫折，可能会忍不住，在乌克兰使用较小的战术武器以“改变游戏规则”，从而打破僵局或避免战败。

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核专家詹姆斯·阿克顿（James Acton）说，“我有理由担心，在那种情况下，普京可能会使用核武器——很可能在乌克兰当地使用，以恐吓所有人并达到其目的。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美国是如何回应的？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警告俄罗斯不要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核武器。

拜登先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News）采访时说，这种行动将“改变战争的局面，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情况都不同”，他还补充说，“这将产生后果”。

如果有任何核武器被使用，很难预测美国和北约将如何应对。他们可能不想冒着全面核战争的风险，让局势进一步升级，但他们也可能想划出一条底线。

然而，俄罗斯也可能被另一个大国——中国——阻止使用战术核武器。

“俄罗斯严重依赖中国的支持，”伦敦国王学院的核专家希瑟·威廉姆斯（Heather Williams）表示。

“但中国有一个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因此，如果普京真的使用核武器，中国将很难以支持他。”

“如果他使用它们（核武器），他可能会失去中国（的支持）。”

谢选骏指出：俄罗斯即将结束它五六百年来殖民扩张的罪恶历史，为此可能垂死痉挛。但我相信，核战将加速全球统一的步伐，而不是相反。为了消灭核战的策源地，全球必须统一起来，消灭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

《如果普京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将会发生什么？》（2021-12-4）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威胁说，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受到威胁，他将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这在西方世界引发讨论：若俄方真的孤注一掷，应该如何应对？

普京说：“那些试图用核武器来讹诈我们的人应该知道，风也可以转向他们的方向。”他补充说，“这不是虚张声势”。尽管如此，很多分析家并不认为这位俄罗斯总统有意成为自1945年美国轰炸日本以来第一个动用核武器的人。

针对俄罗斯如果发动核武攻击可能出现的情况，法新社采访了一些专家。

使用小型的战术核武器？

有分析人士说，莫斯科可能会部署一枚或多枚战术核武器（也就是非战略核武器）。这是小型武器，爆炸威力从300吨到10万吨TNT当量不等。相比之下，美国最大战略弹头的TNT当量有120万吨，而俄罗斯曾在1961年测试当量为5800万吨的氢弹（沙皇炸弹）。

与战略核武器相比，战术核武器的设计是为了对战场产生有限的影响，而战略核武器则是为了打赢全面战争。

然而，“小”和“有限”是相对的。1945年，美国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它只有1.5万吨。

分析人士说，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战术核弹，其目的是吓唬乌克兰投降或服从谈判，并分化该国的西方支持者。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国际安全项目的军事专家坎西恩（Mark Cancian）说，俄罗斯不太可能在前线使用核武器。他表示，要占领区区20英里（32公里）的土地需要20枚小型核弹，而要为此面对引入核武器、核尘埃的巨大风险。“仅仅使用一枚是不够的”，坎西恩说。

其他选项

莫斯科也可能通过在水面上引爆一枚核弹，或在乌克兰上空引爆一枚核弹，以产生电磁脉冲，使电子设备瘫痪，这可以在发出强硬信息的同时避免重大伤亡。或者，普京可能选择更大的破坏、更多的伤亡：用核武器攻击乌克兰的一个军事基地，或者打击基辅这样的城市中心，造成大规模伤亡，并可能杀死该国的政治领导层。

前白宫核政策专家沃尔夫斯塔尔（Jon Wolfsthal）9月23日在公众号平台Substack上写道，如果发生上述情况，“可能是为了分裂北约联盟、打破反对普京的全球共识”。他说，目前还不清楚这样的计划是否会成功，但这“很容易被看作是绝望，而非决心。”

尽管普京发出核威胁，很多分析家并不认为这位俄罗斯总统有意成为自1945年美国轰炸日本以来第一个动用核武器的人。

西方将如何应对？

西方国家在如何应对战术性核打击方面一直模棱两可，面对的选择也很复杂。

美国和北约不希望在隐含的核威胁面前显得软弱。但是，他们也想避免乌克兰战争升级为一场更广泛的、毁灭性的全球核战争。乌克兰并非北约国家。

专家们表示，如果普京使用核武器，西方将别无选择，只能做出回应，这个回应应该来自北约这个集团，而不是美国一家。

核政策专家沃尔夫斯塔尔说：任何反应都应“确保普京的军事状况不会因这种打击而得到改善，确保他的政治、经济和个人地位因此而受到影响”。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他不会主动发起核战争。但他的承诺并不能让西方放心。这一点在联合国审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会议上清楚显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议开幕致辞时警告说，世界正处于一个“核危险时代”。他说，人类距离核毁灭只差一个误判。

美国在北约国家部署了大约100件美国的战术核武器，可以对俄军做出相应的回应。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克罗尼格（Matthew Kroenig）表示，这表明美国的决心，并提醒莫斯科其行动的危险性。然而，他说，“这也可能激起俄罗斯的核报复，让核武交火和进一步人道主义灾难的风险增加”。

另一个风险是，一些北约成员国可能会拒绝做出核回应，从而让普京达到削弱北约联盟的目的。

专家说，以更常规的军事或外交方式回应俄罗斯的核攻击，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致命武器来攻击俄罗斯，可能会更有效。

克罗尼格说：如果俄罗斯使用核武，可能会提供一个机会，说服那些迄今为止不愿意参与西方对俄制裁的国家——比如印度，甚至是中国——参与进一步的对俄制裁。

此外，美国可以向乌克兰提供北约飞机、爱国者导弹、萨德反导弹系统以及ATACMS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乌克兰军队可以使用这些导弹来打击俄罗斯本土。军事专家坎西恩说，到时候，“我们会拿掉对乌军的所有限制”。

谢选骏指出：普京号称世界首富，女性化到了易容整形的地步，他真敢打核战吗？

【23、欢迎核战争！那是全球政府的开始】

《普京又再暗示核战争》（2022-06-26 网易）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25日接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时表示，俄罗斯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运交可搭载核弹头导弹予白俄罗斯。

普京在圣彼得堡会晤卢卡申科伊始时表示：“在未来几个月内，我们将会运交伊斯坎德-M战术导弹系统予白俄罗斯，此导弹系统能用于弹道或巡航导弹，搭载传统或核弹头。”

普京也提议升级白俄罗斯战机，让它们能携带核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导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与西方国家间的紧张情势不断升高。

卢卡申科要求“改造”白俄罗斯战机后，普京表示，“许多苏-25战机正在白俄罗斯军中服役，它们能以适当方式升级。此次升级应当在俄罗斯境内飞机厂执行，且应据此配合展开人员训练。”

普京又说：“我们将会针对如何实现此目标达成协议。”

自从俄罗斯于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普京曾多次提及核武，西方阵营认为这是在警告他们勿介入冲突。

卢卡申科上个月表示，白俄已向俄罗斯采购可搭载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导弹以及S-400防空导弹系统。

谢选骏指出：有人说普京这是核讹诈。我说那就没意思了。如果这个小特务出身的大总统敢于发动核战争，那才能成为世界历史级别的人物——不怕你祸闯得不大，就怕你不敢闯祸——这就是历史力学的法则。所谓“历史”，就是“闯祸的记录”，就像新闻——好事难上新闻，坏事天天曝光。如果是个男人，就打一场全面核战，别再像广岛长崎那样小打小闹了！

《普京的威胁背后：一个新的、更危险的核时代》（DAVID E. SANGER, WILLIAM J. BROAD 2022年6月2日）报道：

莫斯科一座苏联时代早期战术核弹的纪念碑。俄罗斯在过去三个月中常常发表提及其核力量的言论，成为军控不稳定的新时代的最新例证。

华盛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旧的核秩序——源自冷战不可想象的后果——就已经开始瓦解。现在，正在取代它的是一个即将到来的混乱时代，这是自原子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

俄罗斯在过去三个月中常常发表提及其核力量的言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张声势，但也证明了这一潜在威胁已经以更加公开和危险的方式重新出现。这些言论足以促使拜登总统周二向莫斯科发出尖锐警告，这相当于默认世界已经进入核风险加剧的时期。

“目前，我们没有看到俄罗斯有意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迹象，但是俄罗斯偶尔发表言论威胁使用核武器本身就是危险的，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拜登在《纽约时报》的一篇客座评论文章中写道。“让我明确一点：在这场冲突中以任何规模使用核武器对我们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并且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不过，官员们表示，这些后果几乎肯定是非核的——这与华盛顿和莫斯科在冷战期间开展的那种核升级威胁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转变远不仅限于俄罗斯。中国扩大了其核武库，限制朝鲜——更不用说令其放弃——核弹头储备的希望已经破灭，此外还出现了伊朗等所谓的核门槛国家，这些国家几乎已达到制造原子弹的水平。

在特朗普政府期间，美国和俄罗斯退出了限制核武的武器条约。唯一还在生效的是将双方部署战略武器数量限制在1550件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然后，随着乌克兰战争于2月开始，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关于用什么来替换该协议的谈判突然结束。

拜登政府加大向乌克兰输送常规武器，并且与俄罗斯关系紧张，一位高级政府官员承认，“现在几乎无法想象”在最后一项条约于2026年初到期之前谈判将如何恢复。

去年夏天，中国的沙漠中出现了数百个新的导弹发射井。北京长期以来一直表示只需要“最低限度的威慑”，而五角大楼宣布，北京正在采取行动，到2030年建立一个“至少”1000件核武器的武器库。

负责维持核武库发射准备的军事单位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上个月表示，他担心北京正在从莫斯科对乌克兰的威胁中学习经验，并将其应用于台湾，它同样将其看作一个分离的省份。

指挥官查尔斯·A·理查德上将告诉国会，中国人“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的战争，并可能在未来的冲突中利用核武力为自己谋取利益”。他说，北京的目标是“到2027年，甚至更早，实现统一台湾的军事能力”。

其他政府官员则持怀疑态度，指出俄罗斯的武力威胁未能阻止西方武装乌克兰——中国可能得到的经验是核威胁可能适得其反。

另一些国家则在从中吸取各自的教训。特朗普总统吹嘘他将通过一对一外交解除朝鲜的武装，但朝鲜正在制造新武器。

拜登上个月访问了韩国。该国再次公开讨论是否要建立一支核力量来对抗朝鲜，这一讨论让人想起1970年代，当时华盛顿迫使韩国放弃秘密原子弹计划。

在韩国及其他地区，乌克兰在30年前放弃其核武库被一些人视为一个错误，使其容易受到入侵。

上个月，乌克兰维尔基夫卡的一所学校被毁。由于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局势升温，官员们认为，在仅存的核武器条约到期之前，不太可能重启陷入僵局的谈判。

自特朗普总统放弃2015年核协议以来，伊朗已经重建了大部分核基础设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表明，德黑兰现在可以在数周内生产出核武器的燃料，尽管弹头需要一年或更长时间。

专家说，第二个核时代即将来临，充满了新的危险和不确定性，比冷战时期更难以预测，采用此类武器的更加赤裸裸的威胁将压倒既定的约束——并且需要新的战略来维持原子和平。

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小安德鲁·F·克雷皮涅维奇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指出，即将到来的时代将出现“核军备竞赛风险变得更大，以及各国在危机中诉诸核武器的意愿也在增强”。

末日威胁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讲话中插播了核宣传视频。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战争开始时宣布，他将把自己的核能力置于某种高度警戒状态——这是在明确警告华盛顿不要插手。（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最近表示，没有证据表明普京转移了任何核武器，或放松了对核武器使用的控制。）

这是普京战略的最新表现，意在提醒世界，即使俄罗斯的经济规模与意大利相当，其影响力因中国的崛起而黯然失色，但它的核武库仍是最大的。

在入侵乌克兰之前的几年里，普京经常在演讲中穿插一些核宣传视频，其中一段视频显示大量核弹头落在佛罗里达州。2018年3月，他宣布开发出一种长逾23米、配备核武器的鱼雷，旨在穿越海洋，用放射性物质覆盖比加利福尼亚还大的地区，他称其“令人惊叹”“真的很棒”——另一个同时发出的视频画面显示，鱼雷在一个巨大的火球中爆炸。

最近，俄罗斯一个受欢迎的周日新闻节目播放了一个动画，再次展示了巨大的鱼雷，声称该武器爆炸当量高达100百万吨——是摧毁广岛的美国原子弹的6000多倍——可以将英国变成“放射性沙漠”。

即使对受挫的普京来说，这一切也有点拙劣。但在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他的咆哮让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俄罗斯武器库的另一部分：战术武器或“战场”武器，这些相对较小的武器不受任何条约保护，易于运输。俄罗斯拥有大约2000枚左右此类武器，是北约武库的20倍。

俄罗斯人设计这些武器是为了模糊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之间的区别，战略家们担心这会让它们更容易被考虑投入使用。

在战棋推演和实地演习中，俄罗斯军队模拟了从常规核武器到战术核武器的过渡，以此作为吓退对手的实验。在俄罗斯军事原则中，这被称为“用升级实现降级”。

准备应对措施

上个月，拜登总统和尹锡悦总统访问了位于韩国平泽的乌山空军基地。韩国正在公开讨论是否要建立自己的核力量来对抗朝鲜。

这个新时代风险的一个迹象是，美国政府举行了一系列紧急会议，以规划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或黑海附近进行核爆炸，拜登应该如何应对。官员们不会讨论这些战棋推演的机密结果。

但在上个月对国会的公开证词中，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斯说，官员们认为，普京只有在“认为他在乌克兰的战争中失败，而北约实际上正在干预或即将干预”的情况下才会动用其武库。

情报官员说，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很低，但比入侵前任何人预测的都要高。

“在局势升级的背景下，他在动用核武器之前会先做很多事情，”海恩斯说。

白宫、五角大楼和情报机构正在研究，如果俄罗斯声称自己正在进行核试验，或其军队使用一种相对较小的战场核武器以展示其能力，这些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正如拜登的观点文章暗示的那样，他的顾问们正在悄悄考虑几乎全部的非核回应——很可能是制裁与外交努力的组合，如果需要军事回应，则是常规打击——来应对任何此类核爆炸演示。

一名政府官员表示，这样做的目的是“发出立即缓解局势的信号”，然后进行国际社会谴责。由于涉及机密话题，这名官员要求匿名。

“如果你以同样的方式回应，你就会失去道德高地，失去利用全球联盟的能力，”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核专家乔恩·沃尔夫斯塔尔说。

沃尔夫斯塔尔指出，2016年，奥巴马政府举办了一场战棋推演，参与者一致认为，对俄罗斯的打击做出非核回应是最佳选择。该模拟推演由当时担任奥巴马总统副国家安全顾问的海恩斯负责。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的核战略专家斯科特·萨根称，非核反应的成形是“极其重要”的发展。

“回应不需要是以牙还牙的，”他说。

但是细节也很重要。俄罗斯在大洋上进行试验，没有人死亡，可能是一回事；在乌克兰的一个城市进行致人死亡的试验，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反应。

亨利·基辛格最近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指出，“国际上几乎没有讨论过，如果这些武器真的被使用，会发生什么。”他还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

一个新的中国谜题

几十年来，北京一直满足于拥有几百枚核武器，以确保自己不会受到攻击——而且如果有人对它使用核武器，它还可以保留“第二次打击”的能力。

去年，当卫星图像开始显示中国在戈壁沙漠边缘挖掘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时，五角大楼和美国情报机构就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意图展开了辩论，特别是目前他在台湾问题上似乎正转向对抗。

最简单的理论是，如果中国要成为超级大国，它就需要一个超级大国规模的武器库。但另一种说法是，北京认识到，所有熟悉的核力量平衡理论都在受到冲击。

“中国正预示着一种范式转变，转向一种不那么稳定的东西，”克雷皮涅维奇写道，“一种三极核体系。”

政府官员表示，每次提到这个问题，中国方面都会明确表示，他们不会讨论签订军控协议的问题。因此，他们不清楚习近平的意图。例如当中国试图将一些国家拉入其轨道时，是否意味着将其置于核武保护伞之下？

所有这些都是五角大楼最近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机密研究报告的主题。但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没有公开讨论过。

“所有国家都急于获得核保护伞，如果得不到，他们就会考虑拥有自己的武器，”华盛顿追踪核武器扩散的私人组织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的所长戴维·奥尔布赖特表示。

他称中东是进一步实现原子武器野心的主要地区。就在伊朗朝着制造核弹的方向缓慢前进的同时，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也在公开谈论，无论德黑兰做什么，它们都有可能效仿。

“他们在谋划一些东西，”奥尔布赖特谈到沙特阿拉伯时说，“而且他们很有钱。”

David E. Sanger是一名报道白宫和国家安全问题的记者。在38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在时报参与的三个团队获得了普利策奖，最近一次是在2017年获得国际报道奖。他最新的作品是《完美武器：网络时代的战争、破坏和恐惧》（The Perfect Weapon: War, Sabotage and Fear in the Cyber Age）  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William J. Broad是一位科学记者和资深作家。他于1983年加入《纽约时报》，曾两次与同事们共同获得普利策奖，他还获得过一次艾美奖和一次杜邦奖。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WilliamJBroad。

谢选骏指出：娘娘腔的《纽约时报》，一谈起核战争就哆哆嗦嗦的，老是企图淡化它——这是因为，娘娘腔仅仅把核战争看做一个灾难，而不懂得核战争同时也是一个福利——核战争是人类智慧的开端。核战争将使人类懂得“全球一体”的基本常识。所以我说——欢迎核战争！那是全球政府的开始。

【24、间谍是全球化的先驱】

《TikTok美国年轻用户为何对中国威胁论不屑一顾》（娜塔莉·谢尔曼（Natalie Sherman）BBC商业记者 发自纽约 2023年3月14日）报道：

利兹·巴尔说，当她的大学封锁TikTok时，她很恼火，但这并没有阻止自己使用它。

美国、加拿大和欧盟已经禁止在政府网络和设备上使用TikTok（抖音国际版），但这些举措有效果吗？

今年早些时候，学生利兹·巴尔（Liz Barr）发现使用TikTok时遇到了麻烦——当她使用大学的WiFi网络时，TikTok便无法加载内容。但这并没有困扰她很久。

她很快就找到办法，使用虚拟私有网路（VPN）绕过该障碍。此前，美国马里兰州官员以国家安全考虑为由，在政府网络上禁用了这款视频应用程式。

“我当时很恼火，因为我住在这里，我感觉很无聊，”这位18岁的学生说。她在马里兰圣玛丽学院（St Mary's College of Maryland）学习计算机科学和创意写作。“但现在它能用了，所以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这一变通方法显示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威胁打击TikTok时面临的窘境。近年来，TikTok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式流行，源源不断地提供由用户生成的化妆教程、生活贴士、愚笨可笑的舞蹈和其他由算法推荐的自白。

而在最近几个月，围绕这个由中国科技巨头字节跳动（ByteDance）拥有、在全球坐拥逾10亿用户的社交平台的争论达到了新高度。

这种担忧在美国尤其强烈。不同意识形态的政界人士都在敦促当局采取措施限制TikTok的影响力，他们声称TikTok收集的数据可能被中国政府用来监视美国人或影响政治辩论。

马里兰等数十个州已经禁止在政府网络和设备上使用TikTok，此举影响了TikTok在公共图书馆、大学和其它地方的使用。

TikTok首席执行官将于本月出席国会听证会。当前，美国国会正在辩论各种可能采取更广泛的全国禁令的提议，而该公司仍在与白宫进行长达数年的谈判，讨论其可以做出哪些改变来满足安全方面的担忧。

但对这个应用程式在美国的主要用户群（即年龄在25岁以下的人群）来说，即使他们知道上述这些争议，但普遍的狂热并未有所衰减。

俄克拉荷马大学（University of Oklahoma）学生会主席克里斯托弗·弗奇（Christopher Firch）说，去年12月该校宣布在校园无线网络上屏蔽这款应用，学生们感到既惊讶又恼火，但“人们很快就找到办法应对它”。他指出，大多数人只需从无线网络切换到个人移动流量，就能绕过禁令。

“我不想否定国家安全问题……但我认为人们会说，‘这太糟糕了’，然后一笑置之。”他说，“他们并没有特别认真地对待这件事。”

总体来说，美国公众对禁用TikTok的支持率一直在上升。

根据美国调查机构Morning Consult的数据，去年12月，53%的美国成年人赞成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中国拥有的社交应用程序。

相比之下，在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采取措施禁止TikTok和微信时，只有29%的人表示支持。这些措施后来因法律诉讼被阻止。

但Morning Consult科技行业分析师乔丹·马拉特（Jordan Marlatt）表示，18至25岁的美国年轻人相比更年长的成年人更不担忧与中国的竞争，并可能更加不信任美国政府。他们对社交媒体也有更积极的看法。

Morning Consult的调查发现，这一年龄段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赞成禁止中国的社交媒体应用。

伊尼科·索内尔说，她很难相信TikTok的风险比其他应用程式大。

美国马里兰州的学生利兹·巴尔表示，她已经将个人数据交给了许多其它应用程式。她还表示，即便这些信息被他人访问，她也怀疑自己的信息是否有用。

“对我来说，我可以理解在政府场所禁用它，因为这些地方比较敏感。”她说，“但作为一个身家只有8美分的大学生，我还不够重要。”

“你很难只关心一家（社交媒体公司），而不去关心所有的社交媒体公司。”25岁的伊尼科·索内尔（Iniko Thornell）说。她在纽约市工作，已经使用该应用程式大约两年。“我不认为我的TikTok上有什么东西是那么重要的。”

即使像21岁的凯特·纳扎罗（Kate Nazzaro）这样已经退出TikTok的人也表示，他们的担忧与国家安全无关。相反，她称：“我认为这对我的大脑有害。”

凯特·纳扎罗称其退出了TikTok，但是因为担心它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而非国家安全。

TikTok表示，该程式已对访问美国用户信息采取了严格限制，即使中国政府要求，它也不会向其提供数据。

它表示，禁令会产生“审查数百万美国人声音的效果”，美国应该转而批准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正在谈判的一项协议，该协议将推动在美国境内存储美国用户的数据，并建立其他监管机制。

但是，在华盛顿反华情绪高涨之际，该公司的保证未能说服立法者，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旨在限制该应用的建议，预计将在3月23日对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进行严厉质询。

曾为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提供网络安全问题咨询的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计算机科学教授蒂莫西·埃德加（Timothy Edgar）表示，TikTok这个来自硅谷以外的火爆软件的流行，让美国看到了其它国家长期以来面临的问题，即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保护公民数据。

他说，议员们有理由怀疑TikTok的说法，但禁令无助于解决这些担忧。他指出，许多社交媒体应用程式收集并出售用户数据，容易受到外国影响政治辩论的努力。

安全技术专家、作家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表示，如果不对美国的互联网运行方式做出更大的改变，禁令也是行不通的。

“让你的员工不在政府电脑上使用它很容易，但那些青少年……我们无法阻止他们——这是行不通的。”他说道，并指目前的互联网设计宗旨是开放的。“我们就是没有那种能力。”

他补充称：“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以间谍活动为商业模式的互联网，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挑选谁可以从事间谍活动。”

科林·雷亚在TikTok上有270万粉丝。

就目前而言，Z世代的普遍不屑似乎一定程度上是在打赌——这些威胁不会很快导致行动。

TikTok名人科林·雷亚（Colin Rea）因发布关于出狱后重新开始生活的网帖而拥有了270万粉丝。他最近发布了一段影片，敦促粉丝们在其它平台上关注自己，因为他担心若禁令继续实施，他会失去生计。

他并非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但他告诉BBC，目前对禁令的担忧似乎比2020年要淡定得多，当时人们对特朗普下禁令感到愤怒。

“我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已多次陷入这种境地，应该会有更多的讨论。”他说。

谢选骏指出：人问“TikTok美国年轻用户为何对中国威胁论不屑一顾”，我看，年轻人对全球化的热爱，超过了对于间谍的恐惧。

《现实中间谍会有那么穷的吗？》（关注问题写回答2021-12-23）报道：

间谍实际上是分成两类人的。

这两类人在收入上的区别非常大。

为了区分，把这两类人中的一类叫特工，一类叫线人，他们都可以被称为间谍。

首先，你要清楚特工和间谍的区别：

特工一定是间谍，间谍不一定是特工。

特工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对外情报机关和军事情报机关的编制内工作人员，身份为公务员或者军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策反和招募外国线人，培训和管理外国线人，由外国线人向自己提供情报，然后交由情报分析部门进行分析。

（普京和俄罗斯对外情报机关——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官员在一起）

（普京和俄罗斯军事情报机关——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军官在一起）

而间谍既可以指情报机关编制内的特工，也可以指他们的外国线人。

可以举个例子：普京当年是克格勃的编制内工作人员。可以假设他在东德工作期间，策反了一名来东德探亲的的西德无线电通信方面的科学家，后者向他提供西德在无线电通信方面的最新科技成果。

那么普京和这名西德科学家都是间谍，因为他们都从事窃取情报的活动。

但普京是一名特工，这名科学家就不是了。

因为普京是克格勃编制内的全职工作人员，而那名西德科学家既不在克格勃编制内，也不是全职从事情报工作的。当间谍只是他的兼职工作，他的正常职业是科学家。

这一点有点儿类似刑警和线人的关系。刑警是警察，线人就不是警察了。

知道了这一重要区别后，再来谈他们的收入就更好理解了。

首先，特工们的收入都是不高的，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公务员和军官。

对外情报机关的特工的身份是公务员，但公务员在各国都不是高收入的职业，而且情报机关在各国都是清水衙门。

军事情报机关的特工的身份是军官，而军官在各国也不是高收入的职业。不会因为你是情报军官，你的收入就会比同级别的其他岗位的军官高。

但是，当这两者被派驻到国外工作时，由于有海外工作津贴，他们的收入会相应提高。假设一名韩国国家情报院的特工在国内的年收入是3000万韩元，那么当他被派驻到韩国驻日本使馆以外交身份为掩护来工作时，他的年收入就可能是1.2亿韩元了。

然而，这仍然算不上高收入，毕竟日本消费更高，而且和韩国国内大企业的高管比要少得多。

而另一种间谍，就是他们的外国线人，收入则往往是非常高的，因为这帮人主要就是为了钱才当间谍的。

比如上面提到的韩国特工到了日本后，策反了一名日本外务省官员。

那么一般来讲，韩国国家情报院至少要给这名日本外务省官员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于他的年薪的酬劳，他才会冒着进监狱甚至被判死刑的风险来向韩国提供情报。所以，在这两种间谍中，外国线人的收入往往要比特工高得多。

当然，有这样一种情况：一名韩国国家情报院的特工嫌自己工资不够高，于是他给日本情报机关当间谍。

这种情况下，他的收入会多上很多倍，这等于他在本职工作外，又干上了一项收入很高的兼职工作——给日本情报机关当线人，也就是成为了双重间谍。

这方面的例子非常多：

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Aldrich Ames的年收入只有6万美元。然而，他在给前苏联和俄罗斯当了线人后，得到了250万美元的酬劳。他不但买上了豪宅，还开着名贵的美洲豹汽车到中央情报局总部上班，结果因此而暴露，被判处无期徒刑。

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Robert Hanssen的年收入只有4万6千美元。他在给前苏联和俄罗斯当了线人后，得到了将近100万美元，最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而在他开始给前苏联当间谍时，当时刚参加工作的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特工的工资比扫大街的清洁工还低。当时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每个月平均有7名特工因工资低而主动辞职。

可见，风险和收益总是成正比的。

间谍穷不穷和他的公开身份有直接联系。

作为一名正规的情报机关的情报员，在本国隶属体制内，一般是公务员或者军官，他们的收入和国内同级别薪资水平齐平。当他们派到国外，也同样定期领工资，但是会有高额海外补贴。

剧里面这种属于非官方间谍，公开身份是出租车司机和公立学校中学教师。按照国内来讲，属于典型的中产。剧里面过于夸大，凸显他们的贫穷版史密斯夫妇的人设。组织不给发任务经费，还得自己倒贴这事绝对不可能。组织不但要定期发工资，任务经费那是另一码事，一定会给，按照任务的实际需求发放。

所以贫穷版史密斯夫妇不但不穷，而且同时领四份工资，资深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公立中学资深教师的收入，两份资深情报军官的海外收入。这能说是贫穷吗？但绝对不能说富有。

任务经费，一个机构厉不厉害就看它有没有钱，没有钱，科技跟不上，加上工资，辣眼睛，有本事的人，不会来。现代战争，靠的是科技和钱。

一个国家或地区最重要的机构就是情报机关。

作为一名正规情报机构的派出人员，不会做不合身份的事，公开身份作为出租车司机，就算真有钱也不会张扬。

但跟007肯定没办法比，人家出场都是阿斯顿马丁标配。

以前某段时期法国派往非洲的间谍，以开修车铺、加油站等为掩护职业，居然还要求他们定期上交利润。逼得这些间谍以生意赚钱为主，基本放弃了对情报的收集。

间谍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一边是自己要忠诚的国家，一边是自己要离间的所谓的朋友，爱情。

谢选骏指出：间谍为了打好职业掩护，必须装做好人，就像雷锋一样。但在无形之中，他她们的流窜却成为了全球化的先驱。TikTok也是如此，所以深得民心。

【25、建立全球政府的可能代价】

《一部小说想象中的全球下一波难民：美国人》（HéCTOR TOBAR 2022年5月13日）报道：

《小美国凌晨2点》，肯·卡尔弗斯 著

不止一名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观察者已注意到，我们的国家似乎给人一种正在走向内战的感觉。我们已经分裂为由活动人士、官员和媒体名人组成的相互抵触的部落。这些分裂不时地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威斯康星州的克诺沙，以及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等存在极大差异的地方，引发真实的街头战斗，导致流血和死亡。

在肯·卡尔弗斯高度引人入胜的新小说《小美国凌晨2点》（2 A.M. in Little America）一书中，美国的第二次内战已经发生。美国人成为世界上最新和最大的一批难民，步叙利亚、萨尔瓦多，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国民的后尘，加入到跨国界、跨大洋的大移民、大流散中来。小说开篇，生活在一个无名国的流亡美国人在当地属于低薪劳工下层阶级，受当地人的剥削和蔑视。这些难民带着他们来自美国的恶名，刻意避免互相交往。“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羞辱；交往只会互相提醒我们的悲伤和耻辱，”卡尔弗斯写道。背井离乡的美国人能看出，当地人对“我们的国家已堕落到如此地步”有最深的鄙视。

卡尔弗斯出版了多本小说和故事集，他的小说经常利用当下事件（9·11、切尔诺贝利、伊拉克战争），对现时生活进行尖刻的讽刺和寓言式创作。在《小美国凌晨2点》中，他把这部作品的别出心裁，变成了对美国当下令人紧张但往往美妙的反思。小说主人公罗恩·帕特森是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二十岁左右时不得不离开美国心脏地带的某市，那里因发生了内战中一些最令人不快的事件而臭名昭著。帕特森是个不合群的人，与生活在现实美国的许多移民和难民一样，他在移居国的法律身份不确定。他不得已地听着、看着反移民活动人士表达他们的不满。一条挂在飞机上的广告称：“一百万人失业是因为有一百万多出来的移民！”在对美国人进行转强为弱的处理时，卡尔弗斯对于这个奇特手法的充分利用之道，有些可以预见，有些则着实令人惊讶。

起初，帕特森的流亡生活具有深刻的存在主义性质，这集中体现在他对一名女子的迷恋上。他认为在自己所移居的城市里，到处都能看到她。后来，他被迫逃到另一个国家，在那里的一个美国人“飞地”住了下来。在这个“小美国”，他卷入了一场戏剧性的政治事件。互不相容的美国流亡者民兵组织意图在外国领土上继续他们的内战，这让我们得以了解到各方在国内犯下的暴行。所有对美国及其代理人在世界各地的各种帝国冒险中所施加的暴力有所了解的人，都能看出卡尔弗斯想象的背景故事的灵感来源，最明显的是在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犯下的罪行。恶果再一次报应到自己身上。

《小美国》里一个更有意思的构思，是卡尔弗斯经常重复的一个说法：背井离乡的美国人有一种使他们与当地人截然不同的“外表”和生存方式。由于怀念老家的消费主义，他们建起大卖场的简陋复制品，配上他们熟悉的装修色彩。他们都有遛狗的嗜好。“他们穿着美式风格的衣服，”卡尔弗斯写道，“一脸美国人的样子。”但如果他们的原住国曾是一个全球大熔炉的话，那么何为“美国人”的样子？很遗憾，卡尔弗斯没有进一步探讨这个概念。种族和阶级冲突是美国人在现实生活中混乱的核心所在，但卡尔弗斯在这部作品中略去了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小美国凌晨2点》仍是一部可读性很强、情节紧凑的小说。它将读者拉进了其虚构的世界，并暗示在这个叫做美利坚合众国的故事结尾处，有许多耐人寻味的人类复杂性在等着我们。

谢选骏指出：人说“一部小说想象中的全球下一波难民：美国人”——我看这就是“建立全球政府的可能代价”！

【26、量子技术之争是全球政府的前哨战】

《抢占未来先机 美中量子技术之争浮出水面》（2023-04-09 评论）报道：

继荷兰之后，3月31日，日本宣布收紧尖端芯片设备出口，两国均表示，支持美国去年10月对中共实施的芯片禁令。但这可能只是开始，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中共进行出口管制的下一步目标——新兴的量子技术领域，涉及到量子计算硬件、纠错软件和向中国实体提供云服务等。

尽管对量子技术的实用性还存在争议，但人们预测量子技术是一项能改变游戏规则、导致产业变革的技术，其强大的计算能力，能够模仿高级复杂系统，可在破解密码、药物研发、气象预报、资源勘探等领域形成突破。

在量子计算竞赛中，第一个研发出高效可用量子计算机的国家，将在经济、国防和网络安全方面拥有优势；而如果落在后面，则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

量子计算与科技变革

创业公司PsiQuantum的首席执行官杰里米·奥布莱恩（Jeremy O’Brien）表示：“量子计算的影响，将比迄今为止的任何技术都要深远。”

量子计算机公司IonQ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彼得·查普曼（Peter Chapman）也认为：“未来一百年的经济将由量子推动。因此，这不是一个我们想输的游戏。”

经典计算机依靠“比特”（0和1）来处理信息，支撑量子计算的“量子比特”是微小的亚原子粒子，可以取值为0或1，也可以同时取值为0和1的复杂组合。因此，量子比特突破了传统算力上的天花板。

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宗男说，比较两种计算能力的时候，可以想像为，一只现在我们可以放在口袋里面的手机，它的计算能力比十几、二十年前的电脑都还强。

2019年9月，谷歌发布了一台53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悬铃木”（sycamore），首次实现了“量子优越性”。对一个数学计算，当时世界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顶峰”（Summit）大约需要一万年的时间，“悬铃木”只用了200秒便给出了答案。

目前，大多数在线通信，包括金融交易和流行的短信平台，都受到加密密钥的保护，传统计算机需要花费数百万年才能破译。一台量子计算机大概可以在不到一天就可以破解，这仅仅还是开始。

这使得在十年或二十年内，目前的互联网加密协议无秘密可言。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一些间谍机构正在储存加密的互联网数据，希望将来能够破解。拜登政府也准备对密码进行升级，要求在2035年前转向量子密码。

量子计算机还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模拟工业化学品的分子行为，指导科学家取得更快的结果。2019年，研究人员预测，只要有一千个容错量子比特，就能首次准确模拟出一种生产农业用氨的方法。分析师们预计，分子化学可能成为量子计算第一个真正的应用领域。

锂是电动汽车电池的主要成分，即使是一个原始的容错量子计算机，也可能会显示如何扩大其储存能量的能力，从而增加车辆的续航里程。

量子计算有可能在商业、金融和军事应用领域，释放出几乎前所未有的计算能力，从而成倍地加速创新。第一个将量子商业化的国家，在建立市场主导地位、发展量子治理模式和追求新的量子应用方面，将占据先机。

美中发展量子技术重点不同

量子技术这场技术变革，让世界各国都投入大量资源，美国、中国、欧盟、英国、德国等国，都启动了量子技术的行动计划。

不过量子计算要实现真正的商业化，至少需要几百万的量子比特，即使是最乐观的分析师也认为，量子计算在未来5年内不会获得有意义的利润，可能需要10年以上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目前最先进的量子计算机是IBM在2022年11月发布的433个量子比特的计算机，IBM还计划在2025年推出4158量子比特的计算机。

2021年，中国合肥本源量子公司研发的超导量子计算机“悟源”有24个量子比特，去年8月百度发布的量子计算机“乾始”，只有10个量子比特。

林宗男表示，“量子科技目前都还是在实验室中研究的一个技术，目前都只是一些研究的宣称，实际上进展如何，其实都还不明确。不像人工智慧（人工智能），人工智慧随着最近的GPT（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的技术，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威力。”

兰德公司2022年评估，美国是目前大多数量子技术的世界领导者，并且在每个应用领域都处于或接近全球前列。

中共高层将量子技术视为战略重点，其第14个五年计划的一个优先要务是量子科技。中国的量子专家和中共政府评估称，中国在许多量子领域普遍落后于美国，但目标是到2020年代中期超越美国。尽管根据目前的发展轨迹，中国不太可能超越美国和欧洲，成为基础研究和开发的领导者，但它有可能在开发和部署早期量子计算应用方面有些进展。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紫云表示，“中共挟着威权国家的这种优势，可以把量子科技快速地在各个平台上面做试验，包括金融部分、京沪量子光缆、墨子号量子卫星。看起来中国在基础研究上面也不弱，在实质的作业上，目前距离美国大概有一小段的距离，大概在三年到五年的落差，可是未来会拉大，原因就在于硬体会被限制住，也就停留在原地打转了。”

美中两国的研发重点存在差异，美国更关注更有经济效益的量子计算，而中共更关注与安全相关的量子通信，北京还有意在2030年前在卫星上安装“量子加密通信能力”。

2021年一家美国信息技术咨询公司发布了一份题为“量子时代的中国威胁”（The Chines Threats in the Quantum Era）的报告，认为未来量子时代，来自中共的主要威胁是，北京可能会利用量子解密的功能，窃取如生物特征标记、秘密情报官员和来源身份、社会安全号码和武器设计等加密数据，中共经济间谍会越来越多地窃取用量子辅助模拟的基础制药、化学和材料科学研究。

中共军队和国防工业也对量子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军方希望利用量子雷达和量子传感方面的进展，来抵消美军在隐形技术方面的优势。中共海军正在寻求为其潜艇开发一种量子罗盘，使其能够在没有北斗系统的帮助下进行导航。量子通信几乎是防篡改的，中共可能会将其军事电信过渡到量子网络。

苏紫云表示，“中共向来都是会宣传大于实质，量子罗盘、量子雷达理论上都是可以做的，可是你真的没有这些先进的芯片，一切都是零。”

林宗男表示，虽然有一些宣称中国量子科技进展的报道，但是中国的很多报道，他觉得真实性可能都要打上一个问号。目前还不清楚，有时候可能为了获取一些政府的经费，而做出来的内宣，还是真的有这些进展，其实就目前所看到的报道，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

像其它新兴技术一样，量子已经成为中美竞争的一个关键因素。征服量子领域的竞赛是当今世界技术领域最激烈的竞争之一，人们正在见证一场量子之战，它将是在研究实验室中由大脑而不是枪支，由科学家而不是士兵进行的战斗。

第一个将量子技术投入使用的国家，将拥有一套可以压倒毫无准备对手的能力，能够以比对手实施有效防御更快的速度，威胁到对手的企业、军事和政府信息基础设施。

美国决意甩开与对手中共的差距

2022年，拜登政府开始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售用于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的高端芯片。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2022年9月表示， “计算相关技术、生物技术和清洁技术是真正的力量倍增器”，并表示美国将实施出口管制，以领先于中共。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去年在一次演讲中也强调，美国将“加强出口管制系统”，并“采取行动保护在量子信息科学、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方面对中国（中共）的优势”。

《华尔街日报》3月初报道，拜登政府正在考虑采取一项新措施，限制美国对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海外先进技术的投资。该计划将涵盖对先进半导体、量子计算和某些形式人工智能（AI）的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但不包括生物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

美国科技新闻网站Protocol报道，至少从2019年开始，美国商务部就一直在与私营部门就量子计算出口管制进行磋商，商务部可能针对中共在获得量子计算硬件、纠错软件和云服务方面，使用与半导体出口管制相同的监管工具。

兰德公司2022年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该要求本土制造商报告其设备在海外的销售情况，未来，一旦技术接近于有效应用，就应该考虑出口管制的必要性。

2022年10月6日，美国总统拜登参观位于纽约州波基普西市的IBM工厂时，考察了量子计算机。（AFP）

量子技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技术合作领域，中共的很多努力都依赖于与外国量子研究人员和科学家的合作，包括在美国和西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

《福布斯》去年10月份报道，虽然没有人证明中国量子计算产业的“王冠上的宝石” ，实际上是从美国或盟友那里偷来的，但毫无疑问，随着量子计算机产业部门的发展，中共将找到方法来利用美国、加拿大以及英国和荷兰等美国欧洲盟友的优势，来发展自己的量子产业。

中共当局重点扶持的合肥国家实验室（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从2006年开始，就开始外派很多年轻的学生到世界各地学习，2011年这些留学生基本都回到了国内。在其网站上还有常年招聘海外优秀青年人才的启事。

兰德公司2022年报告认为，美国一些量子技术研究是与中国学者（尤其是军事大学的学者）合作完成的，存在技术泄露风险。

Serendipity Capital的首席执行官罗伯·杰萨戴森（Rob Jesudason）今年一月份在《日经亚洲》上撰文说，如果西方想在量子计算领域获胜，就必须采取冷战思维，将量子计算技术置于太空竞赛级别的优先地位。

林宗男表示，“因为像现在中国（中共）政府所获得的高科技技术，其实都是在加强军方的武力。中国（中共）政府军方的武力，目前是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的最大威胁。所以一定要抱持着非常严谨的态度，不要再受到过去的它有庞大市场赚钱的思维影响。”

专家们认为，争夺量子领域领导地位的比赛不是短跑，而是一场漫长的比赛。结果不会在几个月或几年内决定，而是在几十年内决定。量子技术在发挥其全部潜力之前，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很难预测何时或是否会出现重大的量子突破，而且这种突破可能是破坏性和危险的。有一点是肯定的，需要继续研究，也需要更多资金。

网民嚎叫：

那时烟花乱 今天 03:06

浪费了国家十几个亿搞所谓的量子加密通信，几乎没有任何使用价值。潘建伟的那个国盾量子去年全年总营收不过几千万，这是那颗卫星都已经上天5，6年了吧，哪怕有一点实用价值，也不会这么惨。当然这货自己已经套现了几个亿了。

谢选骏指出：量子技术之争已经成为全球政府的前哨战了——如果中国不能首先肃清内部，哪有机会获得全球领先的统治地位呢？

【27、林桦威胁祖国说明全球进入战国晚期即将建成统一政府】

《林桦：受国家资助赴美留学，学成却制造导弹威胁祖国》（原创|2020-04-02）报道：

相比之下，林桦选择美国优越的物质生活，住着豪宅、开着豪车，早就忘记自己当初拿着国家公费，带着国家希望留学的初心。当然这些都是林桦的个人自由，但他万万不该恩将仇报为美国制造武器，还将弹头对准自己的祖国。时至今日，不知道林桦的内心是否曾有半点儿悔意？

我们阅尽铅华，只为呈现不一样的历史。

回顾历史，中国在经历百年屈辱、侵华战争以及解放战争后，整个国家就像襁褓里营养不良的婴儿，需要大量“营养”才能健康成长。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为推动国家发展，花费大量资金和心力去培养各个领域的人才，其中有像钱学森、邓稼先等学有所成之后反哺国家的奉献者，也有像之前我们提起过的庄小威等得到国家大力培养，学有所成之后却不肯回国报效祖国的人。子渊今天要介绍的这位，与庄小威等人比起来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人名叫林桦，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就读于清华大学，毕业后因其成绩优异被选派到美国留学。当时，我国选送了一批批优秀学子，由国家出资将他们送出国门，希望他们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林桦也在这批学子之内。国家对林桦寄予厚望，满心期盼林桦能够在美国学有所成，然后为建设祖国添砖加瓦，但万万没想到，林桦学成之后不仅选择留在美国，不回来报效祖国，还调转枪头帮助美国设计制造了一款大杀器对付中国。

这款大杀器就是民兵洲际系列导弹。林桦选择留在美国后没多久，美国的波音公司就找上门，直接开出百万年薪，目的就是要林桦研发出一款新一代洲际导弹。波音公司之所以给林桦开出如此诱人条件，一方面是林桦在设计导弹方面确实很有天赋，另一方面是他们深知林桦会因为这份诱人薪资点头。林桦确实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能够换来大量金钱，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于是在主持研究洲际导弹方面十分用心，最终不负期望给波音公司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研发出了新一代民兵洲际导弹。

凭借这一伟大研发，1975年，林桦成功进入美国五角大楼任职，随后还加入美国国籍，先后帮助美国设计了民兵1、民兵2、民兵3等型号的洲际弹道导弹。这些洲际导弹不仅有威力十足，而且很难被拦截，因而具有极强的破坏力。因此，民兵洲际导弹至今依然是美国的“杀手锏”武器，林桦在美国受到美国政府高度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创始人梁思礼（梁思成之子）和林桦其实是好友，两人同样靠着公费出国，同样成绩优异，但两人的行径却天差地别。当梁思礼谈到林桦时称：“他干的民兵导弹是瞄准祖国的，我干的东风导弹是保卫我们祖国的”。梁思礼时刻不忘国恩，学成之后毅然选择反哺祖国，即使当时中国开出的条件并没有美国优渥，但梁思礼还是将毕生所学奉献给了祖国的航天事业，为我国航天事业和导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相比之下，林桦选择美国优越的物质生活，住着豪宅、开着豪车，早就忘记自己当初拿着国家公费，带着国家希望留学的初心。当然这些都是林桦的个人自由，但他万万不该恩将仇报为美国制造武器，还将弹头对准自己的祖国。时至今日，不知道林桦的内心是否曾有半点儿悔意？

参考资料：

《洲际导弹自述》《中国军事通史》

谢选骏指出：“林桦威胁祖国”，说明全球进入战国晚期，即将建成统一政府——客卿制度开始流行了。

【28、美俄联手也无法整合全球】

《美俄峰会：为何网络犯罪团伙不担心美俄会谈》（BBC网络事务记者2021年6月17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在日内瓦峰会上讨论了勒索软件的问题，双方同意就两国之间的网络安全达成协议。

拜登表示，在犯罪团伙最近高调攻击美国关键企业之后，他和普京将开始磋商，“开始恢复一些秩序”。

勒索软件带来的问题不断增加，但由于双方在谁该对此负责任上存在分歧，谈判可能会变得复杂。

拜登总统表示，他向普京提到最近遭受的一起攻击，该攻击导致美国一条主要燃油管道中断。

这次攻击是由黑客组织“黑暗面”（Darkside）实施的，该组织被怀疑由俄罗斯人组成。

拜登表示，他向普京提供了一份清单，上面列有16个应被视为未来网络攻击“禁区”的关键实体。但普京总统告诉记者，燃油管道遭到攻击等事件“与俄罗斯当局无关”。

普京还声称，美国方面的消息人士告诉他，大多数网络攻击来自美国，俄罗斯试图获取来自美国的攻击信息，但这种努力被忽视了。

有何证据表明勒索软件团伙基地在俄罗斯？

网络世界的匿名性意味着，通常很难确切知道谁在进行攻击，从哪里发起攻击。但在过去几年里，专家们观察到有一种不可否认的模式存在，攻击源头指向特定区域。

前俄罗斯黑客、现任网络安全专家的德米特里·斯米利亚涅茨（Dmitry Smilyanets）表示：“情报和研究机构认为，这些攻击来自前苏联的一些国家，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等国。”

“有多种迹象可以证明这一点。”

斯米利亚涅茨等专家指出四个证据：

1. 大多数主要团体只在暗网上讲俄语的黑客论坛上宣传他们的恶意软件产品。

2. 黑客组织主要在莫斯科的办公时间活动，在俄罗斯公共假期时通常会安静下来。

3. 在很多情况下，勒索软件的代码中还包含特定指令，可以自动防止对使用俄罗斯键盘配置的计算机系统产生攻击。

4. 与西方国家相比，在俄罗斯或前苏联国家很少有勒索软件受害者。

俄罗斯居民马克西姆·雅库贝茨（Maksim Yakubets）和伊戈尔·图拉舍夫（Igor Turashev）被指控经营勒索软件集团"邪恶公司"。

“针对勒索软件运营商和附属机构的秘密接触和机密行动也提供了了不起的情报信息，”斯米利亚涅茨说，他在网络防御公司“记录未来”（Recorded Future）工作。

“他们的知识和逻辑判断非常准确，支持了同样在这一领域从事研究的网络研究人员。”

2019年，美国和英国当局起诉了两名俄罗斯人，指控他们经营勒索软件团伙“邪恶公司”（Evil Corp），但两人目前仍在俄罗斯逍遥法外。

普京称俄罗斯也面临勒索软件攻击

普京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俄罗斯经常面临勒索软件攻击，他举出俄罗斯医疗服务遭到黑客攻击的例子，声称这是美国黑客所为。

但斯米利亚涅茨表示，这起事件不太可能是勒索软件造成的，否则有关中断的消息会公之于众。

针对俄罗斯和前苏联国家的勒索软件攻击很少，原因往往可以归结为广受议论的俄罗斯黑客所履行的“一条规则”——就是你可以攻击任何人，只要他们不在友好区域。

勒索软件是一项全球性业务

毫无疑问，勒索软件团伙也在其他国家运作。

比如在2017年，朝鲜黑客发动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勒索软件攻击，影响了英国数百家国民保健署下设的医院。

乌克兰警方发布了一段逮捕疑似克洛普（Clop）黑客的视频。

就在日内瓦峰会的同一天，6名犯罪嫌疑人在乌克兰被捕，他们涉嫌与一个名为克洛普（Clop）的勒索软件组织有关。

这些人被指控参与了针对美国和韩国组织的攻击。

今年一月，另一名黑客嫌疑人因涉嫌参与名为网络漫步者（Netwalker）的勒索软件组织而在加拿大被捕。

但最近的这些逮捕行动被认为没能对勒索软件黑客网络的核心犯罪组织造成严重损害，这些组织资金充足、利润丰厚。

多数专家认为，这个具有破坏性的、有利可图的犯罪行业正在席卷全球，而起源就在俄罗斯及其前苏联邻国。

谢选骏指出：为何网络犯罪团伙不担心美俄会谈？道理十分简单——美俄联手也无法整合全球。

《软件勒索：应该立法禁止向黑客支付赎金吗？》（BBC网络事务记者2021年5月20日）报道：

一场在全球范围内肆虐的网络犯罪狂潮再次引发外界对政府禁止向黑客支付赎金的呼吁。

勒索软件罪犯每天都在挟持电脑系统要求受害者支付巨额款项以恢复电脑系统运行秩序。美国最大燃油管道殖民管道公司（Colonial Pipeline）的首席执行官承认，上周他的公司向黑客支付近450万美元。此前黑客攻击迫使该公司停止运输燃料。

但来自比特币分析机构Elliptic的研究表明，这只是沧海一粟。

比特币记录显示，自去年8月以来，黑客组织“黑暗面”（DarkSide）已从大约47名受害者那里得到至少9000万美元赎金。

而“黑暗面”只是至少十几个多产的勒索软件团伙中的一个，他们通过向公司、学校、政府和医院勒索赎金而获利颇丰。他们以匿名方式运作，因此很难被追踪，而许多人在不愿逮捕他们的国家运作。

殖民管道公司在被勒索软件攻击后的数小时内向"黑暗面"支付近450万美元赎金。

勒索软件的攻击阻止受害者访问电脑系统或数据，直到支付赎金（电脑系统才能重新正常运转）。

世界各地的执法机构越来越多地敦促受害者不要付款。但支付赎金并不违法。而且许多组织和公司都以秘密方式支付。

现在勒索软件任务组（RTF）的全球网络专家联盟正游说各国政府采取行动。它已提出近50项建议以遏制犯罪狂潮，但在各国是否应该禁止支付赎金的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

BBC问询两位专家成员背后的原因。

“禁止支付将导致相当可怕的‘斗鸡博弈’”

全球安全风险信息解决方案提供商Rapid7的社区和公共事务副总裁詹·埃利斯（Jen Ellis）说：“大多数人同意，在一个理想世界，政府将禁止支付赎金。由于勒索软件攻击是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犯罪，这有望阻止集体犯罪。没人想资助有组织犯罪。问题是，我们并不是生活在理想的世界。”

“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禁止付赎金几乎肯定会导致相当可怕的‘斗鸡博弈’。犯罪分子会把他们所有的注意力转移到那些最不可能停机的组织，例如医院、水厂、能源供应商和学校。”

“黑客们可能期望通过这种停机方式对社会造成伤害来施加必要压力，从而确保他们获得报酬。他们这么做几乎没什么损失，还有可能获得大笔报酬。”

“比方说政府建立基金来支持这些机构，这样他们就不用付赎金了。”

据报道在2020年1月被黑客用勒索软件攻击后，外汇交易公司通济隆集团（Travelex）向名为REvil的黑客支付了超过200万美元的比特币。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攻击者就可以把他们的重点转向没有资源保护的小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如果不付钱，他们可能会面临灭顶之灾。面对破产威胁，这些组织可能会考虑秘密付款，这将使他们进一步受犯罪分子摆布，犯罪分子可能会威胁将其（受攻击一事）公开。”

“克服这些问题并非易事。这将需要时间、教育和持续投资。禁止付赎金是伟大目标，要努力实现。但我们必须采取务实的做法，以确保不会造成重大的经济和社会伤害。”

“禁止支付赎金将为组织和机构减轻一些负担”

网络威胁联盟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丹尼尔（Michael Daniel）说：“禁止支付赎金的理由很明确。勒索软件攻击的主要动机是出于获利考量。如果无利可图，攻击者就会从这种战术中转移出来。此外，获利的赎金被用于资助如人口贩运、儿童剥削和恐怖主义等其他更危险的犯罪。最后支付赎金会带来更多的攻击，从而加强了攻击者这一策略的效益。”

“没有任何组织和机构愿意支付赎金。相反无论是由于破产的威胁、服务中断造成的声誉损害，还是可能造成的生命损失或大规模的经济破坏，他们觉得别无选择。”

“事实上，从纯粹的短期、组织的角度来看，支付赎金往往是一个经济上的理性决定。 我们需要打破这种循环，剥夺勒索软件生态系统的'燃料'。赎金支付禁令将减轻组织和机构的一些负担，因为它将赎金支付视为非法行为。 ”

据报道，运动品牌Garmin在2020年8月向名为Evil Corp的黑客支付约1000万美元的赎金。“因此，精心设计的禁令将为被攻击的组织和机构提供杠杆以反击攻击者。 但这种禁令不应立即实施。事实上只有在政府建立有效的受害者支援机制之后，这种禁令才该实施。”

“那些反对赎金支付禁令的人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即在过渡时期受到攻击的组织可能会面临沉重的代价，甚至有可能倒闭或面临恢复服务的巨大压力。因此为使赎金支付禁令达到其预期效果，政府必须为公司提供资源和支持以抵御这些攻击。”

谢选骏指出：只有我所提出的“全球政府”可以对抗黑客勒索——因为这些勒索其实是“影子政府的运作”；他们的勒索其实就是一种“地方政府的税收”。

【29、美国大选俨然是全球事务】

《拜登称习近平对中国间谍气球并不知情》（PETER BAKER 2023年6月21日）报道：

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印度尼西亚。

美国总统拜登周二晚间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被中国政府蒙在鼓里，对今年冬天的间谍气球毫不知情，这个气球在越过美国领空后被一架美国战斗机击落。

在加州的一场竞选筹款活动上，拜登对这一导致中美关系破裂数月之久的事件说进行一番似乎是即兴的发言，透露了美国情报机构在该事件中了解到的北京内部的混乱情况。

“当我把气球和装满间谍设备的两节厢体击落时，习近平之所以非常生气，是因为他不知道气球在那里，”在肯特菲尔德一处私人住宅举行的盛大活动上，拜登对约130名宾客说。“不，我是认真的。对于独裁者来说，如果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是非常尴尬的。”

周二晚上，其他美国官员对总统会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些敏感信息感到惊讶，但一名听取了相关情报简报、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拜登的言论准确反映了美国政府的内部评估。

在总统发表上述言论的前一天，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北京与习近平会晤，缓和间谍气球事件带来的裂痕。布林肯的行程最初在间谍气球事件公开后被取消，但被认为是朝着拜登所寻求的“解冻”迈出的建设性一步，“解冻”包括今年晚些时候两国领导人之间可能的对话。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现在处于一种想要再次建立关系的局面，”在谈到习近平时，拜登说。“我们的国务卿托尼·布林肯刚刚去过那里；干得不错。这需要时间。”

然而，总统对间谍气球事件的讨论如果被视为对习近平的贬低，可能会使外交接触复杂化，因为习近平在中国牢牢掌握着权力，重视自己掌控一切的形象。中国官员从未透露该气球的源头，也没有立即对拜登做出回应。

“它不应该出现在它出现的地方，”拜登在加州筹款活动上谈到那个气球时说。“它偏离了航线，先是飞过阿拉斯加，然后又飞过美国，他不知道这件事，”拜登补充说，他指的是习近平。“当气球被击落的时候，他感到非常尴尬。他甚至否认它在那里。”

当时人们发现气球在蒙大拿州一处核导弹发射场上空飘过，而后经过堪萨斯城，最终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线不远处被一架F-22战斗机发射的响尾蛇导弹击落，此事在美国掀起了轩然大波。美国官员此前表示，他们怀疑该气球本应对关岛和夏威夷的美国军事基地展开侦查，但被吹离了航线，转向阿拉斯加，最终来到美国本土，但他们没有透露习对此事似乎不知情。

这不是拜登第一次在筹款晚会上就外交政策发表即兴见解。10月在纽约的一个类似场合，他提醒捐款人，自1962年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就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问题展开对决以来，世界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一场核毁灭。“我们自肯尼迪和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就没面对过世界末日之战的可能性，”拜登当时说，这番话引起了一阵不安。

周二在加州，拜登是在投资银行家马克·罗宾逊和曾为企管顾问和投资银行家的妻子斯蒂芬妮·罗宾逊的家中对民主党捐款人讲话。在陈述对国际事务的总体看法时，拜登把重点放在了中国，这是他最近思考较多的话题。通过这一场合，他试图缓解北京经济崛起和在世界舞台上的日益强势令美国产生的焦虑。

“不要担心中国，”拜登说。“我是说，担心中国，但不要担心中国，”他在观众的笑声中接着说。“但是我真是这么想。中国是真的——面临真正的经济困难。”

在谈论了间谍气球后，拜登接着说，他在巩固美、日、澳、印“四方对话”方面的努力令习近平十分不满，此举是为了反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拜登上月在日本广岛的七国集团会议间隙曾与“四方对话”的领导人会面。

“真正让他很不爽的是，我坚持要把所谓的‘四方对话’重新组织起来，”拜登说。“他给我来电话要我停手，因为这对他会很不利。我说‘我们只是——我们不是要包围你们，我们只是想确保国际秩序，保障海空通道的畅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不会让步的。”

“于是，”他接着说，“现在我们是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联手，在南海和印度洋严阵以待。”

谢选骏指出：拜登总统在竞选场合高谈阔论外交事务，显然是在邀请世界各国干预美国内部事务、甚至迫使各国不得不进一步插手美国大选。这也使得美国大选俨然成为全球事务，美国总统要想不成为“全球领袖”都不再可能了。

【30、美国迈向世界大同、组建全球政府】

《进美国也太简单了！大批非法移民穿越 无任何阻挠》（大洛杉矶LA 2023-08-27）报道：

一段视频近日在网上疯传！一名蛇头公然挑衅美国海关，他们将边境围栏的一段锯掉，然后组织大批非法移民直接穿越边境进入美国，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挠。

而这也狠狠地打了拜登政府的脸，自从5月11日之后，拜登改用强硬的方式阻拦非法移民，让他们在墨西哥登记之后才能安排入境，据称大幅度降低了非法移民，然而这些扒开边境护栏进入美国的人，完全没有阻碍。

据称蛇头对这些非法移民每人收200美元至6000美元不等，怪不得许多墨西哥黑帮都不卖毒品改当蛇头了，这个行当可比刀尖舔血地卖毒品来钱太容易了。

据了解，这段视频拍摄于5月27日，也就是拜登政府宣称用更严格的方式来限制非法移民后两周，地点是距离亚利桑那州图森（Tuson）约2个半小时车程的边境城市卢克维尔（Lukeville）的一处边境墙。

根据联邦统计，每天约有1300人从该区域进入美国。

视频中附带的西班牙语文字的意思是：“先生们，实现他们的目标。”边境巡逻人员表示，这是蛇头专门拍摄来展示他们的“高效”的工作，这样会有更多的人找到这些蛇头，付钱让他们送到美国。

但这无疑是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如果说在经过海关筛查还能找出几名恐怖分子外，这种方式简直就是大门敞开，倘若恐怖分子从这里入境，那么美国将毫无防备。

争论

可否以“贫穷”为由申请政治庇护

在5月11日之后，拜登政府表示出于人道主义，每月允许3万名来自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的移民入境。

但这种政策在移民法找不到任何依据。唯一一个人道主义移民，那也是具体案件具体审查，而不是大批量的入境。

为此，德克萨斯州和其他 20 个州对拜登政府提起诉讼，移民法对于人道主义移民是逐案批准，这种批量释放移民入境，根本不是法律的要求。

司法部和移民权利组织的律师则认为，来自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的移民不仅是为了逃离经济困难，也是为了逃离压迫性政权、不断升级的暴力和日益恶化的政治状况，这些都危及了他们的生命。

支持拜登决议的联邦法官德鲁·蒂普顿表示，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他曾访问过海地，亲眼目睹了那里可怕的生活条件。

然而，世界上贫困的国家又何止海地一个，南美洲有大量的贫民窟、非洲、南亚、东南亚也有广泛的贫民区，是否要将全世界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都接到美国来呢？

德州出于美墨边境的最南端，也是大多数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最佳地点，德州独自承担着大批非法移民涌入的危机，一些边境城市甚至出现了生存危机。为此，德州只能自费将非法移民送到其他欢迎非法移民的州。

自 2022 年 4 月以来，德州已运送超过 10000 名移民到华盛顿特区，运送超过 8200 名移民到纽约市，运送超过 2600 名移民到芝加哥，运送超过 1600 名移民到费城，运送超过 210 名移民到丹佛，超过230名移民到洛杉矶。

网民嚎叫：

BeckyLin 发表评论于 2023-08-28 05:51:00

民主党不让警察随便查证件。为的就是让非法移民好在美国安心生活。以后帮他们投票。

widereceiver 发表评论于 2023-08-28 05:46:45

非法移民对民主党至关重要,以后就没有共和党了.当然,国家也就是变成二流甚至三四流国家了,任人唯亲,任人唯肤色就是天经地义了.

liu12345 发表评论于 2023-08-28 04:43:28

罗马帝国轰然倒塌就从这里开始。

谢选骏指出：美国出身于“欧洲的公共殖民地”，经过民权运动的洗涤，现在成为“世界的公共殖民地”了；因此美国天生具有了全球国家的性质，这是无与伦比的博大精深——这是美国迈向世界大同、组建全球政府的基础，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31、美国能否前进全球政府】

《美国1300多城市因“不配”降级为农村 居民：一夜变村民？》（留学生网 2022-05-10）报道：

日前，美国人口普查当局对美国相关城市及农村的定义进行再修订。

修订的结果

将对1300多个现有城市产生影响，

这些城市将因为不够格现有标准而被降级为农村。

兰迪·雷格威斯康辛州莫斯顿市行政长官：“我们是乡下人，我们自己也感觉像农村，这就是我们的身份。”

莫斯顿市位于麦迪逊市西北约75英里（120公里）处，当下只有4347名居民。这个地方曾经一直被当做城市，但在新的城市标准划定下，莫斯顿市即将更名为莫斯顿村。

那么，这次划定城市的标准和过往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这么多的城市都会被集体“降级”，成为农村呢？

01、标准的变化

本次重新划定美国城市的标准，相较于之前的区别在于：

首先，人口普查局正在将住房单位而不是人口作为计算城市面积的基础。

统计局官员表示，这一变化将使美国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更容易更新。

并且，因为人权和隐私保护，美国在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有“掺水”，导致后其城市划定的时候出现偏差。

而今，美国将房屋的数量作为判定城市区域的标准，对数据的准确性有了一定的保障。现行标准对城市的要求是当地至少需要有2000套住房，而在此标准下，有大约1/3的城市“不达标”。

其次，免去“城市群”和“城市化区域”的区分。

在美国过去的标准下有“城市群”和“城市化区域”的区别。即人口在2500-49999人之间的地区称为“城市群”，人口在5万或以上的地区被认为是“城市化地区”。而现行标准下，这一区别将被删除，所有达到城市标准的地区，都统称为城市地区。

从1960年到2020年美国城市和农村人口的规模 图片来源：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985183/size-urban-rural-population-us/

02、居民生活的变化

那么在美国，从城市被降级成农村，对居住在当地的人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以目前居住在即将降级到农村的小明同学为例

从医疗方面来看，曾经的小明同学原本享受的是城市医疗服务，他所在的区域里有多家诊所和大医院，医疗资源富裕，完全不用担心看病难的问题。

但如果他所在的区域正式被降级，那么诊所数量就超过了农村的诊所数量标准，可能需要立即关停其中部分诊所，以到符合农村地区诊所标准的水平。

换言之，小明以后看病可能得提前好几天预约才行了。

而从教育方面来看，如果小明同学正在上学，那么他就能感觉到自己学校的支持经费忽然被大幅削减，部分单独给予城市学校的联邦支持经费会从预算中撤出。

小明学校里的活动可能会减少，教师的数量也会有所下降。

美国部分州城乡教育支持资金投放区别 图片来源：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3-27/why-city-kids-get-less-money-for-their-education

同理，交通支持经费也会有所削减，那么对道路和公共交通的维护和拓展频率都会有所下降。

对小明来说，他家门口原本多条可通往市中心——也就是现在是村中心——的公交路线可能会减半。

未来，小明在外出时，可能得需要预留更长的时间在通勤方面才行。

那么有人可能要问了，难道没有专属于农村的资金补贴项目吗？

倒也不是，美国确实有单独属于农村的资金支持，但是这些资金以及每年可以入选的项目是有限的。如果农村的数量突然增加，那针对这些资金的竞争也会立刻增加。

而在没有足够资金扶持的情况下，如果想维持此前的公共设施建设及服务标准，小明所在地区的税收可能就会有所增加。

农村税收超过城市已经常态化 图片来源：https://www.bls.gov/opub/btn/volume-2/expenditures-of-urban-and-rural-households-in-2011.htm

03、邻里之间的变化

虽然从城市降为农村挺糟心的，但是也有部分人认为，社区不论是被成为城市还是农村，邻居总归是那批人。

人不换、情谊不变就行。

就像印第安纳州的德莫特镇，虽然该地区不再有资格被称为城市，但管理员迈克尔·凯恩说：“你就是你。人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区精神，无论你所在的城镇是一个相互关心的团结团体。”

对此，你怎么看呢？

彼采荇兮 发表评论于 2022-05-11 08:02:30

不报税么？ 交 City Tax 的时候就 care 了吧？不是说钱多钱少，就是麻烦。

ButterflyGarden 发表评论于 2022-05-10 15:55:52美国又没户口，who cares?

彼采荇兮 发表评论于 2022-05-11 07:59:57

把 城市，农村，换成 “城镇” 和 “村镇”比较合适，但是标题就不耸动了。不吸引眼球。

大荣确 发表评论于 2022-05-11 06:51:19

几千口人的City多了。美国各州情况不同，感觉联邦层面上统一定义城市和乡村不可信。

州下面有县，县下面有City，township， Village，称谓五花八门，但都是平级的。City一般要有自己的警队和消防队，其他的可能是由州或县政府派驻。

谢选骏指出：美国的“传统乡镇”正在萎缩，如果不能及时转化为“全球细胞”，美国就无法引领全球了。

《华人注意 美国绿卡面临重大改革！47人致函国会…》（华人生活网 2022-05-10）报道：

一张小小的绿卡，让多少优秀人才不得已离开美国。

如今随着疫情减缓，政府终于开始着手移民系统中科技人才绿卡限额的问题。

《国会山报》（The Hill）报道，包括几十位前参议员和国防部、能源部、国土安全部的前官员，以及中央情报局（CIA）、国家安全局（NSA）和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等机构的47位前政府高官，共同于今天突然致信国会，要求允许拥有STEM学位的移民不再受配额限制。

这封在周一（5月9日）提交给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humer）, 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Kevin McCarthy）和两党创新协调委员会的成员。

目前，任何国家一般职业类绿卡申请获批上限，不能超过美国总移民配额的7%，导致中国、印度等国申请积压严重。如果此举能够顺利进行，对于华裔和印度裔来说，很多人的命运将被重新改下。

在华人高学历群体中，STEM（高级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比例是最大的。

Politico报道称，信中写道：长久以来的技术竞争中，美国拥有的最强大和最持久的不对称优势是它吸引和留住世界上最好和最聪明的人的能力。但美国目前的移民系统的瓶颈正在浪费这一优势。

许多优秀的人才为了一张绿卡等了数年，目前美国每年发放的职业移民绿卡约为14万份，然而每个国家的申请者获批上限不能超过总移民配额的7%。来自印度和中国等移民大国的申请大量积压，从入职到获得永久居留身份经常需要7-8年，乃至10年的时间。

因此官员们讨论，STEM学位的移民对美国来说是一种资产，美国应马上推动让STEM毕业生免受绿卡限制。

未来属于科技，美国留住世界优秀的STEM人才就是锁定未来胜利，但是输掉，就意味着未来没有前景。

今年2月，众院通过了《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America COMPETES Act of 2022），此举曾引发华人圈强烈关注。

该法案旨在放松对理工科人才的绿卡限制，以进一步提高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按照该法案的条款，拥有高级STEM学位的外国博士毕业生申请美国绿卡豁免国别配额限制：不再限制生活和工作在美国外国科学家（及其配偶、子女）的数量。此外，STEM学生过渡到绿卡期间也无需再离开美国。

随后参院也通过了自己的版本。

这是由于美国近两年在人才引进上遇到瓶颈，签证限制也是原因之一。由於疫情和签证限制，美国去年持H1-B签证的移民人数骤降，降幅达十年来最大值。

根据彭博社先前的一篇报导，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在截至2021年9月的财年中，持有H1-B签证的工程和数学类外国工作者同比下降了12.6%。

H-1B签证计划允许美国雇主僱用高科技外国人士从事软件和工程等专业领域的工作。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国情咨文演讲中，美国总统拜登呼吁国会就众院法案采取行动。

目前参众两院都已经通过了自己的法案并在协商整合内容。

两党创新协调委员会定于本月开始协商该法案的众议院和参议版本。已经有数名共和党参议员，包括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波特曼（Rob Portman, R-Ohio）和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科宁（John Cornyn, R-Texas） , 都表示对高科技人才的绿卡配额豁免持开放态度。

预计将于近日公布最终细节，虽然很多人表示对此并不乐观，目前具体在STEM绿卡这块的内容也还不知。

但中期选举马上到了，对于拜登来说突击下国内政绩，推进法案利好高科技，也是他所争取的。因此在这个关键节点上，今天这封信是否意味着两党已经有了大概内容，好消息将至呢？

我们也拭目以待！

网民嚎叫：

土拨鼠拨土 发表评论于 2022-05-11 06:04:43

自己搞细分不培养科技人才却要到外面招

fonsony 发表评论于 2022-05-11 04:04:38

华人除外、

生意不错 发表评论于 2022-05-10 22:14:43

主要受益人是印度人，华人是受害的，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就是头蠢猪。

华人绿卡和H1B申请都是一年一万多，有个排期是不假，等过几年就拿到了，没有越积越多的情况。

而印度人呢，一年进来十几万。多的时候十八万，少也有十二万。他们是越积越多的，现在都四十多年了据说。

现在印度人已经把大公司的高薪工作基本占了，再这么引进印度人，华人三十年后无立足之地。只有跳楼的份。

可笑一些沙叉，看别人用刀抹华人的脖子，还觉得这是好事。

谢选骏指出：废垃鼠目寸光，只见蝇头微利，不知这个绿卡是意味着美国能否等视天下苍生、前进全球政府的关键所在。

【32、美国是领导全球各地的唯一力量】

《“罗诉韦德案”：全球各地如何回应美国堕胎裁决》（2022年6月29日　BBC）报道：

世界各地都能感受到，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女性堕胎宪法权利的影响。辩论双方的活动人士一直在解释，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我们在意大利、萨尔瓦多、印度、爱尔兰和加拿大的记者报道了他们在当地感受到的反响。

《美国触及意大利的“痛处”》（马克·洛文（Mark Lowen）BBC记者发自罗马）报道：

1978年，罗诉韦德案五年后，意大利通过第194号法律使堕胎合法化。尽管这不是同一个敏感政治问题，但是新的极右翼保守派政治崛起，更加接近天主教会，使它重新成为焦点。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也在意大利引起了反响。

政治左派和中间派发出了一致的谴责和警告。曾帮助通过第194号法律的左翼前外交部长艾玛 · 博尼诺（Emma Bonino）表示，该法案表明，意大利面临倒退和"失去看似永久成就"的风险。

但在右派当中，一些人感到振奋。

“一场伟大的胜利，”来自极右联盟的西蒙尼 · 皮隆（Simone Pillon）称，并说他希望意大利和欧洲能够效仿。

但他的政党领导人马泰奥 · 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表态明显更微妙，称他相信“生命的价值……但在怀孕问题上，最终决定权属于女性”。这或许是意识到，大多数意大利人表示仍然支持堕胎权。

虽然这里不太可能限制堕胎，但194号法律允许医生出于良心拒绝堕胎。在全国范围内，大约70%的医生现在拒绝做堕胎手术。在一些地区，这个比例高达90%。

由于梵蒂冈就在意大利的后院，意大利在一些社会问题上，比如 LGBT 权利问题上往往落后于形势。很多人都为几十年前人们为堕胎而战，并将堕胎写入法律而感到自豪。但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痛处，美国的决定将触及这一点。

《爱尔兰热情回应》（艾玛·瓦迪（Emma Vardy）BBC记者 发自爱尔兰）报道：

在整个爱尔兰岛，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引发了迅速热烈的反应。在这个堕胎合法化相对较晚的地方，这个问题激发了深刻的情感。两方都有许多直言不讳的爱尔兰活动团体和活动家。

“世界继续看着美国变得面目全非，”大学讲师卡西迪（Jennifer Cassidy）博士在推特上说。2018年，当人们欢呼庆祝爱尔兰共和国投票决定堕胎合法化时，她正在都柏林。

支持堕胎合法化的许多人一直在重温那一天的记忆，现在他们对自己在美国目睹的一切表示恐惧。

2012年，萨维塔·哈拉帕那瓦（Savita Halappanavar）在爱尔兰死于败血症，因为她不被允许终止妊娠。如今，她的故事在爱尔兰被广泛传播，人们警告美国人要做好应对许多类似死亡的准备。

国际特赦组织的格兰尼·塔格特（Grainne Taggart）表示，这是一个“可耻的决定”。她曾经在北爱尔兰努力争取堕胎权。但是，对爱尔兰堕胎合法化感到失望的活动家们已经重新振作起来。

伯尼·史密斯（Bernie Smyth）是北爱尔兰最著名的反堕胎运动人士之一。“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醒，”她说，“从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个人对未来的希望是，有朝一日我们也将推翻这项立法。我认为美国的这场运动非常明智。这带来了很多希望，战斗还在继续。”

《保守派团体更加大胆》（威尔·格兰特（Will Grant）BBC记者发自萨尔瓦多）报道：

在感到拉丁美洲的堕胎趋势开始转向时，许多生育权倡导者现在担心，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作出裁决后，情况会变得更糟。

“这将鼓励我们国家最保守的群体，他们一贯否认女性的权利。”萨尔瓦多支持堕胎权的活动人士玛丽安娜 · 莫伊萨（Mariana Moisa）说。在萨尔瓦多，堕胎在所有情况下都被禁止，包括母亲生命受到威胁、被强奸或乱伦。

同时，控制萨尔瓦多议会的反堕胎政客对此变动表示欢迎，并坚称他们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仍是美洲的主流观点。

虽然最高法院决定只关乎美国各州法律，但美国继续对中美洲施加巨大影响。莫伊萨表示，这项裁决传递出的信息十分明确。

“这让人遗憾。这倒退的一步展现了世界各地对妇女的蔑视和漠不关心。”

《“毁灭性的倒退”》（罗宾·利文森-金（Robin Levinson-King）BBC记者 发自多伦多）报道：

加拿大通常不喜欢插手邻国（也是最大的贸易伙伴）的事情。

但当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时，倾向进步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直言不讳表示，这对女性来说是"毁灭性倒退"，后果"很可怕"。

“坦率地说，这是对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攻击，”特鲁多在卢旺达基加利举行的英联邦国家峰会上说。

自1983年来，堕胎在加拿大已不再构成犯罪，但获得堕胎服务并不是一项受到保障的权利。在许多地区，妇女得开几个小时的车去堕胎。

加拿大有很多反对堕胎的人，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像加拿大南部那样被政治化。

加拿大反堕胎组织Right Now在推特上写道，这是“我们在美国的朋友们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美国是世界的典范”》（吉塔·潘迪（Geeta Pandey）BBC记者 发自德里）报道：

印度性别公正活动人士形容这项裁决是“妇女权利的巨大倒退”，并表示它受到“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的影响。

向医生教授医学伦理的维纳（Veena JS）博士是一位活动人士和法医学教授。她表示，罗诉韦德案的裁决不仅会影响美国的女性生育权，还会在全球产生连锁反应。

“美国总体上是世界的典范，我担心在某个时候，印度可能会从他们那里得到启示，引入类似的立法，”她表示，“我们将被迫抚养我们不想要的孩子。”

维纳说，这会影响妇女和儿童的身心健康。

“研究表明，在被迫分娩的妇女中，产后精神病和抑郁症增加。这些‘不想要的’孩子的生活质量也会很差。”

自1971年以来，虽然有一些条件限制，但堕胎在印度一直是合法的。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国家，这样做尤其是为了遏制女性堕胎。

但是，由于妇女普遍缺乏意识，这个话题带来的耻辱感，以及医生出于宗教或道德信仰不愿进行堕胎，意味着大多数堕胎仍然在注册医疗机构之外进行。

谢选骏指出：从上述种种看来，不论好坏，美国都是领导全球各地的唯一力量了——这些国家甚至不称“美国最高法院”，而直接称呼“最高法院”了……好像美国的最高法院就是全球的最高法院了。显然，这说明了“美国是领导全球各地的唯一力量”，因此，美国发生的事情，正在决定全球社会的走向。

【33、美国为何无法整合全球】

《为什么世界没那么平了》（保罗·克鲁格曼 2022年9月7日）报道：

还记得特朗普的那些贸易战吗？事实上，特朗普征收的许多关税依然存在——我猜与其说拜登认为这些关税合理，不如说他不认为给共和党人借口来指责他的政府对中国态度软弱是个好主意。但无论如何，贸易问题的重要性目前正被从通货膨胀到乌克兰战争的一切所掩盖。

然而，在不知不觉中，一些特朗普想实现但未能实现的事情——比如让制造业回归美国——可能在他继任者的领导下真正发生了。彭博新闻社在最近对首席执行官业务陈述的总结中发现，在岸、回流、近岸等行话大量增多，这都是企业计划在美国（或可能在周边邻国）而非亚洲生产的迹象。

还有大量新闻报道以一些不太可靠的数据为依据，认为企业确实正在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建造新的生产设施。

因此，我们可能在见证全球化出现部分倒退的早期迹象。虽然不是什么好事，但这个话题以后再谈。现在，让我们谈谈这种情况为何会发生。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就算我们在未来几年看到全球贸易出现下降，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大家普遍认为世界会越来越小，国际之间相互依赖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并非如此。

事实上，在“一战”前夕，全球经济就曾出现过意料之外的融合。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写到了一段他声称于1914年8月终结的“非同寻常的插曲”——在那段时期，“伦敦居民可以躺在床上喝着早茶，打电话下订单，放心地等着他在这世界上想要获得的一切商品被早早地送到家门口。”

而在“一战”后，初代全球化的确出现了倒退。以下是1913年之后既定年份中全球贸易总额（出口加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估算：

从“一战”开始到“二战”结束，贸易占比大幅下降。复苏花了很长时间：直到1980年，贸易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并不比爱德华时代高多少。

然而，那之后贸易的确出现空前的增长，这一现象有时被称为“超全球化”。这正是我的同事汤姆·弗里德曼在2005年首次出版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中所描述的时代；那时候许多人都相信，这样的贸易激增会永远持续下去。

但实际上，超全球化在2008年左右就已经停滞；14年来，国际贸易在全球经济所占份额的增长曲线或多或少也是平的。有三个因素能佐证全球化在未来几年实际会倒退，虽然程度上可能不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间。

首先也是最良性的因素，就是机器人的崛起——我指的是广泛意义上节省劳力的技术。人们通常以为，交通技术的进步必然意味着贸易的增加。但只有在交通技术进步比生产技术进步更快的情况下，这一假设才能成立。几年前我就此问题创作了一个小小的模型，以下是归谬法的论点：假使我们都得到了《星际迷航》中的复制机——也就是可以让你随心所欲复制一切物品的机器。如果你只用说一句“茶，格雷伯爵茶，热的”就能变出一只热气腾腾的茶杯，那你也就无需从斯里兰卡进口这些东西了。

当然，正在考虑生产回流的企业往往会指出，在某些情况下，现代技术允许企业用相对较少的工人进行生产，此时外包给低薪国家生产节省的成本微乎其微，而在距离本国更近的地方生产的物流优势就更大了。

全球化衰退的第二个不那么良性的因素，是人们愈发意识到世界是个危险的地方。尤其危险的，是让自己在经济上依赖威权主义国家，你们的经济联系可会因为某场权力斗争或仅仅是独裁者阴晴不定的倾向被突然切断。欧洲现在意识到，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中国至少眼下还没有使出经济勒索的手段，但俄罗斯的先例和习近平在新冠封锁中的独断专行都让企业对依赖中国供应商感到新的不安。

顺便说一句，作为现代全球贸易体系的奠基文本，《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明确给予了各国采取“其认为对保护其基本国家安全利益所必需的任何行动”的权利。虽然这一权利有时会被滥用——例如特朗普荒谬地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铝矿征收关税——但鉴于近来发生的事件，很难否认如《芯片与科技法案》这种政策的必要性，这一最近颁布的法案将对美国国内的半导体生产进行补贴。

最后，我们得承认：既然我们终于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所作为了，美国引入的一些政策在实践上怎么都会带点贸易保护主义的色彩。电动汽车的购置税新优惠将仅适用于在北美组装的汽车，就是个明显案例。

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政治——哪怕在我看来是为善的政治，归根结底也是政治。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是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一些民众仍对气候变化的事实不置可否。但为了推销这一理念，民主党必须将其描绘为能够创造就业的项目，这意味着得包含《购买美国产品法》的条款。

谢选骏指出：看了上面的文章，我终于明白了“美国为何无法整合全球”——就是因为像保罗·克鲁格曼这样的成功人士占领了美国社会的主流地位！

【34、民粹主义可以整合全球】

《民粹主义还在进一步席卷全球？它对民主构成威胁吗？》（塞琳·吉里特（Selin Girit）BBC国际部 2023年12月7日）报道：

阿根廷政客哈维尔·米莱被广泛视为民粹主义者，但是当上总统后，他会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吗？

“变革的风已经来了！”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在看到最近的荷兰选举结果之后这样评论道，而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则说，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将“让阿根廷再次伟大”。

阿根廷极右翼政治素人米莱和荷兰的反伊斯兰主义政客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的选举胜利相映成趣。

二人都被贴上了“民粹主义者”的标签，而他们的成功也受到志趣相投的政客吹捧，但是，这个术语到底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民粹主义？

在政治学中，民粹主义是这样一种观念，即社会被分成了两个对立的群体：“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这是根据《民粹主义：牛津通识读本》（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一书的作者卡斯·穆德（Cas Mudde）解释的概念。他说，民粹主义主张，政治应该是人民总体意志的表达。

《民粹主义：政治理论中的关键概念》（Populism: Key Concepts in Political Theory）的作者本杰明·莫菲特（Benjamin Moffitt）认为，这种现象可能会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组织模式、一种表现风格、一种传播方式，或是就是人们说话的方式，但是他说，“所有这些不同的争论都围绕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分裂”。

“民粹主义者会以人民的名义去说话，将精英看作是社会当中的根本问题。”

荷兰极右翼政客维尔德斯的胜选令众多欧洲政治观察者惊讶。

尽管民粹主义被广泛与极右派联系在一起，但是也有左翼的民粹主义，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委内瑞拉前领导人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他曾表示：“我不是一个个体——我是人民。”

穆德将民粹主义描述为一种“薄中心意识形态”（thin-centred ideology）——它只处理政治议程中的一部分，而对于什么是最好的经济或政治体系并没有意见。

“大多数成功的民粹主义者都将民粹主义与另一种意识形态——即所谓的主意识形态——相结合，后者就会处理这些关键问题，”他说。

“一般来说，大多数右翼民粹主义者会将民粹主义与某种形式的本土主义结合起来，而大多数左翼民粹主义者会将民粹主义与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民粹主义领袖的特征

在其著作《什么是民粹主义？》（What is Populism?）中，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扬-沃尔纳·穆勒（Jan-Werner Müller）强调，民粹主义领导人声称代表统一的“人民意志”。

“令民粹主义者脱颖而出的是，他们声称自己是‘真正的人民’或者‘沉默大多数’的唯一代表，”他说。

“因此，他们将其他所有争夺权力的竞争者都贬为是根本上不合法的。他们坚称，其他人根本就是‘腐败’和‘不老实’。”

学者认为，特朗普是“右翼民粹主义者的绝佳范例”。

在这方面，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认为是当代最突出的民粹主义者之一。

正如特朗普的言论所显示的那样，民粹主义者与敌人（通常代表着当前的制度）对抗，旨在“抽干沼泽”或者对付“自由派精英”。

民粹主义者常常把自己包装为“强人”，通常是集反移民、威权主义立场于一身，并作出传统政治家往往会避免作出的、不切实际的承诺。

他们可能更青睐直接全民公投、总统令或者行政命令，作为“把事做成”的工具，而不是依靠更为复杂、涉及到立法者和司法机关的民主方式。

本杰明·莫菲特指出，还有其它一些与典型的民粹主义领导人相关的特征。

一种是“粗鲁的举止”，或者表现出与典型的政客不一样的行为方式——这是特朗普总统以及最近阿根廷的米莱所采取的一种打法。后者在集会上保证要削减开支时，令人印象深刻地拿起一把链锯表演。

另一种则是“持续制造危机”——而且总是以攻击者的姿态出现。

“总是有某种不幸即将来临，并且只有他们才知道如何解决。”莫菲特描述说。

民粹主义领袖的最佳例子

阿根廷的胡安·多明戈·庇隆（Juan Domingo Peron）常被作为民粹主义者的鼻祖来举例。他于1974年去世，但是他的名字仍然影响着他所在国家的政治和阿根廷社会中的核心分歧：你是庇隆主义者还是反庇隆主义者？

胡安·庇隆和夫人艾薇塔的政治生涯至今仍影响着阿根廷的政治，以及该国社会中的核心分歧。

12月10日，另一位常被描述为民粹主义者的人将掌管该国政权，他是哈维尔·米莱。

他蓬乱的头发、狂野的热情和时常古怪的行为令他获得了“疯子”的绰号。

他承诺进行急剧的变革，包括放弃本国货币比索，改用美元，“炸毁”中央银行以及整个裁撤一些政府部门。

“拉丁美洲是民粹主义运动的灯塔，”欧洲民粹主义研究中心的伊姆达特·奥纳（Imdat Oner）说，“左翼民粹主义者乌戈·查韦斯是一个绝佳例子。他作为一个局外人进入政界，改变了委内瑞拉两党鼎立的体系，直到去世前他还执掌着政权。”

但是，在莫菲特看来，民粹主义是一种全球性现象。他以特朗普为例，称他为“右翼民粹主义者的绝佳范例”。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印度总理莫迪也常被视为民粹主义者。

“当今世界最成功的民粹主义者——至少在选举和集权的意义上来说——很可能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莫菲特说。

“印度的一切政治都在围绕着莫迪展开。他已经成功建立起了人民与精英的分裂，这还带有宗教内涵，以印度教教徒为‘真正的人民’——于是这里面还存在着本土主义的情绪，”他说。

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也经常被称为民粹主义政客。

“他会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勇敢的弱势方；他永远都是那个来自伊斯坦布尔艰苦社区卡森柏沙（Kasimpasa）的街头斗士，勇敢地对抗着土耳其共和国老派的凯末尔主义建制者，”米勒教授在他的书《一再崛起的民粹主义》（The Rise and Rise of Populism）中写道。

荷兰的海尔特·维尔德斯、匈牙利的维克托·欧尔班、法国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委内瑞拉的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as Maduro）和英国的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等也都常常被视为民粹主义者。

但是，卡斯·穆德却不认为巴西的雅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是民粹主义者，因为他反对的只是政治建制派中的左翼，而不反对其右翼。

对民主的威胁？

穆德指出，在人民主权和多数决定原则等最狭义的意义上，民粹主义是民主的，因为它希望政治反映“人民的意志”。

“然而，在根本上，它和自由主义民主的核心理念是对立的：这个理念是多元主义，即社会是由不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多元人群构成，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合法的。”他补充说。

穆勒教授主张，如果民粹主义者拥有足够的权力，他们最终会建立一个威权政府，排斥所有不被认为是适当属于“人民”的群体。

在穆菲特教授看来，这种对他者的针对，就是全球民粹主义者会彼此共鸣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在很多人所称的“多重危机时期”。

“环境危机、持续的金融泡沫……能够大手一挥提出简单的解决方案，能够在巨大危机的时刻针对某个敌人，这很重要，”他说。“民粹主义者通常会将法官、媒体、独立机构等视为阻隔人民声音的障碍。在这种意义上，它对民主是一种威胁，但是将其描画成唯一的威胁，却是没有意义的，”莫菲特补充说，“它之所以吸引人是有原因的。”

“很难否认，民粹主义现在已经是主流政治的一部分。它不会消失。就个人而言，我认为它是21世纪标志性的政治现象。”

谢选骏指出：民粹主义看起来鸡鸡狗狗，但其实正在发挥整合全球的功能。

网文《民粹主义》报道：

1896年的政治漫画，象征民粹主义者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蛇吞噬了象征美国民主党的驴。

民粹主义（英语：populism），又译平民主义、大众主义、人民主义、公民主义，指的是一系列强调“人民”观念并与“精英”相对立的政治立场，多与反建制和反政治形态挂勾。民粹主义是社会科学语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也可以被当成是一种政治哲学或是政治语言。学术界有关民粹主义的讨论甚多，但是把它当成一个独立学术概念来处理的却很少，主要原因是民粹主义呈现的样貌过于丰富、难以捉摸。

民粹主义通常是精英主义的反义词。在古希腊城邦发明民主制度之后，对于应由精英、贵族还是一般大众来掌握政治，出现了争论。支持民粹主义者则诉求直接民主与基层民主，认为政治精英（当下或未来）只追求自身利益，腐化且不可相信，希望由人民直接决定政治事务。

解读民粹主义的通用框架被称为观念作用方法：这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呈现“人民”为一股道德善良的力量，并将他们与被描绘为腐败和自私的“精英”相对比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者对“人民”的定义各不相同，可能基于阶级、种族或民族等线索，并通常将“精英”描绘一个作为同质性实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体机构，同时指责其将自身以至大公司、外国或移民等其他团体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民粹主义政党和社会运动通常由具有魅力或主导地位、并以“人民代言人”自居的人物领导。根据观念作用方法，民粹主义常常与其他意识形态相结合，例如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因此，在左右政治光谱及衍生政治光谱的不同位置都可以找到民粹主义者，既有左翼民粹主义，也有右翼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不代表一定要采取激烈与暴力的手段，温和的手段包括诸如演讲、静坐、绝食，而且近代采取温和手段抗议的成功率也较高。

分类

民粹主义主要可分为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两类，此外也有同时不属于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民粹主义，例如中间主义或第三位置的民粹主义。

左翼民粹主义

左翼民粹主义（英语：Left-wing populism）是一套拒绝现有政治共识，结合反自由放任主义与反精英主义的政治哲学。其言辞往往包括反建制、反对当权派。通常代表底层群众的利益。之所以称为左翼，是因他们推崇社会平等与相关的政府方案，热衷于财富再分配和解决社会贫富分化问题，反资本主义和反全球化，主张经济民主、另类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与右派的右翼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反移民思想相对。

右翼民粹主义

右翼民粹主义（英语：Right-wing populism），又称民族民粹主义（英语：National populism）

右翼民族主义（英语：Right-wing Nationalism）。是一套拒绝现有政治共识，结合右派政治与反精英主义的政治哲学。之所以称为右翼是因他们拒绝社会平等与相关的政府方案、反对社会融合，以及隐含的本土主义（Nativism）思想。民粹主义则是其反对精英的立场吸引“一般大众”。

源流和历史

民粹主义的字根源自拉丁语：populus，是人民或群众的意思，通常被用来与精英主义、贵族制、共治主义或金权政治相对。在古罗马，拉丁语：populus意指拥有公民权的罗马公民。在罗马共和时期，有一群被称为平民派（拉丁语：Populares）的政治人物，包括提比略·格拉古等人，他们推动以罗马公民举行的公民大会，来替代由元老院，进行决策。与他们对抗的贵人派，则支持元老院统治的政治人物，强调精英贵族才拥有统治的能力与智识。贵人派认为，人民缺少知识与统治能力，易受煽动，将权力交给人民，将会带来暴民政治。

俄国

在19世纪，俄国首度出现了民粹主义这个词即民粹派，特征是拥护民众、蔑视精英。民粹派知识分子曾发起“到民间去”运动，试图和底层群众共同解决社会问题。不过统治贵族以这个词来称呼包括自由派人士、民主派人士、社会主义人士与无政府主义等。在这个脉络下，这是一个有贬义的称呼，这些人士通常都会否认这个称呼。

民主制度逐步确立之后，旧有的贵族消失，新的统治精英经由代议民主与官僚制度，控制了政府。民粹主义这个词的意义又开始转变。统治精英以这个词，来称呼那些诉求直接民主与草根民主的人士。统治精英认为，人民缺少做出决定的知识，易受感情影响，主张应该交给有能力做出决策的专家来决定政策。人民拥有的权力是选举权，在决定出政治领袖之后，就不适宜再直接做出政治决定。

美洲

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的庇隆主义被认为是一场民粹主义运动。

亚洲

约2019年的一项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显示，包括香港、台湾、韩国在内国家或地区的民众都怀有极高的反建制情绪，并极其不满于经济不平等。在此背景下，包括左翼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民粹主义在内的民粹主义已经拥有了成熟的发展条件。

他信·西那瓦凭借其塑造的“人民”形象于2001年担任泰国总理，2006年遭军方解职。在任期间，其实施了全民医保等有利于穷人的政策，并在下台后仍得泰国穷人欢迎。

谢选骏指出：表面上看，民粹主义反对全球主义，但实际上，唯有充分地吸收了民粹主义和痞子运动的能量，整合全球才可以获得成功。

【35、民粹主义是全球政府的先驱】

《全球民粹风盛行：为什么？》（2017/11/15 赵福帅）报道：

摘要：民粹产生的深层基础在于贫富分化，民众感到利益受损，对现状不满。而且，民众和政客想借助民粹主义的做法得到补救。

是时候承认这一现实了：民粹主义早已占据世界政治的中心位置。

“黑天鹅”满天飞，一言不合就公投，稍不顺心就退群。民粹流感全球盛行，愈演愈烈，引发各方热议和普遍担忧。

近期的第二届野三坡经济论坛就推出一场不太“经济”的分论坛讨论民粹议题，吴敬琏、雅诺什·科尔耐等大咖纷纷参与。

吴敬琏在会上指出，目前对民粹主义盛行的根源多属泛泛而谈，结果只能任其坐大。

“最新的一些观点，都需要深入对比梳理筛选，得出一个统一解释，我们采取措施才是有效的。”吴敬琏不无忧虑。

民粹主义漩涡波及全球

“什么是民粹主义？就是以维护平民的利益为由反对权威，甚至不惜采用任何手段。”中国已故外交家吴建民在《当今哪两股思潮特别值得警惕》的解释一针见血。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介绍，对民粹主义没有统一定义。民粹主义（Populism）亦称平民主义，是褒义的；但多数译为民粹主义，是贬义的。

民粹主义倡导直接民主，普遍的群众参政，广泛的政治动员；反对专家治国、阶级政治和精英政治；反对政府权力扩张，认为国家权力永远是腐败的。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具有极端平民化倾向，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

“民粹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尽管他们列举的挑战是事实，但他们提出的药方是错误的，是要引向歧路的。”吴建民在上述著作中呼吁。

“民粹是个问题（Populism is a problem）。在多个拉美国家，民粹非常严重和盛行，这是拉美贫困的原因之一。”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告诉《凤凰周刊》。

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在选票压力下，拉美多国却不惜举债维持民粹式福利。结果，财政赤字严重，加上腐败丑闻连连，社会不满上升，发展陷入恶性循环。“拉美漩涡”已旋转40多年。

“我想大声告诉你们，结合了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绝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它极其危险，最终可能引发战争。年轻人不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我是经历过二战的老一辈，民粹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能勾起我对可怕战争永难忘怀的记忆。”科尔耐说。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雷颐对本刊表示，近年民粹现象只是全球化历史的小漩涡，但也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它可能是几十年、一代人的时间。

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等多国决策者就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等挑战，在应对政策上总犯看起来可笑的错误。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如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否决政治（vetocracy），政治家有时也利用民意。

“民粹主义短期对下层民众有一些好处，但长期来说民众和社会往往要埋单。”吴敬琏指出。

收入差距快速扩大

对于民粹盛行的原因，科尔耐指出，“经济减速常伴随各种麻烦如通胀和失业，民粹和民族主义就会冒头，政府行政会强化，如民众有层出不穷的困难，政客就会把公众注意力转移到国际。”

不过吴敬琏认为，民粹产生的深层基础在于贫富分化，民众感到利益受损，对现状不满。民众和政客想从民粹主义的做法得到补救。

麦肯锡统计显示，2005年至2014年，发达国家65%以上家庭实际收入水平已停滞不前或下降，波及约5.4亿人。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批评，许多美国人在经济上比四分之一世纪前更窘迫。全职男性雇员收入中位数低于42年前水平。位处收入分配底部群体的实际工资依然停留在约60年前水平。

1980年后美国收入不平等迅猛提升。1977-2007年，美国最富10%人群占据收入增长总额的3/4，最富1%人群独占收入增长的60%，而剩下90%人群收入年增长率不到0.5%。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比较了美、英、法、加、澳等国，以收入最高1%人群的收入比重为例，发现都经历了大幅上升。

贫富分化的根源又是什么？吴敬琏总结，目前的解释包括华尔街的贪婪、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等，但都不够深入。如金融界能翻江倒海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

有研究指出，自从包括美元在内各国货币与黄金脱钩后，政府都倾向用货币扩张解决一切经济政治问题，引发货币泛滥和信用破灭，造成贫富分化。

皮凯蒂则认为，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原因是超级经理人薪酬暴涨。

如美国收入最高0.1%人群绝大多数是企业高管即超级经理人，金融高管没有霸占高收入组，八成以上超级经理人来自非金融业。

有认为，超级薪酬是对高管超人天赋和业绩的回报，是合理的。

但皮凯蒂指出，大公司高管的业绩难以精确测量。实际上，他们的薪水由自己决定，或由公司薪酬委员会决定，委员会成员往往与他们背景和职位相似，如来自其他企业高管。

此外，1940-1980年，美国和英国个税最高边际税率曾超过90%；

1980年代后大幅下降，现在只有30%-40%。这也使高管们更有动机争取高工资。

经济自由化、全球化助推

1980年代尤其冷战后，多国开启经济自由化、全球化，即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发达国家产业向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转移。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经济移民也逐渐增加。

但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后，大量工人失业。工会制度也已遭严重侵蚀。转型和发展中国家集体加入世界市场，使资本相较劳工优势陡增。雇主可威胁将企业迁往其他州和国外。2000-2015年，美国的管理、计算机、法律、销售等相对高端岗位流失海外超过300万个。

没有海外转移的产业则进行自动化、数字化升级，这又给工人们迎头一击。

过去30多年，各国各阶层间没有均衡分享经济全球化与科技革命的巨大红利。弱势者反而承担了改革、调整和衰退的成本。

如大型跨国公司基本是“GDP留在当地，利润我们带走”。苹果公司给中国大陆企业的利润不过1.8%，66%以上利润留在了美国市场，其他被德国、日本、台湾地区等公司吸收。

欧洲在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冲击下，更不容乐观。

2014-2016年，法国总体失业率始终居于10%左右，青年“毕业即失业”。南欧多国更加严峻。根据欧盟配额，2016-2017年德国法国接收难民占欧盟总量的25%和19%，远超其经济比重。法国和德国已成欧盟内首要恐袭目标，承担了最惨重人员伤亡和社会经济损失。2015年至今，法国遭遇恐袭次数位列欧盟第一，遇难人数超过其他各国总和。

2008年金融危机后，涌入德国的外来人口逐年剧增。2014 年146 万外来移民中有超过 80 万是欧盟其他国家专业人才。在工作、居住与社会资源分配上，德国中产阶级已感受到压力。

尽管外来移民多来自南欧与东欧，中产阶级对移民潮的忧虑与反感，却透过种族成见稼接到伊斯兰族群。难民危机则成为导火索。

教育、职业培训不公加剧

长期看，投资教育和岗位培训，是应对自由贸易，促进起点和机会公平，使工人转岗再就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最好办法。

事实上，各国每一项重大贸易立法基本都附带相当多工人培训措施，同时规定分阶段引入新规范，以允许工人有时间适应。

但在实践中，这样的调整通常未能实现。美国着手实施过47个就业再培训项目，此外有无数州一级项目。这些项目总体未能将大量工人转移到高技能岗位中。

“这部分是执行的失败，也是理论的失败：什么样的培训能令一位55岁的装配线工人转型成一名计算机程序员或网页设计师，这并不清楚。”福山说。

1890-1970年代，美国大学生与高中生工资差距保持缩小态势，但之后迅速上升。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劳迪亚·戈尔丁和劳伦斯·凯茨认为，这是美国对高等教育投资不足导致，即高等教育民主化不足。美国顶尖大学都学费惊人，且不断上涨，其幅度基本相当于美国最高收入阶层的涨幅。

在很多国家，中小学教育不公平更严重。美国中小学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当地房地产税，房价高的富人区教育经费更充裕，教育质量更高，这进一步吸引购房者推升房价，形成教育资源两极分化。

1967年，美国一位小学生的父亲约翰·塞拉诺就加州不公平的义务教育起诉州政府。1971年，加州高等法院判决加州教育财政体制违宪，加州政府开始对贫困学区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之后美国已有一半的州进行类似改革。

但财政补助不足以完全弥补各学区教育经费差异，且很多州还没有类似改革。

财富法则与“拼爹”更严重

全球贫富分化的更直接甚至更主流方式是“拼爹”。

皮凯蒂分析多国经济数据后发现一个“法则”：长期看，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最终必然是财富不断集中。

20世纪初，法国最富有10%人群已经占有总财富的90%，最富有1%人群占有总财富的60%。整个欧洲都大致如此。

进入20世纪，伴随全球经济联系加强，各国增长、政策演变日益具有共振性。“大萧条”与二战前后各国经济集体左转，公平成为政策主轴，包括国有化、增税、福利体系、加强工会等，最终矫枉过正，经济活力下滑。1970年代末后，各国经济集体右转，效率成为政策主轴，最终再次矫枉过正。

体现在财富分布上，1950-1970年，法国最富有10%人群占有总财富下降到60%-70%，最富有1%人群占有总财富的20%-30%。财富不平等在1980年后再次提高，2010年最富有10%人群占有总财富提升到60%-65%。欧洲各国大体类似。

当然，最富有10%群体内也存在两极分化，真正的富豪是最顶端的1%、0.1%。

近年来资本全球流动性加强，各国都激烈争夺外资，显著提高了外资的议价能力。

目前全球大亨的财富增速达6%-7%，这大大超过社会财富4%的平均增长率，造成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

大比例财富继承凸显了全球不平等的严重性。

20世纪初，法国继承财富占私人财富80%-90%。1970年代只占40%左右。之后逐渐回升，2010年占到2/3。皮凯蒂预测，到2030年会达到80%左右；2050年回到90%左右。

非实物财富继承也日益拉大差距，如生理基因、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社会网络、种族等。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腐败、犯罪、权钱交易是财富不平等最不合理，最不可容忍，却可能是主导性的分配方式。不平等分配也以合法面目出现，如房价暴涨。

目前，西方战后婴儿潮时出生富人已进入老龄期，巨额遗产继承日益凸显。在21世纪，“拼爹”可能比任何时代都更严重。

药方：全球资本税？

“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但贫富分化并没得到遏制，这种情况继续的话，我很担心民粹主义的基础仍然是强大和深刻的，问题就很难得到根治。”吴敬琏说。

如何应对贫富分化持续扩大，皮凯蒂提出开征全球性累进式资本税。

这或许是理想方案。目前富裕国家财富高度集中在家庭手中，欧洲家庭拥有净资产约70万亿欧元。欧洲原本有足够实力应对各项危机。

但人们对全球资本税实施可能与效果持保留观点。

大幅征税势必重挫富人投资和工作积极性。有些富人是企业家，有些是食利者。同一人的部分财富来自奋斗，部分来自继承，都难一一甄别。

法国几年前曾试图推出激进的征税计划，以解财政之困，结果富人纷纷转移资产，甚至移民俄国等地，计划只好作罢。

对谁征税和谁承担税负也是两回事。企业可把税负转嫁给消费者和员工等群体。华威大学经济学教授阿鲁拉姆帕拉姆和合作者分析1996-2003年欧洲55082家企业数据发现，对资本每征税1美元，员工工资就减少0.49美元。

而且，富人财富相当一部分已隐藏在避税天堂。皮凯蒂的学生佐克曼2013年文章指出，避税天堂的资产总量可达全球GDP10%左右。

据说塞浦路斯银行业规模庞大，主要是来自俄罗斯的外币储蓄，包括很多规模巨大的私人账户。

在发达国家，富人合法避税严重。福布斯富豪榜上，最富的人财富值超过100亿欧元，该数量级富豪保守估计年资本性收入在5亿欧元，但根据欧美国家税务信息，纳税人实际报告最高收入不超过1000万欧元。最富人群实际收入税率不足1%。

发展中国家则面临征税能力有限、权贵勾连、黑金盛行等问题。

跨国公司也是全球避税重要角色。美国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企业税率最高国家之一，其跨国公司为避税，据称目前在海外坐拥超两万亿美元现金流。

百慕大、开曼群岛、塞浦路斯、爱尔兰等都实行特别制度，为本地吸引更多投资。欧盟去年就责令爱尔兰追回苹果十年间逾145亿美元未交纳税款。

2014年，有外媒称，百事、AIG、德意志银行等约300家公司和卢森堡签署协议，享受低于1%所得税实际税率，转移数百亿美元利润，避税规模达数十亿美元。

“必须把全球化变得更公平。贫富悬殊要靠超国家组织解决，如欧盟、联合国等。联合国的改革，反映的还是二战后格局，印度、日本等可能要入常，但这涉及大国间复杂关系。”雷颐说。

去年G20杭州峰会就是这方面重要努力。峰会公报提出：将继续支持国际税收合作以建立一个全球公平和现代化的国际税收体系并促进增长，包括推进正开展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合作、税收情报交换等。

BEPS作为全球范围“反避税”行动，认为“利润应在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创造地征税”。会计部门预计，跨国公司现在如只需缴纳3%-4%所得税，未来需缴纳税率可能达15%-20%。

但跨国公司并非没有应对方案。各国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应对个人避税方面，经多年谈判，瑞士才承诺自动向其他国家交出外国人账户详细资料。但附加条件是只能用于追税而非追赃和反洗钱，且不能追溯2015年前账户信息。

也许，在遥远未来，全球统一的政府与财税体系将出现，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也将提供技术基础。但这之前，人们注定将面对严重两极分化的世界。

谢选骏指出：在我提出全球政府将近二十年以后，猪头们终于开始认识到了全球政府的必要性，但还是“煮熟的死鸭子嘴硬”，把当务之急推向“遥远的未来”，这真是不可救药也！因为，民粹主义是世界帝国的先驱——所谓“民粹主义”，其实就是“平民主义”。全球民粹风盛行，表明全球统一近了。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时代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两宋时代，都是平民主义也就是民粹主义最为猖獗的时代——那正是秦两汉和元明清的世界帝国的前夕！鉴往知来，全球民粹风盛行，正是全球政府的先驱。

【36、难民是全球政府的先行部队】

《一部小说想象中的全球下一波难民：美国人》（HéCTOR TOBAR 2022年5月13日）报道：

《小美国凌晨2点》，肯·卡尔弗斯 著——

不止一名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观察者已注意到，我们的国家似乎给人一种正在走向内战的感觉。我们已经分裂为由活动人士、官员和媒体名人组成的相互抵触的部落。这些分裂不时地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威斯康星州的克诺沙，以及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等存在极大差异的地方，引发真实的街头战斗，导致流血和死亡。

在肯·卡尔弗斯 ADACHI PIMENTEL 高度引人入胜的新小说《小美国凌晨2点》（2 A.M. in Little America）一书中，美国的第二次内战已经发生。美国人成为世界上最新和最大的一批难民，步叙利亚、萨尔瓦多，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国民的后尘，加入到跨国界、跨大洋的大移民、大流散中来。小说开篇，生活在一个无名国的流亡美国人在当地属于低薪劳工下层阶级，受当地人的剥削和蔑视。这些难民带着他们来自美国的恶名，刻意避免互相交往。“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羞辱；交往只会互相提醒我们的悲伤和耻辱，”卡尔弗斯写道。背井离乡的美国人能看出，当地人对“我们的国家已堕落到如此地步”有最深的鄙视。

卡尔弗斯出版了多本小说和故事集，他的小说经常利用当下事件（9·11、切尔诺贝利、伊拉克战争），对现时生活进行尖刻的讽刺和寓言式创作。在《小美国凌晨2点》中，他把这部作品的别出心裁，变成了对美国当下令人紧张但往往美妙的反思。小说主人公罗恩·帕特森是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二十岁左右时不得不离开美国心脏地带的某市，那里因发生了内战中一些最令人不快的事件而臭名昭著。帕特森是个不合群的人，与生活在现实美国的许多移民和难民一样，他在移居国的法律身份不确定。他不得已地听着、看着反移民活动人士表达他们的不满。一条挂在飞机上的广告称：“一百万人失业是因为有一百万多出来的移民！”在对美国人进行转强为弱的处理时，卡尔弗斯对于这个奇特手法的充分利用之道，有些可以预见，有些则着实令人惊讶。

起初，帕特森的流亡生活具有深刻的存在主义性质，这集中体现在他对一名女子的迷恋上。他认为在自己所移居的城市里，到处都能看到她。后来，他被迫逃到另一个国家，在那里的一个美国人“飞地”住了下来。在这个“小美国”，他卷入了一场戏剧性的政治事件。互不相容的美国流亡者民兵组织意图在外国领土上继续他们的内战，这让我们得以了解到各方在国内犯下的暴行。所有对美国及其代理人在世界各地的各种帝国冒险中所施加的暴力有所了解的人，都能看出卡尔弗斯想象的背景故事的灵感来源，最明显的是在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犯下的罪行。恶果再一次报应到自己身上。

《小美国》里一个更有意思的构思，是卡尔弗斯经常重复的一个说法：背井离乡的美国人有一种使他们与当地人截然不同的“外表”和生存方式。由于怀念老家的消费主义，他们建起大卖场的简陋复制品，配上他们熟悉的装修色彩。他们都有遛狗的嗜好。“他们穿着美式风格的衣服，”卡尔弗斯写道，“一脸美国人的样子。”但如果他们的原住国曾是一个全球大熔炉的话，那么何为“美国人”的样子？很遗憾，卡尔弗斯没有进一步探讨这个概念。种族和阶级冲突是美国人在现实生活中混乱的核心所在，但卡尔弗斯在这部作品中略去了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小美国凌晨2点》仍是一部可读性很强、情节紧凑的小说。它将读者拉进了其虚构的世界，并暗示在这个叫做美利坚合众国的故事结尾处，有许多耐人寻味的人类复杂性在等着我们。

谢选骏指出：这些复杂性之一就是——难民是全球政府的先行部队！“没有祖国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全球政府的脚步就越来越近了！尤其当“就地为奴”的人们终于觉醒的时候，主权国家的末日就来到了。

【37、欧洲整合无法独善其身于全球整合的洪流】

《雅克·德洛尔：面临激烈反对的欧洲整合之父》（BBC 2023年12月28日）报道：

现代欧盟的缔造者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去世，享年98岁。

他在1985年至1995年担任欧盟（前身为欧洲共同体）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主席，其间他是“一个更加紧密的联盟”（ever closer union）理念的教父，推动采用单一市场和创建欧元。

在英国，他的想法遭到了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约翰·梅杰（John Major）和英国媒体的强烈反对。他们将其视为是现代版的查理大帝（Charlemagne），一心想在政治上联合欧洲。

他的长寿使其目睹了英国在2016年公投脱欧，完全脱离了他的欧洲计划。

坚定的社会主义者

雅克·吕西安·让·德洛尔（Jacques Lucien Jean Delors）于1925年7月20日出生在巴黎市中心的巴士底广场附近。

他的大家庭的政治观点从强烈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不等。他的父亲是法兰西银行（Banque de France）的一名左翼社会主义者。由于在一战中身负重伤，他也是一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

由于二战爆发，年幼的雅克学业经常被打断，家庭也不断搬家。

德国入侵后不久，他进入斯特拉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Strasbourg）学习，但很快被占领军扣留。

由于担心纳粹会把他送到国外当苦力，他决定推迟自己的学生生涯。

1944年，德洛尔一家回到巴黎，不情愿的他在父亲的劝说下加入了法兰西银行。

他通过了该机构行政部门的考试，从此开始了他的金融生涯。

德洛尔和他的妻子玛丽（Marie）参与了在法国影响巨大的天主教工会运动。

他们都不认为宗教信仰应是加入这样一个组织的必要条件，因此他们主张将该组织建成一个更加世俗化的机构。

工会要求他与法国政府合作，促进雇主和工人之间的联系。1968年5月的动荡之后，部长们看中了他关于谈判和扩大合作的想法，邀请德洛尔加入他们的行列。

1969年，德洛尔被任命为保守党总理雅克·沙邦-戴尔马（Jacques Chaban-Delmas）的社会和文化事务首席顾问。

他于1971年加入社会党，但三年后，左翼的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和保守派的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 Estaing）都邀请他加入。

据说，德洛尔喜欢被社会主义者视为右翼，而被戴高乐主义者视为左翼。

他在巴黎北郊的克利希市（Clichy）担任了两年市长。1979年，他被社会党列入欧洲议会首次直接选举的候选人名单。

德洛尔在名单上的排名很低，以至于他没有期望成功。但他凭借出人意料的好成绩获得了一个席位，随即被选为欧洲议会经济和货币事务委员会主席。

财政部长

1981年，密特朗在法国总统选举中获胜，成为法国政治的分水岭。

德洛尔无法抗拒加入第五共和国首个社会主义政府的召唤，他成为了财政部长。

他在任期间每天都在为控制公共债务和通货膨胀而战。他试图兑现密特朗的竞选承诺，但却因法郎疲软和持续的贬值威胁而受阻。

最终，他拒绝了密特朗提出的总理职位，转而选择了他真正想要的工作：欧盟委员会（前身为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

在他对欧洲议会的首次演讲中，德洛尔坚持表示欧洲一体化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更是一种理想。他说，其存在的主要现实理由是保障整个欧洲大陆的和平。

在新领导人的领导下，当时的欧洲共同体面临着冷战结束、两德统一和前南斯拉夫战争等巨大挑战。

欧共体的成员国也在迅速扩大，葡萄牙、西班牙、奥地利、芬兰和瑞典都加入了该集团。

德洛尔于1985年上任，在布鲁塞尔的第一个四年任期内，他加快了建立一个没有货物、劳动力和投资流动障碍的欧洲单一市场的计划。

这一想法并不新鲜，它可以追溯到1957年的《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但他对这一想法的不断倡导，加上欧洲经济复苏和重新谈判的预算框架，给这个被搁置的想法注入了新的活力。

无国界

由此产生的1987年《欧洲单一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要求成员国在1993年之前取消内部贸易壁垒。

这确保了德洛尔连任主席。在此期间，他孜孜不倦地促成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的签订，该条约创立了欧元和现代欧洲联盟。

他坚信，欧洲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经济联盟——一个无国界的市场——来与美国和日本竞争。

1988年，德洛尔预测，在十年内欧共体将为成员国做出80%的经济和社会决策。

他还决定，欧洲的单一市场不会像美国那样是一个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

德洛尔坚信，单一市场将具有强大的社会维度。

德洛尔认为，任何这样的市场都需要一个强大的社会维度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保证。

欧洲大陆的许多人都接受了他的观点。但撒切尔夫人却认为这些想法是荒谬的。

她说：“一个统一的欧洲，在我有生之年永远不会出现，我希望永远不会。”

《太阳报》也加入了这场辩论，在其头版刊登了一个双指敬礼的图片，并配上了一个现在已成为传奇的标题：去你的，德洛尔！（Up Yours, Delors!）

妥协

1992年2月，德洛尔见证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

这并没有完成他建立一个完全一体化的欧洲的愿景。英国新任首相约翰·梅杰（John Major）通过谈判"退出"协议的社会维度，并且无意加入单一货币。

但德洛尔得到了一个松散的成员国联盟，并在十年内将其变成了一个远不止如此的联盟。

但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引发了希望进一步一体化的国家与不希望进一步一体化的国家之间的新一轮辩论。

梅杰争取条约获得批准的努力几乎摧毁了保守党。丹麦民众在全民公决中投了反对票，法国人说了“是"，但优势非常微弱。

1994年卸任后，德洛尔决定不再作为社会党候选人竞选法国总统。一些民意调查显示他有可能获胜，但经过几周的思考后，他拒绝了——他后来称这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之一。

二十年后，他看着女儿玛蒂娜·奥布里（Martine Aubry）竞选总统，最终在社会党的提名中输给了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ois Hollande）。她后来成为里尔市市长。

卸任后，他成为布鲁日欧洲学院（College of Europe）院长，继续影响着欧盟的发展。

2004年，他甚至似乎承认并非每个成员国都希望进一步联合。德洛尔说，随着欧元区的经济问题日益严重，他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拒绝加入欧洲单一货币。

“由于我们（欧盟）未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欧元的经济优势，”他承认，“人们可以理解英国人说的‘现在这样挺好。不加入欧元区并没有阻止我们的繁荣’。”

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前夕，有传言称他希望英国脱欧，以便其他成员国加快一体化进程。

“我认为英国加入欧盟对英国和欧盟都是一个积极因素。"他坚称。

但几天后，英国以微弱优势投票决定退出欧盟，并寻求与邻国建立另一种关系。

人们将记住雅克·德洛尔，他是一位技术官僚，比大多数民选政治家更具影响力。

在欧盟的历史上，没有人比他更能根据自己的信念来塑造欧盟的发展。

德洛尔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组织，能够指导其成员国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以促进和平与团结。但他的愿景并未得到普遍认同。

谢选骏指出：人说“雅克·德洛尔：面临激烈反对的欧洲整合之父”——我看这个所谓的“欧洲整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于全球整合的洪流呢？小小欧洲，必为殖民历史赔上自己的性命。

【38、平定阿富汗就可以建立全球政府】

《阿富汗局势：瓦罕走廊的历史与中国和阿富汗的现实联系》（2021年8月21日 BBC）报道：

瓦罕走廊与四国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随着塔利班迅速拿下喀布尔，国际社会也在密切关注中国下一步的举动。连接中国与阿富汗的瓦罕走廊再次受到人们关注。

帕米尔高原南端和兴都库什山脉中的瓦罕走廊（Wakhan Corridor，又称阿富汗走廊）是中国西部对外陆路关键通道之一。

从地理上讲，它也是中国一带一路上的一个关键节点。

瓦罕走廊到底重要性何在？为何说中国对阿富汗的影响与这条走廊密切相关？

四国接壤

瓦罕走廊是阿富汗与中国接壤的狭长地带，历史上曾是古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是古代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和欧洲文明交流的重要陆路通道。古往今来也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历史记载，中国东晋僧人法显和唐代僧人玄奘，以及在东西文明交往史上传奇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13世纪都经古丝绸之路走过瓦罕走廊。

瓦罕走廊长约400公里，东西走向，西部直通阿富汗腹地，属于阿富汗巴达赫尚省，东部在中国境内进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自治县。

瓦罕走廊在中国境内长约100公里，南北宽约3至5公里，最窄处不足1公里；其余300公里在阿富汗境内，最宽处约75公里。中阿两国在瓦罕走廊东端相毗邻，边界线只有92.45公里。

瓦罕走廊也是中国与阿富汗分别与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接壤之地。

瓦罕走廊对中国的重要性，已经超出中国与阿富汗关系的范畴。因为这条东西走向的狭长地带的东部，不仅是中国与阿富汗的边境，还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接壤之地。中国与巴基斯坦的陆路战略通道中巴友谊公路也从中国瓦罕走廊一侧经过。

帝国争夺和中国边防

19世纪晚期，英国的地缘战略学者哈尔福德·麦金德提出了世界中心地带等地缘战略理论概念，深刻影响了后来国际政治的发展，并成为20世纪下半叶冷战的理论基础之一。按这一理论，阿富汗正是世界中心地带的核心处，任何世界大国不可忽略。

在19世纪沙俄帝国与大英帝国争夺在亚洲的势力范围和权益之际，两大帝国与日渐衰落的大清帝国的交锋也在阿富汗与瓦罕走廊地区展开。

大清帝国虽然曾通过左宗堂收复新疆，但之后在沙俄的不断武装扩张下丢失了帕米尔高原大部地区。

最终，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之际，大英帝国和沙俄帝国划定了英俄缓冲区，将瓦罕走廊大部划给阿富汗，只给大清帝国留下一小块，就是大致今天瓦罕走廊中国境内的部分。当时中国政府虽然向英、俄进行了抗议和交涉但并无结果。

中国境内的瓦罕走廊部分一向是中国边防重地。在中国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政府边防军人在瓦罕走廊整个防区坚守边境，全部等到解放军部队实地接收、平稳换防。

新疆与一带一路

2009年，美国希望中国开放瓦罕走廊，以作为驻阿美军后勤基地。但中国最终没有同意。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方面很多人曾提出不少设想，建设一条陆上中欧物流运输渠道，通过瓦罕走廊修建一条高速公路，经过阿富汗可抵达西亚，或穿过伊朗可到达欧洲。

但近年来，不断有消息称，被中国政府视为恐怖组织的东伊运等组织将不少到海外比如叙利亚参加圣战的新疆维族战士安排到瓦罕走廊所在的巴达赫尚省。联合国安理会2020年的一份报告估计，大约有500名东伊运成员仍在阿富汗，主要就在巴达赫尚省。

联合军演

关注阿富汗局势的许多俄罗斯和中亚政治分析人士称，一些极端组织一直在阿富汗境内的巴达赫尚省活动，他们包括了车臣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维吾尔人等等。那里同时也是阿富汗的毒品产区。

在阿富汗政局剧变之前，中国还与塔吉克和阿富汗组织过在瓦罕走廊中塔阿边境的三方共同巡逻行动。而在中巴边境一侧，中国与巴基斯坦边防军的联合巡逻已经进行了多年。

参加演习的俄方参演官兵8月初在中方教练员协助下使用中方装甲炮车准备实弹射击。

美国媒体还有消息说，巴达赫尚省的塔利班中也有车臣、塔吉克和维吾尔人塔利班。

阿富汗塔利班7月份控制了巴达赫尚省后，俄国与塔吉克斯坦在边境地区举行联合反恐军事演习。

中国于2021年8月18日至19日在塔吉克斯坦举行中国公安部和塔吉克斯坦内务部联合反恐演习。这次演习即以“一些恐怖组织不断向阿富汗北部地区转移聚集，对中塔两国及地区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为背景发动，体现了中国对瓦罕走廊地区安全形势变化的高度警惕性。

谢选骏指出：在历史上，近代的英国、苏联、美国，都未能长期稳定阿富汗；在古代，马其顿人和蒙古人都曾有效征服过该地区——由此可见，控制阿富汗才能整合世界；控制不了阿富汗就整合不了世界——未来世界，唯有平定阿富汗，才可以建立全球政府。

《逃离阿富汗，困顿卡塔尔》（法广 21/08/2021）报道：

从阿富汗撤出的人们飞抵多哈Al-Udeid基地。卡塔尔政府通过路透社发图

8月21日星期六，一名卡塔尔官员表示，超过7000人已从阿富汗撤离到卡塔尔。

卡塔尔和附近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扮演着西方国家从阿富汗撤离工作的重要中转站，一名拒绝透露身份的卡塔尔官员告诉法新社："自国际撤离行动开始以来，已有超过7000人从阿富汗撤离，抵达卡塔尔"。他指出，这是"应非政府组织，教育机构和国际媒体组织的要求做出的举动，帮助数百名阿富汗员工及其家人，以及全阿富汗各地的女学生们离开，抵达卡塔尔的还有美国，德国，英国等的公民”，“这些人当中，许多人正在前往第三国”。

阿联酋也成为西方撤离工作的疏散地，法国政府借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的机场，英国借用迪拜的机场，作为其公民和准难民的中转站。据阿联酋政府称，迄今为止，共有超过8500人过境阿联酋。

美国方面向法新社证实，由于卡塔尔的接收基地人满为患，疏散行动在本周五停滞了大约7个小时。目前，已经有英国，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科威特，土耳其，乌克兰等国加入了帮助中转的行列。卡塔尔方强调，"已向所有进入卡塔尔的人员提供了适当的住宿，和所有其他所需的物资"。但有在卡塔尔空军基地等待的人对法新社表示，自己在此地已经滞留3天，没有无线网络，无法获取准确的信息，他本人已经向数百人共享了自己的流量，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且有许多儿童，男男女女在地板上睡觉。

谢选骏指出：这副狼狈的样子，完全是霸权瓦解的模样，哪里还有一点全球政府的影子。

【39、意识形态变成皇帝的新衣】

《全过程民主是现代版“皇帝的新衣”》报道：

中共在“民主峰会”举行前夕强力批评美国和西方民主，并宣扬所谓“全过程民主”的优越性。但政论家邓聿文认为，无论中共对全过程民主吹得如何天花乱坠，假的毕竟是假的，变不了真。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这是今年听到的最搞笑的一个笑话。讲这个笑话的，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乐是配合国务院新闻办日前发布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而对外大言不惭。白皮书宣称，民主是中共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在中共领导下，中国实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政治文明，在民主的道路上，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这个世界，似乎谁都有资格谈民主，唯独中共例外。但并不表明中共对民主就很陌生。在中共百年史上，也曾有某个时期想醉心民主。比如抗战结束到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大概3年时间，中共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其喉舌《新华日报》发表了大量批判国民党和蒋介石搞独裁专制、鼓吹民主的文章，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口一个民主，俨然成了民主的鼓吹手和拥趸。不能说毛周在那时对民主的呼唤完全是做戏，是在和国民党争天下实力不足时放出的烟幕弹用来迷惑人的。应该说在中共的第一代革命者里，是有很多人确实出于对民主的追求而加入中共，所以当时中共对民主的追求可能有真诚和认真的一面。中共第二次表现出对民主的兴趣是在胡耀邦和赵紫阳当政期间，因文革的巨大破坏，许多人反思投身革命的初衷，重新燃起民主的信念，而胡赵这两位总书记对民主也有一些朴素认识，有过一些在全国试点民主的设想，中共甚至在局部进行过试验。可这两个时期都很短，昙花一现。

对能源的饥渴

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于能源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在这一时期最受瞩目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之一，就是1988年正式竣工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它是长江上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71.5万千瓦。葛洲坝距离后来的三峡水电站仅有不到40公里。

尽管如此，民主在中共的历史上太稀罕了，白皮书把中共百年说成为人民争民主，并且已经在中国实行了全过程民主，则是赤裸裸的谎言了。

不错，在中共64字的核心价值观里，有民主和自由。但如果以为写上了这两个词以及诸如全过程民主这样的漂亮话，中国就真成了一个民主国家，那只能说是认识糊涂。正如中共各级政权几十年来都把自己打扮成“人民政府”，可当一个普通百姓走进“人民政府”的高墙大院试试，立马就会被撵出来。事实上，他或他根本进不了“人民政府”的门。

全过程民主是习近平近年提出的一个概念。白皮书把全过程民主描绘成“十全十美”，比美国和西方的选举民主好上千百倍的东西。

事实上，国新办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就是冲着12月8日美国举办的全球民主峰会而去的。白皮书指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白皮书这是在批美国垄断对民主的定义，将美式民主强加于他国。

如果说，白皮书对美国民主的批判没有点名，中国外交部随后发布的《美国民主情况》报告就直接“开火”。与此同时，在中国官方召开的有英国和新加坡学者参加的“中外学者谈民主”视讯会上，还是那位乐玉成，也指责美国以“民主领袖"自居，召集什么“民主峰会”，人为把世界各国分成三六九等，贴上“民主”和“非民主”标签，对各国民主制度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假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实。

争夺民主话语权

中共之所以在“民主峰会"举行前夕集中火力批美国和西方民主，一方面是认为美国要借“民主峰会”而建一个反中“民主同盟”；另一方面也是认识到，要打破美国价值观外交对中国的矮化和“妖魔化”，摆脱在民主话语权上的被动处境，中国也必须举起价值观外交的旗号，在被认为是中国薄弱环节的民主方面，敢同美正面交锋，“理直气壮”争夺民主话语权。毕竟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不能让美国和西方独享。虽然中共是一个专制政权，它自己也清楚这点，故长期以来面对美国和西方的指责，没有底气去反驳，但要扭转在民主问题上的挨骂状况，能够做的只能是美化专制制度，把它包装成民主，中共是不可能去改变自身体制的。这就是习近平为何要提全过程民主并把它解释成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开辟了第二条民主道路的原因。习在民主问题上所以主动出击，不怕同美正面对决，一是中国的崛起给了他这种“底气”，二是美国自身的民主衰退损害了其号召力。

然而，无论中共对全过程民主吹得如何天花乱坠，假的毕竟是假的，变不了真。白皮书对全过程民主洋洋洒洒的描述，如果对中国的体制和运作过程没有了解，可能会被它迷惑和欺骗，但若熟悉这一套体制特别是身处这个体制之中，则一眼就能看穿其骗局，因为它没有在原有的东西之外增加一点新东西。自中共在中国行使统治权以来，它就在实行这套制度。

同样的“七一” 不同的意义

每年的7月1日，是中共庆祝“建党”的日子。而对于1997年后“一国两制”的香港来说，则是一些民众上街游行，要求“民主、自治”的传统时间。今年的七一游行，估计有10万人参加。游行队伍大约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终点则是香港特区政府所在地。

根据白皮书的说法，全过程民主包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坚持民主与专政有机统一，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人民通过人代会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坚持和完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效避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弊端和一党缺乏监督、多党恶性竞争的弊端；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保证国家团结统一，又实现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基层民主，实现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可是中共建政70年来，都是这么说的，但在大多数时候，它并不把这套制度看成民主，给其套向一个民主外壳，甚至在毛时代，中共不避讳自己的统治就是在搞专政，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也即无产阶级或者工农大众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中共以为它给这套东西加了一个全过程民主的标签，人民就会相信它是真民主了。

在中共的这套制度里，作为国体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核心和本质，也被白皮书看作是全过程民主的核心和本质，但它根本就是一个政治谎言，因为几十年来实行的结果，只有对阶级敌人的专政没有对人民的所谓民主。其实，它的专政也不是理论上阐释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而是对人民的专政，因为现在的资产阶级已成了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中共的座上宾，因此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谎言。全过程民主的提出，不但不是要为了实现民主，反是为着削弱民主，它实际是要削弱民主最重要的选举功能，而强调民主的参与价值，以此来凸显同西方选举民主的差别和优势。

“我们拥有且会保留民主”

一位女性抗议者在美国街头亮出这张标语牌： “我们拥有且会保留民主。”虽然这次美国总统大选显示了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但是支持不同阵营的选民内心所持有的民主意识比人们想象得要坚实得多。尽管特朗普在投票日的第二天就抢先宣布自己胜选连任，但是美国社会并未因此就出现大量的暴力冲突。

不过，白皮书有段话说得好：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这段话本是中共用来指向美国和西方的，可是用它来照照中共，不就打了自己一耳光，使它的全过程民主现了原型么？

习近平不去实行真正的民主，而标新立异搞什么全过程民主，国新办为白皮书举办的新闻发布会讲的一句话泄露了“天机”，此话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6个民族和14亿多人口的大国，如果没有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搞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是很容易搞散、搞乱的，民主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中共害怕的无非就是这一点。

美国和西方的民主确实有它的缺陷，但中国根本就没有民主，硬把专制统治“洗白”成民主，不过是现代版的皇帝新衣，就当作笑话听听吧。

什么是“欧洲价值观”？

100个欧洲人中有29个人认为男性是更好的政治领袖

欧洲议会选举在即。人们不禁要问，欧洲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呢？“欧洲价值研究”项目（EVS）每10年对数万名欧洲人进行一次调查。结果显示，100个人中，有29人认为男性一般来讲是更好的政治领袖。（浅蓝代表赞成者，深蓝代表反对者，灰色弃权）

谢选骏指出：现代专制主义自称“革命的皇帝”，变成了极权主义，而且披上了民主集中制的外衣，作为革命皇帝的新衣。但这还不够，还要把民主国家也说成是皇帝的新衣——

《“美国皇帝的新衣”》（2021-07-22 蔡苏露）报道：

近日美国所谓的权威媒体彭博社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抗疫排名”中，美国从前期的排名十三纵身一跃名列榜首，而中国排名则落至第八。这一番偷梁换柱的操作，令舆论哗然。

累计确诊已超3500万人的美国是如何被推上抗疫排行榜首位的？显然，是靠彭博社“辛苦运作”出来的。为了凸显美国是近期抗疫的“优等生”，彭博社引入“重新开放进程”维度，将“疫苗覆盖人口”“解封程度”“飞机恢复航班量”以及“疫苗接种者旅行限制解除程度”等指标放在显著位置。其报道称，“美国总排名第一凸显了高疫苗接种率的最佳成果：疫情消减、航班量大规模恢复、疫苗接种者可以无限制旅行等”。而“累计确诊人数”“累计死亡病例”等关键核心数据早已被抛之脑后。

吹嘘个别指标 淡化普遍困顿

众所周知，疫情暴发初期，虽然人命关天，但美国政府却始终将经济发展和政治斗争置于生命权之上——正因为特朗普执政时期罔顾民众生命健康、片面追求经济政绩，才导致美国上下错失遏制疫情的最佳时机，并酿成逾3500万人感染、逾62万人死亡的可怕现实。其造成的人道灾难、人伦悲剧根本无法在短期内弥补平复。如今，民生惨状还历历在目，彭博社却已经开始“顾左右而言他”地吹嘘起国民经济的“快速重启”。这种跳转操作是对逝者亡灵的不敬，也是对历史教训的不察。不仅如此，此类不负责任的操弄，还将在今后的抗疫工作中贻害无穷。在全美疫情仍未完全受控，日增病例数仍居高不下之际，片面夸耀自身经济重启的“一马当先”淡化了疫情卷土重来、变异毒株持续传播的重大风险，也错失了在特朗普败选后宣传科学抗疫的契机。

此外，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新冠疫苗接种情况存在明显的种族差异，非洲裔、拉丁裔和亚裔的疫苗接种比例远远低于白人。对少数族裔来说，缺乏医疗保险或者非法移民身份都或成为其接种疫苗的障碍。

标榜短期成效 回避长远隐忧

在彭博社看来，炮制这份抗疫榜单，有所谓的现实依据。自拜登执政以来，通过一定程度的限制出行以及大规模的疫苗采购、疫苗接种等，美国也曾出现扭转抗疫颓势的迹象。尤其是当疫苗接种率超过50%后，美国建立免疫屏障的尝试取得了一定进展。因此，美国媒体迫不及待地开始了造势，竭力想马上摆脱“疫情重灾区”的形象。然而，疫情对美国社会影响深远，大规模的疫情肆虐、经济萧条和社会紊乱所造成的震荡，衍生出纷繁复杂的政治纷争、社会暴力等等，怎可能通过短短数月的突击措施就完全抚平呢？

纵观当下美国社会的运行状况，在政治极化挥之不去，族群矛盾普遍加剧，种族政治汹涌而来的背景下，疫情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势必与社会矛盾相互糅合、彼此激化。其产生的破坏性，已经且仍将在全美各州的群体暴力中体现。

在此过程中，始终未得到妥善解决的枪支问题，又会对群体暴力、族群仇恨推波助澜。由此，有色人种在逆境中的激进抗争、“白人至上”团体在困顿中集结滋事，都在疫情阴霾的长期笼罩下趋于白热化，并因其引发的社会撕裂而抵消美国当下的“抗疫成就”。这种纠结的恶性循环，本就难以通过量化指标予以描述，在彭博社这份精心操弄的数据榜单中，更是被刻意回避。这份自欺欺人的“抗疫成绩单”，终究只是危机丛生下美利坚社会的“遮羞布”。

夸耀表面“亮点” 掩饰体制缺陷

自疫情暴发之初，粉墨登场的美国政客并未从国家全局出发部署抗疫工作，而是从各自利益集团、各自党派的立场出发，肆意将科学问题政治化、将抗疫意识形态化。疫情暴发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非西方国家在善用国家体制、凝聚抗疫共识、落实卫生措施等方面表现优异，而美国及其西方伙伴因为抗疫不力导致其所标榜的“民主体制”遭到严重质疑。为此，作为西方制度与价值观的捍卫者，彭博社此次不惜以自身信誉为代价，卖力鼓吹美国为“全球抗疫翘楚”，意在试图以一时的抗疫政策“亮点”来掩盖其深层的体制缺失。

美国本邦不治而与外邻为敌。当病毒在本国肆虐、危害国民之时，美国全力锁定病毒之外的其他国家为首要敌人，大造舆论，污蔑栽赃、推卸责任，以求稳固其霸权地位。美国未经科学验证一再将病毒源头直指中国，刻意贬低中国抗疫之功，妄图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美国加速疫苗研发，试图垄断救世之方，尔后却囤积居奇，大搞“疫苗民族主义”。美国现坐拥辉瑞、强生和莫德纳三种疫苗的供应权，这三款疫苗美国已经确保拥有8亿剂次，即便为所有美国国民接种一次，还有1亿多剂的余裕。与此同时，现今全球仅有不到26%的人口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非洲大陆13亿人口仅接种了5300万剂疫苗。

在世界的眼中，彭博社苦心孤诣炮制的抗疫榜单无非是一件“美国皇帝的新衣”。美国两百多年前为自由而战的满腔热血已然消逝而去，《独立宣言》中“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的美好誓言也渐渐被吞噬无影。在这个被财富膨胀霸权嚣张腐蚀的国度里，一群又一群唯利是图的政客轮番登台，面对新冠病毒如此劲敌，毫无谨慎稳重之意，漠视生命，傲慢反智，文过饰非，甩锅推责，大玩政治游戏，不知置美国民众于何处？置其民族精神于何处？置其国家前途于何处？

在美国的霸权稳固之时，彭博社向来是努力营造所谓客观、中立、理性的高姿态“人设”的。但随着美国近来频繁栽跟头、出洋相，彭博社亦乱了方寸、失了理智，以至于炮制这种“美国抗疫第一”的国际闹剧。从国际社会对其的嘲讽和不屑便知，在严峻的抗疫形势面前，一切别有用心、欺世盗名的意识形态操弄，都是自曝其短、自取其辱。彭博社排行榜的公布，恰是国际社会彻底揭穿美国话语霸权之虚伪、揭露美式价值观之贫乏的又一契机。

谢选骏指出：看来意识形态不是个好东西，因为意识形态一旦得势就会文过饰非，就会被皇帝的权力抢走制作新衣——不仅是“革命的皇帝”，而且是“民主的皇帝”。

【40、全球腐败势力纵容俄罗斯垂死挣扎】

《如何严惩普京侵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样说》（2022-02-25 世界新闻网）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目张胆侵略乌克兰激起世人愤慨，但西方国家目前为止实施的制裁行动却又软趴趴，击不到俄国痛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Paul Krugman）建议拿出金融武器，瞄准普京及其寡头盟友的弱点给予痛击，可望收到立竿见影之效。

克鲁曼在纽约时报专栏撰文指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惩罚将以金融和经济制裁为主。这些制裁有效吗？答案是，西方世界如果能展现意志力，可能非常有效。不过，有些制裁效果显现需要时间，有些则能迅速见效。

俄罗斯终将为赤裸裸的侵略付出沉重代价。不会再有更多天然气管线交易，可能也不会再有任何外国直接投资（谁会想在这种专制独裁、蔑视法治的国家从事长期投资？）。但也许要等到多年以后，普京才会嚐到这些苦果。

贸易制裁空间似乎也有限。这要怪欧洲诸国让自己变得如此依赖俄国的天然气进口，以至于现在若全面切断俄国出口销路，欧洲必定饱受物价飞涨和供应短缺之苦。欧洲会有足够的道德勇气做出这种牺牲吗？初步迹象不乐观，从义大利要求把奢侈品（俄国菁英消费者最爱）排除在制裁清单之外，即可窥知一二。

藉由金融制裁，降低俄罗斯在海外筹资和把钱汇到国外的能力，较容易办到。美国总统拜登24日已宣布对俄系银行的制裁，但效果或许有限，除非把俄罗斯逐出“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设在比利时的银行间支付系统。俄国银行一旦被排除在外，将难以跟外国做生意，这形同切断俄罗斯天然气销欧之路。但这又回到欧洲诸国能不能承受“断气”打击的问题。

难道拿普京没辄了吗？仍有办法惩罚他。克鲁曼说，先进民主国家还拥有一项强大的金融武器，可对付普京政权（但须愿意拿出意志力付诸实行）：追查普京身边寡头权贵藏在海外的庞大财富，予以冻结。

克鲁曼说，举世皆知俄国寡头巨富坐拥游艇、球队并在多国买豪宅置产，在英国“能见度”尤其高。

研究员Filip Novokment、经济学家皮凯提（Thomas Piketty）和祖克曼（Gabriel Zucman）曾指出，自1990年代初以来，俄罗斯年年享有庞大的贸易顺差，理应导致海外财富十分可观；但俄国官方统计数字却显示，俄籍人士海外资产仅稍稍多于负债。怎会如此？明显的解释是：俄国富人把大笔财富藏匿在海外。

金额高得令人咋舌。根据Novokment等人的估计，2015年俄国富人藏匿在海外的财富，相当于85%的俄罗斯国内生产毛额（GDP）——这好比，假如说，美国某总统的亲信们在海外帐户藏了20兆美元！另一篇由祖克曼共同执笔的报告写道，在俄罗斯，“上位者绝大部多数的财富都存放在境外”。由此可见，俄国菁英的海外曝险规模可谓史上空前——这正好暴露出他们的要害，可供西方制裁之用。

民主国家政府可以拿这些资产开刀吗？当然可以。克鲁曼说，有现成的法源依据，像是“以制裁反制美国敌人法”（Countering America's Enem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技术上也可行。本周英国不就冻结了三名普京亲信的资产？对付其他许多协助普京巩固权力的俄国人士，也可比照办理。

因此，是有强大的金融工具可对普京政权（而非俄国经济）构成巨大压力。问题是，西方国家有没有意志力付诸行动？这是不知会牵扯出几兆卢布的问题。

克鲁曼举出两大挑战：1） 许多欧美政商界重量级人士与俄罗斯贪官污吏有深深的财务瓜葛，尤其在英国；2） 要追查俄国洗白的髒钱，很难不牵连出其他洗钱者，无论是什麽国籍。尽管俄国金权政客洗钱功夫堪称世界冠军，天下乌鸦还是一般黑：世界各地超级富人把钱藏匿在境外帐户者何其多。

意思是，若要采取行动对准普京最大的弱点施以重击，就必须正视并且打击西方国家自己的贪腐。民主国家能否胜任这项挑战？未来数月答案就会揭晓。

如何严惩普京侵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样说

谢选骏指出：克鲁曼终于承认了——1、许多欧美政商界重量级人士与俄罗斯贪官污吏有深深的财务瓜葛，尤其在英国；2、要追查俄国洗白的髒钱，很难不牵连出其他洗钱者，无论是什麽国籍。尽管俄国金权政客洗钱功夫堪称世界冠军，天下乌鸦还是一般黑：世界各地超级富人把钱藏匿在境外帐户者何其多。意思是，若要采取行动对准普京最大的弱点施以重击，就必须正视并且打击西方国家自己的贪腐。——由此可见，正是全球腐败势力在纵容普京带领俄罗斯进行目前的垂死挣扎。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不出兵的五大原因和前景预测》（芭芭拉·普勒特·乌什尔 Barbara Plett Usher BBC 美国国务院事务记者2022年2月25日）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就乌克兰局势发表全国讲话。美国绝大多数人都认同拜登的看法，谨慎对待军事行动，避免人员伤亡。

为了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拜登总统已经动用了巨大的外交资本。

美国政府一直对即将发生的入侵大讲特讲，不断警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是灾难，将使国际秩序岌岌可危。事实证明美国政府是对的，所预告的都成为了现实。

但拜登也明确表示，美国并不愿意参加战斗，尽管俄罗斯方面积极备战。此外，他还排除了在真的发生入侵时派遣部队进入乌克兰救援美国公民的可能性。实际上他撤出了在乌克兰担任军事顾问和观察员的军人。

拜登在其任上这样一个后果最为严重的外交政策危机中，为什么给自己划了道红线不愿派兵呢？

究其原因，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乌克兰不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首先，乌克兰不是美国的邻国。它不在美国的边界上。美国在乌克兰既没有军事基地，也没有战略石油储备，乌克兰甚至不是美国一个主要贸易伙伴。

但这种缺乏国家利益的情况并没有阻止美国前总统在过去为其他国家献出鲜血和财富。

1995年，总统克林顿军事干预了南斯拉夫解体后的战争。

而在2011年，总统奥巴马在利比亚内战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两者都主要是基于人道主义和人权的理由。

1995年美国部队参加北约在波斯尼亚的军事行动。

1990年，小布什总统联合国际社会将伊拉克驱逐出科威特，辩护说这是为了捍卫法治，反对弱肉强食。拜登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在批评俄罗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原则的威胁时也使用了类似的语言。但他们一直在宣扬通过经济战而不是军事行动来做出回应，希望大力制裁俄罗斯，令其经济受损。

二、拜登不搞军事干预主义

这与拜登总统信奉不干涉主义有关系。

诚然，拜登的不干涉主义信条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的。他在20世纪90年代支持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处理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冲突。他还投票支持过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但从那时起，他对动用美国军事力量变得更加谨慎。

他曾反对奥巴马干预利比亚，也反对奥巴马对阿富汗增兵。他坚决捍卫自己去年从阿富汗撤军的命令，尽管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一片混乱，带来人道主义灾难。

他的最高外交官——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是拜登身边不断施加影响力的人。在大约20年中布林肯在拜登身边工作，为总统制定了外交政策。他将国家安全定义为应对气候变化、防治全球疾病以及与中国竞争，而不是军事干预主义。

三、美国人也不想打仗

最近由美联社联合发起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72%的人表示美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中只应该发挥很小的作用，甚至完全不发挥作用。

他们关心的是口袋里钱的问题，特别是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而这是临近中期选举拜登必须注意的问题。

在华盛顿，这场危机正在耗费民主、共和两党国会议员的精力，他们要求对俄罗斯采取最严厉的制裁。但是，即使像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这样一贯的鹰派，也不希望拜登派遣美国军队进入乌克兰并“跟普京真刀真枪对着干”。

另一位外交政策鹰派人士、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说，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核国家如果爆发战争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四、超级大国对峙的危险

普京的核弹头储备，这就是底线。

拜登不希望冒着引发一场“世界大战”的风险让美国和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发生直接冲突，他对此一直毫无避讳公开宣讲。

本月早些时候，拜登在全国广播公司（NBC）表示，"我们打交道的可不是一个恐怖组织。我们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军队。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事情可能会很快失去控制。"

五、没有条约责任

再说，美国也没有签署过任何条约非得有承担这一风险的义务。根据北约第五条，对任何一个北约国家的攻击都是对所有条约国的攻击，所有成员都必须一致行动保卫受攻击的国家。

但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布林肯引用这一原因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不会为他们极力宣扬的价值观而战。这里有某种讽刺意味，因为俄罗斯乌克兰起冲突是普京要求保证乌克兰永远不被允许加入北约，而北约却拒绝做出这样的保证。

哈佛大学教授、外交政策现实主义学者沃尔特（Stephen Walt）认为，鉴于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不愿意拿出军事实力来作为后盾，因此美国和北约拒绝给俄罗斯保证不肯在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上妥协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六、战场会转移吗？

拜登总统事实上一直在向欧洲派遣军队，并重新部署已经在那里的军队，以支持与乌克兰和俄罗斯接壤的北约盟友。

美国政府称这是为了让前苏联共和国放心，因为这些国家对普京施压北约从其东翼撤军的更大目标感到紧张。

但是，本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激起了人们对更广泛冲突前景的担忧，无论是战事意外扩大还是俄罗斯发起蓄意攻击。

如果是俄罗斯蓄意攻击将是局势的重大升级，会触发北约第五条的相互防御承诺。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可能将美国军队卷入一场战斗。

拜登曾经说过：“如果他（普京）真的进入北约国家，我们就会被卷入其中”。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提到的是，拜登的儿子亨特卷入了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腐败丑闻很深很深——显然也属于“全球腐败势力纵容俄罗斯垂死挣扎”的一个环节。而拜登又是“著名的溺爱儿子”……这不能不影响美国当前的“外交政策”！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全球腐败势力纵容俄罗斯垂死挣扎！

【41、全球公民是全球政府的基础】

《概念模糊的“全球公民”究竟是什么？》（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艾琳·斯考夫佳德-史密斯（Irene Skovgaard-Smith, Anglia Ruskin University）2017年11月30日）报道：

"世界公民"这个概念往往会与全球精英联系起来——这些人会把自己的财富放到离岸避税天堂，或者利用"黄金居留"路径，通过投资获得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

这正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在英国脱欧后的演讲中所瞄准的"国际精英"。她当时说："如果你相信你是一个世界公民，那你就不属于任何地方。"她的这番评论来自人们对世界主义者长期以来形成的刻板印象，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群居无定所、无拘无束的精英。

记者大卫·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提到了他所谓的移动"地球村民"中的一个部落，他们可能会将自己定义为"世界公民"。这描绘的是一群通过全球化趋势获益的利己主义精英，他们希望生活在没有国界的世界里。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全球公民泡泡"里。在他们眼中，自主性和流动性比社区感和归属感更加重要。

但实际情况远比这更加微妙和复杂。

全球公民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他们的背景、动机和价值观都各不相同。

来自许多背景的世界主义者

特蕾莎·梅那番"不属于任何地方的公民"的评论引发了广泛争议。不仅在社交媒体上遭到强烈抵制，伦敦市民、记者、政治对手和哲学家凯穆·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也都对其提出批评——阿皮亚一直都反对世界主义者无所寄托的论调。

那些拥抱世界主义价值观，或将自己视作"全球公民"的人，并非同一类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拥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背景。其中包括工人阶级劳工移民、毛里求斯底层的克里奥尔人，以及前往海外求学的年轻人和在世界各地迁徙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

国籍为啥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

跨国婚姻：外籍配偶入籍难

脱欧公投让英国海外侨民不愿回家

我针对从14个不同国家来到阿姆斯特丹生活和工作的专业人士展开了研究，他们的祖国包括法国、英国、意大利、墨西哥、美国、阿塞拜疆和芬兰。我的研究展示了他们如何构建和共享一种世界主义身份和归属感。这意味着他们与自己的祖国和文化背景联系不太紧密。正如一位英国受访者对我说的那样："我总是声明自己的国籍无效。"

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都保持着不同的民族或种族身份以及文化特征——尽管有人将其称作他们多样化社区"熔炉"里的一种调料。他们积极拥抱"全球人"这样一种想法，这种人会在不同地方居住，不会以家乡或祖国来定义自己的身份。正如一位接受采访的法国人所说：

"如果我回到法国，唯一跟我有关的人就是那些同样在其他地方居住过的人，他们也都在国外待过。这是一种新的国籍，也就是全球主义。我有法国护照，但我不觉得自己是法国人。我在荷兰居住了15年，但我也不觉得自己是荷兰人。"

接受斯考夫佳德-史密斯调查的海外侨民都是骄傲的"阿姆斯特丹人"，他们已经扎根于这座城市。

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无依无靠。他们都是骄傲的"阿姆斯特丹人"，他们已经扎根于此，还把这里称作自己的家。他们是新的"本地人"——与其他中产阶级专业人士过着相同的生活。他们也会工作、失业、跳槽、买房、结婚和组建家庭，这些家庭往往都是"混血"家庭。有的人还找了荷兰配偶，但很多都来自其他国家。他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形成了牢固而持续的友情。而当朋友搬到其他地方时，他们也往往更能忍受。

不是"开放"的代名词

一些接受我采访的人使用"无国籍"或"国际国籍"来描述自己的身份。这种归属感在他们的内心形成了一种"我们对他们"的状态。根据受访者的说法，其中的"他们"只拥有"单一文化"，或者"思维过于狭窄"且"无法应付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这并不是一种绝对开放的态度。

所谓的"世界公民"未必会效忠于全体人类，也未必能定义全球文化。这是一种根植于本地的世界主义身份。这是在多元化社交网络的背景下形成的，但形成的地方却往往很具体，通常是在城市地区。

一位拥有坦桑尼亚、乌干达和德国三重背景的受访者解释道：

"我周围的人通常都来自各个地方。除了跟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在一起，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生活方式。"

往往在大都市才有机会成为多元化国际社区的一部分。没有归属是那些无法接触这种社交网络的受访者获得的主要感受。我采访的一些人提到了"单一文化环境"中的体验，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种负面感受。

他们感觉不舒服，无法融入其中，甚至无法信任任何人。其中一个人曾经在丈夫的祖国瑞士短暂居住过，那里多元化程度很低，没有国际社区。不久以后，他们就搬到了澳大利亚的悉尼。

当以国籍身份为基础的排外风气盛行时，没有归属的感觉会进一步强化，例如公投赞成脱离欧盟的英国。毕马威最近进行的调查显示，很多高素质的欧洲公民都考虑离开英国，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英国社会已经改变。半数受访者表示，自从脱欧公投之后，他们感觉自己在英国的价值和受欢迎程度都降低了。

能够自由前往其他国家也不应该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研究表明，对于非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来说，他们的公民已经越来越难以确保获得签证。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离欧盟都表明，移民和全球人口迁移趋势有可能面临进一步的限制。例如，在英国脱离欧盟后，英国公民不太可能保留在欧盟国家自由迁移的权利，反之亦然。

这些变化意味着那些已经出国的人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更加不稳定的未来。

谢选骏指出：人说"如果我回到法国，唯一跟我有关的人就是那些同样在其他地方居住过的人，他们也都在国外待过。这是一种新的国籍，也就是全球主义。我有法国护照，但我不觉得自己是法国人。我在荷兰居住了15年，但我也不觉得自己是荷兰人。"——我看有过海外经验的人和没有过海外经验的人之间，为何粘不到一块去了？因为这就像“咸水鱼”和“淡水鱼”之间具有了差异。只有一个全球政府可以兼容他俩，而他们也需要一个全球政府。

【42、全球股市百年归零】

《本土意识无法生存 香港第一健笔封笔》（世界日报社论 2021-08-01）报道：

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的林行止，7月29日宣布封笔，停写他48年来从未停止过的专栏。他29日写最后一篇专栏，并向读者告别，文章谈的是股市，但意义深长，令人对香港局势感叹不已。「赤化」洪流淹没一切，连第一健笔也不得不封笔，以保平安。

林行止1973年创办「信报」，那一年香港恒生指数只有604点，现在已上升至2万5000点；美国的道琼指数1921年只有64点，100年后的现在是3万5000点。从美股和港股的发展看，短期内当然有起有落，但长期看都是上升。为什么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香港与美国一样，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政府不干预市场，所以股市长期发展由市场决定，而自由竞争则有助经济发展和扩张，股市也因此向上。

股神巴菲特也有同样看法。去年春天美国疫情首次爆发，3月23日道指大跌，跌至2万1000点水平；5月2日波克夏公司举行股东大会，巴菲特断然预测，美国必将克服困难，经济必将复苏，所以大家可「押注美国」（You can bet on America.）。

美国经历过不少困难和股灾，例如2009年3月9日道指跌至6547点、1929年大萧条及二次大战，美国经济和股市都陷入巨大困难，但后来一一克服，且困难过后，经济和股市继续向上。巴菲特对美国的信心也来自制度，因为自由市场制度确保企业的竞争和创新。

林行止文章的主题是：制度不同，股市发展就有区别。美国和香港奉行不干预市场的政策，股市因此由市场的「无形之手」决定。但中共制度却不一样，以致北京推行的政策，对股市来说是「有形之手」，直接干预，股市不再由市场决定。

举例说，北京近期调查和整治阿里巴巴、滴滴出行和腾讯等科技公司，7月27日港股因此大跌10%，腾讯26日跌8%，27日再跌7%，阿里这两天各跌6%，A股两天内蒸发4兆人民币；港股大跌，引起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沪深中国网络ETF基金」（KWEB）也大跌18%。这是有形之手冲击股市的典型例子，也是北京「自制」的股灾。

北京干预市场与中共的本质有关。邓小平说「四个坚持」，最重要的是坚持共产党领导。习近平反复强调，举国上下要听党的话，一切要接受党的领导，一党专政就是中共本质，中共追求党的强大，党要控制一切。

中共也要控制科技企业，腾讯、阿里和滴滴规模过大，党不能让企业自立山头，造成威胁，必须受到控制；科技公司搜集数亿用户个人数据，控制权和使用权属于国家或党，不能由科技公司处理。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日前发表报告，指中共镇压科技企业，未来十年将导致经济损失45兆美元。但习近平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控制这些公司。

林行止1973年起在信报写「政经短评」，1997年北京收回香港后，改为「林行止专栏」，48年来一直没停过。文章基本出发点是从香港的角度，分析香港在中国大陆和西方夹缝中的生存和发展之道，例如香港在中英谈判时期、过渡时期、九七回归后的命运。简言之，香港正发生巨变，他是在侧写香港历史，从香港的利益出发，寻找香港发展方向；他笔下创建的是一部「香港经济学」。但这样的出手，能见容于事事要求控制的中共吗？

必须强调，林行止的分析是从香港本土角度出发，研究本土经济学，本土意识植基于关怀香港，并未反中。7月29日告别文，从香港股市看中港制度不同，两地股市只能分途发展；港股要生存，要有好发展，就必须守住政府不干预市场的基本规则。

上证指数在2015年的大陆股灾中跌破2700点，但因为北京大举干预市场，沪指至今未能完全恢复，这是活生生的教训。林行止对香港股市的未来发展，下了一个重要预言：如果守不住或违反了不干预市场的规则，股市必然没有好结果。

林行止说，48年来一直畅所欲言直抒胸臆，但现在如果只能写国家利益，不能写心里的话，就不如不写。习近平一党专政的治港路线，根本否定了一国两制和港人自治，一切与共产党不合的异见都务求赶尽杀绝；林行止从香港本土利益出发的分析，当然也没有生存空间了。

洪水来了，郑州五号地铁被淹，人车都难幸免；一党专政是共产党本质，为了维护党权和政权，一切都可牺牲，且死不足惜，大跃进和文革、六四、反送中都是如此，从来没有改变过。

谢选骏指出：上文可谓欺人之谈。何谓也？因为它说——“林行止1973年创办「信报」，那一年香港恒生指数只有604点，现在已上升至2万5000点；美国的道琼指数1921年只有64点，100年后的现在是3万5000点。从美股和港股的发展看，短期内当然有起有落，但长期看都是上升。为什么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香港与美国一样，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政府不干预市场，所以股市长期发展由市场决定，而自由竞争则有助经济发展和扩张，股市也因此向上。”在我看来，百年历史可以见证，股市根本没有向上，百年只是原地踏步也。虽然说，1973年香港恒生指数只有604点，现在2021年已上升至2万5000点；好像有了三四十倍的涨幅；但是不要假装忘记，同期黄金价格，也是上涨了三四十倍——所以这是货币贬值，而非股市上涨！再看看美国的道琼指数，从1921年的64点，到100年后的现在2021年的3万5000点，好像上涨五百多倍，而百年之间金价，不过上涨了百倍——从20美元到2000美元……但是，这是由美国的霸权地位造成的溢价，其他各国就没有这样的涨幅了。

由此可见，股市上涨的关键，不在所谓的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更不在于政府不干预市场，恰恰相反，在于政府是否能够赢得霸权！

《投资就是赌国运？21个国家股市百年走势告诉你真相》（2018年12月17日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报道：

注：本文仅为信息交流之用，不构成任何交易建议。

有一个男子带着狗在街上散步，这狗先跑到前面，再回到主人身边。接着，又跑到前面，看到自己跑得太远，又折回来。整个过程，狗就这样反反复复。

最后，他俩同时抵达终点，男子悠闲地走了一公里，而狗走了四公里。

男子就是经济，狗则是证券市场。

这是德国投资大师安德烈·科斯托拉尼对股市和经济的关系作出的经典比喻。

由于经济是不断发展的，股市长期而言是上涨的。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

美国长期占据了全球经济第一的位置，而标普500指数长期看，也是一个不断向上的走势。

从1929年到2017年，美国的名义GDP增长了185倍，年化增长率6.12%；

而同期标普500指数上涨了123倍，年化涨幅5.64%。

巴菲特一语中的：投资就是赌（投）国运。

国家强大了，经济繁荣了，股市长期看也不会差。

这个道理放之四海皆准吗？

今天，我们找来了21个国家的股市，用最具代表性的指数的历史走势对比同期经济增长情况，一探究竟。（考虑到通胀因素对股市表现亦有影响，本文采用名义GDP来衡量经济增长。）

美国已经讲过，中国留在最后压轴，我们按2017年全球GDP的排名，从第三名——日本开始：

日本

1970年至2017年，日本股市的代表指数——日经225指数上涨10.45倍，年化涨幅5.33%；

同期日本的名义GDP增长了6.43倍，年化增长率4.36%。

相对于美国经济和股市的长期向上，日本过去的47年可以一分为二来看：

相对于美国经济和股市的长期向上，日本过去的47年可以一分为二来看：

① 1970年至1989年

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名义GDP增长了4.59倍，年化增长率9.48%；

日经225指数更是疯狂，上涨18.58倍，年化涨幅16.95%。

② 1990年至2017年

1990年开始，随着股市、楼市泡沫相继破灭，日本经济陷入停滞，进入所谓的“失去的20年”。

这27年里，名义GDP仅仅增长了33%，年化涨幅只有1.06%；

而日本股市更惨，日经225指数跌了41%。

那一轮疯狂的泡沫透支了太多，“失去的20年”还未能恢复元气。

但总得来看，“投资就是投国运”在日本股市也得到了验证。

接下来是2017年全球GDP排名中分列第4、5、6位的德国、英国、法国。

德国

1959年至2017年，德国DAX指数上涨29.92倍，年化涨幅6.09%；

同期德国的名义GDP增长24.15倍，年化增长率5.72%。

和美国相似，作为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之一，德国经济稳步发展；在过去的59年中，德国股市只是在2000年科网泡沫破灭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大幅下跌，但很快就“收复失地”，不断创出新高。

英国

1984年至2017年，英国著名的富时100指数上涨5.24倍，年化涨幅5.70%；同期英国的名义GDP增长4.89倍，年化增长率5.52%，英国经济增长比较平稳。

而英国股市的波动有点大，2000年科网泡沫破灭后，直到2016年富时100指数才创出新高。

法国

1987年至2017年，法国CAC40指数上涨4.31倍，年化涨幅5.72%；同期法国的名义GDP增长1.81倍，年化增长率3.51%。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后，法国经济发展放缓，2008年至2017年，法国名义GDP增长17.78%，同期法国CAC40指数下跌5.37%。

德国、英国、法国是欧洲经济实力最强的三个国家，它们的股市表现也反映了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

德国经济实力最强，股市表现相对也最好。

下面轮到我们的近邻、和我们一样人口众多的印度了。

印度

1996年至2017年，孟买SENSEX30指数上涨10.04倍，年化涨幅12.11%；同期印度的名义GDP增长10.63倍，年化增长率12.40%。

作为新兴市场的代表，印度经济“开挂”，近两年成为全球增速最快的经济体。

而印度股市同样“开挂”，牛到没朋友。

印度和中国、巴西、俄罗斯并称为“金砖四国”，我们再来看看巴西和俄罗斯的情况。

巴西

1994年至2017年，圣保罗IBOVESPA指数上涨17.78倍，年化涨幅13.60%；同期巴西的名义GDP增长16.55倍，年化增长率13.27%。

俄罗斯

1995年至2017年，俄罗斯RTS指数上涨12.92倍，年化涨幅12.72%；同期俄罗斯的名义GDP增长63倍，年化增长率20.85%。

同为金砖国家，印度、巴西、俄罗斯的经济均高速增长，股市长期涨幅也很接近。但俄罗斯和巴西的股市波动明显要大于印度，特别是俄罗斯股市，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股市长期低迷，为什么？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深究这些国家具体发生了什么，从汇率可见一斑——汇率贬值会使得资本外流，进而影响股票市场，金砖四国中，俄罗斯卢布在近十年的贬值幅度和波动都是最大的。

印度、俄罗斯、巴西的股市表现也和其经济发展相呼应，近两年经济增速最快的印度，股市表现更出色。

意大利和加拿大也是全球GDP排名前10的国家，一起来看看：

意大利

我们只找到意大利股市2002年以来的数据。

2002年至2017年，意大利指数仅上涨3.57%，年化涨幅0.23%；

同期意大利的名义GDP也仅增长28%，年化增长率1.67%。看到这儿，A股的小伙伴应该欣慰了（还有比我们更惨的）。

意大利的经济不景气不是一天两天了，时不时还闹闹债务危机。2010年，意大利还和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爱尔兰一起，得了一个“笨猪五国”的称号…

来看看其他笨猪四国同期的经济和股市表现：

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经济和股市表现最差。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经济和股市表现最差。“笨猪五国”从反面印证了股市和经济、投资和国运的关系。

加拿大

1961年至2017年，多伦多300指数上涨22.12倍，年化涨幅5.77%；同期加拿大的名义GDP增长50.13倍，年化增长率7.28%。加拿大和它的邻居美国相似，经济强盛，股市长牛。

经济总量排名全球前10的国家看完了，下面我们按地理位置，每个区域选一个代表再看看。

首先出场的是非洲代表——南非

南非

1995年至2017年，南非富时综指上涨9.63倍，年化涨幅11.34%；

同期南非的名义GDP增长7.16倍，年化增长率10.01%。

南非的情况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印度等）很像，经济高速发展，股市不断创出新高。

接下来是大洋洲的代表——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1992年至2017年，澳洲标普200指数上涨2.87倍，年化涨幅5.57%；

同期澳大利亚的名义GDP增长3.19倍，年化增长率5.90%。作为老牌发达国家的澳大利亚，经济增长和股市表现与英法相似。作为老牌发达国家的澳大利亚，经济增长和股市表现与英法相似。

我们再来看看南美洲的阿根廷。

阿根廷

从数据上看，阿根廷的经济增长和股市表现可以用惊人来形容。

1993年至2017年，阿根廷MERV指数上涨50.67倍，年化涨幅17.86%；

同期阿根廷的名义GDP增长45.39倍，年化增长率17.34%。

把数据拉出来，阿根廷果然也是如此：阿根廷比索对美元自1993年以来贬值了97%，而通胀也常年保持10%以上的高位。这样的股市暴涨就是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股市空转，好比镜花水月，没有意义。

阿根廷人民有点悲催，作为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地区——北欧的股市又是如何呢？

丹麦

1989年至2017年，丹麦OMX20指数上涨8.78倍，年化涨幅8.48%；

同期丹麦的名义GDP增长1.92倍，年化增长率3.90%。

丹麦经济稳步增长，通胀水平不高（2%），汇率常年保持稳定，股市表现也是相当给力。

再来看看我们比较熟悉的东南亚。

泰国

1993年至2017年，泰国综指上涨4.21%，年化涨幅0.17%；

同期泰国的名义GDP增长3.73倍，年化增长率6.69%。

提到泰国，你一定会想到东南亚金融危机。泰国的股市花了24年的时间，才从这个“坑”里爬出来。危机前的泡沫短暂而美妙，危机后却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弥补伤口。

最后，我们来到中东地区，看看犹太人的故乡以色列。

以色列

1991年至2017年，以色列TA100指数上涨12.64倍，年化涨幅10.57%；

同期以色列的名义GDP增长4.19倍，年化增长率6.54%。虽然饱受战火纷扰，但以色列经济发展依然很快，股市表现更是强劲。虽然饱受战火纷扰，但以色列经济发展依然很快，股市表现更是强劲。

以色列被称为“创业之国”，科技发展水平高，根据媒体报道，近些年来，包括巴菲特、苹果（145.86, 0.22, 0.15%）、IBM（140.96, -0.97, -0.68%）在内的国际投资者收购了众多以色列本国企业。

陆陆续续说了20个国家的股市，这里做一个小结：

1、股市的长期表现和经济增长基本吻合，“经济是不断发展的，股市长期而言是上涨的”在绝大多数国家都得到了印证；

2、新兴国家经济增速高，股市的年化涨幅也大（10%以上），而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平稳，股市年化涨幅适中（5%-6%）；

3、遭遇经济危机的国家，股市表现往往不佳，比如泰国（东南亚金融危机）、希腊（欧债危机）；

4、有些国家的股市涨幅惊人但经济愁人，往往只是脱离了基本面的股市空转（阿根挺）；

5、投资就是投国运。有的国家能战胜危机，恢复增长，股市屡创新高（美国），而有的国家在泡沫破灭后，很长时间也未能恢复，股市因此低迷（日本）。

这里想要强调一下：由于文章篇幅和数据来源所限，本文得出的结论仅供参考。

最后，该说说中国了。

1990年到2017年，上证指数上涨24.91倍，年化涨幅12.81%；

同期名义GDP增长42.82倍，年化涨幅15.03%。

在过去27年，中国的经济增速领先全球。而股市表现也和其他新兴国家相当。即使以昨日（12月17日）收盘的2597点来算，上证指数年化涨幅也达到11%以上。

即使以昨日（12月17日）收盘的2597点来算，上证指数年化涨幅也达到11%以上。

虽然A股被很多人嫌弃，实际表现还是客观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投资就是赌（投）国运”，巴菲特的这句话还有下半句——“投资家应该是爱国者”。如果你希望从股市的长期增长中分一杯羹，请相信祖国明天会更好。（来源：阿尔法工场）

谢选骏指出：上文虽然懂得了“股市就是国运”的道理，却只是为了推销股票而夸夸其谈，泛泛而论。没有看一看，战败对于股票价值的毁灭性打击。

《二战股市风云：德国和日本》（2019年05月07日 明辉  君茂资本）报道：

引言

股市在短期经常表现为随机波动，无法解释，但当遇到重要的转折点及长期事件时，股市的走向是充满智慧还是反映群众的愚昧共识？

想要深入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比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股市表现更合适的了。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二战时间跨度偏中短期，但期间的史料相当丰富，充满跌宕起伏且足以影响人类命运走向的重大事件。

作为二战中的主要战败国，德国和日本股市表现会如何？两个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其股市也同样充满智慧。

一、德国

1、德国战前经济

自19世纪末卑斯麦执政以来，德国开始靠举债建立军事能力，而靠战争掠夺的战利品偿还债务。到1914年，德国是个富强的国家，拥有强大的海军，世界最强大的陆军。因此，皇帝和财政部都有信心能够迅速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认为以前那种举债—军武—还债的模式能够继续下去。只有股市充满智慧，毫不掩饰地怀疑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随着战争阴云的逼近，股价一路暴跌。1914年1~12月，德国股市实质大跌41%，年底完全休市。

事实证明，股市的预测完全正确，1918年德国作为战败国签署停战协定。此时，德国政府负债累累，还要支付战争赔款。于是德国开启印钞机，自然逐步陷入恶性通胀。德国股市此时重新开张，但短暂回升之后，迅速崩盘。1923年底，通胀已经完全失控。但此时，股市却已见底回升，主要因为股价已经跌得太多，早就把经济危机纳入考量。可以说，投资大众早就明智地预测到德国会在一战中失败，进而预见德国会支付巨额赔偿导致国家破产和恶性通胀。

恶性通胀导致社会动荡，百姓以手推车运钱去疯狂抢购粮食，盗抢打杀、无处不在。大众极度渴望社会秩序和稳定，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最终促成了希特勒的崛起。

1929年~1932年大萧条发生后，德国股市暴跌74%。

希特勒上台后，社会恢复了表面的秩序，股市开始回升，投资人开始预期新的德意志帝国即将诞生。希特勒对经济一无所知，但他懂得交给专家来管理。由于德国工业基础本身就实力雄厚，精于管理，精密制造为世界典范，加之军事订单，德国经济在1938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2、二战中的德国股市

在二战初期，随着德军征服欧洲，大量战败国的财富涌入德国，德国股市大涨，到1941年秋，德国股市实质上已超过1910年的高点。

就在德军大举进攻苏联之前，更精确地说是在1941年秋季，德军攻进莫斯科郊外、缔造那场经典战役之际，德国股市已经达到高点。虽然，此后的1942年轴心国打了不少胜战，但德国的投资者却早已失去热情。难道是因为他们听到东线士兵传来的可怕故事吗？但那时德国的媒体新闻遭受严格管制。还是因为希特勒的独裁让他们感到不安？亦或因为持有股票的德国上流阶层对希特勒和纳粹政权越来越不抱希望？

后来，我们通过史料得知，早在1941年秋季，就有高级将领策划罢黜希特勒的行动。事实上，德军进攻莫斯科是在1941年12月才真正疲软，但在10月时，苏联的恶劣天气就已经对毫无准备的德军开始形成压力。这时，德军将领开始对攻势感到不安，并和希特勒产生争执。伦德斯特元帅就是在这时偷偷写信告诉妻子：苏联的辽阔吞噬了我们。

显然，投资者肯定是听到或者察觉到了这些疑虑，并把这些疑虑考虑到股价中——虽然1942年夏秋，德军仍是屡战屡胜。当然，普遍的破灭是在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才开始，此时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那场败仗的重大影响。

斯大林格勒战败的消息传出时，纳粹政府担心大家信心崩溃，立即宣布掌控股价，一直到战争结束。德国投资者想要卖出股票必须要向央行出价，央行给投资者支付的是国债——相当于资金还是存放在央行。到1943年春，德国经济走向以物易物。人们开始听到返乡的士兵谈起西线的可怕战事，还有集中营的传闻。大家愈来愈慌，开始担心苏联攻入德国会采取可怕的报复，自然对希特勒也越来越不满，但当时的德国是依靠盖世太保威胁恐吓治国的警察国家。

可以说，德国股市一次次具备惊人的先见之明，这就是群众智慧的体现；即使在警察国家，股市亦然可以作出冷静地判断。1948年夏末，德国股市重新开市时，股价暴跌90%，损失相当惊人。投资人为国家元首的罪孽付出了惨痛代价。

3、战后的德国股市

经历苦难，1950年起，德国股市开始强劲反弹，此后十年实质飙涨10倍以上，每年以惊人的24.6%复利上涨。即便从头算起，德国投资者从1900~1960年，每年仍有2.4%的回报率。这对一个连续两次输掉世界大战、经历残酷的独裁政权，又遭到苏联报复的国家来说，这个回报率依然惊人。很多老字号的优良大企业熬过战争，在1960年代蓬勃发展，如西门子和拜耳。重建期间，也有很多新兴企业成立，帮助德国恢复了经济实力，成为未来财富的创造动力，德国人民再次富有起来。

1950~2000年50年间，德国股市每年的实质回报率是9.1%，债券是3.7%，德国马克兑美元升值50%，这真是惊人的逆转！这种投资显然需要耐心、信心和强大的勇气才能支撑。

二、日本

日本股市在战前、战中和战后都与德国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

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日本是个混合高度资本主义及神道教传统的矛盾国家。他们主张日本是唯一优越的民族，2600年以来没有吃过败仗。荣誉和勇气是推动日本大众生活的主要动力。当时，日本政治黑暗凶残，首相、财务大臣、产业巨子被暗杀是常态。军队的训练强调侵略和进攻，陆军作战手册没有章节说明如何撤退。

1、二战中的日本及股市

1941年7月，英国、美国、荷兰对日本实施禁运，切断了日本的石油供给线。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开始计划太平洋行动，先摧毁停在珍珠港的美国舰队，然后趁着美国重建舰队期间，夺取东南亚。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

随后，英国最先进的两艘战舰在马来半岛被日军飞机击沉，众多身经百战的英国海军不幸遇难。丘吉尔坦诚，这次灾难是二战期间对他打击最大的噩耗（前文提到，英国股市却并没有丘吉尔那样悲观，早在1940年中就已见底）。1942年，日本不停征服东南亚各地。1月初，马尼拉投降。接着，马来西亚沦陷，随后是新加坡。十万名英国士兵沦为阶下囚，仅少数人存活——英国在东南亚建立的帝国大业消失殆尽。

必须要提的是，日军当时准备充分：陆军操练是全世界最严酷的，每天14小时操练，日本兵可以连续几周天天行军25英里，而且是负载自身体重2/3的行装；海军很早建立了现代化的航空母舰，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海军力量；空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快、最灵活的零式战斗机，鱼雷轰炸机飞速快，准度高。

开战初期，美军装备相比日军都要差一截，日本让最优秀、最有经验的飞行员一直战斗到被击落为止；美军则是让优秀飞行员在战斗和培训之间轮调，所以到了战争后期，日本飞行员的素质越来越落后。但在1942年，美军飞行员多数是菜鸟，必须面对身经百战的日本飞行员，所以，日军在战争初期显得所向无敌。

对应的，美国股市在1942年上半年陷入萧条。相反，东京则一片欢欣。1939~1940年大部分时间，投资者感觉到日本正在崛起成为强国，股价一路攀升。1941年受到禁运事件影响，短暂低迷，但在珍珠港事件以及日本征服东南亚期间，股市再次大涨。

然而，如前文分析，日军不耐久战。以珍珠港事件为例，乍看之下，日军的计划出奇的成功，其实不及预期。首先，偷袭激怒和唤醒了美国人民；其次，虽然美国有18艘军舰受创，但多数是搁浅在浅水区，几乎全部都可以打捞，仅需数月修复，而不是好几年；此外，美国水兵伤亡很少，航空母舰也恰好出海执勤，未受影响。不过，上述几点，大家是到后来才充分了解到。日本的海上优势仅仅在半年后就结束了。

1942年5月，美军用临时拼凑的劣势舰队，凭借破解日军密码的实力，美军飞行员的勇气和运气，在中途岛海战击败了全球最优秀的日本海军。日本损失4艘航空母舰，2,200名精兵，320架飞机，尤其是150名优秀的飞行员，对日本来说，这是毁灭性的打击。更重要的是，美国海军终于向世人证明它可以打胜仗，重创日本海军的武士道精神和种族优越感。

自负的日本人难以承受这种羞辱，掩盖真相，首相东条英机竟是在一周后才知道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大众更是知之甚少。当时的日本经济和德国一样，都是表面繁荣，依靠巨额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捏造而来。1944年，日本政府大量印钞和发债为战争筹资，与德国一样的恶性通胀降临到日本。1943~1947年，日本实施股价控制。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后，日本经济和股市彻底崩溃，股市休市。

由于资料数据不太完整，根据伦敦商学院的研究，1944~1946年日本GDP大跌46%，1940~1949年日本股市实质每年都大跌25.7%，1930~1949年日本名义物价膨胀3,280%，实质物价则下跌75%，债券也好不到哪去，同一时间，每年的报酬率下跌17%。可以说，在日本军国主义好大喜功的二十年间，投资金融资产如同灾难。

2、战后的日本及股市

1945年秋，日本股市恢复交易。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主导日本经济改革，尽管他似乎狂妄自负，但他实质上是日本的建国之父。他对日本展现出友善文明，施行自由民主、土地改革、废除贵族，日本人民对占领势力异常顺从，重建非常顺利。从1951年起，日本经济进入高速成长期，股市从当年的85点大涨近40年至1989年12月的39,000点。

在日本，更长期而言，股票仍是不错的财富保值增值方法。1867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经济成长始终比西方列强还快，但日本经济比较多变，周期循环比较大。整个二十世纪，尽管日本战败，遭到占领，经历三次长期大熊市，根据史密瑟斯投资咨询公司的计算，日本股票年报酬率仍有4.6%。

由于资本主义（股市的核心）和投机心态早已扎根在日本人心中。早在1948年前，一些颇具远见的投机客就预期日本终会再次崛起，成为经济强国，以极低价买进大量股票，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当时，日本券商的宣传语是“买Peace（日本香烟品牌），不如买一股”。结果，当年买股的人后来真的富有，而买烟的人则残害了身体。

谢选骏指出：上文虽然触及了全球股市一个侧面，但却没有提出黄金与股市的对比，以及股市价格与最低工资的对比，因此，依然脱离不了“全球股市百年归零”的可能。

【43、全球规模的统一社会正式开张】

《英語專業的終結》（內森·海勒 2023年2月27日）报道：

自2013年以來，英語和歷史的學習減少了三分之一；與此同時，stem學位的數量正在飆升。

危機來臨時，來得如此之快，以至於起初難以辨認其規模。從2012年到大流行開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英語專業的學生人數從953人減少到578人。記錄表明，語言和文學專業的畢業生人數減少了大約一半，歷史專業的人數也是如此。婦女研究損失了百分之八十。“對於像我這樣主修英語的學生來說，很難從他們所做的事情中找到快樂，”大三學生梅格·馬西亞斯（Meg Macias）在一天下午說，校園上空的天空邊緣變得柔和。時值深秋，夕陽如薄紙上的火焰般照進黃昏。“他們總是知道有人希望他們在做其他事情。”

ASU以坦佩為中心，校園內有8萬多名學生，如今被視為公立高等教育民主承諾的燈塔。它的本科錄取率為百分之八十八。它的近一半本科生來自少數民族背景，三分之一是他們家庭中第一個上大學的人。州內學費平均只有4000美元，但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師生比例比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更好，而且在教師研究方面的支出也比普林斯頓大學多。對於對英國文學感興趣的學生來說，這似乎是一個幸運的著陸點。該大學的終身教職英語教師有71人，其中包括11名莎士比亞學者，其中大部分是有色人種。2021年，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英語教授獲得兩項普利策獎，

在校園裡，我遇到了許多學生，他們可能被這些美德所感動，但卻被拉向了其他追求。大四學生路易莎·蒙蒂（Luiza Monti）是鳳凰城一所特許學校的全面畢業生。她在暑期交流期間愛上了意大利，並對意大利語言和文學產生了幻想，但她正在學習商業——具體來說，是一個名為商業（語言和文化）的跨學科專業，其中包含意大利語課程。“這是一種保障措施，”蒙蒂（Monti）戴著她母親創辦的一家珠寶公司的耳環，她是一名巴西移民，她告訴我。“重點在於誰會僱用你。”

另一位大四學生賈斯汀·科瓦奇（Justin Kovach）熱愛寫作，而且一直如此。他獨自翻閱了數千頁的《堂吉訶德》（“我想，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並尋找更多的大部頭書籍來保持這種感覺。“我喜歡語言華麗的長篇大論，”他說。不過，他主修的不是英語，也不是任何一種文學。在大學裡——他從匹茲堡大學開始——他在計算機科學、數學和天體物理學之間移動，沒有一個給他帶來任何成就感。“大部分時間我都會逃避工作，”他承認道。但他從不懷疑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的常見首字母縮寫詞）中的一個領域是最適合他的道路。他選擇了數據科學學位。

科瓦奇畢業時將背負大約三萬美元的債務，這一負擔影響了他對學位的選擇。幾十年來，教育成本的增長總體上超過了通貨膨脹。一種理論認為，這種壓力，加上中產階級日益不穩定，在促使像他這樣的學生選擇硬技能專業方面發揮了作用。（平均而言，英語專業的學生比其他專業的學生背負的債務要少，但他們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還清。）

因為ASU的下降並不反常。根據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人文學科指標項目的聯合主任羅伯特·湯森德（Robert Townsend）的說法，該項目統一收集數據，但與內部招生數字並不總是相同，從2012年到2020年，俄亥俄州立大學主校區的人文專業畢業人數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六。塔夫茨大學失去了近50%的人文專業，波士頓大學失去了42個。聖母大學的人數是開始時的一半，而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幾乎損失了四分之三。Vassar和Bates——標準的文理學院——人文專業的人數下降了近一半。2018年，威斯康星大學史蒂文斯角分校因生源不足，曾短暫考慮取消13個專業，包括英語、歷史和哲學。

在過去十年中，大學階段的英語和歷史學習下降了整整三分之一。Townsend發現，美國的人文學科入學率總體下降了17%。這是怎麼回事？這一趨勢反映了全球趨勢；經濟合作組織五分之四的國家報告說，在過去十年中，人文學科的入學率有所下降。但這並沒有給美國學者帶來什麼安慰，他們開始懷疑，在人類過去所受教育程度低於以往的任何一代大學畢業可能意味著什麼。

如果您花點時間在腦海中想像一下大學，您可能會得出兩種願景中的一種。也許你看到了文科田園詩，遠離了更廣闊世界的壓力，到處都是在四合院草坪上閱讀的粗花呢生物。這是英語專業理想化人物的堡壘，敏感且穿著毛衣，從“Pale Fire”到“The Fire Next Time”，並攀登“Ulysses”的高度以欣賞風景。這種教育的目標不是直接的職業培訓，而是心靈的培養——萊昂內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諷刺地認為“如果我們閱讀文學作品，就會發生某些好事”。該模型描述了其中一種追求，如針灸或精神分析，這些追求似乎通過我們已經嘗試但基本上無法解釋的機制產生了有益的效果。

或者您可能將大學視為研究殖民地，充滿了實驗室和會議以及為專家讀者撰寫的同行評審論文。這是一個充滿能量的地方，就像一千隻地鼠翻閱知識一樣。這是校園喜劇的小口徑大學——“幸運吉姆”和“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但也是解構、量子電動力學和價值理論的採石場。它產生了新的知識和理解方式，這些知識和理解方式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機會出現。

1963年，加州大學系統校長克拉克·克爾（Clark Kerr）進行了一系列講座，隨後被收錄在一本名著《大學的用途》中。他認為，這兩種範式——前者主要受到牛津和劍橋等英國學校的啟發，後者主要受到19世紀德國偉大大學的啟發——在美國沒有實際的對應物，他說，相反，美國人創造了“多元大學”：兩種類型和更多類型的大雜燴。多元大學融合了贈地大學的傳統，著眼於工業時代的技能組合。它為每個人提供了一些東西。這裡有各種各樣的職業前培訓——法學院、商學院、醫學院、農學院——還有古老的文科四合院。

谢选骏指出：英語專業的終結和大學失去了近50%的人文專業，这说明民族正在趋于消亡，有关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也就趋于萎缩了——这说明，一个完整的“全球规模的统一社会”，正在揭幕开张。

【44、全球合纵如何连横】

《美抓中国"海外警局"掀连锁效应 多国相继出招》（RFA  2023-04-21）报道：

美国政府重锤出击，起诉两名涉嫌经营中国"秘密警察站"的华裔后，在全球掀起连锁效应。英国国会向政府提出紧急质询，官员确认执法部门已对中国"海外警局"展开调查。而韩国以至欧洲多国的政府，都相继对中国在当地的"秘密警察站"开展不同程度的行动。

英国《泰晤士报》近日发布的长篇调查报道，在英国政坛投下震撼弹。报道详细披露当地中国侨领林瑞友，涉嫌在大伦敦南部克罗伊登区（Croydon）主理一个中国“秘密警察站”。而这位曾任伦敦金融城和威斯敏斯特选区华人保守党副主席，以及英国福建同乡联谊总会会长的中国商人，长期在中共统战部控制的组织，以及英国保守党高层之间游走，怀疑为中共在英国从事统战和渗透工作。

英国官员：执法部门已展开调查

英国国会下议院在周三（19日），也就是报道发布后的第二天提出紧急质询。英国罪案及警务国务大臣克里斯·菲利普（Chris Philp）对《泰晤士报》有关“海外警局”的报道表示关注，并确认执法部门正对境内3个相关场所展开调查，因此未能透露太多细节，以免影响调查以及未来可能的起诉。不过他重申，英国政府决心保护在英国的所有社群，免受跨国镇压影响。

菲利普说：“保护英国人民至关重要。我们绝不容忍任何胁迫、恐吓，或非法遣返任何个人的企图。 这种令人震惊的活动，是威权政府实施跨国镇压的一部分，目的是要让海外批评者噤声，破坏民主和法治，以增进他们自己狭隘的地缘政治利益。这不限于中国，也包括其他国家。”

英国跨党派议员质疑政府行动迟缓

涉事的中国商人林瑞友，被揭发和英国保守党关系密切。在下议院的质询中，跨党派议员提出质疑。在野工党影子内政大臣伊薇特·库珀（Yvette Cooper）引述《泰晤士报》的报道，指林瑞友曾为保守党举办筹款晚宴，并和两名保守党籍的前首相一同出席活动，暗批保守党碍于党内尴尬而回避问题，置国安于不顾。

库珀说：“部长能否完整地告诉我们，这个人和保守党有何关系？有没有和任何部长有联系？ 部长和保守党采取了哪些行动？ 政府对克罗伊登和其他地方被指控的秘密警察局做了什么？ 它们的业务是否已经被终止？”

保守党前党魁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表示，国会议员及安全部门早已向政府提出警告，质疑为何政府迟迟不采取行动。

史密斯说：“我们知道，这3个中国非法警局把中国异议人士带进去，在他们面前展示他们家人的视频，威胁如果他们不配合、离开英国并返回中国，就会对他们的家人不利。 我们知道。 安全部门已就此警告政府。 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与美国甚至荷兰一起采取行动，关闭这些警察站，并把这些人驱逐出境？”

全球多国采取不同程度行动

而除了英国，韩国以至欧洲多国的政府，都相继对中国在当地的“秘密警察站”开展不同程度的行动。中国在韩侨民协会总会会长王海军，因涉嫌违法经营，被韩国警方移交检察部门。他所经营的中餐馆“东方明珠”，曾被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指控为中国在当地设立的“秘密警察站”。

而荷兰以及希腊都正就中国“秘密警察站”展开调查，德国和爱尔兰都下令关闭当地相关场所，却未如美国一样，正式拘捕并起诉涉案人士。

总部位于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去年发表的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开设过百个所谓的“警侨事务海外服务站”。中国官方声称，这是为海外华侨华人提供便民服务及协助打击涉侨犯罪活动等。然而“保护卫士”指出，这些机构实际上是中国的“秘密警察站”，监控海外华人并强迫他们回国受审，以绕过正式引渡程序。

网民嚎叫：

HighEnd 发表评论于 2023-04-21 15: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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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风 发表评论于 2023-04-21 13:42:47 五毛们只要不参与中共的海外行动一般不会被抓，但被取消绿卡，国籍，请回原住国却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要来的人很多名额有限，既然你反感欧美的民主制度，请你让出你的名额回到你喜欢的地方也是合情合理的。

X723 发表评论于 2023-04-21 15:25:44

中共把全世界都管起來的美夢破滅了！

东西风 发表评论于 2023-04-21 13:42:47

五毛们只要不参与中共的海外行动一般不会被抓，但被取消绿卡，国籍，请回原住国却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要来的人很多名额有限，既然你反感欧美的民主制度，请你让出你的名额回到你喜欢的地方也是合情合理的。

谢选骏指出：多国围剿一国，叫做合纵；一国拆解多国联盟，叫做连横——这是古代中国的战国概念，结果却被当今的世界格局所验证。

《习近平如何“双管齐下”应对美国》（DAVID PIERSON 2023年4月21日）报道：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为巴西总统卢拉铺开了红地毯，称赞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花园里喝茶，请马克龙听中国古琴演奏。他还与沙特阿拉伯事实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通电话，表达对穆斯林斋月的良好祝愿。

但就在习近平最近几周热情招呼这些国家和其他世界领导人的时候，美国得到的却只是冷落。中国已拒绝了拜登政府重启高层会谈、缓和台湾紧张局势的尝试。习近平政府还加剧了嘲讽和批评美国和西方民主制度的运动。

综合起来，这些公开诋毁美国、同时加强与美国盟友关系的努力反映了北京的强硬立场。中美关系已跌到了几十年来的最低点，习近平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遏制、围堵、打压”。

一些分析人士称，这种双管齐下的做法有力地证明，习近平已完全接受了中美接触并无成效的观点，至少目前如此。这已让人们更加担心这两个大国正朝着可能发生碰撞的方向移动，并可能会导致危险的事件，甚至围绕台湾和其他地缘政治热点问题发生战争。

本周，习近平的外交行动遭到美国及其一些最亲密盟友的回击，七国集团外长在日本举行的会议上发誓共同应对中国的日益强势。但近几个月来，习近平仍然得到了他和其他中国官员希望看到的一些反应，以可见的方式削弱了一些支撑着华盛顿影响力的联盟。

在与卢拉会晤时，这位巴西领导人抨击了美元在贸易中继续拥有的主导地位。卢拉还参观了中国电信设备巨头、正受到美国制裁的华为公司的研究中心。马克龙大谈欧洲自治的美好，并警告不要被美国拖入有关台湾的战争中去。穆罕默德王储赞扬了中国在中东日益增长的“建设性作用”，对美国及其与中东地区国家关系紧张发出了不那么转弯抹角的嘲讽。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一直在抨击美国霸权的“危险”和“滥用”，并在人权、种族主义和枪支暴力等方面批评美国。中国官媒抓住五角大楼泄密文件，在华盛顿如何监视其盟友上大做文章，还嘲笑了拜登政府上个月举行的民主峰会，称美式民主“问题成堆”、“一团糟”、“加速衰落”。

北京的强硬态度反映出中国对美国一系列动作感到的不满，尤其是在与台湾有关的问题上，中国宣称对自治的台湾拥有主权。台湾总统蔡英文本月早些时候曾在美国过境，并与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见了面。周一，台湾称已达成了购买多达400枚美国反舰导弹的协议，以用于抵御可能的中国入侵。

再就是美国与菲律宾正在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这是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半导体，并不断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等中国周边国家的国家安全关系，这些已经让中国产生怨恨，而前述的种种动作更是加深了这种情绪。

在中国官员眼里，美国提出的重新进行外交接触的请求——包括拜登与习近平之间期待已久的通话——显得空洞，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看到的是不断上升的敌意和挑衅。中国官媒上周称，只有在美国以实际行动表现出“可信的诚意”后，高层会谈才能进行。

“当前中美关系遭遇困难，责任不在中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最近在被问及与华盛顿恢复对话和重新安排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的可能性时说。今年2月，疑似中国间谍气球在美国大陆上空出现后，布林肯取消了原定的访问。

“美方应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损害中国利益，停止一边声称要为中美关系加装‘护栏’、一边破坏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汪文斌补充道。

拜登政府说它要装“护栏”，是为了防止在南海和台湾海峡等争议激烈的地区因误解导致事件爆发，作为对蔡英文访美的回应，中国已在这些地区进行了实弹演习。因为美国和中国军队定期在这个地区巡逻，而且经常发生近距离接触，在没有一套标准和直接的通信联系的情况下，发生事件的风险将保持在高位。

北京将护栏视为另一种形式的遏制，因为那会让美国知道在不引发军事回应的情况下能对中国施加多大压力。中国更喜欢让自己的红线含混不清，让华盛顿去猜测。

去年8月，时任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访问台湾后，中国暂停了两国军方的大部分对话。五角大楼说，北京最近一次拒绝国防部长劳埃德·J·奥斯汀三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A·米利提出的接触请求是在上周。

布林肯对恢复高层对话表示了一些乐观。

“我的预期是我们能在这方面取得进展。但这确实需要中国明确表示自己有这样做的意图，”他周二在日本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对记者说。

分析人士称，习近平可能认为，此时与拜登总统通话对他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尤其是在美国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似乎越来越根深蒂固的情况下。

“习近平显然认为，为接触而接触是徒劳无意的事情。对话的时间已经过去。现在反而是北京做好迎接困难的准备的时候，”无党派组织保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说。“简言之，事情已经无法回到过去了，所以习近平现在必须让中国为更令人担忧的未来做好准备。”

研究中国政治的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表示，中国政府可能会在觉得自己有了更多砝码的时候重新与华盛顿接触。它可能会首先去加深与更多不结盟国家（如巴西）的关系，或者让欧洲国家在是否紧密跟随美国对华强硬立场的问题上产生更大的分歧。

“中国想从实力的地位出发与美国打交道，而中国现在显然不在那个位置上，”裴敏欣说。“如果一定要说的话，美国在召集盟友对中国发动技术战上的成功证明，美国仍比中国强大得多，并且拥有更多可供它使用的工具。”

中国现在正在试图把握分寸，一方面在外交上冷落美国，另一方面试图让各国央行行长和投资者相信，中国在实行了多年遏制新冠的严厉措施后，再次向世界开放。

上周，在华盛顿举行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期间，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与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举行了会晤，讨论了两国的经济。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也正在计划访问中国。

但易纲也有不满要表达。他批评了西方国家将贸易从中国转移到地缘政治盟友那里的做法，他在周五向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作陈述时使用了“友岸外包”一词。

中俄深化经济伙伴关系，抵御西方制裁

中国分析人士称，中美关系短期内改善的前景仍然渺茫。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吴心伯表示，习近平和拜登去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会晤后取得的适度进展在气球事件和蔡英文过境美国后几乎消失贻尽。

“在中国看来，虽然拜登在巴厘岛表现了良好的态度，但他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愿并不强烈，”吴心伯说。“中国认为美国既没有诚意也没有能力改善关系。”

谢选骏指出：全球合纵，如何连横？上文显然不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切皆有历史力学的定数所在。盲人摸象还是刻舟求剑？空间的局限与时间的错落。

【45、全球核战蓄势待发】

《扎波罗热：俄罗斯占领下的乌克兰核电站到底有多危险？》（阿尔乔姆·沃罗宁（Artem Voronin）BBC俄罗斯语 2022年8月10日）报道：

俄罗斯军队控制着欧洲最大的扎波罗热核电站。

乌克兰核能机构说，俄罗斯火箭损坏了目前由俄罗斯控制的巨大核电站的一部分，这也是令全世界许多国家警觉的一系列事故中的最新一起。

虽然没有核辐射泄漏，但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Enerhoataom）说，位于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也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的一个氮氧装置以及一条高压电线受损。

联合国原子能机构负责人葛罗西 （Rafael Grossi）早些时候警告说，该核电站“完全失控”，与此同时，俄国委任的官员指责乌克兰为早些时候的炮击负责。

葛罗西补充道：“有关核安全的每一项原则都遭到违背。而其后果则是极其严重、极其可怕和危险的。”

以下是我们对该核电站局势以及其潜在危险所了解的情况。

核电站到底发生了什么？

俄罗斯在今年3月初，即全面入侵乌克兰后的第二周接管了扎波罗热核电站。

俄国和乌克兰部队之间的战斗十分接近在埃涅尔戈达尔（Enerhodar）镇附近的核电站，核电站其中一个建筑物着了火，随之引起全欧洲的关注。

该核电站有6个压水反应堆以及几个核废料储存库。

当时，乌克兰一名工人称核电站遭到“直接炮击”， 其中一个反应堆受损。

核电站大火最终被扑灭，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随后就此事件召开紧急会议，美国和英国谴责了对核电厂的炮击行为。甚至连很少批评俄国的中国也表示对核安全担忧。而俄国则以指责“乌克兰破坏者”纵火作为回应。

从7月中旬开始，由于俄罗斯军队被指责从该设施附近地带开火，人们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担忧开始加剧。

由乌克兰控制的城市尼科波尔（Nikopol）市市长亚历山大·萨尤克（Alexander Sayuk）告诉《纽约时报》，该市经常遭到俄军炮击。“他们藏身于核电厂”，他说，“因此他们将不会受到袭击。”

乌克兰试图通过使用具有针对性的“神风无人机”（kamikaze drones）进行打击，但由于担心击中核反应堆风险，其军队无法使用西方国家最近提供的多管火箭系统。

非政府组织“核威胁倡议协会”（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的高级主管罗斯（Nickolas Roth）告诉BBC俄语，这一情况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正在见证之前军事行动中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他说，“ 俄罗斯正在利用核设施作掩护。”

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是什么？

3月的监视录像显示，随着俄罗斯军队的推进，核电厂开始发生火灾。核反应堆最明显的风险是，如果其中之一受到炮弹或火箭袭击，外部的保护壳可能会受损。虽然反应堆在设计时是可以承受一定的外部压力和破坏的，但却无法承受实弹冲击。

如果反应堆的外壳或是冷却系统被损，几乎可以肯定会发生核泄露。同时，还有核爆炸或氢爆炸的风险。

乌克兰独立核能源专家科沙纳表示，如果一枚火箭击中其中一个反应堆，随后的核泄漏将对欧洲、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以及整个乌克兰都会产生影响。

俄国物理学家安德烈·奥扎洛夫斯基（Andrey Ozharovsky）专门研究核废料安全处理问题。他解释说，一旦扎波罗热核电站发生事故，它将会导致释放大量放射性铯-137，它是核裂变的副产品，它以通过空气长距离散播而闻名。

铯-137扩散将对人体健康产生潜在灾难性后果，同时还可能污染农业用地从而影响未来几年的收成。

此外，还取决于天气以及风力和风向，它还会波及更远的国家。

核专家们说，除了核反应堆以外，扎波罗热的核废料储存设施也同样存在风险。如果它们受到火箭袭击或炮击，无论是有意还是意外，都将会产生危险后果。

国际社会能做什么？

《日内瓦公约》禁止攻击核电站，根据《日内瓦公约》1949年第一议定书，如果可能引发洪水或核辐射造成“严重”平民损失，则限制攻击大坝、堤坝以及核电站。但同时，如果电厂为军事而非民事用途，则可以成为打击的合法目标。

类似规定还适用于位于危险基础设施附近的军事目标，但不鼓励打击这类目标。

乌克兰已经请求国际社会“关闭扎波罗热核电站上方的领空”——即提供防止该设施受到直接袭击的空中防御措施。但这似乎不可能得到执行，因为支持乌克兰的国家担心此举会被俄罗斯解读为直接参与冲突。

谢选骏指出：全球核战蓄势待发，万事俱备，只等一个“意外”了！

《乌克兰战争：国际原子能机构警告扎波罗热核电站“完全失控”》（BBC 2022年8月5日）报道：

图为俄国的一辆坦克隐蔽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外。

联合国核机构负责人说，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期间占领的扎波罗热大型核电站“完全失控”。

英国国防部也指责俄军将这痤欧洲最大的核电站用于军事目的。英国国防部表示，俄罗斯军队可能正在利用该工厂作为盾牌来阻止乌克兰军的袭击。

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拉斐尔·格罗西说，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需要检查和维修。他表示，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发生了一系列在任何核设施中永远都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扎波罗热核电站距离乌克兰战争的战斗区域非常近。它由六个压水反应堆组成，储存放射性废物。

“局势非常脆弱”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早些时候指责俄罗斯利用该工厂（3月份被俄军占领）作为对乌克兰军队发动袭击的军事基地。

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南部第聂伯罗河上的这座发电站内驻扎部队并储存军事装备。但该地区一名俄罗斯派驻官员告诉路透社，乌克兰军队正在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袭击该工厂。

叶夫根尼·巴利茨基说，官员们可以向格罗西的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展示俄罗斯人如何守卫核设施，而乌克兰人据称正在攻击它。

当俄罗斯占领该工厂时，它对那里的建筑物的炮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该工厂仍在运营，乌克兰员工由俄罗斯控制。核电站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接管。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格罗西说：“局势非常脆弱。核安全的每一项原则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遭到违反，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表示，他正试图尽快组建一个团队来访问该工厂，但这需要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的批准，以及联合国的授权，因为访问战区涉及风险。

2022年6月，乌克兰国家核公司表示，乌克兰没有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访问，任何访问都将使俄罗斯在那里的存在合法化。

格罗西表示，他和他的团队需要保护才能到达扎波罗热核电站。

这意味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合作。他说：“我恳求双方让这项任务继续进行”。

核电站“做盾牌”

格罗西向美联社解释说，原子能机构与该工厂工作人员的联系很少，设备和备件的供应链受到严重干扰。他补充说，还有很多核材料需要检查。

格罗西表示，虽然乌克兰战争仍在继续，但无所作为是不合情理的。如果扎波罗热核电站发生事故，我们将无法指责天灾，只有人祸。国际原子能机构需要每个人的支持来避免事故发生。

布林肯指责俄罗斯人将核电站用作“核盾牌”，他说：“乌克兰人当然不能反击，以免发生涉及核电站的可怕事故。”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也表示，有“可靠报告”表明俄军正在将核电厂用作“等同核盾牌，从核电站四周向乌克兰人开火”。

1986年，乌克兰北部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一座反应堆爆炸，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灾难。

俄罗斯军队也在今年2月24日入侵后不久占领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但在五周后撤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计算机遭到抢劫或损坏，但这座已经停用的核电站的实际核设备没有受到影响。

谢选骏指出：全球核战蓄势待发，是因为俄国鬼子蓄意为之，以便榨取“打天下”的红利，那是红军的血腥利润。

《研究：若核战爆发 消灭50亿人口 还远不止于此…》（新头壳 于 2022-08-16）报道：

因乌俄战争和台海情势急遽升温，令各界燃起拥核大国间爆发核战争的隐忧。根据美国近日一份研究显示，若爆发全面性核战，恐怕会消灭50亿人口。且死于核尘埃遮蔽日光所引发飢荒的人数会远超于核爆罹难人数。

美国纽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 （Rutgers University） 一群气候科学家近期将核爆产生的烈焰、核尘埃进入大气层当量等指标，来推估各个程度的核战对气候、农作和渔业的影响。并认为，若牵涉美、俄、中、英、法五大核强权国家的全面性核战，恐怕会消灭地球一半以上人口。

根据研究发现，只要超过500万吨核尘埃进入大气层就会导致大规模粮荒，根据罗格斯大学以200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衝突研究表示，当年若真的在喀什米尔地区（Kashmir） 爆发核战，可能会产生 500 万至 4700 万吨核尘埃，最少约 2.5 亿人隔年没有粮食。至于美俄之间的核战，则可能产生 1.5 亿吨，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超过 50 亿人。

罗格斯大学表示，只要核战一旦发生，局面就很容易失控。对此，该大学环境科学教授罗博克 （Alan Robock） 表示：“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必须防止核战争发生。”

谢选骏指出：躲在大学里的寄生虫危言耸听，但如果真能减少50亿人口，那也许倒是地球生态环境之福。

【46、全球化把地球缩小了】

《日报文章：全球化与非全球化的碰撞》（名报杂评 2002-12-27）报道：

[日本《世界经济评论》月刊文章]题：全球化的进展和非全球主义的尝试（作者：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关下年稔）

全球化是一大潮流

首先，让我们来概括一下目前急剧发展的全球化潮流的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是资本的跨国移动和展开统一的跨国的企业活动。就是说，向海外直接投资的潮流和以此为基础的企业的跨国活动是全球化的典型表现。

第二点则同国家利益这个概念的改变相关。在全球化的相互投资的时代，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是限制外资，而是为吸引外资而提出许多优惠政策，竞相完善投资环境，健全法律和行政制度。结果是国家的作用和机能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对外竞争的国家”。

传统的“国家利益”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跨国企业并不仅仅考虑本公司所在国家的情况，而是基于海外子公司的布局，从全世界的企业战略出发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因此，跨国企业的利益并不仅限于特定国家的利益，有时企业利益同特定国家的国家利益相矛盾。其结果导致国家利益发生了变质。

第三点同上述两点也有关系。70年代以后频频发生双边贸易摩擦，受害的一方无法启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贸易保护条款，往往只能基于双边的谈判，靠加害方实行自主限制。在日美间发生贸易摩擦时，经常采取这种办法。但是这种做法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有局限性的。为确立明确的原则，乌拉圭回合原则上决定取消这种做法。

第四，冷战结束后，在目前的世界经济状况下，迅速出现了新的两极体制。一极是美国，它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先导，以因特网为核心，在信息化方面取得了成功。另一极是中国，它以世界上最丰富的劳动力为后盾，已经成为生产产品的据点。即美国是世界“知识资本的集聚地”，而中国是“世界工厂”，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两者间起桥梁作用的是巨大的跨国知识服务企业，它们作为“孵化装置”，在世界工厂以低成本生产，利用品牌的力量使产品拥有高附加价值，再以世界巨大的消费都市为中心，在全世界销售产品。因此，美中两极一方面相互对抗，另一方面又相互补充和共存。

第五是出现了巨大的消费城市。全球化及其进展将在各方面出现脱国家的行动和机制，并导致出现了地区性的世界产业集聚地和巨大城市。

如上所述，今天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潮流，它渗透到生产、流通、金融以及各种服务业，进而渗透到个人兴趣爱好、旅游、体育、保健等各领域。

现代社会面貌的改变

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正在改变现代社会的性质。让我们概括一下现代社会的特征和其变化。

第一，出现了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宣传、大量废弃体制的反省。目前的这种“四大”体制产生了许多问题。单一的、标准化的大量生产体制始终伴随着生产过剩的压力，其结果是开始实行适应个别需求的多品种、少批量的生产体制。另外，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使环境遭到破坏，处理废弃物也成为难题，人们现在提倡循环利用、重新利用和少废弃。在组织形式上也开始出现了变化，过去是上意下达的垂直型组织管理；现在向分散型、论坛型、弹性型组织管理的方向转变。特别是在向网络型相互交流以及双向型组织结构的方向发展。由此也导致跨国企业的国际分工不是向企业内的国际分工（内部化），而是向企业间合作（外部化）发展。

第二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统治表现出局限性。

第三是工业化的局限性和其向信息化和服务经济化的转变，以及以知识和信息为中心的社会的抬头。一般来说，国家实力是由武力、财富和知识这三种要素构成的，随着时代的进展，三要素的比重逐渐由武力转向财富，而最近几年其重心又开始逐渐向知识转变。这就是托夫勒所说的实力转变。并且，工业制品同信息化的知识产品的交换迫使我们必须确立新的交换方式。

第四，旧殖民地的政治独立使脱殖民地化向前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急剧的工业化不仅给国内带来了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各种问题，而且最近几年向开放经济的转变使世界掀起了市场经济的浪潮，由此又引发了许多新问题。

伴随全球化的进展，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的软件化也急剧发展，结果又新产生了在市场经济下的极端的贫富差距。这是与过去的殖民地统治不同意义的贫富对立，并由此产生了国内各阶层以及国内舆论的分裂。 

第五，民间活动团体以及一些公益团体在抬头。最近几年，民间活动团体的言论和行动日益引人注目。不以收取报酬为基本目的的公益团体开始登场，国际公益性这类的用语逐渐被普遍认同。它迫使人们开始对营利主义万能的思潮进行反省，给人一种清新的印象。

第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其活动和控制中心由生产和流通等逐渐向证券化所代表的金融方面转变。所有的商务活动都可以用股票来筹措资金，可以通过股票把大量闲置的货币资本投入商务活动。同时，这个市场也是获得利益的最好舞台，它有时甚至会成为投机的对象。过头的资金操作会给整个世界带来不稳定，甚至变成欺诈性的可怕游戏。

非全球化的尝试

全球化的发展并非没有曲折，抵抗全球化的力量也很强大。全球各地在进行各种抵抗全球化的尝试。这些尝试可以概括成非全球化的尝试。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其中有代表性的尝试和想法。

1、发掘社会的需求。全球化往往会表现出以市场原理的价格法则为根据的倾向。但是，其中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必须把商品看成是综合体现价格、质量、性能及其他特征的物品。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由消费者对这些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来决定商品的价值和价格。这样一来，用过去的办法，即以使用价值和价值（劳动成果）来衡量商品已经不够了。在商品的衡量标准中恐怕还必须加进在商品中体现的主观和客观“效用”乃至“社会价值”的标准。

总之，应该发掘社会的需求，只以适当的价格和适当的量生产，流通和消费拥有必要机能的好商品，并确立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的循环机制。

2、公平贸易的想法和尝试。在英国尝试进行的公平贸易的想法是，向消费者提供高质量、低价格的咖啡，向咖啡豆种植业者低价格提供生活上必需的发达国家的工业制品，也就是说进行易货交易。

这种交易并不仅仅依靠市场原理，从这个意义来说，它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因为在今天依据市场原理的全球化中，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能得到好处，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导致劳动条件恶化，并使生产者被迫接受一些带有强制性的合同条件。而且，栽培和生产的产品几乎全被订货的庞大的跨国企业以便宜价格收购，而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也不得不以高价购买被以名牌包装的商品。公平贸易的想法就是想消除全球化和市场原理给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和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带来的不公平。

3、建立互惠的生产者合作网络的尝试。其前提是要形成产业的集聚地。

这是一种被大型厂家抛弃的承包业者同发展中国家当地企业间进行直接的生产合作的尝试。

以往当地企业过分依靠跨国企业的市场运作能力。他们一直以为着眼于世界市场，自己承担部分生产，这样会得到技术，在销路上也能得到保证。但是跨国企业在实力上拥有压倒优势，在谈判能力方面同当地企业也有天壤之别。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当地企业的想法经常落空。但是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实际上拥有很高的技术水平，毋宁说正是这些中小企业掀起了技术革新的浪潮。只有从平等，互惠的企业关系中才能产生更多新事物的萌芽；只有根据个别需要开拓新领域，而不是着眼世界市场大量生产划一的、标准化的商品，才有可能使企业长盛不衰。

4、银行向拥有很强的生产能力和技术但缺少资金的小生产者提供无担保资金的尝试，这点同女性进入社会也有密切关系。一旦这种做法取得成功，就可以建立长期的融资关系，它将促进当地产业的兴隆，其结果也会导致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我们应该认识到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过程，作为推进全球化的方式，不应该是单一的全球化主义，而应该允许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非全球化主义存在。

谢选骏指出：人说“全球化与非全球化的碰撞”——我看“全球化是技术扩张”，其结果就是把地球缩小了，所以其势显得不可挡也。

【47、全球化就是互联网】

《肺炎疫情：新冠病毒会令全球化倒退吗？》（乔蒂·布鲁姆 BBC商业事务记者 2020年4月3日）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令全球很多货运暂停。

在过去的25年，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词。

它或许听起来是一个颇为奇怪的概念，因为任何经济历史学家都会告诉你，人类国际通商活动，已经有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

看看中世纪的香料贸易或者东印度公司就知道。全球化讲的其实是国际贸易当中的规模和速度，它在最近几十年里迅速爆炸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更便利的旅行、国际互联网、冷战结束、贸易协议和迅速发展的新兴经济，所以这些因素加起来创造了一个体系，我们对世界另一边的依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得多。

正因为如此，新冠肺炎（COVID-19）的肆虐才会如此立竿见影地影响了经济。

世界各地的汽车厂停止了生产。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的首席经济学家贝塔·贾沃西克教授（Professor Beata Javorcik）说，过去这17年，全球经济变化的速度也是深刻的。

“我们回头看2003年‘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或称非典型肺炎）流行的时候，中国占全球经济产出的4%，”她说，“现在中国所占的比例是当时的四倍，即16%。所以这就意味着，不管在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对世界的影响都要大得多。”

全球化帮助解释了英国几乎所有大型汽车厂都关闭的原因——它们依赖于销售网络，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零部件采购。当两者都崩塌的时候，它们就停止生产汽车了。

所以，中国的财富与健康，对我们的影响比过去更大得多，但是不仅仅是规模的问题——全球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牛津大学的全球化与发展学科教授、《蝴蝶效应的缺点：全球化如何制造系统性风险以及应该怎么办》（The Butterfly Defect, How Globalization Creates Systemic Risk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一书的作者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说：“风险变成了可以溃烂的东西，这是全球化的要害部位。”

他表示，这不仅是在这一次危机当中才看得到，在2008年的信贷紧缩和银行危机当中也有，还有互联网在网络攻击面前是何等脆弱。这个新的全球经济体系带来了巨大的益处，但是也带来巨大的风险。

3D打印能够帮助商家将生产线设在离市场更近的地方吗？

它帮助提高了收入，令经济迅速发展和令数以百万计的人脱离贫困，同时它也提高了传染的风险，不管是经济还是医学上的传染。

于是，这场最新的危机对于全球化来说意味着什么？

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的经济学教授里查德·波特斯教授（Prof Richard Portes）则认为，现在看来很明显，改变是必须的，因为各企业和人们现在都意识到，他们过去冒了怎样的风险。

“就看贸易吧，”他解释说，“一旦供应链受到（冠状病毒的）干扰，人们就开始在本地寻找其他供应商，哪怕它们价钱更贵。”

“如果人们找到本地供应之后，因为那些已经认识到的风险， 他们就会坚持与他们合作。”

贾沃西克教授也同意，并且认识综合因素将意味着西方的制造业会开始将一些工作转回本土，或者用它的术语叫“外包回流（re-shoring）”。

“我认为（主要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加上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将会令企业切实认真地考虑回流，”她说。

“他们会将一些能够自动化的生产活动回流，因为回流能带来确定性。你不需要担心你国家的贸易政策，而它也给你一个机会，去让你的供应层面多元化。”

不过，这对于西方国家经济来说却不完全是好事。它们现在或许认为，自己已经太依赖全球化，而上述变化则会将两头都截断。

全球化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在世界范围内转移产品，而是转移人，转移想法和转移信息；这是我们英国和其他欧洲经济体非常擅长的事情。

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的英国贸易政策项目主管大卫·海尼格（David Henig）指出：“服务行业肯定已经跳崖了，而且再看看旅游业和大学吧。”

“今年秋天，西方国家的大学新生入学率肯定会令人担忧。这是一项巨大的出口产业……比如很多大学都依赖中国留学生。”

西方国家的很多大学都依靠学费更高的国际留学生，这是一项重大的收入来源。

认为全球化就只是将制造业或者供应链转移到成本更低廉的亚洲国家，这种想法太过简单。它还会导致愿意付费来我们的大学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大量增加，还有大量富裕的游客想要来这里花钱，这还只是服务业的其中两项。

令全球化放慢甚至是倒退，肯定会对这些产业造成非常大的打击。但即使这样，戈尔丁教授仍然认为这一次全球大流行代表着一次重大改变，而且“供应链碎片化在2019年到顶了”。

不过，有一些领域，比如3D打印、自动化等，已经能够感觉得到对客户订制化、快速投递以及保护主义的需求；现在似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只会加速这个进程。

然而，真正的担忧不在于这些变化是否会发生，而是它会走多远，以及人们将会如何管理它。

戈尔丁教授有一个简单清楚的方法来解释不同的选项——结果会是更像一战之后，还是二战之后？

我们可能像1918年之后那样变弱，国际组织更加弱势，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萧条加剧。或者，像1945年之后那样，有更多的合作和国际主义，像布莱顿森林体系、马歇尔计划、联合国以及关税贸易协定等等。

二战之后，因为布莱顿森林会议力图制定更公平的经济秩序，对于世界的未来有更乐观的期待。

戈尔丁教授仍然比较乐观，但他担心的是谁将领导这一切。“我们可以乐观，但是我们也肯定没从白宫那里看到领导力，”他说，“中国也不能马上就站起来，而大不列颠也不能领导欧洲。”

波特斯教授也有这样的担忧。他指出：“2009年伦敦G20峰会商定一万亿美元（8000亿英镑）的国际合作协定，连德国都加入了。但是现在，G20里面没有领导者，而美国是在国际场合当中缺席。”

全球化会倒退吗？很可能不会，它对经济发展太过重要了，倒退不可能，但是却很可能会放慢。

不过，更重大的问题是，我们从这次危机当中汲取教训了吗？我们会学会发现、控制和管控全球化似乎必然伴随的风险吗？因为要做到这一点，目前似乎还缺乏所必须的合作与领导力。

谢选骏指出：BBC相当愚蠢，尽管它已经是世界上最为杰出的新闻媒体了——所以我经常引用BBC的报道文章进行批判。BBC甚至不懂，所谓的“全球化”就是互联网，就是从互联网时代真正开始的！就此意义而言，不消灭互联网，全球化就无法倒退。而管控全球化的唯一方式，就是我所提出的——“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

《肺炎疫情与互联网时代 BBC记者假想2005年》（罗瑞·斯兰-琼斯 BBC科技事务记者 2020年3月31日）报道：

2005年的手机、BBC著名主持人休·爱德华和手提电脑——新冠病毒疫情，封城隔离禁足，当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给我们生活造成的影响，是举国上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我记得19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后的新闻简报。我记忆深处也永远镶嵌着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但是论及对日常生活的深重影响，没有任何一件事能与如今的全球大流行疾病相比。

然而，当我每天与同事们开视频电话会议时，当我隔着整个伦敦与困在公寓里的儿子和孙女用FaceTime打视频电话时，当我更新自己在不同社交平台上的账户内容时，我突然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一切发生在2005年，也就是智能手机时代之前，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处境呢？

科技进步

2005年时，我们现在用来保持通讯往来的很多电子工具都还没有面世。有些虽然已经面世，但用的人少之又少。

那一年，脸书（Facebook）才刚创办一年，还只是美国大学里的一个新现象；等到流行到英国的各个大学时，已经是2005年的秋天。

那时候，人们还没有想出来Instagram和WhatsApp。如果你谈论社交媒体，只会让人一脸茫然，尽管2005年英国独立电视台ITV买下了《老友重逢》（Friends Reunited）这套节目，让很多人重新找到了老同学。

2005年诞生了YouTube， 一年之后出现了推特（Twitter），两年之后的2007年，苹果公司才推出了iPhone。

现在，即便我们闭门不出，智能手机仍然是我们连接互联网的主要窗口。

宽带网络

15年前，英国大约只有800万个家庭有宽带。他们的台式电脑可以上网，但是速度是每秒10兆，以此速度下载一张专辑需时1分半钟。而英国的另外700万个没有宽带的家庭如果想上网还需要通过电话线，速度之慢就像乌龟在爬行。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享有的各种各样重要得像生命线一样的网上服务，那时候才刚刚起步。

Skype倒是有了，一个立陶宛的创业者在2003年发明的。但在2005年，它仍然不过是一种网络电话而已，可以用来开电话会议。Skype直到2006年才添加了视频电话会议功能。

那时候你如果真想跟对方视频电话，需要高端昂贵的设备。现在我们与朋友和家人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渠道视频对话。

我们还发现了Zoom和Bluejeans等视频平台。上个星期，Zoom这个人们向来只用于办公联系的应用程序，在苹果应用程序店里的销量居然大幅飙升至第二，在排行榜上仅次于抖音。

远程上班

如今96%的英国家庭都安装了宽带，平均的下载速度达到每秒54兆。这让数以百万计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可以在家里远程上班。

中国社交媒体抖音在全世界有5亿用户，其中大部分是青少年

20年前就预测的远程上班现象，如今终于成为现实，而使之成为现实的唯一原因就是我们有足够多的人既有网络又有数码工具高效地完成了工作。

我从自家的阁楼上可以与美国的科技公司老板们面对面采访，也可以跟一群同事们讨论各种新闻。

面对疫情采取的封城措施的确对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要不是有网络和数码工具，破坏将会更加惨重，令人难以想象。

2005年，很多超市的网上购物系统就已经开始运营，不过只占销售额的3%。

而现在网上销售占总销量的两成，最近我们更看到了超市送货车队和司机们在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中多么必不可少。

15年前，还没有云端运算为各家企业快速扩展提供更多便利。那时，网店如果面对像最近这样的突然飙升的顾客需求，肯定会更加难以应对。

教育技术

2005年已经有了很多关于教育技术的讨论，但是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如何改进学校自身的信息技术系统，而不是引进远程学习，因为那时很多孩子还没有电脑，家里也没有宽带上网。

我们现在担心卫生部门得不到所需要的技术，但是设想一下在2005年人们会如何拿处方，如何查证新冠病毒的症状呢？家庭全科医生那时候还没有上网，英国的国民医疗保健系统（NHS）的热线电话也还没有问世，也就是说，要拿处方或检查症状很可能要在电话上等待几个小时。

社交媒体促进舆论自由，但操纵信息危及民主

至于娱乐，2005年平板电视还刚刚开发在市场上推出，高清电视尚在研发当中，而且电视还没有与互联网相连接。也就是说，还没有流媒体服务，学生们在家上体育课不可能，家长们也不可能在家里参加瑜伽课。

他们可能会翻出一盘教授健身课程的磁带塞进录像机里。

肺炎疫情封城隔离期间，为邻居小区服务的应用程序证明了自己存在的宝贵价值，为街道社区组织起来帮助困境中的老弱病残者提供了便利。在我住的这条街上，在许许多多的街上，好心的左邻右舍们把传单递进千家万户，让人们知道有需要时可以找他们帮忙。这样的社区精神并不依赖最新的科技。

最近几年，人们关心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影响，我们得到告诫说，网上的朋友不是真朋友，什么也比不了面对面的交流，整天对着屏幕对身体有害，等等。但是这次疫情危机过后，我们再看这些科技工具时或许会有一种新的欣赏。只要运用得当，所有的科技平台、工具和产品都可有极致的用途，甚至可以拯救生命。

谢选骏指出：在2005年之前一年的2004年，我就连载发表了《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五百篇，总数一百二十多万字。因为在那之前我就认识到了，互联网会是全球社会的唯一出路。

【48、全球化是中产阶级的噩梦】

《美国中产阶级的愤怒：美国梦变成了噩梦》（纽约时间 2022-05-02 时代周刊 胡安杰夫·斯沃普 Jeff Swope）报道：

今年2月得知房东将隔壁那套两居室空置公寓的租金提高了30%以上，达到每月2075美元，他第一次感到愤怒。

42岁的斯沃普是一名教师，他的妻子阿曼达·格林（Amanda Greene）是一名护士。尽管他们的年收入为12.5万美元，但他们无法承受如此大幅的租金上涨——再加上学生贷款、汽车贷款、水电费和其他三口之家不断增加的所有成本。“这种挫败感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斯沃普在他简朴的公寓里说，“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租金飞涨，心里想，好吧，这也太荒谬了。这是在搞什么名堂？”

35岁的珍·杜威-奥斯本（Jen Dewey-Osburn）住在凤凰城郊区，当她计算自己欠了多少学生贷款时，愤怒爆发了：她借了22624美元，还了34225美元，但她现在还欠43304美元。她和她的丈夫知道他们比大多数人都幸运，毕竟他们都有不错的工作，但他们觉得在财务上太吃力了，因此无法想象再添个娃会怎样。“我们在道德、身体和情感上感到疲惫，”她说。“没有正确的选择；好像怎么选都是错。”

26岁的奥马尔·阿卜杜拉（Omar Abdalla）的愤怒在他第12次购房竞价失败后达到了顶峰，他觉得相比他和妻子，他身为第一代美国移民的父母能拥有更多的财务稳定。他们都有很好的大学学位和很有前途的职业，但他们存下的9万美元作为首付，在卖家那里完全没有竞争力。

相比之下，阿卜杜拉的父母拥有两套房子，他岳父母有四套。“他们从房子上赚的钱可能比他们工作赚得更多，”他说。“相比之下，我名下没有一项资产能让我安枕无忧，这就是让我心碎的部分。”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几十年来一直举步维艰，收入增长停滞，物价上涨，而疫情引发的通货膨胀尤其让他们对前途倍感迷茫。疫情之初，他们似乎有了一个赶上来的机会：他们保住了自己的工作；由于企业难以找到工人，他们的工资开始以更快的速度上涨；他们存钱的速度也比之前几十年更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的数据显示，大约三分之一的中等收入美国人认为，在疫情爆发一年后，他们的财务状况有所改善，因为他们被隔离在家里，同时受益于政府发放的救济金、儿童税收抵免和暂停联邦学生贷款还款。

但18个月后，他们越来越怀疑，任何财务安全感都只是一种幻觉。他们的银行存款可能更多，但在美国，成为中产阶级不仅仅关乎你赚多少钱；而是你能用那笔钱买什么。有些人以一个家庭是否在地下室有第二个冰箱或在院子里有一棵树来衡量，但布鲁金斯学会的中产阶级未来计划主任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Reeves）说，真正重要的是人们是否觉得他们可以轻松负担“三H”：住房（housing）、医疗保健（health care）和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仅去年一年，房价就飙升了20%，所有商品的价格上涨了8.5%。与去年相比，今年美国家庭在消费价格指数（CPI）所追踪的基本商品和服务上的花费增加了3500美元。相比之下，经通胀因素调整后的平均时薪下降了2.7%。这种压力让许多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人难以负担得起“三H”，尤其是住房。根据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调查，今年3月，美国消费者信心降至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更多的家庭表示，他们预计自己的财务状况将恶化，这比1980年5月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多。

“我们的座右铭是：努力工作，付出应有的代价，你会得到回报。但你的目标总是越来越难以够到，”36岁的丹尼尔·巴雷拉（Daniel Barela）说，他是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一名空乘人员，他非常清楚他的父亲在他这个年龄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四个孩子。巴雷拉和他的伴侣去年共赚了大约6.9万美元，他觉得自己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缺钱。他在经济大衰退期间失业，2008年一家大型信用卡公司将他的贷款利率上调至29.99%后，他不得不申请破产。

他说：“无论我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无论我做了多少工作，似乎都买不起自己的房子。”

像巴雷拉这个年龄段的人构成了今天的大部分中产阶级，但是，即使他们赚得比他们的父母更多，即使他们有大学学位和一份光鲜的工作，即使他们有地方住，有iPhone，有平板电视，但许多人现在感觉到，尽管一路循规蹈矩，但他们在财务上极其脆弱。家庭年入超过12万的斯沃普说：“我们的收入理应使我们成为中上阶层，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你是中产阶级，按道理你有钱做些好玩的事情，而我们不行。”

一代不如一代

《时代》杂志采访了全国数十位收入处于美国收入中60%的人，这就是布鲁金斯学会定义的中产阶级。对于一个三口之家来说，这意味着年家庭收入在42500美元到166900美元之间。以下是我们听到的：

“美国梦绝对是一场噩梦，我现在不想再陷入这场噩梦中。”

“这真是令人挫败极了。我失去了希望。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但我们的负担太重了。”

“我赚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但我还是买不起房子。”

“我已经在这里扎了根。我不想被迫离开。”

许多人提到了对父母或年长同事的不满，因为对方不理解为什么年轻一代没有像他们那样买一幢郊区别墅或还清大学债务。“婴儿潮一代能做最低工资工作的同时，还能开开心心地生活——去国家公园玩儿啦，生儿育女买房子啦，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朱莉·安·尼奇（Julie Ann Nitsch）说。她是奥斯汀的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她的房东决定要在5月份将她出租的房子挂牌出售，之后她就不能再在她服务的县居住了。

他们说得有道理。随着房地产价格涨幅超过通胀水平，拥有住房的愿望一代比一代难以实现。根据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的数据，1980年，35岁至44岁的人群中有超过70%拥有住房，但到2018年，这个年龄段的人买房的比例不到60%。截至2019年底，自有住房总价值飙升至29.3万亿美元，这造成了一种分化，让拥有住房的年长美国人富裕起来，却将无力进入市场的年轻一代拒之门外。

千禧一代和更年轻的一代在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成年，进入工资增长缓慢的就业市场，然后在疫情开始时经受了又一轮衰退。在此期间，成本持续上涨。家庭收入中位数自2001年以来仅增长了9%，但大学学费和其他费用同期增长了64%，自付医疗费用翻了近一番。在所有80年代出生的孩子中，只有一半长大后收入超过父母，而在40年代出生的孩子中，这一比例超过90%。彭博社的数据显示，与婴儿潮一代在40岁时相比，千禧一代和X世代的净资产更低，债务更多。

他们的担忧关系到更大的美国经济。正如乔·拜登在2019年所说，“当中产阶级处境不错时，每个人都会非常非常好。富人会特别好，穷人也能看到一些光明，一个机会。他们的想法是，‘也许我也能找到一条向上的出路。’”阿曼达·格林和杰夫·斯沃普在佐治亚州坎顿的公寓外。

在失业率处于历史低点的情况下，如果中产阶级感到自己被几十年来最强大的经济体排除在外，这是一个严重的迹象，表明社会不和谐即将到来。现在，没有大衰退，没有科技泡沫，也没有复杂的房地产投资产品崩盘来解释为什么房市如此紧张。从表面上看，美国经济看起来欣欣向荣。但就像斯沃普所说的温水煮青蛙一样，许多中等收入人群意识到他们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不是凭空冒出来的火山，”布鲁金斯学会的里夫斯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中的这些长期变化，比如工资增长缓慢和向下流动。经济构造压力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充分建立，而现在火山正在喷发。”

三座大山，以住房最严重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三H的成本都在飙升，但引发当前诸多不满的是住房成本——通常这是所有家庭最大和最关键的支出。几十年来，除了2007年至2009年的一次下跌，房价一直稳步攀升，但在过去的一年里，房价增长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很少有地方能幸免；超过80%的美国都市区房价上涨了至少10%。在斯沃普和格林居住的亚特兰大都市区，房价中值为40万美元，较去年上涨了7.5%。（他们认为自己能负担得起一套30万美元的房子。）

推动房价上涨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经济大衰退后建筑业滞后、短期租赁房屋的增加、机构投资者购置独栋房屋的投机行为、建筑材料短缺，以及劳动力和供应链问题。家庭想要花掉自己存下来的钱，婴儿潮一代在疫情期间想要留在家里，千禧一代急于成家，这些需求不断增长，加剧了这些问题。

最近的购房热潮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但在许多地方，租房者的处境比买房者更糟糕。2021年，一些州的房租上涨了近30%，预计今年还会进一步上涨。37岁的大卫·罗宾逊（David -Robinson）在凤凰城出生长大，现在与女友和三个孩子住在马里维尔（Maryvale）一套简陋的三居室公寓里，他认为那里算是城中较为低档的地区。去年9月，在“某家位于华盛顿州的物业管理公司”买下了他们所住的这栋楼后，房租从每月1200一下跳涨到2200，他说，他现在的房租约占他作为一名公用事业测量师收入的50%。

他说：“现在买了衣服、食物，支付了水电等其他账单之后，我们基本上就没有任何存款了，一家人根本没有钱进行任何娱乐活动。”他希望他们的车能撑得更久一点，更别说他们的健康了。

杰夫·斯沃普的妻子阿曼达·格林（Amanda Greene）知道这种感觉。在她的吉普切诺基意外报废后，她将车子降格为丰田卡罗拉（Toyota Corolla），为此还要贷1.9万美元。在她嫁给杰夫并加入他的健康计划之前，她和她7岁的女儿通过雇主获得的医保每月要自付1400美元。格林患有慢性病，需要定期进行大量检查，因此她选择只买自己的保险，女儿看病完全自费。她说，目前她还有数千美元医疗费要还，因为她的保险不负责报销。

在过去20年里，医疗费用的上涨速度通常快于通货膨胀，这主要是由于医疗费用上涨以及人口老龄化。1980年，经通胀因素调整后，全国人均保健支出为2968美元；到2020年，这个数字增加了4倍。大流行加剧了挑战，因为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和因此获得的医保。根据Commonwealth基金进行的一项调查，在疫情期间感染新冠或失去收入的成年人中，有一半以上也在为医疗账单而挣扎。

随着大学教育成本增长、联邦政府对公立大学的资助暴跌，第三个H，也就是高等教育也越来越昂贵。随着学费上涨，越来越多的学生申请贷款。2020年，平均学生贷款债务为36635美元，经通胀因素调整后大约是1990年的两倍。许多家庭几十年来需要为还学生贷款而挣扎。格林当年是在一所私立大学获得了护理学位，她以为这能让自己在职场拥有更好的机会。现在，她背着9.9万美元的贷款，而她的两个没有上大学的姐妹则没有债务。

总的来说，三H在斯沃普和格林的实得工资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加上食品和水电之类开销，他们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没有足够的钱开房租支票。他们已经够省的了：他们不下馆子，不买名牌货。虽然他们都是全职工作，但斯沃普正在考虑找份兼职工作。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糟糕的会计核算掩盖了中产阶级的危险状态。前克林顿政府货币审计长尤金·路德维希（Eugene Ludwig）表示，CPI扭曲了中低收入美国人的真实经济状况，因为它还计入了游艇、第二套住房和酒店房间等可自由支配项目的成本。根据他的计算，家庭最低需求成本从2001年到2020年上升了64%，比通胀率快1.4%。今年3月，路德维希共享经济繁荣研究所（Ludwig Institute for Shared Economic Prosperity）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房价实际上涨了149% （CPI计算为54%），医疗成本上涨了157% （CPI计算为90%）。

路德维希研究所执行主任斯蒂芬妮·艾伦（Stephanie Allen）表示：“我们发现，2001年的人们还有一点点可自由支配支出，但相比之下，到2019年，许多家庭，尤其是多子女家庭，都完全没有可自由支配支出。”（她说，疫情使得追踪这些数据过于不可靠，无法估计自那以后的可自由支配支出。）

老一辈人理解不了中年人的苦

三四十岁的人感到的压力和愤怒正蔓延到他们与父辈的关系中。如今，在美国，一个收入中等的家庭需要支付六倍的收入才能买到中等价格的房子。在1980年，只要两倍的收入就能买到。但许多婴儿潮一代似乎对他们孩子的困境不太能感同身受。

杰夫·斯沃普的父亲当年靠一名社工的薪水养活了一家三口，并在佐治亚州的桑迪·斯普林斯（Sandy Springs）买了一栋大约5万美元的房子，他的母亲去年以25.5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它，而那个买家今年3月再加价三成卖出。

对照来看，斯沃普2003年大学毕业，获得市场营销学位，找到了一份销售黄页广告的工作。当这个行业随着在线搜索引擎的普及而消失时，他一边做服务员，一边获得了教育学学位。2008年，他在经济大衰退期间毕业，没有固定工作，他只能做家教来养活自己。

直到2013年，他才得到一份公立学校入门级教师的工作。即使是现在，他5.5万美元的收入也不足以支撑三口之家。他和妻子格林申请了一笔抵押贷款的预批准，但一直没有收到回音。他觉得被困住了。“老一辈人看不起你，因为他们就是不理解，他们觉得除非你有房子，否则你就不是一个成年人，”他说。

有些人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是，结构性变化的涟漪效应在他们年轻时才刚刚开始。例如，工会数十年来的衰落使得工人们更难通过谈判获得更好的工资和福利。斯沃普没有加入教师工会，因为佐治亚州不允许公共教育工作者进行集体谈判，这也是该州2020-2021学年公立学校教师的平均工资比1999-2000学年（经通货膨胀调整）低5%的原因之一。在有着强大教师工会的马萨诸塞州，同期公立学校教师的平均工资增长了19%。

在全国范围内，能提供医疗保险和其他福利的工作越来越难找。现在的零工工人比十年前至少多了600万。甚至像谷歌和Meta这样收入丰厚的公司也会将清洁、食品服务和一些技术工作外包出去，将许多在办公室工作的人排除在全职工作之外。小丹尼尔·巴雷拉与父亲。

与此同时，自动化和技术的崛起势头不减，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雇主希望聘用受过大学教育的员工。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2015年，约三分之二的生产主管职位需要大学学位，而在已经就业的生产主管中，只有16%拥有大学学位。

空乘人员小丹尼尔·巴雷拉的父亲老巴雷拉不明白他的孩子们为什么过得不好。1984年，当他第一次搬到阿尔伯克基时，他做门房的时薪为5.4美元。他没有大学学位，但他在自己的公司努力工作，买下了房子。他和妻子现在在新墨西哥州拥有九处房产。

他说：“我这一代人——我们不会说一周工作40个小时后就躺平休息。如果你想要成功，40个小时只是起点，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这一代人，他们工作40个小时就累坏了。”

老巴雷拉有养老金，这是他这个职位的人今天得不到的。他承认现在的房价比他当年置业时要贵。但对于开出12到15美元的时薪找不到人来帮他修理出租屋，他也感到纳闷。“不只是我的孩子。我在其他孩子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就是不想工作，”他说。

这让他的儿子非常沮丧。他在航空业工作了很长时间，但仍然没有资格拥有自己的房子。他说，每当他加薪时，医保费和其他费用也会跟着上涨。这并不是他的托辞。根据路德维希研究所的数据，在阿尔伯克基，教师和救护车司机的年收入达到7.7万美元，比美国收入中位数的6.7万美元高了整一万，但他们每年仍需要背负6000美元的债务才能满足最低的适足需求。

中产阶级的崩溃

许多接受本文采访的人把不满指向了巨富阶层，这些人通过投资积累财富，当他们从投资中获取财富时，税率要比工资低得多。长期以来，中产阶级的普遍不满和萎缩一直与政治不稳定联系在一起。在经济严重不平等的时代，富人压迫穷人或穷人试图夺取富人的财富，这将导致暴力和革命。但范德比尔特大学法学教授甘内什·西塔拉曼（Ganesh Sitaraman）表示，中产阶级的存在帮助美国避免了这场冲突。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今天对美国宪政的最大威胁是中产阶级的崩溃。”

长期以来，拜登总统一直把自己塑造成中间派的捍卫者，然而，他正在失去他们的支持；在NBC 3月份的民意调查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支持他对经济的处理，自1月份以来下降了5个百分点。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二战后的几年是一个反常的时期——一段生产率空前增长和繁荣的时期，这种繁荣永远不会被复制。数以百万计的人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上了大学，工资大幅上涨，家庭得以购买房屋、汽车和电视。

这意味着，将中产阶级工人与其父母进行比较可能不是衡量他们经济状况最有效的方法。如果他们的童年是在非凡的经济增长时期度过的，那么像斯沃普和巴雷拉这样的人今天感到落后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在之前几代，许多美国人，包括有色人种和女性，无法进入工作岗位和拥有住房。里夫斯说：“美国中产阶级以前能做得这么好，部分原因是他们把人们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而且他们有强大的工会，能给他们带来比市场能给他们的更高的工资。”

适应新的世界并不容易。里夫斯提醒人们，不要拿自己与父母那一代人相比，而是要与没有大衰退和大流行衰退期间的政策行动相比。如果政府没有在疫情期间暂停学生贷款支付，并发放刺激支票和儿童税收抵免，会怎么样？

不久前，在杰夫·斯沃普发现他的公寓小区涨价后，他在Facebook上一个名为“没人想工作”的群里发了一篇帖子，讽刺那些抱怨找不到工人、却只愿意为烂工作支持底薪的企业。

“一名护士和一名教师，家庭收入为12.5万美元，无法靠积蓄获得成功。太糟糕了，”他写道。一些评论者指责他不善理财。他们无法同情一个收入六位数却仍在挣扎的人。

但是成百上千的评论者中有更多的人有不同的感受——他们完全懂斯沃普的感受。“我男朋友和我在一家钢铁厂工作，隶属于工会，处境差不多，”一个人写道。另一位同样是护士的女性写道，她和她的工程师丈夫也过着月光族的生活。在评论中，他们的愤怒无法抑制。另一条评论说：“你们做着两份最重要的工作，却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这太荒谬了。我讨厌这个国家。”

原标题：《深度 I “美国梦变成了噩梦” 美国中产阶级的愤怒》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知“美国中产阶级的愤怒——美国梦变成了噩梦”，却不知这个转变是由全球化过程带来！美国中产阶级的噩梦是因为全球化造成了全球财富的重新分布——发达国家的工作机会流向落后国家，发达国家的公司巨头虽然获得了巨额回报，但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却因此而破产了……结果就是发达国家的社会两极分化，及其造成的“右翼崛起”和社会动荡。美国梦变成了噩梦，也因此搅乱了中国梦。

【49、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城市不是北京】

《帝国大厦“消失”！纽约沦为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城市》（财联社2023-06-07）报道：

曼哈顿全天都被灰蒙蒙的雾霾所笼罩、帝国大厦和自由女神像在视线中"消失"——对于许多纽约市民而言，本周二（6月6日）无疑是他们感到非常不适的一天。随着加拿大全国范围内野火产生的烟雾向南飘散，多个美国城市本周拉响了空气质量警报，而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纽约无疑成为了"重灾区"。

截至6月初，已有超过810万英亩的加拿大土地被野火烧毁。而随着灾情不断持续，加拿大野火产生的烟尘在过去一周也大范围地吞噬了美国东北部和中大西洋地区，引起了当地媒体和民众对持续性空气质量不良所蕴藏的潜在危害的关注。

"雾锁"纽约

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的数百万居民周二都收到了空气质量警报。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已要求这些地区的民众限制户外活动。

其中，纽约市周二的空气质量指数（AQI）超过了150，这一污染水平对老人、幼儿和有呼吸道疾病的人等敏感人群来说，处于"不健康"的程度。当天纽约市空气中的PM2.5浓度是世界卫生组织设定标准的10倍以上。

根据瑞士的空气净化信息科技公司网站"IQair"的数据，截止当地时间本周二（6月6日），纽约已成为了当天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超过了卡塔尔多哈和印度新德里等高污染城市的水平。

虽然烟雾笼罩在加利福尼亚等美国西部各州已经成为一种颇为常见的现象，但在纽约这个美国人口最多的东部大都市周围——甚至在地铁隧道里，都弥漫着灰蒙蒙的空气和烧焦的气味，依然是极不寻常的。

曼哈顿区长MarkLevine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从他的办公室拍摄的烟雾弥漫的天际线照片，并指出烟雾几乎完全遮蔽了帝国大厦。他写道，"由于加拿大野火产生的烟雾，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

Levine在接受采访时称，他注意到周二有更多的人戴上了口罩，烟雾的浓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令人很不舒服。他表示，"对于一个经历过新冠疫情的城市来说，我们显然会感到有点哀伤，因为这让人回忆起了呼吸本身就可能是一种风险的痛苦时期。"

一位纽约居民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则感慨称，"自从双子塔倒塌以来，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烟，"他指的是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

美国肺科专家芭芭拉·曼恩指出，笼罩着纽约市的烟雾可能会导致人们胸闷、流眼泪或呼吸短促，他建议人们限制户外运动。

加拿大"野火烧不尽"

在过去几周，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加拿大各地都经历着野火肆虐的威胁。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部长乔纳森·威尔金森（JonathanWilkinson）表示，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野火季节可能是该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

他在周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已经带来毁灭性破坏的野火季可能会变得更糟。"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兼职教授、加拿大林业局科研专家PiyushJain表示，来自加拿大的数据表明，一半的森林火灾是由人类引起的，通常是偶然的，而另一半则是由雷击引燃，最关键的因素是气候过于干燥。

根据加拿大官方气象数据机构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局的数据，上个月是加拿大西部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五月之一。到目前为止，艾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约有550万英亩的森林被烧毁，并导致一些能源公司暂时减产。

Jain指出，对自1979年以来数据的回溯表明，全球范围内的极端火灾事件一直在增加。他表示，"加拿大今年这个火灾季节的不寻常之处在于，过往该国通常要么是西部发生火情，要么是东部发生火情，或者是有一个地区火情特别具有挑战性。但现在，加拿大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灾情。"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该国西部的艾伯塔省、东部的魁北克省和新斯科舍省这三个省已发出了联邦援助请求，以帮助进行消防和其他应对工作。该国已经部署了数百名军人来应对火灾。

特鲁多表示，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他还表示，已有数百名消防员从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南非和美国等地赶赴加拿大救灾。

一条小路发表评论于2023-06-0814:44:07

習病毒不僅禍害中國還要禍害美國，習病毒勢不可擋。

湾区范儿发表评论于2023-06-0809:50:50

美国空气污染水深火热。中国人千万不要来旅游留学移民打工。留在中国最有前途最安全。

xyz18发表评论于2023-06-0808:46:51

小土豆赔钱

true?发表评论于2023-06-0807:13:55

这样也好，至少大家就不抱怨大麻的味道了。

GP2X发表评论于2023-06-0806:39:00

终于等到雾霾美国也有了

小毛er发表评论于2023-06-0805:33:10

这样一搞今年的夏天全世界都会更热。中国也会受到影响。炎热的夏天不可避免了。

zhongguoren8发表评论于2023-06-0804:24:40

幸好不在加州。加拿大ZF效率低，还没灭火？

佛州的阳光发表评论于2023-06-0804:23:46

检测到美国负面言论，发动魔法卡，你月薪三千[OK]检测到美国负面评论，触发陷阱卡，你不会独立思考[doge]检测到美国负面评论，触发防御卡，《这是真正的法治社会》[保卫萝卜_白眼]

中国沙尘更差

henry008发表评论于2023-06-0802:01:14

spyairpollution.

exds发表评论于2023-06-0800:20:12

蒙古沙尘暴跨越天朝吹到朝鲜半岛，南棒群情激愤，痛斥天朝～～

1passby发表评论于2023-06-0800:17:51

美国应该向加拿大收碳税！

掐拿烫侨领发表评论于2023-06-0721:35:31

我們海外大外宣看到這條消息，興奮雀躍，樂不可支

心无所住发表评论于2023-06-0721:17:00

BBC可以不使用阴间滤镜了

弟兄发表评论于2023-06-0720:58:40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海鷗发表评论于2023-06-0720:55:00

還好這次沒有要中國被鍋

谢选骏指出：现在是六月，所以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城市不是北京，如果是在冬天烧煤取暖的时候，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首都，必是北京无疑。在北京生活的时候，每年冬天都被熏得够呛——这种生态环境对决策者们肯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就像伦敦雾霾窒息了马克思，迫使了他写下了精神错乱的《资本论》。否则定都北京的“中国政府”怎么没有一个好样的？所以辽金元明清北洋共产党没有一点“中国风”，只有蒙古疯。这就是地缘政治！

【50、二十一世纪全球民族大迁徙】

《今年已有高达60万非法移民成功入境，美国扛不住了！》（凤凰网  2023-11-04）报道：

规模最大的一次大篷车运动来了！

美国南部岌岌可危的现状正在经受最严峻的一次考验，这次还扛得住吗？

目前，多达 5000 名移民正从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出发，希望到达北部与美国接壤的边境地区。

此前，来自中美洲、委内瑞拉、古巴和海地的移民对墨西哥政府在恰帕斯州塔帕丘拉镇（靠近危地马拉边境）的主要移民处理中心处理难民或出境签证申请的漫长等待时间感到沮丧，因此于周一发起了这次向美国的徒步旅行。

墨西哥国家移民局的任务是批准或拒绝这些申请，但该局收到的申请却非常多。移民通常要等待数周或数月才能获得合法身份，这使他们能够在该国工作和自由行动。

此次向美国出发的规模，是自2022 年 6 月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当时有 6000 人从塔帕丘拉出发，其中许多人来自委内瑞拉。

周一，在警察的护送下，密密麻麻的人群顶着烈日在公路上行进。

据大篷车组织者之一、墨西哥裔美国人活动家伊里尼奥-穆希卡（Irineo Mújica）称，大篷车行进了近 9 英里，到达阿尔瓦罗-奥布莱贡（Alvaro Obregón）市，并在那里扎营过夜。

据 Univision 报道，周二早上 5 点，他们又重新上路，计划再前进 15 英里。

委内瑞拉国民丹尼尔-冈萨雷斯（Daniel González）说，他已经在路上走了三个月，由于国内经济形势严峻，前方多难，也不打算返回。

奥斯卡-古铁雷斯（Oscar Gutiérrez）也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他希望乔-拜登总统的政府能够允许他们重新定居。

他说："在委内瑞拉，情况非常艰难，我们拿的钱根本不够生活，这就是我们要去美国的原因。我们要继续走下去。在塔帕丘拉，没有人帮助我们。"

洪都拉斯人莱昂内尔-奥尔韦拉斯（Leonel Olveras）说："这里不给我们发证件。他们要我们等上几个月。时间太长了。"

伊里尼奥-穆希卡（Irineo Mújica）过去一直站在大规模移民的最前沿，他呼吁发放过境签证，允许移民在前往美国边境的途中穿越墨西哥。

最近的大篷车正值拜登总统面临巨大压力，要求关闭美国西南边境的无证移民入境通道之际。

仅仅9 月份，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在南部边境地区记录了 269,735 次拦截行动，这是自 2022 年 12 月以来最多的一次，当时记录了 252,315 次拦截行动。

海关边境保护局在 2023 财年（2022 年 10 月至 2022 年 9 月）报告的拦截次数为247万（ 2,475,669） 次，超过了上一财年的 2378944 次。

除此以外，拜登的国土安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Alejandro Mayorkas）透露今年已有 60万名非法移民躲过追捕进入美国。

此外，马约尔卡斯没有现成的资料说明非法越过南部边境的 169 名恐怖监视名单上的成员是被监禁还是被驱逐出境。

他补充说："几十年来，逃逸现象一直是国土安全部面临的挑战。事实上，这是移民系统崩溃的一个有力例证。"

根据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提供的数据，在今年 9 月结束的 2023 财年中，被发现和逮捕的移民人数接近 250 万，而最新数据是在此基础上增加的。

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周二举行听证会，梅奥卡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国家反恐中心主任克里斯蒂娜-阿比扎伊德（Christine Abizaid）就美国当前面临的威胁进行了讨论。

共和党人特别关注的一个威胁是拜登上任以来非法越过南部边境的移民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虽然被逮捕的人数大幅增加，但逃避逮捕、事后才被摄像头等其他形式的检测报告的人数也在增加。

堪萨斯州共和党人马歇尔参议员在刚刚的听证会上询问："我们来谈谈 2023 财年在入境口岸遇到的 169 名恐怖监视名单上的人员。有多少人被驱逐出境，有多少人被监禁，有多少人还在国内？"

但马约卡斯则表示，他将查看恐怖分子筛查数据集。

数据显示，自拜登上任以来，有 170 万名逃犯被查出躲过了逮捕。

网民嚎叫：

scbean 发表评论于 2023-11-04 08:36:39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3-11-04 07:49:39美国不修改移民法律，永远也不可能阻止非法移民到美国。不需要建墙，也不需要费尽力气的抓捕，只要修改法律，永久禁止非法移民和子女亲属成为绿卡和公民的可能性，禁止非法移民在美国出生者自动成为美国公民，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非法移民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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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奈奈的，你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入了美国籍。

自己入了籍就希望改政策哈。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3-11-04 08:03:21

了不起，一起来吃资本主义大锅饭

Joyyu 发表评论于 2023-11-04 07:54:21

早晚被非法移民拖垮

biglow 发表评论于 2023-11-04 07:50:06

真的吗？少写了个零？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3-11-04 07:49:39

美国不修改移民法律，永远也不可能阻止非法移民到美国。不需要建墙，也不需要费尽力气的抓捕，只要修改法律，永久禁止非法移民和子女亲属成为绿卡和公民的可能性，禁止非法移民在美国出生者自动成为美国公民，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非法移民来美国。

非法移民到美国不能入籍，他就只能赚点钱回去，老了不可能获得任何福利，他还在这里干什么？

罗马军团 发表评论于 2023-11-04 07:45:54

美国本来就是移民国家，哪年不是百万移民。

体制内 发表评论于 2023-11-04 07:44:34

可以遣返五毛长贱八戒Leah Lee作为交换

randomspot 发表评论于 2023-11-04 07:38:39

大篷车组织者是美籍墨西哥人。 自己人帮自己人；华人也不错：有人在小红书上指导来自中国的移民徒步走过garien gap.美国需要几千万无证移民。 期待更多的先来的华人可以/应该在合法的范围内帮助更多的来自中国的无证移民。

southkeys 发表评论于 2023-11-04 07:35:27

才60万，对于4亿人口，算个啥

scbean 发表评论于 2023-11-04 07:23:10

等到哪一天非法移民也浩浩荡荡用脚投票拼命涌入中国，墙国就真撅起啦！

闲聊几句 发表评论于 2023-11-04 07:21:00

都来吧！为美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大熔炉可以熔任何人。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非法移民”不是美国一家的问题，而是所有文明国家的困境——这已揭开了“二十一世纪全球民族大迁徙“的序幕。至于中国大陆，现在仍是作为野蛮国家向文明国家输出非法移民的一方，依然相当于历史上的匈奴人和日耳曼人。

【51、全球社会不能没有全球政府】

《全球化在转身，未来高通膨恐常态化》（上报 吴芳铭 2023年04月23日）报道：

全球政经风貌已经变得和过去不一样，未来较高的通膨水准可能成为常态，要有挥别低成本时代不再享有高经济成长、亷价、低利率的舒适圈心理准备。

美国三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报告均超预期回落，CPI连续九个月成长减缓；零售销售额连降两月，降幅也大于市场预期，经济正在降温，消费者以减少消费面对高利率时期及长达一年的高通膨。此外，市场徵才职位数量减少，裁员人数上升，也迫使美国家庭持谨慎消费态度削减支出。

暴力升息使得通膨从高点9.1％近腰斩滑落至5％，通膨虽已降温但仍深具顽抗的黏性，这从今年以来的核心CPI一直维持在约5.5%，而三月核心CPI同期成长不降反略升，证明了这一点；且新近密西根大学发佈的一年通膨预期从3.6%飙升至4.6%，创自2021年来最大升幅，这也再次说明瞭通膨具“易上难下”的特性；况且，前期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工资—通膨螺旋”，亦形成对通膨黏性的支持，这些都显示遏制通膨仍是需要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这波的通膨来自供给端，因而带有滞涨的特性，常导致通膨性黏性的增强与易上难下，还会造成基于传统通膨与失业相互边际替代的菲利普斯曲线，也将有失效的危机。为此，联准会在3月会议纪要中指称经济衰退将于今年到来。

随著新冠疫情解封、供应瓶颈缓解、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通膨逐渐消退，但未来的通膨水准在变动的全球政经情势下存在著易高难低的风险，未来的发展高于过去30年历史水准的机率提高。

首先，全球化在转身，逆全球化的趋势是进行式，犹如台积电创办人张忠模日前说“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几乎已死，而且不太可能再回复”，复加中美贸易战、俄乌战争、新近中东危机、OPEC+及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欧洲战略自主等，全球化经济时代面临地缘政治的战略和国家利益干扰甚钜。

在突然爆发的疫情衝击及不断发生的地缘政治风险，均影响甚至渗透及改变供应链与贸易行为，国际企业已著手进行全球供应链的市场区域在地化、友岸外包或近岸外包等重新佈局，这些因应新变局的策略行动，与承平时期的全球化带来的资源最优配置利益并不相符，且在短期内还看不到逆转的机会，“全球化自由贸易红利”的缩减将增加成本，最终也将反映在消费终端的售价上。

其次，目前全球正夯的ESG及SDGs等绿色转型朝向淨零排放目标的永续发展要求，将增加各项不以增加地球负担而转嫁为落实永续发展投入成本的增加；第三，各国服务业佔比的成长，以及全球人口少子化与高龄化难以逆转的趋势，也是垫高通膨的主要推手，尤其劳动人口减少使得劳动力拥有更大的议价能力，颠覆过去卅年的劳动供给秩序，当劳动力严重不足及服务业又成长，薪资持续上涨将助攻通膨发展。

推动世界前进的动力悄然改变中，全球政经风貌已经变得和过去不一样，未来较高的通膨水准可能成为常态，要有挥别低成本时代不再享有高经济成长、亷价、低利率的舒适圈心理准备，而面对地缘政治随时站上C位抢佔眼球，不再是黑天鹅或灰犀牛，将更频繁来拜访，“不确定性”恐成为“经常性”梦魇实境的常态。

全球政经局势模式切换中，我们面对新变局也要重新修设程式再开机。※作者为自由撰稿者

网民嚎叫：

长剑倚天 发表评论于 2023-04-24 21:04:09

美国的全球化已经终结。但中国的全球化可才刚刚开始呢！

吃素的狼 发表评论于 2023-04-24 19:30:56

呵呵，全球化不可持续，必然崩溃。经济区域化价值观化必然大行其道。现在是转化的过渡过程，会有一些在全球化养成的痼疾叫躺赢的人们无所适应。一旦转化完成，世界将分成新轴心国团伙和民主自由大同盟对抗。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世界自由民主大同盟将迎来新一波以AI，量子科技，增益核聚变常温超导能源为主导的产业大革命，N年之后，民主自由富裕的人们将用望眼镜俯视可怜的轴心国穷逼们。

谢选骏指出：众人不知，全球社会不能没有全球政府！靠着主权国家治理全球社会，无异于提油救火、饮鸩止渴！因为一个全球社会，怎能没有一个全球政府呢？

【52、全球统一的文化战已经开始】

《让哈佛校长“出局”的一个词》（A.O. SCOTT 2024年1月4日）报道：

2023年12月，克劳丁·盖伊在哈佛园的一场光明节仪式上。 

如今回头看，克劳丁·盖伊的命运是由一个词决定的。（她在周二辞去了哈佛校长一职，任职仅六个月。）不是“抄袭”或“种族灭绝”——这两个狰狞可怕的词最常出现在有关她的公开讨论中——而是一个谨慎、中性的用语，它让听者愤怒不已，恰恰是因为它的谨慎和中性：她的本意是避免使用煽动性的措辞，结果起到了相反的效果。这个词就是：语境。

在12月初她与另外两位大学校长——三人中只有麻省理工的萨丽·科恩布拉特目前还在任上——一同参加的国会听证会上，爱丽丝·斯蒂芬尼克众议员（纽约州共和党人；哈佛06届）问她，“呼吁灭绝犹太人”是否违反了“哈佛有关霸凌和骚扰的规章”。盖伊回答说可能违反，但“这要看语境”，斯蒂芬尼克重新组织了提问的措辞后，她仍然是这样回答。盖伊后来就这一言论道歉，但这段对话已经进入传媒血液循环中，让她和其他出席作证的人一夜之间成了米姆，代表了精英学院领导层的麻木与无知。

现在盖伊已经出局（宾夕法尼亚大学的M·伊丽莎白·马吉尔在听证会后没多久就辞职了），有足够多可供我们热议的语境。直到去年7月以前，她的职业生涯一直平步青云，从教工到行政，最终登上美国高等教育的巅峰，如今却成了坊间的一个谈资，这场文化战争的一项罗夏墨渍测验。

一些人认为当今大学已经被左翼意识形态的暴政统治，受到多元化行动的残害，对这些人来说，盖伊很快就成了体制失能的象征。而为她辩护的人则认为她更像是成了替罪羊，在保守派对知识建制阶层发起的一场漫长的讨伐中，可谓是被斩落马下的最显赫人物。无论是斯蒂芬尼克，还是推动了学术不端指控的传播，最终促成盖伊去职的右翼活动人士克里斯托弗·鲁佛，可能都会同意这一论断。“我做事一定要拿出成果，”斯蒂芬尼克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说，她承诺会继续“揭露”美国顶尖大学的“腐朽”。

围绕此事值得注意的语境，不只是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以及美国的大选年政治。学术界似乎陷入了一场多维度的危机，远远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范畴，也不仅限于哈佛这一间学校。高等教育深受不透明的录取政策的困扰；天价学费；行政机构臃肿；学分通胀；直升机父母；取消文化。还有很多很多。有心的学者可能会把这些现象与哈佛园近来的一些事件联系起来。锐意进取的作家可以把整件事写进一部令人怒发冲冠的校园小说里，堪与保罗·比蒂或玛丽·麦卡锡媲美。

不过，目前我们暂时只能将就着看看盖伊的辞职信——这封信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了学生、教工、校友以及其他许多人，其标题是“个人发布”——以及哈佛校董委员会（行事隐秘的哈佛理事机构）就她的去职发布的通讯。

两篇文章都只有600词出头，其中大部分是经过反复揣摩却过目即忘的语言，它们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恰恰是如何煞费苦心地避免提及语境。文中没有提到国会或加沙，或任何其它有助于解释发生了什么事的东西。“我们处在一个艰难而纷扰的时代，”校董委员会的信中说，“前方还有难以逾越的挑战在等着我们。”文章很大程度上没有谈论困难的性质，这与整体上的抽象承诺是保持一致的，仿佛平淡、宽泛的语言可以将困境化解。只有当委员会提到，作为哈佛首位黑人校长的盖伊要面对“令人反感的、有时甚至是种族主义的刻薄言论”时，才有了些直抒胸臆的味道，传达出当下现实的愤怒。

除此之外，两封信中唯一的具体指涉——基本上也是唯一出现的专有名词——是哈佛。盖伊的信一上来重申了她“对哈佛的热爱”，而委员会表达了哈佛对自身的无限骄傲。对于一个陷入公关灾难的机构来说，这样做可能不奇怪；学校对落难校长的尽心维护——称她是“一位领袖，一位学者，一位导师，给许多人带去鼓舞”——也符合当下情境和这种文体的要求。

令人困惑的是，要求本科新生必须掌握说明文写作的哈佛，不知道该如何组织语言来为自己辩解。委员会所做的不是道歉或解释，而是举起手来祈祷：“我们的社区向来能在变革与风雨中站起来，愿它能够团结一心，找到应对挑战的新方法，坚定哈佛对知识生产、真理探究的承诺，用学识与教育为世界的进步做贡献。”

迷雾从一开始就聚拢了起来。一个有近400年历史的实体，从面向年轻男性新教徒的神学院起家，发展成为坐拥500亿美元捐款的全球教育品牌，还能堂而皇之地自称是一个社区吗？然后这个句子就被一堆叽里呱啦的辞藻和支离破碎的概念吞没了。很难看明白哈佛到底有多少坚持，到底坚持些什么，还有什么新方法来坚定那些承诺。

盖伊的信表达的则是个人的痛苦，而不是机构的尴尬，这使它成为一份更有说服力的文件。我们很难不被她对哈佛的忠诚所感动，部分原因是她没有诉诸于一个空想出来的跨历史社区，而是把自己的信念具体地寄托在“哈佛人”身上。但是，这些人如何实现“更美好未来的可能性和承诺”——也就是校董委员会的管理人士行话所谓的“使命”——就无从得知了。

“过去的几周，”盖伊写道，“有助于明确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以建立这样的未来——与各种形式的偏见和仇恨做斗争，创造一个我们尊重彼此尊严、以同情心对待彼此的学习环境，并确认我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进行开放式探究和自由表达的持久承诺。”这句话呼应了哈佛的大量承诺，改善了句法和散文节奏。这些不定式很好地叠加在一起。听起来工作量很大，但怎么会有人反对呢？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一个机构如何能够承担所有的责任。这所大学真的有能力进行这项工作吗？打击偏见可能涉及限制公开调查；自由表达并不总是意味着尊重或同情。对真理的追求可能凌驾于其它一切之上。这一连串高尚的要求可以被描述为对校园混乱原因的诊断。那些看似无懈可击的美德和值得称赞的目标，实际上是一张充满矛盾的网。

这不是由盖伊编织的网。毕竟，这句话并无新意；这是一连串的老生常谈，是一所大学校长应该传达、甚至可能相信的那种高尚的共识主张。这主张还会有人相信吗？那就要看语境了。

谢选骏指出：人说“让哈佛校长‘出局’的一个词”——我看“全球统一的文化战已经开始”！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统一全球的文化战已经开始！

【53、全球统一还有待技术提升】

《间谍战争：中情局如何秘密帮助乌克兰对抗普京》（ADAM ENTOUS, MICHAEL SCHWIRTZ 2024年2月27日）报道：

茂密森林中的乌克兰军事基地似乎被遗弃和摧毁了，它的指挥中心已被烧成废墟，那是战争初期俄罗斯导弹袭击的结果。

但这只是地面上的情况。

不远处，一条隐蔽的通道通向一个地下掩体，乌克兰士兵在那里跟踪俄罗斯间谍卫星，窃听俄罗斯指挥官之间的对话。在一个屏幕上，一条红线显示了一架爆炸无人机穿过俄罗斯防空系统的路线，它从乌克兰中部的一个地点飞往俄罗斯城市罗斯托夫的一个目标。

这个地下掩体是乌克兰军方的秘密神经中枢，在俄罗斯入侵后的几个月里，它取代了被摧毁的指挥中心。

还有一个秘密：该基地几乎全部由中情局资助，部分装备也由中情局提供。

“百分之一百一，”最高情报指挥官谢尔盖·德沃雷茨基上将在基地接受采访时说。

这场夺去数十万人生命的战争如今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华盛顿和基辅之间的情报伙伴关系是乌克兰自卫能力的关键。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美国情报机构为针对性的导弹袭击提供情报，追踪俄罗斯军队的动向，并为间谍网络提供支援。

但这种伙伴关系不是在战争时期建立的，乌克兰也不是唯一的受益者。

它在十年前生根发芽，在三位风格迥异的美国总统领导下，由那些经常敢于冒险的关键人物所推动，时断时续地发展起来。长期以来，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一直被认为已遭俄罗斯彻底破坏。但如今，乌克兰已成为华盛顿对抗克里姆林宫最重要的情报合作伙伴之一。

乌克兰森林里的监听站是中情局支持的间谍基地网络的一部分，这个网络是在过去八年里建立起来的，包括沿着俄罗斯边境的12个秘密地点。战前，乌克兰通过收集截获的情报向美国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这些情报帮助证明俄罗斯参与了2014年马来西亚航空公司17号航班被击落的事件。乌克兰人还帮助美国追查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俄罗斯特工。

大约在2016年，中情局开始训练一支名为2245部队的乌克兰精英突击队，该部队缴获了俄罗斯的无人机和通信设备，以便中情局的技术人员对它们进行逆向工程，破解莫斯科的加密系统。（该部门的一名军官是凯里洛·布达诺夫，他现在是领导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的将军。）

中情局还帮助培训了新一代乌克兰间谍，他们在俄罗斯境内、欧洲各地、古巴和其他有大量俄罗斯人的地方开展活动。

这是一种深度的关联，以至于当拜登政府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前几周撤离美国人员时，中情局官员仍留在乌克兰西部一个偏远的地方。在入侵期间，这些军官传递了关键情报，包括俄罗斯计划在哪里发动袭击，以及他们将使用哪些武器系统。

“没有他们，我们就不可能抵抗俄罗斯人，也不可能打败他们，”当时担任乌克兰国内情报机构SBU局长的伊万·巴卡诺夫说。

这种情报合作关系十年来一直是严守的秘密，如今，其中许多细节由《纽约时报》首次披露。

在200多次采访中，乌克兰、美国和欧洲的现任和前任官员描述了一种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一度几乎因为相互不信任而破裂，后来才稳步扩大，把乌克兰变成了一个情报收集中心，其截获的俄罗斯通信之多，一开始超出了中央情报局基辅情报站的处理能力。由于是在讨论情报和敏感的外交事务，许多官员要求匿名。

现在，这些情报网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俄罗斯采取了攻势，乌克兰则更依赖于破坏和远程导弹袭击，这需要远在敌后的间谍。而这些网络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如果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停止向基辅提供军事资金，中情局可能不得不缩减规模。

为了安抚乌克兰领导人，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上周四秘密访问了乌克兰，这是他自入侵以来的第十次访问。

从一开始，一个共同的对手——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把中情局和乌克兰合作伙伴拉到了一起。普京一心要避免乌克兰被西方“抢去”，经常干预乌克兰的政治体制，精心挑选他认为会让乌克兰留在俄罗斯轨道内的领导人，但每次都适得其反，导致抗议者走上街头。

普京长期以来一直指责西方情报机构操纵基辅，在乌克兰煽动反俄情绪。

据一名欧洲高级官员称，2021年底前，普京正在考虑是否发动全面入侵，当时他会见了俄罗斯主要间谍机构之一的负责人，后者告诉他，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正在控制乌克兰，并将其变成针对莫斯科的行动的桥头堡。

但时报的调查发现，普京及其顾问误读了一个关键动态。中情局没有强行进入乌克兰。美国官员往往不愿完全参与，他们担心乌克兰官员不可信，也担心会激怒克里姆林宫。

然而，一个由乌克兰情报官员组成的小圈子竭力讨好中情局，并逐渐让自己成为美国人眼中的关键人物。2015年，时任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瓦列里·孔德拉蒂乌克上将在与中情局副站长的会面中，毫无预兆地交出了一堆绝密文件。

最初的那批文件涉及俄罗斯海军北方舰队的机密，包括俄罗斯最新核潜艇设计的详细信息。没过多久，中情局特工团队就经常带着装满文件的背包离开他的办公室。

“我们明白，我们需要创造信任的条件，”孔德拉蒂乌克说。

2016年之后，随着双方伙伴关系的加深，乌克兰人对他们心目中华盛顿过于谨慎的做法感到不耐烦，开始发动暗杀和其他致命行动，这些行动与白宫以为乌克兰人已经同意的条件相悖。愤怒的华盛顿官员威胁要切断援助，但他们从未这样做。

“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牢固，因为双方都看到了合作的价值。美国驻基辅大使馆——我们在那里的基地，我们在乌克兰的行动——成为了有关俄罗斯的信息、信号和其他所有信息的最佳来源，”一名前美国高级官员说。“我们根本看不够。”

关于这一切的发生，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谨慎的开始

中情局在乌克兰的合作关系可以追溯到2014年2月24日晚的两通通话，也就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整整八年前。

当时，数百万乌克兰人刚刚推翻了亲克里姆林宫的政府，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和他的情报头目逃往俄罗斯。混乱中，一个脆弱的亲西方政府迅速掌权。

政府的新任情报负责人瓦连京·纳利瓦伊琴科来到国内情报机构总部，在院子里，他发现了一堆正在焚烧的文件。在室内，许多电脑上的数据已经删除，或感染了俄罗斯的恶意软件。

“里面空无一人。没有灯光。没有负责人。没有人在场，”纳利瓦伊琴科在接受采访时说。

他来到一间办公室，打电话给美国的中情局和英国的军情六处驻当地的负责人。当时已近午夜，但他把他们召集到大楼里，请求他们帮忙从头开始重建该机构，并提议建立三方合作伙伴关系。“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纳利瓦伊琴科说。

局势很快变得更加危险了。普京夺取了克里米亚。他的代理人煽动分离主义叛乱，最终在该国东部引发了一场战争。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纳利瓦伊琴科请求中情局提供高空图像和其他情报，帮助乌克兰捍卫领土。

随着暴力的升级，一架没有标识的美国政府专机降落在基辅机场，机上载有时任美国中情局局长的约翰·布伦南。据美国和乌克兰官员称，他告诉纳利瓦伊琴科，中情局有兴趣与之发展关系，但只能以其能接受的步调进行。

对中情局来说，未知的问题是纳利瓦伊琴科和亲乌克兰的西方政府还能存在多久。中情局之前在乌克兰吃过亏。

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获得独立，随后在相互竞争的政治力量之间摇摆不定：一派希望与莫斯科保持密切关系，另一派则希望与西方结盟。在之前担任情报部门负责人期间，纳利瓦伊琴科与美国中情局建立了类似的合作关系，但当乌克兰重新向俄罗斯靠拢时，这种合作关系也随之解体。

布伦南解释说，现在要获得中情局的援助，乌克兰人必须证明他们可以向美国人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他们还需要清除俄罗斯间谍；乌克兰国内的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SBU）里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例如俄罗斯人很快就知道了布伦南所谓的秘密访问。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构发布了一张PS过的中情局局长化了妆、戴着小丑假发的照片。）

布伦南回到华盛顿后，奥巴马总统的顾问对挑衅莫斯科深感担忧。白宫制定了秘密的规则，这激怒了乌克兰人，而中情局内部的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种束缚。这些规定禁止情报机构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合理预期”会造成致命后果的支持。

结果导致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中情局本应在不激怒俄罗斯的情况下加强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但红线从来都不明确，这导致双方的合作关系持续紧张。

在基辅，纳利瓦伊琴科挑选了他的老搭档孔德拉蒂乌克担任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他们创建了一个新的准军事单位，在敌人的后方开展行动，收集中情局或军情六处不会提供给他们的情报。

这支部队被称为第五局，成员都是乌克兰独立后出生的军人。

“他们与俄罗斯没有任何联系，”孔德拉蒂乌克说。“他们甚至不知道苏联是什么。”

那年夏天，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17航班在乌克兰东部爆炸坠毁，近30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遇难。第五局成员在坠机几小时后就拿出了电话窃听记录和其他情报，并迅速指出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要对此负责。

这给中情局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并首次做出了有效的承诺，为第五局和其他两个精英单位的成员提供安全通讯设备和专业培训。

“乌克兰人想要鱼，但出于政策原因，我们无法提供那条鱼，”一名前美国官员说道，鱼指的是可以帮助他们对抗俄罗斯的情报。“但是我们很乐意教他们如何捕鱼，并提供飞钓装备。”

秘密圣诞老人

2015年夏天，时任乌克兰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调整了国内情报部门，并安排了一位盟友来取代中情局信赖的合作伙伴纳利瓦伊琴科。但这一变化在别处创造了机会。

在这次调整中，孔德拉蒂乌克被任命为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HUR的负责人，他多年前在这个部门开启了职业生涯。这是一个早期的例子，说明个人关系比政策转变更能加深中情局对乌克兰的介入。

与国内情报机构不同的是，HUR有权收集国外情报，包括俄罗斯境内的情报。但美国人认为培养该机构的价值不大，因为它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俄罗斯的有价值情报，而且它被视为亲俄罗斯人士的堡垒。

为了建立信任，孔德拉蒂乌克安排了一次与美国国防情报局官员的会面，并交给他们了一叠俄罗斯秘密文件。但国防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仍心存疑虑，不鼓励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孔德拉蒂乌克需要找到一个更愿意合作的伙伴。

几个月前还在国内机构就任的孔德拉蒂乌克访问了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中情局总部。在这些会面中，他遇到了一位举止风趣、胡须浓密的中情局官员，此人当时已被任命为下一任基辅情报站站长。

经过一天漫长的会议，中情局带着孔德拉蒂乌克去看了一场华盛顿首都队的冰球比赛，他和那位即将上任的基辅情报站站长坐在豪华包厢里，对来自俄罗斯的明星球员亚历克斯·奥维契金发出嘘声。

当孔德拉蒂乌克把有关俄罗斯海军的秘密文件交给中情局时，那位站长都还没抵达基辅。孔德拉蒂乌克承诺说：“还会有更多东西。”文件被送到了兰利的分析人员那里。

分析人员判断这些文件是真实的，在那位站长抵达基辅后，中情局就成了孔德拉蒂乌克的主要合作伙伴。

孔德拉蒂乌克知道，他需要中情局来加强本国的机构。中情局认为这位将军或许也能帮助它们。因为中情局的办案人员受到严密监视，很难在俄罗斯境内招募间谍。

“对俄罗斯人来说，允许自己被美国人招募绝对是最严重的背叛和叛国行为，”孔德拉蒂乌克说。“但被乌克兰人招募只不过是朋友间喝啤酒聊聊天罢了。”

新站长开始定期拜访孔德拉蒂乌克，后者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一个水族箱，里面黄色和蓝色——乌克兰国旗色——的鱼在一艘沉没的俄罗斯潜艇模型周围游来游去。两人的关系变得密切，这也促进了两个机构之间的关系。乌克兰人还给新站长起了一个亲切的绰号：圣诞老人。

2016年1月，孔德拉蒂乌克飞抵华盛顿，在弗吉尼亚州中情局园区内的斯卡特古德庄园开会，该机构经常在这里接待来访的贵宾。中情局同意帮助HUR实现现代化，并提高其拦截俄罗斯军事通信的能力。作为交换，孔德拉蒂乌克同意与美国人分享所有原始情报。

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开始了。

金鱼行动

如今，通往秘密基地的狭窄道路布满了雷区，这是俄罗斯入侵几周后乌克兰布置的一道防线。俄罗斯导弹曾击中该基地，似乎迫使其关闭了一段时间，但几周后，乌克兰人就回来了。

借助中情局提供的资金和设备，德沃雷茨基手下的人开始进行重建，不过是秘密进行的。为了避免被发现，他们只在夜间以及俄罗斯间谍卫星不在头顶时工作。工人们还会把车停在离工地较远的地方。

在地堡里，德沃雷茨基指着通讯设备和巨大的计算机服务器，其中一些是由中情局资助的。他说，他的团队正在利用该基地侵入俄罗斯军方的加密通信网络。

“这是侵入卫星并破译秘密对话的东西，”德沃雷茨基在带着《纽约时报》记者参观时说。他还说他们侵入了中国和白俄罗斯的间谍卫星。

另一名官员将两张最近制作的地图放在桌子上，作为乌克兰如何跟踪俄罗斯在世界各地活动的证据。

第一张显示了俄罗斯间谍卫星在乌克兰中部上空经过的路线。第二张展示了俄罗斯间谍卫星如何飞越美国东部和中部的战略军事设施，包括一个核武器设施。

德沃雷茨基表示，在斯卡特古德的关键会议后，中情局于2016年开始交付设备，提供加密无线电和用于拦截敌方秘密通信的设备。

除了基地之外，中情局还负责了一项在两个欧洲城市开展的培训计划，教授乌克兰情报官员如何令人信服地扮演假身份，在俄罗斯和其他善于根除间谍的国家窃取机密。该计划被称为“金鱼行动”，这源自一个笑话：一条讲俄语的金鱼向两个爱沙尼亚人许诺满足他们的愿望，以换取自己的自由。

在笑话最后，其中一个爱沙尼亚人用石头砸了金鱼的头，说道：任何讲俄语的东西都不可信。

参与金鱼行动的军官很快被部署到沿俄罗斯边境新建的12个前沿作战基地。孔德拉蒂乌克说，乌克兰军官在每个基地都维护着收集俄罗斯境内情报的特工网络。

中情局官员们在基地安装设备来帮助收集情报，还挑选出一些金鱼行动计划中最有能力的乌克兰毕业生，与他们合作去接近潜在的俄罗斯情报来源。这些毕业生随后在乌克兰领土上训练潜伏特工，以便在被占领时展开游击行动。

中情局通常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全信任一家外国机构，并开始与其开展联合行动。乌克兰人只花了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就达成了这一点。这一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开始生成大量有关俄罗斯的原始情报，以至于必须将它们运送到兰利进行处理。

但中央情报局确实是有一条红线的。他们不会帮助乌克兰人实施致命攻击行动。

“我们把情报收集行动和那些真刀真枪的事情分得很清楚，”一位前美国高级官员说。

“这是我们的国家”

这个区分让乌克兰人感到很不满。

最初，当美国人拒绝提供俄罗斯境内的卫星图像时，孔德拉蒂乌克就很恼火。不久之后，他请求中情局协助策划一项秘密任务，派遣HUR突击队员进入俄罗斯，在俄军使用的火车站安放爆炸装置。如果俄罗斯军队试图夺取更多的乌克兰领土，乌克兰人就可以引爆炸药，以减缓俄罗斯的推进速度。

当基辅情报站站长向上级汇报后，用一位前官员的说法，他们“简直要疯了”。中情局局长布伦南给孔德拉蒂乌克打了电话，确保他们取消这次任务，并让乌克兰保证遵守禁止致命行动的红线。

孔德拉蒂乌克取消了这次任务，但他也得到了不同的教训。他说：“今后，我们不会再与你们的人讨论这些事情。”

那年夏末，乌克兰间谍发现俄军正在俄占克里米亚半岛的一个机场部署攻击直升机，可能是为了发动突然袭击。

孔德拉蒂乌克决定派遣一个小组进入克里米亚，在机场埋设炸药，以便在俄罗斯发动进攻时引爆。

这一次，他没有征求中情局的同意，而是向2245部队求助，这支突击队接受了中情局的精英准军事组织——地面分队——的专门军事训练。训练的目的是传授防卫技术，但中情局的军官明白，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乌克兰人可以把这些技术用于进攻性致命行动。

当时，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未来的负责人布达诺夫将军是2245部队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以大胆的敌后行动而闻名，与中情局关系密切。中情局对他进行过培训，而且当他在顿巴斯战斗中右臂中弹后，还非同寻常地将他送往马里兰州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康复治疗。

当时还是中校的布达诺夫伪装成俄罗斯士兵，带领突击队员乘坐充气快艇穿越狭窄的海湾，在夜间登陆克里米亚。

然而，一支精锐的俄罗斯突击队等着他们。乌克兰人发起反击，打死了几名俄罗斯战士，包括一名将军的儿子，然后撤退到海岸线，跳入海中，游了几个小时才回到乌克兰控制的领土。

这是一场灾难。普京总统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指责乌克兰人策划恐怖袭击，并承诺为牺牲的俄罗斯战士复仇。

“不用怀疑，我们不会让这些事就这么过去的，”他说。

在华盛顿，奥巴马政府怒不可遏。时任副总统、援助乌克兰的倡导者拜登打电话给乌克兰总统，愤怒地抱怨了一番。

拜登在电话中说：“这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这段电话录音被泄露并公布到了网上。“作为朋友，我想告诉你的是，现在我在这里替你们争取要难得多了。”

奥巴马的一些顾问曾想关闭这个中情局项目，但布伦南说服了他们这样做只会弄巧成拙，因为在中情局调查俄罗斯干预选举的同时，这种合作关系已经开始带来针对俄罗斯的情报。

布伦南在电话中再次向孔德拉蒂乌克强调了遵守红线的重要性。

孔德拉蒂乌克很不满。一名同僚透露，他回复道：“这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的战争，我们必须战斗。”

华盛顿的负面反应让孔德拉蒂乌克丢了饭碗。但乌克兰没有退缩。

就在孔德拉蒂乌克被撤职的第二天，乌克兰东部被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市发生了一起神秘的爆炸事件，一个电梯被炸毁，一个名叫阿尔谢尼·帕夫洛夫的俄罗斯分裂主义高级指挥官在电梯内，他以别名“摩托罗拉”为人所知。

中情局很快发现行刺者是第五局的人，这个间谍组织接受过中情局训练。乌克兰国内情报机构甚至向参与人员发放了纪念布章，每个布章上都缝着“Lift”，这是英式英语里电梯的叫法。

奥巴马的一些顾问又一次勃然大怒，但他们都是“跛脚鸭”——当时距离特朗普对阵希拉里的总统大选还有三个星期——而暗杀行动仍在继续。

在被占领土的一栋大楼里，一个乌克兰特工小队设置了一个无人操纵的肩射火箭发射器。它正对着一个名叫米哈伊尔·托尔斯特赫（又名吉维）的叛军指挥官的办公室。据美国和乌克兰官员称，特工使用遥控扳机，在吉维进入办公室后立即发射了火箭将其击毙。

一场影子战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俄罗斯人用汽车炸弹暗杀了乌克兰精锐突击队2245部队的指挥官。在前往基辅与中情局官员会面的途中，指挥官马克西姆·沙波瓦尔上校乘坐的汽车突然爆炸。

在他的守灵仪式上，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玛丽·约万诺维奇站在基辅办事处站长旁边一起默哀。随后，中情局官员和乌克兰官员用威士忌向沙波瓦尔上校致敬。

孔德拉蒂乌克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那都是一次打击。”

蹑手蹑脚地绕过特朗普

特朗普2016年11月在美国大选中获胜，让乌克兰人和他们的中情局合作伙伴们紧张不安。

特朗普曾赞扬普京，否认俄罗斯在美国大选中起的干预作用。他不信任乌克兰，后来还曾试图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压，要求他调查特朗普的民主党竞争对手拜登，导致特朗普第一次遭到弹劾。

但不管特朗普说什么、做什么，他的政府常常与他各行其是。这是因为特朗普把对俄罗斯强硬的人放在了关键位置上，包括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迈克·庞皮欧和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约翰·博尔顿。两人访问了基辅，以强调他们对秘密伙伴关系的全力支持，并把这种关系扩大到了包括更专门的培训计划和建设更多秘密基地方面。

森林中的基地扩大后包括一个新的指挥中心和营房，在那里工作的乌克兰情报官员人数从80名增加到了800名。在那段时间，防止俄罗斯干预未来的美国选举是中情局的当务之急。乌克兰和美国的情报官员在探查俄罗斯情报机构的计算机系统上进行合作，以找出试图操纵选民的特工。

在一次联合行动中，HUR团队蒙骗了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的一名官员，使其提供了信息，让中情局能将俄罗斯政府与名为Fancy Bear的黑客组织联系起来，该组织与许多国家的选举干预活动有关。

泽连斯基2020年任命布达诺夫领导HUR，后者在谈到这种伙伴关系时说：“它反而得到了加强。它已系统性地成长起来。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规模也变得更大。”

这种关系如此成功，以至于中情局希望与其他同样致力于打击俄罗斯的欧洲情报机构复制这种关系。

俄罗斯屋是中情局负责针对俄罗斯行动的部门，该部门的主管曾在海牙组织了一次秘密会议。来自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HUR、荷兰情报部门（一个重要的情报盟友），以及其他机构的代表们在会上同意共享更多有关俄罗斯的情报。

结果是形成了一个针对俄罗斯的秘密联盟，而乌克兰人则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走向战争

2021年3月，俄罗斯军方开始沿着俄乌边境集结部队。几个月后，乌克兰边境上集结的俄军越来越多，不清楚的是普京是在佯攻还是在为战争做准备。

在那年11月和接下来的几周里，中情局和军情六处向他们的乌克兰合作伙伴传递了一个统一的信息：俄罗斯正在准备全面入侵乌克兰，斩首乌克兰政府，在基辅设立一个听从克里姆林宫命令的傀儡政府。

据美国官员说，美国和英国情报部门拦截到的信息是乌克兰的情报机构没能获得的。新情报中有俄罗斯打算杀死或抓获的乌克兰官员名单，也有克里姆林宫想扶植上台的乌克兰人名单。

泽连斯基和他的一些高级顾问们似乎不相信这个情报，甚至在中情局长伯恩斯2022年1月赶赴基辅向他们通报了情况之后。

俄罗斯快要入侵时，中情局和军情六处的官员们最后一次前往基辅与他们的乌克兰同行们见面。军情六处的一名官员在乌克兰人面前流下了眼泪，因为担心他们会被俄罗斯人杀死。

在伯恩斯的催促下，一小部分中情局官员获得了美国人大批撤离乌克兰的豁免，他们搬进乌克兰西部的一个酒店建筑群。他们不想抛弃他们的伙伴。

没有终局

普京2022年2月24日发动入侵后，美国政府在乌克兰的唯一存在是留在该酒店的中情局官员。他们每天在酒店与乌克兰联系人见面，向他们传递信息。以前的束缚已被取消，拜登的白宫已授权间谍机构提供情报支持，用于对付乌克兰领土上的俄军致命行动。

中情局的通报中常常包含惊人的具体细节。

2022年3月3日，也就是战争爆发后的第八天，中情局的那个小组提供了俄罗斯未来两周行动计划的准确概述。同一天，俄罗斯人在被围困的马里乌波尔市外开辟了一条人道主义走廊，然后向使用该走廊的乌克兰人开火。

中情局称，俄罗斯人打算把战略港口城市敖德萨包围起来，但一场风暴推迟了进攻，俄罗斯部队从未占领该城。那之后的3月10日，俄罗斯曾打算对六个乌克兰城市进行轰炸，并已将为进行轰炸将坐标输入了巡航导弹的制导系统。

俄罗斯人还试图暗杀乌克兰高级官员，包括泽连斯基。据乌克兰的一名高级官员说，至少在一次情况中，中情局与乌克兰的国内机构分享了情报，帮助挫败了一起针对总统的阴谋。

俄罗斯停止对基辅的进攻后，那位中情局情报站长非常高兴，他对一名乌克兰情报官员说，他们正在“用重拳打俄罗斯人的脸”。

几周内，那个中情局小组回到了基辅，中情局还派了几十名新官员来帮助乌克兰人。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谈到中情局在乌克兰相当规模的存在时说，“他们在扣动扳机吗？没有。他们在帮助确定目标吗？绝对是。”

新官员中的一些被部派到了乌克兰的基地。他们核查了乌克兰准备打击的潜在俄罗斯目标的名单，将乌克兰人掌握的信息与美国的情报进行比较，以确保其准确性。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中情局和军情六处曾对乌克兰同行进行过培训，内容包括招募线人、建立秘密行动和游击队员网等。在战争的最初几周被俄罗斯占领的赫尔松南部地区，这些游击队员网迅速行动起来，孔德拉蒂乌克说，他们暗杀了与俄罗斯合作的当地人，还帮助乌克兰军队将炮火对准了俄罗斯军队的位置。

2022年7月，乌克兰间谍看到俄罗斯的车队在为穿过第聂伯河上的一座战略桥梁做准备，并告诉了军情六处。英国和美国的情报官员们随后用实时卫星图像迅速核实了乌克兰人的情报。军情六处将情报转达给了乌克兰军方，让其得以用火箭弹摧毁了俄罗斯的车队。

在地堡里，德沃雷茨基说，现在有一个防御俄罗斯攻击的德国防空系统，有可防范化学武器的空气过滤系统，还有一个专用电力系统，在电网出现故障时可供使用。

随着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考虑是否切断对乌克兰的数十亿美元援助，乌克兰一些情报官员现在向他们的美国同行提出的问题是，中情局是否将抛弃他们。“这以前在阿富汗发生过，现在也将在乌克兰发生，”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说。

在谈到伯恩斯上周对基辅的访问时，中情局的一名官员说：“我们已向乌克兰展示了多年的明确承诺，这次访问是美国将继续履行承诺的又一个强烈信号。”

中情局和HUR已建成了另外两个拦截俄罗斯通讯的秘密基地，加上孔德拉蒂乌克说仍在运行的12个前沿行动基地，HUR现在收集和生成的情报比战争中的任何时候都多，其中的大部分与中央情报局分享。

“你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这样的信息，除了在这里，而且是现在，”孔德拉蒂乌克说。

谢选骏指出：人说“间谍战争：中情局如何秘密帮助乌克兰对抗普京”——我看全球统一还有待技术提升。

《美驻华大使伯恩斯：美中之间是一场理念的竞争，一场理念之战》（26/02/2024 CBS）报导：

美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曾经对中国趋之若鹜。数十年来，中国庞大的消费者群体一直是吸引他们来华开展业务的磁石之一。但是，在中国做生意已变得如此充满危机和风险，知识产权被盗和 《反间谍法》的扩大被用来恐吓商界，以至于美国公司已经按下了暂停键。此外，美中关系也变得充满争执，部分原因是北京对台湾和南中国海的武断行为，以及去年穿越美国大陆的间谍气球事件等案例。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已陷入困境：出口增长放缓，地方政府债务缠身，青年失业率飙升。

伯恩斯在采访中说：“40年来，离开中国的资金首次超过了从美国、日本、欧洲和韩国投资者手中流入的资金”。至于这是为什么，对当局来说这是多大的问题，伯恩斯的解释是，“这对（中国）这个经济体来说确实是个问题。这里有14亿人口。他们必须保持增长，而外国资本非常重要。你问为什么？我认为，中国政府向世界其他国家传递的信息存在矛盾。一方面，他们说：‘我们开门营业。我们希望美国、日本的企业来这里’。但另一方面，自去年三月以来，他们已经突击搜查了六七家美国企业”。

伯恩斯补充说：“突击搜查。他们闯入美国公司，将其关闭，并提出我们认为毫无根据的指控。这些美国公司包括贝恩咨询公司和明茨集团，明茨集团是一家为其他可能想在（中国）这里投资的公司做尽职调查的公司，去年遭到了突击搜查。该公司的五名中国员工被拘留，现在仍在拘留中。另一家（美国咨询）公司凯盛融英（Capvision）也遭到了突击搜查。国营电视台（央视）对此进行了报道，以免传达的信息不明确。报道指责西方咨询公司从事间谍活动，窃取国家安全和军事机密”。

当主持人问道，中方既希望投资回流，却又在突击搜查美国公司时，伯恩斯说：“是的，他们已经通过了一项 《反间谍法》修正案，而且写得非常笼统，以至于美国商人可能会因为从事在世界其他地方完全合法且可以接受的行为而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收集数据以进行尽职调查，从而决定是否要投资一家公司或组建合资企业，不是吗？”

主持人问道，“你认为中方害怕这些公司，这些尽职调查公司发现什么？他们在担心什么？” 伯恩斯回答说：“我认为他们想控制有关中国人和中国公司的数据。因此，我认为这是美国公司在这一领域开展业务的核心问题”。

与此同时，伯恩斯还提到中国仍然存在美国公司知识产权被盗的现象。他回忆道：“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在时任领导人邓小平的领导下向西方开放后，各类美国公司开始涌入中国。现在，美国的银行在中国开展业务。沃尔玛在全国拥有300多家门店。在上海，购物者可以买到李维斯（服装），逛苹果专卖店，喝焦糖咖啡星冰乐。星巴克在中国有6000家门店，在上海就有1000家门店，他们还想继续开店，因为咖啡——几百年来（中国）这里一直是茶文化的天下。现在，至少在年轻的中国人中，咖啡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他们喜欢星巴克”。

伯恩斯在采访中说，“如果你追踪中国从毛泽东逝世到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历程，我们看到的是某种程度上的封闭。我们看到了党的集权。我们看到中国人民在这里受到了更多的压制。这是过去十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这一趋势的部分原因是习主席推翻了许多曾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市场改革”。

伯恩斯说：“中国经济已经增长了40多年，是有经济史记载以来增长最快的国家——8%、9%、10%、11%的增长率。他们让8亿人摆脱了贫困。但现在的情况是，增长率正在放缓。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未来十年的增长率将为2%、3%、4%，甚至更低”。

当被问及如果经济增长降低是否可以支撑中国社会时，伯恩斯说：“这对他们来说很困难。我认为他们的优先事项可能相互竞争。中国这里的政府当然希望经济增长，但他们也有国家安全的考虑。他们想控制数据”。主持人插话道：“但控制权更重要，对吗？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看起来是这样”。伯恩斯表示：“我认为这是可以讨论的。你听到了，我们也听到了两种信息”。这位美国大使称，“我在这里察觉到的是，中国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投入了更大的精力”。

尽管在华经营充满挑战，伯恩斯还是谈到目前并没有太多的美国公司选择离开中国市场。他指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一个大市场。因此，少数美国公司离开了中国，但大多数公司留了下来。一些美国公司正在将至少部分业务转移到新加坡、越南和墨西哥”，“它们不想离开”。

伯恩斯补充说：“也许它们不会离开，但它们不会投资，在看清政府的发展方向之前，它们不会进行重大投资。然而，由于有14亿潜在消费者，一些公司，如迪斯尼，正在增加（在华）投资”。

当被主持人问到对华关系是否是美国目前在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关系时，伯恩斯说：“这是美国目前在世界上最重要、竞争最激烈、也是最危险的关系，我认为在未来十年左右也（将）是如此”。

就他之前所说美中之间“离婚不是选项”的比喻，伯恩斯解释说，“没错。我们两国必须共同生活。我认为，这是美中关系中最大的矛盾。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时，中国又是我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这关系到75万美国人的就业。农业，中国是美国农业的最大市场。我们五分之一的出口农产品销往中国。去年的出口额为409亿美元”。

伯恩斯指出：“有些人说，‘我们与中国的竞争如此激烈，我们应该结束这种经济关系’。那么，这样做的后果将是75万美国家庭的晚餐无法摆上餐桌。因此，在我的工作中，这是一项异常艰难的平衡工作”。他谈到，“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伯恩斯表示：“我们在这里有相互竞争的利益，平衡这些利益是美中关系的现实。我们要竞争。我们必须负责任地竞争，保持两国之间的和平。但我们也必须接触”。这位美国大使在采访中还提到，美中两国的公司和技术专家“正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量子数学方面展开竞争。所有这些技术进步都将带来新一代军事技术。我们的两支军队正在争夺军事优势——谁将在世界上最重要、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即印度-太平洋，成为最强大的军队”。

自去年加州拜习会两国元首同意恢复两军高层沟通后，伯恩斯介绍说：“我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又回到了一个更加稳定和稳固的状态，但这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他说，去年的间谍气球事件是两国关系的低谷。但同时也出现了中方在南中国海建立军事基地、在台湾附近大幅增加巡逻军机架次以及在南海对美国军机“不安全”的拦截行动。

就他认为南海紧张局势是否会降温时，伯恩斯给予了否定的答复，并补充说“然后在台湾，佩洛西议长访问之后，我们已经看到，16个月来，中方的空中和海上活动的频率大大提高，这是非常令人生畏的，旨在恐吓台湾当局。这一点他们并没有撤回。我认为最终，他们希望成为并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的主导国家。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中方占主导地位的世界”。

就冷战结束时西方盛行的历史终结论，伯恩斯说：“将过去的冷战与现在进行比较是很有趣的。这次与旧冷战的不同之处在于：苏联拥有强大的军队和核武器。它的经济非常薄弱，根本无法与我们竞争。中国的经济非常强大。我们面对的一个敌手，中国的竞争对手，比苏联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都要强大”。

当被主持人问道如果美苏之间是冷战，那么美中之间应被称做什么时，伯恩斯说：“这是一场理念的竞争，一场理念之战（It's a competition of ideas, a battle of ideas）。我们的理念，美国关于民主社会和人类自由的伟大理念，与中国的关于共产主义国家比民主国家更强大的理念相比较。我们不相信这一点。因此，这是一场关于谁的理念应该引领世界的较量。我们相信这些（应该）是美国的理念”。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情局如何秘密帮助乌克兰对抗普京”——我看，“全球统一还有待技术提升”——否则哪里需要如此大费周章，直接横扫六合、一统寰宇即可也。而这样的全球统一，显然还有待于技术提升。

【54、全球统一进程加剧】

《“这是一种战争行为”：解码美国对华芯片封锁行动》（ALEX W. PALMER 2023年7月13日）报道：

英伟达H100张量核心GPU被用于大型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和数据分析工作。

去年10月，美国工业与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简称BIS）发布了一相当于向中国发起经济战的宣战文书的文件，这份139页的文件里充斥着繁琐官僚术语和详尽的技术细节。这样重量级的行动因其来源相对不为人知而变得更加引人注目。BIS规模很小，是美国商务部的13个局之一，也是资金规模最小的联邦部门：2022年的预算略高于1.4亿美元，约为一个爱国者防空导弹连成本的八分之一。该局雇用了大约350名特工和官员，他们共同监控世界各地在进行的价值数万亿美元的交易。

在冷战最激烈的时期，对苏联阵营的出口管制最为严格，BIS作为西方国防的重要枢纽，每年处理多达10万个出口许可证。在1990年代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BIS失去了一些存在的理由，也失去了一些人员和资金，许可证数量减少到每年大约1万个。如今，这一数字已达到4万，并且还在不断增加。BIS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忙碌，它有一份庞大的贸易黑名单——即实体名单（目前有662页，并且还在不断增加）、众多先前存在的多边出口管制协议以及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持续行动。“我们把100%的时间花在对俄罗斯的制裁上，另外100%的时间花在中国上，还有100%的时间花在其他事情上，”负责出口管理的商务部副助理部长马特·博尔曼表示。

最近几年，半导体芯片已成为BIS工作的核心。芯片是现代经济的命脉，也是从iPhone到吐司机、从数据中心到信用卡等所有电子设备和系统的大脑。一辆新车可能有一千多个芯片，每个芯片管理车辆操作的不同方面。半导体也是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有望在下个世纪彻底改变生活的创新技术背后的驱动力。例如，据报道，OpenAI对ChatGPT的训练是在1万个目前最先进的芯片上进行的。

美国政府在10月7日通过出口管制宣布其意图削弱中国生产甚至购买最高端芯片的能力。该措施的逻辑很简单：先进芯片及其驱动的超级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系统可被用于生产新的武器和监视设备。然而其影响范围极广，意义极大，目标是远不仅限于中国的诸多安全国家。“这里的关键是要明白，美国想要影响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瓦德瓦尼人工智能和先进技术中心主任格雷戈里·C·艾伦说。“半导体这方面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尽管10月7日的管制措施是以更新出口规则的低调形式实施，但本质上是为了根除中国整个先进技术生态系统。“10月7日体现的新政策是：我们不仅不会允许中国在技术上取得任何进展，我们还将积极扭转他们目前的技术水平，”艾伦说。EvercoreISI的高级半导体分析师C·J·缪斯这样说道：“如果你五年前告诉我这些规则，我会告诉你这是一种战争行为——我们肯定是在战争状态”。

如果这些控制措施成功，可能会影响中国一代人的进步；如果失败，可能会产生惊人的适得其反的结果，美国在极力避免的那个未来会更快发生。这一结果可能会影响未来几十年的中美竞争以及全球秩序的未来。“从2022年开始，有两个日期将被历史铭记，”艾伦说。“第一个是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二个是10月7日。”

尽管半导体的设计非常复杂，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非常简单：在微小硅片上雕刻大量的电路。被称为晶体管的开关控制着电路的通断。当电路接通时是1；当电路断开时是0。第一批芯片于1950年代末发明，只包含少量晶体管。如今，新型智能手机中的主要半导体拥有100至200亿个晶体管，每个晶体管只有病毒大小，像层叠蛋糕一样雕刻在硅结构中。

著名的摩尔定律描述了过去60年的进步速度，该定律指出，芯片上可安装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两年增加一倍。《芯片战争》（Chip War）一书的作者、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国际历史副教授克里斯·米勒常常指出，如果飞机的改进速度与芯片相同，那么它们现在的飞行速度会是光速的好几倍。人类文明史上没有任何技术能够与计算能力的惊人提升相媲美。

半导体制造工厂——晶圆厂——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工厂，进行着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制造，其生产规模是任何其他设备都无法达到的。与此同时，更广泛的芯片行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网络，高度专业化的地区和公司遍布全球，极长和复杂的供应链实现了这种壮举的可能性——换句话说，这是全球化的产物。米勒说：“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共同努力，他们如何能够达到这样的能力。”然而，正是这种相互关联性使得该行业非常容易受到拜登政府正在推行的这类法规的影响。

只有少数公司能够在前沿竞争，而突破需要花费数十亿美元和数十年的研究。这就造成了一个由一系列瓶颈构成的行业。最著名的例子是荷兰制造集团阿斯麦（ASML）制造的极紫外光（EUV）刻机，用于打印芯片的各层。1997年，阿斯麦聘请了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年轻工程师乔斯·本肖普，率先创制出一个新系统，将帮助阿斯麦半导体行业的客户打印比以往更小、更快和更密集的芯片。单单是为了论证分配一个小团队从事该项目的必要性，就进行了四年的概念验证，然后该团队又花了五年时间来建造一台原型机。2010年12月，在一个韩国研究设施内，原型机的更新版TWINSCANNXE:3100终于首次成功试运行。距离第一批支持极紫外的产品上市还需要近十年的时间。

最新版本的机器可以制作小至10纳米的结构；相比之下，人类红细胞的直径约为7000纳米。它使用激光产生比太阳表面温度高40倍的等离子体，发出人眼看不见的极紫外光，通过一系列反射镜折射到硅芯片上。该激光器来自德国一家公司，共有457329个部件；一个完整的EUV光刻机有超过10万个复杂程度类似的组件。

EUV只是整个工艺的一部分：一个尖端的晶圆厂可能包括500多台机器和1000个步骤。然而，单是EUV就几乎是一项奇迹般的人类成就，它能以难以想象的规模和精度工作。“我真的相信，我们的机器是人类制造过的最复杂的东西，”现任阿斯麦公司技术副总裁的本肖普说。今天，在TWINSCAN首次试运行十多年后，没有其他公司能够重现阿斯麦的成就。

通过挤压该行业的天然瓶颈，拜登政府的目标是阻止中国进入芯片技术的未来。其影响将远远超出削弱中国的军事进步，还将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科学领导地位。“我们说过，中国不应该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取得进展，”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前美国贸易官员艾米丽·基尔克雷斯表示。“而这些领域恰好是未来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所在。”今天，科学进步通常是通过模拟和分析大量数据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反复试验。模拟被用于发现新的救命药物，模拟气候变化的未来，探索星系碰撞的行为，以及高超音速导弹和核爆炸的物理学。

田纳西大学创新计算实验室的创始主任杰克·唐加拉告诉我：“拥有最好超级计算机的人可以从事最好的科学研究。”唐加拉运行着一个名为TOP500的项目，每两年对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进行排名。截至今年6月，中国占据134个席位，而美国占据150个。但这不反映全貌：在2020年左右，中国提交的计算机数量大幅下滑，这在唐加拉看来是希望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关于新型超级计算机的传言在科学论文和研究公告中泄露出来，引发观察人士猜测竞争的真实状态——以及假定的中国领先优势的规模。“这很惊人，因为2001年中国的计算机还没有上榜，”唐加拉说。“现在他们已经成长到占据主导地位的地步。”

然而，在中国强大的背后是一个关键的弱点：为中国最先进的项目和机构提供动力的几乎所有芯片都与美国技术密不可分。“整个行业只有在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才能运转，”米勒说。“在每个接近尖端技术很近的设施中，整个过程都有美国的工具、美国的设计软件和美国的知识产权。”尽管中国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在努力，并在“自主创新”方面投入了数以百亿计的美元，但这个问题仍然很严重。2020年，中国国内芯片生产商只供应了全国总需求的15.9%。就在今年4月，中国进口半导体的花费还超过了进口石油。

美国对全球半导体市场进行完全掌控是在2019年，当时特朗普政府将中国主要电信制造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虽然表面上看，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是对其违规行为的惩罚——华为曾被发现向伊朗出售受制裁的材料——但战略利益立即变得显而易见。由于无法获得美国的半导体、软件和其他必需品，华为这家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生产商只能艰难生存。“对华为的制裁立即拉开了帷幕，”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中国科技生态系统的研究员马特·希恩说。“中国科技巨头使用的芯片都是美国制造的，或者含有大量美国部件。”

长期以来，出口管制法律一直被视为尘封已久的神秘领域，不太可能被施用于美国国力投射的实践中。但在华为之后，美国发现自己在半导体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是一个尚未利用起来的强大杠杆。三家位于美国的公司主导着芯片设计软件市场，该软件用于为新芯片配置数十亿个晶体管。先进芯片制造工具的市场也同样集中，只有少数几家公司能够有效地垄断重要的机器或工艺，而这些公司几乎都是美国公司或依赖美国零部件的公司。供应链的每一步都贯穿美国、美国的条约盟国或台湾，所有这些国家都在美国主导的生态系统中运作。“我们是偶然发现的，”希恩说。“在我们真正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武器之前，我们就开始使用它们了。”

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收紧政策，这次是让华为受制于“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这是一项出口管制法律中曾被认为晦涩难懂的条款。在该条款下，使用美国技术或软件生产的外国产品都要受到美国的管制。这是对治外法权的全面实践：即便一件商品在美国境外制造和运输，从未进入过美国国界，其最终成品并不包含美国原产零部件或技术，但它依然可以被视为美国产品。

对华为而言，该条款的实施意味着公司的半导体来源基本被切断。“这一规则让全球所有半导体都受制于美国法律，因为全球所有芯片代工厂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美国的设备，”曾在BIS负责出口管理事务的前助理商务部长凯文·沃尔夫表示。“哪怕你的代工厂里只有一种美国设备，而其他非美国设备有一百种，但整条生产线上的晶圆就跟美国沾了边。”

根据市场分析公司Canalys的数据，华为在2020年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销售商，占据市场份额达18%，甚至超过苹果和三星。2021年，华为的营收下降近三分之一，靠出售旗下一个智能手机品牌才得以维持。到2022年，华为全球市场份额已降至2%。

10月7日法规代表了美国政策制定者对半导体、供应链以及美国国力问题的全面认知。这些措施被宣布为“暂行最终规则”，意味着它们将立即生效——这是在对控制华为的问题中觉察到的一个弱点做出直接应对。“在华为规定生效前已经发出了很多通知，让华为有了提前储备的时间，”参与制定10月7日法规的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经济高级主任彼得·哈勒尔表示。“这是战术上的教训——出其不意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美国发现拖垮一家公司——不管规模有多大——只会为新的竞争对手创造捷足先登的空间。美国需要采取更为全面的手段。“特朗普政府针对的是企业，”CSIS专家艾伦表示。“拜登政府打击的是行业。”

这些规定对于半导体供应链的深刻影响堪称前所未有。中国不仅无法进口最先进的芯片，还无法获得自主研发先进半导体和超级计算机所需的投入，甚至不能获取可用于生产半导体制造设备的美国原产零部件、技术和软件，这些设备本可让中国最终建成自己的晶圆厂，造出自己的芯片。“这是‘一锅端’的策略，”前BIS官员沃尔夫说。部分规定是全新创举，比如任何“美国人”——包括企业、个人以及绿卡持有者和永久居民——的行为都将受到限制。10月7日之后，美国人不再被允许从事任何支持在中国生产先进半导体的活动，无论是维修中国晶圆厂设备、提供建议、甚至连授权向中国半导体制造交付产品也不行。

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决定是一场外交赌博。尽管美国掌控了半导体全球供应链上的诸多关键瓶颈，但其他国家——特别是台湾、日本与荷兰——在制造过程中同样关键的部门也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果这些国家和以前一样继续向中国出售产品，那10月7日的管制措施基本等于形同虚设。但在1月底，拜登政府与日本及荷兰达成协议，将对半导体或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类似的管控。

台湾在此前几个月管制措施刚宣布的时候就签署了协议。该岛屿是芯片制造巨头：每年半导体产量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二，其中90%都是最先进的半导体。台湾的大部分半导体产出都来自台积电这一家公司，它是全亚洲市值最高的上市企业，也是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商。光是台积电一家企业就已占据全球芯片代工制造市场总量的三分之一。（相较之下，石油输出国组织控制的全球石油市场份额约为40%。）

对美国来说，在全球芯片制造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台湾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这座岛上的晶圆厂被中国占据，或是在被入侵期间关停，将会给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台湾在芯片产业中掌握的命门有时被称为“硅盾”，这是该岛屿对抗中国攻击最为有力的震慑，也是它在被中国入侵时得到美国帮助的终极保障。

但美台之间的伙伴关系并不对等。尽管台湾的芯片制造水平无可比拟，但按营收计算，其全球市场份额还不到10%。大部分销售额（在2022年达到40%）都流向将芯片制造出口到台湾的美国企业，这与美国服装设计师通过实际上在海外缝制的产品销售而获利的方式非常相似。在战略上，美国政策制定者将美国对台湾的依赖视为一种不可接受的风险。他们一直在推动台积电在美国建造更多晶圆厂，这是让更多半导体制造靠近美国海岸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

由于担心惹恼这个最强大盟友兼最大武器供应国，台湾别无选择，只能顺从；但随着美国不断采取削弱该岛屿优势地位的举措，台湾正在让自己的处境愈发岌岌可危。在最坏的情况下，台湾在芯片上的主导优势可能只会招致更多破坏：一些美国评论人士和战争叫嚣者曾提出设想，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应摧毁台积电的晶圆厂，以防其落入中国之手。

试图控制半导体全球流通的一个难点在于，半导体非常小、重量轻、价值又高。“走私者就喜欢这样的货品，”艾伦说。但中国需要大量芯片来驱动大型数据中心及配备尖端计算机的设施，这让采购面临极大困难。“那都是不能移动的大型建筑，”米勒说。“非常利于美国情报机构探查。”半导体市场的构成也给试图规避管制的所有人制造了阻碍：有能力生产尖端芯片的企业数量极为有限，而在这些企业有芯片购买记录的买方也不多。

但执行管制的系统也存在漏洞，已经引来中国企业的试探。今年3月，活跃于云计算和服务器制造领域的中国企业浪潮集团被列入实体名单。但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该公司至少有一家子公司未被列入名单，美国企业向其出售产品依然不受阻碍。

芯片在中国流通的路线也更加迂回。上个月，路透社报道了深圳高端芯片黑市繁荣的情况，许多零售商都宣称可以供应A100芯片，这是美企英伟达制造的一款功能强大的芯片。美国政府探查并阻止这种实体交易的能力是有限的：BIS在中国仅有三名执法人员。但黑市的存在其实正是管控奏效的早期结果。路透社采访的零售商声称，这些芯片只能小批量供应，可能是禁令生效前运往中国的库存。“这凸显了管制措施正在发挥作用，”一位要求匿名以便坦率评估美国政策的行业高管告诉我。“如果芯片可以自由流通，他们就不会这么做了。”

可以将芯片控制权之争看作一场对规范的考验。在西方，合规的责任将主要落在私营企业身上。“产业是我们的主要防线，”BIS出口管理助理部长西娅·罗兹曼·肯德勒表示。“我们政府机构会尽可能出台清晰、简明且有效的规定，但遵守和践行这些规定的责任在于行业。”为保证管制措施取得成效，美国的产业至少得在短期内采取自损八百的举措，与一部分利润丰厚的中国市场进行切割。美国企业将有充分的理由在合法边缘试探，而中国企业也有充分的动机来钻制度空子，为美国企业提供批准出售所需的信息。

对中国来说，科技自主争夺战可能为其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能够取得成功的特质——坚固的政治意志、源源不断的资金和围绕关键目标的全社会动员——可能会成为其致命的弱点。过去几年，就在发展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努力变得更加紧迫之时，至少有六个耗资数十亿美元的芯片项目宣告失败，大批高管因涉嫌腐败接受调查。与此同时，无数企业涌入半导体行业，其中一些几乎完全是芯片外行，仅仅是为了拿到唾手可得的政府拨款。

“政治领导人或企业高管很容易认为，只要投入足够的资金和技术人员，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前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副主任杰森·马西尼表示。但极度复杂的科学问题和遍布全球的供应链是很难移植的。“某种程度上，那是要复制整个人类文明，”马西尼说。

但若要说有哪个国家能够克服这样的挑战，那很可能非中国莫属。10月7日的出口管制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对中国的先进芯片制造能力造成重大打击，但最后却可能刺激其实现长期的增长。当中国企业能够接触到先进西方芯片和供应商，国内制造商是找不到什么业务的。现在，中国企业不团结起来实现创新，下场就是一起覆灭。“我们消除了选项，”基尔克雷斯说。“以前他们可以在国家韧性和商业发展之间做选择，现在这个选择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中国每年用于芯片进口的4000亿美元有很大一部分转而用于国内，其国内芯片企业可能最终将得到迎头赶上的手段和动力。

华为的案例可能会再一次带来启发。在美国制裁和中国严格疫情防控的双重打击下，华为在2022年的利润比上一年锐减70%。但仍能看到绝处逢生的迹象：尽管利润大幅下降，但营收却略有增长，而且华为在被禁止使用安卓系统后开发的鸿蒙操作系统已有超过3.3亿装机量，其中大部分在中国。华为仍是全球研发投入最大的企业之一，去年的研发预算为240亿美元，研发团队规模超过10万人。

对创新的重视势在必行。没有了美国的芯片和技术，华为被迫重新设计和制造了所有旗舰产品，以确保这些产品不包含美国零部件。该公司正在以一己之力带动整个国内供应链的发展，派遣自家工程师帮助培训和提升中国供应商的水平，华为曾不愿与这些供应商合作，转而选择外国供应商。最近，华为宣称在用于生产先进半导体的电子设计软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尽管这种半导体的体积与美国比仍有几代的差距，但仍让华为进一步拉开了领先其他中国企业的身位。如果华为能够成功，它可能会突破美国制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和坚韧。

这些管制措施不能一劳永逸地遏制中国。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它们也只是一种拖延战术，旨在为美国及其盟友提供扩大关键技术领先地位的空间。问题在于，BIS能为西方争取到的时间到底有多少。“在这个行业，一击即中不等于成功，”负责出口执法的助理部长马特·阿克塞尔罗德表示。“我们的目标是能阻止多少算多少。”

我在商务部大楼的办公室与阿克塞尔罗德和负责出口管理的罗兹曼·肯德勒见面，这里能够俯瞰华盛顿特区中心的椭圆形草坪。只需几分钟时间就能走完几乎整个BIS总部。哪怕清楚这些规定不要求滴水不漏的执行，但我依然怀疑，让工业与安全局对抗整个中国政府的力量恐怕是不公平的。BIS哪有什么胜算呢？它的行动速度如何赶得上对方呢？BIS怎么可能像中国那样关注芯片，并为此投入那么多资金呢？对中国来说，芯片的未来是关乎国运的大事。

短暂沉默之后，罗兹曼·肯德勒轻声做出了答复。“这可能也关乎我们的存亡，”她说。

谢选骏指出：美国对“华”芯片封锁行动，已经升级为“战争行为”了——这说明全球统一进程正在加剧而不是缓解，如此看来，所有关于“去全球化”的说法，都是错误的了。

《美国推进对华投资新限制，中美关系再受考验》（ALAN RAPPEPORT, ANA SWANSON 2023年7月14日）报道：

美国对于在华投资的新限制措施可能会导致双方针锋相对的做法升级，美中关系已降到多年来的最低点。

随着白宫继续推进对美国投资中国涉及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的公司实施新限制措施的计划，美国官员靠接二连三地去中国进行外交访问来缓解美中紧张关系的努力可能会受到损害。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访华行程已于上个周日结束，她在北京的四天里与中国高级官员讨论的核心话题就包括这些正在逼近的限制措施。

财政部试图缩小限制范围，只把对数量有限——但有高度战略意义——领域的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投资作为目标。财政部还试图缓解中国国内的担忧，即限制投资等同于以损害中国经济为目的的技术封锁。

尽管如此，任何限制措施预计都会激怒中国，使得世界两大经济体正在试图恢复的新沟通渠道面临首次检验。

“他们将对我们的对华投资政策表示关切，”曾长期担任美国财政部官员的马克·索贝尔说，他现在是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的美方主席。“中国人与我们存在问题，双方对关系紧张都有颇为清醒的认识。”

美中关系最近已跌到多年来的最低点。中国间谍气球飘越美国上空，华盛顿更严格地限制对华技术出口，北京在俄乌战争期间与莫斯科保持伙伴关系，以及中国连续不断地威胁台湾，这些问题都已使紧张关系加剧。

近几个月来，拜登政府一直在努力防止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将其视为对全球和平稳定的潜在威胁。除耶伦外，国务卿布林肯已于上月访华，拜登总统的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克里也将于周日前往北京。

但就在两国试图为美中关系设定“底线”时，美国对投资的新限制可能会使双方针锋相对的做法升级。

新限制措施看来在几个月前就已基本确定。但考虑到与中国的不稳定关系，拜登政府似乎推迟了它们的出台。美国政府部门之间也在继续争论其中一些细节。限制措施一旦提出，私营企业将有时间对其发表评论，这可能会影响措施的实施方式。

即使拜登政府决定进一步推迟宣布措施，它也将面临来自国会越来越大的压力，议员们正在考虑对美国在华投资进行更广泛的限制。

国会议员和其他支持限制措施的人抱怨，目前的做法允许美国资本流向中国，为最终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技术提供资金。美国政府已禁止美国公司直接向中国出售某些先进技术，并对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是否存在潜在安全风险进行审查。但美国政府对美国流向中国的资金不甚了解，也没有控制。

“中国在将自己的战略目标推动到前所未有的危险程度上利用、引导和操纵了西方的贪婪，”国会设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前主席罗杰·罗宾逊在众议院今年5月的一个听证会上说。

拜登政府的官员们去年花费了很多时间权衡实施投资限制的范围，官员们与企业高管进行了接触，征求他们对限制措施影响的看法。行业团体和风险投资家们积极游说，反对广泛禁止对华投资，称那将搅乱重要的商贸关系，最终损害美国经济。

拜登政府似乎已制定了范围狭窄的措施，包括要求企业把更多在华投资计划的信息报告给政府，同时禁止对一些具有军事或监控应用的敏感领域投资。

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今年5月举行的一个听证会上，负责投资安全的财政部助理部长保罗·罗森说，政府正在“努力制定范围狭窄、目标明确的措施”，以限制投资某些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敏感技术。

支持和批评投资限制的人都承认，限制措施的最大意义在于对未来监管的影响。他们说，新规定本身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对中国的技术发展有太大影响，因为中国并不缺少投资资金。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说，在境外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中，2021年和2022年的美国资金占比都不到5%。美国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公司对中国的投资已在今年第一季度骤减，从2021年最高时的约350亿美元降到了4亿美元左右，拉迪说。他说，但今年一季度的中国国内投资总额达1.5万亿美元。他补充说，流入中国的美国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投资“甚至不够（投资总额的）舍入误差”。

尽管如此，新规定可能会开创限制私营企业对华投资的先例，因而意义重大。它们可能成为美中关系紧张时美国官员求助的工具，也可能形成发达民主国家未来几年的政策方针。

在今年5月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上，美国官员讨论了与亲密盟友协调这类政策的可能性。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韩国和台湾都有自己的投资限制。台湾的规定对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按照技术类型进行具体限制，包括禁止对高技术行业投资。

中国在2016年也出台了自己的对外投资限制措施。政府引导中国的企业和家庭不要投资美国房地产，甚至不投资足球俱乐部，而是推动他们购买从事飞机生产、重型设备制造、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以及其他战略行业的海外企业的股票。

美国财政部很可能是负责执行新限制措施的政府部门。耶伦一直担心如果设计不当，限制措施可能会破坏美国传统上开放的投资环境。

“我解释说，拜登总统正在研究对某些非常狭窄的高科技领域的对外投资进行潜在的控制，如果我们开始实施这些措施的话，它们的针对范围肯定将非常狭窄，”耶伦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周日播出的“面对国家”节目中说。她还表示，控制措施“不应成为对我们两国之间的投资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东西”。

美国财政部的一名高级官员说，中国官员已经听取了美国为可能采取限制投资的做法提供的理由，但尚不清楚中方是否认可这些理由。

中国官员也在警惕地关注着拜登政府对可运往中国的先进芯片类型发布的各种出口限制。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新的措施，可能会加强对中国企业通过云服务获取尖端人工智能能力的限制。美国政府去年10月宣布的限制措施已禁止中国公司直接购买这类产品。

美国财政部前官员索贝尔说，尽管存在如此广泛的分歧，但美国和中国仍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对话。

“我们和他们待在一条船上，这意味着我们只得与他们对话、相处——无论他们是否对我们满意，”他说。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一直靠着美元催肥进行经济起飞，现在如能对其进行投资限制，将使中国大陆泡沫破裂——这会加速全球统一进程，不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如此。

《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美众院通过重磅法案》（2023-07-14 Newtalk）报道：

美国众议员帝芬尼（Tom Tiffany）提出“诚实地图案”，要求美国国防部不得使用将台湾纳入中国领土的地图， 14 日在众议院表决通过。   

美国联邦众议院于当地时间 14 日表决通过 2024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NDAA），法案包含支持台美强化军事协调、军事网络安全合作等，其中一项引人注目的“诚实地图案”更攸关台湾，此条款将禁止美国国防部使用任何将台湾纳入中国领土的地图。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指出，诚实地图案要求国防授权法案所授予美国五角大楼的全部资金“都不能用来製作、采购或展示将台湾、金门、马祖、澎湖、乌坵、绿岛、兰屿纳为中国领土的地图。”

该法案由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帝芬尼（Tom Tiffany）所提起，帝芬尼指出诚实地图案反映出“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的现实，他进一步强调“我们都晓得，台湾不是也从未成为共产中国的一部分，任何与之不合的主张都是虚假的。”

台湾与中国自 1949 分治以来，中国始终片面主张拥有台湾，并伴随文攻武吓，解放军更为武力攻台动作频频，不断扩张军备，以军机绕台并无视海峡中线持续“侵门踏户”，恫吓台湾，接连不断的军演也一再表明中国侵台决心。

过去在一中政策影响下，美国政府单位有时会采用将台湾视为中国领土的地图，对此帝芬尼于去年 3 月就在国会提出相关法案表决通过，严禁国务院使用将台湾视为中国领土的地图，如今将范围扩大至国防部，要求其使用将台湾与中国视为两相异个体之地图。

谢选骏指出：美国阻止中国统一，从长期看，这将迫使中国二选一——要么放弃台湾，要么击败美国、整合全球。所以我说，随着中共与美国的缠斗加剧，全球统一的进程也将加剧。

【55、全球要人都陪女王下葬了】

《未受邀参加女王葬礼 川普收到英国政府另一份邀请函》（美国网 2022-09-17）报道：

英国政府邀请前总统川普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追悼会，此前他没有被列入伦敦葬礼的宾客名单。

据《每日电讯报》报道，邀请函将该活动描述为“为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一生而举办的感恩仪式”。

据悉，英国政府已于周四向川普和其他在世的美国前总统发出活动邀请函，包括奥巴马、卡特和克林顿。这场仪式由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组织，于下周三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这里曾举办过四位美国前总统的国葬以及其他追悼活动。

美国国会高级议员和所有外国大使在内的政要都受邀参加活动，可容纳大约1700人的华盛顿国家大教堂预计将在活动期间满员。

本周早些时候，总统拜登接受了赴伦敦参加女王葬礼的邀请。白宫新闻发言人让-皮埃尔（Karine Jean-Pierre）表示，这一邀请上周六以外交照会形式从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司传送过来，拜登在一天后接受了邀请。

白金汉宫没有邀请拜登组织代表团参加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葬礼。让-皮埃尔说：“美国政府只收到了对总统和第一夫人的邀请。”

在以往备受瞩目的葬礼上，美国官方代表团都包括现任和前任总统。如当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去世时，时任总统小布什和他的父亲、老布什总统以及前总统克林顿一起出席了葬礼。而在南非民权领袖纳尔逊·曼德拉去世后，时任总统奥巴马邀请前总统小布什、克林顿和卡特加入白宫官方代表团参加葬礼。

在女王去世的消息公布后，曾于2019年受邀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川普在Truth Social上赞扬了女王。他写道：“得知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的消息，梅拉尼娅和我都深感悲痛。在这个悲痛的时刻，我们与我们的家人和美国同胞一起，向王室和英国民众致以诚挚的慰问。”

川普说：“梅拉尼娅和我将永远珍惜与女王在一起的时光，永远不会忘记女王陛下慷慨的友谊、伟大的智慧和绝妙的幽默感。她是一位多么高贵美丽的女士啊——没有人能像她那样！”

网民嚎叫：

aaoc 发表评论于 2022-09-17 19:27:00

有可能是下届总统，英国自然不敢怠慢

worley 发表评论于 2022-09-17 16:59:14

在中国，你的梦想是当总统，就是试图政变。然后会被政治迫害。在美国，你抗议政府要求“全面选票审计”，就是试图政变。你要求选举投票必须出示证件，就是试图政变。然后会被政治迫害。总之，中国媒体被中共独裁集团控制。美国媒体和社交媒体被顶级富豪和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中国和美国老百姓都是只能被忽悠。

奇奇玩 发表评论于 2022-09-17 16:24:46

为什么冷落布殊。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但是俗话又说，“狗眼看人低”。而无论在不在台上、是不是罪犯，只要是“要人”就可以被邀请，因为全球要人都要陪女王下葬。

《英国女王葬礼：谁会参加、谁未受邀请？》（BBC 2022年9月15日）报道：

英国将在下周一（9月19日）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国葬仪式，多位世界领袖和王室成员都将到英国出席丧礼，预料规模将是数十年来最大。

葬礼邀请函上周末已经寄出，预料将会有大约500名外国政要出席，包括国家元首和王室成员。

大部分领导人被要求搭乘商业航班前往英国，而非使用私人飞机，同时他们也被告知将从伦敦西边的一个地点一起乘坐大巴士到仪式举行地点。

国葬仪式将在伦敦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举行，现场能够容纳大约2200人。

欧洲各国的王室成员，其中许多是女王的血亲，预计都将会出席。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King Philippe）和王后玛蒂尔德（Queen Mathilde）已经确认将会出席，确认出席的还有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King Willem-Alexander）和王后马克西玛（Queen Maxima），以及国王的母亲、前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公主（Princess Beatrix）。

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King Felipe）和王后莱蒂西亚（Queen Letizia）也已经接受邀请，同样也接受邀请的还包括挪威、瑞典和丹麦等国的王室成员。

美国总统拜登在女王哀悼册上留言，他将和夫人一同出席女王丧礼。美国白宫已经确认，总统拜登（Joe Biden）将偕同第一夫人出席，不过据了解他们不会和其他人一起乘坐大巴士前往西敏寺。

拜登是否会邀请前任总统特朗普，作为美国代表团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已经经过多次讨论，但代表团人数的限制意味着前任总统并不一定能够出席。

不过有人猜测某些前任总统和夫人，特别是奥巴马（Barack Obama）及夫人，或许可能将作为私人宾客而受到邀请。美国新闻媒体《政客》（Politico）报道，1977至1981年执政的前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没有收到邀请。

英女王在位期间同时也是英联邦国家的国家元首，英联邦国家多位领导人预计也会出席女王丧礼。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新西兰总理阿德恩（Jacinda Ardern），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都已经接受邀请。

在英联邦国家代表英国君主的多位总督预计也会和其国家领导人共同出席。

执政多年的孟加拉总理哈西娜（Sheikh Hasina），斯里兰卡总统威克瑞米辛赫（Ranil Wickremesinghe）据报也已经接受邀请，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尚未确认是否出席。

其他领导人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都将出席。

其他已经接受邀请的世界领导人包括爱尔兰总理马丁（Micheal Martin）、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

韩国总统尹锡悦和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也已经确认会出席。

此外，日本天皇德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an），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也将会出席。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收到邀请。中国外交部说，北京“正在考虑派出高层代表团”。习近平14日起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访问，这是他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之后首次外访。

根据英国政府消息来源称，因为其核项目而长期遭到国际制裁的伊朗，只会有大使层级的代表参加。

未受邀请

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受到邀请

英国政府消息来源告诉BBC外交事务记者兰德尔（James Landale）表示，叙利亚，委内瑞拉和阿富汗等国代表没有获邀出席。

这是因为英国和这些国家没有完全的外交关系。

朝鲜和尼加拉瓜只获邀请派遣大使出席，而非国家元首。

俄罗斯、白俄罗斯和缅甸等国家则没有任何人获得邀请。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英国和俄罗斯的外交关系几乎全面崩溃，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的一位发言人上周表示，他“并未考虑”参加葬礼。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部分的军事行动从白俄罗斯领土发起，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是普京的亲密盟友。

2021年2月缅甸发动军事政变之后，英国已经大幅降低和缅甸的外交关系。

谢选骏指出：全球“要人”都陪女王下葬了。但是英国政府还是有所区别的，例如2018年，英国是唯一没有祝贺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的“要国”。

【56、欧洲人就是非洲人】

《禁忌之恋：数百封没有抵达的西班牙与摩洛哥跨国情书》（亚瑟·阿塞拉夫（Arthur Asseraf）剑桥大学历史学家 2023年12月27日）报道：

一批在几十年前被没收的由西班牙女性写给摩洛哥男子的信件，揭示了殖民时代禁忌之恋的历史。

“你什么时候回西班牙？”这句听起来有些绝望的恳求被小心翼翼地写在纸上，这表明它对卡梅拉（Carmela）来说是多么重要。

“告诉我，你没有在看其他的女人。”1944年她在格拉纳达写道。

但是，这封信的收件人却没能读到这些文字，卡梅拉的跨国情书未能到达目的地摩洛哥（Morocco）。

相反，它最终出乎意料地来到西班牙档案馆的深处，藏于数百封西班牙妇女与摩洛哥男子之间含情脉脉的信息中。

这批邮件是在1930年代至1950年代之间被没收的，它们记录了被禁止的亲密关系。

几十年来，西属摩洛哥殖民当局系统性地没收了这些邮件。

信中满是激情洋溢的文字。一位来自瓦伦西亚的女士写道：“我为你疯狂……我就像一个好色之徒。”

有些信件中还附有照片。在一封又一封的信中，夹杂着几十幅女性的肖像，她们梳着完美的发型，摆姿势提醒远方的恋人她们的样子。其中一位发来了一张她骑自行车的照片，这是她无忧无虑的日常生活写照。

所有这些文件都被认真负责的官僚用信封整齐地归档，然后被遗忘在日常行政文件中。

这些信件积满了灰尘，直到被学者何塞普·路易斯马特奥·迪埃斯特（Josep LluísMateo Dieste）和尼韦斯·穆里尔·加西亚（Nieves Muriel García）发现并出版。

每封信都包含了对一段完整恋情的诱人一瞥，但它们也展现了这些恋情所面临的打压。西班牙官员想尽一切办法使两人的关系无疾而终。

正如1937年一项指令所指出的：“作为一般规则，必须防止摩洛哥士兵与西班牙女性结婚。”

自1912年以来，西班牙一直声称对摩洛哥的部分领土拥有主权，将其作为保护国，与法国一起将摩洛哥一分为二。

来自柏柏尔人群体的战士们对此进行了抵抗。最著名的是在1921年至1926年漫长而血腥的里夫战争（Rif War）中，西班牙军队被阿卜杜克里姆·哈塔比（Abdelkrim al-Khattabi）率领的部队消灭。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西班牙政府增加了在摩洛哥的军队数量，并招募了数千名摩洛哥人在其军队服役。

到1930年代，从大西洋海岸的艾西拉（Asilah）一直到东部与阿尔及利亚接壤的边界，该国北部的狭长地带实际上由西班牙管理，其行政中心设在得土安（Tetouan）。

1936年，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将军正是在这片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发动了一场反共和政府的政变，从而引发了西班牙内战。

随着战争愈演愈烈，突然间，成千上万应征加入西班牙军队的摩洛哥男子被送往大洋彼岸的西班牙，与佛朗哥的部队并肩作战。

除了军队，学生、商人和其他工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并最终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和更偏远的农村地区安家落户。

毕竟，与许多欧洲的殖民地不同的是，摩洛哥离西班牙只有一步之遥——在直布罗陀海峡最窄处，摩洛哥海岸距离伊比利亚半岛南端仅14公里（8.5英里）。

无论走到哪里，摩洛哥男人都会遇到西班牙女人。

在萨拉曼卡（Salamanca），一位名叫孔查（Concha）的妇女遇到了驻扎在附近的摩洛哥士兵纳萨尔（Nasar）。

她疯狂地爱上了他，并于1938年写信给他的上级，请求允许她嫁给他。但对西班牙殖民当局来说，这种接触绝对是被禁止的。

他们对孔查表示厌恶，称她又老又丑，“胖得像河马，还有点跛行”。

他们怀疑纳萨尔之所以表现出兴趣，只是因为孔查碰巧拥有一栋房子，这正是唤醒他“火山之爱”的原因。

正如1937年的命令所指出的，官方命令“尽可能多地设置困难”来阻止这些恋情，“而不是公开禁止”。

事实上，由于佛朗哥政权依赖于摩洛哥士兵的忠诚，他们并未将这种恋情明确定为非法。相反，他们制定了一系列手段，使这种恋情在实践中成为不可能。

例如，如果发现一名妇女与一名摩洛哥男子有书信往来，他们就会禁止她进入摩洛哥。

很多情况下，他们还会禁止这名摩洛哥男子进入西班牙，使他们的恋情变得不可能。

1948年，有人截获了萨拉戈萨（Zaragoza）的卡门（Carmen）写给她在摩洛哥的情人阿卜杜萨拉姆（Abdeselam）的一封信。得土安当局立即禁止两人过境。

在信中，卡门告诉了他女儿的消息，这名儿童长大后将再也见不到父亲。但官员们对这名儿童无动于衷。

为什么他们如此轻视这些恋情？部分原因在于独裁政权的保守意识形态。佛朗哥政府极度厌恶女性，严格控制女性流动，并限制她们就业。

它还将自己视为天主教的捍卫者。出于宗教原因，与穆斯林男子结婚的妇女被视为“失去信仰”。

但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官方所说的“种族声望”（prestigio de raza）。

为了继续殖民统治，西班牙必须被视为优于摩洛哥。

由于政府将婚姻理解为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关系，任何跨越殖民鸿沟的婚姻都会使西班牙女人屈从于摩洛哥男人。

如果这一点为人所知，就会破坏殖民统治的基础。

相比之下，西班牙男子与摩洛哥妇女之间的恋情在摩洛哥非常普遍，但并没有引起如此广泛的审查，因为这些恋情在亲密的范围内再现了更大的社会权力结构，而不会对殖民统治构成威胁。

这并不是西班牙特有的现象：对欧洲女性与殖民地男性恋爱的恐惧在欧洲殖民政府中很普遍。

在邻近的法属地区，官员们也对这种恋情的政治后果表达了相似的反对。

荷属东印度与英属印度的殖民政府认为欧洲女性和殖民地男性之间的恋情比欧洲男性和殖民地女性之间的恋情更具威胁性，并对其进行管理。

虽然阻止这种恋情的措施从不支持到完全禁止不尽相同，但基本规则是一致的——此类关系是一种威胁。

然而，这些信件揭示了在殖民社会的表层之下，两种人的邂逅是很常见的，其导致了一系列的关系：友谊、追求、性关系和婚姻。

打开这些书信令人激动——这是一扇窗口，让我们得以了解官方文件很少提及的生活。但它也令人不安，因为大多数信件从未到达目的地。这感觉就像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因为这些人从未选择过将自己的信件收录到这份档案中。

当摩洛哥于1956年独立时，位于得土安的保护国政府关门了，其档案大多被遗忘。

最终，这些信件大多被放在马德里附近的埃纳雷斯堡（Alcalá de Henares）大学城的档案馆里，就像西班牙在非洲的大部分殖民历史一样被遗忘。

尽管最近出版了其中的一些信件，但它们的故事仍然鲜为人知，而这个被遗忘已久的档案馆也还没有揭开它所有的秘密。

谢选骏指出：从希腊罗马时代之前，欧洲文明就是一种地中海文明了——希腊文明发生于亚非欧三洲的交界处，绝非偶然；而且希腊在亚洲的领土实际上要大于在欧洲的领土，例如现在土耳其，以前基本上都是希腊人的地盘。在事实上，欧洲人就是非洲人，非洲人就是欧洲人……西亚人也是如此……他们环绕着地中海生存，就像中国人和朝鲜人、日本人、菲律宾人、印尼人、马来西亚人、越南人……围绕着亚洲地中海生存。既然如此，为何把亚洲地中海周边的人都叫做“东亚人”，而把西方地中海周边的人分别叫做“欧洲人和非洲人”呢？而这些被叫做“北非人”的，其实并非黑人，而是与欧洲人同种的高加索人。难怪西班牙女人对摩洛哥男人那么热情！

【57、全球政府2050年建立的概率：49%】

《人类世界2050年毁灭的概率：49%》（2019年08月23日编译 韩真）报道：

贾雷德·戴蒙德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地理学家，他的书着眼于对于历史的“大思考”，拥有如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和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这样的老读者。贾雷德的新书《巨变》从历史上各文明的各类教训出发，尝试为当下充满危机的现实世界提供解答。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公共知识分子生涯从1991年的进化心理学作品《第三种黑猩猩》开始，起飞于1997年的《枪炮、细菌与钢铁》。该书采用了一种“三单词解释”的方法来说明西方世界是如何崛起为现代全球帝国的。尽管此书发表于“历史的终结”的时刻，但批评家们仍然认为此书是地理决定论的、是对西方霸权的吹嘘。2005年，戴蒙德发表了《崩溃》一书，提供了古代文明对环境危机应对不力而崩溃的一系列案例分析，让人爱不释手，是一本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当今时代气候变化危机的好书。发表于2012年的《昨日之前的世界》一书，探讨了文明中的各传统社会对危机的应对，而新书《巨变》（Upheaval），则探讨那些更加像西方文明的各传统社会是如何面对危机并克服困难坚持至今的。大卫·华莱士﹣威尔斯（David Wallace-Wells）为此采访了戴蒙德。

很明显我想谈谈您的新书，但我想也许可以从您一系列过往作品的背景出发来谈这本新书。

好，接下来是我的回答。你可能发现我的回答非常老套、不合你的心意。经常有人问我这类问题：我写的这些书之间有什么关系？我的回答是“没有”。我写每本书，都是针对我当下最感兴趣的主题、写的是最趁手的内容。写完一本书后就与新书没什么关系了。

好吧，您这么一种表述对我来说是有先后关系的。我在想您的书籍系列，《枪炮、细菌与钢铁》和《崩溃》，然后是新书《巨变》。每本书都相继完成了一段文化智识之旅。由《枪炮、细菌与钢铁》开始，很明显是一个对于历史的微妙的研究，读起来是对于西方文明在这个星球上的优势地位的一种阐述……

我觉得你的溢美之词超出了我所应得，不过《枪炮、细菌与钢铁》这本书值得夸一下，所以算是接受你1/3的夸奖。但我不觉得它是一种西方必胜主义的论调。

对，我也不这么认为，我不想这么说的。但是这本书的发布时间和西方文化中的必胜主义潮流比较合拍。

你和我都在说英语而没有说阿尔冈语，这是有道理的。我不觉得这表示了英语本身的胜利，我视之为历史发展的结果，这就是《枪炮、细菌与钢铁》一书想表达的观点。

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多提一下《崩溃》这本书……15年来，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是一样的么？我是说，您对于各社会如何应对环境变迁的挑战，如何变得可适应、有韧性这个问题的看法，与过去是一样的么？

是的，没两样。我在2005年看到的情况到如今依旧。历史上很多社会因为破坏环境而自我毁灭。这些年来发现了更多例子，比如对于卡霍基亚环境崩溃的研究，卡霍基亚就在圣路易斯城外，是北美大陆人口最多的印第安人社会。当我写作《崩溃》一书时，其崩溃的原因并不为人所知，但之后有一个很好的研究说明了气候变化、密西西比河洪水对其覆灭的作用。我这本书说的是历史上发生的社会因环境问题把自己搞崩溃的事情。过去14年来，历史上的社会因环境问题把自己搞崩溃了，仍然是个事实，没啥可变的。

今天因为全球化，不再是各个社会因为环境问题逐一崩溃，而是全世界整体的垮台，我们面对的风险更大了。

您觉得整个文明的网络连在一起崩溃这件事情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估计整个已知世界在2050年崩溃的概率是49%。那时我已经死了，而我的小孩们大概63岁，所以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有现实意义。按照我们现在的状况，为了支撑起整个复杂的社会，资源并没有可持续利用：整个世界的渔业开发大多数是不可持续的、渔业资源很快就会耗竭；整个世界的农业开发、大多数的农场也是不可持续的，土壤、表层土也是如此；全世界的淡水资源利用也是不可持续的。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我们在地球上不可持续的资源大概还能用个几十年的时间，然后在2050年左右就难以为继了。这就是说，在2050年这个时间点上，我们或者找到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或者就已经太晚了，社会必然要崩溃。

所以我们要来谈谈可持续发展道路。您的新书中将提供怎样的经验教训，来帮助我们转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要处理国家级的危机，第一步就是整个国家要承认危机是存在的。如果你否认存在危机，那么你就不会去解决它。这是第一点。今天美国很多人不认为我们处在环境危机中。

第二点，当你承认处于环境危机之后，你得认识到自己是有责任的，得去做点什么。如果认为危机是别人所致，那么你就不会为了解决问题而做任何事情。今天的例子是，美国很多人包括政治领袖们在内，都认为美国的环境问题不是美国导致的，反而怪罪到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头上，这是不对的。所以要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这是第二步。

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在环境左派当中似乎有很多互相抗衡的观点，一些人认为只有靠个体的努力才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另一些人认为要着重关注大公司因利益对环境犯下的罪过、共和党不好的行为等等。在这种背景下，您认为美国人怎样才算是接受自己的责任呢？

我的理解是，与5年前相比，大多数美国公民、投票人认识到了气候变化是个现实。可以说是现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公众意识到了气候变化的重要性，觉得自己有责任了。

谈到我们去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有三个方面：个体行动、中间的公司行动以及在全国整体层次由政府采取行动。个体来说，我们可以买不那么污染环境或消耗资源的汽车、少开些车或选择公共交通。大公司的利益考量也很重要，我是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及国际保育组织的理事会成员，理事会上还有很多大公司如沃尔玛和可口可乐的CEO。

尽管有些大公司对环境做了很糟糕的事，但是也有很多大公司做了对可持续发展非常棒的事，但却没有获得广泛的报道。当埃克森石油公司在阿拉斯加的瓦尔迪兹港发生石油泄漏的时候，媒体大肆报道。而当雪佛龙石油公司管理巴布亚新几内亚油井时候，采取了比我待过的任何国家公园都严格的保育措施这件事情，媒体就不把它放在头版，因为不认为这是个好的形象。

最后说到共和党，没错，政府对于环境是有责任的。简言之，气候变化可以在个体、公司和国家这三个层面来应对。

在书中，您谈论当今世界问题的时候，谈到了气候变化、资源不可持续，但您也谈到了核战争和核武器。这里要问一个可能有点愚蠢的问题：您对这些问题是如何排序的呢？

我现在就在抑制我的笑，因为我知道大家听到我的回答之后的反应。每当有人问我“应对诸多环境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排一个优先级”的问题时，我的回答是：“我们不应该排优先级。”

所以，针对当今世界的危机，我们要怎样排一个优先级呢？我们得避免核毁灭的发生。如果我们有核毁灭问题，即使我们解决了气候变化问题我们也完了；我们得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不去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解决了核毁灭问题，我们也完了；而如果我们解决了气候变化问题又没有核毁灭，但我们继续像现在一样不可持续地利用资源，我们也完了；而如果我们解决了核武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可持续资源利用问题，但我们的世界像现在一样不平等或者不平等程度更加严重，那么我们也完了。所以，我们没法排优先级。我们需要解决环境问题的所有四个方面。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从历史上看有什么经验教训么？

关于这个世界的问题，要解决环境问题这一国家危机，我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清单，有12个因素。现在我当然可以列一个更长的清单或者更短的清单，但如果清单中只有3条内容，那么很明显我们丢掉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而如果清单上有72个因素要考虑，那么没人会读我的书，他们不会重视的。

举一个美国做得很糟糕的事情作为例子，就是不去把其他国家当作榜样。今天的美国相信一种叫作美国例外主义的论调，认为美国是独特的、例外的、不能被他人定义的，认为我们从其他国家没什么好学的。然而我们的邻居加拿大，这个与我们分享一个大陆的民主国家，还有其他的民主国家——整个西欧、澳大利亚、日本，所有这些民主国家都面对一些美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他们的卫生系统都有问题，他们的教育系统都有问题，监狱系统也有问题，在平衡个体利益和社群利益这件事上也有问题。而美国一样有这些问题，我们有监狱问题、有教育问题、有卫生系统问题，大多数美国人都对我们的卫生系统不满，大多数美国人也越来越对我们的教育系统感到不满。

其他国家面对这些相同的问题，他们解决的比美国要好。所以我们可以学到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把其他国家当作榜样，要从美国是例外的、“我们从别的国家没什么好学的”这种谬论当中矫正出来。

您认为这本书主要是针对美国未来的道路的么？或者您认为这本书是面向全球读者的？

这本书是关于美国以及215个其他国家的。美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国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正在与其抗争。我刚刚从意大利和英国回来，问题大得很，我在英国的时候它正处在脱欧问题的尖锐时刻，现在，英国还是处在脱欧问题的尖锐时刻。

如果说世界上很难有一个国家看起来是一个好的、欣欣向荣的榜样，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的话，那么，您对于我们能够找到我们自己的通往一个可持续的、繁荣的、让人人实现抱负的国家的道路持多大的信心呢？

这倒是个有趣的问题。当我写作本书时，如果我在写“关于世界”这章的最后6页内容之前就停笔的话，那么这章就是一个悲观的前景。因为在这个节点上我会认为整个人类世界要解决困难的问题，基本就没成功过。而联合国还不够强，因此我会觉得要解决世界上的大问题，前景是挺悲观的。

然而幸运的是，与朋友交谈时我发现，这个世界在过去40年间解决极为困难的、痛苦的问题上，还是有很多成功先例的。比如说，如此多的国家的海岸经济区互相重叠，要让每个国家都划分清楚彼此的海岸经济区的分界线极为困难，但是结果却是各国划界成功，问题得到解决。

还有天花的问题。要灭绝天花病毒，得在每个国家都灭绝天花病毒，这就包括在埃塞尔比亚和索马里灭绝天花。小伙子，要在索马里灭绝天花病毒得有多难！然而最终却成功了。

我想问您关于加利福尼亚本身的问题。加州很有意思，我看加州的时候会觉得更有理由相信地球会变好，加州对于气候变化和资源利用问题可能比美国任何别的地方都有更持续和认真的关注。它的环保政策以各种尺度来说都比美国别的地方更进步。然而，加州也是一个不幸的州，因为地理的因素要面对一些最强烈的环境压力、要解决一些最激烈的环境问题，比如水资源问题、野生火灾问题，还有别的。作为一个加州人，您怎样看待加州的未来？

加州和世界上别的地方一样有它自己的问题，但是加州让我感觉更乐观。加州确实有环境问题，然而我认为加州拥有美国最好的州政府，也有相对受良好教育的公民。加州有美国最好的公共教育系统、公共高等教育。好吧，我在加州大学非常清楚我们要向州立法部门哭喊着要更多经费这件事情……所以加州是有自己的问题的，但是加州人和政府在积极解决问题这一点上，给了我信心。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在东海岸长大。到了加州，我看到山火熊熊燃烧的图像和报道，我听到加州人提及山火当中他们被疏散的经历……我就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在这里生活的？这种环境一定会在你们心中导致某种心理成本。

好吧，我知道心理成本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我是怎么逃避心理成本的，因为我在波士顿出生长大。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这样的：在波士顿，我在亨德尔与海顿协会的合唱团唱歌。这是五月的最后一周，我们将要在波士顿交响大厅表演，然而整个城市因为一场雪灾而封闭了，我们的音乐会也取消了。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后一根稻草，我不想生活在一个城市，在五月的最后一周，因为一场雪灾把城市封闭了、把交响大厅给关了。

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儿而已，波士顿一年有五个月处于痛苦的冬季、春天有两周时间好一点、然后是四个月痛苦的夏天、然后秋天有几周好一点。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纽约其实也差不多。所以当我搬到加州的时候，我的反应是：“没错，在加州我们有山火问题、有地震问题、有泥石流问题和山洪暴发的风险。但是谢天谢地！是所有这些问题把我从在美国东北部的痛苦生活的心理成本当中给解救出来了！”资料来源 nymag.com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人类世界2050年毁灭的概率：49%”，等于就是“全球政府2050年建立的概率：49%”——除非人类愚蠢透顶，同时还邪恶透顶，同时还决定共同毁灭。“全球政府2050年建立的概率：49%”——这是唯一的药方，不论你喜欢与否。“全球政府2050年建立的概率：49%”，这说明我2004年开始发表的呼吁，没有白费。

由于核武器的普及，共同毁灭的战争危险大大提高了，因为武力统一变得困难。这样，全球统一必然被延后到环境压力的总体爆发之后，延后到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崩溃之后——那时，全球政府作为“收拾残局者”登临了。

【58、全球政府不停息】

《来自 2024 年的担忧》（07/18/2023 今日美政）报道：

民主党内著名的保守派参议员 Joe Manchin 周一在 New Hampshire 州参加了一个由 “无标签” No Labels 组织举办的论坛。这一论坛的议题是所谓 “新常识”，涉及移民、医保、枪支管理和经济政策的。但这一论坛的一个话题，引起了民主党人的担忧。

我们必须理解曼钦的政治选择，因为他来自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的地位相当于州长（他之前也确实是该州州长），是按普选票来计胜负的。而西弗吉尼亚州是一个深红州。在2020 年总统大选的投票中，69% 的选民投票给了川普，而拜登得票率还不到 30%。曼钦作为一个民主党人能够在这样一个州里赢得普选票，已经十分难得。事实上，曼钦是 2018 年赢得连任的，他的得票率仅比他的共和党对手高三个百分点。他在 2012 年正式当选的时候，美国 还没有那么分裂，曼钦超过他的共和党对手 24 个百分点。可以想见曼钦的焦虑所在。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曼钦在民主党的各项决议中都持非常保守的立场，包括反对拜登政府最初提出的 “重建美好法案”，这导致最终这个法案只能缩水成为后来的 “降低通胀法案” 才得到通过。

但这一次曼钦引起民主党恐慌，还因为另一件事。

“无标签” 组织曾经表示，他们试图创建一种新的总统大选的模式，即挑选一名民主党人和一名共和党人搭手，以第三方的姿态，参加 2024 年总统大选。这当然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但从美国历史上来看，没有第三党可以和两个主要政党竞争。这条道路的意义是试图弥合美国左右各自极端化的政治版图，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的影响。美国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一类的尝试，而 2024 年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最有可能最终角逐的两个人，拜登和川普，都受到很大的非议。“无标签” 组织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再次启动第三方参选的机会吧。

那么如果曼钦参与 “无标签” 组织的计划，以第三方候选人的身份参与 2024 年总统大选，则几乎肯定会对拜登的选情造成伤害。在 2020 年，拜登在和川普势均力敌的几个州，如佐治亚、亚利桑那、威斯康辛、宾夕法尼亚等州，优势都很小。我们知道，中间选民中，大多数倾向于民主党，所以一旦曼钦分走中间选民中的选票，那么无疑是对川普的利好。

事实上这一做法已经受到大量民主党议员的抨击，他们认为这等于是分裂民主党，白白把大选结果送给共和党人。

我今天想探讨一下，如果拜登输掉 2024 年大选，对于世界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最近，Fareed Zakaria 博士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两党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上周末，Zakaria 博士对拜登总统进行了专访，期间拜登总统最担心的是，如果白宫易手，共和党人入主美国政府的话，那么美国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方联盟，可能出现严重裂痕。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尤其是北约国家，他们是支持乌克兰抵抗侵略的最中坚力量。而美国则是世界现有秩序的维护者，美国也是北约最重要的支柱。

但是，所谓美国孤立，美国不干涉主义non-interventionism 在美国历史悠久。事实上，美国是一群脱离欧洲寻找乐园的清教徒建立的国家，从美国建国一开始，孤立主义就是一种主流的思潮。

1796 年，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将军在告别演说中，一再强调美国要独立于欧洲之外。他说：“对于我们来说，针对外国最重要的行为准则是扩大和他们的商业关系，但应该尽可能地减少和他们的政治联系。欧洲和我们关系非常遥远。欧洲必然陷入争战，而争战的起因我们不关心，也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如果刻意卷入他们的争端，是不明智的。” 这一主张后来得到杰佛逊和麦迪逊的强烈支持。著名的美国门罗主义，就是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宣布的，其核心思想是美国只应该关心如何经营好美洲，对于世界上的，主要是欧洲发生的事情，不参与。当时，美国还是一个偏远的不发达的农业国家，采取这种外交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应该看到，对于讲究传统，习惯性保守的美国人来说，这些思想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从美国建国开始，就有所谓的汉弥尔顿主义，汉弥尔顿认为美国应该积极参与欧洲事务，以谋求自己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两种思潮，同时存在，在建国早期，孤立主义是占上风的。

一般认为，美国在 20 世纪初，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孤立主义依然在美国盛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一直拒绝参与，威尔逊总统 1916 年就是依靠 “让我们远离战争” 的宣传而获得了连任。一战后威尔逊虽然积极推动了国联（也就是今天联合国的前身）的建立，但参议院拒绝批准美国加入。很多历史学家们认为，国联正是因为缺乏美国这样的压舱石和决定性力量，才变得软弱无能，无力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前，罗斯福总统也需要化大力气与国内的孤立主义抗衡，最后还是爆发了珍珠港事件，战火烧到了家门口，美国人才放弃了传统的孤立主义，参与了二战。这里要说一句公道话，威尔逊虽然在竞选中不得不采取孤立主义态度，但他本人依然是一个全球主义者。威尔逊认为，美国应该取代英国成为 “世界秩序的稳定器”，他认为建立全球自由秩序，是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因此后来人们也把这种思想称为 “威尔逊主义”

二战之后，由于美国对世界秩序成功的管理，这也包括美国必须联合欧洲对抗苏联的威胁，尤其是二战后婴儿潮一代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民众开始占据主流，美国开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民众中认为美国应该孤立的比例，下降到大约只有三分之一。主张美国孤立和美国单边主义的 “杰佛逊和杰克逊主义” 在自由主义秩序的鼎盛时期，显得比较失宠。

其后，911 事件爆发，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不成功的管理，使得大量美国民众又开始怀念孤立主义了。2013 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资料显示，超过 50% 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管好自己的国内事务，让其他国家自己去管自己的事儿。这是自 60 年代以来，持这种观点最高的一个比例。

外交事务杂志认为，自小罗斯福总统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还没有出现过如此根本性的分歧。杰克逊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民粹主义。他们只关心美国人自身的福利。他们甚至认为全球主义者只是被资本利益集团裹挟的腐败的政客。他们在伤害美国人的利益，表面上看似用自由主义引领世界，但实际上只是为了满足资本利益集团更多的全球利润而已。

今天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相比，要保守得多。也就是说，更多的共和党人，倾向于美国孤立的所谓 “现实主义” 态度，他们更多地秉持了所谓杰克逊主义的孤立。最近的一次盖洛普民调中显示 79% 的民主党人支持乌克兰夺回自己的领土，而持这一观点的共和党人则只有 47%，更多的共和党人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即使俄罗斯依旧占有乌克兰的领土。

另一份皮尤研究所的调查报告显示，71% 的共和党人认为美国应该更关注国内事务，只有 29% 的共和党人认为积极干预国际事务对美国的未来更有利。而在民主党这边，60% 的民主党人认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更为有利，只有 39% 的民主党人认为美国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事务上。

共和党内部也有积极倡导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领导人。比如前副总统彭斯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但是，很明显地，主流的共和党人，包括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参选 2024 年总统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更不用提川普和福克斯电视台的名主持人塔克卡森，他们都是坚定的美国孤立主义的支持者。身份政治的政治氛围加深了这些保守派对政治精英们的不信任，实事求是地说，杰克逊主义者多多少少带一些 WASP 白人至上的色彩。

我们可以预测，如果共和党重新执掌白宫。美国会更多地从国际事务中抽身。乌克兰的抗战也会面临更多的艰难。不过有一点不会改变，即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共和党人可能不太在意中国的意识形态不同，但中国实实在在地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杰克逊主义者也不会漠视来自中国的竞争。但对中国的遏制，更多地可能是出于对美国自身利益的影响，而可能忽视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这一点上，民主党人则更注重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中国对自由世界的威胁。

最后，Zakaria 博士说：“环顾世界，我们发现国际秩序面临的最大风险，可能不在于乌克兰和台海的危机，而在于美国的竞选。” 2024 年大选，因此可能成为世界格局的一个转折点。

网民嚎叫：

07/18/2023 23:09

美国建国的时候直到一百年以前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大概没有太多的对与错。从二战开始很多的国际冲突都有比较明确的正义一方和非正义一方。不觉得100多年以前的孤立主义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俄乌战争袖手旁观就是不道德的。

路遥说道：

07/18/2023 13:05

拜登怎么能继续当总统呢，他的身体状况无法胜任总统职责。美国最大的危机危机恐怕是找不出一个中青年来当总统。

谢选骏指出：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谁在2024年上台，都无法阻挡全球政府前进的脚步！因为全球化过程不会停息，全球政府也不会停息！

【59、全球政府才算“历史的终结”】

《全球大历史的开始──写在战争前夜》（文扬 2003年3月18日）报道：

几个月来，一些英美人要打伊拉克人，一边与各国开会磋商，一边向海湾调兵遣将。开会是政治，调兵是军事，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就是政治的继续。开会的结果决定战争是否进行以及后果如何。 

人类历史上有过无数次的政治冲突，也有过无数次的战争，但也就这样谈谈打打地过来了。那时候这个地球几乎是无限大，各国与各国都远隔千山万水。中国的秦朝灭了六国、蒙古的成吉思汗打到了欧洲、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了世界海洋，如此之大的政治－战争变局也都只是一些“地区性”的事件，与世界其它地区没有什么关系。在近代之前，西方人在中国人眼里就是鬼，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就是仙，“鬼国”的事与“仙国”的事各成一统，无数的本地事件、无数的本地知识构成“无限多样和纷乱不堪的意识世界”（曼海姆语）。那时候人们普遍享受着因世界的“参差多态”而引起的幸福快乐，没有人会把自己置身于枯燥、单一、无趣的世界统一意识体当中，像康德和黑格尔这样的德国傻子只是少数。 

但无奈这个世界终于越来越小了，小到所有的隔阻都被摧毁、所有的距离都被跨越。如同一个原本精巧复杂、处处曲径通幽的迷宫被拆掉了所有的隔断，成了一间空汤的大厅，所有人都不得不置身于一个越来越枯燥、单一、无趣的世界之中。枯燥到除了等着看英美人如何打伊拉克人，全世界几十亿人几乎再没有其他可惦记的了。单一到全世界人的未来命运不得不身不由己地交由小布什、萨达姆、本拉登、金正日这么几个人心血来潮地决定。无趣到全世界到处都是同样的面孔、同样的服装、同样地一本正经，坐在同样的办公室里谈论着一些同样的事。 

人类注定要这样吗？每个人的生活注定要被无所不在的电视网、互联网和电信网瓦解成“时空分裂”（吉登斯语）的碎片吗？在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的编织下，人类社会竟再次成为了围坐在电视篝火旁的原始部落，数尺之遥的左邻右舍成了天边的游民，千里之外的电视明星却成了客厅的常客。于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以莫名其妙的速度，被莫名其妙的扩散，成了整个现代社会莫名其妙的一部分。 

驻扎在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身后是全球大历史的朝阳，还是帝国的落日？（路透社）

全球统一的意识体和全球统一的大历史竟然就这样不期而至了。几个IT技术专家的小发明，经过唯利是图的资本运作，就这样不期而至地演变成了巨大的权力技术。既没有丰厚的人文基础，也没有任何民主的程序，高度发达的权力技术就这样不期而至地作用在全世界所有人的身上。M.福柯在评论启蒙运动时曾说过：启蒙在发明了自由和民主的同时，也发明了纪律。人类也许总是要陷于这样的自相矛盾的困境当中，今天的人们不难发现：全球化媒体在“去中心化”的表面现象之下，实际上是愈演愈烈的“中心化”；网络化民主的表面现象之下，实际上是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专制。 

全球统一的意识体无疑是一个专制的意识体，全球统一的大历史也注定是一部专制史。如果需要有一个历史事件说明这个大历史的起点的话，可以说非“9．11”事件莫属。它是现代媒体在完成了技术和内容的全球化之后的第一个发生在“中心区域”的、具有“历史符号”（J.利奥塔语）意义的重大事件。自此之后，一个以“中心区域”为轴心的、建立在现代媒体技术之上的全球统一的意识体蔚然成形。现代媒体每一次对“中心区域”的中心化聚焦，同时也就是对其它“边缘区域”的又一次边缘化忽略。英美人需要这个中心化，“9．11”事件历史性地强化了这个中心化进程。 

美国总统布什不仅要攻打阿富汗“伐燕”，更要攻打伊拉克“伐楚”，他的目标是否在“天下大定”？

中国人甚至不妨将“9．11”比附为当年的“荆轲刺秦”，史记：秦二十年荆轲事败之后，“王于是大怒，益发兵诣赵，就王翦以伐燕，与燕师、代师战于易水之西，大破之”，之后经过“伐楚”、“灭魏”、“攻辽东”，秦二十五年“天下大定”。（《资治通鉴》卷七） 

不知未来的历史学家会不会将“9．11”事件也评论为“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同上），但从攻打阿富汗这个“伐燕”事件，随之转为今天攻打伊拉克这个“伐楚”变局，可见“王大怒”之后通常就是一连串的行动，目标不在区区燕楚，当是“天下大定”。 

我的一个观点是：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文化上讲，处于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大历史中的中国学人，多多少少地有些“过来人”的身份。即使不肯认同其暧昧不明的儒道学说，也不至于落到拾西方伪自由主义歪理之牙慧的境地。自由主义无疑带有体现人类各种美好愿望的光环，但不幸的是人类已经错失了实现其理想的历史条件。新千年的世界历史，竟然正在一步步重蹈两千年前中国大一统的专制历史，虽不幸，却是事实。 

谢选骏指出：人说2001年恐怖袭击之后的反恐战争是“全球大历史的开始”──我看全球政府才算“历史的终结”。

【60、全球政府可以解决“供应链大混乱” 】

《在持续动荡的世界，我们如何应对“供应链大混乱”》（PETER S. GOODMAN 2024年6月4日）报道：

2021年10月，在洛杉矶港外抛锚等待入港的集装箱船。

南加州看上去就像被封锁了。

超过50艘巨轮在太平洋寒冷的海水中颠簸，被困在洛杉矶和加州长滩的两个港口附近。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它们等待着轮到自己靠岸，卸下货物。看热闹的人拿着双筒望远镜蜂拥到水边，试图数清绵延至漆黑地平线的船到底有多少艘。

这不是战争。这是全球经济陷入停滞时的情形。

那是在2021年10月，地球上发生了百年来最严重的大流行。国际贸易中到处都是令人困惑的失常。最基本的地理格局仿佛经过了重组，海洋被拉长，中国工厂与美国超市之间的距离变远。

鉴于集装箱船的规模——最大的集装箱船长度是自由女神像高度的四倍多——任何一艘停泊等待的集装箱船都意味着大量订单没有到达预定目的地。甲板上堆满了集装箱，里面的东西从服装和电子产品，到装满化学品（用于制造油漆和药品等产品）的桶，它们构成了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排队等候的船只中，有一艘悬挂香港国旗的CSCL Spring号，载有来自中国大型农业集团益海嘉里国际公司的138个集装箱，其中总共装载了约3300吨的油菜籽颗粒——这是足够养活2万头奶牛一周的动物饲料。这一延误加剧了困扰美国畜牧业生产者的饲料短缺问题。

在这些被困的船中，有五艘总共运送了约5900吨的斐济瓶装水。超过7700吨的喜力啤酒也被拖延。悬挂新加坡国旗的“万海625”号载有近1300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树脂，这是制造合成纤维和用于包装软饮料的塑料瓶的关键元素，也是一种短缺商品。这艘船还载有约2300吨的太阳能电池板和720吨的链条围栏材料。

据估计，在南加州两个最大港口外等候的船只总共装载了价值超过250亿美元的货物。这只是由于全球供应链崩溃而搁浅的商品的一小部分，而供应链崩溃的规模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从中国到北美再到欧洲，全球近13%的集装箱船队在港口漂浮。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产品陷入拥堵。

所有这些东西都应该在别的地方。

但是，大量集装箱涌入，使码头不堪重负，与此同时被隔离的美国人在为大灾难做准备，他们在地下室里摆上健身自行车，在卧室里摆上办公家具，在厨房里摆上烘焙设备。这些商品大多是在亚洲制造的。卡车运输业抱怨说，他们招不到足够多的司机来运送这些海啸般涌来的货物。仓库满满当当，却缺少工人。多年来由于企业削减成本而被掏空的铁路行业在需求激增的情况下陷入困境。

几十年来，世界似乎被压缩了，各大洲被集装箱船、互联网和对全球化的狂热信仰连接起来。现在，人们重新感受到大地的辽阔。

——

在长滩附近被困船只的中心是悬挂丹麦国旗的集装箱船马士基·埃姆登号，长约365米，宽约48米。这艘船刚从中国宁波港抵达，装载了大约1.2万个集装箱。

哈根·沃克在马士基·埃姆登号上只有一个箱子——一个12米的集装箱，在运输舱单上记录为MSMU8771295。但在他的创业公司的短暂历史中，它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

沃克的公司Glo总部设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镇。该公司生产新奇的塑料方块，放入水中时会闪闪发光。他前不久获得了一份突破性的订单——为《芝麻街》制作洗澡玩具，其中包括标志性的艾蒙玩具。他原计划在关键的假日期间首次推出产品，当时距离假期只有两个月了。

和数以百万计的公司一样，沃克的经营依赖于两个关键因素：在中国生产的工厂，以及将产品运往美国海岸的巨型集装箱船。几十年来，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廉价而可靠的经营方式，大品牌和小企业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提供从烤箱清洁剂到飞机零部件等各种产品。

但是，这个等式在瓦解，沃克发现自己面临着南加州沿海最严重的交通堵塞。

随着日历继续无情地向假日季迈进，他的艾蒙娃娃漂在水上，成为供应链大混乱中的弃儿。

当马士基·埃姆登号载着沃克的货物加入长滩附近的漂浮队列时，从欧洲到非洲再到北美和南美，人们还在忍受口罩和手术衣等个人防护装备的严重短缺。这迫使一线医务人员在缺乏足够保护的情况下照顾新冠患者。

随着人们的恐慌性囤货，卫生纸从商店货架上消失了。女性卫生用品、抗生素甚至阿司匹林等药物也很难找到。超市里的肉类陈列柜空空如也。有一段时间，广受欢迎的早餐麦片“葡萄柚果仁”和用来制作珍珠奶茶的木薯粉几乎都消失了。

在亚洲，生产电脑芯片的工厂跟不上需求的大幅增长，在芯片已成为各种设备大脑的时代，这成了紧急情况。从日本到美国再到巴西，汽车工厂都因为芯片短缺而停止生产。美国汽车经销商的汽车库存通常是他们一个月销售量的两到三倍。到2021年底，它们的库存已跌至创纪录的低点，不到销量的一半。随着新车越来越少，二手车的价格也开始飙升。

医疗器械厂家开始了一场基本上徒劳无功的宣传行动，希望让芯片公司知耻，转而优先处理它们的订单，而不是苹果、谷歌等智能手机公司的订单。各大电子企业开始秘密收购旧玩具和电玩主机，拆解古老的PlayStation和芭比娃娃配饰，以获取里面的芯片。

对于以前从来不需要去考虑全球供应链复杂性的消费者来说，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极为不安。商品的短缺从直觉上确认了一种想法，即当代生活本身已经失控，并且揭示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黑暗真相：当时的局面已经不在任何人的掌控之下了。

在富裕国家，社会一直浸淫于这样一种观念中：互联网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时空限制。你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一天、任何天气下上网，点击一下，然后等待卡车运来你的货物。

在一个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这是一件确定无疑的事情。

供应链不仅是商品的循环系统，它还能带来一种人类境况尽在掌握的感觉，是现代生活中一个少有的协调一致的侧面。在人们对政府失去信心、对新闻媒体持怀疑态度、对企业动机心存疑虑的时代，每个人至少都可以相信那些把快递员带到你家门口的隐形力量。将农场、工厂和配送中心与家庭和企业连接起来的联系似乎是不可侵犯的。

随着供应链开始断裂，从明尼阿波利斯到米兰，城市里到处都是救护车无休止的悲鸣，把新冠肺炎的感染者送到医院，人们躺在走廊的病床上奄奄一息，病房里人满为患，呼吸机供不应求。从旧金山到斯德哥尔摩，人们在养老院独自咽下最后一口气，没有向他们的子孙告别。每天都有噩耗传来，死亡人数不断攀升，最终夺走了全球近700万人的生命。

——

近几十年来，从北美到欧洲再到日本，跨国公司都把自己的命运置于一种无情的效率上。为了追求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利润，它们逐渐将生产委托给世界各地的工厂，尤其是中国的工厂。

它们表现得好像这个战略不存在任何风险，好像中国的工业园区是俄亥俄州和巴伐利亚州的延伸。他们要么不知道，要么不在乎航运业基本上是一个卡特尔，基本不受任何政府监管机构的监督。

一旦它们的产品抵达美国海岸，公司就依赖于运输网络，而运输网络又依赖于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这些工人从事着危险而孤独的工作，尽管他们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被人为压低。在构建供应链的过程中，卡车运输公司和铁路公司不遗余力地追求效率，他们对待工人的方式仿佛工人的时间是无限的，没有价值，在只能等待下一班货的时间里，他们不应该得到任何补偿。

从铁路到卡车运输公司再到仓库，供应链上的大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将工人视为需要控制的成本，而不是有家庭、身体疾患和其他需求的人。雇主们认为，即便肆意剥削，他们也不必担心劳动力会枯竭。与此同时，数十年来，人们热衷于将去监管化作为解决几乎所有问题的办法，导致把经济命运拱手让给了少数几家主导关键行业的企业。

在华盛顿，两个主要政党一直不切实际地认为，任由大型公司去掌握对市场的控制权，将产生更高的效率。

这场疫情暴露了依赖远方的工厂和集装箱船来维持人类货物供应的后果。

它暴露出世界在防护装备和药品等关键产品上严重依赖中国的做法是草率的，特别是在华盛顿和北京陷入贸易战的情况下。

它揭示出依赖交通系统的风险，这些系统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因成本削减而大幅下降。

不受监管的巨头以效率之名主宰市场，结果却只在华尔街产生了有效的结果。

随后，全球供应链的大范围混乱助长了另一种经济之痛：通货膨胀。

到2022年初，全球央行以抑制物价上涨为名开始加息。这将给房主和信用卡持有者带来更高的借贷成本。这将使普通工人面临失业的威胁，同时压低了股价。尽管经济学家们对通货膨胀的原因争论不休，但部分责任显然要归咎于一个现实，即数量惊人的货物漂浮在海上，等待进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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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3年初，疫情最严重的破坏已经过去。海运不畅的状况几乎消失，运费骤降，产品短缺的情况有所缓解。然而，同样的根本性危险依然存在，等待着未来不可避免的动荡。

全球经济已进入持续动荡的新时代。在自然界被气候变化所改变的同时，全球供应链也将受制于新的规则和对风险的不断重新评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增加了世界分裂成对立阵营的可能性，使国际贸易的地理格局复杂化。中国和美国似乎陷入了一场冷战，其后果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重塑了联盟、贸易协定以及关于国际交往性质的基本理解。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又一场动荡正在到来，为了做好准备，我们需要厘清自己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我们需要了解供应链是如何变得如此复杂、如何延伸并全都集中到一个国家。我们必须重新配置供应链，通过增强韧性来保护社会。

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全球化是由一种特别令人陶醉的效率形式推动的，这种概念被称为及时制度（Just in Time）或精益制造。

但疫情的短缺促使一些公司重新调整，在从“及时”转向“以防万一”的过程中增加库存。

由于美国和中国将彼此视为竞争对手，跨国企业已将一些工厂生产转移到越南等其他国家。美国企业正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建厂，以保持低成本的制造业，而不必与变幻莫测的太平洋作斗争。一些公司正在进行所谓的“回流”，将工厂生产带回美国。

过去四年的艰辛历程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相：从拯救生命的药物和电脑芯片到玩具和电动游戏，人类依赖着一条混乱脆弱的全球供应链，以获取我们这个时代的产品。这个系统依赖于各种形式的劳动盘剥，这使得它永远面临着崩溃的可能性。它的建立是为了回报投资者群体，但往往以牺牲可靠性为代价。

“供应链大混乱”并非新近发生的一则奇事。如果机器不能正常运作的话，它是对我们将来势必还会遇到的失常景象的预演。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企业正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建厂，以保持低成本的制造业，而不必与变幻莫测的太平洋作斗争。一些公司正在进行所谓的“回流”，将工厂生产带回美国。——我看这是回头路，而向前的路只有一条，全球政府可以解决“供应链大混乱”的问题。

【61、全球政府可以去中心化吗】

网文《去中心化》报道：

去中心化（英语：decentralization）是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形态和内容产生形态，是相对于“中心化”而言的新型网络内容生产过程。

相对于早期的互联网（Web 1.0）时代，Web 2.0内容不再是由专业网站或特定人群所产生，而是由权级平等的全体网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的结果。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创造原创的内容，共同生产信息。

随着网络服务形态的多元化，去中心化网络模型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成为可能。Web 2.0兴起后，Wikipedia、Flickr、Blogger等网络服务商所提供的服务都是去中心化的，任何参与者均可提交内容，网民共同进行内容协同创作或贡献。

之后随着更多简单易用的去中心化网络服务的出现，Web2.0的特点越发明显。例如Twitter、Facebook等更加适合普通网民的服务的诞生，使得为互联网生产或贡献内容更加简便、更加多元化，从而提升了网民参与贡献的积极性、降低了生产内容的门槛。最终使得每一个网民均成为了一个微小且独立的信息提供商，使得互联网更加扁平、内容生产更加多元化。

基本概述

在一个分布有众多节点的系统中，每个节点都具有高度自治的特征。节点之间彼此可以自由连接，形成新的连接单元。任何一个节点都可能成为阶段性的中心，但不具备强制性的中心控制功能。节点与节点之间的影响，会通过网络而形成非线性因果关系。这种开放式、扁平化、平等性的系统现象或结构，我们称之为去中心化。

随着主体对客体的相互作用的深入和认知机能的不断平衡、认知结构的不断完善，个体能从自我中心状态中解除出来，称之为去中心化。

基本性质

去中心化，不是不要中心，而是由节点来自由选择中心、自由决定中心。简单地说，中心化的意思，是中心决定节点。节点必须依赖中心，节点离开了中心就无法生存。在去中心化系统中，任何人都是一个节点，任何人也都可以成为一个中心。任何中心都不是永久的，而是阶段性的，任何中心对节点都不具有强制性。

内容

从互联网发展的层面来看，去中心化是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化关系形态和内容产生形态，是相对于“中心化”而言的新型网络内容生产过程。

相对于早期的互联网（Web 1.0）时代，今天的网络（Web 2.0）内容不再是由专业网站或特定人群所产生，而是由全体网民共同参与、权级平等的共同创造的结果。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创造原创的内容，共同生产信息。

随着网络服务形态的多元化，去中心化网络模型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成为可能。Web2.0兴起后，Wikipedia、Flickr、Blogger等网络服务商所提供的服务都是去中心化的，任何参与者，均可提交内容，网民共同进行内容协同创作或贡献。

之后随着更多简单易用的去中心化网络服务的出现，Web2.0的特点越发明显，例如Twitter、Facebook等更加适合普通网民的服务的诞生，使得为互联网生产或贡献内容更加简便、更加多元化，从而提升了网民参与贡献的积极性、降低了生产内容的门槛。最终使得每一个网民均成为了一个微小且独立的信息提供商，使得互联网更加扁平、内容生产更加多元化。

去中心化计算

去中心化计算（英语：Decentralized computing）是把硬件和软件资源分配到每个工作站或办公室的计算模式。相比之下，集中式计算则是将大部分计算功能从本地或者远程进行集中计算。去中心化计算是一种现代化的计算模式。 与之相反的集中计算，则普遍存在于早期的计算环境当中。 一个去中心化的计算机系与传统的集中式网络相比有很多优点。台式计算机发展迅猛，它们的潜在的性能远远超过要求的大多数业务应用程序的性能要求。结果，大多数桌面计算机存在着剩余的闲置计算能力. 一个去中心化的计算系统，可以发挥这些潜力，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 然而，它是否增加了整体网络的有效性依然值得商榷。

《去中心化金融合规：并不遥远的新世界》APRIL 20, 2022 DeFi Compliance: A Galaxy Not Far Away）报道：

作为一种如互联网一样快速的去中心化、无需许可的跨境价值转移方式，加密货币力量强大，前景光明，有利于构建一个更民主、更完善的金融体系。去中心化金融继承了加密货币的前景，并有所发展，意图建立一条完整的链上华尔街——一个数字金融服务行业。然而，对于完全去中心化的生态系统，应该怎样开展合规建设工作呢？

实际上主要有两个问题。首先，去中心化金融项目是否需要建立反洗钱合规制度？其次，已经受监管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传统金融机构等实体如何才能安全地参与去中心化金融？

去中心化金融这个说法不禁让人想起《星球大战》中的形象，多个独立行星纷纷建立脱离帝国的金融服务体系。本文将前往并不遥远的新世界，寻找答案。

何为去中心化金融？

在去中心化金融语境下，用户通常用智能合约进行交易。正如 IBM 解释的那样，“智能合约不过是存储在区块链上的程序，在满足预设条件时运行。它们通常用于自动执行协议，使所有参与者都能即刻确定结果，无需任何中间人的参与，也不存在时间损失。它们还可以对工作流程进行自动化，在满足条件时触发下一个操作 。” 1

在智能合约中，用户根据编码到应用程序的一组规则直接相互交流。因此，如果满足条件 A（如拖欠贷款），则条件 B 生效（如借方抵押物被转给贷方）。这些智能合约是去中心化的应用程序 （DApp），用途多样，包括欠抵押贷款、游戏、博彩等。去中心化金融只是去中心化应用程序的一个用例，把金融服务带入了加密货币领域。

在去中心化金融场景下，用户可以享有大多数银行服务，如赚取利息、购买保险、交易衍生品、交易资产、借款、贷款等，但无需经过相关手续，也不需要第三方的参与。与加密货币一样，去中心化金融具有全球化、点对点（指直接在两个人之间进行交易，不通过中心化系统）、匿名、面向所有人开放的特点。

通过去中心化金融项目或协议构建软件程序，用于提供金融服务。项目早期，许多去中心化金融协议具有其他加密货币业务——营销、业务开发、工程师、数据科学家、投资人和律师——的特征，在架构上经过特别设计，最终由一群用户管理，这些用户的管理权则源于持有去中心化金融项目的代币。

其工作原理到底是什么？就像传统金融一样，去中心化金融服务需要流动性。但在去中心化金融中，流动性不是来自机构，而是由用户创建流动性池，即锁定在智能合约中的众筹加密货币池或代币池，智能合约则为去中心化交易所 （DEX） 中的资产间交易提供便利。许多去中心化金融平台采用自动做市商 （AMM） 制度，允许通过流动性池进行数字资产的自动和无许可交易。

去中心化金融项目是否受监管？

出于反洗钱合规目的，是否需要监管去中心化金融项目？答案是有可能。在美国，美国财政部麾下金融犯罪执法网络负责实施《银行保密法》2，这是美国的主要反洗钱法。该法要求，所有货币服务企业（提供资金转账服务或从事资金转账业务的个人或实体，如“货币服务提供商”）实施和维持现代版的风险为本反洗钱制度。在 2019 年的一份指南中，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明确表示，许多加密货币服务企业都是货币服务企业。根据美国联邦当局的定义，以任何方式接受货币、资金或其他“货币替代价值”并将其从一人转至另一人或地点的人都属于“货币服务提供商”3 。根据金融犯罪执法网络的说法，虚拟货币“具有与货币等值的价值，或充当真实货币的替代品4。”因货币服务提供商是货币服务企业的一种，所以要求加密货币交易所、经纪人、保管人、ATM 和大量其他实体建立反洗钱合规制度。此等要求包括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登记造册、维持书面政策和程序、提交可疑活动报告、利用区块链情报解决方案监控交易、筛查钱包、降低欺诈和金融犯罪风险等。

美国的问题是去中心化金融项目是否属于货币服务企业，并因此需要实施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合规控制。尽管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和全球监管机构迄今对去中心化金融大多保持沉默，但在 2021 年 10 月的指南中可以找到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 的声音。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是由 39 个成员国组成的工作组，是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工作的标准制定机构。联合国“全球反洗钱计划” 5 最近发布指导意见，首次提出要解决去中心化金融领域的监管复杂性问题。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用“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VASP） 来指代加密货币服务企业，如被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当作货币服务企业进行监管的那些企业。工作组解释称，部分去中心化金融项目有可能是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因而负有合规责任。具体来说，根据指南，智能合约或软件程序不是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然而，有的去中心化金融项目只是使用了“去中心化金融”或“去中心化”的说法，实际上是中心化的。因此，可以像其他加密货币服务企业一样对这些项目进行监管。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开发了一个功能性的“所有者 / 运营者”测试，用于确定去中心化金融项目是否是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该测试认为，可以将“维持控制或影响的……创建者、所有者和运营商”视为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即使项目表面上看起来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6 。根据新的“所有者 / 运营者”测试，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认为，控制标志包括对项目施加控制或与用户保持持续性的关系。

专业人士需要问自己，其项目是否符合以下“所有者 / 运营者”测试问题的描述。

“是否有个人或实体表现出对资产或服务协议本身的控制权？

是否有个人或实体“在您与客户之间建有业务关系，即使这是通过智能合约履行的关系？”

是否有个人或实体从提供给客户的服务中获利？

4. 是否有其他所有者 / 运营者标记 7？”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明确指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应从广义上解读测试，如果确定所有者 / 运营者测试适用，则“所有者 / 运营者应在启动或使用软件或平台之前进行洗钱 / 恐怖融资风险评估，并采取适当措施，以持续性和具有前瞻性的方式管理和缓释这些风险。” 8

基本而言，去中心化金融领域几乎没有监管。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指导意见只是指导意见而已，全球监管机构还需要进行权衡。因此，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对货币服务企业的定义可以轻松用于某些去中心化金融项目，就像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在其对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的定义中纳入去中心化程度较低的项目一样。在反洗钱合规方面，当前的去中心化金融项目不得不预测未来的走向，加密货币领域大多如此。这意味着有的去中心化金融项目可能会自行实施合规控制。

货币服务企业如何安全地参与去中心化金融项目？

虽然我们仍不确定，某些去中心化金融项目是否会成为受监管实体，但我们知道的是，实施了风险为本反洗钱合规制度的受监管实体（如加密货币服务企业和传统金融机构）已经开始寻求与去中心化金融项目的合作机会。但这些企业如何在风险为本反洗钱方法的范围内，安全地参与去中心化金融项目？

在这方面，技术可以做很多事情。先进的区块链情报软件可以为智能合约地址生成实时风险评分，监控受制裁实体风险敞口、洗钱、欺诈、金融犯罪以及诈骗、黑客攻击、勒索软件攻击等其他非法活动。区块链情报可以识别和筛查流动资金池中的风险敞口，此等风险包括制裁、恐怖融资、勒索软件、儿童性虐待内容。此外还可以帮助企业决定是否应该参与或继续参与该流动性池。

在明确活跃流动性池中的风险敞口之后，风险为本的方法会进一步发挥作用。风险管理不是二元世界，每种方法都会略有差异。当合规专员收到来自去中心化金融协议的风险警报时，他们会在其组织风险管理框架内评估后续步骤。这或许意味着进一步调查、提交可疑活动报告、警告执法机构、与平台脱勾等。

不但要注意历史风险敞口，还要监控流动性池的新风险敞口。如果受监管实体当前参与了去中心化金融项目，其应该对该流动性池进行持续监控，降低高风险资产类别风险。如果出现新风险，合规团队必须制定计划，通过调查和报告可疑活动降低风险。

以下针对参与去中心化金融项目的货币服务企业或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提出最佳实践建议：

在参与去中心化金融平台项目之前对风险敞口进行预筛查。

参与后对去中心化金融平台进行持续监控。

根据风险为本的方法调查并向公司监管机构报告可疑活动。

结语

在去中心化金融世界里，用户完全在区块链上参与由智能合约驱动的金融服务，这个愿景可能并不遥远。参与去中心化金融项目的货币服务企业（从传统金融机构到加密货币服务企业）需要构建风险为本的现代去中心化金融框架，确保新世界的安全性，保证自身安全，达到监管要求。

Ari Redbord，TRM 实验室法律和政府事务主管，华盛顿特区，ari@trmlabs.com, Twitter: @ARedbord

“What are smart contracts on blockchain?”（什么是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IBM,  https://www.ibm.com/nl-en/topics/smart-contracts

“Title 31—Money and Finance” （第 31 章——货币与金融），美国政府信息发布办公室，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USCODE-2011-title31/pdf/USCODE-2011-title31-subtitleIV-chap53-subchapII-sec5311.pdf

“Application of FinCEN’s Regulations to Certain Business Models Involving Convertible Virtual Currencies,” （金融犯罪执法网络监管规定在涉及可兑换虚拟货币的某些商业模式中的应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2019 年 5 月 9 日， https://www.fincen.gov/sites/default/files/2019-05/FinCEN Guidance CVC FINAL 508.pdf

Ibid.

“Global Programme against Money Laundering,” （全球反洗钱计划），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 https://www.unodc.org/unodc/en/money-laundering/global-programme-against-money-laundering/.html

“Virtual Assets and Virtual Asset Service Providers,” 虚拟资产与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2021 年 10 月， https://www.fatf-gafi.org/media/fatf/documents/recommendations/Updated-Guidance-VA-VASP.pdf

“FATF Provides Final Guidance,”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发布最终指导意见），TRM 实验室，2021 年 10 月 28 日， https://www.trmlabs.com/post/fatf-provides-final-guidance

Ibid.

谢选骏指出：在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里，全球政府可以去中心化吗？如果可以，那么全球政府必须保持透明状态，一切都在公众的监督之下。而不能以“政府机密”为借口，以权谋私。

【62、全球政府是独裁的还是民主的】

《拜登猛烈抨击习近平：他说独裁统治将统治世界》（2022-05-27 世界日报）报道：

拜登总统27日在海军学院毕业典礼上向毕业生致词指出，“未来十年将是本世纪决定性的十年”。拜登在演说中猛烈抨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并点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还提醒这些军校毕业生，“这就是你们毕业后要面临的世界。”

拜登指控普京在乌克兰发动残酷战争、试图消灭乌克兰文化，提到习近平曾在他当选之夜致电给他，习重複以前多次提及的话，“民主制度在21世纪无法持续，独裁统治将统治世界，因为民主需要时间凝聚共识，而我们没有这样的时间”，但拜登说：“他错了。”

拜登强调：“世事变化如此快，未来十年将是本世纪决定性的十年，将为后代子孙形塑世界样貌和价值观。你们毕业的时间点，正是美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

拜登向海军学院毕业生描绘出世界当前局势，提到乌克兰战争、美国在欧洲支持北约盟国军队以及中国在印太地区的侵略。

谈到中国的侵略，拜登表示，他的政府正试图抵制这种侵略；他也再次呼吁建立“自由独立”的印太地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专制与民主之间的全球斗争。”他说。

拜登说，美国最大的优势是“我们无与伦比的全球联盟网络以及我们建立的伙伴关係的力量。”

拜登告诉军校毕业生，他们未来的职涯将面临许多责任。他并推崇已故前联邦参议员马侃（John McCain），马侃在1958年毕业于海军学院并被安葬在其墓地。

这是拜登总统任内的第三次毕业典礼演讲，他去年发表了两篇演讲，分别是在海岸警卫队学院和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28日拜登还将他的母校德拉华大学发表另一场毕业典礼演讲。

白宫表示，这场毕业典礼计有2万名与会者，包括毕业生、毕业生家庭、美国海军领导层成员、政府成员和国会议员等人。演讲后，他向前100名学员颁发毕业证书，然后与所有其他毕业生握手。

《海军学院毕业典礼致辞：拜登猛批普京侵略并指习近平“错了”》（05/28/2022 法广小山）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27日出席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典礼并向毕业生致词，拜登指出，“未来十年将是本世纪决定性的十年”。拜登在演说中猛烈抨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并点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拜登还提醒这些军校毕业生，“这就是你们毕业后要面临的世界。”

美国总统拜登27日在海军学院毕业典礼上向毕业生致词，告诉海军官校毕业生，全球正经历专制和民主的斗争。据世界日报署名胡玉立今天报道称，拜登指控普京在乌克兰发动残酷战争、试图消灭乌克兰文化。

拜登还提到习近平曾在他当选之夜致电给他，习近平重复以前多次提及的话，“民主制度在21世纪无法持续，独裁统治将统治世界，因为民主需要时间凝聚共识，而我们没有这样的时间”，但拜登说：“他错了。”

拜登强调：“世事变化如此快，未来十年将是本世纪决定性的十年，将为后代子孙形塑世界样貌和价值观。你们毕业的时间点，正是美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

拜登向海军学院毕业生描绘出世界当前局势，提到乌克兰战争、美国在欧洲支持北约盟国军队以及中国在印太地区的侵略。谈到中国的侵略，拜登表示，他的政府正试图抵制这种侵略；他也再次呼吁建立“自由独立”的印太地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专制与民主之间的全球斗争。”他说，美国最大的优势是“我们无与伦比的全球联盟网络以及我们建立的伙伴关系的力量。”

据该报道，拜登告诉军校毕业生，他们未来的职涯将面临许多责任。他并推崇已故前联邦参议员马侃（John McCain），马侃在1958年毕业于海军学院并被安葬在其墓地。

这是拜登总统任内的第三次毕业典礼演讲，他去年发表了两篇演讲，分别是在海岸警卫队学院和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28日拜登还将他的母校德拉华大学发表另一场毕业典礼演讲。

世界日报引述白宫表示，这场毕业典礼计有2万名与会者，包括毕业生、毕业生家庭、美国海军领导层成员、政府成员和国会议员等人。演讲后，他向前100名学员颁发毕业证书，然后与所有其他毕业生握手。

该报道没有提及拜登讲话中指中国在印太地区的侵略是否指中国的势力扩张。

至此没有看到报道消息指习近平在道贺拜登当选时是否说了“民主制度在21世纪无法持续，独裁统治将统治世界”的言论。

谢选骏指出：现在，距离2004年我发表《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已经十八年过去了。当初被当做“神经病”的伟大著作，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现在的群氓领袖们所争论的问题只是，这个全球政府是独裁的还是民主的？

《官员惊曝：习李不合，中国瘫痪》（2022-05-26 19:15:04  NOWnews）报道：

新冠疫情发生2年多，随著病毒不断变种、国际疫情反覆，中国的清零政策面临巨大挑战，争议四起。

中国应对新冠病毒所采取的清零政策，在疫情初期颇有成效，甚至一度赢得外界讚誉，然而随著病毒不断变种、国际疫情反覆不休，多国陆续祭出共存政策的情况下，似乎已有点不合时宜，更导致民怨四起。有外媒引述中国官员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人对抗疫、经济政策不同调，导致内部官员不太知道该听谁的，甚至影响中国国家发展步调。

根据《彭博社》报导，李克强周三与全国数千名干部进行视讯会议，警告眼下的经济危机比2年前更严重，呼吁干部们力求平衡疫情控制和经济增长。不过，由于习近平仍大力推动清零政策，而李克强则不断敦促官员应提振经济，以达到预定的成长目标，许多负责在基层实施政策的官员甚至“不太确定该听谁的”。

报导引述8名高阶地方与财政的匿名官员指出，两难困境正导致以快速执行高层命令闻名的中国陷入瘫痪。尽管投资者和分析师认为，李克强召开会议是为了加强对重振经济紧迫性的共识，但当中仍有官员认为控制疫情才是当务之急，如果不能做到，干部的辛勤工作就毫无意义，而启动经济项目的好处则是有限的。

谘询公司策纬中国（Trivium China）联合创办人罗杰（Trey McArver）表示，虽然李克强没有明确批评新冠清零政策，也没有建议要改变这项政策，但他对近几个月以来，地方政府实施刺激措施的缓慢步伐明显感到失望：“他正处于不可能的境地，即试图拯救经济，却又无法调整造成最大经济损失的政策——清零。”

报导提到，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二十大）下半年就要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正致力于赢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3个任期，党最高层也将重新洗牌，关键时刻不容任何风险，特别是在处理新冠疫情方面。然而，李克强对中国的经济现况提出严厉警告，必须避免第2季度出现萎缩，如果经济不能以一定的速度继续扩张，中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复甦之路还很漫长。

网民嚎叫：

破棉袄 2022年05月27日 07:14

习李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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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说：送李回老家

[31415926] 2022年05月27日 07:13

共匪之间狗咬狗，有啥合不合的。从占领山头那天起就是打打杀杀。国民就是他们的牺牲品。

foxnews 2022年05月27日 06:39

咱就喜欢看现世报

千户侯 2022年05月27日 01:33

包子大跃进还要提前进入小康社会呢！ 不过他说小康没有人敢直言说不是小康。

爱党妈 2022年05月26日 22:10

习主席已经把经济彻底破坏，他是隐藏在中共内部最大的西方特务。

kshdjj 2022年05月26日 21:35

”习李不合“？ 不了解共产党的傻子在瞎嚷嚷！

zhidiyousheng 2022年05月26日 21:11

必须坚定不移打到王八蛋习XX!

lary 2022年05月26日 21:02

有斗争才有进步，这是共产党的理论。

不必当假 2022年05月26日 20:17

土共官员当然知道该听谁，听包子没商量。不要高估小李子了，他只是在摔锅，不想当替罪羊。

谢选骏指出：如果这个全球政府是独裁的，那么紧接下来的问题将是，它是政治挂帅的，还是经济挂帅的？

【63、全球治理无法继续冒充全球政府】

《莫迪G20外长会发表开幕致辞，称“全球治理已经失败”》（凤凰网 2023-03-03）报道：

3月2日在新德里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外长会议开幕式上，印度总理莫迪通过视频发表致辞。他表示，全球多边机构未能应对世界上最紧迫的挑战。

印度总理莫迪3月2日在新德里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外长会议开幕式上表示，全球多边机构未能应对世界上最紧迫的挑战。

根据发布莫迪有关信息的印度总理官网内容，在当今世界多边主义处于危机状态之际，莫迪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治理架构本应发挥的两个主要功能。他说，首先是通过平衡相互竞争的利益来防止未来战争发生，其次是在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促进国际合作。但通过观察过去几年发生的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流行病、恐怖主义和战争等因素，莫迪认为，全球治理在这两项本应发挥功能的任务中全都失败了。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称，莫迪表示，此次G20外长会是在世界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举行的，但世界期待G20国家为解决相关问题做出贡献。

“我们在一个全球分歧严重的时刻开会。你们的讨论受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是很自然的。对于如何缓解这些紧张局势，我们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然而，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我们对那些不在这里的人也有责任。世界期待G20国家解决在增长、发展、经济可持续性、抗灾能力、金融稳定性、跨国犯罪、腐败、恐怖主义、粮食和能源安全方面的挑战。在所有这些领域，G20有潜力达成共识，并取得成果。”莫迪称。

据此前报道，紧随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之后，印度3月1日迎来接棒G20轮值主席国后的第二场部长级会议——G20外长会。作为今年9月G20领导人峰会前的重要预备会议之一，本次外长会有来自40个国家以及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将就加强多边主义、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多个话题展开讨论。

网民嚎叫：

武胜 发表评论于 2023-03-03 12:32:01

莫迪的说法很第三世界。美国打盟友战略，但美盟还是少数。更多的国家要和平发展，不要集团对抗。

kingsw 发表评论于 2023-03-03 12:25:48

实话实说，欧美忙着打仗，欧洲失血，美国积重难返。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3-03-03 12:10:44

彼采荇兮 发表评论于 2023-03-03 10:23:57

连数数 都不会？人口 前十里 中国 + 俄罗斯 + 美国， 不如 一个美国 广泛？ 呵呵。

主要架构里不能包括俄国和CCP。因为这两个已经搞乱了联合国，不能在新的架构中。可以让中华民国代表中国。这个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应该恢复她的应有地位。青天白日满地红这个中国抗战胜利的旗帜，理应是伟大中国的象征。

谢选骏指出：前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红头阿三，也承认全球治理已经失败了——这说明全球治理无法代替全球政府。

网文《全球治理》报道：

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是一个社会学或国际关系的术语，是指为了解决超出一国或一地区的某一问题，而由各国进行政治协商以共同解决的方式。

简介

全球治理并不是要创建一个世界政府，因此这一概念有别于世界治理的概念。全球治理是在保留现有各国政府管理机制和力量的基础上，加强彼此的沟通和协调，以解决一些共同面临的问题。全球治理讲求如何管理、规范我们生存之世界，包括国际组织、双边和多边协议协议、被普遍接受之国际法和约定俗成之国际惯例等；所有治理机制形成一套体系，称为全球治理体系，各国都是组成部分，大致认同。

全球治理从人类有社会组织就已存在，全球化快速发展，使其在近代真正成熟与完善。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包括冲突、环境、生态、资源、气候等许多问题的解决都非一国政府所能及；因此，全球治理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

世界格局之变化必然反映在全球治理领域；由于未能适应世界格局之转变，全球治理之缺陷暴露无遗，各国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改革之呼声日益高涨，发展中国家愿望迫切、声音增大。

历史

回顾近代史，全球治理思想可追溯到创造英文“国际”一词之英国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家边沁，甚至更早之荷兰政治家、“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他们通过国际条约和国际法律来约束国家间行为交往之思想和著述，对现代国际关系、国际法理论和全球治理思想之发展与实践产生深远影响。马克思当时著书大声疾呼，倡导跨国界之“自由贸易”，在《资本论》中批判垄断资本无节制追求利润给各国带来之恶果，希望把各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摆脱剥削，以争取自身之彻底解放；马克思预言，全球化将是资本主义垄断金融资本逐利冲动之结果，必然导致全球经济危机。

由洛克菲勒和布热津斯基牵头之美国国家安全“三边委员会”，是把全球利润掌握在少数几个国家手里、从而对全球经济和市场管理之国际资本家俱乐部，提出全球化。《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在畅销书《世界是平的》称，全球化核心是资本自由化，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将抹平各种差异，使世界经济自动达到均衡。

全球治理之完整理念起缘于1990年代冷战结束时，全球治理委员会之成立及其报告之出台。

简介

当代积极倡导和推动全球治理一般基于两大原因：一、20世纪经济全球化迅速，出现许多负面，如果不约束和纠正，将破坏19世纪以来人类获取之“民主成果”，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所以提倡有秩序管理全球劳工、货物和货币等市场；二、国家出于自身利益一般不愿“无偿”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如果各国不能合作实现良好全球治理，就很难向世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如全球传染病防治和金融市场管理等。

当代全球治理最大之不足是“道德之缺失”；从本质上看，全球治理是国家权力结构不足以应对全球新问题下之选择；国际社会希望通过具有约束力之国际规则或条约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解决办法。

全球治理之基础是地区治理，地区治理之发展缘于全球治理在推进中遇到困难。

实践发展

现代全球治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45年到1975年，即从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诞生延续到西方七国集团一统天下之经济体系；严格讲只能说是“国际或国家间治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之“全球范围治理”。

第二阶段是1970年代末，中国投身改革开放到2008年全球陷入金融危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迅速；冷战结束，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相继垮台；拉美、俄罗斯、亚洲等地区出现金融和经济危机；富国与穷国差距拉大，世界绝对贫困人口不降反升；西方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成灾；各国进入新世纪后，反思“华盛顿共识”究竟是福是祸。

第三阶段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解决办法”，把经济完全交给市场结果是危机不断；各方开始认真思考全球治理改革问题；全球治理改革涉及各方利益再分配、再调整，大国之间、各集团之间博弈和较量。

网文《全球治理（全球化理论）》报道：

全球治理理论是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而提出的旨在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的理论。该理论最初由社会党国际前主席、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勃兰特于1990年在德国提出。1992年，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并由卡尔松和兰法尔任主席，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天涯成比邻》（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研究报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价值以及全球治理同全球安全、经济全球化、改革联合国和加强全世界法治的关系。

核心要素

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即在全球范围内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应当是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二是全球治理的规制。即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秩序，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规则体系，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议、程序等。

三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即制定和实施全球规制的组织机构，主要有三类：（1）各国政府、政府部门及亚国家的政府当局；（2）正式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3）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

四是全球治理的客体。指已经影响或者将要影响全人类的、很难依靠单个国家得以解决的跨国性问题，主要包括全球安全、生态环境、国际经济、跨国犯罪、基本人权等。

五是全球治理的效果。涉及到对全球治理绩效的评估，集中体现为国际规制的有效性，具体包括国际规制的透明度、完善性、适应性、政府能力、权力分配、相互依存和知识基础等。

有学者把上述五个核心要素转化成五个问题：即为什么治理、如何治理、谁治理、治理什么、治理得怎样。

概念内涵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个人和制度、公共和私营部门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综合。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中，冲突或多元利益能够相互调适并能采取合作行动，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全球治理的基本特征包括：一是全球治理的实质是以全球治理机制为基础，而不是以正式的政府权威为基础。二是全球治理存在一个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三是全球治理的方式是参与、谈判和协调，强调程序的基本原则与实质的基本原则同等重要。四是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全球秩序包含那些世界政治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常规化安排，其中一些安排是基础性的，而另一些则是程序化的。

基本模式

在各治理主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由于其自身特色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地位，体现出三种不同的治理模式：一是国家中心治理模式。即以主权国家为主要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具体地说，就是主权国家在彼此关注的领域，出于对共同利益的考虑，通过协商、谈判而相互合作，共同处理问题，进而产生一系列国际协议或规制。二是有限领域治理模式。即以国际组织为主要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具体地说，就是国际组织针对特定的领域（如经济、环境等领域）开展活动，使相关成员国之间实现对话与合作，谋求实现共同利益。三是网络治理模式。即以非政府组织为主要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具体地说，就是指在现存的跨组织关系网络中，针对特定问题，在信任和互利的基础上，协调目标与偏好各异的行动者的策略而展开的合作管理。

实践意义

虽然全球治理的理论还不十分成熟，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这一理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就实践而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各国的国家主权事实上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而人类所面临的经济、政治、生态等问题则越来越具有全球性，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全球治理顺应了这一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在全球化时代确立新的国际政治秩序。就理论而言，它打破了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即市场与计划、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等，它把有效的管理看作是两者的合作过程；它力图发展起一套管理国内和国际公共事务的新规制和新机制；它强调管理就是合作；它认为政府不是合法权力的唯一源泉，公民社会也同样是合法权力的来源；它把治理看作是当代民主的一种新的现实形式等等，所有这些都为推动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的理论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制约因素

当然，当前的全球治理也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所以对全球治理的前景不能抱过分乐观的态度。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各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极不平等的地位严重制约着全球治理目标的实现。富国与穷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也极不相同，它们在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二是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冷战结束后它加紧奉行单边主义的国际战略，对公正而有效的全球治理造成了直接的影响。三是目前已有的国际治理规制一方面还远远不尽完善，另一方面也缺乏必要的权威性。四是全球治理的三类主体都没有足够的普遍性权威，用以调节和约束各种国际性行为。五是各主权国家、全球公民社会和国际组织各有自己极不相同的利益和价值，很难在一些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上达成共识。六是全球治理机制自身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如管理的不足、合理性的不足、协调性的不足、服从性的不足和民主性不足等。

谢选骏指出：填补冷战结束的权力真空的“全球治理”，无法代替全球政府，但却一直在冒充全球政府，好像它能解决全球问题。现在《全球政府论》（2004年）已经发表近二十年了，武汉肺炎和恶巫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触发的全球危机事实已经非常清楚——全球治理无法继续冒充全球政府！

【64、全球秩序不能没有全球政府】

《封帅：从民族国家到全球秩序：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政治图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21-09-22）报道：

任何能够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科技变革必然会将它的力量映射在政治层面。现代世界的政治形态源于被工业革命所塑造的工业化生产方式，被民族等现代概念重新整合的主权国家作为政治活动的核心主体，已经成为全球人民共同的集体记忆与寄托特定人群历史情感的唯一平台，而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主权国家体系则成为当代世界历史的宏观背景。然而，科技进步从来不会停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很可能已经身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本文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初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主权国家的深层次结构会发生怎样的演进，在此基础上世界政治又将呈现出怎样的新图景。本文的讨论将按照由单元到体系的顺序在两个层次上分别展开：其一，人工智能要素的影响首先作用于现有的政治共同体，技术变革会迫使主权国家的内部结构出现调整；其二，政治共同体内部的结构变迁会改变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方式与系统运行逻辑，从而实现体系层次的形态演变。这个从点到面的过程也是人工智能要素的影响在世界政治系统中传导和建构的过程，两个层次相互影响、相互建构，最终形成新的全球秩序。

一、既有研究进展及其缺陷

在深度学习初步展现出巨大潜能之后，关于人工智能技术所将带来的社会影响迅速成为各国政府部门、学者、媒体讨论的热点。当前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对于该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新技术对于政治体制的影响展开。2017年2月，著名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出版特刊，题为“民主会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中生存下来吗？”从此揭开了人工智能与政治制度相互关系问题讨论的序幕。在2018年“剑桥分析”事件爆发之后，几乎整个世界都直接感受到了人工智能技术与西方政治体制的内在张力。在此背景下，各国研究者也不得不认真分析和回应人工智能技术对政治领域的冲击，既有研究大体上从以下三个方向展开。

第一，“说服算法”将动摇理性选择假设与代议制民主的基础。代议制民主的逻辑起点是抽象的理性人假设。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说服算法”的广泛应用，使得理查德·塞勒提出的“助推”效应得到了充分的释放。这种算法应用在政治领域，可以分析用户的政治倾向，并有针对性地对其政治态度进行引导，通过间接和隐蔽的方式将其推向预想的结果。整个过程并未诉诸威胁或强制，被“助推”的个体很容易将其视为自己在备选方案中做出了理性选择。人工智能技术借助社交媒体展现政治影响力的最显著结果便是个体理性选择假设在技术的持续冲击下逐渐式微。

第二，人工智能参与决策过程造成合法性悖论。从功能性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证明它是提升决策效率与科学性的有效工具。但问题在于，从技术层面对决策进行优化提升实际上是在降低政治参与的意义，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越大，通过政治参与和动员获得合法性与权威性的可能性就越小。但现有的以深度学习和多层神经网络为主要推进路径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存在明显的“黑箱”特点，无法自行解释自己的决策依据，也就无法通过有效沟通建立新的合法性认知。因此，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中，人工智能技术越成熟，决策效能越高，就越容易诱发对技术的依赖，从而加剧政治参与和动员的缺位，冲击决策的合法性基础。

第三，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使权力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数据和算法成为政治系统中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部分学者看来，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出现，主权国家最为核心的权力基础——“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已经难以延续，这几乎会动摇现代政治理论的基础。权力的基础是对资源和信息的掌控和占有，但由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高门槛，从算法到数据的存储需要依赖高技术企业或少量科技人员推动。当基础资源的所有权逐渐脱离旧轨，主权国家对于政治权力的掌控也会在技术的不断侵袭下出现松动，权力的边界将变得更加模糊，其他非国家行为体逐渐具备形成新权力中心的可能性。

由于迄今尚未得到更加充分的案例支持，各国研究者只能根据既有经验从上述三个方面对该问题展开分析。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政治影响主要以社交媒体作为中介，其影响力更容易通过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的某些特征反映出来，所以欧美学界的主流话语将讨论重点主要设定为人工智能与西方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受到“政治正确”等因素的影响，这些讨论难免出现“逻辑失序”现象，也构成了既有问题研究的内在缺陷：一方面，西方学者对于该问题的讨论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必须适应现有的西方民主制度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对于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巩固非西方政治制度的现象表达了严重的担忧。这种思路本身就存在明显的逻辑问题，它忽视了人类社会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而将建立在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上的社会认知视为政治发展的终点。我们要探索的是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带来的所有可能的发展，而不是辩护某种制度一定能够在变革时代生存下来。只要技术要素所带来的变革动力足够强大，它所能冲击的就不仅是在近代才逐渐稳定下来的诸多制度性安排，也会对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很多基本原则提出挑战。

二、变革的起点：主权国家的结构特征

作为迄今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政治共同体，主权国家的建构经历了漫长且复杂的历史演进，其核心结构的诸多关键要素在数百年的时间内顺次出现，不断叠加融合，最终在工业化进程的推动下形成了现代世界的基本形态。主权国家肇始于17世纪中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常常被视为现代国家体系的起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的核心逻辑是：体系内的行为体在确定的有限空间内拥有绝对的排他性主权。18世纪下半叶，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欧洲大陆政治共同体形态的剧烈变动，欧洲大陆的革命推动了民族国家在绝对君主国的架构中破茧而出，并且迅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能力。在随后数百年的时间里，主权国家体系与工业化进程相互促进，作为欧洲秩序的核心内容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迫使所有其他区域的政治共同体被整合进主权与民族所构成的核心架构之中。现代主权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架构，提供了以民族为核心假设的合法性叙事，并将经济、行政、军事及社会管理等核心权力都集中于该架构之内，从而实现了在特定空间内拥有最高权力的目标。

图1：现代主权国家的内部结构（略）

如图1所示，历经多轮技术革命的冲击与各种社会思潮的互动，现代主权国家内部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由政府、资本和民众构成的紧密型三边结构。为了确保系统既能稳定运行，又能够为系统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各国需要通过综合考量，以制度和法律的方式对三方的权利边界和运行方式进行规制，这些规制的总和就是不同形式的政治制度。事实上，现存的所有政治制度几乎都是根据本国的实际需要，在不违背维持稳定态结构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差异化安排。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如何选择安置三方利益的重心，有些更倾向于确保政府权力，有些更强调资本利益。不同的制度安排与治理方案在获取信息并进行处理、做出决策以及贯彻执行等方面存在优劣。但这种意义上的制度差异与制度竞争实际上仍是在不改变既有结构基础上的执行模式竞争，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对结构本身的冲击不在同一层次上。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科技因素的强大力量将直接作用于主权国家的深层次结构，带来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变革。

图2：现代主权国家架构的多层次形态（略）

综上所述，作为当代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共同体，现代主权国家实际上是由多个层次累加而成的系统架构。主权国家的核心基石是有限空间内的绝对主权原则。它们通过分割有限的地理空间，实现了对世界政治核心权力的控制，建构了现代国际体系的框架，也决定了国际体系必然是一个由数量不大、法律地位平等，但实际力量差异极大的同质群体构成的无政府体系。具有上述结构与特征的主权国家体系成为目前承载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基础政治架构，人工智能要素在政治领域构成影响的实质就是将其力量直接作用于主权国家结构的不同层次，推动结构变迁的发生，进而构建多元化的未来图景。

三、变革的路径：人工智能技术的系统性影响

作为这个时代最具潜力的通用目的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如果能够持续发展，那么其力量也将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工智能技术跃迁将在主权国家内部创造两种相互影响的变革趋势，即同时形成“主体消解”与“维度创建”进程，从而改变主权国家的既有结构。

所谓“主体消解”进程，指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将持续消解“民众”一极在主权国家紧密型三边结构中的地位，造成既有稳定结构的再次失衡。民众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本质上是由其在经济生产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的，所以民族和民族主义也只有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后才真正展现出不可替代的力量。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却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从根本上改变民众要素（或者说人口）在经济体系与军事力量中的地位。事实上，人类所拥有的技能大体上可以被归纳为两种能力，即身体方面的能力和认知方面的能力。人工智能技术所探索的恰好是人类在认知领域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以往只有人类能够完成的分析、判断、决策等过程已经逐渐被证明不再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主体消解”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虽然民众端所承载的政治权威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而趋于流散，但除了少部分被资本和政府所吸收之外，大部分权威都将流向一个新崛起的独立政治单位，即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专家群体。专家群体的崛起代表着技术权力在新结构中的兴起，在与资本、政府和民众的互动中以各种方式分享政治权威，能够在多中心、多节点的政治体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独立角色。

所谓“维度创建”进程，指的是人工智能技术跃迁会将一种依赖技术而非其他政治要素存在且能够进行高效决策的新状态引入现有政治架构，从而造成决策过程中效率性与政治性的实质分离，使得世界政治体系由单一维度向“权力分配—决策选项”双重维度演变。在现有的主权国家架构中，所有最终以“国家利益”为名义的政治决策实际上都是图1所显示的三方力量在不同环境下的博弈结果。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会在逻辑上对这种传统方案构成挑战。能够模拟人类的认知能力使得人工智能技术有能力建立起一个更加接近于“独立理性”的决策环节。基于技术所提供的决策结果本身并不能确保结构内各方力量都能实现利益妥协，因此，以现有结构的标准来看，这种对政治性的忽视被视为人工智能决策的最大缺陷。但当我们站在一个更加中立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不难发现人工智能技术提供的是另一种政治决策逻辑，即以效率优先取代政治优先，以指向既定的共同体总体利益的算法权力提供更加高效的决策过程。两种不同决策逻辑的张力为政治行为体提供了新的选择空间，新维度也因此在主权国家架构中应运而生。

一旦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以“主体消解”和“维度创建”为其标签的变革进程，而两个并行进程的延续也将一步步地促使主权国家的基础结构发生调整。如图3所示，在人工智能时代，主权国家将逐渐由当前总体呈稳定态的三边结构演变为一个四极结构，专家群体作为技术权力的代表与被削弱的民众要素主要在决策维度发挥作用。图3的横轴代表权力维度，政府与资本的两极线性拉锯构成了新结构中权力分配的主要特征。在主权国家的新结构中，权力维度大体上将由三方关系转变为线性关系，权力集中与权力多元作为这一维度的两个端点，而权力分配的不同逻辑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不同制度设计的起点。图3的纵轴代表决策维度，这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跃迁的出现而在结构内创造的全新维度。由技术所代表的效率决策倾向与诉诸民众接受度的政治性决策倾向，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政治共同体结构的另一重要维度，决策方案的倾向性选择将与权力分配的选择一起建构政治体系的框架。

图3：人工智能时代主权国家结构的变化（略）

四、变革的结果：世界政治形态演进的多元图景

人工智能技术跃迁便是我们这个时代注入旧结构中的那个促使发展进程继续推进的关键要素，它所拥有的独特的影响力模式具有穿透主权国家架构外层、形成直接推进其内部结构变迁的强大力量。结构变迁与维度拓展对于世界政治的发展具有颠覆性的意义，人类社会将在多维结构的基础上重新调整政治共同体的形态，多元异质化主体在多维体系内并存将成为可能。人类社会将迎来一个在政治领域充斥着多元选择的世界，历史也将逐渐步入新的未知之地。

概括而言，图4所展示的就是人工智能时代可能出现的世界政治演进形态，我们所熟悉的现代主权国家体系是整个演进过程的起点，而能够影响演进方向的力量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及其所带来的科技革命是变革的发动机。第二，无政府状态的存废选择是塑造世界政治形态的重要因素。第三，人类精神是一切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底线。以上三个方面的力量实际上限定了人工智能时代世界政治形态演变的基本空间，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政治从单元到体系都会逐步加入这一历史进程，这一长时段变革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效能的逐步释放形成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逐次展现出多种可能的政治形态。

图4：人工智能时代世界政治的形态演进图谱（略）

A阶段：作为过渡阶段的低度智能化社会。一方面，所有代议制政治体制都会由于经济系统中民众地位的削弱开始呈现出权力的实际掌控与权力的制度性安排不匹配的现象。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项新的辅助工具，将逐渐参与国家的政治决策进程。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段正是A阶段早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化，人类将逐渐进入低度智能化社会。主权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基本形态总体上仍将维持原状，但技术力量的广泛使用会逐步掏空代议制政治体制的实质意义，不断削弱这一类型体制的威望。

B阶段：作为预备变革阶段的中度智能化社会。B阶段将是一个由传统模式向新时代逐步推进的转折阶段，各种深层次的结构性调整渐次发生，主权国家与世界政治形态的演变进程也将迎来新一轮“路线”之争。在主权国家架构及其所创造的全球无政府状态中，人工智能技术力量的充分释放与人类价值观继续主导政治系统这两项目标已经无法同时实现，所有在无政府体系内的国际行为体都需要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否则就需要尝试推动无政府状态的调整。换言之，在中度智能化社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政治领域形成了一组“不可能三角”。

图5：中度智能化社会中政治系统的“不可能三角”（略）

C阶段：技术极权主义模式的歧路。在“不可能三角”状态形成之后，一种具有较大风险的政治架构在理论上很有可能出现，这便是技术极权主义模式。技术极权主义模式是一种激进的政治选择，它最大的风险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这种模式会造成权力的过分集中，在政治共同体内部缺少制衡，一旦衍生到整个国际体系中就会造成行为体对立关系的极端尖锐化；其二是这种模式放弃了由人类主导政治活动这一原则的牵制，在极端情况下有可能逾越人类精神的底线，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巨大风险。

D阶段：超越无政府状态的多元路径。超越无政府的路径是多元的，同时存在以权力相对集中为特征的智能化世界政府与以权力高度分散为特征的算法封建主义两条潜在的发展路径，它们分别代表着政府主导与资本主导的演变进程。其一，算法封建主义路径实质上是要打破主权国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造就一个主体多元、权威重叠、趋于自治的原初状态，进而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重新比较与磨合，最终实现人工智能时代较为合理的政治安排。其二，智能化世界政府路径的实质则是要通过世界政府的建立消解主权国家架构所带来的无政府状态，使人工智能技术的力量与人类价值观在一个非对抗环境下完成适度妥协，从体系层面自上而下地完成新的政治建构。

综上所述，从图4中的Ａ阶段到Ｄ阶段，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发展周期内，人工智能技术影响力的持续释放将推动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态持续演进，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展现出多种可能的发展路径和各种不同的未来图景。这种变革进程根源于科技革命，因为任何现存的政治架构都有其效用边界，但革命性技术所带来的影响却会随着技术力量的不断提升而持续增长。当旧的政治单元与全球架构无法有效安置系统内新要素的时候，变革的发生就不可逆转。

结语：从民族国家体系走向全球秩序

虽然无法从历史经验中找到模板，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人工智能技术跃迁将会重新定义世界政治的范畴与内涵，推动我们所处的世界逐渐走出民族国家体系的桎梏，迎来新的全球秩序。首先，在单元层次上，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秩序将由单一走向多元。其次，在互动方式上，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秩序将由简单走向复杂。最后，在体系层面，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秩序将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扬弃。归根结底，“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产生这些体系的时代的需要”，科技革命是所有经济生产形式与政治社会形态变革的根本动力，随着生产方式的更新，无论民族国家体系拥有多么坚实的内核，也必然随之发生内部结构和外部形态的改变，从而走进建构人工智能时代全球秩序的伟大历史进程。

来源：《外交评论》2020年第6期 发表时间：2021年7月27日

谢选骏指出：上文似乎体现了某种“进步”，知道脱离主权国家的井底之蛙去观察全球秩序，也懂“从民族国家到全球秩序”，是人工智能时代不得不走的世界政治图景……但是，它还是不懂，全球秩序不能没有全球政府，就像城市秩序也离不开城市政府一样。全球秩序不能没有全球政府——这是下一个时代的基本常识。

【65、日本核复仇污染全球——大和民族变成大核民族】

《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海箭在弦上亚洲邻居反应激烈 “不仅是经济问题，还生死攸关”》（BBC 2023年6月21日）报道：

2022年五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右二）访问日本，站在一个储存核废水的储罐前。

经过多年国内外激辩，以及数个首相来来去去，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夏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储存的超过 130 万吨核废水排入太平洋，引发全球关注及亚洲邻居紧张。

由于这是人类史上第一起大规模核废水排放，争议甚巨，其中包含食品安全、海洋污染、放射性物质影响人体健康等议题，在亚洲引起激辩。 日本邻国及全球外环保人士忧心，将含有放射性同位素“氚”（Tritium）的核废水排入海洋，将对全球人体健康和海洋生态造成极大风险，并严重影响渔业。北京已经率先抨击日本罔顾邻居安全，港澳政府也扬言将扩大日本产品进口禁令范围。

分析福岛核废水争议，常驻日本的法国国家研究院（French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福岛灾后”计划主持人 Cécile Asanuma-Brice博士接受BBC中文访谈说，日本已决计大规模重启核电，并同时解除了福岛灾区的疏散令，她认为东京正在抹去核灾事故的所有痕迹，“使该地区成为一个日本能够抵御核灾事故的模范区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迅速清除事故的所有痕迹至关重要，但巨大的储存槽的存在，视觉上会很强烈的提醒众人过去发生过如此灾难。”

Asanuma-Brice博士质疑废水排放的决定。她告诉BBC，全球海洋科学家都已经对排放对海洋生物和渔业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她认为更明智方案是继续储存和废水，直到氚的放射性自然降低。“核电站周围和其范围之外仍有空地，可以建造新的储存槽。”

不过，日本政府则强调，在福岛核电站紧邻的海边已经修建了一个处理及排放废水的水道，竣工后将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检查和确认后才会开始排放。即便如此，距离排放福岛核废水仅有一步之遥。

日本百万吨福岛核废水排放在即 你会喝一罐产自那里的桃汁吗？

台湾争议日本核废水排海 科学议题还是外交考量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用浮世绘改图讽核废水排海引发争议

BBC中文整理了此次福岛核废水排放引发的各种议题及辩论，包括法律，生态方面的争议及日本的亚洲邻居们的激烈反应。

亚洲反应为何激烈

中国与港澳

多年来，中国对福岛核废水排放一直持反对的态度。6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批评日本污染海洋、损害人类共同利益，“极其自私和不负责任”。5月27日，中国代表在世卫大会（WHA）上抨击东京的计划，要求日本在与各国政府达成协议前不能排放核废水。

香港及澳门特区政府则与北京的态度一致。认为日本需要与受影响的国家及政府沟通达成协议后，才能够行动。

香港环境及生态局长谢展寰上周接受电台专访称，日本一宣布排放核废水，香港就会立即禁止福岛一带沿岸“最高风险县份”的水产进口。对其他风险县份的水产也会实施严厉进口管制。

事实上，目前香港已禁止进口福岛的蔬菜、奶类饮品和水果等，但不包括果汁。根据香港《明报》，谢展寰表示，日本进口到港的食品占香港整体食物供应只有2%，港府预计影响不大，但理解港人热爱日本食品“感情上有影响”。

此外，香港最大的连锁超市之一惠康（Wellcome）发言人书面回覆BBC中文说，“公司向来非常重视食品安全，我们欢迎政府加强抽验日本食品，以保障市民安全。”惠康又称，会密切留意港府未来公布的政策，将配合并遵守相关进出口要求。

福岛核废水排放：是否安全以及都含有哪些物质？

澳门则宣布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澳门市政署在6月13日称，一旦日本开始排放福岛核废水，将会暂停包括东京都、千叶县等9县市的水产、蔬菜和水果等进口申请。澳门市政署还说，届时不排除要求日本其它地方进口澳门的鲜活食品，也都要开始附上辐射检测证明。

韩国

韩国环保团体2022年在首尔举行示威，抗议日本核废水排放计划。

与日本一海之隔的的韩国这次并没有如过往政府那样对日本排放废水大力反对，但韩国也没有打算解除对福岛食品的禁令。不过，韩国政府自2013年起就禁止进口来自日本福岛县、茨城县、千叶县等邻近县区所有水产品，并禁止福岛县产的稻米和菇类卖到韩国。

面对核废水争议，韩国政府启动了“国民安心”计划，希望消除国民顾虑。但是，韩国政坛及民间的反对声音仍然很大。韩国反对党刚组团赴福岛核电厂考察，对于排放废水持反对意见，并指责韩国总统尹锡悦。面对反对党抨击，韩国总理韩惪洙甚至表态愿意亲自饮用自福岛厂过滤后的水。

港媒《南华早报》引用数据称，韩国一项千人民调显示，超过85%的韩国人反对日本排放废水的计划 。70%受访者表示，若继续排放废水，他们会减少食用海鲜。

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水储存罐

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水储存罐将在2022年用完，如何处置这100多万吨污水成为日本内外关注的重大问题。

许多韩国渔民也对核废水排放深感焦虑。

来自济州岛的海女金恩娥（音译）告诉BBC韩语组说，“从更广义上来看，我们认为自己是海洋生物，因为我们用自己的身体直接进入水中。在工作时，我们会喝海水。不仅进入我们的口中，还会进入眼睛、鼻子和皮肤。我们每天要潜水大约五个小时——这意味着我们处于潜在危险的前线。”

金女士说，“我四十多岁了，是我们村里最年轻的海女。我觉得我站在了十字路口上。我正在认真考虑，这是否应该是我最后一年当海女。对我们来说，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生死攸关。”

另一位住在鸟山的渔民朴熙俊（音译）则告诉BBC说，“事实上，放射性物质可能不会进入我们的海域。然而，当人们食用海产品时，他们难免会感到焦虑。老实说，我也感到焦虑。来这里从事渔业工作的年轻人只是在等待和观望。他们已经准备好回城市了。”

许多人认为福岛核电厂旁还有土地可以继续储放核废水（2023年5月）。

台湾

同样位居东亚，台湾政府并没有杯葛日本福岛废水的排放。台湾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称，会密切关注，并强调，福岛排出核废水主要会随北太平洋洋流往东太平洋及美国方位移动，仅小部分会流向台湾，最快在排放后一两年到达台湾海域，并已经进一步稀释。

去年2月，台湾宣布松绑日本福岛及周遭五县食品管制措施，但菇类及野生鸟兽肉仍然禁止进口。前总统马英九当时抨击蔡政府罔顾民意。不过，国民党也在要求台湾政府重启核电，代表国民党的2024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近日表示将支持继续使用核电，台湾富商郭台铭也表示，核电干净安全，他之前更提出台湾每一县市应该增设一座核电厂，引发舆论激辩。

环保团体“全国废核行动平台”去年发声，积极反对日本将核废水排放入海，称日本不应因过滤废水成本考量，就将邻近国家的环境生态、海洋渔业与人民健康置于辐射污染的威胁之中。新北市北海岸万里一名王姓渔民告诉台湾联合新闻网称“最好是不要排入海水”。王先生说，他身旁的渔民都对日本排放核废水有意见，势必影响到渔业：“日本以前浮石飘到台湾的北海岸，渔民就受损很大，浮石还看得到，但如今核废水是看不到，影响会超过想像。”

法律能阻止排放吗？

2020年6月，联合国人权专家曾公开呼吁东京莫忽视核废料处理过程的人权义务。联合国希望日本在新冠疫情危机结束后，展开适当的国际磋商之后，再决定是否要排放核废水。据此，绿色和平（Green Peace）强调，核废水如何处理对人类和地球产生持续几代人的深远影响，也关乎日本当地渔民的生计，以及其他国家民众的人权。但是，除了呼吁协商对话，外人能否通过法律途径阻止日本排放核废水？

日本曾代表着未来，但它却陷于过去

日本“沉睡”小镇真能华丽转身成为亚洲硅谷吗？

台湾海洋大学海洋法律与政策学院院长饶瑞正教授告诉台媒，人类史上有3次核灾求偿成功案例，包括1979年美国三哩岛事故、1986年前苏联的车诺比（切尔诺贝利）核灾、1999年日本东海村临界事故等，“若要求偿成功、打赢官司，关键就是要证明有无因果关系。”

对于日本排放核废水“是否真的对海洋环境、生态与人类健康无害”有关这一问题，不同国家及团体存在重大歧异。

饶瑞正教授向BBC解释，此为科学上的事实问题，势必须透过科学方式处理与论证。在国际法上，若依照国际核能损害赔偿公约，或1982年制订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4条，都可以要求日本在污染防阻义务与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但是，前提必须是排入海中的废水在科学上是有害的，而且存在因果关系。”

根据该公约规定，各国可以向国际海洋法法庭申请禁制令来阻止核废水排放计划。但目前尚未有任何国家提起诉讼。

饶瑞正分析，原因是日本有请国际原子能总署检验核废水，结果出来都是合格的，所以要与日本就排放核废水兴讼并不容易。但饶教授仍向记者强调，日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文明国家，或该提出更适当的科学证据，与透过第三方公正科学机构的检验与长期监督，甚至开放给周边国家共同参与检验、监测、公开资讯以解除周边国家的忧虑：“甚至外交宣示与保证一旦对周边国家造成损害，将负起完全的责任，并预先提存一笔适当的赔偿基金，以示负责。”

绿色和平组织则表示立场不变，认为日本政府应利用周边的土地来兴建更多储水槽，存放废水，再寻求更安全的解决方案。

养殖

东电公司在处理过的核废水中养殖比目鱼，以测试氚在海洋生物体内的富集程度。

“氚”为何是关键？

关于福岛核废水，很多科学家们都将焦点放在“氚”残留的争议。简单来说，氚是一种氢的放射性同位素，一般存在于核反应之后。 311核灾后产生了被高浓度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水， 尽管经过净化和稀释，但废水中仍含有氚存在。日本政府强调处理后的核废水，不会残留除了放射性氚以外的其他放射性污染物。换言之，只会将含有氚的废水排入海洋。而且东京认为，含有氚的核废水只会产生非常微弱的辐射，不会对海洋或人体健康有害。

但是，绿色和平强调，氚确实是一种低能量的放射性物质，但并不代表其影响微弱，而且一旦被植物、动物和人类摄入，即有可能造成伤害。该组织核能研究者Shaun Bernie 撰文表示，氚并非如日本政府宣传的一样对无害。

日本政府决定于2023年春季开始排放福岛核废水，日本渔业界有反对声音，邻近的中国、韩国与台湾也表达质疑。

无论立场如何，日本若在今夏排放核废水，在日本国内及亚洲国家，势必将造成极大影响及争议。Asanuma-Brice博士告诉BBC，她认为受到最严重影响的仍是福岛当地居民，特别是渔民。“对他们来说，这个决定是灾难性的，也对他们的工作造成伤害。”

她说，尽管东京实施了积极的宣传政策，以使民众接受核废水排放，但民调显示日本国内民众仍有大约一半持反对意见。

Asanuma-Brice博士则说，海洋生态系统也将受到影响，因为，即使类似的污染在其他地方已经存在，但一但核废水排出，仍形成额外污染。她强调，一些科学家（如基瓦洛海洋实验室主任里奇蒙德）也表示，放射性核素可能随着海洋洋流传播，并且会让在海洋中长期迁徙的海洋生物（如浮游植物）长期携带，而浮游植物是所有海洋生物食物链的基础。

“当前的问题是不确定性，用更多的时间考虑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肯定更好。”她告诉BBC。

谢选骏指出：日本执意进行福岛核废水排海的活动，是否意在进行“核复仇”？为此需要变本加厉地污染全球——古代倭人变成了近代的和族，现在又变成了“大核民族”！大核民族脱胎换骨、核废物污染全球、连同世界一起脱胎换骨！

【66、日本原爆回馈全球】

《日本福岛核灾废水排入太平洋 中国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August 24,  2023）报道：

在邻国的反对声中，日本政府与东京电力公司8月24日开始将处理后的福岛核事故废水排入太平洋，预计将在30年内持续排放。

日本决定从8月24日起，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经处理的放射性污水排入太平洋，预计将在30年内持续排放。

自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与海啸破坏福岛第一核电站以来，厂房内已积累134万吨废水，足以装满500座奥林匹克标准游泳池。

中国海关总署24日宣布即时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此前中国只宣布禁止输入包括福岛与东京在内的日本10都县的水产。

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自24日凌晨起，禁止日本10都县的所有水产品，包括活生、冷冻与干燥制品进口；中国澳门特区政府跟随。

中国外交部指责日本政府“出于一己之私利，给当地民众乃至世界人民造成二次伤害”，“同时也将自己置于国际被告席，必将长期受到国际社会谴责”。

台湾启动每日监测预报，又称首天排放符合安全标准。

韩国国务总理韩悳洙表示，一旦日方排放不符合标准，韩方将立即就此向国际法庭提起诉讼。

国际环保活动团体绿色和平批评日本“无视科学证据，忽视大众包括渔民的忧虑，更侵犯太平洋地区居民人权，蓄意污染海洋。”

中国禁令下　电商平台“涌抢盐潮”

中国海关总署在福岛核废水排放开始后，颁令禁止全日本水产品进口。有媒体报道称，电商平台上马上出现抢购食盐风潮，销量“直线上升”。

上海《第一财经》报道，多个平台的低钠盐、无碘盐显示“缺货”、“补货中”。一位消费者表示：“盒马的一款低钠盐一分钟前看还有货，再一滑就显示缺货了。”

前不久，韩国也曾传出因预期日本将开始排放福岛核废水，导致盐价大涨，民众囤盐的消息。报道引述中国业内人士言论，呼吁中国民众不要仿效。

2011年福岛核事故刚发生后不久，中国大陆也曾出现抢购碘盐情况，更蔓延至香港，被称为“盲抢盐”事件。

值得指出的是，在科学和环境界确实存在一些不安。

例如，一些海洋生物学家和海洋专家认为，要了解连续排放30年对海床和海洋生物的影响，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美国海洋实验室协会（The U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rine Laboratories）在去年12月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他们对日本的数据并不信服。

夏威夷大学的海洋生物学家罗伯特·里奇蒙（Robert Richmond）今年早些时候向BBC表示：“我们看到了一份不充分的放射性和生态影响评估，这让我们非常担忧，日本不仅无法检测到进入水中、底泥和生物体中的物质，而且如果真的发现了，也没有办法去除它……这个‘妖怪’不可能再回到瓶子里。”

福岛渔民：“我们被告知不要和你们交谈”

BBC记者莎玛·哈里尔（Shaimaa Khalil），发自福岛

请户（Ukedo）渔港这里很安静。我可以看到远处福岛核电站的烟囱，就在那边海岸线上绿地的后面。现在这里的电视台记者比渔民还多。

唯一接受我们采访的渔民只是说：“我们被告知不要谈论这件事。说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自从日本决定将废水排入海洋以来的这两年里，焦虑和愤怒一直存在，你可能会认为到发生的那一天，会有大批人群进行抗议。

但对于很多在2011年的海啸和核灾之后一直在受到政府支援的渔民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局面，尽管他们仍然坚决反对将水排入海洋。

他们努力了很多年来挽回因为核泄漏造成的声誉损失，他们把排放废水视为对他们生计的二次灾难。

“磐城以鱼类闻名。我担心这次排水会对这里的所有餐厅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一个叫风夏（Rigari Fuuka，音泽）的居民在福岛磐城车站外告诉我。

或许政府是获得了一切所需的技术批准，但是这些对这个地区和附近的人们来说，几乎没有起到任何安抚作用。

谢选骏指出：日本的民主确实虚假——那是美军占领的结果。日本不服不行，但是包吃原子弹的日本，内心的怨毒已经积累了七八十年——现在终于到了日本原爆回馈全球的时候了！大家没有理解日本内心的怨毒，它要“环球同此凉热”。

【67、三重杂种卡尔马克思搞砸了全球气候】

《纽时：地球未来会变得怎样？中国是关键》（纽约时报  2022-09-16）报道：

6月，他们说这是一个“灾难之夏”，随着夏天到来，这种模式还在持续：南亚各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极端气温；然后是席卷美国的两股不同的热浪，共2亿人收到了健康警告；欧洲各地出现三次热浪，数千人死亡，河流干涸到船只无法通行，温度升高到核电站无法进行冷却。孟加拉国遭遇了致命的季风降雨，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而巴基斯坦的情况更加糟糕：该国三分之一的国土被淹没，超过1000人死亡，100万座房屋被毁。

但对气候科学家来说，今年夏天最引人注目的天气事件可能是席卷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和干旱。该国已经历了近三个月的极端高温，9亿多人受到影响。据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报道，仅重庆一地就有多达66条河流“断流”。正如气象史学家马克西米利亚诺·埃雷拉在《新科学家》杂志上说的那样，“在世界气候史上，没有任何事可以相提并论。”

然而，对于如此罕见的天气事件，你的了解可能不太多，这也情有可原。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它很可能是塑造地球未来最具决定性的力量。但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气候变化似乎只是发生在电子屏幕背后的事情。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虽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但也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国家，这使得现有的报道显得像是某种不可靠的奇闻轶事。例如，关于极端高温对居住在新疆地区的人们有什么样的影响，目前还没有报道。新疆地区是热浪的两个中心之一，也是拘禁营的所在地，可能有100万以上维吾尔族和该地区其他非汉族本土居民被关押在那里。据报道，他们当中许多人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通常是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太阳能电池板行业。热浪造成的人员伤害肯定比我们所知的要多。

但是，令我们无法看清的原因不仅仅是信息的缺乏。中国前所未有的气候事件对于美国人来说也是很难处理的，因为在我们自己讲述的，以及试图向世界讲述的关于气候变暖的故事中，中国扮演着一个非常不稳定的角色——这个故事通常是道德层面的，关于好人与坏人、有罪与无辜的故事。当极端天气袭击中国时，除了表面明显的意义之外，其他方面的“意义”变得更加模糊。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看待中国在气候方面扮演的角色，我们就更难理解中国在气候方面所遭受的痛苦。

多年来，对于关注气候问题的左翼人士和右翼人士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好用的修辞上的试金石——气候和能源民族主义者经常把中国描述为一个糟糕的角色和不可靠的伙伴，而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则把中国描述为一个典型，证明如果政治结构中没有那么多麻烦的否决点，人们在气候方面可以做些什么。这些相互矛盾的描述总是更多依赖于随意的刻板印象，而不是真正的观察。但是，就像任何有用的论点一样，它们也有一些真实的基础。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气候污染国，而且现在的煤炭使用量约占全球的一半，碳排放量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这一份额还在增长，是美国的两倍多。（尽管按人均计算，美国的表现要差得多。）

但是，如果说现在的中国对未来气候造成的破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大得多，那么，中国在过去10年里也一直是清洁能源领域最强大的力量。去年，中国安装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超过了美国、欧洲、拉丁美洲、中东、东南亚和非洲的总和。尽管可再生能源价格的暴跌通常被视为没有明确发起者的全球市场成功故事，但是，对价格暴跌做出最大贡献的可能就是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和创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新疆可怕的条件下进行的。）

这个故事就算到这里结束，也已经足够令人困惑了：作为一个全球巨兽，中国同时扮演着英雄和反派的角色。但中国在气候地缘政治格局中似乎也同样占据了一个令人困惑的位置，因为这一格局最近也发生了变化。10年前，甚至是五年前，气候外交往往意味着口头上呼吁全球合作，而现实的政治努力则是致力于比对手行动得更慢。今天，脱碳的进程仍然过于缓慢，但其发展已经足以令外交态势发生转变，从比赛谁更无所作为转变为谁更能采取行动。气候投资正在美国蓬勃兴起，随着《芯片法案》和IRA气候法案的通过，美国确实已经加入了Politico最近所说的一场全新的“绿色能源军备竞赛”。

力量格局也在发生变化，这不仅体现在贸易协议、对台湾的武力威胁，以及中国在南希·佩洛西访问台北后取消双边气候谈判等方面。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自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美国早期疫情应对的表现拙劣以来，沉迷于美国衰落叙事的人往往把中国视为令人生畏、不可避免的继任者：这个国家拥有压倒性的人口，受到阻力相对较小且蓬勃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指导，却没有美国这里似乎不可避免的各种政治功能障碍。该国仍然是一个明显的地缘政治对手，而且刚刚在一项科学贡献指标上超过美国：它发表了世界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期刊论文。但最近发生的事件使中国本来明晰的近期发展变得复杂了起来。

首先，事实证明，这个国家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而且它正朝着缩小的方向发展。联合国现在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可能会减少一半，同时也会急剧老龄化——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或多或少支持了这一预测。

其次，在经济上，“中国模式”看起来已经不那么令人羡慕了，因为中国房地产和建筑业突然崩溃，全国各地出现大规模拒绝偿还抵押贷款的现象，增长数据如此疲弱，以至于在发达国家中，只有中国央行出于对持续衰退的更大担忧在通胀显著之时下调了利率。就在一年前，人们还普遍预测，中国最快将在2029年左右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现在，一些经济学家怀疑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

第三，中国的大流行应对措施一度令世界羡慕，如今却成了一个全球笑话，个别新病例会导致全城封锁，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全国性的疫苗接种计划甚至没能覆盖许多最脆弱的老人，政府似乎并不完全相信中国的疫苗能够防止死亡和重症。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泡沫”即将破裂；也不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再是世界上对气候影响最大的国家；抑或它和美国之间不稳定的关系将变得不那么重要。但在9月初，《碳简报》（Carbon Brief）的分析显示，主要由于大流行封锁和经济停滞，中国2022年第二季度的排放量较前一年下降了近8%，比中国在大流行封锁最严重时期的降幅更大。

疫情期间，全球排放量暂时下降了7%左右。气候观察人士指出，这大约是实现《巴黎协定》中最雄心勃勃的目标所需的脱碳速度，然而全球停止运转并非一种可持续或有吸引力的方式。不过，虽然中国不会永远遵循这种路线，但它现在就走在这条路上——这再次提醒我们，绿色转型将比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图表所显示的更加困难、更加充满意外。而且在这出道德剧里，没有哪个国家的角色会长久不变。

David Wallace-Wells （@dwallacewells） 是时报观点作者，也是《纽约时报杂志》的专栏作者，著有《The Uninhabitable Earth》一书。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为其同族护短，口口声声中国中国，却没有没有说明犹太——德国——英国这样的三重杂种卡尔马克思，炮制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谬论，促成了“唯生产力”的专制权力，把一个极其保守的中国，变成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中国……共产主义的幽灵就这样搞砸了全球气候。形象地说，就是三重杂种卡尔马克思搞砸了全球气候。

【68、上海是全球电影的直播工厂】

《一场漫长的上海逃跑计划，中断在浦东机场》（2022-05-10 奇趣精选）报道：

一群从上海 “跑路” 失败的人，被迫卷入了一场生存实验 ——没床、没固定食物、没公共交通工具，如何在机场、火车站流浪一个月？

这群“跑路”失败的流浪者，几乎囊括上海的所有 “社会面” ——底层打工人、都市白领，飞加拿大、瑞士、新加坡的“出海派”……

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在城市文明笼罩的大都市里，人们被迫缩回某种原始的生存状况，被最基本的出行、食物、居住需求团团困住。

我们找了几位上海浦东机场（特指上海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的滞留旅客，大部分人都在机场生活了半个多月 —— 有回不去高考城市的准高考生 Mikey、从外地支援方舱的 “方舱大叔” 海哥，徒步二十多里地到机场的山西小哥张允，及飞加拿大、瑞士等的 “出海派” 等。所有人中，至今有一位仍滞留机场，其余人都成功离开了上海。

以下是他们的 “跑路” 故事与被困机场生存指南。

千军万马的艺考，过不了空无一人的登机口

浦东机场的流浪者，个个都有夸张的“机票取消”记录。

4月15日，上海官方疫情发布会明确表示允许外乡滞留人员返乡后，Mikey 就开始疯狂抢票。他是吉林长春人，一年前来的上海“艺考”学校。前不久，他收到了“梦中情校”—— 北京电影学院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艺考通过通知，急着回家补高考文化课去。

Mikey 惨不忍睹的机票取消记录。

他买过上海直飞长春的机票，还有飞大连的、飞上海周边城市的机票，全都被取消了。回家无门，于是他另辟蹊径地买了从上海飞青岛，青岛转机到大连，大连转机到烟台，最后从烟台飞长春的四张机票来 “迂回救国”。结果，航空公司很 “鸡贼” 地先取消了最后一班，接着取消中间的航班，让他怎么都飞不成。他心如死灰，“现在四张票里还有没取消的呢，等着吧，过两天绝对就取消了。”

在机场待的时间越久，他买机票越是无底线妥协。有一次，有内部渠道告知他有飞 “辽宁通辽” 的机票，他内心窃喜，飞辽宁好啊！结果，他查了半天，才发现这是飞内蒙古通辽的机票，跟他家隔了十万八千里。但他还是买了，“只要能飞，去哪儿都成。”

过去的 5 天里，他的机票被退了一万八千块钱，每天平均要退三千六百元 —— 也就是，一天差不多要退 3 张机票。

浦东机场，候机的人与被滞留的人。

算了算，他的机票一共被取消了 20 多次。他心急败坏地说，“是说让你返乡啊，没说机票取消率 100% 啊。” 航空管家 2022 年 3 月底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 —— 大型机场取消率前三的是长春龙嘉（100%）、南昌昌北（97.0%）、沈阳桃仙（95.1%）。

但机票取消时间相当 “狡诈”，Mikey 说，他每次致电航空公司，对方都只会甩锅道 “我们不知道，但取消的概率很大。” 就像一个“渣男”，不跟你明确提分手，就一直吊着你。利用售出机票到机票退款的这段时间，“他们可以拿你的钱去赚利息，最大程度地榨干你。” Mikey 看懂了套路，却不得不入套。

航空公司最 “狡诈” 的一次是，Mikey 第二天一早的飞机，当天下午都没取消。他心想着，“这回该让我飞了吧”。

于是，4月25日当天，他被迫签了 “解封前不返校” 的承诺书，头也不回地走出“艺考”学校，想尽办法搭了辆警车到浦东机场。当一切准备就绪时，他手机突然跳出一条短信，“因公共卫生原因，您的机票已被取消……”

就这样，学校回不去、附近酒店又少又贵，还可能被临时征用或封锁，Mikey 就这样被迫住进了机场。

近期飞泰国曼谷的姑娘木子，倒是提前预订了浦东机场附近的酒店。坐出租车去酒店的路上，酒店还回复说能正常入住。可二十分钟后，当她抵达酒店时，却发现门口站了一排 “大白” ——酒店被临时封了，只进不出。

因此，睡机场成了他们最保险的做法。

浦东机场的“滞留链”

“方舱大叔” 海哥与山西小哥张允，跟 Mikey 前后脚住进浦东机场。他俩都准备飞国内北方城市。

当然，想在封控期间进浦东机场流浪，如果没有一张被取消的机票，外加 48 小时核酸证明，都不够格。有一次，Mikey 前脚从浦东机场踏出，花几秒钟取了份外卖，后脚他就被安保拦住要求出示 48 小时核酸证明。

一旦踏出机场出口半步，没有 48 小时核酸证明，休想再进来。

“方舱大叔” 是 3 月份跟几个同乡从老家山东烟台出发，坐了辆货车到的上海宝山区某方舱医院。大叔在方舱当保安，工作了一个月后，听说家中的老父亲身体不太好，他便急着回家。这份方舱的工作是他跟招聘中介谈的，几百块一天。临走时，由于没干满规定的时间，大叔还跟中介闹了点不愉快。

跟 “方舱大叔” 聊天时，他已在机场滞留了一个多星期。得知我的来意，他第一句话就是，“现在要帮助，就是（让我们）赶紧离开上海。” 他操着一口带山东方言的普通话，急躁地说，“我们冒着生命危险，随时可能被感染，来支持上海、帮助上海。现在连家都回不去，真是气人。”

说罢，他还着急地冲我打听，“你是记者啊，我得到一个消息，上海有各省各地的政府派专车，给我们这种志愿者拉回去隔离，是有这个事情吗？”

Mikey 在机场经常充当 “方舱大叔” 的 “翻译”，“别人听不懂他说的话，我就给他们翻译一遍。” 他说，“方舱大叔”年纪大了，不太会用手机，也不会抢票，打探消息基本靠口耳相传。

山西小哥张允住在上海浦东新区曹路镇，这里有片 “城中村” —— 由于房租低廉，成为广大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大本营。上海疫情开始后，他们这帮 “打工人” 的生存境况估计比住小区的人更差 —— 抢不着菜、揭不开锅。可山西小哥刚从 “城中村” 逃出，就又被困在了机场。

好在，Mikey、“方舱大叔”跟山西小哥张允都是北方人，几个人看彼此都贼亲切，索性就抱团。三人有饭一起吃，睡觉在一块，票也一起抢。滞留机场的这段时间，他们三人抢着被四五家媒体采访了一轮，成了机场里的明星。“可我现在，就像个乞丐一样……”，山西小哥无奈地说。

被困浦东机场的滞留旅客，大致分为飞国内航班与飞国际航班两派，各自抱团。国内航班的取消率极高，这一派也因此人多势众，内部还按南北方划分了小圈子。

相比之下，国际航班是最准时的，但也有一小部分人被落在了机场。上海跟东京两地飞的龟田，在浦东机场遇到被滞留好几天的 “苏黎世大姐” 与 “多伦多大姐”。这两位大姐，一个是飞瑞士苏黎世，另一个飞加拿大多伦多。

龟田说，“苏黎世大姐” 是大连人，来上海转机时，没想到被滞留了。龟田飞走的当天早上，“苏黎世大姐” 还处在机场新一轮机票取消的崩溃中，可当龟田抵达中转城市时，“苏黎世大姐” 也已从浦东机场脱身，顺利到韩国转机去了苏黎世。

Mikey 说，只有他们这群飞国内北方城市的，处在浦东机场 “滞留链” 底层。

每天，只要身旁有一架飞机起飞，都能瞬间刺激他的神经。“刚才听到没，又有一架飞机起飞了。” 他在机场目睹了几十架飞机起飞，“飞加拿大温哥华的、加拿大多伦多的、新加坡的、香港的、台湾的。前不久，还有飞广西南宁的。”

每天，寥寥无几的航班，几乎都是飞国际与港澳台的。

Mikey 身后的停机坪。

Mikey 说，他甚至在机场看到过一家人上午到的机场，下午就包机回了四川成都。这件事极大地刺痛了他，“你要说航班不能飞，这我认，但他们包机走是啥意思呢？”

Mikey 没在机场看到一架飞国内北方城市的飞机，他们这群人，就像是被下了诅咒一般，困在浦东机场的天花板下不得翻身。

撞见飞走的旅客登机时 “拖猫带狗”，Mikey 内心嫉妒得都快滴出血来，“猫猫、狗狗都能上飞机，我上不了。”

而对于那些连机场都到不了的人来说，Mikey 已经是被羡慕的那个了。

去浦东机场的路——徒步、单车、警车

在上海交通几乎停摆的状况下，要想从家到浦东机场，只能各显神通。

外地人去浦东机场的路，是最通畅的 —— 通常，他们只要先坐高铁到虹桥火车站，在火车站花几十块钱就能打到去机场的车。

而上海市民想从家打车到浦东机场，却要在 “黑市” 上花高于市场价近 20 倍的价钱。据几位租车公司老板的报价：上海市内，包车起步价 800 元；跨区的话，1500 元左右。一位住酒店的旅客说，他打车（跨区）开了十几分钟，就花了 1200 元，这还是让酒店前台争取的协议价 。

老板阿冯有一家租车公司，公司的车常年在宁波与上海等地跑。上海这波疫情开始后，他们的车被征用为防疫用车，拿到了上海市政府给的 “临时通行证”，成了上海车中的 “特权阶层”。

上海允许 “返乡” 后，阿冯的这些车顺利成了 “返乡车”。他得意地向我展示：“从上海回大连的美女，已经成功到达 —— 对方出发前给了一万块押金，抵达后给了一万二，共两万二千元。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上海市政府发的临时通行证。对封控期的上海司机来说，可谓一证在手，天下我有——

可 Mikey 觉得这分明是在抢钱，他宁愿在机场继续死磕，都不愿坐 “黑车”：“这个b白赚我几万，我还要坐在他旁边，感受他的呼吸、感受他英俊的面庞跟龌龊的头脑……”

为了不花冤枉钱，从学校去浦东机场的时候 Mikey 直接打 110 找了警察。据官方口径，上海民警接的单中，50% 都是求助出行、就医类的问题。理论上，这条途径是可行的。

但得知 Mikey 要回去高考，警察先让他出示了准考证，接着问了他一句，“为什么准考证上没有写明日期？” 警察还告知他，必须在 14 天内高考，才能开 “绿色通道”。Mikey 当场被这些 “套话” 气笑了，“我是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不是小升初考试。”

再加上，如今从上海回长春，难免不在其他城市中转，并就地隔离 14 天以上。回到长春后，还要接着隔离。所以 “14 天内高考，才能返乡” 的规定，不免有些可笑。

最终，Mikey 通过朋友联系上另一个警察局，顺利坐上警车到了浦东机场。

去机场、火车站沿路的检查站。

山西小哥张允更加生猛，他一个人连背带扛几十斤行李，从浦东新区曹路镇出发，徒步了二十多公里地到的浦东机场。他整整走了 5 个小时，一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只偶遇了一个男人牵着俩小孩走过，路边连辆共享单车的影子都看不到。

路是手机地图导航的，有几条小路是被铁丝网封住的，山西小哥还遇到好几个检查站 —— 几个穿防护服的警察站路边，用黄色护栏把路一挡，就是个检查站。检查站外，警察会仔细盘问：绿码、核酸、当日车票，或有无其他必要出行理由。

走在路上，山西小哥觉得自己像是军营里负重越野的 “兵哥哥”，只不过他掉队了，大部队消失不见，只剩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

“方舱大叔” 要从宝山区跨越六十多里地到浦东机场，他一路换了好几种战略 —— 徒步、电瓶车、共享单车等。途经区与区交界的地方时，他甚至要手脚并用，爬过铁丝网，并巧妙地躲过值守的警察。

检查站的警察，仔细盘问过路的人与车辆。

一开始，我会把这些故事想象成上世纪 “谍战片” 里的场景，实在没法与脑海中的上海对应上。直到越来越多上海人跟我讲述类似的经历，还给我看了实地照片，我才相信这些故事是如今上海普通人的出行日常。

在浦东机场“露营”是种怎样的体验？

如今的浦东机场正处在 “战时” 状态下 —— 所有商铺全部关停，吃不上东西、外卖难进、车难打，所有人被迫最大化利用现有物资。

Mikey、“方舱大叔” 与山西小哥，抢占了全机场最豪华的 “总统套间” —— 即无印良品店门口的那张木椅。木椅长两米左右，没有把手，可以整个人躺上去。全机场仅此一张。木椅的延伸处，有个像迷你版榻榻米的地方，Mikey 在上面铺了张瑜伽垫，作为他们的第二个据点。三人因此免于睡冰凉的地面。

Mikey 与 “方舱大叔” 的豪华床铺。

三人中 Mikey 的年纪最小，普通话跟英文也最好，因此包揽了他们三人的对外交流。他顺利地从飞走的旅客手中，拿到了充气睡袋、瑜伽垫等生存物资。他说，全机场就他们几个睡得最舒服。通常，滞留旅客从飞走的旅客那里继承他们的过夜装备，这些装备之后将流入 “新来的人” 手中，循环往复。

浦东机场的 “轻奢套间”，是能躺的机场椅 —— 本身能躺的椅子很少，更多是拿两排扶手椅并作一排来躺的。“轻奢套间” 数量不多，极为抢手。资历深的滞留旅客，抢占 “轻奢套间” 的机会最多。幸存的极少数机会，只留给下一批来得最早的旅客。

两排并作一排的机场 “轻奢” 躺椅。

当然，到机场早还不够，还要够 “社牛”。浦东机场过夜，不欢迎 “社恐”。

飞温哥华的姐妹 July，提前一天中午 2 点左右就到了浦东机场。可她一进机场，惊讶地发现机场的两排 “躺椅” 上都睡满了人。她当即把整个浦东机场的机场大厅转了个遍，瞄准了一张没有扶手的软皮躺椅。椅子上当时还坐了人，她厚着脸皮凑上前去问，“你好，你们要过夜吗？”

没想到，她幸运地听到对方说他们今晚就走。于是，她开始在这张 “躺椅” 旁死守。半小时后，她看到机场里好的位置都被占完了，连最次的只能坐的椅子，都所剩无几了。

在这之后抵达浦东机场的旅客，要么占张椅子坐一晚，要么只能选 “自助露营套间”，也就是睡地板。社交媒体上，输入 “浦东机场过夜”，就能发现五花八门的 “自助露营攻略”—— 如野餐垫配薄羽绒被；充气床垫搭配一次性野餐布；防潮垫配露营睡袋 …… 所有这些，统称为 “用过即弃过夜包”。

可实战之后，几乎所有人都会抱怨攻略欠佳 ——“床又冷又硬，被子就该带两床的”、“有充气床垫，就是太小了”、“感觉自己差一件羽绒服” 等等。

社交媒体上的“浦东机场过夜攻略”

Nora 是极少数 “露营” 体验颇佳的姑娘，过夜当晚，她将自带的两个行李箱拼成一张床——一个当枕头、一个搁身子。这样做的目的，一来免于躺在冰凉的地面，二来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我身上所有重要的物品，都压在身下的两个行李箱内。”

她当晚的准备很全乎——穿着羽绒服、裹好睡袋，戴上眼罩、口罩、耳塞等，最重要的是，她与另一位同伴挑了个附近有工作人员，还有摄影头对着的角落，才敢安心躺下。

最近每天在浦东机场过夜的人流，少则几十人、多达一二百人。Mikey 说，旅客聚集的机场出发层，能用的厕所男女各一个，打热水的地方，也只有一个。为了抢占稀缺资源，越靠近厕所与打热水处，睡的人越多。每天一大早，都会有人去厕所排队，女厕所尤其人满为患。

至于洗澡问题，Mikey 住了半个多月机场，一次澡都没洗过。他也没功夫想这事。

因为即使有了 “机场顶配” 的露宿装备，也没有和之匹配的高质量睡眠。睡在 “总统套间” 的 Mikey，为了防止猝死，强迫自己每天睡 3 个小时 —— 凌晨 3 点在头顶射灯的照耀下，艰难入睡，早上 6 点准时被机场广播声吵醒。

但在浦东机场之外，那些露宿火车站外的人，只能蜷缩在过道处，连个遮风避雨的地儿都没有。上海市民付先生亲眼目睹，在虹桥火车站外的流浪者把棉被一铺，就是张床，天一晴，就把棉被晾晒在附近的栏杆处。他们无处觅食和方便，连身为一个现代人最基本的 “遮羞布” 都无法维系。

火车站外，被滞留的旅客。

机场里的“集体野餐”

每天中午，浦东机场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会推着一个卖泡面的货车经过。这时，几乎全机场的人的目光都会被小货车吸引，争先恐后地凑上前来。

卖泡面的机场工作人员。

货车里的泡面只有一个口味 —— 统一牌香辣牛肉面，没得挑，一个人只能买两桶。很多机场的滞留旅客，一天就靠这两桶泡面过活。Mikey 说，更早之前，整个浦东机场连卖泡面的地方都没有。

不过 Mikey 他们三人是个例外，他们的泡面可以论箱买 —— 不仅因为 Mikey 还在长身体，一天最多能吃八桶泡面，还因为他给机场抓到过小偷，立过功。

在机场偷东西的人，是位四五十岁的女性。某天，他亲眼目睹那位中年女性徒手拽开了上海某特产店的拉门，他看得目瞪口呆，“那个拉门只安了颗螺丝钉，拉垮得很”，他说，机场所有商铺的拉门，都是这个配置。理论上来说，只要你想拉，轻易就能拉开。

但当天，那位中年女性偷得实在有些过分 —— Mikey 看见她拉了个皮箱，拼命往里塞，烟、酒、泡面、老婆饼、奶糖、酸奶、纸巾等等。最终，她一人提了四大皮箱的东西，旁若无人地走了出来。他说，“对方把店里的东西都拿了个遍，连装东西的皮箱都是店里的。”

她的动静实在太大，但除了 Mikey 之外，机场里的所有人都对此熟视无睹。Mikey 跟这位中年女性有过结，早就想逮着机会整整她了。几天前，他在机场花 500 块钱点了份外卖 —— 一盒酸菜鱼、四份炒饭、一份小酥肉、一个南瓜饼、五六瓶可口可乐等。他盘算着跟 “方舱大叔” 与山西小哥一起吃。可等他中途打了个电话回来，那位中年女性把还剩大半的酸菜鱼一顿乱吃，炒饭也被她吧啦了几口，对方还拧开可乐直接喝。听 “方舱大叔” 说，当时他们几个人拦她都拦不住。

Mikey 当时一直饿着肚子，他吃不了辣，每次都要把泡面过一遍水再吃。吃到后面，一到饭点，他就感觉是去上刑，“怎么又饿了？” 这次，他好不容易点了份外卖，结果没吃什么就被那位中年女性给糟蹋了。他被气得直跳脚。

当天，趁对方还在收拾的间隙，他跑去找了好几位安保打报告说，“离你几百米处的地方，有人正在偷东西。” 可安保硬是没搭理他。无奈之下，他直接拨打了 110。警察赶到了现场，人赃俱获。那位中年女性当天偷了五千块钱的东西，被关进了拘留所。Mikey 摇身一变，成了机场的立功之人。

从那之后，机场工作人员经常会在给 Mikey 的泡面箱里偷偷塞些吃的，卤蛋、肉制品、面包、饼干等等。Mikey 他们三人跃升为整个机场的 “特权阶层”，“经常能吃到些普通人吃不到的东西。”

Mikey 被投食的饼干、面包等。

每天，Mikey 还会跟新来的旅客边搭话边要点吃的。“方舱大叔” 通常会借着交流 “过夜攻略” 的方式，跟他们换食物。他们也会从自己的库存里，拿出一些给没东西吃的旅客。

浦东机场内部，也盛行 “物物交换” 法则。Mikey 会跟新来的旅客交换食物 —— 基本就是交换不同口味的泡面、饼干、面包、咸菜等等，毕竟大家的食物都很有限。

饥饿，是所有浦东机场滞留客的共同记忆。每天早上醒来，Mikey 第一眼就会看到无印良品货架上的零食，还有隔壁冰柜里的可乐、冰淇淋。他已经快忘了泡面、饼干、咸菜之外的食物，是什么味道的，他很想尝一尝。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店铺宁愿白白开着冰柜、宁愿把东西放过期，都不愿把这些食物卖给他们？

可惜，他只能往肚子里咽口水，他离这些食物这么近，又那么远。肚子里咕咕叫的声音，反复提醒他：该吃泡面了！

只要能离开上海

白天，整个浦东机场分贝最高的声音，是循环播放的广播声：“温馨提示，请您全程佩戴口罩，并保持一米间距……” 这段话 Mikey 在机场听了成千上万次，每次只要前奏声一响起，他张口就能背出接下来的话，“先中文念两遍，后英文念两遍。

广播会在白天多个时段循环播报，晚上也不能幸免，Mikey 算了算，每十分钟就要播一次。每天早上，他都会被这个 “催命” 广播成功吵醒。白天，他也被吵得什么都干不进去，“连打一把王者荣耀，都不能打个痛快。”

机场里，正准备活动身体的滞留客。

吃完饭，Mikey 一时没戴口罩，立刻被机场内冒出来的工作人员抓住现行，“那个戴耳机的，快把口罩戴好。”

每次听到这个声音，Mikey 心里的愤怒就会增长一点。他不明白，在这个地方，“你没有饭吃，没人管你。你没有水喝，也没人管你。你没地方睡，更不会有人管你。没人管你是死是活，但你不带口罩，就一定会有人管你。”

近一个月多来，浦东机场就像是整个上海的一个横截面。

但机场里的所有人，都不在乎戴不戴口罩，他们只在乎怎么逃出这里、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Mikey 有时会把自己想象成《荒野求生》里的 “贝爷”，在玩一个生存挑战游戏。但在游戏里，“贝爷” 至少知道明确的结束日期。不像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一切？

机票被取消了20多次后，Mikey 的情绪濒临崩溃，急需一个负能量宣泄的出口。在电话里，他跟我痛骂了三个多小时，尽情发挥了一个东北人的语言天赋。大部分时候，我只是听着，附和几句。

他还只有17岁，但却要面对这个操蛋的系统里最操蛋的状况，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竭尽所能让他骂得痛快。

他的心气很高，“你知道吗？我当时艺考连南艺、中传的复试都没去，我就要赌北电，结果我赌赢了。” 可下一句话，他的心情立刻跌回谷底，“可没想到，我输了，输在回不去高考上。”

“14天内再回不去，我就要复读了，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复读的。我快疯了。”

聊到后面，他开始在机场散起步来，语气逐渐恢复平静。散步，是他在机场这段时间里唯一的解压活动。他说，他所在的那一层，从头走到尾，大概几十米长。他每天要来回走四五十圈。

散步时，他喜欢观察机场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发觉在机场滞留越久的人，越喜欢把自己闷在一个角落，一个人对着一个屏幕，不说话、也不活动。“（他们都是）能不动就不动，因为动多了就会饿，饿了就要吃饭，吃饭就要花钱。” 他对我说。

一个人躲在角落吃泡面的滞留旅客。

Mikey 说，唯一能让大家提起兴头的事，就是抢票，“赶紧离开这里，是所有人唯一的盼头。”

几天前，Mikey 时来运转，买了张高铁票，成功逃到了杭州。现在，他正在杭州的酒店隔离，这次隔离至少要花费 5000 元。但他不在乎了，“只要能离开上海就好。”

他说，山西小哥也用这个方法离开了上海，估计现在也在中转地的酒店隔离。等隔离结束，他们应该就能顺利买票回家。

三人中，只有 “方舱大叔” 还待在浦东机场。Mikey 说，“方舱大叔” 听闻去中转地隔离要自费，就打了退堂鼓。他们俩都离开后，我对 “方舱大叔” 很不放心。所幸，Mikey 跟我说，“方舱大叔” 有个儿子，一直在远程为他打理一切。

“方舱大叔” 还在执拗地等，等一班直飞家乡的航班、或是一辆能把他带回家的政府专车，不知道还要再等多久。我只盼望，近期要去浦东机场的朋友们，能为他多带点吃的去。

注：以上所有采访对象，均为化名；上述所有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谢选骏指出：作者可能没有意识到，以上的故事已经具备了“超越好莱坞”的诸多要素，而且，这是一场连续的真人秀节目！就在号称“世界加工厂”的中国的最大先进的城市上海——这难道不是展现出了“全球电影的直播工厂”吗？

【69、输赢不重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全球政府论】

《输赢真的不重要吗？》（艾成杰 2019-07-06）报道：

第一次听到老师谈赢和输这两个词时，我感觉他们就是一对矛盾体。既然一定要赢，那就不能有输的心态！既然都会输，为何又要死乞白咧地一定要赢？

输赢真的不重要吗？

输赢不重要吗？不，我觉得重要，很重要。因为输的结果和赢的结果差别那是天差地远“不要在乎结果”不过是安慰失败者的金句而已，我们却自欺地把它当成口号，深陷其中。输赢相对，界限宽泛，但不管较量的内容是什么，较量的对象是谁，都是一个煅炼的好机会，是对自己的一次考验。输是失败，赢是成攻。输赢代表着两种完全不相同的结果。

赢，是前进的动力；输，是前进的绊脚石。

赢，让孩子高兴，有成就感。孩子亲身体会到付出就有收获的道理，在学习其它领域的知识时，也会主动积极的付出。赢，增加孩子的自信，产生新的希望，是进入下一个阶段继续努力学习的动力。外界的肯定和赞扬也会让动力加速。赢呈现出的是美好和积极的一面。输，让孩子沮丧、失望，有挫败感，丧失信心。甚至要承受老师和家长的批评。当下一次机会来临时，心里紧张、惧怕，容易发挥失常，造成再次失败，形成恶性循环。这些负能量会成为孩子前进路上的绊脚石，让孩子觉得不如意，变得自暴自弃。

虽说输赢不能定终生，却实在的影响着我们。生活中，输赢可能关联到很多方面。比如运动员错失金牌，相关的广告代言就会换人。高考失利，就读不了梦想的大学。不在乎结果？有时实在是输不起！况且好多机会是设限的，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怎么能说输赢不重要呢？

无论是输还是赢，生活还得继续，总得面对结果，解决问题。

说到输赢，大多数朋友应该会联想到赌博，赌博赌博，十赌九薄。在现在这个社会，只要参与到网络赌博中，沉迷是极其可能的，输钱是必然发生的，严重的后果对每一个醒悟的赌徒都是沉重的打击。负债累累，难以上岸，强烈赌瘾，难以清除。长期逛着各大论坛的人都会知道，赌博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导致有多少人流离失所，家庭支离破碎。曾耀和辉煌，因为赌，把我的前程葬送了！玩了两年，什么都没有得到，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失去了亲情，爱情。事业全部瘫痪，损失了我近一百万。换来的是什么，家人的斥责，朋友的远离，我恨我自己。把自己推向不归路。

可以说，所有的赌徒都是犯了一个通病，那就是贪婪。赢了还想赢更多，反之输了拼命去借钱想赚回来，然后越陷越深。我以前也是个赌徒，经过一番的努力已经成功的上岸了！人生真要经历困难才会懂得珍惜明白了平淡的生活是多么的珍贵。

如果你还在水下，还在迷茫，还想上岸可以关注。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懂“输赢很重要”，却不懂“为什么输赢很重要”。那么，输赢为何很重要呢？因为输赢决定了人生的方向！具体说，赢了就会按照既定道路和既定方针继续前进、扩大战果，这当然很好；输了就会反思改进、重新调整路线甚至改变方向，这当然很好——所以从人生的意义上，输往往比赢，更加重要，尽管它不那么美好。所以最终平衡下来可以说——输和赢同样，因为这是历练人生的必要。换言之，也可以说输赢不重要。

输赢不重要，通过输赢，找到人生的正确方向，这才重要。

输赢不重要，输赢不重要，输赢不重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全球政府——

例如我本人，就是通过时隔三十年的两次“三重失败”，才写出了“全球政府论”。

第一次是在1975年，我经历了1966年的失学（第一重失败）、1970年发配工作（第二重失败）、1973年母亲去世（第三重失败），我开始自学《圣经》《老子》《庄子》《四书五经》，体会到只有“礼制的天下统治”，才可以消灭毛泽东的暴虐野蛮。

第二次是在2002年，经历了失业（第一重失败）、再失业（第二重失败）、恐怖袭击（第三重失败），体会到只有“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才能安身立命。

所以我在写作了近三十年的《“礼制的天下统治”》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着手完成了《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全球政府论，全球政府论，全球政府论。

“礼制的天下统治”，“礼制的天下统治”，“礼制的天下统治”。

纽时说：“现在，我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距离越来越大。这与过去的大国斗争不同，也与冷战不同。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或经济冲突。这是一场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心理、道德和宗教的冲突。更具体地说，它是数以亿计的人在广泛的战线上对西方行事原则的拒绝。

https://nytimes.com/2022/04/08/opinion/globalization-global-culture-war.html

（《全球化已经结束，全球文化战争已经开始。》8月 2022）文章坚信西方会赢，却不懂得全球文化战争正是全球化的过程。

网民嚎叫：“这种自信从何而来？坐在玻璃冷气办公室里读NGO报告得出的结论。”

谢选骏指出：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输赢不重要，输赢不重要，输赢不重要……

【70、我们正在书写全球编年史】

网文《世界历史》报道：

世界历史，简称世界史，一般是指有人类以来地球上历史的总和，虽然世界历史本身早在人类文明出现之前就存在，但人类一直到近现代才真正用这个概念来研究和述说历史。世界历史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可以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等；而根据不同的地区，又可分为不同地区的历史，例如亚洲史、欧洲史、美洲史等，再依国家、地区细分，则有中国历史、法国历史、美国历史等；根据不同的代表事物，可以分为不同事物的历史，例如环境史、航空史等；根据不同的门类，还可以分为经济史、城市史……

“世界史”概念和研究的演变

被誉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历史》一书，虽然只记述部份欧洲、地中海沿岸、西亚等地中心的地区所发生的波希战争，却已发展出国与国间的相对关系，是目前所知较早具有世界史观念的著作。但因这些记载多来自口耳相传，故也有人认为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才是历史之父。

在东方中国历史著作司马迁的《史记》，大体以中国为中心，仅略提及四夷（外族），但也可大致代表当时中国人所知的世界。

中世纪以后，西方史学受到基督教影响，开始出现把全世界视为统一的，将世界历史作为走向天国历程的观念。最明显受此影响的是艾克哈德的《世界编年史》，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本“世界史”著作。

但早期的“世界史”不大可能记述本身文明之外的历史，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则必须要待近世的地理大发现以后才逐渐出现，但早期受文艺复兴的影响，是先开始对各地区而不是整体的世界历史产生兴趣，而启蒙运动则促使西方真正对于全世界的历史发展产生兴趣，到十九世纪史学更进一步发展，并形成许多解释世界历史的理论，虽然当时对于世界史的了解，常是西方中心及进化史观式的，但是已近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

这种世界史的概念也在西方向外发展的过程中影响到世界各地，如日本在十九世纪末开始研究世界史，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探求世界历史，但在欧洲，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后期，欧洲史仍然是学术主流，直到1980年代以来，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观念后，欧洲以及美国的历史课程主流，才开始由西洋史转向世界史。

石器时代

早期人类移居的路线图，根据粒线体的族群遗传学而绘成（此为千年前的情况）。

旧石器时代是石器时代的第一个时期。

根据遗传学与化石学所提供的证据显示，现代人类“智人”的发源地应该是在非洲。其大约在二十万年左右出现，其时为旧石器时代，人类已进化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人类的祖先，如“直立人”曾经使用简单工具达数千年，但随著时代演进，工具变得更为精练与复杂。人类亦随之创造了语言与下葬仪式。

此时期的人类亦可以装饰自己的外表。此时所有人类都是猎人与采集者，并且普遍过著游牧的生活。

现代人很快便从非洲和亚欧两洲的非结冰地带散播至世界各处。在最近的冰河时期时，人类更大量移民至北美洲与大洋洲，而现时的温带区在当时是极不适合生活的。纵使如此，在冰河期完结时，即大约一万二千年前，人类已移民至地球上所有非冰封的土地上。

猎人与采集者的社会逐渐细分，并开始出现阶级观念，而且长途接触亦变得可能，如澳洲原住民使用的原始“高速公路”。

大部份猎人与采集者的社会最终将发展为农业社会，或融入于其他较大型的农业社会。然而，未发展为农业社会的群体，最后也许被消灭，或维持孤立，这种小型猎人与采集者的社会在今天的偏远地区仍时有所见。

中石器时代

中石器时代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间的一段人类科技发展时期。其在更新世末期，即大约一万年前开始，终结于农业的出现，而这时间在各地区不尽相同。在部份例子里，如近东地区，农业在更新世末期已开始出现，因此其中石器时代是极短暂的，且难以定义。在那些没有受到太多冰河时期冲击的地区，有时候会比较倾向使用“后旧石器时代”这个词。而那些受到较大环境因素影响，如处于后冰河时期影响带的地区，则有著更显著的中石器时代，最少达数千年之久。以北欧为例，那里的部落社会因为所居住地区气候较温暖而且有著食物供应丰富的沼泽地，所以可以较迟发展农耕，因此其中石器时代较长。这些环境条件制造了具有特色人类生活，并且被纪录下来，诸如马格尔莫斯文化（Maglemosian）与阿齐利文化（Azilian）。但这样的环境条件同样使得北欧的新石器时代迟至公元前四千年才来临。

此时期的遗迹不多，主要是贝冢（midden，或称垃圾堆）。在森林地区，砍伐森林的活动开始出现，但是要在新石器时代才大量进行，因为那时的人们需要通过砍伐森林来开垦更多耕地。

中石器时代的特征是大量使用著小型而复杂的燧石工具，诸如小结石（microlith）与小錾子（microburin）等。钓鱼用具、石制手斧与木制物品如独木舟和弓箭等亦在部份中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为石器时代的原始科技与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其约于公元前一万年开始，而主要特征是早期部落群居、农业、畜牧业与工具的发展。

在半坡遗址（今陕西省西安市）考古学家发现了粟，这证明他们开始种植农作物，以及发现他们开始养牲畜。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发展种植业和畜牧业。

农业发展

根据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所形容，在大约公元前九千年出现的农耕社会是一项革命性的大转变。在大约公元前九千五百年，苏美尔人首先开始务农。在大约公元前七千年，农业传播至印度，而在大约公元前六千年，其传播至埃及，在大约公元前五千年，中国人亦开始务农。在大约公元前二千七百年，农业传播至中部美洲。

苏美尔人在大约公元前五千五百年开始有系统地灌溉农作物，并且出现社会分工。而此时青铜与铁开始取代石头作为农务与战争的工具。在公元前三千年的欧亚大陆上，铜制与青铜制的工具、装饰品与武器开始普及。紧接著青铜时代，在东地中海、中东与中国等地陆续出现铁制工具与武器。

在公元前九百年出现的查文文化诞生前，美洲人可能并没有金属工具。而在其后的莫切文化则有著金属制的盔甲、刀子与餐具。即使使用金属工具较少的印加文明亦有著金属犁头。然而在秘鲁土地上的考古学研究仍然只有很少，大部份奇普，印加人使用的绳结形式的纪录工具）在西班牙征服秘鲁时被烧毁。尽管如此，在公元2004年，考古学家仍在秘鲁发掘出整个古代城市遗迹。部份证据显示秘鲁被欧洲人开发前，当地人已懂得制作钢材。

而河谷在此时则成为早期文明的摇篮，如中国的黄河、埃及的尼罗河、印度的恒河流域与中东的两河流域。部份过著游牧生活的人们，如澳洲土著与南非的布须曼人则在近代前仍没有农业出现。

农业使社会变得复杂，亦因此出现了文明。城镇与市场随之出现。科技改进了人们控制自然的能力，而人们亦发展了交通与通讯。

宗教发展

很多历史学家将信仰的起源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大部份此时的信仰包括对母亲神（Mother Goddess）、天父（Sky Father）、太阳与月亮的崇拜，并视太阳与月亮为造物主。后世才出现了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

文明的兴起

城邦

文明的诞生必须依赖于稳定的农业地区，因此农业的出现引起了少数主要转变，因为农业的生产带来充足的粮食，使得人们不需要再从事渔猎与游牧性活动，其亦使得人口密度可大量提升，逐渐的人类的社群开始出现分工，在农业生产的稳定条件下，开始出现相因应的相关行业，例如农具：犁、耙的制造而出现手工业，又因为人类的社群需要管理与规划，政治性的需求因而诞生，从而出现国家。对于“国家”（state）一词有著数个定义。韦伯与伊里亚斯将其定义为一群有组织的人群合理地独占着某一特定的地区。

国家边界的守卫——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中国的万里长城，其长达六千七百公里，早于公元前三世纪已开始兴建，以保卫中国免于外族的侵袭。其曾被数次重建与扩建。

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年至三千年间，首批国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与印度河谷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最多存在著3000个城邦。古埃及则是先有国家，而没有城镇，但城镇很快亦冒起。一个国家需要军队来保卫其领土。而军队则需要官僚机构来负责维持。唯一例外是印度河流域文明，因为该处的国家并没有证据显示曾拥有著军事力量。

在公元前三千年至二千年间，在中国地区亦出现了很多小型国家。而在此时，中东地区的国家间开始爆发战事。世界上首条和平条约，卡叠什和约，是在公元前1259年，由赫梯人与古埃及人所签订。这时古代著名的大帝国开始陆续出现，诸如亚述帝国（公元前八世纪）、波斯帝国（公元前六世纪）、孔雀帝国和马其顿帝国（公元前四世纪）、秦帝国和帕提亚帝国（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帝国（公元前一世纪）、萨珊王朝（公元三世纪）。

在公元751年，中东与东亚的两大帝国首次爆发冲突，当时统治中东的阿拔斯王朝与统治中国的唐朝在怛罗斯决战，结果唐军战败。而史上以陆地连续性计，最大的帝国蒙古帝国则在公元13世纪出现。此后，大部份居住在东欧、亚洲的人们均隶属于国家统治下，而在墨西哥与西南非亦有著文明国家。诸国不断扩张，并控制著越来越多的土地与人口；最后一块“无主土地”－南极洲亦在公元1878年的柏林会议里被瓜分。

城市与贸易

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达伽马发现了印度航线，为欧洲带来了大量香料。

在农业发展的同时，粮仓产量也大增。因此不从事农耕的人们也可以获得粮食，而城市亦因而出现。城市成为国家的重要地区，而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几乎不从事农业生产。城市由附近的乡郊地区获取食粮，作为回报，则为乡郊地区提供军事力量保卫其财产。

城市的发展导致了文明的诞生：首先是下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明（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其后是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公元前三千三百年）和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公元前三千三百年），接著是印度河流域文明（公元前二千五百年）。有证据显示当时的城市已颇具规模，并且有著高度社会与经济复杂性。不过上述文明皆是独立发展的，互不隶属。在此时，书写与贸易正式在人类社会出现。

在中国，虽然最初的河洛古国在公元前三千三百年已出现，但首个进入信史时代的朝代却是约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出现的商朝。而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克里特岛、希腊本土与小亚细亚中部的赫梯王国开始出现。在美洲，马雅文明、莫切文化与纳斯卡文明等约在公元前十世纪末于中美洲与秘鲁等地出现。而用于交易的货币则首先出现于吕底亚。

长途贸易路线于公元前三千年首次出现，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与位于印度河谷的哈拉巴人进行贸易。中国与叙利亚间的丝绸之路约于公元前二千年出现，而位于其间的中亚城市与波斯则为此交易路线主要中转站。腓尼基与古希腊文明在公元前一千年至公元前一世纪间于地中海地区形成了贸易帝国。而阿拉伯人则于首个千年的末期与第二个千年的初期（公元650年至公元1250年）控制了印度洋、东亚与撒哈拉沙漠的贸易路线。在首个千年末期，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亦控制了地中海地区的贸易。而在第二个千年初期，义大利人取代其位置，控制了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法兰德斯与德意志的城市则在第二个千年初成为北欧贸易路线的中心。在任何地区，主要的城市皆位处贸易路线的枢纽地带。

宗教与哲学

新的哲学与宗教在东方与西方世界皆不断涌现，特别是在公元六世纪左右。不论何时，世界上均有著很多不同的宗教，如印度的印度教与佛教、波斯的祆教等早期主要宗教。闪米特诸教在此时亦开始冒起。在中国，人们直至今天仍受到儒、墨、道、法四家的思想所影响，其中以儒家为甚。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人二千年来深受其熏陶。在西方，以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传统哲学思想，则在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四世纪进行征服战争后散播至整个欧洲和中东。

主要文明与地区

中世纪封建时代

在公元前一世纪，于地中海、恒河与黄河地区出现了庞大的帝国。在印度，孔雀帝国统治了大半的印度次大陆，而仅存的小部份印度南部地区则由潘地亚所控制。在中国，秦朝及其后的汉朝建立了中央集权式的大帝国。在西方，罗马人自公元前三世纪开始以侵略与殖民的手段来扩张领土，于奥古斯都在位时，即耶稣基督出生的年代，罗马控制了地中海沿岸大部份地区。

这些大帝国的扩张使得其成为该地区的中心地带，并在完成扩张后出现了较为和平的时期。这种相对的和平使得商人可以从事国际贸易，而当中最为知名的要算是丝绸之路的兴盛。但这些帝国亦面对著很多共通问题，如其需以巨额的支出来维持庞大的军队和中央官僚体系。为了保持帝国的完整，帝国政府开始向农民征收重税，结果出现了土地兼并现象，并且日益加剧。而居住于边境地区的蛮族亦不时向这些帝国进行侵扰，这加速了其内部的崩溃。在中国，强大的东汉逐渐衰弱并于公元220年分裂为三个国家，中国史上的第一帝国宣告结束；而在西方，罗马帝国亦于此时开始分崩离析，日耳曼民族相继入侵。

但历史不断重演，在欧亚、美洲与北非的温带地区，大帝国此起彼落，从未间断。

罗马帝国由公元二世纪末开始逐渐崩溃，这大约与基督教由中东散播至欧洲同时期。罗马帝国的西半部在公元五世纪被来自德意志地区的日耳曼人所占领，并且分裂为很多国家，而罗马城则成为教宗国的领土；而帝国的东半部则演变为希腊化的拜占庭帝国。在数个世纪以后，查理曼大帝国结束，由鄂图一世继位，分裂成三个，东、中、西法兰克，其中，东法兰克的国王鄂图一世逼迫教宗加冕为帝，后自称神圣罗马帝国，其主要控制了现今的德国与意大利大部份地区。

在中国，秦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式的专制国家。之后的四百年间，由统一强盛的汉朝统治。汉朝之后封建国家开始分裂，原居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于公元四世纪初开始入侵，史称五胡乱华，并使中国北方陷入长年的混战里。4世纪到6世纪是分裂的南北朝时期。直至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中国，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战乱。而其后的唐朝在前期的统治里开创了盛世局面。然而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开始分崩离析，中国重新陷入混战，直至公元979年，北宋重新统一中国为止。然而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不断增加，整个中国北方于公元1141年陷入女真族所建立的金国之手，其后全中国更于公元1279年被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统治。十三世纪的蒙古帝国控制了大部份欧亚地区，成为史上以连续陆地领土计，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在此时，印度北部由笈多王朝所控制，而在印度南部，则由三个小王国所控制，分别是哲罗、朱罗与帕拉瓦。而这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使得印度教文化得以在公元四世纪与五世纪间进入黄金时代。

“迷失的城市”——马丘比丘，为印加文明的象征。

在中美洲亦出现了很多的文明，其中以马雅与阿兹特克较为著名。而随著奥尔梅克文明逐渐式微，很多马雅城邦逐渐兴起，并且很快便遍布犹加敦半岛与邻近地区。而其后的阿兹特克帝国则建基于其邻近文明并且深受被征服的人们如托尔特克族的影响。

南美洲的印加文明在公元十四世纪与十五世纪兴起，印加帝国，又称为四方帝国（Tawantinsuyu）控制了整个安第斯山脉，并于库斯科建都。印加人十分富裕与先进，其建立了卓越的印加道路系统与伟大的石造建筑。

在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地区出现了伊斯兰教，并且成为世界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宗教之一，印度（主要是现在的巴基斯坦）、中东与北非的人民均在其后改信伊斯兰教。

在东北非，努比亚与衣索比亚成为仅存的两个没有改信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国家。伊斯兰教国家在其时拥有较先进的技术，并且进行著跨撒哈拉沙漠的贸易。而对这些贸易所收取的税款使得北非的国家变得富裕，亦使撒哈拉沙漠以南干旱地区（Sahel）出现了一系列的王国。

这段时期（上古至中古时代）的特征是缓慢而稳定的技术改进，其中较为重要的发明为马镫铁与犁。

文明的传播与交流

世界历史的发展并非是各文明地区各自独立发展其各自的文明，很多的情况都是文明与文明之间互相影响所致。最早期的文明传播是西亚与埃及文化传播到克里特岛，形成爱琴文明。爱琴文明在传播到希腊半岛，诞生出古希腊文化。

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影响方面，最著名的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把古希腊文化与西亚、波斯文化相融合，并且进而影响到印度。再者中国的张骞通西域，也让许多西域文物流入中国，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份，如：琵琶、葡萄酒。中国唐朝的造纸术西传，促成西方知识的传播与普及。

历史上重大的争战也往往间接产生文明间的碰撞，进而发生相互影响。蒙古西征与十字军东征，前者把火药给带进欧洲，但火药带来了更可怕的毁灭；后者虽然促成了欧洲的航运和商业发展，但却使穆斯林世界（回教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仇恨加深，冲突不断。

近代

欧洲的兴起

欧洲称雄世界的背景

早期的农业帝国往往被其周遭环境所限制，其生产力持续低下，并且很易因自然灾害而出现民变，致使政权出现转变。但是在公元一千年左右，世界历史出现了质的改变。经由贸易累积而来的先进技术与财富拓阔了世事的可能性。这些转变在农业大国里最为显著，如中国、印度与部份伊斯兰世界。

中国是首个于公元一千年左右发展出先进的货币经济并且打破早期环境限制的国家。当时中国的自耕农不再自给自足，而是将其生产换取其他物品。而其农业系统是在当时欧亚大陆里最为发达的，因为其拥有最大的未都市化土地。其技术是当时世界里最为先进的，并且在铁器生产、风箱、悬索桥建设、印刷与指南针领域具有垄断地位。（参看李约瑟）。此时中国的宋朝看似处于和六百年后欧洲出现巨大转变的同一位置，然而其却于此时受到北方女真族的攻击，只能退居江南，此时期的中华文化正处于颠峰阶段，但是由于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政权的军事侵扰，经济与文化发展受到沉重打击，在最后更于公元1279年元朝消灭。

表面上，于公元十四世纪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只是因应世界其他地方的转变而诞生。但其却引发了研究学问的精神，并导致了人文主义、科学革命，并最终致使工业革命出现。然而，在公元十七世纪所出现的科学革命并没有立即对技术革新起到作用，直至公元十九世纪后半叶，科学理论上的改进才实际应用至发明创作里。欧洲在公元十八世纪所发展出的两大优势为：企业文化与跨大西洋贸易所积累的财富。但是在公元1750年，世界上劳动生产力最大的中国，仍然处于与以跨大西洋贸易为主导的欧洲经济同一水平上。

对于欧洲于公元1750年后开始主导世界，大英帝国英伦三岛成为工业革命中心的现象，有著很多不同的解释。韦伯认为这是因为宗教改革使得欧洲人变得更为勤劳。另一种社会经济学解释则以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解释：欧洲因为有著终生独身的神职人员、殖民活动、高死亡率的都市中心、接连的战争和迟婚，使得其人口增长相较亚洲的国家而言受到较多的限制。劳工短缺意味著资源可以用在节省劳工的技术改革上，如水轮与磨坊、纺纱机与织布机、蒸汽机与轮船，而不是以巨大的资源来维持庞大的人口。亦有人认为欧洲的制度较为优越，其较世界其他地方更著重财产权与自由市场经济，然而在近年，部份学者如彭慕兰开始挑战这种观点。

欧洲的地理亦在此扮演著重要角色。中东、印度与中国皆被山脉所围绕，但一旦越过这些天然屏障则是一片广阔的陆地。对比之下，阿尔卑斯山、庇里牛斯山与其他山脉横贯欧洲，使得欧洲大陆被分割为数个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欧洲大陆在面对中亚民族入侵时得到保护。在火器出现前的年代，所有欧亚大陆的土地均受到中亚草原民族的侵扰。这些游牧民族在军事上较处于大陆边缘的农业国家优越，一旦其成功越过诸如印度与中国外围的山谷时，则变得锐不可挡，而这些入侵往往是毁灭性的。公元1258年，随著巴格达被蒙古人攻陷，伊斯兰黄金时代消亡。与此同时，印度与中国亦被其大举入侵。欧洲大陆东部也遭到严重破坏，但西欧尤其英国较少受到蹂躏。

此外，欧洲的地理亦带来与别处不同的地缘政治。中国、印度与中东地区在历史上往往有著一个主导国家。在公元一千六百年左右，鄂图曼帝国控制大部份中东地区、明朝主导著中国地区、而蒙兀儿帝国则控制著北印度。与之对比，欧洲大陆则存在著很多不同且关系错综复杂的国家。泛欧洲帝国，除了早期的罗马帝国外，均持续不了多少时间。然而，在敌对邦国间的高度竞争却是欧洲在其后成功的因素之一。在其他地方，稳定往往胜于发展。在东亚，倭寇侵扰各国，致使中国明朝中后期至清朝中期实行海禁政策，海军发展因这些政策而近乎停滞。在欧洲则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海禁政策，因为诸国林立，要使各国皆奉行同一政策极为困难。如果任何一个邦国自行引入这样的一种限制，则其将会很快地坠后于竞争者，结果自取灭亡。

另一无庸置疑，使欧洲兴起的地理因素则是地中海。上千年来，地中海在欧洲南部及非洲北部是重要的海上交通区域，培养了海上贸易、人际与思想交流和发明创造。

另外，相较于中纬度较适宜人居住的地区，热带地区则经常受到自然灾害与寄生虫的影响，使得当地人民的较容易生病，对于的科学革命和思想启发不是那么好的摇篮。

工业文明的崛起

唐朝驱逐突厥使得部份突厥人辗转遁入西亚与东南欧一带，他们乃是后来所称之的土耳其人，当时这一部份地区正属东罗马帝国所辖，土耳其人进入此区消灭东罗马帝国后，许多东罗马帝国的学者西迁，因而造成欧洲史上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于十四世纪在欧洲开始。尽管一些现代学者对这一人文艺术思潮是否有益于科学仍尚存疑虑，但是这个时期的确极大地促进了阿拉伯地区与欧洲的融合。这里最重要的成就是所谓的小帆船，这种小帆船结合了阿拉伯三角帆与欧洲方形索船的优点，成为能够横跨大西洋的第一种舰船。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哥伦布于1492年横跨大西洋，使欧亚非大陆与美洲的信息与物产联系到一起。明永乐三年起，郑和七下西洋，西至今非洲索马里一带。

从此一些欧洲国家开始进行海上扩张及海外殖民。

哥伦布横跨大西洋作为最著名的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外部关联事件之一，给两个大陆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欧洲给美洲带来了从来未曾遇过的疾病，有一个不是很精确的数字，据说或许有超过九成的美洲土著人死于一连串毁灭性的传染病中。此外由于欧洲所拥有的技术优势，诸如骑兵、钢铁和枪炮等，这使得他们征服了阿兹特克人、印加帝国以及其它的北美文明。

欧洲人获得的美洲地理学知识，大部份都是由欧洲大陆的大西洋沿岸国家贡献的，例如：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及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是第一批主要的征服者，并且对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很快，更北边一些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和荷兰开始取代其位置，统治了大西洋。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先是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战争，后是拿破仑战争，英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强的大帝国，领土遍布全球，在其颠峰时期几乎控制了世界陆地的四分之一，并因此被称为“日不落帝国”。

从美洲的土地上以及人民手中剥夺到的黄金和其它资源，皆被船运至欧洲。与此同时，大量的欧洲殖民者开始向这块大陆移民。为了满足新兴殖民地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将非洲人做为奴隶的贩卖活动开始了。很快美洲许多地方都充满了奴隶这一下等阶层。在西非，一系列国家沿着奴隶海岸而兴起。这些国家剥削离海岸线更远的非洲内陆各处的人民，逐渐繁荣起来。

“抛锚中的圣玛丽亚号”，于1628年由安利斯所绘，展示了哥伦布航行所用的卡瑞克帆船（carrack）的外貌。

与此同时，1368年由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取代了元朝在中国的统治。明朝前期统治平稳，国力强盛。中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明末，皇帝多平庸，长期不理政事，由宦官掌权，朝政败坏。另一方面，因连年饥荒，造成民变四起，结果灾民和饥兵结合成多股反明势力，其中以李自成等的势力最强。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满族在领袖努尔哈赤的领导下建国，与明朝对抗，成为明末的主要外患。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思宗自缢，明朝灭亡。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平定反明势力，清军顺势占据中原，建立清朝。清朝前期国力强盛，前期的几个皇帝积极有为，开创了大盛世（康雍乾盛世）；并且排除了国内外的分裂势力的危机，巩固了国家安全与统一。后来统治逐渐没落。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不断受到欧洲列强的侵略。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灭亡，中华民国建国，推翻帝制，实行民主共和政体。

相对于其他地域的人，欧洲人在枪炮制造等军事技术上处于优势。就在入侵美洲后不久，欧洲人又开始入侵亚洲。十九世纪初，不列颠已经控制了南亚次大陆，埃及和马来半岛；法国控制着印度支那；荷兰则占据了荷属东印度群岛。英国同时还控制着一些仍属于新石器时代人类的地区，诸如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非，并且英国在美洲殖民地的居民大量涌入这些地区。到十九世纪末期，连非洲最后一块无主土地也被欧洲列强瓜分了。

欧洲的理性时期直接引发了科学革命，这场革命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并为工业革命打下基础。工业革命发源于英国，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新式生产组织及模式如工厂、大规模生产、机械化等。新的生产模式使欧洲能以更快的速度，更少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产品。理性时期的学术思潮引发了十八世纪晚期的美国和法国革命，催生了今天所知的民主。民主的发展对世事和生活质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工业革命时期，世界经济建立在以煤为能源的基础上，与之相应的是新的运输方式如铁路及蒸汽船的出现，这使世界变得更小了。与此同时，工业污染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破坏，以数十倍于原始社会的速度增长。

二十世纪科技主导成就和20世纪的科学演变年表

核武器的出现。1945年在长崎投掷的原子弹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标志着冷战的开始。

整个二十世纪见证了欧洲影响力的衰弱，这部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欧洲内部的破坏，同时也由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superpowers）的崛起。二战后，世界各国为了消除国家间的冲突和阻止未来再现战争，而建立了联合国，但这目的并没有完全实现。1991年后，苏联的解体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国，也有些人称之为“超级强国”（hyperpower）。

二十世纪同样见证了意识形态对于世俗社会的强大影响。首先是俄罗斯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为1945年后的东欧和1949年后的中国所接受，并且于1950年代至1960年代广泛影响了第三世界国家。1920年代，军国主义的法西斯专政者们控制了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

这些转变体现于空前的规模和破坏性战争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古老的君主政体，削弱了法国和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军国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和毁灭以及共产主义在东欧和亚洲的崛起。紧接着的就是持续四十年以美苏为首以及他们各自盟友间的冷战。核武器的发明将整个人类社会和各种不同的生活形态都置于一种危险的状态中。冷战所带来的军备竞赛摧毁了苏联的经济基础，这个庞大的国家终于分崩离析，其部份从属国重新以联盟的方式组成了俄罗斯联邦，而其他的则投向了西方世界的怀抱。

本世纪同样见证了技术的长足进步，以及平均寿命和生活质量的极大提升。世界经济的基础由煤转化为石油，新的通信和运输技术的发展使得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城市的污染要低于使用煤的时代，但是技术进步的局限依然带来了许多环境问题。

1972年发射的阿波罗十七号，为人类最近的一次登月活动。

二十世纪下半叶，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贸易和文化交流。太空探测已经超出了太阳系。携带生命密码的脱氧核糖核酸被发现了，人类基因组也正在排序中，这有望最终改变人类对于疾病的认识。现在一年中发表的科技论文比1900年以前所有发表的科技论文的总和还要多，并且以十五年增加一倍的速度发展着。全球的文化水平也在不断增长，生产粮食所需的劳动力在这个世纪里不断地下降。

然而，这个时代还面临着许多可以使人类文明毁于一旦的风险，这些风险可能来源于一些无法控制的全球危机，诸如宗教冲突、核扩散、温室效应、其他由于化石燃料所引起的环境退化、因争夺资源而导致的国际冲突、快速传播的像爱滋病之类的传染病及近地小行星和彗星的撞击等。

国家的发展总是从获得的希望与失去的恐惧中获得动力。国民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总是在外来者威胁而产生的斗争里所获得。在二十世纪终结的时候，世界见证了一个可视为新型的超级大国——欧盟的兴起。二十一世纪一零年代，世界又见证了另一个亚洲国家——中国的崛起。类似于欧盟、中国，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国家也采取了一些试探性的步骤。然而，由不同的人，为了不同的目的所组织起来的国家，其产生、兴旺、崩溃还会继续地引发战争，并会伴随着死亡、残疾、疾病、饥饿以及种族屠杀，循环不断。

全球化与西方化

欧洲诸国在政治上统治着全球，它们在欧洲以外的世界上大部份地区都建立了殖民地。西方文化由于工业革命而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并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间统治了世界，但同时它也被其它文明影响了。虽然总的趋势是欧洲强势的统一，但在世界的不同地区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

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兰西和大不列颠等商业帝国统治着海洋。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工业化以及社会和政治的变革使西方世界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产生不少的优越感。非洲和亚洲的大部都是由欧洲控制的，同时欧洲的后裔还统治着澳洲和美洲。关于“重塑世界”的新意识形态也逐渐浮出水面。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分子大都认为白种人更加优越，这使得他们相信应该靠着引进西方的生产方式、意识形态，诸如基督教等使“野蛮人”变得文明起来。用这种方式，尽管不能指望“野蛮人”变得像白人一样，但至少可以使他们获得一种更加“美好”、“道德”的生活方式。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也想借此来使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变得“文明”起来。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相信（并且继续相信）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要为处于其中的公民的行为负责，并且社会本身也应该朝着更好的方向变化。美国保守派、欧洲自由主义者以及所有的自由意志主义者都相信（并且继续相信）自由和市场的力量。其认为每个人应该为自己负责，并且认为社会应该保证个人的自由以达到人的全面发展。而基督徒，不管具有何种政治意识形态，则都相信个人与教堂或神的联系对于一个完满的生活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穆斯林、印度教教徒、佛教徒和其他的一些宗教则有着其本身的宗教概念。

二十世纪经历了这些意识形态领域最剧烈的分化。在纳粹德国战败后，社会达尔文主义趋于没落。苏联与美国促使了非殖民化运动。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与嬉皮士反文化运动在人文主义意识形态中起了主导地位，其影响，直至今天，仍在西方世界中延续。

社会主义者试图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改造社会。最具代表性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尝试通过以多党合作的方法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与此同时多数西方国家陆续建设为福利国家，这一做法也得到左翼基督徒与自由主义者思想上的认同。但今天福利国家理念的魅力不及往日，因为其投资的低效率拖延了经济的发展。共产主义者试图通过消灭旧社会以及相生的社会精英与意识形态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其结果是导致了大屠杀与物质上的贫穷，其思想也广被质疑。苏维埃和中国的领导人与知识分子们发现了西方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机制促使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繁荣，而对比之下其传统计划经济机制却使社会经济陷于泥潭，于是他们决心改革自己的经济制度，变得更加资本主义化。由于巨大的既得利益在统治社会主义的国家领导人手中，激烈的权利争斗和庞大的官僚体系，都将向资本主义靠拢的计划经济带向严重的贪污腐败，与贫富的过度悬殊；致使在政治的空间中所能赋予人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极度的低靡与不堪。

非西方文明起初由西方的殖民主义者所霸占，其对当地居民施以极其严苛的统治。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风行了这些地区，萌发了其民族意识和对平等权利的追求。许多亚洲与非洲的殖民地在1960年代后取得了独立，但是其经济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发展，甚至在独立之后变得更糟。连绵不断的内战与独裁统治破坏了国家的社会与经济。今天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与亚洲国家开始迈入第一世界行列，但多数非洲与中东国家仍在停滞之中。经济的起步迈向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脚步，可能加速共产主义地域的人们对民族意识的高度认同，也可导致对发达的西方社会的极度渴慕。

世界各国的保守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担心社会会在现代化与新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趋于瓦解，故试图扭转这种潮流。保守主义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与地区仍十分流行。在美国政府中，新保守主义近年有所抬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企图对西方世界发动战争来阻止伊斯兰教的世俗化。许多中东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国家领导人与知识分子均指责西方“不道德”的生活方式。这多半来自其宗教里关于来生的信仰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其永生中“罪行”惩罚的恐惧。

尝试以军事征服或革命来统一世界的方法并不成功。民族国家成为了西方世界最重要的构成方式。十九世纪的殖民帝国多以民族国家组成，他们控制了大量的领土与土著人口。在二十世纪，民族国家组成了联合体。战间期，国际联盟软弱地维持着各国的关系并试图防止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成立，冀望解决单个国家所无法解决的争端，但同样力不从心。国际联盟和联合国都是依赖于自己的个体成员国的自愿合作与贡献来工作的，当这些组织没有大国支持时，根本无法运作。这在1920年代与1930年代间和冷战时期十分明显。世界上仍有许多地区并不是由民族国家构成，而由数个民族组成国家，这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十分常见。在阿拉伯地区也仅有一小部分是民族国家。

自由市场经济的规模与数量自十九世纪以后戏剧性地增长。但直至1989年苏联解体之前，国有计划经济仍被认为是另一切实可行的方案。自由市场经济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并带来了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货物的自由贸易与信息的流通增进了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互相依赖程度，此进程被人们称为全球化。

人口爆炸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最大的难题之一。很早以前已由思想家马尔萨斯与韦伯提出。后者担心中国与印度将会以欧洲为代价来争夺资源发展自己的经济，并呼吁德意志帝国主义者采取措施防止大多数德国群众的贫困。二十世纪的经济与技术发展证明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可通过内部发展实现。如今第三世界拥有的社会财富已可以和韦伯时代的西方世界相比。最近几十年，中国、印度、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也同时为西方国家创造了许多就业职位。但增长的人口也对有限的资源索以更大的需求，并由此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然而西方社会一昧忽视自己对环境的巨大影响以及资源的过度索取，以双重标准要求发展中国家，此举亦被发展中国家国民感到不满。

而自二十世纪开始，美国文化亦对整个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好莱坞电影和爵士乐、摇滚乐自从1920年代以来统治了整个西方世界。青年文化亦源于美国，牛仔裤、T恤衫、美式风格的广告和流行音乐在1960年代与1970年代后在世界广为传播。而传统的西方文化如：占星学、塔罗牌更是让亚洲的日本与台湾所广泛接纳。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知“世界史”，而不知“全球史”——这说明作者没有天文知识、因而缺乏“宇宙眼光”。殊不知现代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时代，开始进入了星际文明。而我们呢？正在用自己的生命，书写全球编年史！（人说“記者特長是從大量信息的汪洋大海中敏銳地攫取歷史的生長點，提煉出來廣而告之。”我看虽说“媒体就是霉体，记者就是妓者”——但是最终，新闻毕竟是历史的初稿，所以我们的种种努力，都在有形无形之中，书写了全球编年史。）

【71、现在统治全球比清朝统治中国还要容易】

《中国太空飞机计划：“一小时内飞抵地球任何地方”》（2021年2月2日 BBC）报道：

中国公司打造超高速载人飞行器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受到媒体关注。中国官方媒体说，中国正努力在“临近空间”飞行技术中取得突破。

在北京的太空飞行公司“凌空天行”计划建造一种借助火箭推动升入太空，在太空以3.5马赫，即每小时4300公里的速度飞行的载人飞行器。

该公司的这种能够重复使用的太空飞机借助火箭推力升空，和马斯克的Space X，贝索斯的蓝色起源以及布兰森的维珍银河的飞行方式都略有不同。

凌空天行形容他们研发的是“带翅膀的火箭”。

包括凌空天行在内的几个中国航空商业公司都获得大笔融资，探索在“临近空间”进行商业飞行的可能

高超音速技术

2021年10月，英国媒体曾报道中国试射“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关注。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时回应说，那只不过是一次“例行的航天器试验，用于验证航天器可重复使用技术”。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说，如果“凌空天行”这种太空飞机研发成功，它的飞行速度将是过去欧洲的超音速客机协和式的两倍。协和式飞机从伦敦到纽约只需要1个小时。报道还说，几个月前中国刚刚试验高超音速导弹，（凌空天行宣布的）这则消息可能会再次引发一些安全分析人士担忧。

这家中国公司的网站展示的动画资料显示，太空超音速客机从上海飞到迪拜仅需1个小时，将目前两地的客运飞行时间缩短了87.5%。目前民航客机从上海飞往迪拜需8小时。

该公司网站的动画视频显示乘客登上连接火箭的飞机，飞机从发射台上垂直升空。飞机升空脱离火箭后，火箭下降到地面，还可以继续为下一个太空飞机提供火箭推力。

凌空天行总裁助理沈海滨向媒体介绍说，他们的太空飞机垂直升空，到达目的后垂直降落，中间阶段在距离地面20-100公里的所谓“临近空间”做无动力飞行。

中国在2019年的阅兵式中展示的东风-17弹道导弹是一种在能够“临近空间”以高超音速飞行的乘波体弹道导弹

“一小时内抵达地球任何地方”

中国一家咨询公司的报告数据显示，将来全球超音速客机商业营运成为现实后，其市场规模将达到918亿美元。

根据凌空天行公司制定的发展路线图，公司将在2023年进行高超音速飞行器载货试验，2025年启动运营。他们期望最快能够在2030年交付这种高超音速载人飞机。他们将通过同航空公司合作，让这种飞机进入高端商务旅行市场。

凌空天行公司的网站资料还显示，这种飞机未来型号能以更快速度飞行，达到每小时7000公里。他们预计到2045年，中国航天客运将能够实现1小时内到达全球任何地方的目标。

中国媒体报道称，包括凌空天行在内的几个中国航空商业公司都获得大笔融资，探索在“临近空间”进行商业飞行的可能。

成立于2018年的凌空天行公司已经进行了10次火箭发射测试。去年该公司累计融资额数以亿计。

在地上20-100公里的“临近空间”的气流相对静止。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 许多国家都在大力研究临近空间飞行，中国正在努力在这个领域取得突破。

中国的航天飞机

SpaceX公司去年试射"星际飞船"，这种垂直起降的巨型航天器被认为会给航天运输和太空探索带来革命性变化

之前一直有报道说中国政府通过中国航天科技公司（CASTC）在研发一种太空穿梭机。根据官方媒体新华社2017年的一篇报道，中国航天科技公司发表声明说该公司准备在2020 年发射一架新型太空飞机。这种计划中的太空飞机最多可搭载 20 位乘客，可重复使用 50 次，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航天飞机。

中国航天科技公司的研究人员说，新型的太空飞机依靠自身的动力像火箭一样垂直起飞，比借助火箭升空的美国航天飞机的技术更先进、更高效，能大幅度降低太空飞行的成本。

新华社也曾报道，2021年7月，中国航天科技公司研发的亚轨道重复使用飞行器在酒泉发射成功。航天科技在相关报道中说，那种亚轨道飞行器过于先进，不便展示。但在去年9月航天科技在中国的珠海航展上展出了名为“腾云”的两极入轨空天飞行器模型。

2018年中国媒体还报道了一种能够从普通机场起降，用于天地往返运输的“腾云”飞行器。

2020年9月初中国发射能重复使用的试验航天器。中国媒体报道说那可能是一款“腾云”飞行器。9月下旬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透露，中国研发的新型组合动力发动机载机首飞成功，中国媒体在报道中将其称为“重大喜讯”、意味着“往返太空指日可待”。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说，去年12月中国透露能够不靠大型火箭就能将一种太空飞机发射进入地球轨道。报道认为，那就意味着中国的太空飞机能从任何机场起飞。报道还引述消息人士说，“腾云”飞行器能让中国在太空战中取得领先美国的地位。

谢选骏指出：中国能否在太空战中取得领先美国的地位这不好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技术的角度看，现在的交通工具统治全球比清朝运用马匹船舶统治中国还要容易。因为那时候从满蒙到越南要走至少半个月，而现在“一天之内飞抵地球任何地方不是难事”——从技术上看，建立全球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72、熊猫为何遭到全球唾弃】

《把7只大熊猫送回中国，英美四国的举动，是凑巧？还是继续脱钩？》（2023-01-30 思政课）报道：

近日，来自芬兰的一条消息引发中国网友的关注，该国艾赫泰里动物园正在考虑，将两只租借自中国的大熊猫提前送回中国，理由是没钱养了。而在一个月内，美国、英国和日本，也将要把大熊猫送回中国。有些网友不淡定了，什么情况？难道西方国家连大熊猫都要和我们“脱钩”吗？

旅居芬兰大熊猫“金宝宝”

要想把这事弄清楚，咱们先来了解另外一个故事：熊猫外交。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大熊猫自古以来，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分布，可以说，是我国特有的动物。圆滚滚的身材，憨憨的外表，大熊猫可以说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

早在1338年前，大熊猫就有着“民间外交官”的潜质，公元685年，一代女皇武则天将两只大熊猫和70张熊猫皮送给了日本天皇。新中国成立后，大熊猫在一定时期内也成为了改善外交的载体，曾经以赠送和短期巡演的方式走出国门，为中国外交打开新局面，立下不小的功劳。

旅英大熊猫“甜甜”

从1994年起，大熊猫的出国，从外交属性变成了合作研究。如果哪个国家的动物园或者动物研究机构，想要中国的大熊猫，必须签一份10年的租赁协议。

从这份协议的内容来看，中方完全是“甲方爸爸”。中方提供一对健康、有繁殖能力的大熊猫，除此之外，大熊猫的所有权是中国的，租金1年100万美元，租借期内如果产下后代，甭管几个，所有权也是中国的，对方还要给中方60万美元，如果在租借期内，大熊猫非正常死亡，也要赔偿中方50万美元。

而这份协议签署是有前提的，你首先得具备饲养条件，否则免谈。另外，饲养大熊猫也需要不菲的费用，一年至少需要100万美元。

旅日大熊猫“香香”

即便是这样的条件，很多国外动物园还都争抢着租借大熊猫，没办法，谁让大熊猫满脑门刻着两个字“可爱”呢？

了解以上内容后，你就会清楚，芬兰的这家动物园为啥要把两只大熊猫“华豹”和“金宝宝”送回去中国了，一年100万美元的饲养费，对一个受到疫情影响，债务缠身的动物园来说，实在是扛不住了。

英国的爱丁堡动物园的“阳光”和“甜甜”，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动物园的“丫丫”和“乐乐”，都是租借期满回国，其中，“丫丫”和“乐乐”03年就开始旅美了，满10年后，因为太受欢迎，动物园又和中方续约10年，直到今年4月到期。“丫丫”和“乐乐”现在一个24岁，一个22岁，比野外大熊猫的寿命还长了近10年。

日本上野动物园的“香香”情况则有点不一样，她是在日本出生的，父母也是旅日大熊猫。按照约定，“香香”早就应该在3年前回国，结果受到疫情影响，回国日期往后延了4次。

旅美大熊猫“乐乐”

可以说，这7只旅居国外的大熊猫生活都很好，吃好的，喝好的，还躺着给国家赚钱。

当地民众也很喜欢大熊猫，英国方面承诺，将给“阳光”和“甜甜”举办欢送会；日本民众得知“香香”要走，纷纷排长队抢票去送别；旅美的“丫丫”和“乐乐”，当地动物保护组织一直关注，园方但凡有一点照顾不周，马上出来声讨。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围堵的当下，7只大熊猫扎堆回国消息出现，确实会让部分网友产生联想。但要是以此来断定，西方国家“集体”送回熊猫，是为敌视中国，与中国脱钩，这有点不太现实了。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发达的多元社会，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和了解途径有很多。中国早已经不需要用熊猫来进行外交了，大熊猫出国进行合作研究，更多是在充当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

旅新大熊猫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中国共有59只熊猫生活在海外，分布在19个国家的23个动物园。即将回国的7只大熊猫，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7只大熊猫将被送回来，但还有更多的国家依旧对大熊猫趋之若鹜、视若珍宝。卡塔尔世界杯开赛前三天，来自中国的大熊猫“京京”和“四海”正式亮相。为了让“京京”和“四海”生活的更舒适，不差钱的卡塔尔人建了一座12平方米，堪比沙漠王宫的豪华熊猫馆。馆内的竹子都是从四川空运过来，据说，两只大熊猫在这里乐不思蜀，世界杯还没结束，就胖了六斤。

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和嘉嘉，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消息惊动了李显龙，新加坡总理激动地在社交平台发文庆祝。

对于我们中国民众来说，对待大熊猫回国，应该以平常心来看待。大熊猫出国是传播文化，回来是载誉归国。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后还会有类似于大熊猫回国的事情出现。

只要我们把心态摆正，把视野和格局打开，就不会局限于是谁送大熊猫回来的问题了。

谢选骏指出：熊猫是否没有遭到全球唾弃？似乎不然。

《马来西亚5月将送别“谊谊”和“升谊”两只大熊猫回中国》（央视新闻 2023年03月25日）报道：

据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3月24日公布的消息，该园将在5月份把两只在马出生的大熊猫宝宝“谊谊”和“升谊”送回中国。

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公布了上述消息并配合上大熊猫的照片和视频展示，引来众多当地网民观看。

据悉，为配合马中建交40年，中国在2014年租借大熊猫“兴兴”和“靓靓”给马来西亚，而这一对“伉俪”于2018年和2021年生下大熊猫宝宝“谊谊”和“升谊”。

谢选骏指出：马来西亚这种二流子国家竟然也要唾弃熊猫！为何？显然，因为拥抱熊猫派已经夹起尾巴了。

《中国“熊猫外交”落下帷幕…因习近平“战狼”外交接连被送回中国》（2023年4月17日 崔有植 朝鲜日报东北亚研究所所长）报道：

最近，中国的国宝大熊猫经常登上新闻。美国、日本、英国、芬兰等国家接连传出将向中国租赁的大熊猫归还给中国的消息。

熊猫凭借可爱、讨喜的形象广受各国人民喜爱。中国也以每年每只100万美元的不菲租赁费赚取了丰厚的外汇收入。但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大熊猫作为中国与租赁国之间友好亲善大使的作用还要更大一些。所以才会有“熊猫外交”这样的说法。大熊猫以其温和、富有魅力的形象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被认为是中国软实力的象征。

分析认为，虽然归还大熊猫的原因有很多，例如租赁合同到期、饲养费负担过重等，但中国的国际形象较过去大有不同才是影响最大的原因。随着中国一改过去隐藏力量等待时机的韬光养晦路线，转为粗暴攻击对方国家的“战狼外交”，大熊猫便不再是被广泛认可的中国外交象征。其中不乏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在过去数年间出现大幅恶化的影响。

仅租赁费每年100万美元

新年伊始，英国爱丁堡动物园就宣布计划将饲养了11年的大熊猫夫妇阳光和甜甜归还给中国。动物园给出的理由是因新冠疫情游客减少，去年全年赤字达200万英镑（约合34亿韩元）等经营状况不佳。2011年底，英国与中国签署10年租约，这对大熊猫来到英国，后来因新冠疫情合同延期两年。今年10月左右它们将回到故乡四川。

2月，在日本上野动物园出生的大熊猫香香，和歌山县主题乐园“冒险世界”饲养的30岁的雄性大熊猫梅梅和8岁的双胞胎姐妹樱滨、桃滨回到了中国。据悉，在海外出生的熊猫所有权归属中国，原则上需在2岁后送回中国。

芬兰艾赫泰里动物园也准备将饲养的大熊猫Lumi和Pyry归还给中国。2017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芬兰时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协议，自2018年起将两只大熊猫租赁给艾赫泰里动物园，为期15年，如今仅过了5年就意欲归还。

据欧洲当地报道称，艾赫泰里动物园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无力承担饲养大熊猫所需的高额费用。两只大熊猫每年的租赁费就高达200万美元。加之，每天要从中国四川空运30千克的新鲜竹叶。因新冠疫情导致游客减少，动物园无力支付费用。

美国今年送回4只

动物园方面要求芬兰政府支援500万欧元，但因金额比保护本国濒临灭绝动物所需的费用还要高，芬兰议会表示反对。最终，不得不在租赁期限还剩超过十年的时候推进提前归还。

芬兰国内有不少专家认为，中国认为芬兰提前归还大熊猫有辱国格，两国关系可能会因此恶化。

本月，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动物园将把20年租赁期限到期的22岁的雌性熊猫丫丫送回中国。

年底，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的大熊猫夫妇美香、添添和它们的幼崽小奇迹三只大熊猫也将结束租期返回中国。一年间4只大熊猫回国，美中关系的紧张程度可见一斑。

曾是活跃的“最佳外交官”

中国的熊猫外交始于中华民国时期。最初是1941年中日战争时，前台湾总统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女士为感谢美国的援助，向美国捐赠了一对大熊猫。1946年，还为英国送去了一只大熊猫。

共产党执政以后也积极利用熊猫开展外交。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华，作为友好的礼物赠送给了美国一对熊猫。目前在全世界19个国家旅居有66只大熊猫。2016年，韩国也租赁了一对大熊猫，目前生活在龙仁爱宝乐园。

专业研究人员分析认为，中国送大熊猫完全是为了贯彻国家利益。2012年，中国与法国政府就核电合作达成一致后，租赁了一对大熊猫给法国。2011年，中国与苏格兰签署贸易协议后，也送去了一对大熊猫。

舆论认为，大熊猫接连被退回与围绕中国的国际形势不无关联。习近平打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号向周边国家施压，展开攻势外交。新冠病毒责任论调，支援发动乌克兰战争的俄罗斯等，在国际社会上事实上处于被孤立的处境。香港民主化镇压，新疆维吾尔族人权蹂躏等问题也持续引发争议。随着大熊猫象征的中国软实力失去操作余地，“熊猫外交”的时代也宣告终结。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的熊猫外交其实并非他的发明，而是取法李唐家的母狗武则天——

佚名网文《熊貓外交》报道：

1972年2月22日，（罪犯）尼克遜總統夫人帕特·尼克遜在北京動物園觀看大熊貓展覽。熊貓外交是中國在1940年代到2000年代向境外贈送或租借大熊貓藉以增進友好關係的外交方式。

古代

熊貓外交的歷史最早可以上溯至唐朝武則天時期。據日本《皇家年鑑》記載，早在武后垂拱元年（685年），臨朝稱制的太后武則天就曾送給日本天武天皇兩隻「白羆」和70張「白羆」毛皮。據大熊貓專家胡錦矗考證，此「白羆」即今之大熊貓。

國民政府時期

1941年，宋美齡、宋藹齡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向美國由政府支持的民間機構救濟中國難民聯合委員會贈送一對大熊貓，以對其救濟二戰中的中國難民表示感謝。此為中國現代「熊貓外交」之濫觴，也開創了「熊貓外交」的政治性贈送模式。此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於1946年向英國政府贈送了大熊貓一隻，正式開始了大熊貓作為國禮出國的歷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

贈送

從1950年代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繼續採取政治性贈送的方式進行「熊貓外交」，中國以政府和人民的名義將大熊貓作為國禮贈與那些與中國保持良好外交關係和中國希望與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先後有蘇聯、朝鮮、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西班牙及墨西哥等九個國家接受過中國贈與的24隻大熊貓。

最早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贈與的大熊貓的國家是蘇聯。1957年，平平被作為國禮贈送給蘇聯；1959年，安安作為其配偶也被贈送給蘇聯。朝鮮在1965年至1980年間也先後獲贈5隻大熊貓。

1956年至1957年，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稀有鳥類飼養場以及美國芝加哥動物園分别致信北京動物園，望「以貨幣或動物交換中國一對大熊貓」。1957年5月17日，北京動物園將交換辦法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文化聯絡局，獲得了該局同意，但要求需「雙方互派人員到對方動物園訪問並領取交換的動物」。由於美國國務院等方面「不同意直接與中國進行動物交換」，此事作罷。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遜攜夫人抵達北京，開始了震撼世界的訪問。抵京後次日，尼克遜夫人帕特·尼克遜即赴北京動物園參觀，同大熊貓進行了親密的接觸。中國方面根據美方訪問人員及美方先遣組對大熊貓的關切，判斷美方有意要大熊貓。此後在該訪問期間的一次宴會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將熊貓牌香煙遞給了尼克遜的夫人帕特·尼克遜，表示將向美國贈送2隻大熊貓。1972年4月，大熊貓興興和玲玲到達美國首都華盛頓，受到當地人民的熱烈歡迎。

從1950年代起，至1982年止，熊貓外交模式一直是純政治性的贈送模式，既不和商業掛鈎，又不採取租借的形式。[3]1982年，為了響應保護瀕危動物的全球性號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佈從1982年開始停止贈送大熊貓出國。這標誌着傳統的政治性贈送模式下的「熊貓外交」宣告結束。

巡展與租借

1984年美國洛杉磯奧運會期間，中國將北京動物園兩頭的大熊貓「永永」和「迎新」臨時借給洛杉磯動物園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巡展活動，以顯示中國對洛杉磯奧運會的支持。這是大熊貓出國巡展的開始。巡展結束後，兩頭大熊貓又被租借給三藩市動物園進行了三個月的展出，為此三藩市動物園向中國方面支付了不菲的租金，從此打開了大熊貓商業性租借的大門。商業性租借並不直接涉及中國的外交活動和政治問題，但在一段時間內牽涉到中國的外交，並改變了此後大熊貓出國的主要方式。此後，中國各動物園的大熊貓便採取短至數月、長至1年巡展的方式出國。

大熊貓巡展是既可以帶有政治色彩，又可具有商業效益的活動。比如上述洛杉磯奧運會期間在洛杉磯動物園的巡展，就是主要帶有外交意味的活動，而此後在三藩市動物園進行的展出，則是具有明顯商業性質的租借。巡展給大熊貓所在動物園等機構帶來了可觀的收入，但也影響了大熊貓的繁殖和發育。

由於大熊貓獨特且惹人愛憐的外形以及其稀有的數量，使得它在歐美和日本極受歡迎，各家動物園為了獲取商業利潤紛紛從中國引進大熊貓以供展出。中國方面的林業部門、各地動物園和熊貓繁殖機構通過熊貓出租可以獲得相當可觀的收入，遂形成了熊貓租借的慣例。由於熊貓租借所帶來的巨大商業利益驅使，中國的林業部門和動物園不斷地在保護熊貓的名義下大量捕捉野生熊貓，中國通過熊貓租借獲得的資金大部分被用來興建大熊貓繁殖中心和從野外捕捉野生熊貓，1990年代初，越來越多的環境保護團體對熊貓租借採取抵制態度，並試圖遊說有關方面中止熊貓租借交易。在各方面的努力下，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禁止了商業目的的熊貓租借，中國之後也宣佈停止商業目的的熊貓出租；此後大規模的以盈利為目的的熊貓租借基本中止。此後中國境外的動物園改以「繁殖」或「保護」的名義向中國租借大熊貓。

1990年代中期以後，為解決商業性租借帶來的問題而採取的各項措施使大熊貓出國巡展的機會大大減少，基本結束了主要採取巡展方式進行熊貓外交的潮流。但在極個別的特殊情況的下，仍有採取短期出國方式進行外交活動者。如2001年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在俄羅斯莫斯科召開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第112次全會，決定2008年奧運會舉辦國，中國即派大熊貓「奔奔 （大熊貓）」和「文文」作為文化使者赴莫斯科為中國的申辦活動加油助威。

問題

對於中國方面，熊貓租借不僅意味着不菲的租金，還有一系列工作人員和相關領導可以獲得出國考察的機會，因此中國境內各個飼養了熊貓的機構在看到熊貓租借帶來的好處後，都不遺餘力的推銷自己的熊貓；另一方面，由於中美關係和美國熊貓熱的升溫，美國的動物園可以在短短三兩個月的熊貓租借期獲取高達數千萬美元的巨額門票受益。除了經濟利益的驅動，政治的因素也對熊貓租借產生極大的影響，包括紐約市在內的一些美國大城市，都曾經動用政府資源鼓勵或幫助本市的動物園從中國租借熊貓進行展出。在各方面因素的下，熊貓租借的大門一經打開便迅速升溫，從1984年到1988年的四年內，僅北美地區就有洛杉磯、三藩市、紐約、聖地亞哥、多倫多、西雅圖、波特蘭、亞特蘭大、卡加里、孟菲斯、哥倫布市、底特律、溫尼伯、佛羅里達州等地方從中國租借到了熊貓，此外日本、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德國、愛爾蘭、墨西哥、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的眾多城市也從中國租借了熊貓。

在中國方面，最初的熊貓租借是由中國動物園學會組織運作的，提供大熊貓的各個動物園成為最大的受益者，這使得對自然保護區和野生動物擁有管理權限的林業部非常羨慕，後者不久也加入熊貓租借的行列，並利用他們建在中國各自然保護區的大熊貓繁殖基地向境外輸送熊貓，有時甚至直接捕捉野生熊貓以供出租。兩個系統同時進行熊貓租借工作使得其管理非常混亂，故難以確切統計究竟有多少熊貓因為租借交易而被捕捉和輸出，此外人工飼養的熊貓由於分屬不同機構，信息也不能很好溝通，血緣關係不明，在各飼養機構均有孤對熊貓存在。

1988年前，熊貓租借被普遍認為是一件有利於熊貓保育的事情，因為人們相信出租熊貓所獲得的受益都被用於對大熊貓的保護和研究事業中，但是一些環保團體和專業組織也開始注意到熊貓租借對大熊貓個體和種群造成的一些影響。旨在保護瀕危野生動植物的華盛頓公約也對熊貓租借表示有條件的支持，國際自然保護聯盟、世界自然基金會、美國動物園和水族館協會都公開表示應該對熊貓租借進行一定規範，防止商業性的租借行為對被租借熊貓的生活和繁殖造成影響，同時保證通過熊貓租借所獲得的利益被用於大熊貓的保護。

1988年2月，在環保團體的壓力下，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宣佈暫時中止簽發大熊貓的入境許可，要求中國方面對輸入的熊貓提供證明，租借行為不會對熊貓造成損害，且收取的租金確實用於大熊貓保護事業。但是這項禁令在短短數星期後便迫於美國政府的壓力而撤回了。此後環保團體和動物園以及美國政府展開拉鋸戰，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最終還是在1988年6月中止了從中國輸入大熊貓。1988年9月，中國動物園學會和林業部也聯合宣佈停止向美國輸出熊貓，但是對其他國家的熊貓租借仍然繼續進行。面向美國的熊貓租借在此之後轉以科學研究等其他名義繼續，且租借的規模明顯減小。

哥倫布市動物園

1990年之後，由於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對熊貓輸入的禁令開始鬆動，哥倫布動物園暨水族館獲得了租借熊貓的輸入許可證，美國其他動物園受此事件鼓舞也重新投入到熊貓租借的熱潮中。各環保團體為了抑制這一新的熊貓租借熱潮，紛紛明確表達反對此類交易的立場。1990年11月，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在華盛頓召開關於熊貓保護的國際會議，提出了展出大熊貓的標準，和反對捕捉野生熊貓的立場；美國動物園和水族館協會更是以嚴厲的態度聲明，違規租借熊貓的美國動物園將被吊銷會員資格，並處以停業的處罰；1991年，國際自然保護聯盟致信華盛頓公約，要求後者禁止租借進口大熊貓專供短期展示的行為。

1991年美國哥倫布動物園暨水族館執意租借大熊貓，為防止世界自然基金會對租借行為施加干預，動物園向地方法院起訴世界自然基金會，並獲勝訴，地方法院禁止基金會干預熊貓租借的相關事宜，世界自然基金會旋即向第六巡迴上訴法院提起上訴，推翻了地方法院的判決。但是法院的判決和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干預都沒有能夠阻止該動物園在1992年從中國租借的兩頭大熊貓入境，為此哥倫布動物園暨水族館被美國動物園和水族館協會弔銷會員資格。美國動物園和水族館協會的懲罰措施很快收到效果，聖地亞哥等地的動物園由於懼怕失去美國動物園和水族館協會的會員資格，中止了與中國方面商議的一些帶有商業目的的熊貓租借。此後，中國向美國租借熊貓的數量顯著下降，美國各動物園的熊貓熱降溫，中國的動物園和熊貓繁殖中心轉而向歐洲和日本市場尋求新的客戶。但是在美國的帶動下，世界範圍的動物園熊貓熱也逐漸冷淡下來，租借熊貓對動物園來說已經不再是一項能夠迅速獲得巨大利潤的投資，到了1990年代中期，熊貓的商業租借逐漸減少。

合作研究

為了解決大熊貓出國帶來的種種問題，更好地保護大熊貓，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和中國動物園協會與國際動物保護機構達成協議，中國可以將一對健康、有繁殖能力的大熊貓送至其他國家進行為期10年的合作研究，其間繁殖的後代歸中方所有。若大熊貓意外死亡，其遺體也歸中方所有。中方可派出技術人員與外方共同進行對大熊貓的研究工作，外方每年付給中方100萬美元，10年總共支付1,000萬美元。

1994年，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將一對大熊貓運至日本和歌山縣，此為大熊貓出國合作研究的開端。大熊貓國際合作研究首要考慮的自然是科研水平和培養大熊貓的能力，但外交關係也是非常重要的決定因素。大熊貓出國進行合作研究，需建設部、林業部、外交部會簽，同時還需分管的副總理或總理的簽字。

目前一定數量的熊貓被租借到中國以外的地區，但是與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不同的是，目前的租借大多是以研究和繁殖為主要目的的長期租借，那些生活在海外的熊貓大多是在人工飼養條件下繁殖的子代或者經人類長期豢養的個體，無論從數量還是從來源考慮，熊貓租借對野生熊貓種群已經不再構成威脅。

至2017年底，歐洲只有7個動物園裏有大熊貓，分別在奧地利、比利時、法國、德國、荷蘭、西班牙和英國。2018年1月，贈送芬蘭的兩隻大熊貓已抵達赫爾辛基萬塔機場。

谢选骏指出：短短几年之间，武汉病毒、风云变色、战狼出没、生意锐减、繁华散尽、熊猫倒霉！“中共百年之后”的新时代就这样来到了我们身边。

【73、阎学通不懂司法与政治的全球化乃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

《阎学通：乌克兰局势将加剧去全球化》（2022-04-12 联合早报）报道：

去全球化并不是由这场俄乌冲突而始，但这场军事行动一定会加剧这个趋势。对俄罗斯的制裁、脱钩显然会大大地削弱现在的全球供应链，而且战争还迫使很多国家重新考虑他们和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而不只是俄罗斯的问题。就我的理解，亚太小国的对冲战略遇到了新困难，有一些国家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这意味着去全球化将会在亚太地区加剧。中美两极格局在本地区正在形成，竞争将会恶化，而不会缓解。

在亚太地区已经形成的两极格局中，亚太又分成两个不同的地区：一是东亚，这个地区总体而言是高度的战争免疫，也就是“10+3”国家。这13个国家，自1991年之后就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战争，最后一次战争是柬埔寨战争。二是在亚太边缘地区的国家，他们积极参加了很多本地区之外的战争。我认为，亚太地区国家并没有一个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的集体角色。有些国家主动地参与亚太地区之外的战争，有些国家很不愿意或者几乎是尽其所能来避免卷入地区之外的战争，这就使得本地区的安全合作非常困难。

虽然大家在讲地区化、全球化，但这不过是说说而已。我并不认为这样的说法会取得实质性的结果。俄乌冲突不仅会加剧俄罗斯和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加剧中美矛盾，也会加剧亚太地区的矛盾和冲突。

在此基础上，亚太的两极结构也将不可避免地塑造全球的国际格局，使之变得更加两极。我并不认为乌克兰问题会改变两极格局这个大势，它不会让世界成为一个多极格局。因此，既然乌克兰局势不能改变目前的国际大势，那么它依然是一场地区战争。和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战争一样，它们当然对当地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全球的实力结构来说，影响是有限的。

全球秩序会被乌克兰战争极大地损害。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看到了军备竞赛和军事冲突，也发现自由主义的影响更小了。在所有的大国中，媒体都只在讲自己方面的立场，不再包容。就全球而言，民粹主义有可能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作者系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

谢选骏指出：阎学通不懂“司法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所以误认为目前发生的是“去全球化”，其实呢，他不懂这是在为经济全球化补充一个司法前提。试想，1989年六四屠杀以后，尤其是2001年受到九一一恐怖袭击后惊吓过度，西方国家抛弃了法律规则，与破坏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中俄政权大搞人血馒头的交易，这显然是一条“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现在自食其果悔之晚矣，只有亡羊补牢可以死里求生。

《阎学通：新冠肺炎疫情为去全球化提供合理性》（2020-07-20 澎湃新闻 原载于《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5卷，第3期）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增强了人们对全球化的担心，于是许多人将全球化萎缩归于新冠肺炎疫情。然而，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现象都是在疫情之前发生的。明确全球化的动力以及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原因，有助于我们判断疫情后的去全球化趋势和影响。

全球化的动力和方向

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是冷战后全球化的发动机。学界对于全球化的起点有很大分歧，但对于冷战后全球化加速这一看法却无争议。“全球化”这个概念是伴随着世界从美苏主导的两极格局向美国主导的一极格局转变出现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于1990年11月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建立美国一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在全球推行美国倡导的价值观和国际规范。由于全球化符合美国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战略目标，因此美国成为全球化的最大政治推手。当时中国主流观点将“全球化”定义为“美国化”加以反对，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看法不同。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冷战后全球化的指南针。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通过代理人战争在全球分别推广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意识形态在全球的影响力曾一度难分伯仲。随着东欧国家政治体制的改变，美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获得了国际主导地位。自由主义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成为两大国际思潮。冷战后的全球化就是在这两大思潮的引导下发展的，因此人们将冷战后全球化的世界秩序称为“自由主义秩序”。由于全球化包括了政治民主化的内容，因此我国政府有关全球化的政策都使用“经济全球化”的方式表达，而非“全球化”。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运行者。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大型跨国公司拥有全球资源配置的最强能力，他们主要集中于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冷战后，美国不但拥有数量最多的大型跨国公司，而且美国公司的实力增长速度曾一度快于其他大国。在世界500强中，美国企业数量长期居于首位，从1996 年的122 家升至2003年的193家，此后逐渐减少至2019年的121家。美国企业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国家，这有利于建立和维护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共同利益使美国政府和美国跨国公司在推动全球化方面立场一致。日本、欧洲和中国的跨国公司也受益于全球化，因此这些公司在推动全球化方面也起到很大作用。世界500强里的中国跨国公司2001年的11家升至2019年的129家，超过了美国。

双刃剑的全球化遭遇的反弹

全球化加剧社会两极分化，引发大众的反全球化运动。全球化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例如，G20成员占世界人口2/3，但其GDP却从2012年的占世界80%上升至2019年的85%以上，而同期占世界人口1/3的非G20成员的GDP则从占20%下降至不足15%。在G20内部，中美两国GDP所占的比重不断扩大，其他国家的比重则缩小。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因全球化而加剧了国内社会的两极分化。目前，美国的财富集中度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高的。在为大型跨国公司提供占领市场便利的同时，全球化挤压了中小企业和个体商贩的生存空间，因此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第四年就出现了反全球化运动。1999年11月，来自全球的大批民众在美国西雅图举行抗议活动，反对世贸组织部长会议推动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全球化双刃剑的负面作用是多方面的，如海洋污染、气候变暖、物种灭绝、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等。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属于这种负面作用之一。联合国大学的研究估计，这场疫情使4.2亿~5.8亿人口返贫，约占全球人口的8%。疫情加剧了边缘化国家和大众的反全球化情绪。

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引发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全球化的自由流动原则侵蚀国家主权。参加全球化，一国政府就得减少对跨国事务的控制，甚至将部分主权让渡给国际组织。当跨境活动对一国造成严重伤害时，政府就会采取逆全球化行为，重新控制跨境活动的自由。2014年，中国和俄罗斯提出了网络空间的主权要求。2015年，匈牙利等东欧成员国封锁边界，不再执行《申根协定》关于成员国边界开放的规则。2016年，英国脱欧，收回让渡给欧盟的相关主权。2019年，法国和以色列分别以数字主权名义对外国的网络公司征收数字税。2020年，世界各国依据国家主权抗疫，对所有跨境的人员和物资流动进行严格控制，逆全球化出现普遍化趋势。

全球化加大相互依存度，当全球性危机加剧相互依存的脆弱性时，政府考虑主动的去全球化策略。全球化增大国家之间和企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依存度超过10%形成依赖，超过30%则为绝对依赖。当全球性危机发生时，相互依附的脆弱性快速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加剧了金融相互依存的脆弱性，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强化了控制金融流动的政策。特朗普执政后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既是为了促进制造业回归美国，也是主动减少美国对进口商品的依赖度。面对2020年疫情发生，美国对中国医疗用品的严重依赖显现出来，于是美国提出医疗用品国产化的目标。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使许多国家体会到国际产业链断裂的危害，于是重新审视全球产业链的危险，并开始制定主动的去全球化策略。中国提出产业链集群化概念，法国提出制造业回归设想，英国提出防止战略物资对外依赖的“防守项目”，印度提出经济自力更生目标。

去全球化的动力和方向

国际格局的两极化，使美国从推动全球化转向去全球化。中国GDP于2010年升至全球第二，2019年达到美国的2/3。2017年美国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于“主要战略竞争者”，2020年的《美国对华战略方针》将中美关系定位于“大国竞争关系”。2019年8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外交使节会议上讲道:“世界将围绕两个极点运转，即美国和中国，欧洲将必须在这两个统治者之间做出选择。”同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74届联大上说:“我担心可能出现‘大分裂’，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地球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建造两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世界，每个都有自己的主导货币、贸易和金融规则，自己的因特网和人工智能能力以及自己的零和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两极趋势的形成使美国的世界主导权加快下降，于是美国从全球化推手变为去全球化的主力。

民粹主义兴起，为去全球化提供了指导方向。在两极趋势形成的过程中，民粹主义在全球兴起，使自由主义式微。2016年民粹主义和反建制主义分别在欧洲和美国兴起，这对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构成重大影响。美国曾是冷战后推行自由主义的旗手，而如今美国政府成了自由主义外交原则的批判者，提出以原则现实主义指导对外政策。由于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已不再局限于西方国家，因此其外交原则中的保护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对许多国家的对外政策都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外交指导思想与全球化的自由流动和开放包容的观念对立，为去全球化提供了指导思想。最突出的国际表现是多边主义衰退，单边主义盛行。

跨国公司缩短国际产业链，去全球化成为新趋势。中美两极战略竞争的核心是竞争科技创新优势，于是采取科技脱钩策略以获取科技优势成为一种必然。尽管大型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面临争夺科技优势已成为战略竞争核心的形势，防范竞争者技术优先就成为了竞争战略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国际产业链断裂将向更多领域扩散，跨国公司会通过缩短产业链的国家数量，减少生产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减少产业链国家数量的策略，也是一种去全球化的策略。

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是去全球化的动力，它只是为去全球化策略提供了合理性。许多政府和跨国公司为了减少安全风险，在疫情结束后将采取更多的去全球化策略，但这些政策的目标并不是防范疫情在全球扩散。受去全球化策略的影响，正面意义的全球化在5年内难以恢复到疫前水平，但是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并不因此就会受到抑制。去全球化很可能伴随着全球治理的萎缩，这将不利于抑制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这如同以药物杀死病毒的方法可能会同时杀死健康需要的白细胞。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去全球化将给人类带来的是福祉多还是麻烦多，尚需进一步的观察。

原标题：《阎学通：新冠肺炎疫情为去全球化提供合理性》

谢选骏指出：阎学通不懂司法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而且掩盖了一个更加明显的事情——在司法全球化之后，政治全球化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正如一个良民不能与一个罪犯做生意一样，一个良民也不能与敌人做生意——否则的话，与罪犯做生意，良民迟早会变成罪犯；与敌人做生意，迟早会死在敌人手里。

【74、野蛮人建立全球政府】

《新闻联播》（2022年3月17日）报道：

1、第3任期刚开始 习皇帝又要给全世界一番指点

中共全国两会不久前刚刚结束，习近平不出意外地连任中共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同时“习派”人马完全垄断了政府班子，习近平的个人权势达到新高点，他在新政府班子中的角色定位也备受外界关注。3月15日，习近平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呼吁共同宣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这是他在中共国家主席第3任期的第一个外交动作，也是他主政十年来提出的第四个全球性倡议。

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3月15日，习近平是在北京出席在线方式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发表主旨讲话时，做出这份全球性倡议的。

习近平还称，世界不需要“新冷战”，打着“民主”旗号挑动分裂对抗，本身就是对“民主精神”的践踏，不得人心，贻害无穷。

在美国的异议人士韩连潮就此推文说：“细读一下习倡议，不难发现他是要把中共专制制度打扮成世界文明的一部分，要民主自由国家接受其永久独裁，拒绝真正代表世界文明的普世价值，但野蛮无论如何装饰打扮永远成不了文明。”

近年来，美国和西方世界越来越认识到中共对世界带来的威胁，并开始采取遏制战略。2018年，美国时任副总统彭斯发表对华政策讲话，直接揭示和谴责共产中国对于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侵害和军事挑衅，及其对世界秩序和人类文明的危害。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也强调，美中之争是两种政治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之争。长期以来，西方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重视不够。中共是比纳粹更大的威胁。

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21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今年2月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不过，这些倡议要么不被看好，要么越来越不受各国欢迎。

2、被捕后郭文贵未获保释 下次出庭时间确定

美国司法部3月15日宣布，流亡中国商人郭文贵因联邦当局指控其诈骗在线追随者超过10亿美元而被捕。最新报道透露，郭文贵被捕后在曼哈顿联邦法院表示不认罪，法官宣布将其拘留，不得保释。

据路透社报道，郭文贵于15日早晨在纽约被捕。根据公布的起诉书包括12项罪名，指控郭文贵犯有电汇欺诈、证券欺诈、银行欺诈和洗钱罪。

随后在当天下午，郭文贵在曼哈顿联邦法院向美国地方法官凯瑟琳·帕克表示不认罪，由于担心被告在等待庭审期间有逃跑或妨碍司法的风险，法官下令将其拘留，不得保释。

据路透社报道，郭文贵身穿黑色衬衫、黑色裤子和棕色鞋子出庭。他没有戴手铐，在被带出法庭前，他双手合十向观众做了一个祈祷的动作。

郭文贵的律师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在15日的听证会上代表郭的联邦公设辩护人Tamara Giwa表示，他们将提出“强有力的保释辩护”。他的下一次出庭时间已经确定，将在4月4日。

根据起诉书，同案被告余建明还被指控妨碍司法罪。拥有香港和英国双重身份的余建明目前仍然在逃。据称他是郭文贵的金融师。

起诉书指控郭文贵向他几十万在线追随者撒谎，并向他们承诺巨额的利润，以换取他们向四家分别名为GTV传媒集团、喜马拉雅农场联盟、G俱乐部和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公司投资。

起诉书说，郭文贵、余建明和他人2020年通过GTV的一次非法供股集资欺诈性地获取了超过4亿美元，然后将大部分资金中饱私囊。

美国联邦检察官达米安·威廉姆斯（Damian Williams）在一份声明中说：作为对郭文贵调查的一部分，司法部通过查扣21个不同的银行账户和一辆兰博基尼跑车，收缴了大约6.34亿美元，并寻求将这笔资金没收。

起诉书指称，郭文贵和余建明的奢侈开销包括利用这些资金为郭文贵购买2650万美元的新泽西豪宅、价值大约97.8万美元的中国和波斯地毯、一台6.2万美元的电视和一个5.3万美元的壁炉原木架。

据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2019年对郭文贵在曼哈顿的公寓进行搜查时，发现了100多部手机，其中许多都在信号屏蔽的袋子中。此外，他还有将近约10个不一样的名字。

3、媒体爆料：俄罗斯发射“恐怖武器”白磷弹

据报道，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东部无人居住区发射被称为“恐怖武器”的白磷弹，但俄方否认。此外，俄罗斯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地区3月15日宣布，前一晚有三枚来自乌克兰的导弹被俄罗斯空军击落，但未提及是否有伤亡。

据法新社报道，记者看见，乌克兰东部查西夫雅尔镇旁边的无人居住区3月14日遭到来自俄罗斯阵地的白磷弹攻击。

报道指，查西夫雅尔镇南沿通往附近巴赫姆特的道路于当地时间下午4时45分左右遭到两枚炮弹攻击，前后相隔5分钟。巴赫姆特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一年以来时间最长且最血腥战役的核心。

炮弹发出呼啸声后爆炸，释出燃烧中的白磷缓缓落地，道路两旁被烧掉的植被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

法新社无法确认目标地点是否为乌军阵地所在，但在烧焦区域内一条小路旁停放著一部车身漆有白色十字图样的绿色卡车，那是乌军的标志。报道指，最近的房屋距离焦土外缘约200米。

含磷武器属于禁止对平民使用的燃烧武器，但根据1980年在日内瓦签署的一项公约，这类武器可用于对付军事目标。

基辅曾经指控莫斯科自从开战以来多次使用白磷弹，包括用于对付平民；俄军则断然否认此一说法。

另据法新社15日发自莫斯科的消息，14日晚上，在与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地区上空，三枚导弹被击落。

据该州的州长格拉特科夫在电报群上说，这些导弹是被俄罗斯防空部队击落的，其碎片损坏了别尔哥罗德市，及周边地区的房屋，但他没有提到伤亡情况。

这名俄罗斯边境州的州长还宣布，一架无人机在该地区被击落，坠毁时损坏了一个车库。

1月底，别尔哥罗德州州长宣布，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势开始以来，已有25人在乌克兰对该地区的打击中死亡，近100人受伤。

俄罗斯别尔戈罗德地区的地方和基础设施经常受到莫斯科方面归咎于乌克兰军队的打击，而基辅方面则没有声称对此负责。该地区的同名首府也曾数次被直接击中。

4、新版GPT-4发布 多项考试超越90%的人类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 3月14日发布最新版本的大型语言数据库模型GPT-4。这个让人期待已久的高级工具预料将进一步渗透人类生活，并在人工智能业界引发一场更激烈的竞争。

OpenAI公司自去年11月首度推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后，其功能能够模拟人类的语言行为，以文字流畅地与用户对话，还能编代码、写论文等，掀起全球热潮，因此新一代更强的GPT-4一直备受期待。

OpenAI公司指出：“我们已经创建了GPT-4，这是OpenAI在扩大深度学习的最新里程碑。”它补充道，ChatGPT-4比以前的版本“更巨大”。这意味着，它已经在更庞大的数据上进行了训练，而且其模型文件中有更多的参数，这使得它的运行成本也更高。

OpenAI是美国一个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由营利组织OpenAI LP与母公司非营利组织OpenAI Inc所组成，目的是促进和发展人工智能。

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许多研究人员认为，该领域的许多最新进展，都来自于在数以千计的超级计算机上运行的、越来越大的模型，其训练过程可能耗资数千万美元。此类以“扩大规模”来获得更好效果的方法中，GPT-4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OpenAI公司表示，它使用了微软Azure来训练模型。微软已经向这家初创公司投资了数十亿美元。

与以往不同的是，OpenAI此次没有同时公布具体的模型规模，或用于训练模型，使其可以重新创建模型的硬件的细节，理由是所处的“竞争环境”。

OpenAI的GPT大型语言模型为许多人工智能样板产品提供了支持。在过去六个月里，人工智能的这些样板产品，包括微软搜索引擎必应的人工智能聊天和ChatGPT等等，一直让科技行业人士惊叹不已。

最新的版本是新技术的预览，这些技术的进步可能在未来几周开始渗透到聊天机器人等消费产品中。微软14日表示，必应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使用的就是GPT-4。

OpenAI表示，使用新的模型后，将更少出现错误答案，更少地偏离话题，以及更少谈论禁忌话题。与此同时，甚至在许多标准化专业测试中，它的表现要比大部分人类更好。

OpenAI声称，在模拟的律师考试中，GPT-4的表现超过了90%的人类的成绩；在SAT阅读考试中排名93%；在SAT数学考试中排名89%。

网民嚎叫：

forfunny1 2023年03月16日 16:57

毫无自知之明的跳梁小丑自大狂。

外星人 2023年03月16日 03:48

亲自瞎指挥亲自瞎部署小学烂尾皇帝时不时蹦出来收放自如肩挑200斤有头无脑一拍大腿收放自如的为世界为美国指明烂尾方向，还时不时的和拜登比谁更脑残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的历史力学——野蛮人定期更新文明；未来建立全球政府的，大概率地是野蛮人而不是文明人。

《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2023-03-17《中国周刊》记者杨洋对加州圣玛丽学院教授徐贲的访谈）报道：

《中国周刊》：您写过一篇《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的文章。在您看来，什么是粗鄙化？

徐贲：之所以要谈论粗鄙，是因为今天它已经普遍化了。

一位在曼谷生活了十几年的朋友有一次跟我说，她每次回到国内，就觉得不一样，总有人无缘无故地横眼看你，到店里买东西也常遭白眼，店员像对贼一样盯着你。医院里，人满为患，大家像一群动物那样挤来挤去。护士对病人吆五喝六，一点不体恤，也不尊重。

在许多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到处不被当人看，要办点事，就得当孙子。这种感觉令人非常憋屈，特没尊严感。

周围的人并没有对你做什么粗鲁的事，也没有粗俗的言语，但你就是觉得人际之间有一种“粗”的东西，那就是普遍的粗鄙。

一般来说，文明教养和文化程度越高，会对粗鄙越敏感，越反对。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一个社会整体越在意粗鄙，越反对粗鄙，也就越文明，越有教养。

▌普遍粗鄙是国人的精神癌症

《中国周刊》：对于有权有钱者，他们粗鄙化的表现为什么？

徐贲：有权有钱者粗鄙的关键在于他们是社会中的强者，强者因为强，所以有本钱对弱者粗鄙。粗鄙的本质是无视别人作为人的尊严，基本特征是无同情心、无视别人的感受，甚至暴力、残忍、故意伤害。

徐贲：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

▲丰县事件

有权势者不仅对弱者有粗鄙行为，他们自己也常常相互粗鄙对待。这在几十年前的运动中司空见惯，许多“当权派”人物相互对待都非常凶狠、粗鄙——诬陷揭发、落井下石，把人往死里整，在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算一回事。

只要有蔑视弱者，侵犯弱者的尊严的地方，就会有粗鄙。例如，富豪陈光标曾提议，没有受过九年教育者不得有生育权，这就是非常粗鄙的。

还有比这更侵害一个人尊严的吗？还有比这更粗鄙的吗？哪怕是以前的奴隶主，也没有规定奴隶不准生育子女。

无视社会弱者作为人的尊严，把他们当下等人，不承认他们做人的基本权利，更不用说公&民权利了，这是有权有势者最经常表现出来的粗鄙。

他们衣着讲究，干净整洁、说话文质彬彬，看上去很体面，其实可能是灵魂很肮脏的粗鄙者。

《中国周刊》：前些年，社会流行一个词“屌丝”，很多底层无出路的年轻人，以此自称。以前，人们自称“草民”，可“屌丝”比“草民”的自贬和自我嘲弄的意思要过分地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徐贲：“屌丝”、“草民”、“P民”都是自我贬低的说法，是社会语言学家所说的“工具性粗鄙”或“实用粗鄙”中的一种。

工具性粗鄙或实用粗鄙是为了某种实用目的而故意粗鄙，自我污蔑或污名化，这在弱势群体中非常普遍。

但是，拥抱污名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为弱者提供某种心理保护，但也可能让他们就此接受自己的低下地位，失去抵抗的意志。

在污名与拥抱污名之间，有一种暧昧的关系。弱者利用这种联系，一方面保护自己，争夺话语权，讲述“我是谁”，但另一方面，却又无能为力，不得不与压迫权力有所妥协。

▌知识群体：粗鄙的第一责任者

《中国周刊》：邵燕祥先生认为，粗鄙化与五十年代以后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关，时间已经过去六十多年，当年的行为，仍然深刻影响着当下吗？

徐贲：这个粗鄙世界的形成，与五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遭遇有很大关系，他们从整体上失去了尊严感和荣誉感，热衷于投机、功利、奉承、顺从，甚至成为寡廉鲜耻的一个群体。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知识、文化、文明都是遏制粗鄙的主要力量。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连一贯讲究斯文、重教养、有理性、守礼义道德的知识分子群体，都不再遵守他们引以为傲的行为规范，甚至公然破坏这些规范，那么这个社会的文明秩序，肯定已经到了极难维持的地步。

徐贲：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

人们看不起知识分子，反智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所谓反智，其实就是图实惠、看不起与人的心灵、精神、人格有关的追求。

现在许多知识分子自己早就不拿心灵、精神、人格当一回事了。民众鄙视他们也就谈不上是什么反智了。

《中国周刊》：为什么，这个社会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粗鄙化的情形仍然十分严重？

徐贲：知识教育不等于道德教育，更不等于公&民的教养和素质教育。这个社会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粗鄙化的情形仍然十分严重，这只能说明，就公&民的教养和素质教育而言，学校的教育是失败的。

《中国周刊》：中国古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过几十年的改革，我国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发展不能有效遏制粗鄙化吗？

徐贲：经济不能解决道德问题。我们以前宣传说，资本主义是万恶的剥削制度，经济虽发达，却造成了道德堕落和罪恶。

几十年前天天讲“兴无灭资”，就是以反对道德堕落，让人们高尚起来的美好目标来做支持的。但是现在我们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西方人也有类似的推理。例如，以前有人以为，只要一个人能在经济和需求上独立，不必依赖于他人，就能自由、理性地思想和独立作出判断。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经济改善了，人的处境就会改善。但是后来怎么了呢？

人们发现，既得利益者考虑的首先是自己，他们根本不会在乎穷人的利益，所以没钱人必须要有能为自己利益说话的机会，必须有他们的政治权利。于是，没钱人也争取法律申诉、政治参与的权利，而且成功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公民无分贵贱，在公民权利上人人平等。

徐贲：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

什么是经济成功呢？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是穷人能否捍卫自己的财产、尊严，是否有脱贫自立的机会。否则富人就会粗鄙地对待他们，把他们当下等人，认为他们不配拥有跟富人一样的权利。

▌粗鄙的出路：公民自由

《中国周刊》：您认为粗鄙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徐贲：原因很多，很难说哪一个特别根本。有的看起来根本，其实只是因为比较明显而已。

并不是所有的粗鄙都是这么显而易见，有的会隐而不见，因为看不清，所以人们会以为不要紧。而那恰恰可能是更加根本的。

例如，权力把老百姓当傻子，当白痴，并不需要动用明显的暴力，但却是更严重的权力粗鄙。粗鄙对人的典型伤害就是冒犯别人的尊严感，对别人的感觉满不在乎，一副傲慢不屑的样子，拿别人当玩物。

这样粗鄙不需要用肮脏、侮辱的字眼，也不需要使用身体暴力，一个眼神、一个假笑、一副不在乎的腔调就可以了。

《中国周刊》：普遍粗鄙会有怎样的后果？

徐贲：与社会里的许多道德恶疾一样，粗鄙对人的心灵毒害会很深。它和许多道德恶疾一样，一开始的时候人们都是讨厌的。

但是，渐渐便从厌恶转为失望和绝望，又明哲保身、得过且过、麻木冷血，直到默默接受。

徐贲：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

粗鄙在眼下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人人害人人，互相不把他人当人对待。

例如，人天天要吃饭，可是中国的食品供应早就成了普遍粗鄙化的牺牲品。

要是有人往你的饭锅里放脏东西，你会觉得他很粗鄙吧？好，现在食品从生产到销售形成了一条“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生产链，这还不够普遍吗？

食品安全问题看似在生产领域的经济问题，但实质上却是政治腐败、经济伦理畸变、环境生态持续恶化中所产生的恶果。

《中国周刊》：我们如何摆脱粗鄙化？

徐贲：粗鄙只是许多道德问题中的一个，不可能孤立开来，单独得到解决。

如果我们同意粗鄙是对人的尊严的侵害，如果我们认清侵害人的尊严是必须改变的，那么改变粗鄙也就会有比较清晰的目标，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做起来也就会变得比较有理可循。

制度变革和学校教育应该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方面。例如，如果能让人民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让报纸比较自由地传达人民的意见，那就不至于用压制这种很粗鄙、很蛮横、很不讲理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和媒体。

如果绝大多数人都能用语言好好说理，那整个社会就会变得比较文明，谩骂、恫吓、人身侮辱等等粗鄙现象也会逐渐减少。

学校教育也很重要，当然，如果粗鄙在社会中流行，那么学校教育再好，也会被社会中的反例教育所抵消。

现在成为贪官的，许多在学校都是好学生，从小就学雷锋，当班干部，被表扬，被提拔。照理说，他们都是学校里教育得最好的学生，怎么还是变成贪官呢？

可见学校教育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效果也难以持久。但这不应当成为学校放弃教育的理由。如果制度改革和国民教育同步进行，那么虽然现在的粗鄙积习已深，但只要真去努力，也还是可以往好的方向发生变化的。

网民嚎叫：

麻辣戈壁 今天 04:00

崖山之役，改变了汉人的精神结构，精致文化被粗鄙文化取代。毛贼东又把粗鄙的民族文化高举到神圣的高度。要想恢复华夏文明，就得拜日本人为师。日本人是华夏文明精华的真正继承者。

百年未有之大骗局 今天 02:11

厉害锅除了春秋战国时代还有点士的风度，之后就粗俗化，尤其是明之后，这个就是垃圾民族。今天厉害锅里的骗术在清朝就很普遍了。

Sans2000 2023年03月15日 06:34

共產黨和西方的左派都試圖告訴你，法律就是道德，但這是荒謬的。法律不是道德，法律是人屆定的，而道德是上帝賜予我們的。

Sans2000 2023年03月15日 06:26

「只有當我們遵守道德律時，我們才是自由的，如果我們不遵守我們的道德律而隨心所慾，則沒有自由可言，因為你成為各種事物的奴隸。」——康德《實踐理性批判》粗鄙化起源於文革，文革前中國承繼民國社風，相對文明很多，夜不閉戶，時有所聞，社鄰相照，相當普遍。粗鄙化在文革一代身上最能體現，因為他們的教育就是粗鄙化教育，粗鄙化已經進入到他們的靈魂。文革之後的兩代人已有明顯好轉，近十幾年來有人觀察到，北京地鐵中打架鬥毆，謾罵滋事的都是老人。粗鄙化教育就是毀滅道德的教育，文革就是摧毀道德的運動。道德的毀滅達到一個目標，就是奴化人民，最終中國人都成了失去自由的奴隸。

糟糕的很 2023年03月14日 19:42

说了半天废话，就“上行下效”！

Siubuding 2023年03月14日 19:20

外交战线有群狼

2022-11-20

外交战线有群狼，

君臣战狼齐奔放；

上下文乏同低俗，

执输行头迎万况。

Siubuding 2023年03月14日 19:19

反智均贫稳党国

2022-10-14

逆向淘汰胜大哥

我党低俗却不傻

诛心株连承秦制

反智均贫稳党国

Siubuding 2023年03月14日 19:19

享受猪潲容祖儿

2022-08-14

享受猪潲容祖儿

低俗表演党同意

垂范改造新香港

忆苦思甜更轻易

Siubuding 2023年03月14日 19:18

太祖放屁早垂范

2022-08-30

太祖放屁早垂范

党国文人亦赞叹

莫笑浅浅屎尿体

意境深奥需钻探

谢选骏指出：上文同样不懂历史力学——野蛮人定期更新文明；未来建立全球政府的，大概率地是野蛮人而不是文明人。中国的粗鄙化？改革、文革、共产党、满洲鬼子、朱元璋、蒙古鬼子……皆属此类。

《欧洲官员痛批美方“无能” 纾困SVB违反全球准则》（经济日报 2023-03-16）报道：

金融时报（FT）报导，欧洲监管官员批评美国政府“无能”，对硅谷银行（SVB）倒闭事件的处理有如一场“灾难”，并私下指责华府公然撕毁自己参与拟定的一套倒闭银行清理规范。

欧洲一些高阶决策官员批评矛头对准美国政府保障SVB所有储户的决定，担心这将破坏一套全球议定好的机制。

欧元区某位高阶官员就表示，对美国主管当局的“无能透顶”感到震惊，毕竟2008年金融海啸已过了十几年，期间开过无数次“漫长乏味的会议”， 美方在会中倡议终结纾困，如今华府因应SVB危机时，却又决定走回头路。

欧洲监管官员最气的是，美国决定援引“系统性风险豁免”条款，违反自己订的标准—存款担保金额以25万美元为上限—却又声称SVB规模不够大、不适用于防范全球金融危机卷土重来的规定。

华府智库彼得森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法规监管专家Nicolas Véron说：“从金融稳定观点来看，他们实在是用大锤杀苍蝇。”他认为，把SVB事件指为系统性风险，是“十分可疑”的决定，也给未来进一步对未受保存款纾困立下危险先例。

一位曾经参与协商全球银行危机解决标准的英国前高阶决策官员形容，美方处理SVB事件是一场“灾难”。

2008年那场危机彻底改变了银行倒闭案的处理方式。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决策官员频频在国际清算银行（BIS）巴塞尔总部开会，磋商建立清理机制，期能把银行倒闭的扩散效应降到最低。

那些机制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让银行拥有者、债券持有人和其他未投保债权人承担损失，包括存款金额超过存款保险上限的储户在内。

当时，美方是这类政策的一大倡议者；但有别于欧盟和英国规模相似的放款机构，美国资产负债表低于2,500亿美元的银行，例如SVB，竟被视为规模“太小、小到不适用于全球资本、流动性和清理标准”。

美国联准会（Fed）现在正研议从严监管中型放款机构，但2019年Fed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却都是放宽银行清理机制的幕后推手，让资产额500亿美元至2,500亿美元的银行减轻监管压力。

美国政府宣称，SVB倒闭不会影响美国纳税人权益，因为纾困未受保储户的成本由其他银行支付。但一位欧洲监管官员指出，这种说法是个“笑话”，因为美商银行很可能把成本转嫁给他们的客户，“到头来，这次纾困的代价还不是由市井小民埋单，而且获得纾困的还是富有的创业投资家。这么做实在不对”。

网民嚎叫：

SoWhatAgain 发表评论于 2023-03-16 17:21:57

违反全球准则？？那准则是谁指定的呢？

___1984___ 发表评论于 2023-03-16 17:18:33

美国都这样了，你还是在这里。

你怎么不赶紧上飞机！

+++++++++++

长剑倚天 发表评论于 2023-03-16 14:17:22

哈哈，欧洲怎么办呢？

跟着美国，只能继续被戏耍，赶紧跳船吧！

___1984___ 发表评论于 2023-03-16 17:16:36

看到一半，觉得是莫名其妙的文章。再一看，经济日报发表的。恍然大悟。

谢选骏指出：欧洲人抱怨美国的野蛮化过程——从2008年开始急剧地“共产党中国化”，其最近的顶峰就是武汉肺炎席卷全美和全球……正如欧洲急剧地中东化和非洲化。欧美若想主导全球政府，必须彻底变成野蛮人而不再假装坚守文明的底线。就像罗马共和国在古代文明世界干的事情那样……才能转型为大一统的“现代的罗马和平”。

【75、一万亿美元的北京坏账是全球金融风暴的飓风眼】

《北京这一手令华尔街措手不及》（2023-12-12 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债权人，超过了50多年来在这类事务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这种新的现实让老牌参与者感到不安，也让世界各地的债务危机持续时间更长、也更难预测。

中国正在颠覆国际金融体系处理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方式。华尔街不高兴了。

上个月，中国阻止了大型债券基金经理为挽救在赞比亚违约债务中的投资而进行的交易，让他们抱怨不迭。而就在几周前，中国官员安排了一项与斯里兰卡进行的债务重组，令也想安排债务重组的西方国家政府措手不及。

中国可以制定自己的规则，因为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债权人，超过了50多年来在这类事务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这种新的现实让老牌参与者感到不安，也让世界各地的债务危机持续时间更长、也更难预测。

总部位于波士顿的Artisan Partners EMsights Capital Group债券基金经理Michael Cirami说：“如果你希望以合理的速度快速重组，那是不可能的。”

长期以来，西方政府、投资公司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一直通过正式规则和幕后交易相结合的方式来决定新兴市场债务的重组方式。但在过去十年中，中国为了增强其全球影响力，向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贷款1万亿美元，而现在这些贷款很多都成了坏账。

冗长的债务重组谈判会延长借款国及其公民的经济痛楚。债券基金的款项收回也受到拖累；债务处于违约状态时，债券基金收不到利息。

迄今为止，这些重组涉及的都是小国，包括加纳和埃塞俄比亚。接下来可能就是有着更大地缘政治重要性的较大国家了，比如阿根廷和巴基斯坦。

Lazard的董事总经理Pierre Cailleteau说：“如果不能很好地管理（重组）模式的转变，我们可能置身非常危险的境地。”Lazard是一家投行，就斯里兰卡、苏里南、赞比亚等国与放贷方的谈判为这些国家提供咨询。

非洲第二大铜生产国赞比亚处于这种力量格局变化的中心。

中国政府借给赞比亚约40亿美元，让后者能够通过中国承包商修建机场和发电厂。许多项目没有达到目标，赞比亚官员已表示，腐败导致部分资金被侵吞。

赞比亚于2020年发生债务违约，2021年，IMF同意了一项14亿美元的救助计划，这系于与其他贷款人有关的重组。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在内的官员开始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与巴黎俱乐部（Paris Club）谈判；巴黎俱乐部是一个由西方国家组成的团体。中国政府同意了，但谈判拖了将近两年，批评人士把这种拖延归咎于中方的固执。

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助理教授Alexandra Zeitz说，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被称为共同框架的谈判规则是西方人设计的，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做法和目标。她表示：“当你看到共同框架中的实际内容时，你会发现这实际上只是巴黎俱乐部的规则。”

知情人士说，中国希望债券持有人承担比官方债权人更大的损失，还希望多边银行豁免部分债务，这与巴黎俱乐部的惯例相反。中国政府直到今年10月才正式同意了一项协议。

包括Amia Capital、Amundi、RBC BlueBay Asset Management、Farallon Capital Management和Greylock Capital Management在内的债券持有人此前已经在同时就重组30亿美元的债务进行谈判。这些公司在10月份同意承担约40%的损失，与官方债权人的损失金额大致相同。上述知情人士说，几天之后，这些债券持有人在认为它们已得到中国支持的情况下公布了这项协议。

两周后，中国领导的官方债权人小组否决了上述债券持有人的计划，称需要更多债务减免。这与IMF和赞比亚政府的分析相矛盾。

上述知情人士称，赞比亚政府试图尽量降低因此造成的负面影响，与债券持有人召开了一次电话会议，但会议未能达成一个解决方案。其中的一名知情人士说，各方之间的谈判可能会在本周恢复。

该赞比亚债券持有人团体的发言人说：“麻烦出在那些有相关经验的巴黎俱乐部成员，他们应该管理中国的预期，但还是出了问题。”

从历史上看，债务重组通常遵循这样一种模式。违约国通常会向IMF询问需要减免多少债务才能修复经济，然后与贷款方讨价还价，争取对方让步。

贷款方一般分为两个阵营：巴黎俱乐部中的政府，和委员会中的债券基金经理。这两个阵营分别与违约国讨价还价，但同意做出彼此差不多的让步，经常通过非正式渠道沟通以达成共识。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大多数情况下单独与债务国谈判。中国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不同。中国曾向借款国提供债务延期，但不提供巴黎俱乐部和债券持有人有时同意的债务减免。在违约事件后，中国恢复贷款的速度也比西方国家快。

在斯里兰卡，中国已拒绝与其他国家合作，而是与该国政府达成附加协议。该国的债务重组进展比赞比亚快得多。

斯里兰卡在二十一世纪头十年里向中国借了数十亿美元用于建设项目，该国政府去年发生债务违约和政府垮台。IMF已同意，只要其他借款人同意进行债务减免，该机构就提供30亿美元救助。

中国参加了包括日本、印度和法国在内的斯里兰卡官方债权人委员会的数次会议，但从未加入该委员会。据知情人士透露，该委员会花了数月时间与斯里兰卡讨价还价，并计划在今年秋季的IMF会议上宣布一项关于60亿美元债务的突破性协议。

（斯里兰卡此前陷入债务危机，示威民众一度占领总统官邸。）

在上述计划宣布的前一天，斯里兰卡透露，中国已经就该国的40亿美元债务重组进行了谈判，但没有透露条款。上述知情人士说，斯里兰卡上述官方债权人委员会取消了宣布前述协议的原定计划，并试图了解中国的协议是否与日本、印度及其所在团体达成的协议相当。

在中国政府宣布这一消息六天之后，斯里兰卡政府又公布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两家中国国有企业将投资16亿美元，帮助启动斯里兰卡港口城市科伦坡的建设。自该国违约以来，该项目此前已经停滞。

“中国提供的正是斯里兰卡政府想要的：新的资金和投资，”William & Mary旗下AidData研究实验室的执行董事Brad Parks说。“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不符合该国的利益，但从短期来看，这几乎好到令人难以放弃的程度了。”

谢选骏指出：这些参加一带一路的老赖国家，赖掉了中囶一万亿美元，平到十四亿韭菜头上，每根韭菜平摊七百多美元，换算人冥币为五千！但是华尔街为何对此忧心忡忡呢？原来，北京的万亿美元坏账将会产生骨牌效应，直接戳破西方的泡沫经济、推动全球经济危机！

《曾准确预言金融风暴的他警告 下一轮崩盘是…》（2023-12-12 FX168财经）报道：

曾准确预测2008年金融风暴、2023年瑞士信贷崩溃的《富爸爸穷爸爸》作者罗伯特·清崎（Robert Kiyosaki）在周一（12月11日）向市场发布重大警告，称下一轮崩盘的是标准普尔500指数，并且此次将严重威胁退休基金。他呼吁投资者，应尽快买入黄金、白银和比特币。

清崎在推特写道：“要感谢Smart Silver Stacker嘲笑我自2010年以来建议人们购买和保存白银，美国早期实业家Paul Revere或经典故事Chicken Little警告人们，美国政府正在用我们的钱窃取我们的财富，这并不容易。但你想笑就笑吧，现在还不算太晚。”

“我们的银行系统已经破产，趁还可以的时候购买黄金、白银、比特币，然后你的朋友和家人就会像Smart Silver Stacker嘲笑我一样嘲笑你，”他继续补充。

清崎也指出：“如果你能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Wolf Blitzer节目中找到我，我之前在节目中呼吁2008年雷曼兄弟崩溃。2023年，我在福克斯商业频道（Fox Business）的节目中呼吁银行业巨头瑞士信贷银行（Credit Suisse）崩溃，瑞士联合银行（UBS United Bank of Switzerland）接下来也可能崩溃。在全球银行业危机中，随心所欲地笑吧。”

他在文末提醒投资者：“请记住我在1997年发表的《富爸爸穷爸爸》中的警告，预测储户是输家，以及你的房子不是资产，这一预测在2008年成为现实。人们仍在嘲笑1997年的预测。请留意我的下一个警告。”

“标准普尔500指数将是下一个，将严重威胁数百万401ks和IRA退休基金。”

这意味着，若是清崎的预言成真，美国雇主和个人退休计划都将受到冲击。

清崎的预测不仅限于金融市场，他认为经济和政治转变之间存在联系，包括现任美国政府的行动，这不仅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且可能加剧地缘紧张局势，并可能导致战争。

尽管前景严峻，清崎仍主张做好准备。他鼓励公众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投资黄金、白银和比特币。他相信，这一策略将为即将到来的经济动荡提供对冲手段。

最近，清崎指出了纸板箱指数（Cardboard Box Index）的下降，这是一个非常规但很能说明消费品生产的指标。他表示，这种下降标志着消费者购物习惯的下降，暗示着更广泛的经济放缓。

他也提到，美国银行信贷就像2008年一样被抛售。“因为你需要现金，所以从银行取出一些现金，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大崩盘的开始。希望我是错的，但没有时间用你的生命来押注。”

他补充称，大萧条从1929年到1954年持续了25年，经历了二战和大量的假币才摆脱了上一次大萧条。

他写道：“你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摆脱2020年进入的大萧条，当时拜登就任总统，并立即切断了基斯通管道，导致通胀飙升。他还立即雇佣了87000名新税吏。很容易看出拜登的计划是通过通货膨胀和税收来窃取你的财富。新大萧条持续多久将取决于你、为谁工作、与谁一起工作以及你的朋友是谁。”

谢选骏指出：这人虽曾准确预言以前的金融风暴，但却不懂一万亿美元的北京坏账，才是当下全球金融风暴的飓风眼。

【76、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球政府】

《气候变化：减少炭足迹个人能做的四件事》（2021年10月27日 BBC）报道：

减少碳足迹人人有责。

应对气候变化无疑需要世界领导人在全球范围内采取一致行动，但其实每个人每一天所作的每一件事情也都在留下“炭足迹”，从某种程度上对环境和气候产生影响甚至伤害。

那作为个人，如何才能减少自己每日的炭足迹呢？BBC记者丹尼尔·克雷默（Daniel Kraemer）和乔·惠特威尔（Joe Whitwell）为人们总结出以下四点：

一，为房屋保暖

人们每日家中日常生活小事可以做许多改变来帮助地球，比如，从安装更环保的热力泵，或关掉暖气。

伦敦帝国理工大学学者詹宁斯博士表示，把燃烧天然气或燃油供暖的系统换成地热泵会带来显著的不同。

詹宁斯博士还说，在日常生活中，养成随手关灯和各种电器的习惯不仅可以省钱，同时也能减少炭排放，有益防止气候变化。

英国政府从2022年4月开始将为住户提供五千英镑（相当于4万5千人民币）的补助，鼓励人们安装地热泵。

还可以通过改善家中墙壁、窗户以及天花板的保温来改变家中保暖情况。

根据节能信托基金会（EST），防风是最廉价和有效的节能方式之一，比如，堵住窗户、门或踢脚板周围的缝隙，这些地方会散热，并让冷空气进入。

EST估计，做好防风措施每年就能为家里节省25英镑的开支。

二，减少食品浪费并少吃红肉

牲畜占所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4%，其中牛的碳足迹最大。

人们减少碳足迹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饮食中少吃肉以及乳制品，尤其是像牛、羊肉这样的红肉。

这对纯素食者无疑是个好消息，但还需要考虑其他一些因素。

阿伯丁大学生物学家吉尔教授表示，并非是给每单一产品贴上“好与坏”标签这样简单的问题。她说，任何食品的碳足迹还取决于其生产过程、产地以及是否是当季时令产品。

研究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傅利博士表示，在家做饭份量小点可以省钱，并减少浪费，同时还可以把剩饭留下来下次再吃。

根据英国废物及资源行动计划的统计，全球浪费的食物比例高达25%至30%。

三，少开车，少坐飞机

不同交通方式碳足迹不同：短途飞机碳排放量最高，火车相对较低。从上至下：短途飞行、长途飞行、一人开车、公共汽车、四人乘坐私家车、国内火车、长途汽车和欧洲之星火车。每人每公里的碳足迹以克计算。深蓝色为二氧化碳排放量。

交通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近四分之一。

詹宁斯博士说，无车生活可能是“我们能做的减少交通碳排放最有效的事情”。

然而，不开车未必对每个人都可行，特别是你如果住在公共交通不好的地方，或者你上夜班晚上没车的时候。

平时步行和骑自行车去家附近商店这样的小举措也会有帮助，或者跟朋友或邻居共享一段车旅。

电动车越来越普遍，但仍然很贵。只有当电动车所使用的电源是绿色能源，例如风能或太阳能才真正做到环保出行。

2020年，英国的低碳能源占电能的58%，其中包括核能。

但不幸的是，对那些热衷旅行人士，飞行是我们个人所造成的碳足迹最多的行为之一。其中，国内航班按每人每公斤计算碳足迹最大。

相比之下，火车是国内航班碳足迹的五分之一。因此，詹宁斯博士说，对那些经常飞行的人士，减少飞行次数将会大大减少你个人的碳足迹。

四，消费购物之前要三思

衣服破了可以补，不要的衣物可以捐。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制作一条牛仔裤需要3781公升的水，其中包括用于棉花生产、制造、运输以及漂洗等用水 。

衣服破了可以补补，而不是总买新的。旧衣服不穿不要扔掉，可以捐出去。

同时，在购买服装时可以选择质量好、更持久的面料。这样做都有利于减少你的碳足迹。

越来越多公司开始提供租衣服务，它有助于减少时装业浪费现象。你也可以买二手服装。

选对正确家用电器也对减少碳排放有积极影响。詹宁斯博士建议，如果你要更换家电，比如洗衣机，一定确保选择最节能的产品。

谢选骏指出：上文鬼话连篇，把气候变化、减少炭足迹，变成了个人责任，完全推卸了集体罪行。而我一贯主张，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一个全球政府——但是各国反动派却充耳不闻，真是该死。

《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已经抵消了森林吸收碳的功能》（维多利亚·吉尔 BBC科学事物记者 2021年10月19日）报道：

由于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世界十大最受保护森林已经退化，碳吸收功能正在转变为碳净排放。

这一令人震惊的结论是根据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s）森林的一项碳吸收和排放研究计算而得出的。

世界遗产地森林的总面积是德国领土的两倍大。上述研究揭示，在过去20年中，全球有十大受保护森林的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了碳吸收量。

研究还显示，分布在全球各地的257处世界遗产地森林每年从大气中共吸收1.9亿吨二氧化碳。报告的联合作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雷森德博士说，那相当于英国每年化石燃料碳排放量的一半。

雷森德博士说，“这是我们迄今为止了解的森林在缓解气候变化中所扮演关键角色的最详细画面。”

人为压力

森林面临多重压力，包括非法砍伐、农业扩张以及野火。气候变化使上述现象更有可能频繁发生。

研究人员将卫星数据与现场监测信息相结合，估算了2001-2020年之间世界遗产森林吸收和排放的碳总值和净值。

这项研究除了计算这些森林树木和植被所吸收的数十亿吨碳之外，同时还揭示了其中一些森林地带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本次研究所涉及的一些森林受到最高级别的官方保护，对全球具有重要自然价值，并受到紧密和连续跟踪监视。

斯里兰卡的锡吉里耶是有森林覆盖的世界遗产遗址。

即使这样，雷森德博士表示，它们仍受到巨大压力。而主要压力则是来自于人为压力：例如，农业占地和非法砍伐。

但雷森德博士说，也有与气候相关的威胁 - 尤其是野火。

“恶性循环”

近年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之为“前所未有的野火”频发，特别是在西伯利亚、美国和澳大利亚，已经产生数千万吨的二氧化碳。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雷森德说。“碳排放量越多，野火就越多，而野火意味着更多的碳排放。”而且，野火并不是与气候相关的唯一威胁。

印尼苏门答腊的森林砍伐和农耕导致大量的碳排放。

2001-2020世界遗产地碳排放量超过其碳吸收量的十大森林为：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热带雨林

洪都拉斯雷奥普拉塔诺生物圈保留地

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美国和加拿大沃特顿冰川国际和平公园

南非的巴伯顿玛空瓦山脉

马来西亚京那巴魯国家公园

俄罗斯和蒙古的乌布苏盆地生物圈保护区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

澳大利亚大蓝山区

多米尼克三峰山国家公园

2017年飓风玛利亚摧毁了多米尼克三峰山国家公园20%的森林覆盖面积。

“警告讯息”

据估计，2017年飓风玛利亚摧毁了多米尼克三峰山国家公园20%的森林覆盖面积。

雷森德博士表示，这一研究为我们发出了警告：即使世界最好和最受保护的森林地带都受到全球气候危机的威胁。

“因此，现在需要真正拿出行动来减少全球碳排放，以确保这些森林——以及所有森林——能够继续成为碳汇（carbon sinks）, 当然，还有同等重要的生物多样性。”

谢选骏指出：上述恶性循环表明，西方文明的末日正在加速到来！而各国反动政府还在拼命刺激鸡的屁（GDP），甚至大力奖励多余的人口——如此倒行逆施，需要全球政府一剑封喉——一击毙命！

【77、英国祸害了全球却想独善其身】

《BBC探访英国绝密“国家紧急状况中心”：政府应变时的数据“武器”》戈登·科雷拉（Gordon Corera）BBC安全事务记者2021年12月16日报道：

英国新建“应变中心”内有分析员随时控管各项数据与情报资料——英国政府新建的状况中心其实也是应变中心（Situation Centre, SitCen）就在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房间里。出于安全因素，中心确实的所在位置不能透露。

BBC新闻团队近日特别获准进入这个神秘的地点，看到房间里电脑屏幕遍布，随时掌握监控着各类数据和情报资料。

国家状况中心属于内阁办公室之下，通过状况中心掌握的情报和数据，政府部长和官员得以做出决定，应对紧急突发事件，例如各类天然灾害，甚至是恐怖攻击。

据介绍，中心分析员的工作就是要确保政府决策者随时都能能迅速获得有关紧急事件的最准确的情报和数据。

掌握数据分析

据悉，2021年9月刚刚成立的英国国家应变中心已经在许多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包括利物浦医院爆炸案，以及不久前发生的全国燃料供应短缺危机等等。

英国各地入秋之后曾一度出现燃油严重短缺状况，新建中心第一时间掌握了精准数据情报，因此得知哪些地方燃油供应不足，而政府也正是根据这些及时数据做出适当调度决策，包括派遣军队运载燃油供应前往有需要的地区，最终及时缓解危机。

内阁公务官员巴克莱（Steve Barclay）表示，“这大幅提升了我们对于紧急事件的应变能力。”

他表示，在必要的时间内透过数据分析取得精准的情报，对于政府做出正确判断和决策至关重要。

数据视觉化

BBC记者参观中心时发现，中心内有一整面墙的众多屏幕，分析员实地操作，显示从其他部门和政府内外机构的数据资料是如何传送进来的，这些数据资料包罗万象，从卫星定位、天气状况模拟，以及即时交通流量等不一而足，应有尽有。

所有数据也都可以分门别类制作成面板，不同面板互相套入之后就能够发现潜在问题，例如气候类型造成的天然灾害，是否会影响电力供应或粮食供应，会不会让附近的医院人力吃紧，需不需要让当地居民撤离到安全地点等后续应对状况。

光是靠这些数据还不够，中心每天24小时运作，随时掌握英国和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维护国家安全。中心使用的软件能将各项数据视觉化，让分析员更容易看到全面观点，有利于互相沟通。

潜在风险管控

在没有应对危机状况的时候，团队的工作人员必须掌握超过100个登记在案的英国国家安全潜在风险清单，以随时准备如果潜在风险出现，必须掌握哪些数据和情报资料。

所谓的国家安全潜在风险包括很多突发事件，例如某位公众人物遭刺杀，或是发生生物化学武器攻击，或是发生天然灾害等状况。

英国上议院委员会要求政府将这些风险计划的过程更公开透明，并且朝向长期计划进行。

国家状况中心的确实地点和位置不能透露

近年来，网络虚拟事件造成英国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越来越高，如果受到网络攻击的只有线上范围，就由国家虚拟安全中心·（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处理。

但是如果网络攻击造成巨大的实体影响，例如导致NHS部分医疗或信息系统关闭，那么国家状况中心就会接受进行风险管控，决定要采取哪些策略因应突发状况。

整合数据资料

状况中心的工作展示出数据是如何从源头流向政府的核心，这也反映出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面貌，在新冠疫情期间，人们对科技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

也因此，英国最新的网络发展战略涵盖范围超过了最初的网络安全单一议题，还纳入了许多国家安全层级的关注点，例如数据和情报资料的搜集和运用。

但是官员们强调，妥善运用和跨领域整合数据和情报资料仍然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是一个边做边完善的过程，未来发生事件就会看到不足之处。

网络恶意攻击

最新的五年网络发展战略显示，网络安全是国家力量的重要来源，英国网络战略不只是加强防卫，也利用创新科技促进成长，维护英国国际地位，上一个预算审议就通过了26亿英镑的资金。

现在的工作重点在提高英国个人和企业对于网络恶意攻击的复原能力。

网络恶意攻击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而且已经具体影响到实体世界，例如最近伦敦某地区地方政府就因为遭到网络攻击而被迫关闭部分面向居民提供的服务。

数字经济成长

在美国，不久前也发生主要油管系统遭到网络攻击，引发民众恐慌性购买燃料的事件。

但是英国网络战略也充分利用虚拟空间和科技能够提供的机会，包括确保数字经济带动的经济成长不只局限在伦敦或英格兰东南地区，而是遍布整个国家。

英国网络发展战略提出一个明确陈述，虚拟空间的安全和力量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投射出英国的力量及其影响力。

新设立的国家状况中心，以及上述的网络安全和对付恶意攻击的复原能力，都清楚表明信息科技以及数据和情报的搜集和整合运用，是支撑未来安全的基础。

谢选骏指出：蕞尔英伦，岛小志大，祸害完了全球，却想独善其身——妄图重施二战故技：鼓动中日德法苏美打作一团，维持英语世界的全球霸权……不想算错关键一步，被美国抄了后路，大英帝国自己瓦解，全部遗产被美国接收。现在英国不甘受辱，决心祸害全球作为报复，灭绝原住民族、恶化生态环境、破坏欧洲联盟、煽动美国内乱、建立英国紧急状况中心、应变数据武器全球战争——英国祸害了全球却想独善其身，甚至发动文化战争、谋求破坏全球政府的走向……但是这堆英国死灰可能复燃吗。

【78、美国右翼独裁必须推进全球政府】

《加拿大学者：美式民主快走到头了 崩溃就在…》（东森新闻 2022-01-11）报道：

CNN周一（10日）报导，美国媒体人、专栏作家欧贝达拉（Dean Obeidallah）日前发表评论文章，当中引述多位加拿大学者的观点指出，由于美国国内政治两极分化，民众信仰和价值观逐渐崩塌，美式民主恐将很快走向终结。

加拿大作家马奇（Stephen Marche）在他的新书《下一次内战：来自美国未来的快讯》（"The Next Civil War: Dispatches from the American Future）开卷即说：「美国民主可能即将终结。」该书在美国国会山庄暴乱届满一周年（1月6日）之际发表，书中推演了美国崩溃的不同情况，以凸显美国政治两极分化的危险性。

就在该书出版前几天，加拿大政治学者狄克森（Thomas Homer-Dixon）在《环球邮报》上发表专栏文章，开首即以类似的警告展开全文：「美式民主到2025年可能崩溃，并导致美国政治极端不稳定和广泛的民间暴力。到2030年，甚至更早，这个国家可能会被右翼独裁统治。」

▲美式民主还会屹立不摇的持续下去吗？

狄克森的话一言九鼎。40多年来他一直在研究战争、革命和社会崩溃的原因。而且他的警告并非针对美国人，而是针对他的加拿大同胞，目的是让他们做好准备面对美国民主崩溃后的挑战。他认为，一场可怕的风暴正从美国袭来，而加拿大却毫无准备。

狄克森同时分析了目前困扰和削弱美国的一系列因素，包括日益严重的贫富不均、以及右翼理论家煽动所谓「美国传统文化正在被消灭、白人被取代」的种族主义言论等。他还认为，用法西斯主义形容共和党当前的状况是准确的，因为「它蔑视法治并美化暴力」。

非但如此，美国一些领导人也就民主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前总统卡特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题为《我为我们的民主担忧》的文章，指出「总统大选作弊谣言的鼓吹者已经控制了一个政党，并激起民众对选举制度的不信任。」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最新的一项民调显示，只有不到一半的共和党支持者愿意接受2020年的总统大选结果。狄克森指出，美国政治的基础是一套美式信仰和价值观，「如果有够多的人不再支持这些信仰和价值观，那么民主就无法生存。」

谢选骏指出：不论是民主党左翼的社会主义还是共和党右翼的领袖独裁，都无法引导美国继续前进——在我看来，美国的前进需要在上述两者之间取得一个中间道路——完成“类似罗马帝国”的历史转变。其功能，就是必须推进全球政府的实现！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克服民主党左翼的破坏性、共和党右翼的狭隘性，并把两者强拧成为一股绳——对外拔河。换言之，美国右翼独裁必须推进全球政府，而不是大开历史的倒车、回到上个世纪的迷梦之中——否则，得到的只是一个落伍的美国、失去霸权的阉鸡，就像2021年1月6日煽动国会暴乱的川普一样！

【79、资本主义的演变取决于全球整合】

《资本主义的演变：下一个阶段会是什么样》（马修·威尔彭·金（Matthew Wilburn King）BBC Future 2021年2月19日）报道：

将近 250 年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写了《国富论》，书中描述了一种全新的人类活动形式的诞生：工业资本主义，其结果将是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无法想象的财富积累。

资本主义推动了工业、技术和绿色革命，重塑了自然世界，改变了国家在社会中的角色。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它使无数人摆脱了贫困，显著提高了生活水平，并带来了从根本上改善人类福祉的创新，并使登月和在互联网上阅读本文成为可能。

然而，这个故事中也有阴暗面。近年来资本主义的缺点越来越明显。个人短期利益优先，有时意味着社会和环境的长期福祉受损——尤其是在新冠大流行和气候变化挑战全球之际。世界各地的政局动荡和社会两极分化表明，对现状的不满日益加剧。营销和公关公司爱德曼（Edelman）2020 年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全球 57% 的人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对世界弊大于利”。

事实上，如果你用不平等和环境破坏等标准来衡量，“西方资本主义近几十年的表现一直存在严重问题”，经济学家迈克尔·雅各布斯（Michael Jacobs）和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他们合著的《重新思考资本主义》（Rethinking Capitalism）一书中写道。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解决方案。 雅各布斯和马祖卡托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未必注定要失败，但确实需要对它重新思考”。

那么，我们心目中的资本主义会继续以当前的状态一直存在吗？它是否可能？

它为人类福祉贡献良多，但远非完美。我们所理解、知道的资本主义会长久保持现状吗？抑或有另一种未来，演变成新的状态？

资本主义的过去

围绕资本主义这个主题的书籍和文字已经汗牛充栋，所以对它的研究难以面面俱到。但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根据资本主义的兴起来探索、预测它未来的发展方向。显然，资本主义并不始终像今天这样运作，尤其是在西方。

在9-15世纪，西方处于专制君主制和教会统治之下。随着人们争取个人自由权益的势头逐渐增强，这类体制开始衰败，而这种状况催生了一种更注重个人取向的经济制度 —— 资本主义，因为它允许私有财产权、个人选择、企业家精神和有利于创新的灵活性。它还支持注重个人政治自由的民主作为治理体系、社会制度。

这种向更大的个人自由转变的潮流改变了社会契约。以前，许多资源（土地、食物和保护）由当权者提供，以换取公民的重大贡献（例如，奴工、低薪苦役、高税赋和绝对的忠诚）。在资本主义下，人们降低对执政当局的期望，以求换取更大的公民自由，包括个人、政治和经济自由。

20世纪的资本主义

然而，资本主义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将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政策智囊团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成立，其宗旨是应对西方面临的挑战，重点放在捍卫开放社会、法治、言论自由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政治价值观；这些构成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

古典自由主义最终催生了“供给学派”。这是一种经济学理念，即减税和对自由市场监管最小化能够带来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从而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在 1980 年代，政治上新兴的新自由主义和经济上的供给学派一同在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被奉为优先。

这种新出现的资本主义压力推动了全球经济加速增长，也使许多人摆脱了绝对贫困。但与此同时，批评者指出，对于诸如整修破败的公共基础设施、改善教育和降低健康风险之类公共服务领域的政治投资，减税和放松商业监管等信条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也许，最重要的是，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在许多发达国家导致了贫富两极之间的财富差距，这个贫富差距的衡量指标是基尼系数。有些国家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美国的情况尤其明显。

自1980年以来，美国最贫穷的人实际收入没有增长，而处于顶层的超级富豪收入每年增长约 6%。世界上最富有的亿万富翁几乎都生活在美国，他们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而与此同时，自世纪之交以来，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仅仅略有上升。

人力资本有五个要素，金融只是其一

贫富差距的影响可能超过一些政客和企业精英愿意相信的程度。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经济学教授丹尼斯·斯坦利（Denise Stanley）说，资本主义可能使全世界数百万人摆脱了绝对贫困，但不平等可能会腐蚀社会。

她解释说，“绝对贫困的意思是普通人……每人每天有 4 美元收入。这是个门槛”，但从长远来看，相对贫困会导致社会失衡。即使经济持续增长，收入不平等和工资增长的停滞也会使人们缺乏安全感，因为这会导致他们在经济生活中的相对地位下降。

行为经济学家已经表明，“与其他人相比，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的幸福感更多来自于相对度量和财富分配，而不是绝对度量。如果这个论断正确，那么资本主义就有问题，”斯坦利说。

根据爱德曼报告（Edelman report），不平等加剧导致“人们对机构的信任度降低，并体验到不公正感”，而对人们生活可能产生更深的影响。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爵士（Sir Angus Deaton）在他们合著的《绝望之死和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指出，当前形态的资本主义正在摧毁工人阶级许多人的生活。他们写道，“在过去二十年里，因自杀、吸毒过量和酗酒导致的绝望死亡人数急剧上升，现在每年夺去数十万美国人的生命”。

2007-2008 年的金融危机加深了这些问题。这场危机是由过度放松管制引发的，对发达国家劳工阶层的打击尤其严重。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CFPB） 第一任主任理查德·科德雷 （Richard Cordray） 表示，危机爆发后政府对大银行的救助引发了不满，“助长了我们在过去十年中目睹的……政治两极化的兴起”。他是《守门人：通过保护消费者来拯救我们的家庭、经济和民主》一书作者。

21世纪的资本主义

自由民主制度目前可能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放眼全球，公民正在以更强的政治力度挑战现有资本主义规范。

例如，纽约长岛大学政治学教授J·帕特利斯·麦克谢利（ J Patrice McSherry）在智利观察到这种变化。她说： “社会动员始于 2019 年 10 月地铁票价的上涨，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活动，吸引了 100多 万人参加示威活动。”

“智利的社会运动暴露了愤懑不满的深层根源：根深蒂固且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以及这个世界上最新的自由主义国家之一的极端私有化。”

这些不满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后期，当时智利的威权政府尝试宪法改革，以此“将独裁统治的经济和政治统治制度化，确立了一个将国家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中的作用消除殆尽的新自由主义框架。它限制政治参与，赋予了[政治]权利不成比例的权力，并为武装部队设置了监护人的角色，”麦克谢利在为非营利组织“北美洲拉丁大会”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该组织追踪拉美地区的时局动态。

同样，2018 年法国兴起的“黄背心”运动最初的导火线是通勤者燃料成本上涨，但迅速扩大到类似于智利的社会怨怼、生活成本上涨、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敦促政府不再无视普通市民需求等诉求。

在美国，催生特朗普主义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由经济不平等和意识形态推动的。在那些因全球化而沦为输家的选民中，特朗普政府更封闭的贸易政策赢得了广泛的政治支持，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对进口到中国、印度、巴西和阿根廷的商品和服务征收报复性关税。甚至连欧洲、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美国的传统盟友也未能幸免，成为这一议程所针对的目标。

德国Baker McKenzie 国际贸易业务负责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阿纳希塔·汤姆斯（Anahita Thoms）说，虽然对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不利因素的一种反应是各国采取防御姿态，寻求通过尽量减少外部联系来保护自己，但保护主义“是短视的，尤其在贸易领域”。

“虽然它可能带来一些暂时的好处，但从长远来看，它会危及整个全球经济，并有可能破坏数十年的经济进步。保持对投资友好的开放市场至关重要，”汤姆斯说。

政府在21 世纪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是如何在全球贸易的长期利益和全球化导致的低工资或失业对社区造成的短期损害之间取得平衡。民主制度下，经济无法完全脱离求职、经济适用房、教育、医疗保健和清洁环境等大多数人的需求。正如智利、黄背心和特朗普主义运动所显示的那样，许多人要求改变现有制度，以满足这些需求，而不仅仅是谋求更多私人利益。

总而言之，也许到了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社会契约的时候了——只有这样它才能更加包容超越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更广泛的利益。这并非没有可能。资本主义过去曾经历过演变，为了能延续至更长久的未来，它可以继续演变。

资本主义的未来

近年来，出现了各种旨在改写资本主义社会契约的想法和建议。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企业的成功需要更多元的衡量标准，而不单是利润和增长。

在商业领域，所谓“合乎道义”的品牌衍生出“自觉资本主义”（Conscious Capitalism）；在政策方面，英格兰银行和梵蒂冈都提倡“包容性资本主义”（Inclusive Capitalism），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向善”；在可持续性方面，有“甜甜圈经济学”概念，这是经济学家和作家凯特·拉沃斯（Kate Raworth）提出的一个理论，认为可以在不突破社会和地球环境界限的同时保持经济的繁荣增长。

还有乔纳森·波里特（Jonathan Porritt）在《把世界当真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As If The World Matters）一书中提出的“五种资本”模式：他主张将人力资本的五个支柱 —— 自然、人力、社会、制造和金融 —— 整合到现有的经济模型中。

企业开始接受“五种资本”，一个具体例子是 “B 公司运动”（B-Corporation Movement）。获得认证的公司签约承担法律义务，承诺在决策时要考虑“他们的决定对公司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和环境的影响”。已经加入这个行列的大公司包括达能、巴塔哥尼亚和 Ben & Jerry's（由联合利华拥有）等。

这种方式正在成为主流。2019 年，180 多家企业的首席行政官发布重新定义企业宗旨的声明。沃尔玛、苹果、摩根大通、百事可乐等大公司 CEO 首次承认，必须重新定义企业在社会和环境中的角色。

声明说，企业必须承担的责任不仅仅是为股东带来利润，还必须投资于员工，并为推动波立特资本模型中的人力、自然和社会要素的改善做出贡献，而不只是盯着金融资本。

百思买（Best Buy）执行董事长休伯特·乔利（Hubert Joly）在接受雅虎财经关于资本主义未来的采访时说：“从 1980 年代到 2010 年这30 年里，我们始终只盯着利润这个唯一的焦点，过度的关注并由此带来了很多这些问题。如果能对工商业加以重建，就有可能重建资本主义......我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也必须做到。”

未来方向

三十多年前，联合国布伦特兰委员会（Brundtland Commission）在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写道，有充分证据表明社会和环境影响是相关的，需要纳入发展模式。显然，这些问题也必须在支撑资本主义的社会契约中加以考虑，以使其更具包容性、整体性，并与基本的人类价值观相结合。

归根结底，应该记住一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并非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作为一个集体，他们可以支持与自己信念相符的公司，并不断要求新的法律和政策以推动公司竞争格局的改变，从而促使它们改进自己的业务行为。

当亚当·斯密在 1776 年研究新生的工业资本主义时，尚无法预见它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今天的社会。因此，我们可能同样无法预见两个世纪之后的资本主义会是什么样子。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问这个问题：资本主义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内进化得更好。资本主义和我们所在星球的未来取决于它。

本文作者马修·威尔彭·金（Matthew Wilburn King）是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一名国际事务顾问，环保主义者，也是 Common Foundation 总裁兼董事会主席。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由于资本主义是一个伪概念——所以呢，过去资本主义的演变取决于殖民掠夺，而未来资本主义的演变则取决于全球整合。犹太死猪马克思也不懂这个基本道理，所以他的狗眼里只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没有“殖民地人民的苦难牺牲”，结果他构架的《资本论》也就只能阶级斗争的胡说八道了。现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猪狗们同样愚蠢，他们既然不懂全球整合，就只能通过各国反动政府，一再制造金融危机和生态毁灭了。在我看来，西方社会的演变取决于全球整合——因为“资本主义”这个伪命题，本来就是子虚乌有。

【80、战场经济的绑匪战术一倒全球动摇】

《墙内被删文：恒大何以至此？危机与溯源》（财新周刊  2021-09-20）报道：

该文由两篇文章组成，分别是“恒大何以至此（上篇）——危机袭来”与“恒大何以至此（下篇）——危机溯源”。这两篇文章在财新周刊公众号财新微信发布后即被删除，该文由公众号 @经韬纬略智库所备份。

一、恒大何以至此 ——危机袭来

深圳南山区，卓越后海中心，这里正成为一场风暴的中心。

一两个月之前，这里开始隔三差五地出现拉横幅讨债的施工队、供应商，甚至也有被拖欠了薪水的农民工。他们讨债的目标，是在《财富》世界500强中排名第122位的龙头房企——恒大集团，1996年在广州成立，总部在2016年春节后迁往深圳。彼时，恒大集团大手笔租下卓越后海中心整整20层，作为临时总部办公地。卓越后海中心高度为202米，共有43层，顶部挂着恒大集团的巨型标志。

写字楼前零星发生的讨债事件，在2021年9月8日以后骤然升级。这一天，恒大集团旗下的恒大金融财富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下称“恒大财富”）宣布延期兑付本金，几十万名投资人瞬间卷入了这场风暴中。

9月10日，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对外宣称，“确保所有到期的财富产品尽早全部兑付，一分钱都不能少”，但这依然无法阻挡风起云涌的维权潮。一些投资人从全国四面八方匆匆赶往深圳，还有投资人选择聚集在本地的恒大办公地点。

据财新不完全统计，仅在9月12日和13日两天，包括深圳、广州、西安、济南、成都、南昌等在内的多地，均有投资者对恒大分公司的高管们围追堵截，其中南昌分公司的一名高管被300余名投资者困在酒店长达48小时。

财新综合多个信源的说法后保守估计，恒大财富涉及尚未兑付的理财产品存量规模约为400亿元。恒大财富总经理杜亮亦在面对投资者时称，“如果一下子拿出400亿规模兑付恒大财富理财”，恒大集团将“压力很大”。

恒大财富的投资者人数不详，但他们多与恒大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恒大集团20万名员工，在恒大财富上购买一定额度的理财产品，也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必须完成的日常工作任务。考核压力下，员工们一方面努力说服恒大的供应商，以及恒大楼盘的业主们一同购买高息理财产品，另一方面也会将产品推销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此起彼伏的维权潮，仅是恒大集团资金面危机的表象。在恒大财富宣布延迟兑付前的一个月里，恒大各地的子公司将部分项目的股权出质给恒大财富，涉及股权金额逾200亿元。

此举应是为了“保交楼”——此前，由于恒大集团大量拖欠工程款，诸多在建项目被迫停工。8月，恒大的销售金额同比下滑26%。恒大800多个项目中，有500多个处于停工状态。

据财新了解，目前恒大地产已预售但尚未交付的房屋至少有几十万套，要完成交付至少还需要上千亿元资金。9月1日，作为集团核心业务地产平台的中国恒大八名副总裁率领“保交楼”专项工作组，签署下“保交楼”的军令状。

短短一周后，恒大财富宣告暂停兑付本金，恒大集团随即陷入“保交楼”还是“保兑付”的两难处境。“公司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恒大集团发布于9月13日的声明称。

高杠杆运作下的房地产业，各式各样的高息融资开始无法兑付，成了恒大集团的阿喀琉斯之踵，也构筑了大批恒大员工和个人投资者冲向讨债最前线的奇观。

“超收宝”延期

在这场危机风暴中，率先维权的是恒大的员工们，其中又以高管为甚。他们多在恒大集团工作10余年，个人财富与公司深度绑定，“工资大部分投入恒大的各种理财产品”。

在房地产企业顺风顺水的时候，这样的投入是“双赢”，也构成了房企多途径融资的一种特定模式，而恒大做到了极致。

一名从恒大集团资管运营中心离职的员工称，当房企希望获得融资时，金融机构往往都会提出很多条件。让高管个人投一笔钱，与项目绑定，往往作为风控措施之一。

“每逢这样的时候，恒大集团就会下达集资任务。这些任务要么高管自己出资完成，要么往下层层分解，各部门都有指标。”她说，其中一款针对高管的集资产品，即为“超收宝”。2017年5月，“超收宝”在恒大集团内部发行了第六期，半年后发行了第七期。

但仅有极少数员工知晓“超收宝”的真实用途——2017年5月和11月，恒大用项目向中信银行深 圳分行融资，银行要求恒大高层必须跟投，恒大随即发行“超收宝”第六期，年化利率 25%，300万元起投，并承诺两年内返还本息。

财新获得一份中信银行方面起草的《6期超收宝方案（草案）》（下称《方案》）。《方案》称，经与恒大集团协商，中信银行拟与恒大集团共同设立400亿元的多元化产业并购基金，为恒大收购兼并的优质标的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地产、实业及其他类项目）运作提供资金支持。

这也是银行支持恒大的一种表外融资方式。2019年被查的原常务副行长孙德顺、2018年底被查的原行助及深圳分行负责人陈许英治下时期的中信银行，对恒大的支持有上千亿元敞口， 类似这样的产业并购基金一只就规模达400亿元。而2020年中报显示，中信银行的贷款加中信信 托在恒大的投放加起来不过200亿元，说明表外放款可能早就超过了表内数据。

这份《方案》显示，中信银行的理财资金设立资管计划或信托计划，认购优先级LP份额，出资比例不低于65%；此外，由中信银行和恒大集团共同认可的机构，以及恒大高管一起，认购中间级和劣后级LP份额，出资比例不高于35%。

前述资管运营中心离职人士告诉财新，所谓“由中信银行和恒大集团共同认可的机构”，主要是指恒大人寿和恒大金服，由它们认购中间级LP份额。由恒大高管投资的“超收宝”，则成了基金的“劣后级”资金来源。“在这一类基金中，恒大高管认购的劣后级份额，一般为1.5%至 3%。”该人士称。

恒大一名部门副总经理级别的人士称，“300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我动员下属参与进来， 他们与我签订一个代持协议，大家众筹300万，我出资150万，他们出资150万，最后以我的名义购买”。他说，这一做法在恒大集团内部并不罕见。一些人不惜从银行贷款，因为25%的收益率远高于贷款利率。

然而，在2019年5月、11月，两期“超收宝”到期之时，恒大要求购买的员工同意“超收宝”延期一年，至2020年再度延期一年。一名投资者称，在过去的三四年里，每个季度会收到一笔分红，年化利率约为4%至5%不等。而此前承诺的年化利率25%的高额回报，原本的说法是在返还本金时兑现。

在现金流危机愈演愈烈之后，恒大选择优先偿还目前仍然在职高管的“超收宝”本金。一名投资者向财新出示的证据显示，在2021年8月底至9月初，恒大集团通过不同项目公司账号支付了在职员工的“超收宝”约17亿元，但仍有大约300名离职员工的2亿元本金未支付，名单中甚至包括了2017年入职的恒大集团原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2021年3月加入东吴证券）。离职员工愤而维权。

从恒大金服到恒大财富

承担着向高管集资任务的“超收宝”，一共发行了七期。“后来类似的集资任务，越来越多由恒大财富承担。”前述资管运营中心离职人士说。

恒大财富的前身为恒大金服，于2016年3月正式上线。彼时全国P2P盛行，恒大金服即为恒大集团全资控股的P2P平台。自2018年起，全国多个P2P爆雷，行业全面整顿。当年3月28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文称，未经许可，依托互联网以发行销售各类资产管理产品等方式公开募集资金的行为，应当明确为非法金融活动；依托互联网发行销售资产管理产品的行为，须立即停止。

恒大金服诸多产品随后下架。2019年5月30日，恒大金服宣布更名为恒大财富。据其官网，恒大财富的业务仅剩下“财富管理咨询”和“社区金融”。

“恒大财富的业务，实际上还是销售理财产品。”前述资管中心离职人士称，这些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多在5%至10%之间，相较于P2P时期，投资门槛提高至10万元起投。

多名恒大员工提供给财新的文件显示，自恒大金服上线运营以来，恒大就在公司内部全员推广自己的理财产品，甚至摊派理财任务。后来，公司还会定期进行营销考核，根据部门完成率对负责人、分管领导进行奖励。

财新获得的一份恒大地产安徽公司2021年3月的文件显示，购买恒大理财产品的完成率若高于100%，给予按达成任务额0.25%的农牧卡奖励；若完成率低于100%，扣罚分管领导或者项目总30%的核定综合奖金。

另一份恒大深圳区域公司2021年7月的文件显示，除了累计完成额和完成率，该区域公司的考核指标还包括到期金额累计复投额、复投率。

两名恒大员工告诉财新，2021年4月，恒大财富的理财顾问曾给出提前兑付方案，本息可以先行全额退回，但同时必须签署一份《承诺函》，承诺复投，复投金额是此前理财金额的120%，续购时间须长于此前理财时间，恒大财富以相当于理财金额1%的京东购物卡作为复投回报。“这实际上是借新还旧，让我再延期，被我拒绝。”其中一名员工说。

“恒大财富的理财收益率还不错，所以员工自己买了不少，也劝身边的朋友买。”一名恒大财富的内部员工说，在考核导向下，公司理财产品销售势头良好，“一个2000万的理财产品， 可能平均下来五天就可以募资结束。平台上一天内往往同时会有三四个类似的理财产品发行。”

恒大财富的销售对象，还包括项目施工方。一名曾在恒大工程部门工作10余年的人士告诉财新，每当需要向施工方支付工程款时，恒大方面就会要求施工方购买理财产品。“如果结算一两百万，可能要求他们买一二十万元的理财产品。”他说，购买理财产品的金额大约为工程款的10%。尽管这一要求并非强制，但施工方出于与恒大维持良好关系的考虑，往往都会购 买。此外，恒大楼盘的业主也会购买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

恒大财富涉及的人群范围广泛，并于9月9日宣布延期兑付的方案：本金10万元以下的到期兑付；本金10万元的投资者，到期兑付5万元，一年后再兑付5万元；本金10万—30万元的要分五年兑付。

在债务危机中，最难处理的不是机构债权而是个人债权，因为银行、信托等机构债权可以在政府指令下统一延期，而个人债权则涉及千家万户。恒大财富的延期兑付方案，引发投资者强烈不满，亦是致使恒大危机迅速恶化的重要原因。

9月12日傍晚，恒大珠三角公司一名法务员带领上百名恒大区域公司员工与业主前往深圳市南山派出所，强烈要求深圳警方在7天内迅速对恒大财富欺诈投资人立案调查。现场一名办事人员称，当前能保证的只是尽快将资料移交给深圳公安局福田分局经侦大队。当天晚上，这些恒大员工又赶到深圳卓越后海中心维权。

压力之下，9月13日凌晨，杜亮宣读新一版兑付方案，安排了三种兑付方式供投资者选择。

一种是现金分期兑付，仅限于合同到期的投资产品——到期当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兑付本息金额的10%，此后每三个月兑付10%，以此类推。另一种是实物资产兑付，用于兑付的实物资产，包括恒大任何一个城市的住宅、公寓和商铺等产品，一些车位也可以特事特办。

“许（家印）老板专门提出要求，恒大各地区公司要把所有已取证未售的住宅公寓和商铺等资产拿出来。”杜亮说，实物资产冲抵时，住宅、公寓分别按照当期售价基础打7.2折和5.4折，商铺和车位按照当期售价基础打4.8折。若资产折后价格低于所在地政府备案价，按当地政府要求的备案价操作。

最后一种是以理财额度冲抵购房尾款——9月12日24点之前已认购任意恒大房源未付清尾款的，投资人可使用全部或部分理财兑付额度来冲抵本人或他人的购房尾款。

据财新了解，部分投资者坚决不接受“以房抵债”，他们认为当前恒大诸多项目已停工，期房未来存在烂尾和一房多卖的风险，且当下多地限购，买下的房产未来或将难以更名，“我们不想做接盘侠”。

“上述解决方案毫无诚意，实物兑换更是相当于贴钱买不良资产。”一份广东受害者联名的《请愿书》称，恳请政府有关部门暂时监管恒大相关账户，冻结相关存款和资产，并要求恒大现金兑付所有本息。

但也有部分投资者无奈之下，开始考虑恒大提出的兑付方案，他们想挑选恒大位于热点城市的项目，以期未来方便转手。

“保交楼”压力巨大

在最近一个月内，恒大财富超百亿元的资金输血各地项目公司，是因为诸多项目公司已陷入停工状态。恒大的楼盘产品定位历来以刚需为主，“保交楼”背后直接牵连着社会稳定。

2021年8月6日，一份停工公告悄然出现在太仓恒大文化旅游城施工现场。江苏南通三建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江苏南通三建”）太仓恒大项目部，是这一项目三宗地块主体和配套建 设工程的总承包商。停工公告称，公司已完成大部分工作量并垫资约5亿元，但恒大已付金额不到2.9亿元，且在已付金额中，只有8%以现金支付，其余全以商业承兑汇票（下称“商票”） 结算，到期未兑付的商票规模达1.2亿元。恒大拖欠工程款，致使该项目停工。一名接近江苏南通三建的知情人士，向财新确认了这份公告的真实性。

这并非江苏南通三建承建的首个停工的恒大项目。房地产项目的全开发流程高度依赖于产业链。牵一发而动全身，上游房企一旦流动性压力加剧，下游的施工单位难免受到影响。据一份恒大集团2020年8月请求广东省政府支持的文件，截至2020年8月，恒大的上下游合作企业达到8441家，若恒大地产现金流断裂，将直接影响上下游企业的正常经营，部分企业甚至面临破产风险。

作为一家以房建施工为核心业务的大型建筑施工企业，江苏南通三建与恒大地产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合作规模巨大。9月14日，联合资信在一份下调江苏南通三建主体及相关债项信用等级的公告中称，截至2021年6月底，江苏南通三建与恒大地产的在手合同额为85.77亿元，2020年底该公司存货中涉及恒大的地产项目合计37.42亿元。截至2021年上半年，江苏南通三建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中，涉及恒大地产的款项合计12.12亿元；另有已背书或贴现的恒大商票31亿元左右。

联合资信指出，受恒大集团资金面紧张影响，江苏南通三建在工程款结算和资金回流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截至2021年9月，恒大方拖欠江苏南通三建的工程款总量约200亿元。该知情人士说，不止太仓恒大文化旅游城，江苏南通三建与恒大地产合作的多数项目现阶段都停工了。

在湖北省鄂州市，恒大地产的整体投资力度仅次于省会城市武汉。如今，鄂州所有项目也遭遇停工风波。一名恒大鄂州公司新近离职员工告诉财新：“恒大地产在鄂州布局的5个项目基本停工了一个多月，复工难度很大，近期公司部分工程部员工也被裁员了。”

该恒大离职员工透露，仅鄂州恒大首府和鄂州恒大誉府两个项目，恒大地产就拖欠了施工方大约5亿元工程款。

恒大地产的停工潮依然在迅速蔓延。财新获取的一份湖南长沙恒大项目摸底情况表显示，截至2021年9月，长沙在建项目共有31个。仅仅位于长沙开福区的7个在建项目，就有6个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

上述7个项目，恒大地产拖欠的工程款共约1.37亿元，拖欠农民工薪酬（不包含企业已垫付工资）约7416万元，施工企业垫付农民工工资超过8000万元，单这几项欠款加起来就有2.9亿元。

其中，长沙恒大御景天下城二期的施工总包单位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江苏苏中建设”），被拖欠了2100万元工程款，垫资支付农民工工资3034万元。8月底到期仍未兑付的恒大商票达1606万元，四季度还有6093万元恒大商票到期。

江苏苏中建设此前已向恒大方面发函表示，若9月11日前不支付款项，就停工止损。

资金链紧绷之下，停工早有征兆。在8月31日出炉的中期业绩报告中，恒大集团提到，截至2021年6月30日，一些与房地产开发相关的应付款项逾期未付，导致部分项目停工。下半年以来，恒大地产因流动性问题延迟支付供货款和工程款也造成部分相关项目停工。

停工潮拖延了恒大地产旗下项目的交楼进度。6月7日还在官方声明中宣称“生产经营一切正常”的恒大集团，于8月19日接受央行和银保监会相关部门的会谈，随后首次主动公布“想尽一切办法确保工程建设，保质保量完成楼盘交付”。8月底，一位恒大内部人士告诉财新，现阶段恒大集团所有工作的第一要务，就是“保交楼”，不让工地停工。

9月1日，恒大集团举行了“保交楼”军令状签署大会，许家印出现在签署大会上。恒大集团八名副总裁率八大“保交楼”专项工作组，恒大地产旗下各省公司董事长率班子成员、项目总，共同签署“保交楼”军令状。

在恒大内部，“保交楼”的焦虑早已一触即发。2021年6月3日，恒大集团举行一年一度战略合作伙伴交流会，上千家上中下游的合作企业参加。据财新了解，这场交流会，许家印不仅向外界释放降负债目标，在现场，他还与供应商、施工单位进行深入沟通，大意是仍希望他们先推进工程进度，等到后期楼盘销售回款再支付拖欠款项。

一位恒大合作施工方的项目经理透露，恒大地产拖欠工程款之后，他们曾在施工现场采取过一些过激行为，但双方是战略合作关系，“我们也不情愿恒大出现大危机，毕竟背后牵扯到千万业主家庭”。

另一名持有恒大逾期商票的施工合作企业高管也称，“在目前这个困难的节骨眼上，施工方还是要给予恒大一定支持”。

“合作伙伴有苦难言。”上述接近江苏南通三建的知情人士说，自9月初大张旗鼓提出“保交楼”之后，至今恒大地产多个停工项目依然没办法复工。恒大方面还无法提供相应资金来结算施工单位垫付的资金、货款等。

财新获悉，在“保交楼”军令状签署大会之后，恒大正紧急对各地项目的在建/停工、工程进度、拖欠工程款、农民工欠薪和到期商票未兑付等情况进行摸底和统计。

据恒大集团2020年8月发给广东省政府的报告，截至2020年6月30日，恒大集团已售未交楼的商品房数量为61.7万套，若恒大集团陷入危机，将有204万业主面临工程烂尾或无法收楼的风险。

而一年后的现在，情况恐更加恶化。中国恒大2021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当期公司实现合约销售面积4301.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1.4%；但交楼面积相比2020年上半年减少8.5%。同期，合同负债达2157.90亿元，相比2020年上半年的1486.30亿元增加45.19%。所谓合同负债，是指企业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并应当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提供劳务的义务，大部分包括房地产企业在合同签订后收取的定金等预收款项。

“‘保交楼’涉及几十万家庭，涉及地方稳定。但是恒大的市场信用岌岌可危，施工方不愿意再垫款。听说广东省住建部门正在协调解决复工问题。”一位关注恒大的银行人士称。

商票满天飞

惯用高杠杆的恒大地产，此前对大部分施工方，尤其是体量庞大的建筑施工公司往往采取“绑架式”合作模式。

前述接近江苏南通三建的知情人士称，若施工方希望以现金结算工程款，恒大地产会提出相应的交换条件，要求对方购买部分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或者恒大方面发行的公司债券。“施工方出于持续合作考虑，通常会接受这些附加条件，这相当于大部分资金转一圈又回到恒大手里了”。

用依靠企业信用支撑的商票与供应商结算，是恒大的重要融资方式之一。据财新了解，从2017年开始，恒大在各地的子公司、项目公司都可以发行商票，其中恒大园林集团有限公司、恒大材料设备有限公司的发行量较大。

最初，这些商票多为半年期，年化利率在15%—16%之间；从2017年底开始，恒大对外发行大量一年期的商票，年化利率在2018年初突破20%，年底一度涨至30%。进入2019年后，恒大商票的年化利率上下震荡，但多维持在20%以上的高位。

一名恒大集团总部员工告诉财新，工程款与材料款一般是一年期商票贴息，部分紧急款项就用半年期商票贴息。以前恒大商票的贴息率维持在8%左右，但最近一年，贴息率提高至12%—16%。

“商票转让会产生折扣，提高贴息是为了弥补走低的折扣率。”上述知情人士透露，2021年上半年，江苏南通三建曾邀请过第三方公司制定一个恒大商票消化方案。方案中将商票分成未逾期、将要逾期、已逾期几大类，并统计每一类所对应的流通率与折扣率。

“2017年至2018年两年，恒大商票在市场上的折扣率还能达到八折至八五折。2021年5月起，少数还能转让出去的恒大商票，折扣率已经低到五折甚至四点五折。”该知情人士说。

恒大商票兑付压力日增。财新获悉，2021年8月之前，恒大方面还会一一打电话与商票到期的施工方商量，申请展期半年，补充6个点利息。从7月底开始，恒大不再对到期商票给出明确付款时间表。

对中小规模的供应商而言，持有大量逾期商票，是它们难以承受之重。多家上市公司近期就此发布公告。比如，涂料企业三棵树（603737.SH）于9月6日发布公告称，截至2021年8月31日，持有的恒大商票共有3.36亿元发生逾期；此外，公司还持有恒大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余额3.34亿元、尚未到期的应收账款1.27亿元。三棵树2021年上半年净利润为1.32亿元，恒大尚未兑付的逾期商票相当于其同期净利润的76%。

有类似遭遇的，还有从事建筑业务的广田集团（002482.SZ）。公告称，截至今年8月，该公司应收恒大商票余额27.15亿元，其中逾期未兑付部分3.35亿元，相当于公司上半年净利润的6倍有余。此外，从事建筑装饰的瑞和股份（002620.SZ）公告称，截至今年6月，应收恒大的商票余额14.81亿元，因恒大违约而转入应收账款的票据金额2.19亿元。

近几个月来，多家供应商因为恒大违约而提起诉讼，但往往立案之后又达成和解。一位代理过恒大相关案件的律师对财新称：“很多人与恒大打官司是边打边谈，还有更多的人没打官司。”

2020年年报显示，恒大集团持有商票2052.66亿元，涉及众多供应商，多由恒大集团提供担保。

“恒大商票满天飞，在商票圈若没做过恒大商票，都不算业内人。”一位熟悉地产公司融资的人士称，“恒大商票泛滥，且转向融资性票据，缺少实际贸易做支撑。如果恒大的负债没有足够的资产对应，这些商票会很麻烦。”

恒大商票规模巨大，形成了二级市场，投资人包括担保公司、保理公司等第三方公司。一位在江苏做资金生意的人士称，目前一年期的商票利率多为17%—20%，“有些快到期的可以再 延长200天，算下来年化利率达到36%”。然而，如今市场上已无人敢接手恒大的商票，因为“卖不出去”。

该人士称，针对逾期商票，恒大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以房抵债”。“恒大给的项目清单中有60个项目，大多是期房，有些还在银行质押。”他说，“我们一听就没细问了。”

“以房抵债”是恒大当下处理危机的重要手段。在过去两个月里，针对已逾期的商票，恒大向三棵树兑付了2.35亿元，仍有1.01亿元尚未兑付。但在兑付方式上，仅有1521万元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兑付的，另外2.20亿元以位于武汉市江夏区、鄂州市华容区、深圳市龙岗区的三处期房兑付，预计完工交付时间分别为2022年、2024年和2023年。

这些用于抵债的房产有可能流向市场。公告称，三棵树已着手处置这些房产。截至9月6日，已与第三方签署了一份196.67万元的房产转让协议。

除了商票，在中国恒大的报表内，应付账款同样逐年递增。恒大在财报中称，截至2021年6月30日，一些与房地产开发相关的应付款项逾期未付，导致部分项目停工。财报显示，期内流动负债中，应付贸易账款及其他应付款项达到9511.33亿元，同比增长14.71%。

恒大称，正与供应商及建筑承包商洽谈，延期支付或以物业抵扣欠款，争取项目复工。

2021年7月1日至8月27日，恒大向供应商及承包商出售物业单位以抵扣部分欠款，总金额约251.7亿元。

寻求资产变现

恒大危机从2021年开年开始显现，公司不得不开源节流。

房企最大的开支是购买土地。财新据2021年中期数据统计，上半年恒大集团新购土地储备预计总建面积771万平方米，拿地成本约313.95亿元，相比2020年同期的1340.18亿元减少76.57%。

资金也在加速回笼。自年初以来，恒大售楼“以价换量”，6月实现合约销售额716.3亿元， 创2021年以来的月度销售高点。但据恒大公告，公司7月和8月的月销售额持续回落至437.8亿、380.8亿元，预期9月还将持续大幅下降。

此外，在2021年上半年，恒大集团还为旗下房产和汽车交易平台房车宝、恒大汽车（00708.HK）增发新股引入投资，累计筹资269.5亿港元。

6月1日至8月27日，恒大集团两度出售附属公司恒腾网络（00136.HK）19%股份、出售嘉凯城（000918.SZ）29.90%股权，还转让了深圳高新投7.08%股权，恒大冰泉49%股权以及旗下五个地产项目股权和非核心资产。以9月16日汇率粗略统计，不到三个月时间里，恒大集团资产变现共计191.58亿元。

相较巨大负债，这些资金回笼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恒大集团手头更庞大的资产在于土地储备。中期业绩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30日，恒大集团拥有778个土地储备项目，总规划建筑面积2.14亿平方米，土地储备原值为4568亿元。此外，恒大集团还拥有146个旧改项目，其中大湾区的旧改项目多达131个。

财新获悉，恒大集团从6月初开始筹划出售旗下多项地产资产。过去三个多月，中国海外发展（00688.HK）、万科等头部房企，中国金茂（00817.HK）等央企都与恒大接触过。一名接近交易的知情人士透露，深圳市国资委与广州国资委都分别组织旗下的几家国企尽调过恒大深圳旧改项目。“恒大把市场上的接盘方都找了一遍。”他说。

不过，截至目前，恒大地产旗下绝大部分项目的买家仍未实质敲定。多位接触过恒大项目的房企人士告诉财新，恒大有些项目看似不错，但单个项目里面就存在好几笔债权，很难梳理清楚债务结构。

恒大旗下的优质资产，以深圳旧改项目为代表。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位于深圳的旧改项目达62个，但多数可能还处于合约期。

广东合一城市更新研究院近期统计数据显示，在深圳，中国恒大计划立项的城市更新土储达193.39万平方米；已批规划的城市更新总量达525.56万平方米，其中住宅总量为253.98万平方米；但进行到实施主体确认阶段的城市更新土储仅60.59万平方米，可开发建设用地总量为40.37万平方米。

“这部分才是恒大在深圳已经有了一定进展的旧改项目。其中，进行到实施主体确认阶段，且后期可以改住宅类型的，才是企业愿意接盘的旧改项目。”合一城市更新集团董事总经理罗宇说。

一名接近交易的知情人士透露，恒大深圳的旧改项目平均融资成本介于8%—24%，且情况错综复杂，存在股权质押、名股实债、小股大债、拖欠合作方款项等诸多债务问题，实难处置。据财新了解，部分房企曾表示可以考虑承债式收购，但恒大方面开价很高，不愿亏本抛售。

深圳旧改项目备受关注之时，恒大近年来布局的三、四线城市项目却乏人问津。在此前棚改货币化浪潮下，三、四线城市的购买力被提前透支。此后调控加码，棚改退潮，三、四线楼市普遍面临调整压力。这加大了恒大项目处置的难度。一名大型房企人士称，恒大将全国范围内的项目都列上清单任企业挑选，但大型房企根本就不考虑三、四线城市项目。

9月10日，恒大财富紧急召开全员大会，杜亮在传达许家印的讲话中提到，恒大集团的多数土地储备不能卖。“因为在中国，土地储备最值钱，这是恒大集团的最大法宝，也是最后家底。”杜亮说。

“比如一宗地块，恒大的拿地成本10亿元，土地本身价值达到20亿元，但市场上交易对手开价可能只有3亿元。如果这时就亏本卖掉，恒大就没有东山再起的资本了。”杜亮转述许家印的话说，只要把复工复产全部动员起来，将土地开发变成房子销售回笼资金，恒大就能偿还所有负债、缓过劲来。

财报显示，截至2021年上半年，恒大集团的存货与开发中物业合共12793.22亿元，相比2020年底的12582.66亿元还增加1.67%。“开发中物业”与“存货”都是房企的流动资产，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房地产开发产品成本包括土地成本、施工成本和其他成本，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借款费用也会计入。

这意味着，至少截至6月，恒大集团的项目资产成本和所对应的债务不减反增。可供对比的是，同期规模相当的另外两大龙头房企万科和碧桂园，存货均低于恒大集团，分别为10478.8亿元、11256.34亿元。

恒大集团正式对外承认将出让部分资产是在8月10日晚间，该公司将旗下汽车与物业板块的部分股权摆上货架。但9月14日的公告显示，截至目前，恒大集团虽然积极接触了多名潜在投资者，但尚未与投资者签订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

以恒大物业（06666.HK）为例，据财新了解，包括万物云、碧桂园服务（006098.HK）在 内的多家企业都曾与恒大物业洽谈过，然而均未达成最终方案。一名潜在买家透露，恒大物业的管理面积达不到万物云的50%，但利润比万物云多了1倍。“现在估值尚未达到底部，我们公司不着急交易”。

9月17日，碧桂园服务执行董事、总经理李长江在一场房地产论坛上公开提到，碧桂园服务确实与恒大物业有过接触，但价格没谈拢。“未来是否还会与恒大物业进行合作，这个决定权不完全在我们，不排除还会有深度合作”。

根据中报，2021年上半年，恒大物业实现营收78.73亿元，期内净利润约19.34亿元，在管面积约4.5亿平方米。而万科中期财报披露万物云实现营收103.8亿元；截至2020年末，万物云的在管面积5.66亿平方米。

恒大集团谋求出售的项目清单里，还包括其位于香港湾仔的总部大楼中国恒大中心及广州总部大楼广州恒大中心，但两处资产同样未能按预期时间完成，目前还在积极接触潜在买家。

在新近拟定的自救方案中，恒大集团已数次对外释放“出售包括但不限于投资物业、酒店及其他物业股权和资产、引入投资者增加中国恒大及其附属公司股本”的消息。

时至今日，恒大遭遇的究竟是流动性危机，还是资不抵债走向破产重整？

当前，恒大对外仍宣称这是一场多因素迭加导致的流动性危机，否认破产传言，称年销售7000亿元及土地储备、货值能保证恒大度过此次危机。然而，这一切悬于恒大资产处置的进展，以及表内外债务显山露水后的恒大真容。

2021年8月初，恒大集团的债务纠纷已经演化为各地保全资产、要求恒大还款的诉讼潮。为防止各地各自为战，所有涉及恒大的诉讼都集中到了广东中院，这原本是稳定局面之举。

接下来的几天，关于恒大集团处置恒大汽车（00708.HK）、恒大物业（06666.HK）等资产的公告和消息满天飞。8月11日，恒大集团总裁夏海钧减持恒大物业和恒大汽车股票达上亿港元的做法，引发高度关注。

8月17日，许家印辞去恒大地产集团董事长，中国恒大（03333.HK）、恒大汽车、恒大物业股价暴跌。

8月19日晚间，央行和银保监会官网公告称，监管机构相关部门负责人约谈恒大集团高管，称恒大集团必须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战略部署，努力保持经营稳定，积极化解债务风险，维护房地产市场和金融稳定；依法依规做好重大事项真实信息披露， 不传播并及时澄清不实信息。

监管机构的态度，无异于一种严肃的警告，说明恒大无论是其资产负债表的真实性还是高管的个人操守，可能都在遭受质疑，几乎耗尽了决策当局的信任与耐心。如何化解恒大集团当下的风险，根据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精神，地方政府需要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

以恒大年7000亿元的房地产年销售额，为何表内债务规模会高达近2万亿元？恒大的表外债务规模究竟有多大？恒大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曾经以为“大而不能倒”的恒大，这次是否还有向死而生的机会？

与盛京银行的关联交易

2020年下半年，恒大竭尽全力，以1300亿元名股实债的安排化解了A股借壳上市终止引发的对赌危机。同期引发监管关注的，是恒大集团在2016年和2018年两次大手笔控制的盛京银行，与恒大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规模已达千亿元。

据财新了解，“之前辽宁省的银保监换过一任局长，之后对盛京有过现场检查，检查结果对外没有公开。但是对内来讲，盛京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当初银保监局内部是有过一份文件上报到会里的。”一位股份行的金融市场部人士透露。

总部位于辽宁沈阳的盛京银行，2014年12月29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2020年末资产规模达到10379亿元，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银行。2016年，执掌盛京银行近15年的原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张玉坤，因辽宁贿选案不得不退出盛京银行之前，她决定引入恒大，安排了部分老股东将股权转让给了恒大。恒大得以以100.168亿元收购10亿内资股，再加上此前收购的H股股份，恒大南昌公开持有盛京银行的股份达到17.28%，成为盛京银行第一大股东。

恒大能获得张玉坤的认可，代价是承诺接盘盛京银行过往500多亿元的不良资产。“就是盛京银行通过各种渠道把本应暴露的不良资产转到了恒大的名下。”熟悉盛京银行的两位知情人士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另有一位银行圈的资深人士称，恒大实际出资额可能不到500亿元，大约是三四百亿元，“恒大以不处理以前的责任人为代价，把这些不良接过去，成了盛京银行的大股东”。

“第一轮增资以后，恒大还没有完全掌控盛京银行，因为内部还有原来张玉坤时代的一拨人在，两派人的利益诉求不一样。”一位东北地区城商行的人士分析。

到了2019年，借着处置包商银行事件时发生的中小银行流动性分层危机，恒大集团通过新一轮180亿元的增资扩股增持盛京银行至36.4%。而盛京银行的其余股东中，包括华人置业的刘銮雄、正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孙粗洪、Future Capital的罗琪茵等，都是长年来恒大集团实控人许家印“朋友圈”成员，市场一直猜测，恒大对于盛京银行有影响力的股权比例实际可能已经超过了50%。

“因为包商事件之后，不少城市商业银行流动性都非常紧张，各家银行的地方政府也都在想办法救。当时沈阳市本身没有那么多钱，于是选择引入恒大来帮忙化解风险，市里面再给恒大一些地和项目作为补偿。”一位接近沈阳市政府的人士描述当时的交易背景说。

在这第二轮增资扩股前后，盛京银行的人事乾坤大转，更多恒大集团背景的人进入盛京银行的董监高行列，包括2019年4月恒大集团原副总裁邱火发出任盛京银行董事长至今。他此前在光大银行任职10余年，先后出任光大银行北京分行行长、总行副行长等职，2016年5月加入恒大集团出任常务副总裁兼恒大金融集团董事长。在盛京银行的非执行董事也主要来自恒大， 包括恒大人寿董事长、此前也是中信银行副行长的朱加麟，恒大集团财务总监潘大荣、恒大集团资本市场中心总经理季昆等。

此外，恒大集团近年来从银行圈内不断挖人去盛京银行任职，人事变动如同走马灯。

接近盛京银行的知情人士表示，此前监管认定的恒大关联交易逾千亿元，除了前述500多亿元承担的不良资产项目，130亿元合规的股东贷款和债券，还有400多亿元是所谓恒大“朋友圈”成员在盛京的敞口，因此存在一些争议。

2021年6月，恒大集团在声明公告中表示，与盛京银行开展的金融业务，均符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

截至2020年底，盛京银行逾万亿元的资产规模中，除常规的贷款业务，还有3580亿元规模的金融投资，包括大量证券公司管理或者信托计划项下的非标资管产品（近1500亿元）。市场人士多有疑问，这其中是否还有更多以及多少资金以不同方式流入恒大？

“恒大债务问题暴露后，盛京银行的市场关注度也在提高。我们行的合作，目前就是存量业务到期后，不敢再多新增。”前述股份行的金融市场部人士说，对盛京银行的担忧，一方面是区域经济环境的信用风险暴露，包括“辽宁那么多的国企违约”，给银行带来的资产质量压力，另一方面是对来自盛京银行和恒大集团之间关联交易的担忧。“恒大集团进来这几年，盛京银行原本积累的问题是一直没解决，然后被发现新的关联交易问题，雪上加霜了。”他说。

7月30日，联合资信对盛京银行的主体信用评级由AAA下调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联合资信在报告中指出，盛京银行匿名客户风险暴露程度高，且非同业集团客户风险暴露占一级资本的比重亦处在较高水平，已突破监管限制，需持续关注其大额风险集中暴露情况及相关风险。2019年底，盛京银行最大单家非同业客户的风险暴露规模高达1552.32亿元。2020年，这一数据虽有大幅下降，但年末存量仍超过900亿元。

“和海航、天津物产后期的情况比较像，到后期内部融资都混乱了，不管用什么办法，能拿来钱就行。”一位股份行的金融市场部资深人士分析。

为保住恒大的风险不向盛京银行继续蔓延，辽宁当地政府决意逐步收回盛京银行的控制权。

8月17日，盛京银行公告表示，两家沈阳市属国资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沈阳盛京金 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受让第一大股东恒大南昌持有的该行1.38亿股和2883.33万股内资股股份，分别约占盛京银行已发行总股份的1.57%及0.33%，交易金额合计约10亿元。

恒大财富涉嫌自融

在恒大财富的投资者遭遇到期无法兑付风险的背后，是这一平台投向恒大项目的“自融”本质。所谓“自融”，即企业为了帮自己或关联公司融资，设立一个平台筹资，并将资金投入自己公司或关联公司的项目中，如果涉众超过一定数量，这种做法很容易踩上非法集资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红线。

财新获得的多份投资合同显示，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多打着“供应链金融”的名义，融资人或为恒大集团的关联公司，或为其宣称的供应商；合同并不约定募资去向，而是形成不断滚动的“资金池”。

“这些钱都由恒大财富统一调配，大部分会投入各地的项目，此外恒大集团总部还会抽调一部分资金。”前述恒大财富内部人士称，当理财产品到期时，再由恒大集团财务拨付相关款项给恒大财富，完成投资者的本息兑付。

一名恒大财富的员工告诉财新，在其日常销售的话术体系中，恒大财富属于“标准的供应链金融”，即融资主体为恒大集团的上下游企业，“一般是材料供应商”。

比如理财产品“恒中展辉”的募集说明书显示，这是一款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是青岛绿野国际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青岛绿野”）。这一公司股东层层穿透之后，恒大金融控股集团（深圳）有限公司持股1.92%，后者即为恒大财富的主体公司。

多份投资合同显示，青岛绿野是多个理财产品的融资方，涉及规模数以亿元计。然而，青岛绿野方面于9月13日在电话中回应财新称，关于该公司在恒大财富的所有融资事项，从头到尾“全程委托”给了恒大财富，“本公司对此没有解释权”。

青岛绿野仅是恒大财富数以百计的融资方之一。两名恒大财富的内部员工均向财新表示， 融资方用于募资的银行账户，均由恒大财富实际控制和操作。“一些融资方是壳公司，另一些是和供应商协商后，恒大财富方面实际控制了它们的银行账户。”一名恒大财富的内部员工说。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募资说明书显示，青岛绿野用于募资的银行账户，开设在盛京银行上海浦东支行，而恒大集团是盛京银行的第一大股东。

事实上，在这个“供应链金融”体系中，恒大集团占据了绝对主导权。募集说明书显示，“恒中展辉”的承销商为宸宇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这是恒大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亦是恒大财富多款理财产品的承销商。

此外，“恒中展辉”由恒大互联网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出具《差额补足承诺函》，提供增信服务。恒大这一子公司为所有理财产品提供全额本息的担保。

“恒大财富的融资，用于恒大各地项目公司，这在恒大集团内部并不是秘密。”一名恒大员工对财新称。杜亮9月12日晚间亦向投资者表示，“你们（恒大财富投资者）的每一分钱，都被我们真真实实投入到地产每个项目里面，这些项目只要开盘售卖，你们投入的钱就会及时回来。”他还称，政府会聘请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进场审计，之后会对外披露投资情况。

公开资料显示，在2021年8月9日至9月13日，恒大各地的项目公司将部分项目的股权出质给了恒大财富，涉及股权金额逾200亿元。即便是在停止兑付的9月8日以后，出质行动仍还在继续。

投资者将这一举动理解为，恒大集团将恒大财富的募资挪至了项目公司。财新发现，这样的股权出质行为仅发生在2021年8月9日之后。一名恒大财富内部员工称，公司对此没有解释。“我们不确定，这究竟是因为要给之前各地项目公司从恒大财富提取资金补充合理手续，还是因为恒大财富即将逾期，所以恒大集团方面塞一些资产过来处置。”

多名房地产业内人士对恒大财富涉嫌自融的做法并不意外。“房企通过发行理财产品的方式募资，几乎全部都是自融。”一名熟悉房企融资的人士称，这在行业内几乎是通行做法，“房企那么缺钱，难道设了融资平台，还是为了帮别人借钱？”

该人士称，在P2P行业受到整顿后，多家房企的理财平台出于规避政策风险考虑，都转入“地下”。在恒大财富的平台上，投资者无法查看具体产品，若想投资，只能通过产品经理先咨询，再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钱打入指定的账户。

2020年1月7日，长沙市雨花区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曾发布红头文件，提醒市民谨慎投资恒大集团旗下公司的理财产品。文件称，位于该区的恒大楼盘中有理财宣传广告，经查，恒大财富、宸宇投资并未取得湖南省从事金融业务的资质，已涉嫌非法金融。

第二天，恒大财富即发布声明称，公司代理销售的中小企业理财产品均在金融交易所正式备案，且长沙市雨花区已确认其代理销售产品的合规性。

“按照公司统一口径，我们是比照私募基金管理。”一名恒大财富的员工告诉财新，恒大财富没有基金牌照，因此对外亦仅宣称“代销”，“基金销售牌照在深圳市金海九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金海九州成立于2014年7月，经证监会批准从事基金销售业务。这家公司的股东穿透后，实为刘寿闰、罗诚、伍天歌、徐文、何妙玲等5名自然人，与恒大集团本身并无直接股权关系。“多人为恒大高管。”前述恒大财富员工称，刘寿闰是恒大财富的领导班子成员，分管品牌；罗诚是分管风控的“一把手”；伍天歌是副总经理；何妙玲为恒大集团副总裁。

这正是恒大财富在金融资质上打的“擦边球”。

据财新掌握的理财产品合同，目前与恒大财富合作的金交所主要有六家，规模均较小，比如“恒中展辉”产品在广西中马新城国际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备案。理财合同显示，这家公司只提供备案服务，不就交易本身承担任何法律上的义务或责任，且其出具的关于理财产品信息及资料仅供参考，该机构对信息真实性不作任何保证。

“当前房企都宣称自己按照‘类私募’基金来管理，但即便是私募基金，目前的监管也越来越严。”前述熟悉房企融资的人士称。2020年底，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明确限制“自融”，使用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关联方名义、账户代私募基金收付基金财产、使用私募基金财产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管理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实际控制的企业或项目等行为均被禁止。

隐性负债知多少

从资产负债表来看，恒大俨然是庞然大物。截至2021年6月底，中国恒大的总资产23775亿元，总负债19665亿元。在这近2万亿元的负债中，有息负债为5717亿元，较2020年底下降了大约1450亿元。

恒大的有息负债降低，很大一部分是依赖延期支付供应商的应付款实现的。在2021年上半年，恒大的应付贸易账款及其他应付款较2020年底增加了1220亿元。

然而，表内有息负债下降并不很能说明问题。房企存在大量表外负债，是众所周知的秘 密。恒大的表外负债到底有多少，是否超过目前恒大净资产3000多亿元甚至更多，始终成谜。

一名房地产行业人士称，在项目开发前期，房企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此时并表，会让表内负债变高。因此，房企往往通过各种手段，将这些在建项目放在表外；在项目预售开启，甚至项目现金流回正后，再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将项目并表。

上篇提到的恒大“超收宝”纠纷，即揭开了恒大表外负债的冰山一角。前述《方案》显示，400亿元基金通过信托计划，投入多个地产项目，首批资金投入深圳两个旧改项目中。

其中一笔107.16亿元提供给深圳市亮旸实业有限公司，用于收购深圳多吉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和承接相关债务。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深圳市亮旸实业有限公司是长安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方案》显示，这一项目委托恒大地产集团（深圳）有限公司“代建代管”。这也意味着，在资金投入这一旧改项目中时，由于与恒大并不存在名义上的股权关系，因此项目无需并入恒大的财务报表。

另一笔162.81亿元提供给深圳市俊旸实业有限公司，用于收购深圳市馨乔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俊旸实业有限公司是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这一项目同样无需并入恒大的财务报表。

财新获得的员工“超收宝”7期的方案亦显示，恒大用类似的方式，再度利用杠杆资金，收购了10个项目公司的股权，这些项目同样暂时无需并表。此外，名股实债也是一种隐性负债的模式。2017年以来，恒大曾进行了三轮密集的增资扩股，共计增资1300亿元，偿还了2013年以来陆续发行的1129亿元永续债。这些永续债曾帮助恒大完成从三、四线到一、二线城市的布局转型，使其一、二线城市项目占比超过70%。但高于13%且逐年跳升的永续债也吞噬了利润。在中国恒大2016年176.2亿元净利润中，归属于永续债持有人的净利润就高达106亿元。

恒大集团迫切需要甩掉永续债这个大包袱。在1300亿元战投中，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山东高速”）出资最多，总计230亿元。但多位接近交易的人士称，山东高速还向恒大提供其他借款，总额约600亿元，利率12%—15%。一位接近交易的人士称，“一家国企向单一企业提供这么大规模的借款很少见，市场高度关注，所以在2020年12月，山东高速坚决退出了恒大”。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当初的这1300亿元战投即为名股实债，而2020年底转股后仍存在这种可能。

采用类似操作手法的，还有恒大旗下的经纪板块“房车宝”。2021年3月，“房车宝”引入多名战略投资者入股163.5亿港元，公开承诺如一年内未能上市，投资方有权要求恒大溢价15%回购股权。

恒大的隐形负债，还包括拖欠被并购方的股权款。一位代理地方房企起诉恒大的律师告诉财新，在并购上，恒大在合同中对支付股权款设定了很多前置条件，“比如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拿到土地证、规划批文、承诺的土地面积不够、拆迁成本超标等等，恒大往往以没有达到付款条件为由，不支付股权转让款，或者支付了首付款后，第二期、第三期违约拒绝支付”。

综合财新调查和裁判文书网检索情况可知，截至目前，至少有几十家小型房企诉讼恒大， 请求法院判决解除曾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判令恒大支付股权转让款，其中不少已经一审胜诉。这些诉讼显示，恒大通常以“包干费”方式支付股权收购款，但通常首期支付30%后，后几期会以各种方式拒绝支付，甚至在楼盘售罄后也不支付股权款。一位代理律师对财新称：“恒大各地的项目公司也不希望与当地合作伙伴搞得这么僵，也愿意还钱，但它们没有话语权，售楼款已划至集团总部。”

财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共有49家由恒大地产直接控股的地方公司成为被执行人。这些案件大多在2021年4月至7月间立案，且呈现逐月增加的趋势。

此外，恒大集团还拖欠了部分地方政府的土地款。比如在2021年7月，兰州市自然资源局发布公告，要求41家开发企业将欠缴的土地出让金尽快补缴到位，名单中有20家隶属于恒大，其中有19家是“兰州恒大文旅城”各细分地块的项目公司。

一位熟悉中国香港资本市场的人士称，这些年来，恒大在境外长年有不少15%左右的高息融资，此前从未爆雷。然而，他也困惑，“长期这么高的利息，恒大怎么赚钱呢？”

高利润与走钢丝

一位长期关注恒大的市场人士认为，恒大确实错过了2017年的调整机会。当年，恒大增资1300亿元偿还了1129亿元永续债，合同销售额第一次冲破5000亿元，收入增长47%突破3000亿元，净利润翻番达370.5亿元。这一年预收款高达2675亿元，也是恒大历史上非常高的。尽管2013年的永续债利息非常高，但恒大仍然认为当时的举债是正确的，因为它帮助恒大完成了从三、四线城市到一、二线城市的布局转型，一、二线核心城市的项目占比已经超过70%。

然而，即使是当年，恒大的资金也并非像许家印说的那样宽松。2017年恒大扣除受限制资金后，手持现金是1520亿元。2018年恒大净利润大增至722.1亿元，土地储备总规划的建筑面积突破3亿平方米。2018年末恒大总借款为6731.4亿元，虽然比2017年的7323.6亿元有所下降，但其中一年内到期借款金额高达3183亿元，占借款总额47.3%。虽然2018年恒大减少了在土地储备上的投入，但截至2018年底，恒大仍有1910亿元土地款需要支付，其中有955亿元需要在2019年支付。而同期，恒大不受限制的现金为1293亿元。

2019年恒大颓势显现，净利润从722.1亿元骤降到335亿元，有息负债约8000亿元，客户预收款大幅降至1297亿元，手持现金1500亿元，不足以支付3721亿元一年内到期的债务。2020年净利润降至314亿元。2021年上半年，恒大地产和恒大童世界集团有限公司的房地产业务净亏损41亿元，新能源汽车业务净亏损49亿元，靠着出售资产才获得105亿元净利。

也就是说，恒大一直在走钢丝，即使在最好境况的时候，手持现金也不足以支付短期负债。相形之下，另两大房地产巨头万科（000002.SH）、碧桂园（02007.HK）的现金均可以覆盖短期负债，预收款也可以覆盖应付供应商的贸易款。

在业内人士看来，恒大跌跌撞撞走到今天，每次危机都挺过来了，而且每一次都利用新的杠杆获得策略性发展机会。

一位投资界资深人士分析，恒大是在一个持续上升的市场利用高杠杆维持了危险的平衡。对于房企来说，最重要的是资金，相比之下拿地都是次要的，因为房价大趋势总是在上涨，可以消化地价，所以谁能拿到资金才是最重要的。“恒大奇高的负债率、高昂的融资成本，甚至千方百计拖欠股权款、地价款，给员工融资奖励，一方面说明恒大资金链一直紧绷，另一方面也是恒大能撑到现在的原因——它总能拿到钱”。

然而，靠房地产持续上涨弥补高昂的财务成本，总有停下来的一天。

来自客户的预收款，对地产商而言是不用支付利息成本的最便宜的资金，但是恒大与万 科、碧桂园相比，差距相当大。同样是7000亿元的合同销售额，2020年万科的预收款是6847亿元，碧桂园是6956亿元，而恒大的预收款只有1875亿元。从十年数据看，万科往往当年的预收款比第二年的收入高，说明预收款在第二年结转为收入；恒大的预收款仅有第二年收入的一半左右，这说明要么恒大的预售比例低，要么当年就结转实现销售。

因为恒大的预收款少，只能更多地依靠借贷，所以财务成本更高。2020年，万科的有息负债为2585亿元，利息支出167亿元，扣除80亿元的利息资本化后，利息净支出为87亿元。

恒大2020年的有息负债为7165亿元，利息开支合计817亿元，其中包括银行及其他借款利息585亿元、优先票据及可换股债券利息198亿元、中国债券利息33亿元。恒大将694亿元利息资本化后，利息净支出仅为122亿元，利息资本化比例达到85%，而万科只有50%。

2020年，碧桂园的有息债务余额为3265亿元，但平均利息成本只有5.56%，利息支出232亿 元；碧桂园将全部利息资本化，虽然资本化比例达到100%，高于恒大，但是资本化的利息规模只有恒大的三分之一。与同一梯队的两家房企相比，恒大每年的利息支出规模远超对手，只是通过高比例的利息资本化将账面支出降下来，以维持名义上的利润。

“利息资本化”是房地产企业常用的会计方法，是将借款利息支出确认为一项资产，而不计入财务成本，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达到可销售状态的存货以及投资性房地产等所发生的借款利息支出，才能进行利息资本化，在恒大报表中被列入“开发中物业”。

2017年至2020年，恒大每年将450亿、599亿、509亿、694亿元利息资本化，致2020年“开发中物业”中的利息资本化余额已高达1697亿元。

净利润对于恒大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融资先决条件。恒大地产引入战投时曾承诺，2017年至2020年四个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少于243亿、500亿、550亿、600亿元，每年至少将净利润的68%分派给股东。一位业内人士称：“高结转加紧确认收入，同时将成本推后，形成几百亿的利润，对恒大来讲并不是很难，因为它的盘子大，腾挪10%就是几百亿利润，但是这很难持续。和TOP10的其他房地产企业相比，恒大的楼盘在北上广深极少能进入前五名，它主要靠规模，资金成本、人力成本明显比别人高，房子售价比别人低，靠什么赚钱？”

2021年上半年，恒大在全国各地打折销售，回款还债，恒大披露交楼均价只同比下跌11.2%，但收入同比下降444亿元而爆出巨亏，可能不仅仅是因为降价，而是积重难返后的水落石出。

许家印的资本故事

恒大近年来在寻求房地产外的转型方面着力颇多，但给人印象更深刻的是资本市场上的泡沫：还没卖一辆车的恒大汽车的市值一度冲破6400亿港元，是20年来卖出几万亿元房子的中国恒大的2倍！恒大汽车当前市值已跌破300亿港元。

财新获悉，许家印“朋友圈”中一位私营老板，曾以每股0.3港元成本持有8000万股恒大健康（恒大汽车的前身），在每股50多港元时卖出，大赚40多亿港元。其间又以20港元参与恒大汽车配售，股价大跌后又继续补仓，最后被机构平仓。

恒大汽车的迷之操作，其本意应亦在融资。2020年报时恒大称已投入474亿元造车，有市场人士分析：“恒大汽车两轮募资300亿港元，也就是说用投资人的钱做了投资，恒大自己并没投入多少，但是获得高市值，股票可以高价质押融资获得资金。”

2018年9月恒大以145亿元入股新疆的广汇集团成为二股东，讲的也是一个卖车故事，因为广汇汽车（600297.SH）是国内最大的汽车经销商。但是，2020年11月1日，恒大就将股权以148.5亿元出售给申能集团。现在复盘2019年1月恒大健康以9.3亿美元闪购蒋大龙的国能电动车瑞典公司（NEVS）51%的股权，可以看出这笔收购对恒大价值很小，而当时许家印快速拍板，概因此前与贾跃亭的FF合作失败后，恒大急需一个故事能续接造车神话。果然，收购后恒大健康股价一飞冲天。

2020年8月9日，恒大健康被香港证监会指出股权高度集中：香港证监会的查询结果显示，2020年8月5日，有18名股东合共持有19.83%股份，连同恒大持有的74.99%总计94.82%，仅余44749万股（占已发行股份5.18%）由其他投资者持有。如此高的集中度下，股价暴涨暴跌也就不奇怪了。

房车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房车宝”）也是一个快速融资的故事。恒大以换股的方式收购了线下超4万家门店51%的股权，这不需要支付收购款，而是以上市为诱饵给予其房车宝的股权，这样恒大只花了10多亿元做门店改造和系统整合，就获得不菲的资产。截至2020年底，房车宝的总资产及净资产分别达到了47.41亿及31.06亿元。

2021年3月29日，房车宝引入17家战略投资者，融资额163.5亿港元，17家投资者认购完成后，将合计持有目标公司10%的股份。据此，目标公司总估值约为1635亿港元。此次融资为新股加老股结合出售。房车宝向投资者发行6.51亿股新股，中国恒大还向投资者出售6.51亿股老股，对价均为81.75亿港元。

这意味着，恒大在一年时间内将房车宝估值到1635亿港元，并套现81.75亿港元。如此虚无缥缈的“财技”，为何还能吸引投资者入局？一位参与认购的机构投资者直言：“大家看中的是15%的对赌协议。如果房车宝一年未上市恒大会回购，还能把钱拿回来。之前恒大物业上市就很快，恒大很会把握资本市场机会。”

不过，亦有投资者称：“房车宝既卖房又卖车只是一个故事，恒大一年内也不会出什么问题，所以我们敢投。但房车宝资质比较差，比恒大物业差很多，最好是别上市，上市之后更麻烦，业绩不行会露馅。”

很多机构买房车宝，就是相信恒大“大而不倒”，至少一年内不会倒。有机构投资人说：“去年恒大要战投转股的时候，债券大跌，我们当时判断恒大不会倒，结果买后赚了很多钱。前一段华夏幸福债券也大跌，但感觉平安不会救，就没敢买。”

在恒大危机愈演愈烈之后，一位房车宝的投资人称：“当时恒大着急套现做中期业绩，我们都没来得及和他们谈其他质押或担保条件，现在非常后悔。”

截至2021年6月，恒大最新股本总额132.48亿股，许家印、丁玉梅夫妇及其家族持有101.6212亿股，占总股本的76.7%。如果从上市公司股东的角度分析，自上市以来的恒大分红总额691.85亿元，其中529.65亿元分给了许氏夫妇及其家族。

恒大的资本故事是顺势扩张，还是为了给债务缠身的恒大地产以喘息？一位资本市场资深人士分析：“本质上恒大是通过汽车和房车宝这两个板块的运作，降低了恒大表内的整体负债率。通过高估值获得了融资。恒大做汽车或许能比别人做得长一点。但恒大终究是以投资汽车的名义圈地，希望从土地和房地产上把钱赚回来，比如在南沙拿了大片土地。而恒大地产有太庞杂，看不清，不敢投。”

浮华过后终会水落石出。随着房价下行和三条红线的推行，财技腾挪已经无法抵御经营上越积越高的财务成本，曾经风光无两的恒大陷入了重重危机。

许家印的个人资产也在悄悄发生变化。近日其在香港自住的山顶豪宅出现“转名”，或是为之后处置境外资产增加灵活便利性。许家印原透过巨山有限公司（下称“巨山”）持有布力径10号C洋房。香港公司注册处文件显示，许家印7月30日卸任巨山的董事，并于同日改由谭海军接任公司董事。截至9月16日，香港公司注册处文件显示，巨山尚未出现股东变更记录，意味着公司仍由许家印担任股东。

过去10年，也就是2011年到2020年期间，恒大集团年年分红，分红率一直维持在50%，远高于保利、融创、碧桂园、万科20%—30%的分红率。

巨额分红都分给了谁？截至2021年6月，恒大最新股本总额132.48亿股，许家印、丁玉梅夫妇及其家族持有101.6212亿股，占总股本的76.7%。如果从上市公司股东的角度分析，自2009年上市以来的恒大分红总额691.85亿元，其中529.65亿元分给了许氏夫妇及其家族。

谢选骏指出：《恒大何以至此？危机与溯源》为何沦为“墙内被删文”》因为它道出了“战场经济的绑匪战术”——“惯用高杠杆的恒大地产，此前对大部分施工方，尤其是体量庞大的建筑施工公司往往采取‘绑架式’合作模式。”——我看这不是孤立的。因为恒大对于自己的员工甚至高管，也采用了类似的绑架方式。恒大之所以能够恒大，就是因为它突出使用了这一绑架战术，这一体量庞大的“绑架式”合作模式，特别适应“战场经济”的绑匪生存。

《恒大摇摇欲坠 欧美股市跟着晃！恐成"引爆器"》（法广  2021-09-20）报道：

恒大今天9月20日在香港暴跌近10%之后，跟下来开市的欧美股市受到影响，巴黎伦敦法兰克福和华尔街都走低。

路透社香港报道，恒大的股价今天周一在香港跌至11年来最低点，收盘下跌了9.84%。在一年中，恒大集团的市场价值，崩溃了85%。恒大的摇摇欲坠影响到欧美股市。

据法新社说，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处于崩溃边缘，与之有关的风险周一影响了所有股市，并产生了四个月来的最高水平的波动。避险情绪影响了所有指数和行业，特别是基础资源，而市场在上周末已经倾向于谨慎。

下跌运动首先影响到香港（收盘时为-3.30%），然后是欧洲：巴黎下跌2.26%，伦敦下跌1.55%，米兰在格林威治时间10:48左右下跌-2.30%。

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有10家新公司开始在DAX指数上交易，该指数已上升到40只股票，跌幅为2.16%。

华尔街期货暗示了同样的命运，刚开盘纳斯达克指数就放弃了1%，道琼斯指数跌1.53%。

法国公司IG的分析师Alexandre Baradez在每日市场更新中指出，"中国第二大开发商恒大正面临着潜在的违约风险，投资者担心这种情况会传染。" 然而，"不仅有恒大，还有中国央行的问题"，与“能源价格的飙升参与了对公司构成的压力，这些公司的利润率将受到惩罚"。

根据市场上的主流观点，美联储预计不会在周三宣布启动逐步削减货币支持的计划，而是等到11月的会议。

安联全球投资公司（Allianz Global Investors）债券管理主管Franck Dixmier说："尽管背景仍然不确定，但美联储应该重申缩减（减少其货币支持）的紧迫性，以避免挥霍其从市场获得的信心资本。

被估计总共近2600亿欧元的债务所拖累，中国第二大房地产公司正在努力出售资产以履行其财务义务，支付供应商和投资者，而潜在的违约可能会破坏中国的大部分金融体系。

据盛宝银行分析师Andréa Tuéni解释说，恒大在香港的新股价暴跌，成为投资者远离股票等风险资产的"引爆器"。

法新社说，纽约证券交易所周一大幅开低，在美联储货币会议对市场的关键一周开始时，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可能倒闭的后果使其受到震动。

谢选骏指出：中国绑匪集团的战场经济已经渗透全球了，其绑匪战术已被世界广泛接受，所以绑匪一倒，全球大厦动摇！

【81、政治病毒整合全球】

《中共清零恶果或在未来几周波及世界》（2022年4月25日综合）报道：

专家分析，中共对疫情严格的“清零政策” 将加剧全球供应链的困境，导致未来几个月的通货膨胀加剧。

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全球最大集装箱港口上海，自3月28日以来一直处于关闭状态。去年上海承担了中国20%的外贸吞吐量。

中国清零或危及美国港口

目前全球五分之一的集装箱船滞留在各地港口，其中30%的积压货物来自中国。《财富》杂志报导，航运集装箱行业咨询公司Vespucci Maritime的首席执行官詹森（Lars Jensen）说，中共“清零政策”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将在未来几周内开始显现。

“直到现在，大多数船仍挂靠上海——这意味着运往上海的货物最终不会出现在其它地方，”詹森说，“如果不解除封锁，这种情况或在未来几周内发生变化。你会看到更多（商家）不再把上海当作目的港，更多航运被取消，（供应链造成）的影响将会恶化。”

詹森还说，即使上海解除严格的封锁，美国港口也可能受到来自中国新开工工厂的大量积压货物的冲击，这将导致运费上涨，并加剧全球港口的拥堵。

《财富》报导，风险情报提供商Supply Wisdom的首席运营官维克多·迈耶（Victor Meyer）认为，全球供应链需要数月时间才能恢复正常，他预计美国港口可能很快就会受到干扰，中断运行。

“随着被压抑的需求（的涟漪效应），下一个受到影响的将是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和长滩港口。”他说。

港口问题 将推高另一轮通货膨胀

专家们还分析，港口问题意味着公司成本上升，这将导致美国消费者面临通胀加剧。

《财富》报导，Supply Wisdom的首席风险官约翰·布雷（John Bree）表示，“公司开始恐慌，（港口羁押造成的）下游影响即将到来，而且会很严重。”

“最近中国的封锁加上俄乌战争，（给运输）造成严重负担，全球混乱将进一步加剧，并将通货膨胀推向一个新的水平。”他说。

布雷的说法跟近期一些投资银行的报告是一致的，这些报告警告，中共的封锁措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影响。

上周五，以伊桑·哈里斯（Ethan Harris）为首的美国银行分析师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中国的封锁“对于全球经济来说，是又一轮对供应链不足的冲击”，这将削弱经济增长并延长高通胀时期。

供应链软件公司Keelvar的专业服务主管迪伦·阿尔佩林（Dylan Alperin）说，运输成本占全球GDP的 7.7%，这意味着港口的延误通常会导致通胀上升，“从中国到美国的单个集装箱的运费，从去年的5,900美元上升到今天的15,764美元”，阿尔佩林补充说，仅这些运费价格上涨的，就足以推高全球通胀。

采购专业人士协会Sourcing Industry Group （SIG））的首席执行官道·蒂乌拉（Dawn Tiura）表示，中国的封锁将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我们的供应链如此息息相关，而且变得脆弱，以至于一个地方的一个问题都会影响全球的消费者。”蒂乌拉说。

谢选骏指出：上述事实证明，“经济决定政治”是错误的，“政治决定经济”才是对的！不仅经济是政治化的，病毒也是“政治化”的了，于是成为“政治病毒”——不仅如此，现在这个政治病毒，正在整合全球！

《中国禁止全部境外包裹？联邦快递、UPS回应！》（2022年04月23日 第一财经）报道：

将从4月25日起恢复接收前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进口国际快递货件。

今天，关于多个国家快递公司同时宣布暂停发往中国大陆地区的快递服务的消息在网间传开，称UPS、Canada Post、日本邮政、FedEx先后宣布，暂停发往中国快递，涉及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加拿大、日本这三个国家，还称如果物流运输链无法恢复，中国可能会暂停全部境外包裹。

对此，第一财经记者分别咨询了联邦快递、UPS等多家国际快递巨头发现，此消息并不属实。

UPS方面表示，“基于政府对于防疫措施的收紧，虽然UPS持续运营，但我们目前暂停了华东部分地区（上海、浙江、江苏）的进口服务。此外，根据各地政府规定，我们会进行临时性的服务调整；与此同时，我们也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以尽可能地减少对客户的影响。对UPS而言，客户、员工以及我们所服务社区的健康与安全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制定了严格的安全规章制度，并持续定期与员工沟通相关的防护措施以降低健康管理风险。”

联邦快递则表示，联邦快递位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国际快件和货运中心在疫情期间始终保持运营，确保出口业务正常开展，推动全球贸易的复苏和发展。鉴于上海的情况有所改善，联邦快递将从4月25日起恢复接收前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进口国际快递货件。

“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是联邦快递的首要任务。联邦快递密切关注上海市政府相关防疫要求和统一部署，在切实保障员工和客户的健康及安全，以及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全力保障跨境物流的畅通和地区供应链的稳定，配合政府有关指引和安排，积极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据记者了解，在上海自3月28日起在全市范围内、以黄浦江为界，开展新一轮切块式、网格化核酸筛查后，尽管联邦快递的多位员工在上海浦东封控之前提前赶到浦东机场坚持封闭工作至今，其上海转运中心也一直在运营，货运航班也都正常起降，但由于市内运输受到一定影响，联邦快递也暂停了一段时间从国外到浦东机场的进口国际快件业务，但出口业务一直正常在开展，此外，从国外到中国其他区域的进口国际快件业务也没有暂停。

此外，自3月29日起，联邦快递还将原华东出口的部分货物转运至位于北京首都机场（2.91, 0.00, 0.00%）操作口岸出口，自4月2日起，联邦快递在首都机场每周陆续新增多条货运航线。

据了解，在北京的联邦快递机坪操作部也开启了超高强度操作模式，并配合疫情防控政策实行闭环管理，在人力紧缺的情况下主动延长闭环工作天数，从14+7+7天延长至21+7+7天或者28+7+7天，在闭环管理中的团队成员在隔离酒店远程支援办公室航班数据申报的工作，以确保航班操作和机坪工作的正常运营。闭环外的团队成员们也放弃了周末的休息时间，按照临时增加航班的时刻表随时调整班次，驻守在办公室，白班夜班交替轮值。

谢选骏指出：政治病毒目前并未禁止全部境外包裹，只是禁止部分境外包裹——啊METOO佛。人们都说世界正在分裂，证明全球化遇阻甚至失败了。我说不然，这只是全球化的过程的波折罢了。因为导致全球化的发生的“技术发展”并未逆转。政治病毒整合全球无可避免，只是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

【82、只有全球政府才能结束电信欺诈】

《美国：越来越多假报警电话 专家发现非常诡异模式》（纽约时间 2022-10-10）报道：

据NPR10月7日报道 新学年开始以来，美国各地学校都收到了校中可能有枪手的报警电话，许多电话事后被证明是虚惊一场，但它已经给学校的师生和家长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现在有研究发现，这些电话可能来自非洲。它的动机何在？

今年9月，当埃米·康利（Emmi Conley）第一次听说大量恶作剧电话报告学校里的活跃枪手时，她不予理会。康利是一名极端主义研究人员，专门研究公开展示暴力行为背后的群体和人物。她说，她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这些电话与边缘网络空间有关，而这些恶作剧往往起源于这些网络空间。

10月5日，在接到关于一名活跃枪手的虚假报警后，警方和紧急救援人员突袭了南卡罗来纳州安德森市的罗伯特·安德森中学。家长们赶着去接孩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报告的数量不断增加，康利说她开始发现一些非常奇怪的模式——包括这些电话可能来自海外，特别是非洲。

“这些事件的规模和时间安排非常不寻常，”她说。“这些报警电话是连贯的。它们彼此间似乎在互相协调。它们逐州、逐学区聚集，而且是持续的。因此，有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维持这一切。”

随着康利的深入调查，更多的问题浮出水面。这些电话的内容明显不同于她通常看到的基于学校的威胁。尽管这些通话持续了数周，但没有人声称对这些电话负责，而且通话背后的技术规划和研究显示出了通常不常见的复杂程度。

联邦调查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知道这些事件，但“没有任何信息表明存在具体和可信的威胁”。该机构说，它正在与各级执法部门合作，调查这些案件。但包括明尼苏达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在内的一些新闻报道援引当地当局的话说，这些电话可能来自非洲，具体来说是埃塞俄比亚。FBI不愿对这一细节置评。

康利认为，这些电话的细节表明，电话背后的人确实在海外。她说：“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想要获得谁的关注？是公众吗？执法部门？媒体？还是别的什么领域？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新的“炸弹威胁”

这种恶作剧电话会谎报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暴力行为，目的是导致当地向一个特定目标大规模部署武装执法人员，包括特警部队。结果可能相当危险，比如在2017年，当时警察在收到假情报后，堪萨斯州威奇托的警方突袭，导致一名男子被杀。

康利说：“它是由极具暴力倾向和意识形态敌人的网络社区普及起来的。”其中包括在线游戏社区和极端组织，在这些组织中，犯罪者的目标是骚扰特定的个人。最近它转而针对学校，似乎是一个新的发展。

NPR主要通过当地新闻报道发现，9月13日至10月5日期间，19个州至少发生了113起恶作剧电话。路易斯安那州、明尼苏达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案例最多。这可能是被低估了，因为许多地点可能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学校安全专家担心，这些骗局可能会引发效仿者，使学校社区和执法人员面临巨大风险。

“你知道，几十年来，我们这些在学校安全领域工作的人一直在处理虚假炸弹威胁，”非营利组织全国学校资源官员协会（NASRO）的执行主任莫·卡纳迪说。“如果我们接到电话说有人正在学校开枪、伤人、杀人，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真的需要全力应对。”

坎迪说，与炸弹威胁相比，活跃枪手带来的风险更高。据报道，在俄亥俄州，一名父亲在听说利克林谷高中可能有一名活跃的枪手后，带着枪前往学校，随后被拘留。卡纳迪说，家长的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乌瓦尔德校园大屠杀的恐怖仍在许多家长的脑海中记忆犹新。但是，他指出，这可能会导致现场混乱和更糟的情况。

从炸弹威胁到有关活跃枪手的虚假报警电话的转变可能也反映出，不良行为者明白校园枪击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美国社区恐惧的因素。

“它之所以能带来巨大的破坏，扰乱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根本原因是，我们知道它可能是真实的，”教育工作者学校安全网络的运营主管阿曼达·克林格（Amanda Klinger）说。该组织是一个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主要为K-12教育工作者提供学校安全服务。“我们对校园枪击和校园暴力的恐惧正被用作对付我们的武器。”

“与海外的联系”

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获得的俄亥俄州和明尼苏达州的一些电话音频中，报告枪击事件的人呼吸急促，叙述内容几乎相同。他自称是学校的一名学生，尽管他听起来像一个成年男性。他说话口音也很重。NPR还要求获取其他州的电话记录，但很多都以事件仍在调查中为由遭到拒绝。

明尼苏达州刑事逮捕局局长（MBCA）德鲁·埃文斯（Drew Evans）说，他也听到过来自俄亥俄州和明尼苏达州以外的州的恶作剧电话音频。他说它们听起来非常相似。

埃文斯说：“说话有口音，在所有听到或报告给我们的电话中，似乎是一个相似的人或同一个人。”MBCA正在调查9月21日发生在明尼苏达州的17起假报警电话。埃文斯说，他所在州的电话都是直接打给学校或非紧急呼叫热线，而不是911。他说，它们似乎来自基于互联网的电话号码，这些号码要么来自外国，要么通过VPN连接拨打到外国。

“有迹象表明，这与海外有关，”他说。“我们不知道的是，海外号码是否也是有意掩盖身份。”康利说，来电者提供的与美国校园枪击事件不同的细节，可能支持了这些电话来自外国个人或实体的可能性。例如，来电者提到的武器的特定型号往往与校园枪击事件中常用的不同。

“美国与枪支的关系非常特殊，”她说。“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最频繁出现的是AR-15。”但康利和埃文斯都指出，这一活动表明了对当地的详细了解和研究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康利说：“无论是谁在做这件事，他都成功地拨打了与特定学校有关的电话，联系到正确的调度员，并提供了有关当地学区及其内部威胁的具体信息，而没有被抓住。如果不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和调查，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似乎有过先例

一些人正在考虑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些电话背后的人或团体可能是在利用以前的经验。今年春天，几个州的学校报告称收到了炸弹威胁的虚假电话。在明尼苏达州，MBCA证实有9所学校成为袭击目标。埃文斯说，这些电话的拨打方式与最近一波虚假的活跃枪手报告有相似之处。他说：“就他们发出威胁信号的具体程度而言，两者有相似之处。似乎是一个人发出了这些信号，而且显然是一个大活人，而不是机器人。”埃文斯说，和9月份的电话一样，这些电话也是打给了非紧急热线。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确认，至少六个州的学校从3月中旬开始收到炸弹威胁，大部分集中在4月。明尼苏达州、北卡罗来纳州、缅因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夏威夷都在一天之内接到了多个恶作剧电话。

在路易斯安那州，至少有五所学校在4月21日接到了有关炸弹威胁的虚假电话，当地的一份报告称，调查人员已将来电者的IP地址与埃塞俄比亚联系起来。最近，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一份报告援引亚历山大港警察局长斯科特·肯特（Scott Kent）的话说，他认为9月份打给该州学校的电话与埃塞俄比亚的一个IP地址有关。肯特没有回应采访请求。埃文斯说，对4月份明尼苏达州学校电话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难以辨别动机

不管这些恶作剧的来源是国内还是国外，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始终是一样的：为什么？

“我会想，特别是如果它来自另一个国家，是不是有人可能试图测试我们的系统，看我们如何应对这类事件？” 卡纳迪说。

NASRO最近向学校发布了关于处理暴打电话的指导意见。卡纳迪说，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继续假设每个电话汇报的都是真正的威胁。

“如果我们犹豫，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他说。“因此，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以紧急方式继续进行……直到我们确定这不是一起真正的事故。”

但也有人担心，如果恶作剧电话继续上升，紧急反应本身可能会造成创伤。克林格说，即使是恶作剧也会造成可怕的情况，对学生、教育者和家长造成心理和情感上的伤害。她说，她希望看到更多关于如何保持学校社区安全的联邦指导。

“如果我在收到报警后，只是这样不断关闭学校、关闭学校……最后如何是个头？你怎么能阻止它？”她说。

如果这些电话背后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目标，或者没有任何已知的组织，根据FBI对恐怖主义的定义，这种行为可能无法明确地称得上恐怖主义。但许多人注意到，其影响可能是相同的。

埃文斯说：“根据报道的信息，有很大一部分是故意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我们的社区引起恐惧。”

谢选骏指出：不论这种黑暗势力的背后躲藏的是谁，这都属于一种广义的电信欺诈。在我看来，只有全球政府才能结束电信欺诈。否则，光凭一个国家及其盟国的合作，无法根绝这种破坏行为。

【83、只有全球政府可以结束核武冲突】

《普京的威胁背后：一个新的、更危险的核时代》（DAVID E. SANGER, WILLIAM J. BROAD

2022年6月2日）报道：

莫斯科一座苏联时代早期战术核弹的纪念碑。俄罗斯在过去三个月中常常发表提及其核力量的言论，成为军控不稳定的新时代的最新例证。

华盛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旧的核秩序——源自冷战不可想象的后果——就已经开始瓦解。现在，正在取代它的是一个即将到来的混乱时代，这是自原子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

俄罗斯在过去三个月中常常发表提及其核力量的言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张声势，但也证明了这一潜在威胁已经以更加公开和危险的方式重新出现。这些言论足以促使拜登总统周二向莫斯科发出尖锐警告，这相当于默认世界已经进入核风险加剧的时期。

“目前，我们没有看到俄罗斯有意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迹象，但是俄罗斯偶尔发表言论威胁使用核武器本身就是危险的，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拜登在《纽约时报》的一篇客座评论文章中写道。“让我明确一点：在这场冲突中以任何规模使用核武器对我们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并且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不过，官员们表示，这些后果几乎肯定是非核的——这与华盛顿和莫斯科在冷战期间开展的那种核升级威胁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转变远不仅限于俄罗斯。中国扩大了其核武库，限制朝鲜——更不用说令其放弃——核弹头储备的希望已经破灭，此外还出现了伊朗等所谓的核门槛国家，这些国家几乎已达到制造原子弹的水平。

在特朗普政府期间，美国和俄罗斯退出了限制核武的武器条约。唯一还在生效的是将双方部署战略武器数量限制在1550件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然后，随着乌克兰战争于2月开始，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关于用什么来替换该协议的谈判突然结束。

拜登政府加大向乌克兰输送常规武器，并且与俄罗斯关系紧张，一位高级政府官员承认，“现在几乎无法想象”在最后一项条约于2026年初到期之前谈判将如何恢复。

去年夏天，中国的沙漠中出现了数百个新的导弹发射井。北京长期以来一直表示只需要“最低限度的威慑”，而五角大楼宣布，北京正在采取行动，到2030年建立一个“至少”1000件核武器的武器库。

负责维持核武库发射准备的军事单位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上个月表示，他担心北京正在从莫斯科对乌克兰的威胁中学习经验，并将其应用于台湾，它同样将其看作一个分离的省份。

指挥官查尔斯·A·理查德上将告诉国会，中国人“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的战争，并可能在未来的冲突中利用核武力为自己谋取利益”。他说，北京的目标是“到2027年，甚至更早，实现统一台湾的军事能力”。

其他政府官员则持怀疑态度，指出俄罗斯的武力威胁未能阻止西方武装乌克兰——中国可能得到的经验是核威胁可能适得其反。

另一些国家则在从中吸取各自的教训。特朗普总统吹嘘他将通过一对一外交解除朝鲜的武装，但朝鲜正在制造新武器。

拜登上个月访问了韩国。该国再次公开讨论是否要建立一支核力量来对抗朝鲜，这一讨论让人想起1970年代，当时华盛顿迫使韩国放弃秘密原子弹计划。

在韩国及其他地区，乌克兰在30年前放弃其核武库被一些人视为一个错误，使其容易受到入侵。

上个月，乌克兰维尔基夫卡的一所学校被毁。由于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局势升温，官员们认为，在仅存的核武器条约到期之前，不太可能重启陷入僵局的谈判。

上个月，乌克兰维尔基夫卡的一所学校被毁。由于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局势升温，官员们认为，在仅存的核武器条约到期之前，不太可能重启陷入僵局的谈判。

自特朗普总统放弃2015年核协议以来，伊朗已经重建了大部分核基础设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表明，德黑兰现在可以在数周内生产出核武器的燃料，尽管弹头需要一年或更长时间。

专家说，第二个核时代即将来临，充满了新的危险和不确定性，比冷战时期更难以预测，采用此类武器的更加赤裸裸的威胁将压倒既定的约束——并且需要新的战略来维持原子和平。

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小安德鲁·F·克雷皮涅维奇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指出，即将到来的时代将出现“核军备竞赛风险变得更大，以及各国在危机中诉诸核武器的意愿也在增强”。

末日威胁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讲话中插播了核宣传视频。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战争开始时宣布，他将把自己的核能力置于某种高度警戒状态——这是在明确警告华盛顿不要插手。（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最近表示，没有证据表明普京转移了任何核武器，或放松了对核武器使用的控制。）

这是普京战略的最新表现，意在提醒世界，即使俄罗斯的经济规模与意大利相当，其影响力因中国的崛起而黯然失色，但它的核武库仍是最大的。

在入侵乌克兰之前的几年里，普京经常在演讲中穿插一些核宣传视频，其中一段视频显示大量核弹头落在佛罗里达州。2018年3月，他宣布开发出一种长逾23米、配备核武器的鱼雷，旨在穿越海洋，用放射性物质覆盖比加利福尼亚还大的地区，他称其“令人惊叹”“真的很棒”——另一个同时发出的视频画面显示，鱼雷在一个巨大的火球中爆炸。

最近，俄罗斯一个受欢迎的周日新闻节目播放了一个动画，再次展示了巨大的鱼雷，声称该武器爆炸当量高达100百万吨——是摧毁广岛的美国原子弹的6000多倍——可以将英国变成“放射性沙漠”。

即使对受挫的普京来说，这一切也有点拙劣。但在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他的咆哮让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俄罗斯武器库的另一部分：战术武器或“战场”武器，这些相对较小的武器不受任何条约保护，易于运输。俄罗斯拥有大约2000枚左右此类武器，是北约武库的20倍。

俄罗斯人设计这些武器是为了模糊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之间的区别，战略家们担心这会让它们更容易被考虑投入使用。

在战棋推演和实地演习中，俄罗斯军队模拟了从常规核武器到战术核武器的过渡，以此作为吓退对手的实验。在俄罗斯军事原则中，这被称为“用升级实现降级”。

准备应对措施

上个月，拜登总统和尹锡悦总统访问了位于韩国平泽的乌山空军基地。韩国正在公开讨论是否要建立自己的核力量来对抗朝鲜。

上个月，拜登总统和尹锡悦总统访问了位于韩国平泽的乌山空军基地。韩国正在公开讨论是否要建立自己的核力量来对抗朝鲜。

这个新时代风险的一个迹象是，美国政府举行了一系列紧急会议，以规划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或黑海附近进行核爆炸，拜登应该如何应对。官员们不会讨论这些战棋推演的机密结果。

但在上个月对国会的公开证词中，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斯说，官员们认为，普京只有在“认为他在乌克兰的战争中失败，而北约实际上正在干预或即将干预”的情况下才会动用其武库。

情报官员说，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很低，但比入侵前任何人预测的都要高。

“在局势升级的背景下，他在动用核武器之前会先做很多事情，”海恩斯说。

白宫、五角大楼和情报机构正在研究，如果俄罗斯声称自己正在进行核试验，或其军队使用一种相对较小的战场核武器以展示其能力，这些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正如拜登的观点文章暗示的那样，他的顾问们正在悄悄考虑几乎全部的非核回应——很可能是制裁与外交努力的组合，如果需要军事回应，则是常规打击——来应对任何此类核爆炸演示。

一名政府官员表示，这样做的目的是“发出立即缓解局势的信号”，然后进行国际社会谴责。由于涉及机密话题，这名官员要求匿名。

“如果你以同样的方式回应，你就会失去道德高地，失去利用全球联盟的能力，”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核专家乔恩·沃尔夫斯塔尔说。

沃尔夫斯塔尔指出，2016年，奥巴马政府举办了一场战棋推演，参与者一致认为，对俄罗斯的打击做出非核回应是最佳选择。该模拟推演由当时担任奥巴马总统副国家安全顾问的海恩斯负责。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的核战略专家斯科特·萨根称，非核反应的成形是“极其重要”的发展。

“回应不需要是以牙还牙的，”他说。

但是细节也很重要。俄罗斯在大洋上进行试验，没有人死亡，可能是一回事；在乌克兰的一个城市进行致人死亡的试验，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反应。

亨利·基辛格最近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指出，“国际上几乎没有讨论过，如果这些武器真的被使用，会发生什么。”他还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

一个新的中国谜题

3月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成员。中国已着手扩大其核武库。

几十年来，北京一直满足于拥有几百枚核武器，以确保自己不会受到攻击——而且如果有人对它使用核武器，它还可以保留“第二次打击”的能力。

去年，当卫星图像开始显示中国在戈壁沙漠边缘挖掘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时，五角大楼和美国情报机构就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意图展开了辩论，特别是目前他在台湾问题上似乎正转向对抗。

最简单的理论是，如果中国要成为超级大国，它就需要一个超级大国规模的武器库。但另一种说法是，北京认识到，所有熟悉的核力量平衡理论都在受到冲击。

“中国正预示着一种范式转变，转向一种不那么稳定的东西，”克雷皮涅维奇写道，“一种三极核体系。”

政府官员表示，每次提到这个问题，中国方面都会明确表示，他们不会讨论签订军控协议的问题。因此，他们不清楚习近平的意图。例如当中国试图将一些国家拉入其轨道时，是否意味着将其置于核武保护伞之下？

所有这些都是五角大楼最近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机密研究报告的主题。但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没有公开讨论过。

“所有国家都急于获得核保护伞，如果得不到，他们就会考虑拥有自己的武器，”华盛顿追踪核武器扩散的私人组织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的所长戴维·奥尔布赖特表示。

他称中东是进一步实现原子武器野心的主要地区。就在伊朗朝着制造核弹的方向缓慢前进的同时，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也在公开谈论，无论德黑兰做什么，它们都有可能效仿。

“他们在谋划一些东西，”奥尔布赖特谈到沙特阿拉伯时说，“而且他们很有钱。”

谢选骏指出：只有全球政府可以结束核武冲突——在此之前，核威胁是家常便饭，核冲突将结束所有主权国家的存在。

【84、只有全球政府能够摘除俄罗斯毒瘤】

《普京悬了，手下又一次秘密救了泽连斯基》（阳春白雪21 2022-03-23）报道：

1、普京悬了，手下又一次秘密救了泽连斯基

普京其实已经陷入了巨大的国内政治困境之中，除过有大量政治人物、科学家与民众公开反战外，传说身边也有人计划对他暗杀，而情报机关的隐身反战者，已经多次站到了乌克兰一边。俄乌开战以来，俄方多次派人暗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却因为俄国情报人员泄露机密，使泽连斯基几次化险为夷。3月22日，乌克兰方面又公开说，一支由俄国联邦安全局特工率领的25人针对泽连斯基的小队在前一天晚上，在乌克兰与斯洛伐克边境被捕。也是因为俄罗斯内部反战情报人员的功劳。

英国《每日邮报》 引述基辅官方消息说，乌克兰警方21日晚，在该国西部边境城市乌日霍罗德成功围捕这支25人的小队。乌克兰情报界人士告诉《乌克兰独立新闻社》，该小队手中有一份目标名单，除泽连斯基外，还包括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基辅市长克里契科等人。

此前，英国“泰晤士报”称，有两个不同组织被派出，包括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佣兵组织瓦格那集团及车臣特种部队，奉命夺取泽连斯基性命。由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内有反战人士通风报信，两者的行动都被彻底击败，车臣军队的主帅也被消灭。当时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长丹尼洛夫在国家电视台就说：因为“我们收到来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情资，他们不想参与这场不义战争。”

2、如果普京有这个大动作 习近平近期恐奇袭台湾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加深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台湾内部对中共可能入侵台湾这个民主社会的忧虑，有人担心，尽管俄罗斯在乌克兰陷入胶着状态，但不排除普京采取核战等极端手段，在此情况下，美国首尾不能相顾，北京则可能派兵突然进攻台湾。这也促使台湾考虑将目前的四个月义务兵役的期限进行延长，提升备战准备。

据报道，台湾的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邱国正3月22日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四个月的军事训练显然不够，如果再加上替代役对防卫作战没帮助，因此未来会将义务役期延长，年底前会提出研拟报告。但只有在依法公告一年后才能实施。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惇涵周三也就义务役期是否延长之事表示，国防部在评估中，尚未定案。更重要的是训练内容需要进行改革，让义务役的军事训练，能够有效应对现代战争需求，强化国军“不对称作战”的思维。

最新的一项民调显示，多数台湾人认为义务兵役期应该从目前的四个月至少延长至一年，以提升军力，抵抗解放军未来入侵台湾。

台湾民意基金会3月22日公布的最新月度民意检测结果显示，高达76%的民众认为，面对中共的武力威胁，台湾目前兵役制度规定役男只需服四个月训练役的做法不合理，他们认为将义务兵役期至少延长至一年才合理。

台湾这份最新民调还显示，87%的台湾民众同情“乌克兰孤军作战”，60%的人担心台湾未来也会跟乌克兰那样，“在军事上单独面对中共武力犯台”，尽管78%的人认为“单靠台湾不可能阻止中共占领台湾”。

民调还显示，相信美国会参战协防台湾的人只有34%，而去年10月的民调还显示多达65%的人认为美国可能会出兵协防台湾。

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游盈隆说，台湾人不分政党派别对延长兵役具高度共识，显示乌克兰现时的处境导致台湾社会出现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命运共同体意识。

台湾国防部也表示，中共仍持续对台军事施压，中共今年国防预算较去年增长7.1%，加速推动军事现代化，同时不断加大台海周边演训频率及强度。另外，中共军机侵入台湾西南空域，并辅以认知战及网络战等混合战，强化军事威慑力度，打击台湾民心士气。

不过，台湾国防部表示，美国今年2月11日公布印太战略后，即务实推动与盟友、伙伴国家的关系，以应对区域内挑战。如美国运用澳英美AUKUS、美日印澳QUAD等机制，推动印太战略布局及军事作为，以强化抗共行动。

3、美国媒体：习近平对俄罗斯真实态度是这样的

继美国总统拜登3月18日直接向中共党魁习近平发出警告后，欧盟本周也警告，如果北京试图缓冲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或向莫斯科提供军事支援，将面临严重后果。但军事专家表示，尽管中国不大可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北京仍有可能提供其它形式的军事援助，协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纽约时报》22日报道说：北京与俄罗斯关系密切，但在国际外交为俄乌战争斡旋之际，北京并不愿意对普京施压，逼迫他停战。

《纽约时报》分析：多国领袖都曾表示，北京应该在俄乌战争危机当中承担更为积极的协调角色，但从北京角度来看，如果过于积极介入俄乌战争，中共面临的政治、经济风险都将提高，这是习近平不愿见到的下场，因此北京谨慎拿捏分寸，一方面不得罪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感到愤怒的国际社会，另一方面则持续支持俄罗斯这个实力坚强的伙伴。

报道指出，中共为乌克兰提供人道援助的同时，却拒绝批评普京侵略行动导致人道危机，避免对俄罗斯做出任何批评，让中共声称保持中立的说法站不住脚。

习近平与普京交情深厚，中共政策因此受到影响。指控美国煽动北约扩张，极力设法给普京以援助，但摄于美国的压力，又不敢明目张胆。

中国和俄罗斯外交政策专家伊丽莎白·维什尼克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最有可能的是，中共愿意在通信技术方面给俄罗斯提供援助，因为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战争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似乎是在后勤和通信方面。

亦有军事分析家认为，中共可以通过提供基本物资、弹药、通信设备和无人机和一些可能被视为可以军民两用的装备如卡车，来协助俄罗斯的入侵，但也仅限于此。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维什尼克说，中共也可以通过加大购买俄罗斯能源来给俄罗斯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这么做的好处是容易规避欧美的制裁，因为仍有很多欧洲国家在接受俄罗斯的能源供应。

4、普京称动用核武可能性有多大？各方这样评估 

在激烈的俄乌战争和跟西方社会的对峙中，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乌克兰全国上下一心，奋勇抵抗入侵者，让俄军承受巨大损失，普京精神状态严重不稳。克里姆林宫称不排除使用核武，美国谴责这种冒险行为。周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接受CNN采访时，被问及普京在什么条件下会使用核武。他表示，俄罗斯在受到“国家的生存威胁”的情况下，就可能使用核武。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国安顾问博尔顿也认为俄罗斯会使用核武解决乌克兰问题。

乌克兰国防部製作1张俄罗斯侵略阿富汗与乌克兰损失的比较图，嘲讽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损失已快超越阿富汗10年战争的损失。

乌克兰国防部23日在推特发布一张图片，可以看到图片两边是苏联入侵阿富汗，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损失数据图。分别为阵亡士兵15051人比15300人、将领5人比6人、坦克385辆比509辆、APV装甲车1314辆比1556辆以及战机118架比99架。

德国之声稍早报道，一位不愿具名的美国高阶国防官员指出，俄军在乌克兰的战力，与入侵前相比降至90%以下，代表俄军伤亡人数与死伤惨重。

佩斯科夫说：“我们有公开的国内安全政策，你可以看到所有使用核武的理由。因此如果国家面临生存威胁，那么核武可以按政策来使用。”

对此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说，莫斯科的言论是“危险的”，“不是负责任的核大国应该采取的行动”。俄罗斯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核军火库。

不过科比也说，五角大楼官员“并未看到任何会导致我们必须改变战略威慑态势的因素”。

《纽约时报》报道，随着俄罗斯和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峙升级，一些核战略家和前美国官员警告说，虽然双方发生核冲突的可能性很小，但这种可能性也在不断增加。专家强调，人们担心的不是蓄意升级为战争，而是误解或过火的挑衅，从而导致局面失控。

上个月，普京命令俄罗斯的核力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据俄媒体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俄罗斯的核导弹部队以及北方和太平洋舰队已纷纷加强战备。

上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本警告说，“核冲突的可能性曾经是不可想像的，但现在又重新成为可能。”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有众说纷纭，却无一锤定音。何谓一锤定音？我早说过，联合国只是一个“国家论坛”，不是全球政府的雏形，所以无法解决国际问题。目前的情况再次证明了我的英明论断——只有全球政府才能解决全球问题！而能够摘除俄罗斯毒瘤的、避免核战爆发的，唯有全球政府。换言之，谁能摘除了俄罗斯这颗欧亚定时炸弹，说就是全球政府的雏形选帝侯了！所以我说，只有全球政府能够摘除俄罗斯毒瘤。俄罗斯一除，全球难题纷纷迎刃而解矣。

【85、中国电动汽车整合全球】

《中国电动汽车会摧毁美国车企吗》（ROBINSON MEYER 2024年2月28日）报道：

这发生得很快——快到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福特、通用汽车和斯泰兰蒂斯集团（就是那家拥有道奇、克莱斯勒和吉普，名字奇怪的公司）陷入了大麻烦。

我这个想法听起来可能有点蠢。尽管汽车工人长时间罢工，福特、通用汽车和斯泰兰蒂斯去年都挣了几十亿美元的利润，这三家公司也都预测将在2024年迎来大发展。但最近，三巨头发现自己落于人后，都没能实现电动车销售目标，与此同时，一批新的廉价外国电动车冒了出来，准备涌入全球市场。

大约十年前，美国政府对三大汽车制造商施以援手，并发誓以后不会再这样做了。不过，联邦政府很快将不得不再次帮助三巨头，以及美国汽车市场的其他组成部分。而且，政府这次需要以正确的方式来做这件事，这样才能事不过三。

三巨头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一批新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尤其是专门生产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和纯电动汽车的比亚迪。这家公司的增长速度令人震惊：它去年销售了300万辆电动车，超出所有竞争对手，它目前在中国的产能足以实现每年生产400万辆汽车。但这还不够：它正在巴西、泰国、匈牙利和乌兹别克斯坦设厂，并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把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加到生产地名单上去。电动汽车的洪流即将到来。

比亚迪以很高的性价比击败了所有来自西方的汽车。本月早些时候，比亚迪推出了一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它有不错的纯电续航里程，零售价仅略高于1.1万美元（7.98万元）。比亚迪是如何做到这点的？与其他中国制造商一样，它也受益于国内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但这只能解释部分成功。事实上，比亚迪——以及拥有沃尔沃和北极星品牌的吉利等中国汽车制造商——非常擅长造车。它们利用了中国在电池行业的主导地位，将生产线自动化，把自己变成了不可阻挡的巨无霸。

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尤其是比亚迪，代表了世界上的一种新事物。它们标志着中国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复杂性积累过程已接近完成：这个国家以前制造玩具和衣服，后来制造电子产品和电池，现在则制造汽车和飞机。更重要的是，比亚迪和其他中国车企正在成为事实上的全球汽车公司，有能力制造出在成本方面与燃油汽车直接竞争的电动车。

表面上看，这是件好事。如果我们想实现全球气候目标的话，就需要更多的电动车，而且要更便宜。但这给美国的决策者们带来了一些迫切的和棘手的问题。比亚迪宣布推出售价7.98万元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后，它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发贴称，“这个价格会让（汽油）车制造商们瑟瑟发抖。”问题是，许多汽油车制造商在美国。

福特和通用汽车曾在三年前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电动车转型计划。但没过多久，它们就遇到了困难。去年，福特每销售一辆电动车就亏损逾6.4万美元。自去年10月以来，福特已推迟了其中一家新建电动汽车电池厂的开工。而通用汽车则在启动新的Ultium电池平台方面遇到了问题，该平台被普遍认为是其未来所有电动车的基础。福特和通用汽车在电动车方面取得了一点成功——福特的野马Mach-E和通用的雪佛兰Bolt销量还行，但它们没有达到特斯拉或现代汽车那样的水平，这两家汽车制造商的工厂设在对工会不太友好的“阳光地带”州。

福特的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最近透露，公司已有一个秘密研发团队，正在研发一款可与特斯拉和比亚迪竞争、廉价、实惠的电动车。但生产电动车并实现盈利需要有组织能力上的技能，与其他所有技能一样，发展这种能力需要时间、精力和资金。即使福特和通用汽车现在推出创新的设计，它们在完美地执行这些设计方面仍将落后于竞争对手。

福特和通用汽车面临的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它们的资产负债表虽然表面稳健，但掩盖了一个结构性的弱点。尽管这两家公司近年来的总体表现良好，但它们几十亿美元利润的绝大部份来自向一小部分人销售数量相对较少的车辆。具体来说，福特和通用汽车的收入主要依靠向富裕的北美人销售皮卡、SUV和跨界车。

换而言之，如果美国人对卡车和SUV的兴趣减弱的话，福特和通用汽车将遇到真正的麻烦。这给它们带来了一种战略困境。未来几年，这些公司必须跨越从一种商业模式到另一种商业模式的桥梁：他们必须使用销售卡车和SUV的坚固收入来补贴不断增长的电动车业务，并学会如何让后者盈利。如果它们能迅速跨越这个障碍，就能生存下来。但如果来自SUV的利润在它们准备好做电动车生意之前就崩溃的话，它们将掉进深渊而毙命。

这就是为什么来自中国的廉价电动车洪流带来的问题如此之大：这个洪流可能会在福特和通用汽车把桥建成之前将其冲垮。甚至一波来自阳光地带汽车制造商具竞争力的电动车造成的冲击（比如，起亚的三排座EV9 SUV），也可能会在福特和通用汽车做好准备之前侵蚀它们的SUV利润。

也许三巨头应该被摧毁；毕竟，是它们让我们最初迷上了SUV，然后在电动车竞争上落后的。但让它们消亡对拜登政府来说不是一个可行的政治选择。拜登在总统任上的目标之一是展示脱碳的目标不仅对美国经济来说可行，而且能重振铁锈地带依赖化石燃料的濒临崩溃社区。拜登也寻求并已赢得了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支持，这家工会刚与三巨头签订了一份慷慨的新合同，需要它们今后能蓬勃发展。换句话说，拜登有理由帮助三巨头，即使不考虑严峻的竞选现实：在密歇根州的传统汽车行业工作的人比任何其他州的都多，而拜登要想成功赢得连任，基本上需要他在11月的大选中赢得密歇根州。（回想一下，特朗普在2016年以略低于1.1万票的优势赢得了密歇根州。）拜登不能让中国再次冲击中西部汽车经济的可能性出现。那他该怎么办呢？

好消息是国会已经为他做了一些工作。你也许听说过《通货膨胀削减法案》里有对国内电动车生产提供的慷慨补贴。 它能帮助三巨头吗？能，也将会，但仅靠这个法案还远不足以使这些公司免受中国电动车带来的威胁。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正准备以3.5万美元的价格在美国销售小型纯电沃尔沃EX30 SUV。这个价格似乎包括了特朗普政府开征的25%关税，该车的性价比完全可与美国车企如今所能做到的相竞争，即使后者把《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的补贴算了进来。

光有补贴恐怕还不够；拜登将需要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但事情在这里变得复杂起来。虽然保护美国汽车市场免受中国电动车冲击的理由显而易见，政治上完全必要，但也极为棘手。短期内，美国汽车制造商——就连特斯拉和Rivian等本土纯电动车制造商在内——也需要保护，以免受到廉价汽车的冲击。但从长远来看，拜登必须小心行事，不要将美国汽车市场与世隔绝，将美国变成汽车工业落后，充斥着造价昂贵、耗油的大车型之地。中国的汽车制造商们代表了全球汽车行业几十年来面临的第一次真正竞争，美国的公司必须面对其中的部分威胁，这对它们自己有好处。这意味着它们必须感受刀架在脖子上的寒意，被迫站起来面对这一挑战。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这一点。其中一种是向美国公司暗示，未来几年对中国汽车采取的任何进口限制不一定是永久性的。这也许会鼓励美国公司尽量从新的中国对手那里学习一切它们能学到的东西，克服自己的傲慢，认识到中国公司现在比美国同行们更了解电动车制造的各个环节。这意味着，尤其对共和党议员来说，必须认识到气候友好型技术代表着全球工业的未来。特朗普正在威胁说，如果当选，他将废除《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尽管该法案里充满了旨在帮助美国与中国电动车竞争的政策。在摧毁美国汽车工业的全球地位上，没有比这更快的途径了。

美国想要做的事情确实很难。我们想保留旧的化石能源经济的经济地理和机构，同时对其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零碳世界。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参与其中的每个人——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大型车企——都嫉恨中国实现了一个可以说曾是嬉皮士和环保主义者们的目标，即让电动车变得受欢迎和便宜。但如果中国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这需要勇气和真诚的努力。我们应该假设福特和通用汽车将在未来几十年与比亚迪和吉利竞争，我们应该渴望这场战斗。

谢选骏指出：人问“中国电动汽车会摧毁美国车企吗”，我看中国电动汽车正在整合全球，不仅包括美国，而且还有欧洲——

人说，“特朗普正在威胁说，如果当选，他将废除《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尽管该法案里充满了旨在帮助美国与中国电动车竞争的政策。在摧毁美国汽车工业的全球地位上，没有比这更快的途径了。”我看，特朗普是“中国电动汽车整合全球”的好帮手。他可以把纽约关闭的酒店都搬到中国大陆去挣大钱了。

【86、中国干涉外国选举是在建立全球政府】

《温哥华首位华裔市长陷入争议：中国是否干涉选举？》（DAN BILEFSKY 2023年5月8日）报道：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市市长沈观健在他的办公室里。

不列颠哥伦比亚温哥华——每天来到他在市政厅的办公室时，沈观健（Ken Sim）都会盯着一张摆在显眼位置的黑白照片看一眼，那是中国工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铁路上辛苦劳动的照片，摄于1884年。

沈观健是香港移民的儿子，他说，照片里工人们经风历雨的面孔每天都在提醒他当选温哥华市首位华人市长的重大象征意义，以及华裔在加拿大取得的巨大进步。

六个月前，他以压倒多数选票获胜的历史性事件曾受到广泛称赞，人们将其视为一名政治机敏的变革者的胜利，他的中间派政策让他上台。但在今年2月，多伦多的《环球邮报》援引机密情报报告称中国政府试图操纵加拿大选举，包括温哥华市长选举，这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是否在沈观健的胜选中发挥了作用的疑问。

在加拿大各地，这些情报报告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虽然加拿大国家情报部门尚未公开这些报告，但据报道，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府及其外交官想确保特鲁多总理所在的自由党在最近两次联邦选举中获胜，同时支持一些华裔候选人取得胜利。

沈观健已卷入这场风暴之中，因为有报道称，曾任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的佟晓玲试图在加拿大培养听从北京吩咐的华人政客，还在讲话中谈到动员华裔选民支持他们的事情。

泄露出来的情报已在全国引起了反响，反对派保守党抓住有关报道，指责特鲁多未能保护加拿大的民主，但这场辩论在温哥华引发了特别的不安，因为温哥华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华裔，而且沈观健曾被视为移民的成功故事。

沈观健说，如果在他获胜的选举中有中国或任何外国的干涉，“我会非常气愤。”但他补充说，中国政府与他当选市长毫不相干。

他说，他的压倒性胜利是经奋斗得到的，并暗示自己成为攻击目标是因为他的种族背景。

“如果我是白人男性的话，我们不会有这次对话，”从政前曾是一名企业家、现年52岁的沈观健在他的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说，老式留声机里播放着范·海伦的音乐。“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这些报道发出的信号是，当你终于获得一席之地时，人们将对你说，‘那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得来的。’这令人气愤。”他补充说：“证据在哪里？”

泄露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尚未得到加拿大情报机构的证实，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泄露的情报中所描述的目标已经完成。

但加拿大情报机构已明确表示，中国正试图干涉加拿大的选举，中国则否认了这个说法。

分析人士称，虽然中国寻求对温哥华拥有政治影响，但不管中国政府起了什么作用，都不太可能改变选举的结果。

沈观健在2018年首次竞选市长时以微弱劣势败选，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被许多人视为西装革履的保守派。2022年竞选时，他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

沈观健的竞争对手、时任市长的左派候选人肯尼迪·斯图尔特同意这个说法。“中国的干预不是我败选的主要原因，但可能是原因之一，”他说。他只获得了29%的选票，而沈观健获得了51%的选票。

斯图尔特称，在温哥华市长选举前的几年里，担任了五年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的佟晓玲曾多次违反外交礼仪，在公开场合谴责他，因为他直言不讳地支持台湾。佟晓玲已于2022年7月卸任。

斯图尔特表示，2022年5月，也就是举行市长选举大约五个月前，加拿大国家情报机构的官员曾来市政厅向他报告中国干预的潜在威胁，包括中国及其代理人在网上或社交媒体上进行的诋毁运动。

在几个月后的8月，中国总领事馆的网站上发了一篇攻击斯图尔特的文章，因为他对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当月访台表示了支持。领馆网站上的文章警告斯图尔特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并说“玩火者，必自焚”。

温哥华有约66万人口，是西海岸一个多元文化的港口城市，也是加拿大最美丽、最宽容的城市之一，那里的居民可以在当地的大麻店给他们焦虑的狗买含大麻提取物的零食，然后去斯坦利公园骑自行车。

但温哥华一直受到房地产价格飙升的冲击，这让它成为北美房价最贵的城市之一。与此同时，一场药物过量的危机正在肆虐市中心东区，该区不断受到无家可归、贫困和犯罪问题的困扰。

沈观健承诺帮助扭转当地的城市衰落，办法是增雇100名警察和100名心理健康护士。

沈观健曾在2018年首次竞选市长，但以微弱劣势落败，许多人认为他是西装革履的保守派。2022年竞选时，他穿的是温哥华知名品牌Lululemon的T恤衫，把自己重新塑造成一名实用主义者。

他拥有一家成功的医疗服务公司Nurse Next Door，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提供护理人员。

在2022年的市长选举中，沈观健关于的公共秩序信息似乎引起了选民的共鸣，帮助他以近22个百分点的优势获胜。

温哥华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城市项目主任甄瑞谦（Andy Yan）称，曾是投资银行家的沈观健在竞选中花的钱超过了对手，在有些方面甚至两倍于对手。甄瑞谦说，沈观健的竞选信息在这个对“旧金山的房价、堪萨斯城的工资”厌倦了的地区有广泛的吸引力。

甄瑞谦还强调，温哥华庞大、多元化的华人移民社区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来投票的。

西蒙弗雷泽大学政治学讲师斯图尔特·普雷斯特补充说，斯图尔特被认为是竞争力不强的原任市长。

然而，泄露的情报、斯图尔特对调查中国干预的公开呼吁以及全国的强烈抗议让有关中国在加拿大选举中所起作用的担忧持续了下去。

国家情报机构加拿大安全局在一份用电子邮件发来的声明中表示，中国正试图通过向侨民社区施加压力、使用秘密资金或利用外语媒体来影响加拿大的选举结果。

据曾任加拿大驻华大使的赵朴（Guy Saint-Jacques）观察，中国政府将加拿大视为施加影响和秘密手段的对象，部分原因是中国寻求将加拿大作为杠杆，促使美国软化对华强硬立场。

沈观健否认受表哥陈智思的影响，横跨政商两界的陈智思曾为香港亲北京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担任高级顾问。

中国问题专家和加拿大情报官员称，中国在海外开展影响力运动的主要部门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部。统战部影响运动的目标包括诋毁在台湾、香港和中国镇压新疆维吾尔人等问题上批评中国的加拿大联邦、省级或市级官员。

在温哥华的市长选举中，有关中国干预的猜测也受到中文媒体火上浇油报道的煽动：沈观健的表哥是陈智思，后者跨越政商两界、曾为香港亲北京的前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担任高级顾问。

沈观健说，陈智思没有意任何方式影响自己，并表示他刻意避免与陈智思谈论政治。“我不会因为亲戚关系而选择任何人的政治信仰，”他说。

他说，他在竞选活动中刻意淡化了自己的华人根基，因为他对利用自己的种族背景来赢得选票有所担心。

沈观健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他的父母1967年带着3200美元的毕生积蓄移民温哥华。他说，小时候父母在家说广东话，但为了融入社会，他拒绝了父母叫他学广东话的要求。他现在对那个决定感到后悔。

他家经常付不起房租，在沈观健从七岁到12岁的几年里，他们搬过五次家，迫使他上过五所不同的小学。他记得曾在七岁那年看见父亲用球棒抵挡欺负人的房东。

谢选骏：中国干涉外国选举无异于是在建立全球政府——虽然现在中国是在共产党的胯下辗转反侧、痛苦呻吟；但无论如何来回折腾、饱受折磨，共产党也只能延迟却无法阻挡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成长。

【87、中国核武整合全球】

《中国扩张核武库，开启核武超级大国“三足鼎立”时代》（DAVID E. SANGER, WILLIAM J. BROAD, 储百亮 2023年4月20日）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似乎有意扩大国家的核武库，与俄罗斯和美国的核武库相媲美。

华盛顿——在距离台湾仅217公里的中国海岸，北京正准备启动一座新的反应堆，五角大楼认为，这座反应堆将为中国核武库的大规模扩张提供燃料，有可能使中国在核武能力方面同美国和俄罗斯并驾齐驱。这种所谓的快速增殖反应堆擅长制造钚，也就是原子弹的顶级燃料。

该反应堆的核材料由俄罗斯提供。过去几个月，俄罗斯核工业巨头国家原子能公司完成了25吨高浓缩铀的交付，以便开始生产。这笔交易意味着，俄罗斯和中国正合作开展一个将有助于两国的核现代化项目，根据五角大楼的估计，两国的核武库规模加起来会让美国相形见绌。

这一新的现实促使人们对美国的核战略展开全面的反思。十几年前，奥巴马总统设想一个不可阻挡地走向消除所有核武器的世界时，几乎没有人预料到今天。而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应对一场三方核竞争，它将颠覆迄今成功避免了核战争的大部分威慑战略。

美国战略家们认为，与美国在冷战期间经历的情况相比，如今已经进入了一个复杂得多的新时代，在俄罗斯部署新型武器，并威胁要对乌克兰使用战场核武器之际，中国的扩张是这一观点的最新例证。

中国坚称，沿海的增殖反应堆将纯粹用于民用目的，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合作开发核武器，也没有证据表明两国正在协调核战略来对抗共同对手。

但五角大楼高级官员约翰·普拉姆最近告诉国会：“增殖反应堆是钚，而钚是用于武器的，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莫斯科会见普京总统时宣布了一项鲜少为人提起的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和中国原子能机构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双方合作延长数年，甚至有可能是几十年。

“到本世纪30年代，美国将有史以来首次面临两个主要核大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和潜在对手，”去年秋天，五角大楼在一份政策文件中表示。“这将给稳定带来新的压力，并给威慑、保证、军控和降低风险带来新的挑战。”

最近几周，对于限制中国军力建设的可能性，美国官员几乎显得有些听天由命。

“我们可能无法做任何事情来阻止、减缓、干扰、拦截或摧毁中国在未来10到20年的核发展计划，”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上月底对国会表示。

鉴于美国多年来一直试图让世界摆脱核武器，米利的话显得尤为尖锐。奥巴马曾制定一项减少美国对核武器依赖的战略，希望其他大国也能效仿。

现在，情况正好相反。普京在战场上的失败让他更加依赖自己的核武库。

限制美俄两国核武库规模的仅存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在大约1000天内到期。美国官员承认，在乌克兰战争白热化的情况下，达成新条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俄罗斯和美国可以坐下来讨论一个条约，除非中国也签署，否则它的价值会大打折扣。而北京对此没有表现出兴趣。

中国领导人毫不掩饰其扩张计划。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一项年度调查，中国目前拥有大约410枚核弹头。五角大楼去年11月发布的关于中国军事的最新报告称，如果保持目前的速度，中国的弹头数量到本十年末可能增加到1000枚，到2035年左右可能增加到1500枚。

为了强调问题的紧迫性，国务院最近几周召集了一个专家小组，要求该小组在180天内提出建议，并称“美国正进入全球核秩序最复杂、最具挑战性的时期之一，可能比冷战时期还要严重”。

现在的形势的确更为复杂——冷战只涉及两个主要参与者，美国和苏联；中国只是旁枝末节。当时中国拥有200枚左右的核武器，规模非常小，几乎没有被纳入讨论，而且北京从未参加过主要的军备控制条约。

不过，有理由谨慎看待对核能力最坏情况的分析。中国和俄罗斯有着长期互不信任的历史。五角大楼则擅长夸大威胁，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对预算的限制减少。最近，一些专家对它的警告提出了质疑。

“如果深入研究，会发现很多问题，”奥巴马政府时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核事务官员的乔恩·沃尔夫斯塔尔说。“即使他们增加一倍或两倍，我们在观测，并且我们有能力做出反应。”

尽管如此，一些批评人士已经开始认同五角大楼的新评估，有时给出的估计比拜登政府的估计还要高。

在国会山，有些人开始讨论，面对即将到来的中国核武库扩张，是否需要一种全新的应对方式。一些共和党人已经开始讨论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后扩大核武库，这样当俄中联合部队以协调的方式对抗美国时，美国便可以同它们抗衡。也有人认为这是反应过度。

“我觉得，认为我们将同时打两场核战争的想法是疯狂的，”研究核武器的哈佛大学教授马修·邦恩说。

中国于1964年进入核俱乐部，但多年来将其核武库限制在几百件武器。

在中国，制造武器，拒绝谈判

中国于1964年10月在罗布泊进行了核试验，加入核俱乐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一度考虑破坏这些试验。

但毛泽东采取“最小威慑”战略，将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视为一种惊人的浪费。中国一直采取将核武库限制在几百件范围内的做法，直到习近平扭转了方向。

在中国核武库的规模接近另外两个超级大国之前，习近平现在似乎不太可能考虑减缓其增长。这位中国领导人在去年10月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阐述了他下一个执政任期的议程，他表示他的国家必须“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

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似乎使习近平对自己的判断更为坚定，即中国必须对抗“全方位的遏制”，包括建立更强大的核威慑力量。即使是认为中国的增殖反应堆面临许多技术障碍的专家也看到中国正在扩大其核武器潜力的其他迹象，包括乏核燃料后处理工厂、似乎与民用电网无关的新反应堆，以及罗布泊核试验场的建设活动。

“中国领导人更加坚定地关注中美关系的长期竞争，如果有必要的话，就是中美对抗，”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赵通表示。他说，中国的核扩张“主要是为了影响美国对国际力量平衡的评估，并使其接受中国即将成为一个同样强大的国家这一现实”。

中国野心的最大广告是其在干旱的北部地区修建的三个巨大的导弹发射井区域。据估计，这些发射井总共可以容纳350枚洲际弹道导弹，每枚导弹都可能配备多弹头。

过去，中国大多将导弹与核弹头分开存放，这意味着如果北京考虑升级，华盛顿会得到清晰的预警。这将为外交努力争取时间。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中国军事的教授傅泰林（M. Taylor Fravel）说，可能被安装在发射井中的新型固体燃料导弹更有可能与弹头相连——就像美国的设计一样——从而缩短了发射所需的时间。

“中国希望消除美国对其威慑力量的任何怀疑，”他说。

中国也在加强其“三位一体”——从陆地、海洋和空中运载核武器的三种方式——类似于冷战期间的美国和苏联为了让它们的核威胁几乎无懈可击所做的努力。

例如，中国海军正在研制新一代用于发射导弹的潜艇，以取代现有的潜艇——这些潜艇噪音太大，美军几乎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追踪到。

在华盛顿，人们担心习近平从普京的核威胁中吸取了经验——并可能在台湾冲突中挥舞他的新武器。

在俄罗斯和美国，推出新武器

中国的核武器扩张之前，俄罗斯和美国花了数十年时间敲定一项又一项协议，以削减它们的核武库规模——在高峰期拥有大约7万件武器。现在双方各减少至1550件远程武器。就在拜登总统就职几周后，他和普京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了五年。

但自乌克兰入侵以来，该条约已形同虚设。普京最近宣布他将暂停该协议。虽然他坚持1550件的限制，但几乎所有其他条约义务都已被无视，包括相互检查和交换有关彼此武库的数据。

普京正在努力改进他的武器库。五年前，他使用俄罗斯武器瞄准佛罗里达州的视频动画来展示五种新型核武器，他声称这些武器可以在战争中击败西方，其中一件被他描述为“无敌”。当时，西方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经济疲软，普京主要是在虚张声势。

这些武器系统中只有两个取得了进展，而其他三个——包括“无敌”核巡航导弹——则因延误、测试失败和可行性问题陷入困境。总的来说，一些分析师认为，新武器是在转移注意力。真正重要的是升级冷战时期的军火库，让这些从苏联继承的老化系统更具生存力。

“目前95%的情况是这样，”位于华盛顿的私人研究组织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核信息项目主任汉斯·M·克里斯滕森说。“人们都在谈论宏大的新系统将改变一切。但显然不会是那样。”

五角大楼认为至少有一种新生代武器具有潜在威胁，部分原因是如果它得到完善，将可以压制美国的反导弹防御系统。这种武器是一种远程核动力水下鱼雷，一旦发射，就可以自动向该国的一个海岸移动。正如俄罗斯所描述的那样，它的弹头会产生“大面积放射性污染，污染区将长期不适合军事、经济或其他活动”。克里斯滕森说，这种鱼雷即将投入使用。

五角大楼在一份政策文件中说，到本世纪30年代，美国将面对两个主要核大国。

拜登政府则宣布计划为美国核武库制造冷战以来的首个新弹头——白宫称，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此次更新已经拖延多时。这种用于潜射导弹的弹头，只是美国原子武器基地、工厂、轰炸机、潜艇和陆基导弹综合体大规模改造的一小部分。

北京和莫斯科称美国的此次改造促使它们也开始进行自己的升级。在军控组织看来，行动和反制行动的不断加剧会增加误判和战争的风险。

和所有顶级核武一样，此次增加的名为W93的弹头是热核武器。此类武器在其核心部分有一个小型原子弹，用来引燃武器的氢燃料，导致比广岛原子弹强一千倍的爆炸。原子触发器通常是使用钚制作的。专家称北京的核武库就是这样，这解释了为什么该国在建造增殖反应堆。

美国拥有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约40吨可用于制造武器的钚，存量充足。不过目前正在建造两座新工厂，以将旧的钚改制成触发器，用于翻新武器，或W93这样的新热核武器。负责国会调查的机构近日估计，新厂的造价可能达到240亿美元。

许多军控组织谴责了新建设施的行动。他们认为华盛顿拥有取自退役氢弹的至少20000件钚触发器库存，需要时可以回收再利用。

尽管有这些批评，拜登政府还是推进了该计划，并坚称触发器的回收是有风险的。能源部长詹妮弗·M·格兰霍姆宣称，这些新厂对“安全、可靠和有效的核威慑”至关重要。

格兰霍姆表示，老旧核武力量的现代化是少数存在两党共识的领域之一。但这并不能解决更大范围内的战略困境。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前五角大楼官员、现任核不扩散政策教育中心主任的亨利·D·索科尔斯基说。“该做出怎样的反应——要不要多造一些，还有，我们是否具备在产量上远远超过他们的能力？”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不懂，“中国”扩张核武库，开启核武超级大国“三足鼎立”时代……“有意扩大国家的核武库，与俄罗斯和美国的核武库相媲美”——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那样岂能整合全球？所以从“中央国家”的观点看，中国文明要想整合全球，中国核武势必一枝独秀，这样才能气场压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德国外长称最近去中国的见闻“不是一般的令人震惊”》（美国之音 2023-04-20）报道：

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周三（2023年4月19日）称，她最近在访问中国期间的一些所见所闻“非常令人震惊”，并表示北京正日益成为一个系统性的对手，而不只是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

上周贝尔伯克访问北京，与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以及外长秦刚会面。王毅说，希望并相信德国会支持中国与台湾实现“和平统一”。不过贝尔伯克直言不讳警告说，中国强迫控制台湾的任何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且会引起欧洲的强烈反弹。贝尔伯克还表示，中国试图以本国规则取代国际规则。

周三，贝尔伯克在德国联邦议院（下议院）谈到她的中国之行时说，“其中一些见闻真的不是一般地令人震惊。”

她没有详细说明令人震惊的细节，但她说：“中国越来越具有攻击性，或者你也可以说，中国对外越发咄咄逼人，但最重要的是，中国对内镇压也日益严峻。” 贝尔伯克说，对于德国来说，中国既是合作伙伴、竞争对手，也是系统性对手，但她现在认为系统性对手的成分正不断增加。

贝尔伯克表示，中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这并不意味着北京当局也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她称德国政府希望与中国合作，但不希望重复过去的错误，以为“可以透过贸易产生改变”。

贝尔伯克说：“我们不想再天真地认为‘以经贸促变化’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也不能再天真地以为贸易是一种地缘战略。”

在4月17日G7外长峰会上，贝尔伯克曾说，台湾等问题，如果事关违反国际法，那么德国不能为了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利益而“视而不见”。

贝尔伯克还认为，中国有责任为世界和平而努力，特别是在乌克兰战争中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她欢迎北京承诺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包括军民两用物品，并补充道，柏林会看这样的承诺在实践中如何发挥作用。

与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政策不同，现任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政府正在制定一项新的中国战略，以减少对这个亚洲经济超级大国的依赖。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月发布的最新数据，2022年德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2979亿欧元，中国连续第七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网民嚎叫：

挺没劲 发表评论于 2023-04-20 07:28:00

通过这些言论，可见她是预设结论，然后闭着眼睛去中国一趟寻找到了证据。

时不时来看看 发表评论于 2023-04-20 07:23:02

去中国当面说减少合作，鬼才信。

Armweak 发表评论于 2023-04-20 07:19:29

习三滥利令智昏，这就是他要的“百年变局”

海鲜火锅2022 发表评论于 2023-04-20 07:18:20

印度的大运还没有到，现在到2104年之前是中国的时间，东升西降才刚刚开始。不过无论如何，美国是在衰落。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3-04-20 04:03:34众五毛们别意淫了，现在不是东升西降，确切地说是印升中降，这是一个相对零和的过程，印升必然中降。印度现在大概相当于中国2006年的水平，接下来的10年绝大概率是一个跟中国一样飞速崛起的过程，有兴趣的自己去看看印度这几年发展轨迹吧，跟中国当年一样一样的，

gdx2015 发表评论于 2023-04-20 07:04:26

听上去满满的怨妇嘴里的失落感

京工人 发表评论于 2023-04-20 07:03:59

"与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政策不同，现任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政府正在制定一项新的中国战略，以减少对这个亚洲经济超级大国的依赖。"指出这一点很重要，舒尔茨去年底着急去中国访问，就是去跟中国说明，我们从此减少和你们合作了

体制内 发表评论于 2023-04-20 06:43:15

德外长访华 余文生夫妇遭刑拘　多名维权律师遭软禁

LAOK 发表评论于 2023-04-20 06:42:00

你引用的原文也是这个写法！震惊啥了？她只看了一个德国拥有的工厂，坐了中国高铁。只能震惊中国经济的发展。她看到了中国政府没有顺着她的话磕头。所以她意识到不能脱钩。也压不住中国了！中国坑过德国吗？没有！美国炸过德国的北溪吗？是的！城里的台湾人也只能在口号中有些安慰了！准备好人手一枪上战场吧！美国佬一定会让你们在第一线的！

不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3-04-20 06:40:35

政客想的东西，不可能都说出来。

就像习近平想的东西，他能说吗？习思想的核心，他是知道，洗脑会带来创新能力下降，主动性下降，他不是傻子，谁都知道这个道理。那么他的对策是什么？

就是开放，引入洋人的东西。

中国球员不行，归化

中国研制不出，购买，仿造。

只要能够洗脑保住共党天下。

但是谁都明白，这条路走不通。核心技术买不来，百年树人。所以骗子，迟早都是要露馅

size0 发表评论于 2023-04-20 06:36:07

如果实力上比中国差，那就让中国说了算呗。说穿了，就看欧美想不想联手与中俄较量。中俄已经联手，准备改写世界规则，就如习近平说的，百年之大变局，中俄联手实现。拭目以待是欧洲屈服于中国，站队中俄还是美国。答案应该不难吧。。。

不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3-04-20 06:34:11

所以她说震惊，就是她对这种政权的震惊

她不好明说，比如想起了当年第三帝国。

不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3-04-20 06:32:22

她的谈话，明确的表示的东西，是说德国要吸取跟俄罗斯打交道的教训，不能只讲贸易，不能幻想一个专制政权能够自我完善。所以她所说的东西的核心，其实我们都知道的道理，就是专制制度的风险，国家掌握在一个人手里是危险的，对国内国际都是危险。政权交替，政策制定。

kedi888 发表评论于 2023-04-20 06:27:50

中共的咄咄逼人姿态令德国外长震惊，中共对舆论的控制令外长震惊，中共对异见人士的打压令人震惊……。

下面是英文原文。哪段看不明白给你翻译下？

BERLIN, April 19 （Reuters） - German Foreign Minister Annalena Baerbock on Wednesday described parts of her recent trip to China as "more than shocking" and said Beijing wa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systemic rival more than a trade partner and competitor.

The blunt remarks followed Baerbock's visit to Beijing last week where she warned that any attempt by China to control Taiwan would be unacceptable.

谢选骏指出：这个来自亚洲的德国女人就是不行，刚看了一眼，就被吓得尿了裤子。

【88、中国崛起——全球陆沉——建立全球政府改正错误】

《气候峰会COP26：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和欧盟等排放大户有哪些减排行动？》（BBC事实核查团队 2021年11月1日）报道：

地球排放的大部分二氧化碳 （CO2） 来自四个国家——中国、美国、印度和俄罗斯，还有不少来自欧盟。

这些国家或地区2015 年在巴黎气候峰会上都承诺将设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全球气温，减缓气候变化。

那么，自那以来他们各自采取了哪些措施？有什么行动？

承诺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

中国是世界上二氧化碳（CO2）排放最多的国家，占全球总排放的四分之一。由于对煤炭的高度依赖，中国碳排放还在增加。

关于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方式或路径中国没有明确说明，即是否通过减少排放或用其他方法加以抵消来实现减排。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宣布中国将停止在海外出资新建煤电站，但在国内却敦促煤矿企业增产以缓减能源短缺压力，虽然北京承诺2026年开始逐渐减少使用煤炭燃料。

COP26：中国和西方的主要分歧与合作可能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取得了进展——它现在占全球太阳能发电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风能生产国。但国际能源署认为中国需要在 2060 年将煤炭需求减少 80% 以上才能实现其气候目标。

气候行动追踪 （Climate Action Tracker）指出，中国的政策和行动都“不足”，如果每个国家都走同样的道路，那么地球将升温3°C。

美国：人均碳排放最多的国家

承诺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

美国80%以上的能源来自化石燃料，但可再生能源正在增多。

拜登总统的环境计划希望进一步扩大绿色能源，通过 1500 亿美元（1000 亿英镑）的清洁电力计划来鼓励公用事业公司从化石燃料转向绿色能源，但遭到一些担心对煤炭和液压行业影响的议员反对。

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在下降。但是，气候行动追踪 （Climate Action Tracker）表示，美国的行动和政策“不足”，需要“实质性改进”才能实现《巴黎协定》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 1.5 °C以内的目标。

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正在减少

承诺到 2030 年将排放量从 1990 年的水平减少 55%

到 2030 年实现 40% 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

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

欧盟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包括德国、意大利和波兰。虽然它有总体排放目标，但欧盟国家的财政和技术能力各不相同。但欧盟所有成员国都需要就如何实现欧盟的目标达成一致，因为欧盟在 2021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 （COP26） 上将作为一个实体参与谈判。

气候行动追踪 （Climate Action Tracker）表示，其政策和行动“几乎足以”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 2 °C以下，并指出自 2018 年以来排放量一直在下降。

印度：依赖煤炭

到 2030 年将“排放强度”降低 33-35%

承诺到 2030 年 40% 的电力容量来自非化石燃料

尚未设定净零排放的日期

过去20年，印度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稳定上升，但它的人均排放量是前五名中最低的。

印度认为，更富裕、更工业化的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负担，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对全球变暖的影响要大得多。

它有一个“排放强度”目标——每单位经济增长的二氧化碳，并认为与其他国家比较这是更公平的衡量方式。

印度还承诺大幅增加来自风能、太阳能和水力发电等非化石燃料的能源产量； 2019 年，这一比例已达到 23%。但印度大约 70% 的电网由煤电站供电。

气候行动追踪 （Climate Action Tracker）表示，该国需要在 2040 年之前逐步淘汰煤炭发电，并提高非化石燃料能源的目标。

俄国：石油天然气是推动经济的主力

到 2030 年将比 1990 年的水平减少 30% 的排放量

承诺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

1991 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以及碳排放都萎缩了。

但俄罗斯仍然依靠其广阔的森林和沼泽来吸收碳。

风能、太阳能和水力发电以及其他非化石燃料占其总能源结构的一小部分。

化石燃料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20% 以上。

气候行动追踪者表示，该国的政策和行动“非常不足”，与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5°C所需程度差距较大。

参与报道和资料研究：杰克·霍顿（Jake Horton）、施鲁蒂·麦农（ Shruti Menon）、丹尼艾尔·帕兰姆波（ Daniele Palumbo）、王开

谢选骏指出：中国是世界上二氧化碳（CO2）排放最多的国家，占全球总排放的四分之一。由于对煤炭的高度依赖，中国碳排放还在增加。这就是工业文明工业化的恶果。中国崛起——全球陆沉……中国追求现代化，现代化成了坏东西——破坏地球环境的元凶！中国追求科学化，科学成了坏东西——破坏地球环境的元凶！

《COP26：各国领导人承诺到2030年停止砍伐森林》（乔治娜·兰纳德BBC记者2021年11月2日）报道：

为了满足世界对肉类的需求，需要砍伐树木创造牧场——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第一项重大协议，100多名世界领导人将承诺到2030年结束并逆转毁坏森林。

巴西是周二签署协议的国家之一，该国大片亚马逊雨林遭到砍伐。该承诺包含近140亿英镑的公共和私人基金。

专家们对举措表示欢迎，但警告2014年的一份协议“根本未能减缓毁坏森林”，承诺需要被兑现。

砍伐树木会导致气候变化，因为它耗尽了森林，这些森林会吸收大量温室气体二氧化碳。

如果要控制气候变化，此次为期两周的格拉斯哥峰会被认为非常重要。

包括加拿大、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国家表示将签署这份协议，这些国家拥有世界上大约85%的森林。

其中一些资金将用于发展中国家修复受损土地、应对野火和支持土著社区。

28个国家政府还将承诺在全球食品和其他农产品（如棕榈油、大豆和可可）的贸易中消除毁灭森林。

这些产业通过砍伐树木来为动物放牧或弄作物生长腾出空间，从而导致森林受损。

超过30家全球最大公司将承诺停止对毁林有关活动投资。

为保护刚果盆地的全球第二大热带雨林，将设立11亿英镑的基金。

在格拉斯哥主持这次全球会议的英国首相约翰逊称，这是“保护恢复地球森林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

伦敦大学学院气候和森林专家刘易斯（Simon Lewis）教授说：“这么多国家做出停止毁林的政治承诺，并提供了大量资金来推进进程，这是一个好消息。”

但他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全球“也曾有过承诺”。2014年在纽约发表了一份宣言，“但这根本未能减缓森林砍伐。”他还说，这项新协议没有解决一些产品逐渐增长的需求，如在雨林土地上生产肉类等，需要解决美国和英国等国大量肉类消费问题。

生态学家赛泽（Nigel Sizer）博士称该协议是“一件大事”，但有些人会发现2030年的目标令人失望。“我们正面临气候紧急状况，所以再给我们10年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似乎与此不太相符，”赛泽说。

“但也许这是现实的，也是他们能达成的最好结果。”

亚马逊盆地土著社区协调组织（Coordination of Indigenous Communities of the Amazon Basin）的贾坦（Tuntiak Katan）对该协议表示欢迎，对BBC表示，土著社区是停止毁林的前线。

贾坦是来自厄瓜多尔的土著希瓦罗人。他说，全球土著社区保护世界80%的生物多样性，但却面临威胁和暴力。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也保护了生态系统和森林。没有我们，资金或政策无法阻止气候变化。”他说。

该协议的签署国将包括一些重要国家。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出口国，从洗发水到饼干都要用到棕榈油。生产导致树木被破坏，土著人民土地减少。

同时，俄罗斯巨大的天然森林占地球树木五分之一以上，每年吸收超过15亿吨碳。

2020年，在巴西总统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领导下，地球上最大的雨林亚马逊森林砍伐速度加快至12年来的最高水平。

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可持续发展加速器（Chatham House Sustainability Accelerator）执行董事安娜·杨（Ana Yang）是《反思巴西亚马逊》（Rethinking the Brazilian Amazon）报告的合著者之一。她说：“这项协议涉及更多国家、更多参与者和更多资金。但我们魔鬼藏在细节中，我们仍需要了解细节。”

“这是COP26会议上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目标水平，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这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她说。

“让巴西签署这项协议非常重要，因为巴西拥有大片热带森林。但资金必须流向那些能在实地开展工作的人。”杨说。

她还说，许多生活在亚马逊地区的人，包括在城市地区的人，都依靠森林维持生计，他们需要得到支持，才能找到新的收入来源。

在这个不断变暖的世界中，树木是我们的主要防御措施之一。它们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充当所谓的碳汇。它们吸收了全球每年排放的约三分之一的二氧化碳。

目前，每分钟就有27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森林面积消失。

枯竭的森林也会开始释放二氧化碳。科学家们担心，如砍伐太多的树木，地球将达到一个临界点，引发突然和不可预测的气候变化。

在气候峰会第二天，美国和欧盟还启动了一项倡议，旨在推动全球行动减少甲烷排放。甲烷是一种温室气体，源自化石燃料开采和畜牧业等。

几十个国家首脑将加入这一倡议，承诺各国到2030年减少30%的气体排放。

在格拉斯哥会议的开幕日，印度承诺到2070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到零，这没有达到COP26峰会上，各国承诺到2050年实现这一目标。

英国女王在峰会上发表讲话，她在视频中敦促全球领导人“为了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孩子的孩子”采取行动，“超越当前政治”。

会场外，气候活动人士格雷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告诉年轻的抗议者，参加峰会的政客们“假装认真对待我们的未来”，呼吁结束废话。

按照当前的目标，到2100年全球气温将上升2.7摄氏度，联合国称这将导致“气候灾难”。

谢选骏指出：各国反动派承诺到2030年停止砍伐森林……因为那时候他们早就不在台面上了！这些贪得无厌的人正在吃掉人类的未来。必须彻底结束他们的暴政！地球才能缓过一口气来。如果中国崛起导致了全球陆沉，那么中国就有责任建立全球政府，以便改正这一错误。

【89、中国美国都在从事“中国文明整合全球”】

《美国华裔教授：中美“帝国”之间并非“新冷战”》（RFA自由亚洲 2022-05-18）报道：

中美之间渐行渐远，在某些领域甚至冲突频繁。这种冲突背后到底是经济利益驱动，还是安全利益或者意识形态的矛盾？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诰烽（Ho-fung Hung）最近在剑桥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帝国的冲突：从“中美国”到“新冷战”》（Clash of Empires： From 'Chimerica' to the 'New Cold War'），从马克思和韦伯的结构理论出发，为阐释中美冲突提供了新的视角。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对孔诰烽的专访。

帝国的结构性冲突

记者：您在标题中把中美称为帝国。您是认为美国和中国相当于昔日的帝国，还是这种借用便于您的分析？

孔诰烽：中国和美国在广义上就是帝国。一般现在社会科学定义帝国，就是指任何国家有能力和意愿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投射到它的主权范围以外。很多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长期以来都把美国称为帝国，或者说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因为它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已经遍及全球。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影响力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它的军事力量也能投射到很远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也是一个帝国，虽然它没有美国或传统上的大英帝国那么庞大。有趣的是，中国的官方学者也早已开始用帝国这个词来形容中国，只是他们说的帝国没有贬义，而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帝国。例如强世功也认为，中国应该为世界治理提供一个出路，所谓的帝国2.0版。

十多年前，中共的政治局开过一个会，找了一些学者来讲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有什么是中国可以学习的。他们讲到的大国崛起的经验包括了从罗马帝国，到西班牙帝国，到英帝国、法帝国，都是一些帝国。所以，现在中国的官方学者也很有意地用帝国来理解中国在世界的角色。

记者：您在书中强调这是对中美对抗的一种结构性分析，这里所谓的结构是指什么？

孔诰烽：所谓结构性，就是强调经济上的原因很重要。并且中美关系从蜜月期到出现摩擦其实是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的。奥巴马推行重返亚洲，并且推动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要把中国排斥在外。接着在2011年，奥巴马与胡锦涛会面时，奥巴马首次提出了美国公司在中国受到不公的待遇。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和中国从1990年代开始，在地缘政治包括南海问题、台海问题上，还有南海间谍机事件上，都有很多摩擦。但这些摩擦没有发展成更大的冲突，就是因为当时美国和中国的企业都是在一种合作赚钱的关系中，在海外市场也是如此。所以，美国企业都变成中国的说客，把美国军事和外交体系里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的看法给抵消了。

但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尤其是近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改变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国有企业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在中国和世界市场的挤压逐渐加强。很多美国企业虽然没有公开表达不满，但有证据显示，他们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是持批评态度，所以它们停止了为中国担当说客。这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的重要原因。

记者：您在这里提到美国公司停止为中国担当说客，而您在书中指出，这些公司成为了美国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推动力，这种推动是怎么形成的？有什么典型案例可以说明这种情况吗？

孔诰烽：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特朗普就任总统以后，美国商会曾经发表一个报告，介绍说他们遇到了中国的挑战和问题。美国商会和很多大企业实际上是通过这个报告向特朗普施加压力，希望他在和中国谈判时更强硬。

特朗普开启贸易战后，媒体访问了一些公司。一个比较有名的案例是美国超导体公司American Superconductor Corporation（NASDAQ:AMSC）。我在书中提到，它本来是和中国国有企业华锐风电合作生产风力发电机，AMSC和那边做很多生意，他们也认为中国的市场很厉害。但后来，他们忽然间失去了中国所有的生意，后来调查发现，华锐风电通过一个员工非法下载了软件和硬件的设计图等商业机密，所以华锐风电就有能力自己生产那些零件和软件。AMSC很生气，所以就提告并且胜诉。那个员工被抓捕，华锐风电也被罚了很多钱。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时候，媒体就去采访AMSC的老总，问他怎么看贸易战。他说得很清楚，贸易战很早就开始了，其实是中国最先对美国采取贸易战的做法，去偷美国的商业机密。现在特朗普提高关税，他其实是支持的。这不是一个单独的案例，我在书中提到很多美国公司去告中国政府和中国公司。这类型的案例过去十年越来越多。这些公司就算不是去推动美国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起码也是没有像过去那样为中国当说客。

并非“新冷战”

记者：您强调商业公司在美中对抗中的角色，但我们听到的比较多的是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那么，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在中美对抗之间是什么角色，只是一个陪衬吗？

孔诰烽：意识形态的对抗在中美对抗中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源头其实是1989年天安门民运之后，到90年代初，美国很多政治人物或者是官员都觉得人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他们也明显看到中国对当时走民主化道路的台湾构成威胁。但问题是1990年代、2000年代，意识形态的分歧并没有阻止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和其他很多方面形成良好的关系。那就是因为企业的关键作用在压制着两国因为人权和价值观不同导致的对抗。但现在企业的因素，企业的反制作用变弱了，所以意识形态的分歧就凸显出来。

记者：您在副标题上使用了“新冷战”这个说法。这个说法近几年很流行，但您似乎并不太满意这种说法。

孔诰烽：对，对新冷战我使用了引号，即所谓的新冷战，我并不同意这种说法。

记者：您不同意的原因是什么？

孔诰烽：新冷战是相对于旧冷战而言的，主要强调意识形态的分歧。我刚才讲，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政治体制的不同，并不是忽然间两个国家关系恶化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如果意识形态和政治是原因，两个国家的对抗应该在90年代就开始了，甚至在1989年天安门运动之后就开始了。现在的对抗主要还是两国在经济上从合作到竞争。所以，这是两个资本主义帝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

记者：您在书中也提到“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这个词背后指涉的理论主张在国际关系学中有很多拥趸，在媒体或社媒上也到处盛行，但您并不满意这种理论对中美关系的解释力，为什么？

孔诰烽：“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说崛起的国家和现在主宰的国家必然会发生冲突，这种说法有道理，但并不能解释所有的事情。看历史，二十世纪初，德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国家与英国作为一个主导的国家发生了冲突。但当时美国也是崛起的国家，但它当时并没有和英国发生冲突，相反它和英国成了盟友。

并且崛起的国家和主导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在变化。比如，二十世纪初，日本是一个崛起的国家，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和英国作为主导国家的立场是一致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它和英国的关系就是对立的。

熟悉的韦伯和马克思

记者：您借用了韦伯和马克思的理论，这两位社会科学巨人为中国学者甚至民众所比较熟悉，您主要借用的是什么理论？

孔诰烽：马克思的理论就是经济决定论，就是从企业、跨国公司的利益的角度去解释美国或中国的外交政策。根据韦伯的理论发展出的外交关系的理论就是强调国家的自主性，就是外交关系决定于国家利益，要让一个国家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和声誉最大化，这跟企业的利益不同。所以，我的观点就是把韦伯和马克思的理论结合起来。美国的对中政策有韦伯的方面，就是美国的外交和军事精英从90年代开始就把中国作为一个竞争者，倾向于采取竞争甚至对抗的态度。但这个取向在1990、2000年代没有成为主要的取向，因为经济和企业的利益在起作用。企业要和中国合作的时候，就反制政治精英的美国对中强硬的立场。但是在美国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趋同后，也就是2010年代企业也对中国不满以后，对中国强硬的政策才成为一个共识。

记者：这里问一个题外话，在中美对抗中，香港成了风口浪尖的争夺之地，您来自香港，您对香港前途的基本估计是什么？

孔诰烽：过去几年香港发生的事情就是中国和美国走向对抗的一个鲜明的体现，从2019年的反修例抗争一直到香港国安法。现在体现在香港的中美之间的抗争，或者说中国和美国资本的抗争还没有完结。虽然现在表面上看起来，国安法下香港的局面已经决定了，但在表面的稳定下面，我们还是看到一些暗涌。比如去年，中国一直说要把反外国制裁法适用于香港，在香港的外国企业和中国企业都要选择是依据美国法律接受美国制裁，还是依据中国法律不接受美国制裁。这种状况下，很多企业在香港都无法生存下去。后来有报道说，香港的外国企业，包括一些在美国有生意的中国企业，比如中国银行都去游说北京。结果是在最后一分钟，北京方面说暂时搁置将反外国制裁法在香港施行的计划。所以体现在香港的中美对抗还在拉锯，香港的命运在中美对抗还没有结论之前还有变数。

记者：看来这是一场持续的大戏了。

孔诰烽：是的，没错。

谢选骏指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看到了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帝国争霸，却没有看到帝国争霸不论谁胜谁负，都是在从事着“中国文明整合全球”的工作——这是因为，孔诰烽（Ho-fung Hung）受到了早已作古的马克思和韦伯的结构理论的误导。大家想想，马克思没有见过飞机，更别说电脑，韦伯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怎么可能理解现代世界呢？又怎么可能规划未来人类呢？而在我看来，世界正在现代技术的扩张挤压之下，不可遏制地凑合成为一个整体，因而不得不形成一个共同的权力中心——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文明整合全球”。注意，是“中国文明”，不是“中华文明”——这个文明没有族属，它是属于全体人类的。中国文明就是“中央文明”；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就是中央文明整合世界——不论它从哪里出来。

【90、中国内战的全球化趋势】

《德国之声今天报道：“北约峰会上，特拉斯说：‘我确实认为，随著中国通过经济胁迫和建立一》（2022-06-30 德国之声）报道：

今天（6月30日）报道：“北约峰会上，特拉斯说：‘我确实认为，随著中国通过经济胁迫和建立一支有能力的军队来扩大其影响力，它确实有可能得出错误的想法，导致灾难性的误判，比如入侵台湾。’前一天，特拉斯才刚呼吁，若中国侵台，应採取迅速行动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她说，这也是俄乌战争的一个重要启示。”[机智]评几句：“入侵台湾”这个说法就是个“灾难性的错误”。需要再次更正并强调，那叫“结束分裂状态，实现国家统一”。特拉斯你越关心台湾，台湾其实就越危险。就像你太关心乌克兰了，乌克兰就成了废墟。

谢选骏指出：很明显，“中国入侵台湾”这个说法，显现了“中国内战的全球化趋势”。因为这并非英国首倡——

《拜登：若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将提供防卫》（ZOLAN KANNO-YOUNGS, PETER BAKER 2022年5月23日）报道：

拜登总统周一在东京的新闻发布会上。

东京——拜登总统周一表示，如果台湾遭到中国攻击，他将动用军事力量来保卫台湾。这是对历任美国总统传统上喜欢保持的“战略性模糊”的摒弃，也是对他的幕僚们过去试图收回的声明所做的更为明确的重复。

在访问东京期间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新闻发布会时，拜登暗示，在帮助台湾一事上，他愿意比帮助乌克兰走得更远。拜登为帮助乌克兰击退俄罗斯入侵者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武器和情报支持，但拒绝派遣美国军队。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你不愿意军事介入乌克兰冲突，”一名记者对拜登说。“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你愿意军事介入保卫台湾吗？”

“是的，”拜登直截了当地回答。

“你愿意？”这名记者追问道。

“这是我们给过的承诺，”拜登说。

本月早些时候的台北。拜登去年10月已经用类似的措辞表示，美国将保护台湾免受中国的攻击。

总统在没有警告和澄清的情况下做出的表态，很可能给美中关系制造新的紧张。中国坚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并非一个主权国家。这个表态也让拜登政府在发布会现场的一些成员感到惊讶，他们没想到总统会表达出如此直白的决心。美国历来警告中国不要对台湾动武，但对于假如发生这种情况会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台湾，美国通常保持模糊态度。

白宫很快试图否认总统似乎所说的意思。“正如总统所说，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白宫在一份匆匆发给记者的声明中写道。“他重申了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我们对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承诺。他还重申了我们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自卫军事手段的承诺。”

但拜登的说法超出了仅仅重申美国将向台湾提供武器的范畴，因为他被问及的问题是相对于他在乌克兰的做法提出的。总统在同意他会“军事介入”时，没有努力具体说明自己的意图。

事实上，他反复强调的是，他对台湾的承诺超出他在乌克兰的做法。“认为可以用武力夺取，用武力就能夺取的想法，是不合适的，”他在提到台湾时说。“那将扰乱整个地区，将是又一个类似于发生在乌克兰的行动。所以那将是一个更沉重的责任。”

担任总统后，拜登抛弃了前任们在中国和台湾问题上经常使用的不明确说法。去年8月，他决定放弃阿富汗政府后，为了安抚盟友曾承诺如果北约成员国受到攻击，“我们会做出回应”，然后补充说，“对日本同样，对韩国同样，对台湾也同样。”

但台湾从未像日本、韩国或美国的北约盟国那样，获得美国同样的安全保障承诺，因此拜登的上述说法被视为意义重大。两个月后，拜登在一个电视直播的市政厅节目中被问及美国是否会保护台湾免受攻击。“会，我们承诺了会那样做，”他说。当时也引发白宫迅速采取行动，试图收回他的说法，坚称拜登并没有改变美国的长期政策。

其实，总统经常无视下属希望他在海外对手面前采取的谨慎态度。今年3月，拜登在回答一名记者的提问时，称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战争罪犯，超出了他的政府使用的说法。不到一周后，他在波兰发表演讲，快结束时即兴添了一句普京“不能继续掌权”，结果再次引发轩然大波。

虽然台湾战争看起来并非迫在眉睫，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采取了比其前任们更好斗的立场，一直誓言要将台湾置于中国政府控制之下，认为台湾问题是半个多世纪前一场血腥内战的未了之事。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增加了美国政府的紧迫感，华盛顿的官员们正在重新评估台湾的防御能力，以确保台湾能够击退入侵。亚洲也在密切关注俄乌战争将给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意图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如果俄罗斯成功征服了曾经是其帝国一部分的乌克兰的话，一些人担心这会提供一个危险的先例。不过，俄罗斯在拿下整个乌克兰时遭受的惨败，以及西方做出的一致反应，也许对军事冒险主义是面示警红旗。

据台湾国防部称，在拜登抵达亚洲的当天，中国曾派出14架飞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过去一年里出现中国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增多的趋势。台湾的战斗机紧急升空回应，但没有发生直接冲突的报道。

对台湾的许多人来说，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转向威权主义，以及对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镇压，使得台湾与中国的任何更深层次的政治联系都变得难以接受。周一，台湾外交部对拜登的最新言论表示欢迎，并对他重申美国“对台湾坚若磐石的承诺”表示“感谢”。台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台湾将“继续提高自卫能力，深化与美国、日本和其他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已按老规矩驳斥了拜登的说法。“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记者说道。他还表示，任何人都不应低估中国人捍卫领土完整的决心。

在发表上述言论不到一小时后，拜登正式宣布了新的13国印太经济框架，旨在抗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活动结束时，拜登没有理会记者大声提出的问题，包括在台湾进行军事介入会采取什么形式，以及他是否做了派遣美国地面部队的准备。

岸田文雄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中国时措辞强硬，他对在台湾问题上发生乌克兰那样的冲突表示担忧。他说，任何“像俄罗斯这次入侵乌克兰那样，用武力改变现状的单边企图都永远不应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得到容忍”。

尽管如此，岸田文雄在拜登发表上述言论之前坚持了传统政策，称美国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保持不变。“我们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没有变，”他说。

拜登的即兴表态将日本置于复杂处境。台湾距离日本最西端有人居住的岛屿那国岛只有110公里，与中国的战争将给日本带来巨大的潜在后果。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以来，日本一直拒绝武装冲突。

“毫无疑问，拜登说的‘美国介入’，意味着日本也将介入，”东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副校长道下德成说。

他还说，虽然岸田文雄不会像拜登那样直截了当，但日本政府力争增加国防预算，同时也在讨论获得能够打击敌方领土上导弹发射场的武器，以及与美军进行更多演习的计划。

“中国的军事规划者在制定是否攻击台湾的计划和决定时，必须将日本介入的可能性考虑进去，”道下德成说。迫使中国考虑同时面对美国和日本军队的前景，最终将“增强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可能性”，他说。

Zolan Kanno-Youngs自东京、Peter Baker自首尔报道。

Zolan Kanno-Youngs是时报白宫记者，报道拜登政府有关国内和国际议题以及国家安全、极端主义等一系列议题。他于2019年加入时报并担任国家安全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KannoYoungs。

Peter Baker是时报首席白宫记者，为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五位美国总统的新闻。他还著有六本著作，最新的一本是《管理华盛顿的人：詹姆斯·A·贝克三世的生活和时代》。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ok上关注他。

谢选骏指出：拜登为何“悍然撕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因为在此之前，三个联合公报已经成为“过时的历史文件”了。英国为何一反常态地追随美国，加入中国内战、参与保卫台湾？我认为，这是因为中共宣布“中英联合声明是过时的历史文件”从而使得英国“痛失香港”的缘故。

《主权移交25周年：海外港人的无奈与乡愁》（2022年6月30日，新闻广角报道：

25年前，香港主权移交北京前夕，曾有大量港人移居海外。而过去几年，随着北京对香港管控不断收紧，选择移民的港人又变得越来越多。

玛丽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前离开了香港，25年后的今天，玛丽仍相信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她对法新社表示：“我就是没法相信中国政府。” 和玛丽持相同观点的香港人还有很多。官方数据显示，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前的几年里，有数十万人离开香港，去海外开始了新的生活，因为他们不想生活在北京的操控之下。

本周五，香港将迎来主权移交25周年庆典，街头的宣传标语上写着：“砥砺奋进廿五载　携手再上新征程”，而对很多人来说，他们的“新征程”就是尽快离开香港。

根据中英两国当年达成的协议，中国承诺保持香港的高度自治和司法独立，并在地方选举和协商的基础上任命香港领导人。

但北京后来颁布的香港国安法，却掀起了新一轮移民潮。2020年移居英国的翁费米（Fermi Wong）表示：“移居世界各地的港人对香港的定义也许并不相同，但我们都有强烈的群体意识，都有着共同的命运。连接我们的是一些无法描述的东西，是一种特殊的气质，在街上我一眼就能认出香港人。”

人在英国，心系香港    

1997年4月，玛丽和丈夫及两个儿子一道搭乘单程航班离开香港，此后一直生活在英国。她很快就适应了异乡的生活，从未真正感到想家。但2019年，有关香港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的电视新闻，还是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玛丽说：“我每天晚上都要看新闻，一边看一边哭。这些参加抗议的年轻人只不过就是说出了他们的真实感受而已。”

2022年6月12日，港人在英国首都伦敦举行集会，纪念三年前香港发生的抗议浪潮。

北京对抗议活动做出的回应，是颁布国安法压制反对呼声，并改革选举制度，令大多数反对派人士失去了议员资格。在玛丽看来，香港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正是这部港版国安法的颁布，使翁费米下定了离开香港的决心。此前她是一名代理少数族裔权益的律师，在香港已经工作了20多年。

在许多批评人士看来，2020年开始实施的国安法，已经使“一国两制”的承诺变成一纸空文，赋予港人的自由权利也几乎被剥夺殆尽。翁费米说：“我们再也不会相信他们了。”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制定了相应的 "救生艇计划"，2019年之后，上述两国分别接受了47000名和8900名来自香港的移民。在接受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采访时，就连建制派政治家曾钰成都承认，香港人正在 "用脚投票"。不过，香港政府则坚持认为，目前的移民潮属于“正常的人口流动”，即将离任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甚至指责某些国家用政治幌子来“掩饰他们掠夺香港人才的行为。” 林郑月娥的继任者李家超则对那些希望移民海外的港人发出威胁称，一旦他们选择离开，将会为错过机会而感到后悔。

已经移民英国的翁费米说，香港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她说：“地理意义上的香港依然存在，但她早已不是那个海外香港人曾经生活过的香港。”

目前在台湾做设计师的小林也同样有这种失去了家园的感觉，她以化名对法新社表示：“事实上，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香港，以它的边界、以它的人们、还是应当以它所代表的精神？”

用脚投票

2017年，小林为了工作首次离开香港，后来她成立了关注组，对香港的示威者表示声援。她对法新社表示：“2019年的时候，对于自己还是不是一个香港人，我并没有太强烈的感觉，但现在，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是一个香港人。” 小林绝不是孤立现象，过去几年的政治动荡令海外港人社团也变得更加活跃和壮大。

来自四个国家的港人团体代表向法新社证实，目前世界各国由港人组织的公民社会团体有八十多个。一些团体为港人移民就业提供帮助和辅导，另一些则从事政治游说。但海外港人当中很多人都在担心，随着香港的变化越来越大，他们同香港的联系也会变得越来越少。

华盛顿香港民主理事会主席周永康曾经是香港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很清楚，地理上的距离也会导致心理上的疏离感。很多海外港人都是“有家不能回或不愿回”，长此以往，难免会对家乡香港产生心理距离。周永康表示，香港以及港人过去的抗争就是他永远的“政治动机”。他说：“我会为这样的香港而继续奋斗，要让香港获得自由，也让世界变得更加自由。从这个意义而言，香港就是我的动力和目标。”

谢选骏指出：中国共产党粗暴撕毁了《中英联合声明》，在2020年提前27年结束了“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庄严承诺”，结果就把英国引入到了中国的内战之中了。“中英联合声明”既然作废，“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也就作废了。狡猾的英国老狐狸，在1940年代国共内战中，本来是作壁上观的。因为那时候英国鬼子顾忌香港的存亡；而现在呢，失去了香港的英国已经肆无忌惮，只有跟着美国横渡太平洋了。这就形成了我所说的“中国内战的全球化趋势”！

【91、中国是如何成为全球最冤大头的】

《中国是如何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的？》（德国之声  2023-11-25）报道：

为了促进贸易，中国向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1.3万亿美元贷款。不过，面对这个巨大的数字，中国该如何确保借出去的钱能顺利收回呢？

中国的大规模“一带一路”倡议普遍被视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外交政策核心，该倡议支持在世界各地建设约21000个基础设施项目，此政策经常与二战后美国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相比较。

根据一份近期的报告，北京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提供了超过1.3万亿美元的贷款，为中低收入国家的桥梁、港口和高速公路建设提供资金。 “一带一路”倡议帮助恢复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古老的贸易路线，此外它也提升了北京的全球影响力，这让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大为不快。

 “一带一路”十年：习近平离“中国梦”还有多远？

批评人士称，在应该优先考虑环境保护之际，“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背负了难以负荷的债务，还留下了可观的碳足迹。目前，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退出了该计划。

还有人指出，中国的策略是使其国营企业来完成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合同，这往往会导致不透明的建设成本，导致各国难以在后续重新协商。

虽然中国承诺继续投资数十亿美元于新项目，但转眼已是该算帐的日子了，过去10年中的许多贷款如今已经到期。

有多少“一带一路”贷款已经成为坏账？

位于美国的研究机构AidData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报告评估，在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内，有80%是提供给陷入财政困境的国家，而不包括利息的未偿债务总额至少有1.1万亿美元。

虽然报告未明确提到有多少贷款已经成坏账，但指出逾期还款额正在飙升。报告还称，有1693个“一带一路”项目面临风险，另外94个项目遭取消或暂停。

十年，一万亿：“一带一路”为中国收获几何？

根据AidData的统计，过半数的“一带一路”贷款现已进入本金还款期，而此时全球基准利率急剧上升，将加重债务国的还款负担。报告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将逾期还款的罚息从3%提高到8.7%，增加了一倍多。

此外，在本世纪初中国刚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时，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项目进行了抵押，而现在几乎达到三分之二。

今年早些时候，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发现，中国已不得不向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提供数十亿美元的纾困贷款。 AidData也在报告中提到，中国目前正在采取一项包括纾困贷款在内的新策略，以降低坏账带来的风险。

美国迎头赶上

AidData发现，虽然中国每年花费约800亿美元向中低收入国家提供贷款，但美国正在迎头赶上。华盛顿每年用于类似发展融资的资金约为600亿美元，其中隶属政府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对私营部门项目的融资占很大的比例。

一个例子是美国本月稍早宣布的计划：斥资5亿美元，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建造一个深水货柜码头。

这个印度洋岛国正在努力从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恢复。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曾提供贷款，让斯里兰卡在东南沿海建设汉班托塔港，以及在填海土地上建造机场和城市。然而，这些项目的利润不足以偿还贷款。

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

两年前，七国集团（G7）发起了“重建更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倡议，这是美国及其盟国制衡“一带一路”的又一次尝试。

而就在上个月，欧盟为自己的“全球门户”计划举行了首次峰会，该计划也被视为“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旨在维持欧洲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地区。

在此期间，欧盟与欧洲、亚洲和非洲国家政府签署了价值近700亿欧元的协议。欧盟最终提供的资金有望达到3000亿欧元，将助力与关键原材料矿产和绿色能源等有关的项目。

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全球门户将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提供“更好的选择”。尽管她没有指名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但她提到，其他融资选择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AidData报告指出，许多“一带一路”项目传出失败消息，确实为吸引斯里兰卡等受影响国家重新接近西方提供了机会。 AidData也在报告中警告美国及其盟国不要试图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竞争，因为中国政府正从大型建设项目转向债务追收。

网民嚎叫：

偶偶地来一发 发表评论于 2023-11-26 07:50:11

楼下：GDP是可以重复几次的，转手一次算一次。A把一样东西卖给B，再原价买回来，GDP也算。所以GDP在中间商比较多的地方会很高，但不增加收入。

smart321 发表评论于 2023-11-26 04:33:03

中国如果人均超过3万美金，为啥人均年收入只有3万5人民币？是中国体制太差分配太不合理，还是这个数据就是编造出来的？中国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是人均1万2千美金，按照这个数据，中国人均年收入3万5也是太低了，已经证明中国的分配体制很不公平。有些人对于生产结果很兴奋，其实更重要的是分配，人对干多少活并不关心，更关心的是工资多少医疗和福利怎样

panlm_ 发表评论于 2023-11-25 19:21:05

2023年中国大陆人口14.1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7.5%，却生产了世界50%的物质商品！中国大陆老百姓勤劳致富的同时，也带动了南方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因此，可以得到一个直观的经济学指标系数（MP）， 即2.857 （MP= 50/17.5 = 2.857）。

基于这个MP粗略估计，2023中国大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应该是世界人均GDP（13920美元，）的2.857倍，即达到39369美元。这个估计比大陆官方的数字（约1.3万美元）高出了2.6万美元！这个估计虽然看似难以置信、有些离谱，但是仔细看看中国大陆的经济产出数据之后就很难推翻这个估计的可靠性了。

中国大陆搞得是实体经济，注重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的不断改善和提高。深究中国大陆经济结构和实力，就能更清晰了解什么是经济基础、发展后劲、未来走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大陆经济已经快速崛起的事实。下面列举中国大陆的一些经济数据，并与美国进行对比。

2022年，中国大陆的人口为14.1亿，是美国4.3倍。

中国大陆的年发电量8.4万亿度，是美国的2.1倍。

中国大陆的汽车产量和销量为2659万辆，是美国的2.2倍。

中国大陆造船吨位4000万吨，是美国的232倍。

中国大陆的粗钢产量为10.5亿吨，是美国的12.5倍。

中国大陆的水泥产量为21.3亿吨。是美国的22.4倍。

中国大陆的煤炭产量为25.9亿吨，是美国的6.1倍。

中国大陆的4G无线通讯基站586万个、5G基站305.5万个，分别是美国的19.5倍和7.2倍。

中国大陆的高速公路里程17.7万公里，是美国的1.97倍。

中国大陆的高铁里程为4.2万公里，美国的高铁里程为0公里。

中国大陆的粮食产量为6.8亿吨，美国是5.7亿吨。

中国大陆牛肉产量718.2万吨，美国1280万吨。

中国大陆猪肉产量5541万吨，美国猪肉产量1225.2亿吨。

中国大陆蔬菜产量76710.8万吨，美国蔬菜产量3050万吨。

中国大陆鸡蛋产量2840万吨，美国鸡蛋产量是670万吨。

中国大陆水产产量6463.6万吨，美国是500万吨。

这个单子可以继续列下去。

In 2023, the population of mainland China is 1.41 billion, accounting for 17.5% of the world's total population, but it produces 50% of the world's material goods!

Therefore, an economic indicator coefficient, MP, can be obtained, which is 2.857 （i.e., MF= 50/17.5 = 2.857）.

Based on this rough estimate, mainland China's 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in 2023 should be 2.857 times the world's per capita GDP （$13,920 US）, or $39,769 US.

In 2022, mainland China's population will be 1.41 billion, 4.3 time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inland China's annual power generation is 8.4 trillion kilowatt-hours, 2.1 time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inland China's automobile production and sales were 26.59 million units, 2.2 time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inland China’s shipbuilding tonnage is 40 million tons, which is 232 time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inland China's crude steel output is 1.05 billion tons, 12.5 time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inland China's cement production is 2.13 billion tons. It is 22.4 time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inland China's coal output is 2.59 billion tons, 6.1 time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inland China has 5.86 million 4G wireless communication base stations and 3.055 million 5G base stations, which are 19.5 times and 7.2 time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respectively.

The highway mileage in mainland China is 177,000 kilometers, which is 1.97 time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high-speed rail mileage in mainland China is 42,000 kilometers, while the high-speed rail mile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0 kilometers.

The grain output of mainland China is 680 million tons, and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570 million tons.

Mainland China's pork production is 55.41 million to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pork production is 122.52 billion tons.

Mainland China's vegetable output is 767.108 million to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vegetable output is 30.5 million tons.

Mainland China's egg production is 28.4 million to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egg production is 6.7 million tons.

Mainland China's aquatic product output is 64.636 million tons, and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5 million tons.

谢选骏指出：中国是如何成为全球最冤大头的？因为“人口众多+中央集权”，想不成为冤大头，也不可能也。换言之，越集权就越是冤大头，因为越是集权就越是反应失灵了。

【92、中国属于全球生存竞争最为激烈的地方】

《轰鸣的警钟！这才是天塌地陷的危机》（2023-05-16 如松）报道：

人们非常容易形成思维惯性。比如从二战之后进入了本次人口大爆炸的高潮阶段，全球人口快速增长，这样的时候一定是民众的生活相对稳定的时期，但也会让人们形成一种思维惯性，认为这种和平、稳定的状态会不断持续。

但世界史却不是这个样子。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有一部很有名的著作是《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其中有一份2000年间西欧人口变化的统计数字：公元元年，2470万；200年，2760万；400年，2290万；600年，1860万；800年，2040万；1000年，2541万；1200年，4088万；1300年，5835万；1400年，4150万；1500年，5726万；1600年，7377万；1700年，8146万；1820年，13288万；1998年，38839万。

虽然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人口总数是不断增长的趋势，但中间却是波浪形的，有上升也有下降。麦迪森在分析西欧的人口变化时认为，造成人口损失的因素是灾荒和传染病，他并没有提到战争。从这张图表上可以看出，西欧人口下降主要出现在两个时段：第一次是公元200年至600年；第二次是1300年至1400年。麦迪森认为第一次的人口下降是罗马帝国的衰败导致的。如果熟悉统一大市场理论的人们对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在罗马帝国处于繁荣周期，西欧社会稳定，信用稳定（货币价值稳定）、市场需求不断扩张，人们的生活稳定并趋于不断改善，当然就会带来人口持续增长，可当帝国衰败之时上述有利因素都会消失，战乱频发，信用丧失之后只能以物易物，而且古罗马后期多次爆发大瘟疫，带来的当然就是人口减少。第二个时段当然就是黑死病导致的。

如果将西欧人口数字变化曲线与中国人口数字变化曲线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口变化曲线比欧洲剧烈的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损失一半甚至八成的人口，最多两三百年（有时很短，比如南北宋时期）就会出现一次剧烈的回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饥荒触发长期的内战，进而导致改朝换代，西汉末年、东汉末年都属于这种情形。

第二是中国北方一直有强大的游牧民族，气候导致的饥荒时期生存压力急剧放大，就会与中原进行长期的、残酷的战争，放大饥荒带来的苦难，南北朝、宋末元初、明末清初都属于这类战争。

第三是欧洲多数时期是分封制度，即便爆发战争，大多也是局部战争（类似诸侯之间的战争），对人口造成的威胁比较小。但中国多数时期是大一统王朝，是郡县制，北方也经常形成强大的草原帝国，当南北战争爆发之时就属于整个东亚大陆的战争，所有郡县的劳动力都会被卷入战争之中（相当于全国总动员），要么走上战场，要么从事与战争相关的后勤补给，正常的生产活动就会被严重荒废、产出减少，而战争又会导致物资消耗的骤然放大，这就让饥荒的危害急剧放大。

内战也一样，基于实施的是郡县制度，一旦爆发战争就是全国总动员，所有人口都会被卷入。

所以我们在史书上看到，中国经常爆发数十万、甚至百万士兵参与的大战（内战或对外战争），而全国提供后勤支援的劳动力会达到士兵人数的十倍甚至数十倍，这会对生产和生活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产出剧烈萎缩而战争消耗急剧膨胀，再加上战争中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当然就会导致人口的暴跌。

第四就很可能与文化因素有关，有一句俗语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当不同民族之间爆发争端（战争）之时，往往是异常残酷的，经常出现大规模的屠杀，尤其是南北朝、宋末元初、明末清初时期。等等。

上述现象说明，人类人口的变化曲线从来都不是线性的，也会有剧烈减少的时段。在人口稳定增加的年代，一定是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稳定发展、人民的生活相对安定的时期。相反，人口剧烈减少的时期总是饥荒、战争、瘟疫等频发的时段，这是苦难的年代。

我们知道过去两百年是人类人口大爆炸的时间段。

在5月6日的文章（如松：这个泡沫一旦破裂，才是真正的天崩地裂！）中已经谈论了过去200年中出现人口大爆炸的原理，是工业化推动了这一全球人口大爆炸的进程，个人相信论证的已经足够充分。

尤其是二战之后，由于经济全球化的版图不断扩张、让工业化在全球多数国家得到了快速的复制，这些国家在不断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也就实现了农业工业化（这是本人使用的专有词汇，即使用工业要素和生产模式从事农业活动），这带来的是农业生产效率的上升和农业产量的飙升，所以二战之后形成的人口大爆炸异常猛烈。下图可以说明这次人口大爆炸的猛烈程度，二战之后简直就是火山喷发的级别：

人口大爆炸之后，更应该警惕什么？根据历史的发展规律，当然就应该警惕人口萧条。

一旦逆全球化导致全球的工业化进程出现倒退，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就会出现衰退，全球的农业产量就会收缩，人口大爆炸之后就很容易形成人口萧条，这就是人类历史上多次重现的那一幕。

其实，工业化衰退导致的人口萧条范例一直在个别国家不断上演。

上世纪七十年代，朝鲜的工业化水平很高，农业工业化（俗称是农业机械化，但这个描述并不完善）的水平也很高，当时还是粮食出口国；但苏联解体之后，朝鲜的工业化出现了剧烈的倒退，农业工业化也出现了剧烈衰退，现在已经返回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下图），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到现在的约三十年中，伴随着农业工业化衰退的是饥荒不断蔓延至今，导致了大量的人口损失（媒体多有报道）；再有就是非洲的津巴布韦，在独立之前被誉为是英王头顶上的明珠，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更是非洲的粮食出口国，经常援助非洲的盟邦，但独立之后其工业基础逐渐丧失，导致农业活动的持续衰退，本世纪以来一直就处于饥饿之中；还有就是尽人皆知的委内瑞拉，在次贷危机之前是令人羡慕的工业化国家，人民富足，食品接近自给自足，但次贷危机之后工业化剧烈衰退（连石油产量都出现了暴跌），这当然也导致农牧业水平的剧烈衰退，经过十来年的衰退之后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失败的国家之一，长期与饥饿为伴。

上述个别国家出现工业化倒退已经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如果全球工业化水平出现集中倒退哪？

这就需要看看二战之后工业化加速推进的要素能否持续。

二战之后建立起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体系、以世贸组织为中心的国际经贸体系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三驾马车（1971年美元解除金本位之后，人们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了。但在八十年代它又悄悄地变相保持了下来，开始以美债充当黄金的职能作为美元发行的保证金。当时美国政府的负债率极低，还不足40%，就不存在违约的问题，美债收益率对美元贬值进行补偿，美债就可以阶段性充当黄金的职能，这个问题以后再探讨）。

这其中，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体系是上述三驾马车的基石。联合国宪章中最核心的要求是必须保持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压制地缘政治纷争、避免战争，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国际政治的稳定，而五大常任理事国是捍卫联合国宪章的中心力量，也就让世界在总体上进入了和平时代。只有和平才能推动全球贸易，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此时，充当国际资本职能的美元通过全球贸易就流入到世界各地，快速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在这个体系之下第一个收益的就是欧洲，战后的“马歇尔计划”意味着大量的美元资本输入到欧洲，迅速完成了欧洲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的重建；然后美元资本通过贸易不断流入东亚、东南亚、南美等地，让这些地区的工业化得到快速推进，等等，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让这些地区的农业工业化得到迅速推进，各国就不仅解决了自身的粮食供给问题，甚至一些国家摇身一变成为粮食出口基地，比如南美、东欧、东南亚等地都是如此。这就是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部分国家从饥荒频发转身成为粮食输出国。

如果美元资本从一国集中撤出会导致什么结果？委内瑞拉也是典型，在上世纪末期到本世纪次贷危机之前，有大量的国际资本（主要是美国资本）进入，带来的是委内瑞拉的工业化进步和国民富足，次贷危机之后委内瑞拉成了资本禁区、原来的欧美资本也仓皇出逃，让这个国家的农业工业化飞速倒车，结果就成了贫困的代名词。

可一旦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上述的三家马车）解体哪？当然就会导致全球的工业化同步萧条，世界就很可能重回饥荒年代，人口大爆炸就会回到人口萧条。

如今，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公然入侵另外一个、自己已经承认的主权国家，说明联合国机制已经濒临死亡；贸易战打响之后，说明世贸组织已经名存实亡；最重要的是，目前的美国正在受到政府债务危机的困扰，美债违约的风险越来越大说明美债已经难以继续充当黄金的职能，随着通胀的上升其输出资本的能力就会萎缩甚至枯竭（那时如果继续输出资本只能让美国爆发恶性通胀），这说明战后形成的国际政治与经贸秩序正在解体之中。当战争和国家安全取代经济发展成为各国的核心诉求之时，当全球贸易体系崩坏之时，当美元资本无法继续输出之后（此时联系全球贸易的信用纽带就会消失），全球的工业化就会出现剧烈的衰退（各国为了转移内部矛盾，世界也必然进入战争多发的时期），或者说，那时的世界就是一个变相的“委内瑞拉”（各国之间当然会有所不同），人口大爆炸就会演化成为人口大萧条。

这种局势与古罗马由盛转衰的情形有些类似。

欧元、日元等可以起到美元的替代作用吗？不能，源于他们没能力通过贸易逆差源源不断地向世界输出资本（本质是输出信用），所以欧洲和日本必须严守国际贸易收支平衡，而美国可以大量输出贸易逆差，这就是最根本的差别。

放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你再看看最近很热的“退X还耕”，或许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

中国人，端牢自己手中的饭碗。

谢选骏指出：“如果将西欧人口数字变化曲线与中国人口数字变化曲线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口变化曲线比欧洲剧烈的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损失一半甚至八成的人口，最多两三百年（有时很短，比如南北宋时期）就会出现一次剧烈的回调。”——由此可见，中国属于全球生存竞争最为激烈的地方，但是有人却胡说，中国社会具有“超稳定结构”，真是匪夷所思。而上文正是根据中国社会的“超不稳定结构”，来想象全球危机，所以得出了“天塌地陷”的结论。这仅仅因为，中国属于全球生存竞争最为激烈的地方。

【93、中国文明整合全球的“科学”证据】

谢选骏 2004年1月1日

一、

具体说，以“生命历史理论”为基础的基因问题来进行讨论，解释脑部大小、智力及其他特徵的“种族模式”──演化论的生物学家称这为生殖策略的r到K范围（r-K scale of reproductive strategies），范围的一端是r策略，代表高生殖率；范围的另一端是K策略，代表的是花较多精力照顾小孩。这常用来比较不同动物的生命历史；加拿大西欧达里欧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的腓力普·洛旭庭教授（Professor J. Philippe Rushton，1943－）用它来解释人类之间的不同与微妙关系。他指出，这范围表显示，东方人的K值比白人多，而白人的K值比黑人多。与倾向r值的女人比较，高K值的女人产生的卵子比较少，同时有较大的头脑。高K值的男人花较多时间与精力在他们的小孩身上，而不一味追求性的刺激，所以他们是“有责任感的爸爸”（dads），不是“拈花惹草的风流人物”（cads）。

欧亚大陆的多样化环境还使得身体产生不同的变化。在北欧，阳光少，维他命D减少，皮肤与头发的颜色变得较淡以便吸收更多阳光，于是北部欧洲人的皮肤和头发的色素较少，这里的小孩生存与生殖的机会比较大。东亚甚至比北欧更冷，但有较少的云与较多的阳光，人体产生了对抗寒冷天气所需要的厚脂肪，这把靠近皮肤的红血管隐藏起来，因此东方人的皮肤多是“黄色”的。在非洲内陆，黑色素使皮肤变成黑色，这是为保护肌体免遭阳光暴晒所致。所以，色素减少并不是进化的结果，而是日晒减少的结果，智商才是进化的结果。

气候不同还影响智力。在非洲，暖和的气候与自然的食物全年不缺。然而越是往北移居的人，为了在寒冬生存下来，就越是需要独创性，以便发掘新的食物来源与发展储存食物的方法， 也需要织衣与造屋保护自己。同时双亲需要对孩童提供更多的照顾，帮助后代在寒冷的环境与气候下生存下来。在这方面，黄种人需要应付的挑战比白种人更为尖锐，尽管白种人起源于更为阴郁的环境，但气候却比黄种人居住的西伯利亚、北美洲和北极圈（包括北欧北部）较为温暖一些。

上述“r─K理论”可以部分说明不同种族在身体、脑部及行为方面差异的形成原因。“走出非洲”的种族演化过程表明，离开非洲越远，人类就越是远离r型，越是偏向K型：其脑部大小与智商程度越是增加，其生殖力、攻击性及性活动也就相对降低。（参见斯全尔[Christopher Stringer，1947－]与麦克凯[Robin McKie]合写的《走出非洲》（African Exodus），1996年伦敦开普出版社[Cape]出版。）

人类学家们承认，“r─K理论”解释了生命特徵与种族命运的关系。“r策略”代表在自然状态下多子多孙，缺乏双亲照料，也意味父母亲很少将文化传递给小孩，这降低了文化功能和智力需求。但移民欧亚的人，面对新问题的挑战，发展更完善的双亲照顾与社会组织，这需要较大的脑与较高的智商，艰钜工作需要更多的智力、较低的人口出生率，迫使性荷尔蒙以及性能力与攻击性有所降低，善于制定长远计划和自我控制，比较遵守规律，家庭比较稳定，寿命也比较长。离开热带地区，前往北方大陆，就是这样日益偏离“r策略”，日益偏向“K策略”。 

在生物世界的其它领域，“r─K理论”也是如此适用的，例如，植物比昆虫更接近r策略，昆虫比鱼类更接近r策略，鱼类比两栖类更接近r策略，r两栖类比爬行类更接近 r策略；接着可以反过来说，哺乳类比爬行类更接近K策略，哺乳类内部最接近K策略的是灵长类，灵长类内部最接近K策略的是人类，人类内部最接近K策略的是黄种人。所以黄种人集团意识更强，更有耐力，可以为了一个长期目标而努力克制自己的短期欲望。（以上参见菲律普·洛旭庭[J.Philippe Rushton]：《种族、演化及行为》[Race,Evolution,and Behavior]） 

尽管人类的种族有上述区别，但是从“起源非洲”的共同命运看，确实，“全球一体”并非当今全球化时代的理想，而是具有十万年历史的人类命运所预先规定的。

二、

从医学上看，人对药物的反应确实是具有种族差异的：包括“心血管药物”、“中枢神经系统药物代谢和反应”、“其他类药物的代谢和反应的种族差异”等等，不过这与肤色关系不大。而在其它方面，“甲胎蛋白诊断HCV相关性肝癌具有种族差异性”，“艾滋病传播种族差异明显”（200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大城市百分之三十的黑人同性恋男青年感染了艾滋病毒，该数字令人吃惊，这是艾滋病在不同种族间的传播差异日益明显的一个例子）、“哮喘诊疗中存在的种族差异”（发表在《内科医学档案》上的一项新的研究，解释了黑人更多出现严重的哮喘症的原因），此外，“动脉血栓的发生率存在种族差异”（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发生心源性胸前区疼痛的患者中，与其他种族相比，黑人和西班牙裔发生完全冠状动脉堵塞的可能性较低）。

此外美国基因研究者华勒斯（Doug Wallace）的研究团队还观察研究了全世界1125名受试者体内的特定脱氧核糖核酸（DNA）序列，得出结论认为，寒冷的天气有利于某些人体基因的突变。这使得一些人能在六万五千年前，从非洲移民到气候严寒的北欧及北亚继续生存。“那些没有突变基因的非洲人，冻死了。”而具有突变遗传基因的人也就意味着更能抗寒的移民后裔，就比较不容易得糖尿病、心脏病、老年痴呆及器官衰弱。他们的研究是通过线粒体（mitochondria）内的DNA进行的。

而腓力普·洛旭庭教授（Professor J. Philippe Rushton）的《种族·演化·及行为：生命历史的远景》（Race,Evolution,and Behavior:A Life History Perspective）则认为，“现代科学所显示的‘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three─way pattern of race differences）的平均值显示， 东亚人身体的成熟度较慢、繁殖力较弱、性行为较不频繁、个性较温和、脑部较大、智商也较高；黑人刚好相反；白人介于中间但较接近东亚人。白人不善于跳，亚洲人也不善于。其成因是，人类族群为适应不同环境，演化不同的生殖策略，这些策略与脑部大小及智力高低是息息相关的。……全世界有无数的研究显示：特性上的不同，像智力、脑部大小、生殖器大小、性能力、生殖能力、勤奋与否、社交性、是否遵守规则等等，都与族群不同产生关联。若排成一列的话，族群之间的变化依次是东亚人（Orientals）、高加索人（Caucasians）、黑人（blacks）……

运动迷也都知道黑人专长拳击、篮球及赛跑。与白人相较，黑人的臀部较窄，他们坐下来的高度也较矮，因此他们重心较高，较好的平衡感；较宽的肩膀，身体上的赘肉不多，有更多产生能量的快速抽动肌肉，这些先天优厚条件带给他们很大利益。另外，比较白人及东方人，黑人多出百分之三至十九的荷尔蒙睾丸素，睾丸素可以转换成爆发性能量。但黑人无法在游泳项目中出类拔萃，原因是较重的骨骼及较小的胸腔限制了他们。种族的差异在早期就看得出来，黑婴儿比白婴儿早一周出生，黑婴儿在骨骼发展上也较成熟，五六岁之前的黑小孩在短距离赛跑、远距离跳跃及跳高等方面就超越别族群的小孩。

东亚人跑得比白人慢，因为白人有较窄的臀部、较长的腿、较多的肌肉、及睾丸素，正如在运动场上黑人比白人得利，白人也比东亚人得利。荷尔蒙赐予黑人成为运动健将，但也使他们在学校难以静下来，因此容易犯罪。黑婴儿比白婴儿发育更快，东方婴儿比白婴儿发育更慢。非洲婴儿出生没多久，坐下时他们的头比较能往上仰，背部也挺得较直；白人婴儿经常需要六到八星期的时间。黑人小孩待在妈妈子宫时间最短，美国百分之五十一的黑人小孩不到三十九周就出生了，这种情形只占白人小孩的百分之三十三。在欧洲，学有所长的女黑人的后代也比白人后代出生更早，因为基因决定怀孕期的长短。从孩童时代开始，黑人成长速度较快，黑人小孩有强壮的肌肉，也较能伸手拿到他们要的东西；他们颈部肌肉发展如此好，因此在他们在出生后九小时就能把头抬高，只需要几天他们就可以转身，白人婴孩则需花上六星期。专业测量显示，黑人小孩无论是坐、爬、走或穿衣服能力比白人或东亚人都发育得快；而东亚小孩比其他种族小孩发育都慢，常常长到十三个月大才能走，白人小孩是十二个月，黑人小孩是十一个月。X光显示黑人小孩的骨头比白人小孩发展得更快，白人小孩的骨头比东亚小孩长得更快。牙齿也是如此。黑人平均大约5.8岁长第一颗永久齿，7.6岁结束长牙；白人开始在6.1岁，7.7岁结束；东亚人开始在6.1岁，结束在7.8岁。除此之外，黑人的颚和牙齿比较大，牙齿也较多，常有第三和第四颗臼齿。比起东方人，白人的颚和牙齿较大，牙齿也较多。黑人达到完全性发育（像初次月经、性经验和怀孕）比白人早，东亚人的性发育比白人晚些。1997年出版的小儿科（Pediatrics）一书针对一万七千多位美国女孩作的调查发现，黑人青春期开始比白人早一年，而白人比东亚人早一年。八岁之前，百分之四十八的黑人女孩胸部与腋毛已开始发育（白人仅有百分之十五），白人女孩普通要等到十岁左右。黑人女孩的月经大都开始在十一岁与十二岁之间，白人女孩则晚一岁。

三、

目前，许多人仍然不知道东亚人智商要高于白人这一事实。而英国心理学家理查·林（Richard Lynn）花费二十年时间所作全球性智商调查，也证实太平洋边缘国家的黄种人智商范围从101到111不等，比白人的智商100到103之间、非洲黑人的智商70左右（混血黑人如美国黑人为85左右），都要高出不少。而这些测量所依靠的方法是“雷文渐进性模型”（The 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是测量推理能力的，不是测量文化知识的。凯尼斯·欧文（Kenneth Owen）利用这种方法，发现就读南非学校的十三岁非洲黑人小孩的智商是70。而津巴布韦（Zimbabwean）共和国一位名叫佛瑞德·林迪（Fred Zindi）的黑人，为本国的十二至十四岁孩子做一项研究，结果同样如此。南非混血学生的智商是85，美国、英国及加勒比海的黑人也是同样情况。基因方法显示上述混种黑人大约有百分之二十五的白人血统，他们的智商则呈现为黑人智商（70）与白人智商（100）的平均值。

种族与智商摆在一起考察，其结果公正可靠吗？腓力普·洛旭庭教授（Professor J. Philippe Rushton）的《种族·演化·及行为：生命历史的远景》（Race,Evolution,and Behavior:A Life History Perspective）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在美国，从一到十二年级，黑人在学校的表现远远落在白人后面，与智商测验结果是完全一致。此外，未受特别待遇的族群，例如美国印第安人，他们在学校表现也比黑人好，这再次说明文化理论预测是错误的。推理与逻辑是黑人与白人最大的差异：简单记忆方面黑人表现不错，例如重复背诵所听到的一连串数字的能力，在“向前数字距离测验”（Forward Digit Span test）方面，黑人与白人的能力几乎相当。然而在测验倒背能力即“向后数字距离测验”（Backward Digit Span test）方面，黑人就大为逊色了。“文化偏见”难以解释这些差异。针对九到十二岁的小孩做反应时间（reaction time）的实验，即“三人中选出一人”（“odd─man─out”），游戏规则非常简单，哪个灯泡亮，就得必须按最近的钮，所有小孩几乎能在一秒内做到，智商高的小孩比智商低的小孩动作快。结果，黄种小孩最快，白人小孩次之，黑人小孩最慢。

“退化到平均值的定律”告诉我们，所有种族特徵将退回到他们种族的平均值，这定律预测智商115的美国黑人父母的小孩将退回到黑人的平均分数（85）；同样，智商115的白人父母，他们的小孩也会退回到白人的平均智商（100）。这定律也适用于另一极端：智商70的混血黑人父母的小孩智商，攀升到混血黑人平均智商（85）；而智商70的白人父母，他们的小孩智商也会攀升到白人平均智商（100）。预测小孩特徵回归到种族的平均值的定律，被证明是无误的，和著名的豌豆试验几乎一样准确。 退化到平均定律也适用于兄弟姊妹之间。若某个黑人或白人小孩的智商是120，他们的亲兄弟姊妹通常也有退化现象，天才黑人的兄弟姊妹，其智商同样回归到85，天才白人的兄弟姊妹也回归到100，黄种人也是如此：这说明不同种族之间的智商水平是十分稳定的，轻易不会改变。

“退化到平均”这一定律还解释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生在聪明有钱家庭的黑人小孩，比出生在愚笨贫穷家庭的白人小孩，智商要低二到四分。智商高的黑人父母能够给予孩子丰富的营养、完善的医疗照顾及良好的学校教育，但仍无法传递他们高智商的优点给小孩，因此，只有基因加上环境才能完整解释所有现象。 

社会学方面，美国的老师们知道种族差异导致学习成效不一，警察们知道种族相异造成犯罪率不同，社工人员也知道种族影响到对社会福利的依赖性及染上艾滋病的程度。同时，“美国司法部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美国，黑人进监狱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人种。”美国黑人占美国人口不到百分之十三，但以伤害罪与谋杀罪嫌而被捕的黑人却达犯罪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之多，而因为抢劫被捕的黑人占其中的百分之六十七，全美百分之五十的受害者声明称攻击者是黑人。黑人同样在白领阶级的犯罪圈被逮捕：约百分之三十三的欺诈犯罪，百分之二十五因为伪造文书及接受来路不明的赃物而被捕的，都是黑人。但黑人却很少犯下类似高级主管的不诚实缴税或违反安全性的罪行，可能因为那是些“高智商犯罪”。

美国的女性杀人犯也是如此。研究显示，被捕的女性有百分之七十五是黑人，有百分之十三是白人，而没有亚洲女性被捕。在英国伦敦，黑人人口只占百分之十三，却占犯罪率的百分之五十。在个性、侵犯性及自负状态方面的研究发现，黑人的性格比白人更加外向，更具侵犯性；东方人则较白人内向而温和。比起白人来，黑人的精神欠稳定，吸毒及酗酒的比率较高，东亚人的精神则比白人更加健康。一项针对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作的研究，五十位老师对来自世界六十六个不同国家的八百二十五位四到六岁小孩作鉴定，发现东亚小孩比白人小孩更能适应环境，也比较没有敌意，但黑人小孩比白人小孩更难以适应环境，也比较富于敌意。同样，散居世界各地的东亚黄种人比起白人（或白人比起黑人）较无侵略性、较无控制野心、情绪较不容易冲动，处事的态度更小心，则是相当普遍的。

是否具有远见也与种族不同有关。研究显示：在“现在就得小糖果棒或一星期后得大糖果棒”的试验中，绝大多数黑人小孩选择眼前的小糖果棒，明显注意眼前的小利，不关心未来的优渥利益，这是研究黑人心态的重要发现。在遵守纪律与否、离婚率、婚外生子、虐待小孩及青少年种种问题上，不同种族也不相同。东亚人的这些问题比白人更比黑人少得多，而大多数黑人缺乏稳定的家庭生活，大约百分之七十五未婚的黑人青少年已有小孩，而白人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在非洲黑人国家大部份地区有许多单亲妈妈，因此不能认为这是美洲奴隶制度或城市腐败生活造成的，在非洲，单亲妈妈家庭一直是社会模式的一部分。

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白人平均比黑人多活两年，东亚人比白人多活两年。美国黑人婴儿的死亡率比白人多两倍。单亲、贫穷或缺乏教育不是造成死亡率的原因。成年人也如此，美国海军的一项研究显示，黑人的失事与暴力死亡率比其他种族都高，车祸肇事死亡率也高。而比起欧洲（白人）国家，东亚国家（如日本和新加坡）死亡率较低。但自杀率刚好相反，东亚国家自杀率高，每十万人之中有十五位，欧洲有十二位，非洲与加勒比海国家只有四位。 补充说一句，上述研究主要都是白人科学家做出的实验成果，不是黄种人意识形态理论家所炮制的宣传；相反，许多时髦的黄种人意识形态理论家们迄今还是对白人优越论亦步亦趋，匍匐在“西方的真理”面前摇尾乞怜。

四、

腓力普·洛旭庭教授（Professor J. Philippe Rushton）在《种族·演化·及行为：生命历史的远景》（Race,Evolution,and Behavior:A Life History Perspective）一书里指出，男女两性分泌的荷尔蒙都是黑人最多，东方人最少，白人介于中间，而荷尔蒙不仅影响人们的身体，还影响人们做事及思考方式，最终影响社会发展和文明形态。所以不同人种主导的文明，其特性必然有异。

具体说，黑人的性活动最频繁，性的态度放纵，产下最多的多胞胎；黄种人的性活动和性幻想最少，性的愧疚感却最大；白人则介于两者中间。同样，性的病毒在黑人圈最普遍，黄种人最少，白人还是介于中间。例如，女黑人月经前的徵候（premenstrual syndrome[MPS]）最多，黄种女人则最少。种族也影响睾丸酮的多寡，睾丸酮的多寡则有助于理解男人的行为。一项近期在大学生中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黑人的睾丸酮比白人多百分之十至二十，而在美国退伍军人的老旧资料里，黑人的睾丸酮比白人仅仅高出百分之三。睾丸酮在自我观念、侵略性、利他与否、犯罪倾向及性活动中，都扮演者主要闸门的角色；也同时控制了肌肉粗犷与否以及青少年的声音变化。

在相应的性行为与性态度方面，黑人的性活动比白人更早，而黄种人的性活动则比白人更晚：白人同样居中。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的结果显示，“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在性别领域同样真确无误。在北美的调查结果也是同样。如洛杉矶发现高中学生初次发生性行为的年纪是：东方人16.4岁，黑人14.4岁，白人居中。高中学生里32%的黄种人有性经验，黑人则是81%，白人居中。加拿大发现本地出生的黄种人与亚洲移民对性幻想和手淫是同样克制的。

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也适用全世界各地已婚夫妇的性活动。“性的频率”调查显示，太平洋岛国与美国印第安人一星期有一至四次的性关系，美国白人一星期二至四次，非洲后裔则每星期三至十次。之后有一些调查确实也有相同结果。至于二十多岁已婚夫妇每星期性交的平均次数，亚洲的日本人与中国人是二点五次，美国白人四次，美国黑人五次。排卵率与双胞胎机率也与种族有关。黑人女性排卵周期短，她们经常一周期排两个卵，这增强了繁殖力。黄种人生双胞胎频率是每一千次只有四对或更少，白人是八对，黑人有十六对或更多。三胞胎和四胞胎相当罕见，但也呈现种族三特性模式：黑人最多，白人次之，黄种人最少。

从公元八世纪到十六世纪，阿拉伯回教文学述说非洲黑人男女的性能力较强，性器官也较大。十九世纪的欧洲人类学家谈论女性生殖器位置与男性勃起角度，黄种女性生殖器的位置最高，黑人女性的则是最低，白人女性同样介于两者之间。另方面，黄种男性勃起的角度与身体几乎平行，黑人则是九十度。这些人类学家也指出黄种人的第二性徵最不明显，黑人则最明显。一些其他早期的人类学家也报导混血人种的各种特徵介于他们的双亲之间。艾滋病，蔓延，卫生组织机构在发送保险套的时候也记载了阴茎大小。如黄种人阴茎的大小是4.9公分宽（中国人制作保险套也是4.9公分宽）；白人是5.2公分宽；黑人则是5.3公分宽。种族不同也影响睾丸大小，亚洲人是九克，欧洲人是二十一克，相差之悬殊，不是单单说“欧洲人身体大”就可以搪塞的。1989年，英国影响很大的科学杂志《自然》（Nature）里一篇文章讲到睾丸大小引申另一个事实，那就是白人每天射精量比黄种人多两倍，可惜到目前为止没有黑人睾丸大小的资料。

种族也影响对性行为的态度，这包括性的放纵程度、性的想法以及性的愧疚感。一项研究指出，与欧洲学生相比，第三代的日裔美国人及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对性的态度都不太感兴趣；而每一代的日裔美国人比美国白人都更有性的愧疚感。另一项研究也指出，英国男女的性幻想比日本人多三倍。东亚人普遍认为性使身体衰弱，而黑人则承认他们经常性交，而对性所引申的更深层面的文化意义则没有概念。

五、

澳大利亚史家罗·华德（Russel Ward）根据人类学资料指出：“澳大利亚的原始居民，即土著，其皮肤虽为棕色偏黑，近黑色，但从体格外貌上看，他们像高加索人种，而不像尼格罗人种或蒙古人种。例如，他们的头发一般长得浓密，但是既不像蒙古人的头发那样细长垂直，也不像尼格罗人那样卷曲，而像欧洲人的波状发型；婴儿的头发为金黄色。”（Russel Ward，The History of Australia，P.1，1978，London.）

考古资料显示，“原始高加索人种”是澳洲黑人的早期祖先。原始高加索人种约两万年以前居住在中亚一带，后来向外扩散，向西扩散便成为“雅利安人”，向南扩散便成为达罗毗荼人、锡兰人，向东北扩散便成为日本的虾夷人（Emishi）。他们自称阿依努人（Ainu，或译爱奴人），“阿依努”在其本族语言中的意思是“人”。可能阿依努人觉得自己最近的邻居和掠夺者（倭人，现在翻译为“和族”）不是人吧。因为两者在人种上的差别确实不小。考古学还证实，印度支那、马来半岛和印尼现在还残留澳洲黑人的同种居民，例如苏门答腊岛的古甫族和马来半岛的塞芒族。澳洲黑人的迁徙路线，显然是中亚──印度支那──马来亚──印尼和新几内亚──澳洲大陆。上述考古研究表明，原始高加索人种是白种人和印—澳黑人的共同祖先，但却和黄种人无关。

居住在塔斯马尼亚岛的黑人已经在十九世纪被英国殖民者以极端残忍的手段灭绝掉了，但其化石和遗骨研究表明，他们和澳洲大陆的黑人不是同种。塔斯马尼亚黑人头发蓬松卷曲、嘴唇稍肿，很像美拉尼西亚人和新喀里多尼亚人，属于大洋洲尼格罗种人。他们与非洲尼格罗种人一样是在潮湿的热带气候条件下形成的。直到今天也没有在澳洲大陆上发现任何塔斯马尼亚人的痕迹和他们的同种人，说明塔斯马尼亚人不是先到大陆再南下的，而是远道漂航而来的。

但是，这些研究对我们的课题有什么意义呢？

腓力普·洛旭庭教授（J.Philippe Rushton）在他的《种族、演化及行为》（Race,Evolution,and Behavior）一书中指出，种族分类学可以用来预测行为。总体来说，以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为代表的东亚黄种人比较类似，但却不同于美国白人、德国人以及俄罗斯人，而后面这些人比较相似，但却又不同于美国黑人、海地人以及撒哈拉黑人。该书的研究所取用的资料说明黄、白、黑三大种族的特性具有很高的内在区别度。

在过去二十年中，腓力普·洛旭庭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大种族即黄种人（东亚人）、白人（欧洲人）以及黑人（非洲人）身上。通过对于脑体积、智力、性格、性行为、繁殖、成长率、生命周期、犯罪以及家庭稳定等各方面的研究，发现东亚人在这个谱线的一端，黑人在另一端，白人在中间。整体上，东亚人显示了较慢的成熟期、较低的繁殖率、较低的性活动率、较大的脑体积以及较高的智商。黑人则完全相反，白人在中间，但比较靠近东亚人。

黑人、白人、东亚人的平均差异：

［生理特征］

繁殖双胞胎（ 每1000新生儿）：黑人（16）、白人（8）、东亚人（4）

贺尔蒙：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性器官：黑人（大）、白人（中）、东亚人（小）

性交频率：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性放任度：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性病：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脑体积］

头颅容积： 黑人（1267）、白人（1347）、 东亚人（1364）

神经元（单位百万）：黑人（13185），白人（13665）、东亚人（13767）

［成熟］

怀孕期：黑人（短）、白人（中等）、东亚人（长）

头颅发育：黑人（早）、白人（中）、东亚人（较晚）

运动发育：黑人（早）、白人（中）、东亚人（较晚）

牙齿发育：黑人（早）、白人（中）、东亚人（较晚）

第一次性交：黑人（早）、白人（中）、东亚人（较晚）

第一次怀孕：黑人（早）、白人（中）、东亚人（较晚）

生命周期：黑人（短）、白人（中等）、东亚人（最长）

［性格］

侵略性：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谨慎度：黑人（低）、白人（中等）、东亚人（高）

冲动性：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自我概念：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交际度：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智力］

智商：黑人（85）、白人（100）、东亚人（106）

文化成就：黑人（低）、白人（高）、东亚人（高）

［社会组织］

婚姻稳定性：黑人（低）、白人（中等）、东亚人（高）

守法性：黑人（低）、白人（中等）、东亚人（高）

心智健康：黑人（低）、白人（中等）、东亚人（高）

当然这些差异只是平均水平，每个个体都有所不同。然而洛旭庭教授发现不论时间与地点这种差异具有强烈的模式性，且表现在六十多项不同的生物指数与行为模式上，这显示所谓种族差异决不仅仅在于皮肤颜色。有关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UN）、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

六、

洛旭庭教授曾去南非收集最新的智商（IQ）数据。从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观察到的体育能力说起，在黑人运动员看来，白人跳不高，其实东亚人更差。黑人善于弹跳，而数据还显示黑人彼此也有区别：西非黑人善于短跑，东非黑人如肯尼亚人善于长跑，但黑人普遍拥有运动基因方面的优势。

非常有趣的是这些差异实际上从生命在早期就已经显示出来了。黑人婴儿比白人婴儿平均早出生一个星期，但是从骨骼上来讲却较早成熟。在五到六岁时，黑人儿童就已经很善于短跑、跳高、跳远了，十几岁时，就有很快的膝跳的弹射力量。同时，黑人的性荷尔蒙大约高于白人或者东亚人3%到19%。这就意味着黑人有着更好的爆发力，所以更加擅长拳击、橄榄球、篮球以及奔跑，因为荷尔蒙给了他们更多的优势以及更加强壮一些。在学校，他们在生理上也更加活跃，有时会给他们带来一些麻烦，以至于常被诊断为多动症。

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东亚人以及白人的髋骨较黑人为宽（这使他们不太善于奔跑）？答案是他们需要生产脑体积更大的婴儿。在进化的过程中，随着新生儿的头颅体积的增大，妇女需要更宽的骨盆。东亚人头盖骨容积平均比白人宽一立方寸，白人比黑人平均宽五立方寸。

一些人可能会非常惊奇，当他们听到种族差异也显示在大脑的体积上。他们也想知道有没有证据显示脑体积的大小与智力水平有直接关系。实际上，很多的研究，包括STATE─OF─ART磁共振影像，都显示了脑体积与智力之间确有关系。这造成了不同种族的平均智商：

东亚人（106）；白人（100）；混血黑人如美国黑人（85）；纯种黑人如非洲黑人（70）。很多人难以接受撒哈拉黑人只有七十分这样的低分数。为了数据的精确性，腓力普·洛旭庭教授在南非最好的大学“WITWATERSRAND”重新作了相关研究。在第一个研究中，他用RAVEN进矩阵对一百七十三名心理系一年纪的学生进行了测试，他们的平均分为84。第二次研究采用了不同的个体，平均分仍然是84。在解答IQ测试的培训之后，他们的平均分上升到了96。在第三个研究中，他对经过特殊挑选的理工科学生进行了同样的测试，其IQ在97分左右。所有的这些数据来自精英大学，学生的IQ在83至97之间。在全世界的各类大学中，非洲学生的平均IQ大约低于其他种族15到30分。

表现在脑体积、IQ以及性激素等方面的种族差异可以很好的预测他们的社会行为。例如，在美国的东亚后裔是“模范少数族群”。比白人的离婚率低、婚外出生的以及受到虐待的儿童更少。东亚后裔大学毕业的比例更高，犯罪率更低，与黑人正好相反。黑人犯罪率高不仅因为白人的歧视与偏见，将近二十年的犯罪率追踪调查显示，即使东亚本土暴力犯罪（凶杀、强奸以及严重暴力侵害），也低于非洲本土的三倍，而欧洲本土的暴力犯罪率则在两者之间。这些数据可以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年度报告中查到，而且与发生在美国的情形接近。1996年世界各地暴力犯罪率的统计（每10万人）为：东亚（35）；欧洲（42）；非洲以及加勒比海（149）；1984年的数据为：东亚（49）；欧洲（72）；非洲以及加勒比海（132）；1990年数据为：东亚（32）；欧洲（75）；非洲以及加勒比海（240）。

东亚人显示了最低的性活跃度：不论首次性交的年龄，性交的频率还是性伴侣的数量。黑人的性活跃度则最高。白人的性活跃度在黄种人和黑人之间。当然较高的性活跃度也带来了较高的性病率，英美黑人的性病率是白人的数倍，包括艾滋病。东亚人包括住在北美的以及住在亚洲的性病率则最低。2001年艾滋病感染率为：非洲（8.4%）；加勒比海（2.2%）；美国黑人（2%）；拉丁美洲（0.5%）；美国白人（0.4%）；欧洲白人（0.4%）；东亚（0.1%）；北美东亚人（0.05%）。

可以想象，未来的全球政府所面对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如何把这些具有明显先天差异的人群，组织在同一个社会系统中，并让他们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同时又不致于演变成印度那样的种族隔离社会（种姓制度）或美洲那样的种族疏离社会（族群社会）。从中国文明的观点看来，科举制度是个打破“种族─民族─阶级─集团─姓氏”界限的好办法。而区域方国的自治和中枢的间接统治互为犄角之势，或更为形象地说，是轴心与轴珠的运转之势，这是一个比较具有融合性的格局。如此全球秩序，显然不是联合国这样的主权国家俱乐部和北约那样的军事组织以及欧盟那样的地区组织，可以胜任的。

七、

有一件事情，我越想越觉得奇妙，那就是“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中的智商三级别，好像与三个种族（黑─白─黄）所组成的社会的规模，有一种内在的关联。

简单说，就是智商最低的黑人所组成的社会，规模最小，基本上属于“前国家阶段”的“氏族公社制”。

智商中等的白人所组成的社会，规模中等，大部分属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阶段”的“军事民主制”。

智商最高的黄种人或与黄种人混血的亚洲社会（如印度、中亚、中东）所组成的社会，规模最大，许多属于高度集权的“大面积国家阶段”的“神化领袖制”。

也就是说，根据种族差异的研究，可以认为智商越高的人群，其构成的国家规模可以越大。相反，如果用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来看中国，则后者的国家形态不过属于“早熟”，如马克思主义者、对白人优越论和“西方真理论”摇尾乞怜的侯外庐等人，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就持有这一奴性观点。

前面说过，目前许多人仍然不知道东亚人智商高于白人这一事实。因此欧风美雨就显得很有诱惑力，奇风异俗流行亚洲，黄种人甚至把自己的黑发染成黄色，把头发也烫成卷曲的，仿佛这样一来就可以分享白人的成就，隐蔽自己很不争气的文化尴尬。现代黄种人的文明退化现象，不仅辱没了祖先的成就，也辜负了自己的种族特性。（参考：菲律普·洛旭庭（J.Philippe Rushton，1943－）：《种族、演化及行为》（Race,Evolution,and Behavior） 

【94、中国文明整合世界还是全球文明整合中国——以此纪念《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全球》（2004年）发表20周年】

《“润”出中国后，他们开始“重建中国”》（袁莉 2024年2月23日）报道：

一个下着雨的周六下午，大约50名中国人挤在东京市中心一间不起眼的灰色办公室里，这里也兼作书店。他们前来参加一场关于秋瑾的研讨会。秋瑾是一位中国女权主义诗人和革命家，一个多世纪前因密谋推翻清朝而被斩首。

和他们一样，秋瑾也曾作为移民生活在日本。演讲的标题是《在东京重建中国》，这既反映了在场人士的愿望，也描绘了秋瑾的人生。

类似这样的公开讨论在中国大城市里曾经很常见，但在过去十年里，它们越来越受到压制。中国不鼓励公众组织和参与公民活动。

去年，一种新型的中国人的公共生活在日本等境外地区出现。

“这么多中国人来日本，”1月组织该活动的人权律师李金星说，“大家需要一个地方苦水倒尽，牢骚发够，然后我们再反思怎么办。”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李金星本人于去年9月从北京搬到了东京。“我们这些人对于推动中国转型是有使命的，”他说。

人权律师李金星在东京。他说自己为了帮助中国移民“反思怎么办”而组织活动。

从东京、清迈到阿姆斯特丹和纽约，海外华人正在构建在中国遭到禁止的公共生活，培养自己的公民意识——而这正是共产党不希望看到的。他们开设中文书店、举办研讨会并组织民间团体。

这些移民正在创造一个不同的中国，一个更有希望的社会。在此过程中，他们正在重新定义作为中国人的意义。

去年有四家中文书店在东京开业。在美国至少四个城市以及伦敦、阿姆斯特丹和温哥华，受到2022年纽约成功举办的月度女权主义开放麦克风表演鼓舞，女权主义者也在举办类似的演出。在欧洲的中国移民建立了数十个专注于LGBTQ、抗议和其他议题的非营利组织。

大多数这样的活动和组织并不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也不以推翻中国政府为宗旨，尽管一些参与者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一个民主的中国。但组织这些活动的移民表示，他们认为学会无所畏惧地生活、相互信任并追求一个有目标的生活非常重要。

即使在离开之后，许多中国人仍有很长时间会对政府过于恐惧，不敢参加与共产党主流论调不符的公共活动。

但到了2022年，中国爆发的反对疫情限制措施的白纸运动引发人们在其他国家举行示威活动。大家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并开始寻找志同道合的人。

在日本生活了十年的年轻专业人士“一粒麦”表示，自2022年抗议活动以来，他一直在东京组织和参与抗议活动和讲座。

去年6月，他参加了我关于自己的中文播客《不明白播客》的谈话活动，并惊讶地发现现场大约有300人。（我也很惊讶。谁愿意听记者谈论她的播客？）他说他在活动中认识了大约十几个人，并和他们保持着联系。

“参与公共生活是一种美德，”“一粒麦”说，因为担心政府报复，他要求使用自己的网络昵称，这个称呼源自圣经中关于重生的内容。

中国在2000年代和2010年代初曾经拥有德国哲学家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在国家认可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存在的同时，当局也允许有活跃的、尽管受到审查的公共对话空间。

在中国大城市的书店里，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都曾是畅销书。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在北京创办的一个读书俱乐部，吸引了中国顶尖企业家、知识分子和官员。一年一度的L.G.B.T.Q庆祝活动上海骄傲节吸引了数以千计参与者。女权活动人士发起了诸如“攻占男厕所”等活动，当时官方新闻报道称她们是进步的力量。独立电影、纪录片和地下杂志探讨了共产党不喜欢但容忍的话题：历史、性别和不平等。

2012年底，习近平接任国家领导人，在之后十年里，所有这些倡议都被粉碎了。调查记者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渠道，人权律师被监禁或被取消律师资格，书店被迫关门。创办读书俱乐部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因批评习近平而被判入狱18年。非政府组织、LGBTQ的组织者和女权活动人士受到骚扰、被噤声或被迫流亡。

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逃离祖国、政府和那些宣传，前往能给他们自由的地方。现在他们可以相互联系，为国内外华人提供交流的平台，畅想一个不同未来。

张洁平是出生在中国大陆的记者，曾在香港工作20年，新冠疫情期间移居台湾。2022年她在台北创办了一家书店。去年12月，她在泰国清迈开设了一家分店，并计划今年在东京和阿姆斯特丹开设分店。

张洁平说：“我希望我的书店成为一个全球华人交流的地方。”

她的书店名为“飞地”（Nowhere），会向顾客发放“飞地共和国”护照，这些顾客被称为“公民"，而不是“成员”。

飞地台北店去年举办了138场活动。清迈店在最初的六周内举办了约20场活动。主题非常广泛：战争、女权主义、香港抗议活动以及城市和人际关系。我在两个店都谈论了我的播客节目。

张洁平说，她不希望自己的书店只面向持不同政见者和青年叛逆者，而是面向所有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华人。

“重要的就是不只是你反对什么，而是你想要的那个生活是什么样子，”她说。“如果中国人也好，华人也好，在一个没有自上而下的限制的地方，都不能重建社会的话，那我们就算改朝换代了，绝对也不会过上更好的生活的。”

张洁平和以笔名吴磊为人所知的人权律师李金星说，如今的中国移民与上世纪80年代的那一代人大不相同，后者大多是经济移民。而新移民经济条件更好，受教育程度更高。他们关心自己的经济福祉，也关心对比自身更大的东西的归属感。

张洁平和李金星都是用自己的钱开始创业的。李金星的店面占地约65平方米，主要用于举办活动，月租金约1300美元。他说自己还负担得起。

张洁平目前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尼曼研究员，她用自己的积蓄补贴清迈分店。台北店去年实现了盈利。其收入的一个新来源是向世界各地的华人邮寄书籍，但中国大陆除外，因为购买禁书在那里可能会受到刑事指控。

1月的一个星期六，也就是李金星的东京书店举办研讨会的同一天，八名年轻的中国人围坐在一位日本教授家中的餐桌旁，讨论上周末举行的台湾大选。自去年以来，他们一直在公共和私人活动中聚会，并参加了从女权主义到非暴力交流等各种主题的兴趣小组。

“我们现在是在为中国民主化做准备，”2022年移居日本并参加了白纸抗议的研究生羽美（音）说。“如果明天CCP倒台，我们有没有做好公民的可能？”

谢选骏指出：人说——“润”出中国后，他们开始“重建中国”……

我想这是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呢，还是全球文明整合中国呢？

我看不论这是中国文明整合世界还是全球文明整合中国；“整合”的主轴已经不可避免。

——以此纪念《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全球》（2004年）发表20周年。

【95、中国野蛮整合全球】

《中国被指在荷兰非法设警局“劝返”异议人士 外交部发言人否认》（2022-10-27 BBC）报道：

海牙政府表明民间组织所称的中国“国外警察局”非法，议会朝野议员均要求马上关停。中国外交部称有关说法“不实”。

中国政府被指控在欧洲国家荷兰境内设立了至少两个非公开的“警察局”。

荷兰媒体发现证据表明，承诺提供外交服务的“海外服务站”正被用来压制在欧洲的中国异议人士的声音。

荷兰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些非（荷兰）官方警察哨所的存在是非法的。

中国外交部否认了荷兰的指控。

总部位于西班牙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一份题为《中国跨国警务失控》 （Chinese Transnational Policing Gone Wild）的报告引发了这次调查。

该组织称，中国两个省份的公安部门已在五大洲21个国家设立了54个“海外警察服务中心”。其中大部分在欧洲，9个在西班牙，4个在意大利。在英国，他们发现有两家在伦敦，一家在格拉斯哥。

这些机构表面上是为了打击跨国犯罪和执行行政任务，如更新中国驾照。但保护卫士称，实际上，他们进行“说服行动”，目的是胁迫那些涉嫌公开反对中国政权的人回国。

荷兰媒体RTL新闻和调查新闻平台“跟随金钱”（Follow the Money）分享了中国异见人士王靖渝的故事，他说自己在荷兰被中国警方追捕。

王靖渝用英语告诉荷兰记者，今年早些时候，他接到一个自称来自这样一个警察局的人的电话。在交谈中，他被敦促回中国“解决我的问题，以及想想我的父母”。

他描述了从那以后一场系统性的骚扰和恐吓行动，他认为这是由中国政府特工精心策划的。

作为对这些爆料的回应，中国大使馆告诉RTL新闻，他们不知道存在这样的警察局。

荷兰外交部发言人霍文坎普（Maxime Hovenkamp）告诉BBC：“荷兰政府并没有通过与中国政府的外交渠道得知这些行动。这是非法的。”她说，必须进行调查，并决定适当的应对措施。“一名中国公民显然在荷兰遭到恐吓和骚扰，这非常令人担忧。警方正在考虑为他提供保护的方案。”

护照更新或签证申请等服务通常由大使馆或领事馆处理。外交规则适用于这些场所，正如《维也纳公约》所规定的那样，荷兰和中国都是签署国。

中国被指控运营的这种前哨站可能会侵犯东道国的领土完整，它们可能会绕过东道国的司法规则和国内法提供的保护措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表示，所谓“国外警察站”，其实是涉侨事务海外服务站。他称，中国严格遵守国际法，充分尊重他国司法主权。“据了解，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海外中国公民无法及时回国办理驾驶证换领等业务。为解决旅居海外侨胞实际困难，中国地方有关部门开通了网上办证服务平台。服务站主要目的是协助当地有需要的中国公民在线办理中国驾驶证期满换证体检等服务。”汪文斌说。

保护卫士表示，中国的这种警察手段“有问题”，因为他们在锁定嫌疑人时，没有明确确立其与犯罪的联系，也没有遵守东道国的正当程序。该组织称，这主要是通过胁迫或威胁所谓逃犯的家庭成员，作为“说服”他们回家的一种方法。

9月2日，中国通过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确立了对全球所有涉嫌此类欺诈的中国公民的治外法权主张。

新法律连同中国在外国的警察机构理论上让异见人士无处可逃。

荷兰政府现在面临压力，要确保获得庇护的中国政府批评者能得到保护，也要确保在荷兰执行的是荷兰法律。

另外，根据《爱尔兰时报》报道，都柏林原本有一家“福州警方海外服务站”，但爱尔兰外交部对其进行审查后，下令关闭。

中国驻都柏林大使馆坚称，此处办公室没有参与任何执法活动。没有证据表明它参与了“说服”活动。但是在媒体报道之后，爱尔兰政府各部门讨论了该办公室在爱尔兰的运作问题。

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爱尔兰外交部表示，中国当局以及福建省和福州市的官员都没有向外交部申请在都柏林设立该站的许可。爱尔兰外交部向中国大使馆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要求关闭该办公室。

中国大使馆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办公室活动已经中止。声明称，设立该站是为了帮助来自福建的公民更新驾照，现在福建当局宣布可以在网上更新，所以办公室活动已经停止。

谢选骏指出：我一直在说“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现在看来，文明的方式无法整合，就要来点野蛮的了——因为整合是至高无上的。再不整合，世界就要走向全面毁灭了。

《中港发赏金鼓励举报 异见人士空间或被进一步挤压》（2022年6月9日 BBC）报道：

近日，中国大陆和香港同时推出奖励措施鼓励公民举报危害国安或涉及恐怖主义的行为。中国公布实施《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香港则推出了反恐举报热线。

政治学者对BBC表示，这些措施显示出中国在内外压力都增大的情况下，意图通过发动群众维护国内稳定、防范国外渗透。

奖励办法

中国6月6日颁布实施的《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明确了国家安全机关实施举报奖励的条件、方式、标准和程序，鼓励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办法》指出，国家安全机关会对举报者给予精神奖励或者物质奖励。

精神奖励包括颁发奖励证书，物质奖励则是发放最高十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奖励。

中国国家安全部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制定《办法》是为应对严峻复杂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该负责人指出：“我国国家安全面临严峻复杂形势。特别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和各种敌对势力对我渗透窃密活动明显加剧，手段更加多样，领域更加宽广，对我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该负责人表示，制定《办法》，有利于从更大范围、更广领域组织动员人民群众，提升全民维护国家安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香港警方在周三（6月8日）也推出反恐举报热线，市民可以通过热线和微信提供涉恐涉暴罪案的线索。

香港警方称，2019年警方曾推出“反暴力报料热线”，收到许多市民举报。2020年香港国安法生效后，本土极端分子活动转趋隐蔽和地下化，警方将原有的“反暴力报料热线”升级为“反恐举报热线”。

另外，香港警方也计划发放赏金予提供可靠涉恐消息的市民，称专责组会在案件完成检控后，按严格机制评核和确定赏金金额。

香港警务处跨部门反恐专责组高级警司梁伟基称，香港整体恐怖主义威胁级别维持在中度，即有受袭的可能，但无具体情报显示香港可能成为受袭目标。临近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他表示警方将不时评估风险。

发动群众维稳

此前中国也曾推出悬赏鼓励公民举报间谍行为。2017年，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发布实施《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4月10日正式发布并实施。根据《奖励办法》，公民举报间谍行为，最高可获得50万元人民币奖励。

由于抓到间谍可能拿到最多50万的奖励，不少网民此后将疑似间谍戏称为“行走的50万”。

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政治学教授陈澄对BBC中文表示，鼓励群众举报非法及危害政权的行为在当代中国已经不是新鲜事，新出台的办法“新”在其对“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注重。

“早在毛泽东时期，中共就强调群众路线，而发动群众揭发检举‘阶级敌人’一向是毛时代中共政权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加强了对党内党外的控制，群众路线也因此得到加强。‘朝阳群众’，‘西城大妈’等现象已经被习近平本人以及党媒赞扬和推广。中共近年的大力反腐也见证了群众举报的普遍性和重要性。”陈澄指出。

“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属于中国的群防群治力量，他们遍布在社区，为警方提供违法犯罪线索。

陈澄认为，最近国际地缘政治日趋紧张，中国国内又要应对疫情和经济的巨大压力。“在此内外压力都增大的情况下，政府出台这个‘办法’凸显了发动群众维护国内稳定和防范国外渗透的意图和决心。”

在影响方面，她认为，对于国内环境来说，这类措施必然会吓阻个人和非政府组织和“国外势力”的任何交流和合作；异见人士和团体的生存空间也会被进一步挤压，并有着随时被举报的风险。

而对于香港也推出反恐举报热线，她指出，虽然香港抗议活动已经式微，但中共决心防患于未然，决不能让大规模抗议活动重演。

“香港如今有了新特首，‘新官上任三把火’， 新特首肯定也想以此帮助杜绝大规模的社运。当然，这种群众路线在香港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她说，“可以肯定的是，中央对香港的控制自从国安法发布以来只会继续加强，香港公民社会和西方的各种联系在此大环境下必然会继续被削弱。”

谢选骏指出：中国野蛮整合内部，然后野蛮整合世界，如果不行，那么别的力量也会起来，取而代之，以便完成整合世界、拯救人类的使命。

【96、中国与美国竞争全球政府的位置】

《吴小莉专访阎学通: 俄乌冲突谁是最大赢家？》（2022-05-12 国际网）报道：

美国“打趴”欧盟、俄罗斯，将是俄乌冲突后的最大赢家？ 阎学通：除了海湾中东国家之外，其他国家都受害，只是受害程度的多和少……谁有实力谁就可以不守规矩？ 阎学通：规矩是给守规矩的人定的，有能力不遵守规矩的人，你定规矩也没用。此次俄乌战争，到底对中国、俄罗斯产生什么影响？ 阎学通：给中国带来了损失和伤害，没有任何好处；俄罗斯以后很难对世界有全球性的影响。

俄乌冲突的爆发加剧了全球通胀，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上涨。2022年4月8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公布了连续第三次创纪录的食品价格指数——食品价格攀升至粮农组织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粮食危机引发中东和非洲部分地区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发展中国家正在面临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外溢影响，这场影响如同风暴一般，席卷粮食、能源、金融等各个领域。

吴小莉：您曾提到2022年仍会有不安的和平，大国之间不会有直接战争，但是开年之后的代理人战争在您的预料之内吗？

阎学通：我没预料到俄罗斯会决定进行这场战争，俄罗斯进行这场战争付出巨大的代价，得不偿失。我们研究国际关系是要研究人、研究决策者，因为所有的国家行为是由决策者决定。

吴小莉：这场战争会延续这么长时间，这中间还有什么是让您感到意外的？

阎学通：最意外的是没想到乌克兰能挺过一周。有人说三月底肯定能结束，但到现在还看不到头。在分析一个战争的时候，太多人以为他知道战争的结果是什么，我的体会是连进行战争的各国决策者们都不知道这场战争进行的结果是什么，我不认为他们自己的认知和战争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俄罗斯现在的GDP已经小于加拿大和韩国了。俄罗斯的财长前段时间预测俄罗斯GDP今年要负增长10%，世界银行预测是负增长11%，一个拥有西班牙经济实力的国家能具有全球性的挑战能力吗？不可能。这场战争使俄罗斯将来再想对世界有全球性的影响已经很困难了。

俄乌战争是强化已形成的两极格局，未来十年会有更多违反国际规则的行为

吴小莉：很多人觉得美国是这次俄乌战争中的最大赢家，它一下打趴了两个对手，欧盟和俄罗斯。

阎学通：除了海湾中东国家和石油输出国之外，其他国家都受害，美国和欧洲相比，受害少一点。

吴小莉：有评论说乌克兰战争之后世界格局会变化，但您觉得是世界秩序的变化？

阎学通：联合国秘书长从2019年就说这世界将分为两个世界，他没说是中国和美国，他说的是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2019、2020、2021年，他连续三年在联合国大会上重复这个观点。2022年的这场战争能改变中美两极格局吗？没有可能性。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是个局部战争、地区战争，没有改变世界格局，它是强化了2019年已经形成的两极格局。

吴小莉：它会怎么影响国际秩序？

阎学通：“秩序”是指遵守规则的稳定状态，不遵守就是没有秩序，遵守就是有秩序。这场战争加剧了国际社会更加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形态，俄罗斯这次发动战争是没有遵守《联合国宪章》，美国对它制裁也是不遵守规则，美国对所有的经济制裁都违背了美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那些规则，欧盟也是一样。

吴小莉：谁有实力，谁就可以不守规矩？

阎学通：基本是这样。从国际社会来讲，大国开始不遵守规则最典型的做法是什么？使用经济手段制裁别的国家。至少我说今后十年，不遵守国际规则会越来越多，而不是会越来越少。

“产业链同盟”是美国同盟新趋势，“数字技术”成为两极格局竞争核心

吴小莉：四月初北约举行了外长会议，除了北约30多个国家之外，还邀请了亚太四国的外长，北约邀请四国外长参与北约外长会议意图是什么？

阎学通：美国这次最主要的同盟重点是产业链同盟，不是军事同盟。这次中美战略竞争是在数字时代，谁在数字领域占有主导地位，谁将赢得这场竞争，所以美国现在建立了很多数字类的同盟，跟美、日、韩搞了一个产业链，跟美、台、日搞了一个芯片，跟G7搞了一个数字贸易规则，美国现在到处去搞数字产业、数字技术、数字标准的俱乐部同盟，这才是这个时代最核心性的，它反映我们今天在数字时代，今天两极格局的核心是数字技术竞争，不是地缘政治竞争。

吴小莉：这次俄乌战争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阎学通：这场战争到目前为止，就拿全球化来说，给我们除了带来损失伤害，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中国是世界最大贸易国，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中国一点儿好处都没有，俄乌冲突加剧了逆全球化趋势。现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大国不想搞全球化，特朗普不想搞全球化、搞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至少欧盟还要推动全球化。这次战争发生之后，欧盟开峰会，要在五个领域搞欧盟内部的产业链。都搞内循环了，哪儿来的全球化？沒有了。

俄乌冲突会否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俄乌冲突爆发第三天，普京宣布战略威慑力量转入特殊战备状态。4月25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核战争风险真实存在。5月4日，俄军在西部飞地加里宁格勒使用“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进行模拟核导弹攻击，俄乌战争是否会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阎学通：俄乌战争发生后，有人说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核战争。到目前为止，战争进行了两个多月，双方都不去打核电站，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使用核武器产生的结果是人类不可接受的。我认为核武器既然能在冷战期间防止了大国之间的战争，今天核武器仍然能防止大国之间的战争。大国之间只要不进行直接战争，只进行代理人战争，世界大战就打不起来。

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安全问题，应提供邻国盟友安全保障

世界和平论坛是中国首个高级别非官方的国际安全论坛，2012年创办，每年一届。作为世界和平论坛的秘书长，阎学通曾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百大知识分子之一。

吴小莉：中国不结盟的形式是否需要改变？

阎学通：在社会上有一个对同盟概念的错误理解，很多人认为同盟是当你的盟友进行战争的时候，你就自动参加战争，这是错的。“同盟”是当你的盟友被别人侵略，他进行反侵略战争的时候，你自动卷入战争，同盟条约是“我帮助你、保护你”，不是“我帮助你侵略别人”。

从国际关系角度来说，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发展问题，而是安全问题。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提高我们国家的国际安全环境。中国成为世界国防开支第二高的国家，应该考虑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不是帮助它们去侵略别人，而是当别人侵略它们的时候，中国可以提供安全保障，这是一个意愿问题，当你不给别人提供安全保障的时候，别人会问你要这么多武器干什么？当你说我造这枪是保护你的，他不怕你枪多，当你告诉他说我造的枪是绝不保护你的，他会非常害怕。

吴小莉：2013年的那一本书，《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您做了很多成功的预测，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这十年的预测，哪些您觉得是对的，哪些您觉得需要修整？

阎学通：我这本书里边的预测，到目前为止，应该成功预测了85%-90%之间，错了大概是10%-15%之间。2025年，我会再写一个预测。2025到2035，国际发展的趋势可能是非常非常不同的，可能不是一个延续性的发展，而是会出现某些折点。到2023年12月31号，我就有把握写下一本书了。

（阎学通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文章转自“凤凰名人馆”公众号）

谢选骏指出：阎学通借用联合国的嘴巴，说出了“中美两极格局的世界”这样的话。这说明什么？说明共产党中国确实想与美国竞争全球政府的位置啊。但我一直认为，中国文明整合全球的时刻表，不是二十一世纪，而是二十二世纪甚至更晚一点。看看谁的预测更为精准吧。毕竟，在阎学通2013年的《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之前十年，《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一书就震惊了世界。

【97、中美竞争全球政府】

《美南方司令部司令：中国都逼到我们眼皮底下来了！》（自由亚洲 2023-07-25）报道：

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劳拉·理查德森（Laura Richardson）将军近日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独家专访时称，中国的影响力已经逼到美国眼皮底下来了。

她分析说，中国不断在努力靠近美国门槛的“红色地带”，亦即中国在加勒比地区、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她说，“他们距离我们的本土只有20码，在进攻区内。”她将这种情况与印太地区的情况作比较，说这种情况就像美国印太司令部的第一岛链一样，中国的所有国家权力工具都具备了：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

但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对外表示，中国在该地区的合作只是为了共同利益，而不是战略游戏的一部分，也不针对任何一方。

理查德森将军还专门提到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她说，南方司令部所辖区域31个国家中超过一半都参与了这个倡议；而美国正在与中国投标竞争该地区的一波波基础设施项目。她强调，美国是美洲的一部分，这非常重要，本地区的合作伙伴更愿意与美国合作，美国需要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出现。

网民嚎叫：

南海青莲 发表评论于 2023-07-26 17:32:44

真奇怪，米国不是对中国天天抵近侦察吗？

谢选骏指出：看来中美正在竞争全球政府，无论输赢，结论如一。

《中美对决！李尚福高调结盟 美国6大司令部展开行动》（Newtalk 2023-07-26）报道：

李尚福最近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巴伯尔。李尚福向巴伯尔表示，双方要保持高水平合作，要利用好“雄鹰”系列联训平台。

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进行制裁并拒绝撤消，美国与中国的军方一直无法进行正式对话，6 月初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明明中美防长都有到现场，但李尚福却拒绝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双边会谈，让两国军事上一直处于对立。

最近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中，李尚福亲自接见。当日白宫发言人却表示，基辛格仅代表他个人，不代表美国政府，美国防长奥斯汀可以去跟李尚福谈。不过中国没有任何回应。在此事已过去数日后，李尚福近期又一次高调露面。

根据陆媒专栏《千里客》今（26）日的报导，李尚福最近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巴伯尔。李尚福向巴伯尔表示，双方要保持高水平合作，要利用好“雄鹰”系列联训平台。中国向来称巴基斯坦是铁杆兄弟，常用“巴铁”这词来形容两国关係。

《千里客》指出，在中美关系紧张之际，巴基斯坦军方派人过来，代表巴基斯坦将联合中国，与美国抗衡。李尚福的话，算是给巴基斯坦明确的答覆。

美军同样有所动作，美军 6 大司令部近期才结束了“机动卫士 23”军演。此军演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日本与法国共同参与，范围广达 7,800 平方公里。演习内容主要是测验长距离飞行、运输与快速投射任务等能力。

美国官宣这件事时，还表示他们的目的是，证明美军实力。美国要证明，美国可在全球范围内同步开展联合行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交战。

美军的 F-35 战斗机、B-52 轰炸机和法国的飙风战斗机、英国的 A330 MRTT 加油机参与“机动卫士”演习。美军近期才结束了“机动卫士 23”军演。

网民嚎叫：

退齋 发表评论于 2023-07-26 09:36:58马年生 发表评论于 2023-07-26 09:28:55

A：“老美纠集北约面对虚弱的俄罗斯尚且不敢下场，还想对付中共？他们自己都心虚得很。无非想起韩战拉16国都打不赢中共的往事。”

B：你是如何得出韩战中国没有败的结论的？是黄继光告诉你的还是在看完《长津湖》以后？

C：志愿军入朝后是在哪里和美军开始交手的，最后的停火线在哪里，难道是美军主动转进到停火线的？

一点小看法 发表评论于 2023-07-26 19:28:56

美国至少挽救了中国两次。一次是用核武打败了日本，一次是震慑了苏联使苏联放弃了核武打击中国的企图。

《"寻秦记"终结 谜团未止 欧美各国主流媒体怎么说？》

（德国之声 2023-07-26）报道：

中国原来的外交部长秦刚消失1个月后被免职，但中国官方并未公布原因。德国和英美多家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摘编如下：

《南德意志报》："人们几乎要同情北京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过去一个月不能就他们的上司秦刚失踪给出解释。可以感觉到这个权力机构运作瘫痪。外交部长就这么消失了。没有一句解释。…秦刚本人仍然下落不明。不透明和肆意一直在共产党政权的基因里。后果就是潜藏的紧张气氛，经常各个层级都深怀恐惧。在这个体系里，没有谁是安全的，永远没有。"

《斯图加特报》："这是怎么一个国家，甚至连外交部长都能毫无痕迹地从屏幕上消失，然后被免职？秦刚因为彗星般的升职受到不少人的嫉妒。但他也有最佳的保护伞--国家主席习近平。…重要得多的问题是，想要解决掉这颗政治新星的势力，是怎么把习近平拉到他们那一边的。以及中南海共产党总部的高墙背后这场阵地战，是否会让国家主席的光荣形象受损。"

《每日镜报》：中国问题专家何青山（Nis Grünberg）："一位重要的部长这么长时间不在，很罕见。但这一事件过程的模式并不罕见。如果中国官员受到调查，通常会从公众视线消失，直到有关部门----以及领导层----决定，要对他怎么样，以及对外怎么讲述这件事。对领导层而言，全面的信息控制一直是重中之重。外国对中国的不透明、难以预测一直存有顾虑，而这一事件不会让这一顾虑减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过去，中国高官也曾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几个月后宣布他们受到秘密的纪律调查。但最近几周围绕秦刚的情况，则让中国政治体制的这些特征进入了全球视野。"

《华盛顿邮报》："无论最终的解释如何，秦刚被免职都意味着，在习近平任下，高官缺乏职务上的安全感。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中国政治专家裴敏欣表示：'如今，习近平是唯一能保护你的。如果你在他那里失宠，你就没戏了。'"

《华尔街日报》："'秦刚被免职不应被理解为习近平的权力缩小，因为他的权力远超过一次人事任命的深度和广度'，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分析人士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说道。'如今，事实是，秦刚还保留着部分党和政府的职务，这显示，还有一些尚未解决的内部事务。'"

《外交政策》："秦刚突然被免职--即便在中国的政治体系里这是正常的--或许意味着他被卷入双规。…如果那样，他将会完全失联，加剧过去一个月在他的下属中间散播的恐惧感和不确定性。…北京如今提醒（外国）伙伴们，中国官员不但可能随时消失，而且政府还会假装他们从未存在过。秦刚过去数月任期内，与他的任何讨论或成果如今都归为零。"

《卫报》："周二的会议后，秦刚还留在国务院-中国的最高管理机构，这只让关于他命运的困惑更加增多，因为这显示他还没有被完全地清除出权力体系。"

《每日电讯报》："智库亚洲协会的中国政治研究员托马斯（Neil Thomas）表示，有证据显示，秦刚已经被整肃，而不是健康原因。他说，外交部网站已经除去了秦刚的姓名。…但其他分析人士则表示，在中国国务院的中英文网站上，仍有秦刚的名字。"

《经济学人》："共产党顽固地青睐不透明，即便是付出世界范围内外交窘境的代价，这是这场暗黑传说中如今唯一确定的。过去这个月的离奇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为了解习的中国的权力本质打开了一扇非同寻常清晰的窗户。然而，剧情的终结是，尽管高楼大厦光怪陆离、电动汽车熙来攘往，北京仍然是一个马列政权的首都，所通行的是其自有的残酷规则。"

网民嚎叫：

義正詞嚴 发表评论于 2023-07-26 20:01:40

中国反而是讲规则的国家，只不过是走内部程序，不为外界知道——外面不知道，奴才们先知道了？

说说也罢 发表评论于 2023-07-26 17:20:56

这就是草包习要推向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特色、中国规矩，可究竟是什么特色是什么规矩他自己也稀里糊涂。几年前就说了，它只会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最后也不知道会剩下或者捡起哪一个。不要说欧美各国了，实际上连不似同盟又胜似同盟的朝鲜、俄罗斯对这位草包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他想干什么能干什么？

天地間22 发表评论于 2023-07-26 14:39:06

咸吃蘿蔔淡操心，早該終結了！

世界規則可改，内政外交算啥？！

谢选骏指出：“祸起萧墙”、“内忧导致外患”——内乱是中国的软肋。什么时候中国可以结束两个世纪的内战，那才有望获得竞争全球政府的胜算。否则的话，都是“出口转内销”的假动作。

【98、中美竞逐全球政府】

《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中国是对全球秩序最大挑战》（2022年10月14日 BBC）报道：

本周三（10月13日），白宫发布了一份延期已久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称，未来几年美国面临的压倒性挑战将是超越中国并遏制俄罗斯。同时强调要与盟友合作，应对民主国家所共同面临的挑战。

美国每届新政府都会发布一份此类报告，拜登政府的报告原本应该于去年冬天发表，但由于俄乌战争等原因推迟。

报告称“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的竞争者，也逐渐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力量来日益推进这一目标”。此外还称“未来十年是美国与中国竞争的决定性十年”。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表示，乌克兰危机确实推迟这份文件的发布，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拜登的外交政策方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3日回应称，注意到美国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她表示，“我们反对固守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也不赞成渲染地缘冲突、大国竞争。这些做法都与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社会期待背道而驰，必定不受欢迎，终将遭到失败。”

中国代表着对全球秩序最大挑战

报告声称，即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也代表着对全球秩序的最大挑战，如果美国希望保持其全球影响力，就必须赢得与这个超级大国的经济军备竞赛。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负责任地管理两国之间的竞争，中国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而且越来越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使全球竞争环境向其倾斜。

奥巴马任期最后几年，美国开始从中东逐渐抽身，宣布重返亚太，制衡中国的动作加大。但在特朗普任内，中美间的矛盾突然加剧，一开始集中于贸易领域，在新冠疫情后延烧到外交、科技、政治等各个领域，两国关系跌入冰点。

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并未转向，但声称要为两国关系设置“安全护栏”。2021年初拜登还将中美关系定义为“极为激烈的竞争”，而非“冲突”。

然而到了2022年，由于俄乌战争、佩洛西（裴洛西）访台等事件，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在战略上，美国对华的重视程度几乎空前。奥巴马时期美国负责东亚事务最高级别外交官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评价，经过21个月的酝酿，这份报告显然已经将重点压倒性地放在与中国的竞争上。“虽然这份文件声称避免仅仅以战略竞争的视角来看待世界，但与中国的竞争充斥着每一个章节。”拉塞尔称。

国际合作前景

沙利文说，华盛顿必须在处理中国关系的同时应对跨国挑战，包括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疫情、恐怖主义、能源转型和通货膨胀。

近年来，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保持着友好的合作关系。在去年的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中国表示要与美国“紧急”合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中美两国还在打击芬太尼等非法毒品贸易的努力中找到了罕见的共同点。

然而，在今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领代表团访问台湾，中国进行报复，宣布停止与美国在几个关键领域的合作，包括气候变化、军事交流和打击国际犯罪。

拉塞尔表示，该战略承诺建立最广泛的国家间联盟来应对全球挑战，但如果没有中国，就很难做到这一点，而且也没有说明如何确保这种合作。

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马钊认为，目前美国对华政策基调是“竞争但不撕破脸皮”，中国对美政策是防范加对抗，这种“准冷战”的态势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马钊看来，这种“准冷战”未到“新冷战”有三个原因：双方经济互相依存，市场体系相互融合，阻止了双方关系断崖式下跌；拜登不希望与中国的竞争演化为军事对抗；两国盟友并不希望在这场竞争中站队。

谢选骏指出：上述报道在故意模糊焦点，因为现在的事态已经不是什么“准冷战”，更不是什么“未到‘新冷战’”，而是“中美竞逐全球政府”了！因为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已经把“中国”列为“对全球秩序最大挑战”了——而不仅仅是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挑战了。

《中美关系：历史上三次大国争霸给当今中美对抗的启示》（BBC 2022年5月30日）报道：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帝国兴衰仿佛日升日落一样平常又必然。

时至今日，在很多分析人士看来，21世纪的重头故事正在徐徐展开：美国衰落，中国崛起并取而代之成为世界第一。

果真如此，那么我们现在所经历和见证的，将是历史上又一次新霸主上位。然而，这样的故事并非罕见，而是一次次的演绎。

远有两千多年前的马其顿王国一统古希腊，近有英帝国衰落，美国称雄。英国广播公司BBC广播四台 The Longview 节目，讲述三个庞大帝国的崛起过程。

这三段历史，是否反应出霸权更替的某种模式？了解历史是否能帮助当今世界避免一场美、中世纪之争？

中国经济果真在未来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美国多年来主导的世界秩序将会出现怎样的变化？

1.马其顿与古希腊

公元5世纪之前的马其顿，一直都只是位于古希腊繁荣城邦外围的落后地区。当时的马其顿地处欧洲巴尔干半岛中南部，经济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与古希腊有巨大差距的同时，政治上也没有古希腊的雅典式民主制度，而是沿用世袭的专制独裁。

公元前5世纪初，古希腊城邦制进入鼎盛时期，但一直没有任何建树的马其顿此时悄然崛起，一方面学习古希腊先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模式，另一方面加强与古希腊的文化融合。

至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出现了一位划时代的人物——腓力二世（Philip II）。

英国剑桥大学希腊文化学教授保罗·卡特勒基（Paul Cartledge）介绍说：“腓力二世绝对是个改变马其顿历史的人物。他统一了王国、建立了新的军队模式、重新分配了土地，等等。他是一个专制独裁国家正中心的转型力量。”

崛起的马其顿与强盛的古希腊城邦联盟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紧张。

卡特勒基教授说：“正如现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问题一模一样。雅典是民主城邦，有全希腊最悠久的民主传统。实际上，我们今天的‘民主’一词就是来自雅典。在希腊当时反对腓力二世专制独裁的政界人物中，最坚决的当属狄摩西尼（Demosthenes）。”

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对立，早在2千多年之前又是以什么方式呈现的呢？

“正如我们今天一样，民主是一个很大的讨论话题，公开讨论也正是民主与专制对立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狄摩西尼有很多对手和反对者，全部都是民主人士。他们在外交政策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狄摩西尼很快就看到，腓力代表的是一种威胁，不仅是战略威胁、军事威胁，而且是政治威胁，也就是如果腓力的霸权得以发展，雅典是否还能继续作为民主模式存在下去的问题。”

于公元前359年成为马其顿国王的腓力二世，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成为希腊的征服者。到公元338年，希腊所有城邦在军事、经济各个层面纳入马其顿王国的版图。同年他建立全希腊城邦会议联盟，奠定了入侵波斯王国的基础。

腓力二世在公元前336年遇刺身亡后，继任者就是将马其顿疆土扩大至亚洲和非洲、征服了从埃及到印度北部广阔地区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独裁专制统治下的希腊民主，在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期间仍然被允许继续。然而好景不长，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在巴比伦去世，年仅32岁。

卡特勒基教授说，雅典人当时以为这是他们反抗的好时机，“但是他们错了。马其顿王国实力太强，在陆地和海上都重创雅典。公元前322年，雅典民主正如狄摩西尼所担心的那样被最后终结了。同一年，狄摩西尼去世。”

亚历山大大帝继承父业在短时间内打造了横跨欧亚非的帝国，但帝国很快随他烟消云散。

失去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王国很快陷入了分裂。在短短20年内，马其顿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个大洲的庞大帝国，也在同样短的时间里分崩离析。

据卡特勒基教授分析，马其顿称雄于世，与亚历山大大帝卓越的军事才能有密切关系，但他并不擅长行政管理。“即便他能多活几年，他也未必能维持庞大帝国的稳定，未必能将一个统一的帝国交给他的儿子。”

马其顿帝国从此一分为三，但雅典的民主制度并没因为对手的衰落而复兴。

卡特勒基教授说：“雅典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努力想恢复某种民主。虽然有过短暂的好转，但是很快又归于沉寂，雅典内部非常不稳定，如此一来，雅典人几百年来实行的那种民主终于成为了过去式。”

2. 英国与荷兰

荷兰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在1482年至1581年的近百年间，又曾是哈布斯堡尼德兰一部分。

“尼德兰”意为低地，指中世纪欧洲西北部地区，位于莱茵河、默兹河、谢耳德河下游以及北海沿岸，即现代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全部和法国东北的一部分。

1581年，荷兰结束西班牙的统治成立荷兰共和国，也是荷兰迈向海上强权，成为荷兰海上帝国的开始。

早在西班牙统治时，荷兰便是欧洲航海贸易重地，有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等重要的港口，还成为欧洲造船业、银行业和保险业的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使荷兰掌握丰富的资金，贸易路线从北欧扩展到地中海地区。

苏格兰邓迪大学（University of Dundee）高级讲师马蒂内·范·伊特萨姆博士（Dr Martine Van Ittersum）说：“荷兰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成为当时的世界强权。当然这个基础早在中世纪末已经打下了，而到16世纪时荷兰已经控制了通往波罗的海的贸易，另外荷兰货船还运载来自南部欧洲的货物。所以16世纪时荷兰已经控制了海上贸易。而到了17世纪初更开始了世界范围的扩张，荷兰的活动范围东至印尼一带，西至大西洋。”

荷兰如此快速致富，另一个必须提及的重要原因是奴隶。伊特萨姆博士介绍说：“荷兰势力扩张到大西洋后，很快征服了原本作为葡萄牙领地的巴西。荷兰很快认识到，要继续保持经济繁荣就必须不断从像安哥拉这样的非洲国家贩运来奴隶。于是荷兰去了非洲。”

16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开始在世界范围贸易扩张，随着其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与荷兰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英吉利海峡里，两国之间除了有航运竞争还有渔民之间的冲突。

1651年，英国颁布针对荷兰的航海法案（The Navigation Acts），内容包括只有英国或其殖民地拥有、制造的船只才可以运输英国殖民地的货物，以及保护英吉利海峡的渔业权等。

根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记载，这一法案原本旨在鼓励英国发展造船业以备战时之需，实际上却“成为重商主义时代的一种贸易保护主义形式”。

航海法案出台后的一百多年间，英国与荷兰共发生了四次战争。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4年，至1901年去世，期间英国是势力遍及全球的最强盛帝国。

第四次英荷战争持续了四年之久，到1784年结束时，荷兰海上帝国不复存在，英国势力继续增长，并在19世纪成为在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日不落帝国”。

值得一提的是， 航海法案虽然使英国成功争夺海上霸权，却也限制了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在北美殖民地造成不满，为独立埋下了伏笔。就在英国与荷兰战争结束之前的1783年，英国在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独立，美国诞生。

多年以后，作为世界霸主的英国，面对美国这个新强权的挑战。

3. 美国与英国

1850年，正是英国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女王维多利亚登基已经超过十年，将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继续引领这个世界最大的帝国。

而独立了近70年的美国虽然迅速发展，实力还远未到摆脱英国影响的地步。

牛津大学美国政治和政治历史学教授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对1850年的英国和美国有这样的总结评论：英国正处于国力最强盛的时候，而美国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经济实力、人口数量和领土范围一直都呈高速增长。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英国领导的世界中进行。

“在许多方面，美国经济仍然是新殖民经济。它向兰开斯特和约克郡的纺织厂出口原材料，也就是棉花。它从英国进口制成品；在财政上，美国严重依赖伦敦这个金融中心。大量的英国资本被投资于美国的铁路。因此，美国在1850年非常依赖英国，而英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层面都是全球的主导力量。”

但美国的实力增长之快已经引起了英国的担心。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英、美之间的一次事件险些造成军事冲突。

“当时一艘英国船被美国海军拦截，船上两名前往欧洲的美国南部联盟特使被美国当局逮捕。这是对英国主权的侵犯，英国时任首相帕尔默斯顿（Palmerston）对此极为不满，两边剑拔弩张。那个时刻非常紧张，英国和美国之间确实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最后，虽然冲突避免了，但它却说明了一个事实，也就是当时存在真正的紧张局势，而且彼此都不确定：在崛起的美国和慢慢衰退的大英帝国之间是否有和平共存的可能。”

1895年，委内瑞拉和当时位于南美洲的英属圭亚那之间发生了边界争端。

英国的最初反应是派军艇来应对，但最后美国明确表示，如果英国海军施加军事压力，美国将支持委内瑞拉。结果，英国同意最终通过仲裁来解决问题，并争取到了一个对英国有利的结果。

史密斯教授认为，“尽管仲裁结果对英国有利，但英国在美国的压力下同意仲裁这个事实本身，意味着英国默默地接受了美国对自己周边地区的控制权。那个时刻的意义显而易见，那就是英美关系的性质正在发生转变。”

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实力变化发生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而美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发生在1865年南北战争之后。

史密斯教授说，到20世纪初，美国不再像19世纪初那样生活在由英国主导的世界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英国的两倍，是德国的两倍，生产率比两国高出许多。美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有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内部市场，在自己国界范围内有巨大的自由贸易区。”

当美国这个新崛起的强国挑战英国这个霸主的地位时，为什么两者之间没有像历史上以往的大国争霸一样走到武力相争的地步呢？

史密斯教授认为，部分原因是英国和美国在20世纪初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双方发生战争风险太高。

“另一部分原因我认为是文化方面的。英国虽然认识到美国是在赶超英国，而且对1890年代以来美国进口商品的涌入和美国制造业入侵忧心忡忡。但与此同时，美国仍然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英国提携过的新秀。而美国则觉得自己受过英国和英国历史的恩惠，崇尚莎士比亚，崇尚英国王室。所以在文化上，美国和英国，特别是英国在体制内部，都觉得两国在价值观方面的差距很小，足以说服自己认为美国虽然崛起但最终却不一定会完全取代英国。”

当今的局势与当年美国崛起超越英国时何其相似：中国与美国的经济联系程度也很高，美国也大量投资中国，中国商品也涌入美国。

然而问题是，中美之间却没有英美之间那种文化上的联系。

史密斯教授认为，中美之间的确如此。“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关系有根本上的不同。用一种19世纪的说法，就是两者对于什么是文明，显然没有相同程度的共识。什么是这两个国家做出政治决定所依据的价值观？在我们讨论的那段历史中，英国人和美国人无论对或错，至少都以为彼此在根本价值观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

以上的三次大国崛起，有两次爆发全面的军事冲突，只有一次和平交接。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上文同样糊涂。因为它拿历史上三个完全不同的关系来比拟中美关系——马其顿和希腊都是用希腊文，就像英美之间的关系一样；荷兰虽和英国有些文化差异，但大致上也可以说是半斤八两。而现在中美之间展开的，不是国家或国家联盟的对抗，而是已经到了争夺全球秩序的控制权的关键时刻了！中美竞逐全球政府，不论输赢，都将揭开世界历史的新篇章了。

【99、中美殊途同归——走向全球政府】

《中美殊途同归？当大规模监控成为常态》（ANNALEE NEWITZ 2024年3月5日）报道：

两本新书表明，现代监控既是一个侵入性新技术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激励和公民保护的问题。

《控制手段——科技和政府的隐形联盟如何创造新的美国监控国家》（Means of Control: How the Hidden Alliance of Tech and Government Is Creating a New American Surveillance State），拜伦·塔乌著

《哨兵国家——监视与中国独裁政权的生存》（The Sentinel State: Surveillance and the Survival of Dictatorship in China），裴敏欣著

1975年，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出版了《监视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一书——英文多译为《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讲述了社会如何通过最小的暴力约束民众。他的论述核心包括“全景监狱”，一种由18世纪政治改革家杰里米·边沁设计的监狱，每个囚犯的牢房门都面对着一个守卫塔，守卫塔的窗户是不透明的。

住在这些塔下的囚犯永远不知道守卫是否在看着他们，但他们不得不假定自己正被监视着。福柯解释说，这种设置是对现代文明的有力隐喻：我们的生活被一种恐惧所束缚，这种恐惧就是无形的权威在监视我们。

两本关于21世纪国家监控的新书——一本关于中国，一本关于美国——都清楚地表明福柯是对的。

如裴敏欣在《哨兵国家》一书中解释的，在中国，中央集权的共产党政府利用新技术扩展了一个延续数百年的官僚体制，该体制从线人和间谍那里收集情报并提供奖励。在美国，拜伦·塔乌的《控制手段》记录了一个联邦制民主政体如何与私营公司结成阴暗联盟，以收集公民数据。其结果是一种可怕的社会进化趋同：两个大国在世界舞台上陷入不断升级的冲突，但在国内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建立了惊人相似的监控系统。

过去十年里，美国手机和电脑如何泄露大量用户信息——他们去过哪里、认识谁、相信什么——一直得到媒体的报道。正如塔乌指出的，就连我们的汽车轮胎都会发出无线电信号，“任何有天线的人都可以听到。”现代轮胎就是这样制造的，当气压不足时，车载系统就会知道。但是，如果有人能从路边的无线电传感器获得数据，他们就能看到你的轮胎在行驶，并随时了解你的位置。

塔乌认为，这里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有问题的经济激励和不充分的公民保护，它们使得政府能够利用企业数据对美国人进行监视。情报机构一般不得从事国内间谍活动，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它们是否可以从Otonomo（它出售各城市的“交通数据”）、UberMedia、Venntel（它出售向成千上万应用程序提供广告的互联网广告商收集的“消费者数据”）等公司购买“公开可用的信息”。

当你浏览法律条款并点击“我同意”按钮时，往往意味着同意你的数据可能会出售给这样的第三方。根据对法律的一些解释，你的同意使它们变成公开数据，即使你没有意识到，基于位置的约会应用程序知道你在哪里，并且可以把这些数据卖给任何人。政府的特工正是利用了消费者缺乏这方面意识的弱点。正如马里兰州一位警长几年前所说，“成功就在秘密之中。”

在美国，数据的来源既用于销售产品，理论上也可以用于帮助执法部门制止犯罪。但塔乌也发现，有证据表明，有些团体购买和销售数据的目的正是进行种族和民族画像（profiling）。他指出，近年来，一些中间商瞄准了海外和美国的穆斯林祈祷应用程序，收集位置数据和电子邮件，目的显然是向政府机构出售情报。

他不无讽刺地指出，美国政府经常指责其国际对手所做的事也正是美国间谍机构在做的。“国家安全官员之所以如此担心TikTok，是因为美国也在采取同样的做法：通过应用程序大规模收集数据，以投射国家力量，”他写道。

在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任教的中国内政专家裴敏欣无疑会同意这一观点。在引人入胜、研究细致的《哨兵国家》一书中，裴敏欣重点探讨了中国政府如何提升监控能力，防止类似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的社会运动再次发生。

长期以来，观察家们一直认为，繁荣会导致独裁政府的自由化，但裴敏欣认为，中国推翻了这一假设。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有千百年前就已存在的“分散式监控”，间谍和线人无处不在——从偏远的村庄到上海的匿名人群——事无巨细地收集所有信息（就像数字广告交易所会在还没有确定的买家的情况下就收集你的个人数据），中国人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中国新获得的财富只会让它更有能力维持这种系统的运转。随着经济的扩张，政府利用其繁荣购买了与美国一样的技术，以监视自己的公民。但裴敏欣所揭示的是，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更具入侵性的控制系统，并不是因为有了更先进的小发明。相反，资金涌入了地方和地区警察部队，使他们能够加强庞大的线人和间谍网络。中国最大的资产是人力提供的情报，无论是来自爱管闲事的邻居还是训练有素的间谍。正因如此，它的独裁权力既像一个未来的赛博朋克反乌托邦，又像一个封建王国。

裴敏欣认为，监视应被理解为一种“预防性镇压”，利用抗议者对被发现的恐惧，可以在抗议开始之前就阻止其发生。这是解决每个独裁政权都会面临的“强制困境”的最有效方法：“要判断多大程度的镇压正好可以去除反对”，同时又不会激发民众起义，比如最终发展成为2014年香港雨伞革命的民主运动。

通过采访流亡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梳理地方网站、措辞模棱两可的政府公告和偶尔泄露的信息，裴敏欣成功地拼凑出了构成中国庞大监控网络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他揭示了地方和国家政府如何将维吾尔族穆斯林和极右宗教组织法轮功成员等“关键人物”作为目标，并挑出了大约1%的人口进行有针对性的特殊监控。

监控录像当然是有用的，集中式的人工智能面部识别系统也能起到作用。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独裁统治因技术革新而强大，比如拟议的“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技术，该体系有朝一日可能会给每位公民打一个评价服从程度的分数，从而分配他们获得工作、度假、就餐和出行的机会。但裴敏欣对这种看法不以为然。

与塔乌一样，裴敏欣擅长诊断问题而非开药方——他的作品揭示了隐藏的压制系统，但并没有提出解决方案。两位作者都极具说服力地指出，有关间谍技术的噱头标题只是障眼法；监控是公私合作的一种功能，而非特定技术。在中国，这些合作关系广为人知，目标关键人物是谁也往往为其社区所知。而在美国，公民很少知道自己何时会成为目标，政府会从科技公司秘密窃取数据。

但结果是一样的。大规模监控已成为常态，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都使我们容易成为被指定的替罪羊，自由受到限制。美国的数据掮客相当于窥探隐私的邻居，他们从你的窗户偷窥，希望得到一些情报，然后卖给警察。你知道自己正被监视着，但手机触摸屏的深色玻璃模糊了潜伏在屏幕外的政府。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美殊途同归？当大规模监控成为常态……与塔乌一样，裴敏欣擅长诊断问题而非开药方——他的作品揭示了隐藏的压制系统，但并没有提出解决方案。”——我看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当大规模监控成为中美殊途同归的常态，这就显示出了走向全球政府的步骤！所以我在他俩不懂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中美殊途同归——走向全球政府！

【100、中央鬼城整合全球】

《碧桂园森林城市：租不了、卖不出、退不掉的“鬼城”》（德国之声 2023-09-13）报道：

深陷债务危机的碧桂园内外交困，中国国内烂尾楼业主停止供款之际，海外楼盘也出现相同情况——焦点落在集团的马来西亚巨型开发项目“森林城市”。这座“鬼城”为碧桂园带来什么潜在的危与机？我们从一位中国业主说起。

座落在马来西亚最南端，多栋豪华高楼大厦耸立于海边，面向仅约2公里之遥的新加坡。这里是“森林城市”——中国龙头建商碧桂园耗资1000亿美元打造的海外商住项目，占地30平方公里，工程始于2015年，被视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指标建案之一。如今，外界却称之为“鬼城”。

中国人蓝小姐（化名）2017年在碧桂园的内地展销中心，买下森林城市一个48平方米的单位，价值约100万元人民币。签约时她缴了10万元人民币首付，余下房贷分4年还款，但后来她决定停供。蓝小姐接受DW访问时说：“疫情爆发后，听说房子出问题，很多配套都没有兑现，房产证也办不下来，我就不敢交（房贷）了，现在甚至没有职员向我催款了。”

和蓝小姐有类似遭遇的业主在内地维权不得要领，1个多月前他们远赴香港，到马来西亚驻港领事馆和港交所请愿。一行人甚至走到闹市街头拉横幅，举起红字“碧桂园森林城市——新加坡旁五星级的坑”。

碧桂园债务危机严峻，这座“鬼城”再受到国际注目，中外记者到现场看到的不是万家灯火，而是大量空置单位和荒凉社区。原定约20年的工期过去将近一半，工程进度仅达15%，原本计划填海建造4个人工岛，至今不足1个落成。据发展商所称，目前盖好2.8万个住宅单位，有9000人住，远低于容纳70万居民的目标。

租不了、卖不出、退不掉

蓝小姐目前剩余2成房贷未缴，虽然单位已经完工，但令她最不安的是碧桂园一直不交付房产证。“有的业主付清房款和交齐资料3年了，都还没拿到房产证，碧桂园一直只是推塘疫情和马来西亚政府效率低，我们都不知实情。”她向DW说：“没有房产证就是烂尾楼，房就不是我的，钱就打水漂了。”

令蓝小姐心动买下人生首个海外物业的原因，是碧桂园当年号称森林城市已获批为“独立关税区”，以及让业主的子女以华侨生身份透过优待渠道考入中国名校。事隔多年，她称这些承诺依旧只闻楼梯响，而且物业性质亦由纯住宅变为商住共用，大失预算。蓝小姐说森林城市许多业主都是中国人，实际搬进去住的少之又少，甚至她本人也未踏足过当地。

新冠疫情加上内房危机爆发，手上那本已高于马来西亚市价的物业面臨贬值，她形容一众业主陷于两难，“租不了、卖不出、也退不掉”。居于浙江的她自从2年前停供房贷后四处奔走，去过碧桂园的广东顺德总部维权，并向法院递交起诉书却一直无法立案，也不予解释。以她所知，身边有过百人曾经尝试在国内告状但都失败，部分人士向DW透露因议题敏感未能受访。

要供养年幼孩子的蓝小姐慨叹，“疫情令收入锐减，上班都很难，房贷缴不下去，想卖楼也卖不掉”，对家庭经济打击甚大。“现在最希望能把房子退掉，但感觉没什么希望，太难了。它自己都没钱了，怎么可能给我们退钱呢？”

金融特区助鬼城翻身？

牛津经济研究院中国经济学家卢姿蕙（Louise Loo）接受DW访问时指，海外项目占碧桂园总资本大约10%，当中森林城市是最大的一个。除此以外，碧桂园在马来西亚南部柔佛州还有2个项目，分别是耗费180亿元和46亿元人民币的金海湾（Danga Bay）和中央公园（Central Park）；另有2个发展项目位于其他省市。

当初碧桂园集团扩充版图至马来西亚，被视为进军国际的重要一步。声势最大的森林城市以中国内地人为主要目标客群，马来西亚前任政府曾一度表明反对，不满它为外国投资者而建。现任政府态度转变，总理安华（安瓦尔，Anwar Ibrahim）上月底宣布把森林城市列为“金融特区”，建议给予区内雇员15%所得税率优惠、向外籍员工提供出入境便捷通道等待遇，以吸引国际投资和人才。消息一出，市场期望此举能成为“大白象”翻身的机会。

森林城市区域副总裁沙鲁依占（Syarul Izam Sarifudin）认为，安华的政策反映当局对森林城市深具信心。他向《联合早报》表示：“这规划将带动柔佛和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我们期待并坚信这会是一次长期且成功的合作。”碧桂园早前指，森林城市的发展计划将如期执行到至少2025年，公司可能重新检视往后的规划。

不过未必个个业主乐观，蓝小姐担心：“马来西亚政策变来变去很难说，即使给了政策，到底吸引到多少人、最终能否达成目标也是未知数。而且我没有房产证，就算成为金融特区，（房子）也变不了现。”当地房产界人士向媒体表示，在细节公布前预料不会刺激销情。

暂避违约 复苏路仍崎岖

饱受债务危机困扰之下，碧桂园再度避过违约。路透社週二（9月12日）引述消息指，债权人批准它把6只境内债券的偿还期限延长3年。碧桂园上週在死线前最后一刻，于境外支付了美元债券利息；未来数週还须支付5只离岸债的票息。

纽约律师事务所Kobre & Kim合夥人韩星（John Han）向《华尔街日报》分析，由于中国法制令国际债权人难以取得内地注册的资产和子公司，因此一旦出现债务违约，境外资产或许会成为目标。而森林城市是碧桂园在境外最有价值的资产，可助债权人收回最多15亿美元。

经济学家卢姿蕙向DW表示，延期还款协议和加快资产处理，例如出售广州亚运城股权等，都有利扭亏为盈。但她认为碧桂园的主要问题源自国内，复苏之路仍然崎岖：“碧桂园60%业务面向低线城市，但该区需求疲软且库存高企，公司的杠杆率依然居高不下，没有充分满足北京的三条红线要求。”

“示范房企”碧桂园本是少数没有拖欠债务的中国开发商，今年上半年录得巨额亏蚀，股价大泻约6成。集团披露有1087亿元人民币债务将于12个月内到期，分析指它的存亡将牵动中国经济。为了救市，包括北上广等多个中国城市陆续实施“认房不认贷”政策，中央同时下调房贷利率。对于碧桂园的举措，卢姿蕙分析：“顶多只能帮助缓冲宏观房地产调整的负面影响，但不太可能令楼市上涨。毕竟，最终目标要减少中国经济对碧桂园的依赖。”

蓝小姐的第一套碧桂园物业，为她留下了深刻的创伤。这经历令她失去的可能不止积蓄，还有对中国房企的信心。“碧桂园不是世界500强企业吗？我们也是冲著对它的信任才买了这房子，现在却发现是虚假宣传。买了森林城市后，碧桂园国内的项目想都不敢想了，不会再买的，太心酸了。”

网民嚎叫：

基本算好人 发表评论于 2023-09-13 14:35:19

卖楼花是罪魁祸首。

走出非洲67 发表评论于 2023-09-13 13:40:58

都是倒霉催的光腚帝瞎指方向整的

旁观者XWY 发表评论于 2023-09-13 13:19:00

这是一带一路的产物。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的鬼城已经走出中国、进入全球了——中央鬼城整合全球的“时间开始了”。

（另起一页）

【附录三十二题】

【美国革命比法国革命更有世界历史意义】

美国革命比法国革命更有世界历史意义在于——

1、美国作为世界霸权，其宪政形势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的主要范例。

2、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其政府形式却是当今世界最为古老的。

【（一）】

《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之比较》（Azuloscura 评论 论革命 2020-10-20）报道：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本文以两场革命比较为线索来梳理《论革命》一书的主要思想。按照阿伦特的观点，革命的终极目标是以“自由”立国，建立共和主义政府。美国革命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而法国大革命在一开始就偏离了这一目标。

首先，什么是革命？阿伦特首先就给革命这个概念做一个界定。革命一词的原意是“复辟”，最早是一个天文学词汇，指永恒的周而复始的运动。革命开始具有“创新性”这种意涵时，最早是在16到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但是这种新用法真正到达政治领域，也就是成为我们现代意义所谓的“革命”是要等到法国大革命时期。

也就是说，在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初期，革命是“复辟”这样一种旧的用法，革命者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秩序，不是要为人类历史打开一个新纪元，而是想要回到古典的自由：在美国革命者看来，就是回到英国殖民政府滥用权力之前的旧秩序；在法国革命者看来，就是回到“朕即国家”的绝对主义君主专制之前的旧秩序。

然而，革命一旦发起，革命者就发现旧秩序再也回不去了，因为出现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暴力冲毁了一切的秩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美国的革命者在经过暴力的革命的第一阶段后，成功进入了建构新政府的第二阶段，开始建构一种新的权力体系；

法国的革命者则很难跨越这种暴力的革命的第一阶段，于是革命就在不断进行当中。

为什么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会出现这种区别？

一、物资条件：匮乏还是富足？

在法国，革命之所以成为一种必然性，是因为与这种必然性相联系的随处可见的匮乏，社会中存在大量饥肠辘辘的穷苦人民，于是革命者对贫困人民产生了“同情”。由于人民的痛苦是无穷无尽的，同情也就变成一种没有边际和不可控制的情感，以致于不断冲破法律边界以行正义，变成了一种必然性，不断“以民众的迫切需求”或者说卢梭的“公意”为名释放暴力。这使得革命的目标就不再集中于自由立国，也不再是把人从压迫中解放出来，这种革命必然性本身就成为了革命的目标。 

此处引入“政治冲突”的主题之一：少数群体或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如何得到保障。法国的所谓“公意”，或者说不可分割的人民的普遍意志，是不接受理性的协商就要达成的一致于是，这种公意会不断地碾压法国公民的个人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人的权利和自由是完全得不到法律保障的。因为权力和法律都来源于“公意”。

反观美国，革命的自由立国目标之所以没有偏离是因为殖民地的人民生活条件普遍比较富足，即使存在贫困，但也还不到极度匮乏的程度。所以他们不会受到此类社会问题的羁绊，而是集中在建立具有持久性的政治制度上。（但是美国有没有社会问题呢？其实也是有的，例如南方的奴隶制，只不过在建国初期受到了忽视）

二、民情：人民有没有自治的经验？

在美国，在殖民地时期，甚至在殖民制度之前（五月花号公约），来到新大陆的英国清教徒就已经开始“自治”的实践了，也就是阿伦特所说的，践行“公共自由”。此处，阿伦特区分了“公民自由”和“公共自由”。“公民自由”是指追求私人福利的权利，“公共自由”是指在公共领域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

在法国革命者看来，只有在革命当中才能践行公共自由，建立立宪政府就意味着放弃了“公共自由”，革命的终结可能就意味着“公共自由”的终结。那么为了维持公共自由，就只能不断地革命，即使公共自由会同私人福利的追求产生冲突。

然而，在美国，由于人民的公共自由的经验已经比较丰富了，新政府的主要问题就在于能不能保障个人的权利。事实上，美国联邦宪法的侧重点确实不在于保障公民个人自由，而在于建立一套新的权力体系，在这样一种稳定的持久的公共权力体系下，公民个人的幸福是可以得到保障的。而且，美国国父们所构建的这个权力体系的主要目标不是限制权力，而是组建权力，以补原来偿宗主国在殖民地的权力。另外，这种权力也不是虚构的，而是建立在长期自治的经验基础之上。这种权力体系构建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1. 政府权力方面。在美国国父看来，三权分立，并不是压制或者削弱政府的权力，而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以免政府的某一部分垄断了权力。而那些模仿美国宪法的其他国家的制宪者都没能做到这一点，例如墨西哥。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墨西哥宪法更多的是学习美国还是法国? 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墨西哥照搬了美国宪法，但是事实上只学了外壳，模仿了联邦制。墨西哥独立运动的过程和结果同法国大革命十分相似：起义力量冲毁了一切的旧秩序和旧传统，虽然建立联邦共和制，但是始终没法做到权力的分割和分立，立法权始终过大，国会的权力完全控制了行政权和司法权，也就是走向了一种多数人的暴政。因此墨西哥政府的权力十分孱弱，没有能力向全国征税，总统也无法控制内乱，也无法抵御外敌，导致国土被美国抢走了一大半，国内政治也长期不稳定。

2. 在中央和地方层面，麦迪逊认为联邦制下，联邦政府的权力不是州让渡的，联邦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权源，以制约州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个人权利可以在联邦权力的保护下，免受州权的侵害。

三，所继承的政治遗产的区别：

美国革命是英国“有限君主制”的历史遗产；

法国大革命是法国君主制的“绝对主义”的历史遗产。

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之所以会为美国国父所接受，就在于这一理论是受到英国宪法的启发产生的；

卢梭的公意观念之所以为法国革命者所接受，是因为这种“公意”其实是一位绝对君主的最高意志的替代品。

有限君主和绝对君主的不同在于，绝对君主是法律和权力的源泉；因此当法国革命将人民推上国王之位时，从人民身上看到一切权力和法律的源泉。但是，这里的人民是指一种只存在在理论之中的“自然状态”，而美国的权力则是来自于经验。

★关于两场革命进程还存在另外一大差别，阿伦特特别提到了权力和暴力的区分：

美国革命中能够产生新的权力，但是法国革命中只能产生暴力。

此处需要引入两种契约理论：

1. 个体之间达成的契约。个体通过相互承诺而获得权力。

2. 人民和统治者之间达成的契约。个体“同意”将权力给予统治者，但同时丧失权力。

美国为社会契约理论提供了个体之间达成承诺的开端。这一契约的经典事件就是《五月花号公约》。美国革命者认为，只有当人们走到一起，并通过承诺并建立契约的条件下，权力才会产生，这是一种建立在互惠性和交互性基础以及基于长远利益考量之上的权力，是真正的权力。根据阿伦特的《人的境况》的“行动理论”，权力只有在人们为了行动而聚在一起时才会形成。从理论上说，是行动导致了权力的形成。

然而在法国，被推进到“自然状态”的人民，在不幸的压迫之下，会产生任何权力都无法限制的暴力。这一个个由原子化个人聚合而成的乌合之众中间，是产生不了权力的，只能产生暴力。

思考：

结合全书，阿伦特似乎很想强调，美国革命中的保守的一面，就像书里提到的，革命是两面的：一面是创新型特征的进步的自由主义精神；一面是建立稳定性政治制度的保守主义。不能因为现代语汇人为设立的对立，而把这两面强行割裂开来。

美国革命中的保守精神也应当被看到，包括对传统和宗教的尊重。此处提一句，宗教具有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作用。它会为人们的想象力划定边界，以致于将世俗权力限制在一定的可控制的框架之内。此外，美国国父们对民主制的压制也体现了保守精神的一面。这同他们作为美洲白人所身处的境遇有关。不管是北美的白人还是南美的白人，由于面临相似的问题，都具有一种保守的革命意识形态，因为他们本质上就想要接管殖民地政府的权力，对内垄断权力，而不是呼吁广大民众参与到政治当中。

由于美国的宪政制度设立了参议院和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对众议院可能的受到民众情绪不稳定性的影响产生了制衡的作用，因此国家制度的长期稳定可以得到保障；但是，拉美却没能很好地达到政治稳定这一目标。原因可能在于，拉美的宪政革命学的是法国大革命，把虚构的人民视为权力和法律的来源，因此，法律时常受到所谓“人民意志”的践踏。历史不断在政权倾覆、强人政治、民粹主义中重蹈覆辙。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之比较”，我看这就像是“美国菜和法国菜之比较”，而看从时间线上看，法国革命确实是美国革命的延申。

【（二）】

《比较相似术语之间的差异之间的区别》（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区别 2011年9月18日发布的koshal）报道：

法国革命对美国革命

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尽管它们都是一个政党奋起反抗另一个政党的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都是人们呼喊反对绝对统治的声音君主政体这是正确的。当时的法国已经由国王路易十六统治。美国是由英国君主统治的。当时的君主是国王乔治三世。法国和美国的革命都是人民在统治者手中被迫遭受压迫的结果。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都成功地推翻了君主制。然而，只有美国独立战争才能维持民主获得如巨大的革命。

更多关于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发生在公元1789年至1799年之间。它有时被称为伟大的法国大革命．它发生在法国国内，革命的参与者主要来自法国社会。18世纪80年代，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面临财政危机，这是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原因。结果，他向那些已经厌倦巨额税收的人征收巨额税收。

Bastille的冲锋是法国革命期间的主要活动。革命的一些其他事件包括女性3月份凡尔赛，皇家航班到瓦伦斯，以及宪法的完成。法国革命导致了失败君主立宪制．这也导致了这一时期的宪法危机。

战争和反革命发生在法国革命期间的1792年至1797年。在1792年至1795年期间，在1792年至1795年之间进行了路易十六世。重要的是要知道法国革命在1789年8月举行了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

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区别

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了权力的转移。转变发生在罗马天主教徒教会到国家。

更多关于美国革命

另一方面，美国独立战争发生在18世纪后半叶。确切地说，从1765年到1783年。北美的13个殖民地脱离了大英帝国组成美利坚合众国这是因为英国君主继续向美国人民增税。人们厌倦了这种沉重的征税计划，想要获得自由。西班牙、法国、美国原住民和非裔美国人都参加了美国革命。

在美国革命期间，英国的议会总是被拒绝。所有皇家官员都被驱逐出境，并形成了个别自治国家，并设立了新的国家宪法。美国革命最着名的事件之一是波士顿茶党。在此活动期间，爱国者在波士顿港将一整批收税的英国茶叶扔进了海里

虽然美国革命需要很多努力成功，但人们必须打架，结果更持久的和平。美国人被遗忘了管理自己的国家。在美国革命结束时，没有血腥的战争。

法国革命对美国革命

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有什么不同？

时间：

美国独立战争从1765年持续到1783年。

法国大革命从1789年持续到1799年。

显著的事件：

美国革命中最著名的事件之一是波士顿倾茶事件。

法国革命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攻占巴士底狱，这标志着法国革命的开始。

压迫：

法国社会受到国王巨额税收的压迫。

美国社会受到来自英国君主制的巨额税收的压迫。

课堂参与：

对于法国大革命，尽管大多数阶级的支持来自中下层阶级，但也有上层阶级的支持。

对于美国革命，高级的支持较少。

产生的政治制度：

法国大革命导致了恐怖统治，然后是拿破仑独裁统治。

美国革命导致了世界上最长的民主国家，即美利坚合众国。

谢选骏指出：人说“比较相似术语之间的差异之间的区别”——我看这就像“比较相似习惯之间的差异之间的区别”。但是从后果上看，通过比较不难发现——美国革命比法国革命更有世界历史意义。

【（三）】

《谈美国、法国革命：两次革命，两个政治传统》（朱学勤）报道：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是“姊妹革命”

人物周刊：有人比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说就像性格差异极大的异卵双胞胎。

朱学勤：其实当时就有人注意到两场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一，时间距离极近。如果把美国革命从1775年到1787年作为界限，1787年后两年，法国就发生了革命。用时代的标准来衡量，就是同时发生的事；第二，它们之间确实也有人员影响、思想渗透、相互回荡。当时横跨大洋两岸、同时参与两大革命的人很多。比如激进的革命者托马斯·潘恩，他参加过美国革命，之后又到法国参加革命，曾被推举为法国的荣誉公民，参与国民公会辩论，被雅各宾派送进了监狱，差点断头。法国这边，类似的有拉法耶特。从政治家来讲，杰斐逊的革命民主主义就来源于法国，在《独立宣言》中看得到法国革命的启蒙思想，比如说，“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1792年法国国民公会辩论路易十六该不该受审判该不该死，华盛顿亲自给法国写信，用的是外交辞令，但充满真情实感，说路易十六帮助过美国革命，如果法国把他送上断头台，会大大“伤害美国人民的感情”。法国革命第一阶段以美国为榜样，到第三阶段雅各宾派公然提出，相比美国革命，我们现在从事的是人类真正的革命。法国所做的，正在突破美国革命的狭隘眼界。有太多事例证明，这两场革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被称为“姊妹革命”实至名归。

人物周刊：您似乎认为一般说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是不完整的？

朱学勤：美国历史学家对中国人讲的美国革命史有些不满。中国人只讲到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后面就不说了。这是腰斩了美国革命。如果仅仅讲到1783年，美国可以选择不同的政治制度，他们也确实有过辩论，建立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没有国王是不是引进一个国王，种种可能性都讨论过。最后瓜熟蒂落是1787年制宪会议，所以后半段是更为重要的，可以检验当年用来号召人心的《独立宣言》。当年你讲的不只是要赶走英国，还包括尝试新的制度，新的制度在哪里？1787年才能看出来。否则这场革命仅仅是一批人战胜了另一批人，是一次战争的胜利，不是政治革命的胜利。

至于法国革命，对它的起没有多大争议，就是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它的止，史学界有多种划分。最短的一种是把它截断到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雅各宾派被推翻，罗伯斯庇尔上断头台。也有往后延伸的，把拿破仑彻底失败看作法国革命结束。恩格斯就把拿破仑时代称作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那就要划到1815年。

人物周刊：《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托克维尔还说大革命到他写书时还没有结束。

朱学勤：因为还有比恩格斯更长的划分。即使到拿破仑被彻底流放，王党归来，波旁王朝复辟，法国并未长治久安。在动荡中，大革命时活跃过的各大派别重新奋起。比如说1830年的“七月革命”，也就是《悲惨世界》中冉阿让义女的男朋友拿起枪杆子到街垒里干的那场革命。“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后，建立政权的是路易十六家族的旁支。“七月王朝”时间也不长，1848年2月法国又革命了。“二月革命”没多长时间，1848年6月又起义，又被镇压。之后，是拿破仑的小侄子，路易·拿破仑建立了一个短暂的稳定时期，一直维持到1870年9月他在普法战争中被俾斯麦军队俘虏，有二十多年。这20年，是路易·拿破仑给法国带来繁荣的时代，法国经济高速发展，还举办世界博览会。今天许多法国历史学家都认为，如果要在法国史上找一个时代，和我们的邓小平时代相称，就是路易·拿破仑的20年，当时称为自由帝国、繁荣帝国。

20年后，泡沫刺破，烟消云散。小拿破仑被俘，直接刺激了巴黎再一次奋起。那就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不过72天又被镇压下去。巴黎公社起义之时，有雅各宾派的残余分子参与巷战。大革命的政治派别、政治力量一直活跃到七八十年以后。为什么叫巴黎公社？这个旗号在大革命前就有，大革命时也有人举过。巴黎公社既是激进的又是复古的，要恢复路易十六之前旧制度里面的地方自治，就是公社制度。大革命的余波荡漾到了1871年。对法国革命起止划得最宽的那一派历史学家也有理由把法国革命结束划到1871年。我个人认为划到1815年比较恰当。我认同恩格斯的说法，拿破仑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法国革命是从1789年到1815年，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人物周刊：之所以强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完整性，是因为后来这两场革命也代表两种不同的政治传统、制度设计。

朱学勤：最根本的就是制度本身。美国1787年制定宪法，以这部宪法为标志，建立了议会政府、三权分立、共和政体，到现在都没有动摇过。1787年后美国再无革命。即使今天存在那么多的问题，我想没有人认为美国有革命危机。至于法国，无论确立的是第一宪法、第二宪法、第三宪法，还是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是没有稳定性的。我们把1815年作为法国革命的终止，这场革命有它的成果，但制度层面上是失败的。

最小的革命是最好的革命

人物周刊：相较而言，美国革命大致局限在政治领域，法国革命也涉及社会文化领域。您似乎比较欣赏前者，就是将革命局限在政治领域，所谓“最小的革命是最好的革命”。

朱学勤：在社会层面，我是个保守主义者。我有一个基本观念：人类社会自身有演变逻辑，会自然而然发展、纠错。我尊重这个自发秩序，反对对社会做人为的外科手术。人类文明是怎么发展成这个样子的？最让人惊讶的一点就是自发演变的结果显然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有利于大多数人的福祉。对此人类的理性到今天还没有能充分地认识和解释。人不仅没办法颠覆，也改造不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当年亚当·斯密曾强烈地反对法国革命激进阶段的暴行，他维护的就是社会本身自我演变的权利。

但同一种社会基础可以有不同的制度形态跟它衔接，有些能适应，有些不能适应，有些起初能适应后来不再能适应。社会不大规模破坏的同时政治制度可以选择。这意味着，你可以改革。而如果你不愿改、改不动，很可能就会促发危机，革命就会来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的对话也涉及这个问题，就是周期律与民主问题。政治制度有适应期有不适应期，如果到了不适应的时候还是不改革，那只能是被推翻。革命来了，我们应该限制革命的范围，不让革命扩及开去破坏社会秩序。所以我才提出最小的革命是最好的革命。

为什么我把美国革命称为小革命？从1775到1787年，美国有没有社会革命？没有。有没有在赶走英国人的同时把美国的土地所有制改一下？没有。当然那个时候美国土地太充足了，也没有这个需要。但美国也有冲突激烈的时候啊，传媒人特别熟悉的“扒粪时代”，腐败很多，官民矛盾也很激烈，但它没有过阶级斗争，更没有阶级革命。所以我们今天到美国去，除被南北战争破坏的地方，大多数的地方维持独立战争前的建筑、社区、社会结构。美国的历史是短暂的，但这短暂的两百多年历史没被破坏过。而在欧洲和亚洲，这两百多年里发生了多少次破坏旧的社会基础的革命啊！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革命是最激进的也是最保守的。它成功遏制了革命浪潮越过堤岸冲击社会。

人物周刊：关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有所谓的大、小契约论，是否也在某种意义上提出了政府合法性的问题？

朱学勤：契约论是从17世纪开始的。在这以前，君权神授，是没办法质疑的。从霍布斯、洛克一直到卢梭，契约论提出了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把权力的来源从天上拉到了人间，其进步性、合理性就在这地方。但到了卢梭那里，夸大到要把整个社会都交给政府，所以叫“社会契约论”，这就非常危险了。如果仅涉及政治问题，民众和政府可以有一个契约，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它在制度上有一些仪式化的安排。比如4年选一次总统就是人民把让渡出去的权力拿回来再重新授权一次的意思。

人物周刊：比较英、美、法三次革命，革命之前，美国没有纯粹的观念活动，英国只有三两个思想家窃窃私语，而法国有风起云涌的启蒙运动，为什么看起来理论准备最充分的法国革命取得的成果实际上最不稳固？

朱学勤：法国革命前，所谓的启蒙活动扩大为启蒙运动，意味着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动员程度已经达到了最大值。一旦政治体制难以容纳，会引起爆炸性的后果，即小革命（政治）到中革命（社会）到大革命（精神）。历史上的小革命，其实都是有限革命，政治参与没达到爆炸性的程度。比如美国制定宪法，55个人的一个关门会议。但它不是一个拒绝民主的会议。如果说制宪的过程是共和，各种利益谈判形成双赢的结果，那么开门把宪法交给纳税人，经过投票同意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民主了。法国不是，制宪一下子进入大民主阶段，所有人都可以发表意见，都可以否定另一个人的意见，民主进入到了广场阶段，所以很难确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宪法文本。罗素曾讲过，“在落后国家，观念引起革命；在先进国家，革命引起观念。”这话很有深度。因为在落后国家，除了知识分子的观念力量外，其他力量都很薄弱，观念力量一呼百应，往往一上来就引起大革命。法国、中国、俄国都是观念引起的革命。在先进国家先有实际的革命，变动了政治制度以后，再释放观念的辐射力，观念跟着慢慢变化。

人物周刊：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领导集团的不同构成是否也对革命风格有影响？

朱学勤：有一个有意味的现象：两场革命的领导集团，美国的都全身而退，没有一个死于内部厮杀；法国有相当多的人，不是死在王党、反法同盟等敌人的手里，而死于革命内部的绞杀。丹东是罗伯斯庇尔所杀，罗伯斯庇尔是热月党人所杀。其他革命领袖被杀死的太多了。这情况在美国革命中找不到。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两国的领导集团不同。法国革命的领导集团，大多既无政治管理经验，也无经济管理经验。有这种经验就会知道人们的利益冲突是每天每时在发生的，这种冲突，其实可以通过博弈、谈判、双赢的方式获得一个结局。而美国革命的领导集团，要么是在英国管理时期已经成为议会精英，有过政治管理经验；要么本人是律师、企业主、农场主，有工商生活的管理经验，积淀了相当丰厚的工商文明。工商文明处理人们的观念冲突也好、利益冲突也好，都不是诉诸武力，而是通过谈判。而法国革命的领导集团，丹东、罗伯斯庇尔、马拉，这些人都是拿破仑讲的“意识形态分子”。拿破仑这么讲是对的。他非常惊讶法国革命的领袖怎么都是意识形态专家，而非有经验的政治家或企业家。观念型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和政治家、企业家领导的完全不同。用韦伯的话讲，法国革命是把可以分解的量上升为不可分解的质；而美国革命是把不可分解的质下降为可以分解的量、可以量化的经济利益，讨价还价。为什么1787年的会议要开3个月？每天都在讨价还价。这批企业家和那批企业家在谈判嘛。而法国革命，你看国民公会辩论，全都是宏伟叙述、激越浪漫的诗篇，而且诉诸道德，在政治斗争中这是最可怕的事情。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只知道理，道德之理，不知事理，事物之理。

人物周刊：当时美国和法国对国家制度的设计是否也体现了对人性的不同认识？

朱学勤：其实两国是相互渗透的。像汉密尔顿更多认为人性本恶，设立制度就是为抑制人们在政治层面上的邪恶。另一方像杰斐逊等人，受启蒙思想影响比较多，认为人性本善，政治制度的安排应该最大限度调动人性的善，用政治来追求人间天堂，用今天的话来讲，相对而言是个左翼；汉密尔顿天然地就是个右翼。左翼和右翼达成了哪种共和？右翼设计好了制度，左翼在制度平台上批判这个制度。这就是共和制度上面的民主追求。问题在于杰斐逊在美国代表的这股民主力量，在法国革命中成了主流，没有力量跟它抗衡。它用政治来追求宗教的目标，要把日月河山乃至人心的道德是非重新安排，那革命承担的东西太多了。不光承担了制度变易，还承担了价值观的彻底颠覆、人性的改造，不成为大革命才怪。

一些根本性价值冲突只能靠宗教调节

人物周刊：大革命之初，法国自由派贵族的制度设计很出色，但后来革命失控，他们或逃或亡。他们原本有机会成功吗？或者说法国革命有没有可能停止在这个阶段？

朱学勤：假设的历史学是最迷惑人的。任何国家的历史中都可以找到很多假设。我觉得是有成功的概率的。法国革命1789年7月14日控制不了，但后面如果有一步控制得住，也许不会引起后来激进的状态，就是杀国王。杀国王最终促发了旧欧洲所有王室联合起来扑灭革命。法国革命中后期始终是在对内革命、对外战争的交织中进行的，这就导致内部清洗越来越残酷。杀国王是一个历史的三岔路口，错过这个路口，没有回头路，只能找下一个路口，后面的事就很难避免了。这是一个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性冲动，事实上辩论时也是以微弱多数通过。

人物周刊：大革命阶段是那样设计制度，但之后法国出过十多部宪法，重新设计制度时对人性的理解是否有所改变？

朱学勤：法国革命后来逐渐在收敛。到了1871年巴黎公社时，又一次冲破束缚，达到非常激进的阶段，追求一个崭新的人间秩序。所以72天的巴黎公社是必然失败的。你到法国的蒙马特高地去看，蒙马特高地是革命圣地，从法国革命到巴黎公社，不断爆发起义的地方。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国人在那里建了一个新教堂，叫圣心大教堂。他们已经认识到，一些根本性的价值冲突只能靠宗教生活而不是政治手段调节。

人物周刊：也许法国是特别不幸的，就像美国是特别幸运的，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同时具备那么多的条件。

朱学勤：美国革命有许多有利条件，法国革命没有。美国有辽阔的土地可以缓解民间的财富冲突；新大陆没有王室，不至于激起强烈的反对力量；没有强大邻国，不会遭遇战争的纠缠，等等。这些条件，法国都不具备。甚至当历史召唤，需要写《独立宣言》，正好杰斐逊在场；当历史第二次召唤，需要制定1787年宪法，汉密尔顿在场，杰斐逊正在法国。如果这两个人出场的顺序颠倒，那就既不会有《独立宣言》（或者会是另一个样子），也不会有1787年宪法。如果考虑到这么多因素，有句话政治不正确，但确实说出一些东西：上帝参与了美利坚建国的过程，让她有这么多的幸运条件。

但上帝也是公平的。在早期给了她这么多幸运的条件，在后期又给了她其他民族都没有遭遇的苛刻条件。如果说上帝选中北美这块土地做了一次人类大同的实验的话，那他最苛刻的一个考验就是把人类种族上距离最远的两个分支，黑白分明的两个分支放到同一块土地零距离接触，看他们能不能融合。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触发了第二次内战，那就是南北战争。那场战争虽然扑灭了所谓南部叛乱，重建南部却以失败告终。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或许我们可以说，到了2008年奥巴马竞选胜利，美国终于诞生一个黑人血统的总统，这场人类学的实验才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后面的考验仍然苛刻，就是移民问题。美国本是移民国家，没有移民也就没有美国，但这个移民而成的国家面临着更多移民的冲击。亨廷顿写《文明的冲突》，说的是美国外部国际社会间文明体系的冲突，但他更担心的不如说是美国内部问题，越来越多的移民稀释掉他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核心。所以他后来写了《谁是美国人》那本书。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觉得美国的包容性仍然很强。这个制度居然能把200年前奴隶的后代送进白宫。

托克维尔对我们的启示

人物周刊：早在此轮托克维尔热之前将近一年，您就在北京某读书会上发表了重读托克维尔的长篇讲演，当时为什么要选这本书？

朱学勤：说来话长。当时重提托克维尔，是因为2012年属多事之秋。年初做的讲演，稿子整理出来后，只在朋友范围内传阅。到了年底，《南方周末》编辑突然打电话来，说王岐山在中纪委会议上公开推荐此书，你的讲演词可以发表了。于是再经整理，还有经过可以理解的编辑部技术性柔化，这才得以在这家报纸上分两期发表。有些朋友说，这一回你可赶上“时髦”了。其实将时间排列一下即可知，谁赶谁的“时髦”啊？说句不客气的话，也是你们年轻人的“潮语”：我是过时人物一年未动，甚至20年未动，是“时髦”在后面赶上我了。

为什么说20年原地未动？早在1989年5月，我在上海《书林》发表“为什么要对比研究法国大革命与中国的文化革命”一文，想以此提醒，要从托克维尔这样的法国自由派贵族学一点历史智慧。

二十多年后，因王岐山推荐托克维尔其人其书，《南方周末》才有机会发表我此前的讲演录，并配上我新写的短评，再次引用那句呵断王党狂欢的名言：“你们什么都没有学会，什么都没有忘记！”转一圈，鬼打墙一般，24年过去了，又回到原点，有什么可以沾沾自喜的呢？就是托克维尔于九泉，看到中国今天又想起他的这本老书，也不会高兴吧？

人物周刊：为什么您对托克维尔这个人如此推崇？

朱学勤：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史著汗牛充栋，但就作者个人而言，我最心仪的还是托克维尔，这是因为：

一，托克维尔几乎是当代人写当代史。他在序言中写得很明白，他认为史家动笔的最好时候是上距那一年代不能太近，太近则各种激情尚未沉淀，也不能太远，太远则丧失最为宝贵的现场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最好是孙子辈来写爷爷辈，上距50年左右。而在我们这一代，相似的情况是写“文革”，这是我们这一代不能向历史交白卷的人生使命，到目前为止，不能说没有人在写，而且最近出的一些口述史正在逼近突破点。但我可以说，还没有一本能达到托克维尔写法国革命的水准，150年后还能为后人想起。写不好“文革”就写不好改革，要么是情绪化攻击，要么是谀辞满目不忍卒读，改革至今无信史，原因多多，但与没有文革史研究作基础，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他的自由派贵族视野不仅超越王党，超越雅各宾派，更重要的是超越了本阶级局限。

什么叫自由派贵族？根本特点是独立，独立就是孤立。就像他外曾祖父讲的，“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家族的因素影响了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既不是简单地站在旧制度的立场上谴责革命，也没有无条件站在革命的立场上谴责旧制度。他是站在两者之外，想挖掘大革命背后的历史理性，总结法国革命走向悲剧结局的深层次原因。法国革命至今已两百余年，研究它的历史学家非常多，但像他那样几乎是当代人写当代史，达到这么深认识的不多见。跟他同时代的基佐，恩格斯讲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马克思的发明，而是来自基佐。基佐写过厚厚的四大卷《法国文明史》，但我觉得不如这薄薄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20世纪中国经历的动荡不亚于18世纪的法国，以致我曾说，中国这一百年经历过各种极端年代，惟独没有经历的是一个正常年代。但检视这一百年知识分子的历史，除陈寅恪等极其个别的几个人，整体而言都是随风俯仰，不是偏向这边就是偏向那边，没有独立的立场。没几个人有托克维尔及其先辈那种襟怀气魄，两边都不靠，人民弱势时，为人民辩护，国王弱势时，为国王的基本生存权利辩护，甚至为此掉了脑袋。中国知识分子到现在都没有形成这样的气魄。

人物周刊：许多人主张知识分子站在权力之外去监督权力，本身不去参与政治。但托克维尔却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参与政治的经验，突然进入到政治，就会出现许多问题。知识分子不该参与政治吗？不参与政治，有没有可能使他们对政府的批评流于空疏呢？

朱学勤：知识分子要入仕，当然可以，但入仕后就不能自称知识分子了，而应承认自己的官吏身份，老老实实做好本分事，遵守职业伦理。我厌恶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明明没有入仕，屁股却坐在权势者这一边，处处为“肉食者”着想，又口口声声称自己是知识分子。

从纯事理的角度来讲，总要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参与政府或参加议会活动。要么做事务官要么做政务官。一个由文盲组成的政府是无法想象的。所以这两种选择客观上都应该存在，但要划清职业伦理，是知识分子则守独立立场，是入仕为官，则守官员伦理，不能混淆。

从政府这一头讲，则应尽可能开放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渠道，打通社会与国家这两者之间的双向渠道。为什么法国知识分子在革命中那么激进？从路易十四开始的王权专制年代，禁绝社会上的人预闻政治。法国革命中文人在毫无政治经验的情况下投身政治犯下大错，根本上还要归咎于专制制度。

就像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热心公益的人士，却不一定有政治生活经验，如果进入政治操作层面会怎么样？他们多半会走法国模式而不是美国模式。但是你不能怪这些知识分子，因为政治领域没有开放给民众，让他们及早受到训练。

人物周刊：《旧制度与大革命》写的是法国革命，在中国离我们最近的是文化大革命，您是怎么认识这场革命的？

朱学勤：说到“文革”，大多数人在它被否定前跟着当局走；在它被否定后认同新当局对它的否定。对这个否定，我坚持认为是以“文革”的方式否定“文革”，第一片面，第二不彻底，是没有生命力的。“文革”当然要否定，但不能从统治集团本身的得失角度来否定，而应该从整个民族成败的角度来看。

文化革命为什么发生？既有1949年建立的以俄为师的制度的原因，这是最重要的，这个原因基本回避了；还有一点，“文革”虽是毛错误发动的悲剧性事件，但是应该看到基层大多数民众当时是群起响应的。这既有他们被愚弄的成分，也有前17年孕育出官民矛盾的扭曲喷发。这个矛盾是客观存在，此后否定“文革”时连这个矛盾的客观存在也都否定了。30年不到，历史再一次回到这个问题上，当今社会最根本的矛盾，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官民矛盾。

人物周刊：照您的说法，官民矛盾从开始改革到现在一直存在？

朱学勤：没有消失过。在“文革”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在1959-1962年大饥荒的阶段发展得非常尖锐，然后到1966年，被毛泽东引爆了。这才形成这么大规模长时段的动荡。我认为毛要发动“文革”，有多层面的原因。既有制度层面的原因，也有和刘少奇在政策上存在分歧的原因，也有他个人的原因。怎么讲呢？他承认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这个制度的阴暗面，他承认官民矛盾是这个制度的基本矛盾之一。但他是用错误的方法，而不是法制的、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矛盾。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用对干部阶层的人格羞辱的方式来解决，用湖南农运的方式来解决。承认这一矛盾的存在，这是白的，用民粹的办法羞辱官员人格，这是黑的。“文革”前短短17年，有官民矛盾，有官员特权，也有官员腐败，但是腐败的速度远远低于“文革”被否定之后的二三十年。

人物周刊：好像在改革这30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通老百姓没有意识到这个官民矛盾。

朱学勤：相当多老百姓在1978-1980年时，被四个现代化的承诺和比较开明的政策调整所满足。但受到的抑制从长远来讲是会释放出来的。到80年代中后期，最流行的口号是“反官倒”、“反腐败”，那是新时期老矛盾的爆发。之后，片面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什么都有了，于是和社会达成一个暂时的默契，就是只要政治上不挑战，经济上再度释放出致富空间。“92南巡”又掀起了经济上的热潮，社会又忘掉了官民矛盾。到了21世纪，发生了非常奇怪的现象，“三农问题”出现了。当年改革原本是从三农危机的解决开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体制下解放出来，瞬间解决温饱问题，粮食多得吃不完，大家都在唱《在希望的田野上》。20年后回头一看，问题没有解决。从三农危机开始，维稳和维权的冲突发展了十几年，到了今天这一步。绕来绕去还是那个老问题。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官民矛盾永远也解决不了？

朱学勤：我觉得解决不了。但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相对开明的这一段改革开放时期，统治者中应该有有识之士揭示这个问题。这时我们再来看托克维尔，会觉得他是了不起的。他出身自由派贵族，但不受贵族的局限，放弃了有许多社会特权的贵族的名衔。他从本阶级的得失当中跳了出来，然后来总结为什么会发生法国大革命，既不站在旧制度这边，也不站在革命这边。这样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才使这本书成为百年不衰的名著。一个人只有挣脱了本阶级的局限，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统治者，最后留下的无论是精神作品，还是政治作品，才能经得起百年考验。

人物周刊：但托克维尔的深刻并不仅仅是由于他的立场吧？

朱学勤：学托克维尔，要学他的历史智慧而不是某些词句。这些历史智慧能够让我们看到“文革”被否定，真有点像法国大革命被否定一样。

在中国不要说100年大起大落，我们生活的30年都是大起大落。一场“文革”，一场改革，世界之林里其他民族，很少有一个像我们这样，在和平年代经历如此大的、极端的动荡。这么大的极端动荡，出10个、100个托克维尔都不嫌多。但现在有没有？一个都没有。

所以只能到150年前，到外国古人那里，借鉴一些政治智慧和历史智慧。所以我说，150年以后，中共有政治局常委推荐这本书，值得称许。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您个人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托克维尔的影响？

朱学勤：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有一种同情的否定。这表现在他对那些王党的同情批评中，也表现在他对革命派的同情的理解中。他否定了法国革命，但并不是像我们否定“文革”那样肤浅与简单。由于我自己对“文革”、改革的观察体验，从80年代读托克维尔开始，不可能不受他的影响。前几年我曾在你们杂志上写过一个专栏，其中最用心的，就是《“凌伊”先生》（写一个历史学者因应“文革”的大起大落）。一晃5年过去了，我也是人微言轻，“凌伊”先生本人对“文革”的反思也有变化，甚至是令人失望的退化，但我不会因其变化、退化而后悔当初在那样一种压力下应尽的义务，以及下决心写那篇文章之初衷。写这篇文章，并不意味着我肯定“文革”，恰恰相反，我希望能还“文革”的全貌，以更复杂、更多层面、更具历史理性的思考，而不是格列佛小人国的方式来否定“文革”。除此之外，对革命卷进去的人与事，尤其是知识分子误入红尘之命运，我愿做一些同情的探索、托克维尔式的理解。至于我个人，他不仅过去影响我，现在影响我，将来还会影响我。

（本访谈发表时有删节）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来源日期：2013-02-26 | 责任编辑：西尼

谢选骏指出：人说“谈美国、法国革命：两次革命，两个政治传统”，我看还不如谈谈“谈美国、法国革命：两个民族，两个文化传统”。但是上文囿于中囶的语境，欲言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它又哪能懂得“美国革命比法国革命更有世界历史意义”呢。

【（四）】

《法国革命是对美国革命的拙劣模仿？实际上，法国是美国革命的关键》（2021-10-12 Like历史）报道：

美国独立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巩固了美利坚合众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或殖民地的集合），摆脱了英国的控制，并确立了它作为一个国际强国的地位。然而，如果没有法国的帮助，美国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但在整体战争的背景下，它也并没有像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的骑马，和其他关于美国建国的寓言那样，在美国个人英雄主义的背景下，被讨论得那么多。从必要的资金和武器，到法国士兵的亲身参与，法国在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多的作用。

法国提供了金钱、士兵和其他战斗必需品

法国在美国赢得的战争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法国的资金、武器和士兵，美国几乎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

法国向美国提供了这个年轻的国家自己无法获得的东西，甚至在英国人到达美国之前就与他们作战，保护美国免受更强大的英国军队的冲击。事实上，法国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许多非常重要的角色，以至于有些人认为，美国独立战争就像是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一场代理人战争。

法国人以美国为平台，继续对抗英国人

法国帮助美国的理由，少一点利他主义，多一点自私自利。几个世纪以来，法国一直在与英国作战，并将独立战争视为另一个平台，以压倒他们的长期敌人。

不过不管法国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援助也帮助保证了美国的独立。

用来对抗英国90%的火药，来自法国

法国几乎为美国提供了赢得革命所需的一切物资。从1776年开始，直到战争结束，法国向美国源源不断地供应火药。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整个美国只有一个火药厂，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兰克福工厂。并且一个工厂生产的火药不足以赢得一场战争。很快法国人过来了，解决了火药短缺的问题。

法国士兵不仅与美国士兵并肩作战，还帮助训练他们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法国也是明白的。因此法国不仅送了武器，而且法国军事领导人还前往美国，就如何与英国作战，向华盛顿将军提出建议。

关键的约克镇战役的到来要感谢法国的功劳，军队和工程师

1781年的约克镇战役，因其对美国军队的决定性胜利而闻名，巩固了法国在美国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事实。克里斯托弗·伍尔夫（Christopher Woolf）在为PRI撰写的文章中写道：

“如果没有法国人，约克镇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而法国的资金和信贷也为这场运动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并且法国军队占了那里军队的一半，而法国军事工程师在很大程度上指挥了这次战争。”

随后，在法国拒绝接受英国军官的武器后，英国军官被迫向美国人投降。

法国给了美国数百万利弗

法国给了美国很多钱。当法国将军德罗尚博在维吉尼亚帮助华盛顿策划一次进攻时，他得到消息说法国政府给了美国军队600万利弗。所以可以看出，法国把钱花在衣服、士兵、火药，和任何能买到的东西上。

萨拉托加之围开启了法国对战争的公开参与

在萨拉托加之前，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保持中立。他们向美国走私物资，但为了保持外交关系而保持中立的姿态。

然而，在1777年10月，一切都变了。在那次战役中，四分之一的英军阵亡。而这一压倒性的胜利，促使法国揭开了中立的面纱，并于1778年2月正式拿起武器反抗英国。

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真正为“自由”而战

尽管法国是为了延续，甚至可能是赢得他们与英国的长期争斗而进行的战斗，但美国人是为了自由而战，不过至少不是为了所有的人。

起初，热情在整个殖民地蔓延，似乎每个人都有了爱国精神。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的艰难变得越来越明显，而爱国主义的理想似乎也变得比活着更重要。战争开始几年后，美国政府开始征召士兵参战。

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角色，使得他们在国内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尽管法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上，法国的作用多少还是被人们忽视了。

同样没有被广泛讨论的，是他们在大革命中的角色，几乎完全促成了20年后的法国革命。当美国人第一次听到革命的风声时，他们对革命的理想，以及它将进一步加强与法国关系的前景，充满热情。

法国带来的不仅仅是武器，还带来了文化

许多法国难民在法国大革命中来到美国，而近20年前，他们曾在那里战斗并建立联系。当然，他们也带来了自己的文化。一位著名的难民是路易·玛丽，诺阿家族的子爵，他曾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起在美国作战。

诺埃勒斯曾经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一起跳舞，并于1793年把这些技巧带到费城，教美国的精英贵族们，如何像法国人那样跳舞和说话。

谢选骏指出：难怪美国人说的英语，带有法国腔！

【（五）】

《美国革命是如何影响法国大革命的？》2019-08-22 报道：

虽然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复杂的冲突，有许多触发因素和原因，但美国革命为法国人亲眼观察到的有效起义奠定了基础。

美国军事指挥官乔治华盛顿将军在1777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在普林斯顿战役中率领大陆军队。

当美国殖民者在革命战争中从英国获得独立时，参与战争的法国人既是密切的盟友，也是关键的参与者。在美国起义几年后，法国改革派面临着反映殖民者斗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困难。虽然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复杂的冲突，有许多触发因素和原因，但美国革命为法国人亲眼观察到的有效起义奠定了基础。

两次革命都有类似的原因。

虽然法国和美国人民有几个截然不同的动机反对他们的执政政府，但是一些类似的原因导致了两次革命，包括以下几点：

经济斗争：美国人和法国人都处理了他们认为歧视和不公平的税收制度。此外，法国参与美国革命，以及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奢侈消费行为，使该国濒临破产边缘。

君主制：尽管殖民者生活在一个拥有议会制度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但他们反抗国王乔治三世的王权，就像法国人对抗路易十六一样。

不平等权利：与美国殖民者一样，法国人认为特定权利只授予社会的某些部分，即精英阶层和贵族阶层。

启蒙哲学是一个重大影响。

许多专家认为，引发美国革命的同样意识形态早已渗透到法国文化中。

在北美殖民地的战争期间，一些盟军的法国人与大陆军的士兵并肩作战，这允许交换价值观，思想和哲学。

一项关键的意识形态运动，即启蒙运动，是美国起义的核心。启蒙运动强调了所有公民的自然权利和平等观念。

启蒙思想从欧洲流向北美大陆，并引发了一场革命，使得开明的思想更加流行于大西洋。

独立宣言是法国人的模板。

与美国人直接接触的法国人能够成功地将启蒙思想纳入新的政治体系。

法国国民议会甚至在1789年起草

“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时将“美国独立宣言”作为榜样。与美国文件非常相似，法国宣言包括启蒙哲学，如平等权利和人民主权。 。

没有什么比成功更成功。

美国人对英国人的胜利可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最大影响。

法国人民认为，反抗可能是成功的——即使是对抗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也可能实现持久的改变。许多专家认为，这给了他们反叛的动力。

新成立的美国政府也成为法国改革者的典范。

曾经只是抽象思想的思想——例如人民主权，自然权利，宪法制衡和权力分立——现在已成为实际政治制度的一部分。

但美国影响力的程度如何呢？

虽然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美国革命影响了1789年至1799年间的法国大革命，但一些学者对这种影响的重要性和程度进行了辩论。

法国是一个处于金融崩溃边缘的国家，拥有过时的封建制度和极不受欢迎的君主制，是一个等待爆炸的火药桶，无论是否以美国战争为例。

其他政治，社会和宗教因素也激活了法国人民的变革欲望。

虽然每次起义的动机与两场战争的战斗方式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大多数专家认为，美国的战争至少部分地为法国的起义铺平了道路。美国人提供了一种革命性成功的工作模式，并没有在法国人身上丢失。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革命是一种传染病。尽管现在看来，美国革命比法国革命更有世界历史意义。

【（六）】

《皮埃尔·塞尔纳：18世纪全球化视野下的“最后一场革命”》（澎湃新闻 2019-11-30）报道：

真正的革命周期开始于克伦威尔的共和国，这开启了之后的一系列革命。这个时代的欧洲动荡不安，法国大革命是在总结了一系列起义的经验发动起来的。

2019年11月5日下午，法国革命史著名学者、巴黎一大教授、法国革命史研究所前所长皮埃尔·塞尔纳（Pierre Serna）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做了以“革命运动与18世纪的全球化问题”为主题的讲座。此次讲座是塞尔纳教授革命史主题系列讲座的第五讲，由北京大学高毅教授主持并评议。

“全球史”：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虚假的发现”

塞尔纳教授首先为法国的全球史研究“正名”，认为“全球史”并不是英美学界在21世纪的新发现。塞尔纳指出，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全球史（global history）开始于21世纪初的世界史书写中。全球史的概念引起所有人的注意，但这是一种“虚假的发现”。这一“发现”源于1989年这一具有双重意义的历史时刻：其一，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人们因谈论革命而感到疲倦。其二，冷战迎来根本性的转折，包括柏林墙的倒塌和欧洲社会主义体系的终结。弗朗西斯·福山撰写了《历史的终结》，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历史的终点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走向失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将世界连成一体，这就是幸福的历史（但塞尔纳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幸福）——这一叙事开始于发现南北美洲、东西印度的16世纪。

塞尔纳认为，“全球史”的概念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知识欺骗”。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掩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关于世界史的讨论的意义。世界史在这一时期处于普遍史解释的核心，也是世界范围阶级斗争的原动力。不论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重要著作，还是日本“战后史”的历史书写，讨论的都是自欧洲资产阶级兴起以来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发明了一个概念“经济世界”（économie-monde），这一概念当然不等于全球化，但人们很清楚存在一个“经济世界”。如果阅读法国殖民主义学者德勒兹的著作，就会发现他的书中充满了世界地图。如果阅读让·饶勒斯的《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史》，就会发现该书讨论的完全是法国在世界以及在欧洲的位置。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学科领域，人们将对世界的认识作为一种工具，而这被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叙事以及欧洲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所掩盖。自由主义似乎“发明”了全球化，这是虚假的。

重新审视“大西洋革命”

塞尔纳希望重新运用历史研究的世界视角，避免将法国革命与18世纪的其他革命割裂开来。在1955年世界历史科学大会上，雅克·戈德肖提出了“大西洋革命”的概念，塞尔纳对此非常重视。他对“全球化”的兴趣不仅在于地理维度，还在于时间维度。他将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与18世纪的众多革命联系起来，为“大西洋革命”寻找遥远的渊源。塞尔纳对“大西洋革命”的批判性在于，戈德肖看重的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而他关注克伦威尔的共和国。第一个将国王砍头的不是法国人，而是1642年的英国人。1649-1660年间，英国走上了共和主义的激进道路，甚至发生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掘地派运动。英格兰的共和国在大西洋建立了新的政治秩序——一种共和主义秩序。

大西洋革命还蕴含着18世纪的跨国文化交流，例如“激进启蒙”。来源于英国的共和主义激进政治哲学——包括约翰·洛克、休谟、麦考莱等——对博丹、孟德斯鸠、卢梭等法国人产生了影响，这些激进主义思想以新的观念被理解，包括人民主权、转化为实在法的自然法、公民权等，成为政治组织的根本法则。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存在一个“文明共同体”，人们不再信奉“安全”的哲学，即讨论为了安全而放弃自由，从而建立专制政体，相反，人们认为“自由”应该体现在政治组织之中。集体自由、个体自由、民族自由成为政治斗争的目标。我们在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中看到了“革命”概念，其讨论对象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

这些思想成为一种文化财富。不过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作为严肃的历史学者，我们不能将革命仅仅诠释成思想的美德，革命是一种现实的暴力。我们要将革命整合进世界性的社会政治语境之中，其中激进的政治话语逐渐具有了支配性地位。

18世纪的全球化语境：英法争霸

要理解革命的世界性，同时还要关注另一个现象——这一现象长期被大革命的雅各宾派历史学家所摒弃——在1690-1815年间，两个国家处于争霸状态，即英国与法国。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18世纪下半叶的众多革命。我们可以在这里列一个战争年表：荷兰独立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16年签署的《乌德勒支和约》非常重要，它允许英国几乎排他性地在西属殖民地进行贸易）；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在地缘政治方面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七年战争；美国独立战争；以及革命期间英法两国之间的战争（1792-1802），这与前述战争既是断裂又是延续的，1804年重燃的战火一直烧到1815年法国的彻底失败。

七年战争（1756-1763）的国际形势。图中红色部分为英国、普鲁士、葡萄牙及其盟友；蓝色部分为法国、西班牙、奥地利、俄国及其盟友。塞尔纳称之为“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在近几个世纪中，总是存在两个或三个处于斗争状态的大国，最终一方取得支配地位——16世纪是西班牙，17世纪是荷兰，18世纪的英法两国处于对立状态，前者在19世纪征服了世界；到了20世纪是美国，如今中美两国走向对立，而中国很可能会支配着21世纪。有趣的是，当我们讨论全球化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不同国家之间冲突的历史，并非仅仅是世界市场或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

塞尔纳由此提出这样的论断：讨论革命当然可以思考诸如自由等政治观念、社会经济的结构、尤其是权力结构的演变，不过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并不在于卢梭或自由，而在于英法争霸。18世纪是一个没有石油、飞机或互联网的世纪，控制海洋是取胜的关键。英国人要建立一个在三方面压制法国的国家体系——政治上的议会，军事上的海军，经济上的伦敦证券交易所。七年战争使英国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呈现于世：英国拥有众多一等战舰，每艘船至少有74门大炮，这种战争机器每艘价值200万里弗。英国在全世界拥有海上的压倒性优势，一等战舰达60-80艘，总价值达1.2亿里弗。法国在1760年的岁入是3亿里弗，这意味着英国可以将法国1/3的岁入使用在海洋上。

七年战争是一种新型战争的实验室，对法国意味着要大量提高军事预算，而这会体现在针对人民的赋税上，这在当时的陈情书中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另外不能忽略的是，北美的加拿大在18世纪也是英法争霸战场的一部分。英国当时处于弱势，因为他们的殖民地非常有限。法国曾有一个绝佳的方案，却没能付诸实施——从圣劳伦斯河口进入，占据加拿大（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经大湖区占据密苏里，顺密西西比河南下直捣路易斯安那。塞尔纳诙谐地指出，假如路易十五是一位伟大的国王，或者有一位像英国的皮特那样能干的大臣，英国殖民地就会陷入被动的处境。

七年战争意味着两国都需要强大的资金来源，军事战争的背后是经济战争。战争加强了对非洲的剥削，蔗糖种植园主的资本主义剥削使殖民地成为英法争霸的又一个战场。七年战争之后，首要的财富来源就是非洲，其次就是英法各自国内的税收。保罗·肯尼迪、费尔南·布罗代尔和其他经济史学者都指出，七年战争之后，英法两国针对各自臣民的税收越来越高，这在民众中引发了骚乱。1763年英国取得胜利，于是把头转向13块殖民地，提出宗主国是为了这些殖民地免受法国人的暴力而进行的战争，因此他们应该纳税——印花税、蔗糖税等等。殖民地则回应：“没门！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英法两国的战争导致了针对殖民地的税收，并在美洲引发了政治后果。

美国革命的世界性影响

塞尔纳接下来讨论了美国革命的创新意义。首先，美国革命不单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共和革命。宗主国糟糕的经济治理在殖民地引发了人民的政治反应；这引起了历史学家所说的“美国性”（américainité）意识，即宗主国之外一个新群体的意识，这种美国性是革命性的，因为它要求一个新的政治主权。

其次，美国革命包含着世界主义的思想原则。塞尔纳在这里提及一位有趣的人物：托马斯·潘恩——他称之为“两场革命之人”。潘恩是一位移居到美国的英国人，1776年1月撰写了轰动一时的《常识》，其中为美国的反叛进行了正名。潘恩思想涉及的不是全球化的历史（histoire mondialisée），而是世界主义的历史（histoire cosmopolite），即全体人类而非全体资本家的历史。潘恩的格言是 ：“哪里没有自由，就是我的祖国。（Where liberty is not, this is my country.）”这意味着我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美国人、法国人、中国人、日本人，我是人类的一员。哪里有奴役、奴隶制度、不公正，我就愿意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员以便为这个国家而战斗。这很有趣，因为这里存在着观念的转变——他关心的不再是各国的资本家走向世界，而是作为世界公民关心人类的革命，他在这个意义上捍卫着自由的理念。

托马斯·潘恩（1737-1809），《常识》的作者，“两场革命之人”。

不过革命史学者总是忽视对反革命的研究。事实上，没有反革命史就没有革命史；我们总是看到革命者的错误，总是谈到革命者的激进、夸张、极端，但是或许因为反革命总是非常强大的。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是革命者；这是历史学家建构的“美国神话”（mythe américain）——在当时有一半的美国人忠于君主，他们就是所谓的“效忠派”。在美国，保守主义者通常不说“革命”而说“独立战争”，因为不存在社会变革；进步主义者会说“革命”，因为从君主国变成了共和国。“革命”是一个海纳百川的“收纳箱”，但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塞尔纳指出，当他在法国阅读中国史书籍的时候，他经常会感到惊讶，人们在提及1949年时不会说到中国革命，而是“中国解放”——这意味着人们发动革命是为了“解放”，就像美国人发动革命是为了“独立”。

法国大革命：18世纪的革命终章

塞尔纳在结论部分提出，现代史学都将法国大革命视为“第一个”——1848年起义的人民将自己与大革命联系起来；1870年，巴黎公社将自己与革命时期的巴黎市府（两者在法文中同为Commune de Paris）联系起来；1917年，第三共和国的政治人物声称要完成山岳派的事业。显然，中国革命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列宁的革命，而列宁也是一系列革命的后继者。但当我们注视18世纪时，却可以发现法国大革命是18世纪一连串重大革命中的最后一场。如果我们变换视角，就会发现法国革命是最后到来的，并且从其他革命中汲取了经验。当法国人在美国革命中战胜英国人时，他们就预计到英国人会报复，因而法国国内的税收变得更为沉重，公共舆论因而变得愈加恼火；法国国内的叛乱从1780年开始就未停息。

如果我们观察当时的地图，会发现整个欧洲都处于叛乱之中：1770年的乌克兰；1780年的爱尔兰；1782年的日内瓦；1783年的尼德兰；1787年的比利时；1788年的列日地区……1789年，法国成为当时欧洲最后一场革命的发生地。每一次的革命者都面对着欧洲君主的军事干涉——1780年，英国残暴地打击爱尔兰；1782年，法国打击瑞士；1787年，普鲁士和英国共同打击尼德兰联合省；1788年，普鲁士打击比利时；1790年，普鲁士和英国共同打击列日……法国革命者深刻吸取了教训。革命在最初阶段有很多失败的契机，因为欧洲君主就像警察一样监控着欧洲的秩序。法国人关注美国，认为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赢得了“独立”战争。正因如此，塞尔纳提出“一切革命都是独立战争”。法国的主权也依赖于“独立”战争，同时它也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性”。

讲座结束后，高毅教授进行了评议，并主持了塞尔纳教授与现场听众的进一步探讨。高毅教授在评议中指出，全球史、全球性、全球化问题是西方史学的主潮之一。我们都讲法国大革命是“革命之母”，后来的革命都以她为借鉴。塞尔纳教授则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最后一场革命”——真正的革命周期开始于克伦威尔的共和国，因为英国革命第一次砍掉了国王的头，从而造成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与激进启蒙。这种意识形态宣传了共和国，用一套新的政治话语来取代旧的政治话语，还包括世俗化的问题。共和主义的政治话语开始弥漫整个欧洲—大西洋地区，开启了一系列革命。教授非常强调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的背景，18世纪是英法争霸世界的时代，英国的高压在法国引起了很多的反弹。这个时代的欧洲动荡不安，法国大革命是在总结了一系列起义的经验发动起来的。经验就在于，用“独立战争”对抗反革命，大革命于是成为一场激进的革命。这些观点对我们而言比较新颖，涉及18世纪的全球化问题，这在当时就是英法争夺世界霸权，他们的战线从拉芒什海峡（英吉利海峡）扩展到包括印度、北美等在内的全世界。

谢选骏指出：人说——皮埃尔·塞尔纳：18世纪全球化视野下的“最后一场革命”；我看法国人对美国革命又爱又恨；因为它比法国革命更有世界历史意义。

【（七）】

《美国往事——两个世界的英雄》（读者投稿 2009 华夏快递 历史回顾·老钱·）报道：

美国独立革命中，有两个有名的外国人，一个是英国人革命的理论家，托马斯·潘恩；另一位就是本文的主角，法国贵族拉法耶特侯爵 (Marquis de LaFayette)。拉法耶特侯爵出生于一七五七年法国的卡文尼亚克，二岁时，父亲在七年战争中战死；十三岁时，母亲和祖母相继去世；十四岁时，拉法耶特加入了法国皇家陆军；十六岁时，他和一位公爵的女儿结了婚。一七七六年，北美独立战争打响的时候，拉法耶特是法国皇家陆军骑兵上尉，法国最大的地产继承人。

拉法耶特自幼受到启蒙主义影响，对平等自由和民主非常向往。十九岁的拉法耶特读到了《独立宣言》，热血沸腾，一心向往北美独立革命。通过北美殖民地驻法公使富兰克林的介绍，他开始对北美独立有所了解。法国与英国长期矛盾，拉法耶特的父亲就是死于英国军队之手，国恨家仇再加上理想抱负使得拉法耶特这名年轻的法国贵族决定前往美国。年轻的侯爵买了一条军舰，招募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准备扬帆渡海。这些人中有一位名叫贝尔蒂埃的军事工程师，后来成了拿破仑最好的参谋长，获元帅和亲王头衔。很快，拉法耶特的举动就被英国人发现了。当时英法尚未宣战，英国大使向法国提出抗议，要求制止拉法耶特。于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就下令逮捕拉法耶特。拉法耶特闻讯后坐上军舰立即出海，拉法耶特的亲友委托五十五岁的德卡尔男爵一路照看他。英国派了两艘军舰去追，也没追上。一七七七年六月十三日，拉法耶特抵达南卡罗莱纳的北岛，然后从陆路来到查尔斯顿。

当拉法耶特到达费城时，正值大陆军不利的日子，在英军的逼迫下，大陆军被迫撤离费城。大陆会议根据富兰克林的介绍信，授予拉法耶特和德卡尔少将衔。拉法耶特成为大陆军中最年轻的少将。华盛顿以朋友和父亲的地位对待拉法耶特。拉法耶特在北美的第一次战事，布兰德温战役中就伤到了小腿，从此华盛顿就把他留在了身边，作为一名亲信副官。拉法耶特再次上战场是一七七七年底率军三千人远征加拿大，当他到达纽约的阿尔巴尼时，他发现手下的三千军队原来是一群乌合之众。他请来了阿诺德将军，详细请教。阿诺德一口咬定大陆军是不可能征服加拿大的。拉法耶特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于是给大陆议会写信报怨。华盛顿就下令把他调回了身边。回到费城后的拉法耶特，很快就在费城城外和英军的毫将军打了一仗，拉法耶特再次败落，但他的运气不错，每次败走都没有多少人员损失。

一七八一年八月，法国海军上将德格拉塞率三十艘军舰和三千名陆军从西印度群岛开进萨皮克湾。这时作为弗吉尼亚主将的拉法耶特被华盛顿任命为攻打约克敦的右路军主将率军八千。攻打约克敦的左路军由法国将军罗尚博的七千法军承担。汉密尔顿担任攻打约克敦的先锋，他不负众望，奋勇向前，身先士卒，立下了大功。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九日，约克敦和格洛斯特的英军，和英国海军共七千零七十三人向华盛顿将军投降。英军主将康沃利斯派了副将率队投降，华盛顿则派了林肯将军去受降。约克敦的胜利主要是靠法国海军，法国人认为那是他们的胜利，甚至攻打约克敦的两支军队的主将也都是法国人，法国人的说法是事实。但美国历史学家为了维护美国的尊严，很少提道法国军队的作用。独立战争要到一七八三年九月三日巴黎和约的签订才真正结束。巴黎和约是美国的一大胜利。英国承认了美国独立，划定了美国的版图西至密西西比河，南至佛罗里达，北起加拿大边界的五大湖。巴黎和约谈判代表是：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约翰·杰伊和亨利·劳伦斯。亚当斯是强硬派，对英国寸步不让，迫使英国无可奈何地签下了字，亚当斯就有了“谈判桌上的华盛顿”的称号。

一七八一年底，拉法耶特回到法国，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路易十六授予拉法耶特准将军衔。法国人民称他为自由的旗手。当时巴黎和约尚未签订，拉法耶特自动充当了富兰克林的外交助手，直到和约签订为止。

一七八四年八月，拉法耶特再次来美，他直接去了芒特弗农拜会华盛顿，然后，前往各州访问。很多州都给了他州籍，并可以传给子孙。他在国会发表了演说。直到年底由华盛顿亲自送上船，返回法国。那是华盛顿和拉法耶特最后一次会面。

十八世纪的法国，从王室到贵族都以奢华的生活方式为荣。长此以往法国王室和政府都债台高筑。法国帮助美国打败了英国，战争花的是借来的钱，利息很高。北美独立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法国政府，要用每年税收的一半来还债。为了解决财务危机，路易十六只有两个办法，增加税收，和经济改革。这两个办法都要由“三级会议”通过。“三级会议”由教士贵族市民三个等级组成，农民不算。三个等级中，市民是第三等级，资产阶级的新兴人物尽在其中。“三级会议”由三个等级的代表参加，每个等级分别讨论，每个等级对于国王的方案有一票的权利。

十六世纪时，法国人波丹的提出了国家主权概念，并强调，主权是君主“不受法律限制的，对臣民的最高权力”，“是在一个国家中进行最后指挥的绝对权力和永久的权力”。法国的王权把这种“绝对主权”和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结合在一起，王权就越发专制。法国的“三级会议”始于一三零二年，但由于法国王室确立了绝对主权，从一六一七年以后，“三级会议”就不再召开了。现在国王要加税，按惯例还得要“三级会议”批准，但他又怕不被批准。于是，路易十六想用“显贵会议”来代替“三级会议”。可是，路易十六没想到一七八七年的“显贵会议”上，“显贵们”出于自身利益，对于国王的加税方案很不满，会议不欢而散。于是，拉法耶特出现了。他上书国王，建议召开“三级会议”，认为只有“三级会议”是合法的。尽管要求召开“三级会议”的人很多，但只有拉法耶特一人上书国王。最后，“三级会议”于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再次召开，拉法耶特作为贵族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开了很久还没有结果，法国社会一片混乱。六月，第三等级将“三级会议”改为“国民议会”，给了它制定税收法的权利，要自定宪法。国王很不满，于是，矛盾越闹越僵。七月九日，“国民议会”更名为“国民制宪议会”，漫长的会议使老百姓丧失了耐心，巴黎的妇女揭不开锅了，只好走上街头请愿。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妇女集会游行，她们的口号只有两个字“面包”。于是，社会产生了动荡，路易十六派军队进行镇压。七月十四日，巴黎群众攻占了巴士底狱。路易十六只得让步，同意君主立宪。拉法耶特以巴士底狱事件为荣，他把巴士底狱的大门钥匙作为礼物送给了华盛顿。

拉法耶特参加了宪法起草工作，七月十一日，拉法耶特递交了一份《人权宣言》，这份宣言是根据启蒙主义思想，仿照美国《独立宣言》而成的。国民议会后来发表的《人权与公民宣言》用的是拉法耶特的蓝本，是为法国第一部《宪法》。七月十五日，拉法耶特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拉法耶特为君主立宪的新法国设计了新国旗“三色旗”。“三色旗”中白色代表法国王室。

拉法耶特是法国大革命初期的重要人物，当时他的影响力仅次于国王。一年后，拉法耶特放弃了贵族头衔，全心投入革命。一七九一年七月，群众又开始集会游行，拉法耶特认为游行是反对国王的，采取了镇压手段，打死打伤了一百多人。于是，拉法耶特被解除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职务。“反法联盟”大兵压境时，拉法耶特组织军队抗击入侵者。一七九二年八月，拉法耶特离开了法国，他想从荷兰上船去美国，在奥地利被逮捕，被关了五年监狱。华盛顿去信奥地利政府，请求他们释放拉法耶特，奥地利政府并不买华盛顿的帐。华盛顿只好把拉法耶特的独生子接到美国，抚养了一个时期。拉法耶特的夫人和两个女儿自愿去了奥地利监狱与拉法耶特生活在一起。拉法耶特夫人的母亲和姐妹被雅各宾派送上了断头台。直到一七九七年，拉法耶特才被释放，一八零零年他回到了法国。当时拿坡仑想让拉法耶特出任帝国议院议长，被他婉拒。理由是：拿坡仑治下“人民没有权利的保障”。拉法耶特隐居了起来。拉法耶特曾上书拿坡仑劝他要尊严人权，但他从未得到拿坡仑的回音。滑铁卢战败后，拉法耶特坚持要拿坡仑退位。在拿坡仑以后的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零年间，拉法耶特除了当过六年议员之外，大部分时间过着隐居生活。他一直反对恢复波旁王朝。

一八零三年，美国总统杰佛逊从拿坡仑手里买下了路易斯安娜，曾请拉法耶特担任路易斯安娜总督，被拉法耶特婉拒。拉法耶特最后一次访美是一八二四年应美国总统门罗的邀请而来的。这次访美，老朋友们大都辞世了。华盛顿的灵柩安放在芒特弗农的一间小屋中。拉法耶特一个人进去停留了一个小时，再让他的儿子和秘书进去。据说，他在华盛顿灵前大哭了一场，并向华盛顿在天之灵诉说了一番心事。拉法耶特此次访美，逗留了一年多，所到之处，受到当地人民热烈欢迎，很多城市，都以拉法耶特命名一个街道或公园，以为纪念。拉法耶特是第一个以外国公民身份在美国国会演讲的人。而第一个以外国女公民身份在美国国会演讲的人是抗战时期的蒋美龄。最后，由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设宴为其送行。

一八三零年法国二次革命期间，拉法耶特被选入人民代表会议，并再次成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他支持路易斯·菲利普，希望他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法国。后来他发现菲利普不是一个理想人物，就成了一个反对派。一八三四年五月二十日，拉法耶特这个两个世界的英雄病死于任内，享年七十六岁。

让我们借着拉法耶特来回顾一下英国、美国、法国的革命。一六八八年的英国革命实现的是有限的民主自由，是富人的民主自由。英国革命，与当年的《大宪章》很像，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与国王的分权，与社会民主没关系，连等级制都没有触及。只是减少了国王的权利，贵族权利增加，加强了等级制。革命后，少数有权势的人通过财产限制控制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时，英国最自由的是权势阶层，法律只对权势者有利。他们对海外贸易也不公平，只颁布对自己有利的自由贸易法律。民主和自由都属于财富。

美国独立，只具有革命的外在形式，更大程度上只是从英国的分裂，美国独立后的制度，很象英国，民主在少数富人手中。由于美国的特殊性，这个移民社会的等级制没有欧洲那么严格，只用财产来划分人群。开国元勋个个是权势人物，他们利用启蒙思想来向英国要权力，革命后他们连明显不合理的奴隶制都不废除。美国独立的启蒙色彩，民主自由只在少数人中分享。但是这些东西激励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开国元勋们一直在避免启蒙思想家的那些天真绝对的价值判断，他们精心设计自己的政治制度，避免了穷人对政治的影响，把公意的统治限制在宪法之内。两院制来自英国，英国的以财产资格限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被美国采用。

法国革命被赋予了理想化的色彩，其实法国革命试图实现的民主，与英美一样，是少数人的民主。当时的法国，对选举与被选举权，也设立了财产标准。国民议会按财产和教育，将人民分成两类，一类是“主动的公民”，一类是“被动的公民”，前者是有权势者，后者是穷人。前者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后者没有。前者希望保留国王，只要国王对自己有利。拉法耶特参加了法国大革命，但不愿意废黜国王。但是，启蒙思想有着让民众激动起来的魔力，美国革命的先例，让法国老百姓开始争取“人人自由”、“人人民主”。当普遍化的民主自由要求高涨的时候，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拉法耶特下令向示威的民众开枪。直接导致了他被解除总司令职务。此外，还有一个所有革命都要面对的更为致命的现象。英国光荣革命时，清教徒中就有一种政治要求：平分财产，主要是地产。站在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立场，光荣革命的“光荣”就是没让这种政治要求得以实现，同时没造成流血冲突。美国革命时，也有这种声音，由于美国的特殊性，这种声音没有成为政治诉求。但是，在拉法耶特眼里，英美两国成功避免的平分财产的要求，在大革命的法国是无法避免了。

大革命初期，将公民分成两类的做法，挡不住民众的反抗，对于他们来说，政治民主就是财产民主。在这一点上，美国真该感谢启蒙思想没在自己国家深入民心，让少数人成功地操纵了革命。法国是启蒙思想的发源地，民众深受影响，因此法国大革命在自由民主平等的彻底性上，走的很远。眼看这一势头难以阻挡时，拉法耶特离开了法国，紧接着，国王路易十六就上了断头台。法国大革命成了一场彻底的民主自由的社会实践。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法国进入了民主与集权的轮回之中。她先后出台了十四部《宪法》，从此这个曾经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再也没有了昔日的荣光。拉法耶特死后，埋葬他的泥土，是从当年美国独立战争的战场上运来的，但是，拉法耶特没有能让自己的国家成为第二个美国。

英、美、法这三个国家有一个相同点，他们的治国理念，都是以财富为第一原则，民主自由必须为财富服务。凡是对财富有害的，就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对财富有利的，就有立法保护。回顾历史，这个现象很值得重视：要是没有工业革命创造出来的财富，和财富的普遍性，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至今很可能还是少数人掌权的社会。但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创造财富，未必能产生民主自由，德国就是一个反例。一战、二战前德国的发展，与民主自由无关。后来的选举与被选举权的扩大，到所有十八岁以上的男女公民的普选权，与个人拥有财富的增加同步。换句话说，没有财富，就没有民主自由。没有普遍的财富，就没有普遍的民主自由。

谢选骏指出：没有法国贵族的助力，美国革命就无法成功，不过那样也就不会出现法国革命和拿破仑了。

【（八）】

“从历史中概括出的新观点——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美国研究》1998年第3期 周琪）报道：

《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91）一书的作者戈登·伍德（Gordon S. Wood），1970年曾出版过其名著《美利坚共和国的建立（1976－1987）》，1991年他集自己30年的学术研究精粹，发表了这部新的构思宏大、独具匠心的著作。作者想要探讨，这块前英国的美洲殖民地是如何脱离英国的统治，从君主制走向共和制和民主的。他没有把自己视角集中在美国革命过程的本身，而是以更广阔的视野，翔实的史料，展示了那些日后可能对美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哲学、宗教等各方面特征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他把美国建立共和制和民主制的过程描述成抛弃封建等级制、依附制、家长制和政治庇护制的过程，并把美国在革命后走上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民主制的和商业化的发展道路的历史背景充分展现了出来。

一

了解美国历史的人都熟知，著名的社会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深入考察了美国的民主制后，在其传世之作《美国的民主》中写下了这样一些话：“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一些新鲜事物，其中最引我注意的，莫过于身份平等。……它赋予舆论以一定的方向，法律以一定的方针，执政者以新的箴言，被统治者以特有的习惯。”[注释]〔法〕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页。[注尾]“在这里既没有贵族赖以存在的特权，也没有贵族赖以继续存在的身份制度。”[注释]同上，第33页。[注尾]这里的民众“比当时的大部分欧洲人都更熟悉权利观念和真正的自由原则”，[注释]同上，第32页。[注尾]他们把西欧人梦寐以求的民主理想变成了现实。

然而，美国社会并不是天生如此，《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力图告诉读者，“美国人不是生来就拥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和民主的， 他们是逐渐变得自由和民主的，而且他们的自由和民主主要是由美国革命带来的。”（〔美〕戈登·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第1页。以下页码均出自此书）

伍德指出，长期以来，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革命是温和的，不同于其他国家所发生的革命，“在那些国家中，人们相互残杀，财产丧失殆尽，一切都被推翻。美国革命的领导人也并不具备历来革命者的形象——义愤填膺，斗志激昂，不顾一切，甚至为了某种事业不惜杀人流血，”而是一些温文尔雅的绅士。人们认为，美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用宪法来保护美洲殖民地权利使其利益不受英国侵犯的运动。它没有改变现存的社会结构，而是保留了它。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这场革命只不过是殖民地的反抗运动或是一场独立战争”。即使革命中存在着激进主义，它也被认为只是政治上的而非社会的激进主义。“其他革命大抵是由于社会罪恶、阶级冲突、贫困化以及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所引起的。美国革命的原因与之不尽相同。它没有农民起义，没有火烧城池，更没有监狱暴动。”（导言，第1页）它同法国大革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人们通常把这场革命描述为非常保守的事件，它基本上只局限于政治和宪法权利方面，同历史上其他伟大革命的社会激进主义相比，它根本算不上是革命。”（导言，第3页） 

同时，美国革命的成果对于世人来说始终是个谜，《法国大革命的哲学》一书的作者法国学者保尔·亚克曾感叹道：“世界上有许多民族没有经历过如此多的危机与灾难，随世事的演变逐步达到了我们曾经梦想、曾经缺乏、甚至从社会自由的一些观点来看我们已抢先达到并超过的这种政治自由；大西洋彼岸的伟大民族在其整个疆域同时实行了这个政治自由的伟大纲领”，法国革命却一再出现倒退。[注释]〔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1页。[注尾]

人们也会从美国革命没有能废除奴隶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无数妇女的地位这一方面去衡量美国革命是否是激进的革命。但作者断言，事实上是，这场革命使后来的反对奴隶制和19世纪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可能，也使美国现在具有所有的平等观念成为可能。（导言，第5页）

在作者看来，“美国在1760年时仅是一些拥挤在大西洋沿岸狭长地带的殖民地，是处于文明世界边缘经济不发达的边区村落。”（导言， 第4页）“革命不仅彻底改变了包括妇女地位在内的社会关系，而且摧毁了至少两千年以来西方早已知晓的贵族统治”，“革命使长期处于卑微地位的普通民众获得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无可比拟的尊重。革命不仅仅消灭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制，它还真正重建了美国人心目中的公共权力或国家权力，并产生了全新的大众政治和一种新型的民主化官员。革命不但使美国人的文化发生了变化……，甚至也改变了他们对历史、知识和真理的认识。最重要的是，它把人民的利益和富强，即他们对幸福的追求，变成了社会和政府的工作目标。革命不仅仅只是为了经济的扩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和法律环境，它也释放了民众中几乎未被察觉的巨大的经济企业和商业能量，改变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形势。”（导言，第6页） 

作者的结论是，“是美国革命……把美国变成了世界最自由的、最民主及最现代的国家。”（导言，第5页）美国革命和美国1760年到19世纪初发生的社会转变密不可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革命是美国历史上最激进、意义最深远的事件。

二

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讲述君主制度，第二编讲共和政体，第三编是民主制。章节的划分方法反映出伍德对美国革命历程的细微划分，即革命前美国实行的是君主制，而革命领袖的目标是共和制，结果却创造出了一个平等社会和民主制。

作者认为革命之前，美国实行的是其宗主国英国的君主制，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庇护制，他引用休谟的观点说，“是庇护制使英国的君主制得以推行”，“庇护制是君主制的生命线”。他认为，虽然历史学家们普遍强调英国王室的影响在殖民地非常薄弱，但王室仍然处处操纵政府机构，庇护势力依然横行，父位子承、封官许愿的现象比比皆是。“事实上，除了弗吉尼亚，所有殖民地的官员，例如行政司法长官、法官、治安官、民兵军官、职员等，都比他们在母国的同行更仰仗皇家总督的恩宠。”（第77－78页） 现代社会关于国家与社会、公与私的区别在当时只是刚刚出现。“国王是首富，是社会上最大的地主，他统治帝国的特权出自于他的这种个人地位。他治理的天下也只是他的王室事务的进一步扩展。”（第79页） “所有重要的官职应当只由那些富有的，已经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功成名就的人来把持。”（第93页）

作者宁愿把18世纪的西方的“民主革命时期”称为“共和革命时期”，因为“正是共和思想和共和原则最终摧毁了这个君主制社会”。（第93页）那些呼唤共和思想并制造舆论的知识分子和批判家们所主张的共和主义，“向等级制、不平等、效忠国王、家长制、庇护制以及从属制等等那些君主制的基本观念和实践提出了挑战。它带来了关于个人、家庭、国家以及个人对于家庭、国家和对于其他个人的关系的一系列新的思想。共和主义实际上就是提供了组织社会的一些新的途径。它反对和瓦解着旧的君主制关系，为人民呈现出其他可采取的依附关系和新型的社会关系。它改变着君主制文化，为18世纪末的革命性激变铺平了道路。”（第94－95页）在美洲殖民地进行这场共和革命的有利条件是，“美洲似乎是为共和主义所准备的。它没有压制人民的国教，没有被封了头衔的贵族，也没有财产的巨大差别”，（第125页） 大多数美洲的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这一点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即使是在美国革命之前，它也赋予了美洲人平等的优越感”。

然而，那些革命者虽然“拥护公民平等的观念，却并不想消灭社会差别。他们信奉的是机会平等，激励天才有所作为，为德才兼备的人创造机遇，与此同时，破坏裙带关系和庇护制，不让它们再作为领袖人物的来源”。（第240页） 但是，“平等对于美国人来说之所以如此有震撼力，是因为它逐渐意味着：人们不仅出生时相同，不只是能量、财产相同，也不止是宗教意义上的灵魂平等，而且任何人同他人实际上没有什么两样。”“这才是其他国家所不曾有过的平等”。（第241页）

在美国，平等创造了民主。随着革命的推进，美国社会越来越显示出，“它将是一个由普通劳动人民的各种金钱利益占主导地位的你争我夺的商业社会”，而在许多革命士绅看来，“普通美国大众放开手脚、获得解放和追求幸福的行为，是无法无天和自私自利的表现，这并不是他们所追求的共和理想。”（第258页） 这也正符合托克维尔的看法：“在大家开始看清法律和革命的这个效果时，民主已经庄严地宣告彻底胜利。事实上，权力已落到民主之手，而且不再允许反抗民主。”[注释]托克维尔：前引书，上册，第62页。[注尾]

从那时起，美国社会的多元化特征就开始显露端倪，社会不是只有一种单一的共同利益的社会，而是由“‘商人、农民、种植园主、机工和士绅或富人等诸多不同阶级和等级的人’组成的多样性的、人人平等的混合体”。（第267页） 能把19世纪早期的美国人同欧洲人分开的莫过于美国人对劳动的看法和美国的人人都要劳动的平等观念。“赋闲生活，即不必为牟利而去操劳，是作绅士的一个必要条件”的传统看法，此时遭到唾弃， （第259页）现在是“虽然各处都有休闲的个人”，却“没有任何一个不必劳动的阶级”。（第299页） “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劳动者，所有的活动，包括担任公职，都被说成是谋生，这是一个把上下阶层肆意拉平的举动。”（第299页）

自美国革命伊始，美国士绅就不再能以赋闲为基础做到与利益集团无涉。已延续了二千年之久的贵族式的为社会服务的古典传统逐渐遭到了破坏。在利益集团方面、绅士赋闲生活方面和担任公职方面所发生的变化表明，美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美国革命之后的半个世纪，传统的社会等级制残余已基本消除，几个世纪以来曾经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种种联系绷断了。（第347页）美国革命与由此产生的民主制摧毁了旧社会所有的联系与纽带。正如托克维尔所说，“贵族制度锻造了从农夫到国王连接社会所有成员的链条，而民主制砸碎了这条锁链，斩断了每个环节。”（第389页）因此美国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彻底改变旧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观念的社会革命。

美国的革命者梦想继承欧洲的传统建立一个充满精英美德的古典式共和国，但是一个民主制度的美国属于普通的人和平凡的人。“庸俗、注重物质利益的实利主义，没有根基的反唯智主义倾向，是美国为这个民主制付出的代价。”（第393页）革命的结果可能会使美国革命领袖们感到失望和困惑，但它却为美国的日后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为美国将来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打下了基础。

三

讲到“革命”，实际上“革命”本身就带有激进和激变的含义。在一些研究“革命”的西方政治学家的眼中，一个国家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会发生革命。提起美国革命，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内战，美国内战引导美国走上的政治发展道路，决定了它自那时以来形成的政治文化特征。有人甚至断言，除了美国之外，所有的国家都只经历了一次成功的革命，唯独美国经历了两次，除了美国内战之外，另一次是60年代的民权运动。至于美国的独立战争，确实很少有人把它当作一次革命来提及，原因正如伍德所言。

就连巴林顿·摩尔的名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也暗含了这一观点。摩尔在这本书中试图阐明，从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土地上层阶级贵族和农民所起的各种政治作用，该书第一部分就是通过对英、美、法三个主要资本主义革命的分析，来探讨资本主义民主的革命起源。摩尔把革命看作是英、美、法走向现代工业民主社会的路途中所发生的某些暴力变革。他在书中提到，“历史学家把‘革命’一词同英国清教革命（或称英国内战）、法国革命和美国内战联系在一起。这类革命的关键特征，是兴起了一个具有独立经济基础的社会集团，它向承自以往的对资本主义民主观点的阻碍发动攻击。”[注释]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Penguin Books Ltd, 1979), p.xii.[注尾]

伍德的著作从历史中得出了内容丰富的概括，得出了对美国独立运动的新观点，正如《纽约书评》上埃德蒙·摩根所说，“这本书可以重新指导人们对美国革命和这场革命在全民意识中的地位作出历史性思考。”而对过去现实的新分析可以产生对目前现实的更深刻的理解。

写出《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名著的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道出了两句真理：“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意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对旧社会，对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见、它的苦难、它的伟大，若无清晰的透视，就绝不能理解旧社会衰微以来60年间法国人的所作所为”。[注释]《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41页。[注尾]“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注释]同上，第18页。[注尾]这两句话对于研究美国革命来说，也同样适用。伍德在分析美国革命时，采取了历史的和比较的方法，这使他能够对美国革命作出透彻的分析。

通过这本著作，美国经历的这场革命对于我们来说不再抽象，而是变得生动、具体。毫无疑问，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的政治文化以及所有那些美国的独特特征。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我看这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九）】

《两种变革：你要哪一种？》（2020年10月30日刘军宁）报道：

原创 给思想加油 存在之链 

不彻底的、半途而废的改革在刺激大革命的爆发。不过，跟常人想象的有些不一样的是，革命并不会发生在经济萧条时期。实际上，革命前是经济发展最繁荣的时期。

政府为了促进公共繁荣，铺设社会保障网络，实施公共工程，这样与政府有金钱关系的人数惊人的增长，这也激发了他们投机的欲望，他们发财的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但是因为政府向来财政管理不善，此时由于国家财产与私人财产混合的如此紧密，以至于原来的公共劣迹此时成为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

但是，随着繁荣变成泡沫，民心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人们对这些问题比以前敏感得多。体制内外的人士都公开讨论政治弊端。执政者屡屡声称要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却任意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这些口惠而实不至的改革只是起到了唤起民众不满情绪的作用。

那些与政府关系最密切的、最热爱现存政府的工商业者也最坚决的急于改革。对一切旧体制的仇恨在增长。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的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将它猛烈的抛弃。

第三阶级的重负·法国

被革命推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国民明显地走向革命。

单看上面这段文字，不少读者会以为描述的是中国。然而，上面的场景说的并不是中国，而是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体制与大革命》中描述的大革命前夕的法国。 

革命有两种在性质上截然不同的类型：一类是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革命的现实主义革命，另一类是法国大革命式的乌托邦革命。

表面上看，英美革命与法国革命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民主革命，都声称追求“自由”与“平等”。这两类革命之间的差别却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

这些残暴的欢愉，终将以残暴结局。－莎士比亚

以美国为例，美国革命的领袖们认为，公民的自由比民主和平等更重要，自由对政府来说也是更容易实现的目标；不像后者那样，只有通过对社会加以全面彻底地改造才能实现。

此外，即使对平等的强调也只是指权利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平均）。在法国革命中，对平等、自由和正义的追求则是靠断头台的刀刃上下往复的运动来实现的。正如美国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李普曼所断言的，这样的乌托邦革命，越是试图去建立一个人间天堂，结果却越是把地球变得更像地狱。

在美国的革命家们眼中，政治追求与价值的实现需要靠制度而非靠多数人的“公意”。所以，他们把民选政府置于共和的、宪政的、自由法治的制度框架之中，而非靠单纯的“多数决定”来治国。

胜任的政府需要有如下的品德，如稳定、远见、慎审、公平。所以，这种政府既扎根在民意之中，又与表面上的民意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法国雅各宾派这些乌托邦革命家的想象中，恶的根源在社会结构之中，只要消灭了这些制度结构及其阶级化身，罪恶就会消失，美德就会盛行。

签署《美国独立宣言》

现实主义革命家认为，人类的恶的根源在于自我，推翻恶的制度并不能保证有一个更好的制度取而代之。

美国革命既是一场自由的革命，因为它为当地民众争取到实实在在的自由，也是一场保守自由的现实主义革命，因为这场革命没有触及革命前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和道德风尚，没有试图将社会与（从英国继承来的）传统彻底打碎后再进行全盘性的改造。

其精神与光荣革命是一致的，与法国革命是相左的。所以，柏克支持美国殖民地人民的要求，却谴责法国国民议会的专横。柏克之所以站在北美人民一边，是因为他反对英王所拥有的“专横的权力”。柏克和托克维尔都赞成前一种革命，反对后一种革命。

柏克反对法国雅各宾派及其领导的大革命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他发现，雅各宾派在对其同胞及法兰西传统中行使“专横的权力”。他指责法国的革命家们摧毁被其视为恶之来源的家庭、教区、地方社区、行会、社会等级、教会等这样的中介结构，因为高度集权的政府毁掉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上述“缓冲区”。

法国大革命中神职人员被革职

在柏克看来，传统对于社会秩序与自由是至关重要的，而摧毁上述旧制度并不能真的除掉恶的源泉，却给人们带来白色恐怖。他也没有认为传统是尽善尽美的，只是认为全盘取代传统的“新生事物”可能危害更大。

他敏锐地洞察到，既然大革命消灭了旧制度，本由旧制度所承担的社会凝聚职能只好由军队和暴力来执行。用暴力来制造凝聚力，必然要造成暴力的滥用，侵犯人的自由。1790年以后在法国和其它走法国革命道路的国家所发生的事件，一再证明了柏克在1790年做出的预测。

柏克的睿智在于他在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预见到了其惨烈的后果。柏克甚至认为，法国革命所具有的神秘性会使这种乌托邦革命不断蔓延、传染到亚洲和非洲。虽然后来的事实果然不出柏克所料，但是，作为一位贤德之士，对政治灾难的先见之明却使他因为自己的卓见而更加感到叹惋和悲哀。

法国革命是人类政治史上空前而有后的事情。这场革命企图按照理性主义的原理对社会进行全盘彻底的改造。在法国，雅各宾派的革命者以平均代替平等，以专横代替自由，以人民的名义实行极权和专制。

雅各宾派在法国国内采取恐怖统治措施

雅各宾主义的目标是在以“公意”象征的、全新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立集中的、不受约束的权力。雅各宾派把法国大革命变成对传统及道德的征服。他们以为，通过对群众进行说服和教育，必要时可以借助强力和恐怖去改造人性，从而就能实现对市民、知识分子和农民、因而对社会的彻底改造。

这样的革命企图通过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来锻造一代代“无私的”、“有道德、有理想的”新人。只要这些目的一日没有达到，革命就没有完成。在实践中，这样的革命是以平等名义的平均，以自由名义的放纵，以人民名义的专政。

柏克和托克维尔认为，人类社会中的罪恶来源于人类自身，革命的目的在于找到必要的制度途径来约束人的本性、尤其是政治家本性中潜在的恶，在于找到一种个人能够享受空前自由的制度安排。

现实主义革命家们认为，推翻万恶的旧制度并不能保证必然造就一个更好的新制度。既然恶的来源不在要被推翻的制度和代表这些制度的个人身上，那么，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存在能够杜绝一切罪恶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

为了拥有自由，我们必须约束自由。—埃德蒙·柏克

只要在自由权和财产权没有得到落实、在人的尊严与价值得不到尊重与保护的地方，就存在现实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但这种革命在手段上完全不同于乌托邦。

从历史上看，它可以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可以是1974年发生在葡萄牙的“石竹花革命”，也可以是1989年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还可以是近年来发生在中东的阿拉伯之春。

最好的革命是最“不彻底”的革命，对社会的健康肌体触动最少的革命，暴力程度最轻的革命，伤害人命最少的革命，带来个人自由与有限政府的革命。最坏的革命是最彻底的革命，把整个社会与道德秩序彻底摧毁的革命，最暴力、夺命最多的革命，带来专政与集权的革命。

最好的革命在于其不彻底性。只涉及政治体制的革命是最好的革命！

柏克：《法国革命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年

谢选骏指出：人问“两种变革：你要哪一种？”——我看这取决于“你能参加哪一种”。

【（十）】

《法国大革命正在攻击美国革命》（2021年1月20日）报道：

美国共产党和其它激进组织的成员，在位于丹佛的科罗拉多州议会大厦台阶上，焚烧美国国旗。

“毫无理智！”如今，我们说过多少次这句话？还可以喋喋不休地说下去。

（二十世纪最卓越的儿童文学家、教育学家）苏斯博士（Dr. Seuss）突然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他的六本书因为“种族主义”和“仇恨”而被停止出版。毫无理智！

《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J.K. Rowling）因为宣称男孩天生是男性、女孩天生是女性而广受诟病。毫无理智！

为了反对种族主义，亚伯拉罕·林肯的雕像被拆除，以这名伟大的解放者命名的学校被迫更名。毫无理智！

假仁假义的教育家们谴责数学教育专注于得到“正确答案”，是白人特权和男权的表现。突然之间，数学开始关乎社会正义了。毫无理智！

不，事实上不是。“封杀”正如其名，是一种冷酷的计谋，执行起来带着有预谋的恶意。目的不是说服。社会排斥、媒体去平台化和对古老传统的践踏，并不是为了改革体制或促进社会进步。相反，重点是摧毁每一个传统的宗教、社会和政治制度，这些制度被认为是建设西方文明的罪魁祸首，最终以“觉醒”（Woke，注：政治术语，指对重大的事实或议题有意识并积极关注，尤其是对种族或社会正义问题）的形象重建社会。

说得简单点就是：法国大革命正在攻击美国革命。

法国大革命？我疯了吗？

我不这么想。当然，情况有所不同。“安提法”（Antifa）和他们的“觉醒者”（wokester）同伙不会攻击一个生活在辉煌中的国王，而普通民众却在挨饿。可以肯定的是，在公共广场上没有安装断头台来砍人头，至少在字面上没有。

但我相信，我们正处于一场社会动荡之中，其激进程度和潜在的破坏性，与18世纪末撕裂法国的那场革命一样。这场革命的目的是要彻底摧毁传统的美国主义，就像最初的版本摧毁了法国君主制一样。

法国大革命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它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隐喻，描述了特别具有破坏性的乌托邦狂热。

同样，美国革命所涉及的不仅是最终导致美国独立的事件，而且也是有秩序的自由和个人自由的价值体系的体现。这两次剧变的价值观，无论是历史的还是隐喻的，都是对立的。

认识到新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并不是一回事，但在现实世界中却可以有共同的属性，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一般性看法：

●法国大革命是乌托邦式的，相信社会的完美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结构。矛盾的是，美国革命是保守的，它的权力中心是自由的个人。

●法国大革命注重自我放纵。美国革命注重自我克制。

●法国大革命是专制的。它利用制度力量来强迫人们坚持革命的价值观。用今天的说法，这个目标就是公平，也就是结果的平等。美国革命主张机会平等，它创造了一种制度，使人们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才能和特质，而不考虑他们的肤色、性别或任何其它划分。

●法国大革命只允许经过批准的言论，规定了可接受的词汇。美国革命明白，理智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付糟糕言论的解决办法不是惩罚，而是用更好的言论来反驳。

●法国大革命厌恶传统宗教，尤其是正统的基督教，并试图在公共领域建立一种强制性的世俗化，所有人都必须对其顶礼膜拜。（例如，《平等法》将跨性别意识形态强加于整个社会，包括强迫女性运动让生理上的男性参加。）

美国革命主张宗教自由，即按照自己信仰的戒律生活的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因此，宗教和平主义者可以合法地避免服兵役，即使是在战争时期也是如此。)

●法国大革命的论点主要是建立在超感性的基础上。它的强大工具是道德上的恐慌和被激起的暴徒横扫一切，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美国革命认为，它最有效的策略是对既定的道德和法律原则进行自由和公开的讨论，允许人们持不同意见。

●法国大革命相信由全能政府保障的“积极权利”，即使这意味着公民被迫接受这些规定。美国革命认为权利来自上帝，或者是人性的一部分。因此，政府的建立不是为了保证幸福，而是为了维持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社会来追求幸福。

《圣经》上说，什么样的树结什么样的果，我认为哲学体系也是如此。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成果是专制、死亡和毁灭——法国的恐怖统治、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国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些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价值观和狂热所追求的。

美国革命的成果是西方的个人自由水平不断上升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并建立了地球上最繁荣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受压迫的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美国的原因，他们相信美国梦。

推动美国的法国式革命的激情需要时间来积累。但如果我们保持坚定和反抗，如果我们不屈服于雅各宾派的欺凌，那一天终将到来。俗话说得好，革命总是自食其果。

但我担心我们的情况在好转之前会变得更糟。

今天，苏斯博士被封杀了。明天可能会是罗杰斯先生（Mr. Rogers），毕竟他是一个白人、男性、基督教牧师，他描述了在一个享有特权的郊区的生活，并用压迫性的二元术语“男孩和女孩”对他的儿童听众讲话。砍掉他的头！

（译者注：罗杰斯先生名叫弗雷德·罗杰斯（Fred Rogers），是美国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儿童电视节目制作人及主持人，深受美国一代又一代小朋友的喜爱。）

谢选骏指出：人说“法国大革命正在攻击美国革命”，我看这是“少数民族正在攻击殖民者后裔”。

【（十一）】

《法国大革命》

韦斯利·J·史密斯（Wesley J. Smith）是美国发现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人类例外论研究中心（Center on Human Exceptionalism）主席。

这篇文章是关于历史事件的。也许你要找的是同名动画短片。

夏尔·多里安：“老……康纳和他的刺客们……美国革命会让你们这些圣殿骑士的事业付之一炬。”

谢伊·科马克：“那样的话，或许我们应该掀起另一场我们的革命了。”

―1776年，谢伊·科马克在凡尔赛宫向夏尔·多里安暗示了法国大革命即将到来。[来源]-[记忆]

法国废除君主制

建立起了世俗的民主共和国，但逐渐朝着威权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方向发展

根据自由主义等启蒙思想原则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革

拿破仑·波拿巴就此崛起

与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爆发了军事冲突

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指的是法国自1789年到1799年拿破仑·波拿巴担任法兰西第一执政为止长达十年时间里所出现的影响深远的社会及政治动荡。这一时期，法国的公民们将法国的政治体系彻底粉碎又重新建立起来，铲除了绝对君主专制与封建体制等延续了数个世纪的陈旧制度。就和发生在此前的美国革命一样，法国大革命深受启蒙思想，尤其是人权等与生俱来、不可被剥夺的权力等概念的影响。法国大革命虽然没能实现所有的目标，有时甚至会堕落为混乱的屠杀，但还是向世界展示了寄宿于人民意志中的力量，为现代国家的塑造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法国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圣殿骑士组织巴黎分册中激进派系的策划结果。这一派系由伊述成员艾塔的转世，也就是所谓的“圣者”，弗朗索瓦-托马·日耳曼领导。他想要实现当年作为圣殿骑士大团长被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处决的另一位圣者雅克·德·莫莱所未能实现的伟业。日耳曼利用革命重建了圣殿骑士组织，摧毁了法国的君主制，为雅克·德·莫莱的死报了仇，准备构筑一个由圣殿骑士控制的新社会。

革命前奏

革命的概念诞生在18世纪末。一开始的弗朗索瓦-托马·日耳曼还是一名银匠，一名在巴黎的圣殿骑士组织普通成员。他被幻觉所困扰，最后在幻觉的指引下来到了雅克·德·莫莱位于圣殿塔地下的密室。日耳曼在密室里找到了《认知之父圣典》，在书中看到了雅克·德·莫莱所记录的有关第一文明的想法以及他对圣殿骑士与人类未来的展望。在雅克·德·莫莱看来，圣殿骑士组织需要变得更为隐秘，利用资本主义和中产阶级躲在暗处统治社会，确保伟大事业的成功。日耳曼明白，他在某种程度上与雅克·德·莫莱相通，而雅克·德·莫莱就是他的先知。实际上，日耳曼和雅克·德·莫莱都是携带有艾塔记忆的人类转世——圣者。艾塔是伊述成员之一，同时是另一名伊述成员朱诺的丈夫，协助朱诺实现她控制人类的阴谋。

日耳曼被逐出圣殿骑士组织

日耳曼来到其他圣殿骑士面前，向他们表示组织需要重建，需要放弃会侵蚀他们真正目标的贵族、教会与国家，鉴于当年雅克·德·莫莱与圣殿骑士团成员被法国国王下令逮捕处决的事件他们还应该终结法国的君主制。圣殿骑士组织巴黎分册的最高大师弗朗索瓦·德·拉塞尔认为日耳曼成为了极端分子，是组织的异端，将他逐出了组织。但是，一部分圣殿骑士被日耳曼的话语打动了。其中一个名为玛丽·勒维克。玛丽·勒维克帮助日耳曼建立了自己领导的圣殿骑士派系。这个新的派系开始执行他们夺取巴黎分册领导权，终结法国君主制的计划。

18世纪末，法国的政治、社会状况为这个激进派系夺取控制创造了完美的机会。法国参与美国独立战争所带来的巨额开销，再加上国王路易十六与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和之前几位国王的奢侈无度导致整个国家面临着经济崩溃的危机。此时的法国不但面临着国库枯竭的问题，干旱、牲口瘟疫、持续二十年之久的粮食歉收以及飞速猛涨的面包价格更是让农民与居住在城市的贫困人口深感不安。很多人对向自己施加重税而非救济的统治政权表达了绝望与怨恨，而他们的表达则诉诸于暴动、抢劫与罢工等各种手段。

1786年秋天，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夏尔·亚历山大·德·卡洛讷提出了一项经济改革计划，建议征收普遍土地税，原来的特权阶级也不再获得豁免。为了给这些措施争取支持，预先避免贵族骚乱，路易十六召开了由教会、贵族与第三阶级共同参与的三级会议。会议的时间安排在1789年5月5日；届时，来自各地的三个阶级的代表们将会准备好一份问题列表（“Cahiers de doléances”，意为改良请愿书）上交给国王。

法国还面临着政治与社会上的危机。贵族与神职人员在不用交税的同时，还对底层阶级有着封建特权。随着《百科全书》所包含的知识与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在各个阶级中传播开来，伏尔泰与让-雅克·卢梭等启蒙运动哲学家们的政治理念也在人民在政府中应有的地位这一议题上深刻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美国革命也对法国产生了影响。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本杰明·富兰克林担任美国驻法大使。鉴于美国国情而产生的建立代议制政府的想法也越来越多。1789年1月，身为修士的第三阶级议员埃马纽尔·约瑟夫·西哀士出版了一本名叫“何为第三阶级？”的小册子。在书中，他写道，代表了法国大多数人的第三阶级竟然没有政治权力。

历史

1789年三级会议

1789年三级会议的开幕集会

1789年5月5日，来自各个阶级的代表齐聚凡尔赛的娱乐公馆。三级会议随着路易十六发表的演说正式开始。演讲中，身为贵族代表的圣殿骑士最高大师弗朗索瓦·德·拉塞尔与作为第三阶级代表与会的巴黎刺客兄弟会导师奥诺雷·米拉波秘密会晤。两人一同讨论了法国的未来，决定在刺客与圣殿骑士之间缔结和约。晚上，弗朗索瓦·德·拉塞尔为女儿埃莉斯·德·拉塞尔加入圣殿骑士组织而在凡尔赛宫组织了一场舞会。但加入仪式结束之后，弗朗索瓦·德·拉塞尔被日耳曼麾下派系的两名成员——夏尔·加百列·西韦特与乞丐之王谋杀。随着德·拉塞尔被害，圣殿骑士组织内部出现了冲突与对抗，日耳曼获得了激进派系最高大师的头衔，而埃莉斯则接任了父亲在保守派中的位置。

在三级会议当中，最主要的问题便是投票：贵族与神职人员赞成遵循旧例分阶级投票，第三阶级则认为应该当按照代表人数投票表决。有关会议投票的高度公开辩论很快便发展为第一，第二阶级与第三阶级之间的互相敌视，掩盖了三级会议原本的目标，更淡化了召开三级会议的国王的权威。6月17日，因有关事宜的讨论陷入了停顿，第三阶级代表在领袖让·西尔万·巴伊的带领下单独召开了会议。他们邀请了来自另外两个阶级的代表，正式成立了国民议会；三天后，他们在附近的一处室内网球场集会，颁布了《网球厅宣誓》，誓称若不达成宪法改革绝不解散。第三阶级的代表包括了米拉波、巴伊、西哀士、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丹等人，也包括了属于日耳曼麾下激进派系的圣殿骑士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6月23日，国王命令国民议会解散，但米拉波宣称，他们“除非刺刀刺进身体，不然绝不会屈服”。一周之内，绝大多数神职人员代表和47个自由派贵族加入了国民议会。6月27日，路易十六不情愿地接受了三个阶级组建新议会的事实。

民众暴动

7月12日，在国民议会继续在凡尔赛召开会议，致力于出台新宪法的工作时，恐惧与暴力席卷了巴黎。巴黎市民尽管对皇权近来遭到重大打击而欢欣鼓舞，却因担任财政总监并更同情第三阶级的雅克·内克尔被更加保守的约瑟夫·福隆·德·杜耶取代的消息而深感恐慌。还有谣言宣称国民议会的成员遭到了逮捕，皇家军队即将在巴黎发动武装政变云云。在皇家宫殿，记者卡米尔·德穆兰呼吁在法国属于底层阶级的无套裤汉们武装起来。群众的叛乱还得到了来自法国卫队的武装支持，在7月13日建立了国民卫队，准备恢复巴黎的秩序。

7月14日，暴动人员在荣军院得到了枪械，但没有火药。因此，他们前往巴士底狱，准备从洛奈侯爵主管的巴士底狱中得到火药。在被洛奈侯爵拒绝之后，无套裤汉们对巴士底狱发起了围攻。埃莉斯·德·拉塞尔也在暴动人员的人群当中，希望能够救出她的恋人——阿尔诺·多里安。此前，阿尔诺因为被当作谋杀弗朗索瓦·德·拉塞尔的凶手而锒铛入狱，被关押在巴士底狱当中。阿尔诺趁着巴士底狱被围攻时的混乱，在曾训练过阿尔诺父亲夏尔·多里安的刺客大师皮耶尔·贝莱克的帮助下逃出了牢房。在巴士底狱被攻占之后，巴士底狱里的囚犯被悉数释放，主管洛奈侯爵则被枭首示众。这一天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正式爆发。后来，7月14日被定为法国的国庆日。

在巴士底狱被攻占后，路易十六撤走了他的部队，重新将内克尔招入政府。7月15日，曾参与美国独立战争的战争英雄，刺客盟友拉法耶特侯爵当选为国民卫队的司令。拉法耶特向路易十六提议采用三色帽徽，其中红色与蓝色象征巴黎，而白色象征法国君主制。路易十六于7月17日采纳了这项提议。与此同时，约瑟夫·福隆·德·杜耶开始囤积粮食，哄抬粮食价格。刺客们帮助巴黎人民获得了食物，而德·杜耶则在7月22日被群众绞死在了市政广场的路灯上，后来又被砍了头。因巴黎大多数官员已经逃离，无套裤党人成立巴黎公社接管了巴黎的市政，让·西尔万·巴伊成为了巴黎的市长。

革命热情的浪潮与广泛传播的歇斯底里很快席卷了整个法国。贫农们将税吏、地主和名门望族的家里洗劫一空，还将房子放火烧毁。这场土地起义加速了贵族逃离法国的进程，被称为“大恐慌（Great Fear）”。国民制宪议会受此启发，在8月4日晚上宣布废除封建制度，取消神职人员与贵族的特权，结束了旧政权（Ancien Régime）的统治。

8月26日，国民制宪议会在拉法耶特与米拉波的想法之下通过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这份宣言中的民主原则建立于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哲学、政治理念基础上。这份宣言宣告国民制宪会议将推翻旧政权，建立一个基于机会平等、财产公平、言论自由、人民主权与代议制政府而建立起来的新体制。

戴洛瓦涅在凡尔赛妇女大游行中带队前进

虽然政治上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法国人民仍旧面临着粮食短缺的问题。10月5日，在巴黎市场工作的妇女们开始进行抗议。她们在戴洛瓦涅·德·梅丽古尔的带领下开始向着凡尔赛游行，想要和国王一家进行谈话。游行队伍从市政厅得到了武器装备，还得到了国民卫队的支持。圣殿骑士激进派系成员借此机会混入了游行队伍，想要挑起针对皇室的暴动。一支刺客小队奉命保护了梅丽古尔的安全，消灭了混入游行队伍的圣殿骑士特务。最后，游行群众安然无恙地抵达了凡尔赛宫。在妇女代表的觐见与第二天凡尔赛宫被愤怒的群众突破之后，路易十六向群众发表了讲话，表示自己接受新宪法，将会回到巴黎。

同一天，圣殿骑士组织激进派系成员谋害了所有支持埃莉斯·德·拉塞尔的人。埃莉斯跳进塞纳河里才侥幸逃脱。她决定在自己变强之后再继续复仇。

变革之时

自群众暴动之后，法兰西王国又经历了许多变革。政治上，国王一家搬进了巴黎的杜伊勒里宫，国民制宪议会迁到了位于杜伊勒里花园（Jardins des Tuileries）附近的马场厅（Salle du Manège）。国民制宪议会的成员均由群众选举而来，巴黎各个地区也被分别分派给各个部门管理。许多政治俱乐部在大革命时期涌现出来，其中的代表有雅各宾俱乐部和当时著名演说家乔治·丹东领导的科德利埃俱乐部。为了抹消君主专制权力的标志，也为了腾出修建协和桥（Concord bridge）等纪念性建筑所需要的石料，巴士底狱被群众拆除。出版方面的自由随着包括让-保尔·马拉主办的《人民之友（L'Ami du peuple）》与雅克·埃贝尔主办的《杜歇老爹（le Père Duschesne）》等革命报刊和保皇党开办的《使徒行传》等各类报刊的出现得到了极大发展，给人民群众传递有关国内各种事件的消息，同时还用报刊内容来强调支持自己的观点。为了减轻债务，法国发行了新的纸币。这种纸币由国家没收的教会资产作为价值保证。农民-将军之墙被拆毁。而随着特权阶级的消失，交税成为了所有人的义务。

各个领域都在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就连死也不例外。吉约旦医生就促成了死刑处刑平等的实现，安托万·路易（Antoine Louis）与托比亚斯·施密特合作发明了一台能够大大减轻死刑痛苦的机器。这台机器就是所谓的断头台。它成为了法国死刑处刑所使用的唯一工具。随着教会名下的土地被征收，修会圣愿被废止，法国的教会也开始了改革。1790年7月12日，《神职人员民事组织法案》通过，宣布法国修会组织解散，勒令神职人员向法国而非教皇起誓。拒绝执行这些命令的神父被称为“难治神父（refractory priests）”，教皇则拒绝认可这一法案。巴士底狱被攻占一年后，为保证国王、制宪议会与人民群众三方能团结一致，巴黎举办了联盟节（Fête de la Fédération），大获成功。

阿尔诺与日耳曼见面

这一时期，刺客们试着尽可能将革命维持在和平状态。导师米拉波在国民制宪议会中担任议员，同时还担任国王的顾问。他想维持之前与德·拉塞尔缔结的和约，所以给了圣殿骑士实行计划的可趁之机。1791年1月，随着群众对贵族与教会展开攻击，夏尔·加百列·西韦特组织起了一个偷运网络，向贵族和神职人员收取钱财，然后为他们提供保护。得知刺客议会终结和约后，为弥补没能阻止养父弗朗索瓦·德·拉塞尔被害的过错而成为刺客的阿尔诺·多里安获准调查德·拉塞尔遇害背后的真相。他先是在巴黎圣母院刺杀了西韦特，后又在圣迹区刺杀了乞丐之王，发现这两个人和一个名叫日耳曼的男子有牵连，但认为日耳曼只是打制了用来刺杀德·拉塞尔的圣殿骑士胸针的银匠。在阿尔诺的逼问下，日耳曼利用阿尔诺的无知误导了他，谎称克雷蒂安·拉法叶是雇他打制胸针的圣殿骑士。阿尔诺碰巧发现拉法叶正在准备一场进攻，于是他摧毁了拉法叶位于谷物交易所的火药储备，在圣婴公墓刺杀了与其他分册圣殿骑士碰头的拉法叶。

实际上，拉法叶是对德·拉塞尔最为忠心的圣殿骑士，即使拼上性命也不会背叛他。他正在筹备的进攻针对的不是刺客，而是圣殿骑士激进派系成员作为据点的博瓦酒店。在雅各宾派成员听罗伯斯庇尔演讲的同时，日耳曼偷偷摸摸来到博瓦酒店地下和他麾下玛丽·勒维克、路易-米歇尔·勒佩莱蒂耶、阿洛伊斯·拉图什、乞丐之王的副官与国民卫队上尉弗雷德里克·鲁耶这几位顾问碰头。他们策划了计划的下一步：勒维克组织囤积粮食，促使群众暴力行为变本加厉，鲁耶去收集能将路易十六定为反革命分子的证据，作为国民制宪议会议员的勒佩莱蒂耶则确保鲁耶找到的证据在路易十六的审判上发挥作用。日耳曼还宣布，他为杀死埃莉斯·德·拉塞尔而设下了陷阱。不过阿尔诺偷听到了他们碰头时的对话，救下了埃莉斯。

阿尔诺提议由埃莉斯与刺客兄弟会之间建立合作关系，一同追击圣殿骑士组织激进派系。虽然米拉波打算帮助埃莉斯，确保刺客兄弟会和圣殿骑士组织在未来能够共享和平，但很多刺客还是持反对意见。这份合作也随着皮耶尔·贝莱克毒杀米拉波并栽赃给埃莉斯的行为而不了了之。贝莱克还向给所有刺客下毒，将如今作为政治势力活动的刺客兄弟会重建成一支军队。但阿尔诺及时查明了事实，两人在圣礼拜堂展开决斗，最后贝莱克不敌阿尔诺，请求阿尔诺杀死自己，阿尔诺只能同意。因刺客议会连续失去两名刺客大师，刺客方面拒绝与埃莉斯进行合作，而阿尔诺也被剥夺了调查弗朗索瓦·德·拉塞尔遇害真相的资格。米拉波的遗体进行了火化，国民议会则以革命英雄的头衔将他安葬在了先贤祠里。

帝制覆灭

随着米拉波去世，路易十六失去了自己在国民议会中最得力的支持者。他愈发感觉自己身在巴黎时更像囚犯而非国王，因此在1791年6月20日带着家人准备乔装逃往瓦雷纳。但他们半路被人认出，又被带回了巴黎。这一事件降低了路易十六的支持率，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更是宣称应当罢黜路易十六，建立法兰西共和国。想要保留国王的雅各宾派成员分离出去，成立了斐扬俱乐部。事态在7月17日又发生了进一步恶化，在战神广场上集会签署罢黜国王的请愿书的群众遭到拉法耶特侯爵率领的国民卫队开枪袭击。8月，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克又在圣多明克刺客兄弟会的领导下爆发了奴隶起义。起义的奴隶只想赢得自由，仍愿意对法兰西的国王表示忠诚。9月，新宪法通过，法国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拥有对法律的否决权。

1791年底，因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兄长同情反革命分子，准备重新拥立妹夫的王权，针对玛丽所属的哈布斯堡家族的战争威胁与日俱增。吉伦特派——由雅克·皮耶尔·布里索领导的立法议会代表——想要对奥地利宣战，希望通过战争向整个欧洲传播革命理念。另一方面，由罗伯斯庇尔领导的山岳派想要维持与欧洲各国之间的和平状态，巩固法国目前的革命成果。虽然如此，1792年4月立法议会对奥地利宣战，法国军队入侵了奥属尼德兰，掀开了法国革命战争的序幕。普鲁士与奥地利结盟，加入了对抗法国的战争。

1792年夏天，巴黎的群众因玛丽·勒维克与弗拉维尼囤积粮食而再度陷入饥荒。戴洛瓦涅·德·梅丽古尔调查了这起事件，最后在刺客的帮助下夺回了粮食。刺客们则刺杀了弗拉维尼，挫败了这些圣殿骑士激化矛盾的企图。

随着前线不断失利，议会宣布进行征兵，许多部队抵达了巴黎。随着国王同国外反革命军队勾结的消息传来，再加保留国王带来的开销仍旧不容小觑，一部分无套裤党人在受圣殿骑士操纵的雅各宾俱乐部煽动下在1792年8月9日发动了暴动，占领了市政厅，组织起了一个新的公社。第二天，这个公社得到了国民卫队的支持，袭击了杜伊勒里宫。在愤怒的人群之中，弗雷德里克·鲁耶带着一群圣殿骑士闯入了宫殿，取得了国王叛国的证据。

遭到袭击的杜伊勒里宫

刺客议会发现米拉波在与国王的通信中提到了有关法国刺客兄弟会的重要信息，于是派遣阿尔诺·多里安潜入杜伊勒里宫，抢在圣殿骑士发现之前销毁那些信件。阿尔诺在国王的办公室里遇到了一名年轻的军人。这个军人名叫拿破仑·波拿巴，正在寻找一把能够打开圣但尼大教堂地下第一文明神殿大门的钥匙。于是两人合作，在鲁耶带人破门而入之前找到了东西，逃出了国王的办公室。在这场袭击中，国王一家在瑞士卫队的保护下逃出了杜伊勒里宫，来到马场厅接受立法议会的保护。但暴动者到来时，国王还是被抓住关进了圣殿塔。立法议受公社方面的深刻影响，被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取代。在8月10日的暴力事件后，新一批流亡者逃往法国国外，拉法耶特也被指责为叛徒。

9月，巴黎乃至法国各地的监狱爆发了暴力事件。无套裤党人为避免保皇势力卷土重来，将许多罪犯以反革命的罪名处死。这些罪犯绝大多数为罪不至死的犯罪分子或是拒绝效忠的神职人员。鲁耶带着手下对大夏特雷发动了袭击，开始屠杀监狱里的囚犯。自8月10日起就在追查鲁耶的阿尔诺·多里安潜入了大夏特雷，在未经刺客议会允许的情况下刺杀了鲁耶。9月2日，一个奥地利间谍组织试图向外传递有关巴黎城防的情报，还打算谋杀乔治·丹东。那时，丹东发表了演说，为革命者们重新点亮了希望与信念。刺客们救了丹东，杀死了那些奥地利间谍。丹东在事后成为了刺客兄弟会的盟友之一。9月20日，法军在瓦尔密击败奥地利军队。胜利的消息传来，国民公会在第二天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法兰西共和国，实行普选。在第一次选举结束后，吉伦特派赢得了国民公会中的多数席位。

10月，圣殿骑士玛丽·勒维克继续囤积运抵巴黎的粮食。她的计划是将囤积粮食，制造饥荒的罪名栽赃到王室头上。勒维克在卢森堡宫组织了一场宴会。这时的卢森堡宫不单被用作监狱，还是勒维克囤积粮食存放的地方。她在此举行宴会是想让客人发现这些“被王室成员囤积于此的”粮食。但是她的计划因埃莉斯·德·拉塞尔运走粮食而落空。阿尔诺·多里安则在宴会上刺杀了她。

12月11日，发现杜伊勒里宫里部分文件能证明前国王私通奥地利君主准备扼杀革命之后，国民公会举行了一场关于路易十六的审判。路易十六被控犯有背叛革命与国家的罪行，议员于1793年1月15日认定他有罪。第二天，公会就是否要对路易十六处以死刑进行了投票表决。面对360票赞成死刑，360票赞同宽大的局面，圣殿骑士路易-米歇尔·勒佩莱蒂耶投出了赞成死刑的第361票。审判结束之后，勒佩莱蒂耶向日耳曼告知了结果，向日耳曼保证他能看到死刑执行。1月20日，勒佩莱蒂耶在平等宫协助举办了一场宴会，被正搜集有关日耳曼下落的阿尔诺刺杀。勒佩莱蒂耶最后被视为革命的烈士。

路易十六处刑现场

第二天早晨，路易十六的公开处刑在革命广场（Place de la Révolution）开始了。广场上建起了一个配有断头台的高台，刽子手夏尔·亨利·桑松负责路易十六的处刑。在远处台上观赏处刑的日耳曼遇到了前来找他的阿尔诺。他向阿尔诺解释道，人民已经不再害怕贵族与教会的势力了，圣殿骑士将会使用黄金操纵人民。随着路易十六的头颅被断头台斩下，日耳曼宣称雅克·德·莫莱冤仇得雪，在阿尔诺能够刺杀他之前就逃走了。正当阿尔诺对付日耳曼心腹的时候，埃莉斯赶来。阿尔诺决定留下来保护埃莉斯，放弃了对日耳曼的追赶。埃莉斯对阿尔诺的这个决定十分愤怒，因阿尔诺不愿牺牲她的生命来给她的父亲复仇而决定停止与阿尔诺合作。之后，阿尔诺因未经允许继续追查日耳曼一事暴露而被刺客议会召回。阿尔诺第三次违背了刺客议会的意思，因此被逐出了兄弟会。

恐怖统治

在路易十六被处死之后，西班牙与葡萄牙也加入了奥地利一侧，一同对法国作战。同时，国民公会对英国与荷兰共和国宣战。3月，一股名叫“朱安党（Chouan）”的保皇派武装势力在旺代发动暴动，反抗革命的征兵活动与反教权行动。同月，革命裁判庭成立，负责逮捕革命的敌人。4月，公共安全委员会成为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执行政府。

山岳派想要增加额外措施制止暴力行为，促使法国围绕巴黎建立中央集权政权。而吉伦特派更为温和，想要建立联邦政府。两派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占据公会多数席位的吉伦特派试图逮捕马拉，但马拉得到了释放。出于报复，马拉利用他主办的报刊要求抓捕吉伦特派人士。6月2日，国民卫队在巴黎的总司令弗朗索瓦·安利奥作为圣殿骑士的傀儡，率领无套裤党人带着火炮来到公会，逮捕了吉伦特派的代表。丹东试图阻止他们，却无法同组织这场抓捕行动的罗伯斯庇尔讲理。一支刺客小队救下了没有被抓捕的吉伦特派代表，将他们偷偷护送出了巴黎。在逮捕吉伦特派人士后，法国南部的里昂、马赛等城市以及诺曼底等地爆发了联邦主义者起义。

随着吉伦特派倒台，山岳派夺得了公会的控制权，却又面临着来自以雅克·鲁为首的忿激派等无套裤党人的反对。这些忿激派要求进行社会改革，对革命的敌人采取更为激烈的措施。7月13日，马拉因参与抓捕吉伦特派人士而被同情吉伦特派的夏绿蒂·科黛刺杀。她被阿尔诺·多里安抓获，于7月17日被斩首。讽刺的是，她想要救人免遭断头之灾，却只导致针对革命敌人的偏执产生，致使一系列激进措施实施。

7月里，圣殿骑士组织成员马考特将军准备发动针对公会的军事政变，意图加速革命进程。他和其他圣殿骑士一起在荣军院组织了锦标赛，想借此招募骁勇善战之人。托马-亚历山大·仲马将军受马考特邀请参加此次政变，但他实际上是刺客兄弟会的盟友，向刺客兄弟会发出请求，请他们派人混入锦标赛，取得胜利后趁机接近马考特，在荣军院将马考特同马考特的同伙全部杀死。

8月，公会推进了法国的世俗化，下令拆毁圣但尼的皇家陵墓。多姆·波里尔与亚历山大·勒努瓦目睹皇家遗物与宗教标志遭到破坏，试着尽可能挽救这些面临毁灭的物品。之后，圣但尼被重新命名为法兰西亚德，公会还建立革命历法取代了格里高利历，并将理性崇拜确立为法国国教。

依靠属于公共安全委员会的罗伯斯庇尔与路易·安托万·德·圣-茹斯特，圣殿骑士继续推进计划，通过施行恐怖统治控制法国。日耳曼想要人民因此对绝对自由产生恐惧。这一时期，疑似革命敌人的人在公共场所被斩首。这一切都是为了展现自由的危险性与服从的必要性。9月，《嫌疑人法案（Law of Suspects）》通过，任何疑似反革命的人都会被逮捕、审判。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也被逮捕、处决。9月时，忿激派的领袖雅克·鲁因对圣殿骑士的计划而言无法预测而被罗伯斯庇尔逮捕。他被押往圣-佩拉热监狱，后又被转移到沙普提厄医院。圣殿骑士将雅克·鲁视为万一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的备用方案。10月，布里索等6月被抓捕的吉伦特派人士被斩首，玛丽·安托瓦内特在10月16日也迎来了与丈夫一样的末路。11月，支持吉伦特派的女性主义作家玛丽-让娜·菲利普·罗兰与奥兰普·德·古热被处决。路易十六的堂兄，投票支持处决路易十六的路易·伊加利提被处决。国民议会的前主席，巴黎市长巴伊因拒绝为指认皇后罪名作证而被处决。

《嫌疑人法案》适用于任何属于政府的特务，迪迪尔·帕顿就是如此。迪迪尔·帕顿是一个告发了许多嫌疑人的爱国间谍，却因发现圣殿骑士组织的存在而被逮捕。刺客在他临刑时救了他，取回了他被圣殿骑士组织取走的笔记，招募他加入了刺客兄弟会。刺客们还刺杀了挫败他们救援玛丽·安托瓦内特计划的圣殿骑士让·吉尔伯特。到了年底，联邦主义者起义在土伦被攻占之后宣告破灭。在土伦战役中，拿破仑·波拿巴凭借战术能力大放光彩。

1794年2月，公会宣布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度。这一消息改变了海地革命的状况。刺客成员海地将军杜桑·卢维杜尔背叛了西班牙军队，加入了法军。

丹东与他的助手被押往断头台

同月，圣殿骑士想要释放雅克·鲁，扩大巴黎眼下的恐怖态势。一支刺客小队前往沙普提厄医院杀死雅克·鲁，却被抓获。于是刺客兄弟会又派了另一支刺客小队前去营救第一支小队，并想办法刺杀雅克·鲁。第二支刺客小队的行动取得了成功。随着忿激派崩溃，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激进集团，名叫“埃贝尔派”，由雅克·埃贝尔领导。他们想要进一步扩大眼下的恐怖态势。丹东则是想要阻止恐怖统治的温和派的领袖。3月，这两个集团都被定性为共和国的敌人。罗伯斯庇尔因丹东与朋友将他比作独裁者而不快，极想置丹东于死地。弗朗索瓦·安利奥在丹东的通讯信件中还发现了没被逮捕的丹东支持者的名字。埃贝尔派成员于3月底被处决。4月4日，丹东、德穆兰、法布尔·代格朗汀等人被送上了断头台。刺客们想要救援丹东，但丹东拒绝了刺客的救援。他认为他的死也就意味着罗伯斯庇尔的倒台，请求刺客们去救他的朋友。刺客们遵从了他的遗愿，完成了他的嘱托。此外，刺客们还杀死了促成吉伦特派倒台的安德烈·德·古兹曼。

热月政变

随着丹东的去世，罗伯斯庇尔的支持率开始下跌。5月，他派自己的手下前去先贤祠回收米拉波的遗物，想要揭露米拉波和刺客之间的关系，借米拉波作为刺客兄弟会导师的身份与米拉波与国王之间有信件往来一事将刺客兄弟会消灭。但有两名刺客抢先一步来到了先贤祠，取走了米拉波的遗物。

至高主宰日时的罗伯斯庇尔

此时对抗罗伯斯庇尔的并非只有刺客兄弟会，阿尔诺·多里安与埃莉斯·德·拉塞尔决定从对抗圣殿骑士组织激进分子开始继续他们的追查。阿尔诺在凡尔赛刺杀了被罗伯斯庇尔指派为当地处决负责人的阿洛伊斯·拉图什。顺着这条线索，两人回到了巴黎，并于6月8日参加了至高主宰日的活动。所谓的“至高主宰”实际上是罗伯斯庇尔创立的用来代替无神论理性崇拜的有神论邪教。埃莉斯在活动现场给罗伯斯庇尔下了麦角碱，中毒之后的罗伯斯庇尔会表现得如同精神失常一般。而阿尔诺则在罗伯斯庇尔演讲的时候把罗伯斯庇尔亲手写下的代表名单交给那些罗伯斯庇尔的政敌，以此证明罗伯斯庇尔正打算处决他们。这天之后，舆论观点如阿尔诺与埃莉斯所期待的那样发生了转变，开始敌视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的支持者也随之越来越少。两人决定当面质问罗伯斯庇尔，打探日耳曼的下落。

6月10日，罗伯斯庇尔强化了恐怖统治的态势，要求清洗政府中曾在法国各地参与过屠杀行为的成员。其中，一位名叫让-朗贝·塔连的人就名列阿尔诺找到的名单上。因此，7月27日，塔连率领一群代表在公会上投票决定逮捕罗伯斯庇尔及其党羽。但在前往卢森堡宫监狱的路上，新的巴黎公社的成员忽然拦住了他们的队伍，劫走了罗伯斯庇尔等人。于是，公社与公会之间的战斗在巴黎各处打响了。罗伯斯庇尔等人躲进了市政厅。而保罗·巴拉斯率领的议会部队则将市政厅团团包围。阿尔诺与埃莉斯潜入了市政厅，抓住并审问了罗伯斯庇尔。直到埃莉斯一枪打穿了罗伯斯庇尔的嘴，罗伯斯庇尔才通过写字的方式交代了日耳曼正藏身圣殿塔的事情。之后，两人逃离市政厅，无处可逃的罗伯斯庇尔等人被冲入楼里的议会部队抓获。

被砍下的罗伯斯庇尔的头颅

第二天，阿尔诺与埃莉斯两人来到圣殿塔与日耳曼对峙。日耳曼手持当年被雅克·德·莫莱的顾问藏在此地的伊甸神器——伊甸宝剑。在战斗中，日耳曼用伊甸宝剑释放了猛烈的能量冲击，杀害了埃莉斯，自己也身受重伤。目睹恋人遇害的阿尔诺随后毫不留情地击杀了日耳曼。在临终自白中，日耳曼为自己对阿尔诺所做的一切做了解释。他还告诉阿尔诺，即使他死了，也会有人接管他所缔造的新社会。之后，亚诺带着埃莉斯的遗体与失去力量的伊甸宝剑离开了圣殿塔。同日早晨，罗伯斯庇尔与圣-茹斯特、安利奥等听命于他的手下在革命广场被斩首。他们的死便是热月政变的开端。在热月政变时期，法国人民针对恐怖统治的暴行发起了暴动。诸如纨绔派这样的派系对无套裤党人进行了复仇，将他们杀死。7月29日晚上，戴洛瓦涅·德·梅丽古尔带人对作为忠于日耳曼的圣殿骑士激进派系残党据点的雅各宾派的修道院发动了袭击。刺客们为戴洛瓦涅提供了帮助，杀死了雅各宾派的领袖，终结了他们对法国的控制。

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对雅各宾派及其同党的追捕仍旧继续着。8月，拿破仑·波拿巴因与罗伯斯庇尔的兄弟奥古斯汀·德·罗伯斯庇尔有关联，以及非法向法兰西亚德派遣部队而被捕。实际上，拿破仑对菲利普·罗斯上尉下了命令，要他用自己在杜伊勒里宫找到的钥匙打开位于圣但尼大教堂地下的神殿。为了同萨德侯爵交换离开法国的通行证而在法兰西亚德寻找孔多塞手稿的阿尔诺在孤儿里昂的劝说下挫败了拿破仑的计划。阿尔诺进入了神殿，杀死了罗斯，得到了能够制造幻象的提灯——圣但尼之头。他在提灯里发现了一颗可以控制人类思维的伊甸苹果。为了阻止拿破仑得到苹果，阿尔诺将苹果寄给了身在开罗的埃及刺客兄弟会导师阿尔莫林。之后，阿尔诺还是决定留在法国，为重回刺客兄弟会而努力，希望能如埃莉斯所愿，为刺客与圣殿骑士之间带来和平。

革命结束

拿破仑在巴黎街头命令火炮对保皇党叛军开火

在雅各宾派倒台之后，无套裤党失去了革命的领导权，中产阶级随着经济得到解放而获得了更多权利。随着雅各宾派人士被捕，一些反革命嫌疑人得到了释放，导致反对共和派的保皇党活动死灰复燃。路易十六儿子死于狱中的消息让路易十六的弟弟被立为新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八，由他继承波旁王朝的王位。1795年8月22日，以在恐怖统治时期中幸存下来的吉伦特派人士为主体的国民公会通过了新的宪法。根据新宪法，法国建立了由五百人院与元老院组成的两院制立法机构。执政权力由五名督政官（Directeur）掌握，而督政官由议会任命。公会还决定，新议会中三分之二的成员必须为曾担任过议员的人，避免保皇党利用选举夺取多数席位。保皇党与雅各宾派对新宪法提出了抗议，并在葡月13日（即10月5日）发起武装暴乱。在巴拉斯的指挥下，拿破仑·波拿巴与若阿尚·缪拉的部队使用火炮与葡萄弹与叛军作战，叛军很快便遭到了镇压。经过这起事件，拿破仑等人被尊为革命的救世主。之后，名为督政府的新政权成立，巴拉斯与西哀士等人担任督政府的首批督政官。

督政府执政的四年时间里，法国遭遇了经济危机、群众不满、政府效率低下以及情节最为严重的政治腐败问题。到18世纪90年代末，督政官近乎完全依赖军队维持自身权威，将相当一部分权利出让给了在野的军队将领。1795年，法国占领了尼德兰全境，西班牙与普鲁士和法兰西共和国宣告和平。葡萄牙、英国与奥地利仍旧在同法国交战。在巴黎，有奥地利的支持者意图协助奥地利军队实现入侵，但回到刺客兄弟会的阿尔诺·多里安消灭了他们。1796年，拿破仑因自己先前的表现以及与巴拉斯以前的情妇约瑟芬·博阿尔内之间的关系，被委任为意大利方面的法军将领。在与奥地利作战的一年时间里，拿破仑接连取胜，征服了北意大利，消灭了威尼斯共和国。这场战役结束后，奥地利与法国议和，拿破仑也在法国政坛中名声大噪。1798年，拿破仑被派去征服埃及，切断英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线路。在对抗马穆鲁克与英国的战斗中，法军最初取得了胜利，但之后遭遇了困境，只能从埃及撤退。即便征服埃及的战役以失败告终，法国的科学家们还是得到了罗塞塔石碑，拿破仑则得到了阿尔诺四年前寄给埃及刺客兄弟会的伊甸苹果。

在法国，政治环境危机四伏，雅各宾派与保皇党谋划着新的政变与叛乱。1798年前后，圣殿骑士试图在五百人院选举中混入议会，再现恐怖统治。阿尔诺在那些圣殿骑士进入波旁宫前便将他们刺杀。1799年11月9日，督政官西哀士与拿破仑·波拿巴率领军队发动武装政变。拿破仑依靠自己的部下与伊甸苹果废除了督政府体制，通过了新的宪法，自任为法兰西第一执政，宣告革命到此结束。这一事件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结束与拿破仑时代的开始——法国将在拿破仑的带领下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

后世影响

《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口的拿破仑》

总的来说，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法国的旧日政权与君主专制，削减了教会在法国的权力，同时还根据《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确立了人权不可剥夺的原则。建立平等、自由、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政府的思想在世界上传播开来。之后，19世纪10年代的南美革命、9世纪中叶欧洲各国的革命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至战后的俄国革命等，都是受了大革命思想的启发。但法国大革命时期也因为恐怖统治时期，法兰西共和国与反法同盟各国之间的战争以及之后的拿破仑战争而被成为血腥时代，使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欧洲各国产生了抵制革命理念的恐惧氛围。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权都拥有代表本国民族的立法机构。

法国大革命在路易十六被处决后经历了一系列动荡，最终为拿破仑·波拿巴建立法兰西帝国奠定了基础。拿破仑则使用伊甸苹果继续开拓这个新生帝国的疆土。政权在君主制、共和制与帝国制之间的变化是法国19世纪政治风云的一大特色。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八与波旁王朝的查理十世在拿破仑倒台后又复辟了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持续到1830年7月再度结束，巴黎爆发了革命，将菲利普·伊加利提的儿子路易·菲利普推举为新的国王。路易·菲利普做了18年的国王，最后另一场革命终结了君主制，宣告第二共和国成立。在这一过程中，身为刺客的法国作家苏菲·特蕾内的思想起到了启发作用。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成为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统，后来又自封为拿破仑三世，恢复了帝国制度。随着1870年9月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法兰西第二帝国覆灭。之后，新的共和国成立，但巴黎公社再次成立，占领巴黎长达两个月之久，最后被共和国军队击败。自那时起，法国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纳粹占领期间，一直保持共和体制。诸如攻占巴士底狱这样的事件，三色旗这样的标志以及“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时至今日仍旧被视作法国的国家特色。

法国的经济随着贵族与教会在法国失势而发生变革，中产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法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的技术与科学发明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圣殿骑士组织遵循日耳曼所提出的理念，抛弃了贵族的头衔，放弃了教会与国家所带来的利益，成为了在暗处统治世界的实业家与经济专家。举例来说，在19世纪60年代，圣殿骑士组织不列颠分册最高大师克劳福德·斯塔瑞克在伦敦藉由自己的商业帝国斯塔瑞克产业控制着整个大英帝国。1937年，圣殿骑士组织成立了阿布斯泰戈工业公司，作为组织在现代的前台企业。阿布斯泰戈涉足包括医药、娱乐等在内的多个商业领域。其子公司阿布斯泰戈娱乐便是为涉足娱乐产业而成立的。

谢选骏指出：人说“法国大革命”，我看这是失败的宗教改革战争的延续，所以具有了一种叠加的效应，因而变得特别激烈和血腥。不过和中国革命相比，这可就小巫见了大巫的面！

【（十二）】

《两种权利观与美法革命道路——基于美法权利宣言的文本分析》（2022-02-19 刘瑜）报道：

18世纪末以来，比较美法革命成为一个长盛不衰的研究主题。这不仅是因为这两场同时代的革命深远地影响了本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而且因为它们所包含的价值意涵为历史前进的方向提供持续却不同的想象力。200多年后，两国在政治制度上可以说走向了殊途同归——尽管制度细节仍有诸多差异，但大体汇流到了“自由式民主”的制度框架中，共同构成当代全球视野中的西方世界制度体系。然而，这是两场革命发生一两百年后的汇流，背后则是“沿途风景”迥异的“千山万水”。

更重要的是，尽管走向了制度汇流，美法两国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余震”却造就了更大范围的政治裂痕。“震中”的震荡走向平息之际，它所掀起的海啸却不断扩大：美国的霸权化造成了英美模式的全球扩散，而法国革命的精神结构则相当程度上在苏联产生回响，并由此掀起长达百年的左翼革命浪潮。当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把美苏冷战称为“西方世界的内战”时，某种意义上正是在描述两种革命模式之间的百年缠斗。可以说，今天的国际格局仍未完全走出这一“西方世界内战”的废墟。

本文试图通过美国《权利法案》和法国《人权宣言》透视美法两场革命所体现的不同权利观，以此分析两场革命的不同走向。通过对两份文件的文本性分析，笔者试图展示，美法革命分别指向“薄的权利观”和“厚的权利观”。这种差异带来政治后果——法国革命中的权利承诺虽然更慷慨，但它忽略权利的多元价值冲突约束、传统文化约束和实施成本约束，反而成为空中楼阁，甚至因承诺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推动社会走向持续的动荡；而美国革命中的权利承诺虽然更“吝啬”，但其现实主义意识使它相对容易落实，反而促进了革命的“软着陆”。

本文首先简介相关历史背景，引出核心问题：为什么美法两场革命同样是启蒙之子，走向却大相径庭？接着就相关研究进行简要综述；然后具体分析两份权利文本在符号相似性下的深刻差异，从中提炼出两种不同的权利观；最后从权利实施的约束出发，分析不同权利观何以造就不同的革命道路。

一、问题背景

法国革命爆发时，许多人都相信其结果将与美国革命大同小异。毕竟，美法两场革命都被启蒙思想照亮，其领导者都信奉天赋人权，反对专制王权，并试图根据社会契约理念重建政治秩序。两场革命时间点也非常接近：美国革命爆发于1776年，法国革命则于1789年爆发，这一先后顺序不但意味着美国革命是法国革命的灵感来源之一，而且增强了许多人对法国革命的信心——既然已经有了成功范例，法国革命也就无须“摸着石头过河”。用法国革命家孔多塞的话来说：“美国人已经教导了我们该如何获得自由，从他们身上我们同样习得了守护自由的秘籍。”连革命领导者也存在一定的交叉：潘恩、拉法耶特都曾深度参与两国革命，杰弗逊曾为法国《人权宣言》出谋划策。

两场革命的同源性从两份“权利宣言”也可以看出。美国《权利法案》是1791年作为宪法修正案通过的。此前，尽管制定了1787年宪法，但围绕着联邦权、州权和个人权利界限问题，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展开了激烈斗争。在这一背景下，《权利法案》应运而生，将基本权利保障明文化，以平息反联邦党人对“强大中央政府”的恐惧。

法国《人权宣言》于1789年8月颁布。当时，新生的国民议会宣布废除贵族和教会特权，革命势头高涨，《人权宣言》出台。1791年宪法通过后，该宣言作为前言被纳入宪法。不过，这只是法国《人权宣言》的第一个版本，1793年出台第二版《人权宣言》，1795年又颁布了第三个版本。我们选择1793年《人权宣言》作为分析的主要文本，这是因为第一个版本发布时法国革命刚刚开始，革命的核心特征尚未完全呈现，而1795年督政府上台后，法国革命最风起云涌的时段已经过去，新宪法体现的是一种保守化趋势。相比之下，1793年《人权宣言》颁布于法国革命的巅峰时期，最能体现法国革命的精神风貌。

从表面来看，两份文件的理念高度相似，都反映着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以及正当革命的启蒙观念。尽管美国《权利法案》本身并未明示这一点，但美国《独立宣言》中，那段脍炙人口的名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包含所有这些要素。相当程度上，《权利法案》是对这些权利的展开阐释而已。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开篇即宣布，人权是“自然的、不可剥夺的以及神圣的”。宣言第1条，“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而且始终自由平等”；第2条，“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1793年版则明确了民众的正当革命权：“当政府违犯人民权利……起义是最神圣的权利”（第35条）。

在权利内容上，两个文本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如表1所示，两份文件都体现了言论与宗教自由原则、政治自由原则、财产权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等等。

在如此相似的政治理念下，法国革命却没有重复美国革命的命运。革命后的美国虽然也充满党派斗争，奴隶制问题甚至后来引发内战，但总体而言其民主走向了稳固，美国宪法及其《权利法案》穿越200多年的时空，至今仍然有效，并护佑美国崛起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相比之下，法国革命经历了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国、帝国再到复辟的“过山车”历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19世纪，类似的过程又循环了一遍。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每个新政权都会重新起草宪法和《人权宣言》。于是，从1791年到1852年，法国产生了七部宪法、两部宪章和一部宪法补充条款。法国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曾讽刺道，法国60年里制定了九部或十部“永久性”宪法。

二、文献综述

为理解两条革命道路的分叉，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解读。大体而言可以归为三类：政治传统视角、经济社会视角以及观念来源视角。显然，这些视角相互补充也相互竞争，笔者在此做简要概述，以确立本研究的理论坐标。

首先是政治传统视角。德国外交家根茨认为，两国革命分叉源于其政治传统的不同。北美作为英国殖民地长期处于自治状态，而英国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破坏这一传统，引发了北美革命，所以美国革命本质上是一场“防御性革命”，其目的是“保守过去的自由”。相比之下，法国革命则是一场“进攻性革命”，不断争取崭新的目标，并出现“得寸进尺”趋势。

托克维尔也立足于政治传统分析，但他更强调政治传统对民情的塑造，由此解释革命的不同后果。他认为，法国革命表面上演变成了“摧垮一切”的无政府主义，但它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集权过程，“从前分散于从属权力机构、等级、阶层、行业、家族以及个人的权势，即分布于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零散权势，它全都予以吸收并吞没于其统一体中”。法国革命之所以走向集权化，恰恰是因为其政治传统更为中央集权——这种体制破坏了社会自发组织秩序的能力，导致了一种“既能忍受一切，又能使一切人痛苦”的民族文化。换言之，法国革命前后的政治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中央政权从国王政府落入不负责任的主权议会，从温和转向恐怖”。美国的政治传统则完全不同，“美国居民从小就知道必须依靠自己去克服生活的苦难。他们对主管当局投以不信任和怀疑的眼光，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向它求援”。自发结社解决公共问题成为政治习俗，这种“利用自由的习惯”，使美国的政治秩序并不依赖于一个权力中心的支撑，而有无数分散的“承重点”，不至于在革命浪潮下走向彻底失序。

加拿大政治哲学家泰勒也以政治传统来解释两场革命的不同结果，但要点在于阐释传统如何限定革命者的政治想象力。他认为，由于革命前北美自治传统深厚，革命者所做的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这些既有经验进行“回溯性重新诠释”。而在法国，由于缺乏历史经验的导航，革命者对新的“社会愿景”缺乏共识，于是革命成了一个诠释学的混乱战场。革命最大的障碍不是保王党，甚至不是民粹化的雅各宾派，而是人们对于革命所允诺的道德秩序缺乏实践意义上的共同记忆。

经济社会的解释则注重分析两场革命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美国相对平等的社会经济关系，对比法国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注定了其革命的温和性。美国政治学者哈茨指出，封建主义包袱的缺失、辽阔的疆土和丰富的资源、北美早期移民的阶级相似性，大大缓和了美国革命的“震级”。美国历史学者伍德也认为，由于经济社会地位相对平等，人们能够在反王权过程中团结为一个整体。

法国的革命条件却没有如此幸运，高度等级化的社会不但成为革命火药桶，也造就社会内部冲突。法国历史学者列斐伏尔对法国革命进行阶级分析，认为革命暴力是情势所迫，革命激进化并非一种失败，而是凤凰涅槃的必然道路。从20世纪中期开始，这一阶级分析模式受到挑战。英国历史学者科班论证，无论是分析革命者的阶级成分或革命目标，都发现对法国革命的阶级分析很难成立。美国历史学者泰勒则试图论证，法国革命“是一场产生了社会后果的政治革命，而不是产生了政治后果的社会革命”。

解释美法革命分叉的第三个路径，是从观念史的角度追溯革命的思想源头。以色列思想史学者塔尔蒙将民主区分为自由式民主和极权式民主，认为法国革命代表的是后一种理念。在他看来，两者的主要区别不是对待自由的态度，而是对待政治本身的态度——是将其视为一个功能有限的领域还是一个救世主义万能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如何理解自由只是如何理解政治的后果而已。他认为，这种观念分歧源于对启蒙思想的不同诠释——理性主义的自然秩序假说，辅以卢梭版的人民主权论，成为“极权式民主”的源头，因为“自然科学”的确定性与“公共意志”的一元性嫁接之后，构成一种致命的组合。

法国历史学者傅勒也从理念的角度解释法国革命走向。他认为，法国革命的脱轨并非主要因为战争形势，而是内嵌于“人民—敌人”的二元对立话语。从1789年到1794年，“这个时期的特点并不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冲突，而是连续更替的议会和各俱乐部之间为争夺人民意志这个象征性阵地而展开的争夺战”。由于每个地方、每个团体、甚至每个公民都能产生“人民意志”，这种争夺战的趋势必然是无限扩散。

英国历史学者伊斯雷尔则认为，存在着两种启蒙传统：激进传统与温和传统。前者聚焦于“民主的共和”，把“人民”视为一个整体，强调“排除了世俗偏见”的理性，而后者未必认同基于“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民主权观念。法国革命爆发前，这一分歧并不显著，被其共同的反专制信念掩盖，但革命开始后裂缝日益显现，激进传统逐渐压倒温和传统。美国革命者从一开始就追随洛克式“温和启蒙传统”，抵御了潘恩式的“民主普遍主义”。“作为贵族制共和主义标准的承载者，他们率先发起了财产至上运动，借助于有限选举权、官员特别准入标准及其他寡头政治手段对民主主义进行顽固抵抗。”对启蒙精神的这种保守主义诠释固然为诸多冲突埋下了伏笔，但也为新生民主的稳固争取了时间。

显然，对于解释美法革命分叉，上述三个视角都必不可少。本文在上述传统中的第三个视角即观念视角中展开。具体而言，笔者试图从两份权利文本中挖掘背后的不同权利观念，由此解释两场革命的不同道路。立足于观念视角，不仅因为“革命观念是大革命的发动机和原动力”，而且因为理念中包含的政治愿景决定着革命前进的方向和速度，进而塑造革命成果的稳固前景。

对观念视角的重视，并非因为这是解释美法革命分叉的唯一重要视角。事实上，政治传统视角、社会结构视角以及观念差异视角，与其说是三种平行的视角，不如说是它们彼此之间循环转化。托克维尔笔下法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传统，催生着“厚的权利观”，因为政府被视为社会福祉的核心甚至唯一供给者，哪怕君主政治被改造为共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发生改变，但是权力的“全能性”却未必因此改变。同样，法国社会结构的高度等级化塑造傅勒所指的“人民—敌人”二元话语，因为政治想象的尺度往往受限于历史记忆。当然，反过来，一旦革命被启动，建构于政治传统和社会结构基础上的观念，有选择地融入新的启蒙话语之后，也成为塑造新的政治传统和社会结构的动力。在法国，以单数形式出现的“公共意志”构成集权革命体制的观念原点，而在美国，“以野心对抗野心”的多元主义政治观也是其多元制衡政治结构的观念源头。

三、两份权利文本中的两种权利观虽然美国《权利法案》和法国《人权宣言》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通过更深入的比较，却能发现许多看似微妙、实则重大的差异。笔者将这些差异归结为五个方面：权利表述的抽象度、权利主张的积极性、权利主体的集体性、权利边界的公共性以及权利维度的多重性。根据这些差异，笔者将法国革命中所体现出来的权利观称为“厚的权利观”，将美国革命中的权利观称为“薄的权利观”。之所以称前者为“厚”、后者为“薄”，是就其权利承诺的丰富性、普适性、覆盖面等维度的分野而言，简言之，前者的权利承诺更“慷慨”，而后者的权利承诺更少更“吝啬”。

（一）权利表述的抽象—清晰维度

通读两份权利宣言，一个最直观的差异是，美国的《权利法案》中语言清晰明确，而法国《人权宣言》充满宏大而抽象的原则声明，缺乏清晰的落实标准。在法国《人权宣言》的35条中，几乎一半都带有“宣言”或“口号”色彩。第4条，“法律是公共意志之自由而庄严的表现……它只得命令对社会有益而公正的行为；禁止对社会有害的行为。”如何判断法律是否实现了“公共意志”，什么样的法令“有益而公正”或“对社会有害”，并不清楚。第6条，“自由是属于各人得为不侵害他人的行为权利；以自然为原则，以公正为准则。”这仍然是一种立场宣示，不指向具体实施标准。第8条，“安全是社会为保存其成员身体、权利和财产而对各人所给予的庇护”，仍是一条不具操作性的声明。第9条，“法律应当保护公共和个人自由来对抗执政者的压迫”，对如何界定“保护”或“压迫”，语焉不详。事实上，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没有立刻批准1789年《人权宣言》，原因就是其表述过于模糊，只是“包含适宜指导你们工作的箴言，但其原则窒碍难行，见仁见智，不易理解”，因此“除非这些原则的真正含义依法固定”，否则不予接受。

相比之下，美国《权利法案》中所列举的权利相对清晰明确。第1条，“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谁（国会），不得在什么领域（言论出版集会），从事什么（进行剥夺自由的立法），主语、谓语、状语和定语一目了然。第2条，“纪律严明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安全所必需的，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同样，谁（民众）有权做什么（持有武器）也相当明确。第3条，“未经房主同意，士兵不得驻扎在任何住宅”。主语（士兵）不得在什么条件下（未经同意）做什么（驻扎民宅），简洁明了。整个《权利法案》多数条款格式相似，“目标极为明确，原则和方法同样如此”。

因此，虽然法国1793年版《人权宣言》的权利清单更长（35条），远超美国《权利法案》（10条），但由于欠缺清晰性，实践中却更可能成为“空头支票”。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承诺“我会给你幸福”，似乎比“我会天天洗碗”之承诺更慷慨，但是由于前者语义模糊，反而比后者更难落实。更重要的是，模糊必然带来歧义，从而为解释权的政治斗争埋下伏笔。

这种抽象对明确的差异，反映革命理想的差异。如法国历史学者亨特所言，美国的权利法案遵循的是“他们自身的特殊主义传统”，而法国的权利宣言拥抱的是“普遍主义”。美国《权利法案》反映的是经验主义“贴地”思维，其每个条款都来自现实斗争的经验教训，比如，第2条“民众武装权”来自英国新教徒抵抗王权的传统；第3条“士兵不得任意占用民宅”，则是对之前英国“驻营条例”的直接反驳。法国《人权宣言》反映的更多是一种哲学思维，注重立场宣示或原则声明。如托克维尔所言，法国革命具有宗教革命的特点，“它追求的不仅是法国公民的具体权利，而且是人类普遍的政治权利与义务”。既然革命者具有布道精神，其语言就是普世性的，必须脱离具体时空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因此，法国革命者对权利的理解不是情境性的，而是高度抽象的。事实上，法国革命者在起草宣言时就表示，他们要“克服”美国《独立宣言》的局限性，因为他们谱写的是一份“理性宣言”。

（二）权利主张的积极—消极维度

法国《人权宣言》中的权利主张更“积极”，而美国《权利法案》中的权利更“消极”。在英国政治哲学家伯林的两种自由观中，消极自由意味着免受强制，而积极自由意味着自我掌控，前者的重点是“防御”，后者的重点是“赋能”。这一区分同样适用于对两种权利观的理解。

从两份文本来看，美国的权利法案更强调约束政府，“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而法国的人权宣言更强调给民众赋权，“人民当家作主”。美国《权利法案》的诸多条款都在论述国家权力机构“不能”做什么。第1条，国会“不能”立法侵犯宗教和言论自由。第3条，政府军队“不能”未经同意进驻民房。第4条，政府“不能”在没有正当程序时搜查民众财物。第8条，权力机构“不能”施加过度罚款和残酷刑罚。尽管它也有关于公民拥有何种权利的正面阐述，比如持枪权、正当程序权和陪审团权利，但这些条款通常也能轻易转化为消极权利表述：政府“不能”剥夺民众的持枪权，“不能”未经正当程序剥夺财产，“不能”任意取消陪审团，等等，仍然是给公共权力划定一个半径。当然，美国革命者并不反对公民的政治参与权，1787年宪法中的选举条款正是对这一权利的制度肯定，但美国革命者对直接民主怀有深刻的警觉，更信任经过层层代议机制过滤后的间接民主，这一点从其制度设计的种种细节——选举人团、两院制等中都可以看出。

尽管法国《人权宣言》也有相当一部分捍卫消极权利，但其权利主张的积极程度远高于美国，其内容常常从“政府不能……”跨越到“人民可以……”的领地，即将权利转化为权力。第29条，“每个公民均有参与制定法律的平等权利”，第20条，“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参与设立赋税”，都反映了一种积极权利观。1789年版宣言甚至明确强调“亲自或通过代表”两种路径，表达法国革命者对直接民主的鼓励。

事实上，法国《人权宣言》的积极性已超越政治参与范围，进入了“资源赋权”领域，构成现代自由主义的精神鼻祖。现代自由主义不仅认可免于被侵犯的自由，同时认为资源赋能是可信权利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现代福利观念。在这方面，《人权宣言》是先行者。第21条，“社会对不幸公民负有维持其生活的责任，或给他们供给工作，或给不能劳动的人提供生活资料”。相比美国《权利法案》，这是一个质的飞跃。第22条，“教育是所有人的必需品。社会应尽其所能来推动公共理性发展，使每个公民都得到教育”，同样，这一条已远超“政府不得做什么”范畴，进入“政府必须做什么”的领域。

（三）权利主体的集体—个体维度

两份文件中，权利主体的指向也有明显差异。大体而言，美国的权利法案是份个人权利声明，而法国人权宣言则更具集体权利的色彩。在美国《权利法案》中，权利主体几乎都可以落实到公民个体：言论和宗教自由的主体是个体，武装权可以落实到个体，住宅权不受侵犯同样如此。最体现这种个体性的，是《权利法案》的5、6、7、8条，皆涉及公民个体的司法权利。无论是第5条中的“不能因为同一罪行受两次刑罚”“不能强迫自证其罪”，第6条中的“对质权”和“律师援助权”，第7条中的“陪审团权”或第8条的“免受酷刑权”，其主体都是作为个体的被告。

法国《人权宣言》中的权利主体，则显著带有更多集体色彩。第20条，“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参与设立赋税”；第21条，“社会对不幸公民负有维持其生活的责任”；第27条，“让自由人把篡夺主权的人立刻处死”；第28条，“人民具有经常重新审查其宪法的权利”……这些关于权利主体的表述，都指向边界模糊的集体。

权利主体的集体或个体性差异，一个重要后果是其实用性不同。当权利主体为个体，该项权利就相对容易转化为“法律武器”。过去200多年，无数美国人基于宪法修正案发起诉讼，正是因为该法案具有高度法律实用性。而在法国，“所有公民”如何设立和监督税赋？显然，公民A不能因为自己偏好的税赋没有转化为政策而起诉政府；“不幸的公民”又如何主张“社会维持其生活的责任”？公民B也不能因为穷困起诉“社会”；至于“让自由人把篡夺主权的人立刻处死”，显然不意味着任何人能随时处死他心目中的僭主。因此，由于“产权不明晰”，这些权利反而成为“无主之物”。“全体国民作为整体拥有主权，每个公民作为个人却被禁锢于最封闭的依附地位。

（四）权利边界的公共—私人维度

相比美国《权利法案》，法国《人权宣言》对个体权利规定了诸多“公共利益”边界。固然，法国革命也主张私人权利，但在卢梭公意论的影响下，私人权利必须让位于“公共利益”或“公共意志”，因为后者被视为具有更高的价值。塔尔蒙发现，法国启蒙哲学家们热爱谈论“公共善”，似乎它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存在”，“公意对于卢梭就像是一个数学事实……一个人不被邀请去表达个人偏好，也不被询问他是否赞同一个提议，而是被询问该提议是否合乎公意”。因此，法国革命者虽然拥抱自由，却把这种拥抱维系于大公无私的“美德”之上，没有“美德”之人不配拥有自由。

正是在这种权利观下，《人权宣言》中的权利是有条件的，其条件即“公共意志”。在《人权宣言》中，“除了”“除非”之类权利限定语频繁出现。第19条规定不能随意剥夺财产，“除非经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要求”。第20条规定不能随意征税，“除非是为了公共利益”。1789年版宣言中，“任何人都不得因观点表达被压制，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第10条），“每个公民都可以自由言说，但是要依法承担滥用该自由的相应责任”（第11条）。

固然，并不存在无法无天的权利，但不断强调“天赋人权”应受制于人为立法，实际上，是削弱了权利的“自然性”，将“人法”置于“自然法”之上。如亨特所言，在杰弗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权利是“造物主的馈赠”，但在法国的《人权宣言》中，权利是“立法机构的决定”。更重要的是，“公共意志”“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等限定语语义模糊，极易被各种政治机会主义者滥用。

相比之下，美国革命者对是否存在一个客观的公共利益却颇为怀疑。在麦迪逊看来，派系党争不可避免，“只要人类理智继续发生错误，而且人们可以自由地运用理智，就会形成不同意见”。亚当斯认为，“人民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有多种声音和面孔的东西，它需要被分散放入不同的机构之中”。正是基于对客观公共意志的怀疑，《权利法案》很少对权利进行公共性限定，只有第5条明确限定：未经大陪审团任何人不得受重罪审判，但“发生在战时或公共危险时的海陆军或民兵中的案件除外”——这是一个清晰而狭窄的限定。

以公共意志限定多元个体权利，后果之一是法国革命者难以达成妥协：如果存在一个客观的“公共意志”，为什么要允许“敌人”破坏革命？革命的暴力化与此种政治自负相关。另一个后果则是制度设计缺乏制衡，国王不得保留任何权力，一院制好于两院制，地方服从巴黎……这些集权元素都是一元性公意观的必然结果。相比之下，美国宪法充满了制衡意识，三权分立、联邦制、两院制皆为制度化了的多元主义。换言之，面对冲突，法国革命的思路是“寻找公意”，而美国革命的思路则是“以野心对抗野心”。

（五）权利维度的多维—单一性

法国《人权宣言》中的权利具有显著的多维性：政治自由、市场自由、平等、财产权、安全、政治参与、官员监督、公共服务等，而美国《权利法案》的目标相对简约：捍卫自由。一个政治宣言目标多重固然显示其“彻底改造世界”的雄心，但当目标过于复杂，则可能由于四面八方的拉力而陷于瘫痪和自我消解状态。

法国《人权宣言》的雄心体现在很多方面。有点令人吃惊的是，该文件在捍卫财产权和市场自由方面的条款比美国《权利法案》更丰富。第2条指出权利包括“财产权”；第16条，“所有权就是公民有随意享受和处分其财产和劳动成果的权利”；第17条，“对于公民实业，不得禁止任何劳作和交易”；第18条，“人人皆得将其服务及时间与人订约”；第19条，“任何人的财产哪怕最小部分在未经同意前不得被剥夺”；第20条，“除非为了公共利益，不得征税”。

在监督官员方面，法国《人权宣言》也表现出更强的自觉性。第24条，“如公共职务界限未经法律明白规定……则社会安全保障便不存在”；第30条，“公共职务本质上是暂时的，不得被视为殊遇”；第31条，“人民代表及公务员犯法不应不受处罚”。这些为官员量身定做的条款显示，法国革命者对于公共权力潜在的危险十分警惕。

尤为突出的是，法国《人权宣言》极度强调“平等”。在其35个条款中，13条直接或间接与平等相关。第3条，“所有人按其本性都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第5条，“一切公民都同样有资格担任公共职务”；第29条，“每个公民均有参与立法的平等权利”。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在这种平等观下，法国革命政府曾颁布一系列遥遥领先于时代的革命措施：取消殖民地奴隶制，赋予犹太人平等权利，增进女性财产权等。此类平等主义表述在美国《权利法案》中基本缺失。如伍德所言，当时美国社会对平等具有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将平等视为一个自由社会的基本条件，但同时又担心过度平等挫伤人们的奋斗精神，因此没有将其视为基本人权。

然而，一个目标更丰富的权利清单，却未必带来更多的权利产出。1793年法国《人权宣言》颁布后发生的，恰恰是1793—1794年的恐怖统治，无论是财产权、监督官员权或政治平等，都被断头台政治碾压得无处可寻。原因之一，可能恰恰是这份权利清单目标过多乃至相互掣肘。第14条规定“除非经合法传唤……任何人均不应受到审判”，但第27条却规定“让自由人把篡夺主权的人立刻处死”。显然，“人民主权”和“正当程序”在此产生矛盾。第16条，“所有权就是公民有随意享受和处分其财产的权利”，但第19条又规定，为了“公共需要”可以剥夺个人财产。私有产权和“公共需要”又出现潜在冲突。第9条，“法律应保护个人自由来对抗执政者压迫”，但第10条又表示，“凡被执法机关传唤或拘留的公民应当立即服从，抗拒则构成犯罪”，在这里，个体自由和服从公意再次出现潜在冲突。因此，尽管法国《人权宣言》中的权利琳琅满目，却内置了公共意志和正当程序之间、局部与整体之间、财产权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种种矛盾。

上述五个维度的差异，可以被概括为“厚的权利观”和“薄的权利观”。法国《权利宣言》中的权利表述更宏大普世、内容更丰富多维、主体的覆盖面更广、其性质也与更高的善挂钩，因此，其权利承诺更厚重。与之相对，美国《权利法案》中的权利承诺内容更少、边界清晰、半径有限并且主体个体化，因而是一种更单薄的权利承诺。

“厚的权利观”相当程度上混淆“权利”与“善”的界限。正如康德—罗尔斯这一脉络的正义观所论述，权利指向律令，而善指向欲望；权利指向必然，善指向偶然；权利指向先验，善指向经验。用更通俗的语言来说，权利指向自主地定义与追求幸福的机会，而善指向幸福本身。法国《权利宣言》的权利观中，更多的“权利”被承诺给更多的人，以实现更高的目标，指向更充分的解放，但是，当权利的表述模糊而宏大，从而向无限的阐释敞开（权利表述的抽象性），权利从自主性允诺蔓延为赋能型允诺（权利的积极性与多维性），其主体从个体转向涵盖面无所不包的“人民”（权利主体的个体性），其价值又与“公共意志”这样一种更高的“善”相捆绑（权利的公共属性），它实际上使得“权利”成为一种不得不依赖于资源供给、德性前提和价值共识的偶然性结果，而不再仅仅是强制性被消除后自主性的浮现。在这一点上，美国《人权法案》中权利内容虽然单薄，但它对历史、现实乃至人性前提的依赖性大大减少，从而更接近（虽然不可能完全抵达）权利的先验属性。

四、从两种权利观到两种革命道路

显然，认为两份权利宣言本身造成两种革命后果是荒谬的。重要的不是文本自身，而是文本所揭示的政治观念。不同的权利观有其政治后果。美国革命的有限权利承诺有其局限性：它天然具有保守主义倾向，当后人试图争取更多更积极的权利时，难以从该文本中找到合法性话语支撑。因此，后来两百多年里，美国不得不通过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甚至内战来突破《权利法案》的半径，实现权利的深化和拓展。但总体而言，《权利法案》并非空头支票，无论是其允诺的言论自由、民间武装自由或正当程序，大体都通过后来的宪政实践得到落实并延续至今。

相比之下，法国《人权宣言》中的权利承诺不但没有兑现，而且“法国革命最奇特的特质之一，是理论的仁慈与行为的暴虐形成鲜明对比”。1793年《惩治嫌疑犯条例》下，被抓捕的政治犯高达约50万，占男性人口5%，死于恐怖统治的人数在3.5万至4万之间——作为一个注脚，290个著名革命家中43%死于暴力，29%被执行死刑。受难的不仅仅是“反动贵族和教士”，巴黎革命法庭上被判死刑的人中，71%来自第三等级。革命战争引发的生命代价则更惊人，据估计，1792—1814年由法国革命引发的战争导致欧洲约30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140万法国人。

何以更薄的权利承诺下革命走向了“软着陆”，而在更厚的权利承诺下，革命却出现了“侧滑”？或许部分是因为，过多的权利承诺更容易造成承诺和现实之间的落差，落差制造“相对剥夺感”，从而为政治动荡提供持续的动力。相比之下，单薄的权利承诺更易兑现，政治更可能走向点滴改良。一个零基础的人试图立刻举重100斤很容易受伤，而当其目标只是一次多举5斤，则更可能可持续改善体能。

厚的权利观之所以成问题，在于它混淆了“善”与“权利”，将“好的”视为“应得的”。权利是一种先验“应得”，一种政府应当无条件、普遍、平等供给或保障的所得，而善则往往是有条件的，需要诸多经济社会和文化支撑。将“善”纳入“权利”，理念或许美好，却忽视权利的三种约束：资源成本约束、价值冲突约束以及传统文化约束。

第一，作为善的“权利”有成本约束，越积极的权利成本越高。法国《人权宣言》追求一种积极权利观：“所有人”的立法参与权、社会救助权、全民受教育权或干脆“共同的幸福”，这些主张固然代表了一种进步，但其到底如何实现却模糊不清。法国革命中，“民众中升起了各种乌托邦期待，没有地租的农场，没有教士的教堂，没有征兵官员的军队，没有税收的国家”。于是，资源供给难以跟上“革命形势”，出现各种事与愿违的情况。尽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由于财政入不敷出，国民议会不但将无数教会和贵族财产充公，还大量发行指券，结果出现超级通货膨胀。

“厚的权利观”所承诺的彻底平等主义，也成为法国革命秩序走向失控的动力之一。回望1791年夏季，革命似乎大功告成：贵族教士特权被废除，限制王权的新宪法通过，法国革命由此获得了一个君主立宪的出口。新宪法规定，国家主权由议会、国王和司法代表共同执掌，国王无权解散议会，无权未经议会批准宣战，也不能挥霍无度，只保留对议会决议暂时的延搁权。虽然投票权仍有财产限制——公民每年须上交7～10里弗税收（10天工资）才有最终投票资格，但如此宽泛的投票权已超出同时期其他国家，一个有耐心的社会完全可能通过改良克服这些缺陷。

然而，法国革命却错失了这个君主立宪出口。究其原因，与革命彻底的平等主义承诺有关。既然1789年《人权宣言》反复强调平等的意义，那么1791年宪法关于投票权的财产要求就令人难以接受；既然宣言宣布每个人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那么保留国王法令延搁权就显得荒诞。这种“话语”与“现实”的落差激起无数人的愤慨，罗伯斯庇尔就称1791年宪法是“对平等的摧毁”，1792年8月起义中，民众第一个要求就是“撤回否决权”。

厚的权利观中承诺的直接参政权，也有高昂的秩序成本。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承诺公民有权“亲自”立法，革命政府一度出台法令，要求所有公共机构开会完全公开，任何民众可以随时加入任何立法讨论。可以想象，这个法令最终只是引发了混乱：各级议事厅中，充满了各种激进民众力量，其怒吼和武器使任何立法讨论变得困难重重。1793年无套裤汉们“包围国民公会”事件，正是这种“直接民主”的顶峰表现。当时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斗争白热化，8万个无套裤汉把国民公会团团围住，要求立刻逮捕议会中的吉伦特党人。此后，吉伦特党人被大量抓捕，法国革命进入雅各宾专政阶段。

无套裤汉们势力的崛起并非偶然，它是一种积极权利观的后果。厚的权利观强调直接参政的重要性，对代议制深刻怀疑，因此，法国革命中每一股民众力量都寻求对政治直接和即刻的参与，这种争先恐后夺取“人民”地位的斗争，如傅勒所言，最后导致了一种街头民众与议会代议者相互角逐的“双重体制”，并最终造成了前者对后者的碾压。

相比之下，美国《人权法案》条款大多只涉及消极权利，即要求政府“不做”什么，而“不做”往往并不涉及高昂的资源成本。它并不承诺“共同幸福”“贫困救济”“受教育权”等赋能型权利，所需财政资源有限，因而并不内在地与私人财产权和市场自由构成紧张关系。直到20世纪早期，经过罗斯福新政，美国才开始接受一种积极权利观，而这时美国国力已大为上升，能更好地支撑积极权利的实践。

薄的权利观也并不涉及强烈的平等主义承诺，制宪之初美国各州仍有投票权的财产限制，但通过渐进改良，到19世纪30年代左右，美国在全世界率先实现大众民主，可见最初的制度缺陷并没有完全堵死点滴改良的空间。必须承认，平等承诺的缺失为美国内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这是美国权利法案的重大遗憾。

第二，权利的实现还面临多元价值冲突约束。厚的权利观具有多维性，因而更可能带来“诸善之争”：强调公共意志，就可能侵犯个体自由；强调财产权神圣，就可能损失公共服务；强调正当程序，可能影响公共安全；强调“人民主权不可分割”，就可能造成多数侵犯少数……把不同的善同时作为目标，正如一个人伸手同时去抓多种物品，结果反而可能一无所获。

因此，法国革命者不得不根据情势变化而进行即兴的价值排序，进行事实上的取舍。当财产权和市场自由成为经济管制的障碍，罗伯斯庇尔宣布，“财产权并不等于让市民同胞们忍饥挨饿！大地的粮食就像空气一样，属于每一个人”。当正当程序成为人民主权的障碍，雅各宾派成立革命法庭，任意抓捕异议分子，“根据名声指控犯罪不存在书面证据，但证据写在所有愤怒的公民心中”。而当民众主张贫困救济权时，因难以兑现承诺，革命政权立法禁止工会，关闭反对派报纸，取消结社和出版自由。面对多重目标“按下葫芦浮起了瓢”的状况，革命者在实践中不得不节节后退，把之前的权利承诺一一舍弃。当然，法国革命者们试图用“人民意志”为其取舍辩护。“我们必须拥有单一意志。这个意志只能是共和意志或保皇意志……内部威胁来自资产阶级，要打败资产阶级必须发动人民。”此类“我代表人民、人民意志客观唯一”的话语，在法国革命各派系中屡见不鲜。

显然，美国革命也面临多元价值约束，但革命最终没有脱轨，与其权利观并不要求以“公共意志”一统派系意志有关。不妨观察美国革命中“保王党人”的命运。史料显示，并非所有北美民众都支持革命，大约20%支持英帝国。这些保王党中，很多人积极参加英军抗击大陆军，可以说是里应外合的“内奸”。如果美国革命政权和法国相似，这些人很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事实是，他们的遭遇比法国同类好得多。固然，战场上相互残杀不可避免，后方的甄别与歧视也在广泛存在，但自上而下组织的针对平民的大规模暴力在美国革命中很少见。各州议会也没有像法国那样设置密布全国的“监察委员会”鼓励民间相互告发。美国革命中也鲜见以政治复仇为宗旨的革命法庭，1781年宾州490个人被判叛国罪，只有两个被判死刑；纽约审判了1 000多个人，绝大多数没有被判刑，判刑也多是罚款或没收部分财产，这与法国革命中“人头仿佛屋顶的石板一样纷纷落下”形成对比。一个观察者写道，如果一个保王党高喊“上帝拯救国王”，在雅各宾专政的法国，“毫无疑问此人会被带到灯柱前，人头被插到长矛上”，但在美国革命中，常常是一个书面忏悔就会让他过关。

保王党人的相对温和结局并非偶然，它是个体权利观和多元民意观的直接后果。如果革命者对权利主体的理解是集体式的“人民”，而“不可分割的人民意志”高于个体意志，那么政治宽容就会变得不可理喻——既然“我们即人民”并且“人民意志高于一切”，为什么要给“敌人”颠覆公意的自由？然而，薄的权利观并不将“公共自由”置于个人自由之上。你死我活不但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不必要的。战后，华盛顿就表示审判保王党不必过于严苛：如果爱国者报复保王党，“那么根据同一规则，我们的敌人不也可以这样审判为我们而战的英国人吗？”汉密尔顿则在一个财产案件中，自告奋勇为保王党人辩护并赢得官司。正是此类尊重个体权利的声音，成为战后复仇氛围的冷却剂。

第三，厚的权利观面临历史传统的约束。法国缺乏真正的法治传统，如托克维尔所说，革命前法律不但被民众藐视，“甚至遭到执法者蔑视”，因此官员倾向于动用强权，而民众容易转化为暴民。法国也缺乏自治传统，渴望中央集权的不仅仅是政府，也是社会自身，“由于政府取代了上帝，人们要求政府满足个人的所有需要”。平等传统也同样稀缺，“英国领主会请三四个庄稼汉与其全家一起吃晚餐……但在法国，从加来到巴约讷，哪能看到这种事？”传统与理念之间的漫长距离，意味着法国需要从更深的历史隧道中爬出来，才能抵达理念。面对这一距离，现实的策略是“先走一步、再走一步”，遗憾的是，厚的权利观恰恰试图一步到位。

为填补传统与理想的鸿沟，法国革命者不得不诉诸“建构理性主义”，抛开一切既有经验，凭借理性设计一个崭新世界。他们重新创造历法，重新给月日取名；他们把旧省份拆掉，将法国重新划分为“形状大致规整、大小大致相近”的83个省。教堂被改称为“理性殿堂”，基督像被斩首，代之以马拉或其他革命烈士的肖像。如此剧烈的社会改造，引发巨大的社会撕裂与动荡，可以说在所难免。

美国革命的目标则不是“发明权利”，而是“保守权利”。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从英国人1607年在乔治敦建立第一个殖民据点到1776年美国独立，这中间有160多年。也就是说，美国建国之前，殖民者已经有了100多年的政治实践，足以形成深厚的政治习俗。美国革命所深化的权利，只是既有权利的一个延长线而已。以康涅狄格殖民地为例，1639年定居者们就制定了《康涅狄格基本法》，规定地方议会必须定期召开，代表需具充分代表性，行政长官和议会有权限等。其他许多殖民地情况类似。因此，美国革命爆发之际，革命者们无须像法国国民议会代表们那样，“临时抱佛脚”地摸索选举规则、权力架构和政府权限。此外，北美在革命前也早已建立普通法传统——在这种多中心的司法权力结构、层层累积式的法律体系面前，那种由一个中央集权的“公安委员会”说了算的司法审判显得不可思议。

事实上，美国《权利法案》本身就是传统的产物。对比英国1689年《权利法案》和美国1791年《权利法案》可以看出，尽管相隔100多年，两个法案高度相似。英国法案第3、5条确立了宗教权利和请愿权利，美国法案第1条也包含这两项权利；英国法案第7条规定了新教徒的武器置备权，美国法案第2条正来源于此；英国法案第10条和美国法案第8条都是限制酷刑，内容如出一辙。换言之，北美革命者不是从理念出发推导权利，而是从其自身传统中摸索权利，因此其权利实践的传统约束不像法国那样严重。

同为启蒙之子，美法革命何以走上不同的道路？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种如何诠释当下乃至如何塑造未来的问题。在“观念形塑历史”的解释学背景下，我们从美法革命的两份权利文本出发，分析两场革命所包含的不同权利观。笔者认为，在相似的语言符号之下，两个文本实际上包含了两种显著不同的权利观，法国革命指向一种“厚的权利观”，而美国革命指向一种“薄的权利观”，前者中的权利更抽象、积极、更具集体性和公共性并且更丰富，后者则相反。

两种权利观，与其他各种因素相结合，塑造了两场革命不同的命运。法国革命的权利承诺虽然更厚重，但因其混淆“善”与“权利”，忽略权利实践的资源成本约束、多元价值约束以及传统文化约束，其承诺反而最终落空，甚至，承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成为推动革命走向持续动荡的“势能”。美国革命的权利承诺虽然更薄，但它面临的约束也由此更舒缓，政治妥协得以可能，为漫长的点滴改良奠定了观念基础。或许，文本展示的是历史的一种悲剧性反讽，过于丰沛的理想有可能自我击败，而人类却常常从更少中得到更多。

刘瑜，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谢选骏指出：人说“两种权利观与美法革命道路——基于美法权利宣言的文本分析”；我看这也是一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本文分析。

【（十三）】

《美国革命与英国王权政治的转向》（2019-11-08 《东方历史评论》杨靖）报道：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及其随之蔓延的暴力恐怖，使得英国民众深刻领悟到和平稳定的政治局面来之不易，感受到君主立宪与法国封建王权相比的制度优越性，同时对宽厚仁慈的国王也益发敬重，甚至连“丢失”美洲这样的过错也被淡忘。这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小皮特首相执政，乔治三世的政治影响力逐渐下降；但与此同时，乔治三世却日益受到国内民众的爱戴，甚至被赞誉为“不列颠的保护神”。其中的教益，值得后人深思。

1763年，“七年战争”宣告结束。英国与法西两国签署《巴黎和约》：英国用哈瓦那换得西班牙的佛罗里达，用海外殖民地换得原属法国的北美和加拿大。英国国内有识之士，如国会议员埃德蒙·伯克，认为此举“甚为不智”——因为缺少了强邻的威胁，北美殖民地和宗主国的纽带会被削弱，甚至最终会被切断。从这个意义上说，英王乔治三世在欧洲战场的胜利也为十余年后的美洲独立革命埋下了伏笔。1783年美国独立革命胜利后，当革命领导人、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被问及“谁对推动大陆会议关于独立的议程贡献最大”时，亚当斯简洁地回答：“乔治三世。”

在由富兰克林等革命元勋参与、主要由杰斐逊执笔完成的《独立宣言》中，英王乔治三世(1738-1820)被刻画为“生性残忍、荼毒生灵”的暴君——在丢失美洲殖民地后，这位暴君内外交困，精神压力过大，导致精神失常，被关押在圣詹姆斯宫，并终老于斯。在美国人看来，这是“自绝于人民”的暴君的必然下场，死有余辜。但在英国人看来，这位“美国的最后一位国王”在美国独立后幡然悔悟，放弃了“重振王权”的梦想，使得英国政治重新回到“光荣革命”以来君主立宪、限制王权的正确轨道，这一转向在英国近现代史上意义重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特里维廉(George Trevelyan)说，1800年代小皮特首相执政以后，乔治三世的政治影响力逐渐下降;但与此同时，乔治三世却日益受到国内民众的爱戴——国王乔治成为不列颠民族的象征和民众爱国热情的焦点，被誉为“正直高尚”的君王。国王的形象为何反差如此巨大?答案恐怕需要回到美国独立战争的现场去寻找。

1、内战的起因

美国独立战争之所以被霍尔格·霍克(Holger Hoock)等历史学家称之为内战，是因为在独立战争时期，真正支持独立的只有殖民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当时，北美殖民地有250万人口)，而反对独立、忠于英王的大约有20%，即50万人左右——这些人包括英王任命的殖民地官员、圣公会牧师、以及各个阶层的保守派。支持独立的人自称“爱国者”(Patriot，或称独立派)，忠于英王的人自称“保皇派”(loyalist，或称托利党)，其余则为骑墙派。交战之初，美英双方皆为同宗同源的手足兄弟;及至后来，殖民地内部爱国者与保皇派你死我活的战斗，其惨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对外战争——尤其在南方，“这里打得最激烈的不是大陆军对英国军队，而是保皇派和爱国者之间自相残杀。”总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独立战争只能是一场“内战”(或称“第一次内战”——以示与南北战争相区别)。正如宗教革命时代，异端往往比异教徒更该死，很多时候教派斗争、路线斗争、内战比起对外斗争都来得更加惨烈。

直到1776年《独立宣言》发布之前，北美大陆会议的口号都是“恢复我们作为英国人的自由”。从当时人们的言论上来看，也没有什么“民族主义”迹象，倒是相反，许多日后的革命者此时口口声声宣告自己的爱国之心与英国认同。比如弗朗西斯·霍普金斯(Francis Hopkinson，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也是美国国旗的设计者)在1766年说：“难道我们不属于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吗?身在美洲的我们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英格兰人，尽管我们被大西洋的波涛重重隔开，但我们的忠诚依旧。”约翰·亚当斯，在给妻子阿比盖尔的私信中，也曾不无骄傲地说，新英格兰不仅要比美洲其他殖民地优越，也要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高出一筹。原因之一就是，这里的居民都是纯正的英国血统。战争期间，约翰·亚当斯致友人的一封信件表现出他对暴力革命的疑虑——担心社会因此失去秩序，同时也害怕最终会迎来暴民统治(Mobo-cracy)。不仅如此，由于法国和西班牙对北美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一旦脱离英国，天知道这些天主教徒会对清教徒移民采取何种骇人听闻的手段。此外，1745年詹姆斯党人叛乱，英国政府对反叛者的血腥镇压，仍然让美洲人士记忆犹新，不寒而栗——毕竟当时的英国是西半球乃至整个世界的头号强国。事实上即便是激进的独立派人士，一开始也不敢奢望独立，而是抱着一种“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鸵鸟心态，认为这一切都是贪婪腐败的内阁的问题，而宽厚仁慈但受误导的国王则听之任之。他们甚至乐观地以为，或许只要一次激烈的武装抗争，就能够促使这个残暴的内阁倒台，从而使得对北美友好的新内阁顺利登场。所以1775年7月5日列克星敦第一声枪响之后，大陆会议仍然向乔治三世递交了“和平请愿书”。在请愿书里他们恭顺地表达了对英王的忠诚，并请求他阻止内阁的敌对行动，以便达成和解。简而言之，美洲人民只是要求把“议会无代表则不纳税”的英国原则，推广到北美殖民地而已。

大陆会议

23岁的乔治三世，于1760年登上英国王位。统治前十年异常艰难，乔治经历了政府的持续动荡。等到美国革命前夕，乔治已经成长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这位国王头脑沉稳，有着强烈的皇家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并受到明确的基督教道德指引。作为统治者，乔治对外交政策和军事事务非常感兴趣，并密切关注美洲战争的筹划和实施。在危机升级的早期阶段，乔治三世主张怀柔。但是，当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后，乔治三世立场逐渐强硬。他在写给内阁大臣的信中说：“我极为痛心地获悉，坏人的煽动又一次把波士顿人导向如此不可原谅的暴行。”他认为，目前的困境来源于不列颠的一再忍让，从而让一小撮坏人有机会煽动无知群众。国王决定要施以严惩，以显示帝国威严。“我们是绵羊的话，他们就是老虎。但是，如果我们坚强起来，他们毫无疑问会被证明是非常温顺的。”然而事实证明，国王的想法太过简单。国王力排众议，断然主张采取强硬的平乱策略，但这些策略很难保证国内团结——反过来，国内冲突也会影响国外战争。

正如历史学家莱基(W. E. N. Lecky)在“固执的国王”一文中论断的那样，对英国来说，不幸的是有一个倔脾气的国王当政。在十数年的英美紧张关系中，不列颠当权者的失误首先是回避真正的政治问题，把北美问题简单归结为一小撮人野心作祟，把政治冲突庸俗化。在冲突显性化之后，却转而实施“边缘政策”，又把政治斗争零和化。这些举动严重地恶化了局势——北美独立运动在各种外力作用下，被硬生生地拧成了一股绳。

更为糟糕的是，国内舆论对国王也极为不利。埃德蒙·伯克在国会发表演讲，反对用兵，倡导大英帝国与殖民地通过谈判达成妥协。反对派政治明星约翰·威尔克斯在自创的《北不列颠人》第45期上对内阁的美洲政策甚至国王本人大肆攻讦——威尔克斯三次当选议员，又三次被国王罢黜，后被迫流亡海外。当他返回伦敦时，受到伦敦市民热烈欢迎，令王室大出其丑——马克思曾指出，威尔克斯事件一度有动摇乔治三世的王权之势。因此，在这样的情形下，“当身为家庭成员的美国人拒绝他的慈爱和保护时，”正如乔治三世的传记作家斯特拉·蒂利亚德(Stella Tillyard)总结的那样，“这几乎令国王感到崩溃。”

在个人层面，也许没有人比乔治更能强烈感受到，存在于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裂缝在不断扩大。乔治三世自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国王是臣民、大英帝国和殖民地的父亲。他掌管着他们的福祉;作为孩子，他们也应以爱与服从回馈国王。自登基以来，乔治三世一直把国家看作是一个以他本人为首的大家庭。在国王眼里，叛逆的殖民者就像一群被宠坏、忘恩负义的孩子。照蒂利亚德的说法：“对孩子和他的兄弟姐妹来说，只要能够保持尽职和忠诚，乔治就是他们慈爱且温柔的父亲。在乔治的内心，他为家族每个人都设计了一套他所认为最适合其生活的方式。但如若他们想要以与他所设计相左的方式生活，乔治绝不会与他们谈判，更不会妥协。他对待美洲臣民的态度也是如此。作为他的孩子，他们就要和他真正的孩子一样，必须承认乔治作为父亲和国王的权力。如果道义不能使他们回归祖国，那么就必须采用武力。”但革命者不仅不领情，却反过来指责国王阻碍他们的茁壮成长：对他们来说，仁慈的父亲正转向残酷和专制。

国王深知，对大英帝国来说，用武力解决美洲殖民地问题的风险极其巨大。众所周知，乔治三世一向以维护王室尊严、保护在海外受到胁迫的忠诚国民(尤其是美洲保皇派)为己任，但与此同时，他也要考虑“七年战争”之后英国的国际地位和与欧洲诸国的关系。这位君主担心，美洲殖民地的丧失不仅会给英国权益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可能会放松英国对爱尔兰和英属西印度群岛的控制。

因此，乔治三世顾虑重重。一方面他已将国家置于战争边缘，另一方面他又向议会作出保证：他将以宽宏大量的方式，以军事行动作为辅助来对付叛乱分子——作为他们的父亲，国王将以“温柔和仁慈”的态度接受任何悔改的殖民地叛乱分子。王室的支持者(托利党，即所谓“国王之友”)也纷纷主张采用国王的强制手段，认为这是一场反常的叛乱。然而在支持和平调解的辉格党看来，这却是一场反常的内战。事实上，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这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景：受教育群众对政府使用军事力量作为公共政策工具的行为，进行了广泛批评。”——这一问题的分歧使英国决策者在美国问题上陷入更深的两难处境。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革命与英国王权政治的转向”——我看“统治权的分离”好处多多；统权与治权的分离，类似于“政教分离”、“党政分开”。

【（十四）】

《美国革命如何刺激世界各地的独立运动》（2022-04-07 个人频道）报道：

独立战争后，欧洲和美洲发生了一系列革命。

1775 年至 1783 年前的美国独立战争并非孤立事件。相反，这场战争是欧洲和美洲持续到 19 世纪中叶的一系列革命中的第一次。

美洲的革命主要是为了摆脱欧洲的殖民统治。在海地，90% 人口在革命前夕被奴役，争取独立的战争特别是关于废除奴隶制和欧洲殖民统治。在欧洲，一些革命与脱离更大的帝国有关。然而，许多像法国大革命一样的人，都是试图推翻君主制的内部运动。

这些革命发生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大多数与美国无关。然而，作为一个突出的国际例子，美国独立战争为大西洋世界的其他革命奠定了基础。

法国大革命

1789 年 10 月 5 日，法国妇女在凡尔赛宫游行期间挥舞着镰刀和敲打鼓。

美国人认为的革命战争实际上是欧洲殖民大国之间更大规模的全球战争的一部分。在路易十六国王的统治下，法国人在支持大陆军、提供弹药、武器和法国军队以及在美国与英国作战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战争几乎使法国破产，加剧了推动法国大革命（1789-1799）的经济不平等。

布朗大学历史名誉教授、《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的作者戈登·S·伍德说，法国人意识到美国革命的缔造者所表达的思想，这些思想影响了 1780 年代的法国文化。

“80 年代中期的法国贵族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庆祝美国，”他说。“这是一种‘激进时尚’……他们对共和主义的想法感到非常兴奋。” （这些贵族中的许多人后来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在断头台上失去了理智。）

其中一位“激进时尚”的贵族是曾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拉斐特侯爵。1789 年，他在《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的帮助下起草了《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

拉斐特的宣言是法国大革命开始时的一份重要文件，尽管这场革命的结果与13 殖民地大不相同。殖民精英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保留了他们的财富和权力；而在法国，贵族失去了生命和金钱（拉斐特在部分革命期间逃离了这个国家）。

海地革命

1791 年轻的海地革命，灵感来自 1789 年轻的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开始仅仅几年后，世界不同地区发生了另一场反对法国统治的叛乱：海地革命（1791-1804）。

欧洲对伊斯帕尼奥拉岛、现代海地岛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殖民统治始于 1490 年代。西班牙殖民者将被奴役的非洲人带到伊斯帕尼奥拉，强迫他们在种植园工作。在 1600 年代，法国控制了现代海地，称其为“圣多明哥”。1791 年革命开始时，90% 的人口被奴役。

美国和法国革命的主要目标是结束自由白人的君主统治，而不是那些自由白人奴役黑人的能力。但海地革命的目标是摆脱欧洲君主制和奴隶制，并导致建立一个由以前被奴役的人民统治的自由国家。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这些革命之间确实存在一些联系。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数百名来自海地的自由黑人在法国军队中作战。其中有成为海地主要革命者的人。法国大革命还帮助提供了一个机会——首先是自由的黑海地人，然后是被奴役的黑海地人——挑战他们自己被法国征服的地位。

海地于 1793 年废除了奴隶制，并于 1804 年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然而，美国和欧洲国家迟迟没有承认它的国家地位，部分原因是担心这会激起本国领土内被奴役人民的叛乱。1825 年，法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海地建国的国家。美国直到内战才这样做。到那时，欧洲和美洲更多的国家经历了自己的革命。

爱尔兰起义及以后

1798 年轻起义时在爱尔兰的英国士兵。

美国独立战争启发了另一个对英国君主统治感到恼火的地区：爱尔兰。该国早在 1540 年代就已成为英格兰的附属王国，此后，英格兰国王兼任爱尔兰国王。

受到美国和法国革命的启发，爱尔兰革命者于 1791 年成立了联合爱尔兰人协会。1798 年，成员们开始起义，将英国的统治者从爱尔兰驱逐出去。然而，英国镇压了这场叛乱，并于 1801 年成立了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将爱尔兰置于其更直接的控制之下。

在 19 世纪上半叶，整个欧洲和美洲还发生了许多其他独立战争。巴西从葡萄牙获得独立，塞尔维亚和希腊从奥斯曼帝国获得独立，阿根廷、智利、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墨西哥都从西班牙获得独立。此外，欧洲国家内部发生了许多试图以共和政体取代君主制的革命。

这是大西洋世界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期，这导致一些历史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为革命时代。

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和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的区别

大革命 法国 革命 美国 君主制

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区别在于，美国革命是13个殖民地和大英帝国之间的战争，而法国大革命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战争。...

主要区别

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区别在于，美国革命是13个殖民地和大英帝国之间的战争，而法国大革命是人民和**之间的战争。

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 vs. 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

美国和法国大革命是启蒙思想的产物。美国革命是十三个殖民地和大英帝国之间的战争。法国大革命是人民和**之间的战争。

这些革命背后的原因是专制君主的专制统治。人民想要自由，有独立生活的能力。美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前就结束了。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在许多方面相似，但又不同。

美国革命发生在一个远离英国君主统治的海域。法国大革命发生在法国境内。这是一个明显的直接威胁法国君主制的行动。

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的政治气候与美国有所不同。其背后的原因是美国最近没有发生战争。然而，在法国，一场长达七年的战争几乎摧毁了法国的君主制。

美国革命的基础是自由、平等和正义。法国大革命受到权利不平等、不公正和上流社会的支配。影响他们意图的两次革命的地点也有所不同。

美国革命并不是要改变英国的君主制。它只是要求摆脱英国的统治，组建一个新的**和国家。法国大革命要求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它打算取代/改变现有的**。

美国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代表权和税收。法国大革命的最大原因是由于社会底层和贵族之间的不平等而引发的金融危机。

谢选骏指出：马裂狗、黄俄猪，行文自我阉割不害臊。

【（十五）】

《欧斯·葛尼斯：美国从圣经式的美国革命价值观转向世俗的法国革命价值观》（教会&事工|2020年05月21日）报道：

美国正从受圣经式美国革命的世界观模型渐渐向一个反宗教的法国革命模型进行“转换”，作家、社会批评家欧斯·葛尼斯(Os Guinness)如是说。

上周，葛尼斯发表题为“1776对比1789：当前危机的根源”的讲演，这是查克·寇尔森基督教世界观研究中心(Chuck Colson Center for Christian Worldview)举办的网络会议的一部分。

葛尼斯说，1776年的美国革命和1642年包含了奥利弗·克伦威尔兴起以及推翻查理一世国王的英格兰革命，从性质上说是“圣经式”的。

“因为印刷技术的发明并宗教改革的力量，17世纪被称为‘圣经世纪’，其伟大的榜样是出埃及记里的希伯来共和。”葛尼斯说。

葛尼斯一边将美国革命描述为“主要，但可惜并非全部圣经式”，同时也说1789年的法国革命“明确地反圣经、反基督教、反宗教并且反教会。”

“对宗教的敌意，当然也是对基督教信仰并教会的敌意，是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一以贯之的特征。”他补充到。

葛尼斯强调，当前美国的分裂状态从根本上说是源自那些“从1776年视角”审视自由的人和那些从“法国革命及其后继者们的视角”定义自由的人。

“法国革命只维持了10年，然后拿破仑就出现了，”他说，“但就像巨大的火山爆发一样……岩浆，也就是革命的信仰从此扩散得到处都是。”

葛尼斯简单追溯了法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进程，将其与19世纪民族主义和20世纪革命社会主义的兴起关联起来。

在21世纪，就发展到了“文化或者说新马克思主义”以及“批判理论”，这包括了“体制内的长征”并实施激进的社会变革。

这“长征”里有1960年代激进派最终占领“学院和大学，出版界和媒体，还有娱乐界和好莱坞，”在这些领域以“守门人阶级”获得了“文化上的支配地位”。

“而且当然如此是，距此将近50年后的今天，我们能看到，他们胜利了。”葛尼斯强调，“像政治正确、后现代主义、部落主义、性革命等等这样的观念，一直发展到当前的为社会主义狂潮。”

“所有这些观念都可以追溯到1789年法国革命的后代们，而且他们与1776年美国革命及其圣经根源无关。”

葛尼斯引用了加拉太书3章，使徒保罗问早期的基督徒们：“谁又迷惑了你们呢？”然后从更广义的角度解释了保罗控诉他们“从恩典的福音转向靠自己努力做工的福音，”以此强调自己对两个革命的观点。

“从许多角度而言，我今天所说的就是：‘谁又迷惑了美国呢？’这是一个从美国革命而来的福音向从法国革命而来福音的转变过程，这不是什么福音好消息，而是坏消息，”他说。

葛尼斯上述论述是寇尔森中心名为“真理·爱·同在”网上项目的一部分。原计划由人们亲自参加的威伯福斯周末会议（Wilberforce Weekend），因新冠疫情不得已改于线上召开。

其他演讲者包括：还有畅销书《重审耶稣》(The Case for Christ) 作者李·史特博(Lee Strobel)；演说家和残障权利倡导者琼妮·厄尔克森·塔达(Joni Eareckson Tada)；护教学家，原悬案侦探沃纳·华莱士(J. Warner Wallace)；超大教会牧师兼电台主持人克里斯·布鲁克斯(Chris Brooks)；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智库成员傅希秋(Bob Fu)以及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esity)神学院护教学副教授肖恩·麦道卫(Sean McDowell)。

在题为“真理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to Truth?)的讲演中，麦道卫说：“这代人最大的谎言之一就是被引诱去相信关于自由的谎言。自由就是随心所欲。”

“如果神创造了我们，人生、我们应当如何去活就有了目标，而且，只有我们知道目标何在并据此而生活时，我们才是真正自由的。”麦道卫说。

“语言是有目的的，各国也都有目的，婚姻也有目的，性也有目的。当我们知道真理并以此真理指引我们的生活时，我们在获得自由。”

谢选骏指出：人说“欧斯·葛尼斯：美国从圣经式的美国革命价值观转向世俗的法国革命价值观”——我看你的革命与自由，不过是一种解放与奴役！

【（十六）】

《近代革命与人性改造》（2009年07月13日 天益网朱学勤）报道：

一刀两断和修修补补：革命狂欢与宪政改制

革命初起，法国人一度把美国革命视为先导。随着革命观念渐趋狂烈，法国人越来越不能忍受美国人的庸俗习气。受日益增长的宏大理想所鼓舞，法国人开始宣称，美国人应该把法国作为他们的拯救者："美国的榜样作用只及于新半球，而我们的事业将泽被全球"。（11）孔多塞认为，美国的革命只是为法国做了铺垫，法国革命将循着更真实，更完美，更深刻的原则进行。（12）杜邦1788年提出，"为什么只是着眼于现存的最好模式，而不去寻求尽可能最好的模式呢？"许多人梦想着一举清除传统形式，建立一个仅以真理为基础的政府。议员拉博·圣艾蒂安骄傲地宣称。（13）"啊！法兰西，你不要去学习榜样，而要去树立榜样！"雅各宾派领导人都相信，法国不再需要美国的指引。圣鞠斯特对美国的"联邦"制度嗤之以鼻。他嘲笑道，那根本不是一个共和国，而只不过是毫无希望，四分五裂的大杂烩。（14）最为兴高采烈的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阿拉卡西斯·克洛兹来自普鲁士，在法国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自诩为"人类代表"，高傲地放风说，美国人私下里对法国的政治体系很是羡慕，而且整天在责备自己缺乏法国人的政治洞察力！（15）相比旧大陆这些激进革命者居高临下的批评，新大陆那场美国革命确实显得低调灰暗。杰斐逊和麦迪逊都承认，当初如果伦敦能给美国人几个国会席位，革命早就烟消云散了。（16）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明确指出，美国人所要求的，不过是想回到国会与乔治三世加以破坏之前他们长期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在这一意义上，他们的革命是一种"复归"，正如"革命"(revolution)一词在天文学上准确的意义所示——"围绕某一中轴的圆周运动，止于其所始。"但对于某些法国人来说，革命并非是"复归"，而是"决裂"。法国的激进目标是重构和重组国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结构，彻底推翻国家的原有制度，要与数千年的历史决裂。

英国人的看法则与刚在战场上分手的美国人接近。除了埃得蒙－伯克那些著名的演说，阿克顿勋爵写到，"法国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是革命的理论，而不是他们的政体理论，是他们一刀两断的气魄，而不是修修补补的艺术。"（17）一刀两断相对容易，而修修补补则是一门比舞台艺术更为艰难的手艺。美国革命的推动，并非由于对暴力的信仰，而是由于对严密的、甚至是冗长乏味的国会程序的忠诚。当美国人在长达数月全国性讨论之后，才产生一部创造性的宪法和人权法案时，在法国，冲天而起的革命行动自然嘲笑这种缓慢而循规蹈矩的程序。法律制度除了约束甚至消解人民群众精力充沛的干劲，还能是什么呢？当革命遇到阻力陷于低潮时，罗伯斯比尔悲痛地说："我们援用法律制度，是因为我们缺乏原则；我们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微妙，是因为我们缺乏力量。"（18）

卢梭之公意――"Generalwill"，成为法国革命的共识。西哀士关于新法兰西的关键词——以此塑造革命政治，并成为它的符咒性（mantra）概念，不是别的，就是："统一"。大革命进程中，频率最高的群众性呼喊是："法兰西民族，统一而不可分割。"可是，谁也没有想过，这种对"统一"的渴求，恰恰是被他们推上断头台的路易王族三代人追求的目标。统一、不可分割、无暇——所有这些的历史来源，都可归结于王权运动时期半神半人的国王的品质，现在却转移到革命的"人民"身上。好几个世纪以来，国王基本上是按他的"统一性"来设想的。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师博絮埃，这位空头理论家曾教导他的忠实学生说："任何分裂的王国都将毁灭，帝王政府是与分裂正相对立的。"（19）就象国王的身体体现了不可分割的国家，西哀士也把不可分割的国家设想为一个人，并宣称"人必须把世界上的国家设想为不可分割的。"（20）雅各宾党人海登斯宣称："我宁愿让25，000，000法国人死亡100，000次，也不让一个人人毁灭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一次。"（21）

鼓吹万众一心，并不能保证万众一心，却促使整个民族陷入内战狂热，摩尼教式的非黑即白。正如R·R·帕尔默评论，如果有冲突，它一定发生在"人民"与"非人民"、"国家"与"叛国者"之间。人们被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是革命者和爱国者，另外一个阵营是敌人和叛徒。贞洁的人民团结在内，反革命分子排除在外。托克威尔看出这种"万众一心"的黑暗和强制性内幕："受制于万众一心之压力，他们闭口不谈如何正常表达分歧，解决分歧。"（22）。在广场政治盛大节日之狂欢中，有为革命事业共同献身的快感，有兄弟般共同奋斗的崇高感，却没有反对者和不同歧见的容身之地。人们只能谈论什么使他们走在一起，却把真实的分歧小心翼翼地遮盖起来。

北美革命：不仅是顺应人性，还在于对人性幽暗的承认

麦迪逊问道，分歧与党争能从社会中消除吗？冲突能被消除，统一能够获得吗？统一与一致能够被法治之外的某一党派草率创造，但那种选择是不得人心和不可接受的，因为它的代价是自由本身。人们将会被迫牺牲自由，而这正是"政治生活的精华所在"。麦迪逊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自由之于党争，如同空气之于火……因为自由孕育党争，所以它是政治生活的必需品，如果企图因消除党争而消除自由，那就象灭绝空气一样荒唐。"（23）

其他方法可以获得统一吗？不能。麦迪逊解释说，统一的梦想只是空想，只有在"理论政治家"那里才能找到蓝图，只有修道院的哲学家们才能够想象在每一个公民身上拥有同样的观点、激情和利益。现实生活的"文明共同体"中，那种"利益、观点以及情感的完美同质性"（24）是从来不可能找到的。分歧与冲突不可避免，因为"党争潜在的因素……已经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25）不是"理智"而是激情与私人利益将永远主宰人类事务。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5章写到："在众多的集会中，激情必定夺取理智的致高权威。如果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每次雅典议会将都是乌合之众。"

纠纷与冲突，在美国就象棒球对垒与小城镇集会那样平常。每当受到尖锐的抗衡政治这一张力刺激时，美国的政治体系不是瘫痪，而是绷紧神经，更有活力。在杰斐逊与汉密尔顿，林肯与道格拉斯，罗斯福与胡弗的观点相左时，他们总可以为自己的观点进行阐述和辩护。（26）1936年，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的新政受到商人、银行家、金融家的猛烈攻击和漫骂，面对麦迪逊广场花园骚动的人群，他公然声明，"他们对我的憎恨，是无可非议的，我欢迎他们的怨恨！"

谢选骏指出：人说“近代革命与人性改造”——我看近代革命把人性改造成了兽性。

 

【（十七）】

《共和理想的破产与民主社会的诞生——兼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苏麓垒）报道：

“我们国家（法国——作者）的革命与你们国家的革命的不同之处在于你们没有摧毁任何东西，没有破坏任何东西，……与我们的情形恰恰相反，你们避免了某种景况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你们国家的革命的每一步都出似乎出于美德的效应，而我们的革命却往往都是错误，甚至有些时候是罪恶……”

——梅·德豪德托特致托马斯·杰斐逊，1790年

一、学术源流

曾有人这样概括美国历史学家的特点，认为他们“从来都不善于达成一致”。 作为美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美国革命一直是美国史学界研究的中心，对此美国学者已提出过许多种解释并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其中较为突出的史学流派大致有：浪漫史学派的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帝国学派的查尔斯·安德鲁斯(Charles M. Andrews)、进步学派的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 和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Sr.)、新保守主义学派的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罗伯特·布朗(Robert E. Brown)。他们提出了各自的理论框架，并影响了那个时代人们对美国革命的见解。

尽管学者们一致同意美国革命自己的“内在逻辑”对于美利坚共和国的形成与发展有决定因素，但他们在如何看待美国革命性质的问题上还是有很大分歧，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一个中心、两种观点。在这里，“中心”问题就是：“美国革命的革命性到底有几分”； “两种观点”，即保守主义的观点与激进主义的观点。不过两派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将法国大革命的模式作为自己的参照，从而在北美殖民地内部寻求诸如贫困、阶级分化与斗争、内乱、暴动、腐败等因素。比如查尔斯·比尔德曾用这样的口吻来描述大陆会议：“……在他们中间，没有像朱利乌斯·恺撒那样急于想在动荡时代进行冒险活动的不安份的世家弟子；没有像奥利弗·克伦威尔那样等待在战场和讲坛上指挥风暴的狂热者；没有像波拿巴那样伺机夺取的职业军人；也没有像丹东那样引导无产阶级以反对其同事的蛊惑人心的政客……当会议在1776年闷热的日子里讨论《独立宣言》时，未出现蜂拥的人群挤进走廊去威胁动摇者的情况，也没有喧嚣的暴民冲进来，吵吵闹闹地要求作出一项决定的事情。处理事情通常有点缩手缩脚，且是协商地进行的，而不是果断的或专横的；争论，犹豫和拖延是历次会议期间活动的特征。”

的确，美国革命素来缺乏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气氛，它甚至更类似于英国的“光荣革命” ：革命者温文尔雅，“头发扑满香粉，身穿宫廷及膝短裤”；在革命期间，也没因社会分配不公而引起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火烧城池或者监狱暴动。尽管六十年代之后美国早期史领域出现了一批“新左派”史学家如斯多顿·林德（Staughton Lynd）, 阿尔福雷德·扬（Alfred Young）, 杰瑟·莱米什（Jesse Lemisch）等主张“自下而上”地从那些默默无闻的大众角度来重新审视美国革命，力图挖掘革命前夕北美殖民地社会里积蓄的不平等性和对抗性， 但他们还是不可避免地落入了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的套路。而这种做法遭到了克拉克大学巴罗（T·C·Barrow） 教授的抨击，他指出如果真要做革命比较的话，美国革命应该同其他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革命模式相比较，因为法国革命首先是一场破坏性的革命，是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张力的结果；而北美殖民地革命的首要任务则是建设一个健全的新社会。 思想史学派大卫·拉维乔伊（David S. Lovejoy）也认为十八世纪的北美人民并没有为他们之间的平等问题而不安，因为它不是当时社会的突出问题。 两位学者的论述较好地解释了为何革命的口号是“自由与财产”，而不是法国大革命中的“自由与平等”，也不是民主革命中的“自由与民主”。

这也正是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戈登·伍德(Gordon S. Wood)在《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The Radicalism of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91)一书中力图传达给我们的观点：“如果我们仅用社会苦难和经济贫困的程序，或是用多少人被屠杀，多少庄园被焚毁的数量作为标准来衡量革命中的激进主义的话，那么，历来强调的美国革命的保守性的说法就合情合理了。但是如果用实际发生的社会变化的大小、用人们相互间的关系的转变多少来衡量激进主义的话，美国革命就根本不是保守的，恰恰相反，它也像历史上任何一场革命一样激进，一样革命，……它实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它同历史上任何革命一样具有激进性和社会性。”作者强调正是美国革命“把美国变成了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及最现代化的国家。”

戈登·伍德（1933—）是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1922—）的得意门生，而后者正是美国早期史研究领域中的独树一帜的一代宗师，所著《美国革命的思想渊源》(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67)在荣膺普利策奖和班克罗夫特奖的同时，也奠定了“思想意识派”或“共和修正派”的基础。 伍德在其师开辟的大方向上紧随其后，治史成绩斐然。在1967年贝林推出《美国革命的思想渊源》后的第二年即1969年，伍德的名著《美利坚共和国的建立：1776－1787》(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 New York, 1969)也得以付梓，1970年荣获了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并获得了班克罗夫特奖和约翰·H. 邓宁奖，一时间名声鹊起，当时伍德正值36岁壮年。在随后的22年中，伍德耕耘不辍，不负重望，终于在1991年推出了《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再次引起史坛轰动。在它宏大精深的内容与思想体系面前，有人欣尉地感叹，如此长久的一段等待是非常值得的。 美国早期史研究领域元老、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埃德蒙·摩根（Edmund S. Morgan）在《纽约书评》上如此评价：“这本书可以重新指导人们对美国革命和这场革命在全民意识中的地位做出历史性思考”。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理查德·布什曼(Richard Bushman)的评价更高：“此书构思宏大，论证缜密、汇集了三十年学术研究的精粹，它有可能成为研究1776年（美国）革命对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的一部权威性巨著。”

在这本《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中，伍德在大方向上坚持并遵循着贝林的研究宗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伍德继续强调思想意识的变迁给美国早期社会变革带来的影响，认为只有通过思想意识所暗含的深意，美国革命的性质才可以得到最终的解释。伍德先是批判了新旧进步主义历史学家的观点和方法过于局促，僵硬，过于迷信阶级分析以至于“犯了时代性的错误”，继而又指出“和谐史派”在努力将美国革命描述为一场思想文化的或宪法原则上的斗争时所犯的不足，即该派忽视了在宪法原则的表层下面有着更多关于“权力与自由、美德与腐败”的新兴思想的成长。 正因为这些新兴的思想处处体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并与之融汇贯通，最终形成了“思想意识”。

而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历史学者承认思想意识是美国革命的最主要的动因，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这么一种思维定势，将思想观念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物质基础区别开来。在谈到“社会”一词时，思想意识反而被排除在社会存在之外。这些历史学家们或诉诸“上帝的旨意”，或寻求政治上、宪法上、经济上的蛛丝马迹，因而也很难想象得到美国革命首先是一场激进的社会运动，而思想意识的变迁正是这场社会变革的真谛。布尔斯廷甚至提出“没有信条的革命”这一观点，认为美国革命只不过是殖民地为了维持在不列颠体系中长期以来享有的自由权力的一场运动。 所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芝加哥大学教授富兰克林·詹姆森(Franklin Jameson)提出美国革命应是一场社会运动时，就已遭到随后历史学家的驳难。 那么思想意识派又是受到什么启发而着手研究思想意识对于美国革命的重要性的呢？

1965年贝林出版了其编辑的《美国革命的小册子，1750－1776》(Pamphle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50-1776)，通过对这些新史料——革命前夕在殖民地流行的大量革命宣传手册——的研究，贝林更加坚定了他长久以来的一个观点，即美国革命不是在社会各集团之间展开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斗争，而是一场激进的意识形态上的巨变。同时，贝林也借鉴了英国女史学家卡罗琳·罗宾斯 (Carolina Robbins)的成果，将殖民地思想意识的根源追溯到十七至十八世纪英国激进辉格派思想家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亨利·内维尔（Henry Neville）、托马斯·戈登（Thomas Gordon）等人的“辉格思想”以及古代民主传统、启蒙主义、洛克理性主义、英国普通法原则、清教主义和契约理论所构成的思想理论体系，而这一体系正是以“共和主义”为核心的。 因而“思想意识说”也正好批驳了“和谐派”史学家如丹尼尔·布尔斯廷在《美国人》中提出的保守观点，即美国革命只是殖民地人民为了保卫革命前已经存在的社会秩序、美国革命自始至终都没有思想动因的说法。 伍德对此坚信不疑，而且这种“共和主义”的思想意识在美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正是伍德在《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中进一步剖析的主题。

其二，贝林和伍德都高度肯定美国革命激进主义的性质。二人在追溯美国革命思想起源即“共和主义”的同时，也努力挖掘了北美殖民地“独特的生活方式”，而正是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构成了美国革命的“内在逻辑”，使得美国革命在与欧洲革命模式相比较时有着巨大的差异。正是在对这种差异进行分析和对美国革命的内在逻辑进行梳理时，两人都得出这么一个掷地有声的结论：美国革命根本不是保守的，恰恰相反，它同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一样激进，一样革命！如果真有太大差异的话,差异主要体现在这样的一个现实中，即北美殖民地人们要“比十八世纪任何地方的人们都更自由，更平等，更少受到封建与君主制沉重的束缚”。“北美人民并不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他们没有沉重不堪的镣铐去挣脱”。 贝林和伍德紧接着质问，既然美国革命缺乏那种在其他的大革命中所体现出来的疯狂的、骚动不安的暴乱，那么美国革命的激进性又体现在何处呢？

伍德借用了约翰·亚当斯的一句名言：“革命发生在人民的头脑与心灵之中……这场有关人们的原则、观点、情感、感情方面激进的变动就是真正的美国革命。” 共和主义在北美的土地上迅速扎根，并形成了带有北美本土特色的革命意识，它“深入到了北美社会的各个方面，造成了深刻的思想变动，使人们对民主、自由、权利、代议制、奴隶制、平等、主权等一系列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产生新的认识，形成了新的态度和信念，并且体现在建国的实践之中，造成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革命乃是一场十分激进的革命”。由此可以看出“思想意识”史派对进步主义或新进步主义（Progressive or neo-Progressive）的历史学家们试图用法国大革命的模式来解释美国革命的这种做法所持有的批驳立场。

但思想意识派的这种“美国独特论”以及“唯智主义”的倾向也遭到随后一代“新左派”历史学家的异议，后者认为撇开经济原因与社会矛盾去讨论思想作用方法无异于“一条死路”。伍德自己也早在1966年就已认识到，如果仅局限于对修辞（rhetoric）检查，就无法将美国革命与近代西方历史上的其它革命区别开来。 因此，思想意识派被认为具有“巨大的成就与致命的缺陷混杂在一起”的双重特征， 这也亟需该派成员拿出更新更高的成就来予以反驳。伍德在《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中不仅显现出了浓厚的应战的痕迹，而且也力求推陈出新，调整并增补了“共和修正派”的理论，使其更经得起冲击。

二、内容与框架

伍德在《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中继续从思想意识角度来探讨美国革命的进程，并且指出发生在人们“思想上和心灵上”的革命才是真正激进的革命。这二点是与贝林的主张是一致的，也是1969年其力作《美利坚共和国的建立：1776－1786》的宏旨所在。但伍德二十年磨一剑，有了进一步的开拓，主要体现在他把对思想意识转变的各阶段的分析与美国革命前后的社会转型融合起来，并从中发现了一条鲜为人知的脉络，即革命前夕在殖民地社会里君主制的意识形态占据了统治地位；旋而革命领袖聚集在共和主义的旗帜下，力图恢复古典共和美德，并致力于推动革命朝前发展；美国革命最终释放出了人民大众的能量，使美国社会朝向更加民主、平等、自由的民主制社会前进，而非共和主义者所设想的那种社会。这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见到的美国社会。

全书的核心是三个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演变对北美社会凝聚力的重塑。伍德强调革命的三个阶段中的每一次变革其目的都是在于改变社会形态，重新塑造社会凝聚力，这样的结果是“贵族失去了对讲文明礼貌的垄断权利，而劳动阶级丧失了他们对劳动的独享的权利”。这场革命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世界上存在过的任何一种社会的新社会”。

在第一部分“君主制”里，伍德更多地涉及了革命前夕北美殖民地社会的封建因素，而这正是贝林所忽略的， 他认为事实上传统意义上的贵族制社会并不存在。 但经过研究，伍德冷静地指出“在我们狂热地把母国的‘传统’社会同殖民地的‘现代’社会相比时，我们并没有太注意殖民地的文化仍主要是英国的文化和传统文化”.

伍德这里所指的“文化和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君主制统治下的社会形态，它体现在封建等级制、依附制、家长制、政治庇护制这一系列构成并维护贵族等级社会的特征。例如马萨诸塞当地一名显赫家庭的孩子接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其父托马斯·舍彼德便觉得这时他这时应该充分发挥其家长的权威，事无巨细地规定了其子的学习、宗教情感和生活，甚至连阅读时所使用的标记都有所涉及。 而在庇护制方面，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他当上北美殖民地邮政副总监后，就任命儿子担任费城的邮政局长，兄弟当上了波士顿的邮政局长，又任命侄子为纽黑文的邮政局长…… 在今人眼里这种行为是无法忍受的，但它却能在北美大行其道。这是因为与英国发达的社会结构相比，殖民地的社会结构单一、脆弱、缺乏有效的管理来凝聚全体社会成员，所以北美不仅希望能全套照搬母国的社会等级和从属制度，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予以加强。而且那时的人们也并不认为这种等级制度有什么不妥，恰恰相反，“每个社会都应有，也必须产生这些身份地位的差别和不平等，这也是顺理成章的”，“这种等级制度的不平等现象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觉得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人是微不足道的，即便是最下等的仆人也不例外，他们由此获得了极大的精神上的满足，而这种满足足以弥补不平等造成的缺隙”。 在这个将“最顶层的国王到最底层的契约奴和黑奴”都囊括在内的等级社会里，社会的结构是由贵族占统治地位、呈垂直性分布的，而决非后来中产阶级社会的那种平民化的水平性的结构。

然而在这里，我们发现伍德似乎陷入了一个悖论之中。因为思想意识派在强调美国革命不具备法国革命那样的可比性的一条重要论据是革命前夕北美社会的一个特征是平等与自由，以此来推翻进步主义和新进步主义历史学家将革命的实质描绘成“贫困的和被剥夺了社会基本权利的阶层反对保护的上层集团的社会斗争”的立论。但在本书中，伍德不厌其烦地对当时社会的等级制、从属制、依附制、家长制及政治庇护制进行“厚描”（thick description）以此来论证美国革命对于塑造后来的民主平等社会时表现出的激进性。这似乎无形中又助了对方的观点一臂之力，因为“新左派”正是非常强调革命前夕北美殖民地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尤其是那些的贫困的或被剥夺了社会基本权利的社会底层的革命因素和对抗因素。

其实，尽管伍德在本书中对“新左派”的“从下至上”的观点有所承认，但更多的是对“新左派”理论的还击。伍德指出在北美殖民地社会里“经常发生的群众动乱（表面上看）似乎是对这种结构的挑战，但是就连这种动乱其实也是家长制和社会结构个人化的一种证明”，因为“动乱是在现有的权力框架内进行的，即使在它们公然反抗这种权力结构时，它们有意无意地加强了这种结构”，所以群众暴动只是作为“在政治体制范围内一时的群情发泄”，“远不是传统权力崩溃的征兆，他们的行为表明，这个社会里传统的社会控制机制仍然在运转”。 伍德的这种分析有力地支持了思想意识派一贯的论点，即内部动乱不是美国革命的根本因素。但问题在于伍德忽略了与其他国家君主制统治下的社会底层的动乱的比较.我们如果按他的逻辑，那么是否应得出法国革命之前的民众暴动也不是革命的号角、相反而是革命的催眠药呢？

伍德对“思想意识”派的视野的扩展体现了其思维的广度，因为在此之前的“思想意识”派与“和谐史派”学者非常相似，大都认为革命前的北美殖民地就已是一个平等的中产阶级社会，强调一致性的同时而忽视了对社会各阶层做进一步的具体分析。 伍德对北美殖民地社会的封建等级制进行研究使“思想意识”派的理论在修正之后更经得起“新左派”史学家的冲击，但他的论述逻辑又有着一定的矛盾在内，而这个结论正是他自己一手推导出的：北美早期社会仍然具有不平等性，甚至在个别方面比欧洲君主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加州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对这种新颖的观点发表评论道，伍德所描述的美国早期社会是一种“最不传统的传统社会”。

将18世纪的北美殖民地形容为完全处于传统的家长制与从属关系的君主制社会也不能准确概括其社会特征，因为新兴出现的共和主义的思想正在不断地蚕食君主制。在第二部分“共和制”里，伍德论述了正是共和主义发动了对旧社会的革命，而不是“共和学派” 之前的历史学家们所推崇的洛克的自由主义学说。

尽管伍德也承认将共和制与君主制的界限明确的区别开来是非常困难，而且当时的人们也并不想真正去推翻君主制，只不过希望利用共和主义来对君主制的弊端作些许修补，但共和主义作为思想体系而言是“彻头彻尾的激进”，因为“它反对和瓦解着旧的君主制关系，为人民贡献出其他可采取的……组织社会的一些新的途径。”共和主义的养份从何而来呢？贝林通过对革命宣传手册资料的研究，认为当时引用频率最高的不是洛克和孟德斯鸠的作品，而是《加图信札》. 我们从以下的一条遗嘱中也可以窥见英国“乡村派”激进辉格思想时北美殖民地人们思想的影响力：“我会给我儿阅读，当他长到十五岁时，阿尔加农·西德尼的作品集、约翰·洛克的作品集、培根爵士的作品集、戈登的《塔西图》、以及《加图信札》，愿自由之精神与我儿同在！”

美国革命的这一思想渊源先后被数位历史学家发现并将之阐述，女史学家卡罗琳·罗宾斯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位。她指出激进辉格党人的活动不仅使革命的传统得以保存，而且成为十七世纪英国反对君主暴政和十八世纪北美争取独立斗争之间的契合点， 罗宾斯认为美国的国父们深深地被这种思想传统所影响，并从中找到了“丰富的具有实际意义的表达”。 伍德与贝林深受启发，也将探索的笔触投向英国的政治思想传统中，这与昔日的帝国史学流派相似。但伍德比贝林更加肯定了古典共和主义的美德对北美社会正面的塑造力。比如那时的人们竭力追求道德高尚的政治领袖人物，高度赞颂公德和自我牺牲精神，自觉抵制物欲横流的商品化趋势……这种意识形态对北美殖民社会的冲击是巨大的，它不仅造就了一个“截头去尾”的平等社会，即缺乏真正的具有绅士气质的贵族阶层与处于等级制最下层的广大贫民，还导致了社会其他关系的松动，如家长制日趋开明和自由，专制的权威与效忠越来越令人反感和厌恶，下层人可以轻易地进入贵族阶层……

总之，北美殖民地社会的共和化程度是如此之高，远远超过了其母国，以至于伍德认为这种特性极其适合共和主义体制，而美国革命只是将这种潜在的共和倾向正式表面化了。因此那些潜在的革命形势既不表现为普遍的贫困与民怨沸腾，也不是残酷的压迫，相反，是共和主义与日益增长的商业繁荣携手清除君主制的封建残余，并且创造出一种新型人类关系。而美国革命带来的这种变化是共和主义在北美顺理成章发展的结果，也标志着一场“真正的和激进的”社会变化及政体变化。在“摧毁把旧的君主制连续在一起的庇护制和裙带关系的同时”，共和制还面临着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来凝聚社会力量、维护公共道德、保障社会的安定统一的任务，这就区别于法国大革命的破坏性。学者们一致认为伍德的研究“很有力地说明了美国革命为什么能在同一个思想体系指导下接连完成独立（破旧）和制宪（立新）两项使命”。

在美国建国这一时期、美德、仁慈、世界主义等等乌托邦式的理想成为美国人狂热追逐的对象，就连华盛顿也正努力遵循这些古典的共和价值观念，将自己塑造为一个古罗马解甲归田的英雄辛辛纳图斯式的人物：辞去大陆军总司令的职务，隐居芒特弗农（Mount Vernon）及以赢得古典式英雄的美名；辞去“辛辛纳提兄弟会”第一任会长之职，因为杰斐逊建议这将有损于其古典美德的声望； 拒绝弗吉尼亚州议会赠的150股股份尽管“他长久以来梦想着靠这些运河来发财，而且他需要钱”……总之，大公无私、举止得体、品格高尚是那个共和时代社会精英们力图将社会凝聚起来的工具。但这些共和主义精英并不是全身心地拥抱民主和平等的观念，因为共和主义仍试图对等级制做某种妥协，革命领袖们也深深怀疑雅典城邦的那种小国寡民的民主制是否真正适用于并推广到由十三个殖民地组成的新生共和国的广大区域。虽然马萨诸塞的詹姆斯·温斯罗普就曾批驳了当时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认为那种将共和国的大小僵死地定义为“长约一千里，宽约八百里，能容纳六百万持相同道德观、习俗、法律白人居民”的想法是荒谬不经的， 但总体上，精英们的确害怕出现那种“群氓”式的政治秩序。于是，革命领袖们止步不前了。然而，美国革命在清除君主制残余的同时，也释放出了新的更激进的能量，它不以国父们的喜好为转移,并使得美国共和主义理想岌岌可危，很快就“在挣扎着求生存了”。

在对美国共和主义的分析中，贝林借用了社会心理学的“心理紧张”说，强调“阴谋”、“腐化”、“奴役”等字眼的内涵，认为这些词语是殖民地居民真实思想的反映，尽管这种“阴谋”事实上并不存在。这被后来的学者概括为解释美国革命起源的“阴谋假说”。伍德对这一观点是有一个扬弃的过程的。

1966年在其《美国革命的修辞与现实》（“Rhetoric and Reality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一文中，伍德也认为那个时代激烈的言辞真正地反映了美国革命潜在的原因即“社会矛盾”（Social Conflicts）。可见当时还受其师“阴谋假说”的影响。但十六年后在《阴谋与怀疑的风格》(“Conspiracy and the Paranoid Style”)一文中，伍德修正了自己早期的观点，尽管他没有承认这是一种修正，他认为当时的革命言辞不是社会矛盾的产物，而是十八世纪的人们所特有的一种思考和表达的方式。 另如1969年出版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建立》一书中，伍德也是大谈英国的腐败对北美殖民地人民造成的心理恐惧。而在《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里伍德更多地从正面强调了美国人民对共和主义美德的理想追求，而较少涉及对权力的怀疑与监督，因为伍德认为“尽管怀疑与戒心可能在君主政体里对保卫自由起关键作用，但是它们本身并不是高尚和值得赞赏的情感。它们实际上对统治者和大人物表现出的野心和权力欲产生的是必要的以恶治恶的作用。因此，当统治者变得高尚共和化的时候，人民就可以放松戒备和怀疑，而变得坦率并产生信任”.而且根据其他一些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这一时期，国父们确实并没有象后来所认为的那样对人的本质持有深深的怀疑态度。这两种论点都较好的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疑虑和惧怕中，政府的权力仍能得以稳步增长的现象。

伍德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十八世纪七八十年代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宪法观念与政治现实的互动关系是一重大突破。但是伍德并没有完全放弃这种“阴谋假说”的框架，而是将它演化为本书第三部分“民主制”中的“怀疑论”，尽管鲜有学者认识到这一点。伍德认为，美国人民大众对这种共和主义乌托邦理想的质疑部分地导致了美国共和主义理想的流产，并促使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平等的新社会兴起。

在“民主制”这一部分里，伍德的研究表明，革命者在共和主义阶段中所持有的那种崇高的道德理想大大超过了美国人民所能达到的程度，只不过是国父们一相情愿的乌托邦思想而已。共和主义是那么的“不稳定，泛滥成灾的危机论，缺少灵活性，……几乎没有成功的经验”。 早在1776年秋季亚当斯已经觉察到“有如此之多的腐败，即使我们的共和国仍处在襁褓时期。” 有人如此评论：“美德，正如人所知道的那样，是一种脆弱并稍纵即逝的财产”。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美德”的真实性又被打了多少折扣呢？波士顿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阿兰·泰勒（Alan Taylor）对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纽约选举情况作了个案研究，结果发现共和主义的口号只是表面上的，并没有真正渗透到人们头脑里去，而个人的庇护、私人的利益等仍然是实际上左右人们行为方式的力量。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利益。早在革命初期，集团的、地域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就已是此起彼伏，显露出冰山的一角。利益是共和主义高尚、勤俭、大公无私这些理念最大的敌人。日益蓬勃发展的商业在使人们获得财富的机会增加的同时，也使得社会流动性增加，甚至冲击着共和主义者企图建构的那种精英式的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这种趋势在革命者眼里无异于洪水猛兽，尽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股巨大的能量正是革命的共和主义所释放出来的，他们更没意识到一场更加激进的社会变动即将从地平线上升起。

面对席卷而来的社会竞争与个人主义，一种有趣的历史现象发生了：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哀叹的是革命的失败；而美国革命的领导人却是在革命成功之后发出由衷的哀叹，哀叹过去那种“纯粹的共和主义风格”一去不返了。 大多数人在社会纷繁的变化面前抱着一种倒退的历史观，认为美国人正在逆文明进程而发展，从文明社会的彬彬有礼倒退回粗野无礼的野蛮时代，似乎到处都酗酒成风、暴力与骚乱共天下、自私自利畅通无阻…… 他们痛恨民主制，因为“民主败坏国民的道德，吞噬他们的自由”，并将这一切世风日下和群众骚乱归咎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比如约翰·亚当斯“疯狂努力”在共和制与民主制之间划出一条界限，约翰·昆西·亚当斯则在1800年翻译了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冯·根茨的作品，将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作了褒贬区分。伍德认为，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后人才得出了这么一个错误的印象，即美国革命是严肃和保守的，而法国革命则是混乱和激进的。

但这些作法丝毫没能阻碍民主的胚胎从共和精神中孕育而出。比如，平等的观念是共和主义的核心，革命者曾用它来砸碎君主等级制度，这时也成为了美国革命的第三阶段中最激进和最强大的思想力量。并且，在平等观念铲除共和主义者头脑中的“贵族式的精英”思想的同时，商业和利益也促使“普通美国大众放开手脚，获得解放和追求幸福”的行为合理化了，“美国民主制的潜在的利害关系和积极进取的力量第一次清楚地显现出来”。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两种社会形态加以比较。在前一阶段里，共和主义是国父们从古罗马、文艺复兴、宗主国那里借用过来的。革命领导人对这种思想武器进行了有意识的设计和初步的本土化过程（Americanization），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凝聚力。所以有学者评论说：“美国的民族主义……简直就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 但与后一阶段相比较，这些共和主义的启蒙思想“并没能摧毁某个社会秩序，……没有在北美创造新的社会与政治力量”，那么共和主义思想的历史意义何在呢？其真正的意义在于 “释放了那些存在已久的事物，并极大地增强了其力量。” 这种力量得以壮大之后，又瓦解了共和主义的社会，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尽管当时的社会从表面上看来一片闹闹哄哄，天下人来来往往皆为了蝇头小利，但实际上这就是美国革命层层递进着的一套极为严谨的逻辑，即共和主义的破产和民主社会的诞生。

在这里，伍德将君主制与民主制下的民众骚乱作了一定的区分。18世纪的群众抗议“绝非是民主的征象”，对“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也没有造成什么持久的威胁”，相反，它显示了北美社会的本质仍是等级制和家长制。而在民主制下，民众以平等为理论后盾，日益要求参与政府的实际操作并因此形成了政党的雏形——“利益集团”，如“技工会堂”、“费城十九人委员会”，这标志着对 “群氓”的世界观的摈弃。这种个人利益的观念成为美国人的信念，它又连锁性地导致了一系列变革：对共和主义领导人所谓“贤明美德”与“公平执政”的深深怀疑；对贵族和精英悠闲生活的猛烈抨击以及对劳动和商业的歌颂；对民主化任职的改造、政治党派的合法化以及政党分赃制、轮流担任公职、现代预防机制、独立司法制度等等一系列民主制度的创设。美国现代社会的模式和特征在这一时期大体上得以奠定。

此外，伍德还在“民主制”部分阐发了对美国民主制的诞生原因的新解释。众所周知，边疆史学派鼻祖特纳（Frederick J. Turner）将美国民主的产生归结于边疆和西进运动。19世纪的英国人乔治·弗劳尔(George Flower)也认为是可被无偿获得的土地及边疆开阔的空间才对美国社会结构，尤其是对民主制的诞生，产生了作用。伍德认为他们只说对了一半，因为与加拿大比较起来，可被无偿获得的肥沃土地并没有能够给美国民主制带来足够的能量。西进运动只能说是对这个从一开始社会结构就十分薄弱的国家民主制的产生起了保护作用，因为无论是君主制的残余，还是共和主义温文尔雅的理想，都对边疆粗犷野蛮的生活方式鞭长莫及，力所难逮。伍德承认西进运动的意义，是因为他也极为重视社会竞争、个人主义、利益集团等因素在塑造新型政治秩序方面的作用。但伍德与特纳的区别在于，伍德认为已经发展起来的“新的政治秩序对这个国家的人们的头脑和性格所产生的广泛作用”才是民主真正发展起来的原因，西进运动只是从另一方面进一步巩固和推广了这种新的政治秩序。这有一个孰先孰后的问题。论战既支持了贝林一派的一贯论点，即“革命发生在人民的头脑和心灵里”，也凸现了本书“共和主义的流产和民主社会的诞生”这一宏旨。

总之，“民主制实际上代表了一个用多种新型的关系把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新型的社会秩序”，在民主制社会里“人民更加自由，他们的能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挥出来了”。美国最终变成了“西方历史上最平等、最实利主义、最个人主义的社会，也是最受福音教派影响的社会。尽管这个新型的民主社会在许多方面同革命领导人曾经设想的社会恰恰相反”。

三、地位与评论

在对《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所作的众多评论中，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伍德苦心孤诣想完成一项大业，即“一劳永逸地说服那些认为美国革命主要仍是一场保守事件的历史学家们，以及那些否认美国革命的真正社会变革性的历史学家”。 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在对文本的解读方面存在一定的误差。

在美国革命刚落下帷幕不久，彼得·奥列弗就撰写了《彼得·奥列弗论北美叛乱的根源及进展》（Peter Oliver’s Origin & Progress of the American Rebell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从此揭开了历史学家们对美国革命旷日持久的争论，并由此划分为辉格派和托利派两大阵营，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又形成了“新辉格派”和“新托利派”。 双方的辩论最终都难逃出“激进还是保守” 的旧窠。伍德虽然在书中也多次反复的强调了“激进主义”，但我们不妨将之理解为伍德运用共和主义的尺度进行逻辑推导的结果，因为伍德并不想强迫人们在打破原有的保守主义的框架的同时去接受另一个思维的枷锁。美国革命一定就是彻头彻尾的激进吗？伍德根本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它已经太令人心神俱疲了。从《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的书名我们就可以看出伍德的意图只是在于挖掘美国革命的一个方面的属性，而且此属性并不排斥彼属性，比如保守主义可能就是其中的另一属性。因此，我们应将本书理解为伍德通过对“激进主义”一词的重新诠释，而做出的一种探索性实验，试图在高瞻远瞩的层面上，将文化与社会、思想意识与物质基础完美结合起来的一种历史视野， 或者说是一种新颖的、综合的、宏大叙事的范式。

但值得注意的是，“思想意识派”史学家所力图构建的这种宏大叙事的范式与法国的年鉴学派所主张的“心态史”（mentalités）有着巨大的分野。年鉴学派虽然也研究在一个长时段里人们的集体意识，但个人独特的观念和意愿是被排除在人口统计和经济计量之外的，比如洛克与卢梭的思想就远不如研究某个人群的集体意识重要。 贝林和伍德认为这种历史编纂法是“元历史的”（metahistorical），其目标不是朝向历史，而是有关历史本质的某些观念，或者说是史学理论其中的一个部分。 . 而“思想意识派”的目标不在于如何进一步深化科学技术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恰恰相反，贝林甚至极为担忧这种数据泛滥成灾的趋势给史学带来的异化作用。伍德所要完成的这个范式正是想给人们显示这个当今的世界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又如何一步步获得自己独特的地位，以及已逝的那个世界是如何的丰富多彩、不可预测、短暂倏忽，就如同我们身边的这个社会一样。

贝林虽然探索了北美殖民地的革命思想渊源，并得出美国革命具有激进的性质，但他却排斥了政治和经济因素,这种作法被同侪批为无源之水.这是因为贝林认为美国革命的激进性主要体现在新的社会观念上，革命“不是一场社会革命，社会变动是后果而非革命本身”。 伍德对此有所突破，他在强调意识形态的动因时，将其纳入了一个更广大的社会凝聚力的框架之中。因此不少史学家不吝厚赞之辞，称伍德的这部作品是“没有半点依赖于社会学的社会史”。 但在这种宏大的叙事框架里，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

首先，《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被其它学者们指摘最多的是它遗漏了美国早期社会太多的内容，乔伊斯·阿普尔比将其处理史料的态度称之为 “取舍随意”（take-it-or-leave-it）. 其中“新左派”对伍德的批评是最多,也是最激烈的。麦克伊（Drew R. McCoy）认为在这么一部四百多页的专著里，仅仅只有两个段落集中论述了奴隶制的问题，这种有意的删刈显得与综合的叙事方法背道而驰。 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Clark Smith）指责伍德仍将目光注射在精英身上，而没有充分考虑那些地位卑微的爱国者在革命中对事件的理解所起的作用，伍德著史仍然透着一股子浓郁的贵族和精英气息。虽然伍德放宽了革命的起止时间范围，但同时也缩小了革命的范围。芭芭拉·史密斯认为这样的革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革命，没有深入到社会的底层如工匠、赤足士兵、水手等。 迈克尔·祖克曼(Michael Zuckerman)则指出伍德过分夸大了美国早期社会的三个阶段的差别，因为人们当时很难将共和主义作为一种过渡期的思想意识与君主制和民主制的意识形态区别开来，他们在提到共和制与民主制时，经常是把它们当作同义词不加区分地使用的; 其次，虽然伍德夸大了早期社会君主制的贵族等级因素，也贬低了这一时期的平等和民主因素， 但他仍然忽略了传统意义上的“新社会史”所要研究的对象，诸如“长期以来被忽略的、沉默的、怪癖的、短暂的”社会角色。

但是笔者认为，这一点并不是《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的缺陷，主要是两派评论的基础不一样。在美国早期史研究领域里，学者们总是无法回避如下两个棘手的问题，即美国革命既未能废除奴隶制，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无数妇女的从属地位。这在传统上一直被认为是美国革命保守主义的最大体现，也是进步主义和左派学者们攻击的对象。尽管“新左派”历史学家们指责伍德在《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中有意排除美国革命对黑奴、妇女、印第安人所产生的后果的分析， 但他在这两个问题上其实还是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只不过是一种理论概括性的，不够具体。伍德并不认为奴隶制与妇女的从属地位就会暴露出美国革命的保守，恰恰相反，他提醒学者们从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去体会美国革命所未完成事业的那一方面的激进主义所在：虽然美国革命没能在当时就完成这两项革命任务，以至于在后人眼中看来成为“最大的耻辱”，但正是由于革命释放出了民众的力量，使“长期处于卑微地位的普通民众获得了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甚至有了支配权”，这才使后来的“反对奴隶制和19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可能，也使我们现在能具有所有的平等观念成为可能”，所以美国革命的激进性不能由此被抹杀。

伍德还就此问题对“新社会史派”历史学家们进一步发表了精彩的回答。他认为在等级制社会了处于不平等地位的主体不应仅是某个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而应是全体社会成员，就连白人男子也是包括在内的。 所以目前在北美早期史研究领域里，黑人、妇女、少数民族的声音反而盖过了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呼声，伍德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出反对之辞，但他用自己的学术成果在努力地扭转着这种矫枉过正造成的偏离现象。但长期以来，两派笔战不断，一方片面强调意识在社会中的统一性，另一方则只顾埋头挖掘社会中蕴藏的对抗性，总体上，两派就如同“两条不同钢轨上跑的火车，……各执一词，互不为动”。 而在《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伍德作出了一定的努力来同“新社会史派”沟通。在书中的每一部分里，伍德都非常注意区分民众叛乱所代表的不同含义。在君主制社会里，不是所有的民众的骚乱都是破坏法律的，比如在有些法律无法得以实施的情况下，民众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行动促进法律的实施效力。 而在民主制社会里，共和思想被洛克的自由主义所取代，这时民众的要求便是建立在自身利益基础之上了。因此，伍德研究的另一贡献在于大大地促进了“思想意识派”与“新社会史派”的交流与对话。

《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中宏大叙事框架的第二个问题在于，伍德有意地放宽了美国革命的起止年限，尤其是模糊了终止的界限。他将革命不但延伸进了杰克逊的民主时代，还甚至到了美国内战结束后的某个时期。而杰克逊时代一般都被学者们视为民主制真正建立的时代，但伍德认为杰克逊主义并没有在美国创立民主制，只不过使其合法化罢了。这就招致其他学者们对其忽略具体史实的做法的抨击。 同时，伍德也规避了革命结束的原因，他更多的是去描绘美国现代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受惠承恩于那场激进的革命。按伍德的意思，我们可以理解为革命目的达到了，革命就自动结束了，正如伍德自己所强调的：“美国早期史的基本史实就是人民的成长与发展”。但若照此说，美国六十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解放运动不也说明美国革命仍在进行吗？更何况伍德所描述的这一段历程与整个西方的历史进程大方向是吻合的，尽管他称美国革命的结果是创造了一个“最平等、最实利主义”的社会，但美国革命的这种激进性是当时整个历史时期所共有的一个特点，并非美国革命的一家专利。另有学者指出，英国和加拿大没有经历那么多的革命暴乱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废除奴隶制、妇女选举权、福利制度…… 因此，虽然伍德的叙事框架是本书的菁华所在，但我们不得不指出，伍德在进行总结时所犯的疏忽在逻辑上削弱了本书的说服力。

此外，伍德在书中修正了自己以前的一个观点，即特伦查德、西德尼的共和主义思想并不是美国革命期间唯一的思想意识，除此之外，还有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自由主义传统。这一观点是经过同坚持洛克主义的学者们一番旷日长久的论战后才得出的结论。但伍德并不是将共和主义、自由主义、清教主义等等杂糅在一块，或干脆称之为“新美德”， 而是将自由主义的影响放在本书的“民主制”部分。但乔依斯·阿普尔比还是认为伍德忽略了太多的内容，但她所指的是对共和主义精英分子群体的描述也很不够全面，革命的激进性在此群体民主意识的发展进程中有也应所体现，而不是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共和主义者到头来完全成为保守的落伍者。 然而最令某些学者担忧的是伍德在书中一味地无限拔高社会竞争和个人主义的作法， 将最革命和最激进的动因归结于这个最终导致漠视人类自我本体的极端，他们希望伍德所找到的不是一种错误的激进主义。

但无论如何，伍德这种运用史诗般壮丽的大手笔将美国早期史一气呵成的功底仍令人叹为观止。尤其在今日的美国史学界里出现了一种强调个案研究和选题细琐化的趋势之际，伍德在这部《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里，力图将宏大的叙事手法与类似于中国乾嘉式的细微分析完美结合起来，显现了新一代史学领袖博学广博与细密谨慎的风范。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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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Athan Billias, 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How Revolutionary Was It?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0, third edition.

（美）查尔斯·比尔德、 玛丽·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卷《农业时代》，许亚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36-237页。

Maurice Cranston,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Gordon S. Wood)”, The American Spectator, 25, no. 4, (April 1992)：68-69. *

Jesse Lemisch,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een from the Bottom Up”, Towards a New Past, Random House, Inc., 1967, 转引自Jesse Lemisch, “A New Left Explanati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How Revolutionary Was It? pp. 91-92.

Thomas C. Barrow,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s a Colonial War for Independenc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XXV (July, 1968). 转引自Thomas C. Barrow, “The Revolution as a Colonial War of Liberati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How Revolutionary Was It? pp. 173-174.

David S. Lovejoy , “Rights Imply Equality：The Case Against Admiralty Jurisdiction in America, 1764-1776” from WMQ, 3rd ser., XVI, 4, October 1959, pp. 459-484. 转引自Jack P. Greene,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89, p. 181

E. S. Morga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Revisions in need of Revising”, WMQ, 3rd, ser., XIV, January 1957, 3-15, 转引自In Search of early America：The William &Mary Quarterly, 1943-1993, William Byrd Press, Inc., 1993, p50.

（美）戈登·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傅国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导言部分，第3页。

最早提出“共和史派”说法的是美国史学史权威海厄姆，参见满云龙：《美国革命史研究中的“共和学派”》， 《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4期，第38页脚注；满云龙：《共和修正派与当代美国思想史学》， 《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Phillip, F. Gura, “Read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Autumn 1992, Vol. 68, Issue 4, pp. 790-795. △

Edmund S. Morgan,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by Gordon S. Wood”,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9, no. 9, (May 14, 1992)：23-25.*

有关伯纳德·贝林的史学观点及论述请参见李剑鸣：《伯纳德·贝林的史学初论》，《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第130-138页。

Gordon S. Wood, “Rhetoric and Reality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Search of Early America, p. 75.

Daniel J. Boorstin, “Revolution Without Dogma”, The American Revolution：How Revolutionary Was It? p. 124

J. Franklin James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nsidered as a Social Movement (Princeton, 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0), 转引自The American Revolution：How Revolutionary Was It? pp. 104-105.

满云龙：《美国革命史研究中的“共和学派”》，《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4期，第33页。Nikolai N. Bolkovitinov, “Some Problems”, Gordon S. Wood and Louis G. Wood, ed., Russian-American Dialogue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5, p. 24 notes. 满云龙先生认为最早是女历史学家卡罗琳·罗宾斯发现共和思想对北美殖民地社会的影响，但其实历史学家芬克（Z. S. Fink）1945年就在The Classical Republicans：An Essay in the Recovery of a Pattern of Thought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中就已提出这一观点了，而卡罗琳·罗宾斯则是在稍后的1947年发表了《阿尔杰农·西德尼关于政府的“论述”：革命的教科书》一文中提出来的。

Daniel J. Boorstin, “Revolution without Dogma”, p. 104.

戈登·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第2页。

John Adams to Hezekiah Niles, February 13, 1818, 转引自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American Revolution, p. 160..

Rhetoric and Reality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MQ, 3rd, Ser., XXIII, January 1966, 3-22. 转引自In Search of Early America, p. 71.

满云龙：《美国革命史研究中的“共和学派”》，第38页。

周琪：《从历史中概括出的新观点——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美国研究》，1998年第3期，第135-141页。

Nikolai N. Bolkovitinov, “Some Problems”, Gordon S. Wood and Louis G. Wood, ed., Russian-American Dialogue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5, p25.

Bernard Bailyn, “Politic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Idas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 AHR, LXVII, 2（January,1962）,pp. 339-351. 转引自Greene, P. 289.

戈登·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第4页。

“Letter from the Reverend Mr. Thomas Shepard to His Son at His Admission into the College （Massachusetts, 1962）”, John Demos, ed., Remarkable Providences：1600-1760, Gorge Braziller, New York, p. 133.

戈登·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第75页。

同上，第11页。

同上，第87-88页。

Robert E. Brown, Middle-Class Democracy and the Revolution in Massachusetts：1691-1780，转引自. Robert E. Brown, “The Neo-Conservative Interpretati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How Revolutionary Was It? pp. 51-52.

Joyce Appleby, Book Review, AHR, vol. 98, no. 1, February, 1993, p. 239.

Merle Curti, “The Great Mr. Locke, America’s Philosophers, 1783-1861”, The Huntington library Bullet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o. 11, April 1937, p. 151.

Bernard Bailyn, “Politic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Idears in Eighteenth Century America”, p. 283.

“加图”是激进的辉格党派作家的笔名，这里指特伦查得与戈登。Bernard Bailyn,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f Hosiah Quincy, Jr., 1774”,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1, fifth edition, p. 22.

Carolina Robbins, The Eighteenth-Century Commonwealthman (Cambridge, Mass., 1959), 转引自 Nikolai N. Bolkovitinov, “Some Problems”, Gordon S. Wood and Louis G. Wood, ed., Russian-American Dialogue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5, p. 25.

Caroline Robbins, The Eighteenth-Century Commonwealthman：Studies in the Transmission, Development and Circumstance of England Liberal Thought from the Restoration of Charles II until the War with the thirteen Colon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59, p.384, p. 386.

满云龙：《美国革命史研究中的“共和学派” 》，《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4期，第34页。

但其实是杰斐逊更多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因为他惧怕这样一种贵族式的联盟会导致君主制的复辟和共和国的变质，参见（美）彼得杰：《杰斐逊集（下）》，刘祚昌、邓红风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3年九月，第874页，第1155页。

Cecelia M. Kenyon, “Men of Little Faith：The Anti-Federalists on the Nature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Search of Early America, p. 15.

Wayne E. Carp; Phillip D. Thomas, “Book Reviews”, Historian, Autumn 93, Vol. 56, Issue 1, pp. 182-183. △

Henry Steele Commager, “American Nationalism”, in John A. Garraty, ed., Interpreting American History：Conversations with Historians, the Macmillian Company, 1970, p.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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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鸣：《伯纳德·贝林的史学初论》，《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第130-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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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Zucherman, “Rhetoric, Reality, and the Revolution：The Genteel Radicalism of Gordon Wood,”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d series, 51, 1994, pp. 694-6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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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F. Young, Beyo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Radicalism, Dekalb, Ill.：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9.

Wood, “Equality and Social Conflict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MQ, 3d Series, vol. LI, no. 4, October 1994, p. 707.

满云龙：《共和修正派与当代美国思想史学》，第189页。

Pauline Maier, “Popular Uprisings and Civil Author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 In Search of Early America, p. 139.

Michael Zuckerman, “Rhetoric, Reality, and the Revolution：The Genteel Radicalism of Gordon Wood：, WMQ, October 1994, p. 702.

Richard R. Johnson, “Reviews”,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XXIV, no. 3, p. 557.

James T. Kloppenberg, “The Virtues of Liberalism：Christianity, Republicanism, and Ethics in Early American Political Discourse”, JAH, vol. 74, no. 1, June 1987, pp. 9-10.

Joyce Appleby, “The Radical Re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d series, 51 (1994), p. 681. *

John Patrick Diggins, “Comrades and Citizens：New Mythologies in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AHR, vol. 90, no. 3, June 1985, p. 636.

Raymond Martin,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History and Science”,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6, no. l (Feb. ’97) p.1-14. *

（注：i. 参考文献中带*者来源自美国OCLC New FirstSearch网络数据库,

ii. 参考文献中带△者来源自美国EBSC

说明：本文曾先后获得白寿彝优秀史学论著一等奖、全国文科历史学人才培养与教育基地学生论文竞赛一等奖、北京市优秀毕业论文奖。将由《学术界》近期全文发表。

谢选骏指出：人说“共和理想的破产与民主社会的诞生——兼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我看公婆各有理，但凡说话就有错。

【（十八）】

《法国大革命爆发230年：激情和恐惧给暴力带来合法性》（2019-07-14 景凯旋）报道：

法国大革命爆发230周年，该如何评估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我们邀请南京大学景凯旋教授撰文，他回溯了大革命爆发的背景，梳理了历代学者对大革命的解读，他认为，革命中的激情和恐惧给暴力带来了“合法性”，并指出大革命的最重要遗嘱是自由优先于正义。

今年是法国大革命爆发230周年，当我们想到中国乾隆年间或日本德川幕府时期，会觉得那是在很远的古代，但提到同时期的法国大革命，我们却会感到离现代很近。1789年爆发的这场大革命推翻了法国君主制，它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口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地，并且影响了现代世界历史。由于雅各宾派后期的恐怖统治，最终导致了革命失败。尽管如此，巴黎民众攻克巴士底狱的7月14日，迄今仍是法国的国庆日，而马赛民众向巴黎进军所唱的进行曲，迄今仍是法国的国歌。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历史大事件，从十九世纪起，许多历史学家都曾试图描述和解读它，产生了基佐、梯也尔、米涅、托克维尔和伯克等名家名著，甚至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等文学家也在作品中思考它。到了二十世纪，历史学家更多是从“形势”或“观念”两方面解释革命中的大众暴力，前者强调外敌入侵和反革命浪潮的兴起，后者强调卢梭“公意”理论的乌托邦影响。二十一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又试图对法国大革命做更细致的实证研究。

230年后，该如何评估法国大革命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本文试图回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背景，梳理作家、学者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再现与解读。激情和恐惧，给暴力带来“合法性”，在恐惧笼罩法国的那段日子里，革命者走向了断头台，观看行刑的民众则冲着他们嘲笑，并且高喊“共和国万岁！”尽管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但当革命不断往前推进时，越来越激进时，所有的自由、平等和博爱都丧失了。

自由、平等、博爱

不了解法国大革命

就无法了解现代世界历史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影响世界历史的大事件，按照历史学家们的普遍看法，这场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7月14日攻克巴士底狱，结束于1794年7月27日推翻雅各宾派统治的热月政变。不过，也有历史学家认为，直到1830年法国民众推翻复辟的波旁王朝，建立七月王朝，以三色旗为国旗，重申保障民权，废除宗教法令和出版审查，至此，法国大革命才告彻底结束。

后一种划分表明，法国大革命影响深远，它形塑了现代政治革命，推翻了一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向全世界传播了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和《拿破仑法典》为欧洲其他国家提供了宪法的范本。可以说，不了解法国大革命，我们就无法了解现代世界历史。

以法国大革命为主题的油画。

十八世纪是启蒙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法国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理性的火炬，认为一切都应当在理性的法庭上接受审判，宗教、伦理、艺术等人类生活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他们在著述中提出天赋人权、君主立宪、三权分立、主权在民等观念，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和天主教会。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启蒙思想家们的主张就已经深入人心，就连许多贵族都以高谈启蒙为荣。

他们中有的人自称是伏尔泰的信徒，有的人则自称是卢梭的信徒。观念的力量是强大的，法国大革命的最初发起者中间，有许多人本身就是贵族身份。在整个大革命期间，一些僧侣、贵族也都选择站在民众一边。伏尔泰和卢梭都于1778年逝世，就在他们去世后十年，法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变。

当时的法国实际上正处在经济增长的时期，尽管七年战争以及王朝的奢华导致债务危机，民众负担加重，但与其他邻国相比，普通家庭的生活并不算很差，甚至比法国较早时期还要好。然而，1788年突然的天灾造成大量土地收成全无，同年冬天的严寒又使得面包价格飞涨。根据资料统计，1788年普通家庭在面包上的支出占到了家庭收入的一半，1789年甚至达到80%。大量农民涌入城市，造成高失业率，都促成了潜在的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点燃了早已存在的社会矛盾。

1789年5月，路易十六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在凡尔赛召开三级会议，试图向第三等级增税。当时的法国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包括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农民，他们在政治上无权，受到教士和贵族的压榨，因此十分痛恨君主专制制度。在三级会议上，第三等级代表提出制定宪法，取消等级特权，遭到拒绝后，代表们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后改称制宪议会。

随后路易十六调集军队准备解散议会，当这一消息传出时，巴黎民众发动了起义，并于7月14日攻占了象征王权的巴士底狱，当路易十六听到这一消息时，对近臣说：“这是叛乱。”而近臣回答道：“不，陛下，这是革命。”

革命的浪潮很快就波及法国全境，各地相继成立了国民自卫军，攻打领主庄园。制宪议会从此掌握了国家权力，并于8月26日颁布《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确立了人权、法治、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基本原则，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传遍世界。

接着，由立宪派领导的制宪议会宣布废除君主专制，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没收他们的财产。但法国革命却引起国内僧侣、贵族的激烈反抗和外国势力的武装干涉，随着路易十六越来越表现出对革命的敌意，巴黎民众于1792年8月10日再次发动起义，拘禁了国王、王后，推翻了立宪派的统治，建立起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在吉伦特派领导下的国民公会并在翌年以叛国罪处死了路易十六。

路易十六。

然而革命一旦发生，就会大大超越人们的预想，不会在某个时间点停下来。实际上，大革命的每一个事件都不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越来越多的城市工人、妇女和农民也参与进来，他们的激进诉求甚至使最初的革命发起者感到震惊。代表着底层的街区议会和国民自卫军越来越不受国民公会和市镇政府的约束，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要求绝对的平等，更加严厉地镇压反革命势力和投机商人。

1793年是法国大革命的顶点，代表社会底层的山岳党推翻了温和的吉伦特党，把持了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实行严厉的暴力政治，把大量的僧侣、贵族、保王党人和吉伦特党人处死。就这样，一场反抗暴政的革命最终演变成一场暴力运动，雅各宾派领袖马拉的遇刺让仇恨和恐怖愈演愈烈，一位雅各宾派发言人声称：“是时候让恐怖成为时代的新秩序了。”

随后通过的“嫌疑犯法令”规定，凡是不能证明自己具有公共精神的人都可以被视作嫌疑犯，仅在1793至1794年雅各宾恐怖政治最盛期间，巴黎和各地被处以死刑的人数就高达四万人以上。

在恐怖弥漫全国的情势下，许多著名的革命发起者，如拉法耶特被迫出逃国外，托马斯·潘恩被捕入狱，而布里索、佩里昂、孔多塞、罗兰夫人则被送上断头台，直到普通民众也感到恐惧和厌倦，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才戛然中止，其代表人物丹东、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等人最终也走上了断头台。这些革命者临终前都表现得很有尊严，他们沿途高唱爱国歌曲，观看行刑的民众则冲着他们嘲笑，并且高喊“共和国万岁！”

讽刺的是，此时的他们似乎已全然忘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初衷。

电影《法国大革命》剧照（1989年）。

解读大革命

激情和恐惧给暴力带来“合法性”

关于法国大革命，已经有无数的著述问世。从十九世纪起，许多历史学家都曾试图描述和解读它，产生了基佐、梯也尔、米涅、托克维尔和伯克等名家名著，甚至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等文学家也在作品中思考它。

在《九三年》中，雨果以雅各宾专政的1793年为背景，通过共和党人与保王党人之间的殊死搏斗，在赞扬大革命正当性的同时，揭示了“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主题，而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则以俄国反拿破仑的战争为主线，表现任何伟人的意志也要受制于某种更高的力量，在小说结尾，作家写道：“如果设想人类生活可以用理性来支配，那么，生活的可能性就被消灭了。”如果以此结论来评价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根源和失败的原因，这句话的确含有某种真谛。

这两位伟大作家都受到欧洲人文主义的影响，憎恨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对法国大革命最初的目标寄予某种同情。文学家的观察和直觉是珍贵的，但他们更多是从人性和道德价值去看历史，而历史学家则更多从事实出发去寻找证据。就我个人阅读所及，在近年出版的史学著作中，美国学者谭旋的《暴力与反暴力》（书名直译应为《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统治》）和英国学者威廉·多伊尔的《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可以说是两部较为引人瞩目的著作。

《暴力与反暴力》是一部通过实证资料研究法国革命暴力政治的著作，按照作者的说法，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主要是从“形势”或“观念”这两方面解释革命中的大众暴力，前者强调外敌入侵和反革命浪潮的兴起，后者强调卢梭“公意”理论的乌托邦影响。此书则是从宏观上解读从革命伊始到罗伯斯庇尔统治结束这一时期内的主要事件，并着眼于领导层内部暴力文化的兴起及革命领袖与普通民众对此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

作者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政治是因为恐惧。大革命本来是以博爱为号召的，但人人都是兄弟的观念很快就破灭了，担心旧制度复辟的恐惧导致群体性暴力事件频发。整个大革命期间，对变革的期望总是与恐惧和焦虑相结合，害怕革命带来的混乱，害怕特权阶层的报复。阴谋论开始盛行，许多革命者相信，所有事件背后都是由渗透到内部的敌人策划的。无论是斐扬派，还是吉伦特派，抑或山岳派都认为，最大的敌人是伪装成自己人的阴谋家。

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现象是谣言盛行，正如历史学家布洛赫所说：“我们很容易相信我们需要相信的东西。”

谣言在传播过程中会篡改得面目全非，传播者试图通过夸大危险来合理化自己的恐惧。恐惧源于谣言，而谣言又引起动荡，进一步撕裂了社会的信任纽带。法律遭到破坏，民众经常冲进监狱，自行处死囚犯，而无论是吉伦特派还是山岳派成员，都对此表示支持，认为这是必要之恶。

激情和恐惧给暴力带来了合法性，恐惧和不安全感也促进了鼓励告发之风，斐扬派领袖米拉波认为告发他人在专制时期是令人厌恶的，但在革命危机时期却是一种美德。只要是为了国家利益，告密即使不属实也不会受到追究，发展到后来，爱国者之间也开始互相告发。许多人为了避免被告发，往往先发制人地告发邻居。这种产生于社会基层的相互告发形成了恶性循环，预示了1793年至1794年间的制度性恐怖。

他们都渴望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为了实现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念，他们不惜牺牲一切，甚至互相迫害，给暴力赋予了合法性。正如支持山岳派的吕奥在书信中写道：

“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

一如作者所言，此后的督政府、执政府和法兰西帝国都将在政治生活中诉诸暴力，其遗产一直延续至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则是从“旧制度的瓦解”和“权力之争”这两个方面分析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威廉·多伊尔认为，大革命是旧制度全方位瓦解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国家、社会内部的权力斗争则决定了革命的方式。作者从财政危机、政府体系的问题、反对者、公共舆论及改革的失败等五个方面讨论了旧制度的失败。

法国大革命前夕，路易十六已经试图进行改革，削弱地方贵族的特权，以挽救国家财政，但改革却遭到了地方贵族的抵制，国王的软弱和无能也使得改革难以进行下去，经济濒于崩溃，国库空虚，政府唯有加税或举债，而行政体系却弊端重重，各个权力部门互相对立掣肘，说明旧制度本身已经运转失灵，无法靠改革拯救自身。用作者的话说：“阻挠国家改革的不是那些反对的力量，而是政府本身的惰性、不可靠和优柔寡断。”

在这之间，由启蒙运动形成的公众舆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造成了整个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气氛。需要提及的是，许多雅各宾派的重要人物都是出身律师或记者，他们在大革命中成为最激进的革命者。这种情况下，法国大革命前的一些改革虽然减轻了民众的负担，结果却使民众对剩下的束缚更加难以忍受了，革命的发生终于成为必然。

此书似乎证明了托克维尔的一个结论：“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而对于民众来说，尽管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但当革命不断往前推进时，越来越激进时，却没有一个群体具有清晰的法治意识，结果所有的自由、平等和博爱都丧失了。

换言之，在一场推翻旧制度的革命中，如果没有一个社会阶层能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最终必然会以失序、暴力和无政府状态而告终。

自由优先于正义

法国大革命的遗产

迄今为止，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了230年，但那些主角们发表的最后遗言却永远留在了世上。路易十六在断头台上说道：“我祈求上帝，法兰西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流血。”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下意识说道：“对不起，您知道，我不是故意的。”罗兰夫人临终前的遗言是：“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而罗伯斯庇尔留给世人最后的话则是：“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

《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作者：（英）埃德蒙·柏克，译者：冯丽，版本：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5年12月

他们每个人都将自己看作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坚信自己的事迹将长存于世。他们的历史预感是对的，法国大革命迄今仍是人们激烈争论的话题，仍能引起世人持久的关注，它既招致许多人的反对，也获得许多人的赞扬，正如阿伦特所言：

“从整个十九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所有追随法国大革命足迹的人，不仅将自己看成是法国革命者的继承人，而且是历史和历史必然性的当局者。”

就此而言，如果今天的人们想要认识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中吸取宝贵的历史教训，我认为最值得重视的著作仍然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及阿伦特的《论革命》与阿隆的《论自由》。

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社会平等。事实上，革命发生之前的法国已是欧洲最自由的国度，贵族已不再拥有很多权力与财富，其主导的地方自治也被削弱，农民则开始拥有土地。然而，社会财富越是繁荣，社会各阶层对财富、捐税与权利的分配不公就越是不满。整个社会早已被启蒙运动带来的平等思潮所席卷。

路易十六的改革正是适应这种社会平等的诉求，试图将立法、司法与行政集于御前会议一身，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减轻社会矛盾。在这个意义上，路易王朝的中央集权既是大革命的直接导因，同时又给大革命提供了统治形式。大革命做的恰恰是此前旧制度想做而没有完全做到的事，即更加强化中央集权。没有任何人想到要建立起宪政制度，以制约权力，保护个人。大革命摧毁了原有的制衡力量，却未能创设新的制衡力量，结果产生了一个比旧制度更加专制的雅各宾政权。

托克维尔发现，英国革命没有动摇社会基础，而是保留了原有的司法和行政形式。在英国，各个阶层始终都很警惕中央集权。法律对他们来说就是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在他们看来，个人自由比社会平等更重要。而法国所有阶层都信奉人人平等的抽象原则。1789年，三个等级的陈情书都要求全部废除现行法律和惯例，而非寻找渐进的改革措施。大革命的暴力结局实际上已经蕴藏在旧制度的改革逻辑中，那就是，法国人为平等而忘记了自由。

阿伦特同样通过比较的方法，对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做出了深刻的思考，她继承古典共和主义精神，强调公共领域的政治自由，认为真正的革命是要证明，个人可以联合起来，创建一个切实可感的自由空间，其基础仅仅是他们相互间的承诺和同意。在这方面，法国革命是失败的，它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克服贫困上，而不是建立保护公民政治及社会权力的制度上，而美国革命则实现了为自由立宪，除了建立起有限政府，而且公民自治在联邦制中变成了现实。

阿伦特同时认为，政治自由只有在一个有限空间才能存在，这一观点是与激进民主的决裂，法国革命之所以会失败，原因就在于革命者关怀民众的不幸，痛恨伪善，但却完全蔑视法治，试图通过恐怖政治让民众获得幸福。因此，革命者身上的美德与自由无关，只与抽象的善有关，与历史必然论产生的激情有关，与人的彻底解放有关，“必然性取代自由成为政治和革命思想的中心范畴。”结果，法国大革命收获的是一门历史哲学，而不是一门新的政治科学。

法国革命最终导向个人的专制暴力，而美国革命的领导者却深知，法律和权力的根源是不同的，权力的根源是自下而上，来自于人民，而法律的源泉却是在上，在某个更高的和超验的地方。阿伦特由此还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个事实往往被现代许多历史学家所忽略，那就是，法国革命摧毁了教会和民众的宗教信仰，而美国革命却从没有破坏宗教的权威。自由立国和人的解放是不同的。

如果说阿伦特强调的是公共自由，雷蒙·阿隆强调的则是形式自由或程序正义，在被长期孤立的状态下，阿隆始终坚持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传统，反对法国知识分子中的极端思想。《论自由》是作者1963年在美国的系列讲座，他在书中并没有对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加以比较，但却敏锐地指出：

“如果思想自由和个人自由在法国没有受到尊重，其原因不在于宪法的条款，而在于自由主义的价值在法国没有站稳脚跟，在于混淆多数党（所谓的民意）的无限权力和民主制度的本质的倾向，在于最近几年的暴力冲突，以及在于反对党诉诸颠覆性的武器。”

在这本书中，阿隆还写道：“美国的自由既表示所有人和每一个人都拥有机会的社会平等，也表示尊重受联邦政府威胁的各州的独立自主，尊重受无所不在的行政部门威胁的个人的独立自主。”即使美国的左派也同样指望个人的活动来战胜自然，指望公平竞争的结果，以使社会秩序最终或多或少符合人们的正义概念。

换言之，法国人总是容易受到平等的吸引，而美国人往往受到自由的吸引，这导致两个革命的不同结局，令人想到当年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判断：

“谁在自由中寻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法国诗人勒内·夏尔曾经写下如此警句：“留给我们的珍宝遗产，没有任何遗言。”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30周年之际，我们也许可以换一个说法：法国大革命给世人留下了遗嘱，那就是：自由优先于正义。

谢选骏指出：人说“法国大革命爆发230年：激情和恐惧给暴力带来合法性”——我看这也是对七十年周期（1949-2019年）的反省。

【（十九）】

《不了解法国大革命就无法了解现代世界历史》

景凯旋

革命一旦发生，就会大大超越人们的预想，不会在某个时间点停下来。实际上，大革命的每一个事件都不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越来越多的城市工人、妇女和农民也参与进来，他们的激进诉求甚至使最初的革命发起者感到震惊。

对于民众来说，尽管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但当革命不断往前推进时，越来越激进时，却没有一个群体具有清晰的法治意识，结果所有的自由、平等和博爱都丧失了。

托尔斯泰曾说：“如果设想人类生活可以用理性来支配，那么，生活的可能性就被消灭了。”如果以此结论来评价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根源和失败的原因，这句话的确含有某种真谛。

法国人总是容易受到平等的吸引，而美国人往往受到自由的吸引，这导致两个革命的不同结局，令人想到当年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判断：“谁在自由中寻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法国诗人勒内·夏尔曾经写下如此警句：“留给我们的珍宝遗产，没有任何遗言。”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30周年之际，我们也许可以换一个说法：法国大革命给世人留下了遗嘱，那就是：自由优先于正义。

自由、平等、博爱

不了解法国大革命

就无法了解现代世界历史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影响世界历史的大事件，按照历史学家们的普遍看法，这场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7月14日攻克巴士底狱，结束于1794年7月27日推翻雅各宾派统治的热月政变。不过，也有历史学家认为，直到1830年法国民众推翻复辟的波旁王朝，建立七月王朝，以三色旗为国旗，重申保障民权，废除宗教法令和出版审查，至此，法国大革命才告彻底结束。

后一种划分表明，法国大革命影响深远，它形塑了现代政治革命，推翻了一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向全世界传播了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和《拿破仑法典》为欧洲其他国家提供了宪法的范本。可以说，不了解法国大革命，我们就无法了解现代世界历史。

十八世纪是启蒙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法国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理性的火炬，认为一切都应当在理性的法庭上接受审判，宗教、伦理、艺术等人类生活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他们在著述中提出天赋人权、君主立宪、三权分立、主权在民等观念，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和天主教会。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启蒙思想家们的主张就已经深入人心，就连许多贵族都以高谈启蒙为荣。

他们中有的人自称是伏尔泰的信徒，有的人则自称是卢梭的信徒。观念的力量是强大的，法国大革命的最初发起者中间，有许多人本身就是贵族身份。在整个大革命期间，一些僧侣、贵族也都选择站在民众一边。伏尔泰和卢梭都于1778年逝世，就在他们去世后十年，法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变。

当时的法国实际上正处在经济增长的时期，尽管七年战争以及王朝的奢华导致债务危机，民众负担加重，但与其他邻国相比，普通家庭的生活并不算很差，甚至比法国较早时期还要好。然而，1788年突然的天灾造成大量土地收成全无，同年冬天的严寒又使得面包价格飞涨。根据资料统计，1788年普通家庭在面包上的支出占到了家庭收入的一半，1789年甚至达到80%。大量农民涌入城市，造成高失业率，都促成了潜在的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点燃了早已存在的社会矛盾。

1789年5月，路易十六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在凡尔赛召开三级会议，试图向第三等级增税。当时的法国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包括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农民，他们在政治上无权，受到教士和贵族的压榨，因此十分痛恨君主专制制度。在三级会议上，第三等级代表提出制定宪法，取消等级特权，遭到拒绝后，代表们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后改称制宪议会。

随后路易十六调集军队准备解散议会，当这一消息传出时，巴黎民众发动了起义，并于7月14日攻占了象征王权的巴士底狱，当路易十六听到这一消息时，对近臣说：

“这是叛乱。”

而近臣回答道：“不，陛下，这是革命。”

革命的浪潮很快就波及法国全境，各地相继成立了国民自卫军，攻打领主庄园。制宪议会从此掌握了国家权力，并于8月26日颁布《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确立了人权、法治、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基本原则，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传遍世界。

接着，由立宪派领导的制宪议会宣布废除君主专制，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没收他们的财产。但法国革命却引起国内僧侣、贵族的激烈反抗和外国势力的武装干涉，随着路易十六越来越表现出对革命的敌意，巴黎民众于1792年8月10日再次发动起义，拘禁了国王、王后，推翻了立宪派的统治，建立起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在吉伦特派领导下的国民公会并在翌年以叛国罪处死了路易十六。

然而革命一旦发生，就会大大超越人们的预想，不会在某个时间点停下来。实际上，大革命的每一个事件都不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越来越多的城市工人、妇女和农民也参与进来，他们的激进诉求甚至使最初的革命发起者感到震惊。代表着底层的街区议会和国民自卫军越来越不受国民公会和市镇政府的约束，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要求绝对的平等，更加严厉地镇压反革命势力和投机商人。

1793年是法国大革命的顶点，代表社会底层的山岳党推翻了温和的吉伦特党，把持了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实行严厉的暴力政治，把大量的僧侣、贵族、保王党人和吉伦特党人处死。就这样，一场反抗暴政的革命最终演变成一场暴力运动，雅各宾派领袖马拉的遇刺让仇恨和恐怖愈演愈烈，一位雅各宾派发言人声称：

“是时候让恐怖成为时代的新秩序了。”

随后通过的“嫌疑犯法令”规定，凡是不能证明自己具有公共精神的人都可以被视作嫌疑犯，仅在1793至1794年雅各宾恐怖政治最盛期间，巴黎和各地被处以死刑的人数就高达四万人以上。

在恐怖弥漫全国的情势下，许多著名的革命发起者，如拉法耶特被迫出逃国外，托马斯·潘恩被捕入狱，而布里索、佩里昂、孔多塞、罗兰夫人则被送上断头台，直到普通民众也感到恐惧和厌倦，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才戛然中止，其代表人物丹东、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等人最终也走上了断头台。这些革命者临终前都表现得很有尊严，他们沿途高唱爱国歌曲，观看行刑的民众则冲着他们嘲笑，并且高喊“共和国万岁！”

讽刺的是，此时的他们似乎已全然忘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初衷。

解读大革命

激情和恐惧给暴力带来“合法性”

关于法国大革命，已经有无数的著述问世。从十九世纪起，许多历史学家都曾试图描述和解读它，产生了基佐、梯也尔、米涅、托克维尔和伯克等名家名著，甚至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等文学家也在作品中思考它。

在《九三年》中，雨果以雅各宾专政的1793年为背景，通过共和党人与保王党人之间的殊死搏斗，在赞扬大革命正当性的同时，揭示了“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主题，而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则以俄国反拿破仑的战争为主线，表现任何伟人的意志也要受制于某种更高的力量，在小说结尾，作家写道：

“如果设想人类生活可以用理性来支配，那么，生活的可能性就被消灭了。”

如果以此结论来评价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根源和失败的原因，这句话的确含有某种真谛。

这两位伟大作家都受到欧洲人文主义的影响，憎恨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对法国大革命最初的目标寄予某种同情。文学家的观察和直觉是珍贵的，但他们更多是从人性和道德价值去看历史，而历史学家则更多从事实出发去寻找证据。就我个人阅读所及，在近年出版的史学著作中，美国学者谭旋的《暴力与反暴力》（书名直译应为《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统治》）和英国学者威廉·多伊尔的《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可以说是两部较为引人瞩目的著作。

《暴力与反暴力》是一部通过实证资料研究法国革命暴力政治的著作，按照作者的说法，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主要是从“形势”或“观念”这两方面解释革命中的大众暴力，前者强调外敌入侵和反革命浪潮的兴起，后者强调卢梭“公意”理论的乌托邦影响。此书则是从宏观上解读从革命伊始到罗伯斯庇尔统治结束这一时期内的主要事件，并着眼于领导层内部暴力文化的兴起及革命领袖与普通民众对此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

作者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政治是因为恐惧。大革命本来是以博爱为号召的，但人人都是兄弟的观念很快就破灭了，担心旧制度复辟的恐惧导致群体性暴力事件频发。整个大革命期间，对变革的期望总是与恐惧和焦虑相结合，害怕革命带来的混乱，害怕特权阶层的报复。阴谋论开始盛行，许多革命者相信，所有事件背后都是由渗透到内部的敌人策划的。无论是斐扬派，还是吉伦特派，抑或山岳派都认为，最大的敌人是伪装成自己人的阴谋家。

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现象是谣言盛行，正如历史学家布洛赫所说：

“我们很容易相信我们需要相信的东西。”

谣言在传播过程中会篡改得面目全非，传播者试图通过夸大危险来合理化自己的恐惧。恐惧源于谣言，而谣言又引起动荡，进一步撕裂了社会的信任纽带。法律遭到破坏，民众经常冲进监狱，自行处死囚犯，而无论是吉伦特派还是山岳派成员，都对此表示支持，认为这是必要之恶。

激情和恐惧给暴力带来了合法性，恐惧和不安全感也促进了鼓励告发之风，斐扬派领袖米拉波认为告发他人在专制时期是令人厌恶的，但在革命危机时期却是一种美德。只要是为了国家利益，告密即使不属实也不会受到追究，发展到后来，爱国者之间也开始互相告发。许多人为了避免被告发，往往先发制人地告发邻居。这种产生于社会基层的相互告发形成了恶性循环，预示了1793年至1794年间的制度性恐怖。

他们都渴望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为了实现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念，他们不惜牺牲一切，甚至互相迫害，给暴力赋予了合法性。正如支持山岳派的吕奥在书信中写道：

“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

一如作者所言，此后的督政府、执政府和法兰西帝国都将在政治生活中诉诸暴力，其遗产一直延续至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则是从“旧制度的瓦解”和“权力之争”这两个方面分析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威廉?多伊尔认为，大革命是旧制度全方位瓦解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国家、社会内部的权力斗争则决定了革命的方式。作者从财政危机、政府体系的问题、反对者、公共舆论及改革的失败等五个方面讨论了旧制度的失败。

法国大革命前夕，路易十六已经试图进行改革，削弱地方贵族的特权，以挽救国家财政，但改革却遭到了地方贵族的抵制，国王的软弱和无能也使得改革难以进行下去，经济濒于崩溃，国库空虚，政府唯有加税或举债，而行政体系却弊端重重，各个权力部门互相对立掣肘，说明旧制度本身已经运转失灵，无法靠改革拯救自身。用作者的话说：“阻挠国家改革的不是那些反对的力量，而是政府本身的惰性、不可靠和优柔寡断。”

在这之间，由启蒙运动形成的公众舆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造成了整个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气氛。需要提及的是，许多雅各宾派的重要人物都是出身律师或记者，他们在大革命中成为最激进的革命者。这种情况下，法国大革命前的一些改革虽然减轻了民众的负担，结果却使民众对剩下的束缚更加难以忍受了，革命的发生终于成为必然。

此书似乎证明了托克维尔的一个结论：“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而对于民众来说，尽管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但当革命不断往前推进时，越来越激进时，却没有一个群体具有清晰的法治意识，结果所有的自由、平等和博爱都丧失了。

换言之，在一场推翻旧制度的革命中，如果没有一个社会阶层能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最终必然会以失序、暴力和无政府状态而告终。

自由优先于正义

法国大革命的遗产

迄今为止，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了230年，但那些主角们发表的最后遗言却永远留在了世上。路易十六在断头台上说道：

“我祈求上帝，法兰西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流血。”

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下意识说道：

“对不起，您知道，我不是故意的。”

罗兰夫人临终前的遗言是：

“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而罗伯斯庇尔留给世人最后的话则是：

“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

他们每个人都将自己看作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坚信自己的事迹将长存于世。他们的历史预感是对的，法国大革命迄今仍是人们激烈争论的话题，仍能引起世人持久的关注，它既招致许多人的反对，也获得许多人的赞扬，正如阿伦特所言：

“从整个十九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所有追随法国大革命足迹的人，不仅将自己看成是法国革命者的继承人，而且是历史和历史必然性的当局者。”

就此而言，如果今天的人们想要认识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中吸取宝贵的历史教训，我认为最值得重视的著作仍然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及阿伦特的《论革命》与阿隆的《论自由》。

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社会平等。事实上，革命发生之前的法国已是欧洲最自由的国度，贵族已不再拥有很多权力与财富，其主导的地方自治也被削弱，农民则开始拥有土地。然而，社会财富越是繁荣，社会各阶层对财富、捐税与权利的分配不公就越是不满。整个社会早已被启蒙运动带来的平等思潮所席卷。

路易十六的改革正是适应这种社会平等的诉求，试图将立法、司法与行政集于御前会议一身，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减轻社会矛盾。在这个意义上，路易王朝的中央集权既是大革命的直接导因，同时又给大革命提供了统治形式。大革命做的恰恰是此前旧制度想做而没有完全做到的事，即更加强化中央集权。没有任何人想到要建立起宪政制度，以制约权力，保护个人。大革命摧毁了原有的制衡力量，却未能创设新的制衡力量，结果产生了一个比旧制度更加专制的雅各宾政权。

托克维尔发现，英国革命没有动摇社会基础，而是保留了原有的司法和行政形式。在英国，各个阶层始终都很警惕中央集权。法律对他们来说就是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在他们看来，个人自由比社会平等更重要。而法国所有阶层都信奉人人平等的抽象原则。1789年，三个等级的陈情书都要求全部废除现行法律和惯例，而非寻找渐进的改革措施。大革命的暴力结局实际上已经蕴藏在旧制度的改革逻辑中，那就是，法国人为平等而忘记了自由。

阿伦特同样通过比较的方法，对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做出了深刻的思考，她继承古典共和主义精神，强调公共领域的政治自由，认为真正的革命是要证明，个人可以联合起来，创建一个切实可感的自由空间，其基础仅仅是他们相互间的承诺和同意。在这方面，法国革命是失败的，它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克服贫困上，而不是建立保护公民政治及社会权力的制度上，而美国革命则实现了为自由立宪，除了建立起有限政府，而且公民自治在联邦制中变成了现实。

阿伦特同时认为，政治自由只有在一个有限空间才能存在，这一观点是与激进民主的决裂，法国革命之所以会失败，原因就在于革命者关怀民众的不幸，痛恨伪善，但却完全蔑视法治，试图通过恐怖政治让民众获得幸福。因此，革命者身上的美德与自由无关，只与抽象的善有关，与历史必然论产生的激情有关，与人的彻底解放有关，“必然性取代自由成为政治和革命思想的中心范畴。”结果，法国大革命收获的是一门历史哲学，而不是一门新的政治科学。

法国革命最终导向个人的专制暴力，而美国革命的领导者却深知，法律和权力的根源是不同的，权力的根源是自下而上，来自于人民，而法律的源泉却是在上，在某个更高的和超验的地方。阿伦特由此还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个事实往往被现代许多历史学家所忽略，那就是，法国革命摧毁了教会和民众的宗教信仰，而美国革命却从没有破坏宗教的权威。自由立国和人的解放是不同的。

如果说阿伦特强调的是公共自由，雷蒙·阿隆强调的则是形式自由或程序正义，在被长期孤立的状态下，阿隆始终坚持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传统，反对法国知识分子中的极端思想。《论自由》是作者1963年在美国的系列讲座，他在书中并没有对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加以比较，但却敏锐地指出：

“如果思想自由和个人自由在法国没有受到尊重，其原因不在于宪法的条款，而在于自由主义的价值在法国没有站稳脚跟，在于混淆多数党（所谓的民意）的无限权力和民主制度的本质的倾向，在于最近几年的暴力冲突，以及在于反对党诉诸颠覆性的武器。”

在这本书中，阿隆还写道：“美国的自由既表示所有人和每一个人都拥有机会的社会平等，也表示尊重受联邦政府威胁的各州的独立自主，尊重受无所不在的行政部门威胁的个人的独立自主。”即使美国的左派也同样指望个人的活动来战胜自然，指望公平竞争的结果，以使社会秩序最终或多或少符合人们的正义概念。

换言之，法国人总是容易受到平等的吸引，而美国人往往受到自由的吸引，这导致两个革命的不同结局，令人想到当年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判断：

“谁在自由中寻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法国诗人勒内·夏尔曾经写下如此警句：“留给我们的珍宝遗产，没有任何遗言。”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30周年之际，我们也许可以换一个说法：法国大革命给世人留下了遗嘱，那就是：自由优先于正义。

（原文标题是，《法国大革命爆发230年：激情和恐惧给暴力带来合法性》，本文仅仅代表作者的独立意见）

谢选骏指出：人说“不了解法国大革命就无法了解现代世界历史”——我看这是在说“不了解法国大革命就无法了解现代中囶历史”吗。

【（二十）】

《法国大革命在德国：欢呼到反思》（2013-12-09 学习时报 林雅华）报道：

法国大革命犹如一颗星辰，闪烁于现代性的开端之上，这是任何一个时代人物都无法绕过的话题。对于弗里德里希 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来说也是如此。法国大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其政治生涯的起点，也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可以说，当其着手将埃德蒙柏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翻译成德文之始，命运之门就已经把他推到了欧洲政治的风口浪尖。这一场革命不仅促成了他对理性主义和自由的反思，也初步构成了其保守主义的政治取向。

根茨在柯尼斯堡大学师从康德，最初受到了康德哲学的重大影响，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一度也如激进青年一般为之欢呼雀跃，但是当1790年柏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一书出版之后，他的政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开始用审慎的视角来考察这一场革命。1793年，根茨将《反思法国大革命》翻译成了德文。在其中，根茨几乎将柏克视为了自己的精神导师，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对柏克政见的心悦诚服。同柏克一样，根茨此时不再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一场民主革命，而认为它是一场反对传统、反对权威的暴力运动，是人类社会中的一次脱离现实的实验。根茨的这种态度，使得早先他的很多崇拜者认为他背叛了民主的信条。不过，法国大革命在雅各宾专政后的种种血腥屠杀，乃至于波旁王朝的复辟、拿破仑的称帝，似乎都展示了这场大革命的恐怖面相。因此，根茨在译作完成之后，又创办了一份杂志——《历史月刊》（Historisches Journal）。在这份刊物上，他接连发表了《法国大革命的本源和特性》《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政治状况》《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比较》等多篇重要文章。在其中，根茨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线索，从自由的分歧以及传统的保存等方面拓展了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可以说，他深刻地洞察到了，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承诺背后所隐藏的逻辑悖论。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的根本性错误，在于过度强调启蒙理性的作用。当理性变成了政客们借以摧毁一切传统与信仰、摧毁一切社会关系的武器之时；当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依赖于暴力强制、甚至肉体消灭而进行之时，理性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血流成河的断头台，已然宣告了自由的沦丧与社会的崩塌。

通过对柏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的翻译，以及对法国大革命的起源、特征及其与欧洲整体政治状况、与美国革命之间关系的考察和思考，根茨逐步地将英国的保守主义思想系统地引入了德语世界。我们知道，德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发生有两个源头，一是外部的，一是内部的。从外部来看，德国保守主义主要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和柏克思想的激发；从内部来看，德国保守主义则与德国自身的社会发展、历史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根茨身上，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两条保守主义线路逐步生发与发展的过程。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外部的原因。柏克把社会看作是一种植物或者动物，而人只是其中的一个器官，因而社会的权威是作为个人生存的条件而加诸其身的。这种混合了经验主义的保守主义观点，从英国传到了德意志，而最早翻译柏克著作的根茨则毫无疑问地从中汲取了自己的政治哲学观点。此外，在担任奥地利政府秘书之前，根茨曾有过一次伦敦之行，在那里，根茨对这个在现代化程度上远远超过普鲁士的国家——英国——表现出了由衷的羡慕和赞叹之意，英国井然有序的政治制度，强烈地吸引了年轻的根茨。保守主义的政见就此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而从内部来看，我们发现德意志处于欧洲发展转化的中心，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反对法国的集结地，正是因为它对历史和传统的延续性情有独钟。相较于依据理性原则突然建立起来的“人为”社会，德国更加青睐通过逐步演化、形成进而稳定下来的有机共同体。因此，这个民族更为注重的是一种传统而保守的变革方式。当然，这种保守并非为了维护旧有的政治制度或者贵族利益，而是为了保存那些在民众中沉淀下来的价值、习俗乃至不自觉的选择，以及由此所构成的生活形态。根茨出生于这样一个传统的社会模式之中，其固有的民族文化心理自然成为了他观察世界的不自觉方式。

在这内外两重因素的影响之下，根茨的思想开始了一种保守主义的转向。这几乎表征了当时欧洲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在法国大革命后续的恐怖与暴力中，在原本明朗耀眼的理性、自由、民主的光辉之下，似乎出现了无法摆脱的灰色暗影。当然，这样一种转向不仅体现在抽象的哲学理念上，同样也体现在具体的政治观念上。对根茨来说，学习英国的政治制度，运用政治均势原则，创立一个和平有序的欧洲体系，是抵制拿破仑霸权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在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上，他作为会议秘书长做了一个重要报告，提出重整欧洲政治秩序、创建欧洲联合体的主张：“为了清理20年的废墟，并重新分配领土战利品，最明智的做法是搁下平时的小争端，共同支持现有的社会秩序准则。此外，今后任何大规模的欧洲战争都是无法容忍的……（欧洲）各国组成的社会是现代世界必不可少的条件……欧洲的命运最终取决于欧洲的联合体（Federal Constitution）。”在通常的历史叙事中，维也纳会议往往因其忽略民族主义，牺牲小国利益以保持大国势力均势，乃至试图恢复欧洲的旧有秩序，而被许多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所诟病。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维也纳会议上所形成的欧洲协调合作的常规架构、对战败国的温和处理、废除奴隶买卖、开放国际河流等措施，确实在欧洲大陆建立起了一个和平的系统，并对重建和平及欧洲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根茨在此次会议中所提倡的建立欧洲协调机制与欧洲联合体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是其保守主义理念的一次政治实践。而后续欧洲的发展，也基本上遵循了他的这一理想建构。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结束后不久，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发起提议，加上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　威廉三世的复议，这三国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签署了《神圣同盟宣言》。这一宣言的宗旨是，根据神圣的基督教义处理三国之间的关系，并且宣布“三国属于上帝统治下的同一家庭的三个分支，三国君主以手足之情互相救援”。此外，它还强调各国的人民和兵士，都应当出于和平正义的原则，遵守教义、保卫宗教，并且应当竭尽所能地保护神圣同盟的稳固。在这三国缔结同盟之后，法国国王路易十八也加入了同盟。随后欧洲各国的君主，除了英国摄政王、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及教皇外，都纷纷加入了同盟，神圣同盟宣言的效力几乎横贯了整个欧洲。这一同盟的创建虽然不是维也纳会议直接讨论的内容，但是，它与会上所提倡的欧洲协调机制以及创建欧洲共同体的主张紧密相关。神圣同盟的正式确立，让根茨格外振奋——因为，“欧洲终于在它自己所创立的最高法院的主持下统一了起来，似乎已经组合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家庭”。更加令他高兴的是，神圣同盟还确立了一整套关于国际组织监控、管制、制裁的相关条款以及一些调节双边或多边行为的程序、规则、规范与惯例。这些制度的存在将有力地预防一国专制和暴政的存在，从而推进整个欧洲的和平进程。

然而，根茨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依托于大国力量联合起众多国家的联盟体制，仍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损害和平的消极一面。“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占优势是一种事实，正如在国内社会中大的经济组织占优势是一种事实一样。除非摧毁这种优势权力本身，否则，任何法律或组织结构上的措施与设计，都无法消除这种权力差异所引发的政治后果。”也就是说，在国家实力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如果实力强大的国家在行为上不受节制地僭越国家主权，而实力弱小的国家则无法行使自己的国家主权，这必然会引发新一轮的冲突。神圣同盟内部的这些问题，是根茨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下根本无力解决的。虽然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不断地向各国君主警示同盟内部可能出现的危机，但是，最终也没能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平衡方式，只能抱憾离世。

总之，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对整个欧洲的政治局势、社会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大多数欧洲知识分子一样，根茨从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转向了保守主义的立场，进而通过自己的政治努力，去营造一个破除法国专制霸权、促进欧洲和平的协调机制。他所主张的欧洲联合体，虽然打着欧洲均势的古典旗号，但实际上想要创立的却是现代意义上的欧洲共同体。在其影响下，神圣同盟得以建立。这是欧洲君主试图以超国家的国际组织机构管理世界、抑制战争、实现和平的一次重要尝试，也可以被称为人类建立世界政府维护和平的第一次试验。虽然神圣同盟主导的国际政治舞台给大国留下了很大的操作空间，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差别是一种难以消除的国际政治现实，但是这样一场华丽而真实的政治盛宴毕竟给根茨一生的政治事业画上了一个留待后世点评的句号，实践了他用保守主义的主张，反对独裁，推进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梦想。 

谢选骏指出：人说“法国大革命在德国：欢呼到反思”——我看德国人又想聚餐，又不想出钱！

【（二十一）】

《美国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马丁凯利）报道：

法国大革命在美国如何看待

法国大革命始于1789年，7月14日攻占了巴士底狱 。 从1790年到1794年，革命者日益激进。 美国人起初热衷于支持革命。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变得明显。

分裂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

以托马斯杰斐逊等人为首的美国反联邦主义者赞成支持法国的革命者。

他们认为法国人正在模仿美国殖民者对自由的渴望。 法国人希望得到比美国新宪法及其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的更大程度的自治权。 随着消息传到美国，许多反联邦主义者都为每次革命胜利而欢欣鼓舞。 时尚改变了，以反映法国的共和国服饰。

然而，联邦主义者并不赞同法国大革命，这种革命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所领导。 汉密尔顿主义者担心暴民统治。 他们害怕平均主义观念在国内造成进一步动荡。

欧洲反应

在欧洲，统治者一开始并不一定会受到法国发生的事情的困扰。 然而，随着“民主福音”的传播，奥地利越来越害怕。 到1792年，法国向奥地利宣战，希望确保它不会入侵。

另外，革命者想把自己的信仰传播给其他欧洲国家。 由于法国队于9月份开始以瓦尔米战役开始取得胜利，英格兰和西班牙受到关注。 然后在1793年1月21日，国王路易十六被处决。 法国变得胆大妄为，并向英国宣战。

因此，如果美国人不想再继续与英格兰和/或法国进行贸易，他们就不会坐视不管了。 它不得不声称双方或保持中立。 乔治华盛顿总统选择了中立的路线，但这对美国走路来说将是一个艰难的走钢丝。

公民Genêt

1792年，法国任命Edmond-CharlesGenêt，也被称为公民Genêt，成为美国的部长。 他是否应该被美国政府正式接受有一些问题。 杰斐逊认为美国应该支持革命，这意味着公开承认Genêt是法国的合法部长。 然而，汉密尔顿反对接受他。 尽管华盛顿与汉密尔顿和联邦主义者有联系，但他决定接受他。 然而，华盛顿最终命令Genêt被谴责，后来被法国召回，当时他发现他在委托私人人士为反对英国的战争中为法国而战。

华盛顿不得不处理他们以前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签署的与法国同盟的条约。 由于自己声称中立，美国不能在不与英国站在一起的情况下关闭其到法国的港口。

因此，尽管法国利用美国港口帮助打击英国的战争，但美国却处于困境之中。 最高法院最终通过阻止法国人在美国港口中武装私人人员来帮助提供部分解决方案。

在宣布后，人们发现公民Genêt有一艘由费城武装起航的法国赞助军舰。 华盛顿要求将他召回法国。 然而，法国人在美国国旗下与英国人作战的这一问题和其他问题导致了与英国人的问题和对抗的增加。

华盛顿派约翰杰伊找到与英国问题的外交解决方案。 然而，由此产生的杰伊条约相当薄弱，受到广泛的嘲笑。 它要求英国人放弃他们仍然占据美国西部边境的堡垒。

它还创造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协定。 但是，它不得不放弃海洋自由的想法。 它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阻止英国人强迫美国公民乘坐他们自己的船上的俘虏船上的印象。

后果

最后，法国大革命带来了中立问题，以及美国将如何对付好战的欧洲国家。 它也给英国带来了未解决的问题。最后，这表明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对法国和英国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

谢选骏指出：人说“这表明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对法国和英国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我看“外交是内政的延申”。

【（二十二）】

《美国与战争的历史纠葛》报道：

人们常说，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人的命运犹如泥沙，被裹挟其间，随波而动，今天故事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便印证了该说法。出生在美国的他，因为受到革命的牵连，而在孩提时期便背井离乡，之后又遇上燃烧了二十余年的拿破仑战争的战火，在通过服役崭露头角的同时，也最终断送了自己的性命。电影《滑铁卢战役》着重刻画了他的浪漫爱情与战死沙场，没成想该人物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家族在大西洋两岸的兴起与劫难。

一、英帝国边陲的法国裔社会显要

德兰西家族的徽章

威廉.豪.德兰西出身于英属纽约殖民地的德兰西家族，该家族在18世纪纽约的经济与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德兰西家族祖上是法国诺曼底地区的小贵族，最早可以追溯到亨利六世于1432年创立的拉瓦尔与努维永子爵。该家族后来皈依新教，成为胡格诺派教徒。经过惨烈的法国宗教战争，得益于亨利四世颁布的《南特敕令》，胡格诺教徒得以享有信仰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权利，从而能够继续在法国政府机构中任职。

背井离乡的胡格诺教徒 

但德兰西家族四平八稳的生活随着路易十四的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了《南特敕令》，这引发了法国胡格诺教徒的大规模出逃，这其中尤以丝织工匠为甚，因此后世普遍认为路易十四此举削弱了法国的国力，增强了英荷等竞争对手的实力。时年22岁的斯蒂芬.德兰西也在逃亡的人群中，带着一部分家族珠宝的他先是逃到信奉新教的荷兰鹿特丹，接着来到英国，很快又踏上了前往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航船。

17世纪纽约商船林立的景象

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发展与欧洲帝国间的争斗很快给了德兰西以发家致富的机会。他用家族珠宝的一部分换来了300镑的资本，成为一名商人，这几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17世纪下半叶有人发现，纽约人“几乎都是买卖小商品的商人”。德兰西的谷仓、仓储仓库和零售商店又结合了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地区盛产谷物及面粉的特点，很快遍地开花。为了更好地开展生意，他还改投门庭，加入了英国圣公会，该教派被普遍认为是欧洲宗教改革中对天主教仪式变革最少的教派，与大刀阔斧改革的胡格诺教派形成鲜明对比，且与英国王室有着密切联系。

1698年，大名鼎鼎的海盗基德船长也曾造访马达加斯加 

1702至1713年间的安妮女王之战给了他进一步积累财富和扩展业务的机会，西班牙王位空缺，与法国王室同源的波旁王朝是否应该继承王位这一问题引发了英国与西班牙及法国间的战争，战火很快由欧洲蔓延至北美大陆，双方从各自在北美大陆与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地出发，又各自争取到不同印第安部落的支持，大打出手。德兰西以抢掠法国商船为名，拿到了英国王室的特许状，却在暗地里与非洲马达加斯加岛海盗进行生意往来，介入马达加斯加岛的奴隶贸易。

1754年的纽约议会议员

积累了可观财富的德兰西也积极介入英属殖民地的政治生活，曾多次在纽约参事会和议会任职，他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活跃也为他的后代所继承。1700年，德兰西娶了纽约首席法官之女、斯凯勒家族的安妮为妻，他们共生育了十个子女，其中五位活到成年，他们及他们的子女大多在殖民地与母国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长子詹姆斯.德兰西在幼时便前往英国接受教育，这在殖民地上流社会中是再寻常不过的了，这有助于强化他们与母国间的纽带，且增进他们在殖民地的社会地位与声望，尽管这样做也带有风险，詹姆斯的弟弟在英国留学时便生过一场重病，险些丧命。1729年，时年26岁的詹姆斯便成为纽约议会成员，4年后又被任命为纽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自1746年起，他又担任纽约副总督一职，于1756至1763年间的英法七年战争期间多次召集议会开会，商讨防御法国威胁的问题。

二、夹在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世家

利文斯顿家族的许多豪宅到今日依然矗立

在詹姆斯于1760年去世后，德兰西家族在纽约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遭遇挫折，被利文斯顿家族取而代之。利文斯顿家族起源于苏格兰，之后经由荷兰前往纽约。该家族的支持者来自上纽约哈德逊河流域的社会上层，经济上先以商业发家，转而以土地利益为核心，在宗教上属于苏格兰长老会，不比英国圣公会根正苗红，他们在1761年后便长期把持纽约议会的多数席位。与之相反，德兰西家族信奉英国圣公会，支持者以纽约南部的商业集团为主，辅以威斯特摩兰县的土地所有者。

 殖民地议会与总督的斗争

两大家族不同的经济利益来源，以及他们在政治上所处的有权/无权位置，导致他们在七年战争结束后出现的英帝国危机中持不同立场。此外，两大家族的政治理念也有所分歧。早在18世纪40年代纽约议会试图控制总督一职薪俸数目的斗争中，时任纽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詹姆斯.德兰西便站在议会一边，从而招致总督乔治.克林顿的怒火，扣押了詹姆斯副总督的委任状达数月之久。克林顿敏锐地意识到，议会对总督薪俸的控制将削弱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影响力：“本殖民地议会使所有官员都在薪俸和服务报酬上完全仰赖议会，并掌握了所有官员的提名权……借此来不断蚕食英王陛下在本殖民地的特权和权威。”

1便士印花税

七年战争尽管以英国的全面胜利告终，但巨大的财政开支使得英国政府压力重重。鉴于英国国内税收已经高达20%，英国政府只好把目光转向殖民地，设法向殖民地分摊帝国的负担。1765年2月，英国下院通过了《印花税法》，拟定于11月实施。该法规定，包括报纸、历书、商业票据、小册子、广告、许可证、租约在内的诸多殖民地出版物，均须加贴面值半便士至20先令不等的印花，方可生效或发行。这在首开英国政府向殖民地征税的先河的同时，也给殖民地的商业往来增添了额外的负担。在经过七年战争期间大量军事后勤订单所创造出的繁荣后，英属北美殖民地普遍处于萧条中，印花税的出现无异于火上浇油。

纽约印花税暴动

尽管北美各殖民地在2月至11月间通过小册子、请愿书等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印花税法》的强烈不满，但不肯让步的英国政府仍在11月使该法生效。纽约数千名民众聚集起来，纵火焚烧代理总督科尔登的模拟像和他的马车，还对纽约市长的住宅放火，市长本人躲进附近的军事要塞保命。与代理总督在政治上有诸多利益捆绑的利文斯顿家族对于民众的暴力行为惊恐万分，而此时在野的德兰西家族则嗅到了在政治上卷土重来的可能。此外，比起靠土地产业为生的利文斯顿家族，从事商业活动的德兰西家族更能感受到《印花税法》对经济的影响。

殖民地时期的纽约酒馆 

在1768年总督解散议会触发的选举中，德兰西家族以人民利益的捍卫者自居，攻击《印花税法》、1767年通过的《汤森税法》、乃至1764年的《货币条例》，强调它们都危害了殖民地的商业活动与经济发展。此外，他们还利用蓬勃发展的印刷业宣传自身的政治理念与政治主张。在1732年时任纽约总督与首席法官的较量中，报纸作为政治辩论与交锋的阵地，开始登上纽约的政治舞台。德兰西家族充分利用这一点，大量印刷本方的竞选材料，其中既包括对本方政治理念的宣扬，也带有对利文斯顿家族的攻击，并将这些竞选材料贴满大街小巷，连树木和灯杆也不放过。利文斯顿家族对此只有招架之功，反驳德兰西家族对本方的攻击，全无还手之力。此外，他们还频繁光顾酒馆，与民众畅饮和谈论时事，进一步塑造自身的亲民形象。通过这些努力，德兰西家族在1768年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重新掌权。

金山之战 

德兰西家族在掌权后也的确践行了自己的竞选诺言，通过了收取港口税以维修灯塔、扩大消防队规模等法案，促进纽约的商业发展。然而，如何处理与母国的关系仍旧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许多激进分子呼吁停止进口英国货物，以迫使英国政府废除税法。该举动固然驱使英国政府最终做出让步，却也严重损害了依赖贸易的纽约经济。此外，进驻纽约的英军与当地人冲突不断，甚至于1770年1月砍倒了一棵争取北美殖民地权利的“自由之子“所立的”自由树“，继而引发与”自由之子“的打斗，时人称这次冲突为“金山之战”。英军还以较低的工资与当地人竞争本就稀缺的工作机会，侵害了当地人的经济利益。德兰西家族此时的族长、斯蒂芬的四子奥利弗.德兰西在殖民地与母国间的冲突中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与”自由之子“来往甚密。但另一方面，他向驻纽约英军提供了大量贷款。

三、大西洋革命浪潮中的德兰西家族

波士顿倾茶事件

局势的发展使得德兰西家族必须做出抉择。作为对1773年底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惩罚，英国议会通过了《波士顿港口条例》，从1774年6月1日起封闭波士顿港，直至茶叶的损失得到赔偿为止。奥利弗反对《波士顿港口条例》，但也反对以停止进口英国货物为手段向英国施压，却也成为五十人委员会的创立者之一，执行大陆会议通过的停止进口英国货物的决议。但1775年4月列克星敦的枪声使得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不可避免。曾经反对暴力抗议活动的利文斯顿家族中涌现了两位签署了《独立宣言》的“美国国父“（菲利普和威廉），决意通过投身“爱国者”事业打倒德兰西家族，而信奉英国圣公会的德兰西家族则选择效忠英王，镇压”叛乱“。

驱赶牛群的德兰西旅成员

作为效忠派，德兰西家族在美国革命期间表现活跃。1776年，奥利弗在纽约会见了驻北美英军最高指挥官威廉.豪爵士，后者提供资金和装备，帮助奥利弗组建由三个营构成的效忠旅，该旅数量达1千5百人，由奥利弗和他的侄子詹姆斯（斯蒂芬次子彼得之子）担任指挥官。该旅起先在纽约城及其北部活动，抢劫牛群，以惩罚支持革命的居民，并迫使年龄在16岁至60岁之间的居民签署效忠声明。奥利弗的强硬手段使得他在1785年去世时被定居加拿大的另一位效忠派称为“暴君“，并称”没人会为他感到哀悼“。英军和效忠派军队的武力威慑迫使不少居民做出违心的声明，却也使奥利弗高估了当地的效忠程度。之后其一营二营又南下卡罗来纳战场作战。

伍德霍尔将军之死。在这幅版画中，可见英国军官试图阻止手下的暴行

与此同时，奥利弗在英国接受军事教育和服役的次子奥利弗也随着龙骑兵重返北美，在1776年的纽约城争夺战中表现抢眼，但他的部队也参与了对已经投降的内森奈尔.伍德霍尔将军的虐杀。小奥利弗的部队之后也参加了康沃利斯勋爵的南下战役，他本人之后又返回纽约，继因煽动阿诺德叛变被大陆军绞死的约翰.安德烈担任英军情报负责人，他的家族与效忠派间的联系为他的情报工作提供了诸多便利。

军事爱好者重现的新泽西效忠团装束

继承了祖父名字的奥利弗长子斯蒂芬是德兰西家族中表现平平的一员，1782年，他才担任第一新泽西效忠团中尉，此时战争已进入尾声。斯蒂芬四年前刚成为一位父亲，并以威廉.豪爵士的名字来命名他的儿子，这就是日后将参加滑铁卢战役的威廉.豪.德兰西。

背井离乡的效忠派

1783年《巴黎和约》对美国独立的确认意味着作为效忠派的德兰西家族不得不踏上逃亡的路程，离开美国，在英帝国内部迁徙。邻近的加拿大是许多效忠派的目的地，德兰西旅和斯蒂芬都在前往新斯科舍的人群中。1786年，斯蒂芬成了新斯科舍参事会的一员。在1790至1797年间，他担任加勒比海上的巴哈马群岛首席法官，之后转任多巴哥总督。1798年，在前往英国与家人团聚的路途中，斯蒂芬病逝于新罕布什尔的朴茨茅斯。在斯蒂芬于英帝国内部四处活动的同时，他的家人及包括大小奥利弗在内的亲友则定居于英国。他们起先居住于约克夏郡的贝弗利，之后搬到伦敦。

在战火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威廉.豪.德兰西

1791年12月从哈罗公学毕业后，尽管法国大革命的烽火已经愈演愈烈，威廉.豪.德兰西仍追随着家族诸多男性成员的脚步从军。威廉.豪.德兰西先后在数只龙骑兵队和步兵团服役，并曾接受小奥利弗的指挥与照顾，于1796至1799年间跟随他的部队在印度服役。1809年，随着拿破仑入侵西班牙及英国的盟友葡萄牙，英国派遣军队前往伊比利亚半岛与拿破仑作战，威廉.豪.德兰西也在其中。在1809至1814年间，他都在伊比利亚战场度过。尽管基本负责后勤工作，但他的名字仍多次出现在战场简报上。旷日持久的半岛战争拖住了拿破仑的大半主力，被后世认为是他最终败亡的原因之一。

1814年拿破仑的战败使得威廉.豪.德兰西终于有了休息的机会，1815年4月4日，他与一位准男爵之女结婚，说来也巧，她的哥哥在1809年半岛战争时便遇到了德兰西，把他介绍给家人，他们的缘分应该是从那时便开始的。可当年2月拿破仑从流放地厄尔巴岛的出逃意味着威廉.豪.德兰西很快将再度出征。他被任命为威灵顿公爵的后勤官之一，于4月16日启程前往比利时。曾经在印度和伊比利亚半岛服役的经历使得威廉.豪.德兰西与有着相同履历的威灵顿之间合作密切，根据威灵顿公爵的叙述，他们自孩提时期便认识彼此。

惨烈的滑铁卢战场

德兰西的妻子也于6月8日到布鲁塞尔与他会合，夫妻俩度过了几天美好时光。新婚夫妇住在离威灵顿总部几门之隔的房子里，据妻子4年后回忆，威廉.豪.德兰西几乎无事可做，每天只到办公室呆1小时左右，两人时常外出散步。6月15日晨，威廉.豪.德兰西给妻子讲了许多儿时的轶闻。晚上，他应西班牙大使的邀请赴宴，但一位传令兵带来了拿破仑率军对普鲁士军队发动攻击的消息，威廉.豪.德兰西很快离席，向威灵顿汇报此事，并连夜撰写命令，直至凌晨两点才入睡。清晨，他告别新婚的妻子，奔赴命运的战场，妻子则动身前往安特卫普，以防战事不利，可以迅速从那里撤往英国。

德兰西在滑铁卢战场上被炮弹击中，受了重伤，断了八根肋骨，这在当时的战场医疗条件下几无生还可能。妻子匆匆赶来照护他。在养伤期间，德兰西一直感到口渴，最想喝的就是加奶的茶饮。他的伤势逐步加重，愈发疼痛，直至去世。他的尸体于6月28日在布鲁塞尔附近下葬，他的妻子于7月4日又前往他的墓地探访。在回忆录中，妻子提到，这一天是他们结婚三个月的纪念日。她所未提及的是，这一天也正好是美国的独立日。

参考书目：

李剑鸣：《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

Christopher F. Minty, Republicanism and the Public Good

Michael D. Hattem, “As Serves our Interest Best”

Christopher F. Minty, “Of One Hart and One Mind”

David Miller, A De Lancey Mystery

Lady De Lancey, A Week At Waterloo in1815.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与战争的历史纠葛”——我看“国家就是战争”。但战争不一定导致军人独裁。

【（二十三）】

《法国大革命的遗产依旧影响着今天？》（2020-11-11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报道：

历史学家之间有一种无言的默契，书写历史往往意味着深刻地介入现实。每一位历史学者都生活在自己研究对象所投下的长长的阴影之下，他们用写作与批判的方式与自己的研究对象生活在相同的时代，目睹他们情感中的伟岸与卑怯，赞美他们的崇高并为之扼腕。

爱德华·卡尔对历史学家的使命有着判词一般的定义：“伟大的历史，恰恰是在历史学家对过去时代的想象为他对当前各种问题的识见所阐明时才写出来的。”对那些深深镌刻在人类精神成长史的历史事件，我们一遍又一遍重复地写作与阅读，往往看见的轮廓是属于自身所在的时代。

法国大革命就属于这样的时刻。托克维尔赞颂大革命“引发法国革命中伟大行为的热情、勇气和爱国情操的来源。如此景观虽然短暂，却是无可比拟的壮观”，却也哀叹革命后的法国依旧在革命的激流中挣扎，新的民主往往意味着另一轮的专制。

历史学者对于大革命的种种研究、以及不同面向的呈现，也成为法兰西民族共同的民族记忆与认同的源泉。历史学家沟通着过去与现代，但是彼此呈现的历史记忆却经常大相径庭。

出生于1795年的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史》宛如第三等级的天启玄思，他哀叹法兰西伟大人物的消逝如同剧场灯火一般地熄灭，在革命犹如一场夹杂着恐怖与宗教情感的最终审判。

在民主时代写作的米什莱则把大革命看作一场民众自导自演的民主史诗，他渴望唤醒逝者的灵魂，希望从中提取属于大革命时代的养分，书写以“自由”与“十字架”作为主体的法国史。

四分之一世纪后的自由派立宪主义者泰纳则在《法国大革命史》中着力于展现革命所呈现的恐怖的病态，他把革命比作一场荒谬的疾病，源头则来自卢梭与雅各宾派桀骜不驯的心灵，直到泰纳的时代，法国依旧在幼稚与疯狂之间摇摆，最好的体现则是巴黎公社。大革命孕育了现代法国，而它的儿女却未必愿意承认这位多面的母亲。

战后20世纪的历史学开始告别孔德的实证主义与兰克史学，政治史与英雄们的丰功伟绩，不再占据历史学者的主要视线。以写作涵盖一切人类活动的历史为志向的年鉴学派关注语言、结构与社会，并从人类学、经济学不断地汲取思想。

然而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争论依旧没有结束，因为20世纪的暴力与革命、以及意识形态的宗教化迫使历史学者不得不回顾自己的观念与知识，在对照之间反复参照自身所处的时代。大革命犹如镜像，映射着20世纪的历史。

1965年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与里歇合著的《法国革命史》，开始向被法国主流学界所把持的教条化的左派革命史学开战，他呼吁把学术研究变成真正的公共讨论，超越“党派信仰和昏暗的论战”。

曾经的傅勒也曾为左派观念所俘获，他相信改造人性的可能与左派的历史承诺，直到他看破了革命的幻象，在完结了对苏联的狂热崇拜之后，他决心写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肃清极权主义的历史起源，并解释法国革命在历史上的失败。

直到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对于未来的所有想象依旧源自于大革命的原型，而大革命也如同一座公开的公共空间，人们有时在喧哗中会刻意遗忘一段刺耳的噪音，也会突然想起一段被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旋律，作为“神话”的大革命让人们对他的诠释与理解成为新的公共记忆。

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历史学家所生产的知识也仅仅是另一段传统与公共的记忆，每一段被书写的“革命的过去”都属于历史学家自身知识与政治立场的投影。

傅勒使法国大革命研究开始把政治文化与语言作为重心，1970年代之后西方史学界中的新文化史与之有着相似的旨趣。新文化史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来自年鉴学派。

新文化史家大量关注仪式、符号、象征与语言，而作为一场政治革命与意识形态之战的法国大革命恰恰是研究者最好的样本。新文化史的领军人物林恩·亨特恰恰是以对于大革命的研究而闻名。

与以往大革命研究所注重的阶级、权力和战争不同，林恩·亨特则聚焦于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是如何影响了大革命的政治行为，而正是这种象征与隐喻，对于日常生活的控制与改造，成为了大革命的血腥与狂热的土壤。

在名作《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中，她从法国革命的诗学与政治社会学两个角度展开论述大革命是如何震撼了世界，而正是从以往研究者忽略的细节——图像、宣传文字、革命中的基层公务员中，她看见了法国革命的激进性所在与“法国人民如何成为欧洲所有民族中最辉煌与最危险的一支”的原因。

今年中信出版社引进了林恩·亨特的作品《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现代世界的锻炉》，她试图在新文化史的细腻观察之外，展现一幅大革命的全球图景，和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的革命话语，是如何改变了一个习惯于匍匐与承认的世界的。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答：林恩·亨特

关于大革命的性质

问：作为一名享誉世界的新文化史研究者，您的研究与著作（《法国大革命的中的政治、阶级与文化》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大多集中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对您的研究而言，法国大革命为什么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是否对您而言，影响现代社会与现代政治的一切因素，我们都可以在大革命中找到他的起源？

答：我依然相信，从某些方面讲，法国大革命确实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比如它反对贵族制，支持今天所谓现代国家的各种形态：民族主权而不是国王主权；代议制政府；征兵制；国家对公民福利负有责任等等。随着时间推移，我的兴趣点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关注仪式、象征、语言、艺术和文学，而不是局限于关注主导政治的那些人物。

我于是寻找的是无意识的政治和社会关系形式。随后我又感兴趣于全球史，于是就更为关注大革命对整个欧洲和美洲社会关系和政治的影响。但你说的基本上都对：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政治的大部分成分，从革命的观念开始，都起源于法国大革命。

问：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大革命研究者，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倾向于从社会结构、阶级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解释大革命的起源与过程。作为新文化史的开拓者，您颠覆了传统的政治史写作，更强调从政治文化、习俗、节日与图像的角度进入大革命的历史现场。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反思之前的历史书写，做出了这种反思与转变？

答：我很幸运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我的教授生涯，那里有颇具规模的历史学家、文学学者和社会科学家，他们都受到“文化转向”的吸引。而所谓“文化转向”，也就是相信社会和经济结构不能被看作是第一动因，因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切都是由其文化表征或者图像所塑造的。

我自己的文化史转向（不是转向高级文化的历史，而是日常生活表征的历史）受到我在伯克利的朋友和同事的影响很大。我们读的是相同的作者，在各自学科思考类似的问题，也一直在探讨怎样最好地进行各自的研究。我们当时可以说是在创造自己的文化，它有它自己的表征，所以不出意外，我们创办的杂志就叫做《表征》（Representations）。

在我本人的著作里，政治文化是大的背景，而我用“政治文化”指的是一些引导人们参与（我称其为“文化经纪人”）到新式政治实践（强调语言，象征与仪式）的一切。它之所以那么突出，是因为我在之前的研究中发现，阶级和经济差异不能完全解释大革命期间产生的巨大的政治分歧。大多数的贵族和成为革命领袖的资产阶级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但革命的不同派系之间则不然（斐扬派，吉伦特派，山岳派）。

问：在1960年代的法国，关于大革命的性质，曾经发生过以阿尔贝特·索布尔为代表的左派纪念史学与弗朗索瓦·孚雷为代表的修正派进行的关于大革命性质的争论。为什么大革命对于经历过20世纪革命与暴力阴影的历史学家有着如此与众不同的意义？

孚雷曾经说过：大革命的史学家都必须在米什莱和托克维尔之间做出抉择，您会做出这种“抉择”吗？

答：法国大革命对于法国领军的大革命历史学家来说，有一种生死攸关的意义，因为它深切地塑造了他们后来的很多历史，也因为它对后来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在法国政治内部颇有影响力的俄国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我而言，米什莱和托克维尔都是我的灵感来源，米什莱有难以置信的叙事神韵，而托克维尔有非凡的洞察力。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在索布尔和孚雷之间作选择。这两位我都认识，不过我和孚雷，还有和索布尔那边的米歇尔·伏维尔还有克劳德·马佐利克联系较多，和索布尔本人的联系相比较少。

孚雷强调语言的重要性，这一点我很喜欢，但我也欣赏索布尔，因为他愿意深挖档案，来理解普通人、无套裤汉的选择。索布尔不是一个教条主义思想家，至少他在他那部关于无套裤汉的大作里不是这样的人。

问：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是一组在近代历史中有趣的对比。阿伦特认为美国革命是一场捍卫公共自由的革命，而法国大革命陷入了立宪与革命的恶性循环中。因此，美国革命的进步与成就也常常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暴力与恐怖的对照。

但是不断有学者（比如罗伯特·帕尔默与雅克·戈德肖）对这种说法做出修正，他们认为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一样都是广义上大西洋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如何理解法国大革命的“特殊性”？

答：我一直很钦佩阿伦特，因为她愿意大胆地思考，但她所说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的区别我是从来不赞同的。两者都是暴力的社会和政治革命，而且都是更大的大西洋动荡的一部分，其所包括的范围甚至比帕尔默和戈德肖当时看到的还要广泛，当然了，是他们带领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的。

现在，学者们对奴隶制及其后果的关注要比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要多得多。美国的“左派”在奴隶制问题上让步了；领导人通过维持对被奴役人民的暴力（更不用说对土著人民的持续暴力），避免了政治派别之间的暴力。法国人与美国人不同，他们不得不面对数个世纪之久的君主制和贵族统治传统，势必要将一个传统社会连根拔起。

美国人在新大陆白手起家，他们已经没有了根系，随后又以尤为暴力的形式将非洲人和美洲土著人连根拔除。所以在这两个案例中，我们要在不同地方寻找暴力。另外，法国是一个大国，法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影响到其他所有的欧洲强国，而那些国家大多是君主制和贵族制。新成立的美国人口少，距离远，因此，拿破仑肯将路易斯安那的领地卖给美国，为的是不让英国人染指。

问：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是否还可以在今天的法国政治中找到痕迹？为什么他的影响如此深远？

答：我认为一直到二战，选举地图都展现出一些显著的连续性。不过，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在今天则是不同的了。从很多方面来说，大革命已经融入了法国生活，这和19世纪甚至20世纪初不可同日而语。

没有人（至少几乎没有人）希望复辟君主制了……法国的右派不那么反动了，法国的左派不那么革命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分歧都已经被抹平了，而是说出现了新的元素，比如环保主义，女性主义，它们让一部分政治界限变模糊了。

但大革命依旧在以不那么显著的方式产生影响：相信有可能塑造未来，相信现代性不同于传统，相信政府应该以某种直接的方式与人民联系在一起……

关于大革命的过程

问：您的同行达恩顿与罗杰·夏蒂埃等人从出版、印刷等方面追踪启蒙思想与公共舆论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经典的解释比如泰纳和托克维尔则认为这种“文人政治”诱导了公共舆论，使大革命走向了意想不到的恐怖与暴力。您如何看大革命与启蒙思想的关系的？我们应当追溯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还是“文化起源”？

答：我认为，起源来自思想、文化、社会、经济和制度这几个领域。启蒙运动使资产阶级能够设想在社会、经济并最终在政治层面进行“改良”。

美国革命使人们得以想象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的情况。有暴力发生并不是因为启蒙思想的力量，而是因为大革命一旦发生，其影响太过深远，令大多数人都无法轻易理解。文盲、贫困和贵族精英的反抗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暴力的原因……

问：对于法兰西民族而言，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公开的集体记忆，同时也塑造了法国的国民意识。您曾经以“革命的诗学”为主题论述过作为象征物的节日、旗帜与服饰是如何成为大革命的一部分。

请您谈谈这些象征是如何影响了大革命中的集体心态，而这些大革命的产物是不是对于旧制度下法国的宗教生活与日常信仰的另一种继承？

答：它们可以算是一种继承，因为革命者必须从他们熟悉的东西着手，但这些继承的东西很快就被新的颜色、新的服装、新的游行形式和新的象征所取代了。

于是，传统的五月柱（没有叶子的柱子）变成了自由树（栽种好的橡树）；游行队伍携带的是革命物件而不是宗教物件；罗马式的自由女神像被征用，重塑成共和国的象征物；古代神话中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变成了人民力量的象征等等。

符号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空间和对象，人们可以通过这个空间和对象来决定自己对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感受；他们可以支持、保持消极，也可以反抗。

对于一个不习惯或不能够阅读的人群来说，这些符号尤其关键，但符号总是扮演这些角色。因此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喜欢戴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而仅仅是看到这种帽子人们就可能大打出手。

问：您研究过家庭在法国大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法国大革命的话语中革命领袖以家庭关系：兄妹、母子、兄弟来比拟共和国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女性也在法国大革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夏绿蒂·科戴。可之后妇女的权利与地位并未得到提高。

在《民法典》中，妇女依旧从属于男性,甚至男性对女性控制更深。当时的法国革命者是如何看待妇女在共和国应当扮演的角色的，法国大革命对传统的家庭观念是否有实质上的革新?

答：大多数革命者认为，妇女主要应发挥母亲的作用，培养好的公民（这是追随了卢梭的想法）。虽然1804年《民法典》明确规定妇女处于从属地位，但在此之前，革命者有过更为自由的观念：1792年他们为离婚规定的条件非常自由，这一规定到1804年以前都是有效的，然后又延续到了1814年；

他们给予所有子女（而不仅仅是最年长的男性）平等的继承权，这是有利于妇女的一个重大变化；大革命本身的庆典活动表明，当时人认为妇女的角色十分重要，因为她们是大多数节庆的主要参与者。革命者最为反对的是父亲的无限权力（拿破仑则试图恢复之）。

历史学家在当代

问：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历史学研究由传统的政治史开始转向与社会学、人类学对话由社会结构、经济层面的历史叙述模式，再到您所主导的文化史研究，从社群、仪式、象征、话语的新的转向。这使得传统的政治史逐渐衰落。

对于新文化史也有批评的声音认为过于强调文化的因素、有碎片化的趋势。能否请您分享一下您对于新文化史的反思，未来的历史学研究又会产生怎样的新形态？

答：学者们总是在寻找新的方法，以获得新的信息来源和新的解释。虽然传统的政治史在学者中可能已经衰落（在普通读者中则不然，传记和军事史仍然是他们最喜欢的读物），但它并没有消失。我本人认为自己也在做某种政治史，只是我做的这种政治史对艺术、文学、文化等方面更加开放。我确实认为历史学家偶尔需要后退一步，思考如何综合他们收集到的信息，这也是我喜欢写教科书的一个原因，比如这本《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

现在我们正处于全球研究的热潮中，这无疑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写作，因为它是一个尤为关键的现代全球性事件。而我们对环境研究甚至动物研究的兴趣也大为提高。对于这方面有重要意义的是，索邦大学法国大革命史教席的持有者皮埃尔·塞尔纳，最近既写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全球背景，也写了对动物态度的变迁方面的作品。而这两个领域最重要的问题是奴隶制及其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角色。

问：历史学面对着后现代史学的挑战，历史学更多地被视作一种叙事而不再是一门科学。很多历史学家在反思，历史学研究与诗人、小说家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您如何看待被后现代理论所挑战的历史学，历史学家需要调整自我传统的定位并作出改变吗？

答：我认为历史学家一直在针对后现代主义做出调整，其中最主要的是他们对于把自己研究成果书写出来的方式有了更明确的自我意识。不过，此时此刻，我认为对历史学家造成更大压力的，是他们需要直面针对黑人的制度性和无意识的种族主义。

奴隶制对美洲、欧洲和非洲（也许在亚洲没有那么重要）的当前政治有非常深的影响，难怪学者们现在都在迫切地质问，为什么它被忽视了这么久。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它没有被忽视，但是它的影响也没有完全被吸收。所以我认为这是今后自我反思的一个重要途径。

问：在BLM运动中，欧美的知识界出现了一系列关于推倒雕像、重新评判美国历史上重要人物的地位与功过的思考。这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新左派历史学家重写美国历史的趋势是一致的，他们认为：美国从立国之初就是种族主义性质的，美国宪法是一项不公正的法律，南北战争并没有真正重建社会，罗斯福新政是民粹主义的产物，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是受经济利益驱使的大冒险。

历史学家必须抛弃自己的历史自豪感，才能让公众看见美国社会的真正问题。您怎么看这一系列重估历史的反思，历史学者在面对大众时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

答：这场运动并不仅限于美国历史。这里我们又一次发现，法国大革命是思考各种问题的非常棒的实验室！这也是另一个让我沉醉于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汪达尔主义”这个概念是谁发明的？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格雷瓜尔修道院长（此人还宣扬让黑人和被奴役人民获取自由）。

而世界历史上，破坏偶像运动最重要的篇章是什么？是法国大革命，它摧毁了君主制的雕像和象征。而法国大革命展现的，正是这些问题所固有的模糊性：与摧毁旧制度雕像和象征紧密联系的，是革命者在法国创建了最早的公共国家博物馆（卢浮宫）和其他一些博物馆。

没收来的财产（贵族，教会和国王的财产，后来还有来自意大利和德意志各国的战利品）充实了博物馆，而人们对于这些物件的崇拜已经不再是宗教意义上而是审美意义上的了。但审美总是和其他事物纠葛不清（比如政治）。

我并不是说研究法国大革命可以为我们当前的困境提供答案，但它确实提供了思考这些困境的方式，即让我们看到其他人面对类似问题是怎么做的。

毕竟，革命者们认为，之前的一切都有污点；但他们也意识到，抹去一切有关受奴役的过去的回忆，势必会同时摧毁他们生活和思想的大部分景观。

于是他们努力去寻找了前进的道路。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人一样，（在我看来）都需要有三样东西：1）对过去的认识，这样才能拥有一种身份意识；2）不断反思自己做过的事，以便为更好的未来而努力——其中包括承认错误；3）对未来的认识，这样反思才有持久的意义。

所以具体而言，从一位美国公民的角度，我认为我们应当承认美国历史从最开始就有种族主义（针对原住民和奴隶）的污点，但这不是美国历史唯一具有的成分。美国历史还包括人们对于创造一个不同的未来的期望，这一点是引人瞩目的。

美国宪法既反映了种族主义，也拉开了一个不同的未来的序幕。南北战争并没有创设一个新的两种族制社会，但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什么人在尝试。新政也许有民粹主义的根源，但它也将美国引向了有效的福利国家制度。美国加入二战无疑也有不同的因素在发挥作用，不是所有动机都是好的，但我们是否真的希望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世界呢？

正如你所看到的，我相信批评，特别是通过研究而形成的批评，对任何社会的健康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也认为，对比自己或社区更大的某种东西的归属感同样至关重要。这是如何平衡这两者的问题。

（感谢译者董子云为此次访谈做出的贡献）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朱天元

谢选骏指出：人问“法国大革命的遗产依旧影响着今天”？我看“人的原罪永不停歇”。

【（二十四）】

“王岐山荐书《旧制度与大革命》 学者解读现实意义”（2012-12-13 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

托克维尔的历史忧思：从民主政治到“多数人暴政”

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

这本书也因此备受关注。《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的名著，原著出版于1856年，中文译本在199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冯棠译，桂玉芳和张芝联校。

就《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思想内容、价值与对当代中国的启示，本报专访了已故张芝联先生的弟子、北大历史系主任、我国著名法国史专家高毅教授。

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的民主

《21世纪》：《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在托克维尔个人思想史上和法国思想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地位？

高毅：托克维尔的主要著作有三本，即《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分别出版于1835年和1940年）、《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1848年革命后不久即写就，但1893年才出版，其时托氏已去世34年）和《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

一个中心问题意识贯穿了托氏的这些著作，那就是如何面对正在席卷全球的政治民主化这个时代潮流，或者说如何在政治民主化的现代社会保障个人的自由。《论美国的民主》探讨的是在他看来是相当成功的美国经验，然而这种经验在旧大陆却也相当难以推行――他关于自己亲历的1848年革命的《回忆录》，其实就昭示了在欧洲（首先是在法国）建立这种美国式民主的艰难。他悲观失望，也气急败坏，《回忆录》中于是不乏对当时政坛名人的苛评，以至于该书只能在他辞世多年后才得以问世。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其实就是托氏对1848年法国民主政治失败的历史原因的一种追根寻源的考察。

《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讨论的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尤其是法国革命那种特殊的暴烈性或狂暴性的原因。实际上托氏想说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政治实践，体现了一种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个人自由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恰恰是从革命前的“旧制度”政治文化中蜕变出来的。由此，托氏首次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开辟了大革命研究的一条新的思路：它试图在事实与思想、历史与历史哲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回答如下几个主要问题：为什么革命在法国比在其他欧洲国家更早发生？为什么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为什么法国人民比其他欧洲国家人民更加憎恨封建特权？为什么在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为什么说中央集权体制并非大革命的创造，而是旧制度的体制？等等。

这本书的学术性很强，虽然语言很平实，像是一种娓娓道来的聊天，但要读懂它还是需要有点世界近代史、法国革命史的知识准备；而且它微言大义，内涵极深，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因而要读很多遍才行，仅“看一下”是不够的。

《21世纪》：为什么在英、美、法三国的革命中，只有法国革命把革命前的制度称为“旧制度”，也只有法国革命才被称为“大革命”？

高毅：这是由法国社会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较之革命时代的英国和美国，革命时代的法国不仅阶级矛盾太尖锐，或者说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太严重，而且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社会各界已普遍产生了彻底纠正这种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渴望。

简单说来，英国1066年才进入封建社会，封建贵族的势力发展不够充分。美国原本只是一些英国的殖民地，其居民都是身份平等的平民，根本不存在什么贵族势力。而法国就大不一样了。法国在中世纪就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国家，贵族势力特别浩大，封建割据的状态极为严重。当时法国的大贵族，都是独霸一方的封建主，财大气粗，豢养了自己的军队，能和国王分庭抗礼。这种骄横的贵族也只承认暴力的逻辑，从来不屑于使用理性的方式，比如使用法律的武器来和王权作斗争。这样就导致法国始终没能出现像英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那样的约束王权的法律文件，因此没有能够培养出自由主义的法治传统。这种情况下法国国家统一的任务也只能由国王用秦王扫六合的暴力征服方式来完成了。这种暴力征服之后形成的法国的绝对王权，也由此成为欧洲最典型、专制程度最高的君主制。特别强大的法国王权，很自然地会成为传统的贵族特权的有力保障，从而为后来法国革命增添了许多困难。

革命前的法国的社会结构，被划分为三个等级。这三个等级实际上也就是两个等级，一个是特权等级，一个是非特权等级。特权等级就是第一、第二等级，教士和贵族，无权无势的人就是第三等级，也就是平民等级了。特权等级，位高权重，在法国中世纪它享有各种优惠，不仅基本上垄断了法国的政府、军队和教会的高级职位，还拥有极庞大的土地财产，而且他们还不用怎么纳税。

可是，到了18世纪末这个时候，法国贵族还想在中世纪那样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行不通了，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法国的平民等级，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已经有能力向贵族等级、贵族特权说“不”了。如此一来，一场异常激进的革命也就在所难免。而人民大众一旦被动员起来、被推上了政治舞台，这个革命也就小不了了。因此，法国大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民主的革命。

如何看待和评价法国大革命

《21世纪》：出身贵族的托克维尔是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的？

高毅：托克维尔是19世纪最聪明的法国人之一，是富有前瞻性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他出身贵族（文官型的“穿袍贵族”），其家族在大革命中蒙受了巨大的苦难，但仍能对大革命持客观、公允甚至部分肯定的态度，因为他深切认识到，自启蒙运动、美国革命以来，王公贵族的独占统治再也难以为继，民主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潮，法国大革命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必然要发生的一个事件，具有不容否认的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

但作为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内心深处最珍视的还是“自由”的价值，并且终其一生，他都对民主政治对平等的重视有可能导致对自由的侵害，有一种深深的隐忧。这一点早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有所体现：一方面，他承认民主是世界潮流，另一方面他也担心，民主政治强调人人平等，搞得不好很有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他在《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中坦言：“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托克维尔当然更认同美国革命，因为他感到美国革命建立的制度有效地削弱了多数的暴政，而法国革命在这方面则完全失败了。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他就明确表达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这种失望情绪，认为法国大革命没有处理好自由与民主（平等）的关系。在他看来，大革命本来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保障个人自由的平等社会的，而这也正是“民主政治”的真谛，但是人们很快就忘记了自由，却甘当独裁者拿破仑统治下的“平等的奴隶”。

《21世纪》：作为我国研究法国史的著名学者，您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

高毅：尽管法国大革命开启了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但是法国革命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理想模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革命太激进了。法国大革命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还有一种“民族再生”也就是要实现“人尽舜尧”的道德狂想。同时，强劲的贵族社会传统还使法兰西民族养成了崇尚暴力的习惯，结果这个民族在它的革命中，自觉不自觉地总要诉诸专制的、专横的暴力手段，最终导致了其民主实验的流产。法国大革命的确一贯地带有某种和现代民主格格不入的专制主义气质，不是搞“议会专制”，就是搞“群众专制”，后来还滑向了拿破仑的个人独裁。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法国革命的这种激进性也有一个不容抹煞的历史功绩，那就是通过对平等价值的执着追求，大革命不仅彻底捣毁了法国那种特别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从而为人民主权在法国的实现开辟了道路，同时它还在世界历史的层面上，做出了一项英美革命所不能企及的贡献，这就是它以空前的力度高扬了人民民主的正当性。这正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这种“小革命”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人们公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也就是开创了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的革命是法国大革命而不是英美革命，原因就在这里。

由此看来英美式革命和法国式革命各有自己的短处。英美式革命的短处在于，它片面地倡扬了自由的价值，而法国式革命的短处则在于它过于迷恋平等的价值。因此，这两种革命的经验实际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也许只有将两者的思想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建成比较健康的现代民主政治。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现实意义

《21世纪》：您认为，《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对我们今天有哪些启发意义？

高毅：就中国当下的形势和问题而言，《旧制度和大革命》主要能为我们提供这样几点启示：

第一，旧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统治者的腐败，只是在旧制度末期的时代条件下，这种腐败没有带来经济的凋敝，相反却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因为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专门从事生产活动的被统治者即第三等级创造财富的效能的增长），然而也正是这种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腐败的旧制度下的经济繁荣就这样成了大革命的催生婆。

第二，旧制度统治者的腐败，主要表现为贵族阶级的没落――这个中世纪以来的社会统治阶级，此时已随着王朝集权（绝对王权）的发展失去了它过去的社会管理职能，脱离了人民，却仍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和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尊崇地位，而且还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之，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而这也正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第三，法国大革命的激越浪漫、血雨腥风，很大程度上缘起于其间法国特有的“文学政治”――即一帮在旧制度下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政治经验的文人掌握了权柄，这些人无知无畏，勇于标新立异，也“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又应归结为旧制度言论自由的缺失――按托克维尔的原话来说，就是“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

谢选骏指出：媒体跟疯拍马屁，却是不知风所以。

【（二十五）】 

《历史学者林恩·亨特：我们对于现代政治的理解，依旧来自法国大革命的遗产》（朱天元 2020/11/25）报道：

“法国大革命对于法国领军的大革命历史学家来说，有一种生死攸关的意义，因为它深切地塑造了他们后来的很多历史，也因为它对后来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在法国政治内部颇有影响力的俄国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历史学家之间有一种无言的默契，书写历史意味着深刻地介入现实。每一位历史学者都生活在自己研究对象所投下的长长的阴影之下，他们用写作与批判的方式与自己的研究对象生活在相同的时代，目睹他们情感中的伟岸与卑怯，赞美他们的崇高并为之扼腕。爱德华·卡尔对历史学家的使命有着判词一般的定义：“伟大的历史，恰恰实在历史学家对过去时代的想象为他对当前各种问题的识见所阐明时才写出来的。”对那些深深镌刻在人类精神成长史的历史事件之中，我们一遍又一遍重复地写作与阅读，往往看见的轮廓是属于自身所在的时代。法国大革命就属于这样的时刻。托克维尔赞颂大革命“引发法国革命中伟大行为的热情、勇气和爱国情操的来源。如此景观虽然短暂，却是无可比拟的壮观”，却也哀叹革命后的法国依旧在革命的激流中挣扎，新的民主通常意味着另一轮的专制。历史学者对于大革命的种种研究、以及不同面向的呈现，也成为法兰西民族共同的民族记忆与认同的源泉。历史学家沟通着过去与现代，但是彼此呈现的历史记忆却经常大相径庭。

出生于1795年的卡莱尔笔下的《法国大革命史》宛如第三等级的天启玄思，他哀叹法兰西伟大人物的消逝如同剧场灯火一般地熄灭，大革命犹如一场夹杂着恐怖与宗教情感的最终审判。在民主时代写作的米什莱则把大革命看作一场民众自导自演的民主史诗，他渴望唤醒逝者的灵魂同时希望从中提取属于大革命的时代的养分，书写以“自由”与“十字架”作为主体的法国史。四分之一世纪后的自由派立宪主义者泰纳则在《法国大革命史》中着力展现革命所呈现的恐怖的病态，他把革命视作一场荒谬的疾病，源头则来自卢梭与雅各宾派桀骜不驯的心灵，直到泰纳的时代，法国依旧在幼稚与疯狂之间摇摆，最好的体现则是巴黎公社。大革命孕育了现代法国，而它的儿女却未必愿意承认这位多面的母亲。

战后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开始告别孔德的实证主义与兰克史学，政治史与英雄们的丰功伟绩，不再占据历史学者的视线。以写作涵盖一切人类活动的历史为志向的年鉴学派，开始关注语言、结构与社会对历史的形塑，并从人类学、经济学不断地汲取思想。然而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争论依旧没有结束，因为二十世纪的暴力与革命、以及意识形态的宗教化迫使历史学者不得不回顾自己的观念与知识，在对照之间反复衡量自身所处的时代。大革命犹如镜像，映射着二十世纪的历史。列宁在1904年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斗争比作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斗争，而苏联历史上的肃反、改造人性和对于革命意志的崇拜，也曾让法国知识分子如痴如醉，犹如当年他们的前辈眼中的罗伯斯庇尔与圣茹斯特。

1965年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与里歇合著的《法国革命史》，开始向被法国主流学界所把持的教条化的左派革命史学开战，傅勒批评信奉马克思主义史观的索布尔等人在左翼意识形态的狂热影响下把对于大革命的研究变成了一种宗教式的信仰与纪念活动，他呼吁把学术研究变成真正的公共讨论，超越“党派信仰和昏暗的论战”。曾经的傅勒也曾为左派观念所俘获，相信改造人性的可能与左派的历史承诺，直到他看破了革命的幻象，在完结了对苏联的狂热崇拜之后，他决心写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肃清极权主义的历史起源，并解释法国革命在历史上的失败。直到二十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对于未来的所有想象依旧源自于大革命的原型，而大革命也如同一座公开的公共空间，人们有时在喧哗中会刻意遗忘一段刺耳的噪音，也会突然想起一段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旋律，作为“神话”的大革命让人们对它的诠释与理解成为新的公共记忆。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历史学家所生产的知识也是仅仅是另一段传统与公共记忆，每一段被书写“革命的过去”都属于历史学家自身知识与政治立场的投影。

谢选骏指出：人说“历史学者林恩·亨特：我们对于现代政治的理解，依旧来自法国大革命的遗产”；我看这也算是一厢情愿。

【（二十六）】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报道：

傅勒使法国大革命研究开始关注政治文化与语言作为重心，70年代之后西方史学界中的新文化史与之有着相似的旨趣。新文化史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来自年鉴学派。新文化史家大量关注仪式、符号、象征与语言，而作为一场政治革命与意识形态之战的法国大革命恰恰是研究者最好的样本。新文化史的领军人物林恩·亨特恰恰是以对于大革命的研究而闻名。与以往大革命研究所注重的阶级、权力和战争之外，林恩·亨特则聚焦于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是如何影响了大革命的政治行为，而正是这种象征与隐喻，对于日常生活的控制与改造，成为了大革命的血腥与狂热的土壤。在名作《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中，她从革命的诗学与政治社会学两个角度展开大革命如何震撼了世界，而正是以往研究者忽略的细节——图像、宣传文字、革命中的基层公务员中，她看见了法国革命的激进性所在与“法国人民如何成为欧洲所有民族中最辉煌与最危险的一支”。今年中信出版社引进了林恩·亨特的作品《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她试图在新文化史的细腻观察之外，展现一幅大革命的全球图景——大革命是如何发生，革命的恐怖能否避免，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的革命话语，是如何改变了一个习惯于匍匐与承认的世界。

问=经济观察报

答=林恩·亨特

译=董子云

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吗

问：作为一名享誉世界的新文化史研究者，你的研究与著作（《法国大革命的中的政治、阶级与文化》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大多集中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对你的研究而言，法国大革命为什么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是否对你而言，影响现代社会与现代政治的一切因素，我们都可以在大革命中找到起源？

答：我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初衷是因为它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辩中扮演中心角色：法国大革命究竟是不是一场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我依然相信，从某些方面讲，它确实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比如它反对贵族制，支持今天所谓现代国家的各种形态：民族主权而不是国王主权；代议制政府；征兵制；国家对公民福利负有责任等等。随着时间推移，我的兴趣点也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关注仪式、象征、语言、艺术和文学，而不是局限于关注主导政治的那些人物。我于是寻找的是无意识的政治和社会关系形式。随后我又感兴趣于全球史，于是就更为关注大革命对整个欧洲和美洲社会关系和政治的影响。但你说的基本上都对：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政治的大部分成分，从革命的观念开始，都起源于法国大革命。

问：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革命研究者，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倾向于社会结构、阶级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解释大革命的起源与过程。作为新文化史的开拓者，你颠覆了传统的政治史写作，更强调从政治文化、习俗、节日与图像的角度进入大革命的历史现场。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反思之前的历史书写，做出了这种反思与转变？

答：我很幸运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我的教授生涯，那里有颇具规模的历史学家、文学学者和社会科学家，他们都受到“文化转向”的吸引。而所谓“文化转向”，也就是相信社会和经济结构不能被看作是第一动因，因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切都是由其文化表征或者图像所塑造的。我自己的文化史转向（不是转向高级文化的历史，而是日常生活表征的历史）受到我在伯克利的朋友和同事的影响很大。我们读的是相同的作者，在各自学科思考类似的问题，也一直在探讨怎样最好地进行各自的研究。我们当时可以说是在创造自己的文化，它有它自己的表征，所以不出意外，我们创办的杂志就叫做《表征》（Representations）。在我的著作里，政治文化是大的背景，而我用“政治文化”指的是一些引导人们参与（我称其为“文化经纪人”）到新式政治实践（强调语言，象征与仪式）的一切。它之所以那么突出，是因为我在之前的研究中发现，阶级和经济差异不能完全解释大革命期间产生的巨大的政治分歧。大多数的贵族和成为革命领袖的资产阶级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但革命的不同派系之间则不然（斐扬派，吉伦特派，山岳派）。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

问：在六十年代的法国，关于大革命的性质，曾经发生过以阿尔贝特·索布尔为代表的左派纪念史学与弗朗索瓦·孚雷为代表的修正派进行的关于大革命性质的争论。为什么大革命对于经历过二十世纪革命与暴力阴影的历史学家有着如此与众不同的意义？孚雷曾经说过：大革命的史学家都必须在米什莱和托克维尔之间做出抉择，你会做出这种“抉择”吗？

答：法国大革命对于法国领军的大革命历史学家来说，有一种生死攸关的意义，因为它深切地塑造了他们后来的很多历史，也因为它对后来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在法国政治内部颇有影响力的俄国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我而言，米什莱和托克维尔都是我的灵感来源，米什莱有难以置信的叙事神韵，而托克维尔有非凡的洞察力。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在索布尔和孚雷之间作选择。这两位我都认识，不过我和孚雷，还有和索布尔那边的米歇尔·伏维尔还有克劳德·马佐利克联系较多，和索布尔本人的联系相比较少。孚雷强调语言的重要性，这一点我很喜欢，但我也欣赏索布尔，因为他愿意深挖档案，来理解普通人、无套裤汉的选择。索布尔不是一个教条主义思想家，至少他在他那部关于无套裤汉的大作里不是这样的人。

问：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是一组在近代历史中有趣的对比。阿伦特认为美国革命是一场捍卫公共自由的革命，而法国大革命陷入了立宪与革命的恶性循环中。因此，美国革命的进步与成就也常常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暴力与恐怖的对照。但是不断有学者（比如罗伯特·帕尔默与雅克·戈德肖）对这种说法做出修正，他们认为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一样都是广义上大西洋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如何理解法国大革命的“特殊性”？

答：我一直很钦佩阿伦特，因为她愿意大胆地思考，但她所说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的区别我是从来不赞同的。两者都是暴力的社会和政治革命，而且都是更大的大西洋动荡的一部分，其所包括的范围甚至比帕尔默和戈德肖当时看到的还要广泛，当然了，是他们带领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的。现在，学者们对奴隶制及其后果的关注要比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要多得多。美国的“左派”在奴隶制问题上让步了；领导人通过维持对被奴役人民的暴力（更不用说对土著人民的持续暴力），避免了政治派别之间的暴力。法国人与美国人不同，他们不得不面对数个世纪之久的君主制和贵族统治传统，势必要将一个传统社会连根拔起。美国人在新大陆白手起家，他们已经没有了根系，随后又以尤为暴力的形式将非洲人和美洲土著人连根拔除。所以在这两个案例中，我们要在不同地方寻找暴力。另外，法国是一个大国，法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影响到其他所有的欧洲强国，而那些国家大多是君主制和贵族制。新成立的美国人口少，距离远，因此，拿破仑肯将路易斯安那的领地卖给美国，为的是不让英国人染指。

《思考法国大革命》

问：法国大革命开创了现代政治的新模式，它的种种遗产，比如政治动员模式、党派政治、反动的修辞等等，都在今天的政治模式中可以找到原型。在《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中，你也谈到了第一共和国的选举地图与当代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你认为大革命的影响，是否还可以在今天的法国政治中找到痕迹？为什么他的影响如此深远？

答：我认为一直到二战，选举地图都展现出一些显著的连续性。不过，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在今天则是不同的了。从很多方面来说，大革命已经融入了法国生活，这和19世纪甚至20世纪初不可同日而语。没有人（至少几乎没有人）希望复辟君主制了。左派也不再鼓吹19或20世纪意义上的革命或者共产主义（一切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所以说，右派不那么反动了，左派不那么革命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分歧都已经被抹平了，而是说出现了新的元素，比如环保主义，女性主义，它们让一部分政治界限变模糊了。但大革命依旧在以不那么显著的方式产生影响：相信有可能塑造未来，相信现代性不同于传统，相信政府应该以某种直接的方式与人民联系在一起（但以哪些方式？）。

问：二十世纪的革命的行为模式甚至发展过程都与法国大革命有相似之处。甚至有人认为大革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列宁在1917年也把自己自比为雅各宾跑。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二十世纪的后发国家纷纷移植、本土化法国大革命，它对于后发国家的魅力在何处？

答：我认为法国大革命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告诉人民，只要联合起来实现自己的目标，那即使他们没有可与政府相匹敌的武器，也能推翻一个不公正的政府。从法国大革命中可以得到许多教训：如果军队的士兵来自人民，就不一定愿意去镇压人民；压倒性的武力不一定能压倒舆论的力量；游击战（抵抗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未必能打赢一场战争，但可以使战争无法持续下去。

大革命的悠长遗产

问：任何一场革命都依赖于某种思想资源去构建一个新世纪启蒙思想经常被视作大革命的助产士。你的同行达恩顿与罗杰·夏蒂埃等人从出版、印刷等方面追踪启蒙思想与公共舆论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经典的解释比如泰纳和托克维尔则认为这种“文人政治”诱导了公共舆论，使大革命走向了意想不到的恐怖与暴力。你如何看大革命与启蒙思想的关系？我们应当追溯的是大革命的“思想起源”还是“文化起源”？

《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

答：我认为，大革命的起源来自思想、文化、社会、经济和制度这几个领域。启蒙运动使资产阶级能够设想在社会、经济并最终在政治层面进行 “改良”。美国革命使人们得以想象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的情况。有暴力发生并不是因为启蒙思想的力量，而是因为大革命一旦发生，其影响太过深远，令大多数人都无法轻易理解。文盲、贫困和贵族精英的反抗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暴力的原因。

问：大革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关于“阶级”的定义。关于大革命是否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修正派与左派纪念史学之间产生了长久的争论。同时你提出了“革命政治阶级”这个概念来概括大革命中的主导力量。能否谈谈，你对阶级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何不同？“革命政治阶级”这个概念可以使我们对大革命增加哪些新的解释？

答：我用“政治阶级”这个说法是为了指代大革命的经历本身所造成的那种社会和政治形态。大革命前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无法解释谁为什么参与了大革命，谁又为什么抵制大革命，因为在两派立场上都可以找到王室官员、地主、工厂主、手工业者和农民。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有者中虽然有一些参与了大革命，但他们并没有缔造大革命。革命的领导层，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绝大多数都出自以前的官员阶层，尤其是专业人员（主要是法律人员）。

最重要的是谁参与了革命的一方，而对我来说，这更多的是要用社会文化地位（相对的局外人，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中间人）来解释，而不是用相对于生产资料的地位来解释，更何况法国当时主要还是农业国家。大革命不是由资产阶级工厂主对抗贵族地主的结果；它是不同时期不同的支持者所缔造的。其支持者群体在不断变化，一开始王室官员较多，整个过程中律师也较多，1793-1794年工匠和教师多了起来，再后来地主也多了。我相信俄国革命也有类似的情况，最无产阶级化的工人并不是最革命的。反而是那些受到无产阶级化威胁的技术工人最有可能成为积极分子（19、20世纪法国的劳工运动也是如此）。

问：对于法兰西民族而言，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公开的集体记忆，同时也塑造了法国的国民意识。你曾经以“革命的诗学”为主题论述过作为象征物的节日、旗帜与服饰是如何成为大革命的一部分。请谈谈这些象征是如何影响了大革命中的集体心态，而这些大革命的产物是不是对于旧制度下法国的宗教生活与日常信仰的另一种继承？

答：它们可以算是一种继承，因为革命者必须从他们熟悉的东西着手，但这些继承的东西很快就被新的颜色、新的服装、新的游行形式和新的象征所取代了。于是，传统的五月柱（没有叶子的柱子）变成了自由树（栽种好的橡树）；游行队伍携带的是革命物件而不是宗教物件；罗马式的自由女神像被征用，重塑成共和国的象征物；古代神话中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变成了人民力量的象征等等。符号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空间和对象，人们可以通过这个空间和对象来决定自己对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感受；他们可以支持、保持消极，也可以反抗。对于一个不习惯或不能够阅读的人群来说，这些符号尤其关键，但符号总是扮演这些角色。因此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喜欢戴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而仅仅是看到这种帽子人们就可能大打出手。

问：你研究过家庭在大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大革命的话语中革命领袖以家庭关系：兄妹、母子、兄弟来比拟共和国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女性也在大革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夏绿蒂·科戴。可是同样大革命之后妇女的权利与地位并未得到提高。在《民法典》中，妇女依旧从属于男性，甚至男性对女性控制更深。当时的革命者是如何看待妇女在共和国应当扮演的角色的，大革命对传统的家庭观念是否有实质上的革新？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

答：大多数革命者认为，妇女主要应发挥母亲的作用，培养好的公民（这是追随了卢梭的想法）。虽然1804年《民法典》明确规定妇女处于从属地位，但在此之前，革命者有过更为自由的观念：1792年他们为离婚规定的条件非常自由，这一规定到1804年以前都是有效的，然后又延续到了1814年；他们给予所有子女（而不仅仅是最年长的男性）平等的继承权，这是有利于妇女的一个重大变化；大革命本身的庆典活动表明，当时人认为妇女的角色十分重要，因为她们是大多数节庆的主要参与者。革命者最为反对的是父亲的无限权力（拿破仑则试图恢复之）。

历史学家的现实责任

问：历史学在战后面临着几重的转变，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历史学研究由传统的政治史开始转向与社会学、人类学对话由社会结构、经济层面的历史叙述模式，再到你所主导的文化史研究，从社群、仪式、象征、话语的新的转向。这也使得传统的政治史逐渐衰落。同样，对于新文化史也有批评的声音认为过于强调文化的因素，也会有碎片化的趋势。能否分享一下你对于新文化史的反思，未来的历史学研究又会产生怎样的新形态？

答：学者们总是在寻找新的方法，以获得新的信息来源和新的解释。虽然传统的政治史在学者中可能已经衰落（在普通读者中则不然，传记和军事史仍然是他们最喜欢的读物），但它并没有消失。我本人认为自己也在做某种政治史，只是我做的这种政治史对艺术、文学、文化等方面更加开放。我确实认为历史学家偶尔需要后退一步，思考如何综合他们收集到的信息，这也是我喜欢写教科书的一个原因，比如这本《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现在我们正处于全球研究的热潮中，这无疑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写作，因为它是一个尤为关键的现代全球性事件。而我们对环境研究甚至动物研究的兴趣也大为提高。对于这方面有重要意义的是，索邦大学法国大革命史教席的持有者皮埃尔·塞尔纳，最近既写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全球背景，也写了对动物态度的变迁方面的作品。而这两个领域最重要的问题是奴隶制及其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角色。

法国革命史著名学者、巴黎一大教授、法国革命史研究所前所长皮埃尔·塞尔纳

问：历史学面对着后现代史学的挑战，历史学更多地被视作一种叙事而不再是一门科学。很多历史学家在反思，历史学研究与诗人、小说家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你如何看待被后现代理论所挑战的历史学，历史学家需要调整自我传统的定位并作出改变吗？

答：我认为历史学家一直在针对后现代主义做出调整，其中最主要的是他们对于把自己研究成果书写出来的方式有了更明确的自我意识。不过，此时此刻，我认为对历史学家造成更大压力的，是他们需要直面针对黑人的制度性和无意识的种族主义。奴隶制对美洲、欧洲和非洲（也许在亚洲没有那么重要）的当前政治有非常深的影响，难怪学者们现在都在迫切地质问，为什么它被忽视了这么久。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它没有被忽视，但是它的影响也没有完全被吸收。所以我认为这是今后自我反思的一个重要途径。

《史学的时间之维》

问：在BLM运动中，欧美的知识界出现了一系列关于推倒雕像、重新评判美国历史上重要人物的地位与功过的思考。这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新左派历史学家重写美国历史的趋势是一致的，他们认为：美国从立国之初就是种族主义性质的，美国宪法是一项不公正的法律，南北战争并没有真正重建社会，罗斯福新政是民粹主义的产物，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是受经济利益驱使的大冒险。历史学家必须抛弃自己的历史自豪感，才能让公众看见美国社会的真正问题。你怎么看这一系列重估历史的反思，历史学者在面对大众时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

答：这场运动并不仅限于美国历史。这里我们又一次发现，法国大革命是思考各种问题的非常棒的实验室！这也是另一个让我沉醉于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汪达尔主义”这个概念是谁发明的？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格雷瓜尔修道院长（此人还宣扬让黑人和被奴役人民获取自由）。而世界历史上，破坏偶像运动最重要的篇章是什么？是法国大革命，它摧毁了君主制的雕像和象征。而法国大革命展现的，正是这些问题所固有的模糊性：与摧毁旧制度雕像和象征紧密联系的，是革命者在法国创建了最早的公共国家博物馆（卢浮宫）和其他一些博物馆。没收来的财产（贵族，教会和国王的财产，后来还有来自意大利和德意志各国的战利品）充实了博物馆，而人们对于这些物件的崇拜已经不再是宗教意义上而是审美意义上的了。但审美总是和其他事物纠葛不清（比如政治）。

我并不是说研究法国大革命可以为我们当前的困境提供答案，但它确实提供了思考这些困境的方式，即让我们看到其他人面对类似问题是怎么做的。毕竟，革命者们认为，之前的一切都有污点；但他们也意识到，抹去一切有关受奴役的过去的回忆，势必会同时摧毁他们生活和思想的大部分景观。于是他们努力去寻找了前进的道路。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人一样，（在我看来）都需要有三样东西：1）对过去的认识，这样才能拥有一种身份意识；2）不断反思自己做过的事，以便为更好的未来而努力——其中包括承认错误；3）对未来的认识，这样反思才有持久的意义。

所以具体而言，从一位美国公民的角度，我认为我们应当承认美国历史从最开始就有种族主义（针对原住民和奴隶）的污点，但这不是美国历史唯一具有的成分。美国历史还包括人们对于创造一个不同的未来的期望，这一点是引人瞩目的。美国宪法既反映了种族主义，也拉开了一个不同的未来的序幕。南北战争并没有创设一个新的两种族制社会，但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什么人在尝试。新政也许有民粹主义的根源，但它也将美国引向了有效的福利国家制度。美国加入二战无疑也有不同的因素在发挥作用，不是所有动机都是好的，但我们是否真的希望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世界呢？正如你所看到的，我相信批评，特别是通过研究而形成的批评，对任何社会的健康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也认为，对比自己或社区更大的某种东西的归属感同样至关重要。这是如何平衡这两者的问题。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谢选骏指出：人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我看“英国革命与克伦威尔”、“德国革命与希特勒”、“俄国革命与列斯”、“中国革命与孙蒋毛”——这些都是军事独裁的一丘之貉，只有美国好像例外。

【（二十七）】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李剑农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10月第一版）报道：

辛亥革命摧毁了延续两千年的中华帝国秩序，在民国初年，曾经有过两次重建秩序的制度性实验：议会民主制和袁世凯的威权政治，然而在很短的时间里面，通通归于失败。为什么民主和威权都无法建立稳定的权威秩序？民初的三大政治势力国民党、进步党和袁世凯之间的权力角逐，有什么共同之处，让那代人铸下了难以饶恕的时代错误？经历了百年动荡的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反思和清算历史，以此来寻找制度转型中的盲点，走出百年轮回的历史悲剧。

一切围绕着角逐最高权力

辛亥革命的胜利并非一党之功，而由三方势力合力而成：一方是体制外的革命党人，另一方是体制边缘的士绅精英，第三方是体制中心的北洋旧势力。多方势力合力而成的革命，推翻一个旧体制很容易，墙倒众人推，呈摧枯拉朽之势，但革命之后要建立各方认同的新秩序很难。

晚清的朝廷陷入过权力与权威的双重危机。权力与权威，按照汉娜·阿伦特的经典性理论，属于不同的范畴。权力是授予性的、认可性的，而权威则是不证自明的，来自宗教和历史传统。权力是统治者支配和控制被统治者的能力，它可能是暴力的，也可能是柔性的。而权威则是一种为统治者所认同的、自愿服从的统治，权威的表现形式可以是权力、制度、宗教或道德的价值符号，也可以是一种人格化的象征。自秦始皇之后的中华帝国体制，作为天命在人间的代表，君主合权力与权威于一身，他既是王朝的权力核心，又是帝国与天下秩序的正当性象征。晚清所发生的是李鸿章所惊呼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所要变的，不仅是统治者的权力，而且是一个国家的权威。在辛亥前十年清廷所面临的危机，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统治危机，而是历代统治者从未有过的权力和权威的双重危机，政治权力的来源、国家权威的象征乃至最高秩序法则都将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辛亥之后，这一双重危机不仅没有解决，而且以更严峻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四分五裂，中央权力式微，政治秩序缺乏公认的权威，无论是宪法的权威还是人格化的权威。

解决“失序”的途径，可以有两个：一个是迅速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平定各种封建势力，以行政权力恢复秩序，维护稳定；另一个是持久的，各种政治势力协商妥协，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宪政秩序，将革命所释放的各种政治力量，吸纳到议会这个蓄水池里面，以避免一触即发的二次革命冲动。这两种途径，前一种以中央权力为中心，速效而不稳定，后一种以重树权威为目标，艰难而具有持久性。

辛亥之后的中国，选择的恰恰是走向权力之路。民国初年的三派势力：无论是袁世凯、进步党还是国民党，目光都盯着权力的争夺，而忽视了权威的重建。在中国传统政治的集体潜意识中，权力与权威是合二而一的，谁掌握了权力，谁便有了权威。最重要的是权力握在自己的手中。辛亥革命重新塑造了权力的正当性，苍天已经崩塌，天命不复存在，代替苍天的是人民，新的天命便是人民的同意。辛亥革命纵然有万般不成功，独独在权力正当性上实现了现代政治的转变：人民的同意是权力正当性的唯一来源。即使袁世凯想要称帝，也不是去天坛或泰山祭祀诉诸天意，而是要假借民意，让御用的参政院“代表人民”通过投票授予其黄袍加身。辛亥革命奠定了新的权力正当性，但作为正当性基础的人民意志，却是一种抽象的整体意志，一旦缺乏公平的选举和超越权力的宪政制度，人民意志便如同玄虚的天命一般，被各种政治势力所操控，玩弄于政客的股掌之间，成为角逐最高权力的工具。

新朝兆始，悠悠万事，本应是一个制宪政治的时刻，最要紧的是定下国家大规大法，重建宪政的权威；宪法未成之前，应按照南京临时政府通过的约法暂行其事。然而，两千年来的中国毕竟缺乏法治传统，从政治家、士绅精英到平民百姓，皆将约法当儿戏。梁启超说：“今则非惟政府心目中，未尝有约法存。即全国人心目中，盖皆未尝有约法存也。乃至高谈护法之人，其心目中，亦未尝有约法存也。”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之中，法只是统治的工具，只有法制（by law）而无法治(of law)，最高统治者的意志高于法的意志，权力可以超越于法意并创造法意，权力的尊严总是盖过法的尊严。革命颠覆了传统的王朝统治，却无法改变旧的政治传统。迷信权力、漠视约法成为革命后各派政治势力的共同趋向。民初政治的最大纠葛，是民权与国权、内阁制与总统制的争斗， 这些争斗都围绕着权力如何分配。国民党要求实行内阁制，掌控以议会为中心的国家权力，而进步党希望建立总统制，借助袁世凯的势力，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然而，议会权力也好，总统权力也好，如何进行限制和分权，如何在宪政的框架下施行，却被严重忽视，置于次要的位置。

民初的国会，虽然热热闹闹，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进步党，关心的重点不是协商妥协，为民国制定一个新宪法和新制度，而是忙于党争，打击对方的势力，扩充自己的权力。李剑农指出：“从唐内阁到赵内阁，同盟会派的人只恨内阁不能全操入己党手中，以为还是党势太弱，极力扩张党势；非同盟会派的党人，也深恐内阁完全落入同盟会派的手中，一方面极力反对政党内阁之说，一方面也极力造党与之相抗。”凌驾于党争之上的袁世凯，则从中渔翁得利，借势扩张总统的权力，漠视约法之规定，在没有总理副署的情况下任免官员。如此明显的违宪之举，不仅借袁世凯自重的进步党人熟视无睹，连国民党议员也没有反应，皆忙于党派之间的争权夺利而无暇他顾。

刺杀宋教仁案是民初政治的重要转折点。宋案之后，各种证据都指向袁党，假如通过合法的体制内抗争和法律解决，国民党未尝不可赢得主动，毕竟民国之后，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要主动出招，打压国民党尚缺乏合法性。然而，革命党过于迷信革命，迷恋武力，率先破坏法治，发动二次革命，结果敌强我寡，输了个一败涂地，而且还在舆论之中输掉了道义。对宪政深有研究的李大钊如此评论：“革命初成，国民党以全盛之力，蓬勃一时，而不能善用其锋，与当局相见于政治平和竞争之轨，徒欲

以感情相尚，血气相陵。”国民党元气大伤，其政敌进步党喜不自禁，获得了组阁权。袁世凯乘势要求在尚未立宪之前，先选举总统，国会中的两党竟然弃约法的程序而不顾，与袁妥协，提前通过总统选举法，将袁世凯推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各派政治势力视约法如弃敝屣，议会民主制所赖以存在的法治基础被自己拆光，无异于政治的自杀。袁世凯在法治的废墟上拿出杀手锏，先是宣布解散“乱党”国民党，然后索性解散国会，毁弃天坛宪法，建立了赤裸裸的强人威权统治。

失去权威的年代最易发生革命

在民国初年，比较起权力危机，权威危机是更严重的。革命涤荡了皇帝的权威，新的共和制度理应从人治走向法治，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从克里斯玛（神魅领袖）统治的权威转型为法理型统治的权威。美国革命之后的重心并非围绕着权力，也不急于扩大参政权，而是追求制度的转型，通过立宪建立统一的共和制度。立宪共和与民主共和是两条不同的政治道路，民主共和所致力的，是权力的安排和政治参与权的扩大，它可以迅速满足各种政治势力进入权力中心的欲望，但存在着一个极大的风险，即缺乏制度的稳定性，各方在政治冲突之中很容易产生“失序”，乃至发展为政治共同体的破裂。而立宪共和，从民主的角度来说似乎比较保守，但它所着力的制度重建，乃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法理型统治，即以宪法为最高大法的宪政秩序。之所以美国革命之后成功建国，法国大革命之后动荡不已，正是因为美国革命走的是立宪共和，而法国革命走的是民主共和的不同道路。

先民主还是先立宪，结果大相径庭。这一选择在晚清呈现在世人面前，结果中国选择了民主共和。民国建立之后，这一问题依然徘徊不去。为了对付袁世凯可能出现的总统专权，革命党延续革命成功的思路，拼命扩张国会的权力，让总统变得有职无权，试图通过扩大民主的方式建立以议会为中心的权力秩序。进步党人面对汹涌而起的民主浪潮和地方封建的回潮，恐惧中国将会分崩离析，乃一头倒向袁世凯，相信“非袁不可”，希望通过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权力收拾革命后的秩序。一个致力于民权，另一个主张中央集权，双方在权力问题上大动干戈，却将最要紧的立宪问题置于次位。国民党和进步党都迷信权力，以为搞定了最高国家权力，便天下太平。殊不知这样做至多缓解了权力危机，却无助于日益加深的权威危机。杨度如此形容革命后的权威危机：“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事实上，民初的权威危机远比杨度所说的要严重。传统中国一直存在着双重权威，君主代表政治权威，儒家士大夫代表道德权威。两种权威的最终源头都来自于天命。辛亥之后，这双重权威通通发生了问题。普遍王权推翻之后，宪法未立、宪政未成，意味着政治权威的虚空化，这是从克里斯玛统治向法理型统治转型的历史阵痛。不仅政治权威无所落实，连传统的道德权威也正在流失：作为帝国意识形态的儒家义理随着普世王权的崩溃而失去了肉身，成为无根的孤魂。原先的道德权威承担者儒家士大夫在清末民初也开始腐败。1906年，《东方杂志》有文如此说：“近十年来，士大夫之知识虽稍有进步，而德性之衰落则日益加衰……独其中一二狡黠之徒，假公众义务之名，而为私利侵蚀之计，托合群泛爱之事，而行其把持挠败之策。”社会精英先是在洋务运动和晚清新政中被金钱腐蚀，随后在民初的议会选举中堕入政治腐败。不仅旧式士大夫道德变质，而且新式知识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社会舆论对社会精英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在一个失去权威的年代，最容易发生革命。无数有政治企图心的游民、游士自认秉承天命或代表民意，争夺国家最高权力。在群雄并起的乱世里面，与其说缺乏的是一个公认的主权者（世袭的皇帝或公选的总统），不如说少了一个超越于个人、党派和各种权力之上的宪政。杨度看到民国成立之后，因为失去了皇帝，各种势力都在窥觑国家最高权力，内乱将永无休止，遂提出君主立宪：“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皆在此矣。”杨度的第一句话“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是对的，但第二句话“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却是错的。作为一个旧时代走过来的士大夫，他依然将权威与权力捆绑在一起，君主与立宪合二为一，似乎只有世袭的最高主权者，宪政才能稳固建立。然而，真正的宪政，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根本的问题不在于通过权力以确立权威，而是建立一个超越权力之上的宪政法则，一个不依赖神魅人格的法理型权威，从而一方面赋予权力以正当性统治，另一方面限制权力的专断性趋向，从而确保政治秩序的长治久安。

民国初年的中国各派势力和社会舆论，其实并不重视法治，更不在意宪政。陈志让敏锐地注意到，民初政治的最高原则，并非“合法”或“违法”，依然是传统的“有道”还是“无道”。偏偏辛亥之后，天下之道，山崩地裂，成为一个无道的世界。各路政治势力，各有各的道，他们假借天道、民意，以“有道”讨伐“无道”。每一次讨逆宣言，皆慷慨激昂，诉诸抽象的伦理大德或缥缈的人民公益。然而，民初之“道”却丧失了具体的制度肉身，无法转化为明晰的法理规范。各种“道”互相冲突，独独缺乏超越于意识形态和派系利益之上的制度性法理和公认的政治价值。民初的政治不是没有法，也不是没有法统，但约法也好，法律也好，乃至法统也好，通通成为争夺权力的工具。对于法的观念，儒家是道德为体，法律为用；法家则是权力为体，法律为用。而中国政治历来是外儒内法，表面争的是“有道”，实质抢的是权力，无论在道德还是权力面前，法都沦落为工具性的次等价值。正如陈志让所说：“于是中国关心政治的人从二十世纪初年那种向往法治的态度，变为怀疑法治、轻视法治。”

为何宪政迟迟不得而立

民国初年是一个非常的时代，处于阿克曼所说的制宪政治时期，而非常态政治时期。制宪政治要解决的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因此，参与制宪的各个党派虽然有各自的价值、信念和利益，但要求他们在制宪的时候，暂时放下党派之私见和私利，从国家的长远和整体利益出发，制定超越党派的永久宪法。然而，民国伊始，从制定约法开始，政治制度的设置，即是从党派利益出发，因人而异。南京临时政府的《政府组织大纲》原规定的是总统制，待临时大总统由孙中山让给袁世凯之后，《临时约法》即改为内阁制，以便架空袁世凯，通过国民党在议会中的多数，保证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当时舆论即批评所谓约法是对人立法。国家大法要让各党各派普遍接受，最重要的是制定出来的规则不是针对具体的人或党派，也不是权力的具体安排，而应该是一种超越党派、超越权力并能驾驭权力的制度性权威。然而，民初的立宪，从临时约法到天坛宪草，一切围绕着权力轴心展开，不是为建国奠定党派中立的制度性权威，而是一场政治权力的角逐。国民党在民初议会中占据压倒性优势，政治气势如日中天，却被社会舆论讥讽为“革命元勋”。这些从底层上来的政治新贵，一旦手握权力，便刚愎专断，不能容纳他党的意见。在政治的非常时期，国民党与进步党、袁世凯一样，比较起制宪，更关心的是权力的扩张，是一党利益之最大化。而立宪，只是实现权力扩张的手段而已。杨度批评说：“民国立宪之权操于民党，民党之所谓立宪，亦非立宪也，不过藉立宪之手法，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已。”这一批评有其政治偏见和言过其实之处，但民初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由于国民党人占多数，且党派意识浓厚，的确给世人以这种负面印象。

因为担心天坛宪草会像临时约法那样具有党派性，章士钊、梁启超等一些民国舆论界大佬纷纷提出建议，宪法不该由国会议员来制定，而应另组超越党派的制宪委员会，特别是政治中立的专家来主持立宪。梁启超如此评论宪法起草委员会的组成：“国会为政党剧竞之场，选举委员，势不能不杂以政党之臭味。委员会成立后，政党分野，亦终难消灭。”最好的办法，乃是“专设机关，得不党之人较易，即与党派有关系之人，克制其党派性亦较易，且聚不党之人与各党院内院外最优秀之人于一堂，共此大业，日相接洽讨论，感情自能日融，其间接有造于将来政界者”。在民初，由于国会内部党争激烈，舆论普遍对政党缺乏好感，黄远生激烈地批评说：自国会出现了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三党，“入主出奴，党同伐异，而中国几无是非无真毁誉……自有此三党，而金钱重于政策，权力植其党徒，于是吾国民始无廉耻无气节”。他呼吁要有“超然不党之人，主持清议，以附以忠告之列，其言无所偏倚，或有益于滔滔之横流于万一”。美国在建国之初也曾出现过私人利益泛滥、普遍出现腐败、派系与党争等一系列问题。究竟是以古希腊的德性伦理还是以现代的制度立宪方式解决派系的问题？深受基督教传统熏陶的联邦党人相信，政治是建立在私利的基础之上，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因为人性本身具有可堕落性，而人的理性也有易谬性。“异议、争论、相冲突的判断，利益纷争，互相敌对和竞争的派系的不断形成，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些现象的动因已经‘深植于人性之中’。”面对人性中的幽暗，联邦党人非常具有政治智慧，他们不是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公共的善的名义去压抑私利的恶，而是通过建立分权的宪政制度，以恶制恶，相互平衡，将恶转化为善，将私人利益转化为公共利益。在费城制宪会议的过程之中，虽然各州、派系之间有利益冲突，但为了实现共同的国家未来和长远的政治秩序，大家一方面相互承认对方的逐利冲动，另一方面寻求利益整合和政治妥协的可能性。美国人坚信，只要有适当的制度性安排，各种分散的私人利益可以“共和”为民族的整体利益。权力总是会追逐私利，但制度的设置却能防止其作恶，转私为公。美国人不仅是这样想的，而且也做到了，成就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奇迹。

辛亥革命模仿的是美国革命，从地方独立开始，然而民国建立之后，却没有继续走美国式的宪政立国之路，反而转向了法国革命模式。各派转而追逐国家最高权力，在理念上极端拒斥私人利益，追求卢梭式的整合全民利益的公共意志。而卢梭式的思维与儒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恰有暗合之处，将公与私、整体利益与个别利益截然对立，视为道德上的善恶之分。一旦天下秩序失衡，私人利益泛滥，更多地不是从制度上解决如何合私为公，而是诉诸道德批判，试图以纯善之公心压抑万恶的私利。于是，民初的政坛便出现如此怪局，一方面各党派都从一己私利考虑，拼命争权夺利，另一方面在党争之中又高举道德的旗帜，都指责对方是私，唯有自己代表“天下之公”。无论是党人、政客，还是军阀、造反者，都假借“公”的名义讨伐政治上的异己，个个自认是公之化身，代表正义。国民党限制袁世凯的权力是如此，进步党借袁世凯之手削弱国民党亦是如此，而袁世凯一再僭越法治大搞独裁更是如此。美国革命通过宪政之路实现“公天下”，但民初的中国却转而向法国革命靠拢，不是以制度的安排、而是通过权力的攫取试图重建秩序的统一。在宪政之下，政治是一门我活你也活的妥协艺术，但在权力为中心的乱局之中，政治却变成一个你死我活的生死之争。

清末的立宪派领袖梁启超在民国初年曾经走过一段弯路。辛亥之后，他一度轻视了立宪，改而拥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立宪派养大了老虎，却忘记把老虎赶进笼子，最后间接促成了袁氏称帝。到这个时候，梁启超方醒悟过来，重新回到立宪的立场，他明确宣布：“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自此之后，他关心的是权力的制衡和政府的管理以及一套有序的秩序。他相信，只有宪法秩序才能给予政治斗争的有序空间。梁启超的盟友张东荪在《庸言》杂志发表《法治国论》，强调中国国体已经从君主改为民主，政体也应从专制改为立宪。有宪法之国当为法治国。今日中国不仅各种法律不完备，连最基本的宪法也未颁布，政府与人民均未循乎法律之轨道，其去法治国不知几千里也。他指出，宪政和法治不进，将会导致内乱亡国。“惟有速制定宪法，使中国为法治国，夫然后变更国体之祸，或可免也。”然而，立宪的声音在民国初年是何等的微弱，被淹没在民权与国权、内阁制与总统制、南北法统、联省自治与武力统一等各种争论之中。

1911年的辛亥革命，创建了新的政治共同体，却没有同时创建共和政体所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宪政，权力归属问题始终压倒权威重建问题。这使得近代中国政治的根本症结在于只有权力之争，而始终缺乏政治的权威。军阀与政客们假借民意建立所谓的法统，而舆论只关心权力背后究竟是有道还是无道，很少注意法统背后的正当性危机。宪政迟迟未能建立，由宪法所体现的政治权威始终缺席。辛亥后的民国时期，战乱不断，革命接踵而至，而每一次统一的结果，建立的都是独断权力的中央威权，而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宪政始终匮乏。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的确是二十世纪中国开端，一个世纪之后，中国依然承受着历史留下的复杂遗产。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辛亥革命摧毁了延续两千年的中华帝国秩序”，我看这个论述已经脱离了黄俄“辛亥革命摧毁了延续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云云，显示马裂猪意开始不济。

【（二十八）】

《毛泽东喜欢阅读谈论法国革命史：复杂剧烈程度等与中国接近》（2014年12月19日人民网）报道：

编者按：《党的文献》发表文章《毛泽东与“西学”》。文中记述社会上有一种印象，觉得毛泽东喜欢钻中国古书，不大愿意读西方著述，对西学不了解。毛泽东读中国古代文史著述确实比读西方著述要多，而且兴趣更大。但不能说他对西学不了解，或不愿意读。事实上，毛泽东对西方著述不仅有兴趣，所读在他那个时代并不算少。毛泽东注重阅读西方近代史，曾表示“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他曾与人谈论起拿破仑，认为拿破仑的战略失误在于第一不该去占西班牙，第二不该去打俄国，摘编如下。

毛泽东1970年5月1日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时，提出：“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革命。”（《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96页。）毛泽东注重阅读西方近代史，原因大体如此。

在毛泽东看来，西方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一些内容和过程上有相近的地方，前者的经验可作参考。比如，如何解决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问题，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革命总是从弱到强的问题，等等。美国记者白修德在《不可磨灭的印象》一文中说，毛泽东在延安同他谈话时，“精确地论述西欧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封建主义”。“他又进而把我在延安所看到的中国情况同一位外国记者在瓦利福奇会晤华盛顿所看到的美国革命情况相比较。他说：在外国人看来，也许延安各方面的情况都很落后，就像他们当年也许只看到了华盛顿简陋的司令部而没有认识到华盛顿的主张能使他取得胜利一样。他问道：乔治?华盛顿有机器吗？乔治?华盛顿有电力吗？没有。英国人虽然拥有这些东西，可是华盛顿胜利了，因为人们拥护他。”

1950年6月中旬，刘少奇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其中谈到西方近代史上的一些土地改革问题。毛泽东看到这个报告后，觉得西方的事情很复杂，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各国的方式及结果，并不完全一样，因此西方近代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和中国进行的土地改革，不好笼统类比。于是给刘少奇写信：

“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法国在拿破仑第一时代及其以前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土地。英国是经过资本主义侵入农村破坏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不是我们这样的土地改革。德国、意大利大体也是如此，但比英国还不彻底，还保存了许多封建遗踪。日本则封建的土地制一直严重地存在，直至日本投降后才由美国人进行一种极不彻底的‘土地改革’，现在仍有严重的封建主义。美国则从来没有封建主义，由欧洲移民进去一开始就生长资本主义的农业，故农村市场特别广大。只有林肯时代解放美国南部几州的农奴，是一种反奴隶制的斗争。各国历史既如此复杂，大都和我国现在这样先进行土改，后发展工业的情况不相同，故以不写国际历史一段为宜。”（《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页。）

毛泽东阅读西方近代史，不仅从政治角度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中国革命实践的必要对照，还注意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和经验。 1962年７月15日，在会见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拉希迪时谈到东西方社会的差距，毛泽东说：我们都读过西方国家的历史和西方国家的小说。西方国家在17世纪、 18世纪还是落后的。 18世纪，他们的小说中还没有提到铁路、火车、电灯、汽车，他们那时还没有这些东西。到了 19世纪，他们的这些东西也还不多。巴黎公社起义时的工人阶级，也主要是手工业工人，是规模比较大的作坊，好几十个人在一个作坊劳动，主要是手工劳动，机器不多。西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这一百多年的事。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在经济上，在自然科学和技术上，我们亚非国家比他们落后。但是只要我们共同努力，经过几十年，我们可以改变这种落后状态。

在西方近代史中，毛泽东最注重了解的是法国革命史，这方面的著述读得比较多。 1970年5月1日，他同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谈到：写法国革命史的人很多，读过法国马蒂叶写的法国革命史，有朝气；读过一个苏联人写的，太简单；还看过一个英国人写的，英国人写法国的事，总是要骂娘的了。毛泽东还经常同法国以及非洲的法语国家外宾，讨论法国大革命史中的一些细节。 1972年7月10日，他同来访的法国外长舒曼，详细谈到法国大革命砍了路易十六的头，全欧洲进攻法国的事情。谈到山岳党领袖罗伯斯庇尔，是一个乡下小律师，初到巴黎时说话结结巴巴，他就依靠那个长裤党干了起来。谈到拿破仑一战成名的土伦战役；谈到拿破仑占领了差不多整个欧洲，但后头犯了错误，政策不大对了；谈到拿破仑的战略失误在于第一不该去占西班牙，第二不该去打俄国；谈到为什么不该打俄国的原因，是那里不能过冬，而选择打莫斯科而不是彼得堡，没有一下子把沙皇抓住，这也是失算；甚至谈到拿破仑究竟是死于胃病还是被人下毒，等等。（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39页。）毛泽东喜欢读谈法国革命史，大概是因为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复杂、剧烈、彻底的程度等方面比较接近。

谢选骏指出：和法国革命一样，中国革命也不具备世界历史的意义——除非有一天中国击败了美国，获得了世界霸权。

【（二十九）】

《美国人如何看待美国的历史？朱克曼重新解读美国革命》（邢承吉访谈，林煜堃、陈志宏翻译整理 澎湃新闻网 2017-11-13）报道：

迈克尔·朱克曼（Michael Zuckerman）是位别具一格的学者。他曾说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美国人”，却又频繁往来中美之间，前几年来过北京，不久以前又去了上海、西安和成都，退休以后，还慷慨地将大批藏书捐赠给中国高校，以推动美国早期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他的第一本著作《宁静的王国》（Peaceable Kingdoms, 1970）采用社会政治史的路径探讨十八世纪的新英格兰村镇；此后，他继续沿着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路径，写过关于美国身份、宪法、宗教、儿童心理等方面的著作，前两年还来纽约介绍他关于重新解读美国革命的新作。

在哈佛攻读博士时，朱克曼是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的弟子，然而他始终不喜欢哈佛，对那段经历似乎也耿耿于怀，毕业后又成了师出同门的戈登·伍德（Gordon Wood）的“对头”，两人数次在公开场合争得面红耳赤——他的学术观点和主张，与贝林、伍德截然不同。朱克曼如何看待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时隔多年，他如何评价贝林和伍德关于美国革命的观点？他又将给中国的美国历史学人提出怎样的建议？2015年秋天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与时在宾大访学的陈志宏一起，从费城出发搭乘小火车，抵达新泽西首府特伦顿，造访他的府邸，完成了下面这篇访谈（英文原文参见https：//psally007.wordpress.com/2017/09/26/272/，中译本略有删减）。

访谈中最耐人寻味的部分，或许要数朱克曼教授对伍德的批判，这显示了两人研究旨趣上的根本区别。朱克曼在哈佛的经历一点也不愉快，对贝林也颇有微词，而与之相反，伍德则在前两年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对贝林学术生涯的深度和广度给出了最高的评价。伍德认为，今天的学者总是怀揣当下的道德标准对建国之父们妄加指责，实际上是丢失了GPS以至迷途不返，而没能效仿贝林的榜样，设身处地地深入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伍德这一批评的矛头直指引领美国早期史学术风向的《威廉玛丽季刊》（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对此，该刊一位主要编辑不得不硬着头皮撰文回应，指出今天人们对早期史的兴趣早已从建国之父的神坛，转移到了黑人、印第安人和女性等这些长期以来被革命叙事遗忘的群体，如今这类题材才是美国早期史研究的正途。朱克曼显然站在《威廉玛丽季刊》这一边。这次访谈之后，我曾再赴费城，与朱克曼教授见面。我至今记得，在咖啡馆里闲聊时，谈及伍德的经典之作《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刚刚问世的中译本，朱克曼教授对伍德语带讥讽的“赞美”：“这本书写得如此精妙，如此权威，如此完备自洽，以至于我对此实在没什么可评论的，只等着高呼万岁了！”美国早期史学界近些年来的这些论战，或许也能从当时我与志宏在朱克曼教授府上所闻之中窥得一斑。

外国人研究美国历史，与美国人研究自己的历史，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体验。托克维尔当年在巴黎发表《论美国的民主》，目的是为法兰西的民主发展勾画一个政治蓝图，从而影响欧洲的民主发展进程，因此他在写作过程中也无时无刻不在有意识地比对欧洲和美国不同的社会民情。他成为外国人研究美国制度之典范。当然，想要成为另一个托克维尔，绝非易事。您如何看中国学者的美国历史研究？

朱克曼：大约七八年前，我第一次到中国，那时拥有语言天赋、有能力抛开翻译直接以英文文献做第一手研究的年轻历史学家，数量正在递增。在天津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许多中国学者竭力向外国学者表达工作的艰难：图书馆只有一些最基本的二手资料，馆藏的原始文献更是少得可怜；很多文献都已经电子化了，但只有少数经费非常充足的大学才有能力购买；而将中国历史学家送到美国档案馆做研究本身，也难以解决中国美国史发展的实际问题，毕竟出国深造机会难得，花费又高，是一种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这些问题带来的结果是，在天津的学术会议上，中国学者因为无法获取第一手的基本文献而为此吃尽苦头，即便论文有精彩的洞见，少得可怜的材料并不足以支撑他们在论文中所表达的基本观点。

而如今，我却开始为中国的美国史学者引述文献的深度和广度深深折服。尽管我读不懂中文论文，但从你们所运用的脚注和参考文献都是大篇幅的英文论著，我就可以做出判断。相比数十年前，今天学者的著述旁征博引，引述也更为系统、恰当。除此之外，互联网的发展和便利已经改变了一切，大部分的美国学生和历史学家也都利用网络开展工作。就这方面而言，你们所运用的基本工具与他们并无分别。 

至于托克维尔，只要论及美国以外美国史研究的传统，他就是一个无从绕开的精彩案例。作为一个外国人，托克维尔对美国制度做出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的剖析。这位法国贵族是想法别具一格的天才，他从美国民主的角度来看待他的贵族生活，又从贵族的角度来理解美国的民主，举凡这些特殊的眼光都造就了他的成功。托克维尔既试图将美国作为一个新的国家来理解，又站在法国贵族的立场看待美国，因而他得以捕捉到普通美国人所难以把握的要点。中国人、阿拉伯人、巴西人或俄罗斯人学习美国历史的优势，就在于他们有机会看到我们美国人所看不到的一些东西。这是一个充满挑战性、令人兴奋的机会。托克维尔写《论美国的民主》时，对本国情形的关注，并不少于他对美国社会状况的关注。同样地，我想中国的学生可以用中国的视野来理解美国社会，并用美国的情形反观中国的现象。

接下来我想主要把目光聚焦到美国革命。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在美国独立之初就曾指出， “虽然美国的独立战争已经结束，但美国的革命却才刚刚开始”。您怎样理解美国革命的起因（cause）、行动（conduct）和结果（consequence）？

朱克曼：贝林当然不会同意本杰明·拉什的看法，相反，他会把拉什挑剔而充满怀疑的立场视为一种志得意满的态度。不过贝林也不如他的学生戈登·伍德那样自鸣得意，后者将奴隶解放、女性解放、以及美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件进步的发展都归功于美国革命时代的话语。对我而言，苦读拉什对美国革命主流叙事的挑战看似愚蠢，但却是反驳贝林关于“自由的蔓延”（contagion of liberty）以及伍德持续的、也是充满争议的维护美国革命激进主义的关键。不仅如此，伍德是嫉恨法国革命的一个糟糕案例。他极端地试图相信，倘若法国革命（或者从冷战的意义上看，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可以称得上是一场真正的革命，那么美国革命就更加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革命是要震惊世界，并且急剧地、戏剧化地改变国内和整个世界的面貌。

对像伍德这样的美国辩护者而言，他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美国革命给国内外带来的变革甚微。美国革命所缔造的新的共和国，大多数掌权者仍旧是革命以前的当权者。在美国革命以前，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已经是殖民地中最为富有的种植园主，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是波士顿的最富有的商人，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坐拥百余奴隶，占有良田万亩。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约翰·杰伊（John Jay），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以及从新英格兰到卡罗来纳的众多坚定的反英派，这些起义者在革命前都是杰出的律师、种植园主和商人。中央权力机构软弱无能，而各个殖民地的州自治政府与1776年以前政府的执政方式也毫无差别。虽然美利坚人也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但另一方面，并没有人被送上断头台，世界也没有闹个天翻地覆。

基于上述几点原因，欧洲旧世界对英国殖民地的瞎闹腾根本不屑一顾。但是正如之前所说，像伍德这样的美国人，既想要分得蛋糕，又要好好地享用蛋糕。他们想要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最富裕、最反对革命的国家中得到安全与特权，他们也知道在这样的国度里，底层人民永远无法与上层社会在同一轨道。与此同时，他们追求与革命紧密相联的、令人振奋与满足的男性气质，他们因而幻想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一样激进。

戈登·伍德指出，美国革命是一场社会剧变，不只在法律意义上创建了美利坚合众国，也真正地改变并塑造了美国；其摧毁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同时，缔造了一个全新的美国社会。您是否认为他的论断过于自信？

朱克曼：唯有那种混淆观念与行为、满脑子只塞着精英式的诡辩观念，并蜗居于象牙塔之中的学者，才会想出和伍德一样牵强附会的革命概念；也唯有那种混淆精英的政治思想与社会现实，在上流社会流连忘返的历史学家，才会认为革命中存在这种夸大其词的转型。甚至在这种混乱的语境中，伍德也只有通过一种对殖民地社会荒诞不经的误读，来维系他的白日梦。根据伍德的说法，革命之前的英属北美殖民地是一个典型的君主制社会，人人安于本分，顺从上级、威严视下，等级制弥散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正是在这种对美国革命前的社会生活的想象中，伍德才能使用1776年后才出现的政治上主张人人平等的民主、经济上的机会主义与进取心来定义革命。

然而伍德的幻想毫无意义。须知从殖民地建立之初到独立战争，大部分的殖民地允许绝大多数的男性参与选举，而这种普选的权利在欧洲既不存在，也难以想象。几乎整个殖民地时代，绝大多数人拥有土地，而这种财产分配在旧世界闻所未闻。纵观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在每一个殖民地，出身贫寒之人都试图通过努力和才智，获取权力和财富，而其中有许多人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没有贵族会去打击这些普通人的雄心壮志。除了新英格兰地区之外，没有任何官方教会强制规定他们的信仰。他们早就已经确立了自治，能自由地崇拜上帝，进取心从未得到束缚，美利坚人根本无需苦等美国革命来解放他们。1776年以前，英属北美殖民地早已是当时西方世界中最自由也最民主的地方；若以人均所拥有的财富来看，殖民地也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富饶之地。因而，伍德不得不歪曲美国革命以前一个半世纪的殖民时代的生活，以便凸显美国革命的激进性。《独立宣言》的话语并未给奴隶带来自由，也没有使妇女赢得选举权。毫无疑问，它的话语没有直接给殖民地社会的各个阶层带来任何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而只是被留存下来，为后世争取权利和自由的人们提供了一份文本。直到今天，非裔美国人和美国妇女仍旧没能获得《独立宣言》开篇所许诺的平等。你委婉而善良地询问伍德是否过于自信。依我看，他其实是深陷一厢情愿的幻梦中无法自拔。

对这个问题，其他研究美国革命的历史学者持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朱克曼：美国历史学家对这种所谓的变革投入了过多的精力与热情，也对当时的政治做了大量研究。他们通常在自己研究时段找到决定性转折点，并把它们与当时的政治事件联系起来。在伍德发现美国革命的转变之前，研究美国革命的历史学家早已认同革命具有剧变的效应，他们不断地坚持、确认并说服自己接受这一观点。但是从大量案例来看，事实并非如此。从日常生活到严肃的政治生活等诸多方面，革命以后的美利坚人并没有脱离原先的生活轨迹。他们吃着同样的食物，穿着同样的衣服，建造同样的房子；要说真有些许变化的话，也仅仅只是像1750年或1770年那样生活中紧跟英国的时尚潮流罢了。那些关注家庭关系、婚姻与儿童教育的研究者发现，美国革命后的此类社会关系并没有发生决定性的、摆脱英国影响的变化。有些研究者甚至发现，许多妇女的生活变得更糟，奴隶的生活变得更加悲惨。

独立前夕的美利坚人曾预言，一旦摆脱英国的殖民控制，美国的创造力就会被激发出来。但是，这个新生国家宣告独立之后，至少经过了半个世纪，美国的文学，艺术，建筑、音乐、医药以及科学才有所发展，而这些变化也与美国革命没有直接关联。轧棉机（cotton gin）开启了全新甚至更为残酷的种植园奴隶制，但它的发明与1776年的美国革命关系不大。定期的邮轮（packet ship）和伊利运河（Erie Canal）的挖掘，使纽约取代费城成为新世界最重要的城市，这与美国革命也没有直接关联。在内战之前，铺设铁轨，建成更为宏伟、超越欧洲的铁路网络，这更是与美国革命没有任何直接关联。十九世纪美国发生的种种变革与美国革命的关系均是如此。重大变革发生在1776年之后，而不是之前。只有少数虔诚的革命信徒才能在内战前的美国历史进程中找到美国革命精神的缩影。

在您看来，美国历史较之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朱克曼：美国历史最令人着迷之处在于它的延续性。除了内战，我们的历史几乎没有过任何断裂。尽管自知历史短暂，或者说至少比那些作为参照的国家的历史要短得多，然而我们却有把握说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国家。我们在2016年看到的世界与1607年詹姆斯敦（Jamestown）的冒险者和1620年普利茅斯（Plymouth）的信徒所看到的世界并没有太大分别；我们感到自己与生于1706年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血脉相连，并认为自己与生活在十八世纪的托马斯·杰斐逊一样同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我们的政府一以贯之，从未被推翻。尽管在内战时期，我们险些推翻了自己的政府，但最后携手共进，转危为安，不仅恢复了试图脱离北部联邦（Union）的南部各州的权利，而且也将当时的反叛者罗伯特·李将军（Robert E. Lee）视为最了不起的美国人之一。我们确实废除了历史上的奴隶制，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把种族等级制度完整地留存下来。

与我们国家相比，许多国家吹嘘自身的历史悠久，而它们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却充斥着分裂与断层，毫不例外地缺乏连续性。英国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一千年以前，却充满了外族征服、王朝更替以及君主复辟。法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也有十分光荣的传统，却也饱受分裂之苦：近代以来，法国大革命引发社会剧变、拿破仑几度沉浮，帝国、共和国与维希政府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时至今日，没有法国人能够或者愿意认同所有这些政权。同样地，今天没有一个德国人会同时认同德意志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也没有人会同时承认冷战时期分裂的东德和西德，除此之外，还把自己看作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公民。换言之，没有一个欧亚国家能够拥有如同美利坚合众国的延续性。中国的历史远远要比美国悠久得多，然而在过去的千百年间，王朝几经更替，历史也不断被重塑，共产主义革命更是彻底改变了这个古老的国家。今天的中国人所看到和认识到的中国，与五十年前的中国，已然有了天壤之别。

2017年美国巡演版百老汇音乐剧《汉密尔顿》海报，除了汉密尔顿之外，华盛顿、杰斐逊与麦迪逊等人都在剧中轮流出场

美国公民与其历史的直接关联远远超出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心甘情愿地将亨利·福特（Henry Ford）、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与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视作我们同时代的美国人。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建国之父和移民祖先们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我们聆听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格言警句，也阅读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的至理箴言，麦片盒子上也印着他们的画像。我们创作以他们为主题的电影和百老汇音乐剧，但并不把这些大众娱乐作品单纯地视为古装戏和历史剧。我们相信，这些伟大的人物始终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眼中，他们与我们共度时光，伴随我们左右。时至今日，我们仍旧需要倾听他们的声音，向他们学习。因为我们相信，在他们的时代里也曾处理过一样棘手的问题。而且，倘若真的像伍德所说，美国革命改变并塑造了一切的话，我们也就不会对他们有这种亲近感。

伍德认为，美国革命将美利坚人一夜之间得以成为了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现代人，您怎么看？

朱克曼：在早年史学生涯中，伍德钟情于分析“美国悖论”，探索美利坚人的受害妄想症。可是顺着这种思路走下去，伍德却摇身一变成了拉拉队长，为一个从不曾存在的美国大声欢呼。事实上，他所赞美的美国革命好像并没有经历太多抗争，他的历史叙事里显然只有富裕的白人男性，此外再无其他。他对美国例外论话语做出了了不得的大国沙文主义式的贡献。伍德的作品赋予了美国以一种最为民主的、最具资本主义特色的精神，仿佛带有这种奇妙个性的美利坚人从一开始就对种族、性别歧视和帝国主义茫然无知。

伍德的学术代表作《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

然而很奇怪的是，伍德的论证也有反例外论一面。他反对处理美国革命的传统方式。他不愿意继续把美国革命看作一场保守革命，一场保持了令人惊叹的社会秩序而没有陷入血腥残酷内战的革命，一场从未希求用政治清洗、公开的政治审判或是文化革命来巩固自身的革命。伍德坚持认为，美国革命与法国，俄罗斯和中国的革命十分相似。原因不在于它具有例外性，没有下定决心去完全彻底地推翻政府或是诱导公民屠杀公民，而是它共享了其他革命的激进主义。对此我有点困惑不解，不知道伍德想要通过这个古怪而极富争议的举动获得什么。

杰伊·菲利格曼（Jay Fliegelman）曾生动论证杰斐逊的自然权利言论不过是一场政治表演：他当时必须向汇集各州代表的大陆会议大声宣读这份文本，而为了达到出色的演说效果，杰斐逊重申了“人人平等”的道德说辞。就杰斐逊与他的黑人女仆萨莉·赫明斯（Sally Hemings）的情人关系以及他在《弗吉尼亚札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里对黑人的评论看，您是否同意这一说法，即《独立宣言》里的“人人平等”只是政治表演的话语？

朱克曼：《独立宣言》当然是一场表演，这一点无可厚非。它用人人平等的话语论证了抵抗和反叛的合法性，鼓舞人心。自1776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独立宣言》如绕梁之音，不仅始终伴随着美国的历史进程，而且更是响彻了世界各地。然而《独立宣言》的话语对奴隶制而言，不过只是空谈。杰斐逊根本不想释放自己手中的奴隶，也对未来更大范围地解放奴隶畏缩不前、心存恐惧。他并不相信奴隶与我们是平等的，只是喜欢用艰深晦涩的政治理论掩饰自己的看法罢了。另外，在《弗吉尼亚札记》中，杰斐逊直截了当地说奴隶低人一等。他曾经公开表示，如果奴隶获得自由，黑人和白人将无法在合众国和平相处；只有黑人维持奴隶的身份，才有可能与白人和谐共存，否则势必诱发一场种族战争。不论生前身后，没有一个杰斐逊的奴隶得到释放。相反地，许多切萨皮克地区的种植园主却主动地释放了他们的奴隶，甚至有些人成千成百地释放奴隶。仅乔治·华盛顿一人就释放了数百名奴隶；不仅如此，华盛顿还劝说自己的妻子玛莎（尽管她心不甘情不愿）也这么做。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愿意给杰斐逊贴上伪善政客的标签。这样的处理太过简单轻巧。无法否认的是，杰斐逊是一个极富魅力的历史人物。倘若将这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行为简单地归结为“虚伪”，我们就很难看清在他身上谜团般的复杂与矛盾。其复杂性是如此引人关注，以至于难逃伪君子之恶名。杰斐逊打从心底里觉得黑人恶心：他们浑身散发恶臭，没有想象力，缺少才情，无法条理清晰地理性思考。那么，与其简单地断言他是一个虐待可怜奴隶女孩的伪君子，还不如想想他为何要和赫明斯这样一个黑人女孩保持十五年乃至二十年情人关系，显然讨论后面一个问题更为有趣。他怎么做到既一次又一次地和她在夏洛特维尔的宅邸中共度良宵，又不厌其烦地声称她的族人令人生厌？杰斐逊到底心里在想些什么？如果他只是想和一个黑奴女孩发生性关系，他没有必要如此专一地和同一个人保持长达数十年甚至更久的关系。显然，他在赫明斯身上发现了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把她当作泄欲工具，但他又发现了什么呢？当他在《弗吉尼亚笔记》中论及她的族人时，他如何做到对他的所见所感无动于衷的呢？

值得一提的是，原本对杰斐逊而言，仅仅口头承诺废奴更是轻而易举。这也是绝大多数建国之父的做法。富兰克林，华盛顿，亚当斯，汉密尔顿，潘恩，他们与杰斐逊出生入死，他也确确实实地尊敬和仰慕他们。奴隶制被他们视为共和国的污点和对启蒙精神的背弃。杰斐逊作为美国驻法大使前往巴黎时，具有启蒙精神的朋友们纷纷敦促他加入“黑人之友”协会（Les Amis de Noir）。作为他们眼中的同道中人，杰斐逊加入该组织理所当然，然而他多次拒绝。而且在此之后，他并没有改变这一态度。杰斐逊曾收到了成打的信件，多是请求他协助废止奴隶制、允许奴隶主释放作为个人私产权利的奴隶。回信中，他在总是借故时机未到而予以推托。任职弗吉尼亚州总督期间，他拒绝将自由释放奴隶（manumission）合法化，理由是公众舆论尚不成熟。直至离职那年，其合法化进程再也无法遭到他的阻拦，一项有关授权奴隶解放的法律得以在议会顺利通过。

那么，在您看来，“公众舆论尚不成熟”这一理由站得住脚吗？

朱克曼：问题不在于公共舆论尚不成熟，而在于托马斯·杰斐逊本人。他对公共舆论的审时度势并不是出于个人政治生涯的考虑，而只是反映出其根深蒂固的观念。他拒绝支持自由释放奴隶，拒绝加入“黑人之友”协会，并非为了粉饰自己的履历、为总统选举铺路，因为那个时候尚无公开的总统选举。他坚持称废奴的时机未到，并非是为了推进其政治前途的策略，而是实实在在地反映了他的道德信念和价值判断。一提到释放奴隶，他就惶恐不安。“公共舆论尚未成熟”，实际上只是他用来掩饰自己不作为的借口：因为自由释放奴隶明明是可行的，而且此后不久，奴隶解放就成了铁一般的事实。

因此，给杰斐逊扣上“虚伪政客”的帽子，批判他的自然权利言论为一场令人尴尬且索然无味的表演，这都没问题。但是那些轻蔑的指责，并不能促使我们更为深入地思考美国历史。因为这些指责既妨害我们提出问题去更好地理解他，也阻碍我们追问他的矛盾行为：为何在明知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他宁可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言行不一。尽管他固若顽石，对废奴的事业也不愿意动一根手指头，但他还是认为奴隶制是对人和上帝严重的冒犯。他说：“当我意识到上帝是公正无私的、他的正义之心不会永远沉睡，我就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颤抖不安。”他很清楚，“在这场竞赛中，全能的上帝不会站在我们一边”。

相比于恐惧上帝之怒，杰斐逊更害怕的是历史的审判。他坚信历史会严厉地审判奴隶主。在他心中，历史的地位举足轻重。为了留名青史，他不惜与他的国王、教会和总统决裂。当自认为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时，他会毫不畏惧地反抗强权，站到公共舆论的对立面。然而当意识到他在败坏历史清誉时，他却并没有停止为奴隶制辩护。到了晚年，他甚至已经放弃了早年的托词和借口，连那些反对奴隶制的抽象原则也不怎么谈了。在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Missouri Compromise）中，他甚至没有运用自然权利话语，也完全没有要发誓忠于美国最初设计的理念，即便这个国家的“出生证”也是他草拟的。保存奴隶制成为了杰斐逊唯一真正的首要目标。由此出发，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一个立场鲜明、热衷于支持州权的人。

说到杰斐逊，我想顺带提及美国革命时期中与杰斐逊命运迥然不同的另一个“汤姆”，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早在1775年，潘恩就曾公开指责奴隶制——对此，理查德·金贝尔（Richard Gimbel）曾经开玩笑般地指出，倘若潘恩当初没有被边缘化，就不会有后来的美国内战了。您如何回应这一观点？

朱克曼：金贝尔的说法令我难以置信。我无法想象一个国家会因为某个公然反对奴隶制的雄辩作家而改变它的集体思维。即便是在1775年，潘恩也并非特立独行之人；其他的作者，例如本内泽（Benezet）和伍尔曼（Woolman），早在二十年前已经将奴隶制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时名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则继承了他们的工作。在美洲，没有人能够比富兰克林更受尊崇，然而在梅森-狄克森线（Mason-Dixon line）以南，他的作品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即便潘恩被人认可，甚至成为主流声音，他也很难突破富兰克林当年面对的困境。毕竟任何纯粹的作家都很难成功地说服南卡罗来纳人或者弗吉尼亚人，为了某种看似冠冕堂皇的道德说辞，而罔顾自己的经济利益。这些人所依赖的社会经济制度完全与奴隶制挂钩，即便是潘恩也无力改变这种局面。

当然，潘恩有可能比富兰克林更为强势，更能调动大众的积极性。如果他是1787年制宪会议的代表，或许绝不会像富兰克林那样向奴隶制妥协。潘恩毕竟不是那种会妥协的人。他比富兰克林鲁莽得多，也激进得多。但是，一旦拒绝妥协，他的反对意见可能毫无用武之地。因为代表由州投票选出，他的声音可能被宾夕法尼亚代表团的其他人所淹没。他的投票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除此之外，不愿妥协的性格会促使他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他会因此既被排除在任何严肃讨论之外，也不会对他们的审议产生任何影响，就像坚持成立一个超乎他人想象的强势中央政府的汉密尔顿一样，发现自己完全被孤立；他很可能退出制宪会议，就像发现自己无法动摇这些人的想法的汉密尔顿一样，而后选择退出。1787年之夏，独立大厅中的每一个人已经就以下事实达成共识，即倘若要形成联邦政府，就要在新宪法中对奴隶制问题达成妥协。

也就是说，这一反事实假设值得玩味。在新政府的成立一年之内，富兰克林去世，他是建国之父中唯一坚定地反对奴隶制的人。正如你所问的，倘若潘恩没有被边缘化，事情将会如何发展？

潘恩可能再活数十年，激烈地谴责奴隶制。即使只是一个人，但是他的尖锐反对意见，也许会瓦解建国之父们意欲让奴隶制地位永固，并令其成为美国宪法重要部分的长期阴谋。也许潘恩并不是孤军奋战。假如他仍然受人尊敬，别人仍然认可他在美国独立中无可替代的地位，那么其他人很有可能受到潘恩的鼓舞。大多数北方的联邦主义者领袖，比如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约翰·杰伊（John Jay），还有其他一群人，都以一种谨小慎微、保持距离的方式，与奴隶制进行抗争。如果潘恩替他们打了掩护，这些人也许就会鼓起勇气，站出来公开反对奴隶制。甚至以华盛顿为首的美国南部联邦主义者领袖，也会在个人层面乃至公共政治层面上反对奴隶制。也就是说，潘恩在个人意见和政治取向上均反对奴隶制，这可能会带来有趣的结果。我并不认为这种反对意见会影响美国内战的爆发，但是我确实相信这会使得奴隶制从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备受争议。实际上，在获得广泛影响之前，废奴运动已持续了几十年；在这段时间里，奴隶制并没有遭遇过任何大规模的挑战。废奴被视为一种危险的新事物，而废奴主义者似乎只是一群臭名昭著的麻烦制造者。如果潘恩这个麻烦制造者在美国革命以后备受尊敬的话，我们的历史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谢选骏指出：历史，没有“如果”。

【（三十）】

《法国革命》报道：

法国革命，也叫1789年革命 1787 年至 1799 年间震撼法国的革命运动，并于 1789 年在那里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因此传统术语 1789 年革命，表示 旧制度 在法国，也有助于将该事件与后来的 1830 年法国大革命区分开来， 1848年 .

路易十六：断头台处决路易十六于 1793 年被处决。专辑/棱镜/专辑/SuperStock

热门问题

什么是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是一个从 1787 年开始到 1799 年结束的重大社会动荡时期。它试图彻底改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并重新定义政治权力的性质。它是在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之间来回进行的。

为什么会发生法国大革命？

有很多原因。这 资产阶级 ——商人、制造商、专业人士——获得了金融权力，但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那些社会地位低于他们的人几乎没有权利，而且大多数人也越来越贫困。君主制不再被视为神授的。当国王试图增加穷人的税收负担并将其扩大到以前免税的阶级时，革命几乎不可避免。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会导致与其他国家的战争？

路易十六国王 法国屈服于一个新的想法 宪法 和人民的主权，但同时派遣使者到邻国的统治者那里寻求他们的帮助，以恢复他的权力。许多革命者，尤其是吉伦特派，认为革命需要在整个欧洲传播才能取得成功。普奥联军入侵法国，法国革命力量向外推进。

法国大革命是如何成功的？

在某些方面，法国大革命没有成功。但是代议制民主和基本财产权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播下了 1830 年和 1830 年后期革命的种子。 1848年 .

革命的起源

法国大革命具有 18 世纪末西方所有革命共有的一般原因，以及解释为什么它是迄今为止最暴力和最具有普遍意义的革命的特殊原因。第一个普遍原因是西方的社会结构。封建政权逐步被削弱，部分地区已经消失。 欧洲 .越来越多的富裕平民精英——商人、制造商和专业人士，通常被称为 资产阶级 ——渴望在那些尚未拥有政治权力的国家获得政治权力。农民，其中许多拥有土地，生活水平提高， 教育 并想摆脱封建主义的最后残余，以获得地主的全部权利，并可以自由地增加他们的财产。此外，从大约 1730 年起，生活水平的提高降低了 死亡 成人之间的比率相当高。这与其他因素一起导致了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口前所未有的增长：在 1715 年至 1800 年间翻了一番。对于 1789 年拥有 2600 万居民的法国来说，问题是最多 急性 .

更多的人口创造了对食品和消费品的更大需求。新金矿的发现 巴西 从 1730 年左右开始，整个西方的价格普遍上涨，表明经济繁荣。大约从1770年开始，这种趋势有所减弱，引发恐慌甚至反抗的经济危机变得频繁。社会改革的论据开始被提出。哲学家——其著作激发了这些论点的知识分子——当然受到了 17 世纪理论家的影响，例如 笛卡尔 , 本尼迪克特·德·斯宾诺莎 和 约翰·洛克 ，但他们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上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要应用孟德斯鸠、伏尔泰或 让-雅克·卢梭 .这 启示 由当时建立的许多思想团体在受过教育的阶级中传播：共济会小屋、农业社团和阅览室。

然而，不确定是否会在没有政治危机的情况下发生革命。面对 18 世纪战争带来的巨额开支，欧洲的统治者试图通过向贵族和神职人员征税来筹集资金，而这些人在大多数国家/地区都是免税的，为了证明这一点，统治者也同样 被调用 先进思想家的论点 开明的暴君 .这激起了整个欧洲来自特权机构和饮食的反应。和庄园。在 北美 这种强烈反对引发了美国革命，这场革命始于拒绝缴纳英国国王征收的税款。君主们试图阻止这种反应 贵族 ，统治者和特权阶级都在非特权资产阶级和农民中寻求盟友。

尽管关于革命的确切原因的学术争论仍在继续，但通常会提出以下原因：（1） 资产阶级 憎恨它被排除在政治权力和荣誉职位之外； (2)农民对自己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越来越不愿意支持不合时宜、繁重的封建制度； (3) 哲学在法国的阅读范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 (4) 法国参与美国革命，使政府濒临破产； (5) 法国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1788 年该国大部分地区农作物歉收，加上长期经济困难， 复合的 现有的不安； (6) 法国君主制不再被视为神授，无法适应施加在它身上的政治和社会压力。

贵族起义，1787–89 年

1787年2月，法国财政总署长查尔斯-亚历山大·德卡隆安排召集一个显贵（高级教士、大贵族和少数资产阶级代表）会议，提出旨在消除通过增加特权阶级的税收来减少预算赤字。议会拒绝对改革负责，并建议召集代表神职人员的三级会议 贵族 和第三等级（平民），并且自 1614 年以来就没有见过面。尽管特权阶级的抵制，卡隆的继任者为实施财政改革所做的努力导致了所谓的贵族团体的反抗，特别是这 议会 （最重要的法院），其权力被 1788 年 5 月的法令限制。

广泛限制小册子的销售

限制小册子销售的宽边 1789 年的宽边反映了皇家政府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试图限制小册子的销售。 Newberry 图书馆，Wing Fund，1977 年（不列颠出版商合作伙伴）

1788年春夏之际，国民发生了动乱。巴黎 、格勒诺布尔、第戎、图卢兹、波城和雷恩。国王路易十六，不得不屈服。他重新任命具有改革思想的雅克·内克尔为财政部长，并承诺将 召开 1789 年 5 月 5 日，三级会议。实际上，他还授予新闻自由，法国到处都是关于重建国家的小册子。 1789 年 1 月至 4 月举行的三级会议选举恰逢进一步的骚乱，因为 1788 年的收成很糟糕。投票几乎没有被排除在外。选民们起草了 投诉书 ，其中列出了他们的不满和希望。他们为第三等级选举了 600 名代表，为贵族选举了 300 名代表，为神职人员选举了 300 名代表。

雅克·内克尔 雅克·内克尔，由奥古斯丁·德·圣奥宾在约瑟夫-西福德·杜普莱西斯的一幅画后绘制的肖像。 H. 罗杰-维奥莱特

谢选骏指出：法国革命一言难尽——“资产阶级革命”纯属马裂猪意胡言放屁。

【（三十一）】

《美国革命》报道：

通往美国独立战争的道路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花费了几年时间和许多事件，将殖民者推到了他们想要争取独立的地步。以下是美国大革命发生顺序的一些主要原因。

殖民地的建立

要记住的一件事是，许多美国殖民地最初是由试图摆脱英格兰宗教迫害的人们创立的。随着英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殖民地事务，人们开始担心自己将再次失去自由。

法国和印度战争

这法国和印度战争发生在美国殖民地和新法兰西之间。双方结盟各种美国原住民部落。这场战争从1754年持续到1763年。英军不仅帮助殖民者进行了战争，而且在战后被派往殖民地进行保护。这些部队不是自由的，英国需要钱来支付部队。英国议会决定对美国殖民地征税，以帮助支付部队费用。

税收，法律和更多税收

在1764年之前，英国政府几乎完全不让殖民者独自统治自己。1764年，他们开始实行新的法律和税收。他们实施了许多法律，包括《糖法》，《货币法》，《围营法》和《印花税法》。

殖民者对新税不满意。他们说，由于英国议会中没有代表，因此不必支付英国税。他们的座右铭是“没有代表就不征税”。

波士顿抗议

许多殖民者开始抗议这些新的英国税收和法律。 1765年，一个名为“自由之子”的团体在波士顿成立，并很快在整个殖民地传播。在波士顿的一次抗议活动中，一场战斗爆发了，几名殖民者被枪杀。这一事件被称为波士顿大屠杀。

1773年，英国对茶征收新税。波士顿的一些爱国者通过在波士顿港口登船并将其茶倒入水中来抗议这一行为。这次抗议活动被称为波士顿茶党。

波士顿茶话会

波士顿港的茶叶销毁纳撒尼尔·库里尔（Nathaniel Currier） 不可容忍的行为

英国人认为，波士顿茶党需要对殖民地进行惩罚。他们发布了一些新的法律，殖民者称之为“不可容忍的行为”。

波士顿封锁

不可容忍的法案之一是《波士顿港口法》，该法案关闭了波士顿港口的贸易。英国船只封锁了波士顿港，惩罚了住在波士顿的所有人，包括爱国者和忠诚主义者。这不仅激怒了波士顿的人们，而且激怒了其他殖民地的人们，他们担心英国人会对他们做同样的事情。

殖民地之间日益团结

不断增加的惩罚殖民地的法律并没有像英国人所希望的那样控制殖民地，但实际上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法律使殖民地变得更加团结起来反对英国。在封锁期间，许多殖民地派出了物资来帮助波士顿。同样，美洲各地越来越多的殖民者加入了自由之子。

第一届大陆会议

1774年，十三个殖民地中的十二个派出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大陆代表大会，作为对《不可容忍行为》的直接回应。他们向乔治三世国王递交了请愿书，以废除《不可容忍的行为》。他们从未得到回应。他们还抵制了英国商品。

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

1774年第一届大陆代表大会通过艾琳·考克斯（Allyn Cox） 战争开始

1775年，马萨诸塞州的英军奉命解除美国叛军的武装并逮捕其领导人。革命战争于1775年4月19日开始，当时双方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中爆发了战斗。

谢选骏指出：美国革命只是独立。

【（三十二）】

《美国革命对法国的影响》（無病呻吟 2021-01-20）报道：

网友问题：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是怎样相互影响的？

回答作者：美国革命对法国的影响——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是怎样相互影响的？

．①相互影响：美国独立战争受启蒙思想影响，并证明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思想观点及社会学说的可行性。法国大革命受美国独立战争的推动。②合作指法国对北美独立战争的援助。法国当时的出发点是与英国争夺市场和打击英国海上霸权。③美国1787年宪法根据启蒙思想家的三权分立学说，规定了美国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的职责与权利，但对社会成员存在着种族歧视；法国的《人权宣言》阐述了天赋人权学说，体现了要求摧毁君主专制和等级制度思想，但没有提出如何解决当时尚未清除的封建特权问题，大资产阶级当权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国家。

原因：美国是刚刚获得独立而诞生的年轻国家，既要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来确保独立，又要防止政权走向专制独裁，故突出三权分立原则。掌权的资产阶级、种植园主阶级为了自身利益，进行种族歧视，所以没有真正解决人权问题。法国是封建势力十分强大的国家，突出强调人权有利于摧毁君主制和等级制度，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但当权的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与封建势力有着种种关系，反封建态度不坚决，不能断然与封建势力决裂，故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国家

相同点

1、原因相同：英、美、法三国资产阶级都是为了掌握政权,为发展资本主义而进行革命。

2、领导阶级：三国的革命都由资产阶级领导。

3、革命动力：人民群众在三国革命中都起了推动作用。

4、结果相同：三国的资产阶级都取得胜利，掌握了政权，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欧美各国革命都有很大影响。

不同点：

1、原因不完全相同：英国革命为了要推翻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美国革命是为了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法国革命是要推翻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

2、领导阶级不完全相同：除了资产阶级领导革命以外，英国还有新贵族 ；美国还有南方种植园奴隶主阶级；法国还有自由派贵族参加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

3、特点：英国是建立了由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共同执政的君主立宪制度；美国独立战争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一次民族解放战争；法国革命则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大的、最彻底的、最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

4、意义不同：英国揭开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开辟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美国摧毁了英国殖民枷锁,赢得国家独立；法国扫荡了国内的封建势力,动摇了欧洲其他国家封建制度的基础.

网友问题：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大革命对各自本国和世界的影响……分别是什么…… 所以应该是4部分的答案…？

其实这个问题是要自己理解的，书上说的不过是个表面而已！真正的想法是难以用语言和文字表达的！

网友问题：北美独立战争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1775年至1781年北美独立战争，既是一场美利坚民族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民族解放战争，同时也是一场为本国资本主义经济扫清障碍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

1、思想上：都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后者对前者的成功运用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1776年7月，《独立宣言》宣告了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独立。《独立宣言》中“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等思想来自于欧洲启蒙运动，而这对以后法国大革命时颁布的《人权宣言》有重要影响和借鉴意义。

2、政治体制上：

美国1787年宪法把国家权力分为由国会、最高法院与总统，分别掌管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部分。这样的政体是据启蒙运动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而建立起来的。它是三权分立学说在世界范围内的首次实践并且成功，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种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开辟了除君主立宪政体外又一资产阶级政治体制，为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建立共和国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虽然吉伦特派建立的共和制在具体形态上与美国不同，但都借鉴了孟德斯鸠学说。

3、军事上：177年北美独立战争美国取得萨拉托加大捷这一转折性胜利，提高了美国的国际地位，使与英国有矛盾的荷兰、法国等参与对英作战，牵制英国兵力，在约克镇决战时法军击败了英国海军，迫使英军投降，由此，英国失去了北美13块殖民地，实力受损，对法怀恨在心，便为后来参与反法联盟提供了借口，增强了反法联盟实力，最终法国大革命失败。

北美向来为英、法等国的殖民地，美国的独立，打破了这一格局，为了防止美国资本主义力量通过殖民地区(尤其是法国殖民地)渗透入本国，法国国内便会加强对资产阶级的监管和控制。激化了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美国独立，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当时的格局，资产阶级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增强，引起欧洲其它封建国家统治阶层的恐慌，并加强对其本国本来不很发达的资本主义力量的镇压，也使法国大革命爆发在一个紧张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并得不到欧洲大陆其它国家资本主义力量的支持，迫使其孤军奋战。

4、经济上：由于法国参与美国独立战争中萨拉托加大捷对英军作战，而行军作战开支消耗极大，加之路易十六与皇后玛丽生活奢靡浪费，本来国库资金不足，战争消耗更是从很大程度上导致严重财政危机，迫使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企图对第三等级加税，这更激化了人民大众、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并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巴士底狱的炮火，宣告了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爆发。

5、与群众关系上：美国独立战争中，人民组成民兵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在来克星顿和萨拉托加两次战斗中，民兵作用更是不可估量，而这也激发了法国人民的斗争意识，三次起义，三次推翻了不合时宜的政府，这也使各次执政政府逐渐把改革倾向农民阶层。

总而言之，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的影响重大。

网友问题：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之间的关系？

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受到了阻碍，通过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网友问题：英国，美国，法国大革命的不同点与相同点？

提示：相同点：①原因相同。两国资产阶级都想掌握政权，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上的障碍；②领导阶级相同。都由资产阶级领导；③革命动力相同。人民群众在两国革命中都起了推动作用；④影响相同。都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对其他国家革命都有很大影响。 

不同点：①领导阶级不完全相同：英国除资产阶级领导外，还有新贵族。②特点不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建立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共同执政的君主立宪制，法国革命则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大的、最彻底的、最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③意义不同：英国揭开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开辟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法国扫荡了国内的封建势力，动摇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封建制度的基础 

1．比较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异同点相同点 

（1）性质：都是农民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运动 

（2）斗争方式：都采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 

（3）组织形式：都是利用宗教发动，都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 

（4）结果：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 

（5）作用：都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的进程 

不同点 

（1）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鸦片战争后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背景下 

义和团运动发生在19世纪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背景下 

（2）太平天国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清政府 

义和团运动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 

（3）太平天国运动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和革命纲领 

义和团的运动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和纲领 

（4）太平天国运动建立了政权，斗争时间长 

义和团运动没有建立政权、斗争时间短 

（5）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人表现出向西方学习的强烈愿望 

义和团运动则是盲目排外 

2．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异同 

（1）相同点 

①历史背景：都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清政府极端腐败，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 

②目的：都为改变现状，救亡图存，发展资本主义。 

③领导阶级及其特点：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都既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又有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软弱妥协。 

④最终结果及其原因：都没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根本原因都在于资产阶级本身的局限性和脱离广大人民群众。 

（2）不同点 

①政治主张：领导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制，保留皇帝。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推翻帝制，实行民主共和。 

②手段及性质：戊戌变法靠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辛亥革命采取自下而上的武装斗争，是比较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③结果也有不同的一面：戊戌变法半途夭折，完全失败，变法法令被废除。辛亥革命毕竟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取得了很大成功。 

3．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反清斗争的比较 

（1）相同点 

①都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为主要斗争目标。 

②都制定了革命的纲领，前者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后者提出了“三民主义”革命纲领。 

③都采取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斗争方式。太平天国同清朝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进行了北伐、西征、东征和后期防御战等，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反清起义。 

④都在南京建立了革命政权。太平天国定都天京；辛亥革命中在南京建立了临时政府。 

⑤这两次革命都没有完成反侵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 

（2）不同点 

①领导革命的阶级不同：太平天国是农民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 

②革命的性质虽然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但太平天国运动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而是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农民战争。辛亥革命是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③革命的纲领不同。《天朝田亩制度》是要建立一个“有衣同穿、有饭同食、有田同耕，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理想社会。“三民主义”是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太平天国分配土地的办法与辛亥革命的“平均地权”也有质的区别。一是平均主义的，彻底否定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一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④发动群众的程度不同。太平天国主要依靠广大农民阶级进行反封建斗争，而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则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不敢发动人民群众，仅依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会党和新军中的一部分人。 

⑤斗争的结果不同：太平天国运动被清王朝勾结外来反动势力残酷地镇压了，而辛亥革命则在推翻了清王朝对中国的封建统治后被中外反动势力篡夺了革命果实。 

4．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的比较 

相同点：向西方学习，试图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洋务派与维新派的主张的相同点：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新式学堂，派人出国留学，维护清朝皇帝的皇位。 

不同点：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他们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编练海军等。维新派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多次上书请求变法，并在光绪帝支持下发动了戊戌变法。革命派主张实行“三民主义”，以革命暴力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党，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 

5．比如孙中山和康有为的不同 

（1）他们的政治主张及所走的道路不同，康有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主张改良、变法。实行君主立宪制，反对革命；孙中山在上书请求变法失败后，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主张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 

（2）他们的意志品质不同，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意志逐渐消沉，后来转变为保皇派；而孙中山在革命失败后，仍然顽强不屈地继续进行斗争，成为伟大的民主革命家。 

6．辛亥革命和戊戌变法的相同之处： 

都未改变社会性质；都要挽救民族危机；都同属于资产阶级；结果都失败了。 

7．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17、18世纪两次重要的历史事件，请你想一想，它们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 

提示：相同点：①原因相同。两国资产阶级都想掌握政权，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上的障碍；②领导阶级相同。都由资产阶级领导；③革命动力相同。人民群众在两国革命中都起了推动作用；④影响相同。都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对其他国家革命都有很大影响。 

不同点：①领导阶级不完全相同：英国除资产阶级领导外，还有新贵族。②特点不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建立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共同执政的君主立宪制，法国革命则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大的、最彻底的、最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③意义不同：英国揭开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开辟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法国扫荡了国内的封建势力，动摇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封建制度的基础。 

9．比较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国1861年改革有何异同。 

答：相同点：（1）都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2）改革都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此后都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3）改革都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4）都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不同点：（1）背景不同：俄国改革前面临着严重的农奴制危机，没有民族危机；日本则不仅有国内危机，而且面临着外国侵略的民族危机。（2）前提不同：日本在改革前，武装倒幕运动推翻了幕府的封建统治，为维新改革扫清了障碍；俄国在改革前没有发生内战。（3）内容不同：俄国改革以废除农奴制为主；日本明治维新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以学习西方为主。 

西欧和日本经济发展的共同原因：都得到了美国在经济上的援助或扶植；都大力引进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教育，培养人才；都制定了恰当的经济发展政策。 

10．比较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不同点 

答：（1）原因不同：美国独立战争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殖民统治的阻碍，南北战争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黑人奴隶制的阻碍。 

（2）内容不同：独立战争要求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赢得民族独立，南北战争维护国家统一，废除黑人奴隶制。 

（3）方式不同：美国独立战争采取的是民族解放斗争的方式，美国南北战争是以内战的方式进行的。 

（4）性质不同：独立战争具有民族解放战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双重性质，南北战争是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 

1、原因相同：英、美、法三国资产阶级都是为了掌握政权，为发展资本主义而进行革命。 

2、领导阶级：三国的革命都由资产阶级领导。 

3、革命动力：人民群众在三国革命中都起了推动作用。 

4、结果相同：三国的资产阶级都取得胜利，掌握了政权，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欧美各国革命都有很大影响。

不同点： 

1、原因不完全相同：英国革命为了要推翻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美国革命是为了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法国革命是要推翻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 

2、领导阶级不完全相同：除了资产阶级领导革命以外，英国还有新贵族 ；美国还有南方种植园奴隶主阶级；法国还有自由派贵族参加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 

3、特点：英国是建立了由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共同执政的君主立宪制度；美国独立战争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一次民族解放战争；法国革命则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大的、最彻底的、最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 

4、意义不同：英国揭开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开辟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美国摧毁了英国殖民枷锁，赢得国家独立；法国扫荡了国内的封建势力，动摇了欧洲其他国家封建制度的基础。

第一，思想方面

长期接受西方教育的孙中山，最早接受民权思想并且最先提出建立民主共和的奋斗目标。他从理论到实践都效法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同盟会从成立之日起便高举“自由、平等、博爱”旗帜，其宣言声明：“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之枢机耳。”

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在第1号，采用卢梭画像作为封面内页插图，并且称之为“世界之第一民权主义大家”。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宋教仁声称：“吾愿此身为卢梭、福禄特尔（伏尔泰）”(《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7页。)，冯懋隆则在读《民约论》、《万法精理》等书之后改名自由，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这些情况都说明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对中国这一代革命家影响之深。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除各种进步报刊广泛宣传法国大革命及其思想先驱者外，还有许多译著书籍专门从事这方面的介绍与阐释。仅据张于英所编《辛亥革命书征》，即有《卢梭魂》（1905年）、《路索民约论》、《译文四种》（1903年，内有《法兰西人权宣言》）、《佛国革命战争史》（1903年）、《法兰西革命史》（1903年）、《法国第一次革命之风潮》（1903年）、《法兰西近世史》、《法国革命战争史》（1911年）等。此外，还有刘师培与林獬合著的《中国民约精义》（1904年），分上古、中古、近古3卷，从中国古籍中辑录“言民约者若干篇”，“证以卢税（即卢梭），考其得失”。这是沿用“西学中源”的手法，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某些相关言论来印证卢梭的学说，借以消除历时已久的“变夏从夷”的忧虑，加速引进法国民主革命思想的进程。

第二，纲领方面。

1906年，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演说，更明确指出：“法兰西民主政体……中国革命之后，这种政体最为适宜很....................。

第三，策略方面。

孙中山从创建兴中会开始，就不断策动武装起义；但直至他流亡欧美，直接接触法国、美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以后，才更为完备地把民主革命的目标与武装斗争的手段紧密结合起来。

其次是一部分革命党人曾主张学习法国大革命，实行“中央革命”或“首都革命”。

早在1903年，张继在《祝北京大学堂学生》一文中，即已从起义地点的角度比较过“中央革命”与“地方革命”的难易利弊。他赞成“中央革命”，并且对于孙中山等人领导的华南边地起义方略有所批评。他说：“观诸实际，欧洲之革命，由地方而起者，惟英伦三岛而已，全大陆诸国，则革命之主动力莫不在京城。悲夫悲夫！奄奄待死之中国，数年以来，革命之声日盛一日，孙文之党，唐、林诸烈士，屡兴革命军于南方，前仆后起，流血淋漓，非不伟也，非不壮也，然吾颇疑其举近于地方革命。西人行之，尚有难色者，以程度低下之中国而遽为之，奚有不扦格也。吾望中央革命军之起，久矣。”(1903年6月6日《苏报》。)

以后，汪精卫到北京谋刺摄政主，出狱后又在天津成立同盟会京津保支部，而另一部分革命党人也在天津成立北方革命协会，或多或少也体现出“中央革命”策略的影响，至少是谋求在首都进行暗杀或起义以配合南方革命军的北伐。

当然，孙中山也并非完全没有考虑过“中央革命”的策略，但是由于北京完全被清朝政府控制，当地缺乏足够的新兴社会力量作为革命党活动的凭借，因此很难照搬法国的革命经验。中国革命党人把活动的重点与基地放在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的中下游，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清朝统治力量相对薄弱，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群具有一定的实力。辛亥革命的爆发及其进展，说明这种近于“地方革命”的策略部署基本上是正确的，至少是有客观依据；而张继等人把“中央革命”视为不能更改的金科玉律，倒未免近于教条主义。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早期侧重于联络旧式会党，而且不大注意宣传教育，所以旋起旋灭，影响甚微。1903年以后，他逐渐转向倚重学生，特别是接受新思想最快最多的留学生。设在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就是以留学生为主体建成的，随即又通过他们在国内外各地建立了分会。这些青年学生，不仅充满革命激情，而且兼具组织与宣传两方面的才能，使同盟会的群众基础与思想基础都得到迅速的发展。这正如孙中山以后所回忆的那样：“及乙巳（1905年）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之义，而传布中华民国的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支部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革命原起》，《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6页。)

由此可见，法国大革命对辛亥革命的影响是何等显著，但这不等于说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人们对于法国大革命都持赞成态度。

1905年夏天，正好是同盟会成立前后，康有为经由德国到法国游历，并于1907年出版《法兰西游记》、《法国大革命记》。他仍然肆意渲染法国大革命的酷烈恐怖，并且从根本上否定此次革命：“异党屠尽，则同党相屠；疏者屠尽，则亲者相屠。”“合数十百万革命者之流血，以成就罗伯卑尔（罗伯斯比尔）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一拿破仑之专制民主。然则所以大流血残忍无道者，果何为哉？”

当时，梁启超未曾到过欧洲，更未曾亲履法国国土，只是在1903年在北美作过大半年考察，但他也在《新大陆游记》中尽量贬低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他以加拿大与中南美诸国相比较，认为加拿大虽为大不列颠帝国的附庸，但其国民所享受的自由、幸福，则远远多于那些中南美洲独立的民主共和国。由此他得出完全否定革命的结论：“彼法兰西以革命求自由者也，乃一变而为暴民专制，……彼南美诸国皆以革命求自由者也，而六、七十年来未尝有经四年无暴动者，始终为蛮酋专制政体，求为美国之自由者，更无望也。”以后，他所主持的《新民丛报》与同盟会的《民报》激烈论战，继续坚持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而非民主共和，卢梭的自由民权学说不适合中国民情，革命只能引起大乱并导致亡国。

但是，康、梁已经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立宪派声嘶力竭的驳论，终于未能阻止法国大革命影响的继续扩大，未能阻止辛亥革命的爆发与清王朝的土崩瓦解。“伤离念远何时已，捧土区区塞逝川。”这就是梁启超们无可奈何的叹息。

网友问题：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异同？

相同： 

1、原因相同：美法两国资产阶级都是为了掌握政权，为发展资本主义而进行革命。 

2、领导阶级：革命都由资产阶级领导。 

3、革命动力：人民群众在革命中都起了推动作用。 

4、结果相同：资产阶级都取得胜利，掌握了政权，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欧美各国革命都有很大影响。 

不同点： 

1、原因不完全相同：美国革命是为了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法国革命是要推翻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 

2、领导阶级不完全相同：美国有南方种植园奴隶主阶级；法国还有自@由派贵族参加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 

3、特点不同：美国独立战争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一次民族解放战争；法国革命则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大的、最彻底的、最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 

4、意义不同：美国摧毁了英国殖民枷锁，赢得国家独立；法国扫荡了国内的封建势力，动摇了欧洲其他国家封建制度的基础。

谢选骏指出：黄俄只懂阶级斗争，背诵马裂僵尸教条。

（另起一页）

书名

硅基时代第四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4

硅基全球

Silicon-based Global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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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统一书号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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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第一版

June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04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04卷